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我们这一期文集将刘植荣的文章放到首位,是因为这篇文章告诉了我们各国工资间的重大差别。通过这些差别,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改革到底与别国有什么差别。从GDP方面看,我们总感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社会的公平、平等、均衡角度看,我们又感到十分汗颜。近段时间里,国人经常探讨中国模式,甚至有人经常为中国模式自豪。但从人文角度比一比,我们便看出了差距。所以,中国的发展要走出庸俗发展的模式,即单纯追求GDP,而不管全体人民共同发展的程度。这种发展模式可以搞出许多世界第一,但却是以一大群人的牺牲为代价的。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在各种模式中选择,掌握好度。既不能追求平均主义,也不能完全被精英所绑架。这期文章就在内容顺序上作一调整,社会发展问题放在前面,经济分析放到中间,文化历史和政治放到最后。]

中国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5月21日

目录

刘植荣:中国工资与世界工资之比较

高锋:瑞典精英收入与工人的差别

Ling Woo Liu:中国经济繁荣的代价

仲大军:精英绑架下的中国

参考:中国移动公司的一份劳模名单

王小鲁:警惕权利缺失形成“新底层社会”

童大焕:约束公权才能缩小贫富差距

杨晶:民工荒是工人沉默的集体选择

秦晖: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

常修泽:两个拉美国家的改革启示

李昌平:种庄稼 种厂子 种房子

 

仲大军:2010年中国经济分析

 仲大军:中国透支人口红利的后果正在显现

仲大军:中国海外投资的回顾与展望

谢国忠:通胀和低利率实际是对居民家庭的变相征税

张庭宾:中国经济已形成多重两难挑战

哈佛教授:下一个泡沫在哪里?

蔡历:去年政策围剿市场,今年市场围剿政策

易宪容:股指期货推低A股的风险不可低估

崔宇:中国式房产税的威力有多大?

许小年:政府应与利益集团绝缘

三本:日本商人对中国“世界工厂”的评价

白益民:中国经济体制应该好好向日本学习

罗康隆:一位生态人类学家眼中的西南大旱

张新光:南阳盆地“毁麦种树”岂止上千亩

 

鲍尔莱因: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

木然:网络舆情质疑

冼岩:“中国模式”其实很简单

曹思源:消除政治灾难,需要宪政

大山:“四人帮”究竟毁在谁的手里?

沧海:中国改革与越南改革的比较

芦笛:俄罗斯文化与民族性

季义:光绪皇帝在北大讲改革开放

阳光:从凤凰卫视关于太平天国的纪录片看官僚买办的面目

《礼记》: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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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liymbj9206" <liymbj9206@126.com> 2010-04-14 18:48:32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转发

中国工资与世界工资之比较

刘植荣

2010-02-10

五、世界工资研究结论

    通过对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工资制度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

    1.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58%。建立科学的工资制度,其基础是确定合适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的参照系是人均GDP,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58%。最低工资一旦确定,自然就形成了全国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平均工资一般是最低工资的2倍。最低工资须每年调整,调整幅度参照GDP的增幅或消费者物价指数。法国最低工资从2001年 8月的66.7元/小时调整到2009年7月的88.20元/小时,平均每年增长4.03%。(注:法国工时从2005年6月由每月169小时调整为 151.67小时。)相比之下,法国公务员的工资增长缓慢,巴黎公务员的最低工资从2001年8月的11650元/月增长到2009年12月的13870 元/月,平均每年增长2.38%。中级公务员平均总收入从1992年1月到2009年12月,平均每年增长1.52%.

    2.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2倍。可对比性工资制度被世界多数国家所采纳,尤其是工业化国家,任何人的工资都有可比性:与人均GDP比,与最低工资比,与平均工资比。世界各国(中国除外)都为所有吃皇粮的公职人员依市场机制制定统一标准的工资制度,实行同工同酬,白领和蓝领工资差别不可过大,公务员工资不得超过私营企业工资。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无权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必须经过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公务员工资标准参照私企,且不得高于同类地区私企同等职别职工工资;公务员工资每年的微调增幅不得超过工资成本指数,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必须小于私企;公务员的任何工资变动必须报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并进行公示,公示在先,加薪在后;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透明,并且所有公民随时可以查阅公务员的工资标准。

    世界多数国家的工资制度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劳动强度大和劳动环境恶劣工种的工资明显高于空调办公室里公务员的工资,如2009年新加坡公务员工资为235475元/年,而工资水平排在第100位的筑路打桩工的工资为286848元/年,公务员工资不如修路工人高。

    3.各级别公务员工资差距不超过60%。世界各国(中国除外)公务员工资的职级差别很小,一般在60%左右。如2003年法国公务员 平均月工资为24600元/月,扣除各种摊派和税款,拿到手的净工资为20720元/月。高级公务员净工资24620元/月,中级公务员净工资17535 元/月,普通公务员净工资15504元/月,最高阶层工资比最低阶层工资高出59%。公务员不同行业的工资也基本平衡,如挪威,工资最高是的外交官,工资最低的是军人,最高工资比最低工资仅高出20%。

    4.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为70%。世界各国(中国除外)各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一般不超过一倍。挪威2008年各行业工资为:石油矿业60817元/月,金融证券55779元/月,电力47687元/月,房地产44421元/月,国立医院41308元 /月,社会个体经营41182元/月,中央政府开支的公职人员41078元/月,国立学校职员40976元/月,交通运输40514元/月,制造业 39393元/月,私营学校39294元/月,渔业38843元/月,建筑业38273/月,批发零售37096元/月,地方公务员35272元/月,保 健和社会服务34098元/月,旅馆餐饮28261元/月,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为115%。瑞典2008年各行业工资为:科研30400元/月,房地 30400元/月,教育30300元/月(基础教育24400元/月,高等教育30500元/月),建筑工业29400元/月,政府机关和军警28900 元/月,金融保险27100元/月,管理服务26300元/月,文化娱乐26100元/月,医疗保健25200元/月,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仅为21%。

    5.企业高管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2倍。世界各国由政府注资的企业高管工资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其工资标准与高级公务员基本持平。挪威2008年全国平均工资为40047元/月,总经理和总执行官63353元/月,技术专家54847元/月,技术员 46723元/月,职员33971元/月,销售等服务人员31567元/月,贸易工人35397元/月,车间工人34824元/月,徒工30054元 /月,企业老总工资仅是徒工的2倍。法国国企高管的工资限制很严,每年财政部给企业一个工资总额,且亏损企业的工资总额不得增加,然后企业高管拿着财政部给的工资总额再与工会谈判工资,因为这一切都是透明的,高管克扣工资可能性是零,甚至为了妥协,还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贴补工人。法国对公用性、垄断性公司高管的工资水平直接参考公务员体系而不考虑市场因素。国有企业是人民的,因此董事长必须是公务员,由总理任命,执行公务员工资标准。总经理由董事会招聘,工资标准由财政部确定,没有浮动部分,也不实行年薪制。财政部的公务员不能到曾管辖过的国企任职。

    6.学历对工资影响有限。学历对工资高低影响有限,最高学历工资仅高出最低学历工资70%。如2008年,挪威各学历段平均月工资为:持初等文凭的职工32760元/月,持中等文凭的职工38610元/月,持大学文凭的职工45630元/月,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职工 56160元/月,最高学历工资与最低学历工资比值为1.7。

    7.年龄对工资影响很小。一般年龄越大,工资越高,但这种差别并不明显。如2008年瑞典领取低工资的年龄段在18—24岁间,该年龄段的工资为22000元/月,领取高工资的年龄段在60—64岁间,该年龄段的工资为32000元/月。高年龄段的工资仅高出低年龄段工资45%。

六、中国工资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

    中国工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工资制度,特别是国家公务员工资,每次都没经过人民的同意悄悄涨薪,而且幅度是GDP增幅的2倍,这在世界绝无仅有,因为公务员是人民的雇员,公务员工资必须经过人民批准才合法。一些国有垄断企业的工资高出最低工资几十倍上百倍,使人民财富大量流失到少数人手中,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

    1.工资统计必须覆盖所有从业人员

    国家统计局每年只统计吃皇粮的工资,工资统计覆盖面还不到从业人员的15%,这绝对真是“中国特色”。每年公布全国平均工资,百姓为自己的工资“被增长”而愤怒,这样统计只能误导政策制定者制定不得人心的政策。

    世界除战乱国家外,几乎都把所有从业人员纳入工资统计范围,包括保姆、发廊理发员、饭馆洗菜工、服务员、自由职业者、农业季节性工人等。道理很简单,任何劳动者都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不把他们统计进去那就是对他们的漠视,就相当于国家把他们抛弃,抛弃了衣食父母是忘本的不道德的行为。

    统计是制定政策的指针,国家统计局的工资统计必须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的所有劳动并获得报酬的人员的工资,这样才能获得真实的数据。否则,如果只统计吃皇粮的工资,中国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动荡,和谐社会只能是句口号,人民绝对不满意。

    2.国家法定最低工资应提高到1177元/月

    我们以2008年人均GDP排名第11位的河北省作样本(人均GDP19363元)。 2008年河北省最低工资分为680元/月、620元/月、560元/月和510元/月,本报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致,取最低值,即510元/月或 6120元/年,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58位,甚至有32个非洲国家的最低工资高于中国。中国吃皇粮的工资2008年涨幅高达17.2%,几乎是GDP增幅的2倍,天津等省市的最低工资9年来没作调整,有的地区虽然调整了最低工资,但其增幅也大大低于公务员增薪幅度。

    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我们的最低工资却排在第158位,最低工资标准显然与经济发展不相称,人民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可他们却没有因此受益。

    世界多数国家的工资占企业成本的50%,中国还不到10%。由于85%的从业人员的工资过低,并且多年不作调整,使中国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资本回报比重却逐年上升。最低工资过低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世界最低工资平均是人均GDP的58%,目前中国的最低工资只是人均GDP的25%,不及世界标准的一半。所以,中国工资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把最低工资调整到世界平均水平,即人均GDP的58%。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566美元,即 24356人民币元,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应为14126元/年或1177元/月。这是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制定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但不得低于国家法定最低工资。

    科学、合理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最低工资一旦确定,全国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就自然形成,因为企业都倾向于用最低工资雇工。研究显示,平均工资是最低工资的2倍,也就是说,中国所有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会在2354元/月左右波动。

    3.建立可比性公务员工资制度和利益回避制度

    工资高低是相对的,对比出来的,也就是说,任何工资制度的建立必须首先确定参照系,那就是人均GDP、最低工资和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世界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大致等于人均GDP,与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持平,是最低工资的2倍。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公务员平均工资是33869元/年,约是最低工资的6倍,这样对比可以说中国公务员工资是世界上最高的。因为世界多数国家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2倍。所以,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公务员工资标准应是这样的:如果按中国现在最低工资510元/月的标准,那公务员工资应为1020元/月;如果把最低工资定在合理的1177元/月,那公务员工资应是2354元/月。如果官员们不接受前一个标准,那他们就该认真考虑考虑百姓的工资了。

    国家要制定工资法,该法律必须体现公务员与私营企业以及公务员内部同工同酬的原则,公务员工资紧盯私营企业并不得高于私营企业。参照工业化国家的先进工资管理经验,工资标准用工资基数确定下来,按照总理正副职、部级正副职、司级正副职、处级正副职、科级正副职、科员、办事员12级,每级10档共120个工资级别确定工资基数,级档标准可以交叉,工资基数固定,每年根据统计局的物价指数进行微调。工资制度一定要透明,任何公民可以查验任何公务员的工资标准。
    在制定工资标准时,必须遵守利益回避制度,公务员给自己加薪为非法,任何工资标准的变动,必须经过人大通过方可生效。

    4.公有制企业工资标准参照公务员工资

    中国政府注资企业各行业间工资差别悬殊,这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根据2009年5月5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在14家上市银行中,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的人均薪酬最高,各为45.62万元/年、39.82万元/年和34.61万元 /年,人均薪酬最少的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分别为13.04万元/年、14.79万元/年和15.36万元/年。中国建筑、餐饮、编织等行业的工资约在1万元/年左右,中国行业之间工资差达到了3000%,是世界平均值的43倍!

    国有企业职工原则上也属于公务员的范畴,因为国有资产属于全国人民所有,人民雇用一些人经营这些企业,这和政府机关公务员的性质是一样的。在国外,凡受人民之托为人民办事的人都属于公务员的范畴。所以,公有制企业工资标准必须参照公务员工资,不能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发天价工资,变相窃取人民财富。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现在央企高管年薪定得并不高,平均薪酬也就是60万元人民币左右。”这就是中国的问题,官员总认为自己的工资并不高,可这60万是普通百姓一辈子也挣不来的呀。

    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值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值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值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 3000%,世界平均为70%。这些数据就是警示,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了。

    社会主义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拉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没有拉出的贫富差距,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火车轨道是平行的,一条是权贵,另一条是百姓;工资要与国际接轨必须将两条铁轨平行着一起接,不能把权贵的轨接了上去,把百姓的轨留在原地,这样,中国列车就无法前进。

    现在是政府痛下决心参照国际惯例理顺工资关系的时候了,该降的降,该涨的涨,让人民满意,让人民高兴,让社会和谐,否则,人民的忍耐是有底线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必将会因此蒙受不可挽回的损失。

 



发件人:"Gaof" <gaof100@yahoo.cn>  2010-01-04 14:20:36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您想了解瑞典模式吗?

瑞典精英收入与工人的差别

原中国驻瑞典外交官  高锋

2010年5月

    瑞典最有权势的是哪些人、他们的收入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近日瑞典总工会公布的调查报告 ,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事实,把瑞典这个福利社会的另一面暴露在人们面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一、 收入最高的是些什么人?

    工会专家对瑞典社会进行全面分析后,锁定了对发现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最重要的198个不同职位,对自1950年以来担任过这些职务的人进行了追踪调查,把他们当时的收入与同年的工人工资进行对比,从而得出了瑞典社会差距空前拉大,在一些方面社会倒退了几十年的惊人结论。这198个职务来自11个不同领域或者说不同权力集团,它们分别是:

(一)企业界精英 这个集团包括了七大行业――机械制造、钢铁、建筑、造纸、金融保险、商业和其它行业的50个企业总裁。其所管企业在调查年度都是该行业中职工人数最多的因而是最大的公司。其中有30多个是最大上市公司。这个集团在11类权力集团中人数最多,对瑞典经济影响最大,也可以说是企业界的决策人物。
(二)政府与议会领袖 他们是代表国家与政府的民选最高领导,也可以说是其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政府首相和五个最重要的政府大臣,议会议长、三个副议长和议会三个常设委员会的主席,议会五大政党领袖、社民党书记和议会财政委员会的三位候补委员等共22人。
(三)劳资双方 劳动市场组织在瑞典影响很大,其主要代表自然也属于权力精英。如劳方三大组织――总工会、职员中央组织和瑞典学者中央组织的主席,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和其8大工会的主席。资方雇主组织(瑞典企业联合会)和公共部门雇主组织(瑞典市政区与省议会联合会)的主席等,加在一起共26个职务。
(四)国企代表是10个最大国企的老总。
(五)城市代表是10个最大的瑞典城市的市政委员会主席和其最高执行官共20个职务。
(六)都市高官 三大都市的住房、福利、医疗和交通管理局的12名局长
(七)上层社会 如王室、最高法院、教会、军队和驻外大使等传统的上层社会的11个职务。
(八)媒体大腕 包括了四大报纸主编、电台及电视台的5位台长和著名记者等16个大腕。
(九)科研教育 主要是最著名大学的校长、重要研究所所长和著名科研部门的头脑等10人。
(十)经济学家 近年来极力鼓吹要控制或降低瑞典工资增长速度,因此有必要看看这些影响很大的经济学家的收入。他们包括股市和金融监管局局长、三大银行、三大工会和瑞典企业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们,共10个职务。
(十一)人民运动 最后还有人民运动组织,如工人教育协会、人民大厦组织和房客全国协会和戒酒运动组织、红十字会和合作社组织和全国体育总会、田径运动协会、足球协会三大体育组织主席等11个职务。

    这198个职务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瑞典社会的精英。

二、如何调查权贵们的收入 

    权高势重自然会给人们带来其它收入,如企业董事一类兼职,会有资产及与此相关的其它收入。因此调查时不仅仅要搞清其工资收入,而是要搞清其总收入。因为它比工资更好地反映这些上层人士的经济情况,可以给人对其实际生活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信息大部分可以从税务局档案、企业报告等正式材料查找,有些需要向有关方面进行查对。在进行经济活动时人们不仅会有收入,还会有亏损,因此有些人会出现总收入低于其总工资的情况。与工人工资进行比较时使用的是其总收入。对于一些不担任任何职位的股票所有者和一些体育文娱明星没法进行连续调查,因而没有选入。

    工人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以人们把工人工资作为比较对象。在调查所包括的自1950年开始的所有年代,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公布国家采矿与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这也是所以选定它做参照对象的原因之一。2005年工人平均年工资为261,690克朗(约合36200美元)。

    统计时人们对同一类别的职务使用了平均工资和收入,也就是说把属于同一类别的职务工资或收入之和除以其总人数,从而得出了整个类别的平均工资(收入)。调查的目的在于追踪这些选定的职务持有者的收入变化,当某个职务换人时,调查对象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调查中的收入是指应税之收入,也就是说税前收入。调查者努力对有关人1950年以来的收入进行调查,但对一些新出现的重要职务如电视台长等也尽力进行了追踪。

三、差距到底有多大?

    2005年这198个社会精英的人均年收入为388万克朗(约53.7万美元),是同年工人收入之14.9倍。而1950年这个差距是11.1,因此他们的收入比55年前多了3.8个工人工资。比收入差距最小的1980年(4.9倍)多出了10个工人工资。2005年这些社会精英中有42名妇女,其中20名属于民主精英,而经济精英中没有一个妇女。

    这些11类精英人物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其中企业界总裁们收入最高,而民选官员们和大学精英落在最后。下面按其收入多少依次进行介绍。
    2005年这50位企业总裁人均年收入为1064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40.7倍。其差距不仅大于差距最小的1980年(16,5倍),而且比1950年时差距也大得多(26.1倍)。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差距有稳定下来的趋势。2000年是自1950年以来总裁们与工人的差距最大的一年,曾达到工人工资之46.4倍。企业精英收入近年来的大幅度增长很大程度与股票等资本收入大幅度增长有关。2000年企业权贵们的收入之30%来自资本收入,2005年这类收入达其总收入之18%。

    2005年名列前三名的企业家是PEAB建筑公司老板(年收入4,664万克朗)、爱立信公司老板(3,268万克朗)和斯堪地亚公司老板(2,810万)。他们与工人工资相比分别是其179、125和108倍。如果这三个总裁收入不计算在内,这个平均差距就从40.7倍下降到35倍。处于第四位的是“投资者”公司总裁(2,598万),第五位是斯堪的那维亚私人银行总裁(2,136万)。这家银行是瓦伦堡财团的权力基地,而“投资者”投资公司是瓦伦堡财团的旗舰。斯堪地亚是瓦伦堡财团下属公司,而爱立信是该财团与另一财团联合控制的企业。在五大公司中瓦伦堡财团控制了三家半,这充分说明了这个超级财团在瑞典经济中的显赫地位。1998年至2005年间经济界精英们的工资平均增长了55%,同期股价平均上涨30%,而工人工资仅增长24%。

    按其总收入排名第二的是十大国有企业老板,人均年收入438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16.7倍。处于前三位的是国家电信公司(938万)、水电公司(769万)和邮电公司(499万)总裁。如果不把他们的高收入计算在内,其它人的收入就降到工人工资的8.3倍。国家电信1950年是100%的国有公司,但目前国有股份仅占45%。国家银行总裁208万。

    十大经济学家的收入也很高,在11类精英中名列第三。他们是三大银行和工会以及瑞典企业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和股市和金融监管局局长。2005年其人均年收入是工人之9.1倍。其中斯堪的那维亚私人银行(431万)和学者工会经济学家(601万)收入最高,如不计算他们俩的收入,这一差距会降到6.4倍。

    26个劳动市场代表平均收入是工人的8.1倍,其中总工会主席总收入110万,是工人工资之4.2倍,职员中央组织主席138万(5.3倍),学者中央组织主席139万,冶金工会主席137万。但瑞典企业协会主席(1667万)等三名资方组织代表收入都超过了工人工资之10倍,没有他们三人,这个差距会降到4.1。

    16个媒体大腕平均收入是工人之6.4倍,最大报纸《每日新闻》社长354万,《晚报》主编319万,瑞典电台台长185万,电视新闻台主编131万,私人电视台四台长323万。最著名记者103万。

    人民运动组织11个代表收入是工人之6.3倍。其中合作社组织总裁收入最高(466万),全国农民协会主席232万,国家体协主席121万,足球协会主席102万,红十字会主席105万。

    12个地方企业经理们的平均收入115万,是工人工资之4.4倍。其中斯德哥尔摩建筑局长133万,交通局长122万,哥德堡交通局长103万,马尔默卫生局长109万。

    11个传统的上层社会代表人均收入是工人工资之4.1倍,其中王室总管收入125万克朗,最高法院院长146万,国家总检察长收入100万,三军总司令139万(5.3倍),大主教92万,驻美国大使87万。国王没有工资,这一年收入仅53万,但他的收入一般不列入统计。

    22位议会、政府高官2005年平均收入93万克朗,是工人工资之3.6倍。而1950年这个差距是4.9,1985年他们的收入仅是2.4个工人工资。

    2005年议长工资143万克朗(5.5)。政府首相年工资是145万 克朗(约20万美元),是工人工资之5.6倍。财政大臣同年收入105万,外交大臣106万。财政部国务秘书(常务副部长)85万。政府首相1983年前与大臣们工资相同,后来距离逐渐拉开,现在首相与大臣收入已经相差一个工人工资。首相收入增长相对较快,由1980年的2.2个工人工资 ,增长到2001年的5.1个工人工资,其它大臣的收入同期与工人相比由3.1倍增长到4倍。而首相与大臣1950年收入分别是工人收入之7.2和6.2倍。2005年保守党主席收入127万,社民党书记112万。政府和议会领导们的收入水平在这11类精英中是倒数第三。

    大学与科研部门10位学者收入是工人工资之3.4倍,其中国际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商学院院长161万,卡路伦斯卡医学院院长153万,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院院长63万,隆德大学法律学院院长65万克朗。

    地方民选官员的收入也不高。十大城市市长和其执行官20人的收入2005年是工人工资之3.4倍,其中斯德哥尔摩和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市长的收入分别为106万、108万和165万克朗。三市政府执行官的收入分别为133万、97万和119万克朗。

附表1:1950至2005年瑞典经济、政界、国企、地方、大学等各界198名精英收入与工人相比之倍数
   1950 1970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经济 26.1 14.2 9.1 13.1 16.5 26.3 46.4 40.7
政界 4.9 5.3 2.7 2.4 2.8 3.3 3.7 3.6
国企 8.8 7.2 5.4 5.8 8.3 13.9 11.5 16.7
地方 4.7 3.6 2.8 2.5 2.8 3.2 3.7 3.4
大学 5.7 4.8 3.6 3.1 4.6 6 5.5 3.6
全体 11.1 7.2 4.9 5.9 7.2 10.4 11.7 14.9

    民选代表特别是民选高官由人民选举来统治、管理和领导国家,应该是人民公仆并在各方面为民众做出好的榜样,因而他们的收入发展落在后面,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是可以理解的。但国际著名学者(除了少数直接为经济界服务者外)也落在最后,可能与其工资由国家决定有关。

    总之瑞典收入差别自1950年开始兴建福利社会起逐步下降,到八十年代中期其福利社会建成时降到最低点。之后逐步回升。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其企业界和与企业有关的精英收入近十年来飞速增长,与工人差距已经恢复甚至超过了55年前。其他精英包括其政府高官与工人差距也在扩大。虽然其增速较慢,但瑞典社会差距正在迅速增长。

五、国际比较

    瑞典是一个欧盟成员国。其经济与国际经济特别是欧洲经济联为一体。但其企业界的老总们的收入却长期低于主要欧盟国家。以其工资与工人工资的倍数计算,1988年瑞典大公司总裁工资是工人工资的6倍,在英、法、德、意和瑞士等西欧9国(平均10倍)中位居最后。1988年至2001年间,瑞典企业老板们收入增长很快(约90%),但其与工人工资之间的差距(15倍)到2001年仍低于九国平均水平(17倍)。

    瑞典政府高官收入与欧盟同级官员相比差距更大。其国家总局局长和政府高官一般比欧盟同级官员工资要低50%至60%,纳税之后差距更大。本世纪初瑞典政府各部的法律总司长每月收入53,000克朗,而其欧盟同事的月工资是120,000克朗。他们年工资差距为800,000克朗。部长一级官员在欧盟工作要比瑞典大臣们每年多收入70至80万克朗,在纳税后两者差距也有40万至50万之巨。目前瑞典有1000多人在欧盟机构工作。他们所拿的高工资对瑞典国内人员自然产生了不小影响。

    附表2:2002年至2003年瑞典与欧盟同级高官纳税后收入和瑞典官员占欧盟同级官员工资比例
          瑞典工资 欧盟工资  瑞、欧相比
    总局局长   35,500  79,500   45%
    副部长    34,500  76,000   45%
    法律司长   30,000  76,000   40%
    人事局长   26,500  69,000   38%

六、 政府政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加入欧盟之后,瑞典社民党不得不对其收入政策、福利政策、税收政策和对国有企业政策等进行全面调整以与国际接轨。这些调整主要 包括:(一)取消管制 政府自八十年代中期修改法律,取消了国家对信贷和外汇市场的控制,取消了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和外国人在瑞典投资的限制,同意外国银行在瑞典自由营业等。(二)改造国企 政府放弃了国有企业对就业负有特殊责任的要求,强调国企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赢利。对经过改造不能扭亏为盈的企业,政府将其关闭或转售私人。政府把八大国家企、事业管理局改造为股份公司后,将其推向市场。(三)降低税收。为了刺激人们的工作和储蓄的积极性,并打击不断增长的偷税漏税活动,政府在九十年代初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原来的70%至80%降到不超过50%,使绝大多数职工(年收入约合3万美元)仅交30%的地方所得税和象征性的200克朗的国家所得税,而收入高过此限的人再在其超出部分上增交20%的国家所得税。(四)国际融合 政府1986年与欧共体签订科技合作协定,同时还积极参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共建欧洲单一市场的合作,1991年又决定将其货币与欧洲货币机制挂钩。1995年正式加入欧盟。(五)调整福利 政府自九十年代起对其社会保险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先后将保险补偿度由90%降到80%,以至75%(目前调回到80%)。生病头一天失业头一周没有补贴。对不接受所推荐之适当工作或自己辞职者,保险部门得扣发其20至60天的失业保险金。政府还提高了住院费、挂号费和药费等,但同时又规定医药费总开支一年内超过270美元后全部免费,以照顾弱者。(六)加强竞争 政府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并资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其政策调整还有很多,这里不再详细论述。

    这些市场取向的改革虽然是瑞典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它们必然会促进其社会精英收入向国际靠拢,从而导致社会收入差距扩大。据调查,1991年瑞典收入最高的10%的人占私人可支配总收入20.1%,2000年上升到25.8%;其中1%的最高者的收入同期由国人可支配收入之4.4%上升到8.5%。期间社会差距以基尔系数衡量,由0.221上升0.243,在经合组织27个成员国中仍然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仅次于丹麦。由于其政策革新,瑞典国际竞争力2006年跃居世界第三,超过了美国。但社会差距继续扩大,基尔系数升到0.246水平上。

    这些变化特别是社会差距的扩大,对传统上推崇平等的瑞典人的观念带来极大冲击和痛苦的调整。许多人对社会精英的作用及其待遇有了新的看法,对社会差距拉大的承受能力有所提高。但仍有不少人对八十年代的“公平社会”念念不忘,从而使主导政策调整的社民党付出了沉重代价。自1991年社民党取消工人集体入党制度后其党员总数急剧下降,在2006年大选中又失去执政党地位。但总工会就瑞典人收入差距进行的有关调查对于瑞典百姓了解情况,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尽力减少其副作用依然有着积极意义。

 

中国经济繁荣的代价

Ling Woo Liu

2010年5月

    中国已经连续举办了几次世界级的超大活动 ,2008年的奥运会和今年的世博会。这让中国充分展示了举办世界级超大活动的能力,也使中国一跃而跻身于先进国家的行列。但是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越来越表现在发达与落后的地区差别上,以及越来越大的收入鸿沟方面。

    一个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必要耗巨资举办这么多顶级的国际活动?这种参与对这个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正负影响?中国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参与这些国际间超大型活动?除了提振国威上的考虑,更有内政和外交上的需要。一是可以借这些活动为理由,吸引国内注意力,二是提高民族主义自信心以稳固政权,三是让第三世界国家看到,没有民主也可以照样发展经济,还可以使海外华人提高认同感。中国政府有意识的利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同来取得海外华人的认同,即使他们未必认同这个政权。奥运就是这种作法的一部分。正是出于这样一些需求,使这个国家越来越具有超大活动狂的倾向 。

    中国现代化的华丽故事是用数字讲成的。曾经因战争和社会动乱而停滞、受到孤立和遭到破坏的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大国了。移动电话用户超过了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在去年末,中国的汽车销量创了全球之最。然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则是煤矿工人、流水线工人,远远落在后面的父母和孩子,以及找工作的绝望而艰难的旅程。人们只注意到这个国家骄人的经济成就,可背后的故事却很少有人会理睬。

    2002年,一位在东京工作的瑞士摄影师安德列亚斯.赛伯特,开始用镜头记录1.3亿中国民工如何通过自己的艰辛劳动让中国得以成为今天的经济强国。在接下来的六年中,赛伯特去了中国许多个省,拍下许多照片。照片中的建筑工人、服务生和清洁工,大多都过着很不稳定的生活,这是由于他们的工作环境恶劣,雇主又多有不善。赛伯特擅长拍长篇纪录故事片,比如说,他就对这位姓周的民工进行了全程跟踪拍摄。他是一个太阳电池板工厂的工人,从他在广州的单位一直回到四川的家乡,共有35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赛伯特2008年出版的书《中国民工何去何从》中的一部分照片将会在苏黎世的赫尔姆豪斯博物馆展出。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塞伯特发现,对于这些民工而言,虽然城市的薪水比农村的要高,但是他们得到的物质利益也无法足够补偿他们所作出的牺牲。“他们看电视,看照片中的世界,然而这些东西却只是可望不可即而已,”他说:“这会引起骚乱的。”这就是中国经济繁荣的阴暗面。

 

精英文化绑架中国

----中国供养精英的成本有多大?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09年12月21日

欲壑难平的精英体制

    上海某大学一个女研究生杨元元在寝室里用两条毛巾吊在水管上痛苦地自杀了,她不忍看着相依为命的母亲被迫睡在学校礼堂的过道里。四川成都和北京昌平的居民在自家的房子被强行拆迁时被迫自焚了。这些弱势群体在面临贫困、屈辱、强暴等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都采取了自我结束生命的手段。

    时近年终岁末,美国《时代》杂志2009年年度人物居然把“中国工人”做为榜单上唯一的上榜群体。这些年中发生在中国工人之中的开胸验肺、跳楼讨薪等悲惨事件已成为世界范围的关注对象。

    这种悲惨的事情近些年里不断发生。这就使人不禁思考这样的问题:在一个经济不断增长、财富不断增大、国民逐渐富裕的时代,贫穷以及悲惨的事情仍然不断发生,这到底说明了什么?为什么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经过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很快就实现了全民富裕,而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已经三十年了,社会仍然有一大批贫困人口?

    深究之余,我认为还是因为中国出现了一个高度敛财的精英群体----官僚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在没有政治制度制约的情况下,这一群体的特点是,他们有着强烈的聚敛财富的欲望,有着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观念,他们的发展一定要建立在大众的超付出之上。另外,由于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出于对发达世界的向往,他们有着强烈的输出本国财富的移民动机,他们是中国财富挥霍和流失的无底洞,在目前的历史阶段他们的欲壑十分巨大。

    相比之下,不管经济如何增长,不管如何辛苦劳作,中国的劳动大众却永远生活在贫困线边缘。他们每天每年所创造的财富,更多聚敛到少数人手中。精英们可以建起阔大无当的豪宅,可以一掷千金地消费世界最高档的奢侈品,而不管社会存在着什么样的悲惨现象。

中国供养精英的成本有多大?

    接着这种思考,使我想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供养精英的成本有多大?这是一个在经济学上完全可以用数字测算出来的问题。早就有人发现,中国的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比日本小,但中国的财政开支已超过日本。这意味着政府的行政成本已十分庞大。还有人说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启动内需,因为缺乏资源。但最新数字显示,中国已占世界奢侈品消费的27%。一个国内生产总值(GDP)只占全球5%的国家,奢侈品消费占到全球的近三分之一,这种现象又说明了什么?难道中国人民真得没有消费能力吗?

    从大众消费来看,中国的消费能力真得不大,但从奢侈品的消费能力来看,中国消费能力又很大。这说明中国有很多财富聚集到少数人手中。举个简单的例子便可以理解,改革开放之初在一个企业里,厂长经理的收入与员工的收入最多拉开四五倍的差距,但现在的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水平一般在一百多倍。中层管理也要有三四十倍。这仅仅是从工资收入的角度看,至于从资本收入方面来衡量,企业家群体所获得的剩余利润更是普通员工的上千倍上万倍。

    再从更宏观的角度来测算国民收入的差距,中国这些年来的工资收入只占GDP的百分之十几,普通劳动收入在工资总量中大约只占50%。剩下的GDP大多流入资本和政府税收的腰包。估计着说,中国大约要拿出一半的国民收入来供养约占人口百分之几的精英。

    没有平民的贫穷,就没有精英的富裕。这已经成为铁律!目前的中国,维持一个精英的潇洒和奢侈生活,至少需要让几百或上千个普通劳工过简朴和清贫的生活。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结果,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结果。遗憾的是,中国的经济学者和统计部门从来没有进行精密的研究,得出一个更准确的数字。

中国式精英的制度根源

    现在会有人说,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日本、韩国等国难道没有精英群体吗,人家怎么没有高度聚敛财富?这个问题是问到了点子上。的确,各国都有精英阶层,但由于民主国家有制约精英阶层的政治制度,所以,这样的国家精英阶层很难巧取豪夺,财富分配相对均匀。譬如在北欧一些国家,精英和大众在收入上没有多少差别。

    但象中国这样的国家,由于缺少制约特权精英的政治保障,由于工人农民劳动大众的政治权利被严重剥夺,于是这个国家便出现了精英象饕餮一样聚敛财富的现象。不管是官员,私企老板,还是国有垄断企业高管,都在财富的攫取上毫无节制。所以,要想象瑞典、丹麦、挪威甚至象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那样全民富裕,在中国来说谈何容易!在一个缺少平等、尊重、公平、正义的国家,要想实现均衡发展谈何容易!

    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是科举文化、王权文化和官本位,只要一个人通过科考进入官阶,便可以过上高人一等的生活。只要一个人拥有天下,便可以拥有天下的财富。这种文化模式影响着今天的社会和企业界,企业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官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拉大,都是封建传统特权文化泛滥的结果。

精英的富裕与大众的贫穷

    当代的中国精英特别骄横,他们就敢强行在逼着人家自焚的情况系进行拆迁;他们就敢在农民捍卫自己土地的时候动武,大打出手。他们还敢随随便便地封住人们的嘴巴,不让人维权。

    他们神化自己,包装自己,给头上套上各种炫耀的光环:父母官、企业领袖、年度人物、成功人士、专家、教授、研究员、博士、博导、院士、学术权威、名校、品牌、名记、明星、大腕、泰斗……靠着这些唬人的声誉,教育费、医疗费、专家费、出场费、演出费、报告费、广告费一涨再涨,粉丝疯狂再疯狂。垄断加特权,使知识界和精英界与大众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

    然而,所有学术精英、文化精英、艺术精英的暴发都在权力精英面前黯然失色。辽宁抚顺科级女国土局长罗亚平,利用职权几年间疯狂敛财6000多万。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监察部的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党政国家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读书、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两万亿元,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50%。 2004年,中国大陆公车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还有公费出国3000亿元,另据最新数据,2006年,中国大陆公款吃喝高达6000亿元。广东陆丰市某豪华公宴一桌吃掉15万元,还赠送礼品,开餐费发票,包括10万元一块的劳力士手表。

    在中国精英如此挥霍之下,普通大众怎能过上宽裕幸福的生活?

精英文化影响下的社会心态

    由于有着中国精英的参照模式,又受西方商业消费文化的影响,当下的社会里充满了霸道、专制和发财欲望,伴随这种欲望的往往是专横、无耻和疯狂。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心理流行。在股市、房市等投机领域,更是穷奢极欲,寡廉鲜耻,赚了就走。

    没有权时拼命地揽权,没有钱时拼命地赚钱,没有名时拼命包装,有了权和钱便拼命地奢侈挥霍。所以,并不完全是中国的底子薄,资源少,而是缺少了均富机制和共同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文化。在这么一种状态下,富人们只管拼命聚敛财富,哪管当代社会中的一个个白毛女,杨白劳。

    特别是那些已经资本化和帮庸化了的摇唇鼓舌的知识精英,更把这种文化模式当成了经典圭臬。他们垄断着教育阵地,垄断着文化舞台,霸占着媒体话语表达权,他们从文化、舆论等各方面影响着社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中国的精英更加神圣,更容易聚敛财富,更拥有特权!在他们的教导下,社会已经形成了精英膜拜的文化氛围,一旦挤入精英群体,便可获得特权和暴利。辛亥革命一百年和中国共产党革命六十年后,中国又回到了传统。改革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现实令人不得不深入思考。

    中国的工农大众已经长久地被压抑,他们没有发言权,没有罢工权,没有工会组织,没有镜头,没有版面,三十年的冷遇和压制,已经使他们成为沉默和无奈的一群。而那些高高在上的精英们很难了解下层悲惨世界的真相。他们把持着主要媒体舆论,很难反映出社会大众的真实情况。

    说到底,中国的权贵精英,是一个未经民主文化革命、缺少现代政治文明、残留了大量封建特权等级思想的附庸于政府的社会群体,他们缺少人权理念,缺少独立,缺少平等、公平思想,所以他们敢于在经济活动中寡廉鲜耻地攫取暴利,横行霸道。继而他们的行为又影响着周边和下一代人,使整个社会文化已经在这种氛围中浸淫太久。

被精英绑架的国家

    当前的经济和社会有几个特点,一个是虚火乱烧,投机和炒做成风,经济忽冷忽热,一会儿加温,一会儿降温,一会儿紧缩,一会儿通胀。看看一年来的经济表现,去年底受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贸进出口出现下滑,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本该适时调整过剩的经济结构,振兴内需,通过扶持贫困群体拉动国内消费。但在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响下,我们实施了以投资为重点的刺激经济计划。

    本来经济下滑,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却要投资与民生无关的大项目,将钱花到与平民百姓没关系的领域。结果,放出大量信贷,使流动性过剩,导致物价不断上涨,到今天已出现通货膨胀之势,房价、油价、菜价一片上涨。这对于那些收入减少、下岗失业的人群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雪上加霜。

    很明显,这种刺激经济的政策基本上是一个有利于精英和强势集团的政策。它产生的结果就是:富者愈富、愈疯狂,穷者愈穷、愈无望。一年间将近10万亿元信贷的放出,大多数落于那些强势精英集团之手,这使精英集团愈加暴富。然而他们并不甘于寂寞,他们手中的巨大财富正在象滚雪球一般吞噬着社会更多的财富。

    这些富余资金涌进股市,把股市炒得虚火直冒;涌进房地产市场,把房价炒得平民胆寒,高不可攀。一边是艰难竭蹶的小民百姓,一边是价格高昂的房价,一边是产能过剩的实体经济,一边是虚火乱烧、泡沫充斥的投机经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形成冰火两重天。

    通货膨胀的本质是对财富的掠夺,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掠夺。每一次通胀,都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分化。而之所以会产生通胀,根子还在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照顾表面上的GDP数字,还是照顾人民大众的生存?在这政策的决策上,无处不显示着平民与精英意愿的博弈。

警惕未来社会的对立

    中国走过一段平均主义的道路,三十年改革后,又拉开了巨大差距。这种差距意味着社会的分歧和对立。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理解了历史:为什么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种事情,为什么当年中国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那么严重。这就是几千年来权贵与平民拉开巨大差距的原因。

    难道今天我们又在重走老路?难道又要让我们的群众再度仇视权威,仇视精英?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社会间酝酿的矛盾已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不希望历史的一幕重演,我们希望下一步的改革将关注精英问题,如不遏制特权精英无限制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得不到改善,社会也孕育着潜在的危险。

 

 

中国移动公司的一份劳模名单

----官员占据了中国劳模光荣榜

参考

2010年5月

    核心提示: 不要以为这是一份有关企业高管、干部任用或评选等事务的名单。以上信息,引自中国信息产业网,是中国移动集团公司获“评”为2010年“五一”全国劳动模范者的名单。

黄宇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研究院主任研究员

苗俭中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景伟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南区分公司A复厅厅经理

李秀川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

谢惠仪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徐龙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总经理

李凤鸿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健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建设中心经理

张宏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总经理

李德辉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迪庆分公司网络部经理

魏明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康莉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吴忠分公司市场部经理

白志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此名单共计13人,其中集团公司各省的“封疆大吏”就占了大半,有8位。其余的除了一位知识分子身份的研究员,也都是官员,估计绝大多数是处级干部。

    据悉,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目前拥有员工四十万余,四十多万员工中居然没有一位普通员工有资格当选全国劳模!如此看来,中国移动的员工队伍素质是在是非常非常成问题!又或许是,有人认为,只有这些身份“够分量”的官员,才能更好地“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这样的结果才能最与时俱进地体现“戴三块表”的原则!!

