[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本期文章汇编着眼于风起云涌的劳工维权事件,以及工会在其中的表现。中国的劳资矛盾再也掩饰不住了,但随着劳动者争取生存权走上历史舞台,各种奇谈怪论也会随之而来。香港那个臭名昭著的张五常就不去说他了,还有一些更微妙的理论都潜伏在人们的面前。譬如中国命运论,中国工人这么个闹腾法,得罪了外资怎么办?伍德克已经写文章了:中国正在让外资灰心。难道让中国工人灰心和愤满就是正常的?难道中国劳动群体俯首帖耳任人摆布就是合理的?此一时彼一时,时代变化了,再想让人们做逆来顺受的羔羊,已经不可能了。中国再不争利益,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就是一场流失。人民不答应,工人农民不答应。]

劳工维权将带来经济和社会良性转型

工会政府化对中国的影响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6月19日

目录

仲大军:通胀临近还是走远?

消息:美国两公司纽交所退市 中国数千亿债券面临危险

仲大军:经济总量不等于财富总量

雨舟:世界银行警示中国财富高度集中

灼见:被特色绑架的中国经济

张斌等:中国外汇储备的名义收益率和真实收益率

宋晓梧:不合理的社保制度拉大收入差距

记者:大陆频频罢工透露出的劳资矛盾

江苏昆山台资厂大罢工遭警方制止多人受伤

雷钟哲:苏州联建劳资纠纷事件反映了什么问题?

李远香:南海本田罢工中的工会恶劣表现

宋馥李:烟台澳利威公司工人罢工维权纪实

章涛:重庆啤酒工人罢工反对股权转让

月亮湾:深圳拖车司机大罢工

《财经》:南海本田事件中工会的失位与错位

社评:工会改革刻不容缓

华尔街日报:劳工维权带来的经济良性转型

伍德克:中国正在让外企灰心

费名:做一个智慧的民族

张五常工资集体协商是玩火游戏

 徐景安:校园血案和富士康连跳的社会背景与应对方案

丹·克劳逊:美国工会状况及其复兴战略

 邓英淘:现代化需要多少能源

邓英淘:中国发展面临的大变局

贾根良:外资企业都能被视同于中国企业吗?

杨曾宪: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及遏制对策

胡星斗:呼吁中国开展社会正义运动或社会进步运动

郑献霖:英国政府的道歉与苏铁山的声讨

李延明:程序民主是善的竞争机制

南瞒:管中窥豹中国大学的若干现象

李岩:从清廷倒台百年看历史大走向

 谢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

统计:中国历史上十六次人口大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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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yuxiaolong79" <yuxiaolong79@126.com> 2010-06-13 19:37:11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中国财富》采访内容确认信

通胀临近还是走远?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中国财富》杂志  于小龙

2010年6月15日

    影响我们通胀预期改变的核心因素是宏观货币政策的改变。目前,政府还在继续冻结货币、减少流动性。因此,通胀压力也就慢慢消失了。

    话题:通胀、加息、人民币升值作为当下宏观经济走势的风向标,始终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农副产品的部分大幅涨价,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尤其是石油、铁矿石的大幅涨价,房价的疯狂上涨等等,使得通胀预期几乎已经实现,加息利剑随时可能落下。然而,自今年4月中旬后,伴随着房地产新政的出台,国际原油市场回落、季节性农副展品价格的回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时间,通胀似乎突然失去了动力,甚至有的学者认为通胀正在离我们远去。今年下半年乃至明年中国的通胀预期将呈现出怎样的变化?加息何时到来呢?其中的原因与核心决定性因素有哪些?信贷、房地产、输入性通胀、劳动力成本上升,哪个将成为通胀的动力,将决定中国今后的宏观经济走势呢?

通胀走远了吗?

    《中国财富》:目前,物价上涨几乎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但是比起物价上涨来讲,公众似乎更加关心今后的经济形势的走向。CPI超过3%的所谓恶性通胀,将成为经济形势转变的风向标。就今年4月份之后的经济和物价走势,是否可以改变年前对于通胀预期的判断呢?剔除统计局因素,今年下半年乃至明年,通胀是在逐步逼近还是已经开始减弱了呢?

    仲大军:今年初以来,通胀抬头, CPI同比上涨已经接近3%。这些情况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之后,中国的宏观政策随即发生了转向,再加上国际形势的配合,通胀速度已经开始减慢。随着下半年,部分大宗商品和农副产品价格的回落,通胀压力将有所减轻。5、6月份环比如果没什么大变化,那么全年CPI也就维持在3%至4%之间。这就说明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治理通胀上还是有很强的能力。

    《中国财富》:那么是什么情况的变化,导致了通胀预期的改变呢?

    仲大军:贸易顺差的数量太小,不能对于物价构成什么影响。它只是影响了外汇储备。我国的货币总量有60多万亿元,贸易顺差顶多也就每个月100~200亿美元的盘子,根本影响不了我们的货币供给形势。影响通胀预期改变的核心因素是宏观货币政策的改变。目前,我国已开始实施适当的货币紧缩政策。最近,央票又发行了200亿元,这说明,政府还在继续收紧货币、减少流动性。因此,通胀压力也就慢慢消失了。

通胀的动力来自何方?

    《中国财富》:中短期内,导致通胀预期发生变化的核心的推动力是什么?是输入性通胀?是信贷刺激政策?是房地产?还是劳动力成本上涨?这些因素又是怎样影响通胀预期的变化的呢?

    仲大军:通胀的趋势虽然还在上升,但是增速已经减缓了,CPI涨到今年下半年也就差不多了。虽然,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会形成输入型通胀,今年上半年以来,铁矿石、石油的价格也都有较大幅度的上涨。但是,就其上涨幅度而言还不是太严重,还很难对于我们的国内的产品价格构成影响。所谓的价格传导作用有限。例如钢铁,上半年由于铁矿石涨价,各大钢厂纷纷上调钢材价格,但是,市场根本就不能接受,钢材挤压,卖不出去,最后,钢厂也只能降价销售。目前的危机还没有过去,资本价格泡沫也没有被挤出,普通大众不是没有消费信心,而是没有更多的钱用于消费,价格传导依旧缺乏动力。PPI的增长,很难向CPI转导,最终增加的原材料成本还会由企业自己来承担,今年下半年企业效益会出现难看。

    《中国财富》:目前,各个媒体对于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也是十分关注。在短期内,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是否能够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呢?

    仲大军:现在有一些学者和媒体,在炒作中国的最低工资和劳动力成本上涨,认为这将会推动全球产品价格的上涨,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完全是站在资本、老板的立场说话,是放出风来吓唬人的,不是在维护劳工群体的利益。

    利润是在政府、资本、劳动这三者之间分配的。利润不是给劳动群体就是给资本,或者被政府拿去了。所以说中国的最低工资和劳动力成本上涨不过是资本、政府、劳动之间重新瓜分利润的问题。不会引起全球物价上涨的问题。比如说,企业一共创造了100元钱的利润,社会只能用这100元钱来进行消费,原先是政府拿30%,资本拿走了40%,劳动拿走30%。现在,员工要多拿走10%,减少资本分得的利润。这只是利润的重新分配而已,市场上并没有增加新的消费能力,因此不会引起物价的上涨。

    《中国财富》:有人认为去年4万亿元济刺激计划和10万亿元信贷投放是导致通胀的核心动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情况是否有所缓解呢?

    仲大军:这两年间我们放出这么大量的货币,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资产泡沫,资产价格上涨比较严重,所以说通胀压力还是存在的。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国资产泡沫高企的核心动力还是货币政策。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能够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就会使得资产泡沫慢慢的减少。政府当然不会让资产泡沫一下子破裂,宏观政策还会继续保持这个泡沫。然而,政府逐步收紧货币政策,使得资产泡沫得到控制,逐渐缩小。所以,随着宏观货币政策的转变,资产价格和产品价格都将会下降。

    刺激政策本身就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办法。世界各国政府已经感觉到刺激政策难以为继了。最近,刚刚召开的二十国财长峰会,已经达成了共识,认为刺激政策并非良药。随着刺激计划的退出和各国反通胀措施的出台,通胀压力已经减弱了。中国刺激政策的力度也正在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通胀压力。

欧洲债务危机对通胀有何影响?

    《中国财富》:欧洲债务危机是否会导致全球经济二次探底,形成通缩预期,从而改变我国的宏观货币政策适度收紧的方向呢?

    仲大军: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导致国际经济再次出现衰退,世界经济W型的二次探底已经出现,现在正处于第二个底部的下降阶段。这个底部到底有多深?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到达底部?现在还说不清楚。而且,不光是欧洲,就是美国也是处在第二次危机当中。

    《中国财富》:如果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再次陷入衰退危机,是否会改变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中国的适度货币紧缩政策是否会面临转变呢?

    仲大军:此次欧洲债务危机即使会导致经济的再次衰退。欧洲国家也不会再次采取刺激计划了。欧盟的措施比中国和美国都更加理性和谨慎。欧洲现在已经放弃了经济刺激政策,转而采取了谨慎的政策。经济已经发生了泡沫,就没有必要再去刺激,既然是泡沫就应该让它破灭,没有必要再打肿脸充胖子了,超出自身能力去印钞票。享受高福利的生活是不理性的,过两天苦日子也没什么了不起。不要看欧盟最近出现了一些主权危机的小国,但欧洲总体的财务状况要远比美国的好。美国和欧洲不同,它可以自己印钞票,所以美国还在靠激素过日子。所以美国的泡沫比欧洲大得多,但它可以通过损害其他国家来度过难关。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第二次全球经济探底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不是经济的冲击,而是经济学思想的反思。现在是一场历史的终结和清算,持续多年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以及格林斯潘的印钞主义都改寿终正寝了。中国应该接受教训,不要再跟着西方的经济政策、货币理论乱跑,搞得经济“虚肿烂胖”,现在要对经济结构、特别是经济思想进行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经济,就必须防止经济再起泡沫,不能用通货膨胀的手段来刺激经济,不能以人民大众付出为代价追求GDP。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能上的项目就上,不能上的就不上。有能力就消费,没能力就少消费。关键是要调整收入分配拉开的巨大鸿沟,增加社会消费不是靠投资,而是靠公平收入分配。

    《中国财富》:在各位专家对经济形势和经济理论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阐述和讨论之后,最后能否给广大读者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呢?在短期和长期内通胀预期将怎样变化?短期内,央行还会出台加息政策吗?

    仲大军:今年加息政策是不会出台了。因为,目前,银行本身效益就已经不好了,信贷投放已经受到了紧缩,经营业务收紧,如果再加息,那么银行就要会很吃力。另外,中国加息,外部的投机热钱必然涌进来,对我国产生不良的影响。从这几个因素看,中国近期不会实施加息。

    从长期来看,通胀预期也不是太大,但是我们的经济泡沫能够否得到有效抑制,还是难于做出判断。因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随时随地都可以变化,一切都要看宏观政策的脸色行事。目前来看,政府的“脸色”还是要压通胀、挤压经济泡沫的。如果我们的宏观政策调控的好的话,会逐步的挤出经济中存在的泡沫。如果中央政府 以后又采取“放水”政策,那么,经济泡沫还会膨胀,通胀还会抬头。
 

 

美国“两房”纽交所退市 中国数千亿债券危险

中国证券报

2010年06月18日

  当地时间周三,6月16日,美国两大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FreddieMac)和房利美(FannieMae)表示,已收到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指令,将从纽交所退市。退市后,“两房”股票将在场外柜台市场交易。房地美预计,该公司的普通股以及20个级别的优先股将于7月8日左右退市。房利美则将从纽约证交所和芝加哥证交所退市。

  FHFA命令 “两房”从主板退市,表面原因是它们的股价最近一直徘徊在1美元附近,而1美元是纽交所对上市公司股价的最低要求。但有分析指出,作为国有化公司的政策性导向和股东获利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才是“两房”退市主因。

    这则消息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掀起巨大波澜,中国持有“两房”债券高达四千多亿美元。

    退市引来债券之忧

   “银行已下达封口令,禁止任何人评论”,一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内部人士昨日在电话的另一端小声地回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方面始终对所持有的 “两房”债券放心不下。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自传《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一书中曾提到王岐山副总理不止一次对“两房”债券安全性表达关切。在最近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方也承诺,继续加强对“政府支持企业”的监管,确保其具有足够资本和能力履行其财务责任。有专家指出,“政府支持企业”就是指“两房”。

  由于相关数据并不公开,目前市场并不清楚中国方面持有 “两房”债券的确切数字。不过,上述保尔森自传中透露,中国在2008年的持有额达数千亿美元。他在书中指出,“外国投资者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由‘两房’发行或担保的债券,其中以日本、中国和俄罗斯为主。”

  坊间传闻则称,中国政府持有“两房”债为3760亿美元,商业银行持有250多亿美元。不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向一位专家求证时,该专家不愿透露具体数字,但肯定地说,实际的数额要更多。

  记者查阅各上市商业银行一季报,建行持有外币债券投资组合账面价值83.28亿美元,其中持有美国次级按揭贷款支持债券账面价值1.09亿美元,占外币债券投资组合的1.3%;中国银行2009年末持有约760亿美元的外币债券,但没有披露持有外债的具体种类。记者在中行年报中发现,该行曾持有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美国Alt-A住房抵押贷款债券,以及美国Non-Agency住房抵押贷款债券。

  此前,为规避风险,建行为美国次级贷款已累计提取减值准备7.22亿美元,中行为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累计计提了12亿美元的减值损失。对于中方是否已经大幅减持“两房”债,《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难以找到买家,中方减持的幅度可能不大。

  保尔森曾描述各国官员在次贷危机发生后对“两房”债券可能违约的惊恐之状:“从‘两房’的问题见诸媒体的那一刻起,(美)财政部就不时接到重仓投资于这两家公司的那些国家官员们紧张万分打来的电话。”可以想见,在“两房”退市时,美国财政部也同样会响起来自重仓国家的电话,只不过,此时电话的另一端由保尔森变成了盖特纳。

  作为全美最大的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两房”的动向始终颇受市场关注。2008年9月,在次贷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国曾向“两房”提供了多达2000亿美元的资金,并提高其信贷额度,而联邦住房金融局也接管了这两家公司。

   但“两房”一直没有从危机中走出。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表示,“两房”未来还将继续亏损,并将进一步向美国纳税人寻求资金救助。迄今为止,“两房”已合计使用了联邦政府145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而这个数字还将继续扩大。

  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代理局长德马科 (EdwardDemarco)曾在上个月国会作证中表示,“‘两房’对于美国楼市金融系统运作的支持至关重要”。除了中国等海外投资者,6万多亿美元规模的“两房”债也是美国主要银行机构的核心资产,如果任由其价格暴跌,那美国的银行、机构也都会面临破产的危险。

  宋鸿兵表示,跟股票相比,债券要重要得多,美国政府不会让债券出现太大的问题,在万不得已时,美联储会直接购买其债权以保持市场稳定。兴业银行蒋舒博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解读方式不同,判断债券的好坏主要看现金流,而股票市场则反映了未来市场的预期。此次“两房”退市主要是美政府回应市场对于“两房”半国有化、半市场化操作的批评,市场不应过度担心其债券价格。

 

 

经济总量不等于财富总量

——从GDP和GNP来看中国的崛起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年5月25日

    根据2010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3.53万亿元,这一数字大约达到占世界GDP的6%或7%,比改革开放之初上升了5个百分点,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只是一两年的问题。

    中国的高速增长,迅速缩小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以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的比较来看,1978年中国的GDP是2159亿美元,美国的GDP是22959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10.6倍。到了2006年,美国的GDP是132446亿美元,中国是26301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降成了中国的5倍。再来看中日之间的差距,1978年日本的GDP是9713亿美元,我国是2159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5倍,但到了2006年,日本的GDP是43675亿美元,我国的是26301亿美元,日本的经济规模降到了中国的1.65倍。看了这些数字,人们都会为中国感到自豪。

     即使这样,也距离我们心中的目标相去甚远。乾隆、嘉庆年间,我国的GNP大约占世界的35%。美国今天一个国家的GDP就差不多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目前仅占世界7%的比例,实在与这样一个大国不相称。不过,光看GDP还不行,还要看GNP即国民生产总值的状况,才能真正看出一个国家的国力。GNP的统计方法与GDP不同,它只统计属于本国企业的产出,如果从GNP的角度看,我国或许能看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里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大GDP、小GNP,即国内生产总值很大,国民生产总值较小。这说明外资在我国的投资很多,我国到海外的投资很少,我国的很多经济总量是外资贡献的。而发达国家,一般是GDP 小,GNP大。问题就出在这里。

一、高速度,大GDP,小GNP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强调资本在全球间的流动,发达国家的资本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使发达国家的生产在全球间布局,发达国家的包括海外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大增,但国内生产总值GNP却变化不大。譬如,日本这些年在华投资导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没有什么变化,但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了不少。英国和美国这些发达国家都是国民生产总值大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国内生产总值大大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大增,但国民生产总值变化没有这么快。自从世界银行让全球各国引进了一个GDP的统计方法,GNP基本已经不使用了,并且,搞得中国人今天已经不知道自己的GNP到底是多少了。世界银行用一个GDP的障眼法,把发展中国家都蒙骗了。

    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一个国家经济产出和国民财富的概念,仅统计属于本国企业的经济产出。从一个国家的国民真实所得而言,GNP显然是比GDP更为恰当的衡量指标,因为前者从GDP中剔除了国外要素支付,增加了国外要素收入。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他们虽然构成了中国的GDP,却不属于中国的GNP。

    30年来,中国的GDP在世界的GDP当中所占的比例大约增长了一倍多,而GNP的比例变化不大。尽管从国内的统计看,我国的经济规模早已翻了四五番,但从外部角度看,只翻了一两番。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我想除了汇率因素,再就是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和我国的发展战略的方式方法问题。

    有数据说,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我国的GNP越占全球的30%。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GNP降到只占全球GNP的2%(更多的说法是5%,本文暂用我国官方的宣传数字),但到了30年后的2007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仅上升到全球GDP的5%,2009年大约增长到6%的样子。

    从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角度看,我国所占世界的规模没有多大变化,大约仍然只有3%或4%。这就是说,目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40%是外国投资者的,并不属于本国企业的产出。我国目前的GNP大约只有GDP的60-70%。也就是说,以2009年33.5万亿的GDP举例来说,GNP大约只有20多万亿元。

    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导致以美元计算的中国GDP规模负增长,这是我国GDP在世界上占比较小的重要原因。大量国民财富在国际贸易交换中廉价流入国外。这是今天我们需要总结的的重要问题。

    不管怎样,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高于西方发达国家。1978年中国的GDP是2159亿美元,美国的GDP是22959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10.6倍。到了2006年,美国的GDP是132446亿美元,中国是26301亿美元,美国的经济规模降成了中国的5倍。

    1978年日本的GDP是9713亿美元,我国是2159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5倍。2006年日本的GDP是43675亿美元,我国的是26301亿美元,日本的经济规模降到了中国的1.65倍。但这些数字也不能说明我国是增长最快的国家。

    1978年到2006年的28年里,我国的GDP增长了12倍。而韩国1978年的GDP是501亿美元,2006年变成了8883亿美元,28年里增长了17.7倍。比我国高得多。

    发达国家中增长较快的比如瑞士,1970年时瑞士人均GDP为3449美元,而美国的为5067美元,当年美元对瑞士法郎的汇率为1:4.31。但到了2006年,美国人均GDP为44190美元,瑞士人均GDP则增长到51771美元,美元与瑞士法郎的汇率变为1:1.25。

    这就是当今由于货币币值变动而导致各国GDP状况。中国经济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高速度,大GDP,小GNP”。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使中国的GDP始终蜷缩在占全球百分之三四的比例,直到近两年才稍高了一点。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但GDP的规模并不算大,汇率变动后,甚至还出现了倒退。譬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是这么一种情况。经济成果有很多廉价地外流,这是我国国民财富积累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二、我国的人均GDP的状况

    2005年我国人均GDP仅为1703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25,日本的1/21,世界平均水平的1/4,大体上与刚果、乌克兰、摩洛哥相当,全球排第110位。

    有数据表明1949年以后,我国GDP实质增长率的平均值位于各国前列,但是我国的人均GDP并无多大变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946美元,与世界平均值的5197美元相差甚远。而其他一些国家例如韩国等,即使GDP实质增长率平均值低于中国,但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中国。而那些在新中国成立之期在国际中的位置与我国处于同等水平甚至落后于我国的国家,在经过了50年发展以后,也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

    例如,1978年我国的人均GDP约为230美元,1993年517美元,2000年946美元,2006年实现了翻三翻,达到2015美元。28年间我国的人均GDP增长了8.8倍。然而1992年到2003年,俄罗斯人均GDP分别为576与2975美元,增长了5.2倍,阿塞拜疆分别为164与880美元,约增长了5.4倍,哈萨克斯坦分别为169与2064美元,增长12倍,土库曼斯坦分别是264与2347美元,增长9.5倍。 以上国家的人均GDP增长速度都大幅度超出经过2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8.8倍这一事实。

    按照这种统计,2005年版的《中国现代化报告》认为,2002年中国的综合现代化水平只相当于1858年的英国;1892年的美国;1957年的日本和1976年的韩国。如果以综合年代差来表示,2001年中国与美国等二十几个发达国家的综合年代差在50至100年左右。如果把人均GDP和经济结构的综合年代差理解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年代差距,则2001年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综合年代差约100年,与德国等7个国家约为80年,与日本等6个国家约为50年,与葡萄牙等5个国家约为30年。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中国既是一个总量在不断增大的国家,又是一个内部收入差距相当大的国家。从总量上看,再有几年,就可以超过日本,追上美国,但在人均国民财富方面,仍然属于世界上的穷国。

     这么多年里,我国不遗余力地追求GDP,但三十年来我国经济规模在世界总体规模中占比例并不高,和我国实体经济的数字出入相差很大,譬如目前我国在钢铁、煤炭、电力、水泥等领域都是产量居世界第一的国家,但以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并不高,主要原因是我国放低国内资源要素价格导致的。

    中国的发展案例可以清晰地看出当今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多么苛刻!这么多年里,中国的确是加入了国际社会,但身份就象一个进城的农民,发达国家对这样一个新进入者决不可能放弃大肆掠夺的机会。而掠夺的手段,就是压低中国的经济资源要素价格,廉价从中国大肆购买和投资。我国没有及时调整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创汇政策”,致使各地政府和企业为了所谓的“创汇”,拼命压低商品价格,有时甚至亏本出口来赚取外汇。但等到西方国家印了一大堆票子给中国后,中国才发现上了人家的当。今天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多到两万五千亿美元了,多得已经没地方放了,只好廉价购买美国国债,替外人服务,并且随时准备迎接美元贬值的危险。这就是我国为创汇战略而付出的巨大代价。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注意货币和汇率问题,在汇率问题上、在国内劳动力价格问题方面没有把握好。三十年里,我国一边遭受发达国家掠夺性的交易,一边对本国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着破坏性的开发。代价的确很大。发展到头来,仍然免不了穷国和被人利用的特点。这就需要中国深刻考虑自己的发展模式。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金融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历史阶段,美国依仗世界货币的优势,玩弄印钞游戏,可以轻易地掠取发展中国家经济成果。发达国家把破坏环境的工业生产制造大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更多地是发达国家工业转移的结果。但是,中国在这场交换过程中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中国如果不摆脱过度外部依赖的思维方式,不摆脱当今国际货币体制强加在身上的阴影,中国的发展永无出头之日。

三、两种投资形式的比较

    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区别即GNP和GDP之差。发达国家在海外都有大量的投资,所以这些国家的海外产出都很大,国民生产总值GNP都要大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了更进一步说明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就需要对当前世界各国投资形式和创富创造形式有进一步的了解。

    到2009年底,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也就是非金融投资大约已经达到2300亿美元,加上各种金融债券投资,我国在海外的总投资大约已经达到2万亿美元。这个数目大大高于改革三十年来我国吸引的大约8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即使算上外国对外国金融类的投资,如证券,外资对我国的投资总额也小于我国对海外的投资规模。所以这些年来,我国实际上已是资本输出大国。

    不过,我国海外投资和外国在华投资在效益上大不一样,外国在华投资拿走的利润大大高于我国海外投资的效益。这是因为我国海外投资与外国在华投资的形式有很大不同。外国对华投资是直接投资大于证券投资,产业投资大于债券投资。我国是证券投资大大高于实业投资,政府投资大大高于企业投资。西方国家对这种政府投资起了一个新名称,叫国家主权投资。譬如,我国光是在美国一个市场,就投入了大约1.5万亿美元的债券投资,而实业投资不过是几百亿美元。数量根本不可比。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西方国家的在华投资目前已到了摘果子的时候,每年从中国拿走的投资利润数量相当可观。在金融危机后的西方市场一片冷清低迷的时候,西方企业却从中国大赚特赚。譬如,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在国内已经破产,但在中国的投资公司效益却出奇得好。只可惜这个数字有关统计部门从来没有统计,也没有公布。我估计外资每年从中国拿走的利润数额在2000亿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大约1.4万亿元。有数据统计表明,这些年里,外资投资在我国投资的回报率平均为24%。而我国在海外的投资,债券的利率超不过5%,企业的投资不仅难以获得回报,有时还有着大量亏损。前几年有TCL投资法国汤姆森损失惨重,近年有联想集团投资美国的IBM,也是多年亏损。这种状况令人遗憾。

    西方国家在中国很少有证券投资。外国在中国的股票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加起来也不过区区几百亿美元,但对中国企业产权的投资却达到八九千亿美元。我国有一大批企业产权落入外资之手,甚至整个行业的产权都掌握在外资手中,如汽车行业。外国投资在中国的投资产出约占我国GDP的四分之一,占我国对外出口额的大约50%。

    这样比较下来之后,我们便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富裕的秘密,即多年的海外投资和开拓(在以前甚至包括侵略和掠夺)。没有海外财富的滚滚涌入,欧洲这些老牌殖民地国家根本不能达到今天的这种富裕。

    反观我国,海外贸易仅仅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对外投资仅仅是21世纪开始之后的动作。并且,中国的外汇储备近来又面临着大幅缩水的危险。半年来的欧元贬值,已经使我国的外汇储备缩水了大约1000亿美元。美元如果下一步也跟着贬值,那么中国多年来积攒的外汇财富便面临着灭顶之灾。所以,中国要彻底改变命运,必须坚决摈弃长期执行的创汇政策,纠正不惜血本地追求外贸出口的错误,纠正自损长城的低汇率政策,注意保护国内市场,加紧对外开拓,尽量多地利用海外资源。但目前的情形是,海外投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施的后果也不尽理想。

    我国的海外投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当时每年的海外投资不过几亿或十几亿美元计算,到2002年也仅有27亿美元。自那以后,海外投资数量开始出现较快增长,年均增速66%,2008年一年我国对外投资达到了560亿美元,境外中资企业雇用的外方员工约有46万人。截至2007年,中国近7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全球173个国家(地区)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超过1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179.1亿美元。2008年底,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已达1840亿美元。2009年,这个数字估计可达2300亿美元。

    以上数据表明,经济总量不等于财富总量,仅仅看GDP并看不出这个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总量。西方那些老牌的资本输出国家,本国的GDP很小,但遍布海外的财富量很多。而像中国这样经济总量看来较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总量不一定大,因为大多数资产和投资是外国人的。目前,这样一种经济格局,已经决定了中国人的富裕程度以及廉价为外人打工的命运。不过可喜的是,中国终于开始转变自己的发展模式。

    1968年美国总统肯尼迪第一天发表总统竞选演说时就曾说过:“空气污染、香烟广告和救援车辆都纳入了GNP。GNP的计算甚至包括监狱和门锁,汽油弹、核弹头和警察平定城市暴乱的装甲车,以及砍伐红杉林木、破坏自然景观的开发项目等等。但是,GNP的计算没有包括儿童的健康﹑教育及娱乐,也没有考虑生活是否美满﹑婚姻是否牢靠以及政府官员是否清正廉洁。GNP无法衡量我们的趣味和勇气,也无法衡量我们的智慧和学识,更无法衡量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总之,GNP可以衡量许多东西,但是惟独无法衡量美好的东西。”

    我想用这句话来提醒大家对GDP的盲目追求。

    作者地址: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电话:010-63071372,电子邮箱:zdjun@263.net。

 

 

世界银行警示:中国财富高度集中

记者 雨舟 华盛顿

2010年6月08日

    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控全大陆41.4 %的财富;高收入的上市国企高级主管与社会平均工资差距达到128倍。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7。

    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报道,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文章指出,用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上个世纪20年代创立的收入悬殊指标“基尼系数”来衡量,系数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系数为1,表示绝对不平衡。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 0.4-0.5为“偏差较大”; 0.5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中国基尼系数从3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上升到2009年的0.47,而且目前“仍在继续攀升”。新华社说,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

财富分配与经济规律背道而驰

    中国收入差距明显加大,已经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尤其向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事业集中,带来严重社会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夏业良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实行市场经济的原始宗旨是给国民提供一个场地,让他们通过聪明才智来勤劳致富。但是,其结果却是目前的计划思维回归和资源逆市场化配置。夏业良表示:“市场经济搞了几十年以后,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市场化,而是国家产生了计划体制回归的趋势,经济上出现严重国进民退的格局。市场机会减少之后,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对资源的垄断、控制甚至是掠夺上。权贵阶层掌控资源、掠夺财富,剥夺了普通人的机会。”

    夏业良表示,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是通过市场自由竞争,让更加有能力的人获得更多机会而成为富人。那些能力不足和基础不够的人势必在差距中落后,不过,国家将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来救助穷人,使他们免于贫困。夏业良说:“中国的富人并不是依靠自己在市场中的竞争而发达起来,他们依赖的是权势、掠夺、垄断和控制来获得财富。”

改革开放好是好 只是机会在减少

    官方的新华社说,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间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差距为15倍;群体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上市国企高级主管与一线工人的收入差距在18倍数左右,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对美国之音表示,社会制度畸形导致了中国的分配不均衡。他说:“中国收入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制衡。财富的收入和分配过程中社会缺少对各种权力的制衡。政府想拿多少就拿多少;老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没有一个讨价还价、互相制约的机制,国家收入分配肯定不均,财富流向肯定旱涝不均。总之,中国财富分配不均是社会制度问题。”

    中国的“新周刊”曾经戏言,改革开放好是好,只是机会在减少。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说过,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表示,要解决权力与财富勾结对公共产品掠夺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对媒体表示,只有继续推动市场化,把一切权力限定在特定界限内,让普通民众获得平等竞争机会,拥有更大选择与发展空间,才是解决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贫富严重悬殊的根本之道。
 

 

 

发件人:"zhcw118" <zhcw118@126.com> 2010-06-07 20:50:0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Re:回复:想念大军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被“特色”绑架的中国经济

灼见

2010-06-07

    如果只看上市公司的业绩,几乎可以确定:在各国经济仍然孱弱不堪的今天,中国大陆又在创造一个经济奇迹。中文网上,触目皆是令人羡慕的中国上市公司的2010年盈利数字:百度盈利增长逾一倍;中石化盈利增长40%,原因之一是油价上涨;中国人寿第一季度净利润飙升67%;上海汽车净利润增长逾三倍;可以类推,所有大型企业,尤其是在增长行业的,一般都是这个表现。这些数据显示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2009年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时的估计。比起不断注资进入基础设施项目来,这些大型企业展示的强劲增长,示人以企业经济健康发展的景象,给陡然增高的GDP数字,增添了一个脚踏实地的基础。

    经济领域的舆论也信心十足,以至于刚刚开启的整顿房地产市场的严厉措施,带来的股票市场的大幅下挫,也并没有给这种信心带来多少挫折。从这些现象,令人感到中国大陆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整个国民经济用30多年的时间,崛起于经济大国之林,而且至今仍不着陆,仍在腾飞之中;即便着陆之际,人们也认为是令人愉快的软着陆,不会有硬着陆。

    其实,在十数亿人口的大国,花开数十、数百个具有优质财务状况的大型企业,是不假的,实实在在的。在这些企业生存的人们也是很幸运的,他们的生活得以随着GDP的增长而蒸蒸日上。就像“21世纪经济报导”做的新闻调查显示的那样:这一部分人在参与投票的2300多人中占12%,他们感到欣喜。可是,有另外60%的人感到愤怒,因为社会分配不公。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那12%代表了一个繁荣的中国,而那60%代表了一个衰退的、愤怒不满的中国呢?从大量事实显示的情形来看,这样的分割基本是成立的,但是12%与60%的比例应该不够准确,因为大量的农村人口、在城市挣扎的底层人口,他们不上网,没有参与投票的机会。参与投票的这60%是已经卷入到这个热辣辣的商圈里,却又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的人们。

    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大陆市场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架构。许多学者早已揭示出这个结构:位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同的极端上面的两个部分,即一个富裕的中国和一个贫穷的中国。其实西方各国也存在这样一个事实:特别富有的阶层,其生活与大众脱节,其所构成的一个独有的、封闭的生活圈,也俨然一个与大众割裂开来的独立王国。但是其与中国不同的特点是:西方的超级富豪圈不是社会的主流,他们深居简出,低调不露,社会上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声音主导了社会大局,他们的心声构成社会的精神价值的主要部分。而在中国,富有阶层是社会的绝对主流,他们有钱也有权、有财富也有尊荣,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反而是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成了沉默的或被沉默的拿不上台面的后台景象,他们是这个国家想要千方百计令其消音、同时令外界忽视的部分。

    一个富裕的中国和一个贫穷的中国,把整个人口分成增长的和衰退的两个板块。增长板块包括所有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职工、私营上市公司公司中的多数职工、公务员中的绝大多数人口;他们在近十年享受到了每一步经济增长的好处,而没有受到经济调整的伤害。这部分人对自己的状态相当满意,其中许多人对衰退板块中的人们的悲惨处境视而不见。只有其中一小部分有识之士,已经感受到自己对于整个社会的不正常现象负有责任。而衰退板块包括所有中小企业的大部分职工、私营小企业主、失业人口、农业人口以及公务员中的部分人口。这部分人的收入十多年来基本没有增长,可是生活成本却在成倍增长,他们享受到的福利在成倍的减少;部分人的生活常态被各种非正常事件打破,生活悲惨。衰退板块的人们处于极度受压抑状态,其中一部分人,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得以目睹增长板块的飞扬得意的人,非常愤怒。他们之中一些思想很不健康的人选择了对弱势群体下手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同时有一些有胆识的,选择了不屈服的维护自己的权利的人生。

    可以说,衰退板块是增长板块的肥料。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群体被牺牲。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中国的这个“特色”市场经济,是西方经济学者所不理解的结构。在民主体制下,每个个体的权益得到原则上和法律上以及通常情况下的实践中的保护,一切皆得在公义所能允许的原则上进行。就如美国,保健法案必须公平的照顾到每一个合法居民;比如亚利桑那州通过了过于严厉的移民法案,加州的朝野居然都站起来反对,与其断绝往来。这些公平的原则背后,都是庞大的经济数字支撑着,一切社会现象都有其经济领域的折射。

    中国特色却不仅肤色异于西方,身体比例也日渐呈现出个性鲜明的“大脑袋”。中国人喜欢说头大聪明,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大脑袋体现出了高效的决策力和强大的资源调动力,但也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肌体的内循环失衡的“症状”:当养分过度向头部集中,四肢很难不瘦削,也不得警惕脖颈的承受力。

    由于扮演着重要的营养输送器,尤其是和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政绩忧戚相关,中国房地产的发展一直获得了强有力的权力背书。而在中国力保经济高增长、快速推进城市化,投资渠道有限,持续扩张信贷、加大投资的大背景下,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脊柱行业和主要投资领域,一直矗立于头顶之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它为大头催长,但也被大头越顶越高,正日益成为体制“大头症”上的垒卵。而内需过于瘦削的身躯,始终难以伸展拳脚。

    房地产问题是中国特色养分循环体制内在问题的典型代表,但非特例。从财税到投融资体制,“大头症”背后的病因都一脉相承。税收的意义是转移支付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政府用不了太多钱就不应该征收太多税,而正如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的5月21日发表的署名文章《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带来经济社会风险》指出的,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竟存下了大笔存款,成为食利者;同时地方政府还通过扮演“卖地商”角色,聚集了大量卖地款,且属于缺乏监管的账外资金。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与此同时,正如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的,金融海啸后虽然各国都扩张信贷,但中国的银行信贷扩张,大部分都投向了房地产、国企以及地方政府。另外一部分能贷到款的恰好是富裕阶层和“成功人士”,普通百姓很难从银行融资。利息收入与实际通胀率相比是负利率,至少要负5个百分点,这等于向存款的老百姓征收家庭储蓄税,或者说穷人贴补富人、贷款者。而受制于教育、医疗和养老考量,存款的恰恰是穷人,甚至是连首付都付不起的穷人,才是存款的主力军,无意间银行就扮演了“杀贫济富”的角色。

    中国财富分配日益表现四大失衡: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对于4万亿投资,社科院近期调查显示,2009年上半年,占全国企业总数1%的国企获得全国借贷的91.2%,而民营企业仅获得8.2%。计划可能令更多资源流入强势企业和部门,对中小企业形成进一步的挤压。强弱贫富的差距都是相对项,当强者更强,本身就意味着弱者的差距更大,而如果不从体制政策上扭转,悬殊程度只可能加深。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超过,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而中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在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最近这几十年经济发展,经济学家也说中国加工出口非常庞大,对美国赤字一个月有上千亿等等。为什么中国的很大的富豪不出现在加工产业或者工业制造的领域?这正好体现了中国经济结构畸形的一个主要问题,原因在于中国的制造业虽然出口量非常大,但是中国的制造业基本上集中在制造业的下端,就是产业链的最后一段,就是产品的组装和加工,而在工业制造领域里最主要的、具有潜在的盈利能力的其实是上端,也就是产品的开发、研制、专利和它的相关的营销。但是中国的企业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走的是所谓短、平、快的路线,就是引进外资,用外资提供的品牌、技术、部件和销售,用最简单的未受过训练的劳工就能组装的这些产品。所以,产品出口量虽然大,但是中国企业的利润非常非常之低,而且是把工人的工资也压到了最低限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这种制造业,其实规模再大也没有办法支撑整个中国国内经济的消费和购买力。于是,就出现了畸形的、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房地产业去。

    中国政府投入数万亿投入刺激经济,但实际上几乎都注入房市和股市,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它的房价炒到这么高的程度。毫无疑问,如果发生房地产价格下跌,那么,这些房地产大鳄很快就会财富缩水。实际上,中国大陆房地产价格被人为地过度炒高,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本身也是始作俑者。

    30多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杜撰了一个非常牢固的谎言。他们将平等和效率描述为一对天生的敌人,言之凿凿地认定,平等会导致效率损失。仿佛平等多一点,效率就会少一点。这个可疑的理论假设不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权贵们蓄意解释成:只要是效率的,那么抢劫和盗窃就是应该允许的;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按照这个逻辑,为了达到经济增长,人们不仅应该容忍不平等,甚至应该主动地去制造不平等。然而,早在40多年之前,缪尔达尔就在《亚洲的戏剧》中断言:“均等化的增加将比在西方国家更多的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学者秦晖也曾经以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为例证,雄辩地证明过,公正和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是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秘诀。事实上,凭借常识,人们也能够推论: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比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游戏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平等可以增进信任,信任可以促进合作。没有潜在的基本信任作为基础,合作不可能,竞争也不可能,甚至连社会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论从这种竞争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

    抽去了正义,一个社会就从核心处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团结。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从他们置身的那种秩序中获得他们认为基本公平的回报,他们就不可能信任这种秩序,而当他们不信任这种秩序的时候,这种秩序就绝对不会是有效率的。除非他们受到了某种强制。而强制的秩序,不管是计划形式出现的,还是以某种受到操纵的市场形式出现的,都不可能表现出长期的效率特征。相反,它所激发出来的破坏性则可能是长期的。

     在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和无处不在的政治腐败所培育的,正是这种对社会信任具有毁灭性的阴暗文化,也即所谓的“中国特色”。这种文化足以消解任何一种合作或者竞争秩序,从而使它们趋于无效。在当今中国社会,对在改革中确立的竞争和合作秩序的普遍不信任情绪正在广泛蔓延,逃避、消解、抵抗这种秩序的现象随处可见。就此而论,“中国特色”绑架了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从最基础的源头上遭到瓦解。

    令人奇怪的是,当严重的不平等已经将中国社会锈蚀、离析到如此地步的时候,“中国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甚至50年”的高谈阔论却仍然在被四处传播;人们很难理解,这些“中国奇迹”的传教士们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6-12 13:58:33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 RCIF Working Paper No.2010W03 中国外汇储备的名义收益率和真实收益率

中国外汇储备的名义收益率和真实收益率 1

Nominal and Real Return on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斌  王勋  华秀萍

June. 12, 2010

     内容提要:实现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对外汇储备收益率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目前市场上普遍的做法,是采用以某种货币为计价物的名义收益率,比较典型的是美元计价的名义收益率。这个指标的缺陷在于,以某种货币为计价物的名义收益率可能会背离以(该国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为计价物的真实收益率。比如美元贬值会带来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提高,但同时造成以中国所需商品和服务为计价物的外汇储备真实收益率下降。

    对于以实现真实财富保值增值为目的的国家外汇储备管理当局,真实收益率才是追求的目标。如果外汇储备管理当局像市场上普通机构投资者那样,使用美元计价的收益率作为评估和改善外汇储备投资绩效的核心指标,结果可能与实现外汇储备财富保值增值的目标背道而驰。

    1 这项研究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发起并组织完成,是外汇储备系列研究中的组成部分。作者感谢瑞典 InsightView的 Carsten Bonde Pedersen先生,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 Brad Setser先生,以及中国农业银行金慧卿女士在提供数据方面提供的慷慨帮助。张斌电子邮箱: bjzhangbin@gmail.com。

    为了克服美元计价名义收益率的上述缺陷,本文以 2002年 1月-2009年 12月为样本期,估算了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外汇储备名义有效收益率(以货币篮子衡量的外汇储备收益率)、外汇储备真实有效收益率(以商品篮子衡量的外汇储备收益率)。主要估算结果如下:

    (1)以美元计价的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资产收益率均值分别达到了 4.76%(6.77%,括号内数字代表标准差;下同)、10.18%(8.83%)、5.56%(7.33%)、3.98%(9.87%)。

    (2)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均值在两种情景估算下分别达到了 7.73%(5.63%)和 8.23%(6.14%)。在欧元资产比重较高的情景下,外汇储备的名义收益率也较高。

    (3)经过汇率、价格双重调整后,我们估算了用进口商品篮子购买力衡量的外汇储备资产中主要币种资产的收益率。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资产的真实有效收益率均值分别达到了 2.04%(8.71%)、7.29%(10.02%) 2.75%(8.09%)、1.30%(11.45%)。与美元计价的各种货币资产的名义收益率相比,各种资产的真实有效收益率更低,且波动更加剧烈。

    (4)将外汇储备中主要币种资产的真实有效收益率加权后,得到了外汇储备真实有效收益率。外汇储备真实有效收益率均值在两种情景估算下分别达到了3.20%(7.47%)和 3.62%(7.29%)。与美元计价的名义收益率相比,主要外汇储备币种资产加权后外汇储备币的真实有效收益率更低,且波动更加剧烈。而在欧元资产比重较高的情景下,外汇储备的真实有效收益率也较高。

    (5)我们还计算了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南非、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货币资产的真实收益率。相同样本期内澳大利亚元和南非兰特的真实资产收益率非常突出,加拿大元的真实资产收益率也不弱于美元。

