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这么多年里外资企业的在华利润有多高,如果说那些打工仔们不了解,大军研究中心这样的机构还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两个例子,一个是上海大众,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二十多年间里,德国大众公司至少拿回去了高达其在华投资的五倍收益!第二个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这家公司在上海的投资,四年之间就全部收回,现在已经拿回去至少三倍的收益!至于说日本的本田,其收益率每年都不会低于25%!早就不知赚回几个本田了。中国工人的工资额占不上他们利润索取的五分之一。在这样的暴利状态下,仍然拿这么点钱打发中国工人,中国的工人们真要靠罢工来抗争了。依我们看,中国汽车行业的外资企业,不仅本田的工人要罢工,所有外资企业的工人都该罢工,中国汽车业工人要举行整体的抗议罢工,要好好向外资争一下利润。否则,中国人民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全让人拿走了。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 在此,我们建议国家统计局每年要公布外资在华的盈利情况,甚至剖析汽车行业外资企业的收入情况,特别是要将资方的收入所得和员工的收入情况进行比较。

    下面这一组文章中,最值得一读的是吕新雨女士的《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和杨晓陆先生的《透视中国封建专制的资本主义》。杨文的题目是当前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吕新雨的文章 尤其值得推荐,此文从崭新的角度揭示了当代中国工人群体无语的状态,以及工人阶级整体沉沦的历史。这两篇文章揭示的都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历史变迁现象。中国的劳动群体已经被压迫得太久, 中国的底层社会早晚是会要求翻身的。随着80后和90后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的历史终会翻开新的一页。

    本文集中还有两篇理论文章值得评论,一是蔡历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爆发》,二是罗小朋的《中国改革新思路》。这两篇文章距离中国的现实似乎都远了一点,看起来不如前边的一些文章那么紧迫和解渴。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带来的问题,更有封建专制主义固有的问题。如果没有封建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可能相对文明一些,正是既引进了资本主义,又保留着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所以才出现了富士康等残酷残忍的丑陋现象。所以,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任务不仅要反贪婪的资本主义,更要反专制霸道的封建特权主义。这种主义最典型的特征是不平等,非人权。而罗小朋先生的变革主张,更象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其思路仍然是一种典型的从上到下的精英模式。中国社会恐怕等不到这些绅士们慢斯条理地指导,便“坑灰未冷山东乱”了。不管怎样,还是将大家的思想都拿出来凉一凉,社会变迁是不会以一些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最后要说几句的是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公报,这个党是目前是国内唯一允许新成立的党,但这个号称中国工人的党对目前中国工人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点关心,看看他们的公报内容,丝毫看不到富士康、本田工人们的影子 ,倒是象一群官僚在过官瘾。这也叫中国工人党!就象今天我们的工会一样,也叫工会,他们是工人的工会吗?他们是中国工人们的党吗? 中国可悲就可悲在这里!一个打着工人旗号的组织不为工人办事。我们希望他们改变这种现象,否则就掉到自我意淫的泥坑里去了。]

中国必须向外资要利润

中国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的资本主义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6月5日

目录

佛山罢工工人:致全体工人和社会各界的公开信

南海区狮山镇总工会:致本田员工的公开信

中国工人研究网:声援中国佛山本田工人行动呼吁信

杨芳洲:透视中国封建专制的资本主义

周政华 刘子倩:80后青年领导本田工人罢工

夏刚仁:从富士康的十三跳到本田员工继续罢工

木然:还工会以本来面目

沧海:深圳富士康演绎时代的恶霸金权

《瞭望》:我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

 蔡历: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爆发

 吕新雨 赵月枝: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

王和岩: 中国的贪官郭京毅

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罗小朋:中国改革的新思路

 Robert D. Kaplan:中国国力的地缘因素

吕新雨: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

---------------------------------------------------------------------------------------------------------------------------------------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0-06-03 20:50:5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两封公开信

佛山本田罢工工人谈判代表团

致全体工人和社会各界的公开信

2010年6月3日

    本厂工人在6月1日晚 上开始有条件复工,这次复工是在全国人大代表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庆洪先生的调解下进行。我们暂时复工三 天,在三天内资方必须给以我们满意答复,不然我们的罢工将继续。

    在曾庆洪先生的见证下,在场工人推选出16位 代表,并于其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当时上级工会代表列席会议。我们要求工会就打人事件解释,并重申了多项基本要求,包括全体员工和实习生增加基本工资800元、 改善工资体系和职员升迁制度和重整工会。我们的另外一项基本要求,不可以解雇任何罢工员工, 在6月1日早上已经得到本厂总经理山田一穗先生的承诺。工人在6月1日晚班开始复工,6月2日谈 判代表联络了曾庆洪先生,并约于6月3日中午两时举行复工后的首次会议。

    我们呼吁员工:

    本厂员工应该保持高度的团结,避免被资方所分化。我们知道目前员工内部难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希望各员工积极与谈判代表表达意见。谈判代表目前没有覆盖所有的科室,但是谈判代表重视所有员工的意见;有积极性参与谈判的一线同事,可以在员工的推举下,加入谈判团。谈判代表在收到来自资方或者曾先生的任何方案之后,会即时通知员工,并争取召开班长以下一线员工大会,具体时间,谈判代表会另行通知。没有员工大会的授权,谈判代表不会擅自答应任何低于上述方案的要求。

    我们要求资方:

    资方应该拿出诚意,与我们展开善意的谈判,答应合理要求。我们知道本工厂每年盈利以十亿计,这是我们工人辛苦劳动的成果。我们留意到新华社6月2日的评论,对本田公司提出多项批评,并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促进企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共决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 发挥职工代表大会作用,落实广大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进一步加大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发展和 谐劳动关系的力度。”目前工厂行三班制,谈判代表无法离开生产线,为谈判代表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限制。我们要求本田资方为谈判代表提供开会和咨询员工意见的时间,并协助一线员工大会的召开。

    我们谴责工会:

    南海区总工会和狮山镇总工会在6月1日发出不负责和扭曲事件的“道歉信”。信件指出:“昨天绝大多数的员工都回到自己的工 作岗位,上述40多名员工的行为已经损害了大多数员工的权益,同时也破坏了工厂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会站出来劝导那些员工正是 维护绝大多数员工正当权益的行为,这是工会应尽的职责!” 资方采用种种手法,分化工人,更招来学校领导向实习生施压,并威胁不发毕业证,这是部分员工在5月31日被迫复工的原因。南海区总工会和狮山镇总工会对此没有批判,更成为其中的帮凶,在休息时间参与逼迫实习生签署不罢工“承诺书。” 工会理应维护工人集体利益,领导工人的罢工,但是至今仍为工会人员暴力伤害罢工工人的事件寻找借口,我们严厉谴责。对于今天资方在工资上所答应的加幅,是罢工员工在强大的压力下,用血汗争取来的。工会的信件却将之说成是他们的功劳,我们对此极大愤怒。我们坚持,工厂的基层工会必须是由一线工人选举产生的。

    我们希望社会:

    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1800个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我们希望立下工人维权的良好例子。我们留意到本厂有一定数目的送货员是劳务外派工,虽然不为本田公司直接聘用,却与我们在同一地点工作。我们了解到他们也在选派代表与资方谈判。我们全力支持他们!同时,我们目前也急需媒体和社会人士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对此表示万分的感激。
佛山市南海区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罢工工人谈判代表团

     2010年6月3日

    联系人:谈判团代表(李晓娟)

 

南海区总工会、狮山镇总工会致本田员工的公开信

财新网

2010年06月03日

  本田罢工事件中,6月1日下午5点,狮山镇总工会向工人发出公开道歉信,贴到南海本田的每个科室,并对被打员工给予安慰。财新网今日得到了这封信,在这里与读者一起分享。——编者注

致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广大员工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本田公司员工:

  昨天,工会参与了本田公司劳资双方的调解工作。由于部分员工不愿意返回工作岗位,工厂的正常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在与40多名员工的对话过程中,大家一度发生了误解及言语上的互相顶撞,个别员工因情绪激动而与工会工作人员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该事件在员工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并有部分员工得知消息后存在误解认为工会偏帮资方。出现昨天的事件,是我们预想不到的。如果在该事件中存在有大家难以接受的方式,我们表示歉意。

  针对上述事件,工会在此再次表明立场,昨天绝大多数的员工都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述40多名员工的行为已经损害了大多数员工的权益,同时也破坏了工厂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会站出来劝导那些员工正是维护绝大多数员工正当权益的行为,这是工会应尽的职责!请各位工友深思!

  工会从5月17日至今十多天以来都在积极参与劳资双方的协调工作,派驻工作组,采取各种形式听取双方意见,并用各种努力为大家争取利益,其中包括“5月26日厂方宣布的加薪方案,方案明确在5月27日复工的前提下,正式员工的工资和补贴增加355元,实习生工资和补贴增加477元。期后,工会再次经过艰辛的努力,说服厂方于5月31日将原来的加薪金额分别提高到366及488元,同时争取厂方答应复工后两个月内继续与员工协商改进相关工作,并且承诺如按期复工的,对参与罢工的员工不追究责任,停工期间正常发放工资等诉求”。我们工会是真诚地帮助大家协商解决问题的!

  我们认为,劳资双方的协商应基于“互相信任、互相理解和互相支持”的前提,且双方应作出一定的让步与妥协,才能更快达成共识。希望我们的广大工友继续冷静面对要求加薪的问题,排除外界的不良干扰,冷静分析来自网络等媒体的各种信息。同时最好能够尽快产生沟通的代表,在上级工会的支持与配合下,与资方依法依规地协商解决问题,不因情绪激动而做出不利于自己,不利于他人的行为。有些员工担心站出来担任协商代表今后可能会受到资方的打击报复,这一点是误解,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员工的这种权利是受保护的,若资方采取“打击报复”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作为上级工会,我们一定会严格监督资方,请大家相信工会,相信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会主持公道。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南海区总工会
  狮山镇总工会
  2010年6月1日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0-06-03 18:18:1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主题: 紧急照会

声援中国佛山本田工人行动呼吁信

中国工人研究网

2010-6-03

所有关注中国工人状况的朋友们:

    2010年5月17日,广东佛山本田1800多名工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愤然罢工。到27日,本田在中国的所有四家工厂已全部停产。他们为什么罢工?因为他们的工资太低了,他们的生活太苦了,中日双方员工的待遇差别太大了。佛山本田正式工人每月到手的工资平均下来只有1200元,高达8成的实习工人的工资更是低至每月900元。实习工人是技校未毕业的实习生,由于他们和公司签订的是实习合同,不受《劳动法》保障,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水平,也没有购买任何社会保险。这点钱,在物价飞涨的今天,又能干点什么呢!除了基本的日用之外,所剩无几。他们希望能在城市里面落脚生根,行吗?不行!他们希望能“体面的劳动”,行吗?也不行!他们买不起房,看不起病,抚养不起小孩,也赡养不起父母。

    看看今天的通货膨胀,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保障。而与此同时,一名来自日本的特殊工人——20多岁的支援者曾自称每月工资有5万元人民币,还不包括令人艳羡补贴和福利,差别太大了,工人们反映,他们干的事许多中国员工也能做,说不上为公司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他们开始通过内部的渠道向上面反映困难,但是管理层置之不理,意见石沉大海。忍无可忍之下,本田的工人被迫罢工。他们提出加薪至2000-2500元,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这一标准也仅相当于三年前佛山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

    罢工之后,他们希望公司能认真的倾听意见,切实的解决他们的困难。但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威胁、嘲弄,还有公司分裂他们的阴谋。公司告诉他们,一周之后解决问题。然而在此期间,公司做了什么呢?公司威胁他们,谁不上工就开除谁;公司找出了带头的工友,把他们开除;公司还威胁所有的实习生,要是他们不上工,就不给他们发毕业证。这就是本田在这一周干的事情! 5月24日,公司的解决方案出来了,每个人加伙食津贴55元。真是天大的嘲弄!工人们不是要饭的乞丐!面对本田毫无诚意的方案,愤怒的工友们决定继续罢工。

    5月26日,本田提出了一个分化工人的方案,实习生增加工资477元,正式员工增加355元。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方案分化罢工的工人,诱骗实习生上岗,然后分而治之。让本田没想到的是,工友们异常的团结,在5月27号提出,所有工人一律加薪800元,绝不能区别对待。然而本田并没有接受这次教训,他们变本加厉,于28日再一次提出了分化的方案:实习生的工资在第三个月起增加634元,正式员工维持加薪355元。同时,本田进一步向实习生单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5月31日上午9时之前签署不罢工“承诺书”,而且还把实习生的在校老师和地方政府官员叫过来,强迫他们31号之前上班。本田曾经承诺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问题,要带着诚意去解决问题。

    看看吧,这就是本田所谓的态度和诚意。31日,本田又一次提出的新的加薪方案,一线正式员工每月加薪366元薪酬,实习生加薪677元。然而,这离工人们的要求还很远,被工人们拒绝。工人们的要求是,无论正式工人还是实习生,一律加薪800元,而且必须是加底薪,因为本田所谓的加薪方案是与工人的考勤挂钩的,并不一定会兑现。而且,工人们提出的重整工会等要求也要得到满足。然而,这天,佛山本田工厂又发生一起当地工会人员殴打罢工工人的事件,引起全体工人的愤慨,致使一小部分被迫复工的工人重新罢工,生产再次全部中断。到6月1日止,罢工已整整持续十六天,成为本田全球工厂里规模最大一次罢工。

    6月1日下午,以第三方角色出现的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出现在罢工现场,承诺他将尽量与资方协商,同时要求工人给他三天的时间,这三天时间,请工人复工,即从6月2日早班起至6月4日下午3点,工人复工。期限到后如不能解决,曾庆洪说:“手脚长在你们身上。”

    6月1日下午5点,站在资方立场、充当资方打手的狮山镇总工会被迫向工人发出公开道歉信,并将道歉信贴到南海本田的每个科室,对被打员工给予安慰。这些无耻的叛徒和打手终于低下了他们狂妄的头颅!

    6月2日上午开始,工人暂时复工,等待6月4日后的最终答复。工人们在拭目以待,看看本田资方是否能表现出他们哪怕是有限的诚意吧!我们知道,本田汽车在中国有着丰厚的利润,然而,本田的工人却拿着微薄的工资,在生存的底线上挣扎徘徊。本田工人为了生存、为了有尊严的活下去,才被迫采取了罢工。然而,本田确没有丝毫解决他们困难的诚意,反而不断的分化他们,调动各种关系打压他们。

    现在,已经到了本田工人罢工最关键的时刻,因此,我们呼吁:所有本田的工友们,支持佛山本田工友们的斗争!所有的工人兄弟姐妹们,支持佛山本田工友们的斗争!所有中国的关心工人现状的人们,支持佛山本田工友们的斗争!全世界所有关心中国工人状况的朋友们,支持佛山本田工友们的斗争!因为,他们的斗争是合理的、正义的,他们在反抗着剥削者的压迫,他们在为所有的劳动者争取有尊严的生活!让我们团结起来,向本田公司施加压力,我们要告诉本田:停止一切对工人的分化和打压,公开的答应工人的合理要求。向勇敢的本田工友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联系方法:zggr2005@hotmail.com, bentiangongren@gmail.com,

    发起人:

    中国工人研究网全体编辑 严海蓉博士 (香港理工大学) 陈敬慈博士(香港城市大学) 董叙霖 (联合国退休人员)杜继平博士(台湾,原《批判与再造》主编) 陈允中博士(香港科技大学) 沙伯力博士(香港科技大学) 童小溪博士(中国农业大学) 董庆圆博士(旅美工程师) 方谋博士(旅美科学工作者)马耀邦 (旅加拿大华人作家)吴建斌 (旅美诗人)彭昭昌 (旅美学者/麻州大学经济系)刘申余 (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罗其云 (软件工作者)金宝瑜(美国Marygrove 大学退休荣誉教授)邱士杰 (台湾大学 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生)徐进钰(台湾大学 地理环境资源学系教授)曾建元(台湾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 副教授)张星戈(台湾 世新大学讲师)陈信行(台湾 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房怡谅(台湾 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硕士生)关晓荣 (台湾 台南艺术大学教授)林子文(台湾 自主工联荣誉会长)蓝博洲(台湾 人间出版社社长)关晨引(台湾 差事剧团 团员)宗田昌人(台湾大学城乡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发件人:"晓陆 杨" <yangxiaolu_8@yahoo.com.cn> 2010-06-04 16:59:00 +0800 收件人: <43215qjj@163.com>,  抄送: 标题: 杨晓陆传文:劳工神圣!支持工人阶级的正义斗争!

透视中国封建专制的资本主义

----劳工神圣!支持工人阶级的正义斗争!

杨芳洲

2010年6月4日

现代化伪装下的奴隶工厂

    媒体近来频频报道,全球500强的富士康公司今年以来就有13人坠楼,10死3伤,全是18—24岁花季青年,令国人难以接受。富士康方面及一些媒体均以跳楼自杀一概而论,对其原因则多以工厂节奏紧张,精神压力大等掩饰。但这些似是而非的死因令世人大惑不解,不能适应快节奏的流水线辞职不是更好么?为何非求死不可?难道非要离开人世才能离开工厂?蝼蚁尚且贪生,自杀绝对需要勇气,若无必死决心,若非有难忍难雪之辱、之冤、之愤,谁愿轻生?况且坠楼并非个别现象,短期内十几位接二连三源源不断。因此,不适应紧张环境,精神脆弱等饰词显然无法自圆其说。

    就在一些媒体将公众关注引向环境和心理问题导致自杀之时,一些与之相反却颇为可信的证据也在网上流传开来,这其中有北京富士康保安如狼似虎群殴员工的视频,跳楼者孙丹勇死前的QQ聊天记录,富士康内部人员及死者家属的揭发等等。一个与其表面堂而皇之的现代大企业形象不符,却与短期内13人坠楼黑幕吻合的真实富士康这才暴露在公众面前。

    撩开富士康神秘的面纱,人们看到,这个世界500强的工厂有着怎样骇人听闻的暴力压迫,这个大规模现代化工厂的管理竟如黑社会一般靠滥用私刑来维持。保安对工人竟向对奴隶一样可随意打骂、关押、用刑、搜查、侮辱、直至草菅人命被自杀。进了富士康,人权再无保障,劳动再无尊严,只能匍匐在资本面前苟活。

    坠楼不等于跳楼,跳楼不等于自杀,这是最起码的常识。然而这些坠楼事件却都无一例外被当成跳楼自杀,媒体也大都如此报道。要认定坠楼属于自杀,须有确凿证据。为何坠楼者无一留下绝命书等?(难道是因这些证据揭露太多黑暗不敢公布?)

    网上有富士康内部人员揭发“看来不少人真以为这些人都是跳楼自杀的??据我自己所知道的,死者中有数位是被保安(我所说的保安不是门口看门的那些,是我们FOXXCOM(我知道打错)内部的:环安课)打死的:其中一个(名字就不说了)是因为年纪小偷拿了公司一个小电子产品,活活被保安打死从楼上扔下来,此死者当时左胸有一个血洞,是被保安用钢管戳穿肋骨致死。其中我知道还有一个是因为和主管不和(原因是年轻人工作中损耗品太多被主管骂的太凶顶撞而已),此人在离职前一周左右被主管栽赃,被环安科关起来,其主管和保安用钻头活活钻死从楼上扔下来。……5月13号的安徽男不用说就知道肯定不是自杀了,自杀的人不会自己捅自己4刀再去跳楼,而且翻过1.5米的围墙。”[注1] 这个带四处刀伤“自杀”的安徽男,其家属也对记者说:“他自己胸口捅了四刀,还跳过1.5米的围栏,有这个可能吗?”[注2]

    这些明显的被自杀嫌疑至今却都无一立案调查。富士康青年员工非正常死亡并非始自今年,在今年这13“跳”之前就曾发生多起员工离奇死亡事件。如:

2007年6月18日,富士康一名侯姓女工在厕所上吊自杀。
2007年9月1日,富士康员工21岁的刘兵辞工两小时后突然死亡。
2008年3月16日,富士康烟台工业园28岁员工李某猝死在出租屋内。
2009年8月20日,富士康23岁员工郑鑫崧在游泳池溺水身亡。
2009年9月,富士康员工孙丹勇,从12楼跳下身亡,死前曾因为公司交由其保管的16部苹果iPhone样机少了一部,接受公司调查,遭到非法搜查、拘禁和殴打。[注3]

国际资本对工人阶级的暴力压迫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在所有这些离奇死亡事件中,唯一留下自杀证据的就是哈工大高材生孙丹勇,他死前在其聊天记录中控诉了富士康环安课课长顾钦明及其手下对他施加的侮辱和暴行。

    孙丹勇:“我不能接受环安课对我的人格污辱,就是去公共安全专家局,法律也明文规定不可以用武力,何况这只是公司而已……今天真他妈郁闷,在500强公司还有这种事情,不只被揍了,手机还被那几个狗日的拿过去看,搜住的地方,关禁闭。”[注4]

    对于带给他屈辱的富士康,孙丹勇临别赠言:“各位部门同仁,最后说一遍实话:少的那台N90机台不是我拿的。……我真的是被你欺负得没话说了,亲爱的顾钦明课长,希望你会很快得到应有的报应,”[注5]

    孙丹勇:“我只是希望有人可以整治一下FOXCONN,别他妈的再有和B(black—黑)社会一样的地方了,随便就去查别人的家,随便就扣留人,打人。”[注6] 显然,孙丹勇是要以死明志,讨还清白;也是以死抗争,讨个公道。面对财势熏天的富士康,孙丹勇自知无力与之抗衡,非一死不能伸冤雪耻。

    孙丹勇:“想想明天不用被人欺蓐,不用当替罪养(羊),心里好受多了。”[注7] 这里所谓“好受多了”,不仅是指死后的解脱,更意味着死后清白,亦尽雪被欺之耻。

    读了孙丹勇死前的聊天记录,令人心酸不已潸然泪下,一个年仅23岁的孩子,非要以死抗争,此无奈之举,却也透着士可杀不可辱的悲壮。这是心理脆弱吗?心理脆弱者敢以死抗争吗?

    人若对工作环境不适,若无被欺之耻,受辱之恨,尽可辞职一走了之。惟屈辱仇恨,必刻骨铭心,天涯海角也难忘却。世间任何事情都不值得以死相争,惟被欺之耻,受辱之恨,可以死抗争洗雪。孙丹勇等死亡事件说明,富士康的纪律是靠环安课暴力维持的,员工一旦被带进环安课,富士康就是个生不如死的地方。弃生择死俨然已成孙丹勇们最佳选择。这才是富士康那些非被自杀者跳楼的真正原因。

     黑社会式暴力管理,非法滥用私刑,这些造成富士康员工死亡和严重伤害的有组织犯罪,却至今仍未受到追究,(如去年孙丹勇被迫害致死事件能严肃处理,从而阻止富士康滥用私刑,还会有今年的13“跳”吗?)法律在资本面前竟如此恭顺谦卑。深圳官方、警方对如此大规模爆发的人命大案竟熟视无睹无所作为,还千方百计为犯罪遮掩开脱,这种对犯罪的纵容包庇,本身已构成严重的渎职罪!这也是导致今年13“跳”悲剧的重要原因!

    究竟什么原因使一个世界500强的现代化企业采取非法的暴力管理?以致经常有员工陷于生不如死之绝境。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必然产生的阶级对立造成的。不错,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发展,一般会产生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及阶级对立。尤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就更残酷。但当今中国社会严重的阶级对立和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还不是由一般的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当今中国工人阶级及全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是由于中国又走上了买办化殖民地道路,国际资本新帝国主义勾结我官僚买办阶级及其社会基础——贪腐黑恶势力,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造成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严重的生存危机。

中国人民已沦为国际反动资本最主要的剥削压迫对象

    由于美国等主导的全球化,中国人民已沦为世界无产阶级,是国际反动资本最主要的剥削压迫对象,承受着全世界无产阶级最大的一份痛苦。当今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全球化时代阶级斗争与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完全结合在一起这种特殊性质。中国人民与官僚买办阶级及其贪腐黑恶根基的阶级斗争就是反抗国际资本的民族解放斗争。同样,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全球范围的国际阶级斗争。买办化殖民地化的中国,内外强势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压迫远比一般的资本主义残酷得多。

    1993年6月开始的宏观调控,就是美国等国际资本勾结我买办权奸公然对我下手“剪羊毛”,它标志着中国自主经济改革的结束及买办殖民地化道路的开始。从那时起,官僚买办阶级重登政治舞台,其身后强大的外国势力(通过操控买办势力)已能“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前美国驻华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语[注8])

    为美国等外国利益服务的经济政策及其造成的巨额财富流失,彻底封杀了我国的社会利润空间。(最初这是由紧缩货币和高税率的经济政策造成的,此后大规模侵吞社会财富形成的非法收入造成贫富悬殊及严重的财富外流等等又消灭了大量社会需求,从而使我国缺乏社会利润空间的状况固定下来。)大部分企业因此倒闭,原有的经济关系已无法维系再生产,只有拼命压缩成本一条出路,工人工资被压缩到只有最能吃苦的新工人阶级(农民工)才能勉强维生的程度。有些地方甚至倒退到以暴力维系强迫劳动的奴隶制。数亿人民失业、贫困、破产,丧失社保、教育、医疗福利,及破坏环境资源,假冒伪劣,野蛮运输,等等一切中国人民的灾难,也都不过是为了将中国出口商品成本压至最低,从而为美日欧国际资本贡献最大经济价值,并使其可廉价控制我经济命脉的“必要”安排。[注9]

    沃尔玛等大量美国公司纷纷利用中国经济的低迷与许多中国企业签订了最为廉价的供货合同,仅仅使中国企业能以最低成本维持再生产,利润几乎没有。中国经济就这样由原依赖国内市场转变为依赖国际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的最廉价商品供应国。

    在这种中国人民和中国工人阶级血汗已被国际资本榨干的情况下,要想再压出一块利润空间,就会出现很多依靠暴力维系的胁迫劳动现象。就这一点来说,黑砖窑、黑煤窑、凉山童工等奴隶制剥削与富士康这类大型代工企业的黑社会管理并无本质不同。

    依靠暴力维系的管理及员工因此非正常死亡,并非只是富士康才有的个别现象。我们小区就有位家政服务员讲过她们村就有两位在深圳打工的青年莫名其妙坠楼身亡。一个是她邻居孙建岭,另一位名字她想不起来了(因此无从检索)。我上网搜索,果然查到两年前曾被《南方都市报》先后以《爱子凌晨坠楼 家属疑其被杀》和《有一些死亡注定无解》为题报道过的孙建岭离奇坠楼事件。河南驻马店确山县24岁青年孙建岭2008年9月到宝安松岗街富智五金厂打工,“(10月)13日凌晨,孙家接到来自深圳的电话,称孙建岭与工厂领导发生口角跳楼身亡。他们到达工厂后,厂方认为是孙建岭精神有问题跳楼自杀,但他们发现其所在宿舍4楼床上的被子及墙壁四周有血迹,明显有打斗痕迹,而坠楼所在洗手间窗户的灰尘没有动过的痕迹,孙建岭又无精神病史,他们认为孩子是被人打伤后坠楼或被人打死后抛出窗外。”[注10]

    “按照孙建岭生前所在厂方的说法和警方的调查,孙建岭为精神病突然发作,自行从窗户处坠楼身亡。孙德才(孙建岭之父)一家近30人从驻马店的乡村赶来深圳,纷纷不相信这是事实。……在坠楼前一天,孙建岭两次给家里打电话,询问家里麦子是否种了,并决定10月底回家帮忙种麦子。”[注11] 据我们小区这位家政服务员说,外出打工青年“坠楼”非正常死亡现象不仅她们村有,周围其他各村也都有此等事情。

    从富士康等企业员工离奇坠楼事件可以看出,对工人阶级的暴力压迫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暴力之所以能胁迫劳动,是以我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失业人口组成劳动后备军为条件的。这与买办殖民地依附型经济互为因果互相依赖,也是我高层及地方当局不敢得罪境外大资本的主要原因,GDP、就业率,在这种依附型殖民地经济中似乎只能继续依赖这个体系,如同吸毒者继续依赖毒品。

国际资本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最大吸血鬼

    中国人民(包括庞大的失业人口)及中国工人的存在,只是为了国际资本贡献最大的经济价值。他们被当作毫无人权的生产要素及其后备资源,其耗费也被压到最低。因此,中国人无权享受自己创造的财富,却要依赖别人享受我们创造的财富。这就是殖民地的命运!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苦难!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苦难!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

    现在的中国,西方列强国际资本再次成为剥削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的最大吸血鬼;官僚买办阶级在外国剥削压迫势力的支持下也再次登上政治舞台,并取得支配地位;而地方贪腐黑恶势力则是官僚买办阶级的社会基础,直接压迫剥削人民;中国人民的敌人仍是旧中国的三座大山——外国剥削压迫势力,官僚买办阶级,所不同的只是贪腐黑恶势力取代了地主阶级土豪劣绅。

    中国人民已经失去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切胜利果实。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发展被官僚买办阶级彻底贱卖葬送,国家领土领海丧权失地,并面临严重的分裂危机。国家民族的财富正加速外流而面临枯竭。美国等西方国家竟可随意支配中国巨额财富为其危机买单,并廉价强买中国宝贵的矿产资源。中国的国家主权已名存实亡。买办殖民地经济即将对国际资本淌干最后一滴血而面临崩溃,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殆尽,人民因此而受尽欺压剥削。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西方列强一方面在享受着剥削掠夺中国人民的巨额财富,一方面却视创造这些财富的十几亿中国人民为耗费资源的累赘[注12],从而意图以其基因战争(向中国大量倾销转基因粮食及通过代理人推广转基因主粮)等高科技手段予以消灭之[注13],使我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亡族灭种威胁!因此,当前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迫切需要进行一场彻底推翻三座大山(官僚买办阶级,及与之勾结的国际资本新帝国主义,贪腐黑恶势力)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称为:更新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自1949年胜利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纠正买办殖民地化歧途的再版!她既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解放运动。

    由于工人阶级已占就业人口一半以上,又由于当今只有工人阶级乃中国唯一有组织的人民力量,这是其大工业经济组织的性质决定的,这种先天的组织性任何人也难以剥夺。因此,工人阶级无疑将是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和先锋。

    中国工人阶级为全世界生产、加工工业品,创造着美日欧的高生活水准及我国几个大都市的畸形繁荣,却忍受着残酷的剥削压迫而陷自己于生存困境。中国工人阶级是我们民族苦难的主要承受者,也是我们苦难民族的典型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工人阶级的前途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成败,将决定中华民族的兴亡!

官方工会表现恶劣,根本不能代表工人利益

政府豢养的工会已成为资本的帮凶

全国总工会已被绑在耻辱柱上

    就在富士康年轻而缺乏组织力的新工人阶级频频以死抗争之际,南海本田零部件的罢工斗争已持续多日,使本田在华所有工厂停产。罢工工人表现出强大的组织性,第一次有组织地提出集体诉求,表示不达目的将继续罢工。由于官方的狮山镇总工会公然站在资方一边殴打罢工工人,自毁其代表工人的资格,现罢工工人已并明确提出:工会必须由一线员工选举产生。[注14] [注15]

    另外还有平顶山平棉纺织集团的工人为反对腐败的私有化改制剥夺工人权益也坚持罢工半个多月。 洛阳退休老工人因聚集唱红歌遭打压也在进行斗争。
此外,去年通钢、林刚工人阶级的斗争曾成功地阻止了利用权势侵吞社会公产的私有化改制。所有这些工人阶级的斗争都是为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被迫进行的,她既说明人民和民族生存危机的严重性,也标志着工人阶级新的觉醒。

    在上述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官方工会(包括全国总工会)均表现恶劣,根本不能代表工人利益。在富士康13“跳”事件中,正如李昌平所说,“十三个生命没有换来全国总工会一句声援和安慰,哪怕是放个屁以表明全总的存在!历史会记住中国全总的,历史的耻辱柱上一定会有中国全总,……”[注16]

    在本田工人罢工中,南海狮山镇总工会居然站在资方一边殴打罢工工人,自毁其代表工人的资格。

    风起云涌的工人阶级斗争必将纷纷仿效本田罢工工人,以一线员工选举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组织。而农民或其他人民群众的斗争,也将仿效工人阶级建立能真正代表自己的农会或其他民间团体,如上次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形成工农及其他民众争取(落实宪法)结社自由等民主权利的斗争浪潮。

    我党现仍号称工人阶级先锋队,近几代领导人也曾有“三个代表”“以人为本”“让群众体面劳动”“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等亲民爱民豪言壮语。但对令人发指的资本对工人阶级的非法暴行却“无能为力”。其所虑者,无非怕资本撤出,影响GDP、就业率。难道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不会享受自己创造的财富,却要永远依赖他人敲骨吸髓般的剥削吗?难道我们得不偿失地为他人贡献经济利益还不够,还要再搭上自己人民的尊严和性命吗?那些血汗工厂中的暴力犯罪为何至今不受追究?其内部严重的黑社会管理,对工人残酷的非法欺压和剥削,这些问题关键所在为何至今讳莫如深?难道我们上杆子求着吸血鬼吸血还要再奉送治外法权吗?

    我党还能否称之为“工人阶级先锋队”?还能否像89年前建党时那样,打出“劳工神圣”的旗帜去支持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能否将残害工人阶级的罪犯绳之以法?想想共产党前辈林祥谦、顾正红、施洋大律师、……,我党将如何面对历史的检验,人们将拭目以待!

    上世纪五.四运动点燃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火,就是以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为标志的。当今中国工人阶级日益发展的维权斗争,必将再点燃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火炬。因为只有彻底推翻勾结在一起的三座大山(官僚买办阶级,新帝国主义,贪腐黑恶势力),工人阶级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才能得到彻底解放。

    劳工神圣!坚决支持工人阶级的正义斗争!