    我不知道每年的全国劳模评选是要经过怎样的一个程序的,也不知道这样的活动,最终结果是由谁来决定的,但是我认为我有绝对的理由,不相信也绝对不接受、不认同中国移动集团公司这次“评选”全国劳模的既成事实结果。因为这样的结果绝对不能反映中国移动员工队伍真正的劳动状态——我绝对不相信,在四十多万中国移动普通员工中,就没有一个人在敬业尽职、创新奉献方面做得比上述名单中的官员好,就没有一个人具备被真正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的素质和业绩!!!

    不知道中国移动集团公司最高领导层,面对这样的一份“全国劳模名单”,有何感受?觉得骄傲吗?自豪吗?觉得欣然吗?坦然吗?觉得不妥吗?不安吗?或许都有可能。但是最有可能的感觉就是:麻木!因为作为改革开放成果最大受益者之一的他们,已经太习惯于心安理得地接受各种各样的名、利益处的收受了——拿了这点荣誉又算得了什么?!

    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邮电分营以来,电信运作完全进入市场化,经过多次的重组、拆分,而我推测,实际上每一次这样的“变革”,也都是一种使收入分配向官员倾斜的机会。当然也很可能根本就不用找什么机会,领导觉得“该倾斜”就倾斜了。到目前,在电信行业,高官薪酬较之最基层员工的收入,差距大的,大概应当有百倍甚至数百倍之巨了吧?与此相反相成的,是基层员工、基层干部所承担的不断增加的工作压力——近年不是时有电信行业基层员工、干部被工作压力逼得跳楼自杀的吗?——这种压力,我以为并不真正都来自市场。

    这样的“两极分化”是正常的、正当的吗?

    在同样的信息源,我还看到了一份邮政系统的全国劳动模范名单,与中国移动劳模名单上那些地位显赫的高官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这份30人的名单上,有80/%以上都是最基层的职工、干部——投递员、乡邮员、营业员、班长、支局长。

    中国邮、电曾经是一家,共同拥有百余年的近、现、当代历史,也曾拥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拥有共同的文化积淀与传统。如今,邮电分营不过十余年,曾经的传统和企业文化,在邮政还能够看到应有的传承,而在电信则完全被彻底毁弃,过去形成的实际上在今天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依然有其价值的企业价值观念、职业道德等,已经荡然无存!只看看那些屡禁不止的各电信运营商之间互砍通信电缆的最野蛮的所谓竞争行动吧——人为破坏通信,这种在过去曾是这个行业顶天的大罪的违法行为,如今已经是这个行业里司空见惯的顽疾。而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在很多时候也已经退变为冷酷的雇佣关系。请问当今电信运营商的高官们,你们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什么?你们还有核心价值观念吗?你们自身对于金钱、名利的渴望、欲求,还有够吗?!

    几年前的一个“五一”,凤凰卫视在相关的新闻节目中播放了一首老歌:《咱们工人有力量》。放过之后,主持人杨锦麟先生叹道:“咱们工人有力量——如今就剩下这首歌了。”一直被主流政治宣传捧为“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但承受了下岗失业等等工作生活的巨大牺牲,如今,就连最后的一点面子,一点国家应当授予他们的荣誉也被剥夺了!

    这份绝大部分由官员构成的中国移动劳模名单光荣榜,无疑,是对四十余万中国移动员工的羞辱,也是中国移动的耻辱!

 

 

警惕权利缺失形成“新底层社会”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小鲁

2010-05-17

  王小鲁 1951年出生,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20世纪80年代曾任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杂志主编、研究室主任。90年代赴澳大利亚访问和学习,近年来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和多家国际学术机构的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等。

  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

  在国民收入分配改革长期不得进展之时,中国媒体再次发力。“劳动者不体面,体面者不劳动”,“挣钱不费力,费力不挣钱”,“起得比鸡早,干得比驴多,活得比马累”,诸如此类的说法,被舆论认为是普通劳动者们的现实写照。

  与情绪化表达不同,真正让中国民众精确地看到收入差距的是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在2007年的调研,让相关整体数据浮现出来。

  2005年-2006年对全国几十个城市和县的两千多名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进行了家庭收支调查。按照统计数据,这10%的城镇最高收入家庭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8万,而我们推算的结果是9.7万。据此推算,全国居民收入的遗漏大概有4.8万亿,约占总收入比的26%,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

  我用社会学方法,取得了相对真实的收入消费数据。另外根据居民的家用汽车、商品住宅、出境旅游、银行存款分布等数据验证,证明最高收入者的推算是基本可信的,甚至可能偏于保守。

  这些收入为什么统计不到?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这些收入本身就多数是不合法的“灰色收入”,因为统计局的入户调查完全依赖个人提供信息。我的“灰色收入”研究提供了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数据。

  由于数据不充分,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7的水平。我们仍在做相关的最新研究,新的结果约在两个月内统计出来,但初步看,这部分隐性收入还在继续扩大,而且扩大的速度相当快,结果可能远远超过“警戒线”。(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提供的数据,2007年的《社会蓝皮书》中,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按照严谨的社会调查抽样方法”得出的调查结果是:2 0 0 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96。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关调查数据计算,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61)

  贫富差距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式的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认为,从收入法核算的G D P来看,2000年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为51.4%,基本还属于“控股”,而在2007年,这一数字已下降至39.7%。这一下降趋势已经持续22年。

  权力侵蚀市场导致收入流失黑洞

  与得到贫富差距的精确数据一样,我们同样必须找到贫富差距的精确根源。我们不妨从收入的黑洞继续追溯。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体制下,收入差距再扩大,无非是资本回报拿得多,劳动回报拿得少;但这些如果都有一个合法的理由,这些收入应该是可以通过统计记录在案的。但现在面临着收入流失的黑洞,既不是资本回报,也不是劳动回报、人力资本回报,剩下的就只有对权力的回报了。

  我们在各个环节都可以发现收入黑洞。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国120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花费可以衡量对政府官员的“非正规支出”(基本等同于“行贿”)。这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最低0.7%,最高2.3%。如果以0.5%作为企业正常支出水平,按2006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入55万亿元计,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花费约为5000亿元。这可能还只是行贿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现金、实物、信用卡划账、股权赠送等行贿方式。这些收入,分摊到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员身上,已经是一笔大数字。

  近年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2006年4.5万亿元),层层转包,层层剥皮,漏失巨大。据我的调查,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除了腐败寻租行为、公共资金管理不善,转移支付存在漏洞之外,还需要注意最近十年来迅速拉大的几个环节:

  一是未纳入财政管理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达万亿元规模,各级政府与卖地收入及房地产业利害相关的利益格局;二是房地产业暴利,对房地产投机缺乏有效制约,预期2009年该产业利润达上万亿元;三是缺乏针对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的合理税制,2009年仅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采选业超额利润5000亿元;四是垄断行业人均收入是其他行业5-10倍。

  这些跑漏的收入,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权力以及有权力背景的垄断企业侵蚀市场的结果。

  权利的缺失使得资本与权力的合谋变成可能

  一方面,权力在市场的扩张,导致了收入的跑漏,另一方面,初次分配的不合理使“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这加剧了贫富差距朝着两极化的方向无限延伸。

  因为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是制度不健全,是权力扩张的结果,所以结合到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就只能把改革的希望放在初次分配上,而不是再次分配上,制度不公下的二次分配会出现“逆向调节”现象。

  中国的劳动者群体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劳动群体,他们受过九年中等教育,吃苦耐劳,纪律性强,但占人口主体的部分却集体成了所谓的“弱势群体”,在这样的符号暴力下,甚至劳动者自己也认同了这样的标签———弱势群体,能保住饭碗领上工资吃上饭,一切都就忍耐着过吧。

  蛋糕已经被我们做得如此之大,劳动者的收入不见增长,低收入的状况没有改观,相反,“提高劳动者素质”却成了振振有词的口号,这岂不是天下最奇特的逻辑?更应该培训提高的根本不是劳动者。但是,人们好像永远在承受默认这样“低素质”的逻辑。

  因此,在这里仍有必要重提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他有一套非常有启发性的分析方法,他把贫困理解为权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贫困其实是一个健康人被种种法规堵住嘴、蒙上眼、捆住手脚的结果。“饥饿是交换权利的函数,而不是食品供给的函数”。

  反观中国的权利体系,人们会发现阿马蒂亚·森真的不愧是发展经济学之父。你的灰色收入,正是拿走了本该属于我的那一部分。它其实是一种体制的抢劫,对权利剥夺的结果。如果说劳动者的素质低,那其实只是意味着他们的权利是残缺不完整的。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权利总是对接着现实的经济利益,权利不仅仅具备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更可以兑换成真金白银。不管是通过共产党自身的历史,还是现实的各个层面的状况,都可以证明工会是值钱的,农民的自治组织是值钱的,监督权是值钱的,选举权更是值钱的。

  知名历史学者吴思提供了一个案例,从1927年起,山东枣庄的中兴煤矿工人工资陡升,原因就是来自一项政治权利的获得,或者说一条禁令的松动:工人有了联合起来与老板讨价还价的权利,有了组建工会的权利。一名来自山东菏泽的年轻人,发动了工人,组织了工会与老板集体谈判,结果将平均工资增加了37%。据吴思的测算,假如今天的农民工有权利组建自己的工会,倘若这些工会真能发挥在枣庄煤矿的作用,将工资提升37%,农民工的收入就会走出长期停滞,全国农民工的总收入将因此每年增加5123亿元。

  笔者此前也曾调查过一个水果专业村的销售过程,很有意思。全程看到了这种价格的博弈,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吗?非也。你的苹果你做主吗?非也。事实上,只有果农联合的力量才能对付单纯追利的资本(其实,这些资本还都是些小资本),否则你就会一败涂地。你几乎赚不到钱,虽然你的水果质量很好,可以卖进大城市的超市。这样的案例,在有农会的韩国、日本、台湾,普遍存在。

  那么选举权、监督权跟劳动者收入有关联吗?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台湾在开始县乡选举之后,建筑工人成为台湾行业平均工资最高者,而按照现在的数据,建筑与纺织,是北京平均工资最低的两个,不足两万,而最高的证券业超百万。

  监督权虽然不能直接转化普通民众的现金收入,但可以直接拉低最高收入者的收入,使得贫富差距变小。我们非常赞成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破解贫富差距,要提高制度和管理的透明度,首先要取得社会公众的监督,没有社会监督,再完善的制度,也不能阻止腐败,也不能阻止寻租行为。

  另外,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看,因为自由迁徙权、社会保障的不均等,二元的结构实质上变得更加深化。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解释,为何农村挣钱更难了?因为城市里人的钱绝大多数都不再往农村走了,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些钱大部分还是要往农村人那里走圈的。

  正是因为劳动者的谈判权利被搁置被压制,企业才可以尽量压低工资开支,有足够的空间去“求租”。权利的缺失,使得资本与政府的合谋变成可能。普通民众的权利体系,与其收入之间,与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之间,存在着简单的映射,或复杂的函数关系。

  “新底层社会”正在形成并走向刚化

  通过权利的正本清源,让劳动者增加自主组织性,从而增加集体谈判能力,实现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之间合理的初次分配,通过财政公开透明给人民赋予监督权,让人民选举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加强对政府预算的监管。每一项权利,对接的都是现实的收入和利益。

  当然,稳定偏好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大国而言,从来就具有不证自明的意义。但僵化的稳定,只能一次次错失解决问题的时机。如果拿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最近10年对比,人们会发现一种比数据更可怕的趋势,这一趋势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固定化。谁是穷人,谁是富人,现在已经差不多了,以后基本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基本可以落实到人头,年轻人基本可以对号入座。中国社会由此开始丧失自下而上的流动渠道。

  有一种美国式的贫富差距值得欣赏,虽然基尼系数也不低,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两极化,而是一极化方向发展下的差距。在今天的中国,人们除了可以看到惊人的贫富差距之外,还可以看到因为缺乏社会保障和收入保障的“新底层社会”形成,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未被利益集团吸纳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底层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了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并且这个底层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刚化。

  当拥有被剥夺感的群体越来越庞大,这岂不是最大的不稳定,最大的危险?

 

约束公权才能缩小贫富差距

童大焕

2010-05-17

    新华社调研小分队最新调查表明,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达到世界银行测算的0.47。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去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5月10日《经济参考报》)

  尤其应该看到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化,我国贫富差距的“资本效应”和地缘因素会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城市之间、区域之间正发生着惊天动地的此兴彼衰发展变化,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居民,或者一些通过各种渠道掌握大量资金的人们,凭着拆迁、征地补偿、大量购置产业等等,可以坐拥若干套不断升值的房产,而边远地区和大量乡村的房屋、土地却相对越来越不值钱。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甚至同一社会群体但观念和认识不同者之间收入差距呈现出加速度扩大的趋势。当前,我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人为因素加上自然城市变迁等因素,将使中国的贫富差距加速度扩大,到达使社会无法容忍、使底层社会几近窒息的程度。人们对大城市高房价的愤怒可见一斑。

  对于城市自然的兴衰变迁导致的贫富差距,可能很难调节;但对于人为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却到了应该壮士断腕奋力扭转的时候了。事实上,所有人为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几乎无一处没有权力的影子。行政垄断企业是借权力之手攫取巨额垄断利润,然后海外投资者巨额分红吃肉,内地股民汤都喝不着,吃鸡毛;各级政府收取了大量税费收入,但各级政府的全国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投入总额尚不及“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公款旅游)支出的一半;垄断行业、房地产、矿产、证券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但长期以来,这样的收入分配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不管是搞房地产、办煤矿,还是想进垄断企业或当公务员,要想借此进入高收入阶层,往往要靠“关系”和“票子”开道。

  反之,“干得多,挣得少”则成为许多普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

  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3,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这笔钱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高达3690元每年,须知,占中国人口总数70%的农民,人均年收入刚跃过4000元大关!

  显然,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有悖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发展权,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而且也使权力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可以说,“权力市场经济”已经渗透到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严重的问题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让它公正无私为全中国的普罗大众服务,而不是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公平正义比阳光更重要。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0-05-20 11:01:28 +0800 收件人: <socialenterprisecn@googlegroups.com>,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SRI发布《经济危机下的就业》研究报告

民工荒是工人沉默的集体选择

杨晶

2010年5月

    在百度输入“民工荒”三个字,找到相关网页约1,990,000篇,用时0.110秒。几乎所有的消息都没有工人的声音,只充溢着各类专家分析和记者报道。诚然,记者的各类写实报道或能反映部分外出务工者的想法,却依旧太少太弱。

    民工荒,没有工人出现在劳资双方的谈判桌上,对于政府及资方及媒体们的喧嚣阵仗,民工们采用了无声的缺席来表达自己对于权利的诉求。即然欠薪时跳楼自杀都不足以解决问题,那么无声的离开显然是这个游戏最好的办法。

    工厂的管理者及专家们可能容易理解,春运的返乡大军也是一次信息大返乡,但很难知是那些信息在流动?工厂的管理者们可能做梦也想不到,平日对待工人的种种招数极有可能以各种方式流传。在深山乡村的火塘边,叼着香烟烤火吹牛的时候简直就是农村小集会;在某家院子里阳光下帮助婚宴洗碗的大妈们叨唠着上年外出打工收入;而穿戴光鲜时髦的小年轻热衷于在四乡八邻里流窜,那更是流动广播车。一个个版本的故事口口相传,活灵活现。这些故事可能是打工的大妈在某个工厂遭受到的饱含曲辱的搜身故事,也可能是哪家小伙在哪打工一年带回了三万块存款;更有可能是在珠三角某个工厂同一个地方打工的老乡们为了受欺侮的老乡进行的集体讨说法活动,被放大的是细节和过程,最受关注是“输”还是“赢”。

    或者有人说即便是这样的故事流传,又怎么会影响到招工?笔者只能说此人对于中国农村一无所知,对于打工者完全不了解。在中国农村,公开的小道消息是透过在各类酒饭桌上及三五成群的闲聊中各类版本的故事完成的。口口相传和亲朋好友之间的分享远比报纸广播可信的多。对于某个地区的某家工厂的评论,往往出于曾在该厂打工的老乡之口。或者这故事并非老乡的亲身经历,但至少是他听到或看到的,是十分可信的,而故事如果经过曲折描述就更具有传播性了。回到村里,几乎所有的外出务工者都会讲些自己打工所发生的各类故事或是新闻出来,因为对于没有出去过的村人来说,这些都是自己在外的见识。

    年轻的80后和90后则向期待着第一次出门打工的年轻人不仅传递自己时髦的发型和衣服,更传递着如同“千万不要去东莞的**厂打工,一天要做十几小时,累得要命!”“老子再也不去**了,完全不把人当人,老大心情不好就乱骂人!”或者“和我去**厂吧,加班不多,环境还可以,宿舍还有空调,一个月也能拿到一千多块。”之类的话。还没有走出家门的年青人在打逗和笑骂中牢牢记住了这些话,在未来当他们踏出去的时候,这些曾经的话将左右着他们的选择。

    民工荒是长期被漠视权益的工人们在权利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和重视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做出的集体选择。这样的方式颇具中国特色: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想法和动机只能由别人去表述;走不上谈判桌的大多数;没有政治力量的零散个体。没有了谈判对象,用工方恐慌的坐不住了,猜度工人们是不是嫌工资低了,纷纷许下涨工资的诺言和进厂奖金;透过乡村信息交换已经有了决定的工人们,不理会招工的把戏,不急不慌的享受着春节难得的自由和假期;而在初二三就出门找工的务工者更是透过短信和QQ将外面的情况及时传递回村。望着空旷车间面对紧急交货期的老板们不会想到他们许诺的高工资对于相当一部分务工者来说不过是为了缓和企业用工短缺的计策,对此务工者心如明境,等过几个月不是降工资,就是以各种理由逼自己离开;工人们沉默的集体选择,不仅仅是逼迫劳方提高劳动报酬,也是在无言地抗争曾经被践踏的劳工权益。长期不把人当人看的企业沉荷已深,而更多的企业到了该反省的时候了。

 

从南非看中国

----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

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  秦晖

2010年5月

上篇:吾国吾民:背景的比较

“拉美化”还是“南非化”?

    近年来国内外批评者在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反思”中经常提到的负面比较对象是 印度与拉美。大致而言,改革前中国人经常把经济落后的印度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恶果”,那时(1960-1970年代)拉美正处在经济高增长时期(所谓“巴西奇迹”、“ 墨西哥奇迹”),所以中国人不太提及。改革后,尤其在1990年代以专制“铁腕”掀起 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新一轮改革后,印度仍然常被用作反面“教训”,但却变成了“尼赫 鲁社会主义”、“苏联式计划”的恶果,而被中国的“右派”们用以反证“民粹主义” 之害。至于中国的“左派”,则越来越多地以“奇迹”已过、社会陷入危机的拉美为“ 教训”,用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之恶,从而造出“谨防中国出现拉美化”、“中国落 入拉美陷阱”等热门话题。

    但中国的一些拉美研究专家并不赞成“拉美化”的说法。而更有趣的是:与“新自 由主义”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优势相反,很多“中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一 到拉美就感到那里的工农把资本“欺负”得够呛。拉美最大中资企业“首钢秘铁”抵制 当地的劳工法,开除罢工工会成员,造就了“秘鲁工人英雄”胡安·坎查理,这个首钢 眼中的“捣乱者”在工人支持下先当选议员,后成为秘鲁劳工部长,他的女儿则民主当 选“首钢秘铁”所在的马尔科纳市市长。而“首钢秘铁”则被劳工运动“折腾”得七荤 八素,国内传媒因此一片惊呼:“海外投资须防工会陷阱”!我们的国企老爷可算知道 了什么叫“咱们工人有力量”!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拉美左派力量增长,这样的事或 许不奇怪。可是“首钢秘铁”事件发生在1990年代藤森政府时期,那可是公认的“右派 政府”啊。

    拉美之外还有更生动的例子:过去我们的国企在乡村地区建厂开矿,“圈地拆迁” 从来不由分说,成千上万的农民说赶走就赶走,哪里有谈判一说!但这些年“中资”在 加蓬等国圈地,甚至到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去采采挖挖,却遭到“西方传入的”环保 和原住民权益NGO的抗议,中资习惯于通过“搞定”政府来解决问题,而在那里,被搞 定了的官员也就袖手旁观而已,靠他们来弹压“刁民”,像在国内的定州、汕尾那样, 则嘎嘎乎难哉。当然,在那些法治完备的国家,中资也学会了“循规蹈矩”。如中铝公 司在澳大利亚开发奥卢昆铝土矿,虽然早已与澳大利亚政府达成协议并得到了后者的大 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费一年半时间与当地一个只有千余人的土著部落谈判土地租用问 题,因为澳洲政府已经把土地所有权归还了土著。中铝的“平等待人”在当地获得好评 ,可是在国内这个“好榜样”却不能宣传:国外的“工会陷阱”已经够让“中资”头疼 了,如果“奥卢昆经验”传入国内,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民也学会了像澳洲那 个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样大模大样地与政府支持的“大鳄”漫天要价,那还了得?!

    于是如今人们发现:原来“中国奇迹”的主要奥秘在于铁腕之下谁也不能讨价还价 ,减少了中国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 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民主困境”!

    显然,这种情况下在中国扯什么“拉美化”纯属莫名其妙。而一位20年间多次到过南非的菲律宾籍国际NGO活动家却有个发现:当年的南非大城市很像今天的北京,而今天的南非大城市却很像马尼拉了!这个比较很有意思。他讲的“当年南非”就是1990年代民主化以前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这个南非当然不像拉美,但它与中国很像吗?

    今天中国的“左派”喜欢大批“新自由主义”,而“右派”喜欢大批“福利国家”。可是当年的南非,虽然国际上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都把它骂得厉害,但后者从来没说南非之弊在于“新自由主义”--相反,倒是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民主南非执政的非国大被一些极左派抨击为搞“新自由主义”。而前者更没有把南非看成“福利国家之弊”。尽管南非少数白人当时的确享有高福利,但谁都知道,占南非人口大多数的黑人尽管并不享有“自由竞争”,却与“福利”更无缘,他们的福利待遇比任何“新自由主义”国家都低!

几个“术语”的比较

    那么当时的南非搞的是什么体制?我们可以看看那时学界和南非官方常用的几个术 语:

    1,“二元体制”(Dualism):学者常常用这个术语来称呼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对黑人与白人的不同待遇。而在中国,人们形容城里人与农民不同待遇的流行说法是“二元结构”。这个术语来源于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W.A.Lewis)模型和不发达社会学中
的波耶克(J.H.Boeke)模型,曾被广泛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但是,刘易斯等人讲的“二元”仅指城乡发达程度与社会结构的不同,并没有制度性歧视造成身份等级的意思。笔者10多年前就指出中国制度性歧视下的城乡差异与刘易斯、波耶克模型是完全不同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指出把制度性的“城乡壁垒”称为“城乡二元”有把制度性歧视混同于一般城乡差异之嫌。而南非官方学者同样用这个概念混同种族壁垒(隔离)与发展中国家常见的贫富差异,对此,也同样有人指出:种族隔离下的dualism并不是刘易斯所讲的那种概念,而是一种制度歧视。有趣的是,在经济起飞阶段,南非的“白黑二元”与我国的“城乡二元”的人口比例也相当近似,即都在1:4左右。

    2,“流动工人”(migrant labors):南非经济起飞的支柱制造业主要靠黑人劳工,当局要他们在城里只打工不安家,把户口留在“黑人家园”,因此给他们的官方称谓是“流动工人”--不称为“黑人劳工”也有掩盖种族歧视之效。而我国经济起飞的支柱制造业主要靠“农民工”,最近北京大学姚洋教授说这个称呼不好听,郑重建议改称“流动工人”。我指出这恰恰与南非对黑人劳工的称呼雷同,惹得他大为光火。其实我当然不认为他存心效法南非(他根本不知道南非有此称呼),但他恰恰想出这么个称呼,这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所据现实的相似?migrant一词有“移民”和“候鸟”、“往返迁移动物”二义,南非官方正是用的后一含义,即“都市中非移民的打工者”,“候鸟型工人”。按照南非种族隔离理论家W.W.埃塞伦的说法:他们进入城区“只是暂时性的,而且是出于经济原因。换言之,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我们的“农民工”不也正是如此吗?他们不也有“候鸟”、“两栖
人”之称吗?

    3,“有序的城市化”(ordered urbanization):这个概念最初是南非一些医学界人士对黑人移居城市带来流行病和性病的问题提出的迁徙管制建议。但后这个概念来被无限引申,把一切“城市化弊病”如贫民窟、脏乱差、治安问题等等都归咎于黑人进城,从而对黑人厉行管制,并且成为种族隔离时期的重要“国策”。为此南非实行了一系列“关键控制措施”,如1951年通过的“防止违法擅占法(PISA)”等,黑人贫民区被视为“违法擅占”(illegal squatting),当局经常以整顿市容、惩治“擅占”为名进行犁庭扫穴。而美国等民主国家允许黑人进城形成贫民窟则被南非官方文人斥责为“失败的、无序的城市化”。在“有序”名义下,经济繁荣时让黑人进城做苦力,遇到萧条就视其为“多余的人”而加以驱逐,黑人成了“'有序城市化'的牺牲品”。而在中国,类似的概念叫做“有序流动”。南非把打工者住的简陋棚屋叫做“违法擅占”,中国则叫做“违章建筑”,姚洋先生认为贫民区“侵犯产权”,这与南非说的illegal squatting是一个意思。提出“有序流动”就是要禁止所谓“盲目流动”,对此赵树凯先生有个尖锐的批驳:“即便是盲目流动,难道农民就没有'盲目'的权利吗?流动既属于基本人权,……只要不是违法犯罪,'盲目流动'又有何不可?”南非进步人士对“有序城市化”也有类似批判。区别只在于:南非排斥“无序城市化”总拿美国的“贫民窟”做靶子,而中国批判“贫民窟”则喜欢拿印度、拉美做靶子。因为美国的贫民窟多黑人,而南非正是要排斥黑人。中国没有“黑白问题”,而且羡慕美国富裕,就拿更穷的印度来说事了。

    这些“术语”的比较告诉我们什么?

两个“经济奇迹”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迅速,创造了“经济奇迹”。而如何解释这一“奇迹”则众说纷纭。对此,看看另一个“奇迹”是很有意思的。许多中国人对南非的印象似乎只是金矿和布尔山羊,但其实南非早已是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如今有人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而小得多的南非早已有“非洲工厂”之称。该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造业开始起飞,二战期间超过采矿业成为国家最大经济部门,1965年制造业产值更超过了采矿业与农业之和。使南非成为非洲唯一的真正工业化国家,以6%的人口占有全非洲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产值。南非的铁路与电话均占到全非洲的一半,发电量更占全非洲的57%,人均用电水平与英国相当。1991年南非人均收入据说“相当于匈牙利或丹麦的水平”。从综合经济指标GDP来看,南非1932年仅为4.66亿兰特,1940达到9.87亿兰特,1948年20.05亿兰特,1956年41.23亿兰特,1964年68.72亿兰特,1972年150.52亿兰特,到1980年已达592.00亿兰特。也就是说,南非国内总产值在1932-1972年的几十年间可谓持续高增长,平均7.3年翻一番。直到1970年代末减速,198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总之,在相当长的时期“南非堪与当时经济发展速度为世界之最的日本相匹敌”,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被称为“非洲经济巨人”。

    南非的经济“奇迹”还有两个堪与中国相比的特点:一是它的外向型特征,由于多数人口(南非的黑人,中国的农民)消费能力低下,南非与中国一样长期“内需”不足,利用外资、开辟“外需”是两国“奇迹”的共同特征。高速增长时期的南非,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都领先于GDP而呈“超高速”增长:贸易顺差1950为1.43亿美元,1980年激增为74.30亿美元,以后才随“南非模式”的危机出现下降,到1992年降为53.48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1965年为2.15亿美元,1982年达23.66亿美元,17年里年均增长达15.2%,但种族隔离制度出现危机后就急剧下滑。1985年后出现了负数(资本外逃)。而此前,南非依靠“经济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曾成为世界投资利润率最高的地方之一,1979年美国在南非投资的平均利润率达18%,而在发达国家投资平均利润率仅13%,在发展中国家也仅14%。1957-1972年间南非经济增长的40%得益于外资。中国也如此,典型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全球都是亏本的,甚至在印度的工厂也盈利不多,只有在中国是利润奇高。而麦当劳在美国的盈利水平也远不如在中国。于是1996年投入亚非拉的外资三分之一以上进了中国,1997年全球FDI只有5%进入中东欧民主转轨国家,但1990年代进入发展中国家与转轨国家的FDI总量,80%以上集中于20个国家,主要是中国。

    二是南非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先于经济增长。由于“低人权优势”南非国家可以随意圈占黑人的土地,这是绝大多数民主国家做不到的。因此南非得以大量占地修建基础设施。如南非的人均汽车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其高速公路的建设却领先于多数发达国家,1980年代其里程一度仅次于美国、德国而居世界第三。这一点与中国目前的情况也很相似。中国居民有车率也不高,高速公路却已居世界第二。很多中国学者以此自豪地嘲笑印度说:由于印度国家在“征地拆迁”方面太无能,她想修建中国那样的高速公路网几乎绝无可能。

    南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何在?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次讨论会上,我国南非研究专家杨立华教授批评了笔者关于南非高速原始积累和经济高增长的奥秘在于“全球化加低人权”的观点,坚持认为“低人权”从来都是经济发展的阻力。但是中国南非学的其他学者似乎不这么看。例如有人认为:“种族主义制度为南非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主要表现在:种族隔离制度为南非经济发展提供了带有强制性的廉价劳动力,并保证了白人农场主和企业主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辽阔土地资源。”反过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由此获得的经济实力使种族隔离制度得以存在和维持。”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种族隔离制度所保证的优裕条件吸引了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移民,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从而对南非经济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种族隔离制度是“南非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诸多原因”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就与种族隔离制度产生矛盾:流动劳工素质不易提高,绝大多数人贫困导致国内市场狭小,内需不足。而更重要的是:“对外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传播西方人权主义思想的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南非人的种族观念,冲击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大堤”。

    中国的情况是不是有点类似呢?中国奇迹的产生同样有“诸多原因”,但没有“农民工”(“带有歧视性的廉价劳动力”)和“圈地运动”(以强制手段取得“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土地资源”)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奇迹”能够存在吗?当然,上述关于“南非模式”的弊病与其最终结果的论述,相信也会使中国人浮想联翩吧!

    “南非奇迹”固然主要是富了白人,但南非白人统治者经常以“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这个大陆上任何地方(的黑人)”来为自己辩护。这种说法当然掩盖不了白人与黑人之间触目惊心的收入差距和经济不平等,更不能替经济之外当局剥夺黑人政治权利和其他基本公民权利的恶行遮羞。但仅就这句话本身而言,应该说也是事实。持续经济增长使得哪怕是在这种体制下受欺负的黑人,生活也是在提高的:纵向看,他们比以前要好,横向看,他们比周边那些黑人掌权的邻国,大众生活水平也高出一截。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南非多年来一直是周边各国,尤其是莫桑比克、马拉维、斯威士兰、莱索托、津巴布韦等国大量黑人劳工的打工地,其数量占这些国家劳动力的很大比重,甚至更远的坦桑尼亚与赞比亚也有在南非的打工者,这就像今天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劳动力大量涌向沿海富裕地区的“民工潮”一样。尽管南非这些外籍黑人的待遇还不如南非本国黑人劳工,但显然他们在南非的收入要高于在本国,否则他们不会来。那么,南非本国
黑人劳工的收入高于邻国黑人就更不用说了。这就像中国的“农民工”:纵向看,他们比以前要好,横向看,他们比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水平也高出一截。但是这能掩盖他们在城里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吗?

    种族隔离时代,南非黑人占人口3/4,个人收入只占1/4。矿业工资中白人与黑人之比:1936年10.7;1960年17.5;1970年20.3;1974年12。横向比较,这个比值在1980年代采金业中是10-15;加工业10-12;原料工业4;1982年,南非全国白人雇员月均工资1073兰特,黑人雇员278兰特,两者之比为3.9:1;1987年白人1959兰特,黑人593,两者之比缩小至3.3:1,即黑人工资增长了113.31%,白人工资增长了82.57%,但黑白工资的绝对差距却由1982年的795兰特扩大为1987年的1366兰特。另一组数据显示:1980-1988年间,南非黑人劳工年均工资从2688兰特增加到9430兰特,白人工人年均工资则从11472兰特增长到32906兰特。即黑人工资增长了250.82%,白人工资增长186.84%,从相对增长率看黑人工资增长快于白人,9年间白人工资从黑人的4.27倍,缩小到3.50倍。但是从绝对量看,9年前白人年工资比黑人多8784兰特,9年后却多23476兰特,差距其实更大了。所有这些数据给人的总印象是:种族隔离前期,随着歧视的严重,白黑差距无论相对值还是绝对值都在扩大,其中相对值差距在1970年代初达到最高。此后由于黑人抗争与国际压力的作用,相对差距在逐渐缩小,但由于收入数额变大,绝对差距还在扩大。

    而在中国,无论是城乡居民收入还是行业中“农民工”与“市民工”的实际收入差距,最近十多年里也在明显扩大,而且与南非的“黑白差距”相对率缩小、绝对量扩大不同的是:中国的上述两项收入差距无论是相对率还是绝对量都在扩大。也就是类似南非1970年代前的情况,而要比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晚期的情况更糟。

“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身份壁垒下的“社会主义”

    南非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国有经济”比重奇高。尽管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政治上非常反共,经济上却颇为“社会主义”。即使在国有经济已经不太景气的种族隔离时代末期,1986年公营部门仍占全国固定资产的58%,产值的26%,出口的一半以上和进口的25%。因此,那时的南非颇有点“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种族社会主义”色彩。正如著名左派学者沙米尔.阿明所说:尽管南非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但“幽默的是:前白人统治者的'中央政府统制经济'政策,却一直把这个国家置于按习惯包括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世界之内。”这与中国是否也很相像?

    这种状况是南非白人中居多数的荷裔(现在自称阿非利卡人,过去被称为布尔人)推动的。殖民时代南非史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白人征服了占多数的黑人,而英语白人通过“英布战争”在军事上又征服了白人中占多数的布尔人,但政治上却与布尔人达成了妥协,承认后者自治南非。在英布战争后的南非,具有市民传统的英语白人适应工商业竞争,多属于企业家与白领阶层,是南非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动力。而人数更多、政治上也占优势的阿非利卡白人传统上是农牧民(“布尔”就是荷兰语“农民”之意),不善经商,进城后多属于工薪阶层,其中不少人属于“穷白人”。他们论经营不如英语白人,论打工却又不如更为吃苦耐劳的黑人,因此更需要种族特权的保护。他们歧视黑人更厉害--就像中国的许多城市国企工人排斥“农民工”。布尔“穷白人”不仅长期支持种族压迫政策,甚至在南非民主化过渡期内他们也成为顽固抵制黑人权利的白人“极右派”的社会基础。为了维护种族特权,保障既得利益,并维持“布尔人的团结”传统,南非为阿非利卡人实行相当程度的大锅饭制度,兴办了许多国有企业,给阿非利卡工人提供“铁饭碗”,实行高社会福利、保障就业与终生雇佣制。“有组织的白人工人”“采取好斗行动”来维护种族隔离,以至于直到1970年代末,种族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资本家与白人工人的政治联盟”。1922年,白人工人甚至“把种族沙文主义与军事行动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反对资本”,发动了抗议资方允许黑人劳工“入侵”该行业的武装起义,提出建立“白人工人共和国”的口号。当时的南非共产党也积极参与了此事。起义本身虽被镇压,但南非的“种族社会主义”却从此打下基础。因此学者们注意到,与台湾、韩国非常成功地实现了进城农民市民化相反,南非却对进城黑人实行“积累的排他性”制度。

    这种“种族社会主义”当然以对黑人的残酷压迫和奴役为前提。但是这种压迫与奴役自然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更不是什么“自由放任”状态下“市场竞争中赢家通吃”的结果。事实上,在这种状态下白人与黑人各自内部的“阶级分化”都很不发达,仅就白人内部看,南非几乎与北欧一样是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而南非的黑人企业家阶层是种族隔离废除后才形成的,此前的黑人普遍贫穷。但是“平等的白人”与“平等的黑人”之间却悬殊有如天壤。

    这种体制与中国的体制类似。只不过南非的黑白之别对应于我们的“市民-农民之别”。应该指出,中国自1950年代以后的“农民”既不能以聚落类型定义(很多农民实际上居住在城镇,尤其是我国的县城,改革前往往多数居民都是“城关公社”的“农民”),也不能以职业定义(很多“农民”并不务农,从而形成“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之类概念),甚至不能以阶级定义(不仅有“农民工”与“农民企业家”,而且还有干群的对立),“农民”就是以“户口”为标志的、非经特许改变即为世袭的一个低下身份等级(caste)。改革前的中国就是个无阶级却有等级、而且等级森严到近乎种姓制的国家,等级内的所谓平均从来就与等级之间的悬殊并存。1978年我国以货币计量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在城市内部只有0.164,在农村内部也只有0.227,但若计入城乡差别,则全国的吉尼系数却达0.331,已经不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低多少。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发展就具有以“剥削”农民来实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所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模式特征,曾因此导致过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悲剧。

     改革30年来,中国城市与农村中都发生了明显的阶级分化,但应该说相对于“进城打工者”而言,中国的体制对“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这类特殊城市)户口”的穷人还是可以的,正如南非对“穷白人”也还不错。不过严格说来,南非“穷白人”享有的福利水平还是比我们的城市穷人高。因为那时南非至少白人内部还是有民主制度,白人劳工有强大的自治工会,能够有效地捍卫权益,他们手中的选票也对政府具有极大影响力。而中国就没有这个条件,其城市工人地位虽比中国的“农民工”和南非民主化前的黑人劳工高些,却不如那时的南非白人劳工。相应地,中国市民工人对“农民工”的排斥也不像南非“穷白人”排斥黑人那样强烈。农民工在城里主要还是受到权势者的歧视。

    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时代,“特权社会主义”也给“竞争”带来“特色”。如前所述,南非布尔人搞工商业不如英语白人,但靠着国家权力的支撑,在金融与房地产领域暴富的很多。所以1970年代以后,南非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社会结构:英语白人构成主要的私营工商业者阶层和外资管理层,阿非利卡白人除了成为公务员与国家强力部门(军警等)职员外,经济上主要依托国家,一些人成了有国家背景的垄断寡头,更多的“穷白人”则在国有垄断部门当高工资高福利的“特权工人”。而黑人青壮年多在城里为私营部门打工,或者在国有企业中从事白人不愿干的脏、累、险工种,他们的家属则有相当一部分在“户口所在地”即所谓“黑人家园”成为留守一族。

    而在改革后的中国也很类似:竞争性领域里私营工商业者迅速成长,金融-房地产领域则崛起了大批有官府背景而“空手套白狼”的寡头,垄断性国企依靠“国家汲取能力”和垄断性暴利不仅管理层暴富,员工中也出现所谓电业公司“抄表工月薪万元”式的贵族工人。(但非垄断性中小国企纷纷解体、“改制”,工人“下岗”后地位沦落的现象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少见,倒是民主化以后,新政府对为布尔人提供大锅饭的国企进行私有化,造成了类似的布尔人“下岗”现象)而两亿“农民工”成为中国制造业的支柱与蓝领阶层的主体。他们的家属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与留守老人。

    如前所述,“种族社会主义”状态下不可能有什么“新自由主义”,但更不可能是什么“福利国家”。尽管南非与中国发达的国家财政给中国的市民和南非的白人(这两者在两国人口中的初期比重也相当近似,即都只占1/4左右的少数)提供了相当的社会保障。但是,其他绝大多数人口则不但被排斥在“福利”之外,而且“自由”也很少。在“既无自由也无福利”这两个方面,我们的“进城农民”处境也与他们的“进城黑人”有非常大的可比性。不过,那时的南非由于在白人中实行民主,白人内部的福利制度还是相当到位的。而中国由于在市民中也没有民主,即使是市民中的福利制度也带有更多的特权性,具有笔者所说的“负福利”特征。此外,南非黑人民权运动看问题比较清楚,如前所述,他们既为黑人争取自由,也为黑人争取福利。可是中国的许多“改革反思者”就糊涂得多,他们“左派骂新自由主义,右派骂福利国家”,似乎还嫌老百姓的自由、福利都太多!

“低人权”是为了捍卫“主权”?