    (6)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与进口商品篮子购买力衡量的外汇储备真实有效收益率在运动轨迹上并不保持高度一致,二者在样本期内的相关系数只有 0.36。特别是在 2007年以来,二者运动轨迹在剧烈波动的同时还经常出现明显的背道而驰,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的上升(下降)伴随着的外汇储备真实有效收益率下降(上升)。这说明以美元计价外汇储备收益率最大化为目标的外汇储备管理可能会背离外汇储备真实财富价值实现保值增值的初衷。

一、背景和研究目标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从 2000年的 1655亿美元增长到 2009年末的接近 2.4万亿美元 2,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规模居世界首位。 2000年到 2009年的 10年间,人均外汇储备从 130美元上升到 1772美元,人均外汇储备占人均 GDP比重从13.7%一路攀升到 48.8%,外汇储备已经构成中国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

    飞速增长的外汇储备规模和外汇储备资产中美元资产独大的局面,增加了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难度,引发了管理当局和国内学术界的各种担忧。为了改善外汇储备管理,更好地实现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宏观经济管理当局采取了成立主权财富基金、增加股权投资、支持收购海外资源性产品、支持对外直接投资等多种措施。但是对于这些新举措,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严重滞后,虽然也不乏一些富有洞见的观点和建议,但是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严重匮乏。既没有对未来的外汇储备投资提供系统的,立足于中长期全局利益的决策参考意见,也不能对当前的外汇储备投资改革试验提供客观

    本文提出的外汇储备名义与真实收益率研究是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虽然仅凭这项工作还远不足以对外汇储备投资提出富有价值的决策参考意见,但以这项工作为基础,可以大大扩展外汇储备投资中币种结构、投资工具、期限结构等问题的研究;同时也为评估外汇储备投资绩效提供了更直观地服务于外汇储备在真实财富意义上

  外汇储备名义与真实收益率研究,是利用不同的计价物来衡量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率。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数国家以美元作为计价物衡量外汇储备价值和外汇储备的收益率 3。美元是当今世界流动性最强、被接受程度最高的货币,选择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结论直观,便于投资机构之间的同行比较,它是衡量外汇储备收益率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也是评价外汇储备投资绩效的重要依据。

    2 这是官方公布的外汇储备数据,但实际上由货币当局管理的外汇资产可能不止于此。 2007年 8月以后,国内商业银行以外汇的形式提交部分存款准备金,这部分资金在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反映为其他外汇资产,这些外汇资产可能也是由货币当局管理,但没有计入官方公布的外汇储备。

    3 外汇储备的计价货币选择应该根据持有外汇储备的不同初衷而所有差异,关于这个问题的综述性研究参加徐永林、张志超( 2010)。

    但是,美元计价的名义收益率面临的问题非常突出,以此为目标进行的外汇储备资产管理有悖于我国持有外汇储备资产的初衷。 Roger(1993)结合对各国外汇储备管理操作实践和各种学术观点的综述性研究中指出,持有外汇储备的主要初衷在于:

    (1)满足私人和公共部门的交易需求,比如购买国外商品、服务,或者偿还对外债务;(2)外汇市场干预,服务于既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3)财富储备形式的多元化,服务于国民财富保值增值。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常规意义上应对国际收支流动性不足和干预外汇市场的需要,当前外汇储备管理中实现外4。

    使用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收益率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如果美元相对其它世界主要货币贬值,或者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出现了通货膨胀。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收益率不仅不能反映外汇储备的真实收益率(这里的“真实收益率”指经过汇率和价格调整后的收益率,反映了以商品和服务购买力为基础衡量的价值变化)变化情况,甚至可能与真实收益率变化情况背道而驰。

    以中国为例,如果美元相对外汇储备中的其它货币贬值,外汇储备资产中的美元资产价值不变,其他货币资产的美元价值因为该货币兑美元升值而上升,结果是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资产价值上升,但外汇储备的真实购买力反而是在下降,美元贬值带来的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资产名义收益率上升和真实收益率下降形成鲜明反差。如果选择美元计价外汇储备收益率作为操作目标,结果可能是国际支付能力下降、外汇市场干预能力下降以及国民财富损失,违背了上述持有外汇储备的三个初衷,尤其是违背了实现财富保值增值这个现阶段外汇储备管理工作最突出的初衷。

    鉴于外汇储备管理工作中使用美元计价名义收益率的突出缺陷,有必要构建更全面、客观反映外汇储备收益状况的指标。下文中,我们估计了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构建了外汇储备名义有效收益率(以货币篮子衡量的外汇储备收益率)和外汇储备真实有效收益率(以商品篮子衡量的外汇储备收益率)。通过计算中国外汇储备名义有效收益率和真实有效收益率并对其展开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外汇储备真实收益率变化背后的原因,为提高外汇储备资产真实收益率、实现外汇储备真实财富价值的保值增值提供了参考。

    下文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具体构成。第三部分估计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第四部分构建并估计了以购买力为基础的外汇储备名义有效收益率和外汇储备真实有效收益率;第五部分讨论本文估算结果的局限性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4 根据中国金融 40人论坛对论坛成员和理事会单位的书面调查,大部分反馈意见认为当前外汇储备管理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实现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中国外汇储备资产构成

    与很多国家一样,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投资工具和资产期限结构都秘而不宣。我们只能借助国内外一些公开的数据和分析,对中国外汇储备资产构成有一个大致了解。比较而言,外汇储备当中的美元资产结构相对透明,非美元资产构成我们知之甚少。

    截止2009年6月30日,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规模与构成是:

    长期债:12,264亿美元,长期债占美元总资产的比重83.9%。其中国债7,571亿美元,有资产担保的机构债3,576亿美元,无资产担保的机构债964.8亿美元,有资产担保的公司债23.7亿美元,无资产担保的公司债128亿美元。

    短期债:1,599亿美元,短期债占美元总资产的比重为10.9%。其中国债1,585亿美元,公司债11亿美元。

    股权投资: 76,388,股权投资占美元总资产的比重: 5.2%。

    中国大陆持有的美元资产总额:14,627亿美元,中国大陆当期的外汇储备规模:21,316亿美元。中国大陆持有的美元资产占当期外汇储备的比重: 68.6%。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网站,CEIC,中国金融 40人论坛研究部。)

    然而,来自 TIC的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规模和结构。

    首先,来自美国年度调查的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的全貌。美国监测国外证券投资的数据分为两类,一类是月度数据,一类是年度调查数据。比较而言,年度调查数据针对投资最终来源国做出调整,更加准确。比如,中国通过香港和伦敦购买美国的某些资产,在月度数据中不会充分体现,但是在年度调查数据中会经美国官方对投资最终来源国的调整体现出来,利用年度数据得到的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远大于月度数据累计的中国在美国投资。虽然表1已经采用了年度调查数据,但也没有包括中国对美国的全部投资。特别是在公司债投资方面,可能会有遗漏。年度调查数据仅包括由美国托管机构登记的投资,但如果中国没有利用美国托管机构,可能会低估中国在美国的投资(Setser and Pandey,2009)。

    其次, TIC公布的是中国在美国的证券投资,这其中不仅包括了外汇储备管理当局的投资,也包括了来自中国其它机构的投资。比如,中国国家投资公司成立之初注册资本金2079亿美元,其中先是670亿注资汇金,随后200亿注资国家开发银行,30亿注资光大银行,190亿注资中国农业银行,扣除掉这些以后,截至2009年6月中国国家投资公司实际的对外投资大约为 989亿美元。这些资金中,中投公司必然会有一部分在美国的投资被计入了中国在美国的证券投资。此外,中国商业银行也拥有总值 1000-2000美元的海外证券投资,这部分资金虽被计入 TIC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但并不计入外汇储备资产。

    再次,2007年 8月以后,国内商业银行以外汇的形式提交部分存款准备金,尽管这些外汇资产也是由货币当局统一管理,但是这部分资金在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反映为其他外汇资产而不记入外汇储备资产。 TIC统计的中国在美国投资应该包括这些资金中一部分在美国的投资,但这些美元资产投资也不纳入外汇储备。

    如果考虑上面第一项因素,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比重应该比表 1中国大陆持有的美元资产占当期外汇储备的比重( 68.6%)更高,但如果考虑到第二和第三项因素,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比重可能低于 68.6%。

    粗略估计一下,假定中投公司 989亿美元对外投资中的 65%投资于美国证券,国内商业银行 1000-2000亿美元对外投资中的 65%投资于美国证券 5,将 TIC统计中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数据中扣减以上两项因素,同时忽略掉 TIC没有记入的来自中国的投资,可以大致推断中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规模大致在 59.5%-62.6%%之间6。如果没有纳入 TIC统计的对美国证券投资规模较大,美元资产在外汇储备资产中的比重会高于这个区间。

表2 2000-2009期间美元外汇资产占外汇储备比重估算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0
中国持有的
美元外汇资
产(亿美元)
14627 12051 9220  6989 5273  3410 2555  1815 922
外汇储备总
额(亿美元)
21316 18088 13326  9411 7109 4706 3464 2427 1568
中国持有的
美元资产/
外汇储备
(%)
68.6 66.6 69.2 74.3  74.2 72.5 73.8 74.8  58.8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网站 TIC系统,人民银行,中国金融 40人论坛研究部

    表 1呈现的仅仅是中国在美国证券投资一个时点上的情况。2000年以来,不仅是美元资产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有较大变化,资产的投资工具和期限结构也在不断调整,见表 2和表 3。特别是 2008-2009两年,股权投资比重明显增加,长期债券投资比重显著下降。

    5 根据本文作者与国内商业银行外汇资产投资相关部门的交流,国内金融的外汇资产投资绝大部分集中在美元资产,但是因为没有公开发布的时间序列数据,还是做了 65%的假定。这可能会低估美元资产的比重,但是考虑到这部分资金总体规模较小,对下面的估计影响也相对有限。

    6 这里我们没有扣减商业银行以外汇存款准备金当中在美国的证券投资,主要是考虑到这些资金虽然名义不叫外汇储备,但是事实上统一纳入货币当局外汇资产管理,在投资管理上并没有与外汇储备资产有实质性差别。

表3 2002-2008期间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投资的构成变化(单位:百分比)

  股权投
资比重
长期债
券投资
比重
长期债
券中的
国债投
资比重
长期债
券中的
机构债
投资比
长期债
券中的
公司债
投资比
短期债
券投资
比重
短期债
券中的
国债投
资比重
短期债
券中的
机构债
投资比
短期债
券中的
公司债
投资比
2008 8.26 89.23 43.31 43.74 2.18 2.51  1.09 1.39 0.04
2007 3.09 94.41 50.60 40.82 3.00 2.50 1.16 1.19 0.15
2006 0.55 97.00 52.09 36.54 8.37 2.46 1.17 1.22 0.07
2005 0.48 92.00 52.56 32.63 6.82  7.53  3.93 3.48 0.12
2004 0.74 93.95 55.49 33.71 4.75 5.33 1.48 3.77 0.08
2003 0.74 97.92 57.41 35.69 4.82 1.38 0.19 0.99 0.19
2002 2.223 90.76  52.46 32.29 6.005  7.02 0.693  6.213  0.114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网站 TIC系统,中国金融 40人论坛研究部

    2.2  非美元资产

    了解外汇储备中的非美元资产数据更困难。中国可能在欧元区、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数量众多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外汇储备投资。但是这些投资除了一些零星的媒体报道外,并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更缺乏可靠的时间序列数据。

    柳盛刚、赵洪岩( 2007)利用巧妙的间接方法对中国持有的欧元资产比重做了估算,二位作者剔除了外汇占款变化和投资收益变化对外汇储备变化带来的影响,进而推算出欧元资产比例。他们发现, 2003年以前欧元资产在外汇储备中占比 7.2%,2003年以后主要因为欧元升值带动欧元资产占比上升到 26.7%。

三、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

    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收益率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1)币种结构。给定计价货币,计价货币相对外汇储备资产中其他货币汇率的变化,会因为币种结构不同影响外汇储备收益率水平。比如,给定美元为计价货币,如果美元资产在外汇资产中的比例很大,美元汇率变动对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收益率的影响较小;如果美元资产在外汇资产中的比例很小,美元汇率变动对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收益率的影响较大。(2)投资工具。其他条件不变,外汇储备在国债、机构债、公司债、股权投资等不同类型投资工具之间的转换会带来收益率变化。(3)期限结构。外汇储备在不同期限结构投资工具的转换,会带来收益率变化。

    在2002年1月-2009年12月样本区间内,平均来看美元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欧元资产收益率相对较高。汇率是影响美元计价收益率的重要因素。样本期内,以欧元计价的欧元资产收益率只有5.7%,低于美元资产收益率,但由于样本期间内欧元相对美元较大的升值,以美元计价的欧元资产收益率远远超过了美元资产收益率。

    (略)

五、结论、局限性和下一步研究内容

    根据以上对 2002年1月-2009年12月样本期内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外汇储备名义有效收益率( NERFER)、外汇储备真实有效收益率( RERFER)的估算,主要发现如下:

    (1)美元计价的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资产收益率均值分别达到了 4.76%(6.77%,括号内数字代表标准差;下同)、10.18%(8.83%)、5.56%(7.33%)、3.98%(9.87%)。

    (2)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均值在两种情景估算下分别达到了 7.73%(5.63%)和 8.23%(6.14%),欧元资产比重较高的情景下,外汇储备的名义收益率也较高。

    (3)经过汇率、价格双重调整后,我们估算了以进口商品篮子购买力衡量的主要外汇储备币种资产的真实有效收益率,它更准确地更准确地反映了不同币种资产的真实收益率状况。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资产的真实有效收益率均值分别达到了 2.04%(8.71%)、7.29%(10.02%) 2.75%(8.09%)、1.30%(11.45%)。与美元计价的名义收益率相比,各种外汇储备币种资产的真实有效收益率更低,且波动更加剧烈。

    (4)外汇储备真实有效收益率均值在两种情景估算下分别达到了 3.20%(7.47%)和 3.62%(7.29%)。与美元计价的名义收益率相比,主要外汇储备币种资产加权后外汇储备币的真实有效收益率更低,且波动更加剧烈。欧元资产比重较高的情景下,外汇储备的真实有效收益率也较高。

    (5)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与进口商品篮子购买力衡量的外汇储备真实有效收益率在运动轨迹上并不一致,二者在样本期内的相关系数只有 0.36。特别是在 2007年以来,二者运动轨迹在剧烈波动的同时还经常出现明显的背道而驰,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的上升(下降)伴随着的外汇储备真实有效收益率下降(上升)。这说明以美元计价外汇储备收益率最大化为目标的外汇储备管理可能会背离为外汇储备真实财富价值实现保值增值的初衷。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由于研究过程中大量所需的数据并不公开,我们并不非常清楚地知道外汇储备的在币种、投资工具和期限结构的准确构成,只能根据公开数据进行推断和假定,并试图通过情景分析弥补不足。从情景分析中我们看到,币种结构对于外汇储备名义和真实收益率的影响非常显著。这意味着如果本文对外汇储备资产中币种构成的假定较大地偏离了实际情况,现实中的各种收益率将与这里估算的结果会有显著不同。由于计算过程中涉及到币种权重、投资工具权重、期限结构权重、贸易权重等层层权重的叠加,计算过程非常繁琐,我们被迫采取了一些简化的假定,比如短期资产用 1年期资产代替,长期资产用 10年期资产代替,这会影响到估算的精确性。此外,由于数据的不可得性,计算过程中没有考虑外汇储备资产的股权投资部分,这同样对估算的精确性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目的,仅在于对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的名义收益率和以进口购买力为基础衡量的真实收益率进行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还有一系列研究有待展开,比较迫切的几方面研究包括:(1)对目前研究的进一步改善,除了在研究假设上更进一步逼近现实状况,还可以在有效汇率计算过程中货币篮子的设计上做出改进。比如,考虑到外汇储备主要是在将来使用,可以根据未来进口商品的国别和地区结构设计具有前瞻性的货币篮子和商品篮子,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测算外汇储备名义有效收益率和真实有效收益率;(2)对外汇储备名义和真实收益率变化原因的分解,进一步明确外汇储备资产构成中不同类型的结构性因素对外汇储备的名义和真实收益率影响有多大;(3)以外汇储备资产真实收益率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资产结构构成,具体包括最优的币种结构、投资工具结构以及期限结构等等。总之,中国外汇储备相关的研究工作还处在非常初步的阶段。目前,包括本文在内的研究还远不足以给进一步改善外汇储备管理工作提供翔实且富有价值的参考意见,需要我们在这个领域做出更多的研究。

 

 

 

不合理的社保制度拉大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宋晓梧

2010-06-15

    本来,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具有缩小社会差距的功能。但是,有关研究表明,面对日益扩大的社会分配差距,尚处于改革初期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某种程度上还拉大了收入差距。

    国家统计局1995年对2.5万户的调查,城镇居民从国家和单位得到的各种保障和福利收入有逆向转移倾向,富裕户比贫困户多得87%,其中,养老保险待遇高低两组相差4.2倍,医疗保险相差62%。再加上住房补助和其他福利,经过二次分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包括地区差距和国有经济内不合理的行业差距、部门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注1

    十多年过去,这种逆向转移日渐扩大,机关与企业之间的人均离退休退职费差距由1990年的342元/年,攀升到2004年的8451元/年,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的人均离退休退职费差距由1990年的225元/年攀升到2004年的6830元/年;就医疗保险来说,中央国家机关、大多数地方政府机关以及很多事业单位仍继续实行公费医疗,即使在已经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很多单位仍然通过医疗补贴、医疗费用部分报销等形式来给予经济补偿,而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企业职工却只能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享受医疗保障待遇,没有其他任何形式的收入补偿,从而使得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出现较大的医疗保障待遇差距。注2

    差距不仅表现在城镇居民之间,还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根据《中国改革》记者在江苏丹阳的调查,城乡之间在基本养老保险层面相差4倍,在最低生活保障层面相差100多元。那么,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为什么逆向调节收入差距?如何改变现状,恢复社会保障缩小社会差距之本义?

    我认为,要推动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保障均等化,第一是要推动城市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的制度衔接;第二是要推动区域协调;第三是消除特权。“这大概会需要20年的时间。”

    现行社会保障制度逆向调节收入差距,既有制度差异化设计的原因,也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同时还有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其他原因。其宏观背景在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初始是作为国企改革配套措施推行的,造成了在城镇忽视了其他职工群体的保障和衔接,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未被纳入视野。

    长期以来,中国推行“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二元结构。这造成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改革过程中,各级政府分担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成本,而农村却自我负担。“城乡之间实行不同的制度设计,”宋晓梧说,“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例,城乡在建构理念和制度模式上完全不同,城市强调风险共担和社会公平,充分体现社会保险原则,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农村则实行土地保障和个人养老金账户相结合,突出个人的养老保障责任。这一切表明,改革尚处于探索阶段。”

    对于机关与企事业单位的差距,主要在于制度分割,”宋晓梧说,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企业实行企业和个人共同缴费的社会保险制度,养老金待遇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个人退休前工资水平以及个人账户积累额相关。机关事业单位则实行既不实行社会统筹也不建立个人账户的福利性质的制度,其养老金待遇与本人退休前的工资收入挂钩。

    虽然,根据国发(1998)44号《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机关与企事业单位一样,要全部实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但是,这一规定在实施层面依然“知易行难”,中央国家机关、大多数地方政府机关和很多事业单位仍继续实行公费医疗。

    在平衡城市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方面,中国2009年曾经推动改革,旨在使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大幅下降至企业水平,但是,这种“拉高就低”且撇开机关单位的改革至今依然踯躅难行。国家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必须统一推进,不能再一块块分开考虑。

    十年前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差距不过1倍,目前达到了三四倍,是拉高就低,还是拉低就高?现在进退两难,但越拖越难!

    注1,《解析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严峻形势》。
    注2,《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大陆频频罢工透露出的劳资矛盾

记者

2010.6.1

    近期,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广东佛山本田汽车零件制造公司大罢工以及中国大陆各地纷纷出现罢工潮,让人感到震惊,这是新时期工人运动的开始,中国需要及时妥善地处理劳资矛盾。

    富士康和佛山本田汽车事件给中国提出了一个难题,现在出现的是产业工人罢工,一旦成为气候,将一发不可收拾。对于国内的罢工潮,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表示,现在社会矛盾非常尖锐的存在,过去政府靠打压,到现阶段爆发出来,就会产生一些伤害的作用。一个是贫富不公,一些官员利用他们的权利,不管是住房还是金钱的收入,来寻求他们的利益,这早就引起职工的不满,最后就会导致一些暴力抗争或破坏性抗争。

江苏仪化工人已罢工21天

    从5月12日至今,江苏仪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人因公司要求签署“不平等条约”已罢工21天,现场工人高喊口号并唱歌表达他们的不满。这些职工三年前被股份公司集体买断,现又被参加改制的职工们用罢工的方式来提出回仪化的要求。

    江苏仪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是在原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检维修公司的基础上改制设立,现有员工1084名。这些维保工人从事生产中设备的维修运行保养工作,是主体企业主营业务一部份,按照国家859号文件,他们不应列入改制单位。

    4月29日,该公司召集广大职工开会,让大家推举他们已经指定的候选人担任记名股东,即让职工认可已与仪化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将职工名下的补偿金,转让到这些记名股东的名下,再以这些资金去注册公司,遭到绝大多数职工的拒绝。

    该公司职工张先生表示,从5月12日开始到现在,还没有复工。在公司大楼门口静坐,最多的时候有七百人,附近有很多公安便衣监控和录像,现在采取分化瓦解,还找一些人谈话,现在成立了维稳工作组进驻公司,职工则要求重新选举新的领导。

    为什么会发生大罢工? 张先生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制三年了,现在公司要补签合同,规定了不合理条款,假如没活干,工人只能拿最低生活保障的80%,这样工人只能拿到五、六百块,原来收入大概在两千元左右。找活是你们领导的事,怎么找不到活要我们工人承担。又不是我们不愿意干活,一堆干柴被这句话点燃了。” 这些罢工工人年龄四、五十岁,为公司干了二十多年。现在物价不断上涨,工资非但没提高,反而下降了。

    张先生表示,改制后,工人劳动量大,最苦、最累的是工人,工人工资没有增加,领导收入却增加了十几倍,科级干部去年底收入四、五十万,工人只有三万左右。这样贫富差距拉大,公司管理混乱,分配严重不公,这样太不合理,暗箱操作是矛盾的激化点。

    另分配制度的不平等,职工的工资收入是领导的十几分之一,职工投入一份算一股,而领导算三股,三年后领导可得到70万元的激励股份,而职工却没有。职工对改制前景不乐观,认为大量固定资产被贱卖,许多工人只能靠四、五百元的生活费生活。

平顶山棉纺职工的罢工情况

    无论是国营、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从五月份以来,中国各地出现罢工潮,劳动阶级越来越清醒,他们按耐不住了。

    从5月14日起,河南平顶山市平棉纺织集团近万名在职和失业工人及家属堵塞厂区大门,工厂被迫停产,要求增加工资及追加补偿金。近日,数名维权职工被当局带走,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工人们打着“平棉流浪儿讨要血汗钱”、“严惩打人凶手张先顺”、“共产党母亲:我们要饭吃 我们要生存”及“共产党母亲请给碗饭吃”等等标语。今天,当地政府派出三千警力驱散罢工工人。

    从本月14日起,河南平顶山市平棉纺织集团近万名在职和失业工人及家属堵塞厂区大门,工厂被迫停产,要求增加工资及追加补偿金。今天,当地政府派出三千警力驱散罢工工人。

    另日资上海夏普(SHARP)电器、韩资北京星宇车科技公司、江苏无锡日资尼康(Nikon)等也相继大罢工。

    孙文广表示,大陆普遍存在一个情况,企业的劳工,他们的权益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待遇低,基层的职工和上层的干部的待遇相差非常多。一般的劳工,他们的工资相当的低,包括一些国营的企业,这个收入的差别,早就存在。 他认为,这几年因为房价、物价上涨,劳工工资还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准上,当然他们有着不满的情绪,这个不满情绪,过去当局都用各种方法打压。另不准工人自由的组织工会,没有表达自己不满的途径,最后逼不得已就罢工。由于统治阶层长时间不给劳工表达管道,这种罢工将来会越来越蔓延。

    据报导,提供给政治局会议的情报分析显示,佛山罢工可能引起连锁效应,即便在六四前后不会有大规模仿效罢工,也会给全国各地其他大型工厂树立一个榜样。他们提醒政府,及早对应。政治局会议责令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先放下一切工作,处理(富士康和本田)这两件事。”

以下各地罢工情况:

今年1月至今台资深圳富士康12员工跳楼自杀,北京派出联合调查组前往深圳进行调查。
5月1日,山东省枣庄市万泰集团一棉分公司(原枣庄市第一棉纺织厂)工人罢工。
5月5日,南京新苏热电公司要求加薪未果大罢工。
5月5日,深圳横岗荷坳百达五金塑胶厂两千多名员工集体大罢工。
5月17日,日资本田广东佛山南海厂工人罢工,要求加工资,致本田在华4厂全线停工。
5月20日,江苏昆山国有锦港集团工人反对企业改制罢工。
5月24日,重庆綦江齿轮传动公司一名工人过劳死亡引发工人大罢工。
5月26日,日资上海夏普公司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5月27日,北京凯莱大酒店200多名员工罢工,抗议资方赔偿不足。
5月27日,云南红河州13县市巴士司机罢工,抗议当局新政减少他们收入。
5月28日, 韩资北京星宇车科技公司千名员工罢工,要求加工资三成。 等。
5月30日,兰州维尼纶厂也发生了罢工事件。

     从5月12日至今,江苏仪征化纤工人已罢工21天。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6-09 07:50:50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挪威停止深海钻井/江苏昆山罢工

江苏昆山台资厂大罢工遭警方制止多人受伤

2010年6月08日

    近日,江苏昆山花桥台资KOK书元机械厂超过2000名工人罢工要求加薪,罢工超过三天。当地警方则出动数百特警前往制止,造成至少50人受伤,其中5人重伤,伤者中有1名孕妇。

    6月7日是江苏昆山花桥台资KOK书元机械厂工人大罢工的第三天,当天上午几十名警察赶到现场,未能控制场面,随后再调来数百名特警。接着警察与罢工工人发生了冲突,罢工工人遭到殴打,结果造成超过50名罢工工人受伤。

    同日,深圳宝安台资企业美律电子厂与广东惠州仲恺开发区的亚成电子厂也发生了大规模罢工。这是继富士康及佛山本田大型外企宣布大幅加薪后,引发的大陆各地外资企业的工人为争取劳工权益的罢工潮。

     对于这次罢工,工人们提出了13条诉求。

1.给予我们早就应该发放的高温费,生产现场太热。
2.按实际工资交纳各种保险,现在交的不是很完整。
3.周六需自愿签名加班,平时请假不扣52,以为52是星期六奖。
4.现在房租太贵,既然不提供住宿,就应该给予货币化补助。
5.需提供国家法定的陪护产假(10天),以及每天1小时的哺乳假。
6.食堂的伙食需要改善,目前的太难吃,需提高到6元标准(目前为4元),或以货币补助。
7.危房中的自行车需要解决,早晚会出人命的。
8.新进员工的工资与老员工的一样,干部的工资比员工的还低,有谁考虑过这些呢?难道老员工就只能认倒霉?
9.公司的哪一项与员工利益的决定是同工会或员工商量过的?答案:一个也没有!
10.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且带有欺骗性的协议或合同《特指的是让员工放弃讨薪权的协议,最近几天签的那份》,并主动把以前员工不足的底薪补发上。
11.关系到员工的各项规章应以公告形式体现,不能以一句“一切按劳动法办事”来敷衍员工,我们不是2、3岁,而是20、30岁!
12.工资的增长机制不合理,难道每年就值30元?需创新==重新再定。
13.未尽事项,请各位苦难中的兄弟姐妹们群思广议,在做补充。

    罢工工人指出,若书元机械不提出改善方法,会持续罢工直到厂方愿意和他们对话为止。

 

 

苏州联建劳资纠纷事件反映了什么问题?

雷钟哲

2010-01-21

    2010年1月15日,因不满近日公司内传言取消2009年度年终奖,苏州联建(中国)科技有限公司2000多名员工聚集于厂内进行抗议,破坏厂内设施并打砸企业车辆。当天联建公司负责人承诺将在近期发放年终奖,并解决日常管理中存在的劳资纠纷。(1月16日《新京报》)

    一家投资2亿美金,有着几万员工的独资企业,发生如此严重的劳资对抗,这就好比一声警笛,在我们酣酣沉睡的时候,刺激了已显麻木的神经。

    从新闻配发的照片上看,严阵以待的防暴警察,密密的围在现场。而且文字报道中,也证实发生员工堵路并向警察投掷石块,同时破坏厂内设施、打砸企业车辆的事情,警方也带走数名抗议者。既如此,我就有几个疑点不得不问:

    其一,工会组织哪里去了?从仅有的新闻报道中,丝毫看不到公司工会组织的身影,使这一重要的“桥梁纽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他们压根没有建立工会组织,还是建立的工会组织形同虚设?不管哪种情况,都和现行的法制要求背道而驰。我国《工会法》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上级工会可以派员帮助和指导企业职工组建工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我国《外资企业法》并且明确:“外资企业的职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外资企业应当为本企业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这无疑说明,组建工会是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并在我国合法经营必须遵循的法律规定。苏州联建在中国投资建厂已经十年,到底是否建立了工会组织,工会的作用到底如何,都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其二,劳资纠纷为何难解?我们知道,企业存在管理矛盾包括劳资矛盾,这是任何企业都会有的正常现象,但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以致酿成“纠纷”,就有点不大正常。据网帖透露,这家企业长期克扣员工,员工吃得很差;且使用有毒药剂正乙烷进行生产,引发员工中毒身亡……所有这些,都已引起员工的极大反感。前年公司停发年终奖时,员工因金融危机表示理解,但去年形势好转,员工加班加点产品还供不应求,这时再要停发年终奖金,就实在说不过去。况且这家企业的母公司台湾胜华科技,是世界最大的手机触摸屏制造公司,在业内实力雄厚效益突出。总不能在赚足银子之后,对廉价劳动力不管不顾,连一点“汤”也不愿给。这样做,岂不是有失厚道?

    其三,政府监管为何缺位?俗话说,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以上现象也能证明,政府在日常监管中,尤其在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上,确实不够到位,才使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终于喷发。表面看来,这只是一个年终奖的发放问题,但谁要这样认知,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不到背后隐藏的诸多矛盾。要知道,平常放松监管,非得等到员工聚众闹事,造成不良后果了,才成立工作组介入调查,就明显是麻木迟钝、作风官僚。如果能在日常深入实际,加强调控,及时化解各种矛盾,何以会如此被动。——如今,劳资矛盾日见显现,尖锐程度不断升级,这不能不作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引起高度的关切。亦因此,我们应当从苏州联建的镜子中,照见我们的不足。反之,继续漠视员工权益,放松劳资矛盾协调,诱发新的冲突和不安,还不是或迟或早的事情。

 

南海本田罢工中的工会恶劣表现

李远香

2010-06-08

    南海本田工人罢工者提出的最引人瞩目的要求是独立组建工会。难道没有工会吗?有倒是有,不过不是独立工会,不是为工人说话的工会。

    一直以来,中国大大小小的工会林立,大到北京长安街旁的中国总工会,工会大楼的地段和建筑都很气势磅礴;小到每一个基层政府部门的工会以及相应的工会主席和工会干部。除了这些政府建制的工会,每一家企业和事业单位也都有工会,在一般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工会都是罩着一副含情脉脉的面纱,逢年过节发放福利,安排旅行和购置火车票,在这些内部矛盾本来就不激烈的单位,工会的角色通俗来讲,就是给领导跑跑腿,给员工一些小恩小惠,一副皆大欢喜的局面。

    是不是所有的工会都这么温情脉脉,其实不然。在南海本田罢工中,南海区工会和狮山镇总工会打着维护大多数员工利益的幌子,谴责和分化组织罢工的工人。原本应该是劳资双方集体谈判的场面却扭曲为罢工工人和狮山镇总工会人员的对峙,而且发生了肢体冲突。

    一般来说,在中国的语境下,工人罢工往往被定义为群体性事件,对峙双方是罢工者和警察,而在南海本田罢工中,出现在前台的是当地工会,这一场景真的是很有中国特色。工会的出场是既有言论,又有行动,那么可以揣测工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充分有把握的,是没有怀疑的,毕竟国家宪法在二十多年前就把罢工除名了。既然工人师出无名,那么一直以工人庇护者、劳资矛盾调节者自居的工会,自然是有恃无恐了。

    群体性事件顾名思义,是群体性骚动,局面混乱,容易失去控制,而且往往伴随着暴力冲突,没有明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罢工,在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是一项基本权利。虽然很多大型企业都是工会和罢工的铁杆反对者,但是工人和所在国家的其他社团机构一直都在争取。总而言之,罢工和组建工会已经取得了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承认。

    这一必不可少的共识,显然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南海本田罢工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当地工会从后台走到前台反对工人罢工,无异于亲身解释自己的吊诡角色。一方面,执政党的党旗还在沿用工人的符号,我们的政党还标榜为工人先锋队组织;另一方面,工人却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工会也沦落为政府或资方的雇员。这一二律背反,说明工人早已经从意识形态的圣殿上走下来了,只是符号的表层意义还未改变。

    工人群体被摘去意识形态的光环,还原为普通的社会群体,这未尝就一定是坏事。问题是这样的普通群体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尤其是过去20多年来,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一直下降,社会公共服务难以公平分配的情况下,工人有权利提出自己的需求:那就是提高待遇,共享经济产出成果,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要想这些正当的需求得到满足,工人群体必须要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会。既有工会组织的如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抛掉腐朽的空壳,充实公民社会的新内涵。

 

烟台澳利威公司工人罢工维权纪实

中国财富 宋馥李 

2010-04-05

    引言:看完中国的赤色基层工会----烟台澳利威工会的事迹,还有谁再敢说中国的工会全部是聋子的耳朵?烟台澳利威工会,系2006年10月由工人通过艰苦的罢工,并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直接支持下成立起来的,成立后的烟台澳利威工会,不但得到了丹麦工会的指导和支持,而且得到了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鼎力支持和帮助。澳利威工会成立后,由于积极给工人依法维权,从而得到资方、上级总工会中的反动分子、政府职能部门中的极个别反动分子等人民敌对势力的残酷迫害,敌对势力采取的手段主要有:逼迫利诱工人签订黄狗契约、经济封锁、造谣陷害、人身威胁、串通一气作伪证、非法操纵澳利威工会选举、非法扣留工人精英的职工档案......

    赤色澳利威工会的英勇事迹,先后被《烟台晚报》、《今晨六点》、《齐鲁晚报》、《中国妇女报》、《中国财富》、山东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齐鲁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丹麦国家电视台以及各大互联网站等众多媒体纷纷予以刊登、播放和转载,并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及其机构研究和关注烟台澳利威工会事件的始末。

    欲知澳利威工会的详情,可上网搜索“澳利威工会”新浪博客或直接登录连接:http://blog.sina.com.cn/youyudzhongguoren ,本博客涵盖了澳利威工会事件的大部分内容,在博客的视频、相册里,有众多的资料来揭露敌对势力对赤色澳利威工会打压的证据及其媒体对其的报道。澳利威工会对外联系电子邮箱是:aoliweigonghui@163.com。

    丹麦公司澳利威虽然已经停产,但女工们为了维权而成立的澳利威工会仍然倔强地存续着。工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屡遭侵害,直到她们求助于公司母国的工会组织,问题才出现重大转机。

    挨了差不多一年,姜仟秋终于找到了新工作。还是热心的工友帮了忙。这位工友的哥哥听说了姜仟秋的事情,说很佩服她,积极帮忙推荐。她是澳利威公司工会的副主席。

    于丽艳也在一家超市找到了工作。虽然很忙碌,她却没有忘记把官司打到底,一有空就去咨询律师。她把政府给告了,这注定是个艰难的历程。她是澳利威公司工会前副主席。

    张军最近几个月一直在找工作,起初遭遇了小小的挫折,有几家单位知道了他的经历后就不再联系他了。好在他有多年的电工经验,最近终于找到了雇主。他是澳利威公司工会的顾问。……

    随着烟台澳利威公司的停产,公司的员工早已解散,各奔东西。可烟台澳利威工会,作为一个法人组织,仍然倔强地存在着。烟台市福山区总工会副主席吕祖光亦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按常理说,工厂停产,员工解散,工会也自然就该注销了。但烟台澳利威工会是一个特例,并且,从产生到发展,一直就是一个特例。

    “十日罢工”

    烟台市福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区是胶东半岛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这里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以电子制造业为主。2006年初,丹麦独资企业澳利威电子有限公司开始招工。那是一家主要从事扬声器及话筒生产的企业。

    一般烟台当地人的经验是:当地的韩资企业和日资企业管理比较严苛,而欧洲公司一般管理比较人性化。所以,当澳利威公司招工时,许多女工赶来应征。

    刘美珍就是在此时进入澳利威的。工资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530元/月,试用期两个月。不过,刚工作一个月后,工资就降到了480元/月。又过了十几天,工资又降了30元钱。虽然大家心里很不满,但并没有多说什么。试用期过后,一些女工找到公司领导,询问签订劳动合同和办理保险的事,但被公司拒绝了。

    2006年“五一”节前夕,公司突然要求包括刘美珍在内的57名女工到财务部结算完当月工资后全部走人。女工认为她们已经通过了两个月的试用期,又没有做过什么违反公司规定的事情,便一致要求公司为辞退她们给出一个正当的理由。

    “当时一个姓苏的经理是这么答复的:我不喜欢你们就不用,没什么理由!”女工姜清光回忆说。

    最后,经过福山区劳动监察部门的调解,澳利威承认辞退理由不适当,同意与工人们签订劳动合同。不过,大多数被无故辞退的女工,还是选择了离开。只有刘美珍等6名职工与澳利威签订了劳动合同,回公司继续上班。

    此次辞退风波,让刘美珍等人意识到:有必要成立工会,有组织地为自己和工友们维权。刘美珍甚至专门去咨询了福山区总工会,得到了当时工会领导的热烈支持。女工们向公司申请成立工会,公司的有关领导表示会考虑的,但后来就没有了下文。

    2006年9月29日,国庆节前夕,公司贴出一张告示:黄金周7天假只有3天是正常放假,剩余4天要用10月份的4个星期日来顶替。以刘美珍为首的6名女工又一次站了出来,与公司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公司的安排。

    然而,10月8日早晨,即长假后的第一天,公司贴出了开除工人代表刘美珍的公告。同上次一样,没有任何理由。上午10点左右,福山区总工会和福山区劳动局有关领导闻讯赶到公司,责令公司改正,刘美珍又一次获准回厂上班。此事更坚定了职工们成立工会的决心。10月8日当天,108名职工联合签名向公司递交了成立工会的书面申请。

    申请的落款处密密麻麻签满了女工的名字,刘美珍以工人代表的名义,第一个签名。工人们的要求再次被拒绝。50多名职工随即罢工。之后的两天里,福山区总工会、福山区劳动局的工作人员再次赶到澳利威进行协调。协调中,公司答应成立工会,并表态对工人们提出的一些意见一并改进。但当区总工会和劳动局的人离开后,公司又以“条件不成熟”为由拖延成立工会。

    10月13日一早,公司再次贴出公告,刘美珍、姜清光等6名女工被解雇。她们都是要求成立工会的申请书上签名最靠前的。但女工们不买账,她们集中到工厂门口,席地而坐,继续以罢工相抵抗。

    罢工持续了十多天。公司与女工们陷入了互不相让的对峙僵局。

    整个过程中,一直活跃着一个特殊的人物:张军。他是刘美珍的丈夫。当女工们为成立工会进行罢工时,正是张军决定寻求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帮助。

    外资企业的工人要求成立工会受到公司打压,进而引发罢工。此事引起了全总的高度关注。10月18日,全总副主席徐德明率领两位处长飞往烟台,专门协调澳利威工会成立的事情。

    不成文的“黄狗契约”

    10月20日,因为全总的支持,澳利威工会终于成立了。

    当晚举行的工会成立大会上,116名会员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工会委员会、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自认为“平时比较仗义”的女工王昭日,被116工人推上工会主席的位置。此外,选举产生的主要成员还有副主席于丽艳、委员姜仟秋等。

    然而,就在工会成立当天,公司又贴出公告,将包括刘美珍在内的6名女工又开除了一次。刘美珍等6名女工向福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申请。澳利威工会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刘美珍等6名被开除的女工维权。

    从成立之初,澳利威工会即进入多事之秋。

    2007年3月,上一年度的劳动合同已全部过期。按照《劳动法》,公司应该与工人续签劳动合同。可公司迟迟没有签,同时还招聘了大量的新工人。不久,女工们听到风声:公司大量招聘新工人,意在让老工人带新工人,等新工人技术熟练后,立即把老工人都解聘。于是,到了3月份,工会主席王昭日和副主席姜仟秋代表工人屡次询问,但公司一拖再拖。

    与此同时,公司人力资源部门与一些加入工会的女工们打招呼,只要她们签署一个“退出工会声明书”,公司就立即与她们续签劳动合同。同时,招聘新工人的时候,公司附加了一个条件,进入公司上班后,须保证不加入工会。

    澳利威公司管理层的做法,让人联想到了“黄狗契约”,即雇员与雇主所签订的保证在受雇期间不参加工会的协议。“黄狗契约”曾经盛行于20世纪初的美国,它使得雇主能够对试图让工人加入工会的工会组织者提起法律诉讼。1932年以后,因为联邦法院的反对,“黄狗契约”不再能够强制执行。

    3月9日,60多名女工开始了再一次的罢工,目的就是为续签一年劳动合同。而且,此次罢工,得到了福山区总工会的支持。罢工持续了一周,再次给了澳利威公司极大的震动。

    澳利威总部派来一个丹麦人——派瑞来管理公司。不久,工会的女工们和刚到任不久的丹麦总经理有了一次公开的谈话。张军说,那次和派瑞的谈话,是一次比较缓和的谈话。派瑞希望,工会今后不要组织罢工。而女工们则重申,工会并非只想与公司对立,只是希望公司能够遵守中国的相关劳动法,改善工人的待遇。

    经过王昭日的努力,公司更改了上班时间,由以前的7点15分推迟到8点。而早上7点50分到岗、8点上班是烟台市福山区企业的普遍做法。而工会最让工友们信服的事情,还是通过协商,公司最终同意给女工们涨薪,由430元提高到530元,而530元本来就是烟台市的最低工资标准。

    尽管如此,工会还是开始策划,组织一个电子元件焊接技术比武,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求改善与公司的关系。不过,这样的势头没有维持多久。

    福山区总工会的想法是,澳利威工会应该首先搞好和企业的关系。福山区总工会的想法没有错,但对只有20多岁的工会主席王昭日来说,任务太艰巨了,因为她还要替刘美珍等先期被开除的6名女工维权。“自从承担这个职位,从没有感觉快乐过,哭了很多次。”王昭日回忆说。

    刚当上工会主席,王昭日就被从“线处理”岗位调到了比较危险、很容易伤到手的“准备岗”——用针头给振动膜打胶,而且胶的气味儿很大。

    2007年6月4日,当了八个月工会主席的王昭日选择了离开公司。而此前,副主席于丽艳因为压力太大,已经辞去了工会副主席职务。据说,王昭日离开公司时,许多女工们哭着送她离开。

    被辞退的工会主席

    王昭日走后,工会副主席姜仟秋,成为了工会的实际负责人。

    工厂里有个拆洗班,班里的女工直接用手接触二甲苯,拆洗不良产品。女工们经常会出现头晕、呕吐、掉泪等症状。女工们曾多次要求公司改善劳动条件,但一直没得到答复。2007年6月,工会委员林菲菲被调到了拆洗班,但工作几个小时后,林菲菲就感到浑身不适。

    6月7日上午,姜仟秋便带领工作中出现不适症状的7名女工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要求给她们发放劳保用品:橡胶手套、防毒口罩,而且给车间安装换气扇。就在总经理办公室,林菲菲还时有呕吐。听完姜仟秋等人的话,总经理大发雷霆。他通过翻译告诉姜仟秋:“那你也下去干拆洗,我给你5分钟时间考虑,否则就解除劳动合同。”

    5分钟很快就到了,管理人事的负责人来到姜仟秋面前说:“你们被解聘了。”

    从公司出来,姜仟秋直奔福山区总工会和劳动局。经劳动局工作人员的指点,又来到了福山区卫生局投诉。福山区卫生局很快来到了公司拆洗班,对那里的空气环境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车间里的二甲苯严重超标。很快,卫生局向澳利威公司正式下达了整改通知。公司相应地改善了劳动条件:为工人配备橡胶手套和防毒口罩,并给车间安装了换气扇。同时,应卫生局的要求,公司还免费为拆洗班的女工进行了体检。

    经过福山区总工会和劳动局的再次协调,公司同意让7名被辞退女工中的4人回去上班。但姜仟秋、工会委员林菲菲以及另一名女工,没有被允许上班。此后,姜仟秋开始了为自己维权的历程。此后的数月内,经过多方奔走,福山区劳动局终于认定:姜仟秋是因履行工会主席职责而遭受打击报复。但尴尬的是,澳利威公司仍坚决不同意让姜回去上班。

    澳利威公司拒不执行劳动部门的裁定,让福山区总工会和劳动局大伤脑筋。福山区总工会副主席吕祖光和劳动局工作人员史联庆均向《中国财富》记者表示,虽然他们非常同情姜仟秋的遭遇,但对于澳利威公司的行为,自己没有更多的强制执行手段。

    姜仟秋曾投诉到烟台市劳动局,一位负责人私下里对她说,我们也不好对澳利威这样的企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如果把这样的公司整顿走了,那工人们就没了饭碗。只好委屈你们几个人吧。

    姜仟秋始终没有放弃申诉,被公司辞退后,她仍然是工会副主席。期间,公司发生的一些事,仍不断有人找到她,让她帮忙处理,包括公司一位被辞退的于姓副总经理。

    2008年,澳利威公司重新选举工会主席,人力资源部主任李玉兰当选。但烟台市总工会和福山区总工会两级工会很快认定,由公司组织的选举不合法。澳利威工会的负责人,仍然是姜仟秋。

     来自丹麦的转机

    从成立到发展的近两年多时间里,山东省内媒体以及一些中央媒体对澳利威工会给予了关注。而正是这些舆论的关注,给了王昭日、姜仟秋等人极大的信心。2008年,丹麦一家电视台开始关注此事。该电视台记者来到烟台,对工会以及公司两方进行了采访。

    姜仟秋、刘美珍、张军等人,积极接受了采访,将澳利威工会从创立到发展的历程和盘托出。而澳利威公司则异常紧张,公司给每一个员工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任何女工不得接受采访,否则就开除出厂。

    曾任工会副主席的于丽艳,则趁午休时间溜出了公司,接受了采访。自从从姜仟秋被赶出公司以来,正是于丽艳承担着工会的部分职能。

    丹麦电视台的节目播出后,公司立即贴出公告:辞退于丽艳。理由即为:接受记者采访。此后,于丽艳与姜仟秋一样,开始了投诉之路。

    后来,澳利威工会与丹麦工人联合会取得了联系。通过网络,丹麦工人联合会了解了澳利威工会的事迹。他们曾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澳利威公司作为一家全球跨国公司,在丹麦本地及别的国家,一般都能很好地遵守当地的法律,履行社会责任,而在中国,为何屡屡公开违反法律?

