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发出2009年最后一期文章,编者就不多说了,看仲大军先生写的首篇文章就行了。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告别2009:走出偏狭的中国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09年12月31日

目录

 仲大军:走出偏狭的中国----告别2009

李善同:明年政策将从反危机向常规性过渡

穆罕默德•尤努斯:危机世界的经济安全

黄伟:关于电动汽车的几点思考

孔高:中国穷人是如何被高速的?

静斋:海龟回国买房的尴尬

罗传银:中国为何不能重估货币

张新光:浅议乡镇空巢化、村官行政化现象的社会危害

熊平:2012,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

牛刀:房地产是中国走向崩溃的引线

温克坚:预警“城镇化建设”

郎咸平:金融战败与产业战败的灾难

颜沧海:一场兵不血刃的货币战争----地方政府公司化是房价高涨的祸首

曹久强:从放资本家出笼到回笼资本家

黃方伯:走访南街村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点滴实况

牛克思:是劣等的人民还是劣等的政府?

图门巴雅尔:《十月围城》不过是历史的水中影

史今:对一个人的审判唤醒了一个国家----纪念美国废奴运动的先驱布朗

田忠国:大众民主与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权

黎阳:真正民主与精英民主

王从圣:世界各国实现民主化的八种途径

殷辂:和谐之“义”

杨海文:儒家“复活”的“意识”前提

 张祥龙: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

费思:中国如何才能回归道德社会?

于今:关于大师:中国文艺界现状随想

高寒:我看白宫那棵圣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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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2009:走出偏狭的中国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09年12月31日

    2009年是一个神经紧张的一年,刚刚度过经济下滑的恐慌,就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关于宏观调控,熊平的文章值得一看。另外,张祥龙、殷辂的文章也很重要。这些人的文章与穆罕默德•尤努斯的一样,都是从大的思想文化方面进行危机反思的。就目前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的做法是不行的,只能是一个危机接着另一个危机。中国要从根本上去考虑,来解决道路和方法的问题。 一个是文化上的反思,一个是经济制度上的改革。一味地物质上的西化,只能搞得社会关系紧张,贫富分化,物欲横流,寡廉鲜耻,穷人造反。所以,要么全面地学人家的东西,要么恢复自家好的东西。可惜的是,今天的中国,即没学到西方好的方面,又把自己传统上好的内涵丢掉了。

    三千年以来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道德至上的国家,社会基本上是靠道德来维系的,但走入今天的法治社会,既没有法治,又没有道德,这使多少中国人为之哀叹。张祥龙一伙人试图唤起国人的觉醒,但传统文化在今天是多么式微,离人们是多么遥远,与主旋律是多么陌生,令人感叹!今天的中国,没几个有学识的能超脱片面的学者,统统陷在传统的各种话语中,不是左,就是右,不是古,就是今,以偏概全,真理在握,胸有成竹。看看现在年轻一代,也争得不亦乐乎。象经常在本网发文章的曹久强这些年轻的新左学者,他们只看到公有制平均的一面,没看到这种所有制权力腐败的一面,你只强调国有企业好,公有制好,但谁来制约公权力?谁来制约特权与腐败?你只要一个经济形式,但缺乏政治制度保障,怎么能行呢!

    中国学马克思主义学得来吗?马克思强调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政治民主,实行普选制,你能做到吗?希望这些年轻学者看看马克思的原著。今天的中国既要避免极左思想的理想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又要避免精英集团对自己技能智能的津津乐道,避免陷入精英打造的耀眼光环。走入精英社会是大众的悲哀,走入大众社会是精英的失落。一个好的社会最好是能在这两者中取得力量和权利的平衡。这样就不会有黎阳等人诅咒性的文章了。

    自由主义没什么不好,只要不卖国不投靠,自由独立尊严是人类最宝贵的追求。中国自古就缺少这种精神,儒家的这种精神完全被宋明理学给阉割了,儒家最宝贵的思想体现在《儒行》篇里,此文可从《礼记》和《孔子家语》中找到,但被后代封建统治者的御用文人给搁置一边。朱熹编篡儒学只从《礼记》中选出了《大学》、《中庸》,没选《儒行》,以致宋明以后的中国,儒学被阉割,变成封建统治者弱化人民的思想工具。

    在这一点上,宋明以后的中国连朝鲜都不如,朝鲜保留的儒家精神都比中国要完整,直到近代,朝鲜仍然保持着士大夫治国的传统,君主都没超越士大夫高高在上,而中国早早地进入王权专制的时代。所以,唐宋以后的儒学,基本上是被阉割掉灵魂的儒学。所以被现代学者瞧不起,被五四时期的一批学者所扬弃。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今天有学者写儒家是丧家狗,也是不了解历史的表现。

   下面将这篇文章附于文后。看了《儒行》之后,大家会对儒家有真正的了解。历史上的儒生决不是一群摇唇鼓舌、骗吃骗喝的吹鼓手,而是一群堂堂正正的被压迫群体。他们是一群亡国的商朝后裔,他们在周人的统治之下,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超然物外,刚直不屈。今天的中国还能理解这种精神吗?还有这种精神吗?

   孔子临死时才道出了他的身份和倾向,“吾殷人也!”只有那些独立于权势之外的人,才能产生这样震撼性的思想。大家好好看看吧!在蝇营狗苟的今天,在心智扭曲的社会,要有一群头脑清醒的人们。

附文:

儒 行

选自《礼记》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幷日而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孔子至舍.哀公馆之.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

 

明年政策将从反危机向常规性过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善同

2009-12-29

    本文为作者在“2010财经大趋势——和讯预测年终论坛”上的演讲,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原部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很高兴参加这么一个会,我看我们会议的时间到现在已经两个多小时了,我们这儿大家兴趣仍然那么高,说明我们的选题和请的人还都是非常能够吸引大家的。 这个阶段是要讲到明年的宏观经济的对策,我觉得这方面谈一些个人的看法。我觉得2008年末到2009年,从全球各个国家来看,基本上都是反危机的预测。这个政策实际上各国可能都在考虑,什么时候退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状况,我们明年可能会从一个完全是反危机的政策,逐步向常规性政策过度的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从刚才各位的预测来看,我们现在基本上明年经济大体的走势,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反危机的政策其实成本是很高的,无论是对哪个国家来讲,这个政策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我觉得首先这个转变,一个是从目标来讲。我们实际上各个国家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处理、应付短期的一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间往往会对长期的利益,可能是看的比较淡一些。因为马上要面临着很多危机,所以必须马上处理,这个是很自然的。实际上我们国家在长期来看,我们在学习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间,我们都认识到,我们实际上在中国经济中间,我们遇到的比如说大量的外汇储备问题,我们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以及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这都是我们经济中间稍微多了一些的东西。但是我们经济中间还有一些不足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资源供给的问题,比如说能源我们现在大量的进口,环境的容量也是很不足的,另外我们的创新能力也是不足的。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等收入的国家,实际上受到两面的挤压,一个是比我们收入更低的国家,他的劳动力成本什么的比我们更有优势。我们创新能力不足的话,我们还会受到高收入国家的挤压,这个过程中间创新能力不足也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在经济情况稍微好转的时候,我们应该更着重的考察长期的利益应该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的政策目标应该有这样一个转变。

    另外一个就是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各国基本上更多考虑的是采用行政手段或者是国家的力量。但是实际上在今后更转向用市场长的手段,如果看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我总说80年代时候,那个时候中央和地方是想到一块,怎么能够尽快翻两番,后来很多的政策,比如说我们讲到调控或者讲到科学发展的时候,实际上中央和地方,中央讲的事情地方未必全都跟,但是我觉得总2008年11月份以后,实际上中央和地方又想到一块,中央一说我们现在要扩大内需、刺激经济,我们知道2008年11月份左右发改委周围参观和住宿旅馆非常满,大家都抢发展的机会。所以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间更多考虑用一种行政的手段。从今后来讲应该更多采用经济的手段,采用价格、税收、利率这样一些手段。

    第三个方面在整个宏观调控中间,我们知道我们也是很关注很多政策目标,比如说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宏观的财政收支平衡和外汇收支平衡,这是教科书所说的东西。实际上在今后在明年经济等于经济工作会同样是8%,含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2009年我们力争要实现8%,到了2010年时候这个8%就是一种要稳定增长的意思,所以内涵是不一样的。关于通胀特别要同意上面的一些专家的分析,实际上我们通胀问题不能光看CPI,CPI反映消费品价格指数,实际上它可能不能够完全反映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间整个价格的问题,因为还有房地产、资本市场很多价格没有这里面,我们不是改变CPI的定义,我们关注不能光看CPI一个指标。我们前几年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过热可能没有所谓CPI上涨这种过热,那个过热潜在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关注的时候,一定注意到不能拿CPI作为我们调控的目标,我光看实物市场上、PPI、CPI,还应该看资本市场很多价格的变动情况。

    我觉得我们在未来一年中间,还要注意到一个防范风险,我们社会中间有很多风险。比如说社会上很多不稳定因素,环境问题等等。我觉得由于这些年我们的很多问题带来的金融方面的风险,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大量的投资实际上投资很多东西可能是一些回报时间需要比较长时期,回报比较低的项目。另外由于我们体制的问题,有些虽然很有战略性、前瞻性的产业,我们现在体制造成投资未必非常有效,这样可能带来2010年未必能体现出来,再往长一点能够显现出来金融行业一些风险。明年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经济增长应该说风险还不是特别的大,还能保持大家所提到8%到10%的增长。通胀从现在来看,明年也不会说是特别的高,所以这个时期是一个什么好的时期,明年应该通过一些改革,能够更好的利用一些市场的办法,来使我们经济能做的更有效,这就是我一个简单的看法。 谢谢大家。

 

 

发件人:"yhytrans" <yhytrans@163.com>  2009-12-30 07:33:40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这篇会帮你深入思考

危机世界的经济安全

穆罕默德•尤努斯

美国《世界政策》杂志2009年夏季号

    资本主义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尽管如此,没有人要求摒弃它,转而采取社会主义等其它制度,因为大家都相信,尽管资本主义有种种弊端,但它仍是人类所知的最佳经济制度。正如每位研究者都知道,亚当•斯密提供了资本主义的理念框架。在其漫长的历史上,它已得到改进和详细的阐述。尽管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斯密所论述的基本原理仍然大体上完好无损。

    有许多次,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看来都必须得到重新审视。但是,这种必要性从未像今天这样明确。实际上,鉴于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人们大力支持对这一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在我看来,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进行一项重大改革是必要的——这项改革将使个人得以以多种方式发表意见,解决现有的理念框架尚未解决的、甚至使之加重的问题。虽然我的建议可能会被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结构的重大改革,但它实际上十分符合亚当•斯密在其发表于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的出色阐述。然而,大约250年后的今天,斯密的一些教导仍未得到人们的充分领会。

    在目前的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世界各国的观察家们一直对人类文明的前途抱有十分乐观的看法。21世纪最初的几年,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推动这种繁荣的部分动力是知识、科学和技术领域中的革命。虽然这种繁荣显著地改善了许多人的生活。但是数十亿人仍然遭受贫困、饥饿和疾病。在发达世界,少数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直呼吁人们关注他们的困境。然而,许多人采取了自满的观点,以为自由市场的扩散最终会给哪怕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的人民也带来繁荣。

    21世纪开始时,人们寄予厚望,并抱有理想主义的梦想,体现在称为《千年发展目标》的联合国倡议之中。国际社会承诺予以支持的这8项目标包括几项经济目标(如消除极端贫困和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以及其他人道主义目标(如减少性别不平等和普及初级教育)。这些目标结合起来,会使我们在实现大大缩小世界上的北方富国和南方穷国之间的鸿沟这一范围广泛的目标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我们中的许多人当时都相信,未来的几十年将会不仅给少数人,而且给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都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和繁荣。

    现在乐观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很少有人预见到的几场严重危机——金融危机、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以及食品和油价危机——相互结合,给世界上底层社会的30亿人带来了更大的苦难与失望。这些危机还迫使发达世界中的许多人对他们假定的自己未来安全与繁荣的基础的可靠性提出质疑。

猛然的觉醒

    我们在食品、能源和环境方面所面临的危机具有种种直接的经济与实际的根源。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反映了现有的经济体制的不足之处。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面临着仅靠按照人们的一贯看法的自由市场所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除了所有这一切之外,还发生了最大危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已经目睹了也许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蒸发。全球金融体系的很多部门的这场灾难性的崩溃首先发生美国、然后发生在其它发达国家,使得一个个大型金融机构倒霉,使重要的制造业公司破产,并几乎彻底摧毁了一个个国内产业。目前维持这些公司与产业生命的仅仅是空前的政府救助一揽子计划。关于这场历史性的经济崩溃,人们提出了种种原因:市场上的过分贪婪、投资市场变成赌场,以及监管机构的失灵。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金融体系之所以崩溃,是由于其基本目的的根本扭曲。创建信贷市场的原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的需要——为企业家提供资本,以创办或者扩展公司。作为对这些服务的回报,银行以及其他放贷机构赚取了合理的利润。人人都从中受益。然而近年来,一小撮怀有一种不同的目标的个人和公司却造成了信贷市场的扭曲。他们的目标就是通过巧妙地玩弄金融工程学来赚取不切实际的高回报率。他们将抵押贷款和其它贷款重新打包成复杂的金融工具。这种金融工具的风险程度等特征被隐藏或伪装。他们然后出售并转卖这些工具,从每项交易中赚取一定的利润。与此同时,投资者们热切地哄抬价格,争取获得不可持续的增长,把赌注押在金融体系的这一基本弱点永远也不会被曝光上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这座用纸牌搭建的房屋轰然倒塌。由于金融市场的高度全球化,这场经济海啸波及到世界各地。全球各地的股票市场遭受了数十亿、甚至上万亿美元的损失。但是,遭受最严重影响的不会是富人,而是这个星球上真正深受其害的、处于社会底层的30亿人,尽管他们绝对没有酿成这场灾难。虽然富人将会继续享受具有特权的生活方式,但是穷人却将面临失业和收入的损失。这种失业和损失对许多人来说,都将是生死攸关的。

    人们已经开始感觉到这种影响。全球贸易水平的下降造成了发展着国家出口的减少。富裕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预计今年将下跌20%。用于贷款的资金已经枯竭,援助资金的流动和在国外工作的公民的汇款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仅仅看到了这些危机的开端。今后还要度过一个漫长的痛苦时期。金融、粮食、能源与环境危机的共同影响将在今后岁月中继续展现,从而严重影响处于底层的30亿人的安全保障。例如,世界银行估计,如果金融危机得不到迅速解决,则从2010年到2015年,发展中国家就会再有140万到280万儿童死于营养不良。世界上最穷的人们的麻烦也会影响到发达国家人民。社会动荡、争夺稀缺资源的边界冲突、屡屡发生的国家治理失败的事例,以及为了摆脱贫困和环境灾难而孤注一掷的人口的迁徙,将会在全球各地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热点,从而威胁世界和平,造成疲于应付这些挑战的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预算的紧张。

    在过去几个月里,世界各国领导人尤其关注金融领域中的紧急情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它不应仅仅被看作一个复杂的金融学问题。对这场金融危机的这种狭隘的看法,很可能会加重我们的全球社会与政治问题。金融危机的人的方面必须融入到有关我们大家都面临的这些问题的一项全面的解决方案之中。

    迄今为止,虽然各国政府一直忙于为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各个机构制订超大规模的救助一揽子计划,但是为救助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受害者而做的事情却很少。尽管如此,20国峰会领导人于4月初决定重新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入7500亿美元资本,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开始。这些资金将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以帮助稳定东欧等受困地区岌岌可危的银行。在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样一场全球范围的危机中,对任何地区的救助都使经济崩溃继续蔓延的可能性减少,从而有助于全世界。然而,面对这一切可怕的消息,这场大危机也可能会成为大好的机遇——重新设计我们现有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以使之成为全球范围的持续的安全保障的基础。

资本主义:一个只修建了一半的结构

    即使我们能够克服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在资本主义解决持续存在的贫困、无法获得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以及流行病等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有效性问题上,我们仍然面临着根本性的问题。在我看来,人们今天普遍接受的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是一个只建设了一半的结构——这一结构使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按照他的理想方式运作,从而通过市场的运行机制把追求个人利益转变成使社会普遍受益。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选择了忽略斯密所传达的一半信息。他的划时代的著作《国富论》吸引了人们的全部注意力,而他的同样重要的《道德情操论》却基本上遭到忽视。

    目前的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市场是专门为唯利是图的人们准备的。这种解释把人当作具有单一片面性的动物,而人是多方面的,就像亚当•斯密两个半世纪以前所明确阐述的一样。虽然我们具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但是我们也有无私一面。资本主义的主流理论以及围绕着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市场,没有为人的无私的一面留有任何余地。如果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利他主义的动机可以被引入到商界,就会没有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

    斯密认为,人们生来就具有道德意识,就像他们具有与生俱来的审美观与和谐意识一样。我们的良知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和错误的。这种良知是某种内生的东西,而不是立法者或者理性的分析所赋予我们的某种东西。为了加强这种东西,我们还具有一种天然的趋势,就是关心我们的同类的福祉。斯密把这种显然是普世的情感称为“同情心”。这些天然的良知与同情心等意识相互结合,确保了人类能够在有序的、互利的社会组织中共处,并且实现了这种共处。

    我们牢记这些观念,就能认识到斯密的《国富论》遭到了普遍的误解。他在这本书中的论点被普遍概括为认为,只要人们获准谋求“私利”,所有人的境况都会很好。这被等同于自私自利和利润最大化。但是,由于人们的状况——受到良知与同情心以及盈利欲望的驱使——所以“自私自利”不仅包括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对社会的贡献。十分重视公正等美德的《道德情操论》因而对有关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意图的普遍的、但却过于简单的认识起到重要的矫正作用。

   然而,目前的经济理论结构不允许后一方面在市场上发挥作用。没有这样的机会,人们就倾向于通过向慈善机构捐款来表达自己的无私。在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中,慈善努力始终发挥着作用。它们是高尚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在通过自由市场的力量进行创新、拓展和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方面,企业要比慈善机构更有能力。如果商界的效率、竞争力和活力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以处理特定的社会问题,整个世界的境况就会大大改善。设想一下,如果全球各地的优秀企业家和商界人士都致力于消除营养不良、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和消灭疾病等目标,我们所能取得的成就会有多大。

    有鉴于此,我提出了一种与现有的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在同一市场上运营的新型企业。我把这些新的实体称之为“社会企业”,因为它们是为了他人的集体利益而存在的。

缺失的要素: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的宗旨是为了处理和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为了给投资者赚钱。它是一种不亏损、不派息的公司。投资者可以收回他的投资资本,但是除此之外,就不得提取任何利润,作为投资者的红利。这些利润留在公司里,用于扩大其影响范围,以提高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并设计降低产品或服务成本的方法。实际上,社会企业将标志着与自由市场和政府并存的第三个经济部门。

    重要的是要区分社会企业理念与众所周知的“对社会负责的企业”的概念。后者所指的是为了促进社会目标的实现,或者最起码为了使自己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最小化而选择调整自己的经营活动的、传统的追求利润的公司。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可能会利用环保的方法,为雇员及其家属提供慷慨的福利,并把所得利润的一部分捐献出来,用于有意义的事业。今天,许多公司试图宣扬自己是对社会负责任的,也存在着专门的投资基金来使资金从污染型的、侵害雇员权益的或者剥削穷人的公司转移到这种公司。

    首要的目标仍然是区分我所定义的社会企业和后一种对社会负责任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如果增加利润的目标被认为与有助于社会的目标发生冲突,则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的管理者就必须倾向于追求利润。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一家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很可能会减少其慈善性捐赠,并缩减其它社会承诺。而一家社会企业却无法做出这种选择。其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促进社会福利。因此,这一目标和盈利目标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冲突,因为社会企业根本不承认这种冲突。

    社会企业的理念凝聚在我头脑中,是通过我在格拉明企业——格拉明银行27年来为了解决孟加拉国穷人所面临的种种不同问题而创建的总共25家的一系列公司——的经验。这些公司的目标与经营模式具有很大差异。例如,格拉明•沙提公司生产和销售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系统,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和把在其它情况下毫无价值的农业废料转变成做饭用的燃料生物-气体转换器。格拉明保健公司经营着保健诊所,为农村家庭提供买得起的医疗保险。格拉明渔业和畜牧业公司经营养鱼场,提供疫苗接种和兽医服务,以帮助孟加拉国的小农场主提高盈利能力。格拉明银行本身则是一家社会企业。其所有者是穷人,主要是作为其储户和借款人的妇女。这家银行把部分利润以红利的形式返还给所有者,将其余利润投资扩大服务,向全国各地的更多村庄和家庭提供这种服务。通过格拉明银行的所有收益都以某种方式用于帮助穷人。在每种情况下,这些公司都满足一种特定的社会需要。我们设计这些企业,不仅使之具有自我可持续性,并不断扩展,而且确保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能够源源不断地送到越来越多的穷人手中。这些公司所产生的任何盈余都用于再投资,以扩展业务,而不是让投资者发财。这就是社会企业模式。

    社会企业理念之所以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是因为格拉明银行与总部设在法国的跨国公司达能公司共同创建了一家合资企业。2006年2月,格拉明银行与达能公司合作,给孟加拉国农村营养不良的儿童带来了营养强化的酸奶。这家社会企业的宗旨是填补这些儿童饮食方面的一项营养空白。今天,我们按照支付得起的价格向贫困家庭出售酸奶。收费仅仅足够使公司具有可持续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刺激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因为酸奶是由一小批组织起来的农村妇女挨门挨户分销的。她们每出售一杯酸奶就收取一份佣金。此外,酸奶所用的全部牛奶等用料都是从当地的供应商,如工厂附近的小奶农处采购的。除了返还原先的投资之外,按照协议,无论格拉明银行还是达能公司都永远也不得从这家合资企业赚取任何利润。我们在孟加拉国已经经营着一家酸奶厂,并希望逐步在全国各地拥有50家这种工厂。

    我们还建立了一家按照社会企业原理运作的眼部护理医院,并同法国的威立雅公司共同创办了一家合资企业,以便向农村提供安全的饮用水。这个合伙企业正在修建一家小型的水处理厂,以便给孟加拉国一个地区的5万名村民提供清洁的水,因为该地区现有的供水受到砷的严重污染。我们将以低廉的、仅仅使公司具有可持续性的价格出售水,但是无论格拉明公司还是威立雅公司都不会从中获得任何经济上的好处。这些企业的成功促使另外一些公司踊跃地与我们建立伙伴关系,以便建立新的社会企业。

授人以渔

    然而,我讲述社会企业理念的时候,一些人仍持怀疑态度,他们问道:“谁将创办这些企业?谁将经营这些企业?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会有人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来从事没有希望获得个人利益的项目?”

    首先,世界上并不缺乏慈善家,也不缺乏提供赠款的捐助国。人们每年捐赠数十亿美元,捐助国也是如此。但设想一下,如果这数十亿美元不是用于提供一次性的援助,而是可以由社会企业用于帮助人民,那么这些钱就会反复地再循环,其社会影响就可能会大得多。以同样方式,各家公司对公司社会责任项目的拨款也可以很容易地用于开发社会企业。每家公司可以创建自己的一系列社会企业,或者把来自许多来源的捐款集中到社会企业基金(SBF)之中。这种基金相当于在追求利润的世界上运营的私募股权基金。当然,鉴于我们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所获得的教训,这方面存在一种风险。但是,由于一家SBF中的投资受到社会目标而非利润的驱动,所以可以做出合理的假设,即失控的市场弊端不大可能影响到它们。

    创建社会企业的机会是无限的。即使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如果为穷人所拥有,也可能成为社会企业。这构成了第二种类型的社会企业。格拉明银行就属于这一类的社会企业。它为贫穷的借款人所有。这些借款人用自己的钱购买股票,这些股票不得转让给非借款人。一支具有献身精神的职业队伍负责银行的日常管理。每年都向借款人递送股息支票。这种支票标志着他们的银行利润分成。

    我想提出的是,双边的与多边的捐助者通过创办这种类型的社会企业支持经济发展。如果一个捐助者想要提供一笔贷款或者赠款,比如说用于在一个受援国修建一座桥梁,那么它就可以创办当地穷人所拥有的一家桥梁建筑公司。将把公司管理的责任交给一家做出承诺的管理公司。按照既定的模式,所赚取的部分利润将作为红利流向当地的穷人,其余部分用于修建更多的桥梁。实际上,这座桥梁很可能会成为许多桥梁当中的第一座。按照这种方式,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譬如公路、高速公路、机场、海港和公用事业公司就可以建设起来。由于社会企业模式要求公司通过其活动产生持续不断的收益——例如通过征收桥梁使用费(通常对穷人采取特殊的较低费率)——所以最初的赠款将会带来持续不断的和不断增添的收益流,最终用捐助者的钱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目前,惰性是问题。一旦社会企业的理念被融入到经济理论之中并在全球各地的商学院教授,成千上万的人就会站出来,投资于社会企业。为了把投资者与社会企业联系起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社会股票市场,进行这些实体的股票交易。投资者会来到这一证券交易所找到一个社会企业,其中有一项使命,是他或她所喜欢的——就像想要赚钱的人去现有的股票市场一样。受到促进特定社会目标愿望驱动的投资者就会利用这一市场,使资金投入到促进这些目标实现的社会企业之中。特定社会企业股票的价值将随着基本业务的财务与社会两方面的结果而涨落。由于产生巨大的社会福利——例如为贫困居民区的有风险的儿童开办学校,或者为低收入社区的家庭提供价格低廉的高素质医疗服务——同时通过精明而富于创造性的管理而产生巨大的可持续收益流而赢得声誉的社会企业将成为相当于蓝筹股的企业,吸引大量的投资资金。

    为了帮助社会证券交易所适当地经营,我们将需要建立评级机构,实现术语的标准化,确定定义和影响衡量工具、报告形式和新的金融出版物(也许甚至有社会华尔街日报?)以及电子媒体,以提供影响社会企业的新闻信息和金融情况。
最严重的危机、最好的机会

    我们所面临的危机给我们大家提供了有关人类大家庭相互连通性的宝贵的经验教训。在这个世界上,南方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北方稳定的金融市场和繁荣的经济体的推动,因此,雷曼兄弟公司和孟加拉国制衣厂中工作的贫穷姐妹的命运是相互关联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农产品市场是全球性的,孟加拉国的稻农、墨西哥种玉米的农民和爱荷华州种玉米的农民的命运都交织在一起。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里,可能是少数人受益,而牺牲许多别人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只有让世界各国所有人民分享人类进步的政策,才会给任何人带来长期的安全保障。

    贫穷不是穷人造成的,而是一种人为地强加给资源较少的个人和家庭的东西。穷人赋有与世界任何地方处于任何社会地位的任何人相同的无限的创造潜力和精力。问题只在于消除穷人所面临的障碍,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和智慧为人类服务。他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只要我们能给予他们与我们相同的机会。社会企业和富于创造性与同情心的经济行为者——在所有经济部门中——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迅速的捷径。

    贫穷不属于文明社会。它属于一个博物馆,我们的子孙将去那里看看人们被迫遭受的非人的痛苦,他们将在那里问自己,他们的祖先何以允许这样的窘境坚持了这么久。我们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消灭疾病、废除奴隶制、大幅度提高作物产量。消除贫困是我们所面临的下一项巨大挑战。现在是以一种计划周密和妥善管理的方式面对这些彼此联系根深蒂固的全球、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时候了。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从废墟上,一个新社会能够建立起来,目前的危机使我们有机会设计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和金融结构,使这种类型的灾难永远不会重演。只有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才能为后代的安全与和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发件人:"黄伟" <eminenthuang@163.com> 2009-12-27 20:34:53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关于电动汽车发展的几点思考,值此新年来临之际,谢谢您及您的同仁用良心所做的一切,也顺祝您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黄伟

关于电动汽车的几点思考

杭州万向租赁  黄伟

2009.12.27

联系方式:eminenthuang@163.com

    从《2012》、图瓦卢的沉没到比亚迪的F3DM、通用的Volt,新能源行业一直在恐惧与希望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不断向前.但这条光明灿烂的前进之路上行走的人们尚需冷静下来平衡好热情与现实之间的天平,下面是我关于电动汽车几个方面的思考, 今天借大军这个平台提出来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共同来探讨一二。

    思考一:电动汽车市场存在的原因。纵观社会、政府、企业等多方因素,电动市场存在的原因主要是1.石油的稀缺、油价的上升、导致用车成本上升,以及以磷酸铁锂电池发展为代表的技术上的成熟,让电动汽车市场化成为可能。2.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人类需要改变生活方式来还地球原有的蓝天白云。3. 以碳减排、碳关税为代表国家之间竞争战略的需要。在这场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下,我们不但要迎上去更要借此机会超越过去,不变的时代是没有机会,只有变动才会成就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4.是我国改变原有经济发展模式、提升我国产业结构的需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汽车行业几十年的技术引进再引进,结果还是我们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跑,而电动汽车则给了我们一个我们来领跑的机会。4.我国锂资源、稀土资源储藏量丰富,而电动汽车的电池是磷酸铁锂,永磁同步电机则用到稀土,因此发展电动汽车可充分利用我国现有资源并发挥已长,而制敌之短。5.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太高,超过50%,而目前我国机动车耗油占全国总油耗在2006年已达到46%,而电动汽车用电的来源是多样化的(燃煤、水力发电、核能发电、风力发电等)因此推广 电动汽车可以优化能源供应结构,保证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能源安全。6.新的行业将产生新的需求,从而带动就业。7. 对于汽车行业中的老大们来说,通过发展电动汽车可以增加一个新的盈利点。8.对于处在汽车行业中下游的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弯道超车的机会,一是由于电动汽车是一个新的技术,不论大小企业基本都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二是中小企业没有原有市场、产品的羁绊则可以大胆的向前冲,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在电动客车上做得好的都是一些如安凯这样中等规模的企业。9.对于汽车行业自身来说,以通用汽车破产为标志,说明了该行业也到了一个自我求赎的时期了,它必需推出新产品振救自我。因此,就当前的情况来看,电动汽车市场有着它自身存在及发展的必要。

    思考二:电动汽车的市场在那里?当前电动汽车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是市场的引导者——政府;市场的主要推动者——各电动汽车公司;市场的消费终端——公交公司等;市场发展的促进方——金融类服务公司、中海油为代表的充电站建造方等。其中对于政府来说,它需要引导市场、创造市场、催生市场、呵护市场。为此,它需要出政策以指引方向、划标准以制订游戏规则、出资金以来诱导各方积极参与同时还需要订法规来呵护这个行业的健康成长。如至今国家已推出《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通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等,其中对于纯电动客车则有着50万/辆的补贴,如杭州市目前已到位9140万元国家财政部资金用于补贴380辆不同类型的公交车。此外还有着众多的针对新能源企业的在税收、用地等多方面的优惠,这其中就蕴含着巨大的利益,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策市场。

    对于各电动汽车公司来说,一方面从长期看通过发展电动汽车可打破现有的行业格局,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好时机。二是通过发展电动汽车也可保证将来汽车行业由燃油变为电动的时候可确保抓住时机保证现有的行业地位。三是从目前看有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及其它许多隐形的好处可以获取。四是从产业自身来说产品是新产品尚未形成竞争,中间利润高。这些原因也就给了众多企业进入电动汽车的动力。

    对于公交公司等终端消费者来说,一方面因是新能源车,题材好,不但可以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来购买车辆,同时因车价高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二是电动汽车能耗支出只是传统车辆的1/3,因此可降低公司日常的开支。三是电动汽车结构相对简单,操作性高,可减少司机的工作量。四是增加自身行业角色加大市场话语权的机会,如有些公交公司正在试图介入到充电站的建设中去。

    对于其它方面如专业电池租赁服务商,它的出现将降低电动汽车成本,提高服务质量,统一行业标准,极大促进行业的发展(2011年规划为产能达50万辆电动车,其中假设公交车占有5万辆,按现有每组电池50万计,则仅公交车电池的市场就有250亿);以普天海油公司为例的通过兴建充电站的方式来介入电动汽车行业的服务商(当前中国有N家加油站,若全部改为充电站,则将是一个上千亿的市场);促进国家智能电网的发展,电动汽车主要是晚上充电,因此通过电动汽车的发展可以起到调峰谷的作用,提高输用电效率,而众多的车用储电池也可作为良好的能源储存器,变以往的国家储能到全民储能,从而保证国家能源安全。

    思考三:电动汽车当前市场发展是合理的吗?当前电动汽车行业特别是电池的技术还不成熟,其产品的性能还不稳定。同时因为在产品应用的初期规模没有上去导致产品的成本极其高昂,一辆纯电动车是传统的燃油车的3倍,从而高昂的价格又导致了更少的客户选择电动汽车,应用少了成本就降不下去,从而当前电动汽车的发展正陷入先有蛋还有是有鸡的问题之中。政府的职能的定位本应是提供公共产品,并在市场失灵领域中起作用,而不应过多的干预市场行为。而电动汽车作为一个具体的产品,在市场中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从表面看在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电动汽车行业的市场的发展,是政府催生出来的,有拔苗助长的嫌疑,可以说是合情理却不合市场规律。但通过政府的介入却可以破除“蛋or鸡”的难题,最终将电动汽车市场引向健康发展,随着电动汽车行业的成熟,政府可以逐步退出而让市场经济来自动调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当前的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是合情合理的。

    思考四:当前电动汽车市场应从那几个方面着手去提高。电动汽车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目前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技术的稳定性、成本过高、以充电站为代表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是否会因电动汽车的产业链比传统汽车产业短从而推广电动汽车会增加失业、因能购车的都相对富裕因此政府对电动汽车的补贴是否有补富不补穷的嫌疑等多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需先从我们能做的去努力,因此我认为当前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提高:1.该行业的成功关键在于技术上成熟,若将a123当前的磷酸锂铁的8000次充电循环能够成熟化变为一个稳定且成熟悉的技术,则电动汽车完全替代传统汽车指日可待。2. 商业模式创新,若当前的电池梯次利用问题若得到解决,电池的租赁、电池的二次利用、电池的成本高等问题都可以解决,价格降低了,市场也就扩大了,电动汽车也就普及了。3. 增加搅局者,打破目前的状态。当前因电动汽车行业发展还不特别明朗,众多参与者都不愿打破当前行业价格规则,因此使该行业不温不火,显得血性不足,因此若这个行业能够出来一个或多个搅局,如出一个新能源车中的奇瑞与吉利,打破当前的行业状况,反而会促进整个行业的蓬勃发展。

    以上的四点是我最近在研究电动汽车时的一些思考,在此提出来做个抛砖引玉,希望也听听其他朋友的一些看法,从而能够为促进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做点事情。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2-28 13:49:31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我们被"三个代替"了.

中国穷人是如何被高速的?

孔高

2009年12月27日

    我不喜欢坐飞机,几年前还得过飞行恐惧症,我喜欢坐火车。对于武汉到广州开通高速火车,我是举双手和双脚赞成的。可是,就在今天火车开通前夕,我收到好几十封亲戚朋友和读者的来信,向我诉苦连天,原来,由于开通了高速火车,铁路部门裁减了好多趟普通列车航班。而这两者之间的票价之差高达五百元以上。

    我这才知道我的高兴有点自私了。我喜欢坐火车除了怕死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是喜欢和坐火车的人混在一起,我总觉得我和他们属于同一个“阶层”,和他们一起比较自在,也学到很多东西,是我在其他场合无法学到的。相反,到了宽敞明亮的飞机场,和那些衣光鲜亮的男女一起,我除了欲望,就找不到其他感觉了。

    回想一下,坐火车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当然有少数公务员白领甚至老板,但绝大部分却是打工仔、农民工、农民以及小生意人,对于他们来说,火车票从两百到五百甚至八百,可不是一个小的飞跃。高速火车固然不错,但如果大幅度剪掉了一些票价便宜很多的普通列车班次,受到损害的一定是收入相对较低的那个群体,也就是农民工和打工仔、打工妹了。

    想到这里,我为自己早先的兴高采烈有点脸红,于是在一些论坛上加入了讨论,这才感觉到普通民众对“世界最高速”的看法,那是“国强”的标志,但却和“民富”脱节了,或者说,只是为比较富裕的阶层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今后,他们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坐最快的火车了。我也特意找到在铁路部门工作的朋友讨教,没有想到,他竟然说,没有普通车坐,坐坐世界上最快的列车,有什么不好?我刚想辩解,他又说,(农民工)难道连五百块钱都没有?一年不就回去一次吗?

    我很郁闷,五百块钱对于我们确实不是一个大数字,而且,节约了八个小时,完全可以赚回来,还坐了世界上最快的列车。可是,从我信箱的来信中,我也真切的感到,对于很多没日没夜的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年轻人来说,这种涨价对他们可不是小数字,而且他们能够用八小时干什么,才能够挣到五百块?

    从这件事想到以前有经济学家支持火车票春假期间涨价,说实话,从国外的经验,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来说,春假期间火车票涨价也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当我们想一下:公务员出差和探亲都有公费报销,真正的白领和老板根本不介意一年一次回家乡看望父母和子女,到后来我们才发现,涨价的唯一承受者反而是最不应该“被涨价”的农民工。

    说到国外的市场经济和涨价,不能忘记人家国家的福利,例如澳大利亚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对于那些低收入和没有工作的人的福利几乎高得离谱。中国没有福利的话,只在“市场经济涨价”上看齐,就说不过去了。我们这些年搞出了很多这类世界最牛的最快的东西,可惜,最底层的孝老百姓的收入却不但不是最快,还像蜗牛似的。

    我有很多农民工朋友,以前我还写一些他们,后来我都不知道如何下笔了,说真话,这种方向发展下去,我真不知道他们的前途在哪里。难道真要等他们慢慢消失?或者,国家的崛起就要以他们为代价?我不知道路在何方,所以,我不写了。

    说到春节火车票,农民工们就是连起几天排早队,也愿意买便宜一点的,可是,他们还是买不到,因为火车票首先是供应各大单位和学校的,如果有熟人,就更容易了(很惭愧,我自己都是靠熟人买火车票)。现在,还要涨价。一位网友说,市场经济嘛,飞机贵了坐火车,火车贵了坐汽车,怎么不知道变通?我淡淡地加了一句:那汽车也贵了,还可以走路啊。只是不知道,靠走路,农民工是否能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路来?

    我们国家有钱了,牛了,听说都世界强国了,所以这些快速火车真是小菜一碟,中国的发展也让有点钱生活在中国的人感到很方便,或者说,大多的发展都是为先富起来的人服务的,这不是坏事。可是,中国GDP在世界上排名一百位左右,这意思很简单了,那就是被我们这些人平均掉的很多年轻的农民工其实还生活在第三世界比较穷的水准之下,他们的收入原本应该生活子坦桑尼亚,可你偏偏把他们弄到上海或者世界上最快的火车旁边,要出事的啊。

    而且请记住,中国穷人的数量大到让中国的富人们无法“代表”的地步,我想,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他们。说到这里,我也不知道该为他们做些什么,突然想,如果对这些农民工返乡的火车票做适当的补助,也许不失为一个善举。算是让强大的祖国做一点慈善?

    真是难受,美国电影《2012》编造了一个“真是的谎言”:中国工人建造了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他们自己却无权登上去保命;现在我们的武广高速制造了一个现实的童话:是中国工人建造了跑出世界最快速度的武广铁路,可他们自己却没有钱去买票坐上这世界最快的火车!对于那些靠特权和不公正的制度率先致富并对农民工的贫困处境不屑一顾的人,我想引用两个故事,一个是法国大革命前夕一位贵妇人听说法国农民没有面包吃了,她不屑一顾地说:没有面包吃,可以吃蛋糕啊。

    还有一个故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皇帝——他的命运大概和那位后来被绞死的法国贵妇一样——他听大臣说国家遇到了灾害,颗粒无收,老百姓没有米吃了,他不耐烦地说,没有米吃,为什么不吃肉啊。我是想提醒一些人,对于抱怨高速列车太快的农民工群体,应该积极想办法,做点事,千万不要说出这样的话:普通票价的火车没得坐了,可以坐更舒服豪华、世界最快的列车啊!

