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这期文集本来想把余永定先生的文章放在首位,但还是富士康的跳楼事件更揪住了我们的心,社会关怀超过了经济关怀,所以把一组时事评论放在前面。但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要好好读一下余永定所长的《中国是怎样落入双顺差陷阱的》这篇文章,这是一篇对多年错误路线系统清算的文章。它清楚地告诉人们:中国的双顺差意味着一方面中国以高成本输入资本,另一方面以低收益输出资本。换言之,双顺差使中国遭受了严重的福利损失。更糟糕的是,长期的双顺差使中国陷入了美元陷阱。明白了这些原因,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会存在富士康悲剧,就会认清那些打工仔悲剧命运的根源。总之,这是一期内容十分重要的文章汇编,认真阅读这些精选出来的文章,大家便会获益匪浅。]

中国劳动群体的悲惨存在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5月28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劳动群体的悲惨存在

孙恒:为了我们的生命与尊严

劳工:终结杀人的生产线!

胡星斗:富士康是个什么企业?

施小渝:十二连跳说明了什么?

王小凡:富士康内忧外困濒临亏损

9名学者:杜绝富士康悲剧

大军智库:中国的财政风险日益显现

国研中心:2010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与全年展望

余永定:中国是怎样落入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的?

张明:目前是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化的最佳时间窗口

李实:分配不公的深层原因是民权丧失

刘植荣:工资统计不能丢掉“85%”

姚洋:重启改革带动结构调整

李强:倒丁字形社会与共同富裕渐行渐远

包向宇:中国离法治社会还有多远?

张鸣:中国官二代的特权阴影

陈永苗:中国模式:回归王朝政治的虚妄

冼岩:又一轮权钱盛宴拉开大幕

梅新育:中国加快“赶超”中的问题

高全喜:论共和政体

黄伟:它们为什么需要电动车

胡编:社会幽默顺口溜

史文: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溃坝的真相

林治波:李鸿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

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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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群体的悲惨存在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年5月28日

    我国最近几年新闻节目里天天报道的不是奥运会,就是世博会,我们的新闻媒体天天拿出来给人看的全是些眩人眼目的高科技华丽场面。与此同时,富士康公司里的年轻工人却在一个悲惨地死去。这就使人疑问:你举办的那么些世界级的大项目与中国的人民大众有一点关系吗?富士康公司中那几十万名工人中有哪一个人能去上海参观世博会?世博会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官方媒体中每天轰炸式的报道,有几个人对此感兴趣?他们每天除了奴隶般地机械劳作,谁有心思关心那些富人们的玩意?现代科技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

    然而,我们的新闻媒体放着亿万人民大众切身发生的事情不去报道,却天天盯着世博会,连篇累牍地宣扬着世博会或奥运会的盛大和奢华。他们好象在告诉世界,这就是今天发达昌盛幸福的中国,先进的中国。但是,富士康企业接二连三的工人跳楼事件却在打破这种神话,却在和主旋律不和谐,却在惊醒着人们:原来中国的社会里每天都在发生着这样悲惨的事情!尽管北京和上海打造出了许多奥运村、世博会大项目,但中国千千万万普通的工人农民过得并不愉快,奥运会和世博会与他们毫无关系,中国与其花那么多钱办这些炫耀眼目的事情,不如改善一下工人农民的基本生存状况。

    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可悲,富士康公司今年以来已经有十几个工人跳楼自杀了,中国的媒体中却没有一个深入的调查报道。中央台的焦点访谈到哪去了?东方时空到哪去了?新闻调查到哪里去了?所有的官方媒体都哑巴了。今天早上我关注了一早上各个电视台的新闻内容,没有一个电视台报道富士康的跳楼事件进展,只有香港的凤凰卫视有较为详细的报道。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是不是各媒体又接到了上边的指示,不许随便报道?

    不报道这些给国人脸上摸黑的事情,躲避这些悲惨世界的暴光,难道这就是有利于社会?为什么对老百姓身边最关心的事不报道,整天去报道一些与人民大众相去甚远的无关痛痒的事情?这样一种媒体状况,中国的劳动群体还有希望吗?真相反映不出来,呼声发表不出来,整天看到的全是精英们的面孔,精英们的成功生存。在一个被精英、金钱和权贵绑架的社会里,工人农民的生存状况如何才能改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当前的中国,是一个被权力、资本和金钱异化了的社会,再加上被科技力量的异化,更是使人难以忍受。这种非人性、不人道的高科技、军事化的企业管理比传统的农业社会还要痛苦。再不进行政治文明的进步,中国必将隐发着更大的悲剧。富士康跳楼事件是一声警钟,它昭示了新一代中国工人群体的无声抗议,它透露出中国社会的深层危机。就象一个打工仔所说,我们不能沉默了,否则大家都会跳下去。

    现在的中国,有多少人在等着跳下去?富士康所有的问题,就是不拿工人当人对待。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如果只顾经济发展和赚钱,而不为人考虑,那么这个国家和企业是可怕的。

    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罢工”这一项权利,但在1982年修改宪法时将“罢工”这一条权利给取消了。自那以后,中国的劳动群体便失去了自身权利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当今天我们在寻找富士康跳楼原因的时候,如果不从根子上找原因,便永远不会解决问题。中国工人们的幸福只有靠他们自己来实现,任何利益群体都不要指望别人会来关心拯救他们。《国际歌》中说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改变我们的命运,只有靠我们自己!”

    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后,台湾的各个社会组织立刻行动起来,到富士康去抗议。这些行动发起团体有: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人民火大行动联盟、苦劳工作站、青年乐生联盟、新海瓦斯工会、世新大学社发所、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台湾国际劳工协会、自主工联、台湾劳工阵线、洋华光电工会、高科技冷血青年、劳动家长协会、基层教师协会、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反中科热血青年……这些组织现在还在陆续增加中。

    可是大陆反映如何呢?有民间组织在行动吗?所听到的消息仅仅是中央已经派出调查组,9个社会学者发出呼吁。难道工人们的事情和命运仅仅靠一个中央调查组来解决吗?中国的社会干什么去了?

    由此反映出海峡两岸的不同体制。今天中国劳动群体的出路在何方?难道仅仅是可悲地跳楼自杀吗? 或仅仅寄希望于与资本穿着一条裤子的政府?我们的改革怎么走到这样一种可悲的地步?对此,我们不能不再次发出呐喊了。

     救救我们那些年轻的孩子吧!当我们从凤凰卫视的新闻调查节目看到那一个个自杀青年的青春的照片,看到他们的姐姐伤心的痛哭和诉说时,我们能不为当下中国社会的无奈感到悲伤吗?是工人们命运的悲伤,还是我们国家制度的悲伤?现在已经需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

 

 

发件人:"sunheng126 "<sunheng126@126.com> 2010-05-28 01:12:50 +0800 收件人: "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抄送:标题: 新工人艺术团民谣28日晚义演,悼念富士康工友,为了我们的生命与尊严

为了我们的生命与尊严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 孙恒

博客 http://daheng126.blog.163.com

富士康现在就像一个魔咒一样
整日纠缠在我的脑子里
空气中弥漫着沉闷和压抑
压在我的胸口
压的我喘不过来气
我们必须开口歌唱
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
否则
下一个就是我
下一个就是你
也会跳下去

我们不是机器
我们也不是奴隶
为了我们的生命与尊严
我们必须做点儿什么

让我们为富士康的兄弟姐妹们唱首歌吧
让我们为这个伟大时代中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唱首歌吧
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与尊严唱首歌吧

生活就是一场战斗!
生命尊严——悼念富士康工友,
——新工人艺术团民谣义演
5月28日晚7:00
皮村新工人剧场
如果你感到孤独和寂寞
就来一起参加吧!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电话:010—84332170、84330417 E-Mail:gongyouzhijia@126.com,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金盏乡 皮村同心实验学校 邮政编码:100018,欢迎登陆我们以下相关网站:新工人艺术团www.dashengchang.org.cn。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0-05-28 01:24:52 +0800 收件人: "Chun Lin" <cl91@nyu.edu> 抄送:标题:主题:劳工 标签:中国资讯电子鸿海事件:2010富士康员工自杀,时间:2010年5月28日上午十点,地点:鸿海科技集团门口(台北县土城市土城工业区自由街2号),新闻联络人:自主工联荣誉会长 林子文0936-273948, 人民火大行动联盟 林碗茹 0952-731684。

终结杀人的生产线!

劳工

2010年5月27日

    台湾劳工团体带挽联赴鸿海总部,悼念富士康工人,要求检讨富士康管理制度,终结杀人的生产线!终结军事化的管理手段和没人性的生产流程!

    从2010年1月开始,中国大陆富士康工厂员工接连在厂区内跳楼自杀事件,也才终于抖出国际一线高科技代工大厂里,精密而无人道的管理手段──不仅在生产线上控制生产速度与品质,还要在下班后严格监视员工情绪、人际关系的“良率”,如今又将问题指向个别员工的心理健康。郭台铭前天带着大批媒体进入深圳龙华厂,却全程避谈军事化管理的问题,也因此无法真正制止下一个员工自杀事件。对此,五月二十八日早上十点,台湾的劳工团体将带着挽联与鲜花祭品,到土城鸿海科技集团总部门口,悼念半年来在富士康工厂里死亡的员工们,也要声援富士康各厂区的员工们,别再以自杀作最后的抗议,工人们还应该留一口气,继续揭露真相、让国际间继续关注富士康工人的劳动处境。

    富士康宣称,为了防范所谓“年轻、抗压性低”的农村工人跳楼自杀,祭出六大措施,派驻心理医师和社工人员,更用编组、性向测验等机制更严密地监视员工的一举一动。郭台铭带着大批媒体进入富士康龙华厂采访拍摄,让各种休闲纾压设施曝光,我们要追问郭董:在七秒一个步骤的生产线上、超过十个小时的站立工作、每月几乎上百小时的加班之后,这群离乡背景、背负养家重担的工人们,每天阖上眼睛之前,除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谁还有力气走过重重监视系统,去作心理谘商?

    郭台铭前脚离开深圳,富士康继续传出第十二、十三跳,显示军事化的管理手段、没人性的生产流程,才是杀人关键。台湾的劳工团体呼吁富士康别再寄望高僧鬼神,该诚实检讨劳动现场的管理技术如何挤压了厂区工人的喘息空间与社会关系,而国际一线代工厂的地位,是不是一定要拿工人的命来换?

    行动发起团体: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人民火大行动联盟、苦劳工作站、青年乐生联盟、新海瓦斯工会、世新大学社发所、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台湾国际劳工协会、自主工联、台湾劳工阵线、洋华光电工会、高科技冷血青年、劳动家长协会、基层教师协会、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反中科热血青年……(陆续增加中)

    广东号称改革先锋,南方报业从来喜欢炒作。这一次怎么不响了?政府、南方报业、狗屁专家都为资本家讲话,老百姓是要跳楼了。深处原因就是社会严重不公平。

对深圳市政府李平的表态的点评

    深圳市政府26日也举行富士康跳楼事件说明会,李平在会上表示,富士康发生的员工连续坠楼事件,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涉及员工个体、企业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情况比较复杂。李平说,从个体来看,这些员工大多属于“80后”和“90后”,思想观念不成熟,涉世不深,经历磨炼不够,心理比较脆弱,对情感纠纷、环境变化、工作生活压力调节能力不够;从企业来看,富士康集团40多万处于相同年龄段的年轻员工聚集在一起,加上企业管理、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容易使一些问题和情绪产生“叠加效应”。

  点评:到现在为止,连“停业整顿”的措施都没有啊,这个政府是干什么吃的?“十二连跳”后,政府还是与富士康“联合调查”,这种态度对富士康的员工们释放的是什么信息?还有谁敢指望能从政府那里找到公道?还有谁敢站出来揭露富士康N连跳的“真相”和“深层次原因”?此后的第N跳,第N+1跳……,难道就一点没有对政府这种态度的必然反应的因素?

  嗤,一句“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一句“从个体来看……”,具体的责任就已经理所当然地被凝固在了富士康员工的“心理素质”上了?富士康的责任也仅仅是语焉不详或不想详或不愿详的“企业管理、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问题”,而且位居次要,而关于这个问题,富士康有的是“具体事实”可以予以否认(其实已经否认了),再和媒体舆论对照起来看,是不是对富士康的年轻人又额外施加了一层压力?政府、富士康和媒体要这么着玩儿下去,说句不怕心理学家们伤心的话,富士康的问题,绝非心理学家所能化解的!

  即或是一个想与乌有这类地方保持距离的人,恐怕也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了:自建立了这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以降,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劳动者,是不是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与无奈的地步?

    郭台铭的态度极其恶劣,他表示,富士康在深圳约有45万名员工,全大陆有78万名,应该要科学地看待自杀问题,要从大陆整体来比较相关数字。他称,自己曾经询问有关专家,富士康员工的死亡率在正常线以下。参加座谈会的两岸心理学和社会学专家,就富士康员工死亡率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一个公布这些混账心理学和社会学专家的名字,没有良知的家伙们!假如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跳楼,绝不会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时间比矿难恶劣十倍。年轻人实在用自己的生命抗议啊。


 


发件人:"postmaster"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2010-05-27 23:37:39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反思富士康:开展企业 社会责任运动的建议

富士康是个什么企业?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10-5-27

    富士康系列自杀案震惊全国,这使我们心中充满了疑问:富士康是个什么企业?一个拥有员工80多万、名列世界500强前100名的大企业,为什么这么一个貌似现代化的企业却每每发生着跳楼这样的悲惨事件?富士康的表面现代化说明了什么?当今的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些伪现代化的企业?为此我们建议中国社会要彻查富士康,剖析富士康。

    一、鉴于企业和地方政府以“个别事件”、“心理问题”为由回避责任、有的死者家属对死亡原因存在严重的分歧、富士康前员工披露富士康涉嫌属于“黑社会式企业”,为了澄清事实,寻求真相,我们建议中央政府组织独立调查团,对富士康进行全面的调查,对全国人民公布一个权威的公正的调查结果,以此来提高中央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

    二、吸取富士康的教训,在全国开展一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促使富士康转变成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典范。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由联合国倡导之后,对内保障职工权益、对外保护环境和消费者利益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风靡全球。它表明传统的市场经济正在转变成人道的市场经济,经济人的自利主义正在转变成自利与利他的结合。目前的中国,一些地方广泛存在着血汗工厂,以富士康为教训,中国正需要开展一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以此表明政府保护劳工人权、改善中国企业在世界上的形象的决心。

    三、从富士康事件,追问政府及监管部门的监督职责,促进对于过分重视GDP、财政收入、招商引资的官员政绩制度的改革,在全社会开展一场资本与劳动的讨论,促使各级政府在保护资本与保护劳动之间保持平衡,而不是经常站在资本家的一边。

    四、政府进一步采取减免税及其他优惠的政策,加大政府和企业的技术投入力度,促进产业升级,改变中国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国际打工仔地位、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无品牌无技术无自己的销售渠道、低利润低劳动保障低经济人权的尴尬处境,逐步将中国提升为世界名牌工厂、世界研究院。

    也许富士康事件意味着中国充当世界加工厂、世界代工厂甚至世界血汗工厂的时代行将结束。


 

十二连跳说明了什么?

浙江  施小渝

    人的生存权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富士康的”十二连跳“震惊了全国。我国一直强调最大的人权就是基本生存权,认为只要 有了经济发展,人能吃饱穿暖,他的基本生存权即人权就得到了保障。但从富士康的“十二连跳”和八起屠童屠妇女案来看,我国虽经济虽然发展了,但人的基本生存权并没得到保障。古今中外 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连续自杀案和杀害儿童妇女报复社会案。面对这么多死人,我们还能再以温饱来衡量人的基本权利吗?

    总结这些案件,人权被诠释为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权是极大的缪误,人权而更多的是人际关系,政治关系。据披露出来的情况看,富士康这类工厂是比监狱管理 都不如的流氓式管理,监狱管理虽严酷还有章可循,流氓式管理严酷且无章可循。暗无天日的疲劳单调劳动和随意侮辱人毒骂人打人 ,使青年工人的心灵受到极大扭曲。

    深圳警方给出了第十跳的原因,第十跳死者21岁的湖北人南钢是个赌徒,输了一两千元,打群架,被人敲诈勒索,总之坏人一个。如此结果令人震惊,坏人就会自杀么?难道穷人要死都没有个干净的结果?这又像回到解放前,穷人都是品质不好的人,富人都是品质好的人。

    我们认为,落后的企业文化和以发展经济为根本目标的经济政策是导致工人们死亡的根本原因,低素质的老板操持众多工人的工作生活是件危险的事,企业是社会的基本元素而不仅是经济的基本元素,把人当作机器机械式的运作 ,概因否认了人的社会性。人的生存权不可能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人的生存权不是吃饱穿暖被动的由你安排,人必须也只有参于社会融入社会其政治权才可能被保证,社会不和谐同样是在危害人的生存权。

    我国现并不和谐,各种问题太多,从国企改制起就群体事件不断。我们呼吁,民间要参于社会管理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和解决这类问题,如私企没有相应配套的工人自主工会是不可能协调劳资关系的。我们呼吁社会要开放各种民间讨论,小到工农小生产者生活劳动,大到国家政策都应允许民间讨论,并且官方要有组织的派人旁听,绝不能堵塞各种进言谏言之路,只有开放官民交流,接受民间的影响力,社会才可能和谐。

    我们呼吁国家搞一两次有民间人士参于的,针对上述案件和社会问题的开放式的讨论会。

 

富士康内忧外困 濒临亏损

 记者 王小凡

2010-05-18

    富士康的问题不再是个案,已经具有社会意义。生命、企业、社会价值、管理,这几个词富士康应该重新梳理他们的关系和顺序。跳楼事件频发,舆论压力已经致使富士康有些喘不过气,这些尚属内部矛盾。业绩下滑,订单锐减,濒临亏损才是富士康的主要矛盾。

    富士康最近的日子并不好过,接连不断的员工坠楼事件的发生,使得这家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一次次卷入舆论的漩涡。富士康公司的工作制度、管理理念,人文关怀,以及面对此类紧急事件的处理能力都成了舆论在讨论的焦点。富士康不仅仅遭受内部管理诟病,在外围业绩上的表现也令人担忧。订单急剧减少,业绩衰退速度惊人,濒临亏损边缘。

    风暴中心富士康“九连跳”应该重新思考

    5月14日晚,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北大门附近的福华宿舍,一名21岁安徽籍梁姓男工从宿舍楼7楼楼顶坠地,送医院后于当晚11时40分被宣布抢救无效身亡。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第9名坠楼的员工,共造成7死2伤。

    这距离央视11日播出《新闻1+1》富士康:“七连跳”谜团仅仅三天,又有两名员工选择跳楼。处于风口浪尖的富士康如此频繁的发生此类事件,是人们没有意料到的。今年1月,富士康员工马向前离奇死亡,当时就在社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久久不能公开的死亡证明是这个普通员工跳楼事件变得扑朔迷离,愈发的掩饰就更加激起了外界的关注,从此质疑富士康对待员工管理的不公的声音此起彼伏。

    被高度关注的富士康似乎并没有任何改观,短短五个月的时间,竟有9名员工选择跳楼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外界开始质疑富士康的用工和管理制度,由富士康员工透露出的管理内幕(暴力威胁)也浮出水面,记者曾在第四起跳楼案发生时做过报道《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频发管理制度遭质疑》。

    富士康公司内部管理不当,在外部却搞起了请高僧做法事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随着富士康员工卢新跳楼身亡(第七起),之前深陷“跳楼门”的富士康,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暴中心,种种质疑甚嚣尘上。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因跳楼频发事件,委托富士康副总裁何友成请来五台山高僧做法事,祈求公司平静下来。

    富士康副总裁何友成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跳楼事件频发,让富士康高层压力很大,协助员工走出阴影成为富士康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有学者认为,做法事是尊重逝者,更要检讨自身。做法事超度作为一种民间信仰,表达的是对逝者的悼念。但不应仅此而已。首先要检讨自身内部管理和企业文化方面的不足与缺陷,还要做好善后、赔偿等。其次,不能像一些人议论的那样为了驱魔辟邪等,这就偏离超度祈福的本质。

    不论怎样,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愿意看到自己员工如此对待宝贵的生命,即便是“世界工厂”富士康。“九连跳”,不仅仅引发了人们对管理模式的抨击,更多的是对“企业管理”与“人性”的思考。有评论员指出:沉湎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管理层当然不会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原因是他们把企业员工当作了赚钱的机器,脱离了人性的管理制度在达到效率优化的同时,必定把具有思想的劳动者驯化成冷冰冰的机器。问题在于,不是所有的血肉之躯都经得起这样的摧残。

    富士康的问题不再是个案,已经具有社会意义。生命、企业、社会价值、管理,这几个词富士康应该重新梳理他们的关系和顺序。富士康的问题不再是个案,已经具有社会意义。生命、企业、社会价值、管理,这几个词富士康应该重新梳理他们的关系和顺序。跳楼事件频发,舆论压力已经致使富士康有些喘不过气,这些尚属内部矛盾。业绩下滑,订单锐减,濒临亏损才是富士康的主要矛盾。

    受制于人 富士康订单下滑业绩衰退

    跳楼事件频发,舆论压力已经致使富士康有些喘不过气,这些尚属内部矛盾。业绩下滑,订单锐减,濒临亏损才是富士康的主要矛盾。去年的财报公布,富士康净利较前年下滑了高达68%,从1.2亿美元,减少到3859万美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富士康来自前两大客户的订单锐减导致。

    摩根大通发表研究报告,下调富士康的投资评级,由“中性”降至“减持”,大削目标价,由8元降至5.4元,相当预测2010年市帐率1.3倍,潜在跌幅达20%,因客户诺基亚为其主要客户,欧元疲弱将短期损害富士康盈利能力。

    过去因为功能型手机热卖而稳居全球手机第一、二名的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是手机设计代工业者最重要的客源,其中又以摩托罗拉所释出的订单最可观;但近几年来,摩托罗拉手机市占率节节败退,取而代之的三星,却几乎没有外包产能。金融危机起自美国之后,富士康的两大手机代工客户摩托罗拉、诺基亚市场销售持续下滑,2008年下半年始,富士康连续两个半年报营运亏损;2009年下半年转亏为盈,但获利仍大不如前。

    抢不到智能手机订单,也是富士康业绩下滑的主要因素。根据市调机构IDC的统计,今年第一季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5470支,年增率57%,平均每5支手机,就有1支是智能手机;而苹果的 iPhone,又是其中的佼佼者,市占率从去年同期的10.9%,成长到16.1%。现在,iPhone已经成为鸿海的获利保证,反倒是当初打着纯手机设计代工厂上市的富士康,在争抢高速成长的智能手机订单时,显得非常辛苦。

    高盛证券在四月份发表的报告中指出,尽管手持装置的市场仍在成长,但富士康竟得面临可发挥的市场不断萎缩的局面,“而这种典范转移的情形可能迫使富士康必须直接向电信商寻求订单,却有可能因此得罪他们现在的品牌客户(如诺基亚、摩托罗拉)。”

    摩根大通指,调低富士康的投资评级,由环球经济复苏逊于预期,并决定下调富士康今明两年的盈利预测各28%及12%,各至2.02亿及4.15亿美元;该行估计富士康今年首季净亏损为2,500至3,000万美元,逊与同业比亚迪,并预期市场将下调其估值。

“十连跳”系列自杀事件

●2010年5月21日清晨4时30分许,富士康一名21岁的叫南钢的男员工从工厂宿舍跳楼,在楼底受伤,被富士康车辆送龙华人民医院后证实不治。

●2010年5月14日,龙华厂区北大门附近的福华宿舍梁姓男工从7楼跳楼身亡,21岁。

●2010年5月11日,龙华厂区女工祝晨明从9楼出租屋跳楼身亡,24岁。

●2010年5月6日,龙华厂区男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身亡,24岁。

●2010年4月7日,观澜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22岁。

●2010年4月7日,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

●2010年4月6日,观澜C8栋宿舍女工饶淑琴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岁。

●2010年3月29日,龙华厂区,一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23岁。

●2010年3月17日,富士康龙华园区,新进女员工田玉从3楼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楼受伤。

●2010年1月23日,凌晨4时许,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死亡。警方调查,马向前系“生前高坠死亡”。

2010年前的不完全统计:

○2009年8月20日 23岁员工郑鑫崧在游泳池溺水身亡

○2009年7月15日 25岁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

○2008年3月16日 28岁员工李某猝死在出租屋内

○2007年9月1日 21岁的刘兵辞工两小时后突然死亡

○2007年6月18日 一名侯姓女工在厕所上吊自杀

 

9名社会学者发公开信:杜绝富士康悲剧

2010-05-19

    新浪科技讯 5月19日消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昨日紧急发出了联名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卢晖临对新浪科技表示,富士康发证第六跳,第七跳的时候,就有计划针对这些事件展开调研,但紧接下来又不断发生的员工坠楼,让他意识到了事情的紧迫性,因此和其他学者一起,联署了此份公开信。

    以下为公开信全文:

    自今年一月份以来,富士康集团已经发生员工跳楼事件9起,造成7死2伤的惨剧。这些20岁左右的年青人,为什么在人生最美好的时期选择离开这个世界?逝去的生命让我们痛心不已,更让我们在个体心理层面之上去思考“世界工厂”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问题。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我们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我们呼吁国家立即终结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当我国的一些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占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之时,我们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如果说,以廉价劳动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改革初期中国在资本匮乏等历史条件制约下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的话,走到今天,这种发展战略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劳动所得的低下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长期不振,削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发生在富士康的悲剧,更说明了这种发展模式在劳动者这一方的难以为继。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母辈那样想过再回家做农民,就此而言,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正是我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和结构性原因。

    我们认为,以“低人权优势”维持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今天的中国资本充足、国力强盛,已经具备了转变发展模式的条件和能力,依靠国家、企业与劳动者共同的努力,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一定能够有效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我们呼吁所有企业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做出切实努力,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富士康集团自1988在中国深圳建厂以来,迅速发展壮大,工厂已遍及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以及中西部地区,拥有60余万员工。富士康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全球代工大王,世界五百强的第109位,连续7年雄踞中国大陆出口企业榜首。富士康的今天,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的心血汗水。作为一个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爱员工的行业领袖,富士康理应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

    我们呼吁地方政府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

    农民工的待遇和尊严不限于一个企业,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问题。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问题。我们呼吁国家和地方政府拿出切实的举措,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发展的成果。作为改革的实验区,深圳的崛起离不开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的艰苦付出。深圳市2008年底实际人口超过1200万,其中户籍人口只有228万,正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的贡献,才创造了深圳市今天的繁荣富强。作为改革的受惠者,深圳市政府理应改善农民工的生存处境,拿出解决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方案,继80年代作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之后,再次争当新世纪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垂范者。

    最后,我们呼吁新生代农民工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彼此的生命,用积极的方式来回应劳动者今天的困境,争取基本的劳动权益,保护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权利。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互助,提高自我救助、自我保护与自我管理的能力。并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起参与到推动社会进步的宏业中,共建一个让每个劳动者都活出尊严的和谐社会。

签名:

沈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郭于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卢晖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潘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戴建中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谭深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沈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任焰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张敦福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10年5月18日

 

中国的财政风险日益显现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5月

    2009年中国的财政收入超过6.8万亿元 ,2009年中国的财政赤字达到9,500亿元,此外还发行了2,000亿的地方政府债券。2008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仅为1,800亿元。2010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可能达到8万亿元,财政支出可能达到8.5万亿。2010年,我国国债发行量可能达到2万亿元。连年的国债发行,目前已使我国的国债余额达到20万亿元左右,接近GDP的60%。

    2010年4月份,全国财政收入7925.66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2028.51亿元,增长34.4%。中央本级收入4179.3亿元,同比增长42.1%;地方本级收入3746.36亿元,同比增长26.7%。1-4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27552.7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013.53亿元,增长34.1%。其中,中央本级收入14107.54亿元,同比增长38.9%;地方本级收入13445.19亿元,同比增长29.5%。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25004.57亿元,同比增长36.4%;非税收入2548.16亿元,同比增长15.7%。

    4月份,全国财政支出5575.55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97.5亿元,增长9.8%。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270.01亿元,同比增长9.4%;地方本级支出4305.54亿元,同比增长9.9%。1-4月累计,全国财政支出19905.5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016.54亿元,增长11.3%。其中,中央本级支出4088.35亿元,同比增长13.2%;地方本级支出15817.16亿元,同比增长10.8%。

2010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将超过万亿元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0年中国拟安排财政赤字10,500亿元,中国的财政赤字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元关口。这一规模较2009年的9,500亿元赤字又扩增了1,000亿元,刷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年度赤字纪录。

    2009年,中国财政赤字规模猛增至9,500亿元,创下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中央财政赤字为7,500亿元,较2008年的1,800亿元增加了5,700亿元。此外,中国还首次以中央代地方发行的形式增发2,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以缓解地方财政缺口。 2009年,中国能够有效遏制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并率先实现经济复苏,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中的9,500亿财政赤字功不可没。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中国2010年拟安排中央财政赤字8,500亿元,比上年增加1,000亿元,同时,中央财政继续代发地方债2,000亿元。 由于财政收入增长较低,支出压力较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因此财政赤字仍需要保持适度规模。

    据财政部测算,2010年全国财政赤字预计占GDP的2.8%,与2009年基本持平,没有超过国际上通行的马约标准----赤字率3%的国际安全线。 我国的国债负债率也没有超过占GDP60%的国际警戒线。相对于2009年较2008年增加的5,700亿元财政赤字额度,2010年赤字规模只比2009增加了1,000亿元。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以付出巨大的财政成本作为代价。目前,美国、日本、英国等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在10%左右 ,国债总额都超过了GDP。中国的国债总额目前估计在20万亿元左右,尽管没有超过GDP,但中国的财政风险也日益显现。

货币金融情况

    2010年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65.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48%,增幅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低1.01和4.47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为23.39万亿元,同比增长31.25%,增幅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高1.31和13.77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为3.97万亿元,同比增长15.76%。当月净投放现金577亿元,同比多投放66亿元。

    4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46.17万亿元,同比增长24.11%,当月本外币贷款增加8093亿元,同比多增1685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43.35万亿元,同比增长21.96%,比上月末高0.15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7.76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7740亿元,同比多增1822亿元。月末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为4134亿美元,同比增长70.32%,当月外币贷款增加52亿美元。 本外币存款增加1.12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存款增加1.18万亿元,外币存款减少90亿美元。

    4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66.39万亿元,同比增长21.39%,当月本外币存款增加1.12万亿元,同比多增642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为64.99万亿元,同比增长21.95%,增幅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低0.14和4.26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18万亿元,同比多增1503亿元。月末外币存款余额2043亿美元,同比增长0.07%,当月外币存款减少90亿美元。

 

2010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与全年展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课题组

2010年5月

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招工难影响深远

    投资增长大幅度回落,财政、货币政策扩张力度明显收缩,对投资的刺激作用逐步消释;贸易顺差进一步收缩,目前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存在不稳定性;招工难再度显现,农业劳动力转移面临新困难,对依靠低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企业将构成巨大生存压力。由于外部环境改善,出口增长达到较高水平,国内消费需求平稳增长,再加上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将达到近期新高。但是,投资增长大幅度回落,贸易顺差进一步收缩,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明显增强。同时,‚招工难反映了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趋势性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投资增长大幅度回落 今年1-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6%,比2009年全年增速(30.5%)下降3.9个百分点。扣除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因素之后,1-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仅为19.33%,比2009年全年实际增速(40.45%)下降21.12个百分点。投资增长大幅度回落,主要表现为政府投资和国有单位投资增速的下降。1-2月份,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投资增速分别为14%和28.1%,比2009年全年增速分别下降4个百分点和3.9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投资增长27.41%,比2009年全年下降7.53个百分点。非国有单位投资、特别是民营经济投资(非国有单位投资扣除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下降幅度较小。今年前两个月,非国有单位投资和民营经济投资分别增长26.06%和31.84%,仅比2009年全年下降1.12个百分点和0.75个百分点。 财政、货币政策扩张力度明显收缩,是政府投资及国有单位投资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2009年,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刺激下,投资增速大幅度提高,但7月份以后政策力度逐步减弱。2009年上半年,新增信贷规模月均12341.91亿元,下半年仅为3706.45亿元;财政支出累计增速从2009年9月份的24.1%持续回调到全年的21.2%。受此影响,投资名义增速从2009年9月份的31.15%回调到全年的30.1%。今年2月份,金融机构贷款增速比2009年增速下降4.5个百分点;累计财政支出仅增长7.7%,比2009年2月份和全年支出增速分别下降29.3个百分点和13.5个百分点。财政、货币政策扩张力度明显收缩,对投资的刺激作用逐步消释,投资增速回落到2007年和2008年的平均水平(26.03%)。

    (二)贸易顺差进一步收缩 由于外部需求反弹,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出口增长达到31.4%。受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和进口价格大幅度上涨共同影响,今年前两个月进口增长高达63.6%。与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经济回升时间早、力度大,进口数量增速在2009年9月份以后大幅度提高。

    今年1-2月份,总进口数量、初级产品进口数量和工业品进口数量分别增长42.9%、43.6%和41.4%。同时,在国内外经济企稳回升、需求恢复较快增长的刺激下,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再度大幅度上涨,我国进口价格也同步快速上涨。今年1-2月份,总进口、初级产品和工业品进口价格分别上涨了14.4%、37.5%和4.7%。 由于我国进、出口价格存在巨大反差,1-2月份贸易顺差同比下降50.4%,降幅比上年进一步扩大。今年1-2月份,我国出口数量增长38.8%,仅比进口数量增速低4.1个百分点,但出口价格下降5.4个百分点,比进口价格低19.8个百分点,导致贸易顺差大幅度缩小。鉴于进口价格特别是初级产品进口价格呈上涨趋势,出口价格仍在下跌,3月份我国进出口贸易有可能出现逆差。

    (三)‚招工难再度显现,农业劳动力转移面临新困难 ‚招工难现象从2003年开始出现,至今已经持续了7年。目前‚民工荒的发生范围已从东部沿海蔓延到了内陆地区,缺工类型也从技工扩大到了普工。‚招工难反映了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趋势性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大与持续高速增长,劳动力需求旺盛。近年来城镇就业年均增长率接近4%,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与新增城乡劳动力供给大体相当,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的局面已基本结束。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也意味着后续劳动力供给规模收缩。 同时,农村存量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难度提高。据估计,当前全部农村劳动力有4.7亿人,已转移从事非农产业的有2.3亿人,继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存量有2.4亿人。在现有农村存量劳动力中,50-64岁的中老年劳动力有1.3亿人,5000万是承担重要家庭责任的女性,3000万为难以外出打工的少数民族劳动力以及相当数量的慢性病患者和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现行条件下,这部分存量劳动力很难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 此外,农民工城市生存条件的相对恶化,也加重了招工难的程度。另外,农民工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部分企业采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用工方式,农民工就业缺乏安全感与稳定性,也加大了现阶段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难度。

