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特征,是财富从下向上集中,从多数人向少数人集中,钱都集中到上边来了,下层严重贫困!河北出现教育局长自杀,是基层财政贫困典型的表现。尽管中国主办了国际一流的奥运会、世博会,尽管中国打造出了几个后现代的沿海大城市,但基层的贫穷令人揪心。因此,我们刊出《河北蔚县教育局长葛祥自杀的原因》一文,引起大家注意。新华社半月谈的《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也值得一读。另外,围绕着今年来国内出现的国进民退,中国出现了一片 谴责声,这些文章看来都是言之凿凿,理直气壮,其实不过是一些庸俗经济学,并非象他们说的那么神。在一个缺少政治制度保障、缺少劳动权利的国家,私有化就意味着工人农民遭受资本的盘剥,甚至处境比原来的国有企业还糟。前边有狼,后面有虎。在这种情况下,与其遭受私人资本的剥削,不如进行社会正义改革。在目前 劳动权利不完善的情况下,公有、私有两者其实都一样,没什么绝对好和坏。私有化不等于政治民主!在这一点上,张曙光、陈志武、张鸣等先生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大义凛然,真理在握。没有政治改革的保障, 没有民主权利的完善,单纯地搞私有化改革会造成国家更大地不平衡。可惜,当今的中国学界净出了一些偏执狂式的人。都在各说各话。还是多关心一点工会建设、劳动权利、政治改革之类的事 为好。等这些社会条件具备了,再来鼓吹私有化也不迟。

    还有吴稼祥先生的文章,说来说去都跳不出西方政治学那几个概念,其实中国的政治就是“官主政治”,而非民主政治,就这么简单,可中国的学者们却从西方搬来一堆词汇,权威政治、威权政治、全能政治、全权政治等等,用吴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烦死人。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没什么难的,由官主到民主就行了。不要搞得那么复杂。让这些西化派的人去搞政治改革,能把人累死,光是陷在复杂繁琐的词语里就拔不出来,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要切记中国经济改革的教训,模仿了半天西方经济学的国际分工理论,结果发现还是被人家给涮了。说到最后,编者的用意是告诉读者:不要盲目迷信那些貌似权威的文章。

财富集中与权利缺失有什么关系?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编辑

2009那12月3日

目录

猫眼:失去鲁迅的中国变成了什么样?

郑联盛:全球经济:形势与挑战

华尔街日报:中国的“第二轮”经济刺激

中国欧盟商会:中国产能过剩研究----成因、影响及建议

编辑:最新经济动态

卢麒元: 我们的货币叫人民

云汉月刊:联想、TCL、京东方三大国际并购案比较

 

胡星斗:过度的国企垄断破坏了社会和谐

李炜光: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半途而废的危险

马金瑜:河北蔚县教育局长葛祥自杀的原因

孙立平: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

半月谈: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曹久强:无产阶级不能富裕的原因

中评社:中国须提防“造富运动”

文章汇编:如何看待国进民退?

 

李若山:一位复旦大学财务系教授的幽默

海龟:回国创业碰到叫你肃然起敬的专家评审

徐景安:新一轮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

张宏良:应该牢牢记取亡国惨剧的历史教训

王长江:中国到了非大力推进民主不可的地步

马已:俄国为何不能学中国模式?

颜沧海:中国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官主和官僚化问题

胡星斗:中国清廉指数下降,如何继续反腐败?

胡星斗:发达国家的官员廉洁度及反腐败措施

吴稼祥:从新权威到宪政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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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鲁迅的中国变成了什么样?

猫眼

2009-11-18

    那个叫鲁迅的终于从教科书里滚蛋了! 近来,由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新版语文教材中逐步剔除鲁迅的文章,引来一片争议,赞者有之,阻者有之。而笔者认为,在近年来对鲁迅话题经历了沉默、回避、冷淡的过程后,现在让其滚蛋,已经是时候了。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讥讽、怜悯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无地自容。

    看看: 孔乙己们复活了。并且以一篇《‘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论文,晋级为教授、学者、国学大师;也不再提心吊胆地“窃书”了,而是平心静气地在网络上“窃文”了;不仅可以舒坦地“温一碗酒”,而且还能以其博导的诱惑力对“伊”来一把潜规则了,他岂能让鲁迅揭了他前世的底?!

    “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复活了。尽管它们披上了精英、专家的外衣,但是依然“看到所有的富人都驯良,看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他们或装神弄鬼地玩弄数字游戏,鼓吹物价与美国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或干脆作了外国人欺诈中国的“乏走狗”,与其里应外合、巧取豪夺。它们岂容鲁迅再一次把它打入水中?!

    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复活了。 有的混入警察队伍,有的当上了联防队员、城管。披上制服兴奋得他们脸上“横肉块块饱绽”,手执“无形的丈八蛇矛”,合理合法地干起了敲诈勒索,逼良为娼的勾当。如果姓夏的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躲猫猫”足矣。想想,这些下做的勾当儿怎能让鲁迅这种尖刻的小人评说?!

    阿Q们复活了。 从土古祠搬到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是“老子民主了!”每天做梦都盼着“白盔白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早一天杀过来,在中国建立民主。因为只要美国的“民主”一到,赵七爷家的钱财、吴妈、秀才老婆乃至未庄的所有女人就都是我的了!哼!而鲁迅却偏偏要我做个被世人嘲讽了数十年的冤死鬼,我岂能容你?!

    假洋鬼子们复活了。这回干脆入了外籍,成了真洋鬼子。并且人模狗样儿地一窝锋地钻进“爱国大片”的剧组,演起了凛然正气、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让人好生不舒服。此种一边哽咽着颂扬祖国母亲,一边往象征中华文明的青铜大鼎里撒尿的举动,岂不是鲁迅杂文中的绝好素材?!

    祥林嫂、华老栓、润土们复活了。他们依然逆来顺受,情绪稳定。因为“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这样,必须要备足了餐料。而那些准备做餐料的人,本来可以闷在铁屋子里,一边听着小沈阳的笑话,一边麻木地死去,岂容鲁迅把他们唤醒,再一次经历烈火焚身的苦痛?!

    那些“体格茁壮的看客们”复活了。他们兴致勃勃围观那些“拳打弱女”、“棒杀老翁”、“少年溺水”、“飞身坠楼”的精彩瞬间,依旧“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哈哈,仅看客一类,被你伤害的人就太多了,因为中国人几乎都愿做看客!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正如陈丹青先生所讲的“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如果鲁迅赶上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卖淫”、“官员嫖幼”等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小人已不在人世了。

    让我们彻底赶走鲁迅,欢迎“小沈阳”,让人们在开心的笑声中忘却现实的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12-02 09:54:46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87 全球经济:形势与挑战

全球经济:形势与挑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郑联盛

Dec. 1, 2009

zhengls@yahoo.com.cn

一、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在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金融部门、贸易部门和全球实体经济等受到了重创,全球经济陷入了衰退。经过金融危机的煎熬,在各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刺激下,金融部门和全球经济实现了谷底反弹,并呈现了一定的增长态势。2009年注定是全球经济难熬的一年, 2010 年迎面而来,全球经济能在新的一年中实现新的发展吗?

    经过政府的强力刺激和较长时间的内生调整,全球经济复苏已经成为全球的共同期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再次呈现扩张势头。IMF 预计,全球经济在2009 年收缩1.1%之后,2010 年将增长3.1%,全球经济复苏总体形势相对此前的市场预期较为乐观,但是,报告同时指出,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IMF,2009)1。笔者认为,2010 年的全球经济可能难以实现快速复苏,全球经济将是一个缓慢的复苏过程。

    (一) 美国经济复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美国经济复苏形势基本确立。10 月底,美国商务部(2009)公布了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初步数据,美国第三季度GDP 环比增长出现了一年以来的首次攀升,从第二季度的负0.7%增至正3.5%,并略好于市场预期水平。这一环比增长水平为两年来最大季度增幅,此前美国经济遭遇了连续四个季度的萎缩,为上世纪30 年代以来之首次2。从技术层面讲,美国经济大规模的衰退可能已经到了一个阶段,美国经济正在逐步从衰退中复苏。

    1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October 2009.

    美国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企稳回升的局面。美国股票市场出现较为强劲的反弹,道琼斯指数重返万点大关,给市场带来了较为明确的信号,金融市场反弹格局已经确立。在房地产市场方面,第三季度美国住宅投资出现了15 个季度以来的首次正增长,住宅投资环比增长竟然高达23.4%,是美国23 年来的最大年度增幅。美国商务部(2009)报告显示,住宅市场投资拉动了GDP 增长0.5 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复苏较快。

    但是,美国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复苏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特征。房地产和金融部门复苏主要得益于政府政策刺激,一是对金融部门有毒资产的处置,剥离了有毒资产,改善了资产负债表;二是政府更改了会计准则,使得房地产部门和金融部门的资产得以更高的价格计价,进一步提高了资产负债表的状况;三是宽松货币政策、财政赤字和政府投资的推动,尤其是宽松货币政策对房地产部门和金融部门的价格提升作用明显。但是,这些措施基本到达了极限,并且政策的边际效用在降低,而同时政策的潜在风险日益显现,因此依靠政府的复苏已经达到一个瓶颈。

    美国经济复苏的力量将来自私人部门投资、居民消费和出口等,但是私人部门投资、居民消费和出口等的复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还有,落后指标失业率超过10%,并将持续数月,这反映了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仍在进一步深化,实质性的较快复苏仍需要一个过程。

    更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增长缺乏新的支撑点。根据美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美国经济快速增长依赖于新的经济增长点。铁路网、公路网,两次世界大战、马歇尔计划,汽车、房地产、信息产业等,是各个时代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行业支撑。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无法完成快速反转,在于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缺乏可以支撑高速增长的新行业。因此,美国复苏可能是一个“耐克型”复苏,目前正处于缓慢复苏阶段,后期复苏速度可能取决于经济新增长点的确立。

     2 详见美国商务部。www.commerce.gov

    (二)欧洲和日本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全球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并不扎实,尤其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难以快速反弹。其中,欧洲和日本经济可能难以在2010 年实现有效复苏。

    欧洲仅能实现较低水平的增长。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欧元持续升值、外需减少、房地产市场下滑和金融业损失等是欧盟经济放缓的重要原因。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整,这些因素出现了改善迹象,但是仍然没有实现逆转,欧洲经济仍然难以有效快速复苏。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欧盟主要是在区域内部出口,经济周期具有很强的扩散效应,欧洲主要经济体难以快速复苏,决定了其他经济体难以起色。欧央行理事、德国央行行长韦伯表示,欧洲经济未来增长可能较衰退前更为缓慢,未来几年,欧洲经济的年增长率可能低于1%;IMF(2009)在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欧元区16 国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将仅增长0.3%;而全球著名的经济预测机构----全球大企业联合会预测,2010 年欧洲可能是零增长。另外,政策协调可能延缓欧洲的复苏。只要欧元区各个经济的经济走势大相径庭而且财政协调机制无效,那么欧洲经济可能就难以真正复苏,震荡格局甚至震荡下行都是有可能的,当然这是最坏的情景。

    但是,目前OECD(2009)综合领先指标(Composite Leading Indicators)显示欧洲的复苏可能要好于预期。比如,欧元区的综合领先指标在2009 年9 月份上升1.4个点,比去年同期高6.3 个点3。法国、英国和德国等的领先指标表现良好。OECD 的领先指标显示出了与市场普遍预期的迥异性,因此不能排除欧洲经济复苏好于预期的可能性。

    日本经济或陷入L 型衰退。金融危机之前的日本经济刚刚从长达10 余年的衰退走出,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将日本打入衰退的泥潭。其一2010 年全球总需求不容乐观,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难以填补需求缺口;其二日元升值使得日本的出口受到进一步的影响;其三日本现在利率水平几乎为零,同时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例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日本政府的政策空间较小。虽然IMF(2009)预测2010 年日本将增长1.7%,但是由于2009 年日本经济大幅收缩了6%,日本经济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日本甚至陷入中期衰退。OECD 的综合领先指标甚至比去年同期降低了0.7个点。

     3 OECD:OECD Composite Leading Indicators Continue to Show Strong Signals of Recovery, November 2009.

    (三)新兴经济体增长较快,但难以支撑全球的快速增长

    全球经济危机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各异,但新兴经济体总体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使得发达经济体受到重创,但新兴经济体表现良好。有专家形容,本次金融危机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像是20 岁的年轻人摔跟头,有点痛痒;美国像是中年人摔跤,略伤筋骨;欧洲是中老年人摔跟头,伤筋动骨;日本是老年人摔跤,奄奄一息。虽然,这样的描述过于简单,但毫无疑问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深化和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倾斜,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新兴经济体。据IMF 预测,新兴经济体明年的经济增速有望达到5.1%,未来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将更为明显。

    表1: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预测

地区      2009 年增速  2010 年增速
世界        -1.1     3.1
发达经济体     -3.4     1.3
欧元区16国     -4.2     0.3
西方七国      -3.6     1.3
欧盟27 国      -4.2     0.5
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2.4    3.6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1.7     5.1
中东         2.0     4.2
中东欧        -5.0    1.8
非洲         1.7     4.0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October 2009

    但是,新兴经济体难以承担引领全球经济快速复苏的角色。由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表现比美国更差,发达国家整体将持续一个较长的低增长时期,全球经济复苏的新支撑点可能来自于新兴经济体,但是,目前新兴经济体的权重仍然不足25%,新兴经济体主导全球经济增长的时代仍然遥远。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决定了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较小。

    另外,新兴经济体本身的长期发展模式尚未建立。新兴经济体此前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全球化红利,比如东亚经济体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出口的拉动。但是,在金融危机下,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原有的发展模式是否依然有效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商品和资本流动格局,美国经济增长缓慢,且更为均衡,美国对外围国家的商品、服务和资本等需求将减少,那么谁将弥补这一全球需求缺口?如果没有新的需求来源,那东亚等出口型经济体将面临商品和资本的双重过剩。

二、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1.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且更均衡,全球总需求或出现缺口

    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是缓慢的,对全球总需求的贡献减小,决定了全球复苏不能很快实现。由于美国和欧洲是全球主要的消费市场,日本是主要的出口方之一,欧美需求减少,日本供给相对充足,在其他国家出口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全球总供给将超过总需求,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但如果从货币方面分析,可能有通胀压力。因此有研究(谢国忠,2009)认为,全球经济可能陷入“滞胀”4。是否陷入“滞胀”存在争议,但是具有较大共识的是全球经济复苏是一个缓慢过程,全球总需求不可能迅速恢复。

    美国居民部门储蓄率明显提高,有助于改善美国经济失衡和全球失衡,但可能不利于全球总需求。美国自上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居民储蓄率呈一路下滑的趋势,危机之前已降至几乎为零的状态。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收入降低或收入增长预期变差,以及资产缩水,居民部门开始去杠杆化,居民储蓄率从零点较快提升至目前的8%左右。根据相关研究(余永定,2009),决定美国居民储蓄最重要的指标是净财富-收入比5。由于净财富收入比暂时无法很快提高,美国居民储蓄率可能就无法明显降低。这就会带来一个重大的结果,居民储蓄将会挤占部分居民消费,因此美国的消费进而全球总需求可能无法迅速回升至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4 谢国忠:资产价格泡沫,2009 年11 月13 日在世界经济与中国研讨会的发言。

      5 余永定:美国经济再平衡和贸易保护主义,2009 年11 月18 日,第一财经日报。

    最后,美国政府正在去杠杆化,美国经济增长可能更加均衡,对全球影响非常复杂。2009 年美国财政赤字规模超过1.4 万亿美元,GDP 占比约为10%,是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政府已经表示将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降低财政赤字,至4-5%左右。美国经济复苏委员会委员劳拉(2009)认为,美国财政赤字具有结构性,一般水平为4%6。

    美国政府降低财政赤字的过程,就是美国提高储蓄率的过程。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美国政府、居民部门都提高储蓄率,那其净出口会增加(或者贸易逆差会减少),这就意味着美国对全球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将会降低,这将直接拉低全球总需求,或出现全球需求缺口。这对于美国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是利好,但对全球复苏的影响更为复杂,并不一定是好事。比如,美国储蓄率提高可以改善全球失衡,但是由于全球总需求降低,依赖出口的国家如果转型不力,将陷入低增长或衰退。

    2、金融部门重构正在深化,可能存在新的风险

    全球金融行业的规模在减小。2007 年年底,全球金融资产规模为当期GDP 的15倍以上,金融行业脱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成为独立运行的巨大行业,增长幅度远远超过GDP 的同期增长水平。但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金融部门去杠杆化过程明显,杠杆率水平大幅降低,金融部门出现了向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回归的迹象,这意味着金融部门近期的增长幅度难以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同时,全球经济和贸易本身也是在紧缩的过程中,所需要的金融服务也是在下降的。

    金融行业本身的盈利水平在下降。在金融危机之前,金融行业成为最为赚钱的行业,资产回报率和股权回报率都处在较高水平。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之前,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承保的所有金融机构的资产回报率超过1%,股权回报率超过10%,而2009 年年中资产回报率低于0.1%,股权回报率低于1%(FDIC,2009)7。虽然,金融机构的盈利规模基本超乎市场预期,但是金融机构总体的盈利能力并没有实质性改善,或者说正处在盈利的最低谷。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仍将保持在较低水平。

    去杠杆化仍在进行,可能引发新的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之前,投资银行的杠杆率超过30 倍,美国两大房地产抵押贷款担保商----房利美、房地美的杠杆率超过60 倍,对冲基金杠杆率更高。在金融危机之后,金融部门迅速进行去杠杆化,一是快速出售有毒资产,二是多方寻找新的资本金,主要采取了改善资产方的方式去杠杆化。在美国更改了“以市定价”的会计准则之后,由于金融机构可以采取合适的方式来定价,去杠杆化进程放缓。目前,全球经济复苏形势已经确立,金融机构重新杠杆化,但仍然无法回到金融危机之前,总体仍然是处在一个去杠杆化的进程中。根据IMF 的预测,在危机产生和蔓延的过程中,全球金融部门的有毒资产预计为4.1 万亿美元,其中银行业为2.8 万亿(IMF,2009b)8。

    截至2009 年11 月上旬,根据彭博的消息,全球已经核销的银行业有毒资产为1.67 万亿美元,约6 成。因此,全球有毒资产核销仍然需要一段过程,预计最早在2010 年完成(朱民,2009)9。由于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缩小、盈利能力相对下降、融资难度相对提高,在处置有毒资产和去杠杆化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多金融机构破产,可能引发新的金融动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金融机构破产几乎不会引起新的系统性危机。

    6 Laura D’Andrea Tyson2009 年11 月13 日在世界经济与中国研讨会的发言

     7 FDIC,FDIC Quarterly,2009 Volume 3, Number 3。

    3、出口成为众多政府的政策目标,贸易保护主义或抬头

    在国民经济的三家马车中,贸易部门更有政策空间。从公共投资看,由于财政赤字的限制和投资收益率的约束,公共投资无法大规模持续增长;从私人投资看,由于市场信心仍然较为低迷,私人部门投资收益分析认为目前仍然不是投资的最佳时机,投资的意愿不强。从居民消费看,目前居民部门正在进行去杠杆化,短期内是提高储蓄并降低消费,消费虽然事先较快的反弹(这是美国目前经济好转的最主要推动力),但强劲复苏需待时日,而且可能无法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因此,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以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在贸易政策中,涉及促进出口和抵制进口两个方面。在促进出口上,可以采取增加出口的种类、等级、规模等质、量政策,可以采取出口退税等补贴政策,还可以采取货币贬值等方式。在抵制进口方面,可以采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经济手段,还可以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等政治手段。对于政府而言,出口退税、货币贬值、非关税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等是最具操作性的政策措施。投资相关的保护主义也可能是政府的政策工具。

    8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April 2009

     9 朱民:2010:全球金融市场展望,2009 年11 月13 日在世界经济与中国研讨会的发言。

    4、全球流动性充裕,可能萌发新的资产泡沫

    流动性注入规模是史无前例的。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在危机之后均大幅度降低利率。主要经济体同步下调利率,不仅进入了史无前例的超低利率时代,而且进入了“零利率”陷阱。另一方面,当利率降无可降之后,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均采取了“数量宽松”政策,通过购买金融资产,继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水平都是出于历史的最低水平,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率水平也处在低位水平。虽然,澳大利亚近期连续两度加息,但是,总体而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宽松的水平,全球流动性将是充足的。如果从部分国家的资产市场走势看,流动性甚至出现了过剩的局面。在全球经济复苏尚未明确之前,大部分货币当局都不敢轻易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难以主动及时地回收流动性。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即使出现一些结构性微调,但各国央行将维持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仍将保持充足的格局。虽然澳大利亚两度加息释放了政策可能退出的信号,但对大部分经济体而言,从出现信号到付诸行动的时间会较长。更重要的是,从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和深化过程中,一个重大的教训是流动性具有极大的易变性,可以在短时间内从流动性充裕变为流动性不足,相应地,也可以在短时间内从不足变为充裕。因此,在宽松的政策背景下,加上流动性内生的易变性,流动性在全球范围内可能逐步显示出过剩局面。

    流动性之所以成为流动性在于其会内生地流向投资收益回报较高的市场,助长资产市场价格。商品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是流动性的主要去处。从商品市场看,原油价格已经上升至80 美元每桶,有色金属价格也大幅攀升,伦敦期货交易所的铜期货已经达到14 个月的高点,目前看价格相对较低的是粮食市场,但预计明年粮食价格将在流动性下推动下大幅上涨。在房地产市场看,美国、欧洲等房地产市场在2009年第二季度已经触底,最近正处在缓慢的回升中,流动性也是楼市回暖的重要支撑。在证券市场看,尤其是全球股票市场实现了快速反弹,道琼斯指数重返万点,部分新兴经济体股指已经创出新高。

    流动性充裕将改变资本流动方向。由于大部分经济体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是充裕的。由于各个经济的利率水平虽处低位,但水平高低不一,因此充裕的流动性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套利,即资本从低利率地区向高利率地区转移以实现套利,比如美国利率很低(0-0.25%),而其他地方利率较高(比如3%),那么美元就可能成为融资货币,投资者在美国本土借出美元,投入到其他市场中,以实现套利目标。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将寻找价值洼地进行投资,更加合理配置资产,提高资产收益率。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复苏更为有力,经济增长前景更为乐观,有些经济体本币还有升值潜力,因此新兴经济就成为未来的希望和资产升值较快的地方,国际资本将会大量流入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根廷等以及香港、新加坡、加勒比等自由港都是潜在的资金集结地和重要投资目的地。

    流动性充裕可能引发资产泡沫。在投资标的上,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是重要的投资品种。以中国为例,上半年的股市牛市行情、疯狂的房地产井喷行情和众多“地王”出现,与流动性充裕无不关联。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和世界银行近期都表示,中国尚无资产泡沫,但目前中国的收入房价比、房价租金比已经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产生房地产泡沫的风险正在加大。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经济体的流动性除了自身的流动性之外,还有来自于外部世界的流动性,尤其是短期资本。以中国为例,9 月份新增外汇展占款高达4067 亿元,虽10 月份有所回落,但外汇占款总规模看涨。以香港为例,目前集结在香港的热钱已经达到了历史高点。内部和外部的
流动性轮番攻击,可能进一步助长房地产、股市等资产市场价格,萌生资产泡沫风险。

    5、美元汇率扑朔迷离,货币体系调整存在不确定性

    美国是本次金融危机的中心,市场本来预期美元将会随着危机的升级大幅走跌,但是美元却在危机中不断走高,这个趋势持续到了2009 年第一季度。2009 年第一季度以来,金融危机初步触底,全球经济逐步企稳,美国经济形势转好,但美元反而掉头直下,在2009 年3 月到11 月的8 个月中,美元贬值了25%,美元指数更是创出历史新低(Wind,2009) 10。

    美元在危机中的走势先高后低,扑朔迷离,但是如果从更长的维度看,美元总体上处在一个贬值的进程中。这个可能与美国的战略贬值相关。从2002 年4 月起美元即开始了所谓的战略贬值,尽管在危机期间美元曾一度升值,但到2009 年11 月为止,美元指数在过去8 年中已经贬值了40%(Wind,2009)。

    长期以来,在国际收支方面,美国都是经常项目的逆差方,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美国对外净债务规模的上升和对GDP 比例的持续升高。净外债的GDP 占比越大,美国的偿还能力就越差,那其信用水平就越受怀疑。如果债权人不愿意再购买美国资产(主要是国债),那么美国就无法以资本项目顺差来填补经常项目逆差的缺口,那美元可能发生危机。

     10 作者根据Wind 咨讯数据计算。

    从长期角度出发,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是导致美元贬值的根本原因,如果美国无法改变经常项目逆差(以及净债务占比提高)的局面,美元走跌是必然的趋势。一定程度上,美元长期贬值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强势美元是美国国家的根本利益。美国实行的战略贬值主要是为了缓解美国对外净债务占比过高的风险,在美元战略贬值40%之后,美元继续大幅贬值的空间在近期可能不具备了,美元中短期或将企稳回升。否则,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债权人将蒙受巨大的财富损失,可能将引发美元的信用问题,国际货币体系不确定性更多,调整压力更大。

    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主要表现为,以美元作为核心储备货币、以浮动汇率机制为主、允许资本跨境流动等特点,但是这一体系没有解决好全球的流动性问题、各国国际收支的调节问题以及人们对于储备货币贬值的担忧问题,其中美元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将带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平等、不稳定以及通缩倾向(余永定,2009)。一是不平等。美国向其他国家输出货币,但是从其他国家获得了实际财富。大量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商品、资源积累外汇储备,这些储备中很大一部分被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库券。相对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获取的收益,发展中国家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较低,而美元本身却在大幅贬值。二是不稳定。为了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
体系的主导地位,美国必须通过贸易逆差满足其他国家对美元的需求。

    随着全球对流动性的需求增加,美国的外债越来越多,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出现动摇,因此造成美元汇率的波动。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其他国家担心其外汇储备可能贬值,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局面。三是通缩倾向。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贸易顺差国持有大量美元资产作为储备货币,而贸易逆差国美国通过向贸易顺差国借贷来维持开支。当全球经济陷入危机,贸易逆差国美国压缩开支,贸易顺差国盈余减少,原本的平衡出现调整压力,国际货币体系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倾向。这三个方面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全球经济复苏都是无益的。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12-01 16:29:40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92期

中国产能过剩研究----成因、影响及建议

中国欧盟商会

2009年11月

(请点击阅读)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2-03 14:19:1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中国的"第二轮"经济刺激——华尔街日报

中国的“第二轮”经济刺激

华尔街日报

20091202

    先且听我说,中国将很快迎来第二轮经济刺激。北京没有正式宣布,可能也不会宣布,因为这一轮刺激是通过决策者不能完全控制的力量来展开的。但在过去一年"第一轮"刺激中银行信贷急剧扩张过后,新一轮货币放松的条件正在趋于成熟。

    欲知个中原因,首先需要了解过去一年中国已经经历的经济刺激的一些特征。人们的注意力常常集中于北京在2008年11月宣布的人民币4万亿(约合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一揽子方案,但这些投资于公共工程等项目的资金中,只有大约1.2万亿元来自中央财政。相反,刺激资金多数由银行提供。单2009年一年,预计银行业就将新增贷款9.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由中国国有银行提供的这些天量贷款如果有很大一部分沦为坏账,使北京不得不拿税收来对银行进行重组,那么就有可能在某一天成为一种事实上的财政刺激。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刺激主要还是货币的而非财政的。

    中国政府要实施货币刺激,必须克服多种因素,不然这些因素会造成一种货币紧缩。2008年7月,北京放弃了让人民币逐步升值的政策,重新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危机最严重时期,美元在全球避险买盘的影响下升值,人民币对一篮子美元以外的货币也同步升值。

    这种情况打击了本已面临需求下降的出口商。由此造成的通货紧缩压力一般情况下会降低银行贷款、企业借款的意愿。与此同时,通胀率因危机而大幅下降,也造成真实储蓄率大幅上升,将资金重新吸回银行系统,形成挤占资产市场流动性的威胁。所以说,去年的信贷扩张,主要是决策者利用他们对银行管理层的威权、反击更广范围内市场力量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有关部门甚至都没有用到传统的基于市场的货币政策工具,就实现了货币上的刺激。在危机中,中国政策利率事实上仅下降了2.16个百分点,不到美国美联储削减幅度的一半;考虑到通胀率的大幅下降,真实利率的削减幅度更低。与此类似的是,银行储备金要求削减了,但也只回到了2008年年初几个月的水平,而且降低储备金率释放的流动性,也只是弥补了危机期间资本流入量的下降幅度。

    在上行期间,克服这些市场力量将比下行期间更加困难。"第二轮刺激"就是这样来的:今年北京一直在反击的市场力量正在转向,并且有可能引发一轮资本流入,让北京难于招架。

    危机既已结束,美元在贬值,拖累人民币兑其它货币跌至2008年8月份以来未曾见到的水平。这让中国政府将开始允许人民币再度升值的猜想越来越强烈,而这种猜想又令危机期间枯竭的热钱再度涌入。

    实际存款利率也有一种类似的趋势。通缩率已经从7月份的1.8%收窄至10月份的0.5%,意味着真实利率在下降。而去年大量涌入银行的存款也在不约而同地转变方向。除了9月份的很短时间以外,银行中的家庭存款从7月份以来一直在下降。在这种环境下,决策者的有效选项为数不多。比如,如果为了冷却楼市而提高名义利率、增强银行存款的吸引力,可能会给人民币造成更多升值压力。

    这些变化将会抵消新增贷款放缓带来的影响。政府似乎是有意要让银行贷款步伐慢下来,但这本来也说不上是减缓。政府对信贷扩张速度可能有一个7万亿到8万亿人民币的目标,低于2009年全年预期扩张水平,但这个目标仍然足以保证信贷存量增长18%。这将继续略高于GDP增速,仍然符合信贷"宽松"的定义。

    即使贷款以更大的力度放缓,从过去经验来看,当前这种信贷收紧但汇率和存款利率放松的环境仍然不是特别紧缩。上次出现这种环境是在2004年到2007年,当时虽然银行信贷增长跟GDP基本同步,但北京仍然面临着严重的资产泡沫和通胀隐患。这段时期的前车之鉴让人们看到,随着"第二轮刺激"愈演愈烈,北京将面临怎样的政策难题。当时,不管是让人民币对美元小幅升值,还是银行存款利率的有限上升,都没有能够控制资产价格的涨势。而在当时美元像现在一样保持疲软走势的情况下,人民币虽然温和升值,但并没有带来整体实际汇率的多大改变。

    北京似乎已经在考虑从第一轮刺激中退出。政府可能会对去年一揽子方案中的某些产业政策加以控制。但现在,各种市场力量可能会自行实施一种货币性的刺激。

 

 

最新经济动态及问题

北京大军智库 编辑

2009年12月3日

中国经济再入“两难”之境

    美国侨报:从11月20日起,大陆非民用电价每千瓦时平均提高2.8分钱,中国官方同时表示,未来居民用电将逐步推行阶梯式递增电价,用电越多,电价越高。就在此前,因雨雪天气的影响,成都、重庆、武汉、杭州等地天然气告急,煤炭及各种能源供应也告急,随之而来,包括水价在内的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来势凶猛。

    不仅如此,肉菜等农副产品价格也借天气之势开始飙涨:食用油价开涨、猪肉量价齐涨、大米面粉微涨、活海鲜价猛涨……北京的菜市短短几天涨价40%!

    物价上涨往往是通胀的先兆,通货膨胀汹涌而来的脚步声似乎越来越近。

    通货膨胀是中国官员尤其担忧的一个问题,原因是它对贫困人口的影响最大,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民众也更希望自己手里的钱不会因通胀而贬值。因此北京当局常常宁愿冒着导致国内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收紧银根,也不希望通货膨胀加大贫困人口的负担——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曾遭遇严重通胀,民众至今心有余悸。

    官方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消费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1.1%,9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较上年同期下降7%。此轮涨价潮多集中于资源性产品上,虽属当局调整此类产品价格结构的“补课”之举,但其扩散效应却不可低估。

    眼下正在负值区间运行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转正”趋势明显。中国商务部的监测结果表明,11月9日至15日,36个大中城市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已经比前一周上涨了1%。如何防范通胀压力,有望成为即将召开的中国最高层级的经济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

    笔者以为,此次通胀预期是隐患被清除,人们虚惊一场还是喷涌爆发,取决于当局的果断行动。当前不仅应继续抓住食品价格这一龙头,将宏调的着眼点放在“米袋子”、“菜篮子”等关涉百姓日常生活产品的生产、供应和市场稳定上,更应采取措施,控制住尚未纳入CPI统计中的房价飙涨趋势,这只“老虎”若不关进笼中,其对整体经济的危害同样十分可怕。

欧盟施压中国要求人民币升值

----也能遏制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

    华尔街日报本周日(2009,11,27),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欧元区财政部长会议主席容克、欧盟委员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阿尔穆尼亚将在中国南京与中国央行和财政部高级官员进行会谈,届时他们将劝说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

    两年前,欧洲官员曾对中国有过类似的访问,但未能取得成效。从那时起,人民币兑欧元仅仅上涨了大约7%;目前中国将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

    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驻伦敦分析师佩鲁佐(Silvio Peruzzo)说,在出口决定因素中,全球需求的影响力是汇率问题的三到四倍。他说,如果欧元升值5%,而全球贸易也出现了相同幅度增长,那么o对欧元区经济的净影响将是推动本地生产总值(GDP)多增长一个百分点。

    德国Ifo经济研究所行业研究主管内博说,如果人民币走强,中国需求又旺盛,那是最好了;但如果只能两者选其一,我觉得需求更为重要。内博说,该研究所对德国企业的调查显示,企业的出口预期出现回升,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和巴西等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需求。

    欧盟官员说,他们希望证明人民币走强对中国和欧洲都有利。知情人士透露,三位欧洲官员准备向中国阐述人民币走强的潜在影响,包括能够遏制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

    目前人民币汇率设在1美元兑人民币6.85元左右,因此随着美元兑欧元等其他浮动汇率货币走低,人民币也随之下滑,使得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变得更为便宜。

    今年前8个月,欧元区对中国出口总额为430亿欧元(约合640亿美元);在欧元区出口版图中,中国市场所占比重仍然不大,低于英国与美国市场。但今年欧元区对英国和美国的出口均较上年同期下滑了超过了20%,而对中国的出口一直保持稳定。经济学家们预计,欧元区对华出口可能会很快恢复强劲增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计,中国经济增速明年将超过10%,比全球GDP增速快三倍。

 

房地产正在绑架中国

余丰慧

12月3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先生一句“房地产业已成中国经济直接命脉”,在媒体迅速蹿红,备受社会各界瞩目。 余斌先生在明年经济面临的七大挑战中把房地产视为第一挑战。他说,2010年内地房地产业能否保持稳定发展,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的影响。在中国,房地产行业是与国民经济高度关联的产业,占GDP的6.6%和四分之一投资,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产业达到60个。

    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已经被房地产所绑架。房地产在GDP中占比如此之高,在投资中占比如此之大,就决定了房地产稍有闪失和起落对经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在投资主导下的保增长中,各级政府自然会把拉动经济的产业放在房地产上,也必须放在房地产上,否则,经济不可能立竿见影拉动起来,GDP不可能立竿见影出现高位增长。这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在左右着中国经济。大家都在谈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其实最大的不合理在于房地产比重太大,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保增长为第一要务的关键时期,谁都不敢得罪房地产,谁都要宠着惯着让着甚至敬者房地产。其实,不但中国经济被房地产绑架,而且社会许多方面都被房地产绑架。

    地方政府特别是官员们已经彻底被房地产绑架了。地方政府特别是官员们有了GDP高增长才有政绩,有了政绩才能把官帽越戴越大,而房地产大发展那怕是泡沫式发展对GDP贡献率最大,地方政府特别是官员只有“求爷爷告奶奶”地巴结房地产商开发房地产。地方政府的税收甚至自己支配的预算外收入都得依靠出让土地和向房地产征收税金来支撑着,这是一块大肥肉,地方政府岂能放弃。甚至一些官员都依靠开发商供养着,这个利益链条和既得利益集团岂能轻易打破?