 

 

发件人:"科发书业" <hrw@kfbook.com>  2009-12-26 04:53:02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世界华人周刊(北美版)NO.0060期

海龟回国买房的尴尬

静斋居士

2009-12-22

    回国一周,经过成都、海口和上海,还有上个月的天津,普遍感到中国正处在泡沫经济之中,而且通货膨胀日益明显。尽管政府报刊还在说通货膨胀率不会太高,起码超不过95年,但是生活必需品已经飞涨,连水也涨了百分之十几。年关将近,还会往上涨,后半年GDP上昇部分很大程度上来源於物价上涨而不是生产的增加。另外,政府去年有引导房地产涨价动作,今年下半年房价只增不减,弄得房子一开盘就被抢购一空,大部分买房的目的是投资,已经明显呈现出房价上涨造价提高房价再涨的泡沫循环,好多房子並不值那个价格,不知道还贷危机在中国什么时机到来?估计上海世博会后情形会十分危险。

    在上海住在徐汇区,是十年前盖的高级公寓,100平方的两室一厅,当时也就一万元一平方米,现在二手房也要超过四万,我怎么看那房子都不值400万元!整体看去不错,别说拿日本的标准衡量,里边的零零碎碎几乎每个月都要修理。我在楼下等人的时候听一日本人打电话,说这还是上海的高级住宅,住进来半年中水龙头换了两回,而且房东经常拖着不换,有一次水嘀嗒了一个礼拜。不过在上海,这里还不是最贵的,古北的房子上了六万,有人花700万也就买了一个不大的两室两厅两卫。

    海口市的房子,一年之内涨了据说百分之四十,稍好一点的房子也要一万元一平米。熟人一见你就说快买吧,以后还会涨!住不住不要紧,可以投资。

    国内确实有不少大款,房地产热是一部分人鼓动起来的,政府更是推波助澜,表面上GDP上去了,弄得一般老百姓也心里痒痒的,大家都去奔房子,不敢想象一旦人们清醒知道房子也就那么回事,引起的震荡可否比拟里曼冲击。

    天津的房子,发言权更多一点,去年年底开盘今年10月交房的一套房子,160平米(刨去公摊面积也就130平米),将近200万,说是带装修,因为正好是那段小低谷时成交的,装修算送而不减房价,我看后第一个感想是最多值一半!除了大一点以外,不比日本三千多万日元的房子好多少,而且装修还不如不装,要是挑剔的话全要返工。但是国内的人不这么看,用他们的话说国内就这水平,有的还不如这个。从二十几层室内往外看,灰茫茫一片,不知是雾还是光化学反应,设想要是自己住这里的话肯定要早死几年。

    走到哪里碰见何人,到处都在讲房、房、房,东拚西凑也要买,还不只一套。翠花帖里说有亲戚借钱买房投资,实在是太普遍了。

    现在海龟回去,即使是千人计划,房子也是买不起的,因为你起码要添上200万以上,假如你想住得较好还拿得出手的话。在大学里,一个研究室主任工资年薪十几二十万,绝对不是一种优裕的生活,要是去企业,还有可能挣得多一些。我知道一个外资公司招了一个中方部门经理,也就是相当於日本的科长,月工资是四万,本人才三十四、五岁。这是上海的事。但在日本工作的人回去不太能够找到这样的好工作,一个月不到两万,应该是高待遇了,但你会觉得有人工资没你高但比你有钱,而且在上海租房一个月上万是很平常的,上面写的徐汇的房子,月租金是一万四。你比我高老师住的是学校租的公寓,不知价格如何自己又如何付费,很想听听你在国内生活的感受。

    是有很多人海龟后成绩斐然,过起了Top5%的生活,但这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回国内到成功还有起码五到十年的路程,马上是当不了官也发不了财的,差不多了也就快退休了。所以我经常想,我们这一代(是我们,不是日坛年轻的网友们)是过渡的一代,承上启下,而且错过了国内当官发展的那趟车,现在要从半路上像铁道遊击队一样扒上去,花的功夫要更大。做学问的,假如在这里做得不错,那我就觉得回去可能做得还不如这里好。因为国内可能会是一个大团队,讲起成果来不一定比得过这里的小家当。你要是在这里很舒心就没有必要急着回去,什么地方都不是那么好混的。

 


中国为何不能重估货币

罗传银

2009-12-22

    经过了50年,朝鲜再次重估货币。原朝鲜货币自11月30日起停止使用,在12月6日前更换新货币。新旧货币兑换比率为1比100,而非1比1。朝鲜重估货币有三个目标,一是遏制通货膨胀。由於朝鲜不公开经济数字,外界无法判断其实际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二是暴露了个人的财产,打击了黑市暴发户,也打击了腐败官僚为主的富裕阶层;三是政府将用新货币支付工厂、农村劳动民众原先数额的工资,提高了最广大民众的收益。由此最终达到消除国内贫富差距,並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度。

    中国可以实施重估货币吗?2010年中国GDP增速有望达到9.5-9.6%,预计明年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分别是11%、11%、9%、8%,预计全年CPI将在3-3.5%之间。但现实中国的生活中又存在着通货膨胀的压力。特征之一:国外的商品价明显低於中国尽管中国人收入不断提昇,但中国人均GDP毕竟远远低於美英等西方富国,大部分的物价还高於西方国家。在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北京至少在“衣”、“住”两大方面比伦敦贵,至於“行”,北京的公共交通费用的确要比伦敦更便宜,但在个人购车花销上,北京却比伦敦贵得多。

    如果英镑与人民币目前的兑换率是1:12,那么,在北京房价和租房租金(至少在三环以内)、国际名车价格以及正规商场多数中档以上服装的价格,即使除以12,也比伦敦贵。在中国一套卖3万元左右的Armani(阿玛尼)西服,在洛杉矶用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钱就可以买到;从中国大陆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

    有人说,这些因腐败所造成的成本,自然也都被摊到产品价格中去了,最后由消费者卖单。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将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内需型、消费型,但是PPI增长指数、CPI增长指数相对GDP增长指数上昇幅度缓慢,原因包括缺乏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等,但中国物价过高,也是根本原因之一。

    特征之二:房地产的泡沫价格明显超标,给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困难。在国际、国内经济尚未全面复苏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而房价走高,自住需求的实现将会遇到阻碍,买卖双方将走向新一轮博弈。85%的家庭没有购买住宅的能力。

    特征之三:中国收入差距严重失衡,基尼係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从现实的运行结果看,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特别是由於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係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並逐年上昇,目前已超过0.48。在中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从理论上讲,朝鲜通过更换货币和重估货币可以遏制通货膨胀的目标,缩小贫富差距。中国似乎可用此策来治理收入差距过大、通货膨胀和房价爆涨的影响。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实。

    中国处於转型中的大国经济,而朝鲜实施的是小国经济;中国是开放型经济,而朝鲜是封闭型经济。从经济学上分析,是采取两种不同的国民经济平衡方法。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遗憾的是,就它的经济增长模式而言,却是典型的小国经济。大国经济的特征是消费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靠消费增长;而小国经济的特征是生产社会,主要是靠资金,靠投资,靠项目来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至今依然是一个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小国经济。事实上,小国经济的风险是非常巨大的。世界很多小国的脆弱,並不仅仅在於国家的规模,更在於小国经济的内在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在下降,一直未能转到内需型的经济增长。这种情况下,一旦外部环境有个风吹草动,一旦外来投资放缓,一旦信贷增长受到阻遏,则经济即刻陷入滑坡;而即使没有外部变动,由於财富分配不均衡,社会矛盾也会有随时激化的危险,不稳定因素始终在酝酿之中。

    其次,我国实施的是开放型经济,国际冲突的危险越来越大。对外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较高,由於金融危机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存在着一些障碍,国内货币体係基本受外汇储备与国外金融市场的影响,货币供给量和利率会参考国外各种因素与货币政策决定。因此,国内物价水平基本受汇率变动与国外物价水平的影响。

    目前中国处於小国经济向大国经济转型,同时又是开放型经济。仅用新币换旧币就足以让那些隐藏在地下的资金浮出水面,或者通过更换货币来治理腐败的举措是不可能的。如果试图通过重估货币来遏制通货膨胀,会造成价格体係的紊乱,並加剧通货膨胀,这对整个社会来说可能就会不利。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不可分割,中国还需要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负责,这当中应该承受相当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因此中国治理上述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内需型的经济改革,如果处理得好,下一阶段的压力会相对平缓一些,经济总体表现会更健康。

 

 

 

发件人:"it&i-iwep" <itisiwep@gmail.com>  2009-12-30 16:15:51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it&i-iwep中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历史、挑战与改革
 

 

 


发件人:"zhangxg482" <zhangxg482@163.com>2009-12-29 16:23:3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浅议乡镇空巢化、村官行政化现象的社会危害》(河南张新光稿件) 《浅议乡镇空巢化、村官行政化现象的社会危害》(河南张新光稿件)

浅议乡镇空巢化、村官行政化现象的社会危害

河南省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书记 教授  张新光

2009.12.29

    最近一个时期,上至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下至最普通的黎民百姓,都在关注“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村年仅45岁的省财政厅下派干部沈浩同志突然猝死的悲剧。而我更多关注和思考的是大别山深处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河南省新县沙窝镇最近两年接连发生4起青年村支书离奇死亡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在沙窝镇连续担任10年党委书记,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永久记忆和割舍不断的留恋之情。但在我离开8年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个个噩耗:先是我的继任者(当时县委调另一个镇党委书记来补缺,随后又调任县计生委主任),于2008年2月27日凌晨因饮酒过度猝死在跟县政府办公大楼一墙之隔的“金鑫娱乐城”(祥情见2008年3月11日《东方今报》记者余超报道:“河南新县计生委主任应酬饮酒过度猝死受表彰”),被媒体曝光后引发广大网民热议,炒得沸沸扬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着,沙窝街道居委会和吴湾村二位40出头的青年村支书突发疾病不治身亡。当年年底,王山村党支部书记在镇里参加年终工作总结会聚餐饮酒后,在当晚返回家的路途中遭遇车祸就地死亡。2009年10月24日下午,沙坪村党支部书记在本村调解一起民事纠纷时,被街道上赶来滋事和行凶的5个青年农民持刀群殴致重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结果造成兄弟三人1死2伤的家庭悲剧。(祥情见2009年11月6日《大河报》记者报道:“河南新县一村支书被人在村口殴打刀砍致死,3000村民愤恨指控凶手”)此外,该镇还有一位离职村支书外出打工时遭遇车祸,落下一身残疾,至今仍卧床不起,需要家人全天伺候。

    我初次与这5位村支书相识时,他们的年龄与我一样,都是20多岁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上世纪90年代,我们在一起合作共事10年,共同度过了农村基层工作任务最繁重、社会矛盾最多、精神压力最大的艰难岁月,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但如今,他们正值如日中天的黄金年龄怎么会“说没就没,说残就残废”了呢?今年11月初,我带领家人和5000元现金踏上返乡之路,怀着极度悲伤的沉重心情逐一走访和看望了这5个遭遇不幸残缺不全的家庭,其中一位村支书的女儿因遭受打击过重而落下精神分裂症至今尚未痊愈。当我看到4位英年早逝的村支书撇下他们年轻的妻子和未成年子女悲伤、凄楚、无助的眼神时,内心就像针刺和刀剜一样疼痛。因此,我从乡下返回城里的一个多月,几乎没有睡成一个囫囵觉。每当夜深人静时,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已故4位村支书往日不停地忙碌的身影,耳边甚至还能隐约地听到他们的爽朗笑声。在2010年的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多么祈望还能像往常一样,和他们互相道一声问候——“请多多保重,岁岁平安!”

    逝者已矣,不能复活。但作为生者,令我顿生疑惑和纳闷不解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基层工作环境可谓“糟糕透顶”——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六四”政治风波后,曾一度出现过农村改革10年“回头看”和集体经济“归大堆”的反常现象,导致农村改革初期连续出台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暂时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严峻形势是,城市规模扩张占用农村大片的良田,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大批的外流,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相继撤出设在农村地区众多分散的营业网点,而当农村发展所必需的土地、劳力、资金等三大主要生产要素统统被抽走的时候,就算9亿农民有志气、有天大的本事也没用。特别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的21%,而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了全国的71%,以至造成大多数乡镇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境地。当时,全国几百万名乡村基层干部长年累月的中心工作就是向农民群众伸手“要钱”(征收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屠宰税)、“要粮”(收取“三项提留”、“五项统筹”)、“要命”(抓计划生育、刮宫流产)、“要人”(组织农民群众义务投工修公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此外还要应付上级名目繁多的“升级达标”评比活动等等,他们从年头忙碌到年尾所付出的一切辛劳和汗水都属于“出力不讨好”和“净得罪人”的活。然而,即使在那样一个“大环境适应不良症”的非常特殊时期,人们也很少听到全国有哪一个地方的乡村干部被农民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致死的奇闻。倒是现在,全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工作环境逐渐变得比从前宽松多了,平稳多了,容易多了,相反却在一些地方接连发生农民暴力抗争的群体性事件,以至让不少乡村基层干部患上了“自杀性传染病”。这种违反常理的恶性事件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秘密和行为逻辑呢?

    经过反复琢磨和深入思考,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当乡村基层干部向农民群众伸手“要钱”的时候,通常扮演一种“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代理人”,又是全体村民的“当家人”。他们作为“代理人”往往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而当他们作为“当家人”行事时又必须妥善处理“索取”与“回报”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使双方达成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互相支持、互相包容、最终和解的的效果,尽力做到“社会风险最小化”。这是长期从事农村实际工作的基层干部在夹缝中生存炼就的一套“真本领”和“高超领导艺术”。但在国家实行“分税制”和“分灶吃饭”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下,乡镇一级政府必须承担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千斤重担。否则,一旦当乡镇、村与农民之间的利益链条发生断裂,乡镇机关干部、七所八站职工、中小学教师、离退休人员等等几百号人就会出现“断粮断炊”的现象,更不要说维持乡村基层政权正常的运转了。所以,那个时期的乡村基层干部白天黑夜都泡在农户家里做思想疏通工作,对各家各户的经济收支状况、生产生活困难、邻里矛盾纠纷和家庭内部情况等等都了如指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乡村基层干部就好像懂得全科医术24小时值班的大夫——“白天上门诊,晚上出急诊,深夜再会诊”,一天到晚基本没有一点儿偷闲工夫,从年头忙到年尾也顾不上照料自己一家老小和几亩责任田。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受,经常以默默奉献、忍辱负重的扎实工作,舍小家、顾大家,共同支撑起党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执政根基,与共和国一起度过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极度短缺的特殊时期。正因为这样,尽管上世纪90年代全国层层级级、各行各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轻农、卡农、挤农、坑农、抑农”的倾向,以至造成“有些地区农村人口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注1),但却没有爆发像中国历史上那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当时,虽然一些地方也曾发生过因个别乡村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而导致农民服毒、跳井、上吊的恶性案件,但就整体情况而言这种现象毕竟是极少数。从这个意义说,全国几百万名乡村基层干部是一支富有农村基层工作经验和战斗力的乡土精英群体,是一支同样呼唤理解和需要关怀的弱势群体,也是一个亟待“去妖魔化”而渴望获得社会公正评价的庞大群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乡村基层干部每年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要钱”上,虽然这是一项最缠人、最耗时、最费力、最复杂的苦差事,但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千方百计发展乡镇企业,开发农业支柱产业,培植地方财源,主动帮助农民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上的难题,否则乡村基层政权组织长期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就值得怀疑了。譬如,沙窝镇在上世纪90年代组织15600个农业劳动力义务投工投劳,对过境的106国道13.5公里路段和省道南信叶公路9公里路段土路基进行扩宽改造,利用国家“以工代赈”补助资金完成22.5公里柏油路面的硬化工程。同时,全镇14个行政村实现了村村通公路、通光缆电话、通有线电视,7000多个农户实现了通电、通自来水。此外,沙窝镇利用地处豫鄂二省四个县市(湖北麻城、河南商城、光山、新县)结合部和国道106线与省道南信叶公路线(河南信阳至安徽叶集)交汇处的区位优势,采取“低成本开发、市场化运作”的办法,加快建设中心小城镇,搞活省际沿边地区的农副产品流通。所谓“低成本开发”,是指为解决小城镇建设资金短缺的困难,主要利用沙窝镇区周围的河滩地和山坡地改造,低价购买农户的承包地,组织全镇劳动力义务投工搞“三通一平”,然后再以当地“市场价格”出售给建房户,盈余资金全部用于街道路面硬化和其他配套设施建设。

    从1992年6月到2001年12月,沙窝镇主要通过这种途径实施“移民下山,兴商富民”工程,共筹集小城镇建设资金上亿元(其中包括国家投资2800万元,加拿大华侨捐款100万元,乡镇企业投资800万元,民间融资7000万元,小城镇土地出让金1000万元),使镇区面积由原来0.5平方公里扩大到4平方公里,街道居民占全镇总人口40%左右,建成了“豫鄂皖商贸大世界”,并于2008元旦期间成功举办了“豫鄂皖三省边区第一届商品物资交流会”。在举行边贸交流会开幕式的当天,方圆数百里的上千家个体工商户和20万群众云集沙窝镇,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河南日报、信阳日报等新闻机构分别派出记者到实地采访报道“三省农民赶大集”的盛况。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专题片《千年古镇展新姿》在央视一套新闻联播节目和第四套国际频道、第七套农村频道相继播出后,这对全镇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给予极大的精神鼓舞。1995年,原中共信阳地委、行署确定沙窝镇为全区21个综合改革试点乡镇之一,1998年,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又确定沙窝镇为全省82个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之一。1999年,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沙窝镇“文明城镇”称号。2000年,河南省人民政府确定沙窝镇为全省115个重点建设镇之一。

    沙窝镇当年之所以取得这样辉煌的建设成就,并让当地老百姓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分享到“看得见、摸得着”实惠,主要经验就是“让群众的事情自己做主,基层组织积极引导”。具体来说,一是“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队伍促发展”,如对镇机关干部实行竞争上岗聘任制,鼓励富余人员分流“下海”创办经济服务实体;对在职村干部实行结构效益工资制,对离职村干部实行养老补贴制度,建立健全村级后备人才库;对无职农民党员实行分组管理,建立党员联系户制度;对七所八站负责人实行季度工作汇报制度;建立健全村民议事会、红白喜事理事会、民事调解理事会、治安联防体系等等。通过这些改革举措,激发了全镇上千名党员干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活力,形成了上下左右配合、齐心协力“同唱一台戏”的农村基层工作新格局。

    二是坚持“在学中干,在干中学”,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阔视野,破除小农意识。在沙窝镇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我们每年组织全镇党员干部和部分街道居民分批到周边的叶集镇(安徽省重点建设镇)实地参观学习;当沙窝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后,我们每年组织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14位村支书分批到江苏省华西村实地参观学习。同时,我们每年都要组织召开“千人动员大会”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碰头会”、“经验交流会”,让镇、村、组三级干部、无职农民党员、乡村中小学教师、离退休人员、街道个体工商户、农村宗族领袖人物等等成为党委政府的“传话筒”和“播种机”。全镇党员干部几乎每天都与农民群众粘和在一起,有苦同吃,有难同担,进行“面对面”交流和思想疏导工作,及时消解部分老百姓心中的怨气和牢骚情绪,逐步形成一种“有张有弛、和谐有序”的农村基层工作运行机制(注2)

    当我离开沙窝镇时,对那个时期的乡村基层工作留下两点深刻记忆:一是,村干部平时只记得“农历”而不知道“公历”是何物,乡镇干部平时只记得“阳历”而不知道“周末”和“星期天”是何物,只有在县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二是,乡村农村基层干部长年从事百分之百的苦活、累活却只能得到10%的回报,而在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平时习惯于“一杯清茶、一盒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悠闲工作环境却可以得到高工资、高津贴、高福利。比如,从1992年6月到2001年12月,我在沙窝镇担任党委书记期间的月工资由102元(基本工资89元+工龄工资7元+下乡补助6元)提高到536元,将近10年时间才增加434元(由镇财政支付)。而当我2001年12月调任信阳市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后月工资从536元猛涨到1200元(由市财政支付),2002年1月正式转入信阳师范学院工作后月工资标准又从1200元翻倍增加到2400多元(由省财政支付)。为何同样一个国家公务员“屁股挪一挪窝”待遇竟然发生天壤之别呢?这难道是当今中国社会一种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吗?

    以上罗嗦讲述了那么多“陈年往事”,无非就是说明一个问题: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前,我国绝大多数的乡村基层干部“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但在农业税取消后却出现了“无人管事、无心干事、无钱办事”的怪现象,甚至一些地方正在出现“乡镇空巢化、村官行政化”的新苗头。所谓“乡镇空巢化”,是指乡镇机关工作人员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办公经费全部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后,使不少乡镇领导干部产生了待遇“旱涝保收”和工作“无事可管”的思想,他们在正常工作日乘坐专车“早出晚归”往来于县城和乡镇之间,其他一般干部骑着摩托车上下班,几乎所有人都变成了“候鸟型”的走读干部。因此,乡镇基层政府机关现在一到“周末”和节假日期间经常上演“空城计”而出现“空挡”现象,原本在县级以上党政部门才存在的“机关病”开始向下转移和扩散。所谓“村官行政化”,是指村两委干部经济补贴和办公经费全部纳入县级财政供给后,使不少村干部产生了“准政府官员”和“端谁的饭碗,给谁做事”的思想,他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只听从上级指挥和使唤,不愿意接触群众而与农民失去了交流和联系。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一方面是久已存在的“村庄空心化”和“家庭空巢化”现象越来越普遍,一方面是正在出现的“乡镇空巢化”和“村官行政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我担心照此发展下去,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还能维持多久?我国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又将如何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出在何处呢?我认为,这决不是一种乡村基层干部工作作风蜕化的“慢性病”,而是我国在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相关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而存在“政策漏洞”造成的结果。

    ——从1999年到2005年,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总体进程是由“减轻、规范、稳定”的过渡性目标转向最终取消农业税。在这一时期,中央和省级地方财政转移支付重点是保障乡镇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和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兑现,而没有考虑如何解决离退职村干部、农民无职老党员和村民小组长的待遇问题。这样就使原本已经享受村集体经济补贴的人在资金筹集渠道上出现了“断流”和“空挡”的现象。因为,这部分人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前享受经济补贴的筹资渠道是“乡镇企业补一点、村级集体经济出一点、地方财政拨一点。”(参见中组部、人事部、财政部、民政部联合下发组通字[1992]15号文件《关于妥善解决离任村干部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1992年6月30日)但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过程中,农民除交纳7%的农业税和1.4%的农业税附加外,不再承担其他任何名目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乱集资”。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乡村基层干部对辛辛苦苦征收上来8.4%的农业税费自然会采取“近水楼前先得月”的优先支配权,而只得把离退职村干部、农民无职老党员和村民小组长“搁置不议”。特别是在农业税取消后,在职村干部的工资待遇和办公经费全部纳入县级财政预算解决,而离职村干部、农民无职老党员和村民小组长却变成了“没娘管的弃儿”。于是,我国农村基层工作中长期形成的“统一战线”开始出现了裂痕和对立。

    比如,沙窝镇党委于1993年3月制定出台《关于离退职村干部享受经济补贴的若干规定》,对建国以来在“土改”、“四清”、“农业学大寨”、“大包干”等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参加农村集体工作、且长期坚守在基层工作第一线的离任村干部。根据他们任职时间长短和贡献大小,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或享受不同比例的定额补贴。这充分体现了上级党组织对离退职村干部的关怀和爱护,同时也充分调动了在职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维护了基层干部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极大地推动了农村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沙窝镇身体尚好、且有一定影响力的离任村干部都主动出来在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凡是在职村干部在群众工作中解决不了的难题,一般都是依靠老支书、老村长出面“说和、解套”。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一些重大节日,经常组织慰问活动,认真听取离任村干部、农民无职老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一种尊重和关爱老干部、老党员的良好风尚。可以说,那个时期的在职村干部真正把离任村干部和农民无职老党员当作“宝贝疙瘩”看待,老支书、老村长、老党员利用过去的“余威”和在群众中留下的影响力而成为在职村干部工作上的“靠山”,他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交往十分频繁,个人感情和私交也相当融洽。然而,现在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乡村干部与离任村干部和农民无职老党员几乎失去了一切联系和沟通,有的老支书、老村长、老党员甚至因为结伴越级集体上访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就连他们过去亲手培养成长起来的“接班人”也把自己当作“仇人”看待,平时在村子里碰头时也不搭腔说话,在职村干部与离任村干部长期“内耗互斗”的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当下,沙窝镇不少农民一提起某个村支书的名字,随口就会说:“村支书算个吊!”(当地老百姓骂人的脏话)。

     在沙窝镇最典型的人物是陈高山村党支部原书记陈登峰,该同志在1950年搞“土改”时参加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村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生产大队会计、副大队长、大队长等职。自1973年起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直到1998年冬季突发脑溢血病倒在农田水利建设工地,在农村基层工作第一线默默奉献了将近半个世纪。该同志担任陈高山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在全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中享有“一呼百应”的崇高威望,是新县198个村党支部书记中的“一面旗帜”,曾经连续当选河南省第七届、第八届人大代表。1990年3月,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侯宗宾同志在大别山区视察工作时,主动提出专程到陈高山村旁听和体验陈登峰同志给农民党员上党课的场景。就是这样一位经历资深、颇具威望、身份特殊的村支书,在1999年春季退休后,对照沙窝镇党委1993年制定的《关于离退职村干部享受经济补贴的若干规定》的条件和标准,也只享受到相当于在职村干部全年报酬60%的经济补贴,每年大约为1800元左右。但在2002年河南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后,该同志仅仅享受3年离职生活补贴,也毫不例外地宣布取消和终止了。如今,陈登峰同志一年至少要花去医疗费5000元以上,加上他和老伴二人正常的生活费用开支,平均每年起码需要上万元的经济来源。这对于一位年近80岁、且半身不遂的退休老人来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2006年开春后,他只好“变卖祖屋”作为本钱,和老伴一起搬进县城与小儿子一家人共同生活。目前,在沙窝镇14个行政类似这样的离任村干部还有20多位,有的做小贩沿街叫卖,有的在山上放牛,有的打零工,有的捡破烂,有的投亲靠子女生活……这些长期辛勤操劳在农村基层工作第一线的离任村干部体弱多病,生活困顿,晚景凄凉,处境艰难,“走在村里抬不起头,站在人前没面子,回到家里尽受气,想找组织没人搭理”,他们往日留在农民群众中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威信已经荡然无存。总之,我国农业税取消后把上百万离任村干部和农民无职老党员长期“晾晒”起来,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哀和无奈,更是对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培植的农村基层社会“政治代言人”和“政府代理人”形象的极大讽刺和精神损害。(祥见张新光著《着手解决村干部报酬的资金来源问题刻不容缓——河南新县沙窝镇几十位离退职村干部缘何在农村“费改税”后伤心流泪?》,原载《决策》2005年第3期)

    ——从2006年1月1日起至今,我国正式进入了所谓“后农业税时代”。最近几年,我国进行农村综合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三项”(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构建“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乡镇基层政府,使其由过去的“管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全国大多数省份主要基于减轻地方财政压力的考虑,热中于“撤乡并镇”、“合并村组”和“减人、减事、减支”,而对乡镇机构改革后如何保证其“高效运转”却迟迟没有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不少地方在推进乡镇机构改革的政治风暴中采取“无情改革、不得拖延、不留过渡期”的强硬措施,对乡镇临时借调和临时聘用人员实行“一律清退,不予补偿”的政策,对乡镇分流人员分别给予3000元~5000元不等的一次性补助,对“集中处理掉”的村干部不予补偿;而对于乡镇、村在编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办公经费则由县级财政全额供给。这样就使“被排挤出局的人”与“挤进编制内的人”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差。特别是这次被清退掉的村干部过去承担税费征收任务重,付出劳动和汗水多,遭受责难和屈辱大,得到理解和回报少,但在离任后却背负一身的“三角债”(农户拖欠税费不交,村干部自己垫资完成乡镇任务,村集体再给离任村干部打白条),他们自然就成了在职村干部的新的“对立面”。

    比如,河南省在2005年下半年,仅用3个多月共撤并乡镇236个,合并各类事业站所3117个,精简乡镇领导职数接近三分之一,清退乡镇临时人员20551人,分流乡镇超编人员170022人,仅此一项平均每年可为省级地方财政支出减少20亿元左右(当年的农业税取消后,乡村基层组织缺口资金29亿元,除中央财政转移支付18个亿外,尚需省级地方财政自身消化10.8亿元)。同时,全省统一规定:较大的行政村干部职数由原来的7~9人减为5人,较大的行政村由原来的5~7人减为3人。河南省在这次乡镇机构改革中虽然也强调“要把乡镇工作从过去直接办企业、抓生产经营、催收催种、收费罚款等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转向典型示范引导、提供政策服务、营造发展环境和维护社会稳定上来”,但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和激励约束机制,现在的乡村干部竟然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祥见张新光著《地方政府变革的动力机制分析:对河南省三次乡镇机构改革的观察》,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该文曾被《新华文摘》2006年第23期转载)。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既是正确认识事物客观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规律,又是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性质和工作格局正在发生新情况、新变化、新趋势的辩证法。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提升到国家宏观层面来考虑,作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为核心,建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掀开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篇章。据不完全的统计,从2003年到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累计达到2.87万亿元,年均增长22.7%,其中直接用于农民“四项补贴”的资金累计达到3406亿元。目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由过去主要依靠农民自身解决转向以国家投入为主,全国约有1.5亿农村中小学生享受免费义务教育,8.15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4284万户农村困难群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条件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党中央和国务院之所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调整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一方面想让9亿多农民“休养生息”,一方面试图缓解农村基层党群干群“高度紧张”的关系。然而,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现实是“农村原有的基层组织体系网络破坏了,乡村基层干部队伍解散了,离任村干部和农民无职党员灰心丧气了”,乡镇政府变成“守摊型政府”,村干部退化成“跑腿型干部”,乡村基层政权已经演变成了“一座孤岛”。因为,所谓的“乡土经济精英”是指在农村改革初期先富裕起来并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他们过去曾经为村庄经济发展寻找市场机遇、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为村庄公益事业出钱出物等等;而目前这些人早已离开生养他们的故土走向城市发展和居住,平时与乡亲往来稀少,几乎失去了一切联系。

    所谓的“乡土社会精英”是指一些农村文化人和宗族领袖人物,他们个人品德高尚,掌握一定的和文化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在民间社会的公共领域里具有一定影响力,如主持村民各家的红白喜事、调解民事纠纷、充当民间交流的中介人等等;而目前这些人要么体弱多病,要么不受乡村基层组织重视,已经不再热中于村庄内部的琐事了。所谓的“乡土政治精英”是指乡镇机关干部、七所八站职工、离退休人员、乡村中小学教师和村党支部成员、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小组长、村民理财小组成员、村民议事会代表以及共青团、妇女联合会、民兵等群众组织成员等等,他们一般都掌握或大或小的公共权力,在农村基层社区管理和群众生活中发挥领导、决策、组织、协调、整合的功能和作用;而目前河南省在乡镇一级只剩下几十号人(按照全省统一规定:人口在4万人以下的乡镇,行政编制核定为24名,事业编制核定为40名;人口在4至5万人的乡镇,行政编制核定为27名,事业编制核定为43名;人口在5万人以上的乡镇,行政编制核定为30名,事业编制核定为46名),在村一级只剩下三五个人(全省4.7万个行政村已有83%实现了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单靠这些人去治理好中国庞大的农村社会可谓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比如,日前发生在河南省新县沙窝镇的一起人命案基本属于当地政府和县环保局“行政不作为”所导致的恶果。(祥见2009年11月13日《河南日报》记者尹海涛报道:“河南一村支书因污染纠纷遭殴致死矛盾由来已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取消农业税后,我国乡镇基层政府、村级集体组织与农民群众之间的利益链条中断,彼此互相牵制、互相约束、自动调节的均衡机制失灵了,而一旦失去约束的“公权力”怎能不发生蜕化变质呢?
 

    (注1):【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注2):祥见张新光著《乡镇基层政府是推进我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对河南省新县沙窝镇10年决策过程的系统观察与思考》,原载《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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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

熊平

2009.12.28

写在前面:重复的中国历史

  从来没有人能准确预知未来的世界。但我们可以从已知的过去的世界窥知未来的发展。但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只是记住了以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名称,却未能吸取教训。因此,几千年以来,中国的历史,不过是一家一姓之更替兴衰,于人类文明无半点之进步。或有进步者,一姓变更为几姓,原来为一家的天下,现进化为几家的天下,权当作进步罢。暂按不表。

2009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最大的正确与最大的错误

  2008年,总结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与失败,在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后,正当中央政府开始准备调整政策,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理想之际,发端于美国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了。由于30年改革积累起来的贫富分化和国富民穷的社会问题,必需循序渐进温和地解决,但面对30年跛脚改革(只改革经济领域而不改革政治领域)的沉疴,解决的重要前提是必需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因此,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的很多政策调整都胎死腹中(或有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出台的政策(例如对房地产政策的调整),也纷纷掉头,保经济增长成为2009年的头等大事。事实上,所谓保经济增长,上面说就是保社会稳定,说白了就是保政权,保执政地位。因为,如果一旦经济突然下行,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社会各阶导利益博弈如此激烈的社会背景下,没有人可以预料和控制接下来的情况。

  2009已经过去。今天,为期三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在宏观层面上,仍然了无新意,但较之2009年,在微观操作层面上,则留下了较大的弹性空间,利于中央政府“见风驶舵”,即保经济增长(即保政权)仍是主调,但要观照内外部经济运行环境。

  反观2009年保经济增长的得失,可以说,中央政府最大的正确在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由一篮子货币政策改为与美元挂钩,最大的错误则是10万亿天量信贷投资全部投入“铁公基”和房地产。最大的正确中央肯定会坚持,但最大的错误,却很难一下子更改。所以说,2010年,是更加全面考验中央政府政治智慧的一年,也可以说是决定2012年中国是否会发生社会危机比较关键的一年。

  事实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未爆发之前,中央正逐渐调整过去单一美元人民币汇率政策改为一篮子货币政策,以加大中国政府在全球资源的控制权和自主支配权(例如石油、铁矿资源),是一项重大长远的国家战略。但是生不逢时,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打乱了中央的政策部署,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赶紧掉头,人民币汇率重新紧盯美元。这个最大的正确,为2009年全年保8立下头功,也为中央政府缓解2008全球金融危机对社会的冲击立下头功。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本质:经济结构调整

  表面上看,人民币汇率是一个涉外金融政策问题,而实际上,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内部经济结构问题。所以,今天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二条即“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实质上是为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因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府和企业利用“中国的低人权优势”,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国际上采取“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式(国内采取“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模式,后面谈最大的错误天量信贷会讲),积累了全球第一的超过2万亿美元的天量外汇储备,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影响到美国的国家信用(虽然理论上说美国人可以无限量印钞),如果今后30年还想以“低人权优势”继续向美国输出产品,持续的空间已经不大。因此,从外向型经济转为外向型与国内消费型并重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在弦之箭。一方面是美国等国际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国富民穷的大环境下,国内民众要求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要求与呼声日渐强烈。在国际与国内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已在所难免。但经济结构转型也不可能说转就转,在国富民穷和国民财富占有比相差巨大悬殊的前提下,中国的经济要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只能是“循序渐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仍然需要美国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2万亿天量的美元外汇,一定程度上也把美国“绑架”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上。2009年中央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采取紧盯美元政策,虽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一年达20%,但随着美元的贬值,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国际其它货币实际上也处于贬值的行列,欧元等国际其它货币要求人民币升值时,中央政府仍能顶住压力,不为所动,并暗指美元才是人民币无法升值的“罪魁祸首”,在全球声讨人民币汇率问题时,而日元等货币干脆就放弃了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

  30年跛脚改革的沉疴,在国际上表现为人民币汇率问题,结症在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国际模式;国内问题则表现为国富民穷,官富民穷,消费疲软,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结症在于“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的国内模式。在新形式下,这两种模式都不可持续,而且国民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改革开放要持续下去,共享必需是前提,改革才能拥有合法性和正义。

10万亿天量信贷拯救了谁:必和必拓等三大铁矿石角力的背后

  2009年初,中央政府推出刺激经济政策的4万亿中央信贷,并且全部投向“铁公基”,当时我就傻眼了,写了个4万亿投资不如每人发3000块来得快的贴子。没想到一年下来,全年信贷总量居然达到了9.8个亿的天量,与2008年相比,广义货币投放量净增30%!以至于形成了2010年的通货膨胀预期。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第六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通货膨胀而言(奢望还有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吧)。事实上,近10万亿的天量信贷,除了一部分投入“铁公基”外,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楼市和股市,特别是有国企背景的房地产企业“地王”频现,房地产再一次“绑架”了中国经济。

  10万亿天量信贷到底拯救了谁?2009年10月6日,澳大利亚央行突然宣布加息25个基点,早于市场预期;11月3日,再次加息25基点;12月1日,第三次加息。在第一次加息之前,澳方就有官员表示,由于中国对澳洲铁矿石的强劲需求,澳洲首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困境,将率先加息。只是,公众没有想到的是,澳洲加息会这么早,而且加的这么猛,一个月内两次加息,三个月内第三次再加息。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国10万亿的天量信贷,第一个拯救的不是自己,而是澳洲人。虽然中国靠10万亿的天量信贷实现了经济保8目标,但这10万亿天量信贷的后遗证,将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中国还需要为这10万亿天量信贷继续买单,而澳洲人,却实实在在地走出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这也正是必和必拓等三大铁矿石厂商底气十足的最根本原因:中国如果不想让2009年这10万亿天量信贷打水漂,2010年必需继续实施至少不低于7万亿的新增信贷,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必需更加强劲。

金融的归金融,实体的归实体:打压房地产保股市是必然选择

  既然10万亿的天量信贷首先拯救的是别国澳洲,如何继续发挥这10万亿天量信贷的长期效用来拯救自己?这也是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第二条即“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除汇率原因之外的另一重大原因。但如何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会议上没有明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反思2009年全年信贷流向,如果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在2010年新增7至8万亿信贷的前提下,“打压房地产保股市”将成为中央的必然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反思2009年,10万亿天量信贷除了“铁公基”具有长效投资拉动“鸡的屁”之外,房地产已经成为压制拉动“鸡的屁”的另一驾马车即消费拉动的罪魁祸首,国内消费迟迟拉不动,房地产投机已经首当其冲。前面汇率问题已经讲过,国际上,“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单一引挈因国际压力已无法持续或加深,为缓解压力,重点开启“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这一国内引挈还是大有潜力可挖。2009年,中国汽车行业在全世界一枝独秀,就是中央政府开启“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这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效应。中央政府很清楚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未来三年,汽车取代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引挈是必然选择,因为汽车是易耗消费品而不是金融投资品。除了汽车之外,前段时间中央也曾吹过风,旅游将是中央拉动国内消费的另一辅助法宝。中国改革开放30年,改革成本全部由老百姓承担,成果却由体制内既得利益独享,所以汽车消费成为中国拉动2010年“鸡的屁”的最大消费引挈完全可能。当然,能买得起汽车的,基本上都是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垄断企业等既得利益群体,外加一部分有私营企业主和外企高管。

  所谓金融的归金融,实体的归实体,所以2010年,为保证即将新增的7至8万亿信贷对全年“鸡的屁”拉动的效率,中央保股市打房地产是确保2010年经济平稳增长的必然选择。2009年,表面看,中国经济回暖了,宏观上看也是如此。但事实上,2009年中国经济保八成功,很大程度上归于投资,中国经济的回暖,回归到实体经济层面,并不乐观。所谓金融的归金融,实体的归实体,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最终的着力点仍在实体经济。有人说,作为实体经济的房地产业不是很火爆吗?事实上,在中国目前金融政策与体制下,房地产已不再扮演单一的实体经济角色,房地产俨然成为一种金融投资产品,中国楼市,超过一半的住房购买源于投资与投机。2009年保八成功之后,作为金融产品和实体经济双重身份的房地产,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2010年以泡沫渐大的房地产业,中央势必形成打压力之势,因为作为金融产品和实体经济双重身份的房地产,已经成为制约实体经济进一步复苏的最大障碍,同时还要挟着整个民生问题。2010年中央政府之所以有打压房地产行业的底气,在于中央已经找到了可以逐步取代房地产的行业,也就是汽车制造业。所以,家电下乡补贴政策中央政府势必延续外,预计将同时扩大汽车以旧换新补贴面,一连串的促进消费(主要是体制内消费)和保民生(主要是体制外医疗与社会保障)的组合拳,在2010年中央政府将会依据国际经济复苏形式随时出击。

疯狂的大蒜的本质:寻找天量信贷背后的民间资本出路

  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2009年末,借甲流之东风,大蒜疯狂了。事实上,在大蒜疯狂之前,楼市已疯狂,股市也处于半疯之状态。一方面,是大量限入困境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另一方面,是10万亿的天量信贷投向“铁公基”和国有垄断企业以及房地产;中间夹着的,是近万亿民间游资找不到出路,于是,在楼市疯狂,股市半疯之后,大蒜疯了。下一个疯的是谁?如果不实行有效的预防,谁也将无法预料,或者,下一个疯的是生产食用油的大豆,最后是整个物价。

  2010年,中国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适度的通胀并非坏事。适度的通胀甚至对实体经济的复苏会带来积极的影响。有经济学家表明,2010年,3%—5%的通胀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有体制内专业鞋帮经济学家就解读,2010年中国通胀将在5%以内的可控范围内。但是谁也不敢打包票,2010年中国全年通胀就不会超过5%,有经济学家甚至预测2010年如果中央延续2009年政策,全年通胀预期将超过15%。2009年,中央广义货币量投放较2008年增加30%,再加上2010年必需跟进的7至8万亿的信贷总量,虽然通胀对货币投放量相对滞后,但如果一旦新增货币总量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渠道,能量释放,通胀将无法预期和控制。2009年末,疯狂的大蒜就是最好的例证。

  最近,食用油已开始新一轮涨价。而中国75%左右的食用油企业都由外资控制。也就是说,面对2010年的通胀预期,中央政府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内资本,还有国际资本。所以,2010年中央政府要全力防通胀(即实现全年通胀控制在5%以内),各项政策仍需亦步亦趋,仍需“见风使舵”。最近有房地产商代表解读中央经济政策扬言2010年楼市仍将突飞猛进的断言,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说,2010年,是全面考验中央政府智慧最关键的一年。2010年中央政府的智慧决定了中国未来几年的社会政治格局,要么把2009年的政策成果断送,至使2011年继续被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和国际资本要挟,为2012年社会危机埋下定时炸弹,要么继续扩大2009年经济复苏成果,为2011年轻松应对全球经济不稳定打下良好基础。