    2009年,在丹麦工人联合会的资助下,工会顾问张军远赴丹麦,展开了与丹麦工人联合会的交流。交流期间,张军拜访了澳利威公司的老板。但澳利威老板告诉他,对发生在中国公司的事情,他毫不知情。

 

 

重庆啤酒工人罢工反对股权转让

财新网 记者 章涛

2010年06月17日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重啤,600132.SH)五百多名工人17日罢工,反对公司将股权转让给目前公司第二大股东嘉士伯。 职工不满转让决策过程、担忧企业改制后面临失业。

  财新记者17日下午在重啤大竹林厂区外看到,约六七十名工人堵在厂区大门口,十来辆运输啤酒的卡车则停在大门对面,陆续还有从马王乡厂区赶来支援的工人。工人们情绪比较克制,尽管有人提出要冲进管理层开会的接待大厅,但被大家制止。

  重啤于本月10日发布公告,称与嘉士伯香港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拟向对方转让其持有的12.25%的重啤股权,转让总价总计约为23.8亿元。在公告中,公司确实明确提出本次股权转让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职工代表大会、重庆市政府、国资委、商务部等关有权部门批准后方可确定。

  此次转让若顺利完成,嘉士伯香港与其关联公司嘉士伯重庆有限公司将共同持有重啤29.71%的股权,计1.44亿股,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而原第一大股东重啤集团将持有20%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

  一位参与罢工的重啤职工向财新记者表示,他们对厂方在未和职工沟通的情况下就将控股权转让给外资股东感到愤慨,担心一旦企业改制为外资企业,职工今后将被迫面对各种不定因素。

  另一位职工表示,职工们担心嘉士伯控股后会削减人手,将现有职工转出去做销售,最后使其迫于业绩考核压力而离职,因此他们希望管理层能公布谈判细节,以了解自己的正当权益是否得到保护。

  职工们指出,他们于上周五通过工会向管理层递交了要求信,在信中表示坚决反对出售重啤这样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企业,并要求厂方尽快与职工协商安置方案。管理层随后口头表示三年之内待遇不会发生变化,但没有其他答复,工人因此决定罢工。

  一位重啤管理层人员向财新记者表示,目前股权转让方案并没有最终定下来,有关方案会按照规定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表决,但安置方案等其他问题目前暂时无法透露,“很多问题得问上面,我们股份公司是决定不了的。”

  一位职工也承认,尽管他们反对卖厂,但也明白这属于政府决定,不太可能扭转这一局面,但希望能拿到一个合理的安置方案,并能分配到合理的互助基金。

  本次罢工从上午开始,大竹林厂区的一百多人和马王乡厂区约四百多人都加入这次罢工,致使上述两个厂区的啤酒生产停止,工人们计划如果要求得不到解决,将会一直停工。目前还有不属于上市公司的部分啤酒厂仍在生产。

  2009年,重啤在重庆市区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0%。借助对区域市场的垄断地位,公司实现销售收入22.6亿元,利润总额2.35亿元,利润率为10.4%,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约4个百分点。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06-16 22:30:43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拖车司机大罢工。。。

    学渊问:毛派的同志到哪里去了?

深圳拖车司机大罢工

月亮湾

2010年6月

    昨晚是宁静的也是喧嚣的,宁静是因为在繁忙的蛇口半岛的月亮湾终于可以享受皎洁月光下的相对宁静!没有了货柜车万车齐鸣的“催命曲”(催眠曲的反义词),好像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但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和被砸车辆的玻璃的声音,声声入耳。相比人群中的欢呼声似乎比扰人心神的汽车鸣笛来的更有人情味些,因为这样比一个劲的按喇叭这种似乎在不停地向他们的车老板示威、泄愤来的更“阳光、磊落”些。

    司机为了提高自己的待遇,工资从十个点提高到十五个点,而举行集体罢工。

    场面是这样的六月一日晚上九时许,从月亮湾花园的里面传来一阵齐声的呐喊,一群司机齐聚兴海大道临近月亮湾二号门的红绿灯处,开始时只是用些许小石子扔向还在前往码头还柜的车辆(属于那种不服从统一领导罢工的司机们)。扔一颗正中车辆玻璃遍引起一片欢呼声,但毕竟这群罢工的司机还是对这些尚未罢工的属于“统一战线”司机兄弟们手下留情了。后果不是很严重,随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气是很足了,包括车老板、小商贩、无业人员可能共有几千人之多。两辆警车闪着耀眼的警灯,稀稀拉拉的几个警察在里面百无聊赖的待着,面对这种大型的群体事件,他们也无可奈何。也许真正的主战场不在此处。据传在相隔一公里的南头关到月亮湾大道上的车辆全部被堵,同时逢车必砸。丝毫不留所谓的“情面”了,长达五百到一千米的车辆全部受损(难怪看见一辆载满警察的车子驶向那边没有在这看似人气很足的地方停留)。至此,月亮湾地区的道路全部被堵死。当你听见一阵欢呼声便可以知道又一辆车被砸了。一直到凌晨,这种欢呼声不绝于耳。看起来似乎此次罢工的主体只有两个司机和车老板,其实不然请容我一一道来。

    先看行业特点:深圳集装箱拖车行业主要集中在深圳西部和东部,主要是湖南、河南、四川人在从事这个行业,相对来说在关内他们的居住环境最差(治安环境、生活质量、收入水平)。然而它却支撑着深圳甚至整个国家重要的支柱产业——国际贸易和物流。想曾经有一份报告显示从东莞到深圳的公路塞车多少小时将影响整个世界的电子产品供应。从核心问题来说吧!收入水平——以一辆货柜车一天跑一趟东莞为例,货代给的运费大概是900-950元。算一下这笔账除去车子的油费、路桥费450,司机工资100,固定费用(各种税费)300,所以所剩利润不足100还有折旧费、修理费不包括在内真正的利润甚至还要低!

    是什么导致此次罢工?

    后记:六月一号晚在一片打砸声中、欢呼声中过去了,到大概凌晨五点的时候恢复了正常。路上到处是打砸后留下的玻璃渣,不敢昨晚回来的货柜车,早上陆陆续续进了南头关准备进码头还柜。当我看到这些没有参加罢工的司机开着车子回来时,真的有点感到痛心。就像五一二地震时,央视记者李小萌劝两个老乡先不要回家乡,前面还在不断余震那样,而老乡们依然坚持往前走,因为那毕竟是家。我的心情就跟彼时的李小萌一样,在外面奋斗人真的不容易啊!六月二号白天在毛毛细雨中过去,很平静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一切照常。唯一不同的是临近昨天发生罢工现场的红绿灯不远处多了很多耀眼的警灯,在交相辉映着。显然警车也不是稀稀拉拉的一两辆了,而是一条长龙。车子里面没人,估计全部驻扎在了旁边的派出所里。

    晚上七时许,平静了不足十二小时的月亮湾再度热闹起来。比平时早了些许,让那些以为就此平静下去了的人感到惊讶。随着一阵阵呐喊声,人群再度聚集。里面不仅有罢工者这个主体还有他们的车老板们,但实际上看热闹的人比较多。虽然人气已经上来了,也开始堵塞交通了,一两个石子业已丢出。但情况急剧发生变化。交叉路口对面传来一阵阵一二一齐步走的口令,整齐而又有节奏。比起罢工者们的一阵阵的欢呼声似乎更响亮,罢工者们依然在起哄并没有离开,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防爆警察的盾牌在警灯的映寸下闪闪发光,双方在对峙着,只是荷枪实弹的队伍使人群中有了一丝寒意。“武功再好也怕菜刀”啊!那不行就放狗咬!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驱逐方式在这现代化的大都市竟然也派上了用场。一队队拉着狼狗的军警,在带着凶狠眼光的狼狗的连拉带跑下似乎要冲向人群。顿时,看到最壮观的只有在电视上才能见到的遇到大地震纷纷逃跑的画面在我眼前出现了。有的从花园的栏杆一跃而进,人群如涨潮般涌进月亮湾花园。这就是听老人们所说的’“兵荒”吧!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过这种场面,不由得让人战栗。想象一下如果此刻发生踩踏事故,将是怎样的场面呢?哭喊声一片,死伤者不计其数。终于逃到月亮湾花园里面的人们惊魂未定,依然聚集着。虽说偶尔有一两声的呐喊业已无济于事,人们只是在看着。在九时许,罢工者见防爆警察阵营如此强大,足足有一个团的兵力,也只好散去,事情似乎就这样告一段落。

    “小时不读书,大时搞运输”

    这是拖车行业中人们对自己的聊侃,实际上也是如此,包括车老板和司机整体来说知识素养并不是很高。但这次罢工却比那些有着高级学历背景的知识分子的行事方式跟有效。此此事件,我觉得毛主席的理论在被他们应用上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枪杆子里出政权”。一个月以前就有消息散布六月一号要司机全体罢工,估计他们的团结方式就是朋友+ 朋友相互之间传播,司机们大多是老乡,都是一起从老家出来的,所以更容易沟通、团结在一起。其次里面肯定是有一个核心领导的,所以在此次罢工中,罢工的司机不在少数。另一个方面就是恐吓——六月一号所有司机不要出车,车老板不要安排货,否则,车辆会被砸。这件事不过在后来也得到了应验,那些出去跑货的车辆被砸多达几十辆。所以,即使有些想出车司机的也心生怯意。面对司机的不出车,车老板也无可奈何。其次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月亮湾花园、太子山庄、赤湾村三个主要拖车司机集中点,到处都是大字报,小字报,横幅。红纸黑子,白纸黑字。现在有几个要求,要求政府出面解决:

    1.拖车行业运价太低,油价上涨太历害,成本增加;

    2.拖车司机工资太低,要求1500元底薪,12%的提成(现在一般只有10%提成无底薪,冲个收费站但扎破轮胎也基本扯平);

    3.蛇口的南头,南坪快速检查站地方,东莞大岭山地方,盗匪猖狂,多次报警证件,司机本,转关资料被盗,报警无效;偷油太历害,政府不管,应该加派警力巡逻打击;

    4.今晚放风说,不是砸车而是放火烧车,请引起关注。

    面对车老板,罢工司机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了观点。罢工是为了提高货运价格,那么这个矛盾的对象似乎就不是车老板而是委托运输的客户了,所以大都数车老板无奈的同时,也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除了少数对客户及其负责又胆大的车老板,不过也要比较老实的未罢工的司机和车老板自己或亲戚开车的配合才行。因此,这部分车老板被司机讥讽为“从未见过钱的”。所以,在一定状态下司机取得了车老板的理解和部分支持。

    “以暴力取得团结” “暴力有度”通过砸车恐吓的方式,迫使那些没有参加罢工的人加入“革命的队伍”。在砸车的当时,所有在车上的司机都是被礼貌的请下车,然后才开始砸车的。“识时务为俊杰”六月二号晚上,面对强大的军警阵容,并没有进行抵抗,所以这也是他们智慧的表现。毕竟人家是荷枪实弹的,罢工的人群中就有人说到,“你敢不怕吗?八九年的那场大学生运动,好多人不就被枪杀了。你看人家那还是“天之骄子,国之栋梁”呢,你们算老几?”所以这次罢工基本上谈不上犯法。

    “你做了,你做到了吗?”

    反观深圳政府相关部门,对于此次罢工事件早已知晓。也做了部分工作,包括要求各运输企业召集相关车主、司机开会。因此大概是在五月二十六号那天位于蛇口的几乎所有的运输企业都在开会,目的只有一个司机别闹事。但所有的会议都没有取得实际效果。不然的话怎么出现这种形象极坏的事件,为什么硬要它发生呢?”为什么要动用规模如此大的军警?政府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让人们寒心,政府是要为人民服务的,此次事件解决其实很简单。发公告(连你们所谓的不懂法没文化的司机都知道这样做),要求行业协会、车老板、司机三方到场或者派出代表,政府做东。不过说到行业协会简直形同虚设,没有起到一点作用,协会的大佬们都只知道翘着二郎腿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然后每年召开一届会员会议,赞助费出的多的做理事。顺带榨取点赞助商、广告商的钱。真正的带有政府背景的协会不应该这样,它应该有车老板、司机共同参与,不应该只是这些有钱大佬们的聚会场所。因此,强烈建议政府改组行业协会,罢工这类问题,他们完全有义务、有责任、有能力在那里解决。什么事情都可以谈?为什么政府不做这个东,让大家一盘散沙的在那里越搅越乱。为什么不深入群众做调查了解民情?为什么长达四页的政府文件,其中威胁的话语占了大多数而真正从人民角度解决问题的只有渺渺的几十个字。

    其次,事件发生后不公开、不透明。深圳大多数媒体都应该接到了群众的爆料,如此重要的新闻没有在第二天的报纸、电视上见到。就连深圳最有名的《第一现场》最敏锐的也没有。道理很简单消息被封杀,为什么个别领导同志,不出来讲话,引导群众用正确的方式达到诉求。此政府相关部门的第二宗罪过,也是解决问题的机会。令人讽刺的是,正在召开的深圳两会竟然在说要“问政于民”请那些人民代表们摸摸自己的心说你做了吗?你做到了吗?你是这样做的吗?

 

南海本田事件中工会的失位与错位

《财经》文章

2010-06-07

    政府的中立克制,劳资双方的妥协退让,劳资专家的积极协调,是南海本田停工事件平静落幕的关键所在。但“重整工会”诉求的湮没,令此次事件的解决充斥偶发性色彩,亦令其无法成为制度性解决之道的完整样本。

    6月4日中午,原计划当天出国考察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改变行程,从北京飞往广州。《财经》记者当天在广东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下称南海本田)门口看到,下午4时左右,常凯赶至该厂,携带两名助手匆匆进入厂区。此次,他是作为工人代表委托的法律顾问参加这场劳资谈判。经过5个多小时的谈判,当日晚上近9时,劳资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结束谈判后,常凯给在厂门外守候许久的《财经》记者打来电话说,“谈判圆满结束,厂方同意将工人工资在现行标准基础上提高35%,劳资双方据此签订了协议。”他认为,这是一个“三赢”的结果。不过,工人的另一诉求“重整工会”,在这次谈判中少有涉及,尚无结果。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劳资关系出现了新的动向。在广东佛山、河南平顶山和北京等地,均出现了工人自发集体停工来表达相关利益诉求的事件。而此前,身为《劳动合同法(草案)》专家起草组组长的常凯曾预言:《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会涌现工人要求集体协商工资的诉求。种种情势表明,无论是在沿海新兴外向型产业带,还是在传统工业基地,原有的劳资关系都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政府、企业、工会以及工人如何秉承理性法治精神,存异求同,平稳度过劳资关系转型期,将决定中国劳资关系的未来。

    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冲突中,常处最显著位置的工会,在此次事件发生之初不见踪影,继而倒向资方,并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险令事态扩大。

    《工会法》第27条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

    在南海本田停工事件发生初期,并无工会出面代表职工进行协调。工人们对此曾表示不满,“我们每个月都交5元钱工会费,但工会对我们来说只是个摆设。按理说,工会的作用应该是为员工争取利益。”

    《财经》记者在南海本田采访时发现,其公司门口的厂名之下,赫然挂着两块铜牌,其中之一即为公司工会委员会的牌子。

   5月31日,南海区总工会和狮山镇总工会终于出面,但他们的介入却令停工事件第一次出现了肢体冲突。

   当天上午,厂方在不同的厂房位置,召集不同生产线的早班工人开会,动员他们开工,但没有提出新的调薪方案。12时50分左右,一名实习工人对守在工厂门口的《财经》记者介绍说,车间内发生了肢体冲突,有工人被打。下午1时多钟,四五十名身穿工服的工人从厂房涌出。工人到大门口后表示,他们都来自变速箱组装线,已经被口头“开除”。被“开除”之后,狮山镇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便给他们照相,他们上前要求删除照片,从而发生肢体冲突。

  上述四五十人向守在门口的媒体介绍完情况后,在附近坐了半小时,由于天气炎热,想回车间附近的背阴地带休息。在回厂房的路上,至少150名头戴黄帽子的“工会人员”截住这些工人,围着他们向后退,工人被迫退回到厂门口。之后,肢体冲突再次发生。一名工人一侧脸颊被抓伤,两名工人被拉拽倒地。

  事发后,工人们上前理论,要求工会交出打人者。现场冲突后的空地上,散落着五顶被踩脏的工人工帽,一顶工会人戴的黄帽子。

  下午5时左右,不少于六辆大巴,满载头戴黄帽子的工会人员离开厂区。

  第二天,在曾庆洪出面调停之下,即6月1日下午5时,南海区总工会和狮山镇总工会发出一封致本田员工的公开信。两工会在公开信中表示,在与40多名员工的对话过程中,大家一度发生了误解及言语上的互相顶撞,个别员工因情绪激动而与工会工作人员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该事件在员工中造成不良影响,并有部分员工得知消息后存在误解,认为工会偏帮资方。“出现昨天的事件,是我们预想不到的。如果在该事件中存在让大家难以接受的方式,我们表示歉意。”

    对此,工人表示,工会显然缺乏诚意。常凯也认为,工会的辩解更清晰地表明,工会当天所有举动的出发点就是让工人尽快复工,并未站在工人角度解决问题。

  在曾庆洪作出承诺之后,6月2日上午,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全线复工。

    次日,南海本田停工工人谈判代表团发出一封《致全体工人和社会各界的公开信》,称南海区总工会和狮山镇总工会6月1日发出的“道歉信”不负责任并扭曲事件。该信称,“我们坚持,工厂的基层工会必须是由一线工人选举产生的。”

 

 

工会改革刻不容缓

编者按

    本刊接触到的多位劳动经济学专家均认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工人为提高自身福利而进行的集体维权活动可能进入一种常态化阶段。有关各方应采用积极的互动方式以应对这一趋势。

    常凯认为,南海本田事件中当地政府的处置方式是“理性对待、法治解决”,这对于今后此类事件的处理具有借鉴意义。

    同时,专家们希望政府除了不干预和压制工人的行动,还应通过协调各种关系,尽快在解决职工合理要求的基础上让公司恢复生产,使停工行为在法制轨道上得到处理。这其中,工会应充分发挥在劳资双方之间折冲樽俎的作用。

    《工人日报》前总编辑张宏遵指出,工会就是一个劳动关系的产物,天生就要代表劳工利益,而劳资谈判的方式却是可以多元化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劳资合作远远超过了劳资对立。在西方的发达国家,工会已经不会轻易组织工人罢工,因为组织工人罢工对劳工利益损失太大。

    但中国现实的情况是,地方工会在地方政府的管理之下,地方政府往往对国家提高工人权益的政策和全国总工会的指导意见充耳不闻,而工会的经费也主要来自企业主,因此工会大多成为帮助资方管理工人的机构。

    工会组织程度低,运作不独立,是制约其履行为工人利益代言使命的瓶颈。多位劳动经济学专家表示,在经历了南海本田事件等近期一系列劳资冲突后,有关各方应力避以“一事一议”的心态来被动应付劳资冲突,而需转以更具建设性和制度性的方式适应劳资关系的转型。各级政府的中立克制,真正具独立性、代表性的工会的居间协调,劳资双方的理性妥协退让,应成为解决劳资歧异的常态之道。


 

 

如何让全总的通知落到实处

于建嵘

2009-08-17

    2009年8月1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在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中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再次就企业改制中依法依规地落实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出强调。

    显然,这一通知与前不久发生的吉林通化钢铁集团血案有关,是全国总工会针对目前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因此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的态度和对策。如全国总工会新闻发言人所说,在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中切实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进企业改革工作顺利进行,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持职工队伍稳定。

    针对当前一些国有企业在改制中无视职工权益的情况,全国总工会在《通知》中要求,“企业改制方案应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职工的裁减和安置方案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未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的不应实施;既未公开又未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视为无效”。应该说,这些规定对于规范目前的国有企业改制行为是十分必要的。

    问题是,全国总工会作为“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它的通知不是执政党的政策,不是人大的法律,也不是政府的法规;它的规定对国资委、地方政府和企业经营者都没有约束力,又有什么样的办法和能力让那些无视职工权利的“方案”无效呢?也就是说,如何让全国总工会的《通知》落到实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中国的工会和职工们。长期以来,中国工会的作用十分有限,没有很好地承担起“维护职工的合法利益和民主权利”这一重任。这不仅与工会干部的素质有关,更与工会的性质及工会干部的管理体制、选用方式不适应市场经济等深层次的原因有关。不解决这些问题,要想让全国总工会的《通知》落到实处很困难。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又非一日之功。就目前现实而言,在我看来,有如下几个方面是需要特别重视的:

    首先,执政党要全心全意支持工会维护工人权利的行动。中国的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联合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此,支持工会争取工人的利益,是共产党人的职责所在。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全国总工会通知所要求的,与执政的共产党所主张的完全一致。各级党组织要与工会一道为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而奋斗。

    其次,各级政府部门要重视工会的工作。这不仅因为工会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更重要的是,工会为工人争取的利益与政府的根本执政目标是一致的。实际上,全国总工会的这一通知只不过是重复了中央政府的一些明文规定。2003年底发布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就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制方案和国有控股企业改制为非国有的企业的方案,必须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充分听取职工意见;其中,职工安置方案需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改制。

    对照之后不难发现,全国总工会本次的通知与国务院上述“意见”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不要认为全国总工会的通知是与地方政府过不去,而应用更具体的规定来确认和保障工人的利益。

    再次,工会要真正成为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工会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进行改革,要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为工会的基本职责,要让工会干部的升迁、工资和待遇脱离企业领导人的控制,要通过法律保障让工会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让工人的利益真正成为工会的利益。只有这样,在工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工会才敢于并才能同工人站在一起,才有可能“达到企业和职工双利双赢”的局面。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产生全国总工会领导人所主张的“和谐型的,建设型的,不是对抗性的,斗争性”的工会。否则,全总的上述通知就仅有安抚人心的短期功能,各种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照样发生,因此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并不会减少。

    最后,广大工人群众要深入领会全国总工会通知的精神,依法有理、有据、有节地维护自身权益;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也应响应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与工人一道采取切实努力,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合法权益。

 

 

劳工维权带来的经济良性转型

华尔街日报  Andrew Batson and Norihiko Shirouzu

2010-06-15

    中国工人不断要求加薪和改善工作条件,并且正在取得成功,这种变化有望加快整个国家经济的转型,使它的增长更多地由民众的购买力来驱动。

    周一,本田汽车公司(Honda Motor Co.)在中国的一家排气管供应商发生罢工。不到一个星期以前,这家日本汽车生产商向另一家供应商的工人承诺将工资和福利增加24%,解决了一场造成它在中国停产10日的罢工。

    本田遭遇的这几起罢工事件,是近几个星期涉及重要跨国公司的系列劳工争端的一部分。这些争端让人们注意到,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刚刚起步的重要转变,转变为一个更加依靠国内消费来驱动的经济体。

    这种转变也让一些公司的业务面临更加复杂的处境。它们已经对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产生依赖,以此源源不断地输出廉价商品。

    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创始人、董事长郭台铭(Terry Gou)说,这是一个分水岭,你不能继续依赖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了。鸿海是一家位于台湾的电子产品生产商,为苹果公司(Apple Inc.)供应iPad和iPhone,并为惠普(Hewlett-Packard Co.)和任天堂(Nintendo Co.)等其他公司生产一系列电子产品。

    鸿海是中国大陆最大的雇主和出口商之一,雇有员工约80万人。继早前宣布为部分员工加薪30%后,该公司本周又说,它将把部分员工的薪资提高一倍。

    在加薪背后,是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快速反弹,以及更长时期内的人口变化导致劳动力供应缓慢减少。

    中国政府一直在通过增强社会福利事业、提高企业解雇工人的门槛,努力加快这一进程。

    经济学界认为,随着中国工人开始增加支出,整个国家的经济有望减少周期性波动,并为其他国家的增长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

    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很有可能面临多年疲弱增长的情况下,很多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等大型新兴经济体可持续、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白重恩说,几乎各行各业的薪资都在快速增长,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

    他说,薪资增长如果继续下去(显得越来越有可能),则有可能缩小收入差距,并带动消费增加。白重恩说,这更多地是一种长期转变,反映中国经济走向成熟,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在中国庞大的制造业领域,随着企业在吸引员工、改善员工工作条件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加薪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周日,在鸿海最大工厂所在地、南方制造业中心深圳,台湾美律实业(Merry Electronics Co.)发生持续约两小时的停工。这家电子零部件生产商的发言人说,罢工事件与公司已经宣布的7月份平均加薪10%的计划无关。

    世界最大电脑显示器生产商冠捷科技有限公司(TPV Technology Ltd.)曾说,在1月份为大陆员工加薪15%过后,它将在今年再次加薪15%到20%。

    虽然鸿海等公司生产的产品在其他国家所购买的消费类产品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但一些经济学家说,加薪并不一定会带来明显的物价上涨。部分原因在于,企业仍然有办法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

    近几个星期,中国国内舆论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外资企业身上,因为在劳工维权人士和媒体的攻击面前,它们几无还手之力,也因为它们在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不过,加薪也在影响中国本土企业。近几周来,全国各地方政府陆续宣布将各企业的最低工资上调5%至27%。

    郭台铭周二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说,我认为中国所有的制造和服务业都需要增加工人工资。他说,中国政府希望确保工人能够从经济增长中更多地获益,我们认为加薪是积极的。

    加薪可能会造成深远的影响。10年来,家庭收入在全国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下滑,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主要流向了企业和政府。

    扭转这种趋势对实现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贸易伙伴的期望至关重要:一个不是由政府投资和出口所推动、而是由国内消费者的富足所推动的经济。

    美国官员一直在敦促中国提高家庭收入,向更多地以国内增长为主的模式转变。他们对这样一种转变的开始表示欢迎。美国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上个月在北京说,鉴于中国贸易顺差收窄、内需快速增长,看起来中国似乎出现了朝着国内消费的持续转变。

    盖特纳等美国官员一直在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增加家庭收入、鼓励消费者支出,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严格控制。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11.9%,这样的飞速发展目前看来受到了用工短缺的制约。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2010年一季度,用工单位公布的空缺职位增加了35%,而应聘者只增加了8%。结果可能是造成了近年来最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令用工单位更努力地吸引和留住工人。

    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源于中国人口的改变,因为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加入就业大军的年轻人减少了。人口统计学家预计,适龄人口数量将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某个时间达到顶峰,然后逐渐下滑。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曾因农村务工人员的过剩而打压了工资,如今则更加平衡了,意味着强劲的经济增长可以更快地转换成更高的工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3月份全国人大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政府认识到了新的形势。他在会上提醒说,存在劳动力结构性短缺。

    对外资企业来说,更高的工资可能会使在华的运营变得更为复杂,特别是如果工人越来越大胆地考验它们的底线的话。不过,由于中国企业的效率越来越高,企业仍有余地在不造成价格大幅上涨或利润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加薪。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估计,过去五年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9%以上。劳动生产率是每个工人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反映出企业更多地投资于工厂设备和自动化,使每个工人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鸿海说,公司未来很可能会执行这种战略。

    高薪工人和高度自动化工厂的日益普及可能会令塑料玩具等低端产品在中国的竞争力下降,不过却是生产电子产品和其他更高端制成品的良方。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驻纽约首席经济学家范阿克(Bart van Ark)说,由于工资水平不断上升,中国将不得不更多地转向供应链中附加值更高的环节,这将给出口和国内都带来更多的机会。他说,我们将看到中国在更多的产品领域参与竞争,甚至是在服务业。

 

 

中国正在让外企灰心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  伍德克

2010-04-18

    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成立十年以来,我很少见到会员们的市场情绪如此低迷或消极。经历了30年渐进的市场改革之后,许多在华外企仿佛意外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30多年来,外国企业一直在中国受到欢迎。它们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技术以及管理技巧,建立起了不仅令自身受益、同时也惠及竞争对手的供应链,同时还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它们的贡献一直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驱动力。

    突然之间,政治上的进展和监管方面的限制汇集到一起,酿成一杯危险的“鸡尾酒”??许多公司从中嗅到了保护主义气息。尽管在某些领域(比如金融服务业和零售业),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但在许多行业,外国企业的挫折感远比中国政府意识到的更为明显。

    我第一次听说有(外国)企业考虑完全撤离中国。它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并非因为它们无法与本土对手竞争,而是因为它们厌倦了在一种无法预测的商业环境里苦苦挣扎??在这种商业环境中,它们失败的可能性似乎被人为地加大。

    我还听说一些大型企业准备制定战略,将未来的部分投资撤出中国,转投其它亚洲国家??那里市场环境更加透明,也更容易预测,这意味着更为安全和稳妥的投资机遇。

    由于这些企业群情激奋,欧盟和美国方面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剑拔弩张。中国有可能面临这样的局面:经济陷入困境的西方国家政府将愈发大肆抨击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

    外国企业是中国潜在的重要盟友,而中国却有可能在最需要外国朋友的时候,疏远这些企业。正当外国企业可能与中国并肩反对保护主义的时候,它们的感受却正日渐恶化。外国企业在保持市场开放和贸易流动方面有着既定利益。它们本应向布鲁塞尔和国会山进言,支持自由贸易。而事实上,它们却在质问,为何中国企业集团可以自由进入外国市场,而在华外国企业却得不到同等待遇。它们在质问:为何吉利(Geely)能够收购沃尔沃(Volvo),而外国汽车制造商仍然必须要组建合资企业,才能在中国生产汽车?

    要摆脱这种局面,中国政府首先要通过具体、可衡量的举措,给外国企业吃下定心丸:即中国将恪守加入世贸组织(WTO)时的承诺,为所有在华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举例来说,去年提出的“本土创新”法,要求政府采购倾向于基于本土开发的知识产权的产品。尽管官方对我们的质疑作出的回应,一直让我们感到鼓舞,但我们现在需要证明??通过具体行动??这些措施并不像目前人们所感觉的那样,只是为了迫使外国竞争对手退出某些特定市场。

    第二个举措是持续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指出,缺乏沟通是中国领导层与国际企业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他承诺将更频繁地会见外国企业。这非常必要。

    无论中方承认与否,在华外企和欧美政治领袖眼中,中国存在形象问题。它可以改变这种看法,但不是通过坚持推行构思拙劣、旨在设置障碍的政策??或是疏远天然的盟友。

    最近,中国欧盟商会提出了改善中国商业环境的500多条建议。去年11月,我们提出了如何解决工业产能过剩这一普遍问题的建议。欧洲企业是中国经济成功及其经济未来的合作伙伴。我们准备就如何最好地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展开讨论。但这只有当我们知道自己在谈判中受欢迎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

    译者/何黎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6-09 16:44:3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L_C_cc:L_C_co标题: 特发 西村烟树 9/6

    廉价劳力血汗工厂,是30年来中国国际间竞争的王牌,肥了政府和贪官,奥运、阅兵、世博的天价作秀无不依赖于此,社会分配的荒诞终于到了总爆发期,弑童、坠楼皆缘于此。富士康当然会有问题,但如果一味地就事论事指责富士康,恐怕也难以真正地认识事态背后的本质问题。

做一个智慧的民族

费名

2010年6月

    继本田佛山公司罢工,工人工资增加后,最近连续爆发多家企业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经过30年的现代化过程的中国,工人们终于再次觉醒,对依靠压低劳动力价格为特征的中国加工业说“不”。这对纠正市场经济中劳动力价格过低,资本盈利过高,生产关系畸形将产生影响。

    【1】 罢工是正常的社会协商机制

    目前这种自发无序,缺乏法律保护的罢工,如果发展成为全国性行为,将对中国刚刚形成的产业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导致国家动荡。如果政府对此不作为,要么不闻不问,要么完全站在资本一方镇压罢工,灾难性结局不难预测。

    罢工说到底就是一种意见表达,并非是长期国内教育所定义的是“斗争”或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手段。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允许工人罢工,而且多数国家罢工都是理性的,最后都以谈判妥协收场,对社会安全影响有限。美国底特律工人罢工比较频繁,要求改善工资待遇和福利待遇,但美国并没有因此瘫痪,或者引发政局动荡。好莱坞的电影工作者工会也组织过作者和演员罢工,导致很多电视连续剧停播,最后也是以增加工资,作品提成比例提高实现妥协。所以不要害怕罢工,只要资本家和工会能协商妥协,有理有据地谈判,总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的社会协商机制远比无序罢工有益。

    现在中国工人罢工处于零星状态,但连锁效应正在显现。只要有一次罢工成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人仿效,而人的感性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将本来中性的意见表达变成非理性的利益之争。零星的罢工可能就会演变成全国性的”罢工“,甚至有一次”工人革命“。而历史证明革命如果不是基于理性,最后的结局基本一样:回到原来状态,进入新的死循环。

    要打破这种历史的咒诅,必须有合理的社会磋商机制。美国工会在与资本方谈论工资福利前,会聘用经济学家,独立研究机构,事无巨细地调查企业经营状况,拿出种种详细数据说明工人没有得到应得的合理待遇。资本方当然有更充分的数据证明自己的利润水平,工人收入分配对企业长远发展的冲击。底特律汽车工人工会就工人退休福利与资本方进行过有趣的较量。汽车厂决定削减工人医疗福利,美国汽车工人福利远高于全国水平,每个工人医疗保险有企业包办,而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周不足35小时,平均工资远远超过日本工厂,并且无论工人表现如何,都很难解雇工人,最后福特等公司在市场竞争中无法战胜日本南韩等的竞争,陷入严重亏损。工厂与工会的谈判,陷入僵局,最后在公司宣布破产保护之后,工会妥协,答应削减工人福利。

    【2】劳资协商机制的内容

    罢工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很常见,没有人认为天要塌下来。因为美国有一个良好的机制,这种机制包括:

1. 法律允许并且保护工人罢工权利;提供了劳资协商的可能;
2. 独立于政府的工会能够为工人利益讲话,工会领导人不受失业威胁,也不是政府官员。工会不是以非理性手段号召工人,而是基于经济研究和详细数据调查,与资本方谈判;
3. 政府不参与双方直接谈判,不干涉双方协议;政府防止双方任意一方的暴力行为;
4. 资本方也不把罢工当成感情化或者阶级斗真,而是当成生产过程中劳动力价格变动的正常情况,与工会在基于经济数据基础的上博弈;
5. 资本方的最后手段,如果工人要求超过企业承受能力,宣布破产;工人的最后手段,宁愿失业,也不妥协;
6. 多数时候,劳资双方以双方妥协结束。

    中国政府却害怕罢工,因为当年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罢工的目的不是单单为了工人改善工作生活条件,还包含了打破旧的社会结构,破坏已有的”生产关系“。所以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一个争取工资的简单罢工,经过组织煽动,最后逼迫劳资双方都无退路可走,爆发血案。至今共产党对这些事情记忆犹新,内心对罢工是惧怕的。对正常的事情长期扭曲之后,自己都被恐吓了,这也是阶级革命对人心理的不良影响。

    罢工不需要害怕。目前中国不允许社会个阶层自己协商,”政治协商“也只是开会走走过场,提一些搞笑娱乐提案,在工人们开始零星罢工,并有扩展之势的时候,如果不迅速建立独立工会,组织工会学会怎样进行理性谈判,在法律框架内保护劳资双方谈判与妥协的过程和争取各自权利,零星的罢工可能对中国脆弱的制造业和大多数私营企业造成严重损害。

    如果没有合适的劳资协商机制,工人诉求将在最初的纠正性的理性要求之后,渐渐演变成无预见的非理性要求。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付出尽可能少的代价,是人的本性,资本家如此,工人也如此。资本家需要约束,工人也需要约束。人数众多并不总是代表公正,人数少,并不是总是代表无理,社会需要一个合理公正的机制来平衡调节人的利益。而这个机制不能依靠强权,事实证明,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由于利益之争,官员为了GDP数量,不会对工人负责。单个工人与资本家力量过于悬殊,只有受到法律保护的独立工会可以代表工人利益,与资本家谈判协商。

    【3】 理性的协商方式保障社会稳定

    理性的工会与资本方的谈判,不是简单的利益分享。工会不能因为资本方获利多就漫天要价,资本方也不能因为劳动力资源丰富,既可以肆意压低工资。双方的谈判都需要独立的企业会计数据支持,企业的基本会计数据,税务数据,政府都掌握,必须对工会公开。政府也需要发布准确的各地区各行业的劳动力价格信息。劳动力工资不是国家机密,统计每家企业报表中工资总额,平均到企业雇佣人数,每个地区企业的平均工资很容易得到。

    中国应该允许建立独立的市场调查机构,并授权对与工会发生纠纷的企业的调查权。现代企业越来越复杂,没有专业的会计审计,很难弄清楚一家企业盈利状况,不知道盈利情况,工会的任何要价很难有说服力,最后双方容易陷入僵局甚至爆发不可收拾的结局。美国很多企业,特别是股份制上市公司的信息很公开,工会很容易计算工资盈利。美国工资高,与企业信息公开有很大关系。而只要一个行业有一家公司将工人工资提高,它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优势突出,其他企业不得不跟进,甚至都不需要工会去参与。那些无法竞争劳动力优势的企业,要么倒闭,要么转向自己有优势的行业,很难发生频繁的罢工,或者严重的动荡。所以罢工是现代市场机制中一个有效调控手段之一,而不是可怕的”帕多拉“盒子里的精灵。

    不知道搜狐等国内网站的经济版里与多少懂经济的编辑,但连续看到推荐类似张五常之类老化”经济学人“的文章。最近张五常到处推销的文章是工人集体谈判工资不符合市场原则,我很担心。他的观点翻译一下就是,工人不能组织工会,集体与资本方谈判。看来张先生对罢工在现代社会,现代市场里的用处还不明了,还停留在马克思等对18世纪工人运动的描述里(如果他读过马克思的话)。有些人为了靠近并分享一点威权政府里的特权,有意无意地脱离客观研究,而用片面的经验来给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出主意,这样造成的后果比镇压一两次罢工还有危险。社会稳定需要长久的机制,并非一些”点子“或者零零星星的“主意”。

    中国人是一个感性的民族,很容动感情。罢工这类涉及利益的沟通管道,加上人们多年受到的“斗争”教育,很容走向非理性的道路。迅速建立独立理性的工会,建立劳资双方基于数据调查基础上的协商机制,对中国政府是一个严重考验。

    德国是世界上工会运作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德国工人在世界产业工人收入水平中最高。但没有听说因为德国工人权利广泛,而缺乏投资,或者工厂倒闭。德国反而以区区几千万人,在世界工业品进出口中多年稳居世界前列。中国要学习的就是德国工会的理性谈判。

    中国工会如何提出的价格可以让资本家接受,又不至于让资本家无利可图?中国完全可以充分利用目前完整的产业体系,与其他劳动力市场比较,测算出合理的工资价格。既坚决要求资本方让利,又不会使得资本方宁愿破产也不妥协。将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由对立转为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动不动将工人与资本家放到水火不容的地方,用被毒化的“矛盾”论哲学来分析解决人类经济生活中的正常现象。所有人相互合作,追求幸福,是任何一个满怀和平政治理想的人想要看到的结果。政府在法律制度上以为只对资本方让利,退步,对社会公正损害将影响深远。工人与资本家的利益冲突,说到底是劳动力价格问题,只要能标出价格,就没有无法解决的事情。能用钱解决的问题,真的不能算什么大事情,不用上升到你死我活的政治手段层面。

    对于那些无法提供同行有竞争力工资的企业,市场迟早会将它淘汰,工会谈判不过是帮助企业看清楚这一点而已。这些自私虚弱的企业,如果连工人合理工资都不能支付或者支付不起,他们要走就走吧,反正他们生存也不会长久,和他们合作,工人的劳动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无论资本家还是工人,最终还是要获取利润,进行消费,不能满足这个起码要求的生产企业,要他做什么?