----畸形“民族主义”与“文化自尊”理论

    在南非历史上,英语白人与布尔人作为白人无疑都压迫过黑人。但由于英语白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竞争力较强,较少依靠特权,并且更崇尚自由竞争,因此他们在种族问题上相对开明,并且与以英语国家为主流的国际社会的人权压力形成呼应之势。

    人类各民族都有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英美各国也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尊重人权的,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在人权问题上他们都有不光彩的过去,包括在殖民地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应该说,近代人权的进步的确是在这些国家率先取得突破,首先是在国内人权方面,然后也表现在国际上。联合国两个“人权宣言”就体现了国际社会促进各国人权保障的努力,而英语国家显然是这种努力最重要的推动者,在南非问题上也是如此。当然,英美外交历来有“利益外交”与“道义外交”的两面。从利益上讲,它们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本国资本不肯放弃在南非赚钱的机会,在制裁南非的问题上往往半心半意,使制裁有名无实,客观上放纵了南非。但从“人权外交”的角度看,再有名无实的制裁毕竟也是一种道义上的压力,其对南非的影响不可小视,尤其在南非国内英语白人的呼应下更是如此。

     然而另一方面,历史上英国人欺负过布尔人,并通过以强凌弱的英布战争灭掉两个布尔人共和国,使其成为英国殖民地,因此布尔人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英布战争中布尔人遭到“屠杀”,在“集中营”里大批死亡,给布尔人留下深刻的创伤。南非各地有关英布战争的纪念碑、博物馆、历史遗迹等等星罗棋布,时刻提醒布尔人--现在的阿非利卡人勿忘过去。在布尔人的抗争下,即便在英布战争后的英属时期,包括“穷白人”在内的阿非利卡人势力仍然主导着南非政治,独立后更是如此。于是他们在压迫黑人时,对英语居民乃至以英美等英语世界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的规劝、指责与制裁还特别理直气壮,认为你们过去欺负我们,现在有何资格跟我们讲人权? 南非总统博塔就曾傲慢地宣称:“我的人民同殖民主义作斗争比非洲其他人都早,”而这些殖民者的后裔现在却干涉我们的内政,强迫我们“按我们敌人的方式去理解种族隔离制”,我们绝不屈服,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但绝不搞他们建议的“一人一票选出的政府”。

    于是阿非利卡人压迫黑人、坚持自己的种族优越性似乎反而具有了“抵制殖民主义”、“独立自主”和“拒绝他人干涉内政”的“正义性”。这就不难理解南非何以如此顽固坚持种族压迫,而且如此振振有词。为了坚持他们的种族特权,他们可以退出英联邦、蔑视联合国,断绝南非荷兰裔教会与宗主国教会的关系,与国际社会叫板。早在1834年英国殖民当局宣布在南非废除奴隶制时,布尔人就“视之为奇耻大辱”并恼怒地斥责此举破坏了白人与黑人间“合乎体统的关系”。由此导致的英布关系紧张,在几十年后最终演变成为英布战争。1910年,原英国殖民地开普和纳塔尔与两个布尔人共和国演变来的殖民地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合并,成立布尔人主导的南非联邦。 当时布尔人通过的宪法剥夺了英治下保有的一些黑人权利(英治下允许黑人购置与拥有土地,黑人区可以选举代表,建立权力有限的议会等,独立后布尔人说这都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东西,都废除了),于是就有黑人组成代表团到伦敦请愿,要求英国政府阻止这一进程,他们因此被骂为“南非奸”、“英国人的同伙”,帮助英国人干涉南非内政等等。布尔人理论家在论证“有序城市化”等特色理论时,经常把英美狠批一通,如1930年代南非联邦主管土著经济的霍洛维就声称:美国的黑白一体化政策是不成功的,不能把它强加于南非。

    南非宗教中也有这样的问题。南非英语白人建立的英国圣公会是比较反对种族隔离的,他们甚至选出了一个黑人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但是南非的荷兰白人教会归正会却顽固支持种族隔离,甚至对荷兰本土归正会的反种族主义态度都不能容忍,遂自立门户,断绝了与后者的关系。 在后来阿非利卡人摆脱英国统治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以“反殖民主义”来抗拒人权平等等普世价值压力的做法更是愈演愈烈。1960年2月,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南非,在议会发表了著名演讲《变革之风吹遍非洲》,敦促南非政府改变种族隔离制度。结果
在阿非利卡人中引起强烈愤怒,认为英国人干涉内政,当年10月,阿非利卡人占多数的南非白人投票宣布脱离英联邦,废除英国女王象征性地位,成立南非共和国。同年另一件“外国人干涉内政”的事件是黑人领袖、非国大主席卢图利大酋长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南非当局又一次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西方自由主义者对阿非利卡人有偏见”。

    相反,当时的黑人解放运动对英语世界怀有好感,曼德拉曾自称“亲英派”,他说:“英语对阿非利卡人来说是一种外来语言,而对我们则是一种求解放的语言。”1941年罗斯福、丘吉尔这英语世界两大领袖发表《大西洋宪章》强调普遍人权原则,阿非利卡人对此嗤之以鼻,但非国大则深受鼓舞,并根据《大西洋宪章》的文本发表了《非洲宪章》呼吁给予黑人普遍人权。而南非的英国圣公会更成为黑人基督徒的抗争基地,产生了像黑人大主教图图等支持黑人解放的精英。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顽固坚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又一个理由是“文化差异论”, 他们以此否认普世的人权,主张白人的人权标准不能适用于黑人。黑人如果像白人那样要求自由,那就是中了“英国殖民主义”的毒,就是被“西化”了,只有乐于当奴隶,才算保持了他们的“优秀传统”。南非官方学者宣称:“如同保持种族-生物特性一样,保持民族认同、保持各自文化特性的权利是基本的和首要的人权”。按照他们的说法,白人喜欢自由,黑人喜欢被奴役,这是他们各自的“文化特征”,保持这种种族“文化特征”就是最重要的人权。据说黑人也希望保持和保护自己的文化特性,因此种族隔离有利于保持黑人文化。把黑人与白人分开“各自发展”,他们就可以避免外来影响而实现自己文化的“复兴”了。因此南非的各个种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家园发展其文化,黑人的家园就是“班图斯坦”。在班图斯坦实行“自治的部落制度”就可以保持和发展黑人民族的“自然本性”和文化传统,“发展自己的民族自豪”。因此布尔人掌权之后,就废除了英治时期的土著人议会,强制“恢复”了传统的酋长专制为主的“班图制度”。

    对此南非黑人领袖给与断然的反驳。纳尔逊.曼德拉指出:人权是所有种族与民族都必不可少的。“人民要民主,……班图管理体制是使民主倒退。”中国是不是也有类似现象呢?而面对外部世界的批评,一些人也与南非布尔人一样从历史上受外部欺负的经历中获取“正义感”,认为欺负过我们的外国人没资格批评我们。然而南非民主化的过程已经证明,这样的逻辑是无法面对历史潮流的。

中篇一:其人其地:体制的比较

“流动工人”制度的前世今生:征发劳工--持证“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

    中国与南非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比较点,比方说“矿难”的比较(中国与南非都是“矿难大国”,而且矿难具有身份性:中国的农民工与南非的黑人是矿难的主要蒙难者)等等。但是最本质的比较应该是体制上的,尤其是前引夏吉生先生所言的劳工制度与土地制度。

    南非的种族压迫在经济上集中表现为“流动工人”制度。应该说,劳动力流动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现象,未必就与压迫有关。南非民主化十几年之后的如今也还是有流动工人(主要是来自邻近各国的外籍劳工)。但种族隔离时代的“流动工人”却是一种排斥性的制度安排,如前所述,那时南非官方对黑人劳工实行所谓“有序”流动,规定他们进入城区“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这与我国规定“农民工”只有“暂住”权,几乎如出一辙。这样的制度造成大量的“两栖人”,“户口”在农村(我们叫“新农村”,南非叫“黑人家园”),人在外打工;青壮年外出,老人妇孺“留守”乡下;平时在城里,过年蜂拥回乡住几天,号称“候鸟”(“流动工人”的英文词义其实就是“候鸟式工人”)。

    这种制度造成的一种最有名的景观,就是过年前后回乡又返城的“民工潮”。中国新年前后的“民工潮”之“壮观”已是尽人皆知。而堪与相比的就是南非。今天南非黑人劳工最大的聚集地索韦托有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长途巴士总站,圣诞节前这里会出现南非式的“民工回乡潮”。但是南非朋友告诉我:如今这些返乡民工已经多是外籍工人,南非本国黑人劳工在民主化以后大都在城里安家(哪怕是在所谓贫民窟里),不再是“候鸟”了。而种族隔离时代的“民工潮”才与中国如今类似,是由本国“流动工人”
构成的。

    但历史地看,“流动工人”的前身其实是更糟糕的“征发劳工”。中国与南非在这方面有非常类似的发展轨迹,即征发劳工--持证“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只是南非在民主化以后已经结束了第二个阶段,黑人取得了自由就业与在城里安家定居的权利,而我国还处于“持证流动”这个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阶段。

    在改革前,我国曾以严格的身份壁垒和户籍管制把农民禁锢在乡间。而南非也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排斥黑人的“白人城市化”--同样是通过管制实行歧视性的准入制。1921年时,占南非人口总数70%以上的黑人,只占城市人口的13%。黑人就该是“乡下人”--这个观念在南非当局那里可谓根深蒂固。

    在我国改革前的命令经济时代,农民得到特别恩准改换身份的“招工”机会极少,“民工”这个概念在当时并不意味着打工挣钱,而意味着对农民劳动力几乎是无酬的征发调集,与自古以来百姓对朝廷的劳役负担性质类似。那时只要农闲,青壮农民几乎都要“出民工”,有时连农忙时也要保留部分“民工”连续作业。笔者当年就曾作为民工参与过许多工程建设,亲身体会到这种劳役负担之重并目睹了农民躲避“出民工”的种种现象。那时农民是没有自愿出去“打工挣钱”之说的。由民工变成“市民”就更不可能了。自行外出打工,那时叫做“盲流”(文革时一些地方甚至俗称“流窜犯”),被抓是理所当然。改革后像孙志刚事件那样引起舆论哗然的事,当时根本就是名正言顺的正常现象。连打工的权利都没有,更别说居住,所以那时是不会有“暂住证”的。农民有事进城,需要以具体事由开具一次性的“证明”,否则就有作为“盲流”被抓之虞。

    而在南非,1834年废除奴隶制后也曾长期保留征发手段来利用黑人劳动力,如1894年的格伦格雷法就规定:每个成年黑人每年必须在居住地以外劳动3个月,否则必须交纳10先令的劳动税来代役。在那个白人抓黑人当差而黑人躲避不迭的状态下,对白人来说问题也不在于要“隔离”黑人。所以“种族隔离”(Apartheid)一词也是到1947年后才出现。但应当强调:这绝不意味着此前黑人待遇更好。

    于是,改革前我国的“身份社会主义”与南非的“种族社会主义”颇为相似。由于我们的农民与他们的黑人当时都难以为挣钱而打工,也都没有成为都市制造业工人的主体。那时中国的城市制造业工人都是“市民”,被征发的农民“民工”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水库、电站、矿山等,其工地大都并不在城里。除了一些危险、重累工种,如矿山和农忙时节的国营农场在改革前就有雇佣农民做“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的现象外,其他制造业很少雇佣“农民”。而在南非,1911年前被征发的黑人劳工主要在布尔人农场和金矿井下工作,城市制造业工人也仍然以白人为主体。甚至南非共产党在建立之初也曾一度以白人劳工为基础,并为“穷白人”的利益而排斥黑人。

    如果没有全球化与经济开放,像这样的“身份社会主义”与“种族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发展“奇迹”可言。改革前中国经济的低效与国民的贫困是众所周知的,尽管这时统计中的经济总量“增长率”似乎不算很低,实际上这主要是革命前21年长期大规模战争(“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和三年更大规模的内战)结束后“和平红利”的结果,就制度绩效而言,改革前中国与革命前的和平年月、与印度乃至与苏联相比都没什么可夸耀的。而在南非,占统治地位的布尔白人比英语白人封闭保守,对工商业兴趣不大,长期依靠“牛车、步枪、圣经三件宝”,以所谓“牛车阵心理”(顽固、保守、排外)抵制世界潮流。因此虽然由于发现金矿而致富,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南非的制造业都很不发达,即使在非洲也并不居榜首。

    然而在对外开放并融入全球化潮流后,情况就大为改观: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1992年又再次出现开放大潮,直到2001年成功加入WTO。而南非的开放就更早。尽管布尔战争后南非在英属时期英国殖民政府基于殖民利益的考虑与布尔人-阿非利卡人达成妥协,保留了许多布尔人特权,并且出现了英属条件下战败的布尔人仍能主导南非政治的奇特现象,但南非毕竟是作为英国属地(独立后是作为英联邦成员)纳入了当时的世界市场体系,而且尽管布尔人主导政治,英裔白人在经济、尤其是工商业方面实力仍然成长很快。因此总的来讲南非仍然是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成功者。

    于是,中国农民与南非黑人的“低人权”状态在全球化市场体系中便戏剧性地成为 加快资本原始积累的有利条件。在铁腕控制形成的“稳定”局面下,没有工会、缺乏博弈能力、吃苦耐劳而又百依百顺、既低工资也无福利“成本”的廉价劳工--中国的“进城农民”与南非的“进城黑人”与其他的廉价要素一道,构成了“最好的投资环境”。在主要工业化国家早已越过原始积累时代,高税收高福利、强势工会形成的高要素成本导致的产业外移潮流下,南非与中国依靠“低人权优势”都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生产出大量的制造品。使南非成为“非洲工厂”,而中国则成了“世界工厂”。两国都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了经济的高增长:改革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亚洲最快,而南非经济的发展在很长时期内(恰恰也是30年左右)也是非洲最快。

    在两国的“经济奇迹”中,中国“进城农民”与南非“进城黑人”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市场经济和工业的发展,使雇佣制普及,而征发“民工”之制衰落。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迁徙动力,使得城市开始越来越多地吸纳中国的“农民”与南非的“黑人”来打工:在南非,1911年“征发劳工”为“流动劳工”所取代,不是“白人抓黑人当差而黑人躲避”,而是黑人主动进城而白人限制,严格意义上的“种族隔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种族压迫)的确是这时才成为主要的歧视方式的。到1970年代,在南非城市人口中黑人已超过半数,1990年代更超过70%。而这些黑色“进城农民”与白色“城市户口”间的冲突也就尖锐起来。而我们中国,在改革30年后“民工”也从被征发的不情愿者变成了不可遏制地涌向城市的打工者,2亿多“进城农民”的规模直追“户籍市民”。

    与此同时,两国又一个类似之处是:由于各种行业准入限制和其他给定条件,许多“上流”职业之门对这些贫穷新移民是关闭的,我们的进城农民和他们的进城黑人在两国城市中都是主要从事“上等人”不愿干的低收入、重体力、高危险劳动。在南非,黑人劳工从农场、矿山转向城市,到1970年代在制造业工人中黑人也成为主体,而工矿业劳动力总数中黑人已占68.9%。而在中国,市场经济“规律”使得企业纷纷转向雇佣更为吃苦耐劳、工资更低而且在制度性歧视下维权能力佷弱的“农民工”从事蓝领工作。而许多市民、尤其是首都及重要城市中有“身份”的、并且在计划生育制度下基本已经独生子女化的新一代市民则越来越远离蓝领职业,往往宁可“待业”也不愿与“农民工”为伍,从而出现了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算高的情况下城市户籍人口“超前白领化”的现象。可以说,今天中国的蓝领工人问题,已经从传统的“市民”工人问题越来越变成了“农民工”问题。脱离农民工的状况来谈论劳工权利,已经越来越显得不知所云,犹
如在南非脱离黑人劳工的状况来谈论劳工权利一样。

    我国南非研究专家指出:那时“白人是城市的主人,而黑人只是为了找工作而暂时在城市栖身,他们真正的家在'黑人家园'。”他说这话的1996年南非其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用这句话反照中国,却是正当其时!

 

两个拉美国家的改革启示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 研究员 常修泽

2010-05-1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常修泽教授于2008年9月10考察拉美,其间亲历玻利维亚的九月暴乱。而智利,这个本来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却通过市场经济改革使得人均收入一万美元之上,是常教授的另一个考察点。对于这两个拉美国家的迥然殊别状况,常修泽教授分析其根源并为我们中国改革提出可行的建议。

  纠正市场化利益失衡不可矫枉过正

  《中国改革》:玻利维亚发生暴乱时,您当时正好因为在拉美进行考察,可以说亲历了此次事件。您作为一名专注于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专家,能为我们介绍这次暴乱,并且分析其根源吗?

  常修泽:我这次去的是两个国家:玻利维亚和智利。玻利维亚这个国家有一个东西的关系,西部是山区,比较贫瘠,当地的民众叫印第安人,是土著居民;东部有四个省,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密集区,平原有石油、天然气。我是下午到达圣克鲁斯,晚上就开始响枪,也就是说“九月玻利维亚”暴乱爆发了,暴乱的中心点就在我住的酒店附近,让我这次直接观看了几天的暴乱。这场动乱对拉美的冲击相当大,因为它是整个改革向左转的典型地区,它出现的问题就引起整个拉美国家的思考。

  我作为一名经济研究的学者,当然也会有许多思考。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些什么值得我们发展中国家搞改革来吸取的。我从体制角度找了几条,利用它的资料来分析。于是得到一些结果。

  第一个就是在国有化的过程当中没有处理好“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利息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玻利维亚是南美的第二个天然气生产大国,天然气生产出来巴西是它第一个客户,阿根廷是第二个客户。我在当地了解到巴西50%的天然气,这么一个大国50%的天然气靠着玻利维亚给供应,因此巴西在玻利维亚建了它自己的天然气企业。注意这相当于外商资本,是巴西资本进入玻利维亚来开采天然气,然后供应他们国家,50%的供应率。阿根廷的石油、天然气也靠着玻利维亚供应,所以玻利维亚是两个大国天然气的供应国。阿根廷在玻利维亚也有企业,现在玻利维亚的掌权者莫拉莱斯是2006年执政的。他掌权之后就实行了国有化的政策,把这些企业收回国有。莫拉莱斯把外国的资本收回归国有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他没有处理好收回国有过程当中跟外商的关系。这里面一个深刻的教训我觉得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下收回外商资本,他还收回了国内的电讯。现在是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你收回国有是可以的,这里有一个基本的规则,产权交易,要交易,要来搞产权的让步,而要交易有三个原则必须分析。第一就是要自愿,人家愿意卖你再买;第二评估要准确,价格要合理;第三个资金要到位。我觉得他在处理这一点上没有处理好,所以引起巴西总统卢拉的不满,阿根廷也不满,同时玻利维亚的民众也不满,因为国内的电讯也被迫国有化了,这就积累了许多的矛盾。

  第二个就是围绕自然资源的配置未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刚才是国有资产和非国有资产,这个是中央跟地方的利益关系。这一点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石油、天然气主要是在东部的四个省,这四个省的省长代表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因为当地有石油,有天然气,比较富裕。原来规定当地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税,叫资源税,归谁所有?归地方所有,注意这个地方是跟财政金融史有关了,就是资源税的问题。资源税在新政府之前是归地方所有,莫拉莱斯掌权之后就说要把这个资源税收回中央政府所有。这就造成了玻利维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三条就是通过强制性的“抽肥补瘦”来建立养老保险,未能处理好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利益关系。新政府上来之后建立养老保险,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个举措是对的,原来没有保险,现在给全国的老百姓都要搞一个保险。莫拉莱斯上来之后给60岁以上者每人每月26美金,折合人民币是176到180块钱,公民是60岁以上每人每月26美金。按说这个养老的钱额度并不算很高,算下来一年需要2.15亿美金,十几亿人民币。但是这个国家中央政府没有钱,怎么办呢?找东部要,找东部四个省要,就是你们给我进贡,“抽肥补瘦”,而且是直接的“抽肥补瘦”。这样一个做法主要是抽天然气的税收,用这个税收来建立全民养老保险制度,就是说中央政府没有那么大力量,这就涉及到我们要建立养老保险,建立社会保障有一个逐步的问题,有一个国力相衬的问题。国力不够,那你再采取这个措施怎么做,另外一个就是你采取“抽肥补瘦”的时候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抽肥补瘦”的办法,这个地方我觉得没有处理好。就是说他做并不是有错,问题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么一个利益的冲突。

  我这里有一个结论,玻利维亚出现的动乱是中央政府与发达省份之间、资源富集地区与资源贫困地区之间、土著印第安人与外来移民后裔之间、低收入人群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利益矛盾。同时,我们在纠正市场化利益失衡的时候不可矫枉过正。

  金三角结构:市场—扶贫—反腐

  《中国改革》:您特别强调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之间要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决策者要学会如何在两个鸡蛋上跳舞。或许我们可以从智利这个国家得到一些启示?

  常修泽:我是去年9月10日下午到达玻利维亚,晚上他们就爆发了暴乱,历经4天之后,我从暴乱的中心圣克鲁斯到达圣地亚哥。也正是这一天,拉美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到这里来讨论如何处理这一暴乱。在这个期间我一直在问:“拉美的出路在哪里?发展中国家改革出路在哪里?”而我从智利这个国家得到一个启发,就是在自由市场和社会公平两个鸡蛋上寻找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平衡点,搞均衡,走平衡也就是说市场化的改革与社会公平化,要结合起来。

  智利这个国家是1600万人,GDP是1690亿美元,大体上是每人一年一万美金。我查了一下世行的表,同年中国大陆的人均GDP是2460美元。而且这个国家社会比较稳定并且智利这个国家很廉洁,政治上很清明。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一个状况?智利体制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我说它有三个角,叫做市场—扶贫—反腐,这么一个三角形的社会体制结构,就是金三角结构。

  第一个角就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呢?第一在所有制方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混合型所有制的架构,就说这里面既有国有的所有制,也有私人的,比如土地,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是土地问题。智利农业部的政策研究室他们向我介绍说:智利的土地是国有加私有,混合型的。我说哪些地方是国有的土地?他列了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海岸线宽度为30米的海滩,30米的海滩;第二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用地国有;政府所有建筑核设施用地国有;全国的城市公园用地国有;国家森林公园用地国有,生态用地国有;安第斯山脉及其水资源地国有。这些地方实行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国有所有,除此之外的土地是私有。而且他们的运行机制是按照市场化原则的,在对外经济关系当中,也积极参与全球化,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

  第二个金角,在坚持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实行向公平方面倾斜的社会政策。它怎么倾斜?第一个就是倾斜保护原住民的土地权利,维护、尊重弱势群体。第二条就是小农户在生产技术、资金方面有弱势。智利看到了小农户的弱势,因此它在政策方面向小农户倾斜。对小农户倾斜的地方有一系列的方法,我归纳成五个方面。第一个提供农业生产服务,种子、饲料、技术;第二个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水、电;第三个成立小农户的农民协会;第四个就是提供贴息贷款,而且贷款率很低,政府来出贴息;第五个智利政府专门成立一个为小农户提供政策性金融的政府机构,政策性金融支持,它是一个政府机构,公务员系列。智利在社会公平方面保护弱势群体、农民,特别是原住民,另外对小农的倾斜,这不是市场规则,这是社会公平的规则,这是第二个金角。

  最后一个金角,严厉推行反腐败政策,它怎么反腐败?第一个就是立法,反腐立法,有什么法呢?有一个叫《行政廉洁法》,第二个叫做《政党筹资法》,还有其它的法律。他们的思路就是说对官员不能仅仅依赖于道德的约束,也要由制度来预防和约束,他定《行政廉洁法》和《政党筹资法》主要是对官员用制度来约束,你这个做就违法,这是第一个我把它归纳成反腐立法。第二个打造“阳光政府”,现任智利总统巴切莱特上台之后有一句名言,“我想打造一个阳光政府”。她说政府所有行为的透明是一个社会能够反对腐败的最好的预防措施之一。她讲了几个透明呢?第一个透明,据实公布高级官员的财产,这一点巴切莱特做到了,她的理念就是说一定要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关于腐败她说通过透明的办法,还有一个措施,确保公民获得各种信息的权利,就是给老百姓知情权。这是第二个我归纳成“阳光”,实际上是透明政府。第三个措施就是权力制衡,权力制衡是在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以及政府部门之间探索严格的权力制衡的机制,同时用公民和媒体来制衡权力。

  我觉得智利的思路,就是巴切莱特女总统的理念实际上是在寻找社会公正跟市场经济的平衡,或者说用当地的思路就是试图在“两个鸡蛋上跳舞”。

  中国借鉴:保障国民从改革中得到实惠

  《中国改革》:对于正处于下一个三十年的中国改革来说,我们应该从中借鉴的是什么?

  常修泽:我在玻利维亚圣克鲁斯亲身经历的动乱,促使我思考,中国、越南等亚洲转型国家如何避免类似玻利维亚这样的国家所遭遇的转轨型“内斗”和剧烈的社会震荡?由衷感到,转型国家在改革中,一定要有基本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必须保持国家的统一性和社会的稳定性。

  通过这次我对拉丁美洲国家的考察,从智利来说,市场化改革的收益是超过成本的,或者说改革的“净收益”为正。智利本来经济不够发达,但为什么能在经济方面发展到人均GDP一万美元的水平?和智利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有直接关系。无论是在所有制方面发展包括国有和非公有共存的混合经济,还是在市场运行机制方面推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转(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以及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等等,都是以实行市场经济作为价值趋向的。

  市场化改革是亚洲转型国家经济领域改革的基本路径。以中国为例,改革经过30年的努力,如今已经从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转变成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市场因素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在不少领域已经开始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从理论上说,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和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天生反特权的。但是,也要看到,即使按照平等的交换原则,由于每个参与分配的个体情况不同,分配结果会造成不平等。

  近年来,亚洲转型国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不同程度存在收入差别过大问题。2008年,我第6次去越南考察时感到矛盾比较尖锐。中国也深受此问题困扰。从实际情况看,虽然GDP总量和人均GDP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与人直接有关的“两个比重”,即“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和“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则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扩大的趋势尚未遏止。一部分利益受损者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还有一部分虽然既有受益也有受损,但对利益损失的“忧伤”超过对改革收益的“欣喜”,加之那些在财富分配上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使现实生活中的利益矛盾比较突出。

  在此情况下,亚洲转型国家需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通过相应政策的制定和落实,缓解社会财富向某些方面不合理“倾斜”问题,以切实改善收益的分配。同时,针对各自国家人民群众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迅速上升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加强公共服务,尽最大可能保障国民从改革中得到实惠。这是寻求市场化改革与社会公平“双线均衡”的实际步骤。

 

种庄稼 种厂子 种房子

李昌平

(一)

    土地是用来种东西的。不仅可以种庄稼,还可以种厂子、种房子等。土地用来种庄稼,为天下人吃;土地用来种厂子,为天下人用,;土地用来种房子,为天下人住。

    粮食等食物是人之必需品,一天都少不得,这就是民以食为天的道理。故粮食等食物不能几个人种,更不能被少数人囤积居奇,否则就会卖天价,甚至会饿死人、会出大乱子。故自古以来,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均田地”革命;故自古以来国家必禁囤积居奇之投机,而国家却不得不“囤积居奇”(储备粮食)。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之所以不闹粮荒、且粮价稳定,成功之处正是“均田地”和国家储备(囤积居奇)这两项制度坚持的好。

    工厂生产的产品虽为人所用,但绝大多数产品并非人之必需品,故其价格波动自然不会很大,故一般工业品不用担心囤积居奇之投机,国家也不必“囤积居奇”(储备)。故土地用来种厂子,谁种,种多少,市场调节就可以了。故国家对工业用地可相对充足供应。但由于工业生产有污染、噪音等弊端和集群配套等之要求,故在哪儿种厂子是需要政府科学规划的;其次,厂子和产品是有数命的,厂子一旦不生产后其土地若改变用途,会大幅增值,故政府要对工业用地转变为商业用地实施严格管制的,其闲置的工业用地最好由政府回购或由政府主导置换。改变用途的地租增值一定要“涨价归公”。如果政府不对种厂子的地改变为种房子的地进行严格的用途管制和实施“涨价归公”,工业占地就会发生多占少用、甚至乱占不用的现象。

    房子是用来住人的,人人也必需之。故房子也有类似粮食的属性——囤积居奇之投机价值。自古以来,吃饭是天大的事,住房是就是地大的事了。安居甚至比乐业更为重要,人人当有立足之地、安身立命之所,哪怕是茅草屋、窑洞、甚至“狗窝”也可成,再由一代接一代增砖添瓦。没有安居,众人流离失所,世道必乱!

    房子和粮食等食物虽然都是人之必需品,但却有很大不同,房子是耐用品,可以用一辈子、几辈子、数辈子。由于土地不可再生,人口不断增长,故房子有很好的保值功能。故无论是20年前的新中国还是万恶的旧社会,不仅几乎家家都有宅基地,人人都有自己的窝,且自家的房子一般都是自家种的。自己不会种,请人帮助种,或是单位集中种,或是大伙合作种,付工钱就是了。故自古以来,政府也种房子,给官住,给兵住,给穷人住。正是由于家家户户都有宅基地(平均地权),政府也种房子,故即使有商人种房子出租或出售,并不必然比种庄稼或种厂子赚更多钱的!

    土地无论是种庄稼,还是种厂子,还是种房子,理想的状态应该是盈利相差不大,这样,才不会致土地和人力、物力的浪费(科学发展),也可使人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社会和谐)。如何做到种庄稼、种厂子、种房子都获得平均收益呢?总结前人的做法,主要是坚持四条:第一,严格管制土地用途,任何国家都是不准随便将农地改为工业用地的,也是不准随便将工业用地改为商业用地的。这个是地球涨不大,人口却不断增长所决定的;第二,平均地权,所谓平均地权不是人人都占有一块地,是平均占有地权。如,农村人人人有一份承包地的权利,但不一定自己种的,给别人种是有收益的。城市人的地权就是房产权,如何平均地权呢?譬如每人皆拥有30平方米房产权,享受30平方米(份额权)可以非常廉价;没有享受到30平方米(份额权),则可以获得政府补偿;如果超出30平方米越多,超出越多,则付出的代价(税赋)越高;第三,(地租)涨价归公,如农地转为非农地,肯定会“涨价”;如果对土地和房子囤积居奇肯定会暴利。应该至少将“涨价”或“暴利”部分的60%以上通过税收等手段“归公”,因为这个“涨价”或“暴利”不是劳动和投资所产生的;第四,政府储备部分粮食、房子等必需品。由于粮食、房子等是必需品,有价格暴涨之特性,是天然的投机品,故政府要有一定的储备或公房,既打击囤积居奇之投机,又照顾公共利益和弱势者基本生存权。

    (二)

    最近20年来的中国,与以往之中国不同,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如房地产金融制度、开发商制度、预售按揭制度等。从此,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房子不再是自己种了(甚至自己种非法了),城市房子基本上都是开发商种,种了再卖给或者租给需要房子的人。从此,就赋予了房地产业更多的功能了,如:保值增值、投资投机等。不仅种房子成为了暴利产业,甚至炒房子在一定的阶段也成为了暴利生意。房价20年来,年复一年,涨、涨、涨……涨上了天,还在一个劲飙升!看这架势,80后,90后,00后,子子孙孙都难有自己的家了。

    当下的中国,“真理”基本上就掌握在少数经济学家和少数官员嘴上,少数经济学家们和少数官员们说了,年轻人就应该租房子,只能租房子,这就是理性。这话是啥意识呢?这意识就是告诉80后、90后、00后……或许所有的后生们,一辈子挣钱只能付房租(实际就是地租)就是你们的命了。要拥有自己的房子,等下辈子吧!嘴握“真理”的少数经济学家和官员们是理性的,说的很正确,完全是中国的现实。只是,这现实太过于残酷了!当今的很多房主实际就是旧社会的地主,租房人就是旧社会的佃户。

    旧社会的年轻人给地主当佃户,或许有些人可以安居乐业、结婚生子、赡养老人;而生活在特色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绝大多数的80后、90后、00后……,同样当佃户,安居只有做梦的份了,工资只能付房租,至于结婚、生子、赡养老人恐怕是难上难了!难怪有人“怀念”起黄世仁了!更难怪喜儿“嫁”黄世仁成时尚了!年轻人中重新阅读马克思也有流行之趋势了!其实,这也是理性!

    共产党搞了数十年革命,消灭了农村的地主阶级,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人民感受到的“公平正义”确确实实“比太阳还有光辉”;共产党20年房改,在城市培养了比黄世仁更厉害的地主阶级(房东实际上就是地主,是种房子的地主)。“公平正义”成了苍穹中的星星,越来越遥远了!

    自古以来,“平均地权”一直是革命的主要诉求,革命的中心都是在农村,革命的主体力量是无地农民。是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完成了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农民(土地)革命,消灭了农民革命之条件,中国从此告别了农民革命。可是,20年房改,使得“平均地权”(居住权)又成为当代中国主体人群的主要诉求,但所不同的是革命的中心不再是农村了,革命的主体力量不再是农民了,而是广大的80后、90后、00后。

    再继续前20年的房改,必将为××× ××××准备充足的掘墓人。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每每想到此,悲凉之感透彻骨髓!

    (三)

    在时下之中国,如果一亩地种庄稼,年租金500元左右;如果一亩地用来种厂子,年租金可达5000元左右;如果一亩地用来种房子,年租金50000元也打不住。

    土地种庄稼,挣钱那样少!土地种房子,挣钱如此多!难怪有人呼吁不要守18亿亩红线,也难怪在全世界最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之下,竟然守不住18亿亩耕地红线!前不久,笔者想买便宜的小产权房,在北京农村走了不少村子,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几乎村村都有大片大片的小产权,天子脚下如此,江湖上自然更甚了。茅于轼先生说18亿亩耕地红线守不住的,我以前不信,现在我信了!这老先生不佩服不行啊!

    种房子为何如此挣钱呢?道理其实也不复杂。因为种房子的土地有限,且是政府控制的:地方政府“独占”土地“农转非”的地租增值(这就是地价高的核心原理),开发商“独占”土地种房子的地租增值(这就是房价高的核心原理),加上“土地金融制度”让开发商能够提前、且溢价变现70年种房子的地租增值(这就是未来的房奴必然悲惨的核心原理)。“独占”地租增值而不实行“涨价归公”, (地方住房和开发商)种房子不富都不行啊!只要这样的状况不改变,要地方政府不涨地价怎么可能呢?要开发商不涨房价怎么可能呢?要炒房客(出温州团、山西团、外国团外,还包括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公务员队伍、国有企业干部职工等)不抱团进一步炒高房价怎么可能呢?(“独占地租”就是“垄断地租”)。

    粮食也是必需品,有价格暴涨之特性,为何种粮食就赚不到钱呢?道理其实也不复杂,因为均田地(地权平均)和政府储备(囤积居奇)。假如政府改变种房子的政策,也效仿种庄稼搞均田地(平均地权)和政府储备(囤积居奇),或政府大量建保障房。种房子也是发不了大财的。同样的道理,假如中国的农业制度也效仿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制度、土地金融制度和预售按揭制度,种庄稼也是可以赚大钱的,甚至比房地产业更赚钱,但绝大多数老百姓就没法活了(参见李昌平《假如农业生产经营制度也学房地产开发商制度》)。

    中国政府作出调整收入分配的庄严承诺已经有好几年了,种庄稼、种厂子、种房子的收入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调整?缩小?公平?正义?幸福?尊严?和本山大叔有得一比啊!调整收入分配主要靠政治手段,仅用经济手段是调整不了的!

    (四)

    今年以来,政府认识到了高房价的危险性,似乎有意把房价控制住或降下来,出台了不少措施,可是房价在老百姓看来依然在飙升。

    我很奇怪,面对不断飙升的房价,温总理总是说“控制房价过快上涨”,这话说了五六年了。1平米1月涨500元,是过快、或是快、或是刚好、或是不快呢?我们敬爱的温总理总是不亮底牌,房价也很给敬爱的温总理面子,确实1平方米1月没有涨1000元,没有超过温总理认为的过快的底线?!。温总理啊,对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而言,特别是对80后、90后、00后而言,房价1平方米1月涨100元也是过快的,因为种粮食1平方米1年涨1厘钱也难啊!因为工资一个月涨10块也不可能啊!总理啊!房价真高啊(不公平正义)!房奴真苦啊(没有幸福和尊严)!房市和中国真危险(不是在走出经济危机、而是在走向经济社会全面崩溃的深渊)啊!

    “要让人们生活更幸福,更有尊严”和“公平正义比太阳都有光辉”,总理的话像黑夜的闪电啊!现在全体国人都在关注房价了,不,是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房价走势了。敬爱的温总理“过快上涨”的底线也成为了全球一号机密!

    温总理啊!控制房价上涨真的有那么难吗?我等虽愚钝,却认为控制房价上涨看一点也不难,政府制定一个安居计划,10年内让每个公民都住上30平方米的廉价房子,每平方米2000-3000元,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政府要多种一些房子嘛!

    温总理啊!房价下跌真有那么恐怖吗?跌一半(甚至更多)怎么了嘛,不就是政府拿钱把房子从银行买过来储备起来嘛!出台一个类似粮食保护价的政策,北京的房价均价降到8000元/平方米以下,政府保护价收购,有多少收多少!

    总理啊!政府种房子,储备房子,没有坏处的,仅仅只是当下的地方政府可用的钱少了点,腐败官员少了些黑色收入,开发商和炒房团少了些暴利,但对未来政府的财力却是一个极大的储备,对国家和民族是极大的福气啊!是人民更幸福和更有尊严的基础啊!是公平正义的基石啊!

    敬爱的温总理,您两代会期间说在你任期的最后几年,要追求“公平正义”,让人民“更幸福、更有尊严”,人民依然相信你,支持你……人民在看着你,等待你!

    (五)

    最近些日子,关于征税抑制高房价的讨论多起来了,嘴上掌握“真理”的少数经济学家们开始说话了:对房子征税对控制房价过快上涨没有好处。笔者估计2-3年内是很难开征物业税或住房保有税之类的税了,因为最近一些年来,政府总是听少数人的,不听多数国民的。在我看来,对房地产征税首先是个公平正义的问题。

    2005年前,农民种庄稼,是要缴纳农业税和费的,即使现在取消了农业税,农民还是要向国家交粮食的(国家储备),粮食价格基本上是国家控制的。这就是说,种庄稼的农民其实依然还在“缴税”。种庄稼收入和种房子收入相比,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也要“缴税”,凭什么种房子获得暴利却不交税呢?
讲不讲“公平正义”啊!

    近20年来,我国的农业收益越来越低,农村和农业的各种要素都是从农村和农业流出的,农村和农业越来越脆弱了。危险啊!由于房地产收益越来越高,资源不断涌入房地产业,连国有企业也蜂拥而入,泡沫越吹越大了。危险啊!

    要引导资源科学配置,有什么比合理税赋、公平税赋和税收调节是更好的手段呢?如果说因为征税对控制房价上涨没有作用就可以不征税,那么请问:因为对奢侈品征税对控制奢侈品价格上涨没有作用,就可以不对奢侈品征税吗?因为对稀有资源征税对控制稀有资源产品价格上涨没有作用,就可以不对稀有资源征税吗?……按照这个逻辑,请告诉我,还有什么可以征税的?是不是所有的税收都该取消?

    (六)

    因为地王频繁出现,在官商勾结之下,终于将许多国有企业踢出了房地产市场。可是房价上涨的更快了!荒唐啊!主体平等,所有制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凭什么暴利行业就只准许私有企业干,只准许官商勾结的企业干,而不准国有企业干呢?种庄稼,当然是让最会种的人种最多的地。在农村,一片地,当然是出承包费最高的人种了,天经地义啊!

    种房子难道不应该让最会种房子的经济主体种吗?让出价最高的经济主体种吗?让出价高、能力强的国有企业退出暴利的房地产行业,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政府?
要想让房价降下来,不是要踢国有企业出局,而是要建立土地“依法农转非减半制度”和“非农建设用地自主交易制度”。即:农地转为非农地,要依据有法效的规划进行,农地要实行依法依规划农转非,政府在农转非过程中无偿取得一半的建设用地,主要用于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另一半的农转非土地由农民自主依法依规划处置,或自主开发,或联合开发,或出售,或闲置(交闲置税),政府只维护正常土地市场交易秩序便是。这样就不可能频繁出现地王了,出多少地王也没关系。

    农民种庄稼的地,自主转包或对外租赁,随行就市,谁去关心地王不地王的。地王是政府独占土地农转非地租增值(“独占地租”)的结果,只有消除了政府农转非过程中的“独占地租”,地王的问题才能解决。

    如果国有企业也去种庄稼该多好啊!这对增加农业供给该多好啊!如果因为粮食涨价了,有人提出把国有企业从种庄稼的行业里赶出去,经济学家们岂不是要大骂“神经病”了!因为房价太高,所以要把国有企业赶出房地产行业,经济学家们竟然说好或者选择失语。神经病或痴呆症!房价高不是国有企业惹的祸,是房地产开发商制度让开发商“独占土地商业地租”惹的祸,要踢的是房地产开发商制度!现在不是要将国有企业踢出房地产行业,恰恰相反,是要鼓励更多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行业,安排国有企业实施《国民10年安居计划》,为政府种房子,种好多好多房子,“种得广厦千万间,大庇80后、90后、00后俱欢颜!”“种得广厦千万间,庇佑未来政府丰财源!”