  这也是2010年中央政府打压房地产保股市的深刻政治原因。前面讲了为什么要打压楼市,这里讲讲为什么要保股市。所谓保股市,说白了就是为国内民间资本找出路,缓解通胀压力。保股市并不是主张政府去股市圈钱,而是实行更加开放的金融政策。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领域能改的地方,基本上都改到了,已经没有太多的潜力可挖了。今后几十年,政治体制改革仍将难有大的突破,要保持今后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实际上,在金融领域,中央政府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可以说“非常有潜力”。可以预计,金融领域的改革将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面对即将到来的7至8万亿信贷量,为控制通胀,中央政府不可能再大手笔印制钞票,要确保银行系统坏帐可控的前提下,2010年,中央政府极有可能“向民间借贷”,通过银行系统,向国内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融资”和“增发”,而为实现有效“融资”和“增发”,中央政府势必要保股市“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在金融领域,中央政府势必实行更加开放的金融政策,逐步放松金融领域的某些“管制”,为资本寻找出路,同时亦会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的解决。2010年,如果某天二级城市商业银行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地上市,股民们不必太惊奇。

2012,真正的危机:从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

  为什么2012?而不是2015或2016?或是更远?在电影《2012》这部美国灾难片里,是“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拯救了美国。事实上,如果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是在2008年爆发而是在2016年之后更晚的时间,对于全球而言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因为,即使全球金融危机晚于2016年爆发,2015或2016年,中国由于经济的衰退也足以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2016年中国将面临人口老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衰退原因有时间另文再谈)。只是,在“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国“鸡的屁”增长模式下,美国人首先扛不住了,趁中国人还能扛得住,提前释放了。因为如果美国人等到2016年之后,中国人也将扛不住。所以2008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象是一场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与华尔街金融大亨联合导演的一场扼杀中国和平崛起的阴谋。

  是的。中国人扛住了。本伯南克当选《时代》周刊2009年度人物,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中国工人”(事实上是中国民工)紧随其后获得亚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获提名。《时代》周刊盛赞了“中国工人”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所付出的辛勤和汗水,但他们可能并不真正了解这些“中国工人”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所承担的代价和屈辱,以及中国为此付出的社会成本。独立评论人袁剑在《中国:奇迹的黄昏》中,对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有着极为深刻和精彩的论述。这本被民间喻为“中国式资本论”的著作,指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增长付出的巨大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其中最大的成本是社会分裂的成本。因为环境破坏了还可以花巨大代价来修补,资源枯竭了还可以积极寻找新的资源,但社会分裂了,却是需要比补救环境和寻找资源所付出的更大代价和更长时间来弥合。袁剑指出,改革开放30年特别后十几年,中国社会正从最初的“团结”走向“分裂”。

  我把中国30年改革开放分为“1978—1986—1989”、“1989—1992—2003—2008”五个阶段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属于共赢时期;第二个时期,属于博弈时期。第一个阶段,1978—1986,属于8年黄金阶段,在这个阶段,官民共享了整个黄金8年,在1984年达到顶峰,其间虽然存在工农业剪刀差,但社会基尼系数达有史以来最低;1986—1989属于3年震荡阶段,虽然存在官倒、腐败等突出问题,但总体上仍属于官民共赢时代;1989—1992为停滞阶段,这种停滞属于博弈底色下的停滞,特指社会发展的停滞,相反1992年全年“鸡的屁”达14.2%;1992—2003为分化阶段,社会发展官民博弈从开始到日趋激烈;2003—2008为分裂阶段,社会发展官民博弈进入白热化,堪称惨烈,但由于这种社会分裂为巨大的经济成就所掩盖,所以并未酿成真正的社会危机。2008年事实上也是官方与民间共同对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年”,所谓“拐点论”,“十字路口论”,就是缘于此。当然,民间反思的力度要大大强于官方的反思力度,相比民间反思的主动,官方的反思只是“被迫应战”。

  2003年至2004年,我在北大在线《燕园评论》发表题为《和平革命: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与非正义性考》以及《潜在的革命:不安全感和寻找认同感》两篇文章,指出未来改革需在“对权贵的最小损害和对民众的最大剥夺之间寻找平衡”,如果不寻找经济以外的手段,社会分裂必将加剧,最后将是所有人付出代价。文章被多种学报和内刊转载,被誉为新世纪的“醒世恒言”。社会学研究者从来就不是预言家,然而社会却总是沿着我担心的路一步一步往下走。我们往往只是记住了以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名称,却未能吸取教训。从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为什么偏偏是2012年?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在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央政府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难题,从2009年的中央政策看,我们只是“延缓”了金融危机而不是“解决”了金融危机。按照中央政府的算盘,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我们正是用“延缓”政策代替了“解决”政策而获取了巨大成功。在这里,我想插一句的是:权贵们太贪得无厌了!所谓博弈,也就是有妥协。精英们这次搞错了算术,此金融危机非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可以比拟,这次精英们要面对的挑战,不仅有民众,还有美国。更确切地说,是登上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

  1978—2008中国改革开放30年,“鸡的屁”年增长率平均超过10%,从1978年的3600亿增加到2008年的30万亿,1986年以后,普通民众的生活却并没有随着“鸡的屁”的飞速增长而同步快速增长。相反,在2003—2008年,普通民众成为改革环境破坏与资源破坏的直接承担者,成为相对受损的最大群体,以致民间对改革的合法性开始产生质疑。在这五年中,全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且逐年快速大规模增长,权贵与精英越来越挑战普通民众的承受底线,国内社会矛盾已完全具有敌我矛盾性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社会分裂在一些领域已成水火之势。(不想举例了。)在这种社会分化与社会分裂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问题已经与经济问题捆绑,一旦经济严重下行,社会危机暴发将不可避免。

  也就是说,对中国政府而言,2012年的社会危机,将由经济危机引爆。2010,2011这两年,如果中央政府仍然投鼠忌器,权贵不再妥协,2010年仍然沿用2009年的政治思维,在社会保障、养老、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工程上,再不还债,任由权贵、精英相互勾结,一旦经济下行,哪怕只有两三年,对中央政府而言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袁剑在《中国:奇迹的黄昏》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后30年,应该是中国政府的“还债年”,即还民生。我之所以说中央政府已错过打压权贵的最好时机,在于2009年,如果中央政府有长远的智慧与魄力,宁愿让2009年全年经济“保5”,打压房地产保股市促汽车保民生,2010年中央政府的政策会主动得多,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仍可用三到五年时间实现“软着陆”。但现在,中央政府还需要美国的“帮忙”,才可以安然渡过危机。可以说,由于2009年的决策失误(前面所谈的最大的错误),中央政府已失应对金融危机之“先手”,中央政府“主动”让美国捆绑了自己。美国大片《2012》中国人制造诺亚方舟拯救美国人的事,只是个电影的商业桥段,用以满足中国人一种虚妄的自大狂和单相思。

燃烧的远征:共享、公平与正义——改革的合法性前提

  2009年,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的一项改革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关注和赞扬,这就是“神木医改”。“神木医改”之所以受到普遍的关注和赞扬,就在于这个“改”,是建立在全民共享的前提和基础之上。我前面说过,改革开放30年,在改革之初,我们以为一切改革都将是一种“增量”游戏,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帕累托改进”,而事实上,1986年以后,特别是2003年以后,改革越来越成为各方力量之间的“博弈”,或“较量”,或“剥夺”。至2005年,改革的“共识”已基本消失,改革的“合法性”地位已开始受到广泛的质疑。06年,我在《大痛无声: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表情》一文中指出,随着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合法性地位的丧失和改革共识的彻底破裂,以往连贯的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断裂,并主张以“秦晖底线”(权力与责任对等)来重建共识。3年过去了,不会写诗的我写了一句诗:“我看见人民的身上插满了吸管/我保持沉默的姿势”,中国社会正按照我的担忧一步一步走来,社会秩序正从“断裂”走向“分裂”,到处都是“天花板”,“贫二代”,“富二代”,“权二代”,“官二代”等“二代分裂”社会正在变化现实,社会阶层“板结”,阶层结构“钢化”,底层向上层流动的社会通道变窄,向上变迁的成本加大,贫富官权恢复“世袭制”。社会矛盾尖锐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改革如果要进一步深入,避免更多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共享”是取得改革合法性的前提。在中央政府要求“鸡的屁”持续增长的政治动力下,0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很多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的“改革”,政府将越来越成为“主导者”,以“共享”的思维智慧,适当增加“公平”与“正义”的“佐料”,对民众进行普遍的“安抚”,将是中央政府今后一段时期内不得不面临的“选择”。例如最近“全民医保”、“全国社保统一”、“中小城市入户”等政策的出台,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但是到具体操作层面上,中央政府却并未估计到执行的难度。所谓执行的难度,并非是媒体和某些官员所说的技术难题(在中国,技术从来不是瓶井),而是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滞。所以,尽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能还有更多在民众看来“利好”的改革措施出台,但由于实际上操作上的难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中央政府发布的“利好”政策,可能都只是“看起来很美”。

  这正是社会危机产生的前兆。如果中央政府不痛下决心,还是象以往一样任由地方“虚与委蛇”,到2012年,如果美国及欧洲的经济复苏并不是那么强劲,在后哥本哈根全球低碳政治环境下,中国再指望“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国际生产模式已走不通,仅凭“体制外生产,体制内消费”的国内生产模式,“鸡的屁”泡沫在三五年后必定化解。为什么“鸡的屁”泡沫在三五年后必定化解?2010年,全国大学毕业生总人数约为630万,2011年将为758万, 2012年将超过800万,将达到历史最高峰,然后逐步回落,至2016年止,中国社会将开始步入老龄化,一帮御用经济学家所鼓吹的“中国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在美国,看经济复苏,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就业率,而不是看“鸡的屁”。2012年,面对如此多的大学毕业生,加上前几年的失业或暂就业低收入大学生群,如果一旦经济停滞不前或下行,中央政府有没有准备?

  一部《蜗居》的热播,触动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以扫黄的名义,《蜗居》在某些电视台被停播了。但比《蜗居》更现实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可能更应该让中央政府敏感。社会学从来不讲特例,你可以说,那些“蚁居”的大学生应该自己努力,并可以举出陈天桥、丁磊等例子。但在目前刚性和板结的社会结构下,到处都是“天花板”,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都处于“血拼老爸”的时代,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相较于20年、30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11月26日,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卫生间用自缢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临死前,杨元元发出了“知识无法改变命运”的感叹。所谓公平,最根本的就应该是机会公平。可《蚁族》中所记录的这些80后“小强”们,他们“带着坚强,藏着温暖,传递希望”,缺少的只是一点点“机会”。“毕业之后,生活扑面而来,梦想流离失所。”

尾声:你准备好了吗?

  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并不介意冲突和危机的到来。关键是你如何去应对这些冲突和危机。是堵还是疏,早有古训。前段时间,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先生到中山香山讲坛开讲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有幸现场去聆听。末了,我问了朱先生一句:“如何评价蒋经国先生这个人?”朱学勤先生简单回答了一句:“蒋经国先生的伟大程度将超过孙中山,他在中国历史上将有超过100年的价值。”回答甚合我意。这个曾经的最残酷的独裁者,仅凭他晚年行将就木的那一刻的转身,就足以让他在五千多年的不断重复的中国历史上华丽闪耀100年。人民终究是历史的纤夫。历史的方向盘却总不由人民掌握。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你准备好了吗?

  欲说还休,本来计划大书特书,结果草草收场。

  和谐五年·冬·广东中山家中
 

 

 

房地产是中国走向崩溃的引线

牛刀

2009年12月

    为保持经济增长,08年一度低迷的房地产业在大幅增长的信贷刺激和政策导引下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很多踏入鬼门关的开发商起死回生,又开始蘸着唾沫数钞票了;与此同时,房子越来越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病--“蜗居”正在热播,征地拆迁引发的冲突屡见不鲜,大街小巷到处是房产中介,报纸网页充斥着整版的卖房广告。京沪深等一级城市已经把房子垒到了逼近两万每平米,二线中小城市和县城也步步紧跟,中国人祖孙三代供一个房子,年青人从一开始工作就要为一个自己没有所有权的劣质鸽笼卖二三十年的命。如果你稍微深入地想一想我们面对的现实,就会感到一种无助的惊恐,这种惊恐是社会性的,是一种大厦将倾前的绝望预感。

  (一)房价何去何从?

  所有人都在问这样的问题:房价会一直涨上去吗?关于这一设问的答案将直接影响投资和消费取向:试想如果房子一直涨下去,那它就是最好的投资品,而消费型购买力也不会再执币观望。问题是,不可能有一种商品的价格会无限制地上涨,最终结果有三种,一是周期性回归,二是达到稳定平台期,三是暴发性崩盘。土地的政府垄断属性和政府的强力干预能力使周期性市场变得不可能,暴发性崩盘也不符合政府和开发商的长远利益,所以权力机关最希望看到的是房价最后达到一个稳定平台期。这个稳定平台期并不是说价格不变,而是通过稳定的价格增长达到最大可能地攫取社会财富的目的。所以说政府控制房价的最终目的是形成一种稳态,这种稳态是政府尝试出来的人民能容忍的底线;在这一稳态下房价会持续增长,增长来源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然而这种稳态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正是这种稳态中蕴含着极大的不稳:当社会盘剥处于临界状态的时候,系统中的任何扰动都可能扩展到全局:比如公民抗风险能力丧失带来的负债能力下降很容易扩展到金融领域形成坏帐,比如中央政府事实上无法控制地方官员对利益的过度追求所带来的系统风险,比如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的变动极易形成国内价格风险,进而引发社会风险。总之,当公民的经济基础被房地产业破坏之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事实上也就破坏了;当公民的抗风险能力丧失之后,这个国家缓冲危机和抵抗风险的能力也就丧失了。没有公民个体经济的缓冲,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不可预知的后果,而一旦突发事件出现,投资过盈的房地产业必然如惊弓走兽,最后暴发式崩溃几乎不可避勉,而这一暴发将是社会经济崩溃的引线。

  (二)房地产是高通胀的罪魁

  为了防止房地产业带来的系统风险,国家会采用各种行政、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平衡各方利益,比如规定土地使用方式,调整信贷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不论如何调整,政府的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平稳地取得社会财富,这一过程中我们感受最明鲜的就是通货膨胀。归因于去年年底的大规模投资,中国上半年的信贷巨幅增长,而彼时的CPI还处于负数,这正是本轮房价疯涨的大背景。信贷增长增强了房地产商的信心,世界经济的低迷和“保8”的行政号召让地方政府明正言顺地改调控为鼓吹,放信贷和抬地价并举,形成供给型通胀。同时,信贷政策放宽也刺激了消费和投资需求,这部分需求催生的购买力把房屋成交量和价格再次拉高,进一步形成价格上涨预期,吸引更多投资和消费进入。最后,为了防止公务员们受到冲击,政府部门工资再次调整,这些增发的工资和各种福利卡最终回流到社会从而加速了贷币贬值 (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越来越穷,但高档商场里依然人头攒动的原因)。地价和腐败成本上涨的供给型通胀和投资/消费上扬的需求型通胀配合公务员带来的增加贷币,最终完成了刺激经济的全过程。于是我们又看到了售楼处前的长队和满街重新开张的中介公司。
  
  早有专家称“适度通胀”是有好处的,这话在中国真的很“真理”。通胀让老百姓感到存钱贬值的切肤之痛,不得不掏出钱来买房,哪怕几十年节衣缩食;通胀让房价时刻处在名义价格上涨中,即使真实价格低迷也会形成追涨的心理预期;通胀由政府部门开始却归利于政府部门,同时隐性地降低工人工资,悄悄攫取社会财富;通胀可以消弥人民币上涨的压力,保持出口,宁与外鬼,不予家奴。然而,这些专家的“真理”又是如此卑鄙,他们的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就是不顾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困窘,就是全国80%的老百姓不得不做房奴,就是公务人员和权势人群的高人一等,暗渡陈仓。他们用“通胀”逼着老百姓买他的地,买他的房,活跃他的市场,玩他的GDP,保他的8。

  可悲的是,这种通胀是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他必须保持经济的高增长以维护社会稳定,必须时刻取得剥削利润以维护庞大的官僚机构,必须依靠增发货币来冲抵银行坏账和腐败渎职的亏空。这种通胀在资源高度集中于房地产业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必要:因为你已经为这个食利行业筑起了那么高的坝,你就不得不往上接着填土--可怕的是,这些土正是从坝基上挖起来的。

  房价高启引发了通胀,房地产业的一枝独秀使通胀效果锐化,加速了通胀的传导,恶化了通胀后果。更可怕的是,当这种通胀成为惯性的时候,它就会超出政府控制的范围,最终会演变成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三)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毒瘤

  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房地产业究竟是一个什么行业?是加工业吗?不是,水泥,钢筋,空心砖这些都有专业厂家生产,而且是高度竞争地生产,从没听说哪个生产水泥钢筋的工厂暴富的;建筑行业吗?也不是,那些真正从事建筑业的公司和工人不但没有因为房价上涨而分得利润,反而经常被拖欠薪水,求告无门;是设计单位吗?也不是,随便找一家建筑设计院给个三瓜俩枣图纸就出来了;是高科技行业吗?也不是,别说高科技,就是把墙垒合格,房顶别漏水,挖个坑别倒掉大家就心满意足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这个被各级政府当作支柱产业,被任志强潘石屹之流说成是“极为复杂”的房地产业究竟是一种什么行业?我告诉你,这个行业是建立在厚黑经济学之上,依赖于强权体制,从老百姓手里抢夺劳动果实,在各利益相关部门间进行价值再分配的 “高级的”“形而上学的”的神秘行业。这个行业确实非常复杂,因为里边有太多利益关系要协调考虑(唯一不用虑的就是老百姓),哪尊佛都不好惹,稍有不慎就可能鸡飞蛋打;这个行业只需把地拿过来交给建筑公司就算完成了全部表面工作,而真正的实质工作则在于联络、协调、打通、吹嘘、收买、威胁和出卖。这个行业对国民财富只有挥霍而没有贡献,却号称创造了最大份额的GDP,被当成了救市明星;这个行业把权力之手戴上商品的手套,堂而皇之地把老百姓口袋里血汗钱抢的一干二净,却挥动着抢来的钞票说是拉动了内需。

  有开发商说,“看看吧,98年房改之前城市居民住房条件怎样,现在连刚毕业的学生都可以买房了,这都是房地产业的功劳!” 听起来有理,但他的逻辑是虚假的。房改之前当然有问题,依靠单位分房当然会造成供应短缺,这是计划体制的弊端,是必然要改的,但改的方向是把原来单位控制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变成公共土地使用权,用市场方式把土地还给人民,而不是卖地生财。事实上98年的23号文件明确规定,只有高收入家庭才购买商品房,中低收入家庭可以购买经济适用房和享受廉租房。如果依照这一思路,不仅大家可以买的起房子,房价也涨不起来,这是2003年的现实,那时政府和开发商也没有挨骂,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民怨沸腾。问题是各级政府追求利益的渴望是无穷的,为了攫取更大利益,他们悄悄改变了房改的方向,把房屋建设市场化偷换成卖地赚钱,把高收入阶层购买商品房偷换成绝大多数老百姓购买商品房。于是,从2003年的18号文件开始,房价开始窜升。所以说,我们从来没说房改错了,但不同的改革方向后果却完全不同,同样是老百姓能住上房子,一种是用适当的价革购买,一种是让人民倾尽祖孙三代积蓄购买,而我们恰恰选择的是后者,讽刺的是,这还是土地归全体人民所有的社会主义中国!

  “让中国人能买房”不是任志强的功劳,“让中国人花三代人的积蓄买房”却一定是任志强抹不掉的债。即便是“让中国人买房”这件事,恐怕也不能算在任志强头上:真正让中国人买上房子的不是开发商,而是各级政府和政府手下的银行,开发商只不过是一个马仔-- 而他们真正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中国人买上房子,而是为了中国人买他们独一家的天价房。这时,房子的商品属性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抽象成了一种抢钱工具,而且几年以后可以重复使用。

  我们看到,中国的房产业根本就不是一种“行业”,只能算是一个匪帮,是政府用来取利工具。这一本质使它成为中国经济的毒瘤。一方向,它把大量资金吸纳到这个既不具有创造性,也不具有先进性,连社会财富也不创造的部门,使其它行业失去资本支持,萎缩衰败,最终使中国经济走向死亡;另一方面,这些进入权贵手里的社会财富极少能形成再投资,大多数流向国外银行或进入奢侈品市场,成为巨大的经济漏斗,使中国经济血脉耗竭;最后,这些权贵和腐败资金形成投机热钱,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后形成继续掠夺人民资产的黑洞(比如内幕交易的股市),破坏经济秩序,伤害公民经济基础,形成社会危机。当经济漏洞大到无法弥补,中国经济的血液循环失效,金融系统失灵时,国家必然再次使出通胀手段弥补亏空,于是物价再次疯涨,社会再次动荡,由此引发的危机必将无可补救。

  (四)房地产刺激内需:荒谬和无耻的嫁接

  现在流行一种谬论,说振兴房地产就是振兴经济,保护房地产就是保护经济全局,老百姓买房就是爱国。这种说法很有迷惑性,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内需不足的大背景下,依靠房地产带动上游产业,促进消费拉动内需的思路很有市场。然而,这是彻彻底底的逻辑欺骗,是居心叵测的蛊惑。

  首先,这种言论因果倒置。我们之所以受全球经济滑坡影响巨大,是因为内需长期停滞,而内需不足起因于垄断性商品的长期高价,特别是房价高悬,让老百姓买了房子就没有消费能力。所以,恰恰是高房价导致了内需不足,现在反而鼓吹依靠发展房地产拉动内需,不是南辕北辙吗?

  第二,这种言论偷换概念。它把“内需”偷换成“花钱”,好象只要老百姓花了钱,内需就起来了,但他故意忽略了老百姓是不是心甘情愿地花这个钱,花这个钱是不是值得。本来就没有那么高价值的房子却要老百姓花高价购买,这不是市场经济下的正常需求,也是不是正常需求该有的价格,这不是“内需”,而是垄断力量下的抢劫。

  第三,这种言论只论局部,不论整体,犯了局部论的大忌。它只看到房地产的交易总额扩大了,就认为内需提高了,却没看到其它行业因此失去了需求,导致整体需求下滑,这是一种饮鸩止渴。

  第四,这种言论忽略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关系。它认为只要房地产火了,上游产业就会被带动,但他忽略了房地产的火爆并不必然导至上游产业的繁荣。认为房地产会拉动上游经济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错,但在中国其效果要大打折扣。举个例子,如果房子供应量不变,房价涨了一倍,则房地产业的“内需”总量增加了一倍,但上游产业完全没有受益。事实上,就象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房地产业并不是个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个黑帮,进入这个龌龊行业的资金大部分被开发商和贪官截留,很难传导到上游形成资本。因此,上游产业的资本依然不足,工人生活依然困难,企业依然不堪重负。

  第五,这种言论割裂了事物发展过程,缺乏发展眼光。以高价抢掠为特征的房地产业越繁荣,老百姓在未来就越没有消费能力,用房子“刺激”出来的内需越多,我们未来的内需就越衰竭,我们现在越是表现的“内需”,我们将来就越是“内虚”。

    除了逻辑上的荒谬,“房地产刺激内需,拉动经济”这种说法更显出无耻。

  内需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这本来是一个政府该为之服务的根本,现在却需要“刺激”,为什么?是社会财富过多,老百姓需求满足了吗?不是,多少人连基本住房条件还没有满足,怎么会没有需求?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要被人翻上无数遍,怎么会没有需求?可是,因为财富都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我们手里没钱,我们得自己赚钱看病,养老,上学,我们就是再有“内需”,也不敢花钱,也只能忍着。因为贫富分化导致相对需求不足,这正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基础,却是中国活生生的现实;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国家却走的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这本来就是政府的严重失职,是要深刻检讨的重大失误。可是那些地方政府呢?他们从没想过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来提振需求,相反,他们认为我们“有钱不花”,影响了他们的“经济全局”--好,你不是不花钱吗?我把房子涨价,逼得你非把祖宗八辈的钱都掏出来,再背一辈子的债,你要是不忿,那就是破坏经济建设,就是不爱国!

  多无耻啊,把老百姓的保命钱硬抢过来吹嘘成“刺激内需”,他们真的是为了老百姓的“内需”吗?不是,老百姓的需求是质量合格住房,可楼脆脆,楼倒倒随处可见,连住房安全这一最最基本的需求都不想满足,他们刺激的是什么“内需”?我看,“刺激内需”的全称应该是“刺激你花钱,满足我的内需”。

  如果有关部门真有诚意刺激内需,其实办法多的很,比如对老百姓减税,对企业减负,减少官员贪污浪费,取消地方壁垒,减少经济运行成本,构造社会福利体系,保障低收入家庭生活,等等。只要公民和企业的负担减轻了,老百姓的生活有保障了,收入提高了,当然就敢花钱了,还用得着你用爱国来说教?可是,这帮人,放着这些真正刺激内需的正途不用,想到的竟然是涨房价,竟然是见缝插针增加契税和出让金! 用涨价和加税来刺激内需,恐怕地球上也只有这个神奇的国度才可以宣传的如此厚颜无耻,理直气壮。没办法,谁让那些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办法对官老爷们有损无利呢?可是,拜托你别再拿“买房爱国”来玩弄穷老百姓了,行吗?

    (五)房地产业本质上是掘墓业

  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最终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他指的是工人阶级。这一论断其实是普遍的,任何社会在对受压迫阶级疯狂压榨的时候都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但真正掘统治阶级墓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们自己。在中国,掘这个国家坟墓的正是那些对老百姓疯狂勒索的官僚阶级,而房地产正是最火爆的掘墓业。

  我们已经讨论过,由于对社会经济资源无节制地抢掠,浪费和转移,房地产业不仅挤占了其它行业的生存空间,也耗尽了这个国家公民经济的基础,透支了未来几代人的生存资源。我们可以想一想,十三亿缺少社会保障,被榨干了血汗的中国老百姓,他们有了病没钱治,老了无人赡养,上学掏不起学费,找工作没有岗位...这是多么可怕的事。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房地产业的鲸吞蚕食下,百业萧条,科技停滞,创新无力,资源匮乏,经济萧薄,这样的国家怎样抵抗突发的天灾人祸?再加上环境恶化,竞争过度,道德破败,官匪横行,我们还有什么幸福可言,我们还有什么明天可以期待?这样的国家,又怎么可能维持的长久,这样的国民,有又什么资格奢谈“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靠盖房子走向繁荣富强的。当社会发生动荡的时候,最不值钱的就是房子。当初满清破败的时候,王公贵胄的豪宅府第全都一钱不值:因为房子就是房子,对国家而言它不具有生产力上的先进性,不代表任何国家竞争力,对老百姓而言,当失去政治标签的时候它是最累赘最没用的资产。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搭在房子上,轻则说这个国家缺乏进取心和竞争力,重一点说,就是在挖这个国家的坟墓,在摧毁这个国家的未来。可是,难道那些官员不知道以房地产为纲的恶劣后果吗?不知道这是在埋葬这个国家吗?就算他们愚蠢,那么多智囊,智库,就不会给他们提个醒吗?为什么他们还这么干呢?

  我想他们是知道的,而且比知道的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但他们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在位时就算没人送房子,也可以以集资、补贴等形式买便宜房,所以他们对高房价并没有抵触,相反,他们可以在高房价中可以赚个钵满盆盈;等退了位,没能耐的可以找个地儿安心养老,有点儿能耐的可以旅居海外。他们对这个国家只有有限责任,只要在位时捞足了,退位后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哪管它是不是洪水涛天?

  这让我想起一位叫“水土水坝”的网友,此公极力宣扬帝制的好处。我虽然对其主张不以为然,但他有一点可能是对的,即权力的一惯性会使帝王对自己的国家更负责任。历史上绝大多数君主为了维护其家族的长远利益,会不自觉地对过盘剥百姓的官吏做出限制,特别是在土地问题上,有远见的君主都明白“安居才能乐业”的道理,为了子孙后代的长远统治,他们不会容忍百姓流离失所,这是私权力的无限性带来的一个好处。而我们现在的政府是一种有限私权力,这就跟私人骑公家自行车一样,会拼了命地掠夺和破坏,而不必顾及后来人还能不能骑这个车。在国家建制上,最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就是这种有限私权力,最不爱国的也是这种有限私权力,但这种权力却最喜欢张扬爱国主义,打扮成国家代言人,因为除此他们的权力没有来源。不信你可以问问那些呼悠我们“买房爱国”的官儿们,哪个不是在想着吸干这个国家经济血脉?他们何尝对这个国家爱过一丝一毫?

  要改变这种状况,显然不可能回到帝王那一套把私权力无限化,但我们可以把私权力变成公权力,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只有权力变成公有的,权力的行使得到授权和监督,官员们卖地生财的恶行才能得到控制,房价才能降下来,这个国家才能摆脱崩溃的噩运。这不仅是在拯救这个国家的十三亿人民,对那些权势者也是有好处的,否则这些瞎眼的掘墓官员们在埋葬这个国家的同时,最先埋葬的就是他们自己。

  可悲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到明显向好的希望。官员们的贪婪无法遏制,老百姓依然愚昧,环境依然持续恶化,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在房价高起的同时一步步被掏空。我能预期的依然是个崩溃的远景,而崩溃后那些把几代人的希望都压在一个房子上的老百姓凄惨的生活让人尤为不忍目睹。我只建议那些还在房子上面沉迷的人们,如果不是特别需要,可以把投向房产的资金转一部分向黄金或外币,为自己保存一些生存的希望;那些不得不承受高价的人们,也要有面对坍塌的心理准备。

  最后,我要说的是,所谓“中国必然崩溃”其实是个伪命题:作为一个政治形态的中国是必然要崩溃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政府可以永远生存下去。这种政治形态上的崩溃没什么大不了的,反而会有一个更先进的政治形态从废墟中站立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掘墓先进分子任志强和潘石屹先生。然而,作为地域、种族和文化上的中国是不会崩溃的--中华民族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息了上百万年,未来也必将在这里生息下去,并最终走向光明和希望。真正的爱国者,应该以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己任,向那些伪爱国说教宣战,并为这个民族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预警“城镇化建设”

温克坚

200912.28

     根据11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12月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2010年推进城镇化建设将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关键词之一。表面来看,推进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走过的阶段,也有利于提高各种市场要素的配置效率,是破除城乡二元隔阂的重要通道,城镇化建设实在是一项被耽搁太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不过,如何推进,由谁来推进这个进程,大有讲究,大有不同,必须进行分析。如果依靠传统的政府主导,则很容易再次陷入权力政绩工程陷阱,那非但不能解决农村衰败的问题,反而诱使对农民的进一步剥夺,进一步扭曲现有的经济社会结构,给社会秩序带来重大隐患。目前,对于如何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讨论尚不多见,但是这应该是一个需要大力讨论的话题。

    我们可以通过对既有城乡结构存在的体制性问题的分析来梳理这种讨论。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的来源,说到底是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一脉相承的,为了对农村实行严格的控制,以便从农村抽取资源,压制农村经济的自主发展,剥夺农民的自由,都是很自然的逻辑。这其中,对于农村发展起到最大压制作用的,应该是户籍制度和集体土地制度。因为有了以控制社会流动为初衷的户籍制度,那么农民就被剥夺了很多参与资格,包括享受公共服务的平等资格,获取经济资源的平等资格等等,这其中,农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一直以来严重的滞后于城市居民。而集体土地制度,则使得农民失去了对安生立命的最基础的资源土地的掌控,农民没法利用土地的流转,抵押等获取必要的资本,来改善其生存境遇。农民经济境遇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劳动力的市场化,也就是在外务工来获得收入。但是同样受制于户籍制度的歧视,农民工们无法在城市享受同等的经济社会待遇。

    比上述问题更深的体制性问题,当然是农民们政治资源被集体性剥夺,在经济社会政策上缺乏与其人口和社会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使得客观上,农民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底层,中国三十年经济发展依旧改变不了农村衰败的情景。当然,简单的讲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通过财政的的转移支付,也许可以在某时某地掩盖某些问题,但是这根本无法扭转农村整体上的经济社会落后的局面。最近数年来,中央每年的所谓一号文件都是关注农村,但是基本上没有触及深层次的问题,没有从体制上为农村和农民松绑,因此其效果注定是昙花一现,治标不治本。2004年以来的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这种政策的典型。

    这回提到的推进城镇化建设,方向上和以前诸多以“输血”为特征的农村政策不一样,给人们一些想象的空间。不过,城镇化建设同样歧路纷呈。 在行政权力主导下,很可能演变为简单的建造镇运动,用加法来快速推进,比如把小村合并成大村,把大村合并成城镇,这是最容易操作的路径,也是最容易出政绩的路径,但是这样的做法,将是对农村和乡镇既有经济社会关系的粗暴干涉,可以想象的是,这个过程中很多有价值的土地资源将成为权力的盛宴,农民利益被再次剥夺,这必然酿成新一轮灾害。

    回到上面的分析,一个可欲的城镇化路径应该是做减法,那就是减去捆绑在农民和农村身上的诸多体制性的束缚,尤其是户籍制度和现有的土地制度。只有农民自身成为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只有农民拥有对资源的充分掌控能力之后,他们才知道以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进度,来建造适宜他们居住的家园。当然,要废除户籍制度,更新现有的土地制度,说易行难,这种路径和既有政治结构的张力之大,其实超乎想象,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将隆重登场的城镇化运动走向歧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金融战败与产业战败的灾难

郎咸平

2009年1月

  我们以大家熟悉的GDP为例,这是非常畸形的GDP,是欧美相比非常奇怪的。我们以日本为例,他们的GDP组成是以消费为主的,为什么以消费为主?我想喝矿泉水就生产矿泉水,我穿衣服你生产衣服,这就很正常,因此他们GDP当中消费的比重是70%,而我们不是,我们的消费只有别人的一半,只有35%。那么我们的GDP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告诉各位的,二元经济当中过热的基础建设工程拉动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GDP几乎超过一半都是你们看到的高楼大厦、桥梁高架等等,叫做固定资产投资,而消费只有35%,因此我们是一个消费力严重不足的国家。这就使我们浙江的做出口的企业要转内销更困难,因为我们国内的消费太少。

  那么消费有没有可能增加呢?目前没有可能。为什么没有可能,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地方政府只是关心GDP工程,除了少数地方的政府会关心到老百姓的上学、就医、住房、环境污染等等之外,很多地方政府就是简单的以拉动GDP为最重要的施政原则。但是一个缺乏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经济,比如说生命怎么办?住房怎么办?退休怎么办,当这些安全体系不建立的时候,老百姓不会增加消费的。你们的父母如此的年迈,你担心不担心他会生病,在今天的这种医疗制度之下,你父母生病这可能是一个无底洞?因为你担心,因此就不看消费。所以我国消费低的原因就两个,第一是政府把资源都花在GDP的工程上去,消费少,另外一个我们缺乏一个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两者都不是短期可以改变的。因此大家不要有任何的幻想,我们的消费会不会突然的增加,我告诉大家,这是不会,只有缓慢的增加。你只有35%的消费,我们江浙两省这么多的工厂,生产这么多的产品,你卖给谁?自己消费太少,消费不了,因此不得不出口,变成出口创汇,实际上就是整个经济发展扭曲导致的。

  出口过多,使得我国出口减掉进口的贸易顺差惊人,而日本比,他已经够惊人了,他们的比例占到了4.5%,我们更可怕,我们几乎是日本的两倍。大家大家知不知道造成深入结果?那就是外汇大量的积累,07年12月突破1.5万亿美元,现在已经超过1.8万亿美元,过几天可能就达到2万亿,这一切都是流血的出口创造的必定积累的美元外汇。

  由于我们经济成长的扭曲,使外汇大量积累的必然结果,就是给欧美各国一个极好的借口,压迫人民币升值,越升越快。这个利率升值的现象,会来就打击二元经济里面过冷的制造业,尤其是出口制造业,使他们的日子更加艰难。这就是这个时刻,政府推出了新《劳动合同法》。这个新《劳动合同法》的本身意义是非常重大,所以你问我是否赞成新《劳动合同法》,我认为我们帮助弱势群体是非常应该的,所以我个人非常主张新《劳动合同法》,但是新《劳动合同法》的通过太仓促:第一没有大面积的反响论证,第二影响这么大的法令既然没有做过试点。我个人感到不可思议,这种政策的措施造成了企业和工人双输的局面,而这一切本来都可以避免的。如果我们可以公开公正的讨论这个法案,我相信全中国的企业家都会支持这个法案的,劳动者当然也会支持。我们再从一个企业,一个县的企业,一个市的企业,一个省的企业逐步的推行,碰到问题,解决问题,务必达到双赢的局面才能铺开。但是很不幸,仓促决策的效果是立刻大面积的铺开,造成不好的影响。目前是不是被有效的执行,只要这个新《劳动合同法》推出,企业家就会开始做详细计算,他就会考虑成本,考虑效益,当他认为成本过大之后,他们的决策就是关闭企业。所以新《劳动合同法》推出不推出,这已经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只要法案在,企业家就会做成本效益分析,就会影响他的决策,甚至做出关厂的决定。所以这么好的法令,精神上全国老百姓都会支持的法令,就是因为一个仓促的推出,形成双输的局面。所以在这个场合,我也希望我们政府能够对新《劳动合同法》进行一个更深入的思考论证,希望能够把我的意见能够形成一个政策,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达到双赢的局面,可是我们就是要面对现实,立即推出了。

  这个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配合上面的汇率的上升,进一步的打击了二元经济里面过冷民营企业部门,更不想干了。第三就是我一直反对的宏观调控政策。我们的宏观调控到底是以什么为目的呢?我相信各位看到的报纸杂志的报道都是这样说的,就是我们的社会流动性过剩,套用我们老百姓的语言就是“钱太多了。”这个钱多买股票就是股市泡沫,买楼房就是楼市泡沫,所以这样做一个简单的判断的话,发现我们中国经济很简单了。因为我们的宏调所作的,就是调整利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这样你手上的钱不多了,你就不能炒股了,也不能炒楼了,也不买那么多的产品了,因此就没有通货膨胀了。如果我们的经济真的是因为钱太多而导致的这个现象的话,这个宏观调控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宏观调控。

  我还记得南方人物周刊七八年前采访我的时候,我说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流动性过剩,宏观调控都是错的。他们说当全国专家都认为是流动性过剩的时候,郎咸平认为不是,那么到底是谁的对错?现在数据证明,我是唯一对的。那么宏观调控出了什么问题?宏观调控问题非常严重,那就是跟随着汇率上升,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以后,宏观调控对于二元经济的打击是不可想象的。宏观调控什么意思?提高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问题不是这样的。在二元经济环境之下,宏观调控的推出将透过三个管道,使得我国经济进一步恶化:

  第一管道,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就是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银行从民营企业部门大量收回流动性,然后打给过热的部门,比如地方政府,去搞开发去,去修桥铺路。这就是四年宏观调控下来,我国的信贷规模增长率和广义货币增长率依然维持在16%到18%的水平,而没有因为宏观调控下降。这是第一个管道无可避免的,使得资金从过冷的部门转到过热的部门,因此使得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

  第二个管道,那就是在汇率、新《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江浙、广东的企业家更做不下去了,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的,他们也不想干了,把很多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抽出来,从过冷的部门拿出,去打到过热的部门,去炒楼、炒股。这个行为使得过冷的部门更缺资金,过热的部门资金更多,所以更热。

  第三个管道,简称海尔现象,就是原先在过冷的部门做家电制造的工厂做不下去了,因为萧条,因此从过冷的部门拿出大量的资金到过热部门自己做开发商,这种现象非常明显。第三个管道也同样的使得资金从过冷的部门流到过热的部门。

  各位来宾想一想,第一个管道通过银行,第二、三管道是企业家自己的行为,这三个管道都不可避免的使得资金从过冷的部门转到过热的部门,所以过冷的部门更冷,更热的部门更热,而使得的四年宏观调控失败,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股市、楼市的泡沫,就是敲响了制造业的警钟,回光返照。所以今年的股价、楼价的下跌,你不感到忧心忡忡吗?因为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制造业产生重大的危机。

  这里大家要了解的,我自己看这个现象,我比你们都忧虑,你难以想象,如果大家都不做制造了,都去炒楼、炒股了,到时候会是什么下场?你将走向香港的老路。香港的经济简单的讲,就是一个炒楼、炒股的地方,就是这么简单。可是香港北靠大陆,它是可以的,因为它的很多供应都是大陆来的,所以他去炒楼、炒股无所谓。如果整个中国都不做制造业,那么我们国家的未来怎么办?

  最近党中央的领导到江浙视察,到广东视察,我个人非常认可,因为我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能够真正的下基层,去了解我国制造业出了什么问题,不要简单的用宏观调控政策来应对,因为我国经济太复杂,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二元经济环境!

