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由于忙于其他事务,我们耽误了一些文章的上网,这里特向大家抱歉,感谢读者的来电来信,感谢社会对大军中心网站的关心。]

回顾三十年中国改革的演变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9月24日

目录

杨帆:《从历史的可持续性观点客观评价我国计划经济》

杨帆  崔雷:《我国垄断行业总体及主要部门演变》

民企:《中国商人非洲买矿经历验证国家军队的必要》

党爱民:《“金本位制”一去不复返》

张伟林:《从美国的GDP数据变化探讨次贷危机》

温小川:《扬汤止沸和负薪救火,谈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

黄卫东:《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方案(缩略版)》

黄卫东:《比较优势理论批判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

崔秀红:《对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三点质疑》

黄卫东:《反对引进外资之一:因为有害国家经济发展》

黄卫东:《股市是洗劫老百姓财富的赌场,应予以取消》

黄卫东:《发展经济首要遵循经济规律,政治因素影响很小》

张新光:《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古典式英国道路及其新发展》

乔续:《从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说网民,左翼政治力量,胡温新政的结合》

易富贤:《秦国统一中国的人口因素》

苏铁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忧思录》

--------------------------------------------------------------------------------------------------------------------------------
 

从历史的可持续性观点客观评价我国计划经济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杨帆

2007-9-16

是谁要把我国计划经济定义为“历史最坏时期”?

    对我国28年计划经济,长期存在着妖魔化倾向,许多官方文件和领导讲话,报刊传媒,教科书,学术著作,只谈“改革开放28年以来”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中国历史最好时期。在各种场合,丑化和否定计划经济的言论不计其数。经济学家说计划经济没有效率,预算软约束,平均主义大锅饭,人民极其贫穷,依靠票证生活;说计划经济违背比较利益搞赶超战略完全失败,要开放创新依靠外资进行技术升级,说国有企业是产权虚置,应分给私人,或者干脆就分给有权力的人;政治学家说计划经济下没有人权,以权力消灭社会和个人自由,不让农民出村子;社会学家说毛泽东不计划生育,误增四亿人口;大家一致批评这28年不搞经济只搞政治运动,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边缘,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说,建国以来只有两个时期经济好,一是1957年以前,二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是公开学术和政治语言。还有不计其数的私下漫骂,说毛泽东是专制大暴君,什么好事也没干,除了左倾就是左倾,称为“中共左祸”;说农民相当于国家农奴,最近山西揭露出来的奴工事件,其实就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普遍现象;说大跃进饿死3000万人,国家还集中财力搞原子弹;说志愿军对抗美国不值得纪念;说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历史上所有革命都是以暴易暴,越搞越糟,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近代中国人的两个病灶;说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完全是历史错误;等等。

    总之,否定计划经济28年,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所谓“精英铁三角”的共识,是他们新自由主义和民族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其认识论根源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经历了长期激烈的思想政治文化斗争,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就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否则似乎就没有合法性。 其理论误导之一就是:把计划经济与大跃进文化革命混为一谈。其实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不仅否定市场经济,也破坏了计划经济,它们的错误来源于毛泽东同志本人的一些特殊想法,与计划经济体制无关。其利益背景则是最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把毛泽东时期和计划经济定位于历史最黑暗时期,把改革开放以后定义为历史最好时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禁止中国人民对近年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反思,用一位“著名主流经济学家”的话就是:现在无论出什么问题,也比计划经济时期好。 这样的“标准和规则”建立起来了,谁反思改革就是反对改革;谁主张调整利益格局,谁就是要复辟计划经济,宁要腐败和分裂,不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样,他们的既得利益就有了合法性。这样下去,目前中国各种问题都无法真正解决,直至出现社会分裂和经济崩溃为止。因此,目前我们重新评价计划经济,不仅具有科学和历史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计划经济的真实意义与成就

    说计划经济时期就真正是工人农民当家作主,说国有制度就真正是全民拥有了生产资料,能够超越商品货币的历史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说法,或者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系统。 如果把信仰与科学混同,强制推行理想主义,就必然要犯“左”倾错误。 我国计划经济在推行过程中有很多失误,再加上毛泽东同志特殊的理想主义与实践,“左”倾就更加厉害,这在 1978年底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有结论,承认计划经济积累太高,国强民穷,国家对老百姓的消费有历史欠帐,要补欠帐,集中精力搞经济;承认计划经济时期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而文化革命则是一场历史浩劫。 这样的结论成为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全盘否定计划经济。 如果开始新阶段就必须彻底否定旧阶段,那么以后改革开放也会被否定。 这恰恰就是一种“革命”思想,而不是改良思想;改革之所以不同于革命,就是由于它不是否定与割断历史,而是尊重传统,按照历史延续性的逻辑发展,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在一个国家内,一个政党和政权的领导下进行的,难道就没有延续性?这与十七大确立的科学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实际上,计划经济时期的积累率高达 30%,在排除了经济波动因素以后,有效年经济增长率至少10% 以上,7年扩大一倍,28年GDP 扩大8倍以上。更加主要的经济成就不在总量而在结构。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鼓吹的比较利益和自由贸易,并不能使中国富强。自洋务派以来中国致力于工业化与现代化,从官办商办到官督商办都试过,百年来结果如何?到1949年中国工农业产值的比重是1:9,工业只占10%。制度学派解释为官商结合的腐败所致,实际上根本原因是没有强大的国防,1840---1945年105年中国没打过胜仗,帝国主义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关键的经济条款是5% 低关税,美国却长期实行46%高关税,相差40个百分点,无论什么样的产权和所有制,都不能与外国竞争。

    计划经济的真正历史意义在于,它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需要资本原始积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道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依靠侵略和掠夺,后发国家则有依附型和独立型之分。自由贸易不能强国,依附型发展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实际结果是不发展,帝国主义也不让我们发展。在共产党武装斗争取得政权以后,必然依靠国家力量实现工业化。

    在生产力非常落后,与帝国主义交战被封锁禁运的条件下,中国毅然拒绝依附型道路,决定依靠国家力量实行内部积累,创造动态比较利益。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作为工业化一种原始积累方式,比侵略型道路道德水平高,比依附型道路速度快。计划经济的实质是依靠政权力量强行压低消费,把积累率提高到30% 以上,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源泉,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两代人的牺牲,在28年内走完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200年的道路,完全没有对外掠夺,无论道德评价还是历史评价都是站得住的。

    集中力量做大事,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如果不是当年趁美苏争霸之机,我们牺牲洋房汽车首先拥有原子弹,等到现在政府税收充裕了,美国霸主还能让我们干吗?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利用国家的组织力量,比较彻底地消灭了传染病,修建了基本的水利工程和基础设施。

    1978年工农业的实际比重大约是5:5,一个独立而强大的现代工业化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在军事工业和高技术方面,与国际水平迅速接近, 1970----1980年10年奋斗,大型喷气式飞机已经成功,至今说起来无人相信。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美圆,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 计划经济体制适于积累不适于经营,转向市场经济也是历史必然,只不过历史规律不能自动实现,而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人的活动就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因为文革后期政策极端左倾,思想极端僵化,因此激烈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斗争难以避免,这样的斗争伤害了人的感情,造成了一代人的绝对对立,理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至今各执一词,互相否定,丧失了中国人“维大英雄能够本色,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传统与胸怀,或许只有新一代人才能够完全这一“超越左右翼”的思想整合。

误增4亿还是人口红利? 笔墨官司并没有打完

    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理论成果解放思想,批判文化革命和计划经济,其中对毛泽东的人口政策进行彻底否定,说毛泽东“错批一个马寅初,人口误增四亿”。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市场经济均衡论,制度学派的改革论,都无法解释近年以来中国经济超过10% 的增长和大牛市,窃据中国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丧失了解释力和预测力,已经失语。我们需要以历史观点解释的是;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市场经济确立以后,仍旧高速增长,积累率仍旧超过30%甚至更高,两种不同的体制却有相同的结果,说明在体制因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经济增长动力,按照这个逻辑思考,我们吃惊地发现,原来却是最简单的因素:人口! 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完全成正比例!

    1840---1949年,中国人口停滞于45000万左右,经济也不增长。计划经济28年经济增加8倍,人口增加4亿;改革开放28年经济又增加8倍,人口又增加4亿;再过12年到2019年左右,我国经济按年增 7% 计算,还可再翻一番,人口则到达16。5亿的最高峰。 人口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是:人口增长快则年轻人多,年轻人多则储蓄率高,储蓄等于投资,所以投资与经济增长率就高。2019年后中国人口老化,经济增长率必然下降, 我们就只能依靠技术的力量了。

    国际主流经济学终于承认,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但他们不愿意承认其根源,这会否定他们的“市场万能论”教条。是我们国家的独立与强大并实行社会主义民生政策,才使人口猛增,在计划经济时期把他们养大成人,形成农村庞大的过剩人口大约4亿。 以后才有可能在国际资本进行结构调整的新历史条件下,通过开放政策,使他们与外资结合,出现出口和就业的猛增。 中国以家庭为中心已进行30年教育投资,下一阶段实现技术升级才是真正的考验。

    这说明,有比制度改革更加深刻和根本的东西,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不是体制改革,而是国家的强大和人口的庞大与快速增长。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是工业化不同时期的不同经济机制,都有积极作用,在同一时期也可互相补充。两者并不代表历史的不同方向,不代表根本对立的两条道路,而是同一历史方向,同一历史任务的不同历史阶段,或者是不同发展形式。只要我们拉开历史视角,就可以看出其相互否定与激烈斗争,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暂时现象,那种冤冤相报的非理性态度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发展奠基

    如果一个70岁的人功成名就,说自己前30年活得没有意义,我们会怀疑他有老年痴呆症。计划经济完成的是资本积累的任务,单个企业的成本收益和经济效益不能反映计划经济的贡献,造原子弹的国家安全收益,造大飞机的产业拉动效益,都不计入企业收益。而油矿勘探,科技发明的沉没成本是由国家承担的,也无法计入企业成本。

    按照国际通行的指标比如GDP,必然低估计划经济而高估市场经济。改革时期的特殊增长因素是体制转轨,转轨是把在计划经济下积累的财富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转换成现实的GDP,因此转轨或者说改革,是综合体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方面贡献,绝非市场经济一方。把肯定计划经济积累的贡献说成是反对改革,是无知和偏见,或者就是维护既得利益,必须予以纠正。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许多在计划经济下不计算价格的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中计价了,如土地,资源和家务劳动;许多财政补贴取消了,相应地必须提高企业成本价格;物价提高要求工资增加并进一步涨价。 绝大部分统计只要不是实物指标而是价值指标,都是以价格为基础的,价格提高了,投资,消费,收入,物价,成本,出口,税收,GNP,GDP,企业收益,分红,都会提高,货币也会超额发行。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则是把未来收益,通过贴现的方法变成现实货币财富,于是有股票和房地产的增殖。近年以来房地产业的大发展及其暴利,主要是由于国家让渡了地租。马克思指出的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在计划经济下基本为零,而在转轨过程中逐步具有了价格,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和购买者都有利益,其来源是计划经济积累的地租的让渡,是政府帮助拆迁的造成的低成本,主要不是房地产商的贡献,而不是市场经济的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

    改革初期大量实物经济和生产力是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 把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农业发展全归功于分地是不公平的,计划经济时期培植的良种也起到关键作用。80年代初期的消费热潮是军转民的产物。 至于计划经济时期生育大量人口并且由国家负责医疗和教育,是不可忽视,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大量国有企业的人才下海,兼职和技术外溢,给乡镇企业提供了人力资本。在所有人都没有财产做抵押品的时候,

    是各级政府和国营单位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无偿的担保,成为他们“第一桶金”的来源,现在都是应该算产权的。

    如此说法,并不排除改革与市场的作用。没有改革,计划经济积累的财富就不能在市场经济中转变成为现实的财富。 我们肯定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也不是反对改革开放,恢复计划经济,而是要反思改革,保障下一阶段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历史是螺旋型发展的,发展具有“隔代“特征。第三阶段可能在形势上要否定第二阶段一些东西,并恢复第一阶段某些特点,这是更高水平的整合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和倒退。 社会基础已经变化,计划经济只能成为历史,但是我们希望留给我们后代的,是一段辉煌的历史,一段全体人民付出巨大牺牲但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我们需要继承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而不是计划经济的做法,这是一种精神的继承。

 

中央领导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讲话(摘要)

2008年09月05日发表

    其中有一条,就是苏共上层领导的政治腐败,地方基层党组织名存实亡。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解决好执政基础,完全可能执政不到70年,甚至在更短时间垮台,国家前途要败在我们这一代。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搞垮苏联和苏共的主要手段是从意识形态入手的。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和 社会主义的失败,说到底,是其逐脱离、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终恶果。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而绝不是所谓的「功臣」,说他是「功臣」,那是没有站在苏联人民和人类进步事业的立场讲话。正是他提倡公开化、多元化,使苏共全党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乱,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这是苏共内部出现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

    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正确的。
 

 


杨帆 报告:《利益集团》 之四

我国垄断行业总体及主要部门演变

杨帆  崔雷

2008年9月24日

     目录:

一、建国初国有企业形成及其管理(1949-1958)
二、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改革(1958-1978)
三、改革开放后到中共十六大期间国有企业改革(1978-2002)
四、现阶段国有垄断行业现状(2002年至今)
五、电力行业改革演变
六、电信行业改革演变
七、石油行业改革演变
八、民航运输业改革演变
九、铁路行业改革演变
参考文献
附录

一、建国初国有企业形成及其管理(1949-1958)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力推动企业制度变革,7年时间里,多种企业制度形式并存的局面被打破,企业制度安排呈现公有独资无限责任制度一统的局面。这也包括我们所讨论的垄断行业。

(一)国有企业的形成

政府通过将私有企业转变为国有企业和新建国有企业等措施,壮大国有企业力量。具体措施如下:

1.没收官僚资本企业。随着战争的胜利,一度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官僚资本企业逐步被没收。到新中国成立时,几乎全部的铁路企业、重工业部门的大部分企业、轻工业的部分重要企业、金融系统的“四行二局”和地方银行系统的2400多家银行、兵工系统和军事后勤系统下属企业等,均被收归国家所有。通过没收和改造,官僚资本企业转变为国有企业。

2.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企业。中央政府要求凡有关中国主权或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外国在华企业,可予征用;关系较小或者不便征用,可予代管;认为需要的,可予征购;一般企业,可加强管制,促其自行清理结束。对少数在政治上、经济上无大妨碍的企业,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可以适当保留。

3.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政策逐步实现民族资本企业国有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民族资本企业采取统筹兼顾、恢复和适当促进发展的方式。政府从金融企业入手,开始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1953年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改造全面展开。经过初级形式的“加工订货”和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时,所有民族资本企业都转为国有独资企业。

4.新建大批国有企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至1956年底,国家建立了大批国有企业。前苏联援建156个项目,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援建68个项目。有一些企业在建设初期是中外合资形式,在“一五”末期转变为国有企业。

1958年和1959年两年间,大批集体企业被改造为国有企业。全国共有109万人由商业合作店(组)并入国有商业企业。全国10万多手工业合作社(组)转到地方国有企业的37.8%,转到“准国有”性质合作工厂的13.6%。剩下的大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归口的国有企业统一核算,或者按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办法统负盈亏,被纳入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范围。

与此同时,为数很少的中外合资企业在帝国主义封锁和一味强调“自力更生”中绝迹。至此,单一的国有制形成了。

(二)对国有企业实行高度集权计划管理

政府将国有独资企业纳入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系,使这些企业成为政府部门附属单位。

1.组建行政主管部门,对国有企业实行统一管理。1949年10月,政务院及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劳动部、人民银行和海关总署相继成立,归口管理相关企业。1952年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编制中长期和年度计划。计委负责投资立项和生产任务下达、财政部负责拨款、主管部门负责生产经营的管理格局形成。

1953年之前实行大区行政区划。全国划分6个大区,区下辖省。除华北外,大型国有企业由大区控制。1954年取消大区行政区划,中央主管部门直接管理大型国有企业。1956年形成中央主管部门和地方省、市、区分级对国有企业进行管理的格局。国有企业重大经营管理权限全部掌握在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手中。

2.统一资金和物资调拨。新中国成立初期资金和物资的统一管理已得到贯彻。当时政府为了财政状况好转并同投机商人斗争,全国范围内收购和调配商品。同时规定各地国有贸易公司的资金、业务计划、商品调度统一由中央贸易部掌管。

3.统一计划管理。1954年大区撤销后,大型国有企业归中央各部委直接领导。1957年,中央部门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从1953年的800个增加到9300多个。对这些企业,政府直接下达指令性指标,主要包括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新种类产品试制、重要的技术经济定额、成本降低率、成本降低额、职工总数、年底职工达到数、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利润等12项指标。这些指标按年度下达,企业按下达的年度计划编制季度计划,再按时向上级报批,批准后方可执行。上级主管部门为了全面掌握企业情况,制定40多种报表,企业须按时填写上报。

4.成本核算管理。1951年,政府决定在国有企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度。企业根据政务院发布的计划表格编制生产、劳动、材料供应、成本、财务等各项具体计划;按政务院要求清产核资以确定自有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建立银行往来账户和各种报告制度。

5.统一劳动用工管理。1953年,政府逐步扩大企业职工统一分配范围,从学校毕业生到复员退伍军人都由国家统一安排。

6.统一等级工资管理。解放初期,没有全国统一的工资制度,供给制、工资制等并存。1956年,国务院发布工资改革决定,取消工资分,以货币为工资计算标准,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等级工资制。

国有企业没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和发展目标,而是隶属于主管部门的生产单位。企业厂长是国家干部,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企业活动过程和结果完全受国家控制。企业所有生产和经营活动,包括要素投入、产品生产和销售、人事调整和发展计划等生产经营行为,都通过接受国家或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各项计划指令。

二、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改革(1958-1978)

传统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对企业生产统一计划、物资统一供应、产品统购统销、财政统收统支、人事统一调配,企业自主权很小。20世纪50年代末到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体制进行两次先下放后上收的体制变革,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力度也作了相应调整。计划经济后期,国有企业仍然主要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一)第一次下放和上收

20世纪50年代末期,政府尝试在中央和地方重新划分企业经营管理权。1957年11月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附录一)、《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附录二)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附录三),开始国有企业改革。

这次国有企业改革主要内容有:(1)下放国有企业管辖权。除少数重要的、特殊的和实验性的企业外,其他中央所属企业层层下放,归各级地方政府管理。(2)下放计划管理权。实行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专门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将原来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平衡、逐级下达计划的制度改为地区为主,自下而上逐级编制进行平衡的制度。(3)下放投资审批权。对基本建设实行投资包干制度,在包干范围内地方自主决定、自我增殖,自行决定各种项目。(4)下放物资分配权。减少国家计委分配的和主管部门管理的物资品种和数量,对各种物资的平衡,由地方先自行平衡,上级计划机关只对各地供求进行差额平衡。(5)下放企业内部管理权。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工业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减少到主要产品产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和利润4个。企业除厂长、副厂长和主要技术人员外,其余管理人员由企业调配。 (6)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实行全额利润分成。分成按“一五”期间拨付给企业的费用加上企业奖励基金,再加40%超计划利润计算。因价格、税收等因素影响企业利润的调整分成比例,影响不超过5%的不予调整。

1959年7月全国八届八中全会后,中央政府决定收回下放的部分权力。例如,基本建设审批权坚决收回中央;成立国家物资总局(后改为物资部),对地方物资管理系统实行垂直领导;增加统配和部委管理的物资种类;上收一批工业企业管辖权;对财政信贷实行集中管理;加强国有企业收益集中管理。
20世纪60年代,中央政府试办托拉斯,进一步上收部分地方企业管理权。196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煤炭部党组递交的有关请示成立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的报告,标志我国试办的第一个托拉斯正式成立。同年6月,国家经委草拟《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案)》(附录四),对当时工业管理体制弊端、试办托拉斯的意义、托拉斯组织形式等做较为详细的说明,开始试办托拉斯的改革历程。

在第一批试办的12个托拉斯中,烟草公司和医药公司集中管理全行业卷烟厂和制药厂。地质机械仪器公司仅限于管理原有中央直属企业。其余托拉斯除了管理原有中央直属企业外,还管理数量不等的地方企业。例如,盐业公司集中管理全国大盐场和销售机构,汽车公司从全国169个地方专业汽车配件厂上收42个,橡胶工业公司从全国205个地方橡胶企业上收103个,纺织机械公司从全国36个地方纺织机械公司上收3个。在这一过程中,先后有300多个地方企业收归托拉斯管理。同时,地方政府也试办由地方政府管理的托拉斯。1965年,国务院又试办石油工业公司、仪器仪表工业公司和木材加工工业公司等具有托拉斯性质的公司。

试办托拉斯一定程度上具有变革企业制度的性质。(1)试办托拉斯有解决国有企业无限责任问题的意义。托拉斯要进行经济核算,使国有企业具有成为自主经营经济实体的倾向。(2)试办托拉斯尝试变革企业现实出资者。试办托拉斯后,企业出资者出现了终极出资者和现实出资者的区分,企业全部资产最终归属国家,但托拉斯直接拥有并控制大批企业,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具有国家授权投资的经济组织特性。

试办托拉斯对企业制度变革还只是一种尝试。托拉斯虽名为公司,但本质和政府部门并无差别。托拉斯在管理权限、工作方式等方面和政府机关没有太大差异,不可能真正解决国有企业无限责任问题。托拉斯进行经营管理,事实上仍然是政府对企业直接经营。“文革”开始后,托拉斯基本解散。

(二)第二次下放和上收

20世纪70年代再次尝试将企业经营管理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重新划分,主要内容和20世纪50年代末期基本相同。1970年3月,国务院要求把大部分工交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少数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极少数大型或骨干企业,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为主。短短几个月,大批国有企业不加区别下放地方管理。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由1965年10533个下降到500多个。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改革尝试,企业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文革”后上收企业管理权,包括:(1)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调整一部分企业隶属关系。将在“文革”期间下放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收归中央政府。(2)改革基本折旧基金全部留给企业和主管部门的做法,国家财政集中一部分企业折旧基金,纳入预算管理。(3)恢复企业基金制度。1978年起,凡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八项年度计划考核指标和供货合同的企业,可按职工全年工资总额5%提取企业基金。企业基金主要用于职工福利和奖励。通过这些调整,企业基本回到“文革”前的状态。这次调整同样没有改变国有企业财产组织形式和法律责任形式。

综观以上企业变革历程可以看出:20多年传统经济体制以指令性计划指挥经济运行,排斥市场,经济活动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基本是自上而下指令性安排。传统经济体制下政企关系是层级制式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虽然对企业进行了两收两放的管理体制调整,对企业所有制结构、经营形式、调节手段和决策程序等方面有所变化,但仍是在原体制框架内,而且仅限于“中央管还是地方管”的变革,对企业实行的仍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管理。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惟一基础,公有制经济占97%以上。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是执行国家计划的生产单位,是兼有生产、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多种功能的社区组织,而不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经济组织。企业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上级政府机关,政企职责不分。政府和企业关系的特征是:(1)国家是企业惟一的产权主体。企业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企业的发展取决于主管部门的发展规划、投资决策及其组织调节。企业没有独立决策、经营权。整个国家相当于一个大工厂,企业生产经营由中央计划机关统一安排,层层下达,企业任务是执行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企业所需生产资料,按国家计划统一直接供应,或向主管部门申请,由物资机构调配。生产的产品也按物资计划、商品流转计划进行分类,然后由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统一调拨。(2)企业负责人是国家干部,由上级人事部门委任。企业行政级别分别按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或产品性质、企业生产规模以及上级行政部门级别来确定。计划完成情况是衡量企业管理者工作实绩的主要尺度。(3)政府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政府向企业供给资金,并收取几乎全部利润。企业用于维持再生产的资金由政府分配,企业不能独立地支配和处理企业资产,不能享有使用资产获得的收益。企业既不负盈,也不负亏。企业招工及职工工资标准均由政府劳动、人事部门决定,企业为职工提供医疗、养老保险、住房、子女入托、入学等社会福利,企业成为小社会,对职工承担无限责任。

三、改革开放后到中共十六大期间国有企业改革(1978-2002)

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仍然沿用改革前管理模式。国有企业归中央一级所有,实行“一级所有,分级管理”模式,地方政府只是代中央分级管理。中央政府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权利过程中,将其权利进行了分解:财政部行使国有资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中央企业工委或组织部行使重要人事决策权;国家计委行使重大投资决策权;国家经贸委行使监督权;劳动部门行使就业与工资决策权等。

1986年,国有企业之间横向联合,出现企业集团和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企业拍卖、转让、合并、兼并等经济活动都涉及产权转移。1987年,按照国家作为所有者职能和社会经济监督者职能相分离原则,全国组建了国有资产专职管理部门,标志着国有产权代理和国有资产管理进入新阶段。

为使国有产权代理由分散转为集中,实现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相统一,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并由这个部门承担清晰的责任。1987-1988年,政府开始分离所有者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

1987年,深圳市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负责市属国有资产管理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深圳、上海等大城市几乎同时开始分离监管职能和所有者职能深化改革。深圳市于1992年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行使国有资产监管职能。

1988年,中央政府成立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直接向国务院负责,接受财政部指导。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财政部都被赋予国有资产总代表职能。这一工作遇到来自各职能部门阻力。一些综合部门——如国家体改委和经贸委之间以及这些部门与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之间,都为能使自己成为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而争执。关于中国究竟应当采用何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模式的争论一直持续。

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采取妥协方法。一方面,绝大多数按产业设置的部门合并到国家经贸委;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局也被撤销,变为财政部下属局。所有者职能被拆分后交由不同综合部门负责,从管理职能与所有者职能再度合并的角度看,这是改革倒退。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职能分别由财政部、大企业工委、金融工委、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劳动部等部门承担。由于出资人权利分割行使,国有资产产权制度不清晰,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低下。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依然分散,许多政府部门参与国有企业管理,从提高对国有企业有效监督的角度存在一些缺陷:(1)所有权被分裂,与所有权相联系的责任也被分裂,各部门都可以对企业发号施令,却没有一个部门对结果负责。(2)由于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人民银行等综合部门都是国家经济调控者,潜在利益冲突严重。这些部门可能会对国有企业实行倾斜的资源配置政策,从而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3)企业要面对多重主管部门。企业需要就不同管理问题与不同部门进行协商,交易成本很高,也更容易逃避所有者监督。(4)在国有企业数量过多的情况下,政府直接控制很难取得预期效果。

在一系列管理体制变革中,政府开始注意运用经济、法律手段间接管理企业。1978-1982年改革重点是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明确经济责任制;1983-1986年通过两步“利改税”明确国家与企业利益分配关系;1987-1991年是推进承包制;1992年开始企业股份制改革。

(一)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和“经济责任制” 为重点的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政府确定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进行企业制度改革的方针。1979年国务院下达了《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附录五)、《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附录六)等5个文件。其主要内容是:(1)国家对企业4项主要考核指标,即产品产量、产品质量、利润、合同执行情况;(2)实行利润留成,根据不同企业,确定不同利润留成比例,用利润留成建立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3)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及企业留成比例,固定资产折旧费用于企业挖潜、革新、改造;(4)实行固定资产有偿占有制度,按固定资产原值征收固定资产税,税率按不同行业,每月定为2%-5%;(5)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制度,企业所用全部资金,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6)鼓励企业发展新产品,企业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出口,并按规定获得外汇留成;(7)企业有权按国家计划指标择优录用职工,有权对违反厂纪职工给予开除处分,有权在定员定额内决定自己机构设置、任命中下层干部。1981年,全国有50%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赋予企业部分计划、利润留成、资金运用、超计划产品自销、部分劳动人事使用权等权力。

通过对企业扩权,政府减少对企业直接行政干预,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完成国家计划和增产增收的积极性,提高企业发展意识和盈利意识。但由于制度性缺陷,企业行为缺少有效的约束机制,生产增长主要依靠投入增加,宏观上形成财政赤字增加,1979年和1980年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近300亿元财政赤字。因而,中央提出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要求,各地政府为落实财政上缴任务,对部分工业企业实行了利润包干的经济责任制。

1981年11月和1982年11月国务院分别批转《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附录七)和《关于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几个问题》(附录八)等文件,一方面要求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另一方面要求“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单位,必须保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经济责任制具体形式包括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利润包干,亏损包干,以税代利,自负盈亏。由于完成包干任务后超收利润可以留在企业,大多数企业选择经济责任制改革形式。部分企业通过留成基金初步形成自我发展经济实力和再投资能力,但存在着企业包基数确定不合理和“鞭打快牛”现象,国家难以调节企业之间级差收益,更难以使企业真正承担经济责任。1983年利润包干制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后引起经济秩序混乱和物价上涨。鉴于此,中央决定停止全面推行利润包干。

这一阶段国有企业并没有独立法人财产,本质上还是承担无限责任。(1)扩权让利只是将企业一部分经营管理权限下放企业,没有赋予企业独立法人财产权。(2)扩权让利带来的主要是企业内部生产效率提高。企业获得一定自主权是以如期按质按量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为基本前提,企业主要是充当成本核算中心角色,而不是一个利润中心和投资中心,自然也就不是一个独立经济实体。(3)扩权让利没有改变企业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物的性质。企业行为决策仍然是由政府决定。

(二)以“利改税”为重点的管理体制改革

“利改税”改革思路是通过税收这种形式把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确定下来,改变企业在上缴比例上讨价还价问题。一方面稳定国家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减少政府对企业行政干预,稳定企业自主权,并使企业在获得某种权利的同时也承担与其权利相对称的责任。

1.第一步利改税。此阶段利税并存。国有大中型企业由过去向主管部门上缴利润改为按毛利55%上缴所得税,对税后利润高于原留利水平部分,以包干上缴、固定比例上缴、交纳调节税以及定额包干上缴办法缴给国家,对税后利润低于原留利水平则减征所得税。对小型国营工业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

2.第二步利改税。第一步利改税中,所得税不区分产品品种,均按盈利额大小征收,使政府难以运用税收杠杆来调节产品生产。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产品比价不合理,使企业之间盈利差别很大,这种差别又不能反映企业经营好坏,因而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第二步利改税,将税利并存阶段上缴利润也变为上缴税收。主要内容:(1)改进第一步利改税中所设置的所得税和调节税,把原来企业上缴利润区别不同情况改为上缴调节税;(2)把当时最大税种工商税按纳税对象改为产品税、营业税和盐税;(3)增加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4)开征和恢复征收几种地方税。
在推行利改税的同时,落实企业自主权。国务院于1984年5月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附录九),提出企业应有10项自主权:生产经营计划权、产品销售权、产品价格制定权、物资选购权、资金使用权、生产处置权、机构设置权;人事劳动管理权、工资奖金使用权和联合经营权。

由于其他方面改革不配套,按原来比价确定的不同产品税率跟不上价格调整频率;所得税后再征收调节税不规范;不能保证企业经营有平等竞争外部环境;在利改税条件下,企业所得税率仍达55%,税制改革并没有提高国有企业竞争能力,反而使企业税负增加,企业缺乏自我发展能力,普遍降低增产增收积极性。1986年,伴随宏观紧缩,一些地方出现企业利税和政府财政收入严重滑坡情况。利改税改革措施未达到预期目的。

(三)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重点的管理体制改革

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附录十),提出推行多种形式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87年,全国预算内全民所有制企业有78%实行承包制,大中型企业达到80%。1988年2月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附录十一),体现权责利相结合原则,切实落实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加强企业责任,明确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
企业承包制管理形式主要有五种:(1)两包一挂,即包上缴利润,包技术改造项目,工资总额与上缴利税挂钩。(2)利润递增包干。企业上缴产品税(或增值税)后,在规定企业上缴利润基数基础上,逐年按规定增长率向政府上缴利润,超包干数(包括递增数)部分全部留给企业。企业承包多得留利可按5:3:2比例用作生产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3)上缴利润基数包干,超收按比例或分档分成。分成形式一般为:超基数5%以下部分上缴政府30%,企业留70%;超基数5%以上部分上缴政府20%,企业留80%。(4)微利、亏损企业利润包干或减亏(或补贴)包干。根据企业亏损状况及原因,核定补贴基数和递减比例,超亏不补,减亏全留或分成。

承包经营责任制产生一些积极效应,激励企业和职工增产增收、企业扭亏增盈积极性,确保国家财政收入,促进价格体制等宏观体制改革。但是,其负面效应也很明显:(1)承包制未能使企业自负盈亏。承包制没有说明承包经营者未能完成任务时,特别是企业发生严重亏损时,谁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当承包经营使企业亏损乃至破产时,国家必须承担无限责任。在认识到承包制只负盈不负亏的内在缺陷后,政府试图通过抵押承包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承包者不可能筹集到足够资金用以抵偿经营不善造成的损失。承包人即使将自己家产抵押,也不过是企业全部资产的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风险抵押金根本无法补偿损失。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制度导致一些承包者以少量风险押金为代价,换取侵吞更大数额国有资产,甚至与承包人和企业员工联合侵吞国有资产。(2)虽然承包制本意包含使经营者“自主经营”的内涵,但无法真正贯彻落实。承包制规定承包人在合同签订后可以自主经营企业。但承包合同是不平等当事人之间的行为。合同内容由政府机关确定,政府机关可以截留企业一些经营管理权。由于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着承包任务和权利“讨价还价”,承包人为得到承包任务上优惠,很可能听从政府部门要求。承包人只对出包政府机关直接负责,承包制导致更加严重的纵向行政干预。(3)既然承包制无法使企业获得独立经济利益,不能拥有界定清楚的法人财产,经营者不能获得足够的经营自主权,也就不会对经营后果承担责任。

(四)以“转机建制”为重点的管理体制改革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市场经济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国有企业改革在以前改革经验和教训基础上重新调整思路,国有企业改革进入界定国有企业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附录十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作了全面、系统规定。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决定》指出企业中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1993年12月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附录十三),对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在内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组织、活动、解散,股东权利与义务以及公司权力结构等内容做出明确法律规定,为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提供条件、方向以及途径。

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攻坚阶段,财税、金融、投资、外贸、外汇和国有资产管理等几项重大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并实施运转,为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供初步外部环境。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方式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对具备条件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国家体改委于1994年选择百家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试点主要内容:(1)确立企业法人财产权,健全企业法人制度;(2)建立、明确国有产权运营主体;(3)建立和完善企业组织制度;(4)完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体制;(5)健全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6)建立新的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分配等经营管理制度;(7)实行政企分开,建立新型政企关系。同时采取相应配套措施。百户企业改制试点于1995年3月正式运行,1997年底基本结束,17%企业由工厂制直接改制为多元股东持股公司形式,80%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其中10%由主管厅局改制为控股型国有独资公司,其余企业采取先改组后改制原则进行结构调整等形式。

股份制试点工作迅速推开。一方面,原有股份制公司按照《公司法》重新登记;扩大国有股份制试点范围。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取得一些成效。另一方面开始规范公司制运作,使企业内部制衡与约束机制有所增强,一是促使企业依法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产权主体多元化增强产权约束机制。通过理顺产权关系,使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开始向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方向转化。

在股份制改革中,问题也存在:(1)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尚未形成,产权关系不清。国家股代表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国有资产关系紊乱。(2)国有资产监督体系不完备,法人治理结构未完全到位。由于国有股占绝对主导地位,股东大会形同虚设。外来资本比例小,国有产权代表拥有对股份制企业完全控制权,操纵重大经营决策权,难以形成有效的产权约束机制。一些股份制企业尚未成立董事会或监事会。(3)内部制衡机构尚未取得突破,企业自主权受到限制。股份制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其他高层经理人员由政府任命,绝大多数企业在裁减富余人员时须经政府部门批准。(4)相关配套体制改革滞后。社会保障体系、市场体系、相关法律政策体系不完善。(5)减轻社会负担政策力度不够,企业历史包袱难以解决。(6)国家产权所有者和其他法人、自然人产权关系不对称,国家股虚置。一方面,国有产权流动性和开放性差,不利于形成产权流动机制,国家股可能剥夺其他法人、自然人投票权利;另一方面,国家股代表与企业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缺乏利益机制,难以真正维护国家利益。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1)在产权改革以外未能及时进行其他方面改革;(2)政府管理模式没有彻底改变,难以真正建立股份制式利益制衡机构,经营者、董事以及持股机构领导人的职务没有与企业盈亏联系起来;(3)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滞后;(4)历史遗留问题解决难度大,不少公司运作不规范,机制转换慢,经济效益差。

