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年终岁末,各种躁动不安的事情搅得人心里不平静。仲大军先生连连被报纸和电视媒体追着撰稿和做节目,在对经济和社会问题做了大量评述后,最令他感触的是《中国供养精英的成本有多大?》这篇文章中所反映的问题。这是他最近有感而写的一篇文章,请大家好好看看,就理解当今中国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了。]

辨析证交所与证监会

——纪念中国证券市场建立19周年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09年12月23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换

陆一:辨析证交所与证监会——纪念中国证券市场建立19周年

张明: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信息:中国试图堵住放贷漏洞

孙立平:中国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周天勇:中国税负负担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梅新育:文化输出是中国农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出路

胡星斗:国家之痛:腐败与公款浪费

王力雄:独立思想与思想前所未有的作用

苏中杰:两个亿万富翁给儿子的信

徐景安等:教育改革始于足下----创建中国新文化深圳论坛会议纪要

谢进杰:中国的崛起动力在哪里

罗斯玛丽·福特:中国与美国:夹在冷和平与热和平之间(尹宏毅译)

杨芳洲:开放瓦罕走廊引狼入室乃当代版假途灭虢

杨芳洲:忽悠出兵阿富汗就是助美肢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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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终综述

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换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09年12月21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进出口迅速下滑,经济增速受到明显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迅速采取了财政性的刺激经济政策,加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经过一年的努力,基本实现了全年经济增长达到8%的目标。就年底经济的活跃程度看,全年经济增长可能达到9%。所谓财政性的刺激经济政策,顾名思义便可知道刺激经济的主要资金来于财政资金和银行配套资金,并且主要是国内资金和资源。这是每个国家应对经济衰退时最直接、最有效、最快捷的提升经济增速的办法。

    这种刺激经济的手段往往体现在国家级的大项目上,尽管有着较大的投资和经济拉动作用,尽管可以使GDP增速快速拉升起来,但与民生的关系往往相距较远。 举个简单的例子,国庆节期间我去济南,参观了当月在济南举行的全运会场馆等配套设施。可以说山东省是下了大功夫,花了不少钱,场馆建设气派漂亮,整个全运会搞得红红火火。但我在济南居住的地方,居民平日买菜最常去的一条街道,却破烂不堪。道路坑洼不平,多年失修。真不可想象,在表面华丽漂亮的济南市内部,却有这样破烂的街道。为什么不把钱花在改造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上,而用在四年才搞一次的全国运动会上呢?况且大项目耗资巨大,搞完了运动会,这些资金便闲置在那里了。可居民日常最常去的菜市场以及居住环境,却脏乱差。这个时候就要问一下:我们到底要把钱更多地花在什么地方?我们追求的GDP到底要为谁服务?追求增长(保8%)的目的是什么?

    并且大规模地靠投资拉动内需还带来了意想不到通胀预期。今年货币投放量较大,全年下来大约10万亿元,是往年的一倍还多,广义货币增长幅度超过30%,大大超过以往17%左右的平均增幅。并且,大量货币的投放和放松银根,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国民收入更加不均衡,强势部门的收入与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更加拉大。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以致使我国经济中的虚火不断上升。房价不断上涨便典型地反映了这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货币投放的数量一定会相对减少,否则通胀则有难以遏制之势。在刺激经济与防止通胀这两者之间,我更倾向于侧重防通胀。这是因为通货膨胀对全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比经济速度放慢,危害更大,行为更恶劣。

经济中的虚假需求

    当前我们的经济虚火乱烧,物价上涨,有些投机领域已开始出现泡沫。所谓虚火,就是由各种投机行为所拉动的虚假需求。譬如,有人买了房并不住,在那里一放就是十几年。但盖房子却需要钢材水泥,这就会拉动钢价上涨。虚假需求尽管虚假,但却有使物价上涨的本领。物价越是上涨,越会激发通胀预期,而通胀预期是一件最危险的东西,它能使人们提前消费,增加更多的虚假需求,结果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畸形火热。中国今天的情形就有点这种意味。

    一个经济的健康与否不能仅仅看GDP增速,因为GDP中有许多闲置性或者说浪费性的生产。譬如企业出现了大量的库存,商品房出现了大量的闲置。目前我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通胀预期导致的房价飞涨,房价飞涨导致开发商加大了建房力度,由此带动了钢铁、建材等一系列产业需求大增。这种状态导致我国经济到年底时显得热气腾腾。

    但在这种经济活跃之中,却存在着许多非理性的增长。我们把这种增长叫做通胀预期拉动的经济增长。当人们感到物价进入上升趋势时,便会开始购物,开始消费。最大宗的购买表现在买房上,另外也包括日用消费品的购买。这就使日常生活消费也开始出现火热。越是需求加大,原材料越是涨价。原材料上涨,下游商品价格也要跟着涨。房价、电价、油价、日用消费品不断涨价,使人们的通胀预期更加明显。于是,提前消费、提前购买、保值增值等一系列投机动作便出现了。

    这种情况下,经济生活中那些非合理的需求和消费,便形成了经济运行中的虚火。譬如,很多人买了房子,并不居住,大量商品房中出售后闲置,空置。很多产品生产出来了,甚至卖出去了,但并不被消费,只是被储藏了起来。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及时和适当的遏制,便会使物价不断上涨,甚至会出现高通货膨胀。因此,经济运行中任何非合理的行为,都与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得是否合理得当有关。

    鉴于危机后我国采取的第一阶段刺激经济手段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一年之后,中央政府迅速做出了启动民间投资、加大民生投入的决定。这是一次重大的宏观调控政策转换,这种转换对经济表现将带来新特点,它会使中国出现一种新现象,即GDP并不高,但社会生活挺实惠,民众生活的紧张程度和生活压力将得到较大的释放。钱会花在更多与普通老百姓生活相关的领域。

财政投向的转变和民间投资的发挥

    如其将大量的钱花在与大众关系不大的投资领域,不如将少量的钱花在增加社会福利待遇上。其实提高一下社会保障水平并不需要花很多钱,譬如,就是把全国失业金水平提高一倍,也不会增加几个亿的财政经费。大家可以算一算,目前全国平均的失业金水平不到500元,北京才600元左右,而北京市的平均工资是3500元,失业金只是平均工资的六分之一。在世界上都找不出这么低的失业金水平。就算全国有500万人领失业金,将失业金增加到每月1000元,也不过是由25亿增加到50亿元。但从民生角度来说,增加25亿失业金,可以大大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质量,而投到象世博会这样的项目中,连个水漂也看不见。当然,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也有大幅提高的空间。

    除了从社保角度入手,加大民间投资的力度,也可对民生起到一定作用。据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 已经上报国务院批准,即将实施。那么,在今天这个时候把目光转向民间投资有什么意义呢?民间投资的根本意义在于:由谁来花钱?财政投资主要是由政府来花钱,其数量有限,不能长期持续。当财政投资的力量减弱后,应当由民间投资来接续。

    民间投资是由民间来花钱,在就意味着国家银行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贷款要放松,要为中小企业服务。但是,民营企业仅仅有钱还不行,还要有投资进入的领域,譬如医院、学校等领域。这就需要原来的垄断部门放松垄断,让民营企业进入,并展开公平竞争。具体来说,民间投资以集体、个体私营、股份制三种类型为主。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表明,自1996年以来,国有投资增长呈下降趋势,而同期民间投资却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2002年民间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达到48.35%,首次超过国有投资43.40%。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09998.2亿元,其中国有投资占29.97%,民间投资占60.16%;在全社会投资增长23.9%中,民间投资的贡献率达14.38个百分点,而同期的国有投资和外商投资的贡献率分别为7.16%和2.36%。

    虽然民间投资已超过国有投资,但无论投资总额还是所占比例,民间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均十分明显。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河南等省民间投资规模比较大,而西藏、青海、宁夏、甘肃、贵州等西部省区及海南省的民间投资额较小。从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地区看,民间投资地区分布和发展也不平衡。2006年,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民间投资占全国民间投资的总量分别是51.47%、9.83%、19.41%、18.70%。

    民间投资20条出台后会有什么影响?由于民间投资大多与民生有关,我相信,随着这一次宏观政策的转向,我国经济会进入到一个理性健康到状况,民生问题会得到较大的改善,不合理的投资和投机虚火也会遭到适当的抑制。

2010年中国经济前景

    综合这种政策的转变,我们来预测我国明年的经济发展前景,可以肯定经济仍然处在一个大V字形的缓慢爬坡阶段。有一些行业会仍然处在火热状态,如房地产,但大多数行业会以一种大U字形的状态恢复调整。但也不排除有一些行业的艰难。譬如纺织品服装行业,今年前8个月,三分之二的企业仍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平均利润率仅0.36%,其中有近1.07万户企业亏损,亏损面达到20.56%。

    在这种大环境在展望纺织业的前景,由于这一行业仍然受外需减弱的影响比较大,所以,2010年纺织业仍然会处在一个艰难调整的历史时期。由于低碳社会的到来,环保观念的增强,发达国家将大幅减少对纺织品的需求。最新的研究发现,纺织品产生的二氧化碳是破坏臭氧层、导致地球变暖的重要元凶。因此西方科学家建议人们减少对衣服的消费,过简朴的日子。

     这些新的环保思想正在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譬如,过去发达国家的人们到商店买衣服都是成打成打地买,穿不了就堆放起来。改变生活方式和购物方式后,物流业也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我国最大的集装箱企业中集集团,集装箱产量大幅下降,从去年八月份开始,居然一个定单都没有。企业长期处于停产状态。

    发达国家出现的这种严峻事实,使我国一些行业的出口至今未走出负增长的状态,2010年也不会有多大变化。人们要对低碳社会和减排社会有长远的心理准备。除了环保因素,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等汇率因素在未来几年也会困扰中国产品的出口。美元贬值始终是一颗悬在头上的定时炸弹。汇率变化将对中国的进出口产生什么影响,需要人们紧密观察。

    今年国内的需求比较强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需减弱造成的影响。但从宏观上看,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都需要在精简方面下功夫。估计这种调整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在这种大背景下,企业界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理性的投资冲动。把握时机,做好选择。

中国要警惕外部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从2009年11月起,物价消费指数已经由负转正,并且一涨就是暴涨式,井喷式。我认为现在和未来发生的通胀,在程度上都将超过1988年和1995年前两次。但是,今天中国通胀的表现形式与二十年前完全不同,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的通胀主要是大宗日用消费商品的上涨,老百姓到商店抢购日用品,而今天的通胀是表现在房价等新型商品方面。但是,房价又不统计在通胀指数之内,所以这就使今天的通胀从数字看并不高,但从老百姓的实际感觉上看十分沉重。

    时代变了,伪科学已经可以指鹿为马、掩耳盗铃了。明明发生了通胀,但人们完全可以通过CPI等指数来证明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这就好象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里,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实际上,承认通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说明这波通胀主要不是由国内造成的就行。的确,未来中国的通胀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即下一波通胀将是一种外部输入型的通胀。这个道理很多人还没想到,所以我们必须加紧认识。

    大家都知道,近些年里我国使劲拧货币发行的水龙头都拧不死。为什么?外币进来太多,都来炒做中国。光是2007年兑换新增的5000亿美元,就要放出4万亿元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为了防止这些热钱进出炒做,中国只有再放出更多的货币来稀释人民币,以保障在这一场国际货币战争中不至于吃亏太多。这就造成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基础。

    加上美元、英镑等外币不断贬值,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购买力一再下降,无形导致了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这就是中国国内通胀的根源----通胀是外部因素输入的。因此,中国近年来的通胀主要是一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它的本质是国际主导货币对中国财富的一种掠夺。在这么一种国际货币体制下,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不小心即有被外部掠夺的可能。总之,中国今天的通货膨胀已经不只是国人掠夺国人的问题,而是外国人掠夺中国人的问题。之所以走到这一步,都在于当年中国没有看清美元具有掠夺的性质!只知道创汇、创汇,积攒美元。等到多时已为时已晚,只有任人宰割。

    近来外币又开始了对中国的涌入,中国可因势利导,只要发些钱照顾好低收入群体,别出现社会问题,即使有些通胀也能应付过去,这是让外部逼的。

    仲大军联系方法: 电话:63071372,电子邮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 100031。

 

    经济动态信息:

对亚洲房地产泡沫及其隐患

2009年 12月 17日

    路透香港12月16日电,亚洲部分地区的房地产价格猛涨,引起人们对资产泡沫的忧虑, 投资者担心若房地产泡沫破灭,亚洲地区将重蹈美国覆辙, 令刚刚复苏的经济因楼市崩盘拖累滑入深渊。

    泡沫威胁: 哪些地区隐患最大? 亚洲风险最高的当属中国内地和香港,其次为新加坡, 中国内地部分城市及香港地区的住宅价格年内上涨约三分之一,新加坡私人房屋价格第三季环比飙升16%,为近十年来最高涨幅. 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和韩国都出现了资产价格泡沫. 香港恒生指数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幅度最少有70%,最多的超过200%.

中国试图堵住放贷漏洞

2009年12月18日

    银行业监管机构试图堵住银行在贷款额度用完后借助信托公司间接放贷的漏洞。周四,中国银监会已告知信托公司,或将禁止信托公司将银行理财对接的信托资金用于投资理财资金发行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之前那些用完了贷款额度的银行曾经利用与信托公司的合作而间接放贷,合作过程中信托公司通过理财产品为银行的客户提供贷款。信托公司从中赚取利息,而银行则维护了与借贷方的关系并可能赚取中介费用。

    尽管对于这种贷款出售行为缺少公开的官方数据,但研究公司估计,今年共有人民币6,030亿元(883.1亿美元)银行贷款打包变成了信托产品。这在今年9万多 亿元的新增贷款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速度却一直在加快。Shanghai Benefit说,11月份共有1,600多亿元的银行贷款进入到了信托产品中,而当月的政府数据 显示新增贷款只有2,948亿元。

    经济学家们预计中国将放慢信贷增长速度,并将2010年的新增人民币贷款目标定在人民币7万亿元左右,低于今年9.5万亿元的预期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数据显示,1至11月份,中国的商业银行通过理财产品实际上将人民币6,030亿元(合880亿美元)的贷款转移 给了信托公司,而其中有四分之三是在7至11月份完成转移的。

    银信合作的增加正好与信贷增长放缓相吻合。今年中国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总计为人民币7.4万亿元,占到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下半年,信贷增长 有所放缓,银行7至11月份的贷款规模为人民币1.8万亿元。虽然中国承诺明年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但银监会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限制银行的放贷活动。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银监会已将大型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上调至11%。中国商业银行法定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8%,但去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机恶化时,中国银监会将这一比率要求上调到了10%。
 

中国拟禁止银行使用信托资金发放贷款

2009 年12月18日

    据知情人士周四透露,中国银监会拟禁止银行将发售信托产品的所得资金用于发放贷款,以防止银行藉此规避监管机构明年可能采取的信贷紧缩措施。不愿署名的知情人士向道琼斯通讯社(Dow Jones Newswires)透露,银监会已告知信托公司,或将禁止信托公司将信托产品对接的信托资金用于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信托资金作为银行信贷资产后,信托公司会从银行收取手续费和利息。

    知情人士透露,银监会在上个月向信托公司下达的通知中称,拟就信托产品新管理规定向业界征求意见。上述知情人士称,尚不清楚银监会将于何时作出最终决定。

信贷狂欢之后中国将如何善后?

华尔街日报  2009 年12月21日

     今年的信贷狂欢已经让中国银行业有些招架不住,许多银行正在想办法将部分贷款清理出资产负债表。而将贷款转让给信托公司已经成为银行偏爱的一种策略。银行将贷款出售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将贷款重新打包后再出售给理财客户。这种操作因为难以掌握相关数据而成为监管的灰色地带,然而目前正有增加的趋势。根据一家研究公司的估算,11月份银行出售给信托公司的贷款规模超过230亿美元,占11月份商业银行新增贷款总额的一半以上。

    一些人可能会说,这么做无可厚非,毕竟证券化在全球银行业已经形成普遍趋势。但问题是,中国对这一领域的监管少之又少,而缺乏监管的严重后果在其他国家已有前车之鉴。这同时又牵出一个会计问题:中国的银行通过把贷款转移出资产负债表来改善资本状况,但仍可能承担与这些贷款相关的风险,特别是在银行承诺于日后购回贷款的情况下,而这种情况常常发生。

    针对银行资产负债表可能存在的信息披露不足的问题,目前还不清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将采取什么手段加以应对。不过这方面的忧虑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最近有一种传言,说银监会打算提高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

    如果传言属实,那么银监会貌似过于谨慎了,因为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从帐面上看是相当高的。截至9月底,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在大型上市银行中的资本充足率最低,但也达到11.63%,其他银行均在12%以上。按照国际标准,这样的资本充足率已经很高,然而纵向比较却发现,单个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从年初以来一直在下降。

    除了银行出售贷款存在监管漏洞外,还有其他因素说明有必要对银行实施更审慎的资本要求。例如,银行披露的不良贷款是否包含了其帐面上的所有坏帐,这一点还不能肯定。另外,银监会今年对商业银行在补充核心资本时过于依赖次级债感到不安。银行业发行的次级债有50%左右为银行互相持有,这其中蕴含着系统性风险。

    如果把这些潜在危险都考虑在内,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良好的同时,银监会仍可能担心银行的资本水平。更何况,随着今年发放的大量贷款有一部分成为坏帐,商业银行中期内还面临着坏帐水平上升的威胁。中国银行业今年的确享受了一场盛宴,但风卷残云之后如何收拾这杯盘狼藉的困局,头痛的事情还在后头。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12-21 08:57:42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RCIF Working Paper No.09019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Dec. 21, 2009

zhangyuxuan@gmail.com

(请点击题目查看!)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2-16 15:31:29 +0800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辨析证交所与证监会

辨析证交所与证监会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证券市场建立19周年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员  陆一

2009年12月

(本文为作者继《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之后的新作《正本清源——中国股市基本概念辨误》中的一个章节)

导言

    在证券市场中,证交所是市场的组织者,同时又是市场的自律监管机构,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将证交所向盈利性的上市公司方向发展的趋势;而证监会则是政府维护市场公平、公正和公开运作的行政监管机构。这两者的定义和概念、以及市场定位和角色完全不同。

    世界上最典型的成熟市场国家美国在早年证券发行之初,尚无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大都在唐提咖啡馆(The Tontine Coffee House)和拍卖行里进行。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有价证券交易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诞生于1792年5月17日。当时24个证券经纪人在纽约华尔街68号外一棵梧桐树下签署了梧桐树协议,宣告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诞生。1817年3月8日,这个组织起草了一项章程,并把名字更改为“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1863年改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从1868年起,只有从当时老成员中买得席位方可取得成员资格。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第一个总部是1817年一间月租200美金、位于华尔街40号的房间。1865年交易所才拥有自己的大楼。座落在纽约市华尔街11号的大楼是1903年启用的。2005年4月末,纽约证交所(NYSE)和总部设在芝加哥的全电子化交易所Archipelago Exchange(ArcaEx)运营商Archipelago Holdings Inc.合并,成为一个盈利性的上市公司NYSE Group, Inc.并以NYX作为代码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交易。2006年6月1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与泛欧证券交易所合并组成纽约证交所——泛欧证交所公司(NYSE Euronext)。目前,NYSE Euronext仍是以NYX的代码在纽交所上市的公众公司。

    而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SEC,通常翻译为“证监会”来与中国同性质的“中国证监会”对应)则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在1929年之前,绝大多数公众并不希望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政府监管。在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之后,导致了无数投资者和银行损失惨重,最终导致了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为了重树国民对资本市场的信心,美国国会召开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的结论而通过了《1933证券法案》和《1934证券交易法案》。想要依据该法律来有力地监管证券市场并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就需要一支高度协调的证券监管队伍,于是国会于1934年建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它的任务是保护投资者,维护公平、有秩序、高效率的证券市场,并协助家庭资本、国家资本向资本运作市场的流入。

    从以上的史料可见,证交所和证监会的市场身份、角色和地位完全不同。但我国的证券市场上,证交所和证监会的市场身份、角色、地位却有很大的模糊和错位。这种现象的产生,可以追寻到我国证券市场诞生的最初时期。

一. 催生我国证券市场(证交所)的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

    伴随第一张飞乐音响公司股票于1984年11月的发行,当时国内最为活跃的媒体就陆续刊出了下列署名文章 :《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上海要大胆成立证券交易所》、《设立证券交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证券交易所立法的三个问题》……1988年3月,当时还在海外的一些学者,向中国党和政府高层提交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1988年7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了证券市场座谈会,会议决定组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 ,并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10月份,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提交了后来被称为“白皮书”的《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

    1988年11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秘书长张劲夫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听取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汇报。 但因为1988年中央政府面临“双轨制”带来的经济纷乱、“价格闯关”引起的社会不稳定、以及因为“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发的政治争议,在这些背景因素的影响之下,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创设的初期研究以及在体制内、在中央层面上的实际推进很快就因“目前条件尚不具备”而被搁置。

    催生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的契机完全是经济以外的因素——这也许是很多经济学家和参与决策者意想不到、也可能至今都不太愿意完全认可的。1989年五、六月间,中国发生了共产党建政以来最严重的政治风波。紧接着,西方七国集团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制裁。尽管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在诸多领域因为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而有所犹豫、迟疑、停滞和后退。但为了冲破随着80年代末的社会冲突带来的国际封锁,中国的党和政府非常希望采取适当的市场和政府行为来重新获得国际认可、树立改革进程仍在继续推进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

    在1988年下半年至1989年上半年,有关在中国筹备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实际上在各个方面都没有真正放弃努力。1989年3月15日,参加中南海汇报会的基本骨干在“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 希望就此继续开展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但这种努力因为1989年政治风波而逐渐陷于停滞状态,不久后“联办”的正式名称也改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但是在此期间,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并没有完全停止。

    1988年5月,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提出深圳要利用政策优势,创建资本市场,通过这个市场,使企业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转换企业运行机制,调整特区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在1988年6月到9月,深圳市举办了四期资本市场基本理论培训班。1988年11月,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副市长张鸿义任组长,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董国良和人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王喜义任副组长。

    1989年9月8日,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起草并向深圳市政府上报了《关于筹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报告》 。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 ,并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当时主要成员只有王健和禹国刚。从1988年11月到1989年11月,其间整整1年时间,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起草的法规、规则等草案有:《深圳特区证券市场管理暂行规定》、《深圳特区股票发行暂行办法》、《深圳特区债券发行暂行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大纲》、《关于进一步推动深圳资本市场发展的工作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而在1989年12月2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就拟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筹建方案》。

    而在上海,1989年2月2日,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召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等单位开会研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方案。2月15日,上海市市委根据当时金融商品不够丰富、企业财务没有公开和外汇管理问题的实际情况,对股份制发展和证券交易所设立的问题提出了“态度要积极,工作要扎实”的指导意见。2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成立了一个临时研究班子,提出要本着“创造条件,水到渠成”的精神,从实际出发,将上海市的研究和人民银行的研究结合起来;同时,确定从金融的角度研究运行规则和防止产生问题的方法,以可行性、操作性为主提出详细的整体设计方案。方案要搞细致,应经得起推敲。3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领导再次开会研究设立证券交易所的问题。会议对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方案报告进行了细化研究 ,认为在报告中不仅要写交易所设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上海的具体设想,而且还要设计交易所的管理体系、组织体系和有关的法规,包括交易所的章程、营业规则与交易办法等。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交易所的人才需求问题。并要求在当年的11月底拿出方案设计报告。1989年5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前市长汪道涵召集体改办、人民银行等有关单位的负责干部开会,听取关于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意见。可这次会议的总体意见认为,当前马上成立交易所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目前的主要工作是要收集相关资料,了解周边国家交易所的情况以及解放以前我国交易所的资料,积极创造条件,以便在适当的时机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1989年12月2日,已兼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上海市长朱镕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举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受到邀请与会的有金融、学术界的部分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市政府经济智囊团高级金融顾问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受邀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上海理论界代表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彪如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年轻教师刘波。

    就在这次会议上,朱镕基在听取了刘鸿儒等专家的意见后拍板决定,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现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采,其中首要的工作是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是上海金融体制改革中两个最迫切的问题。在会上,朱镕基先提出了他的想法。他说,自他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成立外资银行。他希望上海要作出自己的努力,加快改革的步伐,为上海树立新的形象。

    在这个会上,成立了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领导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牵头,市体改办和市政府咨询小组各出一个人(三人分别为龚浩成、贺镐圣和李祥瑞)参加,具体负责领导这项工作。三人小组的工作直接对市长负责,不需要通过单位和所属系统领导机构层层汇报。同时,三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具体负责制订方案和规划。在会议上甚至基本决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日期。当时的要求是,1990年12月份,香港贸发局的主席邓莲如女士将来上海,所以会上初步的决定是尽量争取在那个时间点开业。

    1990年初,三人领导小组在汇报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方案中,曾根据现实筹备进展的实际情况建议1990年实现交易所的试运行,正式开业时间安排在1991年四、五月间。但朱镕基仍坚持加快筹备进度的要求,1990年2月28日对此批示“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 可以这么说,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政府主动驾驭资本市场的一次重大决策。这个举动之所以说它政治意义大于经济作用,是因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它向全世界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关闭。

    朱镕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上的讲话,谈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重大意义时,首先就表明:“它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过程中,朱镕基曾反复关照筹建小组,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对外可以宣传、但对内不作或少作宣传。 正因为如此,在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交所举行成立大会的当天,新华社从上海发出只是一则寥寥200字、措辞极其谨慎的消息:“响应深化经济改革的呼唤,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正式成立。这一绝迹4O多年的证券买卖专业场所于12月19日在上海外滩开业后,将有30种国库券、债券和股票在这里上市成交。据介绍,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事业法人,实行法人会员制,不吸收个人会员人场。第一批22个会员中包括上海、山东、沈阳市、江西、安徽、浙江、海南、北京等地的证券公司、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信用社等地方和全国性金融机构。”这与海外媒体广泛而大篇幅的热烈报道,形成极大反差。

上海证交所的建立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促进作用,以及对中国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象征意义,为中央政府所认同和支持。据三人领导小组成员龚浩成回忆,一年以后,朱镕基对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领导小组成员李祥瑞和龚浩成说,在筹建上海证交所开始之前,他就向邓小平汇报过,邓小平当时说:好哇,你们试嘛。

    1990年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 。随即在9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 ,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中委(1990)100号文〕精神,向我们报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我们认为,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和时机基本成熟,建议国务院予以批准,以进一步树立我国改革、开放良好形象,加快浦东开发、开放的进程,促进我国现已开拓的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更好地为国家和企业筹集融通建设资金服务。”

    国务院对此报告十分重视,仅仅过了十多天,10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贵鲜批示同意。

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
11月26日,在上海华南宾馆召开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大会。
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浦江饭店举行了开业典礼。

    相比较而言,深圳市其实与上海几乎同时开始筹备建立证券交易所,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上海还准备的更充分和前行一点。

    1989年9月8日,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向深圳市政府上报了《关于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请示》,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示》。

    1990年8月22日,深圳市政府任命王健和禹国刚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由王健主持全面工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

    1990年11月22日,深圳市领导经视察交易所筹备情况后决定: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集中交易。同时,决定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进京向中央有关部门说明建立证券市场的必要性,争取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但直至1991年4月11日,试运行5个多月以后,深圳才正式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批文,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地位予以“追认”。深圳证交所最终在1991年7月3日举行了正式开业典礼。

    深圳证券市场从1987年启动,到1990年已有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柜台交易,证券公司12家,营业网点16个,因此,深圳证交所成立时,市场的大宗交易不是债券而是股票。与深圳不同的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时,除老8股之外,还有89年保值公债3种,87至91年国库券4种,工行债券6种,交行债券1种,中行债券2种,建行债券1种,还有上海石化、氯碱化工等企业债券14种。

    与此同时,为中国证券交易所酝酿建立起了很大作用的北京“联办”,创办了以国库券流通交易、机构交易商为主的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 ,于1990年12月5日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 两所一网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式诞生。

    从中国证券市场诞生的过程可见,催生它的关键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一点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也脱离了所有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历史自有它自己应对这种悖论的幽默。如果没有1989年政治风波的折冲,在中国改革发展史上,也许真的会如“巴山轮会议”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教授托宾先生所建议的,中国可能在20年内不会开放股票市场。至少不会在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下、由当时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批准和主导建立中国的证券市场。

    在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一直到1993年之前,证券市场的具体运作制度的制订和修改基本上在地方政府和交易所的层次上展开,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地方性法规体系。

    到1992年,沪深地方政府各自颁布和实施了规范本地证券市场运作的地方性法规,包括其他有关证券市场运作的专项法规。沪市主要有《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84年8月10日)、《证券柜台交易暂行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87年1月)、《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1990年11月)和《上海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1992年6月);深市主要有《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的暂行规定》(1986年10月)、《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1991年5月)和《深圳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1992年2月)……两大报价系统也引进了坐市商制度等规章,这些地方性法规和市场化的探索基本覆盖了证券市场运作的主要方面,操作性强,为以后全国性法规的制订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但是,两地市场的建立并非意味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改革过程中采取的地方财政包干和切块管理的做法客观上形成了地方利益割裂和资金融通的不通畅,使得整个资金市场无法形成统一、畅通的市场渠道。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上海证交所成立初期上市的沈阳金杯,两地政府在安排沈阳金杯在上海发行上市的同时,作为补偿而要求安排一家上海企业在沈阳发行企业债券。

    而在证券交易所建立过程中中央政府也给证券市场描绘上了浓重的地方色彩。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复》 的第二条这样说:“中央、国务院关于浦东开发的批复明确规定,建立证券交易所是以上海经营证券交易业务的金融机构为发展对象。根据这一批复精神,上海证券交易所只能吸收上海市内经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为会员。”这也是上海与深圳证交所在成立初期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地方色彩的背景因素。两个证券交易所在成立最初到1992年前后,各自上市交易的企业仍主要是本地企业、发行上市也是如此,所以两个证券交易所建立之后的最初阶段仍呈现着地方性区域市场的特征。

    从民间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进入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从民间为主推动进入地方政府为主推进,在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到1992年,出现了市场快速推进和中央政府急剧担心的双重局面。

二. 催生中国证监会的是新股认购抽签表酿成的社会冲突风波

    1992年元月,一种叫“股票认购证”的票证出现在上海街头,向市民公开发售。股票认购证的发行,既预示着中国股票发行进入了一个制度化演变的入口,也预示着地方政府鼓动市场高速发展将演变出中央政府接手市场的决心。1992年8月10日,就是因为深圳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出现百万人争购抽签表的场面,并发生了被称为“深沪交易所建立以来第一起集体违法犯罪事件”的、震惊全国的“8.10风波” 。

    据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多年以后的回忆:“那时股票发行方式不像现在上网发行,而是采用拿身份证买表抽签,这种发行方式已经做过两次,中间有很多争论,市长郑良玉也明白,他主张再冒一次险,这次有6家公司同时上市,还是采用抽签方式,发行1000万张表,就可以收回10个亿,用这笔钱来修马路,解决交通问题。当时规定每个人可以买10张表,中签率10%,没什么风险,中一张签就可以在二级市场赚一到两万元。因为赚钱效应,吸引全国各地百万股民南下深圳,有人甚至到农村收购身份证,多得拿麻袋装。”

    当时深圳有60万常住人口,据说为了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一下子涌进150万人。8月7日下午开始各售卖点前就摆开了长龙,到9日早晨,售表窗户打开不到半天就关上了:表售完了。尽管下午4时下起了倾盆大雨,但站队的人们仍不愿散去,到了10日上午还有人在排队。而这天早晨上摊的深圳各报已宣布500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发售完毕,并称发售过程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没有买到的人们互诉自己的委屈,人们交换各自的所见所闻。由于发售网点前炒卖认购表很猖獗,100元一张的表炒卖到300元至500元,香港新闻媒体当场捕捉到炒卖镜头并迅速播放。人们开始愤怒了,愤怒的人们写下了“下午到市政府评理”的字句。激进的人们打出了“反对贪污、要求公正”、“反对欺骗?要求公平”、“严惩不贷营私舞弊者”、“吃多少,吐多少”等标语,游行示威也开始了?