    房地产正在绑架中国金融。中国金融机构在房地产里的贷款(包括开发商性贷款、土地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已经达到几十万亿,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是不敢轻易紧缩房贷政策的。否则,房地产价格迅速下跌,银行存量房贷将面临巨大风险。金融机构只有依着开发商继续增加贷款,继续给投资投机者提供按揭贷款,维持房价继续走高,这样其贷款才会安全,房产作为抵押物才不会缩水。

    房地产正在绑架中国普通百姓。城市居民为一套住房耗尽三代人的积蓄。一些百姓为一套住房几乎用一生收入来归还银行按揭贷款,成为可怜的“房奴”。就一个房子问题使得城市居民幸福感全无,生活压力倍增。更有一些家庭在高房价面前只有望房兴叹,根本就不敢有买房的奢望。现在,上个世纪90十年代末期的房改房已经不可能容下下一代年轻人的结婚等对住房的需求。一个城市家庭如果有子女结婚,子女双方父母甚至三代人也不能买一套房。子女双方父母和子女三个家庭都不得安宁。房地产也已经在绑架农村百姓。现在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多,许多都打算在城市安家落户。但是,就一个住房问题使得农民工想都不敢想。在住房问题面前,农民工很自卑,自感低人一等。

    因此,可以说中国房地产正在绑架整个社会。但是,在上述四方面中只有普通百姓愿意挤干房地产泡沫,希望畸形高房价尽快下降。而前三者在抑制高房价中都没有积极性。就是房地产有泡沫,也不愿意看到其破灭,更不愿意、也不敢主动亲自去刺破;就是百姓再呼吁抑制高房价,痛恨高房价,前三者也不愿意、也不敢采取切实措施。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高房价一落千丈,导致GDP增速迅速下降,谁能负起责任?影响到官帽不是得不偿失吗?地方政府为何要自断财路?出现金融风险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或者金融危机,事情就彻底闹大了,谁也不敢贸然为之。能纸里包火就越包越厚,反正延缓一天是一天。

    房地产绑架中国社会已经非常可怕。可以说,如果不痛下决心,纵然有阵痛,也要刺破泡沫,使房价回归理性,那么,一个房地产最终将给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经济闯下一个大祸,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质疑中国统计局长

英国《金融时报》

20091125

    11月22日,在北京举办的2009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上,中国统计局长马建堂先生说,不存在国进民退。这也就意味着,所有关于国进民退的批评都是无的放矢。

    马建堂先生举出一系列数据证明目前仍在国退民进。主要数据包括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从业人数。数据可以选择,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笔者倒想从另外几个数据与一个案例证明存在国进民退,并且国进民退的过程对于中国经济已经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企业单位数能证明什么呢?以央企为例,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的规划,央企数量从国资委成立之初的159家下降到2010年的80家到100家,虽然数量下降,但资产总量上升,垄断地位上升。

    今年6月29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接受国资委及新华社网站联合访问时透露,截至2008年底,央企资产总额为18万亿元,其中80%的资产都已上市。央企的利润年均增长近1500亿元,税收年均增加1000亿元,资产总量从7万亿元增加到18万亿元。2003年进入世界500强的央企是7户,2008年《财富》杂志公布的是19户,2009年预计要到21户。

    在中国上市资源大都由行政审批决定的背景下,80%的央企上市显示上市资源有意识地向央企倾斜,甚至如中石化等企业有数家企业上市,拥有众多的壳资源,这些壳资源全都可以兑现。

    银行贷款同样如此。2008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支持大型中央企业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为央企的结构性调整、重大工程建设、国际合作、节能减排和科技创新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全年向105家央企发放本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1854亿元。

    虽然银行自我表彰向民营中小企业贷款卓有成效,但看看银行客户的集中度就知道这有吹牛之嫌。公开数据显示,经过上半年的天量放贷,商业银行贷款与客户急剧集中。上市银行的半年报显示,兴业银行前十大客户贷款比例由去年末的19.77%骤升至6月末的40.63%,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例由2.82%上升至8.13%,分别接近银监会所规定的50%和10%的监管指标底线。同样,民生银行前十大贷款客户贷款比例由去年末的27.34%上升至6月末的45.76%,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例由4.49%上升至9.11%;南京银行前十大客户贷款比例也由去年末的26.62%上升至46.05%,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例由3.36%上升至8.69%。这已经接近银监会的监管底线--对单一企业或单一项目的融资总额超过贷款行资本金余额10%的,或单一集团客户授信总额超过贷款行资本金余额15%的,都应当组织银团贷款。

    2009年的天量信贷投放,政府项目与政府担保企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按理,中央企业80%以上的国有资产集中在军工、能源、交通、重大装备制造、重要矿产资源开发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但现在房地产、商业等领域均有国进民退之势。最典型的案例是,央企地王频出,因为央企根本无需考虑资金不足的难题。上半年,各月成交总价排行前10名的地块中有60%的高价地块由国资背景企业获得。近两个月内,国企陆续竞得近20个热门地块,涉及土地款超过265亿元。其中,刷新单价和总价的地块达到13宗,直接导致地价的爆发式上涨。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当前国资委分管的136家央企中,逾七成企业涉足房地产业,近三成收益来自房地产市场。

    不仅如此,央企还有了自己的财务公司与共同的资产管理平台,实体与金融混业倾向越来越明显。从今年年初以来,国资委鼓励央企建立财务公司,加强集团资金管理,依靠财务公司平台内部解决资金短缺的央企已经越来越多,这从9月以来财务公司开始成为新增信贷的重要力量可见一斑。而中国诚通集团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成为央企的管理平台,新的资产公司被市场称为中投二号的"国新资产管理公司"也浮出水面。更让人搞不懂的是,2010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重点共有三项,分别为资本性支出、费用性支出和其它费用性支出。前两类资金用途的第一部分内容均提到了支持央企重组。也就是说,国资不会回馈社会,而会用于央企内部。

    最后,央企数量减少,垄断程度加剧。以国家电网为例,今年以来向上游领域渗透,控股了两家电器设备制造类上市公司平高电气、许继电气,并且还在继续扩张的过程中。民营电器公司告诉笔者,虽然电器制造行业是朝阳行业,但央企的垄断导致的结果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们无法拿到订单,生存前景堪虞。

    央企获得信贷扶植、获得大额订单、获得上市资源,还有怎么样证明央企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强呢?即便央企最后数量减少为一家,称为"中华企业",仍然无碍央企的垄断地位,仍然不能说明不存在国进民退。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私营企业的税费上升,提供的就业岗位上升,央企应该觉得脸红,而不是借此四处炫耀,认为自己给了民营企业生存的空间。又要实利,又要名节,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了。

 

创业板带来私募基金中国机会

经济参考报

2009-11-2

    虽然也有少部分PE基金投资已上市公司的股权,但创业板的鸣锣开张还是将PE推向前台。金融危机对PE行业产生了什么影响?PE的机会在哪里?PE行业如何在中国发展?这些话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在近日于北京召开的“清华全球管理论坛”上,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全球最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之一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及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介绍,上世纪80年代曾很弱小的PE产业,在2007年迎来了发展巅峰,当时全球范围内大概有9000亿美元的PE资金。“不过,去年的金融危机使PE行业遇到重创,现在该行业全年的总投资收益仅为30亿美元,这是前五年平均收益的20%左右。”

    鲁宾斯坦说。 在此背景下,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迎接新一轮增长,亟待转型。专家认为,PE行业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管理者即为所有者”这个PE最基本的模型是行之有效的;PE的投资回报向来比公共市场交易更高,并且高回报状态将得以持续;此外,投资者也需要有更多的回报,这是公共基金、主权基金等无法给予的;最重要的是,全球经济复苏的迹象已经显现。PE在未来几年内会变得更为强大,私人股权公司将逐步转型为追求创新的增值型资本,改造企业及其资产质量,获得更强的抗系统性风险能力都是PE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

    此外,专家认为PE行业的关注点也正在发生变化。从行业来看,PE将对有政府支持的行业更感兴趣;从交易方式看,非杠杆的交易比例将日益增多;从区域来看,PE将对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更为热衷。 本土PE相对于西方市场的发展还是不足的,外资PE在中国加大投融资规模的同时,未来几年中国本土PE公司也将获得迅速发展,因为“最终这是一个浸透本土文化的行业”。弘毅投资总裁、联想移动董事局主席赵令欢介绍说。

    鲁宾斯坦认为,与全球公司进行合作,才是本土PE的崛起之路。“我国的国情以及文化和法律背景决定了,一项金融产品或者投资产品变成现实需要一定的程序。”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曹文炼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在PE以及VC(风险投资)发展初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得有适度的监管,尺度的把握上需要政府部门跟市场意见互动。 曹文炼表示,现在关于PE的法规也正在制订,决策部门将特别注意吸收行业的意见。曹文炼称,2002年至2003年风险投资市场曾出现过混乱,由于创业板并没有推出,不少VC涉足股票、房地产领域。

    此后,监管部门对VC行业进行了适度的规范,十部委联合出台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办法,根据这个办法实行两级备案制管理。于30日开张的创业板,对于本土风险投资机构来说,终于有了水到渠成的退出机制。业内人士认为,在财富效应的刺激下,风险投资机构等PE产业募资将变得更为容易和高效。 赵令欢介绍说,即使是十分年轻的中国PE,其较高的附加值、较老练资本运作能力等特性也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得到了证明。虽然局限于目前的监管制度,但PE对我国经济复苏仍然起到了示范性的积极作用。“在金融危机中,公众资本市场基本处于停滞状态,IPO也停止了,而这恰恰是企业最需要钱的时候,除了银行在贷款,只有PE在投资。今后PE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还将日益显现。”赵令欢说。不过,鑫根资本创始人曾强认为,从长远来看,PE在我国的重要的机会和挑战在于,帮助中国的企业进行海外的并购,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中国本土的一流投资银行。

    以获得最新和可公开的并购项目信息业内人士认为,除了本土PE行业的发展,国际PE的目光正投向增长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有统计显示,今年以来PE行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交易发生,上半年PE投资金额达65亿美元,而去年全年中国PE投资金额为90亿美元。鲁宾斯坦介绍,已经有很多交易发生于亚洲,而中国是最值得投资的。中国经济8%至10%的年增长率,拥有极具吸引力的私人股权投资环境“美国的PE规模占GDP的比例为1.4%,亚洲是0.4%,而中国是0.2%,因此相对来讲,亚洲的行业竞争较少,价格优势明显,资本规模也相对较大。”鲁宾斯坦说。

 

 


发件人:"泰和昌(THC)" <thc@thc.cn> 2009-11-29 09:30:41 +0800 收件人: <thc@263.net>抄送:标题: 张宏良:应该牢牢记取亡国惨剧的历史教训 --推荐一篇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好文章

我们的货币叫人民

卢麒元

2009年12月1日

    全世界只有中国以人民的名义命名自己的货币。六十年前,开国先贤们很虔诚,他们将中国的一切财富归还给人民。理所当然,也包括了货币。共和国政府以中国共产党的信用为基础发行了人民币,中国人民欣然接受了人民币成为新中国的法币。笔者曾经撰文《人民币的信用基础》。笔者认为,人民币曾经是世界上最有信用和最有效率的货币。

    笔者在《人民币信用基础》中透漏了两个秘密:第一,人民币当中存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额国家财富(如土地)。一九七九年前的人民币的实质购买力是今天人民币的100倍以上。如果考虑潜在的福利附加值,人民币的币值应为今天人民币的200倍以上。那时候有1万元人民币比现在有两百万元要牛得多。问题是,隐含在人民币中的国家财富慢慢地不见了。

    第二,人民币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工具。资本主义社会有食利者阶层。食利的意思就是吃资本利得。这也就是“人民群众的资产性收益”。在金本位状态下,就算不是高利贷,复式的利息回报也是惊人的。那就意味着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结余将形成他们的资产性收益。举例,三十年前存款10000元,现在至少应该拥有200万元。中国的中产阶级早就应该出现了。显然,人民币在最近三十年丧失了价值存储功能。问题是,存储在人民币中的劳动结余被悄悄地被转移 了。

    转移者的小名叫通货膨胀,大名叫人民银行。经济学是科学。科学揭示真理。真理永远朴素。通货膨胀=超额发行货币=存款人财富减少=借款人财富增加。借款人收益=资本收益+货币贬值-利息。

    三十年货币贬值99%,意味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 一生积蓄化为乌有;三十年通货膨胀100倍,意味着借产阶级已经成为超级富豪。三十年来,存款人是人民,借款人是老板。这就是中国的财富故事。这就是中国人的财富人生。于是,中国出现了借产阶级。借产阶级很快就会变成资 产阶级。这就是房地产的秘密。

    笔者看到关于房地产的争论感到可笑。真正操纵房地产价格的当然不是地产商,当然更不是地方政府。真正操纵房地产价格的是央行。央行的方法非常简单:加速通货膨胀!想起来有点儿滑稽,不停地替人民印钱,不停地帮老板借钱,不停地给人民通胀。于是,房价就象插上了翅膀。

    德国经济学家希梅尔说过:纸币是道德的产物。笔者再作一点延伸:纸币是道德的尺度。纸币可以充分体现铸币者的道德取向和道德水准。道德才是信用的根本之所在。任何金融理论和金融技术一旦脱离道德约束只能成为骗术。人民创造的财富到哪里去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存款价值到哪里去了?谁同意的?谁批准的?谁操作的?我们的货币,人民币,三十年贬值99%!而且,还将加速贬值!

    笔者曾经着文《伤于财政毁于金融》。笔者认为,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无不是伤于财政而毁于金融。新中国的建国者们意图超越大明、晚清、民国的历史宿命。他们将决定中国人历史命运的铸币权交还给了人民。并以人民的名义命名了人民的货币。然而,今天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否由人民来决定呢?

    三十年来,中国最大的不公是金融权力的不公平。一些人在劫掠,一些人在被劫掠。这些劫掠无影、无声、和平、宁静。人民看到的是一些细碎的现象,人民并不了解真相。人民只是奇怪,凡是与金融沾边的人都先富起来了。人民不知道:他们的钱包里一直在进行着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人民更不知道:这是一场同宗同族的殖民战争,他们在自己的袖里乾坤中重新沦为了奴隶!

    笔者是学经济的。笔者替当代中国经济学人感到羞耻。笔者曾经参与宏观经济管理。笔者替当代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者感到羞耻。中国人民的财富出现了纵向和横向的转移。纵向的转移,让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来了;横向的转移,让西方人获得了巨额的中国福利。中国人民的损失是史无前例的。人民难道去找印钞机去问责吗?

    我们终于将世界上最有道德、最有信用、最有效率的货币——人民币法币变成了限期购物券。我们终于将建基于领土主权完整的主权货币变成了美元兑换券。我们终于将中国的准中产阶级还原为流氓无产阶级。

    人民币迎来了灿烂的黄昏。尽管,无数人认为那是人民币的黎明。听听那些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梦呓吧!在全世界即将进入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大萧条的时刻。 货币的意义是如此的重要。货币博弈成为民族国家争夺生存空间的战略制高点。美国人制造了黄金美元、石油美元,如今正在铸造碳美元。中国却正在失去人民币铸币权。中国在建国六十年后再次面临金融殖民的危险。

    笔者很诧异,中国有那麽多学者、专家、官员力推央行的独立性。我们不知道,是想要独立于人民政府,还是要独立于中国人民。人民的银行和人民的货币要求独立?人民竟然还不知道!人民币问题已经不再是经济问题。人民币甚至也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人民币问题已经成为最原始的道德问题。你愿意做奴隶吗?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09-12-01 02:39:01 +0800 收件人: <simon19821208@hotmail.com>, >抄送:标题: 敬请查收最新《云汉月刊86》和本期导言,谢谢!曹军

    在繁忙的工作中找时间写《云汉月刊》的导言,即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奢侈:要从“不变”中读出真正的变,会让你的日常工作增加更多的负荷;本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 难道不是吗?本月的两件国内大事,一是奥巴马的访问,二是月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者是人民币“顶住”了压力没有升值,反而随着美元的贬值而相对“稳定”;后者是“不变”。看来要变的是银行因为贷款的超常规扩张而需要提高资本充足率;看来要变的那种内胀,资产价格的持续攀升 – 科学家都要贷款炒房了!看来还要变的,是“包治百病”的那种政策自信。

    本月的两件海外大事,一个是基于石油美元和地产造富(梦想与奢华的缔造者)的迪拜债务危机,一个就是美元的持续走低 – 美国因为再度扩大的贸易赤字而下调其第三季度的GDP初始数值达0.7%:谁都说美国的“寅吃卯粮”是祸根,但是刀口舔血的时候,大家依然不顾一切:或许世界的逻辑就成了 – “我的问题请你帮着多抗一抗吧 – 谁都不容易了,不是吗?”不同的国情,当然导致的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反应:同样是危机的冲击,很多出口外向型国家的资产价格一段时间以来都在大幅上扬,尤其是房地产价格;而美国的资产价格还在痛食并消化着上一轮流动性宽裕的恶果,尤其是房地产价格 – 似乎动因都一样:流动性充裕!或许相同的只有一点:美元贬值了,黄金是不顾一切地屡创新高,但石油价格还在那羞羞答答。这又意味着些什么呢?看来因为“不同”,所以费解啊!看来,流动性这只猛兽开始咬自己的尾巴了!北京云汉经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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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TCL、京东方三大国际并购案比较

----并购模式与案例探讨

三联《竞争力》

2009年11月23日

    自金融危机以来,鼓励中国企业出海抄底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海外并购案越来越多,仅海外并购大案都已经足以从过去的年度新闻变成月度新闻,甚至十日谈。但不管是中投、平安的金融寻梦,中海油、中铝的能源解围,还是万向、海尔的市场布局,其代表性、影响力都抵不上TCL、联想和京东方这三大制造巨头的三次经典出手。

    当年,凭借这三大并购,京东方迈步进入高投资高技术的液晶产业,TCL一步成为全球彩电之王,联想跻身IT豪门之列。一时风光无限。 如今,三巨头境况各异。 联想在度过新婚的密月期后不久,就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闹起饥荒,2008年巨亏2.26亿美元,连半隐的柳传志都不得已出山救火,可见火势之严重。因为对IBMPC业务的消化不良,联想开始进入“最危险的时候”。 TCL甚至没来得及过上一个蜜月,就直接进入了婚姻痛苦期。汤姆逊的彩电业务很快被平板电视挤下历史舞台,进入全面亏损。一连好几年,TCL全球的盈利都补不上汤姆逊和阿尔卡特带来的窟窿,公司因此ST很久。

    相比之下,只有京东方的液晶事业还能带来一丝安慰。在金融危机中还能逆风上马在安徽合肥六代线,并筹划投资300亿元建立八代线。差异究竟从哪里开始的,答案当然是:动机。三个不同的“为什么”带来了三个不同的“原来如此”。

    联想为什么?救命!救命!

    在收购之初,柳传志一直没说过联想为什么要收购IBM的PC业务,直到收购完成并实现首季盈利。柳传志当时谈及并购经验,坦言:“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你要做什么,为什么要收购。”这话总结得很好,但联想究竟为什么,他并没有真正点明。2003年,联想遇到困境。始于2001年的多元化发展策略几乎完全失败。 联想当初选择三个与IT相关的行业:互联网、IT服务和手机业务,希望打开新市场,进而入围《财富》全球500强行列。2000年8月,联想入股赢时通,取得40%股权,吹响了进军互联网的号角;12月,联想又与新东方合作成立新东方教育在线。2001年6月,联想与美国在线合作,合资成立FM365网站。在IT服务领域,联想2002年先后完成3次并购,包括以5500万港元收购汉普咨询51%的股权;以2333万元收购智软计算机开发有限公司;以6000万股收购中望系统有限服务公司。在手机业务领域,联想于2002年投入9000万,买来厦华电子的牌照,成立联想移动通信公司。

    随后三年,联想又投资超过12.5亿港元,其中投资于互联网业务超过10亿港元,投资手机与IT服务业的分别为1.5亿港元和1亿港元。 但三年之后,联想并没有达到营收超过600亿人民币的目标(这是《财富》全球500强的门槛)。不仅互联网业务因为遭遇泡沫破灭而抽身,终止与美国在线的合作,IT投资也亏损连连,不得已打包卖给亚信科技一部分。 做别的不灵,只有做PC还凑和,而国内PC市场已经巨头环伺,联想的市场份额只有下降的份儿,想打开国际市场,根本没门。这就好像一支队伍被死死地堵在了山沟里,而且包围圈还在不断缩小。如果此时包围圈外突然有一支队伍说愿意合伙,帮助场外开花,围魏救赵,恐怕条件再苛刻,也会觉得这是喜从天降。

     TCL为什么?护照!护照!

    李东生也是如此。当时的TCL是国内家电业第二名,但李东生觉得已经找不到增长空间,原因有二:加入世贸组织两年后,对中国彩电密集的反倾销调查让人措手不及,堵住了中国彩电进入欧美发达国家海外市场的通道。与此同时,国内彩电和手机产业价格竞争十分激烈,TCL的手机业务在2004年严重亏损。 李东生认为,只有通过与跨国公司合资,才能实现彩电与手机业务的快速扩张,并获得外企的核心技术,以及国外销售网络,然后将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延伸到国外,中国企业才能在国际化中找到一条生路。 简单说,李东生是因为TCL产能巨大,但国内市场遭遇增长瓶颈,国际市场遭遇封锁,无处释放,憋得难受,才不惜重金,为TCL买一张国际通行证。

     京东方为什么?替代!替代!

    普通高手只想到战术,只看到未来的一步,而真正的高手看重战略,能看到未来的两步甚至三步。王东升就是一位典型的战略高手。从1992年接手京东方,他就一直思考战略问题。事实证明“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他的“替代危机”思维日后展现出巨大的力量。 “替代危机”是王东升多年思考得出的战略概念。

    1992年,因为电子管被CRT技术替代,北京电子管厂这个大型国有企业此时的家底只剩老厂房,成批成套的大型设备全部变成废铁。 更严峻的是,替代危机留下两大沉重包袱,一个是上万名员工,一个是巨额债务。在从电子管技术被动转向CRT技术的过程中,王东升第一次体验了替代危机的可怕。于是,王东升开始陷入担忧和焦虑,因为当时国际盛行的CRT技术也已发展30年趋向成熟,有难以突破的极限,无法持续升级的技术必然被替代。他必须在CRT技术被替代之前找到下一个替代技术,掌握战略主动。

    1995年,王东升成立预研项目组,开始对当时平板显示领域中的三种技术趋向——PDP、TFT和LED进行跟踪和研发。1997年明确肯定 3C融合为平板显示技术带来的历史机遇:“TFT-LCD技术将成为平板显示的核心技术,在今后10年内将居于显示技术中心地位,并主导显示行业的发展,由此影响到家电、PC等相关行业。” 从1998年开始,王东升将企业资源开始集中于TFT显示技术,直到2003年大举并购,战略准备期至少5年。京东方就是在液晶平板显示技术替代CRT技术的前夜,一举通过并购切入显示面板产业,登上平板显示产业链上的技术制高点,占据了价值达最终产品80%的关键环节。

    相比之下,TCL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为一张即将过期的护照前后搭进去9000万欧元。联想则是典型的战术主动,战略被动,小蛇吞下大象,只得花大量的时间用于消化,而PC市场是一个摩尔定律驱动的市场,停一步就意味着落后两步,而联想为此三年耗去三年之久。 娶老婆的学问 虽然都是决定要并购,但在买什么的问题上,三家公司的思维反应依然相距万里。 联想和TCL的并购对象就好像是从天而降的完美姻缘,好比“有了瞌睡就送来了枕头”,让他们自己都觉得运气超好。而京东方是主动接近目标,等待机会。

    IBM PC堪称PC市场的开山鼻祖,并曾辉煌数年,但到1990年代末,出于战略转型和竞争考虑,IBM两次找到联想,因为PC已经成为他们的包袱。在郭士纳带领IBM8年转型之后,大象已经变成IT服务巨头,PC业务已是典型的没落贵族,负担而已。但2001年找联想时,IBM还强端着贵族的身价,要价40亿美元,把联想吓回去了。到2004年,一切都不同了。IBM PC进一步没落,华尔街进一步催促IBM甩掉这个包袱,以免影响利润和股价。而此时的联想也陷入困境:联想台式机的毛利率已经降到1%到2%,而他们在笔记本电脑上的能力还很差(联想到2002年还不能生产笔记本电脑)。 收购IBM PC业务,联想不仅能得到笔记本电脑生产和研发技术,还能获得这个IT界第一品牌,一举进入《财富》全球500强,成为世界电脑第三名,一年实现国际化目标。当你一心想成为贵族的时候,一位贵族小姐送来结婚戒指,让联想难以抗拒。此后,联想花了三年学习贵族礼仪,得到了上流社会的认可,但急坏了需要过日子的股东。

    如果说联想娶的是一个家道败落的贵族小姐,那李东生买来的汤姆逊彩电业务则是典型的豪门弃妇。汤姆逊彩电业务早已陷入亏损,曾考虑卖给GE,但遭到拒绝,成为“韦尔奇也不能拯救的业务”,这才是TCL接手也必然亏损的真正原因。老牌国际品牌汤姆逊在彩电业务数年大亏损,2004年就决定退出彩电和彩管制造领域,而转向数字电视芯片、平板电视和涉足娱乐领域。因为中国家电企业竞争激烈,微薄的利润使得中国生产商无力自主研发核心技术,或者说是李东生认为中国企业没有实力和时间去研发核心技术,掌握产业链制高点。这就是中国制造业流行的中国技术无能主义。TCL希望并购国际品牌能够为中国企业的战略突围提供一个新的方向,而且李东生也看到,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所以,当汤姆逊有意卖掉彩电业务时,李东生马上上钩。汤姆逊数次主动找到TCL寻求合作,李东生也和联想一样,刚开始嫌弃他们要求控股权没有答应,后来汤姆逊不要求控股权了,李东生马上 “抓住了机会”。但后来的大亏损使他不得不承认:当时没有聘请专业的顾问公司,不了解汤姆逊欧洲市场的情况。 联想与TCL都是同业同位并购,都是已有制造业产能和市场的延伸,只是换个好看的品牌,大一点的渠道,以及硬一点的技术,属于典型的同业同位并购。

    但京东方不同,它是沿着产业链往上走,是同业上位并购,相中的是上尉(上位)的女儿。STN-LCD是“超扭转向列型液晶显示器”,是LCD行业中TFT-LCD之外的第二大产业;OLED是“有机电致发光显示器件”,是新一代平板显示技术。 京东方瞄上现代这两项技术是从1998年开始,在并购之前,京东方用5年时间准备相关人才和资源。其中第三年时,京东方又先以合作的方式打入上尉家,与韩国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SEC、韩国现代半导体株式会社合资,在韩国设立现代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将之作为收购主体。通过先期的收购和合作,京东方培养了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深刻了解了液晶产业的发展趋势,选择2003年出手,只是时机成熟。 当时,现代液晶业务因为金融危机支撑不下去,而不是因为没有前途,才给了京东方机会。

    台湾电子科技产业研究院分析师郭圣昌认为:“京东方只花了不到4亿美元,买到的绝对资产和技术至少价值20亿美元。”接下来,京东方又以10.5亿港元收购了香港显示器厂商冠捷,打造了完整的液晶显示产业链。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大多只能是蛇吞象,收购时就资金不足,娶到手之后,也就很容易钱不够花,倒在现金流上。在联想、TCL和京东方的并购中,其财务能力都受到巨大考验,但综合比较起来,最终财技胜出的是京东方。

     联想被私募束缚了手脚

    联想在并购上不缺钱,这是杨元庆一再强调的。但事实是,联想并购IBMPC时,手上只有30亿元现金,而收购价格是12.5亿美元,其中8亿美元要求现金,4.5亿美元股票,还要留出2.5亿美元现金备份,以应付一些突发状况,还要承担5亿美元债务,差距不是一点点。为收购成功,联想决定私募,对方正是竞购伙伴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Texas Pacific Group)、General Atlantic及美国新桥投资集团(Newbridge Capital LLC),三家联手向联想投资3.5亿美元,代价是联想让出约10.2%的股权,并允许他们2.725港元的价格执行约2.37亿股的联想股份非上市认股权证。

    虽然联想并购时的负债率仅有27%,还算吃得消,但外资股权还是乱了新联想的阵脚,为照顾他们的意愿,新联想在整合上迟迟不敢动真格,只管消炎,不管手术,结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联想短期战略至上的最大效果就是表面业绩上升,股价上升两倍,使三家机构的投资价值上升到百亿港元。2007年,三家趁股价高峰套现30亿港元,已然收回成本还小赚一把。

     TCL举债赔进了家底

    TCL是先甜后苦。在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过程中,TCL国际并未掏一分现金,只是向合资公司转移全部电视及DVD业务和资产,对方也注入相应电视及DVD业务及资产。而在组建T&A时,由于TCL手机业务不好,TCL在注入相关业务的同时投入贴进去5500万欧元现金。 这笔生意看起来比联想的划算,但李东生没想到,这只是个开头。合并后的业务不仅没有带来盈利或产生协同效应,降低成本,反而不断亏损。结果,TCL不仅交易时的银团贷款还不上,还面临巨大的业绩压力,引起股东不满。合资公司的吞钱能力超出了李东生的想象。并购仅一年,TCL集团香港公司为筹集合资公司运营资金,就先后向国外金融机构借款超过10亿美元,资产负债率趋近70%,短贷长投、借旧还新,使得财务风险加大,并且降低以后的筹资能力。 在TCL通讯收购阿尔卡特后,现金流紧张更加明显。合资公司成立后,3个月内亏损6300万港币,一向靠打“广告战”过日子的TCL移动,竟然在合资后暂停支付各地分公司三个月的广告费用,总部直接发布的广告也少得可怜。李东生悲凉地说:“TCL过去20年中创造的巨额利润在不成功的国际化过程中被消耗殆尽。”

    京东方融资赶上了低谷

    实力不如联想和TCL的京东方进入资金和技术密集的液晶面板行业,担负的财务压力显然最高。但幸运的是,京东方领导人王东升本身就是位财务专家。京东方3.8亿美元收购资金精打细算:自筹1.5亿美元;以资产抵押方式,向韩国金融机构借款1.88亿美元;以资产向现代公司获得卖方信贷0.39亿美元。 虽然京东方的负债率高达70%,但王东升十分自信京东方能够度过困难时期,因为他早已计算好了拿韩国的生产线去上市融资。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2004年,该计划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坏消息纷至沓来。

   液晶产业景气周期在2004年下行,导致规模尚小的京东方2005年至2006年连续亏损额达到33亿元,王东升也一度深受质疑。最后不得已出售了冠捷的股权,换来22亿港元收益,才以财务投资大赚抵消掉产业并购大亏。不同的是,京东方借并购换来了新的核心竞争力,确立国内TFT-LCD行业的领先地位。 2006年,京东方迎来了产业的上行周期,顺利完成五代线月产能由60K(玻璃基板)扩大至85K(玻璃基板)。2007年行业回暖,蓄势待发的京东方平均每月赢利超过1个亿。2008年,产业进入新一轮下行周期,京东方投资175亿开工6代线,并以300亿资金计划图谋8代线。 谁的公司谁做主 中国企业海外收购,其实最大的障碍是整合。如何消除文化隔阂,如何缩小管理差距,非常考验企业家的智慧和魄力和耐力。事实证明,很多企业家只有并购的魄力,缺少整合的魔力。

    联想:我的公司你做主

    在2008年11月之前,联想还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标兵和国际化的榜样。柳传志对整合的预想是,毛巾里拧水,把IBMPC25%的高毛利率和联想的低成本运营能力结合起来,扩大利润空间。然而,因为文化和管理的巨大差距,这一设想完全被束之高阁。联想在IBM面前,天生就有一种不自信和患得患失的卑微,也缺乏国际化的专门人才储备,仓促上阵,这种劣势是柳传志号召每天学一小时英语也改变不了的。为确保成功整合,联想妥协迁就IBM成为化解分岐的第一原则,处处让着老外们,生怕他们一罢工,IBM就不转了,联想就傻眼了。联想首先专门与对方的高层骨干谈远景,承诺他们工资待遇不变,将以前的IBM股权、期权改成联想期权。联想原计划的双总部战略,也因IBM PC的高管坚持而改为单一总结,仍设在纽约。IBM老员工、惠普和戴尔空降兵拥有更好的薪酬待遇,出差头等舱,每天拿着比联想员工高几倍的出差补助。

    毛巾拧水战略未执行,国外市场的人力成本反而从6亿美元上升到9亿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老联想人的积极性,导致联想本土培养出来的多位高层离职而去,内部因此还差点搞出帮派主义。 因为急于消除文化隔阂,联想在战略上明显乱套。IBM偏好高端机和商务市场,联想重视消费市场,结果IBM占了上风,而市场恰恰风云变幻,笔记本消费市场大暴发,联想错过了良机,被华硕等对手抢先,直到2008年才回过神来,推出“Idea”品牌,但为时已晚。 更糟糕的是,并购三年,为保持表面稳定,联想竟然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供应链整合问题,结果不仅海外市场失利,国内市场份额也降到30%以下。

     TCL的并购对象选的最失败,但在整合上,李东生反而比柳传志显得坚决,没有迁就,没有掩盖问题。 TCL也是并购后人才严重不足,仓促上阵,工作经验满一年,就敢外派,结果一窍不通,只能放手让TCL汤姆逊(欧洲)按旧模式自转。2005年结束时,TTE欧洲出现6000万欧元亏损,幅度远超李东生预期,于是他马上派一个人调查,答案是“情况正常”。李东生不信,于2006年2月派出一个调研小组前往欧洲,才真正有结果:过去一年多,欧洲市场发生巨变,平板产品取代传统CRT彩电的速度太快。 到2006年底,欧洲市场的平板产品占有率从数量上已超80%,从销售额上已超90%。李东生决定不再放手,他迅速投入9000万欧元重组TTE,用尽人员调整、组织重组、业务重组等措施,但TTE欧洲业务依然持续3年巨亏。2006年,李东生只好宣布分手,结束欧洲业务,只保留OEM业务。这相当于放弃了汤姆逊的品牌和销售渠道,象征着当初并购的目标被放弃。 幸运的是,经过壮士断腕,如今的TCL集团经过削减业务,重新实现盈利。其后,李东生大作《鹰的故事》,成为中国管理名篇。

    京东方的并购整合目的性最强,就是拿来技术(TFT-LCD),然后在国内落地生根。 京东方并购韩国现代,要的不是对方的品牌、渠道,也不是要搞国际化,要的就是对方手里的全套知识产权和完整的研发团队。 韩国人很快发现,京东方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速度奇快,因为王东升在8年前就开始自主研发与人才储备。目前,京东方已形成了外籍(专家)雇员和本地技术团队相结合的完整研发团队。 在京东方无孔不入、全方位的人才培养策略下,经过5年消化、吸收、提升,京东方获得了自主建设高世代生产线的能力和自主创新的核心能力。 京东方在北京亦庄开发区建成投产的5代线已实现高效率运营,在原材料成本高出对手7个点的条件下,毛利水平甚至高于LG和友达。目前,京东方与日立、LG形成的液晶技术标准以比液晶老大夏普更先进的技术,占据了全部液晶面部产品35%的份额,如果八代线顺利建成投产,该标准的市场份额将提升到 55%。京东方完全掌握了液晶面板产业的话语权,这在中国企业还是第一次。 京东方的最妙手笔是在获得技术之后将韩国子公司剥离。对比如今的上汽双龙乱象,京东方的整合智慧不言自明。

 国内并购与私募融资要闻

1、华胜天成完成并购香港ASL

2、神州数码并购日本SJI  海外扩张成软件业新基点

3、东华能源1720万美元收购苏州碧辟公司

4、华夏医疗6亿港元收购连锁药店

5、18亿港元 海通证券成功收购香港大福

7、好乐买获红杉资本1000万美元投资

8、凤凰卫视(02008.HK)旗下凤凰新媒体获2500万美元注资

9、诺华收购浙江天元85%股权 进军中国疫苗市场

10、外资私募豪赌泰康人寿:27倍PE高价叫卖应者众

 

 

 


发件人:"union" <union10000@gmail.com> 2009-12-03 09:19:10 +0800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过度的国企垄断破坏了社会和谐;中国清廉指数下降,如何继续反腐败?发达国家的官员廉洁度及反腐败措施;如何对付裸官与外逃贪官

过度的国企垄断破坏了社会和谐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09-11-24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电力部门正在酝酿居民电价的上涨,进行阶梯式电价改革,有人测算涨价后两大垄断集团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可增收约730亿元。另据《羊城晚报》报道,中国电信电力两年违法收费50亿元,其中电力违法收费27.4亿,这一数字还仅仅是专项检查核实的数字。 国家技术监督局组织力量对全国17个省的企业生产的34种电表进行了抽检,结果发现,75%的电表都出现了正误差,也就是走的快。家庭正在使用的电表“走的快”的,最大达到28%,大多数快10%左右,也就是说居民每年要多掏10%—28%的电费。据调查,电表走的快的原因是,电表大多数都是由电力公司统一购买后给用户安装的,电力公司私下要求企业在生产电表时将电表调快,否则,会以产品“不合格”的理由而拒绝购买。电力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不仅垄断了电力的经营而且包揽了一切电表的校对与安装,这种荒诞的体制给垄断部门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创造了条件。

    不仅电力部门,而且其他的过度垄断的国企都因为制造了腐败、贫富差距,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破坏了法治,而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国际组织曾经对154个国家进行调查,结论是国有企业垄断越严重的国家越腐败。目前,特权垄断正在造就中国不断打破记录的腐败额,中石化一盏灯156万,装修大楼4亿多,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元,他平均每天公款消费4万多元。

    过度的垄断形成了分配不公,扩大了贫富差距。垄断国企的职工占全国职工的8%,但其工资总额却占全国的65%。国有垄断的金融、银行只给大企业、跨国公司贷款,难以给中小企业、个人、农民融资,造成了企业的两极分化——肥得流油的垄断国企与朝不保夕的私企并存。同时,垄断国企对私人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民营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恶化的经营环境,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个体户的数量都急剧减少,特别是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我国“国进民退”,担负着全国70%就业任务的民企风雨飘摇,城市工人、农民工的工资与就业越来越陷入困境,普通老百姓如何能够致富?