理论界强调要推行相关配套改革。(1)注重基础条件的建立和内外部环境的改善,加强配套改革;(2)加速政府职能转换和机构改革;(3)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4)建立和完善待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5)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6)制定政策,减轻企业历史债务和社会负担。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行部署: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抓大放小;实施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职工再就业工程,促进企业优胜劣汰和劳动力合理流动机制形成。订立的目标是,用3年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坚持“三改一加强”方针,促进激励约束机制和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机制的形成,强化企业竞争和风险意识,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

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竞争主体,具有相对独立的产权地位,摆脱对政府的直接依赖,实行一定程度的政企分开。但由于政府资产所有者身份与宏观调控身份没有区分,政府职能还没有根本转变,政府仍然过多介入微观经济事务,国企改革效果仍不很理想。例如,为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而建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国有控股公司,多是由国有企业主管部门演变而来的“翻牌公司”或行政性公司,公司实际上仍然代行政府管理企业职能。许多公司制改造成“新瓶装旧酒”,国有企业并没有实现产权独立。企业集团也与此类似,没有变成真正的企业。许多国有企业将股份制改造为筹资手段,由于上市名额有限,审批权掌握在政府手中,企业在上市诸多环节仍然依赖于政府照顾,致使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并没有真正放松。

四、现阶段国有垄断行业现状(2002年至今)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大会报告针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问题,将重点放在继续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批准新一轮机构改革,实现政府所有者和公共管理者职能转变。主要机构调整有:

1.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国资委将原国家经贸委指导国有企业改革和管理职能,中央企业工委职能,以及财政部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分职能整合,实现管资产、管人与管事统一。国务院授权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这种新体制改变长期以来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状况,为解决国有资产效率低下和流失问题提供制度条件。国资委监管范围是中央所属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格局也随之发生调整,地方政府负起监管和运营地方国有资产责任。

2.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将国家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原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并入发改委,原国家经贸委的一部分职能划入发改委,包括行业规划、产业政策、经济运行调节、技术改造投资管理、多种所有制企业宏观指导、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重要工业品和原材料进出口计划等。

3.健全金融监管体制,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委)。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央金融工委部分职能并入银监委,主要职责为拟订有关银行业监管的政策法规,负责市场准入和运行监督,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等。
4.推进流通体制改革,撤销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组建商务部。原经贸委内贸管理、对外经济协调、重要工业品和原材料进出口计划的组织实施等职能,原国家计委农产品进出口计划的组织实施等职能,原外经贸部职能被整合到商务部。

2003年5月温家宝总理签署公布《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附录十四)国务院令,该条例明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既要履行出资人职责,又要切实保障企业经营自主权。国资委作为管理非金融营利性国有资产的实体机构分三级政府设立国资机构,每一级国资机构只对本级政府所管辖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行使出资人职责。这意味着长期以来国有股权“国家统一所有,地方分级管理”模式重大变革。

根据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离原则,由国资委专门对国有资产实施监管,在国务院授权下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国资委既有别于政府行政机构,也不同于企事业单位,是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

国资委监管范围是中央所属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 2007年1月直接监管的企业共159家。中共十六大提出,要继续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在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国有控股要转变为相对控股或多个国有企业共同控股,形成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向有实力的私营企业、外商、有技术优势的国外大公司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支持国有股东之间转让股权,促进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国资委实现由政府直接管企业向“政府——国资委——控股或资产投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间接调控监管模式转变。

国资委与企业的关系,是出资人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关系。依据《公司法》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国资委享有所有者权益,但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享有《公司法》等所规定的权利,对其经营的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责任,接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

国资委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关系,是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与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关系。国资委专门履行出资人职责,不承担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政府有关部门分别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民待遇原则,对各类所有制企业进行统一社会公共管理。

国资委与省、市(地)两级国资委的关系,是经国务院授权和省、市(地)两级政府授权,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关系,国资委除对所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外,最主要的是依法对地方国有资产管理进行指导和监督。

过去的体制是“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新体制可以概括为“国家所有,分级产权”,中央政府把更多的国有资产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可以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责,国企所有者缺位问题将得到根本改观。

五、电力行业改革演变

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电力产业改革是重要内容之一。电力产业改革分为3个阶段:政企合一时期、市场化改革时期和管制改革时期。

(一)政企合一时期(1996年以前)

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家对电力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生产和分配,形成中央政府独家投资、国家垄断经营的集中统一管理模式。管理上政企不分,政府既是投资者,又是管理者和经营者。财务上实行收支两条线,企业经营效益差,资源配置效率低。
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为解决中央独家办电资金不足问题,出台一系列集资办电和多种电价制度政策,在1988年开始对电力工业进行改革,目标是实现“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的管理体制。如图1。电力产业改革是为了满足增加电力产业供给需要。

图1 1996年以前电力行业的管理体制

电力管理体制先后经历军事管制、燃料工业部、电力工业部、水利电力部、电力工业部、能源工业部等八次变革,其中先后两次成立水利电力部、三次成立电力工业部。虽然主管部门变动频繁,体制却没有触动。

这一阶段,主要改革措施是引入集资办电融资形式。虽然这为后来改革造成产权关系模糊问题,但电力短缺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其次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管理体制上以省为经营实体。这些政策调整和实施产生两个积极结果:(1)极大调动地方政府和外资投资积极性,促进电力产业快速发展。1997年,全国性严重缺电局面得到缓解;(2)打破多年国家垄断市场格局,发电市场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市场结构。

但政府管理体制并没有随着发电市场的部分放开而做出相应调整,同时还出现新问题,主要在3个方面:(1)发电市场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发电厂商:政企合一且垂直垄断经营的原电力工业部及其所属企业;从事发电业务的独立发电厂或者公司。这两类市场参与者竞争地位不平等。随着电力供需矛盾扭转和发电市场竞争程度加强,这一问题显现,两类参与者不公平竞争矛盾不断激化;(2)中央政府监管能力削弱,地方保护主义逐步增强,导致省间交易壁垒,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3)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和价格监管能力不足,导致价格倒逼现象,使得最终用户电价不断攀升。

(二)市场化改革阶段(1997-2002年)

1996年12月,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附录十五),对电力产业机构设置和管理职能进行改革:国务院以国有独资形式出资设立、组建国家电力公司,是国务院界定的国有资产出资者,承担保值增值责任,是国务院授权的投资主体和资产主体,是经营跨区送电的经济实体和统一管理国家电网的企业法人。公司按照企业集团形式经营管理,1998年撤消电力工业部,国家经贸委承担国家电力产业政府职能,各省区组建省级电力行业协会,电力产业管理体制如图2。

图2 1997-2002年电力行业管理体制

国家电力公司电力产业管理职能和国有电力资产运营职能相分离。原来电力工业部行使的行政职能移交到国家经贸委,初步形成了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等部门共同行使政府管电职能,国家电力公司等电力企业自主经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等行业协会自律。1999年,浙江、上海、山东、吉林、辽宁、黑农江“五省一市”进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市场化改革试点,探索破除垂直一体化垄断可行途径。价格监管部门进行上网电价改革,改“还本付息”电价为“经营期”电价。经过这一阶段改革,电力产业政企合一体制性弊端得到一定程度克服,其基本矛盾集中在垂直一体化行业垄断上。

为避免政治和经济风险,中国电力产业改革模式是“试点运行”。不是对电力产业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而是通过行政体制局部、必要调整,逐步建立一种新的行政体制。这一阶段具有渐进性质,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是一致的。这一过渡阶段表明政府改革决心,为下一阶段改革做准备。

(三)管制改革阶段(2003至今)

发电、输电、配电各环节实行一体化垄断经营的旧电力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根据自然垄断产业进行改革的总体部署,国务院2002年3月批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附录十六),由国家计委牵头,成立电力体制改革工作小组,负责组织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实施工作。电力体制改革总体目标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健全电价体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电力发展,推进全国联网,构建政府管制下政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

电力产业管制体制目标是实行厂网分开,将国家电力公司管理的资产按照发电和电网两类业务进行划分。2002年12月国家电力资产重组和11家电力公司组建完成。发电环节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将国家电力公司管理的发电资产直接改组或者重组为规模相当的5个全国性独立发电集团公司,逐步实行竞价上网,开展公平竞争。

5家发电集团公司是: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电网环节分别设立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并且将国家电力公司直属辅业公司、事业单位组建成4家辅业集团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和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

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为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撤消国家经贸委,将国家经贸委原来行使的行业规划、产业政策、经济运行调节、技术改造和投资管理等职能,划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此增设能源局和国民经济运行局。这样,国家电力行业行政管理职能就移交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电力产业现行的管制体制,如图3。

图3 我国电力行业现行管理体制

在图4中,电力监管委员会是为了监管电力产业和保证改革顺利进行而建立,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图4 电监会的机构设置

电监会按照垂直体系设计,向区域电网公司电力交易调度中心派驻代表机构。电监会主要职责是:制订市场运营规则,监管市场运行,维护公平竞争;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调整电价建议;监管电力企业生产标准,颁布和管理电力业务许可证;处理电力纠纷;负责监督社会普遍服务政策的实施。我国电力产业管制历程表明,电力产业改革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逐渐深入,改革路径是渐进模式,转轨经济和我国资源特征影响管制改革。

几个阶段改革后,电力产业仍然有计划色彩,有关部门仍然对电力产业市场进入、价格、投资等方面进行严格经济管制,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尚未形成。此外,相关部委对电力产业进行的管制不但没有放松迹象,反而在市场进入、投资等方面有加强趋势。电力产业管制体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可能会阻碍管制改革深入:

1.管制主体分散。电力产业改革,输电和配电应该成为政府管制的重点内容。我国虽然成立专门电力监管机构,但是从职能设置和权利范围看,并没起到提高管制能力的作用。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职能设置存在先天缺陷,电力投资审批权和价格管制权利并没有赋予电监会,过去政府管电体制中职能过度分散的弊端依然存在。电监会没有这两项权利,也就缺少有约束力的管制工具。

2.市场竞争主体改革滞后。利益集团会影响管制治理结构建设。1997年市场化改革之后,电力产业供求已经基本平衡,国务院和发改委多次想对电力产业进行纵向分离和横向分割,都受到电力公司高层领导抵制,因为发电资产剥离会影响电力公司既得利益。直到2002年底,电力产业才进行真正的结构重组。
电力产业进行横向分割和纵向松绑后,组建5大发电公司,它们成为发电市场竞争主体。过去电力产业长期垄断经营,5大发电公司下电力企业经营机制僵化,在引入民营资本和国际资本方面步伐迟缓。尚未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两大电网公司仍然是垄断性企业,面对外部竞争压力比较小,缺乏降低成本动力。

3.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在“省为实体”发展过程中,省级公司迅速壮大,促进电力产业快速发展。但这种发展模式也构成另外一种垄断,省间市场壁垒越来越严重,电力市场被人为分割。严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一些清洁能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2002年电力改革中,各省能源电力投资公司发电资产并没有纳入改革规划,这就为以后电力市场埋下垄断隐患。

六、电信行业改革演变

(一)政企合一时期(1949-1979)

电信业一直由邮电部独家经营。邮电部是国家电信政策制订者、执行者和经营者。电信业管理机构主要是邮电部,其次是负责无线电管理的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和负责价格管理的国家计委物价局。
中国对电信业实行以中央为主的中央和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二级管理体制。省以下电信管理机构,本质上只是中央和省管理机构的执行机构。
邮电部和省邮电局管理权限的划分:
邮电部负责制定电信业发展全国规划(特别是通信干线规划),全国性年度计划和政策法规。省邮电局根据全国规划制定省内电信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年度计划,根据国家政策法规制订地方补充性规定。
在电信业进入管理方面,邮电部进行跨省电信业务申报许可管理,省邮电局进行省内电信业务申报许可管理。
在电信资费管理方面,基本电信业务价费、放开电信业务价格政策由国家计委和邮电部管理,基本电信业务辅助价费和放开电信业务价费在邮电部和计委规定政策范围内,可由省物价局和省邮电局管理。
在电信网建设方面,邮电部负责通信干线建设(主要指电信网中一级中心、二级中心间及一级中心与境外通信网络),省邮电局及其以下电信部门(如省会市电信局和市电信局)负责省内和地方通信网络(主要指二级中心与其以下长途交换中心乃至端局、用户终端间网路)建设。
中国实行两级管理体制,但对省邮电管理局(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实行的以邮电部为主双重领导管理体制,即省、市政府在授权范围内有决定和管理部门电信业务和项目资费的权限,对放开经营电信业务实质上有部分管理权。
这一阶段中国资费政策基本特点:(1)数次调整资费,但由于按公益事业原则定价,常常亏损经营;(2)由于通信服务项目少,通信资费种类少。只有市话、长话、国际电话、农村电话四类。

(二)“双重领导”体制时期(1980-1998)

为调动地方办电信积极性,用多种方式支持电信筹资。包括在国家规定权限内,按照有利电信发展原则决定电信资费、批准征收通信附加费、直接投资或给予贴息贷款、使用国外贷款时承诺负责偿还、返还地市建设附加费和部分能源交通基金等,在通信工程选址、征地、物资供应等方面,支持农村通信发展等。

“双重领导”体制支持了中国电信事业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电信业投资70-80%来自邮电部投资,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邮电部投资已降为1/4。资金来源变化的重要原因是明确邮电部投资重点是国家骨干线,省会局及其以下地方网的投资主要靠地方电信部门。

地方电信局筹资得到地方政府支持。最主要资金来源是“自筹资金”,其主要项目是电信初装费、留成利润和折旧,初装费收取金额范围由中央定,具体征收数由地方政府定,地方政策极为重要。

80年代初,电信局开始企业化进程。1987年各省局及下面各局开始实行各种形式经营责任制。1994年国家电信局从邮电部独立,第二年作企业登记。
电信总局独立经营、独立承担责任的企业性质主要体现在对国际和长途网、移动通信的运营管理上,及独立负责国内一级干线工程建设。电信总局对全国电信网负有保证电信网不断发展和完整、统一、畅通的责任,但对省会局及以下局只有业务和技术领导责任,并不承担发展责任,也无明确财产权责关系,尽管省会局及以下局也称为中央企业。

这一阶段,电信业出现打破独家经营并引入竞争趋势。

国务院于1993年8月转发《国务院批转邮电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意见的通知》(附录十七),第一次明确放开经营电信业务的概念和范围。主要规定如下:(1)电信业务实行分类管理。部分业务实行许可证制度即实行资源和需求管理,并有数量限制。(2)进入者资格。从事电信业务需经邮电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主管部门审核或批准;主办和投资单位必须是国有企业、事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有一定物质技术条件;境外组织和个人以及中国境内外商企业,不得投资、经营或者参与经营电信业务。(3)进入管理权责。在省内经营电信业务由所在省邮电局审批,报部备案,申请跨省经营由邮电部审批;对实行许可证制度的电信业务,邮电部门根据申请定期分批初审,根据已有资源等情况,择优批准,颁证公布。

这一时期,中国电信业最大企业是中国电信,另一家重要企业是联通。

中国电信前身是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又称国家电信总局,原为负责全国电信业务的管理和运营机构,由邮电部直接控制,以中国电信为名义,国家电信总局为业务和技术负责单位,以经营电信局系统业务为主要活动。1994年从邮电部中独立并作为企业法人登记。中国电信继承邮电部过去管理的主要电信业务及有关资产,成为中国最大电信企业:控制和运营管理全国公用通信网;在电话和各种新通信业务领域,拥有垄断性或控制性市场份额。

从体制上看,直到1998年初中国电信企业体系有两个特点:(1)从国家电信总局到地方电信局都受到邮电部及省邮电局控制,政企不分。(2)80年代初以来以扩大省局、地方电信局经营和财务权限为核心的“行政性分权”措施,对省邮电局双重领导,及建设和业务上分工,使地方电信局有较大独立利益。
1994年,中国联通公司成立。主要发起单位为电子部、电力部、铁道部。公司成立后资本金和股份结构曾有所调整。邮电部独家垄断国内电信市场局面改变,双寡头垄断竞争使基本电信服务市场效率改进。但电信市场竞争格局并没有形成。

这一时期,电信业仍然政企不分。电信业政企不分重要原因之一是各地电信局收入、支出不平衡,而电信业是全程全网服务,一直存在电信补邮政、发达地区补欠发达地区、长话补市话等交叉补贴。因此国家电信总局对地方电信局无法建立明确的财产和财务控制手段。只能通过邮电部和省邮电管理局行政手段协调有关利益。各地电信局也存在政企不分问题,既是电信业务的经营实体,又要承担某些电信业执行性管理职能,在人事、财务、业务资金方面接受省邮电管理局管理。

(三)构造竞争性电信市场时期(1998年至今)

1998年3月后,电信业主要管理机构是信息产业部。根据199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机构改革方案,邮电部、电子部和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合并成立信息产业部。政府为构造竞争性电信市场,对电信企业进行大量改革和重组。

1999年2月,信息产业部对中国电信拆分重组,将中国电信寻呼、卫星和移动业务剥离。原中国电信拆分成新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星通讯公司等3家公司,寻呼业务并入中国联通公司。此外,为强化竞争,政府又给网通公司、吉通公司和铁通公司颁发电信运营许可证。于是国内电信市场初步形成电信市场分层格局。但由于分层市场上垄断力量依然较强,信运营商进入时间较短,电信业有效竞争局面仍未形成。

2001年12月,信息产业部再次对电信企业进行重组。将中国电信按照资源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和河南、山东等共10个省电信公司归属中国电信北方部分,其余归属中国电信南方部分。

北方部分和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吉通通信有限责任公司重组为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南方部分保留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名称,继续拥有中国电信商誉和无形资产。重组后两大集团仍拥有中国电信已有业务经营范围,允许两大集团公司各自在对方区域内建设本地电话网和经营本地固定电话等业务,双方相互提供平等接入等互惠服务。南北两部分按光纤数和信道容量分别拥有中国电信全国干线传输网70%和30%的产权,以及所属辖区内全部本地电话网。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批准新一轮机构改革。为实现政府所有者和公共管理者职能转变,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实现资产、人与事统一管理。现阶段,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电信企业出资人职责,而信息产业部履行电信行业主要公共管理者职责,发改委也有一定管理职能。

七、石油行业改革演变

管理机构的建立与沿革。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设立燃料工业部,负责煤炭、电力、石油工业生产建设工作,在燃料部内设立石油管理总局,负责管理石油工业;1955年,撤销燃料工业部,分别成立石油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和电力工业部;1967年,石油工业实行军事管制;1970年6月,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和煤炭工业部合并成立燃料化学工业部;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撤销燃料化学工业部,成立石油化学工业部和煤炭工业部;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撤销石油化学工业部,成立石油工业部和化学工业部;1980年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负责管理石油、煤炭、电力3个部;1982年撤销能源委员会,3个部直接由国务院领导,同年2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成立,直属国务院领导,为副部级单位,归口石油部管理,负责海洋石油对外合作业务,具有在对外合作海区内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和销售专营权;1983年,从石油工业部中分离出炼油化工,成立国务院直接领导的正部级单位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1988年6月,国务院撤销石油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和电力工业部,成立能源部,同年9月,在原石油工业部基础上组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直属国务院,负责中国陆上全境(包括岛屿、海滩和水深O至5米浅海在内)石油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和生产建设;1993年3月能源部撤销,石油化工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分散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3大公司;同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分别与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合资组建中国联合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国际石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原油和成品油进出口业务(此前,该业务由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负责);1998年6月,大致以黄河为界,产销一体化南北两大石油化工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宣告成立; 2003年,石油企业所有权职能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由发改委等综合经济部门行使。

根据国家宏观管理体制和社会发展需要,随着石油商品重要性不断变化,石油经营管理体制也不断演变,前后大致经历3个阶段:建国后,石油经营体制长期隶属商业系统,中央设中国石油公司,各大行政区设大区公司,各省、地、县均设石油公司。石油工业系统生产的成品油由商业系统统一销售;1985年起,成品油经营业务划至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为石化工业企业,人事、财务仍归地方,省级石油公司升格为省级政府直属二级局级企业单位,只有浙江、西藏等少数省级公司除外;1998年各级石油公司完全脱离商业系统,大致以黄河为界,其人、财、物统一划入北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南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石油产、供、销一体化体制真正建立。

(一)计划经济下商业管理体制(1950-1985年)

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成品油销售属商业范畴,由各级商业部门管理,其经营管理体制沿袭传统商业运行模式,这一阶段属计划经济下石油商业体制建立和发展时期。
1950年5月,在国内贸易部(商业部)成立中国石油公司,1958年随着国家商业体制改革,先后更名为商业部燃料局、石油局,负责对成品油进行管理,并形成以大区和中心城市设立一级站、在有关地县设立二级站、三级站为主体三级的批发销售体系,同时承担对地方石油经营单位业务协调职能。与此同时,各省、地、县按照行政区划建立各自经销机构,即各级石油公司。

在这一阶段,由于成品油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国家对石油销售体制实行严格计划经济,实施高度垄断政策。1950年国家制订石油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规定凡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供应,均由中国石油公司统一经营,各级石油经营部门按照统购统销政策严格实行定量供应,不能擅自跨出行政区域进行供应和经营。当时石油公司只是政府附属部门,完全按照统购统配管理办法负责当地市场供应任务。

(二)产销一体制建立和发展(1985-1997年)

这段时期,全国除浙江、上海、西藏、福建等少数省份外,各级石油公司业务从商业系统脱离,划入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石油公司机构升格,从商业系统脱离,省(区、市)石油公司成为省级政府直属二级局级(副厅级)企业单位。

1983年,为提高石油利用效益,成立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商业部石油局及其直属单位成建制划至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对石油产品产、供、销实行统一管理、经营。1985年1月中国石化销售公司成立,销售公司兼有双重职能,既是中国石化总公司销售管理部门,执行国家有关部门石油分配计划和供应政策,负责对各省市石油公司进行业务管理和协调,又作为经济实体,承担一定经济任务。1985年,国务院批转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关于进一步推行改革,提高经济效益的方案》(附录十八),确定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统一管理全公司的产品销售”、“统一经营石油产品(包括石蜡及溶剂油)在国内的销售”、“各省(区、市)的石油公司从商业厅划出组成独立的石油产品销售公司,实行总公司和地方政府双重领导,业务管理以总公司为主”。
各省级石油公司相继不同程度地上收地级和县级石油公司,负责对地、县级石油公司实行人财物统一管理。成品油销售体制初步形成行业管理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格局,成品油产销一体化体制初步建立。

中国石油化工销售公司下设21个直属企业:沈阳、哈尔滨、天津、上海、兰州、武汉6个分公司(一级站);长岭、南京、安庆、胜利、茂名、吉林、北京东方红、九江、镇海、石家庄10个办事处;宝鸡、榆次、株洲3个储存站;上海石油商品应用科学研究所和株洲石油储存研究所。负责全国石油商品采购调运、中转储存和科学研究工作。

此外,根据我国工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和科研、军工技术发展需要,在全国主要大城市先后设置北京、上海、沈阳、兰州、成都、西安、武汉、无锡、天津、南昌11个特种油品服务部。
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设立石油公司,业务上属中国石油化工销售公司领导,人事、财务体制归地方管理。

(三)上中下游一体化的确立与完善(1998-2004年)

1998年,中国石油产业政企不分的传统框架有所改变。对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集团实施重组时,将其行政职能移交给国家经贸委石化局。

1998年,国务院将国内油田、炼化企业及各级石油公司,大致以黄河为界,重组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南北两大集团公司。两大集团公司以地域为界,业务对象完全一样,都是从油田、炼油化工到销售上下游一体化企业。两大一体化石油化工企业,使中国成品油经营进入集团化经营阶段,两大集团实现上中下游、产供销、内外贸一体化。各省地县石油公司人财物整体划转到两大集团公司,成为真正意义上中央企业。

此时中国石油产业政府管理体制涵盖资源保护、价格和进出口管制、行业准入、投资审批以及环境、安全等内容,涉及到的政府部门包括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土资源部、外经贸部、财政部、国家环保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海洋局等。参与石油产业管理的中央政府部门达10多个,其职能分散、重复、交叉,政出多门,缺少一个职能相对集中的专门规制机构;同时,规制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期做法,以行政审批和部门规章为基本内容和手段。
1999年5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38号)(附录十九),规定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两大集团集中批发成品油,其它任何企业不得从事成品油批发经营。 1999年开始,我国实行高度严格的寡头垄断石油工业体制,国家石油政策从2001到2004年,基本上无重大调整。

在我国加入WTO、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国家继续实行“控制总量、宏观调控、适度从紧”政策,实行停止成品油进口、严厉打击走私、扩大内需、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协调两大集团内联外争等一系列措施。2003年,石油企业所有权职能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由发改委等综合经济部门行使。

(四)对外开放时期(2004年至今)

2004年12月11日,中国兑现WTO承诺,正式开放中国石油零售市场。中国石油零售市场格局有所调整。中国石油零售市场主要存在3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是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大公司控制国内成品油供应渠道,掌握市场绝大多数零售份额。2004年,国内加油站总量约8万座,中石化约3万座,控制国内近40%成品油零售渠道,占有50%市场份额;中石油约1.7万座,控制国内20%成品油零售渠道,占有28%市场份额。两大公司有绝对优势。第二种力量是民营油气企业。民营油气企业8万多家,民间资本加油站4万多座,约占国内加油站总量52%,市场份额不足20%。民营企业总体呈现规模小、分散化、技术弱、无品牌弱势地位。第三种力量是国际大石油公司。这些公司(BP、壳牌、埃克森-美孚等)与中石化、中石油合资建立几千座加油站。虽然占有加油站份额小,但进入的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中国成品油需求量最大、利润最高的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省。

为履行入世承诺,商务部2006年12月发布《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附录二十)和《原油市场管理办法》(附录二十一),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对外开放国内原油、成品油批发经营权。商务部表示,上述两个办法将打破国家统一配置原油资源和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集中批发成品油格局,允许具备条件企业从事原油、成品油批发经营,我国石油市场将逐步形成国有大型石油公司、跨国石油公司和社会经营单位共同参与竞争格局。

我国成品油市场完全开放后,将出现以中石化和中石油为主导,中海油、中化等大公司逐步进入做大,民营石油企业参与的动态系统。中国石油企业将会面临外国石油公司激烈竞争。主要是以埃克森—美孚、壳牌、BP为首的国际大石油公司,和一些产油国大公司,如俄罗斯石油公司等。相当长时间内,凭借中国国内市场压倒性市场占有率,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主导中国国内成品油市场格局不会改变。中石化和中石油为巩固自己已有阵地,将兼并、收购、联合其他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中海油、中化等国内大公司正式进入成品油销售市场,并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市场占有率;国际大石油公司凭借资金、技术、管理、品牌、营销技巧等,通过扩大产业链以及兼并、收购、联合等手段扩张市场,与中石化和中石油进行竞争;民营石油企业,除极少数外,大部分都会被大公司收购与兼并,很难做大做强。中国成品油市场上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中石化和中石油为首的中国公司与国际大石油公司竞争。未来中国成品油市场将是具有竞争力、包括中国和外国3至6家巨型公司的天下。

2006年12月,在原油、成品油批发经营权放开之际,由138家民营石油、成品油经营企业组成的“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这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经民政部批准允许民营、国有、外资共同参与的全国性行业组织。国务院办公厅2006年12月转发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附录二十二)。该《意见》明确要在电力、石油、电信等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于石油石化产业保持国有资本绝对控股意味着,石油和天然气的上游领域,外资可以参与部分项目,但获得控股权肯定不可能。另外,国家也要绝对控股中游业务,鼓励下游业务积极引进外资。

八、民航运输业改革演变

(一)1980年以前管理体制

1949年至1980 年中国民航运输业管理体制属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期间有数次调整,但基本体制没有大变化。概括起来,这一时期管理体制有三方面特点 :(1)政企合一。1980年以前,民航领导关系几经变化,有时归国务院直接领导,有时归交通部领导,在“文化大革命”至70年代末,由空军领导或代管,但民航总局一直身兼二职,实行政企合一管理体制,既是政府管理机构,又是经营航空运输业务的企业。(2)各级、各地区业务经营机构不是独立经济实体。财务上由民航总局实行统收统支,经营上由民航总局统一安排生产计划。由于实行低票价政策,民航长期处于亏损状态,由国家进行政策性补贴。(3)实行政府管制。作为政府管理机构,民航总局对下属机构经营活动进行严格管制,包括投资、票价、旅客资格、航线、航班开设等。其中对旅客资格管制(需求管制)是大多数国家所没有的。

(二)1980-1987年管理体制改革

与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相一致,民航体制改革经过一年酝酿,于1980年2月由空军代管改由国务院直接领导。1980年至1986 年改革主要是改变领导体制,走企业化道路,进行放松管制初步尝试。具体内容包括 :(1)机构改革。1980 和1982 年两次进行机构改革,民航总局机关改变军队建制,组建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各业务司局,为明确政府管理职能奠定基础。各地区管理局、省(区、市)局也加强经营管理机构,为实现企业化经营创造条件。(2)建立经济核算制。1979 年以6大地区管理局为独立核算单位,全面考核各项经济指标,按运输吨公里分配收入。1950 年开始实行各省(区、市)局二级核算和跨区航线联营。1981 年起,对各地区管理局实行利润包干。1982 年,民航总局给予各地区管理局更大经营自主权,推行经营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3)改革投资体制。实行多渠道筹集资金,通过租赁方式引进飞机,加快飞机更新。(4)初步放松进入管制。1984 年10 月,中央做出加快政企分开、积极筹建航空公司决定,允许部门和地方创办航空公司,以适应改革和开放需要。1984 年和1985 年,民航总局分别与福建省有关企业及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成立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和新疆航空公司,1985年批准成立中国联合航空公司和上海航空公司。

这一时期虽然强调企业化经营,但只是政企合一条件下对经济效益工作重视和加强,民航总局及其地区管理局、省(区、市)局仍然集政府职能与企业职能于一身,业务分工不明确。

(三)1987-1996年管理体制改革

1987 年到1996 年,民航运输业步入政府管制改革新阶段,以实现政企分开、全面放松进入管制、促进企业有效竞争为目的的改革阶段。主要内容有:(1)原中国民航总局及其地区管理机构实行政企分开。从1987 年4 月至1992 年,先后完成原成都、上海、北京、西安、沈阳和广州6个管理局及民航总局机关改革,分别组建6个地区管理局和6家骨干航空公司;(2)对各地、各部门筹办地方航空公司放开。1996年底,全国共有运输航空公司26家,其中民航总局直属企业11家,地方航空公司15家(见表1)。(3)放松航线进入和飞机购买等方面管制,取消需求管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逐步满足急剧增长社会需求,促进民航运输业快速增长,基本解决民航运输业“瓶颈”制约。在价格管制方面仍然控制较严,企业基本没有定价自主权。

     表1 1996 年底中国民航的运输企业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1 国际航空公司 1988.7 14 武汉航空公司 1986.4(1988)
2 东方航空公司 1988.6 15 深圳航空公司 (l993)
3 南方航空公司 1991.2 16 新华航空公司 1993.6
4 北方航空公司 1991.4 17 中原航空公司 (1991)
5 西南航空公司 1987.10 18 长安航空公司 (1993)
6 西北航空公司 1989.12 19 福建航空公司 1993.8
7 云南航空公司 1992.7 20 贵州航空公司 1989.2(1991)
8 新疆航空公司 1985.1 21 南京航空公司 1993.10(1994)
9 厦门航空公司 1984.3(1987) 22 山东航空公司 (1994)
l0 上海航空公司 1985.12(1987) 23 浙江航空公司 1987.41996)
11 四川航空公司 1986.9(1988) 24 长城航空公司 1992.6
12 海南航空公司 1990.1(l993) 25 山西航空公司 1994(1997)
13 联合航空公司 1986.12(1987) 26 邮政航空公司 1994(l997)
注:括号内时间表示开始从事运输生产的年份。
资料来源:根据《从统计看民航1997》及《中国民航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0)》 整理。

(四)1997-2002年管理体制改革

民航运输业自1980年以后进行以放松管制、建立模拟竞争市场为主的改革保证“七五”、“八五”期间高速发展。但因管制政策系统性不强,政策之间相互配套协调不够,进入“九五”以后,随着内外环境变化,整体性供给过剩和买方市场出现,航班载运率和客座率明显下降,产业增长速度减慢,原有体制和放松管制过程中隐藏的矛盾与问题日益显现。根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进程,民航总局1999年研究深化民航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2000年初改革总体方案敲定。

这一阶段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1、严格进入管制,鼓励和引导企业联合兼并。1995年起,民航总局开始严格产业进入管制,停止审批筹办运输航空公司申请,并取消几家企业筹办权。1996年进一步提出要实施大集团战略,鼓励航空公司联合与兼并。1997 年民航总局明确提出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1998年进一步提出加快推动强强联合和兼并联合、加快建立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航空集团公司;1999 年已初步确立将直属航空公司组建为3-4 家大型航空运输企业集团的思路。1997年起,不仅没有新航空公司成立,而且出现通过联合兼并使企业数量减少的趋势。1997年到2002年10月成立3大航空集团之前,中国民航运输业企业联合兼并发生11起,但这些联合兼并对市场格局基本没有影响。

2、放松价格管制尝试,推动有效竞争。1996年起,按照“小步快走、减少震动”原则,民航总局对机票价格进行数次较小幅度上调。为适应中国加入WTO 需要和发挥价格市场调节作用,从1997年9月起取消境外旅客与境内旅客票价差别,即票价并轨,实行一种票价、多种折扣政策,但很快引起各航空公司打折、降价热潮,出现恶性竞争局面。民航总局于1998年5月对打折幅度进行限制。1999年初,民航总局与国家计委进一步对机票价格严加管制,取消折扣票,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清理整顿销售代理,使机票销售代理点减少1000余家。从2O00年4月起,民航总局全面推出“航线联营”政策。2001年初,决定在北京-广州、北京-深圳等7条多家经营航线上试行多级票价体系,后在海南联营航线上也准予试行,逐步推行票价明折明扣。2002年2月完善国内航线团体票价政策,同年6月份对国内航线(港、澳航线除外)团体票价试行幅度管理,最大优惠幅度为30%。

3、加强对购租飞机以及航线、航班进入管制,鼓励发展货运和支线运输,改善供求失衡状况。民航总局从1995年起对各企业购租飞机严加管制。1997 年,对航线、航班进入也逐渐加强管制,控制运力投入。1998年,民航总局提出要通过调整和完善国际及国内航线网络结构,合理安排航线航班,扩大支线运输,大力发展货运,从根本上解决运输总量和结构失衡问题。1999年采取措施控制飞机增加,调整航线,减少航班,提高航班载运率;同时大力发展支线航空和航空货运、快递业务。2000年,民航总局提出支持发展支线运输具体政策措施,对支线运输实行最高限价管理;鼓励从事干线经营航空公司与经营支线航空公司实行代码共享或联营。2001年提出实施航空枢纽工程,控制和减少多经停点航班,限制非基地航空公司在枢纽机场经停。

4、加大对国际航线进入管制力度,以形成我国航空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合力。长期以来,我国航空公司在国际航线上市场占有率一直低于外航。如1997年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的国际旅客中,外国航空公司承运量占59% ,我航空公司仅占41% ,处于弱势地位。在中美航线上,中方3家均在亏损经营,而美方3家承运人则在开辟新航线、投入新运力情况下获得不小盈利。1996年起,民航总局就提出提高国际及地区航线市场占有率的对策措施。1997年从战略高度提出国际航空运输发展问题,要求国内航空公司加强联合与协作,形成对外竞争合力;同时要求企业通过加强国际合作,采取航线联营、代码共享等方式参与市场开拓。1998年6月,财政部、民航总局联合下发通知,重申因公出国人员乘坐国内航空公司班机规定。2000年以后,民航总局进一步改革国际航线分配办法,引入竞争机制,解决部分国际航线上多家航空公司进入造成分散经营和内部竞争过度问题。国际航线进入管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航空公司市场份额和载运率。

