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现将最近几天收到的文章汇成一集,有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时事等各方面的内容,很值得一看,请大家慢慢消化吧。为了节省本网目录资源,以后我们尽量以汇编文集的形式发表文章,当然这些文章都是从大量来稿来信中筛选出来的有参考价值的信息。请大家以后上网多留意文章汇编!这里的信息往往比页面上的文章还多。]

2007年9月19日文章汇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目录

华生:《天津开通港股直通车究竟对谁有利》

许可:《破解房地产业流动性过剩之谜------从建立国家土地储备基金开始》

郑然:《中左联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

《从最近各地拉空袭警报看胡锦涛的胆识和魄力 》

刘苏理和纪坡民的往来书信

施晓渝:《建构后现代经济理论》

何永明:《论传统中医的生存和发展》

李剑:《国际笑柄: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养老金中的调节金居然计算出负数》

台湾如独立,邓小平将被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姜佰君:《名人也应遵守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庄则栋经纪人致庄则栋律师的函》

纽约时报:《格林斯潘批评布什的财政政策》

施晓渝:《北京流行“包厢革命”》 

田忠国:《大肆鼓吹丛林法则的中国企业管理学》

物业税准备出台了!

理想:《回归马克思和中国应对通货膨胀》

郭海强:《美国“弹压台独”背后的战略意图》

徐生:《价值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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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apitel@sina.com> 收件人: <capitel@sina.com> 抄送:<zdjun@263.net>发送时间:2007-09-14 22:42:5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天津平民家宝同志作风考》 

天津开通港股直通车究竟对谁有利

经济学家 华生

2007年9月19日

    对于港股直通车,很多人和所谓的专家大声叫好!又被认为是一种所谓的英明政策,如华生就认定:“是用市场化的办法疏解国际收支顺差和流动性过剩以及股市泡沫的一箭双雕之举”!其实,这不过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从而危害极大、甚至可能遗害改革大计的肤浅见识罢了! 

  因为资本市场,不仅仅是一个投融资市场,同时也是一种博弈市场!因此,若论者仅从投融资市场的角度看问题,而完全忽视其作为博弈市场的另一面,那么所得结论,就难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大陆的股市,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弊病,如与成熟市场相比而言,市盈率、市净率比他们高等等,这确是事实!但因此就认定应该开通渠道,向外放水,那可就真是给海外大鳄提供免费午餐的活雷锋了! 

    作为一个博弈市场,首要的问题是实力!华生也看到了这一现象:“A股是一块圈在坡地上的湖泊,而港股是连通大海的河流,港股直通车会在境内投资人的入水口(如H股板块)激起一波波的浪花,有人甚至会有意提前抬高水位等待北水南调时别人接盘。”没有大海的实力,却想和大海较量,那最终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就不用再说了吧! 

    作为一个“圈在坡地上”的封闭小市场,那么无论它在博弈过程后怎样虚胖与消瘦,总之肉烂在锅里,财富不可能消失不见!只是在国家内部不同主体之间流转罢了!所以,水位即使很高,它还可以更高,从而可以充分用来发挥蓄洪救灾、以丰补歉的作用!而只要方针对头、办法对路,再高的水位也可尽在国家掌控之中,从而也决不会对于我国的改革大计造成危害!反而可以在掌控中徐徐释放资金洪流,用来改造、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和体系---比如可以用于尽快释放那些受限制的流通股、扩大市场供给和流量等,造福于民! 

    但如果此时贸然开闸放水,把“圈在坡地上”的封闭水库通过港股直通车与大海连接起来,那么会是什么结果呢?毋庸置疑的一点就是,即使你把水放干了,大海也难以升高一个厘米吧?!只是为那些常年游弋于大海中、经验丰富的大鳄提供了一部分鲜肉食物而已!并且,此时的国内财富,可就随着江河入大海而“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处空余黄鹤楼”了!那一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可就有了“一入大鳄口,从此不回头”的海阔天空之路了! 

    相对而言,中航油的5亿多美元损失,国储铜的几十亿损失,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而等到“空余黄鹤楼”一个空壳的时候,改革,改革,又该改谁的革了呢?只怕悔之晚矣,可这现代世界上什么商品都有卖的,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又怎么办哪? 

    所以,华生所言,乃是仅从一个角度看问题的结果!换个角度,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所以,中华要崛起,必须要学会全方位的看问题!方能避免以偏概全、削足适履,也才能优选出最佳应对方案!所以,港股直通车,是否真正有利,会否成为海外大鳄攫取改革成果、绞杀境内资金的突破口,让中航油、国储期铜事件等重演,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尤其是,当初廉价发行的h股,如今上涨了10倍、数十倍以上,海外资金已经赚得盆满钵漫,会否借此机会全身而退??而境内投资者又要重蹈b股开放覆辙?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必须预先考虑成熟的弊病和问题,必须要具有充分的成熟政策和措施预防,能够做到和实现防患于未然,万无一失,方可全面推行! 

    所以,港股直通车,正确的方法,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可以,但一下子大规模放开,那就只能是在为国际游资大鳄提供免费食物了,其结果恐怕就只能演变成一种内外勾结、亲者痛仇者快的卖国政策了!

 

发件人:"许可" <colin.xk@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16 19:41:1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关于房地产业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探讨 

    大军先生:关注贵网站已经很长时间。发现贵网站经常可以读到一些精美深刻的文章。最近我将在给国家发改委的关于建立国家土地储备基金的建议基础上,写了一篇文章,《 破解房地产业流动性过剩之谜------从建立国家土地储备基金开始》,权作山野美芹,发与您和各位经济观察中心的老师们,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意见。 此致敬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上海研究院 金融工程研究所 许可,

 破解房地产业流动性过剩之谜

------从建立国家土地储备基金开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上海研究院 金融工程研究所 许可

(在给国家发改委政策建议基础上修改)

    7月份我国房价涨幅高达7.5%,房地产业发展有继续过热的趋势。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5%,从月环比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2%,增幅近30%,这是在7月份达到10年新高的基础上再创的新记录。我国07年以来,CPI指数持续高涨,PPI指数也居高不下, 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必须面对的大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近期第7次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从而使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2.5%,接近历史峰值13%。9月7日,央行向市场发行了1500多亿元定向央票,这是年内的第5次操作。9月15日起,人民银行再次加息27个基点,今年以来已经累计5次宣布加息。

  政策出台的密度越来越紧凑,但其货币政策目标似乎越来越难实现。8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3.8%。最近,几乎所有的宏观研究机构都调高了对中国CPI的预期,似乎意味着通胀预期已经形成。但问题不仅仅在于中国本身,自2002年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类型资产(股票、房地产、有色金属等各类商品)的价格都在暴涨。在历史上,资产泡沫一般只出现在个别类型的资产上,几乎所有资产的价格集体暴涨的事情是空前的,也是必须得到高度关注的。

    余永定先生近期撰文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超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由于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中心,以美元为最主要储备货币,美国布什政府以大量增发国债的方式,向美元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导致资产价格的暴涨。而后者又通过财富效应导致美国居民消费的增加。居民消费的增加意味着居民储蓄率的下降,而美国的消费的扩张更是建立在广泛借贷消费的基础之上,而储蓄-投资缺口的扩大成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不断增加的根本原因,其次基于流动性过剩的居民消费的增加又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而我国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保持出口竞争能力,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不断干预外汇市场,从而在人民币系统内也被动释放出大量的流动性。与此同时,各大商业银行在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信贷不断扩张,由于信贷扩张首先造成的流动性在信贷发生部门结构性过剩,这样就使得经济发展局部过热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这种局部泛滥的流动性不断堆积,蔓延到整个经济体的各个领域,就会直接推动全面通货膨胀的发生。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刺激了各国经济高歌猛进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是否健康可持续,实在难以保证。今年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出现的重大危机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随着美元利率的不断走高,限制流动性的闸门已经缓缓放下,我们对于美国经济先是在低利率条件下大量扩张然后又不断提高利率猛踩煞车的做法所带来的实质性影响尚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但是必须对资产价格暴涨产生泡沫的破灭提前做好准备,更不能让其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我们自己的经济政策应该要有足够的独立性和前瞻性。

    从目前的情况看,如果继续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似乎效果不是很显著,而其负面影响可能会不断加大。首先,由于存款准备金率的不断提高,商业银行出于业绩的考虑,增加贷款供给的冲动会增加,而这些贷款仍然会流向已经过热的部门,使得流动性的结构性过剩现象更加明显。房地产和股市过热的现象将不会得到有效缓解。其次,继续加息将可能给宏观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冲击。在人民币强烈的升值和美元贬值的预期下,继续加息,缩小与美元的利差,将会吸引更多的热钱进入。热钱的分布将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资本市场,资产价格的过度攀升所带来的泡沫风险将会异常巨大。利率的进一步提高还将会提高借贷成本,但借贷成本的提高对非过热部门的影响将会更加巨大。如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家电行业甚至汽车产业。同时,由于前期基础建设投资的大量贷款也将会因为利率提高增加还款成本,这些领域有可能会陷入流动性紧缩的危险。所以,如果继续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和利率来试图控制流动性过剩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原来流动性过剩的部门的问题的不到有效缓解,而缺乏流动性的部门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将会受到重大影响。对于我国经济结构性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手段来进行控制。
流动性过剩最显著的一个行业是房地产行业。房地产行业是上下游产业链最长的行业,也是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的行业,更是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做出重要贡献的行业。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未来我国房地产行业能否健康发展,是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顺利进行的重大问题,这是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大课题。

    从目前的情况看,房地产业的发展伴随大量流动性的产生,而流动性过剩加剧我国经济进一步过热的趋势。伴随房地产行业结构性流动过剩的还有房价的不断攀高所带来开发企业的暴利,老百姓购房负担的加剧,住房问题成为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焦点。房地产业带来的流动性增加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第一,首先是土地出让金。由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得的大量缺乏使用监管的土地出让金。这些资金很多来自于开发商的贷款。贷款的产生就是给经济体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而地方政府对这些钱无节制的使用影响了经济的平稳运行。如果地方政府将这笔钱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开发等方面,往往又将在投入的土地出让金的基础上增加大量政府贷款,由此带来的货币供应的增加量十分巨大,对经济的过热刺激也是效果非常显著的。 实际上这笔土地出让金是受让土地未来70年的地租收益,我们现在的土地政策一下子花了70年的租金,政府把租当税用,这是对全民财产和以后十几届政府的税收的一种浪费,所以不应该在短期内由当届地方政府随意支出,这笔财富必须受到强力控制和监管。国土资源部曾经提出过建立自上而下管理的"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的方案,但是后来还是采取了财政部列入地方预算管理的方案,依然存在监管不到位,使用随意等诸多问题。

    第二,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贷款获得的楼盘开发资金带来了大量的流动性。从自由市场经济角度来看,似乎不应该限制房地产开发企业获得商业贷款的数量和途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房地产企业的低成本贷款并没有使得房地产价格下降。过多的利润集中于地产开发环节,消费者并无受益。相反,由于借贷成本相对于开发利润过于低廉,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大量举债所带来的流动性的增加,构成了房地产行业对经济体流动性冲击的又一波浪潮。应该进一步提高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自有资金的比例,并加强商业银行对房地产企业贷款的监管。 

    第三,房屋购买者的大量按揭贷款进一步带来了基于银行系统贷款的流动性。对于自购居住的这一部分消费者,不应该限制他们从银行贷款的额度,甚至应该降低借贷成本。而对于购买房地产的投资者应该限制他们的贷款比例,直至完全由自有资金来进行房地产投资。这样既可以满足购买自住的消费者的借贷需求,又可以限制房地产市场资产投资者商业借贷所带来的流动性增加问题。

    另外,境外大量热钱涌入,进一步推高了由房地产产业带来的流动性。今年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国内市场的境外热钱增加幅度较大,这些热钱大部分集中在房地产市场和A股市场,而且在目前股市市盈率普遍过高的情况下,境外热钱流向房地产市场的趋势更加明显。这对我国房地产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更好地解决房价过高和我国当前流动性过剩问题。必须在现有的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基础上采取下列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

    第一,建立国家土地储备基金。主要是把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管理起来,建立国家土地储备金制度。因为土地出让金是受让土地未来50-70年的使用费用。土地出让金应该在70年内缓慢逐次的进入政府预算支出,而不是在一年或者几年内,由地方政府开支花费掉。这是属于全民的财富,也是子孙后代的财富。未来的地租收益在短期内就全部花掉,首先会刺激经济过热,也是对财富的浪费。建议中央成立专门的国家土地储备金管理机构。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开设帐户,存缴每年的土地出让收益。而地方政府对帐户的资金使用额度每年不能超过总量的1/50。

    第二,增加住宅用房的土地供给,特别是大量增加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供给。房地产产业链涉及到上下游70多个大小产业,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同时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做出很大贡献。因此对于房价过高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的采取限制发展的思路。对于此问题,除了采取第一条建立土地储备金制度限制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冲动以外,更重要的是统一规划,加强住房供给,促进良性发展。可以在各地土地出让金账户中拿出一定比例来统一修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扩大一个地方的住房种类和数量,改善住房供给结构。通过经济手段来平抑房价,促进房地产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应该统一规划,增加土地供给。现在调整房地产政策是踩着油门踩刹车,打击供给,放开需求。这样的政策下,房价不高涨才是怪事。我国绝大部分城市并不存在住宅土地供给不足问题,提高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可以通过统一规划提高住宅土地供给,通过增加供给来抑制房价。换句话说,在土地供给问题上不能搞一刀切,应该优先保证居民住宅用地的供给,限制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各种级别的经济开发区的土地供给。对于已经上马的园区项目,要进行审核,违法违规的土地要收回。毫无经济效益的园区土地可以收回,用以开发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只有通过增加住宅供给,才可以真正缓解房地产行业存在的流动性过剩和价格扭曲问题。

    第三,地方基础建设投资和其他必需投资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完成。在限制土地出让金使用和地方政府借贷规模的前提下,对于地方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资金缺口,可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弥补。这样做也是有逻辑上的依据的:以前搞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很多工业用地都是无偿或者地价划拨的,没有收取土地出让金。这一部分收益应当在这些企业发展起来之后,通过他们的税金的转移支付,返还到当地的市政建设和民生工程上面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控制地方政府盲目扩张建设的冲动,同时大量减少政府借贷所造成的流动性的增加。

    在前方案实施的基础上,应该提高开发商自有资金比例和购房者首付比例。从而减少房地产业的贷款比例。首先降低金融风险,其次减少银行系统因为过量贷款导致的流动性大量产生和过剩的问题。但此步骤应该在上面两条开展之后,逐步调整,以免对房地产产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通过建立国家土地储备基金,来缓解房地产行业流动性过剩和抑制地方政府盲目使用土地出让金的行为是比较可取的一种方法。但这仅仅是我国房地产产业政策调整的第一步,通过增加土地供给和加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房源规模,同时打击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炒作行为,才可以真正保证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房地产行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亮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上海研究院 金融工程研究所,许可, email: kex@ustc.edu,2007年9月16日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16 07:42:37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Fw: 中左联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 

中左联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

郑 然 

    说明: 本文原名《告国内外民主正义人士书》,因按原名结构写作,有些不适合新名。本文所指中左联盟是中间派和新左派的政治联盟,本文是在中左联盟的立场上讨论中国政治问题,未尽事项在《从北京社保问题看伪共党的反动统治》一文继续阐述。本文所指民主正义人士包括所有捍卫国家独立统一、追求民主、自由、法制、公平、正义、人权的各阶层中国人,不论他现在属于哪个政治团体和是否居住在大陆。

一、 正确认识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是有效斗争的前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重新面对世界,震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盛和自由民主,反思重新认识中国的一切,在每个人心里都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的好感,这是自由民主人士应运而生并获得十年思想解放和澎湃民主运动短暂胜利的基础。但是为什么此后自由民主人士一败再败,终于成为一盘散沙无所作为了呢?伪共党的残暴镇压只是一个外部因素,最根本原因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颠覆性逆转,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家族转变为官僚资本家, 侵吞国有财产和人民利益,并低价出卖控制的资源以换取外界对其统治的认可来保障子孙后代永远享有特权,国内新生的私营企业主勾结官僚资本家发展成为权贵资本家,外国资本家渗透到中国各个重要领域利用代理人执行其意志, 权贵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通过低价购买官僚资本家控制的资源获得超额利润,为了能继续低价捞取超额利润主动维护官僚资本家的统治地位, 这三类资本家组成的资产阶级是中国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共同阻碍着中国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因此他们是中国的反动派。 

    这场颠覆性逆转的结果是反动派成功地对中国社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颜色革命,把中国的社会制度从初级社会主义转变成为原始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从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资产阶级政党,中国从共产党专制统治转变为资产阶级专制统治。 为了掩盖罪行和证明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合法性,资本家们拿共产党的教义当幌子欺骗人民,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借用共产党的躯壳控制了全部国家机器,利用国家机器对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进行了彻底洗劫。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变成了两只脚的羊,任由资本家宰割,饱受原始资本主义的摧残,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维权行动此起彼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资产阶级反动派(伪共党)垄断了全部政治经济权利抢劫奴役人民和中国人民要求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反抗剥削、压迫、奴役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反动派(伪共党)成为了中国人民的公敌。 

    这场社会大变革使以建立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自由民运陷入了绝境。从本质上讲,自由民运和中国资产阶级是同一阵营的不同派别,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期望中国产生更多的资本家从本质上改变中国,然而人民感受到的是原始资本主义的血腥和资本家的黑心,从心里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的憎恶,自由民运遭遇了理想与现实相背离的矛盾,他们的理论不能指导现阶段中国的维权和民主活动,他们不能既依靠资本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又打击资本家破坏资本主义的"美好形象"。在腐败官员、不法黑心资本家和无良资产阶级学者组成的铁三角肆虐中国的情况下,自由民运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把所有社会问题全部归罪于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并以此指导人民维权,但现在的共产党只是一个幻影,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资产阶级反动派(伪共党),打击一个影子一个画皮而不打击真身是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的,所以他们领导的维权斗争和民主活动全部以失败告终。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使得自由民运无法运作,最终选择了退出观望,不能服务人民的自由民运已经被社会淘汰了,在新社会矛盾中崛起的代表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派斗争的新左派和中间派已经取代自由民运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 

二、 正确处理与美日欧的关系获取有用友善的外部支援力量

    与控制了中国全部资源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民主斗争的确需要各民主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其实美日欧等国完全明白当今中国是资产阶级在掌权,因为反动派掌权有利于他们低价攫取中国的利益,所以他们并不真正支持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反而在事实上支持资产阶级反动派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既扶持当权的资本家达到低价攫取利益的目的,又扶持在野的自由民运反共转移社会矛盾,外��z4� �� {V;� �%J�:��0�0 ���P�e��\~v��每一项事物。