    (七)

    80后、90后、00后千万不要现在做房东。这是我给后辈人的警告!本来,89后90后、00后拥有自己的房子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的,但由于现在的政府把种房子的权利只“特许”了房地产开发商,导致青年人想拥有房子只能找开发商购买,别无他法,这和父辈们获得房子的途经是截然不同的。

   如我(60后)这代人,房改的时候,“买”(实际是分)了毛主席老一辈种的房子,1万元左右就可以“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90年代初期或中期的时候,各个单位是可以集资种房子的,3-5万元可以种一套150平方米的房子;除了单位集资种房外,个人也可以购地种房子,10万元可以种300平方米的房子。我这代人中的国家干部和职工,不少人都有2-3套房子,在要害部门工作的干部职工,拥有5-6套、甚至更多房子的人也不在少数;近些年政府种的经济适用房,多半都是干部和干部的关系户拥有了。
因此,我这代人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城市地主——房东,成为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在房价飙升过程中成为了暴发户和食利者!可是,80后、90后、00后们,如果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却只能在市场上找开发商买天价房子了,即所谓的商品房。买了,一辈子做房奴——月月供;不买,一辈子也做房奴——月月向前辈人付高房租。

    青年人买开发商种的所谓的商品房,和我这代人所获得的房子是有本质的不同的。我这代人获得的房子,地租增值几乎全部归了房主,而青年人购买的开发商种的所谓的商品房,政府“独占”了土地“农转非”的地租增值,开发商“独占”了土地商用——种房子的地租增值。且“独占”的还不是一年两年的地租增值,而是一次性“独占”了30-70年的“地租”增值。这土地用来种庄稼是大不一样的,农民种庄稼,种一亩地一年收入500百元,要获得25000元,需要种50年,而有“特许”种房子权利的开发商们,只要在地上种上房子,凭借垄断地位可一次性获得种房子的50-70年“独占地租”,所以,只要你贷款买了开发商种的“商品房”,你支付的不仅仅是房子的建筑成本,还要一次性支付数十年的银行利息和官商勾结的“独占地租”,所以买房就必然会做数十年的房奴。

    其实,本质上讲,开发商种的房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而是和地下传销市场上的“传销品”同属一类东西,如果你参与其中,要么你必须把它传销给下家,要么你就做一辈子房奴吧。

    在我看来,80后、90后、00后们,不仅不要买开发商种的“商品房”,最好也不要租住我这代人的拥有的“房改房”和“特权房”,我建议年轻人坚定的租政府种的房子(公屋)住。我这代人中的干部职工或“先富”者,不仅是合法的“损公肥私”者,而且是高房价的政策制定者和推手——“劫贫”者。我这代人,假改革为名,以很低的成本获取了很多的房子,再推高房价,企图世世代代不劳而获——吃租,以剥削后代为荣。如果80后、90后、00后按照现在的高租金向我这代人(房东)交房租,是承认剥削,是接受剥削,是极端不公平正义的,也没有任何尊严可言。80后、90后、00后不应承认和接受这样的剥削,要呼吁、要求政府提供住房保障,多建公屋,廉价租住政府公屋,只有这样,高房租和高房价才会下来,后辈人才能圆“我想有个家”的梦想,才有幸福和尊严的可能性。

    80后、90后、00后是一定会成为国家的主流的,住房保障制度建立是必然的,对房屋征税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房价下跌一半、甚至更多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大趋势,没有人可以阻挡的!任何人、任何政府想阻碍这个趋势,都是螳螂挡车!

    千千万万的80后、90后、00后们,千万不要被我这代人忽悠了,千万不要在“官商勾结”的高房价时代贷款买高价房,免得一辈子做房奴!

    (八)

    城市化也是大趋势。城市化需要农民的土地,农村人要在城市化背景下进城做市民。于是,农民土地换房子和社会保障、农民上楼等等,就成为了城市化的主要措施。
有很多农村人失去了土地,但拥有了几处房产,发了!?如果我要是个待城市化的农民,我不要土地换房子和社会保障,我要以农村土地换城市土地。我愿意2亩农地换1亩城市建设用地,甚至5亩换1亩。因为种10亩庄稼肯定不如种1亩房子或厂子来钱多。

    农民不要住上楼房就高兴,也不要以为有了城市户口和社会保障就高兴,如果获得城市土地(5亩换1亩也成)种商用房或种厂房、甚至种报亭,也远远比获得两套住房强。农民城市化了,虽然土地不能种庄稼了,但农民不能放弃种房子、种厂子、种停车场、种市场、种报亭等等的权利。总之,农民城市化了,千万不能失去在土地上种东西的权利。如果在城市化过程中丧失了在土地上种东西的权利,城市化就是对农民的彻底剥夺!也只有农民不失去在土地上种东西权利的城市化,才是农民的城市化,农民才能可在城市化进城中获得持续生计和发展,才有可持续的幸福和尊严!

    中国当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本质上是农民丧失种庄稼、种厂子和种房子的权利的过程。这是极其流氓、及其无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如果我是个领导城市化的政府官员,我就主张废了万恶的“征地制度”,建议建立土地依法、依规划“农转非减半”制度。即,城市郊区的农地,要依据有法效的规划逐步实行“农转非”,农地一旦转为非农地——城市用地,政府即自然无偿获得一半,农民获得另一半。政府获得一半的土地,主要用于公益事业和种保障性住房;农民获得的另一半城市土地,由农民依法、自主开发或合资开发或出售出租等等,或种厂子,或种房子,或种停车场,或种市场,或种报亭等等。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应该做什么呢?第一,做城市规划和土地用途规划,并严格依法实施规划;第二,用无偿获得的(一半的)土地(公益地)做好三件事:公益事业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住房建设;,第三,维护土地市场公平交易秩序和依法征(土地增值)税——“涨价归公”。

    只有废除了现存的“土地征用制度”和“房地产开发商制度”,建立“农转非减半”和农民自主种土地的制度,政府才是政府,地产商才是商人,人民才是人民。共富的和谐社会才能建成,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才可实现!

    (九)

    在中国,只要搞得到农民的土地种房子,就可以赚大钱。在中国,傻儿种房子都可以赚大钱。但土地用于种庄稼几乎不赚钱,甚至种田能手种庄稼也往往亏本。
粮食等农产品是人人每天都必需农产品。不吃饭是会死人的,不住房子不一定会死人。从一定意义上讲,种庄稼应该比种房子更赚钱!但现实中,种庄稼几乎赚不到钱。
为什么?我常常想这个问题。

    现在我明白了,在中国,种庄稼和种房子的生产经营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土地只能由政府供给,房子只能由官商勾结的开发商种。这就是中国种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制度的核心。中国房地产市场,本质上类似“黑社会市”——只许我哥几个生产经营!价钱嘛,我哥几个说了算!而种庄稼的生产经营制度却完全不同,土地不由政府垄断供给——“均田地”,农产品不由生产者垄断供给。种庄稼——农产品生产经营是在完全的充分的竞争状态下进行的。如果种庄稼的生产经营制度也效仿种房子的中国式房地产开发商制度,种庄稼一样可以暴利的。

    试想:假设政府因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强制性从小农手上低价“征用”农地(政府规定只能搞现代农业),再高价将农地“流转”到农业开发商手上搞集约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政府规定现代农业只能由农业开发商搞)。中国的农地(含山地和水面等)一百多亿亩,地方政府和官员当然会很轻松在“土地向农业开发商集中”的过程中赚大钱,所赚的钱肯定比“征用”农地搞城市建设的“招拍挂”赚的钱还要多!当农业开发商从政府手上得到了小农的农地,千千万万的小农就只能“被农工”化了——为农业资本家打工。这样,一方面农业资本家可以充分分享中国农民 “被农工”的“劳动力红利”(现在说剥削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农产品生产权、经营权、定价权就落到了农业开发商手上,农业开发商就可以像房地产商一样生产经营和炒作各种农产品了,垄断性的农产品生产经营和炒作、肯定比垄断性的房地产生产经营和炒作更暴利——因为农产品价格弹性系数比房地产价格弹性系数低得多。如2009年炒大蒜、炒生姜、炒辣椒等的利润就大于炒房子的利润。

    如果政府真的将种房子的房地产开发商制度复制到农业领域——种庄稼,不仅资本会争先恐后进入农业和农村,甚至地方政府和官员也会争先恐后重视农业的。这样干农业,地方政府和农业资本家当然会富得流油的,普通百姓恐怕不得不“自主”选择做牛做马了——没法做人了!这样说来,相同土地用于种房子所赚的钱真有可能比用于种庄稼所赚的钱少!农业比房地产业还暴利!

    这样说来,土地用于种房子或种庄稼谁更赚钱,并不决定于土地是农用或非农用,而取决于种房子或种庄稼的生产经营制度。如果是为社会而生产,利在社会,生产经营制度的社会主义性偏强,社会效益就相对高,资本的收益率就相对低;如果是为了资本收益最大化而生产,利在资本,生产经营制度的资本主义性偏强,资本收益率也就相对高,但社会效益相对低——老百姓日子难过、社会容易出乱子。有人说,姓社姓资不重要,我看很重要!

    为百姓服务的政府,自然安排偏向社会大众的生产经营制度,种房子也不可能成为暴利行业;为资本服务的政府,自然会官商勾结、并安排对资本和特权有利的生产经营制度,种庄稼也能成为暴利行业。经济制度其实是政治制度的延伸和一种表现啊!

    房子太贵,顶多没房子住、或住小房子,或不能结婚生子、或街头受冻……但一般不会死人。假如种庄稼的生产经营制度也效仿种房子的开发商制度,导致千千万万小农破产和农产品太贵,不仅会饿死无数人,还会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即使再亲资本、再有学问的经济学家,也不会明目张胆的主张将中国式房地产开发商制度复制到农业领域。可是,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种庄稼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朝着种房子的房地产开发商制度演化的趋势却是很明显的,这种“和平演变”务必要引起国人和我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十)

    农民是种庄稼的。农民可以种厂子吗?答案是肯定的!过去有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农民当然可以种厂子;现在不同了,种厂子的地由政府找农民征用,政府再将地卖给工业资本家种厂子,农民用土地种厂子的权利在最近20年被剥夺了。

    农民可以种房子吗?过去是可以的。过去搞小城镇建设,农民是可以种房子的;如今,农民只能在农村宅基地上种住房。现在呀,城市和城镇的房子,只能开发商种了。最近20年,农民在城市和城镇种房子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照这样下去,我担心农民种庄稼的权利也会被剥夺的。我为什么有此担心呢?因为,中国现在种厂子已经过剩了。中国生产的很多种工业产品,已经足够全世界人民消费,然美国人民、欧洲人民不乐意了、也准备生产了;非洲人民、东南亚人民等都开始学习中国了,准备和中国竞争生产工业品了。看来,中国种厂子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也因为,中国现在种房子也开始出现过剩的迹象了。中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接近30平方米了,这个水平不落后于发达国家了。随着房价飙升,资本不断涌入房地产业,同时小城镇、新农村建设的加速和住房保障住房建设的加速,我觉得人均住房面积在10年内会超过35平方米或更多。其实,在中国,种房子的暴利时代即将提前结束。
在中国,种房子、种厂子的好时代都即将过去。然中国人多地少,食物供给始终是全世界最紧的国家。中国的农业最有可能是世界上回报最高的农业。

    中国过去30年,是工业化、城市化的30年,是农民丧失种厂子、种房子权利的30年。中国未来的30年,一定是农业“现代化”的30年。未来30年,会有许许多多的精英告诉你:小农是不能搞现代农业的,小农农业是没有竞争力的,西方国家的农业都是资本家搞的,所以,中国的现代农业,只有靠资本下乡才行、甚至靠外资才行。于是,政府会一反常态,放弃“均田地”的基本国策,“激励”农民将土地流转给资本家,甚至补贴农民交出土地后给农业资本家当农业工人。到时,中国将迎来一个官商勾结的农业暴利时代!

    未来30年,中国资本家的战略要地,一定会定在农村,战略目标一定是农地资本化,战略措施一定是剥夺小农种庄稼的权利!如果您是农民的后代,千万不要否定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千万不要轻易放弃自家的土地和农业生产经营权利。如果一旦中国多数小农种庄稼的权利被剥夺了,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将是世界上最贵的!中国一定会陷入一个较长的混乱、甚至动乱时期!

    结束这个混乱或动乱时期的办法,一定是彻底的平均地权,不仅仅是种庄稼的地权要平均,种厂子、种房子的地权也要平均。

 

 

 

中国要警惕外部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主任 仲大军

2010年1月6日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形式便悄然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后我国所发生的前两次通胀其原因主要来自国内,那么近些年来,中国通胀的源泉已基本上来自国外。中国如果不及时发现这种重大变化,那么在今后的对外交往中还可能遭受更多的损失。

    1988年和1995年那两次通胀率超过20%的通货膨胀,其原因主要是与国内货币量超量发行有关。但1995年的通胀也与人民币大幅贬值有关,正是由于1994年的汇率并轨,人民币兑美元从原来的5.6:1,变为8.7:1,人民币大幅贬值,导致进口货物大幅涨价,从而增加了国内通胀的砝码,使那一年我国通胀的程度达到25%。

    鉴于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也能导致和加剧国内的通胀,我当时在中国证券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总结人民币大幅贬值的教训。但这篇文章传到当时的朱总理里那里,容基同志不高兴,其秘书李剑阁先生还曾打电话责问中国证券报。

    现在看,我当时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近些年里发生的事情更证明了这一现象。事情很明显,当一个国家的物价为了出口换汇被人为压低后,外国可以从这个国家购买比自己国家廉价的商品,外国货币的输入,恰恰起到了这个国家通胀的作用。

    每个国家的货币都对这个国家的物价形成一种稳定,当这个国家的货币对外币发生大幅贬值时,特别是不合理的贬值时,一会造成进口贸易品大幅涨价,二会导致国内商品大量廉价外流。由此造成国内的物价上涨和物质短缺。这是1995年我国通胀的部分原因。自那以后,我国通胀的形式便由内部型转为外部输入型。这是因为中国已完全进入了当今已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我国在货币发行上一直采取保守政策,一直使M2的增长控制在很低水平。但由于本国货币的币值被人为压低,从此,我国便进入了一个国内资源廉价外流的时期。其后的十几年里,我国国内资源大量廉价外流,外币大量进入,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国际热钱大量涌入,直至汇满为患!并迫使我国的基础货币超量发放。

    如果中国获得的外汇是一种坚挺的货币,中国本没有通胀之虞。但中国这些年里所赚取的外汇(美元)恰恰是西方国家虚弱的货币,即不断贬值的货币。这就使手持这些货币的国家不断发生通胀。目前,印度、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都在发生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都与美元的贬值有关,与海外的流动性过剩直接传导有关。

    从2009年11月起,我国的物价消费指数已经由负转正,并且物价一涨就是暴涨式,井喷式。我认为现在和未来发生的通胀,在程度上都将超过1988年和1995年前两次。但是,今天中国通胀的表现形式与二十年前完全不同,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的通胀主要是大宗日用消费商品的上涨,老百姓到商店抢购日用品,而今天的通胀是表现在房价等新型商品方面。但是,房价又不统计在通胀指数之内,所以这就使今天的通胀从数字看并不高,但从老百姓的实际感觉上看十分沉重。

    时代变了,伪科学已经可以指鹿为马、掩耳盗铃了。明明发生了通胀,但人们完全可以通过CPI等指数来证明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这就好象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里,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实际上,承认通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说明这波通胀主要不是由国内造成的就行。的确,未来中国的通胀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即下一波通胀将是一种外部输入型的通胀。这个道理很多人还没想到,所以我们必须加紧认识。

    大家都知道,近些年里我国使劲拧货币发行的水龙头都拧不死。为什么?外币进来太多,都来炒做中国。光是2007年兑换新增的5000亿美元,就要放出4万亿元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为了防止这些热钱进出炒做,中国只有再放出更多的货币来稀释人民币,以保障在这一场国际货币战争中不至于吃亏太多。这就造成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基础。加上美元、英镑等外币不断贬值,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购买力一再下降,无形导致了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原油每桶的价格现在又涨到80美元了,估计世界大宗商品的价格在2010年还会出现一波新高。中国外汇储备的缩水每天都在发生。这就是中国国内通胀的根源----通胀是外部因素输入的。

    因此,中国近年来的通胀主要是一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它的本质是国际主导货币对中国财富的一种掠夺。在这么一种国际货币体制下,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不小心即有被外部掠夺的可能。总之,中国今天的通货膨胀已经不只是国人掠夺国人的问题,而是外国人掠夺中国人的问题。之所以走到这一步,都在于当年中国没有看清美元具有掠夺的性质!只知道创汇、创汇,积攒美元。等到多时已为时已晚,只有任人宰割。

    近来外币又开始了对中国的涌入,中国可因势利导,只要发些钱照顾好低收入群体,别出现社会问题,即使有些通胀也能应付过去,这是让外部逼的。

 

 

2010年中国经济分析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年1月28日 星期四

一、 中国经济的客观态势

    2009年,中国通过加大内需,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保持在8.7%。尽管经济运行维持了一定速度,但经济发展并不均衡,收入分配在继续发生分化,一部分人更加富裕,更有消费能力,一部分人继续贫困,生活更加困窘。

    经济刺激政策也使一些经济部门更加强大,另一些经济部门相对薄弱。国有垄断部门更加强大,民营经济部门艰难拮据。中国经济的活跃大多靠的是一个富有的精英群体的消费以及庞大的政府开支。

    十几年间的高储蓄,使中国具备了较高的消费能力,但这些储蓄大约有一半是以外汇形式储存的。只要美元等外币不贬值,中国就可以在近几年里消费这些储蓄,中国就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因此,在美元等外汇储备不发生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中国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仍可以保证连续几年的8%以上的经济增长。即使出口贸易继续下降,中国依然可以依靠自身的需求实现一定速度的增长。但如果美元出现大幅贬值,中国外汇储备的购买力会大幅缩水,将对中国经济实力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中国经济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关系。

    从政治方面看,中美关系已度过蜜月期,今后可能要走一段下坡路。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也已度过高峰期,甚至未来几年可能会出现外资撤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和竞争实力的增强,增大了外资在中国的盈利困难。外资的减弱对中国既有弊,也有利。这种现象的实质是全球化的降温,自由资本主义的在中国的降温,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复归。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大量的发展需求。中国人民是一个还没有脱贫的人民,依然保持着勤劳吃苦肯干的优点。中国政府是一个政绩政府,有着强烈的经济进取心。这些客观因素加起来,都使中国经济涌动着发展的冲动。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既获得巨大收益,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国将进入一个相对独立到发展阶段。这是从中国政治性质得出的判断。

    尽管国内收入分配不均衡,不平均,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经济结构偏斜,但国内的富裕人口和庞大的政府需求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经济活跃状态。

二、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2009年中国金融系统放出10万亿元的信贷资金,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天量的信贷资金是分不开的。这使从外贸出口行业退出的3000千万农民工迅速在内地找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但巨量资金的涌出,很快便使疲弱的物价出现反弹,尽管从CPI数字上看,通胀程度并不大,但民众实际生活感受是十分沉重的。一些城市的房价上涨达到50%以上,房价并不计算在CPI之中,所以2009年的通胀幅度看起来并不大,但资产类商品的价格狂涨,极大地增加了一部分居民的生活压力。

    鉴于巨额信贷资金涌出而产生的通胀预期,以及房价、食品价格不断出现上涨,到2009年底,通货膨胀的阴影已笼罩人们心头。中国政府已经看到这种危险性,从2009年底便开始实行收缩银根。如果政府措施得力,即将出现的通胀将不会多么猛烈,如果调控不力,通胀仍会在新的一年里蔓延。

    由于担心经济运行再度降温,政府的“退出”步伐不会显得多么坚决,货币供给仍然会保持一个相对宽松的状态。这种状况会使物价持续保持上涨的压力,并使社会继续出现恐慌性的超前消费。由于有着通胀预期,很多富裕居民为了货币保值,提前消费,踊跃投机,这使经济中出现大量的虚假需求,这些超前性的购买尽管可以使经济显得火热,但实际上这些需求并不是即期的。象房地产领域,是存在虚假需求最多的领域。目前中国大约有一半的商品房闲置,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购房者是投机者。这种虚假的经济增长到一定时候必将崩盘。因此,中国经济存在的风险是比较明显的。

    目前的中国经济就是在泡沫中运行。但如果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过大,也会使经济出现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疲软和萧条。这会导致不良贷款的产生,银行和金融业会出现呆帐坏账,这又会是一个中国版的“次贷危机”。同时也会出现社会贫困群体的不满,社会会出现不安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保证中国经济这驾马车不快不慢,成了政府重要的任务。

三、国际关系前景

    中国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关系,取决于是否可能进行下一步的经济全球化。前十几年里,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参与,已经使西方国家出现了金融危机以及经济衰退。如果按这种模式继续进行下去,中国将在世界经济领域占有更大的空间,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目前摆在发达世界面前的选择是,是否让中国获得更大的进入。假如西方国家总结出新的理论,假如保护主义取得了更多的国家的认可,中国的发展可能会受到约束。

    中国这种共产主义加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具有较大的军事化传统,这种文化表现在经济上,也显示出它的竞争力。但是,这种竞争往往是以国内下层人民为代价进行的。只要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便会持续存在,至少在今后一二十年内。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要看国内社会和民众的忍受能力。因此,未来的国际关系将出现既合作、又制约的状态。既互相受益,又互相保护。

 

中国透支人口红利的后果正在显现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年1月12日

    最近广东沿海出现严重的用工短缺,百分之九十的企业招工困难,不少企业因员工短缺不得不退掉订单。面对这种现象,如其说是劳动力紧缺,不如说是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已快被消耗殆尽,透支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传统的外向型沿海发展模式终于走到尽头。国际市场和外国消费者如果再想廉价消费中国的资源要素,已经开始变得困难。

    整整二十年间,西方国家尽情地享受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廉价地从我国进口大量的商品,而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及时调整出口创汇战略,没有逐步取消对外资的补贴和税收优惠,更没有及时调整劳动工资的低水平,结果使劳动力价格被长期压在最低水平,使工资收入已经不能维持劳动者的基本生存。在这种情况下,珠江三角再现大面积的“用工荒”是再所难免的。

    以最近10年间为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物价消费指数(CPI)年平均增速也在4%或5%,房价年增幅更高达10--20%。但是,劳动工资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不足3%。劳动收入的增长幅度不仅大大落后于经济增长和房价增长速度,甚至还低于物价的上涨速度。这种状况的结果就是:劳动群体的生存状况没有得到相等的改善,甚至比原先还变得更加紧张。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劳动工资的上涨赶不上物价的上涨,那就意味着生活水准的下降。对于人民群众生活来说那就是负增长。终于,当劳动工资价格达到使劳动力感到难有微薄利益的时候,沿海地区的劳工荒开始出现了。内地农民工经过各种衡量和比较之后,他们选择了留在家乡和内地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而放弃沿海的打工。

    农民工的这种选择导致传统的靠拼劳动力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种现象说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正在出现枯竭,而这种迅速到来的枯竭也是多年来透支人口红利的结果。

    事情很明显,必须增加劳动工资,招工才有吸引力。但外国的定单是否会涨价?外国的消费者是否愿意涨价,是否承受得了涨价?这又是一个问题。如果外部出口市场有较大的涨价空间,对涨价又一定承受力,中国的出口企业可以从西方消费者身上争得一部分利润,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招募到新的劳动力。但目前从整个国际形势看,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一个“去杠杆化”和压制消费的历史阶段,即使是2010年经济出现复苏,需求仍然不会出现强势增长。因此,外部消费者可能对涨价的承受力是有限的。

    权衡利弊,如果中国的出口已经无利可图,甚至是对自身的损害大于所得,那么中国必须坚决及时地转变发展方式,将有限的劳动力资源转移到内部的建设和需求上。我们应当看到,多年的外向型发展,更多地发展了沿海地区,冷落了内地,以致外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到来时,我国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厂房闲置报废,而内地发展却相对不足。如果这个时期国家动用政策资源将发展的目标转向本国自身和内部,将几千万农民工留在家乡从事建设,那么内需足可以补偿外需的丧失。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那就是要不要提高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农村能长期处于一种落后状态吗?前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清晰地看出过度外向型发展的弊端,那就是赚了一大堆外汇等着美元贬值,一旦贬值,十几年辛辛苦苦的积蓄全就化为乌有了。这种替他人做嫁衣裳的发展方法再也难以继续下去了。因此,中国今后的发展必须是更多地利用外部资源,而不是廉价地倾销内部资源。中国的财政要更多地补贴中国农民,而不是外国消费者!并且,我国内部最丰富的人口资源正随着老年社会的来临而枯竭。80后和90后已经不是上一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已经有了更多的平等和公平意识。他们的登上历史舞台,必将开辟中国一个新时代。

 

 

中国海外投资的回顾与展望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年2月8日

两种投资形式的比较

    到2009年底,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也就是非金融投资大约已经达到2300亿美元,加上各种金融债券投资,我国在海外的总投资大约已经达到2万亿美元。这个数目大大高于改革三十年来我国吸引的大约8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即使算上外国对外国金融类的投资,如证券,外资对我国的投资总额也小于我国对海外的投资规模。所以这些年来,我国实际上已是资本输出大国。不过,我国海外投资和外国在华投资在效益上大不一样。外国在华投资拿走的利润大大高于我国海外投资的效益。这是因为我国对海外的投资与外国在华投资的形式有很大不同。外国对华投资是直接投资大于证券投资,产业投资大于债券投资。我国是证券投资大大高于实业投资,政府投资大大高于企业的商业投资。西方国家对这种政府投资起了一个新名称,叫国家主权投资。譬如,我国光是在美国一个市场,就投入了大约1.5万亿美元的债券投资,而实业投资不过是几百亿美元。数量根本不可比。这种现象说明了很多问题。

两种投资效益的比较

    西方的在华投资目前已到了摘果子的时候,每年从中国拿走的投资利润数量相当可观。在金融危机后的西方市场一片冷清低迷的时候,西方企业却从中国大赚特赚。只可惜这个数字有关统计部门从来没有统计,也没有公布。譬如,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在国内已经破产,但在中国的投资公司效益却出奇得好。而我国在海外的投资,债券的利率超不过5%。企业的投资不仅难以获得回报,有时还有着大量亏损。前几年有TCL投资法国汤姆森损失惨重,近年有联想集团投资美国的IBM,也是多年亏损。这种状况令人遗憾。

    西方国家在中国很少有证券投资。外国在中国的股票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加起来也不过区区几百亿美元,但对中国企业产权的投资却达到八九千亿美元。我国有一大批企业产权落入外资之手,甚至整个行业的产权都掌握在外资手中,如汽车行业。外国投资在中国的投资产出约占我国GDP的四分之一,占我国对外出口额的大约50%。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最近中美两国间在酝酿“债转股”的操作,即将中国在美国巨额的债券投资转变为企业股权投资。这个计划一出笼,便遭到国内一些学者的异议,其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债转股后的风险。

    这样比较下来之后,我们便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富裕的秘密,即多年的海外投资和开拓(在以前甚至包括侵略和掠夺)。没有海外财富的滚滚涌入,欧洲这些老牌殖民地国家根本不能达到今天的这种富裕。

    反观我国,海外贸易仅仅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对外投资仅仅是21世纪开始之后的动作。这样一个长期被外资掠夺又闭关锁国几十年的国家,怎么能富裕起来!所以,中国要彻底改变命运,中国必须对外开拓,利用海外资源。但目前的情形是,海外投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施的后果也不尽理想。

我国海外投资的回顾与战略选择

    我国的海外投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当时每年的海外投资不过几亿或十几亿美元计算,到2002年也仅有27亿美元。自那以后,海外投资数量开始出现较快增长,年均增速66%,2008年我国对外投资额达到了560亿美元,境外中资企业雇用的外方员工约有46万人。

    截至2007年,中国近7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全球173个国家(地区)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超过1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179.1亿美元。2008年底,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已达1840亿美元。2009年,这个数字估计可达2300亿美元。

  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在境外从事的并购活动越来越多。2009年,仅在澳大利亚,我国企业就收购了近500亿美元的资源项目。目前,我国境外金融资产已接近2万亿美元。尽管遭遇了金融危机,全球跨国投资出现大幅度下降,2009年全球跨国投资比2008年下跌了约30%,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依然强劲。根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9年限额以上非金融类企业境外投资项目中方协议投资额达到了49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日前公布,2009年非金融类境外投资总额达到43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6.5%,为历史最高水平。2010年中国企业的非金融类境外投资规模有望达到480亿美元,可再创新高。

    当然,今年对海外投资的规模还要看政府宏观调控的变化,如果货币政策继续保持宽松充裕的状态,中国企业将更有能力海外出击。如果今年流动性相对减弱,我国的海外投资也会受到影响。我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根据通胀率的变化,如果今年国内和国际间不发生较高的通胀,那么形势对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更有利。

    回顾改革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海外投资充满坎坷。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掀起了海外投资的高潮,最多的时候一年向海外投出上千亿美元。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海外投资的规模仍然较小。这里面有一个因素,日本当年掀起海外投资热潮,是因为日元出现大幅升值,海外资产变得便宜,导致日本企业在海外大肆出击。所以,一个国家的海外投资往往与本国的货币状态有关。如果本国货币处在一种低估状态,这时去海外投资并不合算。如果本币升值,在海外有一定的购买能力,就会更有利于海外收购和投资。可惜的是,我国近十几年来,主要实施的是低估本币的策略,这种策略只有利于出口,而不利于海外投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是制约我国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我国开始强调科学发展观,开始反省过去盲目追求外汇、追求出口的做法。不改变不科学的发展方式,我国的海外投资就难有起色,国民财富也难以聚集。

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领域和特点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和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响应我国政府提出的“走出去”战略,去年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取得了不少新成绩,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能源、资源制造业是投资的重点领域,铁、铜、锌等重要矿业、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汽车零部件等行业约占协议投资额的80%。二是境外收购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最重要的方式,在中方协议投资额中大约占61%,比2008年提高了36个百分点。三是中国企业积累了境外投资合作更多的经验,国际化经营水平逐步提高。据初步统计,在2008年—2009年的大中型矿业境外投资中,平均每9项投资商谈中有8项达成了协议。

    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海外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国内需求较大的产品领域。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历史时期,对能源、原材料有较大的需求,所以,目前我国一些大的海外投资一般集中在资源、能源领域。另外,出于对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需求,这一领域也成为我国海外投资的重点。

    目前,我国的境外投资仍以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为主,但随着民营企业的实力迅速壮大,今后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主体将呈现更加多元化的态势,那就是进军海外的服务业。其实我国对海外服务业的投资规模远不止统计数字的大小,很多民营和私人的投资都没有进入正规的统计。光是一个移民投资,每年的数量也不少。因此,加上这些漏掉的海外投资(更应当叫资本转移),我国对外投入的规模远比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大得多。

提升海外投资和资产管理的水平

    据统计,2009年,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中国澳门在内的境外并购额高达660亿美元,但其中280亿美元的交易最终并未成功。象中国铝业收购澳大利亚的力拓,功亏一篑;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遭巨亏,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对于海外投资来说,除了文化、制度、国际关系等大的因素,企业的整合能力非常重要。跨国投资所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技术、管理,还有更重要的综合素质,即文化能力。整个收购兼并的过程,都是一场国际间文化的融合和技巧的掌握。估计2010年国际间会有一些大规模的行业整合和跨国交易,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并购案将发生在工业、消费业、医疗保健业和金融业等众多行业。中国企业要抓住战略合作的机会,在国际间寻求强强合作的局面。 当然,中国企业和国家主权基金所面临的也是空前的复杂性和不断增加的难度。中国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并购技巧,在战略上把握好后,战术技巧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前些年我国海外投资不仅数量少,而且效益差,甚至一些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更多地是处在一种外流的状况。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海外投资和海外资产也被人描述成“出血点”。一些海外投资不仅不赚钱,而且成为财富外流的渠道。我们可以把前些年交的学费当作发展中国家追赶过程中的成本。不付出成本的后进国家是没有的。

中国海外投资模式的新思考

    中国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只让外人投资、自己很少外出投资、只是拼命出口的状态,那么中国就永远是一个廉价地被西方资本利用的国家。这种发展模式决定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但海外投资取决于国家的实力和水平,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是被投资国,原因是落后,发达国家国家之所以是投资国原因在于技术先进,经济发达。当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后,海外市场的开拓已成为必然。但从大的宏观方面分析判断,我国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还不成气候,或许还需等几年。这里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还未达到足以在海外竞争的地步,二是西方国家的市场保护越来越严密,对中国的海外投资造成较大的困难。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经济扩张从来就是以武力做后盾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投资走到哪里,军舰也跟到哪里。军事力量是国家经济利益的重要保障。在这一点上,我国目前还处在劣势。一些国家可以明目张胆地欺负你在那里地投资者,特别是私人小投资者。这也导致一些中小企业根本不敢海外出击。所以中国需要航空母舰,航母的主要目的更多地不是战争,而是和平时期地威力威慑。如果人们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便对未来中国的海外投资很不利。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西方国家面对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咄咄逼人的国际竞争力,正在逐渐放弃西方优势时期的自由贸易理论,进而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这种变化正在逐渐影响流行多年的经济全球化趋势。

    任何国家的理论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产生制定的。自由贸易理论也不例外,它产生于英国处于强盛时期,这种理论有利于它的外海投资和贸易,因此,自由贸易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旨。但当一些发达国家国家竞争力处于劣势的时候,他们会改变当年的主张。当前的世界正处正这种思想和理论转变的前沿。中国政府和企业决不能盲目乐观,一腔情愿。

    最近澳大利亚通过的一项旨在加强外商投资管理的立法,很值得注意。这项立法旨在防止外国投资者通过复杂收购安排规避现有收购法规,从而获得澳大利亚企业的控制权,这项立法把可转换债券等金融工具视同于股权,防止外资用“障眼法”收购本国企业。由于可转债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转成公司股权,意味着可获得企业更多控制权。澳大利亚希望借此防止澳企在“不明真相”地情况下卖掉自己的资产。

    该立法草案最初只是针对2009年2月中国铝业和力拓之间的收购交易。当时中国铝业向力拓注资195亿美元,其中75亿美元用于认购次级可转债,而中铝可以在转股期限内随时转股,一旦交易成功,最终获得力拓18%的股份。2010年2月2日,澳大利亚议会正式通过了这项立法。这个事情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本国产权的保护正在加强。

    中国的海外投资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际关系。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资产流向海外,这些资产是否安全?能否保值,能否增值?都处在一个大的国际化新视野之中。中国的海外投资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崛起,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新的挑战,意味着全球间资源财富的重新配置,其任务艰巨程度难以想像,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尽全力做好这项改变国家命运的事情。

 

中国的资产泡沫依赖症

----通胀和低利率实际是对居民家庭的变相征税

独立学者  谢国忠

2010-05-17

    强大的利益集团已经让中国的宏观政策动弹不得,长远而言,弊端很多:地方政府把高土地价格看做命根子;国有企业希望利率不要升;出口商强烈反对货币升值。中国的宏观政策已被弱化成了心理治疗,仅靠一些口头上的表态和技术上的微调去吓唬投机者。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在不断升温。除非中央政府狠下决心,做出决择,否则,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遭受一次破坏性的调整。

  首先,随着制造业利润下降和支出需求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对房地产业产生了依赖。曾经在20年的时间里,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沿海省份通过培育出口导向产业而变得富足。但在过去五年,这样的经济逻辑已经变了。成本上升大肆侵蚀了制造业的利润,为了招商,大部分地方政府不得不提供补贴。房地产已经成为政府真正的收入来源。

  其次,国有企业在贷款方面享有优势,这使国企快速扩张。中国的大部分银行债务是国企欠下的。居民家庭和地产商从银行借的贷款,通过地产商从政府手里买地的方式,实际最终流到了政府手里。维持极低的利率,因而已经成为保护国有部门(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国家政策。其他诸如通货膨胀等因素,则被忽略了。

  第三,中国的出口商正在遭受成本上升和全球需求疲软的两面夹击。他们强烈反对人民币升值。之前,新劳动法、税率提高以及更严格的环保标准已经令出口商满腹怨言。这些出口商仍然代表着中国制造业的半壁江山,可以影响政府政策。

  中国目前的政策是对生产部门的变相补贴。以前的补贴是低工资和低资源价格。而现在,资源价格高了,工资也在不断上涨。高地价和低利率已经成为国有部门的支柱,这同时也减轻了出口部门的负担。高地价和低利率实际是对居民家庭的变相征税。从本质上说,中国人的工资是涨了点,但购房能力和利息收益却大大受损。这种情况表明,国有部门太庞大了,其效率不足,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根本无力生存。宏观上的困境实际上反映了结构性问题。

  中国目前的政策路径是货币扩张和资产通胀,短期内,这种做法阻力最小,也最舒服。资产通胀背后的主要目的,是政府可以征税。它为人们的快速致富梦想提供了温床,只要市场在上涨,这个政策就会收到欢迎。它还可以让有影响力的“内部人”玩剥削小老百姓的把戏。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一直对资产通胀有利,这决非偶然。

  中国的资产泡沫增长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住宅存量、在建工程和土地储备的价值可能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或约100万亿元。七年前,它们的价值微不足道。北京、上海的住宅价值与GDP的比例,已经与1997年的香港差不多。租金收益也与当时的香港类似。此外,大陆还有一个独特现象,就是房屋空置,我怀疑数量在1000万至2000万间左右。

  如果中国的泡沫破裂,将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但中国却有许多人希望有这样一个泡沫,当然最好不要变,既不扩大也不缩小。中国的政府官员真的是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他们居然维持住了这样的局面,考虑到中国的规模,放在纯市场经济的国家,这是想都不敢想的。这其间也培养出了人们的广泛信心,即政府可以得到任何它想要的东西。但是,市场被扭曲的时间越长,最后的报复就会越大。

  本轮地产紧缩政策有赖于信贷限制和压力。前者的目的是保护首次置业者、遏制重复买房人。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价格对于首次置业的人来说还是太高。地方政府还没有把去年卖地的钱花完,可以继续花。但是,当这些钱在几个月内花光后,他们会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政策还会再次放宽吗?在上几轮地产政策紧缩中,这种事情发生过。

  中国政府的资产巨大,应足以应付泡沫破裂后的烂摊子。但是,如果泡沫再持续两年,那就难对付多了。为了遏制泡沫,北京必须尽快提高利率。有人担心加息会增加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种担心有可能是多余的。人民币没有被低估。政府通过资产通胀获得收入,转而补贴制造业,如把这些补贴去掉,就相当于汇率升了20%。

  当资产价格回归到正常水平后,中国应理顺自己的财政收支,以防泡沫重现。

  首先,政府必须限制开支。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绩基于其经济表现,所以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提高收入。这与城市化战略缺乏有关。对于大城市,或许可以要求政府对经济负责。但在其他地方,政府应该只承担社会职能,而非经济任务。

  其次,应当统一、简化税收制度。地方政府不应该有权提供税收优惠,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破坏了国家税收的基础,也造成了产能过剩。

  最后,中国必须加强反腐败。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政府可以把这些钱收上来,政府就不需要依靠高房价了。政府从资产通胀把戏和低利率得到的利益也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政府希望得到这块蛋糕并享用它,就必须打击腐败。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5-17 23:21:25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西村观察 6 5.17

中国经济已形成多重“两难”挑战

张庭宾

2010年5月17日

  “当前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5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调研时如是说。这类“两难”包括:如果选择加息,则实体经济可能压力较大,利润收缩加快,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和停产,就业压力大增,如果不加息,则在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受损,损害储户的利益;人民币如果升值,则出口部门很难承受,同时担心热钱涌入,导致货币流动性释放过快,加剧通货膨胀,如果贬值,又顾虑外部压力,也担心热钱大量流出,导致国内资产价格大跌;不调控房地产价格,则社会公众对高房价的积怨更大,影响社会稳定,但如果房价下跌太多,则地方财源大减,而商业银行也将蒙受较大损失;如果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地方政府债务急剧扩张,如果财政政策收缩,则一些刚刚上马的大工程可能就会成为半拉子工程,损失严重……

    总之,经济增速一旦放慢,庞大的产能过剩问题便会立刻显示出来。为了让这些本来已经过剩的产能维持运转,于是,不断投入弹药,而这些弹药最后的来源就是通货膨胀。这是一种畸形的、靠吃激素维持的经济模式。约吃越胖,越胖越虚!早晚要把中国吃成一个虚弱的大胖子。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形成了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社会保障的一定预期,但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很难解决;想要提高内需,扭转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20年来不断下降的趋势,就必须扭转既得利益的扩张,但是既得利益又很强大;想减少外部市场依赖,但是内需市场又起不来;我们希望提高劳动者收入,但是又顾虑降低中国制造的价格竞争力;我们将资源价格提高到合理水平,但又疑虑会刺激通货膨胀……

  总之,我们无法再用一部分增量的利益扩张来覆盖另一部分利益收缩所带来的反弹。而且我们也很难再将问题向后转移。这意味着,我们已经退无可退,现在必须直面财富的公正合理再分配问题,即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攻坚了。

  经济的本质有两个:一是财富增量创造;一是财富存量分配。一个健康的社会,能够合理地奖赏真正的财富创造者,而同时能有力地遏制通过再分配转移或占有他人合理财富的行为。它应该有公正的执法者,通过统一公平透明的规则,保护财富创造,公正分配财富。

  过去20多年,我们重视的是前者——以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通过发展创造增量以满足社会需求——把蛋糕做大,然后大家来分增量的蛋糕,有人多分一点,有人少一点,但都比过去多,皆大欢喜。

  这样的一个美好愿望推动之下,经济发展成了财富创造的代名词,发展就成了第一要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水快流,大干快上。而GDP又变成了经济发展的代名词,在发展名义之下,财富的公正合理再分配则被忽视,乃至被漠视。

  任何一个重大的经济行为往往同时有着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的双重属性。以一度的引进外资“靓女先嫁”的政策为例。外资固然有着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可以推动某个开放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内外资不平等的税收——外资三年免税、五年减税,正式征收也只是15%;而内资企业是33%。即使内外资其他竞争条件相当,这种不公平的竞争规则也必然导致内资财富向外资的转移。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引进外资高峰期时,国内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的原因之一。

  诚然,内外资竞争不公平税收的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纠正,但是由于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形成了强势竞争地位,甚至是垄断地位。它们现在开始享受作为价值链链主的回报,即没有任何企业是白求恩那样的国际主义者,在投入期,它固然能够带来投资和发展,然而,到了回报期,当控制了产业链,它们就会获得稳定的、源源不断的利润回报。这将回报其股东、回报其母国市场。这也是中国内需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在发展名义下的是政府既得利益的扩张,因为发展,地方政府有理由扩大税源、扩大投资、搞重点工程、上形象工程,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政府投资总体上是负收益。行政开支也不断扩张。由于政府本身并不能直接创造财富,它只能通过增加税收,发行钞票和土地财政等手段寻求财源,而养老、医疗、教育的财源就捉襟见肘,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的提出也在所难免。

  政府本来的基本职能是为了使财富再分配更加合理,即在一次分配时,由于资本在市场博弈能力较强,财富创造有向资方分配倾斜的天然性,因此政府的二次分配起到调节作用,让劳方通过社会保障获得一定的补偿。但是政府的既得利益扩张,使得其自身大量消化二次合理分配的财源,甚至要增加更多税收或变相税赋来满足自身的利益膨胀。

  当前还存在的主要的不合理的财富再分配还包括:国有垄断资源企业,其垄断了全民所有的矿产资源等,或者私人廉价独占矿产资源,基本不交资源税,上交的税收利润也很少,全民所有的资源财富无法回馈社会公众。

  若论最为快速的财富再分配,那首先要算资本市场,在股市,特别是推出了股指期货的股市中,财富由弱者向强者转移的速度大大加快。而在中美金融财富博弈中,中国用大量不可再生资源和无数的劳动损耗创造的真实物质财富,换回来两万多亿美元的纸币和外国债券,外汇储备可以借给美国政府近一万亿美元,却不能借给中国社保基金一元人民币。

  这种多重不合理的财富再分配,不仅已经使增量蛋糕的美梦难圆,更让社会公众的存量蛋糕被分走,这就集中地表现在国内消费不断下降,已经下降到世界大国中未曾有过的35%,又使得微观经济和社会公众的经济承受能力越来越接近底线,这又导致宏观调控的各种弹性日渐减少,两难困境不断增多。

  简言之,中国试图再通过增量扩张来解决利益冲突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再试图通过经济发展来调和社会矛盾的空间已经殆尽。是到了必须将财富公正合理分配作为最重要战略出路的时候了,是到了中国必须进行对既得利益进行改革攻坚的时候了。

  尽管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尽管既得利益阻力巨大,但只要抓住最关键的要害——要让本属于公众的利益还于公众,必先使本属于人民的权力归于人民——就可以成功。

 

 

下一个泡沫在哪里?