5、加快推进企业改制,改善航空公司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从1997年起,民航总局鼓励有条件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建立现代企业步伐。1998年进一步提出用3年时间进行企业改制,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至2002 年,东方航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美国纽约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东方、海南、山东、上航等4家航空公司在国内股票市场上市;国际航空公司等运输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这一阶段的改革,一方面想通过进一步放松管制促进产业有效竞争和效率提高,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加强干预克服产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政策目标冲突,管制政策调整陷入“放”与“收”两难处境,使许多改革措施不能出台,有的改革举措几经反复。企业效益状况成为政府制订和调整管制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当效益形势好时就强调要逐步放松管制,当效益形势严峻时则强调政府调控和严加管制。

(五)2002 年以后管理体制改革

2002年1月,民航新一轮改革开始。这次改革原则:按照市场取向,实现政企分开,打破行业垄断,克服过度分散,规范市场竞争,发挥市场对民航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2002年2月到2003年底,民航总局加快各项改革,从体制上初步建立面向未来的政府管制框架。

这一阶段改革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

1、加快民航直属企业重组改革,对民航总局直属9个航空公司进行联合重组,实行政企分开,形成3家大型航空运输集团公司,同时对直属3家服务保障企业改组。民航运输企业重组内容主要包括:以国际航空公司为主体,联合中国航空总公司和西南航空公司,组建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以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为主体,兼并西北航空公司,联合云南航空公司,组建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以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为主体,联合北方航空公司和新疆航空公司,组建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3个集团公司组建后,分别保留国际航空公司、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名称;集团公司组建后,对联合各方进行主辅业分离,将航空运输主业及关联资产划入保留名称公司。服务保障企业改组主要包括:以民航计算机信息中心为主体,将中国航空结算中心整体并入,组成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将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改组为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对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总公司实施股份制改造,组建中国航材进出口有限公司。改组后3大服务保障集团干部管理等由中央负责。此项工作2002年2月进入组织实施阶段,3大集团于2002年10月11日正式成立。

2、机场实行属地管理。按照政企分开、属地管理原则,在试点基础上,对全国129个民用机场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民航总局直接管理的86个机场(除北京首都机场和西藏自治区内的民用机场外)下放所在省(区、市)管理,相关资产、负债和人员一并划转;民航总局与地方政府联合管理的民用机场和军民合用机场,属民航总局管理的资产、负债及相关人员一并划转所在省(区、市)管理。省(区、市)民航行政体制和机场属地化改革在调研基础上,于2002年下半年分别在山东、湖南和青海省进行试点,2003年全面推开。

3、民航公安体制改革。民航总局公安局作为公安部派驻机构,继续由民航总局和公安部双重领导;地区管理局公安机构由民航总局公安局派驻,与地区管理局机构改革同时进行。机场公安机构下放所在省(区、市)公安机关管理,与机场属地化改革同时进行。为加强反劫机工作,组建民航空中警察队伍,由民航总局派驻航空公司,实行双重管理。

4、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1)将原有民航总局——地区管理局——省(区、市)局三级行政管理,改为民航总局——地区管理局两级管理,保留民航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和新疆7个地区管理局;地区管理局人员编制精简后纳入行政编制。撤销原有24个民航省(区、市)局。(2)根据安全管理和民用航空不同业务量需要,由民航地区管理局在本地区省(区、市)设立23个民用航空安全监管办公室。(3)明确政府主管部门职责,突出转变职能。民航总局为国务院主管全国民航事务直属机构,不再代行脱钩企业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承担民用航空安全管理、市场管理、空中交通管理、宏观调控及对外关系等方面职能,并赋予地区管理局相应职能。地区管理局改革在2003年基本完成。

5、相关配套改革。2002年改革方案中,民航总局提出推进改革配套措施,主要包括:(1)继续实行原有机场建设管理费政策;(2)建立健全航线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变以行政审批分配航线方式,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航线、航班资源,以航线资源有偿使用取得的资金建立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届时取消向航空公司征收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3)改革客货销售代理机制。取消现行代理人审批制度,凡具备资格销售代理单位经行业协会认可后,均有权向航空公司申请客货销售代理业务。(4)完善民航运价形成机制。建立政府宏观调控、反映市场供求变化、企业自主有限浮动的客货运输价格形成机制。政府将根据航空运输成本、市场供求状况及其他替代运输方式竞争情况,合理确定机票价格,航空公司可在浮动幅度内确定机票价格。(5)提高民航运输业对外开放水平。一是继续发展双边航空关系,研究应对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对策,于2003年初提出根据中国经济建设和民航业发展需要,积极、渐进、有序、有保障地推进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进程。二是进一步放宽对外商投资民航运输业限制。民航总局、外经贸部、国家计委于2002 年8月联合颁布《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附录二十三),将外商投资民航运输企业比例提高到49% ,并增加外商管理权限。

2002 年以来的民航管理体制改革,是民航运输业范围最广、力度最大、涉及内容最多的一次改革,对中国民航运输业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次改革虽然从组织形态上已基本完成,但从深层次政府职能转变、提高依法管制水平以及企业重组后深度整合和产业竞争能力生成来看,改革后续任务仍然很多。

九、铁路行业改革演变

(一)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铁道部作为行业管理者,是铁路企业经济活动主体。铁路运输和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依附于铁道部。

铁路管理体制有以下特征: (1)“大而全”封闭系统。铁道部所辖有铁路设计、修筑、运营管理部门;物资、通讯、机车车辆等从属公司(工厂);研究院所、大专院校;还有与邮电网、军事网并列的铁路电话、电报通讯网,相对独立的铁路公安、司法部门。(2)铁路系统内,分工专业化。我国铁路管理体制受前苏联影响,所属部门按专业化分工。铁路修建与运营管理,分成设计院、工程局、铁路局3大系统;物资供应部门按区域设立公司;工厂按机车、车辆、桥梁等分成制造厂与维修厂;科学研究按铁道学科分设机构;铁道部属院校按铁路专业所需培养人才。铁路系统内部分工并不完全是按效率原则进行,而是计划管理体制下“条条分割”。(3)“半军事化”管理,统一计划指挥。铁路系统长期实行统一计划基础上“半军事化”管理模式。铁道部机关是“司令部”,下属各路局、工程局、设计院,公司(工厂)等如不同兵种“作战部队”。全路统一计划,统一物资调配,部任免下属各单位主要干部,制定铁路主要产品价格,确定路内单位布点,生产规模及投资方向等。尽管铁路单位分布全国各地,由于组织上直属铁道部,生产经营方面主要与路内单位发生联系,与所在区域经济联系很弱。

(二)“扩权让利”改革时期(1979-1982)

铁路行业改革,发端于改革开放。这一时期我国铁路改革两大主要内容:扩权让利和经济责任制。权利和责任下移,其政策设计要旨在于:期望能够克服传统铁路体制过于高度集权的弊端,激活并释放基层积极性。在传统集权体制框架内,权利与责任下移的政策创新,标明国家铁路早期改革基本追求:内部经济权利和责任的微观重构。

扩权让利是当时国有企业整体行为。铁路改革也从扩权让利开始。从建国到改革开放30年中,铁路运价,相关税率、信贷等重大权利,一直集中于国家;铁路发展规划及产业政策制定权,重大投资决策权等,也主要集中于国家综合经济部门。这种传统集权体制统得过死、过多,不利于经济微观层积极性发挥。

1.扩权方面。邓小平1978年11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附录二十四)重要讲话。他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的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4个方面的积极性”。“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放权与扩权必然成为这一时期占主流政策性追求。在全国国有企业扩权改革背景下,铁路以扩权为先导管理体制改革,最早可追溯1979年。1979年上海铁路局在全路率先进行改革探索,最初在上海车辆段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后推广到全局。1981年,铁道部对上海铁路局等11个部属企业进行“扩权让利”试点。1982年4月,铁道部对全路所有企业下放涉及计划、财务、物资、机构设置、劳动工资、干部任免等17 项权限。1984年5月,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附录九),规定扩大企业10项自主权:生产经营计划权;产品销售权;产品价格权;物资采购权;资金使用权;生产处置权;机构设置权;人事劳动权;工资奖金使用权;联合经营权。1984年6月,铁道部再次下放36项权限,两次向下扩权共计53项。

2.让利方面。

(l)企业基金制(1978-1980)
1978年,国家对铁路运输部门实行企业基金制。企业如能完成8项经济技术指标,就可以按照工资总额5%提取企业基金,8项指标为:产量(换算吨公里);品种(煤炭发送量);质量(货车周转时间);利润(运输进款收入);消耗(机车万吨公平耗煤、耗油量);劳动生产率(运输全员劳动生产率);成本(万换算吨公里运输成本);流动资金(每万换算吨公里占用流动资金)。此外,铁道部按汇总的铁路运输业务决算完成的利润计算,超过年度利润计划指标部分,可按超额利润10%提取企业基金。

1979 年考核指标由原来的8项改为4项,即:换算吨公里;煤炭发送量;货车周转时间;运输收入。从超计划利润中提取企业基金办法没有改变,这部分企业基金,铁道部留用20% ,其余80%分配到铁路局。由于需要对8项或4项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因此铁路运输产业与国家的关系开始由改革前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不仅是生产责任制,而且体现着效益责任制。

(2)全额利润留成制(1981-1982)

1982年,国家对铁路全行业实行全额利润留成制度。利润留成按实现利润和核定比例提取留成基金。所谓全额利润留成,就是不论基数利润留成,还是增长利润留成,都按一个留成率。财政部核定铁路留成率为21%。铁路产业留用利润用于建立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实行利润留成制度是国家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一个重要步骤,是扩大企业财权形式,改变铁路在利润分配上根据全产业工资总额和超计划利润一定比例提取企业基金的方法。

实行铁路利润留成制度,扩大铁路财务自主权,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然而,在铁路内部“收支两条线”财务管理体制下,不同铁路局利润形成取决于铁路内部收入分配方式,企业利润基数和分配比例不好确定,以致年年争基数,争比例,使铁道部与铁路运输企业分配关系难以合理确定。

(3)税后利润递增包干(1983-1985)

1983年国营企业利改税开始。凡是有盈利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均根据实现利润交纳所得税,即“利改税”,企业交纳所得税后利润,一部分上缴国家,一部分按照国家核定留利水平留给企业。铁路原来实行的全额利润留成制度改为全行业所得税后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由铁道部对国家统一负责承包。按照国家规定,铁路运输部门在征收55%所得税后,余利上缴国家部分采用递增包干办法,每年递增2%。税后利润递增包干自1983年1月1日实行,到1985年期满,承包期为3年,这是铁路全行业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的开始。

在这一阶段,尽管铁路留利和铁路自主权不断扩大,但铁路和国家之间关系仍没有实质性改变,铁路上缴国家利税,基本建设投资大部分由国家财政拨款,铁路经营成果与铁路建设发展互不挂钩。一方面,铁路把积累的绝大部分,以利税形式上缴国家,另一方面,铁路所需建设资金由国家财政下拨,超支包补,铁路经营状况与铁路发展建设不发生直接联系。在投资实报实销的财政管理体制下,既不能正确处理投入与产出关系,也不利于正确处理国家与铁路关系,从而造成铁路部门缺乏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活力,从站段到路局层层吃大锅饭,影响了企业改进经营积极性,形成争投资、争项目、敞开花钱不良倾向。

(三)承包经营责任制时期(1982-1992)

1982 年,上海铁路局根据铁路实际特点,与扩权让利同步,建立路局、分局、站段三级经济责任制。基本做法是:对上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分成、少收自补。路局内部操作,是将路局对铁道部承担的责任,路局运营目标和有关各项工作,按责、权、利结合原则层层分解,由分局、站段层层承包,一直包到岗位和个人。这突破了原有管理模式,很快取得明显效果。

上海局的试点,贡献在于初步创造适应铁路运输特点的经济责任体系。铁道部对上海局经验进行总结,迅速在全路进行推广,在当时起到很大推动作用。全路各企业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在较短时间积极推行经济责任制。各企业在力图理顺铁道部、铁路局、铁路分局三级责权利关系的同时,创造利润留成、利润分成、成本包干、经费包干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等多种经济责任制形式。其要旨在于铁路运营利润的保证实现及其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合理分配。国家铁路资产保值增值远未提上日程。

1985年1月,铁道部为贯彻落实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附录二十五),专门召开全路工作会议,讨论铁路改革问题,指出:“铁路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围绕推行承包经济责任制,把铁路企业建成相对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增强企业活力。”

1986年,经国务院正式批准铁路开始实行投入产出总承包,这是我国铁路体制改革艰难探索一个重要阶段。通称“大包干”的铁路投入产出总承包,具体内容可概括为“五包一挂”。 “五包”指:(1)包“七五”运输任务完成。按规定,铁道部必须完成“七五”时期国家全部客货运输计划,其中特别要重点全国煤炭运输及晋煤外运任务。“七五”期间,应完成客运量64亿人次,货运量71亿吨。(2)包“七五”铁路基本建设任务。主要是铁路基建规模和重要通路运输能力,具体要求是新增电气化铁路3660公里,新增复线2687公里,建成骨干新线3609公里。要求铁路主要通路运输能力达到预定水平,特别是晋煤外运通路、出关通路、去华东通路、去两湖、两广通路,要求各主要通路运能都要适应相应地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3)包机车车辆生产。要求到“七五”末,电力内燃机车生产能力将比1985 年增长1倍,进入以内燃、电力为主,实现国内全部自给。5年共生产机车5000台,货车11.6万辆,客车1万辆。(4)包投资。具体为包基本建设投资和机车车辆购置费。(5)包缴纳国家规定税费。主要是营业税、城市建筑税、教育扣费。

“一挂”指运输万吨公里工资含量挂钩包干;基建百元产值工资含量挂钩包干。

在承包上述任务前提下,国家给予铁路以下方面政策优惠:(1)以运输企业为主的铁路营业税从15%降至5%。(2)新增税种准予免缴。(3)原定55%之所得税及税后利润留作铁路建设资金。(4)能源交通建设基金缴后返还。(5)“六五”期间使用贷款中拨改贷部分豁免本息。(6)合资铁路实行地方运价,每吨/公里运价由0.0182元提高到0.1元。(7)亏损新线实行特殊运价。(8)基本折旧率和大修折旧率在提高3%和3.5%基础上,一律提高至4%。
实行上述政策措施后,预计铁路投入总承包仍留有70亿元缺口,国家要求铁路以自身改革挖潜及创收解决。

“大包干”全部条件,实质是国家与铁路间以合同方式规范双方责、权、利的制度性安排。这一安排基本框架,明显不同于统收统支传统体制,也不同于“拨改贷”和“利改税”等多重政策强制性约束,这是铁路在政策环境允许范围内可行选择。由于种种条件限制,铁路内部“大包干”并未一步到位。1986、1987两年,路内经济承包制改革实行“微调”方针,即在现有清算单价基础上包下去,小步渐进,力求初战必胜,在加强调研基础上再推行进一步改革。1987年铁路改革仍强调从实际出发,继续执行“微调”方针,仍然只承包当年,并未进行一包4年全面承包改革。“七五”时期后3年,铁路“投入产出总承包”在经历2年“微调”及试点后,1988年,全面承包在全路推行。

1988至1990年,是我国经济转轨物价失控上涨第一个高峰时期;物价因素使铁路外部环境迅速恶化。由于物价过度上涨,铁路以自身努力无法化解物价上涨对利润侵蚀,高物价对相对低运价突破“大包干”预期承包范围,铁路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同时面临严峻局面。由于外部环境恶化不仅是上述两年,整个“七五”时期,铁路基本建设都由此受到影响。“七五”原定计划要求实际并未完成。到“七五”后期,“大包干”初始时国家给予铁路若干优惠政策,由于外部环境变化过大,实际已大打折扣。

1991年,铁路根据国家“八五”计划总体要求,继续实行行业“投入产出总承包”,各铁路局在“七五”承包方案基础上,继续进行适当调整,实行滚动承包。铁路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四)市场化改革时期(1992至今)

中共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铁路开始走向市场战略性转变。这一战略性转变基本内涵在于:深化铁路改革,必须紧紧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全局性战略目标;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原则在铁路运输业中具体实现形式;逐步实现市场优化配置运力资源基础作用;逐步确立铁路运输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企业效益关系;建立有中国特色铁路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铁路走向市场战略转变,决定整个90年代改革与发展基本方向和具体实践。

1992年12月31日,铁道部、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经贸办正式印发《铁路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附录二十六)。《办法》重点在扩大和落实铁路企业经营自主权,规定:“企业经营权,是指企业对国家授予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

1994年4月,《铁道部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化铁路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30条)(附录二十七),以铁党[1994]12 号文件正式下发既提出铁路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又确定近期具体任务和政策措施,初步构成铁路进一步改革基本框架。《意见》总结铁路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的变化,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推动铁路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化改革是铁路实现历史性大发展的必由之路。”

铁路深化改革总体目标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铁路运力等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铁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铁路建设,扩大运输能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营效益,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铁路运输走向市场,是整个铁路深化改革重点、难点所在。《意见》对此进行探索,在政策规定层面上取得重大突破。《意见》要求:“铁路运输企业要根据不同的运输性质采取不同的运输政策,努力探索逐步走向市场的具体形式。对国家指令性计划和指定物资运输必须确保,并由国家根据保本原则确定运价,或以一定方式补偿运输企业的政策性亏损。其他物资运输原则上按市场机制配置运力,由铁路在国家规定的最高限价范围内自行定价,自主经营。”

《意见》说明了铁路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保本原则”及“政策性亏损”补偿原则,突出特殊条件下“市场原则”诉求。这为铁路运输业市场主体确立奠定重要政策基石。在铁路市场化战略转变进程中,《意见》在“八五”时期所能达到的政策深度与力度已基本到位;关键在于落实的难度。与此相应,在推进铁路运价改革方面,《意见》合理地确立努力方向和近期目标。努力方向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铁路运价体制,包括国家宏观调控下运价分级管理体制,反应价值与供求关系的运价形成机制和与其他运输方式比价合理的运价体系。近期目标是“争取逐步提高铁路建设基金和客货运价水平,并争取运价与社会物价指数挂钩调整;同时由铁路部门按规定审批程序,实行或扩大实行新路新价、优质优价、季节浮动价、热线运价、分流运价、区域运价和协议运价。”1994年7月,国务院颁布《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附录二十八) 。依据条例精神,国家经贸委和劳动部于1995年4月联合印发《国有企业资产经营责任制暂行办法》(附录二十九)。该办法指出,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都要实施资产经营责任制。铁路行业自然要推行资产经营责任制。

1996年,铁道部对铁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综合路内外、国内外改革与发展实践经验,于1997年提出铁路进一步深化改革基本思路。主要内容是:政企分开,企业重构、市场经营、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铁路新体制。今后3年主要任务是:铁道部实行政企分开,大力推动减员增效,扭亏增盈,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铁道部政企分开,政府机构改革,将面临新的实践。企业重构:运输企业、路局与分局两级经营同一资产问题有望解决;非运输企业,工程、建筑、工业、通信信号、物资5大公司将进行结构性分离;铁道部与5大公司关系,将从以行政隶属为主关系转变为以资产为纽带出资者与经营者关系。5大公司与运输主业关系,将从按计划分配转变为平等的市场供求关系。铁路企业确立市场主体地位的进程加快。

在明确上述基本思路基础上,1998年,铁道部认真贯彻中共十五大精神,部党组在全路领导干部工作会议上提出铁路新一轮重大改革措施,认为解决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改革。为此铁道部提出到2000年基本实现政企分开,确立铁路局市场主体地位,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强化经营责任约束,逐步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实施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总目标是通过加快推进改革,在世纪之交使铁路走出困境,发展上一个新台阶。

在铁路资产经营方面。早在1996年,铁道部为进一步推动政企职责分开,结合铁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与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签订《“九五”期间资产经营责任书》(附录三十)。1997年,部与广铁集团公司签订资产经营责任书。1998年末,部正式发布《铁路局资产经营责任制实施办法》(附录三十一),决定对铁路运输企业实施资产经营责任制。

铁路资产经营责任制,是以明确铁路企业资产经营责任为前提。铁路企业是资产经营责任主体,承担如下责任:(1)完成部下达的“三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投资收益上交率、经营性资产收益率),维护国家铁路出资人权益;(2)实现铁道部下达的扭亏增盈目标,提高企业总体经济效益;(3)开拓市场,强化营销,扩大运输市场份额;(4)维护全国铁路运输集中统一指挥,接受行业监管和政府宏观调控;(5)确保安全生产;(6)提高工作质量和服务质量,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7)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照章纳税,自我约束。

铁路资产经营责任制,从确立铁路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出发,重新界定政企管理边界,对铁路企业明确12项经营自主权:(1)自主编制年度运输生产计划。(2)享有管内运输经营权。在保证直通客货列车运能需要前提下,自主编制与跨局运行图相适应的管内列车运行图;根据全路列车编组计划,自主确定管内地区性编组站合理分工;在铁道部运输能力分配基础上,对不经过铁道部控制的分界口去向的货源,自主安排运输计划,组织装运;自主设计管内运输产品;按照有关规定,自主决定管内客货运价浮动;与此相适应,部将保证各局平均现车保有量达到技术计划规定值95%以上。(3)享有财务收支计划权。铁道部不再下达年度财务收支计划;铁路局通过模拟区域运价,管内现收清算,直通作业清算,服务相互补偿的运输进款清算取得营业收入。(4)享有大修支出自主权。大修支出除铁道部集中8%用于病害整治及灾害复旧等重点项目支出外,由铁路局自主确定大修支出计划,自主安排机车、客车厂修和线路大修。(5)享有设备更新改造自主权。铁路局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资金,扣除用于购置机车、客车的额度后,90%由铁路局自主安排,铁道部内各部门不再指定项目。(6)铁路局在铁道部指导下,根据自身支付能力,通过招标方式,享有自主购置机车、客车权力。自行归还购置贷款。(7)铁路局对闲置资产享有处置权,可自行决定机车、客车报废、出租、转让,并报铁道部核备。(8)铁路企业享有单项不超过3000万元,累计不超过企业净资产50%的投资、抵押、担保权。(9)铁道部对铁路局实行总挂总提、基数脱钩、增量提成、盈亏奖罚的工效挂钩办法。铁路企业享有工资分配权。(10)铁路企业享有劳动用工权,实现企业减员。(11)铁路企业享有机构设置权。(12)铁路局除目前由国家统配管理以及对运输安全有重大影响的铁路少量专用物资外,自主进行物资采购。

2000年,确定以“网运分离”为基本模式的铁路运输管理体制改革思路,在4个直管站段组建基础上,又在广铁集团公司进行有分局单位的客运公司试点。铁路工程、铁道建筑、机车车辆、通信信号和土木工程5大公司与铁道部脱钩,10所普通高校及一批中专、技校、成人教育学校移交教育部管理。积极实施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作,提前实现“九五”后3年分流减员目标。

同时,2000年继续实施资产经营责任制,促进铁道部政企职能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铁道部机关从微观管理到宏观管理、从生产经营具体管理向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转变,克服计划经济年代政府用行政命令直接指挥企业生产所带来的弊病,初步理顺铁道部与铁路企业关系。从而确立铁路局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地位,理顺企业产权关系,明确企业责权利,激发企业加强经营管理的内在动力,把铁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落到了实处。铁路企业为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目标,行使各项经营权利,将经营对象由单一的运输产品扩大到市场需要的各种产品和劳务;将经营方式由单纯实物形态的产品产供销,拓展到价值形态的资本营运、资产重组、以及契约规定权限范围内的产权流动与交易,使资本在流动中实现增值,尽可能盘活存量资产,优化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资产效能;将经营管理由生产经营管理扩展到资产经营管理,以追求资产保值增值目标,加强成本核算,控制投入,加大产出,力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全面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是铁路经营管理体制制度创新,是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过渡的必然过程,是深化铁路体制改革核心内容,对推动铁路政企分开,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高铁路国有资产经营效益,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有许多不完善地方,如考核指标计算欠科学合理,责、权、利之间不到位等。

2001年,铁路改革确定用10年时间实现“网运分离”总体目标。按照这一方案,铁路改革将按照先易后难原则,先实行客运与货、网的分离,再组建货运公司;在客货运公司重组到位时,组建统一的国家铁路路网公司。这一方案在有关部门和专家之间引起争议。担心统一的全国铁路路网公司权力过于集中,会滋生新问题。

现阶段,根据铁路运输工作需要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特点,铁道部既是国家政府部门,又担负必要企业管理职能,如提出国家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推动和指导国家铁路企业深化改革等。铁道部是国务院政府机构中唯一实行政企合一、兼负政企双重职能的部门。但是铁路相关辅业企业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职能归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而公共管理职能赋予铁道部及发改委、商务部和财务部等相关综合经济部门行使。

参考文献

1.王致中,魏丽英等著.中国铁路改革与发展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2.李雪松.博弈论与经济转型:兼论中国铁路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张帆.模拟竞争市场的建立和生长——中国民用航空运输业的管制改革和市场竞争,浙江社会科学,1998(4).
4.张昕竹.中国规制与竞争:理论和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张昕竹.网络产业:规制和竞争理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陈富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规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7.陈富良.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论转型经济中的政府规制改革,上海三联书店,2001.
8.胡鞍钢.开放我国空中市场,加快民航体制改革,载于迟福林主编的《走向开放与竞争的中国基础领域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9.梁华、刘金文.中国石油通史卷四,中国石化出版社,2003.
10.石宝衍.石油史研究辑录,地质出版社,2003.
11.周凤起.中国能源五十年,中国电力出版社,2002.
12.杨景民.现代石油市场——理论、实践、研究、创新,石油工业出版社,2003.
13.邮电部.中国邮电通信事业,邮电部出版社,1997.
14.杨泰芳.当代中国的邮电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15.余晖.中国电信产业体制及其改革方向,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7(68).
16.余晖.中国的管制制度,改革,1998(3).
17.王雪松.移动通信的现状及发展趋势,通信市场研究,1996(5).
18.陈小洪.中国电信业:政策、产业组织的变化及若干建议,管理世界,1999(1).
19.陈代云.网络产业的管制改革:以电力、电信产业为例,中国工业经济,2000(8).
20.刘戒骄.城市公用事业的放松管制与管制改革,改革,2000(6).
21.刘阳平、叶元煦.论电力市场的有效竞争,管理世界,1999(2).
22.刘世锦,冯飞.中国电力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23.王俊豪.中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经济研究,1997(10).
24.王俊豪.中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5.周其仁.数网竞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6.李东红.制度变迁:中国企业成长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7.柳华平.中国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的重构,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28.徐文秀.建国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迁与思考[D],福建师范大学,2003.
29.朱光华,陈国富.政府与企业——中国转型期政企关系格局演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30.梁华、刘金文.中国石油通史卷四,中国石化出版社,2003.

 

 

发件人:"kinghighland" <kinghighland@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23 17:58:2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中国商人非洲买矿经历验证国家军队的必要(转载)

中国商人非洲买矿经历验证国家军队的必要

民企

     现在闲来给大家讲一下自己到非洲参与做矿业业务的见闻,有助于大家加深对于矿产资源价值等等的认识,同时也让大家知道中国提高自己的软硬实力,真正的与国际接轨,能够参与国际的利益博弈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在国内的专家大谈要将中国的外汇储备购买成战略资源储备是怎样的纸上谈兵。如果不建立自己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一切都是空谈,呼唤祖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让海外华商免于受到欺凌!

   我们与世界著名的贵族家族合作,到非洲买矿,这家族本来就在非洲殖民多年,现在是在矿业资源价格大涨的情况下重新返回非洲的,对于欧洲的冶炼业有控制力同时在非洲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他们需要中国的市场,也需要中国的资本,我自己的公司也是中国著名的矿业世家,虽然不从事这个行业,但是对于这个行业也是有感情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出发了,但当我们来到我们的目的地的时候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是非洲吗?不仅仅道路宽敞整洁,房屋别致漂亮,最让我们吃惊的是这里的出租车居然是奔驰320!完全是西方最发达国家的模样,与我们脑海里面的受苦受难、饥荒战乱横行的非洲完全是两个样子。

   我们是沐浴着胡主席访问非洲的春风去的,时机很好,接待的规格也是很高的,迎接我们的是当地部族国王的弟弟,开来的是二辆宝马 745以及随行车队,而以后的这些天,我们就一直坐这两辆车,而他们居然在沙石路上开着宝马745以100迈的速度飞奔,我们在中国也是什么有钱人没有见过,但是敢开着宝马745越野的还没有听说过,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中国嘲笑暴发户买车开车的各种段子。

   几米内的狮子和它的猎物

  他们给安排了最好的酒店,听说世界很多富豪都爱到这里度假,酒店实际上是在高尔夫球场里的豪华别墅,每个别墅都有独立的游泳池,并且用绿篱隔成各个私密的空间,每个别墅的占地超过一公顷,比国内豪华别墅的一亩园气派多了。这里打高尔夫基本免费,只需要给球童小费。酒店最好的地方应当是我们现在时髦的词汇:原生态。因为在高尔夫的水面中有河马、鳄鱼漫步,草地上有疣猪、野兔、羚羊,还有数不清的美丽鸟类和猴子在你房子旁边的树上,当然你要记住,酒店的围墙可不能随便出去,外边有狮子、豹子等着你,据说这片地区的仅豹子就有2000只,而现在全中国的豹子有没有200只我都没有把握。如果你愿意,可以申请去打猎,所有的土地私有,上面的野生动物属于土地所有者,你要向地主交猎物钱,猎取一只豹子的费用大约是10000美元,狩猎也是这里非常赚钱的旅游项目。

   本来以为非洲的通讯服务不够先进,结果到了这里才知道自己是土著,因为在这里使用的是3G和卫星,随时可以上网和进行全球通讯。因为中国还没有3G,所以我们的手机和其他通讯设备都不能使用的,我们在这里成为了与世隔绝的人。当然这样的酒店价格也是全世界一流的,每天的花费比在世界其他地方旅行要多十倍以上。

   驻地河里的河马

   接下来是查看矿山,当地是飞机为主要交通工具,私人飞机、私人机库和私人机场,机场的候机厅就如一个大一点的酒吧,是完全为富豪服务的,我们在飞机上俯视了一大圈,说看矿山不如说是看风景,主要是看下面跑着的野生动物。然后就是开车去,开车的路上明确的路标提示开车人不能下车,据说几个月前就有一个台湾人下车方便,结果喂了狮子。所以在这里车子要是抛锚了,就只能是请救援了,所以看着宝马745飞驰在沙石路,我们还是很担心的,但是宝马就是宝马,一点儿小毛病也没有出。

   这里的铁矿是非常便宜的,露天堆在那里,有上亿吨,矿石的品位接近60%的含铁量,每吨成本才要50美分,但是就是运输是难题,所有的成本都基本上是运输成本,在这里本来50美分的铁矿,运输到港口就是20多美元,在加港口费出港又10美元,再运到中国就70多美元了,现在海运价格暴涨,就更高了,所以运输是关键。

   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在合作方得安排下,我们此次还拜见了相关铁路部门了解运输的情况,铁路在当地是老大,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铁路部门对于我们的到来非常热情,远远不像中国的官僚作风,后来我们了解到铁路当年是中国参与修建的,那些在铁路工作的人员,在该国革命时是战士,革命成功当然要到最好的部门工作,而这些人当年是中国的教官培训的,看来毛老人家在非洲还是给民族后人做了好事的。所以他们对于中国人的到来还是非常亲切的,而且我记得我爷爷当年就作为矿产专家访问过非洲那里,因此大家的关系就又拉近了。 

  在一通玩乐后开始了正式的谈判,非洲人也很会中国的招待这一套,现在又用于中国人了,实际上中国人发明的东西是很有杀伤力的,我们也很受用。

   下面的谈判所剩时日很紧张,他们准备了7本合同,每本均有几十页,全部看一遍都很难。这才知道他们安排你玩,就是要消耗你谈判的时间,你时间紧张,这次回去总要有个结果回去交待,这样他们就主动了,在前面的参观过程中时间已经被他们消耗了不少,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很紧张了。

   但是为了我们在当地的形象,在谈判的过程中我们还参观了当地的公益项目,捐助了一家爱滋孤儿的慈善机构,为此他们还安排了记者和当地的银行家,并且做了报道,搞了那么大的一个场面下来,让我们感觉自己捐助少了,心里还很不好意思。

   捐赠留影

   谈判中我们发现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必须我们投资建设一个双方共有的加工厂,他们负责设计建设运营,把铁矿石的品味从55-59%提高到67-69%,但是他们的加工厂的投资是中国类似的企业的200倍以上,我们以为他们要在这个厂上套取利益,但是感觉又不像,因为他们的矿是太便宜了,他们是企业主,不是中国的国企领导人,他们完全可以把矿山价格卖贵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多费周折的做一个高价的加工厂来实现!这样做实际上是让大家都不舒服的方案。

   同时我们发现他们的铁矿石含钛量很高,竟然有8%以上,钛多了炼钢会锅炉爆炸的,他们解释为加工厂正好可以降低钛达到冶炼的标准,而且不在这里加工政府是限制初级产品出口的!而且运费高昂,所以他们建立一个加工厂把矿石里面的杂质去掉是极其必要的。而我们一算账,在项目总价格便宜下来后,这个加工厂就算是天价,综合核算一下还是大赚的,所以就不忌人生财了,大家达成了一致,双方都很高兴。加工过的铁矿的铁含量在67-69%左右,离岸成本每吨不到30 美金,应当是国内见到的最好的铁矿了,进口的澳洲矿、巴西矿也没有这样好的标准。

   在这里的谈判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是一个外汇管制国家,我们的投资很难汇到国外,中国政府需要严格的审核,虽然我们到境外买矿是国家支持的投资,但我们不是国营企业,我们也是没有外籍身份的人,这样我们的投资就必须走其他方式,主要的变通方式就是以贸易替代投资,有时候想起来真是政府逼得大家都去移民,因为我们是爱国的,我的祖祖辈辈都为了中国贡献了很多,真的不想放弃中国身份。

   这样的常用方式就是走贸易,最后的各方一致约定是以循环长期信用证,这样的信用证反复开,并不实际去执行,对方用我们合资的公司在境外贷款来解决,对方也不投资,而是为了给我们贷款,当地的银行行长我们也进行了沟通。我们是暗自高兴,因为这样我们的信用证,由于我们的合同价特别低,不到国内铁矿石价格的60%,而且是到岸价,由于铁矿石的特别紧俏,这样银行怎么都敢开证,而且巴不得你不去赎单,只要晚一天银行就把你的矿石高价卖出赚一笔,还白白挣你2%的开证费,但是我们这样做,等于我们的投资就是开证费和开征担保,但是我们这样的好价格的铁矿,银行抢着开证,担保是非常低的,我们就等于是以很小的钱就完成了需要投资几十亿的事情,能够放大资金十倍,在中国这样资金紧张、资金为王的经济社会,是极其诱人的。

   在激烈的讨价还价的谈判中,双方的关系不再那么友好了,我们逐步发现了我们处境的难堪,最关键的是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不答应签约,我们离开这个地方都成问题,每天高额的旅馆费用不说,我们没有开车或开飞机来,怎么走呢?酒店外面可是食人狮啊!这里来的富豪们都是自带交通工具的,所以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从这里脱身到大城市去。而西方人则很容易离开,因为法国军舰就在不远处停泊!

   本来他们要求我们立即签约,这样快的事情,好事情来得太容易了,总是让人非常担心的事情,为了再仔细斟酌一下,我们找了一个合理的理由他们无法拒绝,我们要求在签约前见见当地的律师,要听听律师的意见,所以我们要进城。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要求没有理由拒绝,就这样我们终于要进城了,当车子驶出时,回头这个时候再看这世界一流的高尔夫酒店,已经有脱离牢笼的感觉了,再也不是美丽的地方了。

   进了城就立即找律师,根据中国使馆的介绍指引我们找了一下当地的律师,结果又是让我们没有想到!在非洲的一个好的矿业律师每小时的收费要有2000美元以上,最好的律师要10000美元以上,这里的矿业法极其发达,在欧洲殖民时代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矿业体系,相关法律规定有几百万页,能够装满几个房间,在这里矿业律师是最挣钱的行业!由此想到中国的法制建设任重道远,尤其是中国的矿业法,对于矿产权的规定都不够明确。现在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律师也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西方人对我们呲之一鼻,令人感到心酸! 

