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令人提心吊胆的经济危机一次次给世界造成恐慌,遍观当今的世界和世人的情状,都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只要有这个 疯狂贪婪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人类就必将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危险。这个世界是穷人愁,富人也愁,愁的是手里的钱如何保值。看看当今中国社会疯狂的购房炒房热,就可以感觉到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多么大。迪拜是个什么产物?就是当今世界畸形发展的产物,全球富人扎堆的产物,全球人类贫富不均的结果。这个世界包括中国这样发展下去,早晚是免不了灾难的。 看看张明先生的文章吧,就可以知道当前中国是一种什么状态。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另外,仲大军、郭齐勇教授的文章也很值得关注。 特别是鞠曦先生的文章,更有意思。]

迪拜危机再次刺破全球资产泡沫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编辑

2009年11月28日

目录

孙玲: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策略:用最低成本做最多的事

仲大军:中国需要管子经济学的智慧

郭齐勇:百年儒学感言

鞠曦:国学热与甲流文化

郭齐勇:漫议人文与国学教育

 

杨芳洲:关于房价暴涨与都市畸形繁荣

张明:略论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的潜在资本损失

张明:人民币汇率的未来

厉以宁:从当前中国信贷问题看货币流量分析的局限性

茅于轼:管制商品价格来治理通胀是南辕北辙

华尔街日报:天量信贷或成中国经济悬湖

杨永欣:人民币升值可能导致中国农民工替美国人买单

编辑:迪拜危机再次给世界敲响了警钟

消息:十大被推迟建设的伟大建筑

Gluskinsheff:美国面临一场怎样的复苏

塞缪尔:当前世界经济真相

吴辉:就“印钞综合症”质问周小川

见闻:大萧条下海外华人色情业空前繁荣

姑且听之:关于玛雅人2012的预言

 

胡鞍钢:中国少儿人口大幅下降,建议向生二胎过渡

曹正汉:中国需要第三波民营化改革

莫之许:“抓大”是近十年经济进程的真实逻辑

曹久强:凭什么说国企掠夺人民?

周瑞金:切割与“特殊利益集团”的联系

曹久强:谁是中国的利益集团,政府要与谁切割?

熊自干:中国集权政治模式的困窘

曹久强:亚洲文艺复兴的实质与未来

横舟:体制转型进入尴尬时期

范亚峰:中国民主化的转型模式

研究院: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状况概述

张新光: 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缓慢演进的深层原因

 

于鹏飞:256坠机事件中不可忽略的细节

节选:长春战役中林彪的人道主义

张玉钟: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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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zdjun@263.net>  2009-11-25 14:20:29 +0800收件人: <congrong415@hotmail.com>抄送:标题: 回复:采访稿

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策略:用最低成本做最多的事

----采访仲大军

国家外文局中国报道记者 孙玲

2009年11月26日

    仲大军同他创办的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原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是我国民间智库中比较特殊的一例。

    自2000年创办以来,这个颇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没有豪华的办公室,没有纸出版物,经济收入也不多,但10年来,大军中心 在社会上的影响却很大,主要表现在大军观察网站影响很大。大军网站(www.dajunzk.com)很特别,网页设计十分朴素,内容却十分丰富,这些文章关注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动向,发表最新的观点,思考最深刻的话题。因此仲大军说,他的公司有形资产不多, 没多少车和房,但无形资产很大。这月初的深圳国际人才交流大会论坛特意邀请他去做嘉宾演讲,同台演讲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广东省长黄华华等。

    谈到创办这个智库的初衷,仲大军很怀念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侯的社会环境,整个社会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改革、开放、打破旧体制、改革国有企业、走市场化的景象。他们一批从体制内出来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市场,自谋生路。而现在,整个社会又开始往体制内回归,这就使民间学者的生存空间日益窘迫。

    大军智库创办的方法很特别,没有庞大的团队,没有巨大的资金投入,没有多少专职的研究人员,但有大量的社会合作学者。仲大军说这叫扎台子让大家伙唱戏,我也不用给大家发工资。民间智慧吗,就要来自民间 和社会,听取大众的意见。 并且,在大军观察这个舞台上说话的大多数是说实话、说真话、说简单话、不说废话的人。看看大军网站上的文章,便知道这一风格。

    对于研究和经营这两者的关系,仲大军曾经有过一些思考,它们有时是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关系,有时可能是互相矛盾的关系,即抓了经营便可能影响了研究,挣着钱了,但丢了学问。所以,仲大军这么些年里,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研究和写作上。他说,一个人的发现有时比一群人还重要。所以,他的智库轻车简从,人数不多,但认识很深。仲大军说,智库无非就是两件事,一是知道什么是社会上最重要的发现,二是搞出独家的研究和观点。将这两者整合起来便是你的成果。

    由于这种经营模式,公司的运营成本非常低。十年来,仲大军从没把心思花在赚钱上,也没有刻意到社会上招商引资,甚至对有人上门投资入股都谢绝了。在他看来,用不着钱,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这是知识经济, 智库靠的是人,是脑袋,不是人海战术。

    仲大军说,他们这种智库很难挣着钱,主要是研究方向和服务对象的问题。仲大军这些年里的研究主要做了一件事,即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搞这种研究主要是对中央高层政府服务的,你可以把你的研究观点意见呈上去,但没人给你付钱。中国政府没有给民营研究机构买单的习惯!所以,宏观研究或战略研究这种性质的民间智库现在在中国没有市场。而可以挣钱的领域如企业管理,仲大军们又不屑为之。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遗风:知其不可而为之。

    当有人问起,你这样做亏不亏?仲大军认为,从个人经济角度的确很亏,但为了社会和国家,为了人民还是要有人做些奉献性的工作。眼看着我国一步步陷入美元泥坑,眼看我国外向型发展误入歧途,你能不大声疾呼,能不焦急呐喊吗?七八年前,仲大军就看出我国的“创汇战略”存在极大错误,极大危险,为了矫正这一危险,大军网站发表很多仲大军的文章。

    仲大军致力于将民间智库用最少的成本,做出最多的事。10年了,大军经济观察网的点击量始终在国家的研究机构网站中排行前十。由于颇具影响,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都把研究文章发给他们,他们再挑选出来放到网上推荐给社会。

    仲大军说,他的中心就好像是一个信息的集散地,全世界各种信息都传过来,他们再进行整理分析。因此,大军网站成了一家极富信息量的网站。当然,一些过于敏感的话题和信息,也会被网络监管部门和新闻办要求撤下。

    打开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的网站,可以看到十几种不同的文章分类,包括经济观察、财政金融、理论研究、社会问题、国际问题、城市发展等,最近几期的文章汇编,主题涉及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思路、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还是通货膨胀、中国的新国学之路等当前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最新热点。仲大军表示,长期关注这个网站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渠道。

    作为一个知名的经济观察家、社会评论家、批评家,仲大军和他的网站根据企业和政府的需求做出了前瞻性的分析判断。他最先写出迎接微利时代、加大教育投入、消除教育瓶颈的文章,最早呼吁打破户籍樊笼、反对垄断的文章、最早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作出深入研究,特别是最早发现过度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危害,呼吁国家放弃过度重商主义的发展道路。有人说他特立独行,但他告诉记者,这就是观察家的特点,总是超前社会两三年发现问题。10年来他始终提前发布最新观察。这好像选择了一条孤独的道路。

    尽管大军智库有形的固定资产并不多,但是它对社会的影响力,这种无形的资产却很大。问到是否想过利于这个无形资产将智库商业化、产业化,做强做大?仲大军说要等待时机,需要社会大气候。如果做微观层面的企业咨询,他可以组织一个团队,招揽业务。可是他的爱好不在于此,他关注的是国家政治经济宏观方面的问题,而不愿意把精力浪费做微观或管理层面。不搞团队就不用搞员工管理,不用多为人事操心。他本人就是一个学者,可以自由地从事个人研究。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正是这种发展模式,大军智库很可能会因为他的衰老而淡出历史舞台,但也可能会因为无形资产的积累而愈加有价值。

    十年的发展,仲大军也感受到了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困难。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没有给予民间智库生长所需要的合适的土壤与气候,这也就注定民间智库在中国只能发展成为一棵长不大的树。再加上中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官方智库群体,对体制外的智库总是存在着歧视和不公平待遇。民间智库就是要代表民声、民意,就是要敢于指出问题,敢于批评,但就这一点就不讨政府喜欢。因此,要想有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君子有自知之明,达人知命,君子安贫。仲大军对如何发展的问题看得很清楚。

    仲大军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多观点很多情感都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的,这种思维方式也注定不会受到权力资本的喜欢。

    在仲大军身上,想到曾在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让人民不受骗。大军网站给了他一定的知名度,可更多的,是他对社会的服务。事实上,民间智库在政府和民间之间架起了一个沟通的桥梁,有了这样一个桥梁,社会也才能更加和谐的发展。
 


 

中国需要管子经济学的智慧

----为翟玉忠《中国古代今匮经济学》一书所写的序言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09年11月25日

zdjun@263.net

中国需要列国经济学

    借翟玉忠先生出书的机会,我简单说一点自己的看法。最需要说的一句话是:中国需要列国经济学(或战国经济学)。这是借用东周列国的一个词,把多国经济发展之道称为列国经济学。为什么当今世界各国要尊奉列国经济学?这是因为当今的世界还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地球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所以,各国要有列国经济学思想,在与多国相互竞争中获得各自的发展。

    我国在先秦的时候已经有了丰富的列国经济学思想、理论和实践,《管子》一书是最典型的代表。但随着秦汉的统一,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形成,帝国经济学逐渐形成,列国经济学渐渐失去了用场。管子的一套列国经济学思想被束之高阁,藏之于大汉玉庭的金匮,以致成了今天所说的金匮经济学,也就是本书的题目。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以一个东方大国在独立生存着,经营着,经济自成一体,国际往来不多,外部贸易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国际往来更多的不是进贡,而是赐予。因此,中国帝国时代的经济学家根本不需要管子的经济智慧和理论。甚至到了清代,大清皇帝居然傲慢地认为天朝帝国物阜民丰,对外部贸易不屑一顾。

    清代以前地中国,基本上不考虑到外部世界寻求财富。这和贫穷的欧洲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五百多年以前,欧洲人考虑的是如何到外国寻求财富,如何赚取他国的财富,所以有哥伦布和麦哲伦驾驶着航船飘洋过海,四处探险。中国人考虑的是如何在内部发掘财富和创造财富。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心态,导致东西方在近500年间实力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欧洲与中国的不同

    为什么中国与欧洲国家有着不同的经济学思想呢?这还要从地理禀赋、国家形态找原因。很简单,欧洲是多个小国,中国是一个完整的大帝国。多个小国凑到一起,使用的是列国经济学。一个大国自成一体,奉行的是独立封闭的帝国经济学。这就是两千年来中国与西方真实的写照!

    帝国经济学和列国经济学有许多不同特点。帝国经济学是在一个大国中考虑经济总量平衡问题,列国经济学是在多国经济发展中考虑相互利用问题。这两种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导致各国制定出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今天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两种经济思想的差异。

    等到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大门,被动地参入国际贸易,一切都落后和被动了。早先的帝国经济思维不行了,但列国经济学思想和行为习惯又一时难以建立起来。一百多年来,中国象一头大象,开门闭门,闭上门感到不行又打开大门,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次打开大门后,中国完全失去了自我,完全陷入了盲从,其结果只能等人宰割。

    譬如,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拼命赚外汇,赚到后来,突然发现拿到手中的一堆美元成了具有极大贬值风险的废纸。十多年来,中国拼命追求出口,拼命追求外向经济,拼命奉行高储蓄的重商主义,但等到外汇储备多得不得了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落入了西方精心设计好了的财富陷阱。

为什么中国陷入到这种境地呢? 归根结底一句话:中国丢掉了自己老祖宗早就擅长的列国经济学或者说战国经济学。那些食洋不化的经济学精英们只知道按着西方教科书亦步亦趋,等到大难临头的时候也没想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种下场。他们脑子里的意识和逻辑就是:中国落后了,所以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所以他们对本国的历史文化鄙视而不屑一顾。

中国需要有独立人格的学者

    好了,现在我要谈谈翟玉忠先生了。与众生相不同的是,在西风东渐甚盛的中国,居然还有几个不盲目跟风、潜心研究自己历史文化的学者。这些人和当今那些崇圣的后儒们还有所不同,他们不是闭门只研究自己的老祖宗,而是同时研究着西方人怎么说怎么想,把东西方不同的特点进行对比。他们是在搞东西方的融会贯通,而不是孤芳自赏,闭门造车,自吹自擂。这是他们与新儒家一批学者不同的很大特点,即他们身上没有那些国学者那么多神啊圣啊的迷信崇拜。

    翟玉忠先生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不象当今一些搞哲学或搞文化出身的国学派和国故派,他研究的是经济智慧,不搞故弄玄虚,不吓唬人,而是实实在在地搞东西方比较,找出各家之长和各家之短。这或许就是经济研究工作者与文化研究工作者的不同。因此,在当前国内一片国学热的时候,我比较欣赏翟玉忠先生这些人的学风。

    实际上再往深里说,我赞赏的是一种做人态度,即有没有自尊,有没有自我。改革大潮给中国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盲目崇外,盲目自卑,自馁,既丧失了人格,又丧失了国格。这种文化和心理上的丧失,必然带来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的巨大丧失。

     看看当今我国的学校里,论坛上,所请教的统统是外国人。外人统统是座上宾,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到外国去找,外国人说的都奉为神明。这是近些年里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不幸。大学就是以与外国学者交流为荣,为标准。几千年里也没见过中国人如此跪倒的状态。譬如,翟玉忠先生曾经请教过两位社科院的学者,在这两位看来,管子只不过是小农经济时期的经济学,管子的学问早就过时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我认为应当这样来看问题,方法随着时代变迁是会过时的,但问题永远不会过时。就象太阳早晨升起晚上落下,周而复始,人类的一些古老问题世世代代也没有变化。象齐桓公问管子的那些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发展的头等大事。

永恒的问话

    我认为今天读管子,最需要关注的莫过于齐桓公所提的几个问题。在《管子·地数》一章里,桓公问管子:“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 译文是:我要保住国内资源,不被天下各国捞取,反而要外取于天下,可以么? 管子回答:“可,夫水瞠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 这一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想既利用外力,又保住本国财富不外流,那就要制定出好的方针政策和制度法令。

    什么是列国经济学思想?战国经济学的主旨就是国际竞争,既要利用外国资源,使本国经济得到发展,又要保住本国资源和财富,不要轻易流失到外国。反观我国这些年的发展,身上好像插满了导管,国民财富通过各种管道日夜外流。一边发展,一边外流。这种国家永远富不起来。高速增长三十年了,很多地方落后的面貌仍未改变,大批人民仍未脱贫。

    原因何在?发展方法出现了巨大的失误!那就是缺乏齐桓公的“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思想。看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拼命作践自己的货币,拼命作践国内的矿产资源环境资源,压低价格拼命向国外倾销。国内老百姓勒着裤带,廉价地将国内资源输出补贴国外消费者。挣回来的美元等外汇转眼就贬值光了。这种“创汇政策”是中国永远都富不起来的主要原因。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需要进行的最大的反思,是缺少齐桓公的思想和管子的对策!

扩大贫富差别的经济发展没有出路

    总起来说,我们今天到古典经济学中去寻找的智慧主要有三点。一是竞争之道,即战国经济学,尽量地利用他国,而不是让他国利用。二是轻重之道和平衡之道,即货币与实物的平衡,不爆发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不让货物廉价流出国外,不让外国货币狙击本国货币。第三是减少发展的不均衡,避免贫富差别,即管子的“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 明白这三点,中国人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便有了主心骨,中国便有可能打赢今后的国际间经济战争。

    但是,今天的中国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的资本主义,一任国内强势集团聚敛财富。大量富裕资金在炒做房地产和股票等投机品,老百姓真正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发展到头来,非要搞得天怨人怒。在这种情况下,当今的世界最需要的是一个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的科学发展思想。弱化国别,消除国际间发展的差别,建立全球国家,用一种新的合理的发展模式造福人类。

世界应建立全球国家

    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界,最应搞明白的是列国经济学与帝国经济学的差异。帝国经济学与列国经济学的内涵和操作方法完全不一样。帝国经济学是一个局部总量平衡的经济学,易于调控,而列国经济学是没有宏观总量平衡的经济学,其操作手法与帝国经济学的修为完全不一样。就象当今的世界,货币的总量完全没法控制,GDP没法控制,各国都在打货币战。这个时代中国人如果还按贵金属时代和重商主义时代的思维方式去行事,那就必然吃亏。只要全球国家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就需要有管子式的列国经济学思想。

    可惜,翟先生的这本书出晚了,那怕提早十年,中国都不会出现今天这么大的损失。两万多亿美元的国民储蓄(相当于四分之一的国民财富)啊!很快便要在美元的贬值中化为乌有。

    中国已经付出了血的代价,教训之后再来看古典经济学,为时未晚,并且中国的觉醒还远远不够。翟先生这样的学者还凤毛麟角。我希望中国早日涌现出更多的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学者。希望中国在教训中前进。此书的具体内容我就不一一评论了,只希望作者在对古人思想的提炼中,论点更集中,小标题更鲜明,更具体,使读者一目了然,容易读懂。这既是介绍,又是普及,把深奥的古文和道理深入浅出,此书便更有意义了。

       2009年11月25日星期三,于北京回龙观风雅园,

 

小资料:

世界最富十国与最穷十国的对比

2009-11-1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列出的世界179个国家在2008年的人均GDP排名(中国人均GDP为3315美元,排在第104名),前十名如下:

排名    国名       人均GDP(美元)
1  Luxembourg卢森堡  113043
2  Norway挪威         95062
3  Qatar卡塔尔        93204
4  Switzerland瑞士    67385
5  Denmark丹麦        62626
6  Ireland爱尔兰      61810
7  Iceland冰岛        55462
8  United 阿联酋      54607
9  Sweden瑞典         52790
10 Netherlands荷兰    52019

    上面的最富十国中,卡塔尔和阿联酋是靠石油致富的。其余八国都是民主国家,并拥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瑞士、丹麦和荷兰的自然资源比较匮乏,人口密度也比较大,但他们的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很高,并且社会制度稳定,所以一样能跻身于最富裕国家之列。在最富十国之中,冰岛人口最少,只有30万人,因此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最弱,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冰岛面临“国家破产”的困境。
最穷十国如下:

排名   国名       人均GDP(美元)
170 Afghanistan阿富汗    429
171 Niger尼日尔          391
172 Sierra Leone塞拉利昂 332
173 Ethiopia埃塞俄比亚   324
174 Malawi马拉维         313
175 Eritrea厄立特里亚    295
176 Guinea 几内亚比绍    264
177 Liberia利比里亚      212
178 Democ刚果(金沙萨)  184
179 Burundi布隆迪        138

    除了阿富汗以外,其余九国都是非洲国家。这十个最穷国家绝大多数人口密度比中国还低,其中一些国家的人均自然资源很丰富,例如,塞拉利昂的黄金和钻石储量很丰富(可惜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刚果(金沙萨)的钴、钽、锗、锰、铜、锡、金、镉、锌等矿产资源储量居世界前列。这些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不稳定(一些国家经常发生军事政变),科技水平低,教育比较落后,国民经济以农业和矿业为主。 从最富十国与最穷十国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贫富,归根结底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密度或人均资源,而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人口素质。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11-23 20:10:07 +0800 收件人: 抄送: 标题: 儒家邮报第112期-共和国60年暨孔子2560年〔耶稣2009年〕11月23日

百年儒学感言

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 郭齐勇

2009年11月

    (作者按:本文的初稿于2009年9月28日上午在台湾台北鹅湖人文书院举行的题为“百年儒学与东亚思潮”的综合座谈会上发表;本文的修改稿于2009年11月12日上午在广东肇庆抱绿山庄出席由香港东方人文学院及香港法住文化书院主办、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办的“‘百年儒学’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表,乃为主题演讲的讲辞。)

    百年儒学是本次会议的主题,百年儒学中,以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学对儒学贡献很大,他们重新确立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方向。

    1905年,科举考试废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面临东西方列强的瓜分豆剖,中国战乱连连,社会解体,一盘散沙。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一百年以来,中国思想的主轴是民族主义思潮,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是中国一百年以来的最大呼声和主要趋势。一百年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儒家、新儒家受到很多误解、误会,人们往往要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来承担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中国走向了一条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更新之路,儒学渐趋没落,儒学处在不断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有赖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则有赖于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力,目前还不敢说已经崛起,但毕竟走在崛起的道路上,人民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我在少年时代(1959-1961年)饿过肚子,老百姓没有饭吃;我在青年时代(1968-1970年间),在乡下当知青,亲身体验到物质与精神的匮乏,以及乡下无吃又无教的痛苦。现在的物质、文化生活,与当时比较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中国依赖土地红利、人口红利,至少还可以在经济上高速发展十几年。中国的问题,西方人搞不懂,西方某些悲观的预言不断被打破。这也从一方面印证了中国、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魅力,其生命力很强,我们常说,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之势,完全不可阻挡。船山云,理在势中,道在器中,理势相乘,那当然是理想的状况。船山又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国家的独立与富强,不受东西洋人的侵侮,这是多少代人的期待啊!故我前面讲到民族主义是百年的主轴。

    但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发展太快,GDP挂帅,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生态的代价、道德的代价……不知还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补偏救弊。目前,中国大陆人心已坏,治安太差,风俗日颓,我们与子孙生活在人相食的氛围之中!故人文价值与道德理性的重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系统之主体性的重建,应取代民族主义而成为新百年的主轴!

    以前要为中国的落后挨打承担责任的儒家文化,随着国力的增强,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理解有了多维向度,现在反过来成为了全社会的迫切需要。这是中国历史辩证法的弔诡。今天,最高当局的和谐社会的提倡,与七十年代初的批孔批儒相比,恍若隔世;就大学之国学教育而言,继武汉大学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也开办了国学班;公私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由热衷于学习西方式的管理转过来学习古代哲学智慧与管理方略,一些MBA、EMBA、总裁班等更多地转向学习中国经典来丰富人生(尽管不乏附庸风雅者,尽管不少办老板班的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在民间,不少有识之士努力开拓更多的空间,创造条件让儿童在记忆力最好的时期诵读一点蒙学读物与经典,打一点童子功。这都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虽然遭到不少非议。但不管怎么说,随着国力的增强,民间社会的复苏,儒释道三教在中国大陆的灵根再植,的确有了最好的契机。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媒体炒作的所谓“国学热”,只是表面现象,国学只是假热,并没有真正热起来,这特别是由于体制内的教育是西化的。由于社会巨变所发生的诸多新问题,特别是强势的西化趋向的影响,百多年来文化观念与国民教育的某些失当,国人对于传统文化其实还是相当地陌生、隔膜。于丹的“《论语》讲座”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对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毕竟是俗讲、戏说。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开办是件好事,但目前不过只是教一点现代汉语而已,然现在的中文、汉语,完全没有体现出古代汉语之美。大陆的小学、中学缺乏起码的人文价值的教育与熏陶,大学中文系也没有了经学,国民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常识还不甚了了。近年来,我们提倡将”四书”教育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积极推动“四书”进中学课堂。但是,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势,科技至上、西化派知识分子的傲慢,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转化,还需要我们做很大的努力,儒学的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儒学实际上仍在边缘。

    近年来所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为官者官风不正,官德不在,吏治不清,贪污腐化;在民间,唯利是图,没有信仰,人欲横流,还有暴民意识……这些问题的解决的确需要中华人文,特别是儒家核心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大本大源的重建。这当然迫切需要客观制度化的保证,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制衡权力,开放”两禁”!权力没有制约,绝对的权力只可能导致绝对的腐败。传统中国社会是儒家型社会,政府很小,社会空间很大,民间自治组织很多,社会中介力量很活跃,其实是接植现代民主政治最好的土壤。1950年代中期之后的大陆中国,民间社会日渐萎缩,近乎灭绝,政府无谓地膨胀,现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儒家、儒学、儒教生长、复兴的机缘,只能在大的社会空间之中。儒学复兴与民主政治的建构适成互补之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对一代代国民的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目前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存在着很多问题,个人以为最大的问题是:知性教育太过,德性教育不足;科技教育偏胜,人文教育不及。

    中国的教育界太过功利化,目光短浅,问题很多。目前我国中学生数理化教育的水准,特别是数学教育的水平,已高出欧美四、五个档次,还在不断拔高、加码、升级。在高考指挥棒下,当下的”课改”适得其反,只能是更加层层加码,又增加了数理化,特别是数学的难度,揠苗助长,使不少中学生失去了学习数学(或数理化)的兴趣。中小学,特别是中学理工科基础教育与人文学科基础教育严重失衡,理科太偏重了。如果拿智育与德育相比,智育太过,德育不及。两者根本未达到所谓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的平衡状态。

    在文科基础教育中,政治教育取代人文、人性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状况又特别严重。整个社会的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不用说中小学的)仍然是老一套,教条化,根本不能打动人心,管乎人心,渗透到人的信仰、行为中去。社会上多数大官员尚且说一套做一套,贿赂公行,遑论其他人呢?人性、心性、性情教育,文化理念与信仰的教育是根本的、管总的、长久的,是超乎政治意识形态之上的东西。

    我肯定适当的政治教育的必要性,但认为一定要有限度。政治的价值是短时效的,人文、人性的价值,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是长久的,根本的。这里有本末的关系,不可颠倒。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生动活泼的、适合不同学龄孩子的人性的教育,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做人做事底线与终极信仰的教育,而这对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对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公民底线伦理与伦理共识的建构,意义十分重大。做什么人,培养什么人,是根本。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手段。现在的社会风气,声色犬马与坑蒙拐骗横行无忌,使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都面临很多难题。

    社会上成年人、老师、家长的生活方式、行多方式、情感方式、价值观念,对孩子们的影响是最大最直接的。社会暴力、家庭暴力、大中小学出现的校园暴力与其他现象,例如有的孩子受到性侵害的现象,令人忧心忡忡。故我们不仅希望学校师长,更呼吁整个社会都来整齐风俗,移风易俗;教师、白领、公务员宜正心诚意,洁身自好,坚持做人的底线,并用心去做好人性、心性、性情的教育。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价值来美政美俗、养心养性是历史上儒家教育的传统,值得我们借鉴,将其用于今天公民社会之公民道德的建设。

    我们要进一步在民间推动和重整儒学与当代新儒学,积极推动传统的人文教育,尽心尽力把儒学基本价值的温习与陶冶,终极信念与理想境界的追求,逐步推进到体制内小、中、大学的教育中,以影响更多的后人。我们要动心忍性,以扎实的工夫,来担当起这一重大责任,承继熊、梁、马、钱、唐、牟、徐等先生的志业而奋力前进!

 

 


发件人:<bssanren@sina.com>  2009-11-29 07:04:3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请各位学者传阅

国学热与甲流文化

----当代文化现象之反思

鞠曦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下旬记于长白山

    “甲流”感冒病毒,已经对人们的生活与工作造成了很大危害,人们惶恐不安,谈甲色变。然而,使甲流小巫见大巫的更加可怕、更能够摧残人们精神与灵魂的文化病毒----名为国学实为病毒的当代国学热,由于尚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所以其危害较甲流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们的精神与灵魂在无意当中即被其暗算谋杀,毒害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在体制的消毒下,“传统文化热”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文化伤寒。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文化精英及知识分子们被体制所收买,功利主义、犬儒主义大行其道,有学术无思想成为体制内的学术特征。由此而来的是,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体制内学术的丑恶行径。社会风化江河日下,青年一代生长在鼠疫加伤寒的文化氛围中,即无心也无力于民族前途、国家危亡,所谓八零后、九零后是也,此乃伤寒文化之必然结果。

    时至二十一世纪初叶,当民间企图以儒学的复兴医治伤寒文化时,虽然产生了少儿读经运动,但因为“上行路线”的不合时宜,引起体制的警觉与应对,不过这一次不是激烈的政治消毒,而是以体制化儒学的宗教化与国学热应对民间的儒学复兴,使本已里寒外热的伤寒文化又注射了一支“杜冷丁”,体虽寒而更亢奋,病态的国学热终于生出文化病毒,暴发并急剧传播,酿成瘟疫般的甲流文化。

    在文化伤寒至甲流文化的这段时期,笔者目睹了林林总总的各种事件,然亲历之重要事件,莫过于在中国文化书院的学习、与“儒教是教说”的大辩论[1]以及对陈明“即用见体”和《于丹伦语心得》之批判。中国文化书院的学子当时历数上万,随着梁漱溟、冯友兰等导师们相继过世,已不知当年的芸芸学子们尚有几人还以此道存身?而与“儒教是教说”的大辩论,却以极为悲惨的结果告终:随着李申先生调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去了上海,辩论的发起人陈咏明君为抗命学术体制而跳楼殉身。[2] 正所谓:传统文化热,谁人言伤痛;旧知尚安在,惟有存神明。

    起源于对传统文化的茫然无知、仅仅为了抗命政治的传统文化复兴,又怎能不在现存体制与文化传统的二难困境中博奕,其必然结果是体制化胜出从而产生甲流文化——犹如流感一样的时不时发烧,最终在文化繁荣、百家争鸣的晃子下,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被进一步摧残,文化教育及社会风化被引向表象化、眼球化、炒作化、影视化、商业化、娱乐化,追星族不断泛起、青年人的思想游荡无根、飘零散乱,自私自利,缺失对传统的敬畏之心,茫然于存身立命,了无以天下为己任之责任感。“四星高照,何处人文”,传统意义的标榜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成为铜臭的崇拜者,教育腐败、造假剽窃成为时尚,丑闻不断,“传道、授业、解惑”之师德,荡然无存。

    有一个文献应当做为分析甲流文化成因的逻辑起点。二零零五年三月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方克立先生致信教育部部长周济先生,要求停止试用和推行在“完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编的儿童读经课本,组织精通古代经典文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术立场的专家学者,重编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适合于青少年成才需要的基础经典教育读本”。在这种态势下,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大学宣布成立了国学院,乃体制内学术利用“国学”之名以为其用,遮蔽其时的儒学复兴运动,以把儒学复兴引向其后之“国学热”。当时,余曾写有《儒学、国学与国学院》一文,进行质疑,认为“如果不对其内在的文化问题的历史与逻辑进行认真清理,从而决定国学院的办学方向,很有可能使国学院流于形式,甚至导致错误的办学方向,使原本就已被肢解的国学,又增加了一种非正确的理解向度,不但殆误了学子,而且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又设置了一个新的障碍。在现有的体制下产生这一问题,是极其可能的”,不幸被余言中。[3]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日,教育部为了回应方克立先生的信,“教育部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发表了《 关于“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流言的声明》,其中说“近来,在媒体和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吹少儿读经之风,……主张重建儒教的解经系统,普及儒家经典教育,提出儒家经典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小学、中学都应该设置儒学基础课程。”。[4]对此,《声明》明确指出了语文课程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指导,依据中央及中宣部、教育部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有关决定和要求确定的。这些重要文件是我们关于基础教育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选择的基本出发点。”指出了其工作目标是“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所以,关于教材“不管是必修还是选修,都要经过严格的申报程序,由教育部组织专家进行审查,通过后方能出版。”因此,就社会上盛行的读经及其“读经教材”,“绝对不可能通过教材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声明》最后又严肃地指出“在复兴儒学的一些文章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散布了许多与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国家方针政策背道而驰的错误观点,有的论调在学理上非常荒谬,在政治上十分危险。”[5]

