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这期文章与上期文章相隔5个月才发出来,不用说原因大家都知道,还是当前的封网政策造成的。本网被莫名其妙地封了四个多月,这也是中国特色吧。对此我们并不在意,关键是读者着急。这些天里我们接到多少读者的来信询问啊,衷心感谢这么多朋友对网站的关爱!今天我们与大家又见面了,本站仍一如既往为大家服务,还是老面孔老模样老做派。建站十年来,本网一直就保持这么一种特色,以不变应万变。此时我们想起歌德的一句话,既乐于守旧,又乐于迎新,保守主义与革新主义相结合,革命乐观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我们永远乐观向上,我们永远勇往直前。为这个国家,为我们的人民,献言献策。时间证明了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民间智库的看法是多么正确。八年前仲大军先生就提出要及时调整“创汇政策”,今天才被官方学术机构迟到地明确地提出来。请问余永定先生,早干什么去了?未来的经济问题始终是我国的重要问题,本文集着重分析中国头顶高悬的这柄利剑,早晚它会落下来的,好好看看前面这几篇文章吧!]

西方政府“高杠杆化”对中国的影响

终结出口导向型创汇政策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5月17日

目录

仲大军:西方政府“高杠杆化”对中国的影响

余永定:走向再平衡:终结出口导向型创汇政策

杨帆:美國是如何把日本導入泡沫經濟的﹖

谢国忠:“日本病”威胁全球

张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规模重新放大

徐奇渊:汇率升值: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教训

张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升级可能推迟人民币汇率调整

张明:欧洲主权信用危机与全球短期资本流动

何帆 金惠卿:警惕英国的主权债务风险

徐奇渊:2010 年CPI 走势展望

曹军:中国过度刺激经济的后果正在显现

时寒冰:以牺牲民众财富的方式延续投资繁荣

西村:一线城市有房白领80%已被ST

谷雨:有色金属距历史最高价仅一步之遥

西村:中国股市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陈明星:贷款空循环是中国房价飙升的根源

胡星斗:对歧视性、多轨制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

横舟:改革,需要凝聚第三种力量

蔡厉:分配改革的“七寸”在官员财产公示

党爱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三大原则、两条建议

甄理:行政划拨在国企资产重组中的问题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

丁学良:胡耀邦与中国民情

严沧海:反政府是公民平凡而崇高的责任

周其仁:人民币汇率是如何形成的?

童英贵:谁将郑民生医生逼到绝望?----福建南平校门惨案断想

曹业彬:奴才和暴民是专制体制孕育出的两个怪胎

茅于轼: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崔之元:非政党式竞争选举:中国政治改革新思路

张千帆:“法治中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曹国星:中国如何走出维稳怪圈----评清华大学的维稳报告

曹思源:减少政治灾难,要靠制度

巨说:2012大预言

张宏良:2010,美国欲灭中国的绝密K计划

黄靖:政治改革的挑战与选择

王德邦:回家乡的恐惧,中国部分县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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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高杠杆化”对中国的影响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年5月12日

近一波欧元和英镑贬值已使我国外汇储备缩水约800亿美元

    随着中国越来越密切地融入国际经济,国际经济的变化已经对中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经济的许多表现是外部经济影响的表现。因此,研究外部动向就是研究中国经济自身。譬如近年来,国内遏制不住的通胀,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外部输入型的通胀。并且未来将有什么情况发生,都需要国人提前注意。

    当前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不仅仅是经贸关系,还是债务关系。当前发生的一些问题要围绕债主关系去思考。为什么美国一再压中国人民币升值,难道仅仅是为了贸易出口吗?不是,主要是为了赖债。所以,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涉及的不仅是进出口,更有巨大的海外投资利益,以及外汇储备的币值。譬如,最近一波欧元贬值,已经使我国的外汇储备缩水大约800亿美元。未来美元的变动将给我国的外汇储备造成什么影响,更值得关注。

    西方国家目前所发生的所有问题,都是前些年金融“高杠杆化”造下的罪孽。不管是中美关系,还是希腊的债务危机,世界无处不因债务而发生危机。目前中国就处在这样一个危机的火山口之中,因此,中国要特别警惕因西方国家赖债而导致的国内经济问题。

西方国家的主权信用危机

    近年来,中美关系越来越被人重视。在一份2010年风险预测中,亚洲与西方世界的融合与矛盾被列为当前世界已知与未知的最大风险。中美关系为什么这么被人关注?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从经济方面说,中美之间的往来除了贸易、投资,就是借钱与还钱。这笔钱能不能拿回来,成了中国重要的经济安全问题。

    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个大债主。最近十几年间,中国的外汇剩余大多购买了美国国债。前些日子有报道说,由于减持,中国持有美债的数目已降到日本之后,但最近又有新的统计,如果加上中国从欧洲方面间接持有的美国国债,中国目前仍然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所有者,总数大约9000多亿美元,另外还有五六千亿美国商业债券。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贷主与借主的关系,两者之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是否能从美国债券市场安全脱身,是否会出现赖帐的问题。特别是,当中国的借债出了问题之后,两国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美元和人民币会发生什么变化,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成了今后国际间重大的焦点问题。

    我们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到目前为止,美国尚未偿还的公债总额是12.5万亿美元。到2010年底,美国的国家债务可能达到13.5万亿美元,与其GDP相差无几。这仅仅是政府公债的数额,社会间的债务数目比这个数字要大得多。21世纪以来,美国的家庭债务出现飙升,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只占收入的65%左右,但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提高到140%!发生危机后,这一比例下降了5个百分点,目前也在135%左右。因此,美国是个债务社会,其负债总额至少要超过其GDP的几倍。

    把钱投入这样一个国家,是否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成了人们心头最大的悬念。近年里,国内有不少避险主张,譬如减持美债,增购实物等等。但中国能否顺利地减持美债呢?

    今年2月份,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总额达3.8万亿美元的2011财年预算案。新预算案预测,截至今年9月30日2010财年结束时,美国的财政赤字将达到1.6万亿美元。在这一年里,美国政府大约要发行2.5万亿美元的国债,但美国不象中国,发出国债后就有人购买,美国的国债要看国内和全球间投资者的脸色行事。上面已经说了,美国家庭负债率仍然是收入的135%,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美国居民会购买政府国债!所以,美国的国债发行有着巨大的缺口,今年大约有6000亿美元的国债卖不出去。

    在这种时候,如果中国再去减持美国国债,岂不等于雪上加霜!所以,美国对中国说:老九不能走。你这时走开,便等于火上加油。中国也够仗义的,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不但没减持美债,反而增持了许多。

    中国这样做也是实属无奈。这是因为,如果中国撒腿跑掉,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美国有他赖帐的办法,真要赖起来,中国还是要吃亏。譬如,如果美元发生大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是一个大损失。于是,中国只有留下来,与美国共患难。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危机刚平息,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又有向全球蔓延之势。迪拜危机刚刚消停,希腊又传来噩耗,欧洲国家的主权信用问题开始暴露。据最新数字,2009年,希腊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了13%,爱尔兰为10.75%,西班牙为11.4%,意大利和葡萄牙都接近10%,欧盟两个比较好的国家----德国和法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分别高达5.5%和8.2%。

    目前,全球政府负债已突破35万亿美元。希腊公共债务占GDP 的比率已超过110%。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2008年的60%增加到2012年的105%,英国政府的债务将从52%增加到91%。

    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2009 年的GDP 萎缩了3.6%,失业率接近20%。一旦西班牙爆发主权信用危机,则可能拖累整个欧元区的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为此,欧盟国家可能要注入几千亿美元来挽救财政危机。目前,欧洲主权信用危机仍将继续扩展。欧元因此受到较大影响,近一阶段出现颓势。这种变化也使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设想遭遇困境。

西方的债务形式正在由私人和企业向政府转变

    现在最值得中国关注的是西方国家债权关系的转变。美国的债务最先起源于家庭、公司和企业,但最终却转变成政府的负债。从次贷危机到国家主权信用危机,这是债务形式由私人向国家转变。目前,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在发生这种债务性质的转变。由此让我们来推想:下一步这种转变会变向何方?

    美国的家庭和企业将债务这个皮球踢给了政府,政府将把这个皮球踢给谁呢?很可能就是外部的债权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美国的债务有一半是借国外投资者的。所以,当国家无力偿还债务时,只有通过损害外部借贷人的利益来消除债务。当然,这种演变将通过一个时期的各种手段。这些手段无非就是通胀和汇率变化。

    上世纪二战时期,美国的国债曾高达GDP的110%,后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将这一比例降了下来,其中通胀的贡献度为56%,GDP增长的贡献度占44%。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消除债务的办法更多地要靠向外部债权人转移。其办法就是通胀和货币贬值,由此导致中国的外汇资产不断贬值和缩水。在这场转变和调整过程中,中国不可能不受其害。

    很明显,西方主权信用危机成了中国主要对付的问题!中国应高度警惕美国高额债务背后的危机转嫁。认真关注“谁来解决国家负债”的问题。说来也奇怪,中国人怎么也没想到,改革三十年后会变成美国的大债主。中国是怎样一步步走到这个地步,需要经验总结者好好反思。

    上世纪80年代,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曾经写文章警告:中国要警惕西方国家的货币掠夺。但在那个时候,薛老的话没有什么人理解。我在八九年前也发出要警惕美元这种虚弱货币、调整创汇战略的呼声,但根本没人理睬。现在只有与狼共舞,静观其变了。

应对政府“高杠杆化”的时代

    环顾当今的世界,虽然“去杠杆化”这一词语成了最时髦的语言,不过,“去杠杆化”仅仅发生在企业层面上,银行借贷的“杠杆”小了,借贷相对安全了,但在财政方面,政府承担债务的“杠杆”却越来越大。具体表现就是政府公债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日益增大。

    “高杠杆化”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转移到了政府!这是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当今国际社会出现的一个最大现象。拯救出一批轻装上阵的企业,换来的却是一个个不堪重负的政府。政府把企业的债务抓过来,自己背了上去,最后产生的后果可能都是一样:破产。

    国际著名投资大师罗杰斯最近一语惊人:英镑有可能在未来崩溃,英国的崩溃将源自英镑。截至今年1月底,英国政府的公共债务已达8485亿英镑,占GDP的60%,并且这个数字到今年底将更大。英国因此面临着AAA主权债务评级被下调的风险。一旦下调,英国财政状况或将更加恶化。

    高杠杆化的结果是在考验政府的能力和实力。政府能不能救得了这个国家?救不了,就要求他国帮忙,希腊政府就是典型的一例。当整个西方国家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时,大家想一想这个世界会什么样?冰岛已经举行了全民投票公决,不偿还荷兰等国储户近六十亿美元的损失,也就是说开始赖帐了。

    很明显,世界进入了政府“高杠杆化”的时代。但政府财政高杠杆化也有它的正面意义。如果一任企业倒闭下去,经济出现瘫痪,社会将遭受更大紊乱,人民将承受更大损失。就象美国政府挽救房利美等公司一样,如果让它倒掉,美国将出现更大的混乱,外国投资者(譬如中国)将受到严重损失。因此,政府是社会风险的最后承担者。于是,政府财政“高杠杆化”成了当今世界的一个大趋势,连我们国家也不例外。两会期间已经传出消息,今年我国的财政赤字要超过1万亿元,突破GDP的3%。西方国家政府在花钱,我国政府也在紧花钱。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正在走出衰退。我国二月份的进出口贸易出现大幅增长,各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与财政高杠杆化不无关系。

    应当说,政府财政高债务化正是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不得已手段。但全球间的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最终会产生怎么样的后果和结局?这正是我们关注和考察的大问题。

政府高杠杆化的本质和后果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仅资源要素在全球间进行配置,债务风险也在全球间进行配置。政府大包大揽的后果会怎样?象美国巨额的财政债务最后怎么偿还?只有靠国家信用,但国家信用的滥用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本币汇率变动。这就会使一国的债务在国际间传播。

    美国近两年里大印钞票总归不是好事,早晚会以高通胀或本币贬值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调控得好,这场通胀会温和地发生,但会慢慢地销蚀那些债权国的债权。象中国这样的债权国可能会象温水煮青蛙一样,不知不觉中看着外币资产在融化。

    这种变化的特点是时间长,通胀幅度轻。以原油价格为例,2008年一度跌到40多美元一桶,现在又涨到80多美元了。铁矿石等价格也都上来了。尽管各国经济依然不景气,但价格却在稳步上涨。尽管如此,这种变化对于中国这样的债权国家还是比较有利的一种形势,中国可以抓紧利用这段时间进行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调整。即花钱搞建设,搞消费,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别国政府在发钱拯救企业,刺激经济,我国政府可以发钱改善民生,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水平。

    出现政府“高杠杆化”时代,本质是各国都在抢夺国际资源,谁不抢谁吃亏。譬如各国都在通胀,你不通胀就要吃亏,你国的资源就要廉价地流入他国。中国有这么多贫困落后的地方和人口,为什么不能将资金投入到这些领域,迅速改变贫困状况?国际热钱不是这些年里大量涌进吗?流动性不是过剩吗?那就适当地利用起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价格还没大涨的时候,抓紧时间进口搞建设。出口减少点没关系,沿海劳动力短缺是好事,说明内地经济活跃起来了。

中国的战略对策

    中国在这一阶段主要任务就是花钱搞建设,当然也会出现通货膨胀,但照顾好低收入群体和失业群体,社会就不会有大问题。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保障水平太低。以北京的失业金为例,一个月仅有600元。这么点钱让失业人员如何生存?要知道北京市目前平均工资水平是3500元,失业金水平不及平均工资的1/5。这种制度安排既不人性,也不利用拉动经济平稳增长。

    第二种变化将发生在各国的货币汇率上。譬如,从2008年以来,英镑对人民币已经贬值了1/3,欧元贬值了10%。下一步是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的变化。如果单单发生汇率变化,并不伴随通货膨胀,那么中国手中持有的英镑还能购买同样的英国货物。如果在英镑贬值的同时伴随着英国高通胀,那么我们的外汇便会出现大幅缩水。这是本国外汇形式的国民财富在遭到外币贬值时产生的损失。

    当外国发生通胀时,本来外币应当相应贬值,本币应当相应升值,但由于中国手握大量外币,一旦贬值外汇储备便要遭受巨大损失。所以,这种情况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困难。目前,人民币升值主要卡在我国拥有大量外币这个原因上。国际热钱正是利用这个手段在绑架中国。

    从国际贸易方面看,人民币早该升值,并且适当的升值对正常的国际贸易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反而是一件大好事。我在2002年就提出人民币应当适当地升值,但由于错误的担心,迟迟不升值,使我国错过了大好的时机。以最近的橡胶轮胎案为例,在美国对我出口轮胎加收35%的特保税后,我国照样在向美国出口,只是本应由我们得到的好处让美国政府拿走了。美国正是利用我们对升值的恐惧来达到补贴赤字的目的。

    这说明这些年里人民币完全有升值的巨大潜力,担心升值会使出口恶化是对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和出口恶性竞争的真实情况不了解的表现。现在的人民币汇率状况是在向国外廉价地输出资源,同时也不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

    我们是在两难之间选择。美元和欧元的贬值对我国也是一大威胁。在纸币时代,手中的钞票是最不保险也不能保值的财产。我国手中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资产时刻都面临着缩水的危险。在这种时候怎么办?我国还有一种战略保值的措施:将外汇资产转变成企业产权资产。这项工作首先要从国内展开,而不是在美国进行大量的债权换股权。譬如,中美两国政府要达成这样的协议,允许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在华的投资公司。譬如,收购美国通用汽车(上海)的全部股权,而不是仅51%。既然美国不让中国抛售美国国债,那么就把部分国债换成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股权。

    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我国的经济命脉很多掌握在外资之手。外国拿着我国大量的企业产权,我国却拿着外国大把的债券钞票。风险孰大孰小,一目了然。所以,中国可利用这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动用外汇,坚决收回外资企业的股权。

    譬如,前一段时间美国摩根公司出售持有的中国中金公司34%的股权,退出中金;上海汽车公司增持美国上海通用汽车的股份,占股比例达到51%。这都是一些向外资要产权的新迹象,但动作还不大,思路还不清晰。鉴于外资在我国比例过大,中国必须利用这段时机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坚决减持外债,一旦汇率发生较大变化,也好减少损失。

总之,今年下半年后,我国的经济形势将更加严峻。过度刺激经济之后而导致的后劲乏力,加上外部因素的影响,会使经济运行再度走弱。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迎接未来的困难。

    仲大军联系方法: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 100031,电话:010-63071372,电子邮箱:zdjun@263.net 。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4-06 09:52:56 +0800 收件人: 抄送: 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19 走向再平衡:终结出口导向型创汇政策

走向再平衡:终结出口导向型创汇政策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余永定

Apr. 6, 2010

yongdingyu@gmail.com

    中国特色出口导向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出口导向发展(增长)通常是指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出口,把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发展中国家采用出口导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克服储蓄和外汇缺口以解决发展融资问题,即通过出口所得外汇资金支付经济发展所需之进口,使经济突破一般发展中国国家的负债能力约束而实现高增长。

    与此相对应,出口导向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吸引外资(外国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FDI)被认为不仅可以解决发展融资问题以提高投资率,而且可以带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使引资国得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最初样板是所谓东亚的“四小龙”、“四小虎”。

    但是,中国的出口导向与东亚国家(经济体)也存在很多不同点。其中最重要的不同点之一是中国在推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大量引资的同时,限制进口、鼓励出口,力图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增长模式可以称之为“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考虑到1980 年代中国的特定内、外条件,采用这种模式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可能是最优的。这种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虽然我们还难以做出任何最终判定,但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创造了经济奇迹则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存在内在的不合理性。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过程也是这种模式的自否定过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成功发展,中国终于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是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的。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特别是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建立在政策扭曲基础上的不平衡发展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加着中国的发展成本(资源、环境、人力、社会、安全),使中国国民生活福利水平越来越难以实现本来应有的更大提高,并给中国的未来发展留下了严重隐患。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实现“范式转变”(paradigmshift)刻不容缓。

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

    从某种意义上说,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是中国执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三部曲。首先,中国特色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在中国建立了一种“创汇经济”。这种创汇经济的成功导致1991 年以来以“双顺差”(即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更严格的说法应该是经常项目顺差和金融与资本项目顺差)为特征的中国国际收支格局的形成。

    其次,中国的汇率政策,作为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双顺差格局,特别是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最近几年来的一些其他变化(如收入向企业的倾斜、贫富差距的扩大)通过储蓄-投资缺口的扩大,也对经常项目顺差的增长起到重要作用。2003 年以来,汇率问题(当然还有其他政策问题)再次提到议事日程。在东亚金融危机前人民币一直在小幅升值,没有人认为不妥,甚至没人予以注意。危机中人民币开始钉住美元,大家都同意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旦危机过后应该尽快恢复有管理的浮动。但在走出危机后,由于担心升值影响出口、使经济重新陷入通货收缩等原因,中国坚持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5 年之后,中国对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改革,汇率开始缓慢上升。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我们又回到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双顺差、特别是经常项目顺差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为使汇率不变或仅有小幅升值,中央银行不得不对外汇市场进行大量干预,而干预的结果自然是外汇储备的急剧上升。

    人民币升值有利也有弊,但我始终认为,人民币升值利大于弊。在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尘埃落定、美国财政状况每况愈下的今天,汇率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人民币是否低估抑或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影响国际收支,而在于我们是否还打算继续大量增加外汇储备,以资源、环境、教育和血汗为代价继续大量积累美国的借据。

    第三,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而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美元自2002 年以来已经贬值40%左右。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急剧恶化的财政状况,则进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地位。从长期来看美元贬值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着缩水甚至违约的危险。凯恩斯有言:“当你欠银行1 万英镑时,你受银行摆布。当你欠银行100 万英镑时,银行受你摆布。”

    2007 年8 月后,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逐步深化,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越来越成为值得我们严重关切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问:由于美元的贬值和次贷危机导致的证券违约(defaults),凝结着国人血汗的外汇储备的价值正在或可能迅速挥发。而通过贬值和违约,美国可以轻松摆脱它的外债。中国获得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难道就是为了换取那些越来越不值钱的绿纸片吗(一张绿纸片的印刷成本据说是4 美分)?这就是我当年为什么非常极端地问:如果是为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中国为什么不把贸易顺差产品扔到太平洋(601099,股吧)和大西洋(600558,股吧),同时由人民银行直接印人民币(而不是通过干预外汇市场)发给这些出口企业呢?这个说法也许听来荒唐,但请比较一下凯恩斯先挖坑再填坑的建议——在国民财富没有增加的时候,GDP 却是可以增加的,因为挖坑和埋坑都创造GDP。

    2009 年3 月13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因而我想通过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

    同年4 月,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美元陷阱》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得到了2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变成了财政部券(T-bills)共和国,正如英国在不经意间得到了大英帝国。中国领导人好像一觉醒来突然发现他们有麻烦了。虽然他们现在对(财政部券)的低收益似乎仍不太在乎,但他们显然担心美元贬值将给中国带来巨大资本损失,因为中国外储的70%是美元资产。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中国实行外储的多元化,减少持有美元资产、按照特别提款权(SDR)的币种构成重新配置外储。但有一个障碍:中国持有的美元太多,如果中国抛售美元就必然导致美元贬值, 并进而造成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资本损失(capitallosses)”。

    什么是资本损失?一般认为:所有美国政府债券和政府机构债券都有政府的隐含担保(无论出什么事,美国印钞票给你就行了)。因而,以美元计算,中国不会遭受任何资本损失。风险在于,如果美元对一篮子货币贬值或美国出现通货膨胀,外汇储备所代表的购买力将会受损。中国的外汇储备在目前或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这种危险。如果继续持有,甚至进一步增加持有美国国债,中国将冒巨额资本损失的危险;如果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中国马上就会遭受资本损失。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就是克鲁格曼所谓的“中国的美元陷阱(China'sDollarTrap)”。

    不幸的是,中国外汇储备自2005 年以来出现加速趋势。1997 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不到1400 亿美元;2003 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超过4000 亿美元;2005 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超过8000 亿美元;2008 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接近2 万亿美元。2009 年中国净出口增长速度在多年来首次下降,但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年底时接近2.4 万亿美元。如果这种趋势不变,在未来的两三年内中国外汇储备可能突破3 万亿美元。中国积累的巨额外汇,是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是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努力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但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面临的威胁越来越严重。首先,美元贬值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资本损失。自2002 年4 月开始到去年年底,按美元指数(一篮子货币)衡量,美元已经贬值了41%。尽管今后的某些时段美元可能走强,但美元贬值的长期趋势应该不会改变。

    其次,美国的通货膨胀将会侵蚀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在正常时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大概为2%-3%。即便美国不会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美国正常时期的通货膨胀就足以自动抹掉中国外储的利息收入并进而侵蚀中国外汇储备的本金,更遑论经济一旦恢复正常,危机期间大量增发的货币回到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美国的通货膨胀可能失去控制。许多人认为美联储会及时实行退出政策。在理论上,中央银行应该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回收流动性。但是,在实践中谁能保证美联储的退出一定能够成功呢?

未来美元资产可能风险越来越高

    到目前为止,美元的贬值趋势和通货膨胀恶化的可能性主要是全球不平衡和美国政府执行超常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结果。但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更为长期,且难以逃避的问题:美国是否能够还债?美国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并非完全是周期性的,并不会随经济增长的恢复而自动改善。2009 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4 万亿美元,为GDP的9.9%;国债余额超过12 万亿美元,为美国GDP 的84%。2010 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到1.56 万亿美元,国债余额可能超过14.3 万亿美元。2011 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1.27 万亿美元。美国国债余额/GDP 比在2015 年可能达到100%。奥巴马政府声称2013 年美国财政赤字/GDP 比将降到4%。但是,根据美国政府自己的计算,这一比例不会低于3.6%。从2010 年到2019 年美国将增加9 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平均每年一万亿美元,平均年财政赤字/GDP 比为5%。美国政府对财政状况的估计是建立在美国经济增长将能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乐观预测之上的。

    当前,美国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激烈争论,成为严重政治问题。国际金融市场也对美国财政、金融稳定忧心忡忡。奥巴马不得不许诺在2011 年以后尽可能压缩财政赤字。但是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能够真正退出,没有人能够给予肯定回答。美国财政状况的长期前景更是令人担忧。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AccountabilityOffice,简称GAO)认为,由于人口等因素,美国社会保险和医保/医助开支的增长速度将高于GDP 增长速度,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GDP 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2%。在未来美国不可能通过增长来解决其财政问题。GAO 预测,在2040 年美国国债/GDP 比将会翻一番。美国政府经济学家预测,社保、医保/医助和国债支付等硬性开支,在2020 年将用掉政府开支的80%。按GAO 的估计,如果考虑社保、医保/医助基金的未来资金缺口,美国的总债务,即显性债务加隐性债务,在2007 年高达52.7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全职工人的债务负担高达17.5 万美元,而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3 万美元。美国政府必须靠借债度日。由于储蓄不足,再加上财政赤字庞大,美国不可避免地需要依靠外国投资者为美国的财政赤字融资。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人民的储蓄,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未来的某一天是要拿来用的。抛开中国外汇储备价值因美元贬值和美国通货膨胀遭受的损失不谈,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将来,当我们需要把外储变现,并用来购买实际资源的时候,美国有能力、有意愿偿还它的巨额债务吗?

    随着美国财政状况的恶化,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摆脱债务负担的意愿将会变得越来越强烈。特别是,美国首先要摆脱的可能就是外债。在历史上美国没有完全赖账(repudiation)的记录,但违约(改变偿付条件)却有先例。例如,1933 在美元贬值41%的同时国会废除了美国国债的黄金条款(thegoldclause)。美国国债购买者不再能按原有契约取得相应黄金。1971 年美国单方终止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也是一种违约。2009 年以来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开始讨论美国国债违约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的看法是美国国债违约的可能性不大,但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然而,用通货膨胀减轻或摆脱债务负担在历史上则是屡见不鲜的办法。前IMF 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曾一再指出,如果美国的财政赤字继续上升,国债余额/GDP 比超过90%,长期利息率就会上升,美国经济增长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而美国的债务负担会进一步急剧上升。到那个时候,“用通货膨胀摆脱债务的诱惑将是无法抗拒的”。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美国通货膨胀年率达到6%,只要经过四年美国的国债余额/GDP 比就可以下降20%。美国国债中,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比例越高,通过通货膨胀摆脱债务负担的诱惑就越大。而事实上,美国国债的30%卖给了外国人,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买主,到2009 年底,在所有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中,中国占了24%。

    美元贬值又如何能帮助美国摆脱债务负担呢?美国的海外资产(债权)主要是以当地货币计价的,而美国的对外负债则主要是美元计价的。美元贬值不会改变美国的债务负担。但美国的海外资产价值和投资收入却会因美元的贬值而增加。美国海外资产和投资收入的增加,将大大增强美国的还债能力。从理论上说,只要美元充分贬值,美国的海外资产和投资收入的增长完全可以抵消掉它的债务负担。在一些年份,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相当大,但当年的外债余额(更严格的说法是净国际投资头寸,即NIIP)却不增反降就是这个道理。

    美国的债权国——特别是中国,有什么有效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呢?美国现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曾经说过东亚和美国之间存在着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financialbalanceofterror)。事实上这种恐怖是十分不平衡的,美国完全占据主动,而它的对手却深陷美元陷阱、进退两难。事到如今,除了向美国“晓以大义”,我们手中并没有什么牌可打。如果中国现在卖掉手中所持有的美元资产,中国马上就会遭受资本损失,如果中国继续持有手中的美元国债资产,中国很可能将遭受更大的资本损失。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胡耶夫(JacquesRueff)就曾讲过一个裁缝与顾客的故事。裁缝为顾客做衣服,做好衣服卖给顾客后,再把顾客付的钱作为贷款返还给顾客,后者则用这笔钱再向裁缝买新衣服,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

    胡耶夫问道:如果我是那位顾客,这样的好事我为什么不干呢?在后布雷顿货币体系下,美元(greenback)取代黄金成为本位。美元是什么呢?美元(greenback)甚至连信用货币(fiduciarymoney)【此处的信用货币指的是可以兑换为贵金属的货币,比如金本位下,纸币是可以按照一定标准兑换为黄金的——编者注】都不是,而是法币(fiatmoney)【此处的法币指的就是不能兑换为贵金属的货币,例如目前的美元——编者注】,其之所以可以充当货币(一般等价物,能买东西)完全在于国家的强制。美元本位加上资本的自由流动,后布雷顿体系的实质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庞氏游戏(Ponzigame)。我们(裁缝)为美国生产,美国(顾客)支付美元,我们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或其他美元资产(裁缝把顾客买衣服的钱贷给顾客),美国(顾客)再用我们(裁缝)贷给美国(顾客)的钱购买我们的产品(衣服)。

    自1980 年以来世界就在玩这个游戏。美国的印钞机越转越快,美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对此越来越担心,因为他们并不想赖账。如果美国希望增加出口、减少外债,中国是应该欢迎的。如果像过去那样玩下去,美国有一天(如当中国打算动用我们的外储购买美国商品和资源的时候)是会面对违约还是不违约的困难选择的。这里并不需要什么阴谋论,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逻辑问题。 

发展模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中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难道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如果还记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我们就不难发现,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目前的窘境是给定制度环境下中国政策选择的结果。中国推行的中国特色外向型发展战略和政策,使中国最终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经济结构。随着经济的增长,原有战略和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但已形成的经济结构又使我们难于对原有战略和政策进行调整。对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一再拖延,终于使我们陷入美元陷阱难以自拔。其实,根据世界经济学会的现存记录,早在1983年就有人提出,“我们缺外汇时不能充分利用外资,现在外汇储备多的时候又强调利用外资。一方面扩大贸易,争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利用外资,这是个矛盾。是否一定要争取贸易顺差。一般说来,多数国家在开始建设时期都有资金内流现象,如果贸易顺差,就是资金外流。我们有外汇不知道怎么用,结果让外国人利用我们的资金,这是不明智的”。对这位无名氏发言人的先知先觉,我深感钦佩。

    中国的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应该从中国的长远利益出发,而不应因美国的反对或不反对而改变。我们既没有必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也不应该采取两个“凡是……就”的态度。不管美国人说什么,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的利益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2010 年如果我们又把希望寄托在贸易顺差的增长上,这是危险的。我们不能再继续裁缝和顾客的游戏了。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凸显出来,我们要见事早、行动快、积极应对,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添推动力。

笑话

    美国人到中国旅游,用10万美元兑换到68万人民币。在中国吃喝玩乐了一年,花了18万人民币。他要回去了,到银行去,因为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到1:5,这位美国人用剩下的50万人民币换到了10万美元。来时10万美元,回去还是10万,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另一美国人效仿,也拿10万美元换了68万人民币,在中国花50万买了套房子,吃喝玩乐花了18万,想回去了,房子增值了,卖后净得100万,以汇率1:5,刚好能换20万美元,,美国人说我在玩,也是在挣钱。

    一中国人到美国打工,用68万人民币兑换到10万美元。在美国辛辛苦苦了一年,赚了3.6万美元。他要回去了,到银行去,因为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到1:5,这位中国人用13.6万美元换到了68万人民币。来时68万人民币,回去还是68万人民币,悲伤地回家了。

 

 

美國是如何把日本導入泡沫經濟的﹖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杨帆

2010年5月

    我在碩士期間專攻日本經濟18年高速增長﹐當時國內外輿論把日本捧上天。後來泡沫興盛﹐美國出版《日本第一》﹐驚呼“日本買下了美國”。曾幾何時泡沫破滅﹐日本停滯20年。黃樹東先生近期著作﹐論述了美國從國家利益出發﹐把日本導入泡沫經濟的歷史。

    日本與美國是二戰期間的敵人﹐戰後的政治軍事外交盟友。美國先佔領日本﹐又扶植日本﹐是出於朝鮮戰爭和冷戰的需要﹐以後則是圍堵中國的需要。美國一直以新自由主義改造日本。戰後日本陷入惡性通貨膨脹﹐杜魯門總統派特使﹑銀行家道奇去推行“休克療法”﹐說日本是“高蹺經濟”﹐要砍掉美國援助和財政補貼這兩條腿﹐造成經濟衰退和嚴重失業﹐依靠朝鮮戰爭才解脫出來。以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18年﹐離不開美國的扶植﹐美國替日本承擔了軍費﹐把力量集中於發展軍事工業﹐向日本廉價轉讓民用技術﹔對日本實行5%的優惠關稅﹐而默認日本單方面對美國徵收15%的關稅﹐保持對美大幅度貿易順差。日本則在政治軍事外交技術市場方面全面依賴美國﹐成為美國在亞洲的冷戰基地。

    日本的半導體和汽車﹐在60年代以後成為美國強勁競爭對手﹐美國採取一系列措施整治日本。早期逼迫日本“自願限制出口”﹐從1956年的紡織品﹐到後來的鋼鐵﹑汽車﹑計算機﹐層出不窮。1977年美國半導體協會指責日本違背市場規則﹐濫用傾銷方式。美國政府幫助企業﹐採取多種方式包括政府間協議限制日本﹐培植臺灣韓國作為競爭對手﹐至1993年終於取代日本再度成為最大的晶片出口國。日元資本外流出現了產業空心化﹐日本政府沒有魄力和能力推動產業昇級﹐至21世紀日本在高科技產業上已完全輸給了美國。

    1946年為扶植日本﹐美元對於日元大大高估﹐出口導向惡化了國內的二元經濟關係。隨著日本經濟的恢復﹐日元從一美元兌換360日元昇值到了250日元。日元在1965年就宣佈可自由兌換﹐但金融體系沒有放開﹐國家控制相當嚴密﹐國際資本無法自由進出。美國壓迫日本先開放金融市場﹐再把日元昇值﹐一直持續了14年﹐日本節節抵抗﹐節節敗退﹐最後全盤放開﹐頃刻瓦解。

20世紀80年代美國發明了一種理論﹕日元低估是萬惡之源﹐日本政府操縱匯率﹐背離市場﹐導致美國雙赤字。美國聯合西方各國﹐在1985年達成“華盛頓共識”﹐聯手壓迫日元昇值。一宣佈就造成嚴重昇值預期﹐投機資本進入日本﹐1985年底就使日元迅速昇值到1比200﹐最高昇值到1比80﹔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日元曾貶值到1比150﹐後來就在90~130範圍內波動。

    僅僅是貨幣昇值﹐並不會產生嚴重的泡沫經濟。

    華盛頓共識不限於宣佈日元昇值﹐而是一個一攬子新自由主義改革計劃﹕開放國內市場﹔充分發揮私人行業的生命力﹔實施彈性的金融政策﹐使之充分考慮到日元的匯率﹔更有力地推動金融體系和日元的自由化﹐使日元反映日本經濟的實力﹔允許地方政府進行追加投資﹔刺激國內需求﹐擴大消費信用和住房按揭等。

    在貨幣昇值期間推行金融自由化﹐加速泡沫經濟形成。日本傳統金融體制是主銀行體制﹐銀行與企業相互持股﹐以銀行為中心形成企業集團﹐政府規定存貸款利率差﹐保護銀行和居民的利益。資本市場極不發達﹐銀行隸屬於財政部﹐主要目標不是利潤﹐而是政府經濟目標和財團整體利益。

    這種銀行體系被指責為“封建體系”﹐逼迫日本實施金融體系和外匯市場自由化﹕擴大資本市場﹐放開利率。允許銀行業以利潤為中心﹐從事創新業務﹐發展房地產按揭和資產證券化﹐銀行參與債券發行﹐交易外國金融期貨﹐進入養老信託﹐向企業出售證券化貸款﹐將銀行完全推向市場和國際化﹐改造成“現代銀行”﹐廢除政府對銀行的保護。

    金融自由化在相當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進入壁壘﹐引起銀行特許權價值降低﹐銀行部門的風險管理行為扭曲﹔金融業由分業經營走向混業經營﹔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日益融合﹐銀行過度介入證券市場。日本在1960~1980年企業借入資金為30%﹐1980年代後下降到10%﹐進入1990年代下降到5%。銀行收益減少﹐從事高風險高收益投資﹐加大了金融系統存在的道德風險。

    日本政府在經濟轉型期追求GDP高速增長的思維慣性﹐在改革過程中忽略過度投資和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的風險﹐宏觀政策屢屢失誤。

    為緩解日元昇值壓力﹐鼓勵銀行和企業向海外投資。1980~1984年逐步放開外匯管制﹐外國企業可在日本發行以日元和外國貨幣為基準的債券﹐日本金融機構可用任何貨幣在海外發行債券﹐把得到的資金對置成日元﹐日本成為世界主要的資本供給者﹐1980年代中期成為世界最大債權國。1996年16.7%的GDP是外國資產。日本外流的資本有40%到了美國﹐25%到了亞洲。日本銀行在美國發放的貸款曾達到美國新增貸款的17%﹐大量購買美國的房地產﹐此時正是美國房地產泡沫時期﹐日本資本接盤後﹐美國房地產就崩盤﹐日本投資鉅虧﹐相當於十年對美貿易順差。

    為緩解日元昇值壓力﹐保持企業競爭力﹐日本實行低利率﹐把經濟資源引導到資產投機和信用擴張﹐刺激了房地產泡沫形成。日本銀行在吹大資產泡沫的同時﹐也吹大了自己資產和利潤。金融自由化促進信用極度擴張﹐銀行業資本極度膨脹﹐銀行股票價格迅速上昇﹐“解放資本”的奇蹟就是資產泡沫。股市從1986年的1.2萬點飆昇到3.9萬點﹐東京房地產總市值超過全美國房地產總值﹐資產泡沫吸引了鉅額銀行貸款。1980年日本銀行在世界前十名當中只有一家﹐1988年囊括了前十名。

    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紐約股票市場暴跌引起全球連鎖反應﹐各國在1988年緊縮銀根﹐日本仍沉浸於金融自由化帶來的“新鮮而自由的空氣”﹐增大現鈔供給﹐到1989年緊縮銀根為時已晚。1990年日本資產泡沫破裂﹐日本當局直到1995年才承認經濟衰退﹐採取措施已晚﹐經濟泡沫最終破滅。

    日本銀行積累了鉅額不良資產﹐1992年達到40萬億日元﹐日本政府寄希望於經濟回昇消化不良資產﹐結果1998年增加到87萬億日元﹐佔銀行業貸款的15~20%﹐國內生產總值的30%。

    在經濟大蕭條環境下﹐日本政府在1996年實施“大爆炸”式的全盤自由化改革。2002年推出“金融再生計劃”﹐受此衝擊2003年股指跌破八千點大關﹐回到了1983年的水平。經過長期的改革﹐健全了法律監管﹐至2005年銀行不良資產下降到16萬億日元。

    理論上講﹐銀行的市場化改革是必要的﹐但也充滿著風險。初期改革與貨幣昇值﹑經濟高速增長並行﹐引發了資產泡沫。泡沫崩潰以後﹐市場力量無法使日本走出通貨緊縮﹐零利率和改革都不能解決問題﹐出現“流通性陷阱”。2008年受美國影響﹐日本的出口和GDP又出現下降﹐經濟沒有走出衰退。

    日本的挫折根本在於﹕第一﹐沒有完整的主權﹐在外力壓迫下被迫昇值和改革﹔第二﹐錯誤地應用新自由主義理論﹔第三﹐沒有處理好貨幣昇值﹑經濟增長和體制改革的關係﹔第四﹐沉浸於過去經濟高速增長思維中不能擺脫﹐不能解決結構性問題﹐在經濟轉型期出現了嚴重的泡沫經濟。

    我一直認為中國不會走日本老路﹐因為大家對此已有警惕﹐現在看來有必要舊事重提。中國目前形勢與日本非常相似﹐理論欺騙仍舊有市場﹐中國有強大的勢力在阻撓我們深刻反思新自由主義﹐自美國金融危機以來﹐我們的主流媒體一直有意識地迴避實質問題﹐而把反思限制在技術層面。如果美國使用硬的一手﹐施加更大壓力迫使中國就範﹐還是有可能的。畢竟中國的發展對美國有依附性﹐“精英”吃美國奶長大﹐被美國洗了腦子﹐他們害怕與美國對抗﹐也與美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在中國仍是“主流”。他們已形成利益集團﹐有一整套思想理論政策﹐掌握了許多部門的領導權。在外部壓力下﹐我們內部會可能起分化﹐走泡沫經濟之路的可能性是有的﹐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從國家利益與安全角度謹慎對待昇值等問題﹐絕對不能讓泡沫經濟等問題葬送30年的改革成果。

 

“日本病”威胁全球

独立学者  谢国忠

2010年5月

  2009年,日本名义GDP下滑了6%,至5.85万亿美元,实际GDP也比上年下滑了5%。相比之下,同期美国名义GDP下滑了1.3%,至14.2万亿美元,实际GDP则下降了2.4%。但是,如果到日本和美国旅游,你或许会觉得,美国的处境比日本更糟糕。较之于美国人的抱怨连连,日本人反倒安之若素。人们面对逆境的态度如此不同,或可归因于文化差异。但不管怎么说,日本现在真是一团糟,其名义GDP已低于1992年的水平—当时日本土地价格刚开始跳水。

  日本的先例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的问题也正是未来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变老”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都见过老人。历史上,诸多帝国从衰老、枯萎,直至消亡,这样的先例比比皆是。

  对现代经济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经济体衰老的背后,一定蕴藏着许多显而易见的因素,而所有这些因素,在日本都发生了。看着一个经济体老化,绝对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

  数十年前,荷兰的油气储备颇丰,强劲的油气出口使其汇率陡然上升。荷兰人过了一把高币值的瘾,不思劳作,疯狂享受。当石油资源枯竭后,好日子也就结束了。这被称做“荷兰病”。那么,如果一个经济体呈现“衰老”之相时,我称之为“日本病”。

日本病在哪里

  多数分析师都把日本的问题与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超级泡沫相联系。在高峰时期,日本房地产价格超过了全球总量的40%,日本皇宫所占土地的价值,超过了整个加州。世界十大富豪,日本地产商占到了七个。毫无疑问,那时日本实在是闹过了头。但20年后,那场泡沫还能有如此强烈的效果吗?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把矛头指向了日本断断续续的财政刺激政策。他们辩称,如果日本能在上世纪90年代坚持实行刺激政策,那么今天的日本经济将会相当健康。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经济就像是个不带电池的汽车:动力就是一切。经济停摆,就像汽车撞了减速器,如果有人使劲推,而且一直推,汽车总会重新前进,问题也就解决了。

  结构主义者则把日本的问题归咎于改革滞后。他们认为,如果日本能够甩掉所有的坏账,增加股东权益,并取消市场管制,就能引致效率提升创新之浪潮,这将推动经济增长。事实上,小泉政府的确采纳了结构主义者所主张的许多改革,日本一度也确实经历了经济增长。但事后看,小泉时代日本经济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繁荣下日本出口的增加,而非国内改革。

  我认为,凯恩斯主义者对日本的解读完全错误。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就像止痛药一样,治标不治本。它只是在经济下降周期中试图去降低产出损失,但对长期经济运行来说,毫无意义。用凯恩斯主义来解释或试图治愈长期的经济问题,谬以千里。