    德意志民族是了不起的民族,中国人也很了不起,中国人需要多学习德国工会的理智。任何事情总有解决办法,人世间的矛盾大多不过是利益之争,不用动辄“讲政治”,动辄打击“资本主义自由化”,动辄断言“破坏社会稳定”,而将人类理性放置一边,以惰性,压制代替解决办法,这样,中华民族也将是一个理智和高度智慧的民族。

 

 

工资集体协商是玩火游戏

香港  张五常

2010-06-08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年多前中国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把工业搞得一团糟,虽然北京的朋友反应快,放宽了监管,此法今天还在,还是余波未了。最近一些同学传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内地打算推出工资协商制,说明是「集体」协商,西方的先进之邦说的collective bargaining是也。该报道说:「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好处尽人皆知。」不可能吧。我不知道,我认识的算得上是懂经济的学者没有一个知道。

    记得三十多年前在美国任教职时,有些大学推出工资集体协商制。一等的大学永远不用;二等的有集体协商,但不是强迫性;三等的则由教师公会强迫,个别教师没有不参与协商的自由。想当年,同事之间的意识,是在学术研究上有点成就、有点看头的教授,没有一个参与工资的集体协商。如果有教师公会强迫参与,较有成就的教授会另谋高就,转到其他大学任职。道理是简单的:集体协商一定在某程度上把工资平均化,把学术有成就的教授的收入转到学术平平的同事那边去。如此一来,学问的争取不会得到应得的酬报,而任何大学推出强迫性的集体工资协商,整间大学急走下坡在所必然。士为知己者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也。

    教育行业如是,工业也如是。工资集体协商会削弱个别成员力争上游的意向,对工业发展无疑是一种祸害。更严重的祸害,是工资集体协商会远为容易地导致集体罢工的出现。虽然今天内地称为「停工」,但停者,罢也,老人家看不出有什么分别。北京的朋友可能不知道,罢工这回事可以全无先兆地来得很快,其扩散速度远超「非典」,可以在几天之内瘫痪全国!没有集体协商,灾难性的罢工是不会出现的。

    工资集体协商会导致专业工会的发展,trade union是也。这是因为集体协商在分门别类的运作下会倍见功效。以建筑行业为例,水、电、水泥、木工、油漆等可以分门别类,可以各有各的工会,互相不能过界。这跟今天内地的建筑工人一般可掌握几门工艺很不相同。工作不能过界的严格规定不仅容易产生纠纷,不仅使成本急速提升,还有的是,只要一门工艺罢工整体会受到严重损害。

    我曾经发表「蚕食理论」,指出罢工是要在一个行业或一家机构有可观的租值存在的情况之下,工人才可以利用罢工而获得甜头的。这里说的租值是马歇尔提出的quasi rent,是经济学中一个比较难以掌握的理念。简单地说几句,当一个行业或机构有可观的租值存在时,不会容易地因为工资的提升或产品的价格下降而立刻关门倒闭。例子是一家机构有发明专利,或有商业秘密,或有名牌宝号,或科技了得,或经营的方法有过人之处,或投资下了重本,等等,不会因工资提升一个可观的幅度就关门大吉的。租值不是盈利,但可看为广东人说的「油水」。一间机构有些油水可以侵夺,集体协商或罢工才会获得甜头。

    目前的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是普及的接单工业油水甚少,对这些行业来说,罢工不会有大作为,工人于是懒得罢。然而,人望高处,水向低流,中国工业发展的前途,一定要向增加租值那方面励进才可与先进之邦一较高下。这就是胡锦涛先生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其中一个要点:中国要向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走。可惜的是,胡先生的正确观点——在工业发展上,我翻为走增加租值的路向——与工资的集体协商及鼓励着的罢工行为是互相矛盾的。工资集体协商与罢工行为所带来的租值蚕食是区区在下发明的理论,其准确性我敢赌身家。

    虽属初阶段,那所谓「停工」的行为今天在神州开始出现了。最令人触目的是本田汽车的某零件厂罢工导致整间车厂停顿。本田汽车是名牌,车好,四十年前在国际上杀出重围,而在中国产出的质量甚为可观也。没有疑问,本田是有租值可以蚕食的。我怎样看本田这次罢工风潮呢?不少读者想知道。我没有跟进这风潮的来龙去脉,不懂。但我是个客观的经济分析专家,天下无敌久矣(一笑),一士谔谔,是个没有工会收容的孤魂,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说一下。

    角度一: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本田的工人不可能被老板剥削,因为他们可以另谋高就,不满意工资可以辞职不干。角度二:从工人的角度看,本田在中国设厂而赢得可观的租值,他们的贡献不可抹杀,这租值他们多多少少总应该分得一点。尤其是,本田工人的专业知识的某部分只宜用于本田,辞职转工是浪费了。角度三:从本田老板的角度看,摊分一点租值给工人无所谓,也应该做,但要有自由的合约选择才能通过奖金制或分红制来处理。然而,因为有新《劳动合同法》的存在,合约的自由选择受到约束,是以为难。凡是劳工法例约束严重的国家或行业,分红合约少见。

    目前珠三角出现「民工荒」现象,厂家叫救命之声四起。据说不少厂家打算搬迁到内陆去。北京上头推出那知名的「四万亿」工程是个小原因,大原因是两年前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大量工人回乡归故里后不回头。这后者发展不一定是坏事:我早就发表了《月是故乡明》,推断了中国第三阶段的工业发展是回到乡镇去。这推断是远在新劳动法之前写下的。

    最近又听到——没有读到——北京打算定下规例,工资每年上升不能低于百分之六。这是害了工人吧。目前内地工人的工资上升,每年远不止百分之六。你是老板,面对提升起码百分之六的规例,会怎么办呢?蠢到死!

    老人家说过几次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今天的成就,主要是靠先天智慧了不起的炎黄子孙的思维与方法,无师自通也。这些日子,从西方的所谓先进之邦抄袭过来的经济政策一律不妥,而最近提出的工资集体协商制是明显不过的抄袭。君不见,欧洲不是因为工会林立,福利僵化,誓不瓦全,而走上穷途末路吗?举国罢工不是集体协商的结果吗?

 

 


发件人:"xujingan2010" <xujingan2010@vip.163.com>  2010-06-17 21:50:31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校园血案”、“富士康连跳”的社会背景与应对方案

“校园血案”、“富士康连跳”的社会背景与应对方案

----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演讲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  徐景安

2010年6月15日

一.

    2010年3月23日到5月12日,不到2个月连续发生6起校园血案,造成未成年儿童与幼儿17死80多人受伤。与此同时,深圳富士康不到5个月发生员工12起连跳。这两起事件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媒体的连续报道、社会的极大反响。但目前,似乎还没有人对这两起事件共同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从而没有找到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也就没能采取标本兼治的有效措施。

    5月3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全国综治维稳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把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切实承担起第一责任,党政一把手要负总责、亲自抓。一场全国性的加强校园安全战役正在各地展开,各种措施纷纷出台。应该说,采取这些应急措施是必要的,但是,把学校武装成堡垒,孩子在路上怎么办?孩子在其他公共场所怎么办?国家是不是给每个孩子配警察日夜守护?2009年中国各类在校学生2.5亿,我国需要配备多少警察?

    富士康发生12连跳事件后,深圳紧急动员1180余人进驻富士康,各部门分工采取干预措施,作为应急可以理解。但是,一个企业的治理能靠政府派人吗?富士康拥有45万名员工,政府需要派多少人、又能坚持多长时间呢?

    校园血案与富士康连跳有着密切的关联度。自杀者往往是对自己或社会绝望,其中一部人想报复社会,就产生杀人的动机。残害无辜的儿童与幼儿可以造成社会巨大的悲痛和反响,于是就发生了校园惨案。

    目前,全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28.7万自杀者中如果有1%或0.1%,即2870或287人产生报复杀人的念头,这个社会还能安定吗?可是,如此高的自杀率至今没有引起党政部门的重视和社会的普遍关注。45万人的富士康发生12连跳,单就自杀率来说,大大低于全国10万人自杀22人的水平。只是由于在这么短的时间,集中在一个企业,连续采取跳楼一种方式自杀,才引起社会的关注。事实上,对全国与深圳来说,自杀问题要严重得多。现在,富士康郭台铭已就连跳事件进行了反省与道歉,然而,政府与社会至今并没有对我国这么高的自杀率行反省,更没有采取应对的措施。对校园血案与富士康连跳的干预,也只是临时的应急的一项工作。

二、

    6起校园血案反映了我国社会治理系统的缺陷。

    第一,缺乏健全的利益诉求与保障系统。在利益急剧分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一部分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既没有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又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6起校园血案的凶手,都是属于社会“底层”。制造福建南平“323”血案的郑民生原是社区诊所医生,被辞退后一直没找到工作。制造广西合浦“412”血案的凶手杨家钦早年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曾在上海打过工,回村后没有固定收入。制造广东雷州“428”血案的陈康炳曾是小学教师,办理病休至今。制造江苏泰兴“429”血案的徐玉元原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后被辞退,成为一名无业人员。制造山东潍坊“430”血案的王永来和陕西“512” 血案的吴焕明都是村民。他们遭受挫折,生活无望,心灵扭曲,以致用残杀孩子的方式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第二,更没有建立心灵的抚慰系统。应该指出,不是所有的利益诉求能够满足,一是社会不公平、制度不合理,正当的利益诉求不能满足,二是利益诉求不正当、不合理,不可能满足。这就需要有一个情感的疏导系统、心灵的抚慰系统。然而,与不健全的利益诉求系统相比,13亿人的中国,传统的思想工作已不起作用,除了精神病医生与心理咨询以外,全社会根本没有这个系统。物质贫困毕竟还有救助系统,但精神痛苦却没有人关心。现在中国已没有饿死一个人,而自杀却是每天、每时、每分钟在发生。然而,全社会对自杀普遍持冷漠态度,认为饿死应社会负责,自杀不是社会的责任。深圳每年自杀2000人,像没有发生一样。

    我在2004年写的《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就提出了在全社会建立情感护理系统的设想。2005年浙江金华市情感护理中心成立。2009年4月28日“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启动,开通了免费热线07855-88851085(意即“帮帮帮我一定帮我”),截止 6月 9日共接来电4353个,接待来访 203人次,成功避免了18起自杀、他杀高危事件。如深圳巴士集团一名司机因调班问题与车队长发生冲突,想同归于尽,经及时进行疏导避免了悲剧的发生,而惠州一名公交司机因为同样原因,故意连撞28辆车,酿成5死11伤的惨剧。深圳一名中年打工者被无理辞退,仲裁机构拖着不办,生活被逼绝路,他几动杀机,几次拿起菜刀,企图报复杀人。由于我们的劝导,最终放弃。也有劳资纠纷判输,准备杀法官的,经过疏导得以避免。最近我们又处理了一起可能发生的恶性事件。他在深圳一家公司做保安,妻子在富士康打工,家住河南农村,去年10月妻子生下一女患有先天性肝病,今年元月妻子怀抱女儿在来深圳的长途汽车上夭折,被迫丢弃在半路上。妻子为此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情绪反复无常,想跳楼自杀。他的一个侄4岁,是两性人,在农村被说成是妖怪,需要动手术,要七、八万。他到处求助无望,感觉社会的冷漠。他在皇岗口岸工作,想杀两个外国人泄愤。他从报纸上看到情感护理中心的电话,起先是想留下遗言,于是试着拨通了电话。中心立即约他与妻子来面谈。经过前后三次疏导,他放弃了极端的想法,热泪盈眶地感谢中心挽救了他。

    实践表明,情感护理从排解困惑入手,既可帮助民众解脱精神痛苦,避免不幸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又引导民众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正确对待困难和挫折,成为落实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举措。

    2010年1月27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王振耀司长考察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后说:“随着温饱解决、步入小康,民众的情感问题越来越突出,前不久北京发生了杀害父母妻子儿女的灭门惨案,自杀事件不断发生,精神障碍患者很多。民众的情感问题应引起政府、社会、媒体的重视。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起了先行先试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种模式应向全国推广。现在各级政府正在研究制订十二五规划,我非常赞同徐景安的建议,把降低自杀率和精神障碍率纳入政府的规划。”

    为此,我建议:

    1、建立情感护理系统,中心正在推广情感护理进企业、情感护理进社区、情感护理进学校、情感护理进家庭,在全社会倡导情感关怀的理念,创造情感关怀的氛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情感护理。

    2、建立自杀监测中心,与医院与公安部门联网,对所有死因可疑的案例,由法医进行鉴定。在对自杀死亡详尽、真实统计的基础上,开展对自杀的研究,提出防范措施。

    3、将降低自杀率和精神障碍率纳入政府的十二五规划,民众精神愉悦应成为和谐社会、全面小康建设的重要指标。

    关心民众的精神健康,与修路、建楼投资十亿、百亿相比不需要花很多钱,关键是要摆到重要议事日程,建立与完善社会治理系统。

三、

    富士康员工发生的12起连跳事件,是我国以及深圳自杀率趋高社会现象的一个反映。尤其是15至35岁年龄段自杀成为死亡的首因。对于拥有45万而又绝大部分是年轻员工的富士康来说,发生这些不幸事件,具有必然性。它反映出公司在价值理念、企业文化、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缺陷。但客观地说,这些问题在我国其他企业普遍存在,具有一般性。

首先,是公司核心价值理念问题。2005年富士康就提出了幸福企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口号。关键是口号变成理念,理念变为制度和文化,落实在管理中,真正体现为员工的感受。

    幸福企业,就不仅表现为“物”,资产的扩大与利润的增加;更表现为“人”,即员工愉悦、快乐、幸福。具体来说,就要做到股东满意、顾客满意、员工满意。员工满意了,就会好好工作,就能使顾客满意,顾客满意效益就会好,最后股东也会满意。因此,提高员工的幸福感、满意度应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从而增加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现在,绝大多数企业的管理,是见物不见人,把员工当作实现利润的工具,甚至是劳动力市场随时替换的“低值易耗品”。 普遍存在重制度、重奖罚、轻情绪、缺关怀的倾向,管理方式简单、粗暴。对于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型制造企业,一线员工在流水线上进行重复简单劳动,在管理者的潜意识里,他们就是“机器人”。而他们恰恰是为富士康创造财富的主体。富士康的管理理念应有一个根本的改变,虽然不能改变劳动的方式,但要把他们真正当作人对待,给以人性的尊重与关怀。我建议,从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做起,能否在员工上班时一线管理者在门口迎候或敬礼。其次要在企业文化与管理制度上有所创新。

    第一、建立“情感互动中心”

    给员工合理的报酬、良好的待遇,是提高员工幸福感的重要条件,富士康现在大幅度提高了员工的工资。更为重要的是对员工的情感关怀,根据我在深圳农产品公司、深圳巴士集团等6个企业的试点经验,建立情感互动中心是非常有效的举措。

    按照富士康的架构,应从公司到事业群、处、课、组层层建立情感互动中心或情感互动站。它们的职责是:1、利用公司的电视、电台、杂志、网络开设情感互动栏目,创设电话热线;2、收集、汇总员工精神情感方面的信息,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解决办法;3、倡导管理者与员工沟通、交流的多种方式;4、聘任、培训情感互动志愿者,倡导员工之间的情感关怀。

    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是,引入情感关怀的理念、创造情感关怀的氛围、建立情感关怀的制度,在企业管理的全过程和全方位都要体现对员工的激励与关怀。员工在恋爱、婚姻、考核、奖惩以及人际关系处理中,会遇到困惑而带来情绪波动、思想郁闷、精神痛苦,这正是关心的时候,也是灌输正确人生理念的时候。情感互动成为新时期做思想工作的新方式。

    深圳巴士集团有2万名员工,从公司到分公司建立了情感互动中心,车队建立了情感互动站,取得了良好效果。他们体会到情感关怀应体现在管理、党委、工会的工作中。员工既要有“薪”酬,更需要“心”酬,员工真切地感受到企业的尊重与关怀,是企业管理实施的良好前提,也是党委、工会工作的重要内容。情感互动中心就是落实幸福企业理念的载体与渠道。对于45万人的企业来说,不从根本上改善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的关系,派多少心理咨询师都无济于事,建一个关爱中心也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进行员工幸福指数调查

    眼睛朝上不朝下,不尊重员工的感受,是企业管理的通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我指导下,农产品公司、怡亚通公司、巴士集团进行《员工幸福指数问卷调查》。一是全面真实地了解员工的感受,问卷的设计分为员工工作、员工利益、员工发展、员工情感和员工生活五个方面,70多个选项题,由员工无记名打分。二是作为改进管理的依据,根据员工意见,制定整改方案,并按季度跟踪。三是作为考核业绩的尺度,测评结果纳入对下属企业的业绩考核之中。

    农产品公司于2008年、2009年连续二年进行了幸福指数测评,从员工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最容易改的地方改起,员工工作、员工利益、员工发展、员工情感和员工生活分别提高了3.03、5.22、6.71、4、6.48百分点,总体幸福感提高了4.73百分点。营造幸福企业,最终要落实到员工的感受上。幸福指数调查与测评,既体现了对员工感受的尊重,又成为推进管理改善的手段,将企业文化融于企业管理之中。对于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性企业,尤其要提高一线管理者的水平。员工幸福指数调查是改善企业与员工关系、实行人性化管理的有效举措。

    第三、重视对年轻员工的人生教育

    由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缺失,80.90后的员工需要进行人生理念的补课。富士康每天进厂员工达5000人,建议进行为期七天的培训。其中拿出3天,进行以孝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教育,这方面有非常成功的经验。深圳明诚国学教育机构办了几十个班,场场爆满,效果显著。通过讲课、颂读、唱歌激发对父母孝的情感,一个人心中有父母,就有了做人的根基,就不会轻易自杀。

    打造幸福企业,企业既是家庭,又是学校。管理者既是领导,也是兄长与老师。富士康招收的是绝大多数年轻员工,对他们的教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应该体现在企业管理的全过程和全方位。所谓全过程就是员工的招聘、培训、上岗、考核、奖励、处分,以至辞退都要体现关怀、教育。所谓全方位就是各级领导与各个部门的职责定位是,既要完成经营目标,又要体现对员工的关心、教育、培养。这既有利于员工的自身发展,也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第四、实行员工心理援助计划

    目前世界500强中,有90%以上实施了EAP ,即企业员工心理援助计划,由企业出资为员工及其家属进行心理辅导。其中有心理测试普查筛选出高危人群,针对特定团体进行情绪调节与减压辅导,对个别员工进行电话或面谈咨询。我开辟了中国情感护理中心网www.chinaqghl.com,设有情感互动、情感银行、人生理念、心理常识、恋爱婚姻、亲子教育、工作就业、人际关系以及专家在线,提供有偿与无偿服务。富士康已部分实施了上述计划,做了不少工作,现在需要制订一套多层次、多渠道的完整的服务体系,以适应员工的个性需要。

    第五、普及幸福人生理念

    幸福,人人向往、人人追求。但今天大多数人缺乏对幸福的正确认知,幸福是需要学习的。普及幸福知识十分必要。现在哈佛大学最热门的课是“幸福的方法”。我写了800多字的《幸福宣言》,可进行《幸福宣言》的签名活动,并进行幸福人生的征文比赛、演讲比赛,以及幸福员工的评比。

    现在,普遍认为我国信仰缺失,信仰是人的精神支撑。所谓信仰就是人的终极追求与心灵的敬畏。宗教共同以彼岸的幸福作为终极追求,基督教则敬畏上帝、佛教敬畏来世、儒学敬畏祖宗。对大多数不信教的人来说,他们能有什么信仰呢?人的终极追求是幸福,要敬畏生命。人的生命来之不易,又十分短暂。因此,人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生命的存在能给自己与他人带来幸福,这就是人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要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些人生道理,需要通过传播、体验普及到管理者与员工之中。

    有人也许会质疑,这样做似乎超出了富士康作为企业的责任。今天企业的理念已从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转为兼顾利益攸关方即股东、客户、员工、社区、社会的利益,这样的企业才是真正成功的企业,造就这样的企业才真正具有幸福感。这样的企业才真正是幸福企业。其实,这不仅是富士康,而是深圳以至全国的企业都面临的课题。富士康能创造出经验,可以使12连跳由坏事变好事。

四、

    “校园六血案”与“富士康十二连跳”警示,我国需要实行新的转折。30年改革开放,我国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为中心,这是一次伟大转折。追求财富最大化成为核心价值理念,深圳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我国步入物本位的社会。政府是发展第一、企业是效益第一、民众是挣钱第一。全社会忽视人的情感关怀。家长要求孩子成绩好,学校关注学生考试好,企业考核员工业绩好。民众既缺少人文关怀,又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理念,一旦遇到困难、挫折、压力,不会自处,必然发生精神障碍,产生自杀与他杀。

    我国需要从物本位转向人本位,实行新的伟大转折,从追求财富最大化转为幸福最大化。这就意味着,不仅关心人的物质需求,实行公平合理地分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更要关心人的精神情感,将降低自杀率和精神障碍率纳入政府的规划,真正实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

    目前,中国的政府、社会、民众都感受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校园血案与富士康连跳只是今年发生的两个案例。过去发生的牛奶加毒、山西煤奴以及各地的群体事件,曾经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都没有提升到价值目标与治理理念、制度建设与治理系统的层面上进行反省,依然沿着物本位的老路惯性前行。热切呼吁和力所能及地推进我国的新转折和新改革,我作为体改战线上的老兵视之为己任。

 

 


发件人:"JohnWells" <holyyeast@hotmail.com>  2010-06-17 11:19:33 +0800 收件人: <360692780@qq.com> 抄送:标题: 美国工会状况及其复兴战略

美国工会状况及其复兴战略

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社会学教授  丹·克劳逊

威斯理安大学社会学教授  玛丽·克劳逊

2010年6月

    英国《劳工历史》杂志主编克雷格·费伦于2007年编辑出版的《工会的复兴——34个国家的趋势和前景》一书,收录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社会学教授丹·克劳逊和威斯理安大学社会学教授玛丽·安·克劳逊合著的题为《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美国工会及其复兴战略》一文,该文着重分析了导致战后美国工会运动由盛而衰的外部原因,并评述了美国两大工会集团复兴工运的不同战略。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导言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经济增长成效显著,但居民收入不均加剧,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增长的国民收入和财富过度涌向最高收人阶层。在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组和政治创新改变了工会的生存环境,削弱了它抵御新自由主义侵犯其权益的能力。
  大致在1945—1973年的所谓战后劳资妥协时期,工会和雇主双方都遵守“新政”年代调控劳动关系的制度实行休战。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受到调节,经济受到管控,加上经济增长的所得分配相对均匀,这个制度得以巩固和加强。但早至20世纪50年代特别在70年代,雇主就着手削弱和破坏这一制度,主要是采取抵制性 行动,如反对发展工会的组建工作和将工厂搬迁到对工会不友善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进入新的阶段,里根就任总统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雇主进而采取攻势,多数工会被迫妥协退让,少数坚持抗争的工会往往遭到破坏。一方面是对工会公然展开进攻;另一方面则是经济改组减少了全日制和固定工的劳动岗位,削弱了工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工会必须适应放松企业监管、劳务外包、私有化、全球化和雇用临时工、短工的新环境,否则只能坐以待毙。虽然工会方面作出种种努力,却未能挽回颓势,更谈不上恢复30年前或50年前的实力。

  二、美国工会运动状况

  1955年以来美国工会会员的绝对数有所增加,但这掩盖了会员率持续下降的趋势。1955年,工会会员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9%的顶峰,1995年为15%,2006年更降至12.97%,为70年来的最低点。这一低得可怜的平均数还掩盖了公有和私有两个经济部门之间会员率(分别为36.4%和7.9%)的巨大差距。私有经济内部各产业间的差别也很大,公用事业和运输业的会员率为24.9%,制造业为12.9%,发展最快的批发与零售业、金融业、医务与法律等专业和商业服务、休闲及旅馆等行业均低于6%。

  〈尤丝诠钩傻慕嵌壤纯矗信投叩幕嵩甭什畋鸩淮螅行晕?3.8%,女性为11.1%。不同族裔间的差别也不大,黑人为15.1%,白人为12.2%,亚洲裔为11.4%,拉美裔为10.1%。这两组数字既说明了工会不再只是白种男工人的专属领地,也反映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工会加大了组织妇女、移民和少数族裔工人的力度。不同年龄段工人间的会员率差别十分突出,25岁以下年轻工人加入工会的只有4.7%,25岁至44岁年龄段的升至10.6%,45岁至64岁年龄段的为17%。这组数字最能说明美国工会运动目前面临的挑战。

  工会力量衰落之快更表现在会员率的跌落。“二战”结束后的25年内,劳资谈判始终围绕劳方的要求而展开,1980年以来转为雇主夺回劳方以前的所得。变化的关键是资方进攻屡屡得手。罢工历来是美国工会的主要武器,资方的进攻之所以成功得益于政府改变了对罢工的政策。1969年至1979年,每年罢工的工人在95万人以上;1987年以来,尽管劳动力人数大增,每年罢工的人数从未达到50万,多数年份甚至不足25万。

  探究这一变化的原因,须回顾美国相关的劳动法。它在文字上对工人行使罢工权作了模棱两可的规定。典型的集体合同有效期为3年,在此期间内禁止 罢工;期满后工人罢工争取实现其要求为合法,但同时也允许雇主合法地无限期雇用替代工以保持企业正常运营。于是,一方面从技术上讲不能解雇罢工的工人,但他们的工作又可以无限期地被人顶替。顶替者理所当然只服从雇主反对工会,工会得不到足够的选票便被注销合法社团地位。这种破坏罢工的手法被广泛用来破坏工会组织,这是制造“无工会”工作场所的一种策略。1980年以前,雇主很少尝试使用工贼;时至今日,对于每一场重要的罢工斗争,即便这不是实际行动,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劳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公众舆论发生变化的综合作用导致了这种变化,特别是1981年里根总统使用工贼破坏空中交通管理员罢工,摧垮他们的工会,对公众舆论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多次英勇的但只有少数成功的战役后,工会开始学会如何在新环境中赢得罢工斗争的胜利。但组织罢工仍然很困难而且有危险,工会很少贸然行事。

  许多人认为,工会无力应对上述挑战是由于中央劳工联合会的软弱(现在有两个中央联合会)。如在2005年分裂前,劳联一产联只掌控全国工会运动2%的收入,掌握实力的是地方 工会和全国性产业工会。因此,劳联一产联缺乏贯彻决策的实力,只能在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延缓行动,避免暴露内部分歧。有些全国性产业和行业工会相互合并以加强自身实力,20世纪90年代晚期劳联一产联下属的近70个工会合并为2006年的53个。但这种合并是跨行业和职业的,如一度曾有18个不同工会代表不同的护士群体;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不仅代表汽车制造工人,还组织大学毕业生、作家、幼儿园员工、社会服务工作者。另外,还有少数工会独立于现有两个中央联合会之外,最著名的是代表教师的两个工会之一的全国教育协会,这是美国最大的单个工会组织,它自称拥有320万会员。

  三、政治的和经济的挑战

  美国的工会运动同许多国家一样,面临全球化、私有化以及日益大量雇用I临时工、短工、替补工等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它更面临具有美国特色的劳动法与雇主攻势的挑战。

  全球化与外来移民 雇主威胁或实际利用全球竞争进犯工会,这一战略收效显著。他们将生产设施外迁至亚洲和南半球,不断减少生产工人,而一线工人恰是“新政”劳动关系体制下工会力量的核心。有调查发现,雇主往往以关厂相威胁,破坏、干扰工会在基层单位的组建活动。在? 圃煲抵校椭鞑捎谜庵质侄蔚拇问?2%,而工会在雇主关厂停业威胁下获胜的次数只占38%。在服务业,工会在雇主关厂停业的威胁下获胜的次数则为57%。然而在建筑业等一些不受全球化影响的产业,加入工会组织的劳动者也急剧减少。还有,美国汽车制造工人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北美地区汽车制造业的衰落,那是因为日本在北美扩建生产设施时,成功地抵制了联合汽车工会的组建工作。

  移民问题是全球化带来的关系工会运动前途的另一关键问题。美国现有3350万移民,其中2750万年龄在25岁以上。全体移民中,半数来自拉美(1750万),四分之一以上来自亚洲(910万),无证或非法移民估计约有1000万人。另有约20多万持有临时签证或客籍工人签证,这种签证只有当移民有工作时才有效。无证移民和I临时签证移民是最易受伤害和受剥削的群体,雇主最愿雇用他们,这也促使布什政府扩大它的客籍工人计划。移民取得美国国籍需经多年的努力,移民工在申办过程中始终处于最受剥削的地位,形成另类工人的群体,致使数以百、千万计的工人得不到“新政”福利制度的保障。

  数以百、千万计的新工人进入经济领域带来种族和民族间的关系紧张,这既发生在白人和移民之间,也在非洲裔美国 人和移民之间,从而也发生在工会运动内部。20年前美国工会被认为是敌视移民工的,其后工会设法克服这种歧视,劳联一产联于2000年2月投票支持对无证移民实施大赦(豁免其非法入境的刑事罪责,允许他们合法居留。——译者注),这是工会立场令人瞩目的转变。移民工人自身的坚韧斗争也促成了工会立场的转变,他们积极加入工会并有数百万人参加规模空前的2006年“五一节”游行(此次游行覆盖了洛杉矶、纽约等全美各大城市,中心口号是移民要维权)。

  工会运动对上述移民活动不冷不热的同情反映了其内部依然存在分歧。服务业雇员工会和纺织酒店餐馆工会支持通过立法,允许大量移民合法居留并允许大量增加“客籍工人”人数(由雇主控制其签证)。但劳联一产联下属所有工会及大多数“变革谋胜利”工会联合会的下属工会都反对此法案。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工会运动内部广泛承认,移民工人是其最大的活力源头之一,工会应加强同移民结盟。

  私有化、劳务外包和非规范就业越来越少的人有稳定、全时、长期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又以各种非规范方式被安排工作,但临时、短期合同工却往往与长期、固定工并肩劳动干同样的活(同工不同酬)。服务业和零售业雇? 鳌蟮崩秃臀侄曷氏仁敌械恼庵止陀斗绞剑牙┥⒌叫矶嘣仁凳氨曜脊ぷ鞴叵怠钡拇蟊居?STRONG>通用汽车公司将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众多子公司剥离成为独立公司、甩掉大批雇员,使他们不再能受到公司与联合汽车工会签订的全国集体合同的保护。又如全美国40%以上的高等院校讲师是非全日制或非固定雇员,工资及福利待遇远低于他们全日制的同事。相对于私有部门,公有部门的工会力量是强大的,这里仍主要实行标准雇佣关系,主要仍由政府规定养老金和福利待遇标准。然而许多基层单位的公职岗位已被私有化,并以低工资低福利外包给不参加工会的雇员——往往是临时工、短期合同工、非全日工等非规范就业的雇员。非规范就业范围的扩大将劳动力分解为利害关系不相一致的许多群体,而且美国劳动法规定,临时工、非全日工和承接外包劳务的雇工不享有加入工会、组建工会的权利。

  劳动法 美国劳动法规定,一个合法的集体谈判单位内的工人只能由一个工会代表他们与雇主谈判。在理论上,一个企业的工人要组建工会必须有30%的人提出申请,要求投票选举决定是否组建工会;联邦政府的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被授权保障工人的结社权,并 主持选举;如果多数工人投票决定选择某工会,该工会在被核准是该企业工人选出的代表者后,法律规定雇主必须与之谈判。但在今天的实践中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雇主的无情压力,结合千百件小范围的行政条令和法院裁决,已经在“事实上”修改了劳动法。通过逐步不断地削弱法律对工人的保护,而不是通过一次重大立法毕其功于一役,这是美国不同于他国之处。雇主拖延举行选举工会的时间,利用这个空档让劳工顾问(破坏工会的专业公司)开展大力度的反工会活动。雇主可以合法地无数次要求全体工人昕反工会演说和看反工会录像;工会组织员却不得进人雇主的产业地界,亲工会的工人也只能利用工休片刻时间同身边同事交谈。雇主还可以要求工人轮流去找监工个别谈话,后者要问他(她)是否赞成组织工会。理论上说,他(她)们在这种强制性的谈话中,不得因表示支持工会而受惩戒,但无法逃脱因“粗暴无礼”或“不服从上级”而遭到制裁。

  在这种法定的组建工会活动中,雇主每四次就有一次机会解雇被甄别出来的最积极的亲工会活动分子。对此,工人和工会可向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提出申诉,雇主则会辩称解雇是事出有因,双方反 复交手,相关的法律程序往往长达3年,大多数情况是雇主的最后一次上诉被驳回,工人“获胜”。但在此期间工人始终处于被解雇状态。问题的关键是,对于雇主的这种“不公平劳动行为”的惩罚十分轻微:让工人恢复原来的工作并补发其被解雇期间的工资,但须扣除这期间他(她)的其他收入。还有,雇主不会因再次违法而受惩罚。有鉴于此,雇主在组建工会的活动中解雇亲工会积极分子有得无失。

  侵犯工人结社权的进一步发展是减少享受集体谈判权的工人及其类别,特别是扩大界定监工的范围,使之包括所有其工作能对他人起示范作用的雇员和培训技术不够高的雇员。最高法院和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裁决将许多类别的护士(这类工人的队伍不断扩大,战斗性强而且都参加了工会)排除在享有组织工会权利的职工行列之外。这种裁决的适用范围还将扩大到覆盖更多的类别和职业。

  共和党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从1980年起,期间,除比尔·克林顿外,美国一直都由共和党人当总统,而且自1994年以来国会也一直由共和党人控制(本文脱稿于2006年。——译者注)。这段时期民主党在许多问题上采取共和党的立场,? 挥刑岢龉飨杂斜鹩谛伦杂芍饕宓奶娲桨福也淮嬖谟涤兄卮笥跋斓淖笠碚场9せ岫悦裰鞯车挠跋斐中跞酰笠到绲木柙瞬唤隹刂谱殴埠偷车牟圃矗腋裰鞯车木柙鸲钜蚕嗟庇诠せ峋柙?倍。然而,由于许多民主党人保持着同工会选民的重要联系,工会可以因2006年民主党人赢得国会多数而巩固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民主党人当选总统,总统掌握着对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对联邦法院法官的任命权,而且总统可以支持或否决亲劳工的法案。

  沃尔玛 沃尔玛不仅是美国最大的私家雇主,也是致使工会处境恶化的驱动者和实践者。根据行业分类,它不是物资生产商,但它通过其综合性供应网络控制了“从美国辛辛那提到中国深圳”全世界的生产商,规定它们产品的规格、生产标准和方法,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竞争规定最低收购价。它不仅是零售业的庞然大物,也是制造业有实无名的巨人。它压低收购价实际上就是压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并将他们卷入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沃尔玛在美国国内的形象主要是一个顽固坚持低工资的零售业企业,以通过低工资、低福利、将雇佣全日工换成非全日工等手段,不遗余力地压低劳动成本而臭名昭著。 它也以同样顽固地反工会而闻名,它旗下几家连锁店的肉禽部组建了工会,它宁愿关闭包括这几家店在内的全系统的肉禽部,也不允许出现 任何一个工会组织,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非工会化助长了经济不平等的扩大。1950年,20世纪美国最大的私家雇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年薪(不含奖金、津贴等福利)相当于其装配线生产工人(工会会员)包括工资、奖金及福利在内全年收入的140倍。2003年,沃尔玛首席执行官的年薪相当于其全日制工人年收入的1500倍。
  
  四、工会的革新步伐

  自从约翰·斯威尼及以其为首的“新声音”团队赢得1995年劳联一产联领导职务竞选的胜利以后(这是劳联一产联历史上第一次通过竞选产生的领导班子),工会运动采取了多种创新举措以应对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但成效各不相同。其中许多创新是同其他社会运动结成比较紧密的联系,从而同时改变“工会”的定义和内涵,并坚持“工会运动”必须代表包括工会或工会会员在内更广泛的劳动群众的利益。

  劳联—产联的分裂 在长达50年的时期内,美国所有由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全受单独一家中央联合会即劳联一产联的控制,这种状况没有因最大的? 淌せ崾贾罩蒙砥渫猓约爸钊缌掀倒と斯せ岷涂ǔ邓净せ岬燃父銎木呤盗Φ拇蠊せ峒付扔胨蚍只蚝隙⑸浠?STRONG>它在2005年发生大分裂,拥有600万会员的7个大工会分裂出去,组成新的联合会“变革谋胜利”,但劳联一产联仍拥有53个工会、共900万会员。当时“变革谋胜利”的支持者预计它将迈出大胆革新的步伐,反对者则威胁要同它进行破坏性的阋墙之战。一年多过去了,这两种情况都没发生。

  新联合会的会员有楼房守门员、医疗保健工、旅馆女工、食品杂货店售货员以及数量可观的建筑工人、卡车司机和仓库工人。他们的工作岗位基本上不受全球化或国外竞争的影响,尽管他们的雇主有些是总部设在美国境外的公司,而且雇员中包括大量来自南半球的工人。由于移民工和女工集中在服务部门就业,他(她)们在“变革谋胜利”会员中的比例高于劳联一产联。

  新的联合会,包括服务业雇员工会和纺织酒店餐馆工会都十分强调组建工作的重要性,而且它们基本上说到做到。留在劳联一产联中的有些工会,诸如主要组织电话系统工人的美国通讯工人工会也重视工会的组建工作。然而,今天在美国要将工人组织进工会特别困难,而且大多数工? 峒任抟庖参蘖Υ缶倏棺榻ㄔ硕?BR>  两个联合会的区别有二:“变革谋胜利”所属工会的基础更多地是在国内,因而较少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它们宣称在自己的工作重点中组建工作优先于参加政治。但两个联合会的观念形态并无二致,两家都倾向于支持劳资政三方协作的原则,即赞成劳资合作、反对劳资对抗。服务业雇员工会主席、新联合会“变革谋胜利”的缔造者安德鲁·斯特恩,在2005年8月1日接受媒体(CNBC)采访时说:“我们的工会运动是远在20世纪30年代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工会奉行一种阶级斗争的方针。但立足于当代经济的工人不指望工会制造问题,他们指望工会解决问题。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对美国工人的劳动给予回报,就需要把美国组成为一个各方切实协力共事的团队……”他最后说,“我们需要成为自己雇主的伙伴”。

  通过政治恢复实力 劳联一产联及其成员工会投入过量的资源参加政治。在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中,它们都是全力以赴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竞选,同时急剧压缩组建工作和其他工作。它们也以同样方式对待国会议员选举和州长选举,只不过投入的资源略少而已。它们极少在促进自己的工运事业上采取攻势。

  在? 罱复未笱≈校怯行У囟绷似浠嵩蓖镀敝С置裰鞯匙芡澈蜓∪耍绻笔被嵩甭嗜员3衷?980年的水平,则戈尔和克里两人都会以得票大幅领先而当选。下面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男性白人是选民中最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他们之中62%—37%的票投给了布什,克里则得到了59%—38%男性白人工会会员的选票。如果戈尔和克里两人中即使只有一人当选,也可以说工会投资于选举是一种高明的决策,但两个人都落选了,工会在候选人上投入巨额金钱却一无所获。但许多工会仍坚持认为,如果不改变政治环境,工会就不会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为此必须继续投入大量资源选举民主党人。

  在劳联一产联的那次分裂中,双方的分歧在于劳联一产联当时的领导层强调参与全国一级的选举政治,理由是如不改变立法一政治气候,工人就不可能得到重大收益,而只有民主党人重新执政,才能改变这种气候。为此,劳联一产联积极支持一项劳动法修改案——“雇员自由选举法案”,它认可采用“凭卡核定取向”的方式组建工会、加大对触犯劳动法的雇主的惩罚力度,并规定在新组建的工会被批准成立一年后,如劳资双方仍不能就集体合同达成协议时,得进行强制仲裁。劳联一产联认为,只要民主党人在国 会中占优势,而且又有-一位民主党人当总统,这样的法案就会被通过成为法律,工会组建工作取得重大胜利也就成为可能。诚然,对劳动法作出这般的变动势必使局势大为改观,但要注意,1978年尽管民主党人在国会中占最大多数,而且有一位民主党人当总统,最后一次修改劳动法的努力依然被挫败。

  组织工人加入工会 根据有关当局和法院对现行劳动法的解释,工会要在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体制内组织工人极为困难,因为法律限制工会的行动——在实践中不提供法律规定的、理论上给工人的各种保护,因此,今天吸收进工会的人,80%以上不是通过官方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的法定程序,而是通过“非劳动委员会”或“凭卡核定取向”的组建运动加入工会的。

  在这种形式的组建活动中,工会绕开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的程序,利用社区或政治压力,通过“凭卡核定取向”程序,迫使雇主承认该单位工人认可的工会代表他们同雇主谈判并签定集体合同。这样,就可以不通过劳委会主持的选举,由工会经自己征集到足够55%的工人签名、要求组织工会的卡片,交由劳资双方一致同意的第三方核实这些卡片的有效性。单靠社区领导人的支持还不足以赢得卡片核实式组建活动的胜利,工会还要在公 司老板和董事会董事们住宅周围散发传单、组织示威游行,再加上投资人(特别是公共基金和工会养老金基金)和民选公职官员施加的压力。工会要同社区结盟并承担社区义务。通过这些策略和战术,工会的组建工作在洛杉矶和休斯敦、在楼房守门员和旅馆工人中都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功,特别是在拉斯维加斯几乎将全市旅馆工人都组织进了工会。

  服务业雇员工会组织“家庭护理”工人的工作是近年来工会众多成功组建工作中成就最为卓越的一次。组织这类工人加入工会,除同组织楼房守门员和旅馆工人一样强调用社会组织结盟,并争取工作场所以外各界民众的支持外,还必须争取改变他们的法律身份,使他们能够加入工会。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家庭护理”工工资主要由各种公共基金资助,这类工人不能集体地同州政府谈判,因为从技术上讲,他们是各种州级以下的地方机构甚至是一些单个残疾人的雇员。经过13年的不懈努力,以及同许多残疾人团体的联盟,终于使洛杉矶成为法定的“备案雇主”,从而使家庭护理工成为享有集体谈判权的公共雇员。这样就得以让分散的家庭护理工——其中有些人甚至从未相互见过面——都能投票赞成组织工会,并使工会能代表他们谈判增加工资。通过这种战术积? ∈の笫ぃ褚倒驮惫せ嵊幸淮卧诠せ嵫【僦幸痪傥闪?5000名洛杉矶的家庭护理工,随后在其他地区也取得同样的成功。

  走出工作场所:工会的创举 现行美国劳动法和绝大多数工会都把工作对象集中于那些受雇于同一个雇主、工作稳定、全日制、受厂纪店规约束、非监工类的工人(他们之中多数人主张组建工会),但现在他们的人数日益减少。民意调查表明,5000多万工人要求参加工会,但其中绝大多数不可能加入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工会。为了适应新的情况,近年来,一些工会改而不在工作场所组建工会,而且也不按传统工会的模式建立新基层组织。其主要方式有二:开展政治运动以提高底层工人的工资;试行组建各种工人组织——但它们不是那种传统的、得到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批准和雇主承认的集体谈判单位。

  近年来,多次发生的、要求为低工资工人增加工资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反映了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名不符实。一个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要使四口之家的生活不低于政府规定的贫困线水平,必须每周工作72小时、全年工作52周。为解决这个问题,工会开始在有的地方开展政治运动,要求当地政府颁发维持生存工资的条令,将“维持生存工资”规定为一个工资收入者为维持? 目谥业纳畈坏陀诠俜焦娑ǖ钠独咚剿璧墓ぷ?2005年为每小时9.28美元,比官方规定的最低工资高出80%多)。早期的维持生存工资运动只以少数几种类别的工人为解困对象,主要是市县政府雇员、与这两级政府签约的合同工和领取其补贴的雇员。虽然早期胜利的覆盖面较小,这种运动却提高了劳务外包的费用,为后来扩大战果提供了经验。在2004年的地方选举中,维持生存工资运动采取进一步行动,要求在佛罗里达和内华达两个州举行全民投票,决定是否在全州范围内提高最低工资。这次由一些社区团体和一些工会组织结成同盟所发动的全民公决。大幅度地提高了最低工资,并且明文规定以后工资将自动随通货膨胀同幅上调。这两场举行全民公决的创举不仅以压倒多数获胜,而且提高了公众的觉悟、建立起了社区一工会联盟,它还促使其他各州也组织公民票决运动,对各自的州立法机构施加压力。这种运动同时显示,由于联邦政府坚持僵硬立场,斗争的阵地已转移到州及其以下各级地方。