    自由民运不见得不明白,然而为了获得外国支持甘心在政治和经济上被外国势力全面控制,以至于不能根据国内形势自主正确调整斗争策略沦为反共反华的工具,这是他们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新左派和中间派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真正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绝不会依附任何外国势力,但也需要与外国政府、地区和组织建立独立、自主、平等、互惠的友好关系 ,把他们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他们能从中国的民主化中获益,这是平等的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换。新左派和中间派领导的民主中国愿与美日欧等民主国家结成盟国,我们希望美日欧不要仅满足于眼前利益,更要放眼未来,为了各国的长远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真正出于善意地关心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美国和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售促进解放军对外开放,通过与外军的广泛接触体会到民主社会的优越性,促进解放军理解民主、支持民主、维护民主,再次成为解放中国人民的解放军,这甚至是中国民主事业成功的关键。 

    中日两国没有解决的历史问题可以在两国人民的未来需求中进行利益互换得到解决或部分解决。现在日本人民要求得到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或非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地位,中国人民要民主和自由,日本人民的要求是部分正常的,因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或非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日本在全世界发挥的经济作用是相符的,但与其所发挥的政治作用是不符的,日本并没有在全世界发挥其应该发挥的政治作用,这个政治作用就是推动整个世界的民主法制建设,促进人类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受日本侵略国家的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日本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就会知道该怎么解决。中国反对日本入常是因为中国人民现在生活在贫穷落后的专制社会很大程度上是日本侵华战争直接或间接造成的,过了六十年日本也没有消除带给中国的灾难,日本要想让中国人民同意其"入常"就必须实现中国人民的愿望,即日本要把帮助中国建立完善的民主法治社会作为对中国人民的一种补偿,以此来体现真心悔过、真心与中国人民世代友好。日本帮助十三亿中国人民获得了民主和自由,并将继续帮助其他生活在专制国家的人民获得民主和自由,才能证明日本不仅是一个经济大国,更是一个为人类进步发展、世界大同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政治大国,那时全世界人民会抬着日本坐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宝座。用日本的民主经验和财力帮助中国完成民主进程是造福中华民族、造福全体中国人民、造福全世界的伟大创举。 

    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关系。首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其次要团结港澳台地区的民主组织。 大陆决定着港澳台的未来命运,只有大陆民主进步了港澳才会有真正的普选,台湾才会安定,为了大中国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两岸四地的民主力量要团结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相互声援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壮大。港澳台的政治组织也包括所有外国政府组织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今后大陆民主运动的主体是新左派和中间派,了解、团结、帮助新左派和中间派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的民主进步,当然我们也要认真学习民进党的成功经验应用于大陆的实际斗争。

三、 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才能生存和取得最后的胜利

    揭穿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假面具,把伪共党清理出共产党,明确我们的斗争目标。共产党内部已经分裂成四个派别:老左派即毛派、新左派即民主派、腐败派即资产阶级反动派、动摇派。七千多万人的共产党里老左派不再拥有权力,动摇派已退出政治生活,新左派正在发展之中,腐败派事实上掌控中国的大部分权力,可以说资产阶级反动派在执政,其他派别参政或在野。资产阶级反动派(党内的和党外的)充其量只有几百万人,首恶不过几千,骨干不过几十万,然而这一小撮人很会伪装,他们把原始资本主义和奴隶社会描绘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骗术虽然简单,却因为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头衔,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所以蒙蔽了广大共产党员,蒙蔽了广大人民群众。用共产党的教义衡量他们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人,他们是贪官卖国贼黑心的资本家和奴隶主,是伪共党,应该被开除出共产党,但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窃据了共产党各级领导岗位,共产党没有能力清洁自身,使得这二十多年他们作恶的责任转嫁到了整个共产党的身上,由七千万人替几十万人被黑锅,看来这七千万共产党人都不聪明。

    为了保障继续执政掠夺人民,资产阶级反动派通过调用国家机器放大他们的权力全面镇压或部分镇压其他政治派别,不仅镇压发展正常资本主义的自由民运,还镇压坚持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最后竟然撕下所有伪装迫害共产党老革命家族,其反社会反人民的本质暴露无遗。伪共党的残暴迫使其他政治派别都参加了维权活动,资产阶级反动派成为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公敌,在立即终止资产阶级反动派祸国殃民这一点上其他政治派别都是可以团结在一起的革命同志,这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目标。我们必须撕下伪共党的假面具,露出他们剥削阶级的本来面目,正邪不两立,七千万共产党人为了几千万革命先烈、祖辈、父辈和自己的名誉应该团结一致把伪类清理出共产党,迫使他们自立政党,如果七千万共产党人赶不走资产阶级反动派,那么共产党人就应该退出已经变质的共产党成立人民党,孤立伪类便于人民消灭他们,现了原形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将陷入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包围之中,新的人民战争打败几十万反动派用不了几年时间。 

    坚持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摧毁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反动统治。人类现行的政治制度有三种:科学社会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被共产党搞臭了,自由资本主义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搞臭了,所以中国只有民主社会主义一条路可走。由于共产党几十年执政和宣传的影响,中国人民普遍接受"社会主义"这个字眼,认同程度之高连资产阶级反动派都不得不打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号,资本家都懂的道理,自由民运却不懂,不知道变通一味要走美国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然而美国自己不争气总是侵略别国,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推翻它国的民选政府,再加上共产党几十年妖魔化美国,拿美国来贬低民主,这些都导致美国的政治形象不好,美国的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民主制度完全不适用于其他国家,以美国为榜样不利于我们宣传民主思想和开展民主活动,相比之下在欧洲国家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更接近,很多成熟的制度可以修改使用。伪共党惧怕成熟完善的民主社会主义,诡称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民主 + 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此来误导人民,拒绝民主社会主义,而我们中左联盟就是要大张旗鼓地宣扬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民主+ 社会主义,用民主社会主义重新发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重新夺回人民权力。民主社会主义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完全适用于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战胜伪共党的制度保证。

    新左派和中间派组成民主联盟,联合其他民主正义人士进行议会斗争,夺回人民权力。当前中国不具备人民武力夺回政权的条件,我们只能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来建立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公平保障各阶层的合法权利,剥夺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非法利益。中左联盟来自于人民群众,以老革命后代为核心,现役复转军人和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有正义感的学者律师记者为骨干,紧密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兄弟,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真心维护人民利益,全心全意服务人民,必将赢得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信任,在人大政协选举中那些靠伪共党指定当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黑恶腐势力和资本家的代表根本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仅需一个回合中左联盟就能夺取人大政协的控制权,之后我们就要发动重新夺回人民政权的民主大革命,完成我们祖辈父辈未尽之革命使命,建立民主自由法制的人民共和国。反动派控制的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罪恶的帮凶,中左联盟控制人大政协后就拥有了影响干涉政权的能力,国家机器不再是反动派的专有工具,我们可以用国家机器监督督促政府工作和人大政协选举,压制反动派的贪腐卖国行为,阻止反动派迫害民主正义人士,消灭政府国有企业里的贪官卖国贼和人大政协里黑恶腐势力的代表,宣传民主思想推动民主制度的建立,有效地为人民群众维权, 培养民主人才管理政府和大型企业的能力为以后管理国家做好准备。预计至 2013年政府人大政协国有企业里的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根本变化,民主正义人士已完全有能力战胜伪共党了。

四、 建立服务民主运动的金融体系促进民主运动的扩大发展

    和平的议会斗争需要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撑,没有财富控制权就没有政治话语权,贫穷的民主正义力量要战胜控制中国全部资源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就必须建立 服务民主运动的金融体系创造同资产阶级反动派斗争的财富。伪共党为了防止民主正义人士拥有财富形成政治实力采取了诸如垄断全部财源并继续大肆盘剥民众把所有社会财富集中于资产阶级、以非法经营罪名搞垮民主正义人士自办的企业、干扰破坏民主正义人士及其家人的工作生活等卑鄙手段,虽然伪共党堵塞了民主正义人士发展实业的生存之路,但是有一条路是任何国家组织个人都不能完全控制的,这就是日趋活跃的世界金融证券市场。世界各国出于真心关注中国民主事业的机构和友好人士不多,但总还是有的,他们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资金支持只是停留在补助个别民主人士的生活,无助于中国民主事业的整体发展,希望各国和港澳台地区的有识之士转变观念与我们进行商业和劳务合作,和我们建立伪共党不能干扰破坏的金融体系,向我们提供合法的银行、商业、私人贷款,投资于主要证券市场,尤其是中国大陆和香港,大陆的一级证券市场是无风险的暴利市场,大陆和香港的二级证券市场正处在稳定的上升期,三年内投资中国证券市场收益大于风险(有关当前大陆股市的分析请参见下一篇文章《起诉证监会,枪毙尚福林》),完全可以保障借款人的利益,同时境外金融机构也可以大量聘用民主正义人士。 

    成功开展金融合作民主正义人士就可以在伪共党不能完全操纵的证券市场生存,积累财富,广泛联系社会活跃群体,扩大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与资产阶级反动派掠夺某一行业某一地区只会给这一行业这一地区的有限民众造成有限损失不同,伪共党的任何贪腐卖国抢劫行为都会在证券市场上成倍放大破坏力,给上亿投资者和几亿他们的家人造成巨大损失,伪共党在证券市场上持续洗劫了十几年,中国股民成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最大受害者,因此他们也成为迫切要求建立民主法制公平公正社会最活跃的群体。在全民炒股的时代股民遍布各个阶层,其中以思想最活跃最能接受新鲜事物的中产阶级为主,开放的中产阶级完全不能容忍伪共党不断的抢劫,变革社会的愿望非常强烈,今年的"五卅惨案"和"六四风险"证明了中国股民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政治价值。通过金融合作我们可以公私两种身份直接接触股民, 向他们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宣传民主法制思想,用中国证券市场血淋淋的事例教育他们只有建立民主法制社会人民的权利才能得到保护,而且民主正义人士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可以走出去全面扩大民主活动,参加竞选、出版作品开设讲座宣传民主、广泛联络各地民主正义人士、放手发动民众给需要维权的人民群众提供帮助等,民主正义人士聚集在一起相互扶持共同探索中国的民主道路,形成同伪共党有效斗争的合力。 服务民主运动的金融体系将使我们轻松拥有几个亿支持者,相比之下几十万资产阶级反动派就太渺小了。 

    郑 然 ,2007 年9 月9 日,北京安定门外·外馆东街50 号三号楼1607号,邮编:100011 ,手机:13621179927 ,电邮: zhengran6@gmail.com

 

从最近各地拉空袭警报看胡锦涛的胆识和魄力

2007-09-16

    最近一段时间,根据众多网友的反应,沿海及内地都在进行防空演习。另据路透社消息,上海也将进行大规模防空演习,这是1949年以来没有过的。对于各地进行的防空演习,网友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纪念9.18,有的说是解放台湾的前奏……我的看法与众网友不同,我觉得这是胡总胆识和魄力的最好体现!这绝不是溜须拍马,理由如下:

    1、胡总已经丢掉幻想。从胡总执政以来,大手笔不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2、胡总已经准备打仗。从各地进行的大规模防空演习可以看出,胡总一是给广大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官员和群众上战争预习课,二是表达为了解放台湾,不惜一切代价,打大战、打核战的决心。解放台湾的主动权在我方,第一波攻击绝对会搞掉台独的远程武器。

    那为什么内地也要进行大规模防空演习呢?原因很简单——防范美国、日本等干涉!一旦我们发起解放台湾的战役,美日等不会坐视,干涉是免不了的。如果美日触及我们底线,首先遭殃的就是美国航母战斗群和周边军事基地,美国因航母战斗群和周边军事基地被毁而恼羞成怒,对我们发射远程弹道导弹或派出远程轰炸机的可能性很高。这时就看我们的防空准备和设施了。

    当然,来而不往非礼也。美国的远程弹道导弹来袭,我们的远程弹道导弹也会随之飞奔美国本土的!胡总通过各地大规模防空演习明确无误的告诉美国佬,是要干涉中国内政挺台独而打大战、打核战还是和平共处,美国你自己选择吧。周恩来总理讲过一句话, 战争打起来没有边界,这句话现在讲起来还管用。

 

发件人:"jpm" <jpm1245@126.com> 收件人: "张文华" <zwh1209@public.szptt.net.cn>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17 05:11:1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Fw: 纪坡民,文 

书评三则

北京学者  刘苏理

(一) 小泽一郎 * 纪坡民

    我先介绍这两位主人公。小泽一郎,63岁,日本民主党党领,今年七月底率民主党一举夺得参议院选举胜利,造成日本政坛两党制基本格局,是近14年来日本政治变动最核心的人物。纪坡民,62岁,经济学家、法学家,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已退休)。俩人是同龄人。俩人如何扯到一块儿?先听我说俩人的著述。

    1993年,从自民党干事长位置出走,小泽一郎自组党同时,一口气写下15万字的《日本改造计划》(中文版上海远东 / 1995),奠定日本改造论激进保守派的政治纲领基础。此后,小泽纵横捭阖,左冲右突,在日本政坛翻云覆雨,终于修成正果。

    1990年,(纪坡民)开始思考“宪政”与“立国之本”,1999年,在宪法修正案征求意见过程中,就此题发表长篇意见,2005年退休,2007年,该长篇结集首次公开出版(香港大风)。俩人用文字表达的事情,几乎也是一个时间。两著述的基本用意,亦如出一辙,两著述还有一个特点,是既向后看了几乎同样的时间,又向前看了一样的时间。我解释这时间上“向后”、“向前”的问题。所谓向后看,是两著述都要为自己的立论找到出发的平台,小泽一郎视线落在天皇裕仁“终战诏书”前,也就是1945年8月前。 纪坡民则把视线移到政协发表《共同纲领》时,1949年9月底。

    日本,1945年8月前,尽管是战争贩子,但还是“正常国家”,政治、经济、外交自我做主,一应俱全。中国, 1949年9月底,《共同纲领》明确载明“新中国”的政权,是四个阶级的“专政”,经济实行混合所有制,保护各类产权,一视同仁。

    日本因战败,经过东京大审判,在麦克阿瑟主导下制定宪法,被剥夺了建立正规武装的权利,只有自卫队建制,“国家”安全纳入日美安保体制,外交上紧跟美国步伐,亦步亦趋。

    中国,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后,迅速开始“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又四年,完成“三大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原本预计的两个15年(新民主主义社会15年,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15年),只用去大约四分之一的时间。

    在日本人眼里,1945年以后的日本,是残缺不全的“非正常”国家,有问题。小泽一郎自然也这么看。在中国人的亲身感受中,51年底以后的中共政治、社会实践,也出了不小的问题,从结果看,国家衰微、民不聊生,有目共睹。纪坡民也是这么个观点。

     “向前看”,才是小泽一郎、纪坡民最重要的目标。在小泽那里,向前看就意味着日本回到“正常国家”(一译“普通国家”)状态,担当起与它经济成就一样的政治大国角色,与世界所有普通国家一样,能与美国平起平坐。

    在纪坡民这里,向前看,就是使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回到五十八年前的《共同纲领》上去,为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改革开放搭建更加合理合法的“宪政”平台。

    我钦佩想大事儿的人,更佩服想一国大事的人,更更佩服设计国之前途这等大事儿的人。这一点,作为个体的小泽一郎和纪坡民,都是这等人。我不批评俩人设计中的种种问题,比如小泽显示出的右翼强硬派姿态,纪坡民根本不提宪政的重要原则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此非本文关心的重点。

    我关心俩人著述的影响和俩人60岁后的命运。小泽正逼着朝不保夕的安倍履行诺言,辞职下台,全面实施已经开花但等结果的日本改造计划。纪坡民前年荣休,每天晚八点起床,读书写作,过退休生活。之所以把纪坡民拉出来与小泽比比,我不说很多人大概也知道,纪是毛最后岁月当家的常务副总理纪登奎的后代。小泽也是日本官宦世家的后代。他们几乎同龄,思考一样的军国大事。但结果很不一样,—— 我不说,大家也看得出来。日本与中国的不一样,从此细微处,是否也能看出个一二?顺便说,小泽的书,在日本本土不知再版多少次,至少几十次吧,纪坡民的书,暂时只能出在香港(出版),—— 好歹也算中国的领土。

(二) “问题”过后是什么?