    国有垄断导致了经济低效率。据美国《财富》杂志:尽管中石油、中石化在2009年世界500强中名列前茅,但他们的效率只有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的1/23。另据测算,中国垄断的电力、电信等公司的资本利润率只有世界同类同规模企业的1/5~1/20。另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国有投资失误率为30%。

    在俄罗斯,法律规定只要石油价格超过约每桶20多美元,那么石油利润的65%~90%归政府财政。由此,俄罗斯财政收入的60%以上来源于石油天然气,石油对于俄罗斯人民近几年民生的极大改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是,中国的石油交给了三个利益集团特别是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巨头,石油利益和价格的垄断不但不能有助于改善民生,反而恶化了民生,导致油价大大地高于美国的价格。同样,电信垄断也导致了固话、手机收费的畸高,损害了民生。

    凡是国有垄断的市场经济,必定是公权力肆意扩张的市场经济,也是特权泛滥的市场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因为破坏了市场秩序和法治,必然遭到民众的怨恨。事实证明,过度的国企垄断不仅无助于经济现代化和民生福祉,而且败坏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损害了社会正义,破坏了社会和谐与稳定。政府的职责不是参与企业经营和微观经济活动,更不是庇护特权利益集团,而是保卫私人产权、制定经济活动规则、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譬如制定有关石油税收、电信保密、保护公众利益的法律并且强制执行之。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半途而废的危险

天津财经学院教授  李炜光

2009-12-3

    今年前三季度以来,伴随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一系列政策调整,航空、钢铁、房地产、煤炭以及交通等多个领域也再次出现了经济资源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的现象,伴随着这轮国进民退的趋势,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改革方向将往何处去?

  提问:因为做媒体特别想听到不同的声音,就是今天来参会的专家们,没有专家给出我们非常有说服力的论点、论据,就是政府为什么参与“国进民退”这样的举措呢?是不是真正独立思考的经济学家们并不认同中国政府这样的行为?

  宪政经济学家李炜光:其实在历史上,只要不打仗、不折腾,维持个二三十年的经济繁荣不足为奇,跟统治者的政策多好没太大的关系。可是这种繁荣缺乏可持续性,到了一定时候必然会出现问题,也就会出现“国进民退”这样的东西,比如西汉从高祖刘邦到武帝这70年就是一个繁荣期,与匈奴作战后开始走下坡路,出现财政危机,于是任用桑弘羊搞“盐铁专卖”、“算缗告缗”,剥夺商人利益以充实国家财政,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次的“国进民退”;宋朝初期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即国家不限制民间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大商人,贫富差距拉大,后来就出现了强化国家经济力量的王安石变法。这种情况成了一个规律,在历史上循环往复地起作用,每一次都带来民间经济的一场巨大的灾难。

  “国进民退”的再次出现说明,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促动着中国的进步,但几十年过去了,真正的、规范的、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到来,我们其实并没有走出多远。现在我们几乎什么都不缺,外国人用什么,我们这里也用什么,硬件上不比他们差,甚至比他们还好,但这并不说明我们有了实质性的进步,我们不过是在享受现成的物质文明而已,自己原创的技术和产品没有多少,精神层面的、能给别的民族国家带去智慧的东西就更少了。

  多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非常巨大的和无所不能的政府,而民间一般都是非常弱小的,而法律也不是能够保障民间权利和利益的法律。每当民间经济比较活跃的时候,也就是中国的经济最为繁荣发展的时候,却也往往是政府之手要伸将出来的时候。所以一旦民间经济发展起来了的时候,就得小心着,接下来国进民退的事儿就该发生了。说起来,中国只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延续着自己的那种一成不变的历史而已。中国现在又一次走到了河中央,再往前走就可以安全上岸,现在正犹豫着往前走还是退回去的问题。无论往前还是往后都有危险,但相比较而言,前进才是生路所在,后退则无生。此时此刻,分析一个政府的所做多为,不必看他都说过些什么,关键是看他做过什么和将要怎么做。

  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不是有一种预示,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不会很顺利,有可能出现一个挫折,甚至存在半途而废的危险,而规范的、宪政的和法治的体制却可能很难建立起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政府把社会上所有的资源都掌握起来,如果他能做到公平分配那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恐怕不会那么乐观。我这有一个数据,1978年到2006年,这个期间中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下降的趋势而不是上升的趋势。30年以前,中国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大致上可以占到89%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把政府应该承担的服务换算成可比的数据加以计算的话,那时还可以把基本上的公共服务承担起来,而现在全部公共服务能尽到职责的,也就50%多一点。如果这样的分配结构不加以改变的话,它占有了更多的资源,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表现有可能不是更好,而是更差。

  我个人比悲观,觉得在中国,要建立起一个与市场经济体制适应需要的公民社会希望不是很大,或者说路还很漫长,我们只是希望尽量多做一点事情,在体制内外有一些良性的互动,毕竟现在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不是过去的皇帝和地方官僚了,怎么说他们中的大部分是经过大学教育的,一些现代民主、宪政、自由的理论他们是学过的,是弄得懂的。他现在不这么做,一个是体制的问题,是他的职责所在;一个是他觉得有风险,不合算。能不能建立一个沟通的渠道,把更多的把这些官员争取过来让他们跟我们说一样的话。广东、福建、上海等地的试验很说明问题,比如公民参与式预算、预算公开等,都属于学者、市民和官员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就是希望还在,我们能做的,能推动的就是这些。星星之火,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就有燎原的希望。

危机下财政收入暴增 民间消费投资在压缩

  我给大家汇报一些关于目前“国进民退”的想法。刚才几位教授都谈到了如何理解“国进民退”,我想补充一点,对“国进民退”,一般的理解是国有经济、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占的地盘越来越大,对民有、民营经济企业形成挤压,而我的另一种理解是国家的财政力量在“进”,而民间的消费和投资在“退”。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趋势,而且与美国的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关系,早几年这个趋势就一直在持续。这次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反倒进一步加快了这个进程,产、学、官以及舆论各界大家应该注意观察这个趋势,势头很凶猛。

  2009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确实是比较严重的,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小,特别是民间经济,像是遭遇了一场巨灾,所以2008年四季度一直到09年前期出台了一系列密集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是有一个现象有点令人不可思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只持续了短短的4个月,从5月份就开始转成上升了,而且上升的速度越来越快。5月份的同比增长还只是转亏为盈,只增长了4.8%,6月份一下子就涨到了10%以上,到8月份一下子爆增了36.1%,9月份33%,看这趋势,第四季度的速度也绝对慢不了,已经恢复到去年以前财政繁荣期的水平,很难让人相信这是经济危机阴影下的财政增长水平。看来今年财政收入完成8%的目标毫无问题了,据说已经从原先说的8%调整到10%了。

  另外再看一下这么大收入的利润,1到9月份民间经济和消费情况相关的数字太多了,至少从税收上可以看出来企业所得税同比只下降了0.4%,这么大的危机,企业的所得税基本上没有下降,只能说明企业的利润有很大一块当成税收交了。另一个是,个人所得税增长了4.1%。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期间各国消费情况都不好,中国同样如此,可是中国企业和居民交的所得税却在逆势增长,且增长的比率不低。这只能说明财政收入的增长并未市场的恢复,而是征收力度极大增强了。

  第三,经济危机降临的时刻,最应防止政府财政性为出现某种“异动”,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了两个方面的“异动”:一是非税收入的快速增长。看财政收入的结构可以发现,前三个季度,税收只增长了2.2%,而非税收入却增长了 33.1%。非税收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快的呢?5月,增长了130%。非税收入就是各级政府预算外的征收,包括各种行政性收费、经营性收费、土地出让金等,这些东西本来就不规范,政府早就说要逐步纳入预算内,但是这个进程是很慢,好像还很困难,几年过去还只是纳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还留在外面,这就给预算外的再次增加提供了空间,借着这次危机的“东风”,预算外征收再次迎来一个高潮,新的收费又层出不穷地出现。这是第一个“异动”。

  第二个异动是税费征管被认为地“强化”。为什么非税收入增长飞快呢?就是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级税务部门大概都接到了上级交给他们的财政增收任务,而且这任务绝不是孤立的,而是跟他的政绩,跟乌纱帽有联系。某些省份已经这样做了,有非常清楚的报道。税收征管是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的稽查局进行的。稽查局的任务是:全年查税一千亿元,完成这样一个“光荣任务”,不在很大程度上加大执行力度怎么可能办得到?所以这一千亿是没有悬念的,保证能完成。前7个月,税务部门共查补税款431亿元,这431亿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的。因为国家税务总局下达的通知是4月底,5月到7月就收上来400亿,按这个趋势分析,全年完成一千亿毫无问题。在征收过程中,各种手段用到了极致,而且基本的征收手法,与历朝历代的税吏征税没有什么两样,即下政治任务式的征收,另一个是登门强行索取。前几年曾经出现过这的笑话:某税务局长亲自带队查税到一个企业,进了门儿直奔财务部,里面的财会人员正在工作,增值税发票放在手边,局长说他们没按增值税发票妥善保管的规定执行,“罚款!”这类荒唐事现在有没有?我们不妨到企业调查一下,写个报告。

  分析一下刚才的情况,有三点:一是财政收入的暴增不是民间的投资和消费增长、经济好转所导致的,而是给人家“生掏”出来的。现在“查税风暴”还在继续,“生掏”就不会停止,企业的日子就不会太好过,“内需”的提振就是一张画出来的饼。第二,政府是以公共服务分配为天职的,而非税收入的增长对目前还很不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损害是相当大的,可是现在的财政分配走的并不是这样一条路,所以公共财政的进程是十分艰难和曲折的,是在走弯路。第三是 “结构性减税”未必得到了认真执行。说今年已减税5000亿,我有点疑惑。之前曾说因增值税转型,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国家财政共减收1200亿元,财政吃了大亏,后来宣布说真实的减收数字是1230亿,预测得可真准啊!可是别忘了,增值税转型是什么情况下企业才可以少交税呢?它购买固定资产的时候。可是现在正处于经济危机期间,不是技术、设备更新的好时候,企业投资置办固定资产应该是比较少的。为什么怀疑,还因为我们国家的预算还没有做到公开、透明,还处于秘密财政的体制下,税怎么征,怎么用这些事情还没有完全公开。前几天广东作了预算公开的事情,是个先行者,值得赞扬,但我认为,只是公开还不够,还要看透明不透明。如果他只是选择性的告诉你一部分,隐瞒了其他部分,即使公开了也没多大用,不是真正的预算民主。

  这一轮“国进民退”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或者是力度会减下来?应该看到,目前大型国企们的行动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偶然的,至少看上去不像,我的感觉是后边还有戏唱。未来的国民收入分配,大致上政府占有总收入的40%,目前是40%到45%,城市居民占40%左右,农民 15%左右,这个格局可能在2012年前后定型。一旦这个格局形成,就会稳定很长很长时间,很难再发生大的变化。那时候,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都得在这个格局下进行。这可能是我们未来不得不面对的一种趋势,但在我看来,它很可能并不是我们多年来苦苦追求的那种理想的分配格局。

  中国从来没有什么“模式”可言,只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问题不断出现。未来很长时间内,“中国问题”的核心将是分配问题。现在看来,我们不仅缺乏能力,也缺乏智慧和勇气解决好这些问题。

 

 


 

发件人: Cui Zhiyuan [mailto:cui-zy@mail.tsinghua.edu.cn] 发送时间: 2009年11月28日星期六 17:33 主题: 发人深思:河北蔚县教育局长葛祥自杀原因

河北蔚县教育局长葛祥自杀的原因

马金瑜

2009年11月25日

    当今的中国,国家把钱都集中到上边来了,下层严重贫困!河北出现教育局长自杀,是基层财政贫困典型的表现。学校缺钱缺到什么程度?连工资都快贷款了!

    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煤炭供应基地河北蔚县南留庄镇,2009年11月18日,在一个平平常常的冬日,45岁的蔚县教育局长葛祥,自己在家中用一把水果刀刺中左腋大动脉,血流不止,抢救无效死亡。医生们在葛祥的左腋下发现了一个约2厘米长的锐器伤口,动脉破裂。

    “极少有人选择这样的方式,一般人也不会这样了解动脉的情况,这比割腕死亡速度快得多。”在蔚县从医27年、长期担任外科大夫的周正直表达了自己的惊讶。“一个人要积累怎样的痛苦,才会选择这样激烈的死亡方式呢?”蔚县某教师说。

煤价飙升 教育局长为煤奔波

    2009年11月,一场大雪的到来让位于山区的蔚县提前一个月进入了严寒的冬季。教育局长葛祥曾在南留庄镇上当过三年书记。11月18日上午,他曾和两个中学的校长一起到这里的煤矿为学校取暖要煤炭。尽管在10月就囤下了100吨煤炭,但一个冬天需要的2500多吨煤还没有着落,蔚县西合营镇中学的校长韩勇十分发愁,因为去年“7·14”事件之后,除了国营的开滦煤矿集团公司下属的煤矿,当地所有煤矿全部关闭整顿。这个以煤炭为主要支柱的地方,煤炭的价格立即飙升,“学校不是挣钱的单位,哪里有那么多钱呢?”

    往年,每到冬季,县政府往往会出面,协调煤矿为学校提供低价煤,这一年,为了发展煤矿关闭之后萧条的经济,县领导在大力向外推广宣传蔚县的剪纸和旅游业及农产品,开滦集团的沫子煤(最次的煤)都已经升至300元一吨,是往年价格的数倍。 大约四个小时之后,韩勇就听到了葛祥自杀的消息。  

流失严重 乡村学校“烂摊子”

    蔚县共有60多所学校,大部分分布在乡镇,“好的学生都走了,然后,稍微好一点的学生也都走了”,一位中年教师说,“说实话,有好学生,我们教得也带劲,现在这样,我们教起来也没有劲。”

    “县城很多机关干部的子女都在外地上学,经济条件好的家长,有点门路的,也都把孩子往外送。”县上一位老师说,“乡里县里,好的老师,也都往升学率高的那些明星学校跑,张家口中学、宣化一中、衡水一中、北京的私立学校……升学率高,待遇自然也好。”因为东临京津,在蔚县的大街上,一家房屋中介公司赫然打着大招牌:“买房入天津户口,在天津参加高考。”

    “走得太多了,尤其是那些有经验、教学好的老师,几乎是学校的骨干力量……可是有什么办法,这么低的待遇,生源又差,根本留不住人才。”一位家在镇上的老师感叹,“最后就变成了恶性循环。”
在蔚县,升学率几乎成了一根杠杆,葛祥上任后的第一年,2008年的高考,蔚县近两千名考生中,“一本”只有40多人,“二本”170多人,西合营镇中学仅有15个“一本”“二本”60多人。“当时成绩出来,听说县里领导很不满意,葛局长挨了批评,说他工作没干好,”一位高三老师说。

    为了提高升学率,蔚县有的学校甚至花大价钱买补习生在自己学校就读,然后在自己学校参加高考,“大约一个学生的价钱是4万,一个补习班几十个学生,至少要100多万。”知情的老师透露。葛祥曾在全县教育系统大会上说:“你们那些拿钱买补习生的校长,有那些钱,还不如发给老师,给老师改善生活。”“当时台下的老师立即哗哗哗鼓掌!”一位老师回忆说,“葛局长可以说是很多老师的精神支柱。”

    葛祥去世后,蔚县某镇中学老师在百度的“蔚县吧”里写道:“我亲眼目睹了××中学的盛与衰。××中学曾经是全县赫赫有名的国办中学,百名教师,千名学生,每年升学率都名列前茅,可现状不得不令人担忧:生源严重不足,学生素质更是差之又差,恶性循环已经形成,老师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样的局面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如何追求升学率?葛局,你是撒手人寰不管了,这个烂摊子,谁来收拾?××中学,谁来拯救?”

“普九”欠债 教育系统的钱压力

    2008年“7·14”矿难事件后,蔚县25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已经受到处理,蔚县县委书记李宏兴、县长祁建华已被免职并立案调查。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说,煤矿一关,路边修理那些拉煤车的人也没有生意了,路边的饭馆也没人吃饭了,很多矿工没有工作,煤矿整顿没有工资,“几天前还堵在县政府门口”。这个依靠煤炭的县城里所有相关产业都受到影响,这对当时刚刚上任一年的教育局长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2008年1月,一项名为《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推进中农村教育布局调整》的重大课题悄然开题,这是由教育部委托东北师大农村教育研究所调查的关于农村教育布局调整的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该研究所所长邬志辉在一次采访中介绍,他们拿到了全国2900多个县近5年的相关数据,然后按照地区人口状况、人均G DP、民族状况、人员流动状况、人口密度、学校数目、交通状况等8个指标综合分析这些数据,发现最典型的是河北撤减(学校)的速度非常快。另外像黑龙江,速度也很快——— 那是不可想象的:5年的学校变化数据形成的曲线几乎是直线,特别陡,直线下滑!

    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人人有学上”到现今学杂费全免除的“人人上好学”,伴随着这个漫长过程的是中国乡村教育不可忽视的现实:由于我国的教育过去是等级制的,省城要比县里好,县里要比乡里好,乡里要比村里好,所以带来了学校的等级制、层级制。层级制的一个结果是,越是接近末梢的村办学校可能越弱。造成今天的局面就是:从乡(镇)流到县里的一般是10%-20%左右,县里再往地级市流,地级市又开始挖生源,到高中阶段更严重,整个是朝上层流动的态势,学校越来越“小”,学生越来越少,老师越来越“老”;城市教育的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城市学校“大班额”比比皆是。

    2008年河北省教育厅公布,各地“普九”欠债数额巨大,蔚县所属的张家口市欠债竟达3亿。各地村办小学欠的债,本村无力偿还,问题最终都集中到教育局,“普九”欠债已经成为影响教学秩序的公共隐患,据《燕赵都市报》2008年的报道,基本上每年都发生包工头堵校门、锁教学楼的事件。曾接受该报采访的河北一位县级市的教育局长说,只能躲。

    这位教育局长说,每年春节前,他都会私下请债权人吃饭,席间请求人家不要逼得太紧,自己得亲自一个劲儿地敬酒,每次都喝多了。有的包工头说粗话,咱还不能着急,稳定压倒一切嘛。每次请完客,他就不去单位上班了,一般会到老家“躲”着用电话遥控指挥工作。因为包工头们还会轮番到单位催债。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多年积攒的债务,导致出现讨债高峰。前任欠债,后任无力偿还,后任为正常行使政府职能,不得不继续举债,就这样,债务呈滚雪球状恶性膨胀。

    2009年11月13日,张家口市财政局发布的2009年财政预算中说,由于财源结构较为单一,产业层级相对落后,特别是近年来县区财政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矿产品采掘,县区财政抗风险能力不足的弱点暴露无遗,包括蔚县在内的很多资源县收入情况非常不乐观,完成全年任务面临很大难度。

    今天,没有人知道蔚县的教育局长葛祥是不是同样遭受着这些压力。2009年4月,葛祥曾参加了隆重举行的蔚县新建第三中学工程奠基仪式。蔚县第三中学承担着该县将近一半的初中教育任务,可容纳3600-4000名学生住宿就读,工程计划投资8619万元。在礼炮和鼓乐声中,县委四大班子领导为工程奠基。现在,蔚县三中的工地还在那里,工地延伸到的农田里,施工暂时停了下来,那里有一片坟墓,迁坟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有人称需要40多万,而盖楼的钱也没有着落,但县里希望这所能容纳两所学校师生的学校明年就完工。

书生意气

    因为忙忙火火跑事业,葛祥被称为事业上的“葛疯子”。在动物世界中,入侵别的族群的动物往往容易受到攻击,而存活下来需要超群的智慧和力量。尽管曾在下面乡里当过乡镇书记,也是众所周知的十几年前老县委书记(后调任张家口市副市长)的女婿,但已经45岁的葛祥说话依然是这样的风格———在全县校长会上,他曾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位不谋其事、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校长,你让出位来,也算是对蔚县教育事业的一大贡献。”

    葛祥是张家口沽源县人,出生在农村,大学在张家口农专学的是畜牧专业,后来在乡镇当过老师、干部。他给很多老师的印象是办事雷厉风行,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官场上那种萎靡、不作为的习气,“在校园里遇见,有事说事,(叫他)去办公室烤火暖和一阵子也不愿意去。”一个熟识葛祥的老师说。葛祥在任期间,在一次教育中层领导会上,曾对蔚县教育的顽疾———教师调动,有这样的讲话:“过去,教师调动需要个人掏包是三加一(教师调动,需要四万,三万送教育局长,一万送主管领导),都他妈的啥事,都统统滚到一边去。”

    葛祥的性格和做法,很是令蔚县一些领导反感,他的一位朋友说:“葛祥是个性格直爽的人,他说话直,当面顶撞过领导,受过领导批评。这样的性格,怎么能适合官场?”葛祥去世后,有人在蔚县吧里这样“骂”他:“葛局,你根本不懂怎么混这个世界,这个‘混’字学问可大啊,一把年纪了还书生意气,整个一理想主义者,妄图凭一己之力,敢叫日月换新天,可能吗?曾聆听你的教诲时,就对你有一丝担心啊,这世界的傻瓜,你一路走好。”

    “他太痛苦了,为啥别人叫他‘葛疯子’?那是因为周围的人都糊弄他,啥事都指望不上别人,煤炭、盖楼……只有自己亲自到处跑。”蔚县教育系统内部的一位知情人感慨,

 

 

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孙立平

2009-11-28

    在山西黑窑奴工事件中,衡庭汉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人物。因为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也许隐含着一个群体或阶层生存状态的复杂信息和密码。

    衡庭汉,1952年出生,河南省淅川县盛湾镇衡营村村民。衡山沟里长大成人,念过三年小学,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之后放过牛,割过草。尽管现在关于衡庭汉的信息还非常有限,但从有限的信息中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如下几点:第一,衡庭汉是砖窑的承包者,也是实际的管理者。第二,衡庭汉也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在此之前,不过是一个建筑工地上的打工者。第三,衡庭汉是黑砖窑中种种罪恶的实际制造者。是他先后从西安、郑州火车站诱骗或强迫32名农民工到砖窑做工,是他雇佣了打手并用打手和狼狗看管农民工,使其失去人身自由。而对这些民工的奴役和折磨,都是他管理砖窑的一部分。窑主王斌斌的妻子曾说王斌斌是受了衡庭汉的骗。人们不可能天真地相信这句话,但在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衡庭汉与黑砖窑中种种罪恶的直接关系。

  衡庭汉这个人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盲井》中唐朝阳和宋金明。在《盲井》中,煤矿上的零工宋金明和唐朝阳表面上也是和别人一样挖煤赚钱,但实际上是诓骗同行下煤窑,并在黑暗的矿井中下手将起杀害,然后伪造冒顶事故,再以死者亲属身份向矿主骗取抚恤金或赔偿。唐和宋也是来自底层的小人物,在生活的艰难面前,他们选择了用谋财害命来谋生活的出路,而他们谋财害命的对象,也是与他们一样生活艰难的弱势者。最后只是由于他们在杀人上的分歧,使得他们自己也命丧煤窑,完成了文学故事中的因果报应。

  在衡庭汉与唐朝阳和宋金明的身上,有着许多一致或相似之处:他们都来自于社会的底层,都属于勉强养家糊口的群体,或者说其实都是社会中的弱势者;鲁迅先生说,“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而衡庭汉、唐朝阳和宋金明也都是将残害的对象指向同样的弱势者;他们对其他弱者的戕害,手段都很残忍,已经超越了人伦道德的底线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黑砖窑的奴工事件,实际上是一个穷人欺凌穷人,弱者残害弱者的事件,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以下层生存生态的恶化为背景的。

  如此看来,我们实际上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或底层堕落。当然,这种堕落不会是底层中人人如此,但沦陷却绝非个人之事。近些年来,底层的沦陷甚至道德的沦陷,开始成为一个人们关注的话题。而这种现象又在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律师周立太曾因专门为农民工打官司而闻名全国,他不仅为此受到威胁和不公正对待,自己有时还要为这些农民工提供食宿。据说从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他共接办各类劳工纠纷案4000余件,其中工伤案1000余件。但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共有161个当事人案结后拒绝支付代理费,集体诉讼案中有238人赢了官司不付代理费就一走了之,到2004年初,拖欠的律师费已累计达500多万元。当周律师在法庭上为他们“生死搏斗”的时候,100多人竟然在庭下和“对手”进行“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说,周立太被他帮助的对象出卖和背叛了。

  去年,赵本山主演了电影《落叶归根》。影片演绎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衡阳农民李绍为将客死外地的同乡兼表亲左家兵尸体背往家乡。李绍为说,他只所以背尸回来就是因为家乡的风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而且当初是他把老左领出来的,他要把他送回去。就为这个他便开始了这类似传奇的扛尸之旅。可回来后,他却遭受到大家的不满,不解,猜疑。死者的儿子认为将尸体背离了事发地,令其无法追查其父死因,无法追究责任。甚至有人怀疑,李绍为是收了甲方老板的钱,才把左家兵的尸体带走的。两家因此不再来往。对此,李自称“做了一辈子都没做过的傻事”,一个原本乐观的人也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件事情发生后,有人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弱者互不信任,终将伤害自己》。这种互不信任其实就是底层沦陷的表现之一。

  类似的现象远不是个别的,更不是极端的。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肇事的车辆将老人撞伤后逃逸,好心人将伤者送到医院,结果却被受伤者诬为肇事者。诸如此类的现象,我们经常见到或听到。对于这样的现象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是容易的。但现实中的逻辑比谴责要复杂的多。近年来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老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样的话,在感情上很难让人接受,但只要正视现实,又不能不承认这话有几分道理。一个人生存的处境令人可怜,这已经是一种可悲的事情;处境可怜而又由于自身的毛病让人觉得可恨,实则是一种更深的悲哀。

  但问题的实质,还不是穷人身上有没有道德的缺陷,而是这种道德的缺陷来自哪里。事实上,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底层的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沦陷的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这个沦陷的全过程。以恩将仇报的车祸受伤者为例,他们面对的也许是这样一种困境:如果他承认救人者是无辜的,是自己的恩人,那么他将自己承担自己根本承担不起,或承担起来很艰难的医疗费用;如果他恩将仇报,便意味着可以将这笔他承担不起的医疗费转嫁到一个无辜的但在经济上可能比他强很多的人身上。这时,他的选择,也许就不是道德所表明的那样泾渭分明。但不管怎样,这样的事实出现之后,往往会给人们带来这样的教训:在做好事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于是,人们会更少伸出援助弱者的手,而弱者的未来也就可能处于更无助的状态。

  底层的沦陷也表现在由于资源的匮乏而导致的恶性竞争或倾轧上。有人目睹了这样一幕:两个捡破烂的人在抢夺从一个小饭馆里面扔出来的一些一次性纸碗。这两个人,一个是年纪约有60多或70岁胡子已花白的老人;另一个也有50多岁,明显瘦弱一些。那个年长的用脚踩住了瘦弱者去抢纸碗的手,而瘦弱者挣脱后将纸碗扔到了年长者的头上。那碗里还有剩下的酸辣汤,顺着年长者的头流了下来。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有人劝解道:“大家都是穷苦人,都不容易,有话好好说,不要打架!”瘦弱者说:“唉,你不知道,我今天到现在还没吃口饭呢,那些纸碗是我先看到的,他却要占了去,不讲理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被废弃的纸碗就可以导致一场恶斗,而在资源比较丰富的群体那里,这样的行为简直可以让人不屑。但对于这两个捡破烂的人而言,几个废弃的纸碗的意义,可能并不亚于几百万利润对于商人的意义。

  匮乏的资源,狭仄的生存空间,会从根本上扭曲人们的价值观与是非观。几年前曾有媒体报道,兰州市限量发售公交IC卡,结果出现万人熬夜排队、疯狂争抢的局面。老人被混乱的人群挤倒在地,小孩被挤得被迫与家人分散,现场留下了不少被踩掉的鞋底和鞋跟。为了一点点便宜,这个城市的居民尊严尽失。我们知道,是非、伦理、价值等等,往往是要以尊严作为支撑的。但在匮乏的资源和局促的生活空间中,当尊严得不到维护的时候,沦陷甚至堕落的过程也就悄悄开始了,因为没有了尊严,也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

  在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在举国上下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保护和改善下层的生存生态,避免底层的沦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公共政策的取向。

  事实上,在一个分层的社会中,地位的高低之分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个问题的刻意回避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政策不能只满足于将下层“不出事”作为目标,而是要真正改善下层生存的生态环境,使得这里能够成为一个可能比较困苦,但仍然是存在不少生存机会的、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社会空间。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1-30 14:22:18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 标题: 转发: 半月谈: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谁来分享发展成果?

半月谈

2009-11-28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本刊记者前不久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大城市,尽管"天价豪宅"和"棚户区"之间往往仅有一墙之隔,但"有钱人"和低收入群体居住区域的界定和划分已经越来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专家指出,解决我国贫富分化的根本之道在于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格局,让人民群众

贫富社区已壁垒分明

  同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静安、卢湾、徐汇、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而闸北、普陀、杨浦则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连月均收入只有2000来元的司机都说:"闸北、杨浦,那是穷鬼住的地方!"

  闸北区是上海市的"边缘区",这里有大批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连片的"棚户区"里聚集了各种低收入者,如从边疆回来的知青、外来打工者等,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据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闸北区申领低保的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业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这里的"低保边缘户"是现有低保人口总数的三倍之多。

  天津市河西区的梅江居民区有20多个小区,住在这里的都是天津的高级白领、私营业主、企业高管,该区没有每平方米低于1.1万元的房子,最便宜的房子总价也要80多万元,被称为天津的富人区。但在与梅江居民区相邻的小海地社区秀峰里小区,记者却明显感受到"贫富两重天"。记者了解到,这里2200多户人家,843人没有工作,78人残疾,80来户靠"吃低保"过日子。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原国有企业职工。社区干部张宝芬说:"我们这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都搬出去了,迁进来的,也是收入不高的。没有事业单位职工和公务员,有钱人不会来的。"当地民政干部告诉记者,小海地社区共有40多个小区,十来万人口,基本情况同秀峰里小区差不多。

  专家指出,开发商从销售角度来看,会通过社区围墙、隔离带或者马路把高档楼盘与低档居住区有意识地进行隔离,这在客观上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呈现固化状态,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如天津小海地社区和梅江区这两片相邻居民区的孩子是不太可能在一起玩耍、上学的。

贫民窟工人新村无奈的历史轮回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蕃瓜弄社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上海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笼"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蕃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变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区。蕃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占比超过10%。蕃瓜弄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因为当时能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低收入人群。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记者看到,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李存荣说,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房都是这个样子,杂乱、拥挤、肮脏,而且水费、煤气费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尽管现在居住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因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于1996年时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2001年关门,几百个工人全部下岗,她也只能回家。现在,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的女儿一年仅学费就要1万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荣一个月约2000元的工资紧紧巴巴地过日子。"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片社区里还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还好,没有什么病,邻居家里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难了。"

  李存荣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2000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学费全靠贷款。为了维持生活,孩子平时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4个小时。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1/10。目前,该区拿低保的人口有3.4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2009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后,虽然只提高25元钱,但仅仅一个杨浦区"低保户"就骤增2000多人!

