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由于忙于其他事务,有很长时间没有更新网页内容,十分抱歉!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如火如荼地上演着,中国人开始震惊和反思。最令人震惊的是外汇当局不声不响地购买了3700多亿美元的美国“两房”债券,这种海外投资行为曾经找谁商量过?是经过人大会议批准的吗?还是征求过专家的意见?谁都不知道,甚至连新闻媒体都没有报道一则消息,就将这么大一笔钱扔向海外。我们政府的决策怎么能这么不透明?这么轻率?是谁赋予了政府有关部门胆敢如此包办国家重大事务?这四千多亿美元的海外投资损失了怎么办?责任由谁来承担?最近三鹿奶粉事件已经导致国家质检局长等人辞职,难道比这损失更大的海外投资责任者可以逍遥法外吗?中国政府必须行动起来了,向社会予以说明情况。各个行业都已经实行了责任制,难道最重大的国家海外投资不需要实行责任制吗?由此问题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制度方面存在多大漏洞!再不纠正就要亡党亡国了。]

美国金融危机将引起全球化的退潮

国家主权资金能随便出入国门吗?

中国要追究在美巨大投资失误的责任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9月23日

目录

何帆:《美国金融危机将引起全球化的退潮》

孙立堂:《从许霆事件又到三鹿奶粉 ----兼论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李众敏:《在正确的时机和方向刺激经济》

仲大军:《国家主权资金能随便出入国门吗?》

仲大军:《中国是如何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余永定:《中国当前的内外部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前瞻》

杨芳洲:《要储备委员会不要中投公司----评中投600亿美元为日本救市 》

交行董事长蒋超良:《外资参股国内金融权限不应再放宽》

美报﹕《人行缺钱 须财政部注资》

外部报道:《中投公司背后的政治丑闻 》

刘梦熊:《质问中国财政金融管理当局有关拍板人》

党爱民:《两亿农民工击垮美国》

《中国油价实际上是美国的7倍,世界最高!》

黄卫东:《评林毅夫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些错误观点》

芮效俭:《美国次贷危机减轻了中国压力----从中美政治关系来看美国次贷危机是好事》

Lynn Walsh:《全球经济投机活动的泛滥》

张宏良:《掀起新世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黄纪苏:《市场社会的样板人——近三十年大众文化推出的人格类型》

杭州 薛正余:《食品安全刻不容缓》

广州 张治金:《公民基本生活保障法草案》(公民建议稿)

《邹东涛在《发展和改革蓝皮书》绪论中流露的无奈》

叶永烈:《关于《真实的朝鲜》被禁,六十年来好江山,可惜有人不让说》

王希哲:《胡锦涛不可回避毒奶背后的制度问题》

 张五常:《平生没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腐败哪有那么严重》

徐景安:《普世性是衡量文化先进性的标准---评司马南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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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26 15:33:3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 08065 - 美国金融危机将引起全球化的退潮

美国金融危机将引起全球化的退潮

何帆

Sept. 26, 2008

Hhefancass@gmail.comH

    美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再次显示,繁荣和衰退的轮回是资本主义无法逃避的宿命。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尽管经历了网络泡沫的崩溃、“9.11”袭击、安然事件等冲击,但美国经济始终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新兴的发展中大国迅速崛起、出口能源和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大幅度增加。回顾历史,那是全球化高歌前行的黄金时期。但是,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化将受到严重挫折,并经历一次巨大的退潮。

     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的时期。美国的金融危机由房地产市场上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为导火索,随后,一张张多米诺骨牌陆续倒掉。一批批对冲基金倒掉了。五大投资银行已经倒掉了三个,剩下的摩根斯坦利和高盛也做了“变性手术”,变身为“银行控股公司”。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被政府收购。加州等地的大批地方中小银行濒临倒闭。美国国会即将推出7000亿美元的救助方案救市,动用的金额相当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费用总和。尽管坏消息不断传来,但最寒冷的冬天尚未到来。尽管华尔街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美国股票市场仍然只是小幅下调。当次贷危机演变为信贷危机之后,金融体系的瓦解必会对企业的正常运转带来冲击。企业的资金压力将更加紧张,最终会引发股市的进一步下挫。当楼市和股市双双跳水之后,居民的财富会大大缩水,消费不得不缩减。当消费出现了下降,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就会熄火。在这个相互依存的时代,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或缓慢增长之后,欧洲、日本会步其后尘,东亚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

    中国融入全球化恰恰是在过去10多年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打开国门,恰逢美国实行低利率的时期,全球金融市场上流动性充裕,大量外资涌入中国;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尽管也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得益于国际分工深化,中国的出口却开始不断增长;中国在加入WTO之前曾非常担心“狼来了”,但这次我们的运气又是非常之好,全球经济一片红火,带动了中国的出口迅猛增长。正是借助良好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的改革才真正唤醒了经济的活力。

    中国从全球化获益良多,如果说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那么中国很可能就是第二大受益者。引进外资使得国内企业找到了学习和模仿的标杆,缩短了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摸索期。出口部门的扩张为上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工作的机会。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但不畏强敌的中国企业正是在和对手的激烈竞争之中脱颖而出,成长为受人尊重的新兴全球企业。全球化启迪了我们的思想,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中国文化素来有开放的胸襟,沐浴来自四面八方的清新之风,中国人创新和创业的热情熊熊燃烧起来。

    但是,成功之中孕育着危机。由于我们过分追求出口和引进外资,使得中国的国际收支呈现出独特的“双顺差”格局。我们不仅有巨额的贸易顺差,还有巨额的资本帐户顺差,结果是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到今天已经将近2万亿美元。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处于进退两难的“人质”地位。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这些美元资产均有进一步缩水的可能性。中国持有数千亿美元的机构债,这些资产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中国还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但由于其他市场萎靡不振,投资者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导致其收益率不断下降,考虑到美国国会救市方案的资金来源还会来自增发国债,国债的收益率还将继续下降,中国的外汇投资面临持续缩水的尴尬局面。一个人均收入排名在100名之后的穷国,却在为一个富国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这是我们坚持过去错误的发展模式酿成的苦果。

    美国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必然波及到中国的出口。自从2007年年中到现在,出口部门已经频频告急:进口成本大幅飙升、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展望未来,出口部门的前景将更加黯淡。在艰难的时候,那些最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熬过寒冬,并看到更明媚的春天。这将是一个出口部门产业重组的时机,优胜劣汰,我们有信心看到,一批更加强悍的中国的全球性企业将在危机之后破茧而生。但是,还要看到的是,大批的缺乏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将哀鸿遍野。要不要救这些企业?关键在于如何去救。海啸即将登陆,因此我们应该让这些企业离开险境,离得越早越好,离得越远越好。如果一味的坚持过去的发展模式,仍然试图去扶助这些企业,实际是在贻误转型的时机。

    美国金融危机将带来全球化的退潮,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及早应对。过去,我们对基础设施投资太多,但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我们的制造业发展日新月异,但服务业却沉疴不起;我们的储蓄居高不下,但国内消费却迟迟难以启动;我们长于占领国际市场,却拙于推动国内竞争;种种隐患,在高速增长时期可能被暂时掩盖,在外部环境日益恶化的时候,问题将被醒目的暴露。中国的全球化之旅刚到中途,但我们已经变得比启航的时候更加清醒:太平洋上不太平,全球化的风暴可以使航船倾覆。寻找新的航线,绕过危险的暗礁,才能到达我们光荣的终点。

 

发件人:<mr_sun@sina.com>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25 23:43:1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从许霆事件又到三鹿奶粉》

从许霆事件又到三鹿奶粉

------ 兼论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山东济南  孙立堂

2008年9月26日

    [作者按] 这是笔者前一段时间写的一篇东西,题目是《从许霆事件说起》,因为时间延误了就没有发表,本来以为可以按下不表。但是,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使我又找到了这篇东西,想想还是发表吧,就将题目加了几个字,《从许霆事件又到三鹿奶粉》,内容没有变化。

    极为可悲的是,《从许霆事件说起》所抨击的对象主要是拥有权力的大大小小官员,可是,《从许霆事件又到三鹿奶粉》则涉及到了上十上百万养牛的农民兄弟,这些农民兄弟为了多得一些钱,在牛奶里加上了一种叫三聚氰胺的东西,这就酿成了惊天大祸,造成了无数的、可怜的、无妈妈奶可吃的婴幼儿们的人为病患,使这些家庭里的宠儿们面临死亡的威胁,虽然有的医学专家说这些婴幼儿们不会因此而染上终生的疾病。

    祸患并没有到此为止,三聚氰胺奶粉由河北省迅速的扩展到了周边的省以及我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迅速蔓延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祸患到此还没有为止,又从三聚氰胺奶粉扩展到了其他的含有奶类物质的食品,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卖场将许多产自中国的这类食物纷纷下架;祸患也引起了外国政府的注意,欧盟委员会负责健康和消费者保障的官员马德琳说,外国消费者都在观望毒奶粉事件的进展,他也期望中国方面能够有个交待。据中评社香港9月13日电,世界卫生组织正监察事态发展。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所展现出来的主题,与许霆ATM机取款事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人们对获取财富途径的辨识”。笔者在文章里写到:“许霆事件的复杂,并不是案情的复杂,是所涉及的道德层面的复杂,折射出来的实际是人们的道德沦丧,是中华民族现时道德沦丧的一个典型案例”。而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极为不幸的将笔者的这个观点在这么大的范围内证明得淋漓尽致,其直接代价和社会成本以及国际影响也是极为触目惊心。国人们为了能够得到金钱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已经在所不惜了,真是可悲可叹!

    笔者呼吁,一是在制度上对涉及国人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物建立逐级独立的、国家级的食品药物检验中心,负责对凡是入人口的东西都要进行独立的检验报告和定期公布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危害人身健康的问题,确保中华民族的健康。这是各级政府的责任所在,也是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二是在思想道德上进行正本清源,花大的力气来解决社会弥漫着的财富道德沦丧问题,正视人们获取财富的正当途径,对“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论断重新进行诠释,在舆论导向上争取彻底的扭转过来,纠正人们在获取财富途径上的极端错误观念。这势必是一项十分浩大、十分漫长的社会工程,因为,人们绝不会对唾手可得的财富轻易撒手,也不会对已经深入人心的观念意识简单扔掉,一定会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转变过程。

    但是,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未知数,可是,如果不能及早地解决这个问题,则一定会继续发生和继续出现比许霆事件和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更为严重的事件,这一定也是毫无疑问的!

    2008年对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岁月。因年初南方雪灾和五月汶川大地震所展现出来的人性的美,整个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整个民族表现出来的人心所向,向世界充分传递了中华民族的力量,这也许是解决全社会弥漫着的财富道德沦丧问题的力量源泉和人们的道德底线。如何唤起和发挥这份力量,如何守住和提升这根底线则是决策者要运筹帷幄的。

    (作者按写于2008年9月25日神七升空日)

    广州发生的许霆ATM机取款事件,在中国法律和法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一起是非分明的案件竟被搅和的面目全非,众说纷纭。这一小案,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人们对获取财富途径的辨识。

    依笔者来看,许霆是一个道德上的罪犯,他明明知道他自己的存折里并没有这么多钱,他却把不是属于自己的钱,在ATM机上分171笔共计提出17.5万元,并且潜逃多日人不归钱亦不归。但是从法理角度看,许霆使用许霆自己的银行卡片、用许霆自己设定的密码、在许霆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提款,似乎没有违反法律,也不属于盗窃行为。在许霆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提款盗的谁的窃乎。

    ATM机就是银行,这里是银行的不当:银行自己自愿的把钱不当地放在了许霆的账户里,并不是许霆把银行的钱盗窃进了许霆自己的账户里,许霆并没有擅自侵入银行网络系统的行为;这里是银行的不作为:银行没有及时发现并及时纠正银行自己犯下的错误,即使是许霆在银行的一个ATM机上分171笔共计提出17.5万元的巨额资金,时间长达数个小时,银行的昼夜值班保安、银行的强大网络系统、银行的敏锐预警或者警戒系统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在事情发生50多个小时以后银行才终于发现了错误,这充分的证明了银行的极端不作为;这里是银行的错误作为:银行侵犯了许霆的私人财产领地,擅自闯入许霆的公民私人财产领地,将本不属于许霆的款项强制放在了许霆的账户之中。

    由于银行的不当、银行的不作为和银行的错误作为,直接导致了许霆能够正常的使用许霆自己本人的卡片、正常的使用许霆自己本人的密码、正常的使用许霆自己本人的银行账户多次正常的提款。

    一个银行的客户正常的用自己的银行卡片用自己的银行密码从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提款,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该客户有权利从属于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提款,只要这个账户里可以提出款来。反而,银行却要提出符合法律程序的充分证据来证明这些钱的归属。当然,如果银行提出了充分的证据,当事人将自动误入自己账户的款项还回去就可以了,并不应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如果许霆没有做出其他的多余情节。

    许霆事件的复杂,并不是案情的复杂,是所涉及的道德层面的复杂,折射出来的实际是人们的道德沦丧,是中华民族现时道德沦丧的一个典型案例。

    自从邓小平先生在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访华代表团时提出“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著名论断以后,中国人经过短短二十多年时间的获取,大多数人的财富都与二十年以前大不相同,很多人的财富令人目眩,相当一个数量人群的财富几可敌国。当然,较之二十年以前的生活质量相比,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天地里,尽管城乡还有很多家庭和个人继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极为可惜的是,与此同时,国人在财富成长的同时,很多人在意识上,也从此不再太去计较财富究竟自己是通过什么途径、通过何种手段获取的。

    中国人获取财富的传统理念以往都是口口相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的老一辈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教育子女儿孙通常都是采用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当时也没有其他外来的媒体和信息渠道更没有多媒体和音频视频之类的工具,每天早晚包括饭桌上炕头地头上树荫下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就是不断的唠唠叨叨的在耳朵根前千叮咛万嘱咐,广泛列举并运用古往今来的、左邻右舍的、远近发生的各种正反两个方面的人证物例来充分说理,要求子女学好人,做好事。这种口口相传的教育方式面对面,气氛和谐,针对性强,适应性高,效果很好,子女也容易听得进去,对教育内容的接受程度高。如果子女们做错了什么一定会讨得长辈们的一顿骂甚至是一顿打,一般的要享用笤帚疙瘩或者烧火棍之类的东西,这也是家庭教育的一种最高形式。当时的社会比较单纯,人们的生活也很清苦,财富的欲望和期望值也很低,心态也平稳,人们对获取财富的途径也有是非明确的界限和约定俗成:君子爱财取自有道,勤劳致富,不贪不义之财,拾金不昧,路不拾遗,诚信做人,保全贞节,讲究仁义廉耻,士不为斗米而折腰,这些朴实的观念深入人心,也深得人心。尽管在二三十年以前中国人实际上没有什么钱财,也非常希望得到钱财,日常生活也非常需要钱财,大多数人们对金钱、对财富是一种纯朴的、和谐的、从容不迫、人人都守得住的社会氛围。实际上,中国人也一直没有更多的获取财富的机会和渠道

    可是,这些年以来,准确的说,自从邓小平先生提出“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论断以来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仅就获取财富的途径来讲,已经官已不官,民亦不民,官民同污,泾渭也不甚分明了。无论是官是民,只要能获取财富,人们也不再去刻意的计较途径了,这也许是人们道德沦丧的悲剧开始。许霆这个典型的人物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成人长大的,虽然许霆的父亲也并不认同许霆的这种ATM机取款行为。

    在国民获得财产的过程中,很多有钱人都会涉及到“第一桶金”的来源难题,还好,许多的商人,在获取了“第一桶金”将钱洗干净以后则选择了正道,即使是一些在集市上曾经造假作弊缺斤少两的市侩小贩在发财之后也有一些人会受到良心的锤炼转而走上正道,演绎着财富的正常线路。

    但是,许多的官员经过“第一桶金”以后品尝到了甜头,体味到权利与金钱的交换竟然如此简单,如此方便而竟一发不可再收,从“第一桶金”到若干桶金。从一个官员的“第一桶金”到若干个官员的“第一桶金”,竞相效尤,以至于到若干个官员的若干桶金。官员们与桶金们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前赴后继的你倒下去他倒下去我也倒下去,你全家倒下去他全家倒下去我全家也倒下去,止也止不住。在不久前召开的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报告指出“2003年至2007年,五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近18万件21万人;已被判决有罪12万人;2007年有罪判决数与立案数的比率比2003年提高了29.9个百分点”;“立案侦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3.5万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近1.4万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完善境内外追逃追赃机制,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4547人,追缴赃款赃物245亿多元”;“积极参与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立案侦查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19963件,涉案金额34.2亿多元”。这一些血淋淋的数字,代表了很多人、特别是党政军警高级干部的财富不归之路。这里面包括曾经极为显贵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一窝上海市高级官员与刘金宝、周正毅夫妇、张荣坤的连锁钱权色交易腐败案,以及搅动了半个中国的福建商人赖昌兴对各级各层官员广泛深入的行贿授贿浸淫物欲而酿成的走私腐败大案,只要这类贪得无厌的官员和无孔不入的商人同时存在,就会继续演绎着黑色、灰色、黄色、血色、白色的财富不归路。

    这些年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和法律现象就是,“官员”,准确的说,只要是手中掌管权力的人,不管是什么权利,也不管这个权力有多么大或者有多么多小,“大小是个官,强似卖水烟”,就有可能把权力换成财富。与此同比,在获取不当财产的发案率中,各级官员较之平民百姓的发案率大幅串升。过去的社会现象一直是,包括毛主席领导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参加的各种政治经济运动,三反、五反、四清、社教、文革、斗私批修、防资反资、防修反修等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无数次运动,在运动的开始阶段或者进行过程中都要揭发出一些人的不当经济行为,那个时候,被揭发出来犯有经济问题的多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包括会计、出纳、售货员、售票员、收款员、食堂会计、仓库保管、供销人员等等一类经常接触财物的人,最大的官员也是这些人的上司,无非是科长副科长之类,处级干部犯有经济错误的就非常罕见。被揭露出来的贪污金额几千元就很多了,超过万元的就绝对属于大要案了。那时绝大多数的各级官员很是清廉,极绝大多数干部是两袖清风,各级官员一直是各级群众的模范和榜样,很少有现在这么多的官员,尤其是大量的高级官员一拨一拨地被揭发出犯有严重的经济错误,像金字塔一样一层一层的往上叠。动辄爆发出来的官员腐败案件简直就可以吓死人,计量官员贪腐的单位经常是百万元、千万元、几千万元,甚至是以亿元为单位!这些官员,既有最小的,没有职级的一般公务员,也有大的,党和国家、军队和警察(也包括法官和检察官)中最为高级的官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副委员长级别的国家级高官也不罕见,好在我们党的政治局常委还是非常廉洁的一个堡垒,尚无人涉及经济丑案。

    至于正副省部级、正副厅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警察、军队高级将领、企业高官的腐败已经是屡见不鲜,见怪不怪了。在把公共权力变成个人财富的道路上,这些人几乎已经没有廉耻和顾及可言。在这些官员中,过去极少出现犯罪的一些领域里的官员犯罪也是层出不穷,国家药监局长,国家统计局长,各级党委政府甚至人大政协的秘书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监察局长,警察局长,海关关长,甚至监狱长。说实在的,现在各级党政军警官员的形象在公众中已经失去了社会公信力,至少大打了折扣。人们甚至对省委书记、省长、市长、司令这样的国家省部级高级官员,对公检法司军警这样的国家纪律部队也不敢抱有充分的信心,大家对电视媒体上经常见到的形象亮鲜的各级官员心里都在犯嘀咕,不晓得这个人什么时候就会被双规,就会爆出贪腐了多少多少巨额资产,包了多少二奶三奶的丑闻出来。看看现在普通百姓对揭发出来的高级官员贪腐案的心理承受程度,就知道大家的神经已经麻木了,已经没有人再会去惋惜,再会去叹息,甚至没有人再会去拍案惊奇了。包括杜世成、陈同海或许还有金人庆等众多的省部级高官巨额连环贪腐以及公用李薇一个情妇(某媒体披露李薇对此并不认同)这样的亘古奇观;包括山东省会城市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义和竟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面前将情妇连人带车用炸药炸死炸毁这样的绝代艳案;还有近在天子脚下的共和国直辖市-天津市的公安局局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竟都长期控制在极度腐败的官员手中这样的荒唐隶治;从2003年到2006年昆明市连续三任规划局长涉嫌收受贿赂而相继倒台;中国高速公路建设速度屡创世界第一,自1997年以来连续有17个省交通厅长因腐败被查处也创造了世界第一。即使是这一些惊天大案、要案、玄案、艳案,在人们的心中也仅仅引起了一个小小的涟漪,迅速被熨平,很快被遗忘。呜呼。

    著名的《财经》杂志一共出版到208期,这一期就刊载了两个惊天大案,“ 审判陈良宇”和“周良洛地产弊案”,概率之高令人惊叹!这两个案子很多相似之处,一是发案持续时间长带病提拔,陈良宇发案的持续时间从任职上海黄浦区长开始一直被提拔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为止长达二十年之久,周良洛则是14载为官,8年受贿,涉案资金达1672万元;二是全家腐满门被斩,陈良宇的妻子黄毅玲儿子陈维力以及弟弟陈良军均涉案受审,周良洛则是夫妻档共同腐败,不同的是,陈良宇夫妇是两案处理,周良洛则与妻子鲁小丹一起站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三号法庭的被告席上;三是团腐群腐合伙贪腐,陈良宇案件被司法公开追究的18个上海滩政经大员均已获罪,而与周良洛案相连接的也有数十位京城政商界猛人,四是深陷权钱交易,陈良宇与周良洛都是空手套白狼聚敛巨额财富的高手,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不费举手之劳,不费一分一毫,仅仅用用人民和国家赋予的公权力,通过开开会、签签字、吃吃饭、打打电话,就极其简单、极其容易的将政府的权力变成了自己的财富。

    当然,作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同走过来的人,也不能在事后的多年再去苛求邓小平先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万马齐喑年代里,当时就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断前面再冠以“要通过勤劳”或者“要通过创新”或者“要通过合法途径”等等限制性用语,形成一句完美的 “要xxxxxx,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语录,也并不符合现实。那个年代,小平先生也没有允许大家去论证和修订这句话,他的格言是“不争论”,当时国家和人民穷的已经没有争论的时间了。

    毕竟,小平先生关闭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魔鬼瓶,开启了中国人民的财富之门。就像阿里巴巴一样,在巨石宝窟前念着咒语:“芝麻、芝麻、开开门!”宝窟的大门打开了。小平先生高高举起“开放、开放,快致富”的旗帜,登高一呼,神话般的奇迹出现了,就这样,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还不曾有过的辉煌财富和发展历史就出现了。邓小平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真正的财神爷。

    但是,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民族,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国家的世界第一执政党,作为世界上一个执政了近一个甲子的政党,不能不尴尬的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面前面对中国党内、中国政府官员中层出不穷的这股异乎寻常的腐败狂潮,虽然党也在不断的力挽狂澜,不懈的挖出鼹鼠和蠹虫,不断地严格党纪严肃查处。问题是,作为一个成立了近九十年,执政了近六十年,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政党,怎么会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原本属于极端资本主义的腐败分子?怎么会一下子似乎层层党的组织各级党的干部都变成了贾府门口的石狮子?而腐败的范围如此之广泛,涉及的领域如此之众多,犯案的金额如此之巨大,涉案的官员如此之高级,发案的频率如此之密集。在这个异常严峻的局势面前,如果仅仅从腐败者的个案上,从腐败的个别团伙上去寻求答案是远远不够的,似乎还应该从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上、从人们的观念上来寻求答案。

    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了几十年以后,整个执政党的队伍、整个中国社会、整个中华民族谋取财富的途径,在思想观念上,在潜意识和公开行为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彻底的变化,只要能搞到钱,似乎人们并不太再去计较这些钱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通过何种手段获取的,也不再顾及自己所担当的政治角色、社会责任、公众形象和家庭状况,只要自己能先富起来。

    这种精神的堕落、行为的腐朽和道德的沦丧已经蔓延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流行病,已经成为一种严酷的社会现象摆到了整个中华民族面前。虽然党中央也一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三讲、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民主生活会,八荣八耻教育活动等等,企图遏制我党日趋严重的腐败。非常有意思的是,前不久我还在网上看到了陈良宇和杜世成分别在上海市委和青岛市委举行的先进性教育总结大会上的报告,他们两个人都在大会上大讲特讲如何保持自己的廉洁如何反对别人的腐败制定了何种规定采取了哪些措施先进性教育活动圆满成功云云,令人拍案叫绝。他们两个人肯定都曾亲自发动、亲自参与、亲自主持了三讲、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民主生活会,八荣八耻等历次活动,从案发的时间和情节看,他们两位都是边领导活动边进行腐败,越活动越腐败。其他的腐败官员肯定也是与此相雷同。由此可见,仅凭这些相对的软性束缚根本抑制不了财富和女色对各级贪腐官员的绝对吸引力。

    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晚会将其中一个奖项颁发给了青岛的“微尘”,这是一个杜世成担任青岛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发生在青岛感人之甚的故事。我作了一副对联:

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晚会观后有感:

上联“青岛普通市民甘做微尘人人都捐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共铸社会大义”;

下联“青岛市委书记任由堕落自己独贪进社会的巨额不义之财犯下众怒罪恶”。

横批“清者虽卑微亦清浊者似高贵亦浊而泾渭分明”。

    事实上,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也都面临着官员的腐败问题,他们腐败的历史远远长于我党和我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高发、突发、大发、群发、连发的腐败,已经严重的伤害了中国共产党,严重的腐蚀了中国社会,严重的毒化了中华民族。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已经顺利执政了半个多世纪的政党,这样一个老资格的政党,一定要有一个健全的、系统的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机制和体制,在没有反对党的条件下,作为执政党能够阶段性的、自动的从战略上、思想上、意识形态上,从整个国家的精神健康建设和中华民族的种族健康繁衍上,来回顾和检讨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十分必要的。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看看在改革和对外开放二十年以后到底需不需要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断前面再加上一点什么。

    (2008年3月27日)

 

发件人:"it&i-iwep" <itisiwep@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25 08:37:5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it&i-iwep在正确的时机和方向刺激经济

在正确的时机和方向刺激经济

李众敏

September 25, 2008

lee.zmin@gmail.com

    美国财政部与美联储联手挽救华尔街金融机构以来,美国政府出手的力度越来越大,最新出台的方案规模达到7000亿美元之巨。受美国刺激经济做法的影响,全球范围内“自由资本主义”被抛弃,越来越多的国家跃跃欲试,决策者们日益热衷于出台经济刺激方案:在 2008年9月初,韩国出台了规模为185亿美元的减税计划,旨在鼓励投资。日本在针对中小企业予以支持的同时,也在酝酿出台经济刺激方案。中国在出台对中小企业政策融资的支持性政策后,是否将会有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也被热烈讨论。

    各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出台背景不同,目地也不同,但是不乏毫无创意的方案。以日本为例,众所周知,日本经济在历次石油危机中都成功地通过创新度过了难关,并在化解石油危机的负面影响时,将国内的产业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对于这样一个应付外部冲击有丰富经验的经济体,很难想象出台应对外部冲击的经济刺激方案用意何在。当然,作者并不是要分析各国经济方案中的利弊得失,而是要对当前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基本局势有一个判断,依此来判断出台经济刺激方案的最佳时机和正确的方向。

一、不可熨平的经济周期

首先要问的是:经济周期真的可以被熨平吗?显然不可以。从实践中, 经济周期是不可熨平的,但是经济周期调整的福利影响是可以熨平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经济衰退后刺激经济的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在经济衰退前期能够力挽狂澜的先例。从理论上,新的增长理论更倾向于接受“存在即为合理”的哲学,因为经济的衰退意味着结构性调整,也酝酿着新一轮的创新和增长。相反,如果人为熨平经济周期(尽管不可能做到),则反而会伤害经济体自身的生物钟,不利于新增长点的出现,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差别有时难以区分。目前所出现的这场金融海啸到底是偶然出现的高频波动,还是经济体(低频)的周期性调整呢?这是我们需要首先搞清楚的问题。曾经被认为是功臣,却越来越被怀疑是罪人的格林斯潘说过:这是百年一遇的危机。我想他这次显然是说对了。世界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受 IT产业带动、全球化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个增长的黄金时期。在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步伐开始加快,原来人为分割的两大阵营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中,为全球经济增长增添了动力。随着中国国内劳动力工资的上升,这一轮增长的效应正出现边际性递减。作者认为,如果没有金融泡沫的影响,这一轮增长本来还可以再延续些时日。遗憾的是,美国出现了金融泡沫。目前公认的泡沫成因包括低利息政策,还有对金融衍生品监管的缺位。但是,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息息相关的一个因素),那就是金融泡沫的需求方。美国是一个高消费、甚至靠借债过日子的国家,从政府到国民都习惯了债台高筑的生活方式。但是美国在债台高筑的同时,仍然过得轻松快活的原因之一,是亚洲国家的高储蓄,亚洲国家的高储蓄所积累起来的高额外汇储备,扩大了对美元资产的需求,成为了美元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有力支撑。美国遇到亚洲,就象懒汉巧遇以施舍为乐的勤快人一样,所以有人问:谁在养活美国?

结果是,泡沫破灭了,债权人和债务人都遇到了麻烦,经济周期性的调整提前开始了。因此,从现象上看,这是金融泡沫的破灭,实质上,只是周
期性调整的前奏。

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经济刺激方案

经济周期是不可熨平的,但是经济周期调整的福利影响是可以熨平的,只要有财政政策在,我们就可以做到。显然,我们都需要经济刺激方案。目前令人困惑的是,各国试图要熨平的正是经济周期本身,而不是其福利后果。在作者看来,这是严重的误入歧途,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以美国政府提出的 7000亿应急方案为例,财政部主要想用于收购企业的不良资产,这一方案受到民主党的质疑,我向来对“象驴扯皮”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这一次民主党似于切中了要害:要考虑危机中的房贷者,而不只是华尔街。

作者认为,经济刺激方案主要有两种类型,适用于不同的阶段:在危机发生阶段,经济刺激方案主要是针对受到严重负面影响的民众,如何将危机给民众造成的福利损失减少到最小化是最重要的任务。在这一时期,不应出台全面的刺激计划,相反,应该非常有针对性地将政策倾斜于那些受到严重影响的民众与机构。对于受影响严重的机构,仍然需要进一步划分需要支持的业务与不需要支持的业务,以友邦保险(AIG,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为例,AIG获得美国政府850亿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足以挽救 AIG所有的业务,而真正关系民生的业务只是 AIG的保险业务,政府应当力保的只是这部分(比如可以从 AIG分剥成立新的上市公司接管其保险业务),而不是整个AIG。对于危机发生国之外的国家,需要首先澄清危机的传导机制以及对本国的影响,并出台针对性较强的政策。在危机发生之后,经济刺激方案的目的有所不同,应该以复苏经济活力为目的,这一时期通常需要针对整个经济体的刺激方案出台。

因此,良好而有效的经济刺激计划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如果在不适当的时机出台经济刺激方案,或者是经济刺激方案作用的方向不对,则不但会起不到刺激的作用,反而会恶化财政状况,有损经济体应对未来风险的能力。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判断,目前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出台的刺激方案,只能算是“过度反应”,现在进行任何积极的评论显然为时过早,大风大浪还在后头。

三、在正确的时机和方向刺激经济

那么,中国如何应对当前这场危机?中国有句成语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金融市场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发生危机,在地球另外一边的中国却要遭受重大损失。在雷曼兄弟破产案中,中国敞口风险为 6.52亿美元,相对于日本的22亿美元而言,中国的规模还算小,但是我们还有多少这样的资产暴露在风雨之中?不知道。

在讨论需要采取的措施之前,我们需要先判断中国可能受到的影响。在作者看来,中国可能从三个方面受到这次危机的影响:一是一些金融类企业可能持有美元资产,这些资产在华尔街金融危机中可能受损,对于这些金融机构,在适当的时候政府需要予以支持、注资,但是绝大多数企业并不受到美元资产贬值的直接影响。二是一些以美国为目标市场的出口企业,受美国和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外部需求有所削弱,对这些企业,应当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其将产品内销,及时转型,以减少损失。三是受危机影响,美联储已多次减息,加上危机会驱使一些短期资本流入相对平静的新兴市场国家,这都是造成未来通胀的重要因素,货币当局需要引起重视,在控制通胀的同时,实施有效的资本管制。

在短期内,除了关注以上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的企业与领域外,亚洲国家要积极参与美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处理。亚洲各国应该有明确的意识,这场危机美国是债务人,而亚洲很多国家都是债权人,处理华尔街的危机不只是债务人的事情。如果美国政府处理不当,很可能导致美元资产加速贬值,或被人为压低价格出售,使亚洲国家的美元资产遭受更大的损失,目前,美国政府处理危机的方式走的正是这一路线。亚洲国家相关的金融机构可以积极和受危机影响的美国金融机构磋商,将自己所拥有的美元资产转为参股,即使以继续追加、注入一定流动性作为附加条件,都是值得考虑的方案。三菱 UFJ金融集团准备斥资85亿美元收购摩根士丹利20%的股份,就可能是基于这一考虑,也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除了上述受影响较深的行业之外,在短期内,更多的企业与民众并不会直接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在这一阶段并不需要出台普遍受益的经济刺激方案,这样不但起不到缓和危机的作用,反而不利于保持稳健的财政状况,以应付下一步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认为,当前的最佳选择,是在出台针对危机的结构性调整政策之外,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静观危机的发展,并在危机的尾声前后,选择适当的时机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综合方案。

当前的最佳选择,是在出台对危机的结构性调整政策之外,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静观危机的发展,并在危机的尾声前后,选择适当的时机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综合方案。

 

 

 

国家主权资金能随便出入国门吗?

----中国要追究在美巨大投资失误的责任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9月23日

    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在如火如荼地上演着,中国人开始震惊和反思。最令人震惊的是外汇当局不声不响地购买了3700多亿美元的美国“两房”债券, 以及将近500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国债,这种海外投资行为曾经找谁商量过?是经过人大会议批准的吗?还是征求过专家的意见?谁都不知道,甚至连新闻媒体都没有报道一丝消息,就将这么大一笔钱扔向海外。我们认为这是严重的体制问题,必须进行深究。

    从制度上讲,国家外汇储备属于国家主权基金的范畴,它的海外投资,必须要有一定的制度约束,不能仅仅由某个部门说了算。目前,我国企业间的每一笔购并,产权投资,都要经过国家商务部的审批和批准。难道巨额的国家外汇储备就能随随便便地被财政部或外汇管理局拿到国外吗?这种制度风险也太大了!

    从政治文明角度讲,我们政府的决策也不能这么不透明,这么轻率。是谁赋予了政府有关部门胆敢如此包办国家重大事务?这四千多亿美元的海外投资损失了怎么办?责任由谁来承担?最近三鹿奶粉事件已经导致国家质检局长等人辞职,难道比这损失更大的海外投资责任者可以逍遥法外吗?