    最近坊间流传半当真半玩笑的话,说是“问题(谈过)之后是(谈)主义”。不用说,“问题与主义”的说法来自胡适之。可也有唱反调的,陈端洪在为自己的论文集《宪治与主权》写的序言中,大篇幅论述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必要,任东来在给张振江新著《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 1933 — 1945》写的“序”中,与陈端洪的议论 不谋而合,并尖锐的指出,主义谈起来容易,问题解决起来难矣,并痛斥目前学术研究中大谈主义的倾向。仔细辨认,两者说的都不错,所指向度不同而已。说该谈主义者,往往不关乎学术,更多关乎社稷生命攸关的各种问题,以及未来宪政走向。再说白一点, 是意识形态重建问题,当然关涉主义,唯此为大。陈、任两位坚持学术研究眼下更要严守胡适之“问题与 主义”关系原则,不仅对,且特别应该予以强调。

    大谈意识形态的著作,哪个方向的都有,但北京三联出的一本小薄册子,不能不单独提出来说说。该书作者多少有些神秘,来往世界各地,跟基辛格讨论中美关系,在日内瓦搞国际战略研究,写过一本《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翻译过《凯恩斯传》和《大趋势: 2020年的世界》,叫相蓝欣的先生。有介绍说,此公为清代汉军镶蓝旗后裔,相蓝欣 — 镶蓝旗,像是化名。此公1983年赴美留学,算来留美已24年。四年前《起源》就引起我 的注意,一是他把义和团之乱,称作“战争”,一是作品中引用无数语种文献,让人称奇。说无数语种,夸张了,但我确实没数过来。义和团之乱牵涉多少国家,有关国家的文献作者都用到了,还不止。

    去年三联出《凯恩斯传》,很有名,因凯恩斯有名,人们忘了译者。今年四月华师大出《大趋势》,在一个圈子里也比较流行,以致有人要编写《大趋势:2020年的中国》,可译者还是未能进入人们视野。

    作者刚刚出的《传统与对外关系》,如果没有副标题,估计还是未必引起多少人注意。它的副标题是,“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这便了得,谈中美关系,引出“意识形态背景”,新颖而刺激,便是好奇,都该买一本来读读。 作者说,此作越写越短,勉强凑足10万字,花了整整六年,开题正是《起源》杀青时节。作品虽短,但并不那么容易读,要同时具备美国多方面和中国古典文献,特别是儒家经典等知识存量。作者大量引用《论语》中的段落,以说明,中国看待世界的基本原理,来源于儒家,具备天下情怀,跟美国“民族 — 国家”的短小视野,无论如何不能相提并论。在作者的逻辑中,儒家治国原则的实践,造就了领先世界二千多年的伟业,而且必将继续领先世界(如果采纳儒家治国原则的话)。

    作者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创见,举数端为例。比如,全新解读张南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认为是华夏面对西方入侵,最道中庸而极高明的哲学(页22-27)。比如,比起西方个人自由,中国人历来具有真正的独立性,无论“内己”还是“外己”(页106)。比如,正是儒家的“无为而治”启发了西方人的“自由放任原则”。

    这里,作者将“无为而治”治国原则归在儒家帐下,显然有待商榷。此一原则集大成者,当然是道家。《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是孔子的感叹。作者说,正是此一原则,导致了宋代的经济起 飞,几百年后西方步宋代后尘,至多是后进者赶超先进者“一个成功的范例而已”,重农学派的鼻祖魁奈不过是“欧洲的孔子”(页133-139)。遗憾的是,关于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读到最后,没有读到作者富于启发的建议。

    “土鳖”经济学家纪坡民也谈意识形态,把许多年的思考集了一集,起名《宪政与“立 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与反思》,其中长达10万字的一篇论文,“宪法修改应当以恢复‘新民主主义’为纲”,论述最为直截了当。

    此公1964 年考入西安一所工程学院,学航空机械,后来因故当了多年工人,还参加过“劳动改造”,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有机会“冒头”,来到京城,研习经济学,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却是《产权与法》,一部严格算来的法学论著。去年,纪坡民已到退休年龄。也就是说,他的思考和研究,大体上是最近二十年的事,在不惑之年以后。

    这一切不能不让人称奇。我们不妨先把作者的立场放在一边,看看他的结论。他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理论上,回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体制上,回到五十八年前新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四个阶级共同执政。如此一来,一通百通。他的这个看法,我早些年就听身边的人说过,但他的系统和逻辑,是别人不能比的。

    同样是谈意识形态,相蓝欣先生与纪坡民先生的出发点,估计不远,可分量,尤其意境上,却似有宵壤之别。这难道仅是年龄上俩人差了将近一轮之故(相先生1956年出 生)?从入学求道年龄算起,相先生在国内生活了21年,国外24年,纪先生始终是地地道道的“土鳖”。这里是否隐含着某种关乎“政治正确”的内情?我不能作诛心之论,就此打住。

    问题之后,当然是主义。眼下,问题如秃头上的虱子,人人见得,但如何下药,却需要些智慧和勇气。所谓下药,就是重建意识形态,它应该具有强大的解说力,要能回答眼下人人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指明未来社稷的方向。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执政党跟民间,想到了一块儿。

    (三) 眼界首先关乎常识

    提要:一个人失去常识感,头扬得再高,眼界也远不到哪儿去。知识人失去常识感,我有理由怀疑其知识、思想生产能力和产品的质量。我感觉,知识人作为群体,眼界出了问题。旷新年“受迫害”事件,邹恒甫解职事件,《读书》“换帅”事件,薛涌因“批评”茅于轼与《南都周刊》绝交“事件”,是最近几个例证。

    眼界,就是一个人看待、体验世界的大小宽窄度,就是心灵理解、包容周遭事物的明暗强弱度。每个人眼里有不同的世界,所以眼界不同。眼界有巨大的质量差别。个体有眼界问题,民族(国家)也有眼界问题。本文只谈作为知识人的眼界问题。为讨论方便起见,请读者在最一般意义上理解“知识人”这个词。

    在现代社会,知识人的眼界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这个群体比其他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掌握更多更专业的认识工具,更具表达能力——这也是知识人存在的理由。一个民族(国家)眼界的质量,很大程度与知识人有关,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很难想象,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岗位,不是知识人占据着。这里,我所谈的作为知识、思想生产者的知识人,是恩格斯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费希特意义上的学者,麦基意义上的思想家 —— 的眼界问题。知识人的眼界出了问题。以上提到的旷新年“受迫害”等诸“事件”起因、争议焦点、过程,地上空中媒体随处可见,按下不表。

    我要问的是,这些“事件”的争议,到底有多大意义,使得参加各方,非要争出个黑白高低来?最后竟然上纲上线到各种“阴谋论”,及一家媒体对特约撰稿人言论自由的限制?我还要问,诸事件关乎什么性质的 “正义”和“公平”,关乎什么样式的道路斗争,使得当事各方非要诉诸舆论,炒得个满世界鸡飞狗跳?这难道就是知识人的责任和理应采取的姿态? 

    我这样问,有委屈和受了气的知识人肯定不服气。果若此,说明我的上述感觉更有了凭据。其实,我并不相信诸事件当事人,如果不争出个一二三来,路走不下去,思考展不开翅膀,智慧无用武之地。常识告诉我们,作为个体,诸事件当事人,都有非说不可的话,非讲不可的理,乃至非出不可的气。对此,我可以保持一份私下理解。但在我看来,各方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也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或者我可以再厚道一点说,有比到媒体暴露争吵内幕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各位去做,各位的精力不该空耗在如此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事情上,让等着各位去做的事情对各位失望。特别是,当未来翻开成为历史的今天这一页,上面别只空空洞洞地写着,“眼界不大,所聊太低。”

    可事实是,事件的确一个个发生了,演绎得丁是丁卯是卯,有滋有味。难道不是当事人的眼界出了问题?用老百姓话说,多大点儿事!作为知识人群体的重要成员,相信各位当事人都有足够的反省能力,检视自己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是否出了眼界问题,——是看待、体验世界的眼界出了问题,还是心灵理解、包容周遭事物的眼界出了问题。各位的反省之所以有特殊价值,除个人受用,对作为知识人的群体,亦有警示作用。

    眼界首先关乎常识。换句话说,常识是眼界的基础。我无意借此文分析诸事件当事人眼界太低的这个那个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缺乏常识。常识告诉我们,西瓜比芝麻大,可分明有人丢了西瓜拣芝麻。常识还告诉我们,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可分明有人取法乎下下。失去常识感,一个人头扬得再高,眼界也远不到哪儿去。知识人失去常识感,我有理由怀疑其知识、思想生产能力,和产品的质量。

    我手头有几本近年出版的有意思的书,于光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 纪坡民《宪政与“立国之本”》、匈牙利人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美国人巴尼特《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他们也都是知识人,思考的无一不是大问题。作者激情之饱满,用心之专一,意志之坚定,皆可圈可点,都称得上大手笔,足以做知识人眼界宏阔之楷模。他们担当得起知识人的称号。他们无一不具备了不起的常识感,并以此为基础,把自己的眼界推向遥远而阔大的纵深处。知识人的眼界关乎一个民族(国家)的眼界,知识人有责任把自己的精力、热情和见识,投到比上述争议更有价值的事情上。人民期待你们,民族(国家)期待你们。其实,知识人自己对自己何尝没有期待? 

纪坡民给刘苏理的回复

苏理: 来文收到,看过了,随便说几句。

    乍一看,你这个家伙,竟然把我同我一点儿也不熟悉的什么“小泽一郎”、而且是一个“日本鬼子”,相提并论。你这不是害我吗?这样一来,我今后也许就得象李零一样,出门也要小心一点,担心受到“愤青”们的威胁了;不知真到那时候,我要是高喊“我老爹是个八路”的话,能不能管点用?不过我得承认,你所说的,有一点,而且是相当关键的一点,还真的有点道理,我和那个“日本鬼子”的观点,确实有点相似: 

    他认为,对日本来说,是“告别战后时代”,回到“正常国家”;我认为,对中国来说,是“告别革命时代”,进入“正常国家”。 作为中国人,如果设身处地为日本想想,六十多年了,人家想回到“正常国家”,愿望也属正常;不过,日本的政治家很蠢,他们迭择“回到正常国家”的办法,却是和受害者纠缠“受害程度”的大小、多少、轻重,等等,结果掉进了道德的是非窝,用李世民的话说,“入吾?中矣”。

    打个比方,就象中国过去一样, “地、富、反、坏分子” 如果还带着帽子,能算个“正常公民”吗?日本人就不想想,他们背着发动侵略战争的这份罪恶的遗产,就想让日本“回到正常国家”,实际上是想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在世界承担领导责任,这可能吗? 

    德国的斯罗德就聪明得多,在“伊拉克战争”前,德国选择背弃美国这个超强的盟友,并采取对抗的立场,他们向世界展示的,是自已“爱好和平”的形象。所以,德国作为“正常国家”,向海外派兵什么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人借此翻腾他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老账”。日本战略家的智慧,比斯罗德相差多多矣。德国是个哲学民族,有康德的“道德哲学”,于此可见一斑。中国的事情,说起来要稍为复杂一点:

    本来,从1949年10月1日起,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了,或者说,已经成功了,也就是说,已经结束了,因此,那时我们就应当“告别革命”了。可是,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虽然已经建立起国家统治;但是,中国在国家体制上,却长期实行一种“革命的战时体制”,与此相匹配,在思想战线,则奉行一种“革命的理论和意识形态”。

    到了“邓小平时代”,我们的国家,已经由“革命的战时体制”转向“正常国家”的轨道;可是,在思想战线,却继续延续着“革命的理论与意识形态”那一套。 这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有待清理。依我看,如今中国思想界的思想混乱、“左、右分野”,大部份原因可归之于此;附带说一句,我觉得,“学术党派化”、“左、右分野”这些现代社会的时髦现家,在中国改革还有许多基本的制度问题尚未到位的情况下,似乎太奢侈了。 

    在“乌有之乡”的讲座上,有一段话,是介绍我写这本书的思路的,他们整理成文时没有列入,现补述如下:笛卡尔在思考哲学问题时,从“怀疑一切”开始,最后找到一个足够可靠的立足点,这就是他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佛家有语,“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是之谓也。这实际也就告诉我们,认识的主体,是哲学的起点和立足点。由此出发,经过铺陈演绎,笛卡尔构筑起他卓越的哲学体系,和培根一起,为欧洲近代社会的学术进步奠定了思想方法上最为重要的基础。

    笛卡尔的思考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如今,中国建国以后的所有重大事件,以前曾经有定评或者说“结论”的,现在几乎无一不受到质疑,而且,你还不能说这种质疑,就没有一点事实根据和道理。说起来,在一个思想多元的现代社会,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今后我们应当逐渐适应这种七嘴八舌的情况。

    我发觉,现在中国各种纷纭的政治议论中,唯一可以基本得到认可而成为“共识”的,就是《共同纲领》了。而它,恰恰是我们国家的第一部宪法,甚至在“说文解字”意义上,它也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我们知道,著名的《美国宪法》,已经“二百年不变”了。当然,历史的进步在加速,而且,予测未来永远是最没有把握的事,我国的《共同纲领》是否能够如此,不敢说的太冒失。不过,就其为我们的共和国能够长治久安提供的“核心理念”而言,说它可以“一百年不变”,大体上还是有点把握的。

    这不是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幸事吗?我们这个国家的一切政治解说,应当从这个基点开始。随后的文章,大概要有几十本学术专著吧,比如你说的“有限政府”、“权力制约”等。不过,我学力有限,写不了那么多专门的学术著作了。

    可我相信,这些,都是在“人民主权”的前提下的文章。而这里,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之一便是,什么是“人民”?“人民”都包括那些人?这就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国体”问题。

    说完“公事”,再说点“私事”。你这个家伙,用语如此不堪 ,竟把我称为“土鳖”,礼尚往来,如今讲法治,本来我该以“侵东犯名誉权”起诉你的。不过说起来,我这个名儿起得确实不怎么样,记得我女儿八岁时,起码有百分之五十的认真吧,向我父亲责问:“爷爷,你看,你给我爸起了个什么名儿?坡,土皮儿,不就是个土包子吗?”所以,如今我写点西,货色且不说,品牌就不怎么样;可已经一把年纪了,还能有什么办法?但充其量,我也只是个“土包子”吧,何至于是个“土鳖”嘛。难道你就没有听说过我们倡导的“五讲四美”吗,我要说,你这家伙,一点儿也不他妈的“语言美”。

    纪坡民 2007年9月15日 于北京家中,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收件人: "xinfajia1" <xinfajia1@gmail.com> 抄送:"zdjun" <zdjun@263.net>发送时间:2007-09-17 15:59:3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这篇改了改,请提意见 

建构后现代经济理论

施晓渝 

一,后现代经济简概

    由于信息时代的来临,网络时代的来到,电子自动化控制的生产的大规模的应用,物资的生产就被简单化了,物质产品也极大的丰富起来了。以前在物资短缺年代困绕人们的生产的量的问题,变成了产品太多卖不出去的困绕。没有一个工厂敢100%的开工,没有一个工厂不保留有多余的生产能力,生产被迫向多样化发展。主流经济学派把近三十年的发展归功于私有制的改革是基本上不对的,他们不懂得生产技术进步的意义。几千年的皇帝没有收音机电视等可用,毛泽东时代没手机网络而现在有,难道是私有制的功劳?所以不要贪天功为己功,主流经济学家如吴敬链走到哪儿都是一剂药“私有制”,好些右派提起私有制就像吃了兴奋剂,难道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是一个简单的私有制能解决完的吗?社会之所以叫社会,还是因它是个系统工程,系统的工程还得用系统的办法来解决。

    物质短缺年代复杂的技术劳动变成了简单的机械劳动,如以前要很有经验的老工人才能掌握得好火侯温度,尺寸大小等,现在都有电子操控,以前的技术工人就不再值钱了,这也是工人下岗的原因,我们不能简单的讲国企老工人下岗的政治原因,我们还是得承认国企老工人下岗的经济原因和技术层面的原因。但是为什么技术的发展当官的不被淘汰,却越来越发展呢?我就得另写文解释了。

二,后现代经济的分配

    我们知道,从经济学这个角度来讲,人类的历史就是个生产和分配的历史,所谓的文化和政治无外是在这两者基础上的衍生或为这两者服务的。在后现代经济中,物质突然大量出现,那么这分配该是怎样的呢?由于我国是个专制的国家,后极权时代,物资产品的丰富并不能直接简单的分配到劳动人民和大多数人的手中,却导致了在物质产品丰富时的分配渠道相对狭窄化。就是说物质多了,还是那几个当官的在操持分配大权,这样就造成了大量的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三,金融游戏的产生

    由于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财富,而资本家,当官的,不良知识分子,资本,权力,不良文化三结合形成了权贵集团,不良铁三角,他们手中的钱太多了,他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干啥就能干啥,物质追求对他们来讲已无用了。但资本家摄利的本性,占有的本性却不能改变。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就玩金融游戏,金融由初期的融资功能变成了赌博游戏,这样就产生了金融游戏。我们知道,赌博是需要附着物的,赌博要扑克,麻桨,老虎机等等来实现赌博的。金融游戏也是要有附着物的,金融游戏要通过房产,股票,文物等等来实现赌博游戏。后现代经济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金融游戏的多样化,复杂化取代了在经济运行中的物质生产的主导地位,开始了虚拟经济的时代。

四,物资全面涨价来临

    由于金融产品取代了物资产品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金融产品有比物资产品高得多的利润,金融产品造成了财富虚拟化,纸上富贵,如股票涨了,你拿不到,你穿上了红舞鞋,不停的跳,涨了想加仓,跌了想补仓,财富就在帐面上变化。金融游戏也使得人们(富人群)把钱看淡了,不在乎小钱了,这样物品就涨价去了。这还是变相涨价,就是说类同的东西,稍为修饰就卖高得多的价钱。变相涨价很重要,很多产品如汽车,电脑,手机等虽然在跌价,但你却不会去买,你越买越高档。在变相涨价大行其道时,一般性涨价也跃动。你金融产品的利润高,物质产品也会要求从金融产品中分得一杯羹,物资产品也要求利润平均化,就必然要求涨价。这样相互扯动牵制,物价越涨越高。金融游戏的超额利润使社会变形。我们知道,通货膨胀是物质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在全面的金融产业和物质产业的涨价的浪潮化时,处于底层被动分配的工人农民,处于竟争末端的小生产者,就被处于竟争高端的人任意玩弄,在经济循环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人,特别是没参于经济循环中的人,如拿养老金的人,收入绝对或相对锐减,更一步被边缘化,陷入悲惨的境地。

五,我对我国后现代经济阶段不解的一些问题

    我国有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一万多亿美元都存在美国,说是储备,但又不是储备,因我国的出口商人每出口一批货都是拿到相应的人民币的,换句话说,这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都印了相应的人民币炒票来给出口商。这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本该在国外买东西卖到国内来回拢货币,但技术含量高的别人不卖,技术含量低的又是我们要出口的,因我国是个出口国。这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只好留在国外,成了一个相当于金本位制的东西,成了我国印炒票的根据。这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不能拿回来投放市场的,如果这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拿回来投于国内市场就等于你印了双份的钞票,就乱套了。中国人民银行向工行,建行,农行等分别注入几百亿外汇储备来冲抵坏帐,我认为这是骗人,如我上面讲的外汇储备除了能在国外买东西卖在国内,是不能拿回国内来用的。你用就是双份发行人民币。这样多印的钞票就把成本寓于涨价之中,叫老百姓来摊薄承受。这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国外如遇美元贬值,实际如我上述,变相涨价带来的变相贬值总是存在的,,或遇这次美国次级债卷类同的事,这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不在了或严重缩水了。相当于我国出口的一万多亿美元的商品就送给美国了。

    这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最后仅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货币,多印钞票的信心支持,这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仅买了个印钞票的信心!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所以我要专门提行来写,)如果我国多印钞票能带动多生产,我们为何要把这一万多亿美元的商品送给美国人,而不送给国内的穷人呢?这是我对我国后现代经济阶段不理解的问题,扩大内需能不能多送给穷人富余生产能力的产品呢?