哈佛大学教授 肯尼思 罗格夫

2010-04-15

    随着全球经济出现通货再膨胀的迹象,许多人都在问:“下一个泡沫会出现在黄金市场?中国房地产市场?新兴市场股市?还是其它什么地方?”简短的答案是:“不会。会。不会。政府债务。”

    在我与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合著的有关金融危机历史的书中,我们发现,债务驱动型的房地产价格暴涨,往往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先兆。反之,政府债务的持续激增则是后危机时期一个极其常见的特征。谈到可能不会出现泡沫的领域,大多数新兴市场未来十年的经济前景都将优于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央行非常可能希望继续对其外汇储备进行多样化调整。当然,其间出现巨大波动与修正都属正常现象。

    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们是否真的具备察觉危险价格泡沫的能力。有太多文献都致力于探究价格泡沫在理论上是否可能存在。我应该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我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曾对此有所研究。在典型的泡沫中,一种资产(例如一所房屋)的价格可以远远高于其“基本面”(例如估算房租的现值),只要市场预期其价格未来会更高。但随着价格飞涨,与基本面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投资者就必须预期价格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否则那种越来越疯狂的价格就是不理性的。在理论上,“理性”投资者应该意识到,不管每分钟会诞生多少个傻瓜,一旦房屋价格超过了全球收入,游戏就都结束了。从不可避免的价格崩盘向前倒推,投资者们应该意识到,催生泡沫的期望值链条是不合乎逻辑的,因此这些期望根本不会实现。对此你感到信服吗?当我还在就读研究生时,我知道自己对此深信不疑。

    但接下来出现了一些相当聪明的理论家,他们注意到泡沫(在理论上)还是有可能存在的,前提是,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经风险因素调整后的长期实际利率低于经济的趋势增长率。从根本上讲,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即价格泡沫会以足够缓慢的速度增长,慢到房价永远不会超过全球GDP。哦,不。但很快又有实证研究让我们放下心来:我们并没有生活这样一个世界里。

    科学继续发展。最终,经济学家们意识到,在充斥着非线性和不完美市场的现实世界环境中,从原则上将,同样的基本面因素可以支持类别截然不同的均衡。一切都取决于市场参与者如何调整自身的预期。原则上,价格能够突然且随意跃升,从一种均衡状态转到另一种均衡状态,就好像受到了太阳黑子的驱动。(我相信,这种自我实现的多重均衡理念,与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反身性”(reflexivity)理论关系相当紧密。)

    事实证明,当政府的政策目标前后不一致时,反身性泡沫的问题会变得更为严重,而政府政策目标往往前后不一。例如,莫里斯?奥布斯菲尔德(Maurice Obstfeld)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证明了自我实现的投资者预期是如何压低固定汇率的。如果投资者以足够持久的力量团结起来,如果央行缺乏足够的恢复能力和资源,投资者就能够推翻一种固定汇率机制——若非如此,这种机制持续的时间可能会长得多。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传统经济学理论能否为泡沫的存在提供合理解释。对于投资者和决策者而言,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觉察出具有系统危险性的偏离经济基本面的迹象,因为它们对于经济稳定性构成的威胁,不仅仅是价格的波动。正如莱因哈特和我所证明的那样,答案要在数百年的金融危机史中寻找,着重寻找杠杆率和资产价格迅速大幅升高的情况,一旦信心消退,这种激增现象就可能会突然崩溃。当股市泡沫破灭时,在牛市中赚钱的投资者通常会咽下损失的苦果,而世界则会艰难前行——2001年科技泡沫破灭后就是这样的场景。但当债券市场崩溃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冗长乏味的讨论,主题是应该由谁来承担损失。不幸的是,债务(尤其是政府债务)的规模往往不为投资者所知,直到危机过后才会浮出水面。

    在今天的中国,真正的问题在于,似乎没有人掌握有关政府债务分配情况的充分数据,更不用说了解其背后暗藏与公开的担保网络。但这算不上中国独有的问题。在全球各地,尽管公开发布的官方政府债务数据大幅增加,但出于政治权益考虑,巨额的表外担保与借贷依然晦莫如深。

    时机的判断从来都难以把握,但即便全球市场出现上行趋势,要猜出泡沫会在哪里潜伏,也不是什么难事。

 

 

发件人:"中国共道经济研究中心" <gongdaoer@gmail.com>  2010-01-06 10:46:0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稿件:去年政策围剿市场,今年市场围剿政策

去年政策围剿市场,今年市场围剿政策

共道经济研究中心 蔡历

 2010-01-06

www.gongdao.org

    如果用最简短的语言在经济形势上概括去年、展望今年,应该是这句话:“去年(2009)政策围剿市场,今年(2010)市场围剿政策”。市场是指市场的本来面目,市场真实的发展趋势;政策指全球政府的经济救助政策。政策围剿市场,说的是全球政府联手实施规模空前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对本应下走的市场形成合围,市场战败而暂停下滑;市场围剿政策是说,随着全球政府继续实施扩张宏调政策的空间逐渐被压缩,全球市场将恢复本来面目,并反过来围攻政策,政策将战败,而市场将继续下走。

    现在很多人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已经基本过去,媒体上各路专家在大谈“后危机”时代。请问那些认为危机已经过去的人,请问那些大谈“后危机”的专家,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真正因素是什么?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这些因素发生改变了吗?简而言之,当前市场的真相是什么?真实的市场趋势是什么?
    当然,从理论上来说,目前人类的知识积累、经济学知识积累,目前还无力给出令所有人都信服的“客观”的结论。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就危机是否过去这一问题进行令人尊敬的分析和判断。什么样分析和判断才是令人尊敬的?从逻辑上说,它应该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对此次危机爆发的根本因素进行判断,然后第二步对这些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判断,最后第三步对危机是否过去进行判断。只有明确地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本因素,且明确地论证这些因素已经消失后,才能下危机已经过去、我们已经处于“后危机时代”的结论。

    然而那些说危机已经过去的人,那些大谈“后危机”的专家们并没有按着这个原则办事,他们都对最为关键的前两步兴趣不大,着墨甚少,只对本应水到渠成的第三步兴趣盎然,滔滔不绝。他们判断危机是否消失的标准不是导致危机的因素,而是数据,月度数据,什么每月工业增加值拉、PMI拉、PPI拉、就业率拉等等。而且摆出一副非常讲究科学的面孔:依据量化的事实嘛!

    数据、图表已经成为现在很多伪劣的经济分析者掩盖自身肤浅、懒惰和愚蠢的道具,成为愚弄大众的道具。一个最浅显的道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数据是什么?是现象!本质是什么?是你的因素判断。合乎逻辑的研究思路应该是:现象→本质→现象,而不是现象→ 现象。

    我们对此次全球经济危机根源的判断是这样的。 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因素不是金融问题,而是全球实体经济的结构出了问题;经济结构问题表现在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或者说生产相对过剩上;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在全球财富分配不均的程度空间扩大。要而言之,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得以爆发的最根本因素是全球收入分配差距的空前扩大。

    那么2009年的全球大规模的经济救助政策,尤其是空前扩张的货币政策是否是全球的收入分配差距得以压缩?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全球的货币扩张不仅没有压缩收入分配差距,反而扩大了。原因很简单,全球的分配差距之所以会逐渐加大,根源在其既定的收入分配模式。要压缩收入分配差距,必须改变和调整收入分配模式。而当前的全球政府都无意去触动既定的分配模式。无论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所提供的资金,还是货币增发所形成的多余资金,都还是会按照既定模式分配下去。

    中国在这一点表现的尤为明显。危机遏制市场下滑,中国2009年新增贷款达到惊人的9.6万亿,是2008年的2倍,2007年的三倍。那么这些资金最终落到谁的口袋,答案是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首先是政府控制的大国企,其次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民企。而本来这个官商勾结的利益圈子就是处在在中国财富分配金字塔的顶端。

    既然,经济危机的病根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加重,那么经济危机就没有过去。不仅没有过去,而且正在继续蓄积力量,酝酿新一轮的爆发。所以,我们不是处在“后危机时代”,恰恰相反,依然停留在“前危机时代”。2009年只不过是政策和市场搏斗的第一个回合而已。政策暂时战胜了市场,然而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继续生存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在中国通胀预期的一浪高过一浪;而对美国,美元贬值预期已经席卷全球。通胀预期压缩了中国扩张政策空间,对继续扩张货币构成严重制约;美元贬值预期则压缩了美国的扩张政策空间,对继续增发美元构成严重制约。

    现在很多人居然在大谈如何推出经济刺激政策,殊不知,经济刺激政策早已经没有生存空间。2010年的难题绝非是如何撤销扩张政策的问题,而是面对新一轮的市场下滑却无法继续扩张货币的问题。

    2010年市场将对政策发动大反攻。

    “要敬畏市场”也算是一句经济古训了,然而,现在全球政府、全球的既得利益者们的做法却是在“玩弄市场”。企图玩弄市场的人终究将被市场所玩弄。
在这里奉劝那些“局中人”们,掌管政策制定的官员、实业投机家们、金融投机家们,请好自为之,你若把本来脆弱不堪的政策错看成固若金汤的堡垒,那你的大麻烦很快就会到来。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近来股市下跌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股指期货的因素,还是与实体经济有关。易先生可能把上市公司的行情看得太好了,但没有想到下半年可能出现的情况。譬如汽车业,去年逆市上涨,销量火爆,但到了现在,各种车型都要靠降价和打折销售了。今年的汽车板块效益还能像去年那么好吗?这些因素难道对股市没有影响吗?易宪荣先生显然没有看到。在这里,我们特地提醒大家。]

股指期货推低A股的风险不可低估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易宪容

2010-05-17

    近半个月来,国内A股下跌近15%。4月15日上海综合指数为3166点,到5月7日,上海综合指数下跌到2688点。从4月16日到5月7日,上海综合指数下跌了15%。股市跌幅之大,除了2008年下半年的金融海啸之外,应该是十分罕见的。即使5月10日,全球股市全部飚升,但就是国内A股不涨,其中的问题值思考。

  对于国内股市的下跌,多数意见是由于国内外大的经济环境使然。如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美国华尔街股市的震荡,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出台等。而且对于一个开放度十分低的A股市,主流意见更多的把A股下跌的原因归结在国内房地产宏观调控出台的政策上。认为国内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过于严厉,从而会导致国内实体经济全面调控,从而影响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到公司的股价。

  但是,在文看来,这些理由根本尽管对股市的影响与冲击不可低估,但不足以让中国A股成为全球各国股市跌势最大市场。因此,对于国际股市的震荡来看,在中国的股市开放度不太高的情况下,任何外围市场的负面因素都会对A股产生不小的影响,但决不会成为A股走势最为关键的因素。A股2007年的快速飚升、2008年的暴跌、2009年又快速飚升,尽管其运行的轨迹与国际市场有一定的趋同性,但仍然有很大差距。从最近发生的情况来看,A股的暴跌达到15%,但国际各市场下跌幅度远远低于A股。也就是说,国际市场大环境的变化对A股有影响,但其影响并不是那样大。

  对于国十条房地产宏观宏观调控对国内股市的影响,更是不可高估。因为,如果当前的这个观点的逻辑成立,那么2009年下半年国内房地产的繁荣达到创记录,但是从2009年8月中旬开始,国内股市就成了上落市,股指的上下波动很大。也就是说,国内股市并没有随房地产的空前繁荣而快速飚升,反之,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内股市就处于上下波动之中。还有,房企上市公司占总市值的比重,2008年末,沪深两市总市值12.13万亿元。其中,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总市值为4196.13亿元,占比3.46%。估计到目前为止房地产上市公司所占总市值的比重应该也不会超过5%。而房地产宏观政策的调整对股市所造成的影响也应该会如此之大。

  反之,今年以来不仅国内经济又开始重新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如第一季度GDP增长达到11.9%,多数上市公司的业绩都全面增长,有些上市公司甚至于增长好几倍。而且,如果中国股市是经济晴雨表,那么今年经济增长在不低10%的大背景下,国内股市处于全面上行的轨道应该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实际上,股市走势与经济增长的基本面背道而驰。其原因何在?

  本文认为,除了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大环境之外,影响国内股市成长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内股指期货的推出,国内股市就开始出现大跌,看上去是一种巧合,但是实际上是一种必然。因为,任何金融衍生工具进入中国市场,尽管会制定十分严密的制度监管规则,但是制度不完全性仍然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投资者利用新的金融工具套利投机也就不可避免。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股指期货可理解为发现价格、套期保值、分散风险与管理风险,但是要实现其功能必然要有一系列的制度法律规则来保证,无论信用体系、信息披露机制,还是资产定价体系及投资者保护机制等,都需要有健全的制度,否则一种金融工具的创新就可能成为风险制造的工具。不过,任何制度都是不完全的,即使美国最为发达的金融制度体系,其制度所面临的同样是问题重重。因此,由于金融制度的不完全性及金融创新的风险性,国内股指期货推出随时都可能成为一些投资者操纵市场牟利的工具。对此国内管理层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而不是认为最近股市的大跌仅是经济大环境所导致的结果。

  二是任何金融交易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信用基础上的风险定价。而中国股市是以政府为隐性担保的信用市场。在这种市场中,过度使用现有的市场体系,一些人让投资的收益归于个人或组织,投资成本让整个社会来承担为主要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人来说,越是高风险的工具或产品,越是会过度使用。因此,股指期货的推出同样可能成为股市投机炒作的新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股指期货的交易行为往往会成为市场期望的反向工具。它对市场的影响会相当大,管理层决不可小看这种金融工具对市场的影响与作用。

  三是股指期货的推出一定会给整个股市现货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无论是股市的投资理念、行为方式,还是市场定价模式等都会发生根本性转变。正是在这种市场根本性转变中,为了适应这种市场重大转变,不少投资者一定会先退出市场静观其变,等市场逐渐稳定之后再介入。比如,近半个月来,大量的股市散户投资者退出可能就是与这种股市重大转变有关。当大量的投资者退出时,就可能导致股市全面下跌。

  四是从国内经济基本面来看,尽管房地产宏观调控对今年经济增长会造成不小的影响,但是2010年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的态势并不会改变。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会保持在两位数的增长水平。如果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那么它应该提前反映实体经济这种增长态势。比如今年以来上市公司的业绩全面增长,它一定会反映到股市价格全面提升上来,而不会由于占比重十分小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占总市值不到5%)面临的风险让整个大盘全面暴跌,并成为全球各国股市表现最差的股市。这其中的问题值得国内管理层密切关注。

  总之,近半个月来,国内股市的跌跌不休,正好是国内股指期货推出之际,这并非是一种巧合,而其中有很大内在联系。如果推出股指期货是为了让国内股市造成更大波动,那么这种金融产品创新作用就十分令人质疑。管理层不要为目前的不少现象所迷惑,而且要研究当前股市跌跌不休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设立新的制度安排。这样才能够保证国内股市持续稳定发展。

 

政府应与利益集团绝缘

经济学教授  许小年

2010/05/17

    中国的发展模式确实到了迫切需要变革的地步,但在实践中,往往需要遭遇较大危机,才能终止传统发展模式,否则,我们还会依照原有惯性继续走下去。中国强势政府的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增长可以,推动创新不灵。中国经济在现有模式下的增长潜力还能有多少?还能走多长时间?说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现有的体制搞创新不行,而创新是所有亚洲发展模式碰到的最大问题,日本经济缺乏创新能力,韩国经济缺乏创新能力,最后都是以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创新不行,经济增长乏力就靠印钞票解决,最典型的是日本人,拼命印钞票制造资产泡沫来维持经济增长,但到1989年,泡沫破灭。中国不一定即刻发生像日本泡沫大破灭的事情。但是中国产生小的泡沫、中等泡沫是有可能的。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官方到学界已有共识。问题是怎么转化?这个题目谈了几十年,原因就在于我们现有体制成为阻力和障碍,如果不做改变,发展模式转换不了。

    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第二,政府对整个经济全方位管制,而且管制有越来越严的趋势。第三,迄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要素市场。由于各种各样的管制,再加上政府对资源配置非常强的影响力,要素市场极度扭曲,价格信号也是扭曲的。第四,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国有经济的阻碍。

    那么,改变体制的难点在哪里?难在利益格局。在这些体制下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30年的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都已形成。从公民社会发展看,这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现象,因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有多元化的利益集团,而不能像过去铁板一块,全国一盘棋。那么,是什么不健康呢?

    两个方面:第一,现在的制度框架不能提供一个各利益集团公平博弈的平台。过去都是全国一盘棋,对中央保持一致,但现在由于利益不同,再保持一致不可能了。利益集团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博弈,而社会又没有一个公平的博弈平台,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博弈的结果往往由政府来裁决,而不是按照所有利益集团所同意的事先确定的规则来裁决博弈结果,这是不健康的。第二,现在形成的众多利益集团中,政府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这是非常不健康的。谁都可以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司法者,是裁判员,现在自己下场去踢球,很不正常。

    正是因为中国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转变体制都碰到了障碍和阻力,因为转变体制就是要触动政府自己的利益。中央领导提到要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市分开等,但目前的趋势非但没有分开,而是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政企结合越来越紧密,政资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政府和市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统统都是一个利益主体。

    目前这种半市场、半政府管制、半干预的模式对政府的利益集团来说是自由格局。通过对经济的管制可以造出很多“租”来:他先把“租”造出来,然后去进行买卖,再去寻租,用各种名目管制有序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甚至标准化等等都可以作为进行管制的理由。其实,管制说白了就是先造租,造完了以后再来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认为,政府的经济利益没有必要去回避,它是很现实的存在。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假装没看见。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应该假设政府就是要在市场经济中寻找自己的公权力。然后,我们再谈如何找到解决办法。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我认为还是有改革空间的,比如说放松和解除政府对要素市场的管制。过去我们也做过,如放松市场管制,取消各种各样的审批制度等,只有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制度,解除政府的各种要素市场管制,市场才能正常发展,而要素市场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土地市场。另外,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可以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我们曾经做过“抓大放小”,但现在的难点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手。

    等待危机倒逼政府进行改革,这种思路不太对。但是,假设政府应该退出经济,不应该在市场中谋利益,应该严守职责的假设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我们现在就应该假设政府确实在经济当中有利益,并将此摆到桌面上来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对传统增长模式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就不会像日本经济那样陷入衰退。我们的发展潜力尚在。但问题是半政府、半市场的结构已经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阻碍也许不会出现全面的大危机,但小危机会不断出现。比如,房价问题,中国已经绕不过去。近期,中国不会出现像日本那样泡沫破灭后的整个国家经济20年萧条,但一些中小危机还是会给我们的改革形成局部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有三个任务需要完成。

    第一,要研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到底划在什么地方?现在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都经不起推敲,很多政府不应该做的事,打着各种各样的名目都在干。比如,学术界自己造出一个公益性概念,而政府机构也都打着公益性的名号行事。但实际上,公益性在经济学中根本没有定义,翻遍全世界教科书也找不出公益性的定义是什么。学术界很糟糕,非但没有研究市场与政府边界到底划在什么地方,反而把边界搞得愈加的混乱不堪。

    第二,要批判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对中国极其有害,不仅在宏观经济条件上非常有害,而且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也是非常大的障碍。

    第三,重塑社会价值。现在,中国人的社会观念非常混乱,市场价值的重塑也需要学术界来完成。将来我们社会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传统那一套已经不行了,我们上小学时所接受的教育,今天已经不信,怎么办?信谁?似乎中国目前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靠这两条作为民族支撑的。

 

中国式房产税的威力有多大?

崔宇

28/04/2010

  特别消费税、房产税和物业税……中国新一轮房地产调控到底会祭出何种税收工具,一直被各方热议和猜测,叫法上的差异也引起了诸多混淆。其实,除了特别消费税以外(它属于一次性的流转税),严格地说,房产税和物业税只是叫法不同,但内涵相同,都是在不动产保有环节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财产税,这就好比有些单位是“两套班子,一套人马”。

  房产税和物业税之所以会引起人们的混淆,是因为中国目前征收的房产税还不是真正的物业税,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最显著的差异就是计税依据不合理。如果不在这个方面做根本性的变革,即使扩大了征收范围,那么房产税依然不是物业税,其威力也将打折扣。最近有媒体披露,中国拟将个人拥有的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纳入房产税的征收范围,而此前的规定是“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目前来看,这个政策微调在法律和操作层面的障碍最小,但离真正的物业税还尚远,即使出台其效果也不可高估。

  中国现行的房产税设立于有些遥远的1986年10月,是以房屋的余值(房产原值一次减除10%-30%)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个税种。其实,从这个计税依据来看,中国式的房产税并不是真正的财产税或物业税。一方面,企事业单位的自用房屋是按照房屋原值减除一定比例后的余值计税,年税率为1.2%,而各国的物业税一般都以房屋现值计税,即随着财产现值的变动而变动,如果以房屋余值计税就有点像“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了。事实上,1986年推出房产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约束当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度扩张。

  另一方面,现行的房产税暂行条例中规定,如果是个人或企事业单位出租而非自用的房屋,不采用房屋余值而用租金收入作为计税依据,税率为12%或4%,这也非典型的财产税或物业税,实际上成了营业税或所得税,而且这也属于重复征收。另外,即使要采用这种办法,即用租金反映房屋的价值(理论上,房屋的价值等于房屋租金的折现),也要采用市场租金,而非租赁合同上的实际租金。

  总结来看,财产税或者物业税的本意是要对财产本身征税,而且必须是财产现值,而并非对财产带来的收益征税,即使财产没有带来收益(比如房屋没有用于出租而自住),也必须要缴纳财产税或物业税。因此,中国式房产税的问题不在于征收范围过窄(比如只包括城镇的盈利性企事业单位和房产用于出租的家庭或个人),而在于计税依据不合理。如果依然延续这样的计税依据,将个人拥有的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纳入房产税的征收范围不一定会增加房屋保有环节的成本,但即使成本有所增加也只是固定成本,因为房产税不会随着房屋现值的变动而变动。

  理想的状态下,如果扩大现行房产税的征收范围,从企事业单位扩大到家庭或个人,从城镇扩大到农村,再改变现行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按照定期评估的房屋现值征收,那么中国式的房产税就是物业税了。但目前来看,在短期内还很难实现,因为物业税推出的障碍还很大。

  第一、从立法程序上来看,推出新税种需要全国人大的审议和批准;第二、在现行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增值税没有“合并同类项”的情况下,推出物业税有重复征税的嫌疑,这意味着税率很难确定;第三、今年1月中国政府才打算在全国实行物业税的“空转”试点,此前只有在北京、深圳和重庆等十个省市设立了“空转”试点(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包括上海),从试点的情况来看,目前的难点在于如何评估房产现值。

  因此,如果说中国房地产调控要祭出税收工具的话,最有可能的就是微调现行的房产税,比如,部分扩大征税范围,而不会涉及计税依据的调整,因为房屋现值的评估和税率的确定都面临很大的困难。值得注意的是,房产税的规定只是一个暂行条例,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调整灵活度更高一些,这也意味着这个政策随时都可能出台。虽然仅仅扩大征收范围效果可能有限,但也聊胜于无,可以看做是物业税实施前的大练兵。房地产调控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最终还是要通过货币政策的手段,彻底改变人们的投资预期,而税收手段只是一种威慑罢了,同时也是为了弥补地方政府调控房地产的损失,否则它们只会虚与委蛇。

 



发件人:"union" <union50000@163.com> 2010-05-10 12:39:34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 标题: 国际著名企业家慈善家联合会会刊——企业家慈善家思想家论坛

日本商人对中国“世界工厂”的评价

----中国人蚂蚁般吃苦耐劳

日本商人

2010年5月

  我是一个典型的被称为“经济动物”的日本商人,到中国已经6年多了,先后在中国5个城市工作和生活,能听懂中文但口语还不流利,能看懂中国字的大体意识但不会写,对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有自己的认识,就我个人感觉而言,觉得中国的生产能力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作为世界工厂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世界工厂不等于血汗工厂。有人把日本人比做蚂蚁,但与吃苦耐劳的中国人相比,日本人差得远。在中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江浙一带,有数不清的技术落后、产品雷同、管理松懈的家族式工厂,这些工厂技术低、效益差,唯一的优势就是有蚂蚁般吃苦耐劳、牛马般顺从的中国人在支撑,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0小时以上,住着简陋的房子,过着最低级的生活,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如果以小时计算报酬,他们是全球工资最低的。一些计件取酬的工厂,工人们的劳动时间平均长达12小时以上,不被工头逼着不肯休息。本人工作的企业有一些从事环境卫生的中国女工,她们一声不吭、默默地、不停地每天劳作10小时以上,没有人督促她们、也没能人直接管理她们,只因为她们比其它工厂的卫生女工收入高一点点,她们就十分珍惜。当听说她们能把收入的80%寄回家时没有人不惊呀,以日本人的观点看,她们余下的那点钱连维持生命最基本的消费都不足,何况她们还必须付房租水费。我曾在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工作过,即使在落后的缅甸,要工人加班都是十分困难的,他们会提出很多要求。在菲律宾,这样的苦活他们是不会干的,而且菲律宾人干一个月后会休息一个月,等把上个月的薪水花得干干净净后再去干活。在印尼,这样的工作根本没有人去干。所以我认为,这些所谓的世界工作落户中国,是由吃耐劳的中国人的血汗支撑着,这些工厂在世界其它地方是不可能生存的,除非有中国人。

  二、没有熟练的产业工人不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在中国的南方、北方各大城市,大批劳动大军等待着就业机会,但真正懂技术的熟练工人十分稀少,这是由于大部分中国工厂没有长期计划、缺乏技术支撑造成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工人们今年在这家工厂、明年到那家工厂,今年做鞋、明年做服装,产业人员的流动性极大,没有有效的组织管理,没有基本的岗位培训。同时由于工厂也缺乏长远计划,往往是什么好卖就一窝蜂似地造什么,工人的技术也必须随着产品的更换而变更,大部分情况下,工厂会开除现有工人,然后到市场上重新招,这就造成绝大部分工人难以在一个技术工种上从事较长时间的,产业技能就无从提高。日本在技术开发上不占优势,但有一支世界无可比拟的技术精湛的产业大军,他们从事相关工作几十年,他们灵巧的手造出了世界上最精密的产品,这双灵巧的手在高等院校是教育不出来的,也不是短期培训能达到的,而是多年磨练出来的,中国人有比日本人更灵巧的手,他们曾造出精美绝伦的工艺品,但现在中国工厂的就业模式没有给他们磨炼双手的舞台,中国工人象流沙一样今年在这明年在那流动,他们难以达到技术熟练所需的条件。

  三、没有规模化的工厂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中国工厂大都规模小,制造相同产品的工厂比比皆是,如果以日本标准来衡量,这些工厂只能算作坊,达不到产业化的生产标准,在中国工厂最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全部工厂加起来的年产值只有日本一个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一样的产品无数工厂分开来做,其结果是工厂开工不足、产品成本高,企业无多余资金进行技术开发,也无多余资金供养一支技术开发队伍。同时由于劳动力成本低,企业也无意引进更先进的技术设备。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电视机、微波炉、空调、冰箱、电话等低技术家用电器生产的正规企业和作坊式企业数不胜数,但没有一个享誉世界的品牌,从事服装、鞋帽、玩具的工厂更是满目皆是,同样也没有一家达到起码的规模化生产标准。

  四、以低技术为主体的工厂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享誉世界的企业基本都有产品自主开发能力,能形成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一条龙,而大部分中国工厂基本上是仿制或为别人代理生产,技术上受制于人,利润最高的部分掌握在别人手中,中国的科研体系与生产体系品基本处于脱节状态,产品开发能力低下,基本以仿制为主,自主开发的产品极少。

  五、效益低下的管理方式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企业生产越是进步、对管理的要求越是严格,这是中国最缺乏的。中国工厂总数比日本多无数倍,但能生产成套设备的工厂很少,大部分设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中国各工厂可以看到,相对先进的设备、工艺要求高的部件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在这方面中国最缺的不是生产能力,而是对成套设备生产的组织管理能力,成套设备不同于规模生产的产品,一套生产流水线设备几年也许只能卖一套,要想产生利润,就必须把各相关材料、厂家、规格、标准等各种复杂因素进行综合组织、象装配钟表一样进行精确装配,一个环节的管理错乱就会造成成本增加、性能降低,而中国还缺乏这样精确的组织管理能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基本上是政府官员式的管理方式,规模较小的工厂没有这样煅炼机会,我想,如果把空中客车飞机的生产放在中国、并由中国人来管理的话,那么造价会高很多。以我个人观点看,中国不缺管理者,而是缺乏对管理者进行科学的选拨标准,大量无能、人格低下、好钻空子、工于心技的无能之辈占着高薪管理者的位置,堵塞了优秀管理人员的发展空间。

  中国有世界上任何地方无可比拟的最能吃苦耐劳的人民,但缺乏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有世界最多的工厂,但没有一家世界级规模的企业;能造成种类齐全的产品,但技术先进并自主开发的产品很少;有庞大的生产能力,但难以造出技术先进的成套生产设备。

  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只能是一个初级产品加工基地,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
 

 

中国经济体制应该好好向日本学习

白益民

2010-05-15

    主持人徐向春:以前中国钢铁业更多学习和效仿的是日本的技术装备水平,工艺发展路线以及管理水平,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学习,而对他们关于上游产业的投资渗透可能没有引起重视。这 几年我们发现日本没有铁矿石和焦煤,但应对原材料涨价局面比我们从容得多,这是什么原因呢?下面我们请白益民老师把它对于日本经济和日本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有比较深入的研究,通过 他的发言,可以使我们对于中国未来在海外铁矿业的投资得到一些借鉴。有请白老师!

  白益民:感谢和讯给我一个机会向大家提供一些信息,我澄清一下,我不是学者,我是商人,我曾经在日本做过三年粮食贸易,也是大宗商品,和铁矿石很相象,铁矿石是工业品,粮食是 吃的,但实际上都是最基础的原材料,在贸易投资方面都有相似的地方。我曾经写过一本书《三井帝国在行动》,第一章就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时候就知道日本在海外和日本怎么布局,包括钢铁产业链布局渗透来掌握整个产业的主动权,这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经验,我写这些主要是借鉴和学习的态度。

  白益民:当然,有人把我这些理论说成是阴谋论,这其实是他的阳谋,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行动的,他们是怎么经营的,他们的经营方式和美国人完全不一样,美国人是完全搞市场经济那一套,搞供需、价格,日本人搞的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搞计划的东西,他们搞的是我们这些年抛弃的东西。90年代,日本向中国和韩国学习,但97年东南亚危机之后,我把日本的东西批倒批透了,认为这样做船大难掉头,不适应全球化。

  白益民:现在中国习惯用GDP衡量发展,我们认为它的经济负增长或者不增长是日本经济衰落了,但实际情况日本在海外不断增长,是用GNP衡量,而不是用GDP衡量。他大量在海外进行投 资。就像温州商人一样,你看温州的GDP现在是浙江倒数第一,但温州在全国和全球的投资,贸易活动,盈利是非常大的,赚的钱是非常多的。犹太人其实也是这样,它在全球的活动非常惊人 。我们观察日本的活动更多是观察它在海外的活动。

  白益民:铁矿石谈判不是现在的问题,而是我们加入WTO就开始的问题,我们开放市场,要与国际接轨,要搞市场经济,结果形成两种趋势,一是内部各种资本在齐头并进,万马奔腾,形 成分散的力量,与此同时,海外在铁矿和钢铁产业上是聚拢的力量,这和中国进入WTO出现明显的不同。海外铁矿石、钢铁产业不断聚合,不断形成垄断,包括现在三大铁矿石,包括第四大三 井物产,它说没有铁矿石,但在网站上他写了他是第四大铁矿石贸易商,还有储备。这几大巨头平时是在一起的,我们总感觉他像是竞争的关系,其实他们经常是在一起的,很多环节,他们 在很多产业,很多矿产都有投资交叉。

  白益民:最后你会发现,我们谈判的时候实际上面临的是一家,我们是成千上万家企业跟人家询价。这种局面不改变,不可能把主导权拿回来。我写过一篇文章《用中国垄断应对全球垄断 》,才能跟人家抗衡,人家做成沃尔玛的店,我们做成小店跟人家抗衡肯定不行。 我们老动不动就谈市场经济,但日本搞的不是市场经济,有学者认为,日本从外看是资本主义,从内看是社 会主义,还有西方学者叫“公社制资本主义”,核心是财团。财团怎么形成的呢?二战之前就有财阀家族,但实际上二战以后,1955年加入WTO,那时候叫关贸总协定,在那之后不是像中国一 样引进外资,而是与外资对抗,形成自己的资本力量,形成财团,一千倍美军分散的财阀企业形成聚合,形成了三菱、三井、住友,还有60、70年代形成的大财团形成。

  白益民:三井财团里有丰田集团、东芝等军工型企业,三菱财团里有更多的军工型企业,二十几家大的,世界级规模的企业组成财团。财团里有商社、金融、银行,所以它在海外拿矿石, 布局产业链,去投资,实际上是舰队,航空母舰就是商社,金融就是舰载机,产业就是财团跟随的护卫舰等各种舰只,他们是一起出去的,我们的企业都是驾着小舢板出去的,可想而知情况 如何。

  白益民:日本在进入WTO所做的事情并不是要与世界接轨,而更多的是凝聚内部的力量,与外界进行对抗,他有了内部以后,才去跟澳大利亚、巴西去谈价格,长协价传统上是日本发明的 ,不是中国发明的,长协内部是统一的,所以才能跟人谈长协,长协存在的条件必须是内部统一的情况下才能跟人谈长协。目前中国目前的局面,长协价早就不存在这个基础了。

  白益民: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是有规律的,铁矿石涨价与铜,与石油、黄金等大宗商品是相同的趋势,我们看到铁矿石涨价已经是持续、翻番地往上涨,而石油涨到一定时候,100多美元 跌到50几美元,现在到70、80美元,它有这个波动性,也就是说铁矿石的涨价已经离谱了。这种问题出在哪儿?其实还是在于我们没有办法去和垄断的矿石商,或者说矿石商的背后是外国资 本,他们不断往里注入资金,包括来自资金的支持。

  白益民:还有一个原因是来自我们自己,力拓案收购事件大家记得,我们收购的是低价,之后我们出台了4万亿救市,这些资金一旦进入中国市场,房地产、股市等各方面拉起来,实际上 是我们自己炒起来的,我们做之前没有国家战略的准备,也就是说,如果你做四万亿就是应该延缓,让海外收购,或者尽量外部危机的时候把这些资源拿到手以后救市,让这些资金进入市场 ,能够抄人家的底,但我们没有这样的战略安排。各个企业各干各的,国家四万亿资金也不是我们要往里面扔的,是外国的投行和机构告诉中国你们应该扔四万亿进去,这样实际上是把外国 人给救了,不是救我们自己。救了他们以后,就像农夫和蛇的关系,反过头来反咬我们一口。

  白益民:我在日本商社工作发现一个现象,一旦外国要涨价了,中国就到各地代理商询价,可以询一家也可以询十家,中国上千家企业到处询价,外国放一条消息,说铁矿石要涨价,中国 就开始着急了,怕落下这次机会,晚了会涨价,全部询价,这样造成需求被放大的效果。被放大以后,价格就容易被抬高。日本不存在这个现象,就由三井物产对外签很多合同,由商社从事 对外贸易活动,中间由三井物产协调几家。新日铁每次和淡水河谷达成的价格协定都是内部协调好的,同时在中国没有接受这个价格之前囤积一些。

  白益民:日本大量的产品其实不是本国消费,钢铁的产品大量实际上还是卖到海外,它的铁矿石涨价已经被转移到海外消费者手里,包括很多都是中国在用它的钢材。他买很多矿山就是为 了升值。说日本缺资源,现在看来日本是资源丰富的国家,有色金属的储备是非常高的,包括把中国的煤低价买进去沉到海底,日本人为他们的子孙囤了大量的资源,而我们现在是大量挖自 己国内的资源。这是我们面临的形势。

  白益民:最近我在《三井帝国在行动》之后写了一本书,中国不断把经济规模做大,不断消耗能源和资源的情况下,实际上在产业链上端被人围堵,如果我们不能用中国垄断面对全球垄断的话,实际上我们这些山大王,这些游击队最后就会在自己内部竞争中消耗掉的时候抱洋人的大腿,很多产业不得不依靠外国资本依靠。

  白益民:现在我们中国有很多经济学家,但没有一个经济工程师,我们所有的企业是一个个机器零部件,没有拼装成巨大的机器运转,都像一个个小的零部件散落在地,我们如何找到经济工程师把企业从金融、产业、商业从产业公司形成一个巨大的航空母舰与外国资本博弈,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经济体制社会是最主要的,不仅表现在铁矿石。这只是表象。

  白益民:煤我们马上也缺,现在进口量很大,原来我们认为有很多,进口还是增加。石油早就依赖外国了,天然气也被外国卡着脖子,液化天然气,有色金属镍、锂被日本大量收购,本来 它就在东南亚、美国这些地方拥有资源,他本身就是资源国,与此同时我们面临和日本、韩国的竞争,因为他们也是做产业的国家,不像美国做大量金融。他们还是做资源,他们资源不仅是 为了自身的消耗,而更多是控制产业链高端。

  白益民: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建立我们一套新的体制来应对国际形势的压迫,至于怎么做,我认为应该更多参考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我的发言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0-05-17 09:12:2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苦难来的正是时候”纪录片剪报87期(20100428) 视野 一位生态人类学家眼中的大旱

一位生态人类学家眼中的西南大旱

----访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罗康隆

冰瀑

2010年5月

(一)