   法律的复杂就意味着可以设置陷阱的地方多多,这里的矿业法不光要有矿山的归属,还有地上的土地使用权,否则不让你开采,还有地下的土地所有权,没有这个所有权矿不是你的,还有毗邻权,你开采要周边的土地所有、经营者同意,还有环境保护要求,同时严格规定了采矿对于地下水等等的影响要承担的责任等等,把矿山开采完毕,还有恢复环境的具体要求和承诺等等,每一条都可以成为陷阱,而且这里实行的是案例法,很多问题是依据已往案例判定的,你光读完了法律不了解当地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判例,你一样被人家忽悠。所以我们那几十页的合同还是属于太简单的合同,一般的一个矿业合同要有几百页,相关文件成千上万页,远远不是在中国的概念,由此慨叹我们对于非洲太夜郎自大了。

   我们进城住下后,我们惊喜的酒店里面都有中文的文字提示,让我们感到很亲切,说明来这里的中国人已经不少了。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我们想上街转转,结果发现的怪现象就是商店都关着门营业,买东西的人要敲门排队进入,而且是一个一个的进入,每家商店最多让一个人买东西,前面的人不出来,后面的人不让进!我们这样的一起来购物的,也要一个个的进入,让你逛街的兴趣全无。 

   后来经过从一位当地的老华侨了解到,这里的治安极其成问题,商店都被打劫怕了。这里的治安混乱是有它的土壤的,首先是这里没有死刑,枪是可以随便买随便持的,而且在战乱是遗留的也很多,基本上全民有枪,当然在这里一到野外就到处有食人狮,这些狮子在战乱时吃惯了死尸,现在是见到人就攻击,把老百姓的枪都给收缴了,也是有问题的。再者在这儿就是杀了人保释容易,现在黑人当政,为了让黑人穷人也能够交得起保释的保金,这里的杀人犯交几千美金就可以保释,最后就是这里推行当事人主义的刑事诉讼规则,对于杀人犯如果受害人家属不追,就没有人尽力追,甚至没有机构为你起诉杀人犯,要你自己起诉,但是你作为外国人在这里出事,你的家人怎么能有时间和财力在这里追诉罪犯?

   这里的抢劫犯基本上来源于当时内战的雇佣兵等,他们在内战结束后没有生活来源,在非洲多个国家流动,凡是有矿的地方都富得流油,而且携带钱款的外来淘金者特别多,是他们抢劫的首选之地,所以这个城市就特别的混乱。这些人在十多岁当兵,各国的军事组织出于自身需要给他们进行了特种训练,当然也有中国为支持非洲人民解放而训练的。他们每个人都在战场上打过十多年以上,是百里挑一的幸存者,杀人无数也多次面对生死,视生命为草芥,即使是我们的特种兵有他们这样的训练,也没有他们面对死亡的心理素质,所以现在他们国家的警察根本对付不了这些抢劫犯,我们将来如果在这里做项目,招一些普通的保镖来也只能是摆设。

  还是见到中国人亲切,经老华侨一介绍,我们的戒备心又增加了不少,前几天的轻松气氛荡然无存,因为这个合同如果签署有漏洞,我们面对的责任是以多少亿元来计算的!戒备心有了,看合同也仔细了,我们发现他们在我们已经谈好的文本,在后来的谈判中又偷偷的改了回去,这样就逼迫我们必须仔细核对每一个文件的新版本,而一份合同就几十页,工作量剧增,同时大家英语没有那么好,起码达不到法律英语熟练的水平,面对拗口的法律专业表述,每个人都生怕一个时态或介词的改变,造成我们不知道的歧义。

   在我们即将签约的最后时刻,我们在合同中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他们在诉讼地上做了手脚,我们约定的诉讼地在新加坡,这是对于双方距离折中而且是华人社会的地方,但是他们在合同的某个条款里面隐藏了如果有欺诈要通过当地法院的意思,而被欺诈只能是我们,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在当地与之诉讼!

   而这样的欺诈,如果出现了,很可能就是信用证诈骗,在中国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虽然我们也是受害人,但是国内的强势在银行方面,他们一定会把你作为诈骗犯,而这样数额过十亿元案子,一定是特别的大案,按照中国刑法是判无期徒刑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不仅仅要压上你的所有财产,而且还有你的自由,这是我们赌不起的,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要有安全的限度,即使亏本,也不能没有翻身的本钱。
    所以在诉讼地问题一出现,双方立刻就翻脸了,在这个上我们双方彻底决裂了,因为我们不了解当地的法律,也不能信任当地的法律,我们是绝对不让步的,同时他们的坚持不让步更加让我们觉得其中有问题、有陷阱。但是我们有一点想不通的就是他们也是有身份的人,对于信用证诈骗,国际上也会追诉的,他们已经是非常富有的人了,愿意为了这些钱亡命吗?

   这时我们彻底翻车了,他们坚持索要回来给我们的矿石样品,本来这一点样品应当是无所谓的事情,而且当时在宾馆房间而不在身边,为什么那么急切?我取样品的路上,又仔细地想了一下样品究竟是什么?再仔细看了一下其中的成分表,终于我们明白真相了。

   60%左右的铁,8-12%的钛,就铁的含量在中国就是很好的富铁矿了,中国铁矿的平均水平才有30%。当然如果铁含量到64%以上可以直接的炼钢,除了铁和钛,其中的硫、磷等杂质都在千分之几,那么还有什么呢?那是氧啊,矿石中所有的铁和钛,都是以氧化铁和氧化钛存在的,实际上100%的氧化铁矿石中铁的含量也就是70-72%,用自己的化学知识一计算,这个样品基本上就是氧化铁和氧化钛的混合物,基本没有其他的成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钛铁伴生矿!所以这个样品不是简单的铁矿石,他们当然要拿回去,否则我们回去给我们的技术人员一分析,就分析明白了。

   现在明白了,他们要建造的加工厂实际上就是要把矿石中的氧化钛分离出去,剩下的就是铁,他们建造的不是铁矿石的加工厂,而是一个钛的分离厂,这样他们所需要的投资是国内铁矿石加工厂投资的200倍以上就很好理解了。而钛在国际上的价格是十几美元一公斤,铁矿石如果刨除运费,在这里的价值最多也就10美元一吨,价值相差1000倍,即使是按照含量10吨原矿出一吨氧化钛9吨氧化铁矿来计算,价值也有100倍以上的差距,而现在他们把分离出来的钛全部占有,给我们说是按照垃圾处理了,还要分享我们铁矿石的利润,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投全部的资金,承担全部的运营选矿成本和风险,而利润他们得到超过99%,中国人得到不到1%!他们隐瞒了所分离出的钛矿石的巨大利益,这种协议在一般的情况下即使是签署了,不是欺诈也是显失公平的协议,是无效或者可以撤销的协议,这就是他们的欺诈的地方,信用证倒不是最担心的,因为他们也是有身份的人,哪样在国际上也是犯罪的事情他们也不干,所以他们选择的诉讼地一定要在当地!

   实际上他们选择中国人参与他们的项目,背后是有他们的精心策划的,钛虽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军事和战略材料之一,但是世界上超过80%的钛储量在中国,中国有大量的钛铁伴生矿,由于没有冶炼分离技术而使钛金属无法分离和提取,因此得不到利用,这些矿石一般就是把铁冶炼了,剩下的就当作矿渣丢弃,所以有当年日本购买攀枝花的矿渣,号称要运到日本铺路的故事,而中国没有技术但是也限制钛矿渣的出口,所以世界上也只有中国人看到这样的钛铁伴生矿不动于衷,同时中国的铁矿石奇缺,所以只有中国人来会把注意力只放在铁矿上!而且这个策划中最终的钛会卖给美国,美国得到其最需要的钛资源,才会不干涉中国人取得铁矿石,这样的国际平衡对方的算盘是打得太精细了,所以我们中国人不要认为自己聪明,外国人大多数是傻傻的,但是到了他们的顶级精英层次,其精明的商业算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商人还要学很多年。

  双方的协议没有谈成,但是没有被骗,感觉轻松了好多,我认为中国人要有起码的气节,这样不公平的协议,即使是有钱可以赚,也不能这样的便宜了外国人,中国与国外的谈判,就是有太多的中国人见利就走,中国人自相压价,最后都是外国人得利。

   而且还有一点我的感受非常深刻,就是外国人不像我们想象的这样憨厚诚信,连大家写得一致的东西都会在去打印时再偷偷的改回来,应当是一点基本的诚信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商业道德,这让很多从小接受诚实教育的人根本不会想到的,这样的情况应当说明一个人的根本本质,与这样的人的合作是基础极差的。

   这让我想起李鸿章签署中俄密约的时候,俄国人在签字前邀请李鸿章吃饭,然后就让秘书偷换了文件,我们的历史上的角度是嘲笑李鸿章的饭桶,但是谁也没有说外国人的不诚信,中国人很多时候的诚信是很好的。

   外国人的诚信,他们的温文尔雅,是建立在他们的利益有多少上,这些外国人我们交往了很多次,当时的优雅、诚信举动很打动人,这样我们才会到非洲一起寻求机会发展,但是这里让我认识到了他们诚信的背后,在重大利益面前,外国人的诡计比中国人厉害多了,他们之所以表现的诚信,是因为面对的利益不够大,我们中国人如果足够富裕了,也不会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就如我们看偏远的农民会觉得他们淳朴得可爱,但是如果你生活在村里,就成为另外的样子。同时国外的环境导致你不诚信实际的社会代价很大,比如在法庭上二人各执一词没有其他证据,中国的法律是证据不足原告败诉,多半便宜了违约者,但是国外是要把你以前所有的行为都拿出来考量陪审团相信谁的话的,这样的情况你平时的不诚信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诚信是要有社会环境的,就如南橘北枳一样,中国从历史上几千年的诚信的礼仪之邦短短的一百年就到现在的信用缺失,也是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导致的社会环境有关,现在我们到非洲冒险,环境没有道德环境,利用又巨大,外国人的诚信本质是什么就让你看得更加清楚了,千万不可以迷信外国人的信用和贵族的身份传统。

    买卖没有成也自然就没有了他们的接待,下面回国我们就只能自己行动了,我们庆幸自己的机智离开了那个丛林中的高尔夫酒店,在大城市中怎么样都好想办法。买卖没有谈成,我们想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第二天就准备叫个出租车去机场,临行前给那天的老华侨打了一个礼节性的电话告辞,那个老华侨听说我们要叫出租车去机场,竟然大惊失色,一定要派车送我们去机场,我们觉得一再麻烦人家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但是他特别坚决,我们也就不好拒绝了。

  等上了车见到老华侨后我们才知道,这里的出租车司机基本上100%与劫匪有勾结,发现适合抢劫的目标后,他们会以当地土语手机通知劫匪在预定的地点抢劫你,再与劫匪分赃,所以这里的出租车能够是奔驰320,不抢劫是很难收回车的成本的。

   在这里劫匪他们最爱抢中国人,尤其是直接去机场的中国人,90%以上叫出租车去机场的中国人都会被抢劫,原因除了中国人爱带现金外,更主要的是抢劫中国人中国政府不管,同时中国人都没有枪也不会使用枪,他们抢劫黑人但黑人绝大多数都没有钱,没有得可抢;抢劫白人就会是一个大案,有国际压力,而且象美国这样的国家是要动用特种部队(在当地是维和部队)进行报复的,所以他们不敢!而杀了一个中国人,中国使馆能够有一个外交照会的就算是最好的了,一般情况是受害人家属到这里追诉杀人抢劫犯的财力都没有,基本上都是不了了之,而去机场的都赶飞机,为了不延误飞机,报案都不会。

  老华侨的一番话,让我们每个人都不寒而栗。老华侨还让我们了解到,铁矿石的采矿许可证是很难得到的,他们分离了钛后剩下的铁矿在这里什么都不是,他们如果不能把这些东西运走,就必须回填以恢复环境,这笔费用是非常高昂的,而且环境恢复得不到保证,他们开矿是得不到许可的!而没有采矿许可的铁矿石的身份就是矿山废料,出口给我们也只能是这个出关的手续,同时他们这样把废料出口是有政策优惠的,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铁矿石的采矿许可证,合理的推断就应当是他们准备把矿石按照废料给我们。

   而把矿石运走需要铁路部门的支持,而铁路部门黑人当政后抵制白人,不是钱能够搞定的事情,我们来实际上还帮助他们忽悠了一遍那些铁路官员,所以他们带我们参观这参观那的,也是有他们的商业目的的,只是我们自己玩的开心,不知道他们背后的运作而已,而大肆宣传我们的捐助,也是对于他们的运作大大有帮助的。知道了这些,让我们更难受了,本来还以为他们只是给我们利润的不到1%,现在知道这是你给人家处理垃圾,是他们应当倒给钱的事情,而且被他们利用了!同时按照中国的法律,也会有现实的问题,因为这个铁矿石是按照矿山废料出口给我们的,在这里也有一个中国非常敏感的词汇,叫做洋垃圾!这样的海关手续在中国是基本上无法进关报关的,所以在这里还有一个害人的陷阱。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回来问了国内的专家才知道,就是他们使用的是新技术,全球都没有的技术,他们的技术来源是欧洲最大的冶金公司之一的财团的总工程师和世界矿业三巨头之一的首席探矿师,技术还是水准很高的,但是没有实际应用,其中的研发风险非常大,很可能成为无底洞或者研发失败,那时就会血本无归,这血本无归是我们中国人。如果按照商业上的风险投资的方式进行运作,倒是可以赌博的,但是这要双方知道。因此我们分得铁矿,那个可怜的1%的收益也是风险巨大的不确定收益。

   而我们如果是使用了信用证这样的投资,一旦血本无归,对方可以拿着协议说我们真的是投资,要我们还钱,我们不还钱就真的成为了信用证诈骗了,所以他们会让公司贷款,好像公司是有限责任,实际上是我们的无限责任,这样高风险的技术研发投入,对方提出的投资经常是非常保守的,实际的花销是这估算的几倍是很经常的事情,就如我们的项目立项也有很多钓鱼项目,先小额的让你上钩,后续的不投资都不行,对于几乎肯定是这样的情况的投资,我们的资金能力是承受不起的,更何况非洲那样的商业环境,绝对不能压上全部的身价。因此我们不签署这个协议还是非常正确的。在这里我们的政策让我们被迫采取变通的办法,实际上是让我们这些民营企业付出了额外特别代价。

   老华侨还告诉我们,在这里做矿,商业间谍商业贿赂横行,比中国还厉害多了,那一万美金一小时的律师也会被买通的,别看他收费一小时一万美金,这和多少亿美金价值的矿山交易来比就不算什么了,这里没有什么商业信誉,诚信比中国还差,让我们一定要在中国找一个懂非洲矿业法律的专家,由法律专家提出问题,同时在这里要找多个律师,让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分别问同样的问题才行。我们重新估算了一下我们这次来的项目,如果计算钛的利益,价值不会少于几十亿美金的。

   临走时老华侨还给每人准备了当地的名酒,在中国这日见人情淡漠的今天,又一次的让我们感觉到了故乡人的亲情。等上了飞机直到飞机起飞了,我们才觉得了安全,总算是有惊无险的回来了,我们这里去的人都有上亿元的身家,但是与没有钱的人不同,钱到一定的数量就是数字游戏了,就算是有百倍之利,又有谁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做呢?所以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而对于没有钱的人,仅仅是那一小时一万美金的律师费,又有谁做得起呢?对于发达国家,这样的事情都是有国家在背后做安全保障的,我们也不时地看到美国等国为保护其公民而动武,国家调动军队保护其公民,进行所谓的维护和平行动,而他们的公民在干什么?就是开发掠夺当地的资源。在整个过程中把国家躲到外面,所有的事情是合法的私人企业在市场公开交易下以公平的规则形式进行的,而个人是有国家归属的,最终的资源当然也就控制在国家之下了。

   可是在中国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根本指望不上国家可以有军队来支持你的商业行为,如果是国有企业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国家的企业出面再调动国家的军队,这就不是商业行为而是政治问题了,各国都要干涉,所以国企海外找矿的阻碍已经出现了端倪,因此现在在非洲就有专门针对中国的新殖民主义的说法!在这里需要的是以民营的手段按照当地的商业规则办理,我们有最惠国待遇,美国人、欧洲人是私人企业,我们也是私人企业,按照商业准则搞市场经济,国际反华势力干涉不了商业行为;但如果我们变成了国有企业,就成为了国家参与,就有国家掠夺的指责,这与当年在英国炮舰下的东印度公司又有什么区别?各方势力都干涉,根本做不成。现在需要的就是鲁迅当年说的费厄泼赖,虽然是这个费厄泼赖有国家在背后支持,公平公开的市场交易只是形式、规则和程序,但这个游戏规则是我们国家应当遵守和利用的,可是我们连这个形式都没有,要自己制订国际游戏规则是不可能的。

   我们回来后就立即先找国内的法律资源支持,但我们发现在国内找不到一个懂得非洲矿业法的专家,英美法律还有一些学者,就这样的专家也无法实际应用,因为他们研究的目的更多的是借鉴他们的先进立法思想建设中国的法律体系,而不是真正的应用,他们的实操能力非常有限,临场的反应和经验全无,而且理论水平也无法与境外的专家比,基本是外语好进行法学翻译工作,在法学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见解。这里如果以竞赛来比喻,就是他们是运动理论家而不是运动员,这些理论家当教练都有问题,更不要说上场较量了,中国没有能够上场较量的运动员。按照当地律师服务的规则,对于你咨询的律师,你提出的问题他必须如实回答你,答错要承担责任,但是如果你没有问到,他也没有义务必须提示你,现在是根本不懂,我们自己都问不出问题来,还做什么项目?现在中国的企业家对于国外的了解是非常陌生的,中国没有自己的专家,如何能够不被欺骗?而要培养一个这样的专家,又要多少年?而且怎样培养都不知道。由此知道中国要扩充自己的软实力,实在是难啊!

    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外汇储备剧增,而经济快速发展资源紧缺,社会上到处是要投资海外开发资源的呼声,好像有钱了就什么都可以买,但是这次回来给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中国的软实力不足,光有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没有自己的法律的研究,没有自己的专家队伍,不了解矿业和市场的规则,你有钱也就是被骗钱的份;没有国家军事实力做后盾,你在海外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又怎么买?以国家的企业出面,还有国际的干涉和政治问题。因此有钱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钱好筹集而在海外赚钱所必需的软实力却不是一日之功,所以中国的国力扩张远远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是一个任重道远、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在海外开发资源,也是要伴随着国力的增长为坚强后盾才有可能。
  
  
    由此也理解了我们的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之所以只是储备,没有花掉买成资源,还要高价进口别人的成品,到现在为止中国成功收购境外大型矿山的事例没有听说,基本上都是小矿尾矿。在国内的学者出谋划策的呼吁很容易,执行起来实在是太难了,能够认识到中国软实力缺陷的就更少了,不能知己,何来胜利。

    这样的情况,就如当年中国的洋务运动,当年很多中国的实业家参与,经济实力可以调集数百万两白银,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巨款,但是就是处处与洋人的竞争中吃亏,背后的原因也没有人明说,因为中国的统治者不愿发展这样的软实力削弱自己的权力。

    最后要说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做事的底线是很低的,做生意不注重是否公平而是见利就走,因为中国是一个过度竞争的社会,而世界已经成为了寡头经济。非洲回来很多人责怪我们为什么没有签约,要我们介绍关系,他们要买。结果是我不自己从中赚钱早晚这个钱也是被别人赚走。他们买的结果是远远不如当初我们的协议,因为按照当初我们与外方的协议,我们是有50%的股权的,也就是说我们有控制权的,现在变成单纯的购买,钱大头人家赚,控制权也在人家,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不会到非洲冒生命危险了!佣金总数算下来也很可观,到他们的钛选矿厂建成,有废料铁矿砂给你,每年有佣金大约合人民币2000万元,但是实际上这 2000万元在那里支付当地律师的律师费都不够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次的非洲之行,在那里的那个老华侨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已经在非洲生活了多年,海外的华侨在关键时刻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里我也要反思一下我们的华侨政策,我们总希望他们回国,讲什么落叶归根,但是我们这样的举动,让我们的华侨在海外的生存环境非常艰难,因为当地的社会会排斥他们,我们何尝不要搞一个落叶生根,鼓励他们在海外的定居入籍,我们限制我们的人口只能有一个国籍,实际上也限制了很多华人的发展,因为在非洲发展,欧美各个国家的人都是有双重国籍的,因为没有人会为了非洲的国籍而放弃本国国籍,但同时如果他们没有非洲国籍,在当地的行为就受到巨大的限制,非洲对于外国人的政策和我国不一样,我们基本上是国民歧视政策,有外籍身份在国内反而有利,非洲不同,包括税收也不同,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非洲反殖民的那根弦是绷得非常紧的,所以没有国籍干什么事情都不顺利,而美国等国利用双重国籍的政策,实际上在体制上已经占了我们大大的便宜,至此理解了为什么欧美主流国家都认可双重国籍。但是我们的政策不宽容,最后的结果吃亏的还是我们国家自己。
 

 

“金本位制”一去不复返

——“仰望星空”,无常是苦

广州 党爱民

2008-9-4

    宋鸿兵以《货币战争》瞬间窜红中国经济学界,估计稿费捞了一大把,名利双收。宋鸿兵大力鼓吹金本位,而刘军洛先生也主张金本位、或者贵金属石油混合本位制多年了的。说实在的,我对这些理论不以为然。据说张卫星最近在黄金上暴了仓,我想多少也与宋鸿兵大力鼓吹黄金有关。很早就想针对宋、刘的金本位说两句话,但一直没有动笔,因为大家正在极力追捧吗。昨天看到大陆风网友的文章,让我觉得必须写点东西。我和大陆风在很多问题上观点一致,我们都是凯恩斯的追随者,不同的是,我似乎比凯恩斯斯走得更远了一些(我主张按人发钱,而凯恩斯仅仅主张扩大投资,大陆风一直没有明确支持按人发钱)。

一、货币名目说与现代纸币的信用基础

  长话短说,在货币理论上,自古以来就有金属说和名目说(或名目主义chartalism)之争(参看仝鲁闽博士《宋元时期有关货币本质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及其他西方现代货币理论)。金属说认为货币之所以是货币,是因为自身具有价值,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是两种不同使用价值的交换,但交换的价值是相等的——也就是说,货币本身具有价值。但是,与之相反,明目说认为货币仅仅是一种交换的媒介,是名义上(参见nominalism)的,本身可以没有任何价值,只要大家认可接收就可以了。在如何“认可”货币的问题上,也有很多意见。有说是因为政府的权威或命令,比方说政府会接受以毫无价值的纸币缴纳税款,于是,大家也就顺利地接受了纸币。也有说市场会自动选择一种方便的东西作为货币,市场具有自组织的功能。其实,毫无价值的纸币得以流行,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需求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政府下令大家接受纸币,但如果市场不能从接受纸币中得到好处,那么,政府的命令也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同时,如果没有政府的统一管理,纸币体系也不会健康发展,不会发展到有今天如此庞大的规模。

    那么,市场接受纸币究竟得到了哪些好处呢?我们知道,纸币与金属货币一样,可以担负流通手段和储藏手段。货币的第一个好处是节省交易费用,其次,凯恩斯还总结道,货币可以节省储藏费用和折旧费用。最近的货币理论,还发现了隐藏在货币后面的更大的秘密,那就是:货币促进了专业化的分红,在专业化分工的情况下,每个人以自己相对简单轻松的劳动换取别人的复杂劳动。

    一般而言,从事专业劳动与非专业劳动相比起来,专业劳动要容易得多。对画家而言作画是简单劳动,对歌手而言唱歌是简单劳动,对医生而言治病是简单劳动,对飞行员来说驾驶飞机是简单劳动,对建筑师而言设计房屋是简单劳动……反过来,让画家驾驶飞机就很难,让歌手治病也行不通……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货币为纽带,在人与人之間建立起了一個相互依賴的網絡,借助于這個網絡,使人们自身的能力取得了巨大的飞跃。所有人借助于自己的“简单劳动”取得货币,然后买来他想要的任何商品或服务。比方说,画家可以拿钱去听歌、去看病、去旅行、去买房,其他人也是这样。那些买来的商品或服务,如果让他自己亲手去实现的话,必须付出千倍万倍的劳动,——有些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除了专业化劳动,即使那些在生产线上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是惊人的,也远远超出了个人劳动的简单加总,表现出了规模效应。专业化分工与交换,使人获得了千倍万倍于自身能力的魔力。而这项魔力的获得,必须借助于货币。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出售自己的“简单劳动”,取得货币,从而扩张自己的魔力。货币的魔力来自于涌现,掌握了货币,就获得魔力,成了现代人。反之,没有货币,就没有魔力,就是原始人,这又反映出资本主义残酷无情的另一面。

    社会分工越专业、越深化,则越有必要进行交换,于是货币的信用基础就越牢固。也就是说,货币的信用基础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而不断强化。同时,货币体系的健康发展,进一步促进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效率,形成良性反馈。因此,真正维持货币信用的基础是全社会的生产力,而不仅仅限于黄金、外汇储备以及政府持有的资产。一个社会拥有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则它的财富产出能力也越高,于是,它的货币的信用等级就越高;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货币的信用,就完全摆脱了固有的、狭隘的以政府信用为保障的观念,极大地拓宽了货币的信用基础。目前实际的货币体系,也正是依据这个非常宽大的信用基础而运行。

    因此,货币制度既不可能退回到金本位制,也不可能“重建物本位”。如果恢复金本位制,那将是人类的一场灾难。首先,人们为了交易,要去开采本身没有实际用途的金银,这会造成社会成本的大幅度上升,也必然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其次,贵金属的不足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金融领域的危机虽然可以波及实体经济领域,但它更大部分是在虚拟领域,破坏的是人的精神,或者人的安全感、财富享乐感等,而一旦实行金本位制,一切危机都是实体经济的危机,那是直接对人的肉体的折磨。说不可能“重建物本位”,是因为现代货币体系本身就是以全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的“物本位”,与其说是“重建”,不如说是认识。如佛所言,每个人身上都有“摩尼宝”,只是自己没有认识到,于是就只好向外苦苦追索。一旦认识到自己身上本来就有的“摩尼宝”,就会离苦得乐。

二、认识了现代货币体系的内在本质,就有助于指导我们的实践

    认识现代货币体系的生产力本质,有助于克服我们对美元及其他西方货币的迷信。之所以迷信西方货币,是因为西方货币背后有先进的科技和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支撑,这比什么黄金石油更加可靠、更具有说服力。而今天的中国,经过建国后近60年的艰苦奋斗,生产力已经取得飞速的发展,尤其是有生产力中最积极的因素——人的因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人民币才显得强势,才有了升值压力。在这样的货币理论指导下,我们完全可以脱离美元,自己印自己的钞票,不必跪倒在西方面前,乞求人家来投资什么的。

    其次,有助于转变我们长期以来受重商主义的影响,盲目积累外汇储备的错误路线。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我们本来就不足的资源,拿到美国去,换来不断贬值的美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要有闲置的资源,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就不怕没有钱,就不能说自己没有钱,就不必在外国资本面前奴颜婢膝、阿谀逢迎。

三、“仰望星空”,无常是苦,无漏难得

    宋鸿兵在苦苦寻求一种“优质货币”,用以储藏财富。而在凯恩斯看来,任何实物财富都要支付折旧费用和保藏费用,因此,迫不得已,人们只好转为储藏货币,储藏货币比储藏实物财富更加划算,保值、增值、良好的流动性,这是货币特有的优点,实物财富不具备。资本家和历代富人,花在寻找“优质货币”上的功夫,不亚于古代皇帝寻找长生不老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直至明朝,各代皇帝无不乞求长生不老。

    佛说“诸法无常、无常是苦”,意思就是说世间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虽好,但却不能长久,不长久就会给人带来烦恼。有的人当了大官,或者当了著名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自己富起来了,接着就想让自己的子孙接着富下去,“趁他还在位,挣点钱够孩子们吃饭就行了”。看上去要求不高,但也难以办到。秦始皇建立一代霸业,也不过传两代;曹操权倾天下,最后他的后代也得把天下禅让给司马;听说住在江西和云南的某座大山里的农民,是某朝皇帝的后裔,他们至今还供奉着先皇的牌位;就是北京那些不显眼的胡同里面,或许还住着那些前朝遗老遗少。有些人为了把富贵留住,不仅在国内贪钱,还把贪污得来的钱转移到国外,把子女转移到国外。事实上,这些也是靠不住的。如果子女是败家子,再多的家财也能败光。就算子女能守财,躺在祖宗贪污得来的财产上过完一生,如行尸走肉,有什么意思?常言说,富不过三代。因此,富贵是留不住的,留不住就是苦。

    “仰望星空”,人是茫茫宇宙之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人生在世,不过百年,任何荣华富贵都是过眼云烟。然而,人总是渴求留住那些本来留不住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有了一点“成就”伟人、大人、名人、富人。佛还说,人在世间的荣华都是“有漏”的,也就是说它是有限的、有尽头的,即使修炼成神仙,他的福报也是有限的,气数尽了,他的座椅会腐朽、身体会流脓。与之相对,依佛法修来的万世不朽的果报,就叫做“无漏”。如何修得无漏?佛说,除了佛法,没有别的办法。什么是佛法呢?佛说,没有什么可以称为佛法。佛说,让一起众生皆成佛,就是佛法;只有让一切众生成佛,才能让自己成佛。共产党人讲,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要想留住富贵,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没有穷人的社会,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

四、按人发钱

     现代货币与金本位制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现代货币是以负债的形式发行的,所有的货币都是借出来的,货币有多少,与之对应的负债也有多少。但金属货币是以其本身的价值为发行依据,金属货币的发行,不会增加任何人的负债。在现代货币制度下,一方面,经济的发展要求大量的货币,没有任何成本的纸币可以担当这一任务;另一方面,随着货币的增加,与之结伴而来的是负债的持续增加。一旦当货币当局在意自己的负债,就会导致货币政策紧缩。于是,一场经济危机也就接踵而至。这是现代金融危机的根源。货币与负债,是一对孪生姊妹,一阳一阴、一正一反。

     我们的任务不是恢复金本位制,因为那样只会把事情搞糟,我们的任务是消除与货币结伴而生的负债。按人发钱,就是一种解决办法。按人发钱同时兼具现代纸币廉价量足的优点及金属货币没有负债的优点。因为是按人发钱,人人都负债,人人都不负债,把大家的债务统统一笔勾销,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只要按人发钱,就会逐步建立起一个没有穷人的共同富裕的社会,就会修得“无漏”佛果。

     目前,欧洲乃至全世界正在开展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推动按人发钱(或曰基本收入)的运动。已经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德、西蒙、哈耶克、弗里德曼、索罗等人支持这一方案。很多政党正在通过自己在议会中的影响力,把按人发钱付诸于具体政策。第12届国际按人发钱大会于今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这些年来,在该领域相继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献。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奋起直追,在经济理论和政策措施上走在世界的前列,而不是跟在人家后面匍匐爬行。

     长话短说,在货币理论上,自古以来就有金属说和名目说(chartalism)之争(参看仝鲁闽《宋元时期有关货币本质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金属说认为货币之所以是货币,是因为自身具有价值,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是两种不同使用价值的交换,但交换的价值是相等的——也就是说,货币本身具有价值。但是,与之相反,明目说认为货币仅仅是一种交换的媒介,是名义上(nominalism)的,本身可以没有任何价值,只要大家认可接收就可以了。在如何“认可”货币的问题上,也有很多意见。有说是因为政府的权威或命令,比方说政府会接受以毫无价值的纸币缴纳税款,于是,大家也就顺利地接受了纸币。也有说市场会自动选择一种方便的东西作为货币,市场具有自组织的功能。其实,毫无价值的纸币得以流行,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需求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政府下令大家接受纸币,但如果市场不能从接受纸币中得到好处,那么,政府的命令也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同时,如果没有政府的统一管理,纸币体系也不会健康发展,不会发展到有今天如此庞大的规模。

 

 

发件人:"zwlyxl" <zwlyxl@public1.sta.net.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23 14:38:2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从美国的GDP数据变化探讨次贷危机

从美国的GDP数据变化探讨次贷危机

张伟林

    有关次贷危机形成的原因,有各种角度进行讨论的,本文从观察GDP的变化进行评论。文中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GDP数据采用的是当年价格下的数据,即当年实际运行价格体系下的数据,而GDP增长率的数据采用惯例的实质增长率。

    在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以来,即小布什总统任期内为单位考察美国的GDP数据的变化。根据资料,2000年美国的GDP为98170亿美元,而2007年的数据为138438亿美元,即7年来增长部分约为4万亿美元。首先要提问的是:这增长部分是来源何处?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去除了所称的增长部分,则美国的GDP是否存在增长?这里仅作现行美国经济运行结果范围内讨论,不做扩大条件下的讨论。

    如果把次贷危机中现显出来的最底层不良贷款即房子与信用卡的不良贷款,一般估计约为1.5万亿美元,加上到2007年为止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约为6千亿美元的费用和提高安全措施的拨款,即直接贡献给GDP增长部分不低于2.2万亿美元,以及乘以对GDP增长的因子,那么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没有上述因素的贡献,美国经济处于负增长之中,即美国经济本因处于严重衰退中的。所以小布什政府以及格林斯潘等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美国所做的贡献是:通过次贷危机和战争使美国避免了一场应该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

    其次,从另外一个层面探讨次贷危机形成的原因。在克林顿前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的2000年,美国经济正面临着由互联网引导的“信息革命”所诱导的“泡沫”破裂,即美国总统交接前后美国经济大幅度下滑,数据显示1999年至2001年的GDP增长率数据分别为:4.45,3.66,0.751,而且在2001年又发生了9.11事件。这一泡沫经济所带来的奇特现象,这里举一个例子,当时西方国家用高的离谱的价格拍卖移动通信的3G牌照,而事实上至今为止3G的大规模营运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要走。所以说小布什政府所要面临的美国经济是一个千孔百疮的经济。

    这里,回顾一下克林顿前总统任期内如何完成经济从衰退--繁荣--衰退这一过程的。克林顿前总统上台时,美国经济刚刚经历了一场衰退。1991年美国的GDP增长率为-0.17,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至今为止唯一一年负增长率,这是由于“里根经济”带来的负效应所导致的,所以才有老布什“赢得战争,输了经济”的下台。而克林顿前总统的美国经济繁荣期是建立在以下几个因素内的。首先美国赢得了在美国历史上首次自己无需支付军费还可以攒回军费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及冷战的结束为美国节省了大量军费和军工企业的重组与休整赢得了机遇,戈尔前付总统所积极推广的信息公共通道战略实现了美国牢牢站在科技革新的制高点也并为金融改革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平台,个人养老金个人可以直接与自己选定的基金挂钩打开了美国资本市场上涨的资金口,前南的二场战争为打击欧元建立起良好的平台,而欧元的市场推出所产生的资金富余也为美国资本市场上涨打开了又一资金口,最后整肃经济竞争国日本的成功以及日本长期零利率政策的实施消除了强势美元的后顾之忧与打开了又一资金口。以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为例,从1993年1月的最低点3219.25上升到2001年1月的最高点11224.41,即最大上涨幅度为3.49倍。但是泡沫总归是泡沫,这一“盛世之宴”或则格林斯潘所称的“非理性繁荣”总归会结束的。

    最后,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必须直面一个已经千孔百疮的美国经济,所能使用的方法又有那些可以选择呢?小政府,“里根时代”已经完成了;公有企业私营化,“里根时代”也已完成了;养老金改革,克林顿时代已经完成了;医疗保险的根本性改革,不可碰的“雷区”;通过战争来提振美国经济,结果二场战争的结束在任期内绝无可能;通过技术革命的突破,例如3G技术的突破来占领新一轮经济繁荣的制高点,实属遥遥无期。事实上,通过3G技术来达到提振经济可以说已走入歧途,确切地说绝无可能,必须等到4G技术和新一代互联网的大规模使用。所以小布什政府要提振美国经济所能实用的途径在哪里?似乎只有房贷扩大化这一一途了。

    当然,有人会提出通过大量举债这一形式使美国经济走上繁荣时代,因为前面所提到的提振经济方式中除了战争这一形式以外都属于不用政府提高债务而给经济提振注入资金的途径,即也否可用相同途径来解决经过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直接进入经济繁荣时代呢?可以这样认为:除非战争期间,单纯地使用举债形式来使美国经济经济进入繁荣时代,过去也没有,今后也绝无可能,尤其在众目睽视下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回顾一下美国在二战后经济发展历程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下面简单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过程。美国分别在1980年1月-同年7月,1990年7月-1991年3月,2001年3月-同年11月进入经济衰退期,其中时间为经济增长期。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政策的实施确实导致了美国国债的大幅度攀升,但当时引导经济增长的也与前面提到的小政府与公有企业私营化所带来相对资金的流入有着密切关系,同时里根时代后期所实施的“星球大战”所带来的军费大幅度扩大与同盟国的资金投入,同盟国积极配合从强势美元到弱势美元货币政策的转型,即间接地为美国经济注入资金也有着密切关系。货币政策转型的二个重要事件就是人们所熟知的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与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这直接成了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地狱之门”的推手。而克林顿任期内的经济增长期正如前面所述的那样是与是否大规模发行国债无关,事实上其任期内却是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与美国国债规模的。

    以上讨论了整个小布什任期内的经济困境,当然人们可以提出美国可以通过与小布什前三任总统任期内所实施的金融战争来筹措资金,但是问题是面对着已经陷入经济深渊的日本经济,面对已经筑起严密防护墙的东亚各国,面对已经日趋强势的欧元区,发动一场金融战争的代价是如何?即使成功了,资金量能到位吗?结果,小布什政府选择了开启扩大房贷这扇大门筹措来度过已经来临的经济危机。这本是一场严重衰退的经济危机,这就是小布什给后人留下的遗产。

    在接下来的文章将讨论次贷危机给美国经济已经带来的,和即将带来年的影响。与本人联系方式是:zwlyxl@sina.com。

 

 

扬汤止沸和负薪救火,谈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

温小川

2008年9月23日

    早在中央银行第一次加息的时候,周小川先生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有两个目标,一个是保持币值稳定,另一个是保持经济的增长。此言一出,本人就深感到底是大国有人啊。西方国家如德国为首的大陆国家,其中央银行的一贯作风是保持币值稳定;而美国日本等国家,其中央银行的一贯政策是保持经济繁荣,在此原则下容忍一定的通货膨胀。而在中国-这个市场经济很不健全,在全球经济食物链中扮演低端生物的国家,其货币政策部门竟然能够同时保持两个目标的同时实现,不得不让人感叹后生可畏啊。

 经济萧条的起因是什么?