    因此,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必须行动起来, 紧急研讨国家主权基金立法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制度问题,并向社会说明情况。各个行业都已经实行了责任制,难道最重大的国家海外投资不需要实行责任制吗? 这个问题已经看出我国制度方面存在多大漏洞!再不纠正就要亡党亡国了。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24 22:14:0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 08064 - 中国当前的内外部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前瞻

中国当前的内外部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前瞻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余永定

2008年9月25日

yuyong@public.bta.net.cn

一、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 Financial Crisis(金融危机)、Fuel 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 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这并非危言耸听。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二、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这场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

    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1年以上。2007年(甚至此前)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减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三、2008年下半年及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不要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

    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忧。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那么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

    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着经济放缓与油价、食品价格高涨导致通货膨胀的两难抉择,但是,它们无不把治理通货膨胀作为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例如,欧盟预测委员会预测欧元区2008年全年的经济增速将由去年的2.6%下降到今年的1.7%,而2009年会进一步减速到1.5%,但是面对通货膨胀,欧央行仍加息25基点至4.25%;2008 年年初到7月8日已经有24个发展中经济体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其中22个国家实行加息政策。金砖四国中巴西已加息100基点、俄罗斯加息50基点、印度6月内第二次加息并累计紧缩达到75基点,金砖四国外印尼也累计加息75 基点。

    在执行货币政策的时候也存在尽量使用市场手段的问题。除目前最经常使用的货币工具之外,应该加速利息率市场化的步伐,尽快实现由控制商业银行存贷款利息率转到控制银行间短期拆借市场利息率。通过改变银行信贷成本,间接影响商业银行行为。信贷管制将导致金融资产配置的低效率,从长远来看,不利于通货膨胀的治理。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地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但是,中国的资本管制存在许多漏洞,在一段时间内,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投机资本的流入。可以说,缓慢升值加资本管制诸多漏洞是造成中国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最重要原因。

     公众对所谓的“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颇有微词。这是出于对通货膨胀和升值之间关系的误解。货币升值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这是经济学的常识。正是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导致通货收缩,才促使许多人在2003-2004年强烈反对升值。当前的通货膨胀不是人民币升值而是经济过热引起的。升值降低石油、大豆、铁矿石等重要大宗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抑制了通胀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认为人民币升值导致通货膨胀是错误的。唯一可以讨论的是:升值预期导致热钱流入,而热钱流入导致流动性过剩,并进而导致通货膨胀。但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第一,在结构性双顺差不断累积,同时又要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条件下,升值是迟早的事。升值拖延的时间越长,汇率对基本面的背离就越大,未来的升值幅度就越大。对汇率的控制,可以影响汇率预期于一时,但不可能消除升值预期。与其说升值预期是由于升值所至,不如说是双顺差所致。第二,如果升值速度足够快,升值并不会导致热钱的流入。理论上说,在一次性升值情况下,热钱根本没有机会流入。第三,在现实中,并不能笼统说热钱流入是升值预期引起的。2004年-2005年大量热钱流入的目标是房地产市场投机受益,没有投机资本会为3%的升值预期而流入中国。2006年-2007年初热钱流入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股市。第四,即便升值预期会导致吸引大量热钱,只要增强资本管制就可以抑制热钱的流入。现在有了外管局、海关和商务部的共同努力,相信热钱的流入将得到较好的抑制。

     当初确定人民币升值的初衷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减少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加快非贸易部门的发展等,而不是抑制通膨胀。因而,人民币升值的方针,不应因为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升值并未屈从美国压力,而是维护中国自身利益。以低汇率维持出口势头实际上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补贴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美元贬值、美国通货膨胀加剧、美国资产贬值且风险急剧上升的情况下,继续追求外贸顺差的实质是保护局部利益牺牲总体利益。中国应该利用升值的机会,推动“三个转变”。应该看到升值给中国出口业带来的困难,但更应该看到,升值正在带来的一些积极的变化。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我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不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我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5.财政政策应在稳定经济、促进机构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

    由于银根紧缩、人民币升值,以及外部经济体增速下滑等,出口形势将会恶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这时,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用于帮助经济增长方式平稳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比如,采取减税政策、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等举措。值此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贸易条件严重恶化的时候,通过增加税收政策刺激出口,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办法是不好的。贸易顺差意味着用实际资源换取越来越不值钱的美元资产、或干脆为美国缴纳铸币税。中国与其继续出口廉价商品,换回美元,还不如由财政部出钱把企业无法在海外销售的产品(衬衫、鞋子等等)统统买下,无偿送给汶川地震的灾民。尽管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依然超过10%,就业形势依然良好的时候,出台以抑制经济减速的目标的财政刺激方案似乎还为时过早。

    6. 抑制通胀的同时,应进一步调整相对价格

    物价管制可以暂时抑制通货膨胀。但物价管制扭曲了价格信号,造成资源配置的恶化。这种方法不能减少需求,却会减少供给,并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形势的恶化。对汽油价格、电力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一系列重要产品的价格管制,尽管在短期内对通货膨胀能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最终结果必然是供给的减少和通货膨胀的恶化。价格管制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恶化的国际经验比比皆是。中国政府前不久提高汽油价格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政府应该进一步解除对油价、电价、水价等重要能源价格的管制,用市场手段而不是计划手段配置资源。要发挥升值在中国相对价格调整中的作用。中国石油短缺,需要进口。但由于中国油价过低,中石油却大量出口。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是要适当提高国内油价,而且还应该让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中国企业石油出口积极性的下降,从而增加国内的石油供应。又如,在合理汇率水平下,中国钢铁出口的数量是不会像今天这样巨大的。当然,为了不使相对价格的调整导致通货膨胀的恶化,当一些价格上升时,必须有另一些价格下降。为了做到这点,就必须拧紧货币供应的水龙头。反过来说,只要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价格管制的放松应该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严重恶化。对于在相对价格调整中受损的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政府应该也可以通过财政加以适当补贴。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总体上是良好的。中国完全可以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中国必须坚持把遏制通货膨胀放在首位。中国应该继续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与此同时,放松对汽油、电力、粮食等产品的物价管制,实行相对价格的调整,改善资源配置,从而增加供给。中国应该继续人民币升值的方针,不仅仅是对美元的升值,而且应该是名义有效汇率的升值。为了保证升值的自主性和渐进性,中国必须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对在经济调整过程中遭受损失的低收入人群实行补偿,帮助转型中的企业顺利实现转型。值此世界经济形势趋于恶化之际,中国应该对自己的政策作出相应调整,但是,实现“三个转变”的工作不能放松,“双防”的政策不应改变。

 

 

 

 

发件人:"晓陆 "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22 00:51:28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杨晓陆传文(附件) 

要储备委员会不要中投公司

----评中投600亿美元为日本救市

杨芳洲

2008年9月21

据《每日经济新闻》92日头条报道“据日本媒体报道,中投目前正与日本有关银行讨论开设交易户口的细节,积极办理与日本证券公司相关的结算手续,以争取在今年内对日本企业作股权投资。中投表示,将拿出2000亿美元资产的1/3用于海外投资,包括投资日本等海外市场,涉资总额600~700亿美元。 日本分析人士指出,中投公司投资对象将主要集中在资源和环境技术关联性强的企业。并且认为,中投投资日本企业并不是要获得其经营权,而是单纯的财务投资。[1]

中投公司成立虽不长,但不仅从未干过一件好事,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却前所未有。公司还未正式成立,其负责人楼继伟就急着造光(2000亿美元)全部家当购买美国垃圾金融资产。第一笔30亿美元投资美国黑石,不仅无投票权知情权和董事席位,高价购入,现已亏去近半,而且黑石立刻用我入股资金兼并我骨干国企。此后中投又伙同央行等共买进5000多亿美元美国公司机构垃圾债,而且很大一部分是去年美国次按危机爆发后买进,当时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于去年713日匆忙赶到北京求援解套,仅一周后,21日《经济观察报》就登出了楼继伟等1000多亿美元金融投资组合,并且还是选秀外包给外国投资机构运作。一年后,我现持有的美国公司机构垃圾债竟增至5000多亿美元,正面临灭顶之灾。这么明显的牺牲自己巨大的国家利益去为华尔街救火,只能说明楼继伟等太爱美国太不爱中国了。

中投公司的灾难性外国证券投资现在仍未停手,以巨资给美国救火还嫌不过瘾,现又拟以六、七百亿美元为跌跌不休的日本股市救火。美其名曰“抄底”,实则为资金严重缺乏面临危机的日本送钱,日本金融大臣对此感激不尽 [2] 。而此时中国的股市已跌去三分之二,可见中投楼继伟不仅爱美国,而且爱日本,就是不爱中国。

应该指出的是,日元也是长期看跌的弱势货币,其原因是日本故意采取长期低利率政策而使日元成为专用于国际投资(投机)的世界货币,从而尽享变相发行世界货币的巨大经济利益,以及弱势日元带来的出口利益。因此也同美元一样,蓄积了长期贬值的动能,其过量发行程度虽不及美元,日本经济也比美国经济扎实,却仍不能改变其长期贬值趋势。尤其美国经济危机的发展必严重殃及日本经济和过量发行的日元,因此投资日元资产也是逆大势而为,凶多吉少。何况弱势日元符合日本利益(次世界货币的发行利益和出口利益),日本有意对其维持;更何况美国及西方的经济危机目前还在继续发展,远未见底。日本政府若以巨资拯救其危机,则原本就已过量发行的日元将更过量,大增其恶性通胀危险。(所以日本政府的危机救助计划很保守,可见中国以巨资相救不仅是雪中送炭,更是输血救命。)日本人比美国人更精于算计,我们与其打交道何时占过便宜?日本股市又完全在日本政府和财团控制之下,以日本民族主义之狭隘强烈如何肯让我占便宜?因此,我为其救火只能被套在那儿为日本经济白做贡献。虽分散了单一投资美元资产的风险,但仍是不安全的危险投资,其下场未必就比投资美元资产强多少。

美国的经济危机不仅将严重影响日本经济,而且也必将殃及欧洲经济,因此,对西方国家金融产品投资不仅是高风险投资,而且都是逆大势而为的危险投资!我国银行海外投资理财产品(QDII)亏损面超过95%就是证明[3]

不论做何生意,顺势而为方能盈利,逆势而为早晚赔个底掉。在当今国际游资(尤其是美元)大量充斥全球的情况下,资源产品是供不应求,而美元、日元等资产是供大于求,这是最基本的供求大势。(其根源是美元、日元等过量发行引起全球性通货膨胀。)而当前资源产品价格回落和美元又走强,不过是一时的技术性回调,与美国为维持美元地位而不得不采取阶段性强势美元政策有关,这只能是阶段性的,暂时的,而非大势。若将此当大势操作,小资金进出灵活也最多全身而退;而大资金逆势而为则必遭重创。

因此,对美、日等西方金融资产,只应(择机)作空,决不能作多。目的是逐渐减少美元、日元金融资产,并在此过程中盈利。而对资源型产品却只应(择机)作多,既增加战略资源储备又盈利。但决不能作空,否则将如前两年期铜一样被逼空。

而中投楼继伟所确定的以西方金融产品为主的外汇经营方针却是一个完全逆势而为的方针,犯了商家大忌。其否决了价格必然长期看涨而我又十分短缺的战略资源,却偏要全力增加供大于求必然贬值的美元、日元等资产。即使这些资产不是“毒垃圾”,我们的钱也不是被用来兼并我国企,仅将美元、日元等金融资产作为主要投资目标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方向性原则性错误。因此,先抛开楼继伟等爱国心和责任感的问题不谈,仅其经营方针的方向性原则性错误就至少说明此人缺乏最起码的市场判断和经营能力。

而中投的上级领导将此专司逆势而为之投资方向确定为中投职能,则无异于构建一专以对外淌血流失财富为己任的灾难制造机器。加之此机器有爱美、日而不爱中国之妖魂,难怪中投干不出一件好事而只干大坏事。

新公布的《外汇管理条例》总则第十条 “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依法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遵循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为何该条例墨迹未干,中投就敢公然违抗?拒不反省投资美国垃圾金融资产的惨痛教训,仍不顾起码的安全性要求继续冒险投巨资于危机中的西方金融证券?有人说这第十条“隐含地界定了中投公司所持外汇的‘非储备’特性”[4]

若此人说错了,不是这么回事,新《条例》第十条对中投适用,则即使还没有造成损失,也应对其违反安全原则从事高危巨额投资严肃惩处。

若此人没说错,真是这么回事,则新《条例》制定者也忒阴险了,明明知道外汇管理、经营应“遵循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却居然绞尽脑汁玩弄文字游戏,千方百计欲束其安全原则于无用之高阁,置我巨额外汇储备于灾难之险境,则新《条例》制定者是明知故犯,有意破坏,性质恶劣,应受法律严厉追究!

本来新《条例》第十条就是在我巨额外汇储备出现严重安全问题(我5000亿美元美国公司机构垃圾债因两房等即将破产而难逃灭顶之灾)后才加上去的,5000亿美元的惨痛代价才换来这条早该明确的原则,其教训已足够刻骨铭心。

现此代价巨大的第十条居然又遭如此践踏,足见我外汇安全处于何等险境!我曾在评论新《外汇管理条例》的文章中说“尽管这条原则明确的太迟了些,但有此原则总比没有好,不管怎么说,明确此原则总算是一个进步。可惜的是此最重要之安全原则却未能体现在制定外汇管理条例—这个最重要的外汇管理事务的指导思想中。这不仅表现在总则第一条外汇安全或金融安全目的的缺失,而且在整个管理条例中存在着严重的外汇和金融安全漏洞。”[5] 现在看来,就是在这第十条本身也被设置了“严重的外汇和金融安全漏洞”。

既便如此,根据漏洞严重的新《条例》第十条也足以对外汇管理局—《外汇管理条例》的执法者严肃惩处。就在《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中投公司拟600亿美元投资日本的同一篇文章中,还有关于外汇管理局巨额外汇投资的消息:

“就在中投窥伺日本市场的同时,国家外汇管理局也计划投资25亿美元入股美国基金公司知名基金——德州太平洋集团(TPG)成立的新收购型基金。该集团是为深发展的外资股东——新桥投资的大股东,联想前首席财务官马雪征是其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和合伙人。据悉,TPG是将于下月宣布成立的新收购型基金,规模达200亿美元,外汇局已承诺投资25亿美元。”

外汇管理局以25亿美元投资高风险的美国私募收购基金,不仅风险巨大,而且可能再重演黑石以我资金兼并我骨干国企一幕。外汇管理局此举既严重危害我金融安全,也严重危害我产业安全。

此外,央行及所属外汇管理局90亿英镑(160亿美元)投资英国股票 [6],也是高危投资,美国经济危机引发的西方全面经济危机还在继续发展,日本、英国等股市也远未见底,现在去投资无异于自填虎口——白送。

外汇管理局无疑严重违反了刚刚发布的《外汇管理条例》第十条的安全性原则。且执法犯法,罪加一等!

我们看到,不管新《条例》第十条有无漏洞,都不能阻止掌控我巨额外汇的大员们继续进行灾难性的胳膊肘外拐投资,甚至连其执法者都没把它当回事。它之所以被写入新《条例》也许本来就是掩人耳目的摆设。

关于外汇安全

关于外汇安全的重要性,我已经说过很多了,这里再予以强调:由于外币世界范围的流动性,因此只有外汇财富才能很方便地瞬间大量流失到国外去;又由于大量流失外汇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必导致本位币汇率的大幅跌落,从而大大改变外汇与国内商品之间(间接的)的比价,使外币持有者极廉价买走大量国内优质商品和资产,因而将再流失其它国内物质财富。所以流失外汇财富比丧失其它形式的财富更容易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并由金融危机发展为全面的经济危机。最终造成的损失也将远远超过那些流失的外汇财富十几倍乃至数十倍。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一般都是因外汇出了问题。如:拉美、俄罗斯、东南亚等。因此,外汇安全,应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问题。

而中国的外汇流失,除流失外汇形式导致的财富流失问题,还有更严重的财富直接流失问题。这是因为:1.我目前腐败的法制环境形成大量贪腐收入导致巨额资本外逃。2.买办权奸卖国造成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超大规模财富利权外流。因此,届时而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将更加猛烈。因此,外汇安全无疑因我特殊国情而具有比一般国家更大得多的战略安全价值。

而掌控国家如此巨额财富的精英大员们却故意混淆外汇储备的财富内容与外汇形式的区别,把应改变的财富形式偷换成不惜损失财富内容,将我外汇财富当作多余的无用物,甚至当作(引起通货膨胀的)“祸水”“血瘤”而弃给他人。新《外汇管理条例》正是以此“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平衡外汇”主旨体现其毁我利他之阴险目的。

尤其中投公司,绝非仅损失外汇形式,而是直接损失巨额外汇财富。兼有损失外汇形式及其财富内容双重危害。其以巨额资金对美、日等送礼输血,带给其免于因危机而彻底崩溃之巨大经济和战略利益,却造成我足以引起日后恶性通胀经济崩溃的巨大国力损失。我短期内丧巨资如急性大出血,而美、日则及时得我大量输血起死还阳,因此我必为他人灾难垫背而先垮,无偿救其出水火而陷自己于苦难。美国和日本即使发生经济灾难,因其法制健全,政治经济制度完善高效,及科技发达家底雄厚,至多几年就可恢复。而我法纪废弛,政治腐败,经济体制扭曲,效率低下,资源耗尽,环境恶化,内部矛盾极端尖锐,且又被外国控制了金融和经济命脉,财富利权外流滔滔不绝,若发生经济灾难,必天下大乱国家分裂,数十年难有翻身之日。

(此等不惜置祖国于死地之罪恶,或许正是欠下大量卖国孽债之内奸惧怕有朝一日遭人民清算而图谋彻底消灭债权人(祖国)之毒计。)

为何要平衡外汇?

冠冕堂皇的理由自然是解决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外汇占款的通胀因素问题。但此真正应该实现之目的却被偷换成了“平衡外汇”,手段和目的颠倒了。购买外国金融证券固然可减少外汇,但其能减少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外汇占款的通胀因素吗?根本不能!

只有将外汇用于扩大进口,才能减少顺差,及顺差产生的外汇占款和通胀因素;减少顺差造成的货币兑换市场上外汇相对于人民币供大于求的部分,即人民币升值压力。而如果将外汇用于国外金融投资,外汇虽然减少了,但央行买进这些外汇时放出的外汇占款却仍在,无进口商品去吸收这些外汇占款,如何减少通胀因素?自己将外汇投资于国外金融市场,无人因此买外汇卖人民币,又如何能抵消市场上外汇相对于人民币的供大于求部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存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外汇占款的通胀因素,恰恰就是不能积极使用外汇储备扩大有利于我的资源产品进口,以及不能减少不利于我的资源产品出口,即不能以有利于我的方式缩小外贸顺差造成的。因此,所谓外汇平衡问题不过就是我们迎合美国利益的外汇管理政策造成的伪问题因此,以境外金融投资的方式平衡外汇,只是在减少和消灭外汇,而对平衡外汇应实现的目的——解决外汇占款通胀因素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却毫无用处。

由此可见管理层及其制定的新《外汇管理条例》以“平衡外汇”为宗旨而“拓宽资本流出渠道”,其用心之险恶。

中投公司到底有什么用?

中投公司楼继伟唯一政绩是以最快速度最大规模给洋人送钱,这一点古今中外无人能比,连李中堂李大人都难望其项背。中投还未正式成立,2000亿美元就快造光了,效率如此之高!对此中投筹备组内部也颇有微辞,如此经营模式国家要中投公司干什么?外汇管理局外汇投资中心不也干的这些事吗?[7]

长期以来,正是央行将外汇占款(人民币)对应的外汇财富借给美国人,这部分外汇形式的财富就没法变成产品形式的财富去吸收对应的外汇占款,其通胀因素也因此而生。(因此,不是外汇占款产生了通胀因素,而是将外汇投资境外金融证券产才生出通胀因素。)对此央行不是改变外汇使用方法,将外汇变成(对抑制通胀意义重大的)基础资源产品去吸收外汇占款,而是以央票对冲收回这些外汇占款。等于央行不顾自己国家的发展需要,将资金严重匮乏的中国国内的钱收集起来,借给资本雄厚的美国人,央行为此向国内付出央票利息,再收进投资美国债券的利息。但美元长期贬值,美国债券利息不够抵偿美元贬值的损失,央行却还要对国内付出人民币利息。长此以往,不仅中国人民承受着资本外流造成的基础投资严重不足,失业严重,及被外资廉价兼并民族产业经济命脉的巨大痛苦,央行自己也不能承受其逆大势而为的低效率(负效率)造成的严重亏损。

应指出的是:央行的对冲操作根本不能消除投资美国债券产生的通胀因素。以央票收回的人民币都是有主儿的钱,央行不能将其没收,而只能是借,为此还须还本付息。当最初几年无还本负担而只需付息时,通胀因素不是消除了而是延迟推后了。待既要付息又要还本时,却因外汇没有用于进口商品去吸收这些还本付息款,对冲操作便暴露出其荒谬。央行的亏损也因还本付息负担越积越多而更加严重。现央行因投资巨额美国债券亏得仅剩32亿美元(即约224亿元人民币)的资本,已不够抵消亏损。 因此须财政部注资。[8]

但央行及管理层不仅仍不改变外汇使用方法,以利国利民利自己(的部门),反而处心积虑继续奉行美国利益至上的既定方针,于是中投公司应运而生。只是这个中投公司没钱,于是就由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借款给中投,中投再以此借款金额向央行买进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用于投资美国等西方金融证券。于是既有了卖人民币买外汇的主儿(代央行)对西方金融证券投资,替央行背了2000亿美元贬值的损失和1.55万亿元人民币还本付息的负担,也将央行已对冲过的1.55万亿元人民币再次对冲收回,紧缩了1.55万亿元人民币(2000亿美元的外汇占款)。

央行则既转嫁了美元贬值损失及对冲操作沉重的还本付息负担,又能加倍为美国利益服务— 一方面继续以巨额外汇为美国输血,支持其岌岌可危的美元和美国经济;另一方面则实现了美国一贯诱导我实行的利他损我之货币紧缩政策。(只有紧缩货币,才能消除我社会利润空间,造成普遍萧条,既可使我国内大量储蓄因无投资机会而继续流往美国支持美元(为渊驱鱼),又可人为制造经济波动以利其剪我羊毛。)

由管理层协调的央行、财政部、中投这三方配合运作,将投资美国债券与紧缩货币结合了起来,美国因此而获双重巨大利益。我则因此而获双重巨大灾难。以运作外汇储备为名发行1.55万亿巨额国债搞二次对冲,吞噬了我几乎二十年的国债建设资金,(1.55万亿元相当于10年国债建设资金,此外还要白白赔上每年1500多亿元的利息负担,又是10年国债建设资金。) 却没有带来任何产出,如此浪费和低效率必将大大减少今后商品供给总量(尤其是瓶颈部门),无疑是巨大的长期通胀因素。

而且二次对冲将巨额资金用于制造经济衰退还将产生3倍负乘数作用(-4.65万亿元)的巨大经济损失,并大大恶化已经很严重的失业问题。从而大量失业人口继续起着压低出口商品工资成本,为外国贡献经济价值的作用。我国内大量储蓄也因无投资机会而继续流往美国支持美元。(美国次按危机爆发后,央行和中投反而大大加快为华尔街输血速度,使我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灭顶之灾。)我经济命脉因企业普遍经营困境正面临廉价被外资控制的厄运。(我股市暴跌三分之二并继续下跌,已显见内外勾结欲使外资全面控制我经济命脉,为西方列强转嫁经济危机,消灭祖国债权人之阴险意图。)

(世间竟有如此吃里扒外“金融技术”!利益全归他人,灾难全留祖国。且其用心之险恶,构思之巧妙,配合之默契,妄为之胆大,无耻之独有,足以令全世界为之瞠目!)

管理层对外则宣称:(发特别国债运作外汇储备投资美国金融)减轻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外汇占款的通胀因素。果真如此吗?自己内部倒倒账,左手倒右手,固然可造成央行卖出2000亿美元并收回1.55万亿元人民币,但对市场供求却不产生任何影响。市场上卖外汇的该卖多少还卖多少,该兑换走多少人民币还照样换走多少。以此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岂非自欺欺人!?

至于央行二次对冲收回1.55万亿元人民币,与没有中投时一次对冲一样,央行不能剥夺持币者的所有权,收回只能是借入,即使将其冻结也还须还本付息,但这2000亿美元因投资西方金融证券却不会带来任何进口商品去吸收1.55万亿人民币还本付息的金额,因此根本不能消除这2000亿美元因投资境外金融证券而产生的通胀因素。

要将此1.55万亿元人民币缩回去冻结起来就要有人承担损失。过去承担这个损失的是央行,现在则是中投。(反正它命中注定就是个赔钱机器。)央行转嫁给中投1.55万亿人民币的利息负担,及2000亿美元贬值的损失,加在一起不算还本负担每年还有至少10%的利息负担。即中投每年盈利必须超过10%才能不亏损。

可是中投却以其投资美国垃圾债券之巨额亏损(亏给美国人)拯救美国经济,造成我永久性巨额财富损失。我亏损掉的巨额财富连同其每年的利息收入永远都回不来了,(免了美国人占我巨财还本付息之责,) 而央行紧缩掉的人民币却是借国内的钱,还要还本付息。因此这巨大损失无疑将通过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分摊给每个中国人。

中投之所以成为专司自毁家财之超级对外输血机,正如前文所述,是其(专买西方金融资产)逆大势而为的外汇经营宗旨,及为履行此宗旨的人事安排——以楼继伟等爱美、日而不爱中国之精英为其舵主所致。

纯粹是买办卖国的需要才建立的中投,是我中华民族一巨大财富失血口,只要此机构存在一天,中华民族的财富就会通过其源源不断输送给美、日等西方国际资本,直至淌尽最后一滴血。中投必须立即关闭!

国家战略资源价值储备是维护经济稳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巨额外汇储备如何管理使用的问题,实际上可更进一步概括为国家财富储备的形式变化及其管理使用问题。外汇储备作为国家财富储备的一种形式,保值、增值、并兼顾流动性,应是其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原则。

缺乏财富储藏功能的世界货币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本应具有世界财富储藏手段的职能,但它不争气,偏偏有长期贬值趋势。这是世界货币发行国尽占其发行利益后的必然宿命。其货币只有在该国国际收支赤字的情况下才能流向世界,执行世界货币的功能,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同时也得到发行世界货币的经济利益(占有他国商品劳务)。但其每一个因国际收支逆差而流向世界的货币,最后都会构成货币市场上供大于求的部分,从而都是其贬值趋势的动力,否定着其作为(能升不能降的)世界储藏手段职能。进而也否定着其自身世界货币的性质。美元长期贬值的趋势也是如此。(这说明一个基本原理:世界货币的功能及其普遍的人类利益与一国独自发行的货币功能及其特殊国家利益互相排斥。世界货币只能是世界利益,而不应是哪一国的私利。

美元长期贬值大势难以逆转,因而动摇了其地位(即人们的持有信心),其贬值趋势也更快更明朗,其世界货币地位也因此就愈加动摇……地位动摇和贬值趋势互相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更进一步显露出美元的过量发行。近十年来,美国以大量金融创新产品去吸收其过量发行的美元,却也因此创造出更多的债务货币,由于西方金融一体化而引起西方金融衍生品和债务货币日益泛滥,日元也成了专用于国际投资投机的(次)世界货币。

国际游资(美元日元等国际货币)和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充斥全球,资源产品因此(相对于充斥的游资)供不应求,形成全球性通货膨胀。随着虚幻的金融衍生泡沫破灭而发生的金融危机,必将引起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西方金融资产也将比其货币更严重贬值。因一时的流动性紧张和阶段性强势美元政策导致的资源产品价格回落,不过是一时的技术性回调。这就是当今最基本的经济供求大势。因此,国家的财富储备如保持在不断贬值的美元、日元,甚至更危险的西方金融资产上,则与其财富储备的性质绝对冲突。

财富储备的各种形式

1.各种国际货币

目前,美元世界货币的性质只是还保持在其国际流通手段的功能上,因此我们的外汇储备(美元、日元及各种国际货币)也只需保持满足国际支付能力所需要的流动性并能应付紧急事件就足够了。其余的外汇储备应及时利用其国际流通手段的功能转变为财富储备最适合的形式。

2.一般财富的价值储备

这是指纯粹世界财富,世界范围的一般价值物储备。由于美元迟早必丧失其世界货币地位,又无任何一种货币可以取代美元充当世界货币,黄金,还有白银,必重返世界货币宝座,成为世界一般财富的代表。其世界流通手段和财富储藏手段功能的巨大需求将使其升值空间十分巨大,对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积极储备完全符合国家财富储备性质的要求。金、银等也有其它具体使用价值的用途,其储备也要考虑这方面需要。

3.兼有具体使用价值和特殊时期一般价值物角色的战略资源财富储备

    这主要是指大宗基础产品储备,如:粮、棉、食用油、布、各种必需的矿产品、金属产品(钢材、铜、铝、铅、锌等)、燃料产品(石油天然气产品、煤)、焦碳、木材等等。这些大宗基础产品由于使用的广泛,其初级产品的原材料性质,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和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及商品整体的物价水平,因此可称之为战略资源。

由于这些大宗基础物资是社会必需品。因此,其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一般都不太敏感。相反这些需求弹性较差的大宗基础产品,其价格对供给(相对于需求)的余缺状况的变动却有着很灵敏的反应。这些基础的东西供给一紧张,价格马上就涨[注:9]甚至超过其具体使用价值的意义而具有一般价值物保值增值并能与任何商品直接交换的性质,即代替货币执行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像粮食、牲畜、布匹、金属等,每逢饥荒和战乱,就经常排挤货币而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角色。正是由于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宗必需物资并未彻底退出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因此其既是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作为特殊时期最具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贸易),而与那些“国际”货币材料一同成为古时国家的战略资源和价值储备。也理应成为我当代战略资源和价值储备。

这些大宗基础产品价格的上涨将全面抬高商品生产成本,并对全部商品的经营利润和供给状况产生抑制作用,进而形成全面的通货膨胀。而这些大宗基础产品的充足储备对维护社会安定,及对抑制全面通货膨胀则具有长期积极的影响。

除大宗基础产品外,一些重要的稀缺工业原料如稀土、稀有金属和矿产品等也是既有重要的具体使用价值,也会在其极为紧缺时充当一般价值物(其价格也会因此而暴涨)。美国、日本、韩国等对此有深刻认识,因此廉价从我国大量进口了够用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稀土和其它稀有资源进行大规模储备。大有搬空我稀有资源而尽为其所有之势。我却为一时蝇头小钱失去了可长期发展的巨大资源财富。

不论是作为纯价值物的金银储备,还是兼有具体使用价值和特殊时期一般价值物的资源财富储备,除我国不产的物品,有相当一部分是不用花外汇进口的。但国家若不对其积极储备进行保护,则很可能导致我珍贵的资源被廉价出口换回不断贬值且我早已过多的外汇,如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出口我们宝贵的(且不断升值的)稀土、黄金,及严重污染环境的焦碳等产品换回不断贬值的美元,资源损失及财富价值损失都十分巨大,因此而扩大的外贸顺差也对宏观经济很不利。对其积极储备既可保住资源和财富价值,也可以于我有利的方式缩小外贸顺差。

    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价值储备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

国家战略价值储备对支持国计民生,发展生产,增强国力,抑制通货膨胀,维护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和各项事业稳定发展,具有极为巨大的意义。

春秋时管仲治理的齐国之所以雄霸天下,善于经营管理各种重要战略资源(包括货币材料)储备是一重要原因。齐国吐出的都是自己储备充裕而市场紧缺价格高涨之物资(包括钱币),吞进的都是自己储备偏少而市场充裕价格低廉之物资(包括钱币)。而且积极以生产支持储备,以储备平衡波动促进生产。在与他国的贸易中,齐国的战略储备也同样是在各种战略物资及各种“国际”货币之间进行有利于己的比例变换。这样国家的战略储备经营总是在平衡市场供需调节物价的过程中获大利,国家的战略储备资源也越来越雄厚,社会产品(尤其是战略储备物资)的生产和流通也越来越顺畅高效,这些大宗基础产品的增长极具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从而降低了齐国经济的成本,齐国的经济实力也越来越强大。

以我当前国力,无疑是可决定市场价格的大庄家。因此,将外汇储备的经营并入国家统一的战略价值储备通盘筹划。认清供求大势,根据国家各方面的需要和变化选择有利时机调整各类财富形式(外汇、金银、资源财富)的储备比例,将主要储备总是保持在其价格长期趋势必涨的财富形式上。

对西方金融资产,只(择机)作空,不作多,所持空头仓单盈利时可平一部分仓,但决不开仓作多。目的是逐渐减少美元、日元等西方金融资产,并在此过程中盈利。

而对资源型产品却只应(择机)作多,在仓单盈利较大时可平仓,接现货与多头平仓相结合,既增加战略资源储备又盈利。但决不能作空,否则将如前两年期铜一样被逼空。如此运作,完全可做到在不冒任何风险的情况下既实现价值储备的安全快速增值,也充分满足我以低成本大量获取各方面资源的需要。

再结合各种重要资源财富的周转利用和生产流通,以储备平衡供需,以强大的国家储备能力支持生产(尤其生产周期长的农业),以发展生产支持储备。定能将通货膨胀彻底消灭于无形之中。

应成立国家储备委员会

但国家统一的战略价值储备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需要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协调一致,并能迅速采取有效措施,适应并主导市场化瞬息多变的形势。

这是整个国家的大生意,需要有一个权限很大能协调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统一迅速采取行动的政府机构。但原国家储备局权限太小,只有储备仓库的经营和管理职能,因此不能胜任国家战略价值储备的要求。因此,还需成立一个新的其权限在国家各大部委之上的机构——国家储备委员会。

由于国家价值储备的经营管理事关重大战略利益,因此其应属国家最高机密。再者,为避免我巨大的国际市场影响力造成我自抬买价,自杀卖价,有些具体运作方式也需隐蔽秘密,分散进行。因此国家储备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也必须与此相适应。

国家储备委员会的职能应是广义的国家战略价值储备,而不是狭义的部门储备。应既有自己经营管理的仓储系统,及国内外市场的商贸机构;也可通过调节储备物关税及相关环节税的变化控制进出口,自己则在国内收购或出售;或自己不进不出,而仅以政策变化调节社会储备;还可委托各部委、各地方、各企业、部队等代储代销代购。既可储备现货,也可利用期货期权储备期货资源。还可结合具体储备目标搞生产性经营、增强其产量产能。并以强大的国家储备能力支持国内生产(尤其农业生产),平衡供需波动。

总之,储备方式应灵活多样,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公开与隐蔽相结合,分散与集中相结合。需要隐蔽则隐蔽,需要公开则公开;需要分散则分散,需要集中则集中。

储备委员会控制的是储备物种类、及具体品种规格、数量、质量状况,及为此而采取各种进销周转措施。储备委员会应负责对全国战略价值储备状况进行监督检查评估(不论其是否自己直接经营)。为此,国家储备委员会除自身的经营权外,还应有以下权力:

1.    迅速调整关税的权力,以调控储备物进出口。

2.    决定外汇储备及外汇政策的权力。

3.    由于战略价值储备物都是人民币对应的物质财富,因此对这些财富所对应的人民币的供应——即货币政策有发言权。

4.    协调各部委、各地区、各单位、执行落实国家储备任务的权力。

5.    迅速协调落实交通、铁路、外运等运输能力的权力。

6.    及时得到财政支持拨款的权力。

7.    监督、检查、评估全国一切相关单位执行国家储备任务状况的权力。

8. 投资经营储备物生产的权力。

总之,是代表国家意志支配巨额财富的进、销、存、周转、流通、生产、利用的一切权力。因此,这只能是凌驾于各部委之上的国家储备委员会。其主管应是国家经济主管。

由于管理国家战略价值储备的储备委员会事关巨大战略利益,是国家最重要的政府机构之一,并拥有巨大权力。因此其领导核心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是以国家利益为天职而对其效忠尽责的真正爱国者。

储备委员会必须有铁的纪律,对背叛国家利益的内部人员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惩处。

储备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受国家(经济)安全机构和人大以各种有效适用方式进行的监督。

 

当前国家最缺乏最需要建立的职能机构是经济安全委员会。(或国家安全机构建立经济安全职能。)这是针对当前我国因买办卖国经济安全方面国家意志严重缺失而言。然后就是应建立专司国家战略价值储备的国家储备委员会,针对我国家价值储备职能的严重缺陷。

并非有了相应的国家机构就一定会有相关的国家职能。象央行、银监会等也都是国家的重要部门,但因其掌控在买办内奸手中,所维护者非我国家意志和利益,而是他人意志和利益。如果国家储备委员会也掌控在买办内奸手中,与当今中投和外汇管理局又能有何不同?如我们前些时偏偏要在石油价格最高的140多美元/桶时以建立储备为名大量进货以接国际金融资本的出货,而此前在长达数年之久市场价格较低时却不去建立储备。若如此经营,即使有了国家储备委员会又谈何价值储备?还不是一样为他人送钱。

而像中投公司这样的机构,其负责人卖国应受法纪惩处自不待言。其机构成立宗旨就严重违背国家利益,专司逆势而为淌我宝贵财富血液毁我利他,此乃我国家肌体中毒瘤,应立即切除!

 注释:

1:见92日《每日经济新闻》(NBD.com.cn)头条《中投600余亿美元抄底海外 首次进入日本》(记者马骏骎 发自上海)

2:“如果中投公司投资于日本,将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情,在中投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高西庆今年访问日本期间,日本金融大臣渡边喜美(Yoshimi Watanabe)表示,中国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而日本则相形见绌。”——20080902日《21世纪经济报道》《日本金融大臣感激中投瞄准日本资源、环保股份?》记者 谭璐 香港报道

3:见《新京报》20080909日 苏曼丽文章《九成半银行系QDII亏损 部分产品亏损接近60%》

4:见鲁政委《<外汇管理条例>评述》《金融时报》2008825

5:见杨芳洲《新外汇管理条例大大增加了我已很严重的金融风险》

6:见200898日《参考消息》第8版《英报称中国“偷偷进军”英股市》【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97日报道】题:据披露,中国银行持有价值90亿英镑的英国公司股票。

7:“目前在筹备组内关于投资方向仍有不同认识,有成员认为,这一方式和方向与国家外汇管理局旗下外汇投资中心的操作没有什么差别,如果采用这种模式投资,成立汇投公司意义不大。” ――见20070721日《经济观察报》记者李利明文章《外汇投资公司方向初定 以保值为首要目的》。

8:见200896日香港《明报》专讯《美报:人行缺钱 须财政部注资》“《纽约时报》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在过去7年疯狂地买入约值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债券,以及两房按揭抵押债券,在人民币升值之下,有关投资大幅缩水,令中国人民银行仅仅32亿美元(即约224亿元人民币)的资本,已不够抵消亏损。 因此须财政部注资。”  http://www.mingpaonews.com/

9:大宗必需品需求弹性越小——即需求曲线越陡,其供给的松紧余缺状况变化对价格变动的影响就越大,越灵敏。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19 09:09:0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交行董事长:外资参股国内金融权限不应再放宽

外资参股国内金融权限不应再放宽

交行董事长 蒋超良

2008-09-18

    此前市场曾就外资参股国内金融企业的股权比例上限事宜议论纷纷。交通银行(601328)董事长蒋超良近日在某杂志上撰文指出,对外资参股中资金融机构股权的比例不应进一步放开,以保持国家对重点国有金融企业的绝对控制力。

    据相关规定,目前单一银行的外资持股占比不得超过25%,单个外资持有内地银行股权比例不得超过20%。

金融开放存在不对等

    在这篇题为 《金融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文章中,蒋超良指出,中资金融机构的“走出去”远比“引进外资”要困难得多。他称,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都有严格的控制。比如,与新加坡的政府投资公司淡马锡大量入股中国银行(601988)业相比,中国的银行在新加坡至今没有领到完整的银行执照。根据新加坡银行法规,如果一个银行的控制权在外国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手中,新加坡政府就不会批准这个银行在新加坡开展银行业务。

     与此类似,虽然英国的汇丰等金融机构大量入股中资金融机构并在中国内地广泛设立分支机构,但交行、建行在伦敦设代表处十多年,英国监管当局一直以母国监管不力为借口不允许在其境内设立分行。德国监管部门要求外资银行在该国分行的管理层中必须有一名德国人,这名德国人具有业务签字权,有向监管部门直接报告权。

    蒋超良称,考虑到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对外资进入都实行严格的监管政策,我国今后在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政策方面也应该更加严格。

须绝对控制重点国有金融企业

    蒋超良指出,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坚持本国对金融资产及金融资源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他举例说,截至2007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利用外资余额为823.2亿美元,其中,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220.7亿美元。外资金融机构还通过分支机构的设立,与国内金融企业展开直接竞争,客户数量和业务规模均实现快速增长。

    他称,目前,汇丰银行在内地有53家分支机构,花旗集团有23家,东亚银行有40家,渣打银行38家,外资金融机构的资产由2003年的4159亿元快速增长到2007年末的12525亿元,占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2003年的1.5%上升至2007年末的2.4%。这对我国如何保障金融业安全与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从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角度考虑,必须保持国家对重点国有金融企业的绝对控制力,今后对外资参股中资金融机构股权的比例不应进一步放宽,需要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平衡。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老革命" <capitel@sina.com>发送时间:2008-09-06 23:40:1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合众国际社】消息人士称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身无分文 【《凤凰周刊》】:周小川将被火线撤职 【纽约时报】:中国央行资本仅剩32亿美元

美报﹕人行缺钱 须财政部注资

来源:《明报》

2008年9月6日

    【明报专讯】中国坐拥过万亿美元的外匯储备,但原来央行很穷。《纽约时报》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在过去7年疯狂地买入约值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债券,以及两房按揭抵押债券,在人民币升值之下,有关投资大幅缩水,令中国人民银行仅仅32亿美元(即约224亿元人民币)的资本,已不够抵消亏损。

    报道指中国未有听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忠告,增加人行资本,人行今时今日要面对注资的需要。最快捷的方法当然是印钞票,但会令通胀急升,报道引述三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指出,人行开始与中国财政部商讨办法,如何增加资本。

    有人行专家指出,其中一个做法可能是,不再让人民币升值。但这可能增加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因弱人民币会增加中国出口竞争力,扩大美国贸赤。而且人行是内地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主要政府机构,而财政部则倾向反对人民币升值,因会削弱出口竞争力。

    两个政府机构一向不咬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中国部主管Eswar Prasad亦指出,若人行接受由财政部注资,将贬低人行独立性。他表示,曾反覆提醒北京注意持有庞大美债,会令中国在人民币升值或美国加息时受损,因当利率上升,债价会下跌。 上周内地《凤凰周刊》报道,人行行长周小川可能会在短期内调职,未知有关消息与外匯储备出现庞大帐面损失是否有关。

传周小川短期调职

    《纽约时报》又指人行已经由去年冬天开始,买入小量海外股票,但仍持有大量债券。财政部一向主张投资海外股票,去年旗下拥有2000亿美元资金的中国投资公司,开始其海外投资,最为人所知的便是入股百仕通。但投资百仕通至今帐面值已蒸发43%。

    不少经济学者认为,人行资金短絀不会对经济造成威胁,财政部可以将其他政府机构的债券注入人行以增加其资本。但人行的情况已引起不满。有人士指出,约 1.8万亿美元外储中,一万亿美元是美债,可以购买200艘每艘价值50亿美元的航空母舰,无异於向美国海军赠送200艘母舰。

    人行正面对不少压力,要求减存款準备金率,以鼓励经济增长。更有美国的中国央行专家指出,持有庞大美债令中国人厌恶到一个地步,以致不少中国官员相信,内地颇受争议的《货币战争》这本书所指的;「美国明知国库债券会跌,故意引诱中国大量购买」是真实的。

【纽约时报】:中国央行资本仅剩32亿美元 http://www.nytimes.com/2008/09/05/business/worldbusiness/05yuan.html?bl&ex=1220760000&en=911c9604f792c501&ei=5087%0A
 

 

中投公司背后的政治丑闻 
 

    根据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权基金中国投资公司(简称“中投”)总经理高西庆目前正在美国与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简称“摩根”)首席执行官麦晋桁和摩根中国区主席孙炜女士在美国私下接触,商讨中投投入巨资拯救处于华尔街风暴漩涡之中的摩根。摩根目前正面临着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或美林投资银行被收购的危险境地。

    在过去的两年多中,中投公司作为掌管中国国家外汇资金的机构,由于判断失误或外界所称利益输送,在首次出手投资30亿美元于黑石集团(又称百仕通集团)时就失利,所投资金目前已经缩水一半,在中国国内外舆论哗然。中投投资于黑石,当时就是由摩根士丹利和迎娶了中国跳水冠军伏明霞并因诚信问题而黯然下台的香港前财政司长梁锦松等牵线搭桥。此后,中投公司又入资摩根士丹利50亿美元,获取后者9.9%的被动股份,市场人士分析,当时摩根就在看跌,吃惊为何中投逆市而行,不料目前那笔投资又损失近半。

    中投公司如果再入资摩根士丹利,不会是小数,至少是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否则是杯水车薪。中投公司于摩根私下谈判追加投资的消息,在华尔街和国际金融市场引起轩然大波,不知是否得到中国政府授权。人们不理解,美国政府决定不救助任何投资银行,任雷曼兄弟破产和美林贱卖,美国国内投资者避之犹不及,中东和东南亚的主权基金都远远观望,不知为何单单中投公司和中国方面会逆市而上,超出投资逻辑和一般常识。

    人们认为,有几条理由决定中国和中国的公司在此时此刻不宜入资救助摩根士丹利乃至美国金融机构:

    一、雷曼兄弟破产和美林贱卖,证明了不顾自有资金实力善于冒险获利的独立投资银行模式已经失败。仅存的摩根和高盛,除了其自身可能存在的巨大隐患外,必然会步其后尘,价值下降。

    二、无论是中投单独相对控股还是中投拿钱由第三方控股,入资摩根士丹利,将会使中投和中国成为摩根士未来的廉价钱柜。因为无论是出于面子还是避免无休止的贬值,中国方面都不得不持续救助。在八十年代,日本人就上过美国人的当。

    三、美国政商界一定会借助美国的外资法,一如当初反对中海油在美投资无功而返一样,反对中国拥有在摩根与其投资额相符的控制权,结果就会是,中国买单,美国人经营和得利。

    四、中投或者中国其它公司,如果高调逆市投入巨资,挽救走下坡路的摩根士丹利,并且借水与她人救火,会在国际上产生出中国投资能力低下的商业尺度,长期消极影响中国对外投资个案的估价标准。

    五、中国如果隔岸救火,不仅强化中国老百姓目前脑子里关于美国人用中国人钱养活的思想,并且永远把中国政府绑扎在必须全力救国内市的战车上,酿成重大和长期的政治隐患。正如最近似乎是在提醒中国政府不要在美国救市的纽约时报重头文章所指出,“中国一万八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一万亿投入了美国的各类证券中。按照一艘航空母舰价值50亿美元而计算,一万亿美元可以购买200艘航空母舰。中国政府把国家储蓄的一大部分投资于每年仅有美元3%收益率的资产中,在计入通胀和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后,不仅不是收益,而是10%左右的年亏损。”

    六、中国如果入资,将会使得中国失去在国际事务中运用任何自由主义经济和金融政策的灵活主动权,并使得中国政府被国际金融和经济界戴上政府干预主义的标签。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近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华尔街一向都不加思索就开始夸大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斯蒂格利茨在文章最后不无感叹地写道,“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一些人,都把他们的才智用在了如何逃避条规和标准的管束上,而这些条规本是为了确保经济效率和银行系统的安全而设计的。不幸的是,这些人做得太成功了,而我们所有人,包括屋主、普通工人、投资人和纳税人,却在为他们付出代价”。

    实际上,如果中投公司或中国入资摩根士丹利,最大的直接得益者将是摩根士丹利的管理层,包括麦晋恒和孙炜等。实际上在上次中投公司投入50亿美元在摩根士丹利之前,华尔街日报已经报道说,摩根士丹利董事会已经准备作出更换首席执行官,让麦晋桁下课的决定。如果中投公司入资,麦晋桁和孙炜等将是华尔街的英雄,其得利将难以估计。此外,摩根士丹利的美国股东也会得益,而这些股东中大部分都是美国的机构投资者,正在梦寐以求能够解套。

    估计主张中投公司入资的观点,会说中投公司先前投资于摩根士丹利的50亿美元已经缩水近半,如果不再补仓,就会血本无归。这可能就是摩根士丹利高层甚或是美国政府某些想借中国之水救美国起火者所压逼中投和胁迫中国的借口之一。那么,连美国政府和美国私营机构,甚至投资者都不救雷曼兄弟和美林,宁愿断臂求存,因为他们知道对于失败了的独立性投资银行经营模式,再去追加投资,无异于被绑上债务战车。此外,主张入资的观点可能还会说目前资产便宜,正是投资良机。那么,为什么美国人自己不扫便宜货?为什么美国人自己在鼓励人民持有现金?为什么美国政府在教育人民此次危机将会是持久性的?