  不幸的是,当今绝大多数执掌各国央行的经济学家,都是这一派的。他们的行为完全因循经济刺激计划的多棱镜。危机发生的时候,一些适当的刺激无可厚非。但是,试图通过不断的刺激使经济体重返强盛之境,就大错特错了。结构性问题,尤其是高负债,正在阻止经济的强劲增长。不断的刺激将引致通货膨胀,而非高增长。

  日本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释,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这么多问题互相牵制,局势相当棘手。日本的问题在于,它老了,而且越来越老。重生之路也有,但这需要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日本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那并不值得。

世界正在变老

  一个经济体“变老”会有多种表征。最常见的就是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的枯竭。当一个经济体起飞的时候,劳动力比较充裕,因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合适的。当剩余劳动力枯竭之时,就应当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一旦资本存量足够高,投资就不再能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称之为“收益递减”,或者说,同等投入带来的产出减少。经济学家把消费和投资刚好平衡的状态称之为“稳态”,就像一个人永远停留在中年一样。

  成熟经济体也有可能保住青春。借助于创新,同样的投入,产出会更多。这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TFP)是成熟的经济体重获青春的灵丹妙药。它决定了一个富裕的经济体多快才能变得更富有。1%的全要素生产率只能说是一般般,2%就相当不错了,要是能达到3%,那简直是“超级棒”。

  许多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的、成本更低的经济结构,更能刺激创新。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创新很快就传布世界各国,目前尚不清楚创新带来的收益能否为创新国独享。

  收益递减规律定义了与资本积累有关的经济老化问题。仅仅数十年前,人们的预期寿命还不够高。现在世道变了,世界已从一个退休人口较少的均衡,发展到一个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数量相当的新均衡。当新的平衡建立起来,就形成了“老龄经济”。

  除了预期寿命提高,出生率下降是另一个对经济影响甚大的新现象。最初,出生率下降是有益的,这意味只需要更少的资源就可养活这些年轻人。这就是所谓“人口红利”。举例来说,出生率下降可以使更多的妇女参加工作。但是,一旦低生育水平持续20年,就会造成劳动力的减少,反而与此前20年带来的好处相抵。

  日本正饱受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逆转之苦。理论上,人口逆转每年压低日本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以上。从现实看,问题更为严重。

  一个社会逐渐“变老”,其资源分配会越来越向老龄人口倾斜。比如说,医疗保障支出,就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大体来说,老年人更不愿冒险,这也使社会或者经济变革更为困难。 老龄社会的根本力量更倾向于非生产性支出、更少的竞争。

  显然,老龄社会中不断增加的社会负担落在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肩上,比如,工作的人税收负担会日渐加重。由于劳动报酬减少,劳动力的供给也会减少,因为工人们宁愿多花时间去休闲。这样一来,很可能会酿成劳动激励的恶性循环。

  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要远比计算人口抚养比—也就是不工作与工作人口的比例—复杂得多。社会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变化,变得更加保守,工作不努力,更少的创造性。也即这个社会“变老”了。

  其他主要经济体也与日本相距不远。比如,欧洲的主要经济体,由于失业和退休的福利更加慷慨,它们经济失去活力也会更快。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不断上升,也是由老龄化所推动。政府的收入已无法支撑高增长时代承诺的福利。于是政府就采取借钱的方式践行承诺。

  日本的政府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约200%,居世界之首。其他发达经济体似乎也差不多。欧洲平均财政赤字占其GDP的6%。英国占12%,美国则占10%。用不了多久,发达国家的赤字就会赶上日本,并居高不下。

世界可能并不稳定

  如果去日本的二线城市旅行,你会对街上年轻人如此少、服务业老年人又如此多而印象颇深。事实上,大多数出租司机大概在70岁左右,酒店和餐馆的服务员经常是六七十岁的女性。他们呈现了一幅仅由老年人支撑的经济体的超现实图景。

  东京则呈现出了另一幅景象。它似乎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城市一样充满了活力。但是,东京的活力是来自于吸纳二线城市的年轻人。东京是日本的服务业中心,但也无法摆脱一个日渐老化的社会的症状。

  老龄化会对资产价格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楼市为例,必将变成长期的熊市。人口减少意味着楼市需求的减少。由于房产是一项长期持久的资产,因此可能出现长期的供应过剩,从而对楼价产生了不断向下的压力。近20年来,日本的房地产价格以年均7%的速度下降。租金收益率刚好与价格的下跌相互抵消。外国人不时被日本很高的租金回报率吸引,但很少人赚到钱。

  经济老化就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停滞。正因此,企业的利润可能会停滞不前。不能增值的股票应非常便宜,比如说,10倍的市盈率或5%的股息收益率。日本股票在高峰时期曾有超过70倍的市盈率。20年来这些股票一直在下跌。外国投资者有时候被吸引去增加日本股市的价值,一段时期外国人购买导致日本股市的好转,但这最终被证明是个陷阱。

  有没有可能阻止或扭转经济老化呢?我对此表示怀疑。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上升的力量太大了。引进移民或可延缓老龄化进程,但这并不现实。以中国为例,其人口年龄结构,在未来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将与发达经济体相差无几。而再过20年,印度也会步中国的后尘。同样道理,发达经济体也不能指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工人。

  错误的政策可能会加剧老龄化进程。长期来看,经济高增长时代的高房价政策最有破坏性。除了高房价,中国仍然维持着独生子女政策。长期来看,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尽管现在中国人对房产如此热衷,但是,一旦老龄化来袭,中国的楼市将经历比日本更为可怕的熊市,这一切很可能用不了15年就会成为现实。

  老龄化可能带来通货紧缩,日本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仅仅因为政府靠借债来覆盖人口老化的成本,通缩就会发生。一旦债务高到难以为继,通胀就难以避免了。恐怕世界正朝着这个方向走。一旦政府的承诺难以兑现,社会后果相当严重。长期来看,世界可能并不稳定。

世界经济动态平衡发展

    资金是经济活动中最跃的因素,资金流动无国界,总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英国,欧洲走过这条路,美国,日本也正在走这条路。世界经济是动态平衡发展的,资本有洼地效应,总会流向利最大之处直至把洼地填平,如此反复流动,世界经济便动态平衡发展。资金由于边际趋利效应,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是现代经济的特点,要抛弃旧的政治的国家概念,经济发展不讲国界,也不要轻言某国衰退了。

    一个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发展处于滞胀时期,往往是其资本对外输出的旺盛期。70年代西方经济滞胀导致了大量资金外流,造就了东南亚四小虎的奇迹。最富的还是那些英国,欧洲人,因为他们掌握了资本,虽经济在别处发展,但获利的最多的还是那些掌握和输出资本的人。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概念淡化,由资本集团操纵和影响一个国家的政策已是常识。一个国家由外来人主政并不鲜见,美国是这样一个典例,与其说美国强大,不如说美国的移民强大。英国仍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因很多资本源于此。也是掌握了资本到美国定居的英国人,欧洲人,造成了美国的繁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全球资本填洼及低成本中心转移概况:
  1,19世纪晚期——全球低成本制造中心由欧洲至美国的迁移;
  2,20世纪50及60年代——战后的日本将其重建为低成本制造基地;
  3,20世纪70年代晚期及80年代——随着日本崛起成为全球工业大国,与其毗邻的韩国接替成为低成本制造基地;
  4,20世纪80年代晚期——低成本制造落户于迅速崛起的东南亚各国及台湾地区;
  5,20世纪90年代至2012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变为的世界的制造基地;
  6,未来?——印度和俄罗斯拥有大量未开发的市场及廉价劳动力,有可能成为潜在的低成本制造中心。再次还有美洲,非洲。

    我们不能轻言某国家地区衰落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行了等等。我79年也常讲英国并未衰落。我举过例,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英国的保险业占了世界的2/3,世界上有3/4的飞机发动机产于英国,声名巨大的波音公司不过是个组装工厂,其发动机全来自英国的罗伊斯.罗尔斯公司,我记得79年前看的资料,英国的海外投资一直是世界的首位。当80年代人们大吹日本时,我就非常奇怪,难道美国英国没有好车?后来人们才知道英国的劳斯莱斯,宾利才是世界上最好的车。我常说,不是美国富了,而是富的英国人到美国去了。

    由于资本和人口流动无国界,单纯强调一个国家的强大意义已不大。现代世界文明源于英国,世界上所有的发展都曾受惠于英国的资本流动。正是70年代西方的经济发展滞胀导致资本外流寻求出路,才有了亚洲的四小龙,等。

 

 

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规模重新放大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Apr. 19, 2010

zhangyuxuan@gmail.com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高潮期,短期国际资本出现由外围国家流向核心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2008 年第4 季度与2009 年第1 季度,中国出现显著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出。然而,自全球金融市场触底反弹,投资者风险偏好由弱转强之后,在全球定量宽松政策推动的新一轮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重新面临新一轮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根据我们的计算,2009 年第2 季度至第4 季度,中国面临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分别达到728、433、314 亿美元,合计为1475 亿美元。

    根据央行最新公布的2010 年第1 季度外汇储备数据,我们采用“月度外汇储备增加额-贸易顺差-FDI 流入额-汇率变动造成的估值效应-投资收益”的方法,计算了2010 年1 至3 月中国面临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如表1 所示,2010 年1 至3 月,中国面临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额分别为56、57 与205 亿美元,合计为318 亿美元,与2009 年第4 季度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额大致持平。如果采用“外汇占款增加额-贸易顺差-FDI 流入额”的方法,则2010 年第1 季度中国面临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高达716亿美元。月度数据显示,2010 年3 月,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额与前3 个月相比重新放大。这有可能成为新的趋势。

    从国际因素来看,一方面,随着欧元区最终出台对希腊的援助方案,短期内投资者的避险情绪可能进一步下降,美元对欧元的升值趋势可能逆转,从而吸引更多的短期国际资本从美国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失业率高企、商业银行依然处于惜贷状态、私人部门消费与投资增长持续低迷,预计美联储加息的时间不会早于2010 年第4 季度(2010 年全年不加息的可能性也很大),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利差在未来半年内不会收窄,短期国际资本的融资成本也不会显著增加。

    从国内因素来看,一方面,尽管3 月份出现了多年来首次月度贸易逆差,但市场普遍预期这仅是短期内贸易条件恶化所致,未来几个月将重新出现贸易顺差。出口增速的改善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使得人民币升值预期逐渐增强;另一方面,尽管3 月份CPI 增速有所回落,但综合考虑猪肉价格在未来将会步入上升趋势、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以及基期效应,CPI 增速有望在7、8 月份达到4%左右,中国央行在第3 季度加息的可能性很大,这会进一步拉大中美之间的利差。此外,尽管中国政府正在陆续出台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措施,我们依然认为,至少在2010 年第2季度,中国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的资产价格可能进一步上升。综合汇率升值预期、利差与资产价格上升预期,我们认为,在未来半年时间内,短期国际资本可能持续流入我国,从而给央行带来更大的冲销压力,以及给国内物价与资产价格造成上行压力。

    未来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逆转的因素有二,一是美联储步入加息周期,二是中国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这两种情景在未来两个季度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的挑战依然在于如何应对持续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

表1 中国面临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

月份 0904  0905 0906 0907 0908 0909 0910 0911 0912 1001 1002 1003
外汇储备增加额 551 806 421 430 362 618 557 605 104 161 94 225
贸易顺差 131  134 83 106 157 129 240 191 184 142 76 -72
FDI  59 64  90  54 75 79 71  70 121 81 59 94
汇率变动造成的估值效应 36 252 50 19  93 102  94 62 -256 -178 -159 -62
投资收益  49 50 52 53 54 55 57 58 60 60 60 61
不能解释的资本流动 276 306 146 198 -18 253 95 224 -5  56 57 205

      资料来源:CEIC,以及作者的计算。
 

 

汇率升值: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教训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徐奇渊

Apr. 7, 2010

xuqiyuan@hotmail.com

    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中美贸易争端,近来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相关的报道和争论亦是甚嚣尘上。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历史上相似的一幕,这种相似不算惊人,但也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启发:

    在1969 年到1978 年,以及1985 年至1987 年,日元和德国马克同时经历了两轮堪称比翼双飞的大幅升值。两种货币在两次升值中的幅度,均达超过了40%。其中,1984 年“广场协议”以及随后日本经济的覆辙,至今令人谈虎色变,并引之为升值恐惧论之经典依据。然而,历史想告诉我们的远不止这些。也许我们还应该记得,广场协议升值的黑名单上,除了日元,德国马克也是赫然在列;然而,两国经济境遇却有着天壤之别。

    作为后来者的中国是幸运的,在应对本币汇率升值方面,我们同时有一个失败的教训、一个成功的榜样。尽管失败的教训可以避免,而成功的模式却不能复制;但是,成功和失败的比较,却能让我们更容易看清楚:失败的教训到底是什么?

第一轮升值:1969 年至1978 年

    20 世纪60 年代,日本和德国都经历了持续的贸易顺差,尤其是对美国出口急剧上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下,1971 年美国尼克松政府的“新经济政策”,以及同年西方十国达成的《史密森协定》,对日元和德国马克的汇率升值均产生了推动作用(不过马克的汇率调整更为主动,早在60 年代就有小幅调整)。1969年至1978 年,德国马克和日元对美元升值的幅度,累计分别达到了49%和42%。在大幅升值的冲击下,德国和日本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就我们今天非常关心的经济问题——就业和经济结构调整——而言,当时两个国家的表现存在一定反差。首先,日本的就业市场状况较为稳定。而德国出现了严重的失业,其失业率从1970年的略高于0.5%,跃至1975 年的4%;而身处相同背景的日本,其失业率一直控制在2%左右,与升值前1.2%的失业率相比,变化较为温和。这是由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弹性差异造成的。日本在终身雇佣制的背景下,企业很少采用裁员来应对经济不景气,而员工也易于接受减薪与企业分担困难。而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工会势力强大,德国工会联合会在整个议会中的席位占到了44%,大部分联邦部长也是工会会员。工会在1974 年为实现工资两位数增长而进行了罢工行动,甚至加速了当时勃兰特政府的下台。因此,得益于一个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日本经济在外部冲击下保持了较低的失业率。

    但另外一个方面,德国在经济结构的转型方面反应更为迅速。当时德国已形成了以“二元制”为主导的职业教育体系。所谓二元制教育,是把传统的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职业教育相结合,其“二元”为别是企业和学校。在职业培训内容中,不仅包括电气、机械等制造行业,还包括了诸如经济与管理、护理与健康、家政与营养等服务领域的专业课程。此外,职业培训的内容、专业等,也会根据现实需要变化及时进行改进。在1969 年生效的《联邦职业教育法》中,还专门将职业改行纳入了职教体系。得益于此,德国较快实现了经济结构调整:在1971 年,德国和日本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分别为:49.8%和49.0%;到了1974 年,两国的比例则分别是52.7%和50.3%。在经济学中,服务行业提供的产品是典型的非贸易品;因此,服务业的发展,反映了德国经济重心向内需方向调整。而成功的职业教育,则在供给因素方面加速了这一调整过程。

第二轮升值:1985 年至1987 年

    1985 年9 月,西方五国达成了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广场协议”。协议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对美元升值。事实上,从1985 年9 月至1989 年12 月,两者分别对美元升值了46%和42%。同样经历了大幅升值,日本和德国经济的表现却是截然不同。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日本经济热度一直高于德国;而在90 年代初,日本经济经历了泡沫破灭,并开始了“失去的十年”;与此同时,如果不考虑两德统一的冲击,则德国经济始终保持了2%左右的温和增长。因此,把当时日本和德国经济进行比较,也许会有所启示。

日本经济在广场协议之后的表现

    汇率的大幅升值对于日本来说,远非“出现泡沫”和“泡沫破裂”这么简单。事实上,汇率升值后的几年中,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日本对外贸易的福利水平有很大提高;并且,在经济结构调整、对外投资等方面,汇率升值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贸易条件改善这方面来看。按照日本东京大学吉川洋教授的估计:从1985 年9月到1987 年12 月,日元兑换美元汇率从240:1 升值到130:1,在这两年中,日本共减少了9 万亿日元出口收入,占同期GDP 的1%,这确实导致了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减少。但从进口方面看,日元升值后,以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下降,并由此导致两年共减少9.3 万亿日元的进口成本,比减少的出口收入还稍多。进口商品价格降低,还给企业带来成本下降、利润上升的有利影响。总体上,日元升值带来的进口收益及其关联效应超出了出口损失,并且促使经济增长从依赖出口转向扩大内需为主,使经济结构也发生了积极改变:一些出口企业受升值影响而倒闭,但更多面向内需的企业获得了发展。同时,由于日元升值降低了对外投资成本,为这一时期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不过,日元的大幅升值,确实对外部需求造成了重要冲击。1986 年,日本的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出现了负贡献,GDP 增长率则由1985 年的5.08%降至2.96%。在此背景下,日本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以期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使内需发挥主导作用,从而维持经济增长。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双松政策组合。在当时日本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格局,具体包括增加政府公共投资(财政政策)、扩大企业投资(货币政策),以及转变居民消费结构等措施。

    但是,决策者严重高估了日元升值对经济的冲击,因此双松政策力度过大。这就导致了两方面的不良后果,为今后“失去的十年”埋下了伏笔。其一:过于宽松的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金融政策,导致国内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大量资金涌向了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同时,也加剧了境外热钱的流入,进一步推高了资产价格。后来泡沫破裂产生的落差之大,其原因在此。其二:过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减少了日后经济刺激的政策空间。日元升值后,经过几年的双松政策组合,日本中央政府债务占GDP 比重在1990 年就已超过了50%,而德国的这一数据直到2001 年也未超过40%;货币政策方面,日本在1989 年的存款利率仅不到2%,而德国这一数据高达5.5%。

    可见,相对而言,带着这样的财政、货币政策条件进入90 年代,日本经济刺激的政策空间已经捉襟见肘。而当经济真正面临困境的时候,政府刺激经济的能力已经大受约束。

德国经济在广场协议之后的表现

    在马克大幅升值以后,德国经济同样受到了冲击。到1987 年,德国经济增长率降至1.40%,与1984 年的3.12%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随后德国经济强劲反弹,1988年经济增长率已经攀升至3.71%,1990 年更是超过了5%的水平。在1993 年,德国经历了短暂的衰退之后,又回复到了平稳增长的路径上。与日本相同的是,作为广场协议的众矢之的,同期的德国马克也经历了大致相当的升值幅度。但是与日本不同,德国政府持有完全不同思路的经济政策取向。在货币政策方面,德国民众对二战时期的通胀刻骨铭心,这也造就了世界上最为具有独立性和稳健性声誉的德国央行。对于历任德国央行的政策制定者,均以稳定物价水平为首要目标。在广场协议之后,由于马克大幅升值,德国经济增长率连续两年出现下滑的情况下,德国经济依然维持了3%以上的存款利率,这几乎是日本同期水平的两倍。

    在财政政策方面,1982 年坚持新自由主义的科尔当选德国总理,并一直当政到1998 年,成为德国战后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科尔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财政政策方面有很多体现,例如:从1982 年至1987 年,德国财政赤字占GDP 比重,由3.3%单调递减到了0.4%的水平。这其中甚至包括了马克汇率大幅升值之后,德国经济承受冲击的年份。此外,科尔在税收政策方面,对企业和个人大幅减税;在财政支出方面也通过减少补贴等手段削减开支。通过这些方式,科尔政府减少了对经济不必要的干预;但是,在科尔政府同样注重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例如:用财政补贴资助一些利润率低、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一些生产行业;同时,也积极支持企业的研发,并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培训及其他形式的帮助,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时任联邦德国经济发展专家委员会主席的施奈德教授,解释了德国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他们认为:对于解决失业问题,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奏效;但是无法在长期中根本性地解决问题。增加就业要靠投资。但利率下降只是暂时性、一次性减少了企业的投资成本。而企业投资是一种长期行为,最终将取决于利润率情况。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改善企业盈利的环境,而不是一味的对经济直接进行刺激

启示

    同样面临汇率升值,德国、日本的不同经历给我们带来了有益启示。第一,面对汇率的冲击,一个工资具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将维持更为稳定的就业水平。第二,汇率向均衡水平的回复性升值,对于经济结构调整起到正面作用,而这种作用实现的快慢以及程度,与其他辅助、预备措施有关。例如,德国的职业教育广泛涉各个行业,及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并由学校和企业联合办学。这种职业教育模式的推行,对于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经济活力都产生了积极作用。第三,除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之外,汇率大幅升值的积极影响还包括:改善贸易条件,增进国内福利;改善企业对外投资环境等等。

    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同样被列入广场协议的升值“黑名单”,但是德国和日本风格迥异的政策取向,导致了两国经济的日后发展出现了分化。日本的政策至少在三个环节出现了失误,其一:对货币大幅升值的负面影响,过于忧虑;并进一步导致——其二,过早、过度使用了双松的政策组合,促成了泡沫的积聚,减少了日后政策的回旋余地;其三,在刺激经济过程中,过度依赖需求管理政策,以致其弊积重难返。而德国的决策者,同样面临升值带来的外部需求冲击,却并未采取大规模的需求刺激,而是从供给角度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通过利润的提高来促进私人投资。后者虽然承受了短期内经济的下滑压力,但是保持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这一点,也许是我们作为后来者,尤其需要努力体会的。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升级可能推迟人民币汇率调整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May. 12, 2010

zhangyuxuan@gmail.com

    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自希腊获得1100 亿欧元注资承诺后,欧盟与IMF 再度联合出台了一个规模高达7500 亿欧元的危机救援方案,包括4400 亿欧元成员国双边贷款机制、600 亿欧元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募集的金额,以及2500 亿欧元IMF 贷款承诺。这一大规模救援方案出台之后,市场信心得以稳定,欧美股市大幅回升,欧元颓势也得到提振。

    然而,大规模救援方案出台并不意味着欧洲主权信用危机从此将风平浪静。首先,所有这7500 亿欧元的动用均与IMF 的贷款条件性挂钩,这意味着遭遇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要获得外部援助,必须与希腊政府一样,承诺在短期内大幅削减财政支出,以将未来的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降低至可控水平。然而,在经济增长本身衰弱的背景下出台大规模财政紧缩方案无疑将加剧经济衰退、制造社会动荡;其次,希腊这样的小国就消耗了1100 亿欧元的救援资金,假定欧猪五国集体陷入困境,7500 亿欧元是否 足够也值得市场怀疑;再次,救援资金并非没有代价。尽管希腊获得的1100 亿欧元贷款的利率低于市场规模,但依然高达5%。这意味着如果未来希腊经济增长率低于5%,希腊的外债将会继续膨胀。不要说还本,就是按时付息也存在压力。在欧元区危机国家未能重塑竞争力以取得经济高增长的前提下,紧急贷款无疑只是将危机由现在推至将来。

    大规模救援方案尽管短期内对欧元汇率有提振作用,但市场也意识到,未来欧洲国家通过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欧元区国家相互救援方案尽管避免了欧元汇率的暴跌,但是依然难以挽回欧元中期内的疲软。毕竟,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劳动力市场僵硬、人口老龄化严重、社会保障成本高居不下,就一直是困扰欧元区国家的痼疾,这些问题不会因为危机爆发而得到实质性改变。

    欧洲主权信用危机的爆发与升级将给中国经济造成如下冲击:第一,欧洲信用危机的爆发可能影响下半年欧盟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从而影响到这两大经济体的进口需求,使得中国出口面临的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第二,欧洲主权信用危机造成欧元与英镑汇率相对于美元持续贬值,而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这意味着人民币对欧洲货币汇率显著升值,这无疑将影响中国对欧洲的出口;第三,金融市场危机的爆发意味着欧洲进口商获得贸易融资的难度提高,这也会影响到中国对欧洲的出口;第四,欧洲主权信用危机爆发将造成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涨幅趋缓,这将降低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第五,欧元贬值使得中国政府多元化外汇储备管理的难度加大,毕竟欧元资产是除美元资产之外唯一可供大规模投资的选择;第六,欧洲主权信用危机的扩展与深化将增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中国可能面临规模更大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从而增大央行冲销压力,并可能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从而给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造成新的压力。

    欧洲主权信用危机的升级可能推迟中国政府加息与升值的时机。就加息而言,一方面,下半年外需可能恶化的前景将增加中国出口复苏的不确定性,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动力可能不能实现市场年初的预期,此外,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措施也可能造成新增房地产投资的下滑,这意味着2010 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显著下滑,总需求过热程度也可能得到缓解;另一方面,危机造成的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涨势趋缓,也降低了中国CPI 与PPI 面临的外部压力,下半年物价涨幅可能变得更为可控。因此,中国政府在加息方面可能变得更为谨慎。

    就升值而言,尽管4 月份中国月度贸易顺差转负为正,但受到欧洲主权信用危机可能造成的外部需求缩水、欧元贬值、欧洲进口商获得贸易信贷的能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下半年中国出口增速也蒙上了新的不确定性。2010 年初至今,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已经达到6%,从而进一步降低了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紧迫性。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可能降低,也削弱了通过升值阻断外部通货膨胀压力导入的必要性。因此,尽管1 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报告已经暗示了央行可能在近期调整汇率形成机制,但中国政府也可能推迟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

    然而我们认为,目前恰恰是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化的最好时机。如果说之前市场上人民币升值预期非常强烈,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显著低估的话,目前由于贸易顺差缩水、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市场注意力集中于欧洲主权信用危机,市场已经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与升值时机判断产生了分化。在人民币升值外部压力趋降之时,恰好是人民币汇率制度回归到管理浮动汇率制的最佳时机。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犹疑观望,那么一旦欧洲主权信用危机尘埃落定,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在即,那么人民币汇率可能面临新一轮更加猛烈的外部升值压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弹性化仍宜早不宜迟。



欧洲主权信用危机与全球短期资本流动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May. 11, 2010

zhangyuxuan@gmail.com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将继续扩展

    市场与预言家们不断炒作的“第二波金融海啸”,目前恐怕真是到来了。希腊主权信用危机的爆发预示着金融危机的重心已经由私人金融机构转为主权国家,而希腊危机很可能仅仅是新一轮主权信用危机的开始。

    2009 年12 月11 日,希腊政府披露其公共债务高达3000 亿欧元,导致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集体下调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2010 年4 月23 日,希腊政府正式向欧盟与IMF 申请援助。2010 年4 月27 日,标准普尔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别。2010 年5 月2 日,欧盟与IMF 正式启动希腊救助机制,向希腊提供总额达到1100亿欧元的贷款。作为交换条件,希腊政府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将财政预算削减300 亿欧元,并在2014 年将财政赤字与GDP 之比降至3%。由于希腊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承诺主要通过增税、降薪与削减养老金的方式来进行,这在希腊国内引发了大规模的罢工与游行,并已经酿成流血冲突。

    希腊危机的酿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原因之一是希腊与其他欧猪五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共有的问题,即在核心竞争力显著削弱、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仍通过政府举债支出来维持高生活水平与社会福利,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政府债务高居不下。2009 年希腊财政赤字与GDP 之比高达13.6%,政府债务与GDP 之比高124.9%,外债与GDP 之比高达73.5%,均远远超过《增长与稳定公约》的相应规定。

    原因之二是希腊政府的公信力与执政能力受到市场的怀疑。一方面,据媒体披露,当年为谋求加入欧元区,希腊政府在高盛等投行的帮助下,通过货币掉期协议来掩饰真实债务水平;另一方面,希腊具有庞大的地下经济规模,而政府对地下经济的征税能力非常有限。例如,在希腊政府的统计体系内,本国亿万富翁屈指可数,但事实上希腊亿万富豪人数之多、资产之巨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公开的秘密。尽管希腊的GDP 只占欧元区的2%,但希腊主权信用危机的爆发却对欧元区实体经济、金融市场乃至欧元本身都产生了巨大冲击。

    首先,如表1 所示,财政赤字、政府债务与对外负债的高企,不仅是希腊的问题,也是欧猪五国与英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英国的财政赤字与GDP 之比均超过10%,希腊与意大利的政府债务与GDP 之比均超过100%,葡萄牙对外负债与GDP 之比超过90%。这意味着希腊的危机一旦重创投资者信心,投资者将很快对与希腊有着相同基本面的欧洲国家同样丧失信心,危机将很快蔓延开来;

    其次,希腊危机揭示了大多数欧元区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核心竞争力丧失、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会保障体系的难以为继、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应对多样化的经济周期等;

    再次,希腊危机的爆发已经严重损害了欧元区的发展前景。目前,欧元区16 国财政赤字与GDP 之比平均为6.3%,政府债务与GDP 之比平均为84.0%。不仅是欧猪五国这样的外围国家,就连作为核心国家的德国与法国也超过了《增长与稳定公约》对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的规定。如果这一局面不能得到迅速改善,则欧元区得以存在的基础将名存实亡。由于缺乏劳动力及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欧元区本身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最优货币区。希腊主权信用危机已经凸显出欧元区经济体在统一货币政策与统一货币下共同利益缺失、利益冲突升级的命运。

表1 欧猪五国与英国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与对外债务

  财政赤字/GDP 政府债务/GDP 对外净负债/GDP
希腊 13.6% 124.9% 73.5%
爱尔兰 14.3% 82.9%  54.1%
葡萄牙 9.4% 84.6% 96.3%
西班牙 11.2% 66.3% 75.6%
意大利  5.3% 116.7% 23.2%
英国  12.1% 69.0% 3.5%

     资料来源:Eurostat,BIS。

    在是否援救希腊以及如何援救希腊问题上,德国政府的首鼠两端与闪烁其词,折射出德国政府在权衡国家当前利益与欧元区共同利益时面临的艰难选择。尽管2010年5 月3 日德国内阁正式批准224 亿欧元的救援希腊计划,但此时距离希腊主权信用危机爆发已经过去半年时间,欧盟与IMF 也错过了防范希腊主权信用危机扩展升级的最佳时间窗口。当然,欧盟也没有坐视主权信用危机的进一步扩展。2010 年5 月10 日,欧盟财长会议达成一项总额7500 亿欧元的危机救助机制,以帮助可能陷入主权信用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防止希腊危机的蔓延。这其中包括4400 亿欧元的欧元区国家双边互助协议、600 亿欧元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筹集的资金,以及由IMF 提供的2500亿欧元贷款承诺。

    毫无疑问,这项规模巨大的危机救助机制的签署,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心,有助于遏制部分欧洲国家主权债收益率的进一步上行,有助于防范危机的进一步扩展与升级。然而,这项协议能否挽欧洲主权信用危机之狂澜于既倒,能否阻断危机从希腊向其他欧猪五国以及英国的传导,目前仍存在很大的疑问。首先,7500 亿欧元的金额看似庞大,但实际上存在三个疑问。第一,有4400 亿欧元来自欧元区国家的双边互助协议,这类似于清迈协议下的双边流动性互助机制。问题在于,在当前的危机肆虐期间,欧元区国家之间能否在短期内达成这种双边互助机制,并心甘情愿地提供及时贷款,非常令人怀疑。例如,即使在西班牙与葡萄牙之间签署了这种协议。当葡萄牙爆发主权信用危机时,西班牙是否会及时履行协议呢?当西班牙感到自己很可能成为爆发危机的下一个国家之时,它在自顾不暇之余恐怕是很难履约的。即使在挪威、瑞典等远离危机的北欧国家与欧猪五国之间,这种协议要在短期内签署的难度也不算小,因为在北欧与南欧之间,互助已经演变为实质性的单边援助。第二,考虑到仅仅希腊一个小国就耗费了1100 亿欧元的救援资金,试想如果规模占到欧元区三分之一之上的欧猪五国如果同时陷入危机,7500 亿欧元恐怕依然不够填补缺口;第三,所有资金的动用均需与IMF 的贷款条件性挂钩。这意味着危机国家要获得外部援助,也必须像希腊政府一样承诺实施痛苦的财政支出削减方案。这无疑会引发国内政治与社会动荡,以及带来短期内经济增长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其次,如果缺乏配套的结构性改革,如果没有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危机国尽管能够获得大规模短期救援,但这仅仅不过是将危机从现在推迟到未来。以希腊为例,尽管希腊获得了低于市场利率的资金援助,但救援资金利率依然高达5%,这意味着如果未来希腊经济增长率低于5%,希腊面临的整体债务仍将继续膨胀,未来希腊面临的还本付息问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还将继续恶化。换言之,外部救援仅仅帮助希腊避免了短期内的违约,但如果希腊不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未来希腊必将再度面临债务违约风险。

危机下的全球短期资本流动

    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短期资本流动就基本遵循如下趋势:当危机爆发、升级并愈演愈烈之时,金融机构进入去杠杆化阶段,全球投资者风险偏好降低,短期国际资本由风险资产市场流向安全港(美国国债市场)、由新兴市场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相应的市场后果是:股市下跌、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美国国债市场向好、美元汇率升值、黄金价格上涨;当危机有所缓和、市场进入复苏阶段之时,金融机构进入再杠杆化阶段,全球投资者风险偏好增强,短期国际资本由安全港流向风险资产市场、由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相应的市场后果是:股市上涨、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美国国债市场下行、美元汇率贬值、黄金价格下跌。

    如果划分大的阶段,则2008 年9 月至2009 年3 月属于第一个阶段,该阶段主导市场的故事是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倒闭引发美国短期货币市场崩盘,从而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短期国际资本在这个阶段由全球其他市场流向美国国债市场,推高了美国国债价格与美元汇率,全球原油价格与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下降,全球股市大跌,黄金价格猛涨;2009 年4 月至2009 年年底属于第二个阶段,该阶段主导市场的故事是在全球央行定量宽松政策作用下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复苏。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由弱转强,金融机构由去杠杆化阶段转入再杠杆化阶段,全球股市大幅上扬、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猛涨,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行,黄金价格转跌为升。

    2010 年初至今属于第三个阶段,该阶段主导市场的故事自然是欧洲主权信用危机的爆发、扩展与升级,短期国际资本由欧洲市场流向美国市场,造成欧元对美元的持续贬值。国际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的涨势中止,黄金价格则重新步入上涨区间。美国国债市场重新转为牛市行情,而全球股市则进入盘整阶段。

    2010 年5 月6 日,美国股票市场暴跌,道琼斯工业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近千点,这再度引发金融市场恐慌。究其原因,花旗股票交易员的操作失误、高频交易软件的引入而造成股指大跌下的停止交易都固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市场对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可能进一步升级、扩展,甚至传递至英国与美国的恐慌,恐怕是更为根本的原因。美国股票市场大跌当天,也恰好是希腊全国性罢工升级为流血性冲突的那一天,这两者之间应该有着某些微妙的心理层面的联系。一个关键问题是,第三阶段将会持续多长时间?根据我们对欧洲主权信用危机潜在严重程度的判断,以及对历史经验的参照(第一阶段持续了三个季度),我们认为,第三阶段将至少持续到2010 年第3 季度。在此期间,美元将持续对欧元与英镑保持强势,发达国家股市与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市场相对低迷,而美国国债市场与黄金价格将保持强劲。

    到2010 年第4 季度甚至更远时间,市场可能进入第四个阶段,第四阶段与2009年4 月至2009 年年底的第二阶段非常相似,主要故事为全球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从危机中的复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相信欧元区以及英国政府将重新实施定量宽松政策,这将给全球市场注入新的大规模流动性。欧洲主权信用危机的爆发也将延迟美联储以及中国央行的加息,全球经济从定量宽松政策中的推出时间也被延后。因此,在第四个阶段,我们将重新看到全球短期国际资本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的流动,从安全港向风险资产市场的流动。全球股价、油价、大宗商品价格将走高,美国债市与黄金价格将走低,美元对主要货币的升值趋势再度中止,重新回归到由基本面决定的漫漫跌幅上来。

中国面临的短期资本流动

   2003 年至2008 年上半年,中国面临持续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2008 年第4 季度与2009 年第1 季度,在危机的第二阶段,中国面临显著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出,流出规模约在1500 亿美元左右。从2009 年第2 季度至今,中国重新面临短期国际资本流入。2010 年第1 季度,用“月度外汇储备增加额-贸易顺差-FDI 流入额-汇率变动造成的估值效应-投资收益”的方法计算,流入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规模为318 亿美元,用“外汇占款增加额-贸易顺差-FDI 流入额”的方法计算,流入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高达716 亿美元。

    我们认为,欧洲主权信用危机的爆发与深化尽管可能降低流入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规模,但不会逆转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趋势。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在全球主要政府采取的定量宽松政策酿成的流动性过剩背景下,中国市场可以发挥与美国国债市场类似的安全港效应。中国经济在2010 年依然有望保持9%以上的高增长。尽管欧元、英镑对美元大幅贬值,但人民币目前与美元保持稳定,且未来升值的可能性很大;第二,考虑到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2010 年中国央行加息的时机很可能早于美联储,这将拉大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息差;第三,尽管最近由于政府宏观调控措施的增强,一线城市房地产成交量萎缩,并将造成房价一定程度的下降;尽管2010 年中国股市表现在全球范围内排名靠后,最近也是跌幅连连。但只要中国政府不改变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只要中国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不断增强,中国资产市场在2010 年下半年依然很可能出现上升行情,且发生在股市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我们认为,在2010 年后三个季度,短期国际资本将持续流入中国。这将加大中国央行的冲销压力,加剧中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并给物价与资产价格带来上行压力。如果中国政府要在2010 年实现保障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与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双重目标,那么中国政府就必须保持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重视,通过落实、增强相应的资本项目管理措施来抑制外部资金的流入。此外,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措施在未来也应防止出现大规模逆转(一旦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危及保增长目标),以防止商品房价格出现报复性上涨,从而进一步吸引短期国际资本流入。

 

警惕英国的主权债务风险

何帆  hefancass@gmail.com

金惠卿  jinhuiqingya@163.com

Apr. 14, 2010

    3 月25 日的欧盟春季峰会上,欧元区16 国首脑通过了希腊救助方案。根据该方案,在希腊不能以可接受的利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举债的情况下,欧元区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联合向希腊提供贷款,并以欧元区国家为主。4 月11 日,欧元区决定,如果希腊需要,可向其提供最多300 亿欧元的紧急贷款,预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能提供大约150 亿美元的援助。至此,困扰欧元区国家数月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但是,欧洲国家潜在的主权债务风险依然存在。希腊危机之后,葡萄牙等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也被调低。尽管目前市场普遍关注的是南欧国家的风险,但是,我们的判断是,希腊危机对欧洲的冲击并不足虑,真正值得担心的是英国潜在的主权债务风险。

    希腊是一个小国,其实依靠欧盟的力量来救助希腊是绰绰有余的。2008 年希腊的GDP 总量为3567.96 亿美元,只占欧元区经济总量的2.6%左右,仅为英国GDP 的1/7左右;2009 年末希腊政府公共债务余额为2985.24 亿欧元(约合4163.82 亿美元),占GDP 的比值为125.7%。尽管希腊爆发了债务危机之后,市场上对欧元出现了一度的恐慌,但是从欧洲国家出口的角度看,由于希腊危机导致的欧元贬值不失为一个利好消息。从2008 年11 月份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到2009 年11 月期间,欧元对美元累计升值7.5%,欧盟各国和欧元区16 国经季节调整后的出口同比均转为负增长(2008 年12 月欧盟27 国季调后出口增速实现小幅增长除外),对于欧洲制造业出口大国德国而言,这一变化趋势更是明显。而希腊危机发生之后,欧元开始急剧贬值。自2009 年12 月7 日(惠普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前一天)至2010 年3 月25 日,欧元已对美元累计贬值10.4%,对人民币累计贬值10.5%。欧元的贬值促进了欧元区出口的反弹。2010 年1 月份,欧元区16 国出口为1.11 亿欧元,经季节调整后同比首次实现正增长4.6%,欧盟27 国出口总额为9.5 亿欧元,季调后为连续第二个月实现增长,增幅为7.7%。出口的增长对于欧洲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也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根据目前透露的援助方案,欧元区成员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希腊提供约410 亿欧元(约折合500 亿美元)的贷款,是此次各主权债务危机国中救助金额最大的(如表1 所示)。

    表1:各主权债务危机国家救助情况
    数据来源:IMF、英国财政部等网站

    和有惊无险的希腊债务危机相比,英国目前的形势暗藏凶险。从表面上看,英国的债务压力仍然是可控的,2008-2009 财年英国公共部门净债务为6170 亿英镑,其GDP 占比为43.8%,财政赤字占比为6.7%;但今年2 月份公共部门净债务占比已升至60.3%,(两者均已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60%和3%的警戒线)。英国2010年预算报告显示,2009-2010 财年英国公共部门净债务将高达7766 亿英镑,占比为54.1%;财政赤字占比为11.8%。而且,英国的财政和债务状况在未来很可能会继续恶化。

    1.为救金融机构,很可能会造成财政亏空。除美国(7000 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外,英国是各国政府中拿出最多资金救助金融机构的国家。危机爆发后,英国政府先对银行业注资10 亿英镑,后来又向英格兰银行注资255 亿英镑,通过购买新股方式又对其提供57 亿英镑资金。截至目前,英国政府对银行业的救助金额,包括注资、国家资助的贷款和担保已高达1000 亿英镑,并且接管了英国最大的两家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劳埃德(Lloyds)银行集团。为此,英国银行业将在未来5 年内进行大规模重组,其中三大银行计划出售约700 家分行以偿还政府救助;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在向银行家征收50%的花红重税后,再次对年收入超过100万英镑的银行家推出新的花红限制政策,即在以后3 年中延缓6 成花红。

    但是这些措施能否奏效值得商榷,因为政府救助措施,如涉及庞大负债的资产保护计划,潜在损失将在未来几年里实现,这将会对未来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英国银行体系面临诸多风险。首先,英国金融体系对央行流动性的依赖性强,而2000亿英镑量化宽松政策已经接近尾声。其次,英国银行业对建筑业和商业房地产部门存在巨大的风险敞口,信贷质量进一步恶化将使经济复苏势头弱于预期。第三,通胀预期及存在央行可能加息的风险。第四,当宽松政策退出而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未完全恢复时,债务成本的增加会使信贷损失进一步扩大。最后,英国银行业持有相当大规模的政府债券,一旦发生政府债券的信用评级被调低,或市场上认为政府债务有违约风险,这部分资产质量将急剧恶化,银行业将损失惨重。根据摩根大通的估计,2009年第二三季度,英国四大银行持有约700 亿英镑(1100 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劳埃德TSB 集团持有的政府债券中约50%是英国政府债券,而巴克莱银行持有比例为20%,苏格兰皇家银行为13%,汇丰控股为6%。如果市场普遍担忧英国偿还债务利差的能力,这将增加英国违约保险的成本。2010 年2 月一些投资者担心,每年对英国1000 万美元主权债务的违约保险成本已升至9.7 万美元,而2009 年9 月初仅需5.7 万美元。

    2.这次危机暴露出英国经济过分依赖金融业的弊端。英国是典型的食利者国家,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金融业海外投资,养活其老龄化人口。虽然截至2010 年1 月份,英国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已连续14 个月呈现同比负增长态势,2009年10月同比下降达到6.5%的负增长,但是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在英国GDP 中的占比却一直在稳步提升,而第一产业和制造业甚至整个第二产业则一直在萎缩。2009 年英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已从2005 年的1:33.6:108.4 变为1:32.6:124.5。其中,金融业的GDP 占比从30.4%升至33.2%,而制造业占比则由6.3%降至5.8%。受此影响,英国经济增速在2008 年2 季度便开始同比下滑,2009 年全年更是下滑4.9%。