二、2010年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

    财政支出增幅下降,内需增速趋于回调;外部环境改善,但仍可能出现反复;资产价格泡沫化趋势依然严重;输入型通胀因素加重,物价存在上涨压力。2010年全年我国PPI将维持在较高水平,预计全年涨幅在5%左右。预计全年CPI涨幅能够控制在3%-5%。2010年GDP增速将达到10%左右。 目前,我国经济仍处于中长期回调阶段,2009年二季度以来经济增长的持续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在扩张性调控政策刺激下,经济增速从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的‚超跌状态回归到正常回调轨道。内、外需求持续增长的基础尚不稳固,资产价格泡沫正在集聚,输入型通胀因素加重等,都将对下一步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一)财政支出增幅下降,内需增速趋于回调 今年我国财政支出预算增长11.4%,比2009年财政支出增速下降9.8个百分点,比2005-2008年财政支出平均增速(21.8%)下降10.4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2010年财政支出的实际增速可能不足7%,仅相当于2009年财政支出实际增速(24.1%)的30%左右,为2005-2008年期间财政支出实际增速均值(14.4%)的50%左右。财政支出增速大幅度下降,加上货币政策紧缩,将对2010年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产生明显紧缩效应,投资和消费实际增速将会持续下降,部分抵消贸易环境改善、出口恢复快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二)外部环境改善,但仍可能出现反复 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好于2009年,但仍可能出现较大反复。一是美欧日就业状况没有明显改善,失业率居高不下。二是美欧日库存已达较高水平。三是希腊等中小发达国家财政与债务危机有可能会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冲击。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前景的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导致我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增速在今年一季度或上半年快速回升之后再度下滑。同时,各国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不断蔓延,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增加。

    (三)资产价格泡沫化趋势依然严重 1990年以来历次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均是经济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破灭的结果。2000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股市在2005年以后也一度暴涨,我国经济的泡沫化成分正在集聚。经过持续调控,2008年3月份以后我国房价涨幅开始下降,但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扩张性调控政策,抵消了前期紧缩性政策对房价的抑制作用,2009年下半年房地产价格再度出现非理性暴涨局面,商品房和住宅空臵面积也同比大幅度增加,房地产价格泡沫化程度再度加重。近期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抑制措施尚未遏止房价的泡沫化趋势。如果调控不力,在我国经济增速回升幅度与发展前景明显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下,热钱流入加快、国内过剩资金增加,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资产价格泡沫化。在2009年我国成功应对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我国自身的房地产泡沫化趋势已成为威胁未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不稳定因素。

    (四)输入型通胀因素加重,物价存在上涨压力 受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影响,今年2月份我国PPI(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5.4%。国内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与季节性因素有关,但主要影响因素是输入型通胀因素明显增强。鉴于目前全球经济已企稳复苏,铁矿石、原油等对我国物价影响较大的初级产品价格将再度大幅度上涨,2010年全年我国PPI将维持在较高水平,预计全年涨幅在5%左右。今年2月份CPI上涨2.7%,但这一上涨主要由食品价格上涨拉动。2月份食品价格上涨6.2%,拉动CPI涨幅提高2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涨幅只有1%。从今年粮食和农副产品生产情况看,CPI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较低。预计全年CPI涨幅能够控制在3%-5%。 从全年经济发展趋势看,由于财政支出增速大幅度下降,投资和消费实际增速将保持回调趋势;受外需不稳定影响,出口增速也可能回落。内需增速下降和出口增速回落,将会导致我国GDP增速在二季度再度回调,回调幅度取决于国际经济的复苏状况和国内调控政策的收缩力度。我们利用‚季度经济增长周期模型模拟预测的结果表明,在全年财政支出达到11.4%的预算增长目标情况下,2010年GDP增速将达到10%左右。

三、宏观调控政策应适时微调

    财政政策预留必要的支出空间;货币政策应保持相对稳定;鉴于今年出口增长可能呈现前高后低走势,要努力稳定出口,积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着力改善农民工的基本生存条件,缓解招工难;完善房地产调控机制,弱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倾向,逐步化解房地产市场泡沫;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当前,经济运行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内、外需求持续增长的基础尚不稳固,以及资产价格泡沫正在集聚和输入型通胀因素加重。为此,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防泡沫、抑通胀之间取得平衡。在财政支出增速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应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扩大内需,努力稳定出口增长。根据经济增速回调状况和通胀压力,适时调整政策力度,增强灵活性,并加快推进关键领域改革、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为中长期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一)财政政策预留必要的支出空间。年初以来,在非国有经济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政府投资和国有单位投资增速下降幅度较大。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尚不稳固的情况下,保持政府投资特别是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连续性和适度规模,是必要的。以‚十二五规划为基础,积极增加新的项目储备。财政预算预留必要的支出空间,一旦社会投资增速出现大幅度回调势头,应适度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同时应密切关注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民生性财政支出大幅度收缩对消费需求的负面影响,防止消费增速深度回调。

    (二)货币政策保持相对稳定。目前商业银行利润水平较高,资本金充足率相对较低,在市场风险增大的形势下,扩大信贷的动力不会十分强劲。由于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明显增强,货币政策应保持相对稳定,不宜加大紧缩力度。加强金融风险防范,调整信贷结构,对银行体系的高风险环节实施有效监控,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化趋势。同时,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资本跨境流动加强跟踪监控,多部门协同合作,打击以投机套利为目的的跨境热钱流动。
(三)努力稳定出口,积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平均实际汇率)已回到1990年的水平,2008年以来实际有效汇率基本处于合理、均衡状态。鉴于今年出口增长可能呈现前高后低走势,近期人民币名义汇率宜保持相对稳定,防止人为的汇率波动加大出口波动幅度。应主要通过资源价格改革、落实劳动合同法等举措,还原出口产品的真实成本,促进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

    (四)着力改善农民工的基本生存条件,缓解招工难劳动力供求格局的改变是未来中长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现阶段劳动力供求基本平衡,政府应着力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基本生存条件,缓解招工难。一是逐步消除户籍限制,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鼓励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获得与当地市民同等的社会经济权利,稳定已进城农民工队伍。二是着力帮助农业剩余劳动力克服转移中面临的特殊困难,增强转移能力和意愿,缓解企业招工难问题。应重视将少数民族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纳入西部大开发活动中,帮助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劳动力参与西部公共工程和项目建设。此外,应继续坚持就业优先,大力扶持中小企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五)完善房地产调控机制,弱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倾向,逐步化解房地产市场泡沫 加快制定面向长远的国土资源规划和城市、产业布局规划。协调好农业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间的关系,保持城市建设用地合理增长,改革和完善土地供给方式,通过税制改革(如开征物业税)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弱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倾向,抑制地价过快上涨。严格控制房地产信贷风险,提高房地产开发项目自有资金比率,抑制房地产投资需求。加快城市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创造条件逐步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体系。

    (六)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抓住今年外部环境改善、经济形势良好的机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式转变。通过加大国内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稳定并扩大消费需求。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研究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理顺环境税费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加大对节能环保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积极引进节能环保先进适用技术。探索建立适合我国现阶段实际的节能减排交易体系,利用市场机制提高节能减排效能。

    注: 本文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完成,负责人刘世锦,执笔人为卢中原、余斌、李建伟、张立群、方晋、贡森、秦中春。

 

 

中国是怎样落入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的?

——历史回顾 见证失衡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余永定

May. 25, 2010

yongdingyu@gmail.com

    【内容提要】 中国的出口鼓励政策和结构性原因导致中国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中国的引资优惠政策则导致中国的资本项目顺差。中国的双顺差意味着一方面中国以高成本输入资本,另一方面以低收益输出资本。换言之,双顺差使中国遭受了严重的福利损失。更糟糕的是,长期的双顺差使中国陷入了美元陷阱。中国的双顺差并非仅仅是诸如储蓄过度等所谓结构失衡的结果。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结构失衡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和相应政策的结果。政策创造路径依赖。结构的再平衡需要政策变化为先导。为了纠正中国的结构不平衡,政策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中国来说,范式转变和政策调整已经刻不容缓。

    【关键词】 失衡 双顺差 汇率 美元陷阱 范式转变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1979 年,中央决定在广东和福建建立经济特区。兴办经济特区的方针是:建设资金以吸收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①为了贯彻这一方针,1980 年广东省出台了经济特区对外商投资的一系列范围十分广泛的优惠政策。② 1984 年在4 个经济特区基础上,中央开放了沿海14 个港口城市和海南岛。与此同时,中央允许在上述开放城市(岛)划出一定区域开办新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更为优惠的外资政策,允许技术先进、国内短缺的商品按一定比例内销。1985 年中央又开辟了3 个沿海经济开放区。到1990 年代末、2000 年代初,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形形色色数以千计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对出口的优惠政策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各级地方政府竞相实施的政策。

    ①经济特区“四个为主”的方针是:建设资金来源以吸收外资为主;经济形式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经营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经济运行以市场调节为主。

    ②例如三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而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

    改革开放初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或增长模式。出口导向增长(export-led growth)通常是指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出口,把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发展中国家采用出口导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克服储蓄和外汇缺口以解决发展融资问题,即通过出口所得外汇资金支付经济发展所需之进口,使经济突破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负债能力约束而实现高增长。与此相对应,出口导向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吸引外资(外国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FDI)被认为不仅可以解决发展融资问题以提高投资率,而且可以带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使引资国得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最初样板是所谓东亚“四小龙”、“四小虎”。但是,中国的出口导向与东亚国家(经济体)也存在很多不同点。其中最重要的不同点之一是中国在推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大量引资的同时,限制进口、鼓励出口,力图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增长模式可以称为“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考虑到1980 年代中国的特定内、外条件,采用这种模式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可能是最优的。这种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虽然我们还难以做出任何最终判定,但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创造了经济奇迹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①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存在内在的不合理性。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过程也是这种模式的自否定(Selbstnegation)过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成功发展,中国终于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是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的。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特别是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建立在政策扭曲基础上的不平衡发展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加着中国的发展成本(资源、环境、人力、社会、安全),使中国国民生活福利水平越来越难以实现本来应有的更大提高,并给中国的未来发展留下严重隐患。中国国际收支格局的形成、发展和走向“另类危机”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式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形成、取得成功和走向生命终点的过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实现“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刻不容缓。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218 页。

    文集《见证失衡》收集了我自1996 年到2009 年初围绕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撰写的部分文章(包括数篇答记者问)。这些文章记录了十多年来我对于经济增长模式的思考历程。我以为,中国经济学界就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持续十几年(甚至近三十年①)的时断时续的辩论应该能够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②并非是作为初始条件的中国的特定“经济结构”所使然。相反,这些“结构性”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经济结构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辩证地看待我们的发展战略,及早发现处于萌芽状态的自我否定因素,在十年前、五年前甚至在两三年前及时调整经济政策,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些 “结构性”尴尬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上述说法成立,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即便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结构性问题”,只要改变政策,假以时日结构也应该是可以改变的。在中国语境下,“结构性”具有长期性甚至不变性的蕴含。以“结构性”为由拒绝政策调整是完全错误的。只要调整政策就能调整结构,只有调整政策才能调整结构。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需要新的发展战略和新的经济政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持续增长。

    文集的副标题《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不但概括了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三个主要领域,而且反映了我对这个问题认识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由于领域转移和认识深化基本重合,文集中的25 篇文章按时间顺序排列而免去了分篇的麻烦。“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是中国执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三部曲。首先,中国特色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在中国建立了一种“创汇经济”。这种创汇经济的成功导致1991 年以来以“双顺差”(即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更严格的说法应该是经常项目顺差和金融与资本项目顺差)为特征的中国国际收支格局的形成。其次,中国的汇率政策,作为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双顺差格局,特别是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 年以来,汇率问题(当然还有其他政策问题)被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汇率政策、贸易政策上调整缓慢。路径依赖导致特定政策最终固化成特定经济结构。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愈演愈烈,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代价也越来越高。最后,持续的双顺差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美元自2002 年以来已经贬值40%左右。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美国急剧恶化的财政状况,进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地位。从长期来看美元贬值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着缩水甚至违约的危险。凯恩斯有言:“当你欠银行1 万英镑时,你受银行摆布。当你欠银行100 万英镑时,银行受你摆布。”作为美国的最大外国债权人,中国陷入了“美元陷阱”。中国国际收支终于陷入由顺差导致的“另类危机”。

    ①我最近发现,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早在1983 年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这一年的讨论会上,有参会者(佚名)指出,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保持贸易顺差“不合逻辑”。见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秘书处编:《中国世界经济学会30 年编年史》,2010 年,内部文稿。

    ② 2007 年3 月16 日上午11 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新闻发言人的邀请,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与采访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所谓不稳定,就是投资增长率过高,信贷投放过多,货币流动性过大,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所谓不平衡,就是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所谓不协调,就是一、二、三产业不协调,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的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所谓不可持续,就是我们还没能很好地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而且是需要长期努力的问题”。来源: 中国网,2007-03-16 12:38:20。2010 年1 月22 日至2 月1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征求对即将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时指出:“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周密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来源:
http://www.sina.com.cn 2010 年02 月02 日07:26。

    我自1996 年对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关注是从“双顺差”问题开始的。《资本流入的宏观管理》(《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 年10 月)①一文提出在大力引入外资的同时,保持贸易顺差这样一种引资格局“可以比喻为穷人以高利息从富人那里借钱,再用低利息把钱借回给富人。这是对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这种引资格局应当及时纠正”。此文发表之后不久,《世界经济调研》刊登了该文的摘编(《对我国外汇储备的战略思考》,1997 年6 月20 日),《思考》提出:“中国政府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引资和外贸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套首尾一贯的经济政策。变单纯创汇观念为实现总体上的资源最优配置,此其时矣!”文章观点很快受到严厉批评。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任正岩”的文章(《正确认识我国的外汇储备问题》,1997 年7 月24 日)。
尽管《思考》一文讨论的是中国国际收支结构问题并未涉及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寡,②出于善意,“任正岩”并未按领导口径对我进行批评,而是用大量篇幅论证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多(当时的外汇储备是1059 亿美元),引资规模也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任正岩”在论证中国为什么应该有较多外汇储备的过程中,没有提及中国的储蓄—投资缺口之类的“结构性”原因。当时人人都知道中国外贸顺差增加是外贸政策(例如人民币贬值和出口退税政策)的结果。没有人会想到储蓄—投资缺口的扩大(或其他所谓“结构性”因素)对当时的贸易顺差起到什么作用。事实上,如果说S-I=X-M 的恒等关系必须维持,至少在当时X-M 的增加是主动的,S-I 的扩大是被动的。

    ①已收入我的文集《我看世界经济》,三联书店,2004 年,第32~45 页。

    ②在1996—1997 年间,中国经济学界和政府内部有不少关于中国外汇储备是否过多的讨论。

    《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结构》(《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 年10 月)①一文重申了自己的看法。与1996 年文章不同的是该文主要从一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储蓄与投资的变化出发,对中国国际收支格局的不合理性进行了讨论。无论如何,由于高层的明确表态, 1997 年7 月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双顺差”的讨论不再见诸报端和杂志。而紧接其后的东亚金融危机似乎也支持了中国必须增加外汇储备的观点。

    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的恶化,政策辩论的焦点转到汇率和资本管制问题上。1994年中国成功进行汇改,建立了单一汇率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官方汇率由1993 年的5.76 元人民币兑换1 美元贬值到1994 年的8.62 元人民币兑换1 美元。②此后,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4—1997 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3.4%。③1998 年和1999 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稳定国际投资者信心,中国政府执行了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通过严厉的资本管制并以充足的外汇储备作为一种应付投机性攻击的威慑力量,人民币汇率得以稳定在8.278~8.277 元人民币兑换1 美元的水平上。在东亚国家货币纷纷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坚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为稳定东亚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得到了全世界的一致赞誉。④

    ①已收入我的文集《一个学者的思想轨迹》,中信出版社,2005 年,第276~287 页。

    ②年平均汇价(中间价)。

    ③ Zhang Zhichao,2000.“Exchange Rate Reform in China: An Experiment in the Real Targets Approach”, the World Economy, Vol. 23, No.8, p1067.

    ④在此期间所撰写的有关文章大都收入我的第二本文集《我看世界经济》(三联书店,2004 年)。

    在1998 年的一篇文章中,我把人民币绝不能贬值的理由归纳如下:(1)中国政府事实上已对香港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承诺一经做出就必须坚持。这是一个信用问题,信用是无价的。(2)人民币没有必要贬值。直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保持着大量贸易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中国外贸部门的努力,中国今年的贸易状况实际上比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年初估计的要好得多。墨西哥和东亚国家是在发生严重支付危机的时候出于无奈而贬值的。如果一个国家在继续保持双顺差、外汇储备仍在增加(尽管不多)的时候实行贬值不但没有必要而且荒唐。(3)人民币贬值将导致亚洲国家(地区)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到头来人民币的相对竞争力还将保持不变。其结果只不过是拖延亚洲经济恢复正常的时间并使中国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美国人用更少的美元买更多的中国货)。(4)到目前为止的统计数字显示,尽管自1997 年7 月以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货币已大幅贬值,中国与这些国家对日出口的比重并无明显变化,在有些季度甚至有所上升。中国出口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恐怕还是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衰退。由于收入下降市场萎缩,人民币即使贬值,中国的出口恐怕也不会有多大增长。 (5)在全球金融不稳定的时候,贬值幅度难以控制。一旦宣布贬值,投机者和投资者就会预期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从而造成人民币贬值的更大压力。人民币可能会发生过度调整,大幅下泻,从而大大破坏中国的金融秩序和生产秩序,自己给自己制造一场金融危机。(6)按世界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察,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并不存在严重高估的现象。根据外贸部门有关人士的说
法,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同换汇成本并没有出现严重背离。由于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出口中所占比重很高,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对中国出口的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价格的下降所抵消。(7)促进出口不应该依赖人民币的贬值,而应该主要通过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来增强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日元贬值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面对挑战、提高出口增长质量的机会。在这方面,70—80 年代的日本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8)退一步讲,为了提高出口企业的赢利性,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政策手段,特别是财政手段(退税等),而无须依赖汇率下调。(9)由于中国并没有开放资本项目,中国依然有能力对资本的流动进行有效控制。外国投机者也缺乏对人民币进行投机的市场与金融工具。只要对资本流动管理的措施得力,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不犯大的错误,中国完全可以遏制资本的投机性外流以维持人民币的稳定。①

    ①余永定:《日本的经济形势和人民币汇率政策》,1998 年8 月21 日《中国证券报》(摘要),见《我看世界经济》,三联书店,2004 年,第344~347 页。

    顺利走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2000 年中国GDP 增长速度由1999 年的7.6%,回升到8.4%,出口额由上年的1949 亿美元增长到2492 亿美元,增长速度28%。但中国经济的回升并不稳定,2001 年中国GDP 增长速度又有所回落,为8.3%, 出口增长速度也仅为6.7%。中国的贸易顺差则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中国的贸易顺差仍然低于1997年。直到2002 年,国际上所担心的仍然是人民币是否会贬值。

    长期以来多数东亚国家货币都钉住美元,而日本又是东亚国家的主要贸易对象国,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一直是影响东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1985 年广场会议后日元对美元的升值,为东亚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日元从1995 年夏季一度突破1 美元兑换80 日元大关后,开始一路贬值,1998 年8 月日元对美元名义汇率一度跌到148 日元兑换1 美元。直至1998 年10 月,日元的贬值才伴随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戛然而止。此后,日元对美元汇率维持在110 日元兑换1 美元的水平上下。

    2000 年11 月日本经济再次恶化,2001 年初日本银行恢复了零利息率政策并开始实行数量宽松政策,但经济恶化的势头似乎并未得到扭转。在刺激内需无望的情况下,日本再次把目光转向出口。2001 年12 月日元突然急剧贬值,很快突破130 日元兑换1美元大关。日元贬值不可避免地对正在走出通货收缩的中国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2001 年底我应有关部门约请在《人民日报》①和《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批评日本的汇率政策,指出日元贬值并非市场力量而是日本政府干预的结果。《日元贬值:汇率牌?》(2002 年1 月)一文提到,“中国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将越来越多地根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汇率制度必将越来越成为名符其实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②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十分自然的:中国的汇率制度本来就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钉住美元只是临时性措施。我想这也是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

    2002 年日本名义GDP 增长速度为-1.3%,通货膨胀率为-0.9%,失业率则达到创纪录的5.4%。2002 年4 月后日元兑美元汇率回升趋稳,年底日元兑美元汇率已上升到120 日元兑换1 美元以下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 2002 年12 月初,日本大藏省次官黑田东彦等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在国内价格下降和实施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情况下,中国正在通过出口输出通货收缩。③2003 年2 月日本财政大臣盐川正十郎要求七国集团向中国施加压力,让人民币升值。日本的批评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2002 年中国进口增长22%,2003 年更是达到40%。 日本事后发现,“中国特需”已成为日本战后最长经济扩张期(69 个月)的主要发动机之一。日本批评中国输出通货收缩、要求人民币升值之声逐渐沉寂下来。

    ①《评日元贬值》完成于2001 年12 月29 日。2002 年1 月初《人民日报》摘要发表该文。

    ②原标题为《日元贬值:汇率牌是救命稻草吗?》,《中国经济时报》,2002 年1 月1 日。当时中国经济走出通缩的迹象还不明显,我的言下之意是中国有权在必要时让人民币贬值。

    ③ Haruhiko Kuroda and Masahiro Kawai:Time for a switch to global reflation, FT.com site; Dec 01,2002。在此之前(2002 年10 月) 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也曾提出类似观点(“China exporting deflation to the world”)。

    2003 年之后,美国开始取代日本成为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角。2001年美国经济因IT 泡沫破灭陷入衰退。2002 年美国经济虽已温和复苏,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由于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和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不断增长的担心,自2002 年4月美元开始了所谓的“战略性贬值”。为了维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和美国自身的金融稳定,美国并不想让美元大幅度贬值(“强势”美元政策)。强迫贸易对象国货币升值是美国的惯用手段。在过去,美国的最大贸易顺差国——日本是美国的主要打压对象。但是,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美国政府不打算对日本施压。面临2004年大选的美国政治家知道,如果指责北京的共产主义者抢了美国民众的饭碗,对于捞取选票将会有不少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成了美国失业的最方便的替罪羊。①

    2002 年中国经济强劲回升,GDP 增长速度达到9.1%,外汇储备由2001 年的2121.6亿美元增加到2864 亿美元。2003 年中国继续保持双顺差,外汇储备逐月增加。人民币因资本外逃而贬值的危险已经消失。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恢复1994 年以来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本来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事实上,2003年初人民币同美元脱钩、升值问题就已提上议事日程。但当时中国经济彻底走出通货收缩的形势还不十分明朗。政府担心一旦允许人民币升值,中国的经济复苏可能夭折。因而,人民币同美元脱钩、升值问题被暂时搁置。

    2003 年9 月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访华。行前美国政府官员宣称斯诺访华的使命是要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让人民币升值。但在访华期间,斯诺尽量避免刺激中国,不提让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在私下的座谈中他更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大加称赞,批评日本无所作为。斯诺恳求中国做些将让人民币更多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姿态,不使很快面临大选的布什为难。但在美国国内,批评中国的声浪则不断高涨。日本的“中国输出通货收缩”论、美国政客的颐指气使大大刺激了中国公众。中国国内开始形成“绝不升值”的“同仇敌忾”。汇率问题的政治化使得这个本来不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变得难以解决。事实上,在斯诺访华前夕,就有外国记者指出,向中国施加压力在政治上可以得分。但中国是不会任由外国摆布的,美国越是想试图告诉中国做些什么,中国就越不会去做。

    ① William Pesek Jr. ,“John Snow's China Dreams Meet S&P's Reality”, Bloomberg, Sep. 16,2003.

    ②“非典”的爆发一度给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不确定性,但在下半年经济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恢复增长。

    美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对人民币汇率讨论的介入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些经济学家几十年来一直主张固定汇率制度。他们把中国当作实践自己所珍爱理论的重要场所。他们劝告中国不要放弃钉住美元、不要让人民币升值。尽管他们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在国际经济学界(包括日本经济学界)基本得不到支持,但却很快在中国找到大量听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或许直到现在)中国学者和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日本的资产泡沫和此后的经济停滞是日本政府未能抗拒美国压力,在1985 年广场会议后让日元大幅度升值的结果。与这种看法相反,日本学者和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日元不但应该升值,而且早就应该升值。1985 年广场会议前,日元是严重低估的(与此同时美元是严重高估的)。日元在广场会议后才大致达到合理水平。①在短期,日元的急剧升值(一年内对美元升值40%)确实对出口从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一定冲击。但从较长期看,首先,升值改善了贸易条件,推动了出口部门的升级,实现了出口的稳定增长(但贸易收支基本平衡);其次,升值使进口物价大幅回落,为稳定物价做出了贡献;再次,升值改善了日本经济结构,使第三产业得到长足发展;最后,升值促进了企业海外投资,增加了投资收入(现在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投资收入顺差而不是贸易顺差)。②日本资产泡沫早在广场会议之前就已经出现,而此后的急剧恶化则是因为日本政府担心日元升值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采取了过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在1987 年卢浮宫会议后,为了帮助美国遏制美元的急剧下滑(换句话说,遏制日元兑美元的升值),日本银行更是把基准利息率降低至2.5% (1983 年是5%)并将其维持了两年零三个月。利息率过低、信贷增长速度过快以及流动性泛滥终于导致资产泡沫失去控制。总之,日本资产泡沫的原因是过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非日元升值。③而资产泡沫破灭后不良债权迟迟得不到处理以及一系列结构性原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日本经济 “十年不况”的原因。④   

    ① Hiroshima Yoshikawa, Japan’s Lost Decade, I-House Press, Tokyo, 2002.

    ②参见日本经济产业省审议官(副部长)石毛博行:《汇率变动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北京长富宫,2010 年1 月21 日。

    ③王洛林、余永定、李薇:《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国际经济评论》,1998 年7-8 期。见余永定:《我看世界经济》,三联书店,2004 年,第506~524 页。有不少日本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的资产泡沫在20 世纪80 年代初就已经出现。

    ④可参见Hiroshima Yoshikawa, Japan’s Lost Decade, I-House Press, Tokyo, 2002. 王洛林等《日本金融考察》,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 年。顺便指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教授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组自1995 年以来对日本进行了长达6 年的跟踪考察。会见了大量日本高、中级官员(大藏省政务次官、各主要司局长、课长;日本银行行长、副行长、各主要司局长)和著名经济学家、媒体人。考察组对日本资产泡沫产生、破灭和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以及日本政府对策进行了详细研究。《日本金融考察》即是这次考察的成果。遗憾的是,类似《报告》之类的调研成果并未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国内许多关于日本经验的说法流于以讹传讹。

    在东亚金融危机前人民币一直在小幅升值,没有人认为不妥,甚至没人予以注意。危机中人民币钉住美元,大家都同意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旦危机过后应该尽快恢复有管理的浮动。为什么在走出危机后大家却一下子变得如此害怕升值,甚至2~3 个百分点的升值都不能接受呢?简单来说理由来自三个方面:升值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对外国施压的“同仇敌忾”和刚刚学到的“日本经验教训”。而拒绝小幅升值的主要理由则是,小幅升值会形成人民币的“非理性”升值预期,热钱的流入将使人民币的升值失去控制。在国内的强烈反升值气氛下,2003 年下半年我撰写了《人民币汇率考验国家智慧》(《中国证券报》,2003 年7 月15 日)、《建立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金融时报》,2003 年9 月15 日)和《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实现向经济平衡发展的过渡》(《国际经济评论》,2003 年9-10 期)等文章,《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实现向经济平衡发展的过渡》一文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我对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看法。首先,文章对“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政策表示了强烈支持。其次,文章力图打消国人对人民币有限升值的顾虑。中国担心升值的原因可归纳为:“其一,升值之后,中国出口顺差将会减少、甚至会出现逆差。经济增长速度将因此而下降,并对就业增长造成相应不利影响。其二,一旦升值就会形成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将导致投机资本的流入,从而对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如形成资产泡沫等)。其三,人民币升值将导致通货收缩的恶化。”针对三个担心,文章分别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例如,关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文章指出:第一,中国对外贸易以出口加工工业为主导。出口加工工业产品的主要特点是进口含量高。由于进口价格的下降,出口加工企业的盈利性不会受到人民币小幅升值的严重影响。第二,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总体上相当低。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有限变动不会导致消费者对中国商品需求的重大变化。第三,反对升值的经济学家认为,贸易顺差主要是因为储蓄高于投资,而不是因为贸易品的价格偏低。照此逻辑推,结论恰恰应该是:人民币小幅升值对中国的贸易差额不会造成严重影响。不难看出,文章支持人民币有限升值的理由同我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反对人民币贬值的理由是一致的。我希望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不希望外汇储备过多,以致因美元的贬值而遭受损失(《美元贬值和外汇储备》,《中国经营报》,2005 年1 月10 日)。①

    ①还可参见《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及其长期变动趋势》(《中国经济时报》,2002 年3 月2 日;余永
定:《我看世界经济》,三联书店,2004 年,第391 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文中这些用于支持人民币有限升值和在前述1998 年文章(《日本的经济形势和人民币汇率政策》)中用于反对人民币贬值的理由现在已发展成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升值无用论”。中国出口对汇率变动的敏感度不高最多只能说明,如果汇率变动有限,出口商品量将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同理也适用于进口。但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只要汇率弹性不是零,升值就会导致出口商品量的减少和进口商品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如果在中国升值真的不会对进出口差额造成影响,升值就意味着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国家作为一个总体的福利水平就将相应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站在某个特定部门的立场上说话,经济学家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升值呢?①

    ①见《人民币升值仍有空间》,《经济观察报》,2006 年12 月。

    在最近,升值无用论又出现了一个新变种:人民币升值无法减少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人民币升值不会减小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可能的,因为如果美国人不改变其生活方式,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可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取代。但是,人民币升值的目的不是为了减少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而是为了纠正中国长期双顺差的格局,以便改善国内资源配置、改善贸易条件、增进国民福利、调整经济结构(如促进非贸易部门的发展)、减少对外需的依赖。显然,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的“升值无用论”都不能成为反对升值的理由。

     《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实现向经济平衡发展的过渡》一文特别指出,“对汇率问题的不同看法,实际上隐含着我们对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战略等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在过去20 多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出口和FDI(外国直接投资)驱动型。这种战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给今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目前的对外开放度(出口/GDP)直逼22.7%,大大超过了日本这个所谓严重依赖外需的发达国家,更为大多数发展中大国所望尘莫及。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一直高于GDP 增长速度。根据政府计划,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明显高于GDP 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在今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将继续稳步上升。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已经越来越依赖出口。然而,作为一个出口大国,中国的出口市场集中、出口产品类型单一(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越是增加,中国的贸易条件(出口一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数量)就越是恶化。据经贸部的一份研究报告,1993—2000 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了13%。更何况中国还面临着墨西哥、巴西、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以及许许多多发展中小国的激烈竞争。贸易条件越是恶化,中国就必须出口越多的产品。而升值恐惧症,正是中国目前这种尴尬处境的反应。使情况变得更为糟糕的是,在保持每年300 亿~400 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同时,中国保持了大量资本项目顺差。在自己银行里存着十几万亿储蓄存款、存贷差巨大的同时,中国吸引了4000 亿以上FDI,借入了1500 亿左右的外债。由于无法为引入的大量资金找到出路, 只好把3500 亿美元的外汇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其他资产(即把钱借给外国人)。”“面对滚滚而来的FDI 和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中国必须做出一个两难选择:让资本项目顺差导致经常项目逆差,或是保持经常项目的顺差(或基本平衡)但限制FDI 的流入和鼓励资本流出。如果做出第一个选择,则调整必然伴随人民币的升值。而第二个选择则将给我们带来一系列需要解决的、更为复杂的问题。有专家建议应把境内投资政策拉平,不应该再给外资企业优惠,这是完全正确的。中国过去20 余年的FDI 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战略是一种不平衡(imbalanced)的发展战略,因而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必须尽早实现向平衡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过渡。希望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能够引起我们对许多更具根本性的问题的深入思考。”2003 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4032.5 亿美元。

    在中国条件下,汇率政策的讨论不仅同贸易平衡问题有关,而且同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关。2003 年下半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过热征兆越来越明显。2003 年10 月,中国政府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尽管如此,2004 年中国经济仍进一步趋热。由于资产价格的急剧上升以及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大量热钱开始涌入中国。2004 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为686.6 亿美元,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为1106.6亿美元,新增外汇储备2063.6 亿美元。新增外汇储备中270 亿美元无法用双顺差解释。由于热钱的流入,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进一步增加。

    2005 年下半年,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继续增加的同时,年初得到一定抑制的经济过热势头又再度升温。2005 年7 月21 日中央银行宣布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与此同时,人民币兑美元小幅升值。在此之前,许多人就担心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小幅升值甚至讨论这种可能性都会鼓励“非理性”升值预期,进而引起投机资本的大举流入,从而使人民币的升值失去控制。《为什么调整人民币汇率机制》(2005年8 月)和此前的一些文章试图说明人民币小幅升值所带来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资本管制等办法加以解决的。既然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风险过大,我们就只能两害取其轻,让人民币小幅升值。《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历史性一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10 月)是对新汇率机制的解说。文章力图用非技术的语言说明在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安排下人民币汇率将会如何变动。2005 年7 月21 日以后,人民币的渐进式升值并未如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对中国贸易造成巨大冲击。事实上,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在2005、2006、2007 年急剧增加分别达到1608 亿美元、2533 亿美元和3718 亿美元。同期,中国外汇储备由2004 年的6099 亿美元分别上升到8188.7 亿美元、10663.4亿美元和15282.5 亿美元。总的来说,尽管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升值的时间晚了一些,步伐小了一些,但毕竟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双顺差的进一步扩大和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意味着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进一步扩大(尽管这是一种“异类”的不平衡)。汇率政策走向前台是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的结果。事实上,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汇率调整是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手段,如果不是最重要手段的话。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对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而后者说到底又取决于该国的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不仅如此,汇率政策同一国的宏观经济稳定也密切相关,在某些国家汇率政策就是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在中国,汇率政策同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之间也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一国宏观经济稳定的特定状态反过来又会影响该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在中国,特别是在人民币同美元脱钩后,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关的讨论主要包含五个问题。其一,在人民币软性钉住美元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是否可以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其二,央行的对冲政策是否有效和可持续。其三,利息率平价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其四,汇率升值是否可以充当货币政策工具,以实现给定的(隐含)通货膨胀目标。其五,物价上涨导致的实际汇率升值是否优于名义汇率升值。文集中的《人民币升值两周年》(原题为《人民币升值符合中国的总体利益》,《南方周末》,2007 年8 月9 日)、《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和中国经济》(《国际金融研究》,2007 年第8 期)、《解开央行货币政策的“手铐”》(《南风窗》,2007 年10 月11 日)和《升值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上海证券报》,2008 年4 月10 日)等文章对当时的有关争论都有所涉及。