注1:《富士康员工是自杀还是被自杀》2010-05-21 http://news.163.com/10/0521/10/676USO5500014AEE.html
注2:凤凰网资讯 > 社会 > 人间万象 > 正文http://news.ifeng.com/society/2/detail_2010_05/16/1521994_0.shtml
注3:《富士康一月内发生3起坠楼案 网传两人同时跳》2010-03-30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广州)
http://news.163.com/10/0330/06/630KTAEH00011229.html
注4:《富士康跳楼员工孙丹勇是我的同学,他最后的聊天记录》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3/28/86/2_1.html
注5:同注4
注6:同注4
注7:同注4
注8:《参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
注9:93年年中以后直至21世纪,那位最高经济权威(当代买办的鼻祖)不顾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财产、生活的惨痛损失,蓄意坚持其受到美国鼓励的灾难性经济政策,据他自己解释:“我本想把泡沫彻底打下去,再通过出口把经济带动起来。谁知我这一脚刹车踩下去它(指经济)就起不来了。”他这番话本意是为其持续紧缩货币和高税率的错误政策辩解,但无意中却说出了其宏观调控的内在真实目地:将以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改变为依赖国际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并且还要挤干泡沫(以为外国贡献最大的经济价值),是其借宏观调控有意为之。其实所谓“一脚刹车踩下去它就起不来了”完全是瞎掰,只要他踩刹车的脚稍微抬一抬(将货币政策或企业税率松一松),中国经济很快就会恢复增长。之所以长期实行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政策,甚至在长期严重的通货紧缩时期却悖理地仍将防止通货膨胀作为主要“调控”目标,其真实意图无非是为了将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尽可能保持在最低程度(也就是让外商实现最大的利润),并使美国等国际资本能以最低成本兼并我民族产业。
注10:《爱子凌晨坠楼 家属疑其被杀》
http://epaper.nddaily.com/H/html/2008-10/17/content_601057.htm
注11:《有一些死亡注定无解》
http://epaper.nddaily.com/H/html/2008-11/04/content_617435.htm
注12:《青年参考》2010-05-15《奥巴马言论在华人世界掀轩然大波》
http://www.cyol.net/qnck/content/2010-05/15/content_3232167.htm
注13:1995年9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曾召开“费尔蒙特饭店会议”。该会议认为:由于世界人口的过剩,世界将出现分化为20%的全球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采用布热津斯基的“喂奶主义”:“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贫穷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二是设法逐步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他们。这个会议的参加者有当今的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和新保守主义大师布热津斯基等。——《环视中国安全--形势分析 力量对比 战略运筹》来源:《瞭望周刊》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5-01/19/content_2479549.htm
注14:《南海本田工人代表发出致全体工人及社会各界的公开信》
http://nfgrw.net/read.php?tid=3641&page=1&toread=1
注15:《南海本田事件升级 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网易)》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3/54/31/1_1.html
注16:李昌平《为富士康工人哭,为中国哭》。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0-06-03 20:48:32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本田工人罢工领导:熟读毛泽东诗词的80后青年

熟读毛泽东诗词的80后青年领导本田工人罢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周政华 刘子倩

2010-6-2 (发自广东南海)

    中国本田南海厂今复工  从员工角度看劳资事件  直击南海本田“停工门”事件

  罢工者感觉到,打工者的收入,并没有伴随着珠三角经济腾飞而出现同比例增长,这一背离是“不正常的”,也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体面劳动”的提法不相协调。4月24日,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说,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5月22日,谭志清与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本田)签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后,头也不回地离开这家他工作了两年半的工厂。总务处通过工厂大喇叭,向两千多名工友播报了谭志清被开除的消息。

    在广州黄埔一间昏暗的出租屋里,谭志清开始了新的生活。周围的房客也许并不知道,这个24岁、操着乡音浓重的湖南小伙子,正是南海本田罢工的两名领导者之一。另一名领导者小肖,也是湖南人,与谭志清同一天离职后,就北上返乡了。

    谭志清依然和工友们保持着联系。五月的最后一天,他从电话里得知,两名工友被戴有工会标牌的十余名工作人员围殴,打得满脸是血,至今下落未明。工人被打,并没有为这场始于5月17日的罢工事件划上句号。当天,头戴钢盔的特警,在工厂前拉起了警戒线,一字排开站在工厂大门外。原本复工的数百名工人,再次离开流水线,涌向了篮球场。 此时,由于这家位于广东南海的零部件公司停产,自动变速箱断货,本田在中国境内的三家组装厂已停工四天。

    离职前“打抱不平”

    今年春节刚过,谭志清就打定主意离职。在过去的两年半里,谭志清一共获得三次加薪,分别是19元、29元和48元,加起来还不到百元。在被开除前的一个月,他的工资扣除“三险一金”后,总共不到1300元。这是谭志清每个月的全部收入。 在南海本田,这样的收入已属高薪一族。更多制造业的工人,大多拿着税后1100元的月薪,更别提实习生每月不到900元的收入。除掉每月200元的房租、200元的伙食费等必要开支外,这个24岁的小伙子把大部分收入寄回家乡,自己过着近乎苦行僧般的生活。

    谭志清很少上街,经过那些放着高声音乐的服装店时,会不自觉地加快步伐——他舍不得买衣服。甚至一小时五元的费用,也让上网成为一项奢侈的娱乐。只有手机上的移动QQ,那一闪一闪的小企鹅头像,为谭志清枯燥的打工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幸运的话,谭志清每月能有五六百元的结余。这些钱通常被汇往远在湖南农村的家中。湖南是劳动力输出大省,人保部的统计表明,2009年,流向省外的湖南人打工者超过700万。

    不过这点钱,在农村老家早已不那么“经用”。在谭志清的家乡,村里的长辈们十多年前就背上行囊南下打工。“那时候,他们每月工资就有一千多。”谭志清说,那些最早走出去的人,都在村里盖起了楼房,买上了彩电。后来,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类似的财富“神话”却越来越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员经济学教授卢峰在《我国工资与劳动成本变动及国际比较》(1978~2004)一文中指出,在1995年到2004年中“制造业年均工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增长大约低将近5个百分点,比同期服务也工资增长低20%以上”。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西部地区源源不断地向东部沿海输送劳动力,支撑了中国庞大的加工出口经济,由于“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如果把通胀率纳入考虑,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增长曲线近乎平坦。 明知如此,对于大多数没能够上大学的农村青年来说,外出打工仍然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此前,谭志清的理想是考上邻省的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下读书论辩。

    2004年高考落榜后,谭志清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书本。家里的八亩地,只够种全家的吃食。收入的主要来源还得靠外出打工。拮据的经济情况,让高考复读成为一次高昂的冒险。谭志清不得不踏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加入打工大军的洪流。

    不过村里人还是觉得他混得不错,坐在开着空调、干净整洁的工厂里,为世界五百强的本田汽车组装变速箱,算得上是份体面的工作。但是在贡献了三年廉价劳动力后,谭志清决定放弃面子。

    4月29日一早,这个湖南小伙子做出一个重要决定。这天他走进了总务楼,递交离职报告,依照工厂规定,一个月后他将获准离职。 不过,打定离开工厂的主意之前,谭志清还有一个在工友看来近乎疯狂的想法:他要领导一次罢工,要求资方提高工资待遇。 因为读过高中,在大部分只上过初中、中专的工友中,谭志清算是小知识分子了。这个在湖湘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乡村青年,自幼熟读毛泽东诗词,对于三国演义爱不释手,高中历史教材中的省港大罢工段落,至今仍烂熟于胸。

    “反正我是要走的人了,还不如在走之前为工友谋点福利。”谭志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罢工的想法早在今年3月份就告诉了同乡小肖。当时小肖正好也打算离职,二人一拍即合。罢工“双核”就在此时时候形成。

    工友们注意到,谭志清和小肖没事老凑在一起。谭志清和小肖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一个科的同事,他们同时在南海本田工厂变速箱组装科做工。 作为本田在海外建立的第四家可全工序生产自动变速箱的工厂,2007年建厂时,南海本田将日本母厂的全套管理架构,移植到这家在华的独资企业中来。

    日本管理者不仅搭建了“部—课—科—线—班”5级生产管理体系,在具体制造环节上也划分为:组装、铸造、齿轮、铝加工、轴物等5个科,其中组装为流水线上既最为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后一道工序。如果这个环节停工,势必导致整个工厂流水线停止作业。

    南海本田的组装车间,目前有两条流水线,200余名工人。一名罢工游说计划没有预料中的成功。“没人相信他能领导罢工。”与谭志清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的工友回忆说,这个小伙子平时话不多,不太起眼。 在谭志清和小肖的游说下,筹备罢工的队伍扩大到20余人,大部分都是在组装科干了一年以上的老员工,湖南老乡居多。

    文明罢工

    5月17日早晨,谭志清像平常一样坐上了班车。车窗外的风景,和两年前初来此时并没有什么两样:宽阔的柏油路串起一个又一个孤岛般的工业区,工业园之间则是大片亚热带特有的绿油油的荒地。

    经过二十年快速的工业化的改造,南海区的稻田鱼塘的乡村景致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既非城又非乡的尴尬景象:各式各样风格的民房拥挤在一起,大批农田被辟为工业储备用地,杂草丛生,荒野中间间或冒出的工业园,又异常整齐划一。

    占地近千亩的南海本田工厂就建造在这样一片景色之中。这片厂区隶属于狮山镇狮山科技园,该园占地30多平方公里,分为ABC三个区,园区内聚集了平板显示器件、汽车零配件、智能家电、半导体照明和风力发电设备制造等五大龙头产业,年产值超过300亿元,占整个南海区经济总量近五分之一。谭志清这样的打工者并不关心这个园区的产值和利润。谭志清来到此地,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低廉的工资。

    20分钟后,班车到达厂区。睡眼惺忪的早班工人们慢悠悠地排队下车,往食堂走去。像往常一样,吃过两元买的鸡蛋、菠萝包早餐后,换上白色的工作服,回望一眼更衣室后,谭志清就走进了车间。

    “头一次罢工,谁的心里也没底。”谭志清说,如果员工对工资不满意,通常的做法是悄悄走人,再找一家工资高一点的。

    罢工——这种谭志清只有在历史教科书里和电视中才看到的“加薪”手段,在30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国内实属少见。自1949年“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成为国家主人”之后,罢工从法律条文和现实生活中逐渐消失。

    建国后的四部宪法中,1954年《宪法》关于公民的权利中没有罢工的规定;1982《宪法》中,也取消了将此前1975年《宪法》首次规定的“罢工自由”条款。现行的《宪法》、《劳动法》、《工会法》等都没有明确将罢列入职工和工会的权利。谭志清只想用和平抗争的方式,为工友门争取点工资。

    7点50分,正是开工的时间,流水线上的工友惊奇地发现,谭志清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动机器,而是按下了流水线上的紧急按钮,随即蜂鸣的报警声响起,组装车间的两条流水线尚未启动,就已经被锁定停机。 这时,谭志清和小肖对着各自流水线的员工高喊:“工资这么低,大家别做了。”说完,一些员工加入了这两个湖南人引领的队伍,但大部分员工仍然停留在流水旁,不知所措。

    组装车间50多人的罢工队伍,来到隔壁的铝加工车间“串联”,不过这里的工人却没有理会罢工的口号,仍然埋头干活。接着,在轴物车间,谭志清遭遇了同样的尴尬,无人响应。铸造车间的工友们也对这支罢工队伍投来疑惑的眼神。

    目睹这一幕的老员工小刘说,当时工人对于罢工还不太热心,大家担心遭到公司惩罚。 对此,小肖归结为“工人觉悟水平有差异。”离开车间的罢工队伍,此刻有些松懈情绪,但仍然按照既定计划,来到厂区的篮球场静坐示威。此时,已经早上九点,正是日方管理人员上班的时间。

    罢工队伍终于引起了资方的注意。南海本田总经理山田一穗通过翻译喊话,让他们回到组装车间,有问题去那里协调。谭志清拒绝了总经理的要求。

     就在罢工队伍在篮球场静坐时,罢工的消息却在以短信的方式,在实习生中迅速传播开,一些生产线上的工人也放下了手头的活儿。由于工厂采取流水线作业,任何一个环节停工,将导致整个生产停顿。在生产完第37个自动变速箱后,由于组装科停工,整条流水线陷入停顿。此时,大部分工人被动地卷入停工,但大多数工人仍坐在流水线旁。

    中午12点,当百余人的罢工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二楼食堂时,资方早已准备了6块白色公告板,供员工提意见。一位食堂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当时员工蜂拥而上,不一会就写满了100多条意见,黑黑压压、缭乱的文字占领了公告板的每一个角落。就在工人满怀希望地书写愿景时,管理方透过翻译,向这支新生的罢工队伍承诺,在5月21日将给员工满意答复。此时,谭志清看到管理方态度温和。当天下午3点多,当午班工人到厂时,停顿4个钟头的流水线又重新忙碌起来。

    管理方清楚,如果罢工扩大化将带来怎样的后果。2009年,本田汽车全球销量不足340万辆,同比下滑了10%,但在中国市场销量达到58.2万辆,增长了21%,成为本田汽车全球唯一实现增长的市场。

    五月正是汽车的销售旺季。南海本田提供了本田在华三家整车工厂80%的自动变速箱。如果供货中断,势必影响整车工厂生产。此前,据本田新闻发言人藤井隆行说,由于中国相对很少发生工人罢工事件,本田在中国设置一间变速箱生产厂就可以了。而按惯例,本田一般会保留两家零部件供应商。

谈判陷入僵持

    5月20、21日,劳资双方展开了两次谈判。 这也是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在外资企业中,为数不多的劳资谈判之一。组装、铸造、齿轮、铝加工、轴物等5个科每科选出了两名工人代表以及各班班长,管理方的谈判人员则包括了总经理在内的四名高管,企业工会人员也悉数到场。

    谈判前后的三天,工厂生产一切照旧,不过多位工人称,产量一日比一日低,劳动积极性越来越低落。“虽说是复工,可是17号那么一闹,哪里有心思干活。”轴物科工人戚威说,以前每天打磨九百多个零件,那几天只有四五百个。 工人的谈判目标清晰而简洁:工资提高800元,全部加入基本工资,未来工资年度增幅不低于15%。

    数名参与谈判的工人代表表示,谈判过程中,工会代表一言不发。管理方则认为工人的加薪幅度过高,直接拒绝了工人要求。事后,狮山镇总工会一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工会只是提供劳资双方一个沟通平台,仅此而已。

    5月21日,南海本田公布了加薪方案,工厂所有正式员工加薪55元,实习生暂不加薪。但方案公布之时,也是罢工再起之日。 接下来的5月22日和23日,原本是周末加班,谭志清则继续号召工人停工,借此向管理方施压。此时,罢工队伍扩大到300多人,密密麻麻地站在公司的篮球场上。

    就在罢工渐入高潮时,5月22日中午十一点,工厂的广播突然响起,宣布公司解除谭志清和小肖的劳动合同,也就是“开除”。当天下午2点,谭志清和小肖拿着5月份的工资,以“开除”的名义离开了南海本田厂。

    两名罢工领导者的被开除,带来的是更大面积的罢工。一些一直没有离开流水线的工人也开始加入游行队伍。 从5月23日起,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人潮水般涌向篮球场,高唱国歌、《团结就是力量》。为了防止日方拍照报复,游行时,罢工者都戴着口罩。虽然大部分罢工者都打心眼里佩服谭志清和小肖,可是谁也不想被开除。

    三天后,由于自动变速箱供应中断,随着东风本田武汉工厂的最后一辆汽车驶下总装线,本田在华另外一家零部件厂和四家组装厂开始全部停工。此前,本田零部件公司高层对媒体估计的日损失产值4000万元,这5家工厂的日产值损失合计约为2.4亿元。

    实习生心态矛盾

    被开除的谭志清和小肖,俨然成了实习生戚威心目中的工人英雄。

    5月27日,戚威收到了一张南海本田发到员工宿舍的《承诺书》。粗略扫过纸上写的内容后,戚威顺手把这张管理方连夜起草的“劝降书”揉成一团,扔到了地上,还重重地踩了两脚。 这张《承诺书》要求,实习生承诺“绝不领导、组织、参与怠工、停工、罢工”。两天后,资方改口,称实习生不必签署这一承诺。但承诺书的口吻,却激起了潜藏在实习生中对于低工资的普遍不满情绪。 在位于松岗的南海本田员工宿舍楼,摆放在大堂里的承诺书回收箱,好几天过去了,里面还是空的。多位实习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均表示拒绝签字。

    1992 年生于湛江农村的戚威,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一个兄弟,母亲在家帮着大姐带孩子,父亲和二姐三姐常年在广州打工。这个不折不扣的90后,穿着花衬衣,一头天然卷发染成了小镇青年流行的黄色。由于英语一直跟不上,严重偏科的戚威念完初中后,先是在广州读了半年酒店管理,因为一个月不到瘦了10几斤,父母看着心疼,就把他接回了老家。

    就在戚威的伙伴在高一时,戚威在湛江的一家游戏机室干起了临时工。但总归因为年龄太小,这份差事干了没两个月,父母就替他在当地的湛江市粤西技工学校报名,学习数控机床。 戚威的同宿舍工友们,多数是他的职校同学。在回忆起职校生活时,戚威想起的只有网吧和台球室。那时候,戚威和他们的玩伴们拼命渴望着尽快离开有网吧和台球室的学校, “到外面见世面”。

     今年4月初,戚威再过三个月就从湛江市粤西技工学校毕业了。学校老师把戚威班上的近40个同学送到了南海本田进行实习,此前,他们已经通过公司的笔试和心理测试。 经过为期两周的培训后,湛江市粤西技工学校的十多个学生被分配到轴物车间。在这条200多人的流水线上,80%都是刚刚到岗的实习生。这里的工作,主要是用车床打磨一种工人称为“音波”的轴承半成品。 工作第一天,戚威就发现学校里学的都派不上用场。首先是机器型号不同,其次稍微技术性的活儿都有专门技术人员来干。但没过几天,戚威和他的同学们很快就能和老员工一样,一天加工900个“音波”。

    在南海本田的2000多名工人中,三分之一是戚威这样的实习生。他们中大部分来自湛江市粤西技工学校、新清县职业技术学校、广东省国防科技高级技工学校等广东省内的职业学校,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广西湖南等地的职高。这些职校的毕业班学生,被学校组织到工厂做工,毕业之后即可签定正式劳动协议。
庞大的实习生群体,为南海本田节约了大笔工资开销。这也是珠三角其他企业常用的方法——以大批招收实习生来降低生产成本。“刚一到工厂,印象还挺好的。”戚威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但是一问老员工工资多少后(多数在1300元左右),心里就凉了。现在,戚威的工资是900元。

    作为低工资的最大受害群体,实习生是这次罢工的铁杆支持者。在戚威居住的职工宿舍的地板上、走道里,到处都是被踩满脚印的《承诺书》。 罢工发生后,各家职业学校成为矫正实习生行为的求助对象。5月29日,南海本田所在的狮山镇政府,把为该厂常年供应实习生的7所学校校长召唤到该镇的桃园中学。在这所景色宜人的示范中学里,镇政府为每所学校提供一间临时教室,供师生恳谈。 29日的这天下午,“天漏了般地下起了大雨”,戚威和他的30多名同学被接到桃园中学4楼的一间教室,见到了学校副校长。这位杜姓校长,对着讲台下的学生反复奉劝:“要换位思考,换了你是老板,工人老罢工怎么办?”

    师生恳谈会的另外一个内容,是收集学生对工厂的书面意见。尽管杜姓校长反复说合理的意见一定会传达给厂方。但始终未能就合理和不合理之间的区分与学生达成一致。最终,只有少数学生愿意条理清楚地罗列对工厂的不满,更多学生则是选择了三言两语零碎地传达着抱怨,或者直接起身走人,以表示对校方的不信任。在其他8间教室里,来自7所广东省内职业学校的师生恳谈会同时进行,但大都不欢而散。前述杜姓校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这一代的学生,和80年后还不一样。80年后要是嫌工资少,就直接走人,换个单位,现在孩子的想法要多得多。 而90后在评价起他们的资方时,也显示出两分法的客观。

    多位员工表示,本田的管理先进。一名来自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的实习生甚至认为,“本田福利很健全,不仅有三险,还有公积金,而且生病还可以休息,只要有病假单,只扣一两块钱。” 另一名来自清远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实习生则表示,作为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毕业生来说,能够进入本田这样的世界五百强工作,还是能学到一些东西,但很有限。不过,与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几乎等同的工资,又让他们对这家日本企业又爱又恨。

    政府和工会宣称中立

    工人除了对工资不满,对工会“不作为”也有很大的情绪。 已经不再是南海本田工人的罢工领导者谭志清,去年曾多次向工会反应提高工资的事情,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南海本田工会成立于2008年,直到去年才正式运行。 南海本田工人介绍说,工会2009年曾组织工人分批到广州旅游。戚威在今年4月入职当天,也收到工厂发放的入会表格一张,此后,他们工资每月被扣5元的会费。不过对于工会的确切职能,工人们基本说不清。

    狮山镇总工会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这次罢工中,工会主要是“为工人和厂方提供一个沟通平台”。当记者问及工人抱怨工会不为他们争取加工资时,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劳资双方的事情,工会不便介入”。 工会“不便介入”,工人们便开始自发维权。

    为回应厂方发放的《承诺书》,工人代表当天草拟了6点《工人要求》,其内容主要是:工资提高800元,全部加进基本工资里面,公布800元体现在哪一项要明确说明(通告),工资提升3天内重签劳动合同,年度提升不可少于15%,年终奖、节日奖金不少于或等于上一年;追加工龄补贴,工龄增加一年加100 元,10年封顶。此外,还特别提出,要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各相关工作人员。
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时的6月1日,厂方只是撤回了《保证书》,对于工人要求尚未回应。

    南海本田罢工,是企业工资缺乏协商制度的间接结果。早在2007年,南海区就被确立为广东省工资集体协商的试点,但试点并没有在南海本田展开。 作为用工大省、企业密集之地的广东,劳资纠纷事件高于国内平均水平。对此,去年11月18日,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工资处处长陈斯毅公开表示,很有必要通过规范的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特别是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形成工资的“共决”,而不是由老板单方说了算。

    2010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说,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南海区宣传科科长伍新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事实上此事(注:指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与政府无关,没有违反法律,工会介入居中协调,关键是当事双方。”

    狮山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海本田遵守劳动法,严格限制加班时间,影响了工人收入,这是造成劳资矛盾的主要原因。他暗示,工人也许要得太多。 狮山镇境内现有2600多家企业,2009年,为该镇上缴了近30亿元的税收。

    5月30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狮山镇桃园中学教学楼的三楼阶梯教室门口,看到张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印着“Honda指挥部”。指挥部十余名政府工作人员在开会,其中大部分为狮山镇工作人员。另据当地政府人士透露,广东省、南海区、狮子镇的有关负责人也曾进入南海本田厂区了解情况。本田中国公关部发言人朱林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罢工将很快结束。

    工人的局部“胜利”

    罢工持续近半月后,寄居在广州黄埔老乡家的谭志清,情绪已渐渐恢复平静。 5月26日,厂方张贴告示,决定给正式员工平均加薪320到355元不等,实习生从第3个月起,加薪至1569元——这与现在老员工的工资水平接近。不过,这一方案与员工们加薪800的目标仍相去甚远。 “不管结果怎样,我们还是取得了局部胜利。” 谭志清说,这个工资水平,毕竟比以前提高了一些。一些工人从同乡好友那里得知,南海本田周边的一些工厂,因担心工人罢工,老板也主动给员工加薪。

    谭志清对于工资水平很敏感。他直觉地感觉到,打工者的收入,并没有伴随着珠三角经济腾飞而同比例增长,这一背离是“不正常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南海区从珠三角一个鱼米之乡,迅速成长为经济总量超1500亿的经济巨无霸。然而,当地工厂老板的工资标准仍然停留在十年前:对于没有多少专业技能的农民工,一个月给1500就够了。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明忠的研究表明,1993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49.49%降至39.74%。在过去二十二年里,资本报酬比重反升两成,表明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红领撰文说,近些年来,中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过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

    认清这一点的谭志清,已经彻底失去了工厂打工的兴趣,他后悔当年没有坚持复读再考一次大学,现如今只有打算好好学门技术,“以后自己为自己打工。” 今年7月才能拿到毕业证的实习生戚威,对于未来没有那么长远的规划,如果不在本田做工,他想就先回湛江老家,“玩一段时间再做其他打算。”如今,让这个19岁的阳光少年不解的是,“富士康的工资比我们高,为什么他们员工还要自杀呢?”

    (应受访者要求,谭志清、小肖、戚威、小刘系化名。本刊记者陈言对此文亦有贡献。)

 

 

发件人:"xyyyll" <xyyyll@163.com> 2010-05-29 18:00:2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从富士康……

从富士康的十三跳到本田员工继续罢工

夏刚仁

2010年5月30日

    富士康员工的十三跳,令人心寒。年轻的生命,刚步入社会,就选择了结束生命的脆弱壮举,各种原因令人思之不寒而粟。他们可以选择离开,但他们的社会经历及承受能力不及父辈,或许外面的世界也不精彩。

    他们生存的理想与现实的残酷之间的矛盾已达到无可复加的程度,达到无法让人生存的绝望之地。生活的水平是相对提高了,但生存的境界却是绝对地分为两极……,这归结于谁呢,万万不可归结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也万万不可归结于我们的政权,我们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这就要归结于我们的员工,或人们常称的富二代,富二代有知识、有文化、经过基本的技能培训,他们是祖国的未来。但他们也有缺失,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史知之甚少,他们不懂得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应如何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选择了死来对抗社会的不公与残酷。他们感到绝望——没有为他们说话的政府,没有为他们说话的工会,没有一个为他们争得尊严、人格,经济地位的团体。他们只有无奈,无奈选择了死。不是指责时下的政府,官员考虑经济增长,政绩、业绩,百姓考虑柴米油盐,生存水准,人格尊严。

    本田员工不同,他们不以死相拼,不以死为抗议,他们组织起来,罢工了。为此,为争取工人阶级经济利益与社会的地位。不以死而争,而是以法而争,有奋斗,就有牺牲,有奋斗,就会有压力,但不管怎样,争取弱势群体的利益之争,是不会停息的。那儿有残酷的剥削,那儿就会有抗争。我们的政府应该深知这个道理,应该为建设和谐社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基尼系数已闯红灯,《人民日报》称: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十分紧迫。

    社会发展了,社会进步了,社会的分配应该公平,科技发展的成果,别让少数人占了,我们的政府以保护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为已任,别像当年指责国民政府一样,保护了一小撮官僚资产阶级。现在的垄断,大到石油、电力、通讯、水,小到柴米油盐,让社会变得十分陌生了。

    吸引外资,发展经济,无可非议,但外资企业必须遵守本国的政治制度,必须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要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出现“农奴”制,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给公民一个幸福的生存环境。

    富士康的十三跳不会白跳,他们的血不会白流,本田员工的壮举会留芳千古,他们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为弱势群众在呐喊!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仆们能无动于衷吗?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6-03 11:49:3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西村观察 10

还工会以本来面目

木然

2010-06-02

  中国原来的政治体制是照搬苏联的,当时苏联在斯大林之后,就明确地把工会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齿轮,其主要的使命不是捍卫工人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统治,把工会本来的自治功能和社会化功能变成了政治功能,成为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政治附属品,也就是说,工会政治化、行政化,工会具有了政治意义和行政级别,如处级工会、局级工会一直到省部级工会,全国总工会,工会失去了其本来面目。

  工会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组织,用马克思的观点就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它产生和存在的目的就是提高工人的地位、保障工人的权益、提高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进行谈判等,否则工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即使在所谓的公有制企业,工会也应以捍卫工人权益为己任,实际却在公有制企业中成了行政官僚。工会的职能一方面帮助政府监督工人,甚至农民工因找不到工作回家还有原某工会领导人说要警惕敌对势力向农民工渗透。另一方面也就搞点福利、娱乐性活动。整个一个严肃和非严肃的组合,大炮与黄油的两张面孔,工会成了名副其实的伪工会。

  中国的企业存在着诸多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工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今天,因为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内在冲动和经济全球化的外在压力,工人的权益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为了吸引外商、港商、台商,很多大的跨国公司不是没有工会,就是工会形同虚设,富士康出现工人的多起连跳,我们看到是网络的报道、社会的关注,却没有看到工会的及时介入,人们不禁要问,此时的工会在哪?

    国内的企业,不论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一到出现事故的时候,一旦工人被莫明其妙的被解雇的时候,工会总是最后一个出现。而当地的政府,已经如马克思所说成为“资本家共同事务的管理委员会”,官商勾结、官企勾结、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地方政府成为资本家、企业家、商人的看家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独立的、以捍卫工人权益为己任的工会,那么工人就会受到企业家和政府的双重压迫,工人成了企业家赚钱的工具,成了政府盘剥的对象,没有尊严,看不到希望,只有绝望,于是他们或者铤而走险,或者寻求黑恶势力的保护,或者成为黑恶势力的成员。所以还工会本来面目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

  还工会本来面目就要改革工会体制。中国的工会体制是僵化的政治体制组成部分,必须把工会上升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层面上来认识并加以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不改不行了,不改革政治体制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有可能有希望,否则就是希望也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原则就是还权于社会,把本属于社会的权力归还给社会,党要还权于社会,政府要还权于社会。具体到工会,就是把本属于工会的权利和权力还给工会,并对工会进行去行政化、去政治化改革。去行政化,就是取消行政的级别,把其还原为真正的工人的组织,为工人服务。去政治化就是工会不应该受党的意识形态的统摄,工会只为工人的权益而存在。如果工会受意识形态影响和控制,成为苏联一样的政治齿轮的一个部分,工人权益的维护就会虚化和弱化,工会的存在就只能流于形式。

  还工会本来面目才能使工会担当起组织罢工的职责。为了使工人的权益不受到伤害,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对于罢工这个问题,可以在1982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找到相关的法理依据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提出:“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1975年《宪法》规定了公民有罢工的自由。1978年《宪法》也规定公民有罢工的自由。应该指出的是:1975《宪法》和1978《宪法》的罢工自由,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特殊历史原因,经济利益的罢工被政治运动所取代,但并不能因此彻底否定罢工的合理形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和政治局面都发生了好转,工人罢工的自由权利本来应该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并通过具体的法律加以细化,不幸的是罢工的自由却没有了,1982年《宪法》就将罢工自由权利取消了。尽管我国宪法都没有恢复规定罢工自由权利,但还是可以找到罢工的相关法理依据,比如199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没有明确规定罢工权,但是在法律责任中也没有禁止罢工或者罢工要承担否定性法律后果的规定。第27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秩序。”其中所谓的集体停工和怠工可以理解为罢工,因此,这一法律被认为默认了罢工权,我国因而有了所谓“隐性罢工权”。

    再比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第8条第4项规定劳动者“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这项权利”,要求缔约国尊重劳动者的罢工权。我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2月28日批准通过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此,有人指出:“公约的规定构成了成员国的一项法律义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国家在宪法、劳动法中承认并保护劳动者的罢工权。在我国批准这一公约同时发表的声明中,并没有对这一内容作出特别的说明。这表明,这一国际法的规定在我国具有了国内法的效力。”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罢工权可否合法化值得研究,作者:高一飞)。有了这样的法理依据,可以在以后修改宪法的过程中加上工人有罢工自由的宪法条款,这样做,既符合时代潮流,又保护了工人的权益,一举两得。

  罢工必须由工会所组织。《欧盟公民的基本权利宪章》(2000年12月)第四章第28条也明确规定:“工人和雇主,或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按照欧盟法律、国家法规和惯例,有在适当级别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协议的权利。在利益冲突不可调节的情况下,有采取集体行动,包括罢工的权利。” (转引自:罢工权可否合法化值得研究,作者:高一飞)

    没有工会的组织,罢工就会成为无头的苍蝇,罢工就会失去秩序,社会就会陷入新一轮的冲突和动荡之中。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动荡和冲突以学潮为第一波,以群体性事件为第二波,那么罢工就是第三波。只有还工会以本来面目,加上政府的管理,加上法治的跟进与完善,才能使社会的动荡与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深圳富士康演绎时代的恶霸金权

沧海

2010-05-27

    富士康深圳厂区连续4个月来屡屡传出员工跳楼事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据深圳知情人士披露,富士康员工的工资是按劳动法规定最低的950元,虽然每人月入在2000-3000元,但劳动时间长,加上军事化的管理,工作压力特别大,又没有申诉的渠道;“我们利益给人家侵犯了,找劳动局,劳动局或者不管,或者不作为,太多太多了,找法院他们也不一定会认识清楚站在这边来处理事情。”

    深圳市政府为拉高地方GDP,对大型企业实施扶植政策,这样密切的政商关系,员工想要投诉一直没有投诉渠道,在压力无处抒解下迳而选择了轻生。深圳知情人士说,“他们选择跳楼这些方式其实我也不赞同,他们不应该那么懦弱,他们应该跟这个法律,通过法律诉求来解决。但大部分情况下法律对我们是不利的。”

    连续几天,深圳富士康龙发生工人连续跳楼自杀,加上这两个月来全国各地发生六起校园屠杀儿童血案。这一系列血案的爆发,令人开始探讨和重视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原因。广州一家非政府组织“自然自我社会创新平台”负责人金白表示,近年来由于心理失衡导致的杀人和自杀事件,在中国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一种暴力情结和暴力宣泄。他表示,不管是富士康的连跳,还是对妇女儿童学生进行残杀,这两种行为都是一种正常人在长期压力的积累难以宣泄、难以得到释放的情况下,很多的矛盾在社会上又没有解决矛盾的机制、没有抒发抗议的情况下,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毁灭性的行为。

    对于屠杀妇孺的暴力行为,应该予以道义的谴责和法律的严惩,但是这些现象凸显出中国社会的矛盾激化。社会矛盾激化得不到宣泄、得不到解决以后,致使一部份有这种严重暴力倾向的人铤而走险,这是深层的社会原因,中国大陆以前整天说美国校园枪击案,今天杀了多少人,明天杀了多少人,现在中国接二连三出这么多校园屠杀案,而且中国是不允许持枪的国家,如果说有枪支的话会死多少?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在此之前,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经坦承,造成一系列校园屠杀儿童案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包括社会矛盾的存在。金白认为,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目前是一种非现代化、不正常的国家制度。他说,政府宁愿用很多的金钱投给公安甚至投给特务,用很多的钱去维稳,证明我们国家制度的扭曲,这种扭曲的制度让国家的国力、财力用在这样一种方式上,这种方式反过来更加堵住老百姓维权的出口,老百姓最后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只能走向暴力。金白还表示,中国老百姓的人权和选举权得不到维护,权力全部来自于上级,而每一级的官员都是对上,不对下负责。

     媒体剖析,自杀问题既是富士康也是社会问题。很明显,在“11连跳”的悲剧背后,又并非仅仅是员工心理问题所能完全解释。从表面上看,员工轻生的直接原因或许并非来自工作压力,而在根本上,为富士康创造出巨额利润的“机器人式的管理”模式,难辞其咎。这首富士达员工创作的顺口溜,就能说明一些问题:

“美梦天堂人人想,以为深圳像香港;来到龙华富士康,每天做到三更响。

机器开的嗡嗡响,就是工资不理想;吃饭就像上战场,打的盘子叮挡响。

广东的美女,广西的汉;深圳流氓一大串;龙华的花;富士康的草,油富的和尚满街跑。……”

     曾经在台资企业工作过的网络活跃人士刘逸明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有两方面的原因导致悲剧的连续发生。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对于台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太多,对他们的管理不力。第二就是大陆和台湾的关系紧张,台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往往把大陆人就不当人看。他说,“据我所了解,富士康里面不仅仅是工资低,而且劳动强度大,基层的管理人员的素质是相当差,有很多人在进富士康之前觉得富士康是非常好的企业,进去之后才发现与预期的相差很大,想出来还没那么简单,想辞工走不一定马上能拿到钱,有的人出去身上没钱日子很难过,又人生地不熟的,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自杀。”网络人士秋风认为,富士康的高压式的管理,以及深圳市政府和劳动部门的不作为,也是导致悲剧接连发生的原因。他说,“如果说管理没有问题,怎么会频繁有人想不开在这里死呀,在台湾敢这样么?在台湾如果这样频繁死人的话,会面临很大的社会舆论。”而“在大陆嘛,劳动局、深圳市政府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老百姓养你是为什么的?早就应该干预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你干预了,那只能说干预的手段与效果非常差,如果干预的好,不可能接二连三发生这种事情的,企业自身和有关的职能部门责任是很大的。”

    日本以前提倡奉献加班,因为日本是实行终身雇用制,只要不犯错误在一个公司里可以做比较长的时间。但在23 年前,对于原来的劳动保护法加以修改,规定每天加班2个小时要给1个小时休息,每个月超过60小时要被警告,超过80小时就可能过劳死;并且加强了对各大企业的监督,越是大的企业越是政府劳动局紧盯的对象。如果对于改正的劝告不理睬的话,劳动监督部门会向警局告发,对于所在的公司的领导实行逮捕。

    富士康在大陆有好几家工厂基地,仅在龙华镇就有40万人。其在大陆的基本经营方式是追求简单的劳动加工,第一线的操作工都被人为地设定了最低工资(当地所规定)然后鼓励员工加班,这样表面上看上去富士康员工的工资都不错,通过每天的5-6个小时的加班,每月可以有二千多的工资。实际上员工的加班基本工资都是最低,只能通过加班来提高自己的收入,也不得不被迫签上自愿加班的保证书。因此在富士康的员工过多的加班就会造成身心的疲惫,这也是过劳死(包括自杀)多的原因。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如果开到日本的话,政府的劳动监督员每天会跑工厂,媒体也会每天会蹲在门口,等待逮捕郭台铭的镜头。

    在日本,因过度加班而造成的自杀或身心有问题的员工,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应有的赔偿,一般都会在4000万日元左右(约合3百万人民币),并且企业主身败名裂,倾家荡产。所以富士康不能在日本开厂,因为日本的法制严谨,政府执法严格。

    但富士康号称世界500强,给深圳带来了荣光,政府为了带血的GDP一路昂扬,从来只会给他唱赞歌;尽管富士康奉行精确到秒的管理手段,缩减到零的差错要求,工人只是物化了的机器附件,为他做工的“人”一天十多个小时站在生产线上双手不停地摆弄零件,累了也不能稍息片刻;而每天30分钟的台湾式军姿的罚站、只按深圳的最低标准给工人发饷让为他做工的“人”签“自愿加班协议”、“不自杀协议”;遭到非法保安的严密监视甚至殴打;……等等,郭台铭居然敢说“富士康绝对不是血汗工厂”;而在上述事实彰显、并且有多宗员工跳楼自杀的现实面前,官办的深圳市总工会居然还在公开的报告中说:未发现富士康存在强迫加班、严重超时加班等违反劳动法规现象!

    大陆的知识精英们也跟随官权与富豪的节拍起舞,展示其“学问高深”;比如北京大学的博士说,富士康工人的心理状态基本不错;清华大学的教授说,与全国自杀率相比,富士康的还算低。中央电视台那位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为富士康“据理力争”口若悬河:富士康有难处自有原因,80、90后更脆弱,更自尊,抗压能力、吃苦能力不如他们的父母亲。精英们一个个附和着郭台铭,否认官方权力与富豪资本合谋,沆瀣一气地正在杀人。

    富士康的“12连跳”也成为台湾的热门话题。台湾舆论认为,除了可能被掩盖的谋杀事件以外,这其实不是富士康一家,而是中国台商需面对的问题。台商在中国设厂,有许多原因,最根本是要降低生产成本,除了人工,还有环保、人权等问题。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下,要求大陆的台商在这方面会做得比台湾好,当然很不现实;降低成本,压低薪资、加强效益等,都是必然之举。

    台湾舆论认为,中国大陆缺乏人权而又没有言论自由,只要买通当地官员,富豪们几乎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是血汗工厂滋生的条件。这不仅仅是台湾,乃至美国等民主国家的富豪们到中国开设的工厂,也必然“入乡随俗”,必然比在本国“血汗”。因此,民主国家的舆论可以指责某些外商在中国的血汗工厂,唯独就是中国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有“血汗统治”就必然有血汗工厂。比如郭台铭在捷克开设的工厂就没有“跳”,虽然捷克以前也是共产国家,如今却已是民主国家。

    台湾舆论呼吁: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官方媒体参与指责富士康。这些媒体在中国发生“连杀”(两个月内出现多宗校园集体凶杀案,死伤人数远远多于富士康)不吱声,甚至封锁新闻;却在富士康问题上作文章。这难免使人联想,大陆是否借富士康事件来转移民众视线,把民众对贫富两极分化、不公不义事件的强烈不满,转移到台商身上?正如大陆把民众对房价飞涨的不满转移到港商李嘉诚、李泽楷父子身上,由中央媒体点名他们“囤地”,而对囤地的大陆官商却网开一面。

    台湾舆论指出,中国许多本地企业更是真正的血汗工厂,例如山西一些煤矿、砖窑厂,破获一批批没有薪资、没有假期的奴工,甚至掳掠智障人士来奴役。这种情况的存在,就是因为有当地官员的包庇。所以,台商与其他外商不应该近墨则黑,而应该用台湾的自由与人权去影响大陆,让大陆人民认识到这些普世价值,这才是在中国大陆投资的长期保障。

    针对富士康接连发生员工跳楼自杀,香港职工盟及“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计划”到富士康香港办事处抗议,示威人士在办事处外焚烧纸扎工人公仔及纸扎电子产品,高举“无良富士康”、“自杀非偶然”等标语,要求深圳当局及富士康成立包括工人在内的调查小组,彻查事件,并改善工人待遇及工作环境,限制工人加班时数。

    富士康面对工人的连连跳楼,曾请来五台山的法师,祈福死去的亡灵,安抚惊魂未定的工人。然而,这种“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做法,只能忽悠愚民。祈福的道场,无法缓解这个时代恶霸金权的贪婪。深圳富士康的遭遇,成为这个时代的恶霸金权的快乐演绎。如果鬼神有灵,但愿这么多大陆员工的冤魂,能唤醒“深圳市总工会”们和“富士康”们的一些良知。

    另外,南海本田工人高喊罢工到底口号要求重整工会,这是一个现代社会以在不违宪和社会自治的诉求前提下,合法利益合法形式抗争的一个典范,非常值得推广和研究,尤其在当代畸形的中国社会环境下,具有极大的示范和启迪作用。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0-05-30 11:58:21 +0800 收件人: "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抄送: "zdjun" <zdjun@263.net>, " 标题: 关于社会病态的原因,民间和官方!

官家“孙东东”来了!

