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2010年,国内通胀压力和美元贬值造成的全球通胀压力,两股洪流叠加的起来,其力量不可小觑。黄金价格在两个月之内已上涨了20%。现在有关部门在进行专家调查,明年通胀率能达到百分之几,仲大军先生认为至少在20%左右,如果加上美元大幅贬值,国内外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更会对中国社会形成严重冲击。

    现在已经看得很明显,国内通胀的原因就是因为去年底开始实施了过度的刺激经济政策,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反映过度,放出天量的货币,既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又没解决民生问题。到今年底才意识到过度紧张的 问题,才开始调整,但通胀的步伐已经不可避免地临近了。这对于那些在经济危机中困苦挣扎的低收入群体更是一场灾难。如果去年按仲大军先生等的思路进行经济调控,本不会出现今天这种被动局面。所以,我们再次发出仲先生在去年底发出的一篇文章,看看这一派学者的前瞻性。

    另外,发出向东先生等人的一组文章,谈到改革共识的破裂,中国社会是怎样面临着分裂和分歧。看看本文集中这些文章,各有各的理由、见解,但这些观点又无不带有作者的片面性。因此,越在这种时刻,中国越需要诞生新的政治文明和政治智慧,即能互相包容社会文化和能实行民主决策的政治体制。中国如果走不出历史的循环,如果建立不起现代政治文明,那么这个社会永远是内斗、动荡不安和不幸的。

警惕全球间的恶性通胀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编辑

2009年12月9日

目录

仲大军:2009中国应对危机的思路

杨芳洲:美债转股比继续持有美债更糟糕

国际金融报:今年关税征收形势严峻

外贸:2009年出口额下降20%已成定局

产经信息:纺织服装业出口下降14.7% 棉纱进口激增

刘进波:对《油走私猖獗是错误税制造成的》一文的疑惑

张宏良:无边流失的财富,无比惊人的代价

理查德·斯潘塞:中国的民族主义自有他的道理

吴可:一部反映国企的书《国器》简介

魏公哲:中国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演变实录

曹久强:我来回答茅于轼,为什么要借钱给亏损的国企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

 

向东: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领导者:改革30年后中国的困惑与出路

牧川:狼狈为奸——宪政民主学者与主流经济学家

 韩咏红:当民不畏死----透视唐福珍自焚事件

鄢烈山:牢固确立人命关天的政治伦理

颜沧海:村民为何杀村支部书记

信力建:我向温总理提六点建议

东中西改革研究院:智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英国《金融时报》:中国地方政府“再地方化”

曹久强:提高劳动所得的根本性措施

曹长青:中美贫富差距的比较

徽湖:可怜的八零后

80后蚁族:一个类似“知青”的话题

草根:2010年山寨春晚节目单----《我们走进被时代》

阙选:中国官场为何多博士、校园多官痞?

好在:北朝鲜人在上海

顾英奇:当事人回忆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经过

五柳村:文革期间自杀及受迫害致死的人

华人:中共党史上最著名的爱情故事

于均艺:富厚堂趣闻----难忘的童年回忆

信力建:抗战中究竟出了多少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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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文重读:

2009中国应对危机的思路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12月8日

于香港中文大学 雅礼宾馆1002房间

电子邮箱:zdjun@263.net

一、2008导致中国经济剧变的两个原因

    2008年中国经济发生急剧变化,刚过去的11月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降到了7%,而日本的第二和第三季度经济都出现了3%和2%的负增长。中国经济出现急剧下滑, 有两方面的原因,并不完全由国际形势变化导致,而是中国经济也正好到了自身需要调整的时候。也就是说,2008年中国经济出现较大的拐点是由国际和国内两个因素共同影响形成的。

    中国国内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的发展出现了拐点,房价已经走到难以支撑的高点,房地产业已经陷入停滞和停顿。对于这一点,中国的理论界和政府都没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与美国一样,由于发展 畸形最后都出现了价格的调整。房地产业的减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实体经济,导致钢铁、水泥等原材料价格一路猛跌,由此影响了家装、家电等一系列产品的疲弱。

    如果仅仅是出口企业出现了问题,决不会如此严重地影响钢材等建材价格。从钢材、煤炭、焦炭、铁矿石价格剧烈下降的情况看,如果不是房地产行业出现了衰退,其他行业的减速决不会有如此大的影响。所以,中国经济的变迁是在国内和国际两重因素叠加的情况下发生的。不能只看到外部因素,而不从中国经济自身和内部找原因。

    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即使不发生美国金融风暴,中国经济也已经到了调整的边缘。这种调整已不是局部性的微调,而是大的宏观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调整。当然,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加重了中国经济的急转直下。在国内和国际两种因素夹击下,中国经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急速降温。尽管2008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出现了千变万化,但不管怎么变,中国要把握住几个基本要点,以应对全局。这几个基本要点概括起来说,就是下面的逻辑与思路。

二、调控思路:先保民生,再搞建设,先拉动消费,再搞投资建设,

    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基本思想是先保住基本生存,再伺机搞经济建设。正确的思路是先消费,再投资。这一段时间里,政府把投资放到拉动经济的第一位,这是本末倒置的一种刺激经济的做法。

    消费特别是平民大众的消费,是检验一国经济发展质量的试纸。高增长速度和大量投资并不能反映国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当年秦始皇修长城的年代是经济增长最高的年代,但却成了人民生活最痛苦的年代,成了陈胜吴广领导人民揭竿而起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最高,但并不能说这一时期是美国人民生活最幸福的阶段。中国今天的经济高增长,也不一定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幸福指数有了高增长。搞清楚了这一关系,就会谨慎地采取刺激经济的手段。

    在经济衰退时期,不应盲目地顶风上,应尽量减少浪费性的投资拉动。因为这一次经济衰退主要是由生产过剩导致的,中国有许多部门的产能已经严重过剩,这些在经济过热和结构失调时期建立起来的工厂,本来就应该让他们自行消失,政府没有必要继续维护它们,保全它们。不能因为一些企业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就非要出手相助。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出现了如此严峻的困境,美国国会都不同意援助它们,其原因就是这些企业已经发展得畸形,危机可以对它们进行自动矫正。

    在这一时期,什么是中国最需要发展的?大众消费是检验这一问题的唯一试金石。只有大众消费才能证明什么是中国当前最需要的。然而中国有一大批没有钱消费的消费者,对于这种情况应当怎么办?那就只有采取最现代派的经济学方法,发钱给他们消费。所以,在这次经济衰退过程中,中国首先要保住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不要因失业、低收入等原因出现社会问题。要先保证民生问题,再搞经济建设。这是一条基本的顺序。解决民生问题对中国来说并不困难,增大一点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就行了。但对于拉动经济来说,仅有社会保障还不够,还要大幅度提高低收入群体和贫困群体的生活水平,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刺激经济的效果。

    之所以这样考虑问题,主要是中国要根据自己的财力物力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中国要搞清自己有多少家底,再谨慎从事。在确保在经济衰退中有个小康生活之外,还要伺机低代价地发展经济,拓展中国在世界上的生存空间。要不失时机地利用全球经济衰退造成的低物价状态,有效利用外部相对廉价的资源,加快本国的经济建设。譬如当石油降到40美元一桶时,中国要动用大量的外汇建立国家的石油储备。特别是要在美元出现大幅度贬值之前,尽量多得使用外汇储备,减少过高的外汇储备。

    但是,中国目前搞得似乎有点过于虚张声势,中国没有必要大造声势,搞得国际市场一些原材料价格刚刚跌下去,又要涨起来。中国也很难充当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一个国家要有一个国家的策略,干什么事要悄悄地搞。趁着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下跌,中国可以悄不做声地利用海外廉价产品搞点经济建设。盲目地炒做4万亿的刺激经济政策实在太浮躁。

    虽然我们都明白政治是经济问题的最高表现,但实际上,经济又是政治的最高表现。目前中国所有的经济措施都离不开为政治服务,所以有些经济措施是不计较成本的。如果完全从经济上算账是不会如此大动干戈的。当然,尽管经济要为政治服务,但不能不惜成本和代价。中国要在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之间进行平衡与选择,既要保证衰退期间的社会稳定,又要追求合理和最佳的经济效益。譬如,中国在世界经济还没有摔到底的时候,不要轻易出手。现在西方观察家预测,石油每桶可能跌到20美元,这种状况可以对中国建立自己的石油储备很有利。那么,中国为什么要过早地干预形势呢。

三、外部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是双重的

    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订单上的损失,也有财富上的损失。订单上的损失导致部分企业减产或关门,造成一定数量的劳动者失去工作机会,但财富上的损失也许更大,中国人民辛辛苦苦积累多年的以外汇形式储备的积蓄,瞬间化为乌有。这种财富损失比订单损失要大得多。

    外部的订单消失后,我们可以通过启动储蓄增加内需,制造新的内部订单。但如果储蓄没有了,那么中国就既丧失了外部订单,又丧失了启动内部订单的能力。所以,影响中国经济最大的因素不在于外部市场的经济衰退,而是因为即将发生的美元贬值,这将导致中国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缩水。外汇储备的损失将比经济衰退带来的损失大得多。我们简单计算一下就会知道,外汇储备的损失有多大。

    目前我国的银行存款总数大约是45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中国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财富,但这些金融资产中大约有15万亿元是以外汇形式储存的,这就是中国的大约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民间外汇。中国的外汇储备应当被看做是外币形式的中国金融储蓄资产。目前,这笔外汇储蓄大部分投资到了海外,主要是美国。它们一旦贬值或在海外投资中丧失,那么就等于我国金融总资产中损失掉了15万亿元人民币。当然这种损失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而是一个渐进到历史过程。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加深,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越来越危险。假如这笔巨大的海外投资遭受损失,那就意味着中国1/4的金融储蓄财富即将丧失。这对中国启动内需的能力是个巨大打击。因此,在2008年12月4日举行的中美战略高峰会议上,中方代表王崎山第一次明确地说出了这样的话:“美国要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和投资的安全。”

    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严密注视美国政府是否对全球的债权人负责任。为什么要强调这一问题,主要是中国对美国解决本国巨额债务的能力有疑虑。目前,美国政府负债高达10万亿美元,企业和民间负债高达四五十万亿美元,美国的债务总额要高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四五倍。美国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方法,已经成为世界严密关注的事情。中国要高度注视美国发生高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元贬值。

   鉴于外汇储备方面的损失已经成了观察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中国的一切经济刺激措施都要取决于外汇储备损失的程度。如果美元不出现大幅贬值,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得以保全,中国还有能力加大国内投入,刺激和拉动经济。如果外汇储备损失过大(折合人民币10几万亿元),美元出现了大幅贬值,人民币出现大幅升值,那么中国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投资和消费的能力,调控经济的手段将发生一系列变化。如果硬要搞刺激经济增长,也可能是以再一次的通货膨胀为代价。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内政策要被迫变得谨慎。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问一句:中国还有没有能力投资和消费?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按这一思路思考问题,并寻求应对策略。整个社会处在一种浮躁和盲目的状态,譬如中央4万亿的投资计划被放大成全社会14万亿的跟风行动。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大跃进的状态,这实在是一种不冷静的表现。也就是说,还没搞清楚自己到底也多大能力、多大实力和多大财力,就在那里盲目行动。所以,分析和判断2009年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必须弄清楚这样几个问题,才有可能正确应对。

四、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1998年完全不同!

    说到这儿,大家已经明白,1998年和2008年这两次国际性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完全不相同的。最大的不同是1998年中国没有丧失巨大的外汇储备,而2008年的危机实质是对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的威胁,是对中国国民储蓄的掠夺。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只是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今天的金融危机不仅是外部市场发生了变化,中国内部的国民储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就是输出国外的巨大的国民财富正在遭受巨大的损失。直到今天,中国政府以及公众舆论也没有对这一点引起应有的重视。这是非常不明智的。

    中国今天刺激经济的手段与十年前的1998年如出一辙:靠财政发行国债上项目搞投资来拉动经济。这种调控手段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过早消耗光中国仅存的一点家底。这在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是十分危险的。

    中国今天要清醒地意识到,今天遭受的损失远远大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应对策略应当有所不同。今天中国应持的最重要的态度,是如何保全自己!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往好的方面设想,那就是美国采取了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滥印钞票,不搞美元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保存完好,如果是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中国在目前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之中,反而可以放开膀子大干一场。充分利用自己庞大的国民储蓄,利用廉价的国际市场资源,在别人过冬的情况下,搞一个反周期的大跃进。中国并不排除这种前景和选择。但目前情况未明,中国要有两手准备。

五、当前中国的调控思路和手段问题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问题是,并没有将前些年过分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和重商主义思路扭转过来。因此,外部危机发生后,国内所有调整手段都是沿着传统思路制定出来的。它们主要表现这几个方面:

    第一,不重视已经贫富分化了的国内现实,不重视发展不均衡的严峻事实,不重视低收入人口消费的作用,继续靠投资拉动经济,单纯地追求GDP,这样既存在着投资浪费的危险,又对民生问题造成了威胁。

    第二,调控手段落后,其经济学思想仍然停留在陈旧的模式之中。譬如只知道搞投资拉动经济,不知道搞消费拉动经济;只知道发行国债上项目,不知道也可以发行国债发钱给穷人花。

    第三,继续提高出口退税,廉价补贴国外消费者,将中国经济仍然吊在外向出口的战车上。

    第四,继续倾向于贬值人民币,使中国的国民财富不值钱,使中国在世界上仍然保持一个被廉价消费的大国角色。2008年9月份以来,美元对欧元等货币大幅升值,人民币也受到影响,目前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贬值了大约1%,很多人认为人民币还要继续贬值。甚至人行行长周小川也公开对外讲不排除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这种言论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市场,扰乱了人心。

    人民币贬值看来可以促进出口,但人民币贬值实际上对中国隐含着巨大的风险,那就是将导致国内存在的热钱外流,减少国内的流动性,对中国的外汇储备形成冲击,对中国国内的内需启动产生不良影响。

    总起来看,以上这些调控手段会使国内那些低收入的贫困国民在严冬到来时会感到更加寒冷。这是因为,流动性的增加使本来已经下降了的物价可能又要刺激起来。譬如,高昂的房价刚刚降了一点,就又可能被再次拉高起来。随着大幅降息等措施的出台,中国的通货膨胀刚刚下降了一点,就有再次上升的可能。这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实在不是什么福音。当社会货币量和流动性增加之后,居民的收入跟不上物价的上涨,其生活水平就要再次下降。因此,中国投资拉动尽管可以给国家增添一些大项目,但却是以压低普通平民生活水平换来的。中国的每一点经济增长和建设成就,无不是以大众低收入和低消费为代价换来的。

    特别是投资搞的一些大项目,有多少是为平民百姓服务的,有多少是为达官富人服务的,都要打个问号。在西部地区修机场,修高速公路,基本上与当地百姓无缘。就是在京沪间修高速铁路,也基本上是为精英服务,工人农民是根本坐不起的。所以,即使是投资基础设施,用句老话说也是有阶级性的。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投资拉动遭到这么多人反对的原因。

    中国之所以迟迟不能调整外向型的发展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存在着一个和外部利益捆绑在一起的精英集团。这个靠拉大国内收入差距为代价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接轨了的精英集团,他们从心底里不愿让平民大众一起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因为他们的富裕是建立在大众贫困的基础之上。没有大部分人的低收入,就没有小部分人的高收入。为什么不愿采用发钱的方法拉动经济,为什么只青睐于投资拉动,这是因为利益部门既可以从投资过程中获得好处,又可以得到为他们提供的服务。

    中国的宏观调控思路是与不平等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精英群体捆绑政府低情况下,每一项政策措施的出台,往往都隐含着特殊利益集团的身影和利益诉求。今天的中国社会不能盲目地反对任何投资,而是要对实施的投资项目问一句:是为富人投资还是为穷人投资?

六、中国始终存在着国际热钱的威胁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性。实际上目前中国面对的不仅是实物经济领域的一场战争,同时还面临着一场货币领域的战争。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争夺已进入到货币博弈的阶段。目前中国面临的货币战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汇储备是否会由于美元贬值而缩水,二是美元如果不贬值,人民币如果出现贬值的趋势,中国国内的国际热钱会大量地转移。最坏的情况是,既发生了美元大幅贬值,又发生了国内热钱大量出逃,这两种情况如果叠加起来,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两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中国经济会出现大的挫折和衰退。中国必须密切关注这两个问题。

    当然,一切变化取决于美国的表现。如果美国勒紧裤带,坚决不滥印钞票,那么美元对人民币的升值是合理的。如果美国撑不下去了,采取印钞票的方法度过难关,那么人民币的升值是肯定的。但是,待在中国的国际热钱不管在哪种情况下都会出逃,也就是说,热钱外流在两种情况下都会发生,一是人民币贬值趋势明显,热钱会夺路而逃;二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后,热钱有了足够都升值空间,它们也会出逃。总之,中国经济躲不过热钱袭击这一关,要时刻警惕热钱的流动。

    目前,中国国内流动性充裕,与国外大量涌进来的热钱有关。热钱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国经济的活跃性,但也时刻威胁着中国经济的稳定性。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国内资金短缺,一些美国企业将海外大量资金抽调回国。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中国的资本账户开始出现净流出的现象,这导致美元在这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升值,但这种升值不是长久的,是暂时的调整。近一时期美元对欧元大幅升值,这说明资金从欧洲回流美国相当多,但美元对日元却大幅贬值。这是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而导致的。

    日元近一阶段之所以大幅升值,主要是日本出现了对美元的抛售。而中国的情况是,一些美国的公司可能将大量的资金回流美国,因此出现了大量购买美元的现象,使人民币的升值暂时出现了回调。一些投机性的国际热钱错误地估计形势,也跟着出逃,就会出现一波人民币贬值的现象。

    但从长远来看,美元对人民币的趋势更多地是贬值,近一阶段的美元升值只是暂时的现象。中国与日本一样,都是货币相对坚挺的国家。如果中国政府看不清楚这种现实,采取自毁长城的做法,人为地助长人民币贬值行为,那么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将是国内流动性出现紧张,热钱出逃,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及反周期刺激经济都会带来不利影响。

    人民币贬值可能会有利于部分出口企业,但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十分不利。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外的金融资源,让这部分金融资源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中国还是要保持人民币适当的稳定和一定的升值趋势。

    最近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在与著名经济学家、校长刘遵义教授交流时,发现他也是这种看法。

七、资本主义内在规律在中国的表现

    2008年间中国经济的表现证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规律已经在中国发生。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主要问题是,一部分人没有消费能力,而大部分行业的产能都在过剩。这就是资本主义痼疾的特征。

    资本主义的在一痼疾不仅在中国表现着,在美国也是引起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假如美国的贫民可以买得起房,商业银行就没有必要发放次级贷款。穷人靠信贷消费终归是要出问题的。中国社会三十年来发展的不均衡程度和贫富差距远远超过了日本、韩国等邻国,要想启动巨大的生产能力,必须要让人民有钱消费。而这钱从何来?只能是劫富济贫。所以,中国的经济问题要在劫富济贫方面做文章。劫富济贫应当成为中国新的历史时期重要的研究课题。其手段有多种,譬如加征财产税、遗产税、消费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劳动权利,等等。还可发行国债,利用富裕资金,搞财政转移支付。这样既活跃了经济,又改善了弱势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平。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缺乏政治改革的适当跟进,所以,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野蛮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如生产过剩、经济衰退和贫富分化等特征特别容易在中国发生。由于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中国的畸形投资和奢侈消费越来越明显。中国宝贵的经济资源本来应当主要用在大众消费品上,但今天中国相当大的一块国民生产总值用在奢侈消费品方面。这种不平等、不均衡的发展,既耗费了资源,又造成社会的不平等。

    经济发展的畸形还表现在股市的过度投机方面。目前中国的股民将近一亿人,股市开户将近一亿户。一亿城市人搞投机,八亿农民搞生产。这么多的人不从事实物生产,却整天泡在股市里搞投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出这么多食利群体,肯定说明这个国家发展的不正常。投机生存会浪费大量的国民财富,并影响这个国家的实物生产能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仅仅靠纯技术的手段来调控经济,事倍功半。中国政府今天必须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入手,解决问题。仅用减息降税等手段是远远不够等。

八、2009年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形势

    2009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一个财富泡沫破灭后的世界经济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据12月5日美国劳工部的报道,美国11月份的失业人数已高达50万,使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30年来的新高。这次西方国家金融泡沫的破灭,带给人类的决不是一年半年的经济衰退,很可能是相当长的一个历史调整。

    当然,中国也难逃厄运。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国要把握好经济调整的节奏。譬如,是让经济自由降温和自动减速到适当的程度再施以援手,还是立刻采取行动止住经济下滑的速度?这是政府的调控艺术。

    按目前中国的情况看,11月经济增速已降到了7%,这是自1998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速度。所以,今天的经济形势远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严峻。有人把2009年的2月看作 是中国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刻,甚至在日本传媒界正流行着一种中国“2月危机”的説法。 这种分析预测不是没有道理,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下滑,如果GDP降到了6%,中国社会从心理到经济层面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这种局面会让中国人最终意识到,西方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决不是机遇大于困难,而是损害大于机遇。但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宣传和舆论很少让民众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目前,政府已经采取了庞大的4万亿的投资拉动计划,就我本人观察,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不会有多大下降,但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质量。我前面已经说过了,经济低增长时期,群众生活不一定过得不好;经济高增长,民众的幸福指数也不一定高。现在的中国政府和经济理论界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形而上学地一味拉动经济,紧盯增长速度,而不调整国民收入。结果就会出现修了大量的路,路上没车开,建了大量的房,房里没人住。

    特别是要搞清楚,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实际上已处在一个不合理的过热阶段,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飞涨,交通物流高度紧张,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红灯区,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环境发生经济衰退,正好给中国经济带来降温的作用。所以,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来说不一定不是好事。中国经济可以获得一个喘息和冷静的机会,特别是中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加大调整经济结构的力度,从过度外向型适度向内转,从过度追求效率转向适度注意公平。

    总起来说,2009年将是中国经济惊心动魄的一年, 有媒体文章说,世界工厂模式使中国在金融风暴中摇摇欲坠。只要看一下钢铁、造船等部门遭遇的寒冬,就知道2009年将是中国经济结构脱胎换骨的一年,是中国社会鲤鱼跳龙门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经济将面临重大考验,中国社会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除了选择正确的经济调整策略,再就是应对社会腐败和政治腐败。中国经济将表现如何,必须要有清醒的思路去制定正确的策略,否则将搞得鸡飞狗跳,神经紊乱,各种社会问题也会同时暴露出来。

    各个国家的历史会有惊人的相似。1989年是日本经济的重大转折点,从这一时刻起,日本从经济发展的高峰跌落低谷。2009年,是否也会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时隔20年,这两个东亚国家是否会上演同样的一幕经济大戏?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还不完全相同。日本经济当年的泡沫化程度远比今天的中国高。因此,当年的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后遭受的冲击远比今天中国大得多。

    中国经济今天尽管也有泡沫,但其程度比日本当年小得多。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说2009年的中国所处的境况要比当年的日本好。这是因为中国正在遭受着另一个日本当年没有遭受过的损失,那就是庞大的外汇储备的贬值和海外投资(购买的美国债券)的损失。这一损失不亚于当年国际热钱从日本卷走的巨大财富。

    事态到底会变化如何,还需沿着这一思路静待观察。中国需要有充分的心里准备。

    (完)

 

 

发件人:"晓陆 杨" <yangxiaolu_8@yahoo.com.cn> 2009-12-09 01:11:07 +0800 收件人: "王 均临" <wantrue@hotmail.com>,  抄送:标题: 杨晓陆传文(附件)

美债转股比继续持有美债更糟糕

北京大军智库 特约研究员 杨芳洲

2009年12月8日

    美元即将退出世界货币角色并因此而崩溃,已是其不争宿命。我们两万多亿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是美债等美元资产),无疑也将为其垫背。如我仍对此无动于衷,美元贬值造成的全球恶性通胀必严重殃及我国。从根本上说,这是我民族财富严重外流导致的恶性通胀,无解。外汇储备的惨重损失只是我财富外流的一部分,两万亿外汇储备未能适时买回金、银、油、气、稀有金属等大宗战略资源财富进行储备,而是为美元殉葬,使我最后丧失了应对恶性通胀局面的力量。

    现有人与美国当局共谋我“美债转股”,这比继续持有美债更糟糕。继续持美债如同死缓,是等死,但只要死刑还未到来,就还有寻找机会摆脱或缓解困境的希望。而“美债转股”则是找死,是板上钉钉的死刑。

    持有美债只是有美元贬值的风险,而“美债转股”则不仅有美元贬值风险,还有更大的“市场”及其它方面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我根本无法控制,却尽在美国掌握之中。因此,“美债转股”对我是100%的风险,而对美国则是100%的利益。

    继续持有美债,我们会因美元贬值损失其大部分,但美国毕竟还有还债责任,尽管是以其大大贬值的美元还债。而“美债转股”,则美国可用破产等手段吞我巨额财富于无形,免除其还债责任,如果以我美债抵押贷款转股,则我反欠美国的债。

    既然我美债可抵押贷款,为何不去买行将大涨的大宗资源产品和金银等,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全球恶性通胀,而是去搞自杀式的“债转股”?
只要我们取消一切金银及重要战略物资各种进口限制,我们外汇储备的困境将会有所好转。如再积极建立国家战略资源储备,情况当会大有改观。

    越南都知道取消关于黄金进口的一切限制(包括关税),我们为何还不取消?

    我不仅金银进口限制未取消,而且还限制国内大型企业大量进口资源,许其外汇用于境外投资资源产业,却不许其大量进口资源自行储备。(在当今我国尚缺力量干预国外风险之际,大量投资境外,其巨大风险也非我所能控制,而是更容易被拥有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干预能力的美国控制。)

    因此,解决我外汇储备的困境,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为中国谋利益还是为美国谋利益的问题。

    对我外汇储备之困境,自当解困求生,而不应自杀找死,此乃常识。可我们却偏偏不懂常识,数年前,民众和学者就一再呼吁不应再买美债而必须储备战略价值资源(仅鄙人就为此不知写过多少文章)。这其中的道理很难理解吗?相信是个人都能明白,可我们就是不做这个最该做的事,却偏偏热衷于自杀救美。凡对美国有利之事,我们神勇无比,雷厉风行。凡是对中国有利而对美国不利之事,我们总是百般推诿,拒不实行。

    因中国不计代价以自己的优质廉价商品补贴美国,才使美国如此滥发钞票而豪无通胀之忧。因有中国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倾家荡产的支持,才使美元至今尚未崩溃。中国贫瘠的躯体要为美国输血到何时?还要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就是中美国!我们的最高经济管理者因此被美国广播公司评为改变美国经济的十大人物,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外国人。只要我们仍以此为荣,以美国好恶是瞻,我们就只有彻底毁灭一途。

 

今年关税征收形势严峻

国际金融报

2009年12月01日

  海关税收是中央财政的“金娃娃”,中央金库每4元钱中,就有1元钱来自于关税。今年海关税收形势怎么样,能否完成预定计划,海关总署综合治税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高融昆11月30日进行了解读。“今年以来,海关确实遇到了自1980年恢复征收关税以来最为严峻的形势。”对于今年海关税收的形势,高融昆作出了如上判断。

  首先,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外贸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进出口大幅下降,海关税源也随之大幅下降。受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今年前8个月作为海关主要税源的一般贸易进口总额同比下降了18.8%。例如,作为海关第一大税源的能源、矿产品的进口价格,前8个月比去年同期下跌了52.9%。 其中,原油进口平均价格同比下跌50.5%,税收减收611.9亿元。

  其次,出口关税政策的调整也使海关同比大幅减收。去年12月1日和今年7月1日,国家两次调整了出口关税税率,共降低或取消了200多种商品的出口关税税 率,同时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前8个月,全国海关仅征收出口关税49.2亿元,降幅达84.2%。此外,人民币汇率升值也影响了海关征税的税基。今年前8个月,人民币汇率同比上升了4.1%,直接减少了海关征税的税基1068.5亿元。

  “与上述严峻税收形势相比,今年国家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需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支出压力加大,国家预算需要对海关税收作较高的增 长安排。因此,今年海关税收形势格外严峻。”高融昆告诉记者。

  面对今年空前严峻的税收形势,我国海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做好税收征收工作:一是加强对进口货物通关过程的管理,防止各种弄虚作假、偷漏税行为的发 生。二是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管理,有效打击行业性瞒骗。三是强化税收征管,努力实现应收尽收。四是通过打击走私促进税收增收。“通过在全国海关范围开展大规模的综合治税,全国海关各部门协调配合明显加强,综合治税增收税收的效应充分显现。”高融昆介绍说。

  “据测算,前8个月海关理论税收应为5369.7亿元,降幅为19.3%。但通过海关的努力,同期实际税款入库5688.9亿元,比理论税收多收319.2亿元,降幅为14.4%,比理论降幅缩小4.9个百分点。”高融昆透露说。





发件人:"Steven L" <steven.leung.cn@gmail.com> 2009-12-05 17:56:5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d: 加工贸易终于被压制

2009年出口额下降20%已成定局

外贸

    经贸系统人士12月7日透露,近期商务部正在密集调研座谈,分析2010 年贸易形势。他说,综合座谈会上的定调,大致有两条结论,一是2009年出口额下降20%已成定局,二是明年的外需形势依然严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7日发布的公报中提到,要“努力促进出口稳步回升,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包括保持外需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严格控制“ 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数位受访人士认为,外贸政策基本“维稳”的判断没有改变,人民币汇率虽存变数,但估计也是小幅波动。

11月出口负增长或延续

    商务部近期的调研会上还没有听闻提及2010年的具体增速目标,预计在12月24、25日的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这一指标有望明晰。从调研会反馈的情况来看,明年出口形势仍然严峻,即将公布的11月出口数据将明显逊色于市场普遍预期,商务部已经获悉了11月进出口的海关快报数据
,这一数据一般与12月10日左右公布的最终数据出入不大。

    由于出口的负增长正是始于2008年的11月,较低的基数使得市场普遍预计出口的负增长将在11月终结,但从所获悉的快报数据来看,出口的负增长11月还将延续,出口恢复的速度要慢于市场预期。

    2010年的贸易形势究竟如何?各个机构的判断差异不小。中国社科院在12月7日发布的2010年经济蓝皮书中预计,2010年进出口增长有望达到 18.7%和17.3%。有关经贸系统人士认为此预计太过乐观,2010年的出口额增速能维持在10%左右已经不错,增速区间在 5%-1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12月7日表示,综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速在2%-3%之间,以此推算2010年中国出口量增速有望在5%-6%左右,再考虑到明年可能出现的进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他个人对2010年 10%的出口额增速很有信心。

    有广东省外贸智囊人士12月7日介绍,测算的广东 2010年的出口额增速区间在10%-15%,“这一增速目标已经递交给广东省政府。” 他说,如果明年广东的出口增速达到预测的上限值的 15%,也就意味着广东的出口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而如果要达到增速下限的10%,也即意味着广东未来月均出口额必须维持在320亿美元以上,而 2009年的7-10月,广东已经连续四个月达到这一水平。

 

纺织服装业出口下降14.7% 棉纱进口激增

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12-01-2009

    海关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5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123.06亿美元,同比下降14.7%,环比4月下降1.5%。其中纺织品出口48.95亿美元,分别下降16.3%和4.4%;服装出口74.11亿美元,同比下降13.7%,环比微升0.5%。

    1-5月,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588.67亿美元,同比下降11.1%。其中纺织品出口220.3亿美元,下降15.5%;服装出口368.2亿美元,下降8.1%。从前5个月纺织品服装进出口总体情况看,出口仍不稳定,棉纱线进口持续激增。

    1、年初以来,纺织品服装出口仅3月份由于服装拉动实现了增长,其他4个月均不同程度下降。

    在前5个月的出口中,1、2月份同比分别下降0.68%和35.1%,4、5月份分别下降12.6%和14.8%。3月份纺织品服装出口121.64亿美元,同比增长2.8%。其中服装增长9.8%;纺织品下降6.5%,纺织品出口降幅为今年来的最小的一个月。3月份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当时日本市场表现相对稳定,当月对日出口19.9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二是由于出口退税率的数次上调,调动了出口企业积极性。3月份,主要出口地区浙江、广东、江苏、上海纺服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0.1%、6.4%、2.2%、9.8%,福建、广西分别增长33.4%和34.3%,山东同比下降6.5%,为今年来的最小降幅。三是当月服装出口增长9.8%,其中针织服装数量增长0.6%,出口额增长10%,梭织服装数量小降2.8%,出口额增长8.7%。

    棉纱线进口主要来源于巴基斯坦、台湾、印度、越南等地。1-5月,从巴基斯坦进口12.88万吨,同比增长24.8%,进口数量占我国棉纱线进口总量的 34.6%;从台湾进口4.56万吨,同比增长73.1%,占进口总比12.2%;自印度进口3.14万吨,增长29.9%,占8.4%;自越南进口 2.39万吨,同比增长139.2%,占比6.4%。棉纱线出口下降,进口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我国棉花价格高出国际棉价2000元左右,同等纱线价格高出其他国家2000-3000元,原料成本处于劣势。如近期巴纱纯棉20支在我国内销售报价约合12800元/吨,而我国内同等纱价行情为 17500-19100元/吨,差价近5000元;21支巴纱约合13100元/吨,国内企业棉纱价格最低在17400-17500元/吨,高于巴纱 4300元左右。