高房价下的居无定所者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小区,周边楼价每平方米2万元,它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一天之内卖260套,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区和老旧社区的人们,却是连棚屋和老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无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区,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简陋。这些房子属于承租公房,居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一个月交四五十块钱的房租。

  李存荣说:"对我来说,买房就别提了,我们即使卖血,也买不起两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 不少困难户情愿住在十分简陋的住房里,也不愿被拆迁。和病残儿子一起住在 "交通花园"(棚户区)的李继梅听说现在她所住的小区要拆迁,十分心焦。"这里要是拆迁了,我和孩子就没有地方住了。现在尽管房子差,可换个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天津小海地社区居民们最担心的也是拆迁,怕换了地方交不起房租。在天津的南开区、和平区、河西区三个区内,最便宜的一居室的房租在800多元一个月,这样的费用小海地居民是难以承受的。不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过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无房可住。在上海市杨浦区,很多街道已经出现流浪的人群,每个街道少的四五个,多的十来个,居无定所的人群已经给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街道干部表示,这些人平时经常来民政部门反映困难索要低保补贴。岁数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轻点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网吧、急诊室、棋牌室、澡堂等,实在过不下去就偷盗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说,如果政府能给居无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个床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橄榄形"社会形态尚不具备普遍性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记者看到了贫富差距较小的"橄榄形"社会的曙光。至少从本地户籍人口层面,当地均富水平比较高,低收入群体比较少,因下岗、贫穷、失业等问题而产生的上访事件也相应较少。

  温州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说,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目前的社会形态更类似于"橄榄形",低收入群体约占5%左右,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10万元。他说,乐清经济总量的95%是民营经济创造的。从乐清市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鼓励全民创业、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橄榄形"社会的可行路径。

  "草根经济的作用不容忽视,民有是民享的重要路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温州财富神话给人们的最大启示,就是政府对民营经济"有需则让、非禁即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给予老百姓政策支持,放水养鱼,实现小河有水大河满、民富国强。但是,温州的"橄榄形"社会形态也还只是一个仅仅属于本地户籍人口的"青橄榄"。记者调查发现,当地还有300多万外来打工者,他们多数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会保障很不健全,只有30%~40%的企业打工者有各种社会保险。

贫富分化被关注

  国家发改委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查揭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告诉记者,过去6年他们在做社会问卷调查时,将"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列了19个备选项,在调查的5个省40个县中,老百姓都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和贫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个省才有变化,如环保、住房等。

  长期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说:"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

  各行业收入苦乐不均的现状也越来越突出了。杨宜勇说:"中国纳税百强"几乎年年是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电力、钢铁、交通、汽车等企业总能出现在沪深两市业绩增长排行榜的前列,这都反映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持续快速增长。

民众不满“被平均”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速超过经济增长,这一数字一公布,引起公众哗然,很多网友质疑自己工资"被增长"。而专家的调查也显示,高"平均数"背后掩盖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具体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高平均数也极大地掩盖了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刘稚南说,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于平均数。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副队长纪中锐告诉记者,青岛市去年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为20646元,低于平均数以下的城镇居民占到总数的65%。

  拥有1.5万名正式职工、9500名农民工的青岛港集团是一个效益良好、职工收入高的优秀国有企业,去年该集团人均年收入7万多元,是青岛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但记者发现,这个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绝对额近10年多来是年年上涨,但在整个企业中的收入地位却不断下降。与管理层的平均工资相比,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从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

    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工资增了五倍,而一线的工人仅仅翻了一番,尽管工人的绝对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与管理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在著名企业海尔公司,其普通员工工资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而中层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万元~20万元,甚至更高。

该对贫富分化说"不"了

  记者调查中采访到的多位社会问题专家均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很多人有一种被剥夺感。 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骏说,如今出现的很多民生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比如说,上海市的退休工资比在岗的最低工资标准960元还高。他指出,社会不怕贫富差距,就怕个人没有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

初次分配就应体现公平

  中山大学教授舒元表示,过去近20年的数据表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已经表现出过度向政府部门、向大型企业倾斜的趋势。"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结构不合理,两极分化有逐渐加大的趋势,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当中,资本所得的部分不断上升,劳动收入所得不断下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指出:"收入分配问题,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对收入分配问题,一定要从体制运行、发展战略、政策调整和宏观决策机制等方面来研究和解决才有成效。"

对干部的考核应以"民生"为导向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曹可元说,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适当调整投资的幅度,给民生更多的投入,加快社会保障的建设进度。他认为现在的考核制度设计有很大问题:一方面强调重视民生投入,另一方面又拼命地追求GDP的高增长率。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高投入、高增长成为主流的声音,大的项目对GDP的拉动见效快,政绩明显啊!这样的领导往往被认为是"有能力的",能得到快速升迁、重用。

 

 

发件人:"quankunyidian" <quankunyidian@126.com> 2009-12-03 19:05:16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投稿

无产阶级不能富裕的原因

曹久强

2009年12月3日

    无产阶级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很多人不明白无产阶级这个名词的来源。无产阶级就是指没有生活、生产资料的人群。这些人群不像地主与资产阶级有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甚至连普通的农民也比不上,因为农民除了佃农之外还是有自己的一点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总之,这样一群人除了自己与影子外,没有其他。唯一的资本就是自身的劳动力。正是因为没有生产与生活资料,也就没有财产,于是就称之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一无所有或者生活极度贫困之人的总称。所以,一说起无产阶级的直观感觉就是指的是穷人。无产阶级的革命也就是被称为穷人的革命。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

    在那些有资产阶级意识的人看来,无产阶级革命是一群没有能力的穷人试图瓜分富人财产的革命,是一种赤裸裸的抢劫。在他们看来类似于梁山好汉似的打家劫舍。很多原来是地主家庭,而因为土改,剥夺了他们多余土地的地主后代们,一直耿耿于怀。在他们看来,这种剥夺极为不公正。同时,因为称号是无产阶级,直观感觉就是一群穷人。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喜欢上面的打家劫舍,自己不创造财富,甚至安于贫困,只追求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是一群穷人,而且没有致富意识与方法的穷人。

    在这种意识下,他们无视建国后大一统的公有制取得巨大成绩,夸大探索中的问题,他们用这种意识来解释问题所在,并特别突出在文革中那些“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做法。于是,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贫穷的社会主义。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贫穷依然没有消灭,富人越来越多。社会贫富差距到达了惊人的地步。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无产阶级依然贫穷。当前,广大工人、农民工依然在生存线上挣扎。广大的农民工、下岗工人以及大学生成了众人皆知的弱势群体。

    在当前物欲横流的社会,不少真正的无产阶级因为知道无产阶级代表贫困而难以启齿。在这样的现实下,那些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人更加坚定了他们的看法:无产阶级就是穷人,而且是自己没有能力致富的穷人。似乎,只有资本家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以至于某个小镇公然打出了:老板是生产力的旗号。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然而,大家不知道。无产阶级并不是不求富裕、不求进步的群体。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理经济利益。为了使自己富裕起来,最终大家共同富裕,共同成为有产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的追求。

    同时,大家也没有意识到。社会的主要财富是广大无产阶级创造的。资产阶级从事的往往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虽然在个体对比上具有对于体力劳动的优势,但是,无产阶级具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大家看看,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哪里有过老板的体力劳动,最多就是点点脑力劳动。从大到高楼大厦小到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所有的具体劳动主要是广大无产阶级完成。因此,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毫无疑问的是来源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没有成为政治力量的时候就一直是社会的重要财富创造者。到了壮大,成为社会主体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无产阶级从来就是在不断的创造财富,绝对不是梁山好汉的打家劫舍。

    至于没收了地主与官僚资本家的财产,而是因为这两个阶级的财产主要是剥削所得。当然,不排除一开始个人的勤俭,然后成为地主、资本家。但是,他们剥削了很久,也因为作为剥削角色,理所当然应当予以剥夺其剥削所得。在具体执行上变成了没收全部财产当然也确实有些偏差。不过,在当时很难具体计算这些剥削者的财产的个人所得与剥削所得成分而只能采取予以没收全部财产。这是当时时代背景所决定的。

    当没收了地主与资本家的财产,无产阶级接管了土地与工厂,并不是像梁山好汉只会消费,不能生产,而是自己生产与创造财富。改革开放后,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放资本家出笼,在资产阶级以及思想死灰复燃的情况下,他们打着市场化的旗号进行私有化,很多工人多年积累的财产变相低价卖给了私人,造成了一批迅速壮大的资本家。加上搞市场经济过程中,这些人把市场化与私有化等同起来,误导国家与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国有财产损失以及社会剥削的迅速广泛诞生。

    在这样社会存在普遍的资本家剥削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再次成为被剥削的对象,无产阶级的劳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也就是导致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的情况,即资产阶级越来越富裕,无产阶级越来越没有财产。资产阶级强加给无产阶级所谓的没有能力、不思进取的穷人印象更加凸显。他们借着少数流氓无产阶级庸俗、懒惰的例子,完全妖魔化无产阶级,把自己打扮成社会的动力以及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于是,他们说,无产阶级没有富裕的欲望,更没有富裕的能力,只会碌碌无为过日子。无产阶级在他们看来是注定与富裕无缘,注定永远伴随着贫困的。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贫困是资本家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剥削方式,无偿占有无产阶级的劳动。无产阶级生产出远远大于工资的价值产品,剩余的价值以利润形式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从而,无产阶级注定在这样的制度下,无法摆脱贫困。因此,无产阶级要想富裕必须废除剥削的雇佣制度,只有依靠没有剥削的集体生产,在民主、科学管理下,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保障实现共同富裕。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全部成为有产阶级。可见,无产阶级不是不想富裕,也不是不要富裕,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阻止了无产阶级富裕。

 

 



发件人:"科发书业" <hrw@kfbook.com> 2009-12-03 13:27:5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世界华人周刊(北美版)NO.0056期

中国须提防“造富运动”

中评社

2009-11-30

    即使身处金融危机的漩涡之中,中国人创造财富的脚步也一刻没有停止。新一轮福布斯富豪榜上,中国前40位富豪的总资产从520亿美元翻倍到1060亿美元。膨胀的数据好似在印证,过去一年纵然危机肆虐,中国富豪并未受到太大影响;更富戏剧性的还有,“他们个人财富的增长与世界其他地区亿万富翁的财富损失形成鲜明对比”。

    30年来中国人不断刷新有关“财富”的概念:改革之初,俗称“万元户”的是在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理论指引下最先抓到“老鼠”的“好猫”;而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每天都在诞生新富翁,百万富翁取代“万元户”用了10年时间,千万富翁取代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取代千万富翁所用的时间更加短暂。

    最近发生的几则“造富”故事更让人感慨财富原来可以来得如此迅速:舆论首先将焦点对准了一直处于中国经济改革前沿的深圳,深圳岗厦河园片区旧村拆迁将成就近10个亿万富翁及20多个亿万家族;之后,原本就光鲜亮丽的众明星们成为财富神话的主角,近年来这个“先富起来”的群体纷纷涉足资本市场,通过购买原始股和可能资产重组的股票迅速跻身亿万富豪的行列;而到了10月30日,历经10年等待方才开通的创业板也毫无意外地成为“造富榜”,开板首日便造就了100多名亿万富豪……

    “高房价让我也成了百万富翁”,伴随着不知是喜悦还是无奈的感慨,中国社会正有意无意接受这样的现实:受益于股市、楼市带来的资产泡沫,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和致富方式正在悄然改变。

    上世纪80年代的“万元户”,有的靠摆摊起家,有的靠运输发财,更多的是靠开办小工厂发迹,但无论怎样,都可以清晰看到他们依靠脑力或体力劳动赚钱的轨迹。而如今,富豪榜上不停变换的“大王旗”,民间百万富翁的触手可及,无不显示出资本市场神速的“造富”功能,而勤劳致富的古训面对如此冲击也逐渐失去了市场。

    民富国强的夙愿永远不会改变,只是面对财富的来去匆匆,面对有别于以往的另类“造富”方式,多数人表现出一种惶恐,以致这场“造富”梦的背后,更多的是“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

    且不论资产泡沫背后潜藏的巨大危机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毁灭性打击,越来越多社会现象的背后也能不断找到诸如高房价这样的经济原因:由于工作时间不长尚无太多积蓄,年轻人结婚买房只能向父母寻求支援,“啃老族”的日益盛行,与高房价不无关系;即使想方设法买了房子,也无可避免地沦为“房奴”,身背数十年的贷款,学习、发展成为奢谈,家庭幸福指数下滑严重;高房价带来的冲击,早已不再局限于底层民众,还伤害到刚刚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而这个群体往往被视为一个社会的未来……实际上,在人们还没完全弄明白亿万财富是怎样炼成的时候,这种看似容易的“造富”却常常导致财富远离普通民众。

    构建于实体经济上的致富故事总是让人感觉踏实,而构建于虚拟经济上的财富神话总让人难以平静。于是,在中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尴尬的现象:尽管成了资产泡沫的受益者,但几乎所有的人仍然拥有一份让他们必须全力以赴的工作;账面财富的膨胀并没能太多改变生活的状态,那些背负“百万富翁”名头的男人和女人们,走出家门依然会为了多出的两毛钱菜价跟小商贩们喋喋不休……

    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延伸,资本运作是资产运作的补充。但关键是一切不能走得太快,太远。也许虚拟经济的繁荣是中国经济必须经历的过程,但请不要忘记这场危机爆发之初“华尔街不再需要莫名其妙的金融产品”的愤怒警告。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中国更需要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企业经营、科技创新,而如此眩目的“造富”运动,就有可能使得经济的发展和转型走入歧途,重蹈东南亚经济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的覆辙。更有甚者,财富的泡沫会极大地冲击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使得勤劳致富显得苍白乃至可笑。当创业板成为“造富榜”后,失去的将是创业和创新的冲动,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浮躁和失衡。这些,都是值得为政者深思的。

 


 

文章汇编:如何看待国进民退?

北京大军智库 编辑

2009年12月3日

     编者按:围绕着今年来国内出现的国进民退,中国出现了一片庸俗经济学,这些文章看来都是言之凿凿,理直气壮,其实又并非象他们说的那么神。在一个缺少政治制度保障、缺少劳动权利的国家,私有化就意味着工人农民遭受资本的盘剥,甚至处境比原来的国有企业还惨,前边有狼,后面有虎。在这种情况下,与其遭受私人资本的剥削,不如进行社会正义改革。在目前政治体制下,公有私有两者其实都一样,没什么绝对好和坏。在这一点上,张曙光、陈志武、张鸣等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大义凛然,真理在握。没有政治改革的保障,单纯地私有化改革会造成国家更大地不平衡。可惜,当今的中国学界净出了这么一批偏听偏信的人。都在各说各话。奉劝这些学者最好多关心一点工会建设、劳动权利、政治改革之类的事。等这些社会条件具备了,再来鼓吹私有化不迟。

国退民进才是死胡同

曹久强

2009年12月

    《亚洲周刊》登载了一篇张鸣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张鸣:国进民退是条死胡同》。文中说,以史为鉴,当下的国进民退如果是为了挤走民企的话,结果势必是失败、走回头路的。他举了两个所谓的史实:一是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对沦陷区敌产的接受,被外界批评为“劫收”,这是一次国退民进;二是四九年后,中国曾有过一次以国家名义吞噬民营经济的事件, 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建立了计划经济的模式 。这是第二次国进民退。在它看来,这两次国进民退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他的以史为鉴。

    我认为他找的这两个史实来说明国进民退是一条死胡同是非常错误的。首先,国民党抗战胜利后的国进民退是并不是真正的国进民退。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不想搞社会主义,也不想搞公有制。他们对于其他社会财产的接收,根本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终要扩大官僚买办资本,搞的是权贵买办资本主义。这次根本就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大资产阶级吞食小资产阶级与盘剥人民。

    第二次的社会主义改造确实是国进民退。问题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国进民退不是问题严重,而是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些成绩表现在,消灭了社会剥削,也由此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人民生活得到了巨大改善。这些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在于没有走市场经济道路,而不是在于公有制,也不在于国进民退。相反,大一统的公有制造就了当时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团结稳定。后来错误的文革搞乱了社会,没有走市场经济使国家经济发展受阻。这些问题都不是国进民退的错,而是排斥市场经济,极左的错误。

    事实上,当时人们并不明白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公有制企业也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民主化的公有制企业加上市场经济完全优于专制的私有制加市场经济。这就是当时历史的局限。可见,把当时的国进民退说成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是极为错误的。从南京长江大桥、成渝铁路到汽车、轮船制造都是在公有制下取得巨大成绩。人均寿命的提高,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都获得了巨大改善也是史实。因此,这次国进民退不是问题严重,而是成绩可观。至于饿死很多的三年困难时期也是发生在农村,并不是城市。这也不是说明公有制不对。而是盲目、不顾实际过急发展人民公社,并不尊重农民的自主权的错误。如果要是按照毛主席原定的在坚持人民自主权的基础上,二十年内有步骤的发展人民公社就不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既然张鸣要以史为鉴来论证他的国进民退是死胡同,那么我也以史为鉴论证国退民进是死胡同。这样的历史没有离我们很远。就以俄罗斯的国退民进来说吧。苏联解体后,国退民进了,全部私有化了。这样的结果是,人民数十年的积累都被少数人以现在中国私有化的管理层收购给贱卖了。于是,造就了一批暴富阶层,广大人民陷入深渊。到目前为止,俄罗斯都深受其害。这样的国退民进造就了俄罗斯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寡头干预政治,大搞金钱政治,寡头垄断经济等等,不一而足。他们的国退民进并没有像他们宣扬的那样,一切私有化后,就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就会获得欧美一样的生活品质。相反,造就了坏的市场经济,生活水平倒退十多年。虽然俄罗斯经过普京近十年的改革,但是,因为那场国退民进造成的对国民经济、社会的打击始终没有恢复过来。现在俄罗斯经济过分依赖石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无法健康发展。这些目前都能看得到。我们可以预测,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无法摆脱在那场国退民进中产生的寡头干政与寡头经济。普京也根本不能彻底消灭已经产生的寡头。因为普京本身就与寡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打击的是那些过分膨胀的寡头。可见,资本主义是寡头的优良土壤,资产阶级也不会自己打到自己。可以预测,俄罗斯只要还坚持资本主义,他们国进民退中产生的寡头始终会成为他们国家的坏因素,始终无法消失。

    至于在这一场世界金融危机中主动国有化,主动国进民退的欧美国家。他们这些举动表明,私有制已经造成他们不得不进行国有化的举动。私有制已经在他们坚强的信念中动摇。国进民退他们都开始了。可见,对于私有制那样顽固的国家都国进民退了,他们早就不认为国进民退是死胡同了。虽然资本主义几百年来长期在世界存在,但是,历史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已经越来越接近他的末日,现在反历史潮流而坚持所谓的国退民进才是背历史潮流而行。背历史潮流而行的人才会最终在历史的胡同墙上碰得头破血流,这才是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因此,在目前中国与世界,坚持私有制,坚持私有化,坚持国退民进就是与社会潮流背道而驰,从而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国进民退潜藏很大的风险和危机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张曙光

2009年10月27日

  天则经济所昨日发布的三季度宏观经济分析报告指出,今年以来国进民退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形成了一股汹涌的潮流,其中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和危机。

   今年以来,多个产业已经发生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国企凶猛的进取姿态令人印象深刻。钢铁业出现了亏损的山东钢铁收购盈利的日照钢铁这一颇为滑稽的事件。在并购前,日照钢铁是一家盈利的民营企业,而山东钢铁集团是一家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9月6日收购签约完成,双方采取共同向山钢集团日照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进行重组,山钢以现金出资占67%的股权,日钢则以其经过评估的净资产入股,占33%的股权。

  煤炭行业方面,今年4月,山西省政府将全省在册的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9月底以前完成“进驻被兼并煤矿协议”签约仪式。

  房地产业的国进民退也汹涌澎湃。继从富力地产手中抢走“广渠门10号”地块之后,6月26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旗下成都中泽置业公司又以19.6亿元拿下北京“奥运村乡”地块,四天之后,中化集团旗下的方兴地产以40.6亿元拿下“广渠门15号”地块,楼面价1.6万元/平方米,成为北京实施招拍挂以来的“地王”。

  邮政行业则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实现国进民退,10月1日,《邮政法》正式颁布实施,虽然从法律上第一次确立了民营快寄业的合法地位,但却同时有悖于开放市场的目标,实行邮政专营,歧视民营快寄业。按照规定,邮政专营的范围,同城50克以下,异地100克以下。但快寄企业的信件业务量占总业务量的40-60%,其中,100克以下的占80%,同城快寄50克以下占50-60%。这意味着专营标准一旦实施,将有很多民营快寄失去业务,甚至倒闭。

  另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各个地方纷纷进京争夺央企和迎接央企,而国资委也积极鼓励央企与地方合作。湖南作为第一个与央企合作的省份,从2005年以来的两年内与57个央企对接,引进资金1800亿元,并组建了央企在湘联谊会以增进感情,吸引央企增资扩股。在国进民退的大潮中,国有企业狩猎金融业也是一个重要现象。继光大银行引得粤高速和城投控股等8家企业后,光大证券、招商证券、安信证券IPO上市前的增资扩股也吸引了众多国企参与。

政府意志

  国进民退是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企的共同行动;几乎涉及到所有重要行业;不是单纯的企业行为和市场活动,而是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主导 组织和公开介入,是政府意志和政策导向的结果,是一场新的国有化运动。这场国进民退的国有化运动,既有国际和历史的大背景,也有国内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在原因。一是我们一直把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作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方针,努力加以贯彻实施,因而不惜通过大量注资和利益输送来支持国有企业,例如,资源要素租金主要留在 企业,国有航空公司亏损几十亿,国家给予救助和补贴,而民营航空则受到排挤和遭到歧视,亏损几个亿只能关门。二是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产业政策向大型国企倾斜,国企特别是央企往往是龙头企业,受到政策扶持,反过来,又过多地限制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使之面临着被重组和关闭 的命运。三是国有银行垄断的金融体制和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为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提供了大举扩张的资金支持。四是金融危机冲击和产能过剩的结果使一些制造业利润下降,国有企业便向房地产和金融领域扩张。五是地方政府的GDP偏好和政府竞争,促进了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的联合,强化了国企利益集团,进一步压缩了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

蕴含极大风险

  国进民退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潜藏着很大的风险和危机。首先,这是体制上的倒退,它强化了国有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基础,是对以前实施的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一种反动。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市场基 础尚未巩固的情况下,这一走向的发展有可能使我们偏离市场经济的轨道,葬送改革的成果。其次,国进民退的国有化运动将形成一个权钱结合的权力资本集团,操纵国家经济命脉,侵夺人民利益,造成普遍的大规模的社会腐败。再次,国有企业本身的制度缺陷将会进一步发展,其低效率和无效率的现象将会重新出现,并扩大蔓延,中国经济将会再一次地跌入低谷。

  在中国近代的发展史上,包括这一次的国进民退,出现过三次国有化的高潮,前两次的结果都不大美妙。第一次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的国有化运动,形成了四大 家族的官僚资本,最后是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和垮台。第二次是五十年代的国有化运动,国有经济占了绝大的比重,形成了国有部门的高度垄断和政府的全面管制,削弱和丧失了经济的活力和效率,结果是搞了30年的国有国营和 社会主义,老百姓还填不饱肚子。于是,不得不改弦更张,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国进民退是条死胡同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

2009-11-30

    以史为鉴,当下的国进民退如果是为了挤走民企的话,结果势必是失败、走回头路的。眼下,趁国际金融海啸民企出现暂时困难,中国土地上演了一幕「 国进民退」的大戏。垄断性的大型国企,大举 进军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粮入资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收编民营钢厂,甚至一些民间做得比较 好的书商,也面临国企的收购或入资。民营企业最发达的浙江,则掀起一股政府入资民企重掌监管的高潮,据说 宁绍一带,正酝酿由政府向民企派遣党委书记, 人称新公私合营开始了。有识者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著名报 人笑蜀表示,这是以市场化的名义「去市场化」,最终会危及国民整体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四九年后,中国曾有过一次以国家名义吞噬民营经济的事件, 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建立了计划经济的模式 。不过今天的国进民退似乎并没有人想要真的来次社会主义改造,重回计划经济。这场国进民退的热潮很有些类 似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恰好也发生过一场以接收敌产名义开展的国家吞噬民间资产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敌产的接受,被外界批评为「劫收」 ,属于公认的国民党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是以往的批评,往往多局限于劫收过程中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腐败,所谓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 子、女子)、「三洋开泰」(崇拜西洋、痛 东洋、抢劫大洋)等等丑行。其实当时负责接收的人员不少中饱私囊, 但这个所谓的接收敌产活动,主要是一场国民政府的国有化运动。

  据张忠民的研究,国民政府战后的接收,虽规定了如确系敌人抢劫自私人者,可以发还本主,「 但在由各接收区 自行处理的九千多家中小工矿企业中,发还的仅有三百十四家,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四一,标卖的一千三百八十 四家,占总数百分之十三点七四, 其余的均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改组成各种类型、分属于政府各部门的国有企业 。据经济部一九四六年七月的报告称, 在经济部接收的两千四百十一家敌产工厂中,除九百五十一家未处理以外 ,有一千两百十九家(其中大部分为大工厂)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转至别的机关经营,标卖给民营的只有一百十 四个单位,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五。」就这样国民政府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庞大国有企业。如中国纺 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

  当时所谓的敌产,标准非常模糊。不光指日伪所有的产业, 凡是能找到跟当时沦陷区敌伪政权或个人有点关系的 ,就都算敌产。试想按中国商人的经营习惯,凡是要开展经营活动的,只要留在沦陷区,就或多或少要跟当家的 政权有点关系。于是大批民企就都变成了敌产。据当时报道,接收一开始,几乎上海九成的企业都关门倒闭,然 后大量的变成国有资产。不仅如此, 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填充战争期间过于空虚的国库,居然公然掠夺沦陷区老 百姓。当时汪伪政权的货币中储 ,实际上要比国民政府的法币值钱,一元中储 要顶二十元法币也不止。但胜 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居然规定法币和中储 的比率为一比两百,过了几个月,在 烈的舆论压力下,才改为一比 五,规定在四个月内兑换完毕。

  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国进民退」运动, 显然与其建党建政时变形的国家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不无关系。在建 政之初,确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四大国有银行金融体系时,就已初见端倪,抗战期间更 是凭借战争的特殊环境,大有斩获,而战后则大获全胜, 然后便是全面覆灭之时。国民党政府靠劫收民企建立的 庞大国企,尤其是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的国企,基本上都是赔钱的,最大的作用是成为党政要员的钱袋。劫收 导致民企垮了,接着国企也垮了。国民党的经济危机出现在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之前,最主要的还是这场由接收 引发的国有化运动。

  由历史反观今日,情势虽有不同,但道理其实一样。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虽低效,但还 能维持。在市场条件下则维持都难。这些领域原来都是国企一统天下, 之所以让出来是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换言之是因为它们在市场化环境中活不下去。国企能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就根本不会有改革。再次国有化 不仅国家税收会大幅度减少,连基本就业都保证不了。谁都知道,当今之世城镇人口就业的六成、农村人口的九 成都是民企解决的。现在垄断性大型国企之所以财大气粗,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享有特许垄断金融能源交通电 讯,还因为迅速发展,无所不在的民营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广阔而纵深的市场。

  所以当今的国进民退之举,如果目的是为了吞噬和挤走民企的话, 等待它们的大概只有失败,到那时候,中国经 济的前景只能有一个,重走回头路。

    张鸣:浙江上虞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主要作品《 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 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历史文化随笔《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 》、《历史的底稿》等。

 

国进民退是权贵资本主义?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

2009年11月

    全球性经济危机出现在二零零八年,这一年刚好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你认为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有很悲观的一面,也有很乐观的一面。悲观的一面是,零八年开始,除了言论空间被收紧之外,国家四万亿元(人民币,约五千九百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十大产业振兴政策,从花钱的结构来看,很明显是强化了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强化了国有企业资本对于社会资源的支配权,也就是所谓的「国进民退」。任何一个社会,资本供应量不是无限多的,四万亿让国有企业得到好处后,必然意味着民营经济得到资金的机会和总量变小,强化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的空间被压得更小,对于产业结构来说,也可能进一步恶化。基础性和重化工业的空间被加大,服务业和个人消费品有关的行业空间被缩小。这是很遗憾的,经济危机导致国有经济所控制的资源被进一步强化,对过去三十年总体市场化的改革来说这是一个逆转。

    但也有乐观的一面,物极必反,比较理智的人应该看到的是,这一次经济危机使得全球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大大下滑,到现在也未能恢复。这应该给决策层敲响警钟。过去靠国家投资建设拉动经济,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头了,但四万亿投资还是按惯性的思维做这件事。继续由国家来花钱,在大的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这样是强化了旧有的模式,会没办法再做下去。

    「国进民退」会带来什么结果?

    国富民穷的现实无法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能从投资驱动的模式转型到内需驱动,特别是民间消费带动的增长。这种转型现在不可能发生,因为民穷。国有企业很富有,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他们每年向财政部上缴分红,但财政部花的钱是老百姓可以花的吗?

    我举过一个例子,过去十年,美国所有的家庭存款、储蓄加在一起,累计是一点五万亿美元;但是它的土地、房产等资产升值的部分给美国家庭带来的财富增长累计是三十五万亿美元。对美国人来讲他们收入增长的来源不是工资,而是资产升值,占到三十五比一。中国呢?大家觉得土地升值了,国有企业不管是收入还是股票价值都上升了,但对任何中国个人来说,这跟我们没关系,因为你不拥有这些资产。他们分红也好、增值也好,只不过是国家可以花的钱又增加了。

    就我做过的调查,老百姓可以消费的钱占整个GDP的比重是越来越低的,相对于国家的收入,民间反而越来越穷。如果这个趋势不能逆转,中国要靠内需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愿望也很难实现。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学者和官员谈了那么多模式转型,即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改变不过来。这和整个基础制度的设计分不开,包括政治制度、法制制度、新闻媒体的放开和资产所有权的安排。

    可是很多国有企业在国际上表现很好,也有经济学者觉得「国进」不一定是坏事,你怎么看?有个问题我一直不能理解。过去几年我写了这么多文章,政府管制和国家对方方面面的资源、对土地、企业的垄断,或者说国有制,这两方面带来的负面作用应该是很好理解的。 一方面,老百姓痛恨腐败,抱怨政府的腐败程度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同样这些人,又希望政府能多做点事,能多管,不容许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民营化。把这些愿望放在一起看,自相矛盾的地方是那么明显。

    按一般普通的逻辑,既然你说权力不受制约,腐败非常盛行,那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权力所能够碰到、涉及的资源尽量压缩。这就是私有化、民营化所要做的,把政府手中控制的企业、资源、土地,通过私有化的方式,尽量给个人去拥有,而不是保留在政府与权力手中。他们手中掌握的资源少了,权力再失控,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也是有限的。既然这么多的腐败大家都很痛恨,政府控制的这些审批权,应该尽量减少,这样不也是可以让权力和腐败所涉及的空间压缩得更小吗?

    换句话说,一个坏人,一个不可信的人,一个不受控制的人,你要是怕他,最好的办法是你离他越远越好,让他控制的你的资源越少越好,那是一个正常人都会想到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很疑惑的是,这么多人,还有很多愤青,这些都不能看到,还希望政府管制更多。他们是给权力增加了更多的资源,恶化了权力资本化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总体趋势。

    有一种说法,觉得期待权力退场并不现实,可以考虑把已经完成权力资本化的那一部分合法化,然后再在法律的范围里去找边界,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我知道这是很多支持改革的经济学家的思路,我也可以理解,也蛮同情这种看法的。回到邓小平最初时期来看,当时的中国,如果要允许市场发挥一些空间的话,意识形态的阻力太大,所以有一个办法就是先去腐蚀一下这个权力,让权力感受到好处,通过最初的改革,让他们自己的子女、家人享受到市场化带来的好处。这是把意识形态非常强硬的掌权者先腐蚀一下,让他们多少愿意接受改革开放的政策。当初可能是没办法的、必要的让步。

    但是在过去三十年里,我觉得我们错过了好多次机会——最初可以这样做,但到一定的时候,应该要改变这个局面,要面对真正的现实。到一定时候,不能再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来作为基本方针,任何一个社会,到最后必须要把你做的事不仅仅名要正,言也要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八九年是一次机会,到WTO前后,又是一次机会。

    我们错过了什么机会?今后又该如何?一是私有制改革,二是推出对权力的民主宪政的制衡这么一个架构,放开新闻媒体。但很遗憾的是几次机会都错过了。拖的时间越长,通过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形成的互相支持的利 益群体,惯性会更强,更难去打破这个结构。当然,政治家和做学问的人不一样。政治家如果有胆识的话,是可以利用任何一次危机,做出他想做的改革的举措。

    中国现在那么多聪明的政府顾问,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做了很多的调整。比如说,让资本家入党,对「社会主义」做很多不同的解释。我个人是很反对这种把「白」说成「非黑」,把「黑」说成「非白」,这会使得整个社会的文化变化,大家都去玩这种游戏,没有了对和错的标准。不把「黑」和「白」最后分清,这样的惯例维系的时间越长,对整个社会的伤害越大。

    陈志武小档案:一九五三年七月生于湖南茶陵,祖籍福建福州,一九八三年中南工业大学本科毕业,一九八六年国防科技大学硕士毕业,一九九零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一九九零年任教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一九九五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现担任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一九九八年创办价值引擎公司,二零零一年与另外两位合伙人创办Zebra对冲基金公司,专门从事证券市场上的多空对冲交易。
 

 

“国进民退”坏在哪里?