六,后现代经济阶段的革命

    在后现代经济阶段,那种工人与农民绝对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的情况已基本上不存在了,因没吃没穿而起来造反的情况也不大可能出现,或者说专政机器借助现代化手段,更严密的组织已预防了这点,有了应对措施。后现代经济时期的革命可能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出现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况:

    1,恶性的,可能在金融危机,金融和生产秩序混乱的情况下产生。

    2,良性的,可能是在学者意识到危机会出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恶化,通过教育启发人民而产生。后现代经济的革命主要依赖于人们对经济问题的认识,这一时期经济学成了显学,主要靠一大批学者,在包厢里等地方讨论问题,办讲座等传导于民间,学者往往走在社会的最前面,而且可利用他们的知名度和身份制造气氛影响社会,教育和启发人们意识到不良发展的种种弊端,从而使人民起来给政府施压,从而使政府改变政策,如朗顾之争的民间民主大讨论就较成功。

    3,中性的,政府修改宪法,允许人们罢工,大字报,大辩论,游行示威等。通过人权的改善,基层民众,底层工农的权利的擢升,民众斗争的合法化争取斗争,来改变分配制度,就是说工农的劳动权应在市场分配中占有更大份额,而不是资本和官权占有市常分配的大部。这样底层人民的权力提升了,人们收入增加了,内需也就扩大了,市场也就扩大了,那种分配狭窄化,以及分配狭窄化产生的种种上述弊端就会消失,共赢的局面就会出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会良性化善化。

结束语:后现代经济社会与短缺经济社会的比较

    后现代经济社会是物质丰富,供大于求,短缺经济社会是物资匮乏,求大于供。短缺经济社会主线是增加积累,扩大生产,那时产品的销售不是问题,只要能生产得出来,好的孬的都有人买。而后现代经济社会是扩大消费,发展生产。后现代经济社会扩大生产已不是问题,基本上是只要有人要买,我就能生产得出来。当扩大消费成了社会的主课题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社会主义更有利于操作主动,协调生产和消费,使之趋向和谐。我们左派要与时俱进,要有先进的理论才能服人,应建立后现代经济的概念,不要老抠着破私立公,斗私批修,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讲得没人相信,新生产力新生产关系嘛,马克思也会承认的。有的左派走玄了,一天到晚去研究到共产主义社会二十个男的同时爱一个女的该怎么安排,我看这些左派如走到这个牛角尖去了还是不左为好。

    新问题只有靠新理论,我希望更多的人投入到后现代经济社会的研究中来!

 

发件人:"heyongming369" <heyongming369@163.com> 收件人: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16 22:11:4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我对中医的看法 

    身为炎黄子孙,我关心国家大事,一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座右铭!偶然的机会,看到贵网站的文章,深有同感。我的一些看法,与刘军洛、您的观点基本相同。有机会请联系,共同商讨,共策共力!下面是我的一些基本情况:何永明(1975~),男,汉族,主治医师,博士研究生,中西医结合内科中级职称,研究方向: 肿瘤防治、中西医结合、经典中医。金融、股市。邮编:210009;南京市玄武区百子亭42号,江苏省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电话:13813096918;电子信箱:heyongming369@163.com 。

论传统中医的生存和发展

南京中医药大学2006级博士研究生 何永明

    摘要:我国的卫生事业已经形成:传统中医药、现代医药学、现代中医药、中西医结合,四种医疗形式共存的特色。其中,传统中医药是中医继承和发展的根基所在。传统中医的生存和发展策略,第一步:开办“传统中医诊所”;第二步:兼营“健康管理工作室”;第三步:创建“中医药股份公司”;第四步:经营“中药材培植基地”;第五步:开拓“国际连锁中医诊所”、中心城市建立“中西医综合医院”。

    关键词:中医、传统中医、生存和发展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传统中医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自近代以来,纵观中医界的状况,有识之士已敲响了中医“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警钟,甚至为“中医面临灭顶之灾”而痛心疾首。本文对传统中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试作探讨。

一、传统中医的生存问题

1、传统中医生存的困惑

自古以来,对于国民的健康无论是常见病还是大规模的疫病,传统中医都是起着主要的治疗作用。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国人开始审视西方的科学技术。随着西学东渐,“民主”与“科学”成为近代中国的响亮口号。在医学界,则认为中医“不科学”而形成“废中取西”的思潮。

1929年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民国政府曾数度欲取消中医,但因民众的激烈反对而未能执行。1953年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受到中央批评。毛泽东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并明确了“中西医学文化结合”的卫生事业方针。2006年张功耀发表《告别中医中药》[1],说“从文化进步、尊重科学、维护生物多样性、人道主义的角度”,要“告别中医中药”。

传统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点举世公认,并且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为什么有些人却总要以中医“不科学”而欲废除中医呢?什么是科学?科学不等于真理,自然科学是获得真理的方法之一。中医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并且不断完善,所以治病有效。现时和将来,从人民医疗保健的实际需要出发,继承和发展中医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2、现时中医界的状况

据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统计,我国中医人数在1949年为50万人;2003年为49万人,其中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著名中医人数在上世纪80年代为5000余名,现在已不足500名。中医是一门传承性极强的文化和技术,千百年来中医人才的培养一直都是师徒传承。而目前的《执业医师法》并不保护这种成功的传承模式,也不允许坐堂医师出诊行医。这些情况表明,中医已经是“后继乏人”了。

传统中医防治疾病,是以中药、针灸、推拿、心理、养生等方法的综合运用。如今“医药分家”,科室不断分化,用中药的不能针灸、讲心理的不会养生。医药法规的限制,中医诊所连传统的“丸、散、膏、丹”等剂型都不能制作。传统的中医是“内外妇儿都能看,中药针灸推拿都能用”的全面型人才,而现在的中医已被肢解的残缺不全。这种情况下,中医只能是“后继乏术”了。

传统中医药是中医继承和发展的根基所在,面对临证有效的中医越来越少的现实,一些名老中医发出“抢救中医”的呼吁。强调的就是,要保留千百年来的成功经验和全面型中医,“把根留住”。

3、传统中医的生存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了一批中医药古籍和名老中医经验集,并确定了中西医并重的卫生政策。这些都为中医的继承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医的形成,自东汉以前《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算起,就已具有理法方药完备的辨证论治体系。后经历代医家的不断充实和完善,如:医经、经方、寒凉、攻邪、补土、滋阴、温补、温病、杂病等,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用技术。只要不加以人为的破坏,传统中医是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活力继续生存和发展。据扬子晚报2006年10月19日报道,经调查:92%的被调查者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方式最佳;100%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医完全有必要存在。由此可见,当今中医仍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

传统中医的特点是,以人为本。中医师注重自我能力的修养和自身技艺的完善,对待患者注重于“病的人”,治疗方法也多源自于生活,是以中药、针灸、推拿、心理、养生等常见方法的综合运用。处处体现着人文关怀,所以说“医乃仁术”。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是指中医的经典性而言,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并非泥古不化。传统中医,也是在实践中继续发展,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不断完善。正如南京中医药大学黄煌教授所提倡,现代社会的中医应当是:“观念是全科的,诊断是现代的,用药是天然的,服务是社区的”。

二、传统中医的发展策略

1、现实的医疗环境

“中西医并重”是我国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并于1982年将“发展传统医学”写入《宪法》第21条。我国的卫生事业,目前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医药、现代医药学、现代中医药、中西医结合,四种医疗形式共存的特色。
传统中医药,是自古传承的中医中药。其理论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疗效特点是简便验廉。传统中医的判断标准,用其治疗疾病的方式进行判断。如果其治疗疾病的方式是:中药、针灸、推拿则是传统中医,否则就不是。现代医药学,即俗称的“西医、西药”。现代医药学借助于自然科学的进步,在近二百年时间里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但有很多疾病不能治愈,且费用昂贵。

现代中医药,是近五十年来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和发展的中医。其提倡“中医现代化、中药现代化”,成果如:鸦胆子油乳、血脂康,现代化的中医医院等。中西医结合,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概念“中西医学文化合流”。提倡“中西医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2]成果如:青蒿素的研制、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等。但是中西医学术结合,任重而道远,目前还在初级阶段。

2、具体的发展步骤

目前我国的中医,包括:传统中医药、现代中医药、中西医结合,三种医疗形式。中医的发展,应根据这三种医疗形式各自的规律和特点,制定相关医疗法规政策而具体实施。关于传统中医的生存和发展策略,笔者提出自己的设想,供同道参考,或可试行之。

第一步:开办“传统中医诊所”。中医诊所是千百年来中医医疗活动的组织形式。传统中医诊所,由中医师、中药师、诊室、药房构成;治疗方式为:中药、针灸、推拿、心理、养生等;诊疗业务需要:诊金自定、自制中成药、医师坐堂出诊、准许师带徒、患者医药费用可以报销等。

诊金自定:诊金由中医师自己定价。如果中医师的疗效好、患者多,则诊金可以相应提高,反之则降低,每日的门诊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既可以体现出医师的劳动价值,又可以保障对患者的服务质量,还能够促进同业者“见贤思齐”提高业务水平,形成良性循环。

自制中成药:传统中医的治疗方法有:汤、丸、散、膏、丹、针刺、艾灸、熨煨、膏摩、刮痧、拔罐等。经典的中成药,如;理中丸、参苓白术散、至宝丹等,一般都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具有成熟的剂型,既安全有效又经济方便。所以,应当允许中医诊所自制传统中成药。

医师坐堂出诊:中医师看病,无需复杂的仪器和特殊的场所,所以要求既可以在诊所看病,又可以出诊看病。这样,方便了患者、服务了社会。

准许师带徒:师带徒是千百年来中医传承的成功模式,现代也应当准许这一形式存在。徒弟的来源可以是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也可以是在医院工作的医师。师带徒出师后,经统一考试合格者,准许开办自己的传统中医诊所。

医药报销:患者在中医诊所的医药费用可以报销。中西医卫生政策应该平等,允许公平竞争。这样可以“优胜劣汰”,优化医疗环境,节约医药资源,促进医学进步。

在公平公正的医疗环境中,传统中医诊所可以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就解决了中医的生存问题,就有希望后继有人、后继有术了。

第二步:兼营“健康管理工作室”。

健康管理:就是维护人们的健康。中医诊所在诊疗疾病的同时,也可以开展健康管理业务。健康管理的对象,以社区为中心,服务于大众和社会。健康管理的形式,可以采用普通制或会员制,同时兼顾社会公益性。其服务内容有:健康体检、健康报告、健康档案、健康维护、健康教育等。

健康,是现代人所关心的事情。如:健康快乐、健康美丽、健康长寿等,都是以健康为前提。健康管理,帮助人们建立正常的生活方式,并维护健康减少疾病。其主要内容有:合理饮食、适度运动、正常作息、调整心情、生态环境等。

现代社会,很多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对于亚健康,中医的养生调理就能够起到很好地效果。所以,中医诊所兼营健康管理可以发挥中医的优势,再结合现代健康管理模式就能够形成中国健康管理的特色。

第三步:创建“中医药股份公司”

中医诊所解决了生存问题,健康管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传统中医药要谋求更大地发展就必须创建“中医药股份公司”。股份公司通过上市能够募集到资金,社会和股民的监督可以更好地保障公司良性发展。

中医药股份公司,主营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医药国际交流,并经营饮片、中成药、针灸等项目。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医生长的良好环境,所以文化传播和医药经营同样重要,能够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第四步:经营“中药材培植基地”

传统中药讲究地道药材,药材质量直接影响到中医的疗效,所以股份公司要经营“中药材培植基地”。中药材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在地道产地建立培植基地,保护药源、优化生产、开办药厂、统一经营。这样,就使得中医中药成为一个整体而良性发展。

第五步:开拓“国际连锁中医诊所”、建立“中西医综合医院”

当今,中医药国际市场日益广阔,中医药已传播到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种情况,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我们以中医药股份公司为运营机构,培养和选拔高级中医药师,以医带药,开拓“国际连锁中医诊所”。条件成熟时,在各大中心城市建立“中西医综合医院”。这样,中医药就可能成为世界性的传统医学而为人类健康服务。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的中医可以有:传统中医药、现代中医药、中西医结合,三种医疗形式并存发展。其中,传统中医药是中医继承和发展的根基所在!传统中医的生存,关键是开办传统中医诊所;传统中医的发展,关键是创建中医药股份公司。

参考文献:

[1]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4):14-17.
[2] 人民日报社论.大力加快发展中医中药事业.人民日报,1978.11.2.

 

发件人:"lijiansemail" <lijiansemail@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16 22:09:4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国际笑柄: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养老金中的调节金居然计算出负数 

国际笑柄: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养老金中的调节金居然计算出负数

李剑

    武汉市洪山区社会保险管理处副处长罗林辉、养老科科长魏仁萍:“根据武劳社[2001]36号及武政办[2001]35号文,调节金算出负数很正常!”

    笔者的母亲XXX,因退休年龄与退休待遇问题与武汉市劳动保障部门交涉3年多,经过了长达9个多月的行政复议,又对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起行政诉讼,并胜诉((2006)汉行初字第91号)。

    2007年9月5日,笔者同父母一起,前往武汉市洪山社会保险管理处,向该处罗林辉副处长、魏仁萍科长咨询退休待遇问题,罗解释了退休职工养老待遇由基础养老金、个人帐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三部分组成,当问及过渡性养老金中关于调节金一项是如何计算时。魏拿出2005年5月由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印制的《社会保险宣传手册》,告知调节金计算方法为:

    调节金=退休前一年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0.5%×应建立个人帐户以前的工龄。(1994年1月改革,建立个人帐户)调节金的计发标准最高不得超过退休前一年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10%,从2001年开始,调节金每年下调0.5%。

    根据XXX的“武汉市企(事)业职工退休(职)待遇审核表”(该表2004年8月13日审核,存档于武汉市洪山社会保险处)记载:个人编号:92004481;参加工作时间81年12月;退休时间2004年4月;退休前一年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976.6元;改革前缴费年限145个月。调节金为39.47元。

    按照公式计算:调节金=976.6×0.5%×(145/12)=59.00元
    从2001年开始调节金每年下调0.5%,到2004年下调4年,即976.6×0.5%×4=19.53元
    所以实际调节金为59.00-19.53=39.47元。

    笔者按魏提供的公式详细察看了一遍后,指出按这样的算法计算是对下调0.5%的错误理解,如果按这这样计算,会算出负数来,魏说:是的,算出负数很正常,武汉市算出负数的不少,比如今年是2007年,如果退休职工在1994年前的工龄小于7年,算出来就是负数。

    按2007适用的退休前一年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1354.5元,假如1994年前的工龄为6年(72个月),2007年退休则调节金为1354.5×0.5%×6-1354.5×0.5%×7=-6.77元。也就是说,这样的话,职工退休后还要从退休金中拿出6.77元倒找给社保部门!

    对于这样的情况,魏说:算出负数来的,我们就不扣钱,就把它归零。罗说:就是说,算出负数,就把这块拿掉,调节金就没有了。

    调节金是在养老保险改革过程中,由于新办法计算数额少于老办法计算数额,而采取的增加发放的补偿性养老金,居然被很正常的算出负数,笔者收集整理了全国各地的调节金计算方法(各地政策条款附后),没有能够计算出负数,武汉市养老保险把调节金算出负数是全国独一份!

    不知道有哪一个国家在制定养老金政策时,会制定出算出负数的公式来。武汉市制定出算出负数的政策,恐怕是自1669年法国制定世界第一部有关养老保险的《年金法典》,338年以来的一个国际笑柄!

背景资料

    笔者母亲XXX2004年退休后,对自己的退休时间和退休待遇一直持异议,并一直追查,发现武汉市洪山区社会保险管理处存在多扣少缴、降低缴费基数和比例的贪污行为。这一行为通俗的解释如下:我在职时交纳养老保险1000元到洪山社保,洪山社保收到并记帐,但洪山社保将钱上交到社保基金中心时,钱变成了600元!亏空的400元不知去向。而且这样的贪污截留不是一个人,而是大面积的。

    洪山社保就这一问题于2005年5月26日向祁新兰回复称:“因我处工作人员当时输录缴费工资时有误,错将您2001、2002、2003年缴费工资按最低保证数录入,造成您缴费工资低报。”洪山社保这个“输录错误”长达3年,且是个普遍性的“错误”。

    我母亲将这一贪污截留案举报到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后,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处一田姓处长在2007年8月24日向XXX一家做出解释称:单位将职工应缴养老保险数额上报给洪山社保后,洪山社保只产生一个应收帐表,而不直接收钱,收钱是由地税部门根据洪山社保的应收帐表直接向单位征收,因此,洪山社保根本不接触到资金,所以没有贪污的可能。XXX一家追问:钱确实是亏空了是事实,具体到哪里去了正是检察院应该查清楚的。田处长承认钱是亏空了,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亏空的钱具体到哪去了,无法回答。

    至今这个贪污案还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说法。而在2007年9月5日在武汉市洪山社会保险处查阅2004年原始的“武汉市企(事)业职工退休(职)待遇审核表”时,又发现调节金计算公式居然能算出负数的养老保险政策!武汉市的社保可以说是一笔烂帐。而被蒙在鼓里的草民只能任人宰割!笔者母亲2004年养老金只有511.31元,经过国家统一的上调,到现在也仅692.81元。目前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为580元。

    这便是为共产主义奉献了一生的企业职工的晚年待遇!