    3.受人口老龄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的困扰,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英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重。在过去25 年来,65 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增加了150 万人,占比从1983 年的15%增至2008 年的16%。其中,8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更是从60 万人急剧增加到130 万人;上世纪90 年代以来,英国非劳动人口(16 岁以上)已增加242.6万人至2010 年1 月份的1833.8 万人,其占比从35.5%增至36.9%。而同时,英国的失业率却在不断攀升。就业人口占比则从2008 年5 月的60.3%一路下滑至2010 年1月份的58.1%;失业率已经连续8 个月处于7.8%及以上水平。此外,英国2006 至2008年基尼系数为0.61,显著高于国际公认的财富贫富差距的“警戒线”0.4。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英国经济增长出现乏力,而财政负担却在不断加重。

    4.布朗下台。英国已决定在今年5 月6 日举行大选,选民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将如何削减庞大的预算赤字,并且不破坏脆弱的经济复苏。财政赤字扩大、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扩大以及2 月份曝出的“脾气门”事件,使得布朗的执政能力倍受质疑。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保守党支持率最高,为40%,而布朗所在工党的支持率只有28%。但是两大党均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解决公共财政问题和改善国家金融状况的计划,工党把竞选重点放在教育领域,而保守党则放在国民健康领域,这使得打着建设一个更为公平的金融和财税体系口号的自由民主党也有机会在此次大选中获胜。政治的更替,加上经济中存在的以上诸多问题,使得英国经济不确定性增多。

    综上看,英国经济存在过分依赖金融业的结构性失衡,加上人口老龄化加重和失业率攀升等社会问题的存在,使得英国未来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令人担忧,国际主要评级机构也多次警告有可能会调低英国信用评级。因此,我们需密切关注英国的主权债务风险,并防患于未然。

 

2010 年CPI 走势展望

——基于猪肉、蔬菜价格和基期效应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徐奇渊

Apr. 30, 2010

xuqiyuan@hotmail.com

    主要观点:食品价格是CPI 里面最为重要的分项价格;而猪肉和蔬菜价格又是食品价格波动中最为主要的来源。因此,本文以猪肉和蔬菜价格为切入点,对CPI 在中
期的走势进行了分析。得到的结论有:预计2010 年4 月CPI 同比上升2.4%;在5-6月,CPI 同比上升幅度仍将保持温和态势。至8 月至10 月份,CPI 同比上升压力将显现:相对于3 月份,蔬菜价格和猪肉价格将环比推动CPI 走高1%至1.5%;其他因素也将对CPI 具有一定的支撑和推升作用;再考虑到基期效应,则在此期间通胀率将达到甚至超过4%。而之后物价水平的变化将渐趋缓和。
 

一、食品价格是CPI 最重要的直接决定因素

    1. CPI 指数的基本情况

    CPI 的编制,包括八大类商品的消费价格,分别是: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流通和消费价格统计调查方案》,统计部门确定八大类商品价格权重的主要依据是:居民家庭用于各种商品或服务的开支在所有消费商品或服务总开支中所占的比重。

    具体地,其权重体系,以5 年为一个周期进行大的调整,而每年也会根据居民消费开支的情况略作修正。最近的一个权重周期,是2006 年至2010 年。由于官方并没有专门公开CPI 八大类商品的权数情况,因此目前有两种CPI 的权数体系同时见诸报端,两种权数体系中,食品比重分别为34%和32.74%。其中,食品权重为34%的权数体系,实际上是2005 年之前使用的旧制;而在本轮权数周期中,在事实上以32.74%为食品的基本权重(国家统计局前任局长谢伏瞻在2008 年1 月24 日新闻发布会上作过相关说明)。我们的回归估测结果,也支持了上述结论。

    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每个月的CPI 指数以及八大类商品的分类价格指数,因此,我们容易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方法,估计出八大类商品价格的权数体系(具体方法参见《CPI 下半年走势展望》,徐奇渊,RCIF Policy Brief No. 09061,2009 年7 月)。如图1 所示,在CPI 的权重体系中,食品价格指数和居住费用价格指数,这两类权重之和接近50%,是整个CPI 商品篮中最重要的两类商品。而其中,食品价格指数的权重更是接近三分之一。

    图1 CPI 八类分项的权重估计显示:食品和居住两类权重之和接近50%

    数据说明:我们依据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的CPI指数,以及对应八类分项商品价格指数进行估计得到(具体参见《CPI下半年走势展望》,徐奇渊,RCIF Policy Brief No.09061,2009年7月)。另外,与中国农业银行战略管理部的估测相比,食品和居住费用两项分类的权重也基本一致(具体参见,中国农业银行《宏观周评》,总第96期,2010年4月6日)。

图2-1 2010 年3 月CPI 及分类指数的定基指数(2001 年1 月为定基100)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作者整理得到。


图2-2 CPI 及分类指数近10 年来的波动情况:变异系数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作者整理得到。

    2. CPI 波动当中,食品类价格指数的波动具有决定性作用

    食品类价格指数的变化,对CPI 的波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是由于食品类在整个CPI 商品篮当中占到了最大的权重,而且也与食品价格的波动性最强有关。如图2-1 所示,从2001 年1 月至2010 年3 月的近10 年时间里,CPI 总体上升了20.2%;而食品是涨幅最大的分类别,达到了59.7%;此外居住费用价格指数的涨幅也达到了28.7%;其他6 个类别的消费价格指数有升有降,但涨跌幅均在个位数,合计对CPI的影响比较微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图2-2 显示,CPI 及分类价格指数在此期间的波动性(由变异系数来表示),食品和居住类价格指数的表现也非常突出,尤其是食品价格的波动性远远超出了其他类别。

图3 食品、居住价格指数对总体CPI 波动的贡献:%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作者整理得到。

     作为结果,食品、居住类价格指数的波动,成为CPI 总体变化的主要动力来源。如图3 所示,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两类价格指数波动对CPI 总体变化的贡献率。一般说来,两者对CPI 总体的贡献率是比较稳定的,例如2006 年初至2008 年中期。但是,也有个别异常时间,两类价格指数出现了一升一降的情况,就会导致某个指标对CPI变化出现负向贡献,从而使两者的贡献率看起来有较大波动性,例如2008 年末至2009年中期。在贡献率比较稳定的阶段,我们看到,两类价格指数对CPI 波动的贡献率在90%左右,而这绝大部分又是食品价格在起作用。图3 进一步显示,从2010 年初开始,由于食品和居住类价格指数又回复到了正向贡献的状态;因此,两者的贡献率也开始回复到了平稳状态。这也有利于我们根据食品价格的波动来对CPI 的走势做出进一步的判断。图4 进一步揭示了食品价格指数对CPI 的重要性。该图显示,食品价格同比指数与CPI 同比指数两条曲线走势密切吻合,同期相关系数达到了0.977。

    图4 食品消费价格指数和CPI 走势呈现高度相关
    数据说明:价格指数为同比口径。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5 食品价格指数的权重估测
   数据来源:由国家统计局数据估测得到。其中,蛋类权重估测不异于0,故未报告。

二、食品价格中又以蔬菜和肉类价格最为重要

    在过去的CPI 指数变动中,经历过大起和大落的猪肉价格,以及去年末开始飙升的蔬菜价格,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图5,我们看到食品价格指数的权重当中,肉类占到了29%的比重,是食品分类中最为重要的子类别;而猪肉又是肉类中最重要的类别,根据2006 年以来的数据估测,猪肉约占到肉类权重的50%略高。当猪肉价格发生变化时,它还会导致其他肉类,以及水产品等替代品的价格发生变化,并同时拉升在外用膳价格指数。

    蔬菜价格在总体权重中仅仅占到7%左右的比重。但是,由于蔬菜不易贮藏,而且生产、运输等环节与短期天气变化有密切关系;所以,蔬菜价容易出现大幅波动。例如,2009 年12 月,鲜菜类价格指数同比上升36.2%,即使其权重仅为7%,也直接导致了CPI 同比上升2.5%。可见蔬菜价格的波动对CPI 也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此外,粮食和水产品的权重也都比较大。但由于我国粮食连续6 年实现丰收,并且目前我国的粮食储备超过了年产量的20%,因此粮食价格在国家的有力调控下仍将保持稳定。而水产品价格方面,相对于肉类产品等显示出比较稳定的特点,这可能与水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以及其的生产流程特点有关。总体而言,对于把握CPI 的未来趋势,猪肉价格和蔬菜价格是我们需要重点考察的。

三、在天气转好后,蔬菜价格也不会出现大幅回落

    由于蔬菜不易贮藏,而且运输和销售的过程中也存在损坏、保鲜等问题;因此,分析蔬菜的零售价格指数,除了生产环节之外,流通环节也很重要。所以,我们把蔬菜零售价格(居民消费的蔬菜价格)的形成过程,分为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两个环节。考察的对象,我们关心国家统计局提供相关数据的七种蔬菜价格:大白菜、油菜、芹菜、黄瓜、西红柿、豆角和土豆。

    1.蔬菜的批发价格上升,有一定程度的成本支撑

    蔬菜的生产过程大致如下:通过投入煤、电和氮、磷、钾等要素生产出化肥(主要是复合肥、尿素等),再投入苗、种,加上人工培育、运输等程序,得到蔬菜产品及对应的批发价格。对于蔬菜生产成本的直接和间接因素进行归纳,可以得到四个方面的成本:煤碳价格、柴油价格、化肥价格和人工成本。具体使用的数据,我们分别采用了:煤炭价格(烟煤优混),柴油价格(0#),化肥价格(国产尿素),人工成本(劳动力市场供求比例)。其中前三种为生产资料价格,人工成本则与劳动力市场状况有关。

    数据来源方面:(1)商务部每周提供以上七类蔬菜的批发价格;(2)同时,商务部还在每半个月提供三种生产资料的批发价格数据;(3)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比例是由人力资源保障部提供的季度数据,这个数据与年度失业率相比,频率高,而且更加真实的反应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我们选取的数据区间自至2004 年1 月至2010 年3 月。

    数据的处理:(1)整理得到月度数据,并进行季节调整。以上这些数据的频率并不一致。通过取平均数,我们将蔬菜的批发价格(周度)以及三类生产资料的价格(半月度)整理成为月度数据;对于劳动力供求比例的季度数据我们则为对应各月份选取相同的数值。以上数据经过季节调整之后,得到了处理后的数据。其中,由季度数据简单复制处理得到的劳动力供求比例,也变得富有变化性。(2)单位根检验,差分的平稳化处理。单位根检验表明上述数据均存在单整的情况,需要进行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的数据,从而进行VAR 分析、方差分解分析。(3)根据信息准则,选取合适的时滞进行VAR 分析,然后得到方差分解。

表1 蔬菜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蔬菜种类   生产资料成本解释力   劳动力成本解释力   两种成本推动力合计
大白菜       22.4          8.5         30.8
油菜        41.7          11.1         52.8
芹菜        22.1          5.9         28.0
黄瓜        43.1          18.4         61.6
西红柿       27.4          8.2         35.6
豆角        29.1          18.1         47.2
土豆        17.4          14.3         31.7
合计(简单平均)  29.0          12.1         41.1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发改委、人保部数据,由作者估算得到。

    结论:对七种蔬菜分别进行上述程序的估计,得到结论如表1 所示。在长期中,生产资料价格波动,能够解释蔬菜批发价格当中三成的波动;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大约能够解释略高于一成的蔬菜价格波动。总体而言,上述成本因素能够解释蔬菜价格四成的波动;另外六成左右的波动,则是这些因素不能解释的,其中可能包括了冷冬这样的短期天气变化原因。

    2.蔬菜零售价涨幅显著低于批发价格上涨,是由于零售商减少了定价加成比率

    从2009 年11 月到2010 年3 月,根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大白菜每斤批发价格从0.95 元涨至1.955 元,涨幅达到了105%!而在同期,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提供的大白菜零售价格,则是从2.02 元每斤,涨到了3.06 元每斤,涨幅为51%,大大低于前者。其他蔬菜各类的情况也类似,这表明:在蔬菜价格上涨的过程中,零售价格涨幅大大低于批发价格涨幅,零售商分担了一部分价格上升的压力,对蔬菜价格上升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在蔬菜零售商的定价中,由于固定成本较少,因此通常采用加成定价的办法。虽然蔬菜的批、零价格,分别由商务部、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提供,两者口径可能不尽一致,由此估计的加成率未必十分准确。但是,由于两者分别反映了批、零价格的波动趋势;因此,对于关心加成率变动趋势的研究者来说,这两组数据得到的加成率变化仍然是有意义的。

    图6 蔬菜的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加成比率:大白菜的情况
    数据说明:批发价格的单位,元/500 克。数据来源:由发改委和商务部数据处理得到。

    还是以大白菜为例,图6 显示,2010 年3 月大白菜的加成率仅为0.57,处于2004年有数据以来的次低点位置。而2004 年以来的加成率平均值却高达0.96。再以2009年11 月至2010 年3 月数据为例,分析零售商降低加成率的缓冲效果。2009 年11 月,大白菜批、零价格分别为0.95 元,2.02 元,加成率为1.13;2010 年3 月,大白菜的批、零价格又分别为1.955 元,3.06 元,加成率则降至0.57 元。因此,如果2010 年3月,零售商的加成率维持在1.13 不变,则大白菜价格将上升至3.59 元;但是,由于零售商降低了加成比率,他替消费者承担了0.53 元。而大白菜价格从2.02 元上升至3.59 元,共计1.57 元的幅度,零售商消化的0.53 元占到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比重。结合前面关于生产成本的分析,我们大体可以判断,零售价原本1.57 元的涨幅中:从生产角度来看,大约有0.63 元(四成)是由生产资料成本引起的,其他0.94 元尚无法解释;从需求角度来看,零售商通过降低加成定价消化了其中0.53 元的涨价;消费者接受了剩下的1.04 元涨价。

    3. 天气好转,但蔬菜价格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

    以上分析显示:蔬菜价格虽处高位,但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1)零售商定价加成率达到历史低谷,如果批发价格再度上涨,他们将很难继续压低加成低价来控制销售价格;如果近期蔬菜批发价格有出现下跌,则零售商有动机提高加成比率,从而使蔬菜价格表现出一定的价格粘性,这也正是商品价格变化具有不对称性的机制之一。(2)从消费者这端来看,假设在长期中零售商一直维持加成率不变,则消费者将承担1.57 元的涨价,而其中0.63 元是有真实成本支撑的。但实际上,由于零售商在短期中压低了加成率,消费者实际只承担了1.04 元的涨价。也就是说,在长期中,当零售商恢复了正常的加成率,则消费者仍将承担0.63 元这部分涨价。再考虑到劳动力成本、生产资料价格看涨,蔬菜价格不会出现大幅回落。而天气因素的转好,只能在较短时期内(大约两个月左右)使蔬菜价格有所回落或稳定,在更长的时间当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成本的推升作用将逐渐显化。

四、由于肉储政策干预,猪肉价将提前两月止跌回稳,并将于8 月至10 月较快向合理价格靠拢

    业内流行猪肉价格三年一周期的说法:第一轮周期是2003 年初的价格低点到2006 年初的价格低点,第二轮周期是2006 年初到2009 年初的价格低点。因此,一般预期2009 年下半年开始的猪肉价格上涨,即是迎来了第三个三年周期。但是,从2010年初以来,猪肉价格却表现为持续的下跌。由于猪肉这一重要商品的价格走势诡异,使得今年的CPI 走势不确定性有所增加。在这部分,我们将讨论:猪肉价格为什么下跌了,还将下跌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价格开始回暖,并估计可能的涨幅。

    1. 猪肉生产的背景

    关于我国的猪肉生产及消费,有这样几个背景需要了解:(1)以分散养殖为主,规模化养殖比重低。根据农业部的数据,2008 年,我国生猪出栏数量在5 万头以上的企业总生猪出栏量占全国比例仅1%。这个特点导致分散养殖户承受风险能力较低,经营维护成本较高,经营者的心理和行为,受市场环境波动的影响比较大。(2)全国年消费猪肉数量接近5000 万吨,而国家冷冻肉储备总体规模在30 万吨左右,并且还要受到12 个月保持期的限制。因此,实际上目前的国家冷冻肉储备机制,尚难以对猪肉市场的供求关系产生持续的、根本性的影响。(3)目前,中国猪肉产量约占全世界的一半,如果国内猪肉供应产生比较大的波动,则单靠进口渠道无法有效稳定国内市场的供求状况。

    (4)生猪的一个完整周期,包括了两个长度为4 个月的子周期,共计8 个月的完全周期。首先,妊娠母猪经过4 个月(通常是114 天)生产出仔猪;然后,仔猪一般经过4 个月时间达到出栏的标准。这样的生产周期导致:由于前期猪肉价格过低,从而压低了仔猪价格,因此仔猪存栏数量较少;而当4 个月过后,这将反映为生猪出栏数量减少,从而造成猪肉价格快速上涨。但是,由于妊娠母猪需要经过4 个月的滞后才能生产出猪仔,并经过第二个4 个月达到出栏标准。这就告诉我们:虽然目前能繁母猪和数量和比例处于历史高位,但是也有可能在8 个月的短周期内出现猪肉价格的快速上涨。

    以上这些原因,导致了我国猪肉价格具有比较大的波动性,并且对于这种波动性,国家政策尚难以有效进行调控。

    2. 猪肉价格为什么下跌?

    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生猪饲养数量的大幅上升,在供给方面造成了压力。如图7 所示,多年来,我国生猪存栏头数一直维持在4 亿头至4.4 亿头的区间;但是2007 年至2008 年的猪肉价格疯涨,以及国家出台的各种补贴养猪政策,促使全国生猪存栏头数迅速上升至4.7 亿头,远远超出了历年存栏数量的常态。因此,猪肉价格下降,供给方面的压力是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局部地区的疫情,使养殖户心生恐慌,因此提前将生猪出栏,竞相抛售猪肉。今年2 月至3 月,南方部分地区出现持续阴雨天气,在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出现了猪口蹄疫疫情。此后,在西北地区等地也有零星的疫情报告。其中,广东省为此捕杀了病猪以及同栏猪群,数量接近万头。养殖户出于恐慌心理纷纷将生猪提前出栏,这在短期内骤然增加了市场的供给压力,成为猪肉价格形成下降惯性的直接原因。而在疫情高发期间,疫区居民对食品安全的担心,也进一步促成了猪肉价格的下跌。第三,在猪肉价格中短期跌势已定的情况下,生猪的饲养成本和人工费用等却不断上升,进一步导致了养殖户的恐慌性抛售。疫情导致的价格下降,通过该环节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第四,同期西南五省出现了大范围和严重旱情。即使不算四川省(部分地区受到了旱情影响),只看云南、贵州和广西,这三个省份在2008 年的生猪存栏数量占全国比重,就已超过了14%(另外,四川省是最大的生猪存栏省份,其存栏数量占全国的11%)。在旱情较为严重的情况下,生猪饲养成本上升,伴随的提前出栏和抛售行为,再一次推低了猪肉价格。

    总体而言,生猪供应能力大增是近期猪肉价格下跌的根本原因;而口蹄疫疫情则是引发本轮猪肉价格下跌的直接原因。西南地区的旱情,以及饲养成本的持续上升,则进一步强化了抛售行为,使得价格持续走低。

    不过,需要澄清的是,实际上今年初以来的口蹄疫情并不严重。第一,猪口蹄疫与2007 年爆发的高致病性蓝耳病有所区别:口蹄疫比较容易对仔猪发生侵害,而蓝耳病对母猪和仔猪均容易产生危害,而且会导致母猪的流产率和死亡率很高。因此,相比较而言,口蹄疫对生猪生产的影响危害程度较轻;并且,由于我国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和比例仍处历史高位,所以中期的猪肉供应能力相当充裕。第二,口蹄疫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尤其在春季持续阴雨天气的情况下容易暴发。而随着天气的转好,以及防疫等措施的得当,目前疫情已处于控制之中,并且已经处于尾声阶段。第三,作为佐证的一点。从Google Trends 提供的搜索量指数来看(如图8 所示),2010 年“口蹄疫”作为关键词的搜索量指数,与往年相比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甚至低于2009 年同期的水平。因此,口蹄疫疫情本身并不是猪肉价格下降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口蹄疫疫情本身并不特别严重。这就决定了,对本轮猪肉价格下跌的走势,并不能完全基于疫情本身做出判断。

    3. 猪肉价格什么时候企稳?

    首先,考察供给因素。本轮猪肉价格下跌的最根本原因是由于存栏数量过高导致。如前所述,2009 年生猪存栏数量高达4.7 亿头。然而,经过前三个月的恐慌性抛售,存栏数量在2010 年3 月底已经减少至4.41 亿头(农业部数据)。这个数值已经落入往年正常存栏数量区间的上限之内。接下来的几个月,如果养殖户继续进行抛售,则存栏数量将有可能进一步回落。在这样的情况下,猪肉供给的压力就有可能从过剩转为不足。如前所述,由于生产周期存在8 个月的滞后,则猪肉价格有可能形成一轮持续约半年左右的上涨过程。

     其次,由于分散的养殖户通常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他们一般缺乏对市场长期趋势的把握,因此经营行为容易受到短期市场环境的影响。我们不妨将这种经营者的预期假定为静态预期。在这个假设条件下:(1)由于2 月猪肉价格开始持续下降,同时仔猪价格伴随下降;因此养殖户开始减少仔猪的繁殖,并且进一步对目前存栏的生猪进行出售;那么接下来,(2)到了6 月份,猪仔的数量降至局部的最低水平;并且进一步地,(3)到10 月份前后,可供出栏的生猪数量也将降至局部最低水平。但是,养殖户,尤其是规模养殖者并不完全都是静态预期的,他们将尽可能使用各种信息对预期进行修正,并提前做出判断。这样会导致两个方面:其一,使价格波动的最低点时间提前兑现;其二,使价格波动的幅度有所缓解。这两种效果实现的程度,将取决于养殖户、经营者预期的理性水平。由于目前我国生猪养殖高度分散,以及政府对该行业的调控能力非常有限;因此,笔者认为结果可能是比较接近于静态预期的情况。

    第三,使用时间序列的方法,对猪肉价格的走势进行估测。方法一,选取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公布的“36 个城市鲜猪肉(精瘦肉)月平均价格”(月度),作为猪肉价格的衡量指标。这个时间序列的跨度,是从2001 年1 月至2010 年3 月,共111 期。在做了季节调整,以及差分的平稳化处理之后,我们再进行时间序列的分析,结果发现:猪肉价格的1 阶差分序列符合ARMA(1,1)过程。将差分序列还原为水平序列,我们得到了图9 中的红色曲线,也就是没有政府干预情况的猪肉价格走势,将在7 月份达到局部最低值,之后将转而上升。

     第四,商务部在2010 年4 月启动了国家冷冻肉的收储计划,这一政策已于4 月中旬在各地陆续展开。目前已对猪肉价格的下跌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我们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 月份前两旬的猪肉价格变化情况(见《50 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各旬度,国家统计局)对4 月前两旬的“精瘦肉”价格进行估算,并且假设:由于收储政策的有效性,4 月第三旬的价格停止了下跌。也就是说,把4 月前两旬的价格作为4 月的全月价格。然后,再接照上面的方法,同样再进行一次估测。结果我们就得到了图9 中的蓝色曲线。新的估测显示,由于国家收储政策的干预,猪肉价格的下跌将提前至5 月份实现企稳。价格的提前企稳,也将有助于减少未来猪肉价格的波动。

    第五,从仔猪价格与猪肉价格的关系来看。中经网数据库提供的农产品集贸市场价格指数中,2002 年12 月到2010 年3 月的数据表明:仔猪价格对猪肉的零售价格具有领先2 个月的预测效果(也就是说,仔猪是猪肉零售价格的Granger Causality),而且两者呈现同向波动。另一方面,截至3 月份,仔猪价格仍有加速下跌的迹象;因此,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猪肉价格在4-5 月份还将呈现下跌态势。这与前面的分析也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笔者估计:由于国家收储政策的干预,5-6 月份猪肉价格将提前企稳;此后,由于前半年生猪的过度抛售,存栏相对不足,在10 月份前后将面临较为显著的供给短缺,但是由于预期的作用,这个压力将提前2 个月左右在8 月份显现。而且8 月份之后,猪肉消费开始走出淡季,这有可能使猪肉的供求矛盾更为加剧。不过,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和比例非常充足,因此潜在的猪肉供给能力很强,所以这一轮价格上涨将可能持续半年左右,并且会表现得比较温和。在此之后的价格,仍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4. 估计猪肉价格上涨的幅度

    根据商务部生猪市场预测预警系统的估计:2010 年3 月生猪出栏的成本价格为10.69 元/公斤,按15%的合理利润率计算,本期合理的生猪出栏价格应为12.29 元/公斤;而实际出栏价格仅为9.92 元。如图10,目前生猪市场价格预警曲线即将触碰到“价格过低”的警界线。而预警系统中的“价格过低”意味着,养殖户出现严重亏损。在该预警系统建立以来,2009 年5 月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当时警界线也曾触及“价格过低”的警界线,商务部也启动了肉储收购干预政策。之后,肉价在4 个月内就回到了合理区间。不过要注意到,当时肉价回到合理区间,除了猪肉价格本身的上升之外,还有同期成本下降的因素起了一定作用。而在这一轮周期中,由于PPI 上涨通过一个生产周期的滞后进入到生产资料价格当中,对猪肉的饲养成本将有进一步抬升的 作用;因此,猪肉价格从动态上回到合理区间还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但是,从静态来看,猪肉价格通过半年时间回复到目前的合理价格12.29 元是比较具有可能的。因此,涨幅大约在15%;不过,从动态来看,这个价位到时候仍将处于合理价格水平之下。所以,与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但钢价仍将上涨的情况相似,能繁母猪的存栏量高并不意味着猪肉价格将长期走弱,成本因素将是关键的推动因素。

    图11 CPI 在各月份的基期效应

    数据说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估算得到。这里把2010 年3 月的CPI 指数作为比照对象,将其与2009 年和基期月份相比较得到基期效应的估计。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考虑以后各月份CPI 对3 月份的环比变化,再加上基期效应就能得到各月物价变化的同比判断了。

五、CPI 走势的基期效应

    将各月CPI 指数折成定基指数,然后将2010 年3 月的CPI 指数作为比照对象,假设2010 年剩下各月份的定基指数全部等于3 月份的水平(也就是说,接下来各月CPI 环比变化为0)。然后,将2010 年3 月的CPI 指数与2009 年各月指数相比,得到了2010 年4 月至12 月的基期效应估计,如图11 所示。其中2010 年6 月和7 月的基期效应均达到了3.2%,是各月中最高的,之后基期效应呈现递减。由于基期效应的这种计算,所以我们再对CPI 趋势进行估测,就直接考虑CPI 在2010 年3 月基础上的环比变化,再加上基期效应就可以得到对之后各月份物价同比水平的判断了。

六、CPI 走势的判断

    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蔬菜价格将在数个月中呈现出微降之势,然后趋稳,此后逐步受到生产成本上升的推动而继续走高。也就是说,在环比口径上,蔬菜价格在短期内会有所下降,但从3 个月以上的中期来看,蔬菜价格的环比呈稳中有升之势。猪肉价格在肉储政策的干预下将会提前于5 月前后企稳,并在8 月份至10 月份期间出现显著的上升势头;估计涨幅约能达到10%甚至更多。此后,由于供应充足,猪肉价格将回复平稳。由此,猪肉价格的上升,将直接和间接(通过带动其他肉类产品价格上升)导致CPI 提高1-1.5 个百分点。

    其他的变数有:(1)生产资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推动蔬菜和猪肉等商品价格的上涨;(2)居住费用方面,由于水、电、气等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的同步性,这部分开支的价格水平也可能上升,而且商业银行对存量住房贷款利率的提高,也将进一步推升居住费用价格指数;(3)出口方面,欧元区和美国的复苏态势存在变数,对可贸易品的价格水平存在一定影响。(4)第四个变数,是通胀的自我强化机制。在8 月到10 月这个关键时期,如果通胀率高于市场预期,并且缺乏有力的政策给予引导,则通胀的自我强化机制有可能使通胀效应得以放大和延长。(5)房地产投资。2010 年4 月以来,国家对房地产市场实施了更为有力的新政措施,目前已对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和价格构成了压力。因此市场担忧房地产投资将出现大幅下滑,并带动总需求走弱,从而对CPI 构成影响。但是,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消息称:2009 年全国住房实际供地仅76461 公顷,而2010 年度住房供地计划拟供应量为184749 公顷,是前者的近2.5 倍;其中,2010 年用地计划当中,仅保障性住房(包括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不含中小户型商品房)就占到了33.4%的比例,总量达到61825 公顷。因此,2010 年仅保障性住房用地计划,就已经达到了2009 年全部住房用地计划76461 公顷的80.8%;而且,2010 年以来,国家还加强了保障性住房用地计划的落实考核力度。所以,即使商品房市场投资热情大降,整体房地产投资仍将呈现同比上升态势。

    最后:预计2010 年4 月CPI 同比上升2.4%;在5-6 月,CPI 同比上升幅度仍将保持温和态势。至8 月至10 月份,CPI 同比上升压力将显现:相对于3 月份,蔬菜价格和猪肉价格将环比推动CPI 走高1%至1.5%;其他因素也将对CPI 具有一定的支撑和推升作用;再考虑到基期效应,则在此期间通胀率将达到甚至超过4%。而之后物价水平的变化将渐趋缓和。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10-04-30 12:38:46 +0800收件人: <simon19821208@hotmail.com>, "Henry Wang" <henryw88@yahoo.com>, n "张华光" <huaguang_zhang@hinagroup.com.cn>,  抄送:标题: 请各位查收我们最新的云汉月刊和导言并顺祝大家节日愉快!曹军

中国过度刺激经济的后果正在显现

----《云汉月刊》第91期导言

北京云汉经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曹军

    好一个不平静的4月份啊!除了北方的倒春寒与南方的西南局部地区的大旱外,就是玉树的地震;更大的不平静来自愈演愈烈的地产整治 – 人们不仅开始针对“对家不对房”的新政(之一)而开始找包括“假离婚”在内的各种对策,政策的涵盖面也基本上囊括了从土地到开工建设再到购房取向,以及从利率政策到区域差异化的方方面面 – 自身的完美性真是越来越美!

    宏观调控从来都是有着鲜明的行政色彩的,只是政策本身似乎从来都不是问题的根源。我们在上一期的云汉经略季度性《宏观经济战略分析报告》中将一年前后的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逐一的对比,只是那会还没有这么多的“具体规定”。实际上,一如我们之前的观点,这些“规定”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措施,不仅从时间的有效性上很值得商榷;从针对性和有效性等方面也同样值得很认真的论证。

    占美国经济总量六分之一的中国经济要消化几乎与美国同样的应对危机之刺激总量(前者是7800亿美元,后者是4万亿人民币),这种论证是早就很应该做了! 简单地说,今天的“火”是来自昨天堆的“干柴”: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结构调整的政策以及市场中的种种变化似乎都处于脱节状态。中国的资本市场也显得很焦虑了,难免自行其道!

    大洋彼岸的经济回升似乎是走上了轨道,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占经济总量约70%的最终消费,甚至那些在危急中接受联邦政府救助的金融和制造业企业都开始直接归还政府的紧急贷款或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转股后的股权减持了,山姆大叔还都赚钱了。居民的存款率持续上升了一年多后,又开始因消费而下降,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开始抬头;道琼斯工业指数为代表的股指也不断创出危机以来的新高,从本月所公布的各大公司的赢利与增长数据来看,这中向好的趋势将进一步推高股指。这个本轮危机的始发国,其经济复苏的力度甚至有可能被市场低估,至少其财长是这么说的。

    www.skylink2001.com,手机:13901318815,直线:01084899579,总机:01084899529,MSN:skylink2001@hotmail.com。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4-23 15:44:0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西村观察

以牺牲民众财富的方式延续投资繁荣

----五月大决战:通胀如虹

财经评论员 时寒冰

2010年5月12日

人民币对内对外同时都贬值

    本来人民币对外贬值,对内就该升值,变得越来越值钱。可人民币对外贬值对内也贬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房子,蔬菜,茶叶等暴涨,而对外由于退税和银行放宽对出口企业的信贷,最近国家又批准四大行融资近3000亿。

    融资为什么?银行的钱的两大用途,一是实业,而实业中除去央企不缺钱,70%的企业靠出口,二是房产,而房产近几年在涨不会亏损变烂债,唯一的原因就是出口企业垮了变成了烂债给国家,国家不得不注资补贴银行最终为补贴出口,现出口商品价越来越低,大家也清楚,中国货在外国市场上的价比在国内市场上的价低得多,现在的格局大家已看清,就是变相的,变换手法的从国内人头上弄钱通过血汗工厂出口送给老外。

    5月,承载了太多的内容。 欧元狙击与保卫战,在5月全面铺开,没有退路,退却不仅意味着数亿财富主人的更替,更意味着欧元国乃至整个欧洲经济前景的暗淡。5月是欧元反击战全面打响之时。货币战争惊心动魄,跌宕起伏,双方的策略选择、攻防时间的选择,都精心谋划,不容稍许失误。目睹其中的悲壮与智慧,令人忍不住感叹。

    投机大鳄们引爆西班牙危机,乃是全面攻击的开始——当欧盟和国际币基金组织(IMF)将希腊救助规模从原定方案的450亿欧元上升到1100亿,大鳄们立即出击,迅速引爆西班牙的主权债务危机。其策略是:你救希腊,我引爆西班牙,你救西班牙,我引爆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等的主权债务危机……让你应接不暇,自乱阵脚。而这一切,赶在5月初做,是对投机大鳄们最有利的。原因很多,最简单的,比如,暂时被选民束缚着的默克尔,力量无法自由施展。

    默克尔被逼上梁山,整个欧元国被逼上梁山。对智者而言,最需要的是,在困境中找到最佳反击点。当大鳄们全面出击的那一刻,默克尔找到了。其策略时:全力以赴救希腊,救下攻击者重兵围击的希腊,来遏制危机的蔓延,比四处迎击更为有效,比四处迎击更能在心理上打击投机者——这几乎是以最低成本守住阵地的唯一可行方案。

    5月7日,德国议会下议院投票通过了向希腊提供最多224亿欧元紧急贷款的议案。共有601名议员参加了投票,其中390人投票赞成上述贷款议案,139人反对,72人弃权。默克尔不再孤独。

    5月7日,西班牙政府批准了向希腊1100亿欧元一揽子救助计划中西班牙的出资份额,该一揽子贷款是由欧元区国家和国际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目的是防止希腊债务违约同时支撑对欧元的信心。西班牙副总理德拉维加告诉记者称,“我们深信不疑欧元区16国共用的欧元此前,目前及以后都会使我们更加强大。”
当西班牙都出手援助希腊的时候,是欧元国真正团结应对危机的一个新起点。

    5月10日凌晨,欧盟27个成员国财政部长、西方国家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一项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这套史上最庞大的救助机制由三部分资金组成,其中4400亿欧元将由欧元区国家根据相互间协议提供,为期三年,600亿欧元将以欧盟《里斯本条约》相关条款为基础,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筹集,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提供2500亿欧元。

欧元被废武功,中国将面临更大的绞杀危机

   当欧元这一美国最大的敌人被废武功,中国未来将面临着更大的绞杀危机。欧元的存在使得美元无论升值或贬值的空间受到压迫,去除这一压力后,绞杀其他经济体将变得易如反掌。

    诚如我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中的分析,庞大救市计划必然伴随着货币的贬值——这对于产能日益过剩的中国而言,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欧元反击战之于中国,乃是被升值的起始——延续越长,中国受伤越深。我之所以一直密切关注欧元狙击战,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周期的起始点。狙击欧元后,一场军事战争的第一个条件就已经形成。

    对于中国而言,货币战争、粮食战争、石油战争,或许,是最应该警惕的——忧患意识在当下,是何等的重要和紧迫!

    我曾经设想:在欧元保卫战中,中国也能提供一臂之力,这种帮助或许不需要太多资金,即可以在心理上给攻击欧元者造成巨大打击。而这将为中国赢得16国的感动!不仅如此,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希望欧元的存在,否则,失去欧元这一唯一能与美元抗衡的货币,兔死狐悲,他们将面临更大压力。中国在欧元保卫战中出点力,甚至,多喊点口号声援一下(弄这个一向是我们的强项),就将有很多国家感激中国。在未来,当中国也面临生死决战的时候,或许,就不再如此孤独无助。更何况,中国本身也配置有部分欧元资金(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欧元资产占20%—25%)。更何况,欧元的明天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影响重大……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设想而已。

    我们一向在该高调的时候低调,在该低调的时候高调。在欧元国烽烟四起的当下,或许,很多人还在津津有味地看笑话呢——他们更愿意做旁观者。打击欧元影响力,美国国债更容易找到买主,如不出意外,中国将现身于增持之列。

    我不知道,肉食者对此次欧元之战是怎么看的。我所知道的是,为了创下世界最高纪录,一些效益好的单位被要求组织员工去看SB(世博)。相关新闻占据了各大频道的黄金时间。玉树之泪已经淡化……对于中国而言,庞大的产能过剩不是一个可大可小的紧箍咒,而是一个越收越紧的可怕魔咒。

    为了那些远远超过这个国家承受力的大项目的延续,必然增发基础货币,货币购买力的持续下降如同噩梦一般,如影随形。我曾泣血建言重新评估、裁减或停掉相关建设项目,遗憾的是,这些项目在增加而非减少,往这些项目上注入的资金在成倍增长而不是在减少。既要增发货币,又要防止货币滥发后引发的通胀,只能绞尽脑汁采取“没收”、“稀释”策略,而这,都必然严重削弱民众的消费能力。

以牺牲民众财富的方式,延续投资的繁荣,是极其可悲可怕的

   今天的投资就是未来的供应,当民众的财富被进一步稀释,当购买力持续下降为消费套上沉重的枷锁。我们迎来的将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噩梦。如果菜价的疯狂上涨还被认为是有通胀预期而未有通胀,我们只能感谢这个充满幽默的时代,一次次让我们见证奇迹。

    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中,我详细分析了世界各国为救市导致纸币贬值和全球通货膨胀的大趋势,就世界范围内而言,除了三种货币算得上有前途,民众对纸币的信任度在快速下降。这必然造就纸币替代者的走牛。

    理解了纸币的普遍危机,就不难理解新周期的确切含义了。在未来,从2008年底和2009年初开始,防通胀,都将是一个最焦点的话题。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在投资中,就会遵循一个基本原则:防通胀!