上海媒体记者 叶檀

2009-11-30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9月13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批评美国政府经历次贷危机及雷曼兄弟倒闭,仍不能解决美国银行体系的基本问题,“在美国和许多国家,大到不能倒闭的银行,规模已经变得更大。问题较07年金融危机发生前更加严重。” 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最近几个月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复苏的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威胁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真的消失了么?为了在国际市场竞争与消除过剩产能,中国正在进行大重组,由于国企具有的政策和资源优势,本意为增强中国企业竞争力的重组异化为“国进民退”的大演练。

  有地方国资委官员表示,地方并不希望国有企业独占市场,而希望出现国企、民企与外企三分天下的局面,但由于资源的集聚,市场上国企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在风险投资领域,也是国资牵头,民资跟进。最大的风险不在于国进民退这一事实,而是长期的歧视使没有国资托底的民资担心遭到清算,而不愿深入风投、资源、重化工等领域,形成巨大的心理恐慌与路径依赖,民企患上心理缺钙症。

  民企生存岌岌可危,绝不是危言耸听。为弥补财政收入不足,各地查税雷厉风行。中国民营企业之乡温州是一个缩影。9月8日,温州市地方税务局瓯海税务分局,在报纸《今日瓯海》上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发 《欠税公告》,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欠缴税(费)3个栏目一应俱全,初步统计共涉及约250家企业等。其中该市泡沫塑料厂最多欠税近50万元,最少的景山来来糖果杂店等4家小店各欠税45元。

  大规模查税使温州市8月份完成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21.8%,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1.2%,均创今年来新高,与其说这是温州经济回暖的缩影,不如说是中小企业生存困境的写照。事实上,温州企业订单稍有上升,远未到复苏的程度。温州某开发区的一位企业负责人抱怨,如今温州的投资环境非常恶劣,政府官员效率低下,土地等生产成本大幅上升。

  民企的产业资本实力削弱,流向股票与房地产市场。据从事房地产研究的朋友告知,从今年4、5月份开始,长三角的产业资本流入房地产市场推高了房价,导致高档商品房价涨量升。原本预计8月份随着信贷规模缩小高档房投资需求有所减弱,但豪宅的疯狂热销说明这一过程仍未结束。最新的数据是,由于山西等地的煤矿重组,将有1000亿元以上的资金流入以房地产为主的投资品市场。

  金融风暴横扫之后,最大的特点是赢家通吃,在美国是五大金融机构占据市场,在国内则是占据优势资源的大企业,从实体经济领域深入虚拟经济领域,从股市到楼市,大型产业资本显示出实体与虚拟经济通吃的迹象。

  央企新地王是典型案例。2009年9月10日,中国新地王诞生,中海地产以70.06亿元拍得上海普陀长风6B、7C地块,折合楼面地价为22409.3元/平方米,溢价率达129%。这一报价高出上届中国地王北京广渠15号地块近30亿。就在两天之前,首度进军南京市场的保利经过150轮竞价,以总价15.92亿元、溢价87%创造了当地新地王。

  如果算上央企金融机构,央企在房地产市场攻城掠地还在进行。从8月3日到9月13日,上海写字楼市场的大宗交易额达82.26亿元,其中中国农业银行花37.7亿元买下37个楼面。据易居中国分析师薛建雄披露,8月中旬,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下属的国投亚华,以9.58亿元买下了位于虹口北外滩的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1.5万多平方米的办公楼,成交均价达59500元/平方米。此外,地方的上海农村银行、宁波银行也有意加大在写字楼上的投资。

  中国银监会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共有40多家央企设立了财务公司,53家重点国企中有30多家已有财务公司,而设立财务公司被认为是产业资本进入金融资本的开端。以中海油为例,旗下已有财务公司、中海信托、自保公司、投资控股、中海基金、海康保险等6家金融机构。另外,如希望集团通过民生银行每年的赢利占到整个集团的80%,早在金融市场长袖善舞的宝钢则占到1/3。

  “国进民退”让资本和市场份额向国有部门集中,同时国有部门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相渗透,利润向国有部门加速集中的趋势已经出现。正如美国华尔街的投行一样,危机的种子在繁荣之时就已经种下。当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购买力最终无法消化国有部门巨大的产能时,国有大型企业和大型金融机构互相捆绑风险,将造成货币信用的急剧下降,必然殃及整个中国经济。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2-03 09:17:43 +0800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复旦财务系教授

一位复旦大学财务系教授的幽默

复旦大学财务系教授  李若山

2009年12月3日

    李若山,现任复旦管理学院财务系主任,逍遥自在的“管院一霸”,本学期在有限的六周审计学课里,频频爆出让人“拍手称快”的话。

    1.78级我们同学聚会,名单打印出来,很多人都是已故。为什么已故呢,都是枪毙的。当然现在还有很多还在里面。干我们这一行的,出来都是两院院士,做得好进医院,做不好进法院……

    2.我有个60岁的朋友,他估计能够活到90岁,是正常的直线折旧。但是后来,他请了一个小保姆,两年后就死了,这就是加速折旧。

    3.和我一起毕业的许多同学大多数都成为了什么CEO、CFO、CIO、CCO啊之类的,总是一个C加上结尾一个O什么的?CCO不知道?Cheif Culture officer。我呢,是大学财务系的主任,也是个O,财务英文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F。然后大学是University,所以呢……UFO

    4.那个我们知道审计师的独立性受到干预的话是无法客观出具审计意见的,比如有个审计师到公司去审计,公司的CFO是个复旦毕业的小姑娘,审啊审啊审出感情来了,就结婚了,那怎么出具反对的审计意见报告,否则怎么回去和自己当老板的老婆交待?而且大家知道上海的家庭治理结构和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是丈母娘领导下的太太负责制。在我家就是这样,家里大事听我的,小事听她的。什么叫大事呢?打伊拉克就是大事,其余的都是小事。

    5.中国第一代企业经理人是搞技术出身的,那个时候物资紧缺,生产出来不愁卖不掉。第二代经理人呢,是搞——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Marketing出身的。你们把marketing叫做什么啊?(我们:市场营销)不对,叫忽悠!你们知道他们系的祖师爷是谁么?赵本山!

    6.加班不报OT有什么坏的后果呢?你不报加班时间以后安排time budget的时候就会更紧,然后别人不加班就没法按时完成,没法按时完成就没有奖金,没有奖金他就只好偷工减料,偷工减料审计报告的质量就会出问题,审计报告的质量出问题安达信就享年88岁了。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好比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

    7.我们知道广告费用这个东西有个滞后效应,就是说你今天投下去要以后才看得到效果的。这个就好像青橄榄,青橄榄你们吃过伐?就是咬下去的时候有点苦涩的。小时候妈妈给我吃青橄榄,咬了一口苦苦的怎么这么难吃的啦,就丢到屋顶上面去了。嚼了一会儿以后突然觉得有甜甜的味道了。哦原来这个东西这么好吃啊,马上拿了个梯子爬到屋顶上面去找,找了半天没找到,只看到一个黑黑的东西。我想么大概是晒黑了,拿起来就吃,结果还是苦苦的。我去给妈妈看,妈妈说那是猫屎……

    8.什么叫法人?法人就是被绳之以法的人

    9.我也发过一个adverse审计报告,那家公司的财务报表对使用者会产生重大的误导,但是由于高超的处理,没有任何地方违反准则和法律的。结果实在没有办法怎么办?就用了杀手锏,Substance over Form(实质重与形式原则)。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10.苦不苦,想想萨达姆。累不累,想想CPA

    11.现在10份验资报告9份是假的,哪里来这么多钱啊。出了事情法警上门,早上第一个来的把银行存款冻结,然后来了第二个,看看没有银行存款可以冻结了,就把电脑搬走查封。下午来了第三批,看看只好搬办公桌了。到后来来了第四批,就看到一个人坐在地上什么也没有了……

    12.法警上门,说要查一份验资报告,这个没办法的,只好拿出来给他们看,同时买好香蕉苹果桔子摆了满满一大桌。法警看了5分钟说你们的验资报告是假的,你们的银行存款已经被冻结了。事务所的一听就跳起来了,你现在还在吃我的香蕉诶!法警马上把香蕉放下来说那么我不吃了。你们还有一处房产两辆轿车,我们封条已经带来了这就下去贴掉……

    13.验资报告都是拿一张发票。说上面这点都是我的资产。有哪些啊?毛巾面盆大脚桶,牙刷牙膏香肥皂,汤勺盆子压力锅,碗筷调羹切菜刀……(上海话)

    14.大家别以为“四大”那么好。一开始想想,本科一毕业,能拿个4、5千,非常诱人,但仔细想想呢,每天工作到很晚,除一下,平均每小时工资并不多。再看看忙季的时候,起得比清洁工还早,睡得比小姐还晚。我知道一个男同学,晚上半夜2点中去厕所,大哭一把,哭完洗把脸继续工作。

    15.以前和一个老板吃饭,他问我:李老师啊,你是不是CPA啊?我说是啊,“那你能不能帮我出一份审计报告啊?”“好啊,没问题啊”,然后就签了engagement letter,我就去了,结果到他们财务部,说,你们的账在哪啊?他说:等下。然后搬来了一个大马甲袋,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各种发票和其他凭证,说“李老师啊,不好意思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做账,你既然来了就帮我们整理整理吧”,我一看说“哎呀,这个怎么做审计报告啊”“哎呀李老师啊,那就不好意思了呀,我们是签了engagement letter的啊,你不做是违约的啊”然后我一气之下,出了份“无法发表意见的审计报告”他一看“呀,这叫什么审计报告啊?”我笑笑“你不懂了吧,这就叫无法发表意见的审计报告,这个不好意思啊,我们是有engagement letter的啊,审计费还是要照付的,不然是违约啊”

    16.我是复旦大学校委啊,有一次接到一封信,让我去参加校委会,这个是个光荣啊,我一大早就去了,看到那里空无一人,后来,走近来一个老人,鹤发童颜,相当有精神,一看就是那种成了精的人。我马上上去,双手抱拳“哎呀,老先生,请问您是哪里的啊?”他清了清嗓子说“我是导弹物理的,你是哪里的啊?”“鄙人小李,是管院会计系的”老先生一听,马上上来抱住我的手说,“哎呀,原来你是会计系的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啊,我有个孙子,要读你们会计的研究生,可以伐?”“可以啊”“哎,会计真是一门伟大的学科啊,我们导弹物理,才7、8位的数都难以做到精确无误,你们会计那个资产负债表啊,有时来个10多位,加上2位小数,居然能精确到分啊,而且最强的是,居然两边能做到1分不差正好相等啊,真是个伟大的学科,我一定要让我孙子读会计。”“老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我们会计的科目,有不少都是“毛估估”估计出来的,并不是非常精确的”老先生一听马上变脸“什么?都是估计出来的,那你们会计也太不严谨了,估计出来的数字,怎么能放在年报上给人看,起码要做个说明吧,而且还两边划等号,应该划约等号!”

    17.我们管院财务系有个非常好的老师,由于练×功被抓进去了,我是系主任麻,就去探望他,结果他抱着我说“哎呀,其实李老师说的是对的啊!!!”显然这个“李老师”不是我。

    18.现在我们国家的上市公司年报啊,虚假信息太多,骗骗小股民还好,怎么骗得了我们专家,一眼就看出他问题来了。后来有一家网站打电话给我,让我在他们网站上开一个专栏,叫“若山股评”,没过一段时间,就写一段揭露上市公司虚假信息的文章,广受欢迎。但是后来,我晚上就开始接到KB电话,半夜铃响,拿起来“喂”,只听到对面一点声音都没有,只听见沉重的呼吸声,那个时候真的很吓人的啊。然后刚挂掉,又打来了,还是什么话都不说,连续好几天都打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打电话给网站,说“我这个专栏不做了”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睡觉!!!”

    19.(谈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问题)大家可知道人家美国人叫的CPA的全称是什么伐?(大家答: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不对,美国人叫“Cheated Public Accountant”

    20.我在五家公司当独立董事,我很无奈,因为很多EMBA学员都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现在证监会有一条死规定,上市以后一定要找独立董事,他们满世界找,亲朋好友里找,安排的独立董事最小的16岁,最大的96岁,独立董事有了,证监会又有死规定,独立董事已经要懂会计,把家族谱翻出来没一个懂会计,李老师学会计和财务,找我当独立董事。我说找我干什么,他们说“李教授您当独立董事好,对外很独立,对内很懂事,还不会给我添麻烦。”第一次开董事会就把他吓了一跳,第一次开董事会,李老师,下午四点开董事会,我说怎么下午四点开董事会?他说,四点开董事会,报表出来了,大家签个字,五点钟吃饭,六点钟卡拉OK,八点钟桑拿。时间排得很紧凑。我说好啊好啊,去了,四点开董事会,一去,他说李老师怎么这么晚来啊,报表都出来了,就等你签个字。过去对财务不是很重视,我把报表拿过来一看,我说,董事长,不好意思,我借个电话。他说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大家都等您签报表了,我说我要打个电话,他问我打给谁,我说打给110。打给110干嘛?我说在座的全部要双规。

    21.(谈外资银行优势之后)中国有没有?尽管我们财政部在最短的时间内抛出一套中国所有会计人员都无法理解的会计准则,2007年1月1号要执行一套全新的会计准则,很不幸,所有的会计教授都看不懂,半年内马上要全面推广执行。用这套想来提高我们中国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我觉得差得非常远。

    22.我们会计界有很多武林高手,这些家伙要不不出招,一出招的话,招招见血,一剑封喉。

    23.我觉得要判断会计师事务所的好坏要看2点:1是发现假账的能力,2是揭露这一假账的能力。第一种能力,国内所比四大要强得多。为什么?国内所的CPA,都是在江湖中摸爬滚打几十年出来的武林高手,一看到假账,马上手一拍心想这就是我徒弟教出来的。

    24.(超市无间道)最近发生在上海乐购,是英国投资的一家超市,用的ERP系统,我一直讲在中国搞ERP是灾难,要想死得快就搞ERP,要想死得早就找麦肯锡,搞了先进的ERP流程,而且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收银的不能搞信息维护的,信息维护的不能去搞记帐的。做了很好的内部控制流程的安排,但是没想到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大家群起而拥之,43个人在半年的时间内就组织了一个非常严密的系统,他们号称“无间道”。然后通过修改ERP的流程制作一个不定程序,在半年内拿走了上市公司380多万,结果发生了乐购英国总部派无数人来查就是查不出来。每次查就是叫贪污犯的首领去查,因为他是管信息咨询的,查不出来,43个人每次开会都非常有成就感,他们被逮捕时说,我们在非常适当的时候把握了一个非常适当的机会,所以我们非常有成就感。

    25.(某次讲座)谢谢主持人,在开幕式的时候我看到两位嘉宾讲话很严肃,把我吓得半死。特别是最后敲一个锣,我以为县太爷要出来了,过去县太爷要出来才敲锣。

    26.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27.现在股市已经到了非常高的高位拉,大家不要冲进去,把那杠铃举着,你一进去,他们就出来了,就剩你一个人在那里撑着,到时候台湾解放了你还没解放。

    28.很多老总对财务不屑一顾,为什么?我们第一代老总都是搞生产搞技术,当时是短缺经济,什么东西只要你生产出来,就去卖,发大财。我们隔壁的邻居生产一个牛仔裤,拿出来也是万元户,卖牛仔裤卖出万元户,拿着产品到处吹,他说我这牛仔裤是高科技产品,一条牛仔裤就卖1万块钱,我说你这是什么高科技产品,他说你摸摸看,摸上去很柔软,象丝绸般的感觉,我说你也不能卖这么贵啊,他说我再给你演示一下,他把牛仔裤抖一抖往地上一放,那牛仔裤能站在地上。我说这个也没有高科技,怎么卖到1万块钱?“啪”把灯关掉,就看见两条腿闪闪发亮,有荧光的,呵呵。

    29.你知道民营企业它靠什么占领市场?第一个是狂偷税,不是一般地偷,狂偷。它十几亿的销售额,记到帐上一个亿都不到,我说你靠什么东西?他说,李老师,很简单,“啪”一亮出来吓了一跳,开了31个银行户头,一个公司开了31个银行户头,他说,李老师,我这个销售收入象老鼠一样在帐里窜来窜去。这个资金乱转,税务局一看就头晕,谁都看不懂,31个银行户头,窜到最后,钱没了。我说,厉害厉害。结果后来搞出了个什么笑话,你知道吧?他把自己窜糊涂了。他说想来想去,我这个钱肯定不只这一点的,这个钱到哪里去了?因为这种家族是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搞了一帮亲戚朋友过来,亲戚朋友时间长了也靠不住,他说,李老师,您帮我看看,看这个钱到哪里去了?第二,民营企业靠什么?靠极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它不是一般的低廉,它只要能用临时工,它一定就用临时工,为什么?它四金不要交,3个月炒一次,3个月炒一次,劳动力成本是无比得低,你国营企业根本没办法跟它比,什么退休工资,什么都没有,极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第三个,靠极其高的回扣和佣金,你们最近那个龙元建设看了没有?他那个女婿要和他女儿离婚,开价500万,女儿不同意,“啪”,事情就出来了。

    30.CFO要四种能力:第一个要会资本运作。什么叫做资本运作?你看最近在处理一个事情,上海一家很大的医院,一年不到被人家骗了6.8个亿,现在还没有曝光,金融陷阱,一环跟一环地给你套住,先是跟你合作,然后是资本金到位,然后,这个钱放到银行里利润太低,那怎么办?买国债,委托理财,国债买了,又拿出来回购,等理解资本运作?他们的理解很简单,什么叫资本运作?很简单:拆东墙,补西墙,墙墙不倒;接新债,还老债,债债不还;横披,资本运作。10个坛子9个盖。

    31.(案件:某国有企业财务经理助理陶华,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贪污了公司9000多万公款。)好了,我讲一下,陶华毕业于上海名牌大学,不是我们复旦大学,是我们复旦大学隔壁的一个大学,也不是上海财经大学,不然孙校长不高兴了,因为孙校长就是我隔壁的。也是我们隔壁,你们知道哪个大学。非常优秀,是大一的第一批party员,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肯定是保鲜没有保好,所以大家要保鲜,其实不是这样,我告诉你,在你们企业,只要条件具备,如果不舞弊不正常。如果我在陶华这个位置上,我要找6个女朋友,要拿1.8亿。

    32.有一个温州商人,听说公共安全专家部要印第二代身份证,借了个样品一看,哦,第二代身份证是这么印的,把全温州的第二代身份证全部印好了,把麻袋一扛,扛到公共安全专家部,你看第二代身份证比你印得还漂亮,你能不能把这业务包给我?
 

 

 

 

发件人:"科发书业" <hrw@kfbook.com>  2009-12-02 12:51:3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世界华人周刊(北美版)NO.0055期

回国创业碰到叫你肃然起敬的专家评审

海龟

2009-12-02

    要说为什么要回国创业,其实是会下蛋的那只公鸡的理由:憋不住了。放眼世界,机会最多的地方应该就是经济发展最快的中国。中国的市场让蓝眼睛都看绿了,咱们本乡本土的还不赶紧抓住这个机会?我最近回国忙活了几次,有了一些体验。来和“海归前”们分享一下。先说经历的一次专家评审。

    专家评审是在一家饭店举行。我和主持人早早来到包间,等待各路专家驾临。等的时间一长,禁不住就有些紧张。我出国多年,不知国内学术界已经发展到什么境界。等专家纷纷亮相以后,更是不敢出大气。主持人介绍我是海外学子,我赶紧点头哈腰,专家一个个面无表情,高深莫测。没有谈话的兴趣,甚至没有眼光交流。我也只好低头沉思,不敢套磁。想来也有些灰心,出国前我是国家重点科研课题的负责人,被人尊称为专家也不觉得脸红。没想到出国戴了博士帽,干了十来年尖端课题,倒是从国内专家混成了“海外学子”。

    说是专家评审,可是开会以后专家才在现场拿到我的计划书,几分钟后就纷纷放下计划书,一付了如指掌的样子。轮到我介绍项目时,所有专家都立刻把手机拿出来,估计不会认真到录音的地步,应该是忙着发短信或者看邮件,完全是日理万机的样子。我刚刚开始介绍,其中一位就非常礼貌地道歉,出去打电话了。我估计别人也坚持不了多久,赶紧不见好就收,几分钟就结束了,然后静候专家的提问。

    国内的专家果然和过去不同,整个过程基本只有一个问题和专业有关。就是这一个问题,也把我问得张口结舌。一位专家很认真地问,你这个项目是不是已经达到世界水平,可以填补国内空白?我晕!好半天才回到我出国前的思维。想当初承担的国家重点课题,就是这个水平,课题国家验收,就是这个标准。为了招待参加验收的记者们,除了准备礼品包以外,反复说明的就是这个高度。但是出国以后,发现所有人的课题都是开创性的,人人都在做新理论或者开发新技术,我一不小心也发表了几篇独一无二的文章,也弄了几个国际专利,所以完全忘记了什么是世界水平,什么是国内空白了。感觉亲切呀,又回来了。

    专家的其他问题都是关于商业的运作,我能看出来国内的专家已经不专攻学问了。这符合经济现实,是好事。但是,当学术专家问出投资家的问题的时候,实在是很难回答的。最后把我秒杀的问题是: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你的风险是什么?我无语。我放弃国外的事业,带技术、带订单、带客户来到你的地头创业,你还问我个人有什么风险?国外的投资人我也接触过,人家才不关心你个人的风险,他们关心的是否有回报。不会因为你自己不怕死,他们就陪着你拼命。不知道比尔盖茨创业时是不是抵押了家里的房产。看看上市公司的高管天文数字般的工资,你以为投资人傻呀。我只好诚心诚意地告诉他们,我可以确定如果这个项目失败了,我不会有任何好处,但是我也确实没有个人的风险,如果你们认为这个项目有市场前景,可以为你们带来回报,请支持;如果对这个市场没有把握,请考虑你们的风险。我相信这是请各位专家评审的原因。

    专家讨论的时候我就回避到楼下研究菜单了。国内的吃真可称为文化。那菜式……,打住,这里谈吃就俗了。还是回到国内的学术界。简单说,海归在国内成功的比例和你在国外发表的文章数量成反比(没有能力发表文章除外)。因为国内真正的科技精英集中在国外封锁的领域,比如航天、军工、飞机等。这个领域国外限制发表文章,没有东西可以抄袭,全靠真刀实枪地干。另外就是国外产业公司的人才,在国外基本不发表文章,但是有真才实学。这种人回国是如鱼得水,就是要当心不要变成工业间谍。如果你一天到晚发表文章,估计回国以后也就是接着发表文章,可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和创业没有什么关系。

    专家终于讨论完了。一脸严肃地鱼贯而出,没有眼光交流,更没有虚情假意地告别,急匆匆地走了。要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不俗,美食佳肴都留不住。恭喜那些已经被我选中的鱼虾逃过一劫。专家在机会和风险中选择了风险。我也庆幸再也不用和这些专家打交道,太沉重了。

 

 

 

政治动态

 

中国地方一把手将大调动

联合早报

2009,11,26

    据香港《明报》昨天报道,中国地方大员近期可能出现新一轮人事变动。河北省长胡春华有望接替储波任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农业部长孙政才接王珉任吉林省委书记,王珉接张文岳任辽宁省委书记,而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将北上河南,接替徐光春的省委书记职务。

    储波、张文岳、徐光春则因将年满65岁这一“正部级大限”而退休。报道说,这一波正部级高官调整将于下月展开,这也是今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后首波正部级高官调整。目前北京官场对这次人事调动有多个“版本”,最新版本包括胡春华出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孙政才接提王珉出任吉林省委书记,王珉出任辽宁省委书记,卢展工出任河南省委书记。

    按照中共规定,正部级官员应在65周岁退休。本月底,储波、张文岳和徐光春都将年满65岁,退居二线已成定局。同时,在岁末年初走马换将,也有利于新任省委书记部署新一年的工作。在目前中共省、区、直辖市一把手中,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已接近67岁,新疆自治区书记王乐泉今年底也将年满65岁,但因他们拥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任职年龄可最多放宽到70岁。

    在这波地方大员人事变动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同为46岁的胡春华和孙政才。胡春华、孙政才都出生于1963年,被视为中共新生代政治明星,二人如果出任省区“一把手”,将使他们成为2012年中共十八届政治局委员的有力竞争者。 胡春华出生于农民家庭。1983年,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没有像绝大多数同学那样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到西藏工作。胡春华主动要求到艰苦地区工作的事迹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广为报道,也受到当时主持共青团中央工作的胡锦涛的关注和鼓励。几年后,与胡春华同时进藏的4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中,只有六个人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胡春华。

    胡春华在西藏的头两年主要做文字校对,这对一名北大毕业生来说似乎有些屈才,但胡春华不以为意,还钻研出了一套提高工作效率的校对方法。1997年,在西藏工作14年的胡春华调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2001年重返西藏任自治区常委、副书记。2006年,胡春华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正部级高官。长期在艰苦地区工作的胡春华似乎与大机关里的懒散浮躁作风难以融合。2007年3月17日,胡春华在团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痛斥部分共青团干部心态浮躁、忙于应酬、夸夸其谈、行为张扬,要求共青团系统的官员低调做人,多到基层,少说多干。2008年3月,胡春华出任河北省长。上任不久,胡春华就碰上震惊全国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他通过信息公开,严格执法,逐步化解毒奶粉事件给河北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

    孙政才也出身农民家庭,1984年毕业于山东莱阳农学院,同年考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栽培与耕作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曾任北京顺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县长,北京市顺义区委副书记、区长。2002年2月任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2002年11月,孙政才出任北京市委秘书长,主要协助市委书记刘淇工作。2006年年底,孙政才出任农业部长。

    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将近六年的卢展工,由于在发展海西经济区工作上搞得有声有色,可能会北上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接替徐光春出任省委书记。至于接替卢展工的人选,目前有两个热门人选:一是2008年11月从商务部副部长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于广洲,另一人则是现年59岁的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正部级)孙春兰。

    另据中新社消息,原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仲伟和国新办原七局局长董云虎出任国新办副主任。原国新办副主任蔡名照,已出任中宣部副部长。今年47岁的董云虎长期负责对外介绍中国人权事业和西藏发展情况。董云虎升任国新办主任,表明中国官方对宣传人权及西藏发展的重视。这一波正部级高官调整将于下月展开,这也是今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后首波正部级高官调整。

 

健康关怀

外媒 黎佳

    北京政治观察人士说,81岁的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可能病重,中共中央办公厅已有人专责准备处理后事。在最近中共元老钱学森和谷牧遗体告别仪式上,胡锦涛、江泽民等多位现、前国家领导人均出席,但前总理李鹏均没有露面,再次引发他病重无法出席的传闻和猜测。

  新华社的报道称,在钱学森和谷牧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钱学森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李鹏亦列在“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前往医院看望或以各种形式向其亲属表示慰问的”名单中,但北京政治观察人士说,“以各种形式”包涵的范围太广了,并不等于李鹏可以亲往。

  出席钱学森告别仪式的有: 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王刚、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延东、李源潮、张德江、郭伯雄、朱熔基、李瑞环、宋平、尉健行、李岚清、曾庆红、令计划、陈至立、李建国、陈昌智、梁光烈、廖晖、杜青林、白立忱、陈奎元、黄孟复、张梅颖、张榕明、钱运录、李金华、郑万通、万钢、罗富和和杨白冰、田纪云、迟浩田、张万年、吴仪、曹刚川、曾培炎、邹家华、布赫、彭佩云、李铁映、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热地、肖扬、贾春旺、杨汝岱、宋健、钱正英、孙孚凌、王忠禹、李贵鲜、罗豪才、郝建秀、徐匡迪、李蒙,中央军委委员陈炳德、李继耐、廖锡龙、常万全、靖志远,以及傅全有、于永波、王瑞林等。

  出席谷牧告别仪式的有: 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王刚、王兆国、王岐山、刘淇、刘延东、李源潮、张德江、郭伯雄、朱熔基、宋平、尉健行、李岚清、曾庆红、罗干、何勇、令计划、路甬祥、韩启德、陈至立、李建国、马凯、戴秉国、曹建明、廖晖、杜青林、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黄孟复、张榕明、钱运录、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朴方、万钢、林文漪、罗富和和吴仪、曾培炎、王汉斌、邹家华、彭?云、曹志、何鲁丽、蒋正华、顾秀莲、热地、肖扬、贾春旺、宋健、钱正英、孙孚凌、王忠禹、李贵鲜、罗豪才、徐匡迪、张怀西、李蒙,以及傅全有等。

  2008年,李鹏没有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后来李鹏再次缺席华国锋追悼会。据了解,李鹏从2008年年初中风以来,一直在北京301医院领导人病房治疗。 早在2008年3月的两会期间,首次出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李小琳,被媒体追问,缺席两会的李鹏是否患重病传闻是否属实,李小琳矢口否认,她说:“老人家有点毛病很正常,就像大家会伤风感冒一样。”

 

 

 

发件人:"xujingan" <xujingan@vip.163.com> 2009-12-02 11:26:55 +0800 收件人: "崔之元" <cui-zy@mail.tsinghua.edu.cn>, "大军" <zdjun@263.net>, "王建军" <wjianjunn@sina.com> 抄送:标题: 徐景安:新一轮改革应解决三个问题

新一轮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

原深圳体改委主任 徐景安

2009年12月3日

    当前,我国社会各界都在思考改革、呼吁改革,政府有关部门已出台了不少改革措施,并在规划新的改革。现在,迫切需要对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国前30改革的目标已经实现,很快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普遍改善。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要求启动新一轮改革,也就是后30年的改革与前30改革不同。这就需要新的改革思维。

新一轮改革的任务

    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早在2003年10月中央就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其目的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目前,我国非科学的增长方式已达到临界点。与世界相比,我国投资、出口占GDP比重最高,消费却最低。2005年我国投资占GDP比重为48.6%,发展中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在20%~30%,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是15%~20%。我国投资占GDP比例全球最高。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例,2007年高达67%,其中出口占37%,这两项指标,美国为29%和12%,日本为27%和15%。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是全球化美国的2.3倍、出口导向日本的2.5倍。我国对外依存度全球最高。而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的52.1%,低于世界平均消费率78%—79%的水平。投资、出口比重世界最高,消费比重世界最低,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不正常隐藏着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调整结构尽管不断提出,但由于内在的制度原因不解决,不能得到实现。为了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采取的经济刺激方案,依然将重点放在增加基础建设投资,尽管可以起到保增长的作用,但由于最终消费起不来,必然加剧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更趋不合理。

    第二、改进政府公共决策。经济增长方式的非科学,源于政府公共决策的不合理。我国政府控制的财力占GDP比重高于美国,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而美国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为18%,如果加上国有资产收益与土地收益,我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大大高于美国。然而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却是世界最低。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为11%强,福利国家达40%以上,新兴工业化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占20%以上。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美国,并且逼近世界倒数第一。而财政支出用于行政开支的比重却是世界最高。我国行政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19.03%,加上预算外支出,行政开支的实际比例达37.8%。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10%以下。总起来说,政府控制的财力,与自身的开支,比重是全世界最高;可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比重却是全世界最低。

    第三、改善社会治理结构。政府公共决策的不合理源于社会治理结构的不平衡。社会结构中,政府、资本、民众三大利益集团,民众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利益诉求既没有代表的组织与输送的渠道,也没有影响政府决策的制度保障,导致政府公共决策向政府自身以及投资资本倾钭。

新一轮改革的理念

    上述三个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发展的方向、改革的性质、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危。而且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临界点。如果再拖延不决,一旦爆发,前30发展与改革的成果可能付之东流。要启动新一轮改革,关键是转变改革的核心理念。

    前30改革的核心理念是发展第一,实现增长,把饼做大。当时的中国第一位的任务是摆脱贫困、解决温饱,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的都是好的。所以,采取发展第一的方针是正确的,并且实现了我们的目标。取得成功的原因也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为了实现增长,忽视了增长方式,各级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往往采取压低劳动、土地、环境成本,损害工人、农民、民众的利益,导致内需不足与环境破坏。为了实现增长,政府加大经济投资,而勿视社会公共服务,导致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产品的缺乏。并在发展第一、把饼做大的口号下,发展成果公平分配的问题一直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发展中的问题用发展来解决,使得发展产生的偏差,不仅得不到纠正,而且越趋严重。

    新一轮改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为谁发展、为谁增长,这就要重点研究如何把饼做大和饼做大如何分配。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是说,如何把饼做大和饼做大如何分配都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那什么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怎么体现呢?这就解决评价目标与评价主体问题。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民众幸福,评价主体就是最广大的人民。

新一轮改革的目标

    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说到底、一句话就是让民众幸福、滿意。这本是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要义。集建国六十年的经验与教训,关键是要解决怎么落实到考量的指标、实现的途径、保障的制度上。尤其是幸福不幸福、满意不满意,应由民众来评价,不能由任何人替代。

    为此,应以提高民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为改革目标,并以这个目标为中心、为纲,来带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全面改革。这样,改革的步骤、程序、方法也有了,先发问卷调查,民众对哪儿最不满意,就从哪儿改起。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现行体制下政府官员眼睛朝上不朝下、见物不见人的弊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公共决策的改进、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都有了强大的推动力。

    2009年2月3日习近平在中央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是搞好学习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测评结果要以适当方式向群众公布,并根据测评情况,进一步完善整改落实措施。2009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提出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评中的分量。

    认真贯彻中央的这项决定,对于缓和官民矛盾、改善政府行为、推动民主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并且应把此项工作提高到改革的中心、改革的目标、改革的纲这样重要的位置。搞好民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调查有三个要点:第一、全面真实地了解民众的感受。问卷的设计,要从民众关心的切身利益出发。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必须委托独立的民间调查机构。第二、作为政府改进工作的依据。按照民众的意见,采取整改措施、制定改革方案,向社会公布。操作步骤上,可以从易到难,一步步推进。第三、成为考核政绩的尺度。以全面反映民众幸福感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环境的幸福指数(包括GDP),作为发展目标,对政府各部门则实行民众满意度测评。

    新一轮改革的这篇大文章只要从这儿破题,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

 

 

 


发件人:"泰和昌(THC)" <thc@thc.cn> 2009-11-29 09:30:41 +0800 收件人: <thc@263.net>抄送:标题: 张宏良:应该牢牢记取亡国惨剧的历史教训 --推荐一篇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好文章

应该牢牢记取亡国惨剧的历史教训

----推荐一篇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好文章

张宏良

2009年12月

    乌有之乡登载的卢麒元先生文章《赵构为什麽要杀岳飞》,可以说是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好文章。好就好在它揭示了历史上中华民族遭受亡国灭种大祸的内在根源,虽然文章分析的是南宋,但是却概括出了中华民族历经劫难的内在规律。列宁说,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之所以有相似之处,就在于支配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是统一的。所以,历史才会成为能够照清现实和照亮未来的一面镜子,当今的买办汉奸才会努力去砸碎这面镜子。更远的不说,就从宋朝以后历次亡国灭种的大祸来说,其内在根源无一不是举国皆奸、举国皆贪,到明清之时及明清之后,更是在举国皆奸、举国皆贪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举国皆聋、举国皆哑的悲哀地步(这里的举国并非指全国人民,而是指主流精英),正是为了维护举国皆聋、举国皆哑的太平盛世,才有了后来蒋介石“奢言抗日者,杀无赦”的对内镇压政策,才有了3千万同胞惨遭日寇杀害的悲惨历史。与历史上历次亡国灭种大祸相比,宋朝的亡国悲剧对当今中国震撼最大。