    李灏在多年以后这样描述当时的紧张状况:“8月10日那天晚上,正好宴请陈慕华副委员长,我和郑良玉作陪。吃饭中间不断有人来嘀嘀咕咕,饭没吃完郑良玉就被叫走了。吃完饭了,别人告诉我说出事了,股民上街游行了。一听,来不及去办公室,急忙赶到传达室,与郑良玉、张鸿义、李海东几个市领导一起商量。游行队伍很快就到市政府,信号弹都打起来了,他们群情激动,秩序相当混乱,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怎么办?大家一时束手无策。我说,没什么别的办法,就是把明年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因为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为什么?因为我们决策有错误,股票发行本身有缺陷,买股票没有任何风险,稳赚不赔,利益使得他们急红了眼。有人怀疑,说这个办法行吗?但更好的办法又提不出来。我就说,这是最简便易行的办法,事不宜迟,就这样定了,全部责任压在我一人身上,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决定以后,连起草文字都来不及,草草写了几条,拿到广播车去广播: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市里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明天还在原来地点卖。结果,游行队伍一听呼啦一下散去了,都去排队去了。事情就这样平息了。”

    深圳市8月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9月扩成联合清查办公室,调用了党政干部130名,市长郑良玉牵头。调查结果是:今年8月9日,我市在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中,不少发售点的工作人员、监管人员和执勤人员都不同程度地犯有营私舞弊的错误……到12月10日止,已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 最后中央发了一个通报,副市长张鸿义负直接领导责任,市长郑良玉负主要领导责任,李灏作为市委书记负一定领导责任。不久郑良玉调到江西当副省长,张鸿义去了香港中国银行。

    深圳“8.10风波”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在“8.10风波”过后两个月诞生。据刘鸿儒的回忆:“8月份一出事,中央一看,管都不管这个局面是不行的,必须赶快成立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所以中央定得非常快,文件都没有来得及像过去那样一步一步地发表,一下子就公布了。” 这也许是市场发展本身显示了对于统一监管的要求,中央政府从此开始着手接管证券市场的主导权。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主任由副总理朱镕基兼任,副主任刘鸿儒(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道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委员陈元(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洪虎(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王春正(国家计委副主任)、金人庆(财政部副部长)、俞晓松(国务院经贸办副主任)、冯梯云(监察部副部长)、华联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思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山在(经贸部部长助理)、刘敏学(国家工商总局局长)、金鑫(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汤丙午(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殷介炎(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证券委的办事机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简称CSRC)。1998年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的中央政府监管机构。

    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这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证券市场中所具有的不同利益取向有关。
因为在证券市场中,某些地方政府是更多的获利者,它可以不需要担负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责任,却可以获得诸如印花税等市场收益的大头。交易所对柜台交易和黑市交易制度的成功替代,其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和部分市场监管部门充分认识到了建立交易所的巨大潜在收益。比如中央政府放权和地方财政包干出现的地方投资扩张冲动与地方财政结余不足的现实矛盾,急需地方政府寻找资金集聚和市场融通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所以初期的市场存在着自我约束、竞争约束、行业自律、诉讼约束和监管约束的巨大空白,市场参与者未受节制的贪婪和各种不当行为导致资本市场出现严重的无序。
但中央政府的处境却非常不同,它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利益非常小,相反它却要承担证券市场的全部风险。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基本上采取了以防范风险为主的政策。
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制度基因,决定了行政控制成为伸手可及的现成工具、成为一种便捷地替代和填补市场缺失的约束机制的重要战略选择。
于是在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初步介入证券市场,进行了大量具体制度设计,原有的市场利益主体的制度供给空间逐渐丧失。向地方收权、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加紧建立较完整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成了这段时期中国证监会的主要工作。
在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后不久,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便在北京成立。不过从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以后,中国证券业协会就开始“接受中国证监会指导和监督管理”,其高层管理干部大多来自中国证监会系统,属于所谓的“(证监)会管干部”。如前任会长庄心一,原在1995年受中国证监会委任为深圳证交所总经理、1997年去职后于2002年成为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2005年初在会长任上提拔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现任会长为原中国证监会湖北证监局局长黄湘平。
1992年12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全国人大也开始了有关制定《证券法》的讨论。
但总的来说,到1995年为止,中央政府只是被动地针对证券市场的具体问题予以干预。直到1996年,中央政府才正式把证券市场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形成明确的发展战略和方针,积极主动地全面介入证券市场,成为证券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证券市场从此开始步入由中央政府主导、为完成“国企改革”政治目标、为满足中央政府的利益需要的方向。
这标志着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体系开始构建,同时中央政府也开始以它的监管机构为代表,正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利益主体之一。

三.327事件促成中国证券市场建立统一的垂直行政管理体系

    如果说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到1992年深圳的“8.10风波”,在此期间地方政府主导的证券市场因为各种利益主体的私利驱动和局部利益的局限,加剧了市场动荡和社会风险,从而促成了中国证监会的成立。那么在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到1998年间,尽管中央政府摸索着开始尝试调控市场,但是行政计划的惯性、地方政府软性抵制以及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自有力量,使得政府监管机构的行为始终表现得像一只笨拙的手。在这几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面对市场控制权的博弈之中,所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国债期货“327事件” ,却直接促发了证券市场最终被中央政府全面接管和真正掌控。

    “327事件”之后,首先发生变化的是,1995年3月31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退位,由国务院证券委副主任、原建设银行行长周道炯接任。
1995年5月19日,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管金生被逮捕。1997年2月3日,以行贿和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17年。1995年9月15日,上海证交所召开二届三次理事会,“经尉文渊本人请求”免除其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职务。但由理事会决定任命上海市政府证券管理办公室主任杨祥海为上海证交所总经理。

    深圳证交所在1995年10月23日,免除了总经理夏斌的职务,一同去职的有创建深圳证交所的副总经理禹国刚和副总经理柯伟祥,由中国证监会委派原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庄心一接任总经理。

    尽管1993年7月起实行的《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规定: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管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同时规定:“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常务理事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会同证监会提名、报证券委备案”(第19条),“总经理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会同证监会提名、报证券委备案”(第20条)。但1995年9、10月上海和深圳证交所总经理人员的更迭表明,在“327事件”发生之后,中央政府可以撤换其中国证监会和已经取得人事任免参与权的深圳证交所的负责人,但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领导层的人事安排却还是无法一下子完全参与,至少在《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这样的法规上还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地方政府为主的地位。甚而至于对于两地的证券市场的影响,中国证监会仍旧无法真正和当地政府相抗衡。

    但转变的迹象已经发生: 1996年3月,中国证监会决定分批授予地方监管部门行使部分监管职责。而在1996年8月21日国务院证券委公布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中将1993年的《暂行办法》第4条修改为:“证券交易所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同时将证券交易所领导层产生办法修改为:“理事长、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商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后,由理事会选举产生”(第22条),“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证监会提名,商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后,由理事会聘任”(第24条)。1997年,中国证监会向深沪两个交易所派驻督察员,并在两地设立专员办公室作为派出机构。但是,在行政监管权力形式上已经收归中国证监会、但实际上却仍旧将及未及的这一时期,某些地方政府在证券市场上表现的利益诉求与中央政府防范风险的政策冲突,在1996年达到了顶峰。

    从4月份开始,股票市场逐步回升,10月以后出现暴涨。从4月1日到12月9日,上证指数涨幅达120%,深证成份指数涨幅达340%。于是面对市场热情的高涨,中央政府从1996年10月份起,连连发布了后来被称为“十二道金牌”的市场调控政策规定。及至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破天荒地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在这篇文章中,中央政府的代言人用罕见的严厉给证券市场定性:“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 并带着愤怒情绪表达了它对证券市场的要求:“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各地方、各部门不能自行其事,干预股市,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自觉维护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管理体制”。

    半年之后,在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文章,披露了国务院证券委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中国证监会等有关部门对一批违规银行、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及其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的消息,并配发了《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的评论。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深圳发展银行行长贺云、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沈若雷给予撤职处分;对海通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珍、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广发证券公司总经理马庆泉作出免职和记大过处分。这是对于沪深两个市场的参与者在1996年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如国有银行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资金炒股,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机构大户利用银行信贷资金炒股以及利用信息优势操纵市场等等的严肃处理。在这背后,更是对“327事件”之后上海和深圳两个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影响证券市场的一种敲山震虎的警告。

    于是根本性的转折发生了,1997年7月2日,根据国务院第150次总理办公会议决定,将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交易所正副总经理由证监会直接任免,正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 此后,在1997年11月30日国务院证券委修改颁布、12月10日执行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中重申了1996年版《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中的第4条:“证券交易所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但对证券交易所领导层产生办法则修改为:“理事长、 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第22条),“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证监会任免”(第24条)。2001年修改后公布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仍重申了这几条。

    1997年8月14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副主席陈耀先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了免除杨祥海交易所总经理、任命原中国证监会秘书长屠光绍为上海证交所总经理、党委书记的人事变动。因为上海证交所首任理事长李祥瑞已与1997年初去世,当时仍由执行理事龚浩成代行理事长职能;在1999年上海证交所第六次会员大会选出的第三届理事会上,通过了由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樑任上海证交所理事长的提名。这个提名更多地代表的是上海市的意向,显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一种妥协。直到2001年10月,由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分别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布,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提名、两个证交所理事会通过,耿亮和陈东征分别担任上海和深圳证交所的理事长和党委书记。这才全部完成两个证交所的人事任命权的转移。

    1997年9月,中国证监会免除庄心一深圳证交所总经理职务、任命中国证监会原办公室主任、法律部主任的桂敏杰为深圳证交所总经理、党委书记。因此,尽管从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代表着中央政府着手开始接管中国证券市场;但实际上,直到1997年7月国务院决定沪深证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并从1998年9月19日开始,根据国务院关于证券监管机构体制改革方案的要求,中国证监会主席与江苏、上海、安徽等地政府签署“证券监管机构交接备忘录”,标志集中统一监管制度建设启动;随后,中国证监会相继与各地政府签署了“证券监管机构交接备忘录”,地方证券监管机构移交中国证监会垂直领导,实行跨区域监管体制,在全国设立了36个派出机构:包括9个证券监管办公室(天津、沈阳、上海、济南、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 2个直属办事处(北京、重庆), 25个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设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逐步撤消国务院证券委,原证券委的职能并入中国证监会行使;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原有证券监管职能统一移交给中国证监会行使。从此,中国证监会才真正对中国证券市场有了完全充分的实际行政管辖权、人事任免权和组织领导权。

    上海市是中国证监会第一批完成证券监管机构交接工作的省市。1998年9月22日,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代表中国证监会与上海市政府签署了“证券监管机构交接备忘录”,上海市证券监管机构——上海市证券期货监督管理办公室至此成为中国证监会的派出机构之一,接受中国证监会直接领导,全面行使中国证监会授权的各项监管职责。在此之前,上海市证券期货监督管理办公室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文件精神与要求,已于1998年6月15日接受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移交的对上海市证券类机构监管形成的全部档案资料,并从次日起对当时上海地区6家证券公司、2家证券分公司、4家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463家证券经营机构、1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31家外资在沪设立的证券机构代办处及3家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行使监管职责。

    1999年7月1日,中国证监会在全国各地的派出机构正式挂牌,这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监管体系正式形成。这才表示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的垂直行政管理体系最终建成。中国证券市场这个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新生的经济增长点”,终于在改革开始20年之后在组织、人事和行政管理上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直接掌管的既有行政体制,完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组织管理体系的行政化演变。

四.从相关的法律规章演变和具体执行来看中国股市监管制度安排的特色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证券交易所在整个监管制度安排中的地位、角色和作用是非常怪异的。从法律上讲,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自律组织;但在行政管理上它是由中国证监会直接领导的派出机构;从部门规章和机构章程上讲,它的管理和理事机构应该产生自最高权力机构会员大会;但在组织人事的实际隶属上,它的领导班子是由证监会派出和任命的(证监)会管干部。这种法律和法规在书面上、形式上和现实中的严重脱节和背离,是我国证券市场新兴加转轨的特殊社会政治演化背景所决定的。我们可以从国家大法《证券法》、部门规章《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和机构章程《证券交易所章程》这三个层面的法律规章的相关规定、以及这些规定的演变过程中作进一步的分析。

    《证券法》中有关证交所的相关规定

1999年7月1日起实行的《证券法》 2006年1月1日起实行的《证券法》
性质 证券交易所是提供证券集中竞价交易场所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
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和解散,由国务院决定。
(第九十五条) 证券交易所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
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和解散,由国务院决定。
(第一百零二条)
理事会 证券交易所设理事会。(第九十九条) 证券交易所设理事会。(第一百零六条)
总经理 证券交易所设总经理一人,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任免。(第一百条) 证券交易所设总经理一人,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任免。(第一百零七条)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网站

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的演变


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
1993年版 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
1996年版 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
1997年版 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
2001年版

    性质 证券交易所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并履行相关职责,实行自律性管理的会员制事业法人。(第三条) 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本办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性管理的会员制事业法人。(第三条) 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本办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性管理的会员制事业法人。(第三条) 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本办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性管理的法人。(第三条)

    领导、管理和监督 由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管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第四条) 证券交易所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第四条) 证券交易所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第四条) 证券交易所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第四条)
职能 (一)提供证券交易的场所和设施;

(二)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
(三)审核批准证券的上市申请;
(四)组织、监督证券交易活动;
(五)根据《股票条例》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
(六)依照证券交易所章程、业务规则的规定对会员的证券交易活动进行监管;
(七)提供和管理证券交易所的证券市场信息;
(八)证券委许可的其他职能。
(第十一条) (一)提供证券交易的场所和设施;
(二)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
(三)接受上市申请、安排证券上市;
(四)组织、监督证券交易;
(五)对会员进行监管;
(六)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
(七)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八)管理和公布市场信息;
(九)证券委许可的其他职能。
(第十一条) (一)提供证券交易的场所和设施;
(二)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
(三)接受上市申请、安排证券上市;
(四)组织、监督证券交易;
(五)对会员进行监管;
(六)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
(七)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八)管理和公布市场信息;
(九)证券委许可的其他职能。
(第十一条) (一)提供证券交易的场所和设施;
(二)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
(三)接受上市申请、安排证券上市;
(四)组织、监督证券交易;
(五)对会员进行监管;
(六)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
(七)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八)管理和公布市场信息;
(九)证监会许可的其他职能。
(第十一条)

    权力机构 会员大会为证券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构。(第十四条) 会员大会为证券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构。(第十七条) 会员大会为证券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构。(第十七条) 会员大会为证券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构。(第十七条)

会员大会期限 会员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第十五条) 每年召开一次。
(第十八条)
每年召开一次。
(第十八条)
每年召开一次。
(第十八条)

    会员大会召集 会员大会由理事会召集(第十八条) 会员大会由理事会召集(第十八条) 会员大会由理事会召集(第十八条)

    日常决策机构 理事会是证券交易所的决策机构。理事会对会员大会负责。理事会每届任期三年。(第十六条) 理事会是证券交易所的决策机构,每届任期三年。(第二十条) 理事会是证券交易所的决策机构,每届任期三年。(第二十条) 理事会是证券交易所的决策机构,每届任期三年。(第二十条)

    会员理事产生 会员理事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会员理事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十一条) 会员理事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十一条) 会员理事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十一条)

    非会员理事产生 非会员理事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会同证监会提名,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十八条) 非会员理事由证监会委派。(第二十一条) 非会员理事由证监会委派。(第二十一条) 非会员理事由证监会委派。(第二十一条)

    理事任期 理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第十八条) 理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第二十一条) 理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第二十一条) 理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第二十一条)

     理事会领导班子产生 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常务理事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会同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报证券委备案。(第十九条) 理事长、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商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后,由理事会选举产生。(第二十二条) 理事长、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第二十二条) 理事长、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第二十二条)

    经理领导班子任期 总经理、副总经理任期三年。(第二十条) 总经理、副总经理任期三年。总经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第二十五条) 总经理、副总经理任期三年。总经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第二十四条) 总经理、副总经理任期3年。总经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第二十四条)

    经理领导班子产生 总经理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会同证监会提名,理事会聘任,报证券委备案。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理事会聘任,报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和证监会备案。(第二十条) 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证监会提名,商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后,由理事会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不得由国家公务员兼任。(第二十四条) 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证监会任免。总经理、副总经理不得由国家公务员兼任。(第二十四条) 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证监会任免。总经理、副总经理不得由国家公务员兼任。(第二十四条)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网站

上海证券交易所章程各版本的演变和比较 1990年版
 

上海证交所章程 1993年版
上海证交所章程 1999年版(沿用至今)
上海证交所章程
宗旨 为了完善证券交易制度,加强证券市场的管理,促进我国证券事业的发展 ,维护国家、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特设立本所。(第一条) 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建公平、稳定、高效的证券市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特设立本所。(第一条) 为建立公开、公平、公正和稳定、高效的证券市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维护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章程。(第一条)
性质 本所为会员制、非盈利性的事业法人。(第二条) 本所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自律性管理的会员制事业法人。(第三条) 本所是为证券的集中竞价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的职责,不以营利为目的,实行自律性管理的会员制法人。(第三条)

    领导、管理和监督 本所接受国家证券主管机关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管理和有关部门的监督。(第三条) 业务或职能

1.提供证券集中交易的场所;
2.管理上市证券的买卖;
3.办理上市证券交易的清算交割;
4.提供上市证券的过户和集中保管服务;
5.提供证券市场的信息服务;
6.中国人民银行许可或委托的其他业务。
(第七条) 1.提供证券集中交易的场所和设施;
2.组织、管理上市证券的交易活动;
3.依法对上市公司和会员的业务经营活动进行监管;
4.国家证券主管机关许可或委托的其它职能。
(第七条) 1.提供证券集中竞价交易的场所和设施;
2.制定和修改本所的业务规则;
3.接受上市申请,安排证券上市;
4.组织、监督证券交易;
5.按照会员的风险管理水平进行分类管理,并实施日常监管;
6.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等行为进行监管;
7.设立或参与设立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8.管理和公布市场信息;
9.法律、法规规定的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或授权的其他职能。
制定和修改业务规则,由本所理事会通过,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第六条)

    权力机构 会员大会是本所的最高权力机构。(第十二条) 会员大会是本所的最高权力机构。本所会员为会员大会的当然会员。(第十三条) 会员大会由所全体会员组成,是本所的权力机构。(第十三条)

    会员大会期限 会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的会员出席。在会员大会闭会期间,经理事会或三分之二以上的会员提议,可召开会员大会的特别会议。(第十三条) 会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会员出席。在会员大会闭会期间,经理事会或半数以上会员提议,可召开会员大会特别会议。(第十五条) 会员大会由理事会召集,每年召开一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召开临时会员大会:

(一)理事人数不足本章程规定的最低人数;
(二)占会员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会员请求;
(三)理事会认为必要。
(第十五条)

    会员大会召集 会员大会由理事会召集,主席由理事长担任,理事长缺席时,由副理事长担任。(第十五条) 会员大会由理事长召集,主席由理事长担任,理事长缺席时,由理事长指定的常务理事担任。(第十六条) 会员大会主席由理事长担任,理事长缺席时,由理事长指定的副理事长或其他理事担任。(第十六条)

    日常决策机构 本所设理事会,为会员大会日常事务决策机构,向会员大会负责。(第十八条) 本所设理事会,为会员大会日常事务的决策机构,对会员大会负责。(第十九条) 本所设理事会,为本所的决策机构,每届任期三年。(第十九条)

    会员理事产生 由会员大会从会员的法定代表人或出席会员大会的代表中选举产生。(第二十条) 会员理事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十二条) 会员理事由会员大会在会员中选举产生。(第二十四条)非会员理事产生 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提名,经会员大会选举后产生(第二十条) 非会员理事由国家规定的有权机关提名,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十二条) 非会员理事由中国证监会委派。(第二十四条)
理事任期 会员理事每年轮换二人;非会员理事任期三年(第二十条) 会员理事,非会员理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第二十二条) 理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第二十四条)理事会领导班子产生 理事长由非会员理事担任 ,任期三年,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提名,理事会选举并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核准 。副理事长由会员理事担任,任期一年,由理事会选举产生。(第二十一条)设常务理事三人,由理事长、副理事长、总经理担任(第二十二条) 理事长由国家规定的有权机关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理事长、总经理为理事会的当做常务理事,其他常务理事由理事会选举产生。(第二十三条)理事长、副理事长由中国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第二十五条)本所总经理为理事会当然成员。(第二十四条)

    经理领导班子任期 任期三年,可以连任。(第二十五条) 总经理、副总经理任期三年,可以连任。(第二十六条) 总经理、副总经理任期三年。总经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第三十条)经理领导班子产生 总经理、副总经理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提名,总行核准,理事会聘任。(第二十五条) 总经理由理事长按国家规定的程序提名,理事会聘任。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理事会聘任。(第二十七条) 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由中国证监会任免。总经理、副总经理不得由国家公务员兼任。(第三十一条)

    资料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从两个版本的《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历年颁布的四个版本的证券交易所的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交所1990年创建时、1993年修改和1999年发布并沿用至今的三个版本的章程中,有关证交所市场地位、性质、角色、作用,以及权力机构及其人事组织运作方式的制度安排的规定,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 证券交易所是一个市场自律性组织——1999年版《证券法》没有相关规定、而2006年版《证券法》增加了有关证交所是市场“自律”的组织特性,这也许是对1999年版证交所章程相关规定的追认;而证监会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和证交所章程(除了1990年版外)中都有“自律”的组织特性的规定;
2. 证券交易所是一个会员制的法人——这没有在《证券法》中体现(因为无此必要),但在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和证交所章程中始终有明确规定;但现行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中已删除“会员制”和“事业”这两个限定词,而现行的证交所章程尽管保留了“会员制”,但删除了“事业”的性质限定。
3. 证券交易所是一个非营利机构——这在1999年版《证券法》中有明确规定、但在2006年版的《证券法》中不再出现“非营利”这样的限制,这也许为证交所向营利性机构转变的国际趋势预留法律空间,但在证交所的章程中始终坚持“非盈利”的性质,在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和证交所章程中还是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
4. 证交所的领导、管理和监督机构,在《证券法》的两个版本中有关证交所一章中,并没有具体规定证交所必须接受政府证券监督管理机构领导、管理和监督,只是在有关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中有“依法对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服务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证券业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在1993年版《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中的规定是“由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管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而在1996年以后的版本中都改为“证券交易所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而在证交所章程中,在成立伊始规定为“本所接受国家证券主管机关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管理和有关部门的监督”,此后的版本中就不再有明确规定。
5. 证券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这没有在《证券法》中体现,但在《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和证交所章程中始终有明确规定,奇怪的是现行的证交所章程却去掉了“最高”这两个字。
6. 会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这无须在《证券法》中体现,但在《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和证交所章程中始终有明确规定;
7. 证券交易所设理事会作为日常事务的决策机构,并有每届三年的任期——这无须在《证券法》中体现,在原来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没有相关规定,但在目前执行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和各版本的证交所章程中都有明确规定;
8. 关于证交所总经理的产生和任免,《证券法》规定为“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任免”;《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和证交所章程中有进一步细化的、针对任期(三年、连续不得超过两届)和人员身份(不得由国家公务员兼任)的限制。

    但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和现实中,证券市场的领导权、管理权的执行和转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1990年l2月19日和1991年7月3日,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营业,到1993年7月《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由地方政府领导和管理、“并接受国家证券主管机关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管理和有关部门的监督”,实质性地实行会员制的管理办法,即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交易所的理事会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非会员理事由所在地人民人民银行分行提名,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总经理由人民银行地方分行提名、总行批准、理事会聘任。这一时期证券交易所的区域性特征明显,其实际的领导和管理权归属于上海和深圳地方政府。

    1993年7月,《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后,交易所的管理进入国家和地方共同领导和管理的阶段。依照1993年版的《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规定: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管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证券交易所理事会由会员理事和非会员理事两部分组成。非会员理事由“所在地人民政府会同证监会提名会员大会选举产生”。同时规定:“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常务理事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会同证监会提名、报证券委备案”(第19条),“总经理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会同证监会提名、报证券委备案”(第20条)。

    1996年8月,《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颁布,《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废止。而在1996年版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中将1993年的《暂行办法》第4条修改为:“证券交易所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证券交易所理事会成员中非会员理事“由证监会委派”,同时将证券交易所领导层产生办法修改为:“理事长、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商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后,由理事会选举产生”(第22条),“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证监会提名,商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人民政府后,由理事会聘任”(第24条)。

    1997年7月2日,根据国务院第150次总理办公会议决定,将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交易所正副总经理由证监会直接任免,正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 此后,在1997年11月30日国务院证券委修改颁布、12月10日执行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中重申了1996年版《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中的第4条:“证券交易所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但对证券交易所领导层产生办法则修改为:“理事长、 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第22条),“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证监会任免”(第24条)。2001年修改后公布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仍重申了这几条。从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它经历了一个自主管理——地方政府管理——中央地方双重管理——中央直接管理的发展过程。

    见诸于法律和法规上面的规定,只不过是一种书面形式,它们的落实还需要司(执行)法和行(行使)政系统有法必依的作为。在现实中,法律和法规的执行才是制度安排能够正常运作的根本性要素。可是在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运作中,当1997年开始到1999年完成了证券市场全国统一的垂直管理系统的建立之后,证交所的理事长、总经理,乃至一部分副总经理,都由中国证监会派出、成为所谓的(中国证监)会管干部,总经理基本上是公务员担任的(即由公务员身份的人员出任、在任期间持续保持公务员的行政职级、并大多数在离开证交所总经理岗位后继续以公务员身份和原有或更高行政职级回归政府部门任职)、副总经理人数常常超出《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规定的1-3人的数量。在行政组织体系的保证下,作为证交所的最高权力机构——会员大会,就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了。甚至在证交所的章程中竟然违反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法律常识,将作为部门规章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中迄今仍明确规定的“会员大会为证券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构”,修改为现行的会员大会“是本所的权力机构”。而证监会现行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中尽管规定“会员大会为证券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在对证交所这个特殊的法人的定性中去掉了“会员制”这个限定词,使得同一个部门规章前后法理出现了明显的矛盾。正因为如此,在现实运作之中,从1999年新的一届理事会产生之后,上海证交所迄今10年多时间里没有再召开过一次会员大会,尽管在2001年10月由中国证监会下派并任命了新的理事长,但在此前后并没有召开会员大会,该届理事会也自动延任至今。

    上海证券交易所历次会员大会  时间 会议次数 内容

1990年11月26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大会举行 会议审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章程,任命李祥瑞为第一任理事长,尉文渊为第一任总经理。
1992年1月6日 上海证交所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
1993年1月29~31日 上海证交所第三次会员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 通过大会决议并改选副理事长和部分理事。
1994年1月12-13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召开第四次会员大会。
1996年4月20-21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召开第五次会员大会 大会增选杨祥海和申银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为本届理事会理事。会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召开二届七次理事会,会议增选杨祥海总经理为常务理事。
1999年4月26-28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第六次会员大会 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屠光绍总经理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及有关的财务报告和修改后的上证所章程,还酝酿产生了新一届上海证交所理事会候选人。
资料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在实际的管理运作中,证券交易所的理事、理事会和总经理的任期、总经理身份的限制、副总经理的人数等,都与《证券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证券交易所章程》的规定有不尽一致之处。除了组织人事权和最高权力机构在现实运作中与法律法规的规定有矛盾以外,特别是对于证交所这个市场一线监管机构和自律组织的市场角色与作用的发挥,在现实中也出现了和国家法律规定的明显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证交所上市审核权的得失和行使。

    在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成立之前,两家证交所除了市场组织和一线自律监管之外、还代行了中国证监会的部分监管责权。而证交所的上市审核权不仅与股票发行审核权分离、而且是全权赋予证交所“实质性”地行使的。 有关证交所对上市审核权的丧失,首先就源自于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以后、1994年颁布的《公司法》。它改变了证券市场创建初期证交所就已经行使的上市审核权,将它收归“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证券管理部门”,公司上市需要“报经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并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证券管理部门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股票上市交易申请,予以批准;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批准。”1999年的《证券法》中,也要求公司上市“必须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但它比《公司法》改进了一步,准许“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授权证券交易所依照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核准股票上市申请。”这样就剥夺了证交所作为市场自律和一线监管机构的自主权力,并把这种权力改变为政府“授权”的行政许可。

    从中国证监会成立以后在1993年颁布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中,由于证监会对于证券市场的实际领导权还未能够充分施行,所以在证交所的职能中充分认可了证交所的上市审批权力,赋予证交所“审核批准证券的上市申请” 的职能,并规定证交所“理事会下设上市委员会,其职责是:(一)审批证券的上市;(二)拟订上市规则和提出修改上市规则的建议。”并明确“ 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审核部门为上市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但从1996年开始以及在以后的各个版本中都将以上规定改为“接受上市申请、安排证券上市”。并单独增设一条“证券交易所上市新的证券交易品种,应当报证监会批准。”这应该是根据1994年版的《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做出的改变,将证交所的上市审批权褫夺了。
与此同步,1998年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应规定公司上市的首要条件就是“股票经国务院证券委或中国证监会批准已向社会公开发行。”而证交所“在接受公司上市申请后,将审查意见及拟定的上市时间连同相关文件一并报中国证监会批准?”无论是自主地、还是被迫地,这就完全顺从了政府的行政权力,阉割了证交所在市场中的自主独立的管理权力。

    而在2006年的《证券法》中我们看到了和以前截然不同的规定,对于公司的上市申请修改为“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由证券交易所依法审核同意”。同时对于上市的条件,2006年的《证券法》还第一次规定了“证券交易所可以规定高于前款规定的上市条件,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这就从证券基本法律的制度安排上改变了褫夺证交所上市审核权的历史。

    尽管我们可以在2006年版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看到2006年《证券法》所作出的改进。证交所不再有仅仅做上市审核“二传手”的规定,而是明确规定“本所在收到发行人提交的第5.1.2 条所列全部上市申请文件后七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同意上市的决定并通知发行人。出现特殊情况时,本所可以暂缓作出是否同意上市的决定。”并第一次出现了在证交所设立上市审核委员会的规定,宣告证交所将根据上市审核委员会“作出独立的专业判断并形成审核意见”,来“作出是否同意上市的决定。”甚而至于,在该规则中还第一次宣布“第5.1.1 条所列第(一)至第(四)项条件为在本所上市的必备条件,本所并不保证发行人符合上述条件时,其上市申请一定能够获得本所同意。”这就为证交所恢复独立行使上市审核权力作出了理论上的书面规定。

    到了2009年10月26日,在《证券法》修订并重新发布执行将近4年后,中国证监会才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按照证监会为此所作的说明,这是“按照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安排”,对2004年发布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试行)》所作的修订,并拟将原试行的规范性文件上升为规章形式发布执行。

    由于全体财经媒体对此消息所作的解读大都是“证监会提高行政许可效率、股票上市改由交易所直接核准”。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认为这是媒体的不实报道、是媒体“误读”了证监会出台的规定草案,并进而澄清道:“股票上市申请由交易所审核,是由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设定的,而并非《修订草案》中新的改革措施。修订后的《证券法》于2006年1月1日实施后,即已按照其有关规定处理股票上市申请。考虑到随着法律的修改,现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试行)》关于授权‘证券、期货交易所’实施行政许可的规定已失效,故此次修订删除有关内容,使之与修订后的《证券法》等相衔接协调。”

    原规定失效将近四年才想到“衔接协调”,尽管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但误解的产生其实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责任也许更大一些。如上所述,1999年颁布的《证券法》第43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交易,必须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授权证券交易所依照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核准股票上市申请。”

    根据这个国家法律的规定,在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颁布执行的同时,才有了中国证监会所发布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试行)》。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证监会依法可以授权派出机构、证券、期货交易所实施行政许可。授权实施的行政许可,以被授权单位的名义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被授权的派出机构及证券、期货交易所实施行政许可,由派出机构及证券、期货交易所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参照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程序并予以公布。派出机构及证券、期货交易所制定的实施程序规定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备案。”这是当年政府监管部门及时用部门规章这样的下位法来和《行政许可法》及《证券法》这样的上位法求得“衔接协调”的规范程序。

    但是问题在于,新的《证券法》既然已经在2006年1月1日实施之日起就已经将原证券法有关上市审核的权力归还给了证交所,那中国证监会 “按照”的是什么理念所制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安排”,而在整整三年零10个月中没能及时修改有关的下位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试行)》?