    为了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为了“与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国家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为了纠正“在复兴儒学的一些文章中的”错误观点,于是乎,伴随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体制化儒学加快了脚步。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成立大会,[6] “儒教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内部交流刊物《儒教研究通讯》,除了与港台地区相互交流之外,还将与东南亚华人地区的儒教研究机构和组织机构进行交流。此外,首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也将开始筹备。”[7]

    “儒教研究中心”的陈明秘书长认为:“儒教不是一种盲目的信仰,是一种对儒学的准确把握和定位。我以前也反对把儒学当作儒教来看待,但是随着我对宗教的深入理解,对国外宗教的调查增多,认为儒学具备多维度。”[8] 所以,“‘儒教研究中心’将把儒教问题的研究放在广阔的中国文化背景之下,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之一贯性以及儒学与民族生命存在之内在性出发,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9] 显然,说白了,不过是企图把“儒教是教说”合法化,以“公民宗教”的形式推向社会,真可谓败也“儒教是教说”成也“儒教是教说”是也。为此,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在广东从化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国家宗教管理部门的领导出席了会议。[10]对此,余有“儒教问题答问录”,[11]说明了相关问题。

    可见,只所以生成瘟疫般的甲流文化,体制与其推动的体制化儒学是本质原因。吊诡的是,为当年“传统文化热”“消毒”的“儒教是教说”,又成了体制利用儒学的良方,以宗教化为主体的体制化儒学,企图把儒学复兴的方向引向宗教化以利用之。所以,对陈明的儒学宗教化的思想理路,不能不有所提及。此即陈明对儒学思想加以歪曲并于二零零四年提出的“即用见体”。[12]所谓“即用见体”,在理论上是功利主义与机会主义,而在实践上仅仅是“有奶便是娘,无钱休称爹”,不过如此而已。“即用见体”虽然对儒学复兴造成了极坏影响,但却给体制化儒学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除了陈明的“公民宗教说”是对“即用见体”的具体运用之外,做为“即用见体”的社会运用,人民大学成立的国学院以及随后易中天、于丹等在中央电视台的粉墨登场,及其把儒学复兴引向歧途的“国学热”,都是“即用见体”的显著成果。职是之故,在甲流文化的洪流中,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二日,在山东济南举行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多元视域下的儒教形态与儒教重建”学术研讨会,[13]表明加快了体制化儒学——儒学宗教化的脚步。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一日清华大学召开国学院成立大会,由此体制内又多了一所国学院。[14]如果有人对清华国学院抱有什么希望,对此,则不能不说,其人病的不轻,不但身患甲流,而且处于高烧状态。

    于是乎,为了“与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国家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为了“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现代化的影视媒体与传统媒体一起紧锣密鼓,陈明策划并拍摄上映了以解构儒学《春秋》大义、为汉奸、叛徒、贰臣施琅辩护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之后,二零零六年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推出了《易中天品三国》,易中天以“真小人与伪君子”之论辩,进一步解构儒学之《春秋》大义,为小人正名,混淆是非,公然为乱臣贼子曹操申辩,以乱儒学三统。接近年底,中央电视台又推出了“于丹论语心得”,其以解构儒学的有耻观,以“心灵鸡汤”麻痹民众,为天下之无耻行径进行辩护。做为“剧场效应”,易中天、于丹等体制内学者打开了天下无耻之门,谁都可以讲经论儒:既然这个社会伪君子猖行,做一回真小人讲“心得”亦势在必得。所以,“于丹现象”成为甲流文化的病毒原型。

    央视“百家讲坛”对经典的百家歧解,使歪曲孔子思想成为甲流文化之风气,使之其后又有污辱孔子的李零之“丧家狗”出笼。随便曲解孔子成为甲流文化之特点,易中天、于丹也因此成为“学术明星”,他(她)们对经典的解读,也因此成为多元文化之代表。毫无疑问,这些学术明星们也因此成为扩散的甲流病毒。在明星效应下,随着文化甲流病毒之扩散,终于形成瘟疫流行的甲流文化。甲流文化促进了人们的自以为是,以非为是、自欺欺人,在“于丹现象”的示范效应下——原来经典还可以这样讲,既然是“心得”,那么谁都有“心得”,谁都可以讲,反正是心得。“于丹心得”乱人心扉,谁有心得谁是明星,出人头地何乐不为。由此而来的文化态势表明,《于丹论语心得》对经典、对世道人心的庸俗化、加重了这个社会的道德败坏,“我是流氓我怕谁”,横行无忌,无耻之极。在学术教育界,声色犬马、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甲流文化的风化教育与体制化教育齐头并进,真可谓:知性教育华而不实,德性教育欺天泯性;理科教育科学主义,人文教育愚弄有余。

    随着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体制化的国学院,儒学复兴即异化为国学热,而后酿成甲流文化。文化甲流的病毒生于人大国学院对国学的强奸与利用,所产生的示范效应终于使文化甲流的病毒急剧扩散,传染了一切可以把国学庸俗化的媒体,健康的儒学研究与传播效应被消解,被边缘化,文化甲流的强大病毒终于通过不断衍生而形成了瘟疫流布的甲流文化,国学热开始以各种名目升温。于是,甲流文化的大流行,人们越发自以为是、以非为是和自欺欺人。中国社会的甲流文化瘟疫,要害是对孔子思想的任意宰割,目的是断送国人的文化生命,摧残中华民族的文化前途。甲流文化的直接后果是不但于观念上而且在行动上鼓励人们的自以为是,消解人们的担当意识,从而产生普遍性的道德没落,文化异化,人格畸形,民众丧失对社会的期望,导致了大量“群体性事件”等严重后果。真正的学者与思想家、诗人、艺术家被边缘化,歌星、影星占据了大众文化的主流地位,甲流文化促进了世俗化、庸俗化、无序化,在事实上解构了当代之儒学复兴,把当代文化引入歧途,陷入深渊。于是乎,在“于丹现象”的示范下,“国学热”高潮迭起,国学大师辈出,招摇撞骗,挂羊头卖狗肉,到处办起了天价国学班。而中国人民大学之国学院为始作俑者,岂无后乎!以于丹为榜样者,岂能休乎!“即用见体”,岂能止乎!这是余当时把《于丹伦语心得》批判为国家级学术垃圾[15]及其与“即用见体”进行逻辑联系的思想原因。[16]

    教育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所谓学校教育,另外一种即是社会风化教育,因为社会风化所具有的大众性质,所以又称大众文化教育。大众文化与社会生活形影不离,与民众的生存息息相关,所以是更为重要的教育形式。很明显,体制垄断了学校教育与社会风化教育,各种文化传播手段与内容均被其严格掌控,“宣传有纪律、文化有导向”,一切都必须“依据中央及中宣部、教育部”的有关规定,于是乎,按其规定进行的教育之结果就是所谓“钱学森教育难题”。[17]由上可知,“钱学深教育难题”实质上是个假问题或伪问题,不过是“皇帝的新装”而已。于是乎,教育的腐败病毒与国学热病毒杂交,变种而出的甲流文化就成为必然。历史与逻辑均表明,中国的体制化教育与社会风化教育已经和正在谋杀这个民族的肉体与灵魂。

    名不正则言不顺,当此反思之际,应当认为,二零零四年七月十日至十七日,所谓大陆新儒家于“阳明精舍”的高峰亮相,显其理论准备之不足,失缺“元亨利贞”之建构,当引为历史之教训。《易》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职事之故,虽为高峰亮相,然所学之出,非善之长也;所聚之人,非嘉之会也;所行不利,非义之和也;所思不贞,非足以干事也。

    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从宏观论之,文化冲突、恐怖主义、群体事件、环境污染、经济危机、贫富分化、病毒流行;从微观论之,官德异化、官风不正、吏治不清、贪污腐化、唯利是图、信仰失缺、迷信泛滥、人欲横流、暴民意识、两极对立、矛盾积累。甲流文化有如三鹿毒奶粉一样毒害了民众的身心,所以,难以承受甲流文化之毒的涂序新跳楼了;[18]在甲流文化的毒害中活就活了、“爱就爱了”,死就死了的陈琳也跳楼了;[19]河北省蔚县教育局长葛祥因力抗甲流病毒而心力焦脆、无力回天而自杀了。[20]正所谓,虽然把酒问苍天,难知悲剧几时止。可见,甲流文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显性问题,是问题中的问题,其生成并彰显出上述所有问题,如果不下重济以泻甲流文化之毒,必然使上述问题更加严重。

    可以认为,铸成甲流文化的利器之一,是体制推行的文化多元论。文化多元论是体制化儒学及国学的思想工具,在多元论的鼓吹下,思想的多元化无以复加,道术为天下裂,六经被大肆肢节,在“于丹现象”的示范效应下,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儒学体系被多元解构,和尚尼姑可以胡说乱讲孔子之道,江湖术士被请到北京大学讲国学,卜筮风水畅行社会,民间迷信活动倡厥,地下宗教频繁活动,妖言惑民,愚弄大众,虽伤财害命而在所不辞。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成了江湖术士推销狗皮膏药的弄堂,包装、营销成为国学热的手段,国学成为另类狗皮膏药。

    甲流文化的典型发烧,是烧出了一些冠以“儒学”、“儒教”的网站,在这些网站中,有懂一点儒学皮毛的,更多的是不学无术,大家在这里聚以乡愿,互相吹捧,“惺惺惜惺惺”,时不时地装模作样地弄出几句口号,“英雄所见略同”向社会呼吁。反正是甲流发烧,就敢于胡说八道,不惜造谣生事,排斥异己,由此也就被吹捧为儒学精英。在因特网这一虚拟的空间中,说话不负责任,马甲遮蔽甲流,从而扩散了甲流文化,使其向更大范围传染,于是乎感冒的人越来越多,发烧越来越严重,造成了儒学的虚假繁荣,似乎儒学真的复兴了,而儒学复兴靠这些网站就可以了,从而造成了儒家集体无意识幻觉。显而易见,遵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应当把这样的儒学与儒教贯之以甲流,称其为甲流儒学与甲流儒教,把这样的儒家称为甲流儒家。

    《易》曰:“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以体制化的文化思想钳制民间思想的合法性,从而造成了这个时代的混乱,民心蔽于笑贫不笑娼的甲流文化浸染,对传统、对孔子没有任何敬畏感,从而把自以为是、以非为是、自欺欺人推向极至,甲流文化之大观,可以知也。

    尽管甲流文化病毒产生了如此大的危害,但是,其显然还没有引起民众的广泛注意,甲流文化以潜移默化之流布,加快速度传播,异化着中国文化的当代进路,因此需要儒家学子及一切正直的学者具有极强免疫力。为了增强甲流文化的免疫力,必须在学术上解决孔子儒学在历史上形成的相关问题,[21]推定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及对现代与未来的重要意义。决不能把儒学披上宗教化的外衣,就象如今把《易经》披上唯科学主义的外衣或把其降低为玄学迷信,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愚弄民众,其与“即用见体”的“心灵鸡汤”一样,毒害之大,不可不知。

    为了增强甲流文化的免疫力,需要以孔子儒学安顿自身的生命,保住儒家学脉,以“知至至之、知终终之”之理性修为,[22]以“潜龙勿用,或跃在渊”[23]之进德修业,待天时以“利见大人”,推动孔子儒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复兴。子曰:“政者,正也”。[24]和中而言,即“正者,政也”。是故,以正行政,以政正之,“元亨利贞”也。是故,如果说儒学复兴有一个客观标志,那么,则只能是以儒学贞正行政管理,结束体制教育之垄断,兴办民间书院,培养儒学人才,不但使孔子儒学进入大、中、小学课堂,而且要尊孔子为中华民族之圣人,孔庙立而民心顺,理于义而正人伦,中和贯通而开新传统,中学西渐而世界大同。

注 释

[1]鞠曦:《<中国儒教史>批判》,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本书即为参与“儒教是教说”大辩论的文字结集。
[2] http://www.confucius2000.com/scholar/chenyongmingwenji.htm
[3]鞠曦:《儒学、国学与国学院》.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829
[4] 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4037
[5] 教育部领导将方克立先生的信批转给了有关司局。6月20日,基础教育司课程发展处主管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发表了《关于“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流言的声明》,对所谓“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的不实之说进行了澄清和批驳。
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4037
[6]http://www.gmw.cn/01ds/2005-06/15/content_252320.htm
[7] http://www.gmw.cn/01ds/2005-06/15/content_252320.htm
[8]http://www.confuchina.com/13%2 rujiaozhongxin.htm
[9] http://www.confuchina.com/13%2 rujiaozhongxin.htm
[10] http://www.confuchina.com/13%2 rujiaozhongxin.htm
[11]鞠曦:《儒教问题答问录》。
http://www.hxfx.net/bbs/dispbbs.php?boardid=35&id=10174&replyid=&skin=1
[12]陈明:“《原道》、伪儒与即用见体━━在四川大学的座谈与演讲”载《博览群书》(北京)2004年第9期“中国文化”栏目。
[13]http://www.chinarujiao.net/p_info.asp?PID=4915
[14] http://www.haijj.com/xinwen/2009-11/457.html
[15] 鞠曦:“国家级学术垃圾:中国文化无耻论——《于丹〈论语〉心得》批判(卷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932
[16] 鞠曦:“国家级学术垃圾:无耻‘心得’之即用见体——《于丹〈论语〉心得》批判(卷四)并与范鹏、陈明。”
http“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623
[17]《“洲际导弹”与钱学森教育难题》。
http://www.chinavalue.net/NewsDig/NewsDig.aspx?DigId=45953
[18] 涂序新,男,生于一九七七年八月月,浙江金华人,博士学位。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七日凌晨二点从浙江大学位于玉泉校区的综合楼十一层跳楼身亡,终年三十二岁。留下遗书,说“国内学术圈残酷无情”。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2376.htm?fr=ala0
[19] 陈琳,女,生于一九七零年一月三十一日,重庆奉节人。陈琳以《爱就爱了》而走红乐坛。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早六点左右,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奥林匹克花园三期701号楼,陈琳从九层楼上跳楼身亡,终年三十九岁。
http://music.yule.sohu.com/s2009/chenlintiaolou/
[20]葛祥,男,一九六五年生,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人。葛祥责任心强,作风民主,要求严格,工作有魄力,解决了许多教育问题,是个好教育局长。但终因心力焦脆于纠缠难解的教育问题,于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自杀,终年四十四岁。http://blog.qq.com/qzone/622002042/1259216680.htm
[21]鞠曦:《论儒学的根本、基本与核心问题》。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526
[22]《易•乾文言》。
[23]《易•乾文言》。
[24]《论语•颜渊》。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11-29 00:14:24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13期-共和国60年暨孔子2560年〔耶稣2009年〕11月28日 ◇漫议人文与国学教育——兼谈当前中小学教育的病症(郭齐勇)

漫议人文与国学教育

——兼谈当前中小学教育的病症

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 郭齐勇

2009年11月

   (编者按:应湖北省教育学会邀请,郭齐勇教授于10月30日上午在湖北饭店举行的“2009年基础教育创新与发展高端论坛”上向三百多位来自六个省的基础教育的教育部门与中小学领导作报告,此为讲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对一代代国民的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目前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存在着很多问题,个人以为最大的问题是:知性教育太过,德性教育不足;科技教育偏胜,人文教育不及。本人在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不当之处,敬请指教。

    中国的教育界太过功利化,目光短浅,问题很多。目前我国中学生数理化教育的水准,特别是数学教育的水平,已高出欧美四、五个档次,还在不断拔高、加码、升级。在高考指挥棒下,当下的“课改”适得其反,只能是更加层层加码,又增加了数理化,特别是数学的难度,揠苗助长,使不少中学生失去了学习数学(或数理化)的兴趣。中小学,特别是中学理工科基础教育与人文学科基础教育严重失衡,理科太偏重了。如果拿智育与德育相比,智育太过,德育不及。两者根本未达到所谓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的平衡状态。在文科基础教育中,政治教育取代人文、人性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状况又特别严重。整个社会的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不用说中小学的)仍然是老一套,教条化,根本不能打动人心,管乎人心,渗透到人的信仰、行为中去。社会上多数大干部尚且说一套做一套,贿赂公行,官德不在,遑论其他人呢?人性、心性、性情教育,文化理念与信仰的教育是根本的、管总的、长久的,是超乎政治意识形态之上的东西。我肯定适当的政治教育的必要性,但认为一定要有限度。政治的价值是短时效的,人文、人性的价值,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是长久的,根本的。这里有本末的关系,不可颠倒。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生动活泼的、适合不同学龄孩子的人性的教育,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做人做事底线与终极信仰的教育,而这对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对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公民底线伦理与伦理共识的建构,意义十分重大。做什么人,培养什么人,是根本。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手段。现在的社会风气,声色犬马,唯利是图,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都面临很多难题。社会上成年人、老师、家长的生活方式、行多方式、情感方式、价值观念,对孩子们的影响是最大的。中小学出现的校园暴力与其他现象,例如有的孩子受到性侵害的现象,令人忧心忡忡。故我们不仅希望学校师长,更呼吁整个社会,大多数家庭,特别是干部、知识分子、大中小学教师都来整齐风俗,移风易俗,正心诚意,洁身自好,坚持做人的底线,并用心去做好人性、性情的教育。

一、为什么要重视国文与国学教育

    每一个中国人,更不要说承担着传承文明、教育下一代重任的中小学的干部、教师(无论教哪一门课的教师),都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的常识。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国民,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一个中国人,也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可是在我国,如果我们让青少年读一点有关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书,会被认为是旧守复古、大逆不道。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好转。

    2001年5月我在德国。有一天,莱比锡大学的一位女教师陪我到该校去作演讲,途中她先送女儿上幼儿园。她对我说:“我送女儿到教会办的幼儿园去,幼儿园的老师们常给孩子们讲《圣经》中的故事。这是要让孩子们从小接受我们这个文化最基本的做人的教育,博爱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不允许传教的,孩子们长大以后信不信教,由他们自己选择,成年以后的事,家长不干预。但作为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在幼小的时候就接受我们自己文化中最基本的伦理的教育。”

    我的朋友、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文学院长、汉学家波尔教授(他的中国名字叫卜松山)曾经在北京与特里尔多次郑重地对我说过:“你们中国有很好的伦理资源,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们放弃了,没有用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教育后代,这非常遗憾!”卜松山先生是中国通,他翻译了郑板桥,会唱道情,研究中国美学,也研究儒家道德哲学。

    法国的小学、中学的国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训练,中学生即开始学笛卡尔、马勒伯郎士的哲学,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学等。法国对所有大学生的国文教育,重视古典语言和希腊、罗马的典籍,及有关宗教、历史、哲学、伦理、政治、经济等古典著作的阅读。现代欧美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反复受到上述古典的教育,浸润于其中。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的伦理共识,那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再严密的法律,代替不了社会的伦理道德;进一步说,健康的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恰恰是建立在民众的底线伦理、民众的伦理共识的文化土壤之上的。我们到美国去过的同志都知道,美国一些地方的治安状况很好,真可以说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为什么呢?除了法治健全之外,大凡这些地区的社区文化比较健康,或者基督教、天主教的道德教育做得好。这些地方的离婚率很低,家庭和谐稳定。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读《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可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推崇儒家人道、人性的学说,用以反对神学,他们把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1793年宪法及《人权宣言》。二战结束后,国际联盟(即今天的联合国)在通过《人权宣言》时,中国代表张彭春先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起过很多作用,张先生把儒家的智慧渗透进去,并以儒家智慧来协调各方,使该宣言得以通过。联合国大厦镌刻着孔子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993年在芝加哥,六千五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通过了一个《世界伦理宣言》,这个宣言有两条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绝不要强加给别人,当然这不是指物质上的东西,而是指的人格尊严。自己不想受到别人的羞辱,那您首先就要尊重别人,不要羞辱别人。反过来说,您想要别人怎么对待您,您就要那样地去对待别人。这可以推广为国家、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相互对话与交往的准则。

    几十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中,缺乏国文、国学基本知识和传统道德的教育,近十多年来虽有所好转,但仍然不令人满意。就取得全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而言,就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可持续发展而言,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国文、国学教育是基础的基础。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不然,大学人文教育就根本没有办法做好。

    从公民的文化教养与民族文明的健康发展来看,应当有法律严格禁止中学生的文理分科。同样的,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或者说,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对幼儿与中小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国语的状况。

    人的一生中受到最大影响的,除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外,就是小学、中学的教师了。我十分感念我的父母兄长,我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他们在言传身教中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我们的中小学教师们都很辛苦。老师们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学生,甚至影响学生一辈子。但由于教育制度、结构和种种原因,今天的中小学教师以及今天的为人祖父母、为人父母者的国文与国学素养,却不敢恭维。因此要大力培养师资。

    我举双手赞同儿童读经。2003年我在日本讲学,曾专程去福冈看望了九五高龄的冈田武彦先生。冈田先生九十高龄时还在福冈的一家幼儿园给孩子们讲《论语》。冈田先生说,东方文化中有很多珍宝还未开发出来,东方文化一定会胜过西方文化。儿童背一点蒙学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千家诗》等,背一点《论语》《孟子》《老子》,背一点古代诗词等,很有好处。我认识一些儿童的家长,他们指导自己的子女或孙子女,适当背诵一点古代经典,对开发智力很有好处。十三岁以前语言记忆能力很强,多背一点,打一点童子功很有必要。这一年龄段只要背,以后再慢慢理解、反刍,终身受益无穷。这不仅对孩子们学人文有好处,而且对孩子们学科学有好处,对孩子们将来做人、立身行世都有好处。过去一些有名的自然科学家都有很好的文化修养、文史哲的功底,例如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李国平先生等,都善诗词书法。他们从小都背过经典,接受的教育很全面。各位不用担心孩子们现在懂不懂,担心的倒是孩子会向家长与老师挑战,老师与家长必须懂一点国学初步,也就是要略知经、史、子、集,略懂基本的经典。

    从《光明日报》的报道中可知,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肯定儿童读经,特别表扬了沈阳市皇姑屯区所有的小学生每天早上用20分钟诵读蒙学读物与《论语》。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推广的。

    我们应在中小学教育中恢复毛笔字的教育与训练。我们的高小与中学语文课本中应按年级适度增加文言文的比重,到高二、高三,至少应有五、六成的古文。繁体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与载体,我建议认真考虑已故任继愈先生的倡议,让中小学生与国民“识繁用简”。

    人文教育事关孩子们的人格成长、心理健康。人文教育包括全人类、东西方人文精神的教育,其中外国的,特别是西方的人文精神的学习非常重要。但相比较而言,国学与国文教育又是基础的基础。国文、国学中有很多属于博雅教育、心性修养与君子人格培育的范畴,属于祖国历史文化精神传承的问题,故应当特别重视。

二、西方大学的通识教育给我们的启示

    斯坦福大学明确以博雅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目标,该校要求同学们不局限于一个专业,要有广博的知识与修养,要“均匀”,即接触不同学科,同时了解不同文化的经典、观念与价值。该校规定学生在下列九个领域中选修十一门课(每一门至少3学分):1、文化、观念及价值,2、世界文化,3、美国文化(以上为文化核心课程);4、数理科学,5、自然科学,6、科技及应用科学(以上为科学核心课程);7、文学及艺术,8、哲学、社会及宗教思想,9、社会及行为科学(以上为人文及社会科学核心课程)。以上每一领域中的课程,基本上都是经典导读,其课程名称为:荷马的《奥德赛》或《伊利亚德》,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著作选或其《伦理学》、《政治学》,《圣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国思想家孔子著作选读或《论语》,中国道家哲学选读或老子的《道德经》,《孟子》选读,《庄子》选读,马丁•路德著作选,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密尔顿的《失落园》,蒙田散文选,但丁的《神曲》,摩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论人类不平等之起源》,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及《暴风雨》,牛顿著作选,达尔文著作选或《物种起源》,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或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或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之起源》,韦伯的《新教伦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儿的《方法论》及《沉思录》,洛克的《政府二论》,霍布斯的《利维坦》,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可兰经》,《艺术史》及《世界文明》等。

    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是非常有名的。该校大学生的毕业学分中有一半以上是涵盖六个领域(人文类、外国语文类、数理科学类、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文明研究类)的通识课程,名为共同核心课程,学生必修21门课,份量很重。[1]

    哈佛大学的传统也是通识教育,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哈佛的理念是:最佳教育是开放式、创造性教育,不仅应有助于学生在专业领域内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与能力,而且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善于深思熟虑,有追求的理想目标和洞察力,成为具有自由人格的、完美的、成功的人。哈佛本科生在校四年中,除在一个主要领域中学习外,也进行跨学科专业的学习。该校不少教授强调人文学习的重要性,主张理解、吸收不同的价值观念。大学本科生必修8至10门课的“核心课程”。核心课程的主要领域有: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道德思考、科学与社会分析,并须修习英文写作、数理统计及外国语文。在“道德思考”领域,该校请不同的专门家讲授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的伦理道德课程,让同学们选修一种。其中有杜维明教授的“儒家伦理”课,每次都有三百多位学生选修。杜教授只上大课,并定期主持助教会。该校规定,每20名学生必须配一名助教,助教参加学生的讨论(每周一次),引导学生读书,批解他们的读书报告。

    有的哈佛教授认为,任何复杂的文明必须发展社会资本,这个社会资本是看不见的。不能以浅短的目光看待我们教育的效果,最佳的教育不能以美元来衡量。有的教授认为,不能只重视经济资本,还要发展文化人。这就要考虑文化传承、心灵积习。除了智力教育、科技方法之外,还要培育伦理素养、人生智慧、精神价值、文化能力、道德信念等等。要培育公众知识分子,关心社会,参与政治,批评当下,指引未来,为社会提供价值指导。

    我国各大学现在也在推行通识教育。有的大学一下开出二百多门课。通识教育不是课开得越多越好,在诸多通识课中,要形成核心课程,建议学习《四书》《五经》等一二种中国文化的基本经典和一种西方文化的经典并作为核心课程(绝不要用中西文化概论之类的课程来代替)。所有大学生都应修一门《大学国文》,可以用《四书》或《古文观止》作教材。傅斯年先生当台湾大学校长时,全校学生在大一时必上一个学期的《孟子》,一个学期的《史记》(选),增强历史感,培育健全人格与浩然正气,这个经验值得借鉴。否则,光靠选修几门比较泛一点的人文通识课或听几场人文演讲,仍不能弥补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方面的缺憾。现在大学生的语文、国文的基础太差,文字写作能力太差,连写信(包括信封)的格式都成问题。

    我国大学人文教育中的问题是人文学科自身的课程体系的缺失。我们一定要改变概论(原理)加通史(专史)的模式,使之变成以研读中外古今之原著经典为主的方式。几十年来受苏联影响,大学文科本身的最大的弊病是,课程体系成为概论加通史(或断代史、专史)的模式。对此,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学生们学一点概论、原理、通论、导论、通史、专史、断代史是有必要的,但如果所有课程统统如此,不直接读一些东西方文学、史学、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领域里的原创性经典,那就有很大的缺憾,不可能培养出具有原创力的人才。概论加通史的模式,是以否定东西方人文传统和不相信师生们能读懂、能分析与理解原著经典为前提的。概论、通论、原理、通史、专史等是一些专家们嚼过的馍,以此硬性地、填鸭式地喂养学生,养成学生学习的被动、怠惰,特别是思想的懒惰。长此以往,就丧失了思想的能力,只会人云亦云。我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教育,往往变成背诵无聊教条的过程,学生所获益的甚少、甚浅,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无关身心修养。中小学教师是大学培养的,故大学的弊病影响到中小学。

    我国大陆各大学的中文系与台湾地区各大学的中文系(或国文系)的差距是,后者继承了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的传统,以古文字、古文献为基础,以经、史、子、集为教学与研究的内容,而前者则反是,不重视古文字、古文献、古思想,只偏重于集部之一部分(甚至只是现当代小说),愈来愈狭隘,影响了几代师生的训练与师资的培养。

    不论是国学还是人文学还是自然科学的教育,课程设置是一回事,怎么讲课又是另一回事。课讲得好不好,不在外在形式,而在于教师有没有学问根底,以及如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的讲课方法。课程排定后,讲什么,怎么讲,考什么,怎么考,是教师的自由,千万不要用那些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加以限制。面对同一课程或文献资料,应允许由具有不同见解的老师来讲,也应允许学生来批评,提倡师生间的自由讨论,交流互动,启发学生有所见,有所得,即孟子所谓“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以意逆志”,“掘井及泉”,“深造而自得之”云云。

三、我国传统心性情教育的优长之处

    我还是认为读书,特别是读一点古书,比看电视、比去娱乐场所、甚至比上网更有收益,更有意义,更有涵詠。我还是提倡修身养性。中国古代哲学家、文化人讲涵詠,讲六艺之学,讲礼、乐、射、御、书、数,讲诗词歌赋,棋琴棋书画,讲人的品味,人的意境。人不是行尸走肉。人活着,要活得有尊严,有格调,有价值,有意义。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小人去之,君子存之。”意思是说,人与他物、人与禽兽的差别其实很小很小,君子保留了这一界限,而小人却抹杀了这一区别。故为人师表者,特别是大中小学的校长、干部、教师,不要一天到晚忙于应酬、周旋,甚至沉溺在声色场所,要读书,要静坐,要修养自己。

    我们提倡博雅教育与君子人格。中国传统文人很看重个体人的生存品味与品质,很重视人文的熏陶和修养。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优游、涵养、陶冶于礼乐教化之中,通过《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来培养社会精英,也提升民间的品位,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孔子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品格,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担当意识,以“天命在我”“天生德于予”的自觉,一身系斯文传续的使命,同时,也有“吾与点也”之叹。其实子路、冉求、公西华三人从事军政外交的志向,孔子不是不认同,相反,他总是鼓励弟子有外王事功之实践与建树,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孔子独独默许曾点的优游涵咏:“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没有这种生活意境的人是读不懂“吾与点也”章的。曾点在这场对话中表现了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意境,其志趣的特出、独到,使夫子叹息而深许之。可见个体人生存的意义世界,与个体人之身心的涵养有很大的关系。人有别于禽兽,自不待言。不惟如此,人不仅仅是语言、逻辑的动物,不仅仅是社会政治的动物,尤其是具有宗教性、道德性和美感的动物,这就需要涵养。要有所养,养气,养心,养性、养情,养才。靠什么养?在古代是靠人文的“六艺”之学之教,靠五经四书。

    我们传统的心性论是一富矿,可以开采发掘的资源甚多。即使是朱子的心性论,其实也不是那么面目可憎,相反非常有亲切意味。朱子诚然强调“天理”对于“人欲”的控制与调整,但主要是指的内在性的调控,不是外在强加。“情”需要节制,并非中国哲学家的专利,古今中外大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没有不讲导情、节情的,“情”之泛滥总不是一件好事。(例如在当代中国,声色犬马、人欲横流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少官员与士人已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

    现在我们讲可持续性发展,讲和谐社会,这都有古代文化资源的基础。人与生存环境的共生关系,历来为中国人所重视。《庄子·齐物论》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里表达的是“天、地、人、物、我”整体和谐的智慧:无论是类的人、群体的人还是个体的人,与无限的宇宙,与有形有限的世界,与天地万物,可以达到契合无间的理想状态。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我们爱自己的亲人,进而推己及人,爱周围的人,爱人类,爱草木鸟兽瓦石,爱自然万物和人造的万物。这些爱当然是有差等的。但仁者把自己与天地万物看成是一种共生的关系。程颢主张天地万物与己一体,元无分别。《识仁篇》云:“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二程遗书》卷二上)这当然是一种超越的理境,儒家主张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把人的精神提扬到超脱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这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共生共存的意识。在古代思想家看来,人与自然万物,与草木、鸟兽、瓦石、山水,与驯养、栽培之动植物和衣食住行之器物等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天地万物是不同差异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体中,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各得其所。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代表,是万世师表,人家联合国都以孔诞为教师节,为什么中国反不以孔诞为教师节呢?难道就因为台湾地区以孔诞为教师节,我们就偏不吗?这很奇怪。中国大陆是中国文化的正宗、正统,唯其如此,更应以孔诞为教师节。这是教师的尊严与光荣之所在。

    国语、国文、国学的教育是国本,不可动摇。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批评一种现象,即中国大陆地区的各层次教育中,忽视母语的教育,忽视本土历史文化ABC的教育,把英语、西方文化教育看得比母语、本土文化的教育更为重要,完全是数典忘祖!现在中国的大众文化已是美国文化的殖民地,所谓美国大片横行无忌。反过来看一看法国及欧洲一些国家,他们严格限制大众媒体把英语节目或所谓美国大片肆无忌惮地播放,他们是有限制的。法国知识界不断批评、指导法国的传媒与文化界,法国政府也十分自觉地捍卫法兰西语言的纯洁性与法兰西文化的尊严。相反,我们都失职了!我不是反对学习西方,相反,我是积极主张拥抱西方文明的,我当院长时在本院的哲学教学中,为以西文学习西方哲学经典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们开办的国学试验班、中西比较哲学国际班,都是开放的,有的课程也用英文上。但我认为,这一定得有一个界限,即中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博士生),宪法与法律允许的中国教育,一定以母语与本土文化为主导和主要内容。我们现在讲自主创新,讲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首先振兴的应是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人靠什么走向世界?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中当然包含着几千年来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当然是变动着的文化。但中国之为中国,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一定有自己内在性的东西,有主导性与主体性的常道。这是不可动摇的。因此,我反对所谓“双语教学”的提法,甚至有的大学提倡“全英语教学”,那是应当禁止的,是违法的。在大学里,适度有点汉英双语教学是可以的,但大量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盲目提倡全英语教学,却值得警惕,如同美国所谓大片在我国电影市场横行无忌一样,长此下去,我国会丧失民族文化与教育的主体性,变成美国或西方的文化与教育的殖民地。

四、再次呼吁《四书》全部或大部分进入中学课堂

    《四书》与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是影响我国的最深远的著作,也是影响东亚的最深远的著作。本书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之后,当地的儒学专家有了多少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发展,赋予了富有本土意味的创新意义,在学界有很多深入的探讨,在民间也有广泛的影响。儒家社会的空间很大,儒家社会与文化是东亚现代化的基础。[2]

    现在对古代经典的诠释,有一些低俗化的倾向,对于民间文化来说,浅一点是正常的,但一定要提升受众的水平,努力把“戏说”、“俗讲”引导为“正讲”。

    “四书学”在今天仍有勃兴之势。从近十多年来我与同仁在学校、社团、企业、媒体、地方图书馆等处讲授“四书”的情况来看,深感民众迫切需要,又特别欢迎,他们对“四书”有一种亲合力,而且能从生命的体验中,从生活的实践中加以理解。我相信,“四书”仍是现代中国人最好的精神粮食!