  通过组织维持生存工资运动以提高工资,这是另辟蹊径的一种最重要的政治性替代选择。另外一种创举就是试验采用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代表工人维权的战略。以社区为基础的一些工人中心,将各行各 业的低工资工人聚集起来——这样也往往将不同族裔和不同阶层的工人以及移民工人联结起来,对他们进行培训和教育,开发领导人才,并处理扣发工资等工作场所发生的问题。工人中心的活动经费依靠各种基金会的捐赠,经济上不能自立,这是它们不同于工会之处。20年前,屈指可数、寥若晨星的工人中心至今已发展到100多个,说明它具有深入社区的潜力,这是一般工会力所不及的。

  另外一些创新性举措是把在法律上或在实践中被拒于工会之外的、为数众多而且不断增加的个人组织起来,代表他们维权。如劳联一产联设立的“劳动的美国”同非会员工人签约,将他们组织到以工会为导向的政治网络中。还有如专门将某类工作场所或某类职业的工人组织进各种工人协会等等。以上这些组织代表了不同单位和场所的不到半数的工人,但它们将存在一段时期甚至长期存在下去,使这些工人能提出比较系统的要求、建立积极分子网络、自主开展集体活动并同其他工人组织互相声援。

  沃尔玛:教育、政治和社区多管齐下 沃尔玛是工会最需要从各条战线动员起来与之斗争的对象。特别是在美国,它已成为一股强悍的反工会势力,其影响已远远超出其自身业务范围。虽然它的所作所为使它易于受到 来自政治和社区方面的压力,但它拥有巨大的资源使人难以与之对抗。然而,沃尔玛却以一定方式与几乎所有它在其境内营业的国家的工会进行交易,这说明当今美国工会的处境既是美国工会在政治上易受伤害和缺乏组织能力的结果,也同样标志着沃尔玛独特的劳工战略行之有效。或许是基于这一认识,美国工会应对沃尔玛的策略是既不展开全国规模的组建运动,也不在其分店逐个地组建工会,而是在各地动员形成地方性反沃尔玛联盟并提高公众觉悟。

  工会在政治上多次发动了禁止“大”零售店或强制其接受某些条件的运动。如仅以微弱差额未获通过的芝加哥市条例,原本规定所有超过一定规模的零售店(实际是针对沃尔玛)付给雇员的工资必须每小时为最低工资的两倍,并且外加每小时3美元福利费。工会还有其他举措:沃尔玛利用由公众基金设立的扶贫济困计划中的项目,特别是其中的医疗扶贫款来补贴它自己的低工资、低福利雇员和低工资、无福利雇员,这激起了民众公愤,工会借机倡议通过法律强制沃尔玛增加其向医疗保险缴费的份额。

  工会通过其反沃尔玛的网站和影视纪录片,以及通过在社区与工人双方利益交汇点上结成的同盟,举办一轮又一轮的公众教育运动来组织上述各项政 治性活动。其目的在于揭露沃尔玛有恃无恐地侵犯职工结社自由和其他合法权益的种种劣行,阻滞它的发展,改善它现有职工的生活条件及劳动条件,从而为将来开展组建工作打下基础。这些活动无疑改变了公众对沃尔玛的看法,并有损它的公众形象,但未能将沃尔玛现有以及原有的职工发动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或像其他地方那样,组织某种非传统工会模式的工人维权团体,不过这些活动发展成一种组建“准工会”运动的前景还是光明的。他们可以组织一个“沃尔玛工人协会”以反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维护工间休息权,交流有关工资以及反对强制加班加点等方面的信息等等,也可以在不能组建官方核准的工会组织之前采取其他方式集体维权。

  前景

  美国工会运动要扭转40年来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局面,并消除其后果,面临巨大的挑战。必须从多个方面采取主动,并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取得实效,这就是:提升组织工作能力;进行政治动员;同社区及社会各界团体联合行动或结盟;创新工人活动方式。以上每一个方面都是困难而繁重的工作,这些任务合在一起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然而,只要一个方面的工作有所突破就可以带动其他几个方面,从而彼此间相互促进,? 馐种匾?BR>  每一场社会运动都是以往多次挫败和山穷水尽疑无路情况下的综合产物,而不太起眼的成就都往往能触发产生结构和文化的新局面。今天是开展工作的大好时机:42%的美国工人要求加入工会,而1984年有此意愿的工人只有30%,至于想要获得某种集体代表权的工人的比例甚至比这更高。更有甚者,多家公众舆论调查显示,日益加剧的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正在产生更广泛的、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安。工会能否针对群众的关切采取切实行动,并将群众动员起来将是工会能否自我改造的关键。

    编译:郭懋安 ,(责任编辑 刘 振)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2010年5期,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6-15 05:04:07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邓英淘 现代化需要多少能源

现代化需要多少能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邓英淘

2010年6月

    我们在文献[1]中,对“节能是根本出路”这一观点作了分析,指出它对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不能成立的。由于目前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只有1吨多标煤,即使其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它所生产出的GDP,也只有发达国家人均水平的1/5左右,这很难称之为现代化。那么,中国若要在今后四十几年的时间里基本实现现代化(如用人均GDP来衡量,则应达到发达国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水平的80%以上);需要多少什么样的能源呢?本文将对此作出分析。我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我国现代化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二者人均用能水平相差悬殊;因此,大幅度提高人均用能水平就是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能源使用效率。

一、能源使用与现代化水平的关系

    本节先概述二者关系的机理,然后再对我国实现现代化所需的能源限界进行讨论。

    生产、生活与能源

    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与能源的使用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前者的形态和水平极大的依赖于能源供给形态和水平。例如:食品能量就是生命存在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必需品。自上世纪以来,人们除了把能源用作汽车燃料外,所有其他资源的利用也有赖于将能源用于采矿、加工和储运。我们把各种原料加工制造成各种产品,也都需要消耗能源。在发达国家中,甚至食品的生产也大量地消耗着能源。例如,在美国的总能耗中,大约有15%至17%是用于食品的生产、收割、貯运、加工和调制。

    当用物质资本和基础设施来考量时,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人类的整体生活水平也与能源消耗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一个没有动力机器的社会里,它很难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出多于最为基本需要的食品、衣着和住房等,因而其生活水平只能是很低的。反之,劳动生产率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工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一个具有高度发达生产力的社会,不仅能生产出其基本的必需品,而且还可生产出非常丰富的其他物品和服务,而其成员能有很多闲暇时间可用于服务性行业、娱乐和休闲活动。总之,与机械化、自动化(及信息化)紧密相联的高劳动生产率才能使全社会普遍享受到高生活水平。然而,机器的运转需要与其所作功相适应的能量或燃料(例如,内燃机的能量效率只有25%左右,再提高一、两个百分点都很困难),这就是说来自高生产率的高生活水平也意味着高水平的能量消耗。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时,其能量消耗和生活水平之间有着直接的、相当密切的关联[2]。

    当然,要注意这两者的关系不是绝对的。有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另外一些国家大体相当,但能源消耗量却明显有别,例如目前的美国和日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能量的利用效率不同,例如美国的小汽车和日本的相比,前者明显低于后者。但是,一个能量单位只能作出与其相应的作功单位;因此,尽管能效可以改进,但在能量、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之间的基本关系仍然保持稳定。使能耗和生活水平之间产生不一致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利用能量的产业类型。例如,假设产品的价值相同,但金属冶炼比装配钟表所需的能量要多得多(还可参见文[3]对日、欧、美的能源利用效率差别的分析)。不过,如果比较的是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强国时,则能量、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或方式)之间的基本关系仍然是适用的。因此,达到高生活水平必然与用能量的增加有密切的联系。同时,高用能量不仅是实现高生活水平而且也是保持高生活水平,所必需的;例如开动较大型的小汽车,为较宽敞的住宅取暖,等等。

    现代化的能源限界

    由于在能量消费、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基本关系,因此有人断言:没有一个国家既能享有高度的人均收入水平,又不消耗大量的能源。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1999)》对不同收入组的人均能耗进行了统计,可以明显地看出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均能耗也在增加(人均GDP以购买力水平价计算):1999年,日本人均能耗为我国的4.96倍,人均GDP为我国的7倍;美国人均能耗为我国9.4倍,人均GDP为我国的8.8倍;加拿大人均能耗为我国的9.13倍,人均GDP为我国的7.3倍;其他欧洲发达国家人均能耗为我国的4至7倍,人均GDP为我国的5-7倍[4]。由此可见,我国人均GDP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基本体现在人均能耗水平的差距上。下表概括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数据。

表:世界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石油当量吨/人)

     1973 1980 1985 1990 1995 1998 1999 2000
日本 2.99 2.97 3.30 3.55 3.97 4.04 4.07 4.14
美国 8.19 7.79 7.49 7.73 7.89 7.94 8.08 8.17
加拿大 7.20 7.85 7.45 7.52 7.89 7.85 7.97 8.16
英国 3.93 3.57 3.60 3.69 3.83 3.88 3.89 3.89
德国 4.28 4.60 4.65 4.48 4.16 4.20 4.15 4.13
法国 3.39 3.48 3.60 3.98 4.15 4.36 4.35 4.37
意大利 2.35 2.46 2.39 2.67 2.97 2.88 2.93 2.97
OECO 4.17 4.23 4.12 4.33 4.50 4.60 4.66 4.72

    注:来源见[5]

    在上表中,是以石油当量来计算的,将其乘以1.43便可折算成标煤当量;由此可知,在1990年,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日本为5吨(标煤,下同),美国为11吨,加拿大为10.8吨,英国为5.3吨,德国为6.4吨,法国为5.7吨,意大利为3.8吨,OECD平均为6.2吨。除了意大利外,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人均能耗水平均在5吨标煤以上。如果我国要在2050年前后,达到发达国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人均GDP水平的80%以上,则届时我国人均用能水平应达到4吨标煤左右;应当说这是一个相当紧张的标准,必须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实现。

二、能源供应总量与结构

    到2050年,我国人口 将达16亿左右,如其人均用能水平达到4吨标煤,则其总量将为64亿吨标煤。

    目前世界能源消费中的百分之三十几为石油,以此为据,则中国消费的石油应为15亿吨左右,这接近目前全球石油贸易量的80%;显然,这条路很难走得通。在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例近70%;据此,到2050年,中国消费的煤炭应为63亿吨原煤(1吨标煤折1.4吨原煤),相当于2004年我国原煤开采量的3.4倍,其环境成本很难想象。看来,这条路很难走得长。

    第三条道路在哪里?在于大规模地开发和高效利用生物质能及可更新能源;如此,中国将为全人类开辟出一个新的天地。

    可更新能源

    水电和风电。中国水电的可开发量约4亿千瓦,以年利用4000小时计,约合电量1.6万亿度;如以供发一度电耗标煤310克来计算,1.6万亿度电相当于近5亿吨标煤。

    到2003年初,全球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200万千瓦;过去五年中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的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3%左右。据欧洲风能协会等机构的研究和预测:2020年全球风力发电装机将达到12.31亿千瓦,年安装量达到1.5亿千瓦,届时风力发电量将占全球发电总量的12%(目前丹麦已经成功地用风电来满足国内18%的电力需求);我国初步探明:陆地上可开发的风能资源即达2.53亿千瓦,加上近海(15米深的浅海地带)的风能资源,全国可开发的风能资源估计在10亿千瓦以上[6]。如到2050年,可设我国风电装机4亿千瓦,年利用3000小时,则届时风电总量为1.2万亿度,按上述标准,折合标煤约3.8亿吨。

    生物质能。目前我国约有7亿多吨农作物秸秆和2亿多吨林地废弃物,两者之和约10亿吨生物质能(干重,下同)。目前全国尚有1亿公顷宜林、宜农荒地、荒山,可以用于发展能源林业和能源农业[7],如能选用合适的生物物种(如中国象草),每亩每年可提供2吨生物质能[8];则1亿公顷的边际土地每年可生产出生物质总量约30亿吨。上述两项之和约40亿吨。利用现代的压缩成型技术和高效率的燃烧技术,等重量的生物质能与原煤(如徐州一号煤)的实际燃烧热值效果大体相当[9];故我们可按1.5吨生物质能折合1吨标煤来计算(通常的算法是2吨生物质能折合1吨标煤)。如此,上述40亿吨生物质能约折合27亿吨标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使用丹麦的燃柴发电技术来替代燃煤发电[10]。

    目前我国约有25亿吨畜禽粪便,到2050年这一生物量可达50亿吨以上(湿重),折合干物质重量约为5亿吨。以其每吨干物质产沼气300立方米来计算,年产沼气1500亿立方米,如每方沼气发电1.5度,就是2250亿度电,按前述标准,折合标煤近1亿吨。

    上述各项可更新能源总量约合37亿吨标煤,在64亿吨标煤中所占比例为57.8%;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生物质能资源,它在64亿吨标煤中所占比例为44%。大规模地高效利用生物质能从技术上来说已经成熟,从土地和生物资源可获量上来说,也不存在颠覆性的障碍。

    不可更新能源

    核电。如其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达到5%(或说在电能中达到10%左右),则其可折合标煤3.2亿吨。

    石油和天然气。可以设想到2050年前后,我国石油消费达4亿吨,天然气(含煤层气)消费达到4000亿立方米,两者合计折合石油当量约8亿吨,折标煤11.4亿吨。这样一个油气消费水平,大体可以自给;例如,目前我国原油产量约为1.7亿吨,如按年增1.8%来计算,则46年后,可以达到4亿吨的年生产水平;我国天然气和煤层气总储量约70万亿立方米,在2050年后,达到年利用3至4千亿立方米,应是完全可能的。

    再退一两步说,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的油气进口量应该可以最终控制在2亿吨石油当量左右。

    煤炭。用64亿吨标煤减去上述各项,得数为12.4亿吨标煤,折合17.36亿吨原煤;这与2004年我国原煤的开采水平大体相当。当然这要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消长过程,其中的关键因素是看生物质能替代煤炭的进展状况。

    以上三项不可更新能源合计约27亿吨标煤,在64亿吨标煤中所占比例为42.2%。与2004年相比,不可更新能源使用的总量增长35%,在四十几年的时间里,年均增率不到1%。特别是,如果我们能在2050年把原煤开采水平控制在20亿吨以内,那么我们的环境成本就可保持在本世纪前十年的水平。如此,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的帽子仍将由美国人戴着,或者由印度人取而戴之。

三、能源需求结构

     仅从能源供应结构来看问题还不够,因为从需求结构的角度来看,二者的能源形态之间很可能存在着重大的不一致。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交通用能的形态。

    交通用能的形态特征

    下面是美国七十年代国民经济四部门的用能结构及其用能效率:电力占25%,(平均用能效率为30%至36%),家庭和商业占21%(平均用能效率65%至75%),工业占27%(平均用能效率40%至50%)交通运输占27%(平均用能效率12%至15%)[11];通过加权平均可知七十年代美国国民经济的能源效率为38%左右(对上述括号中的数字取中值)。如果我们对上述括号中的数字取高限作加权平均,则其整体的能源效率约为42.3%(假设用能结构不变),这就是发达国家今天的图景。由上述可知,在发达国家,交通运输部门既是国民经济系统中的用能大户、又是用油大户,还是能源效率最低的部门。几十年来,这个特征没有根本的改变。

    目前,世界石油的70%左右是作为各种交通运输工具的燃料来消耗的。从目前的技术体系看,这不是一个用电能或其他能源形态(如煤炭、天然气)可以简单地加以替代的。另外,内燃机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臻于完善,要想使其热效率(目前为20%稍多)哪怕再提高两至三个百分点,也是很困难的。

    通常发达国家的交通运输部门用能在能耗总量中要占到1/4左右。以其乘以64亿吨标煤,则其值为16亿吨标煤。这就是说,到2050年,我国人均能耗4吨标煤中,约有1吨标煤的能源是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燃料消耗的,其总量为16亿吨标煤,相当于2004年我国能耗总量的80%。

    在前述能源供应中,我国人均油气供应以石油当量计为0.5吨,如设其中的一半作为化工原料,另一半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燃料,则后者的总量为4亿吨石油,折合标煤为5.7亿吨,与上述16亿吨标煤(燃料用)相比,缺口约10亿吨标煤,相当不小。

    由上述能源供求总量及结构的比较分析来看,在今后几十年里,能源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交通运输部门的用能形态上。换言之,即我们应选择何种非油燃料来大规模地(以亿吨计)替代交通用油。下面将对此略作讨论。

    交通用油的替代分析

    下面我们从经济性和能源效率这两个方面,对几种可能的替代方案略作分析。

    煤炭制油及二甲醚。一般来说,用煤炭制油一吨,需耗用四吨煤炭。4吨原煤的热值与二吨石油的热值大体相当,因此煤制油的第一步转化效率只有50%。如内燃机的效率以22%计,则煤制油的能源效率只有11%(50%×22%=11%);这很难令人满意。从经济上说,现在一般认为,当每桶石油的价格在30美元以上时,用煤制油是合算的;但如考虑到环境成本(如由原煤采掘造成的地面塌陷等),则这种经济性也要打不少折扣。

    一般说来,可用2.3吨煤炭制成一吨二甲醚,其热值与一吨石油大体相等。由于二甲醚在内燃机里可充分燃烧,其效率比燃油可提高三个百分点,故使用二甲醚做汽车燃料时,其能源效率可达21.7%(10000÷11500×25%=21.7%)。这相当于煤制油的两倍,且其环境成本仅为煤制油的二分之一。与煤制油相比,其不利的方面是要增加一定的投资建设加气站。

    综合比较来看,煤制油可以作为战略燃油储备的平衡阀,以千万吨的规模为宜;而煤制二甲醚可以成为交通用油的主要替代方式之一,可以达到上亿吨的规模。

    燃料电池和动力电池。目前世界上已有使用100%甲、乙醇作为内燃机燃料的汽车,但若以这种方式燃烧数亿吨的甲、乙醇,除了对汽车相关部件的腐蚀外,至少还有两个重大问题需要考虑。其一,大量排放醛类物质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即使加装了催化装置的甲、乙醇汽车在启动时也会排放一定量的醛类气体。其二,更为重要的是,甲、乙醇作为内燃机燃料,其能源效率只有20%左右;且因其能量密度低于汽柴油,同等的油箱,以前者作为燃料的汽车行程只有后者的60%左右。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替代方式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或过渡措施。

    与此相比,以燃料电池作为车载动力,同样使用甲、乙醇,其能源效率可以达到40%至80%,相当于汽柴油的两倍到三倍。这就一举扭转了交通运输这一耗能大户的用能效率最低的传统格局。到2050年,我国交运部门如以传统方式用能,其用能总量将达16亿吨标煤(折合11.2亿吨原油);而以新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替代,则仅用8亿吨标煤就可完成同样的运输量。动力电池(如锂电池)的能效完全可与燃料电池相比美,且其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即电力网线的复盖面是最普遍的。

    当然,用燃料电池和动力电池作为车载动力,在经济性的获得上还要有一个过程。但只要明确了方向,它们的产业化一定会比内燃机的产业化过程短得多。因为在油价不断高企和石油日益稀缺的条件下,替代能源的丰富性及其利用效率是压倒性的指标。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这一点更为关键。

四、结语

    展望2050年,届时我国将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人均用能水平将达4吨标煤左右,用能总量约64亿吨标煤。如能大力开发可更新资源(约占供能总量的60%左右),在能源供给总量上,应该可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环境的影响,可大体控制在2010年前后的水平上。但在需求结构上,有一个突出的限制,即交通运输部门如何从传统的石油燃料转向新型的非油燃料;从目前的技术进展看,最有希望的三个方向是二甲醚、直接醇类燃料电池和新型动力电池。循此途径,中国在用能的方式和效率方面有可能超越西方发达国家。

      引文和注释

[1]:柯堤:“能源经济概观之一:节能潜力知多少”,《调查研究通讯》NO.2005-11(2005年8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www.ecrcass.com。
[2]:G·韦德:《能源与环境变化》科学出版社,1983。
[3]:同[1]。
[4]:计保平:“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北京社科规划:学者论坛》2005.9.13。
[5]:来自ECCJ日本节能中心。
[6]:何祚庥、王亦楠:“我国能源和电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现实选择”,2004年9月18日发表于互联网。
[7]:梁晓亮:“植物能源最稀缺的是规模”,经济日报,2005.5.26。
[8]:中国新闻网2005年9月8日电: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今后10年内,欧洲和北美大地上可能会开始大量种植多年生植物象草,作为燃料发电,有望真正替代煤炭和石油。
[9]:吴创之:马隆龙主编:《生物质能现代化利用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5月。
[10]:丹麦超超临界发电技术及新的多燃料热电站 :由丹麦BWE公司设计生产,发电效率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达到47%,比超临界机组高出6到8个百分点,可以使用生物燃料、天然气等多种类型的燃料;热电冷联产时,能源得到高效利用,其综合利用率可达94%。
[11]:同[2]。

 

中国发展面临的大变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邓英淘

2007年07月24日

  在观察分析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有一种基本的两分法,即看其是处于惯性变化,还是处于转折变化的趋势之中。当社会经济主流处于以往的惯性变化趋势时,无妨运用以往的思维定势去思考和处理问题: 然而如果这个主流脱离了以往的惯性,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则沿袭先前的思维方式就将坐失良机,贻误发展。

  展望今后50年,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将实现高度现代化,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其循环演替将呈现何种新的变化特征,其国际经济环境又将如何变化?我们选取其中的两大变局简述一二。

  生产方式的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能源是工业社会的血液,发达国家的农业是石油农业,工业是石油工业,社会是石油社会,能源的使用是这个社会的财富象征。据分析,在1980年代前后,与能源和化工原料相联系的GDP要占到其全部GDP的30%—40%。我国目前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主要体现在人均用能水平相差悬殊:2000年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6.7吨标煤,日本为6吨标煤,美国为11.7吨标煤;而到2005年,我国人均消费能源仅为1.7吨标煤,相当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4。以此来衡量,我国人均GDP水平(购买力平价)相当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0%—25%。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若要实现高度现代化,则人均能源水平应在4.5吨标煤左右;如届时人口以15亿计,则能源消费总水平约70亿吨标煤,相当于2000年全球能源消费总水平的50%还多。显然,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是以大量使用可耗竭能源和资源来实现现代化的;在气候变暖、排碳控制等内外部环境约束下,中国要想完成现代化,就必须另辟蹊径,即以可再生能源和资源为基础来实现现代化,这意味着要在生产方式上进行一次大变革。下面我们以能源为例,对其略作分析。

  (一) 水电和风电

  中国水电的可开发量约4亿千瓦,以年利用4000小时计,约合电量1.6万亿度;如以供发一度电耗标煤310克来计算,1.6万亿度电相当于近5亿吨标煤。

  到2003年初,全球风力发电装机达到3200万千瓦;过去5年中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的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3%左右。据欧洲风能协会等机构的研究和预测:2020年全球风力发电装机将达到12.31亿千瓦,年安装量达到1.5亿千瓦,届时风力发电量将占到全球发电总量的12%。这不是神话,目前丹麦已经成功地用风电来满足国内18%的电力需求。我国初步探明:陆地上可开发的风能资源即达2.53亿千瓦,加上近海(15米深的浅海地带)的风能资源,全国可开发的风能资源估计在10亿千瓦以上。如到2050年,可设我国风电装机4亿千瓦,年利用3000小时,则届时风电总量1.2万亿度,按上述标准,可折标煤3.8亿吨。

  近年来风电技术有几项突出进展: 其一,无摩擦风力涡轮机。它用“磁浮”轴承替代了滚珠轴承,从而可借助低至每秒1.5米的风力来发电。其二,漂浮海上风车。这种可在离海岸线约60公里的海面上工作的浮动型风力涡轮机,发电能力可达5兆瓦。其三,风筝发电机。它在占地约50亩的地面上,能产生50万千瓦发电能力,即每平方公里能产生150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如每年利用达到4000小时,相当于600亿度电,折标煤近0.2亿吨。如此,若展望至本世纪末,可设我国风电装机达6亿千瓦,年利用4000小时,届时风电总量将达2.4万亿度,约合7.6亿吨标煤,比2050年多生产3.8亿吨标煤的能量。

  (二)生物质能

  目前我国约有7亿多吨农作物秸秆和2亿多吨林地废弃物,两者之和约10亿吨生物质能(干重,下同)。目前全国尚有1亿公顷宜林、宜农荒地、荒山,可以用于发展能源林业和能源农业,如能选用合适的生物物种(如中国象草),每亩每年可提供2吨生物质能;则1亿公顷的边际土地每年可生产出生物质总量约30亿吨。上述两项之和约40亿吨。利用现代的压缩成型技术和高效率的燃烧技术,等重量的生物质能与原煤(如徐州一号煤)的实际燃烧值效果大体相当。我们可按1.5吨生物质能折合1吨标煤来计算,上述40亿吨生物质能约折合27亿吨标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使用丹麦的燃柴发电技术来替代燃煤发电技术。

  目前,我国约有25亿吨畜禽粪便,到2050年这一生物量可达50亿吨以上(湿重),折合干物质重量约5亿吨,以其每吨干物质产沼气300立方米来计算,年产沼气1500亿立方米,如每方沼气发电1.5度,就是2250亿度电,折标煤1亿吨(沼气渣还可作为有机肥还田)。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到本世纪末,通过跨区域配置水资源等战略措施,可在我国北方近40亿亩干草原开辟出约10亿亩左右的高产饲草料地,多生产出10亿吨干物质;在约6亿亩海涂的范围里,利用工程微藻技术,可生产出约3亿吨碳氢化合物(干物质)。

  由此可知,到本世纪末,我国生物质能的年生产总量可达53亿吨(如包括6亿—7亿吨谷物和粮食,则其总量可达60亿吨)。这比2050年的水平多出约13亿吨,折标煤8.6亿吨。

  (三)太阳能

  展望至百年这一尺度,太阳能对不可更新能源的替代潜力极大。下面仅举两种已经实现的范例。

  其一,太阳能聚热发电(简称GSP)。它的原理是利用镜子将太阳光聚焦到装有某些气体或液体的管道或容器内,将气体或液体加热到400摄氏度,然后带动传统的汽轮机发电。据估算,CSP每覆盖1平方公里,每年可生产出相当于150万桶石油(即20万吨石油,约合29万吨标煤)当量的能源;按目前的技术,建一个这样的发电站,其成本相当于每桶50美元的石油价格。但当巨型“镜子”的生产能够达到工业化程度时,成本可能降到相当于每桶20美元的石油价格。

  其二,使用太阳能的住宅。新华社的一篇报道曾报道了美国利用太阳能打造免电费之家的案例。家住新泽西州的迈克尔·斯崔斯基与所有美国人一样,全年依靠电力取暖、制冷,并驱动家电“干活”,其中包括耗电量不小的热浴盆和宽屏电视。不过,斯崔斯基无需再为家庭用电支付公用事业费用,因为身为环保主义者的他已经告别当地电网,投奔太阳能。斯崔斯基的住宅面积约300平方米,绝热性能极佳;他的住宅外观与普通住宅相差无几,但住宅用电全靠附近约100平方米的太阳能电池板供给。他有时还利用家中电解装置从水中分解氢气,存入气罐,以便为燃料电池充电,并驱动同样环保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夏季,太阳能电池板为他提供比家庭用电多60%的电力,这时他会把余电以氢气或氢燃料电池的形式储存下来,留待冬季太阳能供给不足时使用。

  在上述两例中,前者是集中利用太阳能,后者是分散利用太阳能。在我国西北部的沙漠里,光能资源极为富集,仅须在适当地点开辟出约1万平方公里为太阳能电场,就可得到每年20亿吨石油当量的可更新能源,折标煤近29亿吨。

  (四)小结

  综上所述,至本世纪中叶,水电、风力和生物质能三项总计,可更新能源生产量约合37亿吨标煤,在64亿吨标煤(16亿人口,人均4吨标煤)中所占比例为57.8%。至本世纪末,水电、风力、生物质能和太阳能四项总计,可更新能源约合78亿吨标煤,占80亿吨标煤(16亿人口,人均5吨标煤)的97.5%。也就是说,展望50年和100年,我国的能源供给完全可以建基于可更新能源之上,且在技术上不存在颠覆性的障碍。

  这是不是一种畅想?且看下述佐证:欧洲可再生能源委员会和绿色和平组织近日发布研究报告,预计到2050年全球一半的能源需求将通过可再生能源来满足。报告建议,通过取消政府对化石燃料和核能的补贴,建立更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为可再生能源投资者提供稳定的回报。报告称:如严格执行这些措施,可再生能源利用前景将十分可观;核燃料将完全被淘汰,化石燃料将仅用于交通部门;全球70%的电力和65%的热力供应将来自于可再生能源;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从2003年的230亿吨降至115亿吨,能源成本将保持目前的水平不变。这无疑是一次生产方式的大变革。

  全球经济主导权的数十年未有之大变局

  2006年11月美国《商业周刊》登了麦克·门德尔的一篇文章,其概要如下:

  至2007年底,美国经济会达到这样一个转折点,即它在商品和劳务进口上花的钱将超过联邦政府的收入。也就是说,美国人付给外国人的钱不久就会超过他们付给自己国家政府的钱。目前的情况已大致如此:美国现在每年为进口商品付费约2.2万亿美元,而联邦政府一年收入不过是2.4万亿美元。在过去的70年中,华盛顿一直是一只800磅的巨人,它比美国经济中的任何一种力量都要强得多;但现在的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联邦政府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但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大。

  在收入政策方面,美国有可能会通过一些立法,如提高最低工资,但即使能获通过,也只能帮助美国劳动大军的一小部分。这对改善近年来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多数美国人感到工资增长乏力的情况几无帮助。门德尔认为,收入普遍下降的压力主要是由于中印等国的崛起以及全球竞争加剧引起的,对此,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无能为力。

  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10年之前,美国经济还具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那时,华盛顿做出的税收和支出决策可以决定自身经济增长的进程,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大事件,如1990年代中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只有很小的冲击力。现在,这种情况变了。1995年以来,美国进口占GDP的比例从12%上升到17%;目前外国资本占了美国国内投资的32%,而在1995年,这个比例只有7%。至今,影响美国经济的许多杠杆已不在华盛顿,而是在欧洲、亚洲甚至拉丁美洲。

  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和冷却楼市,美联储从2004年以来17次提高短期利率,共计4个百分点以上,但就在其紧缩国内货币供应时,外国投资者却填补和对冲了紧缩的部分。布什政府大幅减税给美国经济注入了数千亿美元,致使其经济增长保持在不错的水平。然而,随着日益增多的美国生产转移到海外,财政刺激政策创造的国内就业机会比人们预期的要少得多。曾任克林顿高级顾问的夏皮罗认为: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已不像以往那样有效,我们再也不知道如何确保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和工资的有力上升。另外,越来越多的经济迹象表明,削减预算赤字对激发国内商业投资和经济增长没有多大作用。纽约联储的一项新研究表明:投资只对财政政策的变化做出了微小的反应。

  在技术和发展政策方面,以往把更多的税收用于研发以提高美国竞争力的这种理论也开始出现经济和政治上的问题。在全球经济多元化的今天,公司和企业就像移动玩具积木一样,在全世界移动工厂和设备,美国的从业人员再也不会像以往那样理所当然地直接从美国资助的研发中得到好处。尽管联邦政府在过去5年为医疗机构拨出了1250亿美元,但在先进的生物技术和医疗商品方面,美国仍有大量的且仍持续增加的贸易逆差,其工作职位只增加了2万多个。有人认为:我们可以设想美国政策增加研发经费就自然会促使国内经济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甚至这种资助到底帮助了谁,都成了一个未知数。

  美国宏观经济决策者正在面临大量商品和货币出入国界的情况下如何管理经济这样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有人说:华盛顿重要性比过去小多了,它再也不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极独大主导全球经济的格局已经开始逆转,全球经济多元化、多极化格局正先于政治多极化形成。
 

 

 

 


发件人:"鹏 喻" <yupeng_success@yahoo.com.cn> 2010-06-17 13:37:48 +080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为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送葬:致把“外资企业都视同于中国企业”的某君的一封信

外资企业都能被视同于中国企业吗?

为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送葬

----致某君的一封信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贾根良

2010年6月16日

    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因此,与利益相比,更危险的其实是思想。——凯恩斯

某君:

    当2010年5月23-24日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落下帷幕的时候,我正忙于教学、学生答辩和校订书稿等诸多事务。抱歉,拖到今天才有点时间给您写这封信。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希望您能够了解、调查和严惩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被美国人所欺骗的我国政府中的那些笨蛋,正是他们使我国在殖民地经济的道路上又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的5月21日,我和左大培、张仁德和杨虎涛等经济学教授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坚决支持政府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击退外国对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粗暴干涉》,目的是希望参加会谈的官员们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因为像笔者这样的愚钝之人即使是信息不灵,但也在会议召开之前就已看出,美国经济战略家的阴谋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暴露:美国发动贸易保护战和汇率战的真实意图是声东击西、暗渡陈仓,真正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放弃自主创新政策和诱使中国在金融自由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而当这一步不可逆转之后,美国将再实行强迫人民币升值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最终达到摧毁并控制我国经济的目的。

    在2010年5月23-24日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我悲哀地看到,美帝国主义战略家的这种“阴谋”最终还是得逞了,我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实际上已经被跨国公司所埋葬。因为据新华网北京5月24日电,“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24日表示,中国有关部门将于近期启动2010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工作,欢迎所有中国企业包括在华外资企业积极申请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他表示,从征求意见情况来看,2010年的认定通知基本解决了各方关注的问题,体现了非歧视、市场导向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从中方召开的20多次座谈会看, (外国在华)商会和外资企业的主要关注点已转为具体申报程序的技术细节问题,对中方的原则没有什么意见。”

    好一个“(外国在华)商会和外资企业……对中方的原则没有什么意见”!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要得到外国企业和外国政府的批准吗?毫无疑问,让美国政府担忧的“自主创新”政策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2009年11月,中国科技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2009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的通知》。该通知要求供货商在被列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之前必须获得产品认定,所有申报的产品都要拥有中国的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且申报人的知识产权必须完全独立于海外机构或个人。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完全是正当的,没有违背任何国际规定和惯例;中国政府也没有加入世贸组织的《政府采购协定》,没有义务和责任让在华的外资企业参与中国的自主创新活动,发达国家的政府、跨国公司和媒体凭什么对中国横加指责,无理取闹?难道中国人都像他们所认为的都是傻子吗?对于他们这种把中国当作殖民地对待的行径,中国人民决不答应!

    然而,在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我国政府中的那些笨蛋又上当受骗了。因为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之前,由于欧元危机和我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还有房地产泡沫),人民币汇率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升值了,如果考虑到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这更是如此。因此,即使按照美国人的看法,人民币汇率实际上已经没有升值的必要了。就是这样一个已经没有升值必要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却被美国人拿来和中国的经济主权进行交换。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一种推测:4月13号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号文件)就是美国财长盖特纳利用人民币汇率升值进行恫吓的结果(我曾对这个9号文件专门给您写信,表示强烈的反对)。对于社会上的这种推测,由于不了解情况,笔者不能贸然肯定。

    但是,比美国要求中国无条件对外资开放投资机会的这种进攻更为毒辣的是,美国政府利用“已经没有升值必要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压迫中国政府放弃自主创新政策和进一步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个“已经没有升值必要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被美国人拿来作为“一石三鸟”的武器,您说可笑不可笑?但我想您肯定是笑不出来的,因为哭还来不及呢。我国政府中的那些笨蛋就是这样被一个明眼人就能看得出来的一个算不上阴谋的“阴谋”所欺骗,在我国自主创新政策问题上乖乖地对美国和跨国公司束手就范了。

    有人可能会辩解说,“不妥协不行啊,因为商务部此前在广东和浙江所做的压力测试表明:假如人民币升值3%,就会有大量企业倒闭。”这种辩解是站不住脚的。由于欧元危机、我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人民币汇率已经大幅度地被升值了,这种理由就足可以回击美国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据说,赫德森在4月份曾经给您写过一封信,清楚地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升值一点也解决不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目前,赫德森的这封信改写成了学术论文,将发表于《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由于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涉及中华民族长远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在《坚决支持政府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击退外国对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粗暴干涉》中退一步指出,“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可以让步,但是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绝不容有少许的退让!而对于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我国政府也必须坚持‘如果你们非得迫使人民币升值,但中国必须使用外汇储备买回美国在华企业’的原则寸步不让”。使用外汇储备回购美国在华企业,这是回击美国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的又一杀手锏,我们可以料想,美国绝不会因为鸡肋似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损失其跨国公司在华的殖民主义经济利益。至于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可以义正词严地指出,这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容许讨论!

    某君,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在目前的我国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不知是为什么,只要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势力一对中国施压,我国政府就退让,这哪还有一点骨气?这是我国在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有关中国自主创新政策问题大失败的根本原因。而且,美国总是提出一大堆无理的要求,采取一种“你总要答应一些或做出妥协吧”的战略,这是一种无赖的战略。然而,外因总是通过内因其作用,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在我国出现了这样一种奇谈怪论:凡在中国注册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汉奸龙永图又跳出来为美国干涉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制造舆论说,“一家外商投资企业经中国政府批准成立以后,它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管,向中国政府交税,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它就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企业。如果始终将外资在华企业看作是外国企业,中国就不可能建立一种对外开放的良好体制环境。” 像龙永图这样一点也不懂政治经济学的汉奸竟然活跃在中国经济论坛的舞台上,这真应了阮籍的那句话“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某君,像龙永图这样的民族败类已经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即使是对中国横加干涉的跨国公司也会对他感到恶心,因为只有铮铮铁骨的人才被对手所尊重。但令我感到悲哀和担心的是,您怎么最近也说出了和龙永图类似的话?我听别人告诉我,您曾经说过,“凡是在中国合法进行生产、雇用中国员工、进行研发投资和商业运营的外资企业都视同于中国企业”,您真是糊涂啊,这样的话是您随便可以说的吗?按照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跨国公司在中国注册的子公司、在中国注册的外国独资企业的产权无疑是属外国人所有、是外国企业,他们的产权什么时候归你中国政府或公民所有了?你真伟大,一句顺口开河的话就有可能在经济学说史上“开创”产权理论的一个新“流派”!但是,您忘记了中国近代史上外国资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了吗?这些外国资本也曾经“是在中国合法进行生产、雇用中国员工、进行研发投资和商业运营的外资企业”啊!难道您没有注意到跨国公司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支配其经济、干预其政治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实吗?如果您没有注意到,发生在您身边的中国自主创新政策被绞杀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某君,我记得就在中央于2006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自主创新战略的当年,在我仍为中央的英明决策而感到振奋的时候,一位科技政策的研究者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不知你听说过没有:在中国28个主要行业中,外国直接投资占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已经达到21个,每个已经开放产业的前五名几乎都是由外资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自主创新怎么搞?难道跨国公司是中国自主创新的主体?!”这样一句话犹如一桶冷水浇遍我的全身,使我哑口无言。当我查看了一些资料和思考后,我禁不住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事隔三年多,正当笔者为我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开展2009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的通知》感到些微安慰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在外国势力的压力下,我国自主创新的政策却被严重破坏了!在外国直接投资现在几乎全部采取独资的发展趋势下,在我国变本加厉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在民营企业与外资的竞争中是如此弱小的情况下,究竟谁将是中国自主创新的主体?如果不把跨国公司排除在自主创新之外,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主体必将无法避免。

    某君,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自主创新中“自主”的含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技术创新是我们的自主创新吗?如果不是,那又为什么让他们掺和进来呢?强大的跨国公司对决弱小的中国民营企业,中国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上能成为跨国公司的对手吗?如果了解历史,了解英国和美国是如何从贫弱中走向发达的,我想,任何人都会明白中国民营企业绝不是跨国公司的对手。“跨国公司是中国自主创新的主体”,这种说法恐怕连形式逻辑都不符合,无论多么颠倒黑白和胡搅蛮缠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一点!

    如果没有民族企业的自主创新,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会成为富士康“高科技血汗工厂”的现代奴隶。端午节就要到了,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缅怀的日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某君,富士康的十二条生命连一声抱怨都没有就跳楼了,他们从不抗争,默默地走了,多么年轻的生命啊。但我不知道您是否想到过没有:富士康的“十二跳”难道不是对政府引进外资的无声抗议和血泪控诉吗?难道不是对中国模式的莫大讽刺吗?该是拨乱反正的时候了,该是结束自1993年开始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阶段的时候了。

    某君,1913年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经指出,“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曾有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因为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原先我曾觉得威尔逊的这些话有些言重了,但面临今日中国之状况,我不得不承认威尔逊的话是多么富有远见。

    某君,我真担心我们这一代人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我真担心外国在华商会和跨国公司在不久的将来,将套用骆宾王《讨武曌檄》中的一句话豪迈地宣称:试看中华之大地,竟是谁家之天地!哎,想到这里,我不禁悲愤交集。呜呼哀哉!我再也写不下去了。

    某君,如果您不拒绝,等我情绪平静几天以后,我再和您谈一下我对富士康“现代集中营”的看法,谈一下为什么中国作为“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只不过是正等着西方国家宰杀的迷途的羔羊而已,再谈一下……,我有许多话要和您说,但我担心您不愿再听。

    此致 敬礼!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10年6月14日夜,

 

 

 


发件人:"杨" <yzx228@163169.net> 2010-06-13 06:41:12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杨曾宪新稿。

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及遏制对策

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杨曾宪

2010年6月

    腐败现象,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严重社会政治问题。眼下,除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外,几乎没一块净土了。腐败不除,难以国泰民安,其危害性怎么强调不为过;反腐问题,事关治国安邦,其重要性怎样拔高不为过。实际上,从党政喉舌到社会舆情,都在表达同样的意思:对腐败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但是,尽管腐败高官不断落网、反腐措施不断出台,但无论百姓还是专家,共同结论是:腐败不仅仍在蔓延,且大有“越反越腐、前腐后继”之势……。这就令人深思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反腐制度、机制、措施不到位、不落实无疑是重要原因,但笔者认为,国人违“法”无羞、无“礼”有耻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原则,是更深层的原因。

一、当前的腐败形势何以国人难容?