    更值得遗憾的是,在新《证券法》实施将近四年之后,至今未见中国证监会对2001年颁布并沿用至今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这样的部门规章作出相应的、符合上位法的修改。在组织人事权和行政管辖权迄今没有发生变化的同时,尽管证交所在新的《证券法》颁布实施后就马上在2006年中修改了证交所的《股票上市规则》,但是1999年修改发布并沿用至今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章程中,对于“本所职能”的规定,却仍旧是:“接受上市申请,安排证券上市”。而不是更符合新版《证券法》的“接受上市申请,依法审核并批准证券上市”。对此,始终未见中国证监会作为证交所的监管者提出监管意见。只能说这更多地体现了证交所被动接受证监会用发行审核替代上市审核的历史轨迹和路径依赖,以及只能被动接受证监会有关部门的通知“安排证券上市”的无奈。

    这种无奈,是证交所丧失了作为一个市场组织者和自律组织功能的表现,也是证交所沦为中国证监会这样一个政府行政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的后果,它不仅是政府监管机构在证券市场这个需要高度法治的地方带头有法不依的结果,更是中国证券市场基本制度安排和执行失常的最生动的注脚……

    写于2009年8月18日-12月5日

    附录: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历任理事长、总经理

上海证交所 深圳证交所
姓名 原任职务 日期 现在状况 姓名 原任职务 日期 现在状况
理事长 李祥瑞 交通银行董事长 1990.12-1997.2 注 1997.2去世 罗显荣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 1993.3.6-1995.5.退休
毛应樑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1999.5-2001.10 退休 曾柯林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 1995.5.11-2001.10 退休
耿亮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2001.10-至今 陈东征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2001.10-至今
总经理 尉文渊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处副处长(正处级) 1990.12-1995.9.15 退出政界自己创业 王健(副总经理、法人)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1990.8.22-1991.7.10 病休
禹国刚(副总经理、法人)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1992.7.2-1993.7.28 移居香港
夏斌 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兼信息部主任 1993.7.28-1995.10.2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杨祥海 上海市政府证券管理办公室主任 1995.9.15-1997.7.14 上海申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庄心一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1995.10.20-1997.9.4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屠光绍 中国证监会秘书长兼机构部主任 1997.7.14-2000.9 离开证交所以后回中国证监会任副主席、现任上海市副市长 桂敏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法律部主任 1997.9.4-2000.9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朱从玖 中国证监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证监会深圳专员办事处专员;上海证交所副总经理 2000.9-2008.3 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 张育军 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处长、中国证监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证监会副秘书长兼国际合作部主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监督管理办公室党委书记、主任 2000.9-2008.3 上海证交所总经理
张育军 深圳证交所总经理 2008.3-至今 宋丽萍 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发行监管部主任;机构监管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常务副总经理 2008.3-至今

    注:1997年初上海证交所理事长李祥瑞因病去世后,理事长的职务一直空缺,职能由执行理事龚浩成代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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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2009年12月20日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 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见http://www.blogchina.com /20090210664016.html)。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 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中国税负负担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 周天勇

2009年12月14日

    《中国经济时报》编者按:中国财政和收费供养的公职人员人数增长和规模是惊人的。1978年以来,全国总人口增长137.26%,但是,事业机构公职人员从149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874.2万人,增长了192%;党政等机构公职人员从46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291.2万人,增长了276.5%,其中还不包括协编和临时编制人员。

    凡是收费罚款多和重的地区,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少,城镇人口从业率也低。也就是说,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费罚款,包括行政审批、许可、监督、执法、收费和罚款过程中的吃拿卡要,严重影响创业和企业的经营,进而影响就业容量的扩大。税收来源集中于创业和企业,对创业、企业的收费罚款太多太乱,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一系列的问题,这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

  据统计,1978年以来,全国税收总的供养人员规模达6700万人,占总人口的5.07%,全国每19.72人就缴税缴费供养1人。2007年,税费供养的党政事业在编和临编人员的工资、退休、医疗、公招、公车、公出、办公等费用,支出为29425亿元,加上党政事业投资支出,共计支出为37530亿元。养人太多就要高税费,2007和2008年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预算收入分别为51321.78亿元和61316.9亿元,分别占当年GDP的19.95%和20.39%。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通过大量研究,得出结论:凡是收费罚款多和重的地区,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少,城镇人口从业率也低。也就是说,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费罚款,包括行政审批、许可、监督、执法、收费和罚款过程中的吃拿卡要,严重影响创业和企业的经营,进而影响就业容量的扩大。

  税收来源集中于创业和企业,对创业、企业的收费罚款太多太乱,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一系列的问题,这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中国靠税费供养的公职人员实在太多


  中国财政和收费供养的公职人员人数增长和规模是惊人的。 我们将公职人员定义为由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和城镇居民缴税和缴费来供养的党的专职工作者、行政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协助党政事业工作的临时和非编制人员。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进行了多次以精简机构和人员为目的的行政体制改革。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官本位意识,由于建国以来农民“耕土吃饭”与党政国企职工“吃公饷”的区别,由于“吃公粮”较为稳定和一些权力部门还可以从部门利益中多受益和寻租受益,由于创业和经商从历史上就受到歧视,由于中国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恶劣而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大,不受预算和费用约束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就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数增长最快的领域。

  1978年以来,全国总人口增长137.26%,但是,事业机构公职人员从149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874.2万人,增长了192%;党政等机构公职人员从46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291.2万人,增长了276.5%,其中还不包括协编和临时编制人员。

  虽然在统计上,2007年事业和党政等机关的公职人员数量为4093.4万人,然而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中究竟供养了多少缴税和缴费供养的人员,始终是一个谜。保守估计,地方财政、各种部门和各事业单位,从各种渠道筹资发放工资的临时编制、协助编制人员如果占目前事业和党政公职人员的25%,那么在党政事业机构中的公职人员,2007年就会达到5206.75万人,占总人口的3.94%,占总就业的6.76%,由于党政事业人员绝大部分在城市和城镇,在乡村就业的可以忽略不计,占城镇总就业的17.74%。也就是说,在城镇就业的每100人中,有17.74个人在党政事业单位里吃供养饭。

  全国总人口缴税缴费供养人员比,从1978年的49人供养1人,增加到2007年的约25人供养1人。党政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员估计1500万左右,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福利,也需要缴税缴费供养,总的供养人员规模达6700万人,占总人口的5.07%。2007年,实际上全国每19.72人就缴税缴费供养1人。这还没有计算需要乡村居民供养的村级干部和乡镇中的非编制人员,如果计算入内,供养比会更高。

  21世纪初中国展开了官民比的争论。原人事部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认为,中国的官民比不是2005年两会时代表们议论的1∶26,而是他经过认真研究的1∶198。据此,他认为,与国外相比,中国官还不多,政府规模还不够大,政府供养的事业规模也还小。王通讯认为,美国2003年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官民比”为1∶94。同美国相比,我国的比例显然是比较低的。这是一种口径不对的错误比较。

  笔者2004年秋去美国用了21天考察其财政体制,了解到美国公务员不仅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中的所有公职人员,还包括公共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工作范围很广,涵盖科研、农业、外交、情报等与国家和民众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因此为其工作的法官、警察、医生、工程师、清洁员、保管员,甚至是国家森林公园的看门人都属于公务员的范畴,工种达数百种之多。如果按照美国公务员范围界定,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更加庞大。

    中国官民比太高,有七个方面的事实。

    一是国家、党政和社会团体机关中有大量的准公务员。2003年我国公务员人数虽然是653万人,但是在党政社团机关中工作的总人数为1050万左右,其正式公务员之外的近400万人虽然名义上是事业或者工人编制,实际上还是由财政供养,并且机关中的园林、清扫、炊事等体力劳动绝大部分由临时雇佣的农民工或者应聘人员从事,他们大多从事的是公务员职能的管理性工作。

  二是有的事业单位是为了应付机构改革从政府机构中剥离出来,实际上还行使着行政管理职能的人员。如许多行业协会,过去是政府某机构的一部分,改为事业单位后,财政还要供养,并且还赋予他们收费的权力。

    三是事业单位中实际上有大量的官员。我国党政职能内化在事业单位之中。国外学校、医院和科研单位中非业务人员非常少,其大学院系办公室就一个行政人员工作;而我国这些单位与业务无关的机构和管理人员很多,如大学的系里除了其他的无关机构外,仅就办公室,有主任、办事员等五六个。

  四是我国还有财政不给够经费甚至不列入预算,而由自己收费补充和全额收费供养的大量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如地方的派出所、城管等。其中有的整建制没有列入公务员系列,有的部分协管员没有列入公务员系列,但这些机构既有执法权,又有收费权。

  五是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

    六是市县乡村中由收费和罚款等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约为2000万,其中730万村干部,1270万县乡各类非编制聘用人员。

  七是许多机关和事业干部退休之后,没有进入社保体系,没有社会化供养,没有平民化,而还是财政出钱,享受着机关离退休干部的待遇,仍然是国民经济供养的不工作了的公务员。

  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的供养人员中,一部分是由财政预算拨款,一部分是由收费罚款供养的;大量的行政事业人员,不是从事公共服务的,而精力主要放在行政审批、许可及注册登记、监督执法等方面;编制混乱,基层县市有大量的协编和临编人员,主要依靠预算外收费罚款存在;与中国人均GDP水平还较低相比,供养规模太大,供养水平太高。因此,简单将发达国家的供养比与中国的供养比相比,容易误导决策。

税费不能承受政府支出之重

  党政公务机构,一些行政性事业单位,包括一些社会和服务性的事业单位,其人员工资、福利、日常公务和事务、办公条件,包括车辆、大楼、招待和出国等支出,人员的增加、工资和福利的增长、办公条件的改善等,都需要企业和城乡居民缴税和缴费来支付其成本。其增长越快,企业和城乡居民缴税和缴费的负担就越重;供养的人越多,就需要财政越多拨款,或者预算外多支出。

  第一,公职人员工资福利大幅增加。 党政事业开支的最基本部分为其职工的工资,包括临时编制人员的工资和从党政、事业岗位离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7年,事业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790元增长到25461元,增长31倍多,扣除物价增长,实际年增长近8%;机关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807元增长到28340元,增长34倍,实际年增长超过8%。 再加上人员增加,包括临时编制人员及离退休人员,其供养工资从155.95亿元增加到17481.29亿元,增长了111倍!供养人员的工资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3.71%上升到2007年的6.79%。

  第二,行政事业社保、医疗费用支出巨大。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医疗费用也是需要由缴税和缴费来支出的,占行政事业费用的一定比重。原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2006年披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只覆盖20%的人口,而政府费用的80%用于党政事业公职人员、离退休人员和临时编制人员的医疗开支;另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官员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官员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从目前看,行政事业单位养老保障体制还没有改革,实行财政实支的体制。只有一些临时编制,按照劳动合同法,单位要为其交纳养老保障等费用。按照工资总额的20%计算,临编人员养老保障成本需要支出400亿元。

  第三,公车、公招和公出等行政事业支出惊人。 中国行政事业单位开支较大的三项支出是公车、公招和公出消费和活动。以2007年为例,保守估计,当年行政事业单位公车、公招和公出三项费用为7690亿元。 2007年,全国公车保有量估计为550万辆左右,总共在公车上花费的司机工资、油费、保险费、保养费等费用总计在2692亿元;从公款招待消费看,我的测算是,2007年全国党政事业单位公招消费共计约为2305.65亿元;最保守估计,党政事业人员每年花费在出国、出境和国内开会考察等方面的费用约为2692亿元。

  第四,日常办公等费用数量庞大。 党政事业单位其他较大的开支是水电暖费、办公费、通讯费、报刊费,等等,其全国数据,无法获得。按照较低标准,办公、水电和邮电通讯三项,每人按照3000元计算,4165.4万公职人员,需要1250亿元;还有黄河以北取暖成本,按照全国行政事业人员30%在黄河以北估计,并按照每人1500元标准,需要187.4亿元。四项总计为29307亿元。

  第五,车辆购置、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建设等开支巨大。 行政事业的另一大支出为建筑、车辆和其他设备开支。当然,其中教育、卫生、文体等方面的支出是必须的,但是,从开支的情况看,党政机关项目的开支比例仍然大于教育和卫生等项目。2007年,党政事业单位投资为8104.8亿元,其中党政机关投资为3166.1亿元,占全部行政事业投资的39.06%。这说明,即使不包括办公大楼、培训中心等建设方面的投资,为党政事业办公等设施的建设费用,占到党政事业投资总费用的40%。2007年,一般党政事业支出为29425亿元,再加上党政事业投资支出,共计支出为37412亿元。

  以上是支出方面由税费供养的党政事业在编和临编人员的工资、退休、医疗、公招、公车、公出、办公、投资等费用。如果全部是在预算内经费中支出的话,其所占的2007年全部财政支出49781.35亿元的75.39%。党政事业开支养人、“三公”和建设的结构特征较为明显。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一是政府的实际收入不仅仅是预算内的,其中一部分支出,来自于预算外收入,来自部门和单位的小金库,来自于在企业中的报销;二是“十一五”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加大对民生的投入,财政支出方面的比例向民生倾斜。如今年1—5月,虽然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4%,但中央财政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支出,继续保持较大幅度增长。其中,教育支出同比增长16.4%,医疗卫生支出同比增长40.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32.2%。这说明中国财政正在积极地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调整。

政府收入结构扭曲加重企业成本

  在上一篇《税费不能承受政府支出之重》一文中,我将党政事业花费到底用了多少钱,进行了一个大概的匡算。有支出就需要有收入,中国政府的实际收入是多少呢?是预算报告的收入数吗?显然不是。而政府的预算外收入,从宏观上讲,必然是国民经济(GDP)的负担;从微观上看,必定会成为创业、企业和就业者的支出,必然会影响其成本、经营和收益。

  2007年和2008年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预算收入分别为51321.78亿元和61316.9亿元,分别占当年GDP的19.95%和20.39%。但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实际的收入要远远大于交给各级人大审议的预算内收入的规模。主要是没有包括不在公布预算中的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和矿产开采权拍卖和出让、社保费、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彩票发行等方面的收入。90年代后期,不让政府部门办企业后,收费罚款盛行。

  中国政府的预算内收入和中国政府的实际全部收入是两个概念。就是对烟草利润、发行彩票、探矿和采矿权出让、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等收入不计,2007中国政府的实际全部收入为85223亿元,比预算内收入多33991亿元,占当年GDP的32.87%。财政和税务部门在计算中国宏观经济税负率时,仅仅以税收,或者税收加社保计算,都是不完整的,都低估了国民经济的税费负担。

  有的学者在讨论中认为,土地出让金是投资者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应当算为当年国民经济的负担。我觉得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土地出让金,将几十年土地使用者的租金一次性收了起来,实际上加剧了投资者的创业负担;出让金要进入地价,进入房价,实实在在地成为产品的成本,成为转移居民收入到政府手中的一种方式,它是当期国民经济实实在在的负担。因此,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更应当计入国民经济的宏观税费负担之中。国际上公认的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的GDP税负率一般在18%—25%为宜,我们的政府收入比此上限高出了7个到8个百分点。

  从GDP分配的手段来看,国家以强制的权力进行分配,企业家以资本和管理经营来分配,而一般居民则以劳动为手段进行分配。如果在权力、资本和劳动之间,没有形成以人大—政府、企业—工会、规律法规等方式的有效制衡,则权力分配的力量将无限扩张,结果使国民经济分配结构中,普通居民分配的越来越少,而国家分配的会越来越多。

  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时的56.18%下降为2007年的43.42%,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占GDP比率却从1995年最低时的17.39%上升到了2007年的32.87%,12年中上升了15.48个百分点。从政府收入结构看,主要是收费规模越来越大,从1978年的381.82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16573.4亿元,占全部政府收入的19.27%;土地收入的规模越来越大,从1978年的零收入,到2007年的12216.72亿元,占全部政府收入的14.34%。土地和收费两项,占到政府全部实际收入的33.61%。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税外收费和罚款越来越多,加大了创业、企业和就业的负担,比如创业要交纳政府的各种准入的费用,如工本费、登记费、其他环节审批费等;企业的经营费用增加,如要交纳质检局的各种检查费,交通行政机关的种种费用,交纳卫生防疫、环境保护等等各种收费;就业者的成本增加,由于许多行业要各种上岗证,要进入各种学习班交费学习,并参加考试,要交学习和考试费用,等等。二是目前的土地出让金制度,是一次将50—70年的土地租金收入一次性收来,再加上垄断买地,使地价奇高无比,加大了投资企业土地的当期成本,也加大了居民购买住房的支出。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政府运用自己的权力,在将其收入非税收入化,这种趋势与现代政府收入体制是相背而行的。

税收结构抑制创业、投资和经营

  企业承担的税费负担是不是很沉重,一直是财政税务机关和学术界及企业争论的话题。大多数财政税务部门,包括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沉重,许多企业偷税逃费严重,需要加强税费的征管。而企业界以及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太重,影响了企业和投资的积极性,影响了企业的经营,进而也影响了就业岗位的扩大。我认为,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水平,在世界都属较高水平。
  首先,我们从税收的来源结构方面进行讨论,税收负担主要集中在企业投资经营方面,是一种抑制和不鼓励创业、投资和经营的税制结构。

  从税收的对象看,可以对企业征税,可以对劳动者征税;可以对经营征税,可以对财产征税;可以对实物征税,也可以对消费资源和环境的行为征税。从中国税收结构的设计看,主要征税对象是企业,以及企业的投资经营活动。2007年,对企业所征的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所得税四项为40229.04亿,占到当年全国税收总收入49451.8亿元的81.35%。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房产和遗产等财产税、土地矿产淡水等资源税、排污行为税、个人所得和劳动保障税等税种的比例过低。如遗产税没有开征,房产税仅为575.4亿,占全部总税收的1.16%;而排污收入,比如对自来水征收的排污费,排放烟尘费等,可能没有列入财政收入之中,有的可能没有开征,但是,即使征了,比例也很低;2007年资源税仅收了261亿,为总税收的0.053%;个人所得税为3184.94亿,也只占总税收的6.44%。

  这样一种税收结构,其作用的结果及其特征是:负担主要集中在创业、投资和经营方面,是一种抑制和不鼓励投资开办企业的税制;资源税几乎是象征性的,是一种鼓励浪费性开采和使用能源、矿产和淡水等资源的税制;对污染几乎不征税,或者征税很轻,是一种鼓励排放污染环境的税制;几乎不征房产税和遗产税,是一种鼓励居民有钱不要创业、投资办厂和经营,而去购买住宅,倒卖房子,或者出租房产进行食利的税制,简言之,办企业不如倒房子。目前的这种税制结构,与现代的鼓励创业、增加就业、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利用资源、抑制食利阶级产生和谋求共同富裕等现代理念是格格不入的。
  其次,在各地区税务部门的征税行为中,实际上存在着没有严格按照税法征税的情况,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各地政府和税务部门不论当年经济发展情况如何,不论企业经营状况好坏,不论企业是不是增多,实际上实行年财政收入和税收总额硬性高速度增长的计划指标和任务制度。比如,上年税收和财政收入增长30%,本年做计划时,不低于25%,实际收税是按照年初制定的计划去收,而不是按照实际中有多少税源去收。二是许多地方不按照税法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税,而是进行比实际税率要高,甚至高得多的包税进行收税。

  例如,一个中小企业,不按照增值税率、营业税率、所得税率等规定征税,而是按照总营业额的13%,或者更高比率进行征税,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

  三是更大的问题,各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对征务人员进行超额完成税收任务实行奖励的制度,以刺激税务人员收过头税,迫使企业今年将明年的税收交上来,用贷款交税,不顾企业经营状况征税,从而满足税务人员得到奖励的私利。从我在各地调查的情况看,税务部门和人员这种不规则的征税行为,使大量的中小企业陷入经营困难甚至倒闭关门的境地。国家审计署审计到的,当然是规模较大的企业,2008年有13个省的62个县级国税局为完成税收任务,违规向169户企业提前征税和多征税款共23.4亿元。

  2006年笔者在某地实际调查中记录过这样一个案例:一国企职工1999年下岗失业后,当时地方政府鼓励“自谋出路”,为了养家,他响应政府号召,筹资创业办了个包装厂,年产值200万—300万元,辛辛苦苦7年多了,至今投资都没收回来。究其原因,一方面,市场竞争激烈,利润微薄,另一方面,税费很重,增值税外还有个保底税。举例说:某月销售是20万,进项是18万,差额是2万,按增值税交20000/1.17?.17=2905.98元,但税务部门规定不得少于销售额的3%,也就是20万?.03=6000元.这就是保底税。也就是说20万的销售必须有40000元的毛利。在企业的经营中怎能保证有不低于20%的毛利?我在调查时,原料涨价,产值虚高,利润下降,但是税务部门的保底税也随着增加,显得非常不合理。这还是在没有实行劳动合同新法之前的调查,并且没有包括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机构收取的其他费项。其实,这个中小企业,在税务机构和人员这样的征税方式中,已经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

  《福布斯》计算税负痛苦指数的方法,是根据各地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富人税率、销售税与增值税,以及户主和员工的社会保障贡献等6种税项的最高税率合计计算。《福布斯》公布的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排名中,中国得分159。其中增值税为17%,企业所得税25%(两税统一以后),个人所得税收45%,个人收入中的23%作为社保缴款,企业则配套上缴员工个人收入的49%作为社保基金缴款。与2008年相比,由于社保基金方面税负的增加,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上升了7点,排名从上年的第五名上升至第二名,仅次于法国。《福布斯》对中国税负的测算中,没有包括收费和罚款等项目,如果加入这方面的政府收入,实际中国内地税负的痛苦指数可能会高居世界首位,是世界上创业、投资、经营税费负担最痛苦的区域。

不能再无视中国企业高税费负担

  宏观经济学供给学派理论认为,减税和轻税可以刺激投资、增加就业。阐述税收负担与企业投资积极性关系的是“拉弗曲线”,其理论是由“供给学派”代表人物、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商学研究生院教授阿瑟.拉弗提出的。该理论主张以大幅度减税来刺激供给从而刺激经济活动。

  供给学派理论认为,税收政策是影响生产要素供给和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经济行为体所关心的并不是获得的报酬或者利润总额,而是减掉各项纳税后的报酬或者利润净额。在累进税制条件下,边际税率(对收入增加部分征课的税率)又是关键因素。因为经济主体是否多做工作或者增加储蓄和投资,要看按边际税率纳税后所增加的净报酬是否合算,而税率变动影响经济行为体是通过相对价格变化实现的。

  在消费需求不足、失业率较高时期,为了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英美等许多国家都采取过减税的政策。在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之前,其经济处于持续的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和低经济增长率的长期滞胀困境之中。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她为了摆脱困境,毅然放弃了凯恩斯主义政策,转而推行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从控制总需求、增加总供给两方面着手,采取了以下几项具体政策。
  一是削减所得税,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以增加供给。二是紧缩政府支出,控制财政赤字,争取财政状况逐步好转。为此,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从转让公共财产中得到一笔收入,同时减少国家财政对亏损企业进行补偿的负担,以缩减财政支出。结果出现了经济稳定增长、失业人数逐步减少、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的利好局面。

  从美国的历史看,1980年1月到1982年的11月,美国处于战后的第七次经济危机之中,通货膨胀率将近10%,1982年的失业率高达10.8%。里根上任之后,提出了一揽子经济复兴方案:削减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同时对企业厂房和设备实行加速成本回收制度、缩短折旧年限(具有减税功能、延迟税收收取功能和加速技术和设备更新功能);减少政府限制企业活动的规章条例,减轻企业负担并降低成本;消减联邦开支、减少预算赤字,拟在1984年实现预算平衡。

  从1982年12月起,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经济复苏势头比战后历次经济复苏都强劲有力,截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2000年以来实施减税政策的有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阿尔巴尼亚、波兰、爱尔兰、哈萨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意大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这次减税风潮具有一些共同特点:降低所得税税率(或税负),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2008年底开始的新一轮金融危机中,美国、英国、巴西、韩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减税政策,以求刺激投资和企业经营,从而保持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

  就中国的情况来讲,税收负担的地区分布比较复杂。一是东部地区出口得到80%以上的出口退税,也就是说,其税费占其GDP的比重似乎很高,但是退税实际上降低了其GDP的税费负担;二是北京地区的GDP税负很高,原因是许多大型国企和银行将其属下公司的独立法人取消,这样相当多的各地分公司创造的税收被集中交到北京;三是地方政府收入中,越是中西部地区,其收费罚款占其税费总收入的比重越高,由于税率对每个地区的企业都是统一的,而费负在地区间的分布不同,对各地创业、企业和就业的影响较大。

  笔者通过对2007年全国各省(区、市)非税收入占全部税收和非税收入比例进行了分析,结论是,一个地区,收费和罚款越多,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就越困难。2007年,北京、上海和天津的非税收入分别占财政收入比例为4.07%、5.54%和9.60%,其每千人拥有个体和私营企业数量分别为22.39户、32.72户和9.25户;而湖南、西藏和甘肃的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分别高达30.4%、30.42%和33.55%,其每千人口拥有个体和私营企业数量分别只有1.9户、1.44户和1.93户。

  数据表明,非税收入越高,个体私营企业就越少,城镇就业就越困难。2007年北京、上海、浙江和江苏等地的非税收入比率分别为4.07%、5.54%、17.12%和18.51%,其城镇人口从业率分别为57.8%、39.9%、44.3%和37.7%;而河南、广西、江西和湖南等地的非税收入比率分别为26.23%、27.81%、30.03%和30.40%,其城镇人口从业率分别为29.8%、27.9%、29.8%和28.1%,属于城镇人口就业较为困难的地区。在全国税率统一的情况下,实际上影响个体和私营企业创业和经营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税外的收费和罚款。

    因此,政府对投资、创业和企业的税费率越高,投资、创业和经营越受到抑制,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就越少,失业率就越高;反之,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就越多,失业率就越低。这是一个规律,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违背规律而行之。

   小资料:

原来我一生交了这么多税!

2009年12月10日

  以月薪3000元工薪族为例,其一生承担税额为: 个人所得税,起码6万:月薪3000元,年底双薪并一次性发放年底奖金8000元,扣除社保和公积金后,实际收入在2500元左右。则每月工资缴纳个人所得税25元;年底双薪缴纳个人所得税250元;年底奖金缴纳个人所得税775元。如果他60岁退休,一生工作35年且薪金不变,则他一生总共要缴纳的工资和年终奖金个人所得税为45500元。此外,若这位工薪族一生中有25年存款达到10万元,那么,他所获得的存款利息为8.1万元,同时,上缴个人所得税近两万元。

  购车购房又加6万:若这位工薪族一生中只购买了一套房、一辆车,那么他承担的相关税费将超过6万元。此外,各种“隐形税”:买1包10元钱的烟,就有4元钱是消费税。若一生烟龄20年,且每天吸一包烟,一生所缴纳的消费税在3万元左右。此外,喝一斤30元钱的酒,也有六七元是税;购买珠宝首饰,价格的5%~10%是税;购买高档手表,价格的20%也是税……

  结论:工薪族一生中所承担的各种税费将超过15万元。

中国民众税务负担全球第二  网友笑谈已痛得麻木

  据最新发布的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显示,中国老百姓的税务负担排在了全球第二的位置(法国排名第一,卡塔尔、阿联酋和中国香港分列全球税负痛苦最轻地区的一、二、三位)。一个普通的中国工薪族,一辈子大概要缴多少税?税务人员分析说,按照目前的税费标准,一个普通的工薪族,如果购房、买车的话,一生要承担的各种税额将超过15万元。更有专家说,加上“隐形税”,远远不止15万。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2-22 10:57:4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参考 西村烟树

文化输出是中国农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出路

国家商务部研究院  梅新育

2009年12月22日

    “中国:没有名牌的茶叶大国”——这是英国《金融时报》10月10日一篇文章的标题。据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茶叶品牌都难以与国外竞争者抗衡;即使在中国,联合利华(Unilever)立顿(Lipton)品牌的市场份额也高达仅次于它的本土竞争对手的三倍之多,以至于“中国7万家茶场抵不上一个‘立顿’茶”的说法在媒体中不胫而走。更有甚者,此文还声称中国茶叶行业工业化程度远低于肯尼亚和印度等经济明显较为落后的国家,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售价也低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茶叶,国际市场上中国茶叶平均售价仅为每千克2美元,而印度茶叶为2.7美元,备受赞誉的斯里兰卡茶叶为3.4美元。言外之意,似乎就是说中国茶叶产业应当走印度、斯里兰卡和肯尼亚的发展道路。然而,尽管中国茶叶出口商需要在质量控制方面汲取世界各国一切有用经验,但就总体而言,对于中国来说,这条道路走得通吗?答案是“否”!