    关于“四书”的读法,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第十四)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按朱子的步骤呢?我们当然可以各行其是,不过,朱子的读法符合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

    “四书”要用心去读,以生命对生命,以真诚对真诚。古代圣贤指点人,不是权威说教,而是启发学生或读者自己去领会。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体验、实践,身心合一。学习这些典籍要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不能所学与所行脱节。“四书”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教过多少遍了,反复诵读,每一次都有新的体验与收获。

    自宋代以来,《四书》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仁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

    我特别要说明的是,儒家教化不是所谓道德说教,而是春风化雨;儒家教育不仅不排斥技艺,而恰好正是寓于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之中。儒家讲的教育,是全面的、广义的教育,包括今天的知识教育、技术教育、道德教育、生死教育、艺术教育、身体教育等德智体美的各方面,也包括今天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中国教育的特征,首先是“综合观,即大教育观。中国传统教育认为教育这一系统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许多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3]而教育又渗透到社会各子系统之中。《礼记•学记》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功能的两个方面:第一是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及人才的全面性,第二是形成良风美俗、道德风尚与人文环境。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交叉整合的。

    中国人很重视家风、家教。著名学者、中外哲学与佛学研究专家,上世纪50年代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汤用彤先生在讲述自己的学养时,首先讲四个字:“幼承庭训”。这就是幼儿时代所接受的家教,启蒙教育。古代叫“正蒙”,养蒙以正,即开蒙的时候一定要端正。

    四书的教育,贯穿、渗透到社会、家庭的各方面,起着良好的作用。培养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民族有用的栋梁之材,不管他将来做什么事业,根子要扎正,特别是做人的教育,人文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应视为根本。因此,今天的家长们不要太功利。家长自己的言教、特别是身教,耳濡目染,对孩子影响最大。我举两位大科学家的例子:

    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在回忆录《曙光集》中说:在十一、二岁读初中一二年级的两个暑假,其父克纯先生(芝加哥大学博士,回国任数学教授)让他读《孟子》,并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了一位历史系的优秀学生丁则良来给他教《孟子》,丁还讲了很多上古知识,是在教科书上没有的。在中学的年代,杨振宁可以背诵《孟子》全文。《孟子》使杨先生一生受益无穷。杨先生回忆合肥老家旧宅,每年春节换上新的堂联,写的都是“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他的父亲很强调“纯”及朋友之交的“信”与“义”。

    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征镒教授,九十多年来一直恪守父母亲“五之堂”的家训。这“五之”,就是《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吴家六兄弟中出了三个院士。《中庸》使吴家子弟高尚其志,又掌握了很好的思想方法与治学之道。吴教授恪守其母的家训,又把这治学格言传给了后辈的科学家。

    儒家核心价值,四书的主要内容,又通过蒙学读物,通过戏院茶馆,通过唱戏的、说书的,从各种民间艺术的渠道流向社会,影响世道人心。山西乔家大院的主人教育子弟的就是《朱子治家格言》等及一些善书。儒家的教育方法,绝不是今天的满堂灌,而是以启发式为主,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以意逆志,深造自得,类似教育方法在四书中太多了,兹不赘。

    任继愈先生生前一再希望《四书》教育全面进入中小学课堂,他肯定台湾地区在国中(初中)与高中使每一位中学生通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全都学习了《四书》的经验,为新华出版社引进台湾的中学《四书》读本写序。[4]我们要体会任先生晚年提出这些主张的用心。

    老师们行有余力,不妨读一点《四书》,还有《老子》、《庄子》,这都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重要的精神食粮。有条件的,还可以读一点《史记》、《汉书》,读一点《诗经》、《楚辞》、《左传》、《国语》或一点佛经等。以上这些,是中国文化典籍中最基础、最精华的东西。可以找一点选本,找一点注释本来读。当然要找比较可靠的的本子,例如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相对来说要好一些。一般说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岳麓书社等出版的古代经典注释本相对可靠一些。建议最好不要看白话译本,因为白话翻译都不可能准确。中国人读自己的古典,有天然的亲和力,只要肯下一点功夫,古文字、古文献并不难读。中国人的文艺复兴的时代即将到来,通过我们的现代性解读与创造性诠释,传统经典的再发现、再发掘、再发明、再发皇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要培养、训练自己与我们的学生的最起码的阅读古书的能力,首先是要对祖宗文明有敬畏之心,有同情理解的心态。其中有无数的珍宝,过去我们做了太多糟蹋、毁辱圣贤的事。

    作为教师,我建议老师们至少要读一篇古文,即《礼记》中的《学记》。这一篇文章非常精辟,虽然只有一千三四百字,但在我看来,却胜过了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西方的或今人的一些教育学方面的著作。我每学期开学时重温一遍《学记》,每读必有新的收获。这篇文章对教育的目的、原则、内容、形式,学校的设置,教育的方法,教与学中应纠正的偏弊及成功的经验等,都有精到的论述,尤其是关于“人师”的论述,关于尊师重道、教学相长、循序渐进、观摩切磋、触类旁通、师德师风、慎于择师、长善救失、导而弗牵、强而弗抑等等,即使在今天的教书育人的实践中,也没有过时,而且仍有针对性,仍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孔夫子尚且“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我们更是要如此。王静安先生讲人要有三心:敬畏之心、恻隐之心,感恩之心。让我们共勉吧!

    注:

    [1]以上有关斯坦福与芝加哥大学的情况,详见黄俊杰著:《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台湾通识教育学会,1999年,第271-289页。该书简体字版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请参阅。

    [2] 关于儒家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请详见郭齐勇著:《中国儒学之精神》,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3] 郭齐家:《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与全球伦理》,《教育研究》,2000年第11期。关于古代教育的传统及其特点,请详见郭齐家:《中国教育思想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

    [4] 参见郭齐勇:《“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光明日报》2008年4月14日第12版;郭齐勇:《深切怀念太老师任继愈先生》,《光明日报》2009年7月20日第12版。

 

 




 

 

 

 

 

发件人:"晓陆 杨" <yangxiaolu_8@yahoo.com.cn>  2009-11-19 03:47:19 +0800 收件人:"王 均临" <wantrue@hotmail.com>,  抄送:标题: 杨晓陆传文(附件)

关于房价暴涨与都市畸形繁荣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分析师  杨芳洲

2009年11月18日

    近年来,尤其最近几个月,因美元面临严重贬值,境外热钱大量涌入我国,以赶在美元崩溃前抓住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此而导致我国房地产和股市的疯狂炒作和畸形发展,形成了房地产和股市不断高涨的投机性需求。从而使各级政府能以不断攀升的价格卖出土地。正如网友们指出的那样,各级政府追求高额卖地收益,是房价暴涨难以抑止的内在原因。政府不去遏制热钱的大量涌入和房地产金融投机,却利用此机会高价卖地,甚至要将大量农用土地变成建房用地,18亿亩耕地的红线已名存实亡。北京已规划到8环,很快将突破3000万人口,浙江也在规划“盘活”大批农用土地进入城市房地产开发市场。各地也大都如此……

    我们的财政开支中行政管理经费比例高居世界第一,接近20%,高出美国近一倍,高出其它发达国家好几倍[注1],我们有着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公仆们挥金如土,钱从哪来?从税收中来吗?不错,我们有着极高的企业税率,税收增长的速度也大大快于经济增长。但我们杀鸡取蛋似的财政税收却并未都用在正地方,而是主要用于对冲外汇占款(银行买进外汇放出的人民币)。何以见得呢?因为央行为对冲外汇占款放出的央票和发行的国债,统统都是借债,都要还本付息,每年靠发新债还旧债能变出财富来真正对冲外汇占款吗?根本不能。因此,巨额外汇占款的通胀因素只能靠税收来真正对冲掉。而我们每年的顺差(相当于外汇占款)也是基本与增值税相当,可以说,我们的税收(主要是增值税)都填了这个财富黑洞了。

    外汇占款之所以会产生通胀因素,是因我们的外汇主要没有用来进口金银、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有用保值物资,而是给美国人白使(美债的利息收入赶不上美元贬值的速度)。靠税收填上这个财富流失的窟窿,等于将我们杀鸡取蛋的税收交给美国人白用。美元如果崩溃的话,我们的二万亿美元财富(等于历年积累的增值税收)就彻底贡献给了美国。

    由于税收大部分都以增值税形式由中央拿走填了外汇占款这个因财富流失产生的窟窿,因此,各级政府巨额的行政管理费开支,只能从政府卖地、卖国企(包括银行)、以及各种各样的执法钓鱼及寻租中来。政府垄断着土地,通过卖地收取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无疑是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当前腐败发展势不可挡的形势下,公仆们视这些“自己”划拉来的国家人民财富为自己“可支配的收入”,而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政府强烈的卖地动机形成的房地产畸形繁荣,造成资源、土地配置严重失衡,城市空房大量增加和农用土地大量减少造成触目惊心的巨大浪费。城市周边瓜果蔬菜用地急剧缩小导致农副产品价格大涨,(北京今夏西瓜已涨到每斤一元以上,而前年还只有4、5毛钱。)水资源(尤其北京和整个北方)将很快枯竭,环境污染及各种环境灾难将迅速发展而难以控制。

    城市一旦超过百万人口,其交通、环境、供水、排污、供电、供热、供气、商品流通、副食及果蔬供应等各个系统都会变得非常复杂,其成本费用将影响居民各方面生活费用都大大上升(终将导致超大城市丧失其经济竞争力),市民生活质量也会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大大下降。大城市比小城市交通更堵塞,污染更严重,房租更贵,商品尤其副食和果蔬要经几级批发,不但价格更贵,而且果蔬新鲜程度不及小城市。因此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更不适宜居住,居民平均寿命也短于小城市。尤其当水资源面临枯竭而导致荒漠化,或人们没有了非在大城市生活不可的理由后,就将移居更适合居住生活的地方(如中小城镇)。被遗弃的超大城市,就将如现在的底特律等,成为堆满了建筑物的片片死城……

    总之,如此盲目而畸形的大城市化发展,造成资源配置严重紊乱,因此而产生的巨大浪费必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环境灾难。我国美丽的山河也将因此而满目疮痍残破不堪。

    笔者与众多网民都曾建议过应规定每户(或每位)居民的最高住房面积(或套数)等标准,超过标准的住房应缴税,以遏制房地产畸形发展及因此而导致资源土地配置紊乱失衡造成的巨大浪费。显然这些意见因与公仆的利益相矛盾而难以实行。

    中国之所以能有较强的经济竞争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经历过彻底的土地革命,消灭了地主阶级及其地租收益,政府掌握土地资源,新中国的产品因不含地租收益而价格低廉。但是现在这种状况彻底改变了,政府的地租收益将大大增加我们一切产出的经济成本,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最终必导致物价全面上涨,我们的产品将因此变得昂贵,人民生活费用必大大增加。而这不过是巨额民族财富流失必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的一个组成部分。(税收给美国人白使只是全部民族财富外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地租重新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负担,这也是中国民主革命成果丧失殆尽的一种表现。

    当前,要想彻底扭转目前这种可怕的大城市化进程,除前面提到的应规定每户(或每位)居民的最高住房面积(或套数)等标准,超过标准的住房应缴税外;还应着重发展农村及中小城镇,以使城市化进程走稳妥健康的发展道路。但这些能否实行似乎主要不在于技术方面而更多地取决于政治。

    注1:见何翔舟 万斌《中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有效性评价:1978年以来行政管理成本支出的实证分析》2008年11月17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网站http://www.crifs.org.cn,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2009-11-19 09:09:45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L_C_subject: RCIF Policy Brief No.09083 略论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的潜在资本损失

略论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的潜在资本损失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Nov. 19, 2009

zhangyuxuan@gmail.com

    资本损失(Capital Loss)是一个财务概念。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资本损失是指投资者对特定资产高买低卖而造成的财务损失。1 在金融投资者普遍采用以市定价(Mark to Market)的会计处理方式之后,即使投资者仍持有特定资产,这种资产的市场价值相对于购入成本的下跌也会给投资者造成资本损失,因为这反映了投资者在即刻将该资产变现将导致的亏损。具体到中国外汇储备的问题上,由于外汇储备是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一项资产,因此,外汇储备市场价值的下跌将会给中国央行造成资本损失。

    中国央行在外汇储备问题上面临的潜在资本损失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外汇储备资产的市场价值下跌。例如,目前中国央行持有数千亿美元美国国债。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上扬,将造成存量美国国债的市场价值下降,从而给债权人带来资本损失(Andersen 和Ejsing,2006);第二类是外币对本币贬值而造成的资本损失。由于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是以本币计价的,且中国央行存在大量的外汇净资产,因此外币对本币贬值将在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造成资本损失(Roubini 和Setser,2005)。2 受篇幅所限,本文中主要讨论第二类资本损失,即汇率变动造成的资本损失。

    1 引自 WIKIPEDIA:Capital Loss。

    2 这里有必要区别一下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与资本损失。根据Truman(2005),如果美元对其他外币贬值,那么持有美元储备就面临机会成本(例如相对于持有欧元或日元资产);而如果美元对本币贬值,那么持有美元储备就面临资本损失。

    让我们来看截至 2009 年9 月30 日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总资产为人民币22.2551 万亿元,其中外汇资产为人民币16.6461 万亿元,约占总资产的75%。负债方的国外负债为人民币747 亿元,与总资产的比率不到0.5%,与外汇资产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作为一个国际债权人,中国政府的对外资产依然用外币计价,这导致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上存在着显著的货币错配(Currency Mismatch)(Pineau 等,2006)。如果人民币对主要货币升值,那么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方收缩幅度将远大于负债方收缩幅度,从而形成显著的资本损失。

    我们不妨以2007 年为例,通过简化计算来衡量中国央行因为汇率变动而承受的资本损失。截至2006 年12 月31 日,央行的外汇资产为人民币8.4361 万亿元。2006年12 月31 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对人民币的基准汇率分别为780.87、1026.65、6.563 与1532.32。2007 年12 月31 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对人民币的基准汇率分别为730.46、1066.69、6.406 与1458.07。3 以上数据表明,在 2007 年,人民币对美元、日元与英镑升值,对欧元贬值。假定在2006 年12 月31 日,央行外汇资产的比重分布为美元70%、欧元20%、日元5%、英镑5%,由此计算可得,即使不考虑2007 年央行新增外汇资产,2006 年末央行8.4361 万亿人民币外汇资产,在2007 年因为汇率波动而造成的资本损失高达人民币3460 亿元,相当于2006 年年底央行外汇资产的4.1%。2007 年年底央行的自有资本金为人民币220 亿元,这意味着2007 年因为汇率变动而造成的央行资本损失,相当于央行自有资本金的15.7 倍。

    更严重的资本损失可能发生在未来。从目前来看,不排除未来美元出现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一方面,美国存在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与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美元贬值有助于恢复国内外经济失衡;另一方面,美国存在不断上升的对外净负债,美国政府也存在通过实施“战略性贬值”来摊薄实际债务的激励。有观点认为,为了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政府将会维持强势美元政策。但是,由于目前国际范围内尚缺乏能够与美元匹敌的替代货币,美国政府可以先实施一次性贬值以改善国际收支与降低债务,然后再让美元汇率回归到稳中有升的通道上来。市场记忆是短暂的,美国政府的贬值策略如果操作得当,未必会严重损害美元的霸权地位。如图1 所示,美元有效汇率在2003 年至2008 年上半年期间的持续贬值,并未显著削弱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3 基准汇率数据引自中国银行网站。

    图1 美元指数的长期波动

    资料来源:CEIC。

     假定在 2009 年9 月30 日至2010 年9 月30 日,美元对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各种主要货币均一次性贬值20%。即使不计算这一期间新增外汇储备的汇兑损益,中国央行遭受的资本损失也将高达人民币3.1157 万亿元。这相当于2009 年9 月底央行总资产的14.0%,2008 年中国GDP 的10.4%,以及2009 年9 月底央行自有资本金的141.6倍。

    美元汇率变动造成的资本损失将产生两个后果。4 其一,美元汇率贬值造成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收缩幅度大于负债方,资产负债表的再度平衡或者要求央行补充新的资产,或者要求央行削减负债。如果央行负债的削减涉及基础货币的变动,这会形成通货紧缩的压力;其二,资本损失最终将演变为财政压力。政府将不得不通过增税、减少财政支出或者印刷钞票的方式来弥补资本损失(Higgins 和Klitgaard,2004)。

    4 当然,也有对汇率变动造成的外汇储备资本损失不以为然的学者。例如,Truman(2005)以及Truman与Wong(2006)均指出,美元贬值并不会造成特定国家外汇储备对美国商品与服务的购买力,也不会影响该国用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或者偿还外债,因此用本币来衡量的外汇储备的资本收益或资本损失并非外汇储备积累国的最重要考虑因素。但是Truman 与Wong(2006)同时也指出,如果一国政府开始重视外汇储备可能造成的资本损失,该国就应该减少外汇储备的累积。

    此外,大部分关于最优外汇储备规模的研究均表明,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显著超过充分与适度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外汇储备除了满足传统的应付进口、偿债与干预外汇储备以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功能外,还具备国民储蓄的性质。如果用国民储蓄的视角来看待外汇储备管理,那么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就是实现外汇储备国际购买力的保值增值。这种国际购买力可以用一篮子货币或者一篮子商品来衡量。一篮子货币权重可以用中国进口额的市场分布来制订,而一篮子商品也可以用中国进口额的商品分布来制订。

    图 2 显示了用美联储公布的美元贸易加权指数调整前后的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的对比。在2003 年之前,调整前后的中国外汇储备存量互有高低。但自2003 年之后,随着美元有效汇率步入一个较长的贬值时期,用美元指数调整后的中国外汇储备存量开始持续低于调整前的外汇储备存量,且差距越来越大。截至2009 年9 月底,这一差距已经超过5000 亿美元。这也可以被理解为由于美元国际购买力下降而给中国“国外储蓄”造成的资本损失。

    图2 用一篮子货币来衡量的中国外汇储备存量

    资料来源:CEIC,以及作者的计算。

    图 3 显示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趋势,以及用国际原油价格衡量的中国外汇储备

    国际购买力的变动趋势。从中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是平稳上升的,但以国际油价衡量的外汇储备国际购买力波动非常剧烈。国际油价的变动与国际原油市场的供需状况有关,也与作为计价货币的美元汇率走势有关。

    图3 中国外汇储备以及用原油衡量的国际购买力

    资料来源:CEIC,以及作者的计算。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央行外汇资产的逐渐积累,本币对外币升值造成的潜在资本损失的严重性不断上升。央行的资本损失既可能冲击央行的国内货币政策,也将加剧财政负担。为了缓解央行面临的潜在资本损失,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第一,中国政府应从流量上抑制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长,这意味着要调整目前的出口导向与引资导向的发展策略,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弹性,以及加速要素市场价格改革;第二,中国政府应从存量上加快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包括将美元资产转变为其他币种资产,以及将债权性金融资产转变为股权性金融资产甚至实物资产。如果央行本身不方便实施外汇资产多元化,中国政府可以考虑继续使用通过财政部发债,然后用发债所得资金与央行外汇储备资产置换,将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转变为政府持有的主权外汇资产后,再进一步进行多元化经营的中投模式。

    这里显得颇为吊诡的一个问题是,为遏制外汇储备的继续增加,中国政府有必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在目前的情形下,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应该让人民币升值。然而,人民币升值本身就会加剧中国央行的资本损失。换句话说,中国政府用于降低未来央行资本损失的努力,会造成当前央行的资本损失。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如果中国政府目前不进行汇率调整,而放任外汇储备存量继续增长的话,那么一旦未来不得不调整人民币汇率,那么届时造成的资本损失规模更大。正如Prasad 和Wei(2005)所指出的那样,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成本会随着外汇储备的进一步累积而放大。因此,我们不能用人民币主动升值会加剧央行资本损失为由,反对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改善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抑制外汇储备的进一步上升。在跨期最小化中国央行资本损失的问题上,晚升值不如早升值。

参考文献:

Andersen, Allan Bodskov and Ejsing, Jacob Wellendorph.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Low Long-Term Bond Yields”, Monetary Review 2nd Quarter, Danmarks Nationalbank,2006.

Higgins, Matthew and Klitgaard, Thomas. “Reserve Accumulation: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Capital Flows and Financial Markets”, Current Issu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Vol.10, No.10, September/October 2004.

Pineau, Georges, Dorrucci, Ettore, Comelli, Fabio and Lagerblom, Angelika. “The Accumulation of Foreign Reserve”,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 43, European Central Bank, February 2006.

Prasad, Eswar and Wei, Shang-Jin.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Capital Inflows: Patterns and Possible Explanations, IMF Working Paper, No.WP/05/79, April 2005.

Roubini, Nouriel and Setser, Brad. “Will the Bretton Woods 2 Regime Unravel Soon? The Risk of a Hard Landing in 2005-2006”, Paper written for the Symposium on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A New Paradigm for Asian Development?" organiz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and UC Berkeley, San Francisco, February 4th, 2005.

Truman, Edwin M. Postponing Global Adjustment: “An Analysis of the Pending Adjustment of Global Imbalances”, Working Paper No. 05-6,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uly 2005.

Truman, Edwin M. and Wong, Anna. “The Case for an International Reserve Diversification Standard”, Working Paper No.06-2,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ay 2006.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11-27 09:48:03 +080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86 人民币汇率的未来

人民币汇率的未来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Nov. 27, 2009

zhangyuxuan@gmail.com

    自2009 年第2 季度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的整体强势反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出口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卷土重来。G20 匹兹堡峰会与G7 意大利会议均提及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死灰复燃。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已经转变为人民币升值预期,目前境外NDF 市场预计一年后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将会升值3-4%。在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诱导下,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大陆,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在这种国内外宏观经济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将何去何从?

    尽管依然有学者认为人民币现行汇率是合理的甚至存在高估,但大多数学者和分析师持相反意见。当然,人民币均衡有效汇率的计算一直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领域。不过,要判断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即如果央行停止干预外汇市场,看由市场决定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应该是多少。鉴于中国目前存在持续的贸易顺差与FDI 净流入,导致外汇储备持续累积,造成外汇市场上美元供给持续超过美元需求,如果央行停止干预,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无疑会显著升值。当然,如果外汇市场参与者认为人民币未来将会升值,这种预期将会进一步推高人民币实际升值幅度。然而,升值预期绝不会是凭空产生的,它建立在严谨的基本面分析与投资者敏锐的直觉之上。

    既然人民币名义汇率存在着显著低估,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未来人民币应该采取何种升值方式,目前来看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选择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抗住内外压力,保持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相对稳定。“我自岿然不动,任尔东西南北风”。这种做法的最大好处是能够继续稳定中国的出口增长,有助于净出口的改善,并通过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与就业。然而这种做法有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相关经验证据显示,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远小于收入弹性,这意味着,如果外部需求迟迟没有恢复,仅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对于改善出口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第二,通过保持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的做法其实等于中国人动用各种国内资源去补贴外国人,在福利意义上对本国是不利的;第三,出口换来的外汇收入没有花掉,而是拿去购买了一堆在未来即将缩水的金融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中国劳动者多年的血汗维系在美国财政部与美联储的手里,实在是情何以堪。

    第二种选择是,回归到2005 年7 月至2008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小幅、渐进的升值模式。这种模式的好处包括:一是有助于人民币名义汇率逐渐向实际汇率靠拢,从而逐渐纠正国内的资源配置;二是对中国出口行业的冲击是渐进的,有助于出口企业的调整,因而对增长与就业的冲击也是可控的。但这种模式的最大坏处在于,地球人都知道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会持续升值,这种单边升值预期的确立将导致大量热钱涌入中国套利,从而给中国经济带来资产价格泡沫与通货膨胀压力。我们应充分借鉴05 年7 月至08 年上半年的经验教训。

    第三种选择是,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真正变为盯住一篮子货币制度,在货币篮子中应该降低美元的比重。在美元继续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的过程中,采用这种制度将会导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好处在于可以降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也是可控的。此外,真正的盯住一篮子货币制度具有很强的透明性。采用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依然可能是
高估的。一篮子货币制度下形成的人民币名义汇率依然可能偏离均衡汇率,这不符合通过汇率水平来调节资源配置的汇率改革初衷。

    最后一种选择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实施一次性升值,然而放开汇率波动区间。这种选择的好处包括:第一,如果一次性升值能够达到均衡汇率水平,那么升值到位后市场将会产生双向预期,从而能够有效地规避热钱流入套利;第二,汇率的真正双向波动有助于推动人民币远期汇率市场的建设,也有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这种选择也具有如下问题:第一是如何确认一次性升值的幅度;第二,一次性升值可能对出口行业造成较大冲击;第三,一次性升值这种激进改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很难被一个作风稳健的宏观经济决策团队所采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未来人民币汇率的最可能变动方向是回归到小幅、渐进的升值趋势。为了避免这种方式造成的热钱流入,中国政府应该加强对资本账户的管制,流入、流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任何升值方式都不是一帆风顺或一劳永逸的,政府部门应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进行适当调整。然而无论如何,名义汇率向均衡水平回归的大趋势是不容置疑的。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1-27 11:38:04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推荐 西村烟树

从当前中国信贷问题看货币流量分析的局限性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厉以宁

2009-11-26

    第一个问题,当前中国信贷量的分析。自从进入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就有一种议论,都认为2009年前两个季度的信贷量偏多了,货币流量偏大了,货币政策应当及时进行调整,转向从紧,这种分析是从总量的角度做出的,其实并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2009年前三个季度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经济运行在第一季度已经触底了,第二季度、第三季度连续回升的,这是事实,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目前回升的基础还不巩固,主要反映于以下几点:

  1、经济回升主要依靠投资带动,消费在经济回升中起得作用比较小,而出口起得作用更小,投资所造成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和出口造成的才是最终需求。

  2、在投资为主带动的经济回升中,所依靠的主要是政府投资,并且政府投资到现在还没有起到以政府投资为杠杆启动民间投资的作用,甚至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甚至地方政府对民间投资还设置障碍进行排斥,这正是当前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不巩固重要证据。

  3、就以政府投资来说,政府投资的主要去向是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当然政府将基础设施大量投资,对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是有积极意义的,铁路、高速公路、公路、飞机场、港口的建设等,有助于增加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后劲,但是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必须扩大就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并不能增加很多就业的机会,目前要扩大中国的就业,必须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扶植和帮助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加快发展服务业,依靠政府投资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这里可以离开讲稿稍微讲一点,比如说投十个亿,如果说基础设施能增加几个就业,假定这十亿能放在扶植个体户,把政策放宽一点,每个个体户增加一个帮手,全国可以增加上千万人就业。增加就业的问题,主要不是靠政府投资,而是政府投资杠杆带动民间投资。

  中国的经济回升基础并不巩固,所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不宜改变,究竟怎么样看待信贷量偏多这一事实呢?结构分析可能比总量分析更有用,关于当前中国信贷量应该从信贷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在银行放出的信贷资金中有多少真正进入到了实体经济领域?又有多少停留在虚拟经济领域,如果本来应当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但却进入了虚拟经济领域资金,占信贷资金一定比例的话,那就应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让他们及早转入实体经济领域,否则只会使股市、楼市产生泡沫,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产生货币政策总量调控,仅仅货币流量,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第二,银行放出的信贷资金中,究竟有多少真正给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的小企业,有的资料还显示,银行资金中有一部分规定是贷给中小企业的,2009年,贷给中小企业的资金已经完成任务了,指标已经满了,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最近在辽宁和广东做了调查,因为中国中小企业涵盖面太广了,99%以上都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有多大呢?三千人以下就是中小企业,少到几个人。我们在地方调查的时候,是给了中小企业贷款,都是中等偏上企业得的,中等偏下企业很少拿到,小企业根本没有。在广州开座谈会的时候,和小企业家就谈了,因为我是教授,他们讲话就没顾虑,你们的流动资金靠哪儿来?他们说我们一靠互助互帮,第二高利贷。高利贷利息那么高,公安局不管?他说公安局管什么呢?你们双方是有协议的,自己定了多高的,你们两方自愿的,你老婆孩子吗,在,没有被绑匪作为人质,你手还齐全吗,手没剁掉吗,没有,那就不管,因为绑了人质就犯法了,不还钱把手指头砍一下,那叫犯法,真正小企业没有得到贷款。对于这个问题就可以知道了,中国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并没有解决。