    大气环流肯定对当今的气候和环境造成不可避免的影响,但是没有准确的资料可以证明,西南大旱是因为大气使地球变暖引起的。如果我们执意或者仅仅简单地将西南大旱放在全球变暖这种大背景下去考虑问题,回避了很多我们可以真正去深入探讨、思考和了解的空间。

    很多人谈到气候变化,谈到水资源匮乏,谈到干旱,都会讲到水库建设。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整个西南地区,从云南、贵州、广西,到四川、重庆交界处,可以说水的储存量应该是很丰富的。这种状态为当地水资源储养提供了一个相当大的空间。但是我们之前更多关注的是大型水库建设,比如三峡,比如大江大河的截留。但是要知道,“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我们忽略了小水库或者说在特定空间循环的体系。事实上,在大水库、大电站、大储量的背后,更需要关注自然村落里面的小水源储养的保存方式。这种方式具体到每一个村落哪怕几十个人,几百人乃至几千人,他们生存水源的管理控制更关键。如果我们一个个村落的水资源能够管理控制好,那么,对整个大西南,乃至区域性的水资源的维护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们水利工程建设更多地关注经济效益,真正用于民生,用于农村灌溉,用于生物多样性维护方面的,被忽略了。虽然用于民生,用于生物多样性维护的水资源,难以实现当今统计口径上的经济效益,但是它对稳定一个社区,稳定一个聚落,稳定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载体起到巨大的作用。这是今天我们库区建设和水利建设没有考虑到或者说忽视的地方。

(二)

    不科学的发展,导致植被严重破坏,是西南地区逐渐变旱的重要原因。这次西南大旱最集中的最严重的地区在云南东南部、贵州黔西南,还有广西的西北部,这些地区是石漠化非常严重的区域。如果石漠化不那么严重,就不会导致去年以来的这种影响很大的旱灾。不过,历史上,这个地区完全没有暴露出石漠化,也是青山绿水。为什么?因为这个地区少数民族的生存方式主要靠藤蔓类植物、丛生类植物,比如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南瓜、猕猴桃、野葡萄。这些传统藤蔓类和丛生类植物可以覆盖石漠、石头的面积达到90%左右,其余地面暴露的10%的部分,降雨后水量蒸发也就是10%,其余90%的降水都储存在植物当中。但是从明代开始,尤其是清朝中期以来,由于政治和经济等各种原因,这个地区大面积推广种植玉米,代替了藤蔓类、丛生类植物的种植。尤其是今天,这个区域要求种植烤烟等经济作物。种植玉米、烤烟需要充足的阳光,并且要求把种植区所有的地面杂草都清除干净。而种植藤蔓类和丛生类植物不需要这样做,多种草类植物可以共生,有高有低,对地面形成立体式的覆盖。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麻山乡这次干旱程度比较严重,但是以前这个地方有很多湖泊,就是以前在西南地区高原上普遍分布着的溶蚀湖(喀斯特地区的一种特殊地形)。之所以叫麻山,是因为从明代以来,为了适应当时中国东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人们就把这个地区的很多溶蚀湖打通,排干湖水,然后在排干湖水的土壤上大量推广种植麻。之后,这个地区的溶蚀湖很快就消失了。虽然这些溶蚀湖面积不大,十几个平米,多者几亩,也有上百亩的,但它们不仅仅能够调节气温,更重要的是能够提供不同聚落乡民的水资源。

    可以说,溶蚀湖的消失也是导致整个西南地区严重干旱的根源之一。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排干溶蚀湖推广种植麻类经济作物,给当地经济带来了繁荣,甚至带来了整个西南地区和整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但背后的生态代价是人们所未能预见的。历史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现在也是用生态的代价获取经济的效益。为了经济发展,为了推动GDP,在西南地区大量推广具有经济价值的作物,比如烟草。不管是云南、贵州还是广西,都是以烤烟作为主要产业。烤烟的经济价值毋庸置疑,但是百姓无法食用,就像当年种植麻。

(三)

    有报道说,西南大旱波及到广西与湖南的交界处。其实这个区域总体来说地质结构还不错,森林覆盖度比较高,生态环境比较好,现在也出现干旱,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也比较麻烦。因为这个区域一旦出问题,将会影响到整个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什么会受到波及?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多民族传统文化被一体化的过程,导致了过去那种适合于区域生计模式、生态适应与老百姓认知等几个相吻合的体系被打破。

    湖南怀化,广西柳州、百色,贵州黔东南是少数民族聚集区。按照当地百姓传统的生计模式,这个区域是稻(糯稻)—鸭—鱼的生计结构,也就是说不仅在田里种糯稻,还养鱼,喂鸭子。因为糯稻很高,稻杆长1.5米到2米,所以田坎的高度很高,每亩田储存水量可以达到330吨。现在的稻田(推广杂交水稻之后),储水量每亩不到100吨,减少了一半还多。这个变化,不仅仅改变了传统农业文化,更主要的是将这个区域水资源的储养方式进行了置换,或者说破坏性改造。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说说对杂交水稻的看法。我认为,杂交水稻对有效地解决我国人口粮食问题是很有贡献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反思,也就是说杂交水稻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也有很多局限性。尤其在西南地区“十里不同天”的特殊气候环境中,在小环境交错并临的地方,推广同一品种的杂交水稻可能是一种灾难。要知道,那些当地丰富的稻作品种是根据不同的气候、地理环境,经过长期人工的驯化形成的结果,是符合当地百姓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的。强行推广种植杂交稻,会导致很多问题。第一,产量没有保证;第二,破坏了过去这些地方的传统耕作体系,尤其是生物多样性;第三,大量物种基因的丧失。比如,我们在贵州水族和侗族地区调查时,发现其糯稻有三四十个品种,如果用杂交水稻这一个品种替代三四十个品种,对于将来人类需要更多的生物基因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破坏;第四,将传统农业结构改变了,破坏了水资源的涵养;第五,不分区域地推广杂交稻将森林与传统农业匹配关系的结构破坏了,当气候正常的时候,看不出来,不正常的时候就会引起很大震动。

    其实,我们也算了一笔账,1亩杂交稻在这个地区的产出是1200斤,按照市场价格每斤大米1.5元算,每亩地毛收入最多2000元。这还仅仅是经济数字,不包括生态价值。而传统的稻—鸭—鱼模式,我们也来算一笔账。1亩传统糯稻的产出量是500斤,但按照市场价格卖出的糯米的价值等同于1200斤的杂交稻。但是,1亩田还可以产80斤鱼,如果按照市场价格每斤8元计算,能有640元收入;另外还有鸭子,如果每家按30只鸭子一天一个蛋的产量计算,鸭子与鸭蛋的市场价值在900元左右。所以,从整个经济账来看,都高于杂交水稻的价值。而且,不论从生物多样性,到气候的循环,到水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更是具有特殊价值。

(四)

    经过大量的研究调查,我们认为,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们需要有科学的认知,不要轻易否定,不要轻易判断优劣,要总结借鉴其中好的经验。因为当地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他们长期以来对自然客观认知的结果。每个民族在生存中都会遇到风险,为了规避风险,他必须形成自己一套生存经验。这套经验不是外人可以随意评价和替代的。

    现在大家普遍趋同于“外来”就是好的,西方的就是“先进的”,忽视了内在的本土的精髓。比如说,做标志性的产品需要与外面的工厂接轨,而对于区域中本身生产背景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应该被忽视。人们在尽可能多地追求一体化,比如单一追求小麦、玉米、水稻这些产品的单位产量和产品的深加工的提高。但是我们忘记了一点,在人类社会当中,除了这几种作物之外,其实,还有无数多种可以支撑生命的东西。当我们主观地认为这些东西没有价值之后,就没有对它们进行科学的研究,将它们放弃,让它们自生自灭。比如,我们没有对传统糯稻进行过升级换代的系统研究,没有对南瓜和丛生类植物细加工提升产品质量的精深研究,仅仅盯住了几种对工业文明有用的作物。这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人类智慧被埋没的最突出的问题。我们应该发现并注意到身边有那么多可以利用的东西,并通过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开发、提升它们的品种、品质和提高产量,而不是单纯地考虑经济价值,并一味追求某一种产品的产量提高,不考虑多层次、多样性、互生性和替补性。事实证明,单一的生产方式最终使得可以相互支撑的众多作物失去了它们的生长基础。

    现在,有人提出要在干旱地区实行生态移民。我认为,从区域的生态安全、生态维护和生态建设角度来说,是否执行要慎重考虑。因为这些区域生态的恢复要靠人力来完成,比如在麻山高度石漠化山区的生态治理,必须靠人工按照生态恢复工过程中植被的替换递进原则去推进。况且,这些区域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了一套应付当地脆弱地质环境的技能技术,这些技能技术可以有效解决在生态灾变区中水资源的储养问题。今后我们要做的,是尽快帮助他们整理、挖掘、深化、提升传统的知识技能,使这些乡土知识能够变成可以有效对付旱涝灾害的工具。

(五)

    大家注意到了,西南地区即便是在怒江、元江、澜沧江、金沙江、南盘江等低海拔流域,依然存在严重的干旱。为什么?因为这些地区是我国气候温热、热量丰沛的一个特殊自然气候区域——干热河谷。由于资源利用方式的失误,使干热河谷蜕变为生态脆弱带,主要表现在自然环境恶化、土地荒漠化严重、植被破坏加剧、生物多样性降低和水土流失严重等方面。而造成干热河谷生态蜕变的原因,除了大气环流、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的影响不容低估。

    事实上,据历史记载,干热河谷两岸曾经是肥沃的土地,河谷冬季是牧场,夏季是农业用地,其农、林、牧生产结构非常合理,相得益彰。可是,后来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使用者认为,河谷这么肥沃的地方应该好好精耕细作,冬季应该耕作小春作物,砍伐森林,限制牲畜,不能让牲畜来破坏,于是将这里按照江南地区规范的农田进行开垦,打破了河谷地区传统的生产结构,而麻烦也随之而来。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区域同江南水乡不一样,这里属于焚风带,干季和雨季分得很清楚。当旱季来临,而河谷低海拔地区向高海拔地区延伸处一旦没有植物覆盖,整个区域的生态就开始恶化。比如云南元谋地区的干热河谷就是这类现象。这就是农业过耕导致的结果,更是农林牧业分离的结果。

    由于传统生产结构的改变,使得干热河谷大面积形成。现在已经由河底二三百米上升到了四五百米甚至更高区域没有植被覆盖,失去了对河谷气候调节的功效,一旦有“焚风”过境,气候将变得炎热而干燥。所谓的“焚风”,是指气流越过高山后下沉造成的,当一团空气从高空下沉到地面时,每下降1000米,温度平均升高6.5℃。现在西南地区的干热河谷现象十分严重。干热河谷的存在,已经让河流失去了对气候的调节作用。干热河谷加上石漠化,使得整个西南地区的干旱便如大家看到的一样非常严重。

(六)

    西南大旱提示我们对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应该做适当的调整,不要一味地追求单一的农作物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因为对西南地区来说,它本身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应该与产业相匹配,不要一味地做规模。在“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天”的人文—生态背景下,做大产业规模很难,但是要做精品很容易。走精品道路,在西南地区是可行的。与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背景相结合,生产精、优、名产品。这些产品,或许可能是人类社会将来需要的一个亮点。

    举一个例子。在三四十年代,在黔西南交界地区有一个区域叫“六马”盛产桐油。国民党政府同美国进行外交的时候,就靠这个地方的桐油进行交换,因为当时整个世界的油船防腐依靠桐油,很出名。因为现在被其他工业产品替代了,所以大量的桐油树被砍伐,难以成为产业。我认为,桐油的价值并没有因此而终结,这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尤其是在低碳经济来临的时代,更需要对这类产品进行认真研究。种植油桐树,地面的草是不需要除去的,而且大树下面可以长很多小树,形成立体结构,这样对地面植被的保护很有好处。从长远考虑,桐油产业对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是有用的。当然,这个区域还有很多这样独特的产品都很重要。如果我们让这些产品升级换代,作为人类需要的经典物品,不是没有可能。

    我始终认为,西南大旱不是大气变化的结果,是长期以来人为的对资源利用方式的误导或者说错误利用而导致的。实际上,过去大自然已经给过我们多次提醒,只不过在今天全面爆发了,并产生了巨大的震动。那么,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自然环境是特定的,那么对应环境的文化也是特定的。在生物多样性的背后必然是文化多样性的支撑,如果仅仅靠一种文化支撑,肯定是灾难性的。植被的消失、气候的恶化、人口的问题都会产生。因此,提升文化多样性的品质和改良生物多样性的种类,使它更能够适合各种人群生存的需要,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人类生存大计,更是这次西南大旱背后我们最终要反思之处。

 

 

发件人:"zhangxg482" <zhangxg482@163.com>  2010-05-06 22:20:3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南阳盆地“毁麦种树”岂止上千亩》(河南张新光稿件)

    日前,新华社播发了《河南南阳发生“毁麦种树”事件,上百亩小麦被铲》的消息,报道该市宛城区新店乡有上百亩小麦在抽穗期被毁掉。紧接着,记者追踪采访又发现宛城区红泥湾镇也有上千亩小麦地被铲平,有的栽上了成排的绿化树带,以迎接2012年第七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在南阳市举办。其实,笔者今年春节回乡实地体验和调查了解邓州市推行“4+2”工作法的真实情况时,意外地发现该市早在2004年就提出大力唱响“杨树经济”的口号,在短短3年时间内“毁麦种树”60万亩,约占全市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200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河南邓州农村考察“4+2”工作法期间,对当地“毁麦种树”的现象早有察觉,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竟然被陪同考察的地方大小官员们给忽悠过去了。

南阳盆地“毁麦种树”岂止上千亩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 教授  张新光

2010年5月

    日前,新华社播发了《河南南阳发生“毁麦种树”事件,上百亩小麦被铲》的消息,报道该市宛城区新店乡有上百亩小麦在抽穗期被毁掉。紧接着,记者追踪采访又发现宛城区红泥湾镇也有上千亩小麦地被铲平,有的栽上了成排的绿化树带;有的似乎刚把麦田深翻过,尚未来得及种树,齐刷刷的麦茬泛着黄色,横七竖八地散落一地。这说明,在当地“毁麦种树”的现象并非个案。究其原因很简单,为了筹办2012年的第七届全国农民运动会——这在南阳,的确是一件千载难逢的大事!
说实话,我作为一个身在异乡的南阳人,对新闻媒体的持续报道和众多网友的辛辣抨击感到“小题大做”,这是外界人士故意给南阳市领导找岔子,激化当地民众抵制政府成功举办一届隆重热烈、崭新亮丽、异彩纷呈的全国农民运动会。试问,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争着抢着举办这节那会,哪一个地方政府不是兴师动众、竭尽全力、倾其所有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以展示其最光彩、最辉煌的一面。为啥南阳市领导这样倒霉,环城高速绿化带尚未完善,体育搭台、经贸唱戏的“大手笔”尚未亮相,就招惹新华社记者紧盯不放,非要把“毁麦种树”事件弄得个水落石出不可,让我家乡的“父母官”在国人面前丢人显眼蒙羞不成?从个人情感上说,我不希望号称“无冕之王”的新闻媒体记者继续纠缠南阳市筹办全国农运会的事情,而应当暂时放过“毁麦种树”事件的台前幕后大小官员,让他们放开胆子动员全市民众共同参与,实行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城乡共建,整体推进,进一步完善城市周边环境,不断地提升城市品位,打造生态宜居城市,聚精会神地筹办好2012年的第七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别再为难承办方“瞻前顾后,骑虎难下”。

    其实,南阳盆地“毁麦种树”的大量事实几乎无处不有、且由来已久。如果中央各大新闻媒体记者对此感兴趣,我倒建议您们放宽视角、拉长镜头,三无成群开着越野车沿着南阳市过境国道、省道和乡村公路巡游一圈,就会意外发现沿途被五颜六色、想象力十足的“4+2”工作法宣传标语(其中最抢眼的主题是“六把朝天的金钥匙开启一把锁”)遮掩下的地方政治生态,以及国道、省道公路两侧各向外延伸50米、乡村道路两侧各向外延伸20米种满了挺拔耸立的杨树背后的“天大机密”。比如说,现在已经叫响全国的“4+2”工作法发源地——邓州市,早在2004年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就提出了“农民要想富,家家种杨树”的口号,要求全市二至三年内发展杨树60万亩,建立板材加工企业1000家,大力唱响“杨树经济”,争取在河南省建成最具影响力的“生态林业大市”和木材加工的“特色品牌”。 邓州市一次性拿出60万亩小麦地用来换栽杨树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约占全市耕地面积244万亩的肥沃农田将彻底改变用途,让全市134万农民十年八年也见不到“一个子儿”;它意味着国家法律赋予广大农民群众拥有“三十年不变”、甚至“永久不变”的土地承包使用权被强行收回,将失去其增收载体和生活保障。就拿市里领导认为是最早探索“4+2”工作法并取得成功经验的林扒镇马营村来说,全村3229名村民原本拥有耕地7343亩,人均2亩多一点,但在2004年和2005年冬季发展“杨树经济”的高潮中,人均分摊七八分耕地种植杨树2400亩。2009年下半年,市里又要求该村从剩下的不足5000亩耕地中每人抽取1.5亩用来安置丹江口水库移民1176人,结果是当地村民现有的人均耕地只有1亩左右。为此,61岁的村民王成金气愤地质问村支书高发仓:“你这个‘高大炮’每一次都逞能带头完成上级安排的硬任务,市里给你戴上‘功勋村支书’的高帽子,让你享受副科级干部待遇,却全然不顾村里百姓的死活。照这样瞎折腾下去,马营村几千名群众就得外出逃荒要饭。”这位已经当了16年村支书的高发仓心里也明白,“市里要求毁麦种树这件事要是放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几个村干部就得蹲监狱!”话虽这样说,但当上级组织交办的硬任务一股脑压下来时,“单靠我一个小小的村支书怎能抵制得了?也就是说,当上级领导要求农民群众做出牺牲和让步时,村干部和老百姓就得有这样高的觉悟来一个‘舍小家,顾大家’。不论是马营村还是其他的村庄,实行‘四议两公开’往往都是说易行难啊!”

    事实上,中央领导对河南一些农村“毁麦种树”的苗头早有察觉,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每一次追问都被地方大小官员给忽悠过去了。比如,200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河南农村考察期间,专程赶到邓州市详细了解推行“4+2”工作法的具体做法和实际效果。据当地一些知情人士透露,李源潮同志那天上午一进马营村就不解地追问:“我沿路看到不少村庄周围的庄稼地里都栽上了杨树,耕地不是不允许种树吗?”这让陪同考察的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三级书记感到意外和难堪,他们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然而,马营村支书高发仓却不假思索地回答:“国家要求平原地区搞林网达标,河南省要求建设生态林业大省,南阳市和邓州市要求建设生态林业大市,我们就是按照上级要求规划农田‘通风道林带’,然后把村子里的河滩荒地全部收拢起来用于栽种杨树,这叫‘变废为宝,地尽其利’!”其实,即使走遍整个马营村也找不到一丁点儿的所谓“河滩荒地”,村子里新发展2400亩杨树占用的全都是小麦耕地。紧接着,李源潮同志又换了个话题追问:“那树苗是谁买的?”村支书高发仓立即回答:“我们这儿不栽无主树,村里把林地全部承包给个人经营和管理,由农户自个儿购买树苗。谁栽杨树谁受益,谁买树娃儿谁掏钱。”李源潮同志听罢只好无奈地说:“你们这里的农民群众觉悟确实高,自己买树苗种,挺好。”从此以后,这位满脸皱纹的村支书高发仓就成了邓州市的“大红人”, 也是自去年以来接受中央各大新闻媒体记者跟踪报道“4+2”工作法出镜频率最高的一名“基层推销员”。现在,他遇到外地官员和记者来访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当时李部长就站在村部会议桌旁,听我这个老头子讲了一个半小时,临走还夸奖我们说实行‘四议两公开’制度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对于像邓州这样一个拥有170万人口(当地官方统计年报人口为156万人,但实际人口在170万人左右,其中有十几万名儿童是农村偷生和超生的“黑户”),而耕地只有240万亩的平原农业大市来说,市委、市政府把大力发展“杨树经济”放在粮(小麦和玉米)、棉(棉花)、油(芝麻)、烟(烤烟)、牧(黄牛和生猪)五个传统优势产业之首,可谓是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上选错了方向和突破口。记得在1984年暑假期间,我读大二时曾参与了河南省国土规划办公室组织的一项专题调研任务,回到自己的家乡邓州市收集资料,看到当时的县委书记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中有这样一句话:“夏抓小麦,秋抓烤烟,一年四季抓个全。”这种把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间作套种结合起来的平原农业发展模式,基本是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也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可。现在,邓州市长年外出务工人员达到48.35万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0%以上,平均每年实现劳务收入45亿元,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由于留守在家的大多都是妇女、幼童、老人和体弱病残者,因而近年来不少人开始种起“懒庄稼”——即夏季种植小麦,秋季种植旱地玉米,既保障了吃饭的问题,又为农民增加了一些收入。但从2004年冬季开始,邓州市要求用3年时间集中发展“杨树经济”60万亩(目前实际种植杨树47万亩),这种地方行政“乱作为”的错误做法,不仅严重地违背了国家重点扶持产粮大县的总体规划和各项优惠政策,而且严重地挫伤和误导了当地农民群众种粮的积极性,势必导致粮食总产量大幅度的减少。

    令人感到玩味和难以置信的是,在2005年至2009年的5年间,当地官方上报的粮食总产量分别为15.4亿斤(2005年)、19.2亿斤(2006年)、20.7亿斤(2007年)、23.9亿斤(2008年)、25亿斤(2009年)。这种“被增长”的虚假统计数据是违反常理和缺乏逻辑性的,比如该市过去18年(1985年至2003年)的粮食常规产量一直徘徊在11亿斤左右,增产潜力十分有限,上下浮动空间很小,而全市现在的耕地面积一下子减少了60万亩以上(主要包括发展杨树47万亩,市里新建工业开发区和城镇扩容占地、国家修建二广高速公路和安置丹江口水库移民占用耕地十几万亩等),约占到全市耕地总面积四分之一,粮食总产量怎么可能会比以往翻了一番还多呢?究其用意无非是两个主要目的:一是为了保住邓州市多年来作为全国50个粮食产量超过20亿斤“种粮大县”的金字招牌;二是试图以此来骗取中央财政扶持粮食种植核心区的各种补贴资金。据了解,2007年该市共争取国家扶持项目145个,实际到位资金11.26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市完成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人2.57亿元的4倍以上。由此可见,地方政府数字造假的猫腻和油头还真不小。这也验证了人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算账算不过中央,捣鬼捣不过地方”这句话是多么形象逼真!

    通信地址:464000 河南省信阳市谭山包  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张新光书记/教授收
    联系电话:013939708336(手机)/ 0376-6392861(办)/6393322(宅)
    电子邮箱: zhangxinguang@mail2.xytc.edu.cn zhangxg482@163.com。

 

    小段子:

听二奶吟:领导领导你真坏

领导领导你真坏,
背着老婆谈恋爱;
三妻四妾旧时代,
如今不敢胡乱来;
偷偷摸摸半公开,
统一称谓叫二奶。

领导领导你真坏,
滋补营养随身揣;
虫草伟哥你最爱,
买了套子也不戴;
不是做官就做爱,
想多痛快多痛快。

领导领导你真坏,
扫黄打非口朝外;
回到家里看黄带,
带来小姐齐做爱;
模仿动作学老外,
说你变态就变态。

 

句句经典

社会幽默

1、长得帅有什么用?考清华有什么用?学经济有什么用?将来还不是要娶罗玉凤!

2、人们总是喜欢这样:和爱的人吵架,和陌生人讲心里话。

3、只有我们这种没妞可泡的宅男才研究how to make love,简称html

4、Calvin Klein的女儿曾抱怨,她最扫兴的就是她跟男朋友亲热的时候,看到她爸的名字出现在内裤的边缘。

5、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在一件事观点一致,他们都喜欢骂美国政府。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在一件事观点一致,他们都觉得骂美国政府是爱国。中国领导人跟美国领导人在一件事观点一致,他们的资产都在美国。

6、民众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也就是和平时期。要是民众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那就是战争时期。

7、房地产之歌:铸我百姓千年苦,尽君一时盛世欢!

8、模拟涛哥的韩峰体日记。上午没事,吃了中饭,和老同志开会,老江太讨厌,竟然要我等。外间传丫挂了,这事组织上也快要提上议事日程。老温下午又上人民网聊天,被网民骂,也难怪,一句话说三年。烦。

9、老娘一向视帅哥与金钱如粪土,而他们也一直是这样看我。

10、用奶粉灭掉00后,考试灭掉90后,房价灭掉80后,失业灭掉70后,城管灭掉60后,下岗灭掉50后,拆迁灭掉40后,医改灭掉30后,2012年灭掉所有后。

11、鸟在笼中,恨关羽不能张飞;人处世上,要八戒更需悟空。

12、海地地震,中国救援队最快到海地。奥巴马大为火光质问国防部长,隔着太平洋他们比我们快!怎么回事?部长说:我们只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这方面经验太少!而中国年年春运,一周时间可把三亿人从海南岛运黑龙江,政府、社会、个人非常重视,一次春运相当于组织一次世界大战!

13、拿沙特工资,住英国房子,用瑞典手机,戴瑞士手表,娶韩国女人,包日本二奶,做泰国按摩,开德国轿车,坐美国飞机,喝法国红酒,吃澳洲海鲜,抽古巴雪茄,穿意大利皮鞋,玩-西班牙女郎,看奥地利歌剧,买俄罗斯别墅,雇菲律宾女佣,配以色列保镖,洗土耳其桑-拿,当中国干部......老师批语:啰嗦!只需说当中国干部就行,前面皆可实现!

14、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是:“没有任何英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废物”

15、新闻联播的牛逼之处在于就算你一直在换台,也能完整地看完一条新闻。

16、一个B,往北走是NB,往南走就是SB

17、亚洲约20%人口无社保。中国13亿人,农村人口8-9亿,80%没社保,城镇4-5亿10%没社保;中国为亚洲无社保人口贡献了95%;扣除中国人口,亚洲不到3%的人没社保!

18、费正清说儒家是“仁慈的专制主义”,有着独特的等级秩序:尊重老人甚于尊重青年人,尊重过去甚于尊重现在,尊重已经建立的权威甚于尊重革新。

19、30岁的男人正在学坏,抱着同一代唱着同样的爱;40岁的男人已经学坏,抱着下一代唱着迟来的爱;50岁的男人最坏,抱着第三代唱着糊涂的爱。

20、常识必须被重复,否则它将被遗忘;不正义必须被曝光,否则它将继续作恶;正义必须被炒作,否则它将被活埋。

21、一女县长夜归,突被两男架上车,一男威胁说:老实点,劫色的!女县长闻听笑骂道:你大爷的,这事呀,吓死我了,还以为是被双规了呢,原来是双飞呀!

22、真正独立的审计就等于叛乱。

23、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将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历史。

24、不抽烟不喝酒,63岁——林彪同志;只喝酒不抽烟,73岁——恩来同志;只抽烟不喝酒,83岁——主席同志;既抽烟又喝酒,93岁——小平同志;吃喝嫖赌样样来,103岁——学良将军;啥坏习惯没有,每天尽做好人好事,23岁——雷锋同志。

    段子

    1. 某市长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无期在服刑。女儿探监时,谈到即将大学毕业后就业较难,爸爸说,放心,你爸还在,你的工作好安排。过去我在台上,想叫谁上谁就上;如今我虽服刑,可我想叫谁下谁就得下!看他们哪个敢不给我面子。

    2. 王家岭煤矿被救矿工一出井,握住省长的手,用尽全身力气说:“谢谢省长救了我”,省长王君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泣不成声地喊道:“是你们救了我!”

    3. 老师带学生去监狱接受教育,问学生看了有何体会。一学生回答:现在的监狱跟解放前国民党的监狱一样。老师惊讶地问:为什么?学生说:关的全是共产党干部。

 

 

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

马克·鲍尔莱因

2010年5月

    美国埃默里大学的英语教授马克·鲍尔莱因写了《最愚蠢的一代》,就得罪了8700万美国年轻人。在书中,他提出一个让美国教育界困惑不已的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过: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历史频道、维基百科、《华尔街 日报》、《纽约时报》,一切都在你的鼠标下,但我们没有看到年轻人,至少是美国年轻人,包括高中生和大学生,在历史知识、公民意识、阅读成绩、国际竞争力方面的提高。为什么?

    “因为他们把时间都花在了社交网站、IM(即时通讯软件)和手机短信上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鲍尔莱因说。马克·鲍尔莱因(Mark Bauerlein)对Facebook尤其深恶痛绝。尼尔森的调查数据显示,年轻人最常去的10个网站中,9个是社交网站,“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 但是,将这样的罪名完全归结到数字技术身上,是否过于粗暴和简单化呢?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年轻人需要在自己的生命中保留一个空间,可以与历史、与艺术、与公民理念相遇。”鲍尔莱因说,“如果他们24小时腻在一起,这点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三联生活周刊:老一代人鄙视新一代人很正常,但很少会用到“愚蠢”这个词,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带有侮辱性的词来形容美国的年轻一代呢?

    鲍尔莱因:我知道这个词很刻薄。我的书出版前,我妻子劝我换一个,但我说“不”,我必须用“愚蠢”这个词,就因为它的攻击性,就因为它侮辱了8700万美 国年轻人。我是一名老师,我的目的不是批评,而是想让他们变得更聪明、更渊博。很多老师不愿意冒犯年轻人的文化,因为他们不愿被称作“老古董”,但很多时 候,玉不琢不成器,如果一个年轻人读了这本书以后感觉受了侮辱,这是好事,说明他们在思考,想为自己辩护,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在学习。我希望的是,每个 年轻人都足够生气,来证明我是错的。你不知道我希望自己是错的,我渴望每一个负面的评价,这就是我选择“愚蠢”这个词的用意。

    三联生活周刊:“愚蠢”到底是指什么?

    鲍尔莱因:“愚蠢”并不是指这一代人的智力有什么问题,而是在于他们有最好的机会和资源成为最聪明、最博学的一代,却没有善加利用,反而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指责有根据吗?

    鲍尔莱因:我可以给你一些数据:今天,55%的美国高中生一周花在作业上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大学生则每周少于10小时;1/3的年轻人(18~24岁)不知道美国副总统是谁;52%的学生以为美国在“二战”中的盟友是德国、日本或意大利,而不是苏联。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给出许多,数据来自美国教育部、人口调查局、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全国艺术基金会……都是权威机构。有一些调查是我自己在美国教育部时亲自负责的。并非我夸大其词,美国年轻人的无知程度超出你的想象。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这是一个全球现象,还是就美国如此?

    鲍尔莱因:我认为是全球性的,只不过美国的情况更严重。因为年轻人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他们不需要工作,有很多自由时间、很多朋友,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零 花钱比谁都多——每周100多美元。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政府执政了200多年,他们从来不用担心军事政变,不用担心敌国侵略,不用担心健康危机。他 们为什么要关心外面的世界?为什么要关心中东发生了什么?朝鲜发生了什么?他们关心的是派对、游戏、篮球明星,在Facebook上给朋友发照片。

    这一切听起来好像很负面,但事实上,我喜欢年轻人,我希望他们长大。我希望他们了解历史、政治、艺术,了解他们的公民权利,了解他们的政府的运作。

    三联生活周刊:您还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如果当时有互联网,您觉得自己会和今天的年轻人不一样吗?

    鲍尔莱因:哦,我会和他们一样。15岁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白痴。这不是他们的错,只是这些工具太诱人,太好玩了,让一个15岁的孩子难以拒绝。

    这是年轻人的本性,正是构建自己身份的年龄,他们思考性、死亡,他们孤独、害怕,他们必须寻找同盟,他们必须稳固自己,通过模仿别人。他们需要社交,而数字工具前所未有地强化了这种需求。比如,一个15岁的孩子一个月发了5000条短信,父母说,够了,你太费钱了,他们没收了他的手机。对父母来说,这不过是个玩具,但对那个孩子来说,却是“你毁了我的生活”。

    15岁的时候,我也上学,和朋友聊天、打篮球,但晚餐的时候,我会回家,会一个人做作业。一天里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不是和15岁的人待在一起,而是独自一 人,读书、思考,或者和父母在一起,听他们谈话,关于外面的世界,关于政治、金钱,或者看电视新闻,听克朗凯特谈“越战”。但现在,有了互联网,年轻人几乎每时每刻都腻在一起,晚上22点钟还在聊天、分享照片、发短信。他们没有分开的时候,这才是问题所在。

    你知道“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吗?就是朋友之间要做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穿同样的衣服,遵循同样的规则。你知道一个18岁的男生为什么要上Facebook吗?因为他的朋友上了。你知道16岁的女孩为什么要在肩膀上文身吗?因为她的朋友文了。你知道,如果一个年轻人没有博客,没有Facebook账号,会面对怎样的压力吗?一个17岁的年轻人,最害怕的是什么?被别的17岁隔离。对他们来说,没有比孤立更糟糕的感觉,这就是青春期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一起。

    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年轻人平均每周要发2272条短信。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社交生活是多变的,也许一节课上完,就发现自己收到了分手短信。你能相信吗?现 在的年轻人都是通过短信分手。所以,他们没法坐在椅子上,安静地读一本小说,他们必须随时查看朋友们在做什么,否则就精神紧张,无法集中。很多年轻人并不 喜欢这样,他们厌倦了,但不能出来。因为一旦出来,就失去了社交生活。所以,他们需要老人们的声音,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还有更重要的人、更重要的事。否 则,他们永远是孩子,永远不长大。悲哀的是,当他们30岁的时候,一定会追悔莫及。他们会想,为什么在高中时代,我不学学历史呢?为什么不在我可以纯粹读书的时候好好读书呢?现在一切都太晚 了。老婆、孩子、柴米油盐、生活的种种压力,我再也不可能读小说了,我看看电视就上床睡了。一切都结束了,这是很悲哀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理解年轻人吗?

    鲍尔莱因:不理解。我年轻过,也愚蠢过,但现在年轻人的很多东西,我完全不明白。我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对自己的照片那么着迷,我不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要写一个关于自己的博客。

    三联生活周刊:也有人认为,博客和社交网络促进了另一种形式的书写和交流能力?

    鲍尔莱因:社交网络的交流仅仅发生在年轻人之间,所以它很难让你有什么进步,更好的词语、新奇的句法、机智的风格、复杂的想法……它只让你保持在青春期水平。我一直认为,信息的加速度一定会带来内容的肤浅化,很多时候,更多的交流意味着更少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可能是年轻人的学习方式改变了,而您不理解这种变化而已?

    鲍尔莱因:也许吧。技术在改变,行为在改变,学习方式在改变,而我陷在旧的思维方式里,这是有可能的。不过,我还没听说过有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我不认 为这样的研究能有任何结果。因为在数字时代,无论技术,还是人的行为,都变化太快了,你根本来不及围绕它展开研究。为了研究一种行为及其影响,你必须有一 段持续的时间可以进行研究,你要设计方案、申请资金、组织研究、搜集收据,至少要两三年的时间,当你的研究结果出来的时候,你研究的技术或行为也许已经不 存在了。比如Twitter,两年前还没有Twitter,两年后Twitter也许就没人玩了,你要怎么研究这个东西呢?谁知道,10年后人们又会为什 么技术着迷?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一个年轻人在青春期最应该学的是什么?

    鲍尔莱因:我相信每个人在年轻时都应该多读书,学习更多的知识。互联网的危险在于,它的知识与信息资源过于丰富庞大,人们以为再也不需要将这些知识与信息内化为自己的东西。Google一下就出来了,何必花时间去记呢? 但是,毛泽东只是一个名字吗?“二战”只是一个标注了时间和地点的事件吗?卢梭在瓦尔登湖边想了些什么,哈姆雷特关于生命意义的冥想,真的与你无关吗?

    不,这些都是构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思维和人格的原材料。你必须意识到,它不只是信息,而是包含着深层的道德、心理和哲学的价值,它从内部塑造你的精神,而 不是你需要的时候调用一下的外部材料。就像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如果你只记住了优美的词句,那是不够的,但如果你从中领悟到民主的真意、关于美国起源的 解释,那才算真正懂了,而这些不是从网上迅速浏览就能立刻得到的。

    我总是让我的学生背诗,不管他们多不喜欢。为什么?首先,是积累你的词汇量;第二,它让你慢下来。他们平常读得太快,写得太快,需要有一些东西让他们慢下 来,把注意力放在语言上。在背诗的时候,你得假设自己是另外一种身份。你必须是惠特曼,才能真正理解他的诗,这是一种很美好的体验,暂时离开你的小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读书这么重要?

    鲍尔莱因: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书本扮演的是一种精神性的角色。我来告诉你读书为什么重要。首先,读书训练你的记忆力。当你阅读一段比较长的文字时,你必须记住一部分内容,才能继续读下面的内容。网上那些短小快速的文本,不可能像书本那样锻炼你的记忆力。

    第二,读书锻炼你的想象力。没有图像,没有视频,你必须在自己的头脑中想象这些角色的形象。最重要的是,如果不读书,你有什么可以作为替代的呢?哲学、政 治、小说,你必须通过读书才能消化。马克思的思想,除了厚厚的书本,你还能从哪里学习呢?就像你们中国人学武术一样,如果要达到某种境界,没有捷径可寻。 就知识而言,书本仍然是第一媒介。

    三联生活周刊:您对数字时代感到恐惧吗?

    鲍尔莱因:是的。我们不知道技术要往哪里走,不知道后果会是什么,不知道我们遗失了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年轻人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您在一次采访中说,让每个年轻人每天读书一小时,这样就够了吗?