    本文所谓腐败,泛指利用各种权力违规获利的现象。中国的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权力寻租”、“权钱交易”,鲜见鲸吞国库式的贪腐行为。其中,有利用政治、司法、经济权力谋私的腐败;也有利用文化权力谋私的腐败。官员们卖官鬻爵、寻租受贿是腐败,知识分子拿了“红包”便将庸才捧为大师、把赝品定为真迹、把“草包”评为教授研究员、把各种责任事故说成技术故障、把不可行的方案改造成“可行性报告”等等行为,同样属于腐败。政、法领域中腐败之严重性,有不断落马的高官“事迹”特别是重庆文强案佐证,无须多说;科、教、文、体、卫领域中的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可能比“黑哨”更黑,只是未被揭露罢了。“黑哨”,顾名思义,还属秘密交易,而像拿下一个硕博“点”、申请一个XX基金、获取一个XX文化奖、招收一名艺术专业学生,以及在核心期刊上发篇论文、在权威媒体上发表假新闻或撤下真丑闻等等,“功夫”之外另需多少银子,都是有价可循的,这在各圈内早不是秘密了。

    对普通百姓而言,公域中的腐败未必与己相关,但诸多私域中的腐败却是必然遭遇的。现在,从出生到死葬,从孩子上幼儿园、小学到大人生病就医、饮食保健、旅游度假,几乎在每个环节人们都难免遭遇腐败。这之中,各种“显性腐败”已人所共知,而许多难以识别因而难以逃避的“隐性腐败”,危害更甚,值得一说。

    譬如“过度教育”问题。所谓“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名言”,既是扼杀孩子童年幸福、求知兴趣乃至健康的罪魁,也是助长教育腐败的祸首。家长们既是被腐败对象也是腐败主体,他们不仅“自愿”购买辅导材料、上辅导班,还自愿给老师、校长送礼,进行钱权(教育权)交易。与“过度教育”有一拼的是“过度医疗”。同事高血压住院,大夫诊断后便让他“搭桥”。旁边同事有质疑,大夫威胁道:他的生命出了问题,你负责吗?最后,一位懂医朋友让同事说家贫没钱,才逃过一劫。此事听说后,我毛骨悚然:如不是内行点步,我的同事岂不挨宰又挨刀!这种大疗方同样是寻租,其背后,也有一条粗长的钱权(医疗权)交易的腐败链条。

    相对公域而言,私域腐败危害更甚,因为它正在摧垮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底线。师嘱、医嘱,师德、医德,这本该是世间最神圣的嘱托、最高尚的道德,如果这之中都塞上私货、搀杂私欲,师无尊严、医无威信,怎能靠他们塑造后代心灵、健康自己体魄呢!如此腐败不除,且任其蔓延,公民何以有尊严地生存、社会何以稳定和谐呢?面对如此腐败,怎不义愤呢!

二、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

    尽管眼下中国社会的腐败已到了“人神共愤”、“左右共怒”程度:贪腐现象,人人喊打,贪官污吏,更人人喊杀——“杀贪官”已进入小学生作文中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国式腐败,却偏偏能在这高分贝的“打、杀”声中如“水银泄地”般地渗透到各个角落:再少的采购,也有私下回扣;再小的工程,也会偷工减料。大单位搞个装修、买个灯饰,甚至中秋节团购月饼,小科员也能回扣个十万、八万!再像建筑项目投标、文化单位招考,所有环节的“公开、公正、透明”都搞得像真事一样,惟结果是事先设定的。这样的腐败案例,让人拍案惊奇,也令人莫名惊诧——这诸多环节中就没有一个反腐人士吗?为避开各种既有理论范式的束缚,我想结合来自日常经验的“国人排队加塞”实例,先对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做些描述。

    按序排队,这是最简单公平的利益分配方式,也可视为法治民主社会中最基本的规范模式。对具有法治及公德觉悟的公民来说,面对排队,既不会有加塞意图,也不会允许加塞发生,事情非常简单。但对国人而言则不同了,凡有排队的地方,就有加塞发生;自觉排队上车,可说是稀罕景象。面对加塞,国人会采取如下六种态度及行为方式:

A、如果加塞者在自己前面,少数国人会大声批评请其“自觉”、或强烈要求“有关方面”维持好秩序。
B、如果加塞者在身后,国人会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即便加塞者在前方,多数国人尽管气愤,但除非事关重大,仍会做“沉默的大多数”,甚至别人出面制止时,自己仍做“看客”。
C、如果加塞现象无人阻止,排后者或后到者便会想方设法向前加塞。常用方式是寻找熟人或哥们,一旦找到,后者常会义不容辞地助其加塞,即便此前他曾义正辞严地批判过加塞行为。如果谁能走后门、不排队,则是“最牛”的加塞方式。
D、如果有正直人士路过,见状大喝一声:你们这些加塞的太不自觉了!加塞行为可能会收敛一些。
E、如果加塞者势众,则会理直气壮地回击:这关你屁事!一边呆着凉快去!好像正义在他们那里一般。

    排队加塞,未必是腐败;但“权钱交易”本身就是一种贿赂权力,获得优先或特殊利益的“加塞”行为。譬如给幼儿园阿姨送重礼,是让自己孩子被特殊关照,这对那些家长不送礼的孩子显然是不公的;向主审法官行贿,当然是为了判决有利自己,这对对方而言,显然是极不公的。面对此类不公,利益受损者当然会持A或B态度公开或私下表示愤慨。但愤慨归愤慨,国人多数却会转而采取C态度,去效仿腐败。事实的确如此,当国人有大事与权力交集时,通常不相信经正常途径可顺利办成,而是先假设此事不找“关系”、不请客送礼行贿便办不成、办不好。于是,有钱、有“本事”的肯定“送”;没钱、没“本事”的,借钱、借“能人”的“本事”,也要送。就这样,“公民”、“顺民”便在瞬间完成了向“刁民”身份的转变。

    坊间流行“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的“揭黑”民谚,实际上起着反面“教育”功效,这和《厚黑学》及官场小说一直是国人“批判”学习的教材是同样道理。眼下,主动索贿的“大盖帽”,有,不多,且很傻。真实情况是:“大盖帽两头请、原告请完被告请”,而且要下大功夫、花大价钱、借大面子请。别说,咱同胞还真令人钦佩,上千万人口大城市中,各机关的“大盖帽”,需要哪“顶”,就能找到那“顶”。接下来,电话通了:“某兄啊,我一哥们,想认识一下大处长”“大哥,有事说事,能办我肯定办,咱别搞这一套了!”“那一套?还是不给面子吧,就是一起坐坐!”“那好吧,不过今、明、后不行,下星期三吧!”……。国人当然知道“坐坐”是什么意思。中国式的腐败,多是从“坐坐”(且常在处长“小舅子”的餐馆里)开始的,只是彼此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罢了。席间,寒暄务虚阶段,也会扯到反腐败,说到义愤处,几乎同仇敌忾。但这不妨碍到了务实“办事”阶段,哥们红着脸做两肋插刀状,不惜“同腐败、共命运”。假如有谁拒酒席、永不沾,不给面子,便必定要被哥们唾死!

    这就出现了更加吊诡的现象:明明腐败分子是人民公敌,全民声讨、人人喊打,弄到最后,拒腐人士却真成了“人民公敌”!一个法官,如果判了本家弟兄输,就是家族的“公敌”;如果判了本村企业输,就是全村的“公敌”;如果判了哥们输,当然是所有哥们的“公敌”。从此情断义绝,他再无颜见父老乡亲和兄弟哥们了。凡是坚定持A,特别是D态度的反腐人士,则不仅是“公敌”、还一定是“死敌”,会遭到持E态度的腐败者的围攻。真正具有悲剧性的不是被围攻,而是反腐人士突然发现,那“声讨”、“喊打”的“全民”、“人人”突然不见了,自己反成了“孤家寡人”,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

    见诸报端的晚近实例,是吴迪先生。他因在电影艺术研究界公开点名打假反腐,结果成为圈内“围剿”对象,以至连他的汽车、学生都跟着倒了大霉!(见《南方周末》2010.4.15吴迪:《学术反腐路慢慢》)但我敢保证,那些学术腐败的教授们,在他们公开发表的文章及言论中,肯定也是坚定反腐的愤世嫉俗者。现实比艺术更荒诞。2006年,笔者发表于《社会科学报》的关于泡沫学术的论断,竟被某大报记者拿去,放到他的《“学术泡沫”:学术难以承受之“轻”》中。如此反学术腐败的文章也搞腐败,令人惊诧,我便发了篇《学术警察不能用偷来的武器执法》维权帖子。结果,我也成了网民匿名围剿的对象。我最后网文题目便是:《“维权之猫”是为何“人人喊打”的》。

三、违背法理的“从众腐败有理”论

    任何矛盾、吊诡现象背后必有不矛盾、不吊诡的成因。那么,国人对待腐败的吊诡态度成因何在呢?生活中,确有少数腐败分子属于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伪君子。他们的两面派表现,属个人品质问题。但对多数国人来说,从“公民”到“刁民”、从愤世嫉俗到同流合污的转变,从反腐败到反“反腐败”的立场转变,却不能简单地个人归因,因为它几乎是普遍行为方式。国人绝非阳一套、阴一套的“两面人”;对国人而言,A、C这两套都是“阳”的,没“阴”的,所以,不仅没有做“伪君子”的故意,而且,还都是“理直气壮”的。我们的分析就从这“理”入手。

    当国人持A态度反腐时,是理直气壮的。他们所持之“理”,有时便是法治之“理”。中国司机碰到对方违章时,大声斥责“你没学过交通法吗?”便属这种情况。这当然没错,公民有权维护法律秩序。若公民怕被打击报复,持B态度也无可厚非。实际上,只要国人都能采取B态度对各种“加塞”行为侧目以视,腐败现象也是难以泛滥的。但是,像一个刚对别人进行“法治教育”的司机,自己会立马违章且不觉羞一样,当国人持B态度参与腐败时,依然“理直”且“气壮”:别人加塞,我不加塞,这不明摆着吃亏吗?这年头,别人腐败,我不腐败,行吗?于是,送礼、行贿的“理直气壮”;受礼、受贿的同样“理直气壮”。据我多年观察,那些异常痛恨腐败一开口便“贪官当杀”的人,大半是因为他们办过事、行过贿,知道腐败官员多么地贪、内幕多么地黑。但这不妨碍他们以“这年头、都这样”为由,继续在黑幕下与腐败官员沆瀣一气为人“办事”。

    那么,这种“从众腐败”的理由成立吗?根据法治之“理”,当然是不成立的;此“理”被普遍信奉,恰好表明当代国人,包括知识界的法治启蒙远未到位、甚至未“开启”。法治精神的要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权利、责任完全对等;维护法律程序正义,是公民的权力与义务。因此,只追求“自由”的,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只强调权利的,肯定也不是合格公民。因为自由、权利都是利己的,谁都想拥有,甚至无须启蒙;但法治社会中,公民权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只能根据规范,公民间通过彼此交换获取;社会自由的一半是自律,人人“自由”的结果只能是“类”的自杀。譬如,“绿灯行”的自由权利,便要靠司机履行“红灯停”的自律义务;如果纷纷抢行,所有人的权利都将化为乌有。

    因此,现代公民,要享用法定权利,就必须承担法定责任、维护法治正义——不仅自己不闯,还要阻止他人闯红灯。所谓法治威力,不能只靠执法力量,更要靠公民自觉守法、护法的责任担当,靠法治信仰和道德情感。如果说,以身护法、甚至为他人权利牺牲自己,是公民的最高义务的话,那么,绝不违法、不损害其他人权利,则是公民的最低责任。西方启蒙思想家关于“为捍卫反对者言论自由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名言,便体现着这种法治信仰。公民如遇违法现象,惟一可做的是挺身护法,而绝不能自己去违法。别人加塞,不是自己加塞的理由;别人闯红灯,不是自己闯红灯的理由;哪怕再多人腐败,也不是自己腐败的理由。即便因此而吃亏,那也是为维护法律正义应承担的责任、做出的牺牲。

    当然,这要求对那些在权力寻租下生存的业主来说,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因为他们如不按“潜规则”孝敬“官爷”,企业将难存续。但即便是这样,从法理角度讲,“从众腐败”也无“理”可谈,企业生存并不是违法的理由。现代“法”的核心原则是:“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利”,哪怕其违法行为再无奈。被迫行贿,也要治罪;从众腐败,法理不容。既然如此,这“从众腐败”之“理”从何而来呢?

四、滋生中国式腐败的若干传统观念

    当代中国,推翻封建王朝已过百年,传统礼制早已被多次革命所摧毁。但是,由于法治启蒙始终没完成,绵延数千年的礼制观念依然渗透在国人的血脉之中,形成了国人外“法”内“礼”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法治之“法”与礼制之“礼”,这是性质迥异的社会价值规范:前者是依存服务于平等契约社会的法治规范,与公民道德接轨;后者是依存服务于差等亲缘社会的礼纲规范,与儒家道德接轨。礼制规范中:上下身份讲“忠恕”,彼此权力责任不对等:君对臣有权无责、臣对君有责无权;左右身份讲“仁义”,彼此权益分享对等回报:弟兄互敬,来而不往非礼也。儒家道德,维护的就是礼制规范,先贤称之为“私德”。实际上,关于中西文化差异及国人有“私德”无“公德”等道理,梁启超等早已论述得非常透辟了。只是经当代“大师”不停地忽悠,加上彼此能指(“法”、“德”)相同,两者便被混为一体、雌雄莫辨了。这样,当代中国人、包括一些知识精英,自认为是现代公民了,脑后却盘着一条长长的传统“辫子”。只要从当代国人观念中,抓住这条“辫子”, 中国式腐败吊诡现象之成因便显露出来了。

    1、“州官能放火,我就敢点灯”——国人的公平观念

    国人“理直气壮”为从众腐败行为辩护之“理”,从根上讲,正是反对礼制不公的“造反有理”的“理”。封建礼制造成的贵贱、贵贱地位差别,本身就是不公的;否定这种差序制度当然有正义性。但是,此“正义”非法治正义,它不以“法”定是非,而是以“劫富济贫”为目标,因此,弱势者永远“有理”。问题是,由于缺少法治社会基础,“造反”的结果,只能是改变了造反者的地位而已,不公依然存在。换言之,国人否定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事实不公,而非礼制本身;国人一直是在礼制内反礼制、用封建观念反封建。高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农民造反了,目的也只是“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绝生不出华盛顿那样卸甲归田的念头。国人即便当不上皇帝,也要回家打老婆、训儿子、行特权;而反对恶婆婆的小媳妇一旦熬出头,立马会变成恶婆婆;一些在律师帮助下讨回债来的农民工,转眼会潜伏起来让律师变成讨债人……。

    与此同理,今天许多国人“打倒贪官”,也主要是痛恨腐败导致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如贪官有多少豪宅、包养多少二奶等等,而并非一定是捍卫法治正义。正因缺少恪守法治正义的信念,所以,当腐败现象难消除时,每个人都认为社会对己不公、都能为自己的腐败找到“正义”理由:“州官能放火”,为什么我就不能“点灯”!于是,反对大官用大权腐败的小官,会心安理得地用小权腐败;反对对手腐败官员的平民,自己也会托人结识腐败官员……。可见,国人反别人的腐败是真反,搞自己的腐败也是真搞。这便出现反腐败官员一转身就巨贪、反腐败学者自己搞腐败的怪现状了。

    2、“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国人的权力观念

    礼制中,凡权力,都是“上”对“下”的绝对特权。有了权,就有了权辖范围内的一切,就可为所欲为、言出“法”随。尽管今日“公仆”之“公权”本质上非昔日“官爷”的“特权”,但由于官本位制度缺陷及法治信仰缺失,国人对“权”的观念并未改变,“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些古今“醒世名言”的流行便是证据。国人对“官”仍是既畏惧又欣羡、既憎恨又顺从,骨子里,还是极度崇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当大官,全家荣耀、全乡光荣、全县共荣。只要当过一届市长,就是终身市长,退休变成老头,还是“老市长”。“市长是我同学(哥们、战友)”,这是酒席上最牛的宣言,会让全桌人肃然起敬。

    一些人习惯用阶级分析法把腐败官员与平民百姓对立起来,这是不正确的。“官”来自“民”,社会有什么“官念”、官场上就有什么官员,这是鲁迅早阐明的道理。一些人千方百计考官、买官、跑官,甚至以博士教授身份争官,看重的就是“权”背后的“势”、“威”、“名”、“利”。他们一旦当官,必将“公权”视同“私权”,拉帮结派、徇私舞弊、权为己用、利为己谋,甚至连传达都换上自己的“关系”。这样的官,要是不贪,反倒是不可思议的。许多官员大肆索贿,不仅为敛财,更为“考验”部下忠诚度并享受被“朝拜”的感觉。文强坦言:谁送钱,记不得了;但谁没送,却记得清清楚楚!

    贪官必有淫威,所以,国人可痛骂八杆子够不到的巨贪,却绝不骂管着自己或自己有求的小贪。讨好而不得罪“现官”,是国人一贯处世原则。官员的孩子,从上幼儿园起,便会受到特别关照;一些官员秘书、亲戚甚至“山寨局长”都能打着官员旗号轻易谋利或行骗。为贿赂“权力”谋取私利,国人会使出浑身解数“投其所好”:爱钱的送钱、贪色的送色、好文物的送文物,办法多的是。国人不信世上有“不吃腥的猫”、不爱财的官:咱们的“神”都能贿赂、“鬼”都能收买,何况这肉身官员了(这便出现中国老太向美国移民官当场送钱、当场被捕的“纽约故事”)。那些暴发户托人办事时,总会甩出一句:哥们,钱不是问题。这样,一面是相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贪官,一面是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刁民,再加上众多趋炎附势者铺路、搭桥,一桩桩非法交易便谈成了。当然,巨贪们也由此一路顺风地走上了“黄泉”路。分析一下典型案例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拍马者助力,那些高官的脑袋可能还在项上呢!

    3、“孩子摔了跤,首先打板凳”——国人的责任观念

    封建礼制中,凡属责任,都由“下”对“上”无限承担。由于“礼法”维护的是权贵利益,护法自然是“肉食者”的责任了,百姓从来都是被强制担责的。这种强加的责任,当然不会内化为素质,由此便形成了梁启超所说国人凡事“责群不则己”,不承担或尽量推卸责任的习性。当年在文革中无论做了多少恶,一句“万恶四人帮”,就都变成受害者了。此传统延续下来,除非有强制要求,今日多数国人仍是不愿承担护法责任的——“枪打出头鸟”,凭什么我出头维权,成功后利益均占?明哲保身的结果,是姑息养奸,今天受害者是他人,明天就轮到了自己。众人皆不制止甚至纵容参与腐败,腐败者便愈加猖狂——这和某些地区小偷变明抢是同样的道理。腐败者愈猖狂、国人受害愈严重、怨气便越重,责任的板子便统统打到了“体制”上。“体制”当然有责任,但这并不能减轻公民个人的责任啊!

    中国的孩子跌倒了,大人打板凳;板凳无语,孩子消气了。自己被腐败了、甚至参与腐败了,都怨“体制”;“体制”无语,自己便“正义”了。国人沿循这种逻辑思维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真正的公民责任是怎么回事。国内某些城市重复车检、且以车检为名乱收费,司机们年年骂、却年年照交费。在一些非洲国家,华人正是因此成为当地官员、警察和黑社会轮番敲诈对象的。学界一些“著名学者”,一面与学术腐败共舞,靠抄袭剽窃炮制泡沫学术盗名窃利,一面也把责任推到“逼良为娼”的学术体制上,自己装出一副“良家妇女”的样子。这种表演看着便叫人恶心!目前的学术体制反学术不假,但它正是在自觉“为娼”学者们的鼎力支持下,才得以存续并强化的。退一步说,这个体制问题再多,也没糊涂到允许你抄袭呀!

    4、“违章逮不住,那叫本事”——国人的法律观念

    尽管今日之“法”本质上非“王法”,但国人膜拜权力、漠视责任的传统观念,却必然导致了对法的实用主义态度。在一些官员眼中,“刑不上大夫”,立法的目的就是治民。《士兵突击》中的七连长,他定的规矩自己却忘掉了,就因为它原本是约束战士的。典型例子是某些交警:上岗严查别人违章,下班自己却开车违章。而在百姓眼中,法是强加于己、约限自己利益的,当然更不会自觉守法了。这样,无论是官是民,国人都不敬畏法律,更不会信仰法治。当法利于己时,国人会非常重视;当法约束甚至影响自己利益时,国人就会像对马路上的红灯一样,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国人对其公然违法行为,不仅没有忌惮,有时反而像孙悟空偷吃蟠桃一样感到骄傲呢!

    从官的角度讲,行使特权,就是为显耀自己的特殊身份。现在官员出门不能鸣锣开道了,于是,弄辆警车,也照样威风。地方交警、公路收费员必须牢记当地政要的车牌号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前不久,某地三局长乘一警车牌照轿车被“收费”了,局长们便大打出手。局长震怒的原因当然不在区区5元费用,而是你小小收费员竟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某些官员敢公开违法且自豪、百姓就敢偷偷违法且同样自豪。于是,能从监狱中“捞人”的,那是大“牛人”本事;敢酒后开车的,那是小“牛人”本事;老老实实守法,那只能表明你没本事,甚至会遭人斥责。某作家从美国接受法治精神回国,空旷马路上遇红灯自觉停下,结果后面的喇叭一起怒号连带一句京骂。在国人眼中,老实守法,绝对是傻X!当然,真正“牛人”,则是违章、违法而未被逮住的主。他们中有的已成为职业的腐败“肩客”,某些地方政府“跑部钱进”,有时还需依靠他们。在各种聚会上,常遇这种自吹其本事的“牛人”。可悲的是,尽管“牛人”违法侵犯的恰恰是其他公民的利益——譬如,酒驾者可能撞倒我们的亲人——但这不妨碍利益被损害者对其鼓掌!在此类场合中,我从未见到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本人)对其“鼓倒掌”的。

    违法行为,任何国家都不鲜见;但如此违法不当事、反以为荣者,却绝对鲜见于法治国家。北欧一留学生的房东只听广播不看电视,一问方知,她停止交费了。留学生说,你就开机看一会,反正没人知道。女房东听后,瞪大眼睛,半晌没说出话来。中国法官曾向美国同行请教如何解决“执行难”问题,对方楞是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有位教授在课堂上大讲“美国人傻”时举例:自己在美国“买”一台摄像机,给亲戚录完后便“无原因退货”了。当我听说此事时,自己脸上竟感到火辣辣地红!

    5、“中国人,面子要紧”——国人的面子观念

    中国人的“面子”是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发现”的,他的《中国人的素质》第一章标题就是“面子要紧”。面子的确是理解中国国民性与儒家伦理的一把钥匙。“讲面子”范围限于情缘关系、“讲面子”法则基于礼义规范,这些都与儒家相关。吴思先生独具慧眼,创造了“潜规则”概念,但他将其视为与仁义道德背离的“规则”时,却不得要领。因为传统的“潜规则”,就是在情缘关系中公开实行的“礼规则”,其中便包括利益共享、彼此互敬“给面子”法则。今日中国,封建“礼纲”废除、甚至颠倒了(如“媳妇虐待婆婆”),但“礼义”规范却以“面子法则”方式承继下来了。根据面子法则办事,绝非都是腐败,但它却为中国式腐败提供了一条合“礼”有“义”的程序化路径。

    眼下,各种校友、战友、同乡聚会,其“醉翁”之意大半在续结“情缘关系网”上,而“网纲”,就是“权力”。各种聚会上,按官职排位;讨论议题时,官大者份量最重:名校校庆如此、同族议事亦如此。这种官本位的“面子”绝不是白送的,它要求权力拥有者承担相应“给面子”义务,即将其权力与同学、战友、哥们、亲友分享。因此而获小利者,道一声“谢谢”便了事,这属“干巴人情”;因此获大利者,则必送厚礼,尽“打人情”的责任。这样,一套“讲面子”程序走完,某些违法交易双方既牟取了私利,又赢得了“会办事”、“够哥们”、“讲义气”的美誉。

    行贿并非国粹,“黑金”各国皆有。但如吴思先生所说,国人一旦给“黑金”包上“红纸”,变成“礼敬”,就将“贿银”变成了必须“笑纳”的“礼金”了。“给面子”,把丑恶的权钱“交易”变成礼尚往来的“交情”,确是中国式腐败的一大特征。一些巨贪之所以能日进斗金,就因为只要他肯“给面子”,就有无数“关系”愿排队“送银子”。而对那些清廉官员而言,这面子法则却可能使其良心天天处在煎熬中。譬如当老同学、老战友、老领导以及哥们弟兄亲朋好友轮番出面请他“给个面子”的时候,他就是想不知法犯法都难。因为有些面子是必给、不给不行的。不少品质尚好的官员之所以在“高危岗位”上一茬茬地倒下,实际上就是被面子法则打倒的。

    人们或许会感到疑惑:不畏法律的国人,为什么对这面子法则反倒敬畏如此呢?这是因为面子体现着国人的荣辱观念,丢什么,也不能丢面子。如一位德国教授“发现”的:中国人的“面子”不同于西方“体面”,它是在情缘关系中的“复数”存在。国人是否守法,只是个人行为;而是否讲面子,却牵扯到情缘关系中所有人的荣辱。如不给某人“面子”,便是不给某群人“面子”,就要受到“不仗义”的舆论制裁,这就会出现变成“公敌”的情况。譬如,文强向派出所长明说某黑老大是自己的哥们,此后,再执法得罪了黑老大,那就是不给文强面子。在这个“讲面子”过程中,党纪国法、法治正义、社会公德等等,统统被丢到爪哇国去了。当然,如有人破坏规矩,收了钱不办事,这时,行贿者就可撕破面子了;而一旦撕破面子,法律威力就彰显出来了。如果巨贪们能按“规矩”办事,在面子法则庇护下他们可能依然是“优秀公仆”呢!实际上,国内某些地区揭露出的贪官少,未必是腐败不严重,只是官员间关系网盘根错节,被面子法则罩着而已。

    6、“兔子不吃窝边草”——国人的私德观念

    私德是相对公德而言的。公德维护的是法治规范,私德维护的是礼制规范。是否践行公德,与面子无关;是否践行私德,与面子有关。“私德”不姓“公”,所以,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私德不仅不制止,反而会助长、纵容。譬如国人吃请,对方是“私款”、还是“公款”,这是要搞清的“首要问题”。私款请客,点菜别太贵,意思到就行了;公款吃喝,千万别客气,“不吃白不吃”。以此类推,凡损公肥私的腐败行为,私德是不会干预的。

    但“私德”也是“德”,儒家伦理更是讲“爱”的,“仁者爱人”嘛。有私德约束,一些丧尽天良的腐败行为总不该发生吧!像豆腐渣工程,一旦楼倒路垮是要死人的。但给了回扣,这种工程就能评上优秀。像假药之类产品,拿了好处就批文,简直等于参与谋杀。贪官为什么缺德如此呢?这就涉及私德的外延问题了。私德或儒家仁爱是维持情缘关系的,它有“德”有“爱”,但又有“边”有“界”。《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因此,国人对“五服”之内的亲戚,是要讲仁爱的,否则便是“六亲不认”;但“五服”之外的陌生人,理所当然漠然待之了。“兔子不吃窝边草”,说的就是再缺德也不能害乡亲。至于是否“吃”了外面的“草”,甚至成为江洋大盗,乡亲们是不闻不问的。因此,那个竭力让患者“搭桥”的医生,是绝不会让自己父母“搭桥”的。基于这种现实,认识一个医生哥们还是“必须的”,关键时刻,基于私德,他会告我们实情。问题是,事关百姓生存安危的领域太多了,我们能认识如此多的懂行哥们吗?

五、中国式腐败的治理对策

    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与国内反腐专家只盯住制度建设不同,国际反腐专家更看重文化建设。同样悠久民主政体的北欧与南美国家间的巨大廉、腐反差证明:一个国家的廉洁政治程度与其廉洁文化程度正相关。这道理很简单:反腐制度,最多能让人不能、不敢腐败,而廉洁文化,则使人不想、不愿腐败,当然也就没有腐败了。这和人们不想加塞也就不存在加塞是一样道理。制度是表,文化是本。假如人人有贪腐之心,制度再好,也将失效,包括国内许多学者迷信的票选制度。我在巴西时曾问过当地朋友:为什么明明知道是贪官,选民还选他?答曰“选民也受贿”。

    北欧国家的清廉则让人吃惊。。近期有报道,芬兰公务员考试,答案就在试卷背面,供考生交卷前参考,却竟然没有作弊现象发生。多年前,中国一法官培训班,请北欧国家法官授课,讲到该国二百年来无一法官枉法时,中国法官提问了:这是为什么呢?对方语塞。想了一下说:这可能与我们的廉洁文化传统相关吧!中国法官愤怒了:您这意思是中国法官枉法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对方赶紧说“不”并致歉。坦率地说,我为这位法官廉价的爱国精神感到悲哀。事实的确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客观上支持着中国式的腐败。儒家中“开”不出任何现代法治民主文化基因,凡鼓吹全面兴儒的言论,都属误国误民的欺世之论。

    这里绝没有全盘否定儒家的意思。我早已公开发表如下观点:其一,从维护中国封建制度角度讲,儒家曾是伟大的价值体系。它以德辅法、减少了治国成本,使中世纪中国专制而不黑暗、文明而不野蛮,这在同期人类史上,绝对是奇迹。其二,儒家在当代仍有积极方面。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之所以能保持稳定,儒家伦理功不可没。其三,传统是打不倒的、“孔家店”是砸不烂的。把传统“打到”一百遍、“孔家店”“砸烂”一千次,我们仍生活在传统中、住在“孔家店”里。文革已证明,无文化比传统文化更可怕,国人一旦彻底“破四旧”、无法无天,后果必是灾难性的。

    传统只能在延续中变革、文化只能在变革中发展。我们厘清中国式腐败与儒家文化的内在关联,目的就是要“顺天应变”,保留儒家的积极因素,扬弃或变革儒家不适用法治社会的内容。核心任务,是弃“礼”归“法”,去“私德”、建“公德”,以法律与公德为公民善恶荣辱的统一德性标准。《论语》说得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近期有报道,芬兰公务员考试,答案就在试卷背面,供考生交卷前参考,却竟然没有作弊现象发生。,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遗憾的是,这里的“德”和“礼”非今日之“公德”和“法律”。如上述实例所证明的,今日“有耻”维护的,恰是礼制规则,当国人不给哥们面子时,便会感到“道德压力”;反之,今日国人“无羞、无耻”的,恰是各种违法行为。违“法”而无羞、无“礼”而有耻,这正是中国式腐败之文化渊薮。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变,恕我直言,任何制度反腐努力都将付诸流水。

    孔子确是“至圣先师”,他的“格”字便用得妙极。“格”,就是要自觉就范、各归其位。如果国人能自觉因“有耻”而守法,彻底解决道德“两层皮”问题,那么,违法腐败现象便会大幅减少,“从众腐败有理”论也会消声匿迹。证明这一点的实例是:尽管同样违法,小偷却从不宣扬“从众偷窃有理”——我被偷了所以去偷人——更不会公开显耀偷术。原因是,对偷窃、抢劫之类犯罪行为,古今刑律一致、“礼”“法”内外一致,不存在评价分歧问题。

    那么,如何对国人观念进行“格式化”改造呢?这却是一件知难行更难的事情了。鲁迅先生为此而努力了一生。当代学界新左、新右、新儒家,虽彼此争斗不已,但在否定鲁迅批判国民性这点上,众多学者却立场一致。这令我倍感悲哀。中国拥有的是鲁迅而非赛义德,这是值得我们民族庆幸的事情。如各派学者真诚期盼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文明强国的话,那就理应继承鲁迅精神,批贪官、也批“刁民”,批“精英”、也批“国粹”,无情批判社会、也无情解剖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扬弃礼制“旧我”、塑造法治“新我”,以此促进国民素质现代化;而不是借高调反腐兜售各自“主义”药方,遮掩问题本质、作阻碍民族进步的“反动”学派。

    当年的儒家精英,“修齐治平”,竟能把肯定差等礼制的思想融化到国人血脉中,把孔子诸多近乎乌托邦的“愿景”给实现了,使中国百姓能自觉克己维护了二千年的封建制度,创造了中世纪的辉煌;当代有家国情怀、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也理应继承这种“以天下己任”的精神,把肯定公平正义的法治观念渗透到国人灵魂中,完成把国人从“臣民”变成公民的启蒙使命。凭借现代比古人强大无穷倍的思想传播手段,我想,这个任务是不难完成的。

    当然,我绝不轻视制度反腐的努力。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证明,廉政文化与廉政措施同时建设,标本兼治,是取得重大反腐成果的关键。中国在这方面是有政治优势的。解放后的革命时期,正是靠政治规范冲垮礼制规范的;今天,凡遇抗震救灾时,再贪的官也不敢寻租、再黑的医生也不敢要红包,也是靠政治纪律约束。这不是提倡运动反腐,但非常时期,借鉴重庆铁腕治警经验,借助强大舆论支持,对官员加大政治约束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凡干部违法,罪加一等;公检法人员违法,罪加十等。这里“加”的,便包括组织纪律措施。譬如,可由警备区与警督联合执法,专查违章特权车。一经查实,相关人员一律摘去“官帽”;丢了“官帽”,还有什么“官威”呢!打击特权违法、提高法治威严、可有效削弱腐败滋生的社会基础。

    各种动议、拟议中的反腐制度,如反腐败法、公务员财产公示法、监督法等等,应尽快出台。反腐败法中,要对可能影响公共利益的礼品价值上限(如上限不能超过几十元)、可能导致腐败的回扣方式(如暗扣变明扣)等做出明确限定。要惩治“单位行贿”行为,现在一些大手笔腐败行为,往往是单位甚至一级政府集体决策的,必须让有关领导因此领刑。同时,应像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一样,清理并大幅减少各种评奖、评优和基金项目(保留百分之一、二便足够了),以减少权力寻租机会。当然,法治教育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了,让孩子形成违法可耻、腐败丑恶的价值观,对遏制成人腐败可生奇效。沈浩女儿给爸爸那张“不做贪官”的字条,我想,比廉政措施更管用。

    此外,根据中国式腐败的特点,还需制定非常规措施。建议有二:一是借鉴美国FBI反腐经验,“卧底反腐”。即由反贪局人员潜入企业,伺机向官员行贿并取证。对于某些常规难以突破的腐败领域或腐败人物,这一手非常有效。同时,应允许公民特别是新闻记者对权力部门进行“钓鱼”取证。二是建立“廉政期箱”制度。权力部门干部每人每年可向箱内存放自己收取的礼金存单等材料,并说明情况,同时检举他人受贿情况。该箱封后存档,三或五年后开箱。期间案发,可提前开箱,以证清白。此法利用“囚徒原理”秋后算账,可有效避开面子法则,让贪官“半夜”害怕“鬼叫门”。它对遏制腐败窝案或“遵命”腐败案,保护廉洁干部肯定有效。企业也可申请此箱,被逼“进贡”时可“秘密”告状;一旦事发,可免除行贿罪责。

    无论何种办法,都未必能立竿见影。但有法可依了,就可逐步上禁“法”条了。目前严打酒驾行为,只是把交通法规落实了,犯事概率加大了,哥们便不会拍胸劝酒了。同理可推,只要反腐力度加大,“出事”概率增加到3-5%,使“送礼”变成给哥们“送手铐”时,中国式腐败现象便会停止蔓延了。当然,这样做仍是“民免而无耻”,而当小学生都懂得违法可耻时,中国的腐败现象便可根除了,因为公民们皆“有耻且格”——哪些守法、护法公民感到有面子,哪些违法腐败者感到丢面子了。

 


发件人:"huhanzhulu" <huhanzhulu@gmail.com> 2010-06-14 23:54:21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呼吁中国开展社会正义运动或社会进步运动;呼吁第二次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呼吁中国开展社会正义运动或社会进步运动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10-6-14

     我曾经多次呼吁中国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及平等权利运动(见附件),现在我再次呼吁中国开展社会正义运动或社会进步运动。

    上个世纪初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以及揭露社会丑恶的“扒粪运动”(muckraker movement),最终一扫美国的腐败,为三十年代的新政以及二战后的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奠定了基础。19世纪后期,美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国家迅速致富。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工业化、城市化虽然给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并没有消除社会贫困和不满,相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骚动频繁发生。当时美国有一本小说《民主》,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七十多岁了,跑遍了全世界,走了这么多国家,还没有见过一个比美国更腐败的国家。”那时的美国,贫富分化类似于当今的中国,到处是血汗工厂,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而工资却微乎其微,各种工伤事故和矿难频发,食品安全、饮水安全、环境卫生以及住房问题、穷人子女的教育问题都十分突出。那时美国工人也没有罢工的权利,劳资矛盾尖锐,贫富阶级严重对立。但是,从1900年到1917年,美国兴起了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反垄断、反特权、反歧视;争取平等权利、改善工人待遇、缓解劳资矛盾;开展社会慈善运动、安居运动,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纾解民生困境;开展扒粪运动,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抑制权贵经济;进行政治改革、重建法治规则、商业道德和社会价值,等等,社会进步运动几乎囊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日后美国的进一步发展和长治久安影响深远。

    目前中国的病态非常类似于100年前的美国,中国也正需要一场社会正义运动或社会进步运动,改变是非颠倒、道德堕落、社会危机的现状。

    一、开展反垄断、反特权、反歧视运动。拆分垄断企业,推进企业的民营化,保障民营企业的平等权利;取消特权制度,遏制三公消费甚至四公腐败(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旅游出国+公款建房公权力占房);废除二元户籍,取缔对农民的种种歧视,在金融、财政、土地、就业、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

    二、采取措施,帮助工人争取自身的权利、改善工人待遇、缓解劳资矛盾。改革工会体制,由工人选举产生工会领导人,促使工会能够代表工人群体;出台罢工法,制止非法罢工,保护合法罢工,保障劳动者和资方双方的权益;禁止地方政府非理性地弹压一切罢工,避免劳资矛盾转变成官民矛盾。

    三、开展社会慈善运动、安居运动,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纾解民生困境。改变慈善行为的官方垄断,由社会举办慈善公益事业,支持NGO、公民组织的发展;大力兴建保障性住房、公租房等。

    四、开展扒粪运动,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抑制权贵经济。充分发挥媒体“第四权”的监督作用,鼓励批评性和揭露时弊的报道,以媒体自由和新闻民主遏止既得利益集团。

    五、进行政治改革、重建法治规则、商业道德和社会价值。1949年至1978年,支撑中国的是三大制度——经济方面的国有计划制度、社会方面的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以及封闭的单位制度、司法方面的劳教劳改制度。1978年以后,计划经济制度被抛弃,但国有制度大部分被保留,经济方面的改革任务完成了一半;1978年以来,户籍制度逐渐松动,但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人民公社制度被取缔,但乡镇政府依然成为两千多年来皇权不下县、乡镇由乡绅自治之传统的反动;封闭的单位制度有所改变,人民拥有了择业自由。总体上来看,中国在社会方面的改革有所进展,但进步不大。在司法方面,劳改制度早已被比较规范的监狱体制所取代,这是一个进步,但没有法律依据的劳教制度依然存在。从上面可以看出,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尽管成就巨大,但最艰难的改革尚未开始,除了经济领域之外的大部分领域都还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未来,中国必须加快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尤其要坚定地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

    目前中国的治国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相反在人治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违背了执政党十五大以来所强调的以及1999年宪法修正案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理念。

    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治国要走正道!正道就是弘扬社会正义,促进社会进步,保障公民权利,建设法治国家。而歪门邪道治国、靠人治压制来治国,都将自遗其咎,遗患无穷。
 

 

呼吁第二次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在落实教师权益研讨会上的讲话摘要

胡星斗

2010-6-14

    我呼吁国家开展第二次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运动,对错案进行国家赔偿,以化解矛盾,在目前危机四伏的社会状态中拯救国家。第一次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邓小平高瞻远瞩,功勋卓著,化解了文革后的危机局面,赢回了人心,但是,第一次平反冤假错案受到当时环境条件的约束,很不彻底,也没有给予受害者国家赔偿。现在,面对历史问题的庞大的上访潮,中央政府要有现代治国理念,要善于从根本上化解矛盾,要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运动,并且由此延伸,在全社会开展一场社会正义运动或社会进步运动,弘扬正义,明辨是非,重塑道德,铸造中华新文明。上个世纪1900年到1920年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以及揭露社会丑恶的“扒粪运动”,最终一扫美国的腐败,为三十年代的新政以及二战后的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奠定了基础。

    中国也正需要一场社会正义运动或社会进步运动,改变是非颠倒、道德堕落的现状。

    中国的社会正义运动首先要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从苏区肃反到文化大革命、从延安整风的王实味案到如今的赵作海冤案、种种上访事件都要进行彻底的调查,还原真相,还当事人清白,安抚受伤的心灵,体现迟到的正义,给予国民新的希望。有真相才有正义,有正义才有社会的长治久安。现在平反冤假错案几乎不会有人反对,相反,它将赢得最广泛人民的支持。中央政府应当解放思想,抓住时机,顺应潮流,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郑现莉_1125"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2010-06-18 08:11:5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英国政府的道歉与苏铁山的声讨

    【内容提要】构建一个能够使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有序地谈判、协商的制度平台是中国以后改革的首要问题,也是如何使中华民族避免“周期律”、避免亡国灭种命运的头等大事。当前形势下专政、镇压思维只能进一步强化官僚集团的权力,进而也就强化了对下层民众甚至还包括一部分中小资本的剥夺。

英国政府的道歉与苏铁山的声讨

郑献霖

2010年6月18日

  1972年1月30日,一些主张北爱尔兰应回归爱尔兰的天主教民众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在伦敦举行抗议游行。期间英国士兵向游行民众开枪,导致13人当场死亡。事隔38年后,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了一份经过向2500人取证、花费2.93亿美元、耗时12年形成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军方没有理由向抗议人群开枪,“发生的事错误、不正当、不可辩护”,“为代表政府,代表我们的国家表示深深歉意”。

  从我们的政治意识看来,北爱民众的这次行动带有一定程度的分离性质,似乎应当属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军队的职责。但英国政府还是就此正式道歉了。这就使得这份报告弥足珍贵,相信它会对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对那些在事件中失去亲人的家属是一份莫大的慰藉。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只要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它就还有上升的空间,就会越加得到民众的拥护,政治稳定也就越可期盼。英国政府的举动足以说明它的民主制度已走向成熟,这正是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悠久“专政”传统的国家尤其值得学习的。

  不可否认,以政党竞争、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民主制度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的,并在这些国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几百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制度对于协调国家内部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是有效的。相比于之前的君主集权体制,虽然在短时期内也可以做到高压下的社会稳定,但政治权力总有无限扩展的趋势,膨胀了的官僚利益集团总是倾向于压制别的社会群体,同时这种矛盾又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得到缓解,于是矛盾日渐累积起来,直到某一天总爆发,整个社会登时土崩瓦解,每个群体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中国作为君主集权体制最早发展起来、同时也是最完备的国家,上述演变过程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王朝里都上演过。大多数开国皇帝都比较勤政,鉴于上一个王朝覆灭的教训大都能实行一些对下层民众比较有利的政策。但这种利益倾斜是皇帝作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恩赐给下层民众的,下层民众本身并没有任何主动性。当老皇帝故去、深宫内院长大的新一代君主登基后,他并不知道底层的疾苦,往往开始骄奢淫逸,于是上行下效,腐败之风也就不可避免的蔓延开来。有所区别的不是这个过程,只是在不同王朝演化的速度会有所不同而已。当开国皇帝订下的“祖训”能得到较好执行,朝廷内部监察机制运行良好时,王朝存在的时间就会长一些,反之则短。

  明清是中国君主集权体制最完备的时期,尽管两个王朝的皇帝们有迨政和勤政之分,但依靠完备的监察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分权制衡机制,依然能够保持政权近300之久。但这种制度由于缺少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它并不能完成使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任务。“周期律”的每一次发作都使文明严重倒退,人口大量死亡,经济崩溃,如果说出在农业时代的中国还能够经受这种折腾的话,处在文明高速发展的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则根本无法承受,再加上各国之间密切的联系,“周期律”的再次发作很可能导致中华民族在地球上消失。