    约两年前,北大有个教授孙东东说大多数访民有精神病,激起了掀然大波。如今有人更大胆,我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 ,除去小孩和老人,占了20%以上了!居然说百分之二十几的国人有神经病,这个就是《瞭望》周刊即官家孙东东。怪现像多了是因为官和制度不好还是大多数人有病了?只有不好的官和制度,哪有经济发展本身有罪的事?大多数人有神经病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啥转型,杜撰些概念,型是啥东东?怎么转型?大多数人有病只能证明你的抑制太过,压制太大,压迫太系统化,即我讲的”负文化“。哪能把制度政策缺陷和官员潜规则和乱搞等的问题归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从此文看,关于社会病态的原因,民间和官方的仗打起来了!所以我建议呼吁还是得写,要与官方的喉舌辩论!官方已无法回避淡化处理了。下面转来此文。

我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

《瞭望》新闻周刊  

2010年05月29日

  精神疾病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仅靠亲属远远不够,需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
  5月19日,云南省沾益县盘江镇龙凤村精神病患者茹某用自制梭镖杀死本村村民一人,砍伤两人。
  5月23日,广西柳州市柳江县里雍镇红花村精神病患者张某打人,致一死二伤。而这已是张某四年内第二次行凶。2006年8月,张某打死自己的母亲,其妻因劝阻被他用刀砍成重伤,送医院抢救无效身亡,14岁的女儿也被他砍中,还有一村民也挨了他一刀。
  5月26日,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一男子用剪刀杀死12岁女儿的同学丁某,又杀死自己13岁的女儿,然后从自家五楼阳台上跳下身亡。据警方透露,该男子生前患有精神病。
  在数日内发生的多起精神疾病患者行凶杀人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亟待引起重视的社会问题。种种事实表明,精神疾病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一旦救治不及时和看管不严,很可能给其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危险。
  有关专家指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仅靠亲属远远不够,需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真正帮助精神疾病患者,特别是重性精神病人实现“病能有医,疯能有控”。

精神卫生现状不容乐观

  当前,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基数庞大,在救助、监管普遍不力的现状下,精神疾病患者失于监护,导致发病肇事、危害社会的事件时有发生。
  受访专家分析,在社会转型期,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增多,例如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社会普遍的心理紧张,价值观念混乱甚至解体造成普遍的无所适从感,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增加等,种种因素造成当前我国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断攀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但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5成,就诊率更低。另有研究数据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
  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生命指标评价各类疾病的总负担,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4。
  专家指出,从一般心理障碍到严重精神疾患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他们中的许多人,平常看起来和常人毫无二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健康。当其中一些人面临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时,其无助和挫折都可能成为一触即发的“引信”,瞬间点燃“炸药包”。
  令人担忧的是,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通过对1984年至1996年共13年间的1515例精神病刑事鉴定案分析得出结论:在接受刑事被告精神鉴定案的1515例中,患有精神疾病者1248例,约占82%。而这些精神病人所实施的社会危害行为,以侵犯人身、侵犯财产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三者为主,共占94.1%。而如果精神分裂症实施社会危害行为,发生人身伤害事件的可能性将会在50%以上。
  陕西省西安市一位基层民警说:“根据多年案例分析,造成恶性事件的精神病患者主要是具有暴力倾向的青壮年,具有较强的暴力性和攻击性,作案手段残忍。同时,侵害对象具有不确定性,但多是与精神病人经常接触的家人或周围邻居或同乡;犯罪行为具有突发性和无目的性,防不胜防。多数案例后果严重,社会危害大,给被害人亲属及周围群众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

 

文强的贪官经济学是从哪里来的

薛涌

2010-06-02

  文强的死刑已经不可逆转。走到生命的尽头,他在悔过书中写道:十多年一直在公安局担任副局长,总觉得自己业务熟,有能力,付出的多,取得的成绩也不少。尤其是看到比自己资历短、业务又不熟悉,甚至还是自己过去“下级”甚至“下下级”的人,都提拔到与我同一级的职务,甚至更高的职务后,思想上不能正确对待,产生不满情绪,升官不成,就乱用权……

  当媒体对此大加声讨时,往往忘记了一个事实:文强这种贪官有理的思路,不过是循着“主流经济学家”们早已总结出来的“贪官经济学”而演绎出来的。曾几何时,张维迎就说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害最大的是干部,应该进行补偿。后来他在《经济观察报》上,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张五常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采访时,对之力挺:“张维迎是很好的学者,我是同意他的看法的。普遍的经验,从一种制度转型到另一种制度,对以往的既得利益者不能太绝情,因为假如他们激烈反对,不但改革受阻,难以进行,还会发生预想不到的很多事情。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并对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阶层予以补偿,这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我当年曾建议用钱赎买他们的权力,但有人说情理、道义上说不通。回避问题的结果,是贪污盛行。他们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政策的制定者,你不考虑给他们明补,他们自己就会暗补,包括腐败贪污、子女经商等,给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从结果上看,哪怕多给他们一点钱也没有问题,否则,看不见的手伸来伸去,是贪之不尽的。”

  按照这种说法,文强如果被早早提拔成部长而非仅仅是副局长,他的腐败是否就不会发生呢?“主流经济学家”们信奉的,是在资本主义早期血汗经济中的人性原则。这一点,被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心理学家ClarkL.Hull总结得清清楚楚。他的心理学,基于简单清晰的生物学原则:生物机体身受困乏之苦。这种困乏创造了需求。需求激发出动机。动机再激发出行为。行为则是以目标为导向的。达到这种目标乃生存之必需。
用白话来解释,人的行为出于满足欲求的动机。当欲求获得满足时,追求这种欲求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了。由此为基础,就出现了张氏的“补偿说”。你把贪官的欲求先期满足了,他岂不是就没有贪的动机了吗?同样,这套理论还可以用来解释“市场经济”中老百姓的行为。比如,茅于轼一直主张廉租房不能修私人厕所。道理就是这种欲求论:你一下子把那些穷人的基本欲求都满足了,他们为什么还要工作?福利的功能只能养懒人。

  可惜,这种理论有一大错误,那就是把人的欲求看成是固定不变的。有论者指出,文强官运不错,曾有“连跳三级”的辉煌。“这样的经历养成了他对升官不切实际的期待,极大地惯坏了他,官职稍微升慢一点儿就开始抱怨,仿佛天下人都对不起他文强。”可见,满足了他的欲求,只是激发了他更大的欲求。

    就普通百姓来说,欲求同样也并非固定不变。1959年,RobertWhite的一篇经典心理学论文推翻了ClarkL.Hull的困乏理论。White指出,当人的基本需求被满足后,人不会象许多低级动物那样停止猎食,或象机器那样关闭停运。恰恰相反,人正是在这个时刻开始了最有创造性的工作、开始挑战自己的极限、要通过建立对世界的把握来获得生命的满足。茅于轼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许多福利国家的经济是那么有效率,主要在于他不理解这种更复杂的欲求理论。

  为什么国外如此有影响的理论发展竟不如主流经济学家的法眼?一位张维迎的批评者写到,那年中国交响乐团携大贪官王益作曲填词的大型交响合唱《神州颂----献给正在复兴中的伟大祖国》到北大演出,演出前光华院长张维迎教授出场致辞。一向词锋甚健的他竟语带哽咽。演出返场时,前几排几位光华校友中王益的女粉丝异口同声地尖叫着“王益、王益、王益”!中国的管理精英如果都是这么被教育出来的,他们日后会理所当然地给贪官行贿,会理直气壮地开血汗工厂。

  从本世纪初的IT泡沫,到这次的金融风暴,每次华尔街坍塌,美国的商学院都要彻底反省其教育中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问题,并提出许多对策。目前中国经济中形形色色的怪现状,早已让公众坐立不安。中国的管理学院,在这方面是否也应该反省呢?

 

 

 

发件人:"cljixiang" <cljixiang@126.com> 2010-06-04 07:17:25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sherwin lu" <lusherwin@yahoo.com>, "zhai" <zggjzyz2002@hotmail.com> 抄送:标题: 稿件: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爆发

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爆发

共道经济研究中心  蔡历

2010年6月4日

www.gongdao.org

    美国次债危机、欧洲主权债危机、中国内需不足、全球碳减排,这四个问题是近期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它们竟意味着什么,将如何发展,以及会把我们的世界带向何方,对此全球的媒体和分析家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论辩。

    很多人将这四个问题看成是孤立存在的:美国次债危机是美国的事——他们的金融机构失去自律,道德败坏,他们的穷人滥借贷款;欧洲的债务危机是部分欧洲国家的事——他们僵化而盲目地维持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他们的政府不得不去欺骗欧盟大肆举债;中国的内需不足嘛也当然是中国自己的事——他们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一味坚持出口导向;碳减排更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只是一个环境问题,甚至技术问题。然而,这四件事在深层上紧密相连,而且共同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结果,那就是资本主义总危机。

    对很多人来说,现在谈资本主义危机是一件过时甚至迂腐的事情,因为这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而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的开放,资本主义已彻底战胜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已经完败。1989年东欧巨变刚刚发生时,美国就有个叫福山的日裔学者就抛出了一个“历史终结论”而风靡全球,认为从此资本主义再没有竞争对手,将成为全体人类的永恒的社会形态。

    那些资本主义的乐观者、马克思主义的鄙视者们显然对他们自己所讴歌的资本主义并不真正理解,对他们所嘲笑的马克思主义也并不真正理解。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从所谓的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那一刻起——从苏联垮台的那一刻起,从中国打开国门的那一刻起,资本主义自身也正快速滑入总危机的深渊。

    前苏联国家和中国加入资本主义,尤其是中国,导致两个重要的格局性变化,使资本主义从一个开放体变成真正的封闭体。一是资本主义在地球上存在方式由局部存在变成全球一体化。二是不能继续将大自然视作一个独立于自身之外的外部环境,不能继续肆无忌惮地开发资源以及排放污染物。而这两个外部条件的存在是此前资本主义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根本原因。

    在前苏联和中国跨入资本主义的大门之前,资本主义对全球来说依然只是局部的。1990年时,苏联和中国两国国土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多,人口是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多。同时,尽管资本主义世界当时已经经历过两次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体验到资源短缺的不便,但这些危机更多地是政治原因造成,而且随着更多新的石油资源的发现以及采油技术的提高,世界石油储量的可开采年限在1970、80年一直是增长的。所以,大家还不认为资源短缺是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主流舆论尚没有意识到温室气体所导致的全球变暖的严重性。

    截至目前,在所有的经济学经典学派中,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危机的洞察是最为深刻的。无论是凯因斯主义、奥地利学派、货币主义,还是熊彼特的“创新周期”说,都是偏于一隅。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属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分配会自发趋于两极化,总利润中流向资本家的部分过多,流向普通工人的部分过少。而资本家的收入更多地是用来投资,扩大产能。普通工人的收入则更多地用来消费。这样以来,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会导致生产的增长速度大小消费的,最终形成生产过剩,形成经济危机。

    一旦生产过剩出现时,投资实体经济便没有利润,这时会出现资本过剩,有钱没地方投,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生产过剩,生产的过剩在收入分配不均恶化。从根源上说,没有生产过剩,只有生产的分配不均;也没有流动性过剩,只有流动性分配不均。所以马克思认为,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将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必然结果,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难逃的宿命,资本主义最终会自我毁灭。马克思的结论是,要消灭经济危机,就必需消灭资本主义,必需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共产主义。原因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将切断收入分配两极化的源头。

    然而,从马克思提出这种论断的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呈现一种愈发兴旺的势头。于是很早就有人嘲笑说马克思看错了,甚至有些大骂马克思愚蠢。马克思没有错,只是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就是资本主义是个封闭体,没有向外部释放自己过剩产能的渠道,没有缓解自身生产局势的外部手段。马克思在构架自己的理论模型时,是从纯粹意义上、终极意义上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只考虑起决定作用的内因,而忽略了起辅助作用的外因。而正是这些外因导致马克思的理论出现误差。这些外部因素来源于资本主义的两个外部环境,一个是与资本主义并存的非资本主世界,另一个是资本主义生存其间的自然环境、大自然。

    资本主义只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马克思意义上崩溃,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对非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侵略,二是对大自然进行侵略。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略产生两个效果。一是发现新市场,通过倾销产品而释放资本主义内部的过剩产能。二是掠夺廉价原材料甚至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产品的价格,最终扩大资本主义内部的消费。这两个效果均可以大大缓解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过剩局势。

     对非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剥夺的具体表现包括,侵占非洲,不仅在那里殖民发展种植园,倾销产品,而且还贩卖黑人奴隶;侵占美洲、澳洲,大肆屠杀当地“土著”人,在那里发展种植园,并倾销产品;侵占亚洲,包括印度、中国等,英国直接统治了印度,在那里倾销英国的纺织品,将印度的农产品等原料源源不断运往英国。鸦片战争后,英国逐渐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迫使接收对外贸易,开始在中国倾销包括鸦片在内的英国商品,而且还强迫清政府给予巨额的白银赔款。

    对大自然的剥夺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技术的进步也会产生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是技术进步或者会制造出新的产品,满足消费者一种潜在的而未被满足的需求,或者会降低现有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其价格,扩大其在现有市场的消费规模。无论是制造新产品,还是降低老产品的价格,都会扩大销量,增加消费,消化产能,缓解生产过剩。

    第二个效果是,技术进步会增加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和破坏程度。所谓的技术就是按照人的需要改变自然的方法,技术越进步对自然的改变也就越大。譬如福特发明流水线造车技术,这是一种技术进步,导致造车成本大大下降,促成汽车销量在美国大增。当汽车销量大增时,所需要的钢材、橡胶等材料也会大增,就意味着需要开采更多的铁矿石、煤炭,需要种植更多的橡胶树,对铁矿石、煤矿所在地,对橡胶树种植地的自然环境改变也就更大。而且燃烧煤炭所产生的排放物就就越多,这也是对自然的改变,譬如更多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甚至会改变地球的温度。所谓的财富就是经由技术改变过的自然,财富越多,对自然的改变也就越大。

    然而,当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后,随着前苏联和中国迈进了资本主义的大门,资本主义迅速实现了全球化,世界上的非资本主义部分彻底消失。这样以来资本主义真正成为一个封闭体,资本主义世界再也不能对非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侵略了,再也不能通过对非资本主义进行侵略而缓解自身内部的生产过剩了。
同时,在信息化等技术进步的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化导致全球的生产能力大大增加,从而使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大幅增长,对自然的改变程度也大大增加了。大规模改变自然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界以来,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资源短缺开始严峻,二是排放和污染问题也开始恶化,尤其是全球对温室气体所导致的全球暖化愈发担忧,目前全球已经就应该进行碳减排上达成一致。

    这样以来,企图依赖技术进步去侵略自然进行缓解生产过剩的做法也就无法继续进行了,因为如果卖更多的产品则需要更多的原材料和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这和目前的资源短缺和碳减排是相冲突的。

    总之当前的资本主义已经充分满足马克思当初的假设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封闭体,既没有非资本主义世界与之相伴,也必须和大自然和谐共生融为一体。
这样以来它已无非资本主义供其侵略,而对大自然它已经不能侵略。以前的可以释放其过剩产能的渠道已经消失,可以帮助其缓解生产过剩局势的外部因素已经不复存在。

    那么,目前的资本主义是否出现了生产过剩呢?非常遗憾,答案是肯定的。目前全球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其表现就是美国次债危机、欧洲主权债危机和中国内需不足等系列事件的同时出现。由于目前的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考察资本主义中是否出现生产过剩应该从全球总体看,而不能拘泥一个某个国家、某个区域。

    美国、欧盟和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而其中美国和欧洲都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前者出现在私人领域,后者出现在政府部门。私人也好,政府也罢,这些债务最终都是花在消费上,都是支撑本国人民的消费能力的。美国人借的钱用来买房了,这时直接增加消费。希腊等国政府借的钱用来维持本国老百姓的高水平的福利了,这些福利也是或直接或间接构成一部分本国的消费能力的。现在出现债务危机了,他们都还不起了,这意味着在未来无论美国,还是欧洲的消费能力都将大大压缩。

    中国是没有债务危机的,而然我们却一致存在着显性化的内需不足、消费不足的。这很有意思,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中国只所以一直存在内需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穷人不能举债,我们的政府也没有为提高本国福利而负债;而美欧之所以没有内需不足问题,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穷人可以举债,它们的政府愿意为维护本国福利而借债。

    总之,美国次债危机、欧洲主权债危机、中国内需不足,这三者加起来可以推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目前全球存在严重的生产过剩。

    最终结论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全球化而形成一个封闭体的今天,在资源短缺已经非常严重,全球存在强烈的碳减排诉求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已经无法再继续通过对非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侵略,对大自然进行侵略而缓解生产过剩的局面,以维持存在和延续。不幸的是欧美出现债务危机、中国存在严重内需不足等系列事件表明当前的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

    马克思一百五十年前的预言终将成为现实,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爆发。各国政府和人民务必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0-06-05 05:05:49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Fw: 吕新雨文稿 学术对谈 Lv Xinyu, Professor, Director of Broadcasting & Television Department ,Journalism School, Fudan University,220 Handan Road, Shanghai, China 200433,

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吕新雨, 电邮:xininyu@gmail.com.

   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赵月枝, 电邮:yzhao@sfu.ca.

《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12 期(2010):1–24

    2008 年6月27 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就一系列学术理论与社会现实问题,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传播学院赵月枝教授与前来参加学术会议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进行了访谈。正在那边访学的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王维佳也同时出席,并根据录音编辑整理了访谈初稿,经赵月枝修改后,2009 年8 至9 月间吕新雨做了最后的补充和修订,形成此文。本刊发表的是精要本。

    赵月枝简介:赵月枝,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全球媒体监测与分析实验室主任,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传播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全球化与传播、意识形态与话语理论、媒体分析等。主要著作包括Sustaining Democracy? (1998, Broadview; 中译本:《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 (Roman & Littlefied, 2005),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2007,上、下册),Global Communications (Roman & Littlefield, 2008),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Roman & Littlefield, 2008) 等。

    吕新雨简介:吕新雨,1993 年获复旦大学文艺美学专业博士学位文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广播电视系主任,复旦— 金史密斯纪录影像研究中心(Fudan-Goldsmiths Documentary Research Centre)主任、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出任美国富布莱特基金会高级访问学者及其它多项基金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新纪录运动、影视理论、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著作有《书写与遮蔽:影像、传媒与文化论集》(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8)、《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北京三联书店, 2003)等。即将出版的有《乡村、革命与国家—历史与理论的辩证》(北京三联书店,2010),主编和作者(与Chris Berry 和Lisa Rofel 合作)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 For the Public Recor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主编和作者《大众传媒与上海认同》(上海书店,2010)。论文曾被翻译为世界多国语文。《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2006 年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赵: 我最早是因为你对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研究而逐渐熟悉你的。你2005 年发表在New Left Review上的文章,“Ruins of the Future: Class and History in Wang Bing’s Tiexi District”,1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共鸣。同时,你还在研究农民问题。然而,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中,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工人阶级及其主体意识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而对乡村社会和农民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也很边缘。那么,是甚么促使你研究这些问题,在研究中又有哪些主要的发现呢?

    吕: 九十年代中国最大和最触目的社会问题就是大批工人下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形成民工潮。中国社会中数量最庞大的两个人群:工人和农民,他们的命运因社会转型而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工人阶级曾经是社会无可置疑的主流人群,工农联盟是由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治主体,但是他们今天却变成了大众传媒和影像中的「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群,其命运变化对于中国到底意味着甚么?

    《铁西区》这部纪录片关注的就是曾经是主流的工人阶级的命运。铁西区所在的东北承载了朝鲜战争和民族国家工业现代化的历史,与苏联、日本以及东北亚之间存在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 因此,这一地区的工人群体在社会转型中的命运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在这部历时九个小时的「史诗性」纪录片中,导演王兵将工人阶级主体性破碎的过程放在一种历史凋零的状态中来叙述,给了我一个反思的机会,使我可以把很多历史与社会的问题整合起来思考。有学者批评我对这部纪录片的分析是「过度阐释」,特别是不能同意用「阶级」的视角来进行解读。他们宁可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艺术性」的作品,而不愿将其与更广阔的世界性的历史和政治关系联系在一起。可是在我看来,《铁西区》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所折射的社会、历史问题,它寓言式的工厂的废墟场景,以及作为人的主体性的崩溃,揭示了一个我们曾经拥有的过去和一个似乎是无法改变的现状,并且向着未来发问。在这个基础上,我试图去探讨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与整个人类工业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重新理解所谓「艺术」与时代、社会以及人的主体性的关系。

    我个人近十年来一直关注中国乡村问题,在我看来,乡村和城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中国社会不可分割和互相制约的整体性存在。没有乡村视野的城市研究必然有严重缺陷,而乡村社会是理解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和社会变革的关键和秘密,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现代性问题。

    在我所梳理的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中,其主题大部分涉及的是所谓「边缘群体」和底层,也就是从主流媒体中日渐「边缘」和消失的工人和农民的群体。今天的主流传媒中,这个人群主要出现在社会新闻中,与矿难、犯罪、凶杀等等血腥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已经沦为「物」和「他者」的存在。与此相对照,在纪录片中,他们的命运构成了对社会、时代的强烈质疑与反思,他们的情感诉求被充分尊重,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生活图景才有可能转化成「我们」的生活图景的一部分。今天,大写的工人与农民作为阶级的政治地位已经被分散的、小写的农民工、下岗工人等作为个体的「边缘人群」所代替。在我看来,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解体必须和中国的农民问题联系起来讨论,他们的命运是历史性的,也是彼此关联的。

资本主义在它扩张的过程中必然会引爆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

    赵: 你如何看待中国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运动问题,用甚么样的理论来解释这些问题?中国的大众媒介与工人农民主体性的关系怎样?

    吕: 社会运动的出现,与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确立有密切的关系,按照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叙述,资本主义在它扩张的过程中,必然会引爆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但是,中国今天底层出现的社会运动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合法性政治资源是以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遗产为源泉的,这就构成了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我们虽然目睹了大量此起彼伏的工人和农民的社会运动,可是知识界和官方的话语体系并不承认这是一种主体性的体现,而是将这些社会运动定义为「群体性事件」。这意味着我们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不承认它是传统社会主义工农主体性的某种延续,而是用另外一种「去政治化」的话语将其遮蔽。另一方面,中国底层的社会运动很容易被放置在市民社会维权运动的解释框架下,被解释为中国在形成「公民社会」过程对国家专制主义的抵抗,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的体现。这种解释遮蔽了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在形成过程中对社会产生的暴力作用,以及这种暴力与国家暴力的结合,在当代中国特别体现为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资本化的残酷进程;同时也取消了国家—特别是一个以社会主义为认同的国家—对于社会底层保护性作用的合法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解释简单地套用西方冷战的思维定势来处理中国的国家问题,丧失了对中国国家内部复杂性的分析,也拒绝了对国家「左手」的锻造。它一方面用以私有产权为前提的市民社会理论来要求中国社会,但是当这一由国家主导的私有化进程引爆了剧烈的社会矛盾的时候,它又把国家推出去做替罪羊,宣称自己站在社会的立场上。但究竟甚么是中国社会?中国具有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吗?

    简单搬用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不过是把中国的问题收缩为城市的问题,而离开乡村视野,城市问题的根源其实是无法厘清的。我仍然认同三十年代梁漱溟的断言,他说中国是乡土社会,国家是融于社会之中的,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结构。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能简单地从西方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出发。西方的民族国家来源于早期意大利城市国家,所谓市民社会的起源是与资本主义从城市国家到民族国家的发展相匹配的,因为权力是从这里出发去控制外在于它的殖民地和财富。早期的资本主义需要海外贸易与军事制度的配合,之后的资本主义需要工业主义和军事制度的配合,而现代信用制度则为超时空的资源聚合提供了条件,这就使得都市必然成为资本主义权力枢纽的聚集中心。中国传统的国家是建立在乡土结构上的,而不是城市之上,它的市场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相结合的非军事化基础上的。经历了二十世纪的革命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这些传统的社会结构在何种程度上发生了转化?今天,究竟怎么样理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否则,我们宣称的社会立场就是一个可疑的立场。中国目前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关键在于是否能够为这个社会实质性民主的实现开辟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去寻找各种理论资源来重建和更新我们的话语叙述,其中,理论与历史、现实的互动尤其重要。

    今天中国的大众传媒理论研究的贫弱,尤其体现在它面对中国现实的时候。主流的新闻传播理论界沿袭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但是当用这些理论去解释中国风云变幻的传媒变革的时候, 往往又陷于无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与如何解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则陷入教条和僵化,往往沦为国家舆论宣传的传声筒。而大众传媒本身却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动,国家、市场、利益集团等等不同的权力都以不同的方式渗透到对媒介的争夺中,愈演愈烈。在这样的局势下,大众传媒与中国工农主体性之间的关系是暧昧的,也是消极的,甚至是否定的。比如,最近几年,政府开始加大对乡村的投入和反哺,包括广电系统在乡村的延伸和覆盖。但是这个过程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村村通」工程对乡村的投入是很大的,可是当农民们能够看到电视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却是城市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他们的改造。由于中国电视的市场化发展,其财政收入完全依赖广告,因此广告商的目标受众日益成为电视的追求,中国大众传媒市场化发展的结果就是媒体的城市化和中产阶级化。投入却强化了乡村的解体,摧毁了乡村主体性的基础。所以,大众传媒并非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是深刻地受制于整个社会进程。因此,研究中国的大众传媒就无法脱离对这个社会的总体性的追问与分析。

大众传播、新纪录运动与社会「底层」表述

    赵: 谈到大众媒介与乡村的文化建设和农民的主体性问题,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中国大众媒介的市场化改革造成了哪些社会后果?在西方话语主导下的市场化的,城市化的大众媒介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文化政治产生了何种影响?

    吕: 在中国当前的媒介研究里面,媒介经济管理的研究占主流地位,它的目标是帮助媒体做强做大,学术研究成了利益集团的某种合谋者。这些研究与中国大众传媒的市场化改革相互呼应,其结果是大众传媒日益转向城市中心化,为追求广告目标受众而中产阶级化,这构成了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工人、农民变成了被遗忘的人群,成了大众媒体中被表现的「他者」,而不再是主体性的存在。这样的媒介市场化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城市中心化的改革,也是城乡断裂的原因与后果。如何真正建立大众传媒对乡村的反哺或者是支持,是一个新的课题, 它关涉到文化与意识型态上的重构。中国的大众媒体在所有制上是国有化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有责任和义务为乡村服务,前提是需要有足够的共识前提和舆论压力,在这一点上,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界几乎没有甚么作为,是令人痛心的。

    以中国的电视媒体为例,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是中国电视的旗舰,其广告市场占据了中国电视广告市场的三分之一强。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电视,但是却需要承担公共性的职责; 不是商业性媒体,但是它的生存和发展却日益强烈地依赖市场。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首先,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等同国家专制主义机器,这是西方意识型态最容易认同的观点。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无法解释为甚么央视会出现《新闻调查》这样严肃的调查性新闻栏目,而《焦点访谈》可以让一个省部级领导丢乌纱帽。就如同国家本身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不同力量的角逐,民主的空间是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的,对于央视这样的国家级媒体,需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促使它朝向有利于社会民主的道路走,而不是听任它以政治权力与市场的力量合谋寻租(rent seeking)。这就需要有足够强大的批评声音,正是由于它的国有性质,就有足够的理由给它压力,让它必须承担社会的公共性责任,而不是陷入自身作为利益集团的诉求中。其次,我们需要打破媒介的市场化是通往民主之路的幻象,打破为市场化改革进行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型态力量,才能为实质性的媒介民主化发展开辟道路。

    赵: 对媒体的批评的确很重要,但最关键还有一个批评的立足点与角度的问题。如你所言,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媒体的批评与改革强化它的公共性与代表性,而不是简单地用市场自由主义、甚至是市场民粹主义的逻辑,盲目地「反垄断」,甚至认为市场化「不彻底」是中国媒体问题的根源。事实上,市场逻辑的深化与过度市场竞争往往导致媒体话语对消费主义价值和有高消费能力的城市受众更进一步的偏向和对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民的忽视。你如何评价记录片在关注社会「底层」方面中的作用?

    吕: 与主流大众媒介的市场化改革不同,中国的纪录片从一开始就因为与社会「底层」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得我所界定的「新纪录运动」成为历史的重要见证。而新纪录运动在发轫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由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力量共同推动的。我的研究一直强调这一点,而不是仅仅关注「独立导演」和「地下导演」, 是不希望落入某种西方的冷战思维来解读中国的现实。新纪录运动的第一代导演都不把自己看成是「地下」,他们说不是地下,只是不同。而第一代即便是独立导演,也和电视台有着各种公共和私人的关系,原因很简单,他们需要利用电视台的机器设备来做自己的片子,也因此,他们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体制内纪录片栏目的出现。九十年代,正是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交界的边缘,是中国电视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交互地带,这是我的研究不同于很多西方学者的地方。九十年代是中国电视的黄金年代,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评论部是圣地延安,全中国有志于电视理想的同道从全国各地奔赴这里,而体制的弹性也为他们提供了成长的空间。今天在央视起中坚作用的骨干们,很多是来自那个时期。但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媒介市场化全面铺开,制度日益朝着所谓「现代化」管理的企业目标发展,这样的空间就萎缩乃至消失了。

    2008 年末原《生活空间》的制片人陈虻因病逝世,他创立的《生活空间》最早在央视确立了电视纪录片栏目的合法性,并培养和感召了一大批有激情、有理想的电视人。他的去世震动四方,因为很多人把他的去世看成是中国电视理想主义时代的消失。但是, 2009 年6 月以来,央视重新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实验,被撤销的新闻评论部又恢复了,这次改革的动机是复杂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并不是以单纯市场为导向,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是对媒体商业化的某种调整。虽然结果尚待观察,但是对新的可能性和转机的出现,是不应该放弃的。我认识的央视一批有理想有追求的朋友又开始积极建言建策,新的空间永远是需要去争取的。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新纪录运动」的精神在体制内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新的改革推动力量。2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电视媒介的市场化推进几乎扼杀了纪录片在体制内生存的空间。随着DV的出现和技术的发展,新纪录运动开始不依赖电视台的力量而发展壮大,更加具有草根性、「底层」性 。但是「底层」并不是被当成「他者」和奇观来表现,而是建立起了一种「 他者」与自我的对话关系。所以新纪录运动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当它关注「他者」的时候,是试图让「他者」自己出来说话的,是试图赋予他们一个主体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很多纪录片导演自己就来自「底层」,导演自身的平民化和多元化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现象,它使得纪录片在很大意义上成为社会的自我表达。这些「自我」正是社会客体性的体现,它使得为改革开放的宏大叙述承担牺牲和社会阵痛的群体,这些社会的「客体化」的存在,拥有了一个进入历史的可能性,并在这个意义上, 使民主有一个实现和敞开的机会。

    很多纪录片表现「底层」,不是带着怜悯的或者廉价的人道主义的关怀来表现苦难,而是对处于苦难中的人们的尊严致敬,并试图用乡村的视野来反思性地批判城市。这样一种「乡愁」式的视野在今天重新出现,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城市化、市场化过程的一个抵抗的姿态。这使得我获得一个批判性的视角去反观主流媒体,如果媒体中只有城市、消费主义和强势权力的声音,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不民主的社会。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只要脱离官方就意味着新闻的自由和民主,这就太简单化了。一方面,我们需要正视主流媒体的存在,这个空间是永远不应该放弃的,很多体制内的媒体工作者以顽强的理想主义精神在坚守;另一方面,新纪录运动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压力,它逼迫主流媒体和主流社会无法忽略这个社会「底层」的存在以及他们的诉求。

    其实,在新纪录运动崛起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使用「底层」这个词汇。1993 年陈虻为《生活空间》写的广告语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陈虻对他的编导们的要求是: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你的拍摄对象,这样才能建立信任,才能让拍摄对象不在你的摄影机镜头前发抖,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文」关怀。不久, 批评者开始指责说当时的电视纪录片过于关注「边缘人群」。即便是「边缘」,也是在一个社会空间关系中。但是「底层」则意味着社会空间关系的塌陷,我们和「他们」的分离。在我的印象中,这个词开始被大量使用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的事情。此时电视纪录片的栏目化生存由于激进市场化改革已经萎缩,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法制类节目,充满了犯罪、凶杀和血腥,这是作为「他者」的「底层」及其「奇观」浮出地表的时候。其背景正是中国社会加剧分化,社会「底层」开始形成规模巨大的结构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底层」概念的出现是对已经完成的社会分化的追认,它内在的视角和立场是中产阶级和城市中心主义的。因此,在使用「底层」概念的时候,需要对它的前提进行必要的清理。在我看来,「底层」作为概念的出现,是需要追溯它的前世今生的,所谓「底层」表述的人群,正是毛泽东时代的主流人群,从主流到底层,包括了太多的历史内涵,需要读解。从人口数量来说,这个「底层」依然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主体人群,为甚么他们却成为底层了呢?是甚么样的力量和意识型态把他们推向底层的位置呢?

西方中心主义、阶级与公共性问题

    赵: 你曾经提到,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的现代化叙事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中最主要的方法论偏狭。那么造成这种偏狭的原因是甚么呢?为甚么这种西方中心的思路在这些目睹了了反帝、反资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心中这样根深蒂固?

    吕: 经济问题与意识型态问题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中国为甚么「市场化」能够如此激进地被推进?这恰恰是新自由主义被信仰的一个过程,自觉地把自己放在西方/美国中心主义的位置上来理解中国和世界。比如央视2006 年播出的纪录片《大国崛起》,讨论为甚么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九个世界级强权大国相继崛起,历史脚本的撰写是由中国的历史学家担任的,这些强权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发轫到完成的过程。这些过去的大国和现在的大国为甚么会成功呢?怎样才是成功呢?因为他们发明了很多好的制度,民族国家、市场、股票、银行、信用等等,而殖民主义和军事主义的历史只是轻轻一笔带过。撰写《大国崛起》的一位历史学家在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时认为,今天不需要再讨论殖民血泪史了,这个东西我们从前已经说过很多,现在就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要把别人最好的制度建设的东西表现出来。可是西方的制度创新不正是和殖民历史、军事主义互相配套才得以完成的吗?我们山西晋商的票号制度与现代金融制度非常接近,可是他们最终并没有变成现代金融制度,因为他们背后没有一个殖民、军事的国家力量的支持。在一厢情愿的想象里,我们把资本主义的崛起看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把西方以自由民主为表征的一套意识型态看作是普世价值,而丢掉了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百度百科上网民对这部纪录片的评论是:「以前在历史书上学到的和老师讲到的说中国落后完全是由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所造成的,其实我们换一种思维来看问题,其实中国在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被列强蹂躏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3帝国主义成了历史的必然,资本主义成了世界大同的必有之路,这就是改革开放30年建立起来的「常识」。在这样的世界图景中,讨论中国的崛起,是一件让人担忧的事情。而这样的「常识」的确立,知识界与传媒界的合作努力功不可没。 在内部的民族关系问题上,我们强调所有民族要建立平等的关系。当然不是说现实中完全没有民族歧视,但是从政治正确性的角度上,是绝对不能有歧视少数民族话语的,这在今天依然是高压线。从媒介再现的角度来看,西方的一些电影研究会说中国的少数民族电影都是展示少数民族的奇异风景,好像是内部东方主义。我觉得这完全是用错了理论,我们是努力把少数民族文化中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而且是用它来批判汉族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恰恰是好莱坞一些电影种族主义再现的反面。不是说这个模式没有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内部东方主义」。西方用来形容东方的那些东西,在中国内部的民族叙事中是正好反过来的,它的政治性前提是所有的民族是平等的。这样一种对内和对外的平等关系的诉求是中国民族主义历史性的内涵。赵: 近些年来,中国开始逐渐兴起「新儒学」,相关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你是如何解释大众媒体和官方意识型态拥抱新儒学的动机和影响的?

    吕: 有很多学者指出,大众传媒中关于《论语》等经典儒家著作的解释存在很多谬误。但是问题并不在这个层面上展开,而是这个社会对这些价值观产生的强烈反响成为社会危机的表征。与此相类似,当代中国的城乡,各种宗教和类宗教以非常快的速度扩散。这是因为传统的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处在一个崩解的过程中,这个社会本身在经历着极大的阵痛,这就是这类「心灵鸡汤」在大众传媒中流行的社会原因。保守主义的出现是这些社会问题的一个结果。大众传媒中,媒体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宣传本身是有价值的。但当传统文化被本质主义化,变成了社会的安慰剂,就恰恰消解了传统儒家思想所具有的批判和反思性的价值层面。今天大众传媒与媒体知识分子对新儒学的拥抱,迎合了这个社会释放心灵痛苦的需求,也起到了规劝这个社会桀骜不羁的反抗因素的「和谐」要求,官方意识型态自然是求之不得。但是,它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遮蔽和麻痹问题的「麻沸散」。指出这些动机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回顾和反思传统,而恰恰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重新理解中国的儒家思想、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哲学的关系?意味着需要重新清理这些传统,而不是用本质主义的方法将其遮蔽,或者重建一个颠倒的「西方中心主义」。

    赵: 在你的研究和思考中,你经常使用阶级分析理论。在西方,阶级分析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术的核心内容;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曾经是主流的分析框架。虽然阶级分析不能解释一切,更不应被庸俗化和简约化,从学术探讨来讲,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而你刚才提到,一些学者偏偏是因为你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而不认同你对《铁西区》的解读。那么,你能否解释为甚么「阶级」在当前中国学术界成为一个很少使用的,甚至招致反感的词汇?

    吕: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毛泽东时代,国内的阶级已经趋于消灭,「阶级斗争」却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在改革开放30 年后,阶级分化加速形成的时候,「阶级」却似乎变成了一个禁语,凡谈及阶级就被认为是要回到过去的时代。但是,由于社会分化已经是现实,我们无法回避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思考阶级的问题。上海的学者王晓明总结说,八十年代的关键词是个人主义,九十年代的关键词开始出现阶级,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关键字则是国家。4其实,这三个阶段是有着内在的联系性的。正是因为有八十年代「个人主义」的合法化,才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铺平了道路,而市场化改革正是社会分化、阶级分化的动力和原因。但是,消解阶级分化的动力,却无法建立在对市场的崇拜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吁求国家的介入;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市场经济却遭遇到海外持续的贸易摩擦,全球化和市场化背后的国家角色也已经无法隐藏;而随着西藏和新疆的相继骚乱,海内外更聚焦在如何理解中国作为国家的存在。也就是说,改革开放30 年到今天,我们发现所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冲突与危机,都是围绕着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角色而展开的,媒介生产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说,个人、阶级与国家作为关键词的相继出现,其实是问题不断走向纵深化的过程。

    赵: 从1999 年在西雅图爆发大规模的反WTO社会抗争运动开始到后来的在巴西、印度等地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大多数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社会正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很少涉及中国。中国工人农民的抗争无法跟这些运动和思潮联接。你认为这样的情况最近几年是否有所改变?另外现在我们中国的社会运动跟全球社会正义运动的联接有甚么样的可能,又有甚么样的阻力?

    吕: 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促使很多批判的知识分子关注第三世界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保护运动,这一工作在中国正在逐步开展。中国农民和工人的社会抗争运动,应该说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 一方面这些运动很容易被纳入到西方国际人权保护的政治框架中去认同,并直接置放在与国家对立的位置上,从而很容易丧失对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的分析,以及纠缠其间的各种社会力量、权力关系的分析,这就限制了而不是丰富了这些社会运动的政治可能性;另一方面,西方的左翼社会运动很容易简单判定中国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化,从而反向地隔绝对中国工人和农民这些底层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运动的理解。因此,如何从一个广阔的、有纵深的历史和现实的视野中,勾连今天中国底层的工人和农民的社会运动与全球正义运动的联系,是今天批判的知识分子的任务。

    赵: 如何理解中国今天的社会运动性质,它们与历史上的社会革命承接关系,以及它们的公共性问题?