  银行放出的信贷中,即使有较大部分进到了实体经济领域,也要进行结构分析,要弄清楚有多少信贷资金进入到产能过剩或者产能即将过剩的行业,有多少资金进入到了属于短板的行业或者急需信贷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如果说有短板行业或急需信贷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得不到贷款,产生已经过剩或者即将过剩的行业得到的信贷资金比较多,这种情况下单纯的紧缩信贷是没有用的。

  还应当指出,货币政策的转向是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它的副作用一是改变了人民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而预期的改变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有时是难以预料的,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的,比如讲天气预报,如果说明天、后天是假日,大家都说我们希望天晴,希望天晴,如果明天该下雨还是下雨,不一定所有人希望天晴就会天晴,但经济现象不是这样子,如果大家都说,物价要涨,涨了,都说通货膨胀要来了,马上人的心理就起变化了,每家多买一袋米,市场的米马上就紧张了,米价钱就上去了,如果说某一种矿产资源短缺了,企业多囤一点,超正常储备,卖矿石的人就囤积起来暂时不卖,马上矿石就涨了,所以人民的预期是会改变经济现状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警惕通货膨胀,但绝不要说通货膨胀就要来了,因为通货膨胀来不来,我们还要观察一段,我们心里有警觉,要注意这个问题,但并不等于来了,如果大家一传十十传百,通货膨胀来了,物价要涨了,物价就真的要涨了。

  宏观调控政策方向,适度货币的政策、积极的货币政策不能变,再观察一段再说。货币政策无论是总量调控还是结构性调控,贵在掌握时机,当断即断,不要总是议而不决,货币政策决定了就要做,不能等的,但是也不要老是议论,议而不决对经济有害的,改变预期,使人们预期紊乱,改变人民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

  接下来谈第二个问题,针对当前中国信贷量偏大应该采取的结构性调控措施,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的信贷量偏大,主要是信贷资金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呢?所以说要采取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控。我们知道,传统的货币政策都采取总量调控,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总量调控,存款利率、贷款利率的调整是总量调控,信贷规模的控制更是总量调控。总量调控也有用,但是局限性大,要结构调控。比如刚才所说到的,假定信贷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停留在虚拟经济领域内,在炒资产,产生泡沫,总量调控就没用了,必须采取结构性调控,贷款方、银行要追踪调查,我的贷款到哪儿了,怎么样用的,根据这条线来查,资金用到什么方向,没有用到实体经济领域,用到虚拟经济领域就收回,不能把资金投到虚拟经济领域。中小型企业的贷款同样也应该这样,不是单靠指标,而是真正解决问题,比如银行结构是不是合理?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今天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问题是中小银行太少了,你讲得中小银行多一点,村镇银行,比如说可以成立地方性、区域性、股份制的商业银行,这个稍微多一点,把地下金融引到地面上加以引导,中小企业的贷款问题就解决了,这是结构性的调整,总量调控是没用的。刚才说到,产能过剩的行业,他得到继续的贷款,急需发展的短板行业难以得到贷款,这就需要专门的结构性调整措施,结构性调整措施,严格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属于过剩行业就不能够得到贷款,要把好这个关,所以说这一条是有效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流动性偏大还是偏小的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流动性大小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关心的问题之一,如果判断流动性太大了或流动性太小了,经济学界是有争论的,至于流动性大、流动性小,究竟对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呢?我们应该做进一步的分析,有3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1、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可以看出,流动性偏大和流动性不足是并存的,而且是迅速转化的,根据我们在2008年第三季度在沿海的一次调查,当时就讲,刚刚提导流动性偏大,很快的时间一下变成流动性不足,怎么变得那么快啊?我们仔细调查结果发现,因为决定真正的现金够不够不是信贷总量的问题,不是货币流通量本身的问题,而是货币流通量和货币流动速度两个因素决定的,货币流动速度变慢了,因为经济开始紧张了,资金链都断裂了,当时叫做现金为王,就得手持现金。对银行来说,货币投入市场,而真正的市场流动货币又不多,企业现金为好,导致货币流动速度大大变慢了,变得非常快的,根据流动性资金采取紧缩增长,这种做法没有效的,反而是有害的,对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解决。

  2、我们必须考虑到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和企业信贷成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关系,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名义利率是中央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也就是中央银行信贷规模之内的企业贷款所支付的利率,相对于通货膨胀率而言,名义贷款利率是比较低的,哪家企业按照名义利率得到贷款,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这家企业都是核算的,问题恰恰在于多少企业能够按照信贷规模内配额,按照名义利率支付贷款,实际利率是指借贷双方通过协商而议定的贷款利率,也就是市场决定的贷款利率。双方以这种利率实行的借贷不在中国银行信贷规模之内,实际利率高出名义利率若干个百分点是常见的,所以,企业由于感到资金紧张,信贷规模又有限,所以只好接受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增加借贷成本,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央银行的信贷规模控制起着重要的作用,信贷规模扩大了,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之间差距就会缩小,企业的信贷成本就会降低,如果信贷规模缩小了,名义利率升高了,实际利率升高得更快,这对企业的成本增加了负担,在多钱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不能够只看货币流量的大小,而要看究竟我们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差别有多大?要根据实际利率的情况决定我们信贷规模的控制。

  3、货币流量分析,对通货膨胀作用是有限的。根据凯恩斯理论,它是调节总需求,调整总需求的话,它当然要看货币流量的分析,决定是不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提高利率,是不是要控制信贷规模等。这只是对需求拉动星的通货膨胀有一定的效果,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发生很多通货膨胀,不是单纯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它可能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在生产要素的价格在上涨,要素价格的上涨,靠紧缩是没用的,美国在七十年代时曾经发生过滞胀,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就带来经济的停滞,凯恩斯的政策就没用了,这就出现其他的各种学说,包括新凯恩斯主义。在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凯恩斯的政策也没用了,因为结构性的通货膨胀,某几种关键产品价格上升带动其他价格的上升,还有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问题根源不在国内,是外面的输入,因为需要进口一些产品,受到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要警惕通货膨胀的来临,但是警惕现在还没有到通货膨胀,假如到了,我们一定要分析,将来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是什么通货膨胀呢?是需求拉动型的吗?是成本推进型的吗?是结构型的吗?还是国际输入型的,分清楚以后什么是有效的,所以货币流量分析曾经起过作用,但是一定要看出它的局限性。

 

管制商品价格来治理通胀是南辕北辙

北京天则所前所长  茅于轼

2009-11-27

    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苗头已经出现,会不会发展到跟1994年相仿的程度还很难说。由于通胀是一个货币问题,就应该用货币及有关货币的政策解决问题。其实,对付通货膨胀的办法很多。首先是提高银行利息率和证券的收益率,防止居民从银行和证券市场大量变现,导致大量现金流入市场;其次是收缩货币供应,减少信贷额度,控制基建投资。还可以鼓励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国内市场对货币的需求。但这些措施或多或少都会降低经济增长。所以医治通货膨胀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通胀降下来,同时不让经济增长率受到太大的伤害。

  上个月的物价指数比一年前上升了5%,超过了一般认为正常的程度。而且从趋势看,通胀似乎正在发展,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各方面都在研究对策,提出了不少建议。

  我认为要使对策起作用,首先要了解通胀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开错了药方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越搞越糟。通胀是物价普遍上涨,不是某一种商品涨价。换句话讲,通胀是“钱不值钱了”,是一种货币现象。并不是因为某种货涨价(比如猪肉),带动了物价上升。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某种商品涨价会不会引起物价全面上升?如果钱的购买力不变,物价水平不会上升。一种商品涨价会有另外一些商品落价,物价总水平不会变化。比如前两年石油价格涨了三倍,跟石油有关的许多商品,如出租车,都涨了价。但是物价总水平并没有上升。现在猪肉涨价,难道就会引起物价总水平上升吗?我国每年消费的石油价值大约是一万多亿人民币,每年消费的猪肉价值大约只及此数的一半(按涨价后的价格算)。可见通货膨胀和某种商品的涨价与否无关,它是一种货币现象。用管制某种商品的价格来治理通货膨胀是南辕北辙,是不可能有效的。

  历史上用价格管制的办法治理通货膨胀,最后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近的例子是非洲的津巴布韦,通货膨胀到了70倍。总统下命令,一切物价统统减半。得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纷纷走上街头帮助政府检查商店的价格。其结果是商店经营亏损,纷纷关门大吉,造成生产进一步萧条,失业增加,局势更加糟糕。我去过津巴布韦多次,眼看它如何不顾经济规律,一步步走向混乱,现在已经近乎失控。

  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是钞票发多了,是相对于市场所需要用的钞票太多了。需要的钞票是多少?大体上和生产总量成正比。所以钞票的增加应该大体上等于GDP的增加。当然会有一些别的因素掺杂进来。比如住房原来是计划经济低价供应,现在依靠市场,实现了货币化,即使生产没增加,对货币的需求也会增加。再如现在许多人用信用卡付账,对货币的需求会减少等等。还有出口增加,对国内的商品供应减少,会减少对货币的需求,即使GDP没变,也会导致物价上升。准确估计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

  钞票一旦多发,就会发生通货膨胀。但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在美国这个滞后超过24个月。相反,发现通胀,立刻减少货币供应,也得两年后才能够见效。在我国,虽然有许多行政控制的手段,这个滞后期也未必能缩短很多。1994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4%,经过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次年降到17%,第三年降到8%。宏观调控的代价是经济增长率降低四个百分点,华南的房地产业全面暴跌,其后果一直延续至今,烂尾楼陆陆续续还在爆破。那次通货膨胀的来临也经过了两三年的发展。1991年就有3%的通胀,1992年上升到6%,1993年达到了15%。已故的货币理论大师弗里德曼曾经说过,通货膨胀好像喝醉酒,喝的时候非常痛快,但是治理的时候非常痛苦。所以对通货膨胀要严加防范。

  通胀既然是货币问题,就得用货币及有关货币的政策解决问题。这是中央银行、货币委员会、商业银行、外汇管理局及证券业的事,不是商务部的事。管一下欺行霸市,价格串谋,当然有好处,但是解决不了通货膨胀的问题。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将通货膨胀怪罪于农业歉收、石油涨价、工会抬高工资、唯利是图的企业家是毫无道理的。

  1994年中央雷厉风行地控制货币发行,大幅度提高银行利息率(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息率提高到14%),严管信贷规模,取消了许多投资项目。由于国内生产总值猛然收缩,收入增速降低,购买力紧缩,就业减少,市场面临不景气,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房地产业。当时证券业规模很小,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现在通货膨胀的苗头已经出现,会不会发展到跟1994年相仿的程度还很难说。从过去货币发行来看,数量非常巨大。因为中央银行多年来用人民币购买美元,一方面发生大量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又有巨额人民币投放进入市场。虽然中央银行用票据收回了大部分,但是这些钱的所有者不是中央银行,而是民间企业或居民。不同的票据变成现金的难易程度不同,如果企业和居民愿意变现,将证券换成钱去买物,就会有大量货币流入市场,物价就会迅速上升。另一方面对付通货膨胀的办法也很多。首先是提高银行利息率和证券的收益率,防止居民从银行和证券市场大量变现,导致大量现金流入市场,其次是收缩货币供应,减少信贷额度,控制基建投资。还可以鼓励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国内商品的供应,增加国内市场对货币的需求。这些措施或多或少都会降低经济增长。所以医治通货膨胀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通胀降下来,同时不让经济增长率受到太大的伤害。我相信各种措施会随着事态的发展,适时出台。

 

 

天量信贷或成中国经济悬湖

华尔街日报 联合早报

2009-11-16

    全球金融市场将保持牛市行情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们相信中国经济将经得起风浪。但一个曾经给无数其他经济体造成严重冲击的致命问题,同样也容易影响到中国。这个问题就是信贷。预计周三将有更多证据表明中国经济之强劲。按计划,这一天政府将发布贸易、零售、工业产出、消费者与生产者价格增幅、货币供应和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数据。经济学家预计,反映通胀和贸易的指标将出现同比下降,其他数据则出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过去三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未来数年的增长或许步履艰难,而人们普遍预计,中国将继续以今年8%或更高的速度扩张。 今年中国的增长主要是受刺激措施的推动,不可持续。在过去一年里,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了29%。这一时期,银行听命于政府,新增贷款接近1.4万亿美元,增幅达32%。

    这些天量贷款中,有很多被投资于产能,如厂房和写字楼等。据一些人估计,这些投资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半壁江山。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需要这么多的剩余产能。伦敦对冲基金公司Pivot Capital Management的分析师们表示,中国闲置钢铁产能已经达到了日本和韩国钢铁产出的总和。

    波士顿资产管理公司GMO的钱塞勒(Edward Chancellor)表示,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投资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高,意味着投资效率越来越低。 他说,上个世纪80年代资产泡沫时期的日本和上个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前夕的“亚洲四小龙”,都曾出现投资飙升伴随着回报下降的现象。 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到时候或许足以消化这些剩余产能。但增长途中一旦遇上不测风云,投资变为坏账的风险就会增加。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1-23 09:05:27 +0800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外汇衍生品清算提议引发惊慌 发送时间: 2009年11月22日 14:16

外汇衍生品清算提议引发惊慌

英国《金融时报》 伦敦,纽约报道

 2009-11-19

     昨日,美国一位资深政界人士提议要求外汇衍生品交易通过中央清算系统进行处理,引起了外汇银行家的惊慌。银行界人士表示,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的提议,可能给金融体系带来新的系统性风险。他们表示,任何清算体系能够承受的风险,在庞大的市场规模面前都会显得微不足道。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约为3.2万亿美元,其中约三分之二为衍生品交易。企业经常利用外汇衍生品交易,对冲合约签署与完成期间汇率急剧波动的风险。

    银行界人士担心,实行中央清算制度,将提高企业进行这些对冲的成本,并可能要求企业提供额外的担保品。弗兰克接受《风险》(Risk)杂志采访时概述了上述提议。目前,围绕监管庞大场外(OTC)衍生品市场的立法提案,立法者和监管者正就相关细节争论不休。弗兰克表示,有关从国会正在考虑的OTC市场改革措施中豁免外汇交易的提议,不会被采纳。“政府已要求进行修改,但我们不会采纳对外汇(互换和远期)的豁免,”他表示。弗兰克的办公室证实了本文的准确性。

 

 


发件人:"Steven L" <steven.leung.cn@gmail.com> 2009-11-19 15:52:0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d: 加工贸易终于被压制 ,劳动密集型行业真正的考验在明年

人民币升值可能导致中国农民工替美国人买单

杨永欣

2009-11-19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人民币升值的课题再次被热炒。 奥巴马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晤时,敦促胡锦涛允许人民币升值,奥巴马认为,人民币被低估导致全球经济失衡。 在奥巴马老调重提前,已有先锋开路。奥巴马访华前夕,亚太经合组织(APEC)部长级会议呼吁实行汇率市场化机制,间接对人民币升值施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施特劳恩·卡恩在出席清华经管学院师生互动会时表示,该组织依然认为人民币币值过低,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也有利于增强中国人的购买力,增加劳动收入的比重。

  面对西方的压力,胡锦涛选择保持沉默,中美联合声明一字不提人民币,“抗压”的任务交给了周围的官员和专家。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在中美首脑会吹风会上强调,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稳定世界金融市场,而在未来,政策的延续性依然非常重要。此外,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已帮助全球经济从危机中复苏。 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认为,逼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是三流经济学家的蠢主意,并指出,突然制造一个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热钱就会蜂拥而入,为中国制造更多、更大的资金流动性,刺激出更大的资产泡沫。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说,中国当前的强劲增长主要来自政府推出的全球最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如果一手大力刺激经济,一手推动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那么刺激方案将难以惠及中国国内经济主体,在经济复苏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也不利于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稳定回升。 中美之间与日俱增的贸易赤字问题的确必须尽快解决,否则美国如果采取让美元大幅贬值的最后应对策略,中国现在辛辛苦苦累积起来的大量美国债券价值将大幅缩水,双方一拍两散、两败俱伤。

    简单地说,现阶段让人民币升值,中国到美国的出口将变贵、中国从美国的入口将变得便宜,两国之间的贸易赤字自然会逐步缩小。问题是,若中国让人民币升值,代价是惨重的,主要在于其出口企业将失去竟争力,一些最后会裁员或倒闭,这将间接影响就业率,也就牵涉到中国目前最关注的社会稳定。 其实,人民币应否升值,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西方或中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据。现在要考虑的其实是,在解决中美贸易赤字(乃至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上,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在很多西方人眼里,中国是个逐渐富裕的国家,尤其是看了繁华的北京和上海后,才会作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增强中国人购买力”的判断。但现实情况是,人民币升值后,只有极少数富裕中国人的购买力会增强,大多数的农民工和贫困群体根本不会有什么好处,反而得面对工厂倒闭或裁员失业的厄运。 例如在广州的很多城中村里,一般农民工的狭小房子里是没有西方人视为必须品的冰箱、熨斗和热水器等家电的,这些农民工要的只是一份安稳的工作,而不是购买力的增强。

  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国家,国内有很多农民工和贫困群体的生活有待改善,因此没有理由要中国来承受解决中美贸易赤字的责任。若中国真的让人民币升值来帮助全球取得经济平衡,那么,它将失去目前的内部平衡,最终很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要解决中美贸易赤字问题、取得全球经济平衡,反而应该敦促美国人多储蓄,或让美元小幅贬值。一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对一般中国人来说是望尘莫及的,因此要美国人多储蓄,或让美元稍微贬值以削减购买力,牺牲一点物质上的享受,应该不算过份?

 

 

迪拜危机再次给世界敲响了警钟

北京大军智库编辑

2009年11月28日

    迪拜危机刺破全球资产泡沫 海湾主权基金濒临破产

  摩天大楼定律再次应验: 摩天大楼建成之时,就是危机开始之日。世界第一楼迪拜塔将在12月底前完工启用。迪拜塔高达818米,总共使用33万立方米混凝土、3.9万吨钢材及14.2万平方米玻璃。大厦内设56部电梯, 楼层超过160层, 有1000套豪华公寓。作为人造建筑物向高空延伸的最新标志, 迪拜塔如同建在沙漠里的金字塔,代表了近几年迪拜神话的繁荣。但这是迪拜的最后一个神话,突然之间,金字塔开始倒塌。

  11月25日,迪拜酋长国宣布,将重组其最大的企业实体迪拜世界,并把迪拜世界的债务偿还暂停6个月。迪拜世界欠债约600亿美元,而整个迪拜政府的欠债也只有800亿美元。消息一出,迪拜世界的违约交易掉期升至历来最高水平。由于迪拜世界的债权人包括汇丰控股、巴克莱、莱斯、德银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刚从金融危机中缓过劲来的一帮金融巨头,若它破产清盘,势必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由此,全球资本市场又是一轮剧烈动荡——全球市场表现甚至与去年10月雷曼兄弟倒塌后相似,又一个黑色星期五。

  主权财富基金是否是投行第二?迪拜世界是否会是雷曼第二?这场沙漠里的危机是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会否揭开刚刚愈合的金融危机伤疤?焦躁的市场等待着答案。

  黑色星期五: 来自迪拜的全球冲击波

  海湾主权财富基金濒临债务破产,引发了全球资金对新兴市场风险的担忧,并波及到受流动性和美元套利热钱推动的欧亚股市、汇市和商品市场,全球股市和商品市场大跌,非美货币暴跌,美元指数反弹,日元快速飙升,成为避险资金新的偏好。

  11月27日早上,日经指数一开盘就受到隔夜欧洲股市暴跌影响,低开125点,全天暴跌301.7点,跌幅3.22%;紧随日本的中国股市也继续下挫,上证指数全天大跌2.36%,香港恒生指数大跌4.8%。

  美国股市因感恩节休市,而此前一天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欧洲三大股票市场指数暴跌均超过3%,银行股成为领跌元凶。直接因素就是汇丰控股、巴克莱银行等欧洲银行机构在迪拜有大量债务,而迪拜的海湾主权财富基金也大量持有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地产以及很多公司的股权,出售资产还债成为必然之路。

  冲击波不仅波及到股票市场,商品市场和外汇市场也刮起一阵旋风,非美货币和商品市场展开新一轮的疯狂跌势,资金开始退潮,回归避险的港湾——日元,导致日元兑美元连续大涨,创下1995年日本泡沫危机以来的日元新高。

  这个黑色星期五,欧元、澳元和英镑等非美货币也出现金融危机以来最疯狂的暴跌,澳元兑美元跌破0.9大关,欧元兑美元连续跌破1.50和1.49大关,截至发稿为止,英镑的跌幅甚至达到1.39%,非美货币的暴跌显示,美元套利和风险热钱正在迅速退潮。

  更为强烈的冲击波来自此前一直受到投机资金追捧的商品市场,11月27日,截至记者发稿为止,纽约国际原油价格一个交易日内连续跌破76美元、75美元、74美元和73美元四道关口,最低达到72.39美元,最大跌幅超过4%;纽约国际黄金期货价格最多时暴跌56美元/盎司,后来尽管有所回升,但跌幅也超过3%;农产品(000061,股吧)方面,截至发稿为止,芝加哥大豆(资讯,行情)(资讯,行情)、小麦(资讯,行情)(资讯,行情)和玉米(资讯,行情)(资讯,行情)跌幅都超过2%,其中豆油(资讯,行情)(资讯,行情)跟随国际油价跌幅超过3%。受此影响,PTA、塑料和螺纹钢等国内商品期货都出现跌停,大连豆油也接近跌停报收,这是继雷曼倒闭以来全球商品市场最大一次暴跌。

    迪拜模式: 泡沫是怎么吹大的

  在迪拜世界官网(Dubai World)上,迪拜世界这样自我介绍:“迪拜世界是迪拜在全球投资领域的旗手,致力于四大战略性发展领域:运输和物流、干船坞和远洋航务、城市发展以及投资和金融服务。” 其中,尤以迪拜棕榈岛集团(Nakheel)和Istithmar公司(Istithmar World)著名。前者负责房地产开发,后者是迪拜世界的投资公司,负责金融、资本、休闲、航空等领域的商业投机。

  迪拜的主权基金90%靠借贷来融资收购项目而非自己出钱。迪拜世界就先后向中东和欧洲多家银行贷款,据估算,仅巴克莱、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德银,就至少贷出15亿美元。有内部人士透露,Istithmar从2003年至今共进行了270亿美元的收购行动,自己出资金额不过25亿美元。“相对于阿布扎比或卡塔尔,迪拜企业的杠杆程度要高得多。”花旗银行海湾地区的公关经理优瑟夫表示。

  实际上,迪拜主权基金的运作模式与去年面临国家破产的冰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炒金融。迪拜领导人一直将伦敦和纽约视为追赶对象,希望大量的自由交易将该国变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为了这个远大目标,迪拜从全球聘用高级金融炒手,包括雷曼兄弟前高层戴维德·杰克森——他是Istithmar的行政总裁。

  显然,多年的迪拜奇迹、海湾富油国家、政府控制的主权基金,这些条件使迪拜忽视了金融危机的后果和可能带来的灾难。但是,在全球流动性泛滥、货币并不紧张的情况下迪拜危机突至,仍然令人诧异。压倒迪拜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房地产。过去5年以来,以迪拜塔为标志,迪拜推进了3000亿美元规模的建设项目。在此过程中,政府债务不断增加,主要反映在主权财富基金的债务中。但是,金融危机导致的房价下跌、建设项目被取消等利空因素接连出现,使迪拜世界的偿还能力大受影响。

  如果说过去迪拜还可以向阿联酋七国中的“老大”阿布扎比获得紧急资金援助的话,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阿布扎比基金虽然仍然实力雄厚,但是对金融危机仍有警惕;另一方面,阿布扎比对于迪拜的“过分西方化”本身就有不满。因此,尽管阿布扎比已经动用100亿美元拯救迪拜,但不打算债务全包。

  迪拜政府显然意识到了危险。所以选择在证券交易所进入“宰牲节”休假的时候公布延迟还款消息,以求对市场造成的冲击降低到最低程度,但是市场的剧烈动荡还是超乎想象。那么,未来动荡会持续到什么程度?会蔓延到多大范围?

    双重泡沫: 主权基金和开发商模式的隐忧

  美元套利的繁荣会因迪拜事件终结,还是就此出现拐点?业内多位专家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迪拜事件是一个地区性事件, 也会影响到全球金融链条。但尽管美元指数大幅反弹,却难以改变美元贬值的趋势,美元的走势是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直接相关。

  “美国巨大的债务是美元长期走弱的关键,这个问题依靠美国自身无法解决,美元贬值不可避免;只能靠印钞票来减轻债务负担。”宋鸿兵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财经评论家水皮认为,迪拜债务危机只是地区性危机而不会成为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原因是,当前迪拜发生债务危机的背景与去年已经不一样,过去全球流动性紧张,而如今全球流动性泛滥,利率很低,迪拜主权财富基金的债务风险化解更容易,更何况,全球在金融危机发生13个月以后,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危机管理经验。

  支持水皮观点的是海湾地区其他主权财富基金的表现。与迪拜主权财富基金相比,更为强大的阿布扎比或卡塔尔的资金仍然雄厚。他们正忙于将自己与迪拜切割开来。“冲击不会超过雷曼兄弟的倒闭,资本市场的受压是暂时的。”水皮说。

  迪拜危机难免让人联想起主权财富基金的一贯表现。此前,主权财富基金模式因为投资低效、不透明和非市场化受到投资者的诟病。相比迪拜主权财富基金,中国的中投公司有一些相同之处,即以指令性投资的方式参与市场博弈。“市场不讲君子小人,如果以行政思维参与市场博弈,怎么可能赢?”水皮表达了忧虑。

  迪拜危机是否标志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泡沫的破裂?宋鸿兵向记者表示,主权财富基金模式固然危机四伏,但根本原因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这个市场上发生危机的不仅仅是主权财富基金,很多市场化的投资机构也破产了,这个系统性风险谁也没办法,真正的根源在于迪拜世界看错了投资方向,把商业地产看做避风港。”

  在金融危机之前,迪拜世界吃进了大量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地产,尤其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结果金融危机后,商业地产遭遇严重的冲击,迪拜世界只能变卖这些资产。“他要贱卖变现这些商业地产,必然对全球商业地产尤其是地标建筑资产价格形成冲击,甚至冲击到英镑的价格。”宋鸿兵说,“仅仅600亿美元的债务不算什么,关键是背后汇丰控股、巴克莱等十几家金融机构在迪拜世界都有投资,而这种投资并不仅仅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花旗集团等全球很多金融机构都有这类的商业地产项目投资,一旦迪拜世界推倒商业地产的多米诺骨牌,后果就很可怕。”

  下一个泡沫: 美国国债?

  实际上,全球投资者不仅担心迪拜政府会加快变卖商业地产来还债,而且担心增产石油来还债,这可能直接引发全球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泡沫的破灭。目前,已经可以看到热钱和美元套利资金的退潮身影,非美货币、以原油为首的全球商品市场和全球股票资产市场无一幸免出现价格暴跌。

  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预言者,宋鸿兵向记者表示,下一个危机和泡沫将是美国国债市场,美国国债泡沫迟早是要破灭的。全球央行利用法币的信用,大量印钞来挽救金融危机,填补房地产泡沫破灭的窟窿,货币泡沫将成为下一个泡沫和危机的根源。

  “美国国债问题实际上就是货币问题,国债危机实际上就是货币危机,这是全球面临的下一个危机和泡沫。”宋鸿兵预言。美国国债泡沫还是一个趋势。但迪拜危机表明,由于流动性大量涌现,在旧的泡沫和金融结构性风险没有清理完的时候,新的泡沫正在生成,而且大量聚集于房地产。

  在国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如何在风险大量积聚的行业未雨绸缪进行布局,同时保证实体经济的继续复苏和振兴,是一个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从这个角度说,迪拜危机是一个恰当时候到来的恰当标本警示。

 

 


发件人:"科发书业" <hrw@kfbook.com>  2009-11-23 20:43:1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世界华人周刊(北美版)NO.0054期

十大被推迟建设的伟大建筑

2009-11-23

    1、芝加哥螺旋塔

    偶像派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设计的“芝加哥螺旋塔”(Chicago Spire),建设地点位于芝加哥北湖滨路400号,俯瞰芝加哥河与密歇根湖交汇处。“芝加哥螺旋塔”共有150层,高610米,原定于2012年完工。建成之后,它将是北美最高的建筑物。此整座大厦呈螺旋上升形状,每层楼旋转2度,并且随着大厦楼层的升高,楼层的宽度则随高度递减,整座大厦外形如同一把锥形的长剑。设计师表示,建设这栋楼的灵感来自于在一个美洲土著的焰火堆里看到的盘旋上升的烟雾。目前,芝加哥螺旋塔的1194套公寓已售出三分之一,但其爱尔兰开发商Shelbourne发展集团,在挖了一个23米深的大洞和沉井,安放了基石之后,随着一月份金融危机的冲击,这座计划中的“螺旋塔”因无法取得融资而停止了建设的步伐。住在附近公寓的人们谈到这个巨大的黑洞时,纷纷表示,“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阴影”。螺旋塔总建筑成本估计达10亿美元。

    2、迪拜世界岛

    随着石油收入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不断攀升,迪拜确实是一座在荒芜、原始的大地上升腾的繁华都市。然而,一些正在建设的伟大建筑工程可能没有出头之日了,比如娱乐与消遣中心——迪拜乐园(Dubailand)、由300个岛组成的酷似世界地图的奢华的住宅项目——世界岛(The World)和迪拜塔(Burj Dubai)。随着一月份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些宏伟建筑计划将被迫进一步推迟。目前,迪拜所有建筑项目都已经搁浅了。据汇丰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些预算高达750亿美元的项目已经搁浅或被取消了。

    3、纽约的大西洋院

    由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西洋院”(Atlantic Yards)建筑项目,尽管起初引起强烈的反对,但最终获得纽约州政府的批准。“大西洋院”社区工程投资42亿美元,其中将包括一座未来“布鲁克林网球队”入驻的新球馆。规划中“大西洋院”将在原来“铁路院”(Rail Yard)基础上建造,其中包括一个拥有1,8000个座位的篮球比赛馆,若干座办公楼、一座58层的豪华宾馆等。但因这个项目工程巨大也招致一些反对声音,诸多抗议者主要担心这个项目将影响布鲁克林区“原先的建筑风格”,导致与周围“环境不和谐”。如今,此工程同样面临经济危机和疲软的房产市场的威胁,盖里最近表示此项目可能永远不会完成,尽管他快速撤回了他的这一言论。此外,纽约的许多雄心勃勃的伟大建筑项目也被无限期地推迟。

    4、诺坎普体育场

    诺坎普体育场(Camp Nou)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市内,是整个欧洲大陆最大的体育场,也是世界第二大体育场,仅次于具有传奇色彩的巴西的马拉卡纳(Maracana)体育场。2007年为庆祝此体育场建成50周年,俱乐部通过国际招标来制定修改计划,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重新设计了一个新的诺坎普体育场——具有引人注目的可变换颜色的玻璃面板墙。这个重建项目将投资3.4亿美元。然而,此项目将被无限期地推迟。诺坎普体育场是1957年建成的,尽管此后进行过多次修修补补,但其设施和观众座席的数量都已无法满足进入新世纪后俱乐部的需求,这也是俱乐部下决心对球场进行改造的主要原因。