    鲍尔莱因:当然不够。事实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方案。唯一能做的,是让父母把对阅读的热爱传递给他们的子女。但这恐怕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另一方的力量太强大了——数字技术与青年力量的合谋。

    我想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人类延续了数千年的知识、理性的传统,也许就这样结束了,剩下的只有娱乐和成功。像我这样的人,一心要维护书本和阅读的价值,在这个时代只会显得越来越奇怪,不是错误,只是不合时宜、古怪,但我仍然不断尝试。

 

网络舆情质疑

木然

2010年5月

    有了网络,就有了网络舆情,并通过网络舆情代替了网络舆论。表面看来,舆情与舆论是一致的,实质却是对立的、冲突的和矛盾的。也就是说,在现实中,舆情与舆论是对立的,在网络上,网络舆情是与网络舆论也同样是对立的,因为二者在立场、是非、价值偏好、路径依赖不同。通过以下的分析就可以看到:以网络舆情代替网络舆论是转移的视线,这样做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却有利于矛盾的激化。

  网络舆情体现的是权力者立场,网络舆论体现的是民众立场。立场不同,解决的方式也就不同。一个新词和新词连锁店的出现,存在一个民主和专制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站在民主的立场,舆情和网络舆情不是情而是独立的、自由的舆论,“我们说人民必须享有主权,但没有发言权、没有自己意见的空洞主权,不过是一种追认权,一种空洞无物的主权”(萨托利:《民主新论》,第103页,以下只注页数)。从政治的角度说,舆论是:“一群公众或数群公众的散乱思想(意见)状态与有关公众事物状况的信息流的相互作用。”(103页),这是民主的特征,民主基于同意而统治,就是基于舆论而统治,甚至可以说是“依靠选举中表达的舆论并对其负责的统治”(104页)。站在专制者的立场,舆情就是民意的同义词,官员对舆论的关注变成了体察民意,就有了民贵君轻或君舟民水的亲民之论,民为本、本固邦宁安危之论。专制可以表现民意,关注民情,但却抛弃了选举而使民意变成了一种工具,当民意不符合专制者的价值偏好时,就可以代表民意。而且,专制者眼中的舆情更像是造出来的,而不是经由公众产生的,这样的公众是“没有价值的和虚无飘缈的公众”(112页),所谓的公众舆论仅仅是橡皮图章而已。

  网络舆情以专制为“是”,网络舆论以民主为“是”。有立场还得有是非,是非比立场还重要。如果因为有了立场而放弃了是非,或者立场本身成就了是非,这样的是非只能是偏见的代名词。专制社会的是非与民主社会的是非是对立的,水火不相容的。专制社会的“是”就是民主社会的“非”,专制社会的“非”就是民主社会的“是”。网络舆情是制造出来的情,是权力者尽兴的“调情”,如果可以称之为舆论的话,也不是真正的舆论。现实的情况经常是:专制的舆情变成了全体人民一致的舆论,变成了官方统一包装的公众舆论。

  自由的公众舆论则不然,这种舆论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不属于灌输制度的教育制度,第二个条件是由一个多元的、不同的影响和信息组成的完整结构,“公众舆论的独立性取决于市场式的条件”(114页),市场式的信息系统是“自我检查的看家狗系统”,每一个渠道都受到另一个渠道的防范。网络的独立的公众舆论也同样如此。独立的公众舆论不是真理,甚至连意见都不是,只是偏见的集合,但偏见也是舆论。独立的多元的公众舆论使权力者不能垄断信息、屏蔽信息。信息在充分流动的过程中舆论得以净化和提升,使得意见和观点可以得以理性地交流,是权力者政策成功与否的检验的标准并最终支撑起民主的大厦。

  网络舆情反映的是权力者的价值偏好,网络舆论反映的是民众的民主价值偏好。权力者有着本能的整体价值偏好,在整体的价值偏好下,个体就失去了其自身的活力与本性。公众舆论的民众的价值偏好是个体性、自由的、独立的,就与整体性的价值相对抗并驱逐整体性价值观。

  网络舆情的路径依赖是专制控制,网络舆论的路径依赖是自由法治。体现权力者意志的网评人员(五毛党)在网上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顺从权力的意志制造舆情、控制舆情、删除评论、屏蔽敏感词汇、把政改的舆论压缩成民生问题,甚至以屏蔽色情信息的名义屏蔽政治问题。对此,有一名为陆崕的作者就认为:“互联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这么多的用户,关切到这么多人的权利,变得如此重要。从实际行动上看,对于管理者说,似乎更习惯于将出现的问题,视之采取屏蔽、关闭、删除等阻断的方式为管理。事实上,管理者,有管又有理,既有“管”作为通的渠道,又有‘理’作为顺畅规则的保证,本质在于健康有序的畅通,何来封闭封堵之理?往往封闭之后,我们就只会看到不通不畅无管无理而最后酿成的‘灾情’满溢。”

  陆崕指出:“试图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割舌,让网络成为哑巴来换取社会的沉默,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为激发矛盾的病因依然在社会行为里发酵,而不是网络。即便中国的互联网都关闭,中国人民都封闭世界信息之外,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追求,中国人的正义和追求,就都被关闭了吗?非也。所以,如果面对舆论不想遭受如坐针毡之苦,想要高枕无忧,要么深化工作,找出病因,展示出服务型政府的应有治理;要么那就在全国人民大脑中都植入‘绿霸’,或者就像为了杜绝世界上的一切色情信息,包括网络色情,干脆公安们长出足够多的手,然后在全国人民每人的裤裆里伸一只手进去,监控每个人随时的甚至是本来正常的性反应,保证能第一时间发现并且杜绝所要搜索的所谓的色情信息。言论自由也是一个道理,只不过言论自由的裤裆在网络里。”( 陆崕 :中国网络言论自由应该拒绝割舌律例 )

  总之,称网络舆情是不妥当的,网络舆情的真实表达是网络公众舆论。它以技术为条件,技术无立场,无是非,人有立场有是非。专制社会通过网络技术会把民众关在笼子里,使民众无自由,专制者则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民主社会通过网络技术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从而使民众自己获得自由。同样是网络技术,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差距还真就这么大。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0-05-07 10:55:16 +0800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标题: “中国模式”其实很简单

“中国模式”其实很简单

凤凰周刊主笔  冼岩

2010年5月

    2008年12月20日,一群中国著名学者聚集北京,干了一件注定要被另一些学者斥责为愚蠢、狂妄的事:他们竟然试图将中国这60年(或者是30年,在年限上,与会学者存在分歧)走过的道路、做过的事,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方式,总结为一种叫做“中国模式”的东西;甚至还希望通过这种探索、归纳和总结的过程,逐渐凝聚一个思想学术上的“中国学派”,以其鲜明的特性自立于世界思想学术之林。

    这实在是太癫狂,太僭妄了。对于那些脑袋早已被英风美雨冲刷得服服帖帖,思想早已格式化的中国知识界“主流”而言,社会发展中的所有重大问题早已被西方学术理论所解决,剩下来的细枝末节或者所谓新问题,也能从西方主流的思想理论(主要是建构于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宪政民主理论)中推演出正确答案;中国的成绩,都是有限遵循了西方教导的结果;中国的问题,就是没有严格遵循西方道路的问题;部分学者的标新立异,不仅是学术和智力水平的问题,更是道德问题——如果遵循学术求真的目的,而不是另有卑劣用心,只可能得出与他们相同的“唯一正确答案”。

    所谓“狂妄”的另一种表达就是“自信”。是的,2008年12月聚集在一起的这群中国学者是自信的。现实世界中国持续几十年独特而杰出的表现,给了他们这种自信;话语世界西方或者是遵循西方话语的学舌者们持续多年“中国崩溃”预言的屡屡落空,赋予了他们这种自信。用这次会议的召集者、《中国模式》一书主编之一潘维教授的话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成功地走过了60年,却不能给人类贡献一点新鲜的知识?只有缺乏自尊自信才会如此断言。”——既然从西方理论只能推导出中国的崩溃,解释不了中国现状,真正的思想者不可能因为理论而无视事实,只可能选择重新探寻、发现和构建足以解释事实的新理论。于是,就有了这次聚会,有了《中国模式》这本书。

    从2008年12月到现在,短短一年多时间,虽然“中国学派”的形成还只是一个朦胧背影,但“中国模式”已成为响彻云霄的热门词汇。不仅中外学者,包括大国政要,普通民众,都开始接触、了解和正视这样一种概念与事实。究竟是否存在一种“中国模式”?如果有的话,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引发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

    中国今天的成功是明显的,也是独特的,主要表现为持续多年的政治稳定与经济高速增长。“二战”以后,世界上只有13个国家保持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超过25年,中国是其中之一;人类史上,只有8个国家保持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超过40年,中国也是其中之一。从这样的结果,以及为达成此结果而采取的迥异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经验的路径而言,中国当然构成一种独特“模式”。同时,中国存在的麻烦与问题也是确凿的,包括官员腐败严重,快速加剧的贫富分化,逐年增多的官民冲突,中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不满,更有许多人对发展可持续性的担忧,对明天的负面预判,等等。成绩和问题,正是中国特殊路径所导致结果的两个方面。这种路径和结果的特殊性,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

    这种模式由两个基本点构成,即“政治集权”和“经济自由”。正是这两个基本点,支撑了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的中国现状,其间因果,清楚简单。但是,无论集权还是自由,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都具有独特性。就政治集权而言,与东南亚、拉美那些威权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权力更集中,统治手段更硬。东南亚、拉美的威权主义,集权程度最多相当于1949年以前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其特征是,在口头上不得不认同西方发现的“普世价值”,不得不承认自由、民主、宪政的正当性;在政治形式上,不得不为自己进行这种色彩包装。虽然只是包装,也极大束缚了行动时的手脚。所以,它们在对言论、结社和政党的限制上,在对和平的反对势力之打压上,总是羞羞答答、犹豫不决。

    而中国当代政权则不同,它公开批判所谓普世价值与普世道路,公开拒绝西方的民主宪政模式。在对言论、社会组织包括反对党的控制上,它理直气壮,毫不手软。所以,东南亚、拉美的威权主义最多只能维持稳定局面于一时,无法消弭反对派势力。它们的政治稳定,注定短暂,经不起多少风吹浪打。而中国式集权成功的奥秘在于:它不但能够维持大局稳定,而且能够将反对势力抑制在原子状态——一个没有挑战者的政权,当然能够维持更长期的稳定,并且更有能力应对风风雨雨,就是这么简单。

    维持稳定的方法不止一个,但“足够的集权”却是最适应于当下中国国情的方法。被国际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建构于社会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受制于经济的发达程度和社会的矛盾状况,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普遍表现不佳,其成功范例往往只能觅之于经济发达国家或特殊条件下的小国。中国的集权程度足以压制反对势力的滋长,因而得以维持长期稳定。但是,质疑者一定会指出:像朝鲜这样的国家,集权程度更甚于中国,为什么它的治理表现与中国有天壤之别,甚至似乎已难以为继?

    其实,朝鲜高度集权的功效早已充分展现,那就是在远比中国经济落后、民生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其情形类似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集权体制在压抑了反对力量,从而能够经历更多风雨的同时,由于社会内部积累了更多张力,也会制造更多风雨(即困难与麻烦)。当这种“制造风雨”的效应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力量对比会发生变化,总体效果可能反转,稳定将难以持续。因此,仅有政治集权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以经济上的开放与自由——这是30多年前邓小平发现的统治奥秘。

    经济效率提高的根本源泉,是人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所以,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与开放,是保持经济乃至社会进步之长期活力的根本前提。这30年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根本变化,用《中国模式》一书中房宁教授的话说,就是使中国“从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态度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如房教授所言,这既是中国这30年变化的奥妙所在,也是历史上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原因。但是,房教授似乎将这种“经济自由”,误读成了“政治民主”。同时,这种经济自由与政治集权在价值取向、操作方向上背道而驰。如何克服此一矛盾,如何把握时刻变化着的“度”,是“中国模式”成败的关键。

    为了经济的自由与开放,中国降低了政治集权的程度,但又没有下降到东南亚、拉美威权主义国家的那种程度,这就是书中康晓光教授所论述的“从全能主义到威权主义”。由此可见,中国在“度”方面的把握诀窍是:在维持足以抑制反对力量的集权程度之前提下,尽量开放经济。在这里,政治稳定优先于经济自由,所以说“稳定压倒一切”;但是,只要不危及“抑制反对势力”这一基本稳定要求,其他方面都可放开。这是邓小平时代的基本逻辑,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制度框架下解决内部悖论的方式。既不死守官方意识形态的教条,又不完全遵循西方教导;不是从主义,而是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来选择政策与路径,所以被观察家称之为“实用主义”。

    随后,当朱容基执掌中国经济时,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特性,使经济增长具有不稳定性,经济全球化更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显然,经济不稳定不利于政治稳定,中国经济必须打造能够抵御市场周期性波动和外来影响的法宝。于是,在同样实用主义特征明显的朱容基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过程很具有“中国特色”。它没有像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那样严格遵循西方教导走彻底市场化的道路,而是通过政府对金融、能源等重要资源及关键行业的控制,使政府拥有了足以抵御市场周期性波动和外来风险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连续性。这种政府与市场双重配置的混合特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回归了书中温铁军教授所描绘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立足于市场机制基础上的国家资本主义,不但使中国的经济表现远胜于朝鲜这种政治高度集权、经济高度管制的国家,也优于大多数采取了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不管后者的政治形式是民主制还是威权制。经济的稳定增强了政治的稳定,政治集权又有利于压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之价格,帮助中国经济赢得国际竞争——在这里,“中国模式”展现了良性内循环的特征。

    足够硬的政治集权,有控制的经济自由,这是近30年“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由于内含政治与经济反向而行的张力,这种模式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的结构性紧张。越来越显著的官民冲突和贫富矛盾,都是这种紧张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还在不断内生自己的反对者——如果不是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掘墓人”的话。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意识是抵触和反对这种模式的,主要是反对政治集权。知识界的主体部分,可归属于伴随着经济自由而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这些人能切身感受到集权对自由的限制与压抑。这种内含矛盾的结构模式,其有效运行的成果之一是,制造了自己的反对者,这是“中国模式”的悖论所在。国内知识界主流对中国现状和前景的判断之所以偏于悲观,即是源于对这种悖论的体认——作为被这种模式扭曲的对象之一,知识分子的反应很难超越自我处境。所以,他们的思想立场与标榜“反集权,反专制”的西方价值观天然亲近,而倾向于无视集权在当代中国现状下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知识分子群体的这种负面观感与抵触情绪,对“中国模式”的杀伤力远甚于其他抵触和反对的力量,例如失去土地的农民,被强制拆迁的城镇居民,被行政或司法不公正对待的平民,等等。后者的力量是零散的,绝对数量也有限;而前者具有信息和话语权的优势,易于凝聚成整体,形成集体行动——虽然这种潜力在行动层面至今还被有效压抑着,但在观念层面早已根深叶茂。更重要的是,伴随高等教育的普及,这是一个正在不断快速繁殖、壮大的群体,他们将在中国的人口构成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量,他们的意志和力量越来越势不可挡。

    正如书中王绍光教授所说:善于学习是中国体制的活力所在。“中国模式”的最新变化是,经过多年观察和准备的胡锦涛,在“政治集权,经济自由”二维之外试图加上第三维“分配公平”,即试图构筑相对均衡的社会利益结构。这既是对“中国模式”这条道路上累积的新问题的对症性回应,更是意图使这一模式变得可以长期持续的根本性尝试和努力。所谓“可以持续”,转换成官方话语即是“长期稳定”。而只有建立在相对均衡的利益结构上,稳定才可能是长期的,可以持续的。胡上台后提出的一系列纲领,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到“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核心都是“分配公平”,都是为了构筑相对均衡的社会利益格局。这无疑是对原有模式的重大调整,但其成败还须取决于能否突破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已形成垄断的特殊利益集团之掣肘。近几年来,胡温政府频密推出了多项社会政策,惠及不少低收入人群,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真正撬动已经成形的基本利益格局。这种调整能否继续深入下去?它最终可以走到哪一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而这种调整的态度,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内部的结构紧张,有助于安抚其他抵触和反对的力量,但似乎不太可能扭转知识分子主体的立场与看法——后者反感的,主要是政治集权,而不是贫富分化,也不是官方现在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所以,官方借助于其他思想资源包括传统文化所做的意识形态修补,往往收效甚微。

    以上是我对近30年“中国模式”的粗浅理解。我赞成将“中国模式”定位为30年而非60年。因为相对于前30年而言,后30年并不是一种合符逻辑的自然发展,而是一种颇具颠覆性的逻辑断裂。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的调整倾向,并没有弥合这种断裂,反而印证了断裂的深刻。事实上,除没有战乱、土地国有、更强硬的集权与更发达的经济外,人们很难找到今日中国与1949年前中国有多少重大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地国有制已成为1949年革命的唯一遗产,而这一遗产在今天也摇摇欲坠)。这种逻辑的颠覆,惟有“不争论”才可压制,这也是今日中国政府不得不控制言论乃至思想学术的重要原因。

    这种控制,当然不利于“中国学派”的形成,但它阻塞不了“中国学问”的诞生与挺进。人的思想是最奇妙的,它的速度胜过光,它的力量锐不可当。思想不可战胜的前提是:既不屈服于权贵,也不屈服于权威,唯一服膺的,只有真相与真理。

 

 

消除政治灾难,需要宪政

原国家体改委研究员 曹思源

2010年5月

    宪政曾经是恩格斯领导创建的社会党国际(又名“第二国际”)所属各国社会民主工党政治纲领的目标之一。但是,从1917年开始,在原先的共同营垒中,瑞典和俄国两党之间却因此南辕北辙。

    1917年瑞典大选,社会民主工党参与的竞选联盟获胜,联合组阁。工人政党首次通过选举进入宪政政府,开始登上了20世纪的宪政舞台。

    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十月革命。其后最初几个月,社会继续在宪政的大道上前进;然而1918年1月5日突然发生历史巨变,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解散;随即爆发了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示威,参加者多达数万人;布尔什维克军人向和平示威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宪政被否定,宪政道路嘎然而止,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这使得俄国百年来宪政革命的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革宪政的命,堪称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逆转。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天悲愤而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宪政梦想!

    1917年发生的这两件大事,整个世界都注意到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地球上从此发生了一场世纪大竞争,即宪政条件下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专政条件下的集权社会主义的竞争。这两种社会主义的竞争,最终影响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几十亿人口的命运。

    站在21世纪的今天来回望,苏俄与瑞典的竞争结局早已显现出来了。

    专政给俄国带来了极大的政治灾难。在斯大林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期间,苏俄发生了一系列残暴事件,例如1928年至1931年间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 500万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全部被从肉体上消灭了。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上说,专政对象是极少数人。但是据1988年4月17日苏联官方报纸《文学报》公布,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约占当时苏联人口总数的1/4;而计划经济也以低效率闻名于世而最终破产。苏联的专政持续了74年,直到1991年苏联共产党发动政变流产、威信扫地、失去民心,专政体系才土崩瓦解。

    至于默默竞争的另一方瑞典呢?不仅宪政制度依然健在,十分巩固,没有发生过内战和动乱,而且宪政制度所保护的民主社会主义蒸蒸日上。瑞典已经进入世界首富行列,并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而闻名于全世界;瑞典2005年人均GDP世界第七;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调查117个国家的竞争力,瑞典排名第三;它的制造业生产力效率第一;它在IDC(互联网数据中心)调查中被列为全球最佳的信息化社会,科技创新指数排名第一;此外,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的全球民主主义排名中,瑞典以9.88分的成绩名列第一。

    政治制度的竞争不同于篮球场、足球场上的竞争,不表现为对一个球的争夺和进球比分的高低,却同样表现为优者胜、劣者汰。

    将近一个世纪竞争下来,瑞典的宪政制度胜出,昂首于世;而苏俄的专政制度败落,在亿万冤魂的血泪控诉中黯然进入历史博物馆。

    不仅苏俄如此,其中欧、东欧卫星国也在苏俄前后脚,与其同样发生历史剧变。

    剧变之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告别了充满政治灾难的专政体制,进入了以普选制、三权分立为标志的宪政民主制度。与此同时,以宪政和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的社会党国际的力量已经空前壮大——拥有169个成员党和400多万党员。

 

 

“四人帮”究竟毁在谁的手里?

大山

2010年5月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北京的上空立刻弥漫着一种看不见的硝烟。文革派和对文革恨之入骨的“务实派”们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双方的焦点是军队最。最终,“四人帮”被抓了起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你会发现,所谓的让亿万人民群众经受一场防修反修的大演习,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和意想天开。文革派们天天嘴上喊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怎么毛一病危心里就没底了?你不是有群众吗?怎么一个劲儿地担心军权不在手里呢?

    其实,毛还没死时,“务实派”们就已经暗中开始串连了,这些都是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在有关回忆中自己说出来的。只不过毛还没死,这些人投鼠忌器而己。
终于,毛泽东9月9日了。这回看你们几个还靠谁?在剑拔驽张的历史关键时刻,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们最大的败笔和政治不成熟是逼宫华国锋。最后将本是文革派的华国锋、汪东兴推到对手一边。失败便不可避免了。于是,叶剑英背靠军队,叶、华、汪合手演出一场中共党内前所未有的政变,一举粉碎了文革派。这和前苏联斯大林死后何其相似。马林克夫同赫鲁晓夫合作, 先抓贝利亚,紧接着自已也下去了。

    应该说,叶、华、汪想动手后也在等,毕竟在一个槽子里吃食,总得找个理由。这个理由就让一个本应是铁杆文革派的人提供了。这个人就是康生的秘书李鑫。康生何许人也?文革顾问,政治老狐狸,他的秘书熏也熏出一身文革味儿了。张春桥没用多想就在中南海里选中了这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让他秘密监视华国锋及其它人的动向。然而这个李鑫却将江青、张春桥的一举一动以及文革派从辽宁调兵的情况如实汇报给了汪东兴。江、张的举动终于促使犹犹豫豫的华国锋下决心动手抓人。当然,事物的本质是你从外地调兵了,但李鑫不提早汇报,让两师军队逼近北京,尽管有人说天津一带已经布置了军队,但你不先下手抓了“四人帮”,一旦打起来,谁也无法预料后果。这些人经营多年的第二武装——上海工人民兵及北京工人民兵一南一北谁知会什么样?真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就看谁先下手了!那么,“四人帮”是毁在李鑫的手里吗?也是也不是。实质上这几个人是毁在文革手里,也可以说是毁在毛泽东手里。

    为什么这么说?文革十年“四人帮”为毛冲锋陷阵,人都得罪尽了。“务实派”们早就想清君侧了。只是碍着毛的面子在等罢了。毛一边担心怕有人否定文革,却临近死亡了还在那搞什么平稳过渡,尽管放风让华国锋有问题找江青,以为厚重少文的老实人会按他的意见办,结果……你即然已经讲了我死后你们怎么办,天知道。也预料到了血雨腥风,为什么最后不将权力一不做二不休交给江青、张春桥?真是中华民族有幸!

    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谜团发生在1976年。在这一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党内毛泽东的正宗传人---四人帮及其爪牙即刻被粉碎了。而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集团得以躲过劫难,东山再起。而毛泽东作为当时全党全国唯一说一不二,大权在握的最高领袖,竟然不能通过自己生前的缜密安排而保护自己的嫡派传人,使得自己的一生事业在死后得以延续。(像北朝鲜的金日成一样)

    中国历史竟然也就从此得到大的转机,走上了另一条毛泽东生前完全不愿意看到的发展之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盖出于此)。几亿人的人生命运也从此彻底改变。这确实是人类历史20世纪的最大谜团。多少智者学人,绞尽脑汁,昼思夜想也不能明白其中就里。

    毛泽东其实对后事是作了仔细安排的。他在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后,不久又颁发正式文件,由陈锡联取代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样一来,元老派在中央已没有任何实际权力。陈锡联控制了军队,汪东兴控制了中央警卫团。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了舆论宣传工具。如果四人帮一旦上台,元老派(包括邓小平)的人身安全都要成为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虽然两次确定了一个身后的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第一次由毛远新,江青,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第二次又增加了汪东兴,张玉凤。但始终没有变更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的安排。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这一点是极为致命的,是导致四人帮灭亡的根本原因。如果毛泽东当时将华国锋的位置由江青或毛远新取代,那历史将完全是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

    从现存的所有资料看,毛泽东并没有将华国锋视为自己的接班人。所谓“你办事,我放心”完全是经不起推敲的稻草文件。从常委会组成人员排序看,应当是毛远新或者江青。从思想体系的一脉相承看,也应当是毛远新或江青。没有安排毛远新接替华国锋的位置,可能考虑其资历太嫩,不能服众。那么为何不安排江青接替华国锋出掌中央大权呢?要知道,如果江青当年接替了华国锋的位置,那就不是粉碎四人帮了,而是四人帮粉碎其它人了。那历史将彻底改观。为什么?

    历史并没有什么不可违背的潮流,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当事人之间的互动中实现的。好比两个高水平棋手之间的胜负,既取决于实力,更表现在两人临场的即时发挥中。在势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谁在关键时刻出了昏招,谁就是失败者。这个时候,就是偶然性在起决定作用。如果真有什么不可违背的所谓潮流在,那朝鲜的金正日为何能够安继皇位呢?

    中共50多年的历史中,在党内人事斗争方面,毛泽东一直是一个厉害棋手,各路诸侯最后都是他的手下败将。但在1976年,他走了一着臭棋,导致全盘皆输。自己的治国理念被后人全盘否定。老婆,侄子,追随者都被抓起来,相当于二世而亡。高明如毛泽东者,为什么会下这一步臭棋?为什么在这人生的最后关头,竟然不如一个朝鲜的金日成。他究竟在哪里失误了?他为什么会失误?或者换一个说法:中国在哪里被挽救了?是什么最终挽救了元老派的身家性命?是什么让中国走上了今天的路程?

    在事情发生32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回过头来,冷静考虑分析一下当年发生的事情。张玉凤的存在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谓由于张玉凤使得本来该活146岁的毛泽东只活了84岁,那只是调侃戏说,当不得真的。由于张玉凤的存在,由于张玉凤在毛泽东晚年和毛泽东之间形成的亲密特殊关系,使得毛泽东在考虑接班人安排时,不得不顾忌江青等人在毛泽东身后可能对张玉凤的不利措施。

    毛泽东是精通擅长古史之人,汉高祖刘邦身后戚夫人,赵王如意的悲惨下场是前车之鉴,是不能不考虑的重大因素。毛泽东和江青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对江青的个人品质了解还是很深刻的。在政治上,毛泽东可以信任江青延续他的方针路线。但在对待被毛泽东宠爱的其他年青女人方面,江青肯定是一头母狼。积聚多年的嫉妒之火在她一旦掌握生杀大权之后爆发,那对张玉凤肯定是灭顶之灾。毛不得不防。(要知道,在毛的最后若干年,江青已被毛完全逐出卧室,不得允许,是不能进入大铁门的,江青仅仅是政治上得宠,生活上已失宠多年了)所以,绝不能安排江青及其同党入掌中南海中枢大权。为了更安全保险一些,还要追加张玉凤和汪东兴一道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位忝常委之列。与江青平起平坐。

    这造就了华国锋的机遇,毛泽东指望华国锋能够平衡江青与张玉凤的关系。使其各安其分,不要互相伤害。但毛泽东万万想不到,由于江青的专横暴戾,江与华之间很快就会势成水火。

    这就埋下了四人帮覆灭的根子。从而保护了以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元老派的身家性命。(此前毛泽东已下令褫夺了叶剑英的军权)这是毛泽东生前始料未及的。历史从此得到彻底改变。后来就有了叶剑英复位,邓小平复出,以及元老派重整河山,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就此走上繁荣富强的大国崛起之路。究其最初起因竟然是一位不起眼的小女子张玉凤。某种意义甚至可以说:张玉凤救中国!历史的进展往往就是如此奇妙!

 

 

中国改革与越南改革的比较

沧海

2010-05-12

    纵观世界,依旧和中国大陆一样走在社会主义的红旗下的国家寥寥可数,而越南就是少数的小兄弟之一,只不过人家是一星,中国大陆是五星。

    自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越的关系似乎还不错,越共胡志明主席的汉语相当流利,只带略微的广东口音。那时的中国在越南的心目中,犹如当时的苏联老大哥在中国人心目中一样崇高神圣。然而,这一切在1979年发生了变化,当年中国称“被迫发动边界自卫反击战,对越南实行惩罚。”一场中越战争打响,并且绵延了10年之久的边界冲突。而越南人眼中的中国,也完全没有了老大哥的影子,看到的更多是不服,甚至恨意。

    中国军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那场战争成为中越两国人民之间一道难以弥复的伤疤。现在的中越关系,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绕过那场战争来看待“中越关系”,是残缺的,也是片面不完整的。关于中越战争,直接关联最大的三个国家,中国、越南和柬埔寨对那场战争的看法截然不同。中国方面认为是越南方面骚扰我边疆,中国发起的“自卫反击战”。越南方面认为是中国政府为了支持柬埔寨赤柬(红色高棉)政权,向越南发动的侵略扩张,显示霸权的战争。

    随着岁月流逝,以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已被世人看清楚。波尔布特本人是一个铁杆忠诚的毛派分子。他全盘接受毛泽东的所谓革命理论。他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甚至比毛泽东本人更加激进、彻底和荒谬。他奉行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消灭了柬埔寨境内的90%以上的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他以暴力消灭了全国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其中包括境内的一半以上的华侨和大多数越南侨民,使全国民众陷入名副其实的水深火热。

    多年来,越南媒体一直重复着对中国的仇恨。比如《胡志明青年报》就曾刊文说,“历史与现实非常明确的证明,越中友好的提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自欺之谈。综观越中两千年的交往,越南与中国之间,越南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宋朝以前,越南一直被迫称臣于中国,被汉人称为南蛮之地,遭受长期的迫害和仇视,中国强盛时,中国人不断派兵侵略越南,强迫越南人割地进贡,中国衰弱时,又假意求和安抚越南。至今越南的大片领土仍然被中国侵占不还,他们不仅无任何归还之意,还打起侵占自古以来就一直属于我国领土南沙群岛的主意,是可忍孰不可忍”。“在1979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转嫁他们的国内矛盾,中国公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侵越战争”;“至今还把这场战争的罪犯供奉为国家英雄来祭典,全无虔悔之心,他们甚至拍摄许多电影明目张胆地美化这场战争,比如《高山下的花环》,公然将侵略越南的战犯描绘成‘烈士’。”

    事实上,关于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现在中国官方极力淡化,也没有举行任何的官方纪念活动。但在越南,官方和民间一直都在大规模的向那场战争中死去的越南人举行悼念活动,教育越南人不要忘记那场战争。那场战争到底谁是谁非,或许若干年后,当那些处于保密状态的资料逐一解密,人们看到真相后才会一目了然。

    然而现在,越南民间大多数人对中国持有不友好的态度,却是事实。除了那场战争需要时间来修复两国人民之间的伤痕外,有网文介绍,越南人对中国人不友好主要有如下方面。首先,中国人对越南国情不了解,是越南人憎恨中国人的原因之一。中越虽是近邻,文化传统和习俗相近,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越南。越南国家弱小,政府财力不足,甚至政府的运作每年还需要国际上的援助,但是,政府的贫困不代表民众的贫穷。

    其次,中国人优越高傲的心态,造成了越南人对中国的不友好。中国人自认为中国实力强于越南,大批的中国人去到越南后,对越南人缺乏应有的亲和态度和谦卑的为人。

    其三,中国投资者到越南,诚信问题颇受质疑。1990年代中后期,大量的中国人去到越南投资,以为那里可以随便捡到钱。但全世界投资都是一个原则,即“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赚钱都不是想象那么容易;于是中国人一窝蜂的去,又一窝蜂的退,非法的撤资逃走,留下一大堆诸如欠薪、欠税、欠合作伙伴资金等疑难杂症,让越南政府尤为头疼。中国商人的诚信普遍遭到越南人质疑。同去越南淘金的日本、韩国人,未去之前就把问题考虑得较为复杂,当面对越南社会存在的问题时,应付起来就显得比中国人更游刃有馀。中国投资商的过度投机心理,造成越南人对中国人的商业诚信度不高。中国向国外输出资本时,也把中国商业社会固有的顽疾带到了异国他乡,这不仅自己要反思,也要引起中国政府的警惕。

    其四,中国商人对越南消费市场的判断失误,不仅让中国产品在越南滞销,也严重损害中国人的形象和声誉。中国人由于对越南的消费习惯和国情的片面认知,认为越南人消费不起高档优质产品,把国内的淘汰落后生产线迁往越南,其结果可想而知。中国的商品在越南消费者心中就是“劣质”的代名词。日本、韩国,包括欧美人,显然对越南的消费观念比中国人判断要准确的多,一开始就把优质产品推向越南市场,赢得了越南消费者的认可。这也是中国商品在越南大败于日韩的原因,也是越南人鄙视中国人的一大因素。

    中国在失去越南民众信任的同时,也逐渐把中国人固有的越南庞大市场利益拱手相让给日本、韩国。越南人对中国人不友好,绝不仅仅是那场战争,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反思。

    其中,越南民主改革的成功,也成为越南人看不起中国人的原因。中越两国现在的社会性质虽然早已转型,但还是区别很大。一段时间里,“中国模式”靠分享廉价劳动力收买西方资本家,并间接地控制了西方政治和学术,使西方主流社会放弃了价值观而屈从于经济上的利益。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着变化,“中国特色”的不自由市场经济正在凸显其权贵本质,经济增长面临停滞甚至滑坡,政治体制面临危机。可是,越共的民主改革,早已走到中国大陆的前面;国际社会普遍对越南在民主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非常认同邓小平说的一句话:“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越南的民主改革始于1986年,经过20多年的努力,越南的民主改革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越南共产党已经基本实现了党内民主;一是强化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监督,对重大政策主张、重要干部任免、大型工程项目等都要在中央委员会集体民主讨论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二是越共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质询制度,开创了党内民主的新形式。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集体提出质询,直到得到满意答覆为止。 三是提前公布党代会政治报告草案,广泛吸收党内外智慧。四是实行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的差额选举和信息公开化。五是越南允许共产党内有“内部派系竞争”, 党内可以发出不同声音,也可容纳不同人物进而实现利益的平衡。

    越南社会已经初步具有政治民主:一是越共“十大”前将《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交全民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二是国会代表实行差额选举;三是国会代表允许非党参选;四是国会代表允许自报候选人参选;五是国会代表允许竞选,候选人可以通过与选民会谈、接触或向选民报告自己如被选为国会代表后将怎样履行职责等方式进行竞选;六是国会代表选举实行社会监督;规定候选人、社会团体代表或被委任者有权见证、监督检票和对检票提出申诉。报刊记者,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记者,摄影记者得见证监督检票;七是国会代表职业化,要求参选人要有履行国会代表职务、参加决定国家重大事项的能力和 水平,有优良的道德品质,模范地执行宪法和法律,并得到人民的信赖;八是国会甚至有权对由其选举或任命的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进行 “信任投票”。国会代表可在国会会议上向包括总理在内的政府官员提出质询,质询场面向全国现场直播。

    越南基本实现了依法治国:一、司法基本独立;二、为避免“党大于法”,越共规定,国会专职代表比例不得低于25%,排除兼职代表“既踢球,又吹哨”的弊端;三、越共积极推动司法改革,最高法院可审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预审判工作;四、越南的国会代表、政府高官必须申报财产。

    越南国内出现较为成熟的政治反对党,在越南销声匿跡很久的越南民主党,2006年6月1日公开发表宣言,宣佈该党将復建并重现政坛,继续高举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旗帜,反对一党独裁、要求还政于民,宣称越南将要建设一个美国式的国家。

    对此,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周瑞金评价道,“越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切切实实的步伐,特别在加强党内民主和监督体制建设上,做得既积极又稳妥,既大胆又细致,值得改革先行者中国学习”;“越共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走正路,出实招,迈实步,收实效的。”

    越南民主改革的成功将促使其国民的自豪感与幸福感的提升,觉得自己有了尊严。

    中国谚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谚语:“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从前,中国大陆支持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政权;如今,还在扶持金正日政府。而民主化之后的越南,却与中国大陆越行越远;也许将来,越南民众只会越来越看不起中国人。

 

 

俄罗斯文化与民族性

芦笛

2010年5月

  在不列颠空战期间,丘吉尔在国会发表演说,留下了世代传颂的名言:“在人类冲突的战场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欠了这么少的人这么多的情。”

  这话是什么意思?不列颠空战是在英国上空争夺制空权的战争。如果德国空军摧毁英国空军,则千军万马就要跨过海洋,去解放台湾,而英国根本抵挡不住。因此,全民的一线生机,就系在一小撮空军儿郎身上。这种先例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我看俄罗斯文化也就是这么回事,从未见过哪个别的文盲国家靠一小撮贵族创造出一种如此精致绝伦的文化来,以致它掩盖了无边的茫茫大荒,造成了普遍错觉,使得人们普遍认为俄国是个文明国家,却不知道真实俄国其实有两个:橱窗俄国与农村俄国,而一般人只看见了橱窗里的那个。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穷兵黩武、扩张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同时也是典型的一穷二白的泥足巨人,无论是政治、经济、工业、科技、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极度落后。它是一个为肤浅西化包装起来的原始农业国,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充分发展的机会。绝大部分俄国人民是文盲农民,实行的是一种无比原始古老落后的生活方式。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俄罗斯文化完全是从西方断断续续引进的,基本属于占人口比例极小的贵族。俄罗斯的文化巨人诸如格林卡、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都是从小接受欧化教育的贵族,他们的作品与俄国平民实在没什么相干,并不为文盲大众理解和欣赏,这是连列宁都承认的。这和中国都还是两回事,中国的文化基本还是平民而非贵族创造的。

    这种本质上是舶来的俄罗斯文化,虽然达到了令人炫目的高度,但在时间、空间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极度不均,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种移植文化,虽然受到原始野蛮的草根文化的浸润和影响(详见下),但并不曾深入宿主庞大的躯体深处。在时间维度上,俄国文化精品都是19世纪创作出来的,此前是一片蛮荒,俄国人的“古典作品”其实是近代作品。在空间维度上,革命前的俄国也就只有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几个文化中心,除此之外则是一片荒野。即使是在那几个文化中心,文化也只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与广大百姓毫不相干。真实的俄罗斯人的生活,还是《静静的顿河》、《顿河故事》上描写的那些野兽风情,其中公公强奸儿媳成了生活常规。

    这种奇特的文化风景,很像共党后来搞的“橱窗文化”,亦即只开放北京、上海等地供好奇的外宾窥视,让他们看到与内地大众毫不相干的幸福生活。虽然沙皇并未有意这么做,然而为大众熟悉的俄罗斯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橱窗文化。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作了浅表西化镀金的实行亚细亚生产方式原始农业国。人们常常只看到表面上那熠熠生辉的欧洲文化金层,却没看见那薄薄的金层遮盖的原始落后野蛮的胚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橱窗里的摆设实在太精美。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在极短的时段和极有限的空间中,俄国的大师们却创造出了一系列不逊于欧洲任何一个大师的杰作。中国读者为之神迷心醉之余,常常误以为俄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这说来也不足为奇。就连西方左派(liberals)都还以为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们的幸福生活代表了全国农民,何况是没到过俄国的中国读者们?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若真是熟悉俄罗斯文化,光看看俄国大画家列宾笔下描绘的俄罗斯风情,便不难看出那国家是何等贫穷、落后与野蛮:

    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列宾:库尔斯克省的复活节游行  

    列宾:查巴罗伊哥萨克给土耳其苏丹写回信

  张国焘1922年去俄国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

  “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般俄国人,不管他他们抱有那一种的思想,都不免带有旧的习气。他们衣衫褴褛、不讲卫生的习惯、说话没有礼貌的粗犷态度,都与落后地区的民族情况相似,在革命后似乎并没有甚么改进。有些自命为俄国的文明人,往往讪笑中国人的迂缓习性。其实,俄国人的习性也一样遇事都‘慢慢的’。……以守秩序这一点而论,例如排队去取开水等,俄国人比中国一般人乱糟糟的情形要好些;可是爱收小费与作威作福的状态却不亚于中国的一般胥吏。”(1)

    他还是只在相对发达的铁路沿线上观察,俄国人的野蛮习性仍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如果他能深入俄国内地农村去考察,只怕更要大吃一惊。

    实际上,熔铸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与其说是橱窗俄国里的精美摆设,莫如说是农村俄国那独一无二的草根文化——圣愚文化。

    所谓“圣愚”,俄文为“юродивый”,英文维基百科翻译为“Foolishness for Christ”,中文意为“为基督而犯傻”;美国学者汤普逊(Ewa M. Thompson)译为“Holy fool”,意为“神圣的傻子”。据学者考证,它产生于11世纪基辅罗斯时代,盛行于16-17世纪。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它来源于东方的萨满教,但俄国和西方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则认为它来源于拜占庭的愚人传统,随东正教的传入而产生(2)。 论行为怪诞反常,圣愚们有点像中国晋朝的“竹林七贤”,但与后者不同的,一是出身背景截然不同,二是有着浓厚的宗教背景。圣愚们多是文盲,衣衫褴褛肮脏,到处流浪,喜欢在教堂、集市等人多之处发疯发癫,狂呼乱叫,胡言乱语,发出预言,甚至咒骂行人或看客。这些怪物却普遍受到社会尊崇,既被视为基督教的先知加苦修士,又被视为神巫,具有通神的神秘法力,能未卜先知,预言未来,并为人禳灾治病。下文将要讲到的拉斯普丁就是这样一个圣愚。

    这种现象在落后愚昧社会中并不鲜见,罕见的是,这种隐形的草根文化竟然深深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中,反映在俄罗斯文学、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里,构成了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中密不可分的一部份,甚至影响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的形成。

    近年来,俄罗斯独特的圣愚文化以及它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心态的影响,日益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圣愚的行为包括了五组“二律背反”概念:智慧-愚蠢,纯洁-污秽,传统-无根,温顺-强横,崇敬-嘲讽(3) 。这意思是说,圣愚大智若愚;外表污秽,内心纯洁,即使是行为不检,酗酒纵欲,仍然可以被人视为圣洁;他们代表着俄国文化的传统,却又居于体制外,到处流浪,因而无根;他们既谦卑温顺,却又对其讨厌的人强横粗鲁;人们对圣愚既崇敬又嘲讽。

    而这恰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观察到:“在俄罗斯民众的身上可以发现诸多矛盾的特性:专制理念、膨胀的国家意识,和无政府主义、恣意妄为;残酷、暴力倾向,和善良、人性、温和; 信奉礼仪,和寻求真理; 个人主义、敏锐的个性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我吹嘘,和普济主义、全人类理念;末世—弥赛亚宗教观,和表面的虔诚;对上帝的寻求,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和放肆;奴性和反抗。”(4)

    类似地,俄国作家什缅廖夫观察到,俄国人理解的“慷慨”可以是喜欢走极端的意思。这种喜欢走极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倾向、完美主义、缺乏克制的倾向被传统归结为俄国人最突出的特点,并常被人们提起。两位俄国学者研究成语表达时注意到,俄语有一种所谓“离心排斥”现象,而走极端或是缺乏克制是唯一能把表面上完全不能调和的品格统一在一起的东西(5)。

    因此,多位作者都注意到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圣愚行为的高度一致性,从而认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极端性、非理性、神秘主义、无政府精神、崇信暴力、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对苦难的独特态度等,都与圣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还从俄罗斯大师们创造的多个文学角色中证认了圣愚的形象,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白痴》的主角梅什金公爵(6)。

    这些说法都很有见地,然而窃以为,圣愚文化最严重的恶果,还是它哺育出了俄国知识份子一种畸形的“辩证道德观”。如前所述,在那些“神圣的疯子傻子”的身上,愚蠢和智慧、丑恶骯脏和美好圣洁、谦卑与横暴、忠于传统与背弃社会人伦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习惯了这种吊诡现象的俄国人,自然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亦即把罪孽视为美德,把杀戮当成催生,把破坏视为建设,把自虐视为牺牲,把苦难视为洗礼……。一言以蔽之,它在俄国人民特别是知识份子中发展出一种“马蹄铁现象”,亦即把道德的两极奇特地扭曲在一起,使得俄国知识份子们倾向于把文明世界认为是邪恶的行为神圣化,使之化为宗教式美德,变成他们个人的崇高的良心追求。这种奇特的道德 观良心观再与俄国文化中固有的普济主义与全人类理念结合起来,便不难发展为后来的“共产主义道德观”。

    以此透视俄罗斯文学,则不难明白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性格之间的“二律背反”,亦即知识份子极度敏锐的良心与令人瞠目结舌的全民残暴之间的强烈反差。一位网人曾引用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上对俄罗斯民族的批判,认为俄罗斯知识份子深具自省意识,说明这样的民族已经开始脱离野蛮,走向文明。他这话说出了我青年时代的一个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知识份子深具自省意识的民族,还会堕为世界上最邪恶的民族,给人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呢?