    综上情况,纺织品服装出口表现不稳定,除出口市场恢复缓慢外,出口企业一方面寄希望于全额退税,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宏观调控尽可能实现内外棉价的接轨。近年来,国家为鼓励企业出口,连续上调了出口退税率,这对出口企业降低出口成本,争取订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困惑的是今年棉花市场调控却令纺织乃至服装和外贸企业限于尴尬境地,棉价比国际棉价高出2000元左右,不仅丢弃了部分国际市场,同时内销市场也被周邻国家所挤占。孰不知原料成本的降低或接轨,比上调出口退税率更实惠。

    2、主要出口市场表现不一,欧、美市场缓慢回升,日本、香港市场逐步回落。

    1-5月,对欧盟出口122.32亿美元,同比下降10.3%(去年同期增长38%),其中4月份下降13.8%,5月份下降7.1%,降幅逐步缩小,且 5月比4月增加5.95亿美元,环比上升27.2%。对美出口87.55亿美元,同比微增1.2%,其中4月份增长3.3%,5月份增长3.6%,增速缓慢回升,环比4月增长11.9%。对日本出口81.9亿美元,同比增长2.3%,但4、5月份分别下降2.5%和7.2%,减幅扩大,且5月比4月减少 6.24亿美元,环比下降32.4%。对香港出口51.19亿美元,同比下降17.2%,其中4、5月份同比分别下降13.7%和19.8%,降幅继续扩大,且环比4月下降2.1%。

    3、主要出口地区不同程度下降,福建、广西强劲增长。

    1-5月浙江出口139.62亿美元,同比下降9.3%,其中4、5月份分别下降5.9%和11.2%;广东出口112.11亿美元,同比下降8.2%,其中3、4月同比分别增长6.3%和0.9%,5月份下降11.8%;江苏出口94.93亿美元,同比下降11.8%,其中4、5月份分别下降14%和 13.6%,降幅微缩;上海出口54.99亿美元,同比下降9.2%;山东出口52.52亿美元,同比下降10.5%,其中4、5月分别下降15.1%和 12%,降幅缩小近3个百分点;福建出口31.78亿美元,同比增长15.4%,除2月因节假日影响下降外,其余4个月均不同程度增长,其中4、5月同比分别增长13.4%和26.35;广西为全国出口增速最快的省份,1-5月出口4.86亿美元,在去年同期增长2.6倍的情况下,今年同比再增 30.1%。

    4、棉纱线出口持续下滑,进口强劲增长,净进口量大幅上升。

    1-5月我国棉纱线出口20.21万吨,同比下降21.2%,各月降幅分别人32.7%、10.8%、27.2%、18.3%、15.6%。1-5月棉纱线进口37.25万吨,同比增长7.7%,除1月份下降外,其他各月分别增长44.9%、7.8%、12%、14.5%。1-5月累计净进口棉纱线 17.01万吨,同比增长90.3%。与之相反的是棉花进口大幅下降。1-5月我国棉花进口56.69万吨,同比下降45.2%。

 

印度服装退税上调 中国纺服出口阻力加大

2009-12-02

    印度政府近日宣布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出口退税率,新税率于9月1日生效。其中,弹性纱的退税率从7.6%提高到9%,同时也上调了弹性面料的退税率,从6.5%上调至7.6%。

    上述数据显示,印度纺织品出口退税率调整幅度不是很大,但是对中国市场具有巨大的影响。印度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其优势在于劳动力廉价、原料多样化、传统设计技术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由于中小型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市场抗风险能力差,且出口产品与印度产品存在严重同质化倾向,市场竞争尤为激烈,印度此次纺织品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将影响到中国国内相当部分中小型纺织品出口企业。

    自2006年以后,由于反倾销和欧美对华纺织品服装出口设限,导致部分订单流向印度,使2006年印度的出口增幅达到18%,已经很接近中国。而2007-2008年两年来情况更为明显,预计未来几年内,印度纺织品出口增幅可能超过中国。

 

 



发件人:"刘进波" <ipo@w.cn>  2009-12-07 16:21:5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关于“油走私猖獗是错误税制造成的?”这篇文章的疑惑

仲先生:你好,

    很喜欢你的文章和网站,dajun.com.cn有一段时间不能访问,我估计是被和谐了,但是很幸运,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天涯经济论坛又看到一片转载的文章,著名转自dajunzk.com,这样我就又来到您的新网站。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网站的文章。

    我经济不是很懂,但是经常上您的网站能看到一些敢说真话的文章,能让我了解到一些事实的真相,对我的投资理财很有帮助。我在三年前就有意思的购买了一些黄金类和房产类的投资,在金融危机期间这些投资给我带来不错的收益。但是最近几期文集中浙江省武义县外经贸局陈义鑫的文章我感觉很不专业,可能会有一些很低级的错误,有损于贵网站的形象。

    我是学会计的,职业是注册会计师,对会计、税收有些研究,陈义鑫的文章中会计和税收方面的写法很不专业,很多常识性的错误。以我为例,作为有一些经济学基础知识,精通会计和税收的人来看这些文章,我感觉是云里雾里,错误百出。虽然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百家争鸣是贵站的办网特色,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网站,也要保证文章的专业性。

   刘进波

对《油走私猖獗是错误税制造成的》一文的疑惑

刘进波

December 07, 2009

陈先生 您好:

    我在大军智库网站看到您的一篇文章“为什么说油走私猖獗是错误税制造成的?”原文附后。文中有些问题我不是很明白,特向您请教。

    文中提到“账面核算的结果就会变成,170万元成了企业账面不能收回的货款,假亏损的成本;国家少征的170万元税金与出口退税一样,又成了企业账面看不见的资产和所有者权益。”,“而进口商销售的170万元不能收(退)回,就变成了坏账增加的成本,”

    这几句话我不太明白。我是学会计的,如果进口商将进口的油以1300万元卖出的话会计上应作如下处理:

借:应收账款 1300
贷:销售收入1300/1.17=1111.11
应交税金 1111.11*17%=188.89

    由于在进口环节进口商已经交过170万的进口增值税,所以销项减去进项188.89-170=18.89 进口商应缴纳的税金是18.89。如果进口收到购买方的1300万元油款的话,那么进口商这笔买卖的利润会计上的算法就是:

收入1111.11-成本1000-费用20=91.11
和您的算法是一致的
1300-1000-20-188.89-170+170=91.11万元

    文中您提到“结果把本来盈利91.11万元变成了亏损78.89万元,即1300-1000-20-188.89-170=-78.89万元。” 如果要在会计上进口商要出现亏损,有一种可能就是,1300万卖油的钱他有170万收不回来,那么会计上就作为坏账冲减利润。关于170万的进口增值税,在进口时会计上做如下处理:

借:存货1000
应缴税金-进项税 170
贷:应付账款(银行存款)1170

    可以这么理解,会计上的处理是吧这170万当作预交给国家的税金,而不是当作油的成本的,同样卖出去时1300万的收入其中188.89万元,会计上是不做收入的,而当成向购买者收取的应当上交国家的税金(也就是你所说的理论叫转嫁给消费者),进口商实际的销售收入是1111.11.

    如果您也懂会计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应交税金这个科目的发生额。

    进口时进口商缴纳170增值税,计入应交税金这个科目的借方,卖出时按不含税收入1111.11*17%计算的销项税188.89计入这个科目的贷方,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科目的余额就是贷方余额18.89,显示进口商还应该向国家缴纳18.89税金,如果后来进口商缴纳了这比税金,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交税金 18.89
    贷:银行存款 18.89
    最后应交税金这个科目的累计借方发生额为188.89,贷方累计发生额也是188.89,应缴税金这个科目的余额为零

    这笔买卖做下来,进口商的应缴销项税是188.89,扣掉进口商进口时已经缴纳过的170,他还要缴纳18.89。所以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结果把本来盈利91.11万元变成了亏损78.89万元,”这句话,如果进口商卖油钱能收回的话,会计上是不会出现亏损的,实际上进口商也没有发生亏损。所以我想问你一下,你所说的亏损是指什么时候发生?


    附件

为什么说油走私猖獗是错误税制造成的?

浙江省武义县外经贸局 陈义鑫

2009年9月8日

    说油走私猖獗是错误税制的结果,指的实际上就是“内贸抵扣进项税,征收增值税”的错误税收制度。根据只有国家权力才有权生产交换商品的对应对等物——廉价纸币,从而就可以获得“造币税”的原理,进口商品到岸后在国内销售就是内贸,在进口环节征收进口增值税就是征的“造币税”。问题在于:一是随油一起卖给消费者的进口增值税如何处置?二是进口环节增值税与国内流转环节的增值税征税额不相等又如何发生影响?

    显然,进口油在国内发生的销售,自然是征税额=内销价÷1.17×17%-进口增值税,但这种方法完全违背了资产=负债的最基本原理。

    假设有一批油进口是1000万元,进口增值税170万元,财务和销售等费用是20万元,内销价是1300万元。按照错误的办法企业应交的增值税只有1300÷1.17×17%-170=18.89万元,把已卖的170万元税产抵扣应交税金,账面核算的结果就会变成,170万元成了企业账面不能收回的货款,假亏损的成本;国家少征的170万元税金与出口退税一样,又成了企业账面看不见的资产和所有者权益。

    为什么?总资产=总负债,其中债权人的资产=负债,负债+所有者权益=总负债。就本例来说油销售后的现金资产是1300万元,其中1000万元是对国外销售商的负债,20万元是因财务和销售费用发生的负债,而1300÷1.17×17%=188.89万元是因内销发生应交税金而形成的对国家负债,而进口增值税170万元是进口环节交给国家,在内销环节已卖(理论叫转嫁)给消费者,收(账面核算是退税)回货款后就不再付出的金额,是所有者权益所对应的资产,是购买原材料时付出,卖出商品时收回的现金。因此,进口商的实际税前利润有1300-1000-20-188.89-170+170=91.11万元。但按现行“抵扣进项税,征收增值税”的政策,虽然170万元抵扣应交税金后,国家170万元应收税金不要白给了企业,企业在账面上也不再欠国家税金,但账面总资产和总负债等额减少的结果,资产负债率却不会因此而降低,而进口商销售的170万元不能收(退)回,就变成了坏账增加的成本,结果把本来盈利91.11万元变成了亏损78.89万元,即1300-1000-20-188.89-170=-78.89万元。

    在内贸环节国家只征增值税,不要进项税,把进项税直接给了经营者,账面又不反映,既是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一私就活的深层次原因,也是尚未改制国有企业的软肋。

    我国油实行的是国有专营制度,国家对油经营企业的考核依据是账面提供的数据,而且国家实行油专营的目的就是期望油的专营能给国家带来更多的税源。因此油的经营者为了账面不亏损,必然千方百计再提高销售价格,国家为了从油垄断经营中能得到更多的增值税而支持或默认提价,结果势必形成油的垄断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块超级利润,这就是为什么相同的国际市场油价,中国的零售价就会高于美国零售价的原因。因此,进口油的假亏损真暴利,不仅为腐败埋下了祸根,暴利也为铤而走险的油走私提供了虽是高风险,但却是超高收入值得冒风险的机会。






发件人:"泰和昌(THC)" <thc@thc.cn> 2009-12-07 08:52:30 +0800 收件人: <thc@263.net> 抄送:标题: 张宏良:无边流失的财富,无比惊人的代价

无边流失的财富,无比惊人的代价

——关于摄影作品《中国的污染》的按语

中央民族大学 教授 张宏良

2009年12月

    下面这组照片是中国摄影师取得美国人道主义摄影奖的 获奖作品。看到这组照片,就知道中国那相当于15万亿 人民币的2.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怎么来的。并且依据常理,既然是在美国的获奖作品,美国人也应该知道他们借用中国10多万亿人民币的财富是怎么来的,也应该知道每年美国市场上超过1万亿美元的中国廉价商品(按摩根公司提供的零售价计算,实际上至少要翻一番)是怎么来的。但是,来自美国主流社会的消息却表明,美国好像并不知道中国财富是怎么来的,更不知道中国流向美国的财富,并非是中国老百姓消费后的剩余部分,而是以牺牲中国老百姓消费为代价的。

    本周有两大新闻证明了这个判断:一是美国评选出了21世纪改变美国经济的十大人物,其中唯一的外国人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二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只有27%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才是世界最大经济国家。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总产值不到美国三分之一,人均总产值不到美国十四分之一,工人工资不到美国50分之一,派遣工人工资甚至不到美国百分之一,为什么美国人民会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道理很简单,用西改教的话来说,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美国的经济生活告诉了美国人民,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美国超市里充斥着的是中国廉价商品;美国政府开销用的是中国购买国债的资金;那些从金融危机中活下来的巨型公司,依靠的是中国投资,仅中国投入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公司的资金就超过3700亿美元,相当于2万5千亿人民币,从而避免了美国房贷市场的彻底崩溃;现在又要把相当于十多万亿人民币的美国债券转换成为股票,通过法律程序,“合理合法”地赠送给美国;等等。这些还仅仅是公开流向美国的财富,通过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场外交易”这个不为人知的金融暗道,流向美国的财富还有多少,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知道,但是从这次金融危机中美林公司等金融巨兽轰然倒下的原因中,我们能够推断出那将是一系列更加惊心动魄的数字!美国人民就是从这排山倒海而来的中国财富中,感受到了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可是,又有几个美国人能够看到下面这些照片,能够知道挽救了美国房贷市场的中国老百姓,却是一年的收入买不了房子的一个平米。

    看到我们说债转股的实质是把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财富白白送给美国,估计那些美国鹦鹉又要跳起来大骂我们不懂专业了。其实,中国投向美国那10多万亿财富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是我们早就预料到并且一直在大声呼吁的事情,此前,无论是恩道尔、赫德森等美国人,还是廖子光、宋鸿兵等了解美国的华人,都告诉我们,中国购买美国债券的10多万亿财富肯定是收不回来了,为此我们之间还发生过争论。因为作为中国人我们总是不甘心,不甘心中国老百姓一滴血一滴汗、甚至一条命一条命换来的巨额财富,就这样被美国人白白拿走!虽然我们心里也清楚,背负65万亿美元债务、而每年财政收入只有区区2万多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不可能偿还中国那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债务。但是作为中
国人,我们还是想付诸全部努力,尽可能地拿回来多少算多少——那是我们父兄姐妹的血汗钱啊!为此,中国左翼学者和爱国人士在一起出了许多主意,想了许多办法,并且反复论证了这些办法的可行性,坚信这些办法能够收回我们在美国的财产,至少能够收回其中大部分财产。只是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后的结果并不是美国政府赖账不还,而是由中国方面主动提出,以债转股的方式,把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财富白白送给美国。并且送给美国的具体方法,恰恰是当初我们设计的收回美国国债投资的方法。真可谓是“天意难违”啊,不知道中国究竟是做了什么孽,竟然要遭受如此报应!

    包括接触过股票债券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债券要定期还本付息,在保本的前提下拥有固定收益;而股票,一不还本,二不固定分红,是否分红由公司自己决定,更要命的是第三,公司可以随时“宣布破产”,全部投资化为乌有。把美国政府的债务转换成为美国公司的股
票,然后美国公司再一宣布破产,中国就什么都没有、彻底一了百了了。如果仅仅是一了百了两手空空倒也罢了,最要命的是依据现在透露的初步方案,最后中国还要再欠下至少10万亿债务。因为债转股的具体方法,是中国用手里的美国国债进行抵押贷款,再入股美国各个洲政府希望创办的公司,由于进行抵押贷款的是中国,这样一来,中国便由原来的债权人变成了债务人,无论投资的公司有没有收益,中国都要定期还本付息。

    ——这就是“中美国”里美国和中国各自的地位!美国先用美元换走了中国的商品,再用债券换走了中国的美元,又要用股票换走中国的债券,最后再把股票换成中国的债务;最终中国不仅把商品白白送给了美国,不仅把美元白白送给了美国,还要再欠下美国一笔巨额债务!让人听起来感觉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却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在中美双方共同策划的这个“世纪财富大挪移”计划中,由于代表美国出面的是现任国务卿的丈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一开始就具备了半官方的性质,根本不是什么学术探讨,而是在向中国民众透透口风。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风浪,就借坡下驴变成现实;如果遇到大的反对风浪——毕竟是10多万亿财富——就推说是社科院的学术研究。

    而对于中国左翼学者和爱国人士来说,除了对把10多万亿债权变成更大规模债务感到痛心疾首之外,让人感到特别窝火的还有,美国侵吞中国10万亿财富的这个方法,恰恰是中国左翼学者和爱国人士设计用来收回美国债券投资的方法。当初我们就设想,用中国手里的美国国债进行抵押贷款,贷款用来收购国内外资公司的股权以及进行海外实体投资,以此来收到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收回绝大部分产业特别是战略产业的控制权,改变经济运行方式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二是收回美国投资,避免财富损失;三是又不会造成美国债券市场动荡,实现“软着陆”,中美双方互相不伤和气。这个方案经过海内外爱国学者广泛讨论,并通过多种渠道多次向高层传递上报,甚至有著名学者当面向有关领导做过详细回报。

    可万万没有想到最终结果会是这样——债转股的建议接 受了,抵押贷款的建议也接受了,只是功能完全相反。同样是抵押贷款,同样是债转股,抵押贷款后不是转换成为国内股权,而是转换成为美国股权。不仅不能保住现有的10万亿财富,还有可能在损失10万亿财富的基础上,再欠下更大规模的债务。此时此刻,不禁想起了毛主席凭吊屈原的诗: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突然理解了当初屈原“一跃冲向万里涛”的悲愤心情。

    当今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正在发出相同慨叹:我深爱的祖国啊,爱你——竟是那么的不容易!

    二万三千亿美元的外汇投资——超过全国总产值一半的财富,是到了需要全国人大审议的时候了,不能继续再由国务院独自决定了。这毕竟是全国人民60年奋斗的血汗积累啊!

 

中国的民族主义自有他的道理

一个老外离开中国后才敢说的话

理查德·斯潘塞

2009-12-02

    作者简介:理查德·斯潘塞作为《每日电讯报》的中国通讯记者,在中国待了六年。他刚离开北京,带着妻子和三个年龄分别为15、13和10岁的孩子去了中东,到海湾去开辟一个新办事处。

    可别指望我同情中国新兴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不是转好而是更糟,却是事实。

    过去三年里他们许多人都对我的文章进行评论、指吓。而且许多是关于书籍的争论,比如对在中国最畅销的《货币战争》的争论,在西方读者眼里似乎是没有意义的。说华尔街精心谋划、组织的美国经济崩溃,全是为了搞垮中国,这个观点也难以服众。但是我相信,我从来没有说那些一边用石头砸日本餐馆,一边用佳能或者索尼手机拍照的孩子,会像成吉思汗的游牧部族、或者被描画得像希特勒的冲锋队一样,跳上战马,穿过大草原向欧洲进攻。民族主义是一种折磨,可以随时随地给国家造成灾难,对此我们应该保持警惕。但是,到了中国家庭挂国旗的数量和美国家庭一样多的时候,才真正需要担忧。

     尤其是在过去的15年里,中国公司很好地利用了它们和美国资本的关系,但是,如读者越来越多的黄亚生教授所说,中国本身却没有那么幸运。在我看来,黄教授在举例的时候有点夸张,但是,就像我想指出的,经济危机扩散的一个特征和他的论文相符,同时又和我以前中国没有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办法的说法有那么一点矛盾。黄教授辩称,自1989-1990年起,中国把太多的钱投入诸如基本建设之类的主导增长之中,牺牲的是私企的利益,因此,普通人的收入不能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说的很对。他也指出,调整经济的企图——部分是通过国家在社会保障、健康以及教育方面的投入以刺激个人消费——好是好,不过起步太迟,对解决经济危机作用不大。说的也很对。

    这些说法引起了许多人争论——也包括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刺激对解救世界经济无助于补,因为它太注重把钱花在主导的基本建设上。至于说到刺激消费上头,作用太小,启动也太迟。去年秋天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现在面临的问题和去年秋天一样。中国的经济刺激与减缓贸易的下滑一点关系没有。而且从许多方面说来,情况比去年秋天更糟。贸易不再是下滑,简直就是在溃败。银行危机已经发散到世界经济的方方面面,眼看就要沦落到所有的财产、所有的经济活动要素都不安全的境地了。虽然有一些复苏的迹象,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世界经济已经趋于稳定,经济学家和种类繁多的指标都是这么跟我说的。其一是美国的股价在向上走;其二是英国的房价在走高,至少是下跌得不那么快了;其三是中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这个指数常用来衡量企业信心——现在是扩展模式。

    主要的经济弄潮儿可能因此相信这三个国家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产生效果了。让我们来谈谈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的数据和法国里昂证券这个投资银行得出的数据相冲突,它的数据显示这个指数在收缩。人家告诉我,其差别所在,是政府的数据偏重国企,而法国里昂证券的数据偏重私企。这就说得通了:一揽子刺激计划关注的是基础建设比如铁路和四川重建,从中获益的与其说是私企还不如说是国企。

    那么,根据黄教授的分析,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不是转好,而是更糟:他们的收入较之整个中国,会进一步落后。怎么会呢?这个嘛,相当明显,因为你也知道,中国这个一揽子刺激计划有相当一部分花费并不聪明。其中一些,正如政府打算要承认的,会漏到贪官和地方政府的口袋,还有很多除了用作炒高股价,没有别的用场。

    那么除了贪官,还有谁从中获益吗?这个问题可以用商品价格来回答,燃油之类的商品看来就要从底部再次抬升。石油、煤炭、钢铁,都是不可或缺的(还有铜、铝等等)要用来修铁路、支持国企运转的材料。油价又过50美元了。澳洲的矿业公司,海湾石油国家都是从中受益者,他们又可以在伦敦市中心投资高端物业了,这是他们二选的家园。的确,《海湾新闻》的商业版今天告诉我说,以迪拜为基地的房地产公司开始在伦敦设立办事处了。对经济基本面的信心也在慢慢恢复,锁仓的现金又出来耍弄了。照那个人的说法,至少是在目前,流动性比钞票更得信任。

    当然,中国的一揽子刺激方案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但是它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它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一点好处。但是,如果它的收益被更多的腐败、更多的浪费、更多的怨恨、更像赌场和更少改变的股票市场所抵销,那么它给中国带来的整体好处就没有了。这也不是什么新闻了:通常说来有利于中国公司的事情,同样也有利于西方以及西方的公司,但对普通中国老百姓却不那么好。所以说,民族主义者自有他的道理:中国人民没有最大限度地得到理应从与世界经济系统接轨中得到的好处,而且在他们得到改善之前,情况就可能变得更糟。

    对于时尚的新左派而言,《货币战争》还有《中国不高兴》的作者给他们提供的不是理由。但就表面而言,我认为,作为大众思潮的新左派思维在狭窄的小圈子外面得不到太多的支持,甚至倡议者在自己所在的大学院系里往往也不得流通。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1-20 09:14:11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Fw:转发:转发:Fw:

一部反映国企的书《国器》简介

作者  吴可

2009-07-27

    “战争年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平年代,国企就是我党的枪杆子。” 国企作为我国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载体,国企改制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面临挑战。因此,国企……

    2009年6月底,长篇小说《国器》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公开发行。新华网发布了记者朱继东的“长篇小说国器出版,透视国企改制深层次问题”的书评,截止目前有搜狐、网易、中华网等大大小小近百家网站给予转载,并有各地二十多家报纸发了消息。

    魏英如同讲课般侃侃谈道:“国有企业可以看作无主的财产,谁能拿到手就可是算是谁的。有人可能要问了,这不是搞腐败吗?是的,但腐败有时也是好东西。应当看到,目前只有通过腐败才能从僵化的体制中换来一个充满活力的新体制。不要眼睛光盯着改制可能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也要看到不改制所形成更多的国有资产流失,而且还会给国家带来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引子

·1. 引子
·2. 山雨欲来风满楼
·3. “怎么我又有了解放前的感觉呢”
·4. 是不是领导的身边一定少不了大老板
·5. 集官、学、商为一体的教授
·6. 老革命的最后贡献:让儿子带头下岗
·7. 国企老总就像公交车的司机
·8. 这个教授,一次出场费就是15万元
·9. 不和外商合资只能等死
·10. 不能让穷人的日子过不去

第一章 两级对撞

    “不公开招标就不是这个价了!”田惠珍冷冷地回答,“我们当初准备出让这块土地时,有的开发商找来了,有的出价140多万,有的出价150多万,最高的将近160万呢。后来,市里来了个电话,称土地不能由我们企业自己作主出让,必须公开招标,这一招标可不就弄了个90多万。”

·12. 改制未成却有人进了班房
·13、金蛋般的国企卖了个鸡蛋价
·14.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究竟接不接
·15.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人民
·16. 秘书长与暴发户,谁是谁的靠山
·17. 名教授与骗子的差别在哪里
·18. 改革者要有社会良知和道德血液
·19. 不能被遗忘的并非只是恋情
· 20. 老板需要一堵“防火墙”
·21. 企业是口猪,不能养肥了等别人来宰

第二章 金蛋变鸡蛋

    当年我在这里任市长、书记时,就像人在江湖,免不了会留下些违规的事。就算我的老领导、平行的老同事,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攥在我手里,这就需要我们彼此帮衬,互相照应。现在国企不是要改制了嘛,一些问题可能要暴露出来,这时候就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将问题盖一盖,至少捂一捂,可千万不能引发大的政治地震啊!

·22. 身在官场要讲究并肩作战
·23. 人累不如心累
·24. 在聪明人面前装笨更好
·25. 有一种场合叫私人会馆
·26. 这是什么样的“干部路线”
·27. 得了一种东西,也会失去另一种东西
·28. 认真是一种力量
·29. 明知对方不去,这客你还得请
·43、天上掉的馅饼还真砸了脑袋
·44、来了个滑雪技术高的省委副书记
·45、有了省长这层关系,我们的命运应当改变了
·46、老牛也要吃嫩草
·47、省长也有拿人没办法的时候
·48、好营养未必来自高科技
·49、狼来了,你的枪口对准谁?
·50、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究竟是接不接
·51、面对政治迫害该怎么办

第三章 干部路线

    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平庸无能,没把企业搞好,甚至搞垮了,要破产了,政府就让企业推行经营者持大股或MBO经营层收购,甚至干脆不花一分钱将企业送给他们经营。可是呢,像方钢这样的企业,在你我的手上由濒临破产倒闭的小钢铁厂而发展成一个大型企业集团,企业还是国家的,仅仅用一句为党为国奉献就完了吗?对我们仍然在国有企业干的这些人公平吗?这样下去,谁还会努力把国有企业搞好?

·52、不能被遗忘的并非只是恋情
·53、剑是双刃的,会舞不见得伤不着自己
·54、秘书――官场中的无冕之王
·55、老板需要一堵防火墙
·56、国企不能是头猪,养肥了让别人来宰
·57、身在官场要讲究并肩作战
·58、真正的傻子是抱着金饭碗没饭吃
·59、在聪明人面前当傻子比自作聪明强的多
·60、榨干你身上的最后一滴血
·61、最亲密的人也会变成狼
·62、有一种场合叫私人会馆
·63、死不都怕还怕活着吗
·64、好人遇到好人就会有好报
·65、副市长眼中的干部路线

第四章 金蝉脱壳

    中国这些年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国企搞改制,对我们搞经济的人来说提供了一个改变自己的命运良好的机会,你能选择回国担任先钢的副总经理是一个十分明智之举。这种机会一百年前没有,一千年前也没有,我也敢说未来一百年后没有,一千年后也没有。

·66、获得一种东西可能就失去另一种东西
·67、“今天就是死了,我也心甘情愿”
·68、认真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69、领导甘当老百姓有时更有利于自我保护
·70、明知对方不去,这客你还得请
·71、国企改制――一些人千年难遇的命运转机
·72、将宝马当石狮子摆在门前
·73、寻梦山庄谁人又来寻梦
·74、玩特权并非永远是错误的
·75、聪明人办傻事其实是没办法不办
·76、明知前面有套子也得钻
·77、腐败是僵化体制的润滑剂
·78、老英雄又多了个儿子
·79、小虫要吃打虎的棒子
·80、省长的批示使简单的案件复杂了
·81、老虎的嘴里也要掏出块肉来
·82、没有了国企的县长不好当

第五章 精神毁灭

    我当时给那个男的跪下了,希望他不要将这个情况报到总厂去。那个男人冲着我色眯眯的笑了笑,说让我陪他睡一觉就不报了。我没有办法,家里不允许我再下岗了,我只能陪着那个畜牲睡了……那个男人告诉我,他早就注意我了,他已经因为查岗与许多厂里的女工睡过了。他安慰我说没有什么,只要能经常让他睡他就会帮我不会下岗。

·83、群众上访,说明他们信任上级党委政府
·84、金蝉脱壳儿了
·85、领导的另一种艺术――拖
·86、什么是国企改制,你能解释的清吗?
·87、没有任何办法,工人们只剩下上访了
·88、国企改革究竟应当改什么
·89、你这个党员的本质是不是也变了
·90、国企改制后的老总携巨款潜逃国外了
·91、全身上下不光是舒坦,而且……
·92、与国企老总比,妓女没有贪污没有腐败
·93、林方敬,林光腚,林光净,卖光分净

第六章 切身利益与切身体会

    白志军自从给林方敬做秘书后,他的身边便发生了微妙变化,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熟悉他或不熟悉的人开始通过各种关系与他接触,请他吃饭的档次明显比原来提高了很多,送给他的礼品也比原来贵重得多,动不动就是价值一两千元的东西,甚至还有人要提供给他一辆价值三十万元的汽车给他使用。在礼品不重的情况下,如果确实是很密切的关系介绍来的,没有办法他就收下了。如果礼物太重,送礼的人关系只是一般,他就以各种理由阻绝了。

·94、 “李总李总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95、改革中的“茶杯理论:一变二”
·96、“我这一辈子都不上访了”
·97、让我们在你的肉锅里舀半勺油
·98、四大铁的朋友关系
·99、我们纪委反腐的手术刀都生锈了
·100、池浅王八多
·101、改革的另一种结果:领导贵族化,工人奴仆化

中国需要国企(代后记)

·首部透视国企改制的深层次问题的长篇小说
·故事梗概介绍
·中国需要国企
·新华网书评:国器透视国企改制深层次问题
·VIP章节

 

中国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演变实录

——从主人到雇佣劳动者的变迁

魏公哲 编著

中国展望出版社 2009年

内容题要

    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经济基础、社会生产关系等多方面的巨大变化,而工人阶级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有制经济的主人沦变为雇佣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演变并呈现出无权化、分散化、贫困化、弱势化、灾难化的特征,则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这表明近二十多年来,由于公有制经济的衰退和私有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别”有成为具文的危险。本书实录大量报刊公开发表文章、资料,从不同方面生动揭示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由于社会地位的演变而导致的真实状况;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造成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演变的原因进行适当分析。

前言

第一章 无权化:工人阶级主人地位的丧失

第二章 契约化:确立所谓劳动关系的实质

第三章 弱势化:超时劳动;恶劣的劳动环境;企业忽视生产安全卫生、生产福利,职工病、伤、残、劳累死等成为普遍现象

第四章 千万原公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

第五章 “农民工”——另册劳动大军

第六章 悲惨境遇:“当代包身工”和童工

第七章 两极分化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

第八章 如此“改制”: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变成资本主

第九章 中国共产觉当前的重大使命是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消灭“黑砖窑”、“血汗工厂”、奴隶劳动的斗争,重新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

结束语 想起了毛泽东的晚年忧思

 

 

发件人:"quankunyidian" <quankunyidian@126.com>  2009-12-05 21:05:5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投稿

我来回答茅于轼,为什么要借钱给亏损的国企

曹久强

2009年12月

    现在国家今年放贷将近10万亿,放出的钱不可不谓不多。很多人颇有微词,其中茅于轼先生是其中代表性的一个。这位自己号称中国的右派学者,看到国家放贷很多进入国企,民企不能获得足够的贷款,感到愤愤不平。在中国类似于茅于轼先生的人还有很多,一直在问国家为什么要把钱借给亏损的国企。今天我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来告诉他们,为什么国家要借钱给亏损的国企。

    首先,国家印刷纸币是国家的负债。国家的负债是要大家以税负来偿还的。如果国家的负债都用在了私人企业,来帮助这些私人老板如何赚钱,我也会愤愤不平。我要问问大家,凭什么大家的税负来帮助少数人赚钱?尽管少数人挣钱,也会带动了就业,会有助于社会一部分人,但是,私人老板在这个方面获利是最大的。因为私人老板会权衡利弊,该裁员的时候还是会裁员。在这种情况下,私人老板只会做只赚不赔的买卖,而广大人民群众却是往往处于不利而往往吃亏。

    其次,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企是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全力发展、帮助自己的基础行吗?明显说不过去。至于使用资金要考虑到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是,国家借钱给亏损的国企不代表就没有效率。效率其实就是在一定的时间获得多少效益。我们不像这些右派一样只关注眼前的点点效益,我们更加关注以后长远的效益,那就是国企发展成熟后的长远效益。由于国企不成熟,在这个阶段我们会付出很多,甚至在不成熟的阶段,很多借给国企的钱会被少数人贪污。这些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但是,知道又如何,作为不成熟的国企必然有个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贪污也是我们发展付出的成本,我们追求是长远的利益,即未来国企成熟,将给世界树立榜样,能让我们率先享受到国企成熟的好处。现在付出的成本,最终会回来的。现在的右派不相信国企有成熟的一天,总以为我们付出的成本都打水漂了,于是就愤愤不平。

    再次,国家借钱给亏损的国企,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借钱给亏损的私企,这有什么奇怪的。在这次金融危机下,美国政府不就借钱给了亏损的花旗银行等私人企业吗?为什么私人企业亏损了,国家可以借钱,国企亏损了,国家就不能借钱了呢?明显双重标准。当然,有人说,花钱银行以前效益很好,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国家借钱帮助一下,就会好了,不会再要向国家借钱了。中国国企效益一直不好,借钱之后还要借钱,是一个无底洞。这种说法是极为错误的。

    国企不成熟当然表现一直不好,私人企业成熟了当然一直表现好些。但是,国家在他们亏损的时候借钱给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借钱给亏损的国企是为了扶植他的未来成长,美国政府借钱给花旗银行是为了解救已经成熟的私人企业的衰落。扶植国企的成长当然需要不断的施肥,挽救私人企业的衰落就往往只要进行一次性的手术。所以才往往会显示出国企需要不断注资,私企只需一次性的注资。而且很多美国私人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下,美国政府给他们借款不止一次。因此,国企经常性的亏损是因为成长,私人企业的亏损是因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会周期性发生,在这样周期性的危机下总是私人企业周期性需要国家救助,从这点来看,资本主义私人企业会周期性亏损需要周期性国家借款,这种周期性也是一个无底洞。就比如,现在花旗银行亏损,国家给了他借款,未来经济危机来了,他还是会亏损,还是需要国家借款救助。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给私人企业的周期借款也可以说是一个无底洞。

    还有,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很多私人企业亏损了,他们也能获得国家放贷的救助。私人企业亏损了可以借钱,国企亏损了就不能借钱,这种双重标准再次体现。而且并不是只有国企亏损是经常现象,私人企业亏损也是经常现象。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私人企业一建立就能发展好,往往经营不好而且亏损了,还是获得银行与国家的贷款。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银行就不会有呆账。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银行的呆账是私人企业造成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银行的呆账是国企造成的,这很公平。总不能社会主义银行的呆账都让私人企业造成吧。可见,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贷款重点是国企才能保证这一点,否则,社会主义国家的呆账都让私人企业造成,让全民为私人买单。

    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公有制没有成熟的时候,国家尽自己的能力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扶植公有制的发展,从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国家把信贷主要贷给国企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只是,未来应依靠企业民主机制来防止这些贷款进入国企之后被少数人贪污、挪用。其他没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
 

 

发件人: 新法家传真 [mailto:alexzhai1@gmail.com] 发送时间: 2009年12月5日星期六 14:54主题: 《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中文版(书讯)

    编者按:由康有为弟子陈焕章著,翟玉忠先生译、陆寿筠先生校的《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一书已经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大家可以通过当当网或在本地新华书店购买!