 

一线城市有房白领80%已被ST

西村观察

2010-04

    一季度的一个数据,印证了去年11月我的判断,一线城市有房白领50%要在未来两年的通货膨胀中破产。这个数据就是,城镇居民可支配平均收入增长7.5%,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2%。也就是说,相比较而言,城市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是在下降,不仅仅低于GDP增长的4.4%,也低于农民收入增长水平的1.7%,而生活成本正在大幅提高。

    当时的依据是,上海、北京两大白领集中的城市10户2009年开始有房贷的家庭,七成家庭月供比例超过家庭收入的五成;生活成本本来只占三成,但由于水电油气全面调价,提高了不少生活成本;所以,每月积蓄不到一成,旅游、购物等消费大为减少。如果生活成本继续提高,很多有房贷的白领家庭将无力偿还月供。

    那篇博客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主要原因就是央行已经向市场注入大量的基础货币,通货膨胀的严重性是人人都知道的,而且已经开始出现,只是还没有演变成恶性通胀,但是,市场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心理已经全面爆发,人们开始疯狂的购买不动产和黄金,希望以此来抵御通货膨胀,然而,黄金和房地产的泡沫迅速泛滥,而且泡沫的严重程度已经高于通货膨胀的两倍。

    比如,去年货币实际贬值为23.4%,而一线城市房价涨幅大多超过60%,而黄金从920美元上涨到1227美元的高位,上涨幅度也早已超过货币贬值的幅度。市场在以数据拷问人们的恐惧心理,谁能保证收入水平可以增长而生活成本会下降呢?实际上市场恰恰在往相反的方向运行,其严重程度远远甚过我当时的判断。

    最近再次拜访和询问这10户家庭,普遍反映生活成本提高了25%以上,包括最近汽油价格的上调,尽管只是影响CPI0.07%,但是影响家庭收入的4%,也就是说这些家庭又有4%不见了。大多数水电燃气三项支出由220多元增加到360多元。而这10户家庭反映今年增加收入的只有两户,按目前的收入增长和生活成本提高的状况来算,80%的家庭已经压缩了消费,实际上已被ST。

    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很清楚,央行肯定会加息,货币停止贬值,传到资产价格上很快,房价会很快下降;但是传导到商品价格上至少要半年以上,也就是说加息后半年生活成本还处在上升通道,压力非常大。他们的住房名义资产总值增加了不少,实际上与他们的月供水平没有关系,即使房价下降,他们的月供也是这样,更重要的是,加息三次如果幅度超过0.75%,加上增加的利息支出达每月600元以上,这80%的家庭将无法负担。

    很多家庭有过想把房子趁高价卖出去,但是很快打消了这些念头,因为卖掉了这套房子,无法预知未来是否还能买到合适的房子,可能将导致家庭不稳。一些卖掉房子回老家的白领,毕竟只是凤毛菱角,就连去二三线城市寻求发展的白领,也是大多没有买房子或没有成家的的白领,生活的前景让人十分忧虑。

    现在来看,假如CPI上涨3%,住房贷款月供比例超过50%的家庭,每月就开始发生入不敷出,不仅积蓄没有了,还将开始负债。对他们来讲,要么增加收入,要么降低生活质量,要么继续啃老。但是,在生活成本处于上升通道时,是没有办法降低的。如果银行再加息2%,那么,去年买房的年轻白领,断供将成为常态。这对中国社会来说,是首次发生的经济现象,其后果不亚于美国的次贷危机。

 

有色金属距历史最高价仅一步之遥

谷雨

2010年5月

 一、有色金属的特点

  有色金属有铜、镍、锌、铝、锡、铅、锂、钨、锰、钛、稀土等,黄金是个特殊商品,通常也可归入有色。有色金属有如下几大特点:

  1、都是资源性产品,产品受资源量的约束。自然界各种资源分布不均,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和中印人口大国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资源正在日趋紧缺。经过2007年石油价格的高涨,已经没有国家对资源紧缺仍不清醒的了。

  2、多数是垄断性产品。由于资源日显紧缺,各国矿产的开采日益集中,行业进入难度大,产品易形成价格联盟。

  3、多数有色金属产品已有金融属性。一般我们将已进入商品期货市场交易的产品都可看作是有金融属性的产品,因为其价格已经不完全是由商品的供求决定,而更多地是由资金炒作因素决定。

  4、多数有色金属是战略资源。例如,国家电力工业对铜有依赖,铜也在家电工业中不可或缺。由镍所生产的不锈钢、电镀、羰基镍、动力电池已成为国民经济与军事工业中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随着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稀土,锂等新金属也进入或即将进战略争夺的焦点金属。在战略有色金属方面,我国缺口较大的主要是铜与镍。

  二、世界有色资源分布与我国紧缺的有色金属。

  铜:现储量为6.41亿吨(金属含量):①智利和秘鲁的铜矿区,是世界最大铜矿藏区,占世界总储量的27%。②美国西部铜矿,约占总储量的20%;③赞比亚北部与扎伊尔毗邻处铜矿带,约占总储量的15%。④俄罗斯、哈萨克各类铜矿占10%。近年波兰、菲律宾等国也有新铜矿发现。我国铜资源贫乏,铜矿查明资源储量7048万吨,一般品位较低。

  镍:世界总储量1.1亿多吨,集中分布在新喀里多尼亚、古巴、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印尼等国。中国的镍资源储量在2007年统计,仅占到世界镍资源的总量的1.6%。

  铝:世界铝土矿资源量约为550~750亿吨,主要分布在:南美洲(33%),非洲(27%),亚洲(17%),大洋洲(13%)和其他地区(10%)。目前已探明的铝土矿储量约为250 亿吨,储量在10 亿吨以上的国家有几内亚、澳大利亚、巴西、中国、牙买加及印度等,这些国家铝土矿总储量约占全球铝土矿的73%左右。其中,澳大利亚、南美、非洲等地区铝土矿品质较好,储量大,开采成本低。

  铅锌:在自然界中多为铅锌复合矿床。已探明铅储量1.5亿吨,锌1.15亿吨。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和哈萨克等国。合计约占铅储量的70%和锌储量的60%。

  锡:世界探明储量1014万吨。印尼、中国、泰国、马来西亚、玻利维亚等国储量较多。

  锰:现世界已探明储量120亿吨,集中分布在南非(占45%),乌克兰、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中国等国。

  锂:世界盐湖锂资源主要分布在智利、阿根廷、中国及美国。花岗伟晶岩锂矿床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中国、津巴布韦、南非和刚果。中国是世界锂资源最大的国家之一,已探明储量为335万吨。

  稀土:元素在地壳中丰度并不稀少,但是分散。因此,真正成为可开采的稀土矿并不多,世界稀土分布极不均匀,主要集中在中国、美国、印度、前苏联、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埃及等几个国家,其中中国占世界稀土资源的41.36%,属稀土资源储量大,矿种和稀土元素齐全,稀土品位高。

  世界大金属消费量排位次:铁、铝、铜、锌、铅、镍。我国已成为这些大金属的最大消费国。但是紧缺镍与铜,消费量与储量不成比例。其他的储量还算可以。提起注意的是锂资源,我国是锂资源大国之一,但如果做汽车动力电池,锂资源也是远远不够用的。以每辆车50公斤锂计,335万吨锂资源储量只够生产6.7万辆车,可见是杯水车薪。全世界折锂资源都不够用或者说,纯动力电池仅用锂资源是不能承担的。

  三、资源储量对价格的影响

  有色金属价格形成机制来自二个方面:商品属性决定与金融属性决定。

  有色金属的商品属性。除各国生产成本因素外,资源储量、产业集中度对其价格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我国是有色金属生产大国,由于劳动力便宜,生产成本属于比较低的国家之列,而且生产集中度普遍比较低。相对来说,铜、镍由于资源少,生产集中度稍高一些,稀土资源开矿一度遍地开花,因而才有黄金卖出土价钱。近二三年来清理整顿市场,并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集中度才稍有提高。因此,从商品属性的角度一般来说,凡是我国矿产量较多的有色金属品种,所形成的市场价格较低。而一般我国紧缺的产品,价格决定主要来自国际市场的影响,所形成的价格较高一些。

  根据这个原理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紧缺的铜、镍,仅仅就其商品属性来说,因为国际上的生产成本价格高于我国,进口价格高于国内生产成本价较多,因此,国内铜、镍生产企业的国内自产矿产会获得较高的溢价。这方面,国内有自有资源优势的企业,自产矿会有较高的利润。例如吉恩镍业、江西铜业,自有矿产占比可达到60%,这一块的利润会较有保证。而我国能自产自供或能提供出口的有色金属企业,价格形成中主要是国内因素,因此在国际上往往卖不出高价,所形成的价格决定于国内的供求。铝、锡、铅、锌、稀士等品种这是这个情况。我国稀土生产就很典型,小厂多,行业集中度差,因我国是主要生产大国,价格一直不高。去年近二年来国家对稀士已经采取出口许可证制度,国际价格获得提高,但国内的生产仍然是相对过剩,价格仍然是上不去。当然,资源有开采、行业准入方面的垄断性,垄断利润这一块仍然还是有的。上面讨论的是高于资源垄断的利润,也就是说对资源垄断性产品的内部价格再比较而言的价格情况。

  四、有色金属金融属性对价格的影响

  凡在国际期货市场上交易的产品,都是具有金融属性的产品,其价格形成不仅仅是受到商品供求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受到投机资金炒作的影响。当前有国际期货交易的品种有:铜、镍。铝、锡、铅、锌与黄金。黄金是没有商品属性只有金融属性的特殊有色金属。

  凡是看过蔡定创的《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一书的都知道,当代经济一个很显着的特点是资本过剩(或投资货币过剩)。由于有色金属的金融属性,在《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第九章中,就有详细分析国际垄断金融财团如何利用其垄断金融的优势,通过国际商品期货市场交易而获得超额垄断利润的方法。这里有二点很重要,一是投资货币过剩是当代经济的必然结果;二是国际垄断金融的垄断本性决定,金融衍生品市场是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最后掠夺场。有关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幕前幕后操作的原理与方法,《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已经详述,对财富有兴趣者需要读《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原着,这里就恕不详述了。

  我们知道,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原油、镍、铜这三个资源品种都曾被炒到天价。国际金融危机又一度跌到地狱。现在世界经济正在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一旦经济恢复正常,出于金融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紧缺的资源性产品的继续炒作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依据凡是中国紧缺的,都有可能被炒成天价的基本原理,有色金属中的铜、镍超越原有价格是不可避免的。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也仅刚刚开始复苏,但原油就已上85美元,铁矿石价格也已翻番比去年上涨一倍。在有色金属中的铜,距历史最高价8940美元吨也仅一步之遥。伦镍价格也已高站在25000美元之上了。

 


中国股市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靠通胀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是有周期性的

西村观察

2010年5月

    中国股市出现了暴跌,A股几次暴跌,中小板、创业板严重跳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幅达11.9%,为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引发了市场对经济过热的极度担忧。

    包括基金、私募、保险、银行、期货、券商等国内百余家机构千余名投资经理和研究员集体接入了区号是010的一个电话。与此同时,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四个会议室也同时接入了同一个视频会议当中。这是某证券公司的宏观策略电话视频会议。

  从行业层面看,与房地产相关的一些行业也比较活跃,比如在一些工程机械等行业都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如果考虑到2009年同期房地产投资的系数比较低,使用2008年或者2007年同期数值的基础再来计算复合的的房地产投资,新开通的整个面积的增速都是处在15%-20%之间的水平。这些水平实际上跟其长期历史平均水平相比,还是偏低的。本身关于房地产的投资处于同业向历史回归的趋势当中,但从一季度的数字来看,并不算强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轮房地产的调控在对以后一两个月内的交易量产生影响的同时,应该会对房地产的开户和投资也产生影响。考虑到房地产现金流的状况、负债的状况等等,房地产投资增速最后在可比的意义上,维持在10%或者更高的基础上,还是有可能的。

  某基金问:目前中国高速铁路网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某博士:这个问题比较专业,我没有研究过交通运输体系的外互性。对这个问题研究不是很深入。我想谈一个相关的问题。交通体系快速的增长直接的影响就是运输成本的快速下降,使得市场被整合到一个整体,之后带来两个影响,一个是竞争的加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效率。从宏观的角度看,在过去五六十年年里,尤其是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比较快,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加速与全球通讯技术的发展,与全球航空运输的发展,包括远洋运输的拓展,和同等领域成本的下降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下降,我们很难理解跨国公司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去配置自己的生产链条和供应链。我们也很难理解中国的玩具会源源不断流向美国市场。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年911后不久,美国大街小巷挂满的美国国旗,大量都是中国生产。表现出中国的企业在远洋运输和网络运输的灵活性。理论上讲就是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资源优化的整合。

  对于中国现在来讲,高铁的快速发展包括公路网的快速发展,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提出来很有意义。前一段时间讲到拐点的问题,可能也有中国的竞争力面临下降的问题,整个市场参与的非常质疑的观点是中国有广阔的中西部地区,伴随着交通运输体系的完善,可以把沿海生产过程源源不断运输到中西部。这种做法,表面上很有吸引力,但是我个人对其可持续性抱有较多的怀疑态度。非常关键的证据是,在市场整合的条件下,跨地区的自由流动的民工工资差距应该是拉平的。从2009年三季度的数据看,中西部和沿海地区民工的月工资水平相差不到10%,即使假设沿海地区民工工资1800左右,那么中西部地区民工也可以拿到1500左右,两者的差距不到20%。我们知道,2002-2004年,中国的低端制造业,沿海地区民工就可以拿到500元,有的90年代也就可以拿到500元了。现在中西部民工工资水平,比2002年的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高很多了。而这种差异,就不能使用过去几年的通货膨胀来解释了。

  这种现象也说明了资源整合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效果。如果沿海地区的工厂搬迁到了内地,公司成本压缩不到20%,但是离市场更远的港口支付的成本会更高。不排除生产链条向中西部转移,但是空间不是很大。如果说中西部工资增长显然不是来自中西部生产链条的搬迁,为什么中西部工资水平处在这么高的水平上?

  2003年看到的例子,中国中西部的平均增速比沿海高,物价水平,比沿海也要高。过去的七年里,所有中部的省份最高的增幅是2.9%,而沿海是2.4%,微观层面上物价的更快增长也清楚的表明中西部自身的经济增长更快,更高的增速带来就业的加速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中西部地区在过去的六年里为什么经济增长这么快?个人倾向认为,大宗商品和基础能源的大幅上升是其重要原因,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八七的崛起,看到了澳大利亚、印尼等的崛起,而在中国自身的自身氛围内,大量的能源和区域资源的机会主要隐藏在中西部地区。在这一轮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内蒙第一城市由包头转移到鄂尔多斯,因为后者有能源,而包头只有钢铁公司。类似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的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

  山西和内蒙,在这一轮经济增长中增幅最快的省份之一,主要是他们拥有煤炭、焦炭和粗钢的冶炼。这种产业的出现,从其资源禀赋上看,优势十分明显。

  我们把以上的解释合并在一起,可以说,中西部凭借其自身的能源优势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带来了工资的高增长,再加上全国范围内的交通网络的紧密构建,使得各种优势整合在一起。现在的事实是内陆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农民工收入相对沿海地区来说具有比较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但是从侧面暗示,把沿海的制造业挪到内地,并不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我对什么理财周报完全不熟悉,我只知道这个所谓“神秘会议”的基本观点,实在是站不住脚。首先是房地产调控要开始了,这难道还是个要说的问题吗?这个世界除了智商水平最低但同时胆量却最大的房地产商之外,几乎没人不知道这一点啊!此外,证券市场也没有暴跌啊,至于市场波动和通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则是从2008年冬季甚至更早就开始,并且持续的。对于中国的通胀问题,当然有的人嗤之以鼻,我想有些人即使被按着头看现实,也是不会承认中国通胀问题的,但与那些死不认账的人相比,某博士在通胀迫在眉睫之际,用这种耸人听闻的神秘会议方式来弥补过去的观察失误,也未必是好办法吧。

    其次是有关中国大建高铁问题的观察,高铁问题的观察和讨论也有很多了,显然某博士对中国大建高铁是持正面看法的。但问题是高铁基本是在原有铁路系统上的重复建设,只是速度提升了一截。但问题是仅仅是速度的提升,有什么资源整合能力可言?再加上高铁是运人,不是运物的,某博士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第三个是中西部的能源发展产生了发展机遇?我不得不在这里使用了问号?因为仅仅是能源发展就能有机会,如果是这样的话,国家就不会号召西部大开发了,因为西部早就大开饭了!我想某博士应该知道,美国有多少废弃的资源型城镇吧?众所周知的是,没有产业基础的西部,仅靠能源和资源,就想一步登天。只能说,分析者基本是丧失了理智。

  某博士过去总说,中国还会维持有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属于乐观派中的乐观派。现在也许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面,终于明白了通胀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也是有周期性的,所以就用这种召开自己的“WTO会议”的方式来打转向灯。没关系,这可以理解,但如果有人要质问,这是否是一次砸盘的召集会议,用来对抗中央精神?我看这解释起来就有点费劲了!

  

 

发件人:"陈明星" <cmx1210@sina.com>  2010-04-23 09:24:16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陈明星最新文章

贷款空循环是中国房价飙升的根源

陈明星(清华工学学士、北大经济学硕士)

2010年5月

    所谓贷款空循环,就是人们将货币资产存入银行、形成储蓄,银行将其贷款给企业,但是企业并没有将贷款实际投入生产和经营活动之中,而是通过一些分解、将其变成部分人的收入而再次存入银行,银行以此新储蓄再增加贷款的不断循环过程。

    这样,经过多年的贷款空循环,社会中的货币财富数量急剧增加,而实际社会财富(产品和劳务)却增加的很少或说没有相应的迅速增长,于是拥有大量货币财富的人们开始茫然,买点什么呢?于是房地产的保值增值功能被发现,人们的行为及预期逐步推动了房价的持续上涨、甚至开始大幅飙升。除此之外,任何带有点投资性质的物品,其价格也都在相应飙升,例如8分钱的猴票价格上涨10万倍、一只藏獒400万、一块石头1千万、材质和工艺都很简单的圆明园兽首1.4亿等等。其中,焦点无疑是贷款空循环所给银行资产带来的极大隐忧,虽然这一问题被储蓄相应的大量增长所暂时性的掩盖!这就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物价持续、大幅度上涨的表象、根源、最大推动力及其未来的巨大风险所在!

    1995-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由29662亿元增长到264761亿元、年均增长16.9%,而GDP由57733亿元增长到335353亿元、年均名义增长13.4%,两者之间差距3.5个百分点。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中国人天性节俭的结果。其实,同期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598亿元增长到125343亿元、年均名义增长13.8%,甚至略高于GDP年均名义增长0.4个百分点,所以,储蓄的高速增长及其与GDP增长的明显差距,更多的是银行贷款空循环所增加的货币财富的结果。
我们可以假定更早的一个时间起点,通过GDP、消费、储蓄的增长关系,计算出合理的储蓄增长率和储蓄余额;后者与实际储蓄的差额,就可以近似看做是贷款空循环所增加的额外货币财富。

  从常理上看,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了市场的均衡价格。1997-2009年,中国房地产的住宅新开工面积,由10997万平米增长到115385万平米,年均增长21.7%,总量和速度都居于世界前列。因此即使供给再有什么问题,包括土地的招拍挂制度不尽完善等等,也都应该是微观战术层面、而不会是宏观战略层面的。即由于中国房地产供需的极其失衡而导致全国性房价普遍、持续、大幅度的飙升(几年间平均上涨4-5倍),其核心原因就应该是需求问题,而不是供给问题。

    即面对着日益庞大且迅速增长的需求,我们不禁纳闷,怎么会增长得那么快,象肿瘤一样,是否有什么非常的问题呢?!经济学意义的需求,不仅仅包括人们的天生欲望,更主要的是包括人们所拥有的足够的支付和购买能力。其最直接的表象,就是银行里的居民储蓄余额。我们知道,当期居民储蓄通过银行贷款,大部分转为企业生产资金,并通过层层生产经营活动,部分物化为机器设备及产品劳务等、部分转化为收入,从而形成下一期市场供给和需求的新平衡。但是在中国,我们却发现这种转化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即银行的贷款,更大量的是直接变通为收入、而新增加的供给却严重不足。例如:1、银行高管内外勾结骗取贷款;2、对某些企业发放“安定团结”贷款,这无疑是首先补充了工资和福利;3、部分企业甚至直接把争取贷款实质性的看着是追求利润等等。

    此外我们还经常看到,在建的桥梁塌了、新建的厂房停了、半拉子工程又有了新的规划、大量重点项目的造价和质量都让人瞠目结舌等。例如,近期网络流传的央视大楼与迪拜塔造价的情况对比等等。

    众多事例,都使我们对我国银行贷款质量产生了深深地忧虑,或者说感性上也确认了我们银行贷款空循环的严重存在!或许这也正是中国流动性过剩(相对供给来说需求明显过大)的起源、主体和先导诱因——即其先行介入、价格上涨,由此诱导了更多资金的跟风炒作等!虽然有关主管部门经常公布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情况——如2008年底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4%、2009年底为1.6%,远远低于国际8%的警戒线,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一统计数据表示怀疑,因为至少,我们经常听说借新还旧的事例——新的不借、旧的应该就不还了吧,而这部分新旧顺利转化了的贷款,无疑是计入银行的优良贷款!

    当然,大多数贷款应该是实循环——流入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因为毕竟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小部分贷款的空循环,由于其多年累加,逐步形成了庞大的规模,从而稳步推高我国的价格体系,并在预期的相互作用下,持续飙升着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及其他资本品的价格!

    分产业上看,中国的第一产业,受到生产面积有限、人们消费数量相对固定、农产品不能长期储存等的投资限制,因此它的价格只能并且必然是仅仅随着人们货币财富数量的增加而比例上涨。第二产业,随着技术进步和人们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产量增加、价格下降,也即性能价格比在不断提高。这也正是人民币长期不断升值的最核心原因和基础。第三产业,受种种限制,在中国发展还是比较缓慢。比如30年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屡屡惊讶于众多的“常青树”和“老面孔”,泱泱13亿人的大国,这应该说是明显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吧!?

    所以近年来,中国第一、第三产业的价格在稳步增长,第二产业的价格在逐步下跌,带有点资本品味道、数量有限的产品价格则在持续飙升。这也真不容易,人民币相对国内众多市场在大幅贬值,而在国际市场上则屡屡保持要升值的强势,这多亏了第二产业的中国脊梁!许多问题要拨开表象才能更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实质。

    中国房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走势,无疑是强烈的相关于银行贷款空循环的状况,并受政策及人们心理预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上下波动。因此,直接考虑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状况,可能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房价的持续飙升问题。贷款的空循环,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银行呆死坏账,并蕴含着极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当然,软着陆的多条途径仍然存在。如随着银行管理体系的完善和贷款质量的逐步提高,呆死坏账比重逐步缩小;再比如适时适度增加资本市场再融资,加大银行资本金的比重等等。如果是短期硬着陆,有些人可能担心,这会像2012、是中国社会所有人的灾难!

    对此笔者相对坦然,问题总会解决,而且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就为缓解问题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因此问题的解决,就是长痛短痛、前痛后痛的区别而已。天塌不下来!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gmail.com> 2010-04-09 00:19:44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 标题: 对歧视性、多轨制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

对歧视性、多轨制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10-4-8

全国人大常委会:

    我建议对歧视性、多轨制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违宪审查。

一、中国的歧视性、多轨制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养老、医疗皆分成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官员、公务员和部分事业单位人员,享受优越的财政拨款的养老、公费医疗甚至公费疗养;第二等级是一般城市职工,企业和个人各交一部分保险费用,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第三等级是城市无固定工作的居民,购买商业保险;第四等级是农村人口,参加低层次的农村养老与合作医疗。

    第一等级的官员们按照行政级别享受特权的社会保障,不论是否在职,高福利的待遇一直到死亡。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离退休高干长年占据宾馆式的高干病房、干部疗养院,占用了全国财政卫生支出的80%以上(社会科学报,2005.11.9)。

    在改革开放之前,封建等级制度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方丈、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的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文件,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享有怎样层次的医疗和疗养待遇,全看他的级别高低。除此之外,官员还享受机关食堂、机关服务、幼儿园、小学、旅游、出国、定期体检、集资建房、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定向开发、低价团购住房等等好处。

    第二等级的一般城市工人原来也大多享有财政拨款或国企内部的福利保障,但经历了政企分开、资产重组、下岗分流、提前退休等一系列的改革之后,他们现在参加社会统筹的保险,由社会保障机构负责支付退休金和医疗费用。与财政拨款的社会保障相比,他们的待遇已经大幅度缩水。

    第三等级的城市无固定工作的居民包括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一些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的职工,他们要么没有任何保险,要么自行购买一些商业保险,他们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与国家财政拨款的官员们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他们的人格尊严也处于无法保障的地步。

    第四等级的农民、农民工,他们只配享有最差的社会保障,甚至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在在国务院新闻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中国农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目前在中国农村开展的新型农村养老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虽然是一大进步,但其保障层次过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实行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不及10%的农民工。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

二、对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构建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世界上主要国家针对不同国民的不同收入水平虽然社会保障都有差别,但绝没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等级、“一国四制”、国民被不同的保障制度所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中国特色的官员特权保障制度。如在北欧诸国、新加坡,连首相、总理都不能享有公派厨师、服务员等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

    依据上述原则,我建议对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违宪审查!促进国家致力于构建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1、制定社会保障法,确立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原则和社会保障体制,让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城市职工、无固定工作者、农民、农民工拥有同一张社会安全网。

    2、出台社会保障税,降低企业的社会保障负担,取消单位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险。目前世界上有近百个国家开征社会保障税,而且社会保障税占税收总额的比例不断上升,在一些国家成为头号税种。经合组织成员的社会保障税占总税收的比例为25%(1995年),美国更高达41%(1993年)。美国分为薪给税、自营人员社会保障税、失业保险税等;德国分为养老保险税、健康保险税、失业保险税等;英国分为面向雇主雇员的累进制税、面向个体经营者的定额税、面向自愿参加社会保险的定额税等。

    3、废除官员的特权型养老、医疗和福利待遇。官员们可以享有比较好的福利,但绝不能享有不一样的体制。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公务员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等公款福利特权。

    4、提高一般城市职工、无固定工作者、农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和社会保障水平。

    以上敬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研究、答复为盼。

    胡星斗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10-04-11 19:47:02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改革,需要凝聚第三种力量

改革,需要凝聚第三种力量

横舟

    中国共产党人是靠着摇马、列主义的大旗起家的,实际上,是一帮时代热血青年,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思考民族命运,凝聚在一起,开创民族未来。他们被西方哲学家诱人的理论所吸引,把马克思理论转嫁、移植过来,结合自己民族的特点,根据自己的国情,调动起中国工、农群众的有生力量,搞起了中国革命。就是大家所说的,毛泽东思想。

    但是,自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就一直就存在着左、右两派之争。其原因就是,马列主义来自于西方人的意识形态,能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存在一个水土接收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异族理论在中国运用,必然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方式。政治家们承担着民族重任,他们是负责任的。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不是在为某个西方社会学者完成实验课题。

    这个问题,我们要先从马克思的家乡德国看一看。德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虽然有一半搞马克思主义,但也失败了,又回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如果马克思的理论,对于德国人民有益的话,德国人为什么不沿用呢?大日耳曼民族除去马克思都是傻子?

    列宁沿用了马克思的理论,在俄罗斯搞马克思主义。并且在自己的民众中形成了自己的主导方式,即:列宁主义。几十年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国家也放弃了,如今搞起了资本主义。朝鲜还在搞,儿子接了父亲的班,下面是不是还要儿子接班?所以,很明显,马克思的理论上显然是有缺陷的。

    聪明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借助它的理论,唤起了中国民众,创建了自己的政权。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图腾,作为建国、治国的指导方针。还在天安门广场坐落了四幅巨大画像。把马列主义作为旗帜,高举着这杆大旗走了几十年。

    社会实践中,中国人很快发现,洋人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领袖,是不实际的。这又使得中国人不得不进行改革,于是,就搬走了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四幅洋神仙的画像。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外国人问我,你们东方人为什么把我们西方人当上帝。

    自从把马列主义理论移植到中国来,就有一个水土不服问题。有些人能接受,有些人半接受,有些人不接受。不接受的人,当然必然要被排除出去。接受与半接受的人,就在共产党内形成了左右两派。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专制史,中国人民被专制者的愚民政策统治了几千年。强大的皇权统治与政治压迫。使老百姓的精神上极度空虚。在他们饱受凌辱与摧残的灵魂上急需安慰与自尊。所以,在民众信仰方面,接受一个新鲜事物,很容易。当初佛教不就是轻而易举就在中国落地生根了吗。更何况还是一个为了自己的这个阶层翻身解放的童话。

    所以,马克思主义一进入中国,就迎来了它的一大批朝奉者,把它奉为上帝,成为了它忠实的信徒。这一政治因素的转变,是在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转变的。把自己原来的民族解放事业,转变成了自身的宗教信仰。这一点,完全的体现在共产党内左派极端的教旨主义情绪上。为此,民族解放事业,就要为自身的信仰服务了。

    毛泽东思想形成后,这一群人,又对毛进行神化。他们不再是以革命的理论为基础,探讨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而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搞封建意识。利用拥毛的主张,从事的是宗教活动。这时候的国家的大政方针,都已经变成了一些人精神上变异后的宗教享受。(共产党应该设立学识门槛)心里完全没有了民族和国家利益,更不要说人民。

    另外一部分人,就成为了右派。其成为右派的理由就是反对左派主张。于是,两派就搞得你死我活,水火不容,根本不管国家是否安泰,老百姓是否死活。右派的行事更为荒诞,他们直接的找洋老板,洋大官人作为依靠,掩耳盗铃,扬着马列主义之名,搞资本主义之实。一切从私利出发,放弃民族,放弃人民,出卖组织,出卖国家。让帝国主义享受起了,中国人民用几千万颗头颅,从帝国主义手里夺回来的革命果实。

    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出现了为一个洋人的理论,不顾国家安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一帮人搞起了政治实验。通过实践,给人家西方洋人检验马、列主义的真理标准。两派人都不顾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不考虑老百姓的安居生活,大批资源外流,大批人才外流,大批财产外流,好的东西都交给外国人,倒霉的事情都留给中国老百姓。搞经济,不让发展民族经济,搞文化,非要用文盲搞……当官的不作为,却忙着挣钱。挣钱的不搞经营,非要去抢老百姓的财产。告状的审起了法官,法官瞬间变成被告;有病的变成治病的,治病的变成害命的……简直荒唐之极。

    我们必须承认,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成果。我们必须承认那些为了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的追求,他们是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幸福生活而死的,他们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身的。他们是民族的骄傲,是我们的英雄。否则的话,这几千万冤魂会找你算账的。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光有马列主义,是不能完成中国革命的。完成中国革命的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也就是,那些当时的热血青年,这些中华民族的脊梁。共产党人应该认识到,你先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分子,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事业,才成为共产党人的。而不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才为中华民族干事。

    打得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左、右两派,其实他们有很多共同点,而且在大政方面是几乎一致的。其一,他们的理论基础,都是来源于西方,都是在为西方理论在中国做实验。其二,都有强烈的西化意识,都是要把中国全盘西化。其三,信仰、崇拜的都是外国人,主张的都是外国的意识形态。其四,都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都是在搞专制。其五,为的都是少数人的利益,眼里没有劳苦大众。其六,对老百姓都是奉行愚民政策,老百姓越没有文化越好。其七,行政手段,都是饥民政策。老百姓吃不上饭,为生计奔忙,社会就稳定了。其八,压制民族文化,压制文化精英,喜欢用文盲与流氓行政。其九,宗教色彩浓厚。其十,狭隘、自私,心里没有国家与民族意识。这十点共性,注定了这两个集团,在未来不会形成国家与民族改革的主流,更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命脉。这一点,就是他们自身中很多人都已经很明白。

    长期以来,国家的主政者,总是在左、右两边平衡,选择。总想摆脱来自左、右的干扰,可又总也摆脱不了。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改革”的进程,随着民众的觉醒,左、右的影响力,都在逐渐的衰落,而且,已经明显的看出,他们就是两个集团,两个目前人数不多,孤立于大多数民众之外的特殊集团,其内部都已经分化,尽管是宗教色彩浓厚,(看看科学发展观概念的深刻性),已经是乌合之众。

    改革三十年,我们看到了什么成果?我们得出了什么结果?面对改革已经是无路可走的困境,“改革派”说:我们改革的还不彻底,要彻底国际化,和世界融为一体,要顺应美国人的意思。(把中国就交给美国人管才好呢)左派说:改革失败了,要回到毛时代,恢复到改革之前。老百姓把这钱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一比较,说:改革派不是东西,抢了我们的财产和女人,现在没有改革前好。改革前,我们政治地位高,怀念毛泽东,怀念老八路。贪官和富豪说,改革已经取得了伟大的丰硕成果。当官的说中国的百姓富裕了,老百姓说我们现在没饭吃,就是因为富豪勾结贪官污吏抢了我们的财产。当官的发财了,老百姓要伸冤,政府要支持老百姓上网鸣冤,开网站。可是不给国人政策,外国人见有钱可挣,就打着“搞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旗号来了。

    很显然,“改革派”已经失去智慧,变成了白痴,卖国都不会像李鸿章那样找个让人同情的借口了。把国家的改革,改成了还不如改革之前的局面,这就说明改革已经失败了。这样一来,“改革者”本身就成为了被改革的对象。过去,我们骂有些人是汉奸,现在,这些人汉奸都不当了,索性把国籍都改了,变成“洋人”了。“我让你再骂”。

    毛时代是有问题,但绝不是毛个人的问题。后期,人们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长期的左、右路线之争,使国家问题白热化,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我们相信,如果毛泽东不去世,他也是要改革的。现在“改革派”把社会弄的还不如毛时代,只能说明改革出现了问题,不能说国家的改革大政方针错了。改革,是必须的。可是,如今要是像左派极端者说的那样,再回到毛时代,等于是开历史的倒车,倒行逆施,恰恰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革命)。所以,左派这是在讲缺心眼的话。

    但是,中华民族是智慧的民族,是一个有自我调节能力的民族。长期以来的社会不正常状态,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一些本土的,外来的“黑恶势力”,钻改革的空子,利用国家开放的间隙,窃取行政与社会权力。以经济手段,宗教手段,国际社会潜规则手段,绑架国民,绑架政府,绑架舆论,绑架社会;企图绑架中国,成为卖国贼与西方豪强们手中的大奶妈。为此他们不惜一切的阻止中国走向独立与民主的社会。这是中国人绝对不能容许的。

    那些主张民主改革的民主派,也该醒一醒了。没有民族独立,哪来的民主政治?国家为列强所控制,政府为西方左右,能搞出什么样的民主来?搞成谁的民主?老百姓被逼的跳楼、自焚的民主,你搞它有意义吗?醒醒吧,就别再做什么民主梦了。现在再谈民主,就是投机分子打着民主的旗号搞专制,商人打着民主的旗号赚钱。

    目前中国,第三种力量已经觉醒(包括左、右派里的民族主义者),共产党的中坚力量,国内和海外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就是不屈的中国人。那些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己任的中国人,已经觉醒了。他们一直就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脊梁。他们经历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认清了这个世界上的魑魅魍魉,他们不再观望,不再徘徊,他们经历了思考,他们做出了选择,他们又准备为了民族与国家的事业献身了。

    时代和历史在呼唤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同时,更加深切的呼唤共产党内的中坚力量,尽快的呈现出来,以民族存亡为己任,尽快的凝聚起中华民族的第三种力量,把改革进行下去。像毛泽东那样,再一次的带领中国人民,重新的整肃中华民族的秩序,清理民族垃圾。拯救民族于水火,解救百姓于倒悬。彻底完成中华民族独立与民主的历史使命,彻底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发件人:"cljixiang" <cljixiang@126.com>  2010-04-20 11:46:03 +0800 收件人: "zhai" <zggjzyz2002@hotmail.com>, "sherwin lu" <lusherwin@yahoo.com>,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拙文:分配改革的“七寸”在官员财产公示

分配改革的“七寸”在官员财产公示

蔡厉

2010年5月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将焦点放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上,甚至连中央也开始将收入分配改革提升到国务院的重要工作之一,当然现在还不是最重要的,但这也是一种进步。

    当前中国在收入分配改革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重视度还是不够,二是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点在哪里认识不够清晰。

    之所以重视度不够,原因在于现代经济理论在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上是有争论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凯因斯主义两个流派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个问题,会导致经济危机,其他的学派,要么极力否定收入分配与经济危机有关,要么压根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压根否定收入分配是个问题。

    尽管都意识到收入分配是个问题,但是,在马克思和凯因斯之间还是存在本质的不同的。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之一,随着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持续运行,收入分配差距会自发、自然地扩大,这样以来消费的增长会落后于生产的增长,消费不足生产过剩的局面便会出现,这就是经济危机。所以要消除经济危机,就要消除导致收入分配自动扩大的机制,要消除导致收入分配自动扩大的机制,就要消除市场经济、消除资本主义。

     凯因斯则不同,他认为导致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不是收入分配差距导扩大,而是“消费倾向”和“投资的边际回报”会随收入的上升而逐渐下降这一“客观规律”。凯因斯将总需求非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类,而这两类需求都会随收入的增长而出现相对下降,导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当生活基本需求都满足时,随着收入的继续上涨,用于消费的部分并不会随之上涨,就应该用于投资,但是随着投资(指扩大产能的生产性投资,不包括投机)的持续增长,它的收益率会下降,甚至无利可图,于是投资需求便也会萎缩。凯因斯只是随便一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作为一个额外因素会加剧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他没有再去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生根源。显然,他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主要矛盾。

    否定收入分配与经济危机有关,或否认收入分配是个问题的学派大都冠以“自由主义”的名号,尤其以弗里德曼领衔的货币主义和哈耶克领衔的奥地利学派为甚。这两个学派都坚定地认为经济危机并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而是由对其不良的和不应该的外部政府干预造成的。两者都不约而同地将这种不良的干预定格在不当的货币政策上。就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来说,弗里德曼认为主要是由金融恐慌之后美联储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造成的,而奥地利学派则将原因主要归结到金融恐慌之前美联储一系列的错误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上,正是这些不当的政策干扰了资本的价格,导致大量错误、无效的投资的出现。

    遗憾的是,当前,尤其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全世界的精英,政治精英、企业精英以及学界精英,都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直流的所谓的“自由主义”理论和理念奉为圭臬。稍微正视收入分配问题的凯因斯自上世纪80年代始已逐渐被边缘化,而将收入分配问题视为市场经济核心问题的马克思则更是被视作人类的公敌。中国也是如此,甚至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问题当然很难进入政府的决策视野,即便进入视野了,也很难被视作关键问题、核心问题。

    事实上,西方的经济理论、经济学是一门狭隘和短视的学问。说它狭隘,在于它是以局部人们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全部人们的利益为出发点,只考虑本国、本地区的利益,而忽视本国、本地区之外的人们的利益;说它短视,在于它只关注眼前利益,而不关注长远利益,只考虑短期物欲的满足,而不考虑人类根本性的长期生存。

    到凯因斯时,才出现了所谓的宏观经济学,但是这是什么样的宏观呢?无非是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来考虑,是不包括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有个重要概念叫“公共品”,其中列举的最具有“公共品”属性的是例子是国防,一个国家的国防对本国公民当然会同时、无差别地提供保护,但是对本国之外的公民却不会提供任何保护的,甚至还可能会伤害之(敌对国公民)。如果以全部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全球、全世界人们的利益为基点,凯因斯的宏观也就变成微观了,国防这一标准的公共品也就成私有品了。

    也就是说,对于西方经济学家来说,他们是只有国家,而没有天下的,他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平天下”的情结和“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对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天下为重,国家次之;而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来说,国家为重,天下次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敬仰的是王道,西方经济理论更多地只是一种霸道。

    至于西方经济理论为何如此狭隘和短视,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这里简单说一下。这与西方更久远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价值理念有关,而这些更久远的传统则是和西方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的自然、地理禀赋在农业生产时代是非常优越的,我们的温带而适宜作物生长的气候,我们广阔而肥沃的大平原,都显示大自然对中华大地的慷慨。在我们的祖先时代,只需要付出少量的劳动,耕地和播种,充足的粮食便会从土地中自动生长出来,再加上养蚕种麻,一家人便可衣食无忧。所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大自然的慷慨造就可中国人的慷慨,他们有能力,也愿意去关心别人的命运,关心长远的命运。而欧洲则不同,大自然对他们是刻薄甚至残酷的,他们的平原既不辽阔,又很贫瘠,气候也不如中国的好。即便付出艰辛的劳作,一家人还是衣食不保。大自然的刻薄造就了西方人的刻薄,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只关注眼前的利益。

    如果把大自然比作家长,那么中国人天生就是一个富家子弟,而西方人天生就是一个穷人的孩子。中国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物质匮乏,而是儿女们对物质的抢夺;西方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物质匮乏,儿女们之间的抢夺也就更甚。所以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而他老人家之所以敢说“不患寡”,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确“不寡”,“不寡”的原因是大自然对我们的偏爱。古代的西方人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他们一直是“寡”的,一直在“患寡”。也正是由于大自然对中国人很慷慨,才培育起中国对自然的敬重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正是由于大自然对西方人很吝啬,才培育起西方对自然的征服改造思想,开出了后来的“科学”。

    就亚当斯密本人来说,他自身出生和成长于亚欧大陆之侧的一个区区小岛上,一个弹丸之地。欧洲崎岖而贫瘠的大陆对他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大世界了,他从来就不曾领略过中华大地一马平川、肥沃富饶的风采。如果西方在传统上就是狭隘、短视的,作为一个岛民,亚当斯密就更加狭隘和短视了,狭隘、短视便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因。

     狭隘和短视导致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建立在两个不平衡基础之上,一个是人与人之间财富占有的不平衡,包括西方内部的不平衡和西方与西方世界之外的不平衡,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的“全球化”,这样的不平衡转化为全球的不平衡。另一个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为了追求人类财富的增长,拼命地破坏大自然,而变得不再适宜人类生存。这两种不平衡天然地使源自西方的现代社会不具备可持续性。

     到19世纪中期,西方内部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已经导致严重的危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出现的。但是,西方社会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灰飞烟灭,而可以继续得以持续。原因在于,西方开始加大了两个方面掠夺和征服,使西方的总体财富量出现快速增长,即便最穷人的绝对生活水平也出现提高,弱化其内部不平衡。一个是开始大肆对西方外世界的掠夺,另一个是开始大肆对大自然开始掠夺。

     对西方之外的掠夺就是对亚洲、非洲以及美洲发动野蛮的、大规模的侵略和殖民战争。中国的鸦片战争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对大自然的掠夺就表现为所谓的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出现为标志,以化石能源为动力,以钢铁为原材料,以大规模的、自动化的重型机械为工具,西方人开始了对大自然最疯狂和粗暴的改造和破坏。

     也就是说,19世纪以后,西方现代社会的持续是建立在两大牺牲的基础之上:一个是西方之外人们的巨大牺牲,一个是大自然的巨大牺牲。西方社会内部不平衡的矛盾在这两大牺牲的掩盖之下而变得模糊不清了,似乎消失了。

    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无论是所谓的奥地利学派,还是货币主义,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是无视西方社会之外这两个巨大的牺牲而出现的。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都他妈统统是只顾自己的自由,而忽略别人的自由,只顾人类的自由而忽略自然的自由。当大自然失去自由时,人类连基本生存都会成问题,何谈自由。
西方之外世界人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大自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在21世纪的今天,这些限度都爆发出来。西方现代社会的不平衡问题在也无法转移和回避。亚洲、非洲、美洲等传统西方之外区域的人们已经充分觉醒,他们也要自由,而且已经争取到自由的权利。这使得西方的再也无法对其进行侵略和殖民,也就无法对其进行掠夺;大自然的承载力已经超限,以前被认为是无限的东西都统统变得稀缺起来,森林、草原、水甚至空气和适宜的气温,这导致对大自然的掠夺再也无法继续。

    如果说19世纪中期以后的世界是一个西方开始大肆掠夺的世界,那么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西方不得不忏悔的世界。由西方传统的狭隘和短视所导致现代西方社会的不平衡问题将再次回归,而困扰全球。

    世界正在向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世界上回归,当无法对外部人们进行掠夺时,当无法向自然掠夺时,收入分配不均将再次成为西方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因为现在全球已经西方化了、现代化了。

    作为一个西方人,尽管已经有了很大的超越,马克思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固有的狭隘和短视。他只看到西方现代社会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衡,而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的不平衡。它只谴责了西方社会内部人对人的掠夺,而没有谴责人类对自然的掠夺。相反,马克思反而讴歌了对自然的掠夺,他认为“工业革命”是人类的巨大进步,而且他的共产主义的设想是建立在人类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对自然的大肆掠夺基础之上的,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即便实现也是无法持续的。

    当前全球社会出现很多危机,使得其可持续发展遭遇极大挑战,甚至开始威胁人类的基本生存。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包括全球变暖),其根源都在西方传统所固有的狭隘和短视上,狭隘和短视是西方文明的基因,也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基因。所以,要消除现代社会目前所面临的这些危机,探寻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必须将目光从西方移开,转向东方,从东方的传统经济理论中汲取灵感。

    从历史经验看,中华文明是一个研究可持续问题的绝佳案例,除了它有5000年的连续性之外,还在于这个文明所覆盖的地域足够大。持续时间长,说明这一生活方式可以在时间延续,而覆盖面积大,则说明可以在空间上扩展。

    著名的中国古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在博览中国群史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经济思维进行了令人敬服的提炼。他认为中华文明在经济思想上的精华就是均贫富,就是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看成社会的核心问题。从管子到孔子,从孟子到董仲舒都将均贫富看成大治的核心。管子认为贫富差距过大的弊端是“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太富有的人,国家和社会很难去约束他,可能会变得无法无天;而太贫穷的人,为了生存,则可能置一切礼义廉耻所不顾,同样会变得无法无天。也就说,管子认为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将会导致社会危机。孔子则称“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是明确将收入分配不均列为社会头号问题。孟子则一再强调“井田制”的重要,要恢复井田制,其要义在平均地权,达到均贫富的目的。

    关于如何面对收入分配差距这一问题,董仲舒说的最深、最透。他说“圣者见乱所由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首先,董仲舒认为没有一点贫富差距,财富绝对平等也不行。绝对平等就没有贵贱尊卑之分,社会也会失去秩序,会乱套的。其次,贫富差距不应该超过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也不行。这个度的衡量并准是什么,是在这个度下富人可以显示富贵而不至于骄横,而穷人则应该可以衣食无忧。蒙文通评价到,“贫富不废,是自由也。贫富有度是平等也。”

    在西方的经济学家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相对比可以发现,只有马克思的理论和中国传统最接近,都是将收入分配问题当成核心问题,都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将导致社会危机。这应该是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取代孔子而在中国获取神圣地位的主要原因,他们都很“患不均”。

    但是让马克思难以企及的是,中国传统的经济智慧不仅关注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衡,而且关注到了人与自然的不平衡。同样是董仲舒,提出了一套“天人感应”学说,并以此进行了社会制度的设计,将先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落到实处,扎根到中国传统社会中去。很多人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视之为封建迷信,而当今社会全球变暖的事实则证明了天人感应的的确确存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报告称,“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过去几十年全球气温的高升于人类活动有关。”这是实实在在的天人感应啊!