  为什么?首先是因为这个观点赖以立论的某些依据就站不住脚。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在国际市场上的平均售价来比较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茶叶总体价格和品质,这种方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方法错误地假定一国内销主导型产业与其它国家出口导向型产业一样,出口平均价格等于整体平均售价。因为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茶产业从一百多年前问世之初就是出口导向的,至今其茶产量仍然绝大多数出口,本国消费者对茶叶的消费模式与出口茶叶类别大体相同,因此在国际市场上的平均售价与其整体平均售价基本相当。然而,中国是茶叶和茶文化的故乡,中国茶产业总体上是内需导向的,产量很大一部分供应国内消费,而且,我国外销茶叶与内销茶叶品种类别差距甚远,出口茶叶多数按照目前占据海外市场主流的欧式口味制作,内销茶叶则以按中国传统口味制作为主。由于最能欣赏茶文化的消费者绝大多数集中在国内,因此,越是高档茶叶,销售就越是集中在国内。相应地,中国出口茶是本国所产茶叶中相对中低档的部分,中国出口茶叶平均售价与整个中国茶产业平均售价相差甚远。

  不仅如此,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必须明白印度、肯尼亚、斯里兰卡茶产业发展之路的实质,了解这种茶产业运行模式赖以立足的基础。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茶产业从问世之初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运行的出口导向产业,是来自殖民地宗主国的英国资本家为了满足西方消费者需求而发展起来,其特征之一就是大面积的产业化运行的茶园。在自己的殖民地印度、肯尼亚,英国统治者自是可以依靠掠夺当地农牧民土地建立起大面积茶园,至于失地农民的痛苦,对他们来说无关痛痒;由于这些茶园多数建立在侵占的原土邦酋长领地上,地广人稀,他们需要应对的阻力也就更小。当这些国家独立之后,这些茶园已经建立运行三代人以上,新生的独立国家也就只有接受这笔遗产一途了,无须顾及三代人之前失地农牧民的痛苦了。

  但在中国,仅仅人地关系这一点就足以决定大面积单一茶园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在多数地方行不通。就总体而言,我国人均土地面积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2%,在全世界排名要落到第120位以后。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不足美国的1%,而单位耕地面积上分摊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0多倍,是美国的100多倍。[①]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国土上对自己的同胞采用当年英国殖民者对印度、肯尼亚、斯里兰卡人民的做法吗?

  在人地关系紧张、西方文化又主导国际市场的情况下,中国农产品要增强国际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采用类似我们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由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等于出口劳动,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等于进口土地;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加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来实现国际分工的利益。但这种类似于加工贸易的模式与加工贸易一样收益微薄,对于我们不能掌握定价权、不能引导其消费潮流的商品而言,我们暂时满足于这种模式的微薄收益倒也不妨;但对于我们可以掌握定价权、可以引导其消费潮流的商品来说,这种模式的微薄收益就不可容忍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引导其消费潮流来取得最大份额的收益,而茶正是走向这种良性循环模式最有潜力的中国出口品之一。因为中国拥有众多名茶,其品质绝非快餐式茶叶的立顿之辈可以相比,如果要龙井、冻顶乌龙、普洱之辈向立顿看齐,无异于让范思哲降到与真维斯一个水平。甚至某些按照西方口味制作、产业化模式运作已经颇为成功的茶产品,其价格极为高昂,喝到我的口里,我也觉得味道还赶不上价格比那低很多的老配方“文革砖”之类。我们何必要选择如此可笑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向全世界推广中国的茶文化,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消费者改从中国饮茶习俗,欣赏和追求中国茶叶风味的精妙之处,我们就不仅能够为有限的农地赢得最大的收益,而且还可以把越来越多的海外农地发展成为我们的原料供应地。

  无须讳言,殖民时期的印度茶业问世不久就将正在清末的中国出口茶打得一败涂地;在立顿茶进入中国市场初期,在杭州也出现过“立顿入口,龙井洗手”的现象。但清末的中国积贫积弱、屡战屡败,任何一个欧洲小国都可以欺负中国而无须承担多少真实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必定被视为弱者、落后者的野蛮习俗而不会受到多少外国人的追捧,但现在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的先辈浴血奋战、艰苦创业为我们树立了这样一个国势蒸蒸日上的形象,我们为什么不把这笔无形资产充分利用起来为自己取得更大利益而还是要一味惟西方风尚是从呢?

 

 


 



发件人:"cishanjia50000"<cishanjia50000@gmail.com> 2009-12-20 00:33:59 +0800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国家之痛:腐败与公款浪费

国家之痛:腐败与公款浪费

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 胡星斗

2009年12月

    近日,两则腐败和公款浪费的新闻引起了舆论的大哗。一是辽宁抚顺科级女国土局长罗亚平,利用职权疯狂敛财高达六千多万元,2009年1月2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至今已开庭4次,尚未判决。另一是一篇帖子《一个贫困县女检察长和她的名车》引起了网友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帖子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这个偏远县城,女检察长刘丽洁在到任后的短短两年内,就为自己的新单位——阿荣旗人民检察院购置了五台新车,一辆比一辆高级,一台比一台昂贵”,“而刘丽洁在坐了一年多的别克车之后,由于在路上出了一些小事故什么的,她便将自己的公务车改为价值近百万的大众途锐,再令当地的官员及百姓咋舌。”而当事人刘丽洁则回应说途锐车是借来用的。真相如何,我们尚不得而知,不过,中国的基层腐败与公款浪费可谓触目惊心,引起了国民的强烈愤慨。

    据媒体报道,著名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最近公布了《2009年全球清廉指数》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索马里、阿富汗、缅甸、苏丹、伊拉克则是最腐败的国家。

    中国今年排名79,比去年下降了7位,得分3.6。10 分为高度清廉,0 分为极度腐败,中国的得分偏低。另外,中国香港今年以8.2分排12位,台湾和澳门分列37和45位。

    一方面,中国大陆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中央不断掀起反腐风暴,仅今年就有12名副部级高官落马,无数的厅级处级干部栽倒,但另一方面腐败也愈演愈烈,范围从政府界、经济界向教育、学术、文化、慈善、寺庙、儿童、少年等领域和群体大幅度渗透,腐败金额一路攀升,腐败被查处的概率越来越低,腐败方式不断花样翻新,腐败越来越生活化、家庭化、正常化。而且,腐败窝案、串案频繁发生,凸显了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官官相护、编织庞大权力网的腐败特征。

    与腐败同时发生的还有公款浪费。一位德国学者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贫穷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浪费国家”。

    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监察部的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党政国家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读书、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两万亿元,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50%。据报道:2004年,中国大陆公车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还有公费出国3000亿元,另据最新数据,2006年,中国大陆公款吃喝高达6000亿元。

    广东陆丰市某豪华公宴一桌吃掉15万元,还赠送礼品,开餐费发票,包括10万元一块的劳力士手表。广东清新县教育局以人头马招待扶贫志愿者。广东阳江“国际大酒店”因市政府公务吃喝打白条而濒临倒闭。贵州形成了“非茅台酒不出手,非茅台酒不喝”的潜规则,某贫困县领导说,当地一年至少得用一卡车茅台酒搞招待。新快报报道:广州市政府办公厅177人就拥有172辆公车,市科技局日常支出达1.58亿元,工商局的台式电脑预算每台竟达2.5万元。

    现在基层的公车基本都是索纳塔、捷达、飞度,甚至丰田霸道,车费可以随意报销。老百姓即使再有钱,都说:我的车哪比得上公车?公车是用公家的钱办自己的事。公车私用基本全面失控。如何治理腐败与公款浪费?关键是建立现代廉政制度,主要是建立“三阳光”、“三监督”制度。所谓“三阳光”,即阳光行政、阳光财政、阳光财产;“三监督”即新闻监督、公众监督、人大监督。

    阳光行政——阳光是最好的反腐剂,路灯是最好的警察。黑箱操作、暗室政治是造成腐败和浪费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反腐败和反公款浪费首先要实行阳光政治、阳光行政——所有的法律、规章、做法要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传媒公开,或者通过公告栏、办事指南等形式公开。办事程序、办事时限、承办部门和人员、办事结果、收费情况、廉政规定、监督办法、责任追究措施等都要公开,对于一些事关人民群众利益的决策事前要听证、公示。要把政务公开列入干部考核的范畴,同时设立市民投诉中心等外部评价和监督机制。

    公共物品尽量采取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方式,为了保证招标投标全过程的公正性、防止陪标、围标、串标、以低价中标然后高价签合同、买通评标专家、评标委是采购方代表而不是随机抽取的专家、采购机关自收自支、回扣腐败合法化等问题,有必要成立独立的招标监督委员会。在发达国家,一切政府采购都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然后公开招标投标,在网上公布违规违法者的黑名单,取消其若干年内参与投标的权利,甚至绳之以法。学者估计,由于行政不公开、行政限制和过多的审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损失20%以上;由于暗箱操作、官员庇护、一纸文件而瓜分国有资产、形成行政性垄断,每年造成约5000亿元的腐败额。

    阳光财政——就是要建立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也就是说,公共财政的决策、资金的流向、使用的程序都应当是公开的,人民或者是其授权的代表(议员或人民代表)可以进行监督、质询、问责、弹劾,未经纳税人同意的征税是不合法的。纳税的标准、国家的财政预算和支出也必须经过纳税人代表的同意,公共财政的预算必须详细地列出每一项开支的具体情况,没有列入开支预算的项目,不能够开支,列支的钱不得挪作他用。职务消费必须规范化,接受民众的监督。

    在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掌管钱袋子,拥有财政预算决算的审批权。同时,应当立法推动财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任何纳税人只要有证据,都可以对浪费公共资金的现象、对“三公” 消费提起公益诉讼,美国和日本都有这样的制度,追回的资金一部分用于奖励起诉者。目前,各级政府的财政已经集中在财政局,民众可以通过专门的软件查询;国家也应该鼓励人民查询各个单位的原始凭证,或者通过网络查询各种公用支出如招待费、燃油费、私人费用财政报销、公车私用的问题等,让人民直接监督官员的消费问题。

    阳光财产——就是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制度。曾经有人大代表多次提出“关于建立党政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议案,全国各界反响强烈。但是据报道,97%的官员对财产申报、公开持反对的立场。2008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出台《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据调查,阿勒泰地区也有七成的官员反对这一制度。其实,在西方如今相当廉洁的国家,早在两百多年前就开始探索和建立阳光财产制度。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乃至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1883年,英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财产申报的法律——《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

    许多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也相继建立了阳光财产制度。韩国1993年开始了“阳光运动”,墨西哥2003年实施《信息公开法》, 越南2007年颁布了财产申报的法令。中国1995年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颁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是,这些规定的权威性不够,不是法律;可行性、可操作性很差,没有实施细则,没有稽查核实的手段,没有后续监督的措施,所以,这些规定注定会流于形式。

    以后,中国要建立集财产实名、申报、公开、监督于一体的制度。一是财产实名登记制度,公民的所有财产包括存款、股票、房地产等都必须以真实姓名持有;二是财产年度申报制度,公民特别是官员每年都必须申报收入和全部财产;三是财产公开制度,官员不仅要申报财产,而且其财产状况要在媒体上向社会或者所在地区公开;四是监督制度,如果官员申报不实,公民可以举报,有关方面依法查处。

    新闻监督——新闻自由是腐败和浪费的天敌,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必然腐败泛滥,实现了新闻自由的社会迟早会形成廉洁节约的政府。有人反对这个观点,认为印度、俄罗斯、台湾都拥有了新闻自由,其媒体大部分私有,但是仍然腐败不堪。的确,新闻自由并不能单独起作用,也不能马上带来清廉,可是随着丑闻的不断曝光,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这些国家和地区最终会变得干净。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走在了通往廉洁政府的正确道路上,而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其腐败和浪费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治理,反腐败只是一句自欺欺人的口号,而现实情况恰恰是:越反越腐败。

    透明国际组织早有断言:在反腐败的诸多措施中,新闻自由是最重要的;对于中国,关键是建立媒体民有、新闻自由、监督官员、保护公民的现代新闻制度。

    公众监督——首先,中国要建立鼓励举报的制度,出台《举报人保护法》,避免举报腐败者被迫害打击的情况发生。第二,中国要鼓励反腐败反公款浪费的公益诉讼。所谓反腐败反公款浪费的公益诉讼,也就是财政公益诉讼,也叫纳税人诉讼,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都可以起诉挥霍公款、浪费公款的行为,起诉者可以分得追回的部分资金,作为奖励。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都有这样的制度。日本东京都知事即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因为住豪华酒店,乱支交际费,被东京一个区的议员起诉,东京地方法院判市长等3人赔偿40万日元。以后在中国,老百姓只要掌握了官员贪污腐败、浪费公款、三公消费的证据,任何人都可以到法院起诉该官员,追回的资金拿出一部分奖励起诉者。第三,中国要建立民主评议制度、民主选举制度、弹劾制度。对于官员的人品、业绩、廉洁情况,人民群众定期进行民主评议,以投票的方式确定评议结果,对于评议不合格的,一律免职;由选民投票选举出政务官,或者公推公选官员;对于选民不满意、失职、违法、腐败、公款浪费的官员,人民通过弹劾程序、责任追究制度让其下台。

    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既是权力机关、立法机关,也是监督机构,因此,反腐败的重要途径是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一是人大必须确实具有官员的选举权和罢免权;二是各级政府的重大决策应该提交到人大裁定;三是人大应当掌管“钱袋子”,财政预算决算、怎么花纳税人的钱都必须由人大决定,而不是官员说了算。官员的工资、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水、对企业的财政补贴、对外赠款与援助等必须经过人大批准。

    为了强化人大在审查财政预算决算与支出中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让其名副其实,不再是官员代表大会。人大代表应当精简化、责任化、专职化、专业化,这样他们才有能力、有时间审查财政预算决算和支出。另外,为了遏制公款浪费,我们建议修改刑法渎职罪,使之适用于国有企业负责人,并且设立浪费公款罪,出台渎职罪和浪费公款罪的实施细则。

    浪费公款罪或浪费罪,不是针对私人企业或个人,而是针对公共领域,针对挥霍公共财政资金,是针对大浪费,特大浪费。以前对于挥霍和浪费国家财产、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以及公款吃喝玩,都是以红头文件不痛不痒地处理,没有起到效果,因此现在必须对之立法并严格执法。

    日本就有浪费罪,以遏制公款吃喝、消费。1932年工农民主政府《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规定了“浪费罪”。有的人认为,可以利用现有刑法条款惩治使得公共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行为,如渎职罪可以适用。的确,对于政绩工程等,可以分别在决策渎职、可行性研究渎职、建造施工渎职等方面定罪。

    对于公款为个人建房,可以以挪用公款罪进行惩处。但是,对于三公浪费和公款建办公楼,还是无法利用现有的法律进行惩处。它既不属于渎职也不属于挪用公款,用党纪政纪处分太轻,而其危害却十分严重,仅三公消费每年挥霍上万亿元,是年度教育经费的数倍,是每年查出的贪污腐败金额(100亿元左右)的上百倍。所以,有必要立法解决。

    还有人说,浪费公款罪没有可操作性,但我们认为只要有决心去做,操作性只是细节问题,必定可以解决。如当地人大或全国人大可以设置一条线,规定省、市、县机关大楼的标准;或者规定建造大楼的资金不得超过年度财政预算的20%的比例;或者如果政府办公大楼的建设费用超过当地中小学、医院的最豪华大楼,即可认定为浪费公款。在日本各地,最破烂的房子是当地政府,最漂亮的房子就是当地学校。

    腐败与公款浪费是国家之痛,谁能来抚平中国的创伤?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2-22 10:57:4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参考 西村烟树

独立思想与思想前所未有的作用

民间学者  王力雄

2009-12-22

    当政集团主动政治改革,以改革避免危险,在当前的政体下没有多大希望。在王朝时代,江山是自家所有,皇位传给后代,只要明事理的皇帝,都有及早解决潜在危险的动力,避免危险积重难返。今天变成任期制,理论上是一种进步,但却会出现一种既非民主、反而更不负责的短期化心态和行为。

  政治改革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周期也许远超过当政者任期。也就是说,危险可能不在现任当政者眼前,成果也不能由现任当政者收获,它何必要启动改革,在自己任期支付改革成本,承担社会冲击及官僚集团的不满呢?其合理的选择应是只求自己任期的安稳,尽可能攫取、挥霍资源,为自己的任期增添盛世光彩。后面还会发生什么,已与己无关。

  其实,当政者哪个不知政治迟早要改,越晚改越麻烦,危机也会越重?但所做的只是想方设法把危机推后,只求不在自己任期爆发。但拖到危机爆发,再改又如何来得及?所以,能预见到政治改革周期,提前着手,不惜自己承担风险者,应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对历史负责的胸怀。

  在权力集团没有改革动力的情况下,能否启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取决于能否出现圣人—其兴趣不在权力,而是改变历史。这并非要求它如圣人般无私,只是野心再大一点—追求划时代的永恒,而不甘心淹没于被历史飞快遗忘的芸芸弄权者;或哪怕只是把谋私角度扩展一下—从政治改革中寻求权力斗争的法宝,这是迄今唯一尚未挖掘的资源,虽有风险,也有对善用者而言的诱人宝藏。

  无疑,它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谋略—改革将面临整个官僚阶层的对抗,还只能通过官僚体系贯彻;面对乱不起的中国,不能做一了百了的戈尔巴乔夫,只能学循序渐进的蒋经国。在比台湾大百倍的中国,对付比台湾总人口还多的官僚集团,需要的才干又何止于蒋?这样的圣人百年不遇,只能寄望于奇迹,能否产生及如何产生无法讨论,只能期望而已。命运不可寄托于奇迹,如果奇迹不能发生,中国的政治转型只能在体制外进行,难免承受更多的曲折、动荡。

高层当政者无法逾越的局限

  6000多万党员中的普通党员和普通百姓一样,不属于当政集团,他们会拥护有利于人民的政治改革。当政集团分两部分:官僚阶层和高层当政者。前者会强烈反对政治改革,后者多数也不例外,但在高层当政者中出现个别异数,却能起到不同一般的作用。 http://www.21ccom.net

  其实人的权力大了,多少都会萌生出名垂青史的愿望;无人不知的是,最能给今日中国划时代的就是政治改革。但圣人并非有心就能当,政改资源也非随便可用—首先要有路:如果明摆着,政治改革的结果是社会失控、身败名裂,谁会去碰?反之,如果能确保成功,乐于一试的当政者便会增加。

  高层当政者自己找到这种路的可能性不大,一来,他们的时间都被日常政务占据,很少从事超越性思考,新的政改之路要构建体系,要投入漫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精力;而且,他们几十年日复一日周旋于体制之内,难免形成思维定势,失掉突破已知模式与秩序的创造性;另外,国内的根本危机是失去了文化、生态整合,解决问题的出路不再只靠权力,先要解决文化缺失和生态毁坏的困境。

  高层当政者有条件招聘幕僚,但幕僚是以效忠换取赏赐的食客家臣,与主人结成同生共死荣辱不分的关系,如何指望它们让主人放弃权力,也让自己失去荫蔽呢?

  考虑中国的政治改革,一方面要看到,最佳的途径是当政者的自我改革,但也要明白,仅靠当政者不能完成这种改革。权力能推动改革的进程,但改革的灵魂——思想体系、深层关怀和体现变革理念的方案,要从另外的渠道而来。

独立思想者的角色

  独立思想者的含义广泛,这里特指体制外思考政治转型的人士。独立思想者并非一个整体,他们可能互无联系,可能观点相左,但集合在一起的作用,是为政治改革提供不附属权力的思想资源。当政集团无法逾越的局限,只有在这个思想资源中突破。可以说,独立思想者是政治改革的必要条件,没有他们存在,政治改革不会进展。

  独立思想者的共同特点之一是报忧不报喜,批判现实,警告危机,甚至预言灾难,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预言的自我否定—即危机可能被预言引起的防范避免,使预言沦为虚假,但这种批判、警告和经常不兑现的预言,对保持社会清醒,促使当政者自我改革,却是必不可少的棒喝。

  独立思想者的另一功能,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建设,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包括寻找政治转型的方向与路径。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不会放弃终极正义,但也是现实主义者,善于从怎样入手而不浮夸于该怎样的空谈。

  独立思想者不会把希望寄托给圣人,只会尽最大努力争取于国于民最有利的和平之路。从这个角度,独立思想者虽不会成为幕僚、智囊、帝王师,却不怕被当政者利用,权力利用思想之时,便是思想利用权力之日。

  独立思想者不追随权力,也不追随群众。以往的权力更换,人多势众最为有效,群众是依靠的对象。但今天的困境深入到文化、生态层次,恰是这些方面—道德丧失、信仰沦落、物欲横行、掠夺和破坏生态,群众本身即是危机本身。通过人多势众的方式解决这种危机,无异于南辕北辙。保持对群众的批判和引导,找到使群众自我节制的方式,是独立思想者的另一个使命。

  任何时代都有独立思想者存在,今天对这种角色的需求最为迫切。但独立思想者能否发挥作用,还要解决相互合作及影响权力的问题。

思想前所未有的作用

  权力体系、文化结构、生态底座是整合社会的三种基本机制。当前中国失去了文化结构与生态底座,社会唯系于政权整合,政权如立足流沙,没有多重整合机制支撑的稳固基础,离灾难只一步之遥。

  以往,中国没出现过三种整合机制丧失两种的情况,只要有文化结构的支撑和生态底座的承托,社会就能基本稳定,社会变革总可以通过权力斗争与更替实现。那样的时代,思想起不到决定作用,大多只是面对具体问题的后知后觉,或是在权力斗争中效力某方的工具。那时的社会变革不一定要思想的指导,完全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往下走,顶多代价大一些,曲折多一点。思想的角色或是依附权力的策士,或是远离社会的隐士。

  统治依靠的基本力量一是强力,一是意识形态。强力顾及不到之处很多,意识形态却无孔不入,让人自觉服从。同时,意识形态还给当权者提供合法性,驾御精英、教化民众、裁判异端等。如果意识形态缺失或混乱,仅依靠强力统治,将无法长久稳定。

 

 

两个亿万富翁给儿子的信

苏中杰

2009年12月

第一个亿万富翁的信

儿子:

    为什么不给我通电话?你满世界飞,现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不得不让我的生活秘书给你写这封电子邮件了。我很不明白,你学的那个专业有什么用处。据说,你每天都是画光身子女人,说是老师给的作业,也是自己的艺术创作。你要画光身子女人的话,中国多的是,比洋妞漂亮多了,何必画外国的呢?你收到这封信就立即回来吧,我这里需要你,更重要的是想让你学习另一种专业。说什么艺术比金钱珍贵,没有钱你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不能错过了学习并本会弄钱的大好机会。

    你知道国内的穷小子和批评家们把我们叫什么?他们说我们是抢钱的。他们是说对了,我们是抢钱的!如今,抢钱的又咋了?我就是抢,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抢,也要有抢的实力和本事啊。你有能耐你也去抢,我没挡你啊。说这是机会,也是时代。

     儿子,回来吧,抢钱的时候早就来到了。只要攀个后台,合伙分成,没有抢不来的,太容易了。说抢,还有大费力气的含义,其实就如同从自家的保险柜里取一样——不,比从保险柜里取还方便,只要银行一划拨,就到自己的账上了。前些年,价值几个亿的厂子,说买就能买到手。只要有后台,一分本钱都不用。他值两个亿,咱只给他一千万,而这一千万并不要咱出。在“改制”中,咱的后台先把厂子划到咱的名下,咱拿部分资产到银行抵押,贷出一千万,厂子就是自己了。然后,把老工人和老干部,特别是那些成天上访反腐败的人全都下岗,另组织自己的人马管理,另招新工人。这叫“囫囵吞枣,一次性下肚”,比在大机关吃回扣批条子来钱快多了。在机关里那样小打小闹,只捞个几千万,或上亿,还不太容易,麻烦较多。非要官企一体才省事!当然,不要忘了给后台老板多分成。说穿了,这抢钱的艺术就是与后台老板分成的艺术,和你画光身子女人的艺术是不同的。中国的公办企业太多了,只要有与后台老板分成的艺术功力,都可以“一次性下肚”。还有那些垄断性行业,别以为正经得像处女一样,实际上早烂透了,成了人皆可夫的妓女,只要你能与老板娘分成,跟谁上床都一样。因为越是公字号的,就越有私有性——个别人掌控,老板娘像让妓女大量接客一样,不心疼。机会多多啊!

    儿子,回来吧,抢钱的时候早就来到了。咱们家的抢钱范围,已转向房地产。这几年,这是最好抢的领域。买了厂子还要费精力经营,而这弄一次就是一次。就说小打小闹吧,建几个楼盘,几个亿就到手了。这一行利润特别高,可以达到百分之四十。但是,我们同行都保密,不让消费者知道。有关方面也与我们配合默契,从来讳莫如深,不向社会公开。这两年总在叫着限制房价,能限制住吗?越限制越高。不管出台多少限价措施,只要政府不反对房地产暴利并参与分利,都是没用的。价由咱们定,把购房人全蒙在鼓里;我们是强者,他们是弱者。我们手上有把无形的刀,他们不得不乖乖解腰包。

    儿子,回来吧,抢钱的时候早就来到了。你不知道,咱们的条件太好了,支持咱们的方方面面太多了。首先是地方政府,他们要卖地皮赚大钱,我们要买地皮发大财;他们抬高地价,我们抬高房价,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要靠抬高房价提高GDP,就要支持高房价。我们收买一些专家骗政府,说房价不能掉,房价掉了经济就垮了,政府就没政绩了,他们就相信,从而坚决力挺房价,有的官员还从房产公司拿干股,就更要保护咱们。为了赚更大的钱,产生更大政绩,我们看中一块地要买,他们就帮咱们动迁。动迁有阻力,他们就出动武装力量对付。还有银行,他们也支持咱们,因为都是一根线上的蚂蚱,益损相连。支持咱们的还有传媒,他们为广告收入,不敢得罪我们房地产业,看地方政府的脸色,也不敢批评咱们,还当咱们售房的拖儿,比漂亮的售楼小姐更会拉客人。

    值一提的是,咱们抢钱的好帮手,为咱们制造抢钱理论。厉以宁说:“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张维迎说:“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在改革中,干部受损最大,应给他们“补偿”。咱们有这么好的帮手,要是不好好干一番,能对得起他们吗?说实话,想起这经济学家,我心里暖烘烘的,觉得他们比我的干儿子还亲哩。

     儿子,回来吧,抢钱的时候早就来到了。你也许要问:哪有那么多钱让咱去抢?我告诉你:一,钱在银行里,你只要有势力,给他弄几笔坏账,钱就是自己了。银行坏账太多如何办?这不用咱发愁,国家会大量补黑洞的,或者一笔勾销掉。好多人都这样干,咱们不干白不干。二,那些公办企业就是钱库,有先前没收地主资本家的,有以后工人农民低收入高积累起来的,谁弄到手就是谁的。三,老百姓存折上的。“买房把二老掏空”,指和就是要把他们存了几十年的钱抢过来。四,老百姓未来的钱。让他们按揭贷款,为我们打工几十年,他们的未来就是为我们创造财富。这叫从空间和时间上进行全方位的抢。

    儿子,回来吧。这个历史,是咱们的历史;这个时代,是咱们的时代;这个社会,是咱们的社会!咱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辜负了这个时代和社会。

    儿子,回来吧。我在北方和南方都有发展,你回来之后,是帮我插向东部还是向西部开拓,由你选定。我不是离开你就不能抢大钱,咱家的钱用几百年也用不完了,是为了让你见识一下,尝尝数钱数得手发软的味道,经受一下初次见到来钱之快是如何吓人,以便适应咱们这个时代和社会。轻轻地一弄就是几个亿,有的人惊喜得害怕起来了。回来吧,这个感受是最刺激人的,你不愿享受几回吗?

    你的父亲

    虎年狼月狗日

第二个亿万富翁的信

仕利儿:

    你总是说忙,不到洛杉矶来看我,我就不得不写这封在电话上说不清的信了。这半年,我大病之中,这是我逃到美国后的最大的一场病。医院也查不出是什么病,我也不便向外人透露。我身上有红点,肉在烂。医生说,肉里的骨头已经变黑。美国好多著名的专家,都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连病名病理都不知道,更无法医治。于是,每日神思惶惶。住处离教堂近,同情我的基督徒就开导我,借给我中文本《圣经》读。说,只要信天主,天主就会走近我,帮助我。

    可是,对那《圣经》,我越读越害怕。耶稣教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5:28-29)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医院,晚上常做恶梦。我多次梦到上帝叫我的名字。我不知是要我升天堂还是下地狱,于是就从埋葬我的坟墓里爬出来。我感到辉煌而又温暖的光芒照遍我的全身。可是,罩住我的光芒让我动不得,我觉得我变成透明的了。我似乎成了一张DVD光碟,被放入DVD播放机。于是,我的一生被播放出来了。怎样行贿,怎样买通上司,怎样把公产“改制”成自己的,怎样让工人下岗,怎样截访,怎样暗杀职工代表和官场上的对手,怎样动用警力逼农民拆迁,怎样使知情人灭口,怎样把巨款转到国外,全都一幕一幕地显现出来,就连怎样搞女人,搞了多少,都有一宗宗的记录着。这不是最后的审判吗?啊,是的!