    在中投对美国目前的两次重大投资中,都有摩根士丹利的影子。中国国内和国际金融界广泛知悉的消息是,摩根士丹利高层与中投和中国金融界决策人士之间关系非凡,还有说法指出他(她)们之间利益输送,难以揣测,更有传言这种关系是中美金融买办和经济间谍的核心秘密。众所周知,在投资界和投资银行界,所有的资金流动都是有成本和费用的,换言之,每笔投资都是有手续费和好处费的,总是有人在领取,一般至少在1-3%之间。

    嫁给美国人的摩根士丹利中国区主席孙炜女士当年与高西庆在美国留学时就是私友,后来在香港短暂工作于香港监管部门与包括梁锦松和梁定邦在内的香港人士建立了友谊。孙炜女士后来投奔在摩根士丹利总裁麦晋桁麾下,以至于麦氏转战到哪里就将年薪数百万美元的孙炜女士带领到哪里,成为国际投行界的佳话。摩根士丹利能够在中国业务中攻城掠地,与这些深层关系密不可分。

    麦晋桁也不简单,当年主持建立摩根士丹利与中国建行合资的中金公司,该公司目前由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任首席执行官,由朱镕基的秘书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李剑阁当董事长,每年均有数百万美元的收入。这些中国金融界的大腕还都事业家庭有成,名利双收。高西庆两次结婚生有三个孩子,其中有在美国生活的。孙炜也是三个混血孩子的母亲。李剑阁的孩子由梁定邦早年托美国人资助毕业于美国著名寄宿学校和名牌大学,发展于国际金融界。国内外有舆论说,想比于国内贪官动辄因为几百万元人民币坐牢枪毙,这些游弋于国际巨大投资业务中的金融巨子,举手顿足之间,就囊入数亿美元,且不为人所知。

    更有观点指出,中国金融界早已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呼风唤雨,内外勾结,一荣俱荣,左右着中国的政局,成为不只是胡锦涛的班子,乃至是下届中国领导层的巨大隐患。
 

刘梦熊质问中国财政金融管理当局有关拍板人

 

    近期,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撰写《我为人民鼓与呼》一文,在香港三家媒体以整版篇幅发表,引发震撼,各界关注。刘梦熊疾言厉色质问中国财政金融管理当局有关拍板人:“你们这班败家子哪里来这麼大的胆子,拿国家人民的钱,来买天文数字的3763亿美元美国“两房”公司债券。现在“两房”基本上已破產,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如此离谱决策有没有黑幕,人大常委会应立即组织特别调查组彻查,追究责任!”

    犹如闹市中引爆炸弹,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金融乃至经济界强烈反响。不过都是在高层经济圈内,大陆平面主流媒体完全回避和沉默,网站也大量删除评论帖。详细情况是这样:——

    次贷危机下,美国的两家房贷抵押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公司行将崩盘破产,荣登美国“两房”公司外国债权人之榜首的居然是中国,一共持有涉及该两间公司高达3763亿美元债券,约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21% 。国际经济界称为一件匪夷所思的大丑闻。

    国家资料显示,自2004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一直在高速增长,从2004年到2007年惊人增长三倍,高达到9220亿美元。仅2006年到去年2007年间,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增长66%。在美国次按危机即将露出狰狞面目的前夜,中国仍然痴心不改地不断大手笔增持美国债券。究竟是谁拥有在这样疯狂地处置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权利,如痴呆一样疯狂购买美国债券?

    同样是亚洲大国的印度,外汇储备也很可观,但印度对美国“两房”债券持有量才2300万美元而已,人家是意思意思,中国的3763亿竟然是印度的一万六千倍,差不多是三万亿港币。这样投进美国“两房”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国际公认的原则是,外汇储备公认的投资原则是安全第一,分散为宜,但中国财金当局却将外储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投资于美国“两房”,这相当于将大部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当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和东南亚楼市崩溃,还闹出「负资产」,业主和银行一齐遭殃,说明房屋按揭本身风险很大,其衍生债券更是危险品。

    不能只集中在一个菜篮里,这是金融投资常识性的金科玉律。外匯储备投资原则是安全第一,稳健至上,比重分散,结构多元。可是我们那些可爱的受握重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败家子一般的官员,个个还都是硕士、博士学位!

    就冲这点,中国民众还有什么脸面去嘲笑印度!叫人家阿三,自己都快成阿大了。到底是谁祸害中国如此吃亏,不,是重创,而成为世界笑柄!

    我一贯就对什么莺歌燕舞的盛大晚会、开幕式不以为然,花钱给人看的东西,值得那样好面子搞成空前绝后的拔高?看清楚自己的弱点、忧患,早早修复自己可能被对手抓住而致命的死穴比什么都重要!

    我认为:这件金融丑闻的暴露,实质上对中国经济重创之巨,对国民信心和精神打击之大,简直可以抵消大批我们自己宣传的其他成就光环。这决不是一般的问题,甚至不是什么重大失误!不能用失误的概念,而是直接叫做中了“杀招”!它的背后是应该是严重的渎职+ 战略间谍的性质!

    中国经济学家都在干什么,受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高论影响而实行的政策,最后使谁最终受益,使谁陷入深深窘境了呢?那些“主张对内狂引境外战略投资者、让其大赚贱卖的银行原始股;对外大力推出中国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向海外慷慨派送十倍于融资的分红”的经济专家到底在干什么,他们的底细和真实身份到底是谁?

    近些年来,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十分活跃,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手法多端:有的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为商业活动铺路;有的境外利益集团对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给予丰厚的课题经费等途径,让他们利用自己的所谓研究成果和影响为境外跨国企业集团谋利、鸣锣开道,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于是中国的经济专家和经济官员们他们当中有不少靠着暴利集团贿赂、靠着境外集团资助做研究报告,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为国内外的利益集团鸣锣开道呼号、充当掮客买办,多年来实际也真正影响了行业乃至国家经济决策。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24 18:16:5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党爱民,投稿

两亿农民工击垮美国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2008-9-24


  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向纵深发展,这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深入认识这次经济危机的本质,我希望借助我提出的“货币耗尽理论”对这次经济危机的机制从学术上、理论上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一、货币耗尽理论

  主流经济学一般认为,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它的流动是持续的。1块钱,老板拿它去买皮鞋,鞋匠再拿去买面包,面包师傅拿它去小麦,农民拿它去买化肥,如此往复一圈后,又回到了老板的手里。而且,主流经济学认为,只要经济足够自由,这种循环是完全可以持续的,会达到非常完美的一般均衡状态。由此,他们还提出了货币中性论。
  而在我看来,以上这些理论是极其错误的,或者说只能适用于经济极其短缺的年代。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其本质是有效需求约束下的、生产过剩的经济,一切经济的目的,由原来的满足消费转移到了赚钱这个最核心的目的上来了。赚钱,才是当今资本主义的灵魂,社会的一切资源,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都是围绕着赚钱这个基本目的。
  货币耗尽理论是这样的。如果每生产一件商品,资本家以利润的形式得到30%,工人以工资的形式得到70%,再假设资本家集团的饱和需求(消费加投资)为2000亿元,那么,这个社会的总需求就是:
     Qd=2000÷30%=6666.67(亿元)  ----(0)
  社会总产品会在(0)式所示的生产规模下出清,没有过剩。本文所述理论的前提是需求约束,而不是供给约束!
  现在,我们再假设在(0)式的均衡水平上,突然施加一个需求冲击——国家增加投资(或消费)100元的货币,那么,整个经济除了要生产(0)式所示的6666.67亿元的商品以外,还要多生产一些,会出现以下一系列反应:
  第一期,资本家生产100元的商品,政府得到100元的商品;资本家得到30元的货币利润;工人得到70元的工资。
  第二期,资本家为工人生产70元的商品,工人得到70元的商品,同时还得到49元工资;资本家得到21元的货币利润。
  第三期,资本家为工人生产49元的商品,工人得到49元的商品,同时还得到34.3元工资;资本家得到14.7元的货币利润。
  第四期,资本家为工人生产34.3元的商品,工人得到34.3元的商品,同时还得到24元工资;资本家得到10.3元的货币利润。
  如此循环往复,最后资本家会从工人手里赚走全部货币,变成他自己的利润,政府刺激经济的全部效应就到此结束,整个系统又回到原来的均衡规模,也就是(0)式所示的产量水平。以上过程是一个衰减的过程,每一期生产的规模在不断缩小,可以写成以下等比数列:
     100,70,49,34.3,…   ―――(1)
  以上等比数列的求和很简单,就是:
     100÷30%=333.33   ―――――(2)
  其中100元是政府得到的投资品(或消费品),233.33元是工资以工资购买的消费品,资本家得到了100元的货币。
  如果有一笔货币,是以对外出口的形式进入经济系统的,效果也同上一样。
  “货币耗尽理论”指出,同样一笔货币,如果在工人工资比例较高的情况下,会生产出更多的社会福利,货币耗尽的速度会减慢,政府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会提高;反之亦然。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较高,一般在60%以上,因此,这些国家富裕;而我国工资占GDP的份额仅仅为10%,因此,两极分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都不明显,过早陷入需求不足的困境,唯一出路就是对外寻求转移过剩。

二、全球化

  基于货币耗尽理论,我认为,要击垮一家国家的经济,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向他提供廉价劳动力。如果劳动力无法直接转移,也可以透过商品输出的途径间接转移劳动力。廉价劳动力的转移,破坏了原来的分配结构,使得货币耗尽的速度加快(注:(1)式得衰减速度加快,(2)式的分母加大,(0)式的分母加大)。不仅货币耗散速度加快,均衡水平也极度萎缩!
  本来,按照历史统计数据,美国的劳资分配比例是可以接受的,30年代以后一直维持在64%左右,这是美国维持长期繁荣的根本。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尽管美国也出现过多次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但没有像这一次这样令人震撼!
  这次经济危机,与全球化关系密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的资本,与世界上最廉价的中国劳工相结合,生产出了全世界最廉价的产品,再把这些产品销售到美国去。一件成本只有几美元的玩具娃娃,到了美国就可以售几十美元,一双成本几十美元的鞋子,到了美国,就可以收几百美元。资本家大赚特赚的时候,他们根本就忘了,美国的老百姓并不能生产美元——如果在生产环节没有付给他们足够多的美元,那么,他们的消费力总是有限度的。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商品,很快就榨干了美国人的腰包(货币耗尽)。有些人可能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我想打个比方。好比一个赌场,每次下注,即使你输,它会给你返还一些;同样一笔钱,那些返还越多的赌场,你可以反复玩很多次,可以玩很久;反之,在返还率很低的赌场,你很快就会输光赌资、没法晚下去了。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帮助资本家减低了返还率(提高了利润率),加速了全球资本的耗尽。对于资本家来说,赚钱,仅仅是个游戏。凯恩斯曾经说过,只要让大家尽兴就行,没必要把赌注下那么大。然而,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资本家的赌注下得太大了,就几年的光景,把整个美国资本主义的大厦玩倒了!
  那些贷了款、住进了大房子的美国穷人,在生产房子的时候,并没有领到多少工资,很多材料都是从中国廉价买来的。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从哪里搞钱来还贷款?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廉价劳工、没有来自中国的廉价材料,建造这些房子的原料全部来自美国,那些房地产老板就不会那么高的利润(降低货币耗散速度),美国劳动阶层就会拿到更多的工资,这些工资就可以购买更多的房子,从而就会减少借贷的数量,从而也就降低了金融风险。或者,如果给中国的工人更加高一点的工资,那么,这些工资会转化为消费需求,这些消费需求也会给美国工人提供就业机会。
  两亿中国农民工,击垮了美国,首先是击垮了美国的分配体系,然后间接地击垮了美国的金融体系。这比任何部队和尖端武器都管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美国大量进口廉价商品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无法估计美国的劳资分配比例(注:(0)式的分母可能已经加大到50-60%!)。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像现在这么高的利润率,美国的消费者手中的货币,是很快就会被榨干的。

三、拯救美国办法

  以我的观点来看,要挽救美国经济,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由次贷引起的,那么,解决危机的办法还是要由次贷着手。一个贷款买房的人,由于刚刚失业付不起本月或最近几个月的供楼款,这笔钱可能也就是几千美元。但是,如果判他违约,让他搬出房子,这一下子就会造成几十万上百万美元的不良资产,而很多资产又是通过打包上市的,这些资产的价格在证券市场上是与其资产的收益率密切挂钩的,本来几分钱的收益的资产,在市场可能买很高的价钱(跟我们的股市是一样的)。如果这几分钱的收益没有了,那么这项资产就会严重贬值。这种贬值就会引起其他各种连锁反应。
  总体来说,美国的经济泡沫是由很少的一点实质收益吹起来的。现在的问题是,即使这点微不足道的资产收益也没有保障了。那么,这就暗示我们,只要用很少的资金维持住资产的收益,也就可以维持整个金融链条不致断裂。
  像按揭贷款这类资产,它的收益是分布在二三十年的一段很长时期之内的事情。虽然一个人今天付不起供楼款,但说不定今后哪一天它就会有能力支付了呢。如果救济个人只须花几千美元,但如果因此要救济他的贷款银行,就要花几十万上百万美元!

  综上所述,我建议:
  1、美国应当减低利率,减轻贷款人的债务负担。
  2、变拯救银行为拯救个人。只要政府保证个人贷款项目不违约,则整个利润链条就是完整的。这是最省钱的办法。这也是把风险在时间跨度上摊平的办法。
  3、要致力于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所有的美元是借出来的。一旦国际收支不平衡,必然会导致国内部分债务无法清偿。债务多了,必然爆发危机。当然,加强监管是必不可少的。
  4、按人发钱,扩大需求。这不仅是拯救穷人的措施,也是拯救富人的措施、拯救国家的措施,帕累托改进。比利时经济学家范帕瑞斯认为:“按人发钱是21世纪的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思想”。诺奖得主米德和西蒙大力支持按人发钱。2008年6月在爱尔兰召开了全球第12届基本收入大会,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不平等与发展——按人发钱是一个选择。

四、美国可能走向社会主义

  这次经济危机以后的美国,或者经济危机中的美国,可能会走向社会主义,这不仅是我的判断,也是国际很多著名时事评论家的判断。30年代的大危机,促使美国建立起了社会福利制度,大多数美国人,也就是通过这项制度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今天的经济危机,可能促使美国建立起更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制度,具体如何实施,那便是美国的“特色”。这次经济危机,给中国的教训是,中国应当努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扩大内需,把经济建设的中心由资本主义的赚钱转移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正确轨道上来,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摆在资本和戏子利益的前面),切实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发件人:"Flynn"?<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16 09:30:0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惊曝!中国油价实际是美国7倍!世界最高

中国油价实际上是美国的7倍! 世界最高

2008-08-27

    昨天,我一朋友给笔者发来了一电子邮件,内容是"中国油价世界最高"。看了其内容让笔者再次跌掉了眼镜!同时也更加证实了笔者近年来一直认为的事实。

    日前,一些主流国内的媒体可能在"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的情况下,也可能是在为个别垄断集团说话的情况下,竞相发表或转载为本次成品油疯狂涨价而引经据典。如某报报道:这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性!"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成品油价低于国际水平50%以上,国家对于油价的补贴去年已逾2200亿元,占GDP比重达0.9%。前几天,《华盛顿邮报》说中国油价低,美国《赫芬顿邮报》更耸人听闻:"一加仑汽油在北京只卖2.6美元,还不到美国的一半。"美国的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则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油价最低的国家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61%,日本的41%、英国的28%……"

    我的朋友为此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这些报道,都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忘记说明中国的油价里不含燃油税。众所周知,全世界基本上都是不收养路费、过路费,而是放在油价里收取燃油税。我们是分开收的。国外媒体不了解中国特色,我们可以向他们宣传、解释,给他们讲清楚,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国内的媒体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另收养路费、过路费这个事情,只能说他们是别有用心,揣着明白装糊涂。如果把养路费、过路费、过桥费都放进油价里,我们比美国油价低吗?低多少?下面我们就算一算。

    国外收取的燃油税里大体包含我们的养路费、过路费、过桥费等。我们仅计算普遍存在的养路费、过路费分摊在油耗中的价格。车型按私家轿车计算。

    1、过路费高速公路收费标准为每公里0.4-0.7元,按照普遍值0.5元计算。高速公路平均油耗按每100公里6升计算,即每公里0.06升。每耗0.06升油收费0.5元,每升油收费=0.5÷0.06=8.33元。

    2、养路费私家轿车每月105元,全年1260元。按照平均每天跑40公里计算,全年行驶14600公里,综合油耗每百公里8升,全年耗油=14600÷8=1168升,每升油分摊的养路费=1260÷1168=1.08元。 根据实际行车中收费公路所占的比例,我们组合3种不同情况下的含税费油价。净油价按目前的93#油每升6.3元计算。

    1、基本在高速路使用的车辆,按90%里程走高速路计算。含税费油价=(净油价6.3)+(过路费分摊油价8.33×0.9)+(养路费分摊油价1.08)=14.88元。

    2、一半里程在高速路使用的车辆。这是大部分车辆的使用情况。含税费油价=(净油价6.3)+(过路费分摊油价8.33×0.5)+(养路费分摊油价1.08)=11.55元。

    3、基本不在高速路使用的车辆,按10%里程走高速路计算。含税费油价=(净油价6.3)+(过路费分摊油价8.33×0.1)+(养路费分摊油价1.08)=8.21元。

    根据上面"一加仑汽油在北京只卖2.6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1%,日本的41%、英国的28%。"的报道,按照5月30日人民币和美元汇率6.9472:1计算,当时每升油的各国油价为:中国=(6.9742×2.6)÷3.785=4.79元(每加仑=3.785升);美国=4.79÷0.61=7.85元;日本=4.79÷0.41=11.68元;英国=4.79÷0.28=17.11元。

    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我们在基本走高速路的情况下含税费油价仅次于英国;大部分车辆的含税费油价和日本持平;极少走高速路的车辆含税费油价也高于美国0.36元。这还是没有考虑我们的工资收入没有和国际接轨的现状。如果加入我们的工资只是以上国家的10%??20%的因素,相对含税费油价=8.21÷0.15=54.73元,是英国的3.2倍、美国的7倍多。

    眼下,国内的石油巨头哭穷喊亏,那是企业的本能。他们进口的小账亏一点也是事实,但是国内自产石油这块不是大赚吗?毕竟自产石油占一半。伊朗自产石油,国内油价合每升人民币1元多,我们自产石油卖给消费者是多少钱?按含税费油价绝对值计算是世界第二贵;按国民收入水平计算,是世界最高价的3.2倍……"

    另外,笔者还想补充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真穷,人均收入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真是不瞧不算不知道,一算一看一了解就吓一跳!唉,悲哀咱们中国老百姓太老实、太善良了……


 

发件人:"Weidong Huang" <huangwd@ustc.edu.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20 10:39:5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paper from 中科大黄卫东

评论林毅夫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些观点

黄卫东

http://www.sciencenet.cn/blog/huangwd99.htm

    这些观点主要来自博客中国林毅夫的博客(http://linyifu2122.vip.bokee.com/)。林是主流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最近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1 关于比较优势和政府干预:林认为”发达国家基本上不存在,由于国家想去赶超,去补贴,去扶持少数产业这样的一种情形,反对政府支持发展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2008年1月12日)。

    评论:这里关于发达国家政府干预方面的论点显然与国际现实不符。美国政府长期以来通过补贴扶持农业,在大豆生产上,更是通过扶持打击了我国农民的大豆生产,日本同样通过高农产品物价和关税长期扶持保护自己的农业。美国政府还通过补贴大力扶持使用玉米生产酒精,与巴西相比,这个行业美国没有一点优势,因为玉米是淀粉为主,淀粉是葡萄糖聚合形成的大分子,发酵生产酒精时,需要先用酶催化高温(摄氏110度)解聚后在发酵,生产成本较高,而且玉米产量低而生产成本高于甘蔗。巴西国内汽车燃料主要来自甘蔗生产的酒精,以甘蔗生产燃料酒精历史已超过30年,技术成熟,甘蔗是两个葡萄糖分子缩合形成的蔗糖,可直接发酵生产酒精,成本低。但是,美国政府仍然大力支持美国企业发展玉米酒精,从不考虑比较优势。

    不赞成林的发展比较优势产业观点,而赞成美国政府观点,必须自己建立独立自主的技术和生产系统,否则今后燃料价格就掌握在别人手里,其价格可能远高于自己生产价格,就象我国的食油(大豆是主要原料之一)价格,完全被美国控制,已经大幅度上涨。我国现在也向美国大量销售工业品,这与历史上清朝末年西方国家向我国倾销工业品,打击我国新生的工业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现在我们出口的工业品是很多国家能够生产的,美国可以找到很多替代生产者,价格很低。美国对关键的粮食和石油是一点也不松手的。

    2 对如何发展国家经济:林毅夫认为,”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充分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选择产业、产品和技术”。

    评论:当前首先要解决生产和消费不平衡问题,大幅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措施。我们在产业发展上要独立自主,不能有选择的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使整个国家经济受控于人,而应从国家经济安全出发,关键产业必须自己发展。我们不能信任美国。经济学理论基础是人是自私的,我们的经济学家却相信别人是大公无私的,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交给西方人,尤其难以让人放心,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证明他们不可信任,看看历史上美国印第安人命运,今天他们是如何对待俄罗斯人,俄罗斯人跟他们同种,同信仰(基督教),相信他们给俄罗斯人开出的经济药方,结果换来的是全方位的打压。我们与他们有什么渊源。另一方面,美国人没有什么可怕的,毛主席早就证明,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美国技术先进,然而并不与我们分享。我国目前采取的依附性经济发展方针,人民所得远远低于我们的劳动,如果我们采用自己的技术,经过三十年改进,应已超过现在的技术水平。我们的火箭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可靠性比西方高,成本反而低。(参见比较优势理论批评)

    3 关于我国东部今后发展方向。林毅夫指出,”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由于东部地区的发展优势是制造业,东部大力发展制造业,就会逐渐退出农业和自然资源的生产,转而从中部和西部购买更多的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从而拉动中部和西部的发展”。

    评论:东部地区退出农业是非常危险的观点。东部长江三角洲平原、江淮平原和华北平原是我国主要粮食生产基地,退出农业,我国粮食安全难以保证。

    4 关于消费能力过低的解决办法。林提出加快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农村消费,认为农村基础设施不足。

    评论:农村今后发展方向是大量人员转移到城市成为城市居民,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不能想象经济发达了,人口大部分还是以农业为主。其对策是大幅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降低房价,从而使民工在城市定居。我国现在就是大量民工在城市工作,却无法买房安居,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和土地浪费。林要在农村搞基础设施建设,必然成为无法收回投资的烂帐,因为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不提高,消费低,这些设施无法使用,同时农村居民在逐渐减少,更是使这些投资的设施被废弃。柳欣教授指出:“应该是把农村人挪到城市来,而不应该把钱挪到农村去。要想这样,就要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先用货币把农村雇到城市来生产东西,再让他用工资把这个东西买走。必须有货币才能完成这个过程。中国转移农村劳动力最多的是91年到96年,这时的名义GDP增长率是25%。每年转移1400万,和日本相似。可是从97年之后转移很慢,这几年每年是500万左右。这导致了农村收入大幅度下降,粮食价格不可能上涨。我去过日本韩国、韩国、台湾地区的增长率最快的15年样本。日本名义GDP增长率是24%,农村人口从48%减到12%。韩国增长率30%,农村人口从60%减到9%。台湾地区增长率是22%,农村人口从50%减到20%以下。我们现在不应该是8%,而一定要在20%以上,用它把农村人口都挪到城市来。我们定的计划是到2020年的时候农村人口减到50%,可是这比人家少多了。我们当务之急就是20%的增长率,当把农村人口挪到城市后就会解决社会问题。企业破产也就不会产生问题了。”

    5 关于引进外资:林认为有利经济发展。评论:引进外资,不能带来技术和管理,提供的外汇对当前中国是多余的,唯一的作用是挤跨了我们的产业,卷走了我们的财富,应予以禁止,详细论证见(黄卫东 从汇源并购谈起:我国财富为什么流失)

 6 关于廉价劳动力:林认为廉价劳动力是我国经济的优势(2008-08-27)。评论:廉价劳动力是阻碍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其原因是我国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消费能力远远低于生产能力,从而生产能力闲置,经济无法发展,详细分析参见(黄卫东 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措施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

    7 关于石油价格走向。林认为:“随着需求减少和产量增加,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可能在3年到5年后从现在的价格降到每桶104至108美元”(2008-06-12)。评论:石油价格受美国控制,美国为了对付近期主要敌人,俄罗斯,会在3年以内,甚至1年内降价,打击俄罗斯经济。因为俄罗斯石油开采成本较大,美国抬高石油价格,等俄罗斯人上开采设施,然后降价,使这些投资无法收回,从而打击俄罗斯经济。目前价格已降低到每桶100美元以下,林的误导,已使国内在高油价上购油,造成了我国的财富损失。

    总结:经济学称不上是一门科学,它是人们提出来,为自己服务的工具,是有阶级性和国家性的。西方经济学是为西方资本家服务的。我们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应以指导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为主,德国历史上还处于农业社会时,德国人李斯特曾为德国发展提出了经济学理论(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七原则。林的观点,从根本上违背了国家发展经济应遵循的原则。我们也不难判断,林的这些观点是为谁服务的,它绝不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

 

 

发件人:"Flynn"?<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16 09:31:1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原美驻华大使:美国次贷危机减轻了中国压力

美国次贷危机减轻了中国压力

----从中美政治关系来看 美国次贷危机是好事

原美驻华大使 芮效俭

2008-09-11

    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 罗迪告诉笔者,美国次贷危机见底,最乐观的预测也得到2009年夏季,一般看法是到2009年底,更悲观的看法是到2010年。从最近笔者的访美经历来看,在经济方面,美国次贷危机是一件坏事,对中国经济也要负面影响。 但是,从中美政治关系方面来看,这又是一个机遇,一个能够让美国人更清醒地认识中美关系的机遇。

次贷危机远未见底

    美国的次贷危机于2007年春季爆发,今年7月上旬,已演变到“两房危机”,即美国两个最大的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股票市值缩水85%以上。整个美国房贷总共12.08万亿美元,“两房”占43%。两大房贷巨头将次贷危机拖到了更严重的境地,并对众多的海外投资者造成严重的冲击。

    几天前,美国财政部接管“两房”,启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援助计划。但事实上,这种接管行为只能表明美国房贷市场还在恶化。举个例子,从今年初到8月底,已有10家美国州际中型银行倒闭,已陷入困境的银行有117家。从数据上看,美国的房价、消费者信心指数、就业率、投资者信心指数,还都在下跌。

次贷危机拖累全球经济

    前段时间笔者在美国调研,发现许多大的商场很冷清,不像往年那样购物交费需要排队了,商场打折比例越来越大,有的甚至达75%。对外国消费者实施购物退税,退税比例为11%,高于当地所征消费税。不少商场提前关门以减少开支。大的旅游景点如华盛顿市的广场上,失去了往年游客如织、熙熙攘攘的景象,要知道每年7-8月份正是旅游旺季。美国调查的数据表明,63%的人削减了开支,78%的人减少了购物,52%的人减少了下馆子的次数。人们从报纸上剪下优惠券,去商场买打折的商品。汽车销量也开始下降到1992年以来最低点,美国信用卡持卡人所欠金额为8400美元,比8年前高出了近七成。这些都说明次贷危机和信贷危机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

    众所周知,金融创新是华尔街的生存法宝。但是,正如“股神”巴菲特所说,次贷危机是美国金融业自己酿造的一杯毒酒,他们不仅自己喝,还让别人来分享。美国金融机构将次级贷款及次级债券打包出售卖给了欧洲、日本、加拿大、中国、印度等国。全世界金融机构已知损失达3958亿美元,估计损失9950亿美元。

    三周前,纽约时报曾刊发“全世界经济充满悲观”一文称,在亚洲和欧洲都出现了更多经济下滑迹象。世界银行资深专家鲍泰利认为,次贷危机有可能把世界经济拖入萧条之中。

对中美政治关系未必是坏事

    毋庸置疑,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冲击,特别对中国出口贸易和购买美国次级债券的银行业来说,损失更大。但是,另一方面,次贷危机却开始让美国进一步认清自己,而这种自省显然是有助于中美政治互信的。

    在美期间,原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先生对笔者说,从政治方面看,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是一件好事,使美国人认识到美国的经济减速不是由人民币汇率造成的,是美国自己国内经济出了问题,这在政治上减轻了对中国的压力。

    过去几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少议案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大肆鼓吹美国经济失衡是由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甚至有人在国会说,世界经济失衡都是由于人民币汇率造成的。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美国经济搞成这样,美国金融专家都到哪儿去了,那些美国经济监管者,应该受到指责!

    芮效俭的观点有一定道理。毕竟,在两个多月前举行的中美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双方就没有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能源、环保合作和相互投资上。美国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非常欢迎中国企业到美国去投资。在准备筹划的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迫使人民币升值也不会是美方的重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将从长远角度缓解中国对外贸易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刺激经济措施的加强,在利率和汇率上的调整势必将吸引大量国际热钱的回流,这也将减少过多的热钱滞留中国的经济风险。

    中美关系可谓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每一次重大事件,都会使这两个大国在互相磨合中懂得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次贷危机同样也起到这个作用。

    对于中国而言,在防止并最大程度地减少美国次贷危机对华冲击的同时,需要进一步主动塑造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适当角色,既要回击过去那些不符事实的“人民币罪魁祸首论”,也要明确表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立场和应有的责任。

    对美国而言,正如布什总统所说,“毫无疑问,华尔街是喝醉了,现在还处于宿醉阶段。问题是它还要多久才会清醒过来”,美国需要通过次贷危机形成更强烈、更明确的、对世界经济的责任观。如果说要让世界相信,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是由于美国过去“无意的过失”所致,那么,承担起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责任,则是美国人为自己正名的最好机会。如果真能这样,也可以算是次贷危机这一不幸经济遭遇的大幸吧。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yuweiyuwei4@hot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7 12:22:05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译稿:全球经济投机活动的泛滥

全球经济投机活动的泛滥

英国《今日社会主义》编辑 Lynn Walsh

译者:余治国

2008年9月

yuweiyuwei4@hotmail.com

    过去的二三年,全球金融市场投机活动大幅度上升。短期投机的高风险对冲基金,已经引导了潮流。对冲基金的数量快速翻番,并正操纵越来越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愈演愈烈的投机一直以来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危机的症状。

    投机活动泛滥的一个测量标准是外汇交易(FX)的急剧增长。2004年9月,国际清算银行(BIS)出版了第6本三年一出的外汇及其衍生品交易活动的观察报告。

    投机活动泛滥的一个测量标准是外汇交易(FX)的急剧增长。2004年9月,国际清算银行(BIS)出版了第6本三年一出的外汇及其衍生品交易活动的观察报告。(BIS 出版社发布于 2004年9月28日,www.bis.org) 传统外汇交易市场在2004年4月平均每日全球交易量上升到1.9万亿美元,以现行汇率计算比2001年4月上涨57%,以不变汇率计算则上涨36%。

    另一个测量标准是汇率衍生品交易,衍生品是类似证券的复杂的工具,主要为了交易股份、债券、货币、远期、期权、掉期等等。衍生品交易也急剧增加。银行所卖的衍生品(所谓的场外交易衍生品)交易量,2004年4月平均每天增长到1.2万亿美元,以现行汇率计算比2001年4月上涨112%,以不变汇率计算则上涨77%。

    汇率交易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产品与服务的跨境贸易需求。其绝大部分则被用来进行证券(股票、政府和企业债券等等)、衍生品、商品期货交易,并且被用来只是在货币市场上进行赌博投机的交易量越来越高。

    金融活动不断加强对生产和贸易的支配作用,这表明,全球资本主义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危机。大部分主要产业的巨大的全球过剩产能已经引起市场的饱和和许多制造品价格的下降。当然总是存在一些新的增长部门和地区,但总的说来,有利可图的生产投资领域与资本积累保持同步。

    198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攻势加剧了对全球工人的剥削。不平等现象广泛蔓延,急剧提高了资本家阶级对财富占有的比例。同时,工资缩减和公共支出的削减,以及大部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停滞或衰退,限制了有效(买得起的)需求的增长。由于在生产投资(要么通过新科技的密集投资要么通过跨越全球的扩张发展)不能够获得足够的利润,超富的统治阶级越来越转向金融投机领域。钱被倒腾一下就可以赚更多的钱,跃过了生产有用产品或提供有用服务的中间阶段。资本主义寄生性走到了顶峰!