  讲到这里,我相信各位都听懂了,二元经济环境使得股市、楼市泡沫现象产生,而不是所谓的流动性过剩。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通货膨胀。过去我们认为,为什么通货膨胀呢?钱太多了吗?你买东西吗?买完东西就通货膨胀了?是这么简单吗?这么简单就好了。我告诉各位,目前政府公布的数据姑且不论真假,可是我告诉大家,食品上涨20%多,粮油上涨40%,猪肉上涨70%,实际的经验应该超过这个。此外,我们这三年购买的铁矿石的价格,第一年是76%的成长率,第二年19%,今年是95%,我国的93号汽油涨了13%,我们已经受不了了。香港的是我们的几倍?三倍左右,再加上大豆价格上涨,这些还没有反应出来,因此通货膨胀不容乐观。

  那么今天我想告诉各位的是,通货膨胀不是流动性过剩。你看全国的通货膨胀率是7%左右,而食品高达20%多,猪肉高达70%,如果通货膨胀是流动性过剩造成的,也就是假设通货膨胀是钱太多造成的,那么这个合理吗?请问各位,如果你所说的钱多了,你会吃五碗饭吗?多吃五块猪肉吗?所以只要食品价格远远超过平均的通货膨胀率,一定不是流动性过剩。就是这么简单,今天也不要讲太复杂的经济理论,经膝盖想想就明白了。这个简单的数据,已经让流动性说法破产了。那是怎么造成的呢?我可以告诉各位,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两大原因:第一大原因就是前面的二元经济,第二大原因进口通货膨胀。

  二元的经济环境,怎样的通货膨胀?我们说二元经济环境是过热和过冷同时存在,过热的部门当然有过热了,搞建设的有钢材、水泥,这里就膨胀了;那么过冷的部门,应该价格下跌,可是不是这样的,过冷的价格照样涨了,因为供应不足,比如猪肉,就是这个原因。猪肉价格怎么上涨的?两大原因,第一是进口饲料价格上涨,第二是猪瘟,使得养猪的民营企业家面临的投资环境下降。所以他就应该把投资的钱不投资,拿去炒楼、炒股,也就是说把应该去投资在小猪身上的钱不投了,去集资炒楼炒股,这种现象使得农村的养猪户由供应者变成了消费者,就是这么简单。

  虽然政府看到了同样的问题,也有了一些政府补贴,但是他们还是不养,为什么?因为补贴无法弥补投资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损失。同样的话,送给各位企业家,我们民营制造业面临的投资环境恶化,不会因为政府的补贴而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当你的利润率为负的时候,政府推出的两大政策,一个是融资的优惠,第二是税收的减免,这两个政策太宏观了,不会对制造业有太大的提拔。所以如果政府简单的推出融资和税收见面,就像政府补贴养猪户的结果应该是雷同的,那就是是无法使得投资增加。道路很简单,因为他们赔钱了。

  大家想一想,这一种过冷的现象,既然也造成通货膨胀,那真是倒霉了。过热的膨胀还好理解,过冷的也膨胀,怎么办?所以二元经济对我国经济的打击之重是无法想象的。现在我们世界的经济学已经这么发达了,从来没有人谈过二元经济。因此我们在美国学习的宏观经济学,都是假设一元经济,就是要膨胀都膨胀,要箫条就箫条,只有中国是既膨胀又箫条。所以美国的领导人很简单,调整一个利率就好了,不用调整准备金率,很简单,因为他们是一元经济,利率的调升非常具体,而中国就不是。你把美国大学生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拿到中国,就是推行现在的宏观调控,所面对的就是二元经济,越调越糟糕,越调过热部门越热,过冷部门越冷。如果只是二元经济造成膨胀的话,还可以医疗,但是我们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遭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灾,简单的讲就是金融超限战,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不要说政府没有经历过,全世界的美国、欧洲的政府也没有经历过。金融超限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所学的理论都是错的。

  举例来说,都知道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供过于求价格就上涨,所以我们还是简单的以为价格上升是需要太多了,价格下降是供给太多了,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微观经济学,供给和需求决定了价格。那么很不幸的告诉各位,把宏观经济学拿到中国是错的,微观经济学也是错的。今天的价格不是供需决定的了,我举例来说。最近这几个月世界粮食价格大涨,你认为是需求多吗?不是的,2008年-2009年度全世界的总产量21.6亿,粮食的需求量21.5亿吨,明显的供过于求,同时库存还有3.4亿吨。按照我们学校学的经济理论,当然这是错的。供过于求价格下跌,但是怎么上升了呢?这是无法揭示了。还有石油,石油价格飞涨,从70多到140多块,现在又跌落回来,我们根本看不懂,因为道理很简单,每日的需求供给差不多,有的时候供给多一些,每天的供给有时候到达8700万桶之间,我们没有看到大范围的供不应求现象,但是这个价格飞涨。现在石油生产国都说供过于求,没有必要生产了。

  那么为什么石油供过于求价格不跌反涨?大家思考一下?这个是2008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金融超限战,也就是说国际金融炒家的操纵。怎么操纵?这个操纵的手法之高明,我的水平虽然不行,但是研究他们还是可以的。大家想一想,炒股的都懂这个道理,你今天想炒股赚钱,比如说买了A股票,为什么能够赚钱?你就一定要确定明后天有一个人同样买A股,而且以更高的价格去买才能赚钱,就是这么简单。你设身处地的想想国际炒家,他们的思维也是这样的,当他手上我有千亿万亿的美元的时候,他会把炒股的思维用在大宗物资。他们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一个国家,他买什么什么涨价?有的,那就是中国,中国就13亿人口,你买什么什么涨价,这是一定的。所以根据这个理论,只要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因此他们只要抢先一步就可以了,先买下来,把价格炒得老高,然后中国人就来了,就卖给它,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这是前所未有的一场金融超限战,但是除此之外,他们操纵手法更复杂,他们操纵大米。大米和小麦相比,一般而言吃大米的很多都是“贫穷落后愚昧”的,相对而言吃小麦的国家不同,因此要从大米开始,要对付这些弱国。怎么对付?第一步就在大米的期货市场上把价格拉高,价格拉高是怎样的下场呢?很多贫穷落后的国家大米进口过买不起大米了。各位来宾知不知道买不起大米是什么下场?那就是饿死了,接下来是什么下场?饿死之前就会有大面积的暴动,会使得当地的政局发生变动,甚至发生政府的倒台,东南亚的国家不就是这样的吗?所以东南亚国家一看到大米价格飞涨,这些出口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禁止大米出口,因为要保证本国的老百姓有大米吃。

  那么想想,走到这一步我们就中了圈套了,为什么?当越南、泰国等出口国一旦禁止大米出口,价格就更飞涨,所以配合国际炒家的阴谋,使得大米的价格涨得更厉害,而这个结果就是,那些贫穷落后的大米进口国更买不起了。如果更买不起,就有更多的人饿死,而更多人饿死的结果就是政府倒台。如果政府不想倒台呢?他就必须砸锅卖铁,弄一些钱出来,马上到国际市场就最高的价格买大米。大家知道,今天这个股价怎么决定?因为有人在交易,所以当大米进口国在最高的价格一购买大米,这个价格就是市场价。这个市场价就不是出口国决定的的,而是国际炒家决定的。

  所以最近这几个月的金融战,我总结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2008年开始的金融超限战,他们的目的就是取得产品的定价权。这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企业家都要理解。而定价权和供给、需求物管,他们说是多少那就是多少。从此以后大宗物品的价格,是由国家炒家定价,就是这么悲惨。

  那么我国在国际金融超限战操纵之下,水平高低立刻显现出来了。举例说,2007年底美国商业银行宣布美国次贷危机遭到重大损失,但是建行的上市让他们赚到了1300个亿,也就是各位都为他们付出了100块的收入。为了他们可以赚这么多,因为当建行上市的时候,上市的价格是谁定的?国际金融炒家以及他们的马前卒决定的,也就是IPO的价格是他们定的,也就是说国际金融炒家取得了建行上市的定价权,才让他们赚到了1300个亿。

  当我们不懂定价权,我们有1.8万亿的外汇,你就是待宰的羔羊,因为你不理解金融炒家的目的是取得定价权,所以中国的外汇投资公司以及相关的公司,最近出了几个大僻陋,我相信政府一定会严格的法办,那就是我们的投资黑石几乎全亏了,此外20%的外汇投资在了美国的两家地产,恐怕也是血本无归。这就是我们的金融战的水平。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江浙赚3000多亿美元是多少的困难啊,而我们却是亏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金融超限战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相信在这个时刻,每一个来宾都要知道,我们如何能在金融超限战方面取得先机?需要什么本领?

  第一,你必须有充足的流动性的国际资金,这个我们有。第二,你需要有一流的国际金融的操作人才,这一点我们完全没有,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中国13亿人口没有一个高手。没有高手的结果,就是黑石的投资水平,就是美地美的投资水平,没有一个人。我们没有资格参与国际金融战,因为我们缺乏人才。

  今天送给各位来宾一句话,西方帝国主义150年前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以东印度公司为前导,炮舰为后盾,而今天他们的战略原则,就是以国际化为先导,金融为后盾,而它的目的是一样的,150年前和今天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让中国成为真正的殖民地。而我们不懂金融,就顺着国际金融炒家以及他们马前卒的建议,不断的银行上市,不断的开放金融,甚至大家都不知道你出了100元给美国银行,连怎么输的都不知道。去年有一本畅销书,叫做《货币战争》,千万不要看,都是错的。如果国际金融炒家是那样的水平,我们就偷笑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的水平是那本书上的百倍、前倍的水平。这个里面最可笑的话,就是国际金融炒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连续杀了几个美国总统,这真是胡说八道,你想想一个真正一流的国际金融炒家还会杀总统,这真是好笑了。他们现在大米价格炒老高,是我们内地的四倍,铁矿石更不用讲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广东省走私就变样了,过去是海外走私进口中国,现在从中国走私大米出口,更有利可图。大家最近去市场、超市,有没有买大豆油?现在大豆油的价格飞涨,你以为是供需的原因吗?如果你听完我的演讲以后,这一切都是国际阴谋,连大豆油都是阴谋。有这么复杂吗?大家还是复杂一点好。0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一万亿斤,总需求量10350亿斤,那么多出来的350亿斤是什么?对了,就是大豆。我们知道过去有东北黄金大豆,但是那是过去了,因为一旦我们允许了美国的大豆进口,美国的大豆比我们东北黄金大豆便宜12%,而储油量高达23%,因此可以轻松的打败我国的黄金大豆,按照市场原理,肯定会买美国的大豆。那都已经过去了,一旦开放大豆市场,我们的大豆市场的价格都已经被国际金融炒家操纵了。所以大豆价格一飞涨,我们立刻感受到冲击,我们的大豆价格飞涨,同时带动其他的价格。这就是为什么使用有价格飞涨14%的原因,实际还不止。

  一个简单的大豆油都有这么深厚的理论在里面,真的是很难啊。这种全面性的、国际性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变成进口通货膨胀,而这个进口通货膨胀而二元经济勾结在一起,变成一个极难克服的问题。比如猪肉价格上涨是供给不足,可是部分原因是进口饲料大涨,所以这个所谓的国际的力量,和我们二元经济的各种力量勾结在一起,我根本都不相信可以应付。太复杂了。所以在我们内地的经济学家是很容易的,胡说八道就可以了,所以都是错的,你们只要听完我的演讲什么都明白了,也明白为什么世界各国的政府,包括我们中国政策,都束手无策,因为我们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超限战,而且是2008年开始的,过去都没有。

  金融超限战,我们是稳居下风,你不要有丝毫的怀疑。

  很多人都问我,能不能指导两招?我们应该看什么书才能成为金融炒家?你们想知道吗?我告诉你,看什么书都没用,因为它是师徒制,看书没用的。我们中国人没有机会成为金融炒家,因为我们没有,只有被宰的份。形势就是这么的严峻。我再举个例子,我是建行的客户,现在建行的服务态度又不怎么好,我为什么要当它的客户呢?因为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到处都有分行,非常的方便。没有银行这么方便的。这就是建行的最大竞争力,他自己不知道。建行现在搞了一个改制上市,我01年、02年写文章批评过,他们这是多此一举,你改制上市是不是中了国际金融炒家的圈套?我们如果完全自由竞争,自由开放,让美国的花旗银行进来,都开这么多的1万6千个分行,这样你要买多少房地产,你要花多少时间做软件和硬件的改造?你要花多少时间招募人员做培训?你只要想想这么大的工程,你就没有敌手?所以可以说,只要把建行放在中国,花旗等银行都不是对手,因为他们不可能开这么多分行,只要想想每个分行的成本是多少,乘以一万六就知道,这是一级天文数字,根本开不起。像我这种水分的人都理解了,美国的金融炒家都不理解吗?我这个人优点不多,但是我最大的优点就是知道我自己有多笨。我都知道了,金融炒家肯定都知道了。

  因此金融炒家鼓励我们进行改制上市,而这些受益者都是金融炒家、他们的马前卒,而他们都是美国中央银行的股东。在美国,它的中央银行都是民营企业,除了美国政府和美国邮局之外,其他的都是民营企业,包括美国的中央银行,包括美国的武器制造商,都是民营企业。很多你们所熟悉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他们就是美国中央银行的股东。他们帮我们设计改制上市的方案,更重要的是,他们取得了定价权。所以让建行上市,我们不但赚到了1300亿,同时他们取得了每一件分行、支行的20%的股权,所以他们不必再看支行了,上市他们就用最便宜取得了一万六千家银行的20%的股权。所以中国人越勤劳,美国人越赚钱。这就是我们的金融水平。我们接下来还有银行会上市,定价权谁决定?都是国际金融炒家决定的。

  下面我对前面的演讲做一个小结:

  现在中国的经济是前所未有的二元经济,30%是过热的,是和地方政府推动GDP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70%的制造业过冷,这种二元经济在这两年产生了极坏的结果,那就是我国GDP的推动是过热部门推动,消费过少,导致出口过多,导致外汇积累,导致汇率不断升值,这是第一个因素,还有一个那么好的新《劳动合同法》不当的推出,再加上宏观调控第三个因素,通过三个管道,都打击了二元经济里面过冷的部门。所以过热部门更热,过冷部门更冷,使得四年宏观调控失败!

  所以二元经济很清楚可以看到,为什么有楼市泡沫、股市泡沫,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在汇率、新《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的打压下企业不想干了,把钱从过热的部门打到过冷的部门,所以楼市泡沫、股市泡沫的本质意义,是敲响了我国制造业的丧钟,是一个回光返照,而不是经济更好了!

  在这种严峻形势之下,通胀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又以为是流动性过多,买产品通货膨胀,这是胡说八道。基本上是二元经济和国际进口通货膨胀扭曲在一起极为奇怪的难以克服的通货膨胀。二元经济过热部门有膨胀,过冷部门,以猪肉为例一样膨胀,再加上今天的国际金融炒家操纵大宗物资的定价权,供求和需求没有用了,所以使得国际金融价格打涨,这几个力量使得通货膨胀严重。国际通货膨胀所显示的意义,使得我们走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超限战的时代,而我国的人才是不足的,在这个金融超限战之下,我举例来说,透过建行的改制,他们轻轻松松席卷了1300亿元,同时席卷了每一个支行20%的股权。

  好简单,太简单了,我们就在金融超限战方面处于下风。这就是我上半场的演讲!

  主持人: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东方一品对话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把脉2008中国民营经济”峰会现场! 上半场的演讲中,郎咸平为我们指出了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而且他告诉我们金融超限战背后人的水平要高百倍、千倍,同时他告诉我们,金融已经进入金融超限战的时代。那么在这场金融超限战中,中国制造何去何从,中国金融何去何从,接下来有请郎咸平教授继续下半场的演讲。

  郎咸平:

  我们前面讲到了一个新的观念,就是金融超限战。下面我和各位谈一个故事,大家有没有想到今天所遭遇的这一切制造业危机,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国家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慎重考虑而制造出来的未来危机呢?因此下半场的演讲,我想告诉各位第二个新的概念,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的战争时代。这个战争和金融战一样,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有人会说,郎咸平教授你太敏感了吧?太偏激了吧?我想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偏激过,只是我比很多人早想了几年。下面我谈到的金融战的新时代,也是我半年以来研究的新成果。

  请各位想想,你们真的认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吗?你真的感觉这么良好吗?我可以告诉你们都错了,因为中国根本不是制造业大国,真正的制造业大国是美国,我们只是整个美国国家战略下的一个错误定位而已,也就是说我们浙江省的制造业本身,从灵魂上而言,你迟早要走到2008年的困境。我就以我们浙江省的芭芘娃娃为例,这是一个很通俗简单的例子。这个制造芭芘娃娃的工厂,制造一个娃娃出厂价是一美元,这一美元是怎么造出来的?是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工的结果创造一美元的价值,各位知不知道,我们国家30年来的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结果,那就是资源大量的消耗,环境大量的污染。各位知不知道为了卖木筷子给日本,我们国家20%的中国森林已经被砍掉了,这种行为一定会被后代子孙痛加批评的。

  我们现在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创造了一美元的芭芘娃娃,最后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是十美元。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你想想,十减掉一,剩下的九美元的价值是怎样创造出来的?这里面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定单处理、批发经营以及终端零售创造出的九美元的价值。这两大块有什么特色呢?它是价格高,同时不浪费资源,不破坏环境,不剥削劳工的。因此我才能想到,欧美各国喜欢用的名词,就是大家熟悉的“国际分工”,请大家发挥一下逆向思维,如果你是一个主宰者,我想你一定会把这个最没有价值的部分放在中国,去破坏它的环境,浪费它的资源,剥削它的劳工,只要我们浙江省勤劳的企业家每天努力的用工,创造出一百元的价格,同时就为美国创造了九百美元的价值,你们辛勤创造出一万美元的价格,同时也就为美国创造出九万美元的价格。因此我们浙江企业家一生产,美国人越富裕,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国际分工。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国际分工之下,中国制造业被定为在“一”的必然结局,就是今天!这种价值极低的制造业是很难的,比如说汇率的问题,新《劳动合同法》的问题,以及宏观调控的问题,都不可避免的使得这种错误的定位更加雪上加霜。但是这一切的根源,都来源于产业链定位的错误。这个问题不但打击到了我国的制造业,甚至打击到了在座每一位来宾子女的未来。举例来说,你们子女这么辛辛苦苦考上大学,你们担心他找不到工作?大家很担心,为什么?这就是产业链定位的错误,因为最需要大学生的是“六加一的”六,而“一“基本不需要大学生。你需要大学生做什么呢?产品设计、定单处理,而这才是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的大学生,而中国的大学生找不到事,真正的本质原因是产业链定位错误,因此每一个辛勤的父母,眼看子女考到大学之后,等待他的就是一个暗淡的未来。这一切都只是产业链战争下的必然结果,所以每一个老百姓,不管是企业家也好,一般社会大众也好,都开始遭受这种无情的打击。

  那么这个产业链定位的错误,给企业家带来什么灾难呢?那就是说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所熟悉的成本概念,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你既然发现我们过去所引以为傲的低廉劳工成本,我再具有优势。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你认为今天的经营艰难,而想去越南、西部的打算,我想各位从今天可以放弃,因为你依然会失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的战争时代,你考虑问题要从产业链考虑,劳动成本只占整条产业链2.5%不到而已。以芭芘娃娃为例,整条产业链十块里面,劳动成本的比例低于0.25元。这就是我们企业为什么想利用廉价劳动力走出去也没有成功,因为劳动成本不再重要,什么最重要?这就是我下午的主题。

  有没有企业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当然有,就是我们广东的两个企业,一个是TCL,还有一个是明基。他们都想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配合国外的品牌技术走出去,其实不只是他们,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可能有同样的想法,那么在这个战略指导之下,TCL合作收购了阿卡特尔、美国的汤姆森,而明基收购了西门子的移动业务。大家想想,他们在中国生产的劳动成本够有优势了,而且阿卡特尔、汤姆森、西门子已经够有品牌,够有技术的了,而最后的结果是这两家合资公司哄然倒台,因为产业链战争的时代,劳动成本不重要了。任何企业,企图继续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走向成功的,基本上都没有成功。

  我就以这里的时装行业为例,上海南京西路有一家西班牙公司ZARA,还有淮海路一家HN,这是瑞典的一家公司。这两家公司最近不但横扫中国,同时席卷全球。我们就以ZARA为例,这家公司85%的生产都在西班牙,你可能会问,在欧洲生产,劳动价格不是很贵吗?为什么不来中国生产呢?人家来都不来,为什么?因为产业链战争的时代劳动成本不重要了,到最后你发现,它卖的产品比我们的产品还要便宜,而且还要时尚。注意,他80%的产品是在欧洲生产的。

  为什么会这样?我最近为做这个调研,我在北京还在买衣服,觉得国产品牌好贵,而且总觉得不太好看,不太时髦,但是一到ZARA一看,发现很便宜,那就可以下手了。为什么?这个很有趣,而且根据顾客的反映,他们一般比较认为ZARA的款式比较新颖。为什么这家公司的价格低,而且款式时尚,虽然品质不太好。这年头谁在乎品质了,品质都不是主要的诉求了。为什么别人卖的衣服特别便宜,款式特别的新颖呢?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家公司带来一个全新的理念,那就是成本管理思维的大突破。你如何节省成本?不再从过去的劳动成本做节省,而是前面讲的六加一,整条产业链的高效整合,这是节省成本的不二法门。

  什么是六加一的高效整合?我就和我们浙江时装业做对比。我们浙江的时装行业,走完整个六加一的流程,需要90到180天的时间,大家知不知道,ZARA走完这个流程是多少天?12天,HN是21天,也就是说他们的速度是我们的15倍。这个意义有多重大?以一件衣服为例,如果走完180天的流程,这个仓储成本有多少呢?这样180天的成本和12天的仓储成本,都有90%的成本,所以这样一个差异,就可以大量的节省你的成本。你不需要靠大量压榨劳动成本压缩成本,完全可以通过六加一的高效整齐来压缩成本,这个成本压缩更快、更大。这种高效整合,是ZARA、HN成功的本质灵魂,随时它的劳动成本比较高,大家通过其他的整合,大幅降低成本。

  为了更进一步强化我的观念,我就把六加一的“六”稍微做一个解释,以仓储运输为例。仓储运输,他们为了加快速度,用怎样的办法?他们不用一般传统意义上的第三方物流,而是在整个基地挖了200公里的隧道,就高压空气传输,随着非常之快。那么挖隧道不是很贵吗?那是多大的投资啊?这是一家公司干的事,这种魄力你有没有?你的对手是这种公司,你想想多可怕?这还只是一个仓储运输。再看人家的产品设计,你认为他们怎么做产品设计的?你可能会想找最好的设计师,创造最好的衣服。你这么想的话就一定会被淘汰,因为你都是错的。ZARA为了加快速度,他们运用最强的创造力,首先发明一个新观念,那就是放弃创新。你要知道放弃创新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创造力,我们现在还痴迷于自主创新,但是不知道放弃创新就是最好的创新。他们放弃创新,而做市场的快速反应。

  这一点需要做一个分享,你只要思考一下,人家为什么这样做?你只要问每一位妇女同胞,你的衣服够吗?她们总是会说她的衣橱会少一件衣服,因为她们不知道最后需要怎样的一件衣服。如果一个消费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衣服,你作为制造业搞自主创新,你不觉得很可笑吗?所以妇女同胞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情况下,搞自主创新就是错的。

  那么ZARA怎么做的?为什么他制作衣服款式特别的时尚,妇女同胞特别喜爱,这就是他企业成功的秘诀,他是这样想的:我放弃创新,要做快速反应。他们认为,你需要什么我不知道,你买走的衣服一定是你需要的。比如一百件衣服里面,前天热卖了12件,昨天热卖了6件,今天热卖了7件,这12到6到7,这肯定是你需要的了。他们怎么做产品设计呢?他们完全放弃创新,他们要求设计师,“你千万不要创新”,所以他们的设计师没有名牌,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可能都是本科毕业的,他们不需要创新。他就是让设计师根据这三天卖出的衣服做相关设计款式,然后再根据趋势变化稍做修改,然后在市场脉动还没有大变化的时候迅速的推向市场。几天?12天就可以推向市场。所以12天推向市场的重大意义在于,你放弃创新的结果就能做市场的快速反应者,所以能够迅速的抓住市场的脉动。

  各位来宾请注意,当你六加一产业链高效整合的时候,你的成本降低了,卖得便宜了,更重要的是高效整齐到12天之后你能够迅速的推向市场,掌握市场的脉动,所以卖的衣服比较时尚。所以表面上看到,他卖的衣服和我们的国产的相比,第一价格更便宜,第二更时尚,而价格更便宜以及更时尚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是六加一的高效整合。那么这个六加一的高效整合,不但是它成功的基础,也是瑞典HN成功的基础。

  当你掌握这个灵魂,你才发现我要成为现代快速服装的品牌,我要得不是找更好的设计师,我也不是压榨工人的工钱,而是高效整合你的产业链。

  我想我讲到这,大家都听懂了,我们目前制造业的危机,仍旧在“一”上面下工夫,而没有想到六加一产业链的高效整合,而这确是你能够成为跨国大企业的必要原因。你可能会问,那我们中国的企业有没有做的好的高效整合的?当然有,中国企业做得好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深圳的富士康,它是做OEM电脑代工的,你以为它只是做待工吗?我们的OEM做不到它的地步,为什么?他是六加一的高效整合,高效整合到了什么地步?我举例来说,第一他做手机的外壳做样本出来,别的工厂要两三天,他只是几个小时。等到你要开模的时候,他们和芝加哥之间的公司同时开工,他们和芝加哥之间形成联动,我们休息他们工作,我们工作的时候芝加哥休息,他们是24小时的工作。他们进货采用EMI系统,别的工厂只能做两三天的预测,他可以做12小时的精确预测,因此它的存货几乎为零。它的产品方面,它的工厂就设在大客户的旁边,出货的库存也几乎为零。这种大手笔是不是和ZARA一样的整合,它需不需要打品牌吗?你听过富士康什么品牌吗?你知道ZARA什么品牌吗?你不是买衣服的,你不是这个行业的,你根本不知道,因为品牌根本就是你的一种错误思维,你最多是一种有名的牌子,是一个名牌,因为品牌是企业成功的结果。人家成功是寄托于六加一产业链的高效整合,当你整合以后自然有品牌。所以ZARA开始没有品牌,现在有品牌,原因不是ZARA名字取得好,是什么?六加一的高效整合。因此我们一些地方政府推行的品牌战略本身,就是倒果为因,你要搞它的真正的灵魂产业链。

  那么我们企业的未来在哪里?我们政府推行品牌战略的同时还推行产业升级,这是措施的,市场换技术,这也是错误的。为什么产业升级是错误的,因为产业升级本身还是要求你在六加一的一里面下工夫。你晓不晓得ZARA这个公司只有400家而且是最最传统的工厂,为什么这样?因为产业升级不重要了,六加一的高效整合最重要。ZARA有400间落后的脚踩的缝纫机的工厂,他们怎么做?他们是20家机械工厂做染色裁减,40家工厂只做缝制,那就是机械化工厂做最优效率裁减,小工厂做他最优效率的缝制,加在一起就是效率的高效整合。所以我们产业升级本身是误导,你不要在一上来下太大的工夫,而建议各位从一走到六,这是各位长期努力的目标。

  那么走到“六“是不是很难呢?不难,只是你没有走过。我们以纺织行业为例,六加一全部都有,只是低效整合,大家各自做各自的,这就是低效整合。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通过政府的力量也好,企业自己的力量也好,收购兼并也好,或者你搞战略联盟也好,你要把每个产品做成高效整合,六加一的高效整合,这才是现代化的企业战略。而不是像我们过去搞的把这个大工厂合并在一起,做大做强,那是错误,我相信我们也是做过的,而是你的产业升级的理念,要从“一”走入“六”,这才是我们企业该做的事。

  我相信大家都听懂了,那么我今天给各位一个考题,我们制造业目前经营困难,我们还没走到六。第一段是讲到的是金融超限战,第二段讲到的是产业链战争,目前的现状就是我们制造业非常的艰难,大量的倒闭,现在达到了20%,如果形势继续恶化,政府不出面拯救的话,年底可能达到30%、50%,那个时候怎么办?想到这一点,足可以让各位不寒而栗。所以这两个战争所带给我们的灾难,就从今年开始。

  各位想想,如果我前面讲的都是对的,那么下一步会是什么?收购!注意我前面讲的话,以国际化为前导,金融为后盾,因此国际上这些“帝国主义”会怎么做?实际上已经在浙江开始做了,我待会要举例来说,我这里有一个数据,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5%是由外资或者合资企业承担,高科技出口87%是与外资有关的企业。外资目前占到中国GDP的40%,大家都听懂没有?这些数据代替什么意义?那就是以国际化为前导,金融为后盾,有两只“秃鹰”进来了,第一只是产业资本,第二只是金融资本。以产业资本为例,青岛啤酒现在是国家控股,第一大股东是国有的,第二大股东是美国的一家公司,现在只要他多买10%的股票,他就会变成青岛啤酒的控股股东。

  现在我们国际化做的非常彻底,招商引资,现在越招越多,在我们的脑海里还认为,现在这么多的热钱进来,可能会去炒底,或者去炒楼了,因为你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不是这样的,产业资本也好,金融资本也好,都承担非常巨大的战略思考,他们要大肆收购我国的制造业,这才是真正的目的,而不是抄底,而且他也抄不了底,他开不了A股的,人家进来肯定会做合理的掠夺。这两只“秃鹰”非常可怕,尤其是产业资本。我们浙江的汽车零配件业目前什么下场?高端的配件90%都是外资以及合资的天下,而且我相信这些合资的中方,也会在不久的将来为一脚踢开,而且不久的未来这10%都会被淘汰。因此我说,我们浙江的制造业只要做的稍有规模,稍有绩效,应该都和两只“秃鹰”谈过话。

  各位再思考一下,过去的帝国主义是以东印度公司为前导,炮舰为后盾,目的就是让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今天的“帝国主义”是以国际为前导,金融为后盾的,现在你想想,我们浙江的制造业都做不下去了,两只“秃鹰”收购之后,它为什么可以做下去?他为什么可以收购你而且活得很滋润,而你却不可以?他们两只“秃鹰”收购的真正目的,是完成国际分工的产业链高效整合。把你“一”抓进来,与他们掌握的“六”做高效整合。你的“一”制造业你最多会亏多少钱?以芭芘娃娃为例,你最多也就是一美元,可是其他的毛利润是多少?可以达到40%,“六”可以赚3.6元的毛利,这样可以轻松的把你的制造业的亏损完全抵销。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企业而言,你是亏损的,你只有倒闭一路。而当你被两只“秃鹰”收购以后,他把你融入到它的产业链格局之下,他就可以赚钱,而且他还把这个“一”继续留在中国,继续掠夺我们的资源,污染我们的环境,剥削我们的劳工。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怎么办。那么有人会说,你怎么老批评不建设,但是我要说,事情不是我造成的,我有什么办法,能把问题分析清楚就不容易。分析错误的人更可笑,我至少还没有那么可笑。

  接下来我简单的讲讲我的看法吧。请你详细我下面一句话,在这个时候的制造业,一定不能增加投资,如何条件之下,都不能增加投资,而且我们的制造业一定要积累现金,准备过冬。这是短期目标。中长期的目标,如果你还要继续做的话,你应该要努力的做战略联盟,做六加一的高效整合,这个高效整合一定要本土化,要个性化。这是原则。为什么我要说“本土化、个性化”,我们中国这个市场非常大,当我在上海的时候,如果我的朋友来看我,他会要求我带他去长乐路买衣服,而不是会恒隆买衣服,他们对上海的LV、KUQI,他们要去那边看我们本土的自己设计出来的个性化的感兴趣。我们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尤其在浙江省,能够做到本土、个性化的产业联盟、高效整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我们浙商有先天的优势,因为我们比谁都了解浙江,这一点外资比不上,他们只有凭借国际的产业链把你融进来,你不可能去竞争,你没有办法去建立这样一种整合,你想也不要。外资的这种国际化的产业链整合虽然无法竞争,但是在某个地区你可以搞本土化、个性化的产业链的高效整合,你依然可以达到降低成本,依然可以像ZARA一样,个性化的设计。

  所以这个短期目标,就是规避风险,保守谨慎,中长期目标,不是在一个方面的产业升级,而是在六加一的“六”。这就是我给各位的建议,至于更细节的问题,包括应该怎么做,由于今天是公开演讲,不再多说。

  关于整个的理念,我想在这个时刻做一个整体的摘要。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二元经济,而且是三七开的二元经济,我国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每一年GDP以10%的成长率增长的原因,就是二元经济的过热部门推动的,因此我们GDP的组成是非常扭曲的,超过一半都是固定资产,消费不到35%。因此,逼迫大量的出口,因此逼迫大量的积累外汇,因此人民币升值厉害。这个汇率的上升,打击到了二元经济过冷的部门,尤其是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第二,一个意义及其重大的新《劳动合同法》仓促推出,造成双输,又增加了压力,使得二元经济的过冷环节更冷。第三,宏观调控的错误,又打击了二元经济里面民营企业。在这一个打击之下,会使得二元经济的资金流向由过冷的部门转向过热部门,使过热部门更热,过冷部门更冷,造成宏观调控失败。通货膨胀除了二元经济过热部门通胀以外,过冷部门也一样膨胀,再加上金融超限战,国际大宗物资价格不再是供求决定,而是国际炒家决定,现在这些物资进口到中国,是二元经济结构扭曲在一起,极难克服。

  第二段讲到的为什么我们制造业衰退?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国际产业链是错误的,我们在整个六加一产业里面只做了“一”,而没有做“六”,但是“六”创造了90%的价值,“一”只是创造了10%的价值,而现在我们越生产,美国越富裕,而且是九倍的富裕。我们的制造业怎么办?不能以过去的劳动密集为主要思考,因为整个产业链里面劳动成本已经不重要,那么你要怎么做?你必须从一进入到六的整合。所以短期之下,你要确保投资风险的降低,确保现金流的上升,中长期之下,要从一走到六,这才是我理解的产业升级,而品牌效应,只是产业链高效整合的必然结果。

  讲到这里,可以发现我们今天的企业家难做,不仅进入到金融超限战,同时还有产业链的战争,这两个战争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由于产业链定位错误,价值本来就很低,因此就特别经不起风吹草动,我前面讲的汇率、新《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会使得产业链定位错误的一突然的爆发,使得我们出现躲避百分之二三十的企业。因此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呼吁,地方政府除了在税收以及宏观政策方面给予一定支持之外,我们政府从省市县村等,要真正的去企业的第一线,详细的理解你的企业碰到了什么问题,你要改变过去这一两年对企业冷漠的态度,你要积极的用政府的力量来扶助企业的发展,这是我们政府能做的事情。好吗?

  好的,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一场兵不血刃的货币战争

----地方政府公司化是房价高涨的祸首

颜沧海

2009年12月

    2009年12月27日,温家宝总理接受新华社采访,纵谈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在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充满忧患意识,特别是对房价上涨过快表示高度重视,提出政府应做的四件事,显示中国政府有决心解决房价过高问题,回应了人民的关注。

    中国经济当前和未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房价过高的问题。美国《福布斯》杂志评论全球7大金融泡沫,中国房地产市场列第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住房绿皮书》指出,京、沪、杭等20多个城市商品住宅价格出现泡沫,北京地区房价中泡沫成分约占五分之一。今年10月份,北京房价平均达到了每平方米16,057元,上海到了16,954元。以内地人民的收入水平,这样的房价确实是天价。与高房价现象伴生的是投机性购房泛滥,开发商“囤地”、‘炒卖房号’等违规行为,加剧了老百姓的购房烦恼。中国社科院的2010年《经济蓝皮书》指出,全国85%家庭买不起房,房价远远超出家庭收入。在高房价的挤压下,越来越多的家庭为了一套房子耗尽了一生的财富,甚至是几代人的积蓄,这已成为社会不可承受之重,泡沫破裂的风险更危及中国经济稳定。

     最近内地热播的一部名为《蜗居》的电视连续剧,剧中人所说“赚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等对白,正反映了内地楼价飙升的趋势。房价过高,不仅老百姓要存钱买房子不敢消费,而且严重阻碍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消费和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两大引擎。为了顺利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必须有效解决房价飙升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房价飙升问题和“地方政府公司化”问题紧密相连。所谓“地方政府公司化”,是指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完全不是向所辖地区提供公共福利与社区服务的政府行为模式,而是极力谋取经济利益的企业行为模式。这包括不顾财政承受能力大上基础建设项目、争先恐后设立工业园或开发区、对当地企业的质量问题侵权行为与环境污染视而不见、对所在地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益事业漠不关心、还有那些壮观豪华,一眼看去不象省府市府,倒是象某家大企业总部的政府大楼。“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典型案例,是2008年震动世界的“三鹿”奶粉事件。对于“三鹿”所在的河北石家庄来说,“三鹿”这么一个大企业对于产出 GDP,产出税收,产出就业机会,产出政绩与寻租机会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是无论如何也要力保的。当发现奶粉有污染问题时,起码石家庄市这一级本能的反应就是想尽办法捂着盖着,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上报,更不能公开。倘若“三鹿”奶粉的污染没有严重到造成数以百计的婴幼儿住院治疗,恐怕直到现在大家还对“三鹿”的问题一无所知。

    类似情况在许多其它领域也可以看得到,虽然往往并不同样引人注目,但危害却每每更加严重。例如中国水资源分布是南多北少,但企业对节水技术的态度却往往与此不合拍,为了把GDP搞上去,不少干旱缺水地区的地方官宁可把居民用水扣下来,也要让厂矿企业敞开用水,因此甚至出现了缺水地区的企业水价反倒比水资源充足地区的企业水价还便宜的怪事。用水如此,排水也如此:环保部门在当地一把手施加压力与一帮奸商大肆行贿的双重作用下对严重的水污染还有空气污染废渣污染等等等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是屡次见诸报端的事情。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完全违背了它应该具有的职能,把自己变成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实体。地方政府集中表现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特别是把财政收入视为最高动力,GDP成为“公司”的营业额,财政收入成为“公司”的利润,地方政府变成了市场中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公司,地方政府领导则犹如董事长、总经理,其“政绩”主要表现为“公司”领导群体的升迁,从而实现行政集团的福利最大化,忽略了政府的社会责任。

    “地方政府公司化”是“经济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的思路与儒家传统父权政府继续存在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地方官员的政绩、升迁与私利都与当地经济的发展速度息息相关,自然会不惜代价地追求GDP的增长速率;为了提高GDP的增长幅度,自然会不惜代价地招商引资办厂开矿,而把地方政府本应全力以赴的公共福利与社区服务职能扔到一边。随着“三个代表”的推出,经济挂帅得到了政治高度的最后确认,“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种种表现因此登峰造极,随处可见。这其中最“经典”的“范例”,便是世纪之交以来的中国房地产领域。在“地方政府公司化”的“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官僚们对推动房价上涨“兴趣”极大:一方面,经济搞上去没有GDP增长了多少关系到地方官的升迁,银行里老百姓的存款却不需要他们去负责(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另一方面,就是切身的“经济需要”;在法令森严的发达国家里尚且还有固定的捐客收入,在贪污腐败层出不穷的转型经济当中,老爷子给文件画圈大公子开账户收钱更是尽人皆知。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何众多地方官不顾老百姓买不起房子的呼声,恨不得把房价托到天上去。土地财政乃是地方官掌握的那一块财政,房价地价涨得越高地方官的财权越大;况且,全国上下几乎没有几个地方官敢拍着胸脯说“我从来没有拿过开发商一元钱的贿赂,我的家人也从没有一个参与过炒房炒地的”。

    就这样,一个钱字,把地方官、开发商、国有银行与跟风进场的炒房者紧紧拴在了一起,并沿着他们庞大的关系网四处泛滥,形成盘根交错的既得利益集团。上至部委高官下至小报记者,有多少人在利益驱动的魔棒下起舞。随着“拿到土地就能生财”效应的日益明显,曾被用来为破产国企收拾残局的房地产开发,却成了不少国企的催命符。在地方官、开发商与厂长书记的合谋下,一家家经营状况完全正常的国企被蓄意搞垮,甚至强令倒闭。原因就在于它们正好坐落于黄金地段,谁拿到地皮谁就能在短期内捞取百分之几百的暴利。

     当中央政府终于开始对失控的房价高涨感到不安时,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以及炒房团已经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同盟,在某些地市简直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这些利益集团的竭力抵制之下,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收效甚微,有些甚至被“改造”成了进一步哄抬房价的手段。于是“房价只会涨不会跌”越发成为街头巷尾的“共识”。随着众多或是利令智昏或是心慌意乱的普通市民纷纷把多年辛苦的积蓄投入房市,托抬房价的最后一节车厢也被接上了全民大炒房地产的列车。至此,房价疯狂上涨的条件全部具备,楼市大涨进入全盛时期。

    以上就是近年来中国各地的房价大规模暴涨的全部内幕。这是官商勾结的既得利益集团向平民百姓发动了一场兵不血刃的“货币战争”。

    早在2006年9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严肃处理郑州市违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问题。会议决定,对河南省人民政府予以通报批评,责成其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并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同时,引发了全社会对“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的警觉与反思。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的重点已经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1992年中国进行土地要素和资金要素的体制改革,真正开启了城市化进程,中国进入城市经济时代。许多地方政府希望创造好的政绩,鲜明地打出了“经营城市”的口号,大规模进行城市改造。到2000年,中国设市城市从1980年223个增加到663个,出现了东南沿海经济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城市群,近年来增长速度还在加快。城市建设需要的大量资金,单靠财政收入不行;一般是两个途径:一是土地出让金的获取;二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出让金获取。土地出让金的获取也有两条线路,一是城市商业开发土地出让金的获取;二是工业开发区建设土地出让金的获取。这些年城市日新月异,离不开这两方面资金。根据专家的研究,仅涉及农民土地的圈占补偿一项,估计就有4万亿的缺口。就是说,政府从“管理城市”走向“政府公司化”的另一端,至少有4万亿的资金本来应该给农民补偿,却被地方政府用于城市建设了。于是,“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城市的繁荣,让农民再一次付出了牺牲,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有学者指出,从中央政府作为理性的委托人的角度来看,把地方GDP增长率、税收增长率和就业率等指标作为考核和奖惩地方官员的主要指标,无疑是监督成本最小的方式。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利用上级政府的信息劣势,采取机会主义对策,以经济增长的高指标来争取上级对自己的有利评价,这必然导致对社会的其他发展目标重视不够。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要警惕地方政府公司化就是警惕它的利益化。地方政府除了人民的利益,除了服务对象即纳税人的利益,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如果它自己有利益的话,与民争利,那将产生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马怀德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完全中立、客观、公正,不应该介入到市场中去,更不应该在市场中占有某种利益,尤其是不能与相对人在市场中产生市场化的这种关系。政府应该永远中立地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于纳税人,这才是政府最大的利益。