    末了,那道温暖辉煌的光芒不见了,能见到的是被我致残的人和变成白骨的人。活着的人眼里喷着火,与我在世时看到的一样;死了的人,那惨白的骷髅上的黑眼窝,如同狮子口,要把我吞下去。还有那些被我奸污后沦为妓女而最终致死的女子,一个个都是伸着长舌的厉鬼,要扑上来把我撕碎。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你这一生已把自己的名字从人的生命册上除掉了,天主无法拯救你,你就永远留在这吧。我一看,那里是烧着硫磺的火湖,那里火是不灭的,烈焰腾腾,蒸薰燎烤,许许多多十恶不赦之徒放在这里受罪,直到永远永远,不得再生。我多次因此而惊醒,浑身冷汗淋漓。

    儿啊,这就是地狱。我相信我不是在做梦,而是上帝在警示我。在不信神的大陆,难有这样的感受,如今在信神的国度,我认为这都是可能的。在万分恐怖之中,我不知我还有没有救,所以先写信说说我的想法。你不能像我这样死时也不得好死;你不能像我这样,为了凶残富裕的一世而让上帝征罚,牺牲来世。

    还记得吧,你上小学的时候,咱家来了个算命先生,看了你的相貌后,说你将来能当大官,现在你别信,那是我有意找来的客人对你进行立志教育,让你长大当官,能和你老子一样有出息。后来,你在我的鼓励下,从读书到参加工作,总是想一切办法进入官场以求高升,说为人一世不当官,不享受当官的威风和快活,等于白活一世。为了这个目标,怕我逃离大陆以后连累你,就表演了一起车祸,搞个面目不分的尸体去火化。火化这具尸体时,我已在美国了,还得到个“局长因公殉职”的名声。如此煞费苦心,不但是为咱家的财产安全转移,而且为了你以后仕途方便。现在想来,这是把你往火坑里推。

    官场,不是人走的道;要走下去,就得作恶,就得犯罪。第一步,你必须协助上司贪,或者对上司的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想往上升,一来是直接帮上司贪,一来是给上司送钱送工程,不然你升不上去,哪有不犯罪就能升官的道理?有人说,我不升,也不贪,还过不去吗?我看很难,你就是不贪一分钱,也得默许和支持他人贪,比方说他们开个为个人捞钱的会议,你明知道那是大头头捞大钱,你也要举手通过,表示坚决拥护。这不是犯罪吗?可是你不犯罪,这官就做不下去。你即就是没有表决犯罪的权力,也得加入“同类”的行列。都是黑的,就只是你一个人有点泛灰,人家今天看不顺眼,明天看还不顺眼,就把你当成“异类”,当成“危险分子”,不搬掉你或弄死你才怪哩;他们要把你当成“自家人”,你就必须如同上梁山入伙,先杀个人,手上有血他们才信任。因为你有把子在他们手中,他知道你不会反他们,是结成铁板一块、互相利用的可靠对象。所以,你要能在官道上走下去,就得人家黑,你也黑,黑在一块,共同黑下去。开始也许不习惯,因为良心不忍。但是,钱财色没有征服不了的人,官场上的竞争也让你中邪。两相夹攻,你只要陷下去,就拔不出来了。要贪,就得黑,要掩盖,就得更黑,不然就要被别人吃掉。这是一个魔圈,走进去之后就得彻底犯罪,犯死罪而不死,为不死而更加犯罪,只有继续犯罪才能发展自己和保护自己。

    我现在已成为一个上帝不容的人,可是我当初并没有那么坏。我是想要钱,想要女人,所以就想办法当官,可是我当初还不想通过干坏事来达到个人目的,我想凭本事,凭公平竞争。可是,没这个环境,非干坏事不可,不违背良心,不干坏事,就无法起步。而一旦起步,进入魔圈,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最后才逃到美国。当时,我还以为我智能不行,就把东山再起的希望寄予你。而今将要面对大审判,我后悔了,不该支持你进官场。上帝给我的警示太明白了,我不能让你重复我的现在和来世。

    地狱之灾在等着我,我不得不承受惩罚。所以在此之前,我劝你离开官场。你现在不到三十岁,只是个副处级,虽然是局长的培养对象,但丢了也没啥可惜的。实在没什么好干的事,就到美国来,钱够你用。大陆上的那些钱,还不少,你就悄悄捐给穷人吧,全当为你爹我向上帝赎罪,请上帝宽恕。

    你能很快来洛杉矶一趟吗?我的病很重,身上的肉还在烂,医生检查说肉里的骨头还是黑的,没有变化。你要是来不了,也许这就是我给你最后的信了,请务必照我信上的话做。

    最后顺便说句与咱们无关的话:如果你的哪位朋友要像我一样外逃美国,你劝他最好选择别的国家。如今在美国,“中国移来的富人”是个贬义词,几乎与“贪污犯”同义,所以名声不好,处人不便。我之将死,赠善言于同道,勿忘。

    垂死中的老爹

    神年鬼月魔日

 

 

 

发件人:"xujingan" <xujingan@vip.163.com>  2009-12-21 14:26:27 +0800 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教育改革始于足下

教育改革始于足下

创建中国新文化(深圳)论坛会议纪要

第三期 2009年6月21日

    2009年6月21日,创建中国新文化(深圳)论坛第三次研讨会召开,10位教育工作者与他人与会。会议名单:

徐景安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
杨克祺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徐平利 深圳高职院教科所副研究员
陈彪 原深圳市东湖中学校长
李庆明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深圳南山附属学校校长
史勇萍 深圳市莲花北幼儿园园长
刘伟 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张国福 深圳市建恒信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李清振 北京本果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苗海云 北京本果管理咨询公司

徐景安:

    今天开一个小型的教育改革座谈会,主要是请工作在一线的深圳教育工作者聊聊,我们可以为教育改革做些什么?最近我在北京开了教育改革的研讨会,讨论了三个题目,都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大问题,第一是教育的功能、目的和价值定位;第二是教育改革的方向、目标、重点;第三是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如何起步。在北京讨论理念,在深圳就是实践,今天更多的是从操作层面谈,一是如何改进德育教育,教学生做人的ABC;二是如何改进教学方法,教学生做学问的ABC。

李庆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深圳南山附属学校校长)

    我们学校这几年一直在搞公民教育,这是挺敏感的。五年前我就搞了一个德育宣言,提出要区别于传统教育。我们的老师为我捏一把汗。3年前我们又搞了大型的公民论坛,请来了朱学勤、秦晖等一批学者来演讲。

    到底什么是公民教育?杨东平最早编了一本新公民读本,但不准上架,教育部、中宣部对这个东西特别敏感。中国传统里面没有“公民”这个概念,中国也没有公德这个概念,公民、公德都是梁启超从日本传过来的。没有公共领域,就不会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所谓天下为公、大公无私,都是国家意义上的,不是现在公的概念,这个公和现在的公民本质上完全是对立的。

    我受徐教授提出的“三爱”启发,提出了“五爱”,即爱自己、爱青年、爱大家、爱国家、爱世界。还有另外一种表述,第一叫做公民人格独立;第二个要遵守公德基本伦理;第三个就是公益慈善精神;第四个就是公共事务参与;第五个就是公理世界认同。

    首先强调教育的独立性、学生的独立性、教师的独立性。当然学校独立是很难办的,学校现在还是一个附庸。我可以用学校内部的东西来保障学生的独立、学生的自由发展、教师的独立、教师的自由发展。校长不应该有行政的意识,这样的话教师更有自由度,学生可以有发挥的自由空间。有一些专家来我们学校,很多初中生都来听课,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些孩子们在思想上很有独立性。

    第二个就是公德基本伦理,这也是一个世界难题。中国人是没公德的。比如说公民陋习的问题,建国以后比建国以前问题更大。蒋介石搞新公民运动,他败走大陆,到了台湾之后做得非常好。公德指的是消极伦理,消极伦理就是自守,你不能做的东西。比如说你不可以在公共场合拖鞋、吸烟、穿便装去剧院。中国人很自由,可以带孩子在剧院里面跑,比欧洲、美国还要自由。在电梯里面,一旦进来人就不能大声说话,这就是我们说的底线道德、自守道德,公益慈善是积极伦理。

    比如说公理世界认同,如何处理爱国主义和人类大同之间的关系,民族主义和人类普适价值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要防止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化,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

    我们有一套行为养成的评价体系,就是把它常态化了。我是建议取消品德课的,品德课是没有载体的。公民的德育教育有一个载体,比如语文教育强调公民教育,历史教育一定要强调公民教育。我现在在编一套新语文教材,我请了不少人。把现行的语文教材作为训练体系,我自己有一套东西加进去。小学一年级九课语文课,我拿出四堂课教教材,其余的就用我们自己编的东西。

    主题教育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比如说生命教育、生态教育、海洋文化教育。除了一些大主题还有一些小主题、纪实性的主题,比如说9.11事件,比如说抵制家乐福、抵制日货,这些大事件要捕捉它、不要放过它。有讨论、有影视,进行非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做得很大胆,我觉得我们对孩子是负责任的。《中国可以说不》里面胡说的太多,没有学理依据,会误导很多人,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任何的中国人。

    还有社区教育,把公民教育渗入到社区里面去。把公民的服务走进社区。我们叫做文明社区、公益社区、书香社区,联合国有一个项目叫CCCDA,就是儿童的社区参与,这样就不是局限在学校了。我们重视课堂之外的阅读,日常文化境遇中的道德养成等。9.11事件我们会全校聚会,像汶川地震一周年我们也会搞一个仪式。比如说矿难、哪个地方瓦斯爆炸,哪个地方恐怖袭击死了多少人,会穿插这些事情,放的音乐是维也纳儿童合唱团唱的。我们每天早上有一分钟的默祷,默祷世界和平、人类幸福。

杨克祺:一般的校长达不到你这种境界。

李庆明:中宣部、市委宣传部一直是挺我们公民教育的。

徐景安:

    他们学校的学生是我的邻居,他们全家看电视,看到国旗升起时,那个孩子会突然站起来敬礼。李庆明每天在校门口迎候学生上学。

史勇萍:(深圳市莲花北幼儿园园长)

    中国中小学的教材有固定的范本,有应试的任务,所以在完成上述任务的同时还要开展德育教育是挺难的。我说一下学前教育,这几年同教育行政部门及政府部门有些交流,教育的核心是什么,没有得到重视。在中国所有的学段里,学前教育的改革是快速的,办学多元化,什么人都可以办,门槛也不高。学前教育里面就是“利”的问题,上学贵的问题突出。现在私人办学、企业办学,大都是为了赚钱。目前,到底谁办学?怎么办学?放开行不行?不放开的话又怎么办学?这确实需要我们研究。

    现在谁办谁不办不是核心问题,而是学前教育到底教什么是个问题,弄来弄去,政府这个部门、那个部门,你要去讲一通学前教育怎么重要是没有意义的,那些人不听,我一直在思考学前教育应该教什么?不要说深圳,全国范围内没有中国核心价值观方面的课程,我们的学前教育一直是跟着西方的屁股后面转的。西方的课程是带着西方的文化,带着它的意识形态,比如有很多宗教教育、自由主义等,学前教育都是照搬。我把幼儿园的课程内容确定为三个方面,形式可以多样,中国的、西方的许多教学法都可以用的。而课程内容里所蕴涵的核心价值观一定要弄清楚。

    课程内容第一个是“健康”,2—6岁儿童侧重身体健康,你说心理健康也有,小朋友的心理问题是属于心理偏差和习惯的问题。第二个是“德行”,由六个主题组成:“我、家庭、社区和深圳、中国、世界”。在小班的阶段主要是我和家庭,我要爱自己,小朋友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我身上的器官,大家是不一样的,我是我,他是他;关于家庭,比如说清明节要画一颗家庭树,西方、东方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没有排斥,有价值的内容运用进来。关于社区,让小朋友了解很多人在为你服务,小朋友还可以和家人去量哪棵树是最粗的。我很重视仪式,每天我们都升国旗,很多爷爷奶奶带着小朋友不动,升完旗再走,这是自己祖国的国旗在升起、国歌在奏响。让小朋友了解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小朋友会感到,我们中国民族很多,有这样、那样的衣服。然后让他们了解世界,知道文字有这样写的、那样写的,有方块的、弯曲的。我们还要鞠躬,每天早上我要向小朋友问好,第一次踏入幼儿园的爷爷奶奶会觉得奇怪。小朋友鞠躬,让他了解合手礼、鞠躬礼、握手礼、还有鼻子碰鼻子。还了解世界上著名的建筑、音乐、服饰等等,学生的家庭有出国的机会,会把旅游照片拿来介绍。
我们做各类主题活动,不仅是老师和小朋友参加,还有家庭的参与。

徐景安:教材是你们自己编的吗?

史勇萍:

    今年开始尝试做,我没有聘学前教育的教授,找了和我有共同想法的教授,是做比较教育的。从日常生活中鞠躬问好开始,我在园里看到小朋友,会说小朋友上午好。老师和我说,和小朋友讨论过了,吃早饭的时候叫早上好,吃完早饭的时候是上午好,吃午饭的时候是中午好,吃完午饭是下午好。现在很多私立幼儿园都搞偏了,一进去就是学字、学英语。课程的第三方面就是“聪明”,人的智商是可以通过系统性的训练得到提高的,我们没有机械化的训练、条件反射的训练,而是通过生动的、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以及与老师的互动。

徐景安:聪明怎么培训?

史勇萍:

    我们幼儿园有语言、数学、科学等等,还教了家长,比如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会给全园的家长发短信,希望妈妈带着孩子给家里的顶梁柱过节。中国人的核心就是家庭,这不是老土,在所有的中国人里,这个东西一直在我们身上,摆脱不了的。像重阳节时,搞长者家长会,对爷爷奶奶感恩,爷爷奶奶很激动。他们说园长,不仅教我的孙子、孙女要尊重我,还教了孩子的父母,你说和谐社会,这不就是和谐吗?

    这些课程内容,家长很认同。我们幼儿园6月5日招生,来的人很多,简直要打破头。我在招生简章里写得很清楚,我们没有外教、没有校车,我认为早上送孩子是亲子的时间。我们不用校车。认可你就来,不认可你就不要来。

徐景安:

    从史园长的教育实践,我很有感触。第一、学前教育很重要,小孩这个年龄段,是德性养成、智慧开启的重要阶段。而现在,政府不太管,尤其是教学内容、课程和方法,探索的自由度比较大,值得一做。第二、教育需要有德行与素养的人来办。没有对孩子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以及应有的学术修养,只是为了赚钱,为了混饭,怎么办得好教育,很容易搞成糊弄甚至诈骗。从史园长的探索可以看出,她是称职的、优秀的,而且具有开拓精神的教育工作者。我过去与她网上交流过,她对中西方文化有自己的见解与把握,不是人云亦云、简单照搬。所以,她才有今天的探索。教育改革难,说到底,就是缺这样一些人,或者反过来说,就是让那些掌握权势而又不懂得教育的人退出教育。

刘伟:(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我和大家的角色不一样,我只是一个普通老师。我是学数学出身的,人文根底没有大家好。我认为德育不是说的问题,而是做的问题。我们这个民族太喜欢说了,太不习惯做。我到美国去考察,美国不讲德育概念,就是组织学生去搞社区服务,他们就是去做,让学生在做的过程当中,懂得什么叫社会服务和社会责任感,体验付出的快乐。我们知道,教学效果最好的就是体验式教育,在做的过程中道德水平自然就提高了。

    我赞同刚才幼儿园园长讲的,很多东西都是融汇在做里面,说100遍,理论体系搞得多么系统,不做也没有用。我国学术界有一个毛病,太喜欢在概念上争了,而且争到最后还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坚持自己的意气之见,最后没有争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理念来,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所以邓小平提出不争论,这是深刻了解国情的主张。中国人还缺乏起码的争论问题的方法和风度,总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咱们中国过去的争论水平很低,争来争去就是人要不要吃饭这样的常识问题。我在下放农村时深有体会,当时只要把地分给农民,马上他就能吃饱饭了,但当时就是不让这么做,争来争去,争得你死我活,就是不让农民吃饱饭,这种争论简直荒唐。

徐景安:

    强调做没错,但是不能否定理念的作用。为什么不把地分给农民啊?要坚持社会主义啊!这不又回到理念,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也说不清 ,反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让人吃饱不是社会主义,这样才启动改革。今天,理念依然是大问题 ,但还是在常识的范围内。像教育由学校办,这与地由农民种不是一样吗?可是,改革30年接受了后一个常识,还没有解决前一个常识。接受常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理遇到利益就会遭扭曲。

刘伟:

    我国已经讨论过多少次理念了,比如许多学者说中国人道德沦丧是因为缺乏信仰,这在蔡元培时代就讨论过,而且对这个问题见解最深刻的就是蔡元培。蔡元培的中西文化修养都非常深厚,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尤其深刻,他是前清的翰林,学界泰斗。他在40多岁的时候到德国洪堡大学留学,而洪堡大学是西方第一所现代研究性大学,蔡元培因此对西方文化精华也有深入的了解。他经过长期的思考,发现汉民族骨子里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虽然中国很多人信基督教、信佛教,但大多很形式化表面化,并没有进入到内心深处。汉民族大多是重眼前、重实用、重功利,就是李泽厚讲的实用理性,汉民族根上就没有信仰基因。蔡元培思考了很多年,提出一个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汉民族骨子里其实是一个审美的民族,做诗、画山水画都非常好,审美水平很高。西方的所谓印象派、现代派中国早就有了。因此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因为美善合一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个主张是很高明的,很符合汉民族的审美基因。蔡元培20年代就提出来了,如果长期认真地去落实,我国人民的整体道德水平就会好多了。

    刚才讲到幼儿园,幼儿园就不应该教知识,现在奥数都已经蔓延到幼儿园了,十分可怕。我是学数学的,深知奥数泛滥有多害人。中央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周海宏教授来深圳开古典音乐欣赏讲座,他说幼儿园和小学最重要的是引导孩子感受大自然和万物之美,给孩子种下美的基因,美的基因不是靠知识的灌输,一定要让孩子沉浸在大自然和美的事物里才能感受到,这个过程是让他体验,不是硬教给他的,是体验式地熏陶出来的。美国从幼儿园就让孩子们研究蚂蚁,研究蜜蜂,研究花花草草,从这个过程里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和生命的美妙,学会基本的研究程序和方法,从小学会探索和感受科学精神。我们现在却用大量的知识往幼儿灌。现在在电脑上一搜,什么知识没有?关键要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要让学生学会思考和研究。

    我国高中的学生现在已经被知识灌呆了,眼珠不会转了,眼光都没神了。我在课堂上搞教改,让学生主动提问题,没有一个人提,也不知道怎样提问题。学生在中小学已经被毁掉了,已经被培养成了狼孩,被应试教育这匹狼养大之后,回不到人类社会了,灵性没有了,在中小学就把它掐灭了,而且是以教育的方式掐灭的,误导了很多的家长。家长说学校让学英语、奥数,但是学生严重缺乏接触大自然和美的事物,对美的东西不敏感,四季分明都感受不到了,人都不成为人了,这个人没有美的灵性了,怎么会有信仰?这是很可怕的,学一大堆知识还有什么用?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越小的小孩要越多感受美、多动手、多体验。要把思品课取消,思品课非常害人,尽说假话空话,本身就是对思品的讽刺。我们这个国家迷信教材,德育用什么教材?一本教材还没一部电视剧影响大。一出现什么新东西,就老想把它搞成课加到学校去,法制课要加进去、性教育课要加进去,还有公民课,甚至有人提出哲学课、有人提出理财课,还有通用技术课、研究性学习课,中国人就迷信课,高一已经学9门课了,还要不断加课,这叫课程爆炸,学生怎么受得了?然后迷信教材,接着就是迷信考试,这是一个体系,最后的结果是杀人,就干这么一件事:把活蹦乱跳的小孩弄成一个狼孩。而世界教育改革的大趋势是减少课,是大量做减法,用一个个研究课题来开展综合性的研究。这个课题可能用到数学知识、物理知识、化学知识、生物知识、可能会和人打交道,可能牵涉到搜寻信息、写作、法律,是很综合性的研究。现在我们中国的教育界老弄不明白,教育改革到底该往哪个方向改。理念不必多,方向要搞清楚。教改的大趋势就是把学习变成研究,我们中国做的却完全相反,还在拼命灌输知识,迷信考试。我在98年市教育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就提出来,要把学习变成研究,而且提出深圳要办教育特区,并提出了四大措施,市教育局采纳了,报给教育部,为了避嫌,改叫“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但教育部不同意。教育部同意才奇怪,这个部早应该撤销,它几乎没干过一件像样的好事。

    德育一定要促使学生多体验、多走进大自然、多动手、多搞社区服务,怎么搞?怎么做这些事,深圳现在不是有义工吗?暑假的时候别的小孩都补课,我让小孩去做义工,但是很多家长转不过这个弯来。民间组织要传播先进理念,传播的时候还要有组织保证实施,民间组织就要干学校做不了、做不好的事。再一个就是要特别强调审美的教化作用,蔡元培的主张根本没有在中国教育界落实,现在中学学奥数的学生体育课不上、美术课不上、音乐课都不上了,把小孩活活训练成没有审美能力没有信仰的畸形人。这些所谓尖子生就是考试厉害,而且考完之后马上就不喜欢数学了,奥数太害人了。我们教育界对美育代宗教没有系统的研究,以美育代宗教就是德育的一个抓手。社会上的美育也搞歪了,动不动考级,连音乐美术都考级,艺术怎么能有统一标准?艺术主要是培养人审美感受力和想象力创造力的,连农民都知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艺术感受力怎么能有统一标准?凡考一定有标准答案,科举精神已经深入到汉民族的骨髓里面去了,一切都迷信考!全世界都在尽快把学习变成研究,研究过程怎么考?研究需要发散思维,要创新、探索,要去研究没有答案的问题,而考试考的却是有标准答案的题目,这种考试考不出真能力。

    近代以来,我国每过十几年就会有一场中西文化大讨论,而且一次比一次讨论的水平低,没有一次超过蔡元培那个时代的,后人没有蔡元培那样深厚的中西文化学养。中国人太喜欢研究理念了,浩如烟海的出了很多书,实际状况却越来也糟。我们缺的是长期韧性地去做。我国就喜欢搞运动,什么好事都是做了三分钟就没有人做了。

徐景安:

    一个有理念、有信仰的人就会不断地持续做下去,他有做的动力。

刘伟:

    中国的体制和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在对抗,学生去做义工,就不能考高分了,整个教育体系逼得他去考高分。

徐景安:

    这又回到理念,教育是为了考试,还是为了学生做人成才?

刘伟:

    你也不要奢望把先进理念普及到大众,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先知总是少数,有先进理念的人也总是少数。犹太人伟大在哪里?犹太人是最崇尚学者的,犹太人有一个风俗,银行家的女儿一定要嫁学者,绝对不能再嫁有钱的人,这个风气说明这个民族特别崇拜学者。犹太人组织一千多学者花了五百多年时间,前赴后继地编了《塔木德》,把这个民族智慧的精华全部聚集其中,而且从小学就开始学,奠定了孩子的智慧基础。咱们中国就没有这样做过。

徐景安:

    有没有翻译成中文?

刘伟:

    有中文版,网上就能买到,我已经买了一本,你会发现里面充满了智慧的语言。为什么犹太民族出了那么多伟人大师?他们代代尊重学者,把学者智慧集中起来传给下一代,智慧之脉从没断过,这个民族能不杰出吗?你看咱们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中国历代出了很多有大智慧的学者,却没有做这个集中民族智慧并传承下去的事情,文革还迫害学者。犹太人让1000多个学者花500年的时间来做,这是多么惊人的智慧系统工程!咱们中国当今没有公认的思想家,中国人目前也没有这个学养。汉民族不太善于集中民族智慧传到下一代去,老在低水平重复,像农民起义一样,老在破坏又重新建设。文革一场大破坏,如今又从国学的ABC学起了。为什么说中国没有价值观输出?因为没有持续的文化积累。西方的科学为什么这么发达?我最近在读《科学的旅程》,知道了西方科学是他们历代的科学家一代接一代不断继承又创新的结果,一定是后面的科学家接续前面科学家的成果,然后有一些创新,不断积累传承创新,形成了当今科学发达的局面。中国人没有这样,一定是过十几年争论一次,水平越争越低。我一个朋友去美国考察,发现华人只能优秀三代,到第四代、第五代肯定衰落,犹太人却代代优秀,这就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问题,犹太人解决了教材的问题、解决了组织保障的问题、解决了民族的风俗问题,犹太人又能挣钱,又尊重学者,重视智慧传承,这个民族很了不得。

李清振:

    你讲中学生,越教越与大自然脱节、越与世界脱节,是这样。

刘伟:

    连我自己儿子都有这样的感觉,我儿子上高一,他说我在初中的时候还有一些想象力、创造力,现在全没了。现在的小孩到初中的时候眼睛还亮亮的,到高中眼睛就没神了,到高三的时候大多老眼昏花了。我从94年就研究学习方法了,我写了一本书叫《知识怎样变成本领》,已经写了20多万字了,马上就要出版了。我认为知识本身还不是力量,只有用研究的方法来学习才能变成实际本领,才能变成力量。

彭彪:(原深圳市东湖中学校长)

    徐教授倡导的幸福观以及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很实在,人是自私的,人人都爱自己,但是要实现自己的幸福,就要为别人着想,这个想法非常对,也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刚才几位讲了很多,大部分我是赞同的,但是少量、个别的问题我不是很赞同。包括刘老师讲到的,他说到中国民族的问题,我不赞同,不是中国人不会尝试、不会创新,我们古时候也有诸子百家、百家争鸣,说明那个时候学术自由。我们以前是封建社会不自由,军阀混战不自由、国民党时代、解放后很长时间学术都不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下就造成了学术倒退,造成了没有很好的传承、也没有很好的创新,过去常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把以前的完全破掉,事实上新的又没有立起来,既没有承认过去的权威,也没有树立现在的权威。搞毛泽东的崇拜是个人的东西,不是社会上大家心底所能够接受、传承的东西。犹太这个民族也好、欧美也好,关键是确立自由度,特别是学术自由度,它的三权分立,它的大学能够自立,每个校长都有很受尊崇的地位,学术空间非常好。刚才讲犹太500年的传承、创新,是因为它有一定的风气和空间,我们就没有。不是我们民族的问题,应该说中国人还是非常聪明的,我走了世界许多国家,我觉得比较起来中国人是很聪明的。很多方面远远超过欧美,就不要说拉丁美洲、非洲了。中国人也很勤奋,关键是以往几百年没有用到实处,毛泽东及之前,统治者学《资治通鉴》的东西非常用心,那种争权夺利的思维确实影响了中国一两千年。封建社会也好、国民党时期也好、共产党时期也好影响都非常的大,“打倒孔家店”虽然有利于解放思想,但由于矫枉过正,对我们的民族信仰有很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进步就是思想解放,要不然也不会有思想迸发,因为以前是禁区。相信只是时间的问题,野蛮资本主义走向文明资本主义都用了几百年,我们改革开放才三十年就令中国发生巨变,所以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都会解决。

    刘老师刚才讲到目前教育领域没有人能够做这一点,如果持续下去,能够有一代、两代下去,我们肯定会超越欧美,不光在经济发展上,而且在思想层次、在创新思维上、在教育改革上肯定会大踏步前进的。目前中国是东亚教育模式,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教育模式大体上还是很接近的,实际上就是受儒家模式影响比较大,所以说中国思想没有影响世界是不对的,应该说儒家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亚,也可以说影响了世界。孔子的很多名言是西方都接受了,而且备受推崇,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等。这个思想是先进的,并不是落后的。只是说我们过去没有真正的把它发扬光大,没有对教育思想进行更多的创新。徐教授讲的“追求幸福、敬畏生命”的思想是非常对的,大家都能接受,谁不追求幸福,要不生下来干什么?我们过去确实是糟蹋生命,现在仍然在糟蹋生命。我经常讲到这些问题,我们做教育的,很多时候是摧残生命。对于园丁我有很多想法,校长、老师都想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标准,把孩子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总是在修剪花草,说学生这不对那不好,有时候把主干也修剪掉了,我们做园丁的职责,说是为了社会需要,提出统一的口号、统一的要求,按照自定的模式去培养人才,实际上在糟蹋人,因为人不是植物,植物也不能这样子处理,按照我们的要求修剪得很整齐,按照我们的设计似乎很漂亮,实际上我们做园丁的把这些孩子都修剪坏了,把他们都糟蹋了。我们是辛辛苦苦地在培养书呆子,辛辛苦苦地在培养“东亚病夫”。这就是应试教育的结果,因为应试教育是要让所有的孩子都去追求文化课的分数,不管不顾人才本是方方面面的,孩子都往应试一条路上逼,不学呆学傻不成“东亚病夫”才怪呢!社会呼唤方方面面的人才,不同个性不同特长不同求知欲望的孩子需要成为也能成为方方面面的人才,而这中间的环节——学校,却因为只搞应试教育而不能完成这历史的使命,这就是教育的悲哀。

    说很多校长都是做官的,我从来没有这种思想。我做校长也许是有些特立独行。98年让我去做区教育局副局长我谢绝了。我就想管好一所学校,我把这个学校办好,我也就做贡献了。当然特立独行会得罪不少人,所以我是慎言慎行。现在教育部也好、教育厅也好、教育局也好,难免有外行来做教育。真正是教育专家成长起来的教育局长、教育厅长、教育部长尚少。我们必须承认有很多领导确实很勤奋、很好学、很能干,可以来领导,但是如果从根子上、从教学思想上没有自己的一套东西,也不接受教育专家的意见,怎么来领导拿什么来领导呢?所以部分校长各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人是纯粹按照官本位,上面怎么要求我怎么做;而有些领导只要不出事、只要没有安全事故就OK了,这种“维持会”的思想是非常害人的,完全没有真正的教育思想、没有自己的教育宗旨可言。我原来教大学、后来教完全中学、教职业学校、教初中,很多人认为我是从高位慢慢往低位走,而我却越教越是对教育有了深入的理解,所以我在学校提出 “人为本、德为先、质为上、重人格、育英才、创名校”。教育本身就是对孩子负责、对未来负责。李校长、徐总你们属于改革派,我就是属于改良派,改革派是敢于去颠覆;我是改良派,在政府允许的条件下我搞我的改革。

    我一直觉得应试教育是害死人的,刚才说到把孩子搞呆了,整傻了,我在北京和《中学生》杂志的总编聊天,他说我觉得世界上最苦的人就是学生,除了清洁工早上四五点钟起来做清洁之外,最早起床的就是学生,晚上十一点钟才回家,也没见他们学到什么真本事。

    我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个方面了,我们虽然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我体会到真正学到的东西不完全是课本上的,而多是在社会大学,我是湖北省重点中学66年高中毕业的,刚填了大学志愿,“文革” 爆发然后下乡,尔后回城当工人,然后搞科研,我们搞激光准直仪器(当时我国最大的科技项目“正负电子对撞机”最核心的仪器之一)。当时,光学机械加工我什么都学会了,熟悉掌握了,我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还当过四年的光学仪器厂的厂长。现在我都61岁了,还是我们邦德教育乒乓球冠军,足球几乎每个星期都踢。文化革命前,虽然也是应试教育,但是那个时候的应试观念比较淡薄,那个时候比较倾向素质教育,比较鼓励实践鼓励全面发展,国家要求你去锻炼,哪怕粮食吃不饱,三年困难时期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但是有一口气也在锻炼。

    我是学理科的,我在一个原来没有名气的东湖中学做校长,为什么社会上把我学校称为名校、把我推荐为名校长呢?是因为培养出了很多的好学生。90年让我做校长,我是教大学的不懂中学谢绝了,到了95年又做校长,而且是从老师到班主任、年级组长、校办主任,到副校长,到校长。开始让我做校长我不做,后来却又做校长,是有点奇怪。是因为我不懂所以不做,懂了我才做。少数校长不是做教育的,是官本位的,甚至不太干活的。但还有许多校长是想有所作为的。

徐景安:东湖中学怎么成为名校的呢?

彭彪:

    我在东湖中学为什么会搞出名?首先归功“德为先”。孩子的培养在初中非常关键。我教过大学、教过高中、教过职业学校,最终我觉得初中非常重要,一上初一、初二,那一两年,孩子是生理发育、心理发育最关键期,那个时候男孩、女孩生理特征突然冒出来了,个儿越长越高,心里问题很多。孩子在这个时候搞好了,将来一生一路坦途;如果搞坏了,一生都易倒霉。如果说这段时期把孩子的潜能发掘出来了,他们激发的力量能够排山倒海,真是如此,教育的伟大就在这里。现在孩子的聪明才智是不用说的,现代社会信息量太大了,不承认是不可能的。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哪有电视、哪有电脑、信息化数字化全球化?现在大不一样了。所以在文化革命那么摧残迫害的时候,我都能学到那么多东西,现在的孩子这么好的条件学不好,这就是我们教育者的问题。

    这里举一些实例。我到东湖中学,没有人去读,学校连围墙、大门都没有,就两幢空房子,这么差的地方谁愿意去读?600多学生跑掉了一半,而且留下的都是很差的学生,但是就是这些学生,考出800多分的、700、600多分的一大批,把应试作为目的是错的,但是应试作为手段不能说不要,老百姓要孩子读书、上大学,但是你搞素质教育更能够达到应试的相应成果,因为你激发了孩子的潜能。你要相信孩子,你总觉得压他、逼他,他才能上路,那就糟糕了,你要相信他的多方能力,为什么刚刚讲到孩子学傻了,就是因为你压他、逼他才这样的,我们应试教育的问题就是逼人,逼坏了。那个时候刚刚建校,当时考虑到第一届应试不能砸锅,除了上高中的课程要教好之外,我从别的学科来开刀,我先从历史学科、地理学科、音乐学科来开刀,这些学科不完全按照正规的来。比如说历史学科,我们搞一些校本教材、搞一些校本课程,搞一些老师独特的东西,我们的老师个个都是多才多艺的。比如说历史课搞了个课题,叫做“姓氏.籍贯.迁移”,比如我姓张,这个姓是怎么来的?我老家是哪里的,为什么迁移到深圳来,实际上就是家史、变迁史、发展史。姓张的有多少名人?可以列出一大堆来,孩子会有自豪感,我家里面出了多少名人,或者说我家里面过去在哪里?比如深圳的客家人、深圳的潮州人都是从北方迁移过来的,迁移的几百年历史、上千年历史有很多的故事,都可以去挖掘,实际上就是回归人本、回归历史,这样就把历史学活了,每个孩子都可以编出一些东西、甚至拿出历史的凭证来。

徐景安:你是鼓励每一个学生自己去研究?