1990年代的周期性趋势

    1990年代的十年间,投机性活动有了一个巨大而连续不断的增长,全球化(主要是基于一小撮亚洲国家)加速,美国主导的泡沫经济膨胀。BIS全球外汇交易市场交易量的数字显示, 每日平均交易量(以2004年汇率计算),从1989年4月的6,500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的4月的15,900亿美元。(BIS每季评论,2004年12月,P68)

    然而,货币交易流通加速却在1998-2001年被打断,那段时间日平均交易量从15,900亿美元下降到13,800亿美元。BIS将下降部分归因于欧元的启动和主要银行程度不断加深的资本集中,BIS认为这降低了外汇需求,尤其在欧洲更是为明显。然而,交易下降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是1997-199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亚洲国家的货币混乱与下跌,俄罗斯债务市场的倒塌,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LTCM)的接近崩溃。同时,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也急剧降低。银行、金融机构和富人们都暂时减少了高风险投资活动。此外,1997-1998年的危机之后紧接着就是结束于2000年的股票交易泡沫的崩溃。

    自2001年以来,外汇交易市场又迎来了新的投机热潮。2000年的股票交易崩溃之后,大投资者再也不能通过股票[译者注:原文equities,指非固定收益证券]交易来赚大钱了。同时,低利率,尤其是美国的低利率(国际资本的涌入让美联储将基础利率降低到1%),压低了债券市场交易的获利能力。于是,越来越多的投机者转而去买卖货币来获利。

    “在全球性套利搜索的背景下”,两位BIS经济学家评论道,“所谓的真实货币管理机构[银行、养老基金、公司等等,投资自有资金]和杠杆投资者[借钱投资的对冲基金]对外汇交易越来越感兴趣,外汇交易成为代替非固定收益股票和固定收入证券[债券]的一种资产类别。”(Galati and Melvin,为什么外汇交易会泛滥?BIS每季评论,2004年12月)

    主要通过使用美元、日元和瑞士法郎,大投机者接受了这样一个策略——购买高利润国家的货币或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增值的货币。 “这种投资策略的流行形式就是所谓的‘套息交易’(carry trade——译者注:亦可译作利率差额交易)。在套息交易中,投资者借入低利率货币,如美元,然后持有一个高利率货币的多头[买入长债——译者注:即卖出低利率并买入高利率货币投资于低利率国家以外的高利率国家的金融商品],如澳元,实际上,投机者是在赌汇率将不会发生抵消利率差的变化。”(Galati and Melvin)

    当然,高利率货币的投机性流动,其本身就将倾向于使得高利率货币汇率更进一步的上涨。英镑便是通过这种投机性流动方式被抬高的“目标”货币之一。最近,还有一个大型投机活动是针对人民币的(RMB,也被称为元——译者注:是中国人的都知道J),一些对冲基金在赌中国政府将放弃人民币紧钉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并完全重估人民币的价值(最近这却越来越不确定)。

对冲基金是羊群效应的“掌舵者”

    货币交易吸引了许多类型不同的大投资者: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货币与商品交易商,商业银行——还有对冲基金。实际上,对冲基金并非最大的玩家,只是因为其在激烈变动的货币交易中领导冲锋,这经常使他们看起来是投机者羊群效应的“掌舵者”。

    对冲基金被指为引起了1992年的欧洲汇率机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崩溃,当时,1994年发生国际债券市场危机,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黑色星期三”通过做空英镑赚取了10亿美元的利润。在1997亚洲危机期间,索罗斯被(马来西亚总理穆罕穆德·马哈蒂尔及其他领导人)指责为破坏了林吉特(译者注:马来西亚货币单位)和其他的地区货币。到了1998年,美国对冲基金LTCM 的濒临崩溃把全球金融制度带到了崩溃的边缘。

    最近,对冲基金的数量越来越多,其投机活动的风险越来越高,这再次吸引世人的目光集中到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上。(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个栏目报道以“贪婪的交易商让市场运转”为题报道了对冲基金活动的增长(Richard Irving, 8/9 November 2004)。这个栏目反映了资本主义领导者对贪婪的对冲基金活动毁灭性作用的恐惧。(“对冲基金的攻击性可能不得不被调整。”)一些评论家尤其担心大公司和地方政府养老基金投资对冲基金的倾向,这种倾向无疑会使工人退休储蓄暴露于比以前更高的风险之中。

    对冲基金的数量已经迅速增长到5年前的2倍。据估计,总共有大约9,000个对冲基金, 控制了大约1万亿的投资者资产。在这些资产的基础上可估计,对冲基金已经借入1.5-2万亿美国资产——这样,他们就控制了3万亿美元以上的资产(大约一半在美国)。这仅仅是全球投资资产的一小部分,可能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机构投资者资产(2003年底,大约为价值54万亿美元)的4%-5%。另外,大部分对冲基金相对较小,一般管理的资产5亿美元以下。然而,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对冲基金对市场却有一个不成比例的影响。对冲基金崩溃的“涟漪”(ripple) 可能会给世界金融制度带来一个灾难性的作用。

    欧洲GMO公司(一个投资管理公司)CEO保罗·乌利(Paul Woolley)评论了对冲基金的作用,他说:“我们正早走向高度分化的[投资市场] 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对冲基金等等] 的行为没有形成市场,为了[金融机构]的目的而存在的市场。(对冲基金正在如何毁灭市场,金融时代,2004年9月28日)

    另一方面,95%以上的基金都被大型机构投资者(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等)所管理,这机构普遍接受以获得的回报大约与股票交易指数(例如,S&P 500, FTSE 100)一致的消极投资策略。另一方面,其他的基金则是对冲基金[译者注:原文are hedge funds,疑似漏掉了主语the others或the remainning](现在许多其他投资组织正在加入),对冲基金为了高回报率而对他们的投资组合采用积极投资策略。与持有平衡的投资组合相比,他们更倾向于集中投资,并使用高风险策略,如杠杆投资、做空交易和衍生品交易等。2000年泡沫破灭后大范围投资领域的投资回报下降,这引起更多的投资者专项对冲基金——对冲基金看起来可以提供更高的短期利润。其他投资机构(像投资银行交易分部和一些养老基金)也已经开始采纳对冲基金的投资方法。

    乌利解释道,对冲基金“对证券价格正获得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股票、债券、衍生品等等)。这一部分是因为杠杆作用(撬动的金额比他们所下的总赌注可能要高两倍多)的原因,另一部分是因为比大型金融机构更频繁的积极买卖的作用。“结果”,乌利说道,“对冲基金在交易量上所占的比例要高于其所管理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例如,在美英两国,他们的活动占证券市场每日交易量的大约40%有时甚至达到70% 多”。

    另外,在反复无常的市场上,对冲基金多得泛滥成灾。一个对冲基金的策略就是所谓的“惯性投资法”(momentum investing),这种方法就是紧随证券价格的上涨或下跌趋势,这就说,他们在赌以后能从错误定价(over- or under-priced)证券的最后“更正”( corrections)中获利。在许多情况下,因为“惯性”正佳市场变动性,事实上这就放大了市场波动。

    “提高市场变动性的投资行为和投资对象的搜索,这两个因素综合在一起”乌利警告道,“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的情况下,对冲基金已经变成了边际性的决定价格的投资者……事实便是不稳定的市场给对冲基金提供了理想的条件。但不稳定的市场引起了资本的无效配置,阻碍经济增长,还会引起金融混乱。除非平衡能在目前流行的投资方式中得到恢复,否则市场不会变得更稳定而有效。”

     但是,在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市场体制中,谁能够“恢复平衡”呢?最近对冲基金和高风险、短期投资方法的迅速泛滥并不仅仅是一个少部分投资者采用的不负责任的、“不平衡的”策略的结果。投机泛滥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一个症状,这种症状的根源在于制度本身的矛盾逻辑。尽管有这样的迹象——在几乎整个一体化的全球金融市场上,对冲基金的数量越来越多,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竞争,这种激烈的竞争侵蚀了对冲基金的获利能力。但是,却有更多部门的资本家正在转向对冲基金或独自采用他们的投资方法,而不是恢复市场平衡。

对冲基金的利润在下降

    “去年,总的说来,对冲基金的成绩已经不太显著了。12月 28日的标准普尔对冲基金指数显示年预期回报是3.79%, 这比去年标普500 [股票]指 8.99%的回报率低了一半多。2003年,对冲基金指数上涨了11.12%,但标普500比这要高一倍,上涨了26.38%”。 (Kevin Maler, 从简单到复杂,对冲基金的普及,纽约时报,2005年1月3日)然而,一些投机者宣称,(不像大型金融机构)对冲基金回报率在市场下跌期间高于市场平均回报率——当然,这是在他们还没有破产的条件下成立的。

    一般来说,每年有20%-30%的对冲基金破产。还有一些则在最近损失巨大。去年伦敦男人集团(London-based Man Group),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挂牌上市对冲基金操作机构,其四个主要基金回报为负,给客户带来了22亿美元的损失。尽管如此,该公司仍然继续吸收更多资金投资到对冲基金上。很明显,百万赌徒已经打算逆来顺受了。

    但还有一些评论家正在问,是否对冲基金已经达到它们作为高利润投资工具的成功极限了。基金如洪水般泛滥,对冲基金不断加倍增加,这导致市场无比拥挤。It is no longer a situation where一小撮异端基金(maverick funds) (1970年代早期,当索罗斯和他的公司首次专区财富之时,仅有大约200来加对冲基金)躲在阴暗的市场角度倒腾,资产被异常地定价——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有对冲交易的技巧现在都成为了普及知识。成千上万家对冲基金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更正了对冲基金以前赖以获取超额利润的“错误”(aberrations)。

还有就是,不仅如洪水般涌入对冲基金的资本仍然在增长,而且其他的金融实体也采纳了相同的高风险投机策略。投资银行的交易分部正在使用短期交易、高杠杆和大规模衍生品的投机手段。很明显,在2004年第四季度石油的起伏不定期间,据评估,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的投机资金大约占了交易增加量的15%-20%。

    BIS季度评论2004年12月的Gelati and Melvin文章表明, 对冲基因和其他投资工具之间的差别正稳定缩小,尤其(但不仅仅)在货币交易中。机构投资者(养老基因,保险公司),商品交易咨询者(CTAs——他们为机构与公司提供投资咨询服务)和货币外包管理者(COMs——他们现金储备积极交易提供咨询服务)在货币、股票、债券、商品、衍生品等交易中的行动都开始像其他类型的基金一样。要辨别对冲基因和其他金融实体的区别越来越只有一件事——对冲基金的神秘而不规则特征。

    但是,一些评论家尤其警惕到越来越多的养老基金被投资于对冲基金。面临着——2000年后股票交易的大幅度衰减的结果——全球1.5万亿美元的缺口,许多养老基金拼命地寻求高回报。自2000年以来,美英两国投资于对冲基金的养老基金的数量已经翻番,从12%上升到23%。此外,去年,投资于对冲基金的养老基金已经把投资对冲基金的分配比例提高到36%,大约700亿美元。去年,美国国家养老基金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ension Funds)主席“警告[过]不要依赖于对冲基金,其实内在不稳定的,因为对冲基金使用财务杠杆并寻求从短期范围的操作来获得长期回报。”(对冲基金:赌博以怎样的风险偷偷地进行投资组合,国际通报讲坛[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004年4月10/11日)显而易见,很多包括重要的养老基金投资的大型对冲基金的崩溃可能给工人养老金的安全带来一个灾难性的结果。

   另一个对冲基金的投资资本来源是所谓的“对冲基金的基金”(funds of hedge funds)。像美国共同基金和英国单位信托(unit trusts)的操作一样,他们具有低进入门槛(例如,2500美元)可以接受中小投资者的资金,然后将这些基金投资于对冲基金。2004年全球对冲基金的基金增长了22%,据估计大约达到大约30亿美元(40亿美元?)。(国际通报讲坛,2005年2月8日)

    对冲基金的加速增长和更广泛投资者的参与已经引起对大型企业一些部门的规范化需求,这要求对冲基金要注册登记并透露其投资行动,还要求对冲基因服从管制机构的审核。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已经开始引入了规制性的管理体系(regulatory regime)。但一些对冲基金管理者强烈反对对他们活动的任何检查,现在还正在美国法庭与SEC规则进行抗辩。但是,相关的其他人则欢迎规制,他们认为,政府规制将鼓励中小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更多地投资于对冲基金。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和英国金融管理局(Britain’s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都正在评估对冲基金的作用,但似乎并急于让对冲基金受制于一个规制性管理体系。许多评论家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如果限制性的规制性控制被引入,那么,更多的对冲基金将不过把他们的操作转到离岸港口(offshore havens——译者注:亦称离岸金融市场,Off-Shore Financial Market,主要有纽约、伦敦、卢森堡、瑞士、列支敦士登、摩洛哥、奎因西岛、新加坡[中国大陆人士洗黑钱的集中地之一,新加坡目前的经济增长点就是专为大陆人士洗黑钱服务]、香港、东京、菲律宾、百慕大、巴哈马、巴林、巴拿马、开曼群岛等地区),在那,对冲基金将会摆脱规制。

大裂变正在向我们走来

    “经济总是十分强健的,只是过程是曲折的”,卡尔·马克思写道,“直到崩溃肃然来临战胜它们”。甚至是现在,全球投机的泛滥仍然还正在集聚那个毁灭性的动量。最近美联储的利率上涨(目前基础利率为2.5%)是对美国通胀率(3.0%)的反应,实际上真实 (通胀调整)利率是在下降。全球过剩流动性的周期性浪潮(tidal wave)实际正处于增长阶段,这是对格林斯潘胆怯的货币“紧缩”政策的一种嘲弄。这是在刺激投机性投资的增长——对冲基金正带领其他投资者向更高风险的冒险冲锋。

    特别说来,在最近数月,有两个领域特别突出。一个是大量增加的由垃圾债券———— 那就是说,高收益高风险公司债券——融资的高杠杆“兼并和收购”。 通过对他们吞下的公司进行资产剥离来,发行债券的公司掠食者力求给债券持有者(给股东高股息分红)付高利率。但是,很多交易出现了问题,而这个债券也随之真的变成了“垃圾”。

    “美国最大的商业贷款机构的头儿把大量在一些买入交易中高杠杆 [借入]描述为“坚果”(nutty——译者注:坚果,亦有头脑不正常之意)。大多鲁莽的借入行为是被现金多得冲昏了头的对冲基金干的好事。他说,‘一些对冲基金认为,即使某些投资并不是明智,但他们仍然必须要进行投资。他们认为,把钱给他们的人希望他们投资。但这实在太神经病了!’。” (Dan Roberts, David Wighton和Peter Thal Larsen, 聚会结束了吗? 金融时代[Financial Times],2005年3月14日)罗伯特报导了人们日愈加深的恐惧——害怕商业繁荣像上个周期一样结束,“那些使用超高杠杆的公司陷入了麻烦”。一些评论家还提到1980年代繁荣结束时的垃圾债券危机之恐慌。

    风险投机性投资的另一个新兴领域就是所谓的“新兴市场债券”(emerging market debt)。由于美国、欧洲和日本利率较低,投机者最近把现金借给巴西、俄罗斯、哥伦比亚、土耳其和其他一些国家(大部分国家的货币都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的政府和公司。那些国家必须要付给借款人一个高于美国利率的“风险溢价”(risk premium),尽管最近“风险溢价”接近下跌了一半——因为相比较于风险降低而言,流动性如洪水一般泛滥得更严重。“所有这些都唤起了我们的回忆——1990年代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市场情绪与现在如此相似”。(Roberts,聚会结束了吗?)看来,又一次的债务泡沫正在膨胀到危险的规模。

    很久以前马克思就评论过,由于信用体系和生产完全分离,和对工人的剥削完全分离,和利润——通过销售商品给顾客——的实现完全分离,其复杂性导致资本主义者产生这样的幻觉——“资本生出钱就像一棵梨树长出梨子一样”。时至今日,许多资本主义者看起来都认为,利润在电脑屏幕上变魔术变出来的,是源自来自电子金融市场的虚拟世界。然而,一日胜似一日的数字恐惧——实践检验并不太远,越来越多来自不同的领域的声音对此表现出关注。“下一次的商业周期将比上一次更快地到来”,PWC——一个专业服务公司——全球再造领导人保尔·柯克(Paul Kirk)说道,“人们此时此刻一直所追求的投资目标和经济基础毫无关系。” (Roberts,聚会结束了吗?)

    低利率管制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因为低利率管制下的投机泡沫仍会保持。恰恰泡沫怎样结束不可预测。许多对冲基金或信贷公司的崩溃可能会触发一个金融危机。美元急剧下滑可能会迫使美国利率升高,从而引起资产价格(股票、房产、垃圾债券、“新兴市场”债务等等)的下降,结果,美国经济将会衰退。一旦无法扩展美国市场,中国的投资和资产繁荣将会崩溃。举债消费的美国经济繁荣之结束将明确意味着全球聚会的结束。

    这在何时发生?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啊!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者的策略就是“积累现金,等待崩溃”。(Roberts)例如,沃伦·巴菲特,这个传奇版的投资者,一直坐拥450亿美元的现金却“静候市场调整”。当然,毫无疑问,他会令人感到可笑的。遗憾的是,几十亿的在银行除了债务其他什么都没有的工人和穷人,将为贪婪所引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混乱和破产而付出可怕的代价。

    注释:2005年3月16日,美元对英镑的汇率是: $1 = 0.5186 pounds,或0.7478欧元,或104.52日元,或8.2765元人民币。注意到:其他双向汇率,例如欧元/日元,是独立变化的,不能简单地通过上面给出的汇率进行计算。

对冲基金是什么?

    对冲基金是超级富人投资者的神秘俱乐部 (典型的情况是在100人以下)。基本上说,他们都是私人伙伴关系(非上市的大众公司),其客户都是超级富人(最低投资通常在大约1-2百万美元),他们也还未遭到金融监管机构的规制。换句话说,他们尚未被要求对他们的资产或活动透明化。无论如何,大部分对冲基金都注册于避税天堂(索罗斯量子基金注册于荷属安的列斯的古拉索岛[Cura??o, Netherlands Antilles]).然而最近,有了一些变动,尤其是美国开始规制对冲基金。

    原初,对冲基金被提出事用来作为高回报且相对安全的投资工具。阿尔弗雷德·温斯路·琼斯(Alfred Winslow Jones)在1949年启动了第一个对冲基金,他发展出一套对冲技术(就像抵消你的债务一样)。对于所有购入的看多股票(在其价格会上涨的假设下,持有一段时间),他买入另一个相似的看空股票。股票做空交易意味是,他们都是被借入的(通常从经纪人手中,需要偿付利息)并很快卖出,其前提是这些股票的价格将下跌——这样就容许对冲基金更便宜地买回这些股票并返还给贷出者从而获利。这个思想是:无论股票价格上涨或下跌,对冲基金均可获利。对冲基金努力辨别市场异常(例如,低估的股票则做多,或高估的股票则做空来买空卖空),通过在挑选出的金融市场的一个角落进行积极的、集中的交易而赚取高利润。此外,他们还在不同地区的市场上进行价格套利活动。

    每次交易的利润都不多。但是琼斯使用了杠杆操作来放大利润。,这意味着 借入巨大的资金总量容许对冲基金进行大规模买卖——这种活动本身可能会影响到股票价格的波动从而具有市场操纵性基金的优势。但,卖空操作和杠杆交易是高风险的不安全策略。

    今日的对冲基金仍然使用卖空操作作为一个主要的交易技巧。同时,他们拥有越来越多样化其投机活动,从非固定收益股票(企业股)到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垃圾债券(高回报高风险的公司债券)、商品、货币、兼并和收购等等。

    提供高回报的对冲基金已能吸引越来越多的超级富豪投资者,尽管其具有很高的风险。 “过去十年来,对冲基金所赚取的回报几乎是股票市场的4倍”。(更明智的对冲,国际通报论坛,2004年12月)。投资者必须投入的启动资金至少在1百万到2百万美元。对冲基金管理者获得他们2%的委托佣金(比较一下美国共同基金的平均1.36% 的佣金——这和英国单位信托相当)并还要付出“业绩奖金”为利润的20%。一些对冲基金已经让其管理者从他们自己的投资和管理费用中变得极为富有。例如,据估计,索罗斯拥有的个人财富达到110亿美元。据最近的新闻,一个低调的美国对冲基金巨头——斯蒂文·柯亨(Steven Cohen),管理着价值60亿美元的基金,其个人净资产价值也达到20亿美元,2003年拿回家3.5亿美元而2004年则更多。在过去的5年终,他花了5亿美元在私人艺术品收藏上,其中,为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

   (译者注: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一条用甲醛保存在玻璃柜里面的18英尺长的虎鲨)的艺术品花了1200万美元,为一副杰克森·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画作花了5200万美元,为安迪·沃霍尔的一副画花了2500万美元。(Thomas和Vogel:金融虎鲨留了一副牙印在艺术世界[译者注:应该是双关修辞],国际通报论坛,2005年3月4日)

It is not only the hedge fund managers, however, who draw grotesque incomes from the funds’ activities. The investment banks that handle the funds’ trading activities are also raking in huge amounts in fees. “Such is the voracity of the [hedge] funds’ trading that regulators estimate that some investment banks are generating up to 40% of their total revenues through dealing commissions charged to hedge funds”. (时代周刊, 2004年11月8如)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和对冲基金具有内在风险

    资本主义的领导者仍然“魂牵梦萦”于1998年美国对冲基金LTCM的濒临崩溃中,这一事件几乎要触发一个世界金融市场多米诺牌式的大崩溃。在1995-1997年间, LTCM为了客户专区了丰厚的回报,除去管理费用获得回报高达33.7%,标普500的股票平均不过才29.3% .LTCM在不同市场进行套利(经常很小)操作,通过债券、掉期和期权交易获取丰厚利润为了放大回报,LTCM管理者以非常高的刚刚进行操作。1998年初,LTCM以48亿美元的资本撬动120O亿英镑来操纵市场。这意味着借入25倍的资本。另外,LTCM还管理了资产负债表外(off-balance-sheet )(on the side)的衍生品合同,其虚拟价值约1.3万亿美元。

    1998年8月,俄罗斯政府拒不兑现债券,卢布也直线下滑。这给整个金融市场发送了冲击波,尤其打击到了阿根廷、巴西和所谓的“新兴市场”。全球债券市场的混乱促使LTCM在12月陷入崩溃。除去这次的巨大损失, LTCM的净资产下降到6亿美元,然而它在市场上的投资高达1000亿美元——这意味着借入了167倍的资产:LTCM实际上已经破产。

    “失败的恐惧会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很快就介入进来,其组织了一个私下的360亿美元的秘密的紧急援助。(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全球化及其不满,2002,p150)美联储特别害怕债券和衍生品的抛售会触发价格垂直下跌,从而吸干市场流动性。显而易见,存在一个对冲基金和银行破产的连锁反应的危险。美联储依靠银行组织一个对LTCM的营救,银行给这个对冲基金延长了信用。“LTCM的营救能被看成是法外破产型的重组(译者注:即未通过法律程序的破产重组),在这个重组中,为了尽可能地挽救LTCM,其主要贷款人成了基金所有者”. (Barry Eichengreen & Donald Mathieson, 对冲基金:我们真地了解吗?IMF Economic Issues 19, September 1999.)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中连锁反应的金融危机——这毫无疑问会引起世界经济的衰退——这可却因美联储的快速介入而得以避免。当时,危机的严重性被资本主义领导人和新闻媒介的共同沉默而对大众隐瞒了. 斯蒂格利茨评论说:“美国告诫过大家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及其危险。 但是,[在其他偶发事件中]在 LTCM的营救中使用影响力的议题看起来却是遮掩的、核心的……”. (全球化 p178)

    可又有多少LTCM类型的危机在那儿等待着发生呢?

    该文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社会主义党(CWI英国支部)期刊《今日社会主义》。
 

 

发件人:"tianyang001" <tianyang001@sina.com>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17 12:50:5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张宏良
 

掀起新世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张宏良

2008年9月

    (这是年初讲座内容的第一部分。讲座题目是《2008中国面临的世纪性挑战》,全文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改革宗教化的挑战;二是经济殖民化的挑战;三是政治官权化的挑战;四是“五有社会”落空的挑战。上面文章题目就是讲座第一部分原来的小标题,所属九个问题篇幅较长,需要时可选择其中一个或几个问题转载。发表时部分数字有改动。)

    今天来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对形势的看法。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的形势,我想最准确最深刻的概括,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和十七大政治报告当中所讲的两个前所未有:发展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请注意,胡锦涛总书记讲的两个前所未有是无条件的,不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前所未有,不是共和国建国60年来的前所未有,也不是1840年以来的前所未有,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前所未有。

    前所未有的机遇是什么呢?就是21世纪世界范围内东方文明的复兴,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由西方文化主导数百年的人类发展过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它正在把人类社会带入死路。目前这场世界性危机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危机,以往工业社会所有的危机都是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而目前这场危机则是由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造成的,是人类社会由实体经济进入虚拟经济的第一场危机,如同实体经济的危机宣告了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一样,目前虚拟经济的危机同样宣告了西方文明的历史局限性,这场危机将形成东西方文化世纪性交替的历史转换点,由此形成东方文明主导的新的人类发展进程,从而在客观上提供了中华民族世纪性崛起的历史机遇。可以说,站在东西方文化交替的十字路口展望未来,未来的中华民族将不仅仅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是要领袖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关于机遇方面,各类媒体一直在谈,尽管和我们说的机遇内容完全不同,但毕竟是铺天盖地都在谈,只是挑战很少谈,即便谈到挑战,也仍然是那些故意掩盖现实的老生常谈,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谈谈面临的挑战,集中谈一下四个挑战的第一个挑战:改革宗教化的挑战。

    可以这样讲,解放思想是胡锦涛总书记从六二五讲话到十七大政治报告反复强调的一个理论核心,是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一个首要政治口号。环顾当今中国,可以说是解放思想的呼声响彻天地,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喊解放思想。官僚在喊解放思想,学者在喊解放思想,商人在喊解放思想,右派在喊解放思想,左派也在喊解放思想,甚至连汉奸买办、贪官污吏都在喊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无非就是要把人们从现有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今束缚中国的最大思想牢笼和精神枷锁是什么?

    改革精英对此的回答仍然是30年来的陈词滥调,把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甚至人类最基本的平等思想,看作是需要打破的思想牢笼和精神枷锁,唯一不同的是思想解放的重点,由过去以打破社会主义精神枷锁为主,转变为现在以打破爱国主义精神枷锁为主了,这是由不同时期改革的不同任务决定的。过去打破社会主义精神枷锁,是为了推动私有化改革;现在打破爱国主义精神枷锁,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殖民化发展。如果说私有化改革是人民的悲剧,那么经济殖民化发展则是民族的悲剧,这双重悲剧都是打着改革旗号发生的。改革的宗教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思想牢笼和精神枷锁。

    环顾当今中国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邪恶都打着改革的旗号,扒房子圈地,侵吞国有资产,抢占矿山资源,数千万工人被逼下岗,数百万妇女沦为娼妓,外资霸占中国资源,奴役中国劳工,廉价收购中国金融资产,中国的廉价资源廉价商品长江大河般源源不断流向西方,西方消费后又把毁灭环境的大量垃圾铺天盖地般倒向中国------,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以至与对任何行为不再进行任何解释,永远都只是简单2个字:改革!改革已成为强势集团为所欲为的代名词,无论他做什么都是改革,无论你反对什么都是反对改革,改革完全宗教化了,甚至其封闭性超越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宗教。世界上绝大多数宗教都有改宗弃教的自由,包括和尚尼姑都可以还俗,但是唯独对改革教不能有丝毫怀疑,任何对改革教的怀疑哪怕是只有一个字,都会立刻被传统媒体撕咬的粉碎。特别是那些天天叫喊信仰自由的右派,却不允许任何人有拒绝信仰改革教的自由,把13亿中国人民强行变成了改革教的教徒,在把一切邪恶东西随心所欲打上改革烙印的同时,又把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同样随心所欲地变成改革对象,并且规定不准争论,强制形成了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地位。

    改革教现代神学统治的结果,同时毁掉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和自然家园。精神家园的毁灭,主要表现为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和民族创新能力的丧失:整个社会没有一物不造假,没有一人敢相信,没有一事能放心;最具创新能力的中华民族30年来发明创造等于零,甚至没有一本书,没有一部戏,没有一个理论家,没有一个文学家,没有一个艺术家,没有一个科学家。自然家园的毁灭,主要表现为青山绿水消失了,森林草原消失了,江河湖泊干涸了,矿产资源挖走了,耕地土壤板结了,春夏秋冬四季界限消失了,从卫星图片上看地球,我们周边都是绿的,只有中国如同一块森人的花白牛皮癣。生态破坏是对一个民族生存环境的根本破坏,不像经济崩溃那样经过一段时间就能恢复过来,一旦出现生态崩溃,甚至连回头改正错误的机会都没有。今天不是十七、十八世纪以前,那时人们没有生态和资源危机的概念,对生态的破坏是有限的能够挽回的,今天的生态破坏会把一个民族推向死路,完全是一种刑事犯罪,是一种典型的反人类罪。

    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实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必须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社会的健康发展。可以说,在思想上彻底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世纪性崛起的根本条件。从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到十七大赋予和谐社会“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具体内容,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民生路线,并在实际工作中取代了以往那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英路线。我们之所以称之为伟大的转折,就在于贯彻这条民生路线,是中华民族实现不流血转变的最后机会,中华民族已经被推到了内乱和崩溃的边缘。并且中国社会已经孕育成熟了伟大的民主力量,东方文化已经积聚凝成了伟大的民族自新能力,完全具备了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条件。

    然而,事物的发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或许是最后的疯狂,或许是欺负胡锦涛不敢发动群众,中国强势集团和国际垄断资本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财富瓜分浪潮,就其财富掠夺的规模和速度来讲,甚至超过了1840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仅一年多时间里,外资就从中国几家大银行股份的买卖中获利超过万亿,正在从根本上摧毁着中央民生路线的物质基础。可见,不公开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而是想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在实践中悄悄转变原有政治路线,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强势集团对社会的掠夺和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的掠夺,都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疯狂的状态,贫富分化已经把中国撕裂为彼此仇恨的两个极端,并且富人对穷人的仇恨程度甚至超过了历史上412大屠杀前夕,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已进入了最后点火的倒计时状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和谐社会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中华民族即将面临社会矛盾大爆发的空前挑战。

    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已到了不容拖延的最后历史关头,已是化解矛盾、转危为安、避免武器批判的最后选择。虽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批判的武器能够避免武器的批判,作为肩负民族崛起大任的中国共产党人,本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和谐道路被彻底堵死之前,必须坚持不懈地高举批判的武器,团结亿万人民,支持胡锦涛新政,努力实现伟大的转折,掀起新世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必然有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就当前而言,急需弄清以下9个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

     第一,老百姓是不是人的问题。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主体,而不是实现他人意志和利益的工具。这本来是500年前文艺复兴运动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可中国的老百姓又被重新打回到了500年前的中世纪,再次变成了神学统治的简单工具。唯一不同的只是,中世纪欧洲的老百姓是实现上帝意志的一个工具,现代中国老百姓则是实现GDP增长的一个工具。中世纪欧洲的老百姓是为僧侣活着,现代中国老百姓是为富人活着。

    在富人眼里,老百姓不过是一群如同驴牛骡马般创造GDP的简单工具,甚至连驴牛骡马都不如,管理驴牛骡马尚且以要考虑死活,而中国改革精英实行的管理原则,则是“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根本不管死活。至到今天以人为本的口号已经喊了许多年,可是资本控制的中国财经类报刊,仍然坚持认为不管老百姓死活是具有经济学专业素质的表现,说什么经济学只管资源配置效率高低,不考虑劳动者死活,考虑老百姓死活是左派经济学拙劣的煽情手段,真正的经济学只考虑效率高低。如此一来,主流经济学便拉开了人间地狱的黑暗闸门,劳动者的悲惨世界开始了,既然要资源配置效率高,效率最高的办法就是不发工资,剥夺全部福利,超越生理极限地疯狂役使劳动者。过去曾经有句话,叫做劳动者做牛做马,后来则是连牛马都不如,役使牛马也要考虑死活,而役使老百姓则完全不用考虑死活,只要不造反就行。这种“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的管理原则,完全突破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奴隶时代的道德底线,即便是最野蛮残暴的贩运黑奴时代,也要以奴隶死活为底线,而不会以不造反为底线。当然,按照改革精英的私有化逻辑,老板摧残工人如同官员挥霍资产一样,是因为产权模糊造成的,只要明晰了产权,让资产归官员个人所有,工人归老板个人所有,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可见,单纯复辟资本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复辟到奴隶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才有希望得到根本解决。

    对劳动者空前绝后的极端压榨,使劳动工资下降到文明社会的底线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老百姓工资占到了GDP的70%左右,可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2006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下降到了GDP的10%左右,中国老百姓不仅变成了国内老板的廉价奴隶,同时也变成了国际资本的廉价奴隶,甚至廉价到干脆不发工资的程度,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继非洲大陆贩奴运动以来第二次廉价劳动力浪潮。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那么丰富的资源却吸引不到外资,而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等东南沿海地区资源极端贫瘠,却能引来全世界资本竞折腰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极端惨烈的历史背景下,中央强行出台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劳动合同法》,旨在提高劳动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结束老百姓的悲惨世界。实事求是地讲,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类似的劳动法规相比较,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对资本都是十分温和的,即便这个法规得到全面贯彻,中国劳动工资占GDP比重仍将是世界最低的。可是就这么一个十分温和的劳动法,却引起了权贵和富豪排山倒海般的反对浪潮,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呼声响彻云霄,并且威胁要用破产,失业和经济下降的办法来打倒《劳动合同法》,虽然马克思早就讲过:“资本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像目前中国资本这样不加任何掩饰地如此猖狂,却在历史上十分罕见。在思考中国资本特别猖狂的过程中,突然想起了中国八、九十年代大规模裁军和大规模扩警的问题,当时大规模裁军是打着经济建设的幌子,其实裁军的钱并没有用于经济建设,而是用来发展武警和保安(养保安同样是社会财富的扣除)了,这军警之间一裁一扩,反映了中国穷人和富人之间历史地位的根本变化,军队主要是对付国外侵略者的,武警保安主要是对付国内老百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就是通过武警和保安实现的。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一部分人能够先富起来是政策变化的结果,其实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依靠武警和保安先富起来的,如果不是把军队变成武警和保安,恐怕再过30年一部分人也不可能先富起来。中国的资本之所以特别猖狂,也是因为存在武警和保安的结果。

    目前中国资本集团对《劳动合同法》近乎病态的疯狂反对,反映了中国背离人类文明发展已达到了难以想像的野蛮程度。劳动者的历史性解放一般分为四个阶段:以不造反为底线、不管死活的前奴隶阶段;以死活为底线并能维持劳动力正常再生产的资本奴隶阶段;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阶段;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体阶段。当初白人在非洲大陆围猎黑奴,属于第一阶段;马克思批判的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属于第二阶段;目前北欧个别发达国家属于第三阶段;毛泽东时代属于第四阶段。而目前的《劳动合同法》不过是要把劳动者的地位提升到第二阶段,就引起了整个社会权贵和资本集团的疯狂反对,可见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该是何等艰难!难在哪里?难就难在中国的权贵富豪根本就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只把老百姓看作是创造财富的工具,并且还是那种不花钱的工具!所以才把拖欠工资看作天经地义。如何能让中国的权贵富豪承认老百姓是人,哪怕是十分低贱的人,就是中国文明进程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进步,从目前权贵富豪对《劳动合同法》的极端仇恨来看,要达到这个程度还很难。所以我们才把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看作是伟大的转折,伟大就伟大在要实现这个转折是相当艰难的。

    目前老百姓的历史地位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公平正义的问题,同时也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的问题。核时代的大国斗争将越来越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说从发展的角度来讲,农业社会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工业社会主要依靠组织资源,新经济时代主要依靠文化资源,那么从斗争的角度来讲,农业社会主要依靠军事手段,工业社会主要依靠经济手段,新经济时代则主要依靠文化手段。人类经过蒙昧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发展,正在进入更高阶段的人本主义社会,谁能适应世界的人本化、信息化、知识化、虚拟化和一体化发展,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新的人文价值观,提供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谁就能够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高端,谁就能够主导世界。现代舆论生活中有个概念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以至与到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程度,这就是所谓人权武器。人权武器的出现,说明大国之间的斗争方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意识形态正在取代飞机大炮,成为未来攻城略地的主要武器。80年代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够扫荡天下独霸世界,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个武器。在毛泽东时代,这本来是我们对付西方国家的武器,80年代以后越来越成为西方国家对付我们的武器。之所以会形成这种颠倒,是因为中国人民曾经真正当家作主的时代,被国内权贵富豪妖魔化为最黑暗的时代;而后来权贵富豪舞翩纤的时代,又被全世界斥为没有人权的时代。中国妖魔自己原有文化,追随西方文化发展的结果,就是反倒把自己变成了真正的妖魔。如同一个被追随男人卖入娼门的良家妇女,本来打着追求爱情自由的幌子,结果变成了被逼天天接客的娼妓。

    可见,虽然劳动者的非人化状态发生在改革后的中国,但是就其本质来讲是盲目引进西方丛林文化的结果,西方丛林文化的竞争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作为弱势群体的老百姓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运,从而形成了以劳动者的非人化趋势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把中国变成了本能支配自发淘汰的动物世界。如果站在人类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今天西方丛林文化以及所衍生的各种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在中国发展到极端残暴血腥或许是一件好事情,可以让整个人类都认识到它的弊端,从而才能用东方和谐文化彻底取代它,事物只有发展到极端,才有可能彻底解决。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文化转变的实验场,是因为人类数千年孕育成熟的东方文明在中国,只有中国具备承受西方丛林文化极端化的强大历史内力,有能力完成东西方文化的历史转变,在东方和谐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优点,形成一种与世界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新的和谐文化。除去中国之外,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能够担当起这一历史任务。就拿这一代中国人两个极端的生活经历来说,就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这一代中国人既经历了极端理想主义的光明天堂,又经历了极端物欲泛滥的黑暗地狱,两个极端的强烈对比使我们最有可能形成对世界的完整认识,能够把东方和谐文化和西方丛林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同时克服二者弊端,达到人类文明正反合的最高阶段,形成最完善的人类文明。毛主席生前曾经讲“中国人民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估计这个贡献主要表现在文化转换方面。只是这个过程让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其中最大的代价,就是老百姓失去了做人的地位。

    因杀人入狱的大学生马加爵穿上囚服时随口一句话,让在场的狱警潸然泪下:“这是我穿过的最好的衣服”;同样是大学生的一个安徽女生因运输紧张被挤死在火车轮下;也同样是大学生的一个湖北女生终年都靠在食堂捡食剩饭剩菜度日。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尚且贫困如此,一般贫民生活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因多年讨薪被打而怒杀老板的农民工王斌余,在行刑前对记者说:“看守所的条件比住在工地好”。建造了全国高楼大厦的农民工一年工资买不了一平米住房,每年全国数百万老百姓因无钱看病而死在医院外面——,此类惊人贫困在二战后的日本,大危机后的美国,也都曾经发生过,可是发生在一个连续30年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国家里,却是无法想像的。我们不是没有足够的房子,目前中国城镇人均住房达到28平米,按照三口之家计算,户均面积超过80平米,远远超过人均15平米的日本,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也不是没有钱,目前整个经济学界和相关部门都被发动起来了,在研究如何花掉那相当于10多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可研究来研究去,都是如何投向美国的财政,投向美国的银行,唯独没有一个方案是花在国内老百姓身上。并且那些由西方反华势力培养资助的“基金会学者”,居然异口同声地叫喊“外汇不是财产,无法花在老百姓身上”,也就是说,中国相当于10多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只能购买美国国债花在美国财政身上,只能购买美国银行股份花在美国银行身上,就是不能购买设备和商品,花在国内老百姓身上。这种令人震惊的奇谈怪论已成为影响国家决策的整个经济学界和金融界的牢固共识,可见,老百姓是不是人的问题,老百姓究竟只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还是经济发展的主体问题,已成为当前解决所有问题的前提。不解决这个前提问题,以人为本的原则,只会变成以官人为本,以富人为本,以洋人为本,就是难以形成以人民为本,以特别是以本国人民为本。

    第二,什么叫解放思想以及解放什么思想的问题。什么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应该是人类不断突破现有消极反动的、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束缚,不断向上飞跃的发展过程。而不是相反,把摆脱健康思想的道德约束称之为是解放思想。一个女人从妓院走进学院是解放思想,相反,从学院走入妓院不能叫解放思想,只能称之为堕落,不能把堕落等同于解放思想。

     就当前中国来讲,束缚中国人民最大的思想枷锁是什么?就是一条:改革迷信,对改革的迷信。本来改革如同人体疗伤治病一样,应该是哪里有病就治疗哪里,一旦病好就结束治疗。可是现在却把改革神圣化宗教化了,变成了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无边佛法,变成了一种不容置疑无须解释的绝对真理和永恒运动,无论做什么都永远只是两个字:改革。人类社会数千年建立起来的善恶美丑、是非真假、罪与非罪等道德伦理,在改革面前统统作废,扒房子圈地淫人妻女致人死命以及所有黄毒赌黑,回答也永远只是两个字:改革。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所有的邪恶无一遗漏地突然在中国复活,借口也无一不是这两个字:改革。所有陈良宇之类的贪官污吏、权贵豪强,所有刘涌之类的流氓恶霸、黑道魁首,30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也是这两个字:改革。把东方文化从中国课堂上清除得干干净净,致使西方文化垃圾泛滥成灾的也是这两个字:改革。全世界唯独中国人在自己国家内不会说外语便不能上学不能就业的唯一解释,也是这两个字:改革。以往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又被拣了回来,改成“华人只说华语不得入内”,挂在了中国所有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门口。改革迷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思想迷信,改革已经完全宗教化了,成为凌驾于所有宗教之上的一种新的宗教——改革教,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思想牢笼。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冲破改革教的思想牢笼,把人们的思想从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前提条件,也是东方文明复兴的客观要求。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21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东方文明的复兴。中华民族崛起和东方文明复兴对世界的意义,就是用东方文明和谐的人性法则,取代西方文明竞争的兽性法则,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政治文明,以适应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要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先秦时代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运动,那次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中国千年繁荣的文化基础。第二次是15世纪欧洲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使欧洲引领风骚五百多年。而今天互联网上爆发的对改革教现代神学统治的批判,正在掀起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比前两次的意义更加伟大,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了辉煌灿烂的东方文明,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了同样灿烂夺目的西方文明,那么这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将在整合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造就覆盖整个世界的大众政治文明,为世界一体化发展奠定大同文化基础,以保证人类未来的和谐发展。可以说,目前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千年国运,同时也关系到整个人类未来的发展。这是中国人十分自豪的方面,也是中国人压力十分沉重的方面。

    压力主要来自于中国已成为东方人性文化与西方兽性文化决战的主战场。西方竞争文化进入中国后,由于失去了宗教的道德束缚,迅速演变成为野蛮残暴的兽性文化,把动物世界中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以改革的名义强加于整个社会,以致社会道德崩溃、伦理尽失,所有反映崇高与进步的人性文化荡然无存,所有美好事物都被打上了相反的烙印,所有美好概念都被赋予了相反的歧义,解放思想也具有了完全相反的不同解释。本来,解放思想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可是,后来随着西方兽性法则的引入和陈旧历史因素的复活,解放思想便从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旗帜,演变成为摆脱人类文明约束的理论裹尸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四次解放思想便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前两次是毛泽东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陈独秀王明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义革命的成功道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就是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第二次是建国以后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解放出来,开辟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就是奠定了中华民族未来繁荣强大的文化基础、物质基础和组织基础。这是两次正面的解放思想。

    两次反面的解放思想。一次是姓资姓社的争论,从社会主义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结果就是全面私有化,私有化的程度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质的方面看,不仅经济私有化了,甚至政权都私有化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十分罕见的私有化现象,我在《官权泛滥——中国内乱的历史根源》文章中有专门论述;就量的方面来看,就是中国私有化水平远远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如中国住房的私有化比率世界最高。本来,人类社会占有制度的历史逻辑,是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目前全世界都在由国有化向社会化的更高阶段发展,唯独中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由国有化倒退到私有化阶段。20世纪末,中国之所以越来越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讨伐对象,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就是所谓姓公姓私的争论,从公有制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上百万公有制企业据为己有,形成了史所罕见的大规模资产抢劫运动。如果说第一次是摆脱社会主义思想约束,走上了私有化道路,那么第二次则是摆脱公有制伦理约束,走上了抢劫道路。抢劫和经济学上的私有化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经济学上的私有化是指有偿占有和公平瓜分,如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一样,东欧国家的私有化就是把全国资产作分子,全国公民作分母,平均一除,每人一份,然后自由转让。中国的私有化则是把工人赶出工厂大门,宣布企业归管理者所有,起了个名叫MBO(管理层收购),这纯粹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公开抢劫。这种公开抢劫的弊端还不仅仅在于数千万工人流离失所,还在于它把资本主义历史上固有的各种危机和动荡搬到了中国,为避免动荡就用沿袭下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力量去压制,这就使老百姓误以为悲剧的根源是社会主义,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反倒去拥护这种抢劫式改革,结果使抢劫者越来越大胆,在抢劫工厂等生产资料后,又去抢劫住房等生活资料,低价买来老百姓的房子翻改后再高价卖给老百姓,其间的差价如同珠穆朗玛峰,老百姓不同意就动用武警和法院强制执行。更加糟糕的是,没有底线的抢劫甚至吓坏了抢劫者本身,为了避免遭受历史清算,一边纷纷把抢劫的资产向海外转移,一边像吴三桂那样“引清兵入关”,勾结外部势力推动国家解体。洋人也乘机大举入关,疯狂扫荡中国财富。

    关于什么是解放思想以及解放什么的问题,中国的改革精英正在掀起全国性大讨论,准备在年底以前把争论推向高潮。我仔细阅读了几乎所有右翼政治势力关于解放思想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目前中国道德堕落得还不够,社会仍然残存着公平正义的观念,这些都是极左思潮存在的土壤,必须加以彻底清除。并且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批判极左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姓中姓外的争论。认为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只有发展和不发展的问题,不再有国家和民族利益问题;提出国家民族利益,纯粹是极左思潮的残余。所以,最近中国右翼政治势力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中国历史上共发生过三次反对民族主义的运动:第一次是八国联军领导的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第二次是伪满政府领导的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第三次就是目前由中国极端右翼政治势力领导的反对民族主义运动。大家打开世界历史看一下就会发现,自有国家以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发生过反对民族主义运动,其他任何国家都从未有过。