《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

作者: 陈焕章  译者: 翟玉忠  校者:陆寿筠(美)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作者简介:陈焕章(1880-1933年),字重远,广东高要人。早年在广州长兴里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读书,与梁启超为同学。光绪二十九年中举人,翌年中进士,朝考点内阁中书,入进士馆。后申请出洋留学。光绪三十一年奉派为留美学员,先入库克学院学习英语,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考入纽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宣统三年(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当年即收入由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师编辑的“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由哥大分两册精装出版。1912年归国,在上海创“孔教会”,任总干事。1913年被聘为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入京,与严复、梁启超等联名致书参众两院,请定孔教为国教。1930年在香港设“孔教学院”,自任院长。1933年10月,陈焕章在香港病逝。

    译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财经评论家。原《中国产经新闻》国际部主任,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法制新闻》杂志社新闻部主任,现任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http://www.xinfajia.net)总编辑。

    内容提要:《孔门理财学》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部;本书出版的第二年(1912),梅纳德?凯恩斯就在《经济学杂志》上为本书撰写书评;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已把《孔门理财学》列为重要参考文献;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中特意指出了《孔门理财学》的重要性。

甲部 通论

第一篇 孔子及其门派

第一章 孔子生平

第二章 孔子精义

第三章 孔子及其弟子之著作

第四章 孔教源流

第二篇 经济学与各科学之关系

第五章 经济学与各科学之关系

第六章 经济学与社会学

第七章 经济学与政治学

第八章 经济学与伦理学

第三篇 一般经济原理

第九章 经济发展为进步之主动力

第十章 经济组织

第十一章 经济政策及经济学之分部

乙部 消费

第四篇 消费

第十二章 消费的一般原则

第十三章 贫富皆乐

第十四章 乐生之道

第十五章 支出之一般标准

第十六章 特别支出

丙部 生产

第五篇 生产要素

第十七章 生产之三要素

第十八章 劳工-人口

第十九章 天然物和资本

第六篇 生产部门

第二十章 生产部门概述

第二十一章 农业

第三十二章 工业

第二十三章 商业

第七篇 分配

第二十四章 分配的一般原则:地租、利息、利润

第二十五章 工资

第八篇 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第二十六章 井田制

第二十七章 垄断

第二十八章 食禄者不得争利

第二十九章 政府调控供求

第三十章 政府对粮食的调控

第三十一章 政府借贷及赈恤

丁部 公共财政

第九篇 公共财政

第三十二章 公共开支

第三十三章 赋税的一般原则

第三十四章 直接税

第三十五章 间接税

戊部 结论

第三十六章结论

附录一 作者译出的目录

附录二 《孔门理财学》之旨趣

附录三 梅纳德凯恩斯关于《孔门理财学》的书评

 

译序:

    物理学家海森伯(Werner Karl Heisenberg)曾经说过:“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中,最富成果的发展几乎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思维方法的交会点上。”

    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就是这样一本著作。作为康有为的学生,陈焕章不仅有师承康有为今文经学的背景,推崇《春秋》公羊学,也像康有为一样想指导儒家“宗教化”,为孔教的建立不遗余力;作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奉派留美学员,陈焕章于光绪三十三年考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 191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就是英文版的《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承载着深厚的东西文明学养,在文明的“交会点上”,陈焕章完成了这一影响几代西方经济学大师和西方经济政策的巨著(比如其中常平仓政策对美国现代农业政策的直接影响)。

    陈焕章是以西方经济学的框架来铺排儒家经济思想的,但他并没有让人感觉是将东方经济思想生硬地塞入了西方经济学的篮子里。相反,他在以西方人更能理解的方式介绍完整的、活生生的中国古代经济学。他不是在机械地复述已成昨日黄花的历史,而是在沿着历史脉络讲述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思想——不仅对于二十世纪初的西方学者来说是新的,对于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学者来说也是新的……

    这本书有太多的可圈可点之处,这里我们仅能指出一二,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还会发现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观点(比如关于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奴隶制度的论述等等)。

    二十世纪西方经济学开始摆脱伦理学走向独立,本书让我们意识到,当代西方经济学摆脱伦理学可能会导致的灾难性结果。在物欲横流、环境灾难频发的时代,《孔门理财学》让我们重新考虑经济学与伦理学相和谐的重要意义。

    孔子为什么“罕言利”呢?陈焕章解释说:“人性已经是自私的,社会已经是功利的社会,人们天生就知道狭隘的利,不需要再教他们。如果像孔子那样伟大的教师常常言利,将使人们更加重利轻义,更多地关注金钱,更少地关注品行。他们将以孔子教导为由原谅自己,用孔子的话作为借口。因此,孔子不常言利,而是代之以义。”

    为了节制人类的欲望,孔子阐明了直接反对经济动机的三个学说。即命的学说、名的学说、灵魂的学说。陈焕章谈到名的学说时说:“如果我们不让人们取利,同时否定他们求名的趣向,那样将太残酷,是不符合正义的,人类社会将一点也不会进步。因此孔子创立了名的学说,为的是将人们从经济世界带到伦理境界,用伦理成就取代经济成就。”

    历史证明:节制人类欲望是一种文明标志,而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对人类欲望的放纵是危险的;已经有太多的学者提出经济学应重新回归伦理学,在这方面,《孔门理财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陈焕章认为孔子和儒家是主张市场经济的,反对不适当的垄断。这与现代一些学者对自由市场的迷信有着本质的不同。说到底,那是一种有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无论这种调控是出于对环境的保护,还是伦理上的需要。他说:“按照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如果竞争是绝对自由的,每个人将得到他应得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小心关注自己的利益。因此这些经济学家主张竞争为经济生活所必须,认为政府干预应降至最低限度。儒家学说与之正好相反:对于经济生活来说政府干预是必须的,竞争应当降至最低限度。”

    陈焕章指出,如果政府严格遵从自由放任的政策,让竞争绝对自由,世界将只属于少数最强者。我们怎能忍看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弱者受难呢?因此,“没有一个宗教大师、大道德家、大政治家会放任自然,而不进行某种调控。既然有些自然选择只对强者、而不是弱者是好的,那么对社会整体的人为调整就是必要的。” 在此,伦理上的正义原则再次回到了经济学的中心。

    陈焕章注意到中国传统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性质,无论在生产中还是在消费中都是这样。他指出了1908年General Homer Lea 所作的《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失败》一文观点上的错误,并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的概念。陈焕章甚至认为,儒教社会主义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彻底。他说:“在儒教中,重要生产资料应属于公众,统治阶层只应得到傣禄。不过官员阶层可以将俸禄积累而成为资本家。现代社会主义不禁止拿薪水的官员从事赢利性活动,而儒家完全禁止他们取利。我们可以说二者的不同是由于古代贵族允许世袭官职,而在现代这是不允许的。因此,儒家有必要禁止他们从事赢利性活动。这个说法不错,应是孔子的原本思想。但儒家社会主义意义更深远。首先,儒教不允许贵族政治,没有人可以世袭官职。其二,即使在封建制和贵族政治废除后,甚至对于临时官员,这一不得争利原则仍然适用。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社会主义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彻底。”

    谈到井田制时,陈焕章说了下面一段话:“中国人民一直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他们不走极端。当学者们思考井田制时,尽管他们恨地主,但从来不认为应像Henry George所主张的那样没收地主的土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王莽是唯一通过没收政策将土地国有化的人。然而,即使是他也没有触动那些拥有土地不超过一井的人。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百亩土地,就会免遭没收。而且三年后他就废除了没收土地的法令。由于王莽为儒生们所谴责,没有人认为他的没收政策是正确的。因此,除非有社会主义的新形式,中国的土地可能将永远掌握在私人所有者的手里。”

    反观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中国革命史,陈焕章的话会让人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历史沧桑感——今天,我们不是正在探寻社会主义的新形式吗? 在1912年的一次讲演中,他说这本书可以名为《中国理财学史》,因为其中也提到了诸子学说。尽管“尚未详备”。我们注意到,在写中国的经济学时,作者竟然忽视了《管子》一书中的轻重理论。要知道,那是最集中论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文献,清末民初还有学者将economics直接译为“轻重学”。陈焕章也指出管子是“今天我们所知的第一个提出完整经济学体系的人”,不过“我们没有闲篇谈及他的经济学——提及他的原因是拿他与孔子作比较。”

    为什么不研究《管子》轻重十六篇的经济思想呢?原因是它的理论是民族主义的,而不像孔子那样是世界主义的。在“国民经济”(这是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F.李斯特一再强调的)仍然占据世界经济舞台中心的今天,《管子》经济思想值得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在1913年1月《孔教会杂志》创刊号上,陈焕章就说:“吾国人多劝余译(《孔门理财学》)为华文,余有志而未逮。以精力已疲而日力不足也。”之后,海内外多位学者公开呼吁将这本在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独占一席之地的著作译成中文。我们自知才疏学浅,冒昧承担了这本名著的翻译任务。诸多不当之处,敬请海内外专家指正。
对于这本书的翻译,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向读者交待:

    一、英文原版中,对于许多汉语经典译文,陈焕章直接采用了理雅各(James Legge)的译本,如果我们在中文版注中也采用理雅各编辑的五卷本《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的形式,如“The Chinese Classics,vol.i,pp.319”,中国读者会摸不着头脑。所以我们直接指出了原文在汉语经典中的出处。

    二、由于作者引用的汉语经典都是古文,所以我们在一些难解或关键处加了白话译文,供现代读者参考。

    三、对于行文中需要进一步解释的内容,我们以“译者注”的形式在行文中作了说明。

    四、对于书中引述的西方名著中的内容,我们并没有完全采用流行的中文译本,因为有时中译本内容欠准确。

    五、对于原书中少数无关紧要的注,我们并没有列出,特别是因为有些注本来是专门为西方读者而加的。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友人寄来了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相蓝欣教授的《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8月出版),在该书第四章中相教授除了表达对《孔门理财学》没有中文版的深深遗憾之外,还对《孔门理财学》作了高度的评价,其间一段话格外引人注目:

    “令人悲叹的是,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康有为门生陈焕章(1880-1933)是接着传统经济思想系统讲的第一位学者。他的《孔门理财学》,不但是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而且是唯一一本全面诠释传统、并有重大创新的鸿篇巨制。” 是啊,我们离本土经济思想似乎越来越远了,但愿未来有更多学者能够“接着传统经济思想系统”讲下去——但愿本书中译本的出版能引起海内外学人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的兴趣——返中国古典学术之本、开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术之新!

    我们期待着……

    翟玉忠 陆寿筠,二零零九年六月

作者自序:

    本论文不仅包括孔子及历代孔门主要弟子有关经济原则的论述,为了比较研究,还概括了管子、老子、墨子、商鞅、许行等其他诸子的理财思想。一般认为最好的经济理论传述应该结合考虑到经济史,因此,通常都会描述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应用的条件。经典文献作为第一手材料,历史著作作为第二手材料。对于每一个理论和制度我们都试图找到它们的起源和早期的发展,由于资料的无比丰富,只有自汉代以来最重要和最有趣的史实得到了关注。尽管本文也给出了有关当代中国的一些情况,但这些不需要详加论述,因为事情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一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所以说,这个论文实质上是对中国古代制度的研究,它是对独立于西方而发展的中国思想和制度的考察。尽管我是按西方作者常用的方式安排材料的,对古代文献的理解也从西方思想家那里获益多多,但我非常小心地避免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思想掺入到对于中国古代著作的解读之中。我的所有论断都是建立在原典的文字及其精神之上,它们与多种资料来源的比较研究所揭示的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相协调。为了保证解读无误,文中提供了大量引文和参考来源。

    儒家著作可以比作一座矿藏丰富的大山,作者的角色就像一名矿工,从中提取某种特殊的矿石并将它用之于世界的生产事业。就像一个矿工自己不制造矿石,但通过探矿、开掘和精炼以供人类使用,我也是这样努力为人类的知识添砖加瓦。任务是艰巨的,无疑会犯一些错误,但我已经努力使所有的陈述能够准确。这是在人类所有语言中首次尝试系统地介绍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在将来某个时间我想将本书翻译成中文。

    这里我要深深感谢许多人。特别是我的老师康有为先生,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孔教的基础。从我的美国朋友,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和同学们(比如Jone Bates Clark、Edwin R.A. Seligman、夏德、Warren B. Catlin等教授)那里我学到了许多思想,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我还要特别感谢B.M.Andersaon,Jr. 博士和夫人,他们帮我校正了大部分手稿;享利?施格教授对整本书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还有Henry Raymond Mussey教授,他校读了本书的全部清样。

    陈焕章(Chen Huan-chang),孔子纪元两千四百六十二年七月初七(公元1911年8月30日),于哥伦比亚大学,纽约,

 

梅纳德·凯恩斯书评

原载《经济学杂志》(Economics Journal),1912年月12月号

    有一次,孔子感叹道:“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在另一场合,孔子说“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这实际上阐明了他的工资理论。还有,孔子不允许土地成为私人所有的对象。孔子认为取息没有错;因为资本是母亲,息是她的孩子。[1]在关税事务方面,孔子是一位极端的贸易自由论者。

    这就是《孔门理财学》这本书的特色。不过,上述这些并不是陈焕章这一非常有趣之作的基本内容,而更多地是作为一些由头。其基本内容一部分属于中国经济史;一部分是世代相传的诗篇和格言,其所涉话题只与最广义理解的“经济”有关。其章节标题虽为“生产要素”、“分配”、“公共财政”等等,但装入这一牵强框架的是大量讨人喜欢的教诲性内容。为了证明在中国男女之防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他竟引用了《诗经·郑风》中的这样一节(孔子是将之作为淫猥风俗的坏例子的):

溱(zhen)与洧(wei),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蕳(jian)兮。

女曰“观乎?” 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xu)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在“经济组织”一章中,我们读到《诗经·魏风》中的另一首诗,针对的是一名要他新婚不到三个月的妻子做女红的官员:

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棘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

    在对待老人方面,孔子规定:妇女五十岁无子,由政府供给衣食,并作为采诗的使者。按照陈焕章博士的说法,这说明孔子认为妇女可以胜任公职。“养老”是孔子的一条特别的原则。“按照《礼记·王制》,五旬老人食用的是细粮,不同于给年轻人的;六旬老人常备肉食,以便随时取用;七旬老人一天有两次可口的肉食;八旬老人美食佳肴不断;九旬老人饮食不离寝室,无论他们闲逛到哪里,都要有可口的肉食、汤水相随。”

    当陈焕章博士叙述后来的哲学家和经济史时,我们发现他的方法更像现代经济学家的。他对井田制的记述十分详细而有趣,这种土地所有制被认为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公元前约2600年至公元前350年间。这一记述值得所有研究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学生关注。关于货币的那部分记录了中国确实先于其它国家早就采用的许多做法(在这方面,现在的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最欠发达的)。据说中国从公元前2900年起就已经使用货币了,现在仍以铜钱为基础的三金属体制早自最遥远的古代起就一直延用至今(不过金币越来越少用了)。在应用纸币方面他们远远先于其他民族。卒于公元83年的郑众这样说到“里布”:“布,参(叁)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贸易物。” 中国于九世纪时开创了一种介于纸币和汇票之间的票据,当时的情景值得引述:

    “唐朝中期,钱很少,因此,有些地方钱不让带出当地。唐宪宗时(孔子纪元1357--1371年),商人到京城,他们将钱存在诸道驻京的机构(进奏院——译者注),换成证券放在身边。这样,无论到哪儿,他们都很容易凭证券提款。这被称为‘飞钱’。然而这一做法为中央政府所禁,因为政府认为这些机构将使钱币退出流通,令商品价格降低。但禁用飞钱的结果更糟。因此,在孔子纪元1363年,中央政府自己开办了作飞钱生意的衙门,即由政府向存款人发放证券,存款人可以在不同省份的大城市将证券换成现金。。。真正的政府银行建立于宋初,那是为了飞钱经营体系的运作,它被称为 ‘便钱务’。”相传“标会”制度,即中国的合作银行,是由生活于公元220年左右的一个名叫庞公的隐士发明的。

    中国学者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和数量理论。公元前175年,贾谊说:“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钱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公元1378年,叶子奇制订了如下规则:“必也欲立钞法。须使钱货为之本。如盐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则茶盐立得……引至钱出。引出钱入。以钱为母。以引为子。子母相权。以制天下百货。出之于货轻之时。收之于货重之日。”公元1223年,袁燮认为,铜钱的不足不能用额外发行较次的铁币这一办法来补救,他这样解释说:“而又益之以铁钱,不愈少乎。往时楮币多,故物价贵,今又益以铁钱,不愈贵乎?”

    在陈焕章博士这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中,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述,比如孔子的优生原则,关于劳工流动的规定,或是写得极好的中国税制史。还值得一提的最后一点是中国的人口问题。人口统计在极早的年代就存在了,见之于“(孔子)式负版者”;不过是十分不准确的,主要是因为有些时候存在着“户税”和“口税”,使得人们为了利益而隐瞒他们的人数。不过,即使考虑到这一点误差,即使还考虑到从土地所有制度推定的情况,似乎很显然,目前中国庞大的人口是近代的增长造成的,人口的高稠密度是近期的事,与英国的情况一样。公元后的最初十七个世纪(或者从孔子纪元五世纪至二十二世纪)人口似乎在5000万上下波动,在十八世纪初以前从未有可能达到1亿。从那以后人口才开始跳跃式增长。按照最近相对比较准确的人口普查,1749年的中国人口是1.77亿;1783年2.84亿;1842年4.13亿。

    据说太平天国起义期间(1850--1856)人口减损在1000万至2000万之间(陈焕章博士将因此导致的人口减损确定为1500万,那一定是因为印刷错误或修辞式夸张)。较近期的洪灾和饥荒造成的人口减损也许比以前的更严重。据官方估计,在1868至1885年间中国人口在3.78亿 和4.05亿之间。1910年(据《中国年鉴》)有过两次分开的估算(西藏和满洲除外):《海关估算》(Custom's Estimate)是4.21亿,民政部基于户数的人口普查(Minchengpu Census Return),结果是3.16亿。四川的人口数字让人们对上述数字起疑:民政部调查结果为2300万,海关的数字却为7900万,而A.Hoise爵士在1904年的估算是4500万。无论如何,实际的情况可能是这样:1700年以前中国本土人口不超过1亿,而只是从上个世纪到现在,大约在3亿到4亿之间。

    因此,认为中国人口对生存手段造成压力已经有许多世纪之久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虽然人们可能倾向于这样想。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是新的。中国并没有发生过如西方世界那样性质的经济或自然条件的明显变化,足以解释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中国的黄金时代,即她的哲人和诗人的时代、政治艺术和生活艺术大发现的时代,并不是一个人丁兴旺、人口过剩的时代。道德家喜欢将人口减少的时期视为国家衰败的时期。在中国,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宗教势力总是强有力地赞同子孙无限多就是好;但难以相信,如果有幸享受者如此之多,黄金时代真能重新再来。

    然而陈焕章博士从其他方面寻找中国衰弱的主要原因,他在科举考试对八股文的要求中找到了—— 八股文不实用,而精通掌握它却需要长时期的训练;八股文开创于1370年,于1902年废除。

    注[1] 在中文中“息”代表利息,意为“子”。在中国,利息的正当性从没有受到过质疑。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2009-12-06 13:53:5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NEW CIVILIZATION

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向东

2009年12月6日

    提纲:国家共识破裂、没有产生领导人的明确规则、学香港新加坡是不切实际、资本主义的日落西山。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只会把国家搞得暗无天日,永无宁日。

    好的民主制度要能够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在不违背宪法原则的基础上,让所有人都能发表不同意见,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后,要通过表决来形成共识,要学会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不压制少数,不同意见的辨论要经常进行,表决也要经常进行,只有经过反复磨砺,才会出真知卓见,才会出人才,才能催生伟大民族。

    要用宽容为创新和活力保留空间,社会才能不断进步。要以关心和帮助弱者来凝聚人心,体现爱心,人民才会有国就是家的情怀。

    正文:

    最近看了篇有点意思的文章,讲它有点意思,是因为文章的作者有一定的观察和分拆能力,触及到一些真问题,但作者的判断力不够,没有找到中国问题的实质,因而提不出对中国问题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现实与承诺相背离,改革三十年后中国的困惑与出路》,我想通过点评这篇文章,来展开自已的一些想法和意见,提供给大家参考。

    《现实与承诺》的作者看得很清楚,中国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并详细列出造成破裂的各种现象。一个国家共识的破裂,是这个国家走向分裂内战的第一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上个世纪廿年代,国共合作北伐的共识因蒋介石的四.一二清党大屠杀而破裂,后果是二十二年的战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在对黑奴制是否应该被废除的问题上共识破裂而发生了南北战争。近代史上很多国家的内战都是因为共识破裂而发生的。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说,如果改革出现两极分化,出现新的资产阶级,那改革就失败了,就走上邪路了。即使按照改革总设计师的标准,中国的改革亦已经是走上了邪路,已经失败。中国改革发生质变,走上邪路,走向失败是从搞国企改制,搞私有化开始。

    改革前国有企业产权不明确,导至国企的经营和发展出现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用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讲,就是广大职工群众的企业主人翁精神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对发展企业,创新产品的积极性不高,缺乏主动精神,责任感在相当一部分职工中不够强。造成这种现象的制度原因确实是因为产权不明确。改革的方向本来应该是在制度上,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即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企业的主人这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要通过制度体现出来,落到实处。而不能只停留在宣传口号上。

    具体做法,就要根据每个企业的投资规模,资金来源,要占用的自然资源与土地面积等具体情况,来决定这个企业应该属于国家,即属于全民的份额是多少,例如百分之五十、六十或七十,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其余部分,应该分成股份交给职工,分给职工的股票,不能买卖,一定要由在这个企业工作的职工自己掌握,直到其退休或离开这个企业。属于国家的那部分股权,可以拿一部分在股票市埸上流通买卖,这样,企业经营的状态,就与职工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如果职工要离开这个企业,他或她所拥有的股票,在三年后只能变现百分之五十,五年后再变现其余部分。这个规定的作用,是为了约束职工只顾自己不顾企业的行为,并对职工的盲目流动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如果企业经营不善,或产品被市埸淘汰而又不能及时开发出有销路的新产品而造成股价下挫到资不抵债的情况时,政府有责任帮助这个企业重组,或安排合并到其它发展迅速的企业中去。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埸经济的作用,是协调企业的发展,帮助失败企业的职工重新就业。企业失败的职工,也要付出他们的代价,那就是他们的股票要贬值,他们的薪酬要下调。他们被合并到其它企业后,失败企业的所有职工要接受新加入企业的安排,一切重新开始,从基层做起,这对原本在失败企业中是管理层的人员和技术骨干,也是一种惩罚。因此没有人愿意自暴自弃,不是迫不得已,没有企业愿意被别的企业兼并。每个企业都会尽最大能力做到最好,去求生存发展,这就是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

    所有社会主义企业都实行递进民主制的组织制度。生产班组长由本班组的工人选举产生,科室员工选出自己的科长室长。如果是大型企业,在班组与车间之间还需要设置工段,就由同一个工段的班组长选出工段长,如果没有工段,就由班组长选出车间主任,再由全厂的车间主任和科室的科长选出厂长。这样的选举,是在相互之间很了解的范围内实行,可随时进行,任何时候,任何层级的员工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认为他们的领导人不称职,改选就可以进行,由得票最多的人当选。由于大家是利益共同体,这种体制决定了绝大部分人不会无理取闹,由于选举总是在相互之间十分了解的小范围内进行,因此能够确保权力会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是一种能够培养团队精神,催生合作与和谐,又有足够的动力激励人们去追求成功并分享成功带来的欢乐的新型企业制度。对于不幸的失败者,这种体制也不会让他们无路可退,迫使他们走上冒险犯难作奸犯科的破坏对抗之路。成功的企业应该将他们及时吸纳,使他们可以重新开始。

    以上是针对工厂企业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提出的建议的粗线条描述,递进民主制在其它行业和政府系统的运用,要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但对原则的共识应该是明确的,这就是几千年人类社会的政治进化史告诉我们,权力如果从上向下产生,就必然产生专制独裁,而专制独裁必定会将社会推向僵化,贪污腐败,不公不义,共识破裂的乱世;权力只有由下向上产生,才能确立民主,只有民主才能将我们带向公平正义,公私兼顾,和谐发展,长治久安的盛世。

   我常常想,人类文明,民主共和的进步,就是要建立能够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制度,使社会能够实现分担和分享,维系共识和团结,同时又不失宽容,为创新和活力保留空间。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进入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在一个适度竞争的有序社会里,还要用关心和帮助弱者来凝聚人心,体现爱心,只有这样,人民才会生出国就是家的情怀。

    以上所讲,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应该具有的基本社会理念。面对贪污腐败横行,贫富分化,治安恶化,社会共识荡然无存的今日中国,任何一个还热爱这个国家的国民都不能坐视不管保持沉默。正是这个原因,现在网络上出现了议论社会政治、经济弊病的热潮,但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在网络上议论和发表意见,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迫切需要尽快建立适合中国国情,文化传统的民主制度。在议论和发表意见之后,中国人民还要有就各种具体问题进行表决的权利,光议不决,只会使中国更加走向一盘散沙,共识彻底破裂,最后的必然结果,只能是走向内战,用武力重新统一,开始新一轮的治乱循环。

    要走出历史怪圈,避免历史重演,中国人必须尽快学会民主。适合国情,能够与文化传统溶合的民主制度要能够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在不违背宪法原则的基础上,让所有人都能发表不同意见,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后,要通过表决来形成共识。要学会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不压制少数。不同意见的辨论要经常进行,表决也要经常进行,只有经过反复磨砺,才会出真知卓见,才会出人才,才能催生伟大民族。

    中国不是新加坡,不是香港,将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和香港发展起来的主要是买办经济。新加坡靠作为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贸易跳板而繁荣,香港最繁荣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则是充当了工业化国家与中国大陆的贸易跳板,是中国大陆的进出口贸易佣金使香港致富。新加坡和香港很相似,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没有供工业发展的矿产资源,也没有自己的科学技术,甚至连饮用水都不能自给自足,全靠做转口贸易积累财富。

    不管是经济模式还是政治模式,新加坡、香港与中国大陆都没有可比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赵紫阳听信了张五常的谗言,以威权政治为依托,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之路。以中国的国情,走这条路发展,注定了赵紫阳的悲剧,也注定了中国今日的困境。三十年来,中国在这条路上,耗尽了政府的信用资源,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造就出一个集古今中外所有恶于一身的不伦不类的怪物。是专制主义使中国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以假、丑、恶闻名于世,以社会共识破裂站在内战的边缘。中国向何处去?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递进民主制能够救社会主义。专制社会主义的失败,使所有社会主义的敌人,都来对社会主义踏上一只脚,想让它永世不得翻身。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而是按照自身的规律进行,有其严格的逻辑。二零零七年开始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注定了社会主义必须以崭新的面貌复活,才能带领人类走出今日的困境。

    人类今日面对的难题: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产过剩、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尖锐、治安恶化,人性因自私与贪婪被严重扭曲,哪一样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脱得了关系?中国因众多的人口,相对紧张的生态环境,更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在中国被强力推行的作法成为一种饮鸿止渴的自杀行为。

    人民讨厌极左,更痛恨极右。文革中的极左,靠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拉毛主席的大旗作虎皮,到处整人,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破坏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将亿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好局面断送。改革中的极右,打着改革的旗号,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形同抢劫。改革极右所宣扬的意识形态,是要将中国拉回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前的晚清状态,甚至比李鸿章时代的洋务运动走得更远,他们是真正的反动派。

    记得多年前读过钱钢写的<<海葬>>,此书讲述李鸿章操办北洋水师的过程。当时中日矛盾日深,日本借助成功的工业化,对贪污腐败虚有其表的大清国,采取权利扩张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的态势,大清国退无可退,李鸿章知道中日一战在所难免,要清朝驻日公使报告日本的社会状态,这位公使向李中堂大人禀报,日本国内很乱,议会内经常为各种事情争论不休。依李中堂的概念,这叫政令不统一。相比之下,大清国的不争论,一呼百应,军队操练整齐划一,当时的北洋舰队,使用的都是洋舰洋炮,不是英国造就是德国制,无论吨位还是火力,都比日本海军强,当时日本海军的舰只,己基本上自巳制适。李中堂踌躇满志,胜算在握。但战斗一打响,李中堂才如梦初醒,才知道大清国的军队是中看不中用,用来对付自己的人民确实卓卓有如,威风八面,但在强敌面前却一败涂地。甲午海战的失败,敲响了大清国灭亡的丧钟。历史反复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世人:专制必然腐败,腐败必然亡国。亡国必然置自己的百姓于水深火热的战乱。现实无情!