    说到这里,应该很明了了,收入分配问题应该是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政府应该把将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到一个合理的度上作为自身的核心工作。下面的问题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从中国的历史经验看,调节收入分配需要去抑制豪强,其两大法宝是“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消除大商家的垄断,平均地权则是消除大地主的垄断。无论节制资本还是平均地权其实质都是去创造一种机会均等的状态,让大家获取收入的权力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收入分配改革一定是一种权力的改革,禁止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其依据在于,收入分配不均的最大原因是权力分配的不均、不平等。

    同样,当今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原因也是由权力分配不均造成的,不均的权力分布造成收入机会的不均等。造成权力分配严重不均的最主要因素是行政权力参与市场经济,也即所谓的官商勾结。当前哪部分人的收入最高,一定是官商勾结利益集团。要真正压缩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需粉碎官商之间的勾结;要粉碎官商之间的勾结,必需堵死官员权力流入市场的渠道;要堵死官员权力流入市场的渠道,必需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必需实施官员财产公示。

    故收入分配改革的“七寸”在官员财产公示。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2010-04-12 11:28:20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党爱民 文章一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三大原则、两条建议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2010-4-10

    鉴于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已经决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究竟如何转变,该朝什么方向转变,转变过程中应遵循什么原则,目前仍没有一个定论。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原则。

    首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毫无疑问应当是抛弃GDP崇拜、朝着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既定方向前进,这项改革必须是为人民利益着想,让大多数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在这个大方向下,我们提出以下三点原则:

    1、汇率政策应当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为惟一目标。我们应当及时调整不合时宜的出口导向政策、调整外资优惠政策、实行划一的国民待遇,放弃追逐贸易盈余与超额外汇储备。其实,过多的贸易盈余和超额外汇储备是对我们自己没有好处的,是免费赠送本国财富,同时还损害别国利益、造成国际摩擦。不合理的汇率使得我们的国际贸易条件逐渐恶化,我们常说的“7亿条裤子换一架波音飞机”,就是揭露了这个事实。不合理的汇率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恶性竞争,进一步使得贸易条件恶化,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我们的汇率政策应当独立自主,实行单一的的目标——国际收支平衡。

    2、财政政策应当以调整收入分配为己任。目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极其严重,这是制约中国内需扩大的重要瓶颈。因此,财政政策的重点不应继续在沉迷于虚幻的GDP,而应当以调整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为己任,救济社会底层,实现共同富裕。政府财政应当尽快朝向医疗、教育、失业保障、退休福利等公共领域转移,积极扩大消费需求,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

    3、货币政策应当以实现社会各要素的充分就业为原则。关于货币政策,目前要实行改革的地方很多。首先,要转变以前货币政策仅仅以物价稳定为目标的政策,把货币政策的目标转移到实现各要素充分就业上来。就是说,只要有闲置的要素(或过剩产能),就可以多印钞票。货币政策以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潜力、实现各要素充分就业为己任。第二,让基础货币的发行与美元脱钩,转为惟一地与国内实际生产力水平相挂钩。决定货币价值基础的决定性因素是全社会的生产力,美元的多少只不过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这项改革可以保证在外部需求萎缩以后,我们仍然有能力启动国内需求。第三,改变货币供应的入口,由原来向企业注入资本货币的方式转变为向家庭或个人注入消费货币的方式,新增货币应当全部注入国民红利账户,对全民分红,提高国内消费。目前关于货币发行的各种限制都是为了防止政府多发货币,但却不能保证政府不会少发货币,更不能保证政府不会错误地投放货币。目前的状况是或许没有少发货币,但却错误地投放了货币。有资料表明,2009年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惊人的67%!这是一个严重畸形发展的经济,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本来就是投资过剩、资本泛滥成灾(表现为流动性过剩与房价上涨),却还在拼命地往市场注入资本,这是极其错误的。第四,增加基础货币供应,减少甚至大幅减少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能力(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实现),回收部分本来属于国家所有的铸币税,并把它用于社会分红。

    另外,我们还有如下两点建议:

    4、关于初次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们建议采取工人工资与企业增值相挂钩的原则,仿照增值税的方式,规定企业应当将增值的20%(目前大约为10%弱)用于发工资,同时对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设置一个恰当比例,防止管理层独吞。这项规定应当在税务部门(或工商部门、或工会)设专门的机构,监督实施。

    5、国有企业应当对全民实施分红,而不是仅仅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国有企业本来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属于全体国民的共有财产,全体公民应当享有其自身财产的收益权。落实了收益权,才算是落实了财产权,才算是落实了公有制。没有受益权,公有制是一句空话。

     目前的中国经济,在表面的繁荣背后,隐藏着重大危机,必须很下决心实施改革。我们相信,只要能够参照以上几点建议制定政策,定能化险为夷,很快就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夙愿。


 


发件人:"meidichanghong" <meidichanghong@126.com>  2010-04-22 12:10:00 +0800 收件人: "wei.zhengxiong" <wei.zhengxiong@163.com> 抄送:标题: 反映政府以"行政划拨"方式进行资产重组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破坏经济秩序、造成加速垄断的问题(欢迎转发)

反映政府以“资产划拨”方式对国企进行资产重组

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造成加速垄断的荒诞问题

——请求对国企“行政划拨”进行违宪审查

甄理

    1999年,中央政府提出“政企分开”,将原来属于政府各个部门的企业与政府机关脱钩,目的在于打破垄断,但在实践中,各地方政府以资源整合、做大做强企业为名,以行政划拨的方式将脱钩后的企业强制性地无偿划拨给地方政府所属的企业集团(特别是国有控股公司),如此的行政划拨、无偿兼并实际上加速垄断,而且,政府在所谓“资产重组”过程中基本上未经被划拨企业、以及广大职工同意,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83条,造成企业、职工利益受到侵害。

    政企分开“行政划拨”之前,尽管各个企业分别属于政府不同的工作部门,但都是享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企业,这些职工绝大部分都是国家正式职工,职工们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勤奋工作、经过几代人艰苦奋斗、勤俭持家,为企业积累了丰厚的基础。他们以企业为家,深信创造的积累会成为将来生老病死的保障。他们有权监督自己积累起来的资产如何处置,有权在政策范围内享受自己的劳动所得。但“政企分开”被地方政府以“资产重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为名、强制划拨给各地方政府所属的大型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公司(其实都是利益集团)之后,鉴于不同企业之间的经济规模、资产结构、经济效益、企业文化、发展前景等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利益集团都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如此的“行政划拨、资产重组”无异于将羊群送入虎口,必然导致被整合企业、职工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从此陷入灰暗的人生,白白浪费宝贵的年华。

    这些利益集团几乎都是按照“接收资产不要人”的思路将原职工剔除出局,于是乎,原来的国家职工被迫转制、分流、下岗、轮岗、失业、退养,成为被利益集团随意宰割的羔羊,造成很多企业和职工失去保障,国企职工被折腾到失去主人翁的尊严,所谓资产整合实质上演变为无偿兼并,原来的企业基本丧失了独立法人的地位,资产被利益集团随意挥霍和挪用,甚至作为上市募股项目谋取利益,如果无法拓展业务就出租或变卖厂房、买卖地皮、合作搞房地产获取利润,职工被利益集团以“减员增效”等所谓改革措施为名辞退,党、政、工、人、财、物等资源全部被利益集团控制,这些利益集团从经营者变成一个合法的掠夺者,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不花任何代价,完全违反市场经济法规。党政官员好大喜功,成为不公正的制造者!

    中央政府提出“政企分开”目的在于打破垄断,但在实践中,如此的行政划拨、无偿兼并实际上加速垄断,而且带来一系列法律问题:

    1、根据中央和国务院2002年6月颁布的“公开条例”规定,未经职工大会同意的决定可视为无效决定。所以,政府未经被划拨企业的职工大会同意便强制“拉郎配”,将企业划拨给利益集团、无偿兼并,是否属于侵权?

    2、根据“行政许可法”第24条、第83条的原则:政府的公有权利,无论如何委托、行政划拨,其接受委托、划拨的单位都必须是政府行政单位,但在“政企分开”之后、被委托、划拨的过程中,这些接受委托、划拨的企业集团都不是政府单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博奕者,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必然会利用非法获取的行政权力,为自身利益打压其它被划拨的企业、或转嫁危机到被整合的企业身上,那么,对于被委托、划拨的企业来说,其上级主管充当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角色,比以前政府管理,更加荒唐!更加不公平!

    如此的政企分开、资产划拨实际上更加高度垄断!更加弱肉强食!

    鉴于这种以行政划拨的方式处置国有资产在我国十分普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我们请求纠正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政府行政划拨问题(或者进行违宪审查),并对后续问题给予关注。

    利益集团(控股公司)掠夺下属企业的典型手段:

    1、控股集团涉嫌操控股价,用强制手段干扰属下被划拨企业的正常交易以及上市流通,通过左手转给右手的游戏,用行政权力强卖强买被划拨企业的项目到其控股的上市公司名下,导致其股价飙升!

    2、以资产重组为名将各个企业的优质资产、优质物业整合到利益集团、或者上市公司名下,无偿剥夺被整合企业的优质资产,导致其职工面临减薪、留守、分流、下岗、甚至破产危险之中,或者被重组到劣质企业的危险之中,如此的整合实质上是损人利己的掠夺!

    3、强行抽调被划拨企业的资金,“支援”利益集团或其控股公司的项目;或者,以行政手段迫使上述 “借款”变成“投资”,难以回收。

    4、强迫将被划拨企业的优质业务委托给利益集团以及关联机构,排挤被划拨企业。导致被划拨企业职工面临减薪、留守、分流、下岗、甚至破产危险之中,或者被重组到劣质企业的危险之中。

    5、强迫被划拨企业向利益集团、或其所属的上市公司“投资”、“消费”,获取利益。

    6、利益集团集中辖内不劳而获的优质资产,强制注资到被划拨的优质企业,取得控制权后分拆被划拨的优质企业,遣散职工。

    7、利益集团强行将旗下的劣质资产注入被划拨的优质企业,加大被划拨企业的成本。

    8、以所谓工作需要、业务整合为名,调动(或撤职、降级)被划拨企业的负责人,以利于利益集团的控制。或者派出党、政、工等负责人到被整合的企业担任领导职务,使得被划拨企业无法维权。

    9、以规范管理为名,成立所谓“财务结算中心”,无条件地无偿抽调被整合企业的资金到利益集团,而被整合的企业无法享受平等的利益分配,实际上以国家名义抢钱!

    10、完全不顾被重组企业的利益,居高临下自卖自买被整合企业的优质资产,强行转制(控股),遣散职工,最终掠夺资源,实现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

    等等等等,几乎无一例外,利益集团最终都是凭借摄取的公有权力,以代表政府管理的名义,大规模安排干部到被整合企业的核心部门,控制话语权,随意解释政策,以改革为借口,遣散职工,掠夺资源到利益集团、或上市公司圈钱谋取利益。

    这些事例说明:这些企业被政府资产重组、行政划拨之后,彻底失去主人翁地位,无法真正走向市场、权益受到损害!经济秩序完全与市场经济规则背道而驰!

    这样的“资产划拨”、“委托管理”、“资产重组”反映了体制上的漏洞: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政府“行政划拨,资产重组”是希望“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但是,为什么这家国有企业可以做大做强,另外一家国有企业就不能够做大做强呢?!“做大做强”不应该专属于某一家利益集团!如果这种“做大做强”是以集中资源、垄断经营为前提,对其他企业是排他性的,那么,它对经济生态的平衡、及其多样性的破坏,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了。因为,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不能不考虑社会综合成本、道德伦理,不能不考虑如此的做大做强与整个社会生态能否兼容?很简单的道理:做大做强仅仅是手段,不是政府追求的目的,政府应该做的是:恪守公平正义的原则,制定公平正义的经济秩序,使我们的企业通过理性的博弈健康的发展,提高国民的福祉!

    从政府的角度:资产划拨属于政府行为;说企业是国家的,政府可以随意划拨等等,但却忽视了广大职工对企业的贡献,忽视了国有企业是经过几代人无私奉献,几十年艰苦奋斗,勤俭持家才发展起来的事实。而当国家的资源受到践踏,企业被折腾得严重亏损,企业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却没有人站出来制止,因为国家不是人格实体。因而,造成了国有资产管理者(实际上是看守者)以改革为借口,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违法划拨、随意处置。出资人缺位的问题同样没有得到解决。

    从社会公众的角度,由于企业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当一个企业既是经营者,又是管理者,必然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所以无论政府如何授权,人们宁可相信政府,而不会轻易相信企业。政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将一个优质企业划拨给一个自身危机四伏、经营不善的企业,只能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政府如此使政治与经济权力集中于经营不善的企业身上,使人怀疑“官倒”是否合法化。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本来,政企分开的目的在于打破垄断,实现社会公平,但是,由于公司是以盈利,追求利润为目的,在公司之间如果没有经济关系,这种政府强制划拨的所谓强强联合,没有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企业管理模式,实质上加速垄断,更加弱肉强食,完全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更容易出问题。对于管理企业来说,它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既是经营者,又是管理者;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对于被管理的企业来说,这个既是国有资产代表者、管理者、监督者的上级,已变成了经济利益的博弈者,加上自身经营不善,就远比纯粹政府行政管理还要做成更大危害,随时可能被管理企业非法兼并,永远不能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

    从实践效果的角度,许多公司原来经过几代职工的努力以及几十年积累,是资产结构比较优良的企业,但被资产重组、资产划拨后,失去主人翁地位,经营效益大幅度下跌,从盈利到亏损、甚至职工下岗(包括留守)、企业破产!

    从政企分开的角度:党中央提出“政企分开”目的在于打破垄断,但在实践中,如此的行政划拨、无偿兼并实际上加速垄断!许多企业集团作为控股公司,是典型的党、政、经一体化,政企不分的翻牌公司,隶属于政府,其领导人由政府任命,按政府相应行政级别套级,甚至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职务,控制了话语权,随意解释政策,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加上利用上市公司到股市圈钱,与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实际上官商混合,不是真正按市场经济规律操作。所以,政府如此将众多的企业以资产划拨名义委托给利益集团或者控股公司经营、管理,所谓政企分开成了空话,几乎所有的企业集团背后都有政府高官的背景,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利益集团、控股公司实际上成为“二政府”!

    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利益集团为何没有实行“政企分开”?所以,如此资产划拨、无偿兼并,如果不按市场经济规则,没有以资本为纽带,又没有严格的规范约束,必然存在很多敝端。

    我们许多优秀企业,就是被政府强制拉郎配搞坏。目前的国有企业集团几乎都是控股公司,这些利益集团相当大部分不是自身发展起来的,而是依靠政府投资、或者违规的行政整合并凑起来的,它们一旦上市,就成为政府得到资本资源的通道,它们为政府圈钱,为地方政府争得荣耀、获取政绩,因此,为了争取有更多的企业上市(甚至,个别地方可以帮助准备上市的企业做假账、搞假税收入库,甚至财政直接调拨资金给企业等。这样的圈钱行为,能给股市带来什么好处呢?又如何能不让股市充满泡沫、充满危机呢?),地方政府可谓是赤膊上阵,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这些利益集团,并将许多优秀企业强制性的与之合并,把本已稀缺的优质资产注入去填窟窿,消耗掉优秀资产后,又剥离出体外,然后破产。我们许多优质企业就是被政府强制拉郎配搞坏,导致社会失去公平。

    同样,几乎每个利益集团都安排若干地方党政高官的亲属担任企业高管,而且,这些高官亲属中的个别人还是非正常地入职、晋升。实质上就是利用企业人事任免相对比较宽松的机会,滥用公权力以安排工作为名公款行贿、权钱交易!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政企分开之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种行政划拨行为在我国非常普遍,导致许多企业被政府打着资产重组、做大做强的旗号、在欠缺公平的情况下被非法兼并、职工被迫下岗(或者留守),企业亏损。

    政府应该提供社会安全的公共产品,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还有什么比这种由政府本身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更可怕的呢?所以,我们要求:各级政府重新审视政企分开之后的资产划拨问题,因为,每个企业的权利都需得到政府平等的对待和保障,法律也应该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只能以资本为纽带,如果政府个别官员以自己的主观意志考虑,人为地在各个企业之间,主观地设定这个企业重要,应特别照顾,另一个企业不那么重要,可以暂时牺牲一下,人为地在各个企业之间制造矛盾,这根本不是市场经济,更不是改革!如此荒唐的“改革”严重违反法律精神,违反市场经济的规则,实际上加速垄断,使政府行为引起争议,从而使公众对政府的公正性引起怀疑!所以,必须纯洁政府的行政权力,真正地依法办事,发挥职工的积极性,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改革。否则,我们就无资格称作负责的政府!

    这些问题再次印证了政府“行政划拨”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83条的原则,反映了如此资产重组的漏洞:政企分开、资产划拨之后,广大职工脱离政府管辖,被划拨到这些政企不分的利益集团,更加难以维权,因为:政企分开之后,各级政府都以不能干预企业为名推卸责任!

    这些问题再次印证了政府“行政划拨”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83条的原则,反映了如此资产重组的漏洞:政企分开、资产划拨之后,广大职工脱离政府管辖,被划拨到这些政企不分的利益集团,更加难以维权,因为:政企分开之后,各级政府都以不能干预企业为名推卸责任!

    甚至,唯一最有权威震慑这些利益集团的国资委,其职能仅对国有资产负责,保障职工权益并不是其主要职能,所以对职工维权问题也爱莫能助;个别国资委甚至与利益集团同流 合污!各级总工会不是权力行政机关,更不能越权直接干预;所谓政府管辖的国有企业,由于其追求利润的功利性、排他性,这些企业工会必然受制于资方。

    我们如何伸张权益?!到哪里伸张自身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我们请求对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政府行政划拨问题进行审查,纠正这种资产划拨行为 !我们提出解决方案:

    1、政企分开之后,对脱离原政府管理部门的企业,由国资委代表政府对企业板块、按资产规模的大小进行分类、归口,由国资委按照国家法规亲自管理。

    2、由国资委主导,抽调“被整合企业”的职工骨干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这些政企分离之后被重组的企业,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交通资产管理公司、建设资产管理公司、纺织资产管理公司、轻工资产管理公司、医药资产管理公司、文教卫生体育资产管理公司、港澳台华侨外事资产管理公司等等,将政企分开之后被违规兼并的公司从利益集团剥离出去,由国资委下属的管理公司管理。甚至请原来的主管单位担任“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或者监事,强化社会监管力度。“管理公司”负责这些被整合企业的监管、政策性引导,不参与经营活动,由国资委直接领导。

    3、由国资委主导,根据企业属性,引导原属于不同部门的企业,以资本为纽带,通过企业之间谈判协商进行重组(前提:禁止利益集团参与重组,否则就演变成利益集团自卖自买的丑剧;所有协商必须有职工代表参与,最终必须经过职工大会表决通过)。彻底斩断利益集团的垄断、掠夺!

    党中央提出实践科学发展观、落实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确保公平与正义,我们希望,深入对这种行政划拨现象进行探讨,纠正错误,完善我们的改革措施,使我们的改革少走弯路,让国家和人民共同进步!

 

 

发件人:"liymbj9206" <liymbj9206@126.com> 2010-04-14 18:48:32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胡星斗"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胡星斗2"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胡振良" <huzl@ccps.gov.cn>, "黄浩涛" <huanght@cass.org.cn>, "黄纪苏" <huangjs@cass.org.cn>, "季正矩" <jizhengju@sina.com>, "纪坡民" <jpm1245@126.com>, "理论局研究处" <yanjiuchu2008@126.com>, "李树桥" <lishuqiao0302@sina.com>, "李泳炎" <wh@zhglnb.com.cn>, "李志仁" <lizhiren1978@yahoo.cn>, "刘永佶" <cherry97111@sina.com>, "刘蕴豪" <xianlaiguanqi@126.com>, "卢之超" <lzhic@sina.com>, "毛旗网" <maoflag@maoflag.net>, "沈宗武" <shenfuli@sina.com>, "时迈" <shimaishimai@yahoo.cn>, "宋朝龙" <songchaolong@163.com>, "孙惠军" <sunhuijun8881@sohu.com>, "孙惠军2" <sunhuijun8881@163.com>, "孙立平" <slping@pku.edu.cn>, "王炼利" <lianli1208@163.com>, "王锐生" <ruisheng11@sina.com>, "王小强2" <wangxiaoq@vip.sina.com>, "杨帆" <yangfanking@vip.sina.com>, "袁塞风" <gxiaohong@hotmail.com>, "张宏良" <tianyang001@sina.com>, "智效和" <zhixh@sohu.com>, "奚广庆" <cmxgq330@hotmail.com>, "周孝正" <zhouxiaozheng@vip.sohu.net>, "仲大军" <zdjun@263.net>, "赵剑英" <zjy@cass.org.cn> 抄送: 标题: 转发

世界工资研究

刘植荣

2010-02-10

    我考察了世界最富的欧洲,那里与从课本上所了解的资本主义判若两个社会——国家财富惠及每个百姓,低收入群体享受数百种福利,有的城市公交免费,政府为市民免费提供自行车,百姓不再为生老病死担忧。我也考察了世界最穷的非洲,那里与我想象的原始与野蛮判若两个社会——有32个国家的最低收入超过中国,一些国家虽然贫穷,但人民却也安居乐业。

    我更了解社会主义中国——这些年来,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中国目前存在的严重分配不公带来诸如暴力、偷盗抢劫、自杀、绑架等许多社会问题,由于百姓的收入过低,导致国民购买力不足,难以使经济持久繁荣。我注意到,一些官员到国外考察,回来只讲外国公务员工资如何之高、福利如何之好,只字不提外国百姓的工资是中国的40倍、外国百姓的福利比公务员多得多。中国官员忙着让自己的工资与国际接轨,把百姓的工资远远甩在了后面。

    于是,我系统研究了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含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3个地区,欠梵蒂冈、巴勒斯坦、吉布提、埃及、赤道几内亚、斐济、几内亚、朝鲜、马其顿、莫桑比克、瑙鲁、卡塔尔、索马里、锡金和列支敦士登15个国家)的工资制度,其目的是让人民了解真相,供决策者参考。

    为了便于网络转播,本文省略注解和研究分析过程及图表。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银行、非洲银行、国际劳联、欧盟、经合组织、各国统计局及劳工部,引用数据除注明外均为最新数据。为了便于比较,货币均换算成人民币元。

一、最低工资标准与最低年收入

    世界多数国家用法律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并根据经济状况定期或不定期调整。在规定最低工资的国家中,60%的国家只规定一个标准,40%的国家对不同工种规定不同最低工资标准,为了便于比较,在有不同的最低工资时,本文只采用最低的数据。

    1.规定最低月工资。这样的国家最多,如:卢森堡16420元/月,冰岛14993元/月,比利时14407元/月,荷兰13820元/月,奥地利10000元/月,安道尔8979元/月,塞浦路斯7890元/月,希腊7400元/月,西班牙 7280元/月,以色列6853元/月(或平均工资的47.5%),马耳他6300元/月,斯洛文尼亚5890元/月,葡萄牙5250元/月,捷克 3060元/月,斯洛伐克2960元/月,土耳其2860元/月,波兰2810元/月,爱沙尼亚2780元/月,匈牙利2700元/月,拉托维亚2540 元/月,立陶宛2320元/月,智利2310元/月,阿根廷2232元/月,俄罗斯1921元/月,巴西1790元/月,罗马尼亚1530元/月,伊朗 1518元/月,阿尔及利亚1500元/月,秘鲁1298元/月,保加利亚1230元/月,加蓬1200元/月,科威特960元/月,刚果810元/月, 巴基斯坦486元/月,利比里亚442元/月,喀麦隆424元/月,柬埔寨392元/月,越南320元/月。

    2.规定最低小时工资。这样的国家有德国81.5元/小时(西部)和65.8元/小时(东部),新西兰60.80元/小时,日本60.29元/小时,加拿大54.45元/小时,美国50.75元/小时,韩国24元/小时,马绍尔14元/小时。

    3.同时规定最低小时工资或日工资以及最低月工资或最低周工资。这样的国家有摩纳哥92.61元/小时或14046元/月,法国88.20元/小时或13377元/月,爱尔兰86.5元/小时或14620元/月,安道尔是71.80元 /小时或8979元/月,英国64.66元/小时或10100元/月,澳大利亚87.29元/小时或3317元/周,荷兰646元/日或3228元/周或 13986元/月。

    4.规定最低工资的同时规定强制性奖金。有几个国家除了法律规定最低工资外,还强制支付年终奖金和生活津贴,如马耳他1424元/周+2703元年终奖+2420元年生活津贴。

    5.法律不规定最低工资,由劳资双方协议规定。一些工会组织较好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经过多年的斗争,整体工资水平较高,国家无需再用法律的形式规定最低工资,工资标准通过劳动合同的方式规定,但有个公认的标准,如:瑞典22700元/月,瑞士 20838元/月(非熟练工)和26374元/月(熟练工),奥地利11667元/月。

    6.由于各国政府对领最低工资的人给予减免税和多种福利,这样,领取最低工资的人的年收入实际要高出工资很多,因此,分析各国领取最低工资者的年收入能更准确地反映其收入情况。

    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最低收入平均为41535元,排在前20名的国家除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外,都集中在欧洲。这些国家是(从高到低)挪威339132元/年,芬兰240000元/年,瑞典223200元/年,冰岛208396 元/年,爱尔兰185353元/年,摩纳哥168550元/年,丹麦158991元/年,德国142128元/年,卢森堡141379元/年,荷兰 134421元/年,澳大利亚133203元/年,比利时131992元/年,法国122941元/年,新西兰117117元/年,加拿大113638元 /年,圣马力诺111097元/年,意大利110265元/年,瑞士108577元/年,安道尔107748元/年,美国105560元/年。

    中国最低年收入为6120元,不到世界平均值的15%,排在158位,倒数第26位,最低收入排名在中国之后的25个国家有14个在非洲,8个在亚洲,大洋洲、美国和欧洲各有一个国家。

二、衡量最低工资的三个指标

    衡量最低工资的指标有3个,第一个是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率,用于解释国家劳动力的价值;第二个是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率,用于解释分配公平情况;第三个是最低工资的增长率,用于解释国家对低收入群体的关注情况。

    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世界平均为58%,中国比较熟悉的国家的数据是:埃塞俄比亚 127%,刚果金125%,阿富汗113%,巴基斯坦110%,印度106%,芬兰66%,尼日利亚66%,摩洛哥64%,喀麦隆63%,新西兰62%, 瑞典61%,丹麦61%,孟加拉61%,古巴60%,伊朗59%,菲律宾59%,蒙古56%,比利时52%,澳大利亚51%,法国51%,德国45%,希 腊44%,挪威43%,葡萄牙42%,加拿大41%,意大利40%,韩国37%,瑞士36%,美国32%,日本32%,英国28%。中国是25%,世界排 第158位。值得注意的是,有25个国家(多数是非洲国家)是高债务国,其最低工资超过人均GDP。

    世界各国平均工资数据不全,本报告采用经合组织的数据。经合组织24国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 比值平均为50%,由高到低排名为:瑞士83%,瑞典76%,芬兰73%,挪威71%,爱尔兰60%,丹麦58%,德国58%,意大利54%,波兰 52%,葡萄牙51%,希腊50%,法国49%,比利时46%,澳大利亚45%,荷兰45%,西班牙45%,卢森堡41%,韩国37%,澳大利亚36%, 捷克36%,日本35%,英国30%,美国30%,匈牙利29%。24国平均工资占人均GDP的81%,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是41%。

    中国平均工资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

    发展中国家平均工资占人均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一般在110%左右。

    在2001至2007年间,最低工资年增长率(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发达国家为3.8%,发展中国家为 6.5%,世界平均为5.7%。在1995年至2007年间,世界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平均工资增加0.75个百分点。

三、社会财富分配与贫富差距

    财富分配主要考察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状况,也就是社会财富的流向,用占社会总收入的百分比来表达。本节对有数据(2005年数据)的134个国家进行分析。

    世界最富的20%的群体收入平均占社会总收入的47%,这个比率越低,贫富差距越小,社会越和谐。比率最低的20个国家是(从低到高):阿塞拜疆30%,斯洛伐克35%,日本36%,丹麦36%,捷克36%,瑞典37%,白俄罗斯37%,芬兰 37%,德国37%,挪威37%,乌克兰37%,韩国38%,克罗地亚38%,奥地利38%,保加利亚38%,塞尔维亚38%,匈牙利39%,荷兰 39%,埃塞俄比亚39,斯洛文尼亚39%。超过47%的国家绝大多数是非洲和南美洲国家。所有工业化国家这一数值均低于世界平均值,没有列进上述20个 国家的工业化国家是:加拿大40%,法国40%,澳大利亚41%,瑞士41%,比利时41%,希腊42%,爱尔兰42%,意大利42%,西班牙42%,新 西兰44%,英国44%,俄罗斯44%,美国46%,葡萄牙46%。中国为48%,高于世界平均值一个百分点,在134个国家中排第81位。

    世界最穷的20%的群体收入平均占社会总收入的6%,这个比率越高,贫富差距越小,社会越和谐。最高的20个国家是(由高到低)阿塞拜疆13%,日本11%,捷克10%,芬兰10%,挪威10%,孟加拉9%,埃塞俄比亚9%,瑞典9%,巴基斯坦 9%,乌克兰9%,埃及9%,布隆迪9%,斯洛伐克9%,白俄罗斯9%,克罗地亚9%,保加利亚9%,奥地利9%,亚美尼亚9%,德国9%,比利时9%。低于6%的国家绝大多数是非洲和南美洲国家。中国为5.7%,低于世界平均值0.3个百分点,在134个国家中排第88位。西方工业化国家除美国外都高于中国,美国为5.4%。

    中国财政部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世界这一数值是31.7%;最低收入10%的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1.4%,世界这一数值是2.5%。最富的10%占社会财富超过45%的国家只有4个国家,即哥伦比亚45.9%,海地47.8%,博茨瓦纳51%和纳米比亚65%;最穷的10%占社会财富低于1.4%的只有17个国家,即纳米比亚1.3%,危地马 拉1.3%,南非1.3%,博茨瓦纳1.3%,阿根廷1.2%,厄瓜多尔1.2%,巴拉圭1.1%,巴西1.1%,萨尔瓦多1%,莱索托1%,海地 0.9%,巴拿马0.8%,哥伦比亚0.8%,洪都拉斯0.7%,安哥拉0.6%,纳米比亚0.6%,玻利维亚0.5%。以上数字表明,如果只考察城市收入状况,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

    世界用吉尼系数来描述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吉尼系数在0.2以下叫高度平等社会,在0.2到0.4之间叫低度不平等社会,在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社会。

    2005年,世界134个国家吉尼系数平均为0.40,中国为0.42,在134个国家中排名第83位,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吉尼系数均低与中国,丹麦0.25,日本0.25,瑞典0.25,挪威0.26,芬兰0.27,德国0.28,奥地利 0.29,荷兰0.31,韩国0.32,加拿大0.33,法国0.33,比利时0.33,瑞士0.34,爱尔兰0.34,希腊0.34,西班牙0.35, 澳大利亚0.35,英国0.36,意大利0.36,美国0.41。排在中国后面的51个国家多数是非洲和南美国家。

    2007年,世界平均家庭消费占人均GDP的61%,中国这一数字为34%,约是世界水平的一半。

    世界通常把日生活支出1.25美元划为赤贫线,2 美元划为贫困线,2005年,中国在赤贫线及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在贫困线及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9%。中国在世界属于贫穷国家。

五、世界工资研究结论

    通过对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工资制度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

    1.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58%。建立科学的工资制度,其基础是确定合适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的参照系是人均GDP,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58%。最低工资一旦确定,自然就形成了全国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平均工资一般是最低工资的2倍。最低工资须每年调整,调整幅度参照GDP的增幅或消费者物价指数。法国最低工资从2001年 8月的66.7元/小时调整到2009年7月的88.20元/小时,平均每年增长4.03%。(注:法国工时从2005年6月由每月169小时调整为 151.67小时。)相比之下,法国公务员的工资增长缓慢,巴黎公务员的最低工资从2001年8月的11650元/月增长到2009年12月的13870 元/月,平均每年增长2.38%。中级公务员平均总收入从1992年1月到2009年12月,平均每年增长1.52%.

    2.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2倍。可对比性工资制度被世界多数国家所采纳,尤其是工业化国家,任何人的工资都有可比性:与人均GDP比,与最低工资比,与平均工资比。世界各国(中国除外)都为所有吃皇粮的公职人员依市场机制制定统一标准的工资制度,实行同工同酬,白领和蓝领工资差别不可过大,公务员工资不得超过私营企业工资。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无权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必须经过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公务员工资标准参照私企,且不得高于同类地区私企同等职别职工工资;公务员工资每年的微调增幅不得超过工资成本指数,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必须小于私企;公务员的任何工资变动必须报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并进行公示,公示在先,加薪在后;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透明,并且所有公民随时可以查阅公务员的工资标准。

    世界多数国家的工资制度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劳动强度大和劳动环境恶劣工种的工资明显高于空调办公室里公务员的工资,如2009年新加坡公务员工资为235475元/年,而工资水平排在第100位的筑路打桩工的工资为286848元/年,公务员工资不如修路工人高。

    3.各级别公务员工资差距不超过60%。世界各国(中国除外)公务员工资的职级差别很小,一般在60%左右。如2003年法国公务员 平均月工资为24600元/月,扣除各种摊派和税款,拿到手的净工资为20720元/月。高级公务员净工资24620元/月,中级公务员净工资17535 元/月,普通公务员净工资15504元/月,最高阶层工资比最低阶层工资高出59%。公务员不同行业的工资也基本平衡,如挪威,工资最高是的外交官,工资最低的是军人,最高工资比最低工资仅高出20%。

    4.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为70%。世界各国(中国除外)各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一般不超过一倍。挪威2008年各行业工资为:石油矿业60817元/月,金融证券55779元/月,电力47687元/月,房地产44421元/月,国立医院41308元 /月,社会个体经营41182元/月,中央政府开支的公职人员41078元/月,国立学校职员40976元/月,交通运输40514元/月,制造业 39393元/月,私营学校39294元/月,渔业38843元/月,建筑业38273/月,批发零售37096元/月,地方公务员35272元/月,保 健和社会服务34098元/月,旅馆餐饮28261元/月,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为115%。瑞典2008年各行业工资为:科研30400元/月,房地 30400元/月,教育30300元/月(基础教育24400元/月,高等教育30500元/月),建筑工业29400元/月,政府机关和军警28900 元/月,金融保险27100元/月,管理服务26300元/月,文化娱乐26100元/月,医疗保健25200元/月,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仅为21%。

    5.企业高管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2倍。世界各国由政府注资的企业高管工资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其工资标准与高级公务员基本持平。挪威2008年全国平均工资为40047元/月,总经理和总执行官63353元/月,技术专家54847元/月,技术员 46723元/月,职员33971元/月,销售等服务人员31567元/月,贸易工人35397元/月,车间工人34824元/月,徒工30054元 /月,企业老总工资仅是徒工的2倍。法国国企高管的工资限制很严,每年财政部给企业一个工资总额,且亏损企业的工资总额不得增加,然后企业高管拿着财政部给的工资总额再与工会谈判工资,因为这一切都是透明的,高管克扣工资可能性是零,甚至为了妥协,还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贴补工人。法国对公用性、垄断性公司高管的工资水平直接参考公务员体系而不考虑市场因素。国有企业是人民的,因此董事长必须是公务员,由总理任命,执行公务员工资标准。总经理由董事会招聘,工资标准由财政部确定,没有浮动部分,也不实行年薪制。财政部的公务员不能到曾管辖过的国企任职。

    6.学历对工资影响有限。学历对工资高低影响有限,最高学历工资仅高出最低学历工资70%。如2008年,挪威各学历段平均月工资为:持初等文凭的职工32760元/月,持中等文凭的职工38610元/月,持大学文凭的职工45630元/月,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职工 56160元/月,最高学历工资与最低学历工资比值为1.7。

    7.年龄对工资影响很小。一般年龄越大,工资越高,但这种差别并不明显。如2008年瑞典领取低工资的年龄段在18—24岁间,该年龄段的工资为22000元/月,领取高工资的年龄段在60—64岁间,该年龄段的工资为32000元/月。高年龄段的工资仅高出低年龄段工资45%。

六、中国工资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

    中国工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工资制度,特别是国家公务员工资,每次都没经过人民的同意悄悄涨薪,而且幅度是GDP增幅的2倍,这在世界绝无仅有,因为公务员是人民的雇员,公务员工资必须经过人民批准才合法。一些国有垄断企业的工资高出最低工资几十倍上百倍,使人民财富大量流失到少数人手中,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

    1.工资统计必须覆盖所有从业人员

    国家统计局每年只统计吃皇粮的工资,工资统计覆盖面还不到从业人员的15%,这绝对真是“中国特色”。每年公布全国平均工资,百姓为自己的工资“被增长”而愤怒,这样统计只能误导政策制定者制定不得人心的政策。

    世界除战乱国家外,几乎都把所有从业人员纳入工资统计范围,包括保姆、发廊理发员、饭馆洗菜工、服务员、自由职业者、农业季节性工人等。道理很简单,任何劳动者都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不把他们统计进去那就是对他们的漠视,就相当于国家把他们抛弃,抛弃了衣食父母是忘本的不道德的行为。

    统计是制定政策的指针,国家统计局的工资统计必须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的所有劳动并获得报酬的人员的工资,这样才能获得真实的数据。否则,如果只统计吃皇粮的工资,中国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动荡,和谐社会只能是句口号,人民绝对不满意。

    2.国家法定最低工资应提高到1177元/月

    我们以2008年人均GDP排名第11位的河北省作样本(人均GDP19363元)。 2008年河北省最低工资分为680元/月、620元/月、560元/月和510元/月,本报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致,取最低值,即510元/月或 6120元/年,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58位,甚至有32个非洲国家的最低工资高于中国。中国吃皇粮的工资2008年涨幅高达17.2%,几乎是GDP增幅的2倍,天津等省市的最低工资9年来没作调整,有的地区虽然调整了最低工资,但其增幅也大大低于公务员增薪幅度。

    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我们的最低工资却排在第158位,最低工资标准显然与经济发展不相称,人民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可他们却没有因此受益。

    世界多数国家的工资占企业成本的50%,中国还不到10%。由于85%的从业人员的工资过低,并且多年不作调整,使中国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资本回报比重却逐年上升。最低工资过低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世界最低工资平均是人均GDP的58%,目前中国的最低工资只是人均GDP的25%,不及世界标准的一半。所以,中国工资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把最低工资调整到世界平均水平,即人均GDP的58%。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566美元,即 24356人民币元,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应为14126元/年或1177元/月。这是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制定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但不得低于国家法定最低工资。

    科学、合理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最低工资一旦确定,全国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就自然形成,因为企业都倾向于用最低工资雇工。研究显示,平均工资是最低工资的2倍,也就是说,中国所有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会在2354元/月左右波动。

    3.建立可比性公务员工资制度和利益回避制度

    工资高低是相对的,对比出来的,也就是说,任何工资制度的建立必须首先确定参照系,那就是人均GDP、最低工资和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世界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大致等于人均GDP,与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持平,是最低工资的2倍。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公务员平均工资是33869元/年,约是最低工资的6倍,这样对比可以说中国公务员工资是世界上最高的。因为世界多数国家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2倍。所以,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公务员工资标准应是这样的:如果按中国现在最低工资510元/月的标准,那公务员工资应为1020元/月;如果把最低工资定在合理的1177元/月,那公务员工资应是2354元/月。如果官员们不接受前一个标准,那他们就该认真考虑考虑百姓的工资了。

    国家要制定工资法,该法律必须体现公务员与私营企业以及公务员内部同工同酬的原则,公务员工资紧盯私营企业并不得高于私营企业。参照工业化国家的先进工资管理经验,工资标准用工资基数确定下来,按照总理正副职、部级正副职、司级正副职、处级正副职、科级正副职、科员、办事员12级,每级10档共120个工资级别确定工资基数,级档标准可以交叉,工资基数固定,每年根据统计局的物价指数进行微调。工资制度一定要透明,任何公民可以查验任何公务员的工资标准。
    在制定工资标准时,必须遵守利益回避制度,公务员给自己加薪为非法,任何工资标准的变动,必须经过人大通过方可生效。

    4.公有制企业工资标准参照公务员工资

    中国政府注资企业各行业间工资差别悬殊,这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根据2009年5月5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在14家上市银行中,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的人均薪酬最高,各为45.62万元/年、39.82万元/年和34.61万元 /年,人均薪酬最少的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分别为13.04万元/年、14.79万元/年和15.36万元/年。中国建筑、餐饮、编织等行业的工资约在1万元/年左右,中国行业之间工资差达到了3000%,是世界平均值的43倍!

    国有企业职工原则上也属于公务员的范畴,因为国有资产属于全国人民所有,人民雇用一些人经营这些企业,这和政府机关公务员的性质是一样的。在国外,凡受人民之托为人民办事的人都属于公务员的范畴。所以,公有制企业工资标准必须参照公务员工资,不能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发天价工资,变相窃取人民财富。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现在央企高管年薪定得并不高,平均薪酬也就是60万元人民币左右。”这就是中国的问题,官员总认为自己的工资并不高,可这60万是普通百姓一辈子也挣不来的呀。

    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值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值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值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 3000%,世界平均为70%。这些数据就是警示,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了。

    社会主义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拉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没有拉出的贫富差距,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火车轨道是平行的,一条是权贵,另一条是百姓;工资要与国际接轨必须将两条铁轨平行着一起接,不能把权贵的轨接了上去,把百姓的轨留在原地,这样,中国列车就无法前进。

    现在是政府痛下决心参照国际惯例理顺工资关系的时候了,该降的降,该涨的涨,让人民满意,让人民高兴,让社会和谐,否则,人民的忍耐是有底线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必将会因此蒙受不可挽回的损失。

 

 

胡耀邦与中国民情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2010年5月

    昨天,是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1周年。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代表了什么?