  但现实的看,“周期律”并未离我们远去,这朵乌云又开始在共和国的上空慢慢汇聚了。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延续了革命战争年代高度集中化的体制,并从党内延伸到政府。从权力的集中程度来说它甚至超过了君主制,譬如秦汉以后中国就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台谏制度,它分为监察和谏官两个系统。谏官在唐朝以前有封驳权,即只要认为皇帝的诏令有误,是可以驳回的。尽管唐以后谏官的作用日渐式微,但监察系统的独立性以及影响力都加强了。这套系统独立于地方政府和中央各部,直接归皇帝领导掌握,它对于防止各级政府官员的腐败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作为对比,列宁虽然提出过将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平行于党委会的设想,并且进行了一些实践探索,但它不能与在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化的体制相容,纪律检查委员会还要同时接受同级党委会的领导。如此一来,独立性的缺失使它的监察效果大打折扣。这样,当斯大林依靠个人强权对官僚集团的管制作用消失以后,官僚利益集团迅速形成并膨胀开来,仅仅三四十年的功夫就完全消解了共产党的合法性基础,以至于当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的时候在党内都没有一个支部提出抗议,以利加乔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保留旧体制,但在民众的反对下很快就失败了。斯大林体制一再声称自己创造了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级的民主,但就其实际表现来说,它只不过存续了70年,仅相当于明清两朝的四分之一,其制度的稳定性连君主集权体制都不如。

  从欧美主要国家确立民主制度以来的两三百年历史来看,它的确为社会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建立了一个和平解决的机制,避免了社会的暴烈变革,得到了这些国家大多数民众的广泛拥护。尽管它也谈不上完美无缺,但还看不出有更好的能取代它的制度的苗头。君主集权体制不能避免“周期律”,等而下之的斯大林体制就更不行了。

  就中国当下来说,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化、复杂化,不同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尽管它们的组织化程度还有天壤之别。构建一个能够使它们之间有序地谈判、协商的制度平台当是中国以后改革的首要问题,也是如何使中华民族避免“周期律”、避免亡国灭种命运的头等大事,于此我们应该从哪里得到实践经验的借鉴已不言自明。

  层级结构的形成已经为这一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唯一阻力就是从斯大林体制中残留下来的专政思维、镇压思维,它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尚不能容忍,谈何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协商呢。

    前不久苏铁山在涵芬楼声讨袁腾飞的讲话就是典型一例,他认为袁腾飞的言论自由是“反革命”,“应镇压”,“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苏铁山是老红军后代出身,在体制内也有一定的地位,不能排除他还是想维护毛泽东声誉、保护下层民众利益的,但问题在于,当前形势下专政、镇压思维只能进一步强化官僚集团的权力,进而也就强化了对下层民众甚至还包括一部分中小资本的剥夺,与他的主观愿望恰恰背道而驰。

  英国政府的道歉给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一堂课,在国内问题上无论各利益集团之间有多大的差异,都不应该也不能诉诸于军人的武力,动辄“镇压”、“专政”。人类越是走向政治文明,也就越能显示出这条原则的真理性。民众供养军队是让它保护所有人的安全,防止外来侵略,而不是让它的枪口指向自己。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0-06-14 09:29:03 +0800 收件人: "吴思" <yanhcq@sina.com>,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程序民主是善的竞争机制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李延明

2010年6月

    国民向来重目的轻手段,重实体轻程序。其实目的的性质是由手段决定的(暂不展开讨论),实体公正是由程序公正决定的,实体民主是由程序民主决定的。

    以往在选人上有一个指导思想:只要能把好人挑选出来,采取什么方法无所谓。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将人当作物,以为好人坏人是固定不变的。当然,人是千差万别的,是有好(君子)、坏(小人)之分的,但这个区分不是绝对的。人具有善恶两面性,所谓好人不过是善的方面得以表现,恶的方面被抑制而已;坏人则相反。人是可以在社会实践中改变(被改造)的,社会实践是怎样改造人的?是通过社会竞争机制改造人的。一个好的有序社会一定有良性竞争机制,使社会呈现为向善的趋势性,使人性善的方面发扬光大;一个坏的无序的社会一定有恶性竞争机制,使社会呈现为向恶的趋势性,使人性的恶的方面充分展现。善、恶两种竞争趋势在选人用人上的反差最为明显。

    当今社会严重无序,甚至被易中天称之为“道德沙尘暴”。风源就在选人用人的机制——等级授职上。这种机制其实就是“伯乐相马式”,第一代“伯乐”也确实相出了“千里马”。因“伯乐”对“千里马”有知遇之恩而且还掌握着他的生杀大权,所以要争先恐后地为“伯乐”服务。幸亏这个时期“伯乐”和人民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所以掩盖了这种方法的弊端。二代、三代……“伯乐”,由于相马术以及道德水准的普遍降低,“千里马”被相出的概率逐渐减少,加之“伯乐”和人民的利益分裂乃至对立,卖官鬻爵、官场腐败已经严重到了危害党和国家安全的程度。在这种氛围下,往往君子不敌小人,导致了社会的逆淘汰。人的本性是避害趋利,追求利益最大化,此时抑善扬恶反而符合他的利益,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民以吏为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众人纷纷学小人不学君子,致使君子的概率急剧下降,小人的概率急剧上升,导致了恶的社会潮流……

    和等级授职制相对的是程序民主。程序民主当然也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善的竞争机制。虽然它选出来的人不能保证都是君子,但是就是误选了小人,这个小人要么作秀装成君子(大多是会被发现的)要么变成君子,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其原因仍然是人的本性决定的,只有抑恶扬善才符合他的利益。就是同一个人,被等级授职制选出来就会抑善扬恶,很可能会成为小人;而被程序民主选出来就会抑恶扬善,很可能会成为君子。民以吏为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众人纷纷学君子不学小人,致使君子的概率急剧上升,小人的概率急剧下降,一个好的有序的清明社会就这样产生了。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伯乐”对“千里马”有知遇之恩而且还掌握着他的生杀大权,所以他要争先恐后地为“伯乐”服务。而程序民主使全体选民都成为“伯乐”,所以他要全心全意为全体选民服务。

    总上所述,本文提出一个新的人学观点:人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人参与的社会竞争,社会竞争趋势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根据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很多难以理解的现象,隋唐两代有一些历史人物,如封德彝 、 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司马光语)。为什么同一个人有这样截然相反的表现呢?概由于隋炀帝喜欢阿谀逢迎,唐太宗从谏如流,侍奉两君的朝臣从自身利益出发,参与了善、恶两忠不同的竞争,从而造成了一生忠、奸分两截的的奇特现象。再如那个被称为“定时炸弹”的林彪,在毛泽东民主作风比较好的时候,还是敢于直言的,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的,否则不会成为一代名将;而在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的时候他就曲意逢迎献媚缴宠无所不用其极了。正是两个毛泽东主导了善恶两种不同的竞争,造就了一代名将、千古罪人——两个林彪。

   有人问:你这种观点是自撰的还是有理论根据?17世纪英国的政治思想家詹姆斯?哈林顿有句流传甚广的话:“好的秩序使坏人变好,坏的秩序使好人变坏。”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学派爱尔维修有一句名言“人是环境的产物”。更有马克思的名言:“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的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有人说我国实行的是选举制,不是等级授职制。只要不是差额选举,那就是变相的等级授职制。因为要体现上级党委(其实是一把手)的意志,所以必然要操控选举。选举的结果早在选举前就已经产生了,选举不过是作秀而已。这在逻辑上是很荒唐的,如果把选举程序比作十月怀胎,那么选举结果就是一朝分娩。而这种选举却是先生孩子后怀胎。

    有人说,你这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指责没有道理,建国前我党在根据地实行的就是程序民主,那时不但没有削弱党的领导,反而加强了党的领导(参看《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历史观照——中共抗日根据地民主实践透视》【作 者】张生/袁新国《江苏社会科学》2001、3)。党的领导作用要发挥在程序公正上、体现民意上,而不是发挥在操控选举上。如果共产党内部的选举也实行程序民主,那么同样可以使党组织获得新生。只要我们在党内、党外实行了程序民主,那么,不但可以使“道德沙尘暴”的问题迎刃而解,而且中华民族之崛起也将指日可待!

    有人说程序民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其实在今天资本主义已经不存在了,这种选举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它起源于民主社会主义,凡民主社会主义都实行这种选举制。当然并不是实行程序民主的都是民主社会主义,但它确是生成民主社会主义本质结构的重要机制(之一)。

 

 

发件人:"无名" <nmz2010@gmail.com>  2010-06-11 14:21:4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管中窥豹中国大学的若干现象

南瞒

2010年6月

前言

    弹指挥间,转眼已毕业两年,其间在工作中思考、在思考中工作,在浑浑噩噩中消磨了时光。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在围绕着生计而奔波,想当年风光无限的天之骄子,今天竟一职难求,不如众多无学历和无技能的农民工(本人并无歧视农民工之意),北大毕业生卖肉、一个搓澡工的岗位竟有上百名大学毕业生争先恐后竞聘、一个村官的就业岗位亦使成群上批的大学毕业生前赴后继,其中公务员考试更是名副其实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今天大学生就业如此困难的原因是什么?此为其一。

    一方面,我们有极为“过硬”的数据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由原来的精英教育步入大众教育化阶段,来自中国官方数据:中国大学的在校生为2300万,毛入学率为21%——已经步入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也就是说在18-22周岁的青年中五分之一的都是大学生了。另一方面,农村学生占大学生比例的不断下降,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跌至17.7%。此为其二。

    今天的许多大学生手中拿着父母辛劳挣来的学费,却在学校不学无术,思想堕落,甚至做出违背良心、违反道德、触犯法律的事来。此为其三。名目繁杂的各类学术、经济腐败,近年来数量之多,金额之巨,情节之恶劣,都令人触目惊心。此为其四。……中国的大学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
 

第一部分,大学搭台,政府唱戏:官商合建官办大学。

    第一,1999年以来大学扩招,兴建大学城方兴未艾。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以劳动密集型的大量廉价产品出口赚取外汇来支撑的,1997年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对外出口严重受阻,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丧失,为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确保社会稳定和发展,有人建议,以拉动内需的方式将老百姓手中的积蓄拿出为子女的教育投资,以兴建大学和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为手段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1998年,在“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宣传口号下,各大学竞相扩招,毕业生连年成倍增长。当时全国有340万大学生,而到2008年,人数一下暴增到2000多万。据中国教育部门统计,今年进入就业市场的毕业生是2001年的近六倍。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升级(如从学院到大学)、大学间的不断兼并、合并 、大规模的校园建设(遍布各大城市的大学城)、无限制的大量扩招,中国的大学改革者们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企业家精神。的确,种种发展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中国的教育成就令海内外人士感叹不已。多少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者们本身也沉醉在年年攀升的各项数据指标上。

    第二,从经济增长需要的角度出发、以出政绩为目标来兴办大学,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对学费的缴收程度,政府办学社会买单。中国大学自大规模扩招以来,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精神随之变化。教育部提出教育产业化,将大学彻底社会化——特别是高校后勤管理方面,招商引资在大学城中兴建商业街等等。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地方政府为出政绩,把兴办大学作为成就自身政绩的一件大事来抓,在大学的征地、政策和向银行贷款等方面给予了最大的优惠和通融,其中不乏违规乱纪的方式。为建办大学,政府担保学校进行大量贷款,学校靠贷款度日,扩招的目的并非社会需要,而在于教育系统自身拼命追逐经济利益。学校不断加大对学生学费的缴收数量 ,使众多的普通家庭为供养一个大学生不得不拿出了全家的所有积蓄甚至还负债累累,边远地区的农村和广大西部农村,每个家庭出现一名大学生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家境的败落。这样的结果造成农村生源的大学生在大学生中数量的减少 。天文数字般的大学学费亦是造成众多贫寒女学生坐台、卖淫以及被人包养的一大重要因素。大学为应付资金困难,不断削减教师的薪水,使大学教师的自身利益受到极大侵害。负债累累的中国大学,如果没有政府强大的背后支撑早已倒下,于是大学的债务负担便成了政府的负担,而政府的负担也就顺理成章的转嫁为社会的负担。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大学搭台,政府唱戏,用不懂教育本身的人来主持教育改革,不仅浪费纳税人的银子而且严重坑害了全民的公共利益。

    第三,资金困难,资不抵债。中国大学的大量不良贷款,造成学校资金愈加困难,完全靠贷款等方式支撑起来的大学,一旦泡沫的轰然破灭,大学的生存便岌岌可危了。这种局面的存在,促使大学、政府和社会走上恶性循环。

第二部分,大学嬗变,昔日象牙塔已荡然无存。

    第一,大学精神的丧失和人文思想缺失,功利主义、官僚主义、实用主义和虚无思想蔓延;学者良心泯灭,甚至甘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中国大学精神的丧失,是中国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死结,学术独立精神的缺失、知识分子自由人格的破灭是造成中国大学精神不再的重要原因,而大学精神的丧失是促使中国大学嬗变的重要根源。中国大学的扩招,是追逐“高、大、全”,放眼全国的大学都是门类齐全、学科一致的综合型大学。一些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和没有办学优势的大学依然开设了社会“紧俏”的应用型专业或是拼命的申请硕士研究生,结果造成了学校和学生对家长的联合欺骗——学校赚取了银子,学生却没有学到应有的知识,并自欺欺人地耗费青春,最终毕业了却不能做任何工作。中国大学精神的丧失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有着直接关联,1949年建国后对知识分子的历次清洗和以党性教育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思想上统一控制了大学的精神,这是制约大学精神形成的关键。没有大学精神的大学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就不可能培养出类拔萃的人才,相反,中国大学造成了许多可造之材的巨大浪费。中国官方自诩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的口号,在没有大学精神作为内核的现状下,只是国人一厢情愿的内心慰藉和谎言,这是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意淫和亵渎。我们期待着大学保持学术的独立和自由,保证知识分子保持独立的精神和自由之人格,我们企盼着大学精神的回归。

    中国大学精神的丧失,造成人文思想缺失,功利主义、官僚主义、实用主义和虚无思想蔓延,使现在大学的境遇令人极为担忧,功利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实用主义和虚无思想的存在,造成大学的主体是富人的俱乐部,贫穷人家的孩子始终处于大学生活中的底层位置甚至被边缘化,这些思想的蔓延使唯一可以使贫穷孩子引以为豪的学习成绩在它们面前分崩离析,造成学生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意义的扭曲。这样环境下营造成的学生,对社会和国家前途没有责任心,自私、卑鄙、人格卑劣,人际关系尔虞我诈,见利忘义,无独立思考能力,媚俗、目光短浅等等。

    大学精神的丧失,使许多学者不仅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连学者自身的良心都已泯灭,有的甚至堕落为权贵阶层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费希特曾论述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这些本应担负时代重担的思想精英,却宁愿做衙门的腐儒、官府的刀笔吏而不愿做彪炳青史的思想巨人。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是富人俱乐部的成员和座上宾,总理温家宝就一度呼吁“穷人经济学家”的出现。发端于2004年“郎顾之争”中以顾雏军为首的权力资本集团收买了众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并控制了媒体,代表弱势群体和国家民族利益的一方,就只能作为“非主流”,在网络上与民意结合,与主流抗争。

    大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和精神财富,作为大学中的重要组成人员——知识分子应该以天下为己任,重塑大学精神,为社会开启民智、启发民众。我们期待着知识分子的回归和重塑。

    第二,大学管理近乎“河山一片红”——衙门式管理。中国大学现今的一大现象是衙门式管理,缺乏科学和民主,教师不听取学生的意见,学校不采纳老师的看法,领导不理睬老师的建议。一切都向领导俯首,一切都由校方高层决定。大学的衙门式管理是民主管理在学校的式微,在大学中众多教师的地位不如一些处理日常事务的机关工作人员甚至后勤工作人员,这是对知识的不尊重,是权力失控和恶性扩张的恶果。大学衙门式管理源于大学治校理念在于关于选拔中委任盛行和选举制的缺失,中国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由党委政府任命的,而政府的任命绝大部分是不会听取学校教师的意见和学生的看法,所以学校官员的变迁是由党委政府一手在操控。这种党委政府专制力量对大学的参透、控制,阉割了大学自身的自由和创造力,是中国大学管理的历史倒退,是形成大学现存种种弊端的最重要的深层次原因。只有实现教授治校、学生参与、政府指导才能打破大学管理的衙门化这一现状。

    第三,师生关系疏远,学生素质、技能、思想、能力(创新能力、思考能力、研发能力)等均不同程度下降。中国大学中老师与学生的见面机会是非常少的,更有甚者,一学年下来学生与班主任竟然素未谋面!师生之间的沟通缺乏是造成师生关系疏远的主要原因。大学老师们或忙于搞兼职抓经济收入,或为评职称而忙于“出书”(实则抄书)、出研究成果,或四处“讲学”游山玩水。大学扩招后,教师的奇缺也是形成师生关系疏远的原因之一,稀缺的教师资源使众多的导师带领了数十名的研究生,学生素质、技能和专业素养均都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与扩招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现象的持续,对学生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第四,贫困学生面积进一步扩大,学生之间生活条件差距加大。高校扩招后,一些成绩不是很好的学生可以进入高校就读,贫困家庭的学生就读的面也扩大,同时一些成绩不好因家庭条件优越,通过种种手段进入大学校门,这些纨绔子弟好多都不学无术,他们带来的是学校周边消费的攀升。中国大学中贫困生的比例近年不断刷新,学生间的生活条件差距也越来越扩大,对以学习为主要任务的学生蒙上了诸多阴影,甚至出现了一些引人深思的社会悲剧。

    第五,学校管理(特别是后勤管理)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高校管理社会化、高等教育产业化。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产业化越发突出,越来越多的穷孩子上不起学,而高校中的一些利益获得者却从中分足了羹,高校的后勤管理通过改革,全部面向社会化,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层出不穷的所谓“美食文化街”、“商业一条街”等大学商业街在大学城周边及校园内涌现,学生成为消费的主体,学校和商家成为了利益既得体。

     高等教育的产业化意味着高等教育已不再看重学生的基本素质和未来培养目标,它们已经瞄准了家长的口袋。高等教育的产业化的出现和盛行必将影响大学生们的直接素质,影响到他们毕业后的就业,从长远看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则不可估量。

    第六,学术腐败,大学滥觞。学术造假的泛滥和抄袭之风的盛行是当下中国大学中的一大“看点”。从名牌大学到一般院校,从教授大师到一般学生,几乎所有人都在为抄袭而忙碌,为评职称老师们千方百计的抄袭、造假,这些现象使大学自身形象严重受到玷污,成为大学的噩梦和滥觞。中国大学的学术腐败程度令人触目惊心,专职出产论文的枪手,成为每届毕业生完成毕业论文的争宠对象。2002年北大教授王铭铭的著作《想象的异邦》抄袭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一书,被北京大学撤销一切学术职务;浙江台州师专副教授莫菊初伪造学术论文,骗取教授资格及优秀成果奖;2008年3月,中国政法大学一学生打假团体举报金仁淑的学术专著《21世纪中国人力资源竞争战略》有60%涉嫌抄袭。

    第七,缺乏监督和打击,腐败、类腐败 现象贯穿大学校园。体制性腐败的普遍存在,造成腐败在各行业的盛行,高校亦不例外。今天,高校已不是净土,其腐败以经济腐败为主,行业腐败见长,学术腐败为特色,形成了贯穿始终的腐败体系 。连学生干部都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投老师所好,献校团委殷勤,早日向“组织”靠拢。

    第八,学生人生目标迷惘,理想迷茫,思想堕落,享乐思想大行其道、人际交往更趋向功利、实用,大学的过度世俗化令人担忧。近些年,层出不穷的丑恶现象就发生在曾经的天之骄子身上,大学生对感情的不认真和对性的放纵以致泛滥是大学生自身堕落的一大表现,对金钱的追逐使其甘为二奶、情妇,有的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大学校园不再是传统的象牙塔,她的世俗化程度确实令人忧心。当家长们含辛茹苦地将子女送进大学,而子女以犯罪嫌疑人或本不属于他们这一群体应有的身份站在他们父母面前时,父母将是怎样的心情和感受?!

    第九,学生追逐名利热衷功利,既有犬儒主义的媚俗也有党化教育体制的煽动,目光短浅极易被狭隘的、别有用心的狭隘民族主义诱惑和煽动(如2008年3?14事件中众多学生抵制家乐福超市等极端民族主义的事例),更有无独立思想的僵化和思维活跃的僵固。

第三部分,日趋艰难的就业困境。

    第一,高校专业设置的不合理,师资力量薄弱,学生专业能力低下,大学宽进宽出。大部分高校专业的设置,不看自身办学条件和自身办学特点,不考虑社会未来发展趋势,一味地追求新兴的市场紧俏专业,这与本身的师资力量并不匹配,促使学生专业能力低下,就业之路蒙上了阴影。大学宽进宽出的局面,造成大学文凭的廉价,使学生没有得到真正意义的培养和深造,对学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伤害。

    第二,大学扩招之后带来的后遗并发症,迟来的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伴随着中国大学的扩招便由此产生,大学扩招后,政府并未积极予以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本科毕业的又鼓励考研、或是鼓励到军队、农村,形成“北大才子上街卖肉”和“博士一走廊、硕士一礼堂、本科一操场”,热闹非凡的竞聘大学生村官……这样的局面。今天大学生就业难题的升级源于中国大学扩招后带来的后遗并发症,如果没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或是其他因素干扰,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一样会如此严峻。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实体需求与高校扩招之间的风牛马不相及。中国的大学生单从规模、数量上看,似乎挺吓人的,但是从2005年大陆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大陆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仅占总人口的5.18%,只及发达国家平均数的1/4。发达国家从事制造业的高级技术人才高达40%以上。而大陆大学生的比例只有4%左右,相差近十倍。事实上,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畸形是促使大学生无法就业的重要原因。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认为,中国大部分高科技产业是来件组合,只需要工人装配,和只需帮外国主管解释图纸的技术员,外商也因知识产权无法保证,而不愿投资产品研发,结果无论是高科技企业、技术密集性企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工程师都没有用武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工比很多大学生更有用。 农民工至少不会对工作有太多的要求,但大学生则不然。花了那么多的钱拿了一个学位,找到的工作还不如一个没有受过更多教育的人,这实在是个人悲剧和社会悲哀。

    第四,就业机会的极度不公平、不公开、不公正,垄断行业和权贵阶层对就业的把持、控制。根据官方统计,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流向,70%左右要到各类企业和城乡基层社会服务岗位就业或自主创业。约10%继续读研究生和出国,10%到事业单位(其中,75%是到教育和医疗单位,近60%是到县及县以下单位),7%到国有企业,1%到党政机关。大学生报考每年公务员的竞争激烈程度,超过封建社会时的科举考试,2008年,农业部招收一个科级公务员,有近3000人竞争;2009年4 月,江苏省招收5000多大学生做村官,有近50000人报名,其中有41名博士,3200多硕士。

    公务员考试成绩只是表象,所有人都知道能否进入公务员取决于潜规则,所以即便是“公开招考”的公务员也使众多的寒门子弟望洋兴叹。中国移动、中国石油等垄断企业,一般不会对外招工,因为它的岗位早已被高官、高管和其内部职工子弟全部“消化”掉了,即便一些国有企业向社会“公开招聘”,没有门第、没有金钱、没有权势,要想进入,比登天还难。所以,在中国找工作要依靠爸爸,有一个好爸爸就会有一个好工作。通过关系来找工作,成为中国大学生就业中的一大重要手段。

    第五,一些民营企业无基本的福利保障,公共权力机构对此不予过问,大学毕业生的后顾之忧无法打消。没能进入福利好、待遇稳定、享有特权的垄断企业后,大学生们只有到民营企业谋生,这些民营企业虽“为社会解决了一些就业难题”,但它本身并不关注员工的生活,许多民营企业不为员工买保险,员工上班时间超时,没有假期,没有法定节假日,没有产假,没有福利……企业剥削了员工的所有剩余价值,员工的自身利益受到巨大侵害,但是公共权力机构不为员工仗义,反而沦为企业不法利益的维护者和走狗。这在一些经济发展滞后的西部地区尤为突出,官商勾结的形成促使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员工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第六,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地区与地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尤为突出),社会保障机制的空缺、滞后,造成就业现象中的种种怪相。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西部一套房”,造成这样的原因无非是中国贫富差距逐年扩大,加之城乡差距,城与城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垄断的国有企业与游勇散兵的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都太大了。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促使众多就业的大学生无法得到保障,出现频繁跳槽或是其它诸多的怪相。

    第七,传统就业意识特别是“官本位”意识和思维对就业生的干扰,公务员等一批权贵阶层的黑领崛起对大学毕业生的“模范示范作用”。传统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直影响和左右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学而优则仕,而今,以公务员为代表的权贵阶层黑领的崛起,惹得大学生们看红了眼:一个普通公务员可以开着SUV上班,他们每月的燃油补贴足以超过企业员工辛苦一月的收入;一个刚刚工作两年的警察就已经结婚买车买房——没要父母的钱也没按揭……。虽然,穷孩子都知道,要想进入公务员的队伍没有权势、没有金钱、没有门第是不行的,但是他们依然期望着天上掉个馅饼下来。

    第八,大学就业数据造假、蒙蔽各方。每年官方总是要向全社会公布当年某一时期的大学生就业情况,并与去年的同期尽悉比较,然后会告诉我们“同比增长多少、多少”或是“同去年相比略为上升”。我只想说,这些数据绝大部分都不值得相信,我们大学毕业后,本以为学校会打电话询问我们的就业情况,结果石沉大海,一年过去了没有消息。后来我在网上看了关于母校的就业报告,令人大吃一惊,我们的就业率在94%,在全省中名列前茅!不知道我们的老师们从哪里得来的数据。

    第九,大学毕业生的各种沉重负担。如今毕业的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八零后,基本上都属于独生子女,未来的家庭组成将是“四二一”模式,他们或许是啃老族,但压在他们肩上的担子不仅仅只是将来赡养双亲,他们没有就业,却要承担着偿还助学贷款的压力,他们没有工作,却要忍受着结婚、买房的苦恼,他们或许有爱情,却很有可能因为没有工作而没有一切,没有幸福的爱情,没有美满的婚姻,也没有上大学之前所期望的美好生活和未来。他们是曾经的天之骄子,如今却落魄到一职难求,他们还要忍受着没有上过大学却通过好爸爸进入垄断企业或是公务员、事业单位阶层成为黑领的初中同学的嘲弄和歧视。

    他们或许曾经承载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村庄的梦想,这个梦想随着他们的无法就业而灰飞烟灭。今年高考前,重庆等一些地方的高中生放弃参加高考,这是他们汲取了哥哥姐姐们上完大学后却失业的教训吗?

结语

    中国大学的各种陋习和种种现象,源于大学运行中的衙门式管理,因大学精神的丧失而产生,更因十年来的疯狂扩招、胡乱改革、盲目发展而渐长乃至泛滥。官衙方式管束大学将最终断送大学的活力和生命,用统一、僵化、腐朽的专制思想控制大学使大学失去存在的意义和继续发展的可能。中国大学的长此以往不仅使知识分子群体死亡也使有思想的人逐一消亡,中国大学的长此以往不仅是大学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殇痛,中国大学的长此以往不仅不是中国社会未来进步的启蒙者和引领者还有可能成为社会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和弃儿。

    中国大学中各种现象,有的由来已久,有的近年来才出现,中国大学的各类问题并非原先不存在,也并非原先不严重,伴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包括大量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加入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农民工队伍,中国高等教育的泡沫破灭了。社会将目光聚焦到这些曾经的天之骄子身上,而我们发现大学就业问题的由来深层次原因并非如此简单。中国大学的各种问题因大学精神的丧失而逐渐衍生,因缺乏应有的调研、论证便胡乱改革而暴增,更因政府等方面不予关注和推卸责任以致任之泛滥而扩大,直至现今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

    中国大学十年来疯狂扩张闹剧造成的泡沫已经破灭,这场闹剧将以怎样的谢幕形式收场?谁来为这场闹剧承当应有责任和历史拷问,谁又来为数千万孩子和百万家庭负责?这场毁灭一代人耽误数代人的历史包袱何时才能彻底释放?为此付出代价和牺牲的不仅仅只是大学生和因为供养孩子上大学而一贫如洗的千万普通家庭,中国大学本身亦不是受益者,经过这样的折腾后,中国大学的未来之路将走得更加艰难,梦想部分中国大学早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期望在中国本土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们,将深陷黄粱一梦的凄凉。而那些提出教育产业化后来又玩文字游戏,曰:教育可以搞产业,但并不是“化”的官员们,你们将接受怎样的历史审判?因大学扩招,极尽发挥企业家精神,政绩斐然,得以升迁的中国教育改革官员们,你们将如何承担这份泡沫破灭的责任?以牺牲百年教育大计利益,而获取自身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官员和商业企业家们,你们的内心是否受到谴责?最重要的是,丧失了几十年的大学精神又将何日得以回归和重塑?

    注:毛入学率:入学率分为“毛入学率”和“净入学率”两种:“毛入学率”并不是粗略计算的意思,而是指公式中计算分子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时,不考虑学生的年龄大小;而“净入学率”是指公式中计算分子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时,要考虑学生的年龄大小,即只包括与分母相同年龄段(18—22岁)的学生人数,小于18岁或大于22岁的学生不计算在内。对于现在和过去的高等教育,描述时“净入学率”和“毛入学率”两个指标均可以使用,但是,由于无法准确知道未来年份学生年龄的分布情况,所以在确定未来年份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时,只能使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作者简介:南瞒,出生于1980年代,大专学历;能独立思考,有社会历史责任感,推崇“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爱好广泛,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等方面均有浓厚兴趣。

 




发件人:"李岩" <rocklee.lyx@foxmail.com> 2010-06-11 13:13:25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这里有一篇文章,我看到了不知道怎么说,您看到了能说下读后感吗?——非常渴望你的读后感!

从清廷倒台百年看历史大走向

李岩

2010年6月

  清廷倒台已近百年,今天来看晚清的一段历史颇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并且进而引出了几点思考。

  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了下去,天下似乎又一时太平,出于对时局的隐忧,湘军主帅曾国藩及其幕僚赵烈文在1867年曾有过一段对清廷前途的私谈。赵的后人生活潦倒,约在上世纪30年代把赵的日记资料出售,从而流传出了以下这段很有意义的对话。从中可见赵是一个很有深度的幕僚,而曾也是一个相当豁达的主帅。赵烈文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这是很有远见的预测,曾国藩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事实上两人达到了共识,只不过曾出于自己的地位,无法挑明而已。可叹的是,面对神州陆沉,无论曾赵都无可奈何,因为他们面临的是这样史无前例的险恶形势、这样顽固腐朽的朝廷、这样愚昧无知的人民,还有同样局限的试图明哲保身的他们自己。
  
  事实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远比赵所预见的还要复杂得多,险恶得多,而且可以说这个又复杂又险恶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即如何有效面对外部西方列强和如何彻底进行内部改革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晚清所面对的问题不单是国内的,首先是国际的,西方列强当时已经打遍了天下无敌手,殖民了一切可以殖民的地方,而清廷还在雾里云里,甚至还处在天朝大国的白日梦里。甚至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1850年太平天国金田举事之后,在1858年英法联军为进京换约陷大沽炮台之后,咸丰皇帝还在对外国公使觐见磕头不磕头大为不悦,后来他见到美国总统的国书以平等相称,竟在上面批道:“夜郎自大,不觉可笑。”不言而喻,真正的夜郎不是别人,正是咸丰和他所代表的清廷。当时,甚至当清廷收到驻藏大臣的报告时,还搞不清印度方面的英酋同香港方面的英酋是否一国之人。于是就有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及火烧圆明园,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及其战败,就有了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以及辛丑条约,以及随后1911年的清朝的结束。
  
  如果慈禧太后早点搞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可以搞定西方列强的话,那就不至于在同西方的关系上不断闹僵,从而清廷还可以在专注镇压内部反对派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下去,因而赵的预言也会落空。当然这个维持在没有深度改革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是无限的。西方列强在打遍全世界的时候,可以直接殖民的地方就直接殖民,不适当直接殖民的地方就通过代理间接利用,而中国廉价而驯服的膨大劳动力,当时就是西方为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而垂涎三尺的东东。如果清廷当初就果断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政策的话,中国岂非早就成了世界的廉价的加工厂?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产品销售和原料利用(包括廉价劳动力)一直是西方列强在华的重要目的。
  
  其实晚清同西方的巨大差距远超出了许多先行者的思想,包括孙中山。中外的差距,不仅仅在器物武器方面,而且在社会制度方面,更加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就是说,西方的领先是全方位的领先,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虚心学习西方,不可能缩短差距,更不可能迎头赶上。看西方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能单看器物,因为器物层出不穷,花样百变,而要看过程。西方走到19世纪全球殖民化的时候,已经走过了约5百年,从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产生诸如达芬奇式的人物,到16世纪宗教改革,产生马丁? 路德式的人物,到18世纪启蒙运动,产生伏尔泰式的人物:类似的重要人物在英、德、法等国数以百计。在这个过程中,还伴随着政治、宗教、社会、科技等重大的改革,并且导致了地理大发现,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工业革命,国际贸易和全球殖民化等。第二不能把西方国家割裂开来看,英、法、德、美等,乃至包括俄国,他们互相之间有矛盾,甚至有争斗,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影响,这些国家是属于一个板块的,在思想文化上都是基督教,同时处于相近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程度上都参加过全球殖民的过程。因此,晚清这个落后国家试图实行所谓的“以夷制夷”不啻梦想,因为只有具有实力的“先进”国家才能对落后国家实现“分而治之,以夷治夷”,而不可能相反。
  
  至今为止,日本是西方以外唯一通过全面学习西方独立地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可以说日本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最接近,但仍然没有实现原创性的质的超越,仍旧是西方文明的学生,哪怕是最好的学生,而且日本是一个国家,而西方是一个板块。福泽谕吉对西方文明具有压倒优势当时就有清醒的认识,所谓“其势遒劲,所向披靡,虽草木清风竟不免”,所以阻之无益,甚至简直就是螳臂当车。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旗舰队来向日本扣关的时候,普通的日本人都能看出美国舰队的吨位和炮火的强大,不是日本的小战船可以匹敌的。而福泽谕吉在写《脱亚论》(1885年)的 时候,离开黑旗舰队事件又过了30 多年,并且他已经在1860年随批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使团亲自去过美国,目睹了西方文明的总体强大。尽管福泽谕吉也认为“西洋文明恰如疹疫之蔓延也”,但 “当此时也, 虽恨其之毒,然防御之策安在?”其结论只能是“断然废旧制,立新政, 朝野一心,革除旧弊,举凡一切均效法西方列强,以图傲视亚洲诸国。其核心者,唯'脱亚’二字而已。” 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地缩短同西方的巨大差距,首先是因为实现了全方位的总体改革,这就是明治维新(1868年)给人们的启示。
  
  反观中国,至今还没有实现至少像明治维新式的全方位的大刀阔斧式的总体改革,因此所谓的开放,也就变成了外国的代理。所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开放的历史性战略决策,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是一大败笔,最好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中日两国100多年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差距和强烈反差,不仅仅是由对西方文明认知和接受上的不同所造就的。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指出:“幸我朝有识之士,秉'国为重’、'肉食者为轻’之大义,更赖帝室尊严,断然废旧制,立新政,……”,这才是真正的脱胎换骨,并且一开始就有同西洋诸国并驾齐驱、逐鹿世界的雄心,那是以当买办为荣、以家为重、以家族为重、以“肉食者为重”、以一党之私为重,而视民众为垫脚石和牺牲品的本朝所谓改革开放所不能比拟的。
  
  通过回顾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而产生的的几点进一步思考如下:
  
  1. 在西方兴起以后,西方文明确实是现代世界文明的主流,在完成了政治、社会、科技和工业革命以后,西方以军事扩张和国际贸易为手段,迅速地走向了全球化的殖民主义的道路。从殖民全球化到经济全球化,今日的全球化同昨日的全球化不是割断的,西方按照他们的意图和面貌改变了整个世界和人类,单独的一国或本国的历史已经不复存在,这不会以个人和单个民族的好恶为转移。一方面,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另方面,压迫、剥削和掠夺的强度也更上层楼,因此新的矛盾也层出不穷,而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日甚一日。
  
  2. 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摆平了西方内部的关系,西方国家从工业化的时代走向了信息化的时代,全球化又更深入了。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各个方面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西方这个领先的地位不可动摇。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牢牢地控制着几乎全世界的战略要地和重要资源,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并且是几乎所有的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3. 在上述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西方基本实现了他们所有的目的:直接殖民开发了可以占领的地方,间接利用了资源丰富的国家,其中包括阿拉伯的石油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令人惊讶的是,仅仅在一百几十年以前还同西方几乎毫无关系的东亚,现在已经完全成为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在这个东亚新秩序中,日本是受到控制的,韩国和台湾是得到扶植的,大陆作为世界工业链中最低的一环是被利用也是被遏制的。因此,一厢情愿地想通过做世界的廉价加工厂进而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逐步爬到工业世界的顶点,那是白日做梦。有一点需要澄清,西方确实有他们的普世价值,而且那也是一种好的值得提倡的价值,但西方对此内外有别,那种价值主要面对他们的国内,而在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永远是国家利益。
  
  4. 如同今天的西方是历史的西方的延续,今天的中国也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面对千古未有之奇变,中国仍然以不变应万变,历史的惰性在中国的顽固超出想象。尽管有时候中国的变化披上了激进或爱国的大旗,这一切还停留在表面上,高楼大厦和GDP并没有能掩盖这样的事实:万变不离其宗,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夫妻老婆店,肥水不流外人田,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有枪就有权,强权即真理,外事无小事,内事无大事。再上推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已经几乎殖民化了全世界,并且用炮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即使面临亡国灭种,而当时的中国也就是满清还是无法一致起来,清妖同发逆的内斗、 后党同帝党的内斗、保皇党同革命党的内斗,内部还是要斗到死。到了民国以后,嘴巴上大家都讲得天花乱坠,实际上每一种势力都要找外国老板,英美也好、苏俄也好、日本也好。
  
  5. 现在西方对这个世界秩序总的来说很满意,东亚的秩序也是这个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而且西方从这个秩序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任何人或者国家只要不企图改变,不以武力来挑战这个以西方为主导和主动的世界秩序,你说奇迹也好,你要和平也好,你吹崛起也好,甚至和平再加上崛起再加上奇迹也好,他们都无所谓,甚至还会来点儿捧场。毕竟,廉价的是你的劳动力,污染的是你的环境(但过度污染到大气层不行),每年死5000多的是你的煤矿工人,如此等等,在以上这些问题上,西方也采取另一种形式的“打酱油”,关我屁事。
  
  6. 在这样一个大格局下的一个只不过改朝换代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悖论和尴尬。在同世界隔离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一套还可以维持两三百年,因为一方面固然有君臣父子那一套,另方面也有礼义廉耻那一套,现在变成了跛子和独手。而且廉价加工厂所积累的外汇又无法成为启动内需的资源和真正发展自己的工业及科技的手段。没有思想自由的地方,又怎么可能产生所谓第一生产力的科技呢?先进的科技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能够脱离第一流的教育呢?而脱离自由思想的教育又会是第几流的教育呢?
  
  总而言之,“盛世”危言,从晚清到现在,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本质上仍然没有缩小,而且在目前的格局和态势下也无望得到缩小。对于权贵集团,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婊子也好、牌坊也好,和谐也好、斗争也好,只要有利万世一系都好。然而和谐是需要精神和物质的,在既没有精神支柱又没有物质保障的情况下,空谈和谐,很可能而且往往必然沦为笑柄。
  
  简单地预测一下今后几十年的历史大走向:第一,中国作为世界的廉价加工厂在国际原材料不断涨价的情况下难以为继,而且,作为世界的血汗加工厂也必然导致内部矛盾的不断加剧,虽然本朝利益集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好处,但那点好处在西方的眼里不值一顾,西方掌握的是大历史和世界格局,何况贪官偷到的那些资产归根结底又伴随他们的子女通过留学移民转移到了西方,肉仍旧烂在西方的锅里。权贵的世袭,官僚的特权,平民的无奈和民工的被奴役将无限延续,不过,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第二,西方在大量积累和优势的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随着本朝内部矛盾的加剧,控制力的下降,西方还会不断深入进来。一方面,执政之要是不得罪洋人,友邦惊诧是头等大事;另方面,一切潜在的势力也会重复民国的历史,寻求外国的支持。挟洋自重,本朝开过这个头。第三,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今后也不可能是黑白分明的关系,没有孤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所谓现代化,这包括政治和科技等等,在保留自己好的传统的基础上,中国要全方位彻底向西方学习,但这个学习并不是为了成为西方的附庸和永远的廉价加工厂。这个学习过程将是痛苦而漫长的,但也是无可避免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理性对待残酷的现实。
  
  对于历史的大走向,对中国而言正不容乐观,但愿不要再出现豪杰扼腕,贤士寒心,“抽心一烂,土崩瓦解”。哪怕大观园再花团锦簇,千里搭长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些事情不单当时的曾赵无可奈何,就连当今之人也毫无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法子呢?

    本知网上也不是能够深谈的地方,天涯编辑也有诸多顾虑。但欲言又止,隔靴搔痒,不是为文之道,所以,很少写贴,与其“吟罢低眉无写处”,还不如省点儿心算了。但是,积习难改,而且,去日苦多,有些想法无意形成了文字。本想这个文字应该基于理性、客观和思考,尽量减少主观感情的干扰。然而,人非草木,焉能无情?心外无物,易懂难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一具有人格的写者,不会也不应该屈从外物。主贴谈到的一些看法,只是个人的观察和思考,见仁见智,悉听尊便。只有一点想辩解一下,笔者只是想从观察到思考,即使文中暗含所谓“革命”或“分裂”也不是笔者主观的产物,而只是一种分析或者预测。哪里的“革命”或者“分裂”能够单靠“用心险恶”搞出来?不要高估写者的主观性,更不要低估历史的残酷性。

  清人龚自珍(1792——1841)在“世运”正开始潜移之际,也曾“用心险恶”地言人所未能言或未敢言,他有力地指出当时的清王朝并不是什么所谓的“盛世”,“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社会的不公到了极点,那也就是天朝的末日了。

  己亥杂诗19(道光19年,1839年作):卿筹烂熟我筹之,我有忠言责幻师。观理自难观势易,弹丸累到十枚时。
  
  这首诗表面上在同耍弄弹丸的魔幻师进行商榷:意思说你对于耍弄弹丸的问题已经考虑烂熟,如今让我来考虑一下吧,我有一句逆耳的忠言来问责你,这个累弹丸的把戏你已经玩过头了,所谓“危如累卵”,再加一枚就要倒下,把戏拆穿。实际上作者当然在借题发挥,他的意思是说有些事情光凭道理去看是困难的,但假如看它的势,那就并不难了,正如叠起十枚弹丸会造成极危险的形势,这就是当时清王朝的“盛世”写照。事实上在这首诗写后一年,鸦片战争就爆发了,还有太平天国等等接踵而来。
  
  古人曰:“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夫势乱而治之愈乱,势治而治之则治。故圣王治治不治乱。”信乎?