    “中国政府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或加速放松资本管制)的某种结合。 这种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可以说,只要坚持固定汇率,央行就无法有效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3%,利息率水平只有2% 左右,因而中国的实际利息率已经为负。如果中央银行希望防止通货膨胀并改善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名义利息率应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中国利息率政策的运用和利息率自由化的步伐也受到极大制约。首先,在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利息率的提高必将增加一国经济对资本流入的吸引力。资本的进一步流入必将进一步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抵消利息率上升的紧缩作用,并迫使国内利息率水平回归国际利息率水平。目前中国的利息率水平高于美国,抛开人民币升值预期不谈,为套利,外资也会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从而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通货膨胀压力。……由于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由于维持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度是当前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由于中国地方政府对银行体系的严重影响和中国企业的非市场化目标和行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严重限制、有效性受到严重削弱。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改善投资和生产结构,搞得不好,中国可能不得不回到窗口指导、信贷控制、行政干预的老路上去。”①但是,我也认为,由于中国依然维持资本管制,尽管管制并不十分有效,央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国的货币政策并不需要对美国的货币政策亦步亦趋。如果资本管制是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就是对冲政策。面对巨大升值压力,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不变,央行不得不持续大量买入美国国库券和其他美元资产。同时,为防止货币供给量增长过快,导致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又不得不对迅速增长的基础货币进行对冲。在已 “无(债)券可用”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推出了“央行票据”。 一方面,“尽管由于对银行经营的不利影响,对冲不可持续;尽管由于货币乘数不稳定,控制了基础货币增长并不一定能控制货币供应增长,但对冲毕竟发挥了作用。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持有越来越多的低收益央行票据必然对商业银行的盈利造成不利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对冲说到底是不可持续的。②此外,对商业银行来说,央票也是一种流动性相当强的资产,其冻结流动性的能力是值得担心的。③

    ①余永定:《如何认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国际经济评论》,2004 年5-6 期。此文计划收入另一文集。

    ②见《解开央行货币政策的“手铐”》(《南风窗》,2007 年10 月11 日),《升值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上海证券报》,2008 年4 月10 日),《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和中国经济》(《国际金融研究》,2007 年第8 期)以及未收入本文集的其他一些文章,如“China's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since 2003”(prepared for a meeting sponsor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on the 16th of October,2004),“China’s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A memo written for Bellagio Group Meeting,January 20-21,2005,Amsterdam),“Concluding Panel”(transcript, The Fou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Growth, Integr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in East Asia, Bank of Japan, May 31,2007),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新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07 年9-10 期),《2008 年中国经济:应对三大挑战》[2008 年4 月17 日在奥地利中央银行(维也纳)演讲稿,李众敏博士译]。

    ③由中央银行发行“央行票据”是许多国家都使用的减少基础货币的方法。例如,在日本,银行不但利用短期国债,而且利用央行票据进行对冲。如果票据市场和国债市场是相通的,票据利息率和国债利息率应该是相当的。无论是出售央行票据(增加负债)还是出售国债(减少资产),对央行来说其成本应该是差不多的。同国债相比,央行可以比较自由地确定央行票据的期限和买卖央行票据。央行票据的流动性很强,如果过强,就形同现金了。据日银官员介绍,作为限制央行票据的流动性的象征之一,现金只需印上日本银行行长的印鉴,但在央行票据上则需印上日本银行行长
的签名。

    人民币同美元脱钩之后,中央银行非常注意保持同美元资产的利差。因为在市场上已经形成了人民币每年升值3%左右的预期。一方面,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央行有必要提高利息率。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利差的缩小(假定美国不再升息)又会给实现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目标带来问题。经验证明,利息率平价理论并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许多制度性因素和与此相关的风险偏好必须加以考虑,而且利息率平价理论本身也有不少问题。例如,它并不能很好地处理资产价格变动问题。外资的流入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套汇。即便中美之间存在3%的利差,即便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是3%,国际资金还是会源源流入中国。其原因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例如,2004 年大量国际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其原因与其说是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如说当时以外币计算的房地产价格过低。当时外国投行、基金进入中国并非预期有3%的汇率升值。对于这样的“蝇头小利”他们根本不在意。我以为,在制定利率政策时,过多顾虑利差似乎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升息导致的资金流入如果不能利用资本管制将其挡在国门之外,可以通过升值将其消化掉。①

    关于汇率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人民币升值肯定对中国通货膨胀能够起到抑制作用。在新加坡,汇率政策就是货币政策,甚至是唯一的货币政策。新加坡的汇率是要根据通货膨胀形势调整的。在中国,我的看法是,当我们可以使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抑制通胀时,汇率政策应该留作纠正外部不平衡。②在经济处于过热状态时,升值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既有利于纠正国际收支平衡又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③ 但升值的目的毕竟不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过热时期,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应靠汇率升值来抑制由经济过热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因为在经济过热时期(如1993年),贸易状况往往会趋于恶化,而升值虽然有助于抑制过热,但却会使贸易状况进一步恶化。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正确的政策应是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特定条件下也有紧货币、松财政或财政中性的组合)。当然,如果在过热时期贸易顺差很大,把升值作为抑制过热的一种政策也是完全合理的。

    ①《光靠货币政策不能抑制股市泡沫》,《21 世纪经济报道》,2007 年5 月29 日。

    ②见《解开央行货币政策的“手铐”》,《南风窗》,2007 年10 月11 日。

    ③《人民币升值正当其时》(《南方周末》,2007 年08 月09 日)和本文集中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抑制通胀》。

    汇率政策则应服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我强烈反对通过制造通货膨胀的方式实现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一方面,中国的要素价格、能源价格、原材料价格等都存在严重的扭曲,为了纠正这些扭曲,我们必须允许这些价格按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但是由于价格下降的刚性,相对价格的调整必然导致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把通货膨胀控制在公众可接受的水平以下,例如不允许通货膨胀率超过4%。但是,如果是希望人民币升值,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是应该让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升值。既然目的是让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为什么舍近求远,非要通过通货膨胀而不是名义汇率升值来实现呢?要素相对价格的调整将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从而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但是这种物价上升只是相对价格调整的结果,而非为了实现实际汇率的升值。

    相对价格调整导致的物价上涨必须控制在一定目标区之内,否则通货膨胀就有可能失去控制。通货膨胀率的控制目标同汇率变动的需要可能并不一致。如果通货膨胀目标是4%,平衡国际收支所需要的汇率实际升值是8% ,实际汇率升值8%的目标如何实现呢?是选择名义汇率升值8%抑或通货膨胀率上升到4%?我想名义汇率升值无疑是个更好的选择。①

    ①《关于当前宏观经济的十问十答》,《21 世纪经济报道》,2007 年12 月10 日。《反通胀要谨防“误伤”》,《中国证券报》,2008 年01 月03 日。上述文章将收入另一文集。

 

 

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

    (续第一部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余永定

May. 26, 2010

yongdingyu@gmail.com

   【内容提要】中国的出口鼓励政策和结构性原因导致中国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中国的引资优惠政策则导致中国的资本项目顺差。中国的双顺差意味着一方面中国以高成本输入资本,另一方面以低收益输出资本。换言之,双顺差使中国遭受了严重的福利损失。更糟糕的是,长期的双顺差使中国陷入了美元陷阱。中国的双顺差并非仅仅是诸如储蓄过度等所谓结构失衡的结果。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结构失衡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和相应政策的结果。政策创造路径依赖。结构的再平衡需要政策变化为先导。为了纠正中国的结构不平衡,政策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中国来说,范式转变和政策调整已经刻不容缓。

    关键词: 失衡 双顺差 汇率 美元陷阱 范式转变

    自2005 年以来,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日益成为“全球不平衡”问题的一部分。美国从1981 年开始,一直(除1990 年)保持经常项目逆差。而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则是依靠世界其他国家源源不断提供资金得以维持的。一方面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大量的经常项目逆差,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国保持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这就是所谓的“全球不平衡”。从2002 年第二季度起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增加导致的美元持续贬值并没有抑制住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增长。 2005 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已经占其GDP 的5.87%,高达7230 亿美元,比2004 年增长了1040 亿美元,增幅达16.64%。①全球不平衡成为全球经济的热点问题。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对GDP之比是否可以最终稳定在一个给定水平上?即便这一比例可以稳定在给定水平上,国际投资者是否会在经常项目逆差对GDP 之比达到稳定状态之前继续为美国提供融资?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对GDP 之比的持续上升是否会引发一场由于美元暴跌导致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如果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不可持续,应该用什么政策减少这种逆差?

    关于全球不平衡的可持续性问题,有两种不同见解。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全球不平衡不可持续。也有少数经济学家持相反观点。在认为全球不平衡可以持续的经济学家中,又有许多不同观点。一些人认为: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状况进行大幅度调整,不仅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资产,主要是以美元计价的。与此相反,大部分美国的国外资产,是由外国货币计价的。如果美元贬值,美国国外资产的美元价值将会升值,从而增加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额。而外国投资者则不愿意看到美元贬值导致美元资产的本币价值下跌。例如,外国中央银行比美联储更害怕美元贬值。为了避免美元贬值造成的冲击,外国投资者,特别是外国中央银行别无选择,只有继续支持美元,而这又意味着它们将继续为美国资产提供融资。这样,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将得到维持、美元的贬值将会受到自我限制。②另一些人,如杜利、福克兹-兰道和加伯(Dooley, Folkerts-Landau and Garber)则认为,在接下来的10 年或20 年,亚洲国家依然会愉快地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融资,因为亚洲国家需要通过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来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③

    国际上关于全球不平衡的讨论同中国以往对双顺差的讨论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例如,杜利、福克兹-兰道和加伯关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必须通过压低汇率以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指贸易顺差)的观点同中国国内许多学者的主张不谋而合。全球不平衡概念为双顺差的讨论增加了一个国际的视角。同我在90 年代末的文章相比,《中国双顺差的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2006 年1 月)一文则对中国长期保持双顺差的原因做了更为严格和细致的分析。例如,通过重新定义储蓄和投资的概念,引入投资收益概念等,把S-I=X-M 框架中的贸易差额概念扩展为经常项目逆差概念,从而把对经常项目(贸易项目)顺差的讨论同资本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的讨论统一到一个框架之中。在全球不平衡讨论中,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一个最常见的观点是:根据(从国民收入恒等式推导出的)恒等式S-I=X-M,一国贸易顺差的原因是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如果储蓄剩余不能消除,该国的贸易顺差就不可能消除。恒等关系是由定义决定的必然成立的一种关系。现实世界中贸易顺差的成因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从恒等式推出。如果没有具体的论证,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出发推出的任何结论都是没有意义的。把恒等关系混同于因果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推导政策结论是十分有害的。

    ①美国经济分析局(BEA),2006 年3 月14 日。

    ② Poole, W. 2005, “How dangerous is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Economic Policy Lecture Series, Lindenwood University, St Charles, Missouri, 9 November, <http:// stlouisfed.org/news/speeches/2005/11_09_05.htm>。

    ③ Dooley, M. P., Folkerts-Landau, D. and Garber, P. 2003, “An essay on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997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为什么我们一定认为恒等式的左端是因、右端是果,而不是相反呢?例如,从与S-I=X-M 等价的国民收入恒等式GDP-C-I=X-M 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贸易顺差增加,GDP 必然增加,从而导致S 的增加。简言之,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出发,我们也完全可以推出贸易差额决定储蓄—投资差额。在现实中,我们亦可以找到或设想不胜枚举的例子,说明贸易差额决定储蓄—投资差额。例如,假设由于某种原因,如贸易禁运,一国的贸易顺差为零。按定义,无法销售的产品应该记存货。存货的增加意味投资的增加,而投资的增加必然使储蓄剩余变为零。总之,无论在事实上贸易顺差是否是储蓄剩余造成的,从恒等式出发,把贸易顺差简单归结为储蓄剩余在逻辑上是完全错误的。

    那么,中国的贸易顺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文章以为至少包括四方面原因:储蓄投资缺口、国内和国际经济周期的综合影响、政府的出口导向政策和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特别是国际生产网络中的特殊地位。由于中国自1990 年以来的贸易顺差,特别是近几年来急剧增加的贸易顺差既有短期、周期性原因,也有长期、结构性原因,因此,实现经常项目基本平衡需要有综合治理措施,既不能否认政策调整(汇率、税收政策等)的作用,也不能希望能通过升值一蹴而就。从恒等式S-I=X-M 和GDP-C-I=X-M 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政策,只要这些政策可以影响GDP、C、I、S,就可以间接影响X-M。此外,许多政策也可以直接影响X 和M 从而直接影响X-M。而X-M 也可以直接影响S-I 或通过影响GDP 间接影响S-I。事实上,中国自80 年代以来就执行出口导向政策,奖励出口、限制进口,难道这些政策对中国自1994 年以来的经常项目顺差都是没有作用的,中国的贸易顺差都要由中国的储蓄剩余来解释吗?根据发展经济学,一个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如果推行赶超战略,该国必然面临储蓄不足。而储蓄不足必须由外部资金弥补,即该国必然有贸易逆差。中国在赶超阶段,克服了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之困扰,难道不是中国执行出口导向政策的成功之处吗?如果一定要确定储蓄剩余与经常项目顺差之间的因果关系,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则与其说储蓄剩余是经常项目顺差的原因,倒不如说两者都是出口导向政策的结果。

    文章的结论是:在过去25 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无可争辩的伟大成绩。中国在过去25 年中所执行的经济政策从总体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必须进行重大调整的时候了。中国的储蓄过剩对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肯定有重要影响,但是,同样不能否认中国的持续双顺差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外资;国内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改革滞后;政府不当干预过多,特别是地方政府在错误的政绩观指导下盲目引资的结果。制度缺陷导致资源真实成本“扭曲”(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某种“扭曲”是必要的),而后者又导致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在资源无法实现优化配置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将是低效的和不可持续的。失衡的经济结构已经形成,校正这种失衡显然是无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等)在短期内实现的。中国必须尽快调整外资、外贸和产业政策、必须加速市场化进程。宏观经济政策应与上述调整相配合,并能促进这些调整的进行。“成功是失败之母”,目前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是我们为过去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只要我们在“十一五”期间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未来的十年和二十年中,中国就能够继续维持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

    如果说《中国双顺差的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主要是讨论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特点、原因、可持续性和相关对策,《全球失衡下的中国》(2006 年10 月完稿,2007 年3 月发表)则更多地讨论了美国国际收支格局的不可持续性,及其对中国的可能影响。针对杜利、福克兹-兰道和加伯的观点,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至少未来十年中还会坚持钉住美元,继续对美国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为美国提供融资,从而使全球不平衡得以继续维持,文章提出了不同看法。事实上,东亚国家普遍维持经常项目顺差只是一个新的现象。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前,亚洲四个国家(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一直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逆差(泰国维持了二十多年的经常项目逆差)。陷入金融危机之后,为了稳定金融市场和偿还外债,根据IMF 要求,这些国家通过大幅度贬值、紧缩性货币和财政政策才使得储蓄—投资缺口由负转正、经常项目差额由负转正。①这些国家并不存在如杜利、福克兹-兰道和加伯所说的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顺差的内在必然性。例如,在危机过后,泰国很快就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

    ①不仅如此,由于争取到IMF 和日本的资金支持,危机后期,一些东亚国家甚至出现了双顺差。

    中国有广大的国内市场、有足够高的投资率,为什么非要通过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来维持国内充分就业呢?当美国外债余额占GDP 之比到达一定高度之后,贸易顺差国很可能不愿意继续为美国提供融资,或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贴水。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不再愿意继续积累外汇储备,它们对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也可能会消失。在这种情况下,除我在1996 年和1997 年两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穷人有钱不用把钱借给富人”和“穷人从富人处借钱再以低息把钱借回给富人”之外,中国的双顺差又出了一个新问题:外储的资本损失(capital losses)。这种情况可以比喻为“富人无力或不愿偿还(或全部偿还)从穷人处借来的钱”。在这篇文章,我指出,“中国的外汇储备正在迅速接近1 万亿美元。由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不断增加,2002 年以来美元已经开始了所谓‘战略性贬值’的过程。尽管目前美元有所回升,今后几年中美元大幅贬值的可能性极大。一旦美元大幅度贬值将会造成中国外汇资产缩水。对于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及早拿出有效对策。否则悔之晚矣。”其实,在2002 年我就已经提出:“如果世界各国依然不顾一切地把钱借给美国,即继续对美维持经常项目顺差、维持资本项目逆差和继续积累美元资产(增加美元外汇储备),那么世界各国就真的是发疯了。如果世界各国还没有发疯,它们就不会再继续毫无顾忌地为美国的外贸逆差融资。对美元资产需求的减少,必然导致美元的贬值。投资者迟早会意识到持有美元资产的估值风险(valuation risk)和货币风险 (currency risk),从而导致美元的贬值。从长期来看,美元的贬值似乎是必然的。但什么时候会开始贬值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让我们更为注意美国贸易逆差的发展趋势吧。不要把所有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①所不同的是:2002 年3 月中国外汇储备为2276 亿美元,在旧话重提的2006 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0000 亿美元。

    著名经济学家考登(M.Corden)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提出了一种解释,即所谓“寄存理论”(parking theory)②。他认为,中国国内银行的大量不良债权反映了本国金融系统资本配置效率不佳。政府部门公共投资的回报率也有待提高。在这种背景下,将一部分多余的储蓄“寄存”在国外非常明智。只有国内配置资金效率提高到一定水平后,人们才会将投向国外的钱转移回国内。“寄存”理论不无道理:既然中国没有能力将经常项目顺差转化为资本项目逆差(输出资本)或者使用这些资金进行国内投资,中国就只好选择购买美国国债这种安全但收益率低下的投资方式了。 如果考登所言不虚,“寄存”还可能是个次优方案。但中国现在不仅仅有经常项目顺差而且有资本项目顺差,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并存就不是“寄存理论”所能解释得了的。而且这种解释过于抽象,不能说明中国双顺差形成的具体过程。中国不仅是经常项目顺差国——这意味着中国是资本输出国,而且是资本项目顺差国——而这又主要表现为大量FDI 的流入。这种情况既不同于典型的高收入的经常项目顺差国(如日本),也不同于低收入的资本项目顺差国(如东亚新兴市场经济)。1996 年和1997 年的文章已经对这种国际收支格局进行过讨论。中国这个国内储蓄过剩的国家(即本身资金过剩的国家)为什么会成为资本项目顺差国(即从外国借入资金的国家)?《全球失衡下的中国》对这个问题做了更为具体的回答。第一,一方面尽管对于整体经济来说,中国有充足的储蓄,但是资本品和技术的潜在进口者却难从国内金融市场筹集进口所需资金。另一方面,由于存在形形色色的FDI 优惠政策, 吸引FDI 成为获得资金的便捷来源。许多企业引入FDI 不是为了购买外国机器设备而仅仅是为了获得用于购买国产机器设备的人民币。

    ①发表于2002 年3 月2 日,《中国经济时报》(见余永定:《我看世界经济》,三联书店,2004 年,第391 页)。

    ② Corden, W. Max.,"Those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A Skeptical View". Working Perpar No.13/06, Melbourne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Melbourne University, August, 2006.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未能承担金融中介的正常功能,中国国内储蓄需要通过国外金融市场的中介才能转化为对国内的投资。第二,即便潜在进口者能够从国内获得资金,但由于资本管制,潜在进口者依然存在换汇问题。由于难以将人民币兑换成外汇来购买外国货物,通过引入FDI 的方式取得外汇依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第三,虽然FDI 是最为昂贵的外资形式,但是,在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下,首先,对于地方政府来说,FDI 是一种最为廉价的外来资本,甚至是 “免费的午餐”(政府不需要有什么投资,风险要由外国投资者承担)。其次,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都将吸引FDI 作为重要的工作目标。谁吸引更多的FDI,谁就能成为更高一级职务最具竞争力的候选者。不计代价地吸引FDI,并不能导致居民福利的长期最大化;但却能够实现当地政府在任期内政治效用最大化。最后, FDI 是当地财政收入增长不可缺少的财源。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给予FDI 十分慷慨,甚至是过分优惠的引资条件并非不是一种合理的行为。第四,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改革,外国投资者被鼓励并购或入股中国企业,“海外战略投资者”也被鼓励参股国有商业银行。尽管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8000 亿美元,由于战略投资者参股商业银行等原因,2005 年依然有320 亿美元的国外资本流入中国。由于在大量资本流入的同时中国的海外投资并未相应增加,这些资金自然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增加。第五,中国最大的FDI 来源地是香港,第二大来源地是美属维尔京群岛。2005年中国引进的FDI 的总额中,来自美属维尔京群岛的FDI 超过19%。尽管很难确认,但是有证据表明,进入中国的FDI 中有相当数量是投机性的,目的在于套利、套汇和“套”政策。毫无疑问,中国需要外国资本品,特别是包含了高科技的资本品。①那么,为了获得使用这些资本品的权利和得到这些资本品中所包含的技术,中国必须要依靠引入FDI 或所谓的绿地投资(全新的投资项目)吗?FDI 并非越多越好,在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中,应该存在着一个引入FDI 的均衡点。在这个均衡点上,通过购买和引入FDI 获取外国资本品的边际成本应该是无差异的。换句话说,中国必须吸引适量数额的FDI,既不应该过多也不应该过少。同时,也可以说明,如果不存在政策扭曲,在资本项目顺差给定的情况下,通过利率、汇率等市场机制,资本的净流入将会自动转化为经常项目逆差。双顺差的存在必定是某种价格扭曲的结果。

    2005 年是中国双顺差格局的一个分水岭。2005 年前中国的双顺差主要表现为资本项目顺差,此后主要表现为经常项目(其中又主要表现为贸易项目)顺差。与此相对应,2005 年以前,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借入的(borrowed),此后,外汇储备主要是挣来的(earned)。前一种情况可以比喻为穷人用高息(或高机会成本)向富人借钱,然后再把钱以低息借回给富人。后一种情况可以比喻为穷人把钱低息借给富人。由于中国是经常项目顺差国,总体上,中国是把钱借给人,再把钱借回来,然后再把钱借给人。两个过程交叉进行,循环往复。超出最优值(或必要值)的外汇储备则可以看作是衡量中国国民福利受损的尺度。当然,我们亦必须看到,在资金跨境流动的同时,商品、技术、资源、网络、观念等等因素,以及相伴随的竞争、学习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中国之所以能够“借来钱”或把“钱借给人”同中国的贸易与引资活动是分不开的。批评双顺差格局,并不是要否定中国的开放政策。我们不应该“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

    《中国双顺差的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提出了分析双顺差、国内储蓄与投资缺口以及外汇储备积累的基本恒等式(sp-ie)+(sg-ig)=if-ca。其中,ie、ig、if、sp、sg 和ca 分别表示本土企业投资率、政府投资率和外资企业投资率、国内私人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和经常项目逆差率。公式中的各种比率的分母都是GDP。根据上述恒等式可以推出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或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长率的基本政策选择:

    ①不要忘记,当年中国决定引入外资的初衷是引入先进技术。

    第一,增加政府当前支出以及削减税收(扩张性财政政策)以降低政府储蓄sg。第二,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以及增加政府对R&D 的支持以增加ig(扩张性财政政策)。第三,增加公共支出(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以及教育体系等)以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私人储蓄sp(扩张性财政政策)。第四,加快国内金融市场、投融资体系改革,使国内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国内投资,在减少外国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的前提下,提高国内企业投资水平ie。①第五,取消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以降低if(并间接地减少贸易顺差)。第六,取消出口导向贸易政策,并通过渐进的方式使人民币升值以减少顺差率(-ca)。第七,逐步放松对资本流出的管制。

    应该看到利用上述恒等式作为分析框架也有一个重要缺陷,即私人储蓄未进一步划分为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由于没有对私人储蓄的进一步区分,文章的分析忽略了由于国民收入向企业倾斜导致的企业储蓄率②过高问题。

    在中国关于国际收支平衡的讨论同人民币升值问题是紧密联系的。许多学者以经常项目顺差是由汇率政策、贸易政策之外的“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为理由,反对人民币升值。这类学者最经常使用的论点有两大类。一类是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的“储蓄—投资缺口”论。我们已经反复指出,这类论点是建立在对恒等关系和因果关系混淆的基础上的。除非你能够给出储蓄—投资缺口导致经常项目顺差的具体因果链条,并说明中国长期执行的出口导向政策对经常项目顺差的长期存在并无作用,否则你就不能把储蓄—投资缺口作为经常项目顺差的原因,并进而断言除非首先消除(或减小)储蓄—投资缺口,否则经常项目顺差就无法消失(或不能减少)。③不少人认为中国金融体系效率低下,结果导致部分储蓄无法利用,只好输出。应该说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尽管其实质还是储蓄—投资缺口决定贸易差额论,但这种看法已经把分析具体化,有助于推进我们对双顺差的认识。外国学者中流行这样一种说法:美国国库券是安全性和流动性相结合的最佳投资工具,中国只有保持经常项目顺差才能持有这种工具。这种说法同考登的“寄存理论”类似。但这种说法至多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希望有经常项目顺差,但却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会有经常项目顺差,更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在有经常项目顺差的同时还有资本项目顺差。另一类常见的论点则是以“比较优势说”为根据的。“中美在制造业和金融业上的分工说”,便是这类论点中的一种。姑且不谈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局限性,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用来论证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①难道中国企业没有能力生产方便面吗?

    ②这里是指对GDP 的比率。

    ③这也不是说储蓄—投资缺口一定不是经常项目差额的原因。例如,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储蓄不足造成的。

    比较优势充其量只能说明国际分工。如果“中美制造业和金融业分工说”能够成立,则恰恰说明中国对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应该较少而不是较多。可以设想一种极端情况:美国金融机构完全承担了中国国内储蓄到投资的转化的中介作用(中国金融机构完全消失)。此时,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将增加,其结果自然是中国对美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减少(以至消失)而不是增加。应该强调,尽管不能依据恒等式S-I=X-M 直接做因果关系的解释,不能简单认为等式左端决定等式右端,我们也应否定等式左端可以对右端发生重要影响,甚至确实存在从左到右的因果关系。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①指出, S-I 的扩大同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份额下降、企业份额提高有关。这一发现无疑是重要的。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有助于减少S-I 缺口,从而有助于减少X-M。但是,以此为由否定等式右端对左端的影响、否定调整汇率和贸易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则是错误的。此外,S-I 减少将会通过什么传导机制导致X-M 减少也是必须认真研究的。

    国际收支结构问题(双顺差问题)可以从规范和实证两个不同角度讨论。前者回答应该有什么样的国际收支结构。后者回答现有国际收支结构如何形成以及将向何处去。“比较优势理论”不能说明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国际收支结构,也不能解释中国如何形成了现在这样一种国际收支结构。从规范角度来看,中国的国际收支格局是一个跨代资源配置问题。《实现全球范围内资源的跨代优化配置》(原载香港《21 世纪》,2007 年3 月号,发表时有删节)一文实际上是我1997 年文章的细化和深化。1957 年,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克洛舍(Geoffery Crowther)提出了国际收支格局变化的六阶段假说。根据这一假说,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格局会经历六个不同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年轻债务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储蓄水平低,必须从外国获取商品和资本,该国经常项目中的贸易项目和投资收入项目(债务利息和FDI 红利)同时是逆差。经常项目逆差通过资本项目顺差来弥补,因而该国是债务国。

    第二阶段,成熟债务国:由于出口行业的发展,贸易项目由逆差转变成顺差,但贸易顺差还不足以抵消投资收益逆差。该国依然有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

    ① Louis Kuijs,HOW WILL CHINA’S SAVING-INVESTMENT BALANCE EVOLV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58, July 2006,World Bank Office, Beijing, China (EASPR). Email: akuijs@worldbank.org.

    第三阶段,债务偿还国:该国经常项目中的投资收益项目依然是逆差,但贸易顺差抵消了投资收益(债务利息和FDI 红利)汇出,因此呈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即该国已成为资本输出国。

    第四阶段,年轻债权国: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进一步增加。此时,该国的投资收益已经由逆差转变为顺差。

    第五阶段,成熟债权国:由于人口老龄化、竞争力下降等原因,该国将出现贸易逆差。但是,由于海外资产的积累,投资收益项目的顺差大量增加,该国依然能够保持经常项目顺差。

    第六阶段,债权减损国:由于储蓄不足,投资收益顺差不足以抵消贸易逆差,经常项目出现逆差、资本项目出现顺差(海外资本回流)。该国的海外资本净值逐渐减少。如果这种趋势无法扭转,该国将无可避免地陷入衰弱。

    一国从事国际贸易并保持贸易平衡,可以使该国突破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一国从事国际贸易并允许贸易出现不平衡,则可以使该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代资源配置。否则,一个年轻的贫困国家,其投资水平将无法突破其储蓄水平的限制,而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与此相应,一个面临老龄化的富裕国家,将无法积累外国资产(在外国投资),以便在老龄社会中通过较高的投资收益以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从根本上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国际收支结构是由一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跨代优化配置状况决定的。日本多年来的贸易顺差可以看作是日本为迎接老龄社会到来所作的准备。2005 年日本海外投资收益达到11.4 万亿日元。与此同时,其贸易顺差为10.4 万亿日元。这是日本历史上投资收益顺差首次超过贸易顺差。日本经济学界把这一转变看作是一个标志性历史事件。日本学者把他们的贸易项目顺差和投资收入项目顺差称为支持经常项目顺差的“双引擎”。①

    ① Kojima Akira,“Balance Adjusted”,The Japan Journal, July 2006,10-12.
 

    美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十分独特。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更令人诧异的是,作为世界最大(净)债务国,美国的投资收益依然是正值!欠了别人大量债务,不但不需要向别人付息,反而要从别人那里收取利息。怪不得经济学家要讨论经济“暗物质”的存在。在不得不对美国人的精明表示佩服之外,我们必须说,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公正安排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中国未经年轻债务国阶段就直接进入了成熟债务国和年轻债权国阶段。由于存在经常项目顺差和投资收益项目逆差,中国可以算作债务偿还国。在过去13 年以来(从1991 年到2005 年,扣除1993 年)中国一直处于这一阶段。但是,与此同时中国还是资本净输出国,是净债权国。因而,中国本来应该有投资收益顺差而不是逆差。所以,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拥有净债权的“债务国”。①

    显然,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恰恰是美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反题”:两者是共生物。没有后者也就没有前者。反之亦然。我当时十分担心,随着在华外国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中国投资收益逆差将不断增加。除非中国对外投资收益迅速增加,为了维持经常项目平衡,中国必须维持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但是,中国进一步增加贸易顺差的可能性将受到世界经济增长状况等外部因素的限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如果中国不能通过增加海外直接投资等方式提高其海外资产的收益率,即便中国的净债权因外汇储备的增加而进一步增加,中国的投资收益项目依然可能是逆差。②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变化,中国就永远无法从债务偿还国过渡到年轻债权国,即进入经济发展的第四阶段。因而,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由于中国海外投资进展缓慢,随着外国股权投资的增加,投资收益逆差最终超过贸易顺差。经常项目逆差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将会从债权国倒退回债务国。在这种情况下,外资是不会大量流入,为中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融资的。目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阶段。在今后10~15 年内,赡养率的上升将导致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下降。如果届时中国投资收益项目逆差增加,中国的国民储蓄
率必将进一步下降。赡养率上升和投资收益逆差的增加将使中国因投资不足而陷入经济停滞。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必须依靠从现在开始逐年积累起来的海外资产所提供的投资收益顺差来弥补因老龄化造成的储蓄之不足。如果中国在未来10~15 年不能实现投资收益的大量顺差,中国经济就将因资源跨代配置的失败而陷入困境。

    ①这种情况在2005 年后发生变化。由于中国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中国的投资收益终于由负变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可以算是一个净债权国了。我撰写此文时是在国外,未能看到最新的统计资料。

    ②当时,我低估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没有想到在两年多以后,中国的外汇准备已经翻了一番。中国的投资收益因此也有了很大增长。但是,这种情况依然会改变。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林林总总的有关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必要性或不可避免性的说法大都隐含着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不应该、或不需要对长期以来的出口政策进行重要调整。反之,如果我们同意:中国确有改变双顺差格局的必要,且双顺差的形成同汇率、外贸、引资等政策有关。则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这些政策进行调整。尽管我认为人民币有必要升值,但并未对人民币升值的具体方式进行探讨,因为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研究能力。基于国内对其他经济体在升值问题上多有以讹传讹的问题,我也花费时间研究了日本①、德国②和中国台湾的经验。在升值具体经验和方式问题上,《台湾经验》(《经济观察报》,2006 年8 月13 日)介绍了台湾处理新台币升值的经验。1980年代初,台湾内需不足,岛内储蓄大于投资,贸易顺差急剧增加;由于新台币升值预期,资本项目出现顺差;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新台币升值压力进一步上升。由于台湾货币当局不希望新台币升值,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吸收了全部多余的外汇供给。外汇储备的增加,使货币供给失去控制。1986 年,M1 的增长率超过50%。资金过剩导致股票泡沫的产生。此期间台湾政策中有争议的是新台币升值速度问题。台湾的前“中央银行”行长许嘉栋认为,1980 年代新台币缓慢升值造成了相当多的困扰。

    这种升值方式引发新台币的升值预期,以致投机资本大举流入。在汇率缓慢升值的条件下,套汇活动使“中央银行”蒙受了巨大的汇兑损失。1987 年底,“中央银行”未摊销汇兑损失高达3720 亿元新台币。台湾大学前校长孙震则指出:1987 年新台币的大幅度升值“太晚又太猛”,造成企业界适应的困难,且无法阻止资产泡沫的形成。前“财政部长”邱正雄并未批评汇率的缓慢升值。他认为,缓慢升值使得当时台湾的财富大幅地增加,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尽管有资产泡沫,然而台湾在1994年得以把1980 年代积累的财富投资通过股市投资于IT 产业,使后者得到迅猛发展。邱正雄的论点是:首先,很难确定哪一个汇率是均衡汇率。其次,台湾货币当局如果当初真的让新台币一次性地大幅度升值,许多企业可能确实会倒闭。缓慢升值使台湾企业得到了调整时间。现实情况是:1986 年新台币兑美元的汇率是40︰1;1987 年年底汇率变成29︰1;1988 年汇率进一步升值到26︰1。在两年的时间里,新台币升值三分之一,新台币兑美元汇率也终于稳定下来。升值在台湾并未导致大量企业倒闭,相反,由于升值,台湾的高价值增值企业得到长足进步,国际竞争力得到大大提升。从根本上说,为政者必须在长痛和短痛之间做出选择。其他经济体的经验也大体如此,这里不再赘述。

    ①关于日元汇率的相当多文章,见余永定:《我看世界经济》,三联书店,2004 年。

    ②余永定:《抑制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中心目标》,《21 世纪经济报道》,2007 年8 月4 日。http://www.jrj.com。

    我本人比较倾向于逐步升值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可以发挥资本管制的作用,遏制投资因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大量流入。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对资本项目自由化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认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应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一步。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和中国经济》(《国际金融研究》,2007 年第8 期)一文指出:为了避免危机的发生、发展并对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我们需要建立多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确确实实要吸干过剩的流动性,以确保经济稳定,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第二道防线是要坚持把银行改革做下去。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并不巩固,因为如果宏观经济形势逆转了、变坏了,我们现在银行是否还能有一种非常好的表现呢?第三道防线就是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必须要加强。现在由于资本是流入,所以大家不太在乎,好像不会形成危机。但资本进来也会有问题的。有几点应该特别明确,就是资本管制或者资本管理在中国并不是无效,它是有用的,有一些人说资本管制无效,干脆扔掉算了,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银行体系有不少问题,但是中国没有发生危机,就是因为我们有资本管制,这一点是非
常重要的。虽然我们的管制有很多的漏洞,但实际上还是有效的,这是已经经过证明了的。另外,对“严进宽出”这样的提法我们要做更为全面的理解!现在投机资本正在源源流入中国,以便人民币升值一旦到位,便在充分获利之后迅速撤离。如果我们能够使投机资本确信,想跑并不是那么容易,投机资本的流入将会大大减少。有关方面应该在这方面制定出可信的有威慑力的方针。资本管制是中国金融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一道防线守住了,中国绝对不会出事,这道防线守不住,那我们就有可能出事。而资本管制的彻底放弃,即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应该是我们所有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步,其他没完成之前绝对不能做这件事,这一步迈出去,就意味着我们市场化改革已经基本结束。