    胡是属于被海内外很多人——既包括华人,也包括非华人——所纪念、尊重、乃至感激的中国领导人之一,因为他身上有一些非常罕见的素质。我觉得,胡身上特有的素质,可以归纳为两点,若用中国的当下的政治术语来套,可以称为胡耀邦的“两个代表”。大家马上就会明白,我这说法是套用了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三个代表”。我本人对“三个代表”的提法基本上是赞同的。遗憾的是,“三个代表”在中国,多半留在纸面,在现实中太少。

    我为什么把胡耀邦身上特有的素质称之为“两个代表”?我觉得第一,他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或者说代表了一种更高的政治文明。这个比较级的“更”,是指与中国当代的政治现实相比,与人们在绝大部分时间所能观察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行为相比,胡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他的第二个代表,在我看来,是代表了一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施政的理想主义。下面,我会以我的观察,还包括我自己多年前在中国国内的亲身经验,来解释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胡身上的这“两个代表”。

    胡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我指的是,1949年以后至少到197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主流一直是以某种原则、某种方向来界定。对这种取向和原则概括得最精炼的是林彪。他于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中提到:“什么叫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中共中央批示》——有权力批发中央二把手讲话的,只有中央一把手——在向全党转发林彪讲话时强调,“这篇讲话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是活学活用的典范。”

    林彪的这句名言,充满高度的智商和政治敏感。他对身边几十年政治斗争的观察,对毛“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全面专政”的理论,以及在实践中靠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为主题的中国当代政治,做了一个实事求是、简明扼要的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前一半在毛领导下,全国就是持续的政治斗争的血泪战场。每一波斗争所打击镇压的对象,有交叉也有不同。开始时,是打击和镇压所谓“老的阶级敌人”。等到一波波的斗争把各种“老的阶级敌人”都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这部“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机器,就需要发明创造新的打击镇压对象,才能够继续运转下去。

    所以“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这部机器,在毛近30年领导的时间里,差不多把中国社会所有的阶层,包括统治集团自身的一部分,都一批又一批的用精巧的和残酷的方式——有时是这两种方式的交替,有时是两种方式的完美结合,给打击和镇压下去了。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担任过中共中央几个重要职务的胡耀邦,在其中一个职务上的作为,被当时和以后很多人最感激的,是他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期的平反冤案。

    这段历史,前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有具体的描述。胡在那几年所做的事情概括起来,就是力图把1949年到毛去世为止,不断把“阶级敌人”单子拉得越来越长、扩得越来越广的残酷过程,停下来。不但要停止,而且要尽可能裁减“阶级敌人”的单子。

    胡耀邦在毛之后所做的事,其实在这之前有过一次预演,那就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他被邓小平等派去做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短短二百天之内的事。最近,出了一本当年陕西省委秘书处负责人、现已去世的林牧的回忆录。书中记录了胡在陕西主政时所想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有些是提出来了,还没来得及做,有些是尽他的一切力量在做。

    胡耀邦提议的最重要的工作中的前三件,是要扭转在“四清运动”中的镇压势头及其后果——该运动由刘少奇主持,整了不少人。在整别人的时候,刘理直气壮;两年之后,当刘本人也成为镇压机器对象的时候,他才知道“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种政治过程的可怕。胡耀邦在陕西工作的前三件要紧问题是:第一,抓人捕人太多;第二,“双开”太多,就是开除人家的党籍和公职;第三,夺权斗争过程中打击面太广。

    胡做的这个“善政”,在当时就遇到很大压力。其中,最有力的反对他这么做,是他的顶头上司,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严格讲起来,胡1964年底到1965 年初在陕西的两百天,真正工作的只有一百天,还有一百天是被批判、被整。刘是组织批判和整他的主要幕后推手之一。而若干年后,刘澜涛则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被划成“61人叛徒集团”的主要成员,受了很多折磨。而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在胡耀邦主持中组部时期,他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冒着那么大的政治风险,推动平反的大案中,“61人叛徒集团”是最重要的案件之一。胡不但没有像很多中共干部那样,借机报复刘澜涛——那是在党内斗争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惯例——他不但没有那么做,还花大力气为刘等人平反,在经济上对他们家人予以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我真切的感到,胡耀邦身上代表了一种更高的政治文明。这个更文明的政治,就是尽可能的不让政权有太多的镇压功能,就是尽可能的终止发明和制造“新的阶级敌人”的荒谬进程,就是尽可能的对被镇压机器无辜伤害的人进行更正和关照。

    1949年后,中国的官员从上到下,在开始的时候,大多数都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主动或被动的操作者,不到自己也成为牺牲品的那天,从来不叫冤枉。只有极少数高干,才敢于冒着被这架机器碾碎的风险,尽早来阻挡这一残酷的进程。胡耀邦是这少数人中突出的一位。等到他仅有的两次,来主持党政大事的时候(他当共青团第一书记不算,共青团是配角),他就显得与芸芸众官非常不一样。第一次就是在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位子上的那二百天,一百天是扭转了别人挨批受整的错误,一百天是为此而自己挨批受整。第二次的平台更高了,1970年代末开始在他所担任的一系列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上,他的“善政”就是要把毛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专政为首要功能的政治机器尽可能的予以限制和扭转。最后,在1986年底的那次学潮关头,他作为总书记,拒绝发挥“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功能,而力求以法制、理性和宽容的方式来解决矛盾,为此他自己成为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对象。

    胡耀邦身上的第二个代表,就是代表了以民为本的施政理想主义。这又可以从他成为党政主要负责人的两个阶段来看。一个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在陕西,那时中国经济刚从三年大饥荒中喘过气来,而在很多地方毛的经济思想及其后果还继续发威。毛的经济思想,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成为不断加码、任意抬高指标的经济机器的原料。陕西虽然饿死人没有安徽、四川、甘肃多,但也受到重创。胡到陕西以后,除了对过激政策的修正,如前述“头三项”工作,剩下的多是以民生为本。比如,他请示国务院,把1965年陕西的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到14亿斤。他的理由是,把征购目标退下来,让农民休养生息,缓过气来,今后他们会给国家做出更大贡献。这对陕西省从大饥荒下恢复过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所以在他被刘澜涛批斗时,下去视察工作的叶剑英有一句话,说“ 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这个“肥了”就是农民的收成好了,经济有了恢复。

    胡“以民为本”的施政理想主义,在他做了中共总书记、有了更高的平台以后,就力图在全国推行。在这一点上,我有一个与很多人观点不同的观察,我确实看到,在中共队伍中,有一批人是真有理想主义的。越往以前看,理想主义者越多;越往后来看,功利主义越主导。在这个从理想到功利的转化上,最早指出这种趋势的——当然不是对中国而言,而是从革命的整体趋势来讲,是德国的一位大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18年,俄国革命正处于进行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刚拿下政权,韦伯就明确指出——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洞察力——任何一种大革命在它的初期,当然会提出很多的理想主义来宣传鼓动、争取支持。革命成功以后,你不能老是指望这些革命者、组织了革命的团体,还会把理想主义放在第一位,那是不可能的。韦伯指出,理想主义很快就会转向功利主义,因为参与革命的大部分人就是要得到好处。就像在古罗马时代,你要让军团征战的话,理想主义的口号是传播罗马文明、为罗马争取荣誉。越往以后,鼓动罗马军团的动力就是,你打下另一个城市、另一个王国,你就征服了另外一块土地,你就能得到多少黄金、多少实际好处。所以韦伯就说,布尔什维克革命也不会是例外。如果他们稳固了政权、掌握了行政机关,他们将会越来越把为自己谋得实际功利作为最重要的激励机制(incentive)。

    韦伯的这个洞察,当然也适用中国革命。在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许多理想主义者,而后来他们越来越成为次要力量,理想主义越来越被荣华富贵的动机取代。但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却从来没有消失,尽管越来越少,而胡耀邦是越来越少的理想主义者中一个坚定的“不悔者”。他不像他的那些同事们,从一无所有的造反者变成领导人、手握国家机器大权,到了这个时候,就变成主要为自己和全家谋利。他还保留着早年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时,那种为普通中国老百姓、尤其是最穷苦的人谋利益,使他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能够当上自己命运主人的理想,他没有淡忘,更没有背叛。在这一点上,胡在总书记的位子上,从他触及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认真推动对腐败和特权的制约,发起“人道主义”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的政策讨论,从他触及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问题,每一桩他所经手处理的富有争议的大事上,都体现出来他心中所信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是为更多的人带来公正,给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更多的利益、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参与。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理想,他同身边的那些手握重权的功利主义者无法和谐、相安无事。胡耀邦很得意的一件事,是他1984年春在贵州首次提出“富民政策 ”,人民日报3月29日据此发表重要评论《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而1987年1月中旬对胡进行大批判的“中央生活会”上,邓力群指责胡的富民政策违反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在毛主义者眼里,富民是多么的有罪!

    胡1987年初的被撤职,是中国执政党里的理想主义之重挫。他逝世引发的政治悲剧,不仅标志着具体个人的政治生命的完结,比如赵紫阳,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它几乎是终止了中国执政党领导层中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的核心就是:掌权以后,仍然信守早期投身革命时的价值目标,也就是“与民之约”——要为建立一个富民、公正、民主、自由的社会而努力。当然,这其中有乌托邦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合理的普世价值成份。

    那场政治悲剧距今已经整整20年了,它所中止的理想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了。尤其是在权力圈子中,相信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把攫取实际功利作为唯一的激励机制。这样的唯利驱动,在过去二十年中,渗透到国家机器的每一部门,进而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领域。

    今天在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时候,为数不多的人还抱有真诚希望,在中国执政党、中国的体制内,能够还有人保留当年社会主义中的一些普世价值成份。虽然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政权、一个现实的政治过程,都不可能没有实际利益的瓜分,但是一个有前途的政治、一个有明天的政党,必须在执政过程中有一些理想主义。这个理想主义,不能仅仅只是为了做包装,而必须是执政党中一部分官员真信的。假定有一天,胡身上的两个代表,能够成为中国执政党越来越多官员真信真做的,那么,国家机器及其官员队伍与民众之间的紧张状态才会递减,执政党的法统(legitimacy)才会从目前的稀薄状况,越来越可能递增和厚实。

Dr. X.L. Ding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 of Science & Technology
Room 3389, SoSc
Clearwater Bay, KLN, HONG KONG

tel: (852) 2358-7818; 2358-7812
fax: (852) 2335-0014

 

反政府是公民平凡而崇高的责任

严沧海

2010-04-26

    中国当代艺术家艾未未近日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我在中国”活动,讨论网络时代的个人维权价值,主办单位特地设置了视频、推特、新浪微博现场直播。艾未未讲述了自己在近一年来的维权经历以及一系列具有艺术色彩的公民行动,并回答问题。

    艾未未首先谈到了他们一群志愿者对于四川5.12大地震死亡学生的调查。他说,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艰苦的事情,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比想象的更困难。最严重损毁的学校都被当地政府严格控防,受害家长不可对外谈话。艾未未说,“说到捐款,我是一分钱也没有捐,当时就说过。为什么不捐呢,因为第一没有一个组织值得信任,从来不信任他们,不可能把钱交给他们手上;第二,凡是这样的灾难,政府拿我们的税收来救灾,但是我们全去买了美国国债”,而“我们的老人们却在医院没有人管;后来的捐款,有百分之八九十都被政府用了,老百姓没有见到。就是这样的政府,谁能够相信他们,如何信任他们?”

    无独有偶,在早前西南大旱期间,有人在天涯网撰文,呼吁不要再给西南人民捐款捐水。文章说,西南大旱近200天没有下雨了,对西南的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极坏了影响,于是乎,广大人民再一次涌现了爱心精神,捐款的捐款,捐水的捐水。这是在汶川地震之后,又一调动全国人民积极性的事情。捐款捐水,属于献爱心的行为,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但并不是好的出发点都能带来好的结果。表面上,很多人的善举是在帮助西南的百姓,但民众的爱心举动使这场灾害的主角政府退到了幕后,而民众的行为并不能给西南的抗旱带来多大的帮助。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帮西南百姓的倒忙。

    如果说地震灾害都是突然降临的话,那么干旱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等到媒体关注的时候已经180多天没下雨了;为什么不是在160天的时候关注的,而偏偏是在180天以后才开始关注,而且是齐刷刷的关注。难道非要等到180天之后干旱才能算是干旱?180天之后的干旱才能对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前两年的河南干旱也一样,等河南的农作物要绝收了,政府突然一下子蹦了出来说救旱。政府早干什么去了?开两会的时候西南干旱怎么没人来关注?旱情不怎么严重的时候怎么不来关注?农作物还没有绝收的时候怎么没人来救旱?这完全是政府的失责,而民众的热情掩盖了政府的失责。而这种失责不受追究的结果就是在以后,这种事情还会继续发生。四川地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汶川地震之后,对相关官员责任的追究最后不了了之,当下次地震换个别的地方,四川的悲剧依然会再现。

    民众那一点捐助不是在帮助灾民,而是间接的害了他们。因为有些事情由民众来做,其效果真的微乎其微。西南五省,政府拨了1.55亿元,五省人口都至少也是1.55亿人,理想情况平均每人一元钱,一瓶矿泉水都不够,而沪杭磁悬浮上千亿,只为了节约10分钟,上海世博会,花了4000亿。然后呢?没有然后了!

    美国在7年前就成功预测了中国西南的大旱,而这个预测之前被中国“专家“成功的否定了。那个预测还说,西南的干旱将会持续十年。即使干旱持续十年不大可能。但就是持续两三年,后果也不堪设想;难道要民众持续捐两三年的款?西南的干旱难道除了天灾之外就是人祸,当地政府对环境的破坏责无旁贷。

    中国的人民太容易被感动了。三千年以来,统治者都是压制人民的;当政府长期将把一群人压制在饥饿状态时,偶尔给他们吃饱一次,他们便会对政府感恩戴德。和朝鲜一样,所以尽管朝鲜人民活的很苦,但他们依然会去感谢金日成;在他们看来,没有金日成,他们连那一顿饱饭都吃不了。但至少应讨厌一种感动,即建立在死亡之上的感动。建立在死亡之上的感动是对生命的漠视,这种感动是暂时的,而对家属的伤害却是永久的,没有哪个家长希望用自己孩子的生命去换取高尚感动这些东西。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建立在死亡之上的感动的背后是失责,而感动掩盖了这些。日本地震时之所以没有很多的伤亡是因为人家政府的消防工作做的好,所以日本没有这么多感动人的事迹。所以,中国也不需要这种感动。

说到政府能力,网络提供了如下数据:

2007年,京沪高铁投资预算增至2千2百亿元。

2008年,中央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

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百多亿债务。

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2009年,中国对非援助累计760亿人民币。

2009年, 中国累计对朝援助达8千亿元。

2009年,累计购买美国国债达到8千1百亿美元,累计购买外债达到到2万亿美元。

2009年,中国公车消费每年达到9千亿人民币。

2009年,中石油称:“加薪10亿是小钱。”

2009年, 上海更换5000块路牌花费2亿, 平均每块路牌4万元!

2009年,中国信贷总额近10万亿人民币。

2008年,北京奥运会共耗资3千亿人民币。

2010年,上海世博会共耗资4千亿人民币。

2010年,省10分钟,沪杭磁悬浮耗资350亿。

2010年,中国承诺对朝鲜700亿投资计划。

    上述资料说明,政府既然能拿出那么多的钱砸在援外和那些撑面子的事情上,就根本就不缺钱。民众能拿出多少钱来帮助灾民?有政府的能力强吗?如果民众不去捐钱,政府可能会拿出更多的钱去救灾,因为那是它的责任,灾民活不下去了最终受伤的是政府。而民众捐的那一部分钱根本不可能给灾民带来实质性的帮助,更不能补了政府职责的缺。相反,民众的捐款使政府省了很大一笔钱,而不尽责任。比如,在玉树地震中,政府“赈灾”一天才给灾民10元钱和一斤粮食,还心不甘情不愿,规定了多个条件。

    如今,官员、媒体和那些御用专家学者经常对老百姓说的话是“别给政府添麻烦”,可是老百姓不来“麻烦”政府的话,还花钱养着政府有什么用呢?在当今中国,开发商和政府官员相勾结,强拆老百姓的房子事情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说明就是老百姓不给政府添麻烦,政府却给老百姓找麻烦。一边要求老百姓“别给政府添麻烦”,一边是宪法上规定的公民种种政治权利,在现实中荡然无存;中国每天都在发生许多起的政府官员残民以逞的事情,但凡此种种的事情,只要网民不在网上发帖,政府就当没看见。地方政府官员放火烧屋,百姓上访没人管,政府对想抓就抓,想关就关;甚至最近有民众自焚而死,却被官员指责“威胁政府”。而中国人还有一个传统习惯,就是只能歌颂政府,凡是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言行,都被冠之以“反”政府。

    温家宝在今年两会期间曾经说过,欢迎民众批评政府,政府要创造条件让民众批评和监督政府。按照温家宝的说法,就是给所谓“反政府”正名。

   在公民社会,“反”政府是一种责任;如果政府压力不足,没有正常的血液循环,极易沦为僵尸甚至是魔鬼。“反”政府说明你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意在阻止政府的僵化和罪错,危害自己的国家和同胞。“反政府”是一种争取;反的是绝对权力,争的是国事发言权,目的是为了民主、自由和人权。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而非任何势力的奴隶,更不是政府的奴隶。“反”政府,反对的是落后的社会管理模式,任何群体均无资格对公共权力实行全面垄断,极权意识在现代社会当被唾弃。“反”政府是一种救赎;既是必要的自我救赎,是精神层面的觉醒和起义,对他人也是善意、博爱的救赎;“反”政府让人俯仰无愧,“普度众生”,指出前路的深渊,免除盲目和狂热者跌落深渊,万劫不复。在民主风潮席卷全球之际,“反”政府还是一种时尚;公民不再匐伏于权力怪物的脚下,思想不再愚顽,也不再进行自我矮化。“反”政府更是一种崇高,在奴才与主人之间,选择做一个独立自主、俯仰无愧的自由人。

    “反”政府者无畏无惧;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公民更多考虑的是天下为公,而不只是一党之私,走出利益集团布置的重重恐惧,矢志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反”政府者真诚无私,为了国家前程和人民福祉,能袒露心迹并据理力争。

    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关心中国现状的人,因为无力改变和恐惧而不敢发表意见和争取自己的权利,这需要靠不断的提问和公民的参与。有网民说,“我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很是绝望,因为我发现这个国家总是在作出关键选择的时候选择了错误的方向。而现在不了,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变好了,而是习惯了绝望”。但笔者以为,只要每个公民觉醒起来,积极参与批评和监督政府——尽管被骂为“反政府”,那么必将造就一个勤政爱民、廉洁公正的政府,造就一个人民幸福自由的中国。

 


人民币汇率是如何形成的?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

28/04/2010

qrzhou@gmail.com

  把世界吵得翻天覆地的人民币汇率,是在一个中国的市场上形成的。这个市场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部在上海外滩中山北一路15号,曾经的华俄道胜银行旧址。与纽约、伦敦、东京那些外汇市场不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是一个有形市场,比较容易观察。再加上历史不长,弄清来龙去脉不算太大的难题。

  1994年前的中国有外汇交易,但没有统一市场。那时,人民币换美元的需求是通过两条轨道来实现的。第一轨是计划轨,就是按政府的官方牌价结汇。不论企业还是个人,有了外汇收入,都要以5元多人民币兑1美元之价,结算给政府。人民币估值如此之高,应该是那时中国的创汇能力不足,政府希望以较少的人民币代价购得全部外汇。不过,这样打算盘有一个代价,就是谁也不愿积极创汇。政府低价购汇,如同当年低价收购农副产品一样,降低了刺激生产者努力的诱因。

  逼来逼去就逼出了第二轨。路径大体如下: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提高购汇牌价,然后又推出“外汇留成”制度,即允许创汇企业留下一个比例(20%)的外汇自用,并可以把这部分留成的外汇,拿到 “外汇调剂中心”去,看有没有谁的出价比官方外汇牌价更高。由于低于真实市价的“平价外汇”永远短缺,需求就永远旺盛。大家你争我夺出价,就把计划外的外汇调剂价格拉高了。外汇双轨制应运而生:牌价外汇5元多兑1美元,调剂中心的可以8元、9元、甚至10元兑1美元!后者才是市场,因为凡想多要美元的,无须喊叫,也无须左打报告右审批的,拿人民币出价就是了,游戏规则是出价高者得美元。

  拜改革开放大潮之福,外汇市场轨的力量越来越大。到1993年中国第一次汇改前夜,中国全部外汇的80%来自调剂中心即市场轨,仅有20%来自计划轨。中国的第一次汇改,大刀阔斧完成了汇率双轨的合并,也把分布于各地、分散定价的外汇调剂中心,整合成统一竞价的外汇市场,这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由来。自此,直接以行政命令为人民币汇率定价的时代结束了。今天的人民币汇率,是在外汇交易中心这个市场上形成的。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确是一个市场。不过,这个市场尚带有转型经济的若干制度特征。我观察了几年,发现至少有两个特点值得特别留意。第一个特点较为明显,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是一个仅仅设在中国的市场,在世界其他地方别无分店。这个特点,区别于全球主要外汇市场。当今世界,人们不仅可以在美国境内买卖美元、也可在美国境外买卖美元,正如人们可以在欧洲境内外、日本境内外买卖欧元或日元一样。可是人民币的交易就仅限于中国,中国人可以在中国买卖外币,外国人也可以在中国买卖外币,但外国人却不可以在中国境外买卖人民币。之所以境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嘹亮,原来是因为他们无从拿美元买人民币!这方面,香港是个例外。在这个全球第五大外汇市场上,自2003年以后是可以合法买到一些人民币的。并不例外的是,香港因此也就没有很高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呼声,因为无论哪种汇率主张,在香港总可以通过对人民币的出价行为来表达。

  另外一个特点较为隐蔽。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是一个交易所类型的市场,实行会员制。所有在中国有权合法经营外汇业务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包括其分支机构),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的审查批准,都可以成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会员。进入中国的外汇,无论来自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还是所谓的“热钱”,都是先与这些会员“结汇”,然后再由会员机构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个 “银行间市场”上竞买竞卖各自持有的外汇头寸。现在全球高度关注的“人民币汇率”,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会员们,每天在这个市场上竞争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汇率是在市场供求竞争中形成的,此言不虚。

  不过,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所有可以入场交易的会员当中,有一个特超级会员。这就是主管中国外汇市场的央行及外汇管理局。在这里,像所有其他会员一样,央行可以进场购汇。加上“特超级”的修饰语,是因为央行不但是日益成长的中国外汇市场上的最后买家,而且在事实上购入了进中国外汇的绝大部分。读者常听到的早就过了2万亿美元的 “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其实全部是由央行购入的外汇。要说明的是,特超级会员也还是会员,因为今天的中国再也不要求强制结汇,央行进场购得了外汇的绝大部分,仅仅是因为它的出价最高!

  作为一个政府组织,央行进场大手购汇,这件事情要怎样看?我的看法,央行入场购汇,与政府其他机构进入市场采购商品,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当然,在自己主管的市场里从事采购活动,裁判员兼运动员,确有一个角色冲突问题。不过,好在外汇交易非常透明,中国外汇交易比其他政府机构入场的市场一般来说更为干净。横竖游戏规则是一样的,大家出价竞买,央行出价高就央行得。这里没有超级特权,公众也从来没有为这个环节的丑闻所困。

  问题是央行购汇的购买力来源。我们知道,央行不是普通商业组织,无从通过向市场出售商品和服务来获取收入。央行也不是财政部或国资委,可以向商业机构或个人直接征税,或通过出售国有资产或权益来形成自己的购买力。央行购得数万亿美元储备所付出的惊人庞大的人民币,与“基础货币”有关。这是央行不同于任何其他入市的政府机构的真正特别之处。这一点,对我们全面理解在市场供求中形成的人民币汇率,至关紧要。下周再谈吧。

 

 

发件人:"英雄无悔" <heroicway@163.com>  2010-04-22 14:15:14 +0800 收件人: "陈永苗" <yongmiaochen@hotmail.com>, "胡星斗"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李曰仁" <jcnc110@126.com>, "施晓渝" <starkling@163.com>, "孙樗年先生" <sunchunian@126.com>, "王俊秀" <sanhegsg@163.com>, "张辉" <925248403@qq.com>, "郎咸平中文网" <master@langxianping.com.cn>, "郎洌(草根网)" <icaogen@126.com>, "律师文摘" <lvshiwenzhai@126.com>, "马克思主义评论网" <marxistreviewer@gmail.com>, "清风杂志理论版" <qf_lilun@yahoo.com.cn>, "腾讯马晓慧" <877936748@qq.com>, "腾讯评论" <153678152@qq.com>, "天涯社区" <webmaster@tianya.cn>, "威虎亚东" <s_can@126.com>, "选举与治理网" <tougao@chinaelections.org>, "乌有之乡" <wyzxsx@163.com>, "仲大军" <zdjun@263.net>, "吴辉" <wuhui69@163.com>, "田忠国" <tianzhongguo@gmail.com>, "谢进杰" <wxr3565@126.com>, "张星水" <lawzxs@yahoo.com.cn>, "张宏良" <tianyang001@sina.com>, "郑现莉"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赵连海" <zhaolianhai1972@gmail.com> 抄送:标题: 本人原创:谁将郑民生逼到绝望?(修改稿)

谁将郑民生医生逼到绝望?

----3.23福建南平校门惨案断想

浙江世纪新天律师事务所 童英贵

2010年5月

    2010年3月23日7时20分左右,福建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南平原马站社区诊所医生郑民生手持砍刀,连续砍伤砍死13名小学生,造成8名孩子死亡,5名孩子受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3.23南平校门惨案”。第一时间从网络媒体获悉此消息,被深深震撼,脑海里浮现出的只有两个词—崩溃和绝望。当时我想, 是什么让郑民生崩溃?又是谁将郑民生逼到了绝望?

    案情在媒体的不断关注与聚焦里慢慢地清晰起来,时评人士的深入剖析让公众慢慢地厘清了郑民生走向崩溃和绝望的心路历程……

    制造3.23惨案之前的郑民生,大概会被这样描述:一个医术精湛的医生,一个不开大处方的医生,一个没有收取红包的贫困的医生,一个不骗病人,有良心的好医生;一个自认为本分的人;一个“特别喜欢小孩子,附近的小孩子也都喜欢他”很有孩子缘的男人;一个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人;一个胆小,有点怯懦的人;一个“与人为善、尊老爱幼、稍显内向的男人”; 不善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不通人情世故、被领导排挤、被同事讥笑的人……

    就是这样一个稍显内向,不乏爱心,医术精湛的人,一个“我本善良”的人,一个还算正直的人,一个自认本分的人,怎么会?“震惊!悲伤!福建南平市23日发生的13名小学生被伤害事件,令亿万民众的心都在流血!转瞬间,8个朝气蓬勃的生灵,湮灭了;转瞬间,8个温馨幸福的家庭,撕裂了;转瞬间,数以亿计的家长的心,揪紧了;当然,同样是在转瞬之间,一个本来值得同情的失业医生,演变成了受到亿万人痛恨、诅咒的杀人恶魔。而这一“转瞬间”仅仅55秒!悲伤之余,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郑民生会丧心病狂地残杀无辜的小学生?”(选自《关注郑民生骤变为杀人恶魔背后的原因》) 检察院起诉书称郑民生“因屡次恋爱受挫,又与同事、家人关系不和,遂悲观厌世,进而产生行凶杀人恶念”。

    一个本来值得同情的失业医生真的能在“转瞬之间”演变成了受到亿万人痛恨、诅咒的杀人恶魔吗?“因屡次恋爱受挫,又与同事、家人关系不和,遂悲观厌世,进而产生行凶杀人恶念”难道就是郑民生走向绝望、沦为杀人恶魔的原因吗?我想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不是。

    《福建南平杀人案启示:案犯郑民生犯罪动机引发的思考》一文中写道:“郑民生杀了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如果不深究郑民生杀人的原因,不从根本上改变维系人与人之间纽带的模式——金钱关系,不从根本上改变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物质利益,更多的人的生存环境只能越来越艰难,“悲观厌世”的郑民生会像野草一样,铺天盖地,蔓延开来。杀一个郑民生很容易,不改变产生郑民生的土壤和环境,无数的郑民生还会产生。”

    《关注郑民生骤变为杀人恶魔背后的原因》一文有这样的分析:“从现有资料看,郑民生的“个人原因”,主要有三:失业、失恋、受到身边人的闲言碎语刺激,也可以说是经济、情感两方面的挫折。平心而论,这些原因并没什么特别的,现实生活中,在经济、情感两方面受挫的人不在少数。尤其是近两年来,就业难、高房价、分配不公、公权滥用、贫富差距拉大等因素,进一步恶化了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环境,增大了社会的整体精神压力,也增强了“仇官”、“仇富”等戾气。“心烦”、“牢骚盛”、“火气大”的人增多,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一种普遍现象,“不值当”琐碎事引发暴力流血冲突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虽然这些都被视为社会转型期的正常现象,但容易被忽略的是,这些“正常现象”的不断发生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消极能量的积累过程;如果不及时有效地加以疏导、宣泄、消解,就可能引发恶性爆裂的严重后果。恰恰是“并不特别”的郑民生做出特别举动的事件,向全社会发出了特别的警示:大量存在的、很普通的个人原因,都可能使人丧失理智、残忍地进行大范围的社会报复,伤害众多无辜的生命!换个说法,用不着很特殊的理由,众多经济、情感的失意者都可能是“潜伏”的郑民生,都可能因为“不够幸福、缺少尊严”而在某个很一般的日子、很一般的场合,做出令人惊愕、伤痛的事情。原因很简单,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

    时评《郑民生事件过后“这个世界会好吗?”》一文对郑民生事件的剖析可谓深刻而独到,让人看后有如拨云见日、豁然开朗,该文写道:“制度与风俗人道的社会,总会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中尽可能满足人们正常合理、不损害他人的欲望,实现人们相对平等的自由与和谐。

    当代中国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时代。这一巨大的转型,表现为以经济制度变迁为龙头的文化变迁,渐至政治制度改革的缓慢推进,亦已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转型不但明显地改变着几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还因此颠覆人们许多原有的生活观念。然而,这一宏大深远的转型如一切社会转型一样,需要人们承受种种不适应甚至痛苦。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转型期的精神顿挫面前选择放弃,这个社会诸多力挽沉沦和重建价值的努力仍然使人赞叹。然而,沉沦之路也可能走得很远。迄今为止的报道,郑民生无论在私域生活,还是社会公共领域所能得到的回报,都未能令他满意——尤其是这种不满在他看来具有相当充分的理由。生活中几乎全方位的挫折也就撼动甚至无情地摧毁了他的生活根基。

    随之而来的反社会心理,终于导致他去屠杀毫无防卫能力、比他更弱的小学生。而他似乎遗忘了,正是他的这一恶行给这个他憎恨的社会雪上加霜,其结果使它更加暴戾,更加血腥,更加丑恶。郑民生事件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的奋斗与挣扎、昂扬与沉沦、生存与毁灭。然而,世间终无玉宇澄清万恶消灭的理想社会。在一个因转型而混乱的时代,即使有黑暗,每个人依然可能建立使自己幸福的价值观、伦理观,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与认识社会的能力。

    天涯社区一则《郑民生,你为什么要杀人?》的帖子,读后叫人扼腕,全文如下:“杀人恶魔郑民生终于被判死刑了,尽管他还提出要上诉但这也和判他死刑一样几乎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押赴刑场只是迟早的事而已!更多人现在关注的是他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做一件"响"事?是谁制造了郑民生?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几年前的另一个杀人狂魔马加爵,他们两个的表现如出一辙!受害对象全是无辜的!

    媒体不断报道出郑民生由一个医术不错的医生转而失业,几经周折找不到一分养活自己的工作!由一个有恋人的人转而因为司空见惯的原因成为一个光棍!因为没有票子所以他更谈不上房子和车子,受过高等教育的郑民生,原本医术不错的郑民生,街坊邻居和孩子们眼中的好人、老实人的郑民生成为了城市的边缘人,成了周围人毫不在意的“郑一刀”,谁都可以奚落他,藐视他,挖苦他,不理会他!受过高等教育而没有丝毫尊严感的郑民生,受尽人们冷言冷语和白眼的老好人郑民生终于下决心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他的存在,人们终于知道他不叫“医生”而叫郑民生!他的惊人之举让十几个家庭顿时陷入极度痛苦之中,难道他真是一个屠夫?他为什么这般丧心病狂,街坊们都说他原本很喜欢小孩的!这不的不让人深思!

  近年来由于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大,物价飞涨等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相当一部分象郑民生一样本该凭自己所受教育和技术能过个差不多日子的人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更不要说像样的有尊严的活着了!加之全社会的价值取向严重扭曲,即使你不在乎你的苟延残喘的生活状态你能不在乎你周围的冷言冷语和白眼吗?除非你是一个傻子,没有别的答案,听说不在五行之中的和尚也过着让人羡慕的什么都有的日子啊!郑民生长期生活在遭人唾弃和苟延残喘的夹缝中便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就不难理解了!当然不管怎么说做出这样极端的事情总是应该谴责和惩罚的!但悲痛之余应该找一找主观之外的因素梳理一下还是很必要的!

  平心而论,和郑民生境遇相似的人不在少数,近年来贫富差距,全社会价值取向扭曲进一步加剧,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精神压力越来越大,仇官、仇富等社会情绪不断蔓延,这一类消极因素在慢慢积聚,最终会演变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问题!消除社会各方面矛盾应该摆到决策层的案头作为急需解决的问题来对待了!否则将有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接踵而来,无数个马加爵、郑民生将让人不得安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小题大做!

   邢汶先生的《新八卦之郑民生砍人事件》以冷峻的眼光审视郑民生事件,我们不能不折服其深刻和敏锐,邢先生在文中写道:“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深陷互不信任、甚至相互敌视的可怕状态。消费者不相信商人,名之以奸猾,而商人也不相信消费者,名之以敲诈。公司不相信税务局,推论其肆意聚敛,税务局也不相信公司,推论其恶意偷税。人民不相信政府,指之以昏聩无能。政府也不相信人民,指之以愚昧暴力。子女不相信父母,认为其偏心,而父母不相信子女,认为其啃老。事实上,中央也不相信地方,认为不听招呼,净惹麻烦。而地方也不相信中央,认为空话连篇,推重避轻。

    仇恨冰冷严酷,信任则充满温暖光辉。谁不愿意付出信任,并且收获尊敬呢?然而,整个社会不信任以及仇视的根源,不在人民,而在执政者。人民是乐于见到信任的,这涉及到他们父母兄弟,妻女亲戚。关键是,执政者却不能让人民信任,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鸿毛之利,就可以损泰山之重而无谓。他们立法,以严肃的姿态,他们执法,以儿戏的神情。立法,给全世界看他们有多么爱民如子。执法,则可以看到他们多么擅长强取豪多。嘴上赞扬民主,他们不遗余力,手里折损民主,他们却理直气壮。世界上最正确的话,都让他们说完了。世界上最丑恶的事,也都让他们做完了。

    老百姓眼睛雪亮,心里明白,正所谓敢于怒而不敢言也。他们必须以更加狡黠奸猾的方式,才能勉力生存。这才是这个社会仇视之花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而仇恨的种子,则是执政者播下去,然后勤奋耕耘的。他们一点不笨,简直是精明到了极点。无非是来路不明,名声渐臭,日薄西山,来日不多,能捞一点,则多一点。

    郑民生的悲剧告诉我们,扭曲的人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扭曲的社会里正常的产物。不改变扭曲的社会却能改变扭曲的人格,是不可能的。人格和精神面目犹如水,而社会环境就是火。不撤掉火而希望水不沸腾,可能吗?健康的人格犹如豆苗,健康的社会犹如土地。哪里有在沙砾上种豆苗,而豆苗能成活的呢?”

    叶建明先生的《是什么让“白衣天使”蜕变为杀人狂魔?》时评文章分析了郑民生沦为杀人恶魔的主要原因,未必准确,也令人深思:“呜呼!所有被采访到的人居然都“想不到杀人狂魔会是他”。所以,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反思,是什么原因让曾经的救人“天使”蜕变为杀人“狂魔”?据报道,行凶者郑民生在被众人按倒制服后,嘴里还念念有词:“我对社会不满。”郑民生到底对社会有何不满?为什么对社会有这么大的怨气?根据郑民生供述,可以总结出主要有三个社会大问题诱发了郑民生对社会不满,继而报复社会。

   一是社会充满“嫌贫爱富”的大气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医生本是一个很有“钱”途,容易发财致富的行业。然而,也许是郑民生脑袋少根弦或不太会处人际关系,郑民生作为一个主刀的外科医生不但没有发财还和其他医生,尤其是院长关系不睦。这就显得相当“另类”了。可是我们这个社会非常现实势力,不管你人品多么好,没有钱就容易讨人嫌。郑民生谈了多个女朋友,都嫌郑民生穷,没成。郑民生还常常诉说同事们都很有钱,看不起他,嫌他穷。因为贫穷,一些邻居,身边人员也常以闲言刺激或作弄他。

  二是房子问题。虽然我们不少地方商品房建设高歌猛进,但保障房建设却慢如蜗牛,有些地方甚至是做做样子。郑民生42岁还是单身,谈恋爱屡屡失败的原因除了穷就是郑民生没有房子。郑民生和三哥一家三口以及70岁的母亲,住在一套两居室。即使是郑民生“冬睡客厅,夏睡阳台”,时间长了,他哥哥也开始嫌他占着家里地方很多余。郑民生也想过买房子,但房价太高,以他1千多一点的一月的工资不吃不喝得攒个十多年才能买套老房子。郑民生工作单位旁边缝衣服的阿姨注意到,七八年来,郑民生和她越来越多地聊起房子问题。可见,房子问题是郑民生的一个心结。如果郑民生能住进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或许,郑民生就不会这么厌世。

  三是就业困难的问题。2009年6月郑民生因为和医院的同事领导不和辞职后也曾积极地寻找工作,但均告失败。屡屡的求职失败让郑民生越来越心灰意冷。现在中国就业困难是个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解决不好,极易引起各种社会问题。

    众多的时评人士解读郑民生崩溃与绝望、最终决意报复社会的深层次原因,不乏精辟论述和准确的判断,但似乎还有些话没说完,我也不妨再补充几点:

    1、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开始充满“嫌贫爱富”的大气息?这样的气息是好的还是坏的?是善的还是恶的?如果是坏的恶的,为什么会如此泛滥?我们社会的成功标准到底是什么?象郑民生这样有高明的医术可解他人病痛,难道不算一种成功?白猫、黑猫,难道只有赚到钱的才算好猫?只要赚到钱就是好猫?用这样的理论指导,我们的社会能不出问题吗?

    2、郑民生到底是辞职还是“被辞职”,如果是主动辞职,他应该对未来有充分的安排;如果是“被辞职”,那么是谁给了谁迫使郑民生辞职的权利?赢家通吃,权贵通吃的机制,是否真的应该让所谓的强者有剥夺所谓的弱者生存权的权力?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所谓领导或所谓的领导班子是否有权剥夺员工工作的权利和生存的权利?这样的权力是否会被滥用?在中国,这样的权力又是怎样地被滥用了?

    3、《一样的月光》里唱道“什么时候儿时玩伴都离我们远?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沉寂的大地在静静的夜晚默默地哭泣,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我们的世界从何时开始变得如此冷漠?这种冷漠是一种进步还是退变?在郑民生走上杀戮之路的最后37个小时,如果不是亲情的缺失,如果他得到了哪怕是很微弱的温暖,惨案还会不会发生呢?

    4、为什么医术一流的“郑一刀”会沦落到被讥笑的地步?

    一位何姓女职工告诉记者,郑民生在医院“回头率很高”,很多人找他看过一次病后,会反复找他看病。她自己带着女儿找郑看过一次病后,就把郑推荐给亲戚们。虽然好几位老职工都说郑民生的医术高超,但刘大爷说当时就已经听说郑民生与医院其他医生,尤其是院长关系不睦。“但好像都是些小矛盾,他不太会处人际关系。”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人才,本足以自信。不就是和院长关系不好吗,凭什么同事也讥笑他?这一定是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受到病人尊重的医生居然被领导排挤、被同事讥笑,岂非咄咄怪事?说白了,无非是他得罪了领导,其他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讨好领导,郑民生就成了诊所公敌。

    我想应该还有个原因,郑民生与其他医生甚或护士的家庭相比显得有些贫寒。我们知道,郑民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他贫穷,是因为他守住了为人、为医的道德底线,他没有把病人当做牟取利益的工具和对象,他没有开大处方、没有收取红包、没有拿医药代表的药品回扣,因此他贫困潦倒。难道他贫困潦倒,你们就可以讥笑他、侮辱他?你们凭什么比郑民生富裕?你们扪心自问难道无愧吗?

    5、“郑民生辞职后想开个人诊所,卫生局不批准,于是他曾扬言要杀卫生局领导。卫生局不批准或有充足的理由和依据,但显然并未说服郑民生,也等于断了他的一条生路。如果法律并未禁止,则郑民生自有开诊所的权利;如果他开了诊所,骇人听闻的惨剧也许就可以避免。”

    试问卫生行政当局,你们凭什么把行医许可证发给那些医术远不如郑民生的人,而拒绝批准郑民生的申请?不就是他不懂得潜规则、没有向你们行贿或者平时没有讨好你们吗?谁给你们剥夺他人通过自己的合法劳动而生存的权利的权力?如果郑民生杀了卫生局的领导,他可能会象YANGJIA那样被称作英雄;他选择杀戮孩子,他失去了成为英雄的机会,这实在郑民生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如果,郑民生开办了自己的诊所,可以以自己的高超医术服务社会取得报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难道他还会如此仇视社会、制造如此惨烈的灾难吗?权力的滥用竟然导致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空前惨案,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6、从何时开始我们周围的女人变得如此现实和势利?郑民生一个医术高明、受人尊敬的医生,难道就因为还买不起房子,在你们眼里他就如此不堪?我们的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赞美开宝马的流氓和妓女,而讥笑像郑民生这样掌握知识技术、为社会默默奉献的但还很贫穷的人?龌龊的成功和清白的失败,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

    7、是谁让郑民生这样本该凭自己所受教育和技术能过个差不多日子的人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更不要说像样的有尊严的活着了)?是谁使全社会的价值取向扭曲,让苟延残喘的生活状态中的郑民生无法逃避周围的冷言冷语和白眼?我们的“公仆”们每年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贪污受贿以万亿计,难道“主人”们的温饱的要求都不应该满足?一名曾经受人尊敬的白衣战士,竟在被辞职后半年内沦为挨饿的乞丐,这难道仅仅是郑民生个人的悲剧?

    8、有学者说高房价绑架了社会,但没人知道高房价竟成了压垮郑民生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房价高了,郑民生买不起房子,谈不成恋爱,娶不到老婆,受人奚落、藐视、挖苦和冷落,绝望了,仇恨产生了,报复社会了,杀死8名学童了……杯具啊,杯具!高房价竟然成了杀死8名儿童的祸首!难道不是吗?

    9、南平一审判决后,国内某著名律师在博客里声称:郑民生辩护律师没有职业道德。一,郑律师没有向法庭提请为郑作精神病鉴定;二,郑律师没有为郑民生作任何减轻罪责的辩护;三,郑律师没有向法庭提出免除郑民生死刑的请求。

    该律师声称,如果是他为郑民生辩护,他首先将为郑争取精神病鉴定的权利;其次将争取使郑异地审判[最好在海外,至少也要脱离福建];如果前两点做不到,他也将尽一切力量为郑作无罪或减罪辩护,至少也要为郑免除死刑,这才符合一个辩护律师的职业道德。

    郑民生难道不知道杀人偿命的道理?他当然知道!他有精神病吗?不知道,没有鉴定过。如果有精神病,难道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吗?好像不是。处死郑民生有问题吗?应该没问题!郑民生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了吗?好像没有,不必急于制止他的申辩,应该让他把话说完。他的律师尽力了吗?不知道! 如果让我为郑民生辩护如何?难!但是,我会坚持,法庭应当充分保护被告人自行辩护的权利。

    这算不算给郑民生的辩护?不算。但是,我可以清晰地表明我的观点:不是郑民生自己走到悬崖边上的,是被逼的!