  有一点笔者还想强调一下,在西方兴起之后,单独的一国历史已经不可能存在,目前西方掌握了这个大势,并且是在全世界。如果看过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美国国会对9/11的全面调查,2004年出版,写得非常好,不知道中文版出了吗?值得一读)。那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令人吃惊的是本拉登那么一点本钱,居然要在美国如日中天的时候搏历史的大走向,而即使当时的塔里班也并不同意本拉登的做法,因为塔里班想先解决阿富汗的内部问题。
  
  现在,西方作为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后工业文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而且,作为一个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板块,这个优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会长久保持下去,难以争锋。主要的矛盾和冲突都将发生在第三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未来的任何分析都不能离开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大势。固步自封、盲目乐观、非理性的自我膨胀和义和团式的排外,都会被历史无情地证明是一种无济于事的自欺欺人。

  如同主贴所提,看西方要看一个历史过程,欧洲文艺复兴涉及各国,从14世纪到17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达芬奇(1452——1519)等,而宗教改革也在16世纪开始至少维持了一百多年,如马丁?路德 (1483——1546)等,造成了欧洲思想板块的松动和今日的区别,并在历史上因新教信徒促使了美国殖民地的形成和开发,而18世纪启蒙运动如伏尔泰(1694——1778)等则直接解放了思想,打击了王权,第一次大规模地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口号。离开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和理解,不把西方兴起看成一个思想解放和制度形成的过程,单看西方的物质和产品的发达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机械模仿,那永远也抓不住事物的本质。不提希腊的影响和遗产,由此再推溯到罗马帝国,那时候已经有了罗马法,Senate,Citizenship 和基督教会。欧洲的几十所主要大学,早在十三世纪就已经初步形成,那是独立的大学(虽然在教廷的严重影响下),是不受王权控制的,即使师生犯法,警察不能进入大学抓人,而由大学当局和教会独立处理。

  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的意义上,中国的未来不容乐观,因为,现在不难看到,明清式的社会结构还在延续,权贵的世袭、官僚的特权、官商的勾结、平民的无奈和民工的被奴役在一个不变的框架内将无限维持下去。今天,谁还会设想一个黑奴般的煤矿工人有一天能成为一个大元帅呢?而一个朝代式的国家能跟早已完成了民族国家转型的西方竞争乃至实现超越吗?以下有几个粗糙的想法提出来请教诸位。

   1. 清廷倒台已近百年,中国现在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公民社会吗?或者在今后50年左右能自然发展到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并形成一个公民社会吗?或者现在仍然是一个带有传统特色的朝代式的国家(尽管具有现代化的表征,如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等),而且,权贵集团也如满洲贵胄似的绝不肯在根本上让步,而要维持万世一系的一统局面。
  
  2. 总设计师只是设计到21世纪中叶,含糊其词地说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笔者的理解,这是在维持政治格局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又引出了三个问题(1)这个中等发达水平到底指什么?GDP,国防,还是科技创新的能力,还是国民的素质和生活水平,还是政治社会结构,还是包括以上所有的一切。上一世纪58年提出超英赶美,70年代提出到本世纪末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同“中等发达”不是异曲同工吗?今天,GDP可以直冲云霄,可美国会在乎你这种GDP吗?权贵特权集团和官僚集团得到的利益已经超发达了,可这会改变中国的命运、中国大众的命运吗?先富起来会带动后富起来吗?(2)西方的科技仍在不断进步,一切最先进的东西都在他们手中,武器、资源、他们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战略要地,而且他们的教育和研发都是最好最具有潜力的。中国在发展,西方更在发展,而且他们掌握了大势和主动。如果维持这个差距不变,那么再过50年又能改变什么本质呢?(3)按照这个设想,即到21世纪即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言下之意是再进行下去,再过多少年后也会如何如何,像一个国际的“待富者”。如果总设计师其实并没有这种多少年之后会如何如何的想法,设计的只是“烂泥萝卜,擦一段吃一段”这种战略,或者更糟,“我死了以后,哪管洪水滔天”。那么这个设计同不设计有什么区别呢?当一个政权沦为只是为了权力而权力,这跟一个艺术家沦为为了艺术而艺术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当一个国家丧失了政治意志和战略思想以后,这个民族的前景会是辉煌的吗?

  3. 中国能够像日本那样改革吗?还是由于自己的国情和目前的国际形势,无法重复日本。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样的吗,或者比后者更好?中日能在遥远的未来,由于地缘政治的需要,相互理解、尊重和合作,真正打开东亚同西方平起平坐的新局面吗?从而在恢复了东亚尊严的基础上,建立欧盟式的东亚,提高人民的生活,促使科技的发展,推动形成新的世界格局。西方对这样的格局会自动接受吗?因为那样一种格局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世界的结束。

  4. 中国在维持传统的大一统的形式下,能够改变传统的高度等级特权的社会结构吗,并且依靠内部的力量实现史无前例的巨大转型吗?中国内部具有这种动力吗?中国现在的统一是真正的统一吗?还是形式上的统一大于事实上的统一。中国的统一同美国的统一和欧盟的统一是一回事吗?中国有这个力量和可能去利用美国同欧盟同俄罗斯的矛盾吗?美国同欧盟,还有俄罗斯之间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吗?还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俄罗斯会同中国结盟吗?还是自作多情。

  5. 舍不得孩子逮不到狼,中国内部会不会分成几个板块,从而打破高度等级特权的僵化体制,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并且在今后再以类似欧盟的形式联合起来呢?(当然,这个分板块并不是笔者乐见的,但有些事情的发生又何尝是人们所乐见的呢?)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些板块也不可能毫无关系。少数民族的地区即使在这个过程中分离出去,待你搞好之后,还怕他们不回来,强扭的瓜能甜吗?捆绑能成夫妻吗?分成几个板块有利于西方,还是反而不利于西方?另外,历史会成为翻版吗?造反有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千条万理,还是因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在不走向新的格局,只是不断重复改朝换代,有枪就是草头王,在今日西方坐大的国际格局下,能够把大饼越做越大,并且形成基本公平合理的社会新结构吗?西方单是靠枪杆子吗?而且今日的枪杆子还是昨日的吗?强大的国防同合理的社会结构和内部的相对公平正义能够分开来吗?

  以上的问题,还有许多,笔者自己都没有找到答案,能不能透过历史的迷雾,通过现象看到本质呢?人能否洞察历史以致预测将来的大致走向呢?我愿意直面万丈深渊,哪怕这意味着自己的完蛋,而不愿意死在不明不白之中,甚至在自我欺骗之中。啰啰嗦嗦,一下子写了这么多,就此打住。
 

 

认识中国的不平等

美国科学院院士  谢宇

2010-06-12

    作者简介:谢宇,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社会学会《社会学方法》主编,密西根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台湾)院士,中央研究院(台湾)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咨询委员、评鉴委员会召集人,中央研究院(台湾)蔡元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顾问委员,国际社会学学会社会分层研究委员会理事会理事,《美国社会学评论》执行编辑,《美国统计学刊》副主编,北京大学长江讲座教授。

  摘要:基于以往的研究,作者在本文中进一步提出了以下命题:(1)中国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些集体机制的影响,例如区域和单位;(2)传统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业绩被认为能够促进民众的集体福利;(3)目前很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有鉴于此,作者认为,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在当今中国不太可能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

  关键词:不平等 中国 心态/意识形态 经济发展

  一、序论

  首先解释一下这一标题———“认识中国的不平等”。“认识”一词在此的特别意义是指以理解为最终目的的知识,完全是为了知识而寻求知识。我并不想对中国的不平等做价值判断,也无意为中国政府或社会解决不平等问题出谋献策,作为一个学者,只是试图摆脱政治因素的干扰,理解中国的不平等。

  中国现在正经历着一场划时代的社会变迁,其程度和意义堪与世界历史上其他最重大的变迁———如早期欧洲的文艺复兴、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而且,事实上,中国的这场变迁涉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口之众、速度之快、影响之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更有甚者,这个改变也是根本性的、不可逆的。作为当代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机会观察、记录、研究和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

  中国的巨大变化具体反映在哪些方面?概括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点。第一,经济发展。从速度上讲,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十分迅速的。从制度方面讲,中国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社会变化。社会主义的许多特征,比如城市居民由国家和单位安排住房和工作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人口变化。尽管有些社会科学工作者还不够重视人口的变化,但近几十年来人口的变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死亡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迅速下降,生育率从20世纪70、80 年代开始迅速下降,这两点变化对中国影响深远。第四,文化变化。这包括西方文化的侵蚀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淡薄。文化并非一成不变,中国现在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其自身固有的传统也在发生改变。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群体的中国人具有不同的文化,不能一概而论。总之,上述这些变化都在影响着当今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不平等———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巨大变化的一个方面。

  首先,中国经济的产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上升,实际平均增长率约为每年8%(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4)(参见图1)。如此大规模的、持续的、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它远远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即1860年至1930年,当时美国经济产出的实际平均增长率约为每年4% (参见worth,2009)。从比较的角度而言,中国现在的发展不仅比当时的美国快得多,而且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也比当时的美国要大。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中国,社会不平等也有所增加。当然,衡量中国不平等程度的数据在学术上是存有争议的,如数据是否可信,是否具有可比性,是否有质量问题,等等。不过,尽管大家知道基尼系数有缺点,但学界通常还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wu,2009)。图2给出的基尼系数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的国家部门1,从图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官方的数据,也清晰地反映出不平等幅度的增长。其实,无论选用的是什么指标、什么数据,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不平等在这段时期内确实是大幅度增加的。

  图1:国内生产总值GDP(1952——2003)(图中数据按当年价格计算)

  图2:基尼系数趋势

  我在此想要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认识当代中国所出现的不平等问题。报界有些评论说,中国的不平等会影响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人们之所以对此非常关心,显然主要是出于对不平等可能会导致种种动荡的担忧。在这一问题上,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考吴晓刚(wu,2009)最近的文章。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能有简单答案的问题,而是一个研究议程。但是,至少我本人抱有以下这样一个坚定的想法,那就是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孤立地看待不平等问题。这不像实验科学,其研究对象可以与其他东西隔开,可以完全排除其他因素和外界干扰。要理解中国的不平等,应该将其置于中国的情境中,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结构。虽然我目前对中国的不平等这一命题的理解还很有限,许多想法尚有待于将来的经验研究加以检验。

  第一,中国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集体的因素,比如区域、户籍、工作单位、社会关系、村镇、家族、家庭等等。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许多不平等现象并不是个人层次上的,而是集体层次上的。

  第二,中国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此处所谓的业绩是以集体利益为标准的。在中国,现实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往往被赋予了很多便利和特权,其理由乃是因为许多人相信他们为公共利益做出了贡献。换句话说,假如赋予上层人特权将有利于其属下或社会中的其他人,那么这种不平等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体系上是被认可、被鼓励的。

  第三,可能是因为官方的宣传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自身经历,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后果和代价。官方的宣传强调,经济发展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因此带来的不平等就是这个社会为发展付出的代价。现在,很多中国人已接受这一观点,认为不平等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即使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后果。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三点看法已得到了充分的实证研究的证明,但我首先要解释为什么我会有这三点看法。

  二、关于中国不平等的三点看法

  (一)集体性的中介机制

  认识中国的不平等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特征,但不应该过分强调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过分强调不一样和认为中国与外国没有区别的看法都是极端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的确,中国是有一定的特点,但和外国相比,它的许多特点其实是量的差别,而不是质的差别。

  首先,在中国,政府的角色非常显著,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是非常强的。在其他大多数国家,没有这么强的政府。第二,企业利益和政府利益是相互结合的,也就是说,企业、商业和政府、政治在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私人关系也是密切的。而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并不是这样。第三,中国有多层次的家长式管理传统,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强调多层共同属性的社会,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大社会的一般成员。在古希腊,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公民,但公民之间是平等的,是可以直接与政府对话的。而中国很大,中国人在社会上的角色都是由属于一个小的地方、小的单位开始,再到属于一个大的地方、大的单位。管理也是一级管一级,是嵌套的,而不是直接针对个人,个人在社会上没有独立的角色。譬如,在中国开会的时候,单位属性很重要,头衔(如院长、主任之类)很重要,这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强调多层共同属性的社会。一个单位的成员或领导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不是一个可以抛开单位属性的人,一旦他们的身份脱离了单位,就不容易被认可。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和西方社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多层”是什么意思?举例来说,有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单位,家庭,社会关系等不同的层次;有系、院、大学以及不同级别的大学(如“211”、“985”大学)等等。总之,中国社会是一个具有很多层次嵌套、一环套一环的社会结构。

  因此,中国的经济并不是简单地向市场经济、向美国式的市场经济迈进。有些比较幼稚的观点认为,中国就是像美国一样的资本主义,如果今天不是的话,明天一定会是。而我之所以不认为中国会变成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体制,就是因为出于对这些结构上的、传统文化的以及相互利益关系等方面的特点的考虑而形成的看法。

  在我和hannum合作于1996年发表的文章中就已经提出,在中国,影响收入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个人因素,而是区域差异,而且,收入受区域性的影响非常大。之后,在2005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发现,这些区域性差异对个人收入影响的作用有增无减。吴晓刚和他的导师特雷曼合作的研究则发现,在中国,户口对人们的社会地位影响也非常大,即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人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并不是由于个人的努力和能力不同所造成的,而是一种结构性差异,是个人摆脱不了的。在我和吴晓刚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讨论了单位在当今中国的重要性。我们注意到,目前,有很多人认为,单位已经不重要了,其实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在当今中国,单位依然举足轻重,它对个人的收入、声望、福利乃至社会关系,都依然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王丰最近出版的著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不久前,英国《卫报》曾发表了一篇基于一项联合国调查的文章,题为“贫富差距制造了一枚社会的定时炸弹”。这篇文章虽然不是特别针对中国的,但是有两处提到中国。首先,文章引述该报告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城市,但是接下来又称中国已经有很大的不平等。为什么会有这两个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的观点?其实,这两个观点并不矛盾。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是很大的,但中国的不平等主要是区域之间或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如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之间的差别,或农民和非农民之间的差别等。而对在同一个城市,比如对在北京居住的人们来说,他们之间的不平等,尽管很难说不是世界上最小的,但与世界其他一些的大城市,比如纽约、伦敦等的比较来看还是比较小的,相对而言,后者那些城市中不平等的系数要更大。实际上,这两个看上去自相矛盾的观点告诉我们,中国的不平等是由区域造成的。

  基于官方发布的资料,我们可以用数据说明一下区域因素的重要性。从图3(地方年度统计公报,2008)可以看出,区域差异对收入是有很大影响的,同时,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也很大。这一统计图表所显示的差异与人们普遍感觉到的情况是相吻合的,比如,广东、上海的人均收入很高,而在西部地区如甘肃等的人均收入很低;城市人口收入高,而农村人口收入低。中国这一差别幅度要比其他国家(如美国)大得多。

  和区域因素的作用相似,单位因素也是产生及维系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的集体性中介机制。众所周知,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单位是很重要的,单位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所有方面,包括日常生活、政治生活、工作、经济状况等。在那个时代,肉票、粮票、糖票、电影票、洗澡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等几乎所有票据都通过单位(或里弄等)发放。此外,连结婚都要单位批准,住房也要单位提供。假如婚姻不幸福,单位还要出面调解。如果一个人在外面犯了错误,别人首先就要找到他M她的单位,等等。有些人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变化,因而认为上述情况都是1978年以前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就垮了,已经不重要了。我以为,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在今天的中国,单位还是很重要,譬如说,当大学生对自己的事情处理不当出了什么问题,他(她)所在的系、院、校领导还是要负责的。

  1999年我们对上海、武汉、西安这三个城市做了一个调查,经过数据分析后我们发现,决定人们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是地区、城市,其次就是单位(参见表1)。单位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人因素,比如教育、工作经历、性别、干部身份等等。在中国(尤其是城市),单位属性、单位效益对个人收入有很大的影响(参见图4),比如,同样是大学教授,工资收入会有差异。为什么有的大学教授工资高而有的大学教授工资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的学校(单位)在涉及具体的教授待遇问题上的措施不同造成的,因为,学校的属性和单位的效益直接影响个人的收入。一个教授在这一单位里做的贡献,假如可以从客观角度来衡量的话,可能和另一单位的教授做的贡献是一样的,比如课程是一样的,发表文章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但待遇却可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说,仅仅因为单位属性不同,便导致了教师收入上的差异。推而广之,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从事同样工作的职员,单位不同,收入就会有差别,有时会是很大的差别。即使我们用统计的办法能够对一些个人的特征进行控制,比如受教育年数等,单位因素在决定工作者的经济收入和福利方面仍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之,单位因素是影响中国不平等现象或者分层的重要因素。单位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是一个边界,它决定了职工的待遇,而待遇是单位提供的。有的单位钱多,有的单位钱少。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不平等是不公平的,但是很多人还是可以接受由于单位因素而造成的经济待遇等方面的不平等。因为有边界,不是谁都可以随便成为某单位的成员,所以进入好的单位是取得社会地位关键的一步。

  (二)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传统

  我认为,不平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看法的提出是基于我对历史资料的考察。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在进行中,目前尚处于尝试性阶段(参见谢宇、董慕达,2009)。关于这个主题,我在此先提一下古代中国的几大重要特征,而我将要列举的那些特征并不是我个人的发现,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已有共识,我只是出于自己的需要对其重新作了梳理。

  第一个特征,是中华帝国在理想的情况下是统一的,即一个天下只能有一个君主。当然,大一统是理想情况,例外是常见的,如三国鼎立等。但是在理想情况下,天下应只有一个皇帝。这种大一统的思想,在中国非常强烈,这和西方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特征,是中华帝国地广人多,所以,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管理。在当时没有汽车、高速公路、火车、手机、互联网和其它现代通讯技术的情况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传递一封文书和信礼可能要花几个月,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诺大一个国家要想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可以说是极为困难的,历史上,在其他地方也不多见。然而,恰恰是在古代中国却出现了管理上的奇迹。当今很强大的国家美国,也可谓是地广人多,但是,众所周知,美国是在近、现代社会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美国在19世纪末就有了铁路、汽车,其工业化、机械化的发展速度都很快,到1930年左右,就已经迈入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行列。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的联邦政府更趋强大,国家管理也有了更多的资源。但是在古代的中国,如此大的国家,统治那么多年,而基本的模式又没有什么变化,这是极不寻常的。

  第三个特征,是中国的文官官僚制。虽然,改朝换代要靠军人,但在漫长历史中,中华帝国的管理靠的是文官官僚,这是和其他古代帝国(如罗马帝国)较为不同的。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可以做官,甚至做大官。直到今天,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读书,“学而优则仕”,读好了书就有出路,这是一个有特点的文化产物。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官僚制起源早、规模大,在世界历史上显得很特别。

  第四个特征,是除了皇帝,中国的贵族和权贵阶层是很不稳定的。如清朝初期的藩王之一平西王吴三桂,没有经过一代,就被平掉了。其实,皇帝不希望贵族和权贵阶层世袭。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官僚基本上不是世袭的,这和欧洲很不一样,欧洲的官职是可以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在欧洲历史上,贵族的财产一般也只传给一个儿子———长子,所以其家族可以一直保持着财富和影响力。而中国历史上的情况就很不一样,首先,除了皇帝(和极少数职位),职位不可以传代;其次,富人实行多妻,有很多儿子,而且这些儿子对父辈留下的财产基本上是平分的,所以不管有多大的能耐,再大的财富和影响一般经过三代之后就基本上所剩无几了。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要靠传代获得财富是很困难的(参见何炳棣,1999)。

  中国的特征,就是强调对儿子进行投资以使他们以后有能力挣得财产,而不是直接给予财产。儿子没有财产不要紧,让他去读书,让他能够进入仕途,然后是升官发财。由此,从文化观念上来说,中国社会是强调社会流动的,至少有些社会流动是实现了的(参见后、,1964)。而在西方,贵族就是贵族,平民就是平民,两者根本上处于分隔状态。所以,中国从秦朝开始,甚至从战国开始,就没有了封建制,因为封建制的特征就是世袭制,就是分割制,而不是流动,不是集权。

  第五个特征,是在中国后来的政治体系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从西汉开始,整个中国的政治体系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这种政治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还是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我甚至认为,现在的中国政府在有些方面已继承了历史上中华帝国二千多年的传统。更进一步地说,中国现在的政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华文化二千多年遗留下来的产物。

  马克斯·韦伯是一个德国人,他没有来过中国,不懂中文,但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经济和社会》等。他还写过一本有关中国官僚体制的书,虽然主要是基于二手资料,但他对中国的情况还是写得很好的。他在书中对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提出了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对于官员的选拔,考试是可以的,但为什么不是考他的管理能力,比如算账、管理等这些有用的知识,而是考一些毫无实用价值的经典,他对此想不通,为什么考试的内容和官员要做的工作不一致?其实现在也是一样,升官要有学位,最好是学理工科的,要数学好、物理好,哪怕官员在管理时用不到这些课程的内容。提拔官员时看重数学和物理,这好像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是马克斯·韦伯的第一个疑问,他觉得这很浪费,因为考的东西是没用的东西。他的第二个疑问是,地方官员的指派是短期的,三年一轮,他认为这也很浪费。一个官员为了工作,要对一个地方了解,要和一个地方的百姓乡绅打成一片,要了解民情和风俗习惯,但是刚刚了解了就被调走了。因而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官僚体制是低效率的。他的结论其实没错,中国的官僚体制的确效率不高。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历史上,效率对于一个政权、一个王朝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效率再低,国家还是皇家的;效率高了,国家破裂,变成了人家的怎么办呢?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中国古代官僚系统是成功的,因为它解决了管理中国这一大难题。除了中国官僚体制,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够管理这么大的国家。

  为什么统治中国需要官僚体制呢?假如一个地方的贵族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如何能保证他们对中央政府完全服从?在战争时期,如何让他们派兵、出钱?要挖运河、修城墙,如何知道他们会配合?所以,皇帝只能指派自己的官员到地方上去管理。当然,在实际管理的时候,官员又一定要有很多自主权,因为皇帝太远,不了解情况。这样一来,集权帝国的地方官员所面临的处境与封建制下的地方贵族就有了本质的区别。一方面,地方官员是受中央政权指派和控制的,以后的提升也要靠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又必须为地方做事情,这样才有升迁的机会(谢宇、董慕达,2009)。中国的官僚体制,是一个对中国古代皇帝很有用的发明,是一个能够把中华帝国稳定维持下去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从古到今,中国的版图一直非常大,但历代的大多数皇帝意识到不能仅靠军事来统治。因为军事是把双刃剑,如果不给军人以力量,他们做不成事情;给他们力量,他们可能造反。军人是很危险的,所以皇帝很聪明,不用军人,用文人,虽然文人可能效率低、迂腐,但是不易造反。

  中华帝国靠什么来统治?有人说,它靠的不是刀剑,而是靠孔孟之道,我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夸张。孔孟之道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没有孔孟之道,就没有官僚体制,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也不可能有这么长期的中央集权帝国。孔孟之道很有意思,它的重点是仁政。也就是说,我有权力,实际上是为百姓好,这是一种具有亲和力的意识形态。比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卷十四尽心下》),这其实是把皇权的最终目的归结到为民服务上。然而,孟子又认为,为了最终做到为民服务,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卷五滕文公上》)。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人与人之间适当的不平等关系是一种互补性关系,对大家都有好处,而绝对的平等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普遍贫困。故孟子说,“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卷五滕文公上》)他认为,每人都必须耕耘劳动的绝对平等是行不通的,会使大家贫困。人是有区别的,有的人聪明,他们就从事脑力劳动;有的人不聪明但力气大,就去从事体力劳动,社会分工有别。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我们理解不平等是有意义的。能力强的,就有特权,就统治别人;没能力,花力气的,就做下面的工作,就打工,这是一个合作关系,是大家都认可的,穷人也认为这样好。

  为什么穷人也觉得这样好?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下,它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如前所述,富人有特权是为大家做事,也包括为穷人做事。所以穷人不要觉得吃亏,这样的社会分工对大家都有好处,给大家都带来利益。这叫家长制(45+1.75:0?6)思想,这种思想在当今的中国依然很普遍。第二层含义是,这个社会谁有特权、谁富,至少从理论上讲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看个人做得怎么样,是不是有能力。一个人现在没能力,也许将来会有能力;自己没有能力,可以把儿子培养得有能力;再退一步,如果儿子没能力,可能孙子会有能力,总是有一些希望。所以,中国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总是教人往前看。不仅仅是要人计较眼下的状况,而且要人往前看,不仅要看自己的将来还要往下一代看,也就是说,其所主张的往往是要人们为了实现将来的梦想而牺牲现在的利益和享受。一个人的现状不好并不要紧,他还可以寄希望于下一代。这种想法是很有吸引力的。这是一个社会流动机制,能给大家带来机会。

  大家都知道欧阳修的故事,有本小人书专讲他的故事,这类小人书在中国有很多,大都讲历史上成功人士的故事。老师、家长都会给孩子讲这些故事,让他们知道,即使家境贫困,那怕是一贪如洗,但只要勤奋努力,他们就可以得到除了皇位以外的任何东西,只要读书读得好,就可以像欧阳修一样做官,做兵部尚书,等等。另外,中国文化中最理想的文人不但是很好的学者,还是很好的官(“民之父母”)。为什么民众会形成这样一种对官员的期待?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强调仁政,而且,官员的管理行为是相对独立的、自治的,所以,对官员的选择标准并不是管理能力或者施行命令的能力,而是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好人,是不是一个有德之人。然而,如何知道一个人有德还是没德,这是一个很难进行评价的问题。中国古代用过很多方法来衡量一个人的德行,如看他是不是孝顺,对上级是不是尊重,是不是守规矩等。在汉朝,选官的察举制中最主要的常科叫“孝廉”,这是因为儒家思想认为孝与廉都是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行。《论语》有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第一》)隋朝以后,评价一个人品行的优劣更看重的是其古书读得好不好,因为,在持这一判断标准的人看来,至少,古书读得好可以反映出一些基本素质:聪明、勤奋、顺服、尊师、自律,等等。这和今天官方提干重视数理化背景的道理是相似的。虽然管理工作本身可能并不需要数理化,但是至少通过数理化教育的检验,上级可以知道一个人是不是聪明,是不是听话,是不是用功,是不是努力上进。这看上去是对知识的检验,其实是对德行、人品的检验。

  前面讲过,中华帝国幅员辽阔,被指派的官员工作的地方很远。官员是一个工作相对独立的人,他是不是一个好官——— “民之父母”,主要不是取决于他的技术能力,而是看他的德行。官员,特别是地方官承担着双重责任,即对上司对下属都负责任。他们的工作是自治的,因为皇上那么远,管不到他,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先斩后奏、自己管理的。皇权的合法性在哪里?受到孔孟之道熏陶的官员们都会认为是天命,中级官员的功能就是帮助皇帝实现这个天命。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为老百姓做事情,让老百姓有吃有穿。人们可以在古书中经常看到,中级官员有时候违背上级,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真正符合他们作为“民之父母”的使命,也是最终和皇帝的天命相吻合的。

  历史上,县一级以上的官员都由朝廷任命,所以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中央,而县官所要处理的事情主要又是为了一方百姓,这是个矛盾,需要有一种平衡,因为对上面太负责,就可能牺牲下面的利益。中国官僚体制下的这一双重责任性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欺上瞒下”这种现象,对上面不能说全,对下面也不能说全,官员总是要有所保留。这种“欺上瞒下”的现象是中国社会结构造成的。官员有时不能讲实话,讲实话乌纱帽就保不住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个平衡被打破了,官员只对上面负责,而不对下面负责。中国的这种相互牵制的官僚体系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官员没有很多的自由空间,他们既要对上面负责,又要对下面负责,所以他们都是很累的。但是,如前所述,在中国这一环境中,当官恰恰是很多人向往的,想起来挺可悲。很多官员实际上是很优秀的,但是因为结构的原因被迫要作假,那怎么办呢?上面也知道下面的官员作假,所以编了很多程序来检查下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断地循环,不断地使管理程序越来越复杂化、官僚化。

  在传统的官僚制体系中,衡量官员的重要标准是看他们的政绩,即看他们是否帮助皇帝实现天命,其实就是考察他们管辖下的人民生活得如何?中央不管他们做什么,只要这个地方富裕了、和平了、不出事,他们就是好官;反之,他们做得再好,工作再努力,只要出了事情,都是他们的错,甚至出现天灾也是地方官的错。如果情况好,大家就说这个官真好,几年都没有灾害,连老天都欣赏他做官,所以政绩自古以来就很重要。中国现在讲政绩只不过是回到了中华帝国的管理方式。

  2007年我们在甘肃做了一个调查。甘肃很贫困、很偏远。我们问当地的被访者:影响你们经济利益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同时,我们给被访者五个选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单位、家庭和个人(见表2)。虽然居住很偏远,但仍有接近半数的当地被访者的首选是中央政府,即他们认为中央政府是决定其经济地位的最重要因素。第二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相对来说,个人因素是次要的,没有政府重要。这就呼应了前面提及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民对官员、对政府有着极高期望这一判断。

  上文提及父母官(地方官员)有时候为了保护自己地方的利益违抗上级,那么当地的人是怎么来控制地方官员为他们做事的呢?我们知道,被派遣来的地方官员往往并不是当地人,和当地人也没有亲属密友关系。中国古代的做法很耐人寻味,从汉代开始,人们就给地方官员立碑(甚至建祠庙、唱颂歌),说他们怎么好,修了路,建了桥,制住了土匪,等等,在碑文中对其政绩极大地、夸张地歌颂一遍。在路边、桥前或祠堂里立碑,大家都能看见,官员当然也很高兴。碑不但为死去的官员立,而且也为活着的官员立。作为民意的一个反映,碑对官员的提升是有益的(谢宇、董慕达,2009)。所以说,尽管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但是地方势力利用声誉机制来影响官员,它一方面满足了官员心理和仕途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会激发他们为当地人民造福的成就动机。

  (三)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副产品

  三十多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官方作过宣传,说经济发展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这样的提法是为了让民众把不平等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来接受。我认为,现在有许多中国人已经认同这一观点,即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副产品。

  我们先提出一个假设,称它为社会投影。这个假设的前提是这样的,即一般普通人对其他国家的社会状况大都并不是太清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去过国外,就算一部分去过也是走马观花,对其了解基本上只能说是表面的。要深刻了解一个社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对其他国家包括其不平等程度在内的社会情况的认识也同样如此。虽说普通中国人对其他国家的发达水平多少知道一些,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媒体对其他国家的发达水平的报道。而当被问到其它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时,尽管他们都会给出自己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大多都掺杂着许多想像的成份。在调查中,当被访人被问及哪个国家发达、哪个国家不发达时,被访人的确知道不同国家的发达程度;可当其被问及各个国家之间不平等的程度时,他们并不清楚,但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想象给出一些被要求作出的判断。

  这里的数据来自于2006年我们在六个省市(北京、河北、青海、湖北、四川、广东)所进行的调查,受访者将近5000人。我们请被访者评价以下五个国家即中国、日本、美国、巴西、巴基斯坦的发达程度,按0到10 打分,最发达的为10分,最不发达的为0分。然后,请被访者评价这同样五个国家不平等的程度,按0到10 打分,最不平等的为10分,最平等的为0分。实际上,社会科学研究对各国的这两方面都是有数据指标测量的,都有发展程度和不平等程度的比较数据。表3给出的是我们的调查数据结果和客观指标的比较。联合国对国家发达程度的客观指标在第一列,第二列是被访人给这五个国家发达程度的平均评价分,其中美国遥遥领先,九点多,第二是日本。此处,我们的调查数据结果和联合国的指标基本上吻合,只是中国的被访者明显地低估了日本的发达程度,但是美国和日本还是在其他国家前面。下边两个是中国和巴西,这两个国家相近,而从联合国的数据来看也很相近。最后是巴基斯坦,这也和联合国的数据基本吻合。当然,调查数据总是有误差的。

  在我对上述调查所得到的不平等程度打分结果作出解释之前,先了解一下各国不平等的客观情况。在世界上规模较大的的国家中,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就是巴西,这主要是因为巴西的平均教育程度低。但巴西同时又是一个国际化的国家,正因为国际化,教育的回报率非常高,这就加剧了巴西的不平等。同时,巴西也很大,也有较大的地区差。中国和美国相比,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巴基斯坦的不平等程度是低的,而日本是最低的,它的贫富差距不大。

  那么,此次调查的被访者们又是如何给各国不平等程度打分的呢?其主观评价的总体情况是,认为美国的不平等程度要超过中国,日本的不平等也很高,而最低的是巴基斯坦(参见表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被访者认为巴西的不平等程度是低的而不是高的。可以发现,这些评价与联合国所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被访人对其他国家的发展程度可以比较准确地打分,但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却不了解,因此他们对此的打分大多是与基于客观指标所得出的评价不符的。然而,从他们给出的信息中却可以使我们大致了解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要这样打分。

  中国最近经历了很多变化,其中既包括经济上从不发达到相对发达的变化,也包括了在人们生活中从相对平等到不平等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前经济上相对贫困的时期,大家相对平等。中国现在相对发达了,人们之间的不平等也相应地增加了。或许有些人这样认为,美国是我们的将来,而目前中国的发展只进行到了一半,我们的不平等就已经增加了如此多,那么如果变成像美国那样,以后还要更加不平等。正因为美国比中国更发达,所以他们认为美国会更不平等。我们在同一调查中还问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相比,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是否要高于不发达国家,对此表示同意的被访人占到了大多数。

  我们还进行了这样一项数据分析,按照被访人对不同国家发达程度打分的高低进行排序,即认为哪个国家最发达、哪个国家第二发达等等(见表4)。第一类主流排序,其对发展程度的排序是美国第一,日本第二,巴西第三,中国第四,巴基斯坦第五,有34.11%的人选择了这样的排序;第二类,把巴西和中国换一下位置,这种排序也有百分之三十多;第三类是与联合国的评分排序相一致的,即日本、美国、巴西、中国、巴基斯坦,但作出如此排序的人,只占受访者总数的2.18%;第四类是日本、美国、中国、巴西、巴基斯坦。选择这四种排序的累计占到了71.62%,其他种类的排序属于没有规律,可看作是测量误差造成的。面对这样的数据,我们想搞清楚的是,对发展程度的打分排列和对不平等程度的打分排列之间有着什么关系(见表5。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被访人对不平等程度的打分排列和对发展程度的打分排列有明显的关联,有很多人对发展程度的排列顺序和对不平等程度的排列顺序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正向的关系(见表5上半部分,第1-4行)。还有负向的关系,甚至有的受访者打分恰好相反,即假如他们认为发展程度由高到低的排列是美国、日本、巴西、中国、巴基斯坦,则同时认为不平等程度的排列是相反的,最小的是美国,第二小的是日本,等等。类似的相反的排列(参见表5下半部分,第6-9行)。

  总之,我们发现,被访人关于发展水平的评分与联合国的评分是相似的,其中对日本和巴西的评估稍微低了一些,特别是对日本的评估明显偏低。但是被访人关于不平等水平的评估打分和联合国的数据很不符合,有的甚至完全排反了。相当一部分人关于不平等的评分来自于他们对发展的评分。他们怎么看不平等和发展的关系呢?结果有正有负。因为中国最近的经历表明,发展和不平等的趋势是正反的关系,即经济的发展和不平等的增加是同步的,所以体现在被访人中的主流观点是正的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反映了中国最近的经历和官方的宣传,它与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这一观点相吻合。

  三、结论

  以上,我提出了三个主张或曰看法。第一,中国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集体的中介性因素体现出来的。由于存在集体这一作为产生不平等的机制,故不平等的界限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个人化的,不平等程度在日常生活中也得以淡化,由此,在民众中不容易造成不满。第二,从意识形态上来看,虽然中国有着很强的、要求平等的道德呼吁,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还是接受不平等的。不过,我认为,民众对不平等状况的接受是有条件的,其条件就是,这些不平等要给一般劳动人民带来实惠,并且一般的劳动人民有流向更高的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即只要更高的社会地位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得到。因为受到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中国民众目前还是能够容忍不平等的现状。第三,有些中国民众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可能会带来不平等:因为我们要发展,为了改进大家的生活,就很难避免不平等,所以,一些对不平等不满的人也能被动地和勉强地接受中国现在的不平等。基于以上三点考虑,我认为,中国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的不平等现象确实存在并有所增加,然而它本身的危险性可能被夸大了。我认为,中国社会有一定的机制(如政治、文化、舆论、家庭、社会关系等)来调节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的这一初步结论并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只是我对中国不平等的一点粗浅的理解而已。

 

 

中国历史上十六次人口大灭绝

统计

2010-06-11

  1 秦末农民战争 (灭绝率:70%;绝对人数:14000000)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秦始皇的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後,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到胡亥时,赋税甚至增加到超过农民收入的2/3。

  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秦朝末年有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

  2 汉武帝伐匈奴 (灭绝率:50%;绝对人数:25,000,000)  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前140-前87年),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3 西汉末年混战 (灭绝率:65%;绝对人数;38,590,000)  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2100万。损失率65%。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4 三国鏖战 (灭绝率:98.3%;绝对人数:48,670,000)  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

  5 西晋八王之乱 (灭绝率:38%;绝对人数:6180000)  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十六年之久,死亡人口达数十万人,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使西晋初年并不十分发达的经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6 南北朝混战 (灭绝率:60%;绝对人数:18000000)  公元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1-2%。后赵帝国地盘很小,皇帝却有五个皇后,一万多姬妾。他死了以后,儿子日夜与五个皇后母亲淫乐,被岳父杀掉,灭绝了皇族。

  皇帝石虎,一次征集美女3万人,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而不情愿者被杀高达3千余人。为容纳美女,石虎分别在邺城、长安、洛阳建宫殿,用人力40万。铺天盖地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前燕帝国进围邺城,那数万宫女,不是饿死,就是被士兵烹食。

  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败之后,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再拔掉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幼子才五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琏都被拉断,但被硬拖出去杀死。

  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石虎死后,登基33天的儿子,被另一儿子杀掉。183天后,又被另一儿子杀掉。103天后,一名汉族将军冉闵杀尽皇室,下令:"凡杀一个胡人者,官升三级。"霎时间,仅首都邺城屠杀胡人20万,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北朝的齐代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损失率达60%。

  7 隋朝役民 (灭绝率:73%;绝对人数:33670000)  隋朝24年,扬坚的次子扬广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父亲和哥哥扬勇,霸占父亲最宠爱的陈夫人。他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2百万人。修运河,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役夫达543万余人,昼夜开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数,死者过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都享受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又三次率军进攻高丽,伤亡无数。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606年4602万人,减到639年1235万,损失率73%。

  8 安史之乱 (灭绝率:68%;绝对人数:35930000)  皇帝为夺回江山,竟卑躬乞求匈奴回纥收复洛阳,应允任意抢掠三日,使洛阳成了一片废墟。历时九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九百万户锐减至二百万户,四分之三惨死,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有5292万人,到760年人口1699万。损失率68%。

  9 黄巢起义 (灭绝率:76%;绝对人数:3760000户)  有一句俗铮骸盎瞥采比税税偻?-劫数难逃。"黄巢占长安,其部属"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待到官军反扑长安,一城百姓完全站到了官军的立场上,"巢怒,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

  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旧唐书》记载:黄巢率领全军围陈州近一年,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唐末、五代,前后八十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自秦后的所建立三十余个朝代的开国之君出身游民和社会

  下层的约占了一半。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心狠手辣就是自然的了。唐武宗(841-846年)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10 金、元灭两宋 (灭绝率:91%;绝对人数:84600000)  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八十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人1800万人,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

  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杀蒙古人偿命,杀回回罚银八十两,杀汉人罚交一餐头毛驴价钱。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头一夜一定要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11 元末混战 (绝对人数:7000000)  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里说,"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人肉曰‘想肉',食之而使人想也。"淮右之军"即朱元璋之军,这个吃人上瘾的军队,何尝考虑过民意。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出生微贱,生性残暴。他在生计艰难之际为郭子兴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兴而兴,得势后他却忘恩负义。朱元彰的好友杀了都元帅,朱元彰又杀了好友,当上都元帅。1366年,朱元彰救应遭难的皇帝,在龙舟上把皇帝推入长江,建立了明朝。他杀来杀去,先征服了中国人,才转向驱赶已经势微的蒙古人。
  夺得天下后,朱元璋翻脸不认人,"火烧独角楼",大杀功臣、朝臣,据史书记载,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十万之多。在位三十年,杀了二十万,基本上将功臣杀光,连毫无二心的幼时放牛娃朋友徐达也不放过,可谓冷酷刻暴到了极点。朱元璋赐给常遇春美妾,可常遇春的元配砍掉了美妾的手。朱元璋派人杀了常遇春的元配。她的肋骨被砍成小块弄熟,由朱元璋分发给常遇春及众大臣食用。

  明朝最著名的酷刑莫过于"剥皮揎草",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来,再塞上草。历史上的皇帝很少用这种刑。只有土匪、流寇和酷吏才下得了手,而明初的几个皇帝竟对此都乐此不疲。剥皮时如果让被剥皮者早死了,明朝竟规定:"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需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他惩治官倒,如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数万人。但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拔,严嵩的贪污款就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用了46个妃妾、宫女殉葬,在以后的70年中,这种野蛮的制度又在皇帝与诸王中流行。

  朱棣比起乃父来,毫不逊色。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了几十万人的战死沙场;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一次性枉杀1万4千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儒一家,灭"十族"就杀掉873人!对于方孝儒的妻女,丧尽天良的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军营,让士兵lunjian(轮--奸),一个女子每一日一夜要受20余男子的凌辱。有被摧残至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永乐末年,他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近3000人之多。

  明成祖死亡(公元1424年)的当天,30多名宫女都饷之于庭,吃完以后,被带上殿堂,哭声震殿阁。殿堂内置有小木床,使宫女立在床上,梁上结有绳套,把她们的头放在圈套中,然后撤掉小床,使她们吊死。据说,这样殉葬比活埋要痛快得多。

  12 明末混战 (灭绝率:80%;绝对人数:86000000)  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1628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弄到人相食的地步,正是这场空前的大灾难

  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李自成的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上了战场,战马一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一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个大顺军战士,向他们讲述自己的苦难,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活在世间?"就把老农杀了。

   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张献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馀人以树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亦不算多。清军一来,他就逃了。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屠杀史。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一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升。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每屠杀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打下麻城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咪咪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兵败溃退,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

  《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中国史上想改朝换代的流氓军阀,互相残杀起来比任何人都厉害,就是为了不让对手获得土地与人民,不让对手比自己更强大,宁愿一切都毁灭!

  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张献忠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满清入关后,对朱家宗室,可谓残酷至极,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崇祯帝的长子被多尔衮绞死,其第二子隐姓埋名在民间数十年后,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七十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迟处死,明朝永历帝尽管逃到了缅甸,还是被清朝抓回云南,全家被杀。

  13 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 灭绝率:28%;绝对人数:110000000)  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14 太平天国起义 (灭绝率:43.5%绝对人数:200000000)  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义军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4千余人;然而内讧中的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千余人,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厉害之至。"洪杨之变"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 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的生命;整个天京城3万多战士,无一投降,全部战死或者自杀。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有100万人,可曾剃头杀过10多年后,到光绪登基时,南京也还不到50万!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这是何等的残酷!到1911年全国恢复到3.4亿人。

  15.八年抗战  中国二战死亡人数一直说不太清,因为统计不清楚,学者估计有1200万人-1800万人,不过90年代以后,数据渐渐明了:约1800万。其中士兵死亡人数约148万,其中国军135万,共军(包括游击队)约10万-12万多,其余为平民。一般的统计数字是;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中国政府军队牺牲200万,游击队牺牲60万(包括八路军,新四军).手无寸铁的被日军屠杀的中国老百姓,在2000万以上.

  16.三年饥荒(1959——1961)  据中科院的报告:“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1959年—1961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的灾荒而丧生”(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53页)

  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在1984年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计我国在1958到1963年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

  原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在1986年的计算是1700万(1697万)。(参见蒋正华、李楠:《中国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对以上两位的数字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科尔多算了约500万,蒋正华少算了约500万。他认为应该是2200万 (《中共党史研究》1997.2) 。

  国防大学学者丛进在《曲折的岁月》一书中的结论是:“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曲折的岁月》第272页)。

  学者金辉在1993年在《社会》杂志第四、五期合期上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一文,他的结论是:“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杂志第2000年第3期著文,在“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人之巨。

  另外,中共元老薄一波说:“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注:清末至民国期间,国内军阀乱战,被列强欺凌,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再到内战,死亡人数已无法考证,估计应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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