彭彪:

    是的,然后拿到课堂里面去讲、去讨论,把整个深圳市来听课的老师听呆了,他们没有想过历史课能讲这么活,孩子个个能言善辨,个个都讲出一套很自豪的东西来,孩子们自己也写小论文,家里有的东西、或者自己收藏的东西、制作的东西都摆出来,做历史展览,要不然学生纯粹背这背那,历史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而这样关系就非常紧密了。

徐景安:把研究能力、动手能力激发出来,兴趣也培养出来了。

彭彪:

    对。北师大把我们学生的论文登在他们的网站上了,教育部的网站也把我们学生的东西放在网站上去了,获得全国的一等奖。比如说地理,我们说深圳的水资源,包括环境、污染、治理,这套东西学生去研究,那就是人文的东西了。沃尔玛、万佳、罗湖农产品批发市场,孩子们去调查,每天进了多少东西、出去多少东西,这里面物流的流程,他们做一些了解,然后写出一篇篇小论文来。很多大学生写论文写不出来,很多人归纳的能力很差,有些人像写记叙文一样。这些小孩子能写出像模像样的小论文出来,也是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见解。比如说水资源的污染,他们有一些小设计,解决污染就是把知识学活了。学这些东西不影响中考。

    我们当时出了一个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打的一塌糊涂,到现在都还没停歇,那个时候爆发了很激烈的战争,当时是02年,初中二年级的孩子写给联合国安南秘书长一封信,他们是用隶书写的,我是用草书写的,“祈祷中东和平”,允许“和而不同”,有600多个人用宣纸签名。很多人都说有什么用啊?但是很幸运,安南给我们回信了,他们说赞赏你们为中东写的和平倡议,联合国会向沙龙和阿拉法特转达孩子们的良好愿望。学生学历史把一些古训都写进去了,孩子关心他人关心世界的愿望满足了。

    我们地理课也是全国评了一等奖,省政府二等奖,他们有一些环境治理的小设计,孩子有自己的聪明才智。比如说音乐,我认为深圳是国际交流很频繁的城市,正迈向国际化的大都市,今天我为什么强调民族性,国外很多人觉得我们中国人不行,好像我们民族落后;国内也有人认为深圳是“文化沙漠”。我想,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深圳学生成天去学流行歌曲、成天去学港台的明星有什么用?所以我强调学民歌、跳民舞、弹民乐,把民族文化濒危的东西挽救过来,发扬光大。我们是01年开始搞京剧的,后来又看了一篇报道说皮影戏没有人演了,我们又搞皮影戏。这些东西在深圳市拿了一等奖,拿了亚洲的金奖,拿了广东省金奖,联合国派了四位官员到我们学校考察,特别邀请我们参加美国纽约联合国六十周年庆典,他们最欣赏皮影剧、京剧,并没有邀请我们同样很出色的交响乐团。我还把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演员请过来,义务为我们的孩子指导。不光是唱,还讲民族乐、西洋乐的不同,让你体验出味道,学会审美。

    再比如说语文课,学生成天学课文,确实太乏味了,当然背古诗、背古文是很重要的,这些东西还是很有道理也很有用的。国学我也倡导,《论语》、《弟子规》让香港、台湾的人来讲,他们有很多信佛的,但是我不让他讲佛,不让涉及宗教,只讲儒学,他们是义务给你们讲,不要一分钱的,我提供教室给你,我们学校也不要租金,孩子愿意听就听,坚持了好几年,每次结业典礼,孩子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当初谁能相信孩子凭兴趣能够坚持下来,不但是学生能坚持,老师也能坚持,教学相长。

    我特别强调文学创作,你们可能想象不到,一所初中学校创造了几十篇长篇小说,拿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拿了“广东省十大新人新作奖”,拿了王蒙“春天文学奖”。有一个聋哑的孩子张悉妮,光她一个人写了十几本,在我们学校写了300多万字,她读过的书有3000多万字。很多都是我们不敢看不懂看,她去看,比如巴枯宁、庄子、歌德的书,比如霍金的书,那些难懂的如《浮士德》、《果壳中的宇宙》……

    再比如说科学,我们的课本,化学、物理过去编得非常好,是自成体系,是环环相扣的,欧美基础教育相对是简单的,不像我们的系统多了。现在改成科学课了,缺乏系统性、往往是割裂的,相对杂乱的。可以说是想学欧美那一套,但没有学好,目前争论很大。“课改”想解决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缺乏实践,缺乏创意,这一点是要注重的。我很强调学生搞科技小发明,深圳市、广东省搞比赛,我鼓励让孩子去。比如非典的时候学生搞了什么发明?在扶手那里搞一个药物海绵,它不断的滚动、不断的消毒,因为手是最脏的。还有很多创造性的东西,比如老师上课时的一些教具设计,比如张悉妮发明没有电磁辐射没有频闪的“聪明灯”,已经由加拿大华商投资成批量生产了。

    有一个孩子叫赵荔,我带着她去上海见国际创意大师霍金斯,霍金斯是上海的重点保护人物,是上海的顾问,想见都见不到。这个人当时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他是“世界创意之父”,他90年代创造了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开始不为人看好,后来很多人相信他了,他被聘为布莱尔首相顾问,让他领军英国的创意产业,英国的创意产业很快成为英国的第二大产业,第一大产业是金融保险,现在英国创意产业超越其他产业仅次于金融保险。中国就很想搞创意产业,因为是软实力的体现。上海捷足先登把他请来了,很怕别的城市抢走,深圳市一位副书记带着几个领导去上海见霍金斯,都没能见到。王岐山当时当北京市市长,也是见不到,专门和韩正市长说,要请霍金斯来北京,这样才让他去了。上海一位院长是霍金斯的朋友,我们通过他才见到的。赵荔八九岁就出书了,11岁出第三本书,我们都给了霍金斯看,院长只是安排我们寒喧几句,然后照一个相,实际上只给我们见十几分钟。但赵荔英语太好了,谈得融洽我们就介绍东湖中学怎么培养的创意儿童,给他介绍很多孩子写的书,他来兴趣了,整整接见我们1个小时20分钟,使得上海市副市长请他吃饭都推迟了。他出版了20多本书,中国翻译了七八本,我们在上海一本都没有买到,全部都卖完了,我们表示遗憾,提出:“你能不能写一本给孩子们看的?我们让赵荔帮你翻译”,我们只是试探性的。有些大人物不是我们想象的,越是高位在上,越是平易近人,不像某些官老爷。他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说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如何创造”,就让赵荔翻译这本书好了,其实这本书他还没有写,正在构思。我们当天晚上回到宾馆,觉得不太对头,是否说说而已?哪有这么爽快,而且我们也是初次见面,还不是深交。院长就问他,你今天下午说的话是真的吗?霍金斯说当然是真的了。大师不会说假话。元月份我收到邀请函,让我们春天到他的别墅去。

    我算“官员”,按规定二年只能出国一次,是赵荔一个人去的,结果谈得很好。在上海时我们说过“如果您这本书图文并茂,肯定会很畅销”,他接受了这个意见,然后我们邀请他中国文博会到深圳来,他从来没有访问过深圳,只是经香港路过这里,深圳市想请都没有请到,我们反而请到了,深圳文博会报导大幅标题是“世界创意之父光临深圳”,副标题是“霍金斯和深圳12岁小女孩有一个约会”,深圳很隆重的欢迎他。当时有一个“原创文学展”,那个大展位有七个展台的展柜和展板,我们以为是给我们其中之一,结果我们布展的时候发现,这七个展位全部是给我们东湖中学的,全部是孩子的小说、孩子的散文、孩子的出版物,我们学校的书刊,上面大名就是《深圳原创文学展》,我们正好把霍金斯请来参观我们的文学展,中央电视台、深圳电视台都来请他,赵荔和他一起去拍,到了文博会之后,他的想法就变了,就不是说“我写赵荔翻译”,而是“我们两个一起合作写”;到了夏天又变了,是由他提出一个纲,然后赵荔写成一篇篇故事象珍珠一样串起来,写完之后给他审,审完之后就出书。现在书出来了,是由上海的“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深圳书城新闻发布会上,我给他提了问题,市教育局长也给他提了问题,你70多岁的大师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们之间交流是平等的吗?他说是平等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而且是随时在网上交流,书上面印着“霍金斯、赵荔著”,然后写着“赵荔译”。赵荔获得了英国《天使无极限》的翻译金奖,她半天写作、半天读书,就这样中考还超过了深圳实验学校的分数线。

    我们学英语是开放的,过去我们国家英语课本太重视语法,完全把学语言方法颠倒了,应该是你的语感、语音、语调、语流,特别是语感很重要。我们要求老师,这个孩子学得好,你就不要死扣他完成作业什么的。有的孩子已经完全不用做作业了,他完全可以把时间精力放在更有必要的地方,对他而言完成例常作业纯粹是折磨人的负担。一个初一的孩子李莱茵,在央视希望之星大赛和中国日报杯大赛中,战胜了全国所有高三的孩子,拿了中学英语全国冠军,她的英语都学活了,她上语文课,把课文翻译成英文。上课我们就给她自由,她英语的水平已经超过老师了,所以你不要小看初一的孩子,很多孩子会冒尖出来。再比如说体育,不搞锻炼真成了“东亚病夫”。我们学校男子篮球6届拿了4届区冠军一届区亚军一届第4,女子篮球也拿了一届冠军,足球全市男第六女第四,标枪、跆拳道都拿过市冠军,重剑吴森同学还夺得全国少年冠军,东湖中学为天津击剑专业队送去两位国家运动健将……

徐景安:

    教育改革说来说去,就是要用有改革意识的人、有良好素质的人。有改革意识,总会想办法改革;有良好素质,就不满应试教育的现状。让你们这样的人去当教育局长、教育厅长、教育部长,中国的教育就有救了。我提出的教育改革二十四字方针:“明确方向、制订规划、放权开放、建立机制、双轨探路、重在用人”,最后落在用人上。你们的实践表明,在应试教育大环境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搞素质教育,道理很简单,这样教出来的孩子聪明,就会应付考试,学校也名列前茅。为了考试而考试,反而考不好、考好了也没用。素质教育需要有素质的校长与老师,应试教育改不了,就在于管教育的领导、校长、教师没有素质。

彭彪:

    全国各省每年的高考状元都进了北大、清华,他们进来了,怎么出去的?现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各个学校的名教授、各个企业的学术带头人,几乎就没有“状元”的踪影,就是应试教育使得他们的时间精力都放在应试上面,许多高考状元生活很单调枯燥、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没有什么个人情趣、没有什么个人追求,一门心思就是分数、高考。现在的院士、学科带头人、企业的总工程师,许多都是在读书时中等偏上的,这就是所谓“第十名现象”。

杨克祺(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我是94年来深圳的,今天这样的讨论还是头一回。深圳这些年,很少遇到这样类似的研讨与沙龙。当下,中国教育要打什么牌?举什么旗子?以前,我们提的口号比较多,全面发展教育的旗子最红最久,在国内学《教育学》的人,都是从这里入手的;第二个口号,是教育现代化,前不久在广州参加了省教育现代化的会;第三个口号,是中国教育和国际教育接轨;第四个口号,是教育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五个口号,就是素质教育了。在中国,影响大一点的,就这五种叫法。全面发展教育还有人在提,教育现代化还有人在弄,素质教育仍然是今天教育的旗帜(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说这个人身体、生理素质不错,也就是说素质往往跟在身体、生理的后面;在道德、品德后面,大凡跟的是修养,一个博士和一个农民品德相比,哪个好?不是因为你读了书,你的德行就高,关键是修持与践履的不同才造就品性差异的;知识和文化的后边,大多跟的是素养,即知识素养或文化素养,所以要靠要素的日积月累才有知识。是故,笼统提素质教育,在学理上难以成立,或者讲素质更多带有先天的痕迹,素质教育后天不好搞、搞不了。我一开始就反对素质教育这个提法,讲了之后,被副局长找过去,因为发表了与大势不合拍的意见,他说我还年轻,不要再“啰嗦”了。打那以后,我一直不敢多讲话,连文章也少写了。

    窍以为,现在与今后一段时日,我国应高高举起“本真教育”大旗!这是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洞悉,也是我从事教育研究27年的最大心得。确切地说,改革开放以来,就觉得我们离教育的本真,距离不是近了,而是远了。中国教育越来越假,越来越抓不住根本了!不是人不明白,都明白,哪个笨?就是不去挑明,这样捂着盖着,大家的日子都好过,谁会主动革自己的命?本真教育,要变成国家的意志,要成为统摄教育革新的主题歌,恐怕还要假以时日。我们这些理论研究人员,要少说正确的废话了,社会更需要我们在第一线办个小书院什么的,搞一些该搞的事来,净空法师在汤池已经做了榜样。

    在德育上举什么旗?挖空心思,想了一个名字,叫“善本德育”,就是以善为本的德育,不是以真为本(不是说不要真),也不是以美为本(不是说不要美),更不是以圣为本(不是说不要圣),德育以善为本就可以了。过去我们讲共产主义德育,有人说我们是“假大空”,我比作那时的德育在“天上”;现在掉到了“地上”,全国清一色的讲心理健康、心理教育,而且各个学校都开设心理咨询室,每个学校至少配备一名心理健康老师,算是高度重视了吧。在我看来,德育既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上,应该反弹到人间!你说什么叫心理健康?国内搞心理教育的,大多以外国的模子去测中国人。不能再用外国的模子来量中国人了,文化染色体都不一样。

    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有些人的心理,是不能随便碰的,你不碰没大碍,一碰说不定就出问题。说白了,人的任何需要及其存在都是合理的,只是满足需要的手段会出现问题,哪个触犯了法律,哪个触犯了道德,是能分清的。比如说,我这个人记仇,但我也知道好歹,不记仇的人能知道好歹吗?你比我好,我嫉妒你,很正常,是我向你学习、超过你,还是拉你下水、同归于尽,还是算了、无所谓,有的要杜绝,有的要提倡,有的是要允许存在的。搞心理健康,我还是提个醒,一个不要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一个不要把伟人的胚子给搞黄了。

    要讲善言,不要恶意伤人,在我们周围有多少恶言在伤人;正善根,根子坏了,长不了参天大树;存善心,良心被狗吃了,还算什么人;行善举,不做好事不行,不做善事不成;扬善道,就是与同仁一起把善道发扬光大。这就是善本德育的五个维度。省里已经立项了。

徐景安:这个世界上那么多恶,凭什么让我善?

杨克祺:

    从长远来说,真正行善的人还是不吃亏的。我们推荐学生看《大长今》电视剧,还有《小城故事》,包括有些反面教材,都要作价值讨论并予以澄清。

徐景安:

    人为什么要善?有人说现在的社会讲善是脑子进水了,是有问题的,讲恶才振振有辞。这个社会当官的也恶、有钱的人也恶,你讲善是欺骗、是愚弄,一大批反对善的言论。

史勇萍:中国人的善是为自己积德,西方是恕罪。

徐景安:

    善是有理由的,不是为了善而善,基督教是为了上帝而善,伊斯兰教是为了真主而善,佛教是为了来世而善,我们儒家学说是为了父母而善,共产党是为了共产主义而善,现在的人不信上帝、不信来世、不信共产党、也不信马克思,那怎么善呢?为了你自己的幸福要善,我不是为了上帝、不是为了父母、也不是为了共产党,是为了你自己的幸福而善,道德与幸福同在,要敬畏你的生命,为了你的生命、为了你的幸福,你要善,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如果你恶,对别人恶,就会遭别人的恶,你也不会幸福,弄不好你的人生会划句号。倡导善,要讲出善的理由、善的本源。否则,凭什么善?

杨克祺:

    你讲的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窗户。站在工作的层面,怎么推进全市的德育?有两个思路。一个是点状课题,每个区搞一个命题作文,即各个区在德育上突出一个大主题,如“七心德育”是值得推广的,对父母有孝心,对他人有热心,对社会有爱心,对祖国有忠心,对环境有关心,对待自己有信心和恒心。出类似的题目,大家自由选择,你可以不做,也可以自己弄个别的主题。在福田区,就是准备大推善本德育。平时有些单位报的课题小得不得了,难以形成气候,打不出去。

    还有一个思路,即线状课题,要求初中、小学背诵九本书,最长的是《孟子》和《庄子》,《三字经》不是很长,《弟子规》、《增广贤文》也不错,还有《论语》、《大学》、《中庸》、《老子》,主要是儒家和道家的东西。现在的小孩天天去上学,可肚子里的“货”并不多,全让外语单词给占了。大家都缺少底子,有知识没文化、有学问没修养、有聪明没思想的人不在少数。如果这些人又当了研究员、校长、局长、老师,那岂不是在误国误民,误人子弟?要正面影响人,不是一般人能搞的。教材也不能随便碰,不是什么人随便就能编教材的,教材也不是当代人就可编得好的,特别是思品课,还有历史课,你可以做报告,可以搞主题活动,但是不能一编就是教材。《新三字经》有老《三字经》永恒吗?为什么?对编教科书,我们还是谦卑为好。

李清振:

    袁正光提出了理性、感性、悟性,刚刚你说的蔡元培,到底是感性还是悟性?

刘伟:

    蔡元培博大精深,他把理性、感性、悟性都综合起来了。

李清振:

    我们这个公司取名叫本果,人的知识怎么从无到有,怎么产生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学不好。我们更不重视可预见的未来,教知识就是把中间的一段来回倒。

刘伟:

    我们这个民族有两大根本性的毛病,第一是太喜欢往后看了,有浓重的历史情节,电视里几乎全是历史剧。碰到一个问题,立刻想,祖宗是怎么说、历史上怎么说,全是古代的。你看大学里,大部分的文科教授都是研究历史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外最发达的学科是未来学,他们喜欢研究未来,站在未来反观现在,总有先见之明,在引领世界。中国的科幻小说非常少,但是像《明朝那些事儿》,这种历史小说,谁都喜欢看。这就决定了中国这个民族不喜欢探索、不喜欢往前看,难以创新。中国的思维模式是继承式的,不敢为天下先,不重视没有答案的探索。没有未来意识,就没有探索的冲动,精神上不喜欢探险。徐主任您做的事情抓到点子上了,但是要落实到组织上行动上,理念探索可以告一段落了,集中力量去做。我把你们论坛的文章发到我们学校网站上了。

    注:由于个别发言者对发言稿审核一直不反馈,拖延至今发表,深表歉意。

 

 

 

发件人:"地球村经济顾问" <wxr3565@126.com>  2009-12-11 18:54:58 +0800 收件人: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的崛起动力在哪里

中国的崛起动力在哪里

(为祖国的经济学家和三农学家指点迷津)

广东梅州农民(地球村经济总顾问)谢进杰

2009年12月

批评邮箱: wxr3565@126.com

    众所周知,国民经济的增长主要分别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部发动机来推动。其中消费是一国经济增长最最重要的动力来源,GDP的绝大部分主要靠消费来拉动;而投资只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百姓日后的消费,相当于今天饲养的鸡不舍得吃而留作明天生更多的蛋和鸡来吃,如果广大百姓日后的收入不能和GDP同步增长的话,必然会严重地制约经济的健康增长和持续发展,人们在事前就应该考虑清楚;出口的目的是为了进口、是为了物物互换和互通有无,因此进出口必须保持基本平衡,进口加出口一正一负基本为零,所以一国的出口是根本不可能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的,而且出口换来的大量纸币如果长时间不用的话,就必然会不断贬值到几乎变为废纸为止(出口就如同用电能抽水储能发电的道理一样,众所周知将水抽到水池里面储存起来,是绝对不能生产更多的电能出来的,而到了用电高峰时期还不舍得将储存下来的水用来发电的话,时间一长池子里面的水自然就慢慢地干枯了)。虽然进出口不能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各国却可以从物物互换中得到极大的好处,让各国都能够实现互惠共赢。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实现了奇迹般地飞速发展,并且平均每年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高速增长着,成绩举世瞩目,非常值得我国人民为之高兴和自豪。然而,在巨大的成绩面前,我们也应该看到不足之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GDP虽然年平均接近两位数高速增长,但是并没有使广大群众的收入水平实现和GDP同步增长,经济高速发展带给广大老百姓的并不是普遍的富裕,而是普遍的贫穷落后。所以我国的经济发展,才会不断失去应有的内需和消费能力,才会不断地成为日益严峻的生产相对过剩,GDP的增长才要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各行各业和广大企业才会艰难地苦苦经营,广大群众和广大大学生才会如此难寻找工作,如此等等。

    所有如上的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广大专家学者和广大知识分子深思为什么会如此,下面就和广大专家学者、广大知识分子们一起来共同探讨如上的更多类似问题,希望大家多多提出最为严厉的批评和指正。

    1、造成广大老百姓普遍贫穷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农业建设长期严重停滞不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和除农业之外的各行各业均实现了较快地飞速发展。而农业的建设,广大经济学家们却是一直没有找到、或没有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方案,才致使农业发展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严重落后状态,从而严重地造成了广大农民的普遍贫穷落后。广大农民在持久贫穷的不断折磨之下,迫于无奈,不得不要背井离乡,到遥远的城市找工作或自己创业。

     大量的农民来到城市找工作或创业,由于外出务工的农民太过于多,人们已经用实践证明了这么一个道理,即物以希为贵也,外出打工的人多了,必然会使劳动力不值钱。所以,外出打工的人们在如此不断增多的情况之下,广大工人的工资只能被市场无情地压低、压低、再压低,致使广大工人的工资待遇根本不可能和GDP同步提高。

    不少的人们认识到,打工和种地是一样难以赚钱致富的,所以,必然会迫使更多的农民、工人、城镇居民自己创业,人们一但发现某某行业比较好赚钱,就无政府状态地一窝蜂拥上;然而,整个社会在消费能力无法提高的前提条件之下,再加上各项政策又大力地鼓励更多的人民自己创业,以上几种因素相加之后,必然造成各行各业(除垄断行业之外的各行业)都大过于多人经营竞争,从而造成各行各业的竞争都太过于剧烈,简直就是相互残杀式的恶性竞争,从而造成各行各业的人民一样赚不到钱而普遍贫穷。

    2、造成广大老百姓普遍贫穷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长期的分配不科学合理。

    众所周知,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超级市场,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全球有眼光的商家都必然会争先恐后来我国经商做生意、办工厂和经营企业。在改革开放的20以年内,我们以廉价的劳动力作为经济发展战略优势来吸引外资,广大百姓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必然会大力地支持的。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我们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率必然会不断提升,广大劳动人民的工资水平也自然要随着GDP的增长而不断水涨船高才对,从而大力地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在改革开放的20年之后,我们就必须让广大工人的工资不断地回升到科学合理的水平,使之不断占到接近GDP的70%左右的水平(最近几十年来,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非常清楚让工资水平和经济同步增长的重要性,都明白唯有推行公平合理的按劳分配的游戏规则才能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增长,才不会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而引发经济危机。这些简单而浅显的经济发展道理全球的老百姓都能明白,恐怕只有一些太过聪明的经济学家才难于明白此真理。),这才能把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优势充分地体现出来;为有这样,我国的经济发展才不会失去应有的内需和消费能力,国内外广大商家的产品才能有好的销路,所有各行各业的广大生意人才能赚更多的钱,从而使各行各业的老板有能力不断为工人加薪水,从而大力促进国民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地增长,使国内外的广大商家实现有较高的投资回报。

    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按劳分配应该是:首先政府以税收的方式拿去整个蛋糕的15%左右,其次是全体投资者以投资回报的方式拿去整个蛋糕的15%左右,那么剩下的70%左右的蛋糕、就应该按照科学合理的按劳分配来分割蛋糕。在进行科学合理的按劳分配时,个人能力的大小是当然要考虑的,而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的差距标准,也必须得到广大专家和广大群众的充分认可。国民经济蛋糕通过科学合理的按劳分配之后,不但会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强劲动力,并让各行各业的老板赚进更多的钱,而且也必然可以让广大群众有能力消费得起房子、上得起学、看得起病、退得起休、永不再为基本生活费用和将来的养老问题担心等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过去的最近几十年来,正是因为掌握了按劳分配的真理,和建立了各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巨大作用,使得广大群众可以既有钱又放心地消费各种生活必需品,从而极大减少了生产的相对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并实现了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这些经验无疑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借鉴。

    3、我国的广大企业难以进行产业升级的主要原因是广大老百姓太贫穷和工资水平太低。

    一方面,由于广大人民的普遍贫穷,早已造成工农业和服务业产品的相对严重过剩,从而造成广大企业和各行各业生意越来越难经营,使得我国的投资营商环境越来越恶化,如此情况之下,广大企业不但难以赚到钱,而且也看不到发展前景,从而迫使企业不断地放去了产业升级。另一方面,由于广大工人的工资水平被压得太过于低(实在低得太过于离谱),完全不能和GDP的增长而同步提高,太过于低的工资水平,必然不会迫使广大企业不断采用比较先进的设备进行生产,而只能采用严重落后的手工低效率地生产,从而让广大企业不断地失去了产业升级的压力和机会。可想而知,广大企业在这种状况下,不但不需要雇用更多的大学生和科技人员,而且也非常难以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广大企业只能选择不断地打价格战,和不断地生产伪劣产品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劳民伤财等等。

     然而一些太过聪明的砖家还经常说要为企业家说话,为此,他们就大力地宣传工人和农民的收入不能太高,否则企业就没有利润了;如果不断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收入的话,会弄得企业没钱赚,那么企业家就不做企业了,这样广大工人就没工作了,农民的产品也卖不出去了,而且还会严重地造成我国大量的失业,从而一起连累政府。象这些伪专家的歪逻辑,不但害得工人、农民和广大人民如此贫穷落后,而且也把广大企业家给害惨了,使得我国的广大企业和各行各业的产品越来越难销售,使得我国的企业无法进行产业升级和进一步做大做强。 然而,大量的事实却无情地证明:在广大农民和广大工人的收入水平过于低的情况下,不但把广大工人和农民给害惨了,而且也把广大企业家给害惨了,并且也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给害惨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济增长才会丧失应有的内需和消费能力、才要迫上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来拉动的下场。

    众所周知,广大企业家经营企业办工厂的目的是为了卖产品赚钱,而广大农民和广大工人的收入那么低、并且比例又如此之大,广大商家和各行各业人民的大量产品卖给谁呢?天上难道会掉下利润来吗?广大企业家广大商家追求的是资金的回报率,只有源源不断的产品销售之后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利润进入企业、才能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和促进产业升级,从而使广大企业家赚更多的钱和发更大的财。而大量的商品找不到销路因此而积压在仓库里,才是广大企业家、广大商家、和各行各业人民最为头痛和最为烦恼的事情,而不是为了工人的工资而头痛和烦恼。象如上这样的专家学者,真是祖国人民的悲哀,真是误民误国又误已也!