    经济萧条,看上去五光十色的经济现象都会导致经济的衰退,然而最最根本的只能是一个:技术革新的停滞。从二战后一直到本世纪初的经济繁荣,和科技革命几乎是同步的。每次技术革新的短暂停滞都会导致经济暂时性的衰退。虽然我们的政府将经济的繁荣归因于伟大的改革开放政策。但实质上,中国分享了世界范围内技术进步的盛宴是不争的事实。经济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的价值的增长,也即人力成本的提高,这一点,我们从西方以及新兴市场的经济起飞就可以看到。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明朝时期,在中国存在着一方面大量的耕地抛荒,另一方面存在大量的垦荒,究其原因,无非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导致农民租地效益下滑,一两银子的税收,地方政府可以加收甚至超过10倍的火耗。这就使得民贫,国贫而少数人富余。而这少数富余的人也无法进行投资,因为缺少一个有购买力的市场,于是只能将土地,古玩,声色的畸形行业炒热。

    而目前世界范围内大的技术进步似乎已经停滞,短期内看不到突破的可能,而今天的中国技术能力并没有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而得到提高,这一点许多制造业领域的朋友应该都有很深的体会。另一方面,国家和少数人获取了经济增长的大块,而占人口大部分的底层民众只能在全球的食物链中扮演一个廉价劳动力的出售者,分享一点全球化的面包屑。经济的全球化使得中国长期被固定在这一角色上。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技术进步停滞,中国的反应比西方更敏感。

通货膨胀的起因是什么?

    通货膨胀,许多人有许多说法,中央政府的说法永远是一副怨天尤人的推辞。石油危机,为什么同样的石油危机西方没有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供应不充分,母猪减少,在自由的经济下,供应是永远不会短缺的。也有说热钱流入的,当然,这确实是一个理由,但并非全部。

    事实上,通货膨胀的种子,早在朱镕基总理在位时就已经注意到,朱总理曾经有一段至今被人忽视的讲话,当总理看到中国一样的十几万亿存款余额时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些存款就是老虎,一但老虎出笼,会把世面上的东西一扫而光。”这句话还不明白吗?为什么那时的通货膨胀没有出笼呢?因为那一时期,币值基本是稳定的,甚至略有紧缩,许多没有投资习惯的中国人宁愿把存款放在银行吃利息。

    房地产是把这个老虎引诱出笼的一个诱饵。如同古代的盐业专营导致的盐价远远超过盐的生产成本一样,房地产具有和盐一样的属性(对消费者来说的不可替代性,对政府来说的巨额利税,对商人来说易于垄断),房地产价格的不合理膨胀,近20年来的经济繁荣积累的货币,有普通百姓的养命钱,有中小企业累计的原始资本,当他们发现货币正在逐渐贬值的时候,这些资本都涌入了房地产-这个貌似保值的市场,最终导致了大部分产品价格的上涨。

扬汤止沸

    在房价一天天高涨的03到07年度,我们似乎没有发现政府推出什么有意义的决策,当时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沉浸在GDP节节高升的一片狂喜之中。到了07.08年,政府才姗姗来迟的推出了所谓加息,而加息的幅度,赶不上通胀的幅度,对于市场的所起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于此同时,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植,对部分地区农民购买家电进行补贴,减免中小学收费等,这些政策有的从某种意义上减轻了一点人民的负担,有些政策从某种意义上减轻了一点企业的负担,但相对与无限扩张的政府,相对于每年占GDP 25%的财政税收和其他政府收入,这点钱无疑于扬汤止沸,只要政府机构不受约束的扩大,政府就会有无限的收费冲动和GDP 冲动。

    这些措施,对于通货膨胀的真实成因:货币的滥用,对于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技术创新的提高,毫无作用。

负薪救火

    更为可笑的是,一旦经济出现一点下挫的迹象(从一个可预见的时期,经济的暂时性萧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立马拿出降息的手段,可笑的周小川行长也不考虑一下,你加息的时候抑制住了通货膨胀了,好像货币政策在中国是万能的一样。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只有对于市场比较成熟完善的国家才有效,降息也不会立竿见影的起到效果,可能还是毫无效果,甚至还会使得其反,因为这将导致通胀的继续加剧,导致恐慌性消费,导致消费者购买力的持续下降,导致资金的继续滥用,无限扩大的生产,日渐狭小的市场,只会进一步加剧经济萧条。可谓负薪救火。
应对政策

    也许有人会问,你说了那么多,有没有好的对策呢?答案是有的,但是是不可行的:一, 保持币值稳定,能做到吗?不能,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似乎只能告诉世人,我们没有闲着,我们也在想办法,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奏效,那只能走着瞧了。二, 压缩政府开支,大规模的补贴社会底层。政府有这个能力,有,但能够做到吗?三, 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提高高科技企业在海内外市场的地位,挤占一部分外国同行企业的市场。能吗?似乎目前我们看不到这个信心。

 

 

发件人:"Weidong Huang" <huangwd@ustc.edu.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20 10:39:5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paper from 中科大黄卫东

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方案(缩略版)

黄卫东

    如果理解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我们可以想象整个中国是一个大家庭,现在生产系统能力很大,但是大部分闲置,因为即使生产出来,由于大部分人无权使用,相当于现实中穷人没有钱买,只能成为滞销产品,已经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出口送给洋人换回了一些白条(现已积累近2万亿美元白条)。解决的办法是开动生产系统,将产品分配给大家,现实中则需要给普通老百姓增加收入,使他们能有钱购买产品,从而提高生产系统开工率,实现经济增长。

    所提方案的基本原则和依据包括1、人是自私的,2、 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3、 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源是技术和管理进步,4、长期来看,生产和消费必须维持平衡,5、 有效资源短缺。现总结方案的要点如下,详细论证参见本人已发文章:

一、如何增加国民财富

    一个健康发展的国家经济应是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处于平衡,且同步持续增长。

    1、 提高消费能力方法:当前我国的消费能力严重不足,远远低于生产能力,必须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减小收入差别(增加高收入者收入,实际是增加投资能力),以提高消费能力。当前股市、楼市处于炒作状态,结果是老百姓财富被少数人圈走,导致消费能力下降。应取消股市或制定政策抑制炒作,应对拥有第二套住房的家庭征收高额财产税,允许自建房屋,抑制房价。国债和储蓄实际减少了消费,应在通货膨胀时使用。

    2、 提高生产能力方法: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坚持独立自主引进消化为辅的方针,通过国家制定技术发展规划,进行重要技术商业化基础研究;采用高折旧政策,促进企业更新技术设备;加强专利保护,推动企业发展和应用新技术,通过企业实现技术和管理进步,提高生产效率。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国家应通过增加基础建设项目,教育和科研活动,控制失业率(低于1%?)。

    3、 生产和消费平衡的控制方法:商品积压,实现不了其价值。国家应根据商品积压率,通过银行贷款控制商品生产,降低商品积压率(低于5%?),防止无效劳动。但通货膨胀率较小时除外(2%?),这时应增加收入,而不是控制银行贷款。随着生产能力提高,同步增加货币发行量,提供国家发展需要的资金,保证经济活动正常进行。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国内短缺的资源。

二、如何防止财富流失

    1、 禁止外资企业:引进外资没有给我们带来技术等任何东西,反而挤跨我们的企业,使我们的技术管理消失。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利润财富属于资本家,必须禁止外资企业,以避免因外资企业拿走利润而导致的财富损失。

    2、 仿照美国,对退出中国国籍者征收高额财产税(建议税率80%),防止他们带走国家财富。

    3、 建立以我国为主的独立经济体系,实现公平交换,防止国家之间不平等商品交换带来的财富损失。与其他经济体系的交往,应注意进出口平衡,防止外汇过多导致的财富流失。在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体系中,美国一个人的日劳动量可以交换中国一百人的日劳动量,这导致我国财富大量流失。

三、发展可再生资源技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

    世界人口不断增长,而资源有限。今后的经济发展必须依赖可再生资源。大幅度提高资源税和资源价格,推动人们节约资源,促进基于可再生资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最终建立基于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系。

 

比较优势理论批判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

黄卫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似乎以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国家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不同商品的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在更普遍的基础上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利得,说明了采用比较优势理论安排产业发展,国家可以更快地积累财富,从而为国家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积累资本。这个理论看起来逻辑严密,据说是唯一没有瑕疵的经济学理论。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我们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低,因而通过压低工资来发展我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依赖,工资占gdp百分比年年下降,目前已下降到11%左右,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大于50%的水平。

    虽然很多人指出比较优势理论理论的前提与实际有差距,也有很多内部修正和发展,但其基本原理看起来还是正确的。然而实践结果却与之相差较大,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以失败告终。也有少数国家,如韩国、日本灵活应用这个理论取得了成功。然而,笔者认为,不能应用该理论指导国家发展更重要的理由是:应用这个理论的国家必须要求别国能与它按劳公平交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交换价格中劳动力成本和利润相近,另一方面是积累的货币财富能公平地购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特别是技术设备。前一方面涉及到交换时两国产品比价,实际商品交换时,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换严重不平等,在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体系中,美国一个人的日劳动量可以交换中国一百人的日劳动量。更为重要的是后一方面。在比较优势理论中,假设我们积累了货币资本,可以购买技术设备等发展新的产业,如高技术产业,实际操作起来,根本行不通。因为我们发展产业需要的不是货币资本,需要的是技术和设备,它不能通过积累货币资本通过交换来获得,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技术人员通过研发,产业人员应用和生产去积累,国内还必须为它留足市场,一旦我们采用比较优势理论,必然放弃了这些工作,包括市场,就为今后放弃比较优势理论,自我发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向别国放开市场,必然产生了依赖市场的利益集团,他们会为今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阻止国内产业发展。

    西方国家始终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美处于反苏共同需要,实际处于某种同盟的时候,美国和其西方盟国对中国的封锁要求都超出了前苏联。苏联崩溃以后,美国一段时间内更是以中国为主要对手,拦截“银河号”,炸中国大使馆,入侵中国领海撞中国的飞机,向台湾大量销售武器。总统布什上任之初,公开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认为: “中国不论变成何种制度,都是美国潜在的对手”。为了防止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地位形成的威胁,美国国内媒体还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为各种敌视中国行动制造舆论(刘斌,也谈中国威胁论,当代世界,2007年第七期)。近年来,在技术封锁方面,虽然也有一些松动表示,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欺骗行为,让一些中国人继续幻想,从而延缓自己的发展进程,实际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加强了。西方国家和日本、韩国结成了同盟,他们可以向日韩转移技术,绝对不会向中国转移技术。否则中国发展起来了,发展水平达到美国水平,大家可以想象,消耗的石油如果人均水平与美国一样,世界资源必然引起短缺,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必然大幅下降;此外,美国人担心的是中国压倒优势,会怎样对待美国和西方,会不会象美国人对待印第安人那样。因此,指望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是不可能的。

    即使两个国家之间处于非敌对的自由竞争状态,采用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经济也是不可能的。人是自私的,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到了国家之间也是相同的。竞争对手是不会将他们优势产业中的技术卖给竞争对手的,让竞争对手赶上;也不会进行平等交换的,在一国没有技术生产一种必须商品时,必然被对手攫取超额利润。在应用比较优势理论指导国家经济发展时,这个理论实质上违背了西方经济学所提出的最基本假设。

     西方国家还有一个误导我们的观点是说发展技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例如,空中客车中国公司总裁博龙也认为中国的技术和资金资源完全可以自己造大飞机,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同时表示,这样做需要很大的资源投入,也需要很长时间。然而,实际上,发展技术主要消耗人力资源,西方往往误导我们,让我们将货币资源理解为货币代表的物质资源。通常研制过程中消耗的材料很少,主要是人员工资,而人的基本物质需求,不管工作与否,都是要消耗的,是否利用这些人力资源,基本生活品消耗量差别很小。现实中,近年来,我们多的就是人力资源,大学毕业生和硕士博士培养数量急剧增加,高学历人员过剩严重。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很多年来,采取造不与租、租不与买的方针,很少进行自己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国家投入很小,企业也没有投入环境,技术人才市场需求不断萎缩有关。国家培养的高学历人才失业严重,是严重浪费。使用自己的人才,不仅发展自己的技术,减少失业,而且增加消费,缓解我国目前非常严重的生产和消费不平衡状态,对国家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

    现实中,我们有很多经验教训。我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达到了大型飞机上天试飞,当时欧洲的空中客车不过早上天十年,后来我们放弃改进,直到现在又重新从零开始,我们在此期间,多次希望通过合资合作购买等获得飞机制造技术,但均不成功,三十年来,我们在航空方面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当时我们自己去做。

    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在其名著《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中文1997版第21页),不同经济学家相信不同的理论,对经济问题得出的结论不同。这在经济学领域是人所共知的,从科学观点来看,只能说明经济学还没有建立科学的理论。我国学者张建平系统批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的终结》)。

    经济学是人们提出来,为自己服务的工具,是有阶级性和国家性的。西方经济学是为西方资本家服务的。比较优势理论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国内经济学界已开始进行反思,本文后面转载一篇质疑文章。德国历史上还处于农业社会时,德国人李斯特曾为德国发展提出了经济学理论(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李斯特指出了比较优势理论的本质是靠着保护政策、技术的垄断从而获得领先地位的国家,反过来劝说那些后进国家要实行自由贸易,按照比较优势法则去发展经济。实际目的是让落后国家放弃自己的正确发展路线,从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遭遇严重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劳动者收入太低,导致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没有市场,自己的老百姓无钱购买,目前我们的普通商品已占领发达国家市场,积累的美元白条已达2万亿。进一步增加产出,产品只能滞销。如果我们想象中国是一个大家庭,绝不会出现产品生产出来,却不给家庭成员自己使用,从而导致工厂停工,经济无法发展的情况。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宣扬经济发展要依赖劳动力成本低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工资水平逐年下降,使我们目前的工资总额仅相当于GDP 11-12%,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50%以上水平。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我们的外界环境条件比前三十年优越得多,发展速率却下降一半。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压低普通劳动者收入,违背了生产和消费平衡的基本经济规律。也有人认为发展速率是不断递减的,但是我们的发展水平(人均水平)低于日本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水平,发展速率理应快于当时日本,实际却仅相对于当时日本一半。

    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考察二战前后西方经济危机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压低工人工资必然导致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影响经济发展。18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韩德强,《竞争经济学》附录,世界经济危机史简述,导致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商品价格下跌。为了抢占其他国家作为殖民地来扩大市场,不惜大打出手,在18、19世纪欧洲发生多次战争,二十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破坏了全球经济。其根本原因是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自私的资本家为了利润不断减小工人工资,导致生产过剩危机,后来凯恩斯提出了应对之策。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根据凯恩斯理论,实施公共工程,扩大就业,制定最低工资制度,提高消费能力,成功地解决了当时的美国经济危机。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凯恩斯理论,不断提高工人工资,使经济走上了持续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也没有发生过战前那种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战后六十多年发生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虚拟经济破灭(金融危机)或石油价格快速增加(石油危机)。危机反而导致日用商品价格上涨,主要区别在于战后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高,普通商品生产和销售平稳。

    苏联建立社会主义以后,早期的发展与普遍集体化,保证人们基本生活需求,提高了消费能力相关,后期的停滞则与压制人们的消费有关。我国历史情况与此类似。据统计,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0年的二十八年之间,中国的全社会固定产值增加了二十一倍,其中工业固定资产增加了二十六倍;然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二十八年之间只提高了一倍。这样大的反差当然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趋势越发明显。改革之初,分田到户,将集体财产分给农民个人,提高了消费能力(低收入者增加收入用于消费,高收入者收入增加用于储蓄和投资)。此后,工资占GDP比例不断下降,今天,我们的工资仅占GDP11%,已经降低到历史最低点,远远低于西方50%水平,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受到抑制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实践遭遇挫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改革前三十年,我们处在准战争状态,经济发展受到很多条件抑制,但我们的经济发展基本上走在正确的路线上,发展速度较快。等西方封锁消失,国人与西方交往,发现我们还处在差距很大的落后状态,我们就放弃了原先相当正确的发展路线,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误导下,逐渐走入了歧路。如何走出目前经济发展的困境,是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

    西方大部头的经济学理论不过是资本家欺骗人的工具。从与世隔绝的家庭经济发展出发,基本原则和依据应包括第一:人是自私的,所以要独立自主;第二,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所以一切金融手段都是骗人财富的赌场,第三:必须保证生产和消费同步增长和平衡;第四:技术和管理提高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来源。第五:资源是短缺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建立我国经济发展的方案。

    西方国家自身发展实际上遵从的是独立自主原则,从来不会已经比较优势理论去发展经济。例如,美国的玉米酒精成本比巴西甘蔗酒精高得多,但美国仍然政府通过补贴发展自己的玉米酒精,计划到2030年达到汽车燃料30%。历史上,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德国还处在落后的农业国时,就建立了独立自主发展,进行贸易保护的落后国家经济学。独立自主发展我国经济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西方历史上也频繁遭遇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二战以前,8-10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经济危机,还常常伴随战争。二战以后,西方国家认识到,并采取不断增加工资的手段解决了问题,这是二战以后西方得以避免经常性的经济危机,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内学者袁大权先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受困于低工资(《中国经济学对话》)。南开大学柳欣教授在《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中,以详实数据相信论证了我国有效需求短缺导致经济发展受困。很多主流经济学家也认识到此问题,但受困于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

    重新反思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路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改变目前压低劳动者工资的发展路线,在生产效率提高,生产能力增大的情况下,必须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使生产和消费向平衡靠拢,这是必须遵守的经济发展内在的基本规律。美国最近又要发生虚拟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只是资本家之间财富的转移,只是导致一小部分人破产,并不危及美国大众,对美国自身实力影响不大。美国国内对人的基本需求方面的供应仍然被保护得很好。但是通过这个危机,其他国家投身美国金融市场的外汇财富就大部消失了。这个危机的目的很可能是针对中国的,通过危机,使我国的出口下降,失业增加,使国内不安定因素剧增,国内频繁披露的问题也与此相关,这些问题实际是长久以来积累下来的。同时西方国家还大幅度提高石油等我国短缺资源价格,使国内物价大幅上涨,而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变化很小,很多家庭陷入生活困境之中。改变目前依据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所采用的低工资政策势在必行。

    柳欣教授对我国技术和生产能力的进行了详细分析和高度评价。由于我国生产能力远远大于消费能力,在打破了低收入瓶颈之后,我们必然高速发展。政府近来也开始采取行动,如新的劳动法等,但是,还有很多方面,如引进外资、股市、楼市炒作等,还在阻碍我们的经济发展。帝国主义还不甘心它们的失败,通过他们在国内的极少数代理人,在制造种种困难,将其加到我们的正确努力上来,力图终止我们的正确行动,让我们回到被西方经济学家误导的路线上来。笔者在这里也呼吁政府官员和资本家阶层,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是同时有利资本家的对策,可从以下模型系统中得到证明,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改变压低工人工资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前有二个与外界隔绝的小岛A和B,都是由一个资本家统治。两岛唯一区别在于A岛资本家对劳动者剥削比较厉害,劳动者工资只能解决吃饭穿衣等基本生活需求,而B岛资本家给劳动者的工资比较高,是A岛工人工资2倍。假设单位时间内,两岛工人的劳动和消费相同(B岛工人存钱准备买电视),一段时间以后,两岛老百姓在解决了自身需求之外,还建好了生产电视的工厂。如果产品无法运出岛外,大家可以预料两岛资本家投资生产电视的命运。A 岛资本家必然不能收回投资,因为电视机没有市场,从而导致经济无法发展;而B 岛资本家必然获得了更多财富,因为劳动者生产了更多商品,创造了更多财富,虽然部分归劳动者,而资本家总是获得财富的另外一部分,同时经济得到了发展。

    总结:比较优势理论本身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利用这个理论指导国家发展,需要对应交换国家能公平对待,这只有在盟国之间,才有可能。我们在国际贸易时,难以防止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在发展新产业时,我们通过比较优势产业积累的货币财富换不来我们需要的技术和设备。通过发展高技术产业来发展经济,必须走独立自主路线。西方发达国家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西方国家误导我们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经济,目的是让我们永远处于落后。在此多事之秋,我们应擦亮眼睛,识破阴谋,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共同对付西方的进攻。我们有强大的实力,只要我们敢于使用这个实力,胜利最终必将属于中国人民。

 

对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三点质疑

崔秀红

《当代经济研究》, 2008年4期

    [摘要]现代比较优势是现代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指出各国应该按照自己的要素禀赋来专业化生产本国充裕资源密集型产品,并以之交换本国稀缺资源密度型的产品,通过贸易而使双方获益。对于这一结论,本文提出了三点质疑,强调是技术水平而不是资源禀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优势,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掩盖了国家之间技术水平的差距和技术垄断的存在,从而不能有效地解释国际贸易的模式和贸易剩余的分割问题。

  (世经评论?北京)现代比较优势是现代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指出各国应该按照自己的要素禀赋来专业化生产本国充裕资源密集型产品,并以之交换本国稀缺资源密度型的产品,通过贸易而使双方获益。对于这一结论,本文提出了三点质疑,强调是技术水平而不是资源禀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优势,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掩盖了国家之间技术水平的差距和技术垄断的存在,从而不能有效地解释国际贸易的模式和贸易剩余的分割问题。并指出现代比较优势所宣扬的国际分工格局和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具。

一、导言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源自于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后经过H-O模型、H-O-S模型、HOV模型、特定要素模型以及动态比较优势模型等理论的发展,已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一理论的形式无论如何演进,其核心思想始终都是各国应该依照本国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条件专业化生产本国充裕资源密集型产品,并以之交换本国稀缺资源密度型的产品,通过贸易而使双方获益。而且,该理论试图指出各国之间的贸易模式以及国际分工的格局,进而指出一国的专业化生产的方向。从其意识形态和政策含义上看,比较优势理论倡导的是竞争市场和自由贸易政策。

  但是,比较优势理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各方的批判和指责,总体而言,这些批评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包括其假设、基本概念以及结论。二是对其所倡导的一国经济发展战略和贸易政策的批判。本文的质疑则主要针对于现代比较优势的结论--要素禀赋论所主导下的分工和贸易格局并揭露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以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参考。

二、比较优势的来源是技术还是资源禀赋?

  组织或者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组织生产、进行分工是毋庸置疑的,一位鞋匠不大可能同时制鞋又开发软件,他肯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从事对他说来是擅长的,也是比较成本低的工作,并以此来换取其他人制造的产品。每个人做自己相对擅长的事情,分工和专业化这一点甚至不需加以论证。但问题在于,这种分工是如何决定的,个人、组织或国家的比较优势来源于什么?在李嘉图看来,比较优势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则来自于技术和机器的差异。(李嘉图,1962)但在新古典理论中,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则是由于按机会成本计算的资本劳动比或土地劳动比的不同,按照这样的分析,李嘉图所说的比较利益说就转化为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所阐述的要素禀赋论,即比较优势的来源也就在于贸易国所拥有的要素禀赋的不同,由此,才形成了按要素禀赋进行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现代比较优势理论评判比较优势的标准是资本-劳动比,即A国资本劳动比如果高于B国,则A国属于资本富裕,B国属于劳动富裕,A国的比较优势是资本,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B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应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这一结论实质上是建立在新古典的理论框架之上的,那么资本和资本-劳动比的概念就成了其理论阐述的前提。而正是这个资本和资本-劳动比的概念,历来存在着诸多的争议。斯拉法的价格理论曾尖锐的指出,不同质的资本是无法加总和计算的,而且要素的边际成本也是无法计量的(斯拉法,1960)。因此,不同质的资本是无法比较的。此外,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关键的假设是技术条件不变,那么其所比较的生产要素必须是同质的,即资本一定是与土地、劳动一样的生产要素。然而,资本和土地是不同的,“它不是一种自然禀赋,而是一种劳动生产的产品,资本品的生产只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资本品的生产也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在资本品是生产的产品的条件下,实际上只存在着一种生产要素和技术”。资本归根结底是劳动与自然资源在一定的技术下结合的产物,它实际上是一种中间品,由于资本的异质性,它的计算和加总都成为难题,这一点在著名的“剑桥之争”中就反复的被新古典理论的批评者所提及,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将所有不同质的资本用实物单位或价值单位来加总以得到资本总量和资本劳动比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的资本代表着不同的技术水平,所以用资本和劳动比来衡量要素丰裕程度显然会引起逻辑上的混乱。沿着这样地思路,我国学者柳欣指出,所谓的资本稀缺实际上并不是真的缺乏资本,而是在于不能掌握生产资本的技术。用资本和资本劳动比衡量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并决定其比较优势,一方面忽视了资本本身就是劳动产品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掩盖了资本后面所代表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壁垒。用资本劳动比衡量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造成了一种假象,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由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而非技术水平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应来自于其要素禀赋。

  然而,正如我们上面分析所得,不同的资本劳动比的背后是技术的差异。资本富裕的国家是由于掌握了生产资本的技术,从而可以用同样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资本品,而资本缺乏的国家则是由于不能掌握生产资本的技术,从而不得不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各国的比较优势的来源不在于要素禀赋,而在于技术水平的差异。正如钱德勒所说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不仅仅取决于它的自然资源,如劳动力和管理技能,所能获得的资本,甚至是国内市场的规模。国家的财富在过去几百年中是建立在组织和技术的基础上,是建立在生产技术的创新或改良之上的。”而迈克尔?波特更是直言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所宣扬的要素禀赋决定比较优势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了,在他看来,“今天以廉价劳动看好的国家,明天可能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国家取代。由于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往被认为不可能的、不经济的资源异军突起,同样也让以传统资源见长的国家一夕之间失去了竞争力。谁能想像黄沙遍地的以色列竟然能成为高效率的农业生产者?”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等物质禀赋的投入所起的作用已经日益减少,因为这些要素本身并不代表着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创新”才是提升生产要素质量、提高生产率、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根本,只有技术进步才能为一国创造竞争优势。

  在强调技术是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时,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他强调比较成本低是来源于劳动生产率较高。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源于技术水平的提升、管理的改进,而非来自于所拥有的要素资源。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是庸俗化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形式将比较优势的来源归结为要素禀赋,实际上掩盖的是国家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技术水平的差距。

三、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对贸易模式的解释是完善的么?

  根据要素禀赋的观点,现代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世界贸易应该按照各国的比较优势来进行,即资本相对富裕的国家应该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以换取劳动富裕的国家所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然而,在现实中,各国的贸易模式真的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的么,许多经济学家试图用经验数据来对此进行验证,结果却并不完全支持比较优势的结论。最早利用经验数据来验证比较优势理论的是经济学家里昂惕夫。他在1954年运用美国1947年的投入产出表和贸易数据首次进行与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相关的经验研究。他计算出每百万元出口产品和每百万元进口替代品中劳动和资本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即要素含量),然后对出口产品和进口替代品的资本劳动比进行比较。其结果是美国进口产品的资本密集度高于出口产品,而当时美国是全球资本最为丰裕的国家。根据HO定理。在贸易中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里昂惕夫得出的结果与这一结论相反,这便是著名的“里昂惕夫悖论”。此后,建元正弘和市村信一、巴拉华、罗斯坎普对日本、印度、联邦德国的贸易结构进行了考察,鲍德温、布兰森和琼兹对跨产业贸易进行了考察,结果证明里昂惕夫悖论确实是存在的。而在另一方面,面对经验研究对HO结论的质疑,比较优势理论的支持者们也试图去解释里昂惕夫之谜。他们或是引进人力资本这一影响因素,或是在研究方法上对里昂惕夫的经验分析予以修正,从而为HO的结论辩护。然而,他们的结果也并不能完全消除里昂惕夫悖论的存在。这不得不让比较优势的支持者觉得气馁,正如鲍恩所说:“HO模型表现很糟糕,但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要找到统计意义上和它差不多或者比它更好的假说并不难,从经济学意义上看,根据这样的替代性假说所估计的参数并不令人满意。”

  尽管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比较优势理论所解释的贸易模式并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切实的证明。现实中的贸易模式远比比较优势理论的论断要更加复杂。正如迈克尔?波特用战后资本奇缺的韩国建立了大量出口导向的钢铁、汽车、造船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例子来说明的。“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并不足以解释丰富多元的贸易形态”。而究其原因,正如我们所说,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概念资本以及资本劳动比的计算和衡量在现实中存在障碍,而且这一理论也忽视了各个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从而导致该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苍白无力。

四、按现代比较优势进行的贸易真的使发展中国家受益了么?