    第三,关于改革和革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需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本来,改革和革命是人类政治词典中最崇高的2个名词,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就是依靠这两个环节实现的。解决社会问题只有这两种方法,改革和革命。改革是在肯定现存制度基础上的变革,目的是完善现存制度;革命是在否定现存制度基础上的变革,目的是替换现存制度。社会出了问题首先是通过改革加以完善,如果不行那就进行革命。如同人患病后首先是吃药打针,治愈不了再进行外科手术。革命就是社会的外科手术,改革是社会的保守疗法。二者具有密切联系,革命往往是改革无能为力的结果。但是二者又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性质,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改革是富人管理穷人的斗争,所以富人一般反对革命赞扬改革。古今中外的精英集团为避免革命,往往是通过改革给穷人留条活路,所以历史上穷人也同样赞成改革。像30年来中国精英集团这样打着改革旗号把穷人活路全部堵死的改革,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恰恰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把改革和革命这两个最神圣的名词同时毁掉了。

    首先,他们在理论和舆论上把革命妖魔化了。打着反思的幌子,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中国历史上所有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统统加以否定,把他们能够做到的和能够想象到的所有罪恶,统统强加到革命头上,把革命描绘成为所有邪恶的代名词,把革命者描绘成为血腥残暴的妖魔鬼怪。

    其次,他们在实践中又把改革给兽性化了。本来,古今中外所有改革都是约束官权、抑制豪强,扩大民生民权的社会制度调整,所以人们才把改革称为改良,改良改良,就是越改越良,向着良好方向进行改变。而中国的改革却恰恰相反,为了彻底摧毁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制度,打出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旗帜,把中央的权力向官员下放,把百姓的利益向官员集中,并且中央的权力只下放到官员,百姓的利益只集中到官员。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上下两头剥夺的改革,与当初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特点是,中央有一批传统社会主义者,群众中有一批造反派。要解决这个问题,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就必须造就一个与中央和百姓两头对立的特殊利益集团,用这个集团彻底改变中国原有制度。这种两头剥夺的改革造就了古今中外都绝无仅有的权利无边的强大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既要避免中央集权的约束,又要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就必须摆脱一切伦理约束。以往所有社会建立起来的政治伦理都具有单向性特点;封建伦理讲服从,妨碍他约束中央集权;资本主义伦理讲民主,妨碍他镇压民众;人类历史上形成的所有伦理道德都不适合这个集团,于是这个集团就干脆把人类所有伦理道德统统踩在脚下,强制推行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整个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兽性化了。

    近30年来天天都在宣传改革就是要优胜劣汰,却很少有人想到优胜劣汰完全是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讲台上都在灌输优胜劣汰的动物法则,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荒诞现象。社会伦理道德完全崩溃了。本来,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人性法则应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改革的结果却是兽性法则取代了人性法则,结果就是富人变成了野兽,穷人变成了牲口。改革越来越成为地方官僚为所欲为的最常用借口,越来越成为老百姓最为恐惧的可怕名词,特别是对于基层单位来讲,听到单位领导谈改革,比半夜坟地遇到恶鬼还要更加恐惧。

    现在,要实行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恢复改革原有的改良含义,赋予改革明确的伦理色彩,不能把所有改变现状的做法都称为改革。符合伦理的变化是改革,违背伦理的变化是作恶,并且违背伦理的改革,效率越高罪恶就越大。改革之所以成为作恶工具,就是只讲效率,不讲伦理不讲公平的结果。改革初期有句话,叫做“要把被颠倒了的是非观念重新颠倒过来”,结果就是人类数千年形成的伦理大厦彻底倒塌了,是非真假善恶美丑全都倒了过来,西门庆霸占潘金莲变成了改革壮举,因为西门庆提高了红颜资源的利用效率,打破了武大郎家庭原来封闭僵化的落后状态,至于武大郎的死亡,不过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必要代价。现在,是到了分清改革历史性质的时候了。

    中国一直存在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改革: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另一个是改革教领导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清算。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是历届全国党代会对中国改革的共同定义。最初许多老同志和全国人民拥护的改革,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可是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却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清算,最初是清算改革前十年,后来清算到1949年,再后来干脆清算到1840年,直至把2千年以来的所有农民起义和革命,全都纳入了清算范围。清算的结果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完全是一部罪恶史,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和革命,统统属于历史犯罪,甚至把反抗八国联军侵略的义和团,打造成为罪恶代名词。持续30年的自我清算,彻底摧毁了知识分子和社会中上层人士的民族自信,甚至连那位才华横溢的解放军中将,都发表文章公开声称:“西方历史是一部弃恶从善的历史;中国历史则是一部弃善从恶的历史”。堂堂解放军中将都被清算到如此民族自卑的程度,一般人更是可想而知了。

    所以,不仅改革的性质要搞清楚,革命的性质和作用同样需要搞清楚。如果能够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话语搞清楚,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如果中国右派坚持拒绝话语交流,坚持不让人民说话,坚持把矛盾推向极端,最终的灾难性后果就不仅是落到国家和人民头上,也同样会落到他们自己头上。

    第四,人性和兽性的区别问题。刚才讲到了人性法则和兽性法则的区别问题,人类社会应该按照人性法则来组织,不应该实行野兽世界的竞争法则。在这个问题上,改革教对中国最大的犯罪,就是让中国陷入了三重悲剧。

    首先,颠倒了人性和兽性的关系,以兽性代替人性。虽然人类具有与动物相同的感官需求,但是人的生命本质是一种崇高的精神现象,精神需求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需求。但是,由于改革教的文化精英完全丧失了对崇高事物的感知能力,如同低等动物那样以自身的尺度来衡量世界衡量他人,便以为人与低等动物所共有的感官需求就是人类的全部需求。而把真正属于人类的精神需求看作是骗人的说教,并且在实践中长期坚持把崇高神圣的追求当成骗人的说教。本来,只有爱情才是人性,性欲是动物性,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属性,可是在改革教精英看来,爱情是骗人的说教,只有性欲才是真实的人性,完全颠倒了人性和兽性的关系。把人与动物共有的兽性当作唯一的人性加以宣传和推崇,把情感和精神领域的崇高追求变成嘲笑和戏弄的对象,最终必然是人伦尽失、精神沦丧,所有真善美的正常情感都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色戒》就是一个典型,把为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烈士壮举,归结为是追求性欲快感的结果。他们只承认食欲和性欲是真实的人性,把除此之外人类所有崇高追求统统贬低为是虚伪说教,把人类数千年建立起来的辉煌文明统统归结为包括低等动物都具有的“食道文化”和“阴道文化”,此外不承认任何文化。

    由于改革教的文化精英把本能作为衡量世界的唯一尺度,他们自己是什么样就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什么样,他们自己是自私卑鄙猥琐肮脏的邪恶群体,就认为整个世界所有人也都是邪恶群体。他们自己一生只有性交没有爱情,就否认整个世界存在爱情;他们自己一生只为吃好喝好,就认为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吃好喝好。30年来改革教的辩护词永远就只是一句话:“现在的吃喝增加了”,是不是真的增加了暂且不论,在此至少说明他们完全颠倒了人性和兽性的关系。不过在改革之前,他们从属的社会地位,决定了这种颠倒只是他们自身群体的堕落,但是后来当他们成为社会主流时,这种颠倒便演化成为整个社会的堕落,他们肉欲至上的兽性价值观便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整个社会完全向着最大限度满足少数精英肉欲的方向发展,为此不惜毁灭一切——环境、伦理和生命尊严,在已经消灭娼妓制度30年的情况下,再次把数百万劳动妇女强制变成满足他人肉欲的工具。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堕落时代,其堕落程度完全超出了宗教关于末法时代最恐怖的描述。以至于胡锦涛新政没有办法,只能提出“八荣八耻”,由洪荒时代起从头进行启蒙教育,“八荣八耻”本来是幼儿园小朋友的启蒙教材,可是在当今中国却成为高不可攀的道德高峰。

    其次,按照兽性法则对整个社会进行强化训练,把中国变成了野蛮的动物世界。这是人性和兽性颠倒的必然结果。前面已经谈过,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是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不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的组织法则。可是30年来最响亮的一句口号就是:“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汤”。发展到后来干脆连汤也不让喝了,变成“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风”。不要小看喝汤喝风这一个字的差别,这是人兽两个世界的本质差别。“吃肉与喝汤”虽然是两极分化,但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分化,而“吃肉喝风”则已经成为动物世界的物种差别了。有人会说,西方国家也是竞争法则,其实只是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面,西方国家弱肉强食的兽性法则主要是对外,对内则是越来越完善的劫富济贫原则,是一种典型的狼文化结构:对内善良互助,对外血腥残暴。这就是西方国家内部比较团结和谐,对外强硬一致的原因。中国则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反,对内实行弱肉强食的兽性法则,同胞之间越来越血腥残暴,人与人之间是狼,心与心之间是地狱。整个社会,性格越来越扭曲,内心越来越恐惧,彼此越来越敌视,13亿人被竞争撕碎成13亿碎片。现在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把13亿残破的碎片重新聚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只是如果不彻底改变兽性法则,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最后,兽性法则训练的结果不是变成了强大虎狼,而是变成了肥大牛羊。这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剧。世界历史上有许多国家都曾经实行过兽性法则,特别是近代西方国家兽性法则更是野蛮,但是,历史上所有实行兽性法则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一例外地被兽性法则训练成了虎狼,唯独当今中国被兽性法则训练成了牛羊。虎狼的兽性化和牛羊的兽性化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虎狼国家属于强大国家,牛羊国家属于肥大国家;虎狼国家越强大越安全,牛羊国家越肥大越危险;虎狼国家是宰割他人的国家,牛羊国家是被宰割的国家。30年来改革教散布的最大历史谎言,就是“落后必然挨打”,可是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次挨打不是因为落后,而是因为肥大,特别是近代先后两次差点儿亡国灭种的惨剧,都是发生在经济十分发达、国家特别肥大的时期。

    第一次是晚清的洋务运动,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繁荣发达,GDP(总产值)占世界三分之一,相当于现在美国占世界的比重,成为全世界经济最肥大的国家,因而引来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联合宰杀。中日第一次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10多倍,结果是经济肥大的中国割地赔款,贫穷的日本则依靠中国赔款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第二次是民国三十年代,那是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GDP总量超过日本一倍多。当时上海号称东方巴黎,成为举世瞩目的东亚金融中心。结果是“九一八事变”,被不足千名日本兵占领了东三省;“华北事变”又被不足万名日本兵占领了华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尽数落入日本手中。如果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估计大和民族已经成为了第二个满族。

    现在中国是第三次站到了强大国家和肥大国家的十字路口,虽然我们不想成为虎狼国家,但是也不能再次成为牛羊国家。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中国正在成为“国际奶牛”,标志就是在传统国家利益的领土方面和现代国家利益的规则方面,中国正在逐渐失去捍卫国家利益的能力,在所有对外利益冲突中——无论对方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是百分之百地丧失自身利益,连一个让国人自豪的例外都很难找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日关系,自有世界历史以来,从来都是战胜国占领战败国的领土,唯独中日之间颠倒过来,是战败国占领战胜国的领土,并且所占领的资源超过中国大陆资源的总和。可以说,衡量中国是强大国家还是肥大国家的最可靠尺度,就是中日关系。虽然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面积还没有达到历史上两次中日战争的水平,但是中国人在日本面前的软弱程度却已经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当初蒋介石丢掉东北华北,还不忘天天高喊要收复失地,可是钓鱼岛已经被日本人侵占了10多年,至今没有听到任何中国官员喊过要收复钓鱼岛。现在的中国人在自然灾害面前往往具有大无畏精神,能够振臂高喊“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没有一句毛泽东那样的豪迈语言。这是30年来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国防工业两个方面自我摧毁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强大国防工业,除了原子弹没有像大飞机那样扔进垃圾堆之外,其余绝大部分自我摧毁,只能越来越依靠进口武器装备军队,而一个依靠进口武器打仗的国家,是不可能有真正战斗力和威慑力的,阿根廷“马岛之战”的悲剧全世界都知道。

    第五,关于政治伦理问题。政治伦理问题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它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治集团自觉遵守的共同约束,政治伦理决定社会道德伦理,一旦政治伦理丧失,社会道德伦理必然会随之崩溃。所以,古往今来所有国家的所有政党、所有政治集团,无论他们实际的政治立场如何,都要高举十分神圣的政治伦理大旗,如天道正义、博爱公平、民主自由等,绝不会把金钱两个大字写在伦理大旗上。中国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把金钱两个大字作为伦理旗帜的唯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力是根本标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为了赚钱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这个伦理大旗一举,所有的道德伦理就都摧毁了,人类所有崇高追求统统被看作是虚假不实的东西,所有理想主义要素统统被斥之为极左,支撑社会的道德大厦轰然倒塌,所有神圣信仰都被踩在了脚下。人类数千年形成的超越政治立场的善恶观念完全颠倒了:卖身卖论卖灵魂的贪官奸商、名流二奶,成为社会崇拜对象;相反,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等古往今来的正当职业和诚实劳动,反倒成为非法活动和打击对象。目前打击摆摊商贩的所谓执法大队疾速膨胀,动辄把人往死里打,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打击无照经营。诚实劳动者没有执照经营是政府失职,政府应该把执照送到劳动者手中并向劳动者道歉,而不是当作罪犯一样进行其严厉打击。像目前这种诚实劳动违法、欺诈掠夺合法的伦理颠倒现象,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出现过。大家可以翻看一下历史,看看哪朝哪代有过把武大郎卖炊饼列为打击对象的,哪朝哪代有过专门打击武大郎的执法大队。

    恢复社会的政治伦理是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政治伦理,与政治路线、政治立场和政治制度等不同,它是所有政治制度都必须设立的道德底线。无论是无产阶级政治还是资产阶级政治,无论是精英政治还是大众政治,都有一个必须遵守的政治伦理问题,即便是反动政治也有着贵族式反动和流氓式反动的划分问题,二者之间划分的标准就是政治伦理问题。政治伦理不仅表现在思想信仰上,同时还表现在思想方法上,不仅取决于追求什么,还取决于怎样追求。通俗地说,就是不能在理论上耍流氓,不能对同一个事物同一个人得出性质完全相反的两种认定,然后随心所欲地翻云覆雨。就拿对江青的定性来说,江青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属于是太革命还是反革命?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统一认定。如果是极左那就是太革命,如果是极右那就是反革命;不能在定罪时认定是反革命,在批判时又认定是太革命,不能在两个极端之间随意变换。虽然极左和极右往往会造成同样危害,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会互相转化,但是不能因为黑与白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就直接颠倒黑白,或者在黑与白之间直接划等号。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站在地球两端,既是极左的太革命,又是极右的反革命;如果一定要说极左就是反革命,那就如同说白就是黑一样,纯粹是理论上耍流氓了。

    中国政治伦理的丧失,主要是根源于改革教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清算。改革教要全面清算社会主义制度,又不敢公开其真正目的,便采取了模糊事物基本性质的欺诈手法。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左灯向右拐”,“目标是天津谎说去廊坊”,一开始就堕入了下三道,在堕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一发难收,最终不再敢于正视和承认任何是非对错善恶美丑,社会的伦理标准也就消失了。所以,恢复政治伦理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明确认定事物的基本性质,如同恢复正常婚姻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明确男女性别一样。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无论有多少特色,其基本性质必须确定。如同男人和女人,无论各自有多少特点,都不能混淆其男人女人的基本性别,这是绝对不能含糊的问题。以党校教授为代表的那些“特色理论家”总说什么,是不是社会主义关键是从什么角度来看,从不同角度看就会得出不同结论。这纯粹是流氓逻辑,男人就是男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也仍然是男人,从不同角度观察男人会有不同特点,但是男人的性别不会随着观察角度而改变。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好谁坏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政治伦理一定要清楚,不能含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伦理都是十分清楚的,哪怕是极端反动的国家,政治伦理也是十分清楚的。政治伦理一乱,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就全乱了,人伦一乱,社会也就不再是人类社会,而变成魔兽世界了。

    过去人们经常说蒋介石是一个政治流氓,可就是蒋介石也有着明确的政治伦理,最能说明蒋介石政治伦理的就是他那句名言:“政治家对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对有些事情则只能说不能做”。为什么能做不能说?就是因为有政治伦理的约束,不能突破伦理底线。甚至连侵略中国烧杀抢劫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都不敢突破政治伦理的理论束缚,日本鬼子刺刀上挂着的口号是“东亚共存共荣”,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共存共荣,而不是“日本人吃肉,中国人喝汤”,而中国的改革教居然能对同胞喊出“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汤”这样的兽性口号。

    政治伦理的丧失,把中国由世界政治文明的原告变成了被告。在政治文明的历史法庭上,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位置恰好颠倒了过来,原先的原告变成了被告,原先的被告变成了原告。奠定了现代政治文明基础的中国越来越成为文明世界的控诉对象,无论把什么样的屎盆子扣在中国头上,大家都坚信不疑,都认为中国是罪有应得。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眼里,拥有6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越来越变成了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差不多和印地安人同属一个档次。大家看看70年代美国政治家尼克松、基辛格他们的回忆录,你就会为那时中国在世界政治文明舞台上的主角地位,而感到无比自豪;你就会为那时中美关系上中国的攻势地位,而感到痛快淋漓;你就会感觉到那时中国人这三个字,在地球上是那么厚重,在天空中是那么飞扬。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让中国人窝屈憋闷的时代又回来了。现在美国国会隔三差五对两个国家做决议,一个是伊拉克,再一个就是中国。为了迫使中国能够顺从地执行美国决议,便把控诉中国、妖魔化中国作为一个热身项目,去年6月份美国搞了个所谓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参与者大都是后来跑到美国去的中国改革中坚分子。这些当初中国的改革者,如同众星捧月般地围绕在美国总统布什周围,大肆控诉中国共产主义的所谓灾难,在布什带领下一起高呼“反恐就是反共”,把共产主义者等同于恐怖分子。把中国这样一个近代史上饱受外来侵略蹂躏的国家,妖魔化为一个威胁世界的恐怖国家。大家可以想一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造成那么大灾难,日本的文化精英都没有妖魔化本国,是非对错暂且不论,至少说明他们的文化精英是爱国的。中国的改革精英却借助美国的力量,把饱受外来侵略蹂躏的中国打造成为一个世界恶魔,成为世界随意讨伐的公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这个全世界唯一进行过种族灭绝的国家,这个依靠贩运黑奴发展起来的国家,这个一直到中国文革前还随意滥杀黑人的国家,会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法官,反过来控诉中国侵犯人权?除了文化精英对美国的美化和对中国的妖魔化之外,中国政治伦理的丧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弄清政党活动和邪教活动之间的界限。多年来摧毁政治伦理的结果,就是越来越模糊了政党活动和邪教活动之间的界限,把邪教活动方式带到了共产党内,严重侵蚀和毒化了共产党的健康肌体,形成越来越严重的政治腐败。政治腐败是所有腐败的根源,迅速催生了经济腐败,最终使腐败大潮淹没了整个社会。导致共产党在国内外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正在走向反面,正在从根本上瓦解着共产党存在的历史合法性,这是共产党历史上一场真正的浩劫。九十年代世界许多共产党纷纷放弃共产党名称,转而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就是这场浩劫的反映。最近在反思改革的过程中,人们更多谈到的是对人民的危害,对国家的危害,对中华民族的危害,而没有注意到共产党同样遭受到巨大损害,这种损害不仅仅表现在党的性质和宗旨方面,更可怕的是表现在政党行为方面。

    现代政党无论是否具有先进性质,在活动方式上必须堂堂正正,与邪教组织之间泾渭分明,即便是搞阴谋,也要有一个行为底线,不能摧毁整个社会的伦理规则,不能采用邪教手段。而后来对共产党最大的损害恰恰是党内形成了一股邪教力量,不讲任何政治规则,没有任何斗争底线,甚至把党的总书记都看成是政治二奶,随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前后两个总书记都是因为不听话被废掉的。前一个是召开民主生活会给换掉的,参加会议的多数是些已经退休的老头儿老太太;后一个干脆连民主生活会都不开了,直接派武警持枪在家门口一站就废掉了。一个党内退休老头儿一句话就把党的总书记给关了起来,这哪还有丝毫现代政党的影子,只有邪教教主才有这个权利!右派经常控诉打倒刘少奇是践踏民主,刘少奇的是非对错暂且不论,至少刘少奇是人民起来造反打倒的,而后来的总书记却是在镇压人民的情况下被废除的。当初打倒刘少奇和后来废除总书记,天安门广场同样是人民的海洋、红色的海洋、口号的海洋,虽然打倒刘少奇和后来废除总书记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性质,但是造成两个红色海洋完全不同结局的主要因素,除了斗争的阶级性质不同之外,单就活动方式而言,前者属于堂堂正正的政党活动,后者属于鬼鬼祟祟的邪教阴谋。所以时至今日,仍然不知道当初下令开枪的是谁。

    人们总是喜欢谈论诸如一党制多党制等问题,其实,目前中国最需要弄清楚的是政党组织和邪教组织之间的界限问题,要明确政治斗争绝不能搞乱七八糟的东西。历史上大清王朝的统治也好,国共两党的斗争也好,都承袭了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的传统特点,就是采用政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可是大家回顾一下中国改革教采用的是什么手段,纯粹是最卑鄙最下流最龌龊最肮脏的邪教手段,用各种极端龌龊肮脏的手段把整个民族给毁了,把整个国家和民族淹没在了臭气熏天的大粪坑里。就拿当时对江青的妖魔化来说,整个政界知识界对江青的妖魔化很少有政治方面的,几乎全都是污浊不堪的生活方面的。把他们自己所思所想所追求所向往的最肮脏生活和最龌龊想象,全都如同脏水般泼到了江青身上。对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一位老太太,采用如此极端下流的手段进行妖魔化,古今中外都绝无仅有。虽然采用这种下三烂手段个人赢得了胜利,但是整个民族却输了,输掉了生存和发展的伦理基础。社会道德体系全面崩溃,正义正气荡然无存在,使中国成为全世界道德最堕落的国家。这就是政治斗争突破伦理底线的结果。所以古今中外的政治斗争都有着不可突破的伦理底线,美国和基地组织之间仇深似海、不共戴天,但同样具有斗争的底线,就是从来不侮辱对方的宗教信仰。金庸武侠小说中刻画的最无耻下流的典型代表,就是《天龙八部》中的星宿派,但他同样有着不可突破的道德底线,就是只歌颂自己的教主如何伟大,从来不妖魔化其他门派的领袖。中国政治活动的邪教化,是具有六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堕落的根本原因。不仅政治行为邪教化了,甚至连组织结构都邪教化了,领导人不叫领导人,叫老爷子,以至于形成了中国政治结构的双重化:总书记领导的共产党和老爷子领导的改革教。并且总书记领导的共产党斗不过老爷子领导的改革教。这那还有半点儿文明国家的影子!莫说是现代西方国家把中国看成是未开化的野蛮国家,恐怕未来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也会怀疑当今中国是否属于文明国家。

    我们经常讲,制度如渠,百姓如水;渠怎么设,水怎么流。政治伦理决定生活伦理,政治伦理的堕落必然导致生活伦理的堕落。只要政治伦理不堕落,哪怕是政治再黑暗再腐败,老百姓的伦理道德也仍然是完善的。当初晚清政府那么腐败,国民政府那么腐败,老百姓的道德体系都没有崩溃,就是没有突破政治伦理的结果。如果孙中山对慈禧太后、蒋介石对宋庆龄,也像改革教对江青那样肆无忌惮地编造谣言泼脏水,恐怕中华民族早就崩溃了。由于政治伦理的堕落,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都是由党内政治斗争造成的,人们自然就把这笔账算到了共产党头上,这是改革教给共产党带来的灭顶之灾。如果这个问题不讲清楚,不划清共产党和邪教组织之间的政治界限,就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共产党就将难逃历史大劫。可见,对改革教的批判,不仅仅是对人民对国家的挽救,同时也是对共产党自身的挽救。

    第七,要搞清楚私有化的作用、途径和边界。私有化是改革教最为推崇的神圣信仰,也是改革教对人民进行全面清算和剥夺的基本理论依据。把私有化推上神坛,视为万能之主,是中国改革教一大特征。由于我们在此讨论的是社会文明的底线问题,所以关于私有化本身是非对错的问题暂且不论。在此只想简要指出三个问题,即私有化的作用,私有化的途径,以及私有化的边界。首先就私有化的作用来看,总结西方国家以及许多新兴工业国家发展的基本经验可以看出,战后走上和谐发展道路的任何一个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抑制私有化发展起来的,社会文明的提升和个人精神的完善,也都是通过克服狭隘的私有观念实现的。其次就私有化的途径来说,西方国家私有化的发展,是通过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剥削制度实现的,除了国家发动战争对外抢劫之外,国内绝不允许个人对公众进行抢劫。这也是西方国家内部和谐团结的一个重要原因,你可以对外抢劫,但是不能对内抢劫;对内所有抢劫都是犯罪,没有什么原罪不原罪的。像中国这样谁抢到手财产就归谁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都没出现过。

    中国的私有化之所以特别邪恶,还不仅仅在于它对公众的抢劫,而在于它把富人对穷人的抢劫称为是原罪,而对原罪是不能追究的,谁追究原罪谁就是极左,谁就是仇富,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犯罪;而把穷人对富人的抢劫称为是现罪,对现罪则要严厉打击,甚至格杀勿论。最后就私有化的边界来讲,世界上所有实行私有化的国家都有着明确的公私边界,有着私有化不得侵犯的公共禁地,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是不能私有化的。而当今中国不仅经济资源全部私有化了——或者是个别私人直接占有,或者是极少数私人以公司的形式联合占有——甚至连政治资源都私有化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私有化现象。政治资源的私有化,是当今中国所有祸患的总根源。中国经济私有化的抢劫途径,就是政治私有化决定的。所以,在此我们主要讲一下政治私有化的问题。

    谈到政治私有化,可能人们就会想到“朕即天下,天下即朕”的皇权时代。其实,“朕即天下”的皇权统治并非是政治私有化,而是皇权和公权直接融为一体,既无所谓公,也无所谓私。我们所说的政治私有化,是当今中国存在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特殊私有化现象。通常人们总是把目前中国的腐败现象看作是权利私有化的结果,其实目前中国已经远远超出了权利私有化的范畴,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政权私有化现象。中外历史上权利私有化现象较为常见,凡是权利约束比较弱的地方——无论是皇权约束还是民权约束,就容易形成权利私有化的现象,其特点就是权钱交换、卖官鬻爵,把权利当作私人资本来经营。目前中国的政权私有化则是在权利私有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拥有了只有国家才拥有的镇压功能。是否具有镇压功能,是权利私有化和政权私有化的最根本区别。当地方官僚具有镇压权利的时候,标志着社会已经由权利私有化进入了政权私有化阶段。政权私有化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以往封建社会无论多么腐败黑暗,都没有出现过政权私有化现象。高俅贵为国防部长,要除掉林冲一个普通军校教员,也只能设计诱使林冲犯罪,由法律对林冲进行判决。张都监身为城防司令,要杀武松一个囚犯,也只能把武松奉为贵宾请进家来再设计诬陷。这种情况和现代西方国家差不多,官员要想加害百姓,只能设计让百姓犯罪,只要百姓不上钩,官员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政权没有私有化,官员并不直接拥有镇压功能。而当今中国官员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镇压功能,莫说是高俅、张都监那些相当于副总理级省部级的高官,即便像县长县委书记那些处级基层官员,只需一句话,无论多少个林冲和武松都会被随时镇压掉。封建社会官员陷害百姓之所以要费尽周折地制造人脏俱获的“真实证据”,与当时的审判制度有关,封建社会的衙门判案与现代西方国家的人民陪审团制度有些类似之处,都是公开审判,老百姓聚集在衙门口观看,如果证据不足,百姓就会起哄,传播开来官员就可能倒霉。大家可以想一下,《水浒》作为文艺作品描绘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就是把所有罪恶集中起来加到一个人身上,在那样的典型环境中,张都监都杀不了一个囚犯,就是因为政权没有私有化,他没有镇压的权利。

    当今中国的政权私有化现象,是30年来官权极端泛滥的结果。当初那位老人走上政治舞台,上有华国锋中央集权的领导,下有造反派民权的制约,为了削弱中央集权,剥夺百姓民权,便做出了依靠官权和洋权的历史选择。要讨好官权就必须彻底剥夺百姓民权,要讨好洋权就必须全面削弱中央集权,这就必然形成了官权和洋权无限泛滥的政治状况。官权泛滥的结果,就是脱离中央集权和民权的束缚,形成了一种新的完全独立的政治力量。官权完全脱离集权和民权约束的独立发展,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官权的独立发展使各级官员具有了包括镇压功能在内的全部国家功能,依靠这种国家功能,官员不仅能够以权谋取私利,还能够以权镇压私敌,随便一句话,就可以把权利范围内任何一个人置于死地。为了保证各级官员具有充分的镇压手段,通过改革国家暴力机构使各级官员拥有了行使镇压职能的暴力工具,这就是保安、武警、特警和防暴警察等武装力量的产生的历史背景。改革之前,为了抵御外侮、捍卫民族独立,创造一个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我国建立了强大的人民军队和民兵组织。后来,为了满足官权和洋权的需要,以裁军的名义,把对外作战的军队变成了对内镇压的武警,把保卫人民利益的民兵组织变成了保卫富人利益的保安机构。保安和武警等暴力工具的出现,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人民武装力量开始变成了对付人民的武装力量。保安等机构的出现,完全是中国历史上狗腿子制度的现代化翻版。

    同时还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官权第一次具有了独立的镇压功能,对于百姓不同程度的反抗具有不同程度的镇压方式:最常用的是动用保安镇压;超出了保安镇压能力,则由防暴警察镇压;超出了防暴警察镇压能力,则由武警镇压;超出了武警镇压能力,则由军队镇压。并且这整个暴力镇压的连环圈是自动运转的,一旦启动任何人都阻挡不了,哪怕是中央政府也无能为力。道理很简单,无论任何官员一声令下,保安就会立刻动手;保安一动手,警察就不会看着保安挨打;警察一动手,武警同样不会看着警察挨打;武警一动手,军队更不能看着武警挨打。这个暴力连环圈在事实上使任何一个官员都拥有了直接动用国家机器的权利,可以直接动用国家机器为自己服务,从而造成了政权私有化的罕见历史现象。虽然严格讲起来,军阀割据也属于一种政权私有化现象,但是那种私有化仅限于几个军阀之间,并未成为一种普遍政治现象,即便如此,军阀割据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其惨烈恐怖超越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灾难。几个军阀的政权私有化就会造成如此惨烈的灾难,如今普遍的政权私有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历史后果,让人简直不敢想象。

    政治私有化的可怕后果不仅仅是导致大分裂、大动荡、大混战,造成横尸千里、血流漂杵的内战灾难,即便在和平时期,也会把老百姓变成十分低贱的牲口,甚至是所有牲口中最低贱的牲口。这主要是由政治私有化的两个罪恶果实——地方官僚的皇权化和整体国民的汉奸化——决定的。一方面,政治私有化造成了地方官僚的皇权化。在各自权利范围内,每一个官员都是“朕即天下,天下即朕”克隆出的不同翻版,属下所有男人都是其可随意支配的奴仆,属下所有女人都是其可随意玩弄的奴婢。至于老百姓的生死荣辱及各类财产,更是全部在其掌控之中,无论是房屋等固定资产还是股票等金融资产,想拿走就拿走,谁敢反抗抬头就是武警枪口。另一方面,与官员皇权化相联系的,就是国民的汉奸化。皇权化的官员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暴的官员,他们把整个国家变成了老百姓的人间地狱,与这些血腥残暴的皇权化官员相比较,任何侵略者虽然不能说会更好,但至少不会更坏。正是因为相信侵略者不会比现行统治者更坏,所以老百姓自发地选择了顺应侵略者的态度,这就使得入侵中国的外敌,无论兵力多少势力强弱,都能十分顺利地占领中国。当初清兵入关后在长江以北半个中国没有遇到任何反抗;2千多英法联军就能攻打中国、火烧圆明园;不足1千日本兵就能成功发动“九一八事变”;不足6千日本兵就能成功发动“华北事变”;就是国民汉奸化的结果。官僚皇权化和国民汉奸化,是中国历史上一对孪生兄弟,每当官权泛滥形成政权私有化时,国家和民众就会形成尖锐对立,民众就会把外敌入侵的国难看成是纯粹的官难,宁可做汉奸,也不愿意挺身抗战,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盛产汉奸的历史根源。八年抗战时期中国有1千多万汉奸,当时中国只有4亿人口,除去妇女儿童和老人,成年男人也就1亿多,1亿多人产生1千多万汉奸,古今中外可谓绝无仅有。一些人总是把汉奸看成是民族劣根性的反映,看作是贪生怕死的结果,其实不是,历史上许多汉奸都是些视死如归的血性汉子,最大的汉奸汪精卫就是一条血性汉子,能够身绑炸药行刺晚清政府的卖国亲王,试问当今中国能有几人做到!所以,汉奸是制度的产物,而不是个人性格的产物。一个把国民逼上汉奸道路的制度,是比任何汉奸都更加邪恶的制度;一个把国民逼上汉奸道路的官员,是比任何汉奸都更加罪该万死的官员。中国老百姓之所以特别痛恨贪官,道理就在这里,贪官是中国万恶之首。

    政治私有化,是30年来中国悖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30年来中国在2个方面悖逆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一是把赚钱发财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伦理,二是把放纵官权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现象。虽然历史上所有剥削社会的经济基础都是私有制,但是为了捍卫共同的阶级利益,都在政治上全力打击权利私有化的现象,始终把抑制和约束官权作为改革的基本任务。封建社会主要是通过集权的办法来约束官权,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通过资本的力量来约束官权。这两种约束方法的历史效果都不是很理想,集权约束的方法不顾百姓死活;资本约束的方法容易形成权钱交换;于是便有了中国文革时期的民权约束。用民权来约束官权,是中国文革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纷纷引入中国文革创造的民权约束机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解决了官权泛滥的历史灾难,取得了很好的历史效果。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中国文革民权机制,主要是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基础上形成的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是西方国家成功约束官权的两个主要工具。美国纽约市长在访问上海市以后曾经感叹道:纽约市政府做梦也不敢像上海市政府那样随便扒市民的房子,其中一个重要制约就是纽约市大大小小二百多个社团的活动。这些社团可以随意参加市政府的会议,可以随时质询市政府的政策,如同中国文革时期的造反派组织一样。中国文革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社团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政治组织多到了连名称都不够用的程度,以至于出现了使用“野驴”名称的政治组织。如同人出生后不需要经过审批才承认是人一样,各种政治组织同样不需要任何审批,一产生就具有天然的政治权利。

    现在的右派买办总是诬蔑那个时期的民主自由是假的,根据就是人民只有反对各级官僚和学阀的自由,却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自由。其实这恰恰是文革最伟大的政治精髓,当今西方国家的和谐社会也恰恰是继承了中国文革这一伟大政治精髓。人类历史上之所以总是极少数权贵富豪统治绝大多数民众,就在于这极少数权贵富豪具有天然的利益纽带,能够结成为一个强大群体,以阶级的统一力量去压迫绝大多数人。而老百姓则是一盘散沙,只要实行所谓民主自由,自然就会形成团结起来的极少数人对一盘散沙的绝大多数人的政治统治,这就是权贵富豪竭力叫喊民主自由的历史奥秘。所以,要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自由,就必须具有代表公理、代表正义、代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和愿望的终极信仰,这个信仰是不容反对不容置疑的。当时中国的这个终极信仰就是毛泽东,西方国家的这个终极信仰就是耶稣。所以现代西方国家采取了与中国文革完全相同的方法,允许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却绝对不允许怀疑耶稣、打倒耶稣。在世俗文化领域里实行绝对自由,无论是国家主席还是学术权威,只要触犯了人民利益和社会公理,公众就有权将其打倒;在信仰领域里实行绝对统一,同样无论是国家主席还是学术权威,只要是反对耶稣反对毛主席,也都要将其打倒。这种知识自由和信仰统一相结合的另一个最大优点,就是既能够通过知识领域的自由发展保障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又能够通过信仰领域的统一实现社会道德伦理的不断完善。

    中国的悲剧就在于逆历史潮流而动,形成了与现代政治文明相反的发展逻辑:在信仰领域实行自由,在知识领域实行专制。一方面,在信仰领域中,中国的知识精英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骂;无论是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还是毛主席,没有不敢骂的;无论是《圣经》、《古兰经》,还是佛家经典,所有经典没有不敢批的。《圣经》流传了数千年,也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去挑《圣经》的毛病,而《资本论》问世才100多年,中国就有那么多学者批判《资本论》过时了,不管用了。信仰领域的这种自由导致了社会理想信仰和道德伦理体系的全面崩溃,把整个中国变成了魔兽世界,支配社会的唯一原则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另一方面,在知识领域里,30年来却是越来越专制,从小学到大学,从博士到教授,都设有绝对不容挑战的“标准答案”;谁违背了这些标准答案,谁就会被判处“死刑”,并且永世不得翻身。学生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毕业升学;教师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晋升职称;官员违背了标准答案就不能升迁;各类白领蓝领违背了标准答案就要下岗;等等。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标准答案年年都要更新,知识分子就要年年重新背诵,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就是在背诵标准答案中度过一生的。一个让国民从生到死都背诵标准答案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没有丝毫创新能力的民族!30年来中国没有任何发明创造的根源就在于此。这种知识和信仰的颠倒管理,不仅仅是造成社会没有信仰和丧失创新能力,同时还会毒化民族性格,造成整个民族的阳痿。

    比较一下30年前后的中国人,就会明显感觉到这一点。30年前的中国人与现代美国人一样,为捍卫自己的信仰敢于打倒任何权威,哪怕是国家主席和国家总统。右派总是攻击文革打倒国家主席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今天美国总统布什敢于反对耶稣,相信美国人民也同样不会有耐心经过法律程序,而是一定会立刻起来将其打倒。反观近30年的中国人却正好相反,在践踏历史偶像、诬蔑祖宗圣贤、咒骂民族英雄方面,人人都飞扬跋扈、胆气十足;而在各级官员特别是顶头上司面前,却唯唯诺诺,成为十足的太监。一个在圣贤英雄面前肆无忌惮、而在上司面前必恭必敬的民族,肯定是一个阳痿的民族。看一下目前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就知道中国阳痿到了什么程度。

    第八,关于偶像崇拜问题。偶像崇拜本来不应该是个问题,并且在除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问题。偶像崇拜之所以成为当今中国的问题,完全是30年来为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而人为设置的问题。前面曾经提到,改革教在两个方面对中华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历史罪行,一是摧毁了中华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二是摧毁了中华民族赖以发展的精神资源。打着反对偶像崇拜的旗号,摧毁了中华民族的自信精神。一提偶像崇拜,就把它和愚昧、野蛮、封建、专制、集权、黑暗等联系在一起,结果是彻底摧毁了理想信仰、道德伦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把中国变成了动物世界。要恢复中华民族以真善美为主导的和谐精神世界,重建社会道德伦理基础,就必须解决偶像崇拜问题。

    这里所讲的偶像崇拜,不是指外在的偶像崇拜,而是指生命内在的偶像崇拜。外在的偶像崇拜,是指对金钱、权力和名利等外在力量的崇拜,以及许多宗教中设置的对外在力量的崇拜。内在的偶像崇拜是指对生命本身的崇拜。外在的偶像崇拜会贬低生命自身的意义;内在的偶像崇拜会提高生命的意义,赋予生命以神圣的崇高感。或许有人会说,既然反对外在的偶像崇拜,为什么还要崇拜毛泽东?其实,中国老百姓对毛泽东的崇拜,恰恰是老百姓自我崇拜的一种形式,如同西方国家对耶稣的崇拜实际上是自我崇拜一样,都是在寻找生命的内在价值,在享受生命的崇高感。西方人从耶稣那里找到了生命崇高感,伊斯兰人从穆罕默德那里找到了生命崇高感,印度人从释迦牟尼那里找到了生命崇高感,中国老百姓从毛泽东那里找到了生命崇高感。在老百姓看来,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毛泽东都是通向生命崇高境界的一种精神航标和语言符号,对他们的崇拜不过是生命崇高感的一种实现形式。这一点从毛泽东关于做人的语录中反映的最为典型,毛泽东讲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显然,无论西方宗教的忏悔祈祷,还是东方宗教的参禅悟道,在做人方面追求的,都是这一崇高境界。

    无论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经验,还是30年来我国人文环境堕落的惨痛教训,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偶像崇拜在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极端重要作用。如同人类物质生活离不开空气和阳光一样,人类精神生活同样离不开偶像崇拜。