    5、奶酪刨摩天楼

    高47层、外型如有削奶酪器的伦敦摩天楼“奶酪刨(Cheese Grater)”的建筑商“英国土地(British Land)”延迟了该栋大楼的建造计划。“奶酪刨”摩天楼因其与众不同的楔形而得名。其设计师诺德·理查德因此摩天楼遮挡了圣保罗大教堂的视野而中止了这一工程。再加上经济增长放慢和办公空间需求减少,此建筑商也在推迟这一工程的建设,最早也得在2012年才能完工。这种推迟可以宽慰查尔斯王子,他去年在抱怨全球的摩天楼建设太兴隆了。

    6、芬兰驻东京大使馆

    由芬兰外交部组织的驻东京大使馆设计竞赛中,Lahdelma& Mahlamaki事务所获得了一等奖。不过由于经济危机,可能要到经济形势好转后才能推动这个项目。芬兰外交部副部长安迪·西尔奈(Antti Sierla)在今年3月13日举行的颁奖仪式上说,如果这座建筑能在2010年建成,那他会相当吃惊。他说:“由于芬兰和日本的经济局势不佳,或许这个项目要搁置一段时间。”为了控制预算,不让政府特意为此项目拨款,芬兰外交部表示将考虑与日本私营业密切合作。芬兰外交部计划修整其位于世界各地的一些使馆,而驻日大使馆就是其中之一,旨在展示芬兰的现代国家形象。

    7、科斯塔内拉塔办公大楼

    智利圣地亚哥办公大楼“科斯塔内拉塔”(Gran Torre Costanera)是一座300米高的大楼,预计2010年完工。完工后,此大楼将成为南美洲最高的建筑。但由于经济状况不佳,此办公大楼修建到22层就停工了。科斯塔内拉塔办公大楼270米高的现场浇筑混凝土楼心是双竖井蜂窝状和上锥形结构。大厦的成形采用了DokaSKE100自爬升模板系统,与迪拜大厦的系统相同。

    8、英国Hove住宅项目

    英国Hove住宅项目听起来像是好莱坞的讲稿,一波三折。演员布拉特·皮特合作和设计师弗兰克·盖里联手在2003年的设计竞赛中获胜,将设计四座不定形的住宅楼。消息传出,引起了当地一片反对声,批评者把这个设计称作“被风裹住的男扮女装者”和“易拉罐大厦”,不得不作改动。于是,原来打算建造的四座楼缩减到两座,高度也从原来的38层降为25层。这个3亿英镑的项目包括盼望已久的私人集资4800万英镑扩建的体育中心、11栋楼共计750套房屋的住宅区(包括276套经济住房),住宅楼高达98米。尽管有明星在操作,但此住宅项目最终因资金问题而搁浅了。

    9、莫斯科国际商业中心

    莫斯科国际商业中心的建设始于2007年,原计划于2012完工,但由于担心招来恐怖分子,再加上经济危机,一家参与莫斯科市国际商业中心工程建设项目的莫科斯公司于2008年已停止建设这一项目。按照规划,莫斯科市国际商业中心在建成后将成为欧洲最高的摩天大楼,有118层,配备有许多电梯和大型的地下停车场。据悉,莫斯科市政当局已决定暂时搁置这一项目,本来计划用于建设国际商业中心的土地被将用来建设一个多层的停车场,看来这一工程不可能完成了。

    10、西班牙马德里法医研究院

    西班牙马德里政法大学的法医研究院似乎并不是因为经济危机而被搁浅的建筑项目,而是由一场经济和产权纠纷导致的。这一建筑是浩大的法院区项目的一部分,包括刚刚开始施工的扎哈·哈迪德设计的民事法庭。此计划建造的球形大楼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将为该地区法医鉴定提供空间,也是总体规划中进行的第一个要素。在总体规划中,这座建筑是一个圆形的布局,而设计师借此发挥,在球形的楼体中间创造了一个圆形中庭。此外,为了应对突发的灾难,太平间能存放250具尸体,并能防止传染。这一建筑原计划在2009年完成。然而,此项目停工不是因为完全没有资金问题。马德里司法部副部长阿尔弗斯·古恩卡表示,“学校不再是优先考虑的对象,资源得用到另外地方。这意味着此项目将不再放在首位,但修建工作还会慢慢开展。”

 

 

美国面临一场怎样的复苏

Gluskinsheff 首席经济学家

2009年11月23日

   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长达到了3.5%,在连续几个季度衰退之后,GDP的强势反弹看起来真是个好消息。但在了解到其他一些信息之后,我开始怀疑这个数字的含金量。

  首先要从一家投行的研究报告说起。这家国际大投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质疑政府是否注意到了美国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事实上,只要看看美国就业市场当前的糟糕表现,投资者就应该知道,中小企业的日子非常不好过。

  从金融危机暴发到现在,大型企业一直是政府救助的对象。因为大企业的盈利改善,能够有效地拉高GDP。而在美国,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要超过大型企业。在政府为大型企业提供救援的时候,中小企业依然处在融资困难的环境里。大型企业的经营开始好转,因此GDP走高,让更多的人产生了经济强势复苏的印象,而同时尴尬的是,中小企业仍举步维艰,令就业市场始终表现不佳。

  就业市场的低迷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降低,有观点认为在后危机时代,美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在发生改变。我的朋友Dick Hoey,Dreyfus的首席经济学家,曾经和我展开了一场辩论,他根本不相信美国人的消费习惯会如此迅速地改变。但是,在刚刚过去的10月底,我们一起度过了万圣节,一起目睹了糖果价格的下跌,以及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亲自动手制作相对商店里更为廉价的道具,这种现象,或许就是最好的论证。

  尽管政府出于刺激经济的考虑,希望居民能够找回过去的消费习惯。但是似乎政策很难逆转当前美国正在上升的储蓄率。根据德勤最近进行的一次调研,10878位消费者中,有25%表示将会永久改变过去热衷购物的消费习惯。

  美国居民变得如此谨慎,不仅是因为他们现在有着不太乐观的收入预期,还因为他们担忧物价在未来上涨。茶叶、可可、咖啡和糖的价格都变得更加昂贵,同时美国中西部的坏天气也可能让玉米(资讯,行情)和大豆(资讯,行情)的价格失去控制。同样也没有美国人能够奢望油价能够重新回到金融危机时的低点。因此,投资者在看到相对悲观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时,就不要感到奇怪了。

  当然,我并不认为,经济危机将使美国倒退回种植经济时代去。但是美国消费者消费行为的改变,确实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众所周知,消费对于维系美国经济增长有多么重要。严格来说,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改变的不仅仅是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连美国商业企业的习惯都开始改变了。或许,这种改变会让美国难以回到过去的增长轨道上。

  另外,居民谨慎的意识不仅表现在消费上,甚至可能表现在投资上。我可以把投资者分为两种,“聪明的投资者”(Smart Money)和“普通大众”(General Public)。打个比方,当道琼斯指数走势不明朗的时候,持基本面的投资者会认为,这可能是买入的好时机,而观察技术面的投资者则会认为,可能还要继续卖空。而普通大众的看法则是,最好观望着。

  对于股市的投资如此,其他投资也是这样,现在的美国居民对于投资必定非常谨慎,这可能会影响政府刺激政策的力度。政府必定希望能够通过公共投资来拉动私人投资,因为在高度市场化的美国,私人投资才是经济复苏的动力。但是,居民的谨慎会让这一切变得非常困难。

 

当前世界经济真相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塞缪尔·布里坦

2009-11-20

    事实的真相有时很简单,无论其细节是多么的复杂。过去几年,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日益扩大的储蓄盈余。以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消费者借款抵消了这一盈余。但这种局面已告终结,因为西方消费者的债务比率已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短期内,西方国家的投资热潮或中国以外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都不太可能抵消西方消费者量入为出的影响。甚至连中国也不会将其储蓄盈余的规模削减至应有水平,无论是通过直接方式,还是通过响应国际呼吁、允许人民币升值。世界经济的缺口只能由较强大西方国家政府的赤字支出来填补。如果财政紧缩抑制了这种支出,那么复苏就将被扼杀。

    我们最好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谈起。这份报告的一张表格显示,“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储蓄率的增速远远快于其国内投资,“净贷款”(net lending,储蓄和国内投资的差值)从上世纪末的负值升至2006年的峰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2%。这个数字或许看起来不大,但其所涉国家的年度产出估计超过30万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出的近45%。

    当然,并非所有的贷款盈余都要归因于中国。2006年,中东国家(大多为石油生产国)净贷款占GDP的比例升至21%的峰值水平;但据IMF估计,今年这一比例将回落至3.5%。德国也对全球储蓄有所贡献,该国的净贷款占GDP的比例在上世纪末时还可忽略不计,到2007年则已升至7.5%的峰值水平。但尽管德国在欧洲处于重要地位,但该国仅占全球GDP的4%,而中国为11%。

     现在来看看借款国的情况,主要是美国。自本世纪初以来,美国一直经营着财政赤字。但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财政赤字规模一直在下滑。抵消亚洲盈余并支撑全球经济的最终借款人,是美国的消费者和购房者。但这一过程不可能无限期维持下去。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美国消费者债务占GDP的比例一直在12%至14%之间徘徊,但随后开始攀升,最近几年已升至接近18%的水平。抵押贷款债务的增加则更为壮观:其占GDP的比例从上世纪末的46%,跃升至2007年的远远超过70%。虽然英国在世界平衡中的重要性远远小于美国,但相对其GDP而言,英国抵押贷款债务的攀升速度甚至比美国更快:在2007年至2008年期间已升至80%以上。

    导致这类剧烈波动的最根本原因是亚洲的储蓄过剩。银行业的疯狂行为显然加剧了这种波动,但不管怎样,基本面因素原本将发挥作用。实际上,适当加大获取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的难度或许也会引发衰退,不过其规模要小些。

    无论你喜欢与否,全球需求的主要支持来源于发达国家的预算赤字。即使是IMF预测的无力的全球复苏,也是由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支撑的:今年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总计占GDP的10%,明年则占9%。其中美国的比例最大,估计该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今年将达到12.5%的峰值水平。英国明年将达到13.2%的峰值水平。

    当然,应对国际和国内储蓄盈余问题的常规对策是降息。但由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利率已接近零,因此几乎没有进一步降息的空间。一些国家的央行正试图通过直接发行货币来强化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定量宽松”政策。遗憾的是,此举并不是从直升机上撒钱,而是把资金注入银行,银行则有无数借口不把这笔资金以贷款的形式提供给企业和家庭。

    刺激性货币政策并非妖术。就鼓励企业投资或个人借款而言,它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消费者如今渴望的是减少(而非增加)自身债务;此外,在经济氛围如此悲观之时,西方国家也不太可能出现足以抵消亚洲盈余的投资热潮。减税和公共支出具备一项巨大优势:它们不会增加私人债务。当然,它们会增加公共债务,但对于能够印制钞票的政府当局来说,这并非一回事。严格来说,我们主要不是在讨论通货再膨胀计划,而只是在认可因衰退而自然产生的赤字。

    全球储蓄和投资将以某种方式实现平衡。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在实现平衡之时,经济活动处于何种水平。时下盛行的压力将迫使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推出削减中期财政赤字的计划。但在经济前景变得更加明朗之前,它们应该尽可能的将这类计划束之高阁。

 

 


发件人:"英雄无悔" <heroicway@163.com> 2009-11-21 15:07:27 +0800收件人:"陈永苗" <yongmiaochen@hotmail.com>, "葛孚学" <gejiakou@163.com>, "胡星斗"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后改革陈永苗" <hougaige@gmail.com>, "李志宁" <zhiningli@263.net>, "施晓渝" <starkling@163.com>, "田忠国" <tianzhongguo@gmail.com>, "王光泽" <freechina2020@gmail.com>, "威虎亚东" <s_can@126.com>, "赵连海" <zhaolianhai1972@gmail.com>, "郑现莉"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仲大军" <zdjun@263.net>, "范信会" <xinhui75812@yahoo.com.cn>抄送:标题:转发吴辉先生的文章:炮轰周小川

就“印钞综合症”质问周小川

吴辉

2009年11月

wuhui69@163.com

尊敬的周小川同志:

    如果把您的血抽出来,再灌一些水进去,您会是什么感觉? 血能携带养分,濡养全身。水不能给肌体带来养分,把血抽了再灌水,会造成肌体的电解质紊乱,给身体造成严重的危机。 我们国家就正在经历这样的危机!能满足人民生存需要的货物,被“出口”给美国人,我们得到的却是吸血的“钞票”!周小川同志,国家危在旦夕。 如果想避免国家走向动乱、解体和毁灭,则必须扭转当前这个错误的方向! 没有人站出来说,就让我来说!

一、背时倒灶的货币政策

    央行“储备”美元,相当于给外国人——白白——印刷钞票!这是一个背时倒灶的货币政策! 出口商把鞋子卖给美国人,美国人给我们的出口商美元,出口商拿了美元找央行换成人民币。出口商获得了人民币,就会向老百姓购买实体财富。 那老百姓向出口商卖出实体财富所得到的人民币,购买什么?显然,应该购买出口商所提供的服务。因为货币是一张借条,是买方向卖方开出的借用实体财富的借条。出口商借用了老百姓的服务,给了老百姓钱,老百姓用这个钱就可以向出口商讨还服务。

    出口商出口鞋子,得到了美元。这个美元可以从美国进口东西,老百姓服务出口商所得到的人民币,应该购买这个美国货。这样出口商和老百姓之间,才会是有借有还,才会是平等互利的交换。但现在出口商从美国赚来的美元不能进口。这个美元被央行储备,买了美国国债。这就意味着,出口商用美元从央行换来人民币,能从老百姓那里购买东西,但老百姓拿了这个人民币,却不能向出口商讨还东西!而只能通过物价上涨挤兑本国人民的实体财富!

    为什么要储备美元?为什么不用这个美元进口货物?中国人民被奴役的焦点,就在于此!向美国出口哪怕是一根吊毛,都会造成人民币的发放——而这个人民币却只能向本国人民购买财富,不能购买从美国进口的财富!见到外国人给的美元就给其印刷钞票,让其掳走本国人民的财富出口给外国!而外国人给的美元,却不能进口东西!这就相当于给外国人白白印钞!

    周小川同志,问题很大!我们的央行担当了一个为美国人印刷钞票,以让其任意掠夺中国财富的角色!您会说,我给美国人印钞,但美国人存了美元在我这里,这个印钞是有担保的!美国人通过央行印钞,运走我们的实体财富,但我们得到了美元,我们赚到了钱,以后我们可以用这个美元,把美国人运走的财富,再进口回来!果真如此吗?

    周小川同志,此言差矣! 理由有三:第一,中国的进口权控制在美国人手里。美元是美国央行的负债。我们拿到美元,说明美国人欠了我们东西。这个美元是我们讨还东西的凭证。但既然美元是美国的负债,那么美元的购买力就控制在美国人手里!美国一控死出口,美元就会买不到东西!或者说,他爱卖给你什么,你就只能买什么!美国人卖给我们什么?波音飞机,8000万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你爱要不要!还有,可口可乐,4000元一吨的泡泡水,你爱要不要! 如果说,4000元一吨的泡泡水我们还可以忍受,因为人家毕竟往水里加了泡泡。但美国人更损的招数,就超出了正常人的忍耐极限!

    什么更损的招数?美国国债。 美国人连泡泡水也不卖,只卖给我们一串阿拉伯数字!有阿拉伯数字也不错啊,我们拥有了2万亿美元这么一个阿拉伯数字,以后可以用这个美元去美国购买这么多财富回来呀!我无语。

    周小川同志,我现在是自问自答。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让我们接着把话说完。第二,中国的进口团队已经弃权。并由此诱发了“次贷”的进一步损失。周小川同志,央行储备2万亿美元,还说可以用这2万亿美元,把美国人印钞运走的财富进口回来,这是天大的笑话!天大的笑话! 天大的笑话啊!!!

    周小川同志,您知道进口是怎么运作的?进口,您肯定不行。您是央行行长,统管国家的货币政策。进口这样的事情,只能由进口商去做。央行如果去做进口,那是越位,是渎职。但是进口商要做进口的买卖,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进口回来的东西能卖出去,回笼资金,并获取利润,才能持续进口。这是问题的关键! 关键!

    进口商进口需要美元。进口商不能自己去赚美元,必须依靠出口商去赚美元。 出口200双鞋子,50美元一双,能卖得1万美元。1万美元能从美国买回15吨石油(油价650美元/吨),石油在中国的价格为5000元一吨,能卖7.5万元。这个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就是7.5。也就是说,进口商拿出75000元人民币给出口商,以7.5的汇率购买10000美元,换回石油卖出,能够保本,甚至还稍有盈利。

    如果美国人让石油涨价,卖出200双鞋子,得到1万美元,却只能换回10吨石油(油价1000美元/吨),那进口商拿出75000元人民币,如果还是以原来的汇率,换回10000美元,那就只能进口10吨石油,卖得5万元,那进口商就会亏损25000元。对不起,亏本的买卖不做。进口商会要求出口商赚来的10000美元贬值,贬值到多少呢?贬值到5,1个美元只能换5个人民币,那进口商就愿意接受,进口的买卖也可以继续。所以,美元的汇率是必须由进口商根据美元的购买力来认证的。进口商所出的美元价格,是能够打包票从美国买回东西,卖出去,并且盈利的价格!

    如果美国不出口,那么美元购买力下降,那么进口商就出不起价钱,那么出口商所赚来的美元就必须贬值,出口商利润减少,出口则自动萎缩!所以美国不出口,则自动不能进口!这就是进出口商通过汇率涨跌自动捍卫国家利益的机制!这个汇率我称之为“民间汇率”或者“市场汇率”,它是能够促成“进出口互动关联”的汇率,是能够自发捍卫国家资源的汇率。但央行的介入,废掉了进口商的武功。

    明明美元购买力已经下跌到5,进口商在7.5的汇率下,去美国买东西回来,会卖不出去,美国货太贵,进口商已经弃权了,所以出口商不应该将东西再卖往美国。除非你出口200双鞋子得到1万美元,愿意以5的汇率卖给进口商,只得到5万元人民币,承受比原来少25000元的利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却依然按7.5的汇率,开动印钞机强行收购出口商的美元!央行汇率僭越民间汇率以后收购这个美元以后,能买到东西吗?怎么可能呢?

    央行自己没有进口能力,验货、报关、运输、销售,狗吃牛屎,一筒都来不得,央行怎么可能去进口?央行得到的这个美元,如果要用来进口,还是要回过去依赖进口商。那么央行自己必须承担2.5元的损失,把从出口商那里以7.5收购来的美元,以5的价格卖给进口商。果真如此,那么损失还是有限的,因为这个美元还是能够进口,只不过损失了央行汇率和民间汇率之间的差价。但央行不这样做,拿了这个美元,不去进口,一直储备。

    储备,本身就是一个烂货,只能捂着的烂货。嫁不出的老处女。如果不是烂货,怎么可能轮到你央行来储备?人家进口商立马就把你买走了。甚至你的东西还没有卖,你这个应收外汇就通过期货市场被人提前预订了!但央行不仅现有的美元储备不交给民间消化,而且还继续僭越民间汇率储备美元!央行汇率僭越民间汇率,绑定美元,废掉了进出口商通过直接交易决定汇率,而自动捍卫国家利益的机制!付出的是血汗,得到的是“储备”,是进口商弃权的“烂货”。一方面是血汗的流失越来越多,一方面是不能实现购买力的“烂货”,越来越多。

    央行的美元,你要吗?大家要吗?央行不亏本,8元一个美元买进来的美元,起码要8.2卖出去。大家要不要?不要。 脑子正常的,都不要。那就找脑子不正常的。中石油,通过搜刮老百姓,有大把的钱,可以掏人民币购买这个美元,去进口石油。这是最、最、最好的使用美元储备的方法,虽然吃了亏,吃了大亏,但毕竟还是进口了东西,而且是石油!差一点,就是进口波音飞机。大飞机我们自己不造,进口美国人的。8000万件衬衣换一架飞机,吃亏了。但这还是在人性的范围之内!还是人做的事情。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是人做的事情了。因为储备的美元太多,买不到东西,就去国外“投资”。中国投资公司,一投就惨,投谁谁亏。怎么能不亏呢?人家弄走你的东西,才让你储备这么多美元,你如果把这个美元拿到美国去“投资”,如果你盈利,那人家不是要把东西还给你?怎么可能呢?

    周小川同志,中投公司成立的时候,您是在场的。那是2007年9月29日晚上,我看到您在电视上露脸,我当天晚上就写信,《论中国投资公司的战略选择》,说“金融组合投资理论上行不通”,我写给了您,也写给了楼继伟、谢旭人,一共是6个人。最后一位是胡锦涛同志。你们那么大个行长、财长,在电视上露脸,都是些人物呀!怎么我看到,就不做人事?明明是上当了才储备了这么多美元,买东西都买不到,还要去“投资”?还是“一千亿美元的金融组合投资”?肉包子打狗啊?

    我本来不抱希望了,我知道,现在这个国家是你们在控制。你们做什么,我说了没用。我气坏了,只能自己去寻死路。我死掉你们也绝对不当回事。可是,偏偏在我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我最后寄出去的那封信,居然被批示了!我收到了来自胡锦涛总书记办公室的电话。说我的信被批示给了中投公司!“一千亿美元的金融组合投资”,死里逃生。可是你们没有启用我,你们敷衍我。 然后美国人通过外汇局的渠道,继续把外汇储备弄往美国。钱一到美国,美国人立马将其分掉,还说这是“次贷危机”!不管有没有“次贷”,假帐一做,就说中国的钱没了。甚至假帐都不屑去作,只是通过媒体一忽悠,就开出了一个“3763亿美元”的帐单!反正,只要中国的钱一到美国,没了,帐都不用查!

    国家的外汇储备就是被这样使用的!2万亿美元全部流回美国,是死是活由美国人说了算。这是什么做法?2万亿美元是5000万个集装箱的实体财富换来的,是中国民工的眼泪、血汗和白骨换来的,全部给美国。还次贷,没了。

    周小川同志,于心何忍啦?除了中投公司往美国投资行不通,民间往美国投资,也同样行不通。联想是用自己的钱,我们无话可说。中铝的钱是怎么来的?它拿出1000亿美元去力拓投资的时候,有没有从自己的腰包拍出8000亿人民币出来?如果没有,这个性质跟中投一样,不可能盈利。如果拍出了8000亿人民币,那也不可能盈利,只不过这个亏损和联想一样,是亏自己的钱。

    还有中联重科、三一重工,他们的巨额外汇投资,怎么来的?他们是不是自己拍出了足够多的人民币,来购买国家的外汇?如果没有,他们的投资同样不可能盈利。道理跟中投一样。外汇投资,多么恶毒的事情!我怎么想,我也想不通这个道理。为什么外汇局要这么做?要把老百姓用眼泪、血汗和白骨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直接喂给外国人??

    我想不清啊!有时候我自言自语,是不是货币政策委员会13个人,都收了美国人的贿赂?不按美国人的要求办,立马交中纪委,跟张恩照、王雪冰一样,处死或者坐牢?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做那么伤天害理的事呀!那么害怕美国人,甚至不惜出卖国家战略,难道听了美国人的话就能保你们一辈子平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周小川同志,如果国家战略真能扭转,那么让所有的人都没事,换成我一个人去坐牢,我愿意!

    储备2万亿美元意味着给美国的代理人兑换了15万亿人民币,使得中国的居民储蓄从2004年的7万亿暴涨到2007年的20万亿!通货膨胀三倍,全部挤兑中国民间的实体财富,完全没有进口(国家的外汇储备还在继续增长,没有被花掉,说明后续的出口继续大于进口)。所以物价持续上涨,老百姓成了“朱坚强”。

    在进口团队弃权的情况下,央行听了忽悠,没有选择赔钱激活进口团队这一减少损失的方法,而是错上加错,去美国投资,羊入虎口,给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

    第三,外汇储备的使用面对着美国人控制的死循环。有人说,美元是世界通用货币,在美国关闭出口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这个美元用来向第三方购买东西,譬如找伊朗、俄罗斯进口石油?想法不错,但很困难。问题在于,全世界都认可美元,但不储备美元。俄罗斯、印度、巴西储备美元,但只有几百亿,而我们是几万亿!日本储备美元,但那是历史包袱,是美国人扔了原子弹控制日本的结果,而且日本也没有继续增加储备美元。所以情况很清楚,如果我们向这些国家购买财富,人家拿了美元,马上会兑现实体财富,找谁兑现?找中国!这是一个死循环!

    只有中国的储备继续增长,美国人往全世界花出的美元,都陆续来到中国,兑现实体财富!既然美元花向第三方会碰到巨大的困难,那么这个储备美元的终极购买力,还是控制在美国人手里。这个事情我在2007年就发现了,我给贺国强同志写的《抵御美国经济侵略》的信中,就提到了这个问题。说“储备美元是在击鼓传花的游戏中充当了一个超级大傻瓜”。07年8月24日贺国强的秘书让国资委王忠明找我谈话,28日胡主席开政治局会议,金人庆下台。那几天我多么期待你们能找我面谈,那我就会极力主张你们把包袱甩给伊朗、俄罗斯,不计任何代价,让美国人去以头撞墙!但是你们没有找我。我也介入不了你们的圈子。

    我说这话不是抬高我自己,我是抬高你们。你们那么大行长、财长,高高在上。有什么用?光屁股,丑着啦。你们失去了机会,让国家的外汇储备继续增长,实体财富继续流失。我心痛,这种心痛,就好比是看着自己的母亲被人欺凌,但我却无能为力。现在呢?2万亿美元买了美国国债,这个钱的使用,完全控制在美国人的手中。人家可以放你,也可以杀你。即便是最乐观的打算,美国人的每一笔债务都兑现,但是他们会监控你的使用,在期货市场哄抬价格,他们会控制你买什么,以什么价格购买,你都高度受制于人。

    周小川同志,以上三条理由,美元的购买力被美国人控制;进口团队弃权以及由此引申的“次贷”;外汇储备的使用面对着一个死循环。还不够吗?还不足以说明“储备美元可以将来购买财富”的逻辑是荒诞的吗?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们不仅不反省巨大的危机,反而继续储备美元,在毁灭的道路上越陷越深!非要撞墙?那好,那接下来让我告诉你,你是怎么死的!

二、美国认真还债绝无可能

    有一位古印度的棋士,象棋下得很好。有一天跟国王下棋,赢了,国王问他要什么奖赏。他说,陛下,把这个棋盘的第一格放一粒麦子,第二格放两粒,第三格放四粒,以后依次翻倍,一直到放满这个棋盘,我就只要这点麦子。国王满口就答应了。这点麦子,没问题!结果呢?这个麦子的量有多少?10的19次方粒!7300亿吨!相当于印度5000年的粮食总产量!做一个高4米,宽5米的仓,要装满这么多麦子,这个仓的长度要绕地球赤道1000个圈!

    国王怎么偿还这么多麦子?让全印度不吃不喝生产5000年的粮食,交给这位棋士?怎么可能呢?国王还债的方法很简单。手抬起,再挥下。OK了。

    周小川同志,美国人现在已经欠我们2.2万亿美元的实体财富,怎么还?认真还?怎么可能呢?疯子才会这么想。他真要认真还债,他当初就不会让你储备这个美元!周小川同志,美国人还债的方法如下:第一,用波音飞机偿还。8000万件衬衣换一架飞机,你爱要不要。这是最人道的偿还方法。第二,用泡泡水偿还,4000元一吨的泡泡水,也算是人干的事,因为毕竟人家往水里加了泡泡。第三,用不是人干的事情来偿还。就是“一千亿美元金融组合投资”。就是把中国的外汇储备拿到美国去投资。然后“次贷”分掉。第四,最绝的偿还方法,周小川同志,这个问题我留给你,你猜猜,是什么方法? ……

    像那位古印度的国王一样,手起刀落!就是这样偿还的呀!周小川同志,新疆搞动乱你知不知道?暴乱分子上街砍人,滥杀无辜群众,这个事情是谁引起的,你知不知道?是热比娅?不对! 是谁?是你呀!是你周小川!你知不知道?是因为你错误的货币政策,让美国人在中国任意印刷钞票,掳走东西,让美国人欠下了我们几辈子也还不清的债务!

    美国人还债只有一种选择,就是煽动中国动乱,搞垮中国政府,才能让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呀!周小川同志,比周小川更大的诸位同志,你们已经错了,你们储备美元、绑定美国的货币政策,正在把自己拉向刑场!没有谁敢说。就让我来说。让我告诉你们,你们错了!猛回头!

三、印钞综合症

    中国出口哪怕一根吊毛,都是靠印钞搜刮。出口,就是印刷钞票,掳走国家的财富,送给外国人。出口不能带来任何福利。对内来说,出口的唯一作用就是通货膨胀,搜刮人民。对外来说,出口的唯一作用,是让西方铁了心肢解我们的国家!内忧外患,这是一条亡国之路!由“免费出口”造成的“印钞综合症”,给中国带来了五重灾难:

    第一,物价持续上涨。 2008年6月25日,央行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一份调查问卷,说“居民对高物价的心理承受趋于稳定”,调查显示,“物价过高,难以接受” 的居民占45.0%,比上年同期提高15.5个百分点,但比上季下降4.2个百分点,这是自2007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也就是说,去年同期对物价难以承受的居民是29.5%,上季度对物价难以承受的居民是49.2%。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这样的数字也被央行拿出了张扬,央行真是连猪都不如啊!

    出口还在继续,印钞还在继续,老百姓的忍耐还在继续。朱坚强是幸运的,它在废墟下憋了36天,最终被解救。但我们的老百姓呢?比朱坚强要悲惨得多!老百姓持续遭受出口的压榨,却看不到被解救的希望!持续的出口,印刷钞票掠夺百姓财富奉献给外人的出口,不能带来任何福利、只能带来通货膨胀与国家灾难的出口,还被周小川等同志,当成“经济恢复”的业绩!阿呸!

    第二,股市陷阱。我在2007年7月股市冲击6000点的时候,预言股市必定下跌,而且是跌回2000点。为什么?因为200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4000亿美元,2007年是1.3万亿美元,净增加9000亿美元,相当于7万亿人民币。而2004年中国的居民储蓄总共也不过7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即使中国的居民储蓄全部进入股市,也无法与热钱这个主力相抗衡。热钱高度集中在美国人的代理人手中。他们想炒哪只股票就炒哪只股票,想炒多高就炒多高。股市涨到多少点,完全取决于套牢散户需要多少点!你不进去它就会涨,所有的散户还没有进去之前,它就一定会涨!等所有的散户全部进去了,一家伙全部套住,不涨了。

    这散户怎么可能与它来抗争?造成股市灾难,让美国人把1000点的纸条条哄抬到6000点全部卖给中国人,这个元凶是谁?是周小川同志。见了美元就给其印钞,让美国人操控中国股市畅通无阻,卷走中国居民的血汗,始作俑者,是周小川同志。

    第三,房市抽血机。热钱进来,哄抬房市,储备大仓。全部是靠印钞来操作的。美国人得到中国的住房,基本是免费的。因为美国人花1万亿美元,兑换成8万亿人民币,用这8万亿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土地住房。而美国人因此所花出的1万亿美元,又通过“次贷”流回到了美国,并且被瓜分掉。美国人白白得到了8万亿人民币的住房。多少房奴,必须为这8万亿人民币奔波一辈子?美国人卖出这个免费得到的住房,就可以买走中国的资源,保美国人20年的吃喝!