    我怀着悲凉的情绪记录了武汉市社会保障系统的诸多严重问题,我的母亲XXX是其中受害者之一,还有太多不知情的受害者在默默地承受着这赤裸裸的剥削。这三年多来,我和我的父母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民告官的行政诉讼获得胜诉。但是,却发现问题越来越多,政府官员的错误和违法行为似乎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我们精疲力尽的呼喊,却听不到声音。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写下一些文字,希望那些还蒙在鼓里的受害者能知道这个残酷的事实真相。在这三年多的历程,还有很多神奇的插曲,如果您有兴趣,我很愿意向您讲述。

 

台湾如独立,邓小平将被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007-09-16

http://mail.163bj.com/extend/gb/std/zdjun:163bj/PM0003uVHGdyEXDGbfojNVHVROeEyM/SignOn.gen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在华沙,1956年到1972年美国总统访华这期间,中美两国就建交问题进行了20几轮谈判,核心问题就是台湾问题。由于毛泽东坚持美国必须与台湾断绝一切关系,因此谈判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在毛泽东看来,台湾问题是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不能作出任何让步。只要中国与其它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中国与美国建交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为此,毛泽东决定为打破美国封锁,启动了与日本谈判建交事宜。与日本的谈判就要涉及日本的历史责任问题,其中主要是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政府继承,这样,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前任政府鉴定的条约是要承认的。事实上,国民党当局已经放弃了日本战争赔款,同时,台湾问题又远比日本赔款要重要得多!因此,毛泽东放弃日本战争赔款,作为回报,日本向中国提供政府无息和低息贷款及部分赠款。这样一来,中国与日本就很快建立的外交关系。在中日建交和美国总统访华的启示下,西方各国领导人纷纷访问中国,到毛泽东去世以前,中国除了与美国是代办级别的外交关系外,与其它西方国家都建立了大使级别的外交关系,中国在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世界政治大国。

    毛泽东去世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苏联处于全面扩张,美国处于全面防守,处境十分危险。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在远东,苏联支持越南侵略了柬埔寨;在中亚,苏联占领了阿富汗;在中东,苏联支持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美国扶植巴列维国王,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西方国家的石油供给线遭到严重威胁;在非洲,苏联和它的古巴雇佣军,在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等国,或支持反政府的组织,或扶植亲苏政权;在美洲的洪都拉斯等国,苏联支持反政府武装,同美国支持的政府军进行了夺权战争;这个时候的美国,受到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挑战,它多么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啊!从后来的资料看,即便邓小平要求美国与台湾断绝一切关系,美国也要与中国建交,以便求得中国政府的支持。可这个时候的邓小平在干啥?他正在与华国锋争夺最高权利。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支持下,邓小平取代了华,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为了回报这些支持者,同时也为了证明取代华国锋的合法性。他必须要实行与华国锋不一样的政治经济路线!为此,邓小平在国内实行了改革,在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制度,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土壤;在政治上否定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搞不争论,为官僚集团的权力寻租提供了合法性;在法律上取消了公民四大自由和罢工等民主权利,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保障;邓小平这样的改革,必须要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来配合,对外开放就成为邓的一个基本国策!对外开放实际上就是对西方开放,因此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就显得十分迫切!正是基于这一切,邓小平答应了美国人的几乎所有条件,在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别的外交关系。

    在建交公报中,中国政府承认美国与台湾可以保持经济关系;两个月后,在邓小平的默许下,美国参众议院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美国与台湾建立起了代办级别的外交关系;两年后,中国和美国签署了《中美八一七公报》,中国政府承认美国有权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保持军事关系;象这样在现代主权国家的外交关系中从来没有发生的丧权辱国的事情,在邓小平身上实现了!邓小平这样一意孤行与美国建交带来了什么后果呢?其一,毛泽东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代价白费了;其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拿台湾问题来要挟中国,从中得到政治和经济利益,中国的外交资源一切都是为了台湾问题,中国的外交部成为灭火队;其三,有了美国人的支持,台独势力日益坐大,和平统一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综上所述,今天的台海危机,根本原因就是邓小平违背毛泽东与美国建交的原则,匆忙与美国建交,同意美国与台湾保持经济关系(《中美建交公报》),政治关系(《与台湾关系法》),军事关系(《八一七公报》)造成的。邓小平这种为了官僚集团自身利益,不惜放弃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做法,将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最大障碍!台湾如独立,邓小平将被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发件人:<bjjiang5759@vip.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15 22:04:3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姜佰君祝仲老师中秋快乐! 

名人也应遵守现代市场经济规则

-------庄则栋经纪人致庄则栋律师的函

姜佰君

刘律师:

8月28日,我们面谈时,你提出让我再给你写一封信,表明我对与庄则栋先生合作的态度,这对我来说是困惑的,也是矛盾的。因为是否继续合作与如何合作不是由我来决定的,这完全取决与庄则栋的态度和你的协调力度。你已看到,从今年初到现在,庄则栋几乎是拒绝参加公司的所有活动,导致我们错过很多商机,而在此期间,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收了多少“红包”;得到多少“实惠”。

由于庄则栋先生多次以自己“不懂法律”为由,拒绝参加公司的各项活动,出于对品牌的保护,我知道你与庄先生有着微妙的关系,所以向他推荐你来协调我与庄先生之间的“分岐”。由于我对你的信任,今年4月11日你在没有拿到庄则栋正式委托书的情况下,你开始介入“协调工作”,我们面谈和书信往来达十六次之多,截止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如果你站在“中立”的角度就会看出,我的态度是宽容的、真挚的、务实的。现在我只能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如果你站在我的角度想一下就会理解我做的一切。

诚然,我不是富贾,也不是权贵,我只是因为此前是庄则栋的一个“粉丝”,所以有机会与他相识并在他的一个朋友(中国发展银行的赵XX同志)多次的劝说下与他合作的,坦率地说,因为他个人的政治背景和当时的大环境,我开始时不太愿意与他合作,很多朋友也劝我说:“你与庄则栋合作有政治风险,一定要想好”。但我一直认为,庄则栋的“三连冠”与他所见证的“中美乒乓外交”是伟大的历史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可以称为“民族英雄”,虽然他犯过错误,被公众与媒体边缘化,但他曾有过辉煌的过去和很高的媒体曝光率,如果能有一个人或文化公司对他进行科学策划和系统包装,以此唤醒与催生人们对他的回忆和认可,使之成为一个品牌并为市场经济服务是完全可能的;我更坚信改革中的中国决不会停留在“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之中,一个民族的发展是离不开民主与法制,“功过分明”是鉴定一个好政府的标准之一。

既然冒着很大的风险决定与庄则栋合作,我们当时惟一的条件就是由我来做他的独家品牌,庄则栋本人及亲友等都无权来经营这个品牌,而且合作的时间为10年。我们在达成合作基本框架及主要条款后,就请有关律师起草了那份《庄则栋独家委托合同》,记得他当时很高兴,在认真看完合同后就签上自己的名字,随后又盖上了自己的名章。在场的人还有我公司(北京奥格耐斯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品牌策划人臧XX。随后我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运作活动,这在“姜佰君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52295855)《我与庄则栋的合作》一文中写的很清楚了,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资源等来打造与经营这个品牌,甚至把原公司“北京奥格耐斯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北京庄则栋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了这个品牌我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与汗水。由于我是他的球迷,所以在前期的公关、策划、媒体宣传等各方面从没有向他提过任何要求,尤其是经济上的要求,外界有很多人误认为:庄则栋先生给了我很多的钱,请我用个人的社会资源对他进行全面的“炒作”。

令人遗憾的是,庄则栋先生在与我签署《庄则栋独家委托合同》的前前后后曾与多家企业和个人又签署了与《庄则栋独家委托合同》内容相抵触的合同,况且除我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是为打造这个品牌做过贡献,正如我对他在此前合作的一个企业负责人赵XX说:“我是满山栽桃树,你们是到处摘果子……”我认为一个人能否让别人尊重,不是凭自己的嘴说出来的,而是用实际行动来做出来的;记得在今年春节后的某一天(3月24日(星期六)),庄则栋约我到大钟寺与他见面,他满天愁容的提出了多种理由,最后建议与我“中止合作”。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最后他承诺给我补偿18万元人民币,并在3月27日给我支付现金(届时中止合作并签署简单协议),待到27日下午2点多钟,他突然打来电话说:他妻子不同意给我钱,他现在要去外地(仿佛是常熟)有活动,最后他还说,以后不要再往他家里打电话,有事可打他的手机。我当时感到很惊诧:我与你合作又不是与你妻子合作,一个我内心十分敬仰的名人怎么也会出尔反尔……

后来得知,他为了达到“中止合作”的目的,当时说的话很多都是虚构的,如:学校要收回场地;以后不再搞经营活动;他已一次给校方付了20万包场费;过几天他夫人又要开始工作等等,目的无非是想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8月21日上午,他又从山东济南打来电话对我说:“姜佰君,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家,有事和我的律师刘忠谈,我已给他书面授权……”可我们在上次面谈时你却说,他现在还没有给你正式的文字授权。相对而言我是相信你不会说假话的,现在的情况你也清楚,无论公司有什么事情,商业合作也好,奥运活动也罢,他统统不予理睬(你对我说,他现在的态度是“补偿一分不给、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昨天美国的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08北京奥运会美国的正式授权转播电视台的蒋晓真女士第四次打电话给我,再次提出要求采访庄则栋,有关具体采访提纲已在10天前传过来。我认为接受与配合NBC的采访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未来的商业价值上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不仅仅是庄则栋个人的事,也反映出我们国人的素质和对奥运的态度。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留门条视为骚扰,耐人寻味的是,他现在到处打电话给合作的知情人,包括他曾私下合作方,不让他们对我(或我委托的律师)透露关于他的任何事情,也许他觉得自己“走穴”太多了,需要好好安排一下,以免“节外生枝”。

说假话的人一定有惊人的记忆力,否则同样一件事,你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的地点问过三次以上,说假话人的回答就会前后矛盾、漏洞百出,而且常说假话的人,大多以为自己是世上最聪明的人,但有时为了“自圆其说”往往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大局出发、耐心细致、委曲求全”地与其协商,就我个人而言,并不主张启用法程序来解决我们的纠纷,除非是“逼上梁山”。我们立足用我们“真诚态度”与“妥协行动”来感动他。2007年3月下旬,我通过关系,在新浪网上为庄则栋申请了(http://blog.sina.com.cn/zhuangzedong)“名人博客”。并对他说明了“名人开博”作用与意义。他当时说“那你们就搞吧,我也不懂这些。后来由于他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了一些我个人认为不应该说的话,为了规避政治风险,为他代笔写了一篇《我对路透社记者如是说》的博文,由于庄则栋在外地,我还要将这篇文章抢先发表路透社的前面,所以事先没有与他商榷就以他的名子放到了“名人博客”上,也许是新浪的编辑觉得内容有价值,就把这篇文章放到了新泿的首页上,题目改为“庄则栋为什么坚持不出国”。

    出乎意料的是,我用40分钟完成的《我对路透社记者如是说》的博文,竟然给庄则栋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当日点击量达40多万,各地球逑的电话打个不停。可悲B的是,庄则栋在5月10日自己又重新开博客并发表了“郑重声明”。大意是说庄则栋的博客“除此一家、别无分店”。令人质疑的是,庄(装)不懂还是真不懂,按《庄则栋独家委托合同》规定,他的名人资产早已“名花有主”,他已没有权力再次开博或用自己的名人效应来进行商业活动,6月28日,庄则栋又委托一个姓蒋的律师,到新浪网找到主管领导,以自己没有给别人授权为名,将那个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名人博客”屏蔽。新浪的有关领导并不知道我与庄则栋签署了《庄则栋独家委托合同》的合作协议,他们只是觉得在新浪上开博从微观上说应该有本人的授权才属合法,这件事与新浪没有任何责任。

坦率地说,在我与庄则栋合作的问题上,有很多人,甚至有些人是素不相识,如上海的沙际泰先生等人曾打电话对我说:“庄则栋到底有多少经纪人,你真是他的经纪人吗……”公司按《庄则栋按品牌策划方案》在完成前期品牌运作,就要进行具体的市场运作,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我们没有按《庄则栋独家委托合同》条款对庄则进行严格约束,而是从人文的角度给了他本人很大的自由空间,所以一旦我们向他提出要遵守合同时,他就不习惯了、受不了,并错误地认为我们此前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做的还很不到位。

你是一个明智的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我开始向庄则栋推荐你时,也是出于对你的信任,即便在我们沟通过程中有一些误解也是事出有因,理性地说你已在客观上给庄则栋帮了很大的忙,不仅是给他赢得了获取财富的时间,同时给庄则栋的违约行为带来有恃无恐的心理支持,我很理解你所处的位置及前期的苦心。有些事情你可能不太清楚,比如在合作前,我问到北京大钟寺“庄则栋国际乒乓球俱乐部”的情况,他说“我现在是为学校打工,学校每个月给我二、三千元钱”。对于外地以他名子命名的学校及具体的合作方式,他从来也没有和我说过。

关于下一步合作的问题,根据他以往的合作态度与价值观念,加之他现在对我们采取“不配合”态度,即使我们费了很大的努力使他回到“原点”,在具体运作时,如果他还不积极配合工作,届时我担心你会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当然由你出面“担保”他能配合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也可以考虑重新合作的问题,但合作一定要符合实际,新公司一次注册1000万不太现实;新公司的启动资金和过度时期的资金由谁来负责解决;“网站博客”谁来管理;此间对外合作由谁具体负责等等,这些都是重新合作时所面临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庄则栋的违约行为,现导致公司处于资金危困局面,我们已无力再为新公司注入资金。如果你愿意,我建议由你或由你推荐别人来收购我现在这个公司(主要转让《庄则栋独家委托合同》,只需一次性向我们支付前期公司投入的成本即可。

如果你们同意并就有关具体事宜达成一致后,我可以给你们“打工”,只要你们能说服庄则栋先生积极配合工作,我对自己的策划与运筹能力还是信心满满的,如能保证“统一出牌”,我认为就这个品牌是大有前途的,每年获利几百万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影视”与“基金”两个项目运作好的话还会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前期我翻阅了一些世界大师们关于《品牌运作》和《资本运作》的资料,对有关“名人品牌”具体运作与宏观“战略掌控”方面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无论是否继续合作,有一个问题我现在要向你提出,就是去年在《庄则栋按品牌策划方案》的框架下,在图书出版项目上,他又亲笔签署了二个授权给我,一个是关于再版《闯与创》的书;另一个是关于出版《庄则栋见证乒乓外交》的书(暂定名),希望通过你的协调让他遵守承诺并为自己的授权负责到底。

再版《闯与创》的起因是这样的:去年他私下与别人合作,通过“地下印厂”印刷了《闯与创》并到处签售,当我发现这本书不是正规出版社出版时,就对他说“庄老,这是非法出版物不能再卖了,你是一个名人,怎么能卖黑书(我担心继续下去,会把我们的品牌搞砸),让我来想办法让它正式再版。”他说“可能不行了,原来的出版社(了望出版社)都没了,另一个作者钮琛同志也死了”。我说“那没关系,我来想办法”。后来我通过关系找五、六家出版社,人家一听说是庄则栋的书,都“望而却步”并拿出“上峰”的文件给我看,说明不能出版的理由,后来我终于说服了一个朋友所在的出版社,现在已通过了“社长办公会议决定”同意出版,我听到这一消息时很高兴,现在可以在正规的出版社再版《闯与创》。这个事情上次见面时我已与你说过,这需要庄则栋的积极配合,当然该书的出版对我们的品牌扩张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出版《庄则栋见证乒乓外交》(暂定名)起因是这样的:我认为“乒乓外交”这一历史事件,将在2008奥运期间达到一个巅峰状态,无论从政治氛围、商业角度、品牌效应等都是一个极好的机遇,所以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工作,让庄则栋签署了这个授权,并还找到了一个令他满意的作者代笔,这个作者的双亲还与庄的父亲交往甚密,他们在第一次见面时谈的很融洽,我也借机请一些朋友聚一聚,这些人中有为我们做电视广告的顾问朱克嘉老师,有我们长期合作的刘贤平律师,还有老干部局的有关领导,记得用餐时还有庄老的两个外国朋友赶来助兴。《庄则栋见证乒乓外交》(暂定名)一书是我通过关系与华夏出版社签约并准备出版,前期也是做了很多的铺垫工作,可后来这个作者写到一半就说什么也不写了。究其原因,就我个人对他而言,又是送名酒又是送好书,出版时还有丰厚的稿费给他等,根本没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也可能是因为在一次相聚中,他向庄老要一个签名的球拍而遭拒绝伤了自尊所致,至于还是其它什么别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我现在都搞不懂他为什么坚决不写了。由于该书我们与出版社和作者都签了合同,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是我们违约没有按时交稿;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是作者违约没有按时完稿。通过多方而大量的工作,出版社总算没有把我们送到被告席上,但我现在还是要出版这本书,因为前期我们已投入一定的成本,所有的准备工作与有关资料我们都完成了。

坦率地说,对于继续合作,我现在是心灰意冷,我的满腔热血已被化成一盆冰水,我现在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许我的能力有限,更多的是担心这个品牌贻误在我的手上,与其苦苦的纠缠还不如友好的松手,撤出后我可能还会继续关注和维护这个品牌,因为他曾经是我夕阳中的一个梦,一个非常美丽的梦;因为他毕竟是我桑榆中的一朵花,一朵金色耀眼的花……在此我想到,将来我会为庄则栋先生写上一篇弥漫真情与充满感激的悼文,因为他是一个时代孵化的枭雄;他是一场政治斗争的祭品;他是一座体育丰碑的缩影;他是一个值得怜悯的老人……请千万不要误会,我绝对没有诅咒他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衷心地祝愿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并以此虔诚的祈祷。

我是一个很笨拙的“商人”,所以一直视别人比自己聪明,在处理问题和与人交往上从不敢懈怠,更不敢乱“忽悠”,对所接触的人和事总是客观地分析、实事求是、理性对待、灵活掌握。为此就“中止合作”的“补偿”与“赔偿”提出具体意见,供你参考和与庄老商榷,希望能在9月18前给我一个确切的回复。

一、“补偿”方面:根据投入成本,经过慎重考虑,本着“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原则,补偿额度总计为一次性XXX万人民币,即三年以来的费用包括:品牌策划、品牌推广、媒体宣传、资源占用、办公租房、人员工资、网站建设等所有前期款项。

二、“赔偿”方面:根据直接损失,经过慎重考虑,本着“着眼未来、以和为贵”的原则,补偿额度总计为一次XXX万元人民币。

顺祝秋安!

姜佰君

2007/9/1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tsinghua.edu.cn> 收件人: "friends" <59?~LIST~?@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15 18:46:2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格林斯潘批判布什背离共和党经济政策传统 

格林斯潘批评布什的财政政策

Fed’s Ex-Chief Attacks Bush on Fiscal Role 

美国纽约时报文章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5, 2007,

By EDMUND L. ANDREWS and DAVID E. SANGER

WASHINGTON, Sept. 14 — Alan Greenspan, who was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for nearly two decades, in a long-awaited memoir, is harshly critical of President Bush,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and the Republican-controlled Congress, as abandoning their party’s principles on spending and deficits.

In the 500-page book, “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Mr. Greenspan describe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s so captive to its own political operation that it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fiscal discipline, and he described Mr. Bush’s first two Treasury secretaries, Paul H. O’Neill and John W. Snow, as essentially powerless. 

Mr. Bush, he writes, was never willing to contain spending or veto bills that drove the country into deeper and deeper deficits, as Congress abandoned rules that required that the cost of tax cuts be offset by savings elsewhere. “The Republicans in Congress lost their way,” writes Mr. Greenspan, a self-described “libertarian Republican.” 

“They swapped principle for power. They ended up with neither. They deserved to lose” in the 2006 election, when they lost control of the House and Senate. 

As officials leav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criticism of this White House: Disenchanted hawks are writing that Mr. Bush has abandoned the certainties of the first term and taken too soft a line on North Korea and Iran;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spectrum, former officials are telling tales about how the administration bent rules on torture or domestic spying. 

But Mr. Greenspan, now 81, is in a different class, by dint of his fame, his economic authority and his service across party lines. His critiques are likely to have more resonance among Mr. Bush’s base.

His book was provided to The New York Times by his publisher, Penguin Press, under an agreement that nothing would be reported until its publication date, on Monday. Bu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aying it had purchased a copy from a retailer, published excerpts on its Web site on Friday night, freeing other news organizations to do the same. 

Much of the book concerns Mr. Greenspan’s reflections on marke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media’s fascination with the thickness of his briefcase on the way to meetings of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which sets interest rates. 