    首先,偶像崇拜是引领社会发展的心灵航标和精神灯塔。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有序发展过程,引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方向,不是由理论,而是由偶像崇拜决定的。就某一时代来讲,社会发展的具体方向是由理论决定的,但是就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而言,却完全是由偶像崇拜决定的。宗教和哲学对人类精神生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就在于此。特别是私有社会出现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被外在力量统治不断加深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黑格尔讲的不断异化的过程。消除异化的根本经济条件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是消灭私有制,让生产资料如同空气和阳光那样不再归任何人所有,既不再归任何私人,也不再归任何集团包括国家所有。但是,在消除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之前,精神领域的发展还必须依靠宗教和哲学来不断矫正社会的异化发展。西方文化的兽性法则之所以没有把欧美社会变成动物世界,就是基督教制约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避免人类社会精神生活被统治集团的邪恶说教彻底淹没的唯一希望,就是宗教的偶像崇拜作用,以此来引领生命、引领社会的健康发展。这种引领作用对于穷人来讲尤其重要,由于偶像崇拜属于一种超越理性和逻辑的悟性认识范畴,它的非逻辑性和天然确定性使其成为穷人抗拒富人各种玄奥理论的强大精神武器。

    如果没有偶像崇拜这一天然盾牌的保护作用,社会道德伦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真善美理念就不能立足,绝大多数老百姓用以衡量是非对错的标准就会陷入混乱,中国社会兽性化悲剧的精神根源就在于此。80年代消除了偶像崇拜以后,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实践来衡量各种是非对错,实践成功了就是真理,不成功就是谬误。然而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成功和失败的含义是完全相反的。富人实践的成功意味着穷人的灾难;强盗实践的成功意味着被抢劫者的灾难;流氓实践的成功意味着受害妇女的灾难。可我国却抽掉伦理因素单纯用实践来衡量是非对错,也就是以成败论是非,以成败论善恶,以成败论真假,谁成功谁就是真理,谁成功谁就是老大,如此一来,整个社会便越来越变成了强者的天堂和弱者的地狱。

    其次,偶像崇拜具有内在威慑力,能够形成内在道德约束作用。一个完善的社会约束制度必须包括两个方面,外在的法律约束和内在的道德约束。并且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应该是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把道德约束作为主要手段,法律约束只是起震慑作用。而道德约束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偶像崇拜。偶像崇拜是社会堕落的最后一道防线,当人们摆脱了权利制约、资本制约和法律制约这些外在制约手段时,内在的道德制约便成为最后的唯一制约手段。如果没有公心再不讲良心,整个社会就会变成人间地狱,今天整个社会无人不虚假,无事不作假,无物不造假,就是社会失去了内在道德约束的结果。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试图以公心作为社会道德约束的核心,以取代传统社会的良心约束。传统社会良心约束的最大弱点,就在于难以提升生命的崇高感,所以只能用天堂地狱、善恶轮回等宗教假说来补充。一旦人们失去了对天堂地狱的畏惧,不在乎生死轮回善恶报应,也不再相信举头三尺自有神明,传统社会的良心约束就会失去作用。由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宗教情感比较强烈的国家,社会的内在道德约束作用都比较强大,目前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主要表现在中国。随着社会信息化和经济虚拟化发展,法律等外在约束手段越来越脆弱,主要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监管模式,正在由传统的集中型监管向自律型监管转变,就是社会越来越依靠内在道德约束的典型反映。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教国家,没有统一的伦理偶像,缺乏内在的威慑力量,传统社会的良心约束作用就不大,作为共产党人又不能用宗教假说去弥补,这就必须要创造一个公心约束的环境,以替代良心约束的不足。毛泽东要把马克思主义和雷锋精神灌注到这个民族精神中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这里。可惜,中国的权贵富豪为了捍卫为所欲为的权利,中国的学者为了捍卫现代修道士的地位,联合起来把一切内在道德建设统统妖魔化为愚昧和专制,中国社会的道德约束体系也就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了。当今天的中国人看到美国总统布什率领白宫一班人马,每天下午三点都雷打不动地学习圣经时,才知道当初批判偶像崇拜的悲剧意义,只是已经太晚了,中国已经失去了最强大的精神武器和最坚实的内在道德力量。

    最后,偶像崇拜能够形成民族团结统一的价值观和终极真理。中华民族是世界历史上所有古代文明民族中唯一保留下来的伟大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必须要有统一的价值观和公认的终极真理,这是形成民族统一意志,保持强大凝聚力的前提和基础。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里,统一的价值观和终极真理的最有效表达方式,就是偶像崇拜。否则这个民族就只能一盘散沙,任人欺凌,这在近代中国有着血的教训。后来老百姓一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只这一句,中国人民就从此团结起来,从此站了起来,直到现在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人民懂得这一点,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懂得这一点,所以要千方百计打掉中国人民意志统一的偶像毛泽东,要把中国重新变成一盘散沙。对方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否定统一的价值观,否定终极真理,用实用主义代替一切,把中国犬儒化为一个太监国家。到目前为止对方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八十年代以前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那首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诗中那可歌可泣的伟大精神,而今已成为一种嘲笑对象。嘲笑伟大,蔑视崇高,践踏英雄,倭化祖先,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大潮流,这一潮流如同毒素般在共和国体内迅速蔓延,使中华民族有可能再次落入不堪一击的衰弱地步。当初日本发动占领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时不到一千人,而东北军拥有20万人;随后策动“华北事变”时日军不到六千人,中国华北驻军超过40万人;1840年以来类似比例悬殊的战例俯拾皆是。如同小日本的强大来自于精神上的偶像崇拜一样,大中华几乎亡国灭种同样根源于精神上的一盘散沙。

    第九,关于什么是发展的问题。这是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在2年前《伟大的转折》中专门论述过,当时整个讲座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所以今天就不再多讲了。关于发展的概念,如同改革和革命一样,是30年来被搞得最混乱的一个问题。发展的本意应该是完善,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一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不断完善的过程。应该是社会道德越来越高尚,社会制度越来越完善,社会关系越来越和睦;应该是天空越来越蓝,青山越来越绿,河水越来越清澈,森林越来越繁茂,草原越来越充满生机。而不是相反,如同30年来这样,把伦理道德摧毁了,把社会和睦关系摧毁了,把自然环境摧毁了,形成了社会的兽性化和自然的荒漠化。这不叫发展,这是破坏,这是犯罪,这是断子绝孙,这是自掘坟墓。所以当今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重新定义发展的概念,弄清楚发展和毁灭的界限,用科学发展观代替毁灭发展观,确立中华民族的正确发展道路,这是胡锦涛主席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历史意义。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西方国家一些国内做法很值得我们思考,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封存国内资源,把那些能耗高污染重的产业向中国等国家转移,德国鲁尔工业区是历史上著名的污染重地,后来把钢铁工业转移到中国,原来烟尘蔽日的景象搬到了中国,当地随即变成了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居住胜地。这才叫发展。即便是退一万步,纯粹从GDP的角度来衡量,目前毁灭资源和环境所增加的产值,也远远低于将来恢复环境的经济投入,况且资源和环境的不可逆性,决定了许多资源和环境是永远也不可能恢复的。为了极少数人发财,不惜毁灭一个大国的资源和环境,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唯一状况,可惜这个唯一状况不幸落在了中国人民头上。

    如果说人类以往的幸福取决于从大自然索取多少,那么从今往后人类的幸福则取决于向大自然投入多少,环保产业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中国人民牺牲自己的资源和环境为西方国家提供了30年的廉价商品,为此彻底毁坏了自己的美好家园,由此产生的可怕后果将由中国人民独自承担,仅恢复生存环境需要的巨大环保投入,就能再让中国人民在贫困生活中挣扎50年!况且,中国毁灭家园所换取的浮财大部分已经或正在转移到国外,仅北京一个小姑娘替人掌管的平安公司股权就高达数百亿元,仅一个平安公司落入外资手中损失就超过一万亿元!西方国家联合起来抽走了我们的资源,把我们的资源变成了他们财产,现在却要由我们独自偿还。我们又如何有能力来偿还?看一下地球卫星图片就会发现,我们周围那么多国家都是绿的,俄罗斯是绿的,东南亚是绿的,日本是绿的,印度是绿的,唯独中国如同一块花白的牛皮癣,如同一个脏乱的垃圾场那样摆放在亚洲中间。从地球获取的价值被西方国家拿走了,现在要向地球返还价值我们怎么办?如果没有能力返还,就算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凑合着活下去,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办?我经常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些人骂我危言耸听,环境都毁了还不危险,那怎么才算是危险?以往历史上形容国家危亡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国破山河在,亡国不灭种”,正是由于硬件上山河还在,软件上没有灭种,中华民族才能历尽忧患、依然生生不息地发展。现在则是国在山河破,未亡先灭种。虽然国家还在,但是未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毁了,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被灭了。

    我们的资源枯竭了,开始进口资源,世界资源价格便翻着跟头暴涨,如果我们进口资源是满足本国人民消费也就罢了,可问题的可悲就在于我们高价进口资源,不是为了满足本国人民需要,而是为了给西方国家生产廉价商品。这次石油价格暴涨就是典型,西方国家进口石油是为满足本国人民消费,而中国进口石油则是为西方国家生产廉价商品,维持西方国家低物价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中国所有媒体几乎都曾提到一个事实,就是西方国家所有家庭都有中国商品,所有西方人都离不开中国商品,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商品廉价便宜。为什么中国商品廉价便宜?一是白白耗费中国资源;二是拼命压榨中国劳动力;三是国家财政给予出口补贴。目前这种断子绝孙的发展方式把中国越来越深地拖入了殖民经济陷阱。用大量废纸般的美元换取中国资源;然后再迫使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给中国套上双重绞索。一方面,资源换取的大量美元外汇导致国内通货膨胀,迫使国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断绝国内企业的资金供应,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向中国转嫁危机,最后低价收购中国资产,堤内损失堤外补,用中国资产填补西方金融危机的损失。另一方面,通过美元外汇贬值,迫使中国为减轻外汇贬值损失,大量外汇再回流美国;并且为防止中国外汇购买商品和资源,增强抵抗危的抗力,便勾结中国买办集团把大量外汇用于投资美国劣质金融资产,这些投资完全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诱使中国外汇投资美国金融资产是一石两鸟,既可以把中国积攒的外汇再收回去,让中国最终两手空空;同时又把中国外汇调往西方国家,一旦国内热钱撤离,在国内外汇储备已空的情况下,势必造成人民币突然崩盘,把中国老百姓连同国家60年建设30年改革的财富全部洗劫一空。

    目前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主要表现就是金融危机爆发在西方国家,灾难却全部打在中国老百姓头上。中国正在形成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股灾,仅股市损失就超过20万亿,如果再考虑到那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的外汇投资损失,以及其他方面的巨额损失,简直就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与此相比较,1840年以来外来侵略的全部损失总和也不过仅仅是一个零头。要知道,中国八年抗战直接经济损失也就1千多亿美元,不过是中国八个月股灾损失的三十分之一。到目前为止,大家很少看到欧美国家有人因为金融危机自杀身亡的,而中国股市的自杀者已司空见惯,不再是新闻。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国家的财富短期内数十万亿数十万亿的损失,只有俄罗斯发生过,俄罗斯就是完全被洗劫一空之后才重新站立起来的。所以整个俄罗斯人民,包括亲手把前苏联搞垮的戈尔巴桥夫,以及效忠西方30多年的索尔仁尼琴,都在反对西方国家的立场上重新团结起来,掀起了重建强大俄罗斯的伟大复兴运动。俄罗斯在被洗劫一空后能够重新站立起来,依靠的是富饶的资源;中国在被洗劫一空后,将依靠什么重新站立起来呢?

    世界金融危机的灾难性后果正在向中国转移,中国30多万亿股市资产已经损失20万亿;12万亿外汇资产仅在美国“两房”公司的损失就超过2万亿,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央行外汇资产仅剩32亿美元;60万亿金融资产有多少已被外资控制始终不向国人公开……总之,中国60年艰苦奋斗的积累,亿万年资源的变现,究竟还剩下多少,除了老天爷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全世界国有资产特别是金融资产的买卖都要经过国会批准,唯有本届政府有权卖掉任何国有资产,而不需要任何批准,既没有人大常委会的批准,也没有党中央政治局的批准。本届政府已成为古今中外历史上权利最大的一届政府,在资产处置上拥有无限权利。正是这无限的权利导致了中国财富无限的流向西方国家,不仅改革开放30年白干了,共和国奋斗60年白干了,甚至历代祖先留下来的资源也白白耗费了。这个结果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是要多冤枉有多冤枉,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的整个家园被卖掉仍然两手空空的国家,仅有的那些浮财还被少数买办转移到了国外。

    整个西方国家向整个转移金融危机的灾难已不可避免,危机过后中国的路将怎么走,是到了每个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时候了。
 

 

 

发件人: huang jisu [mailto:huangjs@cass.org.cn] 发送时间: 2008年9月14日 10:21收件人: 黄纪苏 主题: 拙文一篇,祝中秋快乐

市场社会的样板人

——近三十年大众文化推出的人格类型

黄纪苏

    俗话说的“世道人心”,不妨理解为(广义)社会环境与群体人格。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浏览古代文献时,像“世降俗薄”、“草稀民悍”这样的高度概括比比皆是。在陶渊明那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里,老老少少尽是“怡然自乐”。嘉庆朝福建地方官给皇帝上的奏折分析了“闽省民风”与当地吏治间的因果关系:

    闽省风气俗悍民刁,向称难治。然臣察访闾里小民最畏官势,亦甚有良心;官长如果清廉,即听断偶误,亦皆心服,以为官长未得钱也。自贪吏辈出,以词讼为取利之源、以械斗为敛财之渊薮,不但不能养之,并其所养者而夺之;不但不能教之,并其服教者而诬之:而民心始离矣。始而怨官,继而仇官;遂至抗粮、械斗之风日益滋甚。

    从最畏官势到怨官仇官、抗粮械斗成风,一地的群体人格就这样由境而心再由心而境辩证地生成了。

    在中国这个巨大的社会历史时空之内,存在着从五湖四海到三教九流无数的“境”,以及从温柔敦厚到儇慧凉薄等各色的“心”。【注释1】就中国当代史而言,三十年前最大的境是计划经济,三十年后最大的境是市场社会,而三十年间最大的变迁则是前者向后者的山河巨变。至于心,三十年前盛行的基本是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和价值理性,三十年后则为个人主义、精英主义和工具理性。在境尤其是心的变迁过程中,一系列活生生的人格类型或者说样板人应运而出,次第登上大众文化的展台。这些样板人以富于感染力、号召力的形象教育并动员大众,使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些样板人,其影响风气,打造人心的力量,根本不是英模事迹报告团可以望其顶背的,他们头羊或牧羊犬似带领着芸芸众生前往历史命数所指定的方向。

    去年我曾从舞台剧的角度对过去三十年间价值观的变迁做过一番回顾,其间发现戏剧舞台上的人物在塑造当代中国的人心和人生方面其实没有多少建树,它们顶多是记录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远不如小说、电影、报告文学之类都曾有所作为。本文提出市场社会样板人的脉络,固然要在戏剧之外为三十年社会经济变迁再添一条平行线,但真正的旨趣却在于理解境与心也就是社会与观念形态之间有趣的互动关系,并以此窥测社会历史变迁的机理。

    正副标题中有几个名词须略加说明。其中“样板人”借用的是“样板戏”或“样板房”,不喜欢这种比喻的朋友就按“模型”、“模板”去理解也没关系。“大众文化”在一般的分类中是和“精英文化”相对的概念,但那样的分类对于中国这么一个人无定居、居无定人的剧变转型社会并不贴切,本文只取其广泛性。“人格类型”虽然看上去略带学术气,好像要混进“内向—感觉—思考—判断”或“外向—直觉—情感—感知”的人格心理学书房似的,其实跟老百姓平常说的“那时候的人实诚,没现在滑”在同一档次。

前世

    说三十年不免要说说它的前世。中国自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文明的强势扩张,陷入前所未见的近代大危机。风雨飘摇的国势特别需要大批泣血悲歌、奋发蹈励的仁人志士站出来,将小我暂时束之高阁,手拉肩扛,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大我带出危急存亡之秋。

    中国有五千年历史,舍生忘死、解民倒悬的楷模代不乏人,早已通过从诗书到戏曲等大街小巷传播得家弦户诵,成为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常客。例如先秦时代的那位钟仪,人关在晋国的牢里,却能服故国衣冠,奏故国音乐,今天看来也许够“死性”的,但却成为历史上可能坐牢或已经坐牢的仁人志士的精神伴侣,如宋末的文天祥(“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清末的汪精卫(“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丘”),民国时期的恽代英(“已拼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再如那位义不帝秦、蹈海自绝的鲁连,陈天华显然步的他的后尘;青年周恩来当年负笈东瀛的时候也是把他——也许连同陈天华——装入怀抱的(“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老榜样之外还有许多新榜样。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家龚澎女士,我最近在小摊上买了她女儿的回忆录,知道她是仰慕烈士的澎湃其人,为自己改了名字——而中国人本来是不大热衷于直接拿往圣先贤命名自己或儿女的,就像西方人那样。由于有了这种因境(危机环境)发心(精神力量)、由心造境的辩证过程,缺少“资本”的中国才有可能创造奇迹,在该慢时能快,该弱时能强,该败时凯歌高奏。样板人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力量在鼓舞人心、节约成本方面所起的作用难以估价,写过《长城经济学》的吴思先生他日能帮着量化一下就好了。

    当然,近代社会也还有其他样板人风靡一时,例如现代版的才子佳人徐志摩、陆小曼,以及什么“民国四大公子”——我读到的就有五六种组合。当时过境迁,忧患稍缓,人民复归日常生活,各类价值、各种榜样便会五色登场。不过以近代中华民族生存空间过于逼仄窘迫,危机往往旋踵而至,间不容发,样板人作为普遍期待的直接产物,基本国势的间接产物,是不大可能为非仁人志士留出太多名额的。近代社会现实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无奇不有,这与样板人的相对清一色形成强烈反差,构成心与境的另一种紧张关系。例如张学良,其风流公子兼少年将帅的倜傥形象本来每每呼之欲出,却终于被九?一八厉声喝住。马君武老先生当年赋诗哀叹“赵四风流朱五狂,偏偏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其实赵四、朱五之类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禁忌,普通中国人,包括士大夫,只要风声不算太紧,都乐于把汨罗江当秦淮河。写明亡的《圆圆曲》和写清(差不多)亡的前后《彩云曲》固然沿用了《长恨歌》以小女子寄托大历史的笔法,其中无不透露出士人对灯红酒绿人生的执着把玩。在近代历史迷离恍惚的那些间隙片刻,梁启超、杨度、吴虞、陈独秀这些人物一转脸,哪个又不是青楼红袖间的文酒风流人物呢?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走完了近代危机的初级——也就是通常说的“救亡”——阶段。在其后的中级阶段,共产党选择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以高度军事化的政治手段,高度政治化的经济手段集中人力物力,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国道路上马不停蹄。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相配套的,是一套高度同一的内心结构以及强调集体、抑制个人的价值观。雷锋、王杰、铁人、焦裕禄、麦贤德无不是这套价值观的拟人化,也就是“样板人”。样板人还通过拟物化进一步提纯,成为“永不生锈螺丝钉”。螺丝钉的第一个特点是顾全大局;第二个特点是踏踏实实;第三个特点是标准化,就那么几种尺寸和型号。小说中频幕上展出的样板人更是整齐划一为浓眉、大眼、国字脸,近乎京剧的脸谱,其言谈举止基本都是国家行为,由党章社论组成。“落后人物”成了七情六欲的难民营。平心而论,这些样板人放在大到历史视野里,应该得到后人的理解。别说一支深入异国他乡的孤军,就是一个在野地走迷路的旅游团,都要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以最大化生还的机会。挣扎摸索于近代危境中的中华民族,在喘息稍定、警报未除的形势下选择了一套紧急集合而不是个人自由活动的政经制度以及文化社会动员机制,自有其合情合理之处。论者多以“封建专制”的惯性便宜解说,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普天下还没有见过真跟传统一刀两断的事情——却忽略了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中的基本处境。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用一户一个购粮本、一个副食本的准军事共产主义手段保障公平,凝聚人心,自有无须争辩的意义。与此同时,个人的某些正当需求受到过度压抑,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其中有些为境所限,为势所迫,哀而不怨可矣;有些则属于体制的深刻弊病、政策的胡作非为,需要认真反思以为镜鉴。

    文化大革命将国家社会主义乃至中国革命的道德积蓄吃光花净。其结果,集体主义价值观受到深刻的质疑,集体利益的形象代言人迅速人老珠黄。剥他们“画皮”的运动在民间悄然兴起,一直津津有味地持续至今。记得文革后期就听人说,王进喜的豪言壮语“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说的是男人横竖要扒女人裤子。《杜鹃山》中的柯湘和雷刚也在民间传说中“还原”为灌木丛中的男女,被巡逻的工人民当场拿获。对中国革命或新中国头号样板人毛泽东的解构,在文革后期也已经开始了,诸如毛在接见马克斯夫人和比兰德拉皇后时拉着人家不撒手的传闻不胫而走,我就从不同渠道听到过不同的版本,都说是新闻电影制片厂里看到的未剪片。

今生

    国家社会主义这一套体制、价值和人格到了70年代即已举步维艰。随后发生了中国现代史向当代史、计划经济向市场社会的的根本改道。市场社会的建立和发展需要资本主义精神和个人主义价值。大众文化需要提供这种精神和价值的人格形象。

陈景润

    最早推出的形象应该是陈景润,今天的年轻人不一定听说过,当年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可是风靡了大江南北。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于1978年初,77年底中国恢复了高考。恢复高考应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项最重大举措,它对社会心理和价值观的有力扭转,并不下于小岗村联产承包对农村改革的影响。我一直不明白么中国改革为什么不从76年9、10月而非从78年12月算起。没有毛泽东去世,高考不可能恢复;没等他们开会,个人奋斗和资本主义精神已然随高考的冲击波扫荡天下了。高考这条将人分快慢、智分高下的跑道明明白白往那儿一摆,“人人平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等各种彩旗缎带立即没了颜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三十年爬楼比赛,起点在77年高考;跑在第一集团的自然是莘莘学子,即正在崛起的知识精英。那些如箭脱弦或如箭在弦的新老知青们,需要一位前三十年没有过的样板人,一来做他们的人生蓝本,二来做他们的形象代言。这样,无论在“又红又专”的十七年还是在红成一片的文革十年只够当反面教员的陈景润以及他的数字化生涯,便充当了这样的角色。陈景润是一位可爱的纯粹学者,他其实更适合出任数学的形象大使而非知识精英的样板人。他对时代交给他的这个任务毫无准备,见记者时车轱辘话反复说的,全是徐迟在那篇报告文学里替他推敲斟酌的那两句话。

    但中国发展的目的地不是传统的士绅社会,而是工商阶级主导的市场社会。这就决定了陈景润样板的过渡性质。对于一个即将到来的充满野性的时代,他这样一个最好住图书馆里直接吃书的书生,能否存活会是一个真问题,起码讨老婆会成为一个头疼的问题,除非历史的魔术师把他变作柳传志那样的儒商。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几年里,陈景润登上了人生的珠穆朗玛峰,并在峰顶喜结良缘。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跟他一样的男书生也在婚姻市场上的畅销甚至脱销,以至文化高端女士因找不到可以匹配的男士而尖叫“中国的高仓健都哪儿去了!”我们都知道,姑娘们嫁什么人不嫁什么人,反映社会价值的排序和变迁最是直截了当。知识精英虽然不会是市场社会的主角,但他们有理由成为这个社会的首批贵宾,成为当代史上最先崛起的群体。这是因为在在各类社会不平等当中,基于知识的不平等最富正当性,在中国最为源远流长,因此最易率先通过社会心理的重重关卡。

    在社会经济的演变的过程中,文化跑前跑后的现象十分有趣。按唯物史观的排序,文化应跟在经济后面亦步亦趋。但历史的实际却不尽如此,文化在头前带路的情况所在多有。对于世界近代史中的后发国家,这似乎更具普遍性,但原因各异,又不可一概而论。

刘晓庆

    未来市场的主角是工商阶级。但且不说中国社会的抑商传统,四民之中,商人叨陪末座,新中国更是通过公私合营、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政策将这个阶级一笔勾销。到了改革之初,当这个群体从混沌挑、仔裤摊、西瓜堆后面散兵游勇似地重新出发时,看着实在不成气候。他们中许多人,不是刚从局子里放出来,就是接长不短要被派出所叫去问话,道德上全无优势,只能闷声发小财,根本供不起一位本群体的专任形象大使。前几年我写作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曾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小摊小贩做过这样的描画:

我妹去店里顶了我妈
我弟进厂子接了我爸
咱一板儿车仨轱辘
卖大碗茶是它
上仔裤是它
趸西瓜还儿它
饭桌是它
床铺也儿它
看见工商一拐把
小胡同地道战的干活——
知青怕什么呀
对象暂时没戏
但面包会有的
就说这月挣的
比我弟我妹加起来还多一张
钱不是爸爸——钱是叔叔

    大约82、83年的样子,刘晓庆粗声大嗓登上了公共论坛,但不是作为电影中的角色,而是作为《我的路》的作者。这部宣扬个人奋斗的自传或自白,据刘自己说是照着卢梭的《忏悔录》写的,卢梭的《忏悔录》我们都知道,是以什么都敢往里写而著称的。这本书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叫好叫骂之声非但没有对冲抵消,反倒是联手把最新版的个人奋斗英雄推向千家万户。通过个人奋斗而出人头地并不为市场社会所特有,但确为资本主义精神所固有。就“拉大差距、强化激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三十年总路线而言,刘晓庆和陈景润这两个样板人并无本质区别。但刘的出现意味着,市场社会的核心价值已开始从书桌书柜书房迁往更随意、更符合自己性情的去处。相对于陈的文质彬彬,刘的爱怎么着怎么着、“走我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生猛形象,散发出市场社会应有的力比多气息(很多人觉得刘晓庆“性感”,大概就是指传统仕女所不具备的这种力量感吧),对传统计划体制及其配套价值观构成了强劲的撞击,有干劲没名分的商人读了自然感到比陈景润亲切多了,就算不觉得是一种人,起码也是一路人。

    对于市场社会的发展而言,刘晓庆仍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她毕竟是一个电影明星出身的文化精英。正跟工商执法人员周旋于街头巷尾的工商阶级,需要一种路子更野、更不需出示个人简历的时代英雄。

顽主

    将近八十年代中期,商品经济如潮如涌,已显出了拥有未来的气势。不同于还要拜卢梭为师的刘晓庆,王朔以小说《顽主》为即将上场的市场社会缝制了一面迎风招展的会旗。旗下的嘎杂子琉璃球一个个灵气十足,精神百倍,读书的当官的都不在话下,而是踩在脚下。这样的场面不但高于生活,而且还先于现实。在现实中,在现实的价值体系中,从牛仔裤西瓜堆里钻出来的第一拨商人阶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还有一段差距,此时一脚高一脚低看着跟一头沉似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里有这样一段台词:

1加1等于1——歌德巴赫还甭跟我这儿牛B
赶今儿,三毛钱先等于十斤粮票再等于四毛钱操咱也陈景润!
从前派出所一审我就审投机倒把倒买倒卖
赶今儿,人不说平反昭雪人说那也挺有学问
晚报上“T型人才”啥的咱也听不太懂
倒是一听说“流通”“搞活”就觉比亲嘴儿还亲
赶今儿,乘软卧哥们下广州再拐深圳
对面正教授下面副军长,那感觉向毛儿席保证——特神!

    80年代中期,我父亲有回出差回来讲一路上的趣事:他是教授,和两个部队师级干部按待遇享受列车软卧,还有位商人据说是出了双倍的钱得到这节车厢的入场券,害得老同志很不愉快,商人一不在屋他们就说起“老子当年枪林弹雨!”就现实中的官—商关系而言,市场社会的自然发展,必然会从“权管钱”途经“权换钱”走向“钱管权”【注释2】——走得到走不到当然是另一回事。就现实中的商—学关系而言,市场社会的成长已开始终结教育作为社会流动黄金渠道的垄断地位——小胡同要跟学院路平起平坐了。崔健的《一无所有》所以唱遍大江南北,想必也在于眼前这片鸥翔鱼跃的商海,让千千万万从零起步的人看到了无穷大的人生可能性。就颠覆官、学高高在上的社会等级体制而言,市场社会的早期发展,何尝不是一场均贫富的大泽乡起义。我当年有位忘年之交,是被学术体制压抑得郁郁寡欢、每天都要长叹几声的中年知识分子。他有一次对我说:“我孩子昨儿拿来盘带子,里面有个歌叫《一无所有》,说是什么摇滚。我也不知道什么摇滚不摇滚,就听吧。哎呀,真好。那感觉吧,就好像你喘不过来的气,它一口帮你喘透了。”

    张艺谋拍摄于八十年代末的《红高粱》也值得一提。张艺谋对于社会主流风向的微妙变化,有着一种近乎动物的神秘直觉。就在知识精英“弗洛姆”、“弗洛伊德”地把自己说得晕头转向之际,张艺谋说这“累不累”呀,决定不再跟着他们往魁星阁方向去了,而是转身进了高粱地。那片男女野合、孕育新机的高粱地应该说是市场社会初级阶段的一个劲头十足的隐喻。我也许没有太多的证据,但我相信有不少人是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莫回呀头”昂首阔步在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的黑道白道、尤其是本来没有但“因为走得人多了于是就有了”的道上的。【注释3】

    关于中国市场社会的来源,我一直有种很顽固的感觉,那就是文革的一部分极端平等主义的遗产,如无视规范、挑战秩序、打破禁忌的狂热和勇气,为市场社会的开疆扩土提供了人格资源。打、砸、抢、斗、批、改是一套能将两个截然不同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动作。友人中有位80年代末下海的知识精英,一次跟人打架时提醒对方:“文革过来的,咱这岁数的,告儿你吧,全是流氓!你丫是,我他妈就不是么?!”中国市场改革能比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走得顺畅,这种人格上的准备或许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原因。若此说能够成立的话,今年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华诞,改革家交杯换盏的时候,还须饮水思源,敬文革一小杯呢。

众丑星

    从90年代初开始,私有化、市场化在中国暴土狼烟地展开,市场经济迅速膨胀为的市场社会。这期间有一个特别值得玩味的大众文化现象,那就是银幕上“丑星”大行其道。这些丑星的意义或功用自然不止一端,譬如他(她)们能够提供笑这个消费社会最大宗的精神消费品。就本文的兴趣而言,这些歪瓜劣枣还为大众树立了这个剧变时期的标准人格和行为风格。以当时那种白沟浙江村的社会氛围,别说主动出击需要邪拳歪掌,就是被动防卫也不能太正经了。亿万人参考着电视喜剧片练习怪腔怪相的场面十分壮观,这背后是价值观和行为标准的转型。《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此也做了描绘:

—我这儿也琢磨出一“BB世界观”来,赶明儿让中宣部给瞜瞜:勤俭节约攥着毛票不撒手,是不是“抠B”?别人被抢别人不喊他喊,是不是“事儿B”?马克思一辈子闲催的勒好几十本乱七八糟书出来,是不是“扯B”?萨的姆操行成那样面瓜一个,是不是“忪B”?戈尔巴乔夫忙活半天把自己忙一人民群众,是不是“屎B”?布什老丫的吃那么多烤鸭跟中国说红脸就红脸,是不是“蛋B”?M闺女学什么不好学刘文学赖宁,哎呦我操是不是整个一他妈小傻B!全世界是不是除了B还是B?!
—哥哥帮M编电视剧去吧,一准儿牛B!!
—我操,诗歌的出路终于找到了!

    价值理性被实用理性、世俗理性所取代,义利是非善恶之辨成为了文化禁忌。在一个没有正负号的社会里,谁还乐于清清白白做事呢?谁还敢于正正派派做人呢?雷锋那个团的战士复员离队,因继续学雷锋为世所不容,一度东躲西藏,藏到精神病院里,后被沈阳军区解救回了部队。被市场大潮唬得魂飞魄散的文化精英,像躲穷亲戚一样“躲避崇高”,别说为社会看管点什么了,他们就连继续说人话的胆量都没有,加班加点把自己改装成地痞玩闹。记得当时读到作家张承志写的一篇杂文,其中慨叹“山河”已经从中国人的视野中出局,文人们忽然都阴阳怪气地成了侯宝林的徒子徒孙。徒子徒孙阴阳怪气,曾孙玄孙就屎尿横流了,他们无B不成句,写文章就如同义和团摆“阴门阵”。风气所至,不少女性作者也都开始把本性生殖器稳稳挂在嘴上,真都多余穿裤子。【注释4】本来男的不坏,女的就不爱,如今女的都亲自坏开了,求偶期的小公鸡们只好更上层楼,一个个也不知用什么方法把嗓子接到了直肠上,然后鸡鸣不已,叫得特别有气氛。

    就这样,由众丑星带队,外加“王二”及其走狗“三儿”了“四儿”的,“真小人”们前呼后拥着价值中国向野生动物园浩浩荡荡进发。记得93年94年有家文化出版公司招兵买马,公司负责人是某大报的副总编,在跟应聘者接谈的小会上,有位年轻人提了一个最好别让公安局知道的创意,得到了这位老同志的激赏,说就需要这种“野”性子,还特别注明不是“野蛮”的“野”,是“野逸”的野。随着股票、彩票、期货的登陆中国,经济生活带动着社会生活日益赌场化,敢赌服输、早上升空晚上坠毁的野生赌徒前仆后继,层出不穷,沈太福、牟其中、杨百万都是其中的样板。许多人提起这路人都是一脸的“价值中立”:嗨,最后一把没玩好呗。

芙蓉姐妹

    “注意力经济”或“眼球经济”的说法大约在90年代末开始流行。做买卖从来都要吸引眼球,勾引耳朵,过去北京胡同里磨剪磨刀的师傅都能把叫卖声叫得和咏叹调差不多。不过这回的“注意力经济”确有它自己的特点和重点。在生产、流通过程中,注意力经济专宠流通环节;在流通的各部件中,它最爱扬声器——就好像那是杨玉环。这种经济取消了生产和营销之间的平衡,使得名与实、内容与包装严重背离。不在地里土里种瓜浇瓜,尽在十字街头夸瓜赞瓜,这样的“经济”属于渴疯了拿着汽油当汽水的市场经济。

    90年代后期自由放任的市场及其注意力经济对人心的再造很难估量。不过看一看相关的样板人,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个大致不错的印象。从前当样板人,多出于历史的选择,而绝少出于个人的意愿,因为在一个是非善恶标准尚存的社会里,出大名也许意味着跌大跤。【注释5】而在只认绝对值不管正负号的注意力经济阶段,样板人就不是相似于而是全等于点击率、排行榜、魅力指数即人民币了。所以由大众文化推出或者干脆说从大众文化奔出的样板人便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片,从卫慧绵绵到木子美到流氓燕到芙蓉姐姐…白花花一大片。众姐妹你追我赶,用听着瘆人的叫床声演绎“当妓女不丢人,当不上名妓才郁闷”时代最强音。

    注意力经济阶段的积极分子虽然不分性别,但成为样板的巨星却不知为什么为芙蓉姐妹所包揽。或许,这时候女色作为最大的看点,她们的肉体势必成为各种意义的托盘或包装,就像车展悍马前盖上曲里拐弯的女模。这就坑苦了众多的芙蓉兄弟。芙蓉兄弟论干劲、机敏、勇气、才具只在芙蓉姐妹之上而不在她们之下,却因为纯生理结构上的原因而不能获得她们那级别的关注度和点击量。芙蓉兄弟自吹自擂自残自毁,什么造型都做了,什么口号都喊了,什么主义都加盟了,明明是这个时代最亲的儿子,却老也摊不上这个时代最美的差事。这类性别不平等,不知女性主义专家他日能否有所点评?

来世

    市场经济确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继中国革命之后,它使中国文明的现代复兴再上一个台阶。如何在发挥市场长处的同时避免其同样巨大的破坏性,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以往二三十年中,中国在社会关系、道德人伦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好在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能力,这不仅见证于我们漫长的古代史和激荡的近代史,十年来中国文化思想界对市场负面影响的强烈反弹以及近年来政策上的相应调整,都明确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就人心而言,克己、利群的价值观并没有被来势汹汹的市场大潮扫荡出局。它只是暂时撤离了语言的高楼大厦,退守到本能和潜意识的地下室,在大大小小的危急关头一跃而出,宣布其顽强的存在,就像今年的3、4、5月间。就样板人而言,这些年也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在“伪君子”狼狈出局、“真小人”独步红地毯多年之后,真君子已开始重返大众文化。就如这次汶川大地震,虽然中国社会看来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谭千秋以及其他与市场逻辑背道而驰的真君子做时代的楷模,但范跑跑这样的真小人,虽然经过了从头到脚的理论纹身,已差不多成为反面教材了。再如比尔盖茨,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还没有多少人打算效法他的为富能仁、化私为公,但从百姓到媒体,已经开始期待这样的样板人了。前一向公众对富人阶层救灾捐款数目的异常热心,便反映了社会对资本的历史性要求。

    有五千年传统的中国文明在接受市场改造的同时,也在对市场进行改造,这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还在进行当中。在未来的若干年里,被改造的市场和被改造的中国也许会推出能带领中国完成自我重建并改写世界历史的样板人呢。

  (2008年7月“中国文化论坛”在汕头大学举办《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研讨会,本文即笔者会议发言的定稿,刊载于《文化纵横》试刊)

注释1:中国传统人格的划分,地域是个数一数二的标准,例如说“皖人”如何,“晋人”如何。除了地域,职业也是重要的分类依据,像戏子无义,文人无行,商人无情,太监邀宠都是最常见的概括。就说楚人吧,《史记?项羽本纪》里面说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降王,烧秦宫,打算带着缴获的财宝和美女东归。有人劝项王:关中土地肥沃,四面有山河做屏障,正是做大做强的好地方啊。项王看看宫殿都已经烧成那样,心想还是算了吧,就说:富贵不还乡,这不等于穿着名牌衣服哪儿黑走哪儿嘛!有个不知姓韩还是姓蔡的说:都说楚人性格是猴子戴帽——不靠谱,说得何其好啊。项王接到举报说我让你好!一声令下把这位异见人士搁锅里蒸了。总的说来,古代社会流动性低,交融少,群体行为容易就着山形水势、五行八作形成稳定的模式并进而内化为固定的人格。近代社会快速的行业、地域、社会流动,一个人往往会有七八种身份认同,再加上南来北往的各种信息川流不息,每个人都处在各类情境的十字路口,其人格更呈现拼接组合流变的特点。

注释2:这是刘力群先生的高度凝练,与原话或有出入。

注释3:198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还真引进了一个资本主义个人奋斗的洋“妹妹”,那就是日本电视连续剧中的阿信。中国改革开放产生千千万万“靠勤劳致富”的新富,像那些卖西瓜的、种木耳的、弹棉花的,都可以用阿信这个正面形象来概括。只是我怀疑,以当时那种翻墙跃进型的社会心理环境,阿信这位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人物,在多大程度上扮演了底层向上流动的人格样板。

注释4:从前江浙某地的娘们跟人打架使用一种掌法,出手前先伸手在自己裤裆里摸一把,这样的巴掌据说抽哪张嘴哪张嘴歪,扇哪颗头哪颗头秃,原以为早失传了呢。

注释5:前面说的刘晓庆沿着“我的路”一直走进90年代末的班房,原因是偷税漏税。不过她这一个跟头却实实摔在了钱堆里。媒体的聚光灯顿时把她呆的号子照得雪亮,连她没上妆的皮肤、来不及染黑的头发都照得一清二楚。由于名声大振,广告公司、电影公司循声而至,人还没出狱,广告协议、演出合同就都等着她签字盖章了。像《上海宝贝》这类书遭禁,我都怀疑是因为作者在主管部门托了关系,结果一禁就禁出了注意力经济。另据说有位行为艺术家,打算实施百分百纹身,把自己变成一尊青铜器。不这样便成不了关注焦点,也就挣不到本币和外币。

 

发件人:"hzjd2002" <hzjd2002@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19 17:29:0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食品安全刻不容缓

食品安全刻不容缓

杭州 薛正余

2008年9月21日

如果这样吃,一个民族----

如果这样吃,不用战争----

如果这样吃,不用戒毒----

如果这样吃,

只须几十年我们这一代将会。。。。。

现在我们都在慢慢的自杀。。。。

任其发展下去国家危急!!!

任其发展下去民族危急!!!