    《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和中国经济》为了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放弃资本管制,简单算了一笔账。当时(2007 年)的人民币存款总额大概17 万亿左右,相当于2.3 万亿美元。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是不会仅仅持有本币资产的。比如在香港,香港人资产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外币资产,不仅是港币资产。凭心而问,如果人民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人们是不是会把一部分资产兑换成美元、英镑或者日元的资产?可以肯定是的。人们不会百分之百的换,因为人们对国家是有信心的,但是人们总是想以防万一或者有点事情需要外汇,把部分(如20%)的人民币资产换成外币资产。换20%就是4000 亿美元以上了。据说,中国80%的储蓄存款是由20%的储户拥有的。如果此言不虚,一旦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存款搬家”(不是搬到中国股市,而是搬到外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就将是更为巨大的。与此同时,中国的FDI 存量是巨大的。外国人的钱总是要走的。即便本金不走,利润也是要走的。假设中国FDI 存量是5000 亿美元,外企的利润率是20%(世界银行认为跨国公司利润率是22%),年流出量为1000 亿美元。如果我们认为世界银行高估了跨国公司的利润率,假设利润率只有10%,那也有500 亿美元。中国现在的短期外债是1690 亿美元左右。你把所有这些项目加起来应该不少于6000 亿美元。如果在某一年,由于某种原因,中国经济出了问题。而此时恰逢中国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或资本管制已经不复存在,你可以想象中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大家决定把这相当于6000 亿美元的人民币换成外汇,其他人跟着凑热闹,资本的外流量就是极为巨大的。在短期内资金大量流出,人民币就会大幅贬值。如果人民币贬值,大家就会更急于把人民币资产换成外汇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再多也无济于事。因此,我们不得不防,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太大,出了事没人能救我们。

    在2003 年《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实现向经济平衡发展的过渡》一文中我已对通过放松资本管制来舒缓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表示了怀疑。在《支持叫停香港直通车》(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07 年11 月20 日)一文中,我再次对资本项目自由化表示了谨慎态度。“港股直通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个人投资境外证券投资项下购汇不受年度总额限制。这意味着中国将在资本管制的堤坝上开一个大洞。开通直通车的目的是缓解资金流入A 股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压力,同时也有缓解升值压力的打算。

    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发展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开通直通车是相当冒险的。我当时的看法是“首先,这种危机是前所未有的,即便西方的中央银行也无法给出明确判断。欲知后事如何,还待明年分解。其次,次贷危机已经给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的许多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造成巨额亏损——中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学会如何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打拼”。“想赚外国人的钱,谈何容易?!这完全是一场规则为对方取胜而设计的比赛。日本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行走几十年依然被美国人打得落花流水,东方人要想不输也难。”但是,我也并不认为,中国在资本项目上不可以有所作为。在贸易顺差无法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应先考虑如何用资本项目逆差或减少资本项目顺差来平衡经常项目顺差以减少双顺差、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减缓外汇储备增长速度。第一,减少由于价格扭曲导致的外资流入。具体措施包括: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国企业在国内筹集资金,加强资本管制防止投机资本流入,和人民币升值——使中国资产对外国购买者来说尽可能昂贵一些,等等。我无法理解,在国内资金如此充裕的情况下,中国的个别企业和金融机构为什么依然如此热衷于向外资出售股权和被外资并购。① 第二,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逐步增加海外直接投资。这方面中国已经有了不少成功的先例,比如中信在澳大利亚的一些投资。①这是针对当时凯莱对徐工并购交易等案例而言的。

    当然,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否则又会陷入新的陷阱,成为东道国的“人质”。第三,从走出去的顺序来说,金融企业的对外证券投资的位置应该放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之后。换言之,国家对金融企业的海外证券投资管得应该更严一些。对于国内金融企业来说,培养人才才是第一位的事情。中国现在有QDII,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一渠道必须坚持。港股直通车意味着对QDII 的突破,确有操之过急之嫌。第四,由于海外直接投资和金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形成规模,用资本项目逆差来平衡贸易顺差的做法短期内仍难奏效。换言之,中国必须接受外汇储备进一步地增加。CIC(编者按:中国投资公司)因此应运而生。外汇管理局和CIC 都管理中国的外汇储备,但后者得到授权,可以经营风险较高、收益也较高的金融资产。

     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讨论中,一些非专业人士则喜欢诉诸民族主义情结、诉诸“阴谋论”,既然美国人压我们减少贸易顺差、压我们升值,我们就一定不能升值。否则,我们就是向美国人的压力低头了、就是中了美国人的圈套了。美国政治家和某些经济学家的颐指气使确实令人生厌,但是,也应该看到,用民族主义情结(我对此并无异议)代替经济学的冷静思考恰恰是落入“陷阱”的快车道。在许多文章中,我都不厌其烦地引用了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办公室主任(chief staff)、时任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研究员的菲利浦斯·斯维格尔(Phillips Swagel)的证言:“如果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人民币被低估了27%,美国消费者就是一直在以27%的折扣得到中国所生产的一切;中国就是在购买美国国库券时多付了27%的钱。对此,美国人为什么要抱怨呢?升值将使中国停止大甩卖,美国人将要为他们所购买的一切东西——从鞋到电子产品——付更多的钱。其他国家固然会买下中国不再愿意购买的国库券,美国人也可能会多储蓄一些,但财政部和公众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率。人民币升值不但意味着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将会上升,而且意味着美国的房屋购买者必须为只付息式按揭花费更多的钱。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人民币低估确实造成了失业,但那是马来西亚、洪都拉斯和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失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减速,美国就要从那些国家进口成衣和玩具。

    “既然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造成短期痛苦,为什么还要逼中国升值呢?决策者当然懂得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他们肯定也知道,大张旗鼓的施压只能使中国人更难以采取行动。但这会不会恰恰是问题的所在?一个没有天真到相信真与善的人(a cynic)可能会希望:压中国升值这种做法不是对不明智政治压力的回应,而是一种狡猾的图谋(devious attempt)。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巨大好处。当然,这一切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不管动机如何,美国行政当局找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办法,使美国的好日子得以延续下去。”① 就在斯维格尔先生发表上述坦言之后不久,他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再后,他在AEI 网站上的上述谈话也被删除。中国的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应该从中国的长远利益出发,而不应因美国的反对或不反对而改变。我们既没有必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也不应该采取两个“凡是……就”的态度。不管美国人说什么,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的利益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① Swagel.P.L. 2005 ‘Yuan answers?’, AEI On-line, 22June,http://www.aei.org/publications/pubID.22747/pub_detail.asp 我在许多文章中都一再引用这段话,但似乎并未引起任何反响。

 

 

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

(续第二部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余永定

May. 27, 2010

yongdingyu@gmail.com

   【内容提要】中国的出口鼓励政策和结构性原因导致中国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中国的引资优惠政策则导致中国的资本项目顺差。中国的双顺差意味着一方面中国以高成本输入资本,另一方面以低收益输出资本。换言之,双顺差使中国遭受了严重的福利损失。更糟糕的是,长期的双顺差使中国陷入了美元陷阱。中国的双顺差并非仅仅是诸如储蓄过度等所谓结构失衡的结果。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结构失衡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和相应政策的结果。政策创造路径依赖。结构的再平衡需要政策变化为先导。为了纠正中国的结构不平衡,政策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中国来说,范式转变和政策调整已经刻不容缓。

    关键词: 失衡 双顺差 汇率 美元陷阱 范式转变

    2007 年8 月后,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逐步深化,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越来越成为值得我们严重关切的问题。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诘问进入第三个阶段。我们不得不问:“由于美元的贬值和次债危机导致的证券违约(defaults),凝结着国人血汗的外汇储备的价值正在或可能迅速挥发。而通过贬值和违约,美国则可以轻松地摆脱它的外债。中国获得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难道就是为了换取那些越来越不值钱的绿纸片吗(一张绿纸片的印刷成本据说是4 美分)?这就是我当年为什么非常极端地问:如果是为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中国为什么不把贸易顺差产品扔到太平洋和大西洋,同时由人民银行直接印人民币(而不是通过干预外汇市场)发给这些出口企业呢?这个说法也许听来荒唐。但请比较一下凯恩斯的先挖坑再填坑的建议——在国民财富没有增加的时候,GDP 却是可以增加的,因为挖坑和埋坑都创造GDP。但凡事应有度。明知人家做了套我们为什么还一定要往里钻!”①

    2008 年9 月15 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突然倒闭,美国金融、经济危机急剧恶化。中国政府在11 月推出4 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由于国际环境的急剧恶化,中国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降,中国在多年中首次出现净出口的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纠正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的讨论暂时被搁置。而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问题成为公众十分关心的问题。2009 年3 月13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因而我想通过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②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2009 年4 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美元陷阱》的文章:“中国得到了2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变成了财政部券(T- bills)共和国,正如英国在不经意间得到了大英帝国。中国领导人好像一觉醒来突然发现他们有麻烦了。虽然他们现在对(财政部券)的低收益似乎仍不太在乎,但他们显然担心美元贬值将给中国带来巨大资本损失,因为中国外储的70%是美元资产。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中国实行外储的多元化,减少持有美元资产、按照特别提款权(SDR)的币种构成重新配置外储。但有一个障碍:中国持有的美元太多,如果中国抛售美元就必然导致美元贬值,并进而造成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资本损失(capital losses)。”③ 什么是资本损失?一般认为:所有美国政府债券和政府机构债券都有政府的隐含担保(无论出什么事,美国印钞票给你就行了)。因而,以美元计算,中国不会遭受任何资本损失。风险在于,如果美元对一篮子货币贬值或美国出现通货膨胀,外汇储备所代表的购买力将会受损。中国的外汇储备在目前或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这种危险。如果继续持有,甚至进一步增加持有美国国债,中国将冒巨额资本损失的危险;如果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中国马上就会遭受资本损失。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就是克鲁格曼所谓的“中国的美元陷阱”(China's Dollar Trap)。

    ①见余永定:《支持叫停港股直通车》,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07 年11 月20 日。

    ②搜狐新闻2009 年03 月13 日,根据中国网直播文字整理。

    ③ Paul Krugman,“China’s Dollar Trap”, Op-Ed, New York Times, April 2, 2009。我在《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及其长期变动趋势》(《中国经济时报》,2002 年3 月2 日),《美元贬值和外汇储备》(《中国经营报》,2005 年1 月10 日)等文章中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

    中国积累了2.5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的大部分是美国政府债券( US government securities)和美国政府机构债券(GSE bonds)①。中国外汇储备自2005年以来出现加速趋势。1997 年中国外汇储备为1000 亿美元,2003 年中国外汇储备7000亿美元,2005 年中国外汇储备1 万亿美元,2007 年中国外汇储备2 万亿美元。2009年中国净出口增长速度在多年来首次下降,但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达到2.4 万亿美元。如果这种趋势不变,在2010 年或2011 年中国外储备有可能突破3 万亿美元。中国积累的巨额外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是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努力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但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面临的威胁越来越严重。首先,美元贬值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资本损失。②自2002 年4 月开始到2009 年年底,按美元指数(一篮子货币)衡量,美元已经贬值了41%。尽管今后的某些时段美元可能走强,但美元贬值的长期趋势应该不会改变。其次,美国的通货膨胀将会侵蚀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在正常时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大概为 2%~3%。即便美国正常时期的通货膨胀就足以自动抹掉中国外储的利息收入并进而侵蚀中国外汇储备的本金,更遑论经济一旦恢复正常,危机期间大量增发的货币回到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美国的通货膨胀可能失去控制。许多人认为美联储会及时实行退出政策。在理论上,中央银行应该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回收流动性。但是,在实践中谁能保证美联储的退出一定能够成功呢?

    到目前为止,美元的贬值趋势和通货膨胀恶化的可能性主要是全球不平衡和美国政府执行超常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结果。但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更为长期,且难以逃避的问题:美国是否能够还债?美国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并非完全是周期性的,并不会随经济增长的恢复而自动改善。2009 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42 万亿美元,为GDP的9.9%;国债余额超过12 万亿美元,为美国GDP 的84%。①2010 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到1.56 万亿美元,国债余额可能超过14 万亿美元。2011 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1.27 万亿美元。美国国债余额GDP 占比在2015 年可能达到100%。②奥巴马政府声称 2013 年美国财政赤字GDP 占比将降到4%。但是,根据美国政府自己的计算,这一比例不会低于3.6%。从2010 年到2019 年美国将增加9 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平均每年1 万亿美元,平均年财政赤字GDP 占比为5%。③美国政府对财政状况的估计是建立在美国经济增长将能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乐观预测之上的。当前,美国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国际金融市场也对美国财政、金融稳定忧心忡忡。奥巴马不得不许诺在2011 年以后尽可能压缩财政赤字。

    ①例如,据外媒报道,中国曾持有4000 亿美元的“两房”债券。

    ②资本损失的通常理解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由于美元贬值而外汇资产本币价值的下跌。我们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外汇储备实际购买力的损失。

    但是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能够真正退出,没有人能够给予肯定的回答。美国财政状况的长期前景更是令人担忧。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GAO)认为,由于人口等因素,美国社会保险和医保/医助开支的增长速度将高于GDP 增长速度,美国20 世纪90 年代GDP 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2%。在未来美国不可能通过增长解决其财政问题。美国GAO 预测,在2040 年美国国债GDP 占比将会翻一番。美国政府经济学家预测,社保、医保医助和国债支付等硬性开支,在2020 年将用掉政府开支的80%。④

    ① Kenneth Roggoff, Global Growth after the Second Great Contraction, PPT slide 26,中金投资论坛 2010 年1 月15 日,海南三亚。

    ②不同来源对美国国债余额GDP 占比的说法有所不同。例如,《纽约时报》(2010 年2 月1 日)报道: The nation’s publicly held debt, much of it owed to China and other foreign creditors, by 2020 would equal 77 percent of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 highest level since 1950. Then the postwar debt was on its way down; now it is on its way up to unsustainable heights.

    ③ Peter Orszag, Discipline, Efficiency, Prosperity, OBM,www.whitehouse.gov/omb/, FEBRUARY 26, 2010.

    ④ US debt will keep growing even with recovery.

    按GAO 的估计,如果考虑社保、医保/医助基金的未来资金缺口,美国的总债务,即显性债务加隐性债务,在2007 年高达52.7 万亿美元,美国全职工人的债务负担高达17.5 万美元。而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3 万美元。美国政府必须靠借债度日。由于储蓄不足,再加上财政赤字庞大,美国不可避免地需要依靠外国投资者为美国的财政赤字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人民的储蓄,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未来的某一天是要拿来用的。抛开中国外汇储备价值因美元贬值和美国通货膨胀遭受损失不谈,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将来,当我们需要把外储变现,并用来购买实际资源的时候,美国有能力、有意愿偿还它的巨额债务吗?随着美国财政状况的恶化,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摆脱债务负担的意愿将会变得越来越强烈。①特别是,美国首先要摆脱的可能就是外债。在历史上美国没有完全赖账(repudiation)的记录,但违约(改变偿付条件)却有先例。例如,1933 年在美元贬值41%的同时国会废除了美国国债的黄金条款(the gold clause)。美国国债购买者不再能按原有契约取得相应黄金。1971 年美国单方终止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也是一种违约。 2009 年以来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开始讨论美国国债违约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的看法是美国国债违约的可能性不大,但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但用通货膨胀减轻或摆脱债务负担在历史上则是屡见不鲜的办法。前IMF 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曾一再指出,如果美国的财政赤字继续上升,国债余额GDP 占比超过90%,长期利息率就会上升,美国经济增长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而美国的债务负担就会进一步急剧上升。到那个时候,“用通货膨胀摆脱债务的诱惑将是无法抗拒的。”②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美国通货膨胀年率达到6%,只要经过四年美国的国债余额GDP 占比就可以下降 20%。③美国国债中,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比例越高,通过通货膨胀摆脱债务负担的诱惑就越大。而事实上,美国国债的30%卖给了外国人,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买主,到2009 年底已持有其中的 24%。④

    ①最近,在网上流传着一段视频。演讲者是一位金融家人士——皮特·希夫(Peter Schiff)。他因准确预言美国的次贷危机而声名遐迩。下面是他演讲记录稿的片段:你知道,昨天中国领导人公开表示对借给我们的钱“有些”担忧【台下大笑】,说“有可能”我们还不了。我想他们不只是“有些”担忧,这只是公开说法,想象一下他们私下会怎么看?他们一定知道我们不会还这笔钱,不可能给中国人还这笔钱,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想象一下,某天总统奥巴马,对着数亿美国民众,发表一次公开的电视演说。他这样说道: “亲爱的美国同胞们,今天非常不幸地,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政府决定对美国普通民众大幅加税;那些仍然没有失业的人,将为此支付更高的个人所得税;政府将全面削减社会福利,仍然没有实施的各种福利措施将彻底取消;我原先制定的所有计划,包括全民教育、医疗保障、自主能源,所有这些计划将被无限期搁置。因为中国人要我们还钱!【台下长时间狂笑】我们借的实在是太多了,全世界妇孺皆知【台下笑】。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必须勒紧裤腰带给中国人还钱!【台下大笑】”大家认为这样的事可能发生吗?别开玩笑了。我们更应该对中国人说:“你们是食利者!放高利贷者!我们需要修改游戏规则【笑】,我们要打破债务枷锁!你们明知我们还不了,还借给我们那么多钱!【台下大笑】这不是我们的错!”中国人自己很清楚,他们无法参与我们的政治选举,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意中国人怎么想?华盛顿难道会得罪选民,去取悦非选民? 见“Why the Meltdown Should Have Surprised No One”《预言力最强经济学家,你真的不必买房》(视频),hjenglish.com/new/print/97239/。

    ② Kenneth Roggoff, Global Growth after the Second Great Contraction, PPT slide 26,中金投资论坛2010 年1 月15 日海南三亚。

    ③ Aizenman, Joshua and Nancy Marion, “Using Inflation to Erode the US Public Debt”, NBER
Working Paper 15562.

    ④ OMB, “Analytical Perspectives”,美国预算管理办公室,2010 年2 月2 日,第70 页。OMB 官方网站。

    美元贬值又如何能帮助美国摆脱债务负担呢?美国的海外资产(债权)主要是以当地货币计价的,而美国的对外负债则主要是美元计价的。美元贬值不会改变美国的债务负担。但美国的海外资产价值和投资收入却会因美元的贬值而增加。美国海外资产和投资收入的增加,将大大增强美国的还债能力。从理论上说,只要美元充分贬值,美国的海外资产和投资收入的增长完全可以抵消掉它的债务负担。在一些年份,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相当大,但当年的外债余额(或更严格的说法是,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却不增反降就是这个道理。美国的债权国,特别是中国,有什么有效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呢?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经说过东亚和美国之间存在着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financial balance of terror)。事实上这种恐怖是十分不平衡的,美国完全占据主动,而它的对手却深陷美元陷阱、进退两难。事到如今,除了向美国“晓以大义”,我们手中并没有什么牌可打。如果中国现在卖掉手中所持有的美元资产,中国马上就会遭受资本损失,如果中国继续持有手中的美元国债资产,中国很可能将遭受更大的资本损失。中国外汇资产最终究竟会遭到多大损失,没人知道。更加令人扼腕的是,即便我们自知已经陷入陷阱,却无法自拔。直到现在我们仍在继续增加我们的美元外汇储备,在陷阱里越陷越深。

    在2009 年我们不得不越来越关注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中国已经落入陷阱,我们在外汇储备为3000 亿美元时没有采取行动、在5000 亿美元时没有采取行动、在8000亿美元时仍然没有采取行动。对于已有的1 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所能想出的办法已经不多了。否则为什么说我们已经陷入了“美元陷阱”呢?

    早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胡耶夫(Jacques Rueff)就曾讲过一个裁缝与顾客的故事。裁缝为顾客做衣服,做好衣服卖给顾客后,再把顾客付的钱作为贷款返还给顾客。后者则用这笔钱再向裁缝买新衣服。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胡耶夫问道:如果我是那位顾客,这样的好事我为什么不干呢!在后布雷顿货币体系下,美元(greenback)取代黄金成为本位。美元是什么呢?美元甚至连信用货币(fiduciary money)都不是,而是法币(fiat money),其之所以可以充当货币(一般等价物,能买东西)完全在于国家的强制。美元本位加上资本的自由流动,后布雷顿体系的实质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庞氏游戏(Ponzi game)。我们(裁缝)为美国生产,美国(顾客)支付美元,我们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或其他美元资产(裁缝把顾客买衣服的钱贷给顾客),美国(顾客)再用我们(裁缝)贷给美国(顾客)的钱购买我们的产品(衣服)。自1980 年以来世界就在玩这个游戏。美国的印钞机越转越快,美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对此越来越担心,因为他们并不想赖账。如果美国希望增加出口、减少外债,中国是应该欢迎的。如果像过去那样玩下去,美国有一天(如当中国打算动用自己的外储购买美国商品和资源的时候)是会面对违约还是不违约的困难选择的。这里并不需要什么阴谋论,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逻辑问题。

    但是,虽然已晚,亡羊还需补牢。文集收入的最后四篇文章《购买美国国债的风险》(《21 世纪经济报道》2008 年10 月20 日)、《美国国债和熊猫债券》(《第一财经日报》2008 年12 月12 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保值》(《国际经济评论》2009 年5-6 期)、《如何从美元陷阱中自拔》(《第一财经日报》2009 年4 月13 日)都讲到一些补牢之策。在不改变存量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改善期限结构。例如,可以增加短期国债的比重减少长期国债的比重(但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这种工作可能早已进行)。从资产种类上看,减少政府机构债的比重可能是必要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考虑购买TIPS 之类的债券。此外,如果美国不愿意或不能为我们所持国债的安全提供必要保证,我们应该减少已有的存量。虽然这样做,有一定风险。我始终认为,当美国国债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恰恰是我们适当退出美国国债市场的时机。此时的退出将不会对美国国债价格造成过大的冲击。可惜的是,我们可能又错过了机会。中国的创汇经济发展到极致,必然是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中国之所以把美元资产作为储备资产,是因为我们相信美元是可靠的价值贮藏,但结果却是陷入了“美元陷阱”。当美国欠下中国10000 亿美元之后,中国的选择几乎完全丧失。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中国事实上已经深陷国际金融危机的漩涡,遭到严重损失已经难以避免。人们愿意说我们现在遭受的只是“浮亏”。 1989 年日经指数近40000 点,到今天却依然徘徊在10000 点。当年40 多岁的投资者还能等多少年呢?浮亏说对20 年前高位入市的投资者并不是什么很大的安慰。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情况也是基本如此。

    我们的选择可能已经不多,但办法总还是要想的。对于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避免进一步落入美元陷阱①,其次是尽量减少已有外汇存量可能发生的损失。发行人民币债券就是减少已有外汇存量损失的办法之一。美国在卡特时期就发行过被称为“卡特债券”的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债券。2007 年国内有关领导机构提出过①欧元区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危机说明,中国的外汇储备绝不仅仅是个分散化问题。外汇储备增长本身是个更大的问题。

    让外企在中国发放人民币债券的建议。2009 年我们提出了外国金融机构发放熊猫债券的建议。后来日本经济学家呼吁美国发行日元债券和其他国家货币的债券,并将其称为“奥巴马”债券。发行熊猫债券不仅可以减少中国增持美国国债风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而且可以缓和其他国家的流动性短缺,促进全球金融的稳定。熊猫债券是以人民币标价的债券。发行者应该是外国金融机构(也包括政府、私人企业和国际组织)。债券的购买者应该是中国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美元短缺的外国金融机构在通过发行熊猫债券取得人民币资金之后,用人民币向中国金融机构购买美元,以解决美元流动性短缺问题。除定期支付人民币利息外,债券期满之后,债券发行者需偿还熊猫债券持有者(中国商业银行)人民币本金。熊猫债券发行者所需人民币可以从外汇市场上用美元购买。例如,亚洲开发银行可以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10 年期人民币债券。然后,用人民币向中国央行购买美元。交易完成后,亚洲开发银行增加一笔人民币的长期负债,换得一笔美元流动资金;而中国央行则减少相应的美元外汇储备,回笼了人民币。通过鼓励外国金融机构发行熊猫债券的方式,
把多余的美元借给外国投资者,不但可以消除购买美国国债所伴随的各种风险,特别是汇率风险,而且可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2008 年由于西方国家资金的极度短缺,一度出现了大规模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可能性。但是,机会的窗口很快关闭。当然,除发放熊猫债券外,中国还可以考虑其他许多不同的减少外汇储备的方式。例如,中国商业银行可以向外国商业银行发放人民币贷款。外国商业银行得到人民币贷款之后,可以向中国央行购买美元,以后再逐年偿还中国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的本息。中国金融机构可以考虑购买更多的欧洲、日本金融资产(如股票)。除在金融资产多样化方面想办法外,中国还可以动用外汇储备购买贵金属和其他战略物资。事实上,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中国黄金储备量所占的比例比一般西方大国低得多,石油战略储备也有进一步增加的必要性。但是储备资产多样化的途径同我们的储备量相比,实在是过于狭窄。除了等待,我们真的没有什么选择。

    “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无疑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支配地位。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储备货币,是因为美元是世界普遍接受的计价单位、结算手段和价值贮存。美元之所以具有上述功能,又是因为美国是世界头号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美元成为储备货币、美国国债成为储备资产,使美国得以用最低的成本支配和使用全球资源,反过来又强化了它的超级大国地位。由于非储备货币国必须积累美元储备资产,美国得以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当然,美国政府并不能任意利用美元特权,无限制地谋求自身利益。在特里芬时代,美元的泛滥动摇了债权人(美元储备货币持有者)对美元作为价值贮存的信任,并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现在,由于美国滥用了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国际货币体系再次陷入了危机。2008 年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创造世界货币的建议。 周小川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周小川提出“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 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用美元储备置换SDR 应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法。后来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重提他在1970 年代提出的在IMF 建立替代账户(substitution account)的主张。周小川和伯格斯坦建议的共同点是:一方面,中国可以减少外汇储备因美元贬值而遭受损失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减持美元储备资产不会导致美元储备资产价格和美元汇率的下跌。用美元储备资产置换SDR 肯定存在许多技术上的障碍。如果这些障碍可以克服,则美中双方都可从中得益。当然,向 IMF 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提供以SDR 计价的贷款或购买其发售的以SDR 计价的债券,也不失为一种减少汇率风险的选择。

    但是,要想实施这些办法,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希望摆脱美元,别的国家就不希望摆脱美元吗?换句话说,IMF 其他成员国会愿意分担中国持有美元的风险吗?尽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对于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也并不一定有直接帮助,但中国仍应积极参与在全球层面的以IMF 为主要平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和G20 旨在克服全球经济危机的努力。除在全球层面的活动外,中国还应继续推进区域金融合作,不放弃建立区域货币联盟和区域货币的尝试。最后,中国还应适当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区域金融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对外战略的三个方面。三方面工作应该协调推进、不可偏废。周小川提出创造世界货币建议之后,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应,但是在中国却和者寥寥。机会稍纵即逝,一扇窗户很快又关闭了。尽管人民币国际化的集结号又被吹响。但是,在目前情况下,除了利用人民币升值预期,在香港出售一些人民币资产、让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同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多使用一些人民币,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中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难道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代价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如果我们还记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我们就不难发现,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目前的窘境是给定制度环境下中国政策选择的结果。中国推行的中国特色外向型发展战略和政策,使中国最终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经济结构。随着经济的增长,原有战略和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但已形成的经济结构又使我们难以对原有战略和政策进行调整。对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一再拖延,终于使我们陷入美元陷阱而难以自拔。我想,从本文集跨度13 年的文章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中国从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出口导向政策,即追求双顺差的政策,到因为在汇率问题上迟疑不决,而陷入美元陷阱的发展进程。其实,早在1983年就有人提出,“我们缺外汇时不能充分利用外资,现在外汇储备多的时候又强调利用外资。一方面扩大贸易,争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利用外资,这是个矛盾。是否一定要争取贸易顺差,一般说来,多数国家在开始建设时期都有资金内流现象,如果贸易顺差,就是资金外流。我们有外汇不知道怎么用,结果让外国人利用我们的资金,这是不明智的。”①对于这位无名氏发言人的先知先觉,我深感钦佩。谁说经济学没用,谁说经济学的逻辑没用!经济学家的主张不可能完全正确,但如顺其逻辑能够推出某种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政策结论,对这种主张就应予以充分注意。当然,考虑到中国经济学家的数量与学养,为政者做出正确选择也确有难度。无论如何,政策必然产生路径依赖,而路径依赖又使得政策调整变动十分困难。

    2010 年如果我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外贸顺差的增长上,这是危险的。我们不能再继续裁缝和顾客的游戏了。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我们必须见事早、行动快、积极应对,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添推动力。②时机应由政治家把握,但拖延不是出路。

    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在过去十几年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似乎是一场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而没有任何结果的辩论。在经过十几年的辩论之后,有什么人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呢?这使我想起多年前从萨缪尔森《经济学》前言中读到的普朗克的那段名言:“新的科学真理不是靠说服它的反对者使之恍然大悟而取胜的。毋宁说,它的胜利是因为反对者最终都离开了人世,而熟悉它的新一代长大了。”③ 在中国,经济学辩论像是一场运动员、裁判和观众一起上阵的足球“比赛”。混战结束后,留下的只是球场上一堆无人认领的鞋子。在这场长达十几年辩论中,我们只好满足于自己弄清问题,自己说服自己。文集收入的文章并没有什么理论创新,仅仅是经济学中的一些ABC,谬误之处自然不胜枚举。文集不是对过去十多年来有关“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争论的全面反映,更不是一块“记分牌”(scoring board)。若非或有“立此存照”、 “疑义相与析”之功用,同我的其他文章一样,文集收录的这些文章本应是“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的。

(全文结束)

    ①第二届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二次理事会,1983 年5 月22 日—26 日,江苏苏州。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秘书处编:《中国世界经济学会30 年编年史》,内部文稿,2010 年。

    ②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0 年02 月03 日 21:16:37。

    ③ Samuleson Paul A, Economics, McGraw-Hill, 1980, p8.

 

 

目前是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化的最佳时间窗口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May. 18, 2010

zhangyuxuan@gmail.com

    自2005 年7 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5 年7 月至2008 年6 月,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21%,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9%;第二阶段为2008 年7 月至2010 年4 月,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基本不变,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5%。在第二阶段,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化影响到中国出口增长,中国央行通过外汇市场操作将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稳定在6.82-6.83 的水平上,因此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升值源于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升值。

    2003 年至2005 年,国际社会出现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不少外国舆论将2005 年7 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部分看作是外部压力下中国政府的调整。2005 年7 月至2008 年6 月,由于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快速升值,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明显减弱。2008 年7 月至今,人民币升值外部压力的强弱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消长。第一阶段为2008 年7 月至2009 年年底,在这个阶段,由于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均经历较大幅度的调整,中国出口还一度出现持续的负增长,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较为微弱。第二阶段为2009 年年底至2010 年3 月,随着中国经济在2009年取得8.7%的较高增长,以及中国出口增速由负转正,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卷土重来,尤其是美国官方、企业和学术界均要求人民币对美元显著升值。第三阶段为2010 年4 月至今,随着美国财政部推迟发布中国政府是否操纵人民币的报告,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愈演愈烈,市场的注意力由人民币汇率问题转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再度由强转弱。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否应该重新弹性化,目前中国国内基本形成了共识。

    例如,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期间指出,2008 年下半年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大致不变,是中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作出的权宜之计,中国政府将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之后逐渐退出该政策。然而,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时机、路径与策略,国内还存在较大争议。学界达成的大致共识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望在2010年下半年重新弹性化,人民币汇率将回归到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具体到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问题上,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将回归到2005 年7 月至2008 年6 月的小幅、渐进、可控的升值路径上来,但2010 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幅度不会超过5%。

    最近由于欧洲主权信用危机愈演愈烈,导致市场对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发生了分化。部分观点认为,欧洲主权信用危机的爆发降低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的必要性。其一,欧洲主权信用危机将造成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滑,进口需求下降,使得中国出口面临的外需恶化,从而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增长。如果贸易顺差明显收窄,那么升值的必要性有所下降;其二,一方面净出口增长乏力,另一方面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也可能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将使得总需求降温,从而削弱了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来抑制总需求的必要性;其三,目前欧洲主权信用危机已经造成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从而降低了中国通过人民币升值来阻断输入性通胀传导的必要性。

    然而,我们恰好认为,目前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弹性化的最佳时间窗口。首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最好能够打破市场预期。如果说2009 年年底至2010 年3 月,市场关于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强的话,那么随着希腊危机的加剧,目前市场注意力已经被吸引到欧洲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明显缓解。在市场预期出现分化的情况下实施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化,能够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而且能够减轻一旦汇率形成机制弹性化之后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升值压力。正是由于目前中国贸易顺差的规模很低,正是由于目前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升值来遏制输入性通胀的动机不太强烈,市场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才显著调降,这有助于削弱人民币汇率弹性化之后的单边升值预期。

    其次,当前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规模有所放缓。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回归到2005 年7 月至2008 年6 月小幅、渐进、可控的升值轨道上来,那么这种升值策略的最大问题在于容易形成市场上单边升值预期,从而吸引大量热钱流入。然而,目前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流入中国市场的热钱规模有所下降:其一,欧洲主权信用危机加剧使得国际短期资本风险偏好下降,重新大量流入美国国债等安全港;其二,中国政府出台的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造成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大幅下降,价格调整阶段也即将到来。考虑到目前中国股市也在大幅盘整,则目前中国资产价格对外国投机者的吸引力不大。在资产价格缺乏吸引力的前提下,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小幅升值并不足以吸引大量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

    再次,外部升值压力可能在2010 年第三季度再度卷土重来。美国国会将在2010年11 月开始中期选举,在此之前,奥巴马政府必须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有所作用。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的“政策静默期”不会延续太长时间。如果在欧盟、欧洲央行与IMF的携手援助下,欧洲主权信用危机的扩展得到有效遏制,欧元区国家的注意力由对抗危机转为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来自欧元区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与人民币升值压力将重新增强。如果美、欧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再得到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例如巴西和印度)的支持,那么届时中国政府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显著恶化,在人民币汇率弹性化改革方面也更加被动。

    兵者,以正合,以奇胜。在欧洲主权信用危机仍在扩展、市场注意力有所转移,人民币升值外部压力显著减轻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弹性化已经面临最佳时间窗口。考虑到2010 年6 月的多伦多G20 峰会上,美、欧等发达国家与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集体发难,人民币汇率机制在此之前弹性化将使得中国政府在G20 峰会上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中国调高最低工资 各方莫衷一是

记者  雨舟

2010年 5月 17日

    今年以来,中国11个省市先后调高最低工资后,平均涨幅超过一成,其中六个省区超过两成,上海、浙江和广东三地最低工资水平已经突破每月千元关卡。

    画饼充饥 劳动者得不偿失  拔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究竟将产生何种影响,各方反应不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提高最低工资将使中国原本沉重的就业市场更加不堪负荷。他说:“在中国目前就业形势仍然紧张的情况下,提高最低工资起到的作用不是刺激就业而是增加失业。劳动经济学家在数十年前便指出过,实施最低工资法加剧企业解雇低技能的劳动者,而且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已经出现过。”

    夏业良表示, 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所得固然重要,但是在中国当前就业压力大、社会欠稳定的状况下,这个举措不让人乐观;政府也曾经说过,保证就业就是保证稳定。提升最低工资规定如果打击到就业,将加速不稳定。中国独立媒体人昝爱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老百姓捧上饭碗对稳定社会至关重要。中国面临严重的就业问题,仅仅每年毕业的600万大学生就让市场难以消化,而提高最低工资上限势必压缩就业市场。他说:“我认为现在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就业问题。提高最低工资对于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劳动者来说无疑是画饼充饥。”

     商界学者喜忧参半  中国各省陆续上调最低工资之后,商界反应不一。自由电子报报道,部分企业表示,担心加重发展负担;有些则认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可以缓解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严重的“用工荒”,同时也将吸引大中专毕业生前往就业,使劳动力结构更加扎实。也有学者认为,提高最低工资虽然会对雇佣双方产生一些近期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一些低附加值和利润率较低的产业和低技能的劳动者,但是却有助与推动产业升级,加快结构调整。

    世界加工厂或将消声匿迹  中国开始采取调高最低工资的措施也让海外媒体开始重新评估中国这个俗称的“世界加工厂”。泰国“世界日报”说,中国提升最低工资,使得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报酬占GDP的比例处于低位1990年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也曾表示,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处于低位。换言之,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以“劳动力报酬被低估,工资被利润侵蚀”为代价。

    经济学者们表示,至于调高最低工资究竟将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还是会刺激通货膨胀则有待进一步商榷和观察。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0-05-25 16:22:58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 标题: SRGLOBAL 信息简报112期

分配不公的深层原因是民权丧失

 采访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  李实

2010-05-24

    目前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

城乡分割、行业垄断以及资源价格扭曲,拉大收入差距

    赵刚在一家国有金融控股集团任部门经理,税后年薪80多万元,加上房补、车补、书费、健身费、休假补贴、补充养老保险以及各种临时性的“福利”,实际收入在百万元以上。

    赵刚的高中好友小灿在中部一个地级市的加工企业上班,企业效益好,他年工资总额4万多元,在当地属高收入,但收入的1/3还房贷,1/3供孩子上学、老人看病 ,生活压力仍然很大。国家说扩大消费,可靠这点儿工资收入,不顶事儿!