    第一,当时灭掉北宋王朝的金国GDP不及大宋王朝的一个零头,连吃喝都要依靠大宋王朝提供。按照时下流行的、欺骗国民30多年的所谓“GDP决定论”,被灭掉的应该是金国,而绝不可能是北宋王朝。那么,大宋王朝这头大象是如何被金国这只草原小蛇吃掉的呢?卢先生的文章切中了这个问题的要害,就是“举国皆知秦桧是间谍而仍可为宰相,全民皆知岳飞是忠臣而仍然被杀害”。秦桧是金国奸细,不仅皇帝大臣知道,黎民百姓知道,甚至连金国本身也不回避掩饰,如同这次奥巴马访华期间当面对胡锦涛宣布支持“普世价值”一样,金国对大宋王朝当面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让秦桧做终身宰相。由金国控制宋朝宰相,由宋朝宰相铁腕镇压岳飞等爱国将领,国家如何能够逃避金国宰割!当初一个小
小金国,在控制了大宋王朝的宰相之后,便能够轻而易举地宰割比自己不知道大多少倍的大宋王朝,而现在一个强大的美国,在控制了中国主流精英之后,后果将会如何,恐怕不难预料。

    特别是眼下美国继历史上的金兵和八国联军之后,再次发出了“诛杀岳飞”的指令,操纵中国买办集团和流氓势力,开始了对左翼爱国人士的疯狂陷害。最近,著名左翼爱国人士张勤德先生就老百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的问题,就国家财富流失问题,特别是就网络广泛流传、老百姓特别关注的腐败问题等,从维护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也是从爱护领导人的形象出发,给一位领导人写了一封公开信,题目是《给某某某的六条意见》,这本来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正常权利和正常行为。

    可是,美国反华势力和国内买办势力在网络上把这封公开信删除干净之后,雇佣街头流氓李悔之等流氓势力,把《给某某某的六条意见》篡改成为《某某某的六大罪状》,打着“捍卫人民好某某”的幌子,对张勤德先生进行疯狂的栽赃陷害,把他们栽赃陷害篡改编造的所谓“某某某六大罪状”,强加在张勤德先生头上。并且,一方面由李悔之等街头流氓在网络广为散发,另一方面再由那些富有背景的右派大佬把李悔之等街头流氓的网络栽赃,作为“网络民意”送交高层领导,硬说成是13亿中国人民的民意要求,以有可能爆发类似1976年纪念周总理那样的“4.5事件”相威胁,要求中央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张勤德先生,并且不仅仅是要求镇压张勤德先生一个人,而是要求以此为改革突破口,镇压一大批左翼爱国人士,以此来“彻底铲除毛左的威胁”。这是当初金兵通过秦桧提出的要求,是当初八国联军通过李鸿章提出的要求,现在美国又通过右翼势力再次提了出来,唯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美国还打造出了几个街头流氓来冒充民意。目前,由美国在华势力和买办操纵的、由街头流氓李悔之等出面栽赃陷害的这个现代“中山舰”事件,还在进行之中,结果将会如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但愿中国不要再次重蹈“举国皆知秦桧是间谍而仍可为宰相,全民皆知岳飞是忠臣而仍然被杀害”。的历史悲剧。

    其实,只要把张勤德先生的“六条意见”公开出来, 人们就可以清楚看到,张口闭口叫喊“民主自由”的这帮伪自由派流氓会有多么无耻下流,就可以看出李悔之这帮街头流氓完全是腐败势力和买办势力雇佣的黑道打手,是极端右翼势力镇压人民最基本民主要求的刽子手。他们最为卑鄙歹毒的,就是一方面把张勤德先生的“六条意见”封锁得密不透风,另一方面又在随意栽赃的基础上对张勤德先生大肆诬陷,特别是雇佣李悔之那种用一条烂命耍无赖的街头流氓进行诬陷。而人民大众根本就不知道张勤德先生到底提了什么意见,以至于会遭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联合围攻,非把张勤德先生置于死地不可。现在,不仅国内右翼媒体,包括美国右翼媒体都在甚嚣尘上地讨伐张勤德先生所谓“攻击国家领导人”的罪状,那个街头流氓李悔之个是在美国媒体上大肆诬陷张勤德先生列有“某某某六大罪状”,看来是不把张勤德先生置于死地决不罢休。

    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何其多!美国反华势力和国内外汉奸势力几乎无时无刻地不在攻击中国领导人,并且把攻击中国领导人看作是自由民主的基本人权。可是,张勤德先生仅仅是对他们喜欢的领导人提了几条意见,就要栽赃陷害往死里整,全然忘记了他们天天叫喊的民主自由。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要把张勤德先生置于死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06年中国改革界著名人士召开“西山会议”,奉命讨论中国共产党属于非法组织的问题,被张勤德先生批判后,他们就雇佣郑胜利律师牵头,要通过司法手段,堂而皇之地把张勤德先生弄进监狱,后来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以律师溜之乎也而作罢。 这一次,他们则由以往雇佣律师进行陷害,转而堕落到雇佣街头流氓进行陷害,可见,右派的流氓化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二,当时南宋不仅在经济发展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超过金国不知道多少倍,并且民众的抗战精神和抗战热情也相当高涨。这一点,与后来明末清兵入关和晚清八国联军入侵时的情况完全不同。明末清兵入关后横扫长江以北半个中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晚清数千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也未遇到任何抵抗;当时被官权折磨得连牲口都不如的中国百姓,同样如同牲口般地置身事外, 把外敌入侵的国难,完全看成是与己无关的纯粹官难, 看着官军与外军之间互相打斗,就如同观看皮影戏般地冷漠麻木,没有丝毫抗战念头。从山海关千里奔袭、直取南京的清军,与其说是长途征战,不如说是长途拉练更为准确。而当时南宋却是遍地都是抗金烽烟,抗击金兵的宋朝大军所到之处,老百姓和当地武装纷纷揭竿而起、支前相应,宋朝军民不仅有能力击溃金兵入侵,甚至完全有能力灭掉金国。既然宋朝军队有能力灭掉金国,宋朝百姓有信心灭掉金国,为什么反倒被金国随意宰割?显然,单纯用一个汉奸秦桧做理由,是根本说不通的,因为朝廷完全可以除掉秦桧。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应该说和今天差不多,问题就出在朝廷的大部分亲属都在金国,如同今天许多官员的亲属都在美国一样。皇帝赵构担心灭掉金国后,被囚禁在金国的父亲和哥哥就会回国,自己的皇位就会遭受到威胁,如同当今官员担心海外的亲属和资产曝光后,自己的官位就会遭受到威胁一样。所以南宋匍匐在了金国脚下,中国屈服在了美国脚下。可见,中华民族悲剧的主要根源,就是国内腐败势力与外部侵略势力相勾结。而为了掩盖这一点,中国反动势力编造出了20世纪最大的谎言——“落后就要挨打”,造谣说中国历史上挨打是因为经济落后。凭借这个谎言,炮制出了GDP拜物教,把13亿中国人民变成了GDP的奴隶,变成了为西方国家打工的奴隶。所以,从饱经忧患、历尽劫难的血泪历史中,中华民族所要记取的首要教训,就是今后要不惜一切代价形成一条铁律:无论任何事情都可以原谅,勾结外部势力毁国灭国的行为,绝对不能原谅,永远不能原谅!如同以色列绝对不会原谅、永远不会原谅纳粹分子一样。并且要同样像以色列那样,哪怕是上天入地、搜遍天涯海角每一个地方,也一定要把那些叛国者缉拿归案,或者就地正法。

    第三,北宋王朝如此一个庞大国家被一区区小国金国所灭的历史证明,强大国家和肥大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虎狼越强大越安全,牛羊越肥大越危险。决定一个国家是强大国家还是肥大国家的,不是经济,不是制度,甚至不是军事,而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品质和一个民族的战争意志品质。极端右翼势力为了麻醉和解体中华民族,总是欺骗人们说,国家强大与否取决于制度,把中美两国的强弱归之于不同社会制度造成的。说美国比中国强大是因为制度先进,如同说金国比宋朝强大是因为制度先进一样荒谬。大概除了中国知识精英之外,不会再有第二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会得出如此无知的结论。无论是纵观人类历史还是横看当今世界,几乎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证明着一个真理:国家领导人是最大的综合国力,全民族的战争意志品质是最强大的战争力量。小小金国能够灭掉北宋王朝,凭借的是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品质和全民族的战争意志品质;区区清兵能够灭掉大明王朝,凭借的同样是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品质和全民族的战争意志品质;新中国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凭借的,更是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品质和全民族的战争意志品质;美国今天能够称霸全球所凭借的,也还是这种意志品质。六十年代“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总统下令美国所有核武器进入发射状态,最终迫使苏联屈服的,并非是美国核武器更厉害,而是美国决绝的意志品质;促使美国总统尼克松凌晨2点局促不安地坐进毛主席书房的,并非是中国的物质力量,而是尼克松对毛主席意志品质发自内心的折服。这次奥巴马访华前后随心所欲地羞辱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同样是一种意志品质的较量。

    在现代社会中,对于中美这类大国之间的较量,军事力量只能起到威慑作用,最终决定胜负的因素,更多的将是取决于意识形态方面和意志品质方面的较量。美国人深深懂得这一点,并且及时抓住了中国领导人希望“不折腾”的特点,对中国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大加折腾。

    首先,是采用妖魔化文革的手段,把中国锁定在意识形态的被告席上,把中国共产党钉死在政治伦理的洼地上。在通过妖魔化文革来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妖魔化中华民族这个问题上,最初与其说是美国在利用中国的汉奸,倒不如说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主动借用西方势力毁国灭国更加准确。这一点,从先后几个美国总统对毛泽东的不同态度上反映得最为清楚。从七十年代的尼克松总统到八十年代初的卡特总统,期间这些美国总统无不对毛泽东充满了敬意,如同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充满敬意一样。可是到了美国“屠夫总统”小布什,则提起毛泽东就破口大骂,原因是他阅读了中国人撰写的妖魔化毛泽东的书籍。可见,美国总统咒骂毛泽东,是中国汉奸妖魔化毛泽东的结果。从那时起,美国就不再认真地看待中国,不再把中国人当人看,总是把中国和伊拉克放在一起进行国会表决。甚至在美国总统眼里,中国人还不如伊拉克人,至少美国总统没有咒骂伊拉克人民热爱的穆罕默德。如果美国总统哪怕是具有百分之一的成分把中国人民当人看的话,就绝不会随便咒骂中国人民热爱的领袖。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随便咒骂林肯、杰弗逊、华盛顿,就是因为尊重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尽管杰弗逊的流氓行径,林肯的兽性行为,华盛顿的种族灭绝罪行,无一不是令人发指,特别是华盛顿对印第安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远远超过后来的希特勒,屠杀印第安人的数量超过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10倍以上。因为尊重美国人,所以中国领导人从来不提美国总统实际犯下的历史罪行,而美国总统仅仅根据编造的所谓“罪行”就随便咒骂毛泽东,反映了美国总统根本就不在乎中国人民的感受,根本就不把中国人民看作是人。而美国总统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文革——文革是法西斯暴行——这是中国人自己说的;咒骂毛泽东的理由也同样是只有一个——文革。如果说,最初妖魔化文革是中国的汉奸注入美国总统大脑的观念,那么后来妖魔化文革,则是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摧毁中国的战略。所以,目前对于中美两国来讲,文革本身是非对错已经无关重要,重要的是文革已成为美国妖魔化中国的最有效武器,只要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妖魔化文革,仅凭这一点,就能够在意识形态上把中国共产党踩在脚下,把中华民族踩在脚下。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不惜耗费巨额财力物力收买中国精英,甚至雇佣街头流氓也一定要把妖魔化文革坚持下去的原因。

    其次,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妖魔化文革打垮中国的同时,以泰山压顶的凌厉气势在意志品质上压倒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折腾中国,在所有场合采用一切手段甚至包括肢体语言,来羞辱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让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所有人都看到,在美国政府眼里,中国政府连个屁都算不上。这次奥巴马访华,对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的羞辱,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处处要求中国领导人“赵王鼓瑟”,中国却无人敢逼奥巴马“秦王击缶”,不仅在气势上和国家形象上完全压倒了中国,甚至把中国完全置于了附属国的位置上,无所不用其极地剥夺和摧残中国的国家尊严。

    奥巴马剥夺和摧残中国国家尊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奥巴马送给中国的特殊礼物——围棋。奥巴马并不会下围棋,接受礼物的中国领导人也不下围棋,况且围棋又不是代表美国文化的物品,送围棋简直就是莫名其妙。显然,送礼人就是想通过这种“莫名其妙”,来提醒人们关注这个礼物的另外用意。这就是,提醒和警告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目前中国已经陷入了美国军事包围之中,美国十大军事基地和两条岛链已经犹如枷锁般牢牢地锁住了中国(见文后附图)。不仅在军事上,包括在经济上,美国通过所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组成了一张无形大网,罩住了中国经济活动的全部空间,无论中国经济活动规模有多大,所创造的全部财富都只能落入这张大网之中,最终为美国人所享用。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内外包围没有留下任何一个缺口,所以警告中国不要挣扎,即使挣扎也将是完全徒劳的。而中国回送的礼物,无形中又推动了奥巴马的更加骄狂,中国回送奥巴马的礼物,是古代调兵遣将用的“金玉虎符”,以及众多将军的书画作品集“将星璀璨”。以奥巴马那不可一世的傲慢来判断,他肯定会以胜利者的霸主心态来看待中国礼物,认为是中国接受了他的警告,中国的将军如同宋朝皇帝一样,只是擅长于书画作品而已。

    奥巴马剥夺和摧残中国国家尊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当着胡锦涛主席的面,面对全体中国人民声称要坚持《与台湾关系法》,从而使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变成了分裂中国的政策。

    奥巴马羞辱中国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奥巴马访华数月之前,在事先不征求中国意见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擅自邀请了中国大陆一百多人,作为出席奥巴马演讲的嘉宾,所邀请嘉宾是清一色的反毛亲美人士,按照西方的说法,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异议人士或反对派人士。虽然中国以安全为由拒绝了美国的无理要求,但是由于美国事先已经邀请并安排好了这些嘉宾,临近演讲前却被中国政府强行取消嘉宾资格,这些文化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精英人士,自然会对中国政府产生不满和敌意。特别是这些清一色的反毛亲美人士,本来就对中国政府不满意,现在有了美国政府做靠山,必然会与中国政府更加对立,更加选择投向美国。 同时,还可以向全世界借机展示中国政府限制学者自由的“独裁和专制”。而中国政府则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美国这个政策在中国具有出乎意料的神奇效果,因为中国精英阶层最容易为丁点儿小利背叛祖国。以国家某些政要或某个团体或某个政党不地道为理由,堂而皇之地走上叛国道路,可以是南宋之后中国主流精英独有的汉奸传统,是世界历史上其他任何国家精英所不具有的历史特征。南宋降将张弘范率领蒙古大军经过最后一战灭掉南宋后,十分得意地命人在石壁上刻下12个打字“镇国上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元世祖忽必烈便问这些南宋降将,你们为何那么轻易投降?这些降将的回答与今天那些投靠美国的主流精英几乎完全相同,说是因为贾似道独裁专制、轻视精英、轻视人才,投降蒙古是因为蒙古尊重精英、尊重人才。面对如此冠冕堂皇的汉奸理论,忽必烈仍然难以理解地追问,就算贾似道对不起你们,南宋朝廷并没有对不起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背叛朝廷?看来贾似道看不起你们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那时以来,所谓“昏君误国”、“奸臣当道”或者“专制独裁”,就成为中国精英阶层叛国灭国、充当汉奸最为理直气壮的根据和理由。特别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只要能够找到国家的缺陷或罪恶,便如同得到了理直气壮当汉奸的毕业文凭,不仅理直气壮,而且慷慨激昂,慷慨激昂地把那些拒绝做汉奸的人痛斥为麻木愚民或专制奴才。金国利用这一点灭掉了北宋,忽必烈利用这一点灭掉了南宋,清军利用这一点灭掉了大明,日本人利用这一点差点儿灭掉中国,现在美国又在利用这一点攫取中国财富及最终解体中国。


    奥巴马向蔑视中国尊严、显示强大意志力的第四件事情,就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当着中国领导人的面,宣布支持“普世价值”。正是有了奥巴马的明确支持,《南方周末》才会开“天窗”抗议,广州那几个街头流氓才敢以发动类似纪念周总理那样的“4.5事件”相要挟,阴谋陷害和镇压左翼爱国人士。

    奥巴马羞辱中国脸上的第五件事情,就是回国后立刻采取了对中国最大规模的贸易制裁。

    宋亡于元,是伪军;明亡于清,是伪军;中国几乎亡于日本,也是伪军;今天举国财富滚滚西流,仍然是伪军。21世纪中华民族能否崛起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能否解决伪军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伪军问题,中华民族将顺利崛起;如果不能解决伪军问题,莫说是不会有民族崛起,甚至中华大地都会血流成河、尸骨盈野,大部分老百姓将会人头落地。本世纪初俄罗斯的崛起,是依靠青年组织纳什用拳头解决了伪军问题;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是依靠武士用军刀解决了伪军问题;上个世纪新中国的崛起,是毛主席用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解决了伪军问题。现在的中国,将依靠什么来解决伪军问题?这是每一个爱国青年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附文:

赵构为什麽要杀岳飞

卢麒元

2009年11月

    高宗,名赵构(公元1107年-1187年),字德基,汉族。 徽宗第九子,钦宗弟,北宋灭亡后,在南京即帝位。在 位36年,让位后病死,终年80岁,葬于永思陵(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35里处宝山)。赵构不愿收复北方故土,宠信秦桧,处死岳飞父子,为后人诟病。

    笔者曾仔细研究过赵构的书法,意趣古雅,构思缜密, 法度森严,用笔细腻而有分寸。笔者一直费解,此公常年颠沛流离,一生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何以书法竟能如此沉静安稳。笔者亦曾仔细阅读赵构的文章,简洁明了,外圆内方,寓意深邃。笔者感到惊讶是,如此文字,绝非昏君之文笔。

    赵构是乱世之君,应亡而未亡,并得以善终,其中原因颇为耐人寻味。赵构敢于使用双料间谍秦桧,娴熟驾驭虎狼之兵将,周旋于强敌金帝国之侧,他不仅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他也确实是有些水平和权谋的。笔者认为,赵构历经危难,身处机枢,对形势看得比较透彻,手腕也算是十分了得的。然而,遗憾的是,此君有知而无志,有才而无德。赵构母亲地位卑微,赵构自幼缺少宠爱,一直谨小慎微地在夹缝中求生存,致使他性情偏狭、自私、阴险、狡诈。他对宋室并无太多责任意识,他对子民亦无关爱之情,他更无千古一帝的野心。赵构的内心深处,始终沉湎于康王优游的上流社会生活。为此,他竟然可以欣然而坦然地做金主的侄皇帝。所以,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平衡方略。

    平衡方略也是宋朝的立国方略,成为有宋以来历代中国王朝的家法。在对外策略上,宋朝坚持北守南扩的方针(发展是硬道理);在对内策略上,宋朝坚持保上压下的策略(稳定压倒一切)。宋朝的平衡方略不难理解。 赵匡胤原本就是贵族,政权是靠贵族支持取得的,他们的统治基础依托于贵族和大地主,必须确保贵族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宋朝的立国方略。平衡一词,当然是托词。不过,这可不是名词或形容词,这是一个动词,一个血淋淋的动词。由此,就可以理解王安石变法(照顾自耕农利益)之失败。当然,也就不难理解岳飞之被杀了。

    岳飞触犯了宋皇的两个大禁忌:一是功高震主,将来不排除黄袍加身的可能性;二是北方土改,极有可能形成新的均田制,搞得贵族和大地主们惶惶不可终日。皇上想杀岳飞,大臣们更想杀岳飞,君臣同仇敌忾,理由当然就“莫须有”了。

    笔者一向认为,宋朝是中国国运的转折点。宋人援道释入儒,从根本上毁灭了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传承。宋儒开启了中国犬儒的时代。犬儒比之奴儒,要可怕得多。犬儒除了奴性更强之外,还具有凶残的兽性。千万不要小看了中国八百年来的主流知识精英。因此,王安石被上下左右交向攻击,岳飞孤零零地慷慨赴死,这一切就不再令人感到意外了。所以,笔者对于张载和二程的评价甚低(留待另文细评)。中国由秦朝建立的封建加法制的治理逻辑被彻底颠覆了,由宋朝开始,中国盛行封建加迷信。赵构竟然编出了“泥马渡康王”的拙劣故事。愚民到这种程度确实古今罕见。破坏了法律基础,也就自然解除了道德约束。迷信、权谋和实力决定一切并成为一个时代的审美标准。由此,才会生出所谓的平衡方略。正因为如此,举国皆知秦桧是间谍而仍可为宰相,全民皆知岳飞是忠臣而仍然被杀害。有宋一代,中国人开始丧失道德判断和道德坚持,一个鲜廉寡耻的民族当然没有希望。于是,元灭宋,清灭明。到了近代,差一点儿就亡了中国。

    平衡方略,要点是对外妥协和对内镇压。平衡即取舍。 何取何舍?这可是个大问题!在阶级矛盾压倒民族矛盾的时候,取舍就会变得不可思议。宋朝的政策取向很明确。让自耕农(中产阶级)破产,成为庄园奴隶;让大地主兼并,成为庄园奴隶主。为了镇压庄园奴隶的反抗,不惜借助外国的反动势力。别以为大地主名字不好听,他们一个个都赫赫有名,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秦桧等等等等,够牛了吧!王安石变法是为了自耕农,所以必须失败;岳飞北方土改也是为了自耕农,所以必须被杀。他们统统被平衡掉了。

    800年过去了,中国人进步了吗?当然进步了。不过,只是走了三寸金莲那样的一小步。我们仍然是十二分的不愿意搞法制(更谈不上民主了)。我们仍然十二分酷爱平衡方略。只要有一点点的机会,就会有人拼了命要搞封建迷信。封建还是那些老玩意儿,镶不同的花边而已。迷信可就进步了,今日时髦的新自由主义,迷到你不信!设想王安石在世,变法就有机会吗?设想岳飞再生,可以实现均田了吗?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毛泽东晚年弘扬法家哲学的道理了。

    读史可以知兴替。此话近乎真理。

    剔除那些华丽的词汇,看一看制度和政策的实质,不难恍然大悟。中国当下的“国进民退”,中国当下的“房地产新政”,是不是有一些庄园奴隶主的味道。中国的精英们虽然没有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们那样有才,但那颗驿动的心可能比秦桧的更狠和更黑。他们就敢公然剥夺属于国民的基本权利,将现代中国公民再次沦为“庄园奴隶”。看看数亿的农民工吧!看看数亿的城市贫民吧?看看数千万被数十年供楼款绑架的中产阶级吧?他们像不像是新的庄园奴隶呢?

    笔者曾经说过,新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之路,将是被自由者通向奴役的道路。

    汪精卫投日作了汉奸之后曾经说过,岳飞是该杀的,因为他是军阀。汪精卫的话在今天也不陌生。长期以来,国内外反动派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也大体如此。国内的自由派学者们此刻正在进行着同样的学术叙述。是的,立场决定了观点。站在贵族和大地主的立场上,秦桧才是英雄,对外妥协和对内压迫当然会成为必然的选择。不剖析赵构和秦桧,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岳飞的。当然,不剖析这些花样翻新平衡方略,我们也就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国内外一切反动派何以如此惧怕毛泽东;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国内外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什麽会热爱毛泽东。人民的大救星是人民对政治家的最高评价。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周文王和毛泽东获得了这个评价。这个评价胜过了所有庄园奴隶主们设置的奖项。人民永远不会将戈尔巴乔夫之流称为人民大救星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八百年过去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读懂宋史吗?显然,不能够!至少,没有人真正读懂秦桧。一句“莫须有”其实已经道出了宋朝的政治内涵。何为“莫须有”?第一,杀岳飞乃是朝中共识,所以理由“莫须有”;第二,杀岳飞的理由难于启齿,所以理由“莫须有”;第三,杀岳飞无需司法程序,所以理由“莫须有”。够清楚了吧!朝中共识(庄园奴隶主共识);难于启齿(不让庄园奴隶知道);无法无天(公然的政治迫害)。这就是南宋的政治。所以,我曾数度前往岳飞庙,却不会去向秦桧夫妇吐口水。我还没愚蠢到那种程度。南宋应该被唾弃的肯定不仅仅是秦桧夫妇。我更有兴趣唾弃那些没有被摆上台面的家伙们。读不懂宋朝的历史,就能读懂今天的事情吗?

    对赵构的研究,令笔者感到十分的痛苦。历史毕竟不是戏剧。赵构这样的人物,绝对不是用昏君一词就可以概括的。他这样的人物历史上太多了。他们大多数都是有些才华和有些水平的。他们一点儿也不昏。问题是他们的立场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代表了庄园奴隶主利益的赵构们,会永远地执行平衡方略的。除非有一天,能够有庄园奴隶的代表出来与之“平衡”。其实,这是一个浅显的真理:人民不能当家作主,“明君”可能比“昏君”更可怕!

    笔者感慨王安石和岳飞的命运。但是,笔者更感慨八百年来中国黎民百姓的命运。笔者斗胆重释历史,那是因为历史并未终结。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2-02 09:31:0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王长江

中国到了非大力推进民主不可的地步

中央党校教授  王长江

2009-11-18

  9月27日播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个充满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重大决议。在决定中,执政党再次提醒全党,党的执政地位和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64年前,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跳出中国历史兴衰周期律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如今,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已经成为共识,民主这条新路怎么走,却仍需要艰苦的探索。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先进性,与民主这条新路怎么走紧密联系在一起。用革命党的思维来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这些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因此必然产生对民主的不适应。

四中全会解决了什么问题?

  四中全会的公报中多次提到要加强团结集中,这说明执政党在党建方面有强烈的危机感。目前,中国面临很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比如金融危机、群体性事件、民族问题等,都迫切需要执政党去解决,这是一个带有危机色彩的新形势。我认为目前党建方面最大的问题在理论层面,党的理论的深层次问题比较大。一直以来,不少人不相信党的决议、党的理论、党所倡导的东西,而且认为不能信、信了是傻瓜,他们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信誓旦旦,私下里真正相信的是一套权钱逻辑,完全丧失了对党的理论和思想体系的信仰,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问题在于,党还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党的理论也没有得到梳理,原有的否认人的利益、要让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那一套理论,还没有被承认人的利益的新理论所代替,而前者离人们的生活和实际认识水平太远,在现实中根本不管用。而且我们明明知道这一套不管用,还坚持着,在庙堂之上不厌其烦地宣讲和重复着。因此要改变说一套做一套、信仰缺失的现象,首先必须对党的理论进行梳理,摈弃那些过时的、不切实际的东西,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改革开放30年,最突出的改变不是执政政策、方法和手段的改变,而是动力机制的改变。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刚刚执政,实行的是过去革命阶级斗争的那一套做法,而且把那套东西当作天经地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遇到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就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还没有用温和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意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偏差,对于人对利益的追求有一种天生的恐惧,认为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产生冲突。因此,我们不通过利益机制来实现利益分配,不让人们自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实行计划经济,由国家进行分配,你是不需要考虑自己利益的,你的利益是由国家来满足,以为这样就能避免冲突。这种制度设计看起来十全十美,实际上社会缺乏动力,因为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既然没有追求利益的权利,为什么我还要好好干?你说人民当家作主,作的是什么主?没有利益,当家作主就失去了意义。

  相应地到了政治上,实际上体现出来的更多的就是一种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思路,党无所不能,政府无所不能,包揽一切,事无巨细,这样一套东西,落到实践当中,就是老百姓没有追求自己利益的任何愿望。你给他民主,他也不知道民主是什么,怎么使。真的搞起来了就是混乱不堪的大民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对利益的正当追求权还给了老百姓,这样就出现了利益的博弈、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而利益是需要交换的,一交换,就需要市场,就有了市场经济,有了人们的独立意识、自主意识,民众就有了强烈的民主要求和意识。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说,今天民主的发展是大势所趋,谁也改变不了。

  但问题在于,我们的理念、意识形态、经验和习惯长期沿用过去那一套,用革命党的思维来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这些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因此必然产生对民主的不适应。那么目前要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应该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我觉得应该从这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推行有竞争性的选举,要给人们选择的机会;二是党要领导社会建设,鼓励和支持公民社会的发展,让人们组织起来。如果执政党不在这方面做工作,一旦人们自己组织起来,就容易成为对立面;三是推进制度建设,以前有了问题,我们可以说是因为制度不完善,现在已经不能这样说了’因为各种各样的规定、要求、条例很多,连“不许包二奶”这样的规定都有。问题是,这些要求之间的连接出了问题。今后要从单纯的制度要素的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第四,要进一步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目前,党的运行代替政府运行的情况仍然比较严重,这是很多紊乱现象的根源。合理的做法是先设计好政府应该怎么运作,然后把政党放进去,而不是相反。

党内推进有竞争的选举

  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应该从党内开始,然后再逐步推广,我基本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在中国,掌握最多权力的是执政党,有能力主导民主进程的也只有执政党。从这个角度看,党自身民主不民主,就牵涉社会能不能实现民主。党的民主多一点,社会民主就多一点。如果党自身没有民主,那社会民主就根本无从谈起。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这实际上给执政党加上了一个很重的责任,要推进民主。

  民主是一个系统,分为若干环节:选举民主,把权力授予少数人,这是授权环节;运用权力进行决策,这是决策环节;决策之后要执行,这是程序环节;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要进行民主监督,这是监督环节。所有这些环节,党内民主都需要进一步推进。

  应该说,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工作,有了一些进展。比如决策民主,我们现在很多决策是透明化的,重大决策不再是少数人说了算,而是要广泛地征求意见;执行阶段,大家互相讨论、互相启发,都有民主的成分在里面;民主监督,我们不但有舆论监督,有社会监督,而且党内还可以进行问责制等等。应该说所有的环节都在不断推进。

  但与决策、执行和民主监督等方面的进展相比,在授权环节的民主上似乎稍微有点慢。最关键的是,在向谁负责的问题上没有根本突破,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使授权民主流于儿戏,等于说我想民主就民主,想今天民主就今天民主,这是古代帝王都能做到的事情,没有什么意义,这种负责关系必须颠倒过来。我觉得,今后推进党内民主,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如何在授权环节推行有竞争的选举,将我们的党内民主制度做实、做科学。

   近些年来,我们在很多领域强调“中国特色”,甚至用“中国特色”来消解民主,请问在民主的问题上,“中国特色”如何体现? 不管是哪一种形式,哪一种特色的民主,都有一些共同原则要遵守,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很多人认为选举民主是西方的东西,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是不选举的,这就等于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众对自己的权力受托者没有选择的权利,这是一些无良的学者见风使舵的荒谬之言。民主不是随心所欲打扮的小姑娘,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中国的民主要有自己的特色。但前提是遵守民主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就是有竞争的政治。历史也证明,这条基本原则是不容超越的。

  现在还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并且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损较小,这是否证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更为优越? 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博弈从未停止。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是管用的,是大势所趋,我们也迎合了这股世界潮流,中国这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离不开市场经济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很强,还保留了大量行政手段和计划经济的因素。因此,在当前这一场经济危机中,中国所受影响较小,这不能证明我们调控经济的手段有多高明,只是因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成分还不够多之故。我们还是要继续搞市场经济,不能以此为借口走回头路。这就好比全世界发生了饥荒,非洲人靠吃野果躲过了危机,但全世界不能因此就退回到原始状态;纽约发生了大停电,没通电的地方自然不受影响,但不能因此就说煤油灯比电灯更好。

  民主和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出现滞后、不对应是普遍现象,非常正常,有时候非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会超过民主国家,但这不能成为不进行体制改革的理由。因为经济不会一直增长,一个政党的合法性也不能只靠经济增长来维持。西方国家的经济出了问题,但它的政治体制有弹性,所以人民会和政府共度时艰;如果人民对政权的认同感只系于经济增长,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经济好时我和你过,不好时各走各的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拓展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这样人民才会和党同甘共苦。四中全会看到了这种危机感,这是好事。

  国内的腐败有愈演愈烈之势,民主有利于遏制腐败吗? 民主是抑制腐败的良药,这是毫无疑问的。之所以会产生腐败,是因为某个团体或个人对权力的使用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没有约束和监督所致。民主不是人们直接对社会事务做出决定,而更多意味着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参与和约束,因此在遏制腐败上面,有民主总体要比没有好。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下,财富大量涌流,权力的寻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丰厚的条件,而我们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办法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产生的腐败比过去更严重、触目惊心。没有钱,腐败的程度有限;财富多了政治上的一些不民主的因素依然如故,腐败当然会愈演愈烈。

民主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有人认为,民主只是中国一部分精英的诉求,老百姓可能对反腐败和社会公正有更强烈的诉求,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可能不一定不需要民主,是这样吗? 反腐败和社会公正的实现。必须要通过民主的途径。如果不对权力进行约束,权力带来的自由裁量权太大,腐败的收益很高,而被抓住只是一种偶然的话,这个险就是值得冒的,因此靠严刑峻法、高薪养廉等等都是遏制不了腐败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往往把民主意识形态化了,把民主和某种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其实民主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问一般的老百姓对民主感不感兴趣,他很可能说不感兴趣;但你问他你的事情由别人决定你干不干,他肯定回答不干,这就是民主的意识,只是我们不把它当成民主罢了。随着利益的多元化,人们的这种民主意识和要求会越来越强烈,民主和每个人切实相关。

   在现实层面,基层的海选也确实出现了贿选、家族势力操纵选举等现象,应该怎么看? 邓小平设计的市场经济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一些人把这种思路简单套用到了民主领域,认为应该让一部人先民主起来,这部分人就是一些文化素质比较高的人,党内的先进分子等等。因此他们认为,我们一直在搞的乡村直选路子错了,素质低的人只会搞出低层次的民主。这种想法把文化素质作为是否实行民主的依据,是非常荒谬的。

  当年解放区的民众搞选举,连西方的记者都赞叹不已,认为这才是真民主,可是那些民众很多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英国几百年前搞民主,民众的素质又能高到哪里去?  事实上,决定民主的根本因素是利益,有利益就有民主,而和素质无关。计划经济否认人们的利益诉求,自然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要求,只会产生混乱不堪的大民主。市场经济下人们有了财产,就会拼命保护,对政府也就有了要求。作为执政党,应该对此加以引导,并产生相应的紧迫感,不能无动于衷。如果社会民主的发展快过党内民主的话,党还有什么资格进行领导? 你总不能说社会民主要先停一停,等我赶上来再说。

  现在,基层选举确实出现了贿选等现象,个别人又搬出了素质那一套,甚至认为在基层搞民主超越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应该把权力重新划归党支部。这种说法是历史的大反动,说明我们还没有学会用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前面我们说了,党内民主在决策、执行和民主监督等方面做得比较好,授权民主方面要差一些;在基层,情况刚好反过来了,授权民主做得比较好,后面的决策、执行和民主监督则没有跟上。这样一来,只要想方设法获得了权力,黑箱操作的空间就很大,有了千万种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因此很多人把基层选举看成是投资回报的关系。

  出现这种情况,有些地方干脆就不选了,走回头路,这是不对的。根本问题在于要对选出来的权力进行规范,加强执行、监督层面的建设,在农村设立议事会、村民代表会议等等,重大事项由他们讨论决定,提高腐败的成本,让那些投资权力的人赚不回来,贿选自然就得到了遏制。从根本上讲,我们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民主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民主的重要性,但很多时候不到迫不得已,不到难以为继,人们是没有足够的动力进行改变的,请问中国目前已经到了非大力推进民主不可的程度吗?