    政府公权力的行使,所能够获得的利益,除了税收和法定的收费范围,不应该再有其他何利益。现在的土地出让,通过所谓的“一收一出”来获取中间差价,本身就是发展过程中不正常的现象,应该尽可能地限制和约束。地方政府不应该在拆迁、房地产开发、市场监管、经济调控中获得自身的利益。当然,无可否认,在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使得政府对经济发展有了来自自身的冲动,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化的启动和最初的发展。但很显然,如果地方政府沿着这种公司化的轨道再走下去,恐怕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弊多利少,甚至会导致致命的伤害。

    房地产问题和由此引发的侵占耕地和房屋拆迁危机,更凸显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不同利益格局。中央政府显然不希望房价不断上涨导致房地产泡沫过大,以至于泡沫破裂时牵动整个经济走向衰退,更不希望侵占农民耕地和拆迁导致的上访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既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导致治理的危机。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断刺激房地产业的兴盛发展,抬高房价,恰是其增加自身收入,拉动本地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佳途径。因此,无论中央政府花多大力气,房地产的泡沫依然将愈挤愈大。

 

 

发件人:"quankunyidian" <quankunyidian@126.com> 2009-12-29 13:04:25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从放资本家出笼到回笼资本家

曹久强

    在苏联刚建立不久,面临着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封锁与挑战,在这样一个刚刚经历世界大战的落后国家如何解决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困难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时候,列宁有创造性的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自己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的实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列宁的去世,苏联更换了领导人,新经济政策没有能够进行下去。新上来的苏联领导人由于自身对于马克思理论理解的缺陷以及当时的国际背景,抛弃了新经济政策,走向了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在实施初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苏联在短时间内从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他的弊端也越加显现。在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应该如何进行,一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急需探索的问题。我国一开始也是学习苏联模式,后面看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自己探索,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始终没有放弃这种模式,也就没有找到新的发展模式。

    我国在文革结束后,在苏联留过学的邓小平也许受到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在我国推行改革开放。我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出发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很多问题上先不争论,时间证明好的就允许发展。于是,从小岗村的试验,在农村中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城市,国家不断下方权力给公有制企业,在公有制企业中也搞起来厂长责任制。在这种国家放松对于社会经济自发现象的管制,允许个人探索的情况下,伴随着我国引进外资,利用外资获得资金,解决就业问题的背景下,国内的资本家也就开始出现了。我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放开笼子,让资本家出笼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不少的起身于农民,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第一桶金,然后雇用生产,并经营越来越大的人,成为国内第一批资本家。这些农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功转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由原来的放牛娃登上了“皇帝宝座”,实现了社会身份与角色的变换。更多的是很多原来国企或者政府官员,依靠关系下海经商,在当时商品短缺的时候,利用关系倒卖商品获得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然后雇佣生产,不断壮大起来成为资本家。更多的是,原来国企管理层,搞垮企业,然后利用银行贷款,自己低价收购国企与集体企业,成功化公为私而成为资本家。于是,在这样国家宽松的环境下,国内产生了一大批暴富阶层,在短时间内造就了一大批暴富的大资本家。西方资本家在他们的原始积累阶段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完成的,我国的资本家几年就做到了。他们的财富是呈倍数增长,而广大工人下岗了。没有下岗的工人在这些私人企业被削减了工资与福利。于是,三十年的过程中,放资本家出笼,活跃了中国经济,造就了资本家快速的暴富,也造就了工人工资与福利的不断缩小。从而,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也就不断上升激化。

    我国政府在放资本家出笼的时候忘记了对于资本家进行控制,没有节制资本,相反,而是任由资本发展。资本主义的民营经济给原来的计划经济带来了热闹的场面,也表现出了私有制的活力,更显示出了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的残酷。

    正是我国坚持利用资本主义为自己服务,把民营经济作为自己的补充,三十年来,我们利用国内外资本主义,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取得了巨大成绩。在这里面确实有资本主义带给我们资金的功劳。到目前,我国的资金开始出现过剩,我国每年要借很多的钱给美国,每年大量的资金流出国内进行海外投资。这说明,三十年来,我国放资本家出笼,达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目的,资金不足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技术方面虽然获得了一些提升,但是,依然没有获得我国想要的先进技术。看来,我国利用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可以给我国资金,但是,绝不会给我国先进的技术。发展先进技术,看来只能依靠自己。

    现在我国有了足够的资金,加上我国众多的人才,独立自主发展自我先进技术的条件已经具备。从这些方面来说,我国利用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的都已经利用了。剩下的都是不能利用,也利用不到的了。由此,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来说,已经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了。特别是,随着放资本家出笼,资本任意发展,从血汗工厂,到一波一波的私有化浪潮来说,资本主义越来越成为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相反,他的负面作用越加显现。因此,现在到了开始回笼资本家,过河拆桥的时候了。

    为了不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同时,又能以比较小的代价回笼资本家。我认为我国应该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不知不觉有目的、有目的的完成资本家的安乐死过程。当前,民营经济无非是两种,一种是股份制民营经济即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一种是非上市的民营经济即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对于家庭作坊属于集体经济范畴。国家可以采取以下步骤,有目的地实现资本家回笼,实现公有制经济的大一统过程。

    第一步

    首先,鼓励尽可能多有条件的民营企业上市。国家法律规定,上市公司,职工董事不能低于三分之一,独立董事不能低于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为资本董事。他们都具有平等的投票权。这样直接削弱资本董事的权力。法律规定职工董事由工人在工人中直接或者间接选举产生。其次,法律规定国内任何上市企业必须成立工人代表大会制度。董事会的人事、财务以及重大决议必须提交工人代表大会,必须经过工人代表大会通过方能有效。工人代表由工人选举产生。工人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公司规章。再次,所有上市公司必须建立公司规章审判机构,工人违反公司规章,由机构依据公司规章进行审判。个人只能对于他人违反公司章程提出诉讼,不能个人决定开除工人出公司。再次,法律规定个人持有公司股份不能超过10%。目前持股个人超过10%的,允许他们在5年内赠送给自己的直系或者旁系亲属或者他人,免除他们因为这样赠送财产的税收。超过时间以后赠送要收税。

    对于非上市的民营企业,国家法律规定公司也必须成立工人代表大会或者工人大会。公司的一切财务、人事决定要求对员工公开说明,员工代表有权检查公司财务。非上市的民营公司股份个人在企业创办初期5年内持股不受限制,五年后个人在公司持股不能超过10%。目前公司成立已经五年且个人持股超过10%的,允许他们在5年内赠送给自己的直系或者旁系亲属或者他人,免除他们因为这样赠送财产的税收。超过时间以后赠送要收税。还有鼓励社会个人与个人联合创业,鼓励一开始进行的合作方式创业。这一步也可以称为企业的“推恩令”,让资本家主动把财产分给亲属或者他人,不断缩小个人在企业的股份与权力。达到初步的民主色彩。这一步可以在10到20年内完成。

    第二步

    首先国家法律规定,任何企业一切权力属于工人。工人代表大会是企业的唯一权力机关,任何企业个人与事务都必须接受工人代表大会的监督与审查。其次,法律规定任何企业的管理层必须由工人提名选举产生,并自觉接受工人监督。再次,任何企业个人投入企业的资金只能算是企业的借款,只能获得法定的贷款利息。个人作为企业的债权人有权监督借款的使用,有权加入企业生产。加入企业生产后称为企业工人,享有与其他工人一样的权力与义务。

    这一步就实现了企业内部的人人平等与民主自由,资本产生对于企业的所有权消失,任何企业实现了工人当家做主。经过这两步以后,资本家也就可以说成功回笼。资本家很多转换为企业的债权人甚至是企业工人。

    第三步

    企业用自己的积累资金偿还以往对于企业的借款人的借款,停止对于他借款利息的支付。这一点,要看企业资金是否充足,不充足的话可以继续借贷,支付利息。当全社会个人生活充分满足,每个人都有资金结余,社会资金足够充足,法定贷款利息不断下降,最终会趋近于零。届时,依靠资金不劳而获,收取利息的做法将消失。于是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债权人角色也就改变了了,社会依靠资本或者资金不劳而获最终消失。社会实现彻底按劳分配。

 

 

发件人:"njhuang4" <njhuang4@163.com> 2009-12-19 06:57:05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Re:回复:外地同志负责食宿,

走访南街村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点滴实况

黃方伯 调查

2009-06-03

    众所周知: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当前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毛泽东早在1940著的《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世界观是以共产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经济上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党的最低纲领。然而,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腐蚀,不可否认的已经出现严重的两级分化,比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严重,这就激发了坚定共产党员和其组织堡垒,人民经过反面的教育,迫切要求党的领导,这就是南街村王宏斌这个党委会成员带领南街村人奋进的动力。

    王宏斌是个与时侯俱进,不怕困难和艰苦的先进人物,他发动党支部认真反复研究讨论。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消灭两极分化,共同富裕....。”他提出共产主义不是一蹴而成的;不是全世界同时达到的;百里之行始于足下,共产主义也是由局部到整体变化的过程;是符合“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的。王宏斌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前进理论。

    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看:我国在封建社会统治下,新兴的资本主义因素,不是在各地发芽吗?中国的瓷器还是在封建大臣领导下,远渡重洋去作商品交易;至于民间的纺织工业,医药门市,各种生意人为追求资本的利益走南返北。这就说明:旧的社会制度下,新生事物已经产生。
同样的道理:在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最低纲领阶段,先进的党支部提出办共产主义小区,产生星星之火,以照亮全球,这就是为什么吸引国内外追求过幸福生活的人们和记者纷纷走访、取经的原因吧!

    我经过细心的、深入的走访调查,我认为:南街村建共产主义小区的条件是成熟的,有人说:南街村超前了,不结合实际,这是保守的错误观点;有人当心,说南街村又在搞:空想共产主义,要犯大错误。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我认为:首先南街村是符合马克思提出的物质的极大丰富条件的,仅十几年的时间,生产规模翻了2100多倍,当时李长春书记在河南当省委书记,他说:“你们南街村这个发展速度比深圳速度都速度。”

    共产主义第二个重要条件是:人们普遍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我走访知,行政干部200多人,不管工作再难苦,工资一律250元,长期不变,每人都一心为公,从不考虑个人小家,群众人人学雷锋,不愁住、不愁生病、不愁读书深造、不愁没有工作,过着无忧不愁的幸福生活和工作。网友如要看南街村的全部,可在国内外著名网络,写入南街村,可查。我是写的短篇实况,一事一篇,连载。估计要写十来篇,一月之内完成,不断发表,欢迎提意见。我这一生能在南街村看到共产主义缩影,是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为此,我在送南街村的两张画的题画诗上,表达了我的崇敬,作为结语。一首:人生到处有知己,喜到中华旅游地,赞南街村是巨星,和谐友好共话语。二首:我来学习南街村,毛泽东思想是黄金,回到巴山蜀水后,真理讲给众人听!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12-19 18:54:46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华东师范大学真的出好汉哟!

    学渊评:牛克思同志为了推动改造“劣等的政府”,就说“没有劣等的人民”,我想也不是事实。不必讳言我认同有“劣等的人民”的真实想法,问题是改造“劣等的人民”,或改造“劣等的政府” 的秩序,何者优先?也就是先改造政府行为可行,还是先改造人民素质可行?其实两者都可行,但有先后的问题。即如先拉屎,再盖茅厕;还是先盖茅厕,再拉屎?

劣等的人民还是劣等的政府?

牛克思

2009.12.3

    不顾公共道德的行为,在中国已经是十分普遍了。如今中国人的素质之低,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地铁还没有停稳,车内的人都没有出去,车外的人就争先恐后地向车上挤;看见老人跌倒在地,好心人上去扶一把,却被诬为肇事者;小偷行凶,上百人围观无人伸援手;少女在大街上被人强奸,数十人旁观无动于衷;见义勇为的救火英雄被烧伤后无钱医治被赶出医院;看着人生受挫打算跳楼轻生的绝望者,围观人群群起嘲笑其做秀,最终把人逼向绝路……。面对这群黄色的面孔,人们只能长叹一声:“唉,这就是中国人!”。难怪有人惊呼:“中国已进入无道德生活时代!”

    号称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谁应该对中国人的道德沦丧负责?当然是专制政府!下面就让笔者来分析一下道德沦丧与专制政府之间的逻辑关系。

     虚荣心、贪小便宜、图方便、心存侥幸等等都是人之常情,不管是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都是如此。如果这些行为没有给别人造成损失和不便也就不必认真对待了,但是如果这些行为给别人造成了损失和不便,那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因此必须给予惩罚。一个良好的政府,会有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去发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对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制止,社会因此朝着健康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人民的精神素养也随之不断得以提高。相反,一个劣等的政府,由少数人把持着政权,官员们整天忙于自己的利益,跑官的跑官,捞钱的捞钱,谁都没有心思去想一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因此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长期存在也就不足为怪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虽然对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梦寐以求,但是他们没有权力参与国家的管理,所以只能唉声叹气。有点文化知识的人,只能按照政府规定的基调进行批评,把所有丑恶的社会现象都算在封建残余的头上,如果谁不按照政府规定的这个基调发表意见,胆敢把这笔账算在专制政府头上,就会受到政府的严厉惩罚。殊不知,专制政府这种对待批评的态度,是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行为。他们独占国家的管理权,却又不肯为管理的失败承担任何责任。

    一个人之所以敢于违反社会公德,是因为有权管他(她)的人常常懒得去管他(她),而深受其缺德行为伤害的人,想管他(她)又没有管他(她)的权力。有权惩罚缺德行为的人之所以敢于玩忽职守,是因为他(她)知道有权惩罚自己的人同样也懒得来管自己,而对自己玩忽职守行为深恶痛绝的人又没有权力惩罚自己,他们最多只有上访的权利,而上级最终都会相信自己人。因为执掌权力的每一层次都存在着玩忽职守的动力,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整个执法体系的瘫痪。

    当然,执法者通常有一个最好的借口,就是借口说,有的事情他们想管,但是却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可以让他们去管,所以只好不管。比如,前述小区里那个麻将室老板的行为,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应该对他进行惩罚,交警当然不能对他进行惩罚。就算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像因为赌气故意将轿车停在小区道路上的违反公共道德的行为该不该交警管,解释权永远在交警那里,老百姓做不了主;是不是举行一个听证会来明确一下管理职责,还是交警说了算,老百姓没有召开听证会的权力,而交警不会傻到为了给自己增加工作负担主动举行听证会的地步。政府职能部门如果不想管,可以找出一万条不该他们管的理由来。这是政府不作为的执法上的逻辑。

    既然政府不作为的原因仅仅是没有法律依据,人们就会问,为什么不制定法律呢?因为专制制度下,立法权也被政府把持了,政府自己是不会制定法律来督促自己工作的。老百姓又被剥夺了成为立法议员(人民代表)的权利,面对混乱的社会秩序,他们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专制制度下,法律与社会生活是脱节的,所以社会矛盾就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是政府不作为的立法上的逻辑。

    火气大的老百姓如果咽不下这口气,决定自己来维护公共利益的话,因为他(她)没有管理公共秩序的权力,别人就不可能听从他的斥责,结果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或造成财产损失。事情闹到政府不得不管的地步后,不得不到现场处理问题的官僚们绝对是各打五十大板,虽然他们也会批评一下缺德者,但是却会同时斥责维护公共利益的那位侠客不该自己多管闲事,有事应该向政府反映,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因为多管闲事的侠客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给他人造成了损失,所以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政府不想管,老百姓无权管,结果就是社会秩序的普遍混乱。

    一个木匠发现有三个人偷了他的电动自行车,正骑着逃跑,就追上去想夺回来,结果双方发生了搏斗。木匠被他们打昏在地,醒来后到医院缝了十几针。那三个小偷跑掉了。可是没想到一个星期后,木匠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原来是那三个小偷中的一个在那天的搏斗中也被木匠打伤了脾脏,现在告到法院要求木匠赔偿。结果法院判决木匠赔偿那个小偷五万元。这是多么荒唐的法律!老百姓连自己保护自己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了!

    在这种混乱的社会秩序中,贪、滑、毒、狠的人总是可以占到便宜,他们在市井社会中充当着雷老虎的角色,善良的百姓无不对他们心怀畏惧。雷老虎现象,给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树立了坏榜样,使他们从小就知道了“鬼怕恶人”的道理,因此横行霸道之徒不绝于世。一个好人得不到保护,坏人不会受惩罚的社会,好人就会越来越少,坏人却会越来越多。

    中国的公共场所禁烟令颁布多年了,可是仍然有许多人在公共场所吸烟,人们之所以不敢管,就是害怕发生冲突后听到政府官员那句“应该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问题”的屁话!多少次,笔者开车经过野外看到有些老人小孩站在路边想搭便车,真想顺便捎他们一段路;多少次,笔者在公共场所看到小偷行窃,真想冲上去一把抓住。可是一想到那些好心人的可怜下场,笔者忍住了做好事的冲动。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感到十分痛苦,我仰天长叹,问苍天,我们日夜生活其中的社会啊,何日才能结束这样的原始状态!

    我不希望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去做好人,因为那是无谓的牺牲,根本改变不了中国的现实。我们应该努力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建立一个能够有机运行的社会机制,依靠制度来发现矛盾、解决问题。只有民主能够救中国!因为在民主的中国,我有和每个中国人一样的平等权利报名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如果人民投票选举了我,我会提出很多法律草案来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我会用法律的武器明确规定政府的职责,让他们找不到玩忽职守的借口;我会用法律来保护敢于站出来维护公共利益的勇士,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我要让中国的坏人越来越少,好人越来越多。

   人是生物,是生物就有生物的特性,比如好逸恶劳、投机取巧等,目的无非是趋利避害,给生命的存在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是一样的,没有哪个民族更优秀、哪个民族更劣等。他们的差别,除了生活习惯以为,都是政治制度造成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被人看不起,被人称作劣等的民族,那不是人民的责任,而是政府的责任。世界上没有劣等的人民,只有劣等的政府!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2-28 10:24:24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转发:《十月围城》真实颠倒,孙中山实为策划谋杀的头号刺客

《十月围城》不过是历史的水中影

图门巴雅尔

2009-12-24

    《十月围城》的英文译名为“保镖与刺客”,就影片而言,刺客是清廷派来的。事实上,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知道策划了多少次针对清廷大人物的刺杀活动。这部电影如同历史的水中影,是对真实的一种颠倒。历史的真实是,孙中山先生更多情况下不是一个受保镖保护的职业革命家,而是一个多次策划暴力谋杀的晚清头号刺客。说他“头号”是因为,他领导下的同盟会及其前身(会党)在1900年至1911年之间,堪称中华大地上第一流的暗杀策划和执行组织。为何可作如是观?那先得从晚清革命形势说起。

    会党初起到辛亥革命,中间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困难,多少悲观,多少次的失败,如黄冈之役,钦廉之役,河口之役,镇南关之役,惠州之役,尤其当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克强先生急切为死难党人报仇,欲躬行暗杀,黄兴致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同人:“自三月事败,弟愤同事诸人之畏缩,以致徒伤英锐之同志,故愿专事暗杀一方面。”(《黄兴年谱长编》,第205页) 当时的革命党人,醉心暗杀者为主流。即使以温和著称的宋教仁,也将革命方法概括成“暴动”与“暗杀”,而文质彬彬的蔡元培,同样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此外,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陶成章等活动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赞同或主张过暗杀。

     1905年8月成立的同盟会,其几位最重要人物如黄兴、章炳麟、汪精卫也将暗杀视为革命的一种捷径。孙中山也认同暗杀。冯自由《革命逸史》记,1900年孙发动惠州起义,曾亲派史坚如等赶赴广州,组织暗杀机关以资策应。史坚如是辛亥革命前第一个使用炸弹的刺客,可惜他在炸德寿时,因技术不过硬未中目标,只将附近楼房炸塌8间,压死6人,伤5人。柏文蔚《五十年经历》则记,1905年孙中山亲自组建同盟会暗杀团,并命孙毓筠回国至南京,谋炸端方。冯自由又记,直到1911年,孙中山还叮嘱一个江湖会党“汇款万元与黄克强(即黄兴),为筹设暗杀机关经费”。

    百年前的那一批中国的“恐怖分子”,几乎囊括了上一世纪中国的所有名人: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汪精卫、徐锡鳞、秋瑾、仇鳌、陈其美、陈炯明……这一批刺客当时组建了许多专职暗杀的团体,在他们的策划下,“暗杀”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孙中山专门有一篇关于暗杀的谈话,全文如次:“暗杀须顾当时革命之情形,与敌我两者损害孰甚。若以暗杀而阻我他种运动之进行,则虽歼敌之渠,亦为不值。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博之,其代价实不相当;唯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摇动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耳。”(《孙中山集外集》,第152页)这段谈话实可视作民初党人暗杀行动之总纲,其内蕴是表达生命的权利及正义感,以期对奴性十足的社会群体起到震动,同时也考虑到政治理念、社会制度的决定性,以及策应的总体方法及效果。史坚如烈士的遗书中,尝谓“记得去年冬天(1899年)我奉了孙先生的命令,来广东密谋暗杀”云云,此即形势的急需。

    这位史坚如是孙中山等人策划的第一次政治刺杀的执行者,目标是清两广总督德寿,时间在1900年。 史坚如出身士族,是读书人家的子弟。祖籍浙江绍兴,生长广东番禺。七岁丧父,事母极孝,对胞兄古愚与胞妹憬然均十分友爱,待朋友全是一股热忱,对革命的忠贞始终如一。他多才多艺,工于书法,精于绘画,丰姿翩翩,原是所谓浊世之佳公子。但是,他感慨国难,薄八股而不为,一心物色英雄,共谋大举。他在美国人所办的格致书院读书,其后认识了在广州的东亚同文会会长日本人高桥谦,由高桥谦而结识了宫崎寅藏与陈少白(请注意,这是《十月围城》中唯一一位真实历史人物)、杨衢云,加入兴中会,又亲自拜见孙中山,颇受孙中山器重。

    1900年10月28日夜(又是一幕十月围城),南国广州城中心的两广总督衙门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的夜色中,刀光剑影,戒备森严。此时,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北部正被侵华的八国联军蹂躏,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全国形势不稳。广东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惠州一带再次发动武装起义,广州城里也是风声鹤唳。两广总督德寿知道自己是革命党人暗杀的首要目标,因而千方百计加强戒备。

    但是,那天当德寿认为万无一失地入睡后,想不到暗杀危险正从衙门的地基下向他逼近。总督衙门内宅的地底下,一条仅够一个人躬身进退的地道自远处伸来,一条导火索"滋滋"地燃向地道的尽头,那里有一只装有一百多斤炸药的洋铁桶,映着导火索燃烧的星光,似地火,将要摧毁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机构。

    “轰……”地底下的爆炸冲天而起,总督衙门的八间房屋与两丈多长的后墙被炸得瓦砾纷飞,墙垣皆塌。由于德寿的居室偏离爆炸中心而幸免于难,巨大的爆炸力把德寿掀翻于地下。从睡梦中惊醒的德寿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滚到桌子底下,浑身哆嗦个不停。案发第二天,一位体弱多病、貌若处女、举止文静的年轻后生被清廷爪牙捕获;他,就是谋刺两广总督的著名革命党人史坚如。

    1900年7月17日,孙中山在抵达香港的法国轮船“烟狄斯号”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郑士良赴惠州发动起义,得手后向福建沿海进军;孙中山坐镇台湾供给饷械;另以邓荫楠与史坚如到广州部署起义,其目的不是夺取广州,而是想在惠州起义时牵制清军,并组织暗杀清廷在羊城的大员,以资策应。

    史坚如与邓荫楠受命后立即赶赴广州部署武装起义。由于军械未能按时运到,原定夏历七月某日起义的计划被迫延期;不料惠州起义却因泄密而被迫先期发动了。清朝两广总督德寿闻惠州起义大惊,急忙调派大队清军前去弹压,郑士良的惠州起义军处境危急。为了打乱清军的部署,瓦解清军军心,鼓舞革命党人与起义军的士气,史坚如提议暗杀清廷在广州的三位大员,得到了邓荫楠等人的赞同与支持。

     根据临时会议决定:黄福爆炸将军衙门,李植生去炸陆军提督郑润材,史坚如亲自去炸两广总督德寿。上述三大员是清廷驻广州的三个最高军事负责人,而德寿又最为重要,因此史坚如的暗杀任务也特别艰巨。

    史坚如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后楼房街租了一幢房子。用远视测量法测好了德寿的卧室方位和距离后,史坚如就和三个同志从住宅内挖地道。一直通到预计的德寿卧室的下面。接着,邓荫楠从澳门搞来一百多斤炸药,装入特制的洋铁桶中,放到地道尽头,装好雷管与导火索。

     10月27日夜,史坚如第一次点燃导火线后,就锁上房门,迅速撤离,赶到了开往香港的轮船上。然而过了预定的爆炸时间仍不见动静,史坚如估计炸药因故未爆,毅然让其他同志避走香港,自己重新回到居室,才发现导火索因潮而灭了。于是,史坚如忍着饥饿守在屋内,一直等到第二天凌晨,估计德寿已回到卧室安歇,又点燃了导火索,眼看着导火索吐着火舌燃向地道的那一端,史坚如才迅速撤离。然而他这次不立即登船,而是到一位同志家中静候消息,终于等到了那惊天动地的地火之声。

    史坚如和他所炸的两广总督府。他死时年仅21岁,孙中山称史坚如是继陆皓东以后"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第二天清晨,街人纷传德寿未死,史坚如很是怀疑,冒险到出事现场观看,果见德寿正在气急败坏地吼叫,饬令其手下克日破案。史坚如深以一击不中为憾,在同志们的再三劝说下,准备先去香港避避风险,另图他法。就在史坚如赴码头途中,因其叔父告密,被清廷捕快截捕。

    史坚如被捕后,顶住清廷爪牙的酷刑,始终没有出卖一个革命党人,最后于1900年11月9日慷慨就义,时年仅21岁。孙中山闻讯十分悲痛,称史坚如是继陆皓东以后"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

    他就义以后,革命党在夜间秘密移走尸体安葬,立了一个石头,石头上刻了“司马氏”三个字作为暗记,其后,陈少白写了一首碑铭,刻在一块碑上: “雄心脉脉,寒碑三尺。后死须眉,尔茔尔宅。国人欲复,哲人不归,吾族所悲,异族所期。玉已含山,海难为水。蹇蹇此躬,悠悠知己,天苍兮地黄,春露兮秋霜,胡虏兮未灭,何以慰吾之国殇!”

    为同志收尸,并树碑立传的陈少白等人继续密谋策划暗杀行动,五年后,就在陈可辛电影《十月围城》锁定的1905年10月前后,时机来了,这一次的刺客名叫吴樾。

    1905年,当时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维新舆论遍及朝野。清廷为了缓和革命气氛,愚弄人民群众,放出“预备立宪”的空气,并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相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革命党人一眼识破清廷的这一骗局,而如果清廷的骗局麻痹了民众,清廷的反动统治就可能继续下去,国家恐怕就永远没有重见天日的时候了。

    1905年9月,行将刺杀“五大臣”前夕,年仅27岁的吴樾完成了《暗杀时代》一文。在这篇行文酣畅淋漓的文章里,吴樾谈起了自己的生平和作为一名“刺客”的心迹。在《暗杀时代》的“自序”之中,他自述八岁丧母,父亲弃官为商,家境贫寒,本人从十三岁到二十岁年年考秀才,都考不上,二十三岁入京游历;二十四岁考进学堂(安徽公学),想获得一个“出身”,当教习;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读到了邹容的《革命军》,读了三遍,但一时并未接受革命的洗礼;不久,读到了粱启超主编的《清议报》,“阅未终篇,而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矣,……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即自问亦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又逾时,阅得《中国白话报》、《警钟报》、《自由血》、《新广东》、《新湖南》、《广长舌》、《攘书》、《警世钟》、《近世中国秘史》、《黄帝魂》等书,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

    吴樾主张暗杀。他说:“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这篇文章,宣告了“暗杀时代”的渐入高潮:在此之前,史坚如行刺德寿,万福华行刺王之春,易本羲谋刺铁良,王汉刺杀铁良;在此之后,徐锡麟击毙恩铭,汪精卫谋刺载沣,林冠慈刺杀凤山、彭家珍刺杀良弼……短短几年时间,“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大概不下五十来起。”

    1905年10月24日(可见,真实的历史是“十月出城”),这天是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的日子。天刚亮吴樾就起身,打扮成仆人的模样,怀揣炸弹来到正阳门车站。这里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吴樾夹在仆人中间大模大样地混进了车站,走上站台,踏上了五大臣乘坐的高级包厢,急急向车厢里走去。这时一个卫兵拦住他问:你是跟哪个大人的?吴樾回答是跟“泽爷”(即载泽)的。恰好这个卫兵是载泽的侍卫,觉得面生,顿生怀疑。又问:你是几时跟泽爷的?吴樾说:最近才跟的,边说边往里走,这个卫兵拦住了他说:且慢,待我问过泽爷。吴樾恐怕事情败露,急忙从怀中取出炸弹,用火柴燃着引信,他正要把炸弹向车厢内掷去,不料列车已经发动,车厢砰然相撞,发出剧烈震动,炸弹被震落在他的脚下,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烟雾弥漫,车穿地陷。吴樾壮烈牺牲,五大臣中的绍英伤了右股,端方、戴鸿慈受了轻伤,载泽在慌乱躲藏时擦破了头皮。一时间正阳门人喊马嘶,一片混乱,各大臣官吏魂飞魄散,狼奔豕突。五大臣被吓破了胆,逃回府邸后龟缩不出,哪还敢去出洋考察?连慈禧得知正阳门消息后也惶惶不安,一度躲进地下密窖。

    吴樾这次英雄壮举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北方暗杀团”成员、吴樾好友马鸿亮事后撰文写道:这次事件“虽荆轲之匕,力士之锥,未能命中,然而夺祖龙之魄,振志士之气,声闻全国,名震环球。徐锡麟烈士、熊成基烈士,相继起于皖,黄花岗烈士发于粤,武昌义举遂覆清祚,皆此一弹首发其难,有以速之成也。”

    吴樾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南京,赵声痛哭失声,几天茶饭不进,发誓要为吴樾报仇雪恨。消息传到东京,著名革命党人、鉴湖女侠秋瑾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吊吴樾烈士》的诗一首,诗中有:

皖中志士名吴樾,百炼刚肠如火烈。
报仇直以酬祖宗,杀贼计先除羽翼。
爆裂同拼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
可信懵懵天竟瞽,致使英雄志未伸。
电传噩耗风潮耸,同志相顾皆色动。
打破从前奴隶关,惊回大地繁华梦。
死殉同胞剩血痕,我今痛哭为招魂。
前仆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

    民国版的“刺客列传”简约版陈列如下:

时间   地点 刺客 被刺对象


1900年 广州 史坚如 两广总督 德寿
1901年 北京 陶成章 慈禧
1904年 北京 杨毓麟、苏鹏等 谋炸清廷宫苑
1904年 上海 万福华 前广西巡抚王之春
1904年 南京 易本羲 户部侍郎铁良
1905年 河南 王汉 户部侍郎铁良
1905年 北京 吴樾 出洋五大臣
1906年 南京 杨卓林 两江总督端方
1906年 广州 刘思复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1907年 安徽 徐锡麟等 安徽巡抚恩铭
1908年 安徽 范传甲 协统余大鸿
1909年 南京 喻云纪 端方
1910年 北京 汪精卫等 摄政王载沣
1911年 广州 温生才 广州将军孚琪
1911年 广州 林冠慈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1911年 广州 陈敬岳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1911年 入川途中 刘怡凤 署理四川总督端方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2009-12-27 23:25:32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FW: New civilizayion

对一个人的审判唤醒了一个国家

纪念美国废奴运动的先驱----布朗

史今

2009年12月

    1859年11月2日,美国弗吉尼亚州法院判决对布朗处以绞刑。布朗被判死刑的消息很快震动了美国及全世界正直的人们。美国民众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呼吁释放布朗,法国人维克多·雨果著文抗议道:“就我本人而言,我同其他人一样,出于人类的良心,噙着热泪,指望人道法则之助,把布朗救出来”,但这一切都没能打动奴隶主的心,1859年12月2 日,布朗被弗吉尼亚的奴隶主们送上了绞刑台。

    约翰·布朗,1800年5月9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北部一个农民家庭。通过辛勤劳动,到1837年,他已经拥有了一个时值2万美元的制革厂。但布朗是一个有社会正义心的人,他对当时刚刚开始兴起的废奴运动发生了兴趣。

    1837年11月7日,报纸登载一则消息:和平废奴主义者洛夫乔埃被谋杀。布朗看到这则消息后一晚上不能入眠,第二天一早,他召集他的家人宣布说,他从今以后将积极地向奴隶制作战,并询问他们是否愿同他一同战斗。家人全部同意。于是他们每个人都把手放在圣经之上宣誓:“我,某某某,谨当着众人之面向上帝起誓,我将贡献我的一生为摧毁奴隶制而努力!”。

    从此以后,美国废奴史上就诞生了一个专有名词:布朗运动。布朗认为:奴隶杀死奴隶主或逃跑是合情合理的,不能把他们当罪犯,真正的罪犯是迫使他们铤而走险的奴隶制度。到1851年,布朗集合了一支由黑人和白人组成的秘密团体,共有40多人,走上了暴力废奴之路。

    1856年5月21日,德堪萨斯州的蓄奴分子派几百名打手袭击了一个反对奴隶制的小镇劳伦斯,烧毁了全部房屋,枪杀了许多人。布朗闻讯后,于两天后带着他的五个儿子和另外两名勇士,在夜间找到了制造劳伦斯事件的7名凶手,全部从家中抓出来当场处决。这件事让布朗声名大振,但也因此受到政府通缉,被迫上山打游击。

    为进一步打击奴隶主的锐气,布朗决定在奴隶主势力强大的弗吉尼亚州搞一次武装暴动,地点选在哈普渡口,因为那里有一个军火库,能够用来武装解放的黑人奴隶,同时那地方又有崇山峻岭,适合打游击。

    1859年10月16日,布朗带着19个人,其中14名白人,5名黑人,进攻哈普渡口,几个小时后战斗结束,俘虏了全部守军,有意思的是,守军头目华盛顿上校,正是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孙子。第二天,政府军队开始对其进行围剿,毕竟寡不敌众,布朗带领的19人中,十几人壮烈牺牲,其中包括布朗的两个儿子,其他5人被俘。布朗在整个行动中,没有焚烧城市,没有枪杀一个俘虏,更没有滥杀无辜。

    在审判过程中,救援布朗的人已联络好法官,只要布朗承认他自己神经不健全,就可以减轻或取消对他的判决。但布朗坚决拒绝这样做。布朗在狱中留下了许多充满殉道主义的信件,让后人能够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也成为了激励后来人的精神武器。布朗写道:“诚然,我违反了人为的法律,但我遵循了道义的法律”,“我认为我死比我活着更能有助于我的事业,我的死亡比我的生命能作更大的贡献”,他要求家人“要学会憎恨,并且要怀着切齿的仇恨,来憎恨那个罪恶的奴隶制度”。

    布朗临刑前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约翰·布朗,现在坚决相信,只有鲜血才能洗清这块罪恶土地上的罪行。我现在认清,我过去一度认为不必流很多血就可以达到上述目的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史蒂文斯、格林等与布朗同时遇难。

    布朗走了,他掀起的废奴烈火却愈来愈猛地燃遍了整个美国。当时美国黑人领袖道格拉斯对此评价说:“一个人的死刑唤醒了一个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清奴隶制的罪恶,他们开始从同情到公开、从和平到暴力地支持废奴运动,正是这股进步力量,把林肯推上了美国总统,并由他开辟了美国历史的新时代。

    回顾美国这一段历史,今天的中国,唐福珍的被“拆迁”,能否唤起国人的公民权利意识?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live.cn> 2009-12-21 12:59:5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Date: Mon, 21 Dec 2009 12:59:54 +0800 从南方报系称马宾遗老看国家性质的消亡

大众民主与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权

田忠国

2009-12-23

    左翼肩负的责任是救亡。所谓救亡,就是恢复原来的国家性质,复兴社会主义。因为只有恢复原来的国家性质,才是劳动人民的国家。劳动人民的国家政府才会为人民服务,“美中国”的政府只会为资本家和美国服务,也就是说,国家性质不同,主人不同,服务对象也不同。有人认为这是某些蜕变官员导致的结果,实则是国家性质改变的必然。

    而国家性质的改变,必然源起于治国思想的改变,因为,国家性质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经济制度是由封建剥削思想还是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马列毛主义决定的。所以,那些反劳动大众、反公平正义、反社会主义的人必反毛。反毛者必反人类。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是公平正义。在物质馈乏时代,人类一旦失去公平正义的价值秩序约束,强势阶级就必然陷入疯狂掠夺的泥淖,使劳动人民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在物质丰富时代,强势阶级的疯狂掠夺虽然给民众留有基本生存的余地,但知识的普及必然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失去生存的精神支点,使人们陷入深度绝望或者说精神死亡之中。但是,死亡是新生的开始,是劳动大众走向联合的契机,因为,劳动大众对新的公平正义价值秩序的共同渴望,是形成群体意志的潜在因素。一旦形成群体意志的潜在因素被激活,社会就会形成冲破剥削压迫秩序的巨大力量。

    有的网友认为,我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唯思想意志论的观点。而在该网友看来,经济制度的选择是物质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人的思想决定的。其实,这位网友如果直面现实,看看世界各国的富豪,他们拥有几代人都挥霍不了的财富,包括中国的新资产阶级,其财富的丰富程度是二百年前最富有想象的思想家也无法想象的,但是,他们不仅没有选择公有的经济制度,相反,他们共同拥抱的是私有制。这一事实说明,公有制源于毛主义,私有制也即剥削制度源于剥削思想,并非是物质丰富的结果。

    事实上,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达到比尔?盖茨的财富水平,甚至仅仅达到他一半的水平,地球早就在这种残酷的发展下毁灭了。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地球资源满足不了人类随财富增长而增长的占有欲望。所以,我们认为,以满足占有欲望的私有制,不仅会因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引发生大的暴力革命,既便不引发重大的暴力革命,最终也是埋葬人类的制度机制。

    中国恢复无产阶级的国家性质,复兴社会主义,即是中华民族第三次崛起的需要,也是避免重大社会冲突,引起社会大冲突、大分裂、大动荡的需要。冲突源于利益分化,也即阶级矛盾,共识来自共同利益。

    利益分化源于经济剥削制度,而经济剥削制度则源于剥削思想在党内的复活。剥削思想在党内复活了,占了主导地位,经济剥削制度也即私有制就会复活。经济剥削制度的复活,则意味着国家性质的改变。而防止剥削思想、剥削制度复活的途径,一是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二是大众民主。前者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发展,也是一种社会思潮的纠错机制,后者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即思想文化继续革命的社会机制,是社会动态和平式革命,防止因为思想蜕变引起经济制度改变,又因经济制度改变导致阶级分化,又由阶级矛盾引起暴力革命。

    世界各国人民的暴力革命,使剥削阶级接受了教训,所以,西方人一读毛泽东就懂并感恩于毛泽东的非凡智慧,中国剥削阶级缺乏暴力革命的洗礼,所以他怎么读也读不懂毛泽东,比如李锐、吴敬琏、胡福明之流,还因为毛主义影响了他们升官发财,自由剥削,他们即忌妒毛泽东光耀千古的才华,又痛恨毛泽东留给全国人民的火眼金睛:识别隐藏在他们灵魂深处的剥削掠夺欲望。所以,他们痛恨毛泽东,痛恨大众民主。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恢复国家性质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大众民主,二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虽然是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但对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来说,双方代价都是巨大的。大众民主虽然给剥削阶级带来精神上的痛苦,也就是由剥削到不能剥削,因为剥削欲望的折磨,会有一个痛苦阶段,甚至终生痛苦,陷入仇恨的泥潭无法自拔,比如说李锐先生,到今天或许一想到毛泽东就被仇恨折磨得彻夜难眠。但李锐先生不妨想一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李先生五十多年前的剥削美梦成真,或许早就被中国人民的暴力革命革掉了命,也早就失去了控诉毛泽东、控诉文革的机会。如果李先生这样想一想,或许李先生对毛泽东就不是仇恨,而是感恩。

    但是,这种可能的概率非常小,因为李先生和他所在的阵营---右翼---具有这种反思智力的犹如大海捞针。当然,导致右翼弱智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自私、冷酷和对毛泽东、对人民大众的无边仇恨。自私者治国必祸国,逐利者为官定殃民,这是人类的不二定律。吴敬琏先生不妨拿这句话,再对照一下在吴先生主导下,为满足私欲掠夺全国人民财富的改革,看看到底是改革不彻底才导致的贫富差距,社会问题,还是以改革的名义大肆掠夺,有人富可乱国(请注意,此处是富可乱国,不是富可敌国),有人吃饭都很困难才导致的各种严重,乃至国家性质消亡---亡国---的重大问题?当然,吴先生可能说改革过程全民财富流失不可避免,咱不好全民财富流失的问题,咱就说国家性质的问题,吴先生不会连经济制度决定国家性质,国家性质的消亡就是亡国这个常识都没有吧?如果没有这个常识,吴先生怎么可能爬到那样的高位。

    如果吴先生拥有这个常识,但又偏偏为改变国家性质,也即亡国而努力,吴先生又受谁之托呢?还好的是,中央已经意识到国家性质消亡的严重后果,开始采取国进民退的措施,但这时候吴先生说:“你看看,现在的国进民退现象多严重啊!”由此可知,国家恢复国家性质的努力,在吴先生看来问题是十分严重的。那么,吴先生向往和努力的,可能就是消灭国家性质,即,亡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兴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了。

    看来,争夺国家性质的斗争现在才刚刚开始。革命战争年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平建设时期,只有大众民主,才会出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权。

 