    中国今天最需要的是诚实,不要再自欺欺人,不要再讲一套做一套,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诚实面对我们遇到的困难,诚实地捍卫和执行自己国家的宪法,诚实地建设真实的社会主义。只有建立能够让人民有效监管权力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诚实才会回到中国大地。指望一个伟人来领导中国走出困境并不现实,是虚无漂渺,是天命论。只有建立权力来自于人民,受制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权力体系,中国才能走上长治久安的轨道。只有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才能够真正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人类理想。

   附文:

现实与承诺相背离,改革30年后中国的困惑与出路

《领导者》文章

2009年11月10日

一,“改革共识”破裂,公民权利觉醒――由改革年代到权利年代

    最先跃入眼帘的,还是“改革共识”的破裂。刚刚过去的建国60周年庆典,就时间而言是幸运的:由于在此次全球金融风暴中的不俗表现,中国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赢得前所未有认同;风暴源起于大洋彼岸,也使许多人对欧美“成功经验”的可复制性、可持续性产生疑惑,从而对“中国特色”的道路探索多了一些期待。但它又是不幸的,金融风暴同样影响中国,不但恶化了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更催熟一些内部危机。这种考验,对一种还远未成熟的发展模式、对一艘还没经历多少风雨的航船来说,结局很难预料――生存还是毁灭,可还是个问题。

    众所周知,不同于改革初期的亿众一心,今日中国已不再只有一种声音,社会底层沉积不少怨愤。每年多达数万起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矛盾频发与社会积怨的表征。当我们试图探询积怨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时,权力腐败、贫富分化、司法不公……纷纷进入视野。但最先跃入眼帘的,还是“改革共识”的破裂。

    在1980年代,“改革话语”曾向中国人承诺一个美好明天。就像圣经启示录中所预言的一样:恶人终将遭到审判,好人必上天堂,一切都将符合人们的道德期盼,可以皆大欢喜。那时的人们相信,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目的是为了带动大家共同致富;通过经济发展,可促使包括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在内多项目标的实现。这套话语就像一个魔咒,将中国人对未来的想象凝固起来,形成一种共识,使他们能够容忍当下的牺牲与不平等乃至不公正,愿意为明天付出代价。可以说,由 “改革话语”打造的这种共识,曾起到一整套社会保障也难以起到的作用――它不但使人们用不着担心明天,而且为了明天可以付出今天。

    但是,承诺的一切迟迟没有到来。在一代人可以度量的二、三十年间,现状离承诺越来越远。先富的人越走越快,后面的人已经望不到他们的背影,只能吃他们远去的灰尘;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社会公正、政治民主等目标依然遥遥无期。这种现状与承诺的背离,到2004年终于走到一个临界点。一场偶然的“郎顾之争”,不经意间扯破“皇帝新衣”,引发了全社会对改革的反思――“改革话语”遭清算,“改革共识”镜破难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群体性事件――四川汉源事件,就发生在“郎顾之争”后两个月。这种时间上的重合,恐非偶然。

    在此之前,并非没有对改革的抵制与批评。一些民众从切身感受出发,本能反抗这种改革逻辑。但问题是主流话语认可这套逻辑。2004年的“郎顾之争”,挑动了全民参与。民众通过网络这一新兴传播手段,以前所未有的整体姿态对代表着主流话语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群体发起猛攻。主流话语也需要认同,在谎言已被挑破的情境下,主流开始分化,其中大多数人已难保持那幅代表“政治正确”的严肃面孔,一些人甚至反戈一击。真正顽抗到底的,只是极少数,他们的市场也日渐式微。

    对明天的幻想破灭了,人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今天。“改革”已不再可靠,于是只能靠自己挣出一个未来。原来人们认为:自己与国家一体,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相互之间账没有必要算得那么清楚;甚至有些人认为,自己欠国家的。现在重新算帐,许多人才发现,原来其实是国家欠了自己;相比那些 “先富起来的人”,自己已付出太多。此情此景下,老百姓就没有原来那么“好说话”了,他们开始明白自己的权利所在,开始在自我利益上寸步不让。

    从那时开始,社会氛围发生微妙变化,官民关系逐渐有了一些剑拔弩张的味道。对政府官员来说,中国的老百姓似乎突然变得不那么“听话”,他们越来越对利益“斤斤计较”,越来越不愿意让步、牺牲。他们不但开始眼睛盯着,要求政府全面承担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各项公共职责;而且在诸如征地、拆迁、国企改革等利益纠纷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没有人再愿意充当那个“付出代价”的冤大头,政府也不可能再“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而不得不分出精力、财力,关顾民生、安抚民意。“改革”成本越来越高,“发展”速度被迫放缓。中国现在面临的难题是,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总量虽惊人,由少数人分利也能制造不少亿万富豪,但因为人口过多,分到个人手中,每个人拥有的数量也有限,未必足以提供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内需。理想状况是:每个人都将财富交到政府手中,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去60年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改革共识”的破裂使这种集中已不再可能。人们发现:交到政府手中的钱,其存在和使用似乎已与自己没多少关系;政府主导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成果并不能被大多数人所分享;在与权力接近的少数人轻易就富得流油时,不少人的明天乃至今天都没有保障。于是许多人开始要求把自己那一份拿回来,由自己掌管――事实上,政府通过调节利益存量以刺激增量的能力已受到极大限制,除非它能对付得了特殊利益集团。

    方向的调整不是那么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承担着“发展”使命,因而不得不致力压缩成本的政府官员,与民众的关系趋向紧张。当政府以强力推行自己的意图而罔顾民意时,民怨滋生了;当公共行为中被发现夹杂官员个人私利时,民愤在滋长。这是后改革共识年代的新景观:无庸置疑,以特殊利益集团为轴心的利益转移仍处于“正在进行时”,但其烈度、广度尤其是明目张胆的程度,其实可能已不如1990年代后期之甚,然而民间的反应烈度却远非1990年代可比。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社会情绪的变化虽落后于现状变化,但它改变了人们对现状的接受与容忍的维度和程度,使变化的效应沿着特定方向,即民众意识已经觉醒、已经敏感的方向凸显。这种积怨将对当代中国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社会对它的认知与应对。民怨源起千头万绪,化解它不是政府单方面可完成的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要解决它,首先必须认识它。

二,“和谐社会”的困境与行政权力的多重悖论

    从2004年的万州事件开始,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开始呈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特征。个别人利益冲突引发的事件,之所以能聚集大量“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人群,乃是因为社会积怨的存在。在这里,具体的利益冲突只是火星,许多人心中存积的不满,才是燃起大火的遍地干柴。政府惯常的处理方式,却无助于积怨的化解。从2004年的汉源事件开始,政府对待群体性事件大多采取严厉定性,快速出动警力压制,事后对利益受损群众予以经济补偿,对“带头闹事”人从严处置这四步“组合拳”。这种方式虽能平息事态于一时,却不足化解积怨。即使是得到补偿的“受益者”,同样会因定性不当而感到被不公正对待――火星虽然熄灭,干柴依然遍地,甚至越积越多,在等待着下一次的燃起。

    在任何社会,民怨都是常态。可以说,中国这60年的每个时期,都曾滋生和积聚民怨,只不过内涵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的权威政体对“稳定”有着刚性需求。由于政治系统高度依赖自上而下的秩序性,任何秩序的不稳定,都可能致使系统的效率丧失,乃至发生瘫痪。因此,中国政府对 “不稳定”的容忍程度很低,很多时候必须把稳定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力争将不稳定因素“解决在萌芽状态”。美国政府可以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放任数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战争,而中国在1950年代、1960年代、1980年代三次开放民意表达的尝试,都几乎酿成难以收拾的局面。这种中西方体制包容性的差异,是解读中国政府高度执着于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其在处理社会积怨、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上思路“僵硬”的关键――源于思维惯性的思路易改变,源于体制特性的思路却难改变。

    民怨产生于具体利益。简单说,就是有人自觉利益受损,或蒙受不公正对待,而政府未能为其主持正义。因此,民怨中确实天然包含对政府尤其是基层官员的不信任乃至敌视,认为政府或其官员已经“不可依靠”。这些人介入群体性事件的动机,既有情绪发泄的心理成份,也有借人多势众欲将事情闹大、迫使政府不得不重视、不得不公正处理的功利成份。正因如此,事件中群众的矛头往往指向政府,事态往往快速升级。这种对政府的针对性,以及快速升级的破坏性,反过来又使一些官员有理由将事件定性为“破坏稳定”,从而动用专政手段强势处理。

    一些官员动辄将事件定为恶性,指责“别有用心的人”或“境外敌对势力”的介入,动机不难理解。这不仅是为了方便警力介入,达到以最简单快捷方式控制局面的目的,更是为制止类似事件发生,截断群体性事件的效应传导机制,对潜在参与者发出威慑和警告――如果遍地干柴都被点燃,局面将不可控制;如果所有利益受损者都要求补偿,社会财富存量也可能因无力支付“挤兑”而发生“崩盘”。

    针对民间积怨以及社会意识分裂所导致的紧张局面,中央的对策是提倡“构建和谐社会”,而达致和谐的前提是成果共享、利益均沾。在这方面,迄今为止政府已有不少动作,包括调整收入分配,加大社保力度,注重维护民众的基本权益,试图制约官权,限制官员侵害民众的行为包括对民众反抗(群体性事件)的过度反应。

    但这种努力受到两方面的制肘。其一,在调整利益存量能力受限的制约下,政府能够依赖的资源,惟有越来越庞大的财政汲取能力以及国有企业。由于没找到对付特殊利益集团的有效方法,剩下来的这块蛋糕,必须能同时满足掌控经济宏观面、供庞大的共利集团分肥、兼顾民生等多重需要,利益调整的效果可想而知。

    其二,更重要的是,由于无法放心其他社会力量的壮大,政府必须始终把好力量开放的闸门,上述一切目标的操作,只能由行政力量独自完成。于是,行政力量必须同时顾及多重可能相互冲突的目标。既要在征地、拆迁等事项中维护民众利益,从而不得不抬高“发展”成本,又必须加速“发展”,降低成本;既要制止地方官员因行为粗暴、反应过急而将小事化大、激化民变,以免最后不得不由中央“买单”,又要保证绝对稳定。这种自相矛盾要求的指导思想,或许是希望将官员对 “发展”、“稳定”等传统目标的追求限制在尊重民众基本权利的框架和底线内。但问题在于,由于一切操作均须依赖行政力,而以科层结构为特征的行政力,是一种只有在目标单一、明确时才能发挥效率的力量。相互抵消的目标,逼使行政力或左右摇摆、举棋不定,或偏于一极,不是丧失效率,就是背离初衷。

    从这个角度,更可理解执政者提出“和谐社会”时动机之真诚与急迫。改革开放已有30年,在促使经济增长、提高社会自由度的同时,也带来贫富悬殊、官僚集团自利化等负面效应。2004年“改革共识”的破裂正因为此。这两种负面性由于都具有自我繁衍的能力,使得当初邓小平所担心的“改革失败”,已经不止是一种担心,而成为正在逼近的危险。正像“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针对经济可持续增长开出的药方一样,“和谐社会”也是他为当前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开出的药方。作为社会治理多年的参与者与观察者,他深知中国问题病症之所在。“和谐社会”的核心,就是要“让全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目的是重新赢得大多数人的认同。

    但是,人们看到,虽然问题的表现和解决问题的动机都很迫切,但构建和谐社会的动作并不急迫,而是徐徐而进,多是在贫富、官民的利益边界之处着手,没有触动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从官方的诸多动作看,虽然强调调整收入分配,要求向中下层倾斜,但既没有清算富人已有财富的合法性,也没有缩减官员可自利的权力空间;虽然《劳动合同法》对资本在一次分配中的强势地位有所限制,但真正能改变劳动者谈判地位的独立工会组织并没有放开;虽然提升了社保的覆盖面和偿付标准,但与财政收入、尤其是行政费用的提升远不成比例;虽然更重视对民众基本权利的保护,强化了对官员的问责,但官员手中不但仍握有足以侵民的权力,而且也有足够的理由与借口,例如发展、稳定,因此官侵民权、民利仍不绝于缕,冲突时有发生,问责大多流于形式……自5年前“和谐社会”口号正式出台以来,很难说现状究竟是相对“和谐”了,还是更不“和谐”,两方面的证据都不难找到。

    不是着力于对既成格局与存量结构的调整,而是在边界之处利用增量进行操作,这种方式可称之为“边际推进”。其力度无疑小于俄罗斯对问题富豪的“点杀式”清算,也不能称之为“温水煮青蛙”。“温水煮青蛙”的结果是明确的,死的一定是青蛙;而“边际推进”却结局难料,不知道最终是解决方案战胜问题,还是问题战胜解决方案。

三,出路在于壮大中产阶级

    可以从政治力量的角度,将当下中国社会大致分为四个层级,分别是最高执政者、既得利益豪强势力、中产阶级和低层民众。最高执政者及其周围人自成一股力量,他们在推进和谐社会目标上与中产阶级、低层民众是一致的,但在维护稳定的需要上又须依赖于既得利益豪强势力。于是,对稳定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既成利益格局的维护,和谐社会只能徐徐“边际推进”。因为和谐口号只是手段,政权稳定才是底线。

    口号虽好,但这样一种受到诸多限制的“边际推进”,再加上执政者的任期限制,很难说能够把中国推向何处。由此也凸显了执政者理论建构的重要意义:纵然在胡锦涛任内“和谐社会”不能取得显著成效,但旗帜毕竟打出去了;如果这面旗帜能够深入人心,赢得广泛认同,后任者将不得不萧规曹随。路线如果能延续下去,主要功劳当在首创,正像改革开放的功劳必然归诸邓小平一样。

    在执政者对社会影响力度有限的情况下,其他层面力量的作用将彰显,这未必不是当下中国的一个契机。具体说,由基本立场所支配的其他各阶层的行动指向分别为:既得利益豪强势力在稍微顾及稳定的前提下,将继续对民利和国利的攫取;这种现状显然令中产阶级不满,但后者已有一定利益,所以行动意愿并不强烈,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底层民众仍然不得不奋起抗争,与政府和既得利益豪强势力形成某种对立。

    由此可见,当下中国最“革命”的力量是底层民众,最“反动”的力量则是既得利益豪强势力。如果这两种力量壮大,主导社会进程,中国社会不是暗无天日,就将永无宁日。惟有中产阶级,他们既对既得利益豪强势力有所反感,又不会轻易采取过激行动;这种力量既有利于稳定,又有益于改良和进步。因此,他们才是真正良性的力量。惟有这种力量的壮大快于其他力量,中国的未来变化才会趋于良性。

    正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提振内需一样,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即在中产阶级的成长速度。更重要的是,内需与中产阶级高度正相关。壮大中产阶级,是提振内需的关键。个人社会地位由底层到中产的跃升,意味着消费能力与意愿的质变。由此可见,中国的前途命运,就这样被系之于一个关键点上,这是真正的生死存亡之局。

    以此解读“和谐社会”战略,即可得出结论:调整收入分配,让全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其目的和方向应为,扩大中产阶级,缩小既得利益豪强势力与底层民众此两个层级。就社会结构而言,和谐社会必须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社会。在社会达致这种结构性稳定之前,和谐只能接近,难以实现;纵然能实现于一时,也难持续,易生反复。

    实际上,“文革”前的中国,就类似纺锤型的和谐社会。当时除上有一小撮官僚特权分子,下有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外,其他处于社会中间层的人,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差别不大。城乡虽有较大差别,但因为人口流动性差,事实上被分隔为两个社会,形成一种“二元社会,分别和谐”的景观。

    这种“二元和谐”,是以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控制,包括计划经济为前题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人员流动性及信息开放性,使这种“和谐”在今天已不可复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惟一出路是迈向中产阶级社会。

四,“稳定”在中国的特殊涵义及政府的扩张秉性

    在此,有必要将民众最关注,政学两界最感棘手的权力腐败与特殊利益集团问题单列出来,集中探讨:沿着壮大中产阶级这条路,能不能走出腐败久治不愈、甚至愈演愈烈的怪圈?

    人们看到,除自身权利或利益受损外,社会不满大多来自于民众心中感受到的不平或不公。当代中国,一种特殊现象积聚了最多的社会不公正感,那就是一些手执权力的人及其接近者迅速致富。30年经济增长的成果,极大部分落到这些人手中,加剧了贫富分化。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是具有自我意识和社会比较意识的万物之灵,不可能仅仅因为吃饱喝足就感到满足。所以,不公正所造成的社会积怨,不会因经济增长乃至生活水平提高而消弭,“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成为普遍现象。

    那些依托权力迅速致富的人,被称为“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就“特殊”在运用公权力谋取私利。在这里,权力成了一种资本,而且是最具赢利能力的资本。10多年前赖昌星透露的致富秘诀“在中国,最赚钱的生意是投资权力”,至今并没有过时。

    权力资本化是官商勾结的基础,在这种利益联盟现象中,虽然官商二方缺一不可,但官员掌握的权力才是造成这一切的决定性因素。在市场竞争环境下,权力的介入可产生一种“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拒绝与权力合作的人,容易成为失败者。因此,官商勾结现象具有通过成败示范实现自我繁衍的能力。

    显而易见,要瓦解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关键在遏制权力。一些惯于从西方照搬理论与经验的人,主张通过缩减政府权力,减少政府的经济职能,对权钱交易釜底抽薪。这种主张混淆了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逻辑与现实情境。在西方,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政府需要获得民众同意后才能进行统治。而在中国,国家是一种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力量,对社会的统治依靠的不是民众的“同意”,而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因此,保持国家对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领域的控制力,是维持这种体制的基本需要。除非能改变这种逻辑,克服这种需要,否则,缩减政府权力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体制情境下,“稳定”具有特指涵义。它不是指一般的秩序稳定、避免动荡,而是要求国家对社会、政府对民间保持优势控制,即力量对比上占优势,场面上能控制,不管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这就促使政府有必要直接掌握乃至垄断大量资源,尤其是涉及暴力手段、集体行动力和信息掌控方面的资源,从而强化了政府的扩张秉性。这种体制性的需求根深蒂固,从这头压下去,从那头又会冒出来,甚至不以政府领导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1980年代,中国领导人曾设想在不改变根本体制的情况下放松管制、增进自由,但在体制未变的情况下,放松管制必然导致统治动摇。大量对抗性事件及反对性力量的增加,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回到加强控制的轨道上来。自从1990年代中期市场体制基本确立以来,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实际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不久前,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

五,“管住权力”的惟一必要前提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思路不能停留在“缩减权力”,而应该着眼于怎么“管住权力”做文章。实际上,“缩减权力”的思路本身就有缺陷,其中隐含一种从观念出发的“想当然”。即使在作为资本主义典范的美国,“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也曾造成19世纪中后期的众多腐败与黑暗。亨利?亚当斯在其小说《民主》(Democracy)中曾借主人公雅可比的口描绘说:“我已经活了75岁,这一辈子都生活在腐败中。我走过很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腐败。”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进步时代”,就是以扩大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积极干预、变“小政府”成“大政府”作为基本取向的。这种改革不但打造了政治清明,而且奠定了“现代美国”的基础,与其后20世纪30年代的的罗斯福新政及凯恩斯主义一脉相承。

    站在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下,应该主要参考具有体制和文化可比性地区的成功经验。幸运的是,在许多方面与中国大陆相似的香港与新加坡,其政治廉洁度多年来居世界前列,其经验比之西方更值得中国借鉴。

    香港、新加坡两地“管住权力”的经验很简单,那就是严刑峻法,从严治吏。以新加坡为例,它不但首创了要“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在经济上倾家荡产”的提法,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首先,法律对权钱交易的认定极其严苛,公职人员只要收受与政府机关或公共机构签约人或其代理人的报酬,不管是否为对方谋取利益,也不管收受好处多少,都会被认定为受贿行为。对“收取报酬”的范围规定极为宽泛,既包括金钱、礼物、证券和财产,也包括信息、服务、恩惠和许诺等。其次,在证据上采取有罪推定,如果发现有官员消费明显超过收入,或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院即可作为贪污受贿的证据。再次,在量刑上实行逐项量刑、合并计算的刑罚制度。

    这些法规都很简单,也易于操作。移之于中国,绝对足以震慑贪官。对比中国现状,不难从中找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屡治不愈的奥秘。特殊利益集团不仅拥有利用权力攫取利益的强大能力,更拥有通过权力影响政策、法律的制订,扭曲其执行,为自我利益“保驾护航”的强大能力。因此,“无罪推定”在中国被最多运用在职务犯罪上,美其名曰“贪官也应有人权”;在许多国家可以相比贪污受贿罪加一等的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在中国最高刑期仅仅10年(1年前还是5年);虽然公众千呼万唤,官员财产公开法案就是不出来……法律对特殊利益的呵护如此无微不至,它们焉得不发如雨后春笋?

    今日中国与上世纪70年代前的香港较类似。当时香港,以权谋利也无所不在:救护人员接病人到医院要“茶水钱”,消防员开水龙头救火要“开喉费”,住院病人领取开水或便盆要打赏医院护工……弄得天怒民怨。这一切乱象,却在短短几年间,由于一个矢志澄清吏治的港督而被改变。

    在香港、新加坡的吏治丰碑上,难以抹去麦理浩、李光耀的个人印记。再完善的治理结构,其建构与运行也需要“第一动力”推动。就“管住权力”的制度建设而言,“第一动力”需具备三个特征:自身清廉,具有强烈的澄清吏治意志,掌握足够的权力。真正有效的治理结构搭建起来并获得社会广泛认同后,就会产生一种自我维持、自动运行的力量,此时,才可摆脱对“第一动力”的依赖。

    因此,执政者真正澄清吏治的意志,而不是稍微减轻腐败的烈度以缓解社会不满;真正打击一切腐败,而不是在不妨碍自己腐败的前提下限制其他人腐败,才是“管住权力”的惟一必要前提。


   政治新闻动态:

中国社会建设落后经济建设15年

人民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接受采访时说,我国社会建设比经济建设差了15年,加快社会建设的步伐非常重要。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来看,前者是战略目标,后者是重要手段,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通过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建设来实现。革命是分阶段的,改革也有阶段性,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任务。我国社会建设比经济建设差了15年,加快社会建设的步伐非常重要。一个国家,最重要、最基本的结构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扩大社会中产阶层的规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党建面临自律约束机制失范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陈红太做客人民网解读该《决定》。陈红太说,根据在地方和基层政治建设做的调研来观察,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类问题:

     第一类,属于理想信念方面,即最根本的问题是——过去党赖以发展壮大,并引以为自豪的理想信念这种自律约束机制失范,利己主义盛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识也不到位,没有真正内化为党员干部内心的一种自律机制,这可能是一大类。第二类,有关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整个来看,党民主法制意识程度不高,尤其是干部在利用民主法制的方式来解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欠缺。另外,在这方面的建设,在民主法制制度规范、社会化机制以及监督机制这方面的建设也不健全。

中国知识界要求政改

    九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主调是定十八的人事盘子,但是,面对知识界普遍要求政改的愿望,当局无法回避。中央党校那位上书胡锦涛的教授的意见不是孤立的,进入八月以来,较为开放的纸媒和网络都在「从历史经验的角度促动政改」。一直在经济学家阶层受欢迎的《经济观察报》,于八月十日发表中国政法大学金雁教授的考察报告《前东德:波澜不惊二十年》,赞扬东德放弃专制、并入西德,实现社转轨的政治效绩。文章大胆地说:「东欧的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走向复兴,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尤其是已加入欧盟的那些国家,已经开始了一场新欧洲追赶老欧洲的比赛。」

 

 

发件人:"dyjhero" <dyjhero@126.com> 2009-12-08 09:03:23 +0800 收件人: "北京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狼狈为奸——宪政民主学者与主流经济学家

狼狈为奸——宪政民主学者与主流经济学家

牧川

2009年12月8日

    在当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声誉已经是臭不可闻了。只要是还有点良知的国人,只要是听说过几句主流经济学家惊人之语,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国家经济学界的话语权竟然会被这帮人把持? 不过,在当今中国,“宪政民主”却依旧保持着其光鲜的外表,主流媒体、大学讲坛经常可以听到、看到关于“宪政民主”的文章和报告。它的谎言还在欺骗很多人,尤其是青年。

    从本质上说,这些主张“宪政民主”的学者,其实和主流经济学家是一丘之貉,他们是狼狈为奸,一个负责搞定主流经济学,一个负责主流政治学。他们是一个大骗子的左膀右臂,这个大骗子就是“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派”(资改派),就是那些腐败官僚和资本家,而这个大骗子的背后则是美帝国主义强盗。本文主要内容如下:

1、主流经济学家、宪政民主学者对山西煤矿国有化的反对,主流经济学家、宪政民主学者的“腐败合理”理论。

2、宪政民主学者刘军宁的经济学观点。

3、张维迎的宪政民主观点。

4、吴敬琏的宪政民主观点。

5、茅于轼、张曙光、樊纲(及天则研究所)等主流经济学家的宪政民主观点。

6、唯心主义——宪政民主学者秋风的经济学观点。

    在百度百科里,关于宪政民主是这么解释的:宪政民主是指为了解决对政治权力的制约问题,限制政府权力,以有效地保障人权、自由与社会公正,而建立的民主制度。

    宪政的实质是限政,即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地限制,防止它被滥用,尤其要防止它被用来侵犯人权和人的自由。因此,宪政的意义就是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公共福利。它所奉行的原则是:政府权力有限,必须遵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宪政民主的主要特点是:(1)以宪法和法律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2)实行分权制衡;(3)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4)建立宪法审查制度;(5)司法独立;(6)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宪政与民主、法治的职能分工各有不同,民主负责权力的归属,法治负责权力的实施,宪政负责权力的制约。将宪政、民主、法治三者结合起来乃是在可以达到的范围内的最优选择。而宪政本身就包含着法治,宪政的基本涵义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所以,宪政、民主、法治三者的结合可以化约为宪政民主。

    这个解释可以说是宪政民主的权威解释。对于不关心政治的人,尤其对于80、90后,粗看上去,宪政民主真是很美!限制政府的权利,限制当前的强势的腐败的政府权力;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力,保护弱势群体;还要民选政府。这一切真是太美了!可是,但凡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对建国初、改革开放历史有了解的人,都会看出其中的大问题。宪政民主的“宪法”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政民主的目标是要推翻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现资本主义的宪政。

    宪政民主的“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只是一个空话。鼓吹宪政民主的学者们空口许诺“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但是却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方法、途径。

     毛主席说,纲举目张,有了正确的原则、方法,才能保证目标的实现。目标不是靠夸口实现的,不是靠空口许诺实现的,不是靠幻想实现的,不是靠谎言实现的,不是靠目标本身实现的,而是靠正确的方法和道路。可是在这段关于宪政民主的权威解释中,我们看不到“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方法、途径。同样,宪政民主所主张的“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其实也与此类似。

    我们来看看那些鼓吹宪政民主的学者,他们是如何“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或者说,他们是如何“祸害个人权利和自由”的。

1、主流经济学家、宪政民主学者对山西煤矿国有化的反对,及其“腐败合理”理论

    最近山西将2840多座私营煤矿收归国有,浙商写信给中央政府反对“被国有化”,这些事情激起了许多宪政学者和主流经济学家的极大反响。以茅于轼为理事长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了《“国进民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研讨会,其主旨就是反对“国进民退”,反对“国进资本家退”。

    过去国企贱卖、国有资产流失,老百姓一直在反对,但是却从来没有看见主流经济学家和宪政学者的反对。他们的真实态度是欢迎和拥护。他们提供理论依据,提供行动方案,诸如“吴市场、厉股份、曹破产、杨卖光、张产权”。这些私有化过程造就了无数的腐败和公权力私用。而现在,国家将一些原本属于全国人民财富的煤矿收归国有,将不该给煤老板发横财的煤矿收归国有,他们却开始发表反对意见。他们的私有化理论和行动方案造就了一大批共产党员的腐败和变质,他们自然不会反对。

    茅于轼说“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张曙光说“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张维迎说:“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他们的私有化理论及其理论指导下的国家行为(贱卖国企等等)导致了严重的腐败,把曾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变成了一个腐败的共产党。而后在市场经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他们又开始借用人民对共产党的不满,要求对政府公权力进行限制,要求宪政民主,从而削弱共产党,甚至打倒共产党,实现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化和美国附庸化。

2、刘军宁

    刘军宁先生是著名宪政民主学者。刘军宁1961年生,安徽人,1993年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主要著作:《民主、共和、宪政》,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出版;《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权力现象》,商务印书馆(香港)1991年出版。另外,还策划和主编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

    最近刘军宁在凤凰周刊上发文《国进民退的宪法基础》。刘军宁先生不满社会主义的宪法,这在文章中表露无疑。刘军宁先生站在浙江商人的立场,站在山西煤老板的立场,这也是很清晰的。请看下面的文字:“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对国进民退不论有多大不满的人都应该承认,现行的国进民退的国策不仅不违宪,而且有十足的宪法依据,甚至还没有达到中国宪法给中国规定的长远目标。现在的国进民退的做法还不算有力,不算彻底。根据宪法第一条和第六条的规定: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如果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用专政的机器来加以消灭也是符合宪法的。”

    “虽然国进民退符合现行宪法,不满国进民退的人也不必太悲观。因为中国宪法有一个很强的中国特色。这就是,它始终是一部追认事实的总结型宪法,而不是统揽前后的一般性宪法。许多在当时如火如荼的事情都是没有宪法依据、甚至是违宪的,好在有一部分得到了事后的追认。不信?请看看下面随手拾到的例子:

    ………国进民退的宪法基础 刘军宁 浙商写信给中央政府反对“被国有化”进一步了加强了各界对国进民退的聚焦。今年4月,山西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将全省登记在册的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10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土资源部等12部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整合的通知》,要求在2010年继续推行矿产资源整合工作。伴随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一系列政策调整,航空、钢铁、房地产、煤炭以及交通等多个领域也再次出现了经济资源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的现象。国进民退不再是单纯的企业行为和市场活动,而是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主导和介入,行政之手无一例外扮演了主导角色。国进民退的大戏经过数年的预演之后,大幕正式拉开。无疑,国进民退是当下的一件大事,一个大政方针。那么,如此重要的政经举措有宪法依据吗?通过反复研读现行宪法,我发现,国进民退有充分的宪法依据,国进民退完全符合现行宪法。

    按照现行宪法,一切好的东西、重要的东西都属于国家。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重要由国家与政府说了算。国企是国家与政府的嫡出之子,因此,国家把好东西交给亲儿子真是再正常不过了。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若严格依据这一条,私营企业是没有资格开矿的,开采权即便轮到集体,也轮不到私人。如同一些左派在网络上所认为的,山西省政府组织山西的国有煤矿兼并收购民企煤矿,完全是一种依宪行政的行为,纠正了以前民营化的错误做法。如果私人企业不慎进入专属国家和集体的领域,按照宪法,当然要被赶出来。 按照现行宪政,中国经济的性质是国有经济。国家与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去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是宪法赋予的责任。不发展国企,不用国企逐步取代民企,如何保住和发展国有经济?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按照这些规定,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主体。一旦
“可见,当代中国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大政方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宪法依据,甚至与宪法中既有内容针锋相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项大政方针是先写进宪法,然后实施的。假如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因被当时的宪法宣布为违宪而不得实施,中国今天肯定还处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状态。由是观之,中国的宪法始终未能为中国的变革提供启动力,甚至常常成为阻力。这在国进民退的事例上显得更加突出。所以,大家要关注的不仅是国进民退,而且要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宪法变革。唯有如此,才能从宪政制度上解决问题。”

    很明显,刘军宁先生要的不是“国进资本家退”,刘军宁先生要的是山西煤老板继续发大财,要的是“国退资本家进”,要的是资本家主导国民经济。刘军宁先生要的是修改社会主义宪法,变为资本主义的宪法!

    刘军宁先生是著名的宪政民主学者,学者自然有学者的理论基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其理论基础,看看他是如何“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刘军宁先生有篇大作《资本带来自由:从资本自由到宪政民主》:“资本自由仅仅是富人或资本家的自由吗?资本自由不仅仅与资本家有关,而且与每个人都有关;它绝不是资本家独有的自由,而是每个人的自由。谁是资本不自由的受益者?当然是权贵!谁是资本自由的受益者?当然是中下层民众!为什么资本自由的短缺只对权贵和富人有好处?在资本不自由的地方,穷人就很难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而富人则容易得多。限制资本自由,富人和权势者受益,穷人和普通人受损。资本自由对于人们的就业是极其重要的。没有资本自由,就业的自由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受害者是那些现在还是员工的雇员。资本自由首先对员工有好处,增加了员工对雇主的独立性。资本自由化迫使企业更多地重视工人的利益。资本自由导致企业把人而不是资本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因为资本可以自由获得(但不是无偿)时,技能、妙想、勤奋和好运才能被组合起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中小企业也同样是资本自由的最大受益者。资本的可获得性越高,个人与公司的经济自由程度越大。资本市场的发达有助于培育小企业、新企业,从而使得更多的人有创业和成功的机会。” …………

    “计划经济是靠权力驱动的。市场经济却是靠资本驱动的。对资本的管制,就是对自由的管制。…………资本自由的程度,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健全程度。政府的作用是保护个人的经济自由,尤其是资本自由,而不是通过政治权力在资本市场蚕食公民的资本自由。”

    “资本自由将通过强化私有财产权来限制政府的权力和削弱权力对政权与市场的垄断,来为法治提供动力,推动司法独立、催生宪政民主。资本自由有助于有限政府。资本自由度越高,越能缩小政府的活动和干预范围,限制政府可以动用的资源,促进公平竞争,减少政府支出,减少税收,为纳税人省钱。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宪政民主就是出现在资本相对最为自由的地方,宪政民主又反过来促进了资本自由和经济繁荣。如果没有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法治,没有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有限政府,没有对民众负责的代议民主,资本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资本的自由就受到严重的限制,乃至完全被取缔。在政治权力覆盖的范围最大的地方和时代,资本的自由就是最小的,以至于无。不信你看看中国的文革时期。”

    “资本不是权力的产物,而是市场的产物。权力靠的是强制,资本靠的是自由。资本必须挣脱权力的牢笼,才能自由地飞翔。资本自由不仅不会导致资本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反而是21世纪的中国自由与繁荣的基石,是中国宪政民主的一个大马力推进器。所以,现在该是给资本自由全面亮绿灯的时候了! ”

    任何一个还有点良知的人看到刘军宁先生这篇文章,一定会有种愤怒的感觉。刘军宁先生无视当前资本对于人民的欺压,无视资本对人的异化,无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全世界造成的祸害,无视当今中国极端市场化改革所造成的严重两极分化及社会问题,无视国企私有化和三千万下岗职工的苦难,无视房奴,无视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之后带来的诸多问题。

    在刘军宁先生心中,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权利造成的,而且都是社会主义政府(虽然这个政府已经有点变味了,虽然这个政府正在资本主义化)的权利造成的。他不承认资本的权利,不承认资本的权利造成的累累罪行。在刘军宁先生眼中,资本的自由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他主张的核心!

     他主张彻底的资本自由,主张“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在资本横行、剥削合理的世界,以“宪政民主法治”的名义保护“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其结果必然是“保护资本家和统治阶级的权利和自由”。 因为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框架内,资本的剥削是合法的,法律的最大任务其实是保护资本和剥削关系。以“法治”的名义保护“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看似可以保护老百姓的一些权利(诸如个人的财产等等),其实却无法根本改变其被剥削的地位,反而保护的是资本家和统治者的个人财产、地位,保护的是资本的剥削关系,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此一来,老百姓永远也不可能翻身。

    “如果没有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法治,没有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有限政府,没有对民众负责的代议民主,资本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资本的自由就受到严重的限制,乃至完全被取缔。”“…………资本自由不仅不会导致资本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反而是21世纪的中国自由与繁荣的基石,是中国宪政民主的一个大马力推进器。所以,现在该是给资本自由全面亮绿灯的时候了!”