    一个政党的执政必须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否则难以长期维持,即便你掌握着国家机器,采取各种强制措施,也不可能长治久安。当然,我们目前的形势还没到那一步,因为30年经济的飞速发展,执政党积累了丰厚的合法性,但我们不能一直吃老本。很多人认为只要经济好,社会稳定,有没有民主无关紧要,问题是经济不可能一直增长,社会的发展也不可能没有曲折。把未来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是很危险的。要解决当前政治发展中一系列棘手问题,非实行民主不可。

 

 

俄国为何不能学中国模式?

马已

2009-11-29

    中国的成就让俄国统治精英艳羡,俄国能否走中国的道路? 一向对克里姆林宫当局持批评态度的英文《莫斯科时报》,11月24日发表莫斯科Ekho Moskvy电台政论节目主持人雷日科夫的文章,痛陈俄国不可能走中国道路的根本原因——俄国官僚阶层政商两栖,贪污横行,却不受法律制裁。

    文章说,俄国的统治精英对中国的成功为之倾倒。今年10月,俄国执政“统一俄罗斯党”与其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高级研讨会,使莫斯科有机会搜集资讯,了解北京威权政治和经济模式成功的诀窍。表面上,中国和俄国的政治制度有很多共同点。两国都有从上到下忠实的精英官僚集团,以及依附他们的司法体系。虽然俄、中两国有这么多相似之处,但如果仔细观察就知道,中国的模式并不适合俄国。首先,中国和俄国的威权主义表面上好像相似,但实质上却大不相同。

    中国由共产党领导,而俄国由官僚机构领导。中国的家机器和官僚精英,整体上从属于共产党。但俄国和中国相反,普京掌权以来,克里姆林宫官僚集团大权在握,监控着国家杜马、统一俄罗斯党、媒体。在中国,政府更多地和工商业分隔,没有一个政府领导人担任国营企业的董事。这点和俄国大异其趣。中国将官商勾结视为严重刑事罪行。中国官员如果暗中通过亲友做生意,事发后可能被判长期徒刑甚至死刑。但在俄国,绝大多数官员认为,既担任政府职务又涉足生意,不值得大惊小怪。这种利益冲突是理所当然的。

    举例来说,如果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Yury Luzhkov)是上海市长,根据中国的法律,他和他的妻子叶莲娜·巴图琳娜(Yelena Baturina)早就被处死了,其家族的财产也会被国家充公——因为其妻担任主席的Inteko公司,从莫斯科市政府获得大批建筑合约。中国展开了认真的反贪腐行动,而俄国仅仅通过了杜马动议。中国官僚的汽车、住房、亲戚关系都受到监察,监狱里甚至关着前中共政治局委员、政府部长、省长、大型国营石油企业的头头。已经有数十名高级官员,因从公路工程合约中贪污受贿而被处决。但在俄国,同样多的贪污官员却完全不受惩罚。在“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2009年全球贪污调查报告中,中国排第79名,而俄国比中国差得太远,排在第146名。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现代化,正是由于工商业能够自由营运,不受政治势力干涉和官僚伤害。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吸引外国投资,保持高水平的市场竞争力,维护企业主的所有权,保证合约的诚信。在俄国则是,私营企业被大型垄断企业窒息;对关键的经济领域实行严苛的国家控制;经济缺乏透明度;对私有财产缺乏保护;贪污横行。总之,俄国是世界上“官僚主义”阻碍私营企业发展的最好典型。

    如果统一俄罗斯党的成员真正了解中国政治模式,可能就不会对其如此着迷了。假设他们作为部长、省长、市长,转到中国担任相应的职务,可能立即会因贪污被判无期徒刑。他们昂贵的外国别墅、豪华轿车、大笔银行存款都将被充公。按照中国《刑法》,这些人还可能被判死刑。这就是我为何要在这里忠告统一俄罗斯党人,忘记中国模式的原因。对他们来说,采用中国模式太危险了。他们或许应该向更适合贪污的模式看齐,例如向非洲的尼日利亚学习。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1-30 13:05:4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发一组文章,冬天玩儿酷,

中国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官主和官僚化问题

----执政党应该如何转型

颜沧海

2009年12月1日

    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邓和毛都知道,“和平演变”是个有规律性的东西,是防不胜防的。现在海内外有些人却认为,大陆的执政党是铁板一块,是不会从内部发生变化的,这些人不如邓和毛的见识。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就有两个老师,即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国民党在台湾已经从专政党变成了宪政党,在选举中先下台又上台。苏共也从惟一执政党变成了最大在野党,党的纲领则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弯;自然也有不愿意改变党的路线的前苏共党员,其组建的新党在选战中却一败涂地。老师已经变了,学生跟着老师变,是顺理成章。

    事实上,中共自成立以来一直都在变。就其社会构成来说,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到以农民(包括拿枪的农民)为主体;再到以官僚为主体。从其政治纲领来说,从鼓吹苏维埃主义到鼓吹新民主主义(在华美国人在对比国共两党时,将中共称为“土地改革者”),到推翻各党派《共同纲领》实行“三大改造”;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到“三个代表”。在1937年,中共如果不实行“四个放弃”与“一个承诺”,即放弃“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政策”、放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放弃“中国工农红军”、放弃“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和作出“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的承诺,就可能没有后来的延安。在1978年,中共如果不反对“两个凡是”和实行“一个转移”,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不可能出现后来“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毛泽东在位时预言,他死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今已经是这片土地上的现实。如果用毛的尺子来衡量,左翼“无产阶级政党”早已“和平演变”为右翼“资产阶级政党”。现在所谓“一百年不变”论者,既不是毛泽东理想的信徒,也不是邓小平路线的卫士,只不过是现行体制下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不反对或者说无力阻止向坏的方向即权贵资本主义、资本官僚主义)演变,只是一味反对或者说竭力抗拒向好的方向即宪政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演变。

    中国的政治,代际政治非常明显。代际政治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一种特殊政治形态,主要的政治分界不是在同一代人的中间,而是在两代人之间。同一代人的政治分歧,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同一代人的政治争论,不过是茶杯中的波澜。只有在人事的代际交替时,才会出现具有实质性的政治转变。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的政治阵营诸如左翼与右翼、激进与保守均是跨代的,不少美国人之所以成为民主党或共和党人,是基于家庭原因,尊重和继承父母乃至祖父母的党派倾向。美国宪法200多年来保持基本不变,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制度原因。而在20世纪的中国,更多出现的却是子辈对于父辈的背叛和决裂。五四青年一代对于参加过戊戌变法、同盟会的父辈,感情上已经格格不入;70年代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以的激烈方式宣告了“红卫兵”与其“红司令”的决裂,也就是共和国后出生的一代与创建共和国的一代的分道扬镳。80年代,几代人曾一度在改革道路上同行,但是在经历“六四”创伤以后,代际间的共识已经无法达成。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主体是军人,第二代领导人大多是党务工作者出身,第三代领导人大多是工程师出身,第四代领导人还是工程师出身,比如中共十六大产生的9名政治局常委没有一个人是学文科出身的,绝大多数人在1978年担任副处级以下的职务,在几年时间里就跃升至副部级职务。他们既没有当工人农民士兵的经历,也没有研习政治理论的时间和条件,多数人甚至没有担任过处局级的正职干部。然而,第五代就出现了变化,现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中,拥有文科最高学历者已经超过了理工科出身者;而且,这些人都插过队,了解民间疾苦;多数人是从县(处)、市(厅局)、省(部)而递次晋升。

    第五代中共中央,习近平是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李克强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李源潮是中央党校的法学博士;在十七大的新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除了“二李一习”,刘延东是吉林大学法学博士;王岐山具有高级经济师职称;张高丽是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兼职教授;薄熙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汪洋是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硕士;令计划是湖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王沪宁是复旦大学的专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院长。执政集团中的博士与反对派阵营中的博士对垒,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崭新的现象。二者既然都是博士,自然会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有大致相同的师承和知识背景。“政法系”作为知识上的一个共同体,在政治上分化为执政者和反对派两个对立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对于多党民主制的建立是大有好处的。事实上,博士与博士之间除了有学术上的共同语言,还有一些人脉上的联系,从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来看,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利于朝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对话。这对于多党民主制的建立是大有好处的。从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来看,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利于朝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对话。

    这种结构,非常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从专政党演变为宪政党。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曾撰文详细论证了列宁是如何用“专制”概念篡改了马克思的“专政”概念。马克思笔下的“专政”一词出于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这本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一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通常为半年,延期则需要再次授权),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于议会,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在独裁期间的行为。可见所谓专政,第一它意味着民主的中断,即有专政则无民主;第二它与法治不相容,专政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第三它是一种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晚年的列宁把马克思的“专政”偷换成了“专制”。他说:“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只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党所能联合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成为革命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因此专政的对象不限于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之外的一切社会阶层,是“一党”之外的一切政党和团体,是独裁者之外的所有人(包括“一党”内部的反对派)。列宁的“专政”理论是“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所以,中国大陆执政党的转型,最根本的是要改告别列宁主义意义上的“专政”,不论是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党的专政。必须彻底告列宁的“革命成功以后的革命专政”,才能回归马克思的“取得政权以后的宪政民主”。

    党国制使执政党“行政化”、“官僚化”、“特权化”。

    中共十七大前夕,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给中共高层写了一封信,提出 “从理论到实践反思‘专制体制’的过程及其后果”,将中共“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执政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型政党,转变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国家的现代执政党”。他在信中尖锐地提出了“党国”问题。党国制由列宁首创,后来发展出斯大林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几个分支。中国国民党的领袖把党国制引入中国,提出所谓“以党治国”、“党在国上”。而在毛泽东的手中,党国制的“一元化”领导体系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党国制,是使执政党“行政化”、“官僚化”、“特权化”的根本原因。

    在1980年代,邓小平多次提出党政分开的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表示要“着力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1986年9月至11月,邓小平在谈及政治体制改革时,强调高度集权、党政不分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和今后形势与任务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因为政府机关“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根据邓小平的思路,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党政分开的五点具体设想:⑴理顺党政关系,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把握政治方向、提出决策建议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⑵调整党的组织机构;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分应当撤销,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要逐步撤销,党的纪委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应当集中力量管好党纪。⑶改变“一元化”领导模式;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党组织的作用是保证监督。⑷尊重群众自治;在党和政府同群众组织的关系上,要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逐步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去办。⑸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按照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原则建立类似国家公务员的制度进行管理。虽然邓小平讲过:“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但后来,中共十三大所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完全被束之高阁。党政不分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强化了。要真正实现党政分开,彻底告别党国制,“回归十三大”是必须迈出的一步。

    此外,国库不能成为党库,即执政党需要多少钱就从国库拿多少钱。在宪政国家,政党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党员上缴的党费,社会各界的捐款,财政根据法律给予的资助;资产收入和组织活动、印刷文件以及出版物发行的收入等;紧密型政党较多依靠党员上缴党费,松散型政党较多依靠社会各界捐款。上述可统称为政党自身“经营”所得;“经营”所得必须公开账目,出具审计报告,接受社会监督。捐款必须限定数额、限定对象。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各国政党法对于政党接受捐款,都有非常具体和严格的规定。有些国家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合法政党,也给予财政资助。《德国政党法》规定:“国家资助的分配应以政党在欧洲、联邦一会和州选举中成功赢得选民为基础,以党费总数和其从捐款获得金钱数量为基础。”政党获得的选票越多,获得的赠款(党费或合法得到的捐款)越多,国家拨给的资助就越多。但是,“国家资助的数额不应超过政党自身通过出色管理获得的年度收入。提供给所有政党的经费总额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绝对上限。”党的经费来源以自身“经营”为主,以国家资助为辅,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薄一波在十三大前夕曾说,“毛主席讲过党的机关要用党费来开销,人员不能太多”;“统计一下,共产党员吃国家饭的有多少人?民主党派吃国家饭的有多少人?”最近有人算了一笔账:2005年全国有党的基层组织352万个,其中基层党委17万个、总支部21万个、支部314万个。党委委员和书记都属于国家公务员,为他们支付的费用更高”。中国国民党至今仍然被党产问题所困扰,中共应当从中吸取教训,未雨绸缪,尽早解决好党产问题。所谓“党产”主要是两大块,一块是党的机关所占据的房地产及办公设备,一块是直属于党的系统的企事业单位的资产。党的机关所占据的房地产,属于国有资产,在党政分开后,党的机关如果继续使用这些房地产及附属设备,必须每年向国有资产管理局上缴租金,列入党费开支。法律不允许政党利用这些房地产从事经营性的活动。党直属的企事业单位,其资产也都是国有资产,应全额划拨给国务院系统。

    解决党国制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落实现行宪法关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规定,把“党在国上”改为“党在国下”,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要在宪政框架内活动。

    民国初期有一句话,叫做“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中共与国民党一样,在掌权之后,原本的革命党性质就转变了,变成了以官僚为主体的党。但是二者也有所不同。国民党取得政权的时候只有20多万党员,不得不吸纳大批旧官僚;而且没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了党政军特分别对蒋介石个人负责的格局。中共建政的时候已经有448万党员,而且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部培训,仅用几年时间就实现了对官僚队伍的全覆盖;此外,通过党支部进村、进厂、进居(委会),建成了比“行政网”更稠密的“党网”,有力地推动了计划经济与总体性社会的形成。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的非官僚党员尚有一个参与政治运动的功能,同时也有一个干部后备军的功能。在邓小平时代,一方面不再搞政治运动,一方面又建立了公务员考任机制,非官僚党员的作用日见萎缩。尤其是在市场化以后,许多基层单位的工人、农民党员事实上已经不再参加组织生活,只是继续保留在“花名册”上充数而已。

    目前,在“全民党”(“三个代表”)、“中性政府”、“和谐社会”的理论框架内,已经没有意识形态挂帅的“革命党”的容身之地。在理论研究与思想论争的功能萎缩之后,在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功能萎缩之后,一旦时局转变,不得不参与竞争性选举的所谓“选战”,擅长于自上而下地灌输和执行的“官僚党”势必一败涂地。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一度下野的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共如果要避免同样的命运,就必须未雨绸缪,再造党的功能和组织,把“官僚党”改造成面向选举、面向选民的“选民党”。

    “选民党”必须打破自我封闭的圈子,成为一种开放型的政党。按照“先锋队”的模式,所谓“先进分子”只会根据既定的理论模板复制自身,而不会反映“人民群众”不断变化中的真实心愿;只会代表一个自我封闭的统治集团所认定的“根本利益”,而不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现实“利益”。实践证明,由组织部门自上而下地指定党的干部和民意代表候选人的作法,只能“从矬子中拔将军”,培养出经不起“选战”风浪的“温室中的花朵”。

    要选拔一大批为选民所熟悉、所喜爱的“政治明星”,必须通过以下两个途径。首先,是实行党内民主制。马克思说:“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而现行的中共党章却保存着“等级授职制”的条款。第二十七条:“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报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第三十条:“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选出的书记、副书记,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第十三条:“在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批准制和指派制,实质上就是“等级授职制”。在实行民主制的各国社会党的章程中,就没有批准制和任命制的丝毫痕迹。而且,它们还在一些领域中实行了党员直接选举,取代党内间接选举制度。没有党内的理论争论和自下而上的公开选举,就不可能涌现出领袖型的政治家,而只能产生平庸的政客。其次,是通过为选民维权和进行各种公益活动的方式,成为选民利益的真正代言人。曼德尔在《论官僚》中写道:“工人国家官僚化的过程也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因独揽国家大权而起的政冶特权;第二阶段是物质力面与文化方面的官僚特权;最后的阶段就是完全的堕落。在最后的阶段,政冶领导人不但不再约制官僚的滋长,而自觉地融合于其中,且变成增加特权的原动力。”

    要避免“官僚化”,第一是要废除“政治特权”,定期从选民那里获得政治授权,第二是要把为选民服务作为日常性的党务工作。

    在宪政体制下,执政党在行政机构中的作用是通过担任政务官(政府首脑、部长和政务次长)的党员来实施的,而不是在政府部门中设立党组,由党组发号施令来体现。由于公务员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所以执政党的积极表现主要不是在行政执行环节,而是在议会的立法、监督环节。现在,中共还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们所谓的工作经验,只是行政官僚的经验,而不是政治家的经验。政治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要与选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实行议会内阁制(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选民不能直接左右行政部门的构成与决策,他们直接接触和影响的是议员(人民代表),必须通过议会才能左右行政部门的行为。在美国,所有的国会立法议案,都被冠以议员的名字。如果没有为选民维权,为政府立法的历练,怎么可能产生“政治明星”,怎么保持执政党与选民的血肉联系呢?

    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如果不进行党的功能和组织的重建,就不可能赢得未来的“选战”;而对“选战”的恐惧心理,又成为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于是便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只有从执政党的自我改造入手,才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

 

 



发件人:"union" <union10000@gmail.com> 2009-12-03 09:19:10 +0800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过度的国企垄断破坏了社会和谐;中国清廉指数下降,如何继续反腐败?发达国家的官员廉洁度及反腐败措施;如何对付裸官与外逃贪官

中国清廉指数下降,如何继续反腐败?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09年11月

    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著名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最近公布了《2009年全球清廉指数》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索马里、阿富汗、缅甸、苏丹、伊拉克则是最腐败的国家。中国今年排名79,比去年下降了7位,得分3.6。10 分为高度清廉,0 分为极度腐败,中国的得分偏低。另外,中国香港今年以8.2分排12位,台湾和澳门分列37和45位。

    一方面,中国大陆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中央不断掀起反腐风暴,仅今年就有12名副部级高官落马,无数的厅级处级干部栽倒,但另一方面腐败也愈演愈烈,范围从政府界、经济界向教育、学术、文化、慈善、寺庙、儿童、少年等领域和群体大幅度渗透,腐败金额一路攀升,腐败被查处的概率越来越低,腐败方式不断花样翻新,腐败越来越生活化、家庭化、正常化。同时,腐败窝案、串案频繁发生,凸显了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官官相护、编织庞大权力网的腐败特征。

    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案,涉及党政干部110余人;安徽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被判入狱,仅2005年,阜阳中院还有两名副院长、十余名庭长、副庭长被查处;湖北襄樊前市委书记孙楚寅案牵出官员70余人,其中 “一把手”30余人。

    目前,中国大陆的腐败呈现隐蔽化、间接化的倾向,影子腐败(利用自己在任时期的影响力荫庇他人或者为自己的将来铺路)、期权腐败(钱权交易,未来兑现)、裸官腐败(配偶子女全在海外,一人在国内做官,资产不断转移海外)、软腐败(不是直接进行权钱交换,而是接受各种服务、好处、艺术品等)、性贿赂、二奶腐败等越来越严重。

    湖北省政府原秘书长、荆门市市委原书记焦俊贤,通过床上“培养”干部,甚至把三陪女培养到了市开发区的副局长宝座上;安徽宣城市前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县长时对小情人许诺:“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的一把手,当县妇联主任。”果然不久,他的小情人就当上了乡党委书记、县妇联主任。

    令人关注的是,关键岗位腐败、国有资产腐败、失职渎职腐败比起小偷小摸式的个人贪污造成人民财产的损失要大得多,一些官员乱投资、乱上项目,普遍没有象样的独立的可行性研究,政绩工程、书记工程、形象工程大行其道。

    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分管城建、交通、房地产开发等十三个领域,同时兼任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常务副总指挥、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是名副其实的实权派,权力集中于他一人而没有监督制约,他受贿逾一亿多人民币。河南省三任交通厅厅长曾锦成、张昆桐、石发亮“前腐后继”,云南昆明三任规划局长,相继倒台,皆因实权太大。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有名言:“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我(领导)看到政绩。”为了政绩,王怀忠胡乱决定投资3亿2千万元修建“国际机场”,阜阳的工人、农民、教师每人都被摊派了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但机场建成后,没有客流,被迫关闭。

    广泛为人民诟病的是挥霍公款、三公消费的“广义腐败”、“大腐败”,它们极大地消耗了国家财力,使得民生维艰。可以说,公款腐败不除,中国的现代化无望。学者一般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加上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款购车用车、公款出国旅游)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日本仅为3%以下,西欧4~5%,中国是先进国家的10倍!所以,中国没有钱投资民生,没有钱搞教育、医疗,没有资金用于社会保障。虽然近三四年这些情况有所变化,政府做了大量的改善民生的工作,但三公腐败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比如现在基层公车基本都是索纳塔、捷达、飞度,甚至丰田霸道,近一两年,公车很多都换了新的,不再用红旗。公车私用基本全面失控,费用可以随意报销。地方上的人即使再有钱,都说:“我的车比不上公车”。

    司法腐败、监督部门腐败则摧毁了社会正义和良心,劳教腐败、信访腐败、看守所腐败、黑监狱等动摇了弱势群体的信念。陕西律师蒋允茂根据自己20多年的办案经历,出版了《律师手记》,书中说:“如果评判那些结案,公正的判决不会超过一半”!审判中往往是“一审偷偷摸摸乱判错判,二审稀里糊涂维持原判(我又没有得你好处,凭啥给你主持公道),一些法官不要法律,一手遮天”!“法院里执法犯法已经不是个案问题,而是常态,现行法律规定:合议庭独立判决案件,如果合议庭认为不能决定的应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可是实际上却是这样的,所谓的合议庭往往是一名案件承办人另加两名凑数的审判员或者陪审员,从形式上满足法律规定的人数,真正决定案子判决的则是案件承办人、庭长和主管副院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庭审成了走过场,法庭上不解决任何问题,解决问题则在法庭之外!在中西部的许多法院里,以至律师代理案子根本就不需要出庭,需要的是在下面找案件承办人、庭长和主管副院长以及提交材料!试问: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吗?连中国传统历史上的行政司法混为一谈都不如,因为那时官员还需要升堂问案,直接与当事双方见面啊!可是,今天的法院里庭长和主管副院长在听汇报判案子!在这样的现实下,还谈什么司法?还谈什么公平与正义?法院的公信力又如何建立?”(《先搞成司法,再谈司法改革!》)

    湖北省某县“信访之家”聘任的“中国首位信访调解员”刘贵琴,为民请命,在访民中享有威望,被判处1年半有期徒刑,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而所谓非法文件只是一个印发的通知,在网上也可以查到,竟然成为“非法持有”。县公安局的人说:这是上面压下来的,我们也没办法啊?谁让她一直要跟政府过不去?一个人的问题解决了不就行了,该知足了,现在出事了谁都担不了。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政府聘下区内所有的律师为区政府常年法律顾问,以此要求律师们不得再为“民告官”提供法律援助,以堵塞民告官之路。

    如今,特权腐败、一把手腐败、土皇帝滥权、公权私有化直接威胁到中央政权,中国有苏丹化、碎片化之虞。一些土皇帝为了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极力打击举报者、揭露者、记者。陕西省志丹县4名科级干部因编发、传播涉及县领导的短信——“十个工程九个自己干,他是清官还是贪官”等而遭免职,还有两人被逮捕,一人被刑拘。安徽省五河县第一中学的教师,因不满上级指定任命校长,编发手机短信给县里有关部门领导,结果被拘留、罚款。重庆彭水县秦中飞因一首“沁园春”触怒县领导而被捕入狱。

    部门立法、官员立法、自我立法、自我设租、自我授权的立法腐败比较严重,监督部门缺乏独立性。自我加薪、自我得利、自我评判、自我调查、自我监督成为体制上的痼疾,如果不能够改变,反腐败无异于缘木求鱼。深圳龙岗区“舞王”大火,一会儿检察院工作人员说在陈旭明家查出现金千万元,总资产过亿,一会儿又说只有6万元,按照6万判刑。老百姓对于当地执法部门的公正性表达了怀疑。三鹿毒奶粉消息一出,当地政府和调查部门马上宣布,问题出自奶农,与企业无关。后来,如果不是事情闹得太大,可以预料,三鹿会安然过关。湖南郴州老人彭北京提出与当地法院院长决斗的挑战书,风靡一时,引起了当地领导的重视,但上级部门仍然只是听取下级官员的汇报。彭北京感叹,除非案件引起了最高层的重视,否则解决无望。对待群众上访案件,上级官员都是这样处理的:只听取下级官员、施害者的汇报,没有独立的调查,因此,问题大多不可能真正地解决。

    另外,教育腐败、学术腐败,成就了蔚为大观的腐败文化,凸显了某些中国人的精神糜烂与道德崩溃。中国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权威机构——中国科学院最近发布了世界上首个《国家健康报告》,竟然睁眼说瞎话,在其中的全球医疗卫生健康“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将中国名列第一,美国居倒数第一位。让人们领略了什么叫“学术无耻”、什么叫“向权力献媚”,中国的学术已经彻底沦落为权力的奴仆,完全粉碎了人们心中本来尚存的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尊敬与信心。

    中国的腐败如此严重,迫切要求加强预防腐败和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制定清除腐败的可行措施,促进廉洁廉价政府的形成,弘扬清廉清新的文化。现代反腐败制度必须针对中国特色的人情文化、关系文化、后门文化对症下药,探讨符合中国实际的可行的能够操作的解决办法。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人治社会、官本位社会、特权社会,也是谋略社会、无规则社会,中国人把腐败生活化了,对腐败习以为常,而痛恨腐败往往是由于自己没有机会腐败而造成的心理失衡。在中国,即使通过正常的途径能够办到的事,人们的第一反应仍然是托人、找关系,惟恐被人取代。人们走路,也喜欢踏草坪,走捷径,人们普遍的没有规则意识,就像中国武侠、中国工夫,神秘莫测,暗器毒器防不胜防,套路拳路数不胜数。而且在中国,守规则的成本极高,不守规则的成本极低;守规则,人们讥笑为“迂腐”,不守规则,人们赞赏为“有手腕”;贪官,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大部分人只要有权力,都会贪,只要不过分就行;清官,就像彗星,千百年来人们延颈相望,但很少出现,因为在官场,清官很快会被淘汰出局。所以,中国反腐败的关键是改变人治文化,确立规则意识,建立法治秩序。

    在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方面,主要是建立“三阳光”、“三监督”制度。所谓“三阳光”,即阳光行政、阳光财政、阳光财产;“三监督”即新闻监督、公众监督、人大监督。何谓阳光行政?阳光是最好的反腐剂,路灯是最好的警察。黑箱操作、暗室政治是造成腐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反腐败首先要实行阳光政治、阳光行政。所有的法律、规章、做法要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传媒公开,或者通过公告栏、办事指南等形式公开。办事程序、办事时限、承办部门和人员、办事结果、收费情况、廉政规定、监督办法、责任追究措施等都要公开,对于一些事关人民群众利益的决策事前要听证、公示。要把政务公开列入干部考核的范畴,同时设立市民投诉中心等外部评价和监督机制。

   公共物品尽量采取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方式,为了保证招标投标全过程的公正性、防止陪标、围标、串标、以低价中标然后高价签合同、买通评标专家、评标委是采购方代表而不是随机抽取的专家、采购机关自收自支、回扣腐败合法化等问题,有必要成立独立的招标监督委员会。在发达国家,一切政府采购都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然后公开招标投标,在网上公布违规违法者的黑名单,取消其若干年内参与投标的权利,甚至绳之以法。

    学者估计,由于行政不公开、行政限制和过多的审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损失20%以上;由于暗箱操作、官员庇护、一纸文件而瓜分国有资产、形成行政性垄断,每年造成约5000亿元的腐败额。何谓阳光财政?所谓阳光财政,就是要建立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也就是说,公共财政的决策、资金的流向、使用的程序都应当是公开的,人民或者是其授权的代表(议员或人民代表)可以进行监督、质询、问责、弹劾,未经纳税人同意的征税是不合法的。纳税的标准、国家的财政预算和支出也必须经过纳税人代表的同意,公共财政的预算必须详细地列出每一项开支的具体情况,没有列入开支预算的项目,不能够开支,列支的钱不得挪作他用。职务消费必须规范化,接受民众的监督。

    在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掌管钱袋子,拥有财政预算决算的审批权。同时,应当立法推动财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任何纳税人只要有证据,都可以对浪费公共资金的现象、对“三公” 消费提起公益诉讼,美国和日本都有这样的制度,追回的资金一部分用于奖励起诉者。目前,各级政府的财政已经集中在财政局,民众可以通过专门的软件查询;国家也应该鼓励人民查询各个单位的原始凭证,或者通过网络查询各种公用支出如招待费、燃油费、私人费用财政报销、公车私用的问题等,让人民直接监督官员的消费问题。

    何谓阳光财产?所谓阳光财产,就是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制度。曾经有人大代表多次提出“关于建立党政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议案,全国各界反响强烈。但是据报道,97%的官员对财产申报、公开持反对的立场。2008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出台《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据调查,阿勒泰地区也有七成的官员反对这一制度。其实,在西方如今相当廉洁的国家,早在两百多年前就开始探索和建立阳光财产制度。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乃至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1883年,英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财产申报的法律——《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

    许多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也相继建立了阳光财产制度。韩国1993年开始了“阳光运动”,墨西哥2003年实施《信息公开法》, 越南2007年颁布了财产申报的法令。中国1995年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颁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是,这些规定的权威性不够,不是法律;可行性、可操作性很差,没有实施细则,没有稽查核实的手段,没有后续监督的措施,所以,这些规定注定会流于形式。

    以后,中国要建立集财产实名、申报、公开、监督于一体的制度。一是财产实名登记制度,公民的所有财产包括存款、股票、房地产等都必须以真实姓名持有;二是财产年度申报制度,公民特别是官员每年都必须申报收入和全部财产;三是财产公开制度,官员不仅要申报财产,而且其财产状况要在媒体上向社会或者所在地区公开;四是监督制度,如果官员申报不实,公民可以举报,有关方面依法查处。

    为何要加强新闻监督?新闻自由是腐败的天敌,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必然腐败泛滥,实现了新闻自由的社会迟早会形成廉洁的政府。有人反对这个观点,认为印度、俄罗斯、台湾都拥有了新闻自由,其媒体大部分私有,但是仍然腐败不堪。的确,新闻自由并不能单独起作用,也不能马上带来清廉,可是随着丑闻的不断曝光,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这些国家和地区最终会变得干净。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走在了通往廉洁政府的正确道路上,而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其腐败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治理,反腐败只是一句自欺欺人的口号,而现实情况恰恰是:越反越腐败。

    透明国际组织早有断言:在反腐败的诸多措施中,新闻自由是最重要的;对于中国,关键是建立媒体民有、新闻自由、监督官员、保护公民的现代新闻制度。如何加强公众监督?首先,中国要建立鼓励举报的制度,出台《举报人保护法》,避免举报腐败者被迫害打击的情况发生。第二,中国要鼓励反腐败公益诉讼。所谓反腐败公益诉讼,也就是财政公益诉讼,也叫纳税人诉讼,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都可以起诉挥霍公款、浪费公款的行为,起诉者可以分得追回的部分资金,作为奖励。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都有这样的制度。日本东京都知事即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因为住豪华酒店,乱支交际费,被东京一个区的议员起诉,东京地方法院判市长等3人赔偿40万日元。以后在中国,老百姓只要掌握了官员贪污腐败、浪费公款、三公消费的证据,任何人都可以到法院起诉该官员,追回的资金拿出一部分奖励起诉者。

    第三,中国要建立民主评议制度、民主选举制度、弹劾制度。对于官员的人品、业绩、廉洁情况,人民群众定期进行民主评议,以投票的方式确定评议结果,对于评议不合格的,一律免职;由选民投票选举出政务官,或者公推公选官员;对于选民不满意、失职、违法、腐败的官员,人民通过弹劾程序、责任追究制度让其下台。

    如何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人民代表大会既是权力机关、立法机关,也是监督机构,因此,反腐败的重要途径是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一是人大必须确实具有官员的选举权和罢免权;二是各级政府的重大决策应该提交到人大裁定;三是人大应当掌管“钱袋子”,财政预算决算、怎么花纳税人的钱都必须由人大决定,而不是官员说了算。官员的工资、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水、对企业的财政补贴、对外赠款与援助等必须经过人大批准。

    为了强化人大在审查财政预算决算与支出中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让其名副其实,不再是官员代表大会。人大代表应当精简化、责任化、专职化、专业化,这样他们才有能力、有时间审查财政预算决算和支出。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探讨中国反腐败的途径,改变几千年的人治文化,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发达国家的官员廉洁度及反腐败措施

胡星斗

2009-11-26

    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闭幕,至今不过两个月,已经有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堂堂、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共三名省部级官员被调查或双规。今年则共有12名省部级高官落马,无数的市厅级官员栽倒,高官的落马频率之高确实罕见,中央的反腐败力度之大也前所未有。

    发达国家也有腐败,但由于他们建立了现代廉政体制,较好地预防了腐败,因此发达国家的腐败是偶发的、非制度性的。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或者像新加坡这样的事实上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廉洁指数往往都能得8分以上,满分10分最廉洁。像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瑞典这些国家往往得9.4分以上。冰岛自1918年以后只有4名高官因腐败而辞职,最近一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芬兰,送礼会被官员视为侮辱其人格,该国已有30年无重大犯罪事件。日本在上世纪50、60年代,一年抓几千个贪官,如今一年才二三十个,说明其政体、反腐败体制已经比较完善了。2009年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中国廉洁指数是3.4,说明中国属于世界上得分2.5~5.0之间的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中国如今一年被检察机关起诉的贪官人数高达6万多人,相当于美国前三十年被起诉的官员的总和。

    发达国家的官员面临着媒体、公众、议会、司法、反对党、财产公开、财政透明、预算控制等全方位的监督,所以,官员们暴露在阳光下,动辄得咎。1972年6月17日,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在任总统尼克松的5名亲信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偷拍文件和安置窃听器,被当场抓获。其后,尼克松极力阻挠媒体对这一事件的调查,甚至威胁吊销《华盛顿邮报》所属公司的营业执照,但报纸不为其所阻吓,彻底揭开了丑闻。1974年7月30日,美国国会给尼克松定了三项罪状:妨碍司法;滥用总统职权;蔑视国会。最终,尼克松被迫下台。如果不是继任总统的“赦免”,他还逃不了被判刑的命运。

    另一位美国总统克林顿,政绩颇佳,但也栽在了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桃色“小事”上。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对克林顿不留情面,“穷追猛打”,终于使得大总统因为“作伪证”、“妨碍司法”,险些被弹劾。最近,《华盛顿邮报》登出整版广告,悬赏100万美元,征集华盛顿政客的性丑闻。有了这样的新闻监督,各级官员“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监督、媒体监督之下,他们就不敢腐败,小腐败就被揭露了。

    瑞典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公正,其官员乃至首相决不允许搞特权。首相住居民区,平时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没有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平时除非履行国务,否则不允许使用公车。周末时,瑞典警察可以截住任何公车,包括首相的。北欧国家官员的吃喝菜单一律上网,接受民主监督,一位高官因为吃喝多上了一道鹅肝而丢官。在发达国家,对公车控制十分严,如芬兰全国只有总统等5个人配公车;韩国汉城市政府总共只有4辆公车;意大利一个城市的市长与夫人开公车到800公里外办了一件私事,回来后被判刑6个月。