    吕: 今天中国的社会运动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正是因为社会运动本身有其复杂性,它也有可能是中产阶级的特殊群体的利益保护运动—而这一类运动特别容易被界定为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市民社会的形成,相比较于工农运动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和大众传媒会认为这才是「民主」运动。而工农运动,不是民主问题,只是「人权」问题。这其实是很奇怪的论调。

    从十七、十八世纪开始的世界革命的视野中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在历史的某一个特殊阶段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率领社会去挑战王权,这个阶级是具有公共性的。也就是说,当它以一个阶级的力量联合各阶级共同创建民族国家的时候,它具有公共性、正当性和普遍性。但是,资产阶级和公共领域的重合只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的意义,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讨论的西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也是一直是揭示和批判这个问题的。在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寻求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普遍性、代表性就变成了复杂的、非自明的问题。资产阶级本身弱小,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很强,社会分裂, 资产阶级并无力量整合国家与社会,因此资产阶级与公共领域即便是阶段性重合都是困难重重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建国动机主要来自于外来的帝国主义压力,而不是来自直接的社会内部的要求。因此,甚么样的政治力量可以代表社会说话,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为甚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国民党、共产党都共同关心的课题。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在这里,国家的合法性、权力的合法性的关键在于阶级的代表性,而政党又是这一代表性的组织形式。按照梁漱溟的分析,因为国民党在1927 年之后,阶级性和代表性的问题就已经暧昧不清,导致「党」不成其为党,「党制」不成就变成了「个人制」,这是其腐败和失败的原因;而共产党的成功正在于它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为基础,成功地锻造了阶级本身,并以此为「主体」承接国权,完成了民族国家再造的大任。这个观点是值得重视的。正是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这一阶级以被压迫的普遍性来伸张它的公共性和正义性,并逐渐赢得全社会的意志。这一奠基在阶级性上的公共性和正义性是解放后工农联盟的基础。因此,以阶级名义出现的阶级斗争和阶级霸权又是历史地、辩证地具有阶级超越性的,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推动历史和发挥主体性作用的历史条件。

    可是今天的情况已经复杂,政党的代表性问题变得暧昧,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往往也是围绕着政党内外来展开,公共性的问题成为当代社会民主危机的表征。如果社会运动变成了各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争斗,或者民主被界定为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但是不同利益群体对公共领域的进入并非平等和自由,而公共领域却被理解成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那么这个博弈过程是无法形成公共利益的,这种博弈就永远是强权的胜利,公共领域便是一个内部瓦解的公共领域了,并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当哈贝马斯讨论西方的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问题时,其实并没有能够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但是,有意思的是,当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被用到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没有人去说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已经处于危机。哈贝马斯说由于这种封建化的出现,国家和社会的界限趋于消失,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也已经消泯, 这些很少被讨论。我们热衷于讨论如何在中国形成公共领域,而形成公共领域的前提是先造就「市民社会」,扩大国家和社会的界限,发展私有产权,因为市民社会是由城市的中产阶级构成的—这已经成为某种陈词滥调,它来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民主」的刻板想象。当然,这样的对「公共领域」与「民主」的想象,无法进一步地提出对当代社会公共性危机的批判性反思。这样的传媒研究也无法揭示传媒背后的权力博弈是如何限制了中国传媒公共性的形成,无法去讨论在今天的政治经济的格局下,底层的工人、农民的利益诉求如何自由、平等地进入到大众传媒中?「乡村社会」与所谓「市民社会」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说到底,「公民」身份本身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进入公共领域,如果只是一个被描述的「他者」,他们在公共领域里就永远是缺席的, 而这个领域就不再是「公共」的领域。

    赵: 历史的发展的确充满了挫折与反复。在理论上,共产党以党报为核心的新闻媒体制度许诺体现的是一种超越资产阶级特殊阶级利益的公共性,也即无产阶级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在原则上不仅包含了工人、农民、妇女等社会群体的利益和主体性,而且包括了中国作为一个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今天,面对中国媒体公权重新封建化和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结合的现实,我们有些学者在希望推进媒体改革和重新构建媒体「公共性」的过程中,不仅忽略了「公共领域」与独立民族国家主体性的关系问题,简单地把「民主」意识与「民族主义」意识相对立,而且避而不谈公共性与阶级代表性的辩证历史关系,进而在对中国媒体在建制之时的无产阶级公共性宣称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同时,把哈贝马斯明言的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公共领域」当作理想来追求,有意无意把这个公共领域前面的定语「资产阶级」去掉了,仿佛这个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的媒体人和他们所赋予话语权的「公共知识分子」,最多包括他们所认同的、而且被认为是中国民主主体的「中产阶级」。这里包含了甚么样的匪夷所思的历史与理论上的矛盾?

    吕: 中国的党报理论在中国革命与民族国家的锻造过程中,为无产阶级作为主体性的构建提供了空间和动力,其建立在阶级性之上的公共性是这个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如你所说,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霸权的体系中赢得了民族独立,这在人类世界历史中是独特和重要的现象。而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本身就来源于对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抗争过程,是对其公共领域意识型态霸权的批判 。但是这样的传统在今天衰竭了,原因在于「阶级」话语在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和意识型态中的退场,但是阶级问题本身并没有在现实中消失,而是相反。「中产阶级」成为市场主义意识型态热衷构建的主体,而工人和农民作为「阶级」主体的存在确实是崩解了,因为提供其主体存在的政治空间 传媒空间消失了。我们总是控诉毛泽东时代的党报是宣传和欺骗,所以要建立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因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代表了普世价值,所以「资产阶级」这个词当然要心照不宣地隐匿,否则我们怎么能让别人和自己相信其「公共」呢。但是,中国的媒体改革走到今天,我们公共性究竟应该如何在一个阶级分化、利益分化的社会上重新构建?市场改革本身能完成这个任务吗?这些都必须被重新追问了。

    今天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是否再次具有代表全社会意志的公共性?且不说这个新兴阶级的「原罪」问题,代表性和公共性意味着超越本阶级的利益,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阶级表现出这样的超越性动机,而是相反。一个背负着国有资产流失和灰色收入的新兴阶级,可以指望他们来代表底层工农的利益吗?如果不能,我们关于民主的想象到底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就大众传媒的公共性问题而言,我们首先需要解决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底层群体接触和使用大众传媒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才能够体现出主体性的存在。这是中国民主的关键,因为这涉及到的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人群和他们的诉求。

    在我看来,今天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依然是「三农」,是城乡断裂。只有占最广大人口的农民获得主体性,才是这个国家获得主体性的时候。新农村建设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等等是有意义的,但这并不能代替农民主体性的锻造,锻造本身需要有意识型态的支持和文化建设的过程。历史上看,中国工农获得主体性的过程并不是自发的,而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农相结合的产物。今天的农民主体性的获得,仍然需要知识分子、理论和农民结合的过程。如果我们回顾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正是试图超越自己的阶级和利益局限,去和中国的乡村结合,和工人结合。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或者梁漱溟这样的无党派人士,有追求、有思想、有担当的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走了这样一条道路。最早提出知识分子要与农民相结合的并不是毛泽东,梁漱溟先生二、三十年代就探讨过知识分子是做「民之贼」还是做「民之师」。「师」的意思是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要帮助农民把疾苦喊出来,做他们的耳目喉舌,帮助他们把主体性建设起来。所谓主体性的形成是需要这样一种结合的,乡村和知识分子相结合是历史性的。在今天,我们要自问的正是:知识分子何为?媒体何为?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使命

    赵: 在当前中国传播学界中,市场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话语,传媒经济学成为热点,定量方法受到推崇。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知识— 权力结构?你觉得传播政治经济学面临着甚么样的挑战,怎么样才能使传播政治经济学重新得到重视?

    吕: 今天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有强烈的焦虑。从事新闻传播实践的人认为新闻无学,做新闻理论的人也觉得没有前途。党报理论已经过时了,西方的客观性理论、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甚至「公共领域」理论,也介绍得差不多了,专业主义也被讨论了一阵,再往下怎么走不知道了,看今天新闻理论方面的论文,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些词。今天的新闻教育不教学生如何分析社会和确立自我,由文人办报传统而延伸的人文素质训练和社会理想教育也几乎荡然无存,让位于对传播学「社会科学」方法的崇拜。而秉承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传播学,在八十年代中期通过把「新闻」客观化为「资讯」,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就是为中国传媒的市场化铺平了道路。今天传播学最大的忧虑在于如何成为被认可的「学科」, 传播学像个十字路口,不够自治,不能形成自己的道统,无法划地为界,别的学科可以随意进入,而我们却进入不了别人的学科,所以这个学科本身有合法性危机。但是,中国新闻改革的市场化推进的历史却正是由这样的新闻传播学界提供合法性支持的,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到其互相配套的关系非常清晰。只不过,新闻传播学界的这个取向并非由它们自己决定的,而是由这个社会主流的意识型态所确定的,那就是对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认同。今天,学界热衷于从市场和技术的角度讨论新媒体、媒介融合等,但其前提恰恰是传统媒体完成了其垄断和再封建化的过程,是传统媒体在政治层面上的失败,才是网络上草根民主得以崛起的原因。是网民的民主需求促使了技术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这其中,专业主义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可以从《南方周末》的变化来看。《南方周末》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明确以底层关怀来竖立自己品牌。它成功地建立起弱势群体代言、媒体良心责任与市场的「正相关」的关系,并因此成为中国新闻改革最高扬的旗帜。他们论证说,正是由于市场化的改革,才为这些寻求正义的声音提供了可能,市场可以抵制专制,使我们走出「国家全能主义」。但是,这背后的重要因素并不被追究,那就是正是由于激进市场化改革,才使得九十年代中后期社会分化骤然加剧,社会悲情意识崛起,底层成为社会问题爆发的焦点,使《南方周末》的成功得以可能。但是今天,市场化导致的权力重组大势已定,「专业主义」便开始谈社会秩序,谈社会规则和政治规则的重建。他们开始自我背叛这种「底层」关怀,他们说这是新闻民粹主义,是迎合弱势群体对社会问题的不满,现在该从这种「社会对峙」中走出来。所以,要转变成「专业主义」。他们认为当时的报导都不够客观,太情绪化,太主观主义,现在要写「中性」的符合专业主义的新闻,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不过是一种行当。5 今天,的确可以看到中国主流媒体变得很「中性」,更多关注精英的问题,关注资本运作的问题,关注权力的博弈,但是这些资本、权力和博弈,对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究竟意味着甚么,尤其对于社会底层意味着甚么?这些问题却逐渐退场,他们即便关注底层问题也愿意更多是用「中性」的眼光。目前中国最主流的报纸都变成了金融类的报纸,上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术语。专业主义本来被认为是对付「专政主义」最有力的工具,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中,它成为媒体以市场的方式确立霸权的合法性力量。我绝不是否认专业主义在具体的新闻生产中的意义,它可以帮助记者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避免个人偏见的过度介入,更多地呈现和揭示现实本身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但是,当专业主义开始宣称与理想、激情和民粹主义脱钩的时候,我就无法不怀疑这种「专业主义」在中国的使命了。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的发展,并没有带领我们走出「全能国家主义」,而是更深地陷入对国家角色在世界市场中的依赖,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

    专业主义的问题与传播学进入中国的命运很相似。八十年代,美国主流实证主义传播学迅速接管了新闻学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并建立起学术霸权,一时间,新闻被「信息」所取代,信息满天飞,恰恰是因为那个时代需要用「去政治化」的信息概念来抵抗新闻作为宣传的功能,这给国家主导的媒介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它直接体现在关于新闻改革的官方档中。目前传播学界热衷做的事情,不过就是用媒体的钱去生产数据,用政府的钱去生产资料,再卖给他们。在中国媒介市场化的过程中,并没有足够强大的批评声音出现,这与传播学与美国主流实证主义传播学的成功「接轨」不无关系。我们过度沉浸在一种想象中,那就是把整个市场化改革看成是中国媒介解放或者自由的过程。一直到今天,我们突然发现,市场化给媒体带来了这么多严重的问题,已经无法回避,我们却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来应对,导致整个新闻传播界在现实面前的失语。我觉得,这与我们缺乏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直接相关, 这其中,尤其突出的是缺乏一个反思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视野,无法把中国的问题与更广泛的全球媒体正义与民主问题勾连起来。但,这正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今天进入中国的使命。

    赵: 我在Communication in China6一书中有关《南方都市报》等市场化媒体在报导不同新闻事件中对倡导性新闻和特定专业主义准则的不同运用的研究正好与你以上对专业主义的分析相辅相成。如我与合作者在《维系民主?》7 一书中所论,作为专业主义核心价值的新闻新客观性不但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而且构建了特定的社会传播权力关系与意识型态霸权。回到学术权力的问题上,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批判研究的发展遇到甚么样的障碍?

    吕: 有两个层面,一个方面当然是学术权力的资源垄断,已经占据学术资源的人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压制「异端邪说」;另一方面还是有一些学者发自内心地相信资本主义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的东西是对的,是普世价值,这使得他们本能地不愿把视野打开,不愿意把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纳入到他们对传媒的反思之中,而只是希望在媒体自律的角度里,从媒体的内部来解决问题。这当然只能是一厢情愿。

    赵: 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把视野打开,接受批判的思想,是不是蕴涵了对回到「过去」的杯弓蛇影似的担忧?

    吕: 当然有这方面的因素。中国的新闻学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因为其本身被压制得比较厉害,所以它反弹的程度会比较大、时间比较长。这就导致了一个后果,我们总是处在一个本能的条件反弹的过程中,从而丧失了思考的深度。因为过去是那样,所以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它是正的,我们就是反的,它是反的,我们就是正的。我充分理解这种「悲情」,但是如果不能脱离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就没办法进入任何另类视野来讨论问题。这样一来, 我们看上去似乎一直为脱离「过去」而努力,但实际上是更深地陷入到被「过去」的控制中。这样的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是亟需打破的。

    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我的一个博士生做的毕业论文是以《人民日报》为案例来讨论大众传媒与当代中国农村医疗卫生报导的转变,做得很认真,也很谨慎,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和文献。但论文在盲审的时候被一位评审人枪毙了,所有的指标上给出的评判都是不合格。其主要理由如下,「论文首先在标题上就值得商榷,《人民日报》从创刊到现在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不属于一般意义上讨论的大众传媒」,「作为乌托邦经济制度和意识型态国家机器的产物,合作医疗已随着改革开放成为历史,和那个年代所营造的制度神话『大庆』、『大寨』一样」,「从大众传播的信息模式上来说,我们需要通过健康传播的推广来建构新的社会营销模式,而不是把廉价的意识型态幻觉和社会民粹主义当作社会未来的路标。」党报不是「大众传媒」?那么整个毛泽东时代都不存在「大众传媒」,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依托市场的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而「市场」的专制是不被看见的。毛泽东时代的合作医疗是乌托邦和神话?是「社会民粹主义」?那么我们今天重建的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设想从哪里来的?是从西方的「健康传播」来的吗?其实西方的所谓「健康传播」指的只是健康知识的普及及其行为的研究。在新闻传播学界既有的叙述里,《人民日报》已经被界定为宣传机器,它必须被当作虚伪的、不可以相信的东西,否则你就是要回到左的过去,回到文革。这样,任何重新理解的努力都会触碰禁忌。我终于发现,对《人民日报》的态度是改革开放后新闻传播学界建立自我认同的核心,这个认同的想象正是建立在上述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该评审书的结论是:「论文把西方左翼学者意在批判西方国家传媒所有制结构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来分析中国执政党机关报对群众运动的宣传性报导, 既缺乏符合逻辑的论证过程,又没有表现出对历史的应有尊重。」如此「尊重」历史的观念,在新闻传播界并不是个案。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确是任重而道远。

    在我的理解里,中国的党报系统是需要重新去理解的,这绝不是否认它们曾经存在虚夸、宣传等问题,而是需要去追究为甚么党报会变得虚夸的历史条件。其实,《人民日报》很多记者对事实的尊重与群众的联系是大大超过今天我们市场化时代的记者素质的。我曾经建议我的学生去讨论「人民来信」,在传统党报系统里,人民来信是很重要的部分,它是政党和群众建立联系的一个管道。这样的管道在媒介进入市场化以后萎缩了,变成了对新闻线人有偿奖励这样一种生产关系,这使得我们传统的媒体和读者的关系完全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思考党报和「人民」的关系?它是怎样被转变为今天媒体和「受众」的关系的?《人民日报》的制度设计,它的上情下达的功能,是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及这个政党的自我定位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制度设计本身有它历史的意义,这个意义是需要重新被挖掘出来讨论的。它的扭曲和改变,都与这个政党自身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变化又是与热战、「冷战」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今天讨论党报体系曾经出现的问题,是要探讨为甚么当时制度设计的承诺没有被实现?为甚么党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变得僵化?这种僵化的历史根源在哪里?这些都是需要分析的重大课题。简单地否定,导致的必然是历史的虚无。

    今天,中国社会公共性的重构,既需要打破单纯建立在对「市民社会」想象上的「公共领域」的迷思,也需要重新思考和总结「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人民与公共性的关系。中国社会的公共性并非只有等待「市民社会」来孵化。跳出这个框架, 就可以发现,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的公共性的空间和方式,这些都是需要重新理解的政治遗产。今天的问题是,如何重申民主原则,重构社会主体,重新思考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并在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构建新的公共性理念与实践?这是我们面对的历史任务。

     注 释

1. Lu, X. (2005). Ruins of the future: Class and history in Wang Bing's Tiexi District. New Left Review 31, 125.136.
2. 参见吕新雨为《新闻大学》2009 年冬季号编辑的「聚焦央视改革」专辑。
3. 见:http://baike.baidu.com/view/640455.htm 。
4. 见王晓明,〈中国之认同的现实与期望〉,《天涯》2008 年6 期,页19。
5. 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导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导策略》,广
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年,页218.220、250.258。
6. Zhao, Y. (2008).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7. 罗伯特• 哈克特,赵月枝(2005)。《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沈荟、周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原书Hackett, R. A., & Zhao,
Y. [1998].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Toronto: Garamond Press.)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0-06-05 05:22:13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郭京毅和他的“村委会”

中国的贪官郭京毅

《新世纪》周刊记者 王和岩

2010年 5月 31日

    他们以权力为纽带,结成利益共同体。而当监管机制沦为寻租空间,结局就已经注定,如果二审不出意外,46岁的郭京毅面临的将是漫长的牢狱岁月。

    5月24日,上诉期限的最後一天,郭京毅正式提交上诉状。12天前,这位原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一审被认定受贿约845万元,获死刑缓期执行判决。几天后,他的难兄难弟、同盟者——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因行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5月27日,原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副司长邓湛,也因受贿罪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这桩启幕于2008年8月的外资审批系列案中,还牵涉有国家工商总局原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副局长刘伟,原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刚、资本司司长邹林等人,他们也都在追诉之中。这是一个围绕外资审批、并购审查等领域连接起来的利益共享体,环环相扣,纽带便是两个字—权力。当监管机制一旦沦为寻租空间,其结局也就早已注定。

小圈子

    在商务部内部,郭京毅所在的条法司,邓湛曾任职的外资司,均负有对外商投资、跨境换股、外资并购等方面的监管职责。此外,对外资企业的登记注册管理,对外汇的检查和处理,则由刘伟任职的国家工商总局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以及许满刚、邹林等任职的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资本司负责。
纵观郭、邓、刘、许、邹等人所居职位,其工作范畴多有交叠,“这些人都是一个小圈子里的。”一位商务部前官员说。

    在这个利益共同体中,除了官员,还有利益输送者,诸如富豪、律师等各色人等。其中也包括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下称思峰所)的张玉栋。另一名涉案律师刘阳也曾是思峰所的律师。

    思峰所人员并不多,但客户不少,且多为西门子、摩托罗拉、壳牌、爱立信、松下、乐富门、诺基亚等世界着名企业。业内一个公开的秘密是,思峰所几乎不直接做业务,而是靠帮别的律师事务所“批项目”赚钱。

    2008年8月,郭京毅、张玉栋、刘阳案发。当时即有知情者告诉本刊记者,此案所涉绝非商务部的一个部门和几名律师,很可能波及整个外商投资领域。果然,时隔月余,9月27日,邓湛被刑拘;10月22日,商务部条法司行政法律处处长杜宝忠被有关部门控制;又五天后,刘伟被刑拘;当年年底,许满刚、邹林等人相继被抓。

    其时官方尚未申明上述案件之间的关联,但整个外资投资领域已因此震惊不已,相关“潜规则”由此浮出水面,并在两年後郭京毅的审判中得到印证。在郭京毅收受的845万余元贿款中,绝大多数是他为相关企业在外资企业设立、并购及反垄断审查审批中提供帮助後获取的。透过郭案的法律文件反映出的邓湛、刘伟、许满刚、张玉栋等人涉案的零星情节,均与其分管和从事的外资投资业务密不可分。

    黄光裕的国美电器公司曾行贿110万元,用来答谢郭京毅在国美电器2004年至2007年间的股权变更、反垄断审查等方面提供的帮助。在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首创集团)设立外资公司,河北廊坊的新奥燃气集团公司(下称新奥集团)上市审批、外汇检查,苏泊尔外资并购项目审批及反垄断审查等环节,郭、刘、许等人,或收受巨额贿赂,或非法获利。同时,郭京毅、邓湛还通过给律师事务所介绍业务,收受巨额贿赂。行贿者中就有张玉栋。

同盟者即揭发者

    置身于这个环环相扣小圈子中的每个人,既是昔日权力寻租收益的共享者,也是有朝一日的检举揭发人。2002年五六月间,首创集团法律顾问找到郭京毅,请他对该集团设立外资公司审批一事给予关照。几次沟通下来,郭京毅表示,设立外资公司还需国家工商总局同意。大约一两周後,郭京毅约上刘伟,一起去首创集团在北京西三旗开发的楼盘“雪梨澳乡”,各看中一套别墅。

    至9月初,审批还没下来,首创集团法律顾问让郭京毅帮忙。郭京毅又将外资司的邓湛介绍给了首创集团。11月底,外经贸部(即现商务部,下同)批准了这个项目。之後郭京毅又给刘伟打电话,让他帮忙协调工商注册登记之事。很快,外资公司就注册下来了。

    在此期间,郭京毅多次向首创集团的人表示他看中的别墅价格太高,甚至以不装房间空调等设备、不搞绿化的说法暗示对方让利。就这样,购房的折扣从八五折一直降到不低于成本价的六折。2003年5月,郭京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每平方米5600元)购得“雪梨澳乡”B区205号联体别墅一套,因此获利价值人民币123万余元。与他同时获利的,还有刘伟。2008年8月,郭京毅率先被“双规”後,他检举的人中就有曾和他一同看房的刘伟。被其揭发的还有许满刚。

    2005年4月,新奥集团涉嫌逃汇、非法套汇、非法使用外汇等违规行为,面临国家外汇管理局专项检查。受新奥集团总裁杨宇之托,郭京毅找负责调查的外管局许满刚说情,表示新奥集团愿拿出一笔钱给他,平掉外管局检查的事情,希望他多帮忙;并提出不要让香港联交所知道,以免造成新奥集团在香港的股价波动。

    2005年六七月,国家外管局对新奥集团的专项检查接近尾声。秋日的一天,郭京毅约许满刚到新奥集团所属的艾力枫社高尔夫球场打球。其间郭京毅告诉许满刚,新奥集团的杨宇为他准备了30万美元。次年2月,外管局对新奥集团以罚款人民币500万元了结。之後,杨宇送给许满刚一张存有281.1万余元人民币的卡。被郭京毅交待出的许满刚,被抓後则检举了自己的同事邹林。

圈中人

    上述一干人等,或为同僚、下属,或为同学、合作者,抑或兼而有之,关系交叉,往来密切。其中最为外界瞩目的是郭京毅。

    郭京毅,身高约1.80米,仪表不俗。多位与他熟悉的人说,郭交游广泛,敢言敢干,脑子灵活,对利益看得比较重。

    1982年7月,郭京毅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四年後被分配至商务部条法司外资处。及至此次案发,郭京毅一直在条法司任职:1995年任副处长,八年後擢升为副司长,2007年3月出任正司级巡视员。

    郭京毅几乎参与和主管了最近20多年来中国外资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业务娴熟,在部里是大家公认的“技术官僚”。国家外管局的许满刚和工商总局的刘伟,与郭京毅的情况颇为相像。他们年龄相仿,专业出身,在本系统都是技术实力派。这两人在工作中跟郭京毅来往密切。在北京“雪梨澳乡”的别墅区,刘伟与郭京毅比邻而居。

    若论年龄,最长者是63岁的邓湛。他1982年进入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作为非中共人士,1991年起历任副处长、处长,52岁时为副司长,直至退休,其间曾力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直销体系”。2007年7月初,经商务部推荐,邓湛成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负责日常工作。

    小郭京毅一岁的张玉栋,与郭是大学同窗,更有同僚之谊,1986年北京大学毕业後,一同被分配至商务部。“张玉栋对郭京毅经常哥长哥短的。”商务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官员说。

    1994年,张玉栋被公派至英国学习,回国後到商务部下属的长城律师事务所任职。四年後长城所改制,脱离商务部成为独立的合伙人所。张玉栋也脱离商务部,成为专职律师。後来长城所四分五裂,张玉栋便组建了思峰所,办公地点位于东方广场,恰与商务部大楼隔长安街相望。

    曾与张玉栋共事的刘阳,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1995年从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法系毕业,进入商务部外资司,为郭京毅部下。在商务部工作期间,刘阳被公派到国外培训。2004年初,回国不久的刘阳辞职到思峰所担任高级顾问。

    2008年初刘阳另立门户,成立北京善信律师事务所。有知情者表示,刘阳此番变迁,与郭京毅他们自我保护的警觉有关,“他後期做得太大了,容易招惹是非。”

    在从事并购业务的律师界,张玉栋知名度颇高,但专业评价平平。一位相熟的资深律师直言:“张玉栋很善于交际,‘自来熟’。”他凭借的更多是与官方的人脉关系。

    张玉栋也自称:“一直与外经贸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各商业银行总行及某些地方政府机关开发并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工作关系。”

    出身山东省沂蒙农家的张玉栋,曾是1982年山东省高考文科第二名。与郭京毅相比,他更没有背景,所以做事更需要权力的配合,也更热衷结交权贵。2008年夏天系列案发时,本刊记者获知,张玉栋的思峰所实际上起到了上述涉案官员寻租的“小金库”作用。

    早在1998年,一次聊天时,邓湛开玩笑似地提出,要成立一个“村委会”,自己任“村长”,刘伟当“书记”,郭京毅做“副村长”,张玉栋任“会计”,负责管钱。上述提议,一拍即合。同年10月思峰所成立。

    张玉栋曾向郭京毅、邓湛等人承诺,如果成功介绍代理项目,便可按照律师费的5%到15%从中提成。对思峰律所办理的项目,郭京毅等人关照有加,审批的时间相对很短。

    郭京毅曾将河南新飞公司合并、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等项目介绍给张玉栋代理;而在张玉栋代理的苏泊尔外资并购及反垄断调查项目在商务部审批中,郭京毅也曾为张玉栋提供帮助。

    类似的合作长达十年之久。知情者称,每做一个项目,张玉栋收取顾问费上百万元,其中相当部分在年底分红时进入思峰所合伙人的名下,而後以种种名目输入郭京毅等涉案官员或其亲属的囊中。迄今已经公开的司法追究认定,在郭京毅收受的贿赂中,有78万余元来自张玉栋;此外,张玉栋还向邓湛行贿共计179万余元。

    与性格外向的郭京毅不同,张玉栋比较低调,也更有心计。有一段时间,他曾进入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培训业务。这些律师多数经张玉栋推荐进入跨国公司从事法务,而不少人後来都将本公司的项目交给张玉栋,张玉栋则会给予一定的回报。张玉栋的弟弟、妹妹、妹夫,则分别在壳牌、惠普、日产等外资企业任职。

生活圈与覆灭路

    位于河北廊坊的新奥集团所属的艾力枫社,有36洞高尔夫球场及顶级会所。球场分A、B、C三个场,其中A场只对身份特殊的客人开放,郭京毅们的“村委会”成员便是常客。一些企业的人也通过张玉栋,在此结识郭京毅等官员。

    艾力枫社连续举行过三届“思峰杯”高尔夫球赛,每次都有企业前来助兴,郭京毅、邓湛、刘伟等官员则会获得各种名目的奖项。思峰所通过类似的形式发展客户,向相关官员输送利益。

    当然,频频光顾艾力枫社的所有消费,埋单者不是新奥集团就是其他项目企业。2006年9月,时值苏泊尔外资并购项目审批及反垄断审查期间,应公司老板苏显泽之托,张玉栋出面约郭京毅等官员。

    一个月後,第一届“思峰杯”高尔夫球赛在艾力枫社举行。苏显泽作为协办方苏泊尔公司的代表参加了球赛。球赛结束吃饭时,郭京毅到了。席间,苏显泽向郭京毅介绍了苏泊尔的情况,希望其多帮忙。郭京毅表示,这个收购是个好事,一口锅影响不了国家安全,并说有什麽事情让张玉栋去办。

    2007年4月,商务部批准了苏泊尔外资并购计划。当月,在艾力枫社打牌时,苏显泽将一张10万元的卡交给了郭京毅。接近这个圈子的人透露,“村委会”的成员们认为,高尔夫球场没有监视器,说话不留把柄。

    这年“五一”期间,郭京毅、张玉栋、刘伟、刘阳等带着家人亲戚到杭州游玩。期间先後入住香格里拉、西子饭店等五星级酒店,去鉴湖打高尔夫球,所有的费用均为苏泊尔支付。回京时,每家收到了一份苏显泽准备的“土特产”。在郭京毅的那份中,有20万元现金。

    在苏泊尔外资并购及反垄断审查中,苏显泽共给郭京毅30万元,支付了张玉栋咨询费100万元——这还不算在牌桌上,以“扎金花”的方式几十万元、几十万元输出的钱。

    由于公私场合均频繁来往,郭京毅和张玉栋间对个人生活互不避讳。郭京毅喜欢流连于夜总会,不时麻烦上身,出面摆平者皆为张玉栋。他们还常常带着甚至是一面之交的女人,出现在高档休闲社交场所。然而,浮华生活并没有带给张玉栋所有的满足。据曾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士介绍,张也时常生出虚幻感。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曾不分白天黑夜地反复观看两部军旅题材电视连续剧《亮剑》和《士兵突击》。在2006年末至2007年初,张玉栋甚至开车带着女友,到拍摄《亮剑》的晋察冀根据地、赣州、延安等地走了一圈。

    张玉栋本人也常常惹下一大堆风流债,每每都可以拿钱解决。但到了2007年底,却终于因此而导致这个利益圈子的覆灭。因张玉栋用情不专,知悉“村委会”内幕交易的女友将其举报。张玉栋获知後,表面上转变态度稳住女友,暗地里加紧转移财产。几个月後,张玉栋的房屋和财产均转移至其前妻或女儿名下。完成这一切後,张玉栋曾得意地对女友说:你不是向中央纪委告我吗?就是告到联合国也没用,你一分钱都得不到。

    2008年6月,张玉栋发现有关方面在查他的律所及个人账户,自此情绪一落千丈,“他知道自己早晚要进去。”他的前女友说,汶川地震後,张玉栋带她去了地震现场。“他说人生不可计划,明天很难把握,只有今天在手里,所以活一天快活一天。”被同时举报的,还有郭京毅、邓湛、刘伟、许满刚,以及张玉栋的前同事刘阳等人。

    第一个被抓的是张玉栋。其时他和女友正在哈尔滨度假,住在索菲特大酒店。2008年8月13日清晨7时许,北京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佯称服务员叩门。张玉栋起身开门,十几名办案人员立刻涌了进来。早有预感的张玉栋身披睡衣,平静地说:我能不能穿上衣服,洗个脸?得到的回答是:到地方我们给你洗。
随後,在中央纪委驻商务部纪检干部的办公室,郭京毅被有关部门带走。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最後落网的刘阳,被办案人员抓获时,是在一个女人那里。

    郭京毅简历:郭京毅,生于1964年。1986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进入外经贸部条约法律司工作,曾在投资法律处工作多年,历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2003年外经贸部并入商务部,郭京毅继续担任条法司副司长,2007年3月升为正司级巡视员。2008年8月13日被“双规”,2010年5月12日,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死缓。(完)

 

 


发件人:"zggrgcd" <zggrgcd@163.com> 2010-05-30 12:31:18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中国工人(共产)党一届二中全会公报

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二O一O年五月二十九日通过)

    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二O一O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二O一O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我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举行。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这次全会,各省、少数民族自治区及直辖市的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这次全会。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委员会主席齐志平同志主持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方禹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都作了重要发言。各省、少数民族自治区及直辖市的党委第一书记向大会汇报了全国各地党委的组建情况。

    大会召开期间,正值深圳“富士康事件”发生,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为死难的工人兄弟姐妹们起立默哀,并向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发出了《紧急呼吁》。

    大会认为: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0个月以来,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中国工人(共产)党的诞生,改变了兄弟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的生存环境,客观上迫使其加强“内功修炼”、反腐倡廉,加大了打击其党内腐败的力度,逼出了中共领导财产的上报规定,初步达到了无产阶级两党制的设计要求,受到了老百姓的好评;我们党的“一大”制定的“无产阶级两党制不同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多党制的轮流坐庄。无产阶级两党制具体表现在无产阶级两个兄弟政党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决不以执政参政为目的的无产阶级大公无私性质”的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中国工人(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所犯的严重错误作出的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帮助的姿态获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生前所热切盼望的人民群众有序、法制、组织化地对无产阶级执政党的监督机制终于产生了。

    大会高度评价了去年国庆60周年盛典期间两个无产阶级政党互相配合真诚帮助的成果。大会认为:纪念国庆60周年口号和“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的紧急增加体现了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勇于正视和改正其“十七大”上不慎犯下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排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的严重违宪错误,在具体行动上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纲,其他都是目,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大会希望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不要停留,要继续进步,真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善成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改革开放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老百姓所欢迎的理论工具,努力达到邓小平同志生前多次重申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两手都要抓的殷切期望。大会完全同意《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言献策函?【中工建字第10号】<关于建议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七大二次会议的重要公函>》,并对其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上所产生的积极后果深表满意。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二次全体会议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关于改正中共十七大报告里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违反宪法部分重要文字表述错误的意见书》。

    大会高度评价了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机关去年国庆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大会认为:文章运用了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客观评价了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实事求是地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为中共“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找到了主持人,为以后中国共产主义政党起草好《建国以后特别是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奠定了基础。《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论》是一篇目前国内不可多得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必将会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论》发表以后,受到了国内外及各阶层大多数老百姓的普遍欢迎,他们主动传阅自发复印传为佳话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文章原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就是老百姓提议改成《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论》的,文章的第五部分就是在群众讨论中增加出来的。老百姓用极其生动的语言把“毛泽东思想是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目。只有纲举才能目张;如果纲目并举,甚至目举得比纲还高,就会思想混乱;如果废弃了纲,就会亡党亡国。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称为“红旗主导,彩旗飘飘,有血有肉”。文章提出的以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光辉著作为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文章重新肯定毛主席所倡导的“枫桥经验”是解决基层人民内部矛盾的光辉典范;文章提出的严格区分新民民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之差别的重要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首创。《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论》的写作修改过程充分贯彻了毛泽东思想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论》是全体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发展。她作为新世纪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将指导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创新、继续革命。

    大会对当前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对转基因等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之后达成了共识。大会认为:国内转基因等问题的大讨论对于提高中国老百姓的国际阶级斗争观念,防止帝国主义的各种诡计及和平演变阴谋具有非常重大的积极意义,但绝不能什么事都要走极端。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产品是世界潮流和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国家必须要在不丧失警惕性的情况下搞好科研,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作为一个如斯大林所说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科学共产主义者沦落到一般绿色和平组织的认识水平是令人费解和可悲的。因此,学习,学习,再学习,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紧迫任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要求,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努力开拓创新奋进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紧迫任务,锤炼共产党人的超强综合素质和高贵人品是雷锋精神即共产主义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学习雷锋、白求恩,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大会听取了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长李强同志作的《提高党员综合素质,建立全方位超强防解体覆亡队伍》的组织报告。李强同志的报告明确指出:经过八年精挑细选的中国工人(共产)党的十一万多党员队伍是一支半公开性质的综合素质极高、涵盖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阶层、具备“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坚强品质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先锋队,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内和各民主党派中的超强人才,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中的精锐,具有周总理所说的“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的潜质,是完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高科技文化知识武装起来的忠诚于人民的反腐败防复辟的革命别动队。由于生活在民间,这支队伍同时具备丰富的战斗经验和亲民感。中国如果一旦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将会在这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革命队伍面前死无葬身之地。

    大会增补了四名中央委员会委员、两名候补中央委员。

    这次大会是在上海解放61周年纪念日召开的。大会期间与会同志瞻仰了上海解放纪念碑和龙华革命烈士公墓。同志们深情缅怀革命先烈,立志继承先烈遗愿,将革命进行到底。大家一致表示:坚强团结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创新,努力帮助兄弟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大会期间,与会同志参观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和“四大”会址。大会以后,同志们将自费参观正在上海举行的世界博览会。

    大会期间,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顾问宋宝铃同志在北京向本次大会发来了贺电。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0-05-10 14:15:24 +0800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L_C_cc:标题: 转发: 转发:罗小朋杭州讲座

中国改革的新思路

(2008制度经济学年会征文)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教授 罗小朋

2010年5月

    文章摘要:本文从集体认知的视角,应用当代制度经济学和实践政治哲学的理论成果来解读中国的过去,解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提出了一个新的改革思路。这个改革新思路的基本的假设是中国的历史对精英的集体认知能力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而克服这种不利影响的信息环境已经出现。

    文章的第一部分是政治改革的新思路和相应的机制设计。针对多数人既向往民主和自治,但又忧虑中国搞民主会乱,搞地方自治会分裂这样一个困境,文章提出了一个利用大一统的积极因素来克服大一统的消极因素的政治改革思路:通过中央直接任命部分县的行政长官来改善县域治理,渐进地推动地方自治,同时加速建设中央独立的司法和执法能力,并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设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之间新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促进全面的宪政民主。

    第二部分是经济改革的新思路和相应的机制设计。针对中国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居民权利不平等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文章在总结地方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改革思路,即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下,以县级政府为主体,组织“社会赋权交换”,纠正对土地和劳动价格的严重扭曲,彻底扬弃五十多年来以城乡和工作单位来界定个人权利的制度安排,从实现中国公民“同县同权”开始,推动地方自治,推动地方良性竞争与多边合作,逐渐实现中国公民权利的全面平等。

    第三部分是改革新思路的学理依据。文章指出,创建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理解中国人的集体认知特征。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核心观点:政治大一统主导下的中国社会具有自上而下的建构特征和知难行易的集体认知特征,中国必须针对自己的社会建构特征和集体认知特征来选择改革进路,理性地设计和推进改革过程。中国政治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增进精英阶层的交往理性,正确地处理自治、法治和民主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改革,集体认知,权利交换

A New Approach of China’s Reform

Key words: China Reform, Collective Learning, Entitlement Exchange

ABSTRACTION

    Applying some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approach for China’s reform based on new understandings of China’s past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thirty years reforms in a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learning. The basic assump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China’s past left very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apacity of collective learning for the Chinese elite, but a new informational environment has created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overcome its weakness.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paper suggests a new approach and mechanism for China’s political reform. For long time, the Chinese has been falling in such a paradox: they believe that regional self-governance and democracy should be the goals to achieve, however they also believe that self-governance would break up China and democracy would cause chaos. To resolve this paradox, the idea is to use the positive legacy of the Grand Political Unity (政治大一统) to overcome the negative legacy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directly appoint governors for some counties to reduce informational asymmetry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in the process to promote democratic self-governanc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lso needs to build up its judicial and law enforcement capacity parallel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ensuring basic rights for all citizens during the reform process. At same time, new mechanisms to improv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should be built by taking advantage of modern IT through constructing new public spaces in webs.

    The second section suggests a new approach and mechanism for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To tackle the severe so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resulted from the existing entitlement system, a mechanism called ‘social entitlement exchange’ should be developed among the county governments under the coordination and fiscal suppo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mechanism is expected to reduce the serious distortion of land market and labor market, and it will enhance equal 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by establishing equal rights first within each county, then by promoting fair 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o lead China to a society of equal citizen rights.