    4、我国的大学生如此难找工作是因为广大农民和广大人民太过于贫穷。

    广大人民的普遍贫穷,早已造成各种各样商品相对严重过剩,这可是的铁的事实。由于广大人民的收入水平不能和国民经济的增长而水涨船高,从而造成经济越发展投资营商环境就越来越恶化,使得广大企业和各行各业越来越难经营。广大企业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和占领市场,迫于无奈,只好想尽千方百计苦苦地经营,只能不断地降低成本、降低品质、降低工资、降低信用、大打价格战、放弃扩大生产、放弃产业升级的机会等等,从而使广大企业请不起大学生、请不起高级人才、请不起更多的工人如此等等,而只能迫使企业的发展不断进入恶性循环甚至于破产。

    可想而知,广大企业在这种投资营商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投入大量的资金用来搞研发和进行产业升级的、是不可能雇用大量的大学生和大量的科研人员的、是不可能不进行裁员的和减薪水的,如此等等。因此,大家一定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越发展,广大人民和广大大学生就越难找工作、工资水平就越难相应地提高,还有为什么会出现类似的毒奶粉事件,产品质量和安全为什么会不能随GDP的增长而同步提高,如此等等,希望广大专家学者好好地反思。

    5、任何政府的收入都是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

    众所周知,国家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而税收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各地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收入虽然来自广大企业、和广大纳税人,但是广大企业(无论是上游企业还是下游企业,无论是轻工业还是重工业)和广大纳税人的收入却直接或简接来源于广大农民和广大人民。

    所以,政府和国家应该让广大农民和广大人民赚更多的钱,从而为广大企业和广大纳税人创造一个优良的投资营商环境,这样国家才能有更多的税收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上去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完善各种保障体系(如:住房、医疗、教育、失业、养老等保障机制。全世界的税收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今天,我们早就应该好好地向世界各国学习,将税收好好地用之于民和造福于民。),广大人民有了各种各样保障机机制之后,口袋里面的钱才敢放心地进行各种必需的生活消费,从而让广大企业和广大商家赚进更多的钱,从而让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更多的收入。

    6、一国失业率的高低和GDP的增长速度关系不大。

    人类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证明,失业率的高低和GDP的增长速度关系并没有多大。而GDP的畸形增长,反而对就业有严重伤害。GDP在增长,只是说明这个国家的财富可能在增长、和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能在改善着。如果GDP在短期内成长了10倍,在科学合理的按劳分配制度下,广大群众的收入也应该相应地增长了10倍才对;假设此时由于生产设备的不断改进,而只须20%的劳动力就完全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的话,那么这样完全是非常好的事情,完全可以让广大劳动人民轮流上班,从而让广大劳动人民均有机会参加劳动和分配到合理的财富。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为什么比我们高得多,而工作时间又是那么的短,劳动强度和失业率又是如此之低,如此等等这些,不就是因为人家的生产工具比较先进,所以生产率就必然比较高,而广大群众实行轮流上班并实行按劳分配之后,必然会有较高的工资水平、较短的工作时间、较低的劳动强度和较低的失业率等等。

    在国民经济的快速成长过程中:当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生产时有可能会增加就业,当大量投入先进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时、则有可能会大量地节约劳动力而造成失业增加;而人类经济发展的大量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只有不断地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进行生产,才能大力提高生产率和使经济发展得更好更快,才能实现用最少的劳动力就能生产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物美价廉的产品来,从而将大量的劳动力成功地转移到第三产业、并大力推动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壮大,从而实现让广大人民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不断下降,并大力促进工资待遇和生活水平飞速提升。

    一二三产业能否均衡发展,各行业能否均衡发展,还有国家的各种经济政策,无疑对失业率影响最大。古代的GDP增长非常缓慢或几乎不增长,并不代表古代的失业率比今天高;发达国家的生产工具非常先进、说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一定比生产工具落后的国家高,发达国家把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大部分劳动力转移出来了、并不代表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比发展中国家和贫穷的国家高,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早就越过了快速发展的成长期而进入了不怎么增长的阶段、并不代表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比GDP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高;人口大国的失业率,并不一定比人口小国的失业率高,失业率的高低和人口多少没有必然关系。然而,工农业和服务业的严重不均衡发展、各行业的严重不均衡发展、各地方经济的严重不均衡发展、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广大农民和广大工人的普遍贫穷、日益恶化的投资营商环境等等,才是造成广大工人和广大大学生大量失业、和工资不高的主要原因。

    7、过于依赖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是根本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大量地出口虽然可以暂时缓解了我们的生产过剩,但这种模式却是不能持续的,而且也大量地积累了各种各样的风险。比如:经济的健康成长极容易受国外影响,失业率极容易受国外影响,各种资源和能源浪费极大,各种污染极大,巨额的外汇钞票存在着巨大的贬值风险,企业的产业升级严重受阻,企业的成长壮大严重受阻,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严重失去平衡,使得经济增长根本不可持续,使得失业率不断随GDP的快速发展而同步上升如此等等。

    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不断地告诉人们:一个人口超级大国的经济增长,是绝对不可以过于依赖出口来拉动的,而应该依靠本国人民的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来推动,从而给全球的经济增长贡献更大的力量。由于我国的人口多,所以我们根本无需过度依赖出口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靠本国13亿人民的庞大的有效内需和各种必需消费市场,就可以使广大企业和各行各业人民赚钱发财,广大企业赚钱之后,就完全可以从国外引进人才、技术、购买专利或自己进行技术创新等,从而大力推动企业不断地进行产业升级、扩大生产、发展壮大、请更多的工人和大学生、不断改善工人的工资待遇,使广大企业不断地做大做强。广大企业做大做强之后,必然可以请更多的高级人才进行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并不断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大力促进我国早日成为工农业强国和经济强国。

    大家可以放眼全球,看看欧美日等发达大国的经济发展对外依赖程度究竟有多大,看看有那一个欧美日等大国的对外依赖程度会有我们那么大的。伟大的祖国人民呀!自己的命运可要自己掌握,我们可万万不能把经济崛起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或战略对手身上,更不能让国际上的投机倒把分子牵着鼻子走。毕竟,我们的出口是为了进口,是为了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持续健康发展,是为了早日改善广大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为了和各国换回更多的自己短缺的必需品和互通有无,而不是为了所谓的美元钞票,以物换物和互通有无才是国际贸易的真正目的所在。只有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基本平衡——才能保证出口的可持续性。

    然而,自由贸易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而已,往往只是发达国家洗劫发展中国家广大群众的财富的主要工具。只要国家和国界一日还存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贸易,因为各国政府都必须维护本国和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但发生贸易磨擦、和纠纷等等,首先考虑的就是本国的经济安全和本国人民的主要利益,而不是客观公正地全力地维护别国的利益。大量的事实证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根本不可能通过自由贸易将先进的技术卖给我们或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尤其万万不能指望战略对手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来帮助我们实现经济崛起。而真正的自由贸易只能存在于一个国家中,如各区域、各省、各市、和各县之间的自由贸易,当发生各种贸易磨擦时、中央政府必然会客观公正地全力维护全民利益和国家利益。

    8、我国的农业建设相当于是高楼大厦的地基建设一样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可不能和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国家相比,因为人口小国完全可以放弃农业的发展)

    假设把我们的国家比作是一栋高楼大厦的话,那么高楼大厦的基础就相当于是我国的农业,高楼大厦的主体建筑就相当于是我国的工业,高楼大厦里面的所有设备、设施和一切装饰就相当于是我国的服务业。

人们都明白:只有高楼大厦的基础和主楼建筑都非常坚实牢固,才可以保证大楼和里面所有各种设备的安全,如果基础和主楼有其中一样不牢固,大楼就会非常危险、甚至随时都有可能会倒下。高楼大厦的主体建筑和大厦里面的所有设备都由基础承载着,如果基础不够牢固的话,只能盖矮楼,把楼房盖得越高就越危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只看见了高楼大厦的表面,和室内的豪华装饰、豪华设施等等,却完全忽视了打好地基的重要性,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同样道理:我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工业和服务业都由农业承载着;若农业不向前发展的话,工业和服务业就很难很难向前发展壮大,即使能向前发展也只能是非常艰难困苦和根本不可能持久的、或者是非常危险的(俗话说得对,爬得越高就必然会跌得越重);一个生产能力如此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大国,是必然无法承载起强大的工业和各行各业的,是必然会严重地阻碍工业和服务业不断向前健康发展的,所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才会如此缓慢,广大企业和各行各业才会如此难进行产业升级等等。有些人只看见了工业和服务业的繁荣,却忽视了农业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却忽视了工业和服务业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却忽视了只有农业的飞速发展才会有工业和服务业的飞速发展等等,这是非常错误的。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专家认为发展农业不赚钱,要发展工业才能赚钱,所以他们说要放弃农业的发展,只发展会赚钱的工业;同样地,有些专家认为发展农业和工业等实业都不赚钱,要大力发展金融业,搞资本运作、搞房市和股市投机等这些虚拟经济才能创造财富和赚大钱(建议:象这样的无能无良专家,还不如挥笔号召世界人民不要从事任何实物生产,直接印刷钞票会更加容易让全世界人民实现早日发财致富),这的确是这些专家的悲哀。这些专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没农业就不可能有工业和其它一切行业的存在,没农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就不可能有工业和其它一切行业的的不断发展壮大,没有实业生产的存在的话印刷再多的钞票都毫无意义,从事房市和股市的过度投机倒把运作是不会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的,而大量地从事房市和股市投机倒把运作、只会大量地转移别人的财富和严重地影响经济发展壮大。

    9、只有科学合理地发展经济并让广大群众早日脱贫致富,才能不断减少各种能耗和环境污染。

    一些专家担心让广大老百姓致富的话,我国的资源和环境会承受不了,他们认为只有让广大群众过穷日子才有利于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然而大量的事实证明:由于广大群众普遍贫穷,正所谓是越穷就越见鬼,贫穷的广大老百姓只能消费大量的伪劣产品,广大企业为了占领市场也只能迫上生产伪劣产品,从而使各种产品的使用寿命成几倍几倍地缩短(比如:一个质量好的产品可能用十年以上甚至于更长的时间都还没有报废、一样性能优良仍然可以继续再用,一个质量不好的产品可能只用不到半年甚至于不到几天就已经严重报废、已经不能继续再使用了,不但劳民伤财而且严重浪费资源和严重污染环境),不但严重地劳民伤财,而且也严重地大量浪费各种能源和资源,给我国的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假设让广大群众早日致富的话,那么广大群众必然会追求消费优质产品,就必然不会去贪便宜而消费伪劣产品,从而促使广大企业实现早日做大做强并生产出优质耐用的产品来,而各种产品使用寿命大大地延长之后,必然可以大量的减少产品的生产和报废处理的次数,从而为广大群众省下更多的钱财,同时实现大量地减少能耗和环境污染。

    关于经济崛起中的能源和环境保护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地向日本学习,日本在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做到了勤俭节约的良好生活方式。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不但给日本百姓带来了高收入水平、高品质的生活享受和健康长寿,而且也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和青山绿水等等,这些成绩固然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的经济发展,如果在大力促进广大群众脱贫致富的同时,并引导大家过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是非常对的,这样不但不会降低广大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不会阻碍经济的强劲增长,而且还可以大大地节约各种宝贵的能源、资源和大大地减少污染环境,并且还可以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不断积累足够的巨大资本,从而大力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使国民经济真正实现健康成长和发展壮大如此等等,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在大力引导人们节约各种能源、节约各种资源、减少各种浪费和减少各种污染,并大力地多渠道开拓各种清洁能源,让广大群众正确消费和改掉各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生活习惯,尽量避免各种各样的不良浪费等等,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无疑是非常有益而无害的(当然浪费式的消费方式,固然可以促进经济的强劲增长,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却是毫无意义的,所有的一切浪费方式只不过是在做无用功而已!)。比如:农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都是非常节约能源和可以大量减少污染的,就应该大力鼓励人们多使用这些绿色产品;工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使用,太都是比较耗能和污染较大的,就应该引导人们少使用这些产品;一次性使用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太都是比较浪费能源和较大污染的,就应该大力引导人们少使用这些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不但可以让广大企业积极向上并迅速发展壮大,而且也可以促进广大企业更加注重资源环保问题,并且生产出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的好产品来,否则的话只能生产出越来越差和越来越多的伪劣产品,不但劳民伤财而且也大量地浪费各种资源和污染环境;各方面的建设必须科学合理地规划,这样不但可以从根本上避免重重复复的浪费性发展,而且还可以让各工业区和各商业区都有各种配套设施(如:在各工业区和各商业区都配上宿舍之后,不但可以使广大工人节约房租、节约路费、节约每天座车上下班的时间等等,而且也为城市发展大大地减少交通压力、减少污染、减少资源浪费等等),从而大大地减少劳民伤财和大大地增加了各种惠民措施,从而实现大量地减少污染和减少各种资源浪费等等。

    10、应该让股票早日成为广大老百姓终生使用的投资工具。

    众所周知,企业要想实现早日做大做强的话,不但要有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和足够大的市场空间,而且还要有良好的资金筹集渠道。若我国的股市能健康地成长发展,而且上市公司又能够全心全意地回报广大投资者和广大股民的话,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快,平均每年接近两位数的速度高速增长着;而一国的经济增长越快资金回报率必然就越高,股市又正好反映着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我国的广大上市公司岂有不赚钱之理?难道投资我国的股市会不能盈利赚钱?所以我们根本无理由怀疑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除非国民经济已经不再增长),广大股民完全可以通过长线投资来获得上市公司的分红才对,根本没有必要去从事短期的投机倒把操作股票。

    全世界的上市公司表面上都是私有,但实质上却是集体所有或是全民所有,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实现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或是全民所有,广大人民群众早就成为了上市公司的股东,从而使广大劳动人民既有工资收入的同时又有投资回报的收入、既是打工者同时又是资本家。所以只有让广大上市公司真心真意回报广大投资者,并让整个股市的投资回报率接近于GDP的增长率,使广大中小投资者均能赚到钱,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民群众前来投资股市,甚至让绝大部分的人民成为广大上市公司的忠实股东,从而让股票可以真正成为陪伴广大老百姓终生的理想投资工具,使广大劳动人民既有工资的收入又投资回报的收入,真正地实现让我国的财富分配更加公平、更加科学合理和更加人性化等等。

    也只有更多的人民前来投资股市,才能让更多的公司上市融资,使企业的融资变得非常容易,这样才会有利于我国的广大企业实现早日做大做强、并早日走出国门为国争光,一个国家只有广大企业的强大才会有国家的强大。国家只有创造更多更好的投资营商环境,让广大人民和广大企业赚更多的钱,人民的富有才会有国家的富有,国家的收入上去之后才能迅速建立起完善的各种保障体系、从而使广大群众放心地进行各种必要的生活消费,从而促进让广大企业赚进更多的钱和实现早日做大做强。当众多的企业走出国门时,则是广大企业强大和国家强大的重要象征。

    11、应该让房屋成为广大百姓的消费品而不应该成为投机品。

    国家的各项政策应该要大力支持鼓励农民工,和在城里务工创业的广大人民群众,在自己工作的城里买房子安居乐业和安家落户。而广大工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民,在城里购买房子安家落户之后,一方面可以使农业人口不断实现成功的城市化,使我国的农业人口真正实现不断减少,从而大力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顺利进程,从而大力促进广大农民和广大人民的收不断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不但可以大力推动房地产业和建材业的飞速健康发展,而且还要对房子进行各种必要的装饰、要买电视、要买电脑、要买沙发、要买厨房用具、要买床上用品和买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具等等必须消费。以上的这些真正有效的需求和消费,必然会给广大企业和各行各业带来非常火暴的生意,从而给广大企业和所有各行各业的人民带来滚滚财源,从而使广大企业和各行各业的老板都赚钱发财,从而大力推动经济早日实现复苏并大力推动国民经济实现健康地可持续发展等等。

    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等等,都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提升生产能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提升生产能力的速度往往取决于广大群众的消费能力)和大量地创造财富已经变得非常容易,其水平早就可能比古代提高了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于千百万倍以上。而由广大工人和农民生产出来的大量财富,在通过科学合理的按劳分配之后,不但完全可以轻松地让广大工人在城里买房屋安居乐业、和过上美满幸福的好生活,而且也完全可以使各行各业的广大老板赚更多的钱和发更大的财,从而大力促进经济的强劲增长。因此,大量的财富通过科学合理的按劳分配之后,完全可以让广大工人的工资水平、随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而水涨船高,完全可以轻松让广大工人在城里购买住房安家落户,从而让广大工人轻松地早日还清以前买房子欠下的银行贷款。

    我们如果可以好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话,就应该早日制订好各种政策并让工资和房价实现科学合理,设计用5年左右的平均工资水平就可以购买一套三房两厅的房子还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大力鼓励支持银行给工人贷款买房子也必然不会让银行承担很大的风险。各项政策大力支持广大工人在自己工作的城里购买住房安居乐业之后,一方面不但可以实现尽快地扩大内需和有效消费,而且也可以让广大工人安心地工作、根本无须平均一两年就跳槽一次,从而为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早日实现做大做强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由于广大人民在自己工作的城里购买住房安居乐业之后,必然可以不断地减少农民的数量,从而大力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健康进程,从而使我国的春运压力不断消失而回归正常,大大地减少劳民伤财和减少各种能耗等等。

    一些专家把房地产业确定为各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是非常错误的。全世界上任何城市的房地产业,都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当然房地产业的健康较快发展,必然会大力促进各行各业的大力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当房子只有在某个城市大量生产,然后花比例非常小的费用(如占房子造价千分之几的费用),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房子运到全国各地或世界各国去销售,只有这样才可以把房地产业当作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否则就不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而全世界的房地产都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结果,能够真正支持房价的是当地广大百姓的收入水平、而不是投机倒把的商人;如果是泡沫就必然迟早会破灭,如果泡沫球吹得越大的话对经济的杀伤力自然就越大。我们应该让房子真正成为广大老百姓的生活必需消费品、而万万不应该成为投机品,广大老百姓的饮食、睡觉、上班、工作等等都离不开房子,任何人的正常生活都无法离开房子,房子对于广大群众实在是太重要了;政府只有让房子真正成为老百姓的生活消费品,让房价和工资尽早回归到科学合理的水平,才能让老百姓真正买得起自己的房子,才能大力推动房地产业、房地产开发商和所有的各行各业飞速健康发展壮大,从而大力促进当地经济飞速健康发展。我们万万不应该让房屋成为人民投机倒把的投机产品,和成为致约城市发展、致约城市竞争力、绑架经济发展、绑架我国竞争力等等的罪魁祸首!

    总之,我们现在一方面要尽快出台各项政策,大力支持鼓励农民工、和在城里务工创业的广大人民,在城里买房子安居乐业和安家落户,从而早日实现大力促进各行各业的健康发展、和早日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则要大力投资建设严重落后的农业,大力推进新农村的建设,早日让广大农民致富,才能早日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不断大力推进,和广大农民的不断脱贫致富,再加上广大工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民又可以在城里购买房子安家落户,必然会大力推动我国的经济早日实现复苏。而经济早日实现复苏之后,广大企业和各行各业的老板自然可以赚进更多的钱财。而广大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商家发财之后,自然要进行产业升级、扩大生产、请更多的工人和更多的大学生、并不断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等等,此时,如果国家对广大工人的工资待遇进行调整,自然会是水到渠成的顺利之事,并会得到广大企业家和广大专家的顶力支持。

12、计划有计划的优缺点、市场有市场的优缺点。

    市场经济有许多优点和缺点,计划经济一样如此。完全实行市场经济是一个极端,而完全实行计划经济则是另一个极端!在现实生活中,家庭和企业的许多活动都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活动同样都是的计划和有规划地进行的(比如一五、二五、三五等每个五年计划。),为这样,一国的经济发展才不会谜失方向和失去目标。

    毫无疑问,当今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规划和有计划的,并且所有发达国家经济建设都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经济,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所谓放任自由市场经济,因为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决不会放任经济任期自由发展,否则经济危机就不可能避免、经济发展就必然无法健康地持续增长。我国目前的经济建设正处在成长阶段,这就非常须要中央政府的长远规划,经济建设才不会谜失方向和失去目标,国民经济才能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建设自由民主、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才会有可能早日实现;等待经济全面健康成长发展起来并进入轨道之后,政府对于经济的规划和干预必然会不断地减少。我们可以放眼世界,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并在长期以来已经少了许多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主要是因为其政府对经济加强了计划的成份、加强了各方面的管制和调控能力,并不断优化市场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等等。

    计划和市场永远都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则要从每个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毫无疑问在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或当经济出问题时、必然会占有较多的计划成份,当经济实现成功的崛起并进入到比较成熟的发展时期时、政府必然会不断地减少计划的成份。假设一国的市场离开了政府,就必然会象脱缰的野马一样失去方向、或是象大海里飞速航行突然失去舵手的轮船一样。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是须要政府长远规划的,农业的发展和各行各业的发展一样须要政府的长远规划,任由自给自足的农民兄弟去建设现代农业是非常不现实的、是必然会谜失农业发展方向和远大目标的。我们要想早日实现大量地减少农民、大量地增加农民和广大群众的收入、大力地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健康快速发展,如此等等,就必须尽快地规划好工农业和所有各行各业的建设。

13、国家所推行的各种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关系最大。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经济要实现成功的起飞和健康发展,都和这个国家所推行的各种经济政策密切相关,而一个国家所制订的各种经济政策,则通常来自该国的广大经济学家。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水平,工农业、服务业和各行各业的发展水平,则反映了广大经济学家的能力和总体设计水平。广大百姓能否实现早日脱贫致富,国家能否早日走上繁荣富强,这和国民经济能否全面地均衡协调发展息息相关。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建设水平,已经充分地向世人证明了广大专家学者的水平如何。在巨大的成绩面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瓶颈问题:工业和服务业虽然飞行了30年,而农业建设却是一直没有设计出合适当前国情的发展方案、而处于严重停滞不前的落后状态,广大农民和广大农村根本就是一盘散沙,不少农民还一直延用着远古而原始落后的生产工具从事农业生产任务;由于我国农业和农村建设严重缺乏长远规划,早已造成了广大农民的普遍贫穷落后,从而早已经严重地阻碍着广大企业、各行各业和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的经济飞行30年之后,换来的却不是广大群众的普遍富有,而是换来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换来了广大农民和广大人民的普遍贫穷、换来了生产的相对严重过剩、换来了各行各业的不断恶性竞争,从而造成我国的经济增长要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来拉动的被动局面,如此等等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广大专家学者和广大经济学家深思和反思为什么。

   14、各大城市应该把各自的竞争力发挥出来、应该坚决度绝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

    我国有几百个城市,在经济发展上,完全可以看成是几百个中小国家的经济在联合发展,因此许许多多的贸易都可以在本国的各地之间得到基本满足,这样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外国的依赖程度就必然比小国家要低得多。沿海地区的城市可以看成是发达国家,内陆的城市可以看作是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中央政府的各种政策,完全可以大力扶持和鼓励让沿海地区的城市到内陆的城市去投资经商,从而大力地促进内陆地区各城市的经济发展,从而给沿海地区的所有城市带来巨大的商机和巨大的发展空间,使各城市都真正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和共荣的良好局面,这个道理就象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道理一样。

     政府在规划经济建设时,应该全国一盘棋,从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上去规划好一二三产业的建设,和规划好各城市的建设目标,将每个城市的各自优势产业或特色产业评比出来并大力支持其发展壮大,使之早日成为各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为有这样才能使各个城市的优势和竞争力发挥出来,使各城市之间的发展真正实现优势互补和相互促进,这样才能使各城市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避免恶性竞争,从而使广大企业的发展也完全可以避免恶性竞争,从而大力推动所有的城市和所有的企业都实现健康地持续较快发展等等。而在各区域之间、各省之间、各市之间、各县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各行各业之间进行物物交换和互通有无的自由贸易之后,必然可以使广大农民和广大城镇居民都实现普遍富裕,从而进一步大力促进所有的城市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从而大力推动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15、我国的广大农村才是我国最为巨大和最有潜力的市场。

    我国的广大农村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市场啊!足足有8、9亿人民的庞大的需求市场,这才是我国最为巨大的市场,其规模起码是城市的两倍多以上。然而,城市的市场相对已经比较饱和,而农村的市场却是基本没有被开发利用,潜力非常巨大。因此,农村的市场究竟是城市的多少倍,广大专家学者却是一时难以估算。

    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等等都如此发达的今天,若能早日找到适合现阶段我国国情的农业建设的好方法的话,必然可以让广大农民早日实现脱贫致富。而广大农民致富以后必然要不断地改善衣食住行,如不断地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要买各种建材、各种电器、各种家具和外出旅游度假等等必需消费,如此这些各种有效的内需和消费必然会大力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强劲增长,从而给所有各行各业的人民带来巨大的商机和机遇、带来巨大的市场和潜力无限发展空间、带来巨大的客源和滚滚财源,如此等等。

    我们靠本国13亿人民的巨大内需和衣食住行方面的各种必需消费,就可以大力推动国民经济强劲增长,使经济发展永远不缺乏消费动力。而一个国家的人口过于少的话,才需要高度依赖出口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才要过于依赖出口来使企业实现早日做大做强。我国可是地球上的人口超级大国和超级的大市场,万万不能模仿人口小国的发展道路,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苦口婆心地要求美国印刷钞票来换我们的实物财富,更加不应该把经济崛起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或战略对手身上,祖国人民的命运一定要自己掌握,我们而应该千方百计地提高广大群众的收入水平,一定要走依靠广大群众的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来实现经济的崛起,从而为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带来巨大的各种商机。

    16、我们应该让全社会都知道现阶段大力发展农业、农村和让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意义。

    我们一定要让全社会都知道,现阶段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让广大农民早日脱贫致富的重要战略意义等等。工业如果能够早日反哺农业的话,城市如果能够早日支持农村发展的话,现在的我国无论在资金方面、还是在人才和技术方面,都是决不会短缺的。现在唯一欠缺的就是——对于农业和农村建设的方法和高水平的理论指导经济健康发展。我们万万不能永远都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用10年的时间摸着石头过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世界上的任何企业发展和任何国家的经济建设,都绝对不可能用30年的时间或更长的时间来摸石头过河!),永远都做长不大的小孩。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所有各行各业的发展水平,都集中地反映了这个国家广大专家学者和广大人民的智慧。我国的农业、工业和所各行各业的建设水平,都很好地证明了广大专家和广大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都直接或简接地反映了广大专家学者的专业水平究竟如何。改革开放30年来,农业的建设一直停滞不前,农业农村生产力基本没有向前发展,广大农民太都使用最古老最落后的生产设备从事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而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在严重抛荒(如大量的山地丘陵和一些耕地都在抛荒),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任期浪费,广大农民根本就是一盘散沙,如此等等这些便是我国当前的农业发展现状,这究竟是广大农民的错,还是因为广大专家没有找到或根本没有设计好我国农业建设方案呢,希望广大经济学家和广大三农学家们深思。

    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规划农业的建设和发展、不让我国的工业早日反哺农业(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免费午餐的,资金的趋利性大家都懂)、不让城市早日支持农村发展、不让富人早日帮助穷人早日脱贫致富、不让广大专家学者和广大知识分子为我国的一二三产业建设出谋划策和提供高水平的理论指导,如此如此等等。然而我们都懂去帮助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就可以帮助我国的经济实现飞速发展,从而实现大家共赢的道理。难道我们会不懂得去帮助农业和农村发展,去帮助广大农民和广大人民早日脱贫致富,也一样可以大力促进自己的收入水平,并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从而实现让大家共赢的道理吗?而在整个国民经济的飞速健康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全体各族人民、广大知识分子和广大经济学家,都是最大的受益者,都是最大的赢家,整体提升的却是全体各族人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国民待遇,如此等等,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呢?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愈早对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进行长远的规划建设,并从整个国民经济安全崛起的战略上的进行整体布局和统一部署农业发展大计,千方百计地让农业和农村生产尽早发展起来,这样我国必然可以愈早解决当前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和各种经济问题,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可以愈早进入良性循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可以愈早进入良性循环,国民经济的发展必然可以愈早进入良性循环,所有各行各业的发展就可以愈早进入良性循环,我们就可以愈早实现工农业和广大企业的早日做大做强,就可以愈早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早日实现发财致富,就可以愈早大力提高各项综合国力和实现我国的早日和平崛起,如此等等。

    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等等都如此发达的今天,要让广大农民和广大人民早日脱贫致富,根本就是水到渠成的简单之事。任何时候,方法总比总问题要多得多。而关于如何促进广大农民的早日发财致富,以前已经写过大量的文章,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请大家谅解,请大家查阅参考以前写的文章。谢谢!

    广东梅州农民(地球村经济总顾问)谢进杰, 批评邮箱:wxr3565@126.com ,

 

 


发件人:"yhytrans" <yhytrans@163.com> 2009-12-20 12:51:37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尹宏毅问候, 稿件

中国与美国:夹在冷和平与热和平之间

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兼约翰•斯维尔高级研究员  罗斯玛丽•福特

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员 尹宏毅  翻译

2009年12月20日

    【编者按】英国《生存》杂志2009年12月-2010年1月号刊登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兼约翰•斯维尔高级研究员罗斯玛丽•福特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与美国:夹在冷和平与热和平之间》,全文如下:

    自从2009年年初以来,美中两国的高级官员不断强调,两国处于“同一条船上”,需要合作,以经受住正在全世界肆虐的几场危机,尤其是经济危机的风暴。但是,要想成功地航行,就必须有单独一位指定的船长。命令无论是严厉还是和蔼地下达,预计都会得到服从。在航行的规则问题上,也必须达成一致。撞到礁石上总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导致两边下注的行为。如果你真的成功到达彼岸,在你们大家迎风破浪的时候被压抑的任何不满情绪都可能会溢出,得到公开的表达。

    小船的比喻充分地把握了中美关系所包含的合作与竞争问题。最近几个月来,两国经常被当作平等的或者相互依赖的国家谈起,尤其因为全球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这种评论基础的是一种意识,即在较长时期里,我们目睹着力量从美国向中国的转移。这完全可能涉及激烈的对抗,甚至可能还有战争。中国的崛起使一些问题提了出来,包括美国适应北京增强的影响力的能力、中国将会如何利用自己新发现的力量,以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否会带来亚洲的一场军备竞赛,从而造成与安全方面的困境相关的所有伴随着担忧。亚太地区从1979年以来一直享有国家之间的和平。但是,中国投送力量的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和能力破坏了这一结构的稳定。许多人提出质疑,即中国不断增强的国力是否应当与美国在19世纪末的处境,或者更为预兆不祥的与德国与日本在同一时期的崛起相比较。

    这场辩论的一个新的特点就是承认,美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对于在许多很成问题的领域中的全球与地区秩序来说至关重要。尽管如此,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合作将会难以维持。4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种困难:两国的人们都相信国家“例外主义”;两国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崛起以及全球力量与之伴随的转移所造成的具有历史反响的问题(这一问题可能是一种即将来临的现实,也可能较多地是看法问题);以及彼此长期以来的战略上的不信任。分析的任务变成了决定其中哪项因素是结构性的,哪项比较容易受到外交上的谈判的影响。这种谈判的目的是比较成功地处理包括伙伴关系和相互对抗在内的一项关系,在进行较好的合作的情况下应对严峻的全球挑战,其中3项最紧迫的挑战就是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和核武器的扩散。

全球经济危机

    就购买力平价而论,美中两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对于并没有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解体的世界经济来说,两国都是增长的发动机。如果全球经济在几年里陷入衰退,注定要遭受贫困的人就会增加千百万,也就没有希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了。

    在美国,奥巴马总统的行政当局一直强调,中国是解决全球经济危机的办法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因此,2009年2月在北京,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断言,美中两国“实在是共同沉浮”。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于2009年5月披露,几个月来他“与中国官员的会谈要比与任何其它国家官员的会谈多得多”。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地位和政策在华盛顿的思维中处于何等核心的位置。

    在美国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角色的主要分析家之一看来,中国大约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计划,及其早些时候采取的取消贷放配额和降低利率的举措,标志着“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方面的最佳实践方法”。尼古拉•拉迪在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成果时说,在刺激需求方面,北京做得比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好。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迅速回升,尽管没有达到以前的两位数字水平。中国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由于有利于这种增长的因素持续存在,所以7%-9%的比率可以再维持10年至20年。

    因此,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复苏来说至关重要。它对美国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据估计,它的两万亿美元货币储备的一半以上都是美国国库券。克林顿敦促中国人继续购买。然而,美国仍有一种可以察觉的担忧,即中国人可能会决定自己不再想继续这样做,因为北京对美国的财政政策是否明智以及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相关风险表示怀疑。正如温家宝总理2009年3月所说:“我们把大量的钱借给了美国。我们当然对自己的资产的安全感到担忧。老实说,我的确有点担忧。”同月,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到需要用世界储备货币取代美元,他的话因此也产生了额外的反响。

    然而,对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的担忧言过其实。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中美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而不简单地说美国依赖中国的关系。北京明白,如果它过于迅速或者急剧地减少对美国债券的购买或者过于迅速地放弃美元而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它的资产的价值就会急剧下降。由于美国是中国货物的主要买主,中国经济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和外国的投资来保持高增长率,所以北京仍然想要帮助美国恢复经济活力。中国政府估计,它的需要必须每年起码增加8%,才能避免过度的失业和社会动乱。这样一来,就对中国产生了制约,使之无法增加对美国经济处境的压力,促使两国采取协调一致的立场,尽管这种合作的背后显然暗藏着不安。

气候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政府间委员会的2007年的第4次评估报告得出结论说:“气候体系的暖化是明确无误的,正如对全球平均气温和海洋温度的提高的观察、冰雪的普遍融化和全球平均海拔的不断上升所表明。”2009年3月,一次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科学家会议得出结论说,情况恶化的速度可以比得上那份2007年的报告所做出的最坏情况的预测,因为海平面的上升速度是2007年文件中预测速度的2倍。

    温度的变化中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已经对人类的安全产生负面的影响,并将进一步造成经济发展格局的扭曲。中国官方的一系列文件和政策声明都承认这一事实。北京2008年10月发表的题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简介了气候变化对该国造成的普遍的问题。白皮书说,中国“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主要是在农业、畜牧业、林业、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和沿海地区等领域”。美国国防部和美国的情报机构把有关全球变暖的讨论提升到安全问题的层次,并努力寻求途径,使这种新的思维融入到美国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之中。

    与此同时,美中两国在许多方面处于问题的核心:两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的两个最大的产生国,加在一起占了全球全部排放量的40%以上。据2009年的一份报告说,美国造成了1850年以来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9%左右(而中国在同一时期仅占8%),而一些估计表明,2007年中国的年度排放量比美国的排放量高14%,其增加的速度是美国排放量增加速度的4-6倍。虽然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只有美国的1/4,但是仍然超过世界的平均数。

    20年来,美中两国的立场还受到对方在气候变化问题谈判中的立场的很大的(主要是负面的)影响。除非对方也同意自己必须发挥作用,否则双方都不愿在加强自己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方面发挥很大的,即使是有差异的作用。尤其是在小布什行政当局当政期间,,而且也在从前的政府执政期间,在对待北京问题上,往往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论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有效性问题:美国的一些人争论说,没有中国同意降低自己的排放量的绝对水平,就会使美国所做的任何努力变得毫无意义。第二,还有一些人断言,美国在控制排放量方面所做的任何努力都会导致制造商把业务转移到管制措施较少的中国等国,因而对美国的就业率造成负面影响。第三,一些人认为,美国的单方努力会降低其在与中国谈判方面的影响力。

    中国之所以不愿更积极地参与,部分地还是由于对美国动机的猜疑,以及与美国政策立场相关的可能是消极的结果。首先,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以平等为由,拒绝超越一定的国家自愿的制约措施的范围,因为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一直是造成全球变暖问题的主犯。如果放弃这一论点,就不仅意味着接受这种缺乏公平性,而且还会起到减少对美压力的作用,即不迫使其接受强制性的排放量目标。此外,北京还认为,它要想到2030年起码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它自改革时代以来的目标——它就必须获准继续增长,因而继续排放。中国人还经常表示怀疑,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参与实现京都议定书以后的排放量目标的真实目的是否是增加其经济成本,因而限制其崛起。最后,北京有时怀疑,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在双边基础上,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任何努力是否都是企图破坏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中国一直得益于这种团结。这种团结对于使人们继续关注美国而非中国一直很重要,尤其是在小布什行政当局退出京都议定书进程之后。