    第四,资源急剧消耗。中国的出口占GDP总量的40%。这40%的出口相当于直接扔进了太平洋!我们得到了很多美元。无法变成实体财富的美元。因为用美元讨还财富,最终的实体财富承担者,只能是美国。而美国的财富在哪里生产?在中国生产!向美国购买财富的美元又回到中国,这个储备又怎么可能变现?

    2万亿美元,还在往上长!当中国资源耗尽的时候,我们会得到2亿亿美元。但这2亿亿美元买不到石油,因为石油已经耗尽了;买不到煤炭,因为煤炭已经枯竭了。用资源换美元,结果是当资源枯竭的时候,美元也没有了购买力!中国的资源相当于白白奉送!资源对于财富的创造具有压倒一切的决定性!我知道得太清楚了,美国人一百多万字的《在环境中生存》是我组织翻译的。美国人深深理解“可持续性”的要害,是资源,而且是矿物能源。没有矿物能源,所有工业文明都将崩溃,而矿物能源却是有限的!这个问题我在2004年就提出来了,《停滞才是硬道理》!周小川同志啊,你们的战略出了大问题啊!资源枯竭的结果就是拉美化。墨西哥、阿根廷,都是资源枯竭的榜样。没有煤炭、没有钢铁,所以,就没有电力,没有住房,甚至没有下水道!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社会动乱。阿根廷一天换三个总统,都没有人愿意干!老百姓将世代与贫困相伴,想不出任何办法!

    第五,政治危机。西藏问题有那么多年了,为什么偏偏在2008年3月闹腾?在闹腾这一个多个月里,中国的股市损失了12万亿的财富!有人在操控?我只要一秒钟就看出来了。我当时听到西藏闹事的消息,抓起电话就跟新华社的朋友说,这是美国人弄的,目的是为了转移媒体视线,掩盖股市暴跌的内幕。新疆暴乱,同样是为了给中国施加威慑,继续给美国效劳。在战略上服从美国人的意志,为美国提供免费的出口。弱智的中央政府,对美国人的圈套亦步亦趋,还说让出口产业“企稳回升”,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措施!怎么就不想一想,所有的出口都是免费的?是印钞掠夺中国的财富在出口?这样的“企稳回升”与自寻死路有什么区别?

    美国人,进口资源与货物,卖出动乱、汉奸与“经济学家”。弄到你的资源,再搞垮你的国家。美国就是这么个东西!

四、亡国之路

    给出口商印刷钞票,最得利的是美国人。对出口商来说,赚的是苦力钱。但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给一部分人印刷钞票,会导致每个人的货币财富购买力下降,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引发老百姓对政府的仇视与不满。可怜的周永康,到处灭火。邓玉娇事件,杨佳事件,成都公共汽车纵火事件,珠海驾车撞死24人事件,接二连三地矿工被埋事件……我们这个社会有多少人被推向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所有这些事件都有印钞机的影子啊!

    2004年中国的居民储蓄总额,不过7万亿人民币,而2009年前九个月,银行放贷款9万亿人民币!与2008年同比增长5.35万亿,增长260%!注意,不是26%,也不是2.6%,是260%!印钞机完全由外国人控制了!从1949年到2004年,13亿人积累7万亿的存款,花了55年的时间,现在这些杂种在9个月之内就印刷了9万亿人民币!比中国几代人用55年积累起来的总财富还要多出2万亿!

    据最新统计,全国私营企业的员工年收入是1.7万元,按照这个收入计算,9万亿人民币需要一亿民工不吃不喝替美国的在华加工厂劳动5年啊!如果考虑到民工还要生活,每年只有1000元的积蓄,那又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这9万亿人民币需要中国的民工给美国人劳动90年!才能回笼发放给美国代理者的这个货币!

    周小川同志,人民怎么能不崩溃!老百姓的每一分钱,都必须下到几百米的矿井下去,冒着随时丢失生命的危险,一锹一锹地挖出来。而美国人及其代理,却只需要开动印钞机肆无忌惮印钞就可以了!这个印钞没有止境,没有任何底线,没有任何良心!

    我们知道蒋家王朝,通过印刷钞票掠夺人民,所以蒋家王朝被人民从中国大陆赶了出去!可蒋介石再坏,他也没有替美国人印刷钞票呀!现在我们却是替外国人印刷钞票!储备无法实现购买力的美元,给外国人白白印钞,这种背时倒灶、断子绝孙、下贱透顶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家被白白拿了人民币的外国人敲骨吸髓、榨干资源!然后,再让外国人搞垮我们的政府,肢解我们的国家!

    这是亘古未有的旷世丑闻啊!再不改弦易辙,中国资源榨干之后,将会变成第二个拉美,第二个中东!中国人民将永无宁日!周小川同志,问题如此之大,我怎么能不说?昨天,我从雅虎看到湖北三位大学生下河救人不幸牺牲的消息,我嚎啕大哭。我知道,政治的激流比江河的激流更加无情,下一个也许轮上我。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豁出去。眼看着人民危难怎么能不施救?眼看着国家灭亡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五、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我发现问题是在2007年8月,我给贺国强同志写《抵御美国经济侵略》的时候,国家的外汇储备仅仅1.3万亿美元。可是你们没有听懂我的话,错过了挽回危局的最好时机!2年的时间过去,外汇储备增加1万亿美元,实体财富流走1万亿美元,国家经济的控制权包括印钞机,彻底沦陷到外国人的手中。接下来还会有N个一万亿美元的流失!可是现在还有救。

    我们可以煮死外资,抽他们的筋,扒他们的皮,剥下他们的骨头熬汤喝!周小川同志,只要你们几位老大足够强硬。国家可以免于毁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再由央行出面储备美元。美元要找中国来兑换财富,可以,但是央行不接受。让民间接受。民间拿了美元,是铁板钉钉要找美国人换回财富的。汇率,也由民间说了算。美元没有购买力,立马贬值。中国出口换回的美元不值钱,出口商无利可图,就会减少甚至停止出口。所以美国不卖东西,就自动不能进口。美国人通过印钞来掠夺中国财富的游戏,就玩不下去了。道理如此简单。我两年前在《抵御美国经济侵略》一文中就已经说了。但就是有人听不明白。所以误了大事。

    我呕心沥血,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力图把道理说得很透很透。篇幅所限,我在这里不再赘述,请周小川同志关注《汇率,让央行滚开》、《汇率民间化,整死外资的最后机会》这两篇文章。汇率问题是最、最重要的问题,天大的篓子就出在汇率上。人家一印刷美元,央行无条件兑换成人民币!这算是个什么事啊!!前不久炒得很热的“轮胎特保案”,有人还来问我的看法,我真是好笑!央行这里淌着天大的篓子,你那个“轮胎特保”有什么意义?官司打赢了,出口增加了,但你这个出口不能带来福利呀!你不管出口多少,都变成美元储备,变成美国国债,中国人民得不到一丝毫好处!这样的官司有意义吗?!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所谓的“轮胎特保案”就是美国人玩的花招,转移注意力,让中国忽略根本的汇制改革问题。美国人这些狗崽子,太狡猾了。中国的决策者,太蠢了。比猪还蠢!拿你们跟猪比,那也是对猪的侮辱啊!我反正豁出去了,我想骂就骂。我骂了怎么的?你们做都能做?我骂都骂不得?

 

 

 

发件人:"科发书业" <hrw@kfbook.com>  2009-11-23 20:43:1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世界华人周刊(北美版)NO.0054期

大萧条下海外华人色情业空前繁荣

见闻

2009-11-23

    西班牙欧浪网10月24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中国的历史有5000多年,可有据可查的娼妓制度却有3000多年,可谓是长盛不衰。这也不难理解,当买方市场出现以后,自然有一部分人愿意让这个市场平衡。简单的工作换取高额的回报,这样的好事自然有人会做。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其中并不存在谁受了谁的迫害和压迫这回事。充其量只是这个社会的男性荷尔蒙作祟。

    西班牙也是这个样子,几乎在几十年前华人进入西班牙社会奋斗的同时,华人从事色情业就出现在了西班牙报纸最后两页上。不过那个时候愿意做这一行的人很少,所以开价也高,月入数百万(比塞塔)不是梦。不过到了最近,由于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影响,工作实在难找,再加上在西班牙的华人越来越多,这就造成了华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由此引发了华人色情行业的不正常繁荣,这一现象在最近的新闻里也可以看到痕迹,华人卖淫女隔三差五的就会登上西班牙新闻的头条。从海滩华人按摩女提供性服务,再到警方对华人色情业的扫荡,还有华人卖淫女在家被人杀害。新闻的频繁报道让我们不禁感到吃惊,这是怎么了?

     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华人色情业在一片萧条之下反而空前繁荣起来,华人从事色情业人数增加的同时,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过去从事着这一职业的大多是30-40岁左右的中年华人妇女,这一部分华人妇女由于过了学习的年纪,再加上没有一技之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已而沦落风尘。这也原本无可厚非,人总是要活下去的。社会不管她,家人不管她,自己总要管自己的。相信走这条路也是她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不过不正常的情况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华人色情业出现了小龄化的趋势,一些年轻华人女子也投身到了这个行业中,跟那些中年妇女抢起了饭碗。

    究其原因可以说是现在经济形势不好惹的祸,很多女华人来到西班牙之后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工作,也不愿意跟家里要钱,于是眼一闭,牙一咬,就把自己给卖了。而大部分华人从事色情业的背后也都有一个个令人难过的故事,家人有病、被人欺骗、儿子要读书、丈夫欠债……想来也是,要是迫不得已,谁也不会走这条路。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这些都是借口而已,一个人想要奋斗的时候,并不会受到多少外界的影响,冠冕堂皇的借口大部分只是骗自己的,一个有自尊的人是不会向生活屈服的,艰难的生活反而会激发她高昂的斗志,进而成为生活的强者。笔者在生活中也见过这样的女孩子,虽然在温室中长大,但是却并没有成为温室花苗。语言不会?学,整个晚上地学,两个月就能和当地人聊天了。工作没有?找,一家一家地找工作,教中文、做清洁工、洗盘子,什么都能干。家庭条件不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样的女孩子虽然弱小,但是却是生活上的强者。不屈不挠,不卑不亢,像仙人掌一样在西班牙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依靠自己的奋斗取得了尊严和成功,而不是像某些侨胞那样出卖了自己。

    看着一个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为了那么一点钱就从事色情业,看着他们无知地浪费着自己的青春,在我们为这些女孩子感到惋惜的时候,也会对她们的愚蠢感到愤怒,年轻人不去学习,不去奋斗,却在赚那些个脏钱,在西班牙华人历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笔。

    也希望这一部分女侨胞可以早日回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个出卖自己身体的人,有何颜面面对乡亲父老呢?西班牙虽然身陷经济危机,但是还没恶化到找不到工作的地步,工作的机会很多,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做而已,保姆可以做,跑堂可以学,为何非要走那一条路呢?诚然,这一行来钱是比较快,但是那些侨胞可曾想过,这些钱花的是否舒服?面对儿孙,她又是否心中有愧呢?抄近路赚歪钱谁都会,也是最容易的。难的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自己的清白,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并为之不懈地努力。所谓高尚的灵魂,大致如此。

    再次希望这些年轻的华人女孩迷途知返,希望当你年华老去,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1-27 14:00:26 +0800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关于玛雅人的预言

关于玛雅人2012的预言

姑且听之

2009年11月

    玛雅人的预言,在2012年的人类世界将会,遭遇地外文明?进化?或者是毁灭?也许,大家肯能不会相信,因为开始我也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看了相关资料,觉得有些奇怪,之前完全不相信的态度也有所改变,总体来说,人类在2012年12月21日之后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文明,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了解历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消失的玛雅文明吧,玛雅人在一瞬间全部消失,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至今,这仍是个谜团,但是,玛雅人留给我们太多的问题,他们的预言99%都变成了现实,他们预测了汽车,飞机的生产日期,有些朋友肯能会问,他们怎么知道以后有一种东西叫做飞机?这也正是奇怪的地方。在埃及,一些玛雅文明研究者,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和一些石头发现了这些,他们预测了希特勒的出生和死亡的日期,完全一样。

    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大浩劫,其中一次就出现在玛雅人身上,是他们预测到了,也无法改变,那一次就是我们所说的:消失的玛雅文明。依照玛雅历法,地球由始至终分为5个太阳纪,分别代表5次浩劫,其中4次浩劫已经过去了,当第5次浩劫,也就是最后一个太阳纪来临时,太阳会消失,大地剧烈摇晃,灾难四起,地球会彻底毁灭。虽然很多民族都有末日预言,但是玛雅人所说的末日预言,会受到人们的重视?原因是玛雅历法的计算,异常准确,从玛雅人的历法得知,他们早已知道地球公转的时间,是三百六十五日又六小时又二十四分二十秒,误差极少。另外对于其他星球的运行时间,在计算上亦十分准确,对于数学上的「○」的数字单位,早在三千年前,玛雅人已经使用,而且他们绘制的航海图,比现在任何一个都还要准确。

    玛雅人预言2012年12月21日的黑夜降临以后,12月22日的黎明将永远不会到来。他们预测的世界末日的毁灭方式是:人类自杀,剩下的人自相残杀。美国航天局和世界上一些著名的语言家都证实了玛雅的预言。当然,这不绝对,只是有一点,玛雅人所说的2012年,地球将会发生重大改变,这是肯定的。接下了的更恐怖,人类经过5次文明(我也不相信),这五次文明是这样的:

    一、根达亚文明(超能力文明)1米左右,男人有第三只眼,翡翠色,功能各有不同。有预测的,有杀伤力的等等。女人没有第三只眼,所女人害怕男人。但是女人的子宫有神的能力,女人怀孕前会与天上要投生的神联系,谈好了,女人才会要孩子。此文明毁于大陆沉没。

    二、米索不达亚文明(饮食文明)这个文明是上个文明的逃亡者的延续。但是人们把以前的事忘却了,超能力也惭惭消失了。男的第三只眼开始消失。他们对饮食特别爱好,发展出各色各样的专家。这次文明在南极大陆,毁于地球磁极转换。

    三、穆里亚文明(生物能文明)上个文明的逃亡者的延续,他们的先祖开始注意到植物在发芽时产生的能量,这个能量非常巨大,经过一个世纪的改良发明了利用植物能的机戒,这个机器可以放大能量,该文明毁于大陆沉没。

    四、亚特兰缔斯文明(光的文明)继承上个文明,这里用继承,不用延续是因为,亚特兰缔斯来自猎户座的殖民者。他们拥有光的能力。早在穆文明时期亚特兰就建立了。后来这两个文明还打核战争。

    五、我们存在的文明(情感的文明)会使用情感,于2012年12月冬至灭绝。

    展望新时代

    根据玛雅人的长历法(Long Count Calendar),2012年12月21日将是本次人类文明结束的日子。此后,人类将进入与本次文明毫无关系的一个全新的文明。玛雅人没有提到什么原因使本次文明终结。有一点看来很明确,这个终结日并不意味着什么大劫难的到来,而是在暗示一种全人类在精神和意识方面的觉醒和转变(Cosmic Awareness and Spiritual Transition),从而进入新的文明。

    玛雅人不拥有我们现代的科学技术,但他们对天文及数学的精通令人叹为观止。此外,还有很多令人猜不透的迷。他们有发达的道路系统但却不使用轮子,这样,他们也就不需要役使牛马。但他们是知道轮子的,因为后人发现了他们用轮子给孩子做的玩具。他们信手就可以把月亮背面的图像刻在月亮神庙的门上当作装饰,让我们的科学家一开始捉摸不透,等科学家证实了这是月亮背面图像时又百思不解:他们怎么能看到的?因为月亮永远只把一面向着地球。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宇宙意识曾赋予他们特殊的智慧,玛雅人曾有他们自己的修炼体系。玛雅人在他们文明的鼎盛之际不留痕迹地遁去,使后人费尽心机也猜不出其中的原因。

    2012年的巧合

    首先看看美国NASA说的7年后太阳可能有异常。(很权威的,不是乱说):

    1、地球与太阳的磁极将于2012年发生颠倒。天体和物理学家与电脑科学家共同研究发现,上次发生同等现象的时间是在恐龙消失时。在现代人类历史中,还没有此类现象发生时的场景记载。北极与南极磁场发生颠倒的过程即为磁极颠倒。这一现象导致的最坏结果,将让地球磁场的磁力为零高斯(高斯为磁感应单位),如果此时再遇上周期为11年的太阳两极磁场颠倒,地球上所有动物(包括人类)的免疫系统将大为降低;地球的外壳会发生更多的火山喷发,地震,泥石流等现象;地球磁气圈将被减弱,来自太阳的宇宙辐射就会增大,最终可能对人类造成辐射灾难;一些小行星将朝地球方向飞来;地球的重力也会发生变化。研究结果最后认为,如果所有的零磁力推测都同时发生,那么,只有居住在地球外壳深部地带的有机体能够不受影响。届时,人类躲避灾难的方法就是躲到地壳以下,或者搬去其它星球上居住。也许火星会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但美国宇航局发表声明说,磁力为零只是最坏的可能而已,并不一定会发生。

    2、厄尔尼诺。2011年是很特殊的一年,共发生4次日食。其中1月4日、6月1日和11月25日的日食发生在极区,7月1日的日食发生在高纬地区,有利于诱发厄尔尼诺。2012年发生2次日食,5月20日发生在高纬地区,11月13日发生在中纬地区。根据日食-厄尔尼诺系数理论,计算出2011年日食-厄尔尼诺系数为10.5,2012年日食-厄尔尼诺系数为13。可以对比的是,1997年日食-厄尔尼诺系数为12,但在那一年,却发生了20世纪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南京大学教授林振山等人预测,2011年会发生厄尔尼诺事件。自然界的巧合,使厄尔尼诺事件与磁力危机,在2012年共同威胁地球上的生命。

    3、古文明预言。2012年12月31日是玛雅人长历法(Long Count Calendar)中本次人类文明结束的日子。此后,人类将进入与本次文明毫无关系的一个全新的文明。究竟2012年会发生什么事呢?不过我非常相信,自然灾难永远不会是毁灭人类的元凶。关于2012年12月的一些材料:1、水晶头骨之迷中讲到2012年12月21日太阳下山之后,世界变化,只有非洲和中国西部地区部分人存活。2、科学预测2012年地球磁极颠倒,前几次分别导致了冰川时代和大洪水等事件。3、俄罗斯人预言2009年世界大战爆发,核危机,原子弹爆发。4、一个学龄前班的孩子突然说起古玛雅语,大概意思就是说要净化地球,时间是2012年。5、藏僧预言:从现在到2012年间,世界超级大国将继续参与地方战争,恐怖主义和隐蔽的战争将是主要问题。2010年左右,世界政治将发生某种变化,世界大国将威胁互相毁坏。2010年到2012年间,全世界将变得极端化,并为末日做准备,繁多的政治回旋与交涉将不会有一点进展。2012年,世界将开始进入一次全面破坏性的核战争,那时一件卓越的事件将会发生。超自然的神力量将干预,世界将不会自我毁灭于此时。僧人们还提到了,2012年以后,人类文明将会明白,科学和技术最前沿是在精神灵性区域,而并非物质的物理和化学。此后,技术将转到另外一个方向。人们将学会精神的精华、身体与灵魂的关系、轮回、我们相互之间事实上存在联系并都是“上帝”的一部份。6、2012年,太阳磁极会颠倒。

    末日在本世纪

    在历史上出现不少预言家,并着作不少预言书籍,其中著名的法国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曾经轰动一时,极受人们的重视,过去不少人都说书中所说的预言,在历史上一一应验,并且预言九九年是世界末日,当然没有被他不幸言中,于是坊间所有预言书的重视程度,立即下降。唯独西方的《圣经》,以及中国的《推背图》,仍受到部分人的重视,《圣经》的(启示录)和《推背图》的第六十个卦象,都分别预示世界末日,但并没有具体时间,可是在美洲的玛雅人,亦对世界末日做出了预言,在历法上注明了世界末日的时间表,地球会在2012年毁灭。

    最后一次浩劫

    依照玛雅历法,地球有始到终分为五个太阳纪,本别代表五次浩劫,其中四次都已经过去了,第一个太阳纪是洪水浩劫,世界遭到大洪水的浩劫,有人认为是圣经所说的罗亚方舟。第二个浩劫是风蛇浩劫,世界上的建筑物被风蛇吹毁。第三个太阳纪是火雨浩劫,大地遭受天降火雨之祸。第四个太阳纪是地震浩劫,地球遭受强烈地震的灾祸,第五个太阳纪是世界末日,当第五个太阳纪来临,太阳会消失,大地剧烈摇晃,灾难四起,地球会彻底毁灭,按照玛雅历法是三一一三年,换成西历便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不能轻信

    究竟玛雅历法所说的世界末日,是否在本世纪└┤临,并说地球已经遭受四次浩劫,本世纪是最后一次,人类会彻底灭亡,可信程度又有多少?玛雅人是否如以往的骗人预言?对世界做出危言耸听?虽然现时有不少预言家已经相信,但单凭历法的准确性便相信玛雅人的预言,未免过于武断。

    地球磁场倒转与玛雅文明预言地球灭亡之日

    斐声国际的作家、工程师兼业余科学家「摩利斯.科特罗(Maurice Cotterell)」精于玛雅古文明研究,他从许多古庙与碑石中发现了一组一再重复出现的密码:1,366,560。若将这个密码的单位视为「天」,则换算为年的话,为3,740年。玛雅族诞生于公元前3113年,到750年突然消失,其中间生存的年代接近3740这个年数。根据玛雅文献的记载,地球每隔3,740年就会被毁灭一次,而地球生命在过去已曾被毁灭四次;换言之,现代人类应已是地玩第五代子孙了。

   「摩利斯」将玛雅文化中的圣数1,366,560与太阳磁场变化周期,这二个表面上毫不相干的事连接在一起。科学的计算显示太阳磁极每隔3,740年就会对调一次,而3,740年刚好是1,366,560天换算的年数。由于地球的磁场受到太阳磁场很大的牵制,当太阳磁极逆转时,「摩利斯」推论地球磁极也跟着对调,令地球磁南北两球互换。生物无法适应突然发生的重大气候变化,而集体死亡。长毛象是热带地区的生物,但由于磁极的对调,使它们生存的地方变成天寒地冻的不毛之地,于是发生长毛象在西伯利亚、阿拉斯加集体死亡的事情。而考古学上的证据显示这二个地方原本属于热带气候的。

    地球灭亡之日

    古玛雅人早就已经将那个日子准确地算出来。在不少预言中,年代记载最完整的,算是《克奥第特兰年代记》。他说我们得知第五太阳纪于公元前3113年。在经历玛雅大周期的5125年后,第五大阳纪迎向最终。与现在西历相对照的话,便可知「太阳纪」将于「某纪的某日」结束。这个终结日,就在公元2012年12月22日的前后。美洲土著人世代流传着一个故事:祖先留下了十三个水晶头骨,当地球文明达到极致时,它们会重新出现,并揭示出人类过去和末来的秘密……

    磁场出现大洞

    丹麦行星科学中心一个研究小组近日详细分析了丹麦“阿斯泰兹”号人造卫星收集的最新资料,在对比新旧数据后惊讶地发现,地球两极的磁场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磁场都出现了多个大洞。磁场本是由于熔岩状的金属物围着地核对流后产生的,因此这些科学家认为,南大西洋和北冰洋下方可能出现了此类巨型涡流,从而影响了其上空的磁场。由于巨型涡流的力量足以逆转其他涡流的方向,因此极有可能令南北极就此开始大翻转。

    两极翻不翻有争论

    关于地球两极大翻转的话题并不新鲜,英美科学家曾发现在过去的200年内,地球的磁场正在急剧地衰弱,并预言在未来的1000年内,地球磁场可能会完全消失,从而导致地球南北两极大翻转。英国地质学家亚兰・托马斯教授说:“从前地球磁极大约每隔25万年翻转一次,自上一次磁极翻转以来,地球磁极已有100万年没有翻转了,下次地球磁极翻转,也许用不了等多长时间。” 但对这一问题,科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地球磁极即将出现翻转的信号,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只是暂时的衰弱,几百年后地球磁场将会重新转强。

    磁极翻一翻人类有大难

    地球磁极翻转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首先一些低轨道的卫星将完全暴露在太阳电磁风暴的吹打中,不用多久就会完全摧毁,人类高科技通信技术将会遭遇毁灭性的瘫痪。此外,许多随季节变化而移居的候鸟或动物――从燕子到羚羊,几万年来它们一直依赖先天性本能鉴别地球南北极ú?秋移春返,到时它们的命运很难预测。而对于人类来说,最大的灾难莫过于强烈的太阳辐射。平时,这些宇宙射线全在太空中就被地球磁场给吞没了。然而地球两极翻转过程中一旦地球磁场消失,这些太阳粒子风暴将会猛击地球大气层,对地球气候和人类命运产生致命的影响。因此有科学家怀疑,地球磁极翻转正是古人类文明覆灭的原因。也许,南北两极大翻转即将开始,人类大难临头的一刻比我们预测的任何时候都要早。

    水晶头盖骨的官方资料

    虽然人们对玛雅文化中种种不可理解的成就早有所闻,但这个1927年在中美洲洪都拉斯玛雅神庙中发现的水晶头颅,却依然不能不令人震惊。这个头颅用水晶雕成,高12.7厘米,重5.2公斤,大小如同真人头,是依照一个女人的头颅雕成的。根据一个古老的印第安人的传说,古时候一共有十三个水晶头骨,和人类的头骨一般大小,下巴还可以活动,能说话,能唱歌。据说这些头骨可以为人类提供有关人类起源和死亡的资料,还能帮助人类解开宇宙生命之谜。这些信息资料不但对研究人类居住的行星发展趋势十分重要,而且对研究人类的繁衍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据说总有一天人们会找到所有的水晶头骨,把它们聚集在一起,集人类大智于一体,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但前提是人类的道德和精神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否则即使聚集到一起了,也是对伟大文化的一种亵渎。这个水晶头颅具有神奇的力量,是玛雅神庙中求神占卜的重要用具,至今一千多年历史,专家们研究过头颅的表面及其内部结构后,肯定其历史非常悠久,确是玛雅时代遗留的文物。

    但令研究者们困惑的却是:这颗水晶人头雕刻得非常逼真。不仅外观,而且内部结构都与人的颅骨骨骼构造完全相符。而且工艺水平极高,隐藏在基底的棱镜和眼窝里用手工琢磨的透镜片组合在一起,发现眩目的亮光。我们知道,近代光学产生于十七世纪,而人类准确地认识自己的骨骼结构更是十八世纪解剖学兴起以后的事。这个水晶头颅却是在非常了解人体骨骼构造和光学原理的基础上雕刻成的,一千多年前的玛雅人是怎样掌握这些高深的解剖学和光学知识的呢?

    还有,水晶即石英晶体,它的硬度非常高,仅次于钻石(即金钢石)和刚玉,用铜、铁或石制工具,都无法加工它。即使是现代人,要雕琢这样的水晶制品,也只能使用金钢石等现代工具。而一千多年前的玛雅人还不懂得炼铁,他们又是使用什么样的工具加工这个水晶头颅的呢?难道他们早已掌握了我们现在还不晓得的某种技术吗?从这个奇异的水晶头颅来看,也许玛雅人掌握的科学技术,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高超得多。但他们又是怎样获得这些科学技术的呢?这就更是谜中之谜了。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11-29 00:14:24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13期-共和国60年暨孔子2560年〔耶稣2009年〕11月28日

中国少儿人口大幅下降,建议向生二胎过渡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胡鞍钢

2009年11月

   [作者简介] 胡鞍钢,1953年生于辽宁鞍山,1978至1988年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自动化所获工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年至1992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1993年在美国Murray State University经济系做访问学者;1997年在美国MIT人文学院做客座研究员;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做客座研究员;2000年任日本庆应义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访问教授;200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做访问教授;2003年初在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研究员。从1985年起,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其中的主要研究人员,系统地从事中国国情研究,是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2000年初,被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联合聘为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旨在建成国内一流的国家决策思想库。

    河南省是第一人口大省,据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测算,河南的第1亿个小公民将在2010年7月7日中午至7月8日凌晨诞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这个数字的到来已经整整推迟了13年。图为河南省宝丰县的马街书会上赶会的群众。任何一项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适时、灵活、稳健的调整。我国计划生育是一项我国基本国策,但是它的目标、内涵、措施同样需要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解决中国人口问题至少需要几代人努力。

中央曾设想2010年后调整人口政策

  1970年全国总人口规模超过8亿。1971年中国政府(指国务院)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5年,毛泽东指出:人口非控制不行。为此中国政府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

  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党中央决定实行更加严格的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当时党中央的决策主要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全国人民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使整个国家很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二是当时30岁以下的人口占到总数的65%,之后每年平均将有大量的人口进入婚育期,因此必须要严格控制每对夫妇的生育数量。

  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早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逆转。从1998年开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已经降到10‰以下,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进入世界上的低人口增长国家行列。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200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5‰,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到1.8以下,属于“少子化”类型国家。我国现在面临新的人口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

  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表明,过去30年的人口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这一代人为落实基本国策作出重要贡献和牺牲,“舍小家,顾国家”。30年后我们需要根据党中央的战略设想和对人民的政治承诺,适时、灵活、稳健地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再花上一代人的时间,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从而使得我国的实际生育率略有上升、接近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即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2.1左右,让以后几代人既可以“顾小家”,又可以“顾国家”。从长远来看,可以逐步实现中国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以及总人口规模的稳定。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既要避免过高增长,也要避免负增长。特别是当妇女总和生育率长期明显低于妇女生育更替水平的时候,就会导致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以及随后总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
中国和印度15-59岁劳动人口数及比重 表2

  进入21世纪,我国在人口问题方面同时出现两个新的发展挑战:一个是加速的“少子化”,即妇女总和生育率的过快下降,明显低于正常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第二个是加速的老龄化。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6.7%,205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31.1%,大大高于届时的世界平均水平(21.9%)。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我国人口政策的目标是防止人口增长过快,可以说我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目标。因此我们称“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属于第一代人口政策,也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从现在起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现在看来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依然是未知数,它取决于我们对未来人口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机会窗口。由于1980年以来的人口政策还有很大的惯性,还有被继续“锁定”的可能,调整起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从长期成本和收益角度来看,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

人口增长已经不再是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源

   或许有人会认为人口多是环境资源压力的主要来源。可以说30年前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的确是这样,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可以说当前造成我国资源环境主要压力的已经不再是人口增长,而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现在看来,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办法来协调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关系。
  第一, 从贸易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完全能够从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资源来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一个国家既不能也没有必要实现资源和能源百分之百的自给自足。并且在一个国家工业化加速过程中,能源和资源对外依存度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适当增加能源和资源的进口比例,也能够缓解国内的生态压力,减少国内枯竭型资源的开采,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实际上从1995年我国才开始成为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从2002年开始我国的初级产品进口额占GDP的比重开始迅速上升,由1.43%迅速上升到2008年的6.57%。我们认为这个比例还可以上升到10%以上。因为该比例的上升标志着我们从国际市场获取资源的能力提高了,这也相当于进口了水、耕地、矿产等稀缺自然资源,大大缓解了我国国内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

  第二, 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资源和能源压力。根据中国科技中长期规划目标,我国已经在加速发展核电、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以作为化石能源的替代品。并且根据当前的规划,我国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重将在2020年之前就会达到甚至超过15%。我国在新能源方面的专利数已经在世界上排到第七位,并且在世界的位次仍在不断上升。可以说我国有希望成为可再生能源、绿色技术方面的世界上领先的创新者和应用者。这些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中国的资源和能源约束。