    The third section presents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for the new reform approach suggested by this paper. China needs indigenous doctrine for its modernization. A good starting point is to understand how China’s unique past shaped its way in collective action, collective thinking and collective learning.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society is an “Up-Down” society structured differently from West and other civilizations. For China, it tends to be harder to know than to act. China needs to choose its own path for change based on its character in collective learning. The key for China’s success is to enhanc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among elites so they can properly coordinate the progress in regional self-governance,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一、前言

    在信息成本很高的时代,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借助各种决定论和目的论的理论来增强变革的信心。无论这些理论本身的价值如何,由于知识和信息的不足和理性沟通的困难,不但变革的代价很高,而且往往会走到本不想去的地方。随着信息成本的下降和实证科学的发展,人类越来越试图通过自觉的认知过程来减少制度变革的风险和成本。过去三十年,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下推进的变革,明显地反映了这种新趋势和新特征,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新鲜经验和新知识。但是,目前中国的诸多改革思路,缺乏自觉的集体认知分析,因而不能更好地把这些本土经验和知识变成支持中国进一步变革的资源。本文提出的中国改革新思路,就是试图从集体认知这样一个新的视角总结中国本土经验的努力。

    本文提出的改革新思路基于以下的假设:

    1. 自国家出现以来,在一定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权利体系下内生的集体行动机制(mechanism of collective action)(Barzel, 2002)以及共生的政治文化对社会的集体认知能力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任何一种集体行动机制都包含信念系统(belief system)和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这两个要素,而笔者认为,这两个要素与知识存量(stock of knowledge)一道,决定着集体认知的能力。在外生力量对价值理性和知识存量发生重大影响的当代,交往理性对集体认知能力具有更加突出的影响。

    2. 中国现代化的困境最深刻的根源是两千多年儒法国家(赵鼎新,2006)的政治大一统内生的集体行动机制对精英集体认知能力,尤其是对精英的交往理性的桎梏。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统一的士阶层,是华夏文明政治整合的社会基础。秦朝速亡并没有改变士阶层支持终结争霸,天下一统的主流倾向,而是诱生了两个适应政治大一统的集体行动机制,一个是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刘邦项羽逐鹿中原奠定的改朝换代机制,另外一个就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创建的儒士制约王权的“道统”机制。“道统”机制的核心是反对以封建特权来制衡中央王权,试图以儒士的道德理想实现对王权的约束。成王败寇的改朝换代机制对使用极端暴力争夺最高权力赋予了完全的正当性,而过度依赖道德说教的“道统”机制,虽然提供了一种以科举为基础的官僚政治制约王权的机制,却不利于权利对权力的制衡。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不仅与中国精英政治大一统的偏好而且与两个相关的集体行动机制始终未能更新有很大关系。政治大一统的偏好及两个古老的集体行动机制是中国精英自百家争鸣时代以来交往理性不进反退的重要渊源,因为成王败寇和官僚政治主导的权力博弈窒息了中国人的政治宽容和公共理性。

    3.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精英摆脱政治大一统的集体偏好和成王败寇的政治文化陷阱并非易事。建设宽容和理性的新政治文明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中国精英是否有理性交往的良好意愿,也不取决于精英和百姓是否不怕牺牲,勇于变革,而取决于内外的政治环境能不能为中国精英的理性沟通创造机遇。遗憾的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而中国精英也一再错过良机。

    4. 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虽然并非近代以来最宽容的政治环境,但毫无疑问,中国现在的信息环境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信息环境。这一点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对于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交往理性和公共理性严重不足的大国来说,一个持续良好的信息环境,可能比一个宽松但不稳定的政治环境更有利于成功的变革。

    5. 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和信息环境最积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中国精英可以空前从容地重新审视和发现历史,不仅能够全面地审视本文明的全部历史,而且能够空前深入地考察和对比其他文明的历史。这一巨大进步对于中国精英集体认知的意义就在于,与历史的深入对话有助于纠正被政治大一统的集体偏好扭曲的历史和史观,纠正被各种舶来的意识形态扭曲的历史和史观,从而有利于中国精英调整信念系统,接受价值多元的合理性。

    6. 中国目前的政治和信息环境的另外一个积极意义,在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空前开放和深入。与外部文明直接和深入的交往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视野和参照系,使得外部文明极其丰富并且迅速增长的知识成为中国精英可直接利用的宝贵资源。可调动的知识存量是支持一个社会集体认知和应变能力的重要因素(North, 2005),可以说,在这个方面,中国精英已经消除了几个世纪以来对西方文明的绝对劣势。

    7. 中国目前的政治和信息环境第三个重大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出现了全新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网络信息技术正在带来人类交往方式和认知手段的革命。就政治变革而言,网络信息技术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有可能极大地减少个人和群体进行平等的政治沟通的道德风险和政治风险。这对于减少政治大一统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中国精英的沟通理性具有极其积极的意义。

    总之,全新的知识和信息环境以及全新的交往手段,加上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为中国形成新的改革理念和新的变革理论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建设更理性的集体行动机制提供了可能。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从集体认知这个新视角,应用当代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新成果来解读中国的过去,解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提出了一个新的改革思路。

    本文的结构安排是先对策,后学理,这样安排的好处是有利吸引更多并非专攻学术的读者,也有利提高学理分析的针对性。当然,这不可避免削弱了学理分析的系统性和严谨性。

    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政治改革的新思路和相应的机制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困境突出地体现在这样一个认知悖论,多数人早就相信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和自治,但多数人也忧虑中国搞民主会乱,搞地方自治会分裂。针对这样一个困境,笔者提出了一个利用大一统的积极因素来克服大一统的消极因素的政治改革思路。笔者建议通过中央直接任命部分县的行政长官来改善县域治理,渐进地推动地方自治,同时加速建设中央独立的司法和执法能力,并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设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之间新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促进全面的宪政民主。

    第二部分是经济改革的新思路和相应的机制设计。这个改革思路和机制设计所针对的是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最突出的一个挑战: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居民权利不平等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笔者在总结地方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改革思路,即利用中国政治集权,财政分权的基本格局,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下,以县级政府为主体,组织“社会赋权交换”,也就是组织公共资源分租权的交换,纠正对土地和劳动价格的严重扭曲,彻底扬弃五十多年来以城乡和单位来界定个人权利的制度安排,从实现中国公民“同县同权”开始,推动地方自治,推动地方良性竞争与多边合作,逐渐实现中国人的迁徙自由,实现中国公民权利的全面平等。

    第三部分则是上述改革新思路的学理依据。中国改革面临的挑战,强烈地呼唤建设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笔者提出,创建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理解中国人的集体认知特征。政治大一统主导下的中国社会具有自上而下的建构特征和知难行易的集体认知特征,中国必须针对自己的社会建构特征和集体认知特征来选择改革进路,理性地设计和推进改革过程。中国政治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增进精英阶层的交往理性,正确地处理自治、法治和民主的关系。

二、政治改革的新思路

政改新思路的指导思想

    笔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艰难曲折,代价高昂,并不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排斥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也不是因为中国人难以认同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中国现代化艰难曲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不可能在精英阶层中培育理性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而没有理性的沟通和共识机制,就不可能在变革过程中有效地利用和转化传统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变革的风险和代价。

    成功的现代化经验证明,只有理性的变革过程才可能实现理性的变革目标,精英阶层只有通过理性的交往,才能为社会找到正确的变革路径。与之前的变革相比,过去三十年中国精英的集体理性有了很大提高。中国精英阶层集体理性的进步,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进步,而且使中国出现了现实的机会,走出旧政治文明的阴影。

    中国政治改革新思路的基本思想,就是自觉地把建设理性的精英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贯穿于改革的探索之中。为了改革成功,建设精英的理性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不仅应该体现在改革方案的设计过程中,也应该体现在改革方案本身以及改革的实践过程中。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改革过程的理性,而不仅仅是强调改革目标的理性。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从来就不是某个人设计出来的,而是精英阶层理性交往的产物,因此,只要中国精英能够不断提高集体理性,不断改进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中国精英就完全能够创造出既适合中国国情又体现现代文明精神的政治制度。

    中国改革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当中国精英能够比较理性地沟通的时候,就能够激发出很高的集体智慧,迅速地开创举世震惊的新局面。在这方面,最经典的成功案例就是包产到户。改革之初,中国精英对于农业改革,也曾面临类似于今天政治改革面临的集体认知困境。当时大家都认识到集体化的农业体制是中国粮食短缺,农业上不去的根本原因,但是,多数人都认为如果农业退回家庭经营就会导致政治灾难。

    由于对改革历史的浪漫化叙述,今天还有许多人以为是小岗村的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自发包产到户,才打破了农村改革的僵局。这其实是对中国改革历史非常危险的曲解。如果中国的改革都要等到老百姓冒着坐牢的风险去突破,那么中国的改革绝不可能成功,而只可能导致暴力革命。

    中国农村改革在八十年代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精英中存在着一种理性的认知态度。其中,在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之间,不仅存在着改革的默契,而且,存在着一种极其宝贵的共识,那就是实事求是,谁也不能把一种改革的方案强加于人。包产到户首先在安徽局部地区被默许之后,多数省份是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当时的江苏省,甚至在两省边界树立了抵制包产到户的大标语,一个字有一人多高。

    中国之所以能够突破对于农村改革的集体认知困境,不仅在于领导人的理性认知态度,还在于精英阶层对原有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成功地实现了重大的创新。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个事实,就是智囊机构的诞生和发展。

    中央集权的政治大一统,始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中央与地方的沟通。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很高的道德风险和政治风险。大跃进的失误以及后来的严重饥荒,都与这个问题有关。由于这种道德风险的存在,八十年代中央的改革领导人和地方的改革领导人之间也存在着一个认知的悖论:中央对改革方向和速度的判断要取决于地方的判断,而地方的判断又要取决于中央的判断。破解这一认知悖论,需要地方和基层的创新勇气,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一旦局部突破之后,如何形成共识呢?

    在当时的中央领导支持下,自发组织的智囊团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沟通机制,从而促进了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共识。没有这样一种新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很难想象中国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能够如此顺利,如此成功。

政改新思路的机制设计

    三十年过去,时过境迁,当年的精英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已经完全不能应对今日改革面临的挑战。我们借鉴三十年前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是从当年的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原则,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比如,八十年代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分区域的改革探索。今天,这一经验依然有重大价值,但是,今日的分区域探索,面临着当年所没有的两大难题。第一,今日地方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已非昔日可比,第二,今日中国正在建设统一的法治,不能允许地方擅自突破国家法律的界限。如果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不能建立新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简单地模仿八十年代各自探索的改革经验,肯定会导致灾难。

    中国政治改革的任何一种思路,都必然要面对这样两个困难的挑战,即如何保证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不发生动乱,在实现地方自治的过程中不发生分裂。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两个困难,一些精英认为,中国根本上就应该放弃对民主和自治的追求。但是,中国精英和民众的多数,并不认同这种主张。那么,破解这两大难题的钥匙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破解这两大难题的钥匙,就在于充分调动中国政治大一统的积极因素来克服政治大一统的消极因素,全面改善精英阶层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以建设中央与地方沟通的新机制为切入点,推动统一法治下的地方自治。

    那么,什么是中国政治大一统的积极因素呢?中国政治大一统对人类文明秩序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超越家庭出身和地域背景的制约,激励和选拔最优秀的人才为社会服务。没有这一积极因素,中国的政治大一统早就像其他大帝国一样,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那么,什么是中国政治大一统的消极因素呢?政治大一统的消极因素来自中国家天下的治理传统。这种治理传统把公共事务的管理高度个人化,系统地排斥地方自治,压制基层和地方公共空间的成长。没有公共空间的扩展,中国不可能发展非个人化的交往,不可能形成非个人化的交往习俗,更谈不上建设有利公共理性的沟通伦理和沟通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精英的个人认知和集体认知,受到地位(有权还是无权)和人格(君子还是小人)的严重干扰,往往把“谁说的”放在比“说什么”更重要的地位,非常难以形成客观的集体意识。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判断,中国政改的新思路体现为以下的机制设计:

    1. 利用中国历史上县令由科举选拔由中央直接任命的传统,在全国公开选拔和任命约三百个县长,派往各省具有代表性的县份。

    2. 对中央直派的县长建立新的激励机制,鼓励连任,抑制急功近利的机会主义倾向。具体做法是连任次数越多,级别和待遇越高,允许出现省长级的县长。但是,一旦没有通过考核或失去民意支持,则不能转任公务员,而只能去竞争其他政治性领导职务或回到民间谋生,以实现政治家的非官僚化。直派县长离任后,经过数年的考验,如当地能够成功地,持续地进行民主自治,国家应对原任直派县长(可以不只一人)授勋,以褒奖他们对中国民主的贡献。

    3. 赋予中央直接选拔和任命的县长如下特权:每年到中央集中一个月,进行交流和培训。 借鉴美国参议院的议事规则,向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尤其是立法优先顺序的建议。 在网上建立封闭的虚拟公共空间,以虚拟身份交流治理中面临的各种政策问题和法律问题,中央领导也能够以虚拟身份,自由地与这些县官进行直接交流。 连任后升级的县长,可以参与更高级别政府的决策,比如成为地级常委,省常委。

    4. 赋予省级如下权利: 在非中央直派县长的县份,由省直接任命县长或直选县长。 选拔的办法各省自定,逐渐扩大地方立法权,目标是允许地方政府改革本地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和地方司法制度。

    5. 中央政府加快建设类似美国联邦政府的司法和执法职能,如派出巡回法庭,建立类似FBI的执法队伍,建立垂直的劳动执法系统。

    6. 制定法律,允许人民请愿,要求中央政府直派县长。请愿由中央政府按特定程序评议和决定。

    7. 制定法律,允许中央政府调整直派县长县份的比例。

    8. 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多层次的公共空间,包括隐匿真实身份的虚拟公共空间,鼓励朝野精英在守法自治的基础上,在网上理性交往,以真实身份或虚拟身份议政和模拟参政。探索精英言论的公共评价机制和精英与民众的理性沟通机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精英的议政范围。在条件成熟时,还可以在网上模拟宪政改革。

    以上建议的一个关键措施,就是由中央政府直接选拔和任命一部分县域的行政长官。这样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我国存在的最大治理危机,是部分县域治理的失控。几千个父母官,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究竟在干什么,透明度非常低。更严重的问题是,县一级政权,在中国地方治理中极为关键,因为县域是中国几千年来最稳定的地方治理单元,财政分权以来,也是全面整合资源,包括民间和政府资源,经济和社会资源,城市和农村资源最基本的治理单元。但是,正是在这个治理层级上,出现了权力和责任最严重的不对称,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地方上出现了许多百姓和中央都不满意的政绩工程,出现了许多频频赴京的“访民”。

    中央直派县官,不可能到所有县,更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但是有助于产生以下积极的效果:

    1. 极大地改善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不仅使中央可以及时地了解地方基层治理的突出问题,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央与省对话的信息不对称,对省一级产生巨大的改革压力。

    2. 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部分县官,对于全国有政治抱负的人才是一个极大的激励。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分久必合,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形成了统一的知识阶层——士。统一的士阶层有一个共同的偏好,就是志在天下,而不在乡土。因此,对国家统一的偏好是中国精英的政治文化中最稳定的基因,建立一个充分开放和竞争性的地方长官市场,是确保中国地方自治而不分裂最有效的措施。目前我国不少地方的恶势力发展很快,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张层层选举,是天真的洋教条。

    3. 当然,我国的一些地区也具备了扩大地方自治的条件,因此,正如没有必要一律搞层层选举一样,也没有必要每个县都直派县官。新改革思路的灵活性就在于,每个县的行政长官可以出自三种不同的选择,由中央直派,省直派或地方直选。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这三种县的比例,中国就可以比较平稳和可控地向地方自治过渡。

    一百年前中国精英就接受了地方自治的理念,但一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路径。现在看来,由于中国缺乏地方自治和法治的传统,政治现代化面临着特殊的困难。除了建立开放和竞争性的地方长官市场,为了确保地方自治不导致地方恶势力的猖獗,必须首先强化中央政府独立的司法和执法能力。这是新改革思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源自英国普通法和美国联邦制的经验。如果没有中央独立的司法和执法能力制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难以确保普通人的基本权利,这已经是现代国家的常识。

    中国现在面临的信息环境和技术条件之好是我们的先贤难以想象的。我们有比前人充分的知识和技术手段来设计和实施变革的方案,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改变中国政治文化的陋习,就不可能进行理性沟通,也就不可能充分地整合各种内外的价值资源和文化资源来改革落后的政治制度。挑战在于,克服政治文化的陋习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因为政治文化一般都形成了自我锁定的机制。你要参政,你就要接受现存的政治文化,你要不接受,就自动出局。正是政治文化的这种自锁机制,使得许多民族难以摆脱政治制度长期落后的困境。现代的网络技术,为克服政治文化的自锁机制提供了一种新机会,这是因为网络技术所提供的虚拟空间,可以使人们超越现实中的交往方式发展体现公共理性的交往。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机会,如果精英阶层没有对文化的自我批判能力,没有道德的坚守和承当,什么样的技术也帮不了忙。在改革新思路的机制设计中,引入了虚拟公共空间的建设,就是因为相信中国精英“天下为公”的核心价值,能够提供足够的道德资源,支持他们利用网络技术来打破中国政治文化的自锁。

三、经济改革的新思路

推进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和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改革的困难首先来自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的滞后,因此,没有一个能够赢得精英广泛共识的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的新思路,任何经济改革都将是困难的。正因如此,本文提出的经济改革思路,是以下列假设为前提条件的:

    1. 政治改革的推进能够有效地改进精英阶层,尤其是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精英之间,当权的精英与民间的精英之间理性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从而对改革探索中不可避免的危机,不仅有一定的预判能力,也有理性的整体反应能力。2. 司法改革的推进能够迅速和有效地提高中央政府独立的司法和执法能力,使地方政府的权力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有效约束,从而使普通人的基本权利能够普遍得到落实和保护,避免在扩大地方民主自治和公民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发生严重的社会失序。

    前面提出的政治改革新思路,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机制设计来满足上述两个条件。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设计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更不是所谓最优设计。不过,笔者认为,不论是何种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的机制设计,都必须创造上述两个前提条件,才可能推动经济改革的实质性进展。

    反过来也是如此,如果对于经济改革所面对的挑战和问题的实质,精英阶层没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和前瞻性,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的设计和推进将不可避免出现很大的盲目性。因此,中国改革的新思路,必须是一个政治、司法和经济改革的理念和逻辑一致,机制和策略互补的新思路,而要做到这一点,绝不能仅靠少数人搞什么总体方案,而必须建设精英阶层的理性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使精英阶层集体认知能力的提升不断超越危机的发展速度,使改革的进程能够不断得到集体智慧的营养。
那么,当前中国精英对经济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什么共识?这些问题与政治和司法改革是什么关系?

    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这一点,我认为中国精英阶层已经大体上形成了共识。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的深度以及改革的基本思路,仍然存在很大分歧。

    从表象上看,中国建立现代社会保障系统的主要困难来自于社保的不可携带性,以及“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对于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所带来的制度和利益障碍。不过,从深层次看,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要求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是中国现在的政治和司法制度所达不到的,同时,中国政治和司法制度的落后还表现在地方自治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地方经济分权的水平,导致地方政府难以自主地协调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以及移民引发的社会保障问题,这两个问题就是经济改革与政治和司法改革最实质性的关联点。

    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另外一个突出的挑战,就是土地制度。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已经成为落实农民的土地权利,深化土地产权市场的严重障碍。对这一点,精英阶层也有很高的共识。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的关联性也是十分清楚的。要深化市场对土地资源的配置功能,就必须同时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保问题。在贫困地区,许多农民确实愿意用放弃土地的方式换取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但当地的财政却无力承受这一转换。而在地价很高的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愿意用社保交换农民放弃土地,农民却难以接受。很明显,没有政治和司法的改革,公平和公正地解决这些难题是不可能的。

    中国精英阶层已经普遍认识到,上述两大难题对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并非短期的经济效率,而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十年之内,如果社会保障和土地制度这两大难题依然如故,就将给中国的人力资本和住房——这两项最重要的长期投资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中国社会将有严重失序的危险。道理很简单,中国现在近两亿农民工,很多人甚至从来没有拿过锄头就进城打工了。十年后,他们的家园究竟在哪里?他们的子女将在哪里读书和成长,如果还是像现在这样渺茫,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可怕的破坏性力量。

经济改革的现存思路:理念的检讨和经验的启示

    那么,中国精英阶层对于经济改革面临的上述两大挑战,事实上存在那些基本的思路呢?这些思路背后的理念又如何呢?

    一种思路就是用政治改革来代替经济改革。这种思路的内在假设,就是成功的政治改革可以“自动”地带来经济制度问题的解决。因此,设计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此一举。这种把一切改革的问题都归结于政治改革的思路,在民众和青年中有相当大的市场,这不仅反映了政治改革的紧迫性,也反映了中国一直都存在的一种十分顽固和危险倾向,就是把一切技术和制度层面的问题都道德化和政治化。

    另外一种思路正好相反,这种思路认为存在某种经济改革目标,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能够“自动”地带动其他改革,比如说,实行土地私有化,通过推动这一目标,不仅推动了经济制度的改革,而且顺理成章地带动了政治和司法改革。这种理念的偏颇,是以个别改革目标的合理性来代替整个改革目标和过程的合理性,回避了政治和司法改革的困难, 也回避了各项改革之间协调的困难。听上去似乎有理,做起来无从着手。

    一种更为主流的现存思路,就是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解决改革面临的难题,比如说,建立全国统一社保账户的“金保工程”,就是试图通过电子联网,解决社保可携带问题;又比如,建议给每个学龄儿童都发教育券,这样不论孩子到哪里上学,都自动地获得政府的资助。这种思路也试图回避政治和司法改革的难题,因此,也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改革进展。

    那么,在现实中有没有某种实践经验,不仅收到过一定的成效,而且能够给我们重大启示,帮助我们寻找一条能够调动现有体制的各种资源,从而能够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向新体制过渡的经济改革路径呢?笔者认为,这样的实践其实是存在的,只是由于现在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严重地制约了精英的认知能力,制约了他们构建理论的抽象力和机制设计的想象力,因而不能够及时地发掘和提升这些实践经验对改革的重大价值,使这些经验不仅受到忽视,还遭到排斥和打压。

    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来自中国的地方政府,这是因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就一直扮演着改革的侦察兵和开路先锋的角色。地方政府早已从现实中遭遇了经济改革的各种重大挑战,并且进行了极有创意的探索。地方政府应对社保问题的一个大胆探索,就是出卖城市户口。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一些县级政府就曾经公开地出卖过城市户口,至于变相出卖城市户口,今天已经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最通常的形式就是把购买本地商品房与迁入户口挂钩。目前还有一个正在大量进行的交易,就是许多当年“下海”经商,放弃了自己的退休待遇的政府雇员,现在纷纷以缴纳现金的方式,赎回自己享受退休金的权利。

    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地方政府的一个大胆探索,就是有偿转让征用农地配额。这种交易在长江三角洲一度十分活跃,并达到相当规模,支持了新兴城镇的发展。例如,改革前仅有两万城市居民的义乌,成长为有百万常住人口的国际小商品交易中心,就得益于这种交易。浙江省的一位土地管理局长,曾经正式在全国人大提出议案,把这种交易扩大到全国,结果是议案被束之高阁,浙江省也因占用农地过多而受到中央的惩罚,土地开发配额锐减。

    这两个受到中央政府压制的探索究竟有什么积极启示?为什么中央政府要制止和限制这些探索?中央政府意志的法理和学理依据是什么,对改革又有什么启示?我和张晓波共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理论和经验的探索, 形成了以下的认识:地方政府进行的户口交易,赎回退休金权利的交易和土地开发配额交易,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改革探索,提出了一个对经济改革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任何经济改革,都可以理解为对经济权利的重新界定。阿马蒂亚.森曾指出,经济权利可以理解为由两种不同赋权组成的统一的赋权体系(entitlement system)。构成这个体系的两种赋权,一种是市场赋权(market entitlement),另一种是非市场赋权。(Sen,1981)我根据森的思想,把非市场赋权理解为社会赋权(social entitlement)。经验告诉我们,市场赋权与社会赋权最重大的区别,就是交易的正当性不同。在市场经济中,除了对毒品或卖淫等进行约束外,市场赋权的自由交易有很大的正当性。但是,即使是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社会赋权一般也是不能自由交易的。因为社会赋权是一种公共资源的分租权,这种分租权,如养老金,义务教育,公费医疗,一般不允许自由转让,也不能继承。

    中央政府制止地方政府出卖城市户口,其法理依据就是地方政府并没有得到授权进行这种交易,其学理依据,就是与城市户口捆绑在一起的各种社会赋权,一般没有自由交易的正当性。

    社会赋权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交易?社会赋权交易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改善公共资源分配和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的手段?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化解既得利益,降低新权利界定成本的机制?

    我们发现,一些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社会赋权交易可以被用来改善公共资源分配的效率,被用来作为改进公共服务的手段。弗里德曼关于教育券的思想,以及当今世界已经广泛实施的排污权交易,实质上都是社会赋权交易的一种形式。

    我们还认识到,社会赋权交易,早已被成功地运用到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所谓价格双轨制,其实质就是允许平价物资配额的交易。当然,平价物资配额与户口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平价物资配额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为了限制市场的自发力量,把许多本来可以自由交易的市场赋权变成了不能自由交易的社会赋权,并且把这些权利与本来就不允许自由交换的社会赋权捆绑在一起。比如说,国有企业职工的铁饭碗,也就是就业保障权,和获得平价生产资料的特权捆绑在一起。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就业保障的权利是不能自由交换的,而购买商品和生产商品的权利是可以自由交换的。正是由于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分租权被捆绑在一起,使两种赋权分离的双轨制改革很早就遭到国有企业职工的抵触,他们认识到,双轨制最终会威胁到他们的铁饭碗。

    这个经验也让我们认识到,土地制度问题的症结,其实并不在于对土地私有化的意识形态避讳,而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像当年国有企业的工人一样,没有和他们的市场赋权实现分离,中国农地地租的分配方式依然把社会赋权与市场赋权捆绑在一起,没有找到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经济改革新思路的基本内容

    本文提出的经济改革新思路的基本内容,就是由中央政府主动地,有序地在地方政府之间组织和发展社会赋权交易,也就是在地方之间交换公共资源的分租权,以达到下列三个改革目标:

    1.进一步促进市场赋权与社会赋权的分离,纠正土地和劳动价格的严重扭曲,促进要素市场的均衡发展;

    2.通过中央政府对社会赋权交易的定向补贴,全面提升农民的社会赋权,全面降低经济欠发达地区对“财政供养人员”的不公平负担;与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相配合,优先消除县域内部城乡二元体制,实现中国公民同县同权,平稳地改变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高度不平衡、不公平的分配格局,并创造一种促进人口在城乡和不同地区合理分布的诱导机制。

    3.根据中国地域差距显著的国情,建设与市场经济兼容,公平和公正地界定和调节市场赋权和社会赋权的机制,实现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的有机配合,促进统一法治下的地方民主自治,促进地方治理的良性竞争与多种形式的区域合作体的形成。

    发展社会赋权交易能否实现上述三个目标,首先要取决于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的机制设计是否为地方之间的社会赋权交易提供正当性。本文假定,未来的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的设计,接受了社会赋权交易的理念,那么,经济改革新思路能否成功,就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地方之间进行社会赋权交易的机制设计,取决于这种机制设计与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的配合。

    社会赋权交易是一个很新的概念,系统地利用社会赋权交易来改变经济权利体系也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因此,有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深入探索。但是,中国改革已经为这一新的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支持,再加上国际上的排污权交易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因此,我相信,设计中国社会赋权的交易机制,定价机制和均衡机制,并非构建空中楼阁。

发展社会赋权交易的机制设计

    以下,本文以问答的形式提出一种社会赋权交易机制的原理性设计,并对这些机制设计背后的理念和部分学理做简要说明,以便吸引更多人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索,透彻地阐释赋权交易的机理,把赋权交易的机制设计提升到可应用、可操作的水平。

    1. 什么是社会赋权交易?社会赋权交易的主体是谁?

    社会赋权交易,是一种公共资源分租权的交易。从学理和法理的角度来看,因为涉及的是公共资源而不是私人资源的分租权,所以社会赋权交易的主体至少有一方不是个人和私人机构,而是政府。就中国的国情而言,我认为社会赋权交易的政府主体应该是县级政府。这首先是因为中国财政分灶吃饭的基本单元是县,目前许多社会福利都是以县为单位实行统筹。历史上,县也是中国地方治理最稳定的单元,是全面整合政府和民间,城市和农村各种资源的基本治理单元。

    中国改革的历史表明,县级政权对于本县农民的社会赋权和市场赋权安排,有非常大的自主权和裁量权,因为中国的现实是对农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并不存在统一的行政和法律规范。中国农村土地权利的分配以及农村企业所有制结构都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地域差异。在统一的等级政治秩序下,县级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和财政利益,对农民的市场和社会赋权实行不同的安排,是中国能够实行地方分权的改革策略最根本的制度原因,也是地方之间能够在经济竞争中推动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中国改革以来的历史,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即中国公民的赋权,其中包括一部分市场赋权,如土地权利是在县一级界定的,而农民的社会赋权更是以县为单位来界定的。

    2. 何种社会赋权可以交易?何种社会赋权应该先进行交易?

    原则上,凡能够提高公共资源效率,改善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社会赋权交换,都是合理的,但是,这里有法理正当性的问题,有政治和技术可行性的问题,还有社会成本和收益的权衡问题。

    关于交易正当性问题,中国的情况是,中央政府在赋予社会赋权交易正当性方面,比民主国家有更大的权威性。这是因为,在民主自治的社会,社会赋权交易的政治成本高,经济收益相对较小,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 当然,中国的现实是一把双刃剑,里面既有机会,也有风险,但我认为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努力地发挥中央政府权威的积极因素,自觉地克服其消极因素。对这个问题,后面将作近一步的讨论。

    从政治和技术可行性以及从社会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目前很快就可以而且应该进行的社会赋权交易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严重的资源滥用及其深层原因。过去的二十年,中国城市化进入了高潮。由于没有土地私有和地方自治的约束,也没有对劳动者权益的有效保护机制,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对土地资源和劳动资源的严重滥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深远影响。

    土地资源滥用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地方政府获得土地的成本太低,收益却极高。有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支付的征地成本,曾经低于市场价值的百分之十。劳动力滥用的道理也很简单,不仅仅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十分廉价,更重要的是,雇主以及打工所在地政府对工人未来的社会福利,包括子女的社会福利基本不负责任,就像使用一次性筷子一样。而那些输出劳动力的地方政府,事实上也没有责任和能力来保护和保障这些输出劳工的利益。这样一来,用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中国的农民工体制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再生产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和投资。

    不少经济学者为中国农民工的低工资辩护,他们的主要根据是,农民工的低工资是自由契约的结果,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这些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奉者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地,系统性地,远低于其边际生产率。而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这样的工资是远离充分竞争的市场应该达到的福利水平的。根据我个人的粗略估算,目前近两亿农民工,包括一些从事非法服务业的农民工,其工资总额还不到中国GDP的百分之十,但是,中国农民工的直接贡献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比例,至少应该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这种巨大的扭曲,恰恰是农民工的工资长期低于其边际生产率的结果。值得指出的是,使用农民工的雇主们,并非是农民工低工资最大的受益者,这正是问题的复杂之处。现代劳动者的真实工资,很大一部分表现为社会保障的扣除,但是,农民工并没有得到这一部分,他们的老板也不一定得到了这一部分,很大的部分转化成为输入农民工的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收入,但是,他们却并不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承担责任。用制度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补偿和投资出现了搭便车问题,在宏观上导致对数亿农民未来人力资本的投资严重不足,留下极大隐患。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赋权交易可以纠正对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后患无穷的扭曲呢?恰恰是地方政府对土地征用配额的交易和出卖户口和退休金权利的交易,给我们以极大启示。

    我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展开两种配额的交易,一个是农地征用配额的交易,另外一个是引入外地劳工配额的交易。

    对农地征用配额,中国目前使用强化行政手段的土地管理办法,其积极意义在于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执法能力,但是,如果仅仅提高执法能力,而没有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杠杆,并不能解决土地的利用效率问题。至于让农民直接进入土地市场的主张,虽然有利于提高对农民的经济补偿,却并没有回答非农地资源如何合理分配的问题。

    既然大家都清楚,谁得到土地开发配额,谁就发财。为什么不让出价最高的地区得到呢?这样可以明显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只有那些能够更高效地利用土地的地区,才能获得更多土地开发权。在所有社会赋权交易中,恐怕最容易立即收效的就是农地征用配额的交易,因为这个交易事实上已经大量发生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扩大范围,改善交易机制。

    不过,如果仅仅对开发土地收费,而不对滥用外地劳动力进行约束,中国的城市化就会发生另外一种扭曲,那就是雇用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把他们榨干之后弃之不顾。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目前政府的思路却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的思路之一,就是提高最低工资,增加雇主和劳工本人对社保基金的提取,并通过立法强制雇主建立更稳定的劳动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思路,这个思路的危险就在于试图削弱私人合约的自治性,用干预市场赋权交易来处理本可以由政府之间的合约,也就是社会赋权交易来解决的问题。这不可避免会提高私人合约的成本和政府管理的成本,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

    目前解决农民工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的另外一个思路,就是中央政府强令输入农民工的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特别是技能培训,子女教育,文化娱乐甚至还有临时住房。这个思路虽然也是出于善意,但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规律。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包含极大的道德风险和财政风险,因为增加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未必吸引高素质的劳动力,反而可能招来许多当地并不需要的流民,不仅导致公共资源的严重流失,而且埋藏着社会失序的危险。

    还有一种主张,就是彻底解除对人口自由迁徙的约束,允许发展大规模的贫民窟。我认为这种主张不仅是不可取的,更是行不通的。大规模的贫民窟在印度和孟加拉可以长期存在,但在中国一定是动乱的温床,因为中国尚不是一个自治和法治社会。大规模的贫民窟永远也不可能给那里的居民提供一种健康和积极的归属感,更重要的是,中国完全有能力找到比发展贫民窟更好的办法。

    发展社会赋权交易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思路,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劳动力输入地区向劳动力输出地区购买劳工输入配额,就如同香港从菲律宾或从中国内地输入劳工,要有数量的控制,有严格的程序,而且,输入地政府不仅要负责把社保基金转入输出地的社保账户,还可能要追加付费,使得农民工的社会赋权虽然不能大到输入地区的水平,却能够较快地接近输出地城市居民的水平,尽快地消除劳动力输出地城乡二元的福利体制。这就不仅有利于减小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减小地区内部,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内部收入的不平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各地输出劳动力配额的价格可以不同,以反应各地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由此导致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差异。对于技能不同的劳动力,也可以考虑有不同的输出价格。输入地的购买价格,并不一定等于输出价格,因为中央政府可能需要对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流向以定向收费或补贴的方式进行干预,以便诱导更为合理的宏观格局。比如,对于那些外地人口比例过高的地区,就应该考虑提高其输入价格,这将有利于刺激输入地政府把更多的外地人转为本地居民,承担起对他们的社保责任。对这一问题,将作进一步的讨论。

    除了土地征用配额和输入劳工配额的交易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赋权交易,就是所谓的“财政供养人口”的配额交易。自八十年代初实行财政分灶吃饭以来,地方政府获得极大的改革动力。财政分灶吃饭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最重要的机制,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财政分灶吃饭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最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财政分灶吃饭对内地和工业机会较少的地区非常不公平。导致不公平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内地的“财政供养人口”与当地经济规模相比,数量太大。

    为什么内地“财政供养人口”相对本地经济规模过大会导致地区之间的不公平呢?这是因为,“财政供养人口”的支出刚性很强,如果一个地区财政供养人口的支出占当地经济的比例很高,一旦实行财政分灶吃饭,就会导致该地区在经济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那些“财政供养人口”负担较轻的地区,可以通过降低税率来吸引更多的投资,从而使当地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税率低—外资多—税收多—税率低,而“财政供养人口”负担重的地区则恰恰相反,进入了恶性循环:财政供养人口负担重—税率高—外来投资少—税收少—财政供养人口负担重。根据张晓波对全国县级经济数据的分析,中国各地的实际税率,与当地财政供养人口的相对负担呈现高度的正相关。这个研究强有力地证明,财政供养人口负担的不均衡,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竞争不公平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导致中国地区之间收入高度不平衡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不公平?我们发现,中国地方政府的规模,不是按照当地经济规模来设定和调整的,而是根据当地改革前总人口的规模来设定的。因此,财政供养人口的总数,与地方人口的规模,尤其是改革以前农业人口的规模成正比。这样一种设置,体现了中国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也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特征。很显然,继续这样做,已经非常不适应中国今日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迁移的现实,必须加以改革。

    无论如何改革,都不可能回避“地方财政供养人口”的既得利益,而要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财力。但是,在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下,偏偏是“财政供养人口”负担重的地方,财力尤其不足。如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已经成为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地方治理的一大顽症。

    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笔者建议,从全国农地征用配额的拍卖所得中,拿出一部分来,支持中部和西部的县份,赎买一部分财政供养人口的特权,让地方政府有财力进行湖北咸安那样的改革,“养事不养人”,或其他方式的改革,达到轻装前进的效果。这个社会赋权交易的运作原则,与拍卖农地征用配额“价高者得”的原则正好相反,应该是“价低者得”。也就是说,那些需要资金来赎买“财政供养人口”特权的地方,赎买一个人的特权出价越低,就越应该先得到资助。

    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用这个办法来解决全部“财政供养人口”负担不均衡的问题,因为在原来的“财政包干”合约中,有很多来自中央和上级政府的“霸王条款”,本来明明应该由中央和上级负担或分担的人员支出,比如教师工资,完全让财力不足的地方来承担,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通过赋权交易来解决。但是,赋权交易可以配合财税改革和地方政府改革来进行,尤其是作为化解既得利益的一种手段。赋权交易还可以为财税改革和地方政府改革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从而有利于更好地设计这些改革。

    中央政府把出售农地征用配额所得用来支持那些由于“财政供养人口”负担过重而经济发展受阻的内地县份,也是对历史不公正的一种纠正。可以想象,那些能够以较高价格购买农地征用配额的地区,一般都是财政供养人口负担较轻,在财政分灶吃饭的安排中占了便宜的地区。如果以每年400万亩征地配额来计算,中央政府通过拍卖,应该能够得到至少数百亿的收入,能够减少相当数量的财政供养人口。

    最后,探讨一下另外一种社会赋权交易,就是常住户口的交易。中国每一个地方的常住户口的含金量是非常不同的,其差异可能要大过中国大城市户口与中等发达国家国籍的差异。如果你有一个正式的上海户口,那么这个户口的含金量可能要比贵州一个穷县的农村户口,价值高达百倍都不止。这样一个现实,使人口自由迁徙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中国成为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就不能设计一套机制,不断地改善人口在空间的分布,更重要的是不断提高机会的均等。比如,我们可以让越来越多的老人,高兴地从大城市迁到生活费用尤其是服务成本较低的地方,而不失去他们原来的社会赋权,这样就把大城市的空间留给了更多的外地青壮年。

    输入外地劳工配额的赋权交易当然有助于促进上述目标,但还必须有规范的常住户口交易与之配套。目前大量发生的户口交易,对欠发达地区非常不利,对人口在城乡和地区之间实现合理分布非常不利,对于提高机会均等非常不利,对于改善地方治理也非常不利。

    这是因为,中国目前实际进行的户口交易,正在以空前的速度,把优秀人才集中在发达地区,集中在行政资源集中的大城市,并且把大量的金融资源从落后地区吸引到发达地区。只要你有足够多的钱或比较高的人力资本(比如高学位和高技能),你就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任何地区的户口,而普通劳动者即使在一个城市工作了几十年,也很难获得当地的正式户口。

    解决这个问题,完全参照国家之间的移民惯例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在同一个主权国家。但另一方面,必须要接受中国地区之间高度不平衡的现实。这就要求设计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户籍迁移规则。这个规则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如何达成关于户口迁移后的社会赋权调整的协议。协议至少必须通过三方来完成:转出方地方政府,转入方地方政府和迁移者本人。

    关键问题是允许这种三方协议合法化和规范化,允许本人把本地工龄和纳税记录折算为迁入户口的积分,允许个人把原来户口所在地的社会赋权以某种方式随本人转移,允许个人补差价或把地方之间社会赋权差别以一定的折现率变现。 目前正在进行的“下海”职工赎回自己退休金权利的交易,事实上已经为地方之间固定户口的交易,提供了非常直接的经验。

    当然,自由迁徙问题还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没有地方自治的激励,欠发达地区的许多优秀人才是难以留住或学成归来的。这个问题不能完全靠社会赋权交易来解决。没有地方自治的发展,不允许欠发达地区的人才在家乡有更多的政治发展机会,社会赋权交易反而可能加剧欠发达地区的人才外流和人才不足问题。

    3. 社会赋权交易的定价机制和均衡机制是什么?