    然而,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表明,这些看法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奥巴马对强制性减排目标做出了承诺。中国气候变化问题首席发言人谢振华说,气候变化对中国来说是比全球经济危机更为严重的问题。北京公布的国家目标包括提高其能源使用效率,以及增加其可再生燃料的使用量、水利与核能发电量等。在2009年9月的联合国气候问题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在各种议题当中增添了碳议题:“到2020年,与2005年的水平相比,我们将努力显著减少每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美中有关气候变化和能源耗用的双边对话取得积极的成果,从而导致建立真正的和富于成果的伙伴关系,就可能会对在别处达成有关气候变化的协议的能力产生有利的影响。相反地,“如果任何一方未能采取行动,则世界其他国家所采取的减排战略就会远远达不到使世界上广袤的地区避免灾难的目标。”

核不扩散

    作为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美中两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行为是有关如何加强遭受破坏的核不扩散制度问题的辩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两国一直在迫使朝鲜取消核武器计划方面合作,但在假定存在的伊朗核计划问题上步调并不一致。两国虽然签署了,但却都没有批准全面禁试条约。但两国都说,批准是一项近期的目标。两国都说,它们将努力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全球范围的禁止可裂变物质条约。存在着真实的机会,可以使两国政府在今后一年左右时间内批准禁试条约,从而增加对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等国的压力,迫使其也这样做。两国如能在这些问题上合作,就会给核不扩散规范带来新的生机,从而也许增加对朝鲜和伊朗的压力,使之取消或限制自己的核计划。

    此外还有核裁军问题。奥巴马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俄罗斯政府在第二阶段减少战略武器条约框架内签订了一项临时协议,即在7年内把核弹头数量减少到1500到1675枚之间,并对运载工具规定限制,使其数量从目前允许的1600件减少到500件到1100件范围内。毫无疑问,俄美定于2009年12月完成的这项协定若最后敲定,会对中国构成额外压力,迫使其参加核裁军谈判。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虽然就弹头数量而言,中国远远落后于美俄两国,但它一直在更新其核武库,并提高武器质量。

阻碍合作的障碍:例外论

    若论及美国,大家都知道什么是例外论概念。它所依据的是一种自我认识,即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有质的不同,因为其起源、国家信念、历史演变、政治与宗教制度等都很独特。”一个后果可能是,美国假设:“它的国家价值观和实践具有普适性,它的政策立场是讲道德的和恰当的,而不仅仅是权宜之计。”许多届美国政府都认为,美国因此而享有权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承担着一种责任,即实施并诠释别国应遵守的全球秩序规则。

    但是,中国人也具有建立在自己的悠久文明基础上的例外主义趋势、扎根于进贡思想之中的荣耀理念,以及一种强烈的汉族文化特征。帝国传统决定了,皇帝的首要目标是“统治一种稳定而和谐的秩序”,在所有其他人目睹这一令人羡慕的秩序的成果——经济、艺术和哲学——的时候使之惊叹不已。这种有关自己独特性的感觉和能够用中华文化的辉煌来使别国臣服的能力意识,使得考虑伙伴关系和平等关系的难度大大增加。这种意识加强了遭受伤害和不公正的感觉。中国之所以形成这种感觉,是由于掠夺成性的西方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行动。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国对外交和公众的批评的敏感性。国际上的形象,也许应当称为尊重,对中国来说至为重要,对许多其它国家而言大概也是如此。

    美中两国社会中的这种例外论思维定式的缺陷很多:它意味着,两国都倾向于认为,自己在世界政坛上的活动具有独特的美德,以致难以接受别国观点的合理性。美国由于拥有占压倒优势的国力,所以尤其愿意在战后时代中按照这种例外主义前提行事。它自认为是这一时期中全球秩序规则的“监护人”,并且比中国更能够把自己对这些规则的解释诉诸行动。最近,华盛顿承认必须对别国的观点做出更多的让步,但美国仍然难以像别国那样解释自己的行动。至于中国,则更加坚决地坚持要求剔除它所认为的当前全球秩序的不公正的方面。

政治制度

    在有关中美两国的描述中,往往一方是一个专制主义的一党制国家,拥有发达的监视和镇压手段,另一方是一个参与性的选举民主制国家,其公民积极履行宪法权利,利益集团和公民社会在政治进程中有许多切入点。这些描述是十分准确的,但却大概没有抓住不同的政治制度对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所构成的真实问题。

    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实行政治改革。它已经建立了最高领导人执政的任期限制和年龄限制方面的规范,并且允许展开有关加强党内民主和消除腐败的方法问题的辩论。领导层积极应对公众的态度(这种态度常常通过上街抗议或互联网表达)。一种非政府组织文化正在兴旺发展,尽管很少有人能够在相对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情况下开辟空间。中共认为,它的民主形式旨在优先考虑有利的经济结果,而不是政治进程,它将会在国际谈判中维护中国的荣誉,它的这些说法是企图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但是,它处理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对付人权积极分子等社会上的批评者的方式提醒人们注意,它的统治是严酷和坚定不移的。

    不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都不大喜欢自己从对方的政体角度所看到的情况。国内局势所造成的令人烦恼的事情和误解在两国关系中仍会处于突出地位。然而,有关两国体制中的权力下放的问题则超越了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权力下放有时可能意味着,两国所达成的,或者在至关重要的全球秩序问题上牵扯到两国的一些双边协定的实施尤其具有挑战性。在美国,权力在政府的不同机构中的传播可能会造成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不大熟悉的海外国家政府所始料未及的后果。实例包括京都议定书和全面禁试条约。虽然克林顿行政当局签署了这两项协定,但却未能获得批准协定所必需的参院的67票。

    一项悖论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仅是专制主义的,而且是高度权力下放的,因为在地方一级工作的政府官员占很大比例。此外,市场的运作与资源向地方的转移意味着,政策的实施往往掌握在远离中央的人们手中。需要与5个级别的政府进行谈判。这样一来就对中央政府造成了巨大的需求,因为它试图使地方一级的激励因素与利益同北京所表达的政策偏好相一致。在环境政策领域中,一直难以确立地方上对中央指示的支持。例如,从2002年到2004年,大约7万起违反环境法的事件报告给了中央,但只有500起得到解决。大多数情况下的解释都是:“地方政府……坚持认为,地方公司之所以违反环境法,是为了增加产量和雇工人数,地方政府这样做就保护了相关的公司,使之免遭更高程度的惩罚。”

    如果伙伴关系取决于可预测性、投桃报李和履行承诺,以建立信任,那么国内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阻碍实现这一目标的因素。

国力:转移与看法

    国际关系问题的一些理论家争论说,当一场力量转移即将发生时,爆发战争的危险就处于高峰。当一个感到不满的、崛起中的大国赶上并开始超越体系内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时,这位竞争者就被看作很可能会引起冲突。从19世纪末开始德国的崛起往往被引用,作为一个主要的实例,不仅因为德国不断增多的物质资源,而且由于其对自己在全球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不满的感觉。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体系中占优势的大国,在塑造1945年以后的制度与行为秩序方面起了核心作用。很少有人预测,力量的分布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的转移对美国来说是一种轻而易举的调整,因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享有政治与军事行动方面的巨大的战略选择权。

    一些有关国力的指标表明,这种转移早已开始。美国在世界贸易和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从1999年的分别16%和30%下降到2008年的11%和23%,造成这种下降的主要因素是中国所占份额的相对增加。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09年的GDP使之以很小的差距仅次于美国,达到日本规模的将近2倍。虽然中国从2000年到2007年享有大约10%的增长率,但是美国却仅仅达到这一比率的1/4左右。北京的经济战略使之获得了世界上最大量的外汇储备,即大约2万亿,而与此同时,美国却成为负债最多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迅速地发展的经济体,现在被视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源泉。此外,一些人争论说,北京的软实力已经上升,尤其是在美国的政策侵蚀美国自身的软实力的时候。

    此外还有中国不断增加的国防预算。每当中国宣布再次使军事开支达到两位数的增长,美国政府的一些机构及其以外地方的反应都是,中国即将“赶上来”,以致它现在拥有世界上第二多的国防预算。中美之间在南中国海的海军冲突以及北京开发远洋海军的决心,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确凿的理由。

    使全球力量分布发生转变的这一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进一步加强的是人们所认为的包括欧盟和日本在内的其它行为者重要性的减轻。这些行为主体在其外交政策方面被视为比较消极,并被看作在战略上依赖华盛顿。俄罗斯在一些领域中具有影响力,但却缺乏中国那样的经济上的重要性。虽然印度的重要性也迅速提高,但它仍然远远比不上中国对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影响力。

    中国的官员们和其他评论家还倾向于在自己国家国力的问题上发出矛盾的信号,这使一种认识得到加强,即中国对自己的全球地位感到不满。在战略上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发出明确而具有连续性的信号变得更加重要。但中国往往含糊其辞。例如中国说,它是或者努力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它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国力要比总的数字所显示的弱得多,因为计算的方法不同。

    北京常说,人们不能期望它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因为它在国内需要承担种种物质和社会上的负担,而且因为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机构中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不过,允许中国发挥更大作用和承担更多责任的努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很受欢迎,但也使人感到,对于这些责任,中国还没有能力承担。

    虽然这些相互矛盾的信息在一些方面反映出中国的现实——该国的4亿人生活相当舒适,而对于其9亿人的生活条件,我们却同发展中国家联系起来——但它们也使一种看法得到加强,即中国对全球秩序感到不惬意,北京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由于缺乏一种国内的共识来支持中国目前和未来的战略。

战略上的彼此不信任

    美中两国关系中,不信任是长期以来的一项特征,今后也仍将如此。许多中国精英表示了在美国问题上的一种容易受到伤害的感觉。这种感觉建立在一种看法基础上,就是华盛顿不会允许中国继续崛起。设想到了各种可能的情况:美国将谋求剥夺中国获得其继续走致富与强大之路所必需的能源等资源的机会;或者华盛顿将在中国完成与台湾重新统一的历史性计划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王辑思说,中国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的重新崛起是徒劳的,除非它能够完成统一大业。气候变化是另外一副棱镜,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不信任,因为中国认为,美国的主要目标一直是通过采用新的技术来增加中国的成本,并在中国和77国集团谈判联盟之间楔入楔子。

    至于美国则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及其部分政治行动是这样一项计划,其潜在目的是为了剥夺美军自由进入美国的亚洲盟国的海域和使用其基地的机会。这种机会对于美国的全球军事驻扎至关重要。美国的一些人还认为,中国谋求剥夺华盛顿在亚太地区组织中的成员国资格。在这些组织中,对美国十分重要的问题经常得到讨论。正如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2009年9月所说:“中国必须使世界其它国家感到放心,即它的发展和日益增强的全球角色不会牺牲别国的安全和福祉……虽然中国像任何国家一样,有权保障自己的安全,但是它的实力与行动也使它的一种责任得到加强,即要使别国放心,这种实力的扩充并不构成威胁。”

缺乏生产力的合作伙伴和必然的竞争对手?

    由于注重这四个消极的因素,所以我们必须考虑一下,必然的结果是不是对抗,可能还是致命的对抗,或者我们能否持比较乐观的看法。头两个因素——例外论和权力下放的政治制度——是对发展密切的伙伴关系的重要的制约因素,将会始终使谈判及其结果难以在不引起不断的注意的情况下维持与实现。例外论在今后几年里也许可以减轻,因为新的一届美国政府将会上台。奥巴马与许多前任相比,可能不大容易受到例外论情绪的影响。2009年4月,在回答有关这一问题的提问时,他说他对美国所感到的自豪并没有阻止他“认识到我们不会始终正确,别国人民也可能有好的想法,我们要想进行合作,所有各方都必须做出妥协……这也包括我们自己”。这种言论对于一位美国总统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在许多方面已经影响了他的政府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强调了合作与伙伴关系因素的重要性。美国最近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做法显示出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评估,即它的日益增长的国力要求承认,它是一个地位平等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必须加以指导的次级国家。美国的这种态度反过来可能会促使中国感到满意,即认为它的价值与地位得到了承认。

     力量转移论可能会遭到批评,因为它缺乏有关可衡量性的明确性,其基本的论点也缺乏前后一致性。此外,这一论点的一些方面被夸大:力量转移论倾向于夸大中国据说对美国的利益和全球秩序所构成的威胁,以及中国总的实力。例如,中国的国防开支肯定一直在急剧增长(从1998年到2007年,中国的军事预算估计增长了202%)。但2008年的开支仍相当于美国的1/8左右。虽然美国人,尤其是国防部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的数字低估了实际的开支,其程度达到2到3倍,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也指出,估计中国国防开支的真实水平是多么困难,但是我们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美国的国防预算超过了排在它后面的20个国家的总和。2009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美国的军事开支占世界总量的41.5%。

    类似地,在核武器的数量方面,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俄罗斯和美国。美国拥有大约2,700枚投入使用的弹头和2,500枚储备弹头,俄罗斯大约部署了4,800枚弹头,而中国估计有200枚左右。因此,合理的预期是,中国将对参加核裁军谈判持谨慎态度。接受中国的一个论点也是合理的,即除非美国参院批准全面禁试条约,否则它不会予以批准。

    虽然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的23%的比例比8年前低了7个百分点,但却仍然不符合其自1945年以来的许多其它时期的情况。进行比较的年份选择很重要。此外,在中国经济的规模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还是按照市场汇率来衡量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实际的分歧。购买力平价数字夸大了中国实际的经济规模,难以算出,也容易产生严重的误差。如果考虑到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则有关人均或者总的数字的选择也很重要。

    另外一些国力指标也许比较适合于衡量经济竞争力,譬如生产率水平、互联网主机的数量,或者人口统计方面的特征。中国在人类发展指数(该指数涉及寿命、受教育程度和生活质量等)中的排名为179个国家中的第94位。利用这种指标,中国的崛起就显得要有限得多。

    除了在确定国力转移问题上所采用的衡量方法方面的这种疑问之外,还有对于国力是什么以及如何对其加以利用问题的进一步认识。罗伯特•达尔的经常引述的定义是,国力是A迫使B做它在其它情况下本来不会做的事情的能力。国力在这一过程中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是强大的国家,假设就是你能够产生自己所希望的结果。然而,普遍的共识是,这一定义是不完整的。许多人现在认识到,国力并非简单地寓于把物质资源转变成所希望的结果的能力中。他们批评一种观念,即在一种可靠的和经常的基础上,在作为资源的国力与其转变成特定的结果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关系。国力寓于全球体系的许多领域中:在地区和全球机构中(通过规范、法规和法律),以及在除国家之外的行为主体之中(仅举几个最重要的例子,就包括跨国与国内的维权组织、社会运动、跨国公司和恐怖主义组织等)。许多实例表明,此类实体制约了哪怕是很强大的国家行为主体的政治选择,促使其走上其在其它情况下本来可能不会走上的道路。

    美中两国都生活在一个密集的全球机构网络之中。这些机构对其行为强加了一些制约因素,并提高了对其抱有的期望。而如果这些期望得不到满足,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情况尤为如此,因为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现代全球体系的新来者,因此,而且由于其崛起,中国受到了全球各国的仔细关注。

    美国政府曾经承认,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该体系的各项规则,或者受到其影响。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2005年有关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讲话承认,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融入到了我们认为与1945年以前的全球秩序相关的、由集体信念和规则组成的国际体系之中:“今天的中国并不是40年代末期的苏联。它并不谋求传播激进的、反美的意识形态。虽然中国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它并不认为自己正在进行与全球各国的民主制度的一场日薄西山的冲突。尽管中国有时是重商主义的,但它不认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十分重要的是,中国不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颠覆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事实恰恰相反:中国领导人断定,他们的成功取决于与现代世界的融合。”实际上,中国的很多言论都证实了一种信念,即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对中国来说一直是有利的,包括北京2009年1月发表的国防白皮书所包含的言论。

    佐利克的结论反映了国力很重要的社会方面。国力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取决于强迫的力量,而且取决于改变别国对于世界如何运转的集体信念。虽然中国的个别的政策立场可能显示出一种改革全球秩序的某些方面的愿望,或者改变纳入国际议程的一系列问题的愿望,但是北京并没有提出取代现有的体系的一项充分发展的、彻底的替代性设想。它往往是一股谨慎而保守的力量。但是很难争论说,在与美国的利益关系很大的方面,这股力量具有尤其巨大的破坏性。如果发生对于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一种根本性的思想和信念的冲突,双方也都不愿做出让步,可能就会发生冲突。在没有这种情况的背景下,和平共处变得可能。

    东亚的舆论也并非表明,中国即将取代美国,成为首选的合作伙伴,尽管发生了相对国力的转移,人们还普遍认为,中国在亚洲发挥着最大的经济影响。这不仅表明,北京的软实力在本地区具有尤其巨大的影响力,而且还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担忧,即中国可能会在今后变成一种军事威胁。这后一种情绪意味着,该地区的继续把华盛顿看作安全秩序的重要支柱的几个国家希望美国保持驻军。许多较小的和较弱的国家希望看到一系列的国家参与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的讨论,以扩展其在外交斡旋方面的余地,减轻任何一个国家占压倒优势的强大力量的直接影响。

    这种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暗示,今后不会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肯定与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力相关。中国参与了许多其它全球性的领域,尤其影响着经济与政治领域中的结果。它试图转变本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促进南南贸易与投资,从而减轻对西方消费市场的依赖。它将设法实现自己的国际储备与投资的多样化,同时缩短自己所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库券的到期结构。实际上,美元的首要地位可能会逐渐终结,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不会发生。例如,2009年6月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发表的首脑会议公报要求建立一个“比较多样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这确切地讲并不是对即刻,甚至中期内放弃美元的有力支持。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中比较敢做敢为。此外,它正开始在本地区发挥军事影响力,2009年甚至出兵到远离本国海岸的地方,排遣军舰到达索马里沿海地区,参加打击海盗的行动。

    然而,这并不是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范围的行为者的一种国力转移,也没有挑战在华盛顿的积极影响下产生的国际结构。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不确定性使得持有其不可兑换的货币作为储备资产,或者把它确定为全面的安全方面的合作伙伴的吸引力减弱。我们正处于美国等从前的核心大国的一个调整期,而不是一个国力明显转移的时期。认识到这一差别很重要。
全球秩序的未来要求,共同利益的领域必须得到加强,以便逐步地把实际国力的转变看作生产性力量的来源,而不是威胁,从而实现与全球共同利益相关的目标。这尤其要求解决战略上的相互不信任问题。

夹在冷和平与热和平之间

    国际关系学者查尔斯•库普钱认为,要把“冷和平”(建立在竞争与相互威慑基础上的稳定)转变成“热和平”(建立在合作与彼此做出保证基础上的稳定),就必须满足某些苛刻的条件:保持战略上的克制与相互妥协,以使各方把彼此看作“抱有善意的政体”。尤其重要的是,各方必须就国际秩序的关键因素达成共识:“一个新的等级体系、有关贸易和动用武力的基本规则、应付领土变化的程序,以及相互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

    通过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看来在贸易问题上就一些基本的规则问题达成了协议,尽管不得不动用争端解决机制。参与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上的制度安排已经帮助建立了两国关系中的一些方面的克制。等级制度的一些方面的问题也正在进行谈判,这可以从20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集团的崛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的表决权可能的改变,以及中美双边解决问题的方式中看到。两国举行了比较频繁、持续和制度化的高层会晤。

    涉及动用武力的问题以及处理中美关系中的领土变化问题的程序,集中在台湾问题上。台湾问题看来已经稳定下来,但仍是一个潜在的难题。然而,由于中国的军事影响范围扩大,所以双边关系中或者中美两国的亚洲盟国之间可能会出现新的争议焦点。

    虽然有关势力范围的看法在全球化的世界上看来已经过时,成为反民主和不恰当的观点,但是中国希望在多大程度上减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以及华盛顿容忍中国在拉美等地区发挥影响的愿望有多大,因为中国从前在那里并不占优特别显著的地位,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尤其重要的是,美中关系中存在着带来麻烦的军事方面。五角大楼尤其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战略意图感到担忧。它认为中国的军事战略缺乏透明度,北京还抵制提高其军事计划与开发方面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中国对要求增强透明度的呼声持十分怀疑的态度,认为其目的是要使中国的弱点暴露出来。在北京看来,五角大楼夸大中国的实力是为了挑起人们对“中国威胁”的恐惧。

    2009年3月中美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对抗成为迫切需要制订“游戏规则”的一个领域的例子。当时中国军舰骚扰了美国海军的监测船“无暇号”。双方都没有选择对这场对抗加以过分的渲染。它已经成为中国外长杨洁篪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琼斯讨论的一个问题。这毫无疑问仅仅是这种发生对抗的事件之一。双方都选择不把这些事件公开化。但是,如果这种冲突造成美国人或者中国人的流血,就可能会使在至关重要的全球秩序问题上的合作的必要性方面达成任何国内或者双边一致意见成为不可能。这种海军冲突的更大的象征性重要性在于,这一十分重要的国家间关系仍然陷入僵局,在近期内也处于冷和平与热和平之间,或者说处于合作和对抗之间。

    可以就这一问题和另外一些重要问题做出政策选择。无论是从字面意义上还是从虚拟的意义上讲,必须在不存在航行规则的领域中达成协议。奥巴马行政当局承认,“战略上的相互确保”是实现关系稳定的关键,这是一个有益的开端,尽管这必须作为双方的一种需要获得承认。如果就这种认识采取行动,就会朝着这一连续体的比较温暖的一段迈进。如果夸大中国崛起的程度,及其对全球规范的挑战,或者忽略美中关系中可能会造成危险的竞争的方面,就会导致比较消极的结果。

 

 

发件人:"晓陆 杨" <yangxiaolu_8@yahoo.com.cn> 2009-12-21 05:11:09 +0800 收件人: "王 均临" <wantrue@hotmail.com>,  抄送:标题: 杨晓陆传文(附件)

开放瓦罕走廊引狼入室乃当代版假途灭虢

杨芳洲

2009年12月21日

    据凤凰资讯12月6日军事栏目《美阿对华磋商 中国或对美开放瓦罕走廊补给通道》披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昨天在被问到(关于对美军开放瓦罕走廊)这一问题时暗示,磋商正在进行,但未指出有任何结果。”[注]

    对美军开放瓦罕走廊,则意味着对其军机开放我领空,并允许美军在我新疆设周转仓库且派兵保卫,即在我新疆设军事基地驻军。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绝不允许在其领土范围内有任何外国军事力量存在,这是常识,也国家最起码的安全保障和主权所在。

    中美之间啥关系?是敌是友?让那整天支持策动疆独、藏独、台独,盘算如何把我国分裂为30几块的头号世界恶霸进入我最敏感的新疆地区设军事基地,并对其开放领空,欲再演一出当代版假途灭虢吗?

    开放瓦罕走廊后果极为严重,如此引狼入室,美军既可为疆独撑腰壮胆,又可很方便地悄悄送武器给疆独,我西部从此永无宁日,国家必陷于四分五裂。而且我公然以自己的领土支持美军的阿富汗战争,将彻底惹翻伊斯兰世界,而美国则在悄悄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如此,伊斯兰世界将由中国之友变为中国之敌,而美国即使不能成为伊斯兰之友,也能抽身世外,坐视自己的两大战略敌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互相残杀。

    引进外国军事力量常驻并对其开放领空,这是可以“磋商”的吗?即使这事还未做成,仅此“磋商”,就已构成应严厉追究的叛国重罪!更何况这个外国还是亡我之心不死之头号敌国。

    究竟是谁在与敌“磋商” 放鬼子进庄之事?我们这是怎么了?卖国竟可如此明目张胆堂而皇之!难道真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掌握了所有持美国绿卡者的海外资产,拿住了我们众多大贪官污吏的把柄?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

    一旦开放瓦罕走廊,我国家主权就不再完整,我一枪没放,牺牲千千万万革命烈士换来的民族独立就丧失殆尽,我们又回到晚清殖民地,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

    注:见凤凰网凤凰资讯军事节目12月6日文章《美阿对华磋商 中国或对美开放瓦罕走廊补给通道》
        http://news.ifeng.com/mil/1/200912/1206_339_1463625.shtml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09-12-19 02:00:48 +0800 收件人: "zhengxianli2006" <zhengxianli2006@126.com>, 抄送:标题: 杨晓陆传文(附件)

忽悠出兵阿富汗就是助美肢解中国

杨芳洲

2009年12月18日

    奥巴马访华时有一重要目的,即说服中国出兵阿富汗助美“反恐”。而中国对外出兵一向只参与联合国决议的维和行动,因此奥巴马访华随员中有一位联合国重要人物,显然,美国已为中国出兵阿富汗准备好了联合国的许可证(虽然还未履行程序),当时凤凰卫视郑浩在节目中对此作了披露,并忽悠说中国出兵阿富汗助美“反恐”是什么不可多得的“机遇”。而我国领导人虽表示会对美国阿富汗反恐予以更多合作,但并未许其出兵阿富汗之请。

     奥巴马11月18日前脚刚走,我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隗延伟大校20日就表示,“如果联合国提出派遣维和作战部队的要求,国防部维和办将适时向军队和国家的决策层提出建议。”[注1] 尤其近来各大网站都出现了忽悠出兵阿富汗的置顶文章,一时出兵“舆论”甚嚣尘上。这些忽悠文章的共同特点都是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幌子,相当一些人被迷惑,居然也天真地以为出兵阿富汗可维护我国家利益。

    有篇文章忽悠说:“美国之所以‘入侵’阿富汗,还真的不是为了占领,而是为了铲除曾经重创其国并继续策划危害其国活动的基地组织。……至于‘美国入侵阿富汗是为了围堵中国’的说法更是昧于世界大势的昏话。如果真是这样,美国还用得着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合作吗?”

    美国增兵阿富汗所为何事?反恐、伊朗,当然是其目的,但因其有反恐和伊朗目标就能排除其利用阿围堵中国,支持疆独、藏独之谋乎?难道美国没有支持疆独、藏独,及分裂中国的企图吗?其于阿反恐和包围封锁伊朗的目标难道与其利用阿围堵中国,策应配合疆独、藏独矛盾吗?在此世人皆知的问题上如此刻意为美国掩饰,暴露出其文所谓“维护中国利益”“决不可依照美国人的意愿行事”是假,助美实现其分裂中国的战略目标才是真。

    中美之间,敌乎?友乎?若为友,何以美国要支持台独、疆独、藏独、及一切分裂势力,直欲将中国分裂为30 几块而后快?又为何不遗余力支持怂恿几乎我所有周边国家对我侵扰挑衅,占我海疆国土?若为敌,为何中国将巨额外汇储备及黄金质押美国,不惜自己民穷财尽经济崩溃而舍身救美?又为何不惜牺牲自己重大战略利益,助美制裁伊朗、朝鲜以自断臂膀?

    显然,当今中美关系乃中视美为友,美视中为敌。正如《全世界都笑中国傻》歌词所唱“狼要拿羊当口粮,羊要认狼当爹娘,羊要救狼,狼要吃羊。”[注2]事情如此荒唐悖理,皆因中国内部有一伙因惧怕日后人民清算其罪行而欲消灭祖国债权人之买办权奸,他们与妄图分裂中国的美国及国际资本利益一致,是其阴谋的帮凶。除内奸外,尚有权贵视其执政合法性取决于洋大人认可而非来源于自己的人民,因此惧怕美国以普世价值人权牌施压,一般不大敢明确反对美国损人利己的要求(只敢搪塞推脱)。因此,美国才敢视中国为只准有责任义务而不准有自己利益的殖民地,要钱就得给钱,现在又要兵就得给兵,要血就得给血,要肢解宰杀你你就得乖乖送上利斧。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分裂肢解中国还要“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合作”的原因。

    何为恐怖主义?不过是美国霸权主义的剥削压迫所激起落后民族因无力对抗美国军事力量而采取的极端反抗手段。其虽恐怖残忍,却也是被逼无奈。我们不赞成恐怖主义,但也犯不上为美国火中取栗,代尝其自己种的苦果。中国支持美国反恐决不可过分而无原则满足其要求,因为这关系到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感情及其对我、对东突疆独的态度,关系到我新疆、宁夏及整个西部国土的安全和稳定,关系到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国际力量人心向背是敌是友。因此,我们对美国反恐的配合,应仅限于对确有证据的恐怖主义和东突疆独势力为打击对象的相互配合,而且决不能公然采取境外联合军事行动。

    那篇忽悠“出兵”之文还煞有介事地说“中国必须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及时、果断地介入阿富汗战争。当然,介入的前提是:中国介入的程度,介入的条件,以及介入的方式方法,必须根据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来自行决定。”

    美国主导下的多国军事行动,即使有联合国“授权”,其实质也只能是维护美国利益的工具,人家自有一套约束控制多国部队的指挥机制,现驻阿联军中可有哪国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行事?进了人家的套还能由着你随心所欲?更何况目前中美国处处以美国利益为原则,出兵阿富汗就能以中国利益为原则吗?只要我响应美国主导的联合国维和作战要求出兵阿富汗,不管我如何军纪严明,如何刻意与美军相区别,如何宣传解释,都会被全世界穆斯林视为美国走狗而再难改变其对我之敌视态度,如此新疆必危!西部必乱!国家必毁!

    穆斯林世界最大的敌人是美国霸权,中国最大的敌人也是美国霸权,按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中华民族与穆斯林世界本是天然盟友,我们虽出于人道主义不支持并谴责恐怖主义行为,但这不应妨碍我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何况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就是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此乃中国与穆斯林及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昔日张仪忽悠楚怀王与齐断交,尚且有“商於之地六百里”为画饼,而且齐、楚并不接壤,楚齐断交还暂时威胁不到楚境安全。而今美国却公然要求其千方百计要肢解的敌人中国不惜牺牲自己重大的国土安全利益为其火中取栗去助其剿灭自己的另一个敌人,并惹翻中国自己的盟友。不仅不付任何筹码(连“六里地”的画饼也没有),却还要以对台军售相要挟,何以如此侮辱中国人的智商?欺中国人如此之甚?

    核大国之间本应有最起码的战略平衡和相互尊重,中国本用不着如此自贱取悦美国。但正如《奥巴马版<北京欢迎你>》歌词中所唱“我都贱到这份儿你还不满意”。[注3] 一个核大国如此欺负另一核大国,为世所仅见。可见,当今中国主要不是肌肉的力量问题,而是头脑问题。

    因“出兵”之事过于荒唐悖理,使许多人认定其必不能成而无须担忧,我们也真希望所忧多余,但中美国种种不可思议之事还少吗?那些“不可能”的荒唐悖理之事最后不都干成了吗?当前沸沸扬扬的“出兵”舆论足以说明其背后强大的政治势力,即助美肢解中国以消灭祖国债权人的买办内奸势力,其图谋能否得逞,人们将拭目以待。希望高层对此能有清醒的认识,不上这个当!


   注1: 央视网站CCTV.com 2009年11月20日新闻《国防部:若联合国提要求中国将考虑派维和作战部队》 来源:中国新闻网
   注2:见《张宏良:80后独步天下的网络亮剑》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912/119591.html
   注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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