    赵刚的小学同学王培仍在老家务农,天暖种地、养鱼,天冷去铁路打零活,一年到头累得要命,纯收入只有2万多元,还不抵赵刚工作一星期。

    三个人收入悬殊的现状,正是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真实写照。目前收入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1,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

    2,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与制造加工业工资水平差不多,但随着垄断地位的加强,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已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3,市场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暴利以及管理部门的灰色收入。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市场价格难以形成,交易价格往往是扭曲的。以低价获得矿山、土地等要素的企业会轻而易举地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相关管理部门会以寻租等方式,从中获取大量灰色收入。

    4,在行业企业内部,工资、福利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正不断加强。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当年央企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其中最高的为4.46万元,最低的为149元,相差近300倍。

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尼系数在0.3左右,90年代中期达0.42,但到了2010年,已经达到0.48。这表明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更事关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整顿收入分配不公迫在眉睫。

    绝对的平均不叫公平,收入差距有值得肯定的部分。计划经济时代,职工工资实行固定晋级,人为地压低了人力资本报酬,是不合理的。让受高等教育的、从事高知、高技职业的人获得高收入,符合市场经济法则。当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透露家中有七辆车时,社会评价一致正向,就是因为这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实现了市场经济教育投入与财富产出相关的效率法则。用高收入激励教育投入,从而提高整个国家人力资本的素质,这一点毋庸置疑。

    然而,由于目前缺乏科学公正的人才评价体系和充分竞争的人力资源市场。教育投入的价值并未充分体现,而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已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调查显示,北京等地黑市为应届毕业生代办户口的价码已经涨到10万元以上,而帮助一个大学生进入国字号大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中间的帮忙费、好处费已飙至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至于企业、政府领导让自己子女潜规则就业的新闻,也不时见诸媒体。

    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 、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削弱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效率,也导致收入阶层的不断分化与强化——富者愈加富有,贫穷家庭延续贫穷。

加快改革进程,根治分配不公

    分配不公的深层原因是民权丧失。经济改革缺乏政治改革的配套,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和谐社会的定盘星。一些学者表示,目前在我国,解决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较之于完善再分配政策,更为紧迫。

    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权利和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安排,包括建立人人等同的社会保障、创业、择业和就业机会等等。这涉及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只有不断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近年来,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纷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今年4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深化土地管理、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等,作为今年改革的十大重点之一进行部署。这些举措对于消除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关键。

    今年5月13日,国务院出台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削减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垄断。现在国家的政策正逐步到位,前景令人期待!除了引入竞争机制,还需要建立国有企业的分红机制,将超额利润用之于国于民,而不能任其自肥。

    管住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环。财政部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280万元人民币。限薪令出台后,中国铝业、武钢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高管层表示带头减薪。银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纷纷跟进,要求金融企业高管切实管好自己。

    高管高薪问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不能仅限于“道德层面”的约束。除高额正式薪酬外,各种高管职务消费、隐性消费数量惊人且不透明,极具随意性,为全社会所诟病。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有效监管,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费的漏洞。

 



发件人:"wangmiao711" <wangmiao711@188.com> 2010-01-12 09:11:08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推荐几篇我们最近发表的文章

工资统计不能丢掉“85%”

刘植荣

2010/01/07

    笔者研究世界各国工资分配制度时,均使用各国政府统计部门正式发布的数据。在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时,竟得到一个荒唐的结果:作为世界第一大债权国的中国,人均工资超出人均GDP的31%,工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率的2倍。而这种极不正常的经济现象只能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债务国偶尔出现,即借外国钱给本国国民发工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工资统计范围过窄,搞的是定性统计分析。为了出政绩,要证明人民的收入提高了,于是,就专门在工资高的单位进行采样。这就出现了人均工资超出人均GDP好多的笑话,而世界大多数国家在65%~85%间。

统计在怎样玩文字游戏

    国家统计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09年5月19日发布的《200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480万人,城镇就业人员30,210万人,其中,城镇单位就业人员12,193万人,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在岗职工11,515万人。全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比上年增长17.2%。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公报没有其他工资数据,也没有进行任何说明。这样的数据让人费解:“城镇就业人员”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有什么不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又有什么区别?“农民工”算到哪里去?什么叫“外出农民工”?这样的统计报告恐怕没几个人能看得懂。统计是科学不是文学,一定要表述明晰,绝对不能用含混不清的字眼玩文字游戏。

作者经过查证,才在《统计年鉴》的说明里找到这样一句话:“《劳动统计报表制度》的调查范围为法人单位(不包括乡镇企业、私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说白了,就是统计国家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及公有经济单位职工。这样的统计让人不可思议,77,480万人的就业大军,只统计11,515万人的工资,还占不到就业人口的15%,而且不是随机抽样,专门统计吃皇粮的高工资单位。这能具有代表性吗?能代表全国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吗?难怪百姓每年看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自己的工资又“被增长”而愤怒。

工资统计是国家统计部门的一项主要统计工作,是制定工资标准、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政策的主要依据,是社会和谐的调琴师。工资统计不正确,势必导致有关部门制定出错误的政策,奏出不和谐的声音,其结果是破坏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

工资统计必须具有普遍性。我们现在搞的不是计划经济,私营经济占据了国民经济重要地位,社会财富主要靠农民、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创造。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2009年4月20日说,截至2008年底,全国工商行政机关共登记私营企业659.42万户,注册资本117,400亿元,私营企业在内资企业的比重由2007年底的63.25%上升至70.91%。私营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可私营经济单位的职工竟不在全国工资统计范围之内,这不论是从专业上还是从感情上都无法解释。

把所有从业人员纳入工资统计范围是基本常识

    这些年来,一直把15%的人的平均工资作为全社会平均工资进行引用,这也是造成分配“剪刀切”的主要原因之一。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1,005元,城镇集体单位为18,338元,其他单位为28,387元。这看不出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有多大差距。因此,政策制定者就认为中国不存在分配不公的问题,于是,吃皇粮的工资猛涨,忘却了养活他们的那85%的衣食父母———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作者曾对河北省农村私营经济进行调查,多数村庄都有私营经济实体,如冲压配件、橡胶制品、电镀、民房建筑、装修装潢、餐饮服务、幼儿园、小型超市、养殖、耕种收割、食品加工、翻砂铸造、纸箱制造、农具制造等,少者雇用几个工人,多者雇用几十个上百个工人。全国有68万个行政村,平均每村有100个就业职工,那就是6800万人。农村工人的工资一般都很低,一般女工每月600元左右,没有休息日,请假还要扣工资。农村工人的劳动必须受到社会尊重,他们的权益必须得到保障,政府绝对不能忽视他们,必须把他们纳入工资统计范围。

    作者对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资制度研究发现,战乱国家除外,正常国家都把所有从业人员纳入工资统计范围,如美国,2008年末全国共有135,185,230名从业人员从事800个职业的工作,平均年工资42,270美元,连餐馆洗菜工、刷碗工都作为一个职业进行统计;法国2007年总就业人口是14,354,994人,平均工资31,090欧元,连保姆、发廊理发员、自由职业者、农业季节性工人等都纳入统计范围。道理很简单,任何劳动者都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不把他们统计进去那就是对他们的漠视,就相当于国家把他们抛弃,抛弃了衣食父母是忘本的不道德的行为。

    通过对国土上所有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的劳动人民的全面统计,可以了解全国哪些群体工资偏低,国家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或通过再分配政策给他们进行补贴,提高他们应得的劳动报酬,缩小工资分配剪刀切和贫富差距,消灭贫困,让社会繁荣惠及所有百姓,增进社会和谐。

    如果科学、全面、真实地进行工资统计,作者估算,全国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也就在10,000元左右,占人均GDP的44%,这个数字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世界其他国家工资占企业成本的50%,中国的工资只占成本的10%!不管最后的统计结果是多少,我们都要坦然接受,因为这是事实,这才能反映真实的中国国情,我们还不富裕,人均GDP世界排名第104位。只有真实的统计数据才有说服力,才能让百姓信服,才能为决策者制定各项政策提供正确的数据支持。

应认真检查各地最低工资标准

     现在是认真检查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时候了。每年统计数据显示职工平均工资在增加,可最低工资标准不增长或增长很少。有的地区9年来最低工资一直没作调整,可公务员的工资却年年增长,这是不公正的。世界多数国家规定的最低年工资标准一般是人均GDP的58%,是平均工资的50%左右。所以,要想增进社会和谐,要想缩小贫富差,国家必须通过立法制定全国最低工资标准,让最低工资标准和国际惯例接轨,即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58%,那中国的最低年工资应是13,000元左右。

    在我们刚刚步入2010年之际,各项统计工作就要开始。笔者强烈呼吁,从对2009年的工资统计开始,以后的工资统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把所有中国国土上因劳动获得报酬的人员纳入统计范围,包括城镇和农村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农民工、保姆、季节性工人等。

    “三个代表”就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段上,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侵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统计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党和政府就不知道他们的疾苦,就不知道他们应该得到足够劳动报酬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人民群众对此是不满意的。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这四条原则作为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要始终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价值尺度。如果只把吃皇粮的工资作为全国平均工资,那人民不拥护,人民不赞成,人民不高兴,人民不答应。如果统计部门不改正过去的错误统计方法,坚持只统计吃皇粮的工资,那只能统计出贫富差距增大,只能统计出政府失信于人民,只能统计出社会的不和谐。不要只喊公务员工资和国际接轨,最低工资标准也要和国际接轨,衣食父母的工资也要和国际接轨,最重要的是,工资统计方法必须和国际接轨,不然,就得不到真实的数据,中国的工资就永远是笔糊涂帐。

 

重启改革带动结构调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姚洋

2010-3-2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巨额经常项目盈余及其低效利用。重启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去国家化和政治过程民主化。“结构失衡”是近几年来对中国经济讨论最多的话题。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实现了超过10%的年均增长率,也遇上了结构失衡的难题。从1978年到20世纪末,中国的主旋律是改革,经济增长动力也主要来自改革。但这20年经济增长是“非常规的”,不是靠增长通常依赖的因素。

  进入21世纪,传统改革议程如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和对外开放基本完成,中国经济增长趋向常规化,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外延扩张,最重要的是出口增长。但是,这种外延式增长积累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和中国的人口结构以及城乡关系有关,体制弊端和社会结构变化则起到了放大作用。改革至今没有解决政府职能的转换问题。与此同时,各种利益集团出现,开始左右一些政府政策。政府政策更偏重于对生产者的保护,忽视民众福利的提高,从而加剧了结构失衡。因此要重启改革议程,以改革带动结构调整。

结构失衡的表现

  经济增长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如果增长成果不能充分地被民众所分享,政治稳定性难免受影响。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巨额经常项目盈余及其低效利用。先看居民收入。经济增长的目标是提高民众福利和幸福感,但近15年来,居民收入提高的速度低于人均GDP增速,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如表1所示,从1995年到2007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由68%下降到50%,企业和政府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上升了约12个百分点。

  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等人的研究表明,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尽管农业比重下降可以部分解释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多数农业收入在统计上算做劳动者收入),但即使是在工业内部,劳动者工资占企业增加值的比重也在下降。

  国际上对中国有一个误解,认为高储蓄来源于中国人勤俭的文化传统。事实是,中国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并不比其他国家(如印度)高很多,储蓄增长主要来自于企业和政府。

  表2显示了1992年至2005年居民、企业和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企业和政府储蓄主要不是以银行存款形式出现,而以投资形成的资本体现)。居民储蓄占的比重在2000年之前在下降,之后的增长落后于企业储蓄增速,这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一致。

  再看消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必然导致消费比重下降。表3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在下降,尤其是2000年之后,消费比重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至2008年,仅占GDP的47%;换言之,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达到53%,超过一半的GDP是投资(资本形成)和净出口。2000年以前消费比重下降可以用收入增长来解释,2000年之后消费比重迅速下降,则另有原因。

  居民收入和消费比重下降意味着民众福利没有和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反过来,企业和政府收入增速则高于GDP增速。经济增长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如果增长成果不能充分地被民众所分享,政治稳定性难免受影响。调整经济结构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最后看经常项目盈余。表3表明,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达到高峰,经常项目盈余也在这年达到高峰,占GDP的12%。近两年来经常项目盈余有所下降,2009年仍占GDP的6%。

  经常项目盈余是一个国家年收入减去支出的余量,等于是一个国家的净储蓄。就像一个家庭,年收入减去支出(包括日常消费和投资)就是存在银行的储蓄。家庭储蓄多不是问题,国家的净储蓄多也不是问题,问题是能否把储蓄投资到高回报的项目上去。然而,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的投资效率并不高。

  经常项目盈余主要以官方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在,为安全考虑,官方外汇储备的投资对象主要是美国和欧洲等国回报率极低的政府债券。美国国债年利率2%左右,而中国国内贷款基准利率为6%,民间借贷利率更高,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净储蓄没有得到很好利用。

  大量经常项目盈余还导致国内通胀的巨大压力。中国贸易结算主要使用美元,为了维持和美元的固定汇率,央行不得不大量买进美元,从而增加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为了抑制通胀,央行不得不发行央行息票对冲货币投放,从而承担大量利息支出。由于对人民币升值有预期,海外热钱不断涌入,更加剧央行压力。

失衡的真正原因

  一些要素价格仍然被政府控制或干预。中国金融市场还相当落后,且结构不合理。政府对经济过度参与,公共财政仍有缺失。产业升级已经过度。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以上结构失衡?流行看法认为,居民收入和消费比重下降来自于一次收入分配失衡,而经常项目盈余来自对出口的过分依赖。沿着这个思路,解决失衡的途径似乎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和降低出口。但是,这种看法没有说清问题实质,相应政策主张也不可取。

  劳动者报酬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不可能人为提高工资。出口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出口多并不是错;如果中国的进口量赶上出口量,就不会产生过量的经常项目盈余。经常项目盈余也等于国内储蓄减去国内投资,出现大量盈余也可解释为国内投资不足。这似乎有些奇怪:国内投资已经达到GDP的42%,这还低吗?相对于占GDP总量52%的国内储蓄,国内投资的确低了。但投资总量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投资结构以及谁来做投资才是问题的症结。

  结构失衡的真正原因首先和中国基本国情有关。当前中国处于人口红利最高峰时期,并正在深入融入全球经济。衡量人口红利的最重要指标是劳动人口(16岁-65岁人口)和被抚养人口(低于16岁和65岁以上人口)之间的比例,中国这一指标是2.5∶1,是世界上最低的,印度同一指标是1.7∶1。

  中国仍然有4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农业产出只占GDP的11%,中国尚未脱离剩余劳动力阶段,中国制造业员工的工资上涨不会很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的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里,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即人均增加值)以每年14.6%的速度提高,而同期制造业员工的工资增长速度平均只有7%。

  在企业层面,GDP表现为企业增加值,而后者由职工工资(劳动者报酬)、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构成,工资增长慢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而企业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由于企业和政府的消费有限,国民总储蓄自然上升,进而逼迫更多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副产品。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的研究表明,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情形。然而,我们的故事不应该到此结束,中国的结构失衡还有深层次体制原因。

  首先,尽管我们基本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但一些要素价格仍然被政府所控制,或受到政府干预。如果政府定价严重偏离要素的稀缺程度,就容易出现大问题。中国能源价格明显偏低。在过去20年里,我们试图复制美国的消费模式,汽油价格和美国相当,是欧洲的一半以下。利率仍然受到管制,少数大企业和特权企业(国企和政府开办的融资机构)可以得到低息贷款,造成这些企业过度的资本深化。土地价格偏低,在一些地方,土地基本免费给投资者使用。中国是一个土地稀缺国家,城市规模却越来越大,但建设密度越来越低。我们的劳动保护力度不够,存在变相压低工资的情况。为了GDP增长,环境保护往往被忽视,环境的价值没有在企业成本里得到很好体现。

  所有这些价格扭曲都是对生产者的补贴、对劳动者的歧视以及对消费者的征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的计算表明,2008年中国的价格扭曲对生产者的补贴达到2.1万亿元,为当年全国GDP总量的7%。其次,中国金融市场还相当落后,且结构不合理。中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导,银行业集中度非常高,除四大行之外,商业银行只有120余家,而美国有7500家商业银行、886家存贷协会、400家互助储蓄银行和9900家信用社。

  缺少小银行是利率管制之外造成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最重要原因。相同数量的资金,投到中小企业比投到大企业更能增加就业。就业多了,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就会提高,从而有可能提高国内消费,减少出口。

  中国资本市场也存在重大缺陷。一是缺少地方性资本市场;二是基本上没有企业债券市场,其他形式的融资渠道也很有限。一个后果是非法集资频繁发生,表明中小型民营企业对资金有大量需求,老百姓手中大量闲置资金也有实现其价值的渴望。如果政府允许更多企业合法地发行企业债券,非法集资就会减少,老百姓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实现资产增值,金融市场也是让普通百姓分享经济高速成长所带来收益的手段。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以及公共财政的缺失。20世纪后20年改革一大成果,是缩小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然而,过去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有回潮之势。据《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初的一篇署名文章统计,至2009年6月,各级政府共建立了8221个政府融资平台,占用贷款余额5.56万亿元,占2009年全部贷款50%以上。2009年中国GDP增速超过8%,而计算表明,政府经济刺激方案的贡献至少为3.25个百分点。大量经济刺激投资由政府完成有两个直接不良后果。一是挤出民间投资,银行更不愿意给中小民营企业贷款; 二是增加银行坏账风险,而大部分坏账最终还是要让老百姓埋单。

  过度参与经济活动决定了中国政府是一个生产型政府,其反面是公共财政的严重缺失。政府全部收入占GDP比重约为24%,政府储蓄(主要是资本形成)占GDP比重为10%,即政府把42%的收入用于投资。而其他国家政府资本支出占GDP比重很少超过10%。

  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无可厚非,但相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否有些超前?把石砖铺就的人行道换成大理石人行道,修建始终亏本的磁浮列车,在市中心建巨型广场或花园等,如果把这些钱直接花到老百姓头上,消费不就可以提高一些吗?公共财政的缺失导致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纷纷压低土地价格,并给予各种优惠,作为补偿,投资必须能够带来GDP和税收高增长。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会青睐高资本密集度的投资,排斥劳动力密集的投资。

  结构调整被许多地方政府和学者片面理解为产业升级,但现实情况是,相对于我们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已经过度了,因为资本密集度提高的一个后果是牺牲就业增长,导致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

重启改革议程

  重启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去国家化和政治过程民主化。

  结构调整需要体制改革,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是重启改革议程的契机。首先,政府要逐步退出经济领域 ——不仅仅包括竞争性领域,还包括非竞争性领域,一句话,就是要实现经济的去国家化。当前政府深入参与的活动,多数可由民间来完成。杭州湾大桥和北京地铁四号线的成功,表明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是可行的,关键是成本和收益安排适当。能源、电信、军工固然是国家经济命脉,但是,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只要监管得当,民间资本参与这些领域并不会影响政策实施。

  既然GDP和税收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官员和强势利益集团结盟就不可避免。中国在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经济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能够在利益集团之间保持相对中立,即是一个中性政府,而促成中性政府的社会基础是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但强势利益集团的兴起打破了这种社会平等,从而让中性政府逐渐失去了社会基础。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深度参与,还容易使执政党失去自主性。在过去十年间,党政不分现象非但没有弱化,还进一步加剧。过多卷入日常经济事务,对执政党自身发展也不利。中国太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模式不适用于中国。

  第二,建立真正的公共财政,强化政府的公共性质。

  预算公开正在全国展开,但这远远不够,因为公开的预算还是粗线条的,民众没有对预算的修改权和决策权,而有决策权的人大代表又没有充分的时间和必要的专业知识发表意见。一个可行方案是强化人大预算委员会,增加专业人员人数,同时,公开政府预算中不涉及国家机密的详细内容。在中长期,要增加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把真正愿意反映民意的人选上去。民众参与虽然不能解决政府的所有问题,但可以降低政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的比例。一个公共财政型政府和一个生产型政府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目标是单一的,而前者的目标是多样的。在多样的目标下如何进行取舍,是公共财政型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更多的民主是解决这个难题的必由之路。民主具有价值意义,同时也是社会治理的手段,即为不同的利益诉求提供一个制度化平台。就像市场解决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信息问题一样,民主可以解决政治过程中的信息问题:政府不能掌握民众全部利益诉求,民主让民众把利益诉求说出来,并通过一定程序——通常是多数原则 ——转化为政府决策。

  第三,改革金融体系,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市场,鼓励地方性中小银行发展,探索地方性资本市场的可行性。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一个潜在风险是发生关联交易。为防止这种现象,一个可行方案是采取曹远征等学者所提出的折中建议,即限制民间资本设立的银行接受储蓄。这个方案中的银行实际上是借贷公司,没有信贷扩张功能。放松一些的做法,是允许它们接受企业储蓄,但不能接受居民储蓄。这样,它们有了一定创造信用的功能,有更多可贷资金。地方性资本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过,但由于出现许多问题而被关闭。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是要积极探讨加强监管的办法。

  第四,积极推进要素价格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

  这两项改革已经启动,但速度和深度还不够。要素价格,特别是能源价格改革牵动老百姓的生活,需要特别小心。

  谈到要素价格,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人民币汇率。汇率的实质是调节出口品和进口品以及不可贸易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本币低估相当于提高出口品价格,降低进口品和不可贸易品的价格。由于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在30%-40%之间,且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最快,而人口红利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让中国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通过调节汇率提高出口品价格对中国整体发展是有利的。但是,面对通货膨胀压力以及国际上的强烈反对声音,恢复更为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将给中国内外政策带来更大操作空间。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城镇化步伐,解决进城农民的户籍问题。这是极有远见的政策,如果得到实施,不仅将打破城乡隔离,而且将加快中国的结构调整步伐。

  当前,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是农村人均消费的2.57倍,而且,城市化将带动服务业发展,后者将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进而更多地增加消费。自由迁徙权曾经是写入1954年《宪法》的条款,现在到了恢复这一条款的时候

  以上四项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去国家化和政治过程民主化。

  从1952年计划经济开始实施算起,国家主导经济活动已近60年。尽管国家主导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中国深刻融入世界的时候,这种方式越来越不适应了,不仅扭曲了国内经济,而且脱离了世界主流节拍,让中国的对外交往屡屡陷入被动。同时,经济去国家化需要民主化辅佐。民主化最根本的是民众对政治过程的参与,“政治过程”就是民众就有关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包括对市场的干预进行辩论和协商的过程。既然政府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那么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就需要民众更多参与。

  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曾经在威权体制加混合经济的模式下实现了一个阶段的高速增长,但最终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收入分配极度不平等、政治动荡、经济停滞。相反,少数能够较好地完成民主化转型的国家(如韩国),不仅实现了收入的相对平等分配和政治基本稳定,而且维持了长时间的增长。中国应该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结构调整为契机,启动经济去国家化和政治过程民主化的改革进程。

 

倒丁字形社会与“共同富裕”渐行渐远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教授 李强

2010-1-16

    内容提示: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这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中产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但愈加明显的阶层界限、不断攀升的贫富差距、生命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表明,中国离中产目标渐行渐远。房地产商很有钱、煤矿主很有钱,而整个社会呈倒丁字形,这还叫中产社会吗?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应该给13亿人提供机会,而不是只给极少数人提供机会。

  一、谁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只是一个近年来才为媒体接受的概念。在此前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中产”都是一种负面评价,认为“中产”就是有产者,对它的印象不好。从马克思的文献中看,他也认为中产阶级不是一个稳定的阶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两极分化,中产阶级肯定要解体。在毛泽东早期的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所提到的中产阶级,其实和我们现在的含义不一样,指的是有产者、资产者。在英文中,中产阶级就是“middle class”,这其中有一个翻译的问题,你看英文中并没有“产”字。实际上过去的人将“middle class”翻译成中间阶级或中层。当然,今天大多数人并不追究这个细节,大家只是意识到了有这么一个中间层。我们如果看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它里面就从来不使用“中产阶级”,而是使用“中等收入者”,至少从中央十六大报告以后就一直使用这个概念。

  现在绝大部分人,包括一些生活还不错的知识分子,经常问自己是不是中产阶级,可见现在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大家都挺喜欢的概念。如果说谁谁谁是资产阶级,别人可能不大乐意,你叫他“老板”或“民营企业家”,他可能更愿意听一些。这里面有一种心理学效应,即那些比较富裕的人,不愿意被放到一小撮里面去,他还是愿意跟大多数人在一块。同理,老百姓平常所说的中产阶级,我理解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无论是中产阶级、中间阶层、中等收入者等,它都是指社会中不是最富、也不是最穷的那部分人,而是处在中间的这部分人。

  严格地来说,在马克思那里,“阶级”这个概念是从属性上来定义的,这比较准确些。工人阶级,那肯定在工厂里面,和某个产业相对应。资产阶级,一定有资本在产业中运作。地主阶级,一定有土地,收入地租。按照属性来定义阶级,学术上揪不出漏洞。仔细分析一下,中产阶级不是按照属性来定义的,因此我们很难为它找个界限。人们常常问,收入多少算中产阶级,其实这很难找个准确数据。比如说月收入5000-20000属于中产,那别人问你,4999算不算?你不可能因为差一块钱就将之划分为另一个阶级。截至目前,各种中产阶级的定义都比较模糊,这种模糊也有它的道理:只要把多数人囊括在其中,差不多就可以了。在我看来,定义中产阶级的时候,将以下三层含义合在一起才有意义。

  第一,收入。收入和财产其实是一回事,收入是货币的流量,财产是货币的存量。由于财产是过去每年积蓄的沉淀,很难计算。例如,你那个手机在手头已经用两年了,它还值多少钱啊?怎么估计呢?很麻烦的事情。相反,算收入就比较简单。

  第二,教育。属于中产阶级的,不能是个很简单、没有知识的人。比如说一个农民进城了,他捡破烂挣了很多钱,咱们不要以为捡破烂的人没钱,有些捡破烂的说不定比你们记者的收入还要高。但为什么我们不说他是中产阶级呢?因为很可能他小学都没有毕业,这就是教育指标。

  第三,职业。通常我们把它叫做职业指标。在国际上一般将白领群体叫中产阶层。白领群体一般由四大部分人员构成:首先,从事管理工作的,即使是在垃圾处理站中处于管理者岗位的人员,那也是中产;其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比如你们记者,比如很多IT工程师,等等,虽然你们不当头,但是有专业技术;再其次,从事办公室工作的,这个范围就比较大,一个普通的办公室职员,有什么专业技术?很难说,但这还是属于中产;最后,在国外,一般把销售人员,salesman,也归为中产阶级。欧美是市场经济,从事销售的人员是一个非常大的队伍。他们不是办公室人员,和技术、管理层也不沾边,但国际上一般把他们看作白领、中产。当然实际上很多销售人员处在阶层的交界处。

  因此,把收入、教育、职业等因素综合起来看,中产的界限就可以逐渐清晰了。

  二、中产社会为什么稳定?

  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打造中产阶级社会”之类的表述是没有的,但有这么一句话,“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所以无论是媒体还是官方,大家都有一个大体上的共识,应该提高中等收入者在社会中的比重,这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马克思当年批评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说它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就主要描述了西方社会怎么两极分化。英文版中,他使用的是“middle class”,中文版中使用的是“中间等级”。其实马克思的观点和我们一样,如果一个社会的中产都给两极分化了,大部分都落入到无产者队伍中,那整个社会就完蛋了。那么反过来,用马克思的逻辑去倒推,如果一个社会的中间等级不分化、能发展壮大的话,那社会不就稳定了吗?

  纺锤型或菱形的社会,即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处在中产的位置上,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结构,大多数人对此都有共识。那么这种社会结构可不可能呢?考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我们发现这是可能的。美国也是中产社会,但美国还不算最典型,最典型的是欧洲那些国家,西欧、北欧特明显,在各种社会福利制度健全之后,社会上多数人处在中间阶层的位置上。其实这些国家的情况和邓小平说的“共同富裕”没有什么区别。可以看出,这和改革以前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主张“均等社会”,他并不主张中产社会,用“均等”而不是“平等”来描述毛泽东的思想更贴切一些。比如当时分房子,大家都差不多,大院里头当官的稍微多一点,但实际上大家基本是均等的。布票、粮票等之类的,基本上都是均等分配。均等社会,首先反对社会中出现的高收入者或有产者,要不怎么把地主的土地都剥夺了呢。但是,在中产社会里,是不反对高收入者的。其次,均等社会反对社会中存在收入非常低的人,但这在中产社会也是不反对的。

  有中产、中层,就意味着有上层、有下层,但为什么中产社会就能和谐?如果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能够进入中产,那种因地位差异造成矛盾的激烈程度就会大大缓和。社会中的有产者,不用管他们,肯定是维护社会现存秩序,钱多,还可以捐给公众。中产者也是如此,希望社会稳定。在中产社会里,由于无产者很少,只是很小一部分,国家很容易采用社会保障措施解决这部分人的生计问题,所以社会自然和谐。

  三、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难逃“社会结构紧张”

  就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而言,下层还是过大。在我的研究报告里曾经给出一种说法,“倒丁字形社会结构”。我曾经利用“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对中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抽样分析,把人口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量化,结果比较惊讶,它反映的社会结构比一般的金字塔结构还要差,可以说是倒丁字形的,即约有64.7%的人处在分值非常低的位置上,其他群体则像一个立柱,群体之间有着非常鲜明的界限。底部的横道很大,基本上就是农民,竖道大体上就是城市中的各个阶层。当然就世界范围来看,农业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就没办法和工业去竞争,所以很多国家都给农业补贴。但在以往所有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中,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是比较罕见的,与金字塔型结构相比,倒丁字形所表现的阶层的界限更加明显,直角式的,下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几乎没有缓冲、过渡,非此即彼。社会上不断攀升的贫富差距、社会价值观念的分裂、生命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是倒丁字形社会的表现。当然,倒丁字形结构应该说是个老问题而不是新问题。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因社会阶层差异而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就一直存在。解放前的大土地所有者与失地农民的斗争、解放后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以及今天的三农问题……中国社会始终没有走出“社会结构紧张”的状态。

  四、政策实施与中产目标渐行渐远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写过文章,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在社会上的比重。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提高中产者比重的意义。看看中国共产党的文件,看看胡锦涛、温家宝的讲话,中央一直都在强调“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其建设中产社会的目标还是清楚的。但我们的政策思路,尤其是政策实施却与这个目标相去甚远。几乎每一项重要的政策出台、执行过程中,都会发生一定的扭曲。目标与政策相悖,这还是受一些利益集团的左右。“只要这个煤矿卖了能分钱,我才不管谁是谁呢”,这样的直白充分暴露了利益集团在整个政策出台、实施过程中施加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一个社会的演变,不是说利益集团就能主宰一切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蒋家王朝,当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利益集团很强大吧,但1945年后不到四年就滚蛋了。所以说历史的演进还是客观的,从大的历史眼光来看,社会的演进并不是以个人的主观意志、某些利益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你能说蒋介石不想稳定他的政权吗?但他维持不住,因为他的政策错了。错误的政策激化了矛盾。不能说你当权,你就厉害,完全不听别人的意见,完全不顾民情民意,一意孤行最终是会碰到很多难题的。

  比较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中产社会的很多政策就比较好,它给社会上多数人提供了机会,它的房贷制度就是谁守信用、谁借钱还钱,就贷款给谁,而不是说谁最富有就给谁。发达国家的财政体制建立了一种个人信用体系,它计算每个人的信用指数,你的信用指数越高,你的贷款额度就越大。如果你上次借钱没还,你的信用指数就低,贷款额度就少。不是凭你是穷还是富,而是凭人们的行为来计算信用指数。这相对公平一些。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财政政策以及其他若干政策都需要反思: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应该给13亿人提供机会,而不是只对极少数人提供机会。比如说土地,别说你们主编,即使再大的知识分子也拿不到,但是房地产商能拿到,他拿到所用的钱也不过是银行的贷款,这其中的路数挺复杂的。在农村,土地法律上说是农民集体所有,实际上农民却很难真正拥有土地。比如说农民想卖房子、卖宅基地,政府说:“你不能卖,我这是在保护你”,本来别人的宅基地可能是很值钱的,真要是讨价还价卖的话,还能卖个好价钱,结果被保护后,就被少数开发商以低价占有了。在城里,原来职工是单位分房,即使生活过得再不好,也算中产者嘛,自己有个住处,现在呢?你看整个国企转制过程中,很多工人、特别是普通工人其实是挺惨的,只有少数管理层获益巨大。在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广大普通职工获益很小,而很多高管们却获益很大。国有资产的含义是全民所有,结果被少数人占有,这经过全体国民同意了吗?中国就这点资源——土地、矿产,结果获得土地、矿产的是极少数人,房地产商、煤矿主往往一夜暴富,变得很有钱,这还叫中产社会吗?