    市场赋权交易是建立在私权基础上的交易,社会赋权交易则是公权支持的交易,而公权力的结构是非常多样的。不同公权力的结构有不同的运行机制,体现着不同的治理理念。因此,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下,社会赋权交易可以有非常不同的定价机制和均衡机制,不存在唯一的博弈均衡,也不一定能优化社会福利分配。

    就中国而言,社会赋权交易的定价机制和均衡机制是从这样一个现实出发的,在三十年改革的过程中,中国保持了政治的中央集权,在经济上则出现了高度的地方分权,这个过程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不均衡,这个结果与中央政府对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的历史承诺不一致,威胁到了中央政权的合法性。

    改革以来,中国地方之间经济不平衡的一个机制上的原因,是缺乏产权和地方自治对地区间经济竞争的约束,结果是严重地扭曲了土地、劳动等重要资源的价格,形成了谁滥用资源谁占便宜的利益导向。在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纷纷以本伤人,以破坏环境和牺牲农民工的健康等长期的社会福利为代价,发展经济,出现了不利于环境保护也不利于人力资本增值的恶性竞争。在理论和经验上,许多人早已认识到不建立完善的土地产权机制,不发展民主的地方自治,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经济存在的严重扭曲,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中国特定的权力结构下,找到一条出路。

    本文设计的社会赋权交易的实质,就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权力结构下,提供一种现实的改革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充分地利用中央维护自己合法性的动机和权威,利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的利益动机,不仅能够对严重扭曲的要素价格有所纠正,而且能够为深化产权机制的改革和发展地方民主自治创造条件。

    发展以地方政府为交易主体的社会赋权交易,之所以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权威,是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下,中央政府是社会赋权交易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而且,中央政府在定价和均衡机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笔者假定,中央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寻找一条风险和代价都比较小的改革思路,而笔者认为,与目前中央以财税改革为中心的思路相比,发展社会赋权交易的改革思路具有全面的优越性。这是因为,单纯的财税改革,没有提供要素价格的发现机制,不可能纠正要素价格的扭曲,因而不可能消除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也不可能促进地方之间发展深入协作。没有纠正要素价格扭曲的机制,中央政府试图仅靠财税改革来消除地区间恶性竞争,靠加大中央转移支付来平衡地区发展,只能是一种危险的幻想。

    以征用农地配额的分配为例。目前无偿分配农地征用配额的做法,不仅让中央流失了大量的资源租,更重要的是,导致了非农地资源不合理的空间配置。城市和工业究竟应该在什么地方发展?城市化究竟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征地配额的无偿分配过程并不能内生出回答这些重要问题的信息。靠财税改革把大部分土地增值收入归中央,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相反的,如果中央政府根据宏观判断决定农地转非农地的总量,然后将其中相当部分的配额向地方政府拍卖,就不仅能够得到可观的收入,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许多空间布局的重要信息。

    农地征用配额以中央政府拍卖的形式定价,所得地租归中央政府收入,在法理上体现了中国土地的国有制和财政单一制。事实上,中国的土地价格和土地批租收入出现混乱,导致土地资源滥用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土地权益没有界定清楚。本来是国有土地,也就是中央政府的土地,地方政府随意开发,并且拿到中央办的银行去抵押,形成了用中央政府的土地到中央政府的银行去抵押的荒唐局面。由中央政府出面拍卖农地征用配额,是行使中央土地所有权的一种合法合理的手段,体现了要素价格的发现与权利的界定一致的经济学原理。

    当然,土地征用配额是否应该全部拍卖,土地征用配额交易是否只允许中央拍卖一种形式,还是也允许地方相互交换,或者在省或大区一级进行二次拍卖,这些都是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毕竟我国在现实中已经形成了财政高度分权的格局。地方是否也应该拥有一定的土地所有权,财政体制是否应该继续维持单一制,是今后必须面对的问题。

     至于输入外地劳工配额交易的定价,显然不能用拍卖机制,而只能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分散交易来定价。这是基于中国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是高度地方化的,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公共服务的成本,也是地方化的。因此,中国的劳动力可以视为是地方所有的。不过,地方之间的劳工输出配额交易,不可能自动地达到理想的均衡水平,因为有很多因素制约着这个市场成为充分竞争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对于交易的均衡水平以及劳动力的流向可以通过定向补贴发挥重大影响,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单纯的财税改革,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比如,中央希望沿海多吸收一些农民工,就可以补贴沿海地方政府购买更多的劳动输入配额,如果中央希望内地能够吸收更多的资本,而较少输出劳动,就可以对沿海输入农民工的配额征税,抬高其输入劳动力的成本,从而鼓励资本向内地转移。目前一些学者关于中国已经过度城镇化的警告非常值得关注。对劳动力输入配额的交易进行干预,就使得中央政府获得一种重要的手段来干预城镇化的发展,针对特定地区和城市进行调整,诱导产业和城市在空间的布局。

     社会赋权交易的定价过程和均衡过程,与单纯的自上而下的财税改革过程最本质的不同,在于这个过程不仅在纵向引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谈判,更能够在横向推动地方政府之间大量的沟通与合作,在提供要素价格发现机制的同时,也为改革提供了多赢的博弈机制。单纯的自上而下的财税改革面临的一个巨大风险,就是导致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是多输的博弈格局。目前这种苗头已经显现。中央为了熨平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公务员工资收入的不合理差距,选择了削低发达地区官员工资水平和抬高欠发达地区官员工资的思路。这样做看似有理,实际上后果严重。在同一地区内,同样级别的公务员,不应该因为所在单位的肥瘦而出现工资差别,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把这个道理扩大到地区之间,就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助长公务员对上负责而不是对百姓负责。地方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本质上应该由当地人民来决定,应该与当地人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存在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地区收入差别极大的情况下,拉平各地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对激励欠发达地区的官员尤为不利,对于发展地方的民主自治更不利。

    本文提出的社会赋权交易的定价机制和均衡机制,有利于把每一个县的官员和老百姓都结合成为一个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虽然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存在差距,但是社会赋权交易的定价和均衡机制如果设计合理,就可以纠正对要素价格的扭曲,从而为各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深化区域之间的合作,实现更协调的区域发展提供一种重要的激励机制。

    如果中央干预得当,并通过深化政治和司法制度改革来稳定经济主体的预期,地方政府之间的多边交往,将会推动社会赋权交易形成高级的均衡机制——发展多边的区域经济合作体。这些区域合作体在资本和劳动力流动,财税、社保以及公共服务方面可以实现不同方式的互惠和资源共享,建立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地域联盟,以提高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效率,并优化地方之间产业协同和空间的布局。

    在政治方面,地域合作与竞争不断深化的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对地方的民主自治产生强大的内生要求。地方政府以什么价格输入和输出劳动力,以什么价格转入和转出户口,与什么地方组织共同劳动市场,组织社保联盟,引进和输出什么样的产业,这些决策都直接关系到本地人的长期福利,从而诱发参与本地公共决策的强烈要求。

经济改革新思路的理念

    以上提出的经济改革新思路,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核心理念,这个理念与现存的各种理念,尤其是主流理念存在着什么区别?

    经济改革新思路的基本理念,就是明确中国公民社会赋权的界定以县为基本单元,要优先实现中国人同县同权,彻底扬弃几十年来以城乡和工作单位为界,来界定中国人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原则。这个理念不仅体现了现代社会权利平等的原则,也体现了现代社会权利界定的另外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社会赋权必须有唯一的地域边界来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如果违反了这一原则,许多人就没有了“归属”,劳动价格就会遭到扭曲,整个社会的权利体系界定就会出现混乱。自治性社会的优越性,就在于这个问题总可以自动得到解决。当一个人加入一个新的自治体时,他就自动地放弃了原来的自治体的社会赋权,而开始享有新自治体的社会赋权。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一方面中国实行了高度的财政分权,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自治社会,因此,劳动力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对中国权利体系的稳定带来极其严峻的挑战,而现在许多的改革思路,包括中央的财税改革思路,事实上都回避了这个困难的问题。

    为什么迄今为止,尽管出现了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和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中国的赋权体系尚能够支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什么中国不能立即取消社会赋权的地域性界定,现在就实现全国统一的社会赋权?要理解这些问题,就必须理解中国改革以前形成的赋权体系,理解这个赋权体系与中国经济奇迹的关系。

    如何来描述和概括改革前中国的赋权体系,目前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概念和理论,但中国在改革前是一个“单位社会”的说法,已经逐渐得到海内外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当代中国赋权体系起源于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在农村强制性的合作化高潮中,形成了“政社合一”的理念,也就是把行政单位与经济实体合二为一。从那时开始,每个人都被固定在一个单位里面,每个人的经济和社会赋权,是以单位的边界来界定的。不过,改革前中国权利体系的完成,还是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当时严峻的大饥荒迫使中国必须严格而明确地界定每一个人的社会赋权,以便严密地执行食品配给制度和各种短缺物品的配给制度。人的流动自由从此受到了空前制度化的约束,而每一个人的福利,尤其是每一个农民的福利,就和他所在的单位直接相关了。

    中国之所以在大饥荒后逐渐形成这样一个极其独特的赋权系统,与毛泽东巨大的权威和个人偏好有很大关系。毛泽东自称“无法无天”,既不喜欢官僚,也不相信法治。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发动群众运动,试图保持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大饥荒以后许多当时看起来是临时性的安排,比如城市户口的严格管制,对调动工作的严格管制,在经历了“四清”,尤其是经历了“文革”之后,逐渐固化成为一个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城乡分割,单位分割的权利体系。这个权利体系存在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不需要像苏联那样强有力的中央官僚集团来协调,更不需要严格的司法体系。尽管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气候和经济政策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但是,中国社会依靠一个统一的金字塔结构来界定每个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稳定每一个人的行为预期。每个人在这个统一的金字塔中有唯一确定的单位,不能自由流动。

    那么,在这个统一的金字塔内,各个单位的集体权利又是如何界定的呢?笔者曾经把中国改革前形成的权利系统概括为等级产权和等级身份相结合的制度。无须讳言,中国改革前的赋权体系既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也有明显的封建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其为“集体化的封建制”。其社会主义特征表现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单位内部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其封建特征则表现在社会赋权的等级化,地域化和单位化,尤其表现在利用血统和出身来界定人的社会赋权。这样一个集体化的封建赋权系统,当然与革命的初衷严重不符,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赋权体系,支持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奇迹,这又是为什么呢?

    本文不可能系统地展开这个问题,但可以指出以下几个要点:

    1. 这个赋权体系确保了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并承诺这种不平等的安排是一种过渡性安排,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提供了公平的价值取向和预期;

    2. 这个赋权体系有一个保持劳动阶层政治支持的社会流动机制,尤其是给劳动阶层子女通过教育向社会上层流动开辟了正式的渠道。同时,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开辟了政治性的向上流动渠道——提干,和向下的流动渠道——下放。

    3. 在经济权利方面,除了服兵役,国企招工这样以职业转换为契机的社会流动机会以外,工业系统内还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垂直流动机制。工业企业的产权安排是高度等级化的,等级高的工业企业比等级低的企业不仅享有更多的资源特权,而且其职工还享有更高的社会赋权。但是,等级低的企业却享有更多的市场赋权,也就是经济自主权。因此,低等级的工业企业如果能够抓住某种需求机会,有可能会因经营成功而被所有制升级,而一些重要性下降的国有企业,则可以被所有制降级,比如说从中央国企下放为地方国企,从而减少其获取国家资源的特权,但下放则意味着扩大其市场活动的空间。这种垂直流动机制体现了一种控制机制:用市场赋权来替代社会赋权,也就是说,等级高的企业,社会赋权高,但市场赋权低,而等级低的企业则正好相反,社会赋权低,市场赋权高。这种控制机制一方面在经济中保留了一些市场因素,同时又借助这种替代关系,控制住了市场力量的外部性,使市场力量不可能危及统一的等级秩序。

    4. 中国在既没有私有产权、没有法治,又没有地方自治的条件下,经济改革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充分利用了这个独特的赋权体系的一些关键要素。一个要素就是地方化和等级化的产权界定。这个要素使得中国能够把分成佃农(share-cropping)的激励机制全面地引入中国经济,把原来中央集权的等级分租安排,转变为地方分权的等级分租安排,并把经济租的分配地方化、货币化、部门化和非集体化,极大地改变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启动了地方经济竞争这一强有力的杠杆来推动改革,推动经济增长。

    5. 这种经济分权的改革策略之所以能够成功,还利用了改革前赋权体系的另外一个要素——赋权系统界定的地方化。中国公民许多权利的调整,不需要集中的司法和行政执法。这首先体现在改革以前,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其社会赋权的界定是高度地方化的。城镇居民社会赋权界定地方化的程度则要低一些,不过,在文革中,由于中央计划协调能力被严重削弱,各省的经济福利已经发生了重大差别,人们在不同省份的副食品和工业消费品配给水平差别显著,社会赋权地方化的原则已经被普遍接受。没有这一点,地方分权的经济改革策略是不可能行通的。

    6. 改革以来,尤其是在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一级政府获得了一个更重要的权力,就是对本地的经济赋权和社会赋权安排,有很大的改革权和裁量权。这种安排起源于包产到户是一个高度分散化的改革过程。一个地区搞不搞包产到户,如何搞包产到户都没有统一的规定,地方政府被授予了空前大的决策权。结果是,不仅在土地权利如何分配,而且在农村工业的产权模式方面,中国都以县为单位,出现了多样化的格局。在土地分配方面,有像贵州那样“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安排,也有后来许多地方的所谓“双田制”安排,五花八门,体现了农民的社会赋权与市场赋权在地权分配中的不同组合模式。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则出现了所谓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不同模式的竞争。其背后,也体现了不同的社会赋权和市场赋权的组合。在一个法治国家或完全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这样分散的权利界定机制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改革过程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改革充分地利用了自大饥荒以来形成的具有封建特征的赋权系统,推动了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治理竞争和制度竞争。这是中国经济奇迹最主要的秘密。

    7. 农民工之所以能够成为推动中国沿海和城市大发展的一种劳动体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接受社会赋权地方化的理念,接受了具有封建特征的赋权体系。他们起初在外出打工的时候,没有‘妄想’成为城里人。这就给沿海和大城市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沿海和大城市不仅利用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低,还利用了土地均分使得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由均分的农业地租来承担。如果没有这个极其独特的土地均分格局,如果土地是私有的,农业地祖的分配就会比较集中,对许多农民来说,其农业地祖收入会较少,不允许他们接受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工资。也就是说,土地私有制度下,失地农民进城打工可接受的最低工资,会高于土地均分格局下农民工接受的最低工资,原因就在于,没有均分的农业地租,工资太低不能支持劳动力的再生产。

    现在中国改革面临的挑战就在于,农业地租的总量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持农民工日益上升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同时,在观念上,越来越多的农民产生了永久性迁徙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赋权体系开始瓦解,而建立新的赋权体系又没有明确的规则和前景,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明确的地方政府来承担提高农民社会赋权的责任。

    本文提出的经济改革的思路之新,就在于试图正面回答中国面临的这一挑战,提出了一套通过社会赋权交易来界定新的赋权体系的原理和基本规则。在这个规则中,明确了县一级政府对每个公民的社会赋权负直接责任和中央政府负间接责任,保持了中国权利安排过渡的连续性,并且设计了一个与市场经济兼容,尤其是与劳动力市场兼容的社会赋权公平化机制。这就是本文给出的社会赋权的交易机制,定价机制和均衡机制。

    这套机制背后的另外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在明确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每个公民权利所负责任的前提下,地方之间的社会赋权交易可以把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和不平等转化为推动地区间合作和良性竞争的强大动力,其原理,类似于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如果公民的社会权利地域责任不明,公共资源的共同体边界不明,就会像近年来那样,逼良为娼,逼着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牺牲百姓的利益,导致地方之间恶性的经济竞争。

    地方经济恶性竞争一个最严重和危险的后果,就是加大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不仅加大了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公,尤其危险的,是加大了地区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加剧了社会内部的紧张。发达地区本地居民与外地劳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近年都扩大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平。这种情况与改革以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对比,其危险性就在于,改革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其实也不小,但是,在每个地区内部,尤其是在每个单位内部,收入差距是不大的。

    现在可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中国既不能马上实行同等的国民待遇和自由迁徙,也不能发展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还不是一个自治社会。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大一统的治理理念集中地体现在这样一句古老的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理念在商周时代并没有能够实现,只是在秦大一统后才做到了。这个理念暗含的社会契约,就是中央保护每个臣民,换取每个臣民的服从,也就是换取每个人放弃自治的权利。这个理念至今还存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但是,在中国开始远离农业社会的今天,这个理念就越来越难以行通了。严重的问题,是中国人还没有学会如何自治。在这种情况下,开放自由迁徙,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意味着混乱。

    自古以来,中国的社会秩序一直对流民十分敏感,就是因为中国大一统的治理传统虽然给士绅主导的农村自治创造了一定条件,却从来没有为工商城市的自治留下空间,因此流民的增加一定会威胁到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那么,现在我们是否有条件允许贫民窟发展,让这些贫民窟成为某种大规模的自治体呢?我以为这样的想法有悖常识,因为无论自治的还是非自治的贫民窟,都不可能与中国非自治的城市体制兼容。中国非自治的城市体制,找不到一种理性的政治机制,来化解贫民窟的居民与享有特权的市民之间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用发展贫民窟的办法来催化民主政治,催化城市自治,是一条代价十分高昂的改革路径。不错,中国的一些地方,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很可能正在滑向这条路经,这也正是本文提出赋权交换的思路,来避免这种不利前景的一个重要动机。

四、中国改革新思路的学理依据

中国需要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

    有人会问,为什么发达的西方社会从来没有搞什么社会赋权交换?为什么我们要自作聪明,另搞一套,而不是老老实实照搬发达国家已经成功的体制?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种置疑: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非要模仿西方?为什么中国不能回到自己的传统,建设现代化的政治大一统,建设现代的仁政?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提出改革新思路的学理依据。

    中国的改革应该以什么理论为学理依据?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精英日益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迫切地需要有说服力的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那么,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人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英勇卓绝的奋斗,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为什么至今仍然未能形成一套有说服力的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呢?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历史的和客观的原因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个事实本身就告诉我们,中国精英的集体认知能力肯定出了问题,否则,就不可能解释中国人无数次地事与愿违,在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之后,还是搞不明白自己的现代化究竟应该如何走,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理论。

构建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的切入点

    正是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事与愿违的事实启发我,要构建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就必须把理解中国人的集体认知特点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不理解中国人的集体认知特征,不理解中国人的集体行动偏好与集体认知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被形形色色的决定论和目的论俘虏,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认知的原点,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诸如“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这样早就被我们的先人提出过的问题。

    那么,是不是所有文明的现代化,都需要对自己的集体认知能力形成很高的自觉性呢?我并不这样认为。正如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聪明,仅仅是因为他们比另外一些人更幸运一样,一些文明的集体认知能力比另外一些文明要强,并不是因为他们付出了特殊的努力,而是机遇使然。中华文明获得过自己的机遇,享受过历史的辉煌,但是,我们的历史也留下了不小的包袱。其中最大的包袱,就是缺乏公共理性的政治文化。这种缺乏公共理性的政治文化,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精英的集体认知能力,从而导致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屡屡事与愿违,一次次付出高昂的学费。

    这是不是在宣扬文化决定论呢?我以为不是,因为我相信文化的自觉可以超越文化的制约。如果你仅仅否定文化决定论,却没有能力对自己的文化进行理性的批判,你就不可能真正摆脱文化的宿命。

    当然,超越自己的文化是不容易的。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形成对自己文明的高度自觉,尤其是对本文明的认知特征形成高度的自觉,所需要的内外环境和知识基础并不完全是内生的,也就是说,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利益和意愿,甚至连这种意愿的产生,都取决于我们不能控制的许多因素。事实上,只有在这种环境和知识条件开始具备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有可能跳出“此山中”的时候,这种意愿才会被诱发。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能够提出中国集体认知特征这个问题本身,说明中国现代化已经开始具备条件,达到一个更高的自我意识水平。

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特征与知难行易的集体认知特征

    与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文明的社会建构特征和集体认知特征究竟是什么?我以为,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特征和知难行易的集体认知特征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相比两个最为突出的特性。用自上而下来概括中国社会,并非是我的独创,也没有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我以为,这个概括抓住了中国社会两个最重要的动态结构特征。一个是中国社会在演化意义上的建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征,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社会在集体行动意义上的组织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共同点,是两者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多元文明的融合过程,汇聚了来自多源的文明成就。但是,从演化过程来看,两者存在非常重大的逻辑差异。西方文明演化过程的一个特点是,始终没有失去政治主体的多元性,统一的宗教在多源和多元的文化和政治整合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因此,西方文明的整合过程,既有多元政治主体带来的自下而上的力量,也有统一宗教带来的自上而下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社会是一种上下结合的社会。

    中国文明的文化资源虽然也像西方文明一样是多元化和多源头的,但是,其最奇特之处,就在于其几千年的政治秩序演化,可以追溯到一个最初的源头。也就是说,在多元主体的政治(包括军事)竞争过程中,由一个主体开创的政治秩序始终占有绝对的竞争和生存优势,因此,在演化过程中,不仅吸纳和整合了其他政治主体的文化资源,而且消灭了其他文化的政治主体性,形成了政治大一统的格局。虽然政治大一统的格局并不能无限地延续,而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作为一种提供政权合法性的理念,政治大一统从两千多年前一直延续到现在,始终主宰着多数中国人的政治思维。每一次朝代更替的权力角逐,成王败寇是大家都接受的游戏规则。新的政治大一统,总是由武力统一的胜利者自上而下地建构。在这个意义上,把中国社会称之为‘自上而下’的社会是很有道理的。

    那么,世界上有没有‘自下而上’的社会呢?我以为,这样的社会是有的,最典型的就是印度。文化多元和多源的印度文明,历史悠久,创造了极其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印度文明一直没有内生出一种完成政治整合的社会力量,只是到了现代,在外部力量的强力支持下,印度才实现了政治整合。其现代的国家制度,几乎完全是从西方文明移植过来的,少有自己的创新。

    不同社会的建构特征,对社会的集体认知特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是本文提出的改革新思路最重要的理论假设。上下结合的西方文明,其集体认知的特征是知行合一,而自上而下的中国社会,其集体认知特征则是知难行易,而自下而上的印度社会则正好相反,其集体认知特征是知易行难。

    原因何在呢?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三种社会集体行动的机制导致集体行动正当性资源分布不同。在上下结合的社会里,每一个层次的政治实体都有自治的正当性,每一层之间并不像中国那样存在着隶属关系。这种多重的自治合法性,使得每一个治理层次都有采取集体行动解决本层次出现的公共问题的正当性资源,而不像中国,基层和地方出现的很多问题,即使大家都清楚,没有上级的认可,就没有采取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多层次自治、上下结合的社会,提供了一种比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不同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使用哈贝马斯的概念,西方社会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具有更高的沟通理性。本文不可能对其中的机理做系统分析,不过,上述的论断与我们经验的观察是一致的。

     西方社会的精英交往与中国社会和印度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方社会精英的交往,公私分明,最显著的优点是无论沟通的规则还是沟通的伦理,都更多地体现了公共理性。这种公共理性虽然与信仰并非毫无联系,但更主要是来自于公共空间的发展。而公共空间则是从稳定的自治过程中内生出来的,为了自治体的公共利益,自治体的成员必定会要求有一个交流平台,有相对平等的话语权,对事不对人,超越个人的利益和偏见进行沟通,形成共识。

    自上而下的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对公共空间的需求,但这种需求与皇权至上的政治秩序难以兼容,因此,家族之外的自治往往缺少正当性,以自治体成员权利平等为理念的公共空间没有机会发育起来,非人格化的交往习俗和沟通规则也就无从建立。而自下而上的印度社会,之所以被印度人自己称为争辩社会(debating society),就是因为他们社会的集体行动正当性,高度分散。不同宗教,不同种姓的族群,并没有把其他族群作为权利平等的共同体成员。因此,西方民主制度虽然把他们强捏在一起,但潜在的集体行动规则,使他们缺乏沟通的互信和诚意,难以达成理性的共识。

    那么,自上而下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知难行易呢?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社会集体行动的正当性资源,高度集中在中央。这也是为什么笔者赞同把中国社会称为自上而下的社会的另外一个原因。同时,自上而下的中国社会高度依赖官僚系统来治理国家,特别是牢固地建立了郡县制主导的地方治理传统,并通过科举制度系统地选拔治理人才。这个治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过科举选拔的官僚阶层平均的个人智能并不弱,但是却面临着系统性的集体认知困难。最根本的原因是多层次的科层结构导致信息高度不对称,整个治理系统的内部沟通具有极高的道德风险。为了维系这个系统的运转,中国历代精英绞尽脑汁,发明了包括科举制在内的各种办法,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最终还是不能克服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必然逻辑。在这个治理系统中,撒谎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并非一定是不道德的,因此,撒谎成为一门非常艰深的技艺和学问。一个官员如果没有能力来识别和判断,什么时候该讲真话,讲什么样的真话,什么时候该讲假话,讲什么样的假话,就根本无法在官场中生存,更谈不上承担重任。就整个系统而言,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一套与公开的规则和伦理并不一致的潜规则,整个系统就无法运转。所谓的“儒表法里”,就是指的这样一种双重价值和双重规则的治理系统。在这样的语境主导下,中国社会的整体认知能力当然不可能不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大量有价值的信息都被沟通过程吞噬掉了,而大量的虚假信息则被生产出来。

    但是,这个系统一旦掌握了真理,就能够做出其他社会难以做出的反应,这是因为,中央政权掌握了全部集体行动的正当性资源,在法理上存在可能,对这些资源进行其他社会难以实现的一些组合与配置。中国社会之所以经常能让其他文明感到惊讶,原因就在于此。这一点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中,表现特别突出

理性变革过程的两大判据

     我在政治改革新思路中指出,新改革思路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改革过程的理性,而不仅仅是强调改革目标的理性。那么,什么是理性改革过程的判据呢?我以为,一个比较理性的变革过程,必须满足两个判据。第一,改革过程的机制设计与这个社会的集体认知逻辑一致,也就是考虑到了这个社会集体行动的偏好和集体认知的特征,第二个判据,就是这个改革过程的机制设计,与这个社会国家权力的结构特征和转型逻辑相一致,也就是说,考虑到了这个社会集体行动正当性资源的分布特点。以这两个判据为原则来设计的改革机制有可能较好地协调改革过程中集体行动与集体认知的关系,从而避免因为严重的认知失误而产生难以控制的政治张力和社会张力。从这样两个判据出发,就比较容易理解笔者提出来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新思路。

    在笔者提出的政治改革思路中,为什么要提出由中央直接派部分县官,而不赞同立即一律层层选举呢?为什么中国不能一步就走向美国那样多层次自治的联邦制呢?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国家权力结构特征和转型逻辑的问题。中国的国家权力结构,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大一统。正如台湾学者侯家驹先生指出的,大一统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政治专制,另外一个是中央集权。我认为,在没有确立法治和地方自治的条件下,层层选举只会带来社会失序。关于自治、法治和民主的关系,本文将作进一步的说明。我之所以主张中央先直接选派一部分县长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就是中国在没有确立法治和地方自治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有两种机制可供选择,一种是郡县,另一种是封建。很长时间以来,郡县机制在中国的地方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封建也一直存在。郡县机制的社会基础是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统一的知识阶层——士,制度基础则是小土地私有和科举制。封建的社会基础是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世家,制度基础是藩王制度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实现了“政党下乡”,消灭了土地私有,既消灭了几千年郡县的社会基础,也消灭了封建的社会基础,建立了全新的基层和地方治理机制。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的恢复,郡县和封建这两个被认为早已死亡的控制地方的机制,又有了现实的意义。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学者开始使用“诸侯经济”的概念来批评经济分权的改革策略。我虽然不赞同他们反地方分权的内在倾向,但是,必须承认,提出“诸侯经济”概念的人确实看到了中国地方治理中封建因素的存在这一事实。

    中国地方治理中封建因素的存在与地方官僚阶层长期不流动有直接关系。官僚阶层的各种社会特权加上几十年在同一个地方传宗接代,必然形成一种类似“世家”的特权。这种特权虽然在当代中国没有正式的名分,但却是人所共知的现实。地方财政分权,事实上承认和利用了这种高度地方化的既得利益,把这种既得利益引向了支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但是,这也促成了地方“权贵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成长。在改革的设计中,我不主张用道德化批判来分析权贵资本。权贵资本利益在中国确实存在,他们做了不少坏事,也作了不少好事。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行为,什么样的改革能够使这个利益集团像那些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如英国的王公贵族和日本的武士那样,比较顺利地完成现代化的转型。

    在没有法治和地方民主自治的前提下,在土地产权不能清晰界定,土地自由交易受到严重约束的前提下,封建性的地方特权有利于支持经济分权,有利于支持地方治理的竞争,这就是我们从中国改革中观察到的事实,但我们也观察到,封建性的地方特权,不利于平等的社会权利发展。学者秋风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就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秋风说“综括起来,古代中国的封建、郡县各有其利弊:封建制有限制天子权力的效用,却没有平等,在堕落之后则会陷入诸侯的暴政;郡县制则有万民平等之利,但堕落之后却总是走向皇帝的专制。只是到了近代,英国人才真正地实现了封建、郡县的折衷,同时得到了分权与平等两个好处,从而历史性地终结了封建、郡县之争。” 笔者完全赞同秋风先生的这一看法,在政治改革的思路中,之所以提出中央直派部分县长,其理论依据,正是在法治和民主没有确立的条件下,主张借用郡县机制有利万民平等的机理,来克服当前中国封建特权膨胀之弊,为推动法治和民主自治创造条件。

    既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就认识到“封建”与“郡县”各有得失,顾炎武甚至早就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想法,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没有能够像英国人那样,真正实现封建和郡县的折中,同时得到分权与平等两个好处呢?难道是因为英国人比中国人更聪明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与诺斯的路径依赖这一概念有关,但是,路径依赖的机制又是什么呢?如果说,中国文明进入政治大一统的演化路径,使得中国人无论多么聪明,都不可能创造出英国和美国那样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那么,为什么在已经了解到他们制度的长处,又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他们制度的各种知识和规则之后,我们还是像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那样,逃不出政治大一统的桎梏呢?

    我以为,这是因为西方的制度安排,最多只能告诉我们大致往那个方向走,但并不能告诉我们如何走。即使西方的制度演化历史,比如说英国普通法的演化历史,确实能够给我们的路经选择以重大启发,让我们知道建设中央独立的司法和执法的必要,但是,这些知识对于克服以往中国路经选择的巨大惯性,依然是不充分的。因为过去的历史选择,已经内化成了我们独特的知识和话语系统,更重要的是,内化成为我们个体和集体的思维方式,内化成为我们交往的习俗,从而对我们的集体认知能力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理性变革过程的认知障碍

    杨晓凯提出欠发达国家存在“后发劣势”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我在回顾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历史的文章中曾经指出,“后发劣势”的机理,就在于欠发达国家的精英在集体认知能力方面难以摆脱比较劣势。这种比较劣势来自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

    外部方面的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话语霸权”,这其实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经济、技术和军事的优势,带来了在文化、学术、道义等表达上的全面优势。这种优势的后果是,欠发达国家不仅要按照西方叙事逻辑来理解西方,还要跟在他们后面,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东方,也就是用西方人的话语系统来解读我们自己。这当然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因为学术西化的过程,是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理性认知的过程。但许多后发国家学术西化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丧失了本国集体认知的主体性。萨义德提出“东方主义”,标志着后发国家对这一严重的认知障碍已经有了自觉的反省。

    但是,意识到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意识到这种话语霸权对我们集体认知形成的障碍,并不足以使我们克服这种霸权来提高我们的集体认知能力,因为导致这种话语霸权最主要的原因恰恰来自后发国家自己,来自于后发国家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理性交往的困难,这正是许多批评西方话语霸权的人没有正视的问题。

    我相信,许多人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看不见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看不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但是,找到出路的前提之一,就是敢于面对问题。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族群之一,但是,很难否认,中国人也是比较缺乏集体智慧的族群之一。这个问题本质上与个人心智高低和道德倾向没有关系。因为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和其他族群一样,人群中有足够多的人,心智高并且有强烈的道德感。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启发我认识到,一个族群的集体智慧与沟通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的理性程度有关,因为沟通行动的理性高低决定了心智不同和道德倾向不同的人在集体行动中的话语权,因而决定着集体行动的策略选择空间和道德底线。中国人集体行动的道德底线虽然不高,但总是喜欢把所有的问题都道德化,这种偏好并没有能够提高中国集体行动的道德底线,而是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的集体智慧。

     中国人集体智慧的不足与中国人集体行动偏好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我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因此,本文只能非常概要和肤浅地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中国知识人的交往和表达,有一些人所共知的偏好,从这些偏好,我认为不难看出中国集体智慧不足的原因。中国知识人,或文人的一个偏好,是“为帝王师”,也就是说,有机会向最高当权者表达并影响他的思想,是文人最理想的自我实现形式之一。当然,更高的理想是“立言”,但谁都知道,在历史上立言并非易事,于是,就派生出另外一个偏好,“大言欺世”或“曲学阿世”。不过,‘大言欺世’和‘曲学阿世’的说法,已经注入了道德判断,比较中性的现代表达就是中国知识人的另外一个偏好,是获得影响大众的话语权。第三个描述中国知识人交往偏好的成语就是“文人相轻”。如果没有第三个偏好,放弃道德评判,前两个偏好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旦把第三个偏好引进来,中国知识人对社会整体认知的影响就不容乐观了。

    ‘文人相轻’意味着什么呢?文人相轻意味着知识人作为一个整体,缺乏相互尊重的交往理性,缺乏一种集体的知识评价准则和评价机制。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人相轻呢?在文人相轻的约束下生产出来的知识,通过“为帝王师”,通过在社会和历史“立言”来影响整个社会的认知,会不会对社会进步产生不利的后果呢?

    文人相轻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文人自身缺乏道德涵养,而是政治大一统的需要,是政治大一统的秩序必然内生出来的知识人偏好。王权至上的政治大一统,不愿意看到知识人形成超然于王权政治的交往,不可能为知识人建立自治的知识交流平台提供公共空间。王权的利益,恰恰在于分化知识人,使他们相互轻视。

     面对这样严峻的政治约束,中国古代的士人为了实现道统对法统的制约,为了实践知识人“天下为公”的理念,只好更多地依赖对自己的道德完善和修炼,以达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但是,这样并解决不了对知识客观评价的机制问题,反而助长了中国知识人把认知分歧道德化的不良倾向,习惯于把道德是非与事实真伪混为一谈。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知识人的交往强调君子和小人之分。这种人格化的交往严重地阻碍了知识的交流,因为聪明的小人往往可以看见迂腐的君子看不见的许多事实,懂得他们很难懂得的许多真理。当然,小人也有小人的认知局限。中国文明相对西方文明集体认知能力不足,就在于我们一直没有能够突破政治大一统给我们的集体认知带来的局限,建立非人格化的,具有公共精神的理性交往。文人相轻,知识人不能自主和集体地建立一套公正评价知识的规范和机制,不可避免地助长中国知识人功利和势利的倾向,不可避免地让许多知识人成为洋人和古人的俘虏。

    现在许多人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但还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到,单纯的道德批评和道德建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简单地模仿国外的评价机制,直接把西方的评价体系应用于评价中国知识人生产的知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加大了西方的话语霸权,扭曲了中国知识的需求和供给,后果非常严重。

    理性的改革过程需要建设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但前提是要建设中国知识人理性的知识评价机制,而建设理性的知识评价机制的困难,来自于中国知识人缺乏理性的交往偏好。但是,中国知识人缺乏理性的集体偏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恰恰是缺乏理性的知识评价机制。如何才能打破这个悖论和循环呢?