真正民主与精英民主

黎阳

2009-12-24

    1.民主与造反

  张宏良教授说:“西方国家的民主法治社会,是由西方民众的造反精神维系支撑的,这本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更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造反精神,即使制度再好能由谁来建立?即使建立起来又由谁来维护?” 中国“精英”现在一听“造反”二字就要跳。

  民主意味着“精神造反”——用和平的方式挑战当权者的“为权力而‘真理’”,挑战权力,监督权力,控制权力。而没有造反精神,何来精神造反?没有造反精神就没有民主。没有造反精神的“民主”,规章制度再好也没有用。

  西方民主是怎么来的?造反造出来的。用王公贵族们的脑袋换来的。西方民主的前提——“民是强者”的共识,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是通过血淋淋的暴力造反实现的。美国民主来自对法国大革命成果的继承,本质同样属于“造反民主”。民主是造反的产物,和平是暴力的产物,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是西方资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产物——用暴力造反或暴力造反的威胁逼着统治阶级认同:老百姓能够推翻我,老百姓有权推翻我。

  今天中国“民主精英”言必称美国民主。但美国历史上一贯坚持的、跟民主格格不入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怎么从法律上被禁止的?不是“精英”突然良心发现恩赐的,而是斗争斗出来的——不仅有非暴力的斗争,而且有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斗争。不仅有美国人的努力,而且有中国人的支援,尤其是毛泽东的直接支援。

  1950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中国第39军通过战场喊话,使美军第25师第24团一个黑人工兵连全连一百一十五人集体战场投降。结果,美军不得不从此改变建军以来近二百年的一贯传统,不敢再按肤色编队。这就是说,美军的种族隔离结束于抗美援朝,结束于中国人之手,结束于毛泽东之手。美国军队开了个头,意味着美国建国以来一贯坚持的种族隔离从此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从此走向崩塌——“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对美军战俘按照“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一律平等”的原则管理,彻底打破种族隔离,严禁种族歧视。这使美军战俘中的黑人头一次尝到“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人人平等”的滋味。随着战争的结束、战俘的遣返,反种族隔离、反种族歧视的意识便如种子被毛泽东通过这些人传播到了美国,潜移默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形成美国黑人六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反歧视、争平等的民权运动助了一臂之力。美国黑人第一次领略“人人平等”、“禁止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碧潼战俘营——“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北京随即在人大会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美国黑人斗争的群众集会。

  结果,不到一年,1964年7月2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禁止在雇用人员、公用事业单位、工会会员资格以及联邦出资项目等方面存在种族歧视。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从此在法律上正式被禁止。美国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在法律上的灭亡跟毛泽东有直接关系,跟毛泽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

  抗美援朝之后,美国人对毛泽东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对美国人往往比对中国人更有份量。美国统治者还挺绅士,民权法案通过之后只在落实上做手脚,法律上倒没赖帐,不象“永不翻案”那样白纸黑字照样说赖就赖,而且赖个精光。 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在法律上从此站不住脚,从此一路下坡。美国带头,西方各国效仿,海外华人都跟着沾了光,如今的“海外民运”、“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同样沾光。如果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局面照旧,海外华人的日子好过不了,“海外民运”和“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的日子同样好过不了。

    能少受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罪是沾了美国民权法案的光。美国民权法案的通过有毛泽东的功劳。海外华人不管自觉不自觉、承认不承认,事实上都沾了毛泽东的光——当美国黑人闹民权争民主时,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元首领袖,只有毛泽东公开支持,不仅口头支持,而且造势支持,一贯支持,从抗美援朝迫使美军取消种族隔离开始就用行动支持,最后关键时刻又发表关键声明直接为美国民权法案催生。


  中国要实行民主,就必须奠定同样的“强者的游戏”基础:使当权者认同“老百姓是强者”、“老百姓能够推翻我”、“老百姓有权推翻我”。

  古往今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顶多能有限地承认“老百姓是强者”——“水能载舟,亦能复舟”,但从不承认“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惟独毛泽东通过文革开创了最高当权者公开支持“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的先例。文革在中国老百姓中第一次普及了“精神造反”,这就为民主奠定了基础。文革才是真正的民主。

  2.大民主是真民主

  民主是相对的。有资格参与决策的就觉得民主,没资格参与决策的就觉得不民主。能保护自己利益就觉得民主,不能保护自己利益就觉得不民主。皇帝礼贤下士从善如流对皇帝来说算民主,对小民百姓来说就不算民主。董事会开会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对资本家来说算民主,对普通工人来说就不算民主。富人俱乐部表决通过决议对富人来说算民主,对穷人来说就不算民主。“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决策都没有允许涉及的群众参与,这对有话语权的“改革精英”算民主,对普通老百姓就不算民主。

  杨继绳在2009年9月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人民”?要“人”,不要“民”!》,宣布“‘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民’一般泛指君、臣(官僚)、民三大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下层的那一部分人。民被称为‘黔首’,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

  “精英”的“普世价值”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为什么偏偏容不得一个“民”字,“要‘人’不要‘民’”?简单得很:单纯的“人”是人就有份,而“民”则有阶级性。“民”是相对于“官”、“精英”、“权贵”、“富人”而言。既然“要‘人’不要‘民’”,那“民主”就不是“民主”而是“人主”。

  这就不难理解“胡温新政”为什么要把“以民为本”改为“以人为本”:“民”意味着不是官,不是吏,不是仕,不是贵族,而是“处于最下层的那一部分人”,即绝大多数人。“以民为本”,富人、“精英”、贵族们怎么办?可见“以民为本”有阶级色彩,要不得。“以人为本”就灵活多了:是“人”就有份,富人“精英”权贵们全包括,可以名正言顺地为富人服务,为权贵服务。既然人跟人不同,富人与穷人、权贵与百姓的价值不同,服务的程度当然也可以随心所欲,全看具体需要。需要,“黑社会老大的人权也要保护”。不需要,“屁民”的死活没人管。可见“以民为本”进化成“以人为本”是对杨继绳们从善如流,与时俱进的结果。

  “精英”对文革恨之入骨,因为文革的大民主破了“精英”对“民主”(“人主”)的“专利”垄断,端掉了他们招摇撞骗混饭吃的家伙,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精英”的“民主”靠钱运转,只有少数“精英”有资格参与。有了大民主,老百姓便能有话直接说,不再受制于“精英”。

  难怪“精英”对破了自己垄断的大民主恨之入骨。难怪“精英”要“证明”“精英作主”才是民主,老百姓作主的大民主是“无政府”,可恶之极——这是“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精英”有“精英”的逻辑:我放火可以,你点灯不行。“精英”推荐上大学可以,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不行。我决定你的命运可以,你决定你的命运不行。你下岗买断工龄生计无着可以,我反右受了委屈不行。“要人不要民”的“精英人主”可以,老百姓人人有份的大民主不行。“精英”本身就意味着“高人一等”、“与众不同”、“不平等”。既然不平等,哪还容得以平起平坐为前提的民主?民主与“精英”根本对立。有民主就容不得“精英”。有“精英”就容不得民主。

  只要涉及多数人的信息的发布权、传播权垄断在少数人手里,所谓“民主”就是笑话——垄断了信息和信息的评论权就垄断了舆论,垄断了舆论就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粮,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粮就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维,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维就能让老百姓按自己希望的方向思想,得出自己希望的结论——把人家的头脑思维都劫持了,还谈什么民主?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搞文革,用大民主实现了“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如今的“网络论坛”近似于今天的大民主。如今中国的网民正是通过互联网这个近似的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革大民主的精髓所在。要取消大民主,就得取消网络。 民主是相对的。对于“精英”来说,一切由他们作主的“人主”是真民主。对于老百姓来说,象文革那样每个人都能直接参与、不受“精英”把持、不受钱权左右的大民主是真民主。

  3.克制“权力结构癌症化”的唯一途径

  实践早已证明“精英民主”扭转不了“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的规律,“为权力而‘真理’”的“道德的血液”在利益面前一文不值。靠“精英民主”制约权力制止不了腐败——“唯贪官与文人为难养也。纵之则猖獗,束之则怨。” 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的命运跟普通老百姓联系在一起才可能为老百姓监督权力。以“精英”自居不代表老百姓利益,当然不会为老百姓的利益监督权力,所谓“精英民主”只为自己利益监督权力,总是变成内幕交易。没上台都对老百姓的死活漠不关心,有了权更不在话下。市井无赖的打瞎子、骂聋子、踹寡妇门、挖绝户坟与“精英”的以文欺人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欺负没有反抗能力的人。

  毛泽东的大民主是自下而上制约权力的人民民主,“以民制官”,绕过一切官僚体制,不经过任何“民运精英”的垄断,由广大人民群众对国计民生的一切问题直接发表意见,直接反映问题,让一切“政治二传手”、“政治掮客”统统下课。否定了文革,否定了四大,就堵死了民制官之路,堵死了民主之路。

   网友评论:

   【xu1013】 给老师和编辑提一个建议,文章能不能短一点或分几次发?真理不该只在左翼知识分子圈子里,应该到工农大众中去。太长的文章,他们不一定有时间、有兴趣读完。理论和群众相结合才会有力量。说的未必对,供您们参考。

   【金猴千钧棒】 写得好!民有造反的意识,精神,才是真正有民主之意识有民主之精神,这样才可能民作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造反——暴力造反或者非暴力造反的行动,才是民主力量的真切体现,只有民这样有意识有精神有行动地做主人,民才可以享受真正的自由,才有民主自由之名副其实大功告成。该是我们“刁民”“屁民”“卵民”觉醒的时候了,该是对原来拨正反乱倒行逆施进行拨乱反正了,中华民族到了WG毛主席设置的的自我修复自愈的伟大功能该到了激活启动的时候了。

    【立塙】 精英”有“精英”的逻辑:我放火可以,你点灯不行。“精英”推荐上大学可以,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不行。我决定你的命运可以,你决定你的命运不行。你下岗买断工龄生计无着可以,我反右受了委屈不行。“要人不要民”的“精英人主”可以,老百姓人人有份的大民主不行。“精英”本身就意味着“高人一等”、“与众不同”、“不平等”。既然不平等,哪还容得以平起平坐为前提的民主?民主与“精英”根本对立。有民主就容不得“精英”。有“精英”就容不得民主。

   【岩冈上的山鹰】 在中国,大叫大嚷民主的人,并不是真的要民主。他要的是自己的民主,即他还“在野”时,无论共产党怎样做,他都认为没有民主,因为他不能“领导内行”。一旦他“在朝”,他就把曾经鼓吹的民主都丢到九霄云外了。当年平反右派后,上台的前右派们不正是用他们诅咒的方式对付“在野”的同行吗? 2009-12-24 23:00:43 3分

 

 

世界各国实现民主化的八种途径

王从圣

2009-11-11

    民主宪政制度的优点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产生和完善的过程却非常复杂。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孙中山先生基于对民主的认识就断言:民主之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他看来民主宪政制度的到来应当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顺利。正是在孙中山做出这一预言之后,民主的历程发生了重大逆转。以纳粹和法西斯为代表,人类在摆脱了君主专制制度以后又堕入没有君主的极权主义深渊。到1942年,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降到了约12个。 从历史上看,宪政的产生过程也可能非常漫长。拉丁美洲国家民主运动几乎与美国法国革命同时进行,可是到今天其民主宪政制度仍然非常脆弱和不完善。

  民主宪政制度的脆弱和曲折使很多人对其产生了怀疑。尤其落后国家的人们常常对民主宪政失去信心,因为民主宪政使他们的国家缺乏统一的政治权威,从而在政治上处于动荡状态,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不是民主宪政使这些国家处于政治动荡状态,而是宪政的实现过程,即由非宪政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变过程使这些国家政治动荡。民主宪政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在其成长过程中需要政治领袖的认同和反复演练,更需要整个社会民主宪政意识的提高和全体人民的坚定支持。

  如果将宪法和法律理解成一个社会共同体所应遵循的规则,那么,宪法就是所有规则中的最初始的规则(也可以说成是元规则)。宪政产生的特殊性在于,宪法所规范的是主权,即国家最高权力。由于没有宪政也就没有规范最高权力的法律,因此建立宪政的过程是无“法”可依的。我国学者吴思先生将暴力对社会规则的决定性定义为“元规则”,认为:“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在没有任何规则的情况下,暴力通常是决定最高权力归属的最后手段。这样,我们看到宪政建设与暴力有着某种必然的逻辑关系。但暴力并不能直接产生宪政,相反暴力斗争更为自然的产物是专制统治。我们知道,暴力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而从军事常识看,只有权力高度集中的军事组织才有战斗力。 这样看来,在取得国家最高权力之前,最有力的权力角逐者必须率先建立起高度专制性的军事集团。一旦战胜所有其他政治派别,这一高度专制性的军事集团很自然地就会建立起全国性的专制政权。国家最高权力的这一特点可以让我们比较容易地理解为什么专制君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那么普遍。例如,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古代中国。即便在欧洲,罗马帝国灭亡后的1000年间,在政治上属于许多地方性的自治公国,尽管这些公国面积都很小,但在各自的版图内,都是实行独裁统治的。

  但是在历史上也产生了例外,比如,古希腊罗马。在那里,国家最高权力没有最终集中到某个人身上,而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处于某种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势力之间达成某种契约就成为可能。换一句话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实力相当,没有一派有绝对取胜的把握。这时候各派之间就可能进行妥协达成契约,即制定了宪法。因此,如果我们从政治的实际演变观察,将宪法理解成各政治派别之间妥协达成的契约,比启蒙思想家们所说的是人民之间达成的契约更准确。在古代和近代宪政产生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政治派别的斗争和妥协:古雅典的山地派、海滨派和平原派;古罗马的贵族与平民;英国的天主教与新教之间,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美国的联邦派与民主派,大州与小州之间等等。如果没有政治派别之间的共存与妥协:某一派政治势力拥有绝对的优势;或者人们尤其政治领袖之间无法妥协,一定要诉诸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那么宪政就不可能产生。这时即便制定了宪法,也不会起作用。因为一旦某个政治领袖或政治派别拥有了支配一切的力量,他也就不需要契约—?即宪法了。这个政治领袖就成为一切规则或法律的来源了,于是专制便产生了。

  然而,一个国家的各派政治派别之间很难达成妥协,其原因在于,没有任何人去强制履行它们之间达成的契约。如果有任何一个政治派别的政治势力发展壮大到拥有绝对优势,其他政治派别根本无法对抗和制约,那么,他也就没有必要去履行这个契约了。对他的“违约”或违宪行为,其他任何人也都无可奈何。因此,从逻辑上看,一个公正且有权威的第三方的协调和仲裁更有助于宪政的建立。公元前594年的雅典,平民准备以暴力推翻贵族政权,内战一触即发。在危急的关头,梭伦被选为拥有立法和改革现存制度的非常权力的执政官,受命调停矛盾。 在美国华盛顿在宪法制定过程中也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能够接受的人物,事实上成为联邦派与民主派,大州与小州之间的矛盾的调解人。1992年,中国、美国、苏联、法国的共同努力促成了柬埔寨基本实现宪政。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派出的观察团在各国建立宪政的过程中几乎成了不可缺少的角色。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干预,阿富汗的内战肯定要持续更长的时间。

  一、自然演进型

  英国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英国的宪政制度是从中世纪封建制度逐步演变而来的。分封制度在英国宪政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封制度使得贵族在其领地世代相传,加之,贵族通常与王室有血缘或其他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就有可能造成贵族与国王分庭抗礼的局面。中世纪英国宪政发展的过程突出表现在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斗争,以及王位的争夺上。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并不是一开始就学会了妥协,而是妥协与暴力交替出现。1215年,贵族逼迫国王妥协,签署了《自由大宪章》。而在1399年金雀花王朝终结到1485年都铎王朝建立,血腥的暴力则占据支配地位,其中长达30年的玫瑰战争最为惨烈,自相残杀几乎把贵族给杀光了。最后两大贵族之间的王位争夺以婚姻的方式达成了妥协。 十七世纪中叶国王与国会因争夺国家最高权力而引发的内战,并将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这场革命在1688年以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即国会与国王之间达成了某种妥协而结束。宪政制度能够在英国产生有赖于英国传统习惯和中世纪分封制度中有丰富的妥协因素:分封制度本身接近契约关系;继承制度和婚姻关系在扩张领土上的广泛应用等等都是某种协商和妥协的产物。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盎格鲁—萨克逊的贤人会议的传统,教会的制约和习惯法的限制使得国王几乎从来都没有演变为东方式的完全不受限制的专制君主。 克仑威尔在内战后借助议会军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使得英国人充分认识到,通过圣洁的革命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比传统君主制度危害更大。丰富的妥协经验和对革命以及革命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危害的认识使英国人更倾向于采用渐进妥协的方式完成政治变革。二百年来,英国能够成功避免法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这一席卷全球的革命浪潮的冲击,充分反映了英国宪政制度的高度适应性和稳定性。英国的宪政发展更多地表现了其自然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有许多看起来很偶然的因素对英国宪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例如,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因不会英语,逐渐对国内事务失去兴趣,便指派一名大臣主持会议,由此开创了十分重要的内阁制度。综观人类社会的民主宪政制度,其发展过程可以这样来归纳:一个国家——英国,因为各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原因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由于这一制度能够更好地实现政治稳定和保障人权,逐步被其他国家效仿和采纳。当然,英国产生民主宪政制度有其非常特殊的条件。

  二、卓越领袖引导型

  在建立民主宪政,尤其以暴力手段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宪政的过程中,通常会形成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这个有卓著威望的领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政治倾向通常决定一个国家是采用专制体制,还是采用宪政体制。卓越领袖如果选择宪政并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为宪政的运行树立典范,宪政就可能在这一政治领袖的引导下进入轨道,从而实现宪政目标。这一类型的典型国家是美国。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后期,华盛顿本人在战争中建立了崇高威望,由于战争的需要,华盛顿不仅掌握着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大陆会议还将其他民政权力也都交给他。而这个时候美洲大陆如何发展还很不确定,十三个州实际基本上是完全独立的十三个国家。为了打仗,大陆军欠下了巨额债务,军人们也面临着在战争胜利后一贫如洗被遣散回家的局面。金融家、投机家、军人都迫切希望华盛顿进一步攫取更大的权力以保证他们债权的实现。而且当时在那时人们的经验中,几乎没有靠民主共和治理一个大国的经验。包括汉密尔顿等多人奉劝华盛顿承担起国王的责任。华盛顿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当国王是几乎水到渠成的选择,而不当国王则几乎面临军事反叛这样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即便以民主独立这样崇高目标组织起来的军事集团,也会发展出自身的特殊利益要求。如果我们对照中国古代,一个军事集团的特殊利益要求决不是仅仅局限于军饷这点微不足道的利益,而是可能将整个国家作为自己的猎物。在已经接近胜利的情况下,如果军事领袖不当皇帝,那他的属下就无法当宰相、尚书、省督、巡抚……。这使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很多革命,尽管其最初目的非常纯洁,到最后终究免不了走向专制,比如英国十七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十八世纪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在决定美国未来的关键时刻,华盛顿没有动摇其民主的信念。经过艰苦的工作,华盛顿说服了那些骚动的军人,拒绝了当国王的请求,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民主宪政制度。在担任两任总统后,华盛顿拒绝第三次连任回到家乡过起隐居生活。 华盛顿的这些做法无疑对美国实现宪政起了典范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宪法制定过程中是充分妥协的产物:大州与小州、联邦派与民主派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冲突,但最后都妥协在新的宪法之下。在这个过程中,华盛顿起着重要的协调和引导的作用。

  人们通常注意到了美国民主建立过程中存在暴力,但却没有仔细具体分析。事实上,在独立战争之前,美国的各州都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民主,各州都有议会,乡镇一级也有民意机关。也就是说,美国的民主是在英国民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是先有了州议会,再由州议会派代表组建大陆会议,由大陆会议选派总司令华盛顿。一句话,美国是先有民主,然后才有独立战争。

  三、不断革命型

  法国是不断革命型宪政的典型。法国是英国的近邻,饱受专制之苦的法国人对英国的宪政真是羡慕之极。然而,从一个非宪政国家过渡为宪政制度通常要经过社会革命,乃至暴力革命,原因在于这些非宪政国家有着与宪政难以共存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结构。宪政无法在专制传统的社会结构上建立起来;人们也无法等待整个国家通过渐进来实现这一过渡。人们既然已经认识到了民主宪政的优点就想一下子实现民主宪政,于是社会革命甚至暴力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法国通过革命来实现宪政。然而革命只能建立宪政体制,却不能使宪政很好地运行下去。吉伦特党专政、雅各宾党专政、热月党政权、拿破仑第一、第三帝国、波旁复辟王朝、奥尔良王朝、共和国……。革命在法国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宪政体制,随后又被一个又一个革命抛弃了。革命成了癖好,法国陷入了灾难性的政治动荡之中。普法战争失败以后,各种政治势力纷争不下,支持君主制的仍有波旁党人、奥尔良党人和拿破仑党人。1875年1月,支持共和的修正案以353对352的一票多数获得通过。1875年7月,第三共和国宪法通过,由参议院组织法、国家权力组织法和国家权力关系法三部分组成,只有34条。这样勉强妥协产生的宪法,内容和形式都很不完善,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不完善的宪法是法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宪法。从这段经历看,法国通过不断革命来实现民主宪政,其历程非常漫长,整个社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不断革命是否能实现民主宪政并不肯定。国家在长期的政治动荡以后通常建立一个新型的专制制度以恢复政治秩序。这样,这些国家仍然面临新的实现民主宪政的任务。1875年的宪法虽然并不完善,但由于其建立在各派政治势力的妥协的基础上,因此能够成为规范法国政治的根本准则。

  法国民主的最终落成是在镇压了极端势力——巴黎公社以后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法国民主是镇压了暴力革命后各派政治势力的妥协。  

    四、非暴力运动争取型

  印度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印度在甘地的领导下同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的长期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并实现了向民主宪政体制的过渡 。非暴力运动争取权利的原理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如请愿、游行示威,甚至故意违反法律来充分展示自己的冤情和苦难,抵制压迫,让压迫者充分了解自己统治的残暴和不义,从而争取更多的同情,分化压迫者内部阵营。这一方式力图唤起压迫者的良知和善良的本能,从而自动放弃自己残暴的统治方式。最经典的非暴力运动是甘地1930年组织的抵制食盐法中的一幕:……盐仓外已掘好壕沟,布满铁丝网。24名英国警官指挥着400名警察,个个手执带钢尖的木棍或手枪,随时准备砸向敢越雷池者。在离盐仓100码处,队员们重新编组。第一组涉水过沟,走向铁丝网。警察用木棍狠击队员头部,一个个应声倒下,血流如注。第二队队员又踏着鲜血补上,警察照行其事。队员们没有反击,没有搏斗,甚至没有听到愤怒的咒骂,只传来低微的呻吟。队员们改变战术,他们25人一组,走到壕沟前就坐着不动了。警察照打不误,已被打倒的人还要补上几棍,鲜血从头上的伤口往外冒。一批又一批的队员前进,坐下,被打倒,躺下,没有一人还手。在甘地的鼓舞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接受鞭打与被捕入狱已成光荣与时鬃,示威群众常整夜不散与警察周旋。…… 就是在这样一种奇特的斗争下,英国人不堪其苦,允许印度独立。

  应当指出,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为人类解决利益纠纷和权力冲突提供了文明的解决方案:宪政制度结合非暴力运动的补充为人类最终摒弃暴力,实现政治文明化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模式。尤其考虑到,随着科学的进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明,暴力斗争和武装冲突所造成的破坏和代价越来越大。人类甚至面临被自己的发明毁灭的危险。甘地非暴力思想的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1999年底,甘地被评为改变了上一个千年历史的十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五、有限暴力争取型

  南非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非国大同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初,非国大继承甘地的思想通过非暴力运动来争取民主宪政。但是白人政权的残酷镇压使非国大的非暴力斗争陷入了绝境。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组建“非洲之矛”这一武装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非洲之矛”所进行武装斗争是有限度的,它以破坏各种设施为目的,尽量避免对人员的伤害。南非争取民主宪政的方式也是对甘地过于理想化方式的发展 。有限暴力斗争这一方式的运用为后来南非实现民族和解创造了了条件。在实现南非民族和解,建立民主宪政的过程中曼德拉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尽管曼德拉本人受尽白人政权的迫害,但他没有主张用暴力手段进行报复,而是推动民族和解。终于使南非主要政党在1993年达成妥协。1994年曼德拉被选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六、外国强加型

  日本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二战以后美军对日本实施了单独占领。1946年,“盟军最高司令部”民政局在麦克阿瑟的授权下起草了《日本国宪法草案》,完全按照美国政府的意见使天皇成为为象征性的国家最高元首。日本政府在占领当局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按照这一蓝本修改了原有宪法草案。同年11月,《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于世。应当指出,从原有的政治体制转化到宪政体制也是在占领当局的强大压力下进行的。因此,可以认为,日本的宪政完全是美国强加给它的。这一强加的过程是在日本完全丧失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进行的,它给日本带来了屈辱,但日本从宪政体制中受到的恩泽却是莫大的。在宪政体制下,日本经济迅速腾飞,成为第二号经济强国。此外,由外国强加了宪法并在丧失主权的前提下被外国强行加以改造,这一方式极大地缩短了漫长痛苦而又前途莫测的建立宪政体制的历程。但是,这一方式注定要遭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坚决反对而成为一种例外。

  七、国际社会帮助型

  柬埔寨是这一类型的代表。1975年——1979年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造成了五分之一,约一百七十万人被迫害致死。 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并扶植了忠于越南的韩桑林政权。这一政权受到红色高棉、前国王西哈努克和其他各派政治势力的坚决反对和武装抗击,整个国家政治秩序陷入混乱局面。在国际社会,主要是中国、美国、苏联和法国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在1991年达成巴黎协定并于1993年进行了议会大选,制定了新宪法。但是,由于国际社会没有对原有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尤其军队没有实现国家化,终使其两大党派洪森主导的人民党与拉那烈主导的奉辛比克党之间于1997年发生冲突,拉那烈被驱逐出国。后虽各派政治势力达成了妥协,但柬埔寨的宪政前途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国际社会在帮助一些国家实现民主宪政这一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于2001年在阿富汗结束了其20年的内战,建立了过渡政府,并制定了新宪法。

  八、承接宗主国的民主宪政制度

  这一类型的典型国家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前英国殖民地国家。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实现独立和争取宪政的过程至少给人这样几个印象:一、持续时间长,从1830年到1900年,长达70年;二、充分运用或嫁接宗主国的宪法和民主制度,例如组建院外集团、呈交请愿书等;三、渐进、逐步完成,从争取立法会议成立,到争取部分议员民选,再到全部议员民选;四、范围也逐步扩大,从新南威尔士扩大到其他地方;五、充分妥协,从澳大利亚本身各派之间,各殖民区之间的妥协,到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妥协。正是因为澳大利亚在独立之前渐进接续了宗主国的民主制度,并在长达70余年的时间内充分学习和演练了这一制度,才使得澳大利亚独立以后民主宪政制度的运作自然流畅、毫无困难。考虑到,澳大利亚人均为英国人后裔,已经深受民主制度的熏陶并有着相当高的法治素养,其他地区,比如非洲国家,迅速地独立并脱离宗主国产生政治动荡就毫不奇怪了。澳大利亚争取独立和民主宪政运动的实践非常值得其他国家的借鉴。

  值得回味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没有罗伯斯比尔、拿破仑,没有玻利瓦尔和华盛顿,整个历史没有波澜壮阔,平淡无奇,一点也不精彩。但政治经济就是成功,人民就是富足。


 

 

 



发件人:"yinkx" <yinkx@126.com>  2009-12-27 12:01:06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殷辂来稿

    仲先生:您好!现寄去一篇短文。“革命”解决了专横者,但解决不了专横,原因是什么?利、义问题岂是那些拘于私欲的人能理解?人人拘于私利,改革、和谐乃至革命,都是玩花样。这些名词在大众中再也提不起劲,这是最值得忧虑的。殷辂谨启

和谐之“义”

河南社科院社会学所 研究员 殷辂

2009-12-27

    一个年轻的学术人不相信古人所说的“义”,认为“义”只是社会设置的游戏规则而已,因为内化于人才被说成是“义”。他举例说:“只有一块烧饼,几个人都要吃,怎么解决?”意思是争夺是必然的,要么强力争夺,要么制定争夺的规则。所谓“义”就是这种规则,目的是防止打得头破血流。我说:“小的时候你们兄弟争一块烧饼,母亲是怎样解决的?”其欲辩而无语。心得其宜为义,非“由外铄我也”。母亲对子女出于真心,所以能得“心之制,事之宜”,处理的适宜而得当。兄弟虽时而有争,但不失友悌,所以认同、服从母亲的做法。家庭中这种最真切笃实、不容蒙昧的地方,正是良知的发端之处。从此出发,反身而诚,推而至于社会,则各得其理、各适其宜。虽然“义”之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但同样是理之所当然。如果失去了根本,所谓制度、规则必然是偏私的,即使内化,也是屈从于强力。

    有人说,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复杂的大型社会,只有利益的竞争、交换,不存在家庭或血亲关系中那种自然的“义”。那么,家庭或血亲关系中所谓自然之义是从哪里来的?难道决定于“血亲”而无关乎心?难道人之本然良知也会随社会的变迁而消失?家庭与社会不同,但人的良知、良心却并无不同,以老吾老、幼吾幼之真心待人,社会岂能陌生混乱?社会的陌生化、复杂化由于人心被污染而变得冷漠、麻木,而当今一些人却倒果为因,用现代的、复杂的眼光看问题,“现代社会”成了不需要被解释而解释一切的起点。伦常、道德要么成为与现代社会绝缘的“古董”,要么成为初级群落的“非理性本能”。用现代和传统、复杂和简单这样的两分法将“道”“理”一分为二,人之本善之心、本体之明被“现代”所覆盖而无法显现,人而不仁,社会失义,在野蛮中求和谐,这是典型的缘木求鱼。

    和谐是人类社会孜孜不倦的追求,但往往求之而不能得,原因在于将和谐外在化。丧失“心之所同然”,各拘于形、各拘于私,失其性命之正,只有私利相争而无礼义之和,在这种情况下,和谐根本不可能实现。“君子和而不同”,以其不拘于私、不拘于形,正心而归于理义;“小人同而不和”,以其同于私欲,各争其利,相互倾轧。古人云:“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失正理则无礼义、无是非、无善恶,个人与个人、集团与集团、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之间完全停留在各自私利之上,利益之间根本无法调和,只能以斗争解决问题,哪里会有和谐?

    《论语正义》中说:“和因义起,同由利生。” 君子依义而行、各尽其道,虽不同却能和;小人嗜欲相同,然各争其利、损人利己,虽同却不能“和”。以私利、私欲之“同”作为“发展”动力,越是“发展”其内部的对立与分化也就越大。强势者利用手中的资源、优势,将私利“上升”为学术乃至意识形态,用“私利”的叠加来计算整体的增长,用增长掩盖各种关系的对立。在“做大蛋糕”、“创造财富”的旗号下,不断地“创新”掠夺手段,以“创新”为名巧取豪夺,夺利于他人、夺利于后代、夺利于自然,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做大蛋糕”的过程成了制造金融危机、社会危机以及生存危机的过程,“创造财富”的过程成了创造贫富对立和人天对立的过程。这是一个讲“利益”和“效率”的时代,但其实并不懂得真正的利益。“利者,义之和也。”“利者,和合于义也。”没有凭空产生的利益,也没有孤立的“发展”,一切都是在一定的“关系”中进行的。脱离各种关系之“和”而追逐“利益”,利己而害他,利此而害彼,“竭取宇宙所有,以满足人类之动物欲,”这种所谓的“利益”与吸毒之后须臾的快感一样,是以系统的毁灭为代价的。古人曰:“和于义乃能利物,岂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不得其宜,不能和于义,造祸而得“利”,害物而求“益”,所谓的“利益”并不真实,即使获得物质财富也不能真正利益人。

    在冲突和对立越来越严重的当今世界,人们认识到多元和谐的重要性,但和谐并不是力量比拼之后的妥协,也不是“兼众异而得其平衡”。废理而尚“和”,无义而苟“和”,一方面制造不和谐,另一方面又强求和谐,即使有妥协和平衡也是暂时的。和谐的秩序是自然而然的,而不和谐的秩序却是造作的、强制的、偏私的。不行和谐之实,在不和谐的秩序中做“和谐”,这如何可行?《周易》中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万物虽有形器之不同,但如果各“正其性命以自全”,必可保合“太和”。政、教回归于本和之理,制度、法律乃至于“发展”、“创新”不逃匿于“义”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2009年12月10日。作者殷辂,字恺玄。

 

儒家“复活”的“意识”前提

——张祥龙《儒家原文化主导地位之含义》编后记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哲学博士 杨海文

(广州510275)

    摘要:以“编后记”的形式来解读张祥龙的《儒家原文化主导地位之含义——儒家复活的意识前提以及与印第安文化的对比》一文,不仅旨在客观地审视儒家“复活”的“意识”前提,亦即确立儒家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导地位,而且意在人文地展示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民族文化之思绝非可有可无,因为所有善意的民族文化之思本质上都是在彰显超越于时代的“清洁的精神”。

    到目前为止,张祥龙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1996年初版、2007年修订版)、《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01年初版),都是一边谈着现代西方以现象学为主的欧陆哲学,另一边谈着中国古代以孔子为主的先秦哲学,可谓典型意义上的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1949年出生于香港九龙的张祥龙,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在张岱年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庄子的人生哲学》,1988年8月获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Toledo)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92年2月获美国纽约州立布法罗(Buffalo)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研究的是“西方学问”,阐扬的是“中国精神”,朗现于张祥龙身上的这一当代文化现象无疑发人深省。

    张祥龙不算是《现代哲学》的老作者,但他发表于该刊2007年第1期的《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因对蒋庆的《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给予了理论声援,曾被《新华文摘》2007年第11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2期重点摘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笔者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发表的《“重建儒教”:一个学术史描述——以方克立、张祥龙对蒋庆的评论为中心》指出:张祥龙的这篇文章,加上方克立刊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的《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及其评论“重建儒教”的《关于当前文化问题的三封信》,作为迄今为止最有学术影响和学术分量的评论性文献,将对往后研究当代大陆新儒家的“重建儒教”思潮产生重大作用,这是完全可以期许的。

    现在,笔者以“编后记”形式要解读的《儒家原文化主导地位之含义——儒家复活的意识前提以及与印第安文化的对比》一文,即将在《现代哲学》2010年第1期刊发。张祥龙2009年暑期曾在南美洲厄瓜多尔国的圣•弗朗西斯科大学讲学,文末亦有“己丑夏写于厄瓜多尔基多市宫巴亚区”的说明;这样,副标题的后半部分——“与印第安文化的对比”就首先值得我们关注。比如以下两段话:

    [1] 印加帝国的印第安人见到西班牙入侵者时,称他们为“神”(virucochas),因为他们骑着印第安人从未见过的“特别大的动物”(即美洲没有的马),穿着镫亮的马靴,手中的火绳枪放出像闪电一样的光芒,还能用“某种白单子”(纸)来相互说话,等等。在这种心理中,皮萨罗(F. Pizarro,初次入侵印加帝国的西班牙武装团伙的首领)手下四十多人就擒住了当时的印加国王阿塔华儿帕(Atahuallpa),杀死当时在广场上的一万印第安人;此后又用分化、阴谋、谎言和各种卑鄙手段摧毁了整个印加帝国,劫掠了惊人的财富,特别是土地这宗最大的财富,统治并败坏了南美的印第安人。

    [2] 后来从观察和读书中,我认识到,这反映了当今南美印第安人的主流文化形态。一方面,他们仍然保留了印第安人的一些文化习俗,比如传统的编织工艺、太阳节和此节日中的传统歌舞,乃至一个古老而又奇怪的风俗,即村落之间在狂热舞蹈高潮时的相互打斗,直到流出献给大地母亲的鲜血,才算过了一个好节,而平常时大家相安无事,并无世仇可言。可另一方面,这里的印第安人早已在西班牙人统治下皈依了天主教,甚至妇女们的“传统”衣着都是西班牙中世纪农村的服装。

    第一段话谈历史的悲剧,第二段话谈现代的困境,这也正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前世”与“今生”。在张祥龙看来,儒家文化与印第安文化又有着极为相似的命运:其一,“它们都被残暴卑劣的西方入侵所毁掉,或严重摧残;它们之所以会受到如此深重的伤害,而不像另一些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如佛教那样还能有所逃避和再兴,是由于它们的非普遍主义特征,也就是与原本民族的原本生活方式和天地生态的内在联系。两边都持一种‘互补对生’(genesis by complementary opposition)的阴阳性别哲理和天地信仰”;其二,“两者的衰败还有一个类似的原因,即两边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或主导者们,在西方强权的入侵面前,特别是在其绝对的优势武装的屡屡得手面前,陷入惊惶失措的状况,以至于去崇拜西方文化或其中的某些方面,而对自己文化的基本价值丧失了信心”。

    何谓“非普遍主义特征”?张祥龙曾在《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发表《儒家哲理特征与文化间对话——普遍主义还是非普遍主义》一文,可资参考。但是,无论传统文化的“非普遍主义特征”,还是精英阶层的“信念缺席”,显然都没有抓住上述两种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之所以衰败的根本原因。恰如张祥龙文章第二部分那个五百多字的脚注所言:

    国内某些学者(如秦晖)认为清末知识分子是被西方政治的民主形态所吸引,导致认同西方和放弃中华传统。这是以果为因了。如果没有西方以残暴卑劣的方式来撞开中国的大门,没有西方和学习西方的日本在军事和组织上的戏剧性得手(这种得手不同于清人在明末的军事得手,那对于忠于明室的士子而言是正常的军事失败,而这一次则是似乎毫无战胜可能的惨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而有巨大的震撼效应),几乎不可设想一部分(而非一两个异类)中国知识分子会有这种看法。而且,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持这种西方优越论的人也只是很小一部分激进者,如谭嗣同等,而当时占主流的是曾国藩、张之洞那样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乃至更保守的主张。一直要到新文化运动,才有中国知识分子主流的西方认同或文化上的集体哗变。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是西方恶性强权入侵的结果,而不是西方文化来提升中华文化、超拔“中国愚民”的结果。这是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大是大非,不可不辨析明白。不然的话,全世界被西方欺侮伤害的人民与文化就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谴责西方的入侵和殖民,讨回基本的公道,反倒是应该对西方人的来临感激涕零了——“西方人是来解放我们的,不是来屠杀和摧残我们的!”呜呼哀哉!人心之变,信仰之变,文化之变,至此是无法挽回了。

    张祥龙引用过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还说自己这篇文章“已经颇为悲愤”。因而,重读以上脚注中的画龙点睛之笔——“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是西方恶性强权入侵的结果,而不是西方文化来提升中华文化、超拔‘中国愚民’的结果。这是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大是大非,不可不辨析明白”,也就意味着我们得对下面一席话引起高度的注意:

    印第安人与中国人今天还面临着一项相似的困难任务:如何找回已经失去了的文化主体,让她重获生命。已经是多少代的天主教徒,他们如何能将自己祖先的文化,也就是被西班牙教父们诅咒的“异教”文化之魂重新置入圣坛的中心?已经是近一百年的全盘西化了,你让当今的中国人如何能在思想与生活的核心区重新树立起孔夫子的塑像?难道他们与我们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式的宗教改革或文化意义上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管怎样,在应对所有这些困难和实现这些设想之前,有一件事情在我们这里是必须做到的,即确立儒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确认以上所讲的事实:儒家主体在现代中国的消失是西方武力侵略和文化侵略的结果,是一桩真真实实的文化罪行和政治罪行,就如同西方列强在美洲所犯的罪行一样。

    谷歌查询,网络上的张祥龙也是一袭唐装。这样,当代中国人如何在思想与生活的核心区重新树立起孔夫子的塑像,不能不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2008年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日前夕,张祥龙4月15日在《深圳商报》发表《无孔子之北大无灵魂》,认为北大是“国子监的现代版”,是“中华文明通过教育来承接自家道统、赢得时代机遇的正脉嫡传”,再次建议北大树立孔子像,“孔子像不但不可不立,亦不可草率而立,必选校园最中心和要害处,以最精当耐久之材料,嘱最有水准和儒心之雕塑家来立不可。西门华表之间东边的花坛,或许适宜”,同时祈望北大能够由此“引领中华文艺复兴潮流”。这一建议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其中不少是质疑乃至批评。现在,张祥龙又提起了这个话题,尽管用的是脚注方式:“我一直呼吁,应该在北大这个中国最后一个信奉儒家的朝代所建立的现代太学(‘京师大学堂’)的校园中树立孔子像,而且应该立在北大西门的双华表之后、两麒麟之前,但迄今未果。校方的一位官员告之,选那个地方更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在文革中立过毛泽东像。”

    2009年,已届耳顺之年的张祥龙,年头的2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礼乐人生与哲理》,年尾的12月又将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先秦儒家哲学九讲》。张祥龙难道要借助这两本谈“中学”的书,来全面释放自己对于“中体”的挚信吗?不管怎么说,眼下这篇文章孜孜以求于“确立儒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导地位”,至少再次鲜明地体现了张祥龙更情深的未必是学问层面上的“西学为用”,而是信仰层面上的“中学为体”。以下这段话因而成了张祥龙这篇文章的“文心”与“主旨”:

    儒家知识分子们如果没有这个意识,不足以成为儒者。儒家文化的真实身体——儒家的真实团体、儒家存活所赖的社会结构等等——必须复活,以作为一切儒家活动、学派、流派存在的不二前提和生命土壤。此乃儒家的纯存在(the Confucian Being itself),或简称“儒在”,是它使得一切儒家的存在者们(Confucian beings)可能;此乃儒家的历史原文(Confucian primordial Text),是它使得一切后起的注释、改写、翻译、发挥可能。无此儒在,无此儒文,哪有什么儒者之在、儒学之在、儒教之在?这就是所谓的儒在-儒文的源头主义(Confucian Being-Cultural-Textual fountain-mentalism)。

    尽管不过只是一个“意识”,但张祥龙所谓“复活”的含义依然是耐人寻味的:团体意义上的儒家必须复活,儒家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必须复活,而且,惟有以此作为不二前提与生命土壤,儒者之得以存在的“儒在”以及儒学之得以敞开的“儒文”才将成其为可能,否则,哪有什么儒者之在、儒学之在以及统帅上述二者的儒教之在呢?这里说的“儒在-儒文的源头主义”还比较深奥,我们倒不如看看张祥龙浅显明晰的开宗明义:“儒家的真实复活乃至某种复兴,除了其他条件外,首先要求儒者和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觉醒,即意识到儒家对于中华民族的原文化主导地位,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后果,包括儒家团体根据这个地位而做的自身定位和目标追求。”儒家的真实“复活”首先要求的仅仅只是“意识”的觉醒,那么,儒教之下的儒学现状如何及其未来又将如何,自然可想而知了。

    确认儒家文化在古代中国的原文化地位乃至原文化里的主导地位,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论证。相反,张祥龙的呼吁——“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不能再寄托于那些在历史上犯下了无数文化罪行、而且还在不断制造各种灾难的文化机制上,而要通过各传统民族的原文化的复活和全球主导文化的多样化来获得新的人类生机和平衡结构。我们的希望在于一个全人类的文化生态多样性,一个以民族原文化为基本单位的‘联合国’”,却绝对不是几个人或者若干个团体的摇旗呐喊所能实现的。道路一定是曲折的,前途则未必光明,但是,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民族文化之思又绝非可有可无。

    上北大前,张祥龙在工厂里做过清砂的苦力活;北大毕业后,又在北京市环保局工作过。所有善意的民族文化之思其实都是在彰显超越于时代的“清洁的精神”,就此而言,张祥龙以北美著名印第安通灵者、治病巫师黑麋鹿(1863~1945?)深刻、悲凉的叙述来结束“这篇已经颇为悲愤的文章”,起码让作为责任编辑的笔者对着“那棵神圣的生命树上还有绿叶、繁花和鸟鸣吗”生起了经久不息的惆怅与向往……

    (2009年11月30日写于中山大学)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03-29 18:40:3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92期-孔子2560年暨耶稣2009年3月28日

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

——2005年秋季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祥龙

2005年秋

    张祥龙按:这是2005年秋在北大为学生们做的一次讲座的记录稿。由学生根据录音整理,我本人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并在少数几处补足了语意。

    主持人:首先要感谢大家对哲学系“社会·文化·心灵”主题活动的关注和支持。“社会·文化·心灵”主题活动的前身是哲学系文化节,至今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从这个学期开始,每个学期都会举办一次。这个学期的主题活动,继楼宇烈教授之后,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张祥龙教授。相信大家对张祥龙教授都有一定的了解,也不用我多做介绍了,不过大家可能一般会觉得张祥龙教授在西哲方向比较“术业有专攻”,其实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中西方哲学比较、西方现代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东西方宗教哲学,真的是学贯中西。所以我们在私下都比较叫他“祥龙大师”。我想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领略大师的风采了,让我们掌声有请张祥龙大师为我们带来他的讲座。

    张祥龙: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

    本来是计划讲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原因,今天也还是以那个题目为主,当然最后我会再谈一点衰落之后中国文化的出路。这个题目我曾在某个地方讲过,包括十个部分,再加上出路。我去年在德国讲学的时候给德国学生开过一门课,名叫“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中的危机”。这次讲座会引用那门课中的一些观点,所以比较长,不像我以前的讲座。我尽量在限定时间内讲完,最后能留一点时间,大家来提问题。因为我知道问题会很多,这里的很多观点只是一己之见,和主流的看法很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多提尖锐意见,我也愿意回答。

    听众:中间有问题可以提问吗?