  比较优势理论带给人们最美好的场景莫过于萨缪尔森所说的:“相对有利规律不仅规定了专业化的形式和贸易的方向,而且还告诉人们:贸易和它所造成的世界总产量的增加。将使贸易国双方都得到好处,将使实际工资(或者更加具体地说,生产要素的全部收益)得到提高。”然而,现实显然与理论描述有着较大的差距,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展,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却是环境污染、资源耗竭、贸易条件恶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的事实。因此,国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国家贸易和国际分工的依据给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希腊经济学家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论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理论。伊曼纽尔应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生产价格理论,分析并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现象,指出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转移是这一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伊曼纽尔看来,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所进行的国际交换。实际上是富国剥削穷国的途径。这一理论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另一种认为比较优势会造成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不平衡发展的是中心一外围论和依附论,它的中心思想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天生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这一体系从它诞生起就被分为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宗主国和殖民地、中心国和外围国两个不同的层次,最上层是主要生产高利润、高技术、高工资的多样产品的中心国,最下层是主要生产低利润、低技术、低工资且种类不多产品的外围国,这两类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虽然不平等交换和依附论中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它深刻地揭示了遵循比较优势理论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对贸易剩余的分割有明确的规定,只是说分工和贸易的结果是增加了社会总福利,但贸易剩余的分割则是取决于交易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按照这种解释,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剩余的分割中处于不利位置是由于其谈判能力不强所造成的,而非受到支配和剥削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较强的谈判力量呢?原因在于现实世界中的情形和现代比较优势所描述的例子并非完全相同,在比较优势理论中。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如中国和美国,都生产飞机和服装,各个国家专业生产相对成本较低的那一种产品形成有效率的分工。交换使两个国家福利增进。然而,现实是。由于技术垄断和壁垒,两个国家并不一定都能生产出两种产品,即假设美国可以生产飞机和服装,而中国由于不掌握生产飞机的技术,只能生产服装,这样形成了美国在生产飞机上的垄断地位,而中国生产服装的技术并不是专有的,一方面受到其他生产服装的国家的竞争,另一方面受到美国生产服装的能力的压力,致使中国服装的售价只能按照竞争市场的价格出售,而美国由于在生产飞机上具有垄断地位,因此在贸易条件中飞机的售价上就可以获得垄断价格,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贸易的结果是使得缺乏技术,只能生产竞争性产品的国家缺乏谈判能力,在贸易剩余的分割中处于不利位置。从而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而这个体系运作的原理就是发达国家垄断技术、知识产权,通过世界市场形成的不平等交换,对不发达国家进行剥削。

五、结论:透视现代比较优势背后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中,比较优势源自于各国所拥有的资源禀赋,而且这些禀赋似乎是天生的,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这种言论就把国家之间技术的差异和垄断完全掩盖了。而实际上,正是由于国与国之间的技术垄断,才使得技术落后的国家不得不选择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这种选择使得该国无法获得技术进步,不能获得资本的积累。同样技术的垄断决定了贸易条件和收入分配,使得该国在贸易中处于不利位置。从而导致与拥有进步技术的国家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那么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为什么要用要素禀赋的差异来掩盖国与国之间的技术垄断和差异,它到底在宣扬什么,在为谁的利益服务,这就涉及到了比较优势背后的贸易政策和意识形态问题。继斯密和李嘉图之后,比较优势理论无论经过了形式上怎样的变换和完善,其论证仍然是自由贸易原则,由于这是符合资产阶级扩大市场的要求和利益的,因此该理论才能成为西方国际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现实中,倡导自由贸易的西方国家一方面向发展中国家宣传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自己却在逐步加大技术壁垒,增强其垄断力量,对许多产业的进出口予以限制和保护。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一次表明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只是发达国家用以掠夺不发达国家的工具。

  比较优势理论要求各国按照自己的要素禀赋进行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其目的正如李斯特所说:“一个人当他已经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靠着保护政策、技术的垄断从而获得领先地位的国家,现在却反过来劝说那些后进国家要实行自由贸易,按照比较优势法则去发展经济。实际上无非是想“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其目的就是想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在要素禀赋论中,技术是外生给定的,各国的最优选择是选择与本国要素禀赋格局相一致的产业布局,尽管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从理论上向人们阐述了产业升级换代的可能性。但在实际上,这一点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技术的获得,如果技术的流动是自由的,那么发展中国家在积累中就可以获得产业的升级,但是正如国家利益的存在,使得发展中国家不能够与发达国家共享技术创新的成果。因此,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比较优势所扮演的角色,它不过是想维持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使得发展中国家永远保持落后而已。西方学者(Hoogvelt,1982)曾这样描述过殖民政策下的国际分工,“在古典的和自由派的经济学者看来,侵略性的殖民政策是创建完善的国际分工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国际分工中,地球的每一部分、每一国家都专门从事它所擅长的东西,从而实现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所预期的利益。”虽然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在理论形式上要更加完善,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它的实质,即推行按要素禀赋进行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原则,也并没有改变其推行比较优势战略,从而使现有的发达国家继续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并可以更加隐蔽的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目的。

 

反对引进外资之一:因为有害国家经济发展

黄卫东

任何一个行业,引进外资企业以后,由于外资企业资金雄厚(相对内资企业),技术先进,还有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税收优惠给外资带来的额外利润就相当于产值30-50%),以及媒体的吹捧,打败内资企业是必然的。笔者1992年曾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当时陪同企业一把手去深州和港商谈合资。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把手解释的合资理由:合资企业税率低,不合资,我们无法竞争。后来还通过其他港商谈过多次合资,均未谈成,企业最终还是倒闭了。根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去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我国已开放的28个行业,前5大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

外资企业生产销售过程中产生的利润,或者说新增的财富,属于外企,不属于中国人民。当一个行业被外资控制以后,外企必然获得高额利润,相关诸多行业利润都将被其控制。当所有行业被外资控制时,中国人们改善生活的主动权就永远消失了,只能仰资本家鼻息。近年来,我国的大豆逐渐被外资控制,我们的食油价格已翻了2番。

资本家都是自私的,它们不是活雷锋。外企通过高价从自己在国外的企业进口原料,低价将企业生产的产品卖给自己在国外的企业。使利润都留在的了国外,从而减少向中国缴税。统计结果表明,这些在中国的外企大都亏本,却不断利用留在国外的利润在中国追加投资,直至控制了整个行业。它们带给中国的是大量环境污染、和大量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的工人。由于外企获得的外汇必须在国内银行换成人民币,国家积累的外汇如不使用,存放在手上,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益处,因此,连外企工人获得的微薄工资人民币都是国家发给的。

邓小平搞引进外资,主要目的是引进技术,这个愿望是好的,但三十年改革开放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引进外资,不但没有引进技术,反而消灭了我们的企业,从而使原有技术也消失了。引进技术,应采取购买的方式,如果资本家不卖,我们引进外资企业以后,也一样得不到技术。发展技术,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依赖自身条件。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我们不可能买到有经济价值的技术,除非资本家是雷锋。相反,我们无法引进的技术,采取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如火箭,就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在成本和可靠性上都优于国外所有相同功能的火箭,这说明我们能够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技术。引进技术,包括管理,可以通过引进人才来推进,就象建国初期。

 也许有人会说,美国人吸引的外资比我们还多啊!但是,我们是招商引资,美国人是吸引外资,通过所谓的金融市场,以金融资产的方式把它国辛辛苦苦用物质产品换来的美元重新骗回来(包括直接骗走,我们在美国房贷市场的叁千多亿美元就快被骗走了),它好再去购买下一批的物质产品。可我们呢?一方面一大堆的美元花不掉,另一方面却继续用我们的土地、用我们的劳动力、用我们的环境、用我们的资源、甚至是用我们的女人,去把什么狗屁美元引进来,再不行就挂上个引进高新技术及先进管理经验的遮羞布。

外资企业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比国内要看起来好得多。例如,外资企业在发达国家给工人较高的工资和很好的福利,到了国内,就对我国工人残酷剥削。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资本家政府认识到,必须给工人高工资,发展国内市场,才能发展经济,因此,制定了严厉的法律,提高工人工资。然而,资本家的本性并没有任何改变,很多企业在美国也大量使用非法劳工。它们到了中国,为了利润,压低工人工资,还使用了很多不道德,乃至违法手段。例如,肯德基在国内多次在其食品中违法使用潜在致癌物苏丹红。国内长期以来,为了引进外资,不惜大肆宣传国外,使很多普通老百姓相信外资企业超过相信政府;政府害怕得罪外资,放任外资企业种种无耻行为。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行为并不比内资企业好。

邓小平搞摸着石头过河,少量引进外资,观察是否能够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今天,我们大面积引进外资,其恶果已经非常显著了。再不终止引进外资政策,等到我们所有的行业都被外资占领,我们就彻底成了殖民地经济,再也无法翻身了。强烈呼吁人大尽快立法,终止一切引进外资的政策;呼吁媒体及所有国人,揭露外资企业在我国的种种欺骗行为(最严重的是高价进口原料,低价卖出产品);呼吁爱国学者,批判这种荒谬政策。
难怪有网友指出,清朝政府卖国是打了败仗,没有办法阻挡外资进入中国,占领中国市场,但也没有给予优惠条件吸引外资,有值得尊敬之处。

 

股市或类似金融市场是洗劫老百姓财富的赌场,应予以取消

黄卫东

我们办股市的目的是融资,从而获得资金搞建设。当前国家搞建设并不缺资金。根据我国的外汇制度,我们的外汇顺差约2万亿美元需要银行给企业相应的人民币约15万亿。这15万亿是凭空增发的。如果我们没有这2万亿美元,一样可以印刷15万亿人民币贷给企业,用于投资。实际国家搞建设,往往缺的是原料和设备等物资,我们需要外汇去国外购买。国内建设任何时候都不缺自己的货币人民币,我们可以开动印刷机印刷我们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人民币。当前我国也不缺外汇,我们积累的2万亿美元外汇都不知道怎么用。

我们的股市实际成了洗劫老百姓的赌场。每一次股市下跌,意味着老百姓手里的一大笔资金被转移到股市做庄人手里。也许某些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在股市的涨跌中赚了,但总体来看,必然是资金很少的普通老百姓的资金被手握雄厚资金的人卷走。因为股市的涨跌受到人为控制,显然资金大户控制股市涨跌的能力较强,他们赚钱的可能性大。我们的股市涨跌频繁,每一次涨跌都表明老百姓手里的资金被资本家掏走了一部分。(个人认为,没有外资进入股市时,国家总体财富并不受股市涨跌影响,因为股票所代表的财富并没有随股票价格变化而变化,因此,任何救市行动对国家来说都是不必要的。)

普通股民资金损失意味着消费市场萎缩。我们知道,中低收入者的资金主要用于消费,而资本家从股市赢得的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因此,股市涨跌导致的普通股民资金损失,意味着消费市场减小。目前我国经济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国内生产能力过大,消费市场不足,甚至连国外发达国家普通商品市场都被我们占领,换来了高达2万亿美元外汇用不掉。因此,股市下跌导致的消费减少将加剧当前经济发展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进一步抑制经济发展。由于股市盈利相对较容易,还导致一些公司不事生产,将资金投入股市,对经济发展阻碍作用极大。况且现在外汇管制越来越松,国外游资也进入中国股市,它们从中国股市洗劫的财富就意味着中国财富的流失了。

从历史来看,苏联建国初,发展速度很快,并没有建股市;我国解放前30年,也没有股市,发展速度明显超过后三十年,这些历史都表明,发展经济并不一定需要股市。

由于企业可从多家银行进行贷款融资,不存在只能通过一家银行融资,带来的垄断所产生的问题。个人可以独自办企业,也可以多人合伙办股份制企业。因此,企业能通过多种形式融资,即使有问题,也应改进现有的银行融资系统,而不是引入一个有害经济发展的股市来改进企业融资。由此可见,股市的融资作用无实际意义,而股市经常性涨跌减少了消费能力,抑制了经济发展,还成为外来游资卷走我们的财富的场所,因此,我们应取消股市。即使不取消股市,我们也应制定政策,抑制股市投机行为。例如,规定买进股票必须一年后才能卖出,否则利润归上家。

其他金融市场的作用类似,王小强先生所著《投机赌博新经济》,揭示了美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本质。我们应坚决反对引进类似美国的金融市场,它必然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当今美国的金融市场实际是美国资本家洗劫他人财富的场所,更是洗劫国外资金的赌场,我国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的外汇必将损失。

我国当前发展遇到困难的根本原因是普通劳动者(包括民工)工资过低带来的内需不足,与资金不足毫无关系。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措施。发展经济最重要的是遵循经济规律,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使生产和消费平衡,这与政治关系较小,呼吁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一起先解决经济问题,使我们的经济工作走上正轨。这有利于所有人,包括资本家和工人。

 

发展经济首要遵循经济规律,政治因素影响很小

黄卫东

搞工程和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遵循自然规律是最重要的。同理,发展经济,最重要的应是遵循经济规律。然而,人们往往将发展经济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其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首先,马克思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认为政治和经济密切相关。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相互对立,都力求通过发展经济证明自己制度优越,加剧了人们思想中政治主导经济的观念。其次,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还难以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使人们往往将经济问题归结到政治上。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在其名著《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中文97版第21页),不同经济学家相信不同的理论,对经济问题得出的结论不同。这在经济学领域是人所共知的,从科学观点来看,只能说明经济学还没有建立科学的理论。我国学者张建平系统批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在经济学各种各样理论中,人们往往将其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如制度经济学等,宣扬制度的作用,加深了人们的观念。

经济学理论都承认,发展经济,需要保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这容易理解,因为生产能力过大,产品销售不出去,必然导致停产;消费能力过大,没有商品,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它们都带来严重经济问题,影响经济发展。在凯恩斯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相信,供给和需求会在市场看不见手作用下,自动平衡。凯恩斯理论打破了这个教条,认为导致不平衡才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必须进行人为干预,才能使经济持续发展。马克思总结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通过分析早就指出,发生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律。

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规律。自18世纪以来,西方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每隔十年左右必然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导致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商品价格下降。为了抢占其他国家作为殖民地来扩大市场,不惜大打出手,在19世纪发生多次战争,二十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根据凯恩斯理论,实施公共工程,扩大就业,制定最低工资制度,提高消费能力,成功地解决了当时的经济危机。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也没有发生过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战后经济危机反而导致商品价格上涨。最主要区别在于战后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高,普通商品生产和销售平稳,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虚拟经济破灭(金融危机)或石油价格快速增加(石油危机),前者对奢侈消费影响较大,后者对经济发展和普通人生活有较大影响。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凯恩斯理论,经济走上了持续发展。日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就叫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以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为主要内容。

苏联建立社会主义以后,早期的发展与普遍集体化,保证人们基本生活需求,提高了消费能力相关,后期的停滞则与压制人们的消费有关。我国改革前后三十年与此类似。据统计,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0年的二十八年之间,中国的全社会固定产值增加了二十一倍,其中工业固定资产增加了二十六倍;然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二十八年之间只提高了一倍。这样大的反差当然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趋势越发明显。改革之初,分田到户,将集体财产分给农民个人,提高了消费能力(低收入者增加收入用于消费,高收入者收入增加用于投资)。今天,我们的工资仅占GDP11%,不仅低于西方50%以上水平,而且也低于前30年。这是经济发展受到抑制的根本原因。

在这些经济发展变化中,我们看不到政治制度的影响。罗斯福新政主要是经济措施,与制度无关,但解决了美国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我国台湾地区和南韩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是明显的独裁统治时期,与现在鼓吹的民主制度无关。

发展经济另一个关键原则是独立自主。只要人是自私的,我们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更多论证请参见我的其他文章。

今年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很多人将矛盾指向了政治制度。笔者认为,改变政治制度,不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对策,不仅不会改善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政治制度方面大的改变会引起社会剧烈的动荡,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灾难。

目前腐败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政府以GDP考核官员,从政策上支持中外资本家,这是腐败难以抑制的重要原因,也是各种明显卖国引进外资行为盛行的关键。禁止引进外资,改变现有考核机制,以普通老百姓收入和满意度等为指标考核官员,将有助于抑制官僚腐败。

中国经过六十年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中国共产党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只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完全能够领导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使人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正是目前所有老百姓的共同愿望。呼吁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一起先解决经济问题,使我们的经济工作走上正轨。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古典式英国道路及其新发展

张新光

(信阳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zhangxinguang@mail2.xytc.edu.cn

    摘 要:如何改造小农经济是各国社会转型期共同面对的实践难题。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行国,自耕农的消亡是受到多种综合因素作用下的经济淘汰和转化过程,资本家囤购土地、国家干预、对外战争、大工业冲击、人口结构和农业结构变化等因素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圈地运动”的本质是把分散经营的零星地块合并起来,使公有土地分为彼此完全独立的资本密集型大地产,形成了以资本主义雇佣制农场为主要特征的“古典式英国道路”。当代英国农业是自营农场占主导地位,资本化、企业化经营促使大农场排挤小农场的趋势更加明显,同时国家对农业保护和支持力度也不断增强。这说明,农业资本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与国家保护农业政策是并行不悖的。

    关键词:农业资本主义;古典式英国道路;小农制;现代农业;雇佣型农场;自营型农场

    马克思和列宁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占领农村这一重大历史变革过程时,把三种不同的农业资本主义演进形式分别称之为“英国式道路”、“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式道路”。长期以来,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对由大土地所有者、租佃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构成的古典式英国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的普世价值不断提出质疑,进而否定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性和普适性。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也曾有人提出:“用不着有丝毫怀疑,农业的每一部门在中小生产内就如同在大生产内一样可以同样合理地经营,而且甚至和工业的发展相反,农业中集约耕作就使小经营较大经营有极大的优越性。……在农业的发展中并没有走向大生产的倾向,恰恰相反,在农业发展的范围以内,大生产并不常是较高的生产形式。”[1]他们由此认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理论“对于工业的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但对于农业的发展就不然”。[2]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经济史学界展开了两次国际性的学术大讨论,被称之为“布伦纳辩论”。[3]我国不少学者也认为:“英国式道路是以圈地为主要形式,以暴力手段剥夺农民为主要特征。它不顾以往的成规而牺牲自耕农的利益,甚至超越自由农民的土地占有制而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势必伴随着大批农民被排挤、被驱逐的暴力史和农民日益走向贫困化的血泪史。”[4]其实,这种认识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述,也不符合当代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事实。本文试图重新认识和把握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英国式道路”的实质内涵及其新的变化,以期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有所借鉴和启示。

一、近代英国农业革命与小自耕农的消亡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十五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但是小农户仍然遍布全国,只是在有些地方穿插有较大的封建领地。直到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还有4/5的英国人是务农的,并且自耕农即独立的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5]但是,“自从 1688年的‘光荣革命’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而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到十九世纪,人们自然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都忘却了。更不必谈最近的时期:1801年到1831年农村居民被夺去3511770英亩公有地,并由地主通过议会赠送给地主,难道农村居民为此得到过一文钱的补偿吗?”[6]可见,“英国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结果使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地。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没有创造出如此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7]这样就很容易给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马克思把英国自耕农的“灾难性减少”简单地归因于掠夺性质的议会式“圈地运动”,即“把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革命过程中单方面废除土地关系的封建形式决定的”。[8]其实不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都是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但从根本意义上说,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9]换言之,自耕农的消亡是一个受到多种综合因素作用下的经济淘汰和自然转化过程,除了圈地运动之外,囤购土地、国家立法、对外战争、大工业的冲击、人口结构以及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等因素也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因此,“研究英国历史的人看到,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年起怨声不断,抱怨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又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10]这一奇妙的现象足以说明“与独立的、自耕的农村居民稀薄化相适应的,不仅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稠密化”,尽管这两个逆向加速的历史进程之间确实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事实上,英国“圈地运动”的实质是重新分配敞田和瓜分公有地的过程,其结果是“把分散的地块合并起来,并把共有的田地分为彼此完全独立的密集地产”。[11]这一过程在英国持续了长达三四百年(也有的说法是六七百年),以1709年为界,可将其划分为“私人圈地运动”和“议会圈地运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始于十五世纪末,在十六世纪还在继续下去。但是,当时这一过程是作为个人的暴力行为进行的,立法曾同这种暴力行为斗争了150年而毫无效果。”[12]就其影响而言,它主要局限于私人圈地,规模小、数量少、范围窄,基本上没有突破英格兰中部和东部各郡。比如,在1455年至1607年间,英格兰被圈占的土地大约在50万英亩左右,仅占全部耕地面积的3%。

    在16世纪,英国人口约有300~350万人,因圈地而失去土地的最多不超过7万人,一般农户拥有30英亩土地是很平常的事;到了17世纪中叶,占英国人口1/6的自耕农拥有全部土地的25~33%,一般农户拥有40英亩以上土地仍占相当大的比例。[13]但在第二个阶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办法。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这种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断的盗窃,促使在十八世纪叫做资本租地农场或商人租地农场的大租地农场增长,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Clearing of Estates(清扫领地,实际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去)。这是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现在是要把小屋‘清扫’掉,结果农业工人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栖身之所了。”[14]因此在1709~1793年间,英国土地集中的规模、速度和农民人数减少的幅度都大大加快了,自耕农所占全国土地面积的比例下降至15%左右。[15]据1873年的英国土地调查数据显示,大约有4/5的土地集中在不足7000人的大贵族地主手中。[16]这样,英国的自耕小农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从自己的“黄金时代”陷入到了“黑铁时代”。

    这一时期,英国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幅下降,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大幅减少。在工业革命前的1520年,英国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5%,到1801年下降为35%,到1841年下降为23%,到1890年下降为10.2%,到1900年下降为8.4%。1851年,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工人数为1460986 人,1871年减少到980178人,1891年减少到780707人,1911年减少到656377人,60年间减少了一半以上。[17]这说明了,“决定英国小农经济在英国革命后的100年中消亡得如此迅速的许多原因中,这次革命的土地立法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它使小农所有制置诸法律之外。”[18]但是,“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19]“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20]“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也摆脱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21]

    特别是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在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双重作用下,英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和转移,面对如此众多的“失地农民”和“在母国被当成多余而有害的人”,单纯依靠“惩罚、济民、移民”这些国家强制干预措施是无济于事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革命之外的“纯经济因素”。比如,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英国农业还在广泛使用畜力和古老的农具。从19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英国开始制造出了一批新型的农牧业生产机械如收割机、扎束机、排水泵、便携式脱粒机和多垄犁等,但这些农用机械大多用于出口而没有在国内大范围推广。因此,在大规模的“圈地运动”结束后,“农业革命把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劳动型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业生产。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中工人过剩,而农村中则到处工人不足!’”[22]在比较富裕的公共牧场,未圈围地区每1000英亩土地需要470个劳力,被圈围地区需要1500个劳工;未圈围地区公地和荒地每1000英亩需要190个劳力,被圈围地区需要1800个劳工。[23]此外,圈围公有地的围篱、挖沟、森林、荒野和沼泽地的垦复等也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同时,从工场手工业、家庭手工劳动过渡到工厂生产,从轻工业过渡到重工业,从工作机过渡到发动机,最终形成一个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现代工业体系,英国尚存在一个劳动密集度高和社会流动性强的“中间就业部门”,“成为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24]

    马克思指出:“根据1861年的官方调查数据,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这种生产的人就有1024267人,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吸收的人数1098261人相等。我们现在才开始明白,机器生产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产品和‘游离’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工人究竟到哪里去了。”[25]可见,“如果机器占领了某一劳动对象在取得最终形式前所必须经过的初级阶段或中间阶段,那末,在这种机器制品还要进入的那些仍保持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的部门中,对劳动的需求就随着劳动材料的增加而增加。”[26]但在工业革命完成后,被机器工业排挤出来的大批农村劳动力就只能向城市转移了。比如,在工业革命前的1520年,英国城市人口为12.5万人,城市化水平为5.25%。而到1801年,英国城市人口增加至238万人,城市化水平已经上升到27.5%。而到1851年,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51%)居住在城市,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27]总之,英国农村劳动力真正的大批转移实际是社会总劳动在农业、工业和城市之间重新分配和重新配置的过程,这是正确认识英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的关系时所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当代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

    进入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就是过去由大地产、租地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所组成的租佃制农场开始走向衰落,自营农场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经营形式。比如,在1920~1960年的40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40%的耕地从贵族地主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自营农场在英国农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由1914年的11.3%和1919年的11.7%提高到1983年的70.4%,在农场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由1914年的10.9%和1919年的12.1%提高到1975年的60.2%。[28]发生这种地产大规模转移和自营农场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对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往往倾向于保护自营农场主的利益而限制地主的权利,其结果是挫伤了地主占有土地的欲望,促使租佃农场制度的衰落和自营农场的发展;二是随着地租的下降和地产税的增加,造成了出租土地的地主无利可图,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地产。

    比如,1906年的英国《农业持有地法》规定:地主不得干涉农场主如何使用租佃的土地,如果地主单方面解除租约或在租约到期前将土地售出,租佃农场主就有权要求地主补偿他们为改善土地而耗费的资金。1941年的英国《农业法》规定:农场主可获得终身租期。1976年的英国法律又把租期延长到租地农场主死后的两代人。这些土地法令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自营农场主的利益。同时,英国的土地立法和农业补贴政策,对土地集中和农场兼并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1947年的英国《农业法》规定:对生产效能低、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小农场进行合并,种植谷物的农场至少应拥有土地80公顷~100公顷。政府对愿意合并的小农场提供50%的所需费用,对愿意放弃经营农业的小农场主可获得2000英镑以下的补贴或领取终生养老金。除对农业进行直接投资外,政府还对农业基本建设(包括土地改良、田间供排水设施等)提供补助金,如整治、改良土地可获取60%的补贴,对园艺农场进行的土地改良、建筑和购置设备给予15~25%的补助,对农场主自己修建道路、堤坝、供电系统等则提供所需费用2/3的补助,对在土地条件较差的高山地农场以及改进农业工艺等也有奖励等等。此外,政府对农产品差价补贴的数额基本取决于各农场的播种面积和销售数量,农场规模越大,获得的补贴就越多。到1970年代,占英国农场总数20%的面积最大的农场得到了政府补贴总额的70%。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曾经预言:“英国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援助的总额不久将达到约占农业净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二。”[29]而随着农业机械化、化学化、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技术装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样就使势单力薄的小型农场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而被大农场所兼并,自营农场逐步向大型化、规模化、商业化发展。比如,英国各类农场总数从1915年的32万个减少到1960年的29万个,到1983年进一步减至18万个,每个农场平均经营规模从1895年的80英亩扩大到1997年的174.4英亩,其中在300英亩以上的大型农牧场所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27.8%提高到54.3%。[30]因此到1976年,英国每个劳动力平均担负耕地面积175.8亩,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48403斤,粮食平均亩产612斤,仅次于日本与荷兰居世界第三位,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肉类9412斤,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31]而到1994年,英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每年提供谷物32585公斤、肉类6428公斤、牛奶29364公斤、鸡蛋1224公斤,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均居世界前列。目前,英国纯农业劳动力仅剩下51万人,占全部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还不到1%,但却经营608万公顷耕地和1105万公顷永久性牧场,同时承担了为全国6000万人生产食物及相关农产品,管理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改善和美化自然景观等功能。从1979年到1998年,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由22000美元/个提高到31000美元/个,土地产出率由8000美元/公顷增加到12000美元/公顷,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4.7%,其食物自给程度达到82.3%,农业生产力的进步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总之,“二战结束以后的年代,无疑是英国真正的‘农业革命’的时代。”[32]

参考文献:

[1][2]【德】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4、15页
[3]T.H.Aston and C.H.E.Philpin,eds.The Brenner Deba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p47~63
[4]蔡 昉. 农业变革的四条古典式道路[J].当代经济科学,1987年第4期
[5][6][9][10][12][14][19][20][22][24][25][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84~790、791~796、819~931、817、792、792~797、578、817、817、506、516、486页
[7]马克思.李嘉图的地租理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
[8][18]【苏】叶•阿•科斯明斯基,雅•亚列维茨基.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74、551页
[11]【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0页
[13]【意】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十六和十七世纪(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2页
[15]G•E•Mingay.The Gentry,The Rise and Fall of a Ruling Class[M].Longman,1978. p59、253
[16]J•D•Chambers,G•E•Mingary.The Agriclutural Revolution:1750-1800[M].London, 1966. p145
[17]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21]恩格斯.论住宅问题[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150页
[23]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1500-1850[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p17
[27]J. F. C. Harrison.The Common People: A History fromthe Norman Conquest to the Present[M].Fontana,1984. p227
[28]David Grigg.EnglishAgricul-ture:An Historical Perspectiv[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104
[29][30]【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下)[M].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4、116页
[31]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国外农牧业统计资料选编[M].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

作者简介:张新光(1964-),男,河南邓州人,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本论》教学和“三农”问题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出版专著《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等6部。
通信地址:464000 河南省信阳市谭山包•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张新光书记/教授收
联系电话:013939708336(手机)/ 0376-6392861(办)/6393322(宅)
电子邮箱: zhangxinguang@mail2.xytc.edu.cn /zhangxg482@163.com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13 00:45:2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从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说网民,左翼政治力量,胡温新政的结合

从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说网民,左翼政治力量,胡温新政的结合

乔续

最近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事件闹的沸沸扬扬,中国各种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都参与了讨论。

最新兴的社会力量就是网友了,网友的政治立场基本是立足于基本的常识和民族感情,今年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这个社会力量开始崛起,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左右了舆论,配合了国家的战略,胡主席在人民网与网友的对话,也体现了现在新一代领导集体对这一股新的社会力量的重视和肯定,给一些所谓网络不可以作为政策参考的一些反人民的“精英”言论的行动上的反驳。

中国新兴的政治力量就是中国的左翼政治力量,他不同于网民的社会力量在于这个政治力量的思想性更强,更有针对性,具备更加理性的思考,而且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组织性,这个政治力量是在共产党的范畴内,意思是说是共产党的组成部分,相对于背叛了人民的那些公仆和买办来讲。这个政治力量经过了文革后的低迷,经过了内外思想的整合,经过了建国后30年左的问题,以及30年右的问题的反思,这个政治力量变得更加成熟,再加上部分公仆背叛人民,背叛祖国,使得这个力量开始逐渐赢得人心,毛主席思想还是这个政治力量的指导思想,不过此时的毛泽东思想是经过了建国后一系列大的政治事件,经济事件,文化事件,社会事件之后,经过进一步反思和发展后的毛泽东思想,这里面也融合了胡主席的科学发展观等新的思想成分。这个政治力量是未来中国共产党重组发展的基础,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新的政治组织力量的崛起就是胡温新政了,胡温是代表亲民政府,一改过去激进的右倾改革路线,面对教育,医疗,住房这新的三座大山,胡主席提出了五有社会的设想,温总理亲民的形象给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是这个新的政治组织的崛起,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国的社会矛盾,使得巨大的社会混乱没有出现。

也许历史的发展不仅仅是巧合,这三股力量兴起的时间竟然都是在2003年左右,三股力量崛起的技术基础就是网络社会,信息社会的普及。
在以前一篇《从五权理论看中国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里面提到网络的出现能够促进君权(中央集权)与民权的结合,而现在一些精英说要控制网络的本质是要决断中央集权与民权的联系,从而便于他们控制中央并最终架空中央,培养一个傀儡总书记。中央应该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只有中央与民权结合,这样中央才能不断的接受来自民间底层的声音和诉求,进而确定战略,调整策略,保证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这体现的是一种民为本的思想,而其他的部门是夹在民权与中央之间的,接受人民的监督,执行中央的命令,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满足地方人民的需求。

正是网络的出现,加剧了中国这三个新兴社会力量,政治力量,组织力量的崛起与连接。正如马克思说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出现加剧了封建势力的衰败以及资产阶级的兴起,那么网络的出现也将加剧精英政治这个私有制社会的政治组织模式的没落,促进新的大众政治模式的崛起,而大众政治模式的雏形现在在中国已经出现,这个模式的社会力量是网民,政治力量是共产党的左翼政治力量,组织力量就是胡温新政。这三股力量借助网络迅速兴起发展,并借助网络,这三股力量将完成整合,形成未来中国崛起的雏形--大众政治模式(民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从这一点讲,我相信胡锦涛主席将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以来,继毛主席,邓小平之后又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领导人,是继毛主席之后,又一个人民的红太阳,将改革开放的伟大路线推向前进,而习近平将会继承这条路线,成为这个模式的创立参与者和完善阶段的总设计师。

今年2008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听说在国外神学界称今年是“中华元年”,他们鼓励全球华人发奋图强,承接上天赋予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也许是巧合吧,今年真的很不寻常,年初的大雪预示着今年的多灾,火车相撞,物价膨胀,火炬事件,股市大跌,汶川地震,这一切都在考验这个历史上一直多灾多难的民族,考验着这个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国家,考验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有句话是多难兴邦,面对巨大的灾难,我们的人民没有被吓怕,表现的空前团结,这个团结直接导致了美国30年来对中国和平演变图谋的破产,因为我们的人民更团结了,缓和了官民关系。面对灾难,我们的中央政府表现的果断,睿智而且有能力,最大限度的减轻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改善了改革开放以来被损坏了的政府形象,一定程度延缓了中国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时间,为新的领导集体采取措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提供了难得的时间。而中国共产党左翼政治力量在国家面临外资入侵,经济殖民化威胁的关键时刻,他们一贯的主张开始被人民接受,被政府采纳,进而形成一个正反馈的形式,这样也促进了这三股力量的结合。从而使得今年成为的的确确的中华元年。

最近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事件无疑又给这个融合过程添了一点油,加了一把火。下面就此事件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先从朱礼新的背后动机说起。我个人觉得朱礼新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思考的:1.跨国集团的发展规律,2.中国政府的政策走向,3.汇源现在在中国市场以及世界市场的位置。不能说朱礼新不爱国,一个企业家首先考虑的是追求利润,是公司的正常运作,以及公司员工的福利。

先说跨国集团的发展规律。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跨国垄断财团,这些财团之间编制成一个网络,控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的原料,运输,加工,技术研发,销售,渠道,服务,咨询等等各个方面。垄断财团的组织形式也符合现代信息化工业的发展趋势。交通,通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地球越来越少,使得大区域的经济活动的调节成为可能,加剧了经济活动社会化的程度,这样就需要一个稳定的体系组织一定区域内经济活动的进行,自由竞争的结果是最后形成实力比较强的财团控制了整个区域内某些领域的经济活动,这样区域内的协调,就防止了过度的投资造成生产过剩,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再一点这种大的垄断组织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为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复杂,旧的小规模的,小区域的资源的调配已经不能够完成一些高精尖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这样就需要具备雄厚资源的大区域协调的财团来完成这个过程,微型化,个性化,高附加值的产品的开发往往只有大区域协调的跨国公司才有能力完成,而且面对跨国公司已经布局完善的产业链条网络,小公司及时是发明出一些高精尖的技术或者产品,他们也因为缺少其他的诸如生产能力,销售渠道,服务体系,质量管理体系等等而无法迅速的冲破跨国公司的网络,这样小公司就无法迅速收回成本,进而被财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收购,被纳入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条网络。而且现在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先进的管理方法(例如资源管理方面的ERP体系,产品管理方面PDM,PLM系统,技术工程开发方面的PDT组织模式)使得跨国公司在保持巨大的规模的同时反映速度却一点也不慢,而且发达的信息交通网络能够迅速的把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资源纳入跨国公司的管理系统之下,例如我之前一直呼吁的跨国公司与台湾企业的结合是中国民族工业的灾难,因为跨国公司将台湾企业纳入其资源统合系统之下,然后台湾利用其与大陆同文同种的优势就能够整合利用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及其他资源,这样本来属于大陆企业的优势资源就被整合到了跨国公司的管理系统里面,我们民族工业在96年之后没有出现一个像样的品牌与此有很大的关系。而小企业面对跨国公司的扩张,只有在一些跨国公司不要的行业或者领域才会有生存的空间,但是一旦发展壮大,不是被打压,就是被收编,发展壮大的机会很少。

再说中国的政策走向,现在社会各界普遍有一种观点,就是奥运会之后,中国的政策会有大的变动,但是变动的方向现在无法确定,这个涉及高层的博弈。一个可能就是中国政府改变之前的经济殖民化的方向,开始重视独立自主的发展自主科技,自主工业,自主的产业供应链的建设。一种可能就是中国会继续之前的开放战略,任外资侵略中国经济,击垮中国的本土工业。面对这两种可能,作为一个企业家,也面临一个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有机会风险,但是什么选择风险最小呢?我想朱礼新选择的现在大家看到的已经被广泛关注的收购事件。第一种可能下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饮料行业没有进入政府的视线,所以饮料行业被外资广泛入侵的可能比较大,而面对已经开始重视果汁行业的跨国集团---可口可乐,汇源果汁能行吗?面对中国曾经倒下的无数民族品牌,我们无法自信,也没有自信的理由,这样朱礼新就会认为加入可口可乐的供应链也许是风险最小的方法了,而且还能获得一大笔钱,这样他可以专注的做果汁的某一个环节,成为可口可乐主导的果汁产业链里前段的一个比较有话语权的供应商,成为经济伪军。而如果第一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把果汁纳入了反对外资垄断的视野呢?可能政府就不会同意这个收购,可口可乐就不会得逞,而且是陪了夫人又折兵。一方面经过事件的操作,民众想起了以前消失的民族品牌,这样会更加的珍惜自己的民族品牌,以后会喝更多的汇源果汁,而可口可乐名声就会下降,会遭到有民族情绪的大部分中国人的抵制,不但果汁发展不好,碳酸饮料方面可能销量也会下降。另一方,中国政府会更加重视汇源果汁,各种优惠,扶持都会过来,汇源果汁将会获得一个良好的在国内发展的环境,很有可能政府还会支持其走向世界,发展成中国的可口可乐。如此看来,朱礼新说政府批不批他都高兴的话外之意应该就很清楚了,作为一个被动适应政策的企业家,他也实在不容易,大家就不要骂他不爱国了,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还有竞争对手,适当的风险管理是完全必要的,想到这里我相信,汇源果汁面临以前民族工业恶劣的发展环境能完好的成长起来绝不是偶然的事情。

最后一个是汇源在中国市场以及世界市场的位置。汇源果汁我没有仔细的研究过,他好像是95年左右建立的,在国家对外资实行优惠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很年轻的企业。因为年轻,所以对待中国市场,汇源虽然占据了很高的市场份额,可是他离整合中国的果汁市场特别是饮料市场的位置仍然是很远,整个产业链他也仅仅是部分的控制了某些节点,某些重要的原材料还依赖进口。仅仅中国市场如此,那么世界市场就更不用说了,汇源可能连个边都没站上。而且果汁行业之前是跨国巨头不重视的行业,没有被纳入可口可乐的视野,所以在夹缝中汇源果汁逐渐发展壮大,现在销售额到了20多个亿,可是现在调查显示,果汁开始越来越受欢迎,这样可口可乐的爪子也开始伸向这里了,汇源国内市场还没有站稳脚跟,外边的敌人就进来了,这样汇源果汁何去何从,面对资金雄厚的可口可乐,以及已经倒下的无数中国本土可乐品牌,汇源现在即面临整合国内市场的任务,又面临走向世界的任务,但是20多亿人民币在可口可乐这个巨型航母下面就像个小木舟,根本不是在一个档次上竞争,而且在整个产业链的布局上,汇源果汁也没有形成与可口可乐竞争的势力,而且可口可乐背后的财团所控制的资源可能是汇源果汁无法想象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到了这个层次就不仅仅是产品与产品的竞争了。如果此时再缺少国家的政策支持(以前是常事),可能汇源果汁真的是命运堪忧。而此收购事件也给中国现在正在形成的网民,共产党左翼政治力量,胡温新政的结合提供了新的机遇,添了一把火,各种社会力量被调动起来,形成一定的舆论趋势,统一战线的模型开始显现,使得这种结合更加顺应天意民心,顺利历史发展的趋势。

此事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中国国家控制下的垄断企业财团,并通过这些财团来完成对中国经济的整合,抵御外资企业的经济入侵,而建立这些财团运作这些财团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就是现在正在形成的网民,共产党左翼政治力量和胡温新政这三股社会力量,政治力量,组织力量的结合。

大家都知道华为是中国发展得最成功的民族高科技企业,在通讯领域特别是通讯设备领域,中国的中兴,大唐,华为已经构成了一定的防御网络,这保证了中国的信息安全,然而这个网络太小,而且不完整,仅仅是一个领域。如果深入看,交换机需要的高质量,高性能芯片,电子零件,我们自己是否能生产?交换设计的关键技术我们是否掌握?生产交换机的设备我们自己能否生产?检测交换机的设备我们是否能生产?交换机的渠道方面,我们是否占优势?如此再延伸到其他电脑,手机,化工,机构,表面处理,信息服务,设备制造等等所有方面,我们发现,我们的经济实质上已经被控制在跨国公司的手中,而跨国公司为什么现在不动手打击中国的经济,打击华为,中兴,大唐呢?我个人觉得他们实在等待时机,他们怕打草惊蛇。他们等待的是完全控制中国粮食,食品的生产,加工,运输,仓储,销售,以及控制中国的银行之后,等中国经济没有完全的招架之力,等中央政府完全无力回天之后,再动手通过金融领域,食品领域入手全面打击中国,彻底控制中国。但是中国现在共产党左翼政治力量对美国的这个阴谋看得很清楚,对建立自主的工业链很迫切,而中国的网民在逐步的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之后,逐渐的和中国的共产党左翼政治力量站在一起,胡温新政,这个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央政府,在看到这样一种预期之后,也开始倾向中国共产党左翼政治力量。现在可口可乐对汇源的收购,让大家对跨国公司的阴谋看得更清楚了。