  熟悉俄罗斯文学的读者都知道,它最大的特点,是作者无比敏锐的良心与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尤以托尔斯泰为然。托尔斯泰深受卢梭《忏悔录》的影响(他曾称卢梭为“18世纪欧洲的良心”)。他创作的主人公列文与聂赫留道夫都有自己的影子,都时时在内心无情地剖析自己,并把内心深处的每个骯脏念头公诸于世,似乎有一种内心的煎熬逼迫他们这么做。列文曾在婚后把自己的日记交给吉蒂,后者读后无比震惊与困惑。她满面泪痕地把日记交还给列文,说她不需要知道这些,请他不要再用这种事困扰她。在《童年?少年?青年》中,托尔斯泰甚至在亲人去世的时刻也忘不了剖析自己,尖刻地指出自己即使在那种时刻,仍然怕在别人眼中显得不够沉痛,因此就连他的悲伤也有虚伪的成份!

  这种内省,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上,便成了一种心理分析。陀氏的书似乎可以视为心理分析的病例记录,早在佛洛依德之前便开创了精神分析的先河。透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白痴》等巨著中那难以穿透的凄凉、绝望、阴郁与沉重,读者不难感受到他那为苦难磨锐了的良心与无比沉重的道德感,以及对一个健康的社会与人群的曲折的畸形的渴望。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俄罗斯文学似乎可以称为“良心文学”,其共同特点是作家们对俄罗斯苦难的感同身受的敏锐,对建立一种更干净、更纯洁、更道德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对道德原则的执着,对功利的鄙弃,以及理想主义的近乎偏执的反复表现。大师们风格不同,描写对象各异,然而都有着一种得到群体救赎的共同的执着的理想,透出了基督教的浓烈气息。事实上,《白痴》的主角梅什金身上就颇有些耶稣基督的气息,而且或多或少都流露了对革命的朦胧企盼。作为一个整体,俄国文学家们表达的不光是现实的丑恶,更集体诉说了对一种乌托邦生活方式的渴望。这理想生活方式在道德上是绝对纯净的,与世俗功利彻底绝缘。

  这在世界文学史中是一种很独特的现象,也是俄罗斯文学有别于19世纪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其他巨著的明显特征。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的大师们留下的巨著,都缺乏那种独特的俄国“良心气息”。看一眼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福楼拜、司汤达、左拉、狄更斯等人的作品,您立即就会发现这一点。他们也暴露社会的丑恶,然而却不曾向俄国大师们那样整个灵魂都卷了进去,用自己的良心在充满荆棘的荒野上赤足走一回,再将那斑斑血迹洒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本本都是血泪凝成的。

我想,问题大概就出在这里,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爱说的“走向反面”,或道家的“物极必反”。良心太过敏锐,道德感太发达,对集体救赎的理想太执着,太鄙视功利与理性,就难免堕落为宗教狂热分子,把理想的实现看得高于一切,为此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心甘情愿的,到最后便难免出现布尔什维克那种反文明怪物,为了一个无比崇高的理想,什么道德代价人命代价都可以毫不犹豫地付出。

  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上描绘了一个纯洁的革命家。某日他的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原来他为了砥砺自己的革命气节,特地制作了一个钉床,然而毫不犹豫地脱去衣服,赤身露体地躺在那些尖锐锋利的钉尖上。

这种自虐似乎很极端,然而我相信那是当时的革命家们普遍追求的理想行为规范。它令人想起那些在冰天雪地衣不蔽体甚至赤身裸体的圣愚先驱们,同时更含有新时代的救赎意义。那就是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个人什么牺牲都可以做出,什么苦难都可以忍受,与那个伟大的理想比起来,革命者个人的安危福祉一钱不值,随时随地都可以而且应该为了集体救赎而牺牲。既然连革命家都如此,反革命乃至中立者的性命又何足道哉?

  这结果便是把某种理想抬到无限的高度,将个体的位置彻底挤了出去。革命本来是为了结束人民大众的苦难,然而到后来受苦受难本身竟然变成了革命家们追求的目标,成了全民完成道德净化的必需洗礼,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的题记引用的俄国谚语就最有代表性:“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干净了。”革命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性决策,而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宗教圣战,革命引来的苦难则是人民大众集体肉身成佛的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俄罗斯文学大师们流露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是在集体主义框架之内的,他们苦苦追求的“真理”乃是一种理想的集体生活方式。阅读那些名著,您只会感到深重的良心压力,驱使您投入改变那丑恶的社会现实的革命斗争。它们可能会促使您养成内省习惯,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然而却不会促进你的自我权利意识觉醒,让你感受到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的需求。19世纪是俄国文化的辉煌顶峰,然而它并不是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甚至也不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与肯定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humanism)启蒙无关。

  这就是为何许多俄罗斯文学家都有革命倾向: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一个比一个左,一个比一个极端。他们的革命思想由腐恶的现实催生,由敏锐的良心与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哺育,因对群体解放的渴望与呼唤,而使得革命理想变得格外崇高而富有魅力。

  在某种意义上,俄国的激进知识份子完成了其圣愚祖宗们的历史使命,把马蹄铁的两端扭在了一起,最终使得邪恶“升华”为“超级良心”,哺育出了特卡乔夫(Петр Никитич Ткачев,1844-1886)与涅恰耶夫(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Нечаев,1847-1882)那些布尔什维主义祖师爷。特卡乔夫公然提出,在革命成功后,必须强迫人民进入社会主义。为了俄国光明的未来,必须无情消灭大多数俄国人民,因为他们太愚昧(7) 。而涅恰耶夫则在所著的《一个革命者的教义问答》中,为革命乱党要建立的那个新世界以及他们塑造的新人类,描出了惊人准确的蓝图:

  “在内心深处,他(芦按:指革命者,下同)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都与公民秩序和整个文明世界及其一切法律、财产、社会常规和伦理规则彻底决裂。他是这个文明世界的不妥协的死敌。如果他继续活在其中,那也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摧毁它。”

  “他蔑视公众舆论,他鄙视并憎恨现存社会道德的一切表现。对他来说,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革命胜利的都是不道德和罪恶的。”

  “他对自己和对别人都必须暴虐。一切温柔的、使人弱化的情感,诸如亲情、爱情、友情、感激之心乃至幽默感,都必须压制下去,让位给冷静的、专一的革命激情。对他来说,世上只有一种快乐、一种安慰、一种报酬、一种满足——革命成功。日日夜夜,他只能有一种想法、一个目标——无情地毁灭。他必须冷血地、不知疲倦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必须准备毁灭自己,准备亲手毁灭拦在革命之路上的一切东西。”

  “本协会唯一的目标,便是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获得幸福。本协会坚信,只有通过毁灭一切的人民起义,劳苦大众才能获得解放与幸福,因此,本协会将动用它的一切资源和能量去加剧和恶化人民遭受的苦难,直至他们最终再也无法容忍而普遍起来革命。”(8)

  这是不是良心的极致?是不是道德的顶峰?为了全民解放的神圣理想,革命者不惜毁灭一切为文明世界公认的规则,毁灭一切美好的人类情感,甚至毁灭自己,天底下难道还能有比这更惨痛的牺牲,还能有比这牺牲换来的世界更美好的天国,还能有比愿意付出这惨痛牺牲的更纯洁更崇高的志士?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这些说教,都不能不承认它们的美学吸引力是不可抵抗的,犹如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必然要在肤浅的理想主义者们之中唤起崇敬一般。

  我想,就是这种近乎疯狂的美学魅力,迷住一代又一代的革命乱党。也是这种崇高到没有任何“天花板”封顶的理想,驱使着民意党人及其后继的社会革命党人变成了现代政治恐怖主义的祖师爷。

  据说,涅恰耶夫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著《群魔》主人公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位主人公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据我穿凿,陀氏似乎是通过这部巨著告诉读者,涅恰耶夫这类人物是俄国猪圈里必然出现的人物(陀氏直接使用了“猪”这个词),他们只会带来俄国的毁灭,但在毁灭之后,俄国又将得到再生。因此,他那本颇有争议的杰作,其实是惊人准确的宗教式预言。只是陀氏没有说出,这种人物之所以出现,还是俄罗斯知识份子执着地追求内心完美与品行高尚使然,而他们的疯狂说教之所以能风行一时,靠的还是猪圈里奉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了集体的彻底解放,任何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被牺牲;为了至高无上的目的,无论使出什么手段都是高尚的。

  在这点上,俄国与古代中国再一次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类似。中国的文学大师们也以表露悲天悯人的慈悲情怀著称,最典型的便是杜甫的一系列杰作。而追求个人道德完善,在人世间建立一个符合圣贤们提出的道德原则的理想社会,更是中国读书人的千年努力目标。传统中国人虽然没有集体救赎的宗教观念,但渴望“世界大同”却是读书人的千载梦想。哪怕是在受到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之后,国人仍然没有放弃这古老梦想,新文化运动时期什么思想流派都有,然而大多数识字分子情有独锺的还是西洋来的社会主义学说,几乎没有人鼓吹过自由资本主义。与俄国相似的另一点是,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文学家们都或多或少鼓吹革命,知识界的总体倾向严重偏左。之所以出现这种平行现象,我想还是文化原因。两国的文 化里缺乏的,都是由《独立宣言》界定的个体权利观念。两者的区别只在于,俄国文化里的基督教成份与其特有的圣愚文化使得良心家们更真诚,更狂热,更执着,因而危害也就更大。

  从这个背景来透视,不难看出俄国人为何会对“共产主义天堂”的梦呓情有独钟,对“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如此煞有介事。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所有当道者都蜕化为“犬儒”之后,“国际主义义务”仍然是执政者不敢随便抛弃的基本教义,而那并不完全是为了在全球称霸,确有浓重的意识形态成份在内。在本质上,国际共运是一种脱胎于基督教的国际宗教运动。它之所以在俄国首先勃兴,恰是因为它迎合了俄国人民对弥赛亚带来的集体救赎的渴望。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我个人对俄国文化乃至俄国知识份子的一点穿凿,很可能不能成立。但舍此之外,我还真想不明白为何一个知识份子良心超发达的民族会堕落为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的邪恶民族。

    圣愚文化又一个影响,在我看来,是培育出了民粹主义思潮。俄国知识份子将民众对圣愚们的愚蠢、痴狂、骯脏、穷困的崇拜,广延发展为对人民大众的崇拜,将劳动人民的愚昧、贫穷、卑贱、苦难等不幸遭遇予以美化、浪漫化、道德化甚至宗教化,将这些社会弊病造成的恶果翻转为宗教式的智慧、美德与真正的力量所在并加以景仰崇拜,从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价值观。涅克拉索夫在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生动地表述了这种天真可笑的浪漫情怀:

在奴役中生存着
自由的心
黄金,黄金,
那就是人民的心!

人民的力量
伟大的力量
良心安宁
真理永存!(9)

    这罗曼蒂克的幻想离真实有多远,凡是接受过工农再教育的知青都能告诉你。如同圣愚不可能真正具有智慧、圣洁与神力一般,工农大众也并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智慧、圣洁与神力。美德与才能并不天然地与社会地位和富裕程度成反比,而人民的力量若是被煽动家们大规模释放出来,那多半只会是一种毁灭而非建设的能量。若要想通过权力操控把那巨大的能量用于建设,则那将需要一个万能的强大政府,伴随着人民自由的彻底丧失与巨大的人命代价和资源浪费,而这就是俄罗斯后来发生的事。

    然而就是在这种浪漫幻想的感召下,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知识界发起了“到民间去”的自发上山下乡运动。目睹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一系列副反应,生怕富农在俄国农村出现,最终让西方罪恶的资本主义毒化并颠覆俄国农村古老而美好的平均主义生活方式,坚信“真理存在于人民的意志中”,许多知青们自愿放弃学业,到农村去开办模范农场,为农民作出未来的社会主义新村社的学习样板,鼓励他们起来推动社会变革。 当他们的乌托邦实验破产后,他们又改为煽动农民起来造反。然而农民却以猜疑与敌意迎接他们的启蒙者与解放者,把他们交给警察去接受公审(10)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动摇民意党人的“拜人民教”的狂热信仰,反而增加了他们对农民的诚实与正直的尊重与敬慕。“到民间去”的自发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并未使俄国知青们睁开眼睛,却让他们沦为恐怖分子,最终暗杀了真正给俄国带来社会进步的亚历山大二世(详见下)。

    不难想象,将城市无产阶级理想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俄国知识份子们是怎样地一拍即合,最终使得这种孩童式的幼稚情怀蜕变为反文明的价值观。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将这种反文明价值观输入中国后,它便迅速变成中国从未有过的反智主义新传统,以致农民手上的油泥和脚上的牛屎都成了圣像头上的光环,而从事原始农业劳动则成为肉身成佛的修练途径。即使是今天,许多中国知识份子还难以摆脱这种外来的现代圣愚文化的流毒,仍然笃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拜人民教”的基本教义。

    俄国人的另一个问题为文化后进国家所共有,那就是深刻的进攻型的民族自卑心理。俄罗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了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熔铸了俄罗斯民族心态的永恒冲突——深刻的自卑与狂妄自大。一方面,俄国人对自家的落后与野蛮心知肚明,对先进的欧洲文化极为艳羡,巴不得自己也跻身欧洲文化圈,成为文明俱乐部的一员;另一方面,从伊凡雷帝开始,俄国人便以罗马帝国的正宗传人自居,具有一种荒诞的特殊使命感,将自己定位于人类解放者。在某种程度上,俄国的地理位置,使得俄国人颇像中国的“城乡结合部”的居民们,既对邻近的“乡巴佬”的鄙视厌憎远远超过真正的“城里人”,普遍具有白人种族优越心态,又对“城里的文明人”充满羡慕、嫉恨与自卑,为此努力从自己的经历中发掘出证 明自家优越性的一切线索。

    不难看出,列宁主义派给俄罗斯的“全人类的拯救者与解放者”的特殊角色,对这种深为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所苦的民族当具有何等强大的感召力,而他们实行了“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制度”的“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天堂”,又是怎样地使得他们心满意足。当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领袖傲然宣称:“我们要埋葬你们”时,他同时也对西方国家的人民说出了潜台词:“我们要解放你们。”这些豪言壮语,与他访美归来后对毛泽东兴奋地称赞“美国真富”时溢于言表的由衷羡慕(11) ,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俄罗斯人民的真诚心声。

    在这种心理的刺激下,政客们势必分为两派:主张向先进文明学习的假洋鬼子与排外的阿Q(所谓“斯拉夫主义者”),后者因为迎合庸众的虚荣心,很容易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使得沙文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这就是历史上狂热的所谓“民族主义国家”都是文化后进国家的基本原因,也是土产痞子斯大林为何轻易战胜西化海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为了维护这种虚假的民族尊严,统治者必然要捏造神话,将自己的民族吹嘘为人类文明的发明者。因此,罗蒙诺索夫发现了物质不灭与能量守恒定律,巴祖诺夫发明了蒸汽机,儒可夫斯基发明了飞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等等,等等。

  也是出于这种深刻的自卑心理与“扬眉吐气”的强烈感情需要,人民倾向于认同“国威重似泰山,民命轻于鸿毛”。只要能让祖国成为世界上说一不二的超级大国,全民就是死了一半也是划算的。要赢得人民的欢心,政客们最简便的手段便是花费大量的民脂民膏去搞各种各样的“面子工程”。斯大林最是这种高手,30年代人民生活在大清洗的恐怖中,然而同时也非常幸福,因为不断有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报上传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温层跳伞成功,第一次开破冰船到北极探险,国家派飞机营救北极探险人员成功,等等,等等。中国现在搞的这套名堂,完全是斯大林玩剩的。到最后竟然到了这种荒谬的地步,一场战争(如朝鲜战争)哪怕给国家带来不可胜数的灾难,但仅仅是因为它给了人民某种廉价快感,它就是 值得打、应该打的伟大战争。

  这种民族文化自卑心态的最大恶果,还是它很容易发展为全民的仇外心理,使得人民轻易进入“以一人敌天下”的悲情角色而沉醉于其中,为野心勃勃的大独裁者与整个文明世界为敌提供民意基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之所以有助于斯大林构建“反文明世界”,乃是因为苏共据此通知全民: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包围。苏维埃国家乃是全球唯一的文明国家,代表着正义与光明,而世界的其他部分则由阶级敌人统治,代表着邪恶与黑暗。全人类得救的希望,完全地历史地落在苏维埃人的双肩之上。离开俄国的落后文化背景与强烈的民族自卑心理,很难设想与全人类为敌反而会唤起苏联人民无与伦比的自豪感。

当然,要将俄国的邪恶化归结于原始农耕社会形成的集体主义、圣愚文化导致的俄罗斯文学良心的过份发达、以及进攻性的民族自卑心理,未免过于片面与轻率。大概我们充其量只能说,俄国文化里先天缺乏抵抗极权制度的传统,却有着深厚的“社会主义”土壤,有着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潜能(potentials),缺乏自我完善智慧,因而只能建立“不可改良的社会” (在这点上与中国类似)。然而如果不是机缘凑巧,俄国人也未必会堕落为大众熟知的世上最邪恶的民族。

    鸣谢:在本文写作过程中,蒙网友金唢呐与秋风萧瑟等先生教正并热心提供研究资料,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178页。
(2)赵荣、张宏莉:《俄国特有圣愚文化现象分析》,《社科纵横》,2007年总第22 卷第2 期。
(3)汤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杨德友译,三联书店-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26页。
(4)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论俄罗斯及俄罗斯哲学文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44-45 页。
(5)А. Д. Шмелёв: Широкая русская душа, Русская речь, 1998, № 1.
(6)王志耕:《圣愚文化与俄罗斯性格》,《俄罗斯文艺》,2006年04期;赵荣、张宏莉:《俄国特有圣愚文化现象分析》,《社科纵横》,2007年总第22 卷第2 期;梅颖:《俄罗斯文学中的圣愚及圣愚式人物形象》,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271-2009184613.htm
(7)Edward Radzinsky: Stalin, translated by HT Willetts, 1996, 电子书
(8)Sergei Nechayev, Revolutionary Catechism. 据网络版译出。
(9)Н.А.Некрасов :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http://narovol.narod.ru/art/lit/nekras1.htm
(10)G. Stephenson, Russia from 1812 to 1945: A History, page 163.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69; R. Wortman, The Crisis of Russian Populism ,page 4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11)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p 200, Simon and Schuster Ltd, 2004.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0-05-10 08:58:5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读书会

光绪皇帝在北大讲改革开放

季义

2010-05-07

    1898年戊戌变法,经光绪皇帝下诏,京师大学堂在孙家鼐的主持下在北京创立,最初校址在北京市景山东街(原马神庙)和沙滩(故宫东北)红楼(现北京五四大街29号)等处。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1898年到1912年间所使用的名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和陆军学校的一片沉寂不同,京师大学堂的开学仪式隆重之至。光绪不仅亲自为京师大学堂题写了校名,还在开学这天率着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一同出席,规格礼遇之高,着实罕见。就连《纽约时报》驻远东的记者怀特,也通过美国公使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申请,希望开学仪式这天能参加。光绪当即同意,并且表示凡是愿意参加的西方记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要大力提供方便。

  而开学的前三天,似乎唯恐没有人知道,光绪还特意嘱咐杜怀川刻印了一批传单,满北京城都贴满了。一时之间,整个北京城像炸了锅一样,大小官员和市井百姓都是议论纷纷,这个京师大学堂究竟有何魔力,竟然会引得皇上和朝廷如此重视。

  举行完隆重热烈的相关仪式后,光绪并没有立即离去,而是要孙家鼐将所有的学子们都召集到京师大学堂的礼堂里面,光绪要做戊戌变法和有关改革开放的重要形势报告。本博秦全耀认为光绪这位前中国国家领导人,老一辈君主立宪改革家,他在有生之年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开放报禁,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礼堂里面黑压压的沾满了将近一千名学子,各部官员和京师大学堂的教习们站在两侧,见皇上进来后,都跪伏在地上,三呼万岁。
  站在人群中的怀特也微微弯下腰去,按照西洋的礼节鞠躬行礼,目光却带着些许的激动,望着缓缓走到人群前面的那个年轻的皇上。
  这是怀特第一次见到光绪皇帝,也正是从这一刻起,这位《纽约时报》驻远东的记者,掀开了他记者生涯中最为精彩和灿烂的一页。从一个报道远东奇闻异事的普通记者,转变成为打开中国这个神秘而古老国度的西方媒体的第一人。
  很多年后,这位后来伴随着光绪皇帝度过了无数惊心动魄的历史关口,和这位皇帝结下了深厚情谊的怀特,在他纽约的家中写道:
  那是北京深秋一个明亮的上午,在中国近代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内,我第一次见到了光绪皇帝,这个古老帝国名义上的统治者。那时候,这个国家的实际权力还掌握在颐和园里面那个日渐衰老的太后,和她所信任的一大帮官员手中。而这个年轻的皇帝却选择了在这个深秋的季节,从神秘的紫禁城中走了出来,走进了他一手开创的这所大学里面。
  他看起来有些瘦弱和苍白,嘴角带着一丝浅浅的但却是无比自信的笑容走到人群前面,平静的注视着下面的人群。那一刻,我甚至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我无法相信我所看到的这个年轻人,竟然会是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国家的皇帝,也无法理解,他脸上那份自信和从容来源于何处。
  而此刻,当我撰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我的目光似乎又一次穿过了重重的历史迷雾,停留在当年那位年轻皇帝的身上。这一刻,尽管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却忽然发现我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这位皇帝,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瞬间一样,心中充满了茫然、好奇、迷惑和震惊……

  站在人群前面,光绪沉默了片刻后,徐徐说道,“今天是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的第一天,所谓学堂,在朕看来就是研习学问的地方。云轩阁我们的古人有一个传统叫作,坐而论道,今天,朕就和你们论一论这世间的道。”
  说罢,光绪抬起右手轻轻的往下压了压,“大家都坐下吧,朕也坐下。”
  众人迟疑了片刻,都纷纷席地而坐,目光有些疑惑的望着前面的皇上。一旁的太监也端过来一把放有明黄色座垫的椅子,光绪一提衣襟下摆,静静的坐下说道。
  “朕从识字开始,朕的老师就在教授朕为君之道,朕亲政后,也在不断学习治国之道。世间的道或许有所不同,但是朕一直在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道,什么才是让国家振兴之道!”
  “这次开办京师大学堂遇到了很多阻力和质疑,大家也都清楚,这其中还死了人。死的这个人叫王长益,朕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会死呢?又是谁把他逼死的呢?朕想到了几百年前,也有一个姓王的人,叫王阳明,这个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所以朕以为,王长益之死,就是死于心中之贼!而这个贼,不仅在他心中,也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要论清世间的大道,首先就要破除这心中之贼。”

  王长益,因为家贫如洗,在科举上面又是几番落第,颇不得意。这次听说就读京师大学堂每月都有生活津贴,将来毕业后还能谋得一个实缺,左思右想后,虽然心里也并不是十分情愿,但还是到京师大学堂报了名。不曾想,他的这一举动却惹来了同住在旅店里的其他学子们的讥讽和嘲笑。王长益为人忠厚老实,也不善言词,再加上心中多少也有些羞愧,对这些人的谩骂更加不敢还击,只是左躲右闪,尽量回避和那些学子们见面。谁料到有一天晚上,那群学子们在店中饮酒作对,一时兴起,竟然在王长益的床头贴了副对联。上联是: 孝悌忠信礼义谦,下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副对联的上联缺了一个耻字,意思是骂王长益无耻。下联少了一个八,忘八,意思就是骂王长益是王八。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名节观念甚重,王长益的面子又比较薄,再加上心胸不够开阔,受了这些天无数的气,心里郁结难遣。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想到科举失意,就读京师大学堂又招致如此的侮*,一时气愤之下,竟然用床单在房间里面悬梁自尽了。

  坐在下面的学子们隐隐的发出一些窃窃私语的声音,光绪淡淡一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
  “然而这个心中之贼究竟是什么呢?在朕看来,这第一个贼就是伪善!平常大家学习程朱理学,学到的无非是,存天理,灭人欲。可是翻翻我们的历史,历朝历代,靠圣人之学,仁义道德当真就能够治国平天下了?满口仁义道德是无法挽救一个国家的危亡的,你们想想,你们所学的四书五经、你们苦苦研习的八股文,能够抵抗洋人的坚船利炮吗?能够改变贪腐横行,土地兼并,流民千里,国家积弊丛生的局面吗?重名节而轻实务,这里面隐藏着的其实就是虚伪和虚弱。再说说你们,如果这次朝廷没有下旨,让京师大学堂的学子们毕业后,能够享有科举及第的待遇,你们能弃科举而就新学吗?朕不是责怪你们,朕只是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明白,道德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根本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空谈道德仁义,就是世间最大的伪善。”

  “这第二个贼,就是守旧。说到这一点,朕想把17年前李鸿章写给恭王信里的一段话念给大家: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术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17年前李鸿章的这些话,至今仍然让朕感慨啊。17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的士大夫,乃至我们这个国家依然如故。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今日的世势,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危局,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只会让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衰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所以朕今日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朕为什么坚持要开办这个京师大学堂,就是希望在座诸君,能够破除我们心中之贼,以国家强盛为己任,不骄狂,不自卑,正视现实,发愤图强。”
  整个礼堂内鸦雀无声,连最初的窃窃私语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凝重的让人窒息的沉默。
 

 

 

从凤凰卫视关于太平天国的纪录片看官僚买办的面目

温暖阳光

2010年1月

    最近凤凰卫视播出关于太平天国的电视片,宣扬的逻辑是“压迫有理,造反有罪”。凤凰卫视和极右文人这么恨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这是为什呢?那到底是造反有理还是压迫有理呢?凤凰卫视隐去历代统治者丑恶(曾国藩的南京大屠杀、活剐、各种酷刑、南北朝统治者杀了那么多人、朱棣杀方孝孺10族、历代地主武装杀人、东汉地主豪强几乎杀了一半百姓、地主豪强统治让人口减少),凤凰卫视不谈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而只说农民起义的问题,这是研究历史的态度吗?

    男人张三强奸A少女,A少女在反抗强奸过程中杀死了男人,如果有个电视台不提张三强奸,只说A少女杀了张三,经过电视台的误导,在观众眼里,张三反而成了受害者,A少女由正当防卫变成了杀人犯!凤凰卫视在太平天国问题上的做法不是和这个“强奸”故事里的电视台一样吗?如果不提日本侵略,只说美国仍原子弹,这看起来美国不是成了凶手?如果不提英国统治者的压迫,只说美国革命杀人,那美国革命不成了杀人凶手?美国南北战争,如果不提南方的问题,只是提北军杀人,这不是误导?南方北方都是杀人,性质一样吗?有人压迫你,造成你反抗,谁的责任?凤凰卫视忘记了问问,历史上的混乱是谁的责任?问题是谁引起的呢?是无故,还是统治者压迫的厉害了?如果凤凰卫视的基本逻辑错了,那就是骂10年太平天国,革命还是要来的!

  凤凰卫视的另一个错误逻辑是:有人压迫你,你起来反抗,责任在你。比如有一个人要杀何亮亮家人,何亮亮起来反抗,造成的问题要何亮亮负责吗?有人非要逼迫何亮亮吸毒,因为他和何亮亮都是中国人,所以没有对错?革命是因为统治阶级压迫引起的,因为你的统治造成百姓无法活下去,百姓要求统治者改变,而统治者不仅不改变,还用暴力对待百姓,造成百姓被迫起来反抗。因为你先暴力,逼迫我反抗,我被逼迫的没有办法才反抗,而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就像你先要杀死我,我不反抗我就无法活,所以革命就跟正当防卫一样,而造成一切的责任都在统治者!按照反对革命那些人的说法,他们说百姓不应该反抗,难道你们不谴责以前统治者的暴力,却谴责压迫者?他们说革命是暴力,所以不好,但是凤凰卫视们忘记了因果关系,因为统治阶级暴力逼迫百姓反抗,所以革命的任何责任都在于统治阶级。

  凤凰在这部关于太平天国的电视片里的基本逻辑错了,所以说的再多都是废话!凤凰卫视在这部片子里表现的“成绩属于我统治者,问题要别人负责”、“我压迫造成百姓反抗,责任在于农民起义,而不在压迫者”就是这部关于太平天国电视片的基本逻辑,基本逻辑都错了,所以说的再多也是废话!

  凤凰卫视其实和红色共产党共产党历史相反,而是和现在权贵一样。现在中央党校、党报南方周末、官方大学教授袁伟时等都是美化蒋介石和历代统治者,而污蔑百姓反抗,凤凰卫视这部片子号称是跟官方说法不一样,那为啥和这些官方媒体污蔑农民起义的观点一样呢?一个暗娼的爷爷反对卖淫,而这个女的自己做了暗娼,她自然要骂她爷爷的观点,而现在凤凰卫视这样骂,不就等于暗娼的跟班?凤凰卫视污蔑历代的百姓的反抗,本质就是要告诉百姓:“不管买办大资本怎么压迫百姓,百姓都不能起来反抗。”

  巨大的贫富差距是反抗的根本原因,美国因为资源丰富、可以掠夺外国,可以让底层生活过得去,所以他们不会激烈起义,美国本质是因为资源足够用。而中国资源不够,如果少数人靠剥削压迫拥有大量资源,多数人就过得很难受。如果改变不了少数人掌握大量财富的现状,用什么方法换人也改变不了历史循环!

  凤凰卫视代表的极右精英为啥恨农民起义呢?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就看看现在的精英为了自己什么利益,他们就那么恨农民起义!

  清朝的洋务派买办勾结外国人杀中国百姓,镇压太平天国,说明洋务派买办是中国人民最凶残的敌人!那当时清朝洋务派为啥勾结外国人也要杀本国百姓呢?这都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极右经常用“人本性自私”来宣扬他们的“合理性”,那他们本质也是自私的,所以为了私利才这么做!清朝当时是大官僚大地主掌握大量财富,导致普通百姓活不下去,所以百姓和统治者是对立的。当时清朝面临的威胁是:西方国家从外面来掠夺(有名右说西方来是为了中国好,那请问他,难道西方人不自私?)、百姓要求改变,这两种威胁。

  西方模式是靠剥削外国来转移矛盾、日本模式即侵略又减小本国矛盾;毛泽东模式减小贫富差距,靠大家比较平等来消除矛盾,这样等于放弃对本国百姓压迫,大家团结转而对外竞争。

    凤凰卫视代表现在中国的精英丑化农民起义,目的就是让百姓永远也不要起来反抗买办的压迫!这些经济原因就是新老官僚买办极端仇恨农民起义的原因。

  其实人反抗是天性,你少数人拥有大量财富,别人被压迫的没办法,就要起义,中国极右精英等于违反人的天性。自己压迫,却让百姓不起来反抗,这不是做梦吗?如果凤凰 卫在太平天国这个电视片里连基本逻辑都难解释清楚,那还怎么麻醉人民呢?凤凰卫视告诉人民说:“压迫有理,反抗有罪”,而人民坚决的回答凤凰卫视精英集团说:“造反有理,压迫有罪”!

  大家看看买办阶级的偶像曾国藩搞得南京大屠杀,请精英们不要“为主子者讳”而不说。

  湘军于1863年6月底攻破九洑洲,控制了长江北岸后,鲍超部南渡,扎营神策门(今中央门)外沿江一带。9月,曾国荃部攻占天京城东南的上方桥和城西南的江东桥,11月上旬又连续攻占了城东南的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七桥瓮以及秣陵关、中和桥,太平军在紫金山西南的要点全部失守。


  11月25日,曾国荃进扎城东孝陵卫。这时,湘军已攻陷天京外围的所有城镇要点,天京城只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外援断绝。李秀成于12月21日向洪秀全建议:鉴于湘军壕深垒固,围困甚严,天京内无粮草,外援难至,不如弃城别走。洪秀全拒绝了,太平天国的最后一线希望丧失了。

  1864年2月28日,湘军攻占了紫金山巅的天保城。3月2日,曾国荃部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完成对天京实现了合围。3月14日,曾国荃部用云梯攻城,但未得逞。从4月开始,湘军在朝阳、神策、金川门外挖掘地道十余处,准备轰塌城墙。太平军一面组织力量从城内对挖,进行破坏,一面构筑月城,以便城墙轰塌后继续组织抵抗。

  1864年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逝(一说自杀),终年51岁。此后,天京人心愈加不稳。幼天王洪天贵福即位,一切军政事务统归忠王李秀成执掌。

  7月3日,湘军攻占天京城外最后一个据点地保城(即龙脖子),从而能够居高临下,监视城内动静。湘军在龙脖子山麓修筑炮台数十座,对城内日夜轰击,压制太平军的炮火,掩护挖掘地道。同时,在龙脖子山麓与城墙间大量填塞芦苇、蒿草,上覆沙土,高与城齐,为攻城铺平道路。半个月后,湘军攻城准备基本完成。

  李秀成见湘军攻城在即,于7月18日深夜,选派千余人伪装湘军,冲出城去,企图破坏太平门附近的地道。结果被湘军识破,只得退回城内。


  7月19日晨,湘军担任主攻任务的部队齐集太平门外。中午,湘军用地雷轰塌城墙,蜂拥而入。太平军纷纷以枪炮还击,虽给清军以重大杀伤,但没能挡住湘军的攻势。与此同 时,湘军水师各营会同陆师夺取了水西、旱西两门。傍晚前后,天京全城各门均为湘军夺占。天京城内守军与入城湘军展开巷战,大部分战死,一部分自焚,十余万人没有一个投 降的。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湘军进入天京(今南京)后,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物与女子就抢。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据曾国藩记载,湘军“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 “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愈于今日。”

    这次屠杀,是历来南京灾难中最惨烈的一次。屠城、焚烧城后,南京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了。

  上述日屠杀量超过了1937年使用机枪、大炮、炸药的日军。固然现在评价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有其局限性和残酷性,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湘军屠杀男女老幼、糟蹋妇女的借口。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记载:“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


  清人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所谓伏尸百万,除了战死者,就是曾国藩在城内外屠杀的平民。“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显然这次屠杀最保守估计也应该在50万人以上,清人所说的伏尸百万也是有可能的。而屠城和对城市的毁坏程度也是历史之冠。


  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城最多有100万人。可到光绪登极的1875年,人口还不到50万。后来李鸿章署理两江,认为南京城需要百年方可恢复。曾国藩因为在南京的屠杀手段残暴,被人们称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现在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


  曾国藩于1872年在南京去世。六年后,在日本一个叫松井石根的人出生了。在清军的天京屠杀73年后,这个日本人带领着由日本人和朝鲜志愿军组成的军队在南京开始了屠杀。作为职业軍人,松井因为发动南京大屠杀,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定为甲級戰犯。但曾国藩的口碑却从1980年代开始好转,还成为很多中国人赞扬与崇拜的对象。

  注:“本系列所有资料均来自中国大陆网站,特别是在网上公布的署名赫连勃勃大王与史式的文章,特表示感谢!”这是本人在太平天国系列第一篇的话,特再述于此。


 

 

儒 行

选自《礼记》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幷日而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孔子至舍.哀公馆之.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
 

《儒行》译文

    鲁哀公问于孔子说:“先生穿的衣裳,大概是儒者的服装吧?” 孔子回答说:“我小时候住在鲁国,穿的是腋下肥大的衣服。长大以后住在宋国,戴的是殷时的章甫帽。我听说,君子的学问广博,衣服都要随着乡俗。我不知道什么是儒者的服装。”

    鲁哀公说:“请您讲讲儒者的行为。” 孔子回答说“匆匆忙忙地说,不能把儒者的行为讲完。如果一一地讲,需要很长时间,讲到侍御的人换班,也讲不完。”

    鲁哀公让人设席,孔子陪侍,说:“儒者是席上的珍品以等待别人的聘用,朝夕努力学习以等待别人的请教,心怀忠心以等待别人的举荐,勉力而行以等待别人的录用。儒者的自修立身是这样的。”

    “儒者的穿戴适中,不异于众,不流于俗,行为谨慎,对大事推让不受,好象很傲慢,对小事也推让不受,好象很虚伪。做大事考虑再三,好象心有畏惧。做小事也不放纵,好象心里有愧。他们难于进取,却易于退让,柔弱的样子象是无能,儒者的容貌就是这样。

    “儒者平时的起居严肃而不易做到。坐立恭敬,讲话有信用,行为不偏不倚。在路途上,不争省力而易走的路。冬天夏天,不争冬暖夏凉的地方。爱惜生命以等待时机来临,保养身体准备有所作为。儒者做事预先有所准备,是这样的。

    “儒者不把金玉当作宝贝,却把忠信当作宝贝。不求土地,却把义当作土地,不求财富,而把多学诗书等作财富。儒者难以得到却容易供养,容易供养却难以罗致。不在适当的时候见不到儒者,不是很难罗致吗?不是正义的事情就不会合作,不是很难罗致吗?先效力而后得俸禄,不是很容易奉养吗?儒者就是这样接近人情。

    “把钱财物品送给他,用玩乐爱好浸渍他,儒者不会见利而使义受到损害。用众多的人来威逼他,用武器来恐吓他,儒者不会怕死而改变操守。遇到猛兽与之搏斗,他会竭尽勇力,举重鼎也不惜用尽全身的力量。过去的事情不后悔,未来的事情也不去多考虑,错误的话不说两次,流言终于智者,经常保持威严,不搞阴谋诡计。儒者独特的立身是这样的。

    “儒者可以亲密,却不可利用,可以接近但不可逼迫,可以被杀,但不能被侮辱。居住的地方不奢侈,饮食的味道简单,有过失可以含蓄地示意,但不能当面数落。儒者的刚强坚毅是这样的。

    “儒者用忠信作为盔甲,礼义作为盾牌,尊奉信守仁义去行动处事,即使遇到暴虐的统治,也不改变信奉的仁义。儒者的自立就是这样。

    “儒者居住的草屋很小,房屋周围各有一堵宽,屋顶用蓬草搭成,门用荆竹掩盖,把破瓮嵌在墙上做窗户。换身衣服才能出门,每隔一天才开饭。长官采纳他的意见,他不怀疑自己的能力,长官不理睬,也不巴结谄媚。儒者做官是这样的。

    “儒者和同时代的人一起生活,却时时稽考古人的行为。今世的行为可作为后世的楷模。没有碰上政治清明的时代,上边没人引荐,下边没人推举,谗谄之人结党营私来危害他,虽然身处危险,但志不可夺。虽处危境,仍然伸展自己的志向,关心百姓的疾苦。儒者的忧思是这样的。

    “儒者的学问广博而不穷尽,笃行而不疲倦,独处时不放纵自己,通达于上而不困惑,礼以和谐为贵,以忠信为美。以宽厚为法度,推举贤人而容纳众人,象陶瓦一样方圆有度。儒者的宽容是这样的。儒者举荐人才,对内不避亲,对外不避怨恨的人,根据功劳和事绩让贤能的人达到任用,展现才华,并且不希望他的报答。如果能够让君王实现有利于国家的志向,即使得不到富贵,也积极去做。儒者举贤荐能就是这样的。

    “儒者听到有益的话就告诉别人,见到有益的事也告知别人。有爵位,互相推让,有患难,争相效死。自己将升迁,如有朋友未升,就等待一起升迁。自己得志,朋友在他国不得志,即使路途遥远也要设法召来。儒者的任举就是这样。

    “儒者用道德来沐浴身体,恭敬地呈现自己的意见,心平气和地矫正错误。如果上司没有察觉,就委婉地提意见,加以劝谏,不要急着去做事。得志后不在地位低下的人面前显示自己,不在功绩少的人面前炫耀自己。社会安定时不轻视自己,世道混乱时不灰心丧气。不和见解相同的人结党,也不去毁谤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儒者特立独行的品格就是这样的。

    “儒者上不做天子的臣下,下不做诸侯的官吏。谨慎安静,崇尚宽厚,用坚强刚毅的态度来与人交往,用广博的学习来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情。接近礼乐法度,在困境中砥砺自己的品格,磨练自己。即使把国家分给他,在他看来也是缁铢小事。不做别人的臣下和官吏。儒者的规矩行为是这样的。

    (不臣不仕,这是孔子晚年的思想!他已经到了这种境界。)

    “儒者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他们用共同的方法研究天道和人道。彼此有建树都感到欢乐,不得志时也不厌恶。久不相见,听到流言蜚语也不相信。他们的行为准则建立在方正、正义的基础上。志向相同就在一起,志向不同就分开。儒者交友方式就是这样。

    “温和善良是仁的根本,恭敬谨慎是仁的质地,宽容是仁的兴起,谦逊亲切是仁的能力,礼节是仁的外表,言谈举止是仁的文章,歌乐是仁的和谐,分散是仁的施舍。儒者有这样几种美德还不敢谈仁。儒者的恭敬谦让是这样的。

    “儒者不因贫贱而困迫失志,不因富贵而骄奢失节,不因君王的玷辱、上司的负累、官吏的刁难而违背道德。这就是儒!现今的众人自称为儒者,未尝有儒者之实,所以人们经常讥刺儒者。”

    孔子来到馆舍,哀公招待他。听了这番话之后,鲁哀公说话更加讲信用,行为更加合理。哀公说:“我这一生,再也不敢拿儒者来开玩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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