    我认为,现代网络技术提供了打破这一悖论的历史性机会。我在政治改革思路中指出,网络技术所提供的虚拟空间,可以使人们超越现实中的交往方式发展体现公共理性的交往。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网络技术的出现正在改变中国人的集体认知,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活。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精英阶层还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在网上建立一种完全自治的集体评价机制。我相信,随着这方面的突破,必将带来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的重大突破,为一个更加理性的改革过程提供理论指导。

自治、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及中国精英的历史责任

    自治、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是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必须面对的一个核心的知识挑战。因为不搞清楚这个问题,中国就不可能找到一条代价比较小的政治现代化的路径,找不到一种适合中国的地方自治的模式。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开始,但亟待深化。我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出来,结束这篇已经过长的文章。

    我的基本看法是,1)自治不等于民主;2)民主不一定有利于地方自治和法治;3)承认地方自治的权利,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法治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地方自治;4)没有确立地方自治和法治的理念,就不可能建设理性的民主政治。5)精英的理性沟通,而不是大众民主,是实现自治、法治和民主三大机制理性平衡的关键。

    在我看来,自治、法治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并不玄妙,而是可以用常识的语言讲清楚的。自治不等于民主,这是明显的事实,很多自治体都不是民主治理的。问题是,民主是否就是自治?这取决于多数人是否承认地方自治的理念,如果多数人不接受地方自治的理念,民主就可能威胁到一些地方的自治权利。希特勒是民主制度选出来的,但结果是希特勒在一段时间里剥夺了许多国家和地区自治的权利。民主也不一定有利于法治,如果多数人不接受对私人权利和少数人权利的保护,民主就可以成为摧毁法治的利器。当然,历史告诉我们,当民主摧毁了法治,民主也将死亡。

    为什么说,承认地方自治的权利是建设法治的前提,理解这个问题,对中国非常关键,因为许多人现在接受了法治的理念,却不大能够接受地方自治的理念。正如许多人以前接受民主的理念却不能接受法治的理念一样。法治最基本的功能是界定和保护公民的私权,用森的语言,就是界定和保护人的市场赋权。但是,对私权的界定是和对公权的界定不可分割的。巴泽尔产权理论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那些难以清晰界定的产权,必然要进入公共领域 (public domain),由公权力来调节,而无法靠市场来调节。如果一个共同体的边界是不清楚和不确定的,群域和公权的范围不清楚就必然威胁到己域和私权的清晰界定。地方自治的制度安排,明确了不同共同体公权力的外部边界,从而减少了内部私权与公权界定的困难。地方自治还允许不同的地区在本地区内部调整群域和己域的边界,从而使群域和己域的划分首先是一个地方性的政治问题,而不是全局性的政治问题。事实上,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功能,除了制约行政权力,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立法调整群域和己域的边界。承认地方自治,就是承认地方有权利各自调整内部群域和己域的边界。这一点对于现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现代文明的两大价值是自由和平等。这两大价值既相互补充,也相互冲突。现代文明以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为基础,并且在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冲突推动下进步。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冲突为什么能够推动现代文明进步呢?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居民对自由和平等的偏好是有差异的,一些地区更偏好自由,而另一些地区更看重平等,这样就导致在不同的区域共同体内划分群己边界的差异,这一差异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公共政策甚至制度安排上。由此导致的地方之间的政策竞争和制度竞争,推动了政策和制度的进步,从而推动了现代文明的进步。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国共之争,就价值取向而言,是自由和平等之争。国民党更多地代表了自由,而共产党更多地代表了平等。中国现代化的不幸就在于,在地方自治和法治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就全面地引入了现代的价值之争。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之争,在中国采取了武装割据的形态,并且与历史上改朝换代机制相结合。国共之间以武装斗争为形式的价值之争虽然也带来了重大的社会进步,但代价实在是过于高昂。在确立地方自治和法治的前提下,自由与平等之争就能在地方之间以和平的方式展开,表现为和平的制度竞争,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强大的杠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巨大的进步,深深地得益于与台湾、香港的和平竞争,同时也得益于中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政策和制度竞争。包产到户改革最大的进步意义之一,就在于开创了各地之间不同价值取向的制度安排竞争。本文提出新改革思路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也是把良性的制度竞争,引入中国的地区竞争。

    为什么地方自治和法治不确立,就不可能实现理性的民主政治,主要就是因为,在公权和私权的边界不清楚的情况下,民主政治将不堪重负。人们会被迫把本来应该通过自治和法治来解决的许多问题,交给投票来解决,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暴民政治的危险,少数派的权利和许多私权将无法得到保护,最后,人们只好回过头去找强人,交出自己的民主权利。

    中国的现实是,我们既没有地方自治,也没有法治和民主,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究竟应该先走那一步,三大机制之间的进步如何协调?无须讳言,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这些问题十分缺乏共识,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精英还没有形成一个理性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来探讨这些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刚刚故去的王元化先生对“高调民主”的忧虑是不无道理的。“高调民主”会不会再次断送中国的地方自治和法治,从而再次断送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这恐怕就是他生前的隐忧。

    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走了太多太多的弯路,未来能不能少走一些弯路,少付出无畏牺牲,这是中国精英不容回避的历史责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路径是精英选择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精英为什么没有能够为中国选择一条代价较小的现代化进路?中国现代化最大的教训究竟是什么,我赞同王元化先生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中国精英缺少宽容的政治文明。正是由于缺少政治宽容,中国精英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急功近利的倾向屡占上风,豪言壮语一次次压制了独立的思考和理性的声音,使得中国现代化的成本极其高昂。笔者真诚地希望,历史的错误不再重复。历史的教训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垄断真理,因此,中国精英学会认真倾听不同声音之日,才是中国现代化步入康庄大道之时。

    参考文献

Barzel, Yoram.
---- (2002) A Theory of the State:Economic Rights, Legal Rights, and the Scope of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版《国家理论—经济权利,法律权利与国家范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 ( 1997) 《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Habermas, J.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Reason and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Beacon Press, 1985,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
罗小朋:
----(2008)“价格改革历史述评”,载“新政治经济评论”,第四卷,第一期
---- (2007) “赋权交易与协调发展”,与张晓波合作,. 二十一世纪论坛,香港中文大学
---- (1994) “等级产权与改革”,载“当代中国研究”

North, Douglass,C.(2005)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秦晖:
----(2005)《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06)“在继续启蒙中反思启蒙”,《南方周末》2006年6月15日
秋风:“封建制与郡县制”,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6-11-24

Sen, Amartya,
---- (1981)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理性与自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汪丁丁:权利与权力的共生演化——为巴泽尔《国家理论》中译本序 (2006)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张五常:《佃农理论》商务印书馆,2000
张晓波, (2006)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Implication for Reginal Inequalit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0-05-05 09:05:54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Kaplan:中国国力的地缘因素 主题: Kaplan:中国国力的地缘因素

    Despite its value orientation, this is a good analysis of China's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situation. That's can partly explain why China should build three strategic High Speed Railway Network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connect Western Europe, Central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Some people like the author would worry about the rise of new powerful "Fascism" or the like, but let me cite the work about Fascists by Michael Mann (2004), who is a liberal rather than left sociologist: fascism is “European epochal” rather than “generic”, i.e., it is a product of interwar crises in Europe and is unlikely to re-appear in the future. “However, fascist-leaning movements are most likely to recur in the south of the world if the north,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besmirching the attractions of mild and democratic nation-statism to the south through their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American military imperialism, and widening north-south inequality (375)". If China does only encounter little or mild pressure in the future, in my opinion, Chinese people could contribute more on world peace, decrease global inequality caused by the Western 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for five centuri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facilitate a relatively equitable quasi-world government which is imagined by Kant.

 

中国国力的地缘因素

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  Robert D. Kaplan  

张曙霞 编译

2010-05-02

  非常明显,中国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但人们在讨论该国的经济活力和民族自信时往往会忽视这一点。然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意味着,中国将处于地缘政治的中心位置,即便该国的世界强国之路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

  China’s blessed geography is so obvious a point that it tends to get overlooked in discussions of the country’s economic dynamism and national assertiveness.Yet it is essential: It means that China will stand at the hub of geopolitics even if the country’s path toward global power is not necessarily linear.

  今天,中国和一个世纪前的美国一样野心勃勃,但原因完全不同。中国没有通过传教的方式介入世界事务,并试图传播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政府体制。相反,为了支持其庞大人口不断提升的生活水平,中国需要确保能源、金属和战略矿产的安全,正是这种需要推动了它的行动。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中国在那些富有其养活国内人口所必需的资源的地方——不论是邻国还是相隔甚远的区域——建立了对自己有利的权力关系。

   Today China’s ambitions are as aggressive as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 century ago, but for completely different reasons. China does not take a missionary approach to world affairs, seeking to spread an ideology or a system of government. Instead, its actions are propelled by its need to secure energy, metals and strategic minerals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rising living standards of its immense population. To accomplish this task, China has built advantageous power relationships both in contiguous territories and in far-flung locales rich in the resources it requires to fuel its growth.

  仅仅通过确保其经济上的需求,中国就正在改变东半球权力的平衡,这必然会对美国产生强烈影响。在陆地和海洋,由于中国在地图上的有利位置,北京的影响力正在扩散——从中亚到中国南海海域,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到印度洋。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陆地强国,并且,正如拿破仑的名言所说,这种国家的政策与其地理是一脉相承的。

  在中国国内,新疆和西藏是两个其居民抵制政府拉拢的主要地区。这两个地区种族民族主义的紧张局势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变得复杂。

  Simply by securing its economic needs, China is shift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Eastern Hemisphere, and that must mightily concern the United States. On land and at sea, abetted by China's favorable location on the map, Beijing's influence is emanating and expanding from Central Asia to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the Russian Far East to the Indian Ocean. China is a rising continental power, and, as Napoleon famously said, the policies of such states are inherent in their geography.

  为了保住新疆以及该地所埋藏的石油、天然气、铜矿和铁矿,北京数十年来不断让内地的汉族人迁入该地。西藏高原富含铜矿和铁矿,且该地在中国领土中占据了很大比重。中国没有西藏,就好像是一个人没有臀部——而印度就会在自己的次大陆权力基地上添上一个北部地带。正因为如此,中国非常害怕西藏自治,并且疯狂修建穿越该区域的公路和铁路。

  Within the Chinese state, Xinjiang and Tibet are the two principal areas whose inhabitants have resisted China’s pull. Ethnic nationalist tensions in these areas are complicating Beijing's relationships with adjacent states. In order to secure Xinjiang — and the oil, natural gas, copper, and iron ore in its soil — Beijing has for decades been populating it with Han Chinese from the country’s heartland. The mountainous Tibetan Plateau is rich in copper and iron ore and accounts for much of China’s territory. Without Tibet, China would be but a rump--and India would add a northern zone to its subcontinental power base. This is why Beijing views with horror the prospect of Tibetan autonomy and why it is frantically building roads and railroads across the area.

  新疆和西藏处于中国的合法边界之内,但中国政府与这两个省的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表明,北京要超越汉族核心地区来扩张其影响力,势必会遇到阻力。

  Xinjiang and Tibet fall within China's legal borders,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tense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of both provinces suggest that as Beijing expands its influence beyond its ethnic Han core, it is bound to encounter resistance.

  即便中国的边界看起来很稳固,但该国的外形使它看起来好像存在导致国家不完整的危险——最初的大中华区(Greater China)的某些部分好像曾经被分离了出去。

  EVEN WHERE China's borders are secure, the country's very shape makes it appear as though it is dangerously incomplete--as if parts of an original Greater China had been removed.

  中国的北部边境线环绕蒙古——一块看起来像是曾经从中国背部咬去的广袤领土。蒙古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面积156万平方公里,人口却仅 280万),目前在人口上正受到相邻的中国城市文明的威胁。由于中国曾经为了获取更多的耕地而征服过外蒙古,北京再次摆出征服蒙古的姿态,尽管是通过获取其自然资源——石油、煤炭、铀矿以及富饶而空旷的大草原——这种间接的方式。

  China’s northern border wraps around Mongolia, a giant territory that looks like it was once bitten out of China’s back. Mongolia has one of the world’s lowest population densities and is now being threatened demographically by an urban Chinese civilization next door.

  蒙古北部和中国东北三省的北部是俄罗斯远东地区,这儿有着两倍于欧洲的广袤土地,人口稀少且数量不断缩减,天然气、石油、木材、钻石和黄金资源储量丰富。和蒙古一样,俄罗斯害怕的不是中国军队某一天会入侵或正式吞并俄罗斯远东地区,而是中国的人口和企业对该地区的控制正在逐渐加强。在未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我们可以想象,美国可能会与俄罗斯合作建立战略联盟从而与这个中部王国相抗衡。

  Having once conquered Outer Mongolia to gain access to more cultivable land, Beijing is poised to conquer Mongolia again, albeit indirectly, through the acquisition of its natural resources——oil, coal, uranium, and rich, empty grasslands.
  North of Mongolia and of China’s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lies Russia’s Far East region, a numbing vastness twice the size of Europe with a meager and shrinking population and large reserves of natural gas, oil, timber, diamonds and gold.

  中国的影响力还正在向东南方向扩展。事实上,由于东南亚各国相对弱小,大中华区的出现受到的阻力最小。

  As with Mongolia, the fear is not that the Chinese army will one day invade or formally annex the Russian Far East. It is that Beijing’s demographic and corporate control over the region is steadily increasing. In the future, with China the greater power,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conceivably partner with Russia in a strategic alliance to balance against the Middle Kingdom.
  China’s influence is also spreading southeast. In fact, it is with the relatively weak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that the emergence of a Greater China is meeting the least resistance.

  相对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地理屏障将越南、老挝、泰国和缅甸这些国家与中国隔离开来,一个以湄公河流域为中心并且通过公路与河流将印度支那的所有国家联结起来的势力范围得以形成,可以将中国云南省的昆明看作是这一势力范围的自然首都。由于这一区域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北京已经在某些方面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在过去,它分别与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每个国家进行谈判,而不是与作为一个单位的所有国家进行谈判。中国与东盟新近达成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可以说明,中国是如何继续发展与其南部邻国的有利可图的关系的。它将东盟作为一个销售高价中国制造品、收购廉价农产品的市场。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geographic impediments separating China from Vietnam, Laos, Thailand and Myanmar. The natural capital of a sphere of influence centering on the Mekong River and linking all the countries of Indochina by road and river would be Kunming, in China's Yunnan Province. As for the region as a whole, Beijing has in some respects adopted a divide-and-conquer strategy. In the past, it negotiated with each country in ASEA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eparately, not with all of them as a unit. Even its newly inaugurated agreement on a free-trade area with ASEAN demonstrates how China continues to develop profitable relationships with its southern neighbors. It uses Asea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 a market for selling high-value Chinese manufactured goods while buying from it low-value agricultural produce.

  在东南亚,由于美国的权力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而中国的权力正在崛起,该地域的国家越来越相互合作,以缓解北京分而治之的策略。例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已联合起来打击海盗。这些国家变得越自立,它们受中国崛起的威胁就越少。

  As the United States'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passes its prime and China's rises, states in the region are increasingly cooperating with one another to mitigate Beijing's divide-and-conquer strategy. Indonesia, Malaysia, and Singapore have banded together against piracy, for example. The more self-reliant these states can become, the less threatened they will be by China's rise.

  中亚、蒙古、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南亚是受中国影响的自然地带。但它们的政治边界不太可能会发生改变。而朝鲜半岛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当然,没有人真的认为中国会吞并朝鲜半岛的任何部分。但是,尽管中国支持金正日的斯大林式的政权,它依然有计划可以让朝鲜半岛脱离金的统治。北京希望最终向半岛派遣在华的成千上万名北朝鲜的叛逃人员,使之可以建立一个亲华的政治基础,从而使中国逐步从经济上接管该地区。

  Central Asia, Mongolia,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re natural zones of Chinese influence. But they are also zones whose political borders are not likely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different. No one really expects China to annex any par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of course, But although it supports Kim Jong-il’s Stalinist regime, it has plans for the peninsula beyond his reign.

  这就是为什么北京会更愿意看到在北朝鲜形成一个更加现代而专制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家会在中国和南朝鲜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民主国家(韩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我们很容易做出这样的设想,未来韩国将会被纳入大中华区,而美国在东北亚陆地上的影响力将会降低。

  Beijing would like to eventually dispatch there the thousands of North Korean defectors who now are in China so that they could build a favorable political base for Beijing’s gradual economic takeover of the region. This is one reason why Beijing would prefer to see a far more modern, authoritarian state develop in North Korea--such a state would create a buff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vibrant, middle-class democracy of South Korea.It is easy to conceive of a Korean future within a Greater China and a time when the United States' ground presence in Northeast Asia will diminish.

  中国在陆地上的空前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外交官,他们近几年一直忙于解决该国与各中亚共和国、俄罗斯以及其他邻国之间的许多边界争端。

  China's unprecedented strength on land is partly thanks to Chinese diplomats, who in recent years have busily settled many border disputes with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Russia, and other neighbors.

  中国的海岸线条件和其大陆内部一样得天独厚,但是,它在海上所面临的敌对环境要比陆地上严重得多。中国海军所称的“第一岛链”——即朝鲜半岛、千岛群岛、日本(包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令他们头疼不已。中国已经卷入了对中国东海和南海能源丰富的海底区域的各种争端中:与日本存在钓鱼岛/尖阁群岛之争,与菲律宾和越南存在南沙群岛之争。这类纠纷可以让北京在国内激起民族主义情绪,但对中国海军战略家来说,这幅海景大体还是非常严峻的。

  China is as blessed by its seaboard as by its continental interior, but it faces a far more hostile environment at sea than it does on land.

  The Chinese Navy sees little but trouble in what it calls the “first island chai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Kuril Islands, Japan (including the Ryukyu Islands), Taiwan, the Philippines, Indonesia and Australia. China is already embroiled in various disputes over parts of the energy-rich ocean beds of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 Japan over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and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over the Spratly Islands. Such disputes allow Beijing to stoke nationalism at home, but for Chinese naval strategists, this seascape is mostly grim.

  对于这种备受局限的感觉,中国有时会采取侵略性的回应方式。例如,2009年3月,一批中国海军船在中国南部海域骚扰正在公开执行任务的美国“无暇” 号侦查船。

  China’s answer to feeling so boxed in has been aggressive at times — for example when, in March 2009, a handful of Chinese Navy ships harassed the U.S. surveillance ship Impeccable while it was openly conducting oper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当然,中国不会很快攻击美国的航母,而且,要想直接在军事上挑战美国,它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国旨在沿着其海岸线发展这样的能力,即在美国海军无论何时何地想进入第一岛链和中国沿海之间的地方时对其加以劝阻。由于塑造自己对手的行为的能力是权力的本质,这一证据可以表明大中华区正在从海洋和陆地上崛起。

  China is not going to attack a U.S. carrier anytime soon, of course, and it is still a long way from directly challenging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ily. But its aim is to develop such capabilities along its seaboard to dissuade the U.S. Navy from getting between the first island chain and the Chinese coast whenever and wherever it wants. Since the ability to shape one's adversary's behavior is the essence of power, this is evidence that a Greater China is being realized at sea as on land.

  台湾的未来对于大中华区的出现至关重要。如果台湾回到中国大陆的怀抱,那么中国海军在与第一岛链对峙时会忽然处于一个有利的战略位置。根据2009年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到2020年,美国将不再能够保护台湾免于中国的攻击。该报告认为,到时中国在台湾海峡发生的一场战争中能够打败美国。

  MOST IMPORTANT to the advent of a Greater China is the future of Taiwan. If Taiwan returned to the bosom of mainland China, the Chinese navy would suddenly be in an advantageous strategic position vis-à-vis the first island chain.
  According to a 2009 RAND study, by the year 2020,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defend Taiwan from a Chinese attack. The Chinese, argues the report, will by that time be able to defeat the United States in a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中国还准备不仅从军事上,还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包围台湾。大约30%的台湾出口进入中国。每周台湾与大陆之间有270个商业航班。……大陆对台湾的整合可能会增加;然而,它会如何演变是不确定的,而且它的演变对该区域大国政治的未来格局而言将非常关键。

  Beijing is also preparing to envelop Taiwan not just militarily but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 Some 30 percent of Taiwan's exports go to China. There are 270 commercial flights per week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Increasing integration appears likely; how it comes about, however, is uncertain and will be pivotal for the future of great-power politics in the region. If the United States simply abandons Taiwan to Beijing, then Japan, South Korea, the Philippines, Australia and other U.S. allies in the Pacific will begin to doubt the strength of Washington’s commitments. That could encourage those states to move closer to China and thus allow the emergence of a Greater China of truly hemispheric proportions.

  如果美国轻易放弃台湾,那么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太平洋地区其他的美国盟友会开始怀疑华盛顿承诺(保卫西太平洋)的分量。这可能会鼓励这些国家向中国靠拢,从而使一个势力真正覆盖东半球的大中华区得以出现。

  In addition to concentrating its forces on Taiwan, the Chinese navy is projecting more pow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s gateway to the Indian Ocean and to the world's hydrocarbon transport route. The South China Sea may become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and the heart of political geography in coming decades.

  除了把应对台湾的力量集中起来,中国海军在南海以及中国通向印度洋和世界油气运输路线的门户中布置更多的军事力量。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南海可能会成为“亚洲的地中海”和政治地理中心。

  但是,中国在“亚洲地中海”及其以外的海域布置军事力量的努力,存在一个核心矛盾。一方面,中国似乎打算拒绝美国船只随意进入其沿海海域。另一方面,它仍然不能保护其在海上的通信线路,这会使其对美国军舰的任何攻击都徒劳无功,因为美国海军可以通过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中阻截中国船只从而轻易地切断中国的能源供给。中国并没有直接对抗美国,而是企图适当地影响美国的行为从而避免发生对抗。

  THERE IS, however, a contradiction at the heart of China's efforts to project power at sea in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and beyond. On the one hand, China seems intent on denying U.S. vessels easy access to its coastal seas. On the other, it is still incapable of protecting its lines of communication at sea, which would make any attack on a U.S. warship futile, since the U.S. Navy could simply cut off Chinese energy supplies by interdicting Chinese ships in the Pacific and Indian oceans. Rather than fight the United States outright, the Chinese seek to influence U.S. behavior precisely so as to avoid a confrontation.

  那么,美国能否在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前提下,维护亚洲地区的稳定、保护其亚洲盟友并限制大中华区的出现?

  So can the United States work to preserve stability in Asia, protect its allies there, and limit the emergence of a Greater China while avoiding a conflict with Beijing?

  相较于下面的两种做法: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大中华区出现和同意中国海军将来可以在“第一岛链”巡逻,加强美国在大洋洲的空军和海军势力是一个折中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确保中国要为其对台湾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付出惨重代价。

  Strengthening the U.S. air and sea presence in Oceania would be a compromise approach between resisting a Greater China at all cost and assenting to a future in which the Chinese Navy policed the first island chain. This approach would ensure that China paid a steep price for any military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然而,不论如何,美国对第一岛链的控制正在开始被迫放松。当地居民已逐渐不太同意外国军队驻留在他们中间。而中国的崛起立刻会使北京变得令人生畏而引人入胜——这种矛盾的感情可能会使美国与其太平洋盟国的双边关系变得复杂。在中亚、印度洋、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大中华区可能正在政治上、经济上或军事上逐渐形成。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hold on the first island chain is beginning to be pried loose anyway. Local populations have become less agreeable to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troops in their midst. And the rise of China makes Beijing intimidating and appealing at once--mixed feelings that could complicate the United States'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its Pacific allies. It is about time. A Greater China may be emerging politically, economically, or militarily in Central Asia, on the Indian Ocean, in Southeast Asia, and in the western Pacific.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政治学家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在1999年所指出的那样,在军事上,美中关系将比曾经的美苏关系更加稳定。美国海军将持续强于中国海军。

  In the meantim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s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Robert Ross pointed out in 1999, in military ter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be more stable than was the on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U.S. Navy will continue to be stronger than the Chinese navy.

  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在未来几年里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用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话来说,作为西半球霸主的美国会竭力阻止中国成为东半球的霸主。这一论调会成为当代的主旋律。

  Still, the very fact of China’s rising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will exacerbate U.S.-Chinese tensions in the years ahead. To paraphrase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John Mearsheimer, the United States, the hegemon of the Western Hemisphere, will try to prevent China from becoming the hegemon of much of the Eastern Hemisphere. This could be the signal drama of the age.

  作者简介:罗伯特·卡普兰,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本文的一个更全面的版本在5 / 6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Robert D. Kaplan is a senior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and a correspondent for The Atlantic. A fuller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in the May/June issue of Foreign Affairs.

  英文原文:April 20, 2010 I.H.T. Op-Ed Contributor 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 (黄色部分由译者摘自本文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全文) By ROBERT D. KAPLAN  来源: 纽约时报/《外交事务》2010年5-6月期。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0-06-05 05:05:49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Fw: 吕新雨文稿 Lu Xinyu, Professor, Director of Broadcasting & Television Department ,Journalism School, Fudan University,220 Handan Road, Shanghai, China 200433,

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吕新雨,

2010年6月

电邮:xininyu@gmail.com.

   [内容提要]全球化和城市化使得贫民窟正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地球上蔓延。如何反思中国正在极力推行的城市化过程?欧美作为民族国家的发源地,其历史来源于地中海的城邦国家,资本主义在经历不同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其核心和动力都是城市。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不像西方是对立的,相反,中国的城乡关系是互相哺育的过程。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的开启,中国的城乡开始分裂,并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最深刻的现代性问题。今天,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新乡土主义,重新讨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重建城乡的互哺、互动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目前中国城市和乡村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并为改变不平等的世界格局探索可能性。

   [关键词]城市化 贫民窟 城乡关系 小农经济 新乡土主义

    2010年1月17日,笔者作为主讲嘉宾参加在上海季风书园举办的读品三辉图书“另一半的世界——都市贫民的生活现实”沙龙活动,本文系录音整理稿,2月22日重新补充修订完成。

Neo-Ruralism or Slums in Cities?

Lu Xinyu

    Abstract: Glob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ve left slums sprawling around the world in an unprecedented way.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urbanizing process in China? As origins of nation-state who had been rooted historically in the polis of the Mediterranean , Europe and America have developed on the cities which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and driving force underlying the progressing of Capitalism in the different stages. Contrary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 in the West,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China has been one of reciprocity. Upon China's modernization, a sharp cleavage between cities and countries has been marked as the most imposing problem of modernity. Nowadays, what we are required is to construct a “Neo-Ruralism”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to restart the discussion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hines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and to rebuild a healthy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ies and the countryside. Only thus can we find the solutions to the social crisis faced by Chinese cities and countryside, with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to change the unequal situation of the world.

    Key Words: Slum, Urbanization, the urban-rural relation,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neo-ruralism

    非常感谢“读品”季风世纪沙龙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读这本书的一些体会。这本由美国学者戴维斯(Mike Davis)所著的《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描述了人类正在发展中的一个过程,就是与全球化过程相伴随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发展的贫民窟问题。贫民窟现象以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遍布了整个星球。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以清晰的图景打破了我们对于人类所谓全球化和都市化的幻想,让我们看到人类文明史中,全球化与城市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负面性。这其实也是我自己思考了很多年的问题:中国正在极力地推行城市化的过程,我们把都市、城市作为普世文明的一个象征,这个提法和这个实践本身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首先,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讲,为什么会有一个如此强烈的信仰,就是:都市是好的,都市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这样的一个想象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个想象的背后与西方的历史、西方城市的发展史,到底有什么关系?在中国,我们知道已经有很多贫民窟,但是,客观地讲,中国目前的问题还没有严峻到像拉美、东南亚和南亚以及非洲,有那么大的贫民窟问题和社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问题还没有蔓延到这一步,我们的历史前提并不一样——这一点恰恰是这本书没有分析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达到那一步,要看我们自己究竟怎么走。

    我们可以对这本书的历史前提做一个回顾。拉美、东南亚和南亚以及非洲贫民窟问题的前身是什么?其实是农业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传统的小农与资本主义碰撞之后产生的问题。这本书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上世纪60年代,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的蔓延,第三世界的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形成贫民窟。21世纪,城市贫民窟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不是相反。这些潮水般的城市贫民是从哪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夜间生出来的,他们的家园在乡村,是被某种力量从乡村驱赶到城市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小农经济破产,农民不得不迁移到都市,但都市并没有就业空间,都市乡村化和乡村都市化的双向负面效果的汇合,使得非洲、拉美、东南亚和南亚的城市贫民窟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三农”问题,它的背后就是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问题。当我们讨论城市的时候,不要忘记城市的背后是乡村,乡村问题与城市问题是锁在一起的。今天在中国最严峻的问题依然体现为“三农”问题,如果“三农”问题处理不好,再过几年,我们大概就不需要再说“三农”,而是直接讨论中国的城市贫民窟问题了——但是,那时就太迟了,我们就已经没有退路。所以,今天中国的“三农”问题和本书作者讨论非洲、拉美、东南亚与南亚的贫民窟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但属于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或者说一个问题的不同展开。

    怎么理解中国的城市、贫民窟、移民、乡村与都市化发展等等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到西方的城市发展历史来看,因为,我们的美好想象正是以欧美城市作为参照系,而不是以拉美、南亚等地的贫民窟作为蓝本的。如果追溯欧美作为民族国家的发源地,它们的历史来源于地中海的城邦国家,资本主义在经历不同的体系发展的过程中,其核心和动力都是城市,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作为金融中心的城市。这样的以城市发展为核心和动力的历史轨迹,是不同于中国的。我们来看它不同于中国的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不同是,早期地中海的城邦国家,它们一开始就注定是军事性的。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军事组织,这种军事组织与远程贸易、与海外殖民地相匹配。这样的城市依靠的是城市与贸易、军事的结合,只有这样结合,这种自治式的城市才可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不是依靠土地本身,而是依靠对高附加值的手工业的垄断,用手工产品换取乡村的粮食和其他财富。所以城市手工行业必然是高度封闭和排他的,因为需要垄断价格,这其实是一种城市控制乡村的办法。第二个不同,这样的城邦必须依靠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相配合,才可以实现贵族民主制度。第三个不同,正是因为需要远程殖民地为其输送粮食,为其手工业产品扩大销路,城邦国家逐步发明了很多信贷、债权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即便是罗马帝国时期,这样的城邦自治结构也并没有改变。意大利历史学家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是从意大利的城邦国家起步的,热那亚金融资本逐步与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伊比利亚领土国家的合作,是其获得军事保护的方式。当城邦国家自身的资本主义力量不足以承担远程贸易的保护成本时,它就会招募地主阶层的军事合作。城邦的、军事的、贸易的组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与领土、国家结合起来,并且以金融扩张为其控制世界贸易的方式,这就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结合的过程。从热那亚体系到荷兰体系,金融资本与国家保护逐步结合的完成,就是作为岛国的、殖民主义的英帝国,而它的最后形态是作为大陆国家的单边主义的美帝国,——这就是阿锐基在《漫长的20世纪 ——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 中的叙述。如果看这个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从热那亚到阿姆斯特丹,从伦敦到纽约,以城市为核心的国际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是与国家提供的政治的、军事的保护力量相互配合的,正是对军事的和政治的保护力量不断高涨的需求,对保护成本内部化的需求,造就了资本主义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与政治上的交换关系,也使得世界霸权体系不断地需要依赖更大的领土国家。这样的城市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的叙述,也是西方整个社会理论的来源。比如我们讨论市民社会,讨论民主问题,都是建立在以城市发展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上,这是问题的要害。按照马克思的叙述,西方的整个文明史都贯彻着城乡之间的对立,不过这里“西方”两个字是我加的。

    这样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完全不一样。西方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讨论自己历史的时候,就会以贬低的口吻说,中国的城市从来就没有西方城市的自治机构,这个自治机构指:行会的自治、议会的自治、政治的经济的整个自治系统。我们在欧洲旅行,就会看到欧洲古老的城市里核心的建筑就是市议会厅,这是他们城市自治机构的核心体现。所以城市自治的结构是西方民族国家的核心问题。比如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会看到他有很多描述,是关于城市的行会自治是怎么运作的,它怎么变成垄断集团剥夺乡村的利益,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利益。这种复杂的权力垄断的、排外的城市自治的机构,以及它的运作方式,在中国没有。

    这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城市,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繁华的城市。明清之际中国的商业化城市已经非常发达,特别是江南一带,苏州、扬州沿着运河发展的这些城市群落非常繁荣。但是中国的城市发展,在我看来,和西方的城市发展有一个特别的不同——但是这一点在今天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就是中国城市的发展与乡村的发展,不是像西方一样处在对立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中;相反,在中国,城市和乡村是一个互相哺育的过程。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上海人”作为一个认同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晚清、民国初期的时候,上海人这个概念还没有。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地方商团进入上海后,他们各自的地方认同并没有改变,比如广东商人,他们就叫“旅沪粤商”,宁波商人就叫“旅沪甬商”,他们不拜上海的城隍庙,不认上海的土地神,他们看自己的地方戏,有自己的祖先崇拜。他们死了以后也是先寄放在会馆里,统一运回去埋葬。所以在传统的城市里我们会看到大量的会馆。会馆是什么?就是从地方上来的青年、学生、商人,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可以到当地的会馆白吃白住,不要钱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城市和地方的一个纽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不是一个断裂的过程,不是对立的过程,而是互相哺育的过程。我们中国人一直说“衣锦还乡”,不管做生意还是做官,有了荣华富贵,最后一定要回到家乡去的。这个回到家乡不仅仅是理念上的,而是有很多实质性的内容,承担家乡的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公共品的供给。明清两大商帮集团:晋商和徽商,他们在外面做生意,其财富很大一部分要输送回本土、本乡去做公共福利的事业,建学校、修祠堂、修桥、架路……有人也许会说修祠堂是公益事业?那是非常重要的公益事业,因为祠堂以及中国传统的以村落为聚集方式的居住方式,它本身承担着社会公益的功能,比如鳏寡孤贫的赡养,靠的是族田。族田和公田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抚养那些自己没有能力生存的人,以及提供整个社区其他公益事业的费用。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社会的治理、发展,其公共品的提供,都需要依靠在一个以本乡、本土为基地而延伸到外面世界的网络,这个网络的扭结点就是城市。通过血缘和地缘的动力,构建出城乡互相哺育的纽带,是中国传统的城市与乡村融合一体的关键。中国城市的繁荣并不是依靠远程的殖民地经济,而是依托于以本地经济圈为核心的、小农基础上的农业与手工业,江南一带的城市群就是江南经济的体现,所以城市与乡村是唇齿相依的。我们知道明清中国的经济在世界是属于领先地位的,有发达的国内贸易和长途贸易,市场是非常发达的。江南一带的经济有复杂的社会分工,但是它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建立在小农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基础上的,中国的城市就是由这样的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相结合的模式哺育出来的。而它的动力却是惊人的,正是这样的市场辐射力建立起了全球性的长途贸易系统,也使得中国人口从明清之际的东南亚移民逐步遍布世界各地。

    但是这样的城乡互相哺育的关系,在20世纪初就开始断裂,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现代性的开始,像上海这样的条约口岸城市开始崛起,它的崛起和现代中国工业化的发生联系在一起,和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乡村普遍的破产联系在一起。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在二三十年代普遍破产,与此同时,城市贫民大量出现。在当时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描述。传统的城乡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进入一个持续的断裂阶段,这导致了中国城市和乡村关系的历史性巨变。从而使得20世纪对中国来说,其核心问题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问题,就是城乡断裂的问题,也是社会分裂的问题,它是中国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正是严重的城乡断裂问题使得二三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和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统统到农村去做乡村建设运动,著名的有晏阳初、梁漱溟等,国民党、共产党、西方的宗教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各种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都纷纷去做乡村建设运动。当时,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期刊和书籍非常蓬勃。这里面有很多政治的因素,比如大革命的1927年,就是中国乡村建设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也说明中国的政治因素总是要和乡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意味着西方的工业模式在中国城市中的确立,它导致中国乡村破产,也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分裂,意味着城乡相互哺育的关系没办法继续下去,这使得中国开始出现西方意义上的“贫民窟”。在毛泽东时代,一方面,城市和乡村的分割是中国必须强制完成工业化的后果,但另一方面,以“政社合一”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制度设计,却是为了克服以城乡差别为代表的“三大差别”而进行的另类现代化的努力。今天,在后毛泽东时代,“三农”问题的重新开启和再度严峻化,提示着我们把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的凋敝和今天中国城市问题的出现联系在一起,也提示着我们需要对毛泽东时代历史的是非功过重新评价。今天,不仅仅是乡村的凋敝,城市化过程拆迁大行其道,也是原有城市社区纷纷瓦解的过程。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解体,其实是整个社会解体过程的不同表现。当它以危机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国家权力就会无法避免地介入,从而形成一种治理上的恶性循环,并使国家的合法性面临严峻的考验。

    第三世界的城市发展史,在很大意义上说,有点类似当时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史。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城市发展的历史恰恰是与国家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很多第三世界的贫民窟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其国家能力不能够完成的体现。

    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有个大辩论,关于中国到底是要应该以工业来立国还是以农业来立国。以工业立国大家都很能理解,那为什么还有些人坚持说中国要以农业来立国呢?就是因为二三十年代在欧洲发生的世界大战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他们发现工业文明的进程、城市化的发展,后果会是阶级矛盾的冲突、对立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对世界资源的争夺,而这是世界大战和人类灾难的来源。他们就会想,中国是否要走这样的路?而中国的历史,按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国家和社会都是和西方不一样的。中国是国家融在社会里面的,这个社会不是城市社会而是乡村社会,城市是乡村的延续而不是相反,城市和乡村是一体的。所以,要解决中国的城市问题首先就要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解决了乡村问题才能解决城市问题。而不能反过来,反过来就像西方一样的,城市变成一个个巨大的吸盘,所有的资源都从乡村中抽出来,财富、人才、资源、土地……全都被城市席卷。在梁漱溟先生看来,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灾难,他投身乡村建设运动背后的理论预设和对中国传统的判断,是中国的国家和西方的国家不一样,中国的社会和西方不一样。中国的国家性质不是军事化的国家,不是城市自治,而是乡村自治,这个区别至为关键。山高皇帝远,皇帝在一般意义上是不动武的,除非有农民起义、边疆有异族侵入的时候才会动武,它的常态是地方乡村自治。中国这样的国家概念和西方人说的帝国不是一回事,与西方起源的民族国家也不是一回事,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都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走西方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梁漱溟先生对此是有很强烈的质疑和反对的。而以工业立国的观点是说,西方的民族国家靠工业和贸易来支持一个国家运作的昂贵费用,包括要养海军、陆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庞大的司法体系,所有这些其实没办法靠小农经济来养,所以就必须要发展工业、发展贸易,才能有钱来养现代国家需要的这些东西。梁漱溟先生说晚清垮台,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要办新政,新政本身把它压垮了。这就是说明没有国家能力——这个国家能力指的是工业的、军事的,和依赖军事进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力,而这正是西方民族国家成功的秘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是这个意义下的民族国家理念与实践的衍生。在没有这样的国家能力的情况下,现代的城市发展本身就会变成一个贫民化的过程,这个贫民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的小农破产,农民在乡村呆不下去了,资本主义大农业要不就是无法成功,要不就是以排斥劳动力为代价。而第三世界城市的工业与农业脱节,其外向型经济与贸易发展本身则完全不足以支持整个国家人口的就业。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的城市发展必然带着深刻的依附性,也必然是严重的阶级对立的,因为这样的城市发展本身已经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环。也因此,第三世界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出现往往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息息相关,也与第三世界的经济依附性结构有着必然的联系。

    即便是美国的都市化也有无法回避的严重问题。美国超大城市中心的空心化和贫困化严重,富人都住在郊区,它并没有消除贫民窟。美国的城市贫民窟与美国的黑人有不解之缘,而黑人问题则与美国农业发展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美国的种族问题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就是他们农业问题的延伸。美国农业从一开始就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分工的产物,非洲黑人怎么会来到美国的呢?不就是因为南方的种植园经济需要劳动力,才使得殖民者从非洲把奴隶贩运到美洲来的。美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时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大批的黑人从处境恶劣的、分成租佃制的南方种植园逃往北方工业城市。但是,他们进入城市后,遭遇的却是严重的歧视、贫困和失业,他们居住的区域成为种族隔绝的城中城,这成为美国上世纪60年代黑人城市暴动的动因。美国的黑人贫民窟是殖民主义的南方种植园经济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所以在这个意义,美国的农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不过换了种方式出现,变成了种族问题和移民问题。比如今天美国的大农场,它不像中国的乡村是社区,它就是农业工厂,所以它需要季节工。季节工从哪里来?就是墨西哥移民。大量的墨西哥移民以非常低廉的价钱,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做工,这才是美国资本主义工厂式大农场获得成功的一个条件。当然,它还有需要很多别的条件,比如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获得大量的土地,比如金融资本与美国大农业的血缘关系,比如对第三世界传统小农经济的摧毁等等。即便是这样,今天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他们的环境压力,他们本来依赖的是中西部大平原的肥沃黑土,但是现在这个黑土层已经到了最底层,一层一层地消失了,这是他们的一个不可持续;另外一个不可持续是,他们完全要依赖国家的大额投入,每一届政府上台都加大对农业的补贴,这使得多哈谈判,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关于农业的谈判永远没法达成一致。