He praises President Bush for letting the Fed stay independent of political pressure, saying he was scrupulous in not trying to interfere with monetary policy — which he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pressure exerted by his father, George H. W. Bush, in the early 1990s. For years, the first President Bush has blamed Mr. Greenspan for contributing to his defeat in 1992 by failing to prevent a recession by cutting interest rates.

Of the presidents he worked with, Mr. Greenspan reserves his highest praise for Bill Clinton, whom he described in his book as a sponge for economic data who maintained “a consistent, disciplined focus on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It was a presidency marred by the Monica Lewinsky scandal, he writes, but he fondly describes his alliance with two of Mr. Clinton’s Treasury secretaries, Robert E. Rubin and Lawrence H. Summers, in battling financial cris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n Asia. 

By contrast, Mr. Greenspan paints a picture of Mr. Bush as a man driven more by ideology and the desire to fulfill campaign promises made in 2000, incurious about the effects of his economic policy, and an administration incapable of executing policy. 

The White House is clearly not eager to get into a public argument with Mr. Greenspan, whom President Bush reappointed to a fifth term in May 2004. But they pushed back at Mr. Greenspan’s central themes.

“The Republican leadership in the House and Senate kept to our top number,” Tony Fratto, a White House spokesman, said. Veto threats worked, he said, to keep spending within caps set by the White House. “We’re not going to apologize for standing up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fighting terror.” 

Mr. Greenspan described his own emotional journey in dealing with Mr. Bush, from an initial elation about the return of his old friends from the Ford White House — including Mr. Cheney and Donald H. Rumsfeld, secretary of defense — to astonishment and then disappointment at how much they had changed.

“I indulged in a bit of fantasy, envisioning this as the government that might have existed had Gerald Ford garnered the extra 1 percent of the vote he’d needed to edge past Jimmy Carter,” Mr. Greenspan writes in his memoir. “I thought we had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advance the ideals of effective, fiscally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free markets.”

Instead, Mr. Greenspan continued, “I was soon to see my old friends veer off in unexpected directions.” He expected Mr. Bush to veto spending bills, he writes, but was told that the president believed he could control J. Dennis Hastert of Illinois, the Republican speaker of the House, better by signing them. 

“My friend,” he writes of Mr. O’Neill, “soon found himself to be the odd man out; much to my disappointment,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remained firmly in the hands of the White House staff.” 

He was clearly referring to the political team led by Karl Rove at the White House. Mr. Rove was a neighbor of Mr. Greenspan in a leafy enclave near the Potomac River, but the two men almost never had a conversation. 

In responding to Mr. Greenspan, Mr. Fratto of the White House disputed the accusation that Mr. O’Neill’s economic arguments were ignored. “Just because you don’t carry the day doesn’t mean your views weren’t considered,” Mr. Fratto said.

Though Mr. Greenspan does not admit he made a mistake, he shows remorse about how Republicans jumped on his endorsement of the 2001 tax cuts to push through unconditional cuts without any safeguards against surprises. He recounts how Mr. Rubin and Senator Kent Conrad, Democrat of North Dakota, begged him to hold off on an endorsement because of how it would be perceived.

“It turned out that Conrad and Rubin were right,” he acknowledges glumly. He says Republican leaders in Congress made a grievous error in spending whatever it took to ensure a permanent Republican majority. 

Mr. Greenspan has critics as well, and they are likely to weigh in as soon as the book is published. Though he publicly disagreed with Mr. Bush’s supply-side approach to tax cuts, urging Congress to offset the cost with savings elsewhere, he refrained from public criticism that could have shifted the debate. His willingness to criticize now, 18 months after leaving office, may open him to the accusation of failing to speak out when it could have affected policy. 

Today, Mr. Greenspan is indignant and chagrined about his role in the Bush tax cuts. “I’d have given the same testimony if Al Gore had been president,” he writes, complaining that his words had been distorted by supporters and opponents of the cuts. 

Mr. Greenspan, of course, had been the ultimate Washington insider for years, and knew full well that politicians cited his words selectively to suit their agendas. He was also legendary for ducking delicate issues by, as he once said, “mumbling with great incoherence.”

Mr. Greenspan’s memoir describes at some length the monetary policies that many economists say fostered the extraordinary economic boom of the 1990s. In what is widely regarded as a brilliant insight, Mr. Greenspan became convinced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grow faster than generally thought because productivity was climbing much faster than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implied. 

Mr. Greenspan writes briefly about what may become a more troubling legacy, the housing bubble, and now the bust, that was fueled by low interest rates and risky mortgages in the last six years.

Some economists argue that Mr. Greenspan deserves considerable blame, because the Fed slashed interest rates to rock-bottom lows and kept them there for three years after the stock market collapse and the recession in 2001.

The Fed was “a prime culprit in creating the crisis,” wrote Steve Forbes, publisher of Forbes magazine, in a just-published commentary. But other economists, including critics of Mr. Greenspan, say the housing bubble resulted from much broader forces, including a dramatic drop of interest rates around the world and an explosion of mortgages that required no money down, no income verification and deceptively low initial teaser rates.

Mr. Greenspan generically defends the Fed’s action, writing: “I believed then, as now, that the benefits of broadened home ownership are worth the risk.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so critical to a market economy, requires a critical mass of owners to sustain political support.”

The book appears in stores on Monday, the day before the Fed is expected to lower interest rates in an effort to prevent the collapsing housing market from taking the rest of the economy down with it.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16 06:59:3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北京流行“包厢革命” 

施晓渝 

2007-09-15 

    最近,我去了趟北京,参加了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基本上都是在茶楼和饭店的包厢里进行的,主要是探讨争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我把这类活动称之为“包厢革命”。之所以我这么说,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参于讨论的人都认为我国面临着一个文化理论革命的大问题。

    中国人活得很苦,从粉碎四人帮起,人们在短暂的兴奋后又转入迷茫。我记得我在大学时80年有个叫潘晓提出来的,人活着到底该,或是为了什么?之后又有了个“精神污染运动”(该词取于邓小平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反精神污染运动是从反伤痕文学,反奇装异服开始的,如批白桦的“苦恋”,最终主要是批周杨的一篇讲人道,讲异化的文章,周杨主要是讲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异化。后来有发展到社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在这时邓小平提出了“不争伦”的要求。但邓小平的要求不能拒制争论的存在,以致于后来发展成自由化运动和反自由化运动,直至89风暴。但89之后也只扼止了民间的文化争论,并不能扼制党内的政治斗争的争论,对89是深批还是化解的争论很激烈。89一边倒的现象造成了党内一大批干部要纠自由化的错,清自由化的根,乃至要清算所有受过自由化思想影响过的人。邓小平一看不行了,又恢复到了文革中出现过的,“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挖根子”的运动模式了,就急急忙忙搞了南巡,出了南巡讲话,说大家还是埋头搞钱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开始当官的还不接受,想不通还反对,但如张春桥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特别是朱熔基搞的一套只给公务员加薪,官员的物质特权化,还有厂长责任制,承包制以及后来的产权改革,改去改来,总是当官的获利。当官的就再不反对了,而且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肆意发挥改革,篡改经济建设中心。说穿了就是“当官的,变着戏法捞钱吧!”,成了所谓的”蒙古元朝化改革“。什么叫蒙古元朝化改革?就是那个时侯地方官没有俸禄,衙门也没经费,要用钱当官的就得自己想办法,大家都玩命的弄钱,交够了上面的份额,留下的就是自己的了。自此中国元气大伤,虽然钱多了,但没有规则了。

    胡锦涛(含温家宝)把这些问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上台后马上提出了要把我国搞成,变成和偕社会,要纠正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中的错误(见五中全会决议)。通过纠错达到和偕。左派右派中间派(民间的)都对胡锦涛的思想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但很快,党内的另一些最高领导人马上把胡锦涛的思想宣讲成为:”我国已是和偕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小康社会是和偕社会之本,把胡锦涛有关纠错的思想掩盖了。于是官方的争论暂时停止,但官方的争论却影响到了民间,一时间民间的争论就开始了,典型的有2002年的朗顾之争,郎顾之争调动了人民在民间,网络上的争论热情,直到现在,种种座谈会,讲座,特别是三五成群,七八结伙的私下讨论,方兴未艾。这种讨论当然是以精英们在包厢里的讨论为主导,人人都想邀约精英们在包厢里面对面的谈,所以我说是包厢革命。

    一场包厢革命正在影响乃至今后会改变中国。包厢革命实质上是中国近三十年发展的文化补课。不是有人说中国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吗?实际上邓小平也是这样在走的。虽然你不争论,不吭气的实际上在这么走,但要让人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不行的,人民受了几十年的教育,还有直接利益相关,能不争论吗?

    社会主义搞了三十年,一下走到了资本主义,更准确的说是原始资本主义,那么多人的利益受损,能不争论吗?所谓历史的长网,疏而不漏,人们的社会意识没有缺口。理论文化这课,官方不补,民间也得补的,所谓事出得有因嘛!现在北京兴起了包厢革命,也会影响全国,人们已不满足于网上的虚拟交流了。所有的问题,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等等等等,人们都得争清楚,想要形成共识,没有共识,相互认知,相对承认也行。北京的包厢革命的兴起,或许就是很多人说过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了吧!历史可以暂时压抑人们的热情,却不能永远压抑人们的热情,请统治者用理性疏导的办法来看待对待中国兴起的“包厢革命”吧! 

 

发件人:"投稿---田忠国" <tzg59388@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13 17:02:5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来自投稿---田忠国的邮件 

大肆鼓吹丛林法则的中国企业管理

----由翟玉忠先生“TCL,我为你哭泣!”一文想到的

田忠国

    中国的企业凭什么同国外企业拼个输赢?凭价格?还是凭质量?如果仅仅凭价格而质量毫无保障,买来的产品像翟先生买“TCL”电脑一样的垃圾,中国的企业真的就能打赢占领无形空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空间,我称之无形空间)这场战争?有人可能为“TCL”叫屈,说那不过是个案,不一定台台电脑都那样,真的会台台电脑不会那样么?请看“TCL”的管理方式:“。没想到,就在我拿出三包凭证更换序列号时,神州海天的工程师竟然说不用换了,他把原来电脑的序列号“烤”在这台新电脑上就行了。我说产品序列号是产品的身份证,哪能换?换了序列号TCL公司就永远不可能跟进这台电脑的质量了,但TCL电脑的一级经销商最后竟那样作了!”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叫“产品质量是个流程管理问题”,文章不长,发在新华网、人民网、中国善网的上了,不知哪些搞管理的先生们读过没有。在那篇文章中,我对有些政府官员强烈的民族情感提出了严肃批评,因为在产品质量上,我们不需要民族情感,而是需要世界情感,世界精神,世界情怀,世界管理文化。

    什么是世界情感呢?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我至亲至爱的父老姐妹,都是我至亲至爱的兄弟,每一件产品,都应该是精品,因为,他们接受我的产品时,就为我的企业贡献了一份生命之源,我应该深深的向他们感恩,并以自己更大更真的精诚为其服务。什么是世界精神呢?本着宇宙生生不息的功能精神,自强不息,优中求优。什么叫世界情怀呢?世界上的每一个有形的市场空间,都是我眼前的一张小小的平面图,我也让我的产品在所有的平面图上的有形空间占居一席之地。最后一个,什么叫世界管理文化呢?你千万不要以为西方先进的管理文化就是世界管理文化,而是你创造出的世界一流的管理文化才是真正的世界级的管理文化。

中国人有没有能力创造世界一流的管理文化呢?

我的回答是有。因为中国几千年前就有易经。易经是个什么东西呢?你可能以为它不过是个算卦的东西,如果这样我不得不说,先生你错了,你对易经太不了解了,太无知了。你也可能以为易经是个哲学的书,这话对了一点,但也不完全对。易经到底是什么呢?下面我就回答这个问题,易经是本流程管理的书,而且它还以流程模型的方式,为所有中国人提供了流程管理模型。你可能会说,我怎么就看不到你说的东东?你所以看不到那些东东,不是易经没有哪些东东,而是你先验的观念遮蔽了你聪慧的眼睛。

在易经中,一种是简单的流程化管理模型,一种是复杂的流程管理模型,前一种是从采购源到生产地,再到销售到为客户服务的流程化管理方式,后一种就是所谓的“业务流程再造”,企业流程再造的关键点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信息流在生产与市场间同步互动,一个是时间与空间的计划书,也就是说,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计划,使生产与市场呈现一种零时间和零空间状态。你可能以为时间和空间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没有人能消灭时间和空间,但事实是,时间和空间,通过人类的智慧的安排,完全可以做零度空间和零度时间,彻底改变你的企业的竞争环境。说到此处,有人可能说易经上一句这样的话都没有,是你编出来的,这很对,易经就是那样的一本书,所有的智慧不在文字之中而在卦画深处。

中国怎么创造一流的管理文化?

系统流程化、流程制度化、制度行为化。一个企业做到这三点,你的企业就拿到了通向世界一流企业(当然,这需要一流人才的设计)的通行证。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任何企业从采购到生产到销售到客户服务,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体系。二、在这个系统体系中,都有其内的流程运行图。三、在这个流程过程中,都应该明确的责任和标准,并应以制度的方式固化成牢不可破的防止出偏的防线。

制度行为比较难以做到,这就需要,一、企业文化精神的培育。没有强大精神动力的企业,如果放在竞争的大格局中,活着也是死了,因为,它是一个空壳,一具干尸。二、平等的无障碍交流。没有平等,就没有无障碍交流。三、民主心态、民主精神、民主思维的强化训练。坚决剔除新右派或者叫新自由主义的丛林思想对合作精神、平等意识的破坏,坚决剔除等级观念对创造创新力的扼杀,融合毛泽东的无私无畏、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创业精神。四、改变过去以生产量为激励的首要条件,为以产品质量、合作精神、平等民主的交流(交流旨在看效果,不看交流次数)和产品数量,为考评的标准。如果以上考评分数为九十的话,产品数量只占十分。当然,我是指产品数量标准超出的部分。

这些工作做好了,我们企业的竞争力就大大提升了。因为,我们的产品质量随着管理水平的提高,一定能够达到世界一流。到那时,还用得着薄西来部长和人家打口水仗么?所以,我一直以为,和人家打口水仗,不如转过身来狠狠抓自己管理水平的提高。

有人可能以为,中国人的素质差,根本达不到那种管理水平。对于这种论调,我不得不说,是管理者的素质差,而不是员工的素质差。记得2006年6月,我和朋友在广州的一家西餐馆吃饭,吃完饭发现从朋友点菜到结束,一张小纸(跟单)上,从点菜(几点几分几、接单人),到菜下锅(几点几分,厨师是谁),到菜出锅(几点几分),到菜上桌(几点几分,送菜人),全程跟踪。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那家德国人开的餐馆,除老板是德国人外,全体工作人员全是中国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中国人的素质差?如果说中国人的素质差,那不是老百姓的素质差,而是管理人员的素质差。

吃完饭之后,我边看那张写得密密麻麻小字的跟单了哭了,我为中国的企业而哭泣。当时朋友问我为什么哭,我告诉朋友,为中国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朋友说我无聊,说我看不到事实真像,因为中国企业的员工素质太差了,我大怒之下,拍案而起,把那张小小的跟单恶狠狠的摔到他脸上扬长而去。

最后,我想说的还是那句话,中国的产品质量问题不是产品质量本身的问题,而是个管理问题,是个管理者的素质问题。对待中国产品质量问题,请中国的官员们不要面向外边,而是既向外又向内,重点提高管理者的素质。管理者的素质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最后一句话是:丛林经济学派的鼓吹者,是中国经济、中国管理的最大破坏者。而那些以鼓吹丛林法则的培训师们,自以为是的是在做提高管理水平的工作,而实则在做破坏中国企业管理的工作。中国企业必融合毛泽东思想,才能打造出世界一流的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胡伟武先生的实践成果告诉了我们)。

2007-9-13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10 14:40:4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先吓你们一下!!( 物业税准备出台了) 

物业税准备出台了!

    物业税准备出台了!10月底将完成具体方案.介绍一下物业税的威力你就明白了。下面介绍一下物业税的威力!

1、物业税每年都征收,每次征收房子价款总额的0.5--3%.注意,是每年都征收一次,而不是征收一次后,以后不再征收.
2、房子每年进行一次评估,房子增殖了,每年征收的物业税跟着提高。
3、实行累进制。一个人购的房产越多,税率越高。房子闲置在那里也要交税。
4、开征物业税后,买房容易养房难。

征收物业税的后果:

1、投资房地产的人赚不到钱,还不如投资其他行业,这样,一些投资买房的人会退出房地产市场。专家估计,这类人占购房人数的20%多。这些人退出后,房地产供求关系会发生重大改变。
2、房地产商空置的房子急着卖出,而不象现在这样空在那里也不卖等着增值。物业税太高了,是累进税,空置会让开发商得不偿失!
3、大量二手房抛售,冲击房地产市场价格。因为物业税太高了,又实行累进制。若一个人拥有三套或三套以上住房,会交不起税或得不偿失,还不如卖掉。若拥有两套房,也会交很多物业税。
4、物业税的目标:使每个人都有住房,但每个人又不能多占有住房。

    基于以上原因,物业税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房地产开发商头顶。"不是今年开征,明年也会征",一位开发商悲观地认为。今年两会上财政预算报告表示要"研究开征物业税的实施方案"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房地产开发商头顶,而政府工作报告中已将"加强房价监管和调控,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保持合理的价格水平"等纳入2007年工作部署中。

    "不是今年开征,明年也会征",一位开发商悲观地认为。而消息人士却透露,国税总局已在几个城市做过"空转"――模拟试点,但其中还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进一步完善,今年有可能在部分地区或城市"实转"――征收试点。物业税成"达摩克利斯之剑""从'抑制房价'的表态到'研究开征物业税'的措施,这明显地释放出了政府将继续加强房地产业进行调控的信号。"从事房地产业的全国政协委员、江西民生集团董事长王翔向新华社记者表示。

    第一套免税90个平方,超出部分开始收税,从第二套开始,征收重税.房子越多,税率越高.对只有一套小房的普通老百姓影响不大.(免税)但对有一套大房(140平方以上)或多套房的影响很大.

 

发件人:<lixiang@asiamail.com> 收件人: <marxism-thaxis@lists.econ.utah.edu> 抄送:<revolutionary37812@163.com>, <sjgczy@163.com>发送时间:2007-09-12 12:07:4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eturn to Marx 

回归马克思

理想

A "leftist" is often a Leninist and follow Stalin and Mao's popularized(vulgarized?) textbooks,whose ideology is learned from, or found in at least, the CCP's middle school textbooks!

But we live in a era after Hans Georg Gadamer and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Lenin's philosophy differs from Marx,notice this? So on philosophy ,we should return to Marx!