    这些话是多么明白啊!对宪政民主还抱有幻想的人们,被民主宪政的繁琐哲学搞晕了头脑的人们,请你们仔细看看这段话,在这段话中能够看到人民大众的希望和方向吗?能够看到“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吗?

3、张维迎

    张维迎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张维迎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主张国家退出经济领域,让万能的自由市场主导经济,国企改制。这样的改革思路在1980年代到90年代大行其道。2000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请看张维迎的经济学观点:“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黑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社会要发展,必然有人付出代价。虽然‘黑窑’事件有点不合情理,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毕竟山西为这些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让他们有吃、有住、还有工资,这对社会的稳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学者要有公信力,不与无耻的人论战”。“我敢说,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这个社会是非颠倒,好人被误认为是坏人,坏人反倒被认为是好人,真正的机会主义者、以学术的名义谋求私利的人,反倒被吹捧为‘社会良心’、‘民意代言人’。”

    再看张维迎先生的宪政民主观点。张维迎有篇文章《中国改革的逻辑》,在这篇文章中,张维迎先生历数了前三十年经济改革的过程:价格改革,1978年到1992年零售业价格改革;企业制度改革分为两部分,1993年之前的个体经济,1993年之前国有企业厂长承包制改革,放权让利。

    1993年之后改革也可以划分三个阶段,第一个五年从1993年到1997年,基本上解决县级以下中小企业问题,包括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私有化卖掉。

    第二个五年,1998年到2002年,县级以上的,包括中央大中型企业改制,在国民经济战略性、结构性调整减员增效脱困的口号下,大中型企业股份化卖掉破产。

    第三个五年, 2003年至2008年,大型企业通过上市改制,四大银行的改制,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等,及非流通股的问题的解决。

    经过这三个十五年,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任务已经完成了。张维迎先生历数了这些过程后,提出并规划了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宪政改革目标:“最后我想说未来的30年,未来30年改革的重点要由经济改革转向宪政体制改革,大体也划分了两个15年,第一个15年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利,以前是政企分开,以后是政法分开的问题,政府要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老百姓任何纠纷包括和政府的纠纷,也应该通过法律的程序解决,而不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宪政的改革,使私有财产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大量中产阶级就会形成,到后一个15年,就是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再用30年的时间,完成宪政改革。”

    这就是张维迎先生的宪政民主观点!和刘军宁先生的宪政民主观点几乎完全相同。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完成,而现在要做的就是减小政府权力。虽然这个政府的社会主义已经变味了,但是他们还是害怕社会主义死灰复燃,所以一定要消灭它,将其变为资本主义政府,资本控制的政府。

    他们通过资本的手段让老百姓在组织上分散化,从而消灭有组织的行动能力。群众运动的萌芽被消灭,普通群众失去监督资本权贵和高官的能力。所有的问题都必须通过法律去解决,可是自古以来就是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更重要的是,资本经济合法、剥削合法。在资本横行、剥削合理的世界,以“宪政民主法治”的名义保护“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其结果必然是“保护资本家和统治阶级的权利和自由”。

    这个在刘军宁一节已经分析过。法律的最大任务其实是保护资本和剥削关系。以“法治”的名义保护“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看似可以保护老百姓的一些权利(诸如个人的财产等等),其实却无法根本改变其被剥削的地位,反而保护的是资本家和统治者的个人财产、地位,保护的是资本的剥削关系,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此一来,老百姓永远也不可能翻身。

4、吴敬琏

    评述主流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宪政民主观点之前,先讲讲吴敬琏先生的身世:吴敬琏女儿写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披露了以下事实: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敬琏“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吴敬琏“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总理、大闹打砸抢而闻名的一个组织)。

    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1964年组织批判孙冶方,吴敬琏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包括个人人身攻击)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

    吴敬琏当初“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而吴敬琏更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他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吴敬琏在十二大开过之后的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大骂“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 可是没过两年,吴敬琏就180度的大转弯,变成了吴市场,言必称市场。

  当年“左”得出奇,如今右得抓狂……当年连沙发、第二件衬衫都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极“左”,如今则右得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容忍——一方面作为国家证券委的评审委员,一方面担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这种“制度性腐败”在西方国家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犯罪行为。如此忽左忽右,紧跟形势,与时俱进,活脱脱一副投机分子嘴脸。

    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便一针见血的指出“经济学家左,是为了蒙混过关”。这样一批投机分子经济学家和官员造成了国家的诸多问题,但是此后,他们每个人却都试图甩掉包袱,认为自己与当时的问题无关,不担负任何历史的责任,把所有责任都扔给了毛泽东!

    下面我们来看吴市场的宪政民主观点:《宪政民主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关键》(2002,修宪座谈会上的发言)修改宪法,使之符合宪政要求,是一件关系我国长治久安的大事,应当积极进行 。20多年来我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政治改革方面的推进缓慢,造成了某种程度的脱节。从1986年9月邓小平指出政治改革不能长期拖延至今,已经过去16年,从1997年“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到现在也已经过去5 年,加快政治改革已经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十六大”在推进政治改革方面提出了以下的口号:建设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升政治文明。政治改革要在上述三方面推进,而法治是指依据宪法而制定的法律高于一切;我们所要的民主,是宪政民主;宪政主义正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华。所以,以上三方面的要求聚焦在一点上,就是宪政。宪政包括一整套制度安排和文化支持。有一部良好的宪法来为实行宪政提供基本制度基础,是一种有效和可行的办法。

     《政治改革应加快 为市场经济护航》(2008)“宪政、民主和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的保证。“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社会主义国家和 “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口号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11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

    “应当承认,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惯性,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势必遇到障碍与阻力。然而,推进改革和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中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犹疑。只有冲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

    毫无疑问,吴敬琏的宪政改革就是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吴敬琏先生如此推崇宪政民主,他的居心何在?我们能够答应这样的宪政民主吗?

5、茅于轼、张曙光、樊纲及天则经济研究所

    先介绍一下茅于轼及其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于1993年7月创立。现任理事长为茅于轼教授,所长为盛洪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为张曙光教授。理事:曹远征、邓正来、樊纲、张曙光、卢跃刚、茅于轼、盛洪、史晋川、唐寿宁、吴滨、吴敬琏、汪丁丁、王永峰、周其仁。特约研究员一百五十多人,陈志武、刘军宁都在册。先看这几个著名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观点。

    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观点如下:“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观点如下:“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的著名观点如下:“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的著名观点如下:“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还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只不过,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特别是,如果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产权保护、契约权利保护等法治架构还必须改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难以深化。” “为了使中国更有“钱”,土地和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为进一步资本化开路。” “《别拿美国金融危机说事》”(2008年)

    茅于轼的著名观点如下:“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这个世界上谁劳动得最多?应该是工人和农民。如果说劳动创造了财富,那么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现实不是这样……我想了很多年以后,最后才悟出真相——不是劳动创造财富,而是交换创造了财富”

    “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5%。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们的声音还很难成为主流。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

    “经济适用房是席卷全国的最大的腐败。”“房价是被买房者自己抬高的。”“我主张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 “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让穷人上当受骗”。我们再来看天则研究所各位学者的宪政民主观:

陈志武:《国有制与宪政法治难以兼容》(2009.01)
陈志武:《中国改革路径的再思考:私有化和宪政民主不能回避》(2009.06)
陈志武:《中国经济罪在国有》(2009)
张曙光讲座:《经济市场化的发展与民主宪政建设》(2007.10.10)
樊纲《腐败的根源就是计划经济》(2008,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演讲)
樊纲《解决腐败根本是要限制公权》(2008)
樊纲《还要多少年才能抵达河对岸?》(明确“摸着石头过河”的对岸就是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南方周末改革开放系列特稿)
盛洪《建立基于天道与民意的宪政合法性》(2009)
盛洪《文化精英与宪政民主》(2009)
吴敬琏《宪政民主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关键》(2002,修宪座谈会上的发言)
吴敬琏《加快政治改革 为市场经济护航》(2008)
吴敬琏《政治改革必须加快》(2008.12)
天则所第323次双周学术论坛:《联邦主义与宪政》,主讲王建勋,评议人:茅于轼、高全喜、吴稼祥、刘海波、冯兴元、张博树、杨晓维、李实、段绍译(2006.11.24)
天则所第393次双周学术报告会:《宪政与发展》,主讲王建勋,主持茅于轼,评议人:张曙光、王志伟 刘业进 刘培峰(2009.09.11日)

    以上这些文章的标题已经非常清楚的表明了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宪政民主”观点,无需再做过多解释。他们所极力支持的宪政民主的“宪法”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政民主是要推翻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现美国人的那套宪政、资本主义的宪政。他们“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方式就是资本主义。而我们很清楚,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的累累罪行。

    他们的私有化的理论和行动造就了无数的腐败,败坏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声誉。他们说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将改革阐释成一场腐败分子的大合奏。而现在,在市场经济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时,他们开始要求“限制公权”,并且是以解决腐败问题的名义。(《解决腐败根本是要限制公权》) 他们的翅膀硬起来了,在一些党内走资派的支持下,他们频频发动对宪法和政府的攻势,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之后,开始要求限制公权力,削弱共产党,让共产党、国家权力机关退出市场。在这个目标完成以后,进而打倒共产党,建立完全的资本主义和美国附庸。

    他们是一个大骗子的左膀右臂,这个大骗子就是“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派”(资改派),就是那些腐败官僚和资本家。资改派在改革中获取了非法的权势和利益,他们害怕人民觉醒后打倒他们,所以便要求进行宪政民主改革,要求通过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方式将自己的非法权益、地位变为合法。从而政治上给予掠夺而来的经济利益得到专政机关的保护。
这就是宪政改革的实质!

6、唯心主义——秋风

    讲到这里,我们应该都能明白“宪政民主”的实质了。前面所引用的宪政民主学者刘军宁是一个极端的资本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推崇者,这样的宪政民主学者其实迷惑不了人民,即使骗得了一时,也骗不了很久。下面所说的秋风先生,也许会成为另外一种。他主张宪政民主,主张市场经济,但是似乎又不属于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他主张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似乎是自由主义学者中的理想派。秋风先生很可能是一个善良的人,可惜他只是一个书呆子,他的简单的、缺乏辨证的思维(唯心主义的思维),使得他的理论和观点完全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秋风,独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普通法宪政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目前已出版著作三种,译著十余种,主持翻译出版《奥地利学派译丛》五本。在《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中国经营报》等报刊开设专栏。下面摘取秋风不同时期的文字,并做评点。

    《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 哈耶克在晚年曾这样说:“1936年,我恍然大悟……价格是实现经济活动协调的信号。” “正是根据这一点,哈耶克和他的老师米塞斯断言:计划经济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因为它根本没有准确而及时的价格信号,无法了解各种资源的相对稀缺状态,因而,根本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

    “最重要的制度就是自由竞争……只有透过这样的过程,资源才能转移到那些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手中,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这可能形成所谓的”垄断”,但只要不是政府通过设置进入壁垒形成的,则垄断实际上是竞争作用发挥到极致的产物。垄断性利润本身就会吸引其他企业家积极地寻求打破该垄断。”

    “这样的市场过程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政府对于这一过程的干预,应减少到最低限度。政府的功能更多地体现为创造一种普遍的制度框架,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知识追求自己的目标。这样的制度框架,就是自由宪政: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法治,代议制民主,等等。”

    秋风先生的类似文章还有《通往资本自由之路》(2006年)、《经济自由有多重要?》(2009年)、《改革已经死了》(又名《过去30年就没市场化 私企不过是从属工具》,关于山西煤矿国有化,2009.11)等等,读者只要看其文章题目便可知其文章内容。我将这两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归纳一下:“经济学大体上坚持一个基本立场:自由带来效率,自由带来财富。”“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促进了政治自由。”“对自由的基本威胁是强制性的权力,不论这种权力是存在于君主、独裁者、寡头统治者或暂时的多数派……大量私人企业的存在也会分散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从而能为人们的自由开辟更广阔的空间。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时代更自由,还是国有经济萎缩时代更自由?” “理论的分析和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在计划经济下,不可能有个人自由。”“政府的思路60年一以贯之:私企是从属性的工具,是权宜之计……政府在不得不退让的时候(注:市场化),它也在寻找机会翻盘——这个翻盘就是让国有企业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过去30年就没有市场化 一切都是政府化的。”“如果没有宪政改革,就没有市场化。”

    如果秋风先生仅仅是写作了上面的这些文章,那么我不会在此浪费笔墨为他专列一个章节,我会将他与宪政民主学者刘军宁放在一起,一起总结归纳。不过就在这几天他又发表了这个意见《我们应该节制权利和节制资本》(2009.11) “我最近可能正处在困惑之中,我要把我的困惑说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我既明确反对国进民退,但同时我也想去讨论节制资本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或者是理论上的依据,我想在现在这样的场合应该悄悄的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大声的嚷嚷,所以大家出了门之后不要再去散布它……”

    秋风先生为自己的理想困惑了,一直以来,他认为资本是个人自由的基础,只有君主、独裁者、寡头统治者或暂时的多数派、计划经济才是个人自由的敌人,只有国家强权才是个人自由的敌人(他从来也没有提到资本的权利,他不愿意承认)。他用了几乎八百字才表达出这种困惑,他的心乱了。他几乎不愿意,但是却不得不承认资本也会让人堕落,他现在才注意到资本在人世间所造成的无数丑陋罪恶。

    “前头我讲了那些困惑,我现在很不喜欢资本主义(注:很多人称资本主义为自由社会)这个概念,因为我在想,如果资本是一个主义,那么它将是世界上最坏的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理想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资本主义将是人类最坏的一个理想,因为它的理想就在于让资本作为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一个价值,但是要知道人本身首先是一个人,重要的自由是人的自由,而不是人所控制的某个东西的自由。我觉得我们如何一个自由社会,一个自由社会意味着作为完整的人的自由,在人所能够有的东西里面当然有资本,也有知识,还有其他的比如美德,还有其他的东西,我想其实一个完整的自由。”“我要说的其实就是表达了我的疑惑,大家可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我不愿意将别人想象的很坏。虽然现在这个世道越来越坏了,虽然主流人士越来越堕落了,虽然秋风先生对于自己的这个困惑和怀疑还不是非常确定(秋风先生说:悄悄的讨论这个问题),虽然秋风先生还是坚定地站在市场化的立场,虽然秋风先生和刘军宁等宪政学者、主流经济学家还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但是为了秋风先生所说的最后一段话,我还是力图坦诚布公的与秋风先生讨论几句,我试图说服秋风先生,我试图说服对自由市场保有幻想的一部分人,我试图说服还保留着良心的一部分人,我试图说服对人的真正自由保有尊重的一部分人。

注:

     ①在秋风先生看来,存在一种理想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平等自由竞争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即使这一过程造成垄断,也可以打破。但是事实是,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的经济体,不存在这样的经济模型。经济学家、书生们常常乐于建立一套数学模型,建立一套理想化的经济运行模型,但是真实的世界不是数学模型。美国经济也不是这种类型。美国在国际上高声叫嚷自由贸易,以自由贸易的方式控制其他落后国家的经济,但是当其他国家要求对美国进行自由贸易时,美国却常常都是拒绝。

    ②世界上大部分经济体,尤其是垄断经济体、高科技垄断集团,都是计划经济!垄断经济体不仅力图控制经济,控制价格,也力图控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本国、他国,乃至全世界),避免自由平等的竞争;垄断集团,总是为了最大利润而制定全球化的商业计划!这里便存在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秋风先生赞许垄断集团制定宏大的商业计划控制经济,为少数人谋取利益,但是却不允许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定经济计划,为了大多数人谋取利益?为什么秋风先生赞许垄断集团的虚假的市场经济(表面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背后却是垄断和操纵),却不赞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大的计划经济(国民经济主导产业、战略资源实行计划经济,其它根据情况实行市场经济)?为什么相信一个垄断企业家有能力制定经济计划,却不相信人民(人民的代表)有能力制定经济计划?这里便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是让少数垄断企业家精英制定经济计划?还是让人民(人民的代表)制定经济计划?秋风先生对此是否反思过?

    ③秋风先生眼中只见过去时代的国家强权,君主、独裁者、寡头统治者或暂时的多数派,但是却无视资本强权,无视资本所造成的累累罪行,无视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拉丁美洲、东欧、中欧、俄罗斯、中国)所造成的累累罪行。秋风先生无视“自由世界”美国半个世纪以来所发动的战争,颠覆他国政权(包括民选政府),秋风先生无视美国的强权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霸道行径。秋风先生无视美国的国家政治其实和资本是完全统一的。政府是资本控制的政府,民间社会其实也是资本控制的民间社会。政府、经济、媒体、文化、民生、医疗、教育,所有的领域其实都是资本占据绝对控制地位。若是自由社会的人民是真正独立自由的个人,若是以资本为基础的国家的人民都是独立自由的个人,这个国家怎么还能干出这么多的罪行?秋风先生无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无视资本文化中对人的真正自由的威胁,无视资本消费文化、物质主义文化对人的异化。秋风先生不是说“一个自由社会意味着作为完整的人的自由,在人所能够有的东西里面当然有资本,也有知识,还有其他的比如美德……” 秋风先生对于这一切是否反思过?

    ④秋风先生所说的计划经济并不是真实的计划经济。这个错误表现在秋风先生的众多文章里面。毛泽东时期的计划经济,并不是死板教条不允许出现一点市场。毛泽东的计划经济和苏联的计划经济完全不是一回事,赫鲁晓夫曾经严厉批判说中国经济不是计划经济。可是秋风先生却总是将这两者相提并论。毛泽东时期的国家,并不是人民的对立面,并不是一个刻板的国家强权的代表(秋风先生默认个人自由的最大敌人是国家强权),人民有很多机会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之中,参与到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庄的管理当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却没有权利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当中)。这在老一辈的工人农民心中有充足的证据,他们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机会、他们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能力,远远大于现在的人们,远远大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不过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国家的确是其对立面,这部分人有美国和国民党在国内的走狗代表,有愚昧的知识分子,也有一部分被打错的右派。

     ⑤至于被打错的右派,至于毛泽东时期的文革、反右等等,更是复杂。此处不再多说。即使多说,必定也难以说服秋风先生。本人曾经有文章《无知的知识分子——纪念毛主席逝世33周年》,此处摘引几句: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至今官方、主流媒体和《南方周末》等报纸提到文革时,只是四个词,一曰“浩劫”,二曰“混乱”,三曰“倒退”,四曰“崩溃”。这几个词其实没有讲出来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发生、发展、结果,这样一来怎么以史为鉴、以史为镜?戚本禹在文革初期即被打到,但是他在回忆文革时却说:文革的发生是必然的结果,文革之前的诸多事件决定了文革的必然发生,那么这些事件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导致了文革的必然发生? 文革十年,中间有很多事件,诸如文斗、武斗、扩大化等等,究竟什么导致了这一切,究竟为什么斗争对象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转移到普通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身上,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理解这些,如何以史为鉴,以史为镜?我们这些“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很少去追问这些,我们只是满足于一些表象而已。现在想来,若是我们这样一批无知无识、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身处文革之中,若是当年我们被人借刀杀人整了,几十年后,很可能还要来感谢当年整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是敌友不分,我们分不清政治是如何在背后运作的,我们狭隘的眼睛只看见表面,却从来也看不到本质。

    ⑥秋风先生忽视了真实世界中这么多的事物,却仅仅抓住一种概念和理论——理想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一厢情愿的以为这种理论就可以解决这个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在他的幻想世界里,人们通过宪政民主将不仅拥有经济自由,也拥有政治自由,拥有人的真正的自由!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把片面的、抽象的、想象的逻辑和概念夸大为事物的本质。唯心主义之所以在世界上如此盛行,仅仅是因为它对剥削阶级有利。唯心主义可以误导人民、麻痹人民、愚弄人民,使得人民难以认识世界的真相。理想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总是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所宣扬,是因为这种模式有助于霸权国家控制其他弱小和后期的工业化国家。但是从根本上讲,美国的经济并不是这种理想的类型,垄断集团控制经济是美国经济的本质,这样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带给人们幻想中的自由。我希望,秋风先生只是被这种唯心主义思潮所蒙蔽的对象,而不是故意以唯心主义的错误思想来误导他人。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2-08 11:37:06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你不可能不为其所动! 西村烟树 发一组文章

当民不畏死

----透视唐福珍自焚事件

韩咏红

2009-12-7

    当成都金牛区女厂主唐福珍用打火机将自己浇上汽油的身体点燃时,被烈火燃烧的不只是唐福珍的生命,更是中国舆论界的悲痛以及对政府强制拆迁手段的愤慨。这是今年里第三起因强制拆迁而导致的自焚事件。或者说,经媒体曝光的已至少第三起。最早的一起发生于2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30岁的工人王娜家所住的房子被强制拆迁,她在屋里浇汽油引火自焚。

  青岛胶州市的小店主张霞1998年买下180平米的土地,建了二层楼房开酒楼,有产权和土地使用证。2007年,该土地被当地政府卖给开发商做小产权高层住宅。张霞与开发商就赔偿方式谈不拢,今年10月28日,在遭遇第四次执行强制拆迁时,张霞提着汽油一边哭一边用石块扔挖掘机,现场公安来抓她,她往身上浇汽油,最终点燃了打火机。

  据《新湘报》报道唐福珍,她与夫婿胡昌明原本在成都市区做服装生意,1996年被胡昌明老家天回镇金华村说服回村投资设厂,并且以优惠条件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建房用地合同。期间,夫妇俩作为村领导招商引资的成功样板,还分别被评为"勤劳致富带头人"、女性自主创业模范。

  但是,村领导一直没给胡昌明办下必要的房地产证书,2005年金牛城乡一体化,地方政府要修路,指胡昌明的工厂为违章建筑,因为修路,必须拆除。几经谈判,补偿金提高217万。但胡昌明自认对工厂的投资超过700万,这个价码难以接受。

  此后,就发生了胡昌明上访,企业停产以及最后的唐福珍自焚事件。金牛区政府事后发通告强调,胡昌明工厂属于违章建筑,政府的行为合法。对于唐福珍之死,它说"深感惋惜","现场指挥的有关人员判断不当、处置不力",对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采取停职调查处分。这些理据可以说得理直气壮,普通人心里却有另一个直觉的质疑:如果不是遭遇强烈不平,正常人怎么会采取自焚这样最惨烈、决然的自残手段?

  再者,当面对一个生命存亡的关键时刻,执法人员的无情让许多人震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发表评论指出:"在明显要发生流血事件时,推土机还轰鸣不止,这让政府在人性和道德面前蒙羞。"

  中国古话说:"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当老百姓连性命都豁出去时,执法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手法将更有限。在往后的官民抗争行动中,有一部分人会将汽油往自己的身上浇,另一些人会走上街头,还有人会将汽油往政府大楼上浇。事实上,这些情况这两年已在瓮安、石首等地方出现了。下一次打火机点燃时,对象会是谁?值得为官者深思。

 

牢固确立人命关天的政治伦理

鄢烈山

2009/12/07

    这些年发生在各地的暴力强拆民房行动层出无穷,甚至酿成了一些令人悲愤的血案。最近发生的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惨烈的自焚事件,更是将公众对强拆强征兔死狐悲的恐慌和忧伤情绪推向了一个高点。人们有个公共愿望就是,像孙志刚之死带来收容审查条例被废一样,以此为契机废止或修改《城市房屋管理拆迁条例》。法学家蔡定剑撰文指出2001年出台的这个条例,不符合2004年修正的宪法条款和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这两个上位法;何兵教授则指出值此应当反思现行行政审判制度。这些意见我都赞成,我也同意笑蜀的呼吁,即成都这起致人惨死的拆迁事件必须有比现场指挥员更高级别的官员出来负责,以谢国人,以慰民心。

    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退一步(或者说进一步)追问,就算现行拆迁条例不是良法,赋予了政府和开发商强权,没有在程序上保障公民被强拆时通过法院诉讼渠道得到司法救济的权利,就算行政执法和复议等制度设计很不利于唐福珍们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就算唐福珍的房屋真像成都官方发言人说的是“违建”,她的自焚是(指向自己而胁迫政府的)所谓“暴力抗法”,那就能证明成都强拆者忍看唐福珍自焚的正义性吗?就能证明唐福珍重伤后16天不让其家人见面,进而以“暴力抗法”罪由拘捕唐福珍悲伤中的亲人的合理性吗?

    我认为,在人为的法条之上,还有“天条”,这就是我中华民族最古老也最有现代性的、最朴素也最宝贵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人命关天!”所有的法理、行政伦理、国家伦理、社会伦理乃至家庭伦理,都应遵循“人命关天”这一基础的至上的伦理准则。

    法国名贤雨果有名言,“在绝对正确的爱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西方,启蒙时代有自然法理论,有天赋人权说,而在人权清单中“生命权”无疑是排序第一的。我们不必借助西方的这些思想文化资源,中国本土优秀的文化传统就有尊重生命的伦理准则,所谓“天地间,人为贵”。在官方,即便皇权专制时代,有凌迟谋反者、诛连九族等酷刑恶法,但在常态下处死一个平民也要经中央三法司会审,待秋后行刑;在民间,弱者反抗的方式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所谓“要得赢,死个人”的要挟,也是建立在社会对生命怜惜的基础上;孔孟虽视祭礼葬仪和人伦等差关系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器,却诅咒以人形之俑殉葬者将绝后,痛骂嫂子溺水而不施援手是豺狼。

    如果用人命关天的政治伦理来判断,唐福珍自焚过程中,有关执法者还会那么理直气壮吗?是什么关系到千百万人安危的工程,非争分夺秒地推进不可?如果对生命怀些许敬畏或恻隐,而不是怀着烧死了“咎由自取”之心,志在必得“不惜一切代价”,当唐福珍往身上浇了汽油之后,本可以先救人,哪怕是随后给她加上目前官方习用的罪名“妨碍公务”送到拘留所,也不至于发生这么一桩惨案。

    必须看到,当下中国草菅人命的案例时有发生,唐福珍自焚事件只不过是与拆迁有关,特别触动大众绷紧的神经罢了。比如,现在有些地方以维护公共安全和保护警察为名,自我“立法”授权警察可以“当场击毙”犯罪嫌疑人,而不是以制止危害为限,这就是缺乏“人命关天”意识的表现。这些年尽管公安部三令五申,警察刑讯逼供甚至致死人命的案件还是时有发生。为什么?就是极左年代的专政思维阴魂未散,对公民的生命不尊重。据新华社于11月25日报道,导致陕西丹凤县高中学生徐梗荣非正常死亡的刑讯逼供,“竟有方案有演练”。然而,这么一桩至少应比照“故意伤害致死人命”量刑的罪案,一伙罪犯一审最高的只判了两年半徒刑。这个判决与草菅人命的刑讯逼供一样,也是“人命关天”的政治伦理、司法伦理没有得到确立的结果,是以一般的“过失犯罪”来对待的,怎可能以儆效尤?

    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政法大学与学生座谈时,强调“立法要公,执法要平”。我想,不论立法(如拆迁条例的修正),还是执法(如以后的强拆行动),在国家的一切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官民都要牢牢确立“人命关天”的伦理准则。“民不堪命”是一个国家的致命隐患,和谐社会则必是“人为贵”。

 

村民为何杀村支部书记

颜沧海

    2009年11月26日,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村民用杀猪刀杀死村支部书记李世明一案。张旭平的辩护律师,当庭呈送给法官48个村组或单位、20996名成年人的签名。他们联名请求法院对张旭平从轻量刑。而张旭平所在的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总人口仅25万。更多人的签名,是冲着李世明的名声而去的。死者在当地人民眼里是“土皇帝”、“恶霸”, 张旭平是“为民除害”。

    网络上,许多网民将张旭平山西山西特大杀人犯胡文海相提并论,称他为“胡大侠再世”。“胡大侠”何许人也?人们不禁要回到8年前。

    2001年10月26日21时许,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大峪口村村民胡文海在自家门前开枪打死村煤矿销售员李继,开枪射伤村支书胡根生。此后胡文海孤身一人,持双管猎枪依次到村会计张敬林家,杀死其妻和次女;到光棍高彦苏家杀死高彦苏;到前村长冀金堂开设的小卖部,杀死冀金堂,打伤其妻胡拉弟;到村民胡福龙家,杀死胡福龙及其妻;到村民胡三计家,杀死胡三计、他的儿媳以及儿媳的两个妹夫;到村煤矿矿长刘海生家,打伤刘海生;到前村支书李利生家,杀死李利生及其妻女。在不到3个小时内,胡文海相继枪杀14人,枪伤3人。

    2001年月12月25日,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10·26血案”,并当庭宣判:胡文海犯故意杀人罪、私藏枪支弹药罪,两罪并处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胡文海不服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被省高院驳回;2002年1月25日胡文海被执行枪决。在他被执行枪决前的公处大会上。胡文海五花大绑,但神态镇定,频频向台下众人颔首致意。公审大会会场人山人海,议论纷纷。法院审判胡文海时,他站的笔直,捧着自辩书大声朗读,就象农村劳模发言。判胡文海死刑后,退庭时,胡文海逮着一个审过他的干警就握手,边握边说:“先走一步,先走一步”。

    胡文海依法定程序在最后陈述中说到:“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 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等企业上交的 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听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审判长急忙制止……。

    不管是在法庭上还是面对记者,胡文海一再声称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不后悔,只有遗憾,遗憾该除掉的没除掉!”具体说来,他遗憾的对象主要是两个人——村支书胡根生、村煤矿矿长刘海生。胡文海曾经多次向上面举报他们在大峪口村煤矿有贪污、漏税等问题,当时签名告状的有121个人。

    举报无门,胡文海决心用一种最古老、最血腥、最恐怖的手段来了结一切恩怨、纠纷。

   在被胡文海打死、打伤的17人中,有几个跟胡文海并无深仇大恨,如原村长冀金堂、村民胡三计、胡福龙等,他们只是被胡文海认为曾经“散布谣言”,说过“胡文海不是东西”及“劈死他活该”之类“坏话”,或者只是与胡根生关系过密,而被他悍然屠戮。很显然,如果没有公正严明的法律来维持秩序,谁也挡不住仇恨的种子在受害者家属心中发芽,任何“报复”与“反报复”的行为都随时有可能发生。

    官民对立,民怨暴烈,这恐怕就是力赞中国“盛世”、“腾飞”的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瓮安火烧公安局、杨佳上海杀警、昆明公车连环爆炸……,这些事件传开之后,不少网民为之叫好,杀死六名警察的凶嫌杨佳,竟被称为“义士”、“大侠”,某些民调甚至显示得到七成同情率,还有人用毛泽东引用过的一句名言呼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但历史事实已经一再证明,以暴易暴,难以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机制,难以带来祥和、安宁,也无法保障人们的权益。在当今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举世呼声之下,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暴力反抗,更显得格格不入,这是一种危险、荒唐、虚妄的鼓吹,应该遭到谴责,而决不应该鼓励。

 

我向温总理提六点建议

广州民营教育家 信力建

2009年11月

(本文系作者在11月13日国务院参事室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向温家宝总理的汇报发言,有删减。)

    我国就业总人口为7.6亿人,城镇就业人口为2.8亿人,由农村流出的劳动力为1.8亿人,其中在城镇就业的大约有1.4亿。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有80%属农民子女,我国1.56亿在校学生中,1.1亿在农村。我们常说的2000万留守儿童其实不确切,随着近年来农民工数量的增加,留守儿童已经远不是2000万,本人估计有可能已接近3000万。

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问题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十分突出。一方面是在农村留守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另一方面是随父母入工作属地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一)农民工输出地留守子女的教育问题有:

    1、这批孩子不能与父母共同生活,得不到父爱和母爱,生活孤僻、精神抑郁。我们调研时,广东省教育厅汇报情况时说,广州火车站每年春节过后,在站上、车厢内都会哭声四起,有的是父亲送母子回乡留守的,有的是父母送子女回乡就读的,车站离别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2、由于很多地方财政困难,对农村学校撤并力度过大,造成很多儿童每天要跑几公里去读书。这些孩子不仅上学路程远、不安全,每天在路上也浪费了不少学习时间。

  3、以县为主的办学体制,造成一些经济落后地方的学校甚至和50多年前一样,教学仍靠一张黑板、一支粉笔和教师的一张嘴。一些地方无法如期在国家规定的小学三年级开英语课和计算机课,这些地方的孩子在受教育的起跑线上就与城市和富裕地方的孩子拉开了终生难以追赶的距离。如河南遂平、福建永定、云南玉龙都有这种情况。

  4、一些地方教育资源严重不足,造成孩子学习和生活环境极差。如河南南阳市区,生均校舍面积、运动场地面积能达到国家规定的小学仅有11%,中学仅有27%;此外,大班数量严重超额,如2006年每班超过100人的学校有5所;很多学校还在用着旱厕所,如河南遂平县,98%的学校是旱厕。

  5、农民工子女所在地都是欠发达省份,这些地方大学少、本科少,而且大学条件差,因此考大学比走钢丝还难。河南省每年毕业96万高中生,能到省外学校念书的只有6000人;全国千万人拥有高校数量是14.22所,而河南省不到9所;全国高校中本科同专科之比为6:4,而河南仅为4.5:5.5;河南1亿人,只有211学校一所,没有985学校;作为农民工输出最多的省份,河南农民工子女要想升大学困难重重。