 

奴才和暴民是专制体制孕育出的两个怪胎

曹业彬

2010-04-28

  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全体公民的成熟、理性、温和,这也是评价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的标准,远见卓识之士提出要打造“公民社会”就是这个道理;换言之,能够把自己的国民培养成温和理性的人,其制度也一定是一个宽松、开放、民主的社会制度;说的更通俗一些,什麽树上结什麽“瓜”,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奴才”和“暴民”就是专制之树上结出的两个“恶之瓜”,是专制极权社会的标签,甚至应该向最具有权威的机构去申请“专利”了。

  “奴才”和“暴民”都没有独立的人格,奴才没有自己的思想,他也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主子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一切以主子的马首是瞻,除了那副“皮囊”是自己的(注:有时连那副皮囊也要在关键时候献给主子)其他的一切都是主子的,包括说出的话,写出的文章,做出的事情………2000多年的“帝王专制史”,近百年的“党国史”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主子”与“奴才”的历史,奴才们整天思考的就是“如何迎合上意?”,如何讨的主子的欢心?所以,就制造和产生的奴才的数量来看,专制社会一定能够“拔得头筹”,著名画家陈丹青说:“放眼望去,全是奴才,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奴才”;阶级驱动社会,社会是阶级的奴才,政党驱动阶级,阶级是政党的奴才,领袖驱动政党,政党是领袖的奴才,这就是专制等级制度的“经典杰作”,由此,不由得想到了那块被奉为皋璞的“洋骨头”,我们真的不得不佩服他的“卓越思想”和“智慧”,一个脑袋里有着根深蒂固专制思想的“独裁者”,正在愁找不到理论支持的时候,“洋骨头”的及时出现了,使这一切变的水到渠成,所以,后来出现的种种恶果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大胆喊出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在“主子”与“奴才”共存的社会里,是没有“多元化”的声音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是一个声音,把一个国家主席侮辱为“叛徒、内奸、工贼”的时候是一个声音,在制造了无数饿死的亡灵的“大饥荒”的时候是一个声音,在社会陷入癫狂状态的“赶英超美”式的迷梦时是一个声音,在用十年时间准备把“文化的命革掉”的时候是一个声音………呜乎!千篇一律的“一致拥护”,千篇一律的“山呼万岁”,千篇一律的“英明决策”,千篇一律的“砸烂XX的狗头”,千篇一律的“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简直就是一群行尸走肉的大合唱!演出的是一幕幕的“闹剧?滑稽剧?悲剧?全民族的智商全部退回到“幼儿园”以下的水平。

  斯人已去,往事依依,回顾既往,关注当今,有多少“遗老”“遗少”仍然是言必称“骨头”和“变种骨头”,说话,写文章,办事无处不在的“穿鞋戴帽”,什麽话都会说,就是不会说“人话”,什麽事都会办,就是不会办“人事”。一个民族的思想被禁锢到这种程度,居然奢谈创新,岂不是滑稽之极?民族创造力被扼杀,是会亡国灭种的,是会被开除“球籍”的。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可以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思想,没有了这些,还是人吗?

  “暴民”是专制极权制度孕育的另一个“怪胎”。高压的专制体制下,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没有服务与被服务,占社会最大多数的人被剥夺了本该属于他们的权利(言论、信仰、集会、结社、表达诉求………)整个社会缺少了具有调节功能的“安全调节阀”,被彻底“边缘化”的人群没有正常表达诉求的机会、场合、方式等,所以,他们所能做的,要麽是“隐忍不发”(注:在可承受的极限范围内)要麽是在忍耐超过了自己的承受极限时,彻底一下子爆发,当然这种爆发是具有一定破坏性的;每个转型国家(注:专制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在转型初期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现象发生,如菲律宾转型初期,韩国转型初期等,甚至在罗马尼亚转型时还发生了枪毙前总统齐奥塞斯库的事情发生;与我们同文同种的隔壁的台湾也是如此,有人嘲笑台湾的民主是幼稚的民主,台湾的立法院政治是“暴民政治”,理由是台湾人有暴力倾向,果真如此吗?台湾某些不理性的民进党人,如果说有一点言语或者行为上的暴力倾向的话,那也应该是拜“国民党38年的专制极权统治所赐”,因为代表本土力量的民进党过去一直是国民党迫害和打压的对象,38年的怨恨积攒在一起,在一个时段爆发出来,那也是非常可怕的。

    值得庆幸的是,台湾2000年的政党轮替和2008年的政党二次轮替,都以和平方式进行,没有流血,没有报复,这是整个民族,理性的胜利,社会和解的胜利,是华人社会“民主试验田”的胜利;所以,应该佩服“民主制度的设计者们”,他们的确是充满智慧的,游行也好,示威也好,表面上看上去,有点闹哄哄的,按照政客和御用文人的说法是“不太和谐”,但是“情绪一旦发泄了,心理也就平衡了”,也就不会做出太出格和过激的事情;如果总是以“安定、和谐”为借口,让人民把不满憋在心理,久而久之,越憋越大,就像人有屁总要放出来一样,早晚有一天,会爆发,但是这种爆发就不是“喊喊口号”所能解决的了,这种怨气的集中大爆发就是社会动乱的开始,就是极度的报复欲一下子要发泄干净的开始。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抓到后30小时,被执行枪决,是严重违背程序正义的,但是他的人民已经顾不上这麽多了,先杀了再说。这一事件,是东欧国家向民主制度转型过程中发生的,基本的解释逻辑应该是:“典型的以暴易暴,或者说,人民在总统齐奥塞斯库统治下,还没有学会什麽叫做宽容和最基本的程序正义”,事后猜想,人民当时想的一定是“为了避免被报复,就是赶紧把齐奥塞斯库杀掉”。

  所以,专制社会是培养“暴民”的最好的土壤,统治者是人民最好的老师,人民在统治者身上学会的是暴虐,是残酷、是无情。从这层意义上讲,在专制社会中,从政也是一份危险度极高的工作。顺民固然有利于统治,但是,一旦当顺民不再愿意当顺民的时候,就是整个社会灾难的开始,历史上每一次王朝更替,无不伴随着“血雨腥风,浮尸百万、流血千里”,难道不是对专制社会的最好诠释吗?

  不要奴才,也不要暴民,一切始自于社会的民主、法治、自由!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05-14 07:40:29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 标题: 茅于轼谈民怨的根源。。。

    学渊评:中国五千年专制,还有“王道”与“霸道”之分,王道就是还讲一点点道理的专制,王道的朝代长不过三百年,霸道三十年就亡国。

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纪念张佩英烈士遇难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前所长 茅于轼

2010年05月11日

    中国据说是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是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是叫人瞠目结舌的。三十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似乎中国社会很快就要崩溃。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的领导人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开幕,人大开会,北京就成了警察国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使我们想起在中学读历史时,异族统治的元朝有过类似的规定。政府这样的恐惧感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成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感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看成缓解民怨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一百公里,每天都有几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二○○二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大陆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大陆,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大陆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政府官员化公为私,钱权交易,引起大众的怨恨。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他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的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八十多位。印尼,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的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国,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强的武力,黑社会有武力,力气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难活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共产党不大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从孙志刚案件的揭发过程中充分看出官官相护,牺牲正义的丑态。以后又有周正毅案,郑恩宠案,躲猫猫案,一系列的事情说明政府不能主持正义。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百分之十。法院明显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完全没有保障。法院和检察部门还有权不受理百姓的诉讼或检举。更有甚者,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政府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茬,罚他们的款,甚至抓他们的人,给他们判刑。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邪恶当道的黑暗之中。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说假话,就要反对说真话的人。说真话的人就得冒风险。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忽然政府改说真话了,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难辨。社会没有了是非的区分。更由于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只好封锁舆论,把说真话的人抓起来,给他们判刑,社会进一步陷入黑暗,民怨一步步在上升。百姓没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够讲理。甚至用自焚来要求。但政府不予理睬。事情搞到这个地步,百姓只有用武力抗暴。所以每有群体事件百姓就翻警车,烧警车,甚至烧公安局,烧县政府。中国的百姓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只有面对一个不讲理的政府才会走上暴力之路。两方面都已经养成了不讲理,比武力的规则。这个国家越来越难治理了。其根源就是政府自以为有武力,不讲理。这样一个社会恐怕很难长久,必须赶紧找出办法,改变现状。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政府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巨大的,法术无边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可是一旦党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矛盾的时候,破绽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一位干部不小心问记者,你是代表党说话还是代表百姓说话。证明二者的立场是不同的。立场不同渊源于利益冲突。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同。要想帮助党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可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说明当局不这样看。政府在进一步限制百姓讲理的渠道,堵塞正义的发挥,企图一手遮天,用武力控制社会的方向和步伐。即使武力能够见效于一时,事物终究要回归到正义上来。因为百姓相信正义,不愿臣服于武力。当今最相信武力的国家恐怕是北朝鲜了,武装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可是这个国家也是被认为是最不稳定的国家。不要再迷信武力了。

    中国号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门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最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定板。

    中国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手里又有武力,所以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这一倾向慢慢变成了习惯,也用到了对外关系中。凭着手里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财大气粗,敢于说粗话。国际社会中讲理,用的标准是普世价值,是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尽管各国的文化,历史,传统,文字,语言都不相同,但是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普世价值。可我们不认这一套,我们有自己的标准。或者用我们自己建立的逻辑来解释这些概念。慢慢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另类,处处跟别的国家发生摩擦。在国内,动用专政力量确实是无敌的,立马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在国际上,这样发展下去最后会怎样,确实叫人担心。

    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百姓可以持枪对付政府),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的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当谈不拢的时候就用专政机关抓人判刑,甚至开枪成为最后的手段。可见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通过讲理一定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政府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社会回到了起点。

    的确,两派人谈判未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非政党式竞争选举:中国政治改革新思路

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  崔之元

2010-04-27

  中国像一部未完稿的巨大奇书,召唤着人们去“破译”、“解读”和“继续创作”。政治体制改革,恰是中国这部大奇书中最艰巨的篇章。
  目前,海内外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思路,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所谓“新权威主义”,其要旨是在权威主义政体下发展出口导向的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其理论来源是对所谓“东亚四小龙”经验的总结;第二种思路可称为“照搬派”,即搬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多党制代议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


  这两种思路有一个共同点:缺乏历史深度,缺乏对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西方文明的新形势的把握。
  什么是中、西方文明的新形势?可以说,这个“新形势”就是中西文明的交流碰撞在今天,形成了过去五百年来未曾出现的新局面。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对中国人而言,代表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那么,1993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中国为按总产值计算的世界第三大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则代着五百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以来,西方人第一次认真地把中国当成平等的竞争对手看待。

  当代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表明,哥伦布运航的真正动机是向中国皇帝传播基督教,寻找黄金只是他要西班牙王室资助其运航的藉口。五百年来,西方思想的主流从未把中国当真看成平等的竞争对手(尽管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一度倾心中国文明,但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基本不值一提,尼采更把中国称为“变革能力已经死亡数世纪之久的国家”)。


  与这种论调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西方近年来关于“中国的崛起”,甚至“中国军事威协”的种种论调。我信手拈来的一个例子,是1995年夏季号《经济视角》(该刊是美国经济学会重点刊物)上的专题讨论,“西方工人的工资是由北京决定的吗?”。这一讨论的背景,是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伍德在1994年发表的专著《南北贸易,就业与不平等》。简单地说,伍德的专著表明:一旦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真的充分加入世界市场,西方非熟练工人将会受到很大损害。因此,西方热心“经济全球化”的人,实乃不知深浅。


  种种迹象表明,由于西方五百年来第一次不得不认真对待中国的崛起,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国际环境将是严峻的。中国将不可能像“东亚四小龙”那样利用冷战时期美国市场开放的条件,成功地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因此,“新权威主义”思路中的经济前提,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更何况,即使在“东亚四小龙”国家,政治上的“权威主义”与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因果关系,也是大可怀疑的!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新权威主义”,只是反映了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想象的贫乏!


  比起“新权威主义”来,这二种思路,即照搬西方多党制代议民主也并不高明。这种观点将“民主”这一抽象概念直接等同于目前西方的具体民主制度形式,是“制度拜物教”的一种表现(参见崔之元著《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载《中国与世界》九七年第四期)。“照搬论”者实际上将“民主”与“资本主义”看作“共生体”,完全忽视了关键的历史事实: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越有钱越有发言权,“民主”的逻辑是人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这两种逻辑的冲突是显然的。目前西方的具体民主制度安排,是“资本主义”与“民主”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妥协的结果(例如,“普选权”在英国的实现,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宪章运动的成绩,资产阶级和贵族是主张财产限制、反对普选权的),还不是“民主”的理想制度体现,但由于“资本主义自然倾向于民主”的神话流传已广,我们有必要对之加以较详细的反驳。否则,中国政治改革的制度创新将难以设想。


  我认为,一部美国选举制度的历史,充分而生动地表明了“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内在矛盾。众所周知,美国选举的投票率很低,总统选举也不过百分之五十左右人投票,议员、州长的选举才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人投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字反映的是二十世纪的情况。1840年至1896年,总统选举的投票高达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之间,关键的转折点1896年的总统选举。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沙特斯耐德在其名著《半自主的人民》中所说,“理解当代美国政治,必须追溯到1896年的总统选举。”在那场选举中,美国北方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南方的种植园主与共和党联手,击败了“民主党”和“平民党”的共同总统侯选人布来恩,这标志着1880和1890年代轰轰烈烈的“平民运动”的终结。以此开始,美国共和党和“经济精英”做了一系列法律上的限制安排,使民众的民主参与程度大大降低,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从1896年的百分之七十九下降到1920年的百分之四十九。直至今天,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还在这个数字徘徊。在这个意义上,沙特斯耐德说,美国政治至今仍在“1896年系统”之中。


  “1896年系统”是对“平民运动”的反弹,而“平民运动”则是对南北战争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挑战。出于对“平民运动”的恐惧,“1896年系统”设置了一系列旨在限制普通民众参与选举的制度,特别是在“选民登记程序”上大做手脚:选民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繁琐的“识字水平测验”,要交“人头税”,才具有选民资格。选民登记从1896年前的永久性登记改为年度登记,从非本人登记改为本人现场登记。由于登记的规定时间短、地点远,要求选民每年本人现场登记的动机显然是要减少有效选民的数量,而被减下去的选民往往是通不过这些繁琐程序的劳动大众。


  1965年美国通过的《投票权法案》虽然取消了对黑人投票的一系列额外限制,但在选民登记上仍未做出简化,未能真正突破“1896年系统”。1983年以来,美国民间进步力量发动群众,争取简化“选民登记程序”,以使更多的人通过多种渠道得以登记。已有多种简化方案被提出,如领取汽车执照的地点可进行选民登记,可容许通过邮政信件进行登记,可以容许在总统选举当天登记参选,等等。但是,代表美国“经济精英”利益的里根政府却多方阻挠在一些州已经开始的简化“选民登记程序”的实验。目前,美国普通劳动人民冲破“1896年系统”、争取扩大民主参与权力的斗争,还正方与未艾。


  我们回顾美国选举制度的历史,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的内在矛盾。“照搬派”看不到这一矛盾,他们的观点是对西方现有具体民主制度的美化。在这层意义上,“照搬派”和“新权威主义”者一样,都不具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精神。


  我们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路,恰恰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扬弃基础上,争取更充分的民主的思路。这一思路有“两个中心论点、一个基本制度”。第一个论点是“公有制是充分民主的保障”,因为它可以摆脱私人资本对自由平等的民主参与过程的干预;另一个论点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公有制”,因为没有民主,公有制就无从得到实现、无人加以监督,就有退化到少数官僚私有化的危险。总之,“民主”和“公有制”两者应是互为对方的根本保证的。我们的新思路所主张的基本民主制度,可称为“非政党式竞争选举制度”,这种基于对中国国情和西方今日之多党制代议民主的批判考察而得出的,其要点如下:


  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普及,使信息传迅大大加速。从而使选民深入了解具体问题(issues)的能力加强,而不必再靠侯选人的政党身份去推测侯选人的政策取向。例如,在近年美国,同一个选民可能同时投票选民主党的总统和共和党的州长,或同时选民主党的参议员和共和党的众议员。这是因为一旦选民了解具体问题的信息成本降低,侯选人的政党身份便不再那么重要了。可见,多党制在美国作用也在下降。中国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根据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全国各地都进行了村民委员会主任的直接选举。据统计,不少地方真正举行了多个侯选人的竞争性选举(如辽宁铁岭地区),但结果仍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当选人是中共党员。有趣的是,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当选,并非由于政党身份,而是被村民们认为“能人”。因此,只在有竞争性选举,在大众传媒发达的情况下,政党身份(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对侯选人获胜与否并不重要。


  目前,中国每个县都有自己的电视台,农民家用电视普及率也很高。山东省招远市玲珑镇鲁格庄已率先利用本村电视录像传播竞选辩论。这表明,中国政治改革采用“非政党式竞争选举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认为,下一步改革应进行县、市长的直接竞争性选举,这将是对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扩展,并对更广规模的“非政党式竞争选举”打下实验的基础。
  总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非政党式竞争选举”,是中国政治改革可能出现的“制度创新”。不同于“新权威主义”和“照搬派”,这一新思路力争在中国实现比西方现有制度更充分的民主。我们相信,这一新思路是有希望的,因为它可以回答迈入二十一世纪中、西方文明的复杂问题。例如,按照这一思路,香港九七年回归中国,标志英国百年殖民统治的终结,是值是庆贺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是,能使这一庆贺在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史上获得崭新意义的,是中国力争在香港建立比英国殖民晚期更充分的民主而不是相反。如果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大陆,中国都能够建立比西方现有制度更充分的民主,那么,中国才能真正算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了。
 

 

 

“法治中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  张千帆

2010-04-28

  如果宪法和法律不能有效执行,制度内维权就成了一条死路。中国近年来宪政发展的两条路径:一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路径”,一是自下而上的“民间路径”,官方路径已被堵死,民间路径还是一条艰难曲折的“活路”。官方路径不通,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制度无所进步。

  与欧美、澳洲相比,亚洲宪政和法治相对滞后,但近年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农历大年初四,新加坡国立大学组织召开了“亚洲宪政的变化版图”研讨会。除新加坡本地学者和代表中国大陆的笔者之外,还有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韩国、印度、印尼等地的学者提交论文并发言。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们来说或许不算起眼,但制度改革很有起色。在谈论法治和宪政时,都有相当丰富的司法判例作为研究的基础。“老牌”民主国家印度自不必说,不仅因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而深受普通法传统熏陶,而且1950年独立并立宪后一直实行司法审查,最高法院的判例几乎涉及所有领域的宪法问题,为印度基本人权保障立下了汗马功劳。韩国和台湾地区则是在1987年几乎同时转型后,步入宪政和法治轨道,目前也已产生了相当丰富的宪法判例;从羁押陈水扁或弹劾卢武铉总统这些引起国际关注的政治性案件中,足以看出司法介入国家生活的端倪。印度尼西亚则是随着政治转型到2003年前后才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不过从学者论文提供的判例看,印尼以及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法院已经产出了不少宪法判例,甚至对解决政教分离、族群和谐等宪法敏感问题有所作为。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相对“落后”的国家也有值得探讨的宪法判例,甚至连新加坡都有些许算得上宪法性案例的判决。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是亚洲最大及经济发展最快的,却至今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案例都没有;2001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针对齐玉苓案(见下注)的批复,但是不仅“后无来者”,而且200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还以“已停止适用”的理由废止了该案的批复。这样,宪法进入不了人民的实际生活,难以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法律文本和现实差距越来越大,法学研究自然也就失去了基本素材。别人都在讨论案例,我们除了孙志刚案、邓玉娇案、唐福珍案等个人悲剧或群体性冲突产生的社会事件之外,还能谈论什么呢?这些事件中有的确实就是法律诉讼,但司法判决却没有为解决问题提供值得探讨的方案——相反,某些判决不仅没有适当解决问题,反而是造成问题的根源,邓玉娇案、李庄案都是例子。因此,我们缺乏通过制度本身解决的成功事例,而至多只能讨论一些推动制度改良的社会事件;而这些事件本身就是由制度造成的,它们的存在正印证了制度实施的失败。坐在宪政和法治都不那么成熟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中间,笔者仍不免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孤独。

  制度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笔者一直认为,除了新加坡这样的个例外,威权主义国家不要说施行宪政,就连法治也很难实现,前苏联和东欧即为例证。因为无论政体性质如何,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对政府都存在一些基本道德约束,譬如都要求政府“以民为本”,或用我们过去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民本主义是所有政府的合法性基础,而民主和专制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目的,而在于实现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对政府组成结构和权力行使方式的制度设计。威权国家因为缺乏程序意义上的民主正当性,因而尤其强调实质性“政绩”以弥补合法性缺失。除了经济增长、社会稳定这些可见的“政绩”之外,一个主要标志就是立法成就。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法律看上去都相当漂亮,宪法规定一大堆的公民权利,看起来比美国宪法“先进”得多。但这些宪法和法律的承诺是不可能兑现的,因为一旦要“动真格的”,掌握国家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就不干了。

  虽然宪政与法治可能对整个掌权集团来说长期有利,但是具体掌权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尤其是现代威权国家结合了民主形式和专制形式最糟糕的方面。对于古代世袭统治者,孟老夫子还能用“王者无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套说教开导梁惠王之类的庸君;但在任期有限的现代国家,这一套就不管用了。宪法和法律在某些人手里只不过是好看的门面,是不可能指望得到真正实施的。由此可见,所谓“潜规则”不只是中国现象,几乎所有威权国家都有。而无论在前苏联或东欧还是在韩国或台湾地区,这种现象也都是在政治民主化转型之后才有所遏止。所有上述国家和地区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转型之后才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台湾地区的大法官会议也是在转型之后才开始真正发挥效用。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条件,如果政府不通过周期性选举等民主机制对人民负责,那么即便政府主动推行的法治也可能是空中楼阁。

  如果宪法和法律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制度内维权就成了一条死路。我在新加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探讨了中国近年来宪政发展的两条路径:一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路径”,一是自下而上的“民间路径”,但目前看来官方路径已被堵死,民间路径还是一条艰难曲折的“活路”。首先不可否认,体制内不乏锐意改革的开明人士,企求主动采取改良措施造福于民,或至少为自己的执政基础增添合法性。这类自上而下的改革犹如“天上掉下的馅饼”,成本低而效率高,但不可靠。这也并不奇怪:既然上面施与的权利不是人民自己争取来的,那么上面收回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前面提到的齐玉苓案就是这么一块“馅饼”,当时谁都没有预期最高法院会下达这么一个瑕不掩瑜的批复,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建构提供这么好的机会,也为法学界带来了不小的惊喜、震动和乐观,但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事实上,比齐玉苓案早两年并为此案铺路的司法职业化改革也基本上失败了,而司法改革也是当时的最高法院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当然,当时法学界有改革的呼声,现在也还是有改革的呼声,但由于没有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法学精英的力量并不足以推动制度进步,司法改革终于停滞不前了。

  官方路径不通,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制度无所进步。事实上,齐玉苓案两年之后的孙志刚事件另辟蹊径,那就是通过民间自下而上改革某些剥夺民生、激发民愤的不合理制度。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到2009年底的唐福珍事件,中国制度改良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条民间路径:某个由来已久的制度(譬如收容遣送条例或城市拆迁条例)激励官员滥用权力,长期滥用权力最终造成某起严重剥夺人权的恶性事件,经过媒体或互联网报道产生了广泛而激烈的社会反应,最终震动中央并促使其采取纠错措施。媒体评出2009年中国的“十大案例”大都涉及公民“身体维权”,通过“开胸验肺”、断指甚至自焚等剧烈方式震撼社会良心,最终推动制度的有限进步,而公民之所以不得不采取代价高昂的“身体维权”,正是因为政府主动实施的制度维权之路走不通。

  在制度环境未能改善的情况下,民间路径是一条目前可行的维权之路,但是没有政府主动参与,民间维权注定带有根本局限性。一是维权成本极高,有时只有出了人命才可能吸引大众眼球。二是结果高度不确定,目前维权成功的事例都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孙志刚并不是收容遣送致死的第一人,唐福珍也绝不是因城市拆迁而自焚的第一人。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人因为这些制度而死,却没有得到媒体和社会的充分关注。更为根本的是,民间路径其实不只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单行线,而是一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复杂结合,因为要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维权,就必须得到政府配合,由此产生社会—媒体—中央—地方的诸多环节,而任何一个环节受阻都将造成制度改良无功而返。即便悲剧发生,也得通过媒体或互联网自由报道才能产生影响,但如果言论自由受到控制,中央就无法知道悲剧发生和全国人民的呼声;即便悲剧得到报道并产生反响,如果中央犹豫不决,改革措施还是无法出台;即便中央下达了改革举措,如果地方阳奉阴违,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人民仍难以得到中央利民政策的实惠……最后,虽然透过一些案例,我们一路见证了中国公民法治意识的成长,但是公民意识本身并未完全成熟,例如李庄案即显示相当部分的网民法治意识薄弱。民间路径完全是靠公民推动的,但若公民自己的维权和法治意识不强,中国制度进步就失去了原动力。

  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理应至少在亚洲发挥“榜样模范”作用,但是比较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现实,笔者不得不说中国未来的法治进步仍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

 

中国如何走出维稳怪圈

----清华大学发布维稳报告

曹国星

2010年5月

    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报告称,中国政府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报告提出: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近日清华大学社会研究课题组发布报告称,中国政府已经陷入陷入“维稳的怪圈,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报告初稿撰写者为晋军、应星、毕向阳,统稿者为孙立平、郭于华、沈原。

    课题组专家说称,“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现有维稳模式又需要大量人力、财力投入。据今年两会上的国务院预算报告,二○○九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高达五千一百四十亿元人民币。

    报告指出,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

    报告提出: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专家认为,“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报告提出了新的稳定思维:“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长效的制度化手段;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改变目前社会中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并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管道;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形成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社会性机制。”

    报告撰写者认为,“维稳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要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

    最后报告提出,“新的稳定逻辑应该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这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减少政治灾难,要靠制度

民间学者  曹思源

2010-04-28

  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制度背后,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制度,所以大陆宋朝的政治灾难才比其他朝代少得多。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国人常以此形容难以预料的天灾人祸。就某种意义而言,人为的祸患比自然灾害更为可怕。因为人祸由人而起,往往还与制度因素有关,能成百、上千倍地放大灾难。

  譬如,自从三皇五帝的传说而始,到秦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经历唐宋各朝直到民国时期,中国历朝历代因各种灾荒饿死的人数总计约为2900多万。这是有史料考据的,因为封建王朝不允许隐瞒灾情。《大清律》就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而据辛子陵教授所著的《红太阳的陨落》一书提供的解密资料,1959年至1962年大跃进时期大陆饿死的人数达到惊人的数字。

  经济学家吴敬琏也在《中国经济六十年》指出,“(三年困难时期)城镇地区广泛出现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农村地区则造成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过去习惯的说法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陆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其实早在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曾明确指出: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另据北京《方法》杂志1998年10月号所刊《1959年-1961年气象水文考》一文,对比考察了1895年-1979年的水文气象资料,得出的结论是: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全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自然灾害的程度远不及1962年、1978年等年份,但粮食产量却在这三年中连续大幅度减产。

  在“赶英超美”口号的感召下,民众集体“上山采矿”,把生锈的下水管道、露底的小铁桶、拆下来的铁窗棂、废旧的铁锨煤铲,统统扔进自建小高炉来“大炼钢铁”。而在“人民公社化”的农村,农民将榆钱、杨树种子、柳树叶混合少量棒子面——这已是最为高级的“正餐”,更多的人只得以树皮、红薯杆之类填充他们空空如也的肚肠。

  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中共的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递交了一封意见信,对“共产风”等错误政策提出批评,同时党内中下层干部也对“大跃进”多有怀疑和埋怨。而这在晚年的毛看来,这些是在挑战“三面红旗”,动摇全党、全国继续跃进的信心。随后彭遭到批判,支持彭意见的一批中共元老人物受到牵连,全国范围内大批中共干部和相关人士也以“反右倾”的名义被整肃。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七位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领导对当时的混乱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与张春桥等人当场发生激烈争论。最终陈毅等人被认为是“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这次事件则被张春桥等称为“二月逆流”。

  如果当时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官员不受到严厉打击,可能就不会造成“十年浩劫”的惨烈结果。试问有谁能做得到?

  据史料记载,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就曾为接班的子孙后代立下一条规矩:“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整个宋朝320年,北宋南宋共计18个皇帝,个个都遵守了这一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成为秦始皇以来宋朝独有的、文明执政的“宪章”,使宋朝成为后世景仰的货真价实的人权“桃花源”,没有一个勇于进谏的大臣冤死,也没有一个与皇帝意见相左的公卿在朝堂上受到鞭打和辱骂。

  其实宋朝的政治情况还挺复杂,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党”反复斗争、轮流执政的格局延续了近百年。两党之间颇有些“共和政治”的意味,能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互相监督、互相制约。

  宋太祖赵匡胤“不杀言者”的祖训造就了一保护不同意见、保护失败者的开明制度。政治失败者的职务虽然要下降,但脑袋不会搬家,不会被“斗倒斗臭”,同时还可能会在政治上东山再起,重新依照自己的政策主张去执政。

  由于宋朝是一个没有文字狱的朝代,官员不会由于说错话而被下狱乃至株连九族,因此出现很多像包公那样敢作敢为的清官。

  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制度背后,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制度,所以宋朝的政治灾难才比其他朝代少得多。

  纵观赵宋一朝,虽然因重文轻武导致“积贫积弱”而为人诟病,但宋朝却是我国文化及科技成就的鼎盛时期,这与宽松、开明的政治制度不无关系。

  相反,清朝大兴“文字狱”,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知识分子思想日益禁锢,在所谓“康乾盛世”的昙花一现之后,大清帝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并走向衰亡,中国也由此进入灾难深重的近代。

  由此可见,“言论自由”对于建立良性政治制度的重要性,1944年4月19日,原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评论称,“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同年6月,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延安欢迎中外记者团时,重申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建立民主中国的方针,指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他还强调,“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但在今日的中国,上海网民王帅曾因发帖举报政府违法征地被“跨省追捕”,就在近日,湖北省郧西县青年陈永刚同样因发帖揭露县领导违规兴建形象工程,被当地公安局以“侮辱、诽谤他人”的罪名拘捕。

   回溯历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就萌发过一些类似共和、宪政的种子,近代也并不缺乏宣扬民主自由的基因,但这些耀眼的精华居然没有被上个世纪的政治家吸取,已属可悲、可叹;但愿它不会再被本世纪的中国政治家所忽视。

 

有没有“中国模式”

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  秦晖

2010年5月

    我觉得中国模式其实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某一类国家归纳出什么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

中西的左右角色不同

  中国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国的左右两派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老实说谈不上什么“特色”。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中国的左右派是在一个和西方相反的平台上。于是中国的左右派首先都不是为老百姓考虑。我这并不是进行“道德谴责”,中国的左右派也许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于是他们无论左右,所扮演的角色就都与西方截然相反:咱们的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咱们的右派就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过去说我们的做法是“打左灯,向右拐”。其实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方向相反:咱们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他们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

  这就有了咱们的“模式”。其实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呢?那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当然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此外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搞经济刺激计划当然容易,要摆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别阔绰。可是这样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们都会说,像这样加速投资会不会加剧产能过剩,垄断部门谋取利益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以及权力集中的种种风险等等。这些我们姑且不论。现在我要讲的是:假如这样的模式以及以这一模式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有可能劣币驱逐良币

  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的批评还是有的,但是在经济学界我看到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总而言之,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左右派都觉得中国模式的确有吸引力,左派表扬中国低自由,右派表扬中国低福利,出现了一场大合唱。

  可是老实说,他们表扬归表扬,要学中国都学不了,除非他们废了他们的民主制度。道理很简单,在他们那个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而且他们就真想这样吗?未必,其实他们左右两边不过是拿“中国奇迹”当自己的论据,敲打对方:左派夸奖中国低自由是要证明福利国家有理,右派夸奖中国低福利是要证明自由放任有理。可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性,他们是不去想的。

  当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却体现出“竞争优势”,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如果两个模式关起门来竞争,我不认为这种模式有什么优越性。朝鲜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改革前也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打开国门,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让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体制。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于是后者不仅在一定意义上有“优势”,而且我认为的确有一种可能———这里我只讲可能,我从来不认为历史有什么“必然性”——— 在目前全球化的运作中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曾征引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对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同时也存在着相反的趋势,即全球化条件下也存在着“高人权”地区对“低人权”地区的改变作用。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但哪一种影响最终胜出,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而如果通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努力使我国的自由与福利都得到持续的进步,这实际上也就是上面讲的那种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式”的淡出和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

中国自由福利应更多

  现在有两种对中国未来的预言,我都不希望其变成现实:一种是中国崩溃论,说中国这样干下去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其实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能量和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势头,如果中国崩溃,恐怕世界也要跟着崩溃。即使现在达不到这样的影响,将来也不能排除这种趋势。中国崩溃肯定不是中国的好事,但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好事。可是中国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人透支的对象。这个优势有什么好?对世界不好,对中国人就真的好吗?我想只是对一些寡头好。

  所以我还是认为中国应该改变,改变其实也很简单,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学习。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至于说到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国还远远没有到所谓的“福利病”的那种程度。我觉得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就是负福利现象。大家知道发达国家福利有高有低,所谓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穷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国就是这样。所谓高福利就是福利覆盖率大,不那么穷的人也管。而我们呢?覆盖率并不高,但覆盖的方向和美国正好相反,不是覆盖最低的,而是覆盖最高层的,而且是从高往下覆盖。

  总之我们的福利和自由都应该更多,现在就不要讲什么“福利国家病”,首先把我们的负福利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但是老百姓的福利现在中国刚刚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应该首先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政府提供福利是应该的,不做就要受到指责,所谓福利国家就是这个意思。自由就更不用讲了。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进步,中国与世界就有希望了。

 

 

2012大预言

巨说

    美国25日凌晨报道,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几个大城市突然相继出现一些儿童的奇怪行为,他们突然间都相继不约而同说起一些人类听不懂的语言,而调查发现,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深蓝儿童,据称有人第一时间破译了他们的预言,并翻译如下:

(1)2010年3月份到5月份,全球爆发新一轮H1N1变种,当秘密死亡人数较多时候,各国才正式由媒体确认,为的是之前不造成社会恐慌。到5月份结束,全球将有至少3万人死于H1N1,其中美国及加拿大最严重,其次为中国。

(2)2010年3月份—9月份,中国大概四分之一地区将会持续半年干旱,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6月份最严重将会出现在云南省,半年的旱灾会导致中国1万左右的人死亡。

(3)2010年5月份,全球冰山会有相继消融,结果将导致包括南美洲、亚洲一些地区海平面升高,日本、上海会首当其冲。

(4)2010年6月,卡特拉火山会继艾雅法拉火山后大规模喷发,以此引发的洪水将会使3万人死亡,10万人无家可归,扬起的火山灰影响冰岛乃至整个大西洋沿岸城市,1年后,将会有2万人陆续死于呼吸疾病。

(5)2010年9月至10月,全球多个地区持续高温,其中记录到非洲最高气温点42.6度,上海41.2度,超历史水平。

(6)2010年末,全球爆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社会舆论原因为诺亚方舟的建造。传言真正的建造地并不在中国,而是在俄罗斯。但中国除了上海外,也纷纷在各地秘密建立庇护所,其中拉萨将会有大量飞机进出,社会舆论将方舟的建造地又转向拉萨。

(7)2011年2月,全球二十国峰会举行,商量应对金融危机,全球将有至少200名超级富豪参与,峰会举行地在美国旧金山。最后达成协议为一方面政府下调银行利率,另一方面将保证诺言方舟的建造,结果将会使得俄罗斯、美国、中国、等国在今之后逐渐占据金融主导地位,而加拿大、日本等国逐渐沦为发展中国家。

(8)2011年3月,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震级为9.2级,死亡人数飙升到18万人,相隔不到半个月,唐山再次地震,震级为8.7级,死亡人数为11万人,专家称全球将进入地壳活跃时期。

(9)2011年5月后,各国地区相继出现大大小小地震和火山喷发,其中日本富士山将于8月份发生大火山喷发,熔岩将淹没大阪半个城市,造成至少16万人死亡和失踪。

(10)2011年9月份,地理专家称地球磁场正在迅速减弱,太阳粒子暴更于11月份侵入地球磁场层,其间各国多次发生飞机坠毁事件和水下潜艇对撞事件。

(11)2011年12月,将出现全球最著名的外星人事件,?1星的编队到达美国51区,讨论全球灾难应对事件,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等秘密出席会议,事后联合国要求美国公布谈判视频。

(12)2012年2月,国际天文台专家发现一颗离地球3亿光年的小行星正侵入太阳系,体积为地球的三分之一,预测11月至12月其间将撞击地球,全球专家讨论应对策略。

(13)2012年3月,菲律宾发生超级大地震,震级记录为9.8级,包括中国、中国台湾、日本将受牵连,连同激起的海啸造成50万人死亡,100万人无家可归。

(14)2012年4月,联合国正式宣布全球进入灾难时期,5月地理专家发现地球磁场发生完全两极交换,多地区发生时空交错现象,一些未来人出现,告诉现代人2012年12月22日凌晨地球发生大灾难,他自己则为届时的幸存者,来自2025年后。

(15)2012年6月,百慕大三角、麦田怪圈查明,百慕大三角等类似事件乃地球局部零磁场发生时空转移的结果,麦田怪圈为外星人的杰作,包括屠牛事件也为外星人借此研究人类基因的结果。

(16)2012年7月,联合国宣布诺亚方舟建造成功,俄罗斯有3台,中国有2台,每台可容纳100万人,可抵挡海啸、地震、火山熔岩的攻击,7月底,美国51区借助外星人力量建成3艘宇宙超级飞船,每艘可容纳60万人,据称届时人类可以飞达太阳系任何一个星球生存。

(17)2012年8月,联合国正式宣布末日将于未来5个月内来临,开始选取特定人员搭乘诺亚方舟和超级飞船,其中国家首脑、国家各方面最优秀专家人才以及深蓝血统人员将在选取范围内,另外公开船票发售,诺亚方舟门票为20亿欧元,超级飞船门票为30亿欧元。

(18)2012年9月,天文学家预计小行星将于3个月后撞击地球,预测将会撞击大西洋,激起的海啸会波及半个地球,届时这半个地球无人能幸免。

(19)2012年9月底,美国芝加哥发生10.5级大地震,造成美国100万人死亡,地震波及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加拿大30万人死亡,墨西哥17万人死亡,加勒比海海啸造成领近国家古巴、阿拉斯加死伤无数。

(20)2012年10月,太阳风暴再次肆虐,造成亚洲、南美洲等地区大面积电网瘫痪而停电,从此,地球半数国家进入黑暗时代。专家预测下一次最强太阳风暴将于12月底袭击地球,届时全球电网彻底瘫痪,从10月到12月,由于太阳辐射死去的人数将暴增到1亿。

(21)2012年11月,世界人口统计数字为37亿,人口从2010年8月开始就已经出现负增长,在过去三年里,人口减少了30亿。

(22)2012年12月初,方舟和超级飞船的门票销售完毕,各国预计登船人数为:中国100万、俄罗斯95万,美国150万,日本20万,超级飞船预计登船人数为美国80万,中国50万,俄罗斯20万,其他国家相对较少。以此来保证人类和物种可以在末日后继续繁衍。登船时间为12月15日至12月20日。

(23)12月5日、12月12日,12月13日美国、中国、日本相继发生超级大地震,地震波及邻近国家,多个城市成为废墟,主震国家几乎瘫痪,整个地球处于临近毁灭状态,墨西哥、冰岛分别在12月7日到20日发生超级火山,多个城市被淹没在熔岩当中。

(24)12月20日止,5艘方舟各就各位待命,3艘飞船已经飞往火星。12月21日美国时间下午17时11分,最强太阳风暴爆发,席卷的太阳风把太阳熔岩喷向地球,霎时间,非洲、南美洲、亚洲、欧洲等地一片火海,灾难造成未登船的15亿人死亡,美国时间晚上11时36分,小行星撞击地球,撞击地点在大西洋靠东部地区,引发的海啸波及半个地球,灾难再次导致未登船的18亿人死亡。

(25)12月21日至12月22日凌晨,人类一直挣扎在火海、熔岩和海啸中,天空变得黑暗灰蒙,天空到处时不时闪现火光,大气层受到破坏,空气成分改变,将由二氧化碳和氢气取代。剩下的未登船人类将全部窒息而死。

(26)12月22日凌晨04时,大量外星飞船突然介入,天空各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外星飞船,闪耀着五彩的光芒,据称来自银河总系的几百个星球编队,他们到来目的仅仅为了收拾残局,他们接出方舟所有人类,但在保证人类继续繁衍后,地球将进入外星人统治时代,12月22日起,人类开始新纪元,但由外星生命支配,进入与之前毫无关系的文明,太阳也无能为力再为地球照明,光明和能源将由外星人的宇宙空间供给,该宇宙空间能转化其他星系的光源和能量给地球使用。在这之后的30年内,地球人将慢慢死去,最终,地球沦为银河总系外星人的领土。

 

 



2010,美国欲灭中国的绝密K计划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张宏良

2010-04-26

   这是网上广泛流传的美国兰德公司制订的解决中国计划。时间是2010年,也就是今年。美国兰德公司是否制订过这么一个计划,以及这个计划中是否把解决中国的时间确定在2010年,我们无从查证。但是,金融危机和资源危机的矛盾,将会结束战后60多年的和平与发展时期,人类社会将会再次出现动荡和战争,已是不可避免。站在美国的角度来看,解体中国将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最近才突然出现了关于灭绝中国的一系列文件,如“蒙特利尔饭店会议”、“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使命”,以及本文等。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专门针对普通民众的定向型通货膨胀、高房价、转基因主粮、股指期货、碳排放市场等一系列配合解体中国的动向。对此,作为中国人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和做好相应准备。

    目前最好的准备,就是反腐锄奸,而不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冲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美国对中国的所有战略支点,全部是建立在汉奸基础之上,如果没有汉奸,美国对中国绝对不占任何优势。与毛泽东时代相比,美国对中国在常规武器和战略武器方面,从战争胜负结局的角度来看,差距已不是太大,差距比较大的是生物武器,是基因武器。而基因武器的使用同样需要汉奸的配合。汉奸已成为美国对中国最大的优势,只要打掉美国这个优势,美国就会完全放弃解体中国的战略意图,中美之间才能够继续维持和平格局。况且,反腐锄奸既不会直接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又能够向美国展示中国拥有以死相拼的决心和勇气,是中华民族转危为安的唯一正确选择。要反腐锄奸,就必须走党群一体化道路,共产党主要反腐,人民群众主要锄奸。

    作为中华儿女,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不要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共产党和政府上层头上,而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要知道,当初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地铲除“汉奸现象”,成为强大国家,所依靠的并非是国家力量,而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武士阶层。这是日本向西方列强学习最成功的地方。当初西方国家成为列强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成功地解决了国内的“汉奸现象”,铲除“汉奸”所依靠的,同样不是国家力量,而是民间自发形成的骑士阶层。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汉奸现象,同样不是因为国家力量,而是因为有自觉锄奸的人民群众。

    能否形成当今中国的武士阶层,将是决定中华民族能否摆脱危机、实现民族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陷的时候!中华民族又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挺过这一关,我们来日方长,民族必将复兴;挺不过这一关,中华民族被打入地牢,永世不得翻身!!我们绝不能让这一切发生!!兰德公司对中国人这样评价: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这样几句话,深深刺痛了我们,促使我们写下这些文字,否则几年后,他们会说这种即愚昧又懦弱的民族难道不应该被我们控制奴役甚至消灭?