Fundamentally,we look foward to ensure human being's sustainable interests ,not only some elite's but also the mass's.Capitalism, capital-centered system can not serve human being's interests well.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of USA is an example. Lack of vigilantness will put the world in danger.That is why we want to replace capitalism.

The wolrd is changing endlessly.Nobody can tell the future for a long time while he can raise his answers to problems of his time.Fortunetelling can bring what? How far off is the next ice age? It will come too early due to the use of glass-house gas energy? People 100 year ago have this problem?

The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objective?I think social development is, and just is, the products of aspirations, consequence of ,and context for,the struggles of people ,and the analyses, perspectives, strategies ,programs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ltogether, social development has no laws although you can find laws say,at the level of political scienc, history and strategics etc.Social development,radical or gradual,depends on improvement of knowledge of persons involved.

Social revolution is a conscious act? I think it is an "aspiring act". We act on our hope(wish) ,but not on apocalypse of some God. A better world is a matter of belief ,but not of faith.Our world ,though, probably becomes better and better , which makes us happy.

So we oppose history determinism.The "Scientic Socialism" is comfortable but transitory,will end up with abandoning like Stalinism or guessing like Maoism.

Why Leninism,Stalinism and Maoism are history determinism?One is they were in unadvanced countries,Russia and China,where emperors were thrown down not long before.Another is they were politicians.Where the emperors always showed their servile people an absolutism,they had to or tried to be so too.

We look upon and evaluate Leninism at the viewpoint of act.Speaking of philosophy and some other fundamental doctrines,Trotskyism is the same as Leninism ,or a variation of Leninism.

In any case,hitherto ,socialism means ending of capitalism,but not of history.Socialism,a historic movement,is a tentative solution to problems of capitalism, based on the current knowledge of people. The world changed,the socialists's equations should change too.

"The working class",say ,consists mainly people who do manual or industrial labor some time ago.But it is more intellectual now.

Socialism is the direction,but tentative.An aspiration ,a direction, can hold all details? Only God can do this! Don't refuse any clear and immediate act but take socialism as a praxis in a whole.

How to implement public property is tentative? Many details is pending? Many hypotheses prove naive?

Another thing,”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s impossible,ignorant or dishonest ,because peoples around the world communicate more and more, characteristics of a nation are in the unified global coordinates,isolation is impossible.

It is a socialist movement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that can sublate Bush and Sarkozy's system.

The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 a purified model of an anarchical capitalism before 1900,is a criticism ,only against something some time ago. Capitalism today is much more complex.Prices are determined not only by competition but also poltical,ecological and alike factors. Privileges don't include economic equalities only.

When it comes to China,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China is essential,uhm? For example,should Mao be blamed? If there were no working class at all,with the same attitude as those in German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they were peasants while they worked in factories,it is natural that Mao practised as an emperor?

Especially,don't take China today as capitalism.It is an officialdom-economy.And the mass think differently from westerners to some extent,lacking modernity.Pay attention to this Chinese characteristic.

It is hard to guess the progress of politics in China.China will probably get a better capitalism after the inevitable reuniting.

It is too early to detail a stratage.First,freedom of speaking...then free ecletion...then the technical part of changing the current system.

For more theoretics, read "Marx's philosophy as the hermeneutics ofprax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m by Yu Wujin,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Fudan University .

发件人:<lixiang@asiamail.com> 收件人: <marxism-thaxis@lists.econ.utah.edu> 抄送:<revolutionary37812@163.com>, <sjgczy@163.com>发送时间:2007-09-14 17:57:2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Wen Jiabao resign for inflation!

中国应对通货膨胀

理想

http://www.petitionspot.com/petitions/WenJiabaoresign

The official figures said that since August 2006, the Beijing market rising oil price shocks. Entered in November, the prices of rice, flour, vegetables and non-staple food have risen in varying degrees. The report said that it is international soybean market prices upward that lead edible oil prices rising. However, rice and flour's prices rise too, 25 kilograms of flour loaded strong increase of 12%, 500 grams of rice rose by 6 cents. As we know,in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ll prices of necessities such as grain and oil rose once, and continued for more than a month, flour and oil had an increase of 10% and 20%, respectively.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rose 6.5 pct year-on-year in August 2007, bringing inflation to its highest single-month level since December 1996,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said.

Chief daily necessities's prices rising, the people must spend more to maintain their daily lives. Daily necessities hike further intensified, people's purchasing power declines further, the domestic market reduces further, production capacity excesses further, sales difficulties further. A spiral of rising prices and the overall price hikes lead to economic crisis,which is a increasing danger.

Today, China's problem lies in the CPC privileged group's spontaneous disintegration. Its members will no longer take into account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the group, use its power and resources as possible in their own financial gain. For example, LUNENG Power Group worth 60 billion yuan is even bought at some 3 billion. Its members use all opportunities, including conniving with international floating capital, make a profit in housing prices bidden up so high like fishing in troubled waters!

With such avaricious and undisciplined men in power, in recent years, financial income and revenue of enterprises of bureaucrats and their pricellings increased more than 10 times farcically. Their money increased more than 10 times farcically . These currencies had not manifested in the commodity market, but manifested as the asset price inflation Now the prices of goods and services seems to rise inevitably.

Both the CCP and the mass need a more competent expert as premier,rather than a commissar like Wen Jiabao. Another Zhu Rongji is needed to overcome the jeopardy.

But the CCP are all corrupt and will muddle along ,even into a collapse.We wow "Wen Jiabao resign"!

 

发件人:"中山郭王" <wangdao1949@yahoo.com.cn> 收件人: "大军观察"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12 16:11:1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群众来信 

美国“弹压台独”背后的战略意图

郭 海 强

随着08年台湾大选及北京奥运的日益临近,台海两岸局势一如人们所预料那样日渐紧张起来。早在今年1月中旬,中国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杨毅即对外表示,2007年是反对台独、维护台海和平的关键年;台湾当局通过宪改谋求台湾法理独立的活动将要进入实质阶段,两岸关系将面临严峻挑战。果然,6月中旬以来,陈水扁及民进党方面操弄“入联公投”呈现愈演愈烈之势。除了循例鼓动其“邦交国”向联大递交“台湾入联提案”外,陈水扁还玩出了直接就“入联”一再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及本届联大主席、并在联合国总部周边大打“入联广告攻势”的新花样。在8月下旬“过境”美国时,陈水扁甚至在胸前贴着“入联公投”贴纸接见美国代表,不啻于公然挑战美国当局。另一方面,民进党主席游锡堃在8月初抛出带有“急独”色彩的“正常国家决议文草案”并放言,只要公投有六成以上民众“支持台湾独立”,就能改变国际舆论,各国就会承认台湾独立,力图以所谓“民主价值观”来堵美国的嘴。

陈水扁及民进党方面操弄“入联公投”的政治目的可谓路人皆知:对内是通过炒作各类公投“绑架”岛内民意,以此达成明年赢得大选继续执政的目标;对外是抓住大陆政府软肋“绑架”北京奥运,以此突破大陆底线实现法理台独的“美梦”。但耐人寻味的是,历来面对美国“太上皇”均不得不俯首帖耳的陈水扁这次就像是“铁了心”,对美国的多次警告置若罔闻,仍然不断高调炒作“入联公投”,大有不顾一切地蛮干下去的势头,个中原因何在?其实,如果只是为了胜选,自有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去操心,陈水扁根本不必如此赤膊上阵却为他人作嫁。笔者推而论之,陈水扁现年不到六十,他是要利用北京奥运这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在已经所余无多的任期内放手一搏,以“不成功便成仁”的“悲情英雄”姿态为台独打拚,既可藉此扭转去年国务机要费等一系列贪腐弊案的劣势,同时大为加强其在民进党内的政治权威,希图进而延续未来的政治生命(架空谢长廷自己当“慈禧太后”)。此外,今年5月底6月初,李登辉于前往日本“旅游”期间首次举行了演讲会和记者招待会并参拜靖国神社,公然宣称“主张台湾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国家,对一个台湾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见日本《朝日新闻》6月10日有关报道)。这是台湾政治人物(不论现任或离任)首次在日本国内公开发表台独言论,日本右翼势力对此“大加赞赏”。此举无异于一支强心剂,自然令陈水扁鼓足了“对抗中美闹台独”的底气。

面对陈水扁不断冲撞台海和平“红线”的各种挑衅行动,中美两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均作出了态度强硬的反击。6月18日,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官员在答记者问时强调,美国反对任何设计作为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动,包括“入联公投”,敦促陈水扁摒弃此一公投提议。8月中旬,美国“史无前例”地强硬拒绝陈水扁“出访”中美洲时“过境”本土,往返均只能在阿拉斯加州作“技术性加油短暂停留”。 8月27日,美国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主动联系香港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并以台湾“入联”专访的形式明白宣示美国立场,“我们反对这类公投主张,因为我们将此举视为台湾迈向宣布独立的一步,也朝向改变台海现状”。其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韦德宁在白宫简报会上公开表示,加入联合国须以国家为成员身份,“台湾或中华民国此刻在国际社会中都不是一个国家”。上述美方的有关表态显示,美国在两岸关系方面针对台湾当局的政治姿态已从多年来的“呵护有加”及“明骂暗帮”,发展至今天毫不掩饰的羞辱和指责;从以往扮演“公正”的平衡角色转变为今天认同由大陆方面定义的“台海红线”并逐渐加大对台湾当局的批评力度。而日前为国际所瞩目的澳洲APEC“胡布峰会”上并没有出现布什强烈谴责台湾“入联公投”的场面,颇让陈水扁等人为之“兴高采烈”并“如释重负”。殊不知美方不表异见地同意由中方单方面复述美方反对改变台海现状立场的此一举动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它在客观上不仅彰显了中美两国政府在处理台独问题方面的“战略默契”, 亦更加点明了台湾当局已经成为中美所共指的破坏台海和平“麻烦制造者”的事实。今年7月底,就连美国右翼阵营中历来支持台湾不遗余力的台湾联机共同主席之一的柏克莉女士也在美国众议员欢迎谢长廷访美酒会上直言,“台湾想要申请加入联合国现在决不是时候”。

如此看来,难道布什政府真的要改变美国控制台湾的霸权野心及传统战略而抛弃台湾?如果不是,那么布什政府现在为何又如此“卖力”地与大陆“联手弹压”台独?历史与现实都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由于台湾岛所具有的巨大地缘战略价值,美国政府决不会轻易放弃这块长期苦心经营并能为其带来多方面重大利益的战略地盘。美国台海政策的核心及目标就是阻挠台湾与大陆实现统一,将其“持续不变”地置于美国的实际控制之下,使之成为美国在“世界大棋局”中反对共产阵营、阻遏中国崛起并维护其单极霸权领导地位的一颗战略棋子,成为美国主宰亚太政治格局而构筑的西太平洋防线的关键节点,成为美国在国际政治方面牵制中国以谋取各种利益的“外交王牌”,成为美国对中国“输出民主”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桥头堡,成为美国海军里“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此外,通过天价军购又使得台湾沦为美国能够榨取巨大经济利益的“摇钱树”。上述各种利益构成了美国制定台海政策的决策基础,亦是其半个世纪以来干涉台湾问题的基本依据和原始动力。

因此,美国并非从根本上不想看到台湾独立,而是不想看到此时因台湾“急独”而导致大陆动武,美国却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有效地“帮忙”,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不利局面将会彻底破坏美国针对中国的全盘战略布局。笔者认为,布什政府此番“弹压”陈水扁台独动向的战略考量有以下三大原因:其一,于政治层面,美国历代政治领袖及战略家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世界大国,而中美两国之间地理相距遥远,美国难以对中国实施领土野心。在地缘政治格局方面,西太平洋地区涉及中、美、日、俄四大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显示,大凡东亚地区遇到重大的国际政治变动,美国最终都要寻求中国的合作才得以解决。中美两国历史上曾经是刀兵相向的意识形态敌人,在目前是既对抗又合作的“战略竞争对手”,但从两国各自的某种战略层面而言,中美又是难以分离的“合作伙伴”,在解决当前各种重大国际政治问题(如朝核、伊核)方面,美国必须寻求中国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帮忙”。自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本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即“被迫”卷入了二战结束后因雅尔塔体系所形成的冷战格局? 

美国政府近年来调整了对华对台政策,克林顿总统从维护美国总体战略利益出发,认为美国对华对台应该建立平衡的关系,利用两岸矛盾从双方获利。在此认识基础上,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也由“阻统促独”改变为“不统不独”、“维持现状”,并确定了“台独”行为不得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政策底线。小布什上台后出于国内政治因素一度“改弦易辙”鼓吹“协防台湾”,但中美两国之间各种交织缠绕的利害关系迫使其不得不“重返”克林顿对台路线。 

其二,于经济层面,如果中国大陆在今天出现动乱或发生内战而导致分裂解体,那么亚洲东部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真空,中国周边的俄罗斯、印度、日本就会乘虚而入,加上各类民族主义势力的兴起,美国就难以独吞中国获取巨量利益。换言之,一个分裂而动乱的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反而是目前奉行重商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使得美国更为有利可图。美国一方面诱使中国大开国门“对外开放”,大批美国企业及资本前往中国大发横财,还让中国对美出口大量廉价产品维持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则通过美国国债吸纳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以维持国内低利率,通过五花八门的金融手段低价“并购”中国的优质企业,通过注资银行改制和股市楼市“套取”亿万财富。一言以蔽之,美国正在通过经济战及金融战造成中国巨额财富日夜不停地流入美国,使得中国成为一只长年为美国下金蛋的“母鸡”,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印钞机”和“均衡器”;另一方面却以此暗中破坏大陆方面的社会稳定,极力弱化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从而促使中国大陆地区逐步成为一个置于美国主导之下的弱势国家。因此,美国一方面“盛赞”当前的中美关系达到了“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历史? 詈盟健保环矫嬗植煌圃熘钊纭爸泄猜邸薄ⅰ爸泄又什贰薄ⅰ爸泄诳凸セ鳌钡裙髯永辞么蛑泄闷浼绦拦巴夜ぷ鳌辈⒆鞒觥案蠊毕住薄?梢韵爰拦衷跄苋萑獭安皇妒蔽瘛钡某滤庖换锔闶裁础凹倍馈毙《骼雌苹嫡飧瞿训玫摹按蠛眯问啤薄?/SPAN>

最后,于军事层面,经过多年努力不懈的自力发展和对外军购,大陆方面的军事力量终于有了质的进步并令世人刮目相看。今年1月8日,中国国防科工委新闻发言人黄强表示,中国今后将适时让一些有威慑力的新型尖端武器亮相。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总编辑平可夫分析,这显示中国军方已洞察到今明两年台海局势可能出现动荡,所以预先对美国和台湾采取威慑手段。话音刚落,中国于1月11日成功进行了一次卫星杀手测试,在离地800公里的高空击毁了一颗老化的气象卫星。曾在美国国务院服务的中国问题专家特卡奇克就此表示,鉴于可能失去部分卫星侦察能力,美国可能需要调整防卫台湾的战略,甚至促使华盛顿改变参战的念头。1月24日,台湾“国防部”公开坦承,大陆所构成的空中军事威胁已由“量变”转为“质变”,台海两岸军力已“加速失衡且向中共倾斜”,而其最新研制的歼-10战斗机搭配现役战斗机的整体空中战力凌驾台湾空军。鉴于上述两岸的军事动向及变化,更由于大陆军方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声言不惜与侵略台湾的美军打一场核战争,美国纵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力,面对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拚命姿态也不能不考虑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事实上,美国此次积极“配合”大陆政府弹压台独,还有一个试图以此交换中国“默许”其攻打伊朗的“小算盘”。此外,布什所发动的“反恐战争”已让美国深陷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泥潭中,在目前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再要开辟一个毫无把握而更为凶险的台海战场并与十三亿中国大陆人民为敌,这根本是丧心病狂的疯子所为。

总而言之,尽管美国政府仍然摆弄着“大棒”向中国大陆强调《与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但美国朝野的心态与策略其实早已从过去强调协防台湾转变为现在强调台海两岸均不得单方面挑起冲突“改变现状”。从长远而言,台湾仍然是美国手里制约中国的一张战略大牌,一旦美国达成弱化中国的战略目标,“台湾独立”自然水到渠成,这就是柏克莉女士直言“台湾想要申请加入联合国现在决不是时候”的深层原因。因此,不论布什政府的各级高官目前如何“发狠话”和“出重手”来“修理”陈水扁,其目的只是打压妨碍美国利益、破坏美国对华战略大局的“急独”动向,而非当真抛弃台湾。今后美国仍将继续推行“不统不独”的台海政策,并致力巩固美国作为“维持现状”定义者及台海局势主导者的强势地位,如此才能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由于上述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原因,可见当前威胁美国利益的不是大陆政府而是为了谋取私利急于向台独冲刺的陈水扁当局,如果不使出“重手”对其加以阻止,美国长期苦心经营的对华战略布局就会毁于一旦。

07、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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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形成

山东平邑财政局科员 徐生

一、生活

生活就是人的一切生命活动。这样来定义人的生活,就连人的生理活动、心理活动也属于生活了。生理活动,如皮肤的出汗,如体内的白血球吞噬细菌,也是生活吗?反过来再问的话,生理活动不在生命当中吗,生命是在生活之外吗?如此看来,还是应当说任何活动都属于生活,只不过这些活动各有不同的叫法而已。

在语言习惯上,通常是这样来运用生活一词,例如这样一段话:“的确,我们在生活和学习当中,认识了很多东西,这也就是我们所拥有的知识。那么,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来想一想这样一个问题:世界上的事物是不是可以认识呢?”上面这段话是把生活一词和学习一词并列来说了,其中生活一词特指日常生活,其中学习一词也就是指非日常的生活了,它们都属于广义的生活。

上面这段话,还提到“我们”,提到了“世界上的事物是不是可以认识”。我们认识事物,需要通过感觉,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尝一尝,属于人的一种生活。那么,滋味这种东西,是人对梨的感觉,还是人感觉到的梨?是属于人还是属于梨呢?其实,这种绕口的问题也不需要去回答吧。因为,无论去说作为生活的那感觉,还是去说作为事物的那梨,都本来就是这样来说的:“人对那梨的感觉”,“人感觉到的那梨”。也就是结合在一起来说,作为同一的过程来说,在人类进行的各种交往活动当中来说。

如果没有任何交往,也就没有任何感觉,就没有任何认识。反过来说,当有了认识,也肯定是有了感觉,是早已经产生出交往活动了。这样来看,梨并不是外在于人类的,并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人类的认识结果,它作为认识的结果,建立在人类的交往活动里面,是对人类交往活动的认识。所谓的客观的事物的梨,亦即所谓的人类生活。所谓的我们,亦即人类生活。所谓的认识,亦即人类生活。“我们,认识,事物”全都是人类生活的结果。推而广之,世界不过就是人类世界,人类世界不过就是生活历史。