    张祥龙:因为要讲得比较多,所以最好不要提问;如果你觉得特别必要,也可以,但是我只能简短地回应一下,到最后再一起作答。

    首先要讲的是,中国人缺少对自身历史处境的基本认识。

    当然我指的是现代的中国人。到目前为止流行的多种对人类历史处境的描述,无论是历史唯物论、进化论,还是乐观的全球化,总之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进步观,都是非中国的。而且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大多数情况下,是非民族文化的,也就是政治化、党派化或者意识形态化的。太多令人痛苦的东西被遗忘、被压抑了,后果是精神和思想的失神。关系国家和文化命运的讨论,往往打不到点子上。一个民族的精神,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成长不起来的。我用一个比喻,就是像精神分析讲的:在童年期,如果受过重大创伤,造成了一些压抑性的遗忘,就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成长,这其实也包括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思想的成长。所以真实的历史,包括文化,是一个民族迎得自己的精神健康和深邃的思想能力的前提和途径。

    第二个问题,传统文化的衰败和危机的表现。

    我只能做一简单概括。首先讲我理解的“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含义。现在流行的看法,一般是比较中性的描述,比如认为一种文化是由习俗、传统、理想、价值观念组成的,是一个相关网络。我的看法则是这样的:文化是一群人长期生存的独特方式。也就是说,一群人借以获得生存意义的结构,还有这种结构的各种表现;也就是说,这一群人通过这个生存的结构能够连续不断地获得生存意义,即便是在这个民族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样看来,文化是有生命的,是一个活体,它是会生长、上升、衰落,也会死亡的。并不是说只要中国人还在,中国文化就一定在,这是没有保证的。而且,就我们现存人类来说,文化一定是有族群个性的,也就是有多样性和地方性的。至于是不是只有人类才有文化,而其他动物就没有,还须要研究。比如,北京的一群麻雀与纽约的一群麻雀,有没有生存方式上的区别呢?或者,用离人类比较近的例子,生活于相互隔离状态的两群黑猩猩,会不会具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传统文化衰败和进入危机的表现。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出衡量文化生命力的四个指标,一个是它的传人,看还有没有传承它的“道统”的团体。历史上儒家有儒士来传它的道统,道家有道士或者道教徒,基督教则有教士、牧师和信徒。第二个是看这个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在现实生活中是否还存在。第三个是看它的价值观念,即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在做重大选择的时候还依重于这些价值。最后就是看它的语言,也就是人们在表达最关切的问题时,是否还在用这种文化的典型话语。

    今天我没有时间都讲,我就讲第一个指标——传人,也只能很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是儒家,而儒家的团体消失了,几乎是在历史的瞬间,即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消失的。一个有过两千多年传统的文化载体,对中华文化有过巨大影响,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团体,居然就在几十年内荡然无存,实在是一个历史奇观。其原因,我后边再讲,这里只指出一个现象,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体在文化传承上的哗变。

    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明确地把自己的文化视为仇敌,视为一种“吃人”的文化,这是鲁迅先生的话。这方面有很多代表人,我就随便选了一个,只是觉得他说话比较爽快而已。他叫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胡适也很欣赏他。他说过很多,下面我讲新文化运动时可能会再涉及一下。他基本的意思就是,中国不如西方,根本就不只是像主张洋务运动的人所说的“器具不如人”,而是全面地不行。比如他说中国的道德尤其不如人,不如西洋,公德私德都不好,等等。他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文化亡不见得民族也随之而亡”。它表示出现代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文化与民族及国家的分离,与民族生存问题的分离。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理论是有代表性的,不只是一种极端观点。尤其是从方法和基本的路数上,它依托的是自清末以来的一个主体思潮,即一种崇拜强力的进化论式的思潮。到新文化运动时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出现,先后进行了两次文化革命,搞完全的现代化或西方化,等等,下面会逐次讲到。

    我今天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原因的方式,主要是历史的回顾,但同时也是某种哲学的回顾。上面提到,这个衰落是在全世界有过悠久文化的民族中,非常罕见的、几乎是唯一的文化自戕,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民族精神的分裂症,抑郁和躁狂的交替,很值得研究。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流对自己的文化最势利,最冷漠,最残忍。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些朴素感情的,只是一些所谓落后地区的落后人民,真实的农民,一些草根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而那些实用化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既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士”,也不是真正的文化人,而是意识形态的人,科技人,高级工匠。所以中国自近现代以来,就没有出现过像泰戈尔、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作家、思想家,也缺少像甘地这样伟大的有文化意义的政治家,而且也提不出像“甘地主义”、“东方主义”这样的东西。当然我觉得“新儒家”还是很不错的,有一些本土文化意识,但它毕竟是在重大方面被西方文化驯化了的,完全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也就是把政体上的和知识上的权力完全交给西方,儒家只留一块“心性”或道德修养。

    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北大讲一次这个问题。我们北大产生于民族危亡之际,1898年,作为京师大学堂成立,是在庚子赔款之前,在废除科举制之前,所以它当时还带有最后那么一点要挽救自己文化的意味。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学子,你们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天下”这个词在我们中国古代思想中更重大的是文化意义,而不是政权意义。一家一姓、一党一派的政权朝代可以换,但是天下的士子还是要担当天下的文化重责。我觉得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应该以文化中国和她在世界历史中的命运为己任,因此必须反思自己的文化遭受过的灾难性的命运,正视它,不然不就跟专科大学一样了吗?

    第三,我来讲这个文化衰败的主要原因。其一就是西方的全球化。

    什么是西方的全球化?它仅仅是这几十年,或者这半个世纪、这几百年才出现的吗?我觉得不是。它是西方从古希腊就开始的一个文化过程。西方的语言、文化是一种形式突出的“文”。大家学过外语,知道西方语言(它的比较典型的形态是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和我们汉语的区别。它的语法和文字都有形式突出的特质,即语言上有意义的特点大都有形式上的指标。例如动词有依人称、数量、时态、语态的形式上的变化,名词有单复数和性的形式指标,构句要有主语和谓语的搭配,依靠“是”或系词来形成判断句,等等。这都是古汉语没有的。这种形式突出的语言,让使用者体会到语法、也就是变化的语言现象下面的不变者的重要,相信这些可以被从形式上对象化的语法代表着语言中最本质性东西。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刺激一种思想,它寻求世界变化现象背后的不变本质,而且通过一种形式对象化的方式来把握,比如说通过数、理念、范畴、概念、判断、推理等。古希腊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语法这种普遍化的东西,相信它普适于古希腊语的所有语言现象,所以这样一种寻求普遍化的真理的思想就从古希腊开始,在数学中先开始,然后在哲学、科学、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中不断得到展示。这种思想方法,还有西方的宗教,一种有强烈普遍化追求的宗教,都感到自己抓住的是可以普遍化、形式对象化的绝对真理,要向全世界推广。当然后来还有共产国际,也是这样一个大脉络上出现的现象。

    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和倾向,通过工业革命、现代科技,以及与它们匹配的交流、组织方式,就变成了物质力量和现实力量。尤其到了现代,它的对象化和形式化的方式能通过符号化实现,比如资本流动都可以表现为名字和数字的传送,用电脑就可以划账,靠这种方式来取得一种当代的力量形式。谁都看得到,因特网正在伸向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

    所以,我认为全球化发源于古希腊、犹太基督教,实质化于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实现于工业革命,通过信息化而加速。它的方法上的特点就是标准化、充分的对象化、自动机械化、信息化,还有力量的符号化、高效化、无限化、扩张化,没有尽头。它生产的东西总是供大于求,没有自己对自己的限制,所以一定要扩张。“科学就是力量”,培根的这句话不是白说的。它的知识形态一定要能转化成力量,而且能普遍化、标准化、大批量生产化。

    这样它就造成了一种向全球扩张的需要和趋势。从殖民时代起,全球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交流。而我从来就认为,交流是有危险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弱势的本土文化,带有巨大的危险。交流只有在很罕见的情况下,即在不带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益。像我们的丝绸之路,像丝一样细的路,不带有生存压力,而且很缓慢,很自然,它能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中不断地产生有益的文化交流。而如果带有生存压力——你不学我,你就落后,你就要死,如果带有这种生存压力,就会造成文化多样性的减少,弱势文化的消失。所以用“洪水猛兽”不足以形容西方化、全球化的这种去多样性的狂潮。

    我们经过了文化革命的这一代人,对于这种全球化的力量有奇特的印象。当时似乎是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专政强大无比,不管你怎么想,中国好像也就只能这么下去了。可怎么70年代就要和美国建交呢?那是死敌呀!从我上小学时,满耳朵都是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声音,文化革命时更是喊翻了天。可居然就在毛泽东生前就有了变化。我觉得背后也还是经济、资本和科技全球化的压力(尽管无产阶级专政与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全球化,但它在某些重要的方面竞争不过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当然具体讲也有很多因素,比如中苏争端、中越争端,等等,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与科技的全球化。我们觉得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那一代人中发生了,这并不一定要到文化革命结束。我记得最震撼的就是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的报纸,当时中国人看了,内心之复杂真是难以言表,既有惊愕,又带有希望。那是一个很朦胧的时代,人们对新时代的憧憬就此开始了。

    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象征在中国,我举一个地名为例,就是广东。它是我们中国现代化的发源地,是革命思想和改革思想不断涌现的地方。因为鸦片战争在传统中国这艘船的底部(最南部)凿了一个洞,一个当时觉得不大却堵不上的洞,结果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第四个问题,我们来讲一下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文化与民族的错位。

    这表面上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是它造成的后果是重大的。中国在共和国之前的最后一个朝代是非主流民族执政的朝代,当权者是当时被视为异族的满族,当然现在它和汉族已经没有多少区别。可是当年满族入关,多少知识分子宁死也不从。后来因为满族完全采纳了中国文化,所以就像以前多次发生过的情况那样,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还是认同了这个政权。中国最后一朝就是这么一个民族为主体在掌权,这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最后一朝不是清朝,而是明朝,或者宋朝、唐朝,它遇到鸦片战争这种事情会怎么反应呢?为什么清朝就是那样一种反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上下不通,就是说虽然这个掌权集团通过各种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但它总感觉不安全,觉得自己人数少,而且后来满人自己的文化都渐渐被忘掉了,所以它一定要维持满族人的特权,一定要压制汉人。从大臣开始,甚至包括一层一层的知识分子,它都要限制汉人的政治能量。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它如果做出什么重大的改革,首先受惠的就是那些汉族大臣和汉族知识分子,他们的势力就会上涨,这是满族人特别不愿意的一件事情。这样一种格局就造成了后来我们所感觉到的,它应对挑战,总是迟一步两步这样一个让人特别绝望的结果,实际上与一开始就有的一种扭曲和错位有重大的关联。

    首先是人才渠道的上下不通,后来又有太后专政。慈禧太后治国的本事不太大,但是抓权的能力特别强。还有一个因素最终导致了儒家文化的衰败,就是到《辛丑条约》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突然科举制就被废了,而且就是在慈禧太后手上。戊戌变法要改革科举,很快被她中止,可几年后,她自己居然就整个废了科举。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有了义和团,有了八国联军侵华,有了自己的逃亡经历,有了更深的政权危机。为什么有了官方支持义和团的事情呢?因为慈禧太后反感于西方人干预她废光绪,等等。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致的东西,我就不讲了。

    上下不通造成内外不通。它对西方侵略的反应受到它的种族意识的干扰,它总是怕大权旁落,“宁予外寇,不予家奴”,“防民甚于防[外]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圈,中国的文化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激进。从鸦片战争开始,广东三元里有一个歌谣,意思就是说,洋人怕老百姓,官府怕洋人,老百姓怕官府,形成了这么一个压力流向的循环圈。如果只有侵略的西方列强和受侵略的中国这么两极,就像许多非西方民族经历的那样,情况就简单得多,也正常得多,政府与民众就都会将自己的文化看作自己的东西,就是实行改革,也会对自己的文化手下留情(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但一旦形成这么一个三极结构,在外患加剧时,内部就很快分裂了,因为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集体心理的作祟。代表传统文化的官府与激进知识分子及民众的裂隙越来越大,而后来为什么只有共产主义能收拾残局,我觉得跟这个结构很有关系,因为为在这个结构里面,只有最激进者的声音最响。

    这样的民族错位的政权,就禁不住国耻。1840年的鸦片战争,签了一个耻辱的条约——虽然赔款相比于后来不算最多,两千多万两,但那只是相比于《马关条约》的赔款两亿多两,割让台湾;《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39年还清,而且允许西方人在中国分12个地方驻军,从北京一直驻到山海关。鸦片战争好像是在很南部的一个很远的地方,影响好像也不是很大,但是这是一个很致命的创伤。就像当时一位反对签约的大臣上书所写的:“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异族统治的情况下,一个政府和别人签了这样一个条约,不管里边用什么措辞,比如说什么“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就已经受到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国威已丧,乱民即老百姓就要生乱心了,所以从此开始,政府只能越来越靠高压来控制,而它控制的结果就是老百姓——以农民为主,包括某些知识分子——产生了越来越激进的思想状态。最后很可悲但又没有办法的是,这个政府又确实在那个时代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命运。

    那为什么在这里知识分子的趋向就不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了呢?这就是后来发生的国家和文化的分离。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建立新的国家和文化,和传统文化就分离了。

    我再举一个地点,象征民族和文化的错位,这就是日本。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极为不利的。它总是在一些比较关键的时刻打断中国不是文化上太激进的现代化的努力。而且日本当时还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中转站和加速器,很多革命者和一些后来很激进的思想者都是从日本获得了他们的庇护、知识和灵感,包括孙中山、鲁迅、吴虞、俞岩等都是这样,但却没有学到日本人维新后对自己文化命脉的保护。

    第五,我来讲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是后来的中国革命模式的预演,对一种新的国家形态的追求与传统文化发生了背离。先简单说一下洪秀全的经历。他是广东人——从这里开始广东将要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他年轻时还有愿望去考秀才,但屡试不中,总处于落第文人状态,心里很不高兴。历史上这样不满的人太多了,但关键是他所在的地方有新思想出现。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次到广州赶考,碰上了传教士,得到一本《劝世良言》,由一名叫梁发的中国基督徒编撰,里面包括一部分基督教《圣经》译文,和一部分对于基督教基本原则的阐释。洪秀全回家后得了一场病,据说在梦中上了天,和天主发生了实质性的交流,后来获得天命,就回到人间来改造世界。在这之后,他又去试考了两次,还是不中。回去以后,仔细读《劝世良言》,深受启发,觉得灵感成熟了,于是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

    中国史学界在1949年之后对太平天国这个领域特别重视,而且有一种说法好像很普遍,比如我看范文澜所写和一些近代史书上评论说,基督教的外衣只是一个借用符号,洪秀全只是用它来号召组织民众造反,所以它还是一次农民起义。我觉得不然,太平天国的信仰基础代表了一个新的文化形态,整个运动有文化革命的趋向,所以它和以前的李自成或者更早的农民造反都不同。

    我们来看他的理论。首先看他的《十款天条》,还有基于他的《救世歌》、《醒世书》和《太平天日》等等所总结的思想。他说有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至上神,这个至上神有明确的可对象化的意愿,派基督和洪秀全下凡救世——基督是他大师哥。而且洪秀全还说他在天上看到天主把孔子关禁,不允许下凡,后来他又看到孔子逃下去,想传播思想,天主就将他抓回来鞭打,孔子求饶,天主就饶恕了他,但是罚他永远留在天庭,不准下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寓意的征兆,不准孔子下凡似乎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未来。这样一个天主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精神实体。虽然明末清初用过“上帝”、“天主”这些词来翻译“耶和华”,但它们是不一样的。洪秀全讲的这个“天父上帝”,是更靠近中国人讲的“天”,还是更靠近的基督教讲的上帝呢?我觉得是后者。虽然西方人也不会承认洪秀全的基督教就是正宗的基督教,它肯定是被改变得很厉害的基督教,但毕竟,它已经从西方文化中吸取了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第二条,他说其他的一切神道、仙佛、神祇、社稷,甚至圣人,都是妖,叫阎罗妖和邪魔。这一点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所以曾国藩要在《讨粤匪檄》里攻他,说李自成过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进潼关还要拜文昌,但是太平军到的所有地方,一切孔庙道观、社稷神坛、甚至关帝庙等,都统统扫荡,全要烧毁,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曾国藩在《讨粤匪檄》里面就用了最大的篇幅从文化上讨伐它,说中国的士子、文化人绝对不能容忍,“神人共愤”。当然我下面会讲到,太平天国也用了民族大义来讨伐清政府。

    第三点,他说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当然实际上只是教内名义上的平等,但毕竟这种说法以前是没有的。我们在《墨子》里面可能看到过一点,但是后来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没有这种平等观。

    第四点,建立了教会——拜上帝会,它是一个从行为、思想到经济收入都控制得很严密的组织。这个组织有日常的仪式,每七天就要礼拜一次。这是基督教教会化的,甚至还有过之,和中国自古按季节和天时来祭拜祖先社稷的风俗仪式,以及中国本地宗教的组织方式是大大不同的。

    第五点,他认为自己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受命下凡救世,而且具有神功,所以不时地要出神,上帝要附他身,口出圣言,大家都要跪下来听。因为他和天父有这样一条专门的线路来沟通,所以就有极大的号召力。但是正是这里后来出了问题。杨秀清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抓住机会也通起神来,说上帝也附了他的体,于是也说起这种神知的话来,这样洪秀全就没有办法了,也只能跪在地上听。这种对象化的东西可以被别人模仿。这就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即“洪杨内讧”,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大分裂,给了清政府一个还手的余地,把他们灭掉了。后来的革命运动领导人都非常惧怕这种“分裂中央”的“阴谋家、野心家”的出现。

    洪秀全组织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出自一种非常坚定的、系统的异文化信仰,反对儒家乃至所有的传统文化,把一切传统的牌位都砸掉。这一点是它跟其他的传统农民运动都不一样之处。另一方面,聪明的杨秀清利用了清朝和中华大多数人民——汉族人民――的文化错位来攻击它,在他的《奉天讨胡檄》里面主要也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他说清朝人进关以后,先让我们削发留辫子,像猴子一样;衣冠、人伦、制度、言语都要改变我们,清政府要把北京话当国语,他说这都是胡语。所以他说满洲人愚弄中国、欺侮中国,无所不用其极,这也很有力。杨秀清的文化倾向与洪秀全也有所不同,不同意对儒家经典的彻底铲除,但他也无法改变这个运动的基本文化走向。

    由于有如此严密的组织和信仰崇拜,再加上利用了满汉文化矛盾,太平天国一开始虽稍微有一个顿挫,但后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从两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一下子席卷了道州、武昌,一直到南京,夺了中国的半壁江山。然后他们马上又开始北伐,清政府几乎就快完蛋了。而西方国家那时都持观望态度,英国人甚至还去访问天京,实际上就是南京。如果太平天国成了大气候,这就不仅是一个新朝代,而是文化上一个根本的置换。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对此也做了某种展望。

    在这里可以尽量作一个比较中性的描述。我觉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泽东,与洪秀全之间很有一些可比之处,只是他更成功、更运气。我这里不做详细的对比,但是有人在四十年代中期、文化革命后批评毛泽东,说他有封建帝王思想,一直到现在这样的议论还有。而“封建”或“封建主义”在我们现在这个文化符号系统中,就意味着传统文化,因此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毛泽东根本就不是什么封建帝王,他青年时起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最深影响,要做“新民”(他组织了“新民学会”),尽管是唯我独尊的新民,但毕竟是新的或新文化的。有人举出毛泽东1936年写的诗《沁园春·雪》——这是他写得最好的诗,1945年国共和谈时写给柳亚子,一公布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说能从中看出他想做封建帝王,尤其是下阕:“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等等。”但他下面举的是什么呢?“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你们看,他最想做的乃是“风流人物”,也就是开创新文化的一代天骄,而他批评人物都是从文化的角度。说历代帝王缺的是“文采”、“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你们只会使力量,我不但会用力量,而且还要代表先进的文化,要进行文化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怀有的最大抱负。毛泽东著作中最值得读的,一个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个是《新民主主义论》,大家可以从中看出他最基本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计划,他一开始的思想走向。前者鼓动在农村中扫清传统文化,后者(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则明确规定文化革命的性质与步骤。所以他绝不是封建帝王,而完全属于新的意识形态,是反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最激进代表人物之一。

    第六,改革的困境——“图强力而放斯文”。

    清末以来,关于是该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既为体也为用,还是中西互为体用,人们争了好长时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比较有见地的知识分子,从魏源开始,意识到中国必须作重大调整改造。中国人并不傻,但是最后选择的途径好像只有一条——强国。“强”这个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最有魔力的,“强国会”以及包含“强”的团体的出现、乃至严复《原强》的著述,都体现了这一点。直到现在,还在为强国而奋斗。

    有一个很有名的争论,就是康有为要变法,因为官职太低,光绪皇帝想见而不能,就派几个大臣去见他。他们在当时的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进行了交谈。一开始,荣禄就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有一句很有名的对白,说:如果祖宗之地都不能守,那要祖宗之法还有什么用?这在当时就算很有力的回答了,可实际上他是把祖宗之地和祖宗之法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了。但祖宗之法就完全依存于祖宗之地吗?我们守不住祖宗之地,那祖宗之法就一定要丢了吗?印度人被异族和异文化统治近千年,犹太人在两千年中无地可守,但一直未丢“祖宗之法”(印度教、犹太教)。当然这些都是问题,下面所讨论者与之也有关,我自己也曾经很困惑。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全盘西化了,不是到新文化运动才开始,实际上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有了明确的“中国要走强国之路来抵御外患”的思想。这好像是没有错,但是背后还是可以有多种考虑。救中国的途径,是只能像现实中所表现的那样,还是有别的可能?

    我举些例子。比如说,很有名的一个就是胡林翼先生之惊恐。胡林翼是湘军大将,很有才气。有一次他好像是去见曾国藩,在安庆城边乘船马上就要离去的时候,看见码头上正好有两艘西方的轮船,它们接了另外的客人,风驰电掣,一下子就开走了。胡林翼就惊呆了,问是什么,有人告之是西方的轮船。他当时就倒地吐血,过不久就死了。胡林翼感到,最可怕的不是长毛或太平天国,而是这个西方技术武装的势力。他是中国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具有对这种强力文化的敏感,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力量的敏感。

    另外就是曾国藩。他用一切力量削平太平天国,铲除了一个异己文化的威胁,但是在这之间和之后,他马上又要改革,向西方这个更大的异己文化学习。当然他还是认同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而跟着他走的李鸿章是个机灵人,创建淮军,然后马上就大搞洋务运动。

    严复在中国的改革和革命运动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连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都不能相比,因为他通过翻译不仅启发了那个时代的人,而且还对后来几代人都有重大影响。大家都知道《天演论》里面介绍的是赫胥黎讲的达尔文的思想,而且那翻译基本是意译,传达的思想既有赫胥黎的又有他自己的,并且作了很关键性的改变,而这改变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化走向。

    他的《天演论》和《原强》,对进化论作了一种解释,即强力型的“物竞天择”观,就是说生物的物种都要去争得生存,但是只有适合自然规律,适合当时的自然状态的那些物种才能够存活下来。这点没有错,也是达尔文的思想,也是赫胥黎、斯宾塞等主张社会进化论的人的思想。但是他解释说只有强种才能留下来存活,弱种就要被灭,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赫胥黎的原意。我觉得这就是他很关键的一个改变,他说:“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就是说,弱的被强的当作肉来吃,愚的被智的当作奴隶来使用。而且,他在《天演论》的导言中还讲:“物各争存,宜者自立。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我觉得这是狭隘的、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的一个解释。实际上赫胥黎并没有说只要强,因为光强是不够的,他还讲了在自营和伦理之间维持平衡的必要,所以他原来的书名叫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而严复将题目改成《天演论》并加以新解,就很有些不同意味了。

    进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一个时间的长程演替,不能被一眼看透,我把它叫做时间之幕,或者未来之幕。现在物种具有的知识没有哪个可以穿透这层幕,看出哪种生存方式最适合未来某个时间的生存形势。现在光追求强,就只是现在适合生存,但以后天下大势一变,现在的适应就可能反而成了不适应,而以前的不适应反而可能变成适应了。

    这种情况严复并没有充分考虑,而他的简单化的解释,造成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就一定要强国,而且相信这种强是可见的,是器物上的、思想上的、组织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强,是按西方化的标准的强。由于严复垄断了对西学的解释权,辜鸿铭也没有去跟他做这方面的辩论,使当时和现在的绝大多数人们相信这种说法是天经地义的。它影响了以后各种颜色的革命派和改革派,而且商务印书馆80年代纪念严复的集子里还是这样讲,一直到现在还是大有人这样讲。

    实际上我觉得真正的进化论应该是和老子的思想相距不远的。比如恐龙倒是强,但是天下大势一变,它的强使它无法转舵,就一下子灭绝了;而开始时弱势的哺乳类倒兴旺了。一个民族要想在极其曲折的历史中存留下来,就要像老子所说,要惚恍虚柔,多留存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当时和改革派争论的有一些所谓“死硬”的顽固派,像倭仁、张盛藻,不识时务。他们认为光追求强,真的仁义就可能被丢掉,所以不要光羡慕西方的器具等等。这些人一直到现在都被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嘲笑。我觉得他们是有泥古不化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光守着枯槁的仁义已经不够了,但是他们的话里难道没有一些对的地方吗?我觉得也不是。如果对于进化论或者天演论这种思想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那么就会明了当时国家应该采取的对策不仅仅是洋务运动了。所以,洋务运动作为一个只追求强国的运动,在文化上也出了些问题,尽管当时还是可纠正的。
 

    就像春秋时的范蠡,越国面临马上就要被吴国灭亡的危险,在这个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首先要“定倾”,就是保住文化的活种,这在当时就是国家的代表——勾践。他被保留下来是相当屈辱的,要去给吴王当马夫等等。但是范蠡给他出了计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说到中国文化,如果有这种见地,我们百年生聚,百年教训,那中国文化还有未来。

    所以从近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就越来越激进,崇尚强力。康有为、梁启超等我认为都不是真正的儒者了,他们是价值取向已经大变了的改革者,但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毕竟还有些藕断丝连。到后来1905年废科举,然后就是满清复亡、袁世凯弄权和失败,接着就是新文化运动,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就江河日下、一泻千里了

    我们来看严复本人的经历。他在壮年时翻译《天演论》,然后提出了变法三策:鼓民力——去鸦片去缠足,开民智——废八股崇科学,新民德——设议院崇自由。但是到了晚年,他给别人写的信(1918年)中说:“觉彼族[西方]三百年来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鲜廉寡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而且他还将欧洲三百年来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真是一百八十度的文化上的转弯,也是他文化良知的某种发现,但已经完全无助于大局,因为他放出去的文化虚无主义已经成了大气候了。

    第七个问题,传统文化遭到了失败小人的附身,小人指的是袁世凯。

    我觉得这也是传统文化衰危的一个契机。清王朝于1905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八年在张之洞的提议之下,废除了已经实现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这是一个很激进的措施。戊戌变法只是说改革科举考试,废八股而讲策论,但是到这里就全废掉了,鼓励开办新式学校,预示了以科举为儒家政治桥梁的传统文化的灭亡命运。于是,从儒家的角度看,文化传承的官方渠道完全关闭了,中国的政治从此走向政党政治,刚开始是军阀政治。由此可见清朝异族统治的衰落和传统文化的衰落确实是紧密相关的。

    自从清朝政府签了《辛丑条约》,沦为只是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一个看守政府。为了让中国能够交够那四亿多两银子,外国人也要维持这个政府。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绝望的状态。后来发生了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在这之中,袁世凯上下其手,从南京政府那里争得了权力,但是这个人后来又是中国文化的罪人。我们设想是南京政府得了权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讲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这里面没有多少文化的含义——他要驱除的只是满族人,他恢复的中华实际上也并没有多少传统文化含义,但是它毕竟不至于公开全面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他讲民权主义,已经把中国文化的政体去掉,但是起码还有君主立宪这样的其他选择,虽然当时的共和制不会实行君主立宪,但逻辑上还有这种可能。而袁世凯则是一个满腹权力私欲的人,在满汉裂隙中求得个人利益。一开始他出卖变法,然后逼宫篡权,最后又背弃了共和的协议,自己要做皇帝。所以按照儒家的标准,他实属一个奸臣篡逆,是比王莽还不如的大盗。但就是这个人为了给自己的洪宪帝制作理论准备,借了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传统文化稍有回潮的时机,开始尊孔。在他的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等等。而且袁世凯同时还在出卖中国国家利益,勾结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在他称帝之后的很短期内,就在穷途末路中死去,随身带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最后一点信誉。

    随后的张勋复辟就只是闹剧了,反而使中国激进的主流知识分子似乎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威胁。加上另一些因素,就有了新文化运动。这里面的一个教训就是,儒家文化在当今要特别地小心,不可随便依靠某种政治势力来求自身的复活。枯枝是发不出新芽的,儒家文化如果想依傍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来复兴,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及未来,都是不明智的,最后只能适得其反,把自己的声誉败坏。像孔子讲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难道我们祭孔只是为祭祀本身的意义吗?如果背后都没有活生生的生活来支持,祭祀和官样文章的尊儒又有什么意义呢?

    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之所以能起这么大的作用,能有那么强的力量鼓吹全盘西化,与这最后一口气的吐出很有些关系。后来还有段祺瑞等等军阀混战,不断以各种方式出卖中国国家利益。

    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文化运动。

    连一次大战也没能挽救中国传统文化的颓势。一战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短暂的反思,比如梁启超以前也是很激进地推行改革,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地方都不如西方,基本上是个全盘西化论者;但是他一战后到欧洲走了一趟,回来就写了《欧游心影录》,他说:中国青年齐步走,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正在嗷嗷待哺,等着我们用中华文化去拯救他们咧。整个一个翻盘。

    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为整个非西方民族带来了重大的生存机会。在文化上,世界大战使得西方人看到了自己文化的重大毛病,就是一味追求强力的文化是不可能和谐和持久的。我刚才讲过的工业革命产生的无限化、标准化等特点决定了它的经济一定要争夺原料和市场,当原料、市场等都争夺完了,他们就开始互抢。而强者与强者对抢起来,弱者就有了机会。西方人按照自己的现代化逻辑走到了尽头,然后造就了一战和二战。最后西方人痛定思痛,就成立联合国,又搞欧洲统一,这是他们避免在西方再开战的措施。

    这在文化上就有重大的意义,从《辛丑条约》签订开始,到1919年中国作为战胜国去参加凡尔赛协议,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最屈辱、快要被瓜分灭亡的角色一下子成了一次大战的战胜国。不到50年,中国又成了二次大战的战胜国。所以中国两次站对了队,二战还没完就成了名义上的世界五强之一,后来联合国成立,中国就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直到现在。难道中国就强了吗?怎么物竞天择一下子就不灵了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世界近代史中一个极为值得重视和总结的政治现实,而且有重大的文化含义。

    但是中国又发生了新文化运动,抵消了一战带来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效应。我现在严格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分开: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发起的,毫无疑问是爱国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新青年》创刊,是另外一种运动。所以我现在就谈新文化运动,从它开始,中国的激进主义要改变自己反对传统文化的理由,不再是康有为曾提出的三保——保国、保种、保教。对于康有为这样人,我们要搞文化改革,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要亡,我们中华民族的种要亡,我们的文化要亡。一战以后,保国保种基本上没有问题了,那时候对中国唯一有重大威胁的就是日本。日本要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后来还侵略我们,但是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使得西方也开始帮助我们打日本。所以那时候已经完全不是清朝末年,西洋与东洋的列强一起来瓜分中国的时代,也就是一个庞大的弱者面对一群豺狼,却毫无办法,所以李鸿章在里面用尽心机维持困难局面。

    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站错了队,成了战败国,那中国后来会怎样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文化上也可能不会搞那么激进的革命。德国是两次都站错了队,现在还在反省。所以德国和日本都因为战败而造成了文化扭曲,他们的主流派姿态一高马上会引起国际上的负面反应。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两次都是战胜国,我们完全有政治理由发扬自己的文化,而且我们的文化确实是不会造成世界大战的,甚至是可以预防它的。可是不,我们的知识分子主流自己不要这个文化了,只是因为她不善于打现代化的战争。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改革的理由不再是三保,而是所谓的客观真理标准。这些新文化人说:中国的文化本身不好,为什么?因为按照某些客观的标准——西方来的科学、民主等等,中国的文化不好。这样就为反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找到了一个超时间、超历史形式的存在理由。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客观标准,所以在今天中国的贸易反压西方的形势下,这样一个反自家传统文化的运动还在进行。这确实是一个不寻常的历史的现象。西方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的一种,它向世界扩张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非西方文化,比如印度文化、日本文化、阿拉伯文化、伊朗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也要应对西方全球化以获得自身生存的能力,但是它们的策略和中国的都不一样。在力求摒弃自己的文化主脉这一点上,中国是相当独特的。

    第九,我来讲两次文化革命。

    有一次我在电视里听到上海的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先生说,中国的文化革命被称作是封建的思潮,其实不然。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搞的那次文化革命与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相像,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也有外在的相似。这也正是我多年来就主张的。

    我来谈我的看法。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以后,这种激进化的文革态势已经发展到了全面的、自觉的、“客观的”程度。所以中国的文化,既包括思想上,也包括社会结构,尤其是农村的结构,都被急骤地“去中国化”(这里“中国”指中国的传统)。所以我特别看重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讲,革命一定要从农村开始,贫苦农民要起来,把乡绅阶级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由于这样一种激进化,整个中国的文化生态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就像毁林开荒导致沙漠化。那最后靠什么才能止住流沙呢?只有靠最全面地控制、组织、动员人民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才能维持住基本的秩序。

    我们来看两次文化革命。第一次文化革命即新文化运动,是全盘西化的思想。陈序经指责那些学西方不到位的人,说他们改革的思想还不彻底,要学西方的民主自由,又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强权主义和金力主义。这相当于,既想学帝国主义的好处,又想摒弃它不好的一面,这既不可能、不明智,也不合逻辑。所以他提的一个口号就是,用帝国主义来打倒帝国主义——要想打倒帝国主义,自己就一定要先成为帝国主义。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比较中肯的,但又不够深入的。现实的逻辑倒是,只有能在某种意义上既全盘西化,又似乎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力量才最有号召性。那什么政治力量能同时扮演这个很困难的双面角色呢?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出在西方全球化力量造成的生存危机,一个强权的、普遍性的文化压过来,要取代一个地方性的、不追求普遍化的文化,这样就发生了被侵略被压迫的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的争端。但是,由于以上讲的传统文化与民族政治的分离,以及各种历史因素,这样一个中西文化的冲突大局被遮蔽了。而要同时反帝国主义(西方正统)和封建主义(中国传统),那这个角色只有共产党才能比较好地扮演;国民党也曾经想扮演,但扮得不好,达不到合适的效果。

    当时知识分子主流立志要铲除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倾向在四九年之后也都被延续,我举几个例子:一是傅思年先生讲的话,可以代表当时的思潮,他说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这就把中国的儒家文化的社会结构的根子给否定掉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家》、《春》、《秋》及鲁迅的杂文等等,都在体现着这个流行的看法。

    另外,瞿秋白讲,汉字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鲁迅讲,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后来也确实发生了中国汉字的拉丁化运动,导致了文字改革。《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规则》第一条写道: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民众的工具之一。我们中国研究汉字的权威、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也有相似的看法,就是汉字必亡。80年代初,他们这一派还在认为电脑的使用一定会带来汉字的灭亡,因为汉字无法电脑化。当然,现在这些技术上的反对理由已不成立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农民运动,但是居然里面有不小的篇幅讲文化问题。《新民族主义论》讲的是建国问题,但我觉得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在讲文化问题,所以文化的建设在毛泽东的心中是最强烈的抱负——我不仅要建一个新政权,我更要开创一种新的文化。于是他在其中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纲,而和旧民主主义的那种只反封建,不有力反帝的形态作了区别。所以我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主要是一个文化过程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思想和文化的格局中,左倾――即同时反传统和反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一定会占上风。红色的“太平天国”在前面等着这些“打倒孔家店”的追随者们。当然文化不仅涉及到意识形态,还涉及到方方面面。如果从这个角度领会,对于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有一种新的眼光。
 

    毛泽东后来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孕育已久。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从他年轻时的经历和各种表现,就可以知道他受到了新文化运动何等深刻的影响。他像朝圣一样到我们北京大学,宁可在这里做一名图书管理员。

    在文化革命初期,很多青年写过一些力图去理解文化革命的深层理由的文章,而且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也表达了各种各样的看法。1967年初,文化革命进行的第一阶段刚要作一个阶段性的结尾的时候,上海出现了“上海公社”——好像是巴黎公社在中国的实现,而毛泽东对它非常支持,后来又说“革命委员会好”。再往后,还有“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同下山”、“合作医疗”、“教育改革”等,虽然名不符实,被现实政治扭曲,没有真正的生命力,但他毕竟做了体制上、文化上的各种各样的探讨,以代替传统的文化。

    这两次文化革命的共同之处,都是大破大立,不破不立——这个口号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有。而阶级斗争的理论,则要求出身不好的青年要背叛家庭,投向新的革命阵营。除了个人性的背叛家庭之外,还有民族文化意义上的背叛家庭,因为新文化人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出身不好。这都是割断历史,而且是按照西方某个意识形态的标准来重造文化,重造新人,塑造全新的一代青年。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的上台和掌权,也和当时推翻帝制、造成了文化空档有关。而苏联主宰的“第三国际”向全球、包括中国输出革命,深刻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和文化走向。所以这两次中国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将全球化进程的逻辑深化到了自觉自愿程度的内在相关的运动。

     第十,我来讲一下教训。

    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一个民族政治命运的改善和它的文化命运的改善完全可以不是一回事,有的时候还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我刚才说到,两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政治命运和生存状态,但是并没有改变它的文化命运和文化走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如果没有上面所讲的这些阴差阳错、历史偶然所造成的厄运,应该是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的。现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状态比俄国、甚至越南都大为不如,据说越南共产党对儒家还是比较温和的。我这里把文化理解为一个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的破坏是一种非常客观的现象和现实,并不是说哪天想恢复传统文化,就能恢复的。而现在,传统文化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状态。关于这方面我就不再多讲了,想省点时间和大家讨论。

    最后我想讲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何在?”。

    现在有一种文化乐观主义,认为中国的国力增强了,那么国家命运和文化命运的分离,甚至是背离终于可以克服了,中国人不必再处处从思想上去仰人鼻息了。实际上我们从政治上早就不必这样了,可这个去中华文化的过程并不稍歇。现在有人相信,中国人开始有钱了,从文化上也就可以崛起了。所以他们说,现在传统文化正在复兴,甚至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等等。

    我尊重这些人的意愿,也乐观其成,但是不同意这种估计。我感到我们文化的状态和趋向并不好,我们的端午节还要靠出口转内销(即韩国某地到联合国申请当地的端午节传统为世界文化遗产),才能引起一点注意。中国节日的总体状态也不佳。节日是一个民族相当重要的文化表现,但是现在为中国官方承认的十个节日,只有一个是传统文化的——春节,其他九个都不是。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如清明、中秋等都不是官方节日,而且连春节在北京都被“禁哑了”。当然最近有一些呼声开始回潮,好像从明年春节开始可以部分开禁。中国人、北京人终于能在北京的除夕之夜又听到响了千年之久的爆竹声了。当然,如果再有反传统文化、主张过“文明的”节日(好像我们中华文明的更悠久文明已经“不文明”了)的人们的鼓噪,没准儿还会再禁。

    造成中国传统文化危机有几个原因,有的是跟我们中国的特殊情况有关系的,还有的是根本性的,而最根本的就是全球化的趋势。这个趋势根本没有减弱,而且还在加强。中国现在是特别自觉自愿地参与这个过程,表面上从中受惠——受了很多经济上的惠,但是前面有“时间之幕”,我们看不出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估计中国的传统文化会通过全球化有某种程度的复活。现在北京人痛定思痛而想到:如果北京的城墙不拆,当年的老城像梁思成先生建议的被保留,那我们北京就可以像巴黎一样,全面开放旅游——老城开放旅游,另外建一个新城来执行国家首都的职能,而老城就成为一个文化的圣地。实际上大家都在怀古,出于旅游的目的或商业的目的,或者还有点文化怀旧的感情等。但是这都是在大局已变,或是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发思古之幽情而已。全球化会在一个贫乏化了的平台上,比如因特网上和商业文化中,保持、甚至重新激活世界上某些文化的多样性,但同时抽筋吸髓,使原生的民族文化、本地文化失去生活的基础和真实的活力。千万不可相信这个夷平一切的过程会带来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一切都是在按照全球化的统一口径来生产和包装的,像张艺谋的电影。

    现代化的过程在可见的将来是不会转向的。中国人以高呼“我们胜利了!”的热情来主办西方文化的而又被全球化了的节日――奥运会,从这种变化了节日感(可简称为“变节”)中也可见文化走向之一斑。中国人参与现代化的热情也不会降低的,而且出于利益的考虑,在参与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会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缓和一些的态度。韩国电视剧的受欢迎也反映了重视自己文化资源可带来的某种好处,可以期待将来中国也会学它,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搬上屏幕。但是这改变不了什么实质的东西,家庭还是在缩小,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还在西方化。用我先前说到的那四个衡量文化生命力的标准——传承的的团体、相应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独特话语的活力――来衡量,真的会有中国文化复兴的趋向吗?我很怀疑。即便看到一些表面的传统再现,它是真的还是利益集团的操纵所为?儒家与道家的传统价值观,真的会在人们做重大判断的时候发挥作用吗?比如,我们应该全力发展现代化生产,争取更高的GDP,还是像儒家、道家说的首先要维持家庭、保持生态平衡、天人合一?不是说要生态平衡吗?那么你的国策就要调整,经济政策要调整,你愿意承担减慢经济发展来保护文化与自然生态的后果吗?你愿意做这种选择吗?这是真正的选择,是你真正的价值观起作用的时候。在这些问题上,我不抱什么希望和幻想。而且,对于这个过程,我这里也没有强烈谴责的意思(那种批判要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它毕竟是我们这个崇尚力量的时代的主导潮流。我要说的只是,把我们全部的家当押在这一个宝上太不聪明了。应该还有别的可能,尽量多几处“投资”,“狡兔”还知要“三窟”嘛。

    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改变思想方式,从以前的单一文化观[即一国只能有一种文化形态]转向文化的多元观。 这种单一文化观自清末以来,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吃了最大的亏。当时的洋务运动,后来的戊戌变法、民主革命等一系列的运动,其主导人都觉得中国只有一块,全国只能有一种文化形态,或者是以中学为体,或者就全盘西化;或者守旧,或者就全改,而且是全国一起改。这是大为失策的。我们应该有一个见地,就是文化完全可以分成多块。这什么意思呢?