    美国内部也有一些正义力量。只是这些正义力量,目前似乎处于较弱地位。美国具有犹太文明及西方文明的双重属性,这种双重属性注定了美国一直试图影响,渗透,控制,最终目的是征服中国,把中国变成美国(犹太国)的文化,经济,政治,军事殖民地!

生存?还是毁灭?

----美国欲灭中国的绝密K计划(第二版)


    1, 美国的国家性质

    1.1美国的正义力量(略)

    1.2美国的犹太属性。有这么一句话,美国控制全世界, 犹太人控制美国。这句话有点夸张,但也说出了相当部分实情。曾经有一句经典的话形容二十世纪二战前的美国情况“民主党是属于摩根家族的,而共和党是属于洛克菲勒家族的……”其实在这句话后面还应该跟一句“而洛克菲勒和摩根,都曾经是属于罗斯柴尔德的!”这句话并没有过时,2009春季,中央电视台2台<<对话>>中主持人与法国的大卫·罗斯柴尔德谈话时提到,在美国政界如果同时接到白宫总统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请帖,许多人选择后者。

    犹太人的势力之大超出一般中国人的想象。80年代初,我国一个金融代表团访问美国时,曾问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你们的汇率政策要不要向里根总统汇报批准?沃尔克非常生气说,为什么我向他汇报?而不是他向我汇报?美国就是犹太国一部分,犹太国就是美国+以色列+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的犹太势力+遍布全球的高效信息情报、间谍网络。

    1.3美国的西方文明属性。第一:马尔萨斯的人口资源论,一定条件下,自然资源是比例增长,而人口是指数增长,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只有通过战争或瘟疫来解决。美国的智库通过一个数学物理模型,得出一个结论,地球上的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只能维持一百年,新能源120年才能发明出来,这20年的危机只有通过干掉中国或印度才能解决。第二 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种生存竞争,适者生存。

    第三 尼采的超人学说。鼓吹权力意志,强者淘汰消灭弱者。所谓的美国英雄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奥多·罗斯福,在美国人对印第安人采取种族灭绝而且偷走了印第安人的土地问题上曾这样说道:“这是不可避免而且最终有利的,我不想走得太远去说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但是我相信10个好印第安人有9个是死了的,而且我也不愿意去仔细查询第10个死亡的案情。”“我们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视着一群麋鹿。泰国的经济看起来与其说是一头亚洲的小老虎,不如说更像一只受伤的猎物。我们选择病弱的(进行猎杀),是为了保持鹿群整体上更健康。”----美国时代周刊1997。

    上面这两段话充分反映了欧美精英灵魂最深处的信念!!

    2, 1949-1978美国的对华政策——军事手段硬遏制

    1949-1979,美国对中国主要采用军事手段硬遏制,从建国初期的朝鲜战争,中印战争(美苏在后面挑唆),到后来的越南战争。后来为了对付苏联,才暂时和中国改善了点关系,

    3, 1979-2004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撒网阶段——影响、渗透、腐蚀、麻痹、哄骗。

    1949-1976,在中国第一代领导班子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与美帝进行殊死搏斗后,美国损失惨重!美国发现要对付中国这样的大国,单一使用军事手段,代价太大。美国决定采用对中国影响、渗透、收买、发展、控制奸细间谍+意识形态上麻痹腐蚀+经济渗透+政治渗透+台湾问题+民族问题+军事遏制的综合性手段,即所谓接触加遏制(和平演变)来对付中国。

    犹太人懂得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明清史,深知一个对内压迫腐朽的、对外妥协的政权,是脆弱的,也是最容易推翻的,不管它表面看上去有多强大!一个诺大的明帝国为什么亡于小小的满清八旗铁蹄?与其说是亡于八旗铁蹄,还不如说是亡于内部腐朽!从已发生事实来看,美国中情局的影响渗透、腐蚀麻痹、哄骗中国战略大获成功!!

    3.1影响、渗透。美国已经对中国影响、渗透、收买、控制了一批官员和学者。美国人最喜欢也最擅长搞这一套!!赫鲁晓夫在五十年代访问美国,尼克松副总统向他建议,选派苏联留学生赴美留学。苏联选派了许多名留学生,内含赴哥伦比亚大学学新闻的克格勃特工,全部被CIA策反。三十年后,在CIA的直接领导下,这些留学生,包括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顾问雅科夫列夫和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兼第一总局即海外情报局局长卡卢金等,完成了从内部搞垮苏联的使命。卡特总统向七十年代访问美国的邓小平建议选派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中国派了许多名留学生, ***被CIA策反。三十年后,在CIA的直接领导下,这些留学生同美国其他在华代理人严密配合,正在完成从内部搞垮中国的使命!!

    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3.2腐蚀、麻痹。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提出的《战后国际关系原则》摘录:“美国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播种下混乱的种子,应该在他们不知不觉中把他们有价值的东西换成赝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假的东西。美国一定能在他们国内找到志同道合者以及帮手和盟友,这就能使那些世界上最不驯服的人民,一场接一场地演出自身灭亡及其自我意识不可逆转地完全消失的规模极其巨大的悲剧。美国应消除(他们)文学和艺术的社会本质,使(他们的)艺术家疏远它,使他们不想去描写和了解人民群众内部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的)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来表现和颂扬人的最鄙劣的情感;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鼓励那些往人的意识里灌输崇拜暴力、色情和叛卖行为的思想,简言之,灌输崇拜各种不道德行为的思想的所谓艺术家。我们要在国家管理部门制造混乱,使人不易觉察地、但是积极而始终如一地鼓励官员们的恣意妄为和贪污受贿,把不讲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捧为美德。我们要(他们)嘲笑诚实和正派,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谁也不需要的愚蠢东西,成为过去时代的残余。要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粗野、撒谎、酗酒和吸毒”的国家,要促使(他们)相互之间出于本能的猜疑,反复无常,民族主义和各族人民的相互敌视,首先是对本国人民的敌视和仇恨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应该用巧妙的和使人不易觉察的方式加以培养,使之开出鲜艳的花朵。只有少数人才能猜测到或者甚至懂得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将设法使这些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大众嘲笑的对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诽谤他们和宣布他们为社会渣滓的方法。

    3.3 哄骗。据说中国的核潜艇从1979--1999停了二十年,没有研制开发,直到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挨炸后才恢复研制开发!2002年2月22日上午,美国总统布什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中说:“中国正走在一个兴起的道路上,而美国欢迎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他还说:“我跟中国的领导人多次的谈话,每一次我都强调我们是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这是我们长期、一贯的政策,到目前为止没有改变”。说谎话,不打草稿!当时麻醉了包括笔者(我们团队)在内的很多人。狼对羊说许多好话,只是由于时机尚未成熟,目的只有一个,麻痹、哄骗你,待时机成熟时好下手!!!

    4, 2005-2009美国的对华政策—拉网阶段—挑起台湾问题、经济战争、四面包围、分化瓦解、抓捕间谍、心理战。

    美国看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美国决定多管齐下。经济上,发动一场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产业及金融战争、粮食战争;政治外交上,对中国进行分化瓦解;军事上,在周边国家对中国进行四面包围,设立多个军事基地。

    4.1 挑起台湾问题。进入2005年来中美之间因台湾问题,对抗开始升级。2005春,全国人大通过《反国家分裂法》。2005年6月30日报道,被布什总统提名出任空军参谋长的迈克莫塞雷在美国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为他的任命举行的证会上表示,美国国防部正在积研究用哪些轰炸和其他战对付中国,如果中美必须一战的话。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2005年7月14日,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在香港由中国外交部主办的官方简报会中,和一批外国记者交谈。交谈中,朱成虎少将表示,假如美国军队干预台湾海峡冲突、并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中国将对美国动用核武器。朱成虎少将还说,中国方面为此准备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被毁灭。而美国也要准备好几百座城市被中国毁灭。

    美国之音记者黎堡7月20日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修正案,要求中国撤销一名中国将军的职务。二周前,中国政府突然宣布朱将军受记过一次处罚,一年之内,不得升迁。

    4.2 贸易制裁。2005--2009美国经常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目的就是让中国大规模人口失业,进而造成社会不稳。特别是进入2009年以来,频频举起贸易制裁大棒。(略)

    4.3 产业及金融战争。超级金融杀手保尔森(高盛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高盛掌握在犹太人之手)震撼登场!他熟知中国;在过去15年里(1991--2006),保尔森每年数次往返中国,共计不下70次。目前保尔森还是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会成员。通过他的毒手,不知有多少中国上层人士被犹太人拖下水或陷害,把柄捏在犹太人手中!成为犹太人手中的棋子!!

    2006保尔森上台后:要求中国放宽金融业对外资银行的限制;力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热钱流入;股市暴涨暴跌。尤其是楼市价格火箭上升,在中国吹出了一个大大的资产泡沫。打着“持续健康发展”的旗号蒙骗国民,来一个180度大转弯,搞出一个祸国殃民的18号文,使中华民族走向毁灭深渊!

    4.4 粮食战争。2004年国际资本通过期货市场运作大豆价格先涨后跌,国内一些企业对套期保值缺乏经验,结果高位被套。近七成企业停产,大量企业倒闭,造成了中国的“大豆危机”。乘此机会,四大国际粮商大举进入中国,通过低成本兼并重组,已控制全国 66%的大型油脂企业,控制产能达85%。资料显示,在鲁花、金龙鱼等一些知名品牌背后,都浮现着外资的身影。其中,“丰益嘉里系”独占中国食用油一半的市场份额。国际粮商巨头凭借资本和品牌等优势,从原料供应、期货贸易、生产加工到市场渠道等,对国内食用油基本实现全链条控制。我国是大豆原产地,却在2000年开始成为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并逐步丧失大豆的定价权。

    ……

 

政治改革的挑战与选择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访问教授  黄靖

2010年5月

    创造财富往往不需要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但要公平公正地分配由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新财富,必须有新的政治体制。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改革开放30年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三代领导人,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根本方针,举国上下谋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但如果不能解决分配问题,不断坐大的特权利益和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必将迅速侵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最终导致爆炸性的政治动荡。

  创造财富往往不需要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但要公平公正地分配由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新财富,必须有新的政治体制。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政治改革或革命,从根本上说,皆因分配问题而起,并以创立新的政治体制而终。因此,为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社会长安久治,通过政治改革在制度上确保分配的公正,从而完成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转型,势在必行。

  政治改革的分歧与阻力

  近年来,“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议论不绝于耳,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和制度创新的努力和实践也似乎不曾停顿。然而,政治改革就整体而言却裹足不前,甚至出现以行政手段压制思想文化界、打压正常维权等倒退现象。尽管经济增长的势头得以保持,但中国面临的根本性政治挑战却日渐严峻。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因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分配不公而不断被激化,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因特权利益集团的跋扈及其对公共权力的挟持而日益受质疑。凡此种种,原因何在?
  首先,在思想理论界以至执政党内部,对政治改革的方向有着根本的分歧。(新)左派对贫富差距所造成的危害和不公最为敏锐,批判也最为激烈。他们认为,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的市场经济,尽管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也从根本上侵蚀了以公有制为主的中国社会经济,滋生了一批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特权利益集团。他们在疯狂掠夺属于全体国民的国有资产(源)、剥夺弱势群体的同时,还以种种政治经济手段挟持国家各级政权,使之异化为特权阶级的保护伞。其最终结果,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殇折,中国再度沉沦。
  因此,(新)左派们对市场经济疑虑重重,敌视私有制以及靠资本运作(而非“劳动”创造)得来的财富,视其为滋生特权、侵蚀正义的毒瘤。他们大声疾呼通过强化国家权力来巩固并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奠定保护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正的政治经济基础。他们要求的政治变革,说到底是要强化政治权力对社会和经济的干预。用行政措施来掌控市场经济,用政治手段来压制特权,以此确保利益分配的平等与公正。回归社会主义,是(新)左派们最核心的制度主张;限制私有制、加强公有制,是他们消除特权利益集团的经济保障;呼唤毛泽东,自然成为他们最有力(也最煽情)的思想诉求。
  自由主义者也同样批判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及其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危害。但他们认为,特权利益集团的产生,恰恰是因为政治权力对经济毫无制约的干预所致。一方面,政治权力寻租,使得权力成为资本吞噬资源、剥夺社会的最佳载体;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对金融、能源、电信、交通等主干产业的垄断经营,使得公平竞争有名无实,而垄断资本却成为特权的最有效保障。其结果,必然是公民主体社会遭持续剥夺,公共资源被不断鲸吞,特权利益集团则日益坐大。在市场经济因垄断而失去活力的同时,整个政治体制却由于权力的日益腐化和特权利益集团的挟持而逐渐失控,以至最后崩溃。
  因此,自由主义者始终要求通过政治改革来制约和监督政治权力,确保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他们坚持要在法治的基础上,扩大政治参与,发展公民社会,从制度上确保公民权益,遏制特权利益集团,监督政治权力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治理。同时,打破垄断经营,鼓励公平竟争,进一步促进和完善市场经济,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政治民主化,是自由主义者的核心政治主张;打破垄断经营、促进公平竞争,是他们推行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维护公民权益,是他们最有号召力的政治诉求。
  显然,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对决策者们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新)左派强化政治权力、扩大政治(府)干预的主张,对执政者有天然的吸引力。并且,鲜明的正义感和有力的社会批判,使(新)左派的言论对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有很强的号召力。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实施起来不仅十分困难,而且潜藏着极大的政治危险。改革开放以来,集权与分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个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要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分权;但要保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力度与有效性,必须集权。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的前提下,(新)左派强化中央权力、靠政治干预来保证公平与正义的主张,只能使集权与分权的矛盾更加激化。并且,今天的中国社会,不论从经济阶层、社会形态、利益团体、政治诉求等各方面,都已经成多元化趋势,在国家干预的领域、规模、深度等关键问题上很难达成社会共识。因此,强化国家干预的正当性和公正性必然会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挑战。
  更危险的是,(新)左派倡导的社会转型,是以“公平、正义”为号召,通过发动广大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来进行的,其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激进的政治手段、以及对其追求的政治制度的理想寄托,一旦发动,很容易走火入魔,引发大规模的激进政治运动甚至革命。古今中外,在这一点上是有深刻历史教训的。
  执政者们显然意识到了上述的困难和危险。因此,尽管他们容忍甚至暗许(新)左派的主张,但却很少付诸实践。(新)左派近年来声势看涨,但实际的政策影响甚微,原因就在于此。
  相比之下,自由主义者们的政治环境却有恶化的趋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主流是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这一点上,执政者和自由主义者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关系,互为依托,共同推动。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由主义者的关注转向分配、维权、民主等政治议题,和执政者的观点渐行渐远,甚至有了质的不同。自由主义者推动维权运动、扩大政治参与、要求言论自由等种种努力,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政治体制的核心——权力,因而被视为危及政治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尽管自由主义者的主张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在理论上与执政者推动民主发展的初衷相合,在实践上也与执政党加强党内民主的努力趋同,但他们却终没能提出一套执政者们可以承受的行动方案和路径。在执政者求稳怕乱的政策环境下,其政治活动空间日渐局促,政治生存环境也不断恶化。
  然而,自由派与(新)左派的政治改革方向之争,恰恰表明政治改革已经成为完成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瓶颈。目前“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原则,其实反映的是执政党在政治改革的方向、路径和方式方法等各方面都还没有形成共识,甚至存在侥幸心理,企求以政治手段保住“稳定”局面。但是,一方面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不断开放,民众公民意识日益高涨,另一方面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特权集团/阶层不断坐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所有这一切,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激发了政治改革的滔滔大潮。筑坝挡水,可保一时之安;开渠畅流,才是久治之策。

  政治改革的力量与路径

  政治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一场自下而上、以推翻一切现行政治制度为首要目的、以你死我活的激烈对抗为基本手段的暴力运动。不破不立,先乱后治,是革命的根本原则。而改革则是一场自上而下、以改造现行政治制度为根本目的、以不断寻求政治妥协为基本手段的改良运动。不立不破,以渐变而求治图强,是改革的根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看,改革恰恰是要防止革命的发生。所谓开渠则坝坚,塞渠则坝破。
  因此,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中,执政党必须坚持自身的主导地位。维护现有政治体制(system)的合法性及其治理(governance)的有效性是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则;以立法形式不断扩大政治参与,抑制特权垄断,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并积极寻求政治妥协,是推进政治改革的基本策略;政治制度(institutions)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唯一路径;通过持续改良而完成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是政治改革的最终目的。
  但是,尽管政治改革是执政者以变图存、以变求强的主动行为,毕竟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统治集团在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政治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被迫发动的。正如亨廷顿在其成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言,改革必将受到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左右夹击,因而比革命更难成功——或因保守派的阻挠而失败,或因激进派的失控而引发动乱甚至革命。因此,改革成功固然取决于执政者的决心和对局势的掌控能力,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坚决支持改革、并愿意与执政者积极妥协的社会力量。
  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证明,在市场经济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现代化进程中涌现的中产阶级,是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坚决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自身利益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中产阶级,尽管有强烈的政治独立的意识与追求,但他们的政治参与并不以意识形态或理想主义为主导,而更多的是受权益的驱动。他们参与公共政治事务的首要目的,是要保住自己已有的资产和权益不受侵犯,要求其平等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发展机遇受到法律保护。


  因此,其政治要求和参与方式非常坚决持久,但绝不激进;他们会毫不退让地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并不赞同暴力革命(因为革命也将毁坏他们已经获得的权益和地位),而是愿意接受合理的妥协。在最终意义上,中产阶级和执政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保持社会安定是他们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工业革命几百年来民主制度的发展成熟过程,就是中产阶级和执政者长期相争、但却不断妥协的过程。所谓“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政治)”。中国也不会例外。
  那么,应该通过怎样的路径来完成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转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所谓民主政治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和了解。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是国家政权寻求有效统治的一种手段,绝非目的。丘吉尔所谓“民主政治是人类所有尝试过的政权体制中最好的一种”,道理就在于此。作为一套政治制度,民主的基础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公民社会,其目的是要防止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在公共政治事务中——立法、释法、执法、选举、公共政策、文化教育、宗教事务、舆论导向等——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作为一套宪政法律,民主的原则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在此原则下以立法的形式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运作,扼制特权,防止其侵蚀公民权益;作为一个决策机制,民主的核心是程序制衡——以固定的决策程序确保有效的权力制衡(下文详述),并藉此将决策过程中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的妥协制度化;作为一个参与过程,民主的根本保障是公民以平等的政治权力和义务,依法积极参与各项公共政治事务。
  必须强调的是,民主政治的有效运作,并不是通过所谓民主选举而获得“大多数人的统治”维持的。这种认识,在理论上是对民主政治的谬误;在实践上也行不通。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根本保证,是程序决定结果,即所谓“程序统治(procedure rules)”。发展民主政治体制的关键,在于制定公共政治事务的运作程序。程序一旦确立,便不可随意更改。伴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制定和完善政治运作程序的过程,其实是各阶层、各利益团体政治妥协制度化的过程,也是发展和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所谓民主政治体制,正是建立在一整套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上的。
  因此,由执政党主导的、以政治民主化为方向的政治改革,必须坚持不断的政治制度创新,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政治程序将公共政治事务的运作制度化。这是最终达成向民主政治体制的和平转型的唯一路径。

  政治改革的内容与方式

  目前世界上大致有英、美、法、德、日以及西北欧各国等六种类型的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尽管运作方式各异,所有这些成熟的民主体制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点,即公共政治事务运作程序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具体来说,是在三个关键领域的“制度化”,以此奠定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
  1、权力制度化。其根本在于权力的非人格化,权力授予、更替和运作的程序化。因职设权,而绝不因人授权。最高权力属于宪法。权力的授予及其合法性,权力的更替、运作、分配以及各种权力之间的关联,都是由制度来界定和规范的,不得随意更改。
  2、政策制定制度化。任何政策的制定,从政策建议到具体政策的形成,都要经过一个固定的、不可擅自更改的程序。政策的合法性,不在于其是否“合理”,而在于其产生是否符合既定的程序。程序不但保证了政策的透明性,而且固定的“游戏规则”也必然导致 “制衡机制”的产生。


  3、政治参与制度化。这是实现民主政治体制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步。所谓多党制、选举、听证、游说、游行示威等等,都必须在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基础上进行。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社会基础;发达的非政府组织,是协调和规范政治参与的必要方式。
  这三个“制度化”,应该是中国通过制度创新而完成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内容。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由执政党主导的政治程序制度化已经在中国进行,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权力制度化是中国政治改革迄今最具实质性的进步。集体领导制、任职年/期限制、定期的领导交接班制等一系列权力制度化的安排,使得权力开始被固定在“办公室”内,而不是随领导人的进出而转移;领导人一旦届满退休,其权力也随之移交下一任领导;各领导人的权限范围和决策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也由集体领导制所界定。这些制度化的安排,是中国政治决策层以及各领导人之间关系得以长期稳定的最根本保证,而且也使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政策得以长期延续。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尽管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权威不断递减,但从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间频繁发生的领导人被迫害罢免、方针政策左右反复的现象,已经在中国绝迹。决策层的稳定及大政方针的延续,使执政党始终保持了其推动改革的主体地位,保证了中国在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外部环境千变万化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局面基本稳定。坚持政治改革的一个必要内容,就是要自上而下地继续强化和完善权力制度化,尤其是权力运作中召集权和否决权的制度化。
  政策制定制度化在中国还处在起步阶段。尽管政治局、国务院、人大以及各部委开始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一些固定的程序也开始形成,但在决策过程中各部门间的权力界定、互相关联和互动仍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制度性安排。这不仅使政策的制定由于“程序模糊”而缺乏透明度,而且导致了政策执行过程中职责不清、政出多门。其结果,是社会各界由于对政策不了解、不信任、不在乎而各行其是,政策的力度和有效性大大降低,甚至流于形式。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政策制定的制度化是政治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充分理顺各权力部门——尤其是在立法、释法、执法这三大政策核心领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互相关联,在此基础上设置清晰、固定的政策制定程序,将“游戏规则”制度化。从根本上保证政策透明度和合法性,奠定政策“制衡机制”的制度基础。


  显然,政治参与制度化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也是政治改革中最复杂和最具挑战性的领域。必须充分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现代化,人民对政治参与的要求必定越来越高。发展并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不仅是向民主政治和平转型的必要条件,也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事实上,当今世界各地的“不稳定型”的民主体制之所以长期动荡不安,其关键原因,就是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缺失。因此,一旦出现大的政策分歧或社会矛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便出现“井喷”式的无序表达,立即引发政治动荡和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比起上世纪80和90年代,当今中国的各种政治参与活动、包括游行示威甚至是“暴乱”,其主要驱动力,已经不是诸如“民主、自由”之类的理想,而更多的是现实的权益。从政治参与的角度看,这对发展民主政治相当有利。因为当人们为理想而参与政治时,追求的是完美,因而必然产生超强的排他性,容易走极端,导致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如前文所述,如果人们参与政治是为了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益,则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妥协性。这使得政治参与制度化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毕竟,民主作为一个政治制度,其发展和确立,是要在制度上为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在公共政治事务中,提供一个制度化的妥协机制。


  根据目前中国的政治现状,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努力必须集中两个关键的层面:完善人民代表机制,发展公民社会。长期以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关键机构。但是,人民代表的政治职责一直有名无实,这不仅是政治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在客观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有害无益。必须立即着手在制度上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和所在地区的公民的沟通协调机制,使人民代表职责相符,成为公共事务中“上传下达”的枢纽,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渠道。


  建立公民社会的关键之一,是要促进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中国目前的非政府组织主要限于各行业协会、学术机构和慈善事业,其社会政治功能十分有限,更谈不上协调和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应该依法积极引导和鼓励发展有关政策研究(智库)、咨询、游说、民意调查、人权保障、文化教育等具有较高社会政治功能的非政府组织,使其一方面为执政党提供政策咨询、协助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为社会提供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同时抑制和监督有组织的犯罪活动(黑社会)的泛滥。


  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在公民意识不断高涨的同时,分配体制(亦即政治体制)的落后与僵化,是特权利益集团坐大跋扈、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根本原因。以变革政治体制为最终目的的政治改革,是执政党不可回避、也无从回避的生死挑战。执政党应对这一挑战的理性选择,是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导地位、通过不断的、全面的制度创新来扼制特权、寻求与公民的积极政治妥协,从而保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确保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最终引领中国完成向民主社会的和平转型。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2010-04-05 10:13:0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TELUS Detected Spam*Fw:FW: New civilization

回家乡的恐惧,中国部分县城现状

王德邦

2010年5月

一、并非无端的恐惧

    因家事,我于 6 月 27 日 赶回广西北部的全州县。火车在晚点一小时五十分后于 28 日凌晨一点多到达全州车站。下车的人不多,出得站来碰到用小面包与三轮机动车(在我家乡叫 “ 慢慢摇 ” )拉客的却不少,把整个车站前的广场塞得只有一条可过车的道。他们大声招揽着客人,也为争拉客人而互相责骂着。

    全州是个有 80 余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近十来年曾经的几家国有企业已全部倒闭并被变卖。县城除了商业、服务业,基本没有其他产业。这样一个县城,车站拉客自然就成了许多人谋生的选择。竞争激烈也可以想见。如此一来,此地也是各派势力逐利之地,各种矛盾都集中突出。

    我们一行五人(三个大人,两个小孩)是出站中最大的客户群,自然引得拉客者的追跟。在努力摆脱拉客者后,我们因座车太久而决定先在站前小饭店吃点东西再走。我发现那些小店青一色都挂着我们邻县灌阳县饭店的招牌,我很奇怪怎么本县没人来开饭店,反是邻县来开店?进得一家店后我说出了疑问,谁知那老板说: “ 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都是本县的饭店,因为灌阳路远,来这里等车并在此吃饭的人多,所以饭店为招揽生意而都改名为灌阳饭店。 ” 接着他似乎意犹未尽地说: “ 本县都难经营下去,外县来怎么能经营。 ” 我闻听此言,马上追问一句: “ 是生意难做,还是干扰太多? ” 那老板似乎马上意识到失言一样,于是随声附和着: “ 都是,都是。 ” 我也感到自己所问含糊,但又感到饭店老板似乎明白我所指。

    对家乡全州近年来我常听人谈及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小小县城吸毒赌博成风,黑社会势力嚣张,各种偷抢、打杀、欺行霸市情况严重,民众在街上不经意侧目都可能招致一顿拳脚,甚至刀棍,百姓普遍感到人身无安全保障,生活在惶恐之中。我所指饭店干扰多就有受社会黑恶势力影响的含意。显然在全州说到干扰大家似乎都心照不宣地理解到黑势力上。

    正在我们吃饭时,进来两个青年,在店中转了一圈就出去了。过一会又进来一个青年要了一点小吃在那慢慢地边吃边东张西望。对于在社会底层漂荡了十几年的我,一看这情形就感到不对头,本能地警觉了起来。我一面用当地话催促大家快吃,一面漫不经心地问饭店老板车站派出所有个亲戚他是否认识?那老板说不熟,而那吃饭的一听就起身走了。老板似乎有意无意地自语了一句: “ 是当地人应该不会动手吧。 ” 我想这些要钱不要命的可能不一定顾忌当地不当地,于是我们赶紧结帐离开饭店,到外要了个面包车往县城里赶。

    车站到县城约有八里路。三年前我回去时这段路车费是 1 。 5 元,包车是 5 元钱。现在一问价钱涨到 2 元一位,包车他开价 20 元。我们座上车后本以为他会一路到县城,结果他居然在出站口又让一个青年上车,那人上车后就爬在车上不知真睡还是假睡。走出不到一里,居然又有一批人在路边嚷嚷,他们大约是十来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全部光着膀子。一人上车来看了看,见我们是一家,后边还有一个爬着的,就没再上车。又走了两三里,在漆黑的路边居然又有一个人来上车。当时应该快凌晨两点了,我本来紧张的神经一下膨得更紧。凭经验我认为这不是巧合,于是我不断与家里人对话,提醒他们注意。这两个先后上车的人没有跟司机说到哪里,司机居然也没问一句,就一一默契地让他们顺路上来了。我想这种情况如果出事,那司机肯定跟他们是同伙。

    好在座了一段路进入城里时,那两人就先后下车了。我终于松了口气,并气愤地质问司机怎么中途还搭人。那司机居然毫不示弱表示车没有让我们包。我只好忍气吞声,不管怎样终于平安回到了家。我的紧张引起了家中亲人的埋怨,认为我过虑了。然而过了几天一个在县城的远亲碰到我,他跟我说他听到有几个混混(当地流氓的称谓)前几天差点对一家从外地回来的人下手,幸而发现是当地人,否则不会放过。忽闻此言,我当时惊出一身汗,当然我希望那一家所指不是我们。

    我从京回到老家,居然有如此紧张以至恐惧的感受,显然不是纯粹的胆小。经验告诉我身边潜伏着太多危险。当然我无钱供他们偷抢,但这些作案者却未必领会对象的无钱。可见恐惧离我们多近。我这样在外闯荡多年并且外表看来也让山乡小民可能误解为有权势的人,也面临这种安全的威胁,可以想见一般平民百姓与外来客商的安全感会有多少。

二、黑社会、警察、政府

   我们县下面龙水、大西江两个乡的大山中有锰矿,本来国家明文禁止私人开采,但在这些地方大量存在私人开采情况。这本是很容易查的事,但当地执法部门基本上睁只眼闭只眼。原因是此中大多数的矿井有执法部门作后盾,有的甚至直接就有执法部门的股份。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个体老板去开采的,那么这些通常就是警察抓捕的对象,然而警察也常常网开一面,只在一些重大节日,如春节前才在有内线掌握了充分情报后出击,抓一个矿老板就罚他三十到五十万元,交钱后就放人,放了后又去挖矿。这样一来,矿山就成了当地警察与执法部门的小金库了 —— 私自参股渔利,或公开执法抓矿老板罚款为单位创收。

    在当地把持这些矿山的就不是那些只有钱的,而是全县有名的黑社会势力。在龙水与大西江的所有矿山,都是直接由县城黑社会势力出人去保护,名为防当地村民抢矿,实则就是收取高额保护费。而这些黑社会的后面就是警察。

    今年 6 月上旬,为了争取收保护费的权力,全州新起来的黑社会势力,号称 “ 十二少 ” 与原来掌控矿山保护权的老黑社会势力 “ 谢老三 ” 团伙发生了冲突,最后约定在县城边上的一个桥头展开决战。一时双方上百人卷入战团,最后以老势力首领 “ 谢老三 ” 被砍倒,十几人重伤入院,新起的黑势力获得主导权而告一段落。

    同样在 6 月中旬,又一次全州新起来的 “ 十二少 ” 受当地一派出所领导的指令,召集了二十号人,在县城一家大酒店门口,公然将另一黑帮势力近八十人砍散,并当场杀伤十余人。事后 “ 十二少 ” 被警方通知避离县城近半月,等事态平静后又返回了县城。

    在县城北边原城市菜蓝子基地 —— 小菜园,随着社会发展,城市扩建的需要,县政府曾以公益事业需要的名义动员村民同意征地。后来政府又将征来的地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公司,这惹得村民不满,进而招致一批村民的抵制。当地政府为了平息事态,消除民众对施工的干扰,竟然动员 “ 十二少 ” 出来为其干事,为他们提供办公室,给他们工资报酬,并给他们一些工程承包。如此利用黑势力来消除民众抵抗。

三、没有安全感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这次回乡感触很深是听到普遍感叹没有安全感。在家财物没有安全感,随时有可能被偷,入门偷盗情况在当地很严重。出门人身都没有安全感,一不小心可能被人偷抢,或被打。

    我回到家的当天,在县城我妻子的姐来看我们,进门不久就聊到社会治安差,经常有人早上出去跑步时都被抢,有的女的戴的项链与耳环在街上公然被抢,并因此把耳朵与脖子撕拉得鲜血淋漓的都有。因此她一再告诫她妹妹别戴什么首饰上街,尤其晚上不要在外,若晚上在外十拿九稳要出事。她说自己就被人抢过。在她说话的神情中都流露着一份惊恐。

    同样我到城郊一个叔叔家去探望,在与他聊到社会一些情况时,他感触地说这个社会现在连人的生命都没有保障了。听到这话我是吃惊的,因为我这个叔叔在我们当地是有名的会点功夫的人,他曾独自徒手空拳打倒过三个与他一般高大的流氓青年,以致在当地传为佳话。现在连他都感慨没有安全感了,可见事态的严重。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感到不安全。他说: “ 现在社会这帮青年不知怎么回事,一下不对就动刀子,并且成群结队,一打架就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上,更让人惊心的是这种架还经常发生。我在县城卖小菜,就常见到这种打架的情况,那真让人害怕。也许我是老了,经不起风险了。 ” 其实我叔叔也才五十岁,应该不算老的。

    当我回到离县城三十多里山路的老家时,我的伯母跟我流着泪诉说: “ 我辛苦养的八只鸭正准备去卖时,前几天被人骑摩托车到乡下来用麻袋装了去。村里有人看到两个青年来抢的,但不敢去追,甚至不敢近前。因为他们手上有刀,并且坐着车。留在村中又都是些老人孩子,谁经得起他们打。后来我们报了案,也没见有什么结果。 ” 我赶忙问: “ 这种事以前发生过吗? ” 她说: “ 近年来这种事常发生。村中养的狗也常被人偷了去,现在连狗都养不起了。这些强盗常常是明目张胆地开着摩托车来,碰到什么就盗什么,毫无顾忌。若有人敢去阻止就还得招顿打。 ” 我问: “ 难道说当地政府就一点不管吗? ” 她说: “ 他们管个屁!那盗狗的有的就送到了他们嘴里,他们完全是一伙的。 ” 闻听此言,我无言以对。在这边远的山村都难求得一份应有的安全感了。中国重灾之下是不存桃花源了。

四、免税之后话农民

    中国中央政府给农民免去一切农业税后,我原以为这次回家可以听到不少欢呼了,或者还能感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久违的农民的欢欣。在跟农民亲戚交谈后,结果却让我大出意外。

    6 月 29 日 ,我携妻带子去了岳丈家 ——鹅塘里村。该村离县城十二里地,不是边远农村也不是城市边上,但自然条件在农村算中上等,因为灌溉条件很好,人均也有近两亩田地,农作物运到县城贩卖也还方便。如此条件,在农业税免掉后应有个直接的感受。然而我在跟孩子的舅吃饭时就直接问: “ 现在应该没什么农业交税负担了,农民该好过了吧? ” 他说: “ 农业税是不用交了,但是农民负担一点没感到轻。因为农资贵了,如化肥、农药比原来都贵了。这些东西涨的价甚至比免掉的农业税还多。还有城里吃国家饭的(意指拿财政工资的)工资不断涨,物价也跟着涨,而农产品却不见涨,这样一来农民实际收入增长还是没有。近十几年来那些吃国家饭的条件在不断改善,哪个见过农村靠种田改善过生活条件的?那些农村家庭有所改善的也都是靠到外打工而不是种田。这样一来农业税作用有多大?当然免比不免好,但免税显然不是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民状况的路子。 ”

    由此可见中国今天免农业税的改革绝不能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包产到户改革相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的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翻身感今天实在难以找寻了。我曾苦思过那个时代为什么能唤起农民那样的激情与欢欣,原因其一应该是农民劳动力的解放,由捆绑的集体劳动,到自主的劳动,这是一种大的变革。同时对生产资料土地的使用权的获得,激发出农民生产上的主观能动性;其二、农业科技的进步,杂交水稻的推广,使农村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这种对自己劳动力支配权与土地使用权的获得的改革是有历史意义的改革,生活上由吃不饱到吃得饱的进步是个质的飞跃,就此而言那时候的包产到户是真正意义的改革,而今天的免税充其量也是种给农民的减负而已。在这点上,可以瞒天瞒地,但瞒不了农民的切身感受,农民的切身感受是对真假改革最好的诠注。

五、没有盼望是农民最大的悲哀

    这次回乡,村民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没有了盼望。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伊始之际,农民心中充溢着激情,对未来怀抱着憧憬,就那时的日常三餐来说应该还是没有今天丰盛的,直接可支配的外在物资也可能没有今天富足,但是那时的村民普遍精神是乐观的,心情也是开朗的,生活是带着阳光的。然而几十年改革下来,不知从何时开始,农村就失掉了已有的欢欣,农民脸上退去了那难得的笑颜,代之而来的是阴沉与愁苦,是灰暗与无望。

    说实在这神形早几年我回去时就有感受,但一直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跟村民谈论时,只是听他们叹息连连,说这也负担,那也困难。这次回去我就决定详细与他们谈谈,看究竟是何原因。这次我在两天跟十来个村民一块吃饭时就直接问他们: “ 今天感到是否顺心?对今天的生活是否满意?是否有高兴的感觉?对未来有什么盼望? ”

    我从他们七嘴八舌的回答中可以听出几方面意思。第一、今天生活比以往是有所改善,日常吃的比以前丰富了,穿的也相对要好些了;第二、挣钱的机会比以前要多些了,就是应急时借点钱也方便些了。

    大家觉得现实的直接物资条件的确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大家感觉不出快乐。原因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其一、精神上被抽空、颠倒了一样。这个世界好象找不到有意义的东西了。金钱就是价值,一切贪官污吏、偷盗、娼妓都成了社会炫耀追求的目标,社会丧失了荣耻。人生这样生活下去怎么是个活法?尤其后辈儿孙在这种世风之下根本没法教育引导,他们要走向何处,实在令人忧心。每每面对这一切,人就感到生活没有了意思。

    这是个没有了精神的社会,乱搞一气就是一生。这是村民普遍的心态;其二、没有盼望。包产到户几十年了,温饱早解决了,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了,但是这些变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了,后来虽有些变化但都很微小,没有明显的改观,甚至在许多方面条件还在恶化。农民几十年的奋斗也没有走出根本性改观的命运,还是处在社会底层,还是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温饱,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那些所谓强大与崛起似乎都与农民无关。城里高楼不断,当官的工资一涨再涨,贪污受贿的公布款项也几位数往上翻,但农民却原地踏步,这样的社会与这样的改革早已让农民没有了盼望;其三、村民负担加重了。虽然前面所讲挣钱路子相对多了些,但用钱的路子似乎更多。挣钱远没有需要用钱涨得快。教育一提高收费,农民送孩子上学就难了,增加的赚钱机会远没有增加的支出钱的机会多,而辛苦劳动增加的收入也远没有增加的开支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户农家基本可以将子女送到他考不上学为止,不管家中有三个还是四个孩子,失学的不多。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一般农村家庭只能送一个孩子上学了,不管考得多好,全家只能保一个最好的上学。到本世纪以来一般农家要想送出一个大学生那就非得集几家人(亲戚朋友)的财力不可,并且每年还听到因孩子考上大学而父母却逼得自杀的事。可见农民增长的收入远不够增长的开支。仅就教育一项农民负担比以前重得何止十倍。同样医疗上,随着社会发展,农民越来越看不起病了。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般农民生病住院还较普遍,至少到乡级医院去治治,很少听说在家等病好的,更没有听到等死的。要知在那时若有让老人在家等老,那家的后生就别想在当地抬起头来,当地舆论非得把那家说臭不可。而我这次回家却听说我村及邻村出现过几桩老人在家等死的事,并且奇怪的是村民居然对此给予了理解,或者是变成了麻木。这让我深为吃惊并感到可悲;其四、对政府绝望而麻木。在老百姓眼中政府就是贪官污吏,无休无止的贪钱;政府就是收税收费,没完没了的要钱;政府就是敲诈勒索,防不胜防地榨钱;政府就是连哄带骗,夺走农民手上的一切资源。不公如此,政府自己做了坏事还不算,还跟黑社会勾在一块来欺压老百姓。几十年的教训,让老百姓对政府没有了一丝幻想。我这次回去就没有听到一个说当局好话的,大家甚至连骂娘都懒得骂了,可见绝望与无助。当然农民也还不知道出路何在,还不清楚怎么来改变现实。

六、满城皆赌、毒

    这次回家触目惊心的还有那满街的麻将桌。我不知道县城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张大麻将台。反正三年前我回家时没有见到这种状况。这次我从狭长的沿河街走过,见每座楼下的厅中都摆着张麻将桌,并且都座无虚席。在几个十字路口的楼下大厅还聚集着五六张到十来张不等的麻将桌,成群的人分坐在中间,热火朝天地摸麻将。

    为此,我曾奇怪地问在县城做生意的一个朋友: “ 怎么一下县城变成个麻将城了? ” 他说:县政府将周边许多农村的地连骗带压征过来开发房地产了,村民一下没田种了,也没事干,刚开始一些村民想不开跟政府开发土地过不去,后来政府有意放开他们赌博,一下有一批村民就忙于去赌而顾不上与开发土地作对了,甚至还有批人本不愿被征土地的,一下到赌场居然急着就来卖地,看来引导村民赌博也是化解社会问题的路子。这样一来在政府有意纵容甚至引导下,县城就成了一张大麻将台,全民从赌,形成蔚为壮观的赌博气势。 ”

    县城不仅是公开的全民聚赌,而且在当地还活跃着一支据说有政府与银行为后盾的流动大赌队,附近几县一些官僚与商人多汇聚其中。他们一般每天流动赌资就有几百万,组织者十抽一地收管理费。这么大的流水金额,管理费自然丰厚,没有一些执法部门在背后支持是坚持不下去的。这支流动的赌博大军在当地已活动了一年多了。

    一个没有什么产业特色的县城怎么能支撑得住如此盛行的赌博?这样一来社会治安恶化就是必然的结果。不仅如此,这么个县城一年多前居然查出了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制毒贩毒案,并且因此还牵连进去一批地方官。那个从福建过来的制冰毒的首犯,居然在全州经营了近十年,在县城下面一个乡的大山中有一个大的冰毒生产基地。可见当地吸毒贩毒的猖獗、盛行。

    面对家乡的状况,实在是怎一个沉重了得!然而,更沉重的是家乡绝不是中国的特例,它仅仅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缩影。一个没有自身产业特色的小城,表面看起来似乎还是在发展、繁荣,其实是浮躁、虚幻。那里的百姓没有基本的安全保障,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那里的百姓没有发展进步的盼望,一切劳动成果远追赶不上各种教育医疗费用增加的负担;村民有限的资源被官僚蓄意剥夺搜括殆尽,官匪勾结让百姓居无宁日;当局恶意诱导与无能管控导致社会沉陷入醉生梦死、赌毒泛滥的境地。

    这是个怎样绝望的世界啊!我深深为故乡沦陷而悲哀,为华夏这遍土地的沉沦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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