 

 

发件人:"5itax" <5itax@163.com> 2010-05-27 16:50:35 +0800 收件人: "jackDence" <jack1998168@hotmail.com>, "横舟" <chfm9@hotmail.com>, "胡星斗先生"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李大光" <ldg440@vip.sina.com>, "李清振" <liqingzhen@tom.com>, "李双德" <602074933@qq.com>, "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马处长" <mgldyx@sina.com>, "施晓渝" <starking@163.com>, "孙惠军" <sunhuijun8881@163.com>, "孙连华" <sunlianhua2008@gmail.com>, "王钧临" <wantrue@hotmail.com>, "新法家传真" <alexzhai1@gmail.com>, "赵国君" <zhaogj1972@hotmail.com>, "郑献霖"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仲大军先生" <zdjun@263.net>, "李红" <lihong.bj@gmail.com> 抄送:标题: 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中国离法治社会还有多远?

律师 包向宇

2010年5月26日

    今年是重大刑事案件密集审判的一年,一个案件比一个案件更吸引人,可以说是异彩纷呈。涉案的人物都是一些重量级的“大人物”,而小人物则以其罪名吸引人的眼球。重庆的文强二审刚刚宣判,北京的覃辉又从“天上”掉到了“人间”,这些案件,让位高权重的社会精英们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秋后算帐的利剑何时指到自己头上。而各地的民间发生了数起袭击幼童的案件,沉冤10多年得以昭雪的赵作海,南京的马教授因为聚众yin乱而被判刑3年,他和他的辩护人振振有词。大连庄河的市长因为村民的下跪而辞职,村民的诉求并未得到解决。当年的首富,现在的阶下囚,当年的公安局长沦为死刑犯,当年的商务部的精英也沦为死刑犯,当年的大学教授,积极参与聚众淫&乱罪的司法实践。从南到北,法院都在审理着这些真正的大案要案,令人目不暇接。这些互不搭界的案件纷纷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让人眼花缭乱,这也是对于10几年来社会发展的一次总结。

    人倒企业不倒的黄光裕

    5月18日黄光裕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第二法庭一审宣判。法院认定黄光裕三宗罪均成立,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6亿元,没收个人部分财产2亿元。

    黄光裕出生于1969年5月。小时候,黄家家境清贫,最困难时,黄光裕曾拾过破烂、捡过垃圾。1986年,17岁的黄光裕(那时他还叫黄俊烈)跟着哥哥黄俊钦,揣着在内蒙古攒下的4000元,然后又连贷带借了3万元,在北京前门的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盘下了一个100平方米的名叫“国美”的门面。在那里,黄氏兄弟先卖服装,后来改卖进口电器。黄光裕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看到他幼年的经历,他真是出身贫寒,标准的无产阶级的一员。但“苦大仇深”的黄光裕依然担任了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北京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当年穷困的他,一定是一个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人,他不会想到20几年后,他会是非法经营、内幕交易、单位行贿的罪的罪犯,即使在他开一百米小店的时候也不会想到进行这些高等级的犯罪。到了2004年就不同了,在国家商务部公布的2004年中国连锁经营前30强中,国美电器以238.8亿元位列第二,并再次蝉联家电连锁第一名。他们兄弟也开始问鼎胡润百富榜的首富。要想继续发展下去,仅有钱是不行的,他要是到此为止的话,也许不会有今天的牢狱之灾。有了这么多钱的人,仅用贪婪形容他太过简单,把这定为“资本家的原罪”也过于草率。他太年轻了,就此退出商界谁能甘心呢?要想继续发展下去,没有权力的支持肯定不够的。黄氏兄弟是有钱人,装穷是不行的。从他们兄弟苦心经营的过程来看,他们是深思熟虑的人。因为被拉下水的人有多位省部级的领导、涉及最高法院、公安部、工商总局、外汇管理局、税务总局,一张长长的名单。几乎涵盖了国务院的所有重要部门。其中,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郭京毅,利用修订一系列重要投资法律法规的机会,为黄氏兄弟扫清了海外上市和并购永乐的法律障碍,在股权变更、反垄断审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我们应该注意到,提供帮助并不是违法违规行为,郭京毅因为受贿而一审被判死缓。黄氏兄弟投入巨资经营的关系网,最终没能保护自己,却把自己牢牢地套住了,并把网上所有的环节均被一一拖下水。

    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来看,如果黄氏兄弟不花钱的话,他不会有今天的商业成绩,也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被送进监狱。商人要发展、要壮大要取得商业的成功是“资本的原罪”吗?国企也在追逐着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各级政府追逐着GDP的增长、税务局维持税收高于经济的增长,这些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罪呢?最不该追逐利益的政府也在忙着资本积累,指责商人追逐利益,是否有些不合逻辑?当然,国企、政府追逐着经济利益是因为他们有权力,并且对人民承担着某些不可推卸的义务。而贫寒出身的黄氏兄弟没有,他们只能花钱买,就凭黄氏兄弟的出身和受教育程度,在这个时候在尝试着从头奋斗当官,掌握立法的权力,解决商业发展问题肯定是不现实了,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用钱买了。中国的普通人没有立法权,改变现状除了钱还有什么呢?难道去政府门前下跪能解决问题吗?法律就会因此改变吗?献出了人命也不见得能有个结果。当然,根据现行的法律,拿着媒体公布的证据,指责黄氏兄弟有罪没什么异议,他们无可争辩,因为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黄氏兄弟倒了,国美还在继续经营,而且最近取得的业绩还是不错,这与以往的“首富”的下场截然不同。已经被法院认定的三个罪均是黄的个人犯罪,与国美无关,一切与国美违法违规的问题均被隐去。而黄之所以犯这些罪都是为了国美的发展,这些在法律上都可以被认定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而且,当年国美的增值税问题也是沸沸扬扬,因为税的事而入狱的税务官员不只一个,国美是否存在偷漏税的问题?持续多年的稽查是否找到了违法问题,没有人出来澄清这些疑问。而国美的股权之争并没有结束,虽然黄光裕一审被判重刑,他依然没有放弃国美控制权的打算,他不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被别人抱起,这个案子真耐人寻味。

    企业倒人不倒的覃辉

    媒体上关于覃辉的消息不多,关于天上人间的信息更少。黄光裕是人倒了企业站着,而覃辉是企业倒了人站着。与黄光裕相比,覃辉的政治手腕要高明的多。目前,还没有官员因为天上人间的倒掉而被牵扯出来。与黄光裕不同的是,他的妻子是有高干背景,他的后台的强悍非一般省部级干部可比了。

    覃辉与黄光裕有相同的经历,“在早年的“倒爷”大军中,覃辉从广州向北京、东北倒卖衣服、手表、录像机、电视机等。”他1995年才开始接手“天上人间”,而同年,国美在北京刚有10家分店。也是在2004年左右开始,覃辉也卷入腐败案件。而且覃辉向张恩照等人行贿的事已经被法院认定,张恩照领刑15年,李培英已被处死,而覃辉毫发未损。他并没有因为行贿而身陷囹圄。经营这么长时间的天上人间也没有偷漏税的行为,其第一花魁梁海玲的遗产有千万之多,比一个县的财政收入还要多。

    在南京的草根教授组织的穷人party,被法院定性为“聚众yin乱”而被判刑的马尧海教授所做与“天上人间”所做的,有着形式上的一致性,但马教授的参与者都是自愿的,而且是自费,这一点比“天上人间”所做的要干净多了,很多人不同意对马教授的定罪,但这不影响法院对马教授的定罪。马教授已经因组织yin乱的名义被判刑3年半,而他坚持自己是正确的。而“天上人间”并没有躲躲闪闪地搞地下经营,而是在堂而皇之的在长城饭店一侧经营多年。据说,他曾与北京的警官冲突,覃辉把喝出假酒的警官 “暴打”了一顿。能喝出洋酒是假酒的警官也不会是一名派出所的普通片警,在覃辉面前竟然也有如此下场。何况其他人,谁能管得了?

    国美、天上人间,哪一个该倒?

    与国美相比,天上人间早就该倒。“天上人间”所做的不仅仅是挑战了司法权力,还涉及根本的道德,道德是社会的基础,司法是国家的基础。它有存在有着很强的“示范效应”,而且是个高级的藏污纳垢之地,这是全国寻找“有偿赔侍”的“圣地”。外地的暴发户,都以去过“天上人间”为一生的光荣。黄光裕肯定有资格去“天上人间”消费,但也许那更是一个招待“贵宾”的最佳场所。而国美是为普通人服务的,生活在城市的人,有几个百姓没去过国美的吗?它提供了相对廉价的电器,这没什么不好。而在北京,去过国美的的老百姓有几个去过“天上人间”?我相信很多老百姓都认为“天上人间”是歌词呢,谁相信会有这样的地方在人间真实的存在?能出得起国的老百姓也不见得能去得起这“天上人间”。

司法体制改革越早越好

    随着“首富”、高官纷纷从“天上”走进监狱,预示着中国的司法体制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省部级高官们被这个社会制度捧到了天上,如今被制度扔到了人间,很多人要在狱中度过余生,他们没有机会发言,他们都保持着沉默,这一点也是惊人的相似。他们有发言权,可以选择保持沉默,但人民有知情权,既然进入到了司法程序,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对人民公开,人民的知情权是必不可少的权利,应该受到充分的保护。

    国家的司法制度应该有弥合社会鸿沟的功能、穷人与富人、政府与平民、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精英与草根,应该和谐相处于一片土地,国家体制不率先保护平民是无法想像的。国家无法一味地姑息“社会精英”的为所欲为,但把他们都关进监狱,并不意味着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信心的建立。社会的凝聚力无法建立打击性的专政的基础之上。在贫富分化严重的今天,黄光裕这样的成功人士必须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蛋糕,才能让其他穷人获得可以糊口的一部分。让普通人能够安全地、稳定的生活。

    现在的刑事法律均是上世纪制定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体系对社会而言,均没有建设性,而是彻底的破坏性,甚至是一种毁灭。这是一把手术刀,它只有切割的作用,切什么,切多少均是司法体系运行的目的和结果。而今天的社会是有一个发展过程,均是从上个世纪一天一在走过来的,但今天已不能与上一世纪的立法之日不可同日而语。但手术刀没有变,手术 刀在要求经过了10年之后还应该与10年前相同,不同的部分要被无情的切割、丢弃,这是不公平的。人不是为手术刀服务的,这样下去,人会成为手术刀的奴隶,社会会成为司法体系的奴隶,司法体系与手术刀一样,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其形状和使用的方式。现有的司法体制对现行社会的扭曲越来明显,如果司法机关严格按照这样的法律执法的话,很明显会把司法体系推到社会冲突的第一线上去,让更多的人质疑那些上个世纪制定的法律是否和今天的社会状况、人们的想法相符。司法实践不能制造困惑,它有义务将人民所有的疑团解开,有着半信半疑的民众对以后的发展来说是有隐患的,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司法的目的是为普通人提供安全感,家庭没有安全感,社会没有和谐。也许今年是进行彻底司法改革的时候了,但愿今年的精彩案件是司法改革的序曲。

    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司法制度都有这样的共识:冤枉一个好人比放过1个坏人要失败得多。放过一个坏人会让人对司法制度失望,而冤枉一个 好人会让人对司法制度绝望。真是不幸,我们正是拥有这样一个让人绝望的司法制度。现代文明起于言论自由,在不能自由表达意愿的环境下,讨论民主、法治如何 实现,如同讨论火星上是否存在水一样荒谬。如果说高楼大厦、丰衣美食就是社会文明的话,那么一部分中国人已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程度。如果把十几亿“赵作海” 加进去考虑的话,我们的社会离文明的起点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根本不用妄想法治社会,它比火星上的淡水比我们还要遥远。

 

 

中国官二代的特权阴影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张鸣

2010-3-1

    山东新泰市官员提拔的公示,引来网上一片议论声。一下子出来一个25岁的副院长和一个23岁的副局长,不仅新泰市组织部解释不清,就连当事人本人出面的澄清,也大有越抹越黑的意思。不管事件最终水落石出之后,真相如何。但是,这一事件,的确又把前一段人们对于官二代特权的嫌疑,勾了起来。

  网上有关官二代不正常的提拔事件,已经不是这一起了,可以说是接二连三的发生。就在跟新泰同一省的济南,还冒出来一个80后的副厅级“优秀人才”,一查,原来人家的老子和老子的老子,大有来头。据社会学家的研究,现在官员子女做官的几率,大大高过其他阶层,尤其高过平民。平民出身的官员,即使已经进入“干部队伍”,但到了一定级别,就会碰到玻璃天花板,无论如何升不上去了。也有人说,去年一共落马了17位省级高官,个个都是平民出身。

  尽管没有制度鼓励官员的世袭,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的两种从帝制时代留下来的传统,还是很容易让官员的选拔升迁,蒙上特权的阴影。这两个传统,一是官本位,一是家族制。

  在官本位的社会氛围中,官员占有最多的资源,不仅地位最稳定,最荣耀,而且获利最大。官员,尤其是级别较高的官员,在本身具有影响官员进入和选拔的能力之后,按照经济学的理性原则,理所当然地会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让自己的后代和亲戚,进入官员队伍,并且在自己未退休之前,尽可能快地上升到一定级别。无疑,这是一种最优的理性选择。人们看到,社会上存在着相当普遍的不同行业之间的官员子女的交换现象。两个或者更多的部门领导,互相交换子女到对方单位工作,互相保证给予晋升方面的优待。这样既保证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同时还避免了嫌疑。现在网络上被曝光的事件,如果不是因为官太大,而年龄太小,更大的可能是会风平浪静。或者说,如果当事人背后的有力者稍微忍耐两年,让一切看起来比较正常的话,官二代的特权,一般是不会暴露的。本地人即使知晓内幕,但鉴于官员们的势力,有谁敢说话呢?如果一切都符合程序,即使明知道官二代有特权,告上去,谁又能把他们怎么样?

  毕竟,中国还是个家族本位的国度。官员,尤其是负责官员的子女亲戚,无论如何都会被人高看一眼的。做什么都会有意想不到的便利,做官理应也比别的人仕途顺利些。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但这个制度,也仅仅能保障一半左右的人,是从平民中选拔上来的。也就是说,另一半,还只能是现任权贵的后代。比较双方的人口比例,权贵的后代,不仅入仕而且晋升都要比平民子弟容易的多。只是,在科举考试盛行的时代,即便官宦子弟,有门荫入仕的终南捷径可走,但真的走了这个捷径,会比较让人看不起。所以,他们若想入仕,还是尽量走考试的路。从正途出身的官宦子弟,也比较让皇帝看得起,升迁提拔都容易。加上官宦子弟受的教育都比较好,所以,考试也有优势。但是,在那个时代,无论如何,那另一半的入仕晋升的位置,都要给平民留着。一方面保障政权可以不断从平民中吸纳优秀人才,保证制度的效率,一方面给平民留个上升的渠道,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

  要做到这一点,用制度限制官员的特权,尤其至关重要。因为趋利是人的本性,这种本性,单靠道德约束,是根本关不住的。如果没有特别的硬性制度约束,那么地方官员交换优待,破格提拔的歪风,就会越刮越烈,大幅度地侵夺挤占平民上升的通道。最终,会有那么一天,危及国家的稳定。

 

 

中国模式:回归王朝政治的虚妄

学者 陈永苗

2010年5月

    最近几年来,西方学界对中国模式非常热衷,经常有一些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出头,高度肯定。写过《大趋势》的约翰.奈斯比特,2009年弄出了一本《中国大趋势》,书的主要内容是揭示中国的未来,其中更涉及对目前“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即所谓“纵向民主”的击节赞赏。并预言,假以时日,它很有可能成为对西方民主治理方式的一种真正挑战。

  约翰.斯比特认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称之为“纵向民主”。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

  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以《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为题,刊登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接受该刊专访的文章。福山在谈话中重点谈及西方,特别是日本应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他说,更多国家钟情“中国模式”

  福山在专访中说,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和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

  奈斯比特或福山作为外国人,无法体味民国革命以来的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神学,对王朝政治进行价值重估,对官僚政府进行精神改造的根本性使命。这一些正是针对他们所赞美的“纵向民主”或者王朝政治。赞同中国模式的中国知识分子,被圈养在1949年的“大猪圈”和1978年的“小猪圈”里面,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使命中沾沾自喜,从而丧失了整体性知识。

  奈斯比特或福山注重中国模式之凯撒主义内涵,而没有把所谓经济奇迹放在眼里。这是石桥对彩虹的羡慕。对于外国人而言,对中国古典科举官僚政治的推崇,就像对西藏的审美渴望。在启蒙时代早期,西方推崇有过一回,那也是他山之石攻自己之玉而已。像对田园生活的浪漫主义回忆,这是一种投射,把自己所欠缺的所渴望的投射在别人身上,其实对别人自身而言没有太大的实质性意义。对被投射者而言,只有愁眉苦脸的时候展颜一笑,然后继续愁眉苦脸,没有实际或者实质性的意义。

  看起来中国模式的重心,在两点之中游移:一点是专政与民主比较,在短暂时间的所谓优越性和效率,一点是民族国家经济竞争中所谓上升的经济总量或者经济奇迹。似乎二者互相辉映,前者带来了后者,而后者又在后极权时代提供了神迹,来论证前者的政治正当性。对于统治而言,中国模式是为了证明统治合法性与正当性。

  然而,前者是受到挫折的,是遭受批判和质疑的,专政的优越性和效率,是需要证明的,而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没有了后者,在后文革的语境当中,前者越发猥琐不堪。所以中国模式的重心似乎是后者,也就是人们总是按照后者来认识中国模式,而忽视或者看轻前者。经济奇迹的产生,还可以用经济自由来解释,于是越发对专政有着解构的作用。经济的发展,如卡尔.施密特在一个注释中说的,更有可能带来总体性的瓦解。

  中国模式重心的二元游移,是与共产党专政重心的二元游移是一脉相承的。作为一种极权主义运动的产物,它在拒绝组织化官僚化的道德原教旨主义与组织化官僚化的建制二者之间游移。在目标的好话说尽和手段的坏事做绝之间,在其构成到底是知识分子还是人民,其社会基础是乡土还是城市之间,在这一些具有冲突和张力的二元中游移。

对专政的心理投射抑或偶像崇拜

  托克维尔也不得不承认,民主立宪政治在特定的时间内,例如紧急状态中,其效率不如专制明显。中国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重商主义时期一样,用国家权力来推动商业,在经济地位上迅速崛起。中国模式不过是重商主义的中国版,是一种很庸俗的道路,并没有什么特殊性,更没有什么优越性。

  中国模式之所以说成一种普世价值,实在是对于西方优越的扭曲性反应、焦虑的情绪性表达,就像一个弱者向强者说大话吹牛扳回面子一样。这种做法,是一种模仿,是奴隶伦理对主人伦理的模仿。并不是一种政治解决方案。而相当于长期处在“我们渴望”中,结果有一些精神错乱,有了一点小成就,就像全天下的人宣布我们能。

  中国模式不外乎是权贵资本家的专横意志,用经济发展来为主人民族作见证。权贵资本家通过经济改革,把国民财富掠夺到自己口袋当中,让国民陷于贫穷当中,于是用自己的非法财富与西方的资本家斗富,并且代表了被他们剥夺的国民崛起。损害内政以意淫外交。

  这样帝国主义冲动是一种内战行外战不行的。越与西方斗富,越全球化,对内部伤害越大。并不是一种带动内部共和政治的。而我们来看西方的大国崛起,从来是要从外部掠夺回来,以缓解内部冲突的。中国模式之崛起,是一种葵花宝典无敌式的意淫治疗。

  不外乎是法国七月王朝路易.波拿巴中产阶级之凯撒主义。当下的政治经济情势,与七月王朝最为相似,是坐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的渴望稳定。中国模式之所谓社会主义特色,那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极权主义的控制。渴望中央权威,听党的话:这是一种恐惧感和无助感精致的,带上面具的表达。只要听话服从,一切都会好,一切都有可能,不听话就没有好下场。只要不问凭什么要相信党的话,党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如何领导走出困境,那么都是如此。这是在特定紧急状态中的病种乱投医。专制效率的无限夸大。

  对中国模式中的社会主义特色,一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阐释,一种是专政,一种是共同富裕。左右政治流派都从这个哈哈镜中,往自己需要的方向解读。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相信专政党作为中立性的神话君主,可以用强力来均财富,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在目前同一质被垄断性财富打破的情形之下,并且在经济决定论的迷信当中,似乎专政越强力,实现实现共同富裕的概率越大。二者成正比。如此两种截然不同的阐释,就像鹰的两头,被拧在一起,不再对立。

  也就是在一种对极权主义专政的原教旨主义回归,这一种非政治或者反政治的非理性情绪当中,中国模式之专政核心,才得以获得政治正当性论证。可是如此的非理性情绪,与现实的权贵主义走向加深截然相反,冰火不容。而其颇为怪异的是,出于原教旨主义和共同富裕动机,而为专政加持背书,要求进行极权控制,不会达到其目的,反而会给权贵资本主义进一步掠夺创造机会。

  不仅连资本主义,连改革中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都不可以拯救。这个党治国体制,在毛泽东死后,就散失了调整政治矛盾,充当中立性君主这个功能,成为越来越糟的官僚腐败体制。当然在毛泽东活的时候,理论上有,实际上也做不好。毛泽东对此也异常悲观。

  有一种意图伦理是必须克服的,强化政治权威的努力,本来目的在于控制分裂和冲突,抑制权贵,造福人们。可是结果呢。越强化凯撒主义国家党,本来目的就越消失,因为凯撒主义国家党的分支,成为压迫机构,凯撒主义国家党越强大,压迫越严重,造成的分裂和冲突越大。这时候的语境,与民族国家形成初期,霍布斯那个时代主权和强权凯压制封建豪强完全不同,不能把杭州当汴梁。 作为国家党的主权权力,已经不同于现代性早期对地方豪强的制服,形成统一性,而是主权能力越大,对国家和社会的伤害能力越大,尤其是变为官僚机器之后,这是一种蔓延的癌症。

  共产党作为国家党,是一种集体的神话君主,而与单个君主的不同。其具有高度的官僚特征,是一种官员对民众的殖民统治。也就是王权与行政权的高度整合,甚至将行政权等于王权。而行政权是最容易腐败的,而且是癌症扩张般。

  韦伯证明了古代埃及、罗马帝国等文明,就是败亡于官僚体制之手。韦伯警惕德意志的官僚体制一样下场。甚至光荣革命之前的共和制度的英国,也一样很腐败。最后王权与行政权切割,行政权交给议会。这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才避免了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相权很强大的时候,有这种影子。可是明清之后相权萎缩,君权与行政权的高度整合,晚清立宪其目标在于利君利民,独不利于官吏,试图有所掰开但未果。辛亥革命因为连君权一并废除,袁世凯一复辟落下千古罪人的骂名。因此晚清君主立宪也因此不具备条件。

回归王朝政治的虚妄

  奈斯比特或福山所推崇的,不过是过去中国王朝政治的特征。中国辛亥革命以来,所试图解决的正是中国王朝政治的特征。奈斯比特或福山看起来如花似锦,其实正是二千年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所在。共产党的专政获得王朝政治的特征,进行我肯定,对权威的强化,模仿传统政治文化,会产生一种王朝政治沿袭的效果。而如此毛泽东会痛哭。那么毛泽东的农民革命彻底失败,而成为更大的治乱循环历史格局组成部分。

  我们中学乃至大学当中,在学习农民革命的时候,最大的警惕莫过于农民革命吃掉自己,农民领袖背叛了革命目标,成为延续封建统治的工具,以反对和打破循环的的方式延续了革命的对象和秩序,实现了更大规模尺度的历史循环。对于毛泽东乃至先驱孙中山而言,功亏一篑的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如此阶级矛盾转移到官与民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因此沿袭了古代王朝政治的最大弊端(参见我的《暴力革命中的财产权》)。政治矛盾的载体,从土地变为金融和国有资产,也就是国民财富的分享。

  政治思潮的演进,真是古怪,明明是整体上反对的目的,却转过成为所努力的目标。中国模式的提倡者,很多是作为毛泽东的崇拜者,为什么他们就遗忘了孙中山—毛泽东最为根本的东西。

  1949年政治秩序之所以可以被容忍为一种政治秩序,是毛泽东的存在,他是作为奠基和瓦解1949年政治秩序的根本性。也就是1949年政治秩序并不是一种美好,而是一种为了目的而不得不的,这里是极权主义精神以及原教旨主义道德运动,对其组织化固定化官僚化倾向的结构。没有毛泽东,就不应该有1949年政治秩序,这不仅仅是历史上发生,也是政治神学或者观念精神的规定性,因为毛泽东是极权主义精神以及原教旨主义道德运动的化身,是1949年政治秩序根本目的的化身。这与民族国家的精神使命相关,投射到毛泽东身上,当然毛泽东符合或者部分符合被投射的条件。

  从根本上说,没有后者,是不允许是有前者的。也就是1949年政治秩序并不是目标,而是手段。对于手段,如何保守,都不能保守成目标或者目的。也就是保守主义应该有一种限度,绝对不能是精神和目的的保守,而应该是路径与手段的保守。

  一旦强化政治权威、保守1949年政治秩序,肯定王朝政治,这时候就成了毛泽东的敌人,以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混乱保守生命为名,实际上陷入王朝政治的历史沉沦当中,抹杀近代以来瓦解王朝政治的努力,让历史进入更大的恶性循环。

  极权主义精神以及原教旨主义道德运动,并不会内化于1949年政治秩序。因为毛泽东与1949年政治秩序更多的是冲突,而不是一致。就从毛泽东本身本身而言,不在乎1949年政治秩序,而是时不时渴望打破它。所以中国模式来拯救社会主义,是一种扯淡。肯定1949年政治秩序,表面上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更大了驱除了社会主义。

  从表面看,中国模式有着最坚定的现实条件,其实不然。首先,不管是往左,还是往右,对极权主义政体,进行原教旨主义的道德改造,这完全是扯淡。极权主义政体是一种承载对古典时代到今天的道德政治进行价值重估的政体,其高度和复杂难度,远远不是平常的道德原教旨主义改造,能够达到的。其二,强大的实现力量,并不一定能够成为启示和方向,“是”并不是“应该”。

  1949政治秩序是一个根本无法长时间长尺度的肯定和自我肯定的秩序。它的维持,必须依赖于长时间的例外状态,战争总体动员。否则立即瓦解。以为从毛泽东的不断革命和邓小平把改革当作革命,从而保持战争总体性,得到说明。但是1949政治秩序在特定时空条件内的肯定和自我肯定,必然造成1949政治秩序自我瓦解。

  其一是因为手段与目标之间的根本张力,其专政手段既是逆目标而行,也只会制造矛盾和冲突,为1949政治秩序瓦解准备条件。同样是一种自我瓦解。我们假设其专政手段,很有效得服务于目标,那么更早促成1949政治秩序的瓦解。读一读毛泽东的《卜算子》,就大概知道1949政治秩序的自我瓦解本性。

  其二是1949政治秩序所承载的使命,是前政治的政治,也就是民生和道德的政治。前政治的政治,仅仅是为政治自由的政治准备条件。道德的政治与民生的政治的相互替代和冲突,产生的张力和能力,都无法冲破网罗,进入政治自由的政治。1949政治秩序是一种很低级的政治秩序,无法面对和处理中国人进入现代之后的复杂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对于后者与政治自由的关系,用一种巫术或者神秘主义的内容来冒充。充分体现在毛泽东的浪漫主义身上。

  中国模式的提倡者这一些人,压根就不知道1949政治秩序长什么样子,在其中的碎片(包括理想目标与不同阶段的条件及其政治手段)中迷离,他们的认识,不过是历史相对主义的病毒,对命运和条件的约束性的身体反应,因此对各大历史转折时刻的决断,没有反思能力。是一种无条件拥戴,并且迷信政治决断的能力。

  可以拯救的,进行拯救。不可以拯救的,不可以拯救。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0-05-21 16:28:20 +0800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 标题: 又一轮权钱盛宴拉开大幕

又一轮权钱盛宴拉开大幕

凤凰周刊撰稿人  冼岩

2010年5月

    5月初,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媒体一片欢腾。官方固然大吹法螺,一些不知道是天真还是帮闲的学者也兴奋莫名,誉之为“第三次重大制度改革”,“民间投资元年”。

    《意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建设、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商贸物流、国防科技等六大领域数十个行业,尤其是石油、天然气、核电站、电信、军工、金融等完全由国资掌控的行业,也作势要打开禁闭多年的大门。究其动因,所谓完善市场机制的可能性很小,但未必没有畅通民间投资,为后继乏力,且留下通胀隐患的4万亿投资接龙的意图。然而,在利益垄断格局已经成形的今天,涉及如此重大利益调整的政策得以出台,核心原因只会是一个,那就是那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核心成员发现,又一轮权钱盛宴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所谓完善市场机制、拓展民间投资,都只是借口,或者是他们所借之势。

    人们常常听说,那些最赚钱的垄断行业,不是掌握在这个家族手中,就是被那个集团捏在手上。虽说掌握,但毕竟还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名义上的主人还是国家,虽然这个主人对自己的东西已经只能看不能摸,有时候还看不见摸不着。实际行掌控之权的个人或家族,可以拿,可以花,可以大把让利给自己私家办的上下游企业,也可以以“缴学费”、“决策失误”、“投资失败”的名义,送钱给八竿子都捞不着的行业内之“利益相关者”,但就是不能直接把国企的主体部分装进自己口袋——郁闷呵,所以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太低,经济太不自由。

    中国现在的制度,还有一点不好,世袭不容易。很难想象,国企董事长的位子可以传给儿子。虽然可以搞利益交换,让你的儿子到我这儿当副总,我的女儿到你那里做总监,最后交叉接班,但毕竟不保险,麻烦,比起朝鲜或古代中国的直截了当,“效率”差远了。于是“59岁现象”曾流行一时,当然这只是不入流的做法:到59岁才来考虑这个,太迟了。

    上流社会的人都擅长高瞻远虑,未雨绸缪。他们发现,还是想办法先把东西揣到自己兜里方便。可惜郎咸平带头闹了一阵子,“第二次重大制度改革”被迫半途而废。现在机会又来了,借口也有了,盛宴又可开张。

    《意见》公布的只是原则,具体措施上,肯定会优先保障“相关各方”的利益,这本来就是某些人的强项。具体说,可设置种种程序和障碍,保障利润丰厚的关键性行业的准入权,实际掌控在“自己人”手中;一般民间资本,只能“自由”进入那些他们本来就不怎么想进去、费力不讨好的行业。《意见》不是说关键性的(往往也是最赚钱的)垄断行业,民资只能以参股方式进入吗?允许谁参股,不许谁参股,还不是由我说了算?不需要有任何怀疑,区区几年后,这项“重大改革”就会取得惊人进展。但公布出来的,只会是抽象数字,不会有股东细节。如果媒体有本领深挖,就会发现:参入这些重要行业的,没有几个是人所共知,经常见之于媒体报道的著名民营企业,最多也只有一两个作为点缀;绝大多数,都是名不见经传,不知从那个角落里突然冒出来的“优秀民营企业”。就像前几年几部委公开集团采购招标,中标的却是报价比同行高了几倍的同一个“民营企业”。该企业成立于招标前不久,中标后不旋踵即寿寝正终。事件被媒体曝光后,人们惊诧了一阵,随即不了了之。既没有追究暴利的中标公司,也不见问责渎职的几部委官员——当然不能问,问了这头,那头就不得不露出来了,总后台可能也会浮出水面。所以干脆还是装聋作哑,息事宁人。

    被称为“新36条”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公布,在现实的权力和利益格局下,无疑是吹响了进一步瓜分国产的号角。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无声无息地走完俄罗斯钟鼓齐鸣的那一幕:将国企官员及各大家族对国有财产的支配权,变为所有权;将事实上的占有由隐形变公开,最后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具体操作方式肯定会极具创造性,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聪明才智早已举世有目共睹。谓余不信,可看看最近媒体曝光的两个例子:

    例一,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价值3亿多的集体财产先是被“收归国有”,然后作价1万,卖给私人,而且在挂牌出售前1个半月,该转让结果的文件已出笼,内容与最终转让情况几乎完全一致。

    例二,湖南先是以行政手段规定各大医院只能从某中介公司进药,否则是“违法行为”;然后,省物价局将出厂时才十几元的药物定价为一两百,让医院必须按此价格购进。事后,物价部门的自省仅仅是“监管不严”——相差十几倍的价格,利润百分之一千多,有可能仅仅是“监管不严”吗?