    今天,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无关联,美国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的农业政策计划限制农业补贴、削减政府对农作物保险补贴以节省资金,因为反对严重,能否实现,尚待观察。但是,其农业调整只是从限制对大型企业式农场的补贴,转为强化对家庭式小农场的补贴,通过扶植家庭农场的出口来提高就业水平。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农产品出口的优势,而是相反,奥巴马亟需加强对美国农产品出口优势的依赖来摆脱危机。他在1月27日的国情咨文演说中承诺,美国未来5年出口将翻番,这种增长将支持美国200万就业,并宣布创建国家出口项目以帮助农场主和小企业增加出口。根据美国农业部去年11月发布的预测,美国出口企业现在预计2010年出口价值980亿美元的农产品,这将超过775亿美元的农业进口预测,并产生205亿美元的盈余。美国农业部长就此表示说,奥巴马总统最近设立的在5年内使美国出口翻番的目标不一定适用于美国的农业出口,他强调农业已经是对外贸易中比较成功的一个领域,与其它行业不同,因为农业有贸易盈余 。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2009年8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非洲七国访问期间,美国农业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与国务卿同行。希拉里在安哥拉同包括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在内的三家美国公司签订了一份农业合作备忘录,帮助安哥拉增加香蕉和咖啡豆的种植,希望借此来扩大美国公司在非洲的影响力。

    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正是,传统的第三世界的农业国家越来越依赖于粮食进口,比如中国东北的大豆完全沦陷了,豆农破产了,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占领了中国的市场。当传统的农业国家都变成了农产品输入国的同时,传统的欧美这样的工业国家却变成了农业大国,大量输出他们的粮食产品。我以前对这个现象特别疑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要用价格倒挂的方式、倒贴的方式来向全世界倾销他们的产品?正是这种倾销使得世界性小农普遍破产,不得不移居到城市的贫民窟来。这个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后来我发现很多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美国的大农场背后完全靠的是金融体系的输血,靠的是高科技,石油、化工和转基因……所有石油的、化学的、生物的高科技全部是要通过农业的资本主义来实现。我觉得这是今天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秘密,它把全人类都绑架了。这是我们来讨论为什么今天全球性的贫民窟不可避免的一个前提。

    今天,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传统小农经济之所以破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特别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美国式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大农场、大农业击垮了第三世界的小农经济。在WTO的框架下,在欧美巨额的农业补贴政策下,第三世界的小农无一例外都在经历破产的过程。其后果就是,他们在农村没法活,只能到城市去。刚刚发生了严重地震的海地,其传统农业本来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但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得美国进口的大米在几乎没有关税的情况下轻易击败了海地的传统农业生产体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小农顿时失业,几十万农民纷纷离开土地到城市的贫民窟生活,海地因此陷入长期的饥荒状态,成为美洲最穷的国家。首都太子港本身就拥挤着大量的贫民窟,2008年的世界粮食价格动荡在海地就成为社会骚乱,海地首相被迫下台。这就是为什么地震这样的天灾人祸在海地一旦发生就会特别严重。贫民窟的背后是世界性的小农经济的破产,而小农破产的世界性格局恰恰是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

    再回到当代中国的问题。当代中国,之所以还没有出现旧上海二三十年代那样大规模的贫民窟问题,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联产承包制,使得农民还能够保有他的土地。

    很多人认为要给农民权益就要土地私有化,因为私有化之后他们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样才能体现对农民的尊重。但是仔细去看这些说法背后的动机,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说土地私有化,其实是想说,只有土地私有化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能够更快;而不是说,土地的私有化之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能够完成。今天资本的运作,土地的流转,在中国并不可能形成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大农业,因为不具备那样的国家补贴、高科技等一系列的条件,最重要的是不具备国际市场。所以农民土地的私有化其实是为了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能够更快推进。土地私有化了的农民在跟国家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可以拿得更高一点的补偿金,如此而已,但是补偿金总有被花完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呢?而且对于不在城市边缘的中西部农村来说,补偿金问题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的土地并不具有资本化的条件。因此,土地私有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和农村,这三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农村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它自身的凋敝无法靠私有化来解决。

    我们相信城市使生活更美好,是因为这三十年我们依赖的是外向型经济模式。可是,一旦外向型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的时候,这些农民到城市里来,没有工作,他们的美好生活在哪里?就像这本书上描述的那样,没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他们回不去的话,城市自然就形成贫民窟,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贫民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不是说允不允许自由选择,而是首先得让乡村成为一个可以让人居住的地方,才存在真正的“自由”选择。如果乡村继续按照这样城市中心主义的“市场化”方向发展,国家投入的模式和意识形态的模式都是城市中心主义的,那么乡村当然不适合居住。但是,不适合居住的后果就是中国所有的城市都膨胀,所有的公共系统都没法维持,失业率、犯罪率飙升,城市中有无数城中城,城市分裂,这就是我们要的城市化吗?数亿农民离开土地的另一个可能性后果是,他们维持生存的粮食必须依赖市场机制来解决,中国18亿亩耕地的压力剧增,国际粮价上升,所有食品价格上升,城市居住成本进一步高抬,贫民窟状况恶化,社会动荡。而国家在失业和动荡的压力下,会进一步强化对外向型工业化经济模式的依赖,国际贸易争端也会进一步加剧,国际局势也会因此更加风云变幻。正是因为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发生,我们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反思,不是说不让农民离开土地,而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乡村变得比城市更加适合人类居住。因为乡村其实是应该比城市适合人类居住,而不是相反。人类大规模离开土地,潮水般拥挤在脱离自然的、不堪重负的超大型现代水泥森林中,这本身不正是一个怪诞的现象吗?

    这本书说到,很多第三世界的农民有一些传统的互助的社会纽带,家庭的、血缘的、地缘的,这些关系在他们进入城市进入贫民窟后,由于环境的压力和恶化,使得这些互助的纽带也断裂了。也就是说,当农民从乡村离开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更好,反而更坏。与此同时,他们离开了,乡村的土地谁进入了呢?资本进入,有钱人进入。所以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它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对乡村土地的进入,是乡村土地的非农化过程,是把乡村用资本的逻辑重新城市化,比如在农村建别墅,建私家庄园。我听过的最夸张的故事是,开发商承包了某个地方的一座山,在山上建了非常高档的别墅群,非常隐秘,山顶上甚至建了一个直升飞机的机场,那座山就整个成了有钱人的世外桃源。这样的过程正在中国发生,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现象呢?

    乡村不好吗?当我们说乡村不好的时候,我们让农民离开,那土地归谁所有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等这些土地非农化之后,这些离开的人是回不去的,他们卖地的钱已经买不回自己原来的地,而占有土地的则是有钱人。现在已经有很多有钱人到乡村去买地,很多艺术家也居住到乡村去了,这就说明不是村子不好住,而是说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让农民安居乐业?自己有宅基地的农村不好住,而在拥挤的基本生活设置与条件都没有的贫民窟里就好住了么?他们自己的土地为什么不能住?为什么农民的房子要变成城里人的房子,就好住了?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改革”吗?一方面是农业的破产、乡村的凋敝,让这些农民进入城市、进入贫民窟,同时这些空出来的土地让给开发商变成富人的庄园。我去美国就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原来不懂在美国庄园意味着什么,后来知道,它意味着你在美国是有钱人,有钱人才可以买一大片庄园,难怪历届美国总统一旦休假就回到自己的庄园去。今天我们已经目睹了很多有钱人作为外来者到农村买地盖房,但是它破坏了土地作为乡村社会、作为社区的存在肌体。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以村为边界的,这意味着它是可以根据以村为单位的人口变化进行调整的。这是土地不能私有的很重要的前提,土地能够根据社区的人口变化来调整,使得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具有福利性和社会保障性。而没有这个条件,这些农民就会离开土地,没办法住。今天中国的贫民窟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是因为我们还有土地作为基本社会保障,这样一个前提,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遗产。这对于我们如何解释今天中国的经济崛起非常关键。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于整个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五年前我们对它的想象还很灿烂的话,那么今天,随着“白领”在这个城市化过程中的破产,随着“蜗居”现象的出现,你更无法想象那些离开土地到了城市之后的农民工,如何获得在城市立足的空间。今天就拿上海来说,我们把上海的门打开,就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吗?我们要去看城市化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是使谁得益?是使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得益,还是使少数的开发商、官僚、利益集团得益?如果这是我们的城市化过程,那我们是要去质疑它的。我们有一个城乡分割,我不认为城乡分割是一件好事。但城乡分割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后果,不是前提。等到富人都去乡村了,穷人都到城市来了,我们的城乡也许是不分裂了,但是城市分裂了,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案吗?这并不是解决问题,只是转化了问题,而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农民并没有获得解放,而是相反,被囚禁在更没有前途的贫民窟中,就像这本书所描述的那样,所以作者戴维斯断言,21世纪以后的社会革命将以城市贫民窟为主战场。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图景在中国上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中国自己的“另类”发展道路?这个发展道路不再建立在城市和乡村隔绝的基础上,也不再建立在对城市贫民窟的依靠上。北京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有一个断言,他说毛泽东时代的城乡分割是行政主导下的。但是毛泽东时代用“强制”的方式让知识青年、让医疗队、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是特定的解决城乡分裂的方式,目的是为了消灭以城乡差别为代表的三大差别。但是今天,中国的城乡分裂是市场主导下的城乡分裂,按照孙立平的说法,这种城乡分裂是不可逆的。不可逆意味着什么?中国就变成两个中国,一个是城市的中国,一个是乡村的中国。乡村已经凋敝,城市的中国就好吗?这本书描绘给我们的可怕的、悲惨的图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城市化的图景,却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上,中国能够在何种意义上幸免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贫民窟的出现是必然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能反对城市化过程和与此相伴随的贫民窟,而是要让政府保障他们的人权和基本生活权利。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为什么这个星球上不断蔓延的贫民窟现象并没有得到这些基本的保障?因为,任何一种国家能力都无法保障不断扩大的失业人群,美国不能,中国不能,第三世界更不能,因为政府能力是建立在就业和税收的基础上的,就业下降也就必然意味着政府能力的下降。这本书中有一章就是:“政府的背叛”,因为一旦这样的局面发生,这个政府就一定是代表着富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它意味着政府本身就是推动贫民窟产生的原因。所以,这样的观点恰恰遮蔽了对产生贫民窟现象的资本主义动因的追问。中国目前一味追求城市化,追求土地财政,把土地的资本化作为现代化的指标,土地的资本化从城市开始向乡村蔓延,它所导致的城市拆迁、农地侵占的残忍过程,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痛苦指数最高的群体事件的爆发点。所以,今天到了需要换个维度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应该思考的是怎样让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他们应有的权益,而不是把他们推向城市的贫民窟过悲惨的生活。最近有媒体披露,现在的很多农民并不愿意把自己变成城市户口——并不像我们很多城里的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因为这意味着失去土地。拥有一纸城市户口,却没有工作,吃住行都要花钱,这日子怎么过呢?

    我们今天讨论城市贫民窟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个问题上,而是要把它的前生后世,它和中国现实的关联,都放在一起来讨论,才能够让我们看到某种可能性和某种前景,否则就觉得人类已经没有办法救赎了。这本书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没办法救赎了,这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一个图景。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希望来和大家讨论的问题:中国新的乡土主义是否有可能?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上世纪60年代出版了《农民的终结》一书,宣布小农在法国消亡。但是二十年后,他为该书所写的跋中,则发现乡村社会正在惊人地复兴,乡村社区正在重新获得罕见的生命力,人口流动的方向逆转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停滞了,而乡村人口的增长却大大超越了总人口的增长。“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以事实证明,人们无法将乡镇融入一个辖有地区的市镇。” 可是,我们对他的翻译看重的还是他对小农死刑的宣判,却不愿重视他在二十年后面对法国乡村社会复兴,转而为乡村发展政策的辩护。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孟德拉斯认为乡村社区的复兴是法国社会特有的现象。一方面,他是对的,因为任何社会的复兴都是依托各自社会的结构性特点而展开的;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世界范围内乡村社会以不同方式进行复兴,则是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之后,我们必须探索的自我解放之路。

    对于中国来说,首先,新的乡土主义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立城乡互动的、相互哺育的良性关系。这个良性的关系,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也不是把城市变成乡村,而是在保存乡村既有的文化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生存方式多样性的情况下,使得乡村能够成为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乡村本来是中国文化的根源,但是现在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乡村的凋敝意味着这个民族的社会根基、文化根基的塌陷。在今天,在我们还没滑向拉美式的贫民化、都市化的情境下,我们也许还有唯一的历史机遇,来重新建构一个城市与乡村互相哺育的体系。一旦错过,也许就是永劫。所以,我们需要开放出各种各样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实践力,来建构多样的、多模式的城乡互动体系,并把这样的发展设定为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第二,新乡土主义是在保持乡土社会的社区性的同时,发展建立在小农基础上的有机农业,它以小规模、物种多样性为基础,以小规模辐射的在地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建立健康的、有机的、人格化的食物生产体系为目标,重新建立新型的城乡互相哺育的互动关系。中国的乡村是以“村”为社区单位的,很多村庄可以此发展自己特定的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这些产品,不追求规模化和标准化,而是小而特色,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服务当地经济的,能够自我生存的,与乡土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新乡土主义,从而实现文化多元性、经济多元性、生物与生态多元性的统一,这样的具有不可替代的地方性经济与文化统一的社区存在,应该是新乡土主义的发展方向。中国广阔的村落和地方都有它独特的物种与文化,怎样把这些独特性进行重新规划与发展,是新乡土主义的起点。

    比如一些朋友在尝试重建传统乡村有机农业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农村与城市直接销售的方式。今天,传统的有机农业应该看成是对抗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有效方式,资本主义的大农业给今天全球的食品安全问题造成严重的隐患,转基因的食品问题,化肥和农药污染问题,层出不穷。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不惜摧毁自己的小农生产体系,而试图去建立一个不可持续的高能源消耗的大生产体系呢?即便是美国的农场式的有机农业,也是一个昂贵的体系,无法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中国传统的小农经营的农业方式,本身就是有机的和低碳的。我们把传统的有机农业的模式扼杀,又转而要采用昂贵的现代农场的有机农业的方式,是严重得不偿失的。所以,问题是,今天我们怎样能够让传统的小农经济在新的条件下复苏,在能够保存乡村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上新生?这才是问题的重点。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丽所做的城乡互助合作社,帮助农民把有机大米、健康猪肉卖给城市居民,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很多人对何慧丽的责难是:不遵从市场规律。但到底什么是“市场”,消费者除了有毒食品、有害食品,别无选择就叫“市场”?!真正的市场应该是能够体现劳动价值的地方,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下的健康有机食物,应该在这样的市场里实现价值。我们不是不要市场,我们不要的是恶意的、垄断的、以牟利为唯一目的资本主义市场,这样的市场是劣币驱逐良币。你问一问大家,谁愿意吃转基因食品?没有人愿意,但是恶意的市场强加给你,你别无选择。而中国的真正的农民生产的有机健康美味的食物,却被市场拒绝,这是什么“市场”逻辑?所以,中国的小农经济并不是没有市场,有需要就是有市场,但是我们没办法让这样的市场成长起来,这是问题所在——这就是何慧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做城乡合作的典范意义。我们需要在今天美国式资本主义农业模式危机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传统的小农经济的意义,并且帮助这样的小农经济实现它的劳动力价值,从而创造出真实的和真正的市场关系,用这样的市场关系来重建城市与乡村的良性互动。我们需要“市场”这个概念,但是这个市场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大市场,而是回归到市场作为满足消费者真实需求的意义上,回到能够促进城乡互动的良性的市场关系中。中国广袤乡村的每个村落、地区都有它各自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恰恰是不能让资本主义大市场来统一的。所以要以尊重各个地方的经济自主性为前提,以文化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为基础,让乡村多样多彩的有机食品能够进入我们的城市,丰富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的食物,让我们的食物更安全、更有营养,生活才能更美好,城市才能更美好,环境才能更美好,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与乡村的有机联系上。民以食为天,今天尤其如此。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社会主义的,意味着经济要为社会服务,它是市场的,意味着它是以满足人民对健康食品的需求为目的的——在这两个层面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不应该屈从全球资本以盈利为动机的霸权体系。

    传统的代表性观点是小农经济没有市场竞争力,但究竟什么是市场竞争力?这是个关键点。小农经济的破产使农民在村子里呆不住,这后面的背景是什么呢?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对小农的恶意排挤,因为他们是用依靠政府巨额补贴的价格优势打败了第三世界的小农,中国的大豆眼睁睁地就这样全军覆没了。但是它带给我们消费者的是什么?是转基因豆油。今天的消费者去超市,突然发现:要不就是买不到非转基因的植物油,要不就是价格高得离谱。你不愿意吃转基因食物,好,你可以不惜高价,但是非转基因植物油和食物也只有在家吃。你去不去餐馆,去不去外面购买食物?你能够要求所有的餐馆和食品加工厂都用非转基因的植物油和食物吗?所以,并不仅仅是穷人与富人的问题,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劫难逃。我们都知道今天东西不好吃,农药化肥超标是危险的,城里的人想吃安全的、有机的、味道足的东西,但是没地方买。小农经济的市场被资本主义农业的恶意市场扼杀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从道理上讲,消费者需要,就意味着有市场竞争力,但是当市场被操纵和垄断的时候,需求与市场的关系就已经扭曲了破坏了。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建立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城市和乡村建立互动,使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东西能够不被盘剥地到达城市消费者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的互相哺育的城乡关系需要重建,这不是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而是相反,是以乡村为本,重新建构城市与乡村互相哺育的关系,它们其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我去深圳参加乡土中国的讨论会,朋友带我去一家餐饮店,他告诉我这家店生意很好,因为店主在某个乡村包了一座山,在山上种有机蔬菜养鸡养鸭养猪等,然后空运到这里。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包座山,但是我们可以去和某个村子订货,直接建立购销联系。今天,小农生产出物美价廉的有机食物,并不是不好,而是市场的门槛太高,他们的产品进不了超市。因为超市要价太高,小农承担不了流通渠道的成本。我了解美国小农场也步履维艰,因为它要获得政府给他们的各种安全证书,每个证都要很多钱,这个钱就把利润消耗光了。即便如此,美国人对大农业食物体系的危害比我们中国人看得更清楚,所以美国小农场运动的发展正在方兴未艾。奥巴马总统的美国农业政策不同以往之处在于,补贴是向对家庭式农场而不是大型农业公司倾斜,防止对家庭农业不利的反竞争行为,鼓励有机的、局部的农业,支持有机农业的作物认证。我们可以把这些转变理解为美国式大农业模式的自我转变,它的目的正是为了增加社会就业和提高食物的安全系数。当然,新的农业政策期望推动家庭农场的出口以替代大型农业公司,并不意味着美国农业放弃世界市场。

    我听一位在云南的乡村里生活的朋友说:城里人很奇怪,他们为什么没事老是要跑到我们乡下来“旅游”?后来他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城里人都病了,他们心理有病,所以要到乡下去寻找治疗。我觉得一点都没错,在城市里住久的人心里都会生病的,因为我们的生活目标被挤压得只剩下为生存而奋斗,为蜗居而拼命,为钱而焦虑。毫不奇怪,调查显示越是大城市的幸福感越低。这时候我们需要去乡村看一看另外的世界,另外的生活的可能性,帮助我们反观自我的生命意义。蜗居久了,我们也需要回到乡村的自然环境中,直接面对大地和天空,去体味人和自然的关系,去寻找心灵的家园。乡村的熟人社会形态,伦理互助关系,都是人类文明中非常重要的存在,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根基,是有大智慧在里面的。而在都市文明的陌生人社会中,互相冷漠的人际关系,所有人都被关在水泥森林的小格子里面,隐形失业的年轻人变成“宅男”、“宅女”、“啃老族”,然后网瘾、自杀、忧郁症泛滥成灾,……所有这些都是城市病,都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乡村,我们和乡村之间有机的联系被割断了,与自己文化的根断绝了。因此,怎么重新建立多种的渠道,不是一个渠道,而是让各种想象力、行为和实践来重构城乡互相哺育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对于当代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文化上的重建尤其关键,因为这关乎我们的生存意义的问题。河北衡水枣强县农民安金磊从农校毕业之后,坚持进行有机农业的实践达十多年,他以此寻找真正的身心生态家园。在这个过程中,他耕读结合,对现代工业和城市化发展都有很深刻的反思,并努力把自己的实践与中国传统的庄、禅、佛等思想结合起来。现在,安金磊已经是个名人,就是因为他的故事感动并带动了很多人去反思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有价值的。有些城里人去他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就辞职去老家种地去了。如果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愿意到乡村去做这样有觉悟的农民,就能够逐步带领乡村的年轻一代回到自己的家乡。乡村社会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其实,今天我们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讨论传统文化的复兴,都必然会涉及到如何重建传统文化与乡土的关系。所以,传统文化的复兴应该把自己的根基放在乡土的层面上,而不是一味在城里空口论道,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真正实现“复兴”的意义。儒家思想对乡村自治的实践,庄禅哲学与佛家思想对自然与人文的思考,都应该成为我们重建新乡土主义的思想资源,也是应有之意。

    2009年11月,我去参加深圳的城市建筑双年展,之前与策展人欧宁先生有过一个设想,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关于“乡土中国”的讨论。由于欧宁先生的努力,这个叫做“农业中国:乡土主义的乌托邦”的小型讨论会终于在一个城市主题的双年展中做成了,我们有机会请一些在台湾和大陆做乡村工作的朋友们一起畅谈。台湾的建筑师黄声远,耶鲁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后去了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小镇,一去就是十多年,他的建筑事务所叫“田中央”,就设在宜兰。他的事务所帮助乡民们规划他们的家园,帮助他们重建乡土社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现在这个宜兰小镇已经成为台湾建筑界的标志性存在,他的事务所也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去乡村追随他的理念。而他则利用自己的知识分子话语权把这样的乡土价值的理念传播出去,让整个社会都能够来关心和思考这些问题。台湾有一批这样的有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做这样的事情,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的当代艺术家也去农民村子里住,但是曝光出来的似乎多是和农民发生的各种房产纠葛。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城市中心主义和城市现代化的想象和意识形态,恰恰是在做相反的事。我们的村村通工程,让每个乡村都能够看到电视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却是城市消费主义对他们的改造。这个社会的城市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正在摧毁乡村作为社会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中的我们,怎么样去反思我们自己的存在,怎样为重建这样的城乡互动的关系贡献力量,是今天面临的最急迫的任务。

    今天,我们尤其需要重新去反思中国的经济崛起与小农经济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历史上看,中国是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靠的是小农经济,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秦晖先生曾一再质疑说,这并不值得骄傲,因为我们其实是以世界上40%的农民养活了7%的“非农民”,这正是一个中国落后的标志。 我对秦先生的质疑有不同意见:他忘了算农民自己了。如果秦先生这个数据是准确的话,占世界人口的40%的农民首先养活了自己,所以这个40%要加上7%,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的47%是由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的,而不是21%,那中国的小农经济对世界的贡献还要伟大得多!如果中国的农民都离开土地到城市里去,中国18亿亩的耕地红线就会崩溃。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粮食要全部通过市场来完成。如果这40%的农民放弃粮食的自给,而是通过市场来完成自己口粮的话,全世界的粮食交易量都进入中国还不够。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中国全部变成城市社会,是人类的灾难。多少年前有个西方人不就提出过“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吗?这个问题还没有发生是正因为我们的小农经济还存在,农民自己养活自己。农民自己为什么不被计算?这个不计算,很多问题的后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发展美国式大农业和基因技术等生物科技打出的蛊惑人心的口号正是:解决世界人口发展带来的粮食压力,但是这样的解决方案恰恰是走在解决问题的反面,就是因为他们剥夺了世界范围内小农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把世界人口的粮食需求都驱赶到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中去解决。就目前的世界粮食生产总量来说,对于全球人口来说并不是不够,而是不公平的分配,才是问题的要害,是政治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市场问题,而不是,或不仅仅是农业生产技术问题。的确,我们需要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但是这样的技术应该是以提高小农经济的生产率为目的,而不是相反,说到底是科技究竟为谁服务的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崛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庞大的小农经济在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进行巨大的补贴。阿瑞吉在非洲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当非洲的农民还没有完全变成无产阶级的时候,处于半无产阶级的时候,对资本主义发展是最有利的。而当农民变成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时候,资本主义体系也会被拖垮,因为资本主义体系本身要承担整个无产阶级再生产的成本。当农民还是小农阶级的时候,他的基本生存可以靠土地自给,打工作为获得收入的第二渠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南方的血汗工厂可以把农民工的工资压到最低的工资线——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础。就是因为这些农民工失去工作还可以回去,他们的家人住在乡村自己的宅基地里不用付钱,而粮食蔬菜可以自给。世界经济危机一爆发,大批农民工返乡,如果他们回不去了,中国城市的贫民窟肯定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正是因为中国的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资源,像水库的水一样,可以收放自如,才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提供了动力。中国的市场经济不用承担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这是中国劳动力的优势所在。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如何创造了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而一旦农村土地私有化,中国土地革命的最后红利就会很快被消耗光,那就不仅仅是中国的乡村危机了,而是整个中国社会从乡村到城市的普遍性危机。

    中国的城市化主要依靠的是土地资本化过程,地方政府吃的都是土地财政,房地产成为政府与大资本合谋的舞台,而最广大的普通的城市居民则不得不为高房价买单,为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买单。中国城市住房商品化的过程,为什么可以完成?为什么在一开始时并没有遭到很大的社会反弹,也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红利。尽管住房条件不好,但城市居民的住房基本是免费得来的,因此他们可以从初始住房市场化过程获利,这是在中国城市推行住房商品化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就会看到二三十年代电影像《乌鸦和麻雀》里那样,二房东、三房东、四房东、五房东的那个局面。严重的贫民窟现象,房东的残酷剥削导致城市贫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国不是没有出现过。今天,中国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已经绑架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如何在反思城市化的危机中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是逼迫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而这个问题正是与如何对待农村的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城市发展对土地财政依赖的不可持续性,以及房地产泡沫的危害,我们才有可能开启对新乡土主义的思考。

    必须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依靠的正是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遗产,这些市场化发展的红利和补贴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当这些补贴和红利都被消耗完毕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崛起还能够延续吗?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延续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考虑中国的特殊性。这本书的作者没有考虑到这个,因为西方的左派已经完全把中国当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觉得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口号,是空洞的。他们看不到中国的社会主义还起着非常实质性的作用,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是社会主义遗产特别强大的前提条件。否则,1949年以前,中国不就是市场经济吗?为什么没有“崛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小农经济对于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意义。对于中国小农经济的评价,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焦点,关于“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辩论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的革命史。现在的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派。一派就是黄宗智先生说的所谓“农业的内卷”,是说小农经济土地和人口的关系已经达到非常紧张的程度,所以边际效益减少为零,农民只投入但是没有产出,出现农业内卷化的过程。另外一派,是美国学界的加州学派,一直反对这点,他们根据数据和资料认为明清的人口增长和生产力发展是基本匹配的。这些观点尚在争论中,背后其实牵涉到如何整体评价中国历史的大问题。我个人不太认同黄宗智先生把明清以来的整个小农经济都放在内卷的过程中来考证,但是他的理论解释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却是成功的,因为二三十年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危机正是在它的去市场化过程中,也就是它的“外卷”式的手工业兼业面临崩溃。这涉及到怎么去理解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它其实并不仅仅指精耕细作几亩田,在江南一带,小农经济本身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不是内卷,而是“外卷”——即通过高度市场化的发展来延展它的活力。今天中、西方的历史学家,已经认同明清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是达到最高峰的,如果完全是斯密(Adam Smith)陷阱没有办法解释这点。

    费孝通先生当年讨论《江村经济》的时候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中国的乡村发展必须依靠小农经济和手工业兼业的结合,这恰恰是传统小农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因。所以当我们说小农经济的时候,并不仅仅是种田,它还意味着非常发达的手工业兼业。没有发达的手工业怎么会有那么发达的长途贸易?丝绸,瓷器,这些全部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二三十年代乡村的凋敝,就是手工业兼业的这部分被外国的产品打败了,这是促使费先生做《江村经济》的动因,这个“江村”其实就是他的姐姐费达生与中国最早的蚕丝教育家郑辟疆一起,在乡村建立蚕业指导所的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在这里,他们帮助农民发展新的制丝技术,建立蚕丝合作社。费达生还在开弦弓村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农村缫丝厂,她和郑辟疆先生一起把毕生的力量都献给了振兴乡村自己的工业经济。没有她在开弦弓村的工作,就没有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为什么80年代“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的模式,费孝通先生特别赞同,因为它是延续了传统乡村经济生产的模式和结构,而不是走城乡分裂的路。它与把人从土地上排挤出来,再集中到城市大工业中的西方工业革命的生产模式是不同的。

    今天为什么可能重新来考虑小农经济的问题呢?因为集中化的大工业生产模式也已经落后了,取而代之的是外包式的生产方式了。网络的发展和外包制的方式使得生产并不是集中在大城市里,像上海就已经不再作为一个工业化的城市了,而是转变为服务性、贸易性和金融性的城市。在这个“后现代”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来重新讨论乡村以及小农经济在今天重建的意义。但是,不同于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的单一工业化模式,今天的新乡土主义应该更多地发展以社区为依托的、有机农产品生产与乡土文化相结合的新模式,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促进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融合,发展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今天,国家层面上的政策鼓励与美国式资本主义大农业捆绑在一起的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它适应的是大工厂式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是把中国也绑架到美国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泰坦尼克号上。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种资本主义农业模式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认识到中国不能再走这样的道路,中国新型的乡土主义的小农经济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才有可能成功。我们总是说小农经济人口与土地的压力使得乡村没办法涵盖人口,但是现在情况是相反。乡村见不到成年人,只有老人和孩子。是小农经济的破产和乡村的凋敝使得土地上涵养不住人,而不是人太多了它养不下。所以,我们要看是什么动力在推动人口的流动。今天重新讨论中国的新乡土主义,正是要区别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农业模式。我们需要像郑辟疆和费达生这样的“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用现代科学技术帮助农村发展自己的新型小农经济。需要像何慧丽这样的有识知识分子,帮助农民建立城乡互助的市场纽带。

    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镶嵌在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格局中。拉美的政府、印度的政府不想解决贫民窟问题?他们为什么解决不了,因为整个世界都已经被绑在农业资本主义的泰坦尼克号上,世界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使得全球范围内人类的食品问题面临危机,2008年世界性粮食危机并不远。现在,这个模式还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它的霸权作用。我们看日本,日本要为它的工业产品寻求海外市场的时候,也是不得不打开它的国内农产品市场,但日本拼了命地保它自己水稻生产在某种程度上的自给,因为按照WTO的框架,一旦出现全球性粮食危机的时候,粮食出产国可以有权不卖给你粮食。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内陆国家,粮食主权问题非同小可。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恰恰不能照搬美国的方法。我们有一个迷思,认为对付西方的垄断,就是尽快让我们自己先垄断起来,用垄断对抗垄断。美国搞转基因,我们也要搞转基因,一切以别人的逻辑为逻辑,那怕别人的逻辑是强权的,是反人类的。美国的农场主是工厂主,他们的农场只是生产车间,不是人的生存空间。而我们的农村是乡村社会,是聚族而居的、属于人的婚嫁丧娶的生活空间和社会空间,我们更需要讨论的是中国作为社会存在的乡村问题,农民在乡村社会作为人的主体性问题。乡村并不仅仅是为城市生产食品的地方,它还是我们最广大的社会基础。我们把自己的社会基础摧毁了,然后在这个废墟上建立现代城市,这样的城市能够让生活更美好吗?不过是谎言和幻象罢了。

    因此,我们要吁求国家的力量来引导新乡土主义。国家更应该关心小型农业和建立在村社基础上的新型有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资金与技术的力量应该朝这个方向去投放,这样才能保存传统农业的有机性、社区性,才能促进新的城乡互哺关系的发生,中国的“三农”问题才有可能获得解决。大豆和稻米都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食物,但是在如此重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决策前,却没有任何民主决策的过程,作为消费者、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有权利向农业部、发改委问责!

    新乡土主义还需要区别于目前地方政府主导的旅游开发式的商业化模式。我知道很多这样的情况,一个古村落有些历史有些建筑,通常就会被比如像浙江温州等地来的外地老板从政府手里包下来,发展旅游,当地村民却没有分红,这其实是剥夺了村民对自己居住的村社的所有权。而一些成功的旅游开发的模式,则是以社区自身生命力的萎缩为代价,空剩下一些符号空间的躯壳,鸠占鹊巢,本地人离开,外来的商人入住,同样是社区的瓦解。新乡土主义的要旨是要让村民自己做社区的主人,外来的人可以做客,可以去帮助他们,但绝不是喧宾夺主,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要让国家放弃城市中心主义,推动新乡土主义,其前提是要有足够强大的社会共识、社会舆论和社会压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讨论这些观念、这些前景,来反思这些问题,并寻求形成社会共识的力量。如果新乡土主义永远被认为是边缘的、不可行的乌托邦,国家当然就不可能改变它的大农业的政策导向,不可能去扶植这种小型农业、有机农业的方式。如果国家的决策层依然认为美国式的大农业是最好的,他们当然就会扶植中国的美国式大农业。我希望我们还能够多翻译介绍一些美国国内对美国农业的批判与反思,让中国人看一看,美国大农业的危机究竟在哪里,是不是我们的未来之路?只有形成共识,才有可能推动国家往我们希望的方向走,否则就不可能。

    今天中国农业商品粮的主要生产模式是大农场式的,依靠的是种粮大户,国家的补贴也是向种粮大户倾斜,是试图用这个方式来保证粮食主权。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解决城市的商品粮问题,比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正是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我们可以重新讨论小农经济的可能性,讨论如何让小农在养活自己的同时,可以有更好的创造性、自主性生活。我们需要两条腿走路,或者多条腿走路,国家的科研力量应该更多投入到提高小型的、有机农业的效率上去,使得小农们能够依靠建立在劳动密集型的、有机性的农产品获利,从而在市场上实现他们的劳动价值。中国外向型的、加工性的工业生产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用劳动密集型、内向型的小农生产模式来代替和转换,是一条根本的出路,它不会导致国际贸易摩擦,却能够有效地破除城乡对立的现代性痼疾。如果可以完成,则是中国对于人类所做的最大贡献,因为它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以城市为中心的弱肉强食的发展逻辑,这应该成为中国模式的“普遍性”意义。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依然同意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他说中国社会应该以乡村社会为本,乡村问题没解决,城市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中国归根到底是乡村社会,而不是相反。乡村社会的复兴,就是中国社会的复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不可能建立在乡村社会的废墟上。如果就世界范围的问题来说,只要这个星球的贫民窟还以现在的速度蔓延,人类文明就永远需要被质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和欧盟的小农场运动和第三世界的小农经济的未来,关联着整个人类的命运。第三世界的小农经济一旦被消灭,很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多少世纪积累起来的传统耕作技术面临消亡,年轻人就回不去乡村;多少世纪培养起来的多样性生物与物种一旦不被继续饲养和种植,也会迅速从这个地球上消失。而人类一旦丧失了原生种子的多样性,老种子丧失了它们的遗传连续性,现代农业与生物科技也会丧失它的基础,因为新品种的研发必须依靠成千上万的天然种子。也就是说,城市和乡村的有机联系一旦断裂,将是万劫不复,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最后,我想回到教育与知识分子的话题上。如果回头去看二三十年代从事乡村建设那批知识分子的主张,他们首先批评的就是西式的现代教育体系。农家子弟接受现代教育的那一天就是他离开乡村的那一天,现代教育的问题是与整个乡村问题扣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知识为乡村服务。现在整个社会共识都是拿城市化和现代化作为文明的尺度,那么我们的确是回不去的,因为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就是鼓励农家子弟跳离农门。所以我们需要来检讨这个意识形态,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认为?这样认为的根据在哪里?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后果及其危机,今天已经逐渐显现。大学生失业现象日益严重化,就是所谓“蚁族”现象的出现,其群居的“城中村”成为介于城市社区与贫民窟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个群体的大部分来自农村,教育并没有弥补城乡差距,而是相反,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本身成为吸干乡村血液的管道。这应该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就是要反思知识本身,学习知识到底是为什么?上海某高校自杀的贫困研究生杨元元曾悲叹道:为什么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但究竟什么是知识,我们学的、被教授的这套就是知识吗?不能拿来让我们反思自我、确定自我的时候,那些知识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应该有更多反思性的工作同步来进行。中国整个教育体系对于中国最广大的乡村社会,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的高等教育投入巨大,以赶超世界水平为目标,但是教育和中国社会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建立,教育如何反哺乡村?这些问题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而不是满足于制造学术泡沫。大学生是否应该和能够参与乡村建设?为什么他们困在“蚁窝”里,却回不去?真的是“家乡太小,放不下我的理想”吗?过去的广阔天地,今天到底还能不能有新的作为?这里都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只有国家的有序引导,才有可能解决问题。但前提是,这需要在国家层面上改变城市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及其意识形态,而这恰恰是问题所在。

    今天的农村人并不是愚昧的农民,他们对当今社会的理解比我们这些关在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其实都要深刻和复杂得多。一个乡村社区,水深得很,外面的大学生去“支农”,往往门都摸不着。只不过在现代化的格局中,农民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地位陷他们于孤立和不利。现在很多农村都出了大学生,他们和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问题是说,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怎么来反省这些问题?一些朋友做大学生支农活动,在我看来,其意义并不在于你能够帮助农民多少,而在于让这些年轻的一代知道什么是中国的社会现实,从而能够帮助把农民的诉求呼喊出来,能够有意识地、自觉地为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做事情,为社会主义的新乡土主义贡献才智。二三十年代的梁漱溟先生有个说法,说农民有苦叫不出,知识分子应该帮他们把苦叫出来,要做他们的耳目喉舌,——这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知识分子要和农民相结合,其实最早不是毛泽东说的,梁漱溟二三十年代就一直这么说。乡村的问题首先是需要城市来反思的,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能够超越自己的阶级利益,为中国社会的城乡分裂不惜去做“补天”的功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一个传统。从二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郑辟疆、费达生,到今天的何慧丽,这个传统并没有断绝。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在城乡再次面临大断裂的历史关头,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出来有所担当,并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

   (录音整理:王嫣婷)

    1,[美]麦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潘纯林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

    2,[意]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美国农业部长:奥巴马提出的出口翻番目标可能不适合农业》,财讯网,http://content.caixun.com/NE/01/qc/NE01qccl.shtm,2010年2月16日访问。

    4,《奥巴马政府非洲政策新动向》,中国经济新闻网,http://www.jjxww.com/html/show.aspx?id=156025&cid=31,2010年2月16日访问。
 

    5,[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6, 秦晖:《〈农民学丛书〉总序》,载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吕新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吴 铭

   (本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10年4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原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z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