那么中国新兴的三股力量的结合的历史合法性如何体现呢?社会发展方面无疑以前右倾路线帮了不少忙,只要纠正右倾的错误,自然就可以体现合法性,例如反腐败,重组共产党,重新教育改革,重新医疗改革,打压房价,提供廉价住房,加大社会保障。还有重要的一方面需要保证人民军队人民警察对人民的绝对忠诚,这方面可以通过思想渗透,统一战线解决一部分。

合法性建设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经济领域,具体方面就是建立体现人民利益的,国家控制的垄断企业财团,完成对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整合,为了正常进行,可以必要时候把矛盾转移到外部,让外国企业成为垫脚石。这个方面之前的文章都有提到,特别是《解决经济问题是立党治国的基础》里面有提及。因为个人现在实在是才疏学浅,无法详细的叙述这个巨大的涉及中国百年国运的经济战略工程,也希望志同道合者能够一起在这方面为国家出谋划策,为政府分忧。

 

把法律的还给法律,把道德的还给道德

 

     央视主播张宏民庆祝生日花费近二十万元,此事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很多人批评张的行为,一边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学生和家庭,一边是央视主播张的奢侈。当然,对于张的行为,辩解之声也是有的。有张的学生批评爆料者的个人品性,人家张老师好心请你吃饭,你却如此对人,从中国人的逻辑来讲,这样是否对得起朋友?有央视领导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回应,我们央视是否可能对工作人员私下请客吃饭制定一个价格标准,这毕竟是人家的私事;有人从法律角度评价此事,说张的钱都是清白的,不是腐败得来,所以人家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这不关别人的事情,也不违反法律。

    但是这样的辩解终究抵挡不住人们的道德批评。毕竟张是弘扬主旋律的央视主播,是一名党员,不论怎么讲这样的行为都是不应该的。请看毛泽东是如何评价共产党员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位,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永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明白了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我们就能明白对张宏民同志花费二十万元庆贺生日的任何辩解都是站不住脚的。

    不过本文并不想过多纠集在这个问题上,不想过多批评张的党性。本文只想以此引出另一个问题,人们可以依据党性的原则批评张的行为,但是对于社会上的另一种更为堕落的行为,人们却渐渐丧失了评判的标准,或者说人们的道德评判常常显得软弱无力,无法给予辩解者坚决、清晰、有理、有力的回应。

    两个最突出的例子,一个是李银河女士对于换妻的言论。李银河女士在网络上发言,在凤凰卫视作客,力挺一些人私下交换老婆的行为,并且搬出法律的武器,说这样做并不违法,国家法律只规定三人以上的性行为是yin-luan罪,却并没有规定私下交换老婆和丈夫是违法行为。还搬出西方的道理,性是人的基本权利,一个人的行为若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便是合理的,便是他的自由。对于这样惊世骇俗的言论,虽然道德卫士们将其视作无耻、下流,但是在网络上也不乏赞同之声。一些人说李的言论超前中国当代思想五十年,说西方早已经赞同这样的思想,中国迟早也会与之接轨;一些人甚至搬出所谓的知识分子福柯,以此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础。

    另一个例子是艳照门事件中许多网民的态度。虽然有反明星组织反对陈冠希,号召人们坚决抵制一切无良艺人明星,但是网络上却有许多网民对陈冠希等明星艳羡不已,竟然可以与那么多漂亮明星上床。“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更有许多网民一边诅咒着陈冠希的人品,一边看着艳照幻想着与上百个女明星做爱。

    对于这样的言辞,道德卫士们除了骂他们无药可救,却也没有其它办法。很多年轻人虽然从直觉、感情上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但是却也无法坚决的回应李银河等人的辩解。说不准最后还会糊里糊涂听信了李银河的先进理论,作出违背自己最初意愿的事情。“性是人的基本权利,一个人的行为若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便是合理的”,“道德这种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二十多年前,穿牛仔褲的小青年,必然被阿姨、叔叔、大妈、大叔們贴上流氓的标签,情侣在大街上牵手也是有罪的,很容易遭到路人与家人的不齿。现在呢?”随随便便的同居、随随便便的结婚离婚、一夜情、婚外恋,所有这些事情都在渐渐发展成常态,道德也渐渐的发展变化。他们悍然宣称,世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道德,他们的行为也不违法。李银河等人甚至号召修改法律,将换妻的行为列为合法,将色情业列为合法职业。

    从上面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李银河和许多网民的逻辑,“一个人的行为若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便是合理的,便是他的自由和权利”;他们从“人性论”出发,“人都是有欲望的,有这样的欲望,法律便应给予允许”;“性是人的基本权利”。这些逻辑都是法律的逻辑,他们不承认世间有一成不变的道德。他们把人的所有行为建筑在一个基础之上,那就是人的权利和个人自由。

    联想到以前某个网站对于吸毒合法化的讨论。在西方某些国家吸毒是合法的,吸毒是个人的自由,法律保障这种个人的自由。在某个西方自由哲学家的话里,这种逻辑更是发挥到极致,“在一个文明社会,国家无权干涉和阻止公民进行自我伤害,前提是他不对社会其他成员构成伤害。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和思想拥有绝对的自主权。”

    看到这样的逻辑和结论,我突然想到我们国家当前的法制建设。当前,在我们这个法制极其不健全的国家,法制的建设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的目光和精力。许多的知识分子天真的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法制的健全之上,以为法制是中国的“根本”,法制健全了,那么中国的前途就是光明的。在这里一些知识分子就陷入了法制至上主义的陷阱。

    因为我们的法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据西方的自由和权利的逻辑,很多法制至上主义者依据这个逻辑,对于李银河等人的言论和行为理所当然的就失去了发言权。而若是失去了发言权,若是我们无法解决这个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问题,无法给予李银河等人坚决的回应,那么社会必将陷入一种混乱的秩序。

    众所周知,法律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为了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受侵害所制定的基本规范。所以它并不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也不是个人生活的最高原则。法律的自由并不是最高的自由,而是为了防止社会的不安定而设定的最低的自由。

    孙子兵法有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也”,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处处以法律为自己行为规范的最高准则,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的做事原则是只要不受到法律的惩戒便可以做,而不是因为内心的道德观,可想而知这个国家已经混乱到极点。这时候这个国家的法律也将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法律总是处于亡羊补牢的地位,东补一块,西补一块,手忙脚乱。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李银河以及其它网民的逻辑,“一个人的行为若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便是合理的,便是他的自由和权利”,看看那个自由西方哲学家的言论,“在一个文明社会,国家无权干涉和阻止公民进行自我伤害,前提是他不对社会其他成员构成伤害。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和思想拥有绝对的自主权。”

    我们不禁要问李银河和那些赞同嫖妓合法的人,“如果你有一个女儿,如果你很爱你的女儿,你是否愿意你的女儿去做妓女?你觉得你的女儿做妓女是不是会做的幸福?”我想大部分找妓女娱乐的父亲也不会愿意自己的女儿去做妓女吧。若是哪个做父亲的竟然说高兴让自己的女儿去做妓女,那么世上的人都可以诅咒他了,因为这是一个变态的父亲。

    我们再来看那个自由哲学家的话。看看他的堂皇的逻辑体系!一个“文明社会”就足以让我们(远远甩脱在西方屁股后面的我们,远远甩脱在西方屁股后面的中国,可是事实是否真是如此?)语塞。可是不知道他在说这样的话时有没有想过,这个吸毒的人的家庭的感受,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丈夫孩子的感受。

    另外,退一步讲,一个人生下来,难道是为了自残、毁灭?在这样的逻辑背后有没有对于当事者的爱、关切在里面?一个人生下来,是为了健康、快乐的生长和生活!这应该是一切思想、道德、哲学、文化的出发点,是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抽象的逻辑论证、僵死的原则、法律体系。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李银河等人的逻辑是不是指导一个人幸福生活的准则。我们来看看,我们以什么理由来批评和干涉(舆论干涉)许多法律至上主义者至高无上的个人自由。

   (当我们要批评和干涉一个人的行为和个人自由时,依据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这样的行为是否有损社会的安定,是否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项原则前文已经表述清楚;二是这样的行为是否有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是否符合个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一个人有追求幸福的自由,但是却没有堕落和毁灭的自由,下文主要阐述此项原则。)

    东西方文化的冲撞和交流、物欲的盛行,这些都使得人们的观念变得越来越混乱,人们的个人生活变得愈来愈没有原则。在西方国家人们还有基督教来平衡物欲,来建筑一个宗教基础上的道德,来平衡极端的个人自由,但是在中国,宗教的影响力很有限。在中国,很多人的原则便是金钱、欲望和个人主义。

    可是,我们还是不禁要问,在这个世上到底有没有一个基本的准则呢,一个符合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 这个问题可不是那么容易回答,因为世界上的哲学、宗教、思想、人生观如此之多,要找出一个基本的共通的准则实在是至为艰难。但是我们转换一下思路,我们先来想想,一个生活幸福的人会不会去嫖妓、去换妻,会不会三天两头找新鲜感,今天找这个女人睡觉,明天找那个女人睡觉?一个心中赞美生活、对生活有感恩之心的人会不会去换老婆或者换丈夫、去自杀、去堕落、去吸毒?我想这个问题是不需要回答的。生活幸福的人绝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他/她会把自己内心的幸福和快乐播撒给别人,他/她会乐于帮助他人。其次,我们来看看那些欲望至上主义者,那些极端个人自由主义者,若是他们一直沿着他们的自由和权利的大道执著的前进,他们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福柯。大哲学家福柯,在国内外具有很大影响,他是李银河等知识分子的理论基础和鼻祖。曾经写作《性史》。他拥有巨大的勇气,亲身实践自己的理论,曾经在艾滋病刚刚流行的时候去美国西海岸卡斯特罗街和佛索姆区同性恋聚居区尝试各种各样的性行为,其中包括施虐―受虐性行为。他妄图在极端的性快感中获得自己独特的“抒情内核”和真实的生命。他以“能容忍诅咒的秘密知识的勇气”(愚蠢的勇气)去追寻一些所谓的真实感受,“它能切实地创造出快感的各种新的可能性,人们以前对此竟一无所知。”在他的逻辑里,人的内心没有任何的先验的本质。
但是我不禁要问,福柯在尝试各种各样的性行为和快感时,是否有真正幸福的感受,他的生命是否和谐?

    福柯在巴黎高等师范做学生期间经历过严重的精神困惑,多次想要自杀。

1954年福柯说,“死时之所遇,梦之至深处”
1963年福柯说,“正是在死亡中,一个人才能逃避各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不再承受它们把一切人拉平的影响,从而与他自己融为一体。”
1983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福柯说,“认识生命,那只能是一种残酷的、还原的而且已经属于阴间的知识的事业,这种知识只希望生命死亡。”
1984年,福柯死于艾滋病感染。

    我想问,一个人有智慧的人是否会说出这样的话?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否会觉得生活单调乏味,渴望死亡,从死亡中得到所谓的真理和知识。稍有心智的人也会嘲笑这一种所谓的哲学思想。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身心和谐发展的人,他的内心必定是安定和自由的,他的身体也应该是健康的。严格的讲,身体和心灵是统一的。佛家有一句话,一个修行的老师是不能生病的,生病就代表老师犯了戒条,这样的老师是不能带学生的。而福柯最后却感染艾滋病死去。许多现代主义者就和福柯一样。他们不承认世间有一个基本的行为规范。

    我们再来看我亲身遇到的一个同龄人,一个有嫖妓习惯的八十年代生人。此人前几年经常去嫖妓,可是最近一年却很少去了,为什么呢?他亲口告诉我,因为已经嫖的腻味了,失去新鲜感了。李银河支持换妻的理由是夫妻之间相处时间久了,新鲜感消失,此时换妻可以作为夫妻生活的调剂。而那些支持妓女、一夜情的理由是人都是有欲望的,人都喜欢美色,所以应该顺乎此种欲望。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曾想想,换妻、妓女、一夜情这样的事情最终也会厌倦、失去新鲜感。李银河支持换妻,这种作法就像西医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等病症,不是从根本上让一个人改变生活习惯,从而杜绝生病的源头,而是开出一个又一个药方,今天让你换妻,明天让你嫖妓,后天又让你试验其它货色。这些药方并不会让人摆脱病症,同时药方的副作用也不会立竿见影让人死亡,但是最后却会让整个人对生活的意趣丧失殆尽。

    医学上曾经做过一个试验,用电极刺激小白鼠的穴位,小白鼠有快乐的感觉,当小白鼠明白了这个路子,就会控制不住的不间断的跑到电极旁边刺激穴位,寻找刺激和快乐,最终,这个小白鼠便快乐的死掉了。

    很多以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名义追逐欲望的人其实就是走在这样的道路上,只是他们没有小白鼠那么执著和极端,也因此他们没有立竿见影毁灭。他们自己不会认识到自己正走在毁灭的道路上,他们不会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对自我本心的污染和扭曲,他们还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再正确不过的。不过观察他们的内心和生活,也可以看出由此造成的一系列后果,那就是人生意趣的丧失和麻木。所有人生的意味全都纠缠在欲望和利益之争中,人生的所有目的都是向外在的索取,所有的快乐都需要外在的刺激,生活就是追逐和享受,除此之外什么都变得没有意思。他们的心很难安定,而是时刻处于浮躁之中。为了追逐那一个个刺激、享受、欲望,他们和他人的勾心斗角便不可免。他们很难体会到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爱,很难体会到美好。一个守财奴不大可能懂得乐善好施的价值,不大可能懂得为了社会进步牺牲的烈士的价值,一个嫖妓的不大可能懂得真正的爱情。这样的人常常对生活怨天尤人。是非对错的标准在他们心中常常是模糊的,是非对错的标准常常和他们个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上面提到人的本心,可是什么才是人的本心呢?看见美的、好的、善的事物便高兴,乐意追求美的、好的、善的事物;看见丑恶的事情便厌恶;看见痛苦的场景,看见生活艰难的人,看见遭受内心痛苦的人便产生同情和怜悯之心;看见不公正的事情便愤怒,便想拔刀相助;另外,还有对自然宇宙世界的兴趣,对知识和自然规律的渴求;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声色、口腹、权利等等。但是在这里必须注意,欲望必须被妥善放置到一个合理的位置,与其它的和谐一体。如果欲望太过,人的身心必然失衡。有谁曾看见一个热衷于追求声色犬马的人却同时能够公正廉洁、与人为善,能够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宽容大度?有谁曾见到一个为欲望所控制的人感恩生活,赞美生活,赞天地之化育?相反,他们总是不满足。

    即使是在以追逐利益为目标的商业中,欲望也是必须得到严格控制的,不然就会失败。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曾经告诫创业者,必须摆脱各种欲望的诱惑,摆脱没有价值或价值小的项目,专心致志于最有价值的项目上,这样才会成功;凯恩斯更是说,经济学家“必须为了将来而借鉴过去,研究现在,人的本质及其环境全部在他关心的范围之内。他必须意志坚定而同时又公正无私,像艺术家一样冷漠超然和廉洁正直,有时又像政治家一样接近于现实。”

    大致的讲,人们依照本心生活可以分为五种情况。

    第一种是一些纯真的孩子。诗人们在很多地方称赞孩子的纯真,做父亲母亲的也常常在孩子身上看到天使的影子孩子总是可以让人们想到美好的事物。孩子不会弄虚作假;不会以美为丑、以丑为美;他们有敏锐的同情心,看到他人或者动物被虐待,立刻会产生同情之心;他们看到可怕的事物便躲避和厌恶;他们看见美的善的事物便高兴。这一切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而不是自觉自律。
    当然,孩子也有许多的小脾气和欲望,但是因为孩子的欲望来的快去的也快,因为孩子不执迷于欲望,所以他们的本心显得很清晰。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这样清晰的本心。一个从小遭遇虐待的孩子不会具备这样清晰的本心,一个温饱都无法解决的孩子也不会具备这样的本心,另外很多城市的孩子因为太多欲望的诱惑,也已经失去了这样的纯真的本心,城市的孩子攀比心太重。

    第二种是一些怀有赤子之心的人,他们自觉自律的遵守本心,他们的道德不是外在的他律的道德,而是自觉自律的道德,他们的道德是道德的最初源泉,同时也是最高的道德。他们赞同人的情感的顺畅活泼的生发,他们并不拒绝欲望,而是不为欲望所执迷和控制,他们绝不会无端的反对性,而是赞同性与爱的统一,他们追求和创造美好的事物,他们坚持不懈的与丑恶的事物斗争,他们让自己的同情之心、怜悯之心为全社会、全人类服务,他们热爱生命和自然,他们赞美生活。

    这样的人一般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能量大,第二类能量小。

    能量大的人必定是仁智勇同时兼备,没有仁慈之心,他们便不会有为社会服务的心,没有欣赏美好的能力;没有智慧,他们很可能对现实世界产生困惑、内心迷茫,可能会不知道如何借助现实中的各种能量和势力,为自己的目标服务;没有勇气,他们便不可能具备与社会流俗抗争的勇气,他们便不可能坚持本心——这也就是一句话所说的,“惟英雄能本色,是名士自风流”。

    这样的人在东西方历史上很多。他们在社会进步、艺术、思想、文化、科学方面各有创建。当然,因为东西文化的不同,这些怀有赤子之心自觉自律遵守本心的人,他们的思想和方法在很多地方会有所不同。即使是是中国的佛家和儒家,他们平日修行的方法和次第上也很不同。能量小的人在仁智勇方面欠缺一些,大部分情况是,有敏锐的同情之心,但是智慧和勇气不够。或者是对现实世界困惑,内心有难以解决的疑问和苦闷(这时候对生活的赞美之心就会欠缺),就像哈姆赖特等人;或者是没有足够的智慧借助外在的能量和势力;或者是勇气不够。

    第三种,则是千千万万并不具备非常清晰的自我认识的人们。他们常常是依照本心生活却不自知。《中庸》说,“百姓日用却不自知”,又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就是这个道理。大多数人都属于此类,他们努力赚钱,买房子买车,但同时他们也把许多精力投入到家庭和朋友,让自己内心的爱和温情得到满足。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欲望和嗜好,但是也不会被欲望和嗜好完全控制。他们的本心处于不停的调和过程中,欲望、自私之心有时候会遮蔽本心,而后又会显现;有钱的时候他们会过奢华的日子,没有钱就过没有钱的日子。

    他们不会去思考宇宙生命的问题,很少有对生命的强烈的热爱,没有对艺术、美的强烈爱好,缺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他们心里装的是自己的孩子、钱、老婆、丈夫、亲人、朋友、大房子、小房子、车子、职位、权利等等,这些东西在他们的心中以浮动的比例排列组合,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内心状态。

    当他们过多偏离本心的轨道,内心仍旧会产生痛苦的感受。性与爱的分离不会是好的事情,这一点在女人身上最为明显,有点良知的男人也不会赞同这类事情,他们的生理可能有此欲望,但是心理却明白这样的事情没有大的意义和快乐,甚至还有许多麻烦;为了生计、职位的高升而围绕着讨人厌的领导绝不是高兴的事情,为了生计去骗人去做虚假广告也不会是好事情;看到一些不公正的事情,虽然想抗争,但是却敢怒不敢言,这时候心里也会窝囊不舒服。

     他们不会说“不住声香色而生其心”,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遵循这个规律。若是过度违反了这个规律,就会有相应的后果。若是欲望太多,就会苦不堪言,夜不能寐;过分忧愁苦闷、思虑过度时,很可能就陷入儒家所说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状态,看到美的景致和艺术品,却感觉不出美,听到好的音乐和鸟儿的鸣叫,却没有好听的感受,心中浮躁不安。当今很多学生和年轻人总是说“生活无聊无聊无聊,一天天过的没有意思”,也是因为违背了这个规律,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欲望和享受,习惯了声香色的刺激,没有外界的游戏、电影、音乐、娱乐、饭局的刺激,他们就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可是刺激久了,感受力就迟钝了,腻味了,这时候必然陷入无聊的境地。这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无主,心中的主就是外界的欲望。

    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对大是大非的判断却是明确的,对于与他们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事物,对在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都能给出公正的评价。比如邻村孩子掉进了井里,他一定会同情;比如,政府官员的腐败,他一定会愤怒;比如艳照门和明星们的虚伪生活,他们一定会觉得毫无廉耻。

    第四种,则是那些脑子里天天想的是如何投机取巧的人,他们的道德观完全是他律的道德观,以社会舆论的惩戒和法律为标准。他们内心的是非道德标准是弯曲的。比如对于某些官员的腐败,他不会对这样的官员愤怒,他反而会想若是我自己是那个官员就好了,我就可以贪污一大笔钱了;比如对于陈冠希和艳照门事件,他不会愤怒娱乐圈的毫无廉耻,他反而会想若是我是陈冠希就好了,我就可以好好享受一把了,和上百个明星上床。这就是第四种人。他们自己落入了悲惨的命运却不自知。他们很难认识到自己的迷误,不大可能悔悟。他们一辈子对许多事情大发牢骚,内心烦扰不得安宁。但是他们还以为自己是正确的。

    第五种,则是一些作奸犯科的人,杀人越货等等,这些人的本心已经被严重扭曲了。不过即使是扭曲了,也仍然可以从中依稀辨认出本心来。很多一时冲动犯罪的人也会悔悟,会良心发现,去自首。很多罪人会被具有伟大德行的人所感召。那些为仇恨等心理牢牢控制的人,不杀掉某个人心中就无法平复的人,他们虽然死不悔改,觉得杀的好,杀的痛快,但是这种痛快并不是他“主动选择”的后果,他是“被逼”的。若是他能够重新选择,有机会避开这样的人和事情,他一定不会去杀人。在本心的逻辑和伦理上,有一种更好的趋向,但是他自己没有智慧和能力选择。

    绝大部分作奸犯科的人,他们一定不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最好的,他们一定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走这条路,他们还是希望孩子能够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们对孩子的这种期望也就代表着自己的本心。

    那些老子是小偷,老子教儿子做小偷的例子,可以这样解释,若是他能够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一定不会让孩子做小偷,他是“被迫”的。
他虽然以偷窃和做坏事为职业,但是他偷窃也是为了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不能一辈子只做坏事。在偷窃之外,他的感受也还是正常人的感受,别人对他好他会感激,看见丑恶的事情他会厌恶,对虚伪他会反感,有时他也会产生恻隐之心。只不过他的这个本心局限在一个非常狭隘的圈子里面。
在本心的逻辑和伦理上,有一种更好的趋向,但是他自己没有智慧和能力选择。也因此,他的生活总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他的心中没有美的好的感受,没有安定感。

    以上就是这五种人。人的身心发展是有规律的,种什么样的种子,就结什么样的果子。什么样的行为必然导致什么样的心理,行为和心理相互影响。另外,心理也和身体直接相关,心病必然导致身病,只不过很多人不以身病为心病。一个人若是有做不道德的行为的想法,那么应该首先让他明白这样做的后果,他的身心必然导致相应的后果。

    现在,我们也该明白李银河之流的知识分子所争取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是什么东西了。

    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是抓住了西方法律和自由体系中的片言只语。他们注意的只是人身上的一个点,而不是人的全部。这样的自由不是为了人的健康和全面的生活,而是为了人的支离破碎,为了把人分解。凭着这样的个人自由,人将变得越来越不自由,越来越失去人的本心。

     这样一来,我们也应该明白法律和道德的范畴了。若是有人再依据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名义,依照“一个人的自由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基础上,若是他所做的事情并不损害他人,那么这便是他的自由”来苦心证明自己的行为的正确时,并且想要篡改法律的条文时,我们便应提高警惕,看看这样的行为是否合乎人的健康的发展,合乎人的本心,合乎自觉自律的道德。终归到底,人都是为了自我的和谐,而不是为了某一项支离破碎的权利而生活。

    在这个世风日下时代,对李银河等人的言论,我们必须给予反击。如果不反击,他们所说的极端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必将占领道德的领地。很多年轻人最初从直觉、感情上可能不接受这样的事情,但在她的理论下,或许就糊里糊涂听信了,做出违背自己最初心愿的事情。所以,为了这些人,我们也必须彰显道德。既然李银河等人可以大声的呼吁她自己的所谓的自由和权利,我们为何不能更大声的呼吁合乎人的身心发展的道德的生活呢?
 

 

秦国统一中国的人口因素

易富贤

daguokongchao@gmail.com

战国群雄纷争,一统天下势在必然。最终统一天下的,不是强大的楚国,也不是殷实的齐国,而是起初很不起眼的秦国。历史学者众说纷纭,但是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人口。

战国初期的中国的秦国类似于后面欧洲的俄国,地理位置偏僻,人口稀少,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比较落后,被人看不起。俄国是东欧一个人口稀少、闭塞的小国,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太多发言权,公元1500年人口只有600万。彼得大帝的革新使俄国走向强国之路,1815年人口达到4500万(其时法国、德国、英国人口分别约为3000万、2200万、1900万),跻身世界强国之列。1814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推举为欧洲神圣同盟的盟主,俄罗斯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恩格斯曾这样指出:“惊慌的西欧,在伊凡统治之初还不知道北方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现在由于看到一个硕大的帝国出现在东部边境而目瞪口呆。”俄国后面更是崛起为人口2.89亿的世界超级大国苏联。

秦孝公相当于俄国的彼得大帝。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孝公登基。根据《史记》记载,当时,黄河、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韩哀侯、赵成侯不相上下。淮河泗水之间有十余个小国。楚、魏和秦国界相接,魏筑有长城,从郑县开始,沿洛河北上,直抵上郡。楚地由汉中向南,包括巴蜀、黔中。周王朝衰微,诸侯都靠武力征伐,争相兼并。秦地处偏僻的雍州,不能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结盟,不为各国重视,大家都用夷狄的态度对待秦国,还不时派兵侵夺其土地。秦孝公感到秦国外受强邻欺压,内有贵族专横,处境很是艰难,愤然喊出:“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心奋发图强,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为了寻求政改贤才,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尊其官而封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卫国人公孙鞅,即商鞅来到秦国,取得孝公信任。经过商鞅的两次有力的改革举措,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1、废井田,开阡陌。
2、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军功爵制。
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4、废除分封制,推行县制。
5、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
6、统一度量衡。
7、“明法令”。申明“刑无等级”,并公布于众。
8、迁都咸阳,以适应向东发展的需要。

商鞅认为:“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国之所以重,王之所以尊者,力也”。商鞅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人众兵强是国家强盛的根本。而在古代,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只有发展农业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才能促进人口增加。因此,“力”之主要来源在于农业。土地等其他资源必须转变为人口资源才能成为国家实力。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只有农业发展,粮食丰收,才能为国家强盛打下雄厚的人口和物质基础,也才能“兵出、粮给而财有余” ,如果“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所以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家的实力即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尽来自于农战。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农战”:对内让民众专注于农耕,对外让民众专心于作战。他堵塞民众从“农战”以外获得名利的一切途径。《商君书》说:“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也就是说,获取秦爵的途径只有两种:作战时,一个人可以凭借立下的战功获取爵位;休战时,爵位则可以根据农耕的业绩获得。即使最卑贱的奴隶也可以获得爵位。民众看见国家给人们的好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发出,那么便会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如此这般,人们就会“喜农而乐战”了。

商鞅的农战思想其实包含一套完整的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人口经济学思想。商鞅的变法非常有利于人口发展:

第一、奖励耕织,为人口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民以食为天,古代制约人口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粮食。商鞅积极发展农业,鼓吹农业至上论,鄙视其他一切职业。尽管他也认为“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也即农民、商人和官员都是食客,但是他同时又认为,商人和官吏尤其是那些以技艺为业、游说好辩为业、学诗书为业的人,都是一些不事生产的游食之人,这部分人多了,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食口众者,败农者也”,造成国家的贫困危弱,“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商鞅主张应尽量减少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认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最好是百比一,最多不超过十比一的主张。他认为:“百人农,一人居者(指非农业人口),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如果一百人从事耕作,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十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半人从事农耕,有一半人闲着,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需要9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需要抑制商业等行业;而现在生产力水平提高,只需要10%的劳动力从事粮食生产就可以养活全部的人口,需要发展其他产业。换句话说,战国时期“面粉”是第一位的,“制面包的技术”是第二位的,因此要保证“面粉”的供应;现在“面粉”理论上没有太大问题,因此“制面包的技术”成为第一位了,但是仍然需要提防“面粉”的问题。我们要从历史角度,而不能从现在的产业结构看待商鞅变法。

根据《商君书》等记载,商鞅不惜采取一切措施来增加农业人口、促进粮食生产:
1、废除奴隶制土地制度(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制度。并推行县制,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舍地而税人”,将秦国军赋从过去的“因地而税”(不利于垦荒)改为按人口征收(等于是鼓励人们开荒),百姓承担的赋税公平,就会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改做其它行业。原来奴隶制度下的奴隶转变为封建制度下的农民,社会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生产积极性高涨,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2、规定宗室贵戚中凡是没有立军功的人,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废除没有军功的旧贵族的特权,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分之高低。又根据军功大小制定了尊卑爵秩的等级,军功越大,赐田宅也越多,官职也越高。军功爵的建立,打击了旧贵族封建领主的势力,培植了一大批新兴的军功地主和自耕农,广大农民成为这一制度的主要受益者。

3、重农抑商。以农业为“本业”,以工商为“末业”。规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而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农民不准卖粮食,那么懒惰的人就会努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商人不准买粮食,就不能靠买粮谋利来谋生,只好转行务农。商鞅主张对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尤其是盈利率较高的商业征收重税,即“不农之税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重关市之赋”。并根据商人家的人口数量向他们摊派徭役,而农民的徭役远比商人要少,即“农逸而商劳”。那么农民的负担就会轻,商人的负担就会重。这样,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就没有厚利可图而会转而务农。

4、提高粮食价格,减轻农民负担。“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通过提高粮食价格来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而非农人员买不起粮食,只好转行务农。禁止官吏扰民。减少官吏的从员,让这些从员转行去务农。士大夫贵族的俸禄高并且收税多,吃闲饭的人也众多,这是危害农业生产的事,就要凭他们吃闲饭的人数收税,从重役使他们。那么这些邪僻、淫荡、四处游说、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就只能务农。士大夫贵族也没有办法多收留食客。商鞅反对大兴徭役,认为“农逸则良田不荒”,“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农业就能得到发展。商鞅变法还规定,把100方步为一亩的周代亩制,改为240方步为一亩,并按照新的亩制纳税,但税率不变。这样,农民的纳税负担实际上就减轻了一大半,自然会激励农业生产。

5、“无以外权任爵与官”,这样百姓就不会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就会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偷懒了。

6、不准雇用佣工,那么卿、大夫、族长们就没有办法大兴土木,他们那些娇生惯养的儿女就无法不劳动吃闲饭,懒惰的人也不能偷懒,那些靠给人作佣工生活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这样他们就一定去务农。

7、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泽,那么讨厌务农、怠慢懒惰、非常贪婪的人就没有吃饭的地方,那么一定会去务农。

8、减少旅馆,那么奸邪伪诈、不安心本职、私下交游、对从事农业生产迟疑不定的人就不会外出四处周游,而且那些开旅馆的人就没有办法谋生,那么他们一定会去务农。

9、不准浪费粮食,禁止粮食走私,提高粮食运转效率。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命令运送粮食的人不能花钱雇别人的车,更不准运粮车辆在返回时揽载私人货物。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运粮车就会去得迅速回来得也快,运粮的事就不会危害农业生产。

第二、营造有利于生育的社会环境。

1、树立清纯的民风。规定供人享乐的音乐和奇异的服装不准在各郡县流行。商鞅认为:“民朴则不淫。民不偷淫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乐则淫,淫则生佚”,“淫则越志”,“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国强”。让受过刑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犯过罪的人在朝廷上没有官做。

2、禁止私斗,实行连坐制,加强社会治安。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准许犯罪的人向官吏求情并且给他们送饭吃,那么奸民就没有了依靠。做坏事的人没有靠山,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

3、推行小家庭政策,休养生息,鼓励生育。商鞅认为,民众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资本就会增多;作战积极,邻国就会危险。民众资本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邻国危险就不会去投靠。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结婚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商鞅让90%的民众依附于土地,不能随便搬迁,并且让耕者有其田,农民地位高,还可以通过农战获得名利,这样就会安居乐业,心理安全度高。

这种农耕环境是最适合繁衍人口的。而游牧民族由于四处飘荡,人口很难增加,古代很多游牧民族因为人口减少而消亡;现在发达国家生育率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流动性大,就业压力等导致心理不安全,心理在游荡(古代游牧民族是身体在游荡)。

第三、开疆辟土,鼓励移民。

商鞅提出了“人地比例”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不论进行农和战都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力,而人口数量又必须和土地数量保持适当的比例:“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如果人与地的比例不合,则应当“民胜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换言之,人口多土地少的时候就应当开荒、辟土,而土地多而人口少的时候就应当移民。因此,商鞅认为一方面需要提高土地利用率(开荒、灌溉),一方面通过“战”获取土地,另一方面需要“徕民”(引进外国移民)以增加人口。“敌国兵力弱了,我们兵力就强了。”就是说我们没有失掉进攻的条件,敌人就失掉自卫的条件。商鞅总结认为,秦国以前虽然从其他国家获得一些土地,但是自己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对方也还不屈服,就是因为秦国仅能取得他们的土地,而不能夺去他们的人民,而人口远比土地更为重要。商鞅建议秦孝公发布大的优惠政策,凡是各诸侯国来归附的人,立刻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赋税,不用参加作战。秦国四界之内,岭坡、土山、洼湿的土地,十年不收赋税,并把这些都写在法律中,足够招来上百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秦让原有的民众对付敌国的军队,而让新招来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军队虽然住在国外上百天,国境内也不会耽误一点农时,既富国又强兵。大王用军队在春天包围敌国的农田,夏天去吃他们贮藏的粮食,秋天夺取他们已经收割的粮食,冬天挖出他们藏好的粮食,用强大的武力动摇他们的国本,他们的人口就无法繁衍起来;我们同时用宽厚的文德吸引他们的人口、安抚他们的后代,我们人口却不断增加。这样对敌国是双重打击。商鞅的这一观点与管子的观点类似,管子认为“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秦国在其后的征伐中,“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不光是获得土地,而且还获得人口。商鞅的移民政策不但使得秦国人口增加,而且吸引了很多外国人才,如张仪、范雎、李斯等人都是外来移民。

第四、注重掌握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

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商鞅认为强国要知道十三个数目:境内粮仓数、金库数、壮年男女人数;老人、体弱者数目,官吏、士人的数目,靠游说吃饭的人数,商人的数目,马、牛、喂牲口饲料的数目。想要使国家强大,不知道国家的这十三个数目,土地即使肥沃,人民虽然众多,国家也难免越来越弱,直到被别国分割。

在文明程度相近的情况下,综合国力取决于人口数量。目前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而根据美国2008年《全球综合国力排名》,综合国力最强三个国家也是美国、日本、德国。中国虽然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由于人口数量优势,现在综合国力却能排世界第四位。战国后期,各国的文明的差别程度就与现在的发达国家之间文明的差别程度类似。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国力的增加。

商鞅的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重视农耕,粮食和人口大为增加;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商鞅变法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为秦后来翦灭群雄统一中国奠定了制度基础。据《史记》记载,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十年之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依照李斯《谏逐客》的说法:“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这就是秦惠文王。惠文王为太子时犯法,商鞅掌刑法,曾黥(在面上刺字)其师以辱之。故孝公一死,惠文王即位,就将商鞅车裂。但是“商鞅虽死,而秦卒行其法”,商鞅的新法未废。

秦惠王用魏国人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李斯《谏逐客》)。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到公元前313年的时候, “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史记.张仪列传》)

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拜魏国人范睢为相,改行远交近攻的策略,又在长平大胜赵军。占领和蚕食东方六国大片国土,使楚国国土缩小一半,魏国、韩国国土缩小2/3,赵国缩小1/3公元,并不断离间六国关系,又在 前256年又灭亡东周。秦昭襄王后期秦国实际控制国土已经超过东方六国总和。秦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增加,而六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军的数量超过了100万。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秦军曾经投入了60万左右的兵力。长平离秦国的都城咸阳将近500公里。60万的军队,远离国土,连续作战达三年之久,可见秦国兵力和人口之众和后勤保障之有力。而赵国在本土作战,还被断粮四十六天,四十万士兵全部被坑杀。