    这些人还是运气不好,事情不知怎么被捅到网上,既而被媒体曝光。现在,处理几个人可能已难免(比起几年前的政府集团采购来,似乎有进步了),但被处理的,绝对不会是真正的责任人。也因此,处理不可能真正到位,就像这几年层出不穷的“官员问责”一样。

 

 

 

发件人:"info" <info@strongwind.com.hk> 2010-02-26 10:49:58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HKFax 2010-03 中国加快“赶超”中的问题

中国加快“赶超”中的问题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

2010年5月

    由于表现出了较强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一场危机不仅没有迟滞﹑反而加快了中国“赶超”的进程。新年前后公布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将2008年中国全国GDP总量提高了1.34万亿元至31.4045万亿元﹐在国内外引起了一阵波澜﹐更成为日本社会舆论新年焦点。而根据2010年1月21日公布的数据﹐2009年我国GDP达到33.5353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8.7%。此前国内外已经普遍认为中国GDP规模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只是时间问题﹐这次经济普查和2009年经济数据发布之后﹐认为中国GDP至迟2010年间便可超越日本者显著增多。2009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2.20727万亿美元﹐其中出口1.20167万亿美元﹐超越德国跃居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亦成定局。

    两次经济普查都大幅度提高了中国GDP统计数据﹐这一点在情理之中﹐“中国崩溃论”者章家敦(曾在上海工作数年却不会汉语的华裔美国律师)之辈和某些日本网友对中国高估统计数据的怀疑站不住脚。因为与经济社会形态相对定型的美欧日不同﹐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社会形态变化都非常急剧﹐日常统计遗漏之处在所难免﹐经过更全面﹑更仔细的经济普查﹐上调GDP数据实属正常。考虑到中国收入最高的南方地区至少20年来便盛行瞒产低报以求藏富于当地之风﹐日常统计程序下GDP低估程度就更可想而知了。按原来初步核算的数据﹐2008年中国GDP总量与日本的差距仍有10%以上﹐但此次经济普查结果把中国2008年GDP数据提升了4.4%﹔而且中国在此次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表现堪称大国之中最佳﹐日本经济却在2008年第四季度﹑2009年第一季度连续两度刷新经济萎缩“战后最恶”(引用日本说法)纪录﹐GDP降幅折合年率均超过10%﹐2009年二三季度虽然重回增长轨道﹐但增幅较低。因此﹐即使最终统计结果表明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仍未赶超日本﹐2010年赶超也是十拿九稳。依靠中国的广大国土以及毛泽东时代遗留的人口红利(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我们对国家经济规模上升至全世界数一数二有着充分的信心﹐未来的汇率变动还将进一步加快中国GDP“赶超”的步伐。

    在更长历史跨度上考察﹐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农业﹑制造业便持续领先世界两千年之久﹐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均长期占据世界榜首。甚至到满清入关后中国逐渐丧失科技优势时﹐中国仍然继续保持GDP总量优势近两百年﹐中国在某些制成品上的优势一直保持到鸦片战争后一段时间。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所述﹐鸦片战争之前20年的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中国GDP比西方及其衍生国的总和还高30%﹔西方入侵中的政治军事瓦解﹑掠夺摧毁了中国自主经济体系﹐中国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经济持续衰败。到解放战争已大体结束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尚不足1820年水平的四分之三﹐仅相当于同时期西方及其衍生国人均GDP的12分之一。[1] 但这仅仅是历史偏离正常轨道﹐而1949年以来我们正在向历史正常状态回归﹔当志愿军将士将美军赶到三八线标志着中国的独立自由经受住了最严峻的军事考验﹐当新中国在西方﹑东方集团重重封锁下独立自主建立起了大体完整的全民教育体系和工业体系﹐尽管还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波折﹐但已经没有什么外部力量能够将中国经济推下回归历史常态的轨道了。

    尽管如此﹐我们对前途的信心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忽视面临的问题﹐对困难障碍的战略藐视与战术重视是应当﹑也完全可以统一的。面对日益扩大的国家经济规模﹐我们需要注意到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我国GDP总量虽然已经非常巨大﹐东部大中城市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在一些方面更是已经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但人均GDP和收入水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需要继续赶超发达国家﹐而这种赶超越来越需要建立在自主创新先进制造业基础之上﹐我们需要超越此前二三十年行之有效但正越来越难乎为继的模式﹐至少是超越这一模式的某些方面。否则﹐我们的命运将不可能是成功实现对西方国家的“赶超”﹐而是“被赶超”﹐即被西方霸权刻意扶植的其它发展中国家所赶超。回顾历史﹐“赶超”者“赶超”不成反而“被赶超”﹐这样的悲剧屡见不鲜﹐我们不要扮演类似悲剧的主角﹐赶超大业﹐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让我们看一看我们正在努力“赶超”的日本。日本从明治维新起确立赶超欧美﹑富国强兵的目标﹐虽然历经周折﹐但到1968年明治维新一百周年之际﹐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越联邦德国﹐跃居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1980年﹐日本政府《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满怀豪情地昭告世人﹕“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把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已经达到﹐追赶型现代化时代业已结束。”但1991年5月﹐日本开始滑入“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经济衰退泥潭﹐程度之深﹑历时之久﹐均创战后之最﹐迄今未见根本起色。日本奇迹之所以黯然失色﹐从人口老龄化﹑战术能力高强而战略决策能力低下﹑既得利益群体掣肘到外部势力(主要是美国)处心积虑压制﹐所有这些教训都值得我们深入观察﹐细心体味。

    而且﹐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发展有赖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社会稳定又越来越有赖于公正的收入分配。正如我所敬重的国际关系学者张文木兄所说﹕“研究国家发展及相应国力的关键不在于研究其GDP或GNP的指数表现﹐而在于研究其利润的归宿及其对社会劳动者反哺程度”。[2] 在收入分配失衡已达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地步的时候﹐重新审视以“打破大锅饭”为开端的改革﹐适度纠偏﹐势在必行。无论改革的成就多么巨大﹐当改革积累的问题已经无法回避漠视之时﹐我们必须对“改革”进行改革。

    其次﹐随着中国GDP和人均GDP水平的大幅度跃升﹐我们对上述目标的追求需要适度调整。就GDP指标而言﹐一个发达的大国人均GDP应当是位居世界前列﹐但不可能也不应当追求人均GDP位居世界第一第二﹐那只能是小国追求的目标。按照安格斯?麦迪逊的估算﹐西欧人均GDP在14世纪(即中国元末明初)已经超过此前领先上千年的中国﹐[3] 但考虑到价格差异等因素﹐彼时西欧居民实际生活水平显然不如明王朝走上正轨后的中国居民﹐以至于直到16世纪中叶及末期(明朝中后期)﹐从葡萄牙人伯来拉(Galeote Pereira)的《中国报道》和克路士(Gaspar da Cruz)的《中国志》﹐到西班牙人拉达(MarDin de Rada)的《出使中国记》和《记大明的中国事情》﹐[4] 在几乎所有具有代表性的来华欧人的中国见闻录中﹐仍都不难读出作者当时那种类似“乡巴佬进城”的艳羡感慨﹐更不用说当时中国人作为和平稳定的大国国民比动荡小国国民享受到了不可比拟的荣耀与影响力了。在今天﹐相信也不会有人认为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列支敦士登之辈是比美国﹑日本﹑德国更重要的国家﹐虽然前者的人均GDP明显高于后者。

    就整个社会而言﹐作为人﹐在具备了一定物质基础之后﹐我们又需要适度超越对GDP∕GNP的狂热追求﹐对环境﹑家庭﹑社会等给予更多的关注。从一国国民真实所得而言﹐GNP显然是比GDP更为恰当的衡量指标﹐因为前者从GDP中剔除了国外要素支付﹐增加了国外要素收入﹔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他们虽然构成了中国的GDP﹐却不属于中国的GNP。而即使是一味追求GNP也受人诟病﹐何况一味追求GDP﹖1968年肯尼迪第一天发表总统竞选演说时就曾说过﹕“空气污染﹑香烟广告和救援车辆都纳入了GNP。GNP的计算甚至包括监狱和门锁﹐汽油弹﹑核弹头和警察平定城市暴乱的装甲车﹐以及砍伐红杉林木﹑破坏自然景观的开发项目等等。但是﹐GNP的计算没有包括儿童的健康﹑教育及娱乐﹐也没有考虑生活是否美满﹑婚姻是否牢靠以及政府官员是否清正廉洁。GNP无法衡量我们的趣味和勇气﹐也无法衡量我们的智慧和学识﹐更无法衡量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总之﹐GNP可以衡量许多东西﹐但是惟独无法衡量美好的东西。”[5] 难道我们今天的认识还赶不上40多年前﹖

    第三﹐随着我国国内经济规模﹑换言之就是国内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展﹐我们越来越有条件超越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越来越多地依托巨大国内市场取得国际市场定价﹑标准和规则的主导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可持续地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在全球竞争中赢得稳固的主动权。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和增长模式转型意味着广泛而深刻的调整﹐这种调整将波及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在这场调整中很多人有所得但也会有所失﹐我们对此需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高收入阶层固然不应指望永久维持对自己绝大多数同胞的惊人的收入倍数﹐就是所谓的中产阶层﹐也不要不切实际地期望在调整中只受益而不付出。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居民雇佣钟点工服务和外出就餐司空见惯﹐成本也不很高﹐但这种“司空见惯”的背后是劳动收入过低﹔当我们提高劳动收入以推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特别是当毛泽东时代遗留的“人口红利”因计划生育而不可避免地日渐耗竭之时﹐请我们的中产阶层不要不切实际地企图维持这种目前“司空见惯”的便利与享受。

    为了避免我们的社会陷入“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把调整中要付出的代价说清楚是必要的﹔特别是掌握着话语权力的阶层﹐不要自以为从自己利益出发的要求就是“人民的呼声”﹐就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公利﹐要知道在自己之外还有个“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权利同样不可漠视。之所以要特别提出中产阶层的认识问题﹐是因为这个阶层因人数不少且不位于财富金字塔塔尖而往往使得其要求﹑主张貌似拥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性”﹐是因为这个阶层聚集于中心城市而拥有与其人数不相称的潜在和现实政治影响力﹐是因为这个阶层由于其成长道路和生活环境而往往对经济地位较低阶层的疾苦﹑情感所知无几﹐也必然会有人认识到上述几点和这个阶层的弱点并企图加以利用。在实践中﹐一些明显荒谬的主张得以流行﹐重要原因也不过是投合了这个阶层相当一部分成员的某些自私动机﹐但这些他们追捧的流行主张却有悖全局利益﹐最终也可能反过来伤及这个阶层自身。古人云﹐爱之深而责之甚﹔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愿诸君思之﹗

    收入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同样也在考验我国国民观察﹑处理对外关系的心态与智慧。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的相对提升具有强烈的“溢出效应”﹐周边国家和与中国经贸往来较多或发展潜力较大的国家对此感受尤为显著﹐与中国拥有共同文化传统而又不无“瑜亮情结”的日本社会感受最甚。而对于自明治维新以来便当惯了东亚经济老大的日本国民而言﹐这样一个近在咫尺的结果令他们心中五味杂陈﹐自是理所当然﹔他们在赶超进程中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得失成败值得我们借鉴汲取﹐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日本崛起的脚步曾经震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激荡了东亚各国和地区人民的心灵﹔“日本奇迹”不仅造就了一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还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东亚各国和地区人民奋发进取﹑赶超欧美日的凌云壮志﹐为人类经济发展史写就了“东亚奇迹”的光辉篇章。然而﹐帝国主义时代崭露头角的日本在崛起之初便充满侵略压迫邻国的原罪﹐在掠夺基础上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日本又以此对亚洲邻邦满怀鄙视。直到1980年代中期﹐日本知名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所作《别了﹐亚洲﹗》一书仍然风靡日本﹐而此书在宣扬日本与亚洲国家的悬殊差距时用了这样不堪的比喻 — 日本是高耸于梦之岛(东京的垃圾场)上的霞关大厦(日本政府机关的高层建筑)﹐给彼时的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我也不希望我的同胞在富裕之后如此骄人。

    与此同时﹐面对不可遏止的中国崛起之势﹐面对少子化带来的日本经济社会活力衰退﹐面对中国早在2006年度已首次跃居战后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的机会﹐尽管处心积虑企图继续唱衰中国﹑遏制中国﹑搞乱中国之辈仍不乏其人﹐但日本社会开始正视现实者越来越多﹐放弃争夺亚洲领袖地位的不切实际梦想﹑追求成为“小而美”国家﹑寻求对华互利合作的思潮正日益上升﹐这将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创造更加坚实的基础。2009年12月10日﹐日本民主党政府“幕后将军”小泽一郎率领六百名国会议员﹑经济界精英组成的超大型团组访华﹐在启程前会见杨洁篪外交部长时如此表述﹕“日中两国将在21世纪迎来人类历史上的伙伴关系时代﹐将继续先人(指其政治导师田中角荣等)们的政治功绩。”在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美式资本主义﹑美国霸权主义的抨击﹐对日本明治以来军国主义和目前在援助名义下干涉的反思﹐以及对中日韩东亚友好合作的倡导。[6]

    作为永恒的邻居﹐作为一个伟大文化传统的共同拥有者﹐我们期望与日本在正确认识历史﹑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友好关系。无论历史回忆如何令我们痛苦﹐我们也必须牢记﹐目前日本还不是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有能力毁灭我国的不是日本﹐而是另有他国﹔而一个国家需要防备的不是历史上侵犯过自己的国家﹐而是有能力也有动机侵害自己的国家。我们不可忘记历史﹐我们更要面向未来﹔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的相对提升足以让我们更加自信地超越魇梦﹐走向未来。

[1] 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9~110页。

[2] 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 — 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3] 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第30页。

[4] 这三本书作者来华时间为公元1549~1575年间(明嘉靖二十八年至万历三年)﹐职业分别为贵族高官出身的走私商(伯来拉)和高级修士﹐在其国内均非穷困潦倒﹑孤陋寡闻之辈。三本书后由英国人C.R.博克舍编成合集《16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文本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

[5] 凯瑟琳?考菲尔德﹕《世界银行的幻想大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213页。

[6] 稻盛和夫﹑梅原猛﹕《拯救人类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论共和政体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员 高全喜

2010-05-17

  一、为什么要思考共和政体问题?

  为什么要思考共和政体问题?我觉得,在当今中国的政法思想界,存在着各种激烈的思想和理论争论,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还存在各种不同的认识。在这个理论混乱的时代,我认为从政体论角度来探讨共和国的制度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个大问题之下,下面我要谈三个相关问题。

  第一,当今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局从鸦片战争就开始,到今天也还没有完成。一个社会能否建立起一个制度优良的共和国,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思想界一直有一个关于文化与政治之关系的争论,到底是文化优先论,还是制度优先论?我认为如果纯粹从抽象逻辑上探讨,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两者可能都同样重要,没法分清孰轻孰重。比如,一国之传统文化能塑造出一种政治制度,但政治制度也同样能培育出一种文化来。我认为对当今中国来说,政体制度的真正转型,显然比我们的文化、观念更重要。对我们现在来说,制度的转型肯定更为重要,优良的制度是更为关键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制度不太优良,所以才败坏了我们的文化精神。大家都痛感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彻底堕落了,但能够激活文化的,在我看来是政治的变革,就中国的现实来看,“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根本在于制度,是制度而不是文化,才是我们的首要问题。

  第二,说到制度问题,一般说来又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政治制度,或者说国家制度,它涉及国家政权,即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又称国体问题,与此相关的还有国家主权问题以及政治正当性问题。另一个层面,是政体制度,有关政府的运作形式,国家权力的配置、功能等,在此并不一定涉及政治正当性以及主权问题,比如说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并没有现代的国家主权,也没有“王在议会”的议会主权,但它们的政体运作以及功能也是可以非常良好的。可能一谈到国家政权、人民主权等问题,我们面临的困难会多一些,这些问题,我们暂且可以先隐藏起来,仅仅从政体制度的角度,从政府运作的形式等方面加以探讨,这对于我们目前思考中国社会的转型是有实际意义的。

  第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我们的理论空间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各种外来的思想在中国粉墨登场。前几天我还在一篇论述哈耶克的文章中还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外来的和尚念中国的经,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后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有各种法治与人权理论,后来又有世界体系理论、东方主义,以及各种社会民主主义,最近几年,施特劳斯、卡尔·施密特的右派理论以及各种左派思想蜂拥而至,最新的一波则是新共和主义。据我的了解,新共和主义的有关文献在最近一两年正在被大量翻译和出版,与此相关联的公民美德问题、积极自由问题、审议民主问题等,它们随着新共和主义的复兴而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备受关注的理论问题。应该看到,目前在西方,新共和主义确实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这种思潮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底有什么关系,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新共和主义或者说“剑桥共和主义”,与我下面所要谈的传统共和政体理论,与政体论的共和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认为随着我们对于西方理论资源的深入了解,这些问题会重新激发起我们的政治思考。我写“论共和政体”这篇文章,也不单纯是某种历史学的考察,而是想通过这篇文章来梳理出一种思路,把共和政体的政治或宪法学的问题放到中国当今的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加以关照。

  二、共和政体的演进

  下面我进入第二部分,我在此简要谈一下我的文章《论共和政体》的章节目录以及结构。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大致六万字,谈了三个大问题。第一个谈古典共和政体,第二个谈现代共和政体,第三个谈共和政体与中国现代政制。

  第一部分关于古典共和政体,我重点谈了斯巴达和罗马两个共和政体。这个部分在发给大家的材料我省略了,因为这部分内容中国学界的研究比较清楚,我做的基本上是资料梳理和对于一些基本原则的陈述工作。我们可以说,传统上的共和政体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古典共和政体,一种是现代共和政体。古典共和政体一般是以古希腊的斯巴达和罗马的共和政体为主,其中尤以罗马共和政体具有代表性,罗马共和国是一个功能优良的共和政体。古代雅典民主政治是古希腊人引以为骄傲的,大家也认为它是古希腊文明的结晶。但是我们也看到,雅典政体在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就衰败了,雅典政体的持续时间并不很长;相比之下,斯巴达虽然在文明程度上要劣于雅典,但却持续了八百年的时间,比任何一个希腊城邦国家都长。所以,单从政体角度来说,斯巴达共和政体的稳定性、持续性,可能要比雅典民主制更高明一些。当然从理想的角度看,譬如在古希腊的思想家当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对雅典的民主政体和斯巴达的共和政体都不太满意。他们提出了一个理想的“混合政体”,企图把君主、人民和贵族的优点结合在一起,总的来说,混合政体还是属于共和政体的模式。

  相对说来,古典共和政体的典型形式是罗马政体,对此大家研究和关注的较多,在座的诸位对罗马共和国都有深入的研究。我只强调一点,罗马城邦国家当时的全称是“罗马元老院与人民的共和国”,由此可见,元老院在罗马共和政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元老院在罗马共和国中具有如此广泛的实质权力,这与罗马城邦国家的性质有关,作为一个主要由自耕农组成的日益扩张的罗马,广大的平民虽然构成了罗马公民的主体,并在军事和经济上对国家负有重大义务,但它们并不构成国家的精英,在政治上并没有支配性的权力。相比之下,罗马贵族构成了共和国的主导力量,这些贵族通过元老院实质性地参与了整个共和国的政体塑造,决定着共和国的命脉,因此,罗马共和国又可称之为贵族共和国。对于罗马共和国的贵族性质如何看待呢?罗马共和国后期的经典作家西塞罗曾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元老院是罗马共和政制的核心部分,它有效地结合了君主制、民主制和共和制的要素,使之达到一种平衡,元老院是公共政策的主宰,所有等级都维护它颁布的法律,愿意让它掌握国家的命运,正是通过它的权威,确保了共和国的人民共同利益的共同参与管理。

  我前几天读一篇文章,涉及罗马公法与现代政治。我们一般都在谈现代社会是对古典社会的一个变革,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变革,这些没有什么不对,但是,现代社会与古典社会就是决然断裂的吗?显然不是。关于罗马法,我们想到的基本都是私法,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欧洲大陆法继受的主要是罗马私法,至于罗马公法,似乎早已随着罗马共和国的覆灭而消失了。其实并非如此。罗马公法制度,尤其是罗马的共和政体,在欧洲乃至北美并没有死亡,例如英国的混合政体、美国的复合联邦制等等,以及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人民专政、现代共和国,都直接借鉴、吸收或使用了一些罗马政体的原则、理念以及基本的制度设置。不仅罗马私法,而且罗马公法,在现代政治和现代社会中,同样也是富有生机地存在着。所以说,罗马共和制是一个古老而活着的传统。关于古典共和政体,我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即古典政体虽然没有出现主权问题,但这并影响关于政体制度的优劣,以及由此体现出的稳定性、公共性和正义性的理论探讨与制度实践,这是罗马共和政体给予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教诲。

  第二部分是现代共和政体,主要是两个形态,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这些大家都很清楚,我的文章也是重点考察了这两个共和政体的具体内容。英美虽然都是共和政体,但它们的表现方式稍微有些不同。英国是立宪君主制,从外表上看它是君主国,不是共和制,但是,我在文章中引入了多方面的论述,最后表明英国实质上也是一个共和国,混合政体是英国共和政体的精华,它把共和政体最有效和最优良的东西展现出来。至于美国当然也是一个共和国,但它与英国不同,是一个复合的联邦共和国,在新大陆创建一种新的共和制,这是美国人民对于人类政治文明的杰出贡献。总之,英美的共和制属于现代优良的共和政体,是从古典共和政体中生长出来的新国家制度,是继承中的创新,也是创新中的继承,它们的建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下面,我想探讨的是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一,关于现代共和制的形态划分。近代以来,现代的共和制大致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激进民主制,一种是宪政共和制,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台湾地区的政治学教授萧高彦先生的分析比较透彻。我们知道,近代伊始,共和思想曾经有过一个繁荣时期,后来逐渐被自由主义所取代,20世纪以来,共和思想有所复兴,特别是剑桥学派所倡导的新共和主义,虽然在理论上贡献很大,但也产生了复杂的头绪,甚至带来了一些混乱。如果我们用一个简明的方式来加以概括,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共和政体思想有两种,一个是人民共和的激进主义共和制思想,一个是宪政共和的保守主义共和制思想。第一种形态在意大利、英国的社会思想中虽然也有表现,但主要集中在法国,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这种思想付诸实践的一个里程碑,此后法国的一系列共和国,都难以摆脱这类思想之藩篱,并且对于德国、俄国乃至远东革命的影响深远。第二种形态虽然在欧陆也不无表现,但主流思想并且付诸实践的是英国和美国,英美路径的政制基本上属于后一种共和制形态,宪政共和导致了英美思想中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合流,并且最终以自由主义整合与超越了共和主义。当然,现代自由主义出现了危机,共和主义问题又凸显出来,但这已经是当今的问题,或曰现代性问题。

  第二,我想指出,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政制与政体的关系。记得卢梭和康德当时在考察共和制的时候,他们两人虽然都区分了两种政体形态,一种是人民国家政权,一种是政府宪政结构,但赋予它们的意义却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按照康德的理论,国家政权这样一种终极制的政制形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宪政政府制度这样的政体形式,而他理解的宪政政府制度就是共和,政权的终极制是民主,但这个民主对康德来说是可怕的。在康德的思想中,共和高于民主。因为民主虽然涉及到现代国家主权这个大问题,甚至涉及到了建国的制宪权,法国当时从卢梭到西耶斯都谈到了制宪权问题,制宪权是人民民主的根本体现,但在康德看来,这个东西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宪政的政府制度,他认为这个共和制就是一个代议制,至于民主在康德眼里则是古代的直接民主。而卢梭恰巧和康德反过来了,他认为人民主权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权是最根本的,政府的制度形态则是次要的。在这里,卢梭把人民民主也叫共和,但是他所讲的共和在康德看来恰恰是民主,不是代议制这样的共和。这个问题很复杂,当共和与民主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权或主权的最终来源时,这其实是一个国家之特权,但是这个特权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就涉及到政府,政府在宪政层面上来解决上述问题,究竟是把它叫做“民主”还是叫做“共和”,在思想家中是有很大争论的。不过,虽说是一种理论争论,但实际情况却是,法国由于过于强调人民主权,或者说人民主权这样一种与公民国家的直接结合,虽然搞出第一、第二、第三等诸多共和国,但实际上却是民主,激进的民主,并不是这种真正的共和。而像英国,虽然没有刻意地去贬低民主,但搞的却是真共和,尽管有一个君主制的外衣,但混合政体却恰恰是共和的真内容。

  第三,下面我重点谈谈英国。在英国 16世纪、17世纪和 18世纪的政治思想中,大致有三种主要的思想流派在交锋。一种是激进共和主义,特别是哈林顿为代表的那一派;一种是霍布斯的绝对王权主义,以及后来光荣革命前后的保皇党的王权思想;还有一种是洛克的政治思想。关于洛克,过去把他看的很单一,以为他就是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派,其实洛克的思想很复杂,兼有多种色彩。洛克也有共和主义的思想成分,当然,有些学者把洛克说成是共和主义者,我觉得有些过分。洛克身上大致综合了英国光荣革命的主流思想,有自由主义的,也有民主主义的,还有共和主义的,洛克属于比较综合的思想人物。在三种思想的交集中,英国现代共和制的轮廓大致出来了,其底色是宪政主义,表现为对于国王专制权力的限制,但与法国的不同的是,英国的宪政共和政体有两个渊源。一种是议会制的宪政主义,一种是司法宪政主义。我觉得谈普通法的宪政主义,固然没错,我也赞同,英国是存在着这样一个法治传统的,但是仅仅只说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在英国的司法之外,还有一个政治体制,在英国的政治制度中,还有一个议会的宪政主义,这种宪政主义与代议制,与人民主权,与主权在民和王在议会等思想观念和制度安排相联系。欧洲传统政治中曾经出现的绝对王权,在议会中受到了限制。英国是一个立宪君主制,国王在议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不是一个共和国,既不是贵族共和国,也不是人民共和国,但它享有一个共和国的政体对于专制权力的限制,这些权力不论是国王的权力还是议会(下议院)的权力,从而守护着英格兰古老的法治,保障着英国人民的自由;英国也不是一个专制的君主国,国王在英国没有朕即国家的无限权力,只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象征,是一位虚君,但它享有一个王国的尊崇、威仪、高贵和礼赞,它使得这个国家不再是一种冷冰冰的政治共同体,不再是一只令人恐惧但又摆脱不了的怪兽(利维坦)。英国也不是一个人民主权的民主国,因为它的主权是由国王代表的,司法审判权是由法官和法院掌握的,但是它又享有人民统治国家的实际权力,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能动性,通过选举、担任公职等方式,参与政治,参与立法,分享治理国家的责任,不过民主政治在英国不是无限度的,不受制约的,而是法治下的代议制民主,是立宪君主制下的民主,议会的立法权和责任内阁的治理权都受到王权和司法权的制约。

  总之,英国政制不是上述任何一种单纯的政体形式,而是综合了这些政体的优点而形成的一种混合政体,也就是说,它既有民主制的优点,也有君主制的优点,而且还包含了共和制的优点,并把它们整合在一种混合的政体之中。这个混合政体不同于古代的共和国,因为它拥有主权,属于现代民族国家,不是城邦国家,而且,它的主权是双层的,既在君主又在人民。同时,这个混合政体不同于古代民主制,因为它的双层主权是架构在议会制的民主结构之中的,即国王在议会和主权在议会,人民主权是在代议制的制度框架内通过主权与治权的分离而现实的。更为关键的是,这个混合政体又是一个宪政的共和政体,即无论国王的权力还是人民的权力,都不是无限度的,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法治是英国混合政体的精髓,不过,英国的宪政和法治并不是古代宪政的延续,而是现代共和政体论的宪政主义和英国普通法的宪政主义之结合,它在立法权、统治权(治理权)和审判权三个方面制约着任何一种国家权力所可能出现的专制独裁。上述种种,使得英国的政体从本性上说是一种自由政体,或者说,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其实际上的宪政混合政体就是一种被思想家们视为英国瑰丽嘉宝的“自由政体”。

  第四,英国之后,就是美国,我只谈两个问题。首先第一点,关于美国的建国,在思想界中现在有四种主要的观点。第一种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观点,认为美国的建国精英们基本上继承了英国的以洛克为代表的政治理念,按照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自由共和等原则,在北美新大陆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这是史学界的传统理论。第二种理论是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美国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北美新大陆的延续,在某些理论预设方面与自由主义传统观点是有一致性的。第三种是新共和主义观点,又叫共和修正派,这派观点是新近出现的富有冲击力的一种理论,目前占据了学院派的主流,他们一反自由主义的传统主张,认为美国建国的思想基础乃是共和主义,从伯纳德 ·贝林、戈登 ·伍德到波考克,他们重构了美国的建国思想史。第四派是施特劳斯学派,这个学派虽然在很多方面不认同自由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但在有关美国建国的思想基础方面,却是反对共和修正派对于共和思想的片面强调,而是认为自然权利、个人自由等传统价值是美国建国的主要思想前提,在这一点上与自由主义多有叠合共识。上述四派思想理论是有关美国建国之理论基础的四种主要论述,我在此谈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涉足美国历史学,而是想通过介绍这些基本情况,以便我们理解和把握美国政体政制时不要忘记即便在美国建国之初,共和主义就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虽然共和修正派可能走过了头,但美国作为复合制的联邦共和国,其政体制度的共和性质是有很深的思想渊源的,可以说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融合交汇的结果。

  关于美国的共和政体,我的文章作了较为细致的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在此我想论述的第二点是共和政体在涉及政制之两种状态下的特性,我觉得这对研究共和政体来说,确实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前面康德和卢梭对国家政权有不同的理解和论述,从历史传统来说,美国没有步欧洲大陆激进民主主义之后尘,而是追随英国,走了一条宪政共和主义的坦途。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实际上遵循的是康德意义上的共和制思想之逻辑,即诉求的是宪政与法治。当然,美国除了在共和制的复合形式上相比之欧洲有所创新外,对于康德意义上的思想逻辑也有所创新(尽管美国的建国者并没有直接受到康德思想的影响)。我是说美国也有一个“人民主权”的民主主义国家之根基问题,而不是仅仅规划共和政府或宪政政府体制,阿克曼所谓的“我们人民”是美国立国之根基。但是,美国的政治智慧在于并没有像法国卢梭以及大革命那样把“人民”推演到极端,把立国之政治搞成一个永恒的非常政治,而是把非常政治或宪法政治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旦确立国家之本之后,便又回到日程政治,即在宪政共和的法治主义框架之内从事政府的正常事务。但是,当危机出现,国家的根基面临挑战和需要重塑的时候,“我们人民”便再次行动起来,公民的共和精神复苏,积极的宪法政治将打破自由主义政治的繁琐、枯燥乃至败坏。我们看到,阿克曼描述的美国政治之日程状态与非常状态的演变,恰好集中体现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两种政治精神的互动与结合,而美国人民的幸运和政治精英的睿智也在于他们总是恰如其分地达到了某种平衡,寻找到中间转换的通道。

  三、共和政体与中国

  前面我粗略论述了两个部分的内容,下面第三部分我主要是谈一下共和政体与中国的相关性问题。对于中国政制来说,毋庸置疑,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艰难而急迫的转型时期,上个世纪以来,自由民主和人民共和曾经一度成为两个主要的价值和制度诉求。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法治与宪政则又加入这个主旋律,21世纪之初,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法治主义、宪政主义和共和主义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成为学术思想界关注的中心议题。但是,究竟何为上述诸多主义的本质,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理论上我们并没有深入而系统的分析研究,不是处于意识形态的空洞说教,就是陷于知识技术上的生搬硬套,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幼稚病泛滥一时。尤其是对于共和主义,尽管我们的国家称为共和国,但究竟什么是共和国的本性,其政体形态和制度价值究竟是什么,它们与自由主义、法治主义,与民主主义和宪政主义,甚至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并深入研究的。

  问题很多,我大致简单地谈五个方面。第一个是人民主权与政府治权,或者说是国家原则与政体形式,或者说国体与政体,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用阿克曼总结的日程政治与非常政治的两种政治模式来归纳是富有建设性的,我认为,在一般的日程政治时期,康德的共和理论,即宪政法治的共和政府制度,是我们处理政治事务的基本架构,实际上英美政治的主流遵循的便是这个路径的政治逻辑,如果把卢梭、卡尔·施密特那一套无所限制地推演开来,是非常危险的,人民主权的利剑要慎用。但是,在非常时期,人民主权却是管用的,它让我们思考什么是政治的正当性,什么是国家之本,当一个国家败坏到某种地步时,只有人民才用权利来实施政治变革,改良乃至革命,这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但究竟什么时候是所谓的“共和时刻”或“危机时刻”,这个决断是需要审慎的政治智慧的。

  第二个就是民主、法治、共和三者之间的问题。一般来说,在古典时期,共和政体是与直接民主相对立的,与法治主义相关联的;而在近代以来,前述的英美政治中的共和政体与代议制民主、法治主义是相关联的,而不是相对立的,但欧陆的激进共和主义乃是与直接民主相关联的,与代议制民主、法治主义相对立的,这样,问题就复杂了。现在的新共和主义搞出了一个新型的民主制,叫“审议民主”。应该指出,审议民主是一种高级的民主,确实可以克服代议制民主的某些缺陷,校正自由主义的某些弊端。我想说的是,审议民主与宪政民主或代议制民主以及法治主义等并不是对立的,这里有一个前提,即是在代议制民主和共和政体运行正常的情况下,审议民主的补充才是有效的。审议民主在中国面临的困境在于:要把审议民主提高到取代宪政民主和代议民主这样一个位置,就把问题搞错了,因为审议民主是一个补充原则,不是一个核心的政治体的运作原则,单纯搞审议民主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宪政民主制度、法治主义制度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鼓吹一种乌托邦式的审议民主,容易导致很多吊诡,甚至导致有些人误用或者利用它来抵制现代的代议民主或者宪政民主,我认为这是得不偿失的。

  第三个就是关于公民权利的问题。共和主义一直强调公民美德,反对自由主义的消极公民观,推崇积极公民,倡导公共利益。一般说来,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大多强调关注或保护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不够,对公民美德的强调不力,致使个人主义泛滥,私人利益至上,由此才引起反弹,共和主义复出。从某种意义上,新老共和主义都鼓吹公民美德,强调公民的公益诉求,反对自由主义在个人公共事务上的犬儒主义态度,要求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政治。我认为这类共和主义的公民观是值得借鉴和推崇的,暂且不去追究西方的自由主义是否真的像共和主义所批评的那样缺乏公共政治意识,是否真的丧失了公民美德,但中国的情况却是如此,大多信奉市场经济的人,严重缺乏公共关怀,政治冷漠,犬儒主义盛行。由此,共和主义的公民观对于我们时下的政治萎缩病是非常有效的一剂良药,我们需要唤起公民投身公共事业的热情,张扬公民权利意识。当然,这里也要保持警惕,公民德行不能走向极端,不能意识形态化,否则,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所谓公民政治、理想政治运动,也是非常可怕的,要在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寻求平衡,这才是理性的公民意识。

  第四个问题就是关于自由问题。关于自由,有消极自由、积极自由,还有第三种自由,我觉得这些自由的分别,在中国并没有分化到相互对立的地步,它们对于我们的法治建设都具有启发意义。自由,无论是积极自由、消极自由,还是第三种自由,其一个共有的前提都是一种对个人的基本政治权利之法律的保障。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其实是需要制度前提的,个人的私人权利不被强权肆意侵占,这是共和主义自由赖以存在的基础,对此现代共和主义也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在中国,这些前提都还不完备,由此,谈积极自由,就要谨慎。我认为在自由问题上,共和政体所构造的自由首先是一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共和政体首先要以宪政主义和法治主义为前提。由此,消极自由在当前比积极自由更为迫切,当然,在西方,由于消极自由过度了,所以积极自由、公民美德、公共利益凸显出来了,但共和主义仍然无法取代宪政自由主义。

  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政体之优劣与政体变革的动力机制问题。从政体论的视野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隐含着一个共和政体的制度架构的。人民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共和国中表现为人民当家做主,其最高的权力形式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可以通过选举和被选举参与到这个代表大会,行使人民的意志,从主权的意义上统治国家,即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主权并不等于政体制度,从现代国家的法权结构来看,主权与治权是分离的。从共和国的治权来看,共和政体的混合制度是可行的,它表现为党的领导,这里的领导不是指代表人民主权,更不是指凌驾于人民主权之上,而是指在政体制度上的领导地位。宪政不等于不要党的领导,更不等于人权至上,宪政只是国家组织的一种权力约束原则,从历史上来,英国的国王是在法下,美国的议会也在法下,无论是国家的权力组织还是个人的尊崇,都不能高于法律,这是共和政体的法治主义和宪政主义的内核。

    当然,一个政体有优劣之分,即便是共和政体,也同样有优劣之分。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对于共和国的原理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对于共和政体并没有成熟的经验,也并没有发现有关政制的审慎、中庸和保守的智慧等与共和之道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或者说,它们恰恰是共和政体的本性所在。从历史上看,共和政制是一种保守的政体制度,也是一种优良的政体制度,更是化解激进主义的最有效的制度,面对今天的中国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境下,深入思考西方古今政制留给我们的共和政体的制度遗产,回顾现代中国两个共和国的经验教训,展望未来的共和国改革之路,无疑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发件人:"黄伟" <eminenthuang@163.com> 2010-05-20 13:06:53 +0800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大军,再见大军网站,甚好。

    大军网 您好!自从知到大军网站的这一年来,只要是上了网总是喜欢到大军网上去逛逛,即便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也是如此,昨天最是开心。大军网站讲政治、讲经济、讲社会、讲民生,为我们的思想指引了方向。我现在还在为了我的家庭、为发展而“奋斗”,没有勇气,也没有时间来思索这些更深层次的内容,这也是房奴的可悲之处,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来探讨这些的。

    随信附上一篇我今天上午写的关于电动汽车的文章,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当前在我国电动汽车的技术不成熟、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企业跳进去的原因。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参考。祝好! 杭州:黄伟  2010.05.20

它们为什么需要电动车

杭州万向 黄伟

联系方式:eminenthuang@163.com

    低碳、环保、节省能源、可调峰谷、可使能源多样化、可弯道超车的同时实现产业升级等优点,同时价高、不稳定、在现有条件下并不低碳、导致社会不公平等缺点,这些关于电动车的各种特点在各大媒体的大肆宣传下,我们普通民众对于为什么需要电动汽车、电动汽车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但这些更多是站在宏观或“享用者”的角度上来看待为什么需要电动汽车。而对于当前实际的参与者:整车厂、配件厂、公交公司、政府等在当前行业风险较大时刻为什么会介入电动汽车,它们为什么需要电动车却讨论较少。对于此,除上述众所周知的原因外,笔者就自已收集的有限的资料总结出以下几点以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一 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

    万向集团在常青树鲁冠球的带领下一直走得顺风顺水,去年销售达到514.8亿,其公司也从一个铁匠铺发展到涉及汽配、新能源、农业、金融、远洋、房地产等等多方面的一个产业集团。但同时随着当前各行各业竞争的加剧,其多元化的发展也遇到问题——什么才是它的核心竞争力?下一次的十年添个零靠什么来实现?而此时的电动汽车则给了它一个选择的机会,本来十年前他进入电动汽车应是一个为了应对今后汽车向新能源发展路线时他可以适应其发展的一个策略,但是随着当前大环境的成熟,发展电动汽车反而成为其建立核心竞争力——以电动汽车为核心带动其旗下相关子公司(如汽配、金融、新能源等)形成区别于其它同类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发展电动汽车对于万向集团来说成了一个战略的需要。

    二 税收优化的需要

    当前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般是25%,而如果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则所得税税率可降为15%。以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在2009年共销售福田欧V新能源客车925辆,收入超过10亿元,在通过销售获得收益的同时,北汽福田也获得税收方面的收益。对此在其2009年度报告中写到“因利润增加及公司取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认证,2009年企业所得税率降至15%”“因此其2009年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上升200.18%”达到10.37亿。由此可见 对于一个年收入达到448亿的大型企业来说,所得税税率下降10%,这其中意味着什么。

    三 获取政府补助的需要

    汽车制造企业通过涉足电动汽车,不但可以通过销售获得利润,通过税收优化获得收益,同时还可以获取当地政府对其政策特别是资金上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以客车行业龙头宇通为例,通其2009年年报可知:通过发展新能源汽车,宇通获得各项补助如下:“豫财办建 【2009】 328号文,河南省财政厅为其《混合动力城市客车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补助2000万”;“郑科计【2009】 6号,郑州市财政局、科技局为其《新能源城市客车研发及产业化(电动汽车)》项目补助300万”;“郑科计【2007】 7号、豫财办企【2007】 52号文,河南省发改委、财政厅、科技厅、郑州市科技局为其《低地板混合动力城市客车研发专项款》 120万”。由此可见宇通公司通过发展新能源汽车仅此三项补助就获得了2420万收益,若按其2009年的净利率6.46%来计,则其需要销售3.75亿占其年销售额的4.3%宇通客车才可达到,同时这其中还不包括因其推动新能源车而获得的税收上的优惠,由此可见通过发展新能源汽车可以为企业带来多少实实在在的收益。

    四 其它多方面的需求

    除了这些制造企业以外,目前最不能马上见到收益、投入最大的一块就是充电站的建设了。目前进入此范围的主要是以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普天海油为代表的国字号企业了。这其中虽说有为了奥运、为了世博而建立的几个大型充电站,但目前更多的地方型充电站建造的原因则体现1. 吻合智能电网战略发展的需要;2. 建立网络发展平台的战略前瞻性需要;3. 则是类似于数年前各地通过建4S店的方式来变相圈地的目的的需要。

    凡此种种需求,已经远远超过新能源汽车发展自身车的因素了,它涵盖了更多、更多,但也正是在这些因素的诱导下,才有当前轰轰烈烈的“造车运动”,而这种热情却也正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发展初期所需要的养份,它用利地创造一个促进电动汽车行业快速发展的氛围。通过笔者的核算,在当前各种条件下,电动汽车的经济可行性已基本具备,而该行业能否健康成长则有赖于政府正确的引导,通过梳理清楚这些参与者的需求来引导他们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社会幽默顺口溜

胡编

1、当今三大扯蛋:

靠工资买的起房那是扯蛋;
靠努力工作能升官那更是扯蛋;
说你没外遇那也绝对是扯蛋。

2、当今四大怪事:

做人的不如做狗的受宠爱;
做事的不如告密的受信赖;
在行的不如外行的提的快;
忽悠的比敬业的更豪迈。

4、现代人的五大悲哀:

一手好字被电脑废了
一个好胃被酒废了;
一个好家被情人废了;
一个好官被人民币废了;
一个石油把大盘废了!