    (二)农民工输入地其子女教育问题有:

  1、房价高、租房难,很多农民工住在城郊结合部,因此孩子不可能上好学校,只能在比较差的学校就读。有些学校和农村差不多,有的还不如原籍的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很难保证。

  2、公办学校少,大多只能在收费高的民办学校。例如广东东莞,因为外来务工人员是本地居民的6倍左右,而公办学校只接收本地学生,在政府支持下兴办起民办学校240多所。这些学校每学期学费在1500元至2500元,让工资低的农民工望而生畏。据了解,尽管东莞有40多万外来学生在这里就读,但真正的农民工的子女只占其中的20%。在这些民办校读书的农民工子女享受不到“两免一补”,形成了义务教育的不公平。

  3、民办学校条件同公办学校形成鲜明对比。以东莞长安镇为例,这个镇年财政收入25亿元,本地人口有4万,外来人口70万,民营小学13家,在校生21200人,民营中学4家,在校生3706人。公办学校教师的年工资是:小学教师10.89万元,中学教师是12万元。而民办学校教师工资仅有2000元/月,一年仅为2.4万元。因此,农民工子女在属地念书时,教师的水平,同公办学校完全不同。

  4、农民工子女在属地念公办学校往往被“宰”。佛山30个农民工送自已子女到当地公办学校去读书,先说是不收费,后要每个家长交18000元赞助费,而当地教育局对此也管不了。北京的一些学校以学校没名额拒收农民工子女入学;要入学可以,必须交20000元赞助费。

  5、农民工子女在属地读完初中,高中便不能再读了。由于高考的原籍化使得很多农民工子女不得不离开父母赶回老家念高中,他们经常出现生活不适应,教材不适应等问题。

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六点建议

  1、改革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有些农民工输出地的县级财政收入只有几千万或一两亿元。这对几十万人口的县来说,吃饭都不够,在以县为主管理教育的情况下,造成一些学校经费严重缺乏,办学条件无法改善。因此,建议改变“以县为主”的做法改由国家兴办义务阶段的学校;或者,根据各地财政收入情况分别实行“以县为主”,“以省为主”和“以国家为主”。

  2、大力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办学的标准化。我国已经具备了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办学标准化的条件,包括学生班额、生均教室面积、生均办公条件、生均操场规模等。

  3、解决留守农民工子女寄宿就读问题。我们在河北承德看到,有些有寄宿条件的学校只能满足5公里之外的孩子,实际5公里对孩子来说已十分遥远。

  4、严禁农民工输入地公办学校对农工子女乱收费。学校乱收费屡禁不止,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乱收费,杜绝教育腐败。为了确保农民工在属地公办学校顺利就读,要坚决禁止乱收费,严厉打击那种要家长“自愿赞助”的腐败行为。

  5、对在农民工输入地就读民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国家也要实行“两免一补”。国家不仅应该补学生,而且应该对专门服务农民工子女的民办学校进行支持和补贴。

  6、坚决改革高等教育在原籍报考的制度。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对外国人在中国上学我们可以放开,而对我们自已的子女考大学却要划地为牢。大学的资源是国家的,各地的学生应该共享。对大学的招生、报考,应该实行统招、统考、统一录取。这样做,有利于保证每一个公民的公平发展、更有利于国家的统筹发展和社会和谐。

  现在城乡差距在逐步加大,有的地区差距高达6倍左右,有的地区差距甚至达10倍以上。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很好地解决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的子女上学问题,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因此,搞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发件人:"科学发展观专用" <kxfzg2008@vip.163.com>  2009-12-07 15:03:32 +0800 收件人: "科学发展观专用" <kxfzg2008@vip.163.com> 抄送:标题: 科学发展观丛书工作简报(第25期)

智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课题组阶段性研究成果综述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

2009年12月07日

    “十一五” 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科学发展观丛书子课题之一《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课题组自2008年以来,开展了“智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方面的研究,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现将课题组阶段性成果简要综述如下。

    智库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是指由各领域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综合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被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或“第五种权力”。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智库的主要职能在于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课题组专家通过全面系统的剖析,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智库的特性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智库的基本内涵及社会主义国家智库的特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类型智库机构才逐渐发展起来。短短三十年间,中国的智库机构从最初的官方智库发展到如今官方与民间智库并存的局面。课题组专家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国,不管是官方智库还是民间智库,因其自身成长的独特社会环境以及所受的意识形态因素影响,逐渐形成了以下几个典型特征: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智库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主要孕育载体。国家哲学可定义为通过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国家运行、涉及社会发展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是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以及规范国家行为、社会生活的方法论。课题组专家认为,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智库,其性质和目的必然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国家智库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通过对社会主义政权运行本质的深入研究而提出相应治理国家、发展经济所秉持的国家哲学理念,以最终支撑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稳定运行。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智库唯一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利益。我国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政党体制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集中社会最广泛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建设。,以避免西方多党制体制下的各党派为各自的党派利益进行纷争而忽略国家整体利益的弊端。课题组专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智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库,其根本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提供长期的、可持续的、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单一的服务目的决定了社会主义智库所提出的政策成果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很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第三,社会主义体制内官方智库独领风骚,体制外智库机构辅助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课题组课题组在成果报告中指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智库机构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还处在初级阶段,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还比较低。其中,隶属于各级党政部门的体制内官方思想库,作为党政职能机构,在获得强大政府支持而充分发展壮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缺失了作为智库机构所应具备的高度独立性和科学客观性。而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外智库,则成立时间较晚,发展较慢,还未形成自身完善而高效的运行体制,大多具有独立核算和自负盈亏的性质,从而缺乏有效而固定的发展支撑。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思想库领域形成了官方智库一支独大、民间智库辅助发展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二、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国家智库。

  中国智库机构将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构建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库机构则成为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智库构建过程中,如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智库建设的经验,如何挖掘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智库建设(如“门客”制、“师爷”、“幕僚”等)的优秀文化资源,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智库体制是摆在各领域专家学者所共同探讨的问题。

    《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课题组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智库根据其独特的成长发展背景,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进行构建:

  第一、智库选题设置要体现多样性和兼容性。课题组专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智库的选题应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原则来进行。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那么何谓“中国特色”?这需要各级智库把其作为国家哲学来研究、构建,为未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储备。“中国特色”所涉及的领域不仅要包含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军事等,还要包括人口、资源、生态、太空等新领域。这就需要智库对“中国特色”进行多方位、多领域的交叉研究,要体现出多样性和兼容性。《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课题组认为,这种多样性和兼容性,看似松散和自由,其实有着明确的研究和行动指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只要智库围绕着这一指向进行研究,就能实现各级智库的有效整合。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核心理念指导下,智库机构要走向国际化,深入研究国外西方哲学思想下的治国理政理念,借鉴并同时创新性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政策策略。

  第二、要构建中国特色的智库群。课题组专家认为,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应形成集体作业、多层分工协作的“百家争鸣”局面,为此,我们提出“智库群”的概念。智库群是由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的类型、性质和不同等级规模组成的智囊团体的组合,通过论坛、座谈会辩论等形式实现智库之间的联动和功能融合,最终形成“特色鲜明、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形成合力”的体系。构建中国特色智库群,首先应允许官方与民间智库、专业智库与综合智库等各种类型、各种层级的智库并存;其次应建立智库联动机制。目前我国的智库大多是单一型智库,如超豪华阵容智库——中国的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定位在经济领域,其它智库也仅仅将其研究重点局限于某一领域,而现实以及未来研究方向却是复合的、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和构建。这就需要各专业智库通过论坛、座谈会、演讲、报告、图书出版等形式,不设定底线地进行讨论和交流,以实现优势互补,为未来决策服务。

  第三、要构建中国特色智库的民族性和国际性。提起智库,人们马上会想到美国、欧洲等著名智库,其实在中国,智库这个概念萌芽于战国时期。中国自古以来的“谋臣”、“养士”制度就孕育了颇具雏形的中国智库最早存在模式。因此,课题组在成果报告中指出,新时期中国特色智库建设要体现出民族性和国际性两相融合的特征。

  首先,课题组认为,中国古代智库模式集中表现为官方智库,民间智库的声音相对非常微弱。中国古代智库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等仍会对今天的中国智库或多或少地施加影响,毕竟历史与文化的纽带是切割不断的。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智库长期以来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如养士、谋士、幕僚、幕宾、谏议大夫以及翰林院等均以其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智慧,运筹帷幄辅佐领导者决策。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古代官方智库参与决策的途径主要包括朝议(或称为廷议)、部议、集议、奏本等。朝议、部议等又有不同形式,如朝议有例行性的朝参、根据需要临时举行的廷议、仗下谋议、垂询谋议、奏章谋议等。总结来讲,战国时期各国贵族争相“养士”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企求得到助力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发展到近现代,智库的概念已转变为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相伴而生的产物,成为发达国家政策咨询中不可缺少的机构,形成了具有现代特色的智库模式。

  其次,中国传统战略思维对智库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课题组专家认为,中国智库孕育并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自然也就脱离不了传统文化的熏陶,自始至终均深受传统战略思维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治国安邦策略中,其战略思维就是寻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战略思维具有层次性,如大战略(国家战略)思维、大哲学(国家哲学)思维、军事战略思维、军种战略思维以及核战略思维等。层次越高,对思维方法的深度、广度与艺术化特别是创造性的要求越高。战略思维就是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出发,谋全局、虑长远、站高层的思维(于今,《学习时报》2008第419期)。总体来讲,中国智库近千年来的发展充分参考并借鉴了以下几方面可传承的战略性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谋略思维、中和思维、变易思维。

  《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课题组在成果报告中指出,中国传统战略思维在智库内生发展和传承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文化夯实和积淀作用。但在构建中国特色智库过程中,同样要学习发达国家智库建设的先进管理经验、议题遴选方法、政策评价原则等,体现国际性,要在传统战略思维统筹贯穿的前提下融合现代管理思想及工具使其更具科学性和可量化性。同时,我们要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智库的精华思想,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智库体制。

  第四、要保持与政府机构“若即若离”关系。在中国,任何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机构都不能完全摆脱政府背景影响,即使在美国如此发达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智库也都有自己固定的党派立场。课题组认为,智库机构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外脑”作用,就需要在保持与政府决策机构畅通沟通的同时精准定位自身的学术政策研究立场。在世界各国,智库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界限是比较难划分的,双方都以最终影响政府决策为目的,但两者不同的是,智库不代表某一特定选民说话。在美国,有的智库机构很清楚地为某一种意识形态服务,但这并不等同于倾向于某一政党。

  第五、要进行智库机构改革,建立高效运行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在智库内部机构设置上,要明确以研究部门为核心,各部门围绕、服务于研究部门的指导思想,为学者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在研究人员的配置上,要大胆启用不同学术背景的综合型人才,结合政界、学界和商界三大类型精英人才,实践型与理论型人才并用,高级研究人员配备研究助理,充分发挥各层次研究人员的理论与实践贡献。课题组专家指出,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高级别的官方智库,要充分开发并整理高级顾问和自身研究人员的个人渠道优势,善于整合研究资源,加强与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从而最终保证智库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的密切结合,保证思想研究与政治实践之间转换的可能性。

  第六、要大力发展民间智库机构。课题组专家认为,新时期,应大力发挥民间智库的独特力量,以补充政府官方智库机构的政策建议盲点,充分发挥民间智库与政府机构关联性较弱、相对独立的特点,让其承担起批评与建构的责任。民间智库可以针对当前的政策事态依靠民间智慧提出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政策建议。因中西方社会结构形态的差别,中国民间资本无法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得到有效的释放和发挥,因此中国的民间智库机构始终因资金支撑问题而步履维艰。这就需要社会各界在开发民间智库资金来源渠道的同时,不断完善资金筹措和管理机制。

    三、构建社会主义国家智库的现实依据和现实意义。

  《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课题组认为,智库,代表着国家“思想库”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智库的建立和源起有其自身独特的现实依据。主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改革开放开始、冷战结束之后,国内外政策问题日益复杂和技术化。多边关系错综复杂,政府决策机构急需外脑补充,社会主义国家智库作为政策决策咨询机构首当其冲地担当起政府的智囊机构。

  其二、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导致政府对信息垄断的瓦解。中国普通百姓对政治信息有了多渠道、深层次的了解,促使民间智库机构对于政治经济决策的深入分析,并对政策决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其三、进入社会发展高风险期,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社会主义中国在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人均GDP已于2008年登上了3000美元的新台阶。与此同时,政府规模和体积的膨胀以及普通民众对于部分政府官员产生的信心危机,使得社会出现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社会主义国家智库在引导社会思潮、教育民众、批评与建构政府行为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课题组专家表示,总体来讲,社会主义国家智库通过研究和分析,提出新的多元化政策思想,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其一、时政问题分析与解构。智库必须协助决策者深刻剖析公共问题的结构,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并对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和科学的预测。比如针对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各国智库需在金融危机的萌芽阶段根据各项经济环节分析提出全面的经济发展预测,并对经济形势做出预警性判断。政府决策机构需要依靠智库作为第三方独立学术研究机构来提供政策性的参考意见。

  其二、提供稳妥议案,影响政府决策。智库应当根据决策者的意图和要求,提供全盘性的政策设计方案,使得国家资源实现有效配置,充当决策者的“外脑”。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库”皆以进行政策设计、提供政策方案为己任。大型思想库经费充裕,资源丰富,能够对范围广泛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问题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对决策者的影响力也比较大;小型思想库资金有限,资源不足,往往只能专注于公共政策的某一领域或者某一特定方面。

  其三、提供政策舆论思想,引导社会思潮。智库的另一项主要功能是探求和形成新的政策思想。这些思想虽然短期内政治上未必可行,但经过长期反复地倡导,有可能逐渐为决策者所接受,并最终获得足够的拥护者以至立法成规。

  其四、储备人才资源,政学界“旋转门”。世界各国“智库”的成立背景和研究人员构成有其独特的共同属性。智库通过承接政府部门相关研究课题来实现自身研究型人才的历练和培养,成为政策研究型人才及未来决策者的培养基地,同时他又是网罗社会各个阶层精英群体的“俱乐部”,充当人才流通的“中转站”;智库机构既为前政府官员提供容身之处,又为新政府决策机构输送储备干部。在中国已有的高级别智库当中,有的研究人员就是“学而优则仕”的学界精英,他们在政、学两界游刃有余、进退自如。“智库”作为旋转门,是一个人才培养和交流互动的平台,必将在今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9年6月17日,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要求:“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中长期发展需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针对性。” 为此,《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课题组在成果报告中指出,“储备性政策”一词首次进入普通大众视野当中,储备性政策是指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超前研究和拟定可供选择的政策。课题组专家认为这主要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要针对情况的动态性。因为国内外经济形势是动态变化的,因此,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要根据形势的动态变化及时做出相应调整,这需要超前储备;二是针对情况的复杂性,需要反复研究和拟定;三是针对情况的不确定性,需要提出多种备选政策方案;四是针对一些情况的突发性,需要事先预做应急准备。在不确定性增加的现代社会中,加强“储备性政策”研究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而担当“储备性政策”研究的主角就是智库。

    执笔:于今  编辑:叶军 月英, 联系电话:010-66047027,

    审核:《中国战略观察》2009年10期, 本期印发:5000份

    科学发展观丛书编委会办公室,电邮:kxfzg2008@vip.163.com,信箱地址:北京100031信箱35分箱(100031)

 

 

中国地方政府“再地方化”

英国《金融时报》

2009,12,02

    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时候,地方政府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充分肯定。尽管包括地方政府竞争在内的诸多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了理论总结,但是这些理论模型似乎都没有超越毛泽东曾经提出的要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路。在集中体制下,充满活力的地方政府不仅满足了新兴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改善了整个体制的运行绩效。

    然而,由于地方政府自身利益的显性化和具体化,地方政府与整个体制以及地方社会的关系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出于维护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地方政府会弱化或者抵制体制意志的贯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享有着不受地方社会约束的自主性,因为其权力主要来自上级授权,并且垂直化日益严重;“异地任职”官员数量不断增多,任期缩短,与地方社会的有机联系在淡化;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把居住地向更大城市转移,其日常生活也随之逐步脱离了出生地社会。这样,地方政府在运行过程中就呈现出明显的双重“自主性”:既相对独立于整体体制,又脱离了地方社会的控制。分权与民主赋权之间出现很大的断裂,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和运行缺乏一个有效的闭合环境。

    在双重“自主性”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在行为上趋向于经济主义、短期化、失衡化和“去地方化”。招商引资,提高GDP增长率成为地方政府的核心工作,不仅政府的非经济部门悉数卷入为其服务的机制中,而且主要职能受到挤压。而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些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本地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还产生了许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低下的政绩工程。更重要的是,由于一些政府部门和个别地方官员把自身利益与经济增长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围绕这些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形成了顽固的利益团体,既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使这些地方政府被资本“俘获”。因此,地方政府的运行也在“去地方化”,对当地社会的公共责任履行不足,也不受当地社会的约束和制约。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以及政府改革的加快,地方政府的“再地方化”倾向也在出现,它们对于地方社会的要求回应得更为及时,所承担的公共责任更加完整,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些趋势对于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未来走向非常具有启发性。这里简要总结地方政府“再地方化”的四个趋势。

危机应对和职能调整

    各类公共危机集中出现,是各级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虽然这些公共事件的诱因多种多样,但共同之处是都涉及到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的利益关系,或者是地方政府在利益协调中方法简单,或者缺乏公正性,或者是地方政府也成为复杂利益关系中的一方。因此,地方政府既是地方公共事件的主要应对者,也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公共危机的主体,被当地民众批评、指责乃至冲击。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再次凸显出来。

    固然,从改革开放以来,保持社会稳定一直是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列为“一票否决”科目,但是当前的社会维稳有着两个明显的新特点。一是各类公共事件都涉及到利益的分配和补偿问题,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群体,公共事件往往也成为群体性事件;二是这些公共事件虽然策源地是地方性的,但是通过新媒体的传播,很容易成为全国性的公共事件,增强了问题的复杂性。在这些新的公共事件面前,各级地方政府不仅要提高危机处置能力,还要增加危机处理的资源投入。

    因此,许多地方政府的职能在悄悄调整。维持社会稳定成为与经济增长同样重要的职能,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超越后者,成为地方政府首要完成的任务。伴随着这种职能结构的调整,地方政府中与社会维稳有关的部门的政治地位在提高,并且获得了相应的资源支持。地方财政中与社会稳定有关的支出也在相应增加。比如,许多地方政府都专列了稳定资金,用于解决当地的一些重点信访问题。由于中央政府对民生建设的重视,地方财政在结构上也在做相应的调整。政府各职能部门在日常工作中也为社会维稳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人力资源。虽然这些变化有些是应急性的、短期的,但是政府的社会职能在总体上说有所加强。这对于扭转政府的GDP倾向无疑是有益处的。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于政府职能的结构性转变并不适应。或者认为社会职能的加强干扰了经济增长这个政府核心工作;或者在履行社会职能的时候还采用习惯性的行政动员方法,缺乏民主协商,对多种利益主体的诉求考虑不充分。

加强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

     在当代中国政治架构中,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是决策者常常用来形容这种地位的话。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创建者——共产党是从基层社会中生长起来的政党,并且在夺取政权后,重建了中国的基层社会;另一方面,中国的基层政权(乡镇和县级)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成为政权与社会关系冲突的前沿。它们虽然承担着政权意志向基层社会的贯彻,但又是最不受基层社会信任的政权层级。已经有许多调查显示政府信任与政府层级的正相关关系。

    新世纪以来,取消农业税和增加对基层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成为加强基层政权的主要措施。这些经济手段虽然缓解了基层政权对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基层政权与基层社会的对立状态,因为前者并没有承担起对后者应尽的服务功能。显然,除了经济手段外,还需要辅之以社会政治措施。

    从中央到地方的诸多社会政治措施目的是推动基层政权更加关注基层社会。其中有两个措施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中央和各省对于县委书记和县级干部的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政治名言“郡县治,天下安”也许是今年流行的政治话语。中央领导在不同场合强调了县委书记的重要作用。县委书记要当好党在当地执政团队的带头人,当好党在当地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当好当地人民中党的形象的具体代表人。县委书记要提高“四种能力”,即提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提高推动改革开放、不断开拓创新的能力;提高总揽全局、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提高治党管党、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大规模的培训工作也在中央和各省展开。一些省还用提高县委书记政治待遇的方法来调整现有的激励机制。

    县委书记和县级干部只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县级政权作为最为完善的基层国家,除了党委之外,还有政府、人大、政协等系统,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改善是更具有宏观意义的结构问题。此外,对于长期被忽视的乡镇政权如何改革依然需要有更为明确的思路、更有效的措施。

    第二个措施是已经在全国各地全面开展的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建设工作,这对于面临快速城市化、高流动的基层社会来说,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再组织化措施。

    在城市社区建设中,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城市居民,借助各种形式的组织化(尤其是自我组织)消除了社区内的“陌生人”状态,不仅加强了社区认同感,也为基层政权与更为自由独立的居民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组织化的纽带。在农村,随着乡镇合并、村庄合并的加快,农村居民向小城镇迁移规模在增大,农村公共品的提供需要新的渠道。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动员家族资源、强化自然村的功能以及对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等改革措施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地方党委和政府各职能部门通过社区建设,也在寻找着“进社区”的新路径。除了传统的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方法外,还通过大学生进社区等方式向社区输送着人力资源。这些措施不仅为社区内新生长出来的社会组织提供了所需的各类资源,也在试图控制和整合这些组织。因此,对于未来发展,我们既要关注这种重新组织化可能蜕化为社区管理的“行政化”,也要重视社区建设对基层政权控制倾向的抵制。

民意力量与“倒逼”机制

    公共舆论的发展是地方社会强大的要素之一。但是,随着人口流动,尤其是官员流动的加快,传统的口耳相传式的公共舆论已经不再具有强大的制约和监督力量。官方媒体由于各种原因难以成为地方民意表达的通畅渠道。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舆论工具的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消除了地方公共舆论发展的“瓶颈”问题,不仅降低了公众意见表达的门槛,而且也为地方问题成为公共问题提供了空间,使地方问题可以快速地成为全国性问题。这样,所谓社会迫使政府改革的“倒逼”机制就增加了新的维度,政务公开和政府透明也从技术创新中获得了制度变革的力量。

    这种“倒逼”机制产生了两种积极结果。一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意识到向民众主动公布重要信息的意义。这也许是2003年“SARS”事件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现在,一旦地方出现重大公共事件,主动公开正在成为惯例,尽管有些地方政府依然会倾向于掩盖事实,严防信息泄露。二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更加积极地关注民意的表达和变化。专门的舆情观察和分析机构已经设立。网络被视为合法有效的揭发腐败案件的渠道。网络信箱、论坛以及博客被许多地方政府用来沟通民意。

    民意产生的“倒逼”机制还通过中央决策的调整得到强化。中央决策者欢迎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类民意表达渠道对地方政府的监督。“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成为保障公众和普通党员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权利。网络与信访、电话一起被官方列为“三位一体”群众监督网络。中央不仅推动各级政府的信息化建设,也设立了专门的监督举报网站。

    面对涌动的民意,相当数量的地方政府感到有些手足无措。这突出体现在一些网络公共事件出现后,它们或者反应迟钝,或者回应不当,习惯性采取否认或压制的方法。这些行为推动了一些普通事件演变成全国网民关注的重大事件,地方政府的公共形象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总之,网络的发展,为地方公共舆论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尽管网络舆论空间有明显的自发性,缺乏自我规范,网络参与也有不平衡型,但是网络的低门槛提高了地方公共舆论的独立性。这无疑会推动地方政府更主动地回应地方社会,也能为地方民意的集中提供便捷的渠道。

地方利益的冲突和整合

    对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变化,一个共识是1994的分税制改革具有分水岭意义,不仅强化了中央政府的财权,也为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提供了激励。但是,省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之间没有实行规范的分税制。相对于上一级政府,下级政府在税收分配上处于弱势。更重要的,在市场化过程中,上级政府利用行政权力会随意将盈利企业上收,将效益差的企业下放。因此,有意思的是,在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断激烈化的同时,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在明显化。在利益冲突中,地级(市)政府是关注的焦点。这个中国宪法中没有规定的行政层级,已经从最初的省政府派出机构变成了一级政府,不仅以自身的存在改变了对中国宪法的解读(地方政府从三级变成了四级),而且在“市管县”的改革中获得了更大的授权,从而截留了从中央、省向县分配的各类资源。

    “省直管县”已经写入了中央文件,并且在多个省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这个改革给那些已经具有了很强经济实力的县更完整的行政权,减少了地级政府的干预和制约。但是,对于全国大部分县来说,地级政府依然是其直接上级,并利用行政权和城市优势吸纳着它们的各种资源。

    今年以来发生在资源型省份的一个现象,也特别值得关注。在山西、河北等省,省政府为了提高资源的集中使用水平,减少事故的发生,正在利用外部资本或者本省大型企业来强力推进对中小矿山的兼并重组。这个重组过程将对更低层级的地方政府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是它们的财政收入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二是在短期内,兼并重组产生的失业问题、社会保险问题、原有投资者的权益保护问题以及信访抗议数量的增加等问题,将成为这些地方政府必须解决的棘手问题。

    在中国现有的发展水平下,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城市与农村间的冲突,因为层级越低的政府,对农村承担的责任越具体。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不仅要加大对农村的资源投入,更重要的是要减少对农村资源的过度汲取,给低层政府更多的自主权。

重建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

    在分析了地方政府这些最近的动向后,我们应着眼于重建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推动地方政府的“再地方化”,提高它们对地方社会的公共责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自由选举体制下,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因为政府必须通过地方居民的定期投票才能组成。而在中国的体制下,地方居民的投票还没有发挥出这样的作用。那么,如何使地方政府对地方社会有效地负责,并且不因为地方责任的强化而损害到整个体制的统一完整呢?显然,应该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授权与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之间找到一个有效的结合点。

    目前地方政府“再地方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中央决策的调整和当地社会问题的激化,具有很大的被动性。今后,要重建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把来自地方社会的激励有效地传到地方政府及其组成人员中。五个措施起码在目前是可以实行的:一是要加强地方人大制度,使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一府两院”的过程更加真实;二是严格地方官员的任期制,保证地方政府的稳定性;三是除了个别必须“异地交流”的岗位外,要通过竞争性选拔的方法增加本地官员的数量;四是明确规范省以下财政体制,保证基层政府财力,使财权与事权统一,并进一步监督约束其支出方向;五是要支持地方公共舆论的发展。除了要发展地方性网站外,可以探索试办中央、省级报纸的地方版,提高公共媒体的独立性。

 




发件人:"quankunyidian" <quankunyidian@126.com> 2009-12-07 09:59:55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提高劳动所得的根本性措施

曹久强

2009年12月

    前沿:据了解,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

    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于是,社会普遍认为,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我认为这是治标不治本措施,没有抓住我国劳动收入不断下降的本质。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当前社会主流生产组织是企业。企业无非是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两种。企业给工人的工资是企业财务的主要组成部分,也由此构成了我国收入初次分配领域的主体模式。在私人企业下,私人老板具有天然的压低工人工资的本性,这种本性是极其强烈的。而在企业中的工人又处于弱势,于是,进一步造成了私人老板压低工人工资。这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很多地方工人工资就没有明显上涨过的原因。比如,广东农民工工资就是十多年没有上涨过。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工人在与企业老板的斗争中形成了一个比较有力的工会,工人借助工会力量集体与私人老板谈判,于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弱势地位,从而迫使私人老板提高工人工资。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工资在企业运营成本中的比例比我国大的原因。

    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也建立了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及支付保障机制。结果是怎么样呢?社会资本收益依然占据很高的比例,社会贫富差距依然巨大。我认为,我国要是沿着类似于美国的提高劳动收入的方式去走,无非是形成美国的一个翻版。因此,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与支付保障机制不能保证劳动收入大幅度提高,也不能保证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也就达不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可见,以这样的方式无法从根本上保证收入分配达到劳动所得的应有水平。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根本就在于生产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私有制,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资本最大。在这样的企业中,资本的权力胜过劳动者本身,在产品分配上,资本拥有分配的优先权与收益最大化的权力。这种资本拥有的分配优先权决定了企业分配首先要满足资本要求,其次才是劳动者即工人要求。同时,资本收益最大化的权力要求最小化劳动者的工资。这种生产制度下,不管外部政府制定什么样的法律,都必须遵循这两点。除非改变这个生产制度本身。这也就是决定了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及支付保障机制也必须遵循这个前提。

    在这个前提下,资本收益最大化与劳动收益最大化产生根本对立,而且是此消彼长。资本收益最大化就要求劳动收益为零,而劳动收益最大化就要求资本收益为零。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那么资本收益在45%以下;我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到42%,资本收益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一半。因此,西方国家节制了资本,造成了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比以往下降,我国还是放任资本,资本在我国正处于疯狂的顶点。同时,即便西方节制了资本,但是,资本收益的比例依然很高。特别是少数人依靠资本分享了这个比例巨大的资本收益。可见,依靠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及支付保障机制依然无法逆转资本在企业中大于劳动者,无法逆转资本收益在企业中大于劳动收益的事实。资本始终站在劳动之上,劳动收益也就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最大化。

    可见,私人的生产制度就是造成劳动低于资本,劳动收益低于资本收益的根源。不从生产制度改变资本大于劳动,资本收益大于劳动收益的状况就无法扭转劳动与资本的地位与收益。而这个生产制度就是私有制。由此可以说,私有制是造成资本大于劳动,资本收益优先劳动收益并大于劳动收益的制度。这就是社会分配不公以及社会贫富差距巨大的根源。

    因此,要提高劳动所得就必须从根本入手,而不是依靠治标不治本的方式。只有改变私有制,实现劳动大于资本,劳动收益优先并且大于资本,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全社会的劳动所得。改变私有制就是要把私有制改造成为公有制。在公有制下,不是资本最大,而是劳动者即工人最大。公有制企业不是实现资本的承载者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劳动者即工人全体利益最大化。这样企业中,资本收益不再优先,而且会不断缩小并趋向与零,而劳动收益会从现在的比例趋向于100%。这样社会劳动所得得到了根本提高,实现了按劳分配而不是按资分配,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基础。这样社会的初次分配才走向公正。可见,消灭私有制是从根本上提高劳动所得根本性措施。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2-07 11:37:4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美贫富差距的比较

曹长青

2009-12-7

    联合国最近发布一份关于世界贫富差距的报告,结果前四名中,三名是华人国家和地区,第一名是香港,第二名是新加坡,第三是中国,第四是美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城市,在全球国家中,并不构成典型意义,真正令人注意的是中国和美国,尤其是中国,不仅在大国中,即使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

    中、美两国雖然都有巨大的贫富差距,但“差距”产生的原因,以及两国民众对此的看法,卻有明显的不同。一般来说,贫富差距是人类的正常现象。因为人的能力不同,获得财富的多寡自然就会不一样。强求绝对财富均等的“大锅饭”共产主义,已被证明是灾难;而欧洲等国家走“均贫富”的福利社会主义,也造成经济滞缓,人民生活品质下降。所以贫富差距并不是问题,关键之处在于,这个“差距”是怎么造成的——是比较合理的自由竞争的结果,还是人为制度造成的弊端。

94%美国人不嫉恨富人

    我们先来看美国。据2006年的统计,超过五百万美元资产的美国富豪有114万人,超过百万美元的家庭有900万户。而同期美国“穷人”(年入二万五千美元以下)占12%,有三千多万人。虽然美国的贫富差距这样大,但一般美国人并不“反富”,主要因为美国的有钱阶层,多是靠两条致富:一是自己的勤劳和才智;二是继承遗产。而且美国建国二百多年,一直实行民主制度,市场机制较完善,不仅有新闻监督,更有法治保障,能够降低弊端,保护公平竞争。1992年底,美国三大无线电视之一的NBC台曾播出一项调查,美国人如何看待大富豪,结果是,79%的人回答“不关心”(don’t care),15%的人“羡慕”(admire),说仇恨的只有3%。

    在美国,靠继承遗产致富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我奋斗。近年排在全球富豪榜的前三名,都在美国。首富是微软电脑的创办人比尔.盖茨,曾蝉联全球富豪榜之冠14年,身价500多亿美元。盖茨完全是靠自己的奋斗而成功。虽然他富可敌国,但美国人不仅不仇恨,反而感激他发明电脑软件,给整个人类带来的巨大益处。

缩小贫富差距不该政府管

    由于科技缩水,美国超级连锁店沃尔玛总裁沃尔顿家族的资产一度超过盖茨,成为全球首富,资产愈600亿美元。沃尔玛在全球有八千多家连锁店(美国本土3800家;在中国已有163家),年销售额四千亿美元(相同于美国年度军费开支),员工总数达200万,超过了美国军队(143万),像个庞大的帝国。但美国人不会因此“嫉妒、仇视”沃尔玛老板,因为他是白手起家,40年前在美国设店创业,完全靠自我奋斗。消费者感激沃尔玛给美国以及全球提供的巨大商品服务。

    虽然全球的第二富豪巴菲特是以炒股起家,但他也不是靠“投机”,而是以专研“有发展前景公司”、判断精准而著名。他对潜力市场的眼光,使他的投资行为被作为研究美国经济的指标。例如最近他大手笔投资铁路130亿美元,就被看作美国经济走出谷底的信号之一。

    《华尔街日报》曾发表评论说:法国大革命时期处决投机商人的情景,在美国不会发生,因为美国人对阶级冲突没有什么兴趣。美国人不喜欢阶级冲突,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致富,成为资产阶级。

    最近两名美国学者佩奇和雅各布合写了一本名为《阶级战争?》(Class War?)的书,里面引述的民调说,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白手起家,通过艰苦奋斗致富”是可能的。虽然很多受访者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太大了,但多数人并不认同“缩小差距是政府的职责”这种观点。也就是说,不是靠政府高税收、“劫富”的阶级冲突,而是靠个人奋斗、发财致富,来“缩小”这个差距。据2002年的一项民调,在经过科技股票大缩水和911事件的双重打击之后,仍有81%的美国大学生说,他们将比父辈更富有,59%说他们会成为百万富翁。

美国人“幸福”指数最高

    美国人没有反富倾向,当然跟美国的民主法治制度有关,因为美国的大富豪,几乎都不是政府官员或他们家属,更不是靠官方特权获得的财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即个人主义精神。这导致美国人更推崇、相信自己的个人力量,来创造、发明,而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进行阶级斗争,劫富济贫。

    例如2004年一项对全球44个国家的民调,在被问到个人成功主要靠自我奋斗还是外部条件时,美国在44国里排名第一,65%的美国人认为靠的是自我奋斗,是内在的力量。这个数字是德国、意大利的一倍,是中国的一点五倍。美国人更相信自我潜能的作用,“即使美国的穷人也相信他们是富翁,只不过机会还没到来。” 这种自我奋斗产生的成就感,使美国人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快乐指数最高。据2002年在全球35个国家做的“大众社会调查”,56%的美国人感到他们的人生“非常幸福” ,而法国才是35%,德国更低,是31%。

个人主义主导美国

    据 2003年《华盛顿邮报》和ABC电视合做的民调,92%的受访者说,他们“自豪”自己是美国人;说不自豪的只有2%。同期由知名的Pew研究中心做的民调:92%的美国人认同“我是非常爱国的”这种说法。

    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在学术界名声鹊起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比较东西方文化的《信任》一书中说,美国最大的文化特色是“强大的个人主义”。他观察到,“美国人不是把个人主义看作一个缺点,而是看作一种近乎完美的品德,它代表创造性、开拓性、积极进取精神,以及不向权威屈服的自傲。所以个人主义通常产生自豪感,美国人认为它是美国文明独特、最吸引人的地方。”

中国富人收入是穷人32倍

    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情况。中国的贫富差距全球最严重:根据中国的官方报告,现在身价超过一亿美元的中国富豪,已有一万一千三百多人。而中国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占人口20%(2.6亿)。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统计,当今中国,10%的富人,占有国家总资产的45%,而最穷的10%的人,只占有资产的1.4%。中国最富有的人,占有资产比例是穷人的32倍!