道德经说过,“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马克思的名言: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又说,“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

世界之本原是什么呢?即无。世界之本质是什么呢?即有,即物质,即实在而已。这不是任何具体东西,不是任何微观粒子。世界之本身是什么呢?即有与有的交往,即实在因人类而存在,为人类而现象,即人类的一切过程,即是任何的事物,事实,生活历史。“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人类惟有自身生活,生活之外没有人类,人类之外没有事物,事物之外没有世界。世界是人类生活,生活是生活的原因、代价和结果。

梨是什么呢?是摘一摘、尝一尝、看一看……之活动之本身之结果。梨实在,实在非梨,梨不在“心”中,也不在“身”外。人之所知,惟有生活历史而已。梨值什么呢?梨作为人类生活之本身之结果,它值人类的生活。假定“1个人生活1个月”才“看到1个梨”,则“这1个看到”值“这生活1个月”。假定1个人在1天时间内才获得1个梨,这个被获得的梨就值1人天,假定在这1天内,又是集中到1个小时里获得的,则这个梨又值这个1天里的这1人小时。

梨是多少呢?梨有保鲜期,假定是100天。如果1个人1天内最多需要吃梨1千克,最少需要吃梨1个,那么,1个梨就会有吃梨上的1个人天。进一步说,就是在100天保鲜期内,1个梨是1人天的起码的满足。如果把人类满足的过程叫做人类福利,那么,人类用以实现满足的各种可能也就是人类自由了。

人类生活是一切人类事物的唯一人类原因和唯一人类代价。人类事物是人类付出或进行的生活,同时也是人类获得或实现的生活。人是万物的尺度。从以上哲学的观点,可以得到如下的同一过程:生活过程=人类交往=万事万物=生活结果。

二、生活价格

当一些生活,被人们从原因与结果、手段与目的、付出与收获、代价与效果等意义上分别去看的时候,由此构造出的函数就是价格。这样构造出的价格,可能符合实际,也可能不符合,但是,只要在上述函数关系当中就被叫做价格——这种构造过程下的价格。价格,可以是侧重于所谓人与自然之交往关系来说的,也可以是侧重于所谓人与人之交往关系来说的。前者又叫自然价格——这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付出一定生命过程从自然界那里获取一定结果,后者又叫人际价格——这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价格,又可以分为无偿的交流价格,和有偿的交换价格。自然价格,人际价格,统称为生活价格。根据上述,可得:

自然价格的形式是:生活的一定时间性过程=生活的一定事物性结果
交换价格的形式是:这些人出售的这些事物=那些人出售的那些事物
自然价格的单位是:一些时间=一些事物
交换价格的单位是:一些事物=其他事物

顺便说明一下,这里沿用了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密等人的“自然价格”,并做了一些处理。另外,上述“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是沿用了日常的语言。其实,所谓自然界并非是人类生活之外的东西,当其有所谓,则已经在人类生活当中,也已经作为人类生活之结果了。就是所谓的人类、生活,也和所谓自然界一样,都是既往人类生活之结果。“人所谓的宇宙”,就是“人所谓的人类生活历史”。

三、劳动

上述价格之意义下的生活,在这里叫做劳动。从前述出发,作为生活的人类劳动是一切人类产物的唯一人类原因和唯一人类代价,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之间是同一的、对等的,构成了自然价格。

另外,再侧重于日常经验或日常语言来说:人类不喝水就没有自己的这水,仅当付出了一次饮用才能换取来一次的饮用,这里是广义的交换过程,也是同一的行为过程。假若说人类不存在,也确实仍旧存在着所谓的水,但是,那不是属于人类的可以饮用的水;假若说水从未存在或不复存在,那么任何饮用也确实是空虚的,一切人类也确实没有水,但是这样一来,其实人类就不曾存在或不能继续存在了,那么,也就没有经济学了,也无需争辩什么了。事实上,人类已经在生活,水也已经存在着。既成事实,无须假设;假若说喝水是由人类和水共同进行的,假若说人类之水是两者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的过程,把这种逻辑贯彻到底的话,则饮用就是由人类、水、阳光、大地、粮食、植物、微生物……一起进行的了,是万物在用水,则推而广之,宇宙当中就连万物都没有了,一切就都是微观粒子的运动,都是由宇宙大爆炸创造的……其实,人类的力量,是对人类世界之力量的俘获,是对人类生活过程当中之万物力量的掌握,人类力量的发挥,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是实行了的生活,当所谓自然力量为人类所掌握、所获取、所利用,就已经属于人类力量了。至于所有权的存在,对劳动的创造并不构成否定。所有权是人类内部的关系,是人际价格问题。所有权之存在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其存在目的也正是为了谋求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天地不仁,自强不息。大自然不在乎人世间的任何威胁利诱,仅仅是对人类的生产力作出反应,而接受劳动过程,付给劳动后果。

劳动,是被看作原因、手段、代价之生活。一定劳动,针对一定的看待关系而成立——另外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被叫做劳动,在另外情况下可能就不被叫做劳动了。洗澡,是劳动,也可以是娱乐。自己洗澡,可以是非社会劳动,给他人洗澡,则是一定社会劳动。偷窃,是非法劳动,对偷窃者来说是劳动,对其他社会成员来说属于损害。无效劳动,是没有结果之劳动,或者是,虽有劳动结果但不符合人们的需要,或者虽然符合人们的需要,但有一些劳动结果,超越了需要过剩了。有效劳动则反之——也因此可以说,劳动结果越是符合人类的需要,就越是有效劳动,就越是质量好数量大的劳动。而社会生产劳动,根据通常的看法,就是创造人类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活动,换言之,相对来说,这被认为是以人类自由而发展人类自由的活动,是以生命耗费而发展人类福利的活动。等等。

至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个体劳动、联合劳动,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等,都是问题不大了,或者可以存而不论。劳动是作为手段的生活。这个生活又是什么呢?高宽先生指出,劳动是脑力的活动,是人类凭借脑力而对体力和其他自然力的获取与支配过程。根据这种说法,劳动是一种内在的脑力的过程。而内在的脑力过程,作为对体力和其他自然力的获取原因与支配原因,并不是外在的马力、火力、水力等等,而表现为一个纯粹的时间过程,这也是人类的同质的过程。至于劳动过程的质量、数量,也就通过自然价格,等同为劳动结果的质量、数量。

当我们看到人的身体在动,看到了纺织、耕种、伐木、建筑、做菜,看到学者在思考,歌星在唱歌,看到机器轰鸣,看到车轮滚滚,看到产物在逐步形成……我们由此说:这里是劳动,这里有劳动,这叫劳动。其实,这些都不是劳动,而是劳动的过程,是劳动的结果。真正的劳动,正如高宽先生所说是脑力的活动过程,即对各种自然力量的支配活动。劳动者的外在行为姿态不是劳动,为脑力所支配的各种自然力量的运行也不是劳动,劳动者的内在体力耗费和身心疲劳还不是劳动——这些是“伴生物”、“副产品”。

惟有人类脑力的运行才是劳动。所谓的劳动,可以正式定义为:被看作生活手段的脑力活动。劳动是内在的过程,是时间过程,是“看不见”的。劳动的同时,人类进行着整体的生活。根据前述,作为同一的过程,可得:

劳动过程(脑力的运行)=劳动结果(自然力的运行)=劳动结果(产物的形成)
劳动量(劳动过程量)=劳动时间量=劳动结果量

四、劳动价值

劳动价值是自然价格的转化。这种转化跟需要有关,跟交换相对无关。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劳动可以叫做有效劳动,而能够满足其他社会成员需要的有效劳动可以叫做社会有效劳动。每一个社会有效劳动都有其自然价格。例如10小时内,张三生产了100公斤粮食,李四生产了200公斤粮食……,则相应的自然价格分别为:张三的10小时劳动=张三劳动的100公斤粮食,李四的10小时劳动=李四劳动的200公斤粮食……这里是天然的对等,根据这种对等,我们可以说张三劳动了10小时,也可以说张三劳动了100公斤粮食,还可以说张三进行了100公斤粮食的劳动,或者说张三的劳动结果是10小时……这些都是同一的。

如果我们把这些粮食看作是同种的产品,那么,生产这些粮食的劳动也可以被看成是同种的。如果这些生产劳动都是社会有效劳动,那么,也就说明社会对这些粮食是完全需要的,还说明社会对这些生产劳动是全部认可的,进而可以说,就现实需要而言,社会在这些粮食、这些生产面前是别无选择的。换言之,这里的粮食生产又都可以叫做社会必要劳动了。那么,社会必要劳动,即社会所需要、所认可的生产某种产品的全部的劳动,这些社会的有效的劳动,如何衡量呢?

由上述自然价格,我们可以得出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的对等。进而,用上面的例子来说,也就是:10小时张三的劳动=100公斤粮食,10小时李四的劳动=200公斤粮食……。将这些等式的两端相加,就得出这些生产、这些粮食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20小时的人类劳动=300公斤的人类粮食。

由上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我们还可以得到单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用上面的例子来说,也就是:1小时劳动=15公斤粮食,亦即:15公斤粮食=1小时劳动。由上述单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我们可以重新衡量、分别衡量张三、李四……各自的社会必要劳动了,可得张三的:6.67小时=100公斤粮食,和李四的:13.33小时=200公斤粮食。附带说一点,就这里而言,劳动生产率越高,劳动生产时间越长,产量越多,则说明了所创造的社会必要劳动也越多,劳动价值也越大。

由上述对人类劳动的重新衡量,我们看到了和原本的自然价格的差异——虽然两者都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把经过社会必要劳动和单位社会必要劳动衡量后的自然价格,叫做劳动价值。劳动价值作为自然价格的转化,包含对等的二个方面:劳动过程即劳动时间方面,和劳动结果即使用价值的方面。单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也表明着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变动的。

上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就同种产品来看的。如果不是同种的产品,就需要引入一般等价物的概念来说明了。例如,当把粮食、食盐、农药、衣服、房屋等等被认为不同的各种产品放在一起来分析的时候,应当如何衡量有关的社会必要劳动呢?换言之,1小时的生产粮食的劳动,等于几小时的生产食盐的劳动呢,谁是标准的劳动?1套衣服等于几根针、多少克农药呢,谁是标准产品?人类1年需要的农药,等于1年需要的粮食吗?是吃饭优先,还是喝水优先?是交通工具作用大还是住房作用大?水比酒重要,是否就不需要酒了呢?酒比水重要,是否就不需要水了?饥寒的时候只需要粗粮和粗布?奢华的时候只需要大餐和时装吗?……在这里,对不同种的产品,似乎是难以同化的,应该是难以衡量的吧。在这里,我们只能说:这些不同的产品或劳动,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下,都为人类所必要,都是有效产品、有效劳动。进而再说:它们分别是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就是多少,它们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意义上是可以等价的。

将各种产品的劳动价值的两端相加,就得到了一般等价物。对一般等价物作出平均,就得到这个社会的单位一般等价物,例如:某时期1小时的社会劳动=某时期的2包食盐+1袋农药+3万桶石油+1堆粮食+100立方自来水+9头牛+1万人次的理发+十万分之一架飞机……,亦即:某时期1小时的社会劳动=某时期1小时的社会财富。

我们可以把“1天社会劳动=1天社会财富”之类规定为“一元”,来作为社会财富的标准单位。我们还可以看到,经过单位一般等价物的综合之后,劳动结果看上去趋向于抽象或模糊,因此,自然价格、劳动价值也可以只从劳动时间上去片面来说了。马克思说过,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

对劳动时间,我们可以取稠密的标准,也可以取稀薄的标准,例如,1个人总计生产了1个包子,这可以比较稠密的看成是10分钟的劳动结果,也可以比较稀薄的看成是1年的劳动结果,这分别都能够符合事实。因为他确实在这1年里生产了这1个包子,同时也确实是在10分钟里生产的。而另外来说,这1个包子作为劳动结果,进而这个包子的交换结果,也是他这个人的年收入之一。对劳动结果,我们可以从其本身来看,也可以从其使用过程上近似来看,例如,这是1个包子,同时也意味着这是某1个小孩子1天的需要量。

顺便说明一下,这里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价值和一般等价物等概念,在叫法上和通常的一样,在内容上是和通常表述有所不同的,不过,这里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差异吧。

五、交换价值

交换价值是把劳动价值进行交换。设甲方有1堆土豆(10个),价值1天一般人类劳动,乙方有1包大米(100公斤),价值2天一般人类劳动,假若他们互相易手,则就发生了劳动价值的交换,形成交换价值:土豆的价值就好象是2天一般劳动,大米的价值就好象是1天一般劳动了。上面是侧重于劳动时间来说。如果侧重于劳动结果来看,则上述交换价值就可以叫做交换价格:1堆土豆(10个)←→1包大米(100公斤)。换言之,交换价格就是交易量。

如果选定一个基本单位,去对交换价值做单位平均,就可以得到单位交换价值。同样可得单位交换价格:1个土豆←→10公斤大米。按上述交换价格的定义,则我们通常所说的价格并不是价格,其实是标价、牌价,或者交换比例。标价、牌价,是一种讨价行为,这个时候还没有交换价格。当讨价还价完毕,双方所按的那个交换比例也不是交换价格,而是单位交换价格。交换价格,应当是成交后双方所完成的总交易量,这是总量的、一次性的。在许多情况下,交换价格和单位交换价格可以是一样的,例如有人买了1只鸡,价格是100元,则这里的交换价格是1只鸡100元,单位交换价格也是1只鸡100元。

六、交换品

交换品,又称商品。商品,可以是劳动量大的产品,如刺绣;可以是劳动量小的产品,如站一会供人拍照,如提供一条线索(这里,可能在劳动收入之外,同时存在所有权收入);也可以不是产品,如地皮;还可以是货币、劳动力。地皮、劳动力和货币等,都是特殊商品。

七、交换中介

交换中介是交换价值的媒介,是一般等价物的表现,通常表现为货币,也可以表现为其他物品。纯粹的物物交换,也是存在影子货币的。这是一般等价物在人们观念里的表现。一般等价物,是一揽子的社会财富,即一定时期内的总劳动价值。构成社会财富的任何物品都是一体两面的,即劳动时间和劳动结果的对等。由这种对等,我们可以把物品抽象成一个标签:一面内涵着这个物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另一面内涵着这个物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而,我们可以把物物交换看成是这种标签的交换,并随着物品的被消费而消失。由于物物交换的发展,产生了对交换中介的需要。这种抽象意义上的标签,也就从物品本身当中显示出来,托付在黄金等介体身上,成为交换物品的公认信物、通用发货票,独立的货币因而产生,并外在为交换中介。

黄金等金属货币的产生,一是由于黄金本身的自然性质,它容易交通,容易分割,容易保质,是可行的。二是由于黄金本身有各种消费用途,是可爱的。三是由于黄金的生产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它本身就具有大量的劳动价值,是可信的。而纸币本身,电子货币本身,并没有多少消费用途,也可以不耗费多少劳动,但是,纸币、电子货币只要具备成为信物的条件,仍旧可以充当交换中介,代表交换价值、劳动价值。

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中介,只能是劳动价值的代表,是一般等价物的体现,是影子货币的外在化,除此而外,货币不可能是其他的任何东西吧。如果说,货币还是其他的东西,那或许成立,不过也是不可思议的。货币总量(总面值),作为价值总量的投影,无论是多是少,都同样的对应着唯一的总交换价值,即前述一般等价物。单位货币(单位面值),对应着单位一般等价物,表现着价值尺度。

假定一定时期内一个社会的一般等价物是一万元,那么,这特定时期内的标准的货币总量(总面值),如郑小民先生所说,我们可以表示为:10000圆。这10000圆,可能是共计100张钞票,也可能是共计10万张钞票,等等。当进入了新的一个时期,经过生产、消费的变动,劳动价值总量发生了变化,例如由上期的一万元变成了一万五千元,这个时候,那总计10000圆的货币可能没有任何变化,但是,这些货币所代表的交换价值总量发生变化了,价值尺度发生变化了,每1圆的货币就值一点五元的劳动价值了。
当货币脱离货物独立,行使交换中介作用的时候,货币是流通手段,单位货币也代表着价值尺度,进而

就好象成为一般等价物本身了,就好象是社会财富的一种了——交换中介也成为了交换品。这时候,社会上就好象有了双重的财富。以标准货币总量来进行分析的话,则例如是:

1万元+10000圆=2万天人类劳动=1万天社会财富+10000圆货币

但是,在实际上,这个时候劳动价值(包括制造、发行货币的劳动耗费)只有一万元。那么,在交换存在和货币存在的情况下,社会财富似乎发生了虚增,劳动价值似乎发生了稀释(这里的现象,跟凯恩斯革命,跟美元帝国,都有关系吧):

为简便起见,这里假定上述那堆土豆先卖得货币1.5圆,那包大米也先卖得货币1.5圆,之后,再分别用1.5圆买得那大米、那土豆。再假定1.5圆货币对应着1.5元即1.5天的一般等价物。按劳动价值、一般等价物来进行衡量,不考虑货币的存在,可得:1堆土豆(10个)←→1包大米(100公斤),或者:1天(土豆)劳动价值←→2天(大米)劳动价值

按货币来进行衡量,可得:1堆土豆(10个)=1.5圆货币=1包大米(100公斤),或者:1元(土豆)劳动价值=1.5圆货币=1.5天的劳动价值=1.5圆货币=2元(大米)劳动价值。即便是说,这一定时期内全部财富都通过全部的货币进行了交换,并且每一货物每一货币都仅仅交换一次,并且实现出清,上述虚增、稀释现象,应该是仍旧存在的吧?

前面,从劳动时间和劳动结果之对等,从劳动价值和社会财富之对等,来看待一般等价物。此外,我们还可以把劳动时间相当于日常时间,从稀薄的劳动时间上去看待。例如是:

张三在一年的当中共计生产了100公斤粮食=张三生产100公斤粮食的某小时的稠密劳动=张三生产100公斤粮食的1年的稀薄劳动

由于社会财富是可被使用的,则相应地,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使用过程。我们可以把这些使用过程,去相当于那些社会财富,如郑小民先生所说,20公斤粮食,例如,就相当于1个标准人的1个月的消费时间(另外来说,至少在这种意义上,有可能省略各种产品之区别了)。例如是:

社会劳动上的1小时=1小时的劳动结果共计某些个≈使用时间过程上的某小时

从上述这些推广了的等式出发,我们可以把一定劳动价值相当于一定日常时间,并做一切适当的应用,包括应用在劳动价值问题上,应用在货币本质问题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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