    设想一下我们回到了1845年,假如你有一个决策权,或者你能够进谏,那么该怎么办?我觉得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应该看得很清楚,中国在正规的、全局的意义上打不过西方,我们传统文化的长处不在于工业革命和发展高科技。如果拥有现代工业和高科技是一个民族在现代生存的必要条件,那么中国就必须在这些方面向人家学,富国强兵。这就意味着,要让我们国家的主体或者是一大部分走现代化或西方化的道路。我们必须要以各种方式来“以夷制夷”,那就去学西方、搞洋务、变国体、崇科技,发展让列强不敢欺负你的利器。但是,如果我们还能认识到未来是不可测的,那就不应该要求全国一盘棋式地去学西方,而是应该尽量保持文化与生存形态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在某个范围之内和某个层次上,应该尽量把传统文化原汁原味地保留起来,比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和地方文化,我们都保留起来,让它们是活的,让人们在里面休养生息,现在也叫特区或保护区。如果1905年废科举之时,决定在某地,比如偏远的云南、贵州、四川的一部分,保留科举和传统教育,所取人材由当地使用(其实这些人材在主流社会的一些方面――文学、国史、编辑等――也大有用武之地),那么现在中国的文化局面就会有质的不同。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就有这个智慧,叫“通三统”,就是同时让几种不同族群与朝代所代表的文化存在,以应天命、顺人心。从古代一直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都是这个中华独特的政治与文化智慧的表现。其实早就该有文化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一国多制,让一个国家有多种文化体制并行。这是我所看到的中国文化的出路。

    有些人认为现在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出现空档,信仰缺失,只有向儒家回归,才能够怎么怎么样。我个人认为这种想法其志可嘉,其情可悯,但这条路在主流层面上似乎行不通。现行的主导意识形态走的那条路,完全在按照它那个逻辑在进行,即便它宽松你一下,也仅仅是它的统一战线的表现而已。它不会感到有必要让整个共产党改名为“儒党”,或者整个国家体制儒家化。像蒋庆先生讲的搞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三院制,既体现民意又体现文化和历史传统,当然好。但是我怀疑这是否能在主流政治中实现。

    因此,我几年前提出,中国应该建立文化保护区或文化特区,应该搞文化上的一国多制。主流文化可以按目前世界大势的需要,搞现代化、全球化,当然立志复兴传统的君子仁人也可尽量在其中传播传统文化,使得社会尽量和谐一些。但是另一方面,应该在文化保护区或文化特区里,尽量保留中国自己的原本文化形态。未来也许会发生不可测的事件,我们须要多手准备。就像袁隆平搞水稻育种一样,他的稻子无论性状多么优越,他也会尽量保留野生的或古远的稻种,为的是保留更多的生物基因,这样才能在亟须时有多重选择,或通过杂交产生有新的适应力的种子。

    这就是我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出路,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大家提问。

    听众:我想问您三个问题。

    今天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和出路”。本来我想听您追忆中国传统文化致命的缺陷到底在什么地方,它为什么在今天渐渐衰危了。您今天主要是从社会的角度讲,分析了鸦片战争以来,在社会的进展与政治的运作之间出现的一些客观原因。您说主要原因可能是政治的命运与文化的命运纠缠在一起,认为政治是重要的,[因为政治上的失利,]就感觉到文化不怎么样,就把它推翻了。您又提出政治命运和文化命运可以脱离发展,请您解说一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传统文化的衰危仅仅是由于鸦片战争以来政治地位的跌落而引起的吗?有没有别的原因?比如说是不是它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不适合现在生产力的促进呢?

    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您最后说到的中国可以设一个文化特区,多种文化自由发展。但是我想问,在您这个文化特区里面,哪一种文化可以作为一种独立文化?哪一种文化当作它的主流?您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哪一个部分我们应该保留,不能丢掉?西方文化的哪一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吸收进来?西方文化的哪一个部分我们应该丢掉?

    第三个问题就是,假如确定了一种比较优化的文化策略,这种文化策略我们应该怎样执行?您认为在这样的文化社会、素质发展、信息化的今天,我们像这样在教学楼里面把教材改编一下,再进行灌输化的教育,可行吗?那您认为文化策略应该怎样执行?

    张祥龙: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衰落与文化和国家政治命运的分离有关系。你看印度人或者日本人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印度人是把建国和恢复传统文化合为一体,这在甘地的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日本搞明治维新要学西方,它能够把很多从中国学来的东西丢掉,包括中医,但是它的最主体最核心的神道教是不会丢掉的,所以靖国神社、天皇还在。而中国的近现代主流知识分子恰恰认为自己的国家的命运、民族命运可以和自己的文化命运完全分开,甚至是对立——我们要通过打倒孔家店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这点我先澄清一下。

    你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是不是有非政治的原因,比如它不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等等?当然有,如果“政治”是在狭义上使用的话。我以上已经一再讲过了:决定现代状况的最重要力量是西方文化――包括经济、科技、意识形态等――的全球化。它刚开始是以殖民化的面目出现,现在是全球化。共产国际也是包含在这一个大的框架之中的。而全球化,如我在前面第三个问题中讲的,是西方那种“形式对象化”思想方式和构造方法的表现,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不适应这样一个由它主宰的现代格局,我承认这一点,一直到现在还是不适应。所以从主流文化上看,它走向衰落几乎是无可避免的。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应。

    第二,你问中国的文化特区是以哪一种文化为主,要不要丢掉一些东西?我的设想是文化特区及其所保护的文化应该是各种各样的。不过,现在最亟须设立的特区,依据与生态保护一样的原则,就是特区中的文化要有珍稀性。珍就是珍贵、有价值;稀就是稀少,表现为你如不保护它,它很快就会死。所以濒危珍稀物种就要首先保护;而从中国文化角度来讲,儒家文化是濒危珍稀的文化物种。道家文化虽然很弱,但还有道教在道观里维持,所以现在还看不到道家文化有很快灭亡的迹象。还有佛教文化也还在,比道教的状态还强得多,更不必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了。所以只有儒家是最需要保护的,当然其他的某种地方宗教、地方文化或是真正的禅宗也需要保护。

    还有,是不是文化保护区里面要做某些调整,这个问题很好。我想了很多年,现在还在想——保护区里怎么管?是不是要恢复帝制?等等。当然要调整。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与时偕行”的,这是儒家自己讲的话,现在被不很恰当地改成“与时俱进”(加入了“进步”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很根本的思想。所以,如果保护区里有政治或管理形态的调整,它并不是用[比如]西方的制度的东西来顶替,而是一种有自己文化依据的形态。在这个保护区里为什么还叫它儒家文化呢?比如说不要皇帝了——起码不要一个绝对父子相传的帝制了,那它还是儒家文化吗?我说还是。因为那种父子相传的帝制并不是儒家完全认可的,也不认为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形态。比如尧舜时就不是那样的,他们是传贤而不一定传子。所以儒家文化里就有这种可能,做这些调整是可以的。所以首先是要抛弃从秦代以来的这种大一统的思想。它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公羊春秋学的一个被后人误用了的口号。公羊春秋学主张“通三统”,反对消灭小国,反对减少文化的多样性。

    抛弃皇帝和三宫六院,这是不是民主制和西方式的法制?不一定。以家庭家族为社会的基本结构,家庭家族推举一个类似于委员会的组织来对执政者形成某种制约;下一届执政者不一定是这个人的儿子,而是通过选举贤者来当,等等。秦代以来的政治体制里的某些东西要被去掉;造成中国政治里最不好的一面的东西,要以这种很和缓的形式,在不损伤整个文化的基本形态和基本特点的情况下做一些必要调整。因为我觉得儒家的根在家庭家族,而不在皇帝本身。

    另外它的经济体制是什么?它的技术手段是什么?我都做过一些思考。

    第三,是如何调整,只有教材显然是没用的,所以必须做体制上的调整。当然我说的可能有点空想的味道,可既然中国人可以有“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国多制这种看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胡思乱想。

    听众:张老师,您对儒家文化的这种判断,包括蒋庆先生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更多的是对儒家制度化、社会化的一种描述。您说新儒家是被西方驯服了的,我对此保留一点意见。熊十力先生认为自从明末以来,儒家的传统遗失,但是他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来接上这个传统。后来他的弟子牟宗三先生对此作了很大的发挥,他甚至认为内圣可以开出外王,我认为这也是儒家文化在当下生存发展的另外一条道路。这就跟您讲到的判断一个文化能否生存的第一个标准有关系,也就是是否有一个代表文化生态的传道统的团体出现。我觉得你说的文化保护区可能只能解决外部的条件,而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内部的道统,请您指教。

    张祥龙:非常合理的一个意见,而且是现在新儒家的主流思想。我80年代在美国第一次读牟先生的书,它给我带来了希望,而且他们六君子在1968年还发表过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非常有影响。所以我一直非常尊重他们的工作和努力。但是新儒学已经把真正能干预现实的两个东西让给了西方,而把柔性的、可从各种方面解释的留给了儒家。它自我“坎陷”掉或舍弃掉的那两块就是儒家的政统与学统,而用西方的民主、科学来顶替。

    他说儒家传统中没有政统、学统,只有道统,这个我不赞同。而且我觉得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一个标志。连这么同情儒家,这么以传播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都这么主张了,那儒家的未来会怎么样呢?如果从知识论角度来讲,他的心性之学最后还要用西方的科学来衡量,虽然他认为自己的心性有自主权,但毕竟里面有冲突的地方——心性与知识的冲突,还有和现实政治体制的冲突。整个家庭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改变,价值观念的改变都可以不影响心性吗?可能因为我的素养比较低,我觉得这点我做不到。光做心性的修炼,我会觉得不安。

    这是一个提醒,提示这里面有问题。现在国内外有些自认是儒家的代表,在国际上发言,把儒家解释为以个人发展为主旨,是为了个人修养和个人潜能的实现,这能算做是真儒家吗?儒家是以家庭而不是以个人为根基的。他们可能是为了让儒家现代化,让西方人能听得懂,使儒家能在全球传播,但是为此而失去了儒家的最根本的东西,那传播有意义吗?这是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新儒家织就的这张网是有漏洞的。至于你讲的牟先生和熊先生的理论方面,当然我是非常尊重,但是你仔细读熊先生的书,他讲的心性、佛学和儒化等都非常好,但是他讲西方哲学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个人认为熊十力先生是中国近代最出色的少数哲学家之一,这毫无疑问。

    听众:我对您对新儒家的论述还有一些问题。在今天,我觉得内圣和外王是要打通起来——从内圣到外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关于您所说的文化保护区。福山否认历史的东西,很多人反对历史的东西,是因为认为历史终结在一种自由民主的制度之下,而不是依据某种具体的历史事实。我觉得这里面有很严密的论证的逻辑,当然您可以说这是西方的全球化的知识形态,但是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形态,而且也不仅仅就是一种普遍性的意识形态的架构,而且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追求幸福,使整个世界更为可取的一种政治社会构架,虽然民主自由本身还是有内在的分裂,是有裂缝的。在这个大体的框架之下,那么您所说的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制度,在内圣和外王之间,通过外王来保证我们的心性,得到历史的培养、滋养,那么我们有哪些人可以进文化保护区?而保护区的基本制度构架如何来挑战经过现代性的熏染之后,现在比较普遍的民族意识形态呢?

    张祥龙:你提出了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从政治角度讲,自由民主在经过中国化的调整之后,是不是我们追求幸福的可取的主流形态?这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人在政治追求中的主旋律。不过也不要忘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政治形态已经是西方化的。自由民主有它相当合理之处,它在某些层面上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发生,但是有时自由民主在极端情况下也可能自己否定自己,比如说希特勒上台。一个民族在情况非常不好的时候,就可能通过投票这种自由民主的程序,自己否定自己,把权力让给极权者,来使民族渡过难关,这在希腊历史上也出现过。不管怎样,现代人可能觉得在所有政治体制中,自由民主好处最多,坏处最少——有时候它的操作不方便,不太有效,有时候人民的抉择是非理性的、短视的,或被大财团和媒体操纵,等等。比如说美国入侵伊拉克,我们看来是不正义的,但是从投票来看,大多数美国人民认为是完全正义的。

    但是我对你的基本前提有个质疑,自由民主是西方人想到的在当代可能是最好的——在古代并不是,柏拉图就在那时认为依法行事的君主制是更好的。我只能说,它在西方现代的情况下,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虽然它也有自己否定自己的一面。但是对东方人,对中国人、印度人来说,它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它是不是我们追求人民幸福的逻辑上的结论?我觉得不必然。但是从现在来讲,我们的主流形态已经走在现代化的路上,在这个已经西方化的格局下,它有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我们文化已经变了。但是如果我们还有别的可能的选择,如果未来的情况又在变,还有如果我们退回到19世纪,那样我们会有什么选择呢?历史不能重演,那我们就考虑未来,难道个人主义化的自由民主对中国人来讲一定最能适应未来的挑战吗?我不敢说不是,也不敢说就是,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讲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命运都放在一架飞机上,而应该尽量保持多样化的原因。而且,从合乎人性的角度,从给人民的生活增添幸福、稳定和精神文化上的满足等等方面综合考虑,你觉得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就不如它吗?我们以前的制度——当然也有很多层次,有尧舜、周朝、先秦、汉代以后等等,这里面难道没有哪个时代,人民的生活不差于或优于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制下的人民?比如说西周、汉代、盛唐和北宋的时候,有很多指标都可以说明。那时候人没有自由吗?在基层没有社团式的民主吗?不是的。所以不要以近代以来的很多情况来想象古代的情况。多保留一些可能性,不要让自己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套在一个框子里,这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一个主要目的。

    听众:对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是认同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确实是现代化的产物,而且我也很尊重您希望提供另外一些可能的主张,这非常重要。而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的可能到底是哪种意义上的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经过了现代化的洗礼,这不仅是西方,也是中国的现实。那不管是向过去的回撤,还是向未来的跃进,或者逐步的改革,那您说的文化保护区的制度创新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祥龙:这就是一个重大挑战,需要各种考虑。比如说我设想保护区应该尽量少用现代技术,而用传统技术;尽量用中医,不用西医中的污染技术——但是如果认得了重病怎么办呢?所以这就是一个挑战,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可以以后再谈。

    听众:我的提问可能和刚才的有点相似。我听了您整堂课,觉得你们的思路有点不一样。他[可能是斯特劳斯]的思路是跨过西方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等,又回到了古典的柏拉图时代,贵族统治,一直到现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民主自由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它可能是最不邪恶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自由民主是要确保一个最不邪恶的状态,但是它并不能解决价值观和思维方法。所以他想回到过去,我感觉您的想法也是那样的,就是说现在的一切当然是历史形态发展的趋势,但它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您想回到中国古代儒家,去寻找古典经典之源——甚至并不一定只是中国两千年来的文化,要回到孔子或者说孔子以前的那个时代,比如说尧舜禹时代。我个人感觉您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刚才的两位同学所提出的关于内圣外王的问题,其实很多学者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关于新儒家的道统和政统——儒家的思想统一可能只能提供一个道统,但是政统就没有办法提供了。您刚才说新儒家被西方驯化了,他们认同了西方的宪政和民主能够在任何文化体制中实现,但是作为一个主导文化、一个有自己核心的文化,它还是保存了道统。新儒家是主张心性和修身的,这是儒家关系到个人的部分,而对于外部,他认为宪法和民主可以借用。可能您反对这一点,那大家都想知道的是,您怎么把您的儒家那套东西从道统延伸到学统和政统呢?像朱学勤先生写过文章说,为什么中国的儒家发展到后来就跟我们后来看到的西方的政统和学统完全不一样?因为西方有两个文化源头,一个是古希腊,一个是希伯来。古希腊时期的人探讨世界的根源是什么,到了希伯来时期,就创造出了一个上帝。西方的世界是超脱出现实的,从另外一个世界看现实的。

    张祥龙:你的问题就是怎么从心性之内圣到外王吧?在我们以上讲的意义上,我恰恰是要否认它。在现代的这个已经西方化的格局里,从内圣开出外王,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儒家从来没有将心性与外王分离,再想出一个从内到外、从道统到学统和政统的实现途径。我说文化要有异质性,要多选择,宁可小,但却是内外不离、五脏具全的活体,就像当年周朝把商朝灭了以后,马上分封商代的后裔为小公国的诸侯王,让他们在那里保留活的商文化。我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所以不能说只要其中一块,不能说只要心性,不要政体和知识技术,这是不可能的。我很赞成你的说法,这个活体应该以某种方式让它活下去,而不是想将它的一个器官移植到当代社会,来对其加以控制,这是做不到的。我从没有想把“儒家文化能够满足我们更高的需求”、“传统的体制是好的体制”等这样的观点强加给别人,虽然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有一点是我坚持的,即为了我们未来的生存,多一些异质的文化选择,是更安全、更保险的,这与在生物物种层次上对于人类生存的考虑是一样的。

    那就到这里吧,谢谢。

    (录音整理/仪玟兰)
 

 

中国如何才能回归道德社会?

费思

2009年12月28日

    我的祖国已经越来越显现出浮躁,狂热,悲哀,迷茫的气息。社会在财富的迅速积累下,糜烂与堕落,国富民衰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各级政府处处想着与民争利,社会两极分化异常严重。富人们肆无忌惮的忘乎所以,穷人们走投无路般的苟延残喘,青年人的思想在社会的约束中扼杀,中年人的幸福被居高不下的房价击碎,老年人的健康被日益污染的环境毁灭。学术界一潭死水,文化界死水一潭,政治界腐败堕落,娱乐界本着醉生梦死、娱乐至死的精神,麻痹所有还有一丝良知的人们,所有中国人都在争骗抢夺,生怕自己被别人挤下去。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国走上了一条唯钱至上、残酷竞争的追求物质财富之路。高油价,高房价,与民争利的地方政府绑架了整个中国的向前发展,弱小的人民只有在网上穿着马甲,搞笑娱乐,无奈自嘲,解构雷人。这便是如今国家最大的可悲。看似表面欢声笑语一团和气,内里掩盖着深深的悲哀。看似繁荣向上的祖国,却处处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危机。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年轻人,我担心未来的国家会像虚幻的巴比伦之城一样在顷刻间坍塌毁灭。所以,我亲爱的祖国,请你不要继续堕落了。

    2004年左右是中国人的集体幸福年代,那时物价尚低,人民收入稳中有升,食堂半勺肉菜1块2毛5,93汽油3块2毛3,伊利芦荟味酸奶也曾经1块5毛,北京三环以内房价才万元不到,个税起征点调到2000元。但之后随着2007年的猪肉上涨,中国物价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直奔九天。至今的三年时间里,各类物价至少上涨30%,而此时,中国人的平均工资并没有上涨30%,更有大学生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业,每个月挣1000元不到,在大城市中贷款租房,贷款买公交月票,死死挣扎在生活底线的边缘。不是我们不去心怀理想,而是这个社会不允许我们心怀理想。**脑残超级不反应中国社会现状的《一起去看流星雨》没有被封杀,反而是打动感动每个80后,反应房价居高不下的《蜗居》准备开始封杀了。说什么,剧中言语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就不明白了,大家都是成年人,又不是释迦摩尼,谁没看过A片,谁没有过圈圈叉叉,谁心里没想过这个那个。要知道孔夫子也是有儿有女的。说明什么?说明孔子也是被激情燃烧过的...

    亲爱的广电总局,把好片子好电影禁播后,留下一群毫无内涵的文化垃圾,污染已经被严重污染的祖国花朵…山西黑砖窑,陕西华南虎,云南躲猫猫,贵州俯卧撑,湖北捞尸船,湖南小白宫,重庆黑社会,杭州欺实马,北京圈地运动,上海钓鱼执法,广州飞车抢劫,纵观中国天下,社会已经浑成了这样,广电总局还管什么“马上回去给你吃棒棒糖。”吃怎么了,草莓口味,香草口味的又怎么了!都当婊子好多年了,还立什么精神文明大牌坊。

    说罢总局,让我们看看令人蛋疼的中国油价。中石化中石油近两年的行径已经失信于整个国人。有几十亿美金投资非洲南美的油田,有几千万人民币装修自己公司的大吊灯,就不知道体谅百姓们的苦衷。去年国际油价最高的时候,美国油价4美元一加仑,中国油价6块钱一升。后来国际油价暴跌,美国油价2美元一加仑,中国油价6块钱一升。最近国际油价略有升高,美国油价是2.5美元一加仑,中国油价竟一口气冲破了6块钱。说什么与国际接轨,中国油价压根涨上去就没落下过来。偶尔落下来,又迅速涨回去!中石油股票就圈了亿万中国人的钱,油价又抢了亿万中国人的钱,最近天然气还要逼宫涨价。还说什么民族企业要支持。要不是垄断经营,谁他娘的支持这么不善良这么贪婪的中国企业。美国企业想着社会责任,信誉形象,回报民众,持续发展。中国国有企业就想着千方百计的从老百姓里抢钱,牌子大的大抢,牌子小的小抢。后来中石化有人站出来辟谣,其实吧,我们屋里的大吊灯没有花1000万,你们实在是误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有企业了,我们很疼很受伤,这个吊灯也就值800万……

    对于这些善良的中国大企业,我已经无话可说,让我们看看更令人蛋疼的中国房价。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谈论如今中国疯狂的房价,确实不能不让人担忧。原来,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把地方政府、国家经济及民众利益捆绑在一起,要挟着整个中国内地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近日表示,房地产业占到GDP的6.6%和四分之一投资,直接相关产业达60个,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直接命脉。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大的波动,现阶段依靠房地产发展生产的几十个行业,如钢筋水泥生产商等,还有那些投资房地产业的大中型企业都将受到无法估量的损失,甚至可能因为大量资金的丧失,让失血严重的中国实体经济崩溃。更重要的是那些给房地产业巨量信贷的银行将陷入数以万亿计的坏账、死账当中,对中国金融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美国一套房子的平均售价是20-30万美元,大约是100多万人民币,而且美国所指的这些房子都是国内所说的的上下两层带车库的别墅(House)。但京沪深三市,随便50-60平米的小户型,一百好几十万就跟说着玩一样。中国虽然2012还要拯救地球,但是谁都知道,如今的中国没有超过美国的经济实力,更没有美国完善的社会保障,以百姓硬性需求的房屋当做国家经济前进的动力,危险系数实在太高了。美国人平均工资2000-3000美金,人家攒钱买20万美金的房子。我们中国人平均工资2000-3000人民币,我们也攒钱买20万美金的房子。这个比较大家很容易看清楚了吧。

    换种说法,中国房价现在不能跌,因为一旦跌了,政府、银行、各大企业都会遭受重大的损失。政府从中牟利是不容否认的。所以,如果与民争利的政府利益不能被侵害,只能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了。房价2万块一平米,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都不够被中国移动、中国石油抢的,喝着毒牛奶,吃着注水肉,去餐馆点盘凉菜花个百八十,去医院看个感冒花个百八千,孩子上幼儿园还要每个月交3000元的赞助费,这要省吃俭用到何年何月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啊!中国企业还有一点是非常抢钱的,虽然如今人民币兑美元是6.8比1,但是中国引进的所有美国商品物价,全都是按照8比1换算计价的。中国百姓一点也没有享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那一丝好处。而且政府近期还要计划征收企业发放给员工的生活补贴费。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青年人,生活更加艰辛。

    最近看CNN,发现美国人一报道国内,就是美国经济水生火热,无数美国人挣扎在生活底线,早上5点出去上班,晚上10点下班,要养三个孩子。爷爷都70岁了,还天天扫大街,不能退休,因为跟股市挂钩的养老金全都跌光了,房子没有了,他只能住在清洁车上,怎一个惨字了得。但是CNN一报道中国,就是中国内地富豪采购团又在香港置地,买高档用品。因为中国最有能力的消费阶层年龄偏低,外国都是47岁左右,而中国大约只有35岁左右。(外国靠奋斗,中国靠继承)所以国外的奢侈品牌都改变自己的营销策略,设计符合年轻富豪审美的商品。CNN接着报道中国北京、上海某地举办超级跑车大赛,这些高档跑车,在中国的售价都比国外高上2到3倍,但中国富豪们还是蜂拥而至的前来购买。炫富的程度一点不逊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阶级。这可把欧洲美国的奢侈品公司高兴坏了,因为中国富人为他们濒临破产的公司全部买单。看到这些新闻,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点喜悦之感都没有,只有深深的悲哀。

    社会脏了,人心散了,大家就像参加最后的狂欢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娱乐至死。娱乐新闻就是貌美大明星嫁了才俊大富豪,大富豪家有车有房有二奶,买一个包包要花多少钱,一群珠光宝气的傻大姐参加什么慈善晚会,去什么高档会所,又走光露点了。学术新闻就是某某教授抄袭了,剽窃了,潜规则了,被人砍了。政治新闻就是祖国很牛很强大,人民很好很幸福。经济新闻就是股市有望触底反弹,房价继续稳中有升。原来,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心就建立在这些虚妄的空中楼阁之上,一点科技含量也没有。跑车、别墅、明星、流星雨、嫁豪门,大众媒体的导向让中国人都去向钱看齐,还有谁去思考如何建设一个人心向上的中国社会。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请你擦亮双眼!不要被短期的利益,西方国家的恶意吹捧,虚假的繁荣所蒙蔽,其实百姓们的生活还是辛苦的,他们劳累的心灵还是需要被温暖的。亲爱的祖国!我真想改变些什么,改变这即将堕落的人心,改变这只为名利钱财而运转的社会。但是我无能为力,国家都混乱了,我们个人生活得再好又能怎样呢?想想《乔家大院》的最后结局,乔致庸最终实现了他天下通银的梦想,但这是靠乔家给各地官府运送耻辱的 “庚子赔款”来实现的,这叫发国难财。所以,我们个人的奋斗要和国家的前进融合在一起才行。国不幸,家不幸,人不幸。只有中国的大环境充满希望,我们每个中国人才能真正的看到希望。这不是用娱乐搞笑来麻痹自己,而是勇敢追求我们应得的幸福。国际社会如何捧我们,说我们蓬勃发展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自己是否感觉幸福的像花儿一样。日本快速发展后的迅速衰落,值得所有国人警惕。

    我是一只不招人喜欢的流浪之猫,我可以选择默默消失在人群,喝得醉生梦死,绝尘而去。但是我的祖国,你不能!因为你寄托了十三亿人的希望!你不应该让你的人民绝望哭泣,为了房价油价艰难的活在这个不公平的世间!恶性竞争,相互猜忌,急功近利,炫富自大,冷酷无情,心无大爱,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国民应该做的事情。“娱乐至死”伤害的只是我们那颗本来纯洁而又充满希望的内心。不是满声牢骚,杞人忧天,只是已到危机之时。我们能够做的唯有认清现实,不断努力,期待祖国真正的繁荣富强!

 

 

发件人:"chinape1" <chinape1@126.com> 2009-12-25 13:43:53 +0800 收件人: "kxfzg2008" <kxfzg2008@vip.163.com> 抄送:标题: 和您分享于今的一篇文章∶ 中国文艺界现状随想

关于大师:中国文艺界现状随想

中国东中西研究院 于今

2009-12-25

    沐浴着“五四”春风成长起来的大师们一个接着一个走了,伴随着他们离去的是一个时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每一个时代之所以能形成独特的文学现象,都是因为有一群大师在“推波助澜”,如唐诗之李白杜甫,宋词之苏轼辛弃疾,元曲之关汉卿王实甫,明清小说之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艺术领域也是如此,就如梅兰芳之于京剧,侯宝林之于相声。大师们的经典作品就如源头活水,中华文化的长河借之得以绵延不绝。但大师们渐行渐远。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

    你也许会说,我们的文艺界不是很繁荣么?每年出版的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作品难以计数,作家、音乐家、画家和各种艺术家的数量肯定也是世界第一,这难道还不够吗?我的回答是,仅有数量是不够的,正如发展经济,没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只是徒耗资源。今天文艺的繁荣,并没有大师和经典的支撑,文艺界如同失去了灵魂和主心骨的痴人,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更多的只是平庸和伧俗。

    中国本不乏大师,更有著名的盛产大师的时代,如春秋战国时代,如五四时期。

    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诸子并起;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杂家,百家争鸣。诸子各持己见,著书立说,成就了中国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格局也由此奠定。这些大师,穷困者多,富贵者少,失意者多,得意者少,但终其一生,浸淫于道德学问,不改其志。

    五四时期,有鲁迅、胡适、陈独秀、郭沫若,有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朱自清、郁达夫、沈从文,有陈寅恪,有钱锺书,有张大千、齐白石,有聂耳、冼星海…他们多学贯中西,或愤世嫉俗,或超然物外,但都用手中的如椽巨笔,抒写着、描画着世态、人生、人性,抒发着真切的感受和真实的感悟,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个时代的沧桑,可以体味作者的心路历程,即便有种种的压抑和掩饰,自由思想的火花,独立人格的光辉,仍在字里行间跳动,难以磨灭。

    这两个时代,政治谈不上清明,经济谈不上繁荣,却天才辈出,文化和思想达到极盛,其内在原因一时恐怕还难以说清,但认真比较一下,还是能看出这两个时代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共同点,都是处于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属于所谓的“思想解放”的时代。时势固然造英雄,但我觉得文化人的自觉与独立在其中还是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师们都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那一类,胸怀天下,自觉的思考,独立的创造。在大师们的推动下,这两个时代才都形成了“需要巨人且已经诞生了巨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反而没能造就出这种局面?

    其实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领导人就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文艺发展方针,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文艺成为了可怜的牺牲品,文化人的个性和人格几乎被抹煞。改革开放后,思想桎梏逐渐卸去,文艺界从对“伤痕”的反思,到民族文化之根的追寻,本有步入“自觉”正轨的趋势,并使文艺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我把它称为第三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期)。孰料市场经济大潮一来,便个个把持不住,当起了“弄潮儿”,把文艺界几乎变成了 “名利场”,刚刚摆脱了政治附庸身份的文艺,却几乎又成了金钱的奴隶,创造力的退化,精神的“阳萎”便无可避免了。

    在这个“名利场“中,阴谋与阳谋,棒杀与捧杀,争名、争利与争宠,鱼龙混杂,一团浆糊。文人与商人,文人与政客,文人与流氓多位一体,美女写作、身体写作、妓女写作各领风骚,这个主义那个艺术层出不穷,流派纷呈蔚为大观。理想、追求、探索都可以不管,民生疾苦更与我何干?苦心孤诣不如快快赚钱,艺术美感不如生理快感。只要畅销就好,畅销就能出大名,畅销就能满腰包。创作速度你可别担心,一年几本大部头,机器也未必有他效率高。在名利的诱惑下,文艺女神也不再守妇道,时而搔首弄姿,时而打情骂俏,时而婉转承欢,时而争风吃醋,宛若一个颠倒众生的娼妇。

    北京的春天,大风卷起的沙尘总让人想起渐渐逼近的荒漠,总希望能有大树、能有森林环绕着、保护着北京城。

    没有大师的文艺界,就如没有大树、没有森林遮蔽的土地,即便有几蓬杂草,终究会在大风沙的侵蚀下,成为荒漠。

    自然界的荒漠尚有改造的可能,但文化荒漠,断绝的却是民族之根。

    我们的时代需要大师,需要经典。今天这个时代,与春秋战国、与五四时期也有诸多相似之处,社会的变革,思想的解放,有过之而无不及,“百花齐放”本正当其时。但为什么大师如此“难产”?难道真的是市场经济的过错?非也。欧美诸国实行的同是市场经济,却是人才辈出。其实根子还在人和体制身上。

    身在文艺界的诸君扪心自问,你是在为文学(艺术)而创作,还是在为名利而创作?你是在思考稿费、版税,还是在思考创作的意义?

    失去了艺术的自觉,失去了人格的独立,也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和探索的勇气。耳不闻民生疾苦,眼不见时代变化,为名驱,为利使,心浮气躁。其面目可憎、思想贫乏、语言无味也是情理之中,精品已是奢望,更何谈大师呢?

   曹丕在《典论·论文》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又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要不朽还是要速朽,全取决于文化人的自觉。
当然,体制的因素也不可小视,是激发创造力还是压制创造力,是促进文化人的自觉还是压抑文化人的自觉,文化体制有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我们目前的文化体制,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时代的痕迹,制度的、观念的束缚一时仍难以除去。

    建设先进文化,关系国家的“软实力”,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文化体制改革已大大滞后,民众殷切呼唤着文艺界的“春天”,“破冰”已是迫在眉睫。

    改革当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改革的思路。以往经济发展过程中违背规律所造成的恶果让人痛心,如环境的破坏,如资源的消耗…如果仍沿用这种思路,文化的“荒漠化”也将是无可避免(应警惕和避免文化粗放型增长现象发生)。所以,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尊重文艺自身的规律,尊重个性,尊重创造,营造适于大师生长的土壤和环境。

    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文艺界的诸君也应行动起来了。

 

 

发件人:"Da Shan" <mountain2008@gmail.com> 2009-12-26 14:21:15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 高寒:我看白宫那棵圣诞树

我看白宫那棵圣诞树

高寒

2009,12,26,

    昨天,全球都在广传一则消息:“白宫圣诞树挂毛泽东头像”。这条消息所传递出的综合信息,对那些惯于直线性思维的无论左派或右派来说,都是极具震撼效果和超出其理解力的。这大概就是对此消息,除了曲折传递出官方尴尬窘态的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那句“不必过分政治敏感”话外,至今还几乎查不到任何中文评论、大家都最好用沉默来面对它的一个缘由吧。这种与西方一片热议恰成鲜明对照的东方黎明静悄悄,倒是颇值得人们去品味的。

    对于那些一口一个“魔头”、“罪大恶极”、“希特勒”、“法西斯”、“鞭尸”,……的反毛右派来说,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其心目中属全世界自由阵营中心的中心——美国-华盛顿-白宫——与自己脑海里那些个属极度丑恶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而对于那些只会背诵苏式“马列主义”教科书上现成答案,一口一个“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大资产阶级代言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总头目”,……的拥毛左派来说,他们也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其心目中属全世界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的中心——美国-华盛顿-白宫——与他们脑海中的“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之光辉形象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的右派或左派朋友们别忘了,这个联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是丑恶也罢,光辉也罢,又都是与同一棵圣诞树上的“华盛顿”、“林肯”、“杰斐逊”和“罗斯福”这四位美国总统并列的。

    由此不难想象这些左派或右派朋友们在读到这条“白宫圣诞树”消息时的瞠目结舌了!这棵圣诞树之所以极具颠覆性,首先在于它彻底颠覆了无论是左派或右派们心目中那些个通常用来著书立言之不言而喻的大前提——从直线性思维生发出来的一系列价值判断的大前提。是的,用他们的那些个常常是不假思索、毋庸置疑的大前提出发,这些左派或右派的先生们是无论如何都诠释不了今天白宫这颗奇特的圣诞树的。

    然而相反,如果摒弃其对某些人来说简直是病入膏肓的对历史、对世界的作肤浅解读的直线性思维,那么事情就变得不是那么难以理喻了。它的脉络和逻辑,就不是简单地用一个“是”或“否”可以推论出来的,就象你不能简单地对白宫的这棵圣诞树简单地说一声“是”或“否”一样。说到此,这里不妨录上笔者在今年伊始所撰写的一段话,供一切愿意对无论是左派或右派们那些个所谓不言而喻的大前提作重新思考的人们去斟酌:

    记得毛泽东进北京前,曾屡屡以李自成、洪秀全为戒。万没想到,中国共产党当政短短六十年,就由一个曾经生气勃勃的真老虎,蜕变为如今有点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了。不错,毛泽东直到晚年,都仍然真诚地跳动着当年那颗质朴的“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心,都仍然真诚地怀抱着他当年在岳麓山顶立下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理想。因而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完全可以这么说,毛泽东是中共党内唯一的一位至死都在思考着“平等”、“自由”这些早年的理想,并将对这种朦胧理想的追求坚持到最后一刻的领导人。然而,毛泽东被“摔得粉碎”,却是历史的宿命。他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最大的不同,是他手中握有至高无上权柄。他不容许任何人挡住他的路,甚至要用铁血来开道。其结果,当然可说是灾难性的。

    不过,在今天什么都不缺就独缺理想的中国,毛泽东却越来越成了人民心中的“神”了。事实上,我们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亲切地感受看唯物史观的理论魅力,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体会到历史必然性之不可抗拒、从而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阶段之不可逾越,难道不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恰好站到了列宁和毛泽东这两位巨人的肩上?难道不就是因为他们那场社会试验之失败并不是毫无价值的?在这个资本主义的金融风暴正席卷全球、愈演愈烈的时刻,在这个中国最需要高扬理想主义的时刻,有老一辈共产党人用他的巨大成功和巨大失败的双肩托护着的新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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