  第三, 随着过去几十年里我国教育事业的显著发展,已经形成了人口方面的两大新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首先从人力资源优势来看,2005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8.5年,同年我国15-59岁人口数为8.81亿人,累积了74.89亿人年的总人力资本,这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力资本。其次从人才优势来看,2008年我国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达到了8400万人,2020年有希望发展到1.5亿人,2050年甚至有可能进一步达到3亿以上。更重要的是我国从事研究与开发(R&D)的专业人员规模也在迅速增加。1991年的时候我国R&D人员数量只有47万人年,而到了2008年就已经增长到161万人年,已经高于美国的130万人年,以及欧盟的120万人年。这些人力资源和人才方面的巨大优势就为我国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也为我国突破资源环境约束提供了可能。

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目标

  人口发展战略既要统筹考虑人口系统内部的数量、结构、质量和分布,又要统筹考虑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的综合战略。从长远观点看,中国应该实现人口稳定的目标,具体包括:

  1、保持少儿人口数量稳定的目标。少儿人口并不是减少越多、越快就越好,而是应该保持在一定规模上。
  2、保持劳动年龄人口稳定的目标。防止2020年之后的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防止15-29岁青年型劳动人口的大幅度下降。
  3、保持总人口规模。防止2030年之后总人口规模的大幅度下降。

  在稳定各类人口数量的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地提高人口素质。具体来说,包括:

  1、不断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2005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3.0年,高于世界平均的67.6年,更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的63.7年。今后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和改善国民生活水平,完善医疗保健制度,力争使我国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在2020年达到76岁以上,2050年进一步提高到80岁以上。
  2、不断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2005年时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8.5年,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力争2020年达到11年,2050年应该超过13年。
  3、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2008年我国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为8400万人,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大国家投入,并且开放民间高等教育市场,使得这一数字在2020年超过1.5亿人,2050年超过3亿人。
  4、提高我国HDI指标。HDI(人类发展指数)指标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综合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它综合反映了经济、健康和教育的发展程度。2006年我国的HDI指标为0.762,在17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94,属于“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我们应该力争HDI在2020年达到0.88,2050年进一步达到0.95以上。

  以上就是中国人口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它既包括各类人口数量稳定的目标,也包括人口质量提高的具体目标。因此,中国应该综合采用各方面的政策,不仅是生育政策,还包括教育、就业、健康等一系列的政策,来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总之,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历史长期积累的问题。人口发展的长期规律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用短期政策来将其调整。现在看来,我们至少需要花两代人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人口自身发展的特点和政策调整的作用所形成的逻辑可能是:1980-2010年期间,先是严格控制一代人;2010年之后,再主动调整一代人;先控制人口数量,后调整人口结构。因此,今后人口政策的目标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提高人口质量为主。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该结束了

   经过30年的社会发展和变化,我国现在面临新的人口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我们应花上一代人的时间,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从而使得我国的实际生育率略有上升、接近人口生育更替水平,逐步实现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以及总人口规模的稳定。

    进入21世纪,我国在人口问题方面同时出现两个新的发展挑战:一个是加速的“少子化”,即妇女总和生育率的过快下降,明显低于正常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第二个是加速的老龄化,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6.7%,205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31.1%,大大高于届时的世界平均水平。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既要避免过高增长,也要避免负增长。特别是当妇女总和生育率长期明显低于妇女生育更替水平的时候,就会导致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以及随后总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事实上,我国少儿人口首先出现了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趋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少子化”。在1995年前后我国0至14岁少儿人口绝对数达到了最高峰,大约为3.34亿人,2008年的时候减少到2.52亿人。我国的15至59岁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至2020年之间也会达到最高峰,大约9.23亿人,而后开始持续下降。到2050年,中国的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大约要比印度少2.44亿人。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1-27 11:38:04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推荐 西村烟树

中国需要第三波民营化改革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曹正汉

2009-11-25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政府提出“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但从长期看,这种依赖政府投资的策略难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因此,“扩内需”的渠道不应局限于政府自身扩大投资,还应为民间资本打开新的投资空间,这需要推动新一轮的民营化改革。

  中国最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两次大规模的民营化改革。第一次民营化改革发生在1978年至1984年间,通常称之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次改革从推行农业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开始,随后扩大到农村工商业的民营化与市场化,以及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第二次民营化改革肇始于1995年前后的乡镇企业和小型国有企业改制,随后扩大到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短短数年间,中国各级政府基本上都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了出来。这两次民营化改革奠定了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挑战——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企业来自国际市场的需求在下降。因此,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现在的问题是,“扩内需”过分依赖于政府自身扩大投资,这在短期内可以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但从长期来看,将使得中国经济更加依赖于政府的投资推动,难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其实,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不仅仅是老百姓不敢多消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民间的投资空间狭窄所导致的民间缺乏投资机会。所以,“扩内需”的渠道不应局限于政府自身扩大投资,还应为民间资本打开新的投资空间,这需要推动新一轮的民营化改革。

新一轮民营化改革的难题

  所谓“新一轮民营化改革”,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需要进一步向民间放权,特别是将政府控制的垄断经营领域和重要经营行业向民间开放,“不与民争利”;其二,政府从经营领域退出来之后,必须专职于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向公共政府转型”。显然,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非易事,都面临着许多障碍和阻力。同前两次民营化改革相比,新一轮民营化改革的最大障碍也许是地方政府的态度有很大变化。对于前两次民营化改革来说,地方政府基本上是持支持的态度,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担当了改革的发起者和先行者。但是,对于进一步的民营化改革,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地方政府已不再具有往日的探索精神和改革热情。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

  首先,从地方政府仍然控制的经营项目来说。目前,地方政府控制的主要经营项目有两类,一是土地开发与经营,一是地方财政资金的管理与使用——这些公共资金基本上不受百姓监管,地方政府实际上掌握了这些资金的经营权和支配权。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有数不胜数的“细小”经营项目和经营机构,其中有与公共建设有关的各类投资公司或集团公司,有供水、供电、供气、有线电视、车站、码头、集贸市场、收费公路、医院、火葬场……可以这样说,凡属与地区公共事业有关、便于政府控制的经营领域,几乎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对于这些经营项目,由于有稳定的经营收益,故在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及其经营机构是没有压力向民间开放的。

  其次,从地方政府实际承担的职能来说。虽然地方政府原则上不再经营竞争性企业,但并没有因此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公共政府,它们的首要目标不是维护市场公平和从事市场监管,而是经营“地区经济”。所谓经营“地区经济”,是把整个辖区的土地、财政资源及其他资源当成一个整体来经营,以获得最大化的财政收入和政绩。因此,辖区内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便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重点企业是政府依靠的对象,故要格外关照和扶植,至于这种关照和扶植是否损害了其他企业及农民、消费者与劳工的利益,则往往难以顾及了。

  以上所说是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农业经营权以及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工商业经营权,不难转到民间个人手中(在中国历史上这两项经营权原则上也是归属民间)。前一项经营权捏在政府手里很难产生盈利,毕竟在田里劳作得靠农民,农民要是不愿意干活,政府控制农业经营权就失去了意义;后一项经营权捏在政府手里,当市场竞争兴起时,很可能背上财政包袱,毕竟企业要在竞争中获利,得靠企业经营者,如果经营者不积极应对市场竞争,政府也只能干着急。但是,在政府能够用行政权力控制的经营领域,就很难民营化,因为政府可以在这些经营领域用行政手段消除竞争,使得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这些领域而获利,至少不会背上财政包袱。因此,地方政府在对待民营化改革的态度上,有一条无形的“底线”:在地方政府难以获利、而民间经营可以增加地方政府收益的领域,地方政府有积极性推动民营化改革;一旦民营化改革超出这一领域,就难以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地方政府为什么能够守住“底线”?

  经济学家以为,引入地区竞争和市场竞争,就可以迫使地方政府放弃经营活动,转向推动民营化改革。这一个理论能够解释地方政府为什么退出一般竞争性行业,但是,民营化改革若要越过地方政府的“底线”,该理论就不成立了。因为“底线”之内就是地方政府能够动用行政权力排除竞争的范围,怎么可能再用竞争来打破它呢?

  在对待民营化改革的态度上,地方政府之所以有一条无形的底线,而且能够守住这条底线,是源于中国产权制度的一项基本特征: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具有产权含义,在政府愿意的时候,可以转化为事实上的产权。这一特征,可以简称为“行政权能够转化为产权”。政府的行政权转化为产权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政府对民间财产和民间经营活动按自己的意愿——如按政府单方面制订的法律和行政规章——征税收费,再按自己的意愿支配征来的税费。这种不受百姓约束和监管的征税收费权,就相当于控制了民间财产和民间经营事业的部分产权。这是行政权转化为产权的间接方式。

  另一种方式是政府直接进入它认为合适的经营领域,控制这个领域的经营权以获取直接的经营收入。这是行政权转化为产权的直接方式,而且是主要方式。以下我们只论直接的转化方式,而且仅限于地方政府的行政权。

  要说清楚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如何直接转化为产权,需要从土地上的权利结构说起。在地方政府管辖的区域内,建立在土地之上、与经营活动有关的权利,组成一个纵向结构:最高层面是行政权,由地方政府及其上级政府所掌握;次一级层面是“土地开发权”,包括决定每一块土地作何用途的权利,以及征地、开发和出让等项权利;再次是“工商业经营权”,包括在土地上经营各类工商业和公用事业的权利;最低层面是“农业经营权”,即在土地上从事农业耕作与经营的权利。

  在上述四个层面的权利中,政府的行政权处于主导地位,土地开发权、工商业经营权、农业经营权要依靠行政权的认可、界定和保护才能成立,故不能脱离行政权而独立出来。这就是说,上述三个层面的经营权——土地开发权、工商业经营权、农业经营权——对行政权具有单方面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赋予行政权控制各层面经营权的能力,因而也就有机会直接转化为经营权。

  具体来说,行政权转化为产权的直接途径有三个:第一个途径是以行政权直接行使农业经营权,即政府直接控制农业生产活动,如组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直接从事农产品经营,如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第二个途径是以行政权直接行使工商业经营权,即政府直接办企业和各类公用事业机构,同时禁止或限制个人进入这些领域。第三个途径是以行政权直接行使土地开发权,即政府从事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等经营活动。

  从行政权转化为产权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推动民营化改革的原因是:地方政府需要应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调整行政权转化为产权的途径。如在1980年前后,因政治环境开始宽松,地方政府首先放弃了不能获利的农业经营权,转向重点抓住工商业经营权,带来乡镇企业兴起。1995年前后,因政治环境开始倡导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竞争加剧,地方政府再次放弃了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工商业经营权,转向重点抓住土地开发权和便于控制的特殊行业的工商业经营权。因此,地方政府推动民营化改革,是与寻求行政权转化为产权的最优途径结合在一起的;行政权转化为产权的最优途径,也就是地方政府推动民营化改革的底线。

  从以上角度来看,中国最近三十年的民营化改革,只是政府将较低层面的经营权民营化,即向民间开放农业经营权和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工商业经营权,而较高层面的经营权——主要是土地开发权和便于政府控制的特殊行业的工商业经营权则继续控制在政府手中。

  由于这一特征,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市场经济是一个政府经营与民间经营相结合的经济体系。在这个经济体系中,底层经营领域已充分市场化,并且竞争激烈,利润微薄;而高层经营领域则垄断在政府(包括地方政府)之手,虽然在这些领域,机构臃肿,效率不高,但因为有底层经营领域所创造的需求作支撑,政府的经营收益是有保障的。这种经济结构有利于政府利用市场机制搞活底层经营领域,也有利于政府控制高层经营领域,因而,只要经营权对行政权的依附关系继续存在下去,这种经济结构也将长期存在下去。

  破除行政权转化为产权的权力格局  新一轮的民营化改革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就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权能够转化为产权的权力格局。其中的原因不难阐明。如果行政权能够转化为产权,地方政府就会充分运用其行政权力以控制有利可图的经营领域,也就不会完全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公共政府。更为复杂的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权不仅仅是控制某个领域的经营权而已,而是积极主动地寻找有利可图的经营领域和控制办法。因此,即使在那些已经向民间开放的经营领域中,如果地方政府发现控制其经营权有利可图,政府官员仍有动力去建立控制的办法,这将导致地方政府重新进入这样的领域,或者迫使民营企业与政府的经营机构合作,走上政商结合的路子。所以,民营化改革的推进方向,是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阻止行政权转化为产权。要做到这一点,已不能依靠市场竞争和地区竞争的推动,它最终要依靠民间社会的推动,依靠民间社会对政府的约束能力。

  政府的行政权之所以能够转化为产权,是因为行政权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授权,它在原则上不受民间社会制约,因而高于民间的财产权和经营权;反而是民间财产权和经营权要经过行政权的认可,才具有合法地位,由此形成了民间财产权和经营权对行政权的依附关系。所以,要阻止行政权转化为产权,就需要改变这种依附关系。当然,法律的完善固然必要,如完善对民间财产权和经营权的保护、向民间开放政府控制的经营领域、限制政府凭借公共权力从事经营活动等,均需要在法律层面上落到实处。但是,这样的法律要制订出来,并且能管用,最终需要在政治层面建立民间社会对政府的约束能力。这无疑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变革,也是对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一大挑战。

  发生在成都的一件事值得一说。2008年9月中旬,成都市行政部门发布《关于重灾区农户灾毁住房联建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允许农民用宅基地与外地投资人合作建房,投资人的房屋可以获得地方政府颁发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这一项地方政策在政府控制的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权上,开了一个小口子:赋予农民转让自家宅基地的权利。这一个小口子是大地震震开的,目前也仅限于地震灾区——地方政府既然无力为灾民建房,那就只好允许农民自己找愿意出钱的人来帮助建房。不过,制度变革往往是因意外事件而引发,然后再扩散开来。所以,我们应该乐观地期待,成都市因地震而出台的地方政策,作为打破政府垄断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权的一个先例,因其对其他地区的农民具有强烈吸引力,有可能扩散到全国各地。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1-19 16:00:20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推荐

“抓大”是近十年经济进程的真实逻辑

莫之许

2009-11-19

    一年忽忽而过,在数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下,中国经济没有滑至更坏的境地,2009年的全年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高速度,但是,也有许多人担忧,由于缺乏内需,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样的方式难以持久,这不仅会给未来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事实上目前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回升已经反映了这一点),同时,押宝于投资的同时,也就忽略了更为重要的结构调整,甚至,事情在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在此次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政府扮演了过于积极的角色,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作用似乎被贬低了,“国进民退”也有越演越烈之势,对此,许多经济学家都深表忧虑,而纷纷有所建言。仔细盘点各路经济学者和评论家们的看法,关于为什么会出现市场化进程的停滞乃至逆转,不外以下三种观点:

  对市场化机制理解不深或缺乏信任,这是第一种观点。从表面上看这一观点有其说服力,国人对市场化机制的接受和理解确实存在问题,但是,如果与当代中国的实际进程一结合,这一观点就暴露出了其内在的矛盾,因为,在多年改革开放后,对市场化的认识理解不可能不升反降,而与10多年前相比,市场化进程不仅早早就缓慢了下来,甚至可以用停滞来加以形容,因此,用缺乏认识和理解,难以充分解释这一新的变化。

  另一种观点可以简称为利益绑架说,这种观点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市场化进程的迟缓,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自10年前吴敬琏先生提出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并呼吁改革“攻坚”以来,这一观点就广为人们所接受,对此,人们期望通过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实现利益多元化之下的良性博弈,法治、权利、宪政等一系列的主张,也属于这一观点的光谱之中。但是,尽管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与实际进程一相对比,也可以感觉到某种脱节,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广为期待的诸多改革内容如行业壁垒的取消、投融资体制的改革等等,几乎都停顿了下来,将之统统归咎于目前尚隐而未显的利益集团,很难让人信服。

  相比之下,笔者更信服上述两种观点之外的另外一种看法,比如黄亚生的制度基础论。在《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一书中,黄亚生指出,存在着对私营企业的制度性歧视,和对国有企业的制度性优待。尽管黄亚生教授对这种制度基础背后的理由并未过多展开,但在我的理解,不同的经济制度内容有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含义,综观最近10多年来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的进程,这种制度基础论能更好地解释市场化停滞和最近的逆转。

  其实,在资源分配上有意识地加以倾斜的制度并非是什么秘密,而一直是公开的目标,如果说1980年代最著名的经济改革口号是放权让利,那么,1990年代的就是抓大放小。其中,“放小”等一系列手段旨在引入市场机制,“抓大”和接下来的“做大做强”的目标则在于保持对经济资源的控制。由于国有企业在效率上存在先天的劣势,在市场机制下存在着因竞争失败而失去份额的危险,因此,要同时满足引入市场机制和保持资源控制这两个目标,就不能不需要一个在资源分配上有意识地加以倾斜的制度。从这一点出发,在资源分配上有意识地加以倾斜的制度尽管表面上违背了市场化的一般要求,但在当代中国却是与市场化的进程相始终的,秦晖教授的“尺蠖效应”,也是对这一现象的提炼。

  在1990年代中前期的“放小”进展迅猛时,人们一度认为,这将是进一步市场化的前奏,这也正是所谓“攻坚”说的来源,因为,从市场化的逻辑出发,这种在资源分配上有意识地加以倾斜的制度将损害社会产出的最大化,而需要加以矫正和克服,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过于简单了。1990年代一度被人被人忽略的“抓大”诉求,也是公开而真实的长期目标,因此,在资源分配上有意识地加以倾斜的制度是特定意图下精心设计的产物,其目标在于同时满足引入市场化机制和保持经济资源控制这两个目标,而随着市场化机制的基本告成,后者于最近越来越占据上风,并因此导致了诸如国进民退等一系列反应。当然,我并不否认存在特定利益集团的图利行为,但是,在我看来,是先有特定意图下的制度,后有利益集团对此加以利用的图利行为,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而不是反过来。

  在我看来,制度基础论而不是利益绑架论,能更好地解释当前的经济进程,能更好地解释这10多年来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停滞,和最近国有企业野蛮生长和国进民退等诸多现象。

    消息:

浙江煤商在温州抱团签名

2009年11月6日

    温州煤老板们于11月6日早上7点左右,集聚在平阳县水头镇商贸街征集签名。尽管事发后,平阳县迅速采取了措施,拆除了签名桌子和横幅,但商贸街每家店铺门前的人群并未直接散去,反而有近百人逐渐转至去往平阳县的必经之地——水头镇大转盘附近。同样等不及的还有浙江省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下称“浙促会”)。

  有浙江煤商估算,山西浙商中的煤老板大多数是温州人,其中又以温州平阳县居多。由于温州民间资本相互拆借活跃,平阳县85万人口中甚至可能有40万人与山西的煤炭生意有关联。

  温州煤老板们在11月5日发起的“万人签名活动”已被平阳县暂时平息。实际上,吴族春能够成为山西浙商的“代言人”,多少有些巧合。2008年11月,受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与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下称“协作办”)委托,吴族春开始了“浙商矿业发展研究”项目调研。

  “调研的本意是浙商在外投资的矿业分布,煤炭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浙江属于资源小省,省内基本不出产煤炭,在2008年浙江消耗的1.8亿吨煤炭中,山西浙商直接、间接返销煤炭占30%,一旦断供,势必将对浙江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山西浙商的遭遇尤其引人侧目。”吴族春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凭借同乡优势,吴族春手中掌握了大量温州煤老板资料。他在《报告》中写道,山西119个县市区中,有90多个县市区产煤,产煤的地方均有浙商投资的煤矿,初步估计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约450多家、煤矿500多座,投资总额在500亿元到1000亿元,占民间投资山西煤矿资金总量近1/6。

  有温州煤老板估计,山西浙商中的煤老板绝大多数是温州人,其中又以温州平阳县居多。由于温州民间资本相互拆借活跃,平阳县85万人口中估计有40万人与浙商在山西的煤炭生意有关。而来自温州平阳县的消息人士透露,温州煤老板们在11月5日发起的“万人签名活动”已被平阳县暂时平息。

    11月6日早上7点左右,平阳县水头镇商贸街的签名桌子和横幅已全部被拆除,商贸街每家店铺门前都有三三两两的人群在议论;后来人群逐渐转至去往平阳县的必经之地——水头镇大转盘附近,大约近百人。现场有人称,早上警车来过,而平时,城管肯定不会在7点这么早就上班。

 

 

发件人:"quankunyidian" <quankunyidian@126.com> 2009-11-19 20:11:17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凭什么说国企掠夺人民?

凭什么说国企掠夺人民?

曹久强

2009年11月

    现在有人说国进民退不好,说什么国有企业在外竞争不过外企,只会关起门来掠夺人民。于是就大力鼓吹发展私有企业。其实这样的判断太白痴了。为什么呢?国企掠夺人民怎么体现,无非是说国企员工福利太好,国企用钱不当钱花,太奢侈。这些就能说明国企在掠夺人民吗?我想问问的是,国企逃税了没有,私企多少想办法逃税的。私企逃税算不算掠夺呢?我在想问问,国企的利润现在开始上缴国家了,国家又会用在全民上。请问私人企业资本家的钱可以用在四百万买一条狗身上,绝对不会无偿给大家分享。请问,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有可比性吗?

    国企员工福利好,公司关注企业的生产者有什么不好。给他们好的福利是错,难道要向私人企业一样对工人极度苛刻才好?难道国企员工不是全民的一部分吗?集体收益总比私人企业苛刻了大家,肥了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好吧。要知道国企工人富裕了就是全民中很大一部分群众集体富裕了。而私人企业老板富裕了,只是少数人富裕了。

    至于国企奢侈,花百万造了一个大厅的灯,这确实不好。这是国企改革没有到位的暂时现象。国企没有民主化,没有严格的财务支出管理,以至于单凭领导意志奢侈浪费。这些都是国企没有完全成熟时的状况。作为早已经成熟的私有企业,虽然在工人身上极为讲求节约、节省,但是,自己过起奢华的生活来绝对奢侈的夸张。美国洛克菲勒个人有一个房子内有十多间洗手间,住在宫殿式的房子里是不是奢侈呢?资本家从来是在对多数人节约,对自己就一点不节约。他们就是用多数人的痛苦满足少数人的快乐。

    因此,即使国企垄断也好,获得垄断利润也好。这要这些利润上缴给国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请问这也叫掠夺,那么资本家依靠雇佣产生利润不断把社会财富往自己身上集中算什么,这不是掠夺?难道私人企业没有垄断企业吗?以前的私人托拉斯比现在的中国国企垄断厉害多了。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存在相对的私人企业垄断问题,微软就被反垄断处罚了一下。其他没有被处罚的私人企业大有企业在,只是没有微软这样过分而已。而且现在国企不断拆分,自己引入竞争对手,实现国企的相互竞争,真难道这不是竞争吗?中国联通与中国移动就是例子。他们自己互相竞争也会引发互相有序的改进服务。现在哪有多少一家国企垄断全部的部门与产业。这样的国企状况之所以说是垄断,而是民企眼红,自己被排斥在外很不服气。其实这样的国企本质上只是跟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私人企业垄断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也没用让国企参与私人企业领域竞争啊。

    同时,国企会不断改革,最终会获得完全不低于私人企业的效率,参与国际竞争会更加积极,深入。现在走向国际的国企很多,凭什么说国企没有在外竞争呢?至于竞争处于劣势就叫关起门来掠夺人民。那么别国私人企业竞争不过他国私人企业,而且开放,结果像拉美一样,利润都被外国人拿走了,成了事实上的经济殖民地才好吗?这么多年了,拉美的私人企业也没有胜过欧美私人企业的希望。只是有所谓的私人企业在开放竞争下就会好起来的幻想。可惜的是,都是私人企业,后发展国家的私人企业就是很少胜过他人先发展的私人企业。我倒是想问问,都是私人企业,后发展的凭什么就可以赶上别人。就好比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都是一样的内燃机汽车,后开的汽车凭什么赶上先开很久的汽车?显然依靠私人企业胜过先发展的私人企业极度困难。再次情况下开放,也不会必然导致自己的民族私人企业强大,甚至是被人挤垮。由此,即使国企关起门来也没什么不好。

    至于很多人交了钱没有享受到国企好的产品与服务,就抱怨国企,那也不能说国企就不好。因为现在国企发展不成熟,现在与成熟的私人企业比,那当然有差距。现在发展比较晚的私人企业往往比不上发展早的私人企业也就是这个道理。同时,私人企业在西方几百年前也有过一个发展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而且现在很多韩国人只买自己国产的轿车,虽然自己的质量不如外国,但是,韩国人还是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买自己的产品虽然质量服务差,但是,利润留在了国内。买外国的虽然会好些质量与服务,但是利润流出去了。那些说国企是掠夺人民的人估计是宁可把利润给外国人,也不愿意留给自己,因为总体上讲,我国的私人企业在产品与服务上也比不上外国企业。正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一定要以产品与服务质量算,国内民企很多不是对手,也不是短时间可以赶上的。可见,国企产品服务不好,与他们的发展阶段有关。但是,大家买了他们的产品与服务也不是掠夺。虽然大家多花了些钱,但是,还是会还给大家的。买私人企业的产品与服务虽然少花些钱,但是,他们的利润不会给大家分毫。对比起来,未必消费者买国企产品服务吃亏了。

    因此,把现在开始上缴利润的国企称之为掠夺人民简直是没有天理。上缴利润的国企是掠夺人民,不上交利润,压榨工人的私企,所有利润只归自己的资本家那更是赤裸裸抢劫人民。何况不少私人企业明目张胆坑蒙拐骗,就这样明显缺陷的私人企业为什么还可以存在呢?难道所有人买了私人企业没有很多大呼上当的吗?只是现在的私人企业市场理论占据主流,很多没地方说理去罢了。那请问那些明显的坑蒙拐骗或者那些给大家提供了劣质服务与产品的私人企业又算是对人民的什么呢?难道大家在私人企业面前吃了亏都可以绝对获得补偿吗?我想你们自己去回答吧。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11-17 14:43:12 +0800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90期
 

切割与“特殊利益集团”的联系

周瑞金

(作者曾任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

2009-11-15

    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新中国60周年庆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本着十七届四中全会勉励我们“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精神,我想探讨一下党和政府如何清理改革以来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是,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先来看看大家经常诟病的国有垄断行业。国有垄断企业不一定都是特殊利益集团。对部分垄断性企业的批评,集中在垄断市场定价和利润分配两个环节。它们总能以不容消费者置喙的方式,挟持国家的价格政策,攫取着市场“超额利润”;与此同时,每年数以千亿计的国企利润游离于预算之外,既不用上缴国库,也没有兑现转化成国民福利。有人呼吁:应考虑从垄断型国企中提取分红,再分配给国民特别是弱势群体。

    再看看民怨沸腾的房地产行业。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近来,各地相继曝出了一批身价越来越高的“地王”,纷纷囤积级差地租最高的地块,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还有个民营(私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问题。一些公有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权力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对普通民企经营空间的挤压,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其严重的后果将是扼杀社会经济活力。国务院早在2005年就制定了“非公经济36条”,承诺凡是竞争性产业,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凡属已经和将要对外资开放的产业,都允许对内资民营经济开放;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四年过去,这些政策落实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断言:各行业主管机关实施的审批制度或许可制度,成了扼制民营资本流向的无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子。“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的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

    “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垄断性国企和少数权贵对全国矿山资源的瓜分,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有人说过,官员的腐败国际上常见,但被称为社会良心的法官腐败少见。中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

    另一个危险的迹象,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今后,政府应主要靠制度和民主程序来协调利益关系、调控利益矛盾,让各利益主体在同一平台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而决不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橡皮图章。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所谓“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作了严肃的探究。他认为,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它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从事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从事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

    “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只要看看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和其他掌握丰厚公共资源的企事业单位,而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就可以证实奥尔森的判断:“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进而会“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它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以“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它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据称,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

    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老百姓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大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2007年12月1日,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幅度增长,而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幅低于高收入群体,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与改革初期贫穷人口主要在农村不同,目前,贫穷人口蔓延到城市。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就业压力增大,弱势群体的生计更加艰难。

    今天,党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难以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
 

 

发件人:"quankunyidian" <quankunyidian@126.com>2009-11-28 13:40:22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谁是中国的利益集团,政府要与谁切割?