现在我们都有可能在吃----

  大米中含有的石蜡
  火腿中含有的敌敌畏
  咸鸭蛋、辣椒酱中含有的苏丹红
  火锅中含有的福尔马林
  银耳、蜜枣中含有的硫磺
  木耳中含有的硫酸铜
  牛奶中含有的尿素

油条中含有的洗衣粉
肉中含有的瘦肉晶和猪水肉
粉丝中含有的硫磺

喝医院里带血的废弃塑料管做的饮水桶里盛的纯净水

还有海鲜里含有的孔雀石绿

面粉里面必有的过氧化苯和臭酸钾
米粉里含有的吊白块
水果蔬菜里含有的残留农药
毒豆芽含有的二亚硫酸钠
无量饮食店常用的工业用盐
催熟水果含有的乙烯利
猪肉里面含有的瘦肉精
99%食品都含有的防腐剂
含有大量氯霉素、土霉素等抗生素的禽肉食品
用硫磺和工业盐保鲜的鲜竹笋
含有甲醛的有毒蜜枣
果脯、蜜饯中超标100倍的细菌
矿物油炒的毒瓜子
用色素染制的绿茶
在废水里养的小龙虾
用石蜡做凝固剂的重庆火锅底料

含高汞的电池粉长的南瓜

加了面粉的火腿肠

猪淋巴做的肉丸

病死猪肉做的香肠,

每天用疯牛血做的口红

每天喝纯净水里的细菌

......
 

 

发件人:"张治金" <zhangzhijin1@tom.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17 14:52:3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公民基本生活保障法草案》(公民建议稿)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法草案》(公民建议稿)

撰稿人 广州 张治金

2008年6月11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权利,提高国民的整体综合素质,促进国家的长期科学发展,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家依据本法建立全民终身有偿保障体系,明确公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条 本法保障的对象为,在本国居住的本国公民、国家派往国外的公务人员及其家属。
第四条 本法保障的项目为,公民基本住宅保障,公民健康保障,公民教育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保障。
第五条 承担公民基本生活保障费用的责任主体,依次为本人、亲属、国家。本法所称的亲属,是指国家《继承法》规定的享有法定继承权的亲属和丧失法定继承权的亲属。
第六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基本原则是,全民保障,终身保障,有偿保障,多代承担,政府资助,社会管理。

第二章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项目

第一节 住宅保障

第七条 公民基本住宅用地,国家不收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公民基本住宅的建设、买卖,国家不征税费。
第八条 城镇居民基本住宅面积标准和农村居民宅基地面积标准由地方性法规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批。
第九条 城镇居民的公民基本住宅买卖价格为成本价,成本价格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当地居民基本住宅建筑成本提出意见,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核,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批。
第十条 城镇居民超出公民基本住宅面积标准的住宅面积,国家征收土地使用税。
第十一条 农村居民住宅超出宅基地面积标准的土地面积,国家征收土地使用税。
第十二条 城镇居民继承农村居民住宅,农村居民继承城镇居民住宅,因而在城乡两处有居民房产的,由本人自选一处,另一处按超标准处理。
第十三条 公民将超标准房产的使用权交给政府的,在政府安排使用房产的期间,由政府向产权人支付成本租金,不征收土地使用税;在政府没有安排使用房产的期间,不支付租金,也不征收土地使用税。
成本租金标准由当地政府统一确定。
第十四条 城镇居民超出公民基本住宅面积标准和农村居民住宅超出宅基地面积标准征收土地使用税的事项,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五条 城镇居民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可以向户籍地政府申请购买或者租住基本住宅,政府应当依法提供基本住宅保障。
第十六条 农村居民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可以向户籍地政府申请宅基地使用权,政府应当依法批准。
第十七条 公民基本住宅的规划、建设、买卖、出租、管理等事项,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节 健康保障

第十八条 国家建立母婴健康保障制度。公民婚前健康检查,孕前健康检查,产前健康检查,费用由公民户籍地政府承担。
第十九条 国家建立生育节育保障制度。公民分娩医疗费用和计划生育手续医疗费用由公民户籍地政府承担。
第二十条 国家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公民基本医疗所需的药品及服务,国家不征税费。
公民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和药品供应体系,由政府建立和管理,实行有偿服务。
公民接受医疗服务和使用药品、器材,费用自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公民无能力支付基本医疗费用时,可以向本人所属的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业服务中心提出申请,从本人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帐户中支付。
公民基本医疗所需的药品价格及服务价格,由省级人民政府依照成本因素依法确定。
公民基本医疗费用保障支付的管理办法,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

第三节 教育保障

第二十一条 国家对公民实行十五年义务教育制度。国家对公民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承担教育义务。
第二十二条 国家对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实行政府补贴制度。
国家计划内的全日制高等教育招生免收学费和住宿费。
国家计划外的全日制高等教育招生和成人教育,国家不征税费。
第二十三条 公民在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期间,无力支付基本生活费用的,可以向本人所属的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业服务中心提出申请,从本人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帐户中支付。
第二十四条 公民教育保障的具体事项,由国务院规定。

第四节 生活保障

第二十五条 国家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权利。基本生活权利是指达到当地居民基本温饱标准的衣食权利。
第二十六条 公民的生活标准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可以向本人所属的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业服务中心提出申请,从本人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帐户中支付生活费用。支付的基本生活费用不得超过当地居民最低生活标准。
居民最低生活标准,按县、市行政区域确定,由省级人民政府公布。
第二十七条 公民在外有临时生活困难的,可以就地向公安机关请求帮助,由公安机关协助从本人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帐户中支付相关的基本生活经费。
第二十八条 公民年老退休、因公致残、合法生育的产假期,依法享受生活保障。保障经费从本人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帐户中依法支付。
公民享受前款生活保障的具体条件,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章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

第一节 帐户设置

第二十九条 公民存款实行实名帐户。一人终身只有一个存款帐户号码,同一个存款帐户号码均设立有公民存款A帐户和公民存款B帐户。
公民的身份证号码为公民存款帐户号码,公民出生登记户口时一并确立。
第三十 条公民存款A帐户为普通存款帐户,按照居民普通存款帐户管理。
公民的劳动收入、财产收入,由付款者负责直接划入债权人的公民存款A帐户。
公民的其他收入可自由存入公民存款A帐户。
第三十一条 公民存款B帐户为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帐户,按照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帐户管理。
公民存款B帐户不能支取现金,也不能自由转帐支付消费,只能与本人的公民存款A帐户和其他的法定帐户发生往来。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必须通过公民存款B帐户管理与存取。

第二节 基金存入

第三十二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帐户存款,分为每月按标准存入、法定存入、自愿存入三种。
每月按标准存入的,由开户银行负责,定期从本人的公民存款A帐户按标准金额划入本人的公民存款B帐户。
法定存入的,由付款者负责直接划入债权人的公民存款B帐户。
自愿存入的,由付款者向自己开户银行申请,将自己的公民存款A帐户里存款的一定金额划入自己的的公民存款B帐户,或者划入他人的的公民存款B帐户。
每月按标准存入的金额标准,由地方性法规规定。
第三十三条 公民因征地补偿所得、伤残补偿所得、失业补偿所得、继承亲属的公民存款B帐户遗产所得,由付款者负责直接划入债权人的的公民存款B帐户。

第三节 基金收益

第三十四条 公民存款B帐户存款按年计算利息,每年结算一次本息,上年的本利为下年的本金。
第三十五条 公民存款B帐户存款,按照计算利息当年度的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第三十六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投资公司每年向公民存款B帐户存款分配红利。
红利分配按照一元一股计算。发达地区的居民得利比例可以低于不发达地区的居民得利比例。
分配红利的比例和地区居民的得利比例,由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
第三十七条 公民存款B帐户存款收益,国家不征税费。

第四节 基金支取

第三十八条 公民存款B帐户取款的条件和金额依法律规定。
第三十九条 公民存款B帐户里有存款的,公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符合法定保障条件时,由本人申请,经公民户籍地的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业服务中心审核确认、通知公民开户银行。由公民开户银行按期依照法定的标准,将公民存款B帐户里的存款划入公民本人的公民存款A帐户。
前款的保障标准由地方性法规规定。
第四十条 公民存款B帐户里没有存款的,公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符合法定保障条件时,由本人申请及亲属中的户主签名同意,经公民户籍地的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业服务中心审核确认,由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财务管理中心依法将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贷入公民存款B帐户,由公民开户银行按期依照法定的标准,将公民存款B帐户里的存款划入公民本人的公民存款A帐户。
前款保障的生活标准为当地居民最低生活标准。
本人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的,由其监护人申请。
亲属中的户主拒绝签名的,申请人可以请求当地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进行事实确认,公安机关经过核查,确认申请人的基本生活困难属实的,应当为申请出具“公民基本生活保障申请同意书”。公安机关出具的“公民基本生活保障申请同意书”视同户主签名同意。

第五节 帐户清算

第四十一条 公民死亡之后,由公民户籍地的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业服务中心依照本法规定,对公民存款B帐户进行清算。
第四十二条 出具公民死亡证明的单位,在出具公民死亡证明四十八小时之内,将公民死亡证明的副本送达公民户籍地的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业服务中心。
公民在异地死亡的,由公民死亡地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在查实死亡公民的户籍地四十八小时之内,通知公民户籍地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接到公民死亡通知四十八小时之内,通知公民户籍地的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业服务中心。
第四十三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业服务中心在收到公民死亡证明副本或者接到公民死亡通知四十八小时之内,通知死亡公民的开户银行,按照当地标准从公民存款B帐户里将丧葬费划入公民存款A帐户。
死亡公民的公民存款B帐户结清本人医药费之后的存款为遗产。
第四十四条 死亡公民的公民存款B帐户里的遗产按照以下的规定继承:
1、先清偿死者亲属的公民存款B帐户欠款。存款不足清偿全部亲属的公民存款B帐户欠款的,按全部亲属欠款总额的比例清偿;
2、死者亲属的公民存款B帐户里没有欠款的,依照国家继承法继承。
3、公民继承公民存款B帐户里的遗产只能存入公民存款B帐户。
第四十五条 公民的遗产要优先清偿本人及其亲属的公民存款B帐户欠款之后,才能作为可继承遗产。
第四十六条 无人清偿的公民存款B帐户欠款,由政府清偿。无人继承的公民可继承遗产,归政府所有。
第四十七条 死亡公民的公民存款B帐户在结清后,由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财务管理中心依法封存。

第四章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机构

第一节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委员会

第四十八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委员会是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业的立法辅助机构。设立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常务委员会。
第四十九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负责了解掌握本辖区公民基本生活保障状况的相关信息;
负责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起草有关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项的法律文件草案;
履行法律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二节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投资公司

第五十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投资公司是全国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和国有资产的投资管理机构。公司资产由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和国有资产构成。为国家唯一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省级行政区域设立子公司,县级行政区域设立分公司。
第五十一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投资公司的主要职责是:
负责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及国有资产的投资管理;
负责管理和委派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投资公司投资企业的总经济师和会计师;
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五十二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投资公司的组织和行为,由《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投资公司法》规定。

第三节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财务管理中心

第五十三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财务管理中心是全国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财务管理机构。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事业单位,县级以上行政区域设立分支机构。
第五十四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财务管理中心的主要职责是:
负责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的资产管理;
负责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的收支结算;
负责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的帐户管理;
负责管理和委派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投资公司的总会计师;
负责管理和委派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投资公司投资企业的总会计师;
指导银行办里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收支业务;
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五十五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财务管理中心的组织和行为,由《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财务管理法》规定。

第四节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业服务中心

第五十六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业服务中心是全国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业服务机构。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事业单位,县级以上行政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经上一级机构批准,县级分支机构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代办机构。
第五十七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业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责是:
负责办理公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具体事务;
负责审核公民基本生活保障的事实材料;
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五十八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业服务中心的组织和行为,由《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业服务法》规定。

第五节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务监督中心

第五十九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务监督中心是全国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务的监督机构。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事业单位,县级以上行政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经上一级机构批准,县级分支机构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代办机构。
第六十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务监督中心的主要职责是:
负责检查和监督公民基本生活保障法律法规的施行。
负责监督公民基本生活保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履职行为。
负责管理和委派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投资公司的监事会组成人员;
负责管理和委派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投资公司控股企业的监事会主席;
负责管理和委派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投资公司参股企业应有的监事;
负责管理和委派公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财务管理中心的监事会组成人员;
负责管理和委派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业服务中心的监事会组成人员;
负责处理公民或者组织提出的有关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务的投诉案件。
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六十一条 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务监督中心的组织和行为,由《公民基本生活保障事务监督法》规定。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二条 从本法施行之日起,全体公民应当依法开办公民存款A帐户和公民存款B帐户,禁止开办其他个人存款帐户。开办公民存款帐户的具体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制定。

第六十三条 公民在本法施行前已经开办的个人存款帐户,从本法施行之日起,只能依法取出,不能存入。

第六十四条 在本法施行前已经享受离休、退休、退职生活待遇的公民,生活待遇继续适用原制度。离、退休金由原发放单位负责按月划入本人的公民存款B帐户,再由开户银行负责划入本人的公民存款A帐户。

第六十五条 从本法施行之日起,已经建立劳动保险基金帐户尚未退休的公民,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将公民在劳动保险基金帐户里的本息(包括单位部份)划入本人的公民存款B帐户;公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将公民的视同缴费年限所应得的退休金按月划入本人的公民存款B帐户。

第六十六条 从本法施行之日起,没有建立劳动保险基金帐户尚未退休的有国家工龄或者军龄的公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将公民在本法施行前应当计算国家工龄或者军龄的应得退休金按月划入本人的公民存款B帐户。

第六十七条 本法施行前已经依法购买的城镇居民住宅,在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前,继续适用原法律政策规定;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超出公民基本住宅面积标准的住宅面积,国家征收土地使用税。

第六十八条 本法施行前已经依法取得的农村居民宅基地使用权,该产权人继续适用原法律政策规定;产权人变更或者死亡的,新产权人超出宅基地面积标准的土地面积,国家征收土地使用税。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由国家刑法等相关的法律确定法律责任。

第七十条 本法为国家保障公民基本生活的基本法律。本法配套法律法规由本法授权的机关制定。本法没有明确授权的,由国家《立法法》中相应的立法机关制定。

第七十一条 本法从年 月 日 日起施行。
 

 

 


邹东涛在《发展和改革蓝皮书》绪论中流露的无奈

马门列夫

2008年9月

1,反思改革白浪翻

“前腐后继斩难断,道德衰败信誉残。

社会阶层大分化,收入分配距天渊。

劳工地位落千丈,权贵资本蠹蔓延。

当年喝汤呼万岁,今日吃肉骂声喧。

“两仇”思想日演进,反思改革白浪翻。

退则卅年前功弃,进则改革大攻坚。

改到深处是硬核,民主建政挺前沿。”

    无奈之下,只好“退则卅年前功弃,进则改革大攻坚”,因此,纪念还是要纪念的,所以出了蓝皮书,“改革”结果虽然不妙,“改革”过程还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2,美好的回忆

    “开启于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国改革开放,经过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30年的艰难拼搏,创造了当今中国的“两个盛世”:一是中国经济体制创新的盛世;二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盛世。”

    “自古“盛世修书”。“两个盛世”把为改革开放“修书”的历史任务推到了世人面前。” “‘隆重纪念’有着许多实际工作要做,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者和研究者们,最重要、最熟悉、最恰当的工作就是为改革开放“修书”。为此,我们组织撰写了这本“发展和改革蓝皮书(No.1)”《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

    “皮书,特别是蓝皮书,是以‘出社科精品,创传世文献’为宗旨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品牌出版物。”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分析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教训,展望和探索改革开放发展的未来路径,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把为改革开放30年的“修书”纳入蓝皮书系列——“发展和改革蓝皮书(No.1)”《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这既是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蓝皮书填补一项空白,更是为中国改革开放“而立之年”献上一份华诞心礼。”

3,“改革”是“改朝换代”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既是改朝换代的历史,也是发展和改革的历史。” “改朝换代和改革都是推进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大动力。” “当地球旋转到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又进一步觉醒了——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场崭新的“长征”之路一走就是30年。”

    如果说,五四运动是反封反帝的觉醒,“改革”则是对“僵化”的社会主义的“觉醒”!是对上了毛泽东的“当”的觉醒!开始了从社会主义闯出一条血路的“长征”!“一走就是30年”!

    “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比作一场空前巨大的无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就是在全国各个方面纵横交错、波澜壮阔中展开的.” 显然不简单是经济的“发展”,而是一场阶级的战争——“空前巨大的无硝烟的战争”的“各个方面纵横交错”地全方位地展开。

4,不“和谐”的现实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按照常理,国内应当是一派莺歌燕舞庆盛世的景象。然而,中国国内却在“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中生起了“烽烟四起”的大争论。”

5,改革开放的“四柱八梁”

    邹东涛“科学分析”了改革开放的“四柱八梁”,它们是“特色理论”“市场道路”“初级阶段”“和谐社会”的“四柱”;“农村联产承包”“特区建设”“所有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分配拉开档次,工人下岗分流”“教育文化市场化”“医疗卫生市场化”(“住房市场化”的重头戏比知道为什么没有包括进去)。就这些七扭八歪的梁柱能撑起什么“大厦”?

6,莫名其妙的三十而“立”

    “人有三十而“立”,中国改革开放也有三十而“立”。这就要科学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立”了什么?怎样“立”的。” 新中国成立59年,何来的三十而“立”?今天的中国是30岁的中国?从“改革开放”出生的?

7,莫名其妙的空中“大厦”

    “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体制,犹如建设一座巨型的大厦,首先要打好大厦的“基座”,改革开放“基座”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然后在“基座”要“架设”起“四柱八梁”。”
四项基本原则不是社会主义大厦的基座?工农联盟不是社会主义的基座?“四柱八梁”的“基座”打在什么地方?
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厦难道是“改革开放”才打的“地基”?新中国的前28年竟然没有一砖一瓦?

8,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就是红旗换彩旗!这些彩旗是没有什么根底的,不管你说得多么“重大”,无非是精英拍马屁忽悠出来的“理论”,经不住历史的检验,迟早要昙花一现。

    “在当代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成为影响较大的思想理论体系和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在中国也有着广泛的市场。”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和“当代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相通,而和马列毛主义格格不入。

9.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完全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种市场经济和那一套市场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完全没有区别,不过是贴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标签而已,这也能叫“新理论”?连精英自己现在也直呼“市场经济”,不再戴“社会主义”的帽子了,甚至有说要变“指鹿为马”为“指鹿为鹿”了,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0,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有精英说“过渡时期”就是夺取政权时期,在这个时期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以后,就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而只需要发展生产力了——把初级阶段放在马克思说的“过渡时期”以后。有精英说,“初级阶段”实际上就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又把初级阶段放在社会主义之前了。
权威的说法是,初级阶段是中国的特色阶段,还没有到达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阶段,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消灭了,但生产力不发达,因此阶级斗争不需要了,只需要发展生产力了。

    如果说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尚且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么,“初级阶段”怎么就能已经消灭了阶级呢?而到更高级阶段又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呢?如此飘忽必定,不能自圆其说的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能算得理论吗?无非是借口发展生产而告别革命罢了。

11,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和谐社会不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社会状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主要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向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 阶级压迫社会能存在什么“和谐社会”?即使在社会稳定时期能叫“和谐社会”吗?社会主义也还是阶级社会,不过是无产阶级占了统治地位,但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甘心“和谐”吗?对立阶级之间能有真正的和谐吗?真正的和谐社会只能是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就这个意义上讲,和谐社会恰恰只能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而不能是阶级社会中的一种“社会状态”。人类历史上不存在和谐社会状态,社会主义同样不存在什么和谐社会状态。这种说不通的“理论”能叫理论吗?

12.“八梁”之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

    就是分田单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精英说,集体生产农民没有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现在,地里生活没多少,闲了打麻将,就有积极性了?进城农民工给老板打工就有积极性了?农村地力人力浪费太大了,组织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九亿农民能创造出多少社会财富来?不说利润,只要物质财富创造出来,人民生活不是照样改善?现在没有组织,就发挥不出集体的力量来,农民看着地荒人闲,英雄无用武之地。30年农民无所作为,实在可惜得很。

    前28年,农村多大变化,后30年,守着一亩三分地,农民能有什么作为?只能越来越论为弱势群体。农民工和下岗工是工人队伍中最悲惨的一部分。精英却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当时占全国人口数量80%的农民的绝对贫穷被迫创造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分类,贫困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在基本生活水平线下是绝对贫困,而两极分化的悬殊的差别则是相对贫困,两个人都吃窝窝头所感受的痛苦与一个人吃馒头,一个人吃山珍海味所感受的痛苦,哪个更大?工人阶级倍感压抑的正是严重的相对贫困!

    精英把改革前比之改革30年后80%的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差异,叫做农民的绝对贫困,然而,相对贫困是严重地增加了还是缩小了?如果加上公有制的家底(原来丰厚的家底现在卖光了)因素,和现在三座大山的压迫,是哪个时代绝对贫困更甚?农民的绝对贫困总是伴随相对贫困的加深而加深!

13.“八梁”之二:设立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

    “经过15年的艰难,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 俄罗斯的普京已经认识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点好处也没有”,所谓的“世贸协定”不过是霸权主义玩弄的经济花招而已,不过是新殖民主义的“自觉自愿”的不平等条约而已。我们急不可耐的加入世贸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好处?人们正在反思,反思的结论是,无非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充当发达国家的附庸的“进程”成为不可逆转而已。

14.“八梁”之三:所有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设

    “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一方面,争议和分歧最大的是所有制;而另一方面,取得成就最大的也是所有制。”

    “取得成就最大的也是所有制”,一语泄露天机,“改革”就是要消灭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以“改”变成了“卖”,早卖,快卖,卖光。不仅卖进私人腰包,而且卖给外国!

    “所有制改革是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即在经济体制改革大系统中,高不过所有制改革,深不过所有制改革。”

    “我国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首先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所有制是灰色的,生产力之树常青。” 公有制是灰色的,腐朽的私有制的生产力却是常青的!一定的生产力和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存在,没有离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没有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公有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然一损俱损,私有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必然“一荣俱荣”。

    “所有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一是探索公有制经济在财产组织方面的实现形式,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 改变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是“改革”的攻坚战,美其名曰:“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用“搞活”的名义搞死国有企业!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代企业制度。” 这里的要害是引入“产权”!产权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社会主义把生产资料收归公有,就是在生产资料领域消灭了资产阶级法权,只保留生活资料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从私有制产生以来,私有制的特点就是“产权清晰”,怎么能成为什么“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呢?列上这一条,就是借口向现代化“前进”,实现向私有制的倒退!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显然,并不是在壮大公有制的条件下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而是以吃掉公有制而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表面上不搞阶级斗争了,实际上才是真正的“你死我活”!

    “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修正案。” 宪法修改说的是与时俱进,修改不只一处,但精英主要看中的是“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宪法倒退!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进一步完善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体系。” 说的是公有私有同等保护,但在精英眼里只有“保护私有产权”,他们的“物权法”就是私有产权法。

15.“八梁”之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前的金融体制是国家一统的单一金融体制,30年来,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 银行金融的本质就是国家信用,属于国家主权的内容。“国家一统的单一金融体制”正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信用的本质,不分割,不竞争,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盘棋整体服务。

    “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 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就是打破了统一的国家信用,撕裂了社会主义的银行信用的基础。

    “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大大完善了中国宏观调控的基础,逐渐形成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宏观调控从过去主要依靠行手段转变为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实际上是把信用手段交给市场,交给私人,甚至交给外国,把国家主权廉价出卖,这不是完善而是大大削弱了国家宏观调空能力。

16.“八梁”之五:价格改革与市场体系建设

    “现代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则是市场机制的核心。” 所谓“现代市场体系”,只能是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不是现代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而是社会主义是现代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只是市场体系的标签!

    “我国改革开放大体上经历了从商品市场建设为主,到推进要素市场建设为主的两大历史阶段。” 土地,资本,劳动力,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构成要素,所谓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前进”,就是从社会主义有限制的商品市场倒退到资本主义的完全市场。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基本上不存在房地产市场。改革开放之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壮大,主要得益于两大制度改革:一是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二是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确立了“住房商品化和社会化”的改革方向。”

    房地产市场化竟然没有作为独立的“一梁”,大概是因为搞得太糟朽了,实在不好意思太张扬,就归入了市场建设“一梁”。不过,这也正说明了“市场建设”的糟朽。但在精英眼里,住房市场化却功不可没,它带动了资本市场,资本的大量投入甚至形成了房地产泡沫;带动了土地市场,地价越抄越高,房价也越抄越高;还带动了劳动力市场,吸纳了多少农民工?然而,修的房越多,老百姓的住房却越困难,真是咄咄怪事!

    “住房既是基本的生活资料,又是一种炫耀性的生活资料;既是商品,又是资产和投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不仅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而且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

    房地产市场化在“市场建设”中是挑大梁的,是梁中之梁!

17.“八梁”之六: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就业日益纳入了市场化轨道。”以农民工进城和工人下岗分流为标志,“就业日益纳入了市场化轨道”!

    “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体制”,只有在公有制生产方式中才存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在雇佣劳动生产方式中,工人是被剥削的,不是按劳分配的;资本家也不是什么按资“分配”,而是无偿占有全部剩余价值和在市场上的赢者通吃。高管的和国际接轨的高薪,也不是按劳分配,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管高薪本质上是对剩余价值的分赃,和工人的工资本质上是不同的。

    “1995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具体确定“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是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进入21世纪,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全民的社会保障建设,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实际上,原来工人的福利丧失干净了,却用捉襟见肘的可怜的“社会保障”来安慰工人。

18.“八梁”之七:教育、科技和文化体制改革

    “1990年~2003年,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和“教育大跃进”时期,一方面有效地扩大了教育规模,增加了教育机会,同时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各种乱收费、高收费等损害教育品质和民生的乱象,民众对教育改革表示了极大的不满。2003年至今,教育界落实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校正改革发展出现的偏差,促进教育公平,探索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

    上学难已经成了压在穷人身上的一座大山,受教育机会越来越阶级分化了。

    “与教育体制改革密切关联的是科技和文化体制改革。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几乎与教育体制改革同步。” 同步染上了铜臭!瓦解了社会主义自力更生的科技队伍。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古国和文化大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必然要扩展和深入了文化领域” “2006年成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破冰之年”。”

    毛泽东时代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冰”时期,经过“破冰之年”都消融了,牛鬼蛇神统统粉墨登场了。其实何只是从06年开始?

    “由于文化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它既关联着“软实力”、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同时又关联着国民教育、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文明建设,所以,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任重道远。”

    在现在的话语霸权和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概念同化”,马列毛主义成为文革语言,落后文化,封资修文化成为“先进文化”,大行其道,其“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文明建设”大有成绩。

19.“八梁”之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1985年1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拉开了医疗机构转型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初,医疗卫生改革迈上新台阶,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卫生部提出了“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和“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带有市场化因素的改革举措。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卫生部等8部委《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陆续出台了13个配套政策。医疗卫生改革“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争论逐步成为社会焦点,“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全社会的呼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认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失败。“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思想提出之后,2006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由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进一步协调改革,把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重点放在建设城镇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获得了巨大成功。”

    看病难已经成为压在穷人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也看不到有被搬掉的迹象!纪念“改革”30年,实在拿不出象样的东西来,就这些扭七歪八的“梁柱”撑起的“改革”“大厦”而已。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12 09:27:4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叶永烈:六十年来好江山,可惜有人不让说

关于《真实的朝鲜》被禁

六十年来好江山,可惜有人不让说

叶永烈

2008-9-10

    ● 编者按?上海作家叶永烈《真实的朝鲜》一书被删去敏感章节而得以出版,但在朝鲜大使两度致函干预后于奥运前又被禁止销售。

    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我不由得记起: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四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一○一次会议上,北京和悉尼角逐二○○○年第二十七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票数相差无几。在这关键时刻,却由于朝鲜投了北京的反对票,使北京申办失败!消息传出,中国民众无不对这个「兄弟国家」、「友好邻邦」异常惊讶和气愤。

    然而,就在北京奥运会前夕,二○○八年七月十一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达禁书令,禁止我的新着《真实的朝鲜》销售。从那一天起,《真实的朝鲜》一书在中国内地所有书店「下架」。《真实的朝鲜》原本在内地的新浪、搜狐、腾讯三大网站连载,从那一天起全部删除。所有网站关于《真实的朝鲜》的宣传材料全部屏蔽。据说,这是为了营造奥运会期间的「国际和谐」气氛!在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奥运会期间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特地提到「叶永烈作品《真实的朝鲜》出了问题」。

    我的新着《真实的朝鲜》一书从二○○八年三月出版,到七月被禁,前后不过四个月。《真实的朝鲜》是「叶永烈的『世界观』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共八册,由北京新华立品图书公司策划、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真实的朝鲜》。新浪、搜弧、腾讯三大网站转载《真实的朝鲜》之后,在网上引起极大反响。光是新浪网上转载的《真实的朝鲜》,三天之内的点击率达到八十多万。搜狐网的点击率冲高到三百万。众网友在留言中就《真实的朝鲜》展开热烈的议论,光是新浪网的留言就近五千条之多!全国各书店热销《真实的朝鲜》。据广州的一位朋友告知,广州购书中心的《真实的朝鲜》样书,被读者翻烂了封面。

    《真实的朝鲜》从热销到被禁,从沸点到冰点,究竟是怎么回事?

以旅客身份进入神秘朝鲜

    很久以来,我关注着那「奇特」的邻国朝鲜。我决定前往朝鲜,最初是得到上海电影导演张建亚的启示。他从朝鲜归来,建议我无论如何应当去看一下这个「当今共产主义世界的活化石」。他强调说,去晚了,恐怕就看不到了!
最初,我的计划是打算和妻一起办理赴朝签证。我希望能够在朝鲜采访一个月,至少能够有半个月的时间。我估计向朝鲜申请签证,应该不会太困难。

    我乘出差北京之便,前往建国门外朝鲜驻华大使馆。不像美国大使馆签证处那样门庭若市,朝鲜大使馆的签证处简直门可罗雀。时间尚早,除了一位先生在那里等候之外,只有我和妻。我跟那位先生聊了起来,知道他多次去过朝鲜,办的是商务签证。他听我说是去朝鲜采访,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告诉我,应该想办法去办理商务考察之类的签证,绝不可以作家的身份去申请签证。朝鲜格外注意的就是记者和作家。

    果然,签证官看了我的证件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入境签证申请书》之后,摇头说,作家前往朝鲜采访,没有朝鲜国内的批准,难以给予签证。赴朝签证,就这么搁置下来。无奈,我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普通旅客的身份,通过普通的旅游团办理签证并前往朝鲜,这是最简单、最便捷的。当然,这样会使我的采访受到许多限制,但是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自从连续发生导弹危机、核危机以及为了解决危机所进行六方会谈,朝鲜成为全世界关注的国家。然而,朝鲜又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对外封锁,对内专制。就在朝鲜发生「导弹危机」的紧张时刻,我以一个普通旅游者的身份,进入朝鲜。不过,我刚刚过了鸭绿江,便受到朝鲜国家安全部人员的注意。此后,我在朝鲜一直处于朝鲜国家安全部的监视之下。毕竟我已经来到朝鲜,用我的照相机和笔记录了朝鲜的真实情况。

出版前曾「四处碰壁」

    尽管我在离开朝鲜时受到严格的长达半小时的「重点检查」,我还是完整地带回在朝鲜的所有记录。回到上海,我写出了长篇纪实新作《真实的朝鲜》。内地多家出版社闻讯,亟想出版我的这部新着。上海的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要去了书稿,读完之后说「有一种震撼感」。然而,这家出版社的负责人却对我说,上海另一家出版社曾经因出版《卡斯特罗传》(部分内容使「兄弟党」不悦)而受到「上面」的严厉批评,他记忆犹新。我明白,这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言而喻,这本书被退稿了。消息传得很快。上海又一位编辑得知有此书,兴冲冲索去内容提要以及目录。才过了一天,就打电话告诉我,题材「敏感」,出版社领导认为无法安排出版。

    就在这时,广东的《同舟共进》杂志很有魄力,分两期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朝鲜》为题,选载了《真实的朝鲜》部分章节。虽说这家杂志发行量不大,却马上引来众多的电话,要买这两期杂志。一家大型文学刊物听说之后,告诉我要以更大篇幅刊登《真实的朝鲜》。在发稿之际,领导要看一看广东的《同舟共进》杂志。我扫描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朝鲜》,用电子邮件发去。对方不放心,要看原件。我以特快专递寄去《同舟共进》杂志。最后,对方还是「动摇」了,不敢刊登。

    就在《真实的朝鲜》「四处碰壁」的时候,绝处逢生,北京新华立品图书公司索要此书,只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删去敏感的章节。我体谅他们的处境,同意作大量的删节。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实行「三审」制,在终审时又删去了三节。不管怎么说,这个「残本」终于问世了。这家出版公司的总编辑特地在书的责任编辑栏上增添了自己的名字,以示负责。他说:「出了什么问题,我负责!」他这种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使我感动。

    出版之初,我与出版公司约定,对此书「保持低调」。然而,在网络时代是无法「保持低调」的。中国大陆新浪、搜狐、腾讯三大门户网站转载《真实的朝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文连播了《真实的朝鲜》。

    广大读者关注《真实的朝鲜》,其实是因为朝鲜作为一个「热点国家」,其真实国情太鲜为人知。身为作者,深为只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删节本而遗憾。韩国的出版社有意推出无删节的《真实的朝鲜》韩文版。这样,《真实的朝鲜》全文版总算突破禁锢,有望与广大读者见面。

北朝鲜大使馆两度找外交部

    《真实的朝鲜》出版后,麻烦终于来了。第一次遭遇「麻烦」,是一位中国的退休外交官,给中国外交部打电话,反映《真实的朝鲜》一书有「问题」。此人不看书,也不上网,他是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连播中听了《真实的朝鲜》。中国外交部接到这位老干部的举报,马上给北京新华立品图书公司打电话,要求审看《真实的朝鲜》一书。北京新华立品图书公司不敢怠慢,立即把《真实的朝鲜》一书用快递送往中国外交部。那一阵子,北京新华立品图书公司相当紧张。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中国外交部没有任何动静。这表明,中国外交部认可《真实的朝鲜》一书。

    《真实的朝鲜》真正遭遇「麻烦」是在二○○八年七月上旬。朝鲜驻华大使馆就《真实的朝鲜》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停止发行《真实的朝鲜》。中国外交部将此事转告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达了对《真实的朝鲜》的禁书令。

    不过,「禁书」终究要有一个过程。最初,《真实的朝鲜》只是在大的书店「下架」。七月十七日,朝鲜驻华大使馆再度就《真实的朝鲜》致函中国外交部,认为在中国许多地方仍在销售《真实的朝鲜》。于是,新闻出版总署再度督促各地书店「下架」《真实的朝鲜》。

    《真实的朝鲜》其实是一本真实反映朝鲜的书,是一本讲真话的书。诚如麻子照镜子,不高兴砸了镜子,却不责怪自己脸上的麻子,朝鲜就是一个脸上长着麻子的国家,却责怪真实反映其国情的《真实的朝鲜》。

    一位署名为「喀那斯影像」的网友在读了《真实的朝鲜》后,写下这样的读后感:最近看了叶永烈写的《真实的朝鲜》一书,感觉像回到了从前。假如没有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现在的中国一定是如今的朝鲜:全世界都在羡慕我们!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有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税、没有妓女、没有毒品、没有贪污等等,总之,人类的丑恶,尤其资本主义的丑恶,我们全部没有!全世界当然羡慕我们了!可惜,他们吃不饱,酒店里的冰箱是空的,首都的夜晚是漆黑的。

    朝鲜什么都是免费的:上学、医疗、住房,发放衣服、供应一切生活用品。书的细节,值得注意,比如导游不让拍照,理由是「我们不允许拍摄不好的一面」。在平壤,出身不好的人,比如和韩国有亲属关系的人,不能够居住,残疾人也不能够居住。面子是一切,一切为了面子。

    领导者被像神一样崇拜着,他的生日被叫做太阳节。我发现,很多的独裁者喜欢把自己比做太阳。很有意思。

    韩国和朝鲜的差别,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狱,可惜朝鲜人民坚信韩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的涉外宾馆,就是不播发韩国的电视的节目,严格搜查游客携带的韩国的文字。

    联合国在对朝鲜制裁的条文中居然有「严格禁止向朝鲜销售奢侈品」,老百姓忍受着饥饿,你可想而知道,谁在享受奢侈品?

    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朝鲜人的「恍然大悟」?有时候想,还不如让他们生活在,一个人为编制的梦里。假如有一天,他们发现世界的颠倒,会怎么样?像我们一样吗?我们不也傻呵呵的很幸福吗?清醒以后,苦恼太多,想法也太多了。所以才有很多不满意。

    《真实的朝鲜》一书遭禁,使我想起印度籍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他的小说《撒旦的诗篇》受到伊朗的抗议时,英国女王下令保护拉什迪,而且《撒旦的诗篇》照样在英国发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没有英国女王那样的魄力,对「兄弟国家」朝鲜如此退让,生怕「破坏」奥运气氛,怎不想想一九九三年这个「兄弟国家」的那张关键性的反对票呢?!怎不想想这个「兄弟国家」一拿到援助就变脸?怎不想想这个「兄弟国家」的外交部长到了美国,就宣称「中国对我们毫无影响,六方会谈中的一切决定都是我国自行决定的」!怎不想想这个国家的士兵在金刚山打死无辜的韩国旅客反而受表扬说「警惕性高」?!......

    二○○八年八月四日于上海「沉思斋」
 

 

发件人:"Eugene Zhou" <zyq@phoenix-bicycle.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zhangboshu@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 09-22 10:54:0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胡锦涛不可回避毒奶背后的制度问题

王希哲

2008年9月20日

 xz7793@yahoo.com

    给中国奶制品工业甚至整个食品工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对中国儿童生命安全身心健康造成恐怖性危害的毒奶事件,背后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就在中国现行的无制约资本主义。

    再问,为什么中国现行的资本主义会是“无制约资本主义”?这无制约的根源在哪里?答曰,就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一种无制约的执政!

    近30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去一切的“毒”,现在一切的“毒”,将来必定还要不断发生的一切的“毒”,其不受制约而肆无忌惮对社会对人民危害的根源,无不出自这个极端恶劣的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无制约执政制度!一句话,是中国共产党的无制约执政,造就了中国今日万恶的无制约资本主义发展。

    中国一定要发展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充分调动起全民致富的 积极性,强国富民。但资本主义毕竟是一种恶,它必须受到节制。它
建立在人性自私基础上的疯狂而无限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它一旦处在一个无制约或制约弱化的环境下,就必然要表现出它是“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无穷罪恶的东西。

    谁来制约资本主义的罪恶?政府执政当局。执政当局站在资本运转的局外,其职责是运用公权力充分保障人民享受资本主义的好处,同时又保护人民尽可能地免受或减轻资本主义罪恶的戕害。但是,当资本主义向各级政府公权力寻租,各级执政当局及其负责人士将其公权力投资转化为运转的资本,公权力本身成为了与资本家一起不计后果疯狂攫取利润的资本有机构成,共产党官僚与资本家一起成为了资本的人格化,从此,节制资本罪恶就是节制官僚自己的利润,就是节制官僚的生命。它不会去做。相反,它要无限地扩张资本主义的罪恶,利用权力保障这些罪恶的通行无阻,为它开放一切绿灯,翦除一切人民对这些罪恶的不满、揭发和反抗,这时的资本主义就是世界上最黑暗的资本主义,就一种“还让不让人民活了”的极端罪恶的资本主义了。

    怎样才能使政府执政当局的公权力不被寻租而资本化?必须在各级政府执政当局的旁边,站着一种只垂直服从宪法和法律的监察、检察、审判的独立司法力量。中国只有出现了这种独立的司法力量,才能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为一种有制约的执政,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无制约资本主义罪恶泛滥的问题。

    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发展了,有权威有强制力的独立司法还未能建设起来。腐败和罪恶大量发生了,暴露了。这不要紧,只要确定了民主法制的方向,可以一步步稳健地建设。不少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过来的。但要命的是,中共执政者根本就没有打算要把独立的司法建设起来。过去搞经典社会主义它要坚持一元化权力,搞自由资本主义了,它还是要坚持一元化权力,不肯让度出一点权力,哪怕向人民让度出一点独立监督、制约它的执政权力的权力,也不愿意。要知道,向人民让度出独立监督、制约的权力,不但对人民有利,对共产党执政长远的健康、安全本身,也是有利的。不然,一元化的权力加资本主义,只能使共产党彻底地烂下去,使国家彻底地烂下去,无可收拾,直到政治大地震和大海啸的到来!