5、改革六大成绩:

房产改革口袋掏空;
教育改革父母逼疯;
医疗改革提前送终;
企业改革下岗停工;
政府改革机构臃肿;
婚姻改革同居成风
为了生活几乎不睡
点头哈腰就差下跪;
日不能息夜不能寐;
单位有事立马到位;
屁大点事不敢得罪;
一年到头不离岗位;
劳动法规统统作废;
身心憔悴无处流泪;
逢年过节家人难会;
工资不高还装富贵;
稍不留神就得犯罪;
抛家舍业愧对长辈;
身在其中方知其味;
不敢奢望社会地位;
全靠傻傻自我陶醉。

 

 

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溃坝的真相

死亡23万,堪比唐山大地震

史文

2010.5.4

  1994年,水利部长江流域委员会主任,国务院长江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魏廷铮(相当于部长级)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关于当地巴贡水库的演讨会上被问及中国河南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时说,具体死亡人数不记得,但是不会超过一万人。他的理由是,如果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国际新闻界必然会有报导。 魏廷铮说的是谎话!

  第一,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两座大型水库及竹沟、田岗等数五十八座中小型水库溃坝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一万人;第二,当时中国封锁了这个消息,世界新闻界当然无法知道。

  1975年八月,河南省南部驻马店地区出现暴雨,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两座大型水库及竹沟、田岗等数五十八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溃坝,遂平、西平、汝南、平兴、新蔡、漯河,临泉七个县城被水淹数米深,共29个县市受灾,涉及一千二百万人,毁房680余万间,冲毁京广线铁路一百多公里,京广线中断18天,影响正常通车48天,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00亿。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等水库溃坝事故,在当时未作公开报导?查找当年的报纸,只能发现几段关于河南省军民奋勇抵抗洪水灾害,和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慰问河南省军民的报导,这说明河南省南部驻马店地区那时曾发生过洪水?在大陆出版的气象学和水利学的书籍中,有提及这次事故的,但是关于死亡人数各种说法之间出入很大?至今为至,中国政府还没有公开发表过全面的调查报告和系统的事故分析。据说水利部淮河委员会在溃坝事故发生四年后,也就是在1979年曾作过一个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等水库溃坝事故调查报告,没有公开发表,而仍然被当作保密文件锁在保险柜中。另外,曾拍摄过一部关于1975年八月河南省暴雨的科学教育片,其中有关于板桥水库等水库溃坝事件,但是该片也是内部发行,只供气象和水利的专业人员观看?笔者曾在大学学习期间,作为气象学的课程内容在1979年看过这部影片。

  1982年邓小平批准三峡工程上马,遭到国内外许多人士的反对,水库大坝的安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样板桥水库等水库溃坝事件也浮出水面。特别是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在文章中揭露,死亡人数达23万人,引起国人注意。但是水利部说板桥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是2?6万。以后国内有文章提及这一事件。中国环保作家郑义也曾作过调查,发表过有关文章。1992年,板桥水库大坝重建,并立碑,由水利部长钱正英题写碑文。1995年2月,亚洲人权观察发表了关于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失事的报导,引起世人震惊。

  二、事故死亡人数

  有多少人死于这次水库溃坝灾难,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代表的有如下一些:

  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揭露,死亡人数达23万人;孟昭华和彭传荣编的中国灾荒史中载录,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垮坝失事,1029万人遭受毁灭性的水灾,约有十万人当即被洪水卷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说,死亡近十万人;中国科学院著名的气象学家陶诗言写到,死亡人数达数万人;板桥水库重新修建碑文中刻有,卷走数以万计人民的生命财产;水利部减灾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树坤和程晓陶没有直接提供死亡人数,只指出人员伤亡惨重;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郭方没有直接提供死亡人数,他写到,1975年8月河南大洪水冲垮了两座水库,下游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姜国亭说,近三万人死于非命(其中板桥水库失事占总归数的80%)?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水利词典记载,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垮坝,死亡二万六千人? 在由水利部组织和委托编写的中国水灾史一书中有一章节是关于1975年淮河洪水的,书中写道,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2?6万人?但是同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执笔者:南京水文研究所骆承政)写道,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85600?而这85600的数字又被淮河洪水一章在脚注种作为错误被指出?这就使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同一本书内,关于同一个事故会有两个不同的数据,而其中一个又被作为错误被指出,而在编辑时却没有得到修正?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付主任魏廷铮说,事故死亡人数不可能超过万人。

  要搞清魏廷铮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话,有必要先对这个事件做一简单介绍。

  三、建造水库是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最主要措施

  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位于淮河的支流上,是所谓治理淮河的最重要工程的一部份?1950年中共中央治淮委员会成立,1951年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之后,淮河流域上的一大批水库工程开始兴建,其中大部份工程在1956年和1957年又经扩建和加固?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就是这个年代的产物?至五十年代末,在淮河上游建造了佛子岭,梅山,磨子潭、响洪甸、南湾、薄山、白沙、板桥和石漫滩共九座大型水库和无数的中小型水库,其目的就是蓄水?当时把这个水利策略叫作“满天星”和“葡萄串”?至此,治理淮河的水库技术措施已经是全部实施了,再找不到适合建水库的坝址了?当时人们遗憾的只是在淮河流域上找不到一个象三峡水库一样的,能称雄世界的工程,一个能把淮河洪水卡住的工程,一个能一劳永逸的工程?

  四、溃坝原因

  1975年7月底,第三号台风在美国关岛附近的洋面上形成,台风形成后向西北方向移动,8月3日台风穿过台湾中部,8月4日上午2时在中国福建省的龙岩登陆,然后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最后返回湖北消失?8月5日台风雨区中心移到河南省南部,一日最大雨量量为672毫米,8月6日暴雨强度减弱,一日最大雨量仍有514毫米,8月7日暴雨强度增加,一日最大雨量达到1005毫米?无论是一小时的暴雨量,还是三小时的暴雨量,无论是六小时的暴雨量,还是十二小时的暴雨量,无论是一天的暴雨量,还是三天的暴雨量,这次暴雨都创造了大陆气象站的最高记录?

  当时最大的两个暴雨中心,正好位于淮河上游的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的上游,三天的降雨量超过1600毫米(当地年平均降水量为800毫米)?就是说,三天的降雨量比平均两年时间内降的雨水还多?暴雨发生之前的几个月中,河南南部降雨很少,正出现旱情,农田缺水,大部分水库蓄水位很低,不能满足灌溉和供水的需求?8月4日该地区受台风影响开始降雨,人们还以为是天上降下了及时雨,各地水库纷纷开始蓄水,抬高水位,用于抗旱?这个蓄水过程持续到8月7日?由于降雨量大,水库又只蓄不放,水位上升很快?水位上升到水库正常蓄水位,继续上升到最高蓄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最后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和竹沟、田岗等几十座中小型水库发生漫顶溃坝?

  水库溃坝的时间发生在8月8日凌晨一时左右,当时人们还在梦乡之中?溃坝的洪水冲溃了河堤,将下游的村庄和房屋一扫而光,总计毁房680余万间?位于水库下游,与洪水流向垂直的中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京广线也被冲毁一百多公里,一些区段铁路线被冲得荡然无存,一些区段的铁路线成了麻花形?京广线中断18天?最后不得不采取爆破开口分洪的手段,分别在淮河中下游多处采用爆破的手段,炸毁堤坝以分洪,以增加受灾面积来减小溃坝洪水的毁坏力量。由于时间紧迫,许多居民没有事先得到消息,根本来不及逃离,死于爆破分洪的洪水?这次灾害涉及20多个县市,一千二百万人,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00亿?

  造成水库溃坝的原因有许多,有大气候的环境条件,有小气候的环境条件,有水库所在地区的地形条件,有水库设计中的错误等等,而最直接的原因是,是水库泄洪道的闸门锈死,不能被开启而造成失事,是一个由人为错误所造成灾难?

  水库大坝是拦截水流的水工构物,在大坝后壅高水位,形成水库,用于调节水流,用于发电灌溉供水等?这种水利枢纽工程与人一样,不能只蓄不放?人要是只吃喝不拉撒,就会死亡?因此水利枢纽工程还包括泄水构筑物,用于渲泄洪水,以防洪水漫顶,避免水库大坝溃坝?而溢洪道是土石大坝的最主要的泄水构筑物?平时溢洪道的闸门是关闭的,只是发生洪水时,才将闸门打开,让洪水从溢洪道中流到下游,这样水库中的水位不会再升高,或是升高速度减缓,或是水位下降?这就取决入库的洪水流量和经溢洪道的排放流量的关系?入库的洪水流量大于溢洪道的排放流量,水库中的水位上升,入库的洪水流量越大,而溢洪道的排放流量越小,水库中的水位上升速度越快?反之,溢洪道的排放流量大于入库的洪水流量,水库中的水位下降?当溢洪道的排放流量等于入库的洪水流量时,水库中的水位不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库是不能用来防洪的?当溢洪道的排放流量大于或等于入库的洪水流量时,水库的防洪效为零,有时还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在工程上,对溢洪道的排放能力的设计根据不同的水库有不同的要求,要求在发生历史最大洪水时,溢洪道的排放能力能保障水库大坝不溃坝?由于8月4日前有旱情,水库水位低,水库的可蓄水的库容大?当时为了蓄水,溢洪道的闸门都是紧闭的?也没有人去查看过闸门?其实,泄洪道的闸门自五十年代后期水库工程扩建以来,就没有用过,也没有人去检查过?

  由于暴雨大,入库的水流量也大,泄洪道的闸门没打开,泄洪道的排放流量为零,因而水库的水位上升很快?当八月七日,特大暴雨降临后,板桥水库水位超过了警戒水位时,这时才下令去打开水库的泄洪道闸门排放库水?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最紧急的关头,泄洪道的闸门确打不开?泄洪道的闸门因为多年没有开启早就被锈死了,闸门打不开,泄洪道也起不到泄洪的作用?这时已经没有时间再设法把闸门打开,或是用炸药炸毁泄洪道的闸门,以保大坝安全?一切都为时太晚?洪水冲溃了大坝,致使下游十余座水库相续溃坝,附近的城镇遭受灭顶之灾?

  板桥水库的总库容量有5亿多立方米,而1975年八月三天的进入水库的水量有6?97亿立方米,由于泄洪道未被打开,进入水库的水量大于水库的尚存的库容量,溢顶溃坝是在劫难怪逃?板桥水库的溃坝效用和破坏能力,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和人们的想象?板桥水库大坝高仅为25米,库容仅为5亿立方米,板桥水库最大溃坝流量达到78200立方米/秒?这流量有多大?

  这个最大溃坝流量比1954年长江洪水宜昌站的洪峰流量66800立方米/秒更大,比1981年长江洪水宜昌站的洪峰流量72000立方米/秒还大,这个流量超过了宜昌站实际测到的历史最大洪水量(不是指根据洪水痕迹推算的历史最大洪水量)?而板桥水库所在的淮河支流汝河,与浩浩荡荡的长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当板桥水库的溃坝洪水冲到下游约四十公里处的遂平县城时,还有53400立方米/秒的洪峰流量,这洪水量与长江干流宜昌站的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相妨?溃坝洪水波以立浪或涌波形式向下游急速推进,时速在30到50公里,与汽车速度相妨,下游附近地区的居民没有时间加以防范和逃避?加上正好是在午夜,人们都在梦乡之中?溃坝洪水的波峰在传播初期很高,立波经过处的河槽水位瞬息剧涨,水流汹涌湍急,破坏力特别强。

  五、定义问题

  1975年8月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两座大型水库及竹沟、田岗等五十八座中小型水库发生溃坝,这一事件在国际上被称统称为“板桥水库溃坝事件”,它不但包括板桥水库,还包括石漫滩水库、竹沟、田岗等其他水库。这一事故的总死亡人数,包括直接死于溃坝洪水的居民,也包括死于炸堤分洪洪水的百姓,即死于溃坝洪水后续影响的人。

  这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揭露,死亡人数达23万人。这和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郭方说的给下游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是一致的。因为板桥水库溃坝事件的危害,应该包括所有的灾难性的后果,这些灾难集中在水库的下游。

  孟昭华和彭传荣编说,约有十万人当即被洪水卷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说,死亡近十万人和中国科学院著名的气象学家陶诗言写到,死亡人数达数万人,是指直接死于溃坝洪水的居民人数,未包括死于后继影响的人,如炸堤分洪等措施所造成死亡人数。

  而直接死于板桥这一座水库大坝溃坝的人,为一到十万人之间。钱正英在写碑文的时候用的是“卷走数以万计人民的生命财产”,是指仅板桥大坝溃坝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而没有包括石漫滩水库及竹沟、田岗等其他水库溃坝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更没有包括炸堤分洪所造成的死亡人数。

  骆承政写道,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85600,是指板桥水库和石漫滩等水库溃坝的死亡人数,而水利部所说的2?6万是直接死于板桥水库溃坝洪水的人。就是板桥一座水库溃坝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远远超过一万人,可见魏廷铮在说谎。

  由于国际上所指的“板桥水库溃坝事件”,是指1975年8月河南省众多水库发生溃坝所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大事故,死亡人数不仅应该包括直接被溃坝洪水卷走的人,也应该包括炸堤分洪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这个死亡人数就是陆钦侃等所揭露的23万人。

  希望水利部能公布板桥水库溃坝事件的调查报告,并公布在这一事件中的死亡总人数,而不是仅仅公布死于板桥这一座水库大坝溃坝洪水的人数。

  最后可以对比一下板桥溃坝洪水与淮河自然洪水所造成的灾害程度?1949年夏,淮河流域发生水灾,河堤多处决口,受灾面积2500万亩?1950年夏,淮河流域再次发生百年不遇的严重水灾,27个县受灾,受灾人口990万,受灾面积3100万亩,被冲毁和破坏的房屋达80余万间,死亡人数489人?正是1950年的水灾促使了修筑板桥等水库的决策,来治理淮河?二十五年后,水库溃坝,造成23万人死亡,损失孰大孰小,不言自明。

  板桥等水库溃坝发生在午夜,许多人在梦中就被洪水卷走了,许多家庭,许多村落是无一人生还。在这里,让我们燃一柱香,烧一张纸,祈祷那些不知为何而死的死者能安息于九泉之下。让我们燃一柱香,烧一张纸,保佑中国大地上的八万多座大坝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悲剧,特别保佑魏廷铮参与领导、论证、规划、设计、建造的长江三峡大坝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李鸿章: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

人民日报 林治波

2010年05月19日

  这些年来,为李鸿章翻案的歪风刮个不停,甚嚣尘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电视剧《走向共和》,在那里面,李简直成了忍辱负重的典范、改革开放的先锋。最近,又从凤凰网上看到两篇翻案文章,一为《骂李鸿章“汉奸卖国贼”实在太过分》,一为《学者:李鸿章是中国近代“背黑锅”冠军》(原载南方日报),对李的卖国行为进行辩解;还有一些诸如《论李鸿章的改革主张与实践》、《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李鸿章外交思想论纲》、《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之类的学术文章,也把李当成不得了的正面人物进行吹捧。

  其实,历史上的李鸿章,绝非无聊文人美化的那样忍辱负重、功勋卓著,而是一个没有操守、乏善可陈的历史丑角,更准确地讲,李鸿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

  谓予不信,可听笔者道来。

  先说说李鸿章的所谓“功业”。李一生最大的“功业”就是办洋务,而其所办之最大的洋务就是购买洋舰,组建北洋水师。为了这支北洋水师,清政府总计花费上亿两白银,装备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铁甲舰,而结果却一败涂地。李夸耀北洋水师“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而在实战中命中率却极低。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北洋舰队火炮命中率不及日本联合舰队九分之一。北洋水师之败,除了训练无素,还归咎于李鸿章的“弃战保船”战术,而这一战术的本质是李将舰队视为自己的私人武装,愚蠢自私的“弃战保船”非但未能保住船,反而使舰队在威海港内束手待毙,被日军全歼。如不是李鸿章的愚蠢和自私,甲午之败绝不至于如此悲惨、如此丢人。清臣文廷式气愤地慨叹:北洋水师“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倘李鸿章等人有胆有识、意志坚定,不向日方求和,而将首都迁至西安,与日本作持久战,也不至于签订《马关条约》那样至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因为,经过甲午战争的消耗,以当时日本的国力是无法与中国作持久战的,西方列强也不会坐视日本深入并独占中国腹地。总之,中国的甲午之败虽有其必然性,但败得如此之惨,进而给中国造成如此之深重的伤害,李鸿章难辞其罪。有人以清廷腐败、国力衰弱为李辩护,但即便在那样的时代,也有左宗棠力挽狂澜、平定新疆的佳绩,故而李的妥协误国并不是时代局限和客观条件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
  再说说李的用人。在官场上,李着重培植的人是自己的儿子李经方和干儿子盛宣怀,其任人唯亲几乎不加遮掩。甲午战争中,李用了两个同乡:一个是陆军统帅叶志超,一个是水师提督丁汝昌。这两个人,一个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局;一个不懂海军,平庸无能,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那么,李的品德如何呢?许多材料证明,李从办洋务中大发横财,成为“富甲海内”的大官僚大买办。留美的洋务要员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时人风传“宰相合肥天下瘦”,可见李在民众中的口碑之差。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朝廷奏参李鸿章,揭露说:“……倭来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李鸿章作为朝廷大员,对于日本的侵掠听之任之,只顾自己发财致富,李氏父子既然是这样的人,难怪日本在甲午战后与中方谈判赔款条约时,点名要和李氏父子谈,而拒绝清廷派遣的其他人选。

  最能说明李鸿章品行的事情,是其1896年作为祝贺俄皇加冕的中国专使赴沙俄时,与俄方签署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中俄密约》并接受巨额贿赂。美化李鸿章的人一再否认此事,而证据只是沙俄财政部长维特回忆录中的一句话:“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沙皇东宫档案资料却证明,维特没有说实话,李鸿章与俄方签订《中俄密约》并受贿确有其事。密约签订后,维特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某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国内有人对李鸿章在当时寄给总理府的电报中数次替俄国恫吓清朝感到迷惑不解,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李受了贿,怎能不吃里扒外?据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记载:“《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协定书规定,头一个100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筑中东铁路后付给,第二个100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100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这笔钱作为一个专项基金存在华俄道盛银行,归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

    据记载,俄方先后三次给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支付款项,其中一笔是俄国专使吴克托穆亲王到北京交给李鸿章的。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的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据《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记载,由于没有得到俄方许诺的全额款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曾抱怨说:“俄国人花小钱办大事,最不讲信义,老爷子为了他们挨了多少骂,最后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其实,在此之外,李鸿章还接受过俄方另一笔贿赂:1898年3月22日,沙俄给李和总理衙门张荫桓各50万元贿赂赂(张荫桓实得25万),旨在催促中方尽快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和稍后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李鸿章在俄国人指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了“任务”,使辽东半岛实际成为俄国独占的殖民地。

    可见,李鸿章受贿卖国有多方铁证。维特的否认是为了掩饰沙俄政府行贿的不光彩行为,并不足信。撇开其他的事情不论,单此受贿卖国一项,即足以证明李鸿章品质之败坏。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时的另一位官员许景澄在负责中东铁路交涉过程中,俄国人曾许以1.5万两银子作为每月的办公费,可以由许随意支取,以便在中东铁路上攫取利益,被许严拒,许且把已到帐的1万两银子上交总理衙门。这件事情说明两点:一是沙俄惯于行贿伎俩,许当时不过是三品顶戴,俄方尚加以贿赂,对重臣李鸿章行贿以谋取在华利权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二是许、李相比,形同冰炭,如隔云泥,三品顶戴尚知爱国拒贿,保全人格,而李身居首辅大臣之尊居然为钱财而出卖祖国利益,真是无耻之尤。了解李人品的清廷官员在其使俄之前即有所担忧,如张百熙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说道:“李鸿章决无御侮于樽俎之心……李鸿章此行,必阴托于俄矣。”事情的发展果被张氏不幸言中。

  至于生活上,有人吹捧李鸿章简朴,也是站不住脚的假话。事实恰恰相反,李热衷于享用洋酒、咖啡和高档洋货。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李“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连《走向共和》的导演都承认李鸿章生活奢侈,喝的水都是从荷兰进口的。

  吹捧李鸿章的人,要么无知,要么无耻——无知在于不了解李的卖国丑行,以致拿着鸡毛当令箭,拿着王八当圣贤,如果是这样尚可以原谅,不知者不为过嘛;无耻者,明知李鸿章卖国还为其鸣冤叫屈,这种人,说句不好听的,是故意歪曲历史,欺骗公众,这种做法恰恰暴露了他们的买办思想本质和不良动机:把李鸿章这个大买办、大汉奸竖起来,伪装成一面正义的旗帜,这些人便可以在这面旗帜下,堂而皇之地沿着李鸿章的道路前进,并得到正面的历史解释和现实掩护。
 

 

读者来信

 

发件人:"Xiangyu Hu" <xiangyu.hu@tum.de> 2010-05-22 05:31:1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 标题:关于外汇储备用于教育投资

大军先生, 您好,

    我很同意您关于用外汇购买外资企业股权的办法。我的另一个想法是用外资进行教育投资。具体方法是向外派出更多的留学生。这种高水平的教育投资只赚不赔。我的意思是大量增加短期访问的机会,比如一到三个月,或者是参加国际会议。而不是长期的那种,这样可以将低风险。一个月左右的短期访问最好,毕竟出过国和没出过国是关键差别。更长就是边际效应了。让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多长见识。特别是硕士,博士和青年科研人员。这些人通常不会有机会参与国际交流。因为科技界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一般青年科研人员很难拿到资助。

    现在在德国,至少慕尼黑工大,凡是注册的博士生都有一个月左右的短期出国访问的机会。我想,即使是西方国家都重视这些。要是所有的中国博士生都能到发达国家见一见世面,整体科研水平快速上升是指日可待。要知道,他们是国家竞争力的未来啊!

    谢谢!湘渝

 

发件人:"马超" <machaoalbert@126.com> 2010-05-20 01:10:53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为国为民,您辛苦了!

尊敬的仲教授:

    您好!我是一名将要毕业的大学生,也是大军网忠实的读者。在这里,我首先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是您在我沉闷的大学生活注入了鲜活的思想;是您让我感受到了独立与自由的魅力。您教化了众生启迪了智慧,您让真理在交流和批判中熠熠闪光。虽然未曾谋面,但前辈的思想早已深入我心,并因此受益良多。晚辈视您为思想的启蒙者,请允许我代表青年学生向您鞠躬:谢谢您!

    晚辈在与大军网相识的日子里感觉自己每天都在成长,思想与学识都在渐渐的开阔。谢谢您精心挑选的文章。这期间大军网曾数度关闭和变更,谢谢您的坚持让他一直伴随我们走下去。您受到的压力是晚辈所不能体会的,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晚辈深深敬仰您的勇气与坚持。现在它又开放了,青年学子无不奔走相告。大军网简洁的界面,广博、自由、民主、中立、科学的思想让我们爱不释手,受益匪浅。

谢谢您为开启民智,传播思想所做的努力!真诚希望您能一直坚持下去,使大军智库万古流芳。您可能不需要这些感谢的话语,但晚辈希望它能慰藉在黑夜里呐喊的勇士。晚辈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交际狭窄,消息闭塞,在贵网关闭的日子里,精神彷徨,若有所失。紧知晓乌有之乡一家网站,却苦于其倾向单一,与贵网相差甚远。愿前辈不吝赐教,使晚辈能多几条获取真知的渠道,如此,定当拜谢!

    前辈事务繁忙,不知能否亲自阅读。如有幸读到,请您指教。青年学子需要您的教导,当代社会需要新的迅翁。为国为民,请您坚持下去。

    祝愿您身体健康,万事顺心!

    洛阳理工学院 马超

    2010.5.20
 

发件人:"yjgsyf" <yjgsyf@163.com> 2010-05-08 09:52:5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希望能获得较新的文章

亲爱的大军智库的编辑大人:

    我关注这个网站已然有3年了吧,自去年原网址关闭后,到现在我重新获得目前这个网址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那段时间里面,我读不到网站的文章,让我觉得像航船失去了灯塔,寒夜失去了火堆。后来终于得见现在网站的重开,甚是高兴。但我发现,文集一直停留在去年年底,到现在也一直未见更新。因此,我希望:如果有新的文集,能不能直接Email给我。让编辑大人费心了。谢谢。   yjgsyf@163.com,
 

发件人:"北京刘超" <l12c2002@yahoo.com.cn> 2010-01-13 13:17:4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读者的敬意

    大军先生:你好。我是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网站的一名普通而忠实的读者,网站停运就三个来月后,偶然在搜索的时候看到 www.dajunzk.com,兴奋不已,似乎又重新回到了网上的精神家园。也许是我的消息不够灵通,没能在第一时间获得这个新的网址,但是现在终归是能够回来了。

    我们都是期望国家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人民能越来越幸福的。大军先生与诸位同仁一道客观、公正、科学、敢言、包容地向社会和网络传达着这个时代最应具有的信息。这正是我喜爱你们的原因。新的一年已经开始,祝你们健康、顺利,继续以大军智库网站为阵地,为中国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而努力。支持你们。 再致。    一个普通读者 ,
 

发件人:"黄伟" <eminenthuang@163.com> 2010-05-20 13:06:53 +0800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大军,再见大军网站,甚好。

    大军 您好,自从知到大军网站的这一年来,只要是上了网总是喜欢到大军网上去逛逛,即便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也是如此,昨天最是开心。大军网站讲政治、讲经济、讲社会、讲民生,为我们的思想指引了方向。我现在还在为了我的家庭、为发展而“奋斗”,没有勇气,也没有时间来思索这些更深层次的内容,这也是房奴的可悲之处,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来探讨这些的。

    随信附上一篇我今天上午写的关于电动汽车的文章,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当前在我国电动汽车的技术不成熟、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企业跳进去的原因。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参考。祝好!  杭州:黄伟  2010.05.20,

 

发件人:"huiruimachine" <huiruimachine@163.com> 2010-02-25 08:13:3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我们的政府还有没有希望?

    大军先生: 我是您的忠实读者,以前经常看贵中心的网站, 可为什么政府不容一个爱国学者说话? 不去抓国防,抓经济, 抓反腐, 抓民生, 却是到处禁言,仿佛到了晚清时代了, 我们的政府还有没有希望? 中国人民还有没有希望?  祝您平安! 读者 熊先生




发件人:"地 羊" <diping100@yahoo.com.cn> 2010-01-22 21:38:4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回复: 北京大军网站 www.dajun.com.cn 已恢复开通,

    管理员你好,网站又打不开啦,dajunzk.com也没了。从08年以来一直看大军网,它已经变成我的一个学习平台了。虽然现在理论和认识加深了很多,不需要再看太多的分析判断来提高自己,但大军网作为一个了解时局的窗口,却是别的任何网站都代替不了的。

    今年将是中国的转折年,从高增长逐渐转为衰落。就像70年代的巴西一样,高通胀下的低增长已经不可避免,政府肯定没有刺破泡沫的勇气。要不了三五年,中国经济就会发展到政府无法控制的地步。在这样的时局下,社会急需大军网的声音,让社会舆论多元化起来。只是不知道网站为什么又关闭了,这是什么原因啊?如果暂时开不了,可不可以用邮件的方式发一下文章呢?又有一个月没新东西看了,怪不习惯的……谢谢各位老师!
 

发件人:"Binjie Qin" <bjqin@sjtu.edu.cn> 2008-10-17 21:05:46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 标题: 感谢您的文章!

    大军先生,您好: 很感谢看到了您的文章,非常好。您的思想,包括象何新这样的学者,都提到了一些关键的话题,就是重新回归社会主义。个人和集团的天性永远是自私的,国家的作用,就是协调人自私的天性和国民和谐的矛盾,因此要重新回归国家社会主义。我给您写信,主要表示感谢,谢谢! 并祝您全家幸福安康,一帆风顺!

Binjie Qin,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Min Hang,Shanghai, P. R. China, 200240
Phone: 86-21-34204382,86-138-1635-5349,Fax: 86-21-34205709,Email:bjqin@sjtu.edu.cn。

 

发件人:"qtzd2001li" <qtzd2001@hot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10-06 18:16:4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给大军老师的信

大军老师你好:

    作为一个70后普通网友,很欣赏你最近发表的文章。特别是你对胡温体制的分析,我确实在最近彻底对他们失望,也对这整个体制失望。我在一些大型论坛,也感觉到了这种气息。普遍的愤恨和绝望……这正是大军老师预测的状况。

    欣赏你是个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不屑努力奉献的人。如果可以,希望和你谈谈关于改革的个人看法。和一些建议。今天,对改革,有左的思潮,认为改革已经变质。因此要全盘否定,希望回到毛的路线。也有右的人士,认为要继续发展改革。我个人认为,改革确实是因为缺乏政治体制改革而导致的权贵市场化的恶果。但今天,我不赞同左的思潮,也不赞同右的观点。为何?因为我从一个对改革抱着希望的人,如今是彻底失望,周老师的文章提法很好。但我认为,在这个体制下已经不可能实现。所以,今天说改革如何发展其实已经是伪命题。因为已经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了。但也不能回头。

    我赞同你的一些看法,就是左右还在互相攻伐,无法整合资源和共识,也就无法形成一个社会真正强大的推动力。另外,我们中国人还没有整合这个观念。就是,体制已经是无可挽回了。无论是毛的路线,还是全面改革,都无法实现了。唯一的理想结局,我认为,一个是前苏联式的,一个是明治维新式的。

    不知道大军先生思考过这个问题不,今天已经不能停留在对改革的希望上了,而是要看的更高瞻远瞩一些了。已经要考虑如何破旧和立新的问题了。我个人认为,苏联式的不理想,它不过是权贵改革的摇身一变。不代表社会的真正民主自由和公正。不如支持君主立宪的模式。就是一个国家虚位的代理人。然后一个公民选举的zf体制。英国式的。这点,也是能够整合民粹派,民主派各种需求的唯一中国发展思维模式。甚至可以得到体制内实力派的支持。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民主,自由,社会进步,要发展,今天体制改革已经不重要,而是文化的普及传播更重要。我准备写作关于庄子的书,庄子里有关于公民自治,平等自由,服务型zf和大社会模式的各种观念,还有系统的哲学世界观,价值观。如果我们不能先开创一个系统的先进思想文化和哲学体系,那我们就无法真正的占领推动社会进步的制高点。

    我写这个邮件,一是征求大军老师的意见。另外是希望大军老师能提供一些帮助。我个人的看法,是通过庄子哲学,社会学,价值观世界观的推广,通过一个平台来形成社会的广泛影响和推动效益。而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必须联合起来了。所以,我希望大军老师能够做一些帮助和联合,交流,推广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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