    和美国情况不同的是,中国人却普遍对富人反感。主要因为中国的很多富豪,是靠巧取豪夺,甚至官商勾结而暴富的;尤其是中共官员和其亲友等,更是直接利用特权和制度弊端,把国家财产变成己有,以至有西方学者称中国经济是“盗窃经济”。因此,中国人的反富,更多是反特权、反非法手段致富。

    根据2006年中国社科院等部门做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在中国资产超过一亿美元的大富豪中,中共官员家属就有9,700多人,占富豪总数的86%。中国各级官员的年收入,已经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到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 25到85倍!

    上述报告对中国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山东、辽宁等七省市的调查显示,共产党官员的财产和房屋,远远超过普通人。在广东,官员拥有的财产,平均每家是800万到2200万人民币。上海更严重,官员的平均资产达800万到 2500万人民币。这七个省市官员的平均资产,都超过800万人民币,等于中共官员个个都是百万美元富翁。

0.4的富人掌握中国七成财富

    这些官员不仅拥有庞大资产,他们的子女,也多获肥差。据这份报告,中国七个省市的厅局级干部的子女,87%到95%在金融、地产或经贸等国家机构工作,而这些部门,都是经济利益很好,有油水的地方。

    世界银行的报告(2006年)说,中国百分之0.4的富人,掌握了中国70%的财富。而在美国,最高统计是,5%的富人,掌握美国60%的财富。而这5%的美国最富有的人,不仅几乎都是靠自己勤奋努力致富的,而且承担着美国51%的税收。而美国的官员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中产阶级阶层。由于巨大不公平竞争而造成的中国极为悬殊的贫富差别,应该说是人类前所未有的。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2-07 14:38:43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可怜的八零后

可怜的八零后

徽湖

2009-12-06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80后逐渐成为社会舞台中央的绝对宠儿。80后的作家、CEO、亿万富翁等等一系列令人羡慕的光环笼罩在他们身上。80后同时也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军。 80后成为楼市的主力军,也应运而生成为楼市的流行语。但是在流行语的背后,却透露出“宠儿”们的心酸和无奈。作为时代的幸运者,80后可谓如鱼得水,有知识、有远见,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一种独立自主生存的精神。但是因为房子,我们最好的一代却有生不逢时之感。

    如今大部分人不吃不喝需要15-20年的时间才能买套房。因为房子, 我们害怕事业;因为房子,我们不敢创业;因为房子,我们被迫啃老;因为房子,我们不敢养育下一代。这就是80后们的真实写照。记得不少开发商在媒体上大谈房子对于青年的生活幸福度的重要作用。我想这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最大谎言。比文物价格还贵的房子如今能给年轻人带来的只有痛苦和压迫下的无奈。

    一个幸福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多样化的社会。年轻人不仅要拥有房子,更应该拥有其他幸福的一切,比如家庭的天伦之乐、夫妻恩爱之乐、相夫教子之乐。但是,当80后每天一睁眼就是数百元的房贷,他们还有心情去想念其他吗?

    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大哥的话让我感慨不已,当我问他整天跑北京的大街小巷烦不烦时,这位大哥回答我:“烦也没有办法,每天一睁眼,就是300元的车份子钱,你不跑怎么办? 我也想周六带老婆孩子出去玩玩,但是人穷志短啊。”

    好一个人穷志短,一语惊醒梦中人。这话对80后同样适用,最有前途、最有潜质让中国强大的一代人如今因为高房价而沦落为最志短的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0后因为房地产而沦落为最没志气的一代。

    我认识一位北大毕业的80后,如今毕业5年,但从未见父母来京和其一同生活过。问其原因,仁兄的回答是:“父母不愿来京,因为怕增加我的负担。我也不愿意让他们来,没有房子在父母面前多没面子。”

    听了这话,内心真的是万分凄凉。如果在20年前的今天,你问一个北大学子的抱负,他一定会回答:“我将为祖国强大、为民主而奋斗终生”;如果你问10年前的北大学生,他会回答:“我将成立中国的微软公司,一定会超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今天的北大学子,其抱负却转变成为尽早拥有自己在北京的房子,这样父母来京自己就不会太囧。

    抱负的转变不仅反映80后生存的尴尬,更折射出我们这个国家不但没有进步,相反却一步一步将年轻人逼向堕落的深渊,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和无奈。当我们骄傲地宣称GDP进入世界前三、我们的航天员实现太空漫步时,我们的房价正和国际接轨时,殊不知我们丢失了一国发展壮大的最核心竞争力,那就是青年一代的创造力和发展力。当80后人人为房子而奋斗终生时,这个国家只会生产房奴。

 

蚁族:一个类似“知青”的话题

----北大博士后历时两年调研“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

80后

2009年12月

    他们,过去被称作“天之娇子”,现在却自称“焦子”,心焦,被巨大的压力烤焦。上世纪末实施的高校扩招的后果之一,就是造就了大量的大学毕业即失业人员及“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在北京,这一群体的数字估计有十余万人,他们聚 集在房租低廉的京郊,每天像蚂蚁一样汇聚到市中心,傍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京郊的高低床上,为了生存,也为了梦想。不仅在北京,他们也分布在上海、广 州、武汉、西安等大中城市。

    青年学者、北大博士后廉思把他们称为“蚁族”。在北京为期两年的实地调研,让他以及他的团队,第一次将这一群体贴近而生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近日,《蚁族》一书由出版社正式发行。有人评价,“蚁族”两个字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历程。十几年后,今天的“蚁族”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那时,所有的人都会读懂“蚁族”背后的记忆。“蚁 族”这个词可能会像“知青”、“下岗职工”、“农民工”一样成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词语之一,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历程。

“还有同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

  2007年的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廉思看到了《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报道———《向下的青春》。文中讲述一个名叫李竟的大学毕业生在北京的真实经历。文中的李竟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让廉思震惊。

  “同样是‘80后’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北京还有自己的同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真的存在么?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个疑问在脑海中涌现。长期学术训练的敏感性告诉我,这是一个需要被关注和关心的群体,这是一个亟须研究的重大社会问题!”廉思说。

  廉思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博士后,可谓一帆风顺。博士期间,他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还曾在湖北广水市挂职担任市长助理。这样的履历让他对社会的另一面显然缺乏足够的了解。此后,廉思来到了唐家岭。唐家岭是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这里看不出任何京都的气息,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但交通的便捷,生活成本的低廉,大量合法和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此落脚成为可能,形成聚居。

  在这里居住的大都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拿着一千多元左右的工资,租着每月300元左右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 车。唐家岭居住着四五万人,除了本村居民3000余人外,其他的都是如此生活。这些大学毕业生怀揣着梦想到学校,充满着理想出校门,但残酷的现实教会了他 们什么是生活。

  从唐家岭回来后,廉思决心要深入研究这个群体,“我个人没有能力帮助他们解决窘境,但我可以通过自己的笔,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从2008年1月开始,廉思自筹经费,带领一群“80后”的研究生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展开了调研。两年间,他们埋头研究,取得了“蚁族”工 作、学习、婚恋、业余生活、社会公正感、生活满意度、网络行为、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大量第一手数据与实证资料,记录下“蚁族”的需求、声音、文化和梦想。

  不过,最后成书的时候,调研报告只是一个粗概,冰冷的数据似乎不能反映出调研团队的感知。《蚁族》中几乎一半的篇幅,是调研成员的采访手记,记录一个个“蚂蚁”的生活实录:“下午5点半保险公司培训结束后,在寒风凛冽里等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好不容易看到亮着车灯的运通205开过,眼前就黑了———黑压压的人群把一米六出头的他挤在中间,四处都是人,推着他上了车……”

  廉思认为,他们是当今社会中“最为敏感的人群”:充满活力,满怀理想,大学教育给了他们知识和涵养,也曾许给他们美好的未来。然而,工作后的境遇,“聚居村”的生活,青春梦想无处寄托,使他们不得不学会忍受焦虑且不具确定性的暗淡时光

  30年前,《中国青年》刊发了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如今的蚁族使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的潘晓大讨论,巧合的是,和我接触的许多蚁族,虽然表述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的呼号。上个世纪潘晓事件引发人生观、价值观大讨论时,‘蚁族’的大部分还未出生。两个世纪,同一种声音,个中的含义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品味和 思考……”廉思充满担忧。

    《蚁族》背后的话题———蚁族现象反映两大重要社会问题

    蚁族现象集中反映了当前中国两大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和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二是高等教育普及后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根本性问题。而农民工和农民问题,并没有涉及到第二个问题。蚁族现象是这两 大问题的结合,如果没有妥善处理好,必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我们调研中发现,该群体具有很强的行动能力,同时他们制造社会运动的成本和代价很低,在反对日本入常和去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抵制家乐福等事件中,该群体 均是网络和现实生活中社会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我们还发现,该群体遇到社会不公时,不会选择上访等方式解决,而是会借助网络曝光、媒体曝光等新兴的媒介。

 

    民间幽默,开心一笑:

2010年山寨春晚节目单

晚会主题歌:《我们走进被时代》

导演 草根

2009年12月

一、开场大型歌舞《燃烧的沙漠》,表演者:广州海事法院,领唱:罗国华

二、独唱《回家吃饭歌》,表演者:贾君鹏

三、相声《卖药》,表演者:侯耀华、赵忠祥

四、动物表演:

1、《躲猫猫》,表演者: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

2、《欺实马》,表演者:胡斌、浙江省杭州市交警支队

五、双簧《间谍》,表演者:阿忆、方静

六、男女声二重唱《当爱已成往事》,表演者,乒乓球国手马琳、张宁益

七、川剧小品《找锤子》,表演者:成都市公交公司

八、武术表演《刺官》,表演者:邓玉娇、邓贵大、黄德智

九、男女声二重唱《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表演者:孙楠、买红妹

十、哑剧《抄论文》,表演者:湖北省宜城市市长周森锋

十一、独唱《你好毒》,表演者:满文军

十二、绕口令组合:

1、《你替谁说话》,表演者: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

2、《你是不是党员》,表演者:郑州市财政局、郑州市养犬办(本节目只有党员才能观看)

十三、大联唱

1、《赌赌赌》:表演者:中国足球队

2、《涨涨涨》,表演者:中石化、中石油

3、《跌跌跌》,表演者:中国股民

十四、小品《我没有偷菜》,表演者:南京市儿童医院毛晓珺

十五、京剧《狸猫换太子》,表演者:湖南邵东县公安局政委王峥嵘;客串:罗彩霞、王佳俊

十六、独幕剧《不差钱》,表演者: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原主持人方宏进

十七、高科技前台幕后表演唱《奸夫的爱》,

1、表演者:深圳市长许宗衡,幕后伴唱:香港“优才计划”某女明星

2、表演者: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幕后伴唱:到重庆走穴的女明星

十八、小品《谁捡了我的黄金》,表演者:梁丽等人

十九、诗朗诵《我们是有身份的人》,表演者:新疆兵团农十二师221团副团长陈伟、221团医院党支部书记于富琴夫妇

二十、小丑剧《捐款》,表演者:余秋雨

二十一、独唱《心神不宁》,表演者:高也,伴唱:央视《焦点访谈》节目组

二十二、武术表演《跨省追捕》,表演者:王帅、河南省灵宝市公安局

二十三、小品《酒后俯卧撑》,表演者:赵本山,赵本山小姨子等

二十四、杂技《楼倒倒》,表演者:上海市梅都房地产开发公司

二十五、四重唱《难兄难弟》,表演者:黄光裕、王华元、陈绍基、李泳(广东卫视美女主持人)

零点报时

二十六、焰火表演《火火火》,表演者:央视新址建设工程办公室

二十七、吉他弹唱组合:《绵羊座》,表演者:曾轶可,伴唱:高晓松

二十八、小品《钓鱼》,表演者:上海市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

二十九、大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表演者:吉林通化钢铁公司全体工人

三十、“烈火中永生” ,表演者:唐福珍替身

三十一、草民被富裕,表演者:天南地北老百姓

三十、结束曲和晚会主题歌:《我们走进被时代》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2-07 14:47:33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朝鲜人在上海

中国官场为何多博士、校园多官痞?

阙选

2009-12-02

     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纪宝成日前表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校园,而是在官场。” 从目前中国官员的简历上看,厅级以上官员头戴博士帽的比比皆是,喝过洋墨水的也不在少数。重庆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攻读博士学位。

缺少政治选举,只好以学术代替竞选

    中国官场如此钟情和青睐博士头衔,主要是缺乏竞选机制,在没有民主选举的情况下,学历和头衔就成了选拔官员的标准。为此,搞得官员们为拿博士头衔乐此不疲。

    最明显的是深圳前任市长许宗衡,为了使自己的简历更加“赏心悦目”,含金量十足,于是搞了个“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学习”的证明。但经好事者考证,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居然没有经过美国教育部认证,这所大学甚至连英文网页都欠奉,而所招的学生则是清一色中国籍。许宗衡足不出户,就搞了一个“洋文凭”,的确发人深省。

    中国官员的博士帽,多是从政之后利用权力交换而来,课是秘书去听的,论文是秘书写的,只有签名是官员自己签的。这些官员有的去搞贪污腐败,有的去包养情妇,哪有时间钻研学术?他们很多人甚至连博士论文都看不懂,遑论博士水平。甚至有的官员连正式的大学毕业学历都没有,却能一帆风顺地戴上博士帽,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教育腐败与官场腐败同流合污、相得益彰,已成为官场的潜规则,学位的授予变成了学术与权力之间的交易筹码。官员以权力谋学位,学术以权威谋资源,大家心安理得,各得其所。另外,在内地大学校园中,部级校长、厅级院长、处级教授的头衔满天飞,但凡教授、博士导师,都要弄个官当当,由此才能显得威风八面,官样十足。所以,在官场大家比的是谁有博士帽,在校园大家拚的是谁的职位高,学术官僚化积重难返。正因为如此,中国高校很难出现大师级的人物,而中国官场也绝少见到有口皆碑的领袖。

    官员学历造假,既是社会问题,也是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一个人敢用假学历欺上骗下,一旦他登上政治舞台,难免会以假政绩来造谣惑众。但沽名钓誉者,往往也难有好下场。就像许宗衡,挖空心思搞的洋学历,并没有成为其保护伞,东窗事发,照样落网。

    官场多博士,校园多官痞,并非国家之福。当局提拔官员的时候,对那些纸上博士应验明正身,一旦发现涉嫌造假,应就地免职,绝不姑息。

最大博士群在官场是最大的学术不端

    就在去年,我国在建立博士点26年之后成功超越“英美”,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博士大国”。按说,本该赢得公众欢呼,抑或举国同庆,只可惜,公众并不买账,还有不少留洋学生诉苦,说外国根本不把中国的学位证、硕士证当回事儿。回到本质问题来看,那便是粗制滥造的“证”多,真正拥有博士学术水平的人少。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2-07 14:47:33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朝鲜人在上海

北朝鲜人在上海

好在

2009年12月

    我在上海一家德商企业里工作,前段日子和十个朝鲜人相处了三个月,现在他们回国了。可我觉得有必要写一点东西,通过他们,和各位网友一起在一个方面了解这个神秘的国家。

  朝鲜从其他国家购买了一套德国设备,为什么买德国设备要从其他国家而不是直接从德国买,因为德国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不允许对朝出售先进设备,而德国制造商还想挣钱,所以采用了一个变通方法,通过一个非洲国家,转卖给他们。德方并且承诺免费负责培训买方操作人员。因为该制造商有一套同样型号的设备卖给在上海的一家德商企业,朝鲜人员就可以在上海进行培训。德国制造商和有那套设备的德商企业达成了协议,由上海的操作工人负责对他们的培训。

  由于我是这家德商企业的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受德国老板的指令,由我负责他们的生活安排。技术上的培训由一个车间主任林先生负责。德国老板很重视这项工作,还专门找了个在韩商企业工作的一个中国朝鲜族人金小姐当翻译。

  他们十个人是乘从沈阳到上海的火车到上海的,我和金小姐到火车站去接他们,一共七个男的,三个女的。全部穿深蓝色的西服,紫红色的领带,左胸前佩戴着一样的像章,清一色的黑色提包。西服好像不是毛料的,是化纤和毛的混纺料,有点皱,再加上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即使在软卧车厢里,也显得疲惫,所以给人第一个印象就是一群不伦不类的人穿上了不伦不类的西服。

  出站后就有公司的车把他们带到了位于张江镇上一家酒店里。酒店的规格在上海也就是中等的宾馆。在宾馆的接待大厅里,通过金小姐的翻译,大家都自我介绍了一下。领队是中年男子李先生。由于男女人数都是单数,而房间是两人一间,所以我就问,有没有夫妻,这句问话把他们很严肃的脸立刻出现了一点笑容。没有夫妻,就要了六间双人房,其中领队一人一间,一个女孩子也一人一间。如果工作需要,金翻译也可以住在这里。我和他们简单地交代了门卡、电话使用方法,晚饭和早饭吃饭地点,还告诉他们冰箱里东西可以随便吃,以后由德国人结帐等等。我们离开宾馆与他们告别前,我用手机告诉了我的上级,他们已经安排好了。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的手机,看来他们对这个玩意儿是很好奇的。

  第二天开始,他们就到车间跟班工作了。我发现领队不是要培训的人员,而是他们的脱产领导,这个领导和部下是形影不离的,我才知道这个领队是这个任务。我把十个人交代给车间主任后,就没我什么事了,而金翻译还得陪同他们。中午吃饭是和公司员工一样的快餐,饭后有一份水果。

  下班后,我又去车间,和他们一起到宾馆,也是公司的车,不过这是一辆大巴士,能坐四十多人,是公司接上下班员工到浦西的。他们一行上车后,这辆大巴士才坐满。车先绕道到他们宾馆,他们下车后继续开,他们从上车到下车不过十分钟。

  趁吃饭前的时间,我征求了领队对目前安排的意见和要求。领队说了几句客气话后就提了好几条建议,一是要求客房里的电话拆掉,只留领队房间的电话,他说是为了防止队员乱打电话,增加你们的接待费用。二是要求把房内的电视机里所有频道都去掉,只留中央台的音乐频道和体育频道,他说的原因是便于培训人员休息。三是希望我们在大巴士上留出前部的两排座位供他们专用。这几条都不难办,当下我们俩就和宾馆总台上联系,办好了。办完事情后,宾馆人员和我俩说,他们的饭量真大,早餐是自助餐,十个人吃的比三十个中国人的饭量还大。又说他们很能喝,每个冰箱里的饮料都已经用了三分之一了,我们及时补充都来不及。

  九个人分别在九个岗位上接受培训,九个岗位上九个中国师傅给他们示范和指导,第十个人就在九个岗位间转悠。金翻译也在九个岗位间转悠和工作。由于在具体岗位上动手比动口多得多,所以金翻译也忙得过来。我的接待工作也似乎稍轻松了一点。但是不久就有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了。

  在九个岗位中有两个岗位是需要使用电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培训者也慢慢地可以自己使用这台电脑了。一天领队见这位朝鲜工人空闲时间在电脑看图片,他大为恼火,通过金翻译,要求不使用电脑,而改用手工操作,即手工计算加料量,因为在他们国家是不用电脑的,师傅请示了上级,得到了否定的回答。而领队还被告知,工作用电脑是不允许联网的,所以请领队不要担心电脑里会出现不利于朝鲜的内容。他还将信将疑地问,那么怎么会有图片呢,师傅这下傻了眼,这是他从自己mp3上下载的,属于违规行为,这种违规在公司里很普遍,只要不影响工作,上司一般不管,但是这次却惊动了更上层,结果是那位师傅受到了降薪处分。被降薪了,他也不想干了,没多少日子后,他跳了槽。

  他走时,那位朝鲜员工感到很对不起他,就问金翻译,他离开单位,会不会被关起来,我真对不起他呀。金翻译笑了,他违反公司规定,又没有犯法,不会关起来的。我们国家就业自由得很,他明天就去另一家公司上班。又是一头纳闷,感到在中国找工作的手续太简单了。

  电脑风波完了后又出现了图书馆风波,一位非常勤奋好学的朝鲜女孩子在岗位上经常问这问那,当然是技术上的问题。好多问题师傅无法回答,于是他请教了车间主任,一个姓林的工程师。林工给她详细讲解了,并且介绍她到上海图书馆去查阅有关资料,还答应陪她一起去上海图书馆参考阅览室。好在这个女子在国内学的外语是英文,所以很高兴地向领队提出了请求,领队也同意,不过要和他们一起去。

  在一个星期六,她,金翻译以及领队一起坐公司派的小车去了上海图书馆。车间主任准备从家里半途上车共去。上海图书馆附近有好几个驻沪领事馆。当车到美国驻沪领事馆时停下了。突然,领队大叫:不准停车!大家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领队很大声地问道,怎么开到美国领事馆了?司机莫名其妙,说,接一下林工,一拐弯就到图书馆了。这时正在等车的林工上车了。领队问,到图书馆还有多少路,司机说,不远了,走走也就几分钟。领队说我们不去了,回旅馆!这时这位工程师就愤怒起来了,高声叫道,你到底要干什么,既然已经同意我们去,到半道上就要回去,回去你也要讲个理由。我们就那么好耍弄的吗。领队声音软下来了,说:对不起,我们国家对出国人员有规定,必须绝对远离别国大使馆。特别是美国和南方反动政权的大使馆,所以必须回去。就这样,林工下车了,其他人回到了旅馆,图书馆最终没去成。

  公司实行双休日,周六周日,他们只能在旅馆里看电视,电视只能看体育音乐节目,不能随便外出,于是显得无事可干。好心的金翻译提出在双休日一起去上海风景点玩玩,领队这次也同意了,不过要金翻译说一下要去的哪几个点,具体有些什么内容。金翻译报出了豫园,东方明珠,外滩,一大纪念馆,南京路步行街。领队划去了一大纪念馆,其他地方都同意参观。

   那天十个人都高兴地上了公司的小中巴,作为负责接待的我也参加了这次旅游。门票由公司接待费里开支。第一站是东方明珠,在电梯里,他们有人问,旁边的经贸大厦有多少层,我告诉他们八十多层,又有人问是不是中国第一高楼,我回答说,中国第一高楼在台湾,这是上海第一高楼,不过很快就有更高的楼在上海出现,那时中国第一高楼就在上海了。

  在豫园这个古典园林里大家玩的不亦乐乎。豫园出来已经中午了,按计划我们在九曲桥旁边的南翔馒头店里吃了中午饭,由于事先预定了座位,所以不用像其他顾客排队等候。吃完中午饭到外滩走走,在金翻译的提议下,大家在外滩留了合影,背景是上海的新标志东方明珠。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刚到南京路步行街时,花花绿绿的广告,熙熙攘攘的人群, 五颜六色的依着打扮,繁华的景象使这十位朝鲜人看得目瞪口呆。领队一边看着街景,一边注意着他的手下,终于在一则内衣广告牌下,领队对正在注视广告牌的人,用朝语大叫:停止前进!并向金翻译提出:修正主义的东西我们不能再参观了,马上回去。

  有了上次图书馆的经验,金翻译马上带她们原路返回,用手机联系司机把车开到可以开车的地方(步行街是不能行车的),大家上车返回。尽管有这么个扫兴的尾声,但是大家还是玩得都很开心。

  培训人员里,有几个抽烟的,带来的国产烟抽完了,领队同意他们到旅馆对面的小杂货店里买东西,并且告诉队员不准到超市去买。也许在他看来,超市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还规定只能买生活用品,不能买书报杂志。于是小杂货铺前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除了买烟以外,还买了卷面、方便面、饼干、香肠、咸肉,在一个那么小的杂货店里,居然有那么多的商品可以出售,实在使他们难以想象。就是平壤最大的商场也买不到那么多品种的食品。要说明的是这家杂货店本来不经营咸肉,但是当有人问起有没有咸肉时,第二天就开始有了,看来杂货店老板应当很欢迎这群顾客。他们中有三位女性,买了卫生用品还不会用,好在金翻译也是女的,告诉了她们如何使用。

  还有许多小事,也可以说一下,他们每人都有一个手表,是机械表,他们国家产的,这是他们引以自豪的物品,可是到中国后发现许多人都不戴手表,倒是小孩子手上有个电子表,后来才发现,原来每个人的手机就是表。对于手机的好奇,前文已经说过了,后来他们发现,每个人都有手机,就是每天打扫车间卫生的清洁工也用手机,使他们又吃了一惊。

  当他们知道了在公司里工作的许多工员居然是从很远的农村,没有组织介绍,而是看到招聘广告后自己找的工作,又使他们吃惊。他们也看到了乞丐,曾问过师父,政府怎么不把他们抓起来?得到的回答是:乞讨又不犯法,何必要抓呢。

  三个月过去了,他们要回去了,我和金送他们上火车,票是公司购买提供的,来时每人一个统一的旅行包,走时人人(包括领队)都是大包小包一大堆,几乎全是食品,他们有限的国外补助都变成了食品了。进站时,行李必须通过扫描机检查, 其中一个包出现了问题,检查员要把包主把包打开,一个男青年把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二三百个一次性打火机,这包打火机属于危险品,不允许带上火车的。还有一小时火车就要开了,怎么办?我问,一共多少个,他说的非常准确,二百三十六个,我说,给我吧,我掏出二百四十元给了小伙,他连声感谢。我并不抽烟,即使抽烟也用不了那么多的打火机。只是知道他们津贴很少,难得出一次国,就成全了他吧,让他把这二百多元到沈阳后买食品吧。我带了打火机就进不了候车室了,临走时,我又从包里抓了一把打火机,有六七个,塞到了他口袋里。

  这时领队来到我跟前,通过金,对我说:在你们的配合下我圆满完成了任务,出来时十个人,回去也是十个人,沈阳就是转车了,大概不会出事了吧。我也完成了任务,一个啼笑皆非的任务。后来凡是有抽烟的,我都送他一把打火机,送了一年多,才送完。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2-07 13:52:23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 标题: 转发: 重庆晚报:当事人回忆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经过

当事人回忆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经过

讲述人  顾英奇

2009-11-30

    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门诊部一开张就遇到给刘少奇看病的问题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于1963年9月搬到中南海福禄居。

     1967年1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据刘少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1968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两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那时,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1968年4月,少奇同志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的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意见: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抢救刘少奇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董长城和我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只是要尽力救治。

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上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

脑软化日益严重,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3 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从未发生过差错。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把刘少奇护送到洛阳

    少奇同志在我们的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后,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置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和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疗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讲述人:顾英奇,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警卫局保健处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1-20 09:14:11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Fw:转发:转发:Fw:

文革期间自杀及受迫害致死的人

五柳村编者

2009年12月

    尹慧珉先生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俄罗斯18至24岁公民中,有90%的人不知道大清洗中受难的知名人士。我们身边的青年对过去的事知多少呢? 就网上所见,那些赞颂毛泽东时代比今天好的人,很多正是青年。他们对有人揭露那时饿死过人,不仅极力辩白,而且对说真话的人谩骂攻击,说他们在造谣。甚至说大跃进是刘少奇先生搞的,亏得毛泽东先生出来纠正。

    而且还有人已到中年,自称”爷爷是地主,父亲又是右派(反革命)“,身份不明的张正春出来说教:文革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实现了一次重大的历史革命,没有流血牺牲、没有血腥镇压,仅仅依靠思想说服教育和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历史奇迹,只有毛泽东才能够领导这场革命。”“是少数人(统治阶级或经营阶层)的悲剧,对于绝大多数(贫下中农)社会底层的劳动群众而言,毋宁说是一个‘狂欢节’。颠倒是非,抹杀历史,一至于此!但居然还有人追捧,很多也是青年。

    所幸许多经历过当年那些劫难的人还在,也有人出来说真话,针对张正春对文革的赞颂,李悔之先生发出的《文革果真没有流血牺牲吗?》,列举了“文革”期间最严重、最惨烈的十大武斗事件和因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亡的知名人士的名单,在血的事实面前,还有什么话说。这里谨将李先生整理的名单附后,其中如有落误,可以留言纠正和补充。---2009年11月13日。

     自杀名单:

     姓 名  职务或职业  死亡日期

1.邓拓    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 1966.5.17 服毒致死。
2.吴晗    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 1968.10.11 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3.范长江  名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长 1970.10.23 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4.翦伯赞  历史学家 1968.12.18 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
5.上官云珠 著名电影演员 1968.11.22 病中跳楼身亡。
6.容国团  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 1968.6.20 北京龙潭湖畔槐树上吊自杀。
7.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8.傅其芳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 1968.4.16. 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9.熊十力  国学大师 1968.5.24 绝食身亡。
10.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 1969.1.31 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11.严凤英 著名黄梅戏演员 1968.4.8 服安眠药死于医院,传死后被解剖,在体内找发报机。
12.老 舍 著名作家 1966.8.24 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13.储安平 前光明日报总编,大右派 1966.6.7 传跳海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
14.李翠贞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1966 开煤气自杀。
15.沈知白 音乐理论家 1968 自杀。
16.傅 雷 著名翻译家 1966.9.3 与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杀。
17.金仲华 老报人,上海市副市长 1968.4.3 在书房上吊自杀。
18.陈梦家 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 1966.9.3 自杀。
19.叶以群 文艺理论家,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 1966.8.2 跳楼身亡。
20.李立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1967.6.21 服毒身亡。
21.萧光琰 化学家 1968.12.10 被拷打后服安眠药身亡,其妻女随即同日服药自杀。
22.杨嘉仁 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 1966.9.6 与妻子程卓如开煤气自杀。
23.刘盼遂 北师大教授 时间不明 被打死后,尸体浸水缸诬为自杀。
24.闻 捷 著名诗人 1971.1.13 用煤气自杀。
25.言慧珠 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 1966.9.11 在浴室上吊自杀。
26.田保生 国际法学家 时间不明 不堪凌辱与妻子双双自杀。
27.高仰云 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 1966 被红卫兵毒打后跳河自杀。
28.俞大因 北大生物系教授,丈夫曾昭伦 时间不明 不堪凌辱自杀而死。
29.周瘦鹃 鸳鸯蝴蝶派作家 1968.8.12 在苏州周家花园跳进身亡。
30.张宗燧 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张东荪二子 1969 清队时因对毛的物质无限可分有异议被迫害,北京中关村中科院宿舍中上吊身亡。
31.顾而已 著名电影导演 1970.6.18 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上海天马电影厂工具棚上吊死。
32.刘绶松 武汉大学教授 1969.3.16 批斗后与妻子杨嘉仁自杀身亡。
33.罗广斌 小说《红岩》作者 1967.2 跳楼自杀,另一说是他杀。
34.冯大海 作家 时间不明 跳楼身亡。
35.许政扬 文史学者,南开大学教师 1966 不堪凌辱自沉住处旁小溪。
36.田家英 毛泽东秘书 1966.5.23 在毛泽东书房走廊上吊死亡。
37.饶毓泰 南开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1968 上吊身亡。
38.李广田 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 1968 跳河身亡。
39.李 达 哲学家,中共一大代表 1966.8.24 自杀。
40.谢家荣 地质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 时间不明 自杀而死。
41.赵宗复 太原工业大学教师 时间不明 跳楼身亡。
42.姚 溱 中宣部笔杆子 1966.8 康生秘书李鑫恐吓后上吊死。
43.陈笑雨 文艺评论家,笔名马铁丁 1966.8.24 游街后跳北京龙潭湖自杀,另一说为投永定河。
44.王重民 史学家,胡适弟子,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 1975.4.16 自杀。
45.海 默 电影剧作家 1967 在地下室陈尸7天被指自杀。
46.周予同 文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 时间不明 自杀。
47.陈又新 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 1968 跳楼自杀。
48.小白玉霜 著名平剧演员 时间不明 毒打后吞食安眠药自杀。
49.李平心 历史学家 1966.6.15 自杀。
50.周小舟 前湖南省委书记 1966.12.25 在广州被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
51.雷春国 云南德宏州副州长 1967.1.12 杀死妻子和一儿一女后自戕。
52.杨 朔 著名散文作家 1968.8.3 服安眠药而死。
53.郭世英 郭沫若之子,北农大学生 1968.4.22 说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八个样板戏未必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等等。一个   直接的导因是他跟女朋友打电 话时用了英语,当时是为了练习英语口语,结果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把他抓了起来关押在学校里,遭批斗后从关押处跳楼身亡。
54.郭民英 郭沫若之子,音乐学院学生 1968 郭世英死后不久自杀。
55.远千里 诗人,河北省宣传部副部长 1968.6.22 关押时用刀片割颈动脉而死。
56.刘克林 《大公报》名记者 1966.8.6 在中宣部堕楼死另说是他杀。
57.孟秋江 作家,前《大公报》记者 1966 在上海跳楼自杀。
58.姚启钧 华东师大教授 1966.8.4日 跳楼身亡。
59.舒绣文 女影星 1968 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60.黄绍闳 著名民主人士 1966.8 自杀。
61.徐 冰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 1968 自杀。
62.张琴秋 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1968.4.22 被诬蔑为叛徒跳楼自杀。
63.郭兴福 南京军区步校教员,“郭兴福教学法”创立者 1969.1.30 杀死三个孩子后,与妻子双双自杀,获救后被判死刑。
64.阎红彦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1969.1.7 服安眠药自杀。
65.赵九章 物理学家 1967 批斗反动权威后自杀。
66.孔 厥 《新儿女英雄传》作者 1966 劳改回京跳陶然亭湖自杀。
67.赵慧深 著名表演艺术家,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 1967.12.4 含恨自杀。
68.马连良 京剧表演大师 1966.12.16 在天津全副剧装服毒死。
69.应云卫 电影艺术家 1967.1.26 自杀(另一说是猝死于游斗的车上)。
70.陈 琏 陈布雷女,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委, 1967.11.19 从11层楼上跳楼自杀。胡耀邦为她题写了“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71.国璋 陕师大地理系主任,教授 1966.8 与妻子范雪茵双双上吊自杀。
72.陈昌浩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67.7.30 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73.张绍昌 著名药理学家,曾执教哈佛,演员陈冲的外祖父 时间不明 自杀。
74.张宗颖 天津社会学家,张东荪的三儿子 1966 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
75.陈同度 北京大学生物学家 1968.8.28 “清队”中被折磨,服毒自杀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受虐)而死者部分名单
(既有自杀,又有被虐杀或称“受迫害而死”或死因不明,但他们都是含冤、含恨离开人世的)

 姓 名  职务或职业 死亡日期
1.刘少奇 国家主席  1969
2.彭德怀 国防部长、元帅  1974
3.贺 龙 国家体委主任、元帅  1969
4.陶 铸 国务院副总理  1969
5.张霖之 煤炭工业部部长 1967
6.贾拓夫 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  1967
7.许光达 国防部副部长、大将  1969
8.张学思 海军参谋长,张学良之弟 1970
9.田 汉 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 1968
10.赵树理 作家 1970
11.邵荃麟 文学评论家 1971
12.侯金镜 文学评论家 1971
13.邹大鹏 中央调查部副部长 1967
14.刘秀峰 建筑工程部部长 1971
15.章伯钧 民盟中央副主席 1969
16.何 伟 教育部部长 1973
17.南汉宸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委 1967
18.陈正人 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 1972
19.钱 瑛 监察部部长 1973
20.廖鲁言 农业部部长
21.徐子荣 公安部副部长
22.胡锡奎 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23.刘锡五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24.王其梅 西藏军区副政委 1967
25.刘 仁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26.谢家荣 中科院地质所 1966
27.沈知白 音乐学家 1967
28.李嘉言 古典文学专家 1967
29.喜铙嘉措 佛学家 1968
30.胡先(马肃)文学评论家 1968
31.陶 然 文学评论家 1966
32.陈翔鹤 小说家 1969
33.伊 兵 戏剧评论家 1968
34.彭柏山 小说家 1968
35.张宗燧 中科院物理所 1969
36.杨伟名 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农民党员 1968、5、5
37.潘天寿 著名画家 1971
38.盖叫天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江南第一武生 1971
39.叶渚沛 冶金学家
40.张家燧 昆虫学家
41.吕 荧 美学家 1969
42.周信芳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1975
43.刘芝明 文艺活动家
44.蔡楚生 电影导演
45.杨 朔 诗人作家
46.孙维世 导演
47.陈翔鹤 作家
48.郑君里 导演
49.巴 人 文艺评论家
50.孟 超 诗人剧作家
51.焦菊隐 导演
52.魏金枝 作家
53.肖也牧 作家
54.周洁夫 作家
55.曹荻秋 上海市长 1976
56.傅连璋 卫生部副部长 1968
57.陶 勇 海军副司令员 1967
58.刘 仁 北京市副市长 1973
59.张国峰 山东省公安厅厅长 1968
60.高心泰 淮北市委书记 1967
61.刘国璋 宜宾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1967
62.吴亚雄 南昌铁路局局长、党委副书记 1968
63.张国士 市建筑公司经理 1968
64.刘 健 上海外轮公司副经理(越剧演员傅全香的丈夫) 1968
65.张志新 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批评林彪 1975.4.4割喉枪杀
66.遇罗克 工人 1970.3.5
67.毛应星 教师批评文革江青 1970.4.14枪杀
68.吴晓飞 南昌市第一中学高一学生、抨击林彪江青 1970.2.17枪杀
69.时传祥 掏粪工,著名劳动模范 1975.5.19
70.张坤豪 工人、为刘少奇辩护 1970、2、25枪杀
71.忻元华 技术员、批判文革 1970、5、30
72.官明华 云南兵团四师女医生, “文字狱”,反林彪 1971,

 

 



发件人:"科发书业" <hrw@kfbook.com> 2009-12-02 12:51:3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 世界华人周刊(北美版)NO.0055期

中共党史上最著名的爱情故事

华人

2009-12-03

  这是一个中共党史上最著名的爱情故事 ,其牵扯人物之多,关系之复杂级别之高历史上几乎没有可以比拟,这个故事不可避免的来源中共元老郑超麟的回忆录《恋爱与革命》,这个章节在出版时,被删除了。故事的发生是很简单的,我们的领袖毛泽东诞生在韶山,到了适婚年龄和和老师的女儿美丽的杨开慧结婚了。没有什么比这更美丽更简单的婚姻了。

  问题是杨开慧有哥哥哥叫杨开智,而杨开智的夫人是李一纯,这个复杂的故事就是从她的身上,开始发生的。李一纯,原名李崇英,是一名受新思想影响的湖南青年,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她是杨开智的妻子,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嫂子。

  1923年1月,杨开智找到当时正在北京从事工人运动的李立三,说他在北京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因此,拜托李立三照顾他的妻子李一纯南归湖南长沙。出乎意料的是,两李在南归的途中产生了爱慕之情。结果,李一纯没有回到长沙,而是跟随李立三到安源另组了家庭。李一纯此举心存不安,觉得愧对杨开智,将其二妹李崇德许与杨开智。李一纯的故事要是到此为止还没有什么 ,但在莫斯科遇到一位冤家蔡和森,结果事情朝更复杂的方向前进。

  话分两头,蔡和森的妻子是向警予 他们两因为在留法的路上结成“向蔡同盟”,本是中共高层有名的模范夫妻。但了解内情的人们都知道由于在脾气、秉性方面极大的反差,他们的婚姻在巴黎时就已经名存实亡。

  蔡和森工作废寝忘食,生活不拘小节,甚至不讲卫生,加之自幼患有哮喘病,等等,严重地影响了他人的工作和生活。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蔡和森,他当之无愧。但作为人父人夫的蔡和森,则并未完全尽到责任。向警予不善理家务,蔡和森无固定收入,以致于家庭有时发生断炊之事。所以,蔡向的婚姻虽然是崇高的,但总让人感到缺少点什么。向警予少妇老成。同事们送她“老祖母”的绰号。

  1925年初,彭述之介入“向蔡同盟”。彭述之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受到陈独秀的赏识,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为方便工作,中央决定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夫妇和秘书郑超麟一起住在宣传部的寓所。这使得彭述之和向警予有更多地接触机会。

  1925年6月,蔡和森离开上海后,彭述之在生活上对向警予更是关照有加。这使向警予十分感动。对她而言,彭的出现仿佛打开了她的另一扇情感的窗口,令其耳目一新。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同年9月,病情缓解的蔡和森与陈独秀一同返回上海。当晚,有愧于丈夫的向警予向蔡和森坦言一切。刹那间,蔡和森如遭电击,木然无语。

  中央主席团在楼下客堂间开会,独秀、和森、国焘、秋白、述之都到会,正题说完,陈独秀刚宣布散会时,蔡和森忽然站起来,说他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全场木然。

  这是中共历史上在中央会议第一次讨论婚姻问题 ,另外2次公开记载的是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婚限制,和林彪的处女证明。

  向彭的恋爱风波不仅大大地伤害了蔡和森的感情,败坏了向警予的形象,而且影响到中央领导的威信和团结。为了修复有了裂痕的“向蔡同盟”,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其不良影响,中央决定向蔡两人同时赴莫斯科,向警予进入中山大学学习,蔡和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当时,与蔡和森夫妇一同赴莫斯科的还有李立三夫妇等人。

  “六大”会议结束后,蔡和森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此时的蔡和森可谓身心交瘁,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出于同情和关心,对病中的蔡和森给与了许多照顾,慢慢地两人竟然产生了不能自拔的爱情。1926年底,他们正式结婚。

  李一纯这次恋爱又是满城风雨,但内心觉得愧对李立三,于是故伎重施,将其三妹李崇善许与李立三(李立三与李崇善离异,与苏联女子李莎结婚,而李崇善改嫁给了知识分子黄希索)。也有人说,李立三是有意把一纯送走,为的便于同一纯的妹妹恋爱。

  蔡和森牺牲后,李一纯先后在延安工作,1946年李立三回到延安时,刘少奇曾建议他和当时在延安工作的李一纯复婚,但是当时李立三已经和李莎结合。解放后李一纯在北戴河中直疗养院等单位任职,1986年在北京逝世。

  结果是:杨开智、李立三以交错的方式分别娶了李家的两位姐妹,而李一纯以毛泽东的嫂子身份,自身自嫁,3次主动更换丈夫,嫁给的杨开智、李立三、蔡和森这样党史上响当当的人物,而且差点2次嫁给李立三。一个女人一生中有这样的恋爱,也算是轰轰烈烈了。

    为了简明起见,见下表:

      夫左 妻右

  李立三 林杏仙

  蔡和森 向警予

  杨开智 李一纯

  李立三 李一纯

  杨开智 李崇德 (李一纯觉得愧对杨开智,将其妹李崇德许与杨开智)

  彭述之 向警予

  蔡和森 李一纯

  李立三 李崇善 (李一纯觉得愧对李立三,将其妹李崇善许与李立三)

  后来:

  黄希索 李崇善 (李立三赴苏后与李崇善离异)

  李立三 李 莎 (李立三之苏联太太)

 

 

发件人:<yujun180@sina.com> 2009-12-06 17:45:14 +0800收件人:"yujun180" <yujun180@sina.com>抄送:标题:于浩宸最新单曲在湖南曾国藩故居全球首发(图).

富厚堂趣闻

----难忘的童年回忆

曾国藩第五代外孙女 于均艺

2009年6月10日

    我的母亲曾宝葹是曾国藩第四代曾孙女,即曾国藩的二子曾纪鸿,纪鸿的二子曾广金容的女儿。我妈妈一共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不幸刚出生不久就得了肺炎早殇,后来就生下我们姐妹二人(我姐姐于均华,我叫她毛姐)。我于1941年初出生在重庆,当时正值抗战时期,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我爸爸在英国大使馆做翻译,所以我们全家都住在那里。因重庆经常遭日本飞机轰炸,很不安全,我十个月时,母亲又带着我们姐妹和安华姐(我的表姐,我姑妈的女儿,帮我妈妈料理家务和带我)到了长沙。后来因我妈妈有病,爸爸也辞去重庆的工作到了长沙,我们在长沙又住了两年,而我来到这个人世间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却遭遇了两次几乎丧命的险情。

    一次是在重庆,我出生才几个月,奶妈抱着我正好遇上日机轰炸,一个弹片朝我们飞来,奶妈赶紧用手抱住我的头,可是弹片却打到她的手臂上,把她的手臂划伤,如果不是她用手臂护我,弹片落到我这个才几个月的孩子的头上,后果可想而知,是奶妈救了我。还有一次是我们到了长沙以后,我和姐姐在后院一口长方形的井边玩耍,我跟在她后面在井口上跨来跨去,毛姐在前面跨过去,我就跟在后面也跨过去,她再跨过来,我也跟着跨过来,她再转身跨过去,忽然听到后面扑通一声,我就掉到井里了。这个井很深,还好里面有少量的水,如果是枯井,我就要被摔死,如果水很深,我就要被淹死。我们租住的是左宗棠的故居,院子很大,住了很多房客,院内还有防空洞,正好那天有很多人来躲警报,有人听说有小孩掉到井里了,于是大家赶紧过来帮忙想办法,总算我命大,是集体的智慧和行动把我救了上来(我姐姐的回忆“岁月如梭”中有详细生动地描述,此文刊登于曾国藩研究导报第11期),众多出主意帮忙的人和从井里抱我上来的那个年青人又一次救了我的命。

    时局紧张,长沙也很不安全,加上又发生了我掉到井里的事,于是我们全家又一次来到富厚堂(在我出生以前,爸妈和毛姐就来住过一次)。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曾氏后裔为了躲避战乱,也都纷纷搬到富厚堂来,若大一个侯府庄园顿时被曾家的人住得满满的,来晚了的没地方住,就住到文吉堂去了。在富厚堂大舅(曾宝荪,因终身未婚,我们以舅相称)和二舅(曾约农,也未婚)掌管着曾家全族的各种事务,住在八方门。他们二人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在长沙办了艺芳女中,全力投身于教育事业,是曾国藩第四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海内外知名人士。

    我和姐姐是曾家的外孙,所以曾家的长辈们我们都叫舅舅和姨妈,同辈的都是我们的表兄妹。我妈妈的大排行第九,所以曾家的孩子都叫她九姑妈,而她自己的亲姊妹就有九个,四男(七舅曾昭亿,九舅曾昭楗,十五舅曾昭棉,十六舅曾昭楝)五女(大姨妈曾宝菱,六姨妈曾宝芝,伯妈曾宝蘅,妈妈曾宝葹,十姨妈曾宝莎)。我家住在正堂(摆祖宗牌位的堂屋)的后进,左邻右舍都是舅舅姨妈、表哥表姐,非常热闹。爸爸到富厚堂以后曾在附近的白果镇中学教英文。我爸爸于熙俭有兄弟三人,我的伯父娶了我妈妈的姐姐曾宝蘅,所以我们叫她伯妈,叔叔娶了我妈妈的堂妹曾宝苗,这就是大家常说的三兄弟娶三姐妹。

    我到富厚堂正好三岁,我的阴历生日是腊月初八,过完生日不久就过年了。这里过年有个节目,就是小孩们举着自己的生肖灯笼在八方门走一圈。我是属龙的,举着一个龙形的灯笼,安华姐抱着我也走了一圈,从此开始了我在富厚堂的快乐的童年生活。我从四岁到六岁一直住在这里,富厚堂依山傍水、山清水秀,又有众多表兄弟姐妹玩耍,所以这三年的富厚堂童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留恋,也最无忧无虑、最快乐的日子。这三年中记录了多少故事,多少童趣……

    每年过年从三十晚上一直到正月十五,全富厚堂的人都聚集在正堂,先拜祭祖宗,然后一起吃年夜饭,我们小一辈的都在一桌,共十个人。当时我们把第一个吃完饭的叫走头一枝笔,第二个吃完的叫走二做皇帝,第三个吃完的……一直往下排,有一首顺口溜,歌曰:走头一枝笔,走二做皇帝,走三骑白马,走四马鞭打(赶马的),走五一枝花,走六呷粑粑......后面记得不太清楚了,大约是,走八坐轿子,走九呷甜酒,走十点状元。每次第一个吃完的都是沅姐(曾宪源),果然她是我们晚辈中学习最好的最聪明的,后来考取了北大数学系,而最后吃完的都是我和芸妹。我记得有一次爸爸问我,你愿意吃甜酒还是中状元?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吃甜酒咯!爸爸妈妈都笑了。后来我常想,从这首歌谣中反映出这样一个理念:读书是第一位的,而做皇帝倒排在第二位,可见曾氏家族对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的重视,所以出了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实际上曾家也是做学问的人多,做官的极少,只有曾国铨的后代曾宪植因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当上全国妇联副主席。

    富厚堂的小辈中我和芸妹(曾宪熙)是最小的,芸妹比我还小几个月,我的小名叫么妹,这是重庆的奶妈这样叫我,于是后来就成了我的小名,富厚堂的大人小孩都叫我么妹(只有佣人叫我三小姐,因为我在于家的排行是第三,我叔叔也有两个女儿,一个比我大,一个比我小,毛姐是老大),可是我的性格却像个男孩子,调皮胆大爱动,而且我一直是剪男孩子的头发,可芸妹倒是温和秀气得多。在我们两人之间我叫她芸妹,她叫我么妹,因为我们俩个最小,所以玩得最好,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干什么都在一起,哥哥姐姐们还有读书、学习的任务,而我俩太小不要读书,所以一天到晚就是玩。

    富厚堂的东头有个思云馆,后面有一座后山,山上还有炮台、石桌石椅,这座后山是孩子们经常去玩的地方,尤其我和芸妹每天都去,我们在山上捉迷藏、爬树、采野果、捉蝴蝶……尽情地玩。后山有很多很粗的楠竹,我们就爬到顶,再滑下来,我当时虽然只有四、五岁,却也能自如地爬到顶,大一些的孩子还能从这棵竹子爬上去,够到另一棵竹子的顶尖后,再从那棵竹子滑下来,非常危险,不小心就会摔下来,但孩子们却觉得很好玩,一点都不怕。山上还有一棵大白果树,到秋天,熟了的白果就从树上掉下来,满地都是,大家就在地上捡白果,当地上的白果都捡完了,我们就跪在地上向白果树叩一个头,然后等一会,如果听到哒哒的响声就到处找,常常能找到几颗白果,就高兴得不得了。山上还有很多枇杷树,秋天枇杷熟了的时候,八方门就专门派佣人到山上摘枇杷,把摘下的枇杷分成许多份,每家每户都分一份。等大人们摘完了,我们小孩就来劲了,又是爬树,又是用竹杆打,把树上还剩下的一些零星枇杷摘下来吃,这里的枇杷又大又甜,特别好吃。

    思云馆有一个很大的荷花池,里面种有荷花,池中还有一个亭子,两边有两口水井,这里也是我们常玩的地方。思云馆还有两棵大茶花树,开花季节满树茶花又大又红,特别好看。但是八方门管理极严,谁都不许乱摘,只许观赏。如果谁家摘了就要挨罚,以前似乎发生过这样的事。
富厚堂有东西两座藏书楼,平时不许小孩随便进去,只有沅姐经大舅特许可以进去看书。可是有的孩子也想进去看书,书楼外面有一棵树,有一根粗枝正好搭在藏书楼外面的走廊上,于是有一些大一点的孩子就爬上树,再爬到枝杆上到走廊,于是就可以到藏书楼里看书了,如看西游记、三国等。

    除了在后山和思云馆玩以外,富厚堂的宅内宅外都有非常宽广的场地,这都是我们游玩的地方。玩得比较多的是跳房子、踢毽子、跳绳等,谁先开始就以划拳来决定,双方举起手口里喊着:铜拳(握拳)、剪刀(食指和中指伸开)、布(五指都伸),其中的含意是:铜拳砸剪刀,剪刀剪布,布包铜拳,如果我出剪刀你出布,我的剪刀剪你的布,我就赢了,于是赢的先跳。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所以富厚堂有许多缴获的刻有“太平天国”四个字的铭钱,但这种铭钱不能当钱用,我们就用它做筹码来赌输赢。另外我们还演三国演义和山大王的游戏,大家最愿意做的是赵子龙,最不愿意做曹操。另外春天到菜园捉蝴蝶,夏天晚上捉萤火虫,我当时很不明白萤火虫身上为什么会发亮。离富厚堂一里多路有一个杂货铺叫肖家塘,有时大人给我们几个铭钱我们就到肖家塘买片糖(红糖)吃,吃得津津有味,这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件乐事。

    比我们大的孩子都有学习任务,他们要学古文,写作文,还要学数学,学英语。我的五舅(曾昭桓)早年留学美国,他数学特别好,但有头痛的毛病,可是他一做数学题头就不痛了,一些哥哥姐姐在他那里学数学,他非常高兴,头也不痛了。五舅妈从长沙寄来一大罐巧克力糖,他为了吸引孩子们去学数学,凡是去学的孩子学完后都可以分到一小块巧克力。我和芸妹虽然还学不了数学,但为了想吃糖也常常去那里,五舅见我们来了,也分给我们一块巧克力,所以只要我姐姐他们去,我们就跟着去。我和芸妹还常常到八方门,大舅他们在那里打麻将,我们就去给大舅二舅捶背,大舅知道我们的来意,就说:“×姑娘,给么妹芸妹拿块糖!”我们达到目的,拿了糖高高兴兴地走了。

    五舅不仅学有所成,回国后曾在几所有名的大学(如复旦、交大)任教,而且还和七舅(曾昭亿,毕业于南洋大学铁路管理科)参加过陇海线和京汉线的设计建设。我的太外公曾纪鸿是近代有名的数学家,他的后代中很多都是很有数学才能的人。我虽然不是搞数学的,但在高中时我的数学却特别好,我并没有花什么功夫,可是每次数学考试成绩在班上都是名列一、二,学数学对我来说不是一件难事,我想这可能也是一种遗传吧,有点遗憾的是我后来没有专业学数学。

    大满舅(曾昭绵,我们也叫十五舅)会装收音机,留声机,他不住在富厚堂,住在金塘湾满舅妈家,有一次他坐轿子带着他装好的收音机、留声机到富厚堂来,把收音机打开放给这里的孩子们听,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小盒子会说话、唱歌,尤其是放留声机,一块黑色的大园盘,上面有很细微的纹路,中间还有一圈红色,唱片放在一个能转的盘子上,上面放一根固定好的针,唱片一转,针磨唱片就放出歌来,我们很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孩子们纷纷议论,后来芸妹偷偷跟我说:“你不知道吗,这是杀了一个人,放在唱片里面做成的,要不然怎么会唱歌,你看这唱片上还有血!”你指着唱片上中间的红色说。我听了以后非常害怕。后来我去问我爸爸,爸爸很好笑,于是跟我讲唱片会唱歌的原理,我根本听不懂。

    曾家家规很严,只有每年过年从三十晚上到正月十五可以掷骰子压宝,搞搞赌博外,而平时绝对不许,那怕舅舅们打打麻将也要瞒着八方门。还有不许信迷信,不许求神拜佛,请巫师,所以富厚堂没有神龛。至于嫖妓,男女之间的不规之事,更是不用说了。

    1945年抗战胜利了,有一些美国联军到了中国,正好到了白果镇,于是我爸爸就把几个美国士兵带到富厚堂来参观,跟他们讲富厚堂的历史、背景,他们竟然发现这里的很多人能用流利的英语和他们交谈。后来爸爸跟我们说,这几个美国士兵非常吃惊,为什么在这穷乡僻壤会有这么多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真不可理解。我爸爸还把富厚堂的小孩们召集起来,和这些美国士兵集体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我印象很深,一直保留到上世纪60年代。

    抗战胜利了,这是全国最大的大事,富厚堂的大人小孩都欢呼庆祝,敲锣打鼓,各级政府机关和学校都举行各种庆祝会,曾氏家族也在大夫第(曾国荃的庄园)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会上大家表演节目,其中有一个小品“小红帽”又叫“狼外婆”,由我姐姐演小红帽,敏哥(刘敏安,我十姨的儿子)演狼,安华姐演外婆,大家特别爱看。我也有一个节目,唱一首歌,我在家里练得好好的,可是到了台上一紧张全忘了,一句也唱不出来,安华姐看到我在上面唱不出来,都快要哭了,于是赶紧把我拉下来。我回去以后,非常难过,我说我在家里练得好好的,怎么到了台上就忘了唱不出来了呢?这是我第一次上台表演。

    抗战胜利了,国土收复了,国家安定了,曾家的人于是陆陆续续都走出了富厚堂,大舅二舅又到长沙恢复艺芳女校,其他的舅舅们也都先后到各自要去的地方,我爸爸在1946年到南京恢复了英国大使馆的翻译工作。爸爸在南京的工作稳定了,于是就来信要我们到南京去,1947年春天妈妈带着我和姐姐还带了一个保姆雷嫂,从富厚堂出发,坐轿子,坐汽车,坐火车,坐轮船,辗转颠波了一两个月终于到达南京。途中有几件事我还记得清楚,我们叫了两顶轿子,我妈妈坐一顶,我和毛姐坐一顶,把轿子后面的布廉打开,我俩背靠背坐,我是倒着走。过铜梁山时很陡,有一条小石阶路,轿子爬山时轿夫把轿子横过来走,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往上爬,我印象很深。到山顶后下山,再走一段就到湘潭了。雷嫂就跟着轿子走路,到走平地时我妈妈怕她太累,就雇了一辆独轮车让她坐,她坐了一段后就下来,赶到我妈妈轿子跟前说:“太太,我不坐车子,我情愿走路,坐那个车头发晕。”于是雷嫂还是跟着走路。

    我们到了南京也有一件与曾家有关的事,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她的儿子俞大维是当时国民党的交通部长,所以他们也住在南京。曾广珊是我妈妈的姑妈,我们叫姑外婆,到南京后我妈妈常常带我们姐妹去看望姑外婆,后来她有病住在医院,有一次妈妈又带我们去医院探望,见到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我妈妈鞠躬叫一声姑妈,我跟在后面也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叫一声:“姑妈!”毛姐看了我一眼,然后妈妈和姑外婆聊天。回家后毛姐马上就跟我说,妈妈叫姑妈,你怎么也叫姑妈,你应该叫姑外婆!这件事以后就成了大家的笑料。姑外婆的儿子俞大维解放前夕辗转香港到了台湾,后来在台湾当了国防部长,她女儿俞大缜(俞大维的妹妹)还留在大陆,在北大任教。1956年我们一家到北京后,俞大缜和她的女儿彭鸿远(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一家也都在北京,彭鸿远的丈夫曾宪涤是曾国潢之后,因这些关系我们两家经常来往。

    1947年我们刚到南京时,这里是国民党的首府,一个完全不同于富厚堂的环境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一家住在一个三层楼的楼房里,这是大使馆给雇员安排的宿舍,我们住在第二层两间不大的房间里。这里地方又小,又没有人玩,我非常不习惯,时刻想念着富厚堂那依山傍水、又大又美的庄园,那里后山的竹子、白果、枇杷、茶花,荷花池还有众多小兄妹玩耍的无忧无虑的欢乐生活,经常做梦还在富厚堂玩。我总是跟爸爸妈妈说,这里不好,还是富厚堂好玩,有一次我甚至正式提出要雷嫂带我回富厚堂去。爸爸妈妈见我太痴迷,而且不断得知富厚堂的人陆续离开那里的消息,于是就跟我说,你现在到富厚堂也没有用了,大家都走了,都出来了,你现在回去根本就没有人玩了。这样我才渐渐收了这颗心,开始了我在大城市的完全不同的童年、少年新生活。在南京我们搬过几次家,后来大使馆的一些中国雇员(大约有五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爸爸的同事们也都有孩子,于是我们在新的环境又和新的小朋友一起玩耍,也有很多乐趣。我慢慢长大了,于是母亲仍按曾家传统教我写毛笔字,临的是欧阳询的九成宫,妈妈说外公是习欧体,于是我每天要写一张大字。除了练毛笔字,还教我背唐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是我所背的第一首唐诗,后来又背了很多诗,从此以后我对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爸爸也开始教我们姐妹学了一点英文,this is a book,this is a circle,爸爸念一句,我们跟一句,这样生活一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

    解放后我在南京上了小学和初中,1956年全家又迁到北京,我父亲先在印尼大使馆工作,后来仍到英国大使馆当翻译,姐姐考上了戏曲学校(后改为戏曲学院)。我在北京上了半年初三,然后又上高中、1959年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1962年毕业,结束了我的学生时代。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中央歌剧舞剧院),1964年又服从分配调到湖南长沙,不到半年又调到湖南最边远的山区绥宁县,75年调到邵阳,在毕业后的四十多年里生活经历了各种难以想象的曲折、艰难、坎坷,直到现在。

    我现在已年近古稀,但是我还是怀念着富厚堂的童年欢乐生活,我要再说一遍,富厚堂是我童年生活中最难忘、最留恋的地方,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 注]此文发表于《曾国藩研究导报》第22期,本文稍有补充。

 

抗战中究竟出了多少汉奸

信力建

2009-12-02

    抗日战争,我们是战胜国。然而,我们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据战后统计: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还不包括1931年9·18事变后到1937年7月7日之间长达6年的侵华战争)中国有近1000多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总共达6000亿美元(这些损失还不包括被日本强盗在战争中屠杀了的3500万中国同胞的生命价值)。6000亿美元,按当今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也就是将近50000亿人民币。当然,这还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损失,在精神层面,日本侵华战争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荼毒,更是罄竹难书,影响深远。

    据有关资料,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除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被缴械的大约是118.6万人,而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有40万军警,再加上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所以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其实这里还应加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伪军,这样算起来伪军就有了300多万。这个数量的伪军几乎超过在华投降时日本军队的数量——120万人的两倍。这个日军数量还包括在台湾和越南北部的的日军,而这些日军一般是不在抗战实际作战数字里的。汉奸不仅是伪军,还包括伪政府的各级官员。这个数量不好统计,但其作用是巨大的。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汉奸文人,如周作人之类。还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38%。

    任何一个国家在外族入侵之时,都会出现一些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这不奇怪。奇怪的只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会出现这么多汉奸?这些汉奸是这么炼成的?

    这或许可以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来探讨。就外因而言,首先是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却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一些人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其次,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最后,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国人中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爆发后敌强我弱的现实,使部分人丧失了抵抗的信心。然而,这些外因,也只为抗战期间汉奸的大量涌现提供了现实土壤,造成这些恶之花的五彩缤纷,还得寻其内部原因。

    大致说来,如果一个民族在战争期间,出现了大量与本民族对抗的所谓“卖国贼”,这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出了问题——换言之,这个民族是否有一个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的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个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在民族危亡之际,国人就会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共御外侮而不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国人就会分崩离析,认贼作父,甘愿当亡国奴,甚至当卖国贼。这个所谓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既包括了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也包含着现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对国人的影响。

    原本中华民族并不缺乏爱国的文化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国家和民族认同是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信条和行为准则。自从夏商周以来,中国国家形态初步形成,中国人就坚持国家正统和一统的理想,不但“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且华夷之区隔是很强烈的,在民族遭遇外侵的存亡之际,总有无数可歌可泣的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满江红》词云:“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陆游《示儿》诗云:“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都表达了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

    然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和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军阀混战,人民涂炭,外强凌辱,国运日衰。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开始了并吞东亚的“圣战”。抗战一开始时是个什么情况呢?据迟浩田将军回忆,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八个日军士兵五支步枪,一挺机枪,赶着一个县城数万军民弃城而逃。于是,连汪精卫,那个当年在同盟会时刺杀满清摄政王被捕后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人物,都当了中国最大的汉奸。

    在抗战前后,不但好多一般社会成员对国家的观念模糊,就是当时的统治集团和军事集团,由于利益的不同,对国家的认同也是有诸多复杂的情况。从国民党来说,先是“九一八”坚决不抵抗,将东北拱手相让给日本;后来是公开宣扬“攘外必先安内”,坚决要先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后来在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后,蒋介石同意了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但也搞了不少磨擦,甚至发动“皖南事变”,同室操戈,要消灭新四军;汪伪政权成立后,蒋介石也没有中断和日本的暧昧的谈判。从共产党来说,也在抗战中奉行保存实力、发展壮大的方针,毛泽东怒斥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暴露了共产党的主力”,引来了日军对八路军的围剿。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基本是在敌后搞游击战,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军队从红军仅剩的三万人,发展到百万之众。

    要之,政治不清明,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安定,必然会造成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国家认同趋弱——这就是抗战中,汉奸大量涌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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