   德国总理施罗德没有白头发,于是有报纸说他染了发,这一下舆论大哗:总理原来是个弄虚作假的人!幸亏施罗德最后证实了自己没有染发,才平息了风波。施罗德虽然是大国总理,但不富有,为了节省家庭开支,他从别墅搬到了月租金不到600美元的两室公寓里,女儿来度周末只能支临时床。德国规定,总理的豪华防弹公车周末使用必须付费,于是,施罗德周末时只好开着自己破旧的私家车出门。

    英国首相布莱尔2002年去埃及度假,本可以公私兼顾,公费旅游一番——他要与埃及总统就伊拉克问题进行协商,但他自掏腰包,住进了埃及的一套普通公寓里。而2001年的他受埃及政府的邀请,也是来埃及度的假,花了埃及纳税人的钱,结果引起舆论大哗,布莱尔只好给埃及的慈善机构捐款以弥补自己的过失。英国3名议员观光东京,多住了一夜,被媒体揭发,3名议员全部辞职。

    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有两个女儿,很喜欢中国玩具,巴氏来北京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时乘机买了43个,想带回美国,可海关截住了她——除一个玩具之外,其余42个属逃税!于是,报纸就此大做文章,攻击她假公济私,巴氏不得不多次向国民道歉。美国农业部长因为接受价值64美元、100美元、510美元的门票、飞机票而下台;俄亥俄州长塔夫脱因为5800美元的腐败而被起诉,包括接受了高尔夫球、曲棍球门票和免费的宴会。由于新闻监督,一年多韩国有三个总理副总理因丑闻下台。副总理李基俊因涉嫌在担任首尔大学校长时浪费办公经费而辞职;副总理金秉准因担任大学教授期间论文一稿两投而辞职;在“三一”运动纪念日,总理李海瓒去打高尔夫球,被媒体揭发而辞职。

    在发达国家,对于官员、富商、强势群体实行有罪推定、举证责任倒置,而对老百姓、弱势群体实行无罪推定。200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代表美国股民状告300家券商舞弊,由券商举证他们没有欺诈股民,但由于举证困难,券商只好主动赔偿了股民30亿美元。

    在发达国家,公民只要有证据,都可以起诉挥霍公款、浪费公款的行为,起诉者还可以分得追回的部分资金,作为奖励。日本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因为住豪华酒店,乱支交际费,被东京一个区的议员起诉,东京地方法院判市长石原等3人赔偿了40万日元。而发达国家对违法的处罚也极其严厉。美国一家三口开着通用公司的汽车出了车祸,女儿受伤,通用公司因为无视设计缺陷可能给消费者造成的危害,被美国加洲法院裁定属于道德问题,惩罚性赔偿43亿美元。世界五大会计事务所之首的安达信公司,因为做假账主动赔偿20亿美元还不够,最终被美国司法部逼迫破产。

    发达国家建立了现代反腐败制度和现代预防腐败制度,他们奉行新闻自由,报纸等媒体极尽猜测、窥探、曝光、揭露之能事,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处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其处境可谓不自由甚至尴尬。特别是,像美国有一条规则——除非能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否则对官员等公众人物的报道即使不正确,也免受司法追究。而要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何其难也!因此,官员们只好接受报纸、电视等的说三道四、评头品足。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对包括蒙哥马利市在内的一些地方镇压黑人的谴责,蒙哥马利市官员沙利文起诉《纽约时报》构成“诽谤”,一审二审皆裁定诽谤罪成立,但最后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前面的判决,为美国媒体此后更大胆、更无所顾忌地批评官员和政府提供了法律支持,从而维护了新闻自由和弱势群体的言论自由。

    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乃至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1883年,英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财产申报的法律——《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美国规定,包括总统在内的25万公职人员每年要公开申报财产,不报、漏报的将面临民事诉讼和罚款,谎报者将被提起刑事诉讼。1989年美国参议院议长赖特因违反财产申报法而辞职。韩国自1993年开始“阳光运动”,金泳三总统率先公布个人财产,韩国国会通过了“公职人员财产登记制度”,规定自总统以下34000多人必须申报财产、1670名高官必须向社会公布财产。同时实行金融实名制度,清查匿名存款,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的巨额秘密资金案由此东窗事发。2003年6月17日,墨西哥《信息公开法》实施后的第7天,1万名公务员因为没有按照规定公布自己的财产而被停薪停职。俄罗斯联邦规定,任何政府官员在就职前必须申报个人和家属财产,每年4月1日前申报上个会计年度的收入和财产变化情况,申报的数据向社会公布,接受公民的监督和举报。

    印度也建立了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2007年5月16日总理辛格公布了个人财产情况。2007年3月13日,越南总理阮晋勇签署颁布了财产申报的法令,所有国会代表及副处级以上的政府官员于9月起申报财产,公布他们的收入、房地产、海外资产、账户以及其他个人财物。台湾地区早就实施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香港实行了公务员申报利益制度,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就因为买车时被指存在不当利益,招致媒体批评而辞职。

    发达国家的反腐败措施还有:实行透明政治、透明行政:美国制定了“情报自由法”、“联邦行政程序法”等,1976年通过的“阳光下政府法”规定,联邦政府的50个机构和委员会的会议必须公开举行,应律师的请求根据法律许可而举行的秘密会议除外。建立弹劾制度:现代国家反腐败无禁区,通过落实弹劾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即使像贵为总统的尼克松、克林顿,也免不了尴尬甚至下台的命运。

    规范政党筹款制度:美国规定,个人向候选人捐款一次不得超过1000美元,一年不得超过2.5万美元;候选人收到的捐款只要超过200美元,就必须公布捐款者的姓名、住址、职业、捐款日期和数额;候选人的开支超过200美元的,也必须公布;德国、法国、瑞典等国则按照获得选票的数量对政党进行补贴。现代公务员制度: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政务官由选举产生,事务官由考试录用,不犯过失即不得被解职;90%以上的公务员属于事务官,不是由竞选成功的政务官任命的,这样有力地克服了上下级官员结成权力网、上级对下级颐指气使、下级对上级阿谀奉承、人格扭曲、共同贪赃、形成窝案的现象。

    实行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制度:西方国家解除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让资源充分地市场化、私有化,这样,从源头上断绝了钱权交易的机会;同时,政府对于办公用品、军火、市政建设、公共服务等,都实行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制度,招投标一般由议会组织,独立的监控委员会对于招投标的过程进行监督。

    进行反腐败立法:现代国家主要有预防性的廉政规范立法与惩治性的反腐立法,前者如美国有“从政道德法”,英国有“荣誉法典”、“防腐败法”等;后者如美国有“1977年涉外贿赂法”,德国有“利益法”、“回扣法”等。这些法律规定,公务员禁止经商,禁止在私人部门兼职,禁止接受礼品,禁止与公司负责人共同参与娱乐、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实行亲属回避、退职后同业回避等制度等。

    司法监督:西方国家司法独立,不受行政的干预,保证了司法系统独立地开展工作,从而能够真正地起到监督的作用。美国还设立了特别检察官制度,可以对重大事件、对总统开展调查、检控。

    议会监督:议会以立法权、重大决策审批权、详细预算审查权等对行政进行监督;一些国家还在议会设立了监察专员制度,对政府的不良行政进行纠正,如瑞典设有新闻监察专员、警察监察专员等。

    审计监督:发达国家的审计部门要么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如日本、德国;要么隶属于立法机构,如美国、英国;要么隶属于司法机构,如法国、西班牙,没有审计隶属于政府的,这样,有助于他们公正、独立地进行审计。

公众监督:选民通过选举、罢免等行为对行政官员、议员、党派等进行选择,公众通过舆论、举报、游行、示威、罢工等揭露腐败,调整政府的行为。

    上述发达国家官员的处境及反腐败、防腐败措施对于我国开展廉政工作、建立清廉和谐社会具有很大的启示——反腐败重在新闻监督、舆论监督、公众监督,重在铸造阳光财产、阳光财政与阳光行政,重在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

2009-11-25

 

如何对付裸官与外逃贪官

胡星斗

2009-11-29

    深圳市日前颁布的《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中有不少亮点,如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不得提交市(区)政府常务会或市长(区长、主任)办公会讨论决定。

    所谓“裸体官员”是指那些妻子儿女均已在国(境)外,甚至财产也已经转移到国(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内的官员。他们一遇到风吹草动,就可能十分方便地逃往境外。因此,裸官很容易成为外逃贪官。典型的外逃裸官有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等等,2008年6月被判刑的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也被认为是“裸官”。

    对付裸官外逃,关键是建立官员财产申报、个人与家庭情况报告制度,将官员个人及家庭财产、配偶子女的从业情况全部纳入报告的范畴。发达国家都出台了类似的制度,如美国法律规定:包括总统在内的25万公职人员每年要公开申报财产,不报、漏报的将面临民事诉讼和罚款,谎报者将被提起刑事诉讼;财产申报还必须包括其配偶或受抚养的子女的有关情况。1989年美国参议院议长赖特因违反财产申报法而辞职。俄罗斯也出台了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规定公务员必须每年提交他本人及配偶、子女的收入、财产信息。

    目前在国内,广东省委组织部出台了《省管干部考察对象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试行办法》,规定省管干部任前必须报告十二项信息,即本人家庭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的主要情况;本人婚姻变化情况;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本人养育2个及以上子女情况;配偶、子女在国(境)外学习、工作、定居情况;本人持有效因私出国(境)证件和近5年因私出国(境)情况;本人及其配偶、子女加入外国国籍,持有外国护照,领取外国和港澳台地区居留证,退出中国国籍情况;子女与外国人、港澳台居民通婚情况;本人家庭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在本人工作所在地或工作的行业领域经商办企业的情况,在国(境)外经商办企业情况;配偶、子女担任外国公司驻华、港澳台公司驻境内分支机构主管人员情况;配偶、子女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情况;本人在社会团体、中介组织、企业和事业单位兼职、领取报酬及持股等情况。从上可见,配偶子女在国外是必须报告的重点事项。

    通过建立官员财产申报、个人与家庭情况报告制度,加上在护照、出入境、反洗钱等方面严格监管,裸官就真的成了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裸体官员了,想出逃难上加难。即使贪官外逃了,我国也已经制定了越来越完善的引渡措施。据权威部门透露,中国有约800多贪官携赃款700多亿元外逃,已成功将70多名外逃贪官引渡回国。

    《反洗钱法》已于2007年1月1日起实施,该部法律的认真履行,使得贪官们转移资金十分困难。如该法规定,各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金融机构办理的单笔交易或者在规定期限内的累计交易超过规定金额或者发现可疑交易的,应当及时向反洗钱信息中心报告,等等。加上《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银行等的内控制度会越来越严密。

    中国也早已批准《世界反腐败公约》,该公约中有关打击洗钱、监控可疑帐户、预防和监测犯罪、简化引渡程序、司法协助、执法合作、资产追回等国际合作的条款,为中国解决外逃贪官的“调查取证难、人员引渡难、资金返还难”提供了国际法基础。近年来不断有大贪官被引渡或遣返回国,正说明中国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取得了成效。

    中国已经同三十余个国家签订了引渡协议,其中包括一些发达国家。没有双边引渡协议的国家,中外双方通过外交途径、一事一议也迟早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对付裸官、贪官与外逃,中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比如应当建立官员财产实名的制度;强化对可疑外汇资金跨国交易、企业可疑资金流动的监督;可考虑先民后刑,追回赃款;修改法律,减少死刑,与国际惯例和发达国家法律尽可能地对接。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2-01 09:37:32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 标题: 推荐

    编者按:吴先生的文章说来说去都跳不出西方政治学那几个概念,其实中国的政治就是“官主政治”,而非民主政治。就这么简单,可中国的学者们却从西方搬来一堆词汇,权威政治、威权政治、全能政治、全权政治,用吴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烦死人。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没什么难的,由官主到民主就行了。不要搞得那么复杂。让这些西化派的人去搞政治改革,能把人累死,光是陷在复杂繁琐的词语里就把不出来,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要切记中国经济改革的教训,模仿了半天西方经济学的国际分工理论,结果发现还是被人家美国给涮了。

从新权威到宪政民主

----探索中国特色政治改革理论

吴稼祥

2009-12-1

    政治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状态?对于中国,这是一个规范理论问题,我想分歧最小的回答应该是“宪政民主”。它对于中国是一个未来理想,对于世界其它民主国家,则是现实。理想的和现实的“宪政民主”品种繁多,但任何一个可称得上是“宪政民主”的国家,都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达标:选举政治,从程序上实现国家主权来源于人民;分权政治,在主权结构上实行权力制衡,用权力限制权力;政党政治,在若干政党之间或同一个政党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进行有序的权力竞争,获胜者在一定期限里执政。

一、当前中国政治体制为“新权威政体”

   有一个该问的问题,一直没有人问:“中国当前运行的是一种什么政治体制?” 对这个问题,我想可能的回答如下: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后全权主义政治体制;

  ——威权主义政治体制。

  三种回答,来自三个不同的观念系统。第一个回答来自官方意识形态,谱系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回答可能不错,但对于问题来说,帽子太大,政治体制太小,帽子底下找不到人,问题被淹没了。这个回答不能提供任何关于权力来源,权力配置、授权方式与授权时限等核心信息,没有这些信息就描述不出任何一种政治体制特征,因而也回答不了上面那个问题。

  第二个回答的背景观念,来自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当代西方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把二战后的政治体制区分为三大类型:一是自由民主体制,归入此类的主要是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运行的政治体制;二是全权主义,或者叫极权主义体制,所有当年被纳入苏联阵营或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被归入此类;三是威权主义体制,它与第一类体制的最大区别是没有政治民主,与第二类体制的根本区别是有经济自由。

  不难看出,这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区分方法。说中国当前运行的是后全权主义政治体制,既有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肯定:经过改革,中国有了经济自由,它推动了政治体制进步;也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保留:全权主义意识形态虽然缓慢退出对经济的控制,但还保留着对“人民的态度、价值和信仰”的控制。

  第三个回答所依据的观念,也来自西方政治理论,但意识形态色彩不浓,对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评价也比较高。在威权主义政治理论家林兹(Juan J. Linz)看来,被接纳为威权俱乐部成员国,应该都通过了三个方面的资格审查:“有限的政治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和有限的政治动员”。

  第一个回答用的是中国标签,遗憾的是标签太大,没有贴到穴位上;后两个标签都是外国的,虽然便于推销,但低估了中国改革的经验、价值和创造性。在我看来,把中国当前运行的政治体制称为“新权威政体” 比较得体。

  这有两个理由:第一,中国经济改革在1986年实际上已转入新权威主义主导的经济政治综合改革。正是在这一年,邓小平至少10次倡导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3月6日,他有机会对他倡导的综合改革进行总的定性和命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向他汇报思想界流行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这个主张。”

  第二,中国目前的政体,有任何外国标签标示不出的新意,新在哪里?20年前,新在它的市场经济导向上;当前,新在它既有当代民主的成分,也有中国传统的权威成分上。因此,它是一种变动状态的过渡政体,是一种“双重模拟政体”:它实行的任期制、弱两院制和各种各样的选举,是对民主制度的模仿;它实行的准接班人制度、中央集权制度,以及最高领导职务不受弹劾和质询的惯例,是对中国传统权威的模仿。对民主的模仿是为了自由和平等,对权威的模仿是为了效率和稳定。没有对民主的模仿,中国的改革会失去航向;没有对权威的模仿,中国的改革容易翻船。

  今年是中国鸣笛启航改革开放30周年,是邓小平把自己的改革主张与新权威主义联系起来近20周年,在“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早春时节,回顾并思考一下20年前那场围绕新权威主义思潮在中国思想界展开的大论战,或许是有益的。这里所谓的“回顾和思考”包括:回望一下背景——尽管背景已逐渐模糊;重理一下思路——虽然思路未完全清晰;探讨一下问题——即使问题才冰山一角: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什么类型的理论?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改革,是什么阶段上的改革?新权威作为一种政体,是不是具有终极合法性的政体?

二 背景:三只葫芦一根藤

  1986年,中国改革史上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中国改革的主要策动者邓小平决定于次年召开的中共13大上退休;第二,邓小平10次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参阅《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三,一场以基层人民代表选举民主化为诉求的学潮从南向北席卷全国。

  这三件事看上去似乎是水面漂着的三只葫芦,各漂各的,其实,水下有一根藤蔓把它们牵在了一起。这根藤蔓的根部,是邓小平决定退休。他早就意识到,中国的改革不可能仅仅涉及经济体制,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的1980年8月,他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篇讲话的核心,是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这项任务想必十分艰巨,一直到他决定退休的前一年,邓小平发现,权力没有真正下放,民主没有真正扩大,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绊马索。

  邓小平是一位对国家和民族负有深重责任感的伟大政治领袖,他不想把如此重大、艰巨而又很难有好下场的任务留在自己身后,恶人他要自己做,果子留给后来人。他要赶在退休之前,把政治改革的机器发动起来。“一九八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1986年6月10日,他这样对中央负责人说。

  邓小平每谈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就如沐一次春风。但春风并没有很快融化官僚体制的坚冰。1986年12月1日,安徽省合肥市人大代表选举即将开始,而该市西城区分配给中国科技大学6名左右的候选人,却未经学校师生选举,被校方事先“钦定”。

  上面春风浩荡,下面悬冰百丈,这种巨大反差,超出了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结果以大字报、集会和游行为主要形式的学潮从科大迅速向全国蔓延。尽管科大校方在当时政治改革的大气候下迅速向学生做了让步,开放了人大代表候选人选举,但学生并没有见好就收。街头与广场政治提供的集体兴奋,像毒品一样,吸得越多越上瘾,看见别人吸了,自己没有吸到,绝不会善罢甘休,而且,越吸剂量越大。科大12月9日的游行队伍里,已经打出“三民主义万岁”、“孙中山先生万岁”、“东南七省自治”等大幅标语。

  面对事态的不断扩大,当时的中央最高决策层是镇定的。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总书记和总理相继发言,坚定地表示,“学生上几回街不可怕,天掉不下来。我们要学会在中小动乱中建设现代化。”但是,在当时的领导层里,第一,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他们能平安度过危机;第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现代化要在中小动乱中建设。

  事件的结局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历史,无庸赘述。值得一提的倒是,这次事件再次证明了,中国是一个很容易好心办坏事,欲速则不达的国家。大革命导致大专制,大跃进导致大破坏,大民主导致大混乱……这个事实不仅再次引起邓小平的重视,也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反思。中国政治思想界渐渐兴起了一股反对改革激进主义的改革保守主义思潮。邓小平是这个思潮的主要源头。1986年,他10次强调政治改革,只有一两次提到“稳定”和“安定”;1987年,他至少9次提到“政治稳定”和“安定团结”,同样也不少于10次提到政治改革。不同的是,提到稳定安定时,浓笔重彩;提到政治改革时,点到为止。他既要保持改革政策的连续性,还要突出改革策略的保守性。

  改革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保守性,这就是当年新权威主义思潮的两个最重要的特性。

三 论战:一场非官方发动的思想“围剿”

  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看,新权威主义思潮首先兴起于上海。1986年初我到上海出差,见到学界的一些朋友,他们告诉我,上海的青年学子们现在谈论最多的,是精英政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集权作用,是东亚诸国和亨廷顿。这年年初,复旦大学政治系讲师王沪宁写了一篇文章,论述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政治集权作用,该文受到中央书记处一位书记的赞赏,推荐刊登在中共中央参阅文件上。上海的另一位青年学者萧功秦,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过渡权威论”思想,反对改革的“浪漫主义”,成为“新权威主义”的“南派”代表人物之一。

  在“新权威主义”阵营的“北派”里,领军人物是当时的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张炳九,他于1986年4—5月间,在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沙龙演讲”中,作了题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的系列演讲,提出了“半集权制”政治体制是导向多元民主的过渡性阶段的论点。

  真正把新权威主义论战推到前沿阵地的,还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1月16日,该报在第12版刊登我为新权威主义举杯“壮行”的《新权威主义述评》一文,同时还刊登了荣剑的《“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的文章,甚至连编辑都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在我的文章里,荣剑作为新权威主义的支持者被引用,而他自己的文章则否定新权威主义的可行性。更有趣的是,1989年后,他又转而赞成新权威主义。

  我在《述评》一文里所表达的新权威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民主。为了顺利完成经济市场化改革,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政治上的集权,而且要运用它推进市场化改革。新权威主义并不反对民主改革,但民主改革应该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经济自由化所必须的秩序与稳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在《述评》里也把新权威主义称作“保守的经济自由主义”。

  这一期的《世界经济导报》像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战争”,呛人的硝烟都弥漫到了邻国日本。当时,我的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女诗友被向我炮轰的爆炸声吓哭了,慌忙赶回国内来看看,我即使被炸死了,尸体是否还完整。上海复旦大学副教授王沪宁访美回国,途经日本给我打电话,说所有接待他的日本学者都向他打听新权威主义的论战情况,问我能否做点简单说明。

  要完整描述那场一边倒的思想战争的规模、烈度和影响范围并不容易,我可以做到的是,依据我手头所掌握的资料,列出两份名单,一份是参与批判的人,另一份是参与论战和报道的报刊媒体。

  参与批评与批判的人有:曹思源、陈新权、丁宁宁、杜汝楫、范忠信、冯英子、高光、高放、顾昕、戈扬、郭苏建、黄万盛、黄秋耘、胡绩伟、韩树英、韩水法、姜先星、李泽厚、李盛平、李景鹏、李一蠡、厉以宁、黎鸣、刘晓波、刘东、刘在平、吕英寰、罗子桂、秦晓鹰、荣剑、邵燕祥、孙立平、沈大德、王器、王若水、王逸舟、万润南、吴廷嘉、吴知伦、肖国亮、谢云、谢泳、徐葵、许良英、远志明、杨春贵、岳麟章、严家其、于浩成、张显扬、张晓刚、张绪文、张宗厚、张明澍、郑永年、周文彰……

  参与报道或刊登讨论文章的报刊有:《世界经济导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文汇报》、《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理论信息报》、《经济学周报》、《羊城晚报》、《新观察》、《天津日报》、团中央《团的情况》、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室内交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室内参阅》、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新闻局《每日动态》、《求是》杂志内参《内部文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内部刊物《未定稿》、《参考消息》、新华社《参考清样》、美国《纽约时报》、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香港的有《文汇报》、《明报》、《信报》、《中报》、《香港时报》、台湾的有《经济日报》、《联合报》、《中央日报》、《中国时报》……

  这两个名单还可以加得更长,但已无必要。看一眼“围剿者”名单,可以发现两个特点:第一,当时政治思想界大部分泰山北斗式的人物尽在其中,有的是“老掌门”,有的是“新堂主”;第二,名单里几乎找不到邓力群体系里的任何代表人物,基本上是当时改革派阵营里的右翼思想家和理论家(尽管后来有些人的立场有所改变)。

  这就说明,新权威主义论战,不是一场意识形态论战,也不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论战,而是改革派阵营内部稳健派与激进派之间的论战,双方争论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国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是政治民主优先,还是经济自由优先的问题。说是“论战”,实际上是“论”少“战”多,不少反对新权威主义的人与其说是在讨论问题,不如说是在宣泄愤怒,新权威主义者被他们形容为“德国纳粹”、“民主的叛徒”、“鳄鱼的爪牙”、“过街的老鼠”和“袖子里藏着铁钩”的阴险之徒,等等。

  请看当时的名记者高瑜的一段描述: “当‘新权威主义’的提出者将他们的主张比喻为晨光微曦之中,拍打着翅膀已然穿过思想界森林的一个精灵的时候,从思想界的森林发出的应和远非是喝彩之声,最甚者要使之‘成为过街老鼠’。”

  高瑜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引用的就是我那篇《新权威主义述评》的开头第一句: “敏感的人或许早就觉察,有一个奇怪的精灵拍打着翅膀,已然穿过思想界的森林,它就是新权威主义思潮。” 不过,我当时被骂,心里还美滋滋的,因为我知道所有骂我的人都是我的同道,而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或佯装不知道,骂的人越多,表明向往民主的人越多(事后看,我过于乐观了,有些人并不是因为信仰而骂)。不知道我是他的同道的人,主要是不知道新权威主义,并非政治规范理论,而是政治改革理论。

  因为这缘故,反对新权威主义的理由不外乎两条,一条是认为它“不可取”,是要“人治”,不要“法制”,要“民王”,不要“民主”,这显然是把新权威主义当成了目标模式;另一条是认为它“不可行”,既选不到新权威(“大家信服的邓小平已经半退休,而毛泽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李泽厚),即使有,也不能保障他“新”下去(“依靠一个开明的领导推进民主政治现代化,将受制于历史的‘或然性’”——王逸舟),这显然是把新权威主义当成了个人崇拜。

  回过头来看,我承认那场论战的硝烟多过雨露,唾沫多过墨汁,情绪发泄多过理论创造,但是,它的历史性贡献是不能被抹杀的:首先,它开启了非官方主导的理论与思潮平等竞争的先河;其次,第一次用真正的中国话语讨论中国的问题;再次,第一次超越了意识形态专家们的话语系统,让他们插不上嘴,从而使之丧失了话语权。

四 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政治改革理论而非政治模式理论

  经过多年反思,我慢慢搞清楚一个问题,当年认为新权威主义“不可取”的人,似乎是把“织网”当成了“打鱼”,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尽管我1989年上半年为了应战,写了若干篇试图深化新权威主义思想的文章,比如《新权威主义纲要》,《新权威:通过市场化开往民主化的特别快车》,《你需要多少个皇帝?》,《新权威主义:剥离四合版》,《要做民主派,先做市场派》,等等,但我承认,没有一篇文章把新权威主义设想为一种政治理论。

  实际上,政治理论有三种,第一种是对政治现状的描述理论,第二种是对政治理想的演绎理论,第三种是从现状到理想的过程理论。第一种理论可称之为经验理论,它告诉我们现在哪里;第二种理论是规范理论,规范理论指示我们要到哪里去;第三种理论是操作理论。它建议我们走哪条路。

  从现状到理想,从总体上说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长江黄河的路,自然流淌,在哈耶克那里叫“自生自发(spontaneous)”,或者叫做“自然演化”之路,没有人为干预,所以也没有操作问题;第二条就是大禹治水的路,既然“治”,就有操作,不过,这里的“治”或“操作”,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改变,二是纠正,三是渐进,改变洪水泛滥的现状,纠正他父亲“鯀”的错误,渐进到海清河晏的理想状态,这是条改革之路;第三条是革命的路,这条路的特点,毛泽东说得最清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什么是暴动?首先指动作幅度,暴烈,它的极端形式是流血;其次指时间长度,短促,一万太久,只争朝夕;再次指变化程度,深刻,触目惊心,翻天覆地。

  改革前中国政治现状是什么?这是经验理论要回答的问题,世界范围内共识程度最高的回答是“全权政治”或“极权政治”。这种政治最本质的特点是,一切权力,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都压缩成一种权力:党权,党的权力都集中在领袖手里。

  政治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状态?对于中国,这是一个规范理论问题,我想分歧最小的回答应该是“宪政民主”。它对于中国是一个未来理想,对于世界其它民主国家,则是现实。理想的和现实的“宪政民主”品种繁多,但任何一个可称得上是“宪政民主”的国家,都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达标:

  ——选举政治,从程序上实现国家主权来源于人民;

  ——分权政治,在主权结构上实行权力制衡,用权力限制权力;

  ——政党政治,在若干政党之间或同一个政党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进行有序的权力竞争,获胜者在一定期限里执政。

  “全权政治”是A,是当时我们立足的地方;“宪政民主”是B,是当时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从A到B,应该走哪条路?这正是当年新权威主义者要回答的问题:不是缓慢的自然演化之路,也不是暴烈的革命之路,而是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不能同意当年大多数批评者的某些看法,他们把新权威主义说成是对亚洲四小龙的模仿,或者说成是皇权时代开明专制的翻版,他们没有搞清楚,无论是开明皇权,还是亚洲威权,都从来没有到达过全权主义的A点,也就是说它们从来不用面对产权明晰化和经济机制市场化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正是新权威主义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因此,新权威主义既不是归纳性的经验理论,也不是演绎性的规范理论,而是关乎路径选择的应用性操作理论,是政治改革理论。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改革理论,试图作出这样一个假设:一个全权主义政体可以通过市场化转变为一个疑似的威权主义政体,通过进一步改革,可以将其完善为宪政民主政体。到目前为止的改革,已经证实这个假设的前半部分,希望以后的改革能够证实它的后半部分。

五 新权威政体的替代型合法性

    新权威主义论战时期的正反双方,都没有想到,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一种政治权威的价值取向,随着改革的推进,慢慢演变为一种现实运行中的政治体制。这种状况表明,中共13大以来,中国的权威系统在构造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新权威政体,就是这种适应的结果。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描述这种“新权威政体”:

  第一,新权威政体是一种“双重模拟型政体”。本文导言对此已有描述,此处毋庸饶舌。

  第二,新权威政体是一种过渡型政体。从哪儿往哪儿过渡?从传统的君主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过渡。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政体过渡期,是从战国到秦帝国建立,那是从血缘权威政体(诸侯分权制)向神授权威政体(中央集权的皇权制)过渡;第二次过渡期,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从神授权威的皇权制向民授权威的民主制过渡。100年来,中间经历了军政府体制,全权体制,今天是新权威体制。与前两种体制相比,新权威体制是最好的,也是接近过渡成功的体制。

  虽然亚里士多德划分出许多政体类型,真正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常规政体实际上只有三种:酋长、诸侯制(合法性来自无可争议的血缘),君主制(合法性来自神授),以及民主制(合法性来自民授)。合法性来源不清,或者来源不稳定的政体,比如马克斯.韦伯界定的“克里斯玛”权威(暴力、才干与德性的混合权威),不可能是长治久安的政体,顶多是政体过渡的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要素。

  第三,新权威政体是一种发展型政体。毫无疑问,权威来源不清的政体不可能稳定,而政体稳定正是改革时期所需要的。为此,邓小平用政权的合理性作为其合法性的代用品,这个合理性就是“发展是硬道理”。 他把政权从目的变成手段。在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是中心,保持住手中的政权就是目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不能让江山改变颜色。邓小平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政权的目的,只要目的是正当的,是被人们广泛认可的,作为完成该目的之手段的政权就获得了有效性和合法性。

  他在此问题上的认识始终是清醒的,他怕别人不清醒,所以在1992年跑到南方现身说法:“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

  但不能不指出,发展型政体的稳定性取决于发展,政体与经济发展的“钩”挂得太紧,容易把自己逼上梁山。经济发展是水,政权是船,一旦经济增长受挫,水落下去了,船就容易搁浅。未雨绸缪,就要让政权的屁股从“发展牌”的椅子,逐步挪向“民授牌”的椅子。

六 进一步改革:从“同质分权”到“异质分权”

   不过,政权的屁股和人的屁股不一样,挪动起来比较困难,其难度不比跳水世界冠军的动作难度小。在跳水运动中,要练成难度系数为3.8的前空翻三周半加转体的高难动作,运动员必须从半周跳开始练习。这就叫分解动作。老子所谓的“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就是这个意思。从全权政体到宪政民主,是一个高难动作,对它进行动作分解,就是分权,就是把全权逐步分解为法权。

  一共有两类三个分解动作,第一类分解是“异质分权”,它只有一个分解动作,叫作第一阶段的新权威主义分权,就是把不同种类的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从政治权力的卵翼下分离出来,让经济权力机制化为市场,让社会权力细分为社会选择自由,把文化权力还原为公民的精神自由。分权是权威流失,为了补偿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威的流失,必须阶段性地加强政治权威,防止经济和社会活动失范。

  经济上完成市场化,政治上到达发展型权威,就是第一阶段分权的终点。第二阶段分权就是第二类分权,叫做“同质分权”。顾名思义,同质分权就是对同一种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区分。同质分权有两个分解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纵向分权,第二个动作是横向分权。纵向分权在西方语境里叫做“非中央集权化(decentralization)”,或“联邦化(federalization)”,在中国语境里可以叫做“地方分权”,或“权力下放”。

  并不是所有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都要进行纵向分权,法国、意大利、新西兰等国家就没有。但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大,二多,三聚。规模大,民族多,人口比较多的民族基本上聚居在一起,而不是像美国那样杂居、混居。三个因素只要占一个到两个,实行地方分权就成为必要,否则,民主化很容易导致两个结果中的一个:1,在民主化过程中民族与国家分裂,比如苏联东欧解体时,多民族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分裂了,民族统一性高的东西德还统一了,其他如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等保持原状;2,完成民主化后,中央集权的大国会导致民主退化,比如当年的中华民国,中央集权的多民族聚居国家会导致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比如英国。

  实际上,纵向分权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什么新鲜事,毋宁说,集权与分权像活塞运动一样,是中国传统政治机器的常规动作。不过,先秦实行诸侯体制,以地方分权为主;秦汉以降,虽然实行的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双重体制,但以中央集权为主,地方分权为辅。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集权——分权两难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无药可治的政治头痛:中央一集权,酷吏就疯狂;地方一分权,豪强就坐大。现在明白了,治好头痛的唯一处方,就是把头砍掉:把主权在君变成主权在民。主权在民的分权意味着,权力分到哪儿,民主跟到哪儿。我们目前实行村级自治和村民选举同步,就是这个意思,做得好的地方,没有重复豪强政治的历史故事。进一步改革,就是要把村级自治和选举向上推展,一直推到县级和县级以上。

  最后一个动作是横向分权。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来源于前苏联的议行合一体制,也就是不在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作出区分,更不会在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进行区分了。这种以党代政,以政代议的横向集权体制,可以是别的任何东西,但肯定不是宪政。有人把横向分权,或者说“三权分立”和资本主义划等号,这就等于当年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划等号一样,是个误会。

  其实,被孟德斯鸠系统阐述的权力分立思想,其源头是中国的五行观念。五行是中国古典思想中构成物质世界的五个元素:木、火、土、金、水,它可以写成两个关系序列:

  1,木→火→土→金→水→木;

  2,土←水←火←金←木←土。

  式中符号“→”表示“相生”、“化育”或“促进”,符号“←”表示“相克”、“毁坏”或“妨碍”。五种元素,在一种关系中,一个可以帮助、促进另一个;在另一种关系中,一个可以限制、妨碍另一个。孟德斯鸠写作《法的精神》的时代,正是欧洲,特别是法国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思想着迷的时代,把三种权力要素(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联想为五种物质元素是完全正常的。按照五行思想,三种权力要素也可以写成两个关系序列:

  1,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立法权;

  2,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

  在理想状态下,当任何一种权力干好事时,各权力要素处于序列1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当任何一种权力干坏事时,各权力要素处于序列2相互制约的关系中。仅仅看到一党制和一院制可以提高决策效率,防止扯皮,是不够的,它干坏事的时候效率也很高。

  总之,从全权政体到宪政民主,是一条漫长的改革之路。这条路至少有三段里程,每段里程有一个路标:第一个路标是“新权威主义”,第二个路标是“新联邦主义”或者叫“地方分权”,第三个路标是“党政、议行分离”。上世纪末,我们业已走完第一段路程,不清楚的是,在这段路程的终点我们还要徘徊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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