至公元前246年秦王政(秦始皇)即位时,秦国疆域已北抵秦昭襄王所建长城(由今甘肃临洮经陕北吴旗、靖边、神木等县,至内蒙古准格尔旗之十二连城),南包巴、蜀,东逾函谷关。也就是占有黄土高原与四川盆地两个地理单元之大部及其东缘部分区域。

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因此秦国在继续开疆辟土的同时,也积极修建水利工程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土地资源。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派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未修以前,岷江是一条经常发生洪水的河流,洪水暴涨,淹没农田、房屋无数,洪水一退,大片平原又因缺乏灌溉用水而经常干旱。自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

公元前 246 年(秦王政元年)秦王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并由郑国主持兴修大型灌溉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 300 余里。郑国的真实目的是通过这项大型工程来耗竭秦国实力以延缓攻打韩国的时间。修建过程中,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郑国辩解说:“臣为韩国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始皇认为郑国说的有理,继续要郑国主持水渠工程。渠建成后,经济、政治效益显著,《史记》、《汉书》都说:“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

都江堰和郑国渠的修建,使得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成为秦国的粮仓,对秦国之统一事业奠定了人口和物质基础。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发动统一战争的时候,秦国土地和人口已经超过全国的一半。在楚国人李斯的辅佐下,于公元前221年终于统一中国。

而同为法家的韩非子却不但不能为秦始皇重用,反而被杀。很多人为韩非子抱屈。其实秦始皇不重用韩非子是有其道理的。韩非子的人口思想与商鞅和李斯刚好相反。商鞅认为“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民胜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要求积极发展人口,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口资源。李斯也继承了商鞅的人口思想,提出“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士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士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愿忠者众。”而韩非子却认为,人口饱和将导致社会秩序混乱。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货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的人口思想与两千多年之后的欧洲的马尔萨斯非常相近。韩非子只见树木,而商鞅和李斯却看见森林。所幸的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将《韩非子》视为邪说而不加采纳,否则,中华民族早已沦落为默默无闻的小民族了。

秦国人口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1、政策需要轻重缓急。商鞅意识到人众兵强是国家强盛的根本。而当时制约人口发展的是粮食。但是由于农活是苦活,而战争由是危险的,如果听凭人们自由选择获取名利的途径(例如经商、游说),人们自然不愿选择“农战”。他堵塞民众获得名利的其他一切途径,只许“利出于地”、“名出于战”,即只允许从农业耕作中获得利润,从战争中获得名声(军功章)。

现在为国家贡献最大的人群却是报酬最低的人群,而为国家贡献小的人群却是暴富的一族,这是非常危险的。目前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人口危机,人口减少将动摇国家的根本。现在制约人口发展的不再是粮食,而是就业模式、养育成本以及民生需求(住房、教育、医疗等)。养育孩子本身就已经是很辛苦的了,而现在妇女不但不能从生育中获利,反而会因为生育而造成经济损失。如果听凭人们自由选择的话,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多生孩子,生育率将不断降低。政府就需要彻底改变现有的分配制度、税收政策、就业模式,让生育获得名利,这样才能有效提升生育率。

2、人力资本的报酬是递增的。商鞅认为:“有了金子,粮食就没有了;粮食有了,金钱才能有。粮食价格低贱,钱就值钱,农民穷而商人富,如果这样兵力就弱,国家的实力一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一两黄金输入到国境内,十二石的粮食就会运到国境外;十二石粮食输入到国境内,黄金一两运到国境外。国家喜欢在境内积聚黄金,那么黄金和粮食都会丧失,粮仓和金库都会空虚,国家会弱小;国家喜欢在境内囤积粮食,那么粮食和黄金都能产生,粮仓、金库都会充实,国家就强大。”商鞅的这种观点其实非常符合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因为当时粮食是制约人口和经济的最主要因素,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是递增的;而黄金是物质资本,难以增值。因此要注重积聚实物而不是金钱,投资人口(通过粮食等实物)是最大的投资。现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还达不到商鞅的学术境界,还在鼓励出口实物以换取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同时民生压力却也在不断增加,老百姓养不起孩子了,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2左右下降到1995年之后的1.2、1.3左右。如果用这些外汇投资于人口,今后的收益将是巨大的。

3、自然资源的国际观。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如今陛下得到昆山的美玉,拥有随侯珠、和氏壁之类宝物,悬挂明月珠,佩带太阿剑,驾乘纤离马,建置翠凤旗,树立灵鼍鼓。这么多的宝贝,秦国不出产一样,而陛下却喜欢它们。倘若一定要秦国出产的东西才可以用,那么就该是夜光玉壁不能装饰宫廷,犀角、象牙制成的器具不能作为玩物,而駃騠好马不能充实宫外的马圈,江南的金锡不能使用,西蜀的丹青不能绘画。因此,物品中不出产在秦国,而可值得宝贵的很多。”就是说,即使像秦国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有很多东西不能自足,需要通过贸易等途径从其他六国获得。现在美国人均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很多资源仍然以来进口。而现在中国很多人口学家却以资源不足为理由而要求减少人口。

4、积极应对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矛盾。商鞅注意到了“人地矛盾”,但是他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这一矛盾。他认为,“民胜地务开”。就是说,人口多土地少的时候就应当“开”以提供足够的粮食。这里的“开”有多种方式,比如秦国修建都江堰和郑国渠,使得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成为秦国的粮仓。其中郑国渠“收皆亩一钟”。一钟为六石四斗,比当时黄河中游一般亩产一石半,要高许多倍。而中国一些人口学家却主张采取用“减少人口”的消极的方法来应对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通过科技进步来提高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

5、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口资源。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因此商鞅鼓励人们耕种,一方面利用了土地资源,一方面利用了人口资源,通过人的劳动,将土地和人口资源都变为国力。商鞅的这一观点与管子、墨子的观点一致。管子认为,“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治,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正,命日武满。三满而不止,国非其国也”(地大而不耕,叫作“地满”;人多而不加利用,叫作“人满”;兵威而不正,叫作“武满” 。不制止这“三满”,国家也就不能保有了)。墨子认为,缺少人口耕种的土地,只是一种得不到收获的“虚地”,要生产出足够的衣食必须用“力”(劳动),而“力”则来自劳动人口。所以,贤明的统治者应当使国家富、人口多,“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墨子•节葬下》)。现在中国很多学者却反其道而行之,看到中国“人多”,不积极利用人口资源,而认为是“人满为患”,希望减少人口。中国现在人口和土地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是“人满”,一方面是“地满”(土地无人耕种,工厂缺人干活,出现民工荒)。

5、人口流动意味着实力的流动。商鞅说:“地胜其民者事徕”。商鞅认为,移民可增强我方的实力而削弱敌方的实力,因此鼓励移民。商鞅的这一观点应该是受孔子的观点的影响。孔子认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而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的一些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却提议要限制人口流入;他们却不知道,北京、上海等地生育率只有0.7,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1/3,如果不移民的话,这些地区的经济不用20年就会崩溃。湖南、四川、重庆等人领导则是鼓励民众到沿海打工;他们却不知道,现在人口流动几乎是有去无回,今后谁来建设湖南、四川、重庆?

6、缩小贫富差别。商鞅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缩小贫富差别有利于理顺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有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更有利于普通百姓生儿育女。如果贫富差别过大,富人不愿意生孩子(这是人口学规律),穷人养不起孩子。

7、消费要适度,防止超前。商鞅提出要“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使其价格上涨到原先的十倍,这样商贾之人就会减少,农民就不会过度地饮酒作乐,官吏们也不会沉醉于吃喝玩乐之中。当时酒肉是奢侈品,需要耗费大量粮食。如果大量生产酒肉的话,会影响很多人的口粮,人口无法增殖。现在,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这是第一消费。必须在保证这个第一消费前提下才发展其他的消费。无序的其他需求挤压了对人口再生产的投入,比如以2008年的消费能力如果追求2050年的消费,必然降低养育孩子的能力。

8、百家争鸣。凡事都有个度,过犹不及。商鞅的战时经济学在135年之内将弱秦变为强国并最终统一中国,但其不讲以德服人而以严刑酷法维系其统治的思路又播下了得天下后“二世而亡”的种子。秦国过分崇尚行政权力、军事征服,“仁义不施”,方式粗暴,强硬推行,刚性有余,弹性不足。商鞅本人也是其变法的受害者,商鞅以峻法严刑积怨甚多,其靠山秦孝公一死,秦惠文王派人去逮捕他,他被迫逃跑,想住旅店,但旅店的主人不敢让他住店,因为这是商鞅本人的命令,由于无人敢收留他,最后落得个五马分尸的下场。大雨使陈胜、吴广在内的900名戍边的壮丁耽误了行期,按照秦法,误期当斩,无奈之下,揭开了反秦的序幕。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但是秦国统一中国之后,法家独强,焚书坑儒,“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文化的发展。汉朝再度实现统一后,继承了秦政中有益部分,又以道、法并用,王道、霸道兼行,才赢得一段稳定发展期。但是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明大倒退。中国至今没有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繁荣。如果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用法家立柱,道家盖顶,儒家砌墙,墨家等装修,那么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必将更加辉煌。

   易富贤博客:http://vip.bokee.com/name/fuxianyi,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易富贤文集:http://guancha.gmw.cn/author.aspx?id=265。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忧思录

苏铁山

    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怀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对祖国人民深深的爱对祖国前途深深的忧虑,谨写此文。
 

一、纪念碑前的沉思

    革命是一项崇高但代价昂贵的事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基于几千万人的牺牲,经过几代革命志士和亿万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才获得的。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用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因此,在中国人民的圣地--天安门广场的中央,在高耸入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才有毛泽东满怀激情的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这些先烈们共同的崇高信仰。先烈们为了这个信仰,个人的一切以至生命都可以舍弃。面对着这样的伟大、崇高和壮丽,任何个人和小团体的私利,任何似是而非的权威都是渺小的!

二、中国又到了历史的关头

列宁告诉我们:'革命是在被统治阶级不能再按原样生活下去和统治阶级不能再按原样统治下去的时候发生的。'而历史告诉我们:历史是在不能循着原有的发展轨迹发展下去才会发生转折的,这就是历史的关头。满清末年,宫廷昏庸,吏治腐败,民不聊生。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地入侵中国,迫使软弱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落后的、封建的中国变成了更加黑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国初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军阀混战。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日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了。

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关头。在这个历史的关头,中华民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进而历史和人民又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作为世纪伟人已完成了他辉煌的历史使命。

历史又前进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巨大挫折,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资本主义复辟了。在国内和国外,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的前途。是靠社会主义救中国,还是靠资本主义救中国,已经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之争。在当今中国,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宣传着、赞美着、营造着、强化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个社会的基本面貌是由它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和人民的幸福,与他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它设计和选择的政治经济制度密切相关。在今日的中国,'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看来,中国的历史又前进到了它的一个关头。这一次,历史和人民将选择谁?!

八、国情决定道路选择

鲁迅先生说:“人活在世上,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十二亿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问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华民族面前的共同问题。今日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必须遵循一定的意识形态原则去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是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什么?一是人口太多,二是资源太少,三是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狭小,基本条件异常严峻,四是虎狼在侧。

这四个基本国情在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候就存在。在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也存在。历史前进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今日的中国来说,这四个基本国情仍然存在,只是在内容上有了一些变化和发展。孙中山试图用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法解决旧中国的问题,他没有成功。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而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旧中国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成功了。 毛泽东为什么成功?就是因为他太了解中国,把中国的问题研究透了。他知道,必须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而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方法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才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这个历史的结论是中国的近现代史反复证明了的。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有一部分中国人似乎忘记了这个历史的结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应该进行资本主义补课”等等,就是他们的政治观点。 这些人竟是如此地健忘,竟是如此地分不清大是大非,竟是如此地搞不清中国的根本利益,也即是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才能获得真正的保障!

这使人不能不感叹!这使人不能不想起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的一段话:“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是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是异常沉重的,然而所得却往往很小。当代的中国人难道把付出了几千万人牺牲的代价,这个“只是一小块”的所得,也忘记了吗?!

一个社会的问题千头万绪,说到底,决定它性质的只有三点,就是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和经济运行方式。这三点也构成了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所谓政治经济制度是否适合国情,实际上,主要就是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和经济运行方式是否适合国情。国情决定政策,正确的政策产生的前提是对基本国情的全面了解和深刻把握。对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已有很多的统计资料和专论。笔者在这里仅例举部分数据和事实作为佐证,以说明笔者下面的一些观点。

1.我国人口、粮食、耕地、水、矿产资源的简单情况。

中国现有12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中国庞大的人口对食物的供给形成长久的压力。“吃饭问题”将始终是中国的第一难题。 中国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是非常艰难的。据测算,目前我国粮食年均需求为5200亿公斤,而1990年至1995年的粮食产量却一直徘徊在4500亿公斤左右,每年缺口均达700亿公斤左右。

我国粮食生产增长潜力有限。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8年,粮食年均增长96.5亿公斤;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平均增长仅52.5亿公斤;从1978年至1984年年增长最高为171亿公斤;从1984年至1993年年平均增长回落到54.5亿公斤。我国1990年粮食总产量为4450亿公斤,1995年达到4550亿公斤,5年年均增长仅20亿公斤。因此实现“九五”计划的2000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900-5000亿公斤的目标,
需要从96年起每年增产粮食70-90亿公斤,这是相当困难的。

中国过剩人口造成大量人力资源闲置,造成大量城乡剩余劳动力和失业人口。据专家计算,1988年我国农业生产性劳动系数为56.2%,剩余劳动率为43.8%,剩余劳动力约为1.4亿左右。另据专家计算,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为2亿左右,在城镇、工矿企事业单位在岗冗员约3000万左右。另据估算,城镇实际失业人口已达3000万左右。另据测算,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2亿。

我国人口文化素质低下。据统计,文盲、半文盲等低文化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文盲、半文盲约1.8亿人,仅有小学文化程度者为4.2亿人,这两者合计占总人口(12岁以上)的52.9%。

据最新统计,我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为20亿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4.1%。我国人均占有耕地仅为1.68亩,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我国耕地质量较差,在20亿亩中,旱地“望天田”占60%,灌溉水田和水浇地仅占40%。我国现有耕地的2/3是中低产田,其产量比高产田至少低40%以上。我国耕地的有机质含量平均只有1.5%,远远低于欧美国家2.5%-4%的平均水平。近年来我国耕地总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一直在减少。“八五”期间,我国人口每年增加1300万人,而耕地每年减少500多万亩。总之,人多、地少、地差将是长期困扰我国的基本问题。

我国的淡水资源严重短缺。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仅有23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居世界第109位,是联合国列出的13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我国每年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城市缺水60亿立方米,预计到2000年我国每年至少缺水600亿立方米。目前全国有18个省(市、区)人均占有水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9个省(市、区)人均占有水量仅有500立方米,而联合国机构认为占有2000立方米就处于严重缺水的边缘。我国现有600多个城市中有300多个缺水,108个严重缺水。

我国是一个矿产资源的大国,又是一个人均矿产资源的小国。我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现已发现矿种168种,有151种探明了储量,其中煤、钒、钛、铅、锌、钼、钨、锂等20余种重要矿产储量位居世界前列。我国45种重要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仅次于前苏联、美国,位居世界第三。然而,我国人均矿产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名列第80位(比如石油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8)。我国45种最主要的矿产资源中,到本世纪末已有十余种不能满足需要;到了21世纪很快将有20余种不能满足需要;到2020年前后,将仅有煤、钼、稀土等少量矿种能满足需要,其余的矿产资源(包括铁、石油等最重要的矿产资源在内)均不能满足需要。

2.我国的人口已超过我国国土及其资源生态系统的最大承载能力。

有专家认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及其资源生态系统最大的负荷能力约为7亿人口,另有专家最乐观的估计为16亿人口。从几十年、几百年以至几千年的历史发展看,中国广大的华北、西北地区的植被、生态状况是在逐渐的恶化,而沙漠化、荒漠化却在逐渐推进。在广大的黄土高原,如河北、山西、内蒙、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区,在历史上曾经都有广阔的森林覆盖,而今很多地方却变为不毛之地。在广大的新疆、青海、河西走廊地区,历史上曾经多有林木繁茂、水草丰美之地,而如今却是黄沙滚滚。塔里木河消失了,罗布泊消失了,娄兰古城消失了……青海湖等许多内陆湖正在逐渐缩小,敦煌等西北、华北古城正在逐渐地被黄沙吞没。而北京、天津、沈阳等大中城市正处在荒漠化的前沿。

据统计,我国受荒漠化影响的区域以每年20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大,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近四亿,每年造成损失540亿元。目前全国有1300万公顷农田受到荒漠化的危害,耕地退化率超过40%,草地退化率达56.5%以上。

以上严重问题的形成,固然有气候、地质变化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为的破坏。自古以来延续至今的过度砍伐、过度耕种、过度放牧,以及战争破坏等人为因素造成了上述严重后果。

当然,上述人为破坏的主要原因是生存问题。然而,生存问题一旦超过了自然系统承载的极限,其后果就是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的灾难。以上自然植被、生态逐渐恶化的历史演进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直至现代,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为解决当时一定数量的人口的生存问题而从事的生产活动和战争,均造成了自然环境、植被和生态的破坏。如果,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有的时期的人口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对于他赖以生存的资源生态系统来说就已经是超负荷的,那么,今天中国的12亿人口对于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及其资源生态系统来说,就更是超负荷的。

3.虎狼在侧是我国国际环境的主要危险。

从19世纪到20世纪,从满清末年到民国时期,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今天,这一百几十年的历史记载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策”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粗略划分,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9年中美建交前;第三时期从1979年中美建交后到现在。

第一时期。从1848年英帝国主义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56年英法帝国主义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884年法帝国主义发动“中法战争”,到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甲午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长达14年的全面侵华战争,到1946年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蒋介石集团出人,替美帝国主义打的三年全面内战,这百年的历史,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联绵不断,清楚地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一时期主要是采用军事征服的手段实现其瓜分中国或独占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野心。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策”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军事上的侵略征服,实现其政治上压迫奴役和经济上掠夺剥削的目的。

第二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先是企图用侵朝战争扩大升级的军事手段颠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未达目的后,便转而采用军事上包围、威胁,政治上孤立遏制、颠覆,经济上封锁、打击的政策。在这一时期,美帝国主义成立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支持西藏叛乱和民族分裂势力,支持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派遣特务刺探情报、骚扰破坏,派遣第七舰队上千次的侵略我国的领海、领空,发动针对中国的侵越战争,多次进行武装挑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不承认主义,排斥中国进入国际社会(联合国、奥运会、世贸组织等)等等。在这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把中国作为敌国,实行冷战(军事上包围,政治上孤立、颠覆,经济上封锁)为主,辅以“热战”的政策,其目的一直是妄图扼杀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三时期。在第二时期的对华政策不能实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战略意图的情况下,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3年中美互设联络处,1979年中美建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便逐渐进入了以“和平演变”策略为主的第三时期。

在军事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仍对我国保持包围态势,实行军事威胁,支持台独势力,妄图阻止两岸统一。 在政治上则散布中国威胁论,支持台独、西藏分裂、民族分裂势力和“民运”分子。并以民主、人权、自由的卫道士自居,攻击我国政治不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同时大力向我国灌输多党政治、议会民主的思想,意图迫使和诱导我国的“改革”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实行“西化”、“分化”,最终走上西方政治体制的道路。

在经济上,一方面通过所谓学者、专家的经济理论,历数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弊端,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私有制是最合理的、能带来最大经济效益的体制,极力推动我国的私有化、市场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则放手让美国的饮料(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香烟(如万宝路、三五)、快餐业(如肯德基、麦当劳)、化妆品等轻工产品和计算机、汽车、飞机等高附加值产品大举进入和占领中国市场,牟取高额利润,同时采取种种手段阻止我国“复关”,加入“世贸组织”,压迫我国对外全面放开市场、取消关税保护,意图全面占领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全面挤垮我国的民族工业。

在意识形态、文化上,则通过影视、书刊等各种渠道向我国灌输反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享乐至上的思想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促使整个社会,特别是执政层蜕化、腐化,意图消蚀、软化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团结奋斗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的精神。冷静观察,半个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为了维护和强化其全球的政治、经济利益和霸主地位,是决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取得足以与其相抗衡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早在1944年美国著名战略家斯皮克曼就曾指出:“美国战后在东亚主要课题是明确的:在美国的安全形势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关注由谁来控制欧亚边缘区的问题。必须警惕未来形成的一个强大统一集权的中国。警惕它获得能力把它的势力影响扩张到西太平洋沿岸,但只要中国统一还未完成,中国就难以构成这种威胁。所以在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在远东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必须防范中国成为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见斯皮克曼《民主与和平的地理学》)

斯皮克曼的这一思想代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几十年来对华战略的主导思想。这一思想贯穿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全部的对华政策和对华实践之中。 打击中国、削弱中国、遏制中国、分裂中国、阻止中国的统一和强大,将中国在政治上“西化”,在经济上变为“附属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政治上维持其称霸地位,在经济上控制和剥削全球的需要。

上面例举的事实、数据和国际环境的一些情况,仅仅是我国基本国情存在大量危险、危机和问题的一部分,还有诸如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土壤侵蚀、自然灾害加重等等问题并未涉及。然而,仅就涉及的问题看,我国人民今天的生存和未来的发展所面临的条件均是十分严峻的。在这样严峻的“先天”条件下,中国人应该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从现实的角度看,公有制为主体、其它所有制为补充,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是适合中国当前的基本国情的。然而,第一,如果对公有制为主体、其它所有制为补充,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政策之所以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不能从理论上给予进一步的阐释,则执行层和社会公众就既不能在认识上真正深化,也不能主动自觉地维护这个正确的政策。第二对公有制为主体、其它所有制为补充、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政策,必须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来给予保证,否则实践上这一政策将会落空。第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赋予科学合理的内容,否则将造成市场经济的优点不能充分体现,弊病不能有效的避免,社会主义的原则不能真正贯彻的局面。

由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而且极不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就不符合中国今天的客观实际。于是才有了公有制为主体、其它所有制为补充,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并引入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正确的政策。然而,中国今天的重要问题已不是继续加大上述的理论和实践突破,而是需要特别强调、公有制为主、按劳分配为主和经济计划为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客观必要性和重要性。

1.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机制上不会自动加大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因此更符合社会公正、公平的要求。反之,私有制和按资分配在机制上却会自动加大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而且这个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又主要是靠剥削和巧取豪夺形成的。因此,私有制和按资分配不符合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平的道义要求。

2.是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实行私有制按资分配为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均由客观条件决定,均体现一种历史的必然。客观地说,美、英、法、德、加等资本主义国家,其远为优越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为它们现行私有制按资分配为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发展的余地。而中国则不然,中国选择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仅仅是出于道义的原因,绝不仅仅是为了社会公平的实现,而是中国严峻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本文前面已例举了我国基本国情存在的大量危机和问题。正是这些危机和问题以及本文未涉及的其它大量的危机和问题构成了中国今天制度选择的制约因素。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仅例举我国1995年生产的部分产品的人均情况:粮食387.5公斤,棉花3.75公斤,油料18.75公斤,电833度,原煤1.08吨,原油124公斤,钢78公斤,乙烯2公斤,化肥19.5公斤,化纤2.41公斤,汽车千分之一辆,彩色电视机1.6%台。

十分明显,这些产品的人均数量是很低的,而且这些产品的绝大部分还是原料和动力,并不能直接用来消费。中国人今天的生活、生产、国防、外交、科研、基本建设、文教卫生事业、公共事业,以及政府的社会管理等等,总之全部的社会需求都要从所有这些产品(包括未涉及的产品)里面出。可以设想,在作了所有这些必要的社会扣除之后,从实物的角度看,中国的人均水平将是怎样的一种窘迫的状况! 中国今天的资源和生产状况,正象一个收入拮据的大家庭,其生产所得只能进行较为公平的分配,才能维持全体家庭成员很低的生活水平。如果不进行较为公平的分配,而是不断地扩大分配差距,结果就势必造成一部分家庭成员无法生存的局面。

这个比喻说明的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但是,恰恰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决定了中国今天制度选择的一个大道理:中国今天只能选择一个在机制上不扩大分配差距、能有效制约分配差距扩大的制度。这个制度只能是一个不断强化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而对其它所有制(实际上主要是私有制)和其它分配方式(实际上主要是按资分配)实行有效的限制和制约的制度,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因此,在今日的中国,对“其它所有制”和“其它分配方式”就必须在范围上、程度上给予严格的限制,让其在制约下发展,而绝不是无条件地放手、听任甚至创造条件发展“其它所有制”和“其它分配方式”的经济。

3.在我国当前生产力水平较低且极不均衡的情况下,在我国公有制经济客观上不可能解决所有就业人口就业问题的情况下,在我国的技术较落后、资金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其它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是合理的和必要的。这些“其它所有制”经济也确能发挥一些有益的补充作用。然而,目前在我国“其它所有制”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些“其它所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而且是相互矛盾的。这些“其它所有制”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十分明显,这些“其它所有制”经济的过度发展势必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势必威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 因此,从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从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安全的角度,也应对“其它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给予一定的制约。

4.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各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无计划的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正是这两个基本矛盾的发展导致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马克思在设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框架时,正是基于对这两个矛盾的深刻批判,才提出了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的科学设想,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三大基本特征。

市场经济赖以产生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分工,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生则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批判的结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理性设计和理性选择的结果。 因此,计划经济的出现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计划经济的进步性在于:将资本主义各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扩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使人类社会进入了用科学的组织和计划、管理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理性时代。计划经济的进步性还在于:它是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即尽可能满足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样一个正确的生产目的服务的。因此,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有利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资源,从而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在根本上与人类的长远利益相一致。

任何经济体系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计划经济就可能出现计划不科学、不全面、不符合客观实际及缺少竞争、激励、淘汰机制等问题。然而,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对计划经济内容和方法的不断改进逐步加以解决。

目前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我们能够将计划经济的优点和长处与经过改造的市场经济的优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经济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补充的经济运行体制,那么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且也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与人类长远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科学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

5.本文前面在简述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病时写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和容量无限大的市场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最好条件。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和市场的有限性却是一条铁的规律。因此,本来意义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不会有最良好的表现,都不是最佳的经济发展模式。

事实上,在资源短缺、市场狭小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弊病反而更加突出,其所造成的危害反而更加严重。反之,计划经济在面对资源的有限性和市场的有限性这一铁的规律时则可以充分表现其合理性和优越性。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人均资源的小国,其资源状况和生存条件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属于世界上较差国家的行列。在这样宏观条件严峻的情况下,既要保证今天12亿人口的生存、温饱、发展和国家建设各方面的需要,又要兼顾中华民族未来的持续发展,中国只能计划着过紧日子。这个道理,就是中国曾经和现在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或经济计划的根据。

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中国实在是没有条件潇洒地听任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从“改革开放”十几年以来的实践看,那只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给中国吃的苦头还少吗?我们还能继续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交给那只没有经过改造的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吗?因此,我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是经济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结论,绝不是出于对计划经济的偏爱,而是中国严峻的客观条件决定的。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中国严峻的客观条件强迫中国必须选择经济计划为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行文至此,只能实话实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提法是不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的,是不科学的。由于这一提法是一个基础性的理论提法,因此在理论指导的意义上和实践上都是无益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在国家计划为主的情况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补充性作用。

6.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私有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等各种经济类型共处于我国当前的经济体系之中。这些经济类型之间既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存在相互矛盾、相互排斥、利益不相容的关系。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出现的大面积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谁又能说目前国有企业出现的困难与“其它所有制”经济对它的排挤无关。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有责任制定具体的政策,规定各种所有制经济准许进入的产业、行业,及准许其发展的规模,即建立产业、行业准入制度。这个制度的建立,将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各得其所,互不相扰,健康发展。这种政策,绝不是排斥竞争,而是改变竞争的对象和竞争的方式、方法,从而有利于消除经济领域腐败的一个根源,从而更有利于技术进步,质量、管理水平和效益的提高。

7.市场作为一种无形的资源,在中国和世界都是有限的。而我国的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却只能依靠这个有限的国内市场和有限的国外市场生存。尽管这两个市场都可以逐渐扩大,但终究是十分有限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利益,为了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优点和长处,并避其所短,为了协调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也为了兼顾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利益和发展,有必要合理地划分市场、分配市场,实行市场准入制度。这个市场准入制度和前面谈到的产业、行业准入制度、实际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谈到的同一个制度。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大量矛盾、问题和弊病看,设立产业、行业的市场准入制度将有效地规范企业的经济行为,促进市场运行的有序化,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8.“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分配原则,也是当前最重要的基本政策。“按劳分配”的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最能体现社会公平。“按劳分配”原则的认真贯彻和执行,将对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质量、经济效益的提高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总之,“按劳分配”既是“公平”的,又是有“效率”的。

然而当今社会的主要倾向实际是忽略按劳分配原则的认真贯彻和执行,反而对“按资分配”特别热衷和关注。 如今颇为流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实际上把“效率”和“公平”对立起来,似乎要“效率”就必然牺牲“公平”,要“公平”就必然牺牲“效率”。或者是不要“公平”就有“效率”,不要“效率”就有“公平”。照此逻辑,我们知道,公有制是“公平”的,按劳分配也是“公平”的,要“公平就必然牺牲“效率”,实际上是说,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没有“率”的。反过来说,私有制是不公平的,按资分配也是不公平的,不要“公平”就有“效率”,实际上是说,私有制和按资分配是有“效率”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把“效率”放在优先的地位。按照上述逻辑,其真实的含义实际是说,既然私有制和按资分配是不公平但有“效率”的,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公平但没有“效率”的,那么,私有制和按资分配自然应该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十分明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的真实含义违背了公有制和按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原则,也根本不符合客观的实际,因此是错误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隐匿了自己的真实含义,因此蒙骗了一些人,包括部分领导同志,这是令人遗憾的。

9.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内含着社会拥有生产资料、社会管理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含义。在当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的这个社会“拥有”和社会“管理”只能通过国家(政府)来实现。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个社会“拥有”和社会“管理”正是对私人“拥有”和私人“管理”批判的结果,它与计划经济的出现一样都是历史进步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简政放权”、“放权让利”、“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等理论的传播和深入,社会却呈现出“逆向”发展的趋势。这个趋势目前已造成了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的严重弱化。近些年来,我国经济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混乱现象,与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被严重削弱密切相关。本文前面例举的,由于市场利益驱动而造成的乱上项目、盲目投资、产业趋同、滥捕滥捞、假冒伪劣、走私贩私等等严重问题都是迷信市场“看不见的手”自伤“看得见的手”,即自伤国家管理计划的职能,所必然造成的恶果。

1996年12月4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指出,我国近几年经济领域出现了“大而全”、“小而全”,“盲目上项目、铺摊子、重复投资、重复引进、重复建设”;“导致了经济结构严重失调,重工过重,轻工过轻;加工工业过‘长’,基础工业过‘短’,原材料、粗加工、初级产品比重过大,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档次产品的比重过小;大型企业过少,集中度过低,小型企业过多、过散、生产能力过小”,及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非常严重,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达90%以上等等极不正常、极不健康的情况。令人遗憾的是,该文对造成上述严重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未能一针见血地点明。

无庸讳言,上述严重问题的出现,正是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被严重削弱,放弃本应保留的经济计划,任由盲目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造成的。因此,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我国必须重新强化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必须坚定地走经济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

10.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根本的原因都是经济原因,都是经济利益的争夺导致的“热战”。“热战”结束后,世界逐渐进入美、苏两大集团对抗的“冷战”时期。“冷战”时期的对抗是政治的对抗,更是经济的对抗,是国家、民族、集团的根本经济利益的对抗。“苏、东”解体后,有人说“冷战”结束了。其实不然,“冷战”并未结束,而是变换了方式和内容,仍在继续着。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斗争,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球展开,不过它目前的主要表现是“冷”的经济战,它的次要表现是政治经济目的都十分明确的局部“热战”。

    中国正是在本文前面简述的“虎狼在侧的国际环境”和上述的大背景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面对世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友谊和合作。然而,针对中国的“经济战”却早已悄然拉开了序幕,在广阔的范围内展开了。例如:

①据统计,1995年我国2/3以上的彩色胶卷市场和4/5以上的相纸市场被外国产品所占领。1995年,报关进口的彩色胶卷为1200万卷,相纸为1100万平方米,而市场实际销售的彩色胶卷为7700万卷,相纸为5100万平方米,走私货竟占65%。
②据统计,1995年我国走私进口的糖高达200-300万吨,占国内市场的1/3。
③据统计,1994年我国进口药品高达71632万美元,占我国医药市场的22%。另“三资”企业的医药产品又占我国医药市场的13%。
④据统计,1995年我国啤酒产量达1500万吨,合资啤酒已占20%,其产量还在迅速扩大。
⑤据统计,1995年经海关正常进口的彩色电视机只有54.9万台,而走私进口的彩电竟高达500万台。
⑥据统计,目前合资企业生产的洗衣粉已占有3/4的国内市场。
⑦据统计,“顶新国际集团”的“康师傅”方便面年产量已达50亿包,已占有普通方便面市场的23%,中高档方便市场的48%。此外,“美厨”等外来品牌也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目前市场上已难见国产方便面的踪影。
⑧据统计,到1995年底止,我国的“三资”医药企业已达1500家。据北京市卫生局调查,北京一些医院使用“三资”企业生产及进口药品已达98%以上。
⑨据统计,目前“三资”企业已占有我国市场的份额为:电子20%,化妆品34%,饮料39.7%。

    上述情况已使我国电子工业、彩电工业、彩色胶卷工业、医药工业、饮料工业、啤酒工业、洗衣粉工业、方便面工业、化妆品工业等遭受沉重打击。然而,上述情况仅是冰山之一角,全面情况则更为严重。的确,“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然而自拆关隘、引狼入室也绝对不是“改革开放”的初衷。诚然,“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就要付出一些代价,就要让渡一些国内市场”,然而,如此门户洞开,“走私”竟闹到几百万吨、几百万台的规模,“三资”企业抢占我国高盈利行业竟如此畅行无阻,也绝对不是“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目的。一个民族的悲剧在于,当危险正在降临时,他却在睡梦当中。

这场针对中国的“经济战”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当代对华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挤垮中国的民族工业,占领中国的市场,剥削中国的劳工,掠夺中国的资源,最终实现拆解中国,彻底粉碎中国成为现代工业强国的一切可能,将中国变为西方列强的附属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劳动力和资源的供给国。 这绝非危言耸听。面对如此严峻险恶的局面,中国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集中的办法。就是利益主体是相对单一的,国家是代表全民的、集中的、最大的利益主体。非公有制经济处于绝对次要的从属地位。经济运行实行国家计划为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集中人力、物力和其它各种资源、共同建设国家,统一对外,实行有效的市场保护,粉碎列强针对中国的“冷”经济战和可能发生的“热”战。立统一强大的中华民族于世界。这套办法就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就是公有制、按劳分配、经济计划为主,并居于统治地位的办法。

第二种选择是分散的办法。就是社会所有制多元化、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逐渐衰落、逐渐丧失其主导、主体地位。社会利益分散、资源分散。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让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中自谋出路、自谋生路。这套办法必然形成各利益主体只顾自身利益、而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局面。这套办法,绝无可能一致对外,实行有效的市场保护,也无可能保护民族工业,最终将使西方列强针对中国的经济战大获成功。无庸讳言,这套办法的实质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办法,但它却建不成资本主义的强大国家,只会使中国分裂,并沦为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附属国。

行文至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西方列强的学者和政治家们为什么如此热心地鼓励中国推进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

结束语

自古言政者的命运多坎坷。作为一个平常之人,谁对生命和幸福不是深深眷恋呢?然而既然选择了追求真理的道路,就要准备为此付出。我将本文和自己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历史。古人云:“托体同山河”,我没有这个境界,但我景仰和追求崇高。 如果本文的一些观点和思考最终能有益于国家和人民,这对笔者已经足够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