    胡锦涛出来说话了。胡锦涛是当今中国政治权力的顶峰。他的见识如何?他一大通党八股之后,骂了几句他底下犯事的共产党官僚。骂了什么?骂他们“缺乏宗旨意识”,骂他们“麻木不仁”,没有“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如此等等。好像他的官僚们只要“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就什么事不会有了,自然不会再有“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了。还是作风问题,不是制度问题。但为什么这些官僚们没有“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呢?胡锦涛完全不能明白,坐在他面前一边听训话一边打瞌睡的官僚们,已经是资本的人格化,他们的心已经是资本利润的心,他们的“宗旨”已经是资本利润的“宗旨”。他们只能把向他们寻租的资本的利润放在心上,完全不可能把什么鸟“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了。

    也许有几个“好党员”的还不是?但是,只要把这些“好党员”放在田文华的位置上,放在郑筱萸的位置上,甚至放在陈良宇…的位置上,他们手中无制约的权力在他们具体代表的官僚群体利益的推动下,或早或迟将必然被寻租而资本化,他们的人格也将随之异化而资本化,他们的作为也将无可避免地罪恶化。这是资本主义黑洞的力量,是资本和利润俘虏无制约权力的一种无往不胜的力量。资本主义下一元化无制约权力制度,是将“好党员”变鬼的制度。武则天宫人说,“ 鬼朴又来矣!”将人变鬼的制度在,你捉多少,杀多少,有用么?

    毒奶事件爆发出来了。抓住事件的本质而从根本寻找解决之道可以是中国重大的转折。胡锦涛不可回避毒奶背后的制度问题。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上边的王希哲已经看出中国资本主义的问题,而张五常却还在大力讴歌这个丑陋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平民百姓眼里看到的是罪恶的地狱,而在张五常眼里看到的却是权贵们的天堂。这就是差别,所以观点是不可能一致的。腐败分子越是为所欲为,人民大众就越遭受灾难。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张五常越是讴歌赞颂这个好的制度,就说明社会大众就会越悲惨,因此,对张五常之流、对这个好制度就会越痛恨。看来中国问题的根源就出在张五常这么一批人身上。但是,我们还是要好好看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哪些还有道理,那些纯粹是胡说八道和错误的判断。]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16 09:48:1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平生没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腐败哪有那么严重

平生没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腐败哪有那么严重

采访香港学者  张五常

2008年9月

    “学术文章不是大众文章,要为某一组人或者某一层面的人下笔。我这篇是为科斯一个人写的,他说好就好,说不好就不好。很多人给我评论说怎么修改,我说只要科斯满意,其他我一律不管,因为这不是写给你们看的。”张五常的“恭维”,颇具个性。73岁的他不再需要通过DV,斜坐在椅子里,再三向98岁仍极度关注中国改革的科斯表达敬意。

    8月30日,在北京顺义举行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张用了一个 小时零五分钟,解释他眼中的中国经济制度。这次,比他在芝加哥大学“中国的经济改革”讨论会上所用的时间,少了55分钟。

【一】改革前的制度费用太高了

    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开会前一天,拿到《中国的经济制度》。文章自“中国的问题”始。张五常列举的部分困难包括: 贪污,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6万次动乱。他认为,“除了动乱的统计数字――不知定义为何,不同地区的朋友说他们没有见到任何他们会认为是动乱的――其他上述的负面事项皆属实。”

     中国的难题,显然不止于此。要素价格、国企垄断、土地制度,无一不事关根本。中央领导也承认现在是矛盾凸显期。挑刺容易,最根本的问题,在搞明白“为什么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对张而言,经济解释是最重要的:“我是从事经济解释的,不搞经济改革。搞经济改革,我觉得世界上多我一个人也不算多,少我一个也少不了什么。但是我写经济分析,走经济解释的路,自己很满意。”他用一个比喻解释困扰了他好几年的问题:“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崭撸鞘澜缂吐肌U飧鋈艘欢ㄊ亲

    这篇文章,是张五常找到的答案。

    从交易费用讲起:“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1979年的文章指出的观点: 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

【二】中国带动的“龙卷风”

    会场上,张五常略过了这段略嫌学理化的阐释。或许跟其他老人家一样,他乐于从往事出发,慢慢引向他的方法论、他对大时代的判断,以及让许多赞同抑或不赞同他的人都乐意倾听的,关于中国之谜的核心发现。“从1969年到现在,我已有三十几年不看别人的文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治学方法,我不喜欢看,喜欢自己想。”

    这篇不带注释也多达两万八千字的长文,自然不是坐在屋子里光靠想想出来的。为了完成它,张五常花了一年多时间。但他真正研究这篇文章是从1979年开始。“几十年了,中国的发展我知道。中国很奇特,有复杂无比的制度。哪里能遇到这样百年难遇的题目?我平时写过的学术文章,有七八篇可以流传下来,三四十年后还有人引用,但这些文章没有一篇能够代表一个大时代的转变。重要的经济文章要反映一个大时代的转变,我就写过一篇。弗里德曼没有写过,科斯也没有写过。”

    这个大时代怎么转变?有人说是高科技,有人说是恐怖活动,但他认为,“是中国的开放,还有苏联的瓦解。多了20亿的贫困人口参加国际竞争,这个地球一定要改变。我1991年在瑞典对弗里德曼说,这才是大时代的改变。上了年纪的人都清楚,30年前哪里有饭吃?跟年轻一辈的人谈中国,他们很难明白。龙卷风是由中国带动的。所以,你能解释中国,就能够解释这个大时代的转变,解释不了中国,就不能解释这个大时代。”

    让张五常觉得疑惑的是:中国在1990年代有很严重的通缩,政府的统计数字说是负百分之三,可产品质量、服务态度的改进,最快就是那时。所以,实质的通缩率应该是两位数以上。同时,楼价跌了三分之二以上,中国的经济却还在继续飙升。他当时认为,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合约自由,没有像美国1930年代的那种福利制度、工会制度,没有最低工资的严格要求。

    在张看来,中国的改革,由此真正进入第二阶段。

【三】历史没有过的“农转工”

    任何历史上的奇迹都没有中国这么奇。最近北京的老先生杜润生,还担心农转工能不能转成,其实已经转得七七八八了。与其他研究者不同,为了真正跟进中国改革,张五常在中国好几个地方投资工业,有些地方也投资农业。

    机缘凑巧,他父亲在香港有工厂是做工业用蜡的,自己发明一种蜡,应该是最好的,比同样的蜡要贵五倍的价钱――“因为成本贵”。张的哥哥在香港管理这个蜡厂,做不好,不希望蜡厂在他手上关门,就给了张五常。1997年的张五常没有那么多钱,就把这个蜡厂办在内地,拿200万美金的本钱,全中国到处找地方,“现在这个蜡厂在昆山,不亏了,没钱赚,但我父亲的事业还在。”

    “我是这么做经济研究的,把自己的钱放上去,不是希望赚钱,但一有问题,现实就不能不回答我。”他发现,2000年,通缩在中国结束。另一个奇迹,又出现了。“从2000年起,农转工的速度难以置信,我的统计,五年之间,农民70%的劳动人口都转去工商业了。很多报告不这么说,我相信我自己的报告。明治维新的经验我知道,台湾土地改革的经验我也知道,任何历史上的奇迹都没有中国这么奇。这个争论很厉害,最近北京的老先生杜润生,还担心农转工能不能转成,其实已经转得七七八八了。我叫人逐家逐户数人头。有人说80%还是农民,不要看人口数量,而要看劳动力人口数量。我去贵州参观农村,跟村长争论起来。我问你们农村的人离开了多少?他说三分之一。 我说全中国的农民已经转出去四分之三了,你们怎么才走了三之一,你在骗我。他把人名册拿出来,再研究,他也对,我也对,总人口是走了三分之一,劳动人口却走掉了70%,刚刚好。剩下的是老弱病残和小孩,全部农民都转成全职了,耕田、收成完全是一亩一亩算工资的,转成机器耕种了。”

    为了确证他的推断,张五常叫他雇的一个阿姨----“从河南不毛之地来,飞机都没见过”――打电话问家乡情况: 也是七成半左右的劳动人口离开。他在贵州遇到一个专家,也是去数人头的,说应该不只75%,应该是80%。只不过,两种不同的权利界定方式的转轨过程,或许隐藏着改革之初谁也没有发现的地雷。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过地雷阵。

【四】县际竞争的兴起产生“中国奇迹”

    中国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产生了和欧洲奇迹一样的效果。为什么1990年代通缩这么厉害,而发展却这么快,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大家竞争。

    “农转工”的规模再大,也只是有待解释的经济事件。亲自在大陆投资的经历,则使他观察到另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我去昆山,看到很不寻常的一个情况。200万美金投资不是很多,但他们抢得很厉害。苏州等各方面都想争我过去,只要我愿意去,什么条件都可以。这种地区竞争我是第一次看到。最近去芝加哥开会,他们说这种竞争制度到处都有。地区招商的确到处都有,但是‘抢’这种现象是没有的,他们就是在抢生意。给你地,厂房可以帮你建,外国没有这种现象。这个现场不是我一个人看到,不去投资,你不会看到这种现象的。 为什么这样呢?这种无形的竞争,生意的竞争,非常奇怪。”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他如此追问:“中心问题仍在:为什么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会是那样激烈呢?其他国家不是也有不同层面的地区划分吗?”

    到了2003年,张五常才有一个突破性的发现: 原来竞争主要是县跟县之间的竞争,而不是省跟省、市跟市之间的竞争。经济权力在县的手上,他们可以非常独立地使用。“我曾在一个县里,他说张教授,你一年来一次吧,你选一块地,我给你建一个房子在那。我说你有什么权?他说我有权力把这个地给你,我说这不是贪污吗?他说不是。隔了一个小时,他说我真的有这个权力,可是你每年要来一次,我可以有一个借口把这个地给你。再继续问下去,我说经济权力是在你的手上还是在市级,他说市是没有经济权力的,除非市里面有一些土地要发展。但是他们比我们高,这是很大的冲突。村、镇、省,都没有这种经济权力。我问权在哪里?他说土地的使用权在我这里。地怎么样交出去,租什么价钱,建什么东西,都是他们管的。这使得我第一次体会到,县等于是一间公司,科斯的理论里面的公司。”

    谈到县际竞争时,张提到很多年前有一本书叫《欧洲的奇迹》,这本书,就是解释为什么欧洲那么成功。在张看来,在文艺复兴之后,严格来说欧洲比美国成功很多。那本书的主要解释是有道理的,说因为欧洲有很多小国家,国与国之间竞争,所以就有这种奇迹的发展。“中国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产生了和欧洲奇迹一样的效果。中国是一个国家,当然中间还有很多问题,不要看这些问题,我们看这个结构。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合约组织,上下之间是层层承包,然后完全通过佃农分成制度,上下相连,左右不连,因为县有经济权力,所以他们竞争得最激烈。为什么1990年代通缩这么厉害,而发展却这么快,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大家竞争。”

    不过,同样是县际竞争,国内有学者认为,在“铁腕降低交易费用” 的情形下,它也造成当地资源的过度开采使用,当地百姓的低权利生存状态。伴随“中国奇迹”的大量矛盾,真的只是不那么重要的沙石吗?这又是会议次日争论的焦点之一。

【五】腐败没那么严重

    每一次整肃贪污,经济就往上走,贪污才帮到经济发展?这是骗人的。另外一个争论点也与此直接相关,那就是对中国官员腐败情况的判断。张五常的经验是:他有这么大权力,是有贪污这种情况出现的,但不是那么多。而且,“跟我谈过的干部都同意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有助减少贪污”。

    “2003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到几个县看他们的权力怎样运行。在这方面我的观点和许多中国人不一样,我认为中国的地方干部有很多是很好的,假如中国真那么腐败,哪有今天?人人都贪污,怎么可能搞得这么好?朱容基整肃贪污多严格,每一次整肃贪污,经济就往上走,贪污才帮到经济发展?这是骗人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第四节写道:“1985年4月,我为文建议国家出钱把等级权利买断。这建议带点幻想而又明显地困难,出乎意料地得到北京的一些言论支持。可是把等级权利买断终究没有出现。”

    就在那篇文章发表前的一个月,国务院下文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正式实施,“官倒”应时而生。腐败的日益严重,似乎已渐成转轨之癌。对张的判断,作为当日双轨制发明者之一的张维迎,在演讲后的五点评议意见中,直率地表达了“不同看法”。

【六】“上下相连,层层承包”的整体结构

    他 张颇费了些时间谈对层层承包合约的研究:“我对一些干部说,我请你们来,我出飞机票,你给我解答一些问题,他们通常都会来。他们的文件有两部分,一部分关于政治结构,一部分关于经济结构。我对政治没有兴趣,那些术语,你不熟悉是看不懂的。经济部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1980年代的承包合约转变出来的,是以前的层层承包转变过来的。我1985年研究工业的承包制度,深圳派了三个助手到香港帮我忙,我要什么合约他们都给我。1986年我去首钢,他们请我住了一个星期,我睡的是工人宿舍,就是为了研究他们的承包制度。工业的承包制度变得太快,那时候争论的就是关于保养、维修的问题。但是,到1990年代初期,主要问题不是这些再投资问题了,因为资产贬值,那时国企的资产跌了很多,没有钱,不能辞退国家职工。到了2000年左右,地价上升得很厉害,地价一上升,就有钱分给职工了。

    1990年代,你全中国去跑,很多工厂送给你你都不会要,因为要遣散那些工人。但事情一变,你要把国有企业给出去的时候,不但有人要,而且很多人愿意出钱去买。”早在1986年,他大力建议把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分离以后再做股份制。“层层承包这件事,农业上是没有的,农村就是承包,在工业上有层层承包,这是1984年开始的,1980年代后期就很明显了。他们把农业的承包合约加上层层承包的合约,搬到地区上去,就一层层的从国家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到户。主要的经济权力都在县里。”

【七】佃农分成:“增值税”是租,不是税

    199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这年出现了增值税,我是从事佃农理论的,这个17%不是税,等于是租金。对层层承包体制来说,如何分成是核心问题。整个2004年,张五常一直在研究承包结构的分成方程式。“回头来看,199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这年出现了增值税,而且是全国划一的17%。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震撼,还有其他的东西,卖土地的钱怎么分,每个地区都不一样。但17%的增值税对我来说很重要,这就是佃农分成。我是从事佃农理论的,这个17%不是税,等于是租金。不管你有没有钱赚,你都要给17%。所以,这个到我手上时,我好像发现新大陆了。佃农分成我搞不清楚的话,谁也搞不清楚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一般来说,佃农分成是不能划一的,所有的资料都显示,假如地点不同,土地的肥沃性不同,分成是不同的,而中国的增值税是全部划一。

    “为什么是全国划一的17%呢?怎么可能划一呢?这么简单的事,我花了六七个月的时间,突然有一天晚上,我想到马歇尔的一个注脚,说得很清楚,他说假如地主可以提供资本,这个分成就不变,就会是有效的。马歇尔是不准分成率改变的,因为他这一句话,我去调查这个县,原来县的地价是可以变成负值的,当年长沙的朱希庆也提醒过我。我一碰到什么问题,就到处打电话去问,原来县不仅可以把地给你,而且可以把厂房给你建好,长沙就是这个例子。所以,在地价上做这么大的调整的时候,分成率就是划一的,只要不是太离谱。”

    张五常没有关注,或者说,没有提到问题的另一面是:县的权力之大,岂止地价可以为负?

【八】中国的整体制度是最好的

    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其中的沙石可以修改一下。这个合约的结构,每一个地区都等于一个公司在竞争,通过层层承包,推动佃农分成。

    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贴身观察,让张五常收获一些理论上的创新。“我跟进中国几十年,对中国经济制度看法不同,对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不同,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三四五月,准备写一篇文章,先写了11节,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第三节,科斯认为我的第三节重要,其实它只有七八页纸,但这一节应该是成一本书的。这一节跟制度经济学完全分离,是我学到中国的经验,我把制度经济学放在新的角度看。”

    第一点就是放弃了产权的角度,不要从产权角度看,从合约、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是从中国的问题研究出来的。“科斯很喜欢这个新角度。”

    第二点,交易费用,他认为交易费用就是约束竞争的费用,其实是同样的东西,只是角度不一样。“这一点科斯也很重视。”

    “第三点,我用均衡的理念,这是我1970年代研究出来的,而所谓交易费用实质就是从消散到增值,这个价值转变的时候,就看到中国整个合约制度非常完美,想也想不到这么好。所以,在2005年70岁的时候,我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B]其中的沙石可以修改一下。这个合约的结构,每一个地区都等于一个公司在竞争,通过层层承包,推动佃农分成。”

【九】中国要自信,不要都学西方

    中国奇迹的出现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可以考虑西方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制度要靠自己。中国的事情,在很多问题上都分“好得很”的“好派”与“好个屁”的“屁派”。属于“好派”的张五常教授,尽管对“层层承包-佃农分成-县际竞争”的制度青眼有加,却也对当下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

    货币政策和劳动合同法是他批评的重点。“今年是中国改革30年,我不想讲坏话,可是严格来说,中国的奇迹并没有30年,是29年。我去年开始觉得有麻烦了,就是货币的处理,我跟从事工业的朋友一讲这个,他们都要哭的。”

    他拿经济学家贝加 (GaryBacker,1992年经济学诺奖得主)的话做警示: 三年前贝加说,我不看好中国,就像人一样,有钱到一定地步,就会自己玩死自己,搞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比如搞一些福利制度,引进劳工法律等等。“我很不喜欢这句话,写文章反对他,但他说中了。我看不是因为有了钱才引进这些法律,我认为是那些海归派的经济学大师从外国抄回来的,包括把格林斯潘货币制度搬过来。格林斯潘把美国制度搞坏了。我早就跟弗里德曼说,利息率上上下下的调整,总有一天整死一个国家。弗里德曼跟我很熟,我结婚是他主婚的,他一向反对利息率上上下下,但只有格林斯潘这么做就可以,因为格林斯潘是他的好朋友。现在不是搞出次贷风波了吗?而且你看现在的新劳动合同法,从德国、法国抄过来的,他们在本国都搞得这么不成功,为什么要抄过来?”

    张五常是个性情中人。中国改革30年这个时刻,他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中国奇迹的出现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我们试了很多方法,试得可以了。邓小平说试一试、看一看,这么多县,就在某些县试,为什么要引进西方的东西呢?可以考虑西方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制度要靠自己。就像朱容基1993、1994年处理通胀,我那时曾写文章批评他,后来我认为他做得对,公开向他道歉。”

    一个小时,张氏谜底基本水落石出。大致而言,县际竞争制度,造就了中国的两个奇迹,“是世界上没有见过的”。第一大奇迹就是长江三角洲在八九年的时间,超越了珠江三角洲,这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大奇迹,我个人保守估计,中国的农民在2000年到2007年的收入增长率,每年都有20%。中国农民等了几千年了,我也请农民做工,我自己知道,到处都是农民生活改善的标志。林毅夫还说没有这种事情,怎么没有呢?茅老师做了很多工作,这是我衷心佩服的,但这些大的奇迹不是个人可以做到的。几千年的农民从未经历过的,就像发神经一样,连续七八年的生活改进。再过十年就可以了。这两个奇迹都是出现在朱荣基时代。”

    “将来历史不会忘记这个人。”----跟他的文章一样,张五常的演讲,以此做结。

 

 

这一次,徐景安先生赤裸裸地跳出来大骂司马南,才算是在裸奔了!

普世性是衡量文化先进性的标准

---评司马南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

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八次会议上的主讲发言

徐景安

2008年8月31日

    上次研讨会对普世价值观作了讨论。会后我写了“普世价值观是中国走向光明未来之必须”,今天为什么还要讨论这个问题呢?普世价值之争表面上是个学术问题,实际上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司马南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7月16日、25日他两次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普世价值,带有一点拗口的学术色彩,但双方并非止于学术之争。也不是一般的名词概念之争,更不是情绪冲动徒逞口舌之辩。争论的核心问题关乎国家生死”,“您不是问我事件的意义吗?战场上狙击手的作用,或房子着火之后消防员的作用,可能就是意义吧。”既然关系国家存亡,又自认为是“狙击手”、“消防员”,可我邀请他来讨论,上次他说已有安排,这次又不作回应。更奇怪的是,他说:“中国人常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司马南先生见了我这个兵,连道理也说不清,怎么担当捍卫国家安危的重任呢?如果人多不方便,我愿意与司马南先生,在他认为的合适时间、合适地点对话,不知意下如何?

    司马南说:“普世价值到底有没有呢?可以各抒己见,可以进行深入讨论,作为议题我也没有意见,当然不会反对。”这位先生的态度变幻莫测,就是这个普世价值问题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掀起了共和国的保卫战,而这里他又表现得格外的开明与大度。他确实是提得起、放得下的人。他既然不反对,我们就来讨论。

    这个问题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论述,比如有没有共同的人性、个别与一般、特殊性与普遍性等等。我想换一个角度,从人们的共识作为起点、从既定的论断作为前提进行推理,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

    第一、我们都承认要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哪什么是优秀文明成果呢?有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的。物质层面要继承没有问题。精神层面要不要继承,就有了分歧。一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凡是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利益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经济、政治、文学、哲学和道德等社会意识形式的内容主体和本质属性,都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和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这样一说,所有精神性文化,都不能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主义的,西方文化是资本主义的,其“内容主体和本质属性”都必须抛弃,可继承的也只能是一些“边角料”。那么,可以继承的“边角料”是什么?他没有回答,也回答不出。这些人都爱说空话、大话,究竟能继承什么,他们不说,也说不出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利益决定价值观念,这是指经济利益关系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形成起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讲过,人首先要解决吃喝穿住这些问题,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不是所有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都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呢?人就是经济动物吗?人和动物的区别恰恰就在于,人不仅追求物质利益,还有精神性的追求。当然,这种精神性的追求,里面有可能包含了物质利益动机,但是也有脱离物质利益的精神追求。人不是野兽,不是动物。人的本性、本质是追求幸福。为了幸福,人追求物质,这是人获得幸福的基础。人还有情感追求,爱情、亲情、友情、信任、诚信、同情,等等。当然,这里面也可能包含了物质成份。我为什么爱你呀,因为你有钱啊。但是没有物质利益动机的爱有没有呢?不能说人的情感追求全都是物质利益的反映,或者说全都是阶级利益的要求。人还追求精神,有宗教精神、母爱精神、奉献精神、敬业精神、牺牲精神等等。

     人的价值观都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没有超越阶级、时代的共同价值观,这是庸俗唯物主义、机械唯物史观。创造佛学的释迦莫尼是皇太子出身,佛学劝人们不要追求名闻利养,反映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孔子是所谓没落的封建贵族,他倡导的孝道、仁爱精神,被中国广大民众所接受,这又怎么解释呢?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除了空想社会主义以外,其它都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大都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他们却投身于革命。阶级论能解释吗?这种唯成份论、唯阶级论,发展到文革,就成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地富反坏狗崽子”、“亲不亲,阶级分”,何等的荒唐、荒谬!

    人不只是追求物质利益,还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追求超越生命局限的永恒,这种追求反映了人性的共同需要,就成为普世价值观。虽然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其中有共同的东西,才有植物学。虽然没有两个相同的狗,但其中有共同的东西,才有动物学。虽然没有两个相同的人,但其中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人学,这是有待于创造的一门新学科。所谓没有超越阶级的、时代的共同价值观,就是用特殊、个性、差异来否认共性、普遍、一般。阶级不同也好,时代不同也好,人的共同本性都是追求幸福。尽管不同阶级、不同时代,对幸福有不同理解,焦大与林妹妹对幸福的感受不一样,但焦大与林妹妹都有追求幸福的愿望、要求、动机、目的,都要追求物质、情感、精神。这里就有共同的、普世的东西,比如幸福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至少饿肚子都不幸福。又比如人与人真诚的爱可带来幸福,这不能曲解为一定要焦大爱林妹妹。又比如,超越生命局限的永恒追求能带来幸福,基督徒追求天堂、佛教徒追求来世、儒家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就是如此。无论哪个时代、哪个阶级都有共同的东西可继承,这就是优秀文化。否认这一点,人类还有什么可继承的文化,人类还有什么文化?用个别差异反对共同一般,就是反科学、反文明、反人类。所以,我在上次发言中说,司马南反对普世价值观就是反人类、反文明、反道德。他只回应了一句,“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你写文章、作演讲、又答记者问,说了那么多,怎么就说不清理呢?既然连理都说不清,你说的又是什么呢?

    第二,我们都承认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所谓的核心价值观是怎么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是空地上长出来的吗?不是。核心价值观,一是继承历史的优秀文化,二是借鉴国外的优秀成果,三是根据现实的国情进行新的创造,从而形成为核心价值观。那么,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先进还是落后,是野蛮还是文明?有没有标准,什么标准?那就看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究竟拥有多少普世的成份,或者说能不能对人类作出普世性的贡献。为什么说中国文化伟大?中国有四大发明普及了全世界。为什么孔子伟大?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世界的道德金律。凡是与世隔绝,既不继承传统,也不学习国外,拒绝普世价值,而又对普世价值不能作出贡献的,那就是落后文化、野蛮文化。

    我们要树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和传统割断联系,和西方划清界限?就是关起门来、闭门造车?这不是没有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批封资修,打倒四旧,结果是什么文化?无法无天、打砸抢的野蛮文化。据说亚马逊原始森林里还有吃人的部落,吃人是这个部落的核心价值观。一旦这个部落和世界联通以后,要不要改革吃人的习俗?也许会爆发一场普世价值之争。不吃人是世界文明的规则,是普世价值观,所以不能吃人。但反改革派认为,世界上没有普世价值,凭什么不能吃人呢?我们吃的是坏人、没用的人、打败的人,符合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国际社会有什么理由干涉我们的主权、内政呢?你们不是也在杀人吗,说是抢毙坏人,这与我们把坏人吃掉不是一样吗?你们主张不吃人完全是伪善、假文明。这才真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这个理怎么评判?究竟是谁文明、谁野蛮,谁先进,谁落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的特殊性、它的个性、它的文化,就像每个人都有爱好、习惯、追求。但是看一个人有没有教养,看一个民族有没有文化,就是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不符合普世价值标准? 清华大学的两个毕业生裸奔,我是张扬个性啊,我是从哈佛大学学来的呀!西方人中确实有裸跑、裸泳、裸浴的,这符合不符合普世价值标准呢?野蛮人是裸体,后来有了羞耻感,才挡上了树叶,这就是文化。公众场合不能裸体,要穿衣服,这是普世价值观。西方人正在不断挑战这项普世价值标准,发展到成百上千人裸奔。清华大学的这两个毕业生,别的不学,为什么非要学这个呢?那你还上什么清华园,到动物园去好了!

    普世价值观是人类长期追求文明的结果,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积淀。孔子的孝道仁爱精神,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所奉行的,它反映了人和人之间的真情,即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对他人的仁爱之心,这就具有普世价值。西方对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追求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从最早文艺复兴到后来启蒙运动提出,后来形成法律、宪法、公约,比如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都是西方人长期的追求,最后成为国际公约,为大多数国家所签字、承认。罗斯福讲的言论、信仰自由,免于恐惧与匮乏的自由,写入了《世界人权宣言》,也就成为了普世价值观。潘维与司马南都有一种观点,认为道德观有普世性,政治观没有普世性,难道这四大自由不是人人所要求的吗?难道,你们就不要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需要恐惧与匮乏吗?司马南又出了一个妙论,他说:“那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人大尚未批准”,可是保障人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自由都写入了宪法。这还不算数吗,不就是普世价值吗?他还说了一个理由,“美国根本没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回事,不屑加入之。”这回又倒过来了。他过去说,不能照别有用心的美国去做,现在又以美国的“不屑加入”为据而反对。你还有没有准头啊?

    现在还有人宣称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广大人民的真民主,比资产阶级假民主不知好到那里去了!既然如此之好,为什么不到联合国去宣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呢?为什么不把无产阶级专政写到联合国公约呢?世界上又有几个国家承认这个价值观呢?我们实际上也放弃了专政理论,而讲民主、讲法治。可司马南就是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关起门来称王称霸,左派们都是这样,也不看看你的主张在哪里实行,哪个国家接受,有没有普世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正因为如此,就应该继承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先进文化。这就要承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西方的文明成果,同时要有所创造,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世界所承认、追求,成为新的普世价值观,那才真正代表先进文化。关起门来自己吹的,到世界上不敢说的,自己心里就发虚的,追问几句就答不上的,有理也说不清的,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三,如何继承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司马南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继承的,并且他非常推崇传统文化,推崇到违反政治常识的地步。他说:“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太深,习惯于用‘专制’加以概括。认为中国历史是黑暗专制的,今天是集权专制的。可是在中国呆久了,你就会发现,人们习惯说的所谓封建专制,未必真实。所谓专制,不仅在今天不是事实,在历史上,也未必是事实。”中国不存在封建专制,对几千年中国历史作这样一个大判断,总该作一番论证,可司马南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就可以不顾事实、不讲逻辑、不作论证、不下定义地信口开河。所谓专制,就是不受公众制约和授权的公共权力,或者是由少数寡头垄断的公共权力。“朕即国家”,“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中国数千年来怎么不是专制呢?司马南却说:“皇上至尊,但权力有限,政府由士人组成,‘皇权’‘相权’是相互制约的,皇上行使权力的时候,一定要通过宰相。比方皇帝颁诏,首先由‘中书省’起草,然后由‘门下省’核实,皇上批准之后,交由‘尚书省’执行。”在司马南看来,“皇权”受“相权”的制约就不是专制,皇帝征得宰相的同意就算开明,与民众能否议政、参政无关。他所理解的专制,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只要找2个人以上商量就不是专制。这样来定义专制,我看人类历史上没有专制了,与老婆一商量不就可以搞定一切了!这就是司马南的政治知识和价值判断,还需要什么民主呢,怪不得他对民主这么反感,那不就是添乱?

    我更要郑重地提醒一下司马南先生,你这个共和国的卫士看一下我国宪法序言:“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1949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如果中国历史上不存在黑暗专制的封建帝制,像司马南描绘的一片光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毛泽东领导的民主革命就是历史的反动。是不是应该按司马南先生的意见修改宪法呢?这个一直标榜维护现体制的卫士连宪法都敢反对,他要捍卫的是什么体制呢?我看就是复辟他所赞美的封建帝制!

    他赞成借鉴国外的经验,说:“我去日本考察过,日本社会有相多当的优点值得我们学习,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敬业精神,公德之心,文明礼貌,环保观念都值得我们敬重。我们应当很好的、虚心的向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居学习。”看,他既赞成继承传统文化,又主张学习日本,那就不应该反对普世价值观。可是,他又说:“‘三维跨度’难以逾越。这第一,时间维度,古今之人价值统其难也?这第二,空间维度,东西南北价值重合岂非臆想?第三,文化维度,古希腊、地中海、印度恒河、尼格罗,不同的地域孕育不同的文明,提取 ‘文化公因式’并非想象那般简单。”前面说“三维跨度”难以逾越,是否定存在普世价值观,后面又说并非想象那般简单,是肯定存在普世价值观,只是学起来不容易而已。而讲起传统文化来,又大加赞赏,根本不是继承,而是复辟。对日本也是推崇备之,什么“时间维度”、“空间维度”都不存在了!司马南的逻辑混乱是惊人的,我真的想象不出他是怎么当“科学卫士”的。遵守形式逻辑,保持推理自恰是科学思维的起码要求。可他在这么一个“关乎国家生死”的问题上,就是前言不搭后语。

    他说:“我们应当很好的、虚心的向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居学习。”这很好啊!日本就是善于学习的民族,既重视自己的东方文化,又借鉴、引进西方文明,不反对普世价值,所以能迅速崛起。司马南的逻辑是日本可以学习,美国不能学习。什么理由呢?美国老用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来敲打我们,那是别有用心。司马南列数美国的种种罪恶,大多数也都是事实。美国确实奉行国家利益第一,它高唱自由、民主、人权确实有它的用心,但这与是否是普世价值无关。当年美国占领军是把自由、民主、人权强加给日本的,但日本并不因为美国是敌国而反对。自由、民主、人权是处理公共权力与国民的关系,是政府怎么对待自己的民众,这与美国赞成与反对没有关系。言论、信仰自由,免于恐惧与匮乏的自由,因为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我们就应该反对吗?难道就应该管制言论、信仰,让民众恐惧与饥饿吗?写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他不引用,却专门找出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二战时罗斯福总统原话:‘美国必须成为民主的伟大军火库’。听见了吧,民主是军火库,要的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就成为了他反民主的一个论据。我劝这位“狙击手”、“消防员”好好看看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你却大讲反民主,你要狙击谁?灭谁的火?

    第四、中国要不要民主?司马南反对普世价值观的核心就是反民主,他与潘维的观点一样,批判对民主的迷信、对选举的迷信,其中指出的西方民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推行民主的国家造成的种种混乱,强调法治的重要性,等等,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成为反对民主的理由。中国要不要民主与如何实行民主是两类问题,与司马南、潘维的分歧是前者,他们根本反对民主,认为民主是毒药。如果他们只是反对激进式民主,反对照搬西方民主,我是赞成的。中国也确实有激进改革派,一说民主,很简单就是“取消党禁、取消报禁”。中国搞了数千年的专制制,怎么可能一下子过渡到民主制呢?如何选择民主模式,尤其怎么过渡到民主制,是一个世纪大课题。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借鉴经济改革的经验走双轨制渐进改革的道路。协商民主与竞选民主,以协商民主为主。协商民主可从法治化、建制化的网络民主起步。竞选民主可以先实行基层民主、党内民主、差额选举。而当前最紧要、最迫切的是经济民主、财政公开,管好全国人民的钱袋子。吵民主,闹法治,各级财政的钱是怎么花的,花到哪里去,一笔糊涂帐。这样,已经延续六十年了,还不改革?所以怎么民主化,是值得讨论和研究的。但司马南却是大反民主,并且把主张民主的,都说成是美国的反华帮凶和内应。这确实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确实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问题。

    司马南难得讲了这么一段很有逻辑的话:“应该怎样看待30年中国走过的道路?怎样看待现实的中国?中国未来到底走什么路?”确实我们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将来得有一个判断。中国是什么样的过去呢?我们是从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时代走过来的。什么叫专政?列宁的定义是,“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斯大林的定义是“不受法律制约的暴力”。当年中国对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生活实行全面专政,包括剃什么头、穿什么衣服也实行管制。这比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还专制!改革开放30年,初步实行了经济民主,民众获得了人身自由,相应的社会、政治、文化都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极权式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没有来得及改革。这是邓小平同志的未尽遗愿。但司马南对是否是极权体制也否认。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讲,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请司马南说说,是邓小平判断得对,还是你正确?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个制度要不要改?司马南又说,不用改,不能改,谁要改就是反政府、反体制、就是反华。这个司马南,连中国的基本政治知识都没有,又不好好读书看报,就在那里大胆胡说。我引一段十七报告中胡锦涛的讲话:“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司马南,你这是给谁扣帽子?好好惦量惦量!

    他对现实的中国怎么看呢?他说:“中国毫无疑问发展速度很快,30年持续接近两位数的增长,这在过去是难以相象的,在世界上也是让一些人又敬又怕的奇迹。但是尽管有这样的速度奇迹,我们还是面临着大量的棘手的问题。今天我看报道说瓮安一下子抓起来好几十人,此前官府和黑社会势力勾结,老百姓受到严重压制,很多正当的利益诉求没有办法实现,这太过分了。”与别的左派不一样,他对30年的改革是肯定的,也指出了问题,这不是讲得很好啊?“老百姓受到严重压制,很多正当的利益诉求没有办法实现”。这怎么办呢?那就需要政治改革,保障人权、实行法治、推进民主啊!而他却说:“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判断准确解决迅速,贪赃渎职的县官、捕头、衙役、黑老大一一过堂开审,老百姓心气一下子就顺了,事情就应该这样解决。这样一个棘手的事迅速解决,或可视为中国的进步?”这么看来,靠省委书记的英明就能解决一切?而南报就喜欢找制度原因,鼓吹改革。这一下他的立场就来了一个180度,说“政府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受气包”,大为政府叫屈。前面说“老百姓受到严重压制”,后面又讲“政府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受气包”,司马南又语无论次了。许多人说,司马南是一个无聊文人,不要理他。如果这么说,又小看了司马南,他可一点不无聊,他不像大多数左派骂一通了事,有非常明确的政治动机,有非常明确的攻击目标。

    第五,司马南究竟是个什么人?我与他在《论坛》开会时见过一面,我问他在哪里工作?他说:没有单位。后来看到他批普世价值,我不知此司马南,就是彼司马南。后来才知道他是鼎鼎大名的“科学卫士”。从他的自我介绍中,知道他曾是一个报人,应该算是一个文人。看了他的文章、谈话,尽管也谈古论今、纵论中外,但感觉不像是一个文人。作为一个文人,应该有起码的品德,正视弊端、推动进步;应该有起码的素养,概念明确,逻辑自恰。而司马南却是一个典型的“马屁精”、“擦鞋郎”,他居然爱一切统治者,歌颂皇帝开明,毛泽东英明,邓小平伟大,现政府是受气包。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男人,应当有凯恩斯这样的责任感、使命感。爱国不是一个丢人的事,效忠于自己的祖国是国民的职责和光荣之所在。一个人由衷地热爱自己的国家,敢于勇于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是美德与良知之所在。”请司马南搞清楚,爱国不等于爱政府,批评政府、监督权力、指出弊端、维护民众才是真正爱国,那是需要良知与勇气的,那才是真男人。谁当权,就给谁擦鞋,可不是美德,也没有良知,不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男人!

    说司马南仅仅是个“擦鞋郎”,并不确切。他不光是讨权力的喜欢,而是借权力“杀人”,是一个政治杀手、政治投机分子。他对南报一些言论不满,提出批评,尤其是中国怎么改革的问题上发生争论,这很正常。但他的动机不是,而是挑唆权力部门扼杀南报,从这里作为突破口,封杀改革舆论,达到反改革的目的。所以,他的用词很险恶。他把南报说成是反政府、反体制的,是煽动民众不满、唯恐天下不乱的祸患,是配合美国反华、消解民族意识的帮凶,然后说:“今天的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下,两报聪明地利用了政府的开明与宽容。”“如果主管部门不允许的话,报纸是没法办下去的,对吗?现在的情况,说明主管部门能够容忍,对吧?我们不知道,主管部门的底线在哪儿。”“南报有人私下声言,现在已经没有人敢把他们怎么样了。言外之意,他们已经成了气候。”真是司马南之心,路人皆知,他想干什么?谈起政治、历史、理念来,是颠三倒四,唯有要扼杀南报,用意十分明确。

    他对南报的某些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究竟怎么说是可以讨论的。一张报纸,不可能挑不出毛病,尤其是理念与主张更可以争呜。但作为媒体的主要职责是,反映民意、监督权力、批评现实、推动进步。当今中国有多少媒体扮演这种角色?写写应时文章,说说时髦空话,抢登花边新闻,迎合低级趣味,广告赚钱为本,民意敏感不碰。有点良知的、有点责任的,只能向现实低头,说违心话,干违心事。有问题不能报道,有民意不敢反映。凡涉及权力部门,或者有这样、那样关系,或者广告客户群体,都不能碰,剩下还能说什么?我见过很多媒体工作者几乎都是这种心态。中国也只有几张报纸,能反映一下民意,批评一下事弊,分析一下原因,表示一下见解。南报就是做了这样一些事。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它们应该把握什么分寸,掌握什么度,是可以讨论和批评的。但是南报的办报宗旨和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党中央坚持改革方向、坚持法治民主的精神。就拿司马南说的杨佳袭警杀人案为例,有责任感的媒体不应该仅仅作为一个新闻来报道,应该分析、解剖一下背后的原因,以免类似的不幸事件的发生。南报就是这么做的,而司马南却大做文章,说:“把一个刑事案件简单地归结为政府政策有问题,中国的制度有问题,是中国制度造就了杨佳极端案例。这种做法称得上是客观公正负责任吗?媒体借此机会煽动对政府的不满,这不是帮忙,这叫裹乱……”警方以扬佳自行车涉嫌而大打出手,认致性功能丧失:就赔偿向题发生争执,又以权力自傲而蔑视弱势,致使扬佳丧失理性而报复杀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不重视民众的感受,对民众的不满置之不理,而民众又没有申诉的渠道,中国的媒体又不许报道,结果就酿成恶性事件。媒体及时报道,使问题尽早曝光,是社会的安全阀,但按司马南之见,认为是裹乱,是煽动。他说,袭警事件多了,美国也有、其它国家都有,有什么好分析的。依他之见,袭就袭呗,这就是他的责任感、使命感、爱国心!

    我相信司马南的用心是不会得逞的。中国毕竟在进步中,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监督权力、批评政府、反映民意,这是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应有之义。在当今中国的媒体中,能这样做的还是凤毛麟角。如若听了司马南的谗言,有关部门真的封杀南报,那就会在国际社会造成风波,为反华势力提供炮弹。无论结果如何,逆历史潮流而动、以政治投机为生涯的司马南只能落个声名浪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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