曹久强

2009年11月8日

    据《南风窗》报道,新中国60周年,老报人周瑞金秉笔直书,一篇2万字的《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60周年感言》大胆直白地提出公权力要“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他认为,“国进民退”实际上是改革的倒退,在31年改革当中这是很值得警惕的现象。他总结了我国经济改革三十年的历史:经济体制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是让出一定空间,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要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而有竞争性的让民营企业进来。10年前,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公布了《关于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当时规定很明确,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并不是国有企业占的量扩大,而是量在缩小,但重要力量、控制力量、影响力量要增大。公有制的形式并非要通过国有企业的占有量来体现,可以用股份制的形式,在公有控股的情况下,让民营企业也参加股份。

  当时朱镕基总理主导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 “国退民进”,大大推进了国有经济的存量改革,让出了竞争性领域,使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同时也大大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赢利状况。吴敬琏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总结60年的改革成果。他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但始终走不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因为没有涉及体制实质性的东西。改革开放后,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大拓展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2003年后,当国有经济改革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明显放慢了。接着,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2004年又发生一场市场化改革大方向是否正确的大争论。从这以后,我们加强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行政对资源的配置,社会上出现了“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的现象,大大压缩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尽管2005年出台了“非公 36条”,但实际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因此,他认为,从“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可以看到我们到底要不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改革,这是根本问题。

  而且他认为,“国进民退”和特殊利益集团又连在一起,带来了新问题。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使得国有企业更接近于公权力,一些国有企业中的经济精英和政府的公权力精英相互勾结合谋,与民争利,这就产生了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强化国有垄断,官僚资本就更容易形成,就更容易走向权贵资本主义道路。

    我认为他对利益集团的定义是错误,政府要与之切割的对象也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经济改革史都是坚持一个前提,那就是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的地位不能发生改变。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国生产力比较低下,公有制远未成熟,加上传统计划经济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误解。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出现了问题。改革开放之后,在坚持这个前提下,放资本家出笼,让民营企业也就是私人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公有制主动引入对手来练手,培养自己的竞争力。这个引入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周瑞金所谓的改革开放经济史无非是社会主义主动渐进式引入补充的过程。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公有制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在这一段时间内,公有制完成了对于自己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经济基础,理所当然必须确保自己地位。为了引入补充,公有制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从主体地位让位到主导地位。从全国范围的经济层面,退让到了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主导地位。退让不可不谓不多。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经过这么多年在公有制退让下的蚕食,已经把公有制可以退让的领域基本占领了。剩下的就是公有制的底线,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但是,民营企业是远远没有感到满足,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在他们看来正是一块梦寐以求的肥肉,当然想染指。但是,他们在现实中又被限制了,于是,他们认为公有制在垄断。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公有制阻止了他们的进入,当然是垄断。问题是,这是必须的垄断。

    就好比政治,戈尔巴乔夫改了一个没有限制的民主,结果资产阶级纷纷组织政党,把共产党的权夺了。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政党没有发展具有完全优势下的无限制的开放,也就是不垄断政权的过错。经济也是如此,如果在公有制没有完全成熟,就无限制开放,也就是不垄断,最终,公有制将丧失所有的领域,经济层面成功变色。今天很多人打着公有制垄断的旗号,正如政治上打着自由民主旗号一样,都是一个天大的圈套。
同时,即使现在国进民退,也不是说明要不要深化改革。因为,并不是排斥国企等公有制才是深化经济改革。相反,今天出现国进民退说明,以前的国退民进已经出现了一个顶部,物极必反了。三十年来的私有化造就了多少国有资产流失,造就了多少工人失业,由此造就了多少社会问题,我想大家都明白。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市场化与私有化完全是两码事。公有制也是可以与市场结合。深化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并不意味着要无限制的放任民企,无限制私有化。相反,应该大力发展民主化的公有制企业。只有民主化的公有制加市场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本状态。可以说,国进民退根本与要不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无关。

    至于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都是对于私人与私人集体来说的。公有制企业哪来的利益集团?权贵资本主义都是私有制,难道公有制会有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根本与公有制不相容。因此,公有制企业身上就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权贵资本主义。现在国企很多老总因为裙带关系上来,那是他们的具体用人机制的问题,不是根本体制的问题。国企不是私人的,也不属于任何国企老总,而是国企工人集体的。国企老总有些贪污腐败,自己用公家的钱办私人企业,成为资本家。那正是国企老总不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的错。

    因此,在社会主义中国,利益集团不可能是国企等公有制企业,只能是私人构成利益集团。当今民营资本发展壮大,一大批民营企业以及民营媒体试图垄断社会舆论,从各个方面为自己的利益活动或者呐喊,譬如《南风窗》,《南方周末》这些本身都会私人利益集团的话筒。因此,我也号召政府应该与利益集团切割,划分界线,利益集团的对象不是国企等公有制企业,而是民营企业。那些民营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用金钱参政,用金钱贿赂官员才会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因为民营老板已经是资本家了,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当然是他们的天然本性,极易形成。这才是我们政府要注意的。

 

 



发件人:<xiongzg@sina.com> 2009-11-24 16:38:11 +0800 收件人: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理论稿:中国政治模式及其完善

中国集权政治模式的困窘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离休副教授  熊自干

2009年11月26日


    建国60年大庆之际,海内外政学界热议“中国模式”。我是青年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革命的,有幸经历了60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当60年前还被列强肆意侵略的贫穷弱国,竟然这么快赢得如此高的国际地位,真超出了我参加革命时的期望。现在试就中国政治模式的内涵及其优越性,和具体体制上还存在的问题及当前应首先解决的办法,谈一些看法。

威权政治要看为什么人服务

    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已经改变成行政领导集权专政。这种威权政治在毛泽东时代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在今天成了为权力资本服务。这种模式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利用强权来高效率地办事,为国家和某个群体服务。缺点是:当领导权力倾向自身利益时,人民平民百姓的利益便要被忽视被损害。从改革开放前的过于偏向于工人农民,到今天过于偏向于权力和资本,都造成社会各个集团发展得不平衡。

    另外,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大资本集团疯狂聚敛社会财富得问题。高度发达的欧美也曾经反复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霸气十足、不可一世的美国近年也陷入内外交困,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更广泛遭到了失败。在有着如此民主的西方国家,照样无法制约强势资本的横行。

    我青年时期也曾受西化思潮影响,改革开放中又因权力腐败难以遏制曾感觉可能难免实行多党制,但近年一再看到,即便是一些小国推行多党制,也闹得轻则政局动荡,重则发生战乱甚至国家分裂,根本谈不上建设,百姓痛苦不堪。我国近代也曾推行资产阶级民主陷入了军阀混战,建国后又受原苏联僵化模式影响导致严重曲折。在13亿人口的多民族大国,尤其改革以来利益和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社会矛盾空前复杂尖锐的条件下,无论推行多党制还是僵化体制,都会重蹈覆辙,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劫难。

    与推行西化政治制度和原苏联僵化模式遭到的失败形成对照,我国建国60年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尤其是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例如集中力量办大事,救灾应急等的高效,引起了海内外政学界和媒体的热烈讨论,广泛认为这些成就是 “中国模式”取得的。他们讲的“中国模式”,主要是从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原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相区别的意义上讲的,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我认为其主要内涵或者说内核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政治保证。

    海内外政学界和媒体当前热议中国模式时,许多人一反过去西方所宣传的民主制度,而肯定包括东亚“四小龙”历史上崛起中较集中的所谓“威权体制”,同时认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一定程度集中的体制是我国能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办大事、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被列为中国模式成功的内容之一。
但是,在一片赞扬声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谨慎。对于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既要看到它的优势,也要看到还存在的问题。就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讲,不论是民主还是集中都不能把它们绝对化,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既不能把西方民主模式看成是“普世价值”,也不能过分集中,不能把党的领导、维护稳定与人民当家作主对立起来。中国政治模式是既反对自由化又反对僵化。虽然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多民族、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而且价值观和利益矛盾复杂、突出的不发达大国,当前政治体制适度集中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综观我国60年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政治制度中存在的主要弊端,仍然是小平同志1980年在8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过分集中。在这里正如小平同志讲的“问题都在于‘过分’”。

    政治制度过分集中,其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甚至个人手中,受认识的局限决策容易发生失误;更重要的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公权力不或很少受制约和监督,难免以权谋私,至少容易为小团体牟利。避免这两种弊端以保证公权力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正是民主制度的初衷和最终目的。

解决腐败不能靠教育手段

    毛主席一辈子花了极大的精力发动一系列思想教育运动,企图解决党群关系问题。我参加革命60多年,也经历了建国后历次的整风式的干部思想教育运动,有的对于违纪的干部压力是很大的。本来我是感到干部思想教育很重要,原以为通过思想教育就能解决党群关系问题,才从事干部政治理论教育,至今已38年了,没想到与我原来的设想相反,得出的结论竟是执政条件下的权力腐败不可能单靠思想教育根本解决,至少作用甚微。马克思的上述论断使我坚信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过去革命时期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效果好正是这个规律的作用: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但执政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干部的出身和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根本不同了,还无视这个规律、照搬这个办法就不灵了。原来他们也难免受这个规律的支配。实事求是地讲,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不是口头或纸上)入党主要就是为做官,最终是为个人利益,因此单靠思想教育不可能使他们自觉地执政为民。解决的根本,必须遵循马克思揭示的这个真理,利用这个规律,从制度上由人民控制权力的授予和执行,把他们的利益与人民利益捆绑起来。这个根本制度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因此,在政治建设上,也要有危机感,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遵循这个规律,充分认识执政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不同条件,不回避客观矛盾,也汲取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合理成分利益代表原则,对人民代表的结构,必须从比例分配、候选人提名和选举程序各个环节,保证代表的代表性。17大提议按城市和农村所占人口比例分配代表名额,就是遵循的这个原则。但这还只能平衡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权益,城乡各自区域内也有不同阶层权益的平衡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按上述原则彻底解决代表性的问题。

    另外,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应遵循这个规律加以改革。


   【作者简介】 熊自干,身份证号420102193104282015,男,汉族, 1931年4月出生于湖南,中共党员,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离休副教授,1980年起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
   【联系地址】 汉口后九万方三村32号老三栋二单元401 邮编 430019 ,电话 027-82639740 E-mail: xiongzg@sina.com ,
 

 

 



发件人:"quankunyidian" <quankunyidian@126.com> 2009-11-24 11:32:3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投稿

亚洲文艺复兴的实质与未来

曹久强

2009年11月26日

    今天不少媒体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亚洲正在实现着一个类似于西方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历史不会重来一次,历史却有惊人的相似,这句话不假。今天的亚洲确实可以说在实现自己新的文艺复兴。这场文艺复兴正好主要以中国为核心国家的文化复兴。如果不妨长远的预测,这场文艺复兴很可能是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亚洲文艺复兴。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亚洲的文化复兴正与以往西方的文艺复兴从兴起与结果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些相似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发生在人类历史社会制度新老交替的前夜,也可以说正是西方文艺复兴的结果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今天的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群。从中国、越南、朝鲜、再到老挝、尼泊尔。这一带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多,也最大,也最具代表性。而今天也是处于人类社会制度新老交替的时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正在新老交替的过程中。

    第二,西方文艺复兴的实质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发言,披着历史的外衣表达自己的追求,也就是借助历史打出反对封建主义的旗号。因此,西方的文艺复兴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崛起。今天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战略上依然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社会主义在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处于劣势。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正在借助以往的社会主义经典理论与西方资本主义中的理论精华为自己的发展铺路。中国当前经济界、政治界的很多分歧正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在不断的争论中探索,实践也在不断的争论与分歧中深化。毫无疑问,未来亚洲的文艺复兴从本质上必然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崛起。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领头羊的中国,必然借助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精华来从实践与理论方面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崛起奠定基础,世界的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深深打下中华文明的深深印记。因此,也可以说,亚洲文艺复兴也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第三,西方文艺复兴在理论上初步动摇了西方的封建主义,为以后的西方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打下基础。今天亚洲的文艺复兴必然是打着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从而在实践与理论上初步动摇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未来不排除更大范围、更深刻的社会主义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及亚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今天中国的北京共识就初步显示出了对于西方的冲击。资本主义在北京共识与当前经济危机下已经初步动摇。

    第四,西方文艺复兴打着自由、人性反对封建主义,今天的亚洲文艺复兴将会以人的生存权应该首先受到保障,不仅国家层次应该民主,企业层面也应该民主等新的思想为核心反对当前资本主义的人权以及自由民主观。这也是新老思想的交锋。

    第五,西方的文艺复兴导致了西方的崛起,世界进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纪。今天亚洲的文艺复兴必然导致亚洲的复兴。以往的亚洲曾经占到世界GDP的60%,未来,借助亚洲文艺复兴,亚洲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地位将再次超越西方。

    因此,今天柏林墙倒塌20年后,西方的所谓历史终结被自己给终结了。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并没有像某些人预测的那样崩溃。中国的所谓专制独裁下而被人们认为是权威体制,中国与新加坡一样的权威体制,而经济、社会却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在事实面前动摇了。中国模式正在吸引着世界的不少国家。不排除将来一天,大家终于认识到中国的成功来源于社会制度的先进,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到那时,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到来了。世界明智的人民将起来推翻已经明显劣势的资本主义。那时才是亚洲文艺复兴的最终结果。而此时的中国,将以中华文明为外包装的社会主义文化传向全世界以及他们的后代,中华文明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将永远在世界历史长河飘扬。他的精神就像法国启蒙运动的旗帜一样在人类思想长河中留下自己伟大的一席。这些就是正在兴起的亚洲文艺复兴的实质与未来。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09-11-24 17:46:49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绋夸欢

体制转型进入尴尬时期

横舟

2009年11月26日

    中国的改革势在必行的,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走了弯路,就是因为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去干了自己的事情。使得国家的改革大业,出现了偏差。中华民族好的东西,优秀的地方没有保住。别人不好的东西,腐败的地方,都学过来了。中国强大的公有体制社会结构,是一部分人以一个强大的理论体系为依托,以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打拼出来的。我们不管其可行性如何,起码在当时是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希望的。

    建国以后,由于强大的思想体系深入人心,使国家充分的稳定下来。但是,政治体制与经济关系没有协调好,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了。搞经济发展、物质享受无法与政治概念进行有效的协调,使国家的为政者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这就是国家需要改革的初衷。然而,这一初衷,在全国人民的呼声中得到了上面的认同。确立了国家进行改革的大政方针,国家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然而,刚从文革的形式下走出来的人们,没有冷静的考虑改革的重要性,改革的复杂性,没有建立完善的改革方针、制度,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使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改革,成了盲人骑瞎马的教条运作。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起来,而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说法,就完全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从而跟共产主义理论对立起来。在改革刚一出现偏差的时候,国家已经有了警觉。但是,没有处理好百姓当时的波动情绪,于是,就出现了像6。4这样的事情。事情之后,又没有正确的总结经验教训,而是背上了政治“包袱”,致使改革的走向完全跑偏。

    马克思主义是共同富裕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工农兵的政党,是不能与广大民众的关系、利益对立起来的。然而,跑偏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在中国的改革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完全的同民众利益对立起来了,民众成为了斗争的对立面,成为了专制与迫害的对象。这一跑偏,不要说在共产主义国家,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不容许的。

    背叛马克思主义,必然丢掉马克思主义理论运行的主导权。必然要动摇民众对于主导主义与理论的坚定信念。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由资本家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完全不存在的,可以说,是件非常荒诞的事情。而另外一点,必须要看到,改革之前的几十年,国家对于民众的思想改造,是有效果的。改革初期,由于没有公正的总结和批判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使人们的思想没有对毛泽东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今,随着“改革”的跑偏,使广大民众不自主的把两个制度进行了对比,这一比较,就在民众心中形成了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改革没有改革前好。所以,民众的想法如果形成一致意见,就会形成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而现实生活中,就已经是这样了。这就使我们的改革,即使是不跑偏,也要去碰那个壁垒森严的自然法则了,其可行性可想而知。民众现在就是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他们已经不再考虑公有制下的弊端和延续的社会问题了。所以,私有制体系与制度的建立,就有了可行性的问题。

    面对经济改革的大潮,公有制体制内的管理者们,已经是不在具备公有体制意识形态的管理者。这些人,任何法规、制度都已经无法对他们进行约束,只有公有企业改制成私有制才是国家经济保障的唯一路途。面对眼前已经醒悟的民众,就需要公有制改造的倡导者们,直接的去面对民众,去真真正正的过一道生死攸关的地雷阵。过不去,就是死路一条,过去了,也是彻底把民众得罪干净,使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进行经济运营。一方面要维持经济实体的生存,另一方面,还要为了“稳定”,违反经济规律的去进行“扶贫”,形成习惯后,更是麻烦。

    低工资,涨物价,如此低劣的饥民手段,只会适得其反。绿林法则,在这个时候,是会倒过来用的。当民众使用绿林法则的时候,将玉石俱焚。经营者在这个时候,还要时刻保持正义理念,思维一跑偏,就会掉入黑社会与逃亡国外的集群中。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自己本身就成为了国家打击的对象,就不是在运营国家政体了。所以,目前,国家要解决的是公有制体制保不住,私有制体制建立不起来的问题。跳出这个怪圈,才是进行“改革”的有效途径。尽快的寻找出一条有效的途径,在短时间内赶紧走出去,才是“改革”正常运行的根本。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1-20 15:40:4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您好!

中国民主化的转型模式

原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法学博士  范亚峰

2009-11-20

    李凡老师这本《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对我来说,最大的启发是,它有一种理论上的美感。七种路径和五种模式,根据我的阅读,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第二位学者对于转型提出来如此简明、清晰而且深刻,符合中国实践的理论抽象。这一点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山西的农民非常喜欢李凡老师的书,不断地找邓太清先生要。

  我看了这本书,很大的启发是,李凡老师的书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深厚的美国教育背景,简明而深刻,不像某些中国学者不懂装懂,胡乱提出概念来糊弄大众。李凡老师的书既简洁又深刻,体现了精深的抽象力。第二个是非常深刻的现实感。我们能感受到写作者对活生生的社会有着深刻的体会。

    中国很多专家学者,你不能和他们讨论现实问题,他们对现实基本上是一无所知。一个常见的谬论是,甚至在公共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认为中国实现民主遥遥无期,在30年、50年之内看不到。这种未经思考的谬论表明了两点,第一,他缺少起码的的现实感;第二,他缺少理论抽象的能力。受这种谬论影响的人不在少数。因着这样的缘故,这本书直接启发了我自己对中国民主化转型模式的思考。今天的发言是以李凡老师的著作为基础。这本书的内容前面两位发言已经做了介绍,大家回去可以仔细研读。我的努力是在李凡老师的基础之上做一些深化。我的深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中国民主转型对五种模式的探讨,我的结论是,只有维权模式才能成为中国民主化转型的主导模式。第二个部分是对中国民主化战略所作的一个全局分析,分为三个部分。这里提出三个问题。第一是从2009年中旬开始,中国社会转型出现三大趋势。第一是体制化趋势;第二是大规模街头化趋势。我们从南康的万人事件到西宁的五千出租司机罢工,还有河南的三千民办教师上访问,可以看出来。这里非常生动地贯穿了万人定律,低于一万人的西宁出租司机事件,现在开始抓黑手;三千人的民办教师事件,现在就直接抓了三百人。非常生动地体现了出来。第三是政党化趋势。这是三大趋势。

  第二点是,中国维权运动正从经济性、局部性、地方性向政治性、全局性、全国性演变。这一点可以从邓玉娇事件、杭州飚车案还有很多其他个案中看出来。第三点,是探讨和平转型的战略条件。这里我自以为创新的一点是,学习一个战略学家钮先钟先生,在对日本无条件投降事件中,运用易毁性理论来研究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决策,通过学习来探讨中国和平转型的战略条件。

  李凡教授在他的书里,提出了中国民主转型的五种模式。我逐个探讨。第一种是法治优先模式,第二种是党内民主模式,第三种是平衡发展模式,第四种是自然演进模式,第五种是维权模式。
  1)法治优先模式。
  这种模式在1990年代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法学家季卫东先生。季卫东先生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从法治到民主》,讲得非常清楚,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从法治到民主。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很长一段时间在法学界占主流。最近两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法学家论坛,季卫东先生写了一篇非常含蓄的文章,表达了中国法学界主流,对于07年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上台后,中共在司法改革领域倒行逆施所带来的法治大倒退的不满。据我所知,中国的法院、检察院和法学界对于法治优先模式非常悲观。这种不满和抵制是非常普遍的,包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除了首席大法官,包括庭长、副庭长层次,普遍表达了不满。对于中共而言,最大的错误莫过于把从1995年以来中国的法治进程打断。而这种打断后对法治的放弃是很多人还没有领悟的。法学界很多人误以为,中断了还可以再来。这样的想法是这样幼稚的。因为预期一旦改变后就很难再重新找回。人的一个特点是,在这种多变的社会里,有一种蝴蝶效应。一旦预期被打断后,律师直接的反应不是等待下一个十年之后我再干,人的生命是有限度。北京律师,从高智晟到李劲松到现在的二十多位律师下岗后,普遍的反应不是忍气吞声,而是抗争。一旦落空就会产生抗争。法治优先模式不会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主导模式。根源我已讲过了,从自我撤离到自我抗拒。为什么会出现司法改革的司法大倒退呢?我已经讲过,社会从中心层到边缘层,到十七大前后,变革已经进入核心层。它要抗拒核心层,不愿退出的话,自然会采取自我抗拒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之下,法治优先模式可以排除。

  2)党内民主模式。
  党内民主模式讨论很简单,遗言可以带过。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在它下台之前,也没有搞成党内民主,更不用说中共了。因为现在看得很清楚,不需要讨论。法治有限模式有很大的生命力,从1995年直到2007年,这十几年的努力是认真的,是负责任的。尤其是立法领域内的成绩,象民商法领域、行政法领域的进步,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但现在来说,法治进程被打断了。所以党内民主不需要讨论。

  3)自然演进模式。
  现在很多人对所谓的自然演进模式这一未经审视的命题如此津津乐道,恕我做一点尖刻的批评,充分说明了中国人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论抽象能力的极度低下,这种低下体现在许多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里谬论流传。为什么这样说呢?许多公共知识分子提出“至少要等30至50年,中国才能实现民主化”的观点就是基于自然演进模式。这种模式假设民主化需要一系列理想条件,只有满足了,民主才能实现。而人的任何有效的努力都不会影响这种秩序的生成;换句话说,人在这个过程中的努力不会产生有效的结果,就会产生30-50年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200年转型过程中,中国原来的原生态文明在经历了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60多年的改造之后,发生的改变是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实际上,中国的政治从来都没有遵循自然演进的模式,未来也不会是自然演进模式。因为这个缘故,自然演进模式也可以排除。

  4)平衡发展模式。
  李凡老师非常善良,提出一个“平衡发展模式”。据我所知,这是李凡老师的专利。这是什么涵义呢?就是说,既搞体制外,又搞体制内。李凡老师写这本书的时候,形势的发展还比较慢,他对维权模式信心还不足,认为维权是一种激进模式。公民社会建设要和党内民主、地方政府治理齐头并进,这样来实现平衡发展模式。我认为,从现实情况看,平衡发展模式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官进民退”,在中国的政治转型中,体现为一种压力式的,而不是统治良心式的特征。台湾民主化的转型中,很重要的经验是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的对比的衡量。在这种类理性选择的衡量下,我认为中国未来不会走出平衡发展模式。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变革的动力在触及到核心层,党政军领袖时,保守心态日趋严重。出于核心层利益的捍卫而产生的自我抗拒决定了平衡发展模式是不可能的,平衡发展模式是李凡老师的良好愿望。

  5)维权模式。
  维权模式是过去几年,最主要是2000年以来逐渐成熟的。个体维权运动追溯到在上个世纪90年代。现在维权运动日趋壮大,很多人在寻找很多资源,比如说天安门母亲两个宣言都是维权运动的资源。1990年代,维权运动积累有三个主要资源。一个是刘军宁先生倡导的古典自由主义;第二个是执政党的依法治国理论;第三个是公民社会理论。这三种理论在90年代为维权运动提供了重要资源。但它真正的兴起,从理论走向实践,是从2000年后以互联网兴起为重要特征。维权模式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几个核心特征。
  维权运动可以做这样一个理解,以维权推动民主化。在2003年前后,本人就已经提出了维权是民主转型的核心模式,主要在于以维权推动民主化。维权模式是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核心模式。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战略积累期;第二个是战略博弈期;第三个是战略转型期。
  奥运之前,基本是战略积累期;奥运之后到现在,以毒奶事件为标志,山西溃坝事件,是战略博弈期,这是非常清楚的,特征非常明显;战略博弈期过去后,最后会进入战略转型期。这就涉及到民主化理论的理解。西方民主有一个非常成熟的理论值得我们借鉴。它把民主的过程分为四个时期,就是解体期、转型期、巩固期和成熟期。

  按照解体期来理解,中国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时期呢?邓小平的贡献在于使党国体制实现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解体。毛泽东的去世,实际上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解体。党国体制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已经实现了解体。目前已进入它的核心结构的最后解体期,也即党政军结构的解体。正因为这个原因,李凡教授和刘军宁先生不约而同地对党国体制统治执政党最长期限作出了共同的分析,共同认为最长是70年左右,认为在2019年前后中国可以实现民主化。这是两位严肃的政治学学者所做的分析。为什么呢?各国的经验表明,单一的政党,很少有超过70年的执政历史。所以说,70年统治周期是一个重要的思维逻辑。从这个角度看,六四二十周年后,中国进入了党政军结构的最后解体的加速期。在这之后,是中国民主的转型期。此后,中国民主政体进入巩固期和成熟期。后两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中国民主政体的转型期。
  第二个,维权模式可以有几个名称。比如说,我讲过维权运动与宪政转型的中道模式。维权模式、中道模式、互动模式可以互换。这好比说,一个人的词汇量要大,一个人需要几个名字、每个名字有不同的用处的道理。维权模式、中道模式、互动模式各有不同的用处。
  用互动模式来讨论,它的特点在于,是对中国历史上和深受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三种模式的整合。
  第一种是所谓的从杨佳到邓玉娇的暴力模式。王斌余杀人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认为这可能成为一种模式;到杨佳呢,已经激起了中国人非常大的同情;再到邓玉娇案件呢,这是一个理想型。有一篇文章写得很深刻,说有两个邓玉娇。如果看邓玉娇本人,看她爷爷,看她妈妈,会让人很失望;作为理想型的邓玉娇,是中国网民,是中国社会建构出来的邓玉娇。这个建构出来的邓玉娇完全不同于原来实际上那个邓玉娇,原来那个邓玉娇弱点多得很。
  暴力模式经过不断提炼,从王斌宇到杨佳、到邓玉娇,暴力因素经过不断的提存,发展出来一个对中国历史上侠义道精神的回复和弘扬的正当防卫模式。秋风先生很敏锐,提出一个词,叫“烈女”;还有人提出“侠女邓玉娇”。我认为侠女更恰当。侠义道是中国传统中游侠精神的恢复。中国传统王朝的革命有两种,一种是暴力革命,一种是汤武革命。邓玉娇事件是对传统的汤武革命的转换,这一点是要进一步自觉深入阐发的。
  这个民主理论讲到的第二个模式是颜色革命,苏东模式是颜色革命。江平先生提到过,前几年对于NGO大规模的打压。什么是颜色革命,党国高层给出了一个精辟的定义,颜色革命就是外国的钱加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活动人士。知识分子是活动人士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知识分子提供颜色革命的理念,革命才能搞起来。所以当时提出了两个办法:一个是控制NGO,控制它的钱,让它大规模解散;另一个就是控制知识分子。
  第三个是台湾模式。我认为台湾模式是互动模式的精髓。中国大陆在这方面要向台湾学习,这是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对于中华民族的又一个重要贡献。其他贡献我们这里不探讨。这是互动模式。台湾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即台独是同一个源头。正因为这个原因,台湾民主化搞成后就会出现台独问题。
  第三个特征呢,单一民主制会导致国家分裂。在这一点上,维权模式和台湾模式、苏东模式有根本区别。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民进党能搞成,重要的一点是,利用台独来拉动民主化。苏联呢,它的特点是民主化和民族独立呼求相互强化。
  而大陆呢,我认为维权模式是一种整合型的合力型。这种整合型的合力型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关键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关系。实际上,我们注意到李凡教授的这本书——《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七种路径和五种模式,我的抽象就是一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关系。平衡发展关键的一点就是关注体制内和体制外,既有对抗、又有合作。有合作是好的,完全对抗是不好的。这个思路我是完全赞同的。维权模式的特点就在于整合型的合力型。我们从三种理论就能看出来。一种是对抗性,公民社会的理论,国家和社会的零和游戏;一种是经典的互动主义,这里有建构性;还有是执政党的依法治国的理论。这个成为维权运动的来源,其本身就说明了维权运动是整合型的合力型、而非分离型。

  以这种整合性的合力性为特征,维权运动带来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的中道解决。官民矛盾不是简单的讲民粹,老百姓就是对,政府一定不对。它是一个中道性的化解。再如中国和世界、大陆和台湾、左和右,我讲过有12大关系。这一些列关系都是中道的解决,而不是对抗式的分离型。
  我们来看大陆维权运动动员的方式。台湾民进党的资源的积累主要是通过两个路径。一个是地方选举,一个是办杂志,设编辑部,最后形成了它编联会和公政会的两大体系。对于大陆而言,民主化战略积累主要是通过两个路径。一个路径是家庭教会的整合和动员。就如李凡教授所讲的那样,原来以为中国的民间社会很小,突然发现家庭教会就占了二分之一以上。很显然,在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后极权体制中,家庭教会的整合和动员是一个社会动员。另外一个呢,过去维权运动中的各子系统:政法系、互联网及草根维权这样的社会整合。所以大陆实现民主战略资源积累是两个整合,一个是过去30年以来的家庭教会的整合;一个是过去10年来的维权运动的社会整合。大陆的这两个路径完全不同于台湾的选举路径和编年会的文化人路径。民进党采取的法律人和文化人并进的路径完全不适合大陆。大陆的特点是什么呢?大陆是教会整合和政法系整合的路径。从对这三个特点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维权运动的核心层结构特征。

  结合以上对民主转型四种模式的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维权模式是最适合的模式。现在来讨论一下民主化过程中的几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体制化、大规模街头化、和政党化。从各个角度看,这三个趋势度是很清晰的。还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分析,维权运动进入“四化”,所谓政治化、组织化、街头化和规模化。当时高律师把这四化写成文章发表出去,给他自己造成很大的麻烦。三年之后,我得出三化的分析,基本上是描述和解释,而不是规范。不是说我希望如此,而是说透过现实,这些是能很清楚地被看出来的。
  我这里重点解释体制化,政党化不用多说。台湾在1983年到1990年的自力救济运动就是民进党组党之前的社会运动。台湾的自力救济运动是一种准政党政治,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2004年就提到,大陆的维权运动是一种准政党政治,搞久了,必然走向政党政治,这是毫无疑问的。到了2009年,可以鲜明地提出这个看法。已经有人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比如说,郭泉在这里面的努力。不过他这还只是局部的、个体性的努力。我认为,今后几年会有大规模的政党化努力,这是一个趋势。
  今天我讲的重点不是体制化,但要提出来体制化是什么意思。维权运动的三个特征跟政体问题有很大关系。中国将来的民主政体是一种公民政体,在这之前,我提出了公民体制作为承担中国迈向公民政体的过渡体制。
  公民体制可以分为两块:社会七板块和政体五系统。
  社会七板块呢,我讲过多次,归纳就是互联网和媒体、政法系、家庭教会、民间外交、草根维权、自由主义理论和民间财经。而政体五系统呢?对党国体制党政军、主义、领袖这个五行化子系统的转化,它需要理论、人事、组织、政治和经济五个子系统。这是中国公民体制的五个子系统。
  现在要来分析,为什么到了邓玉娇案,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已经使得现在的政府难以打压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公民体制的社会七板块和政体五系统使得社会有了很强的自我救援能力。从今年的草泥马反击战和绿坝反击战两战皆胜中,就能看出这一点来。在邓玉娇案件中,草根维权正在从边缘朝向中原挺进,维权运动经略中原的目标正在逐渐实现。无论是从地域整合,还是从街头整合、系统整合上来讲,中原正在失守。湖北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邓玉娇事件发生在湖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很多人对于六四二十周年没有出事很意外。实际上,邓玉娇事件就是20年后的“六四”事件。20年后的邓玉娇事件表现方式非常奇特。从外表上看,它是一个个案。但实际上呢,它有非常强大全局性意义。
  目前有两个模式正在成熟。一个是和谐稳定模式,一个是互动模式。这两个模式成熟意味着什么呢?和谐稳定模式胜过民间力量,就是紧急状态转向权贵资本主义。如果互动模式胜过和谐稳定模式中的残酷性部分,它就使和谐稳定模式从属于互动模式,成为互动模式的一个补充。这就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在规模化、体制化之后,能走出一条类似于台湾的和平转型的路径
  第二个问题呢,维权运动从经济性、局部性、地方性向政治性、全局性和全国性转变。
  谢岳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中。这本书中强调,社会运动要影响民主化进程,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实现三个特征的转变,即政治性、全局性和全国性。我们看到,2009年以来,这三性都已基本实现了。
  下面讨论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和解智库寻求和谐的努力不断受到激烈的批评。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是理论上缺乏深厚的论证,让很多人看了后觉得和解是不可能,和解理念很荒唐。我运用了一个比较彻底的理论,运用战略学家用来分析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性投降的易毁性理论来分析中国民主化和平转型的战略条件。
  当时日本具有很强大的实力。关东军有上百万人,盟军根本没有攻入它的本土;在大陆占领区,它还有很强劲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天皇作出无条件的决策,这让人很惊讶。对这个决策过程的分析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来看当时的决策机制。日本的核心问题是三个问题:一个是资源问题,第二是军队,第三是平民。就当时而言,这三个问题会影响日本的决策。而日本的三重决策机制分别是天皇、军人和文人。
  用易毁性来讨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讨论当时在这三块日本所感受到的威胁以及盟军对它各种打击策略的有效性,比如说资源和原子弹轰炸等等。原子弹轰炸对军人和文人基本没有影响,它主要是对天皇有影响,因为天皇顾惜到平民的生命。对日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资源和军队。影响日本军队同意无条件投降的是,由于苏联进入东北后、关东军的迅速溃败。

  这样一个易毁性理论的复杂分析范式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和平转型的战略是非常有价值的。套用这个理论,中国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个是经济和资源;第二个是军警问题;第三个是民心问题。这三方面可以类比日本无条件投降决策中的资源、军队和平民三个机制。对于未来中国的和平转型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民心,而是经济和军警两个问题。我们来讨论危机程度的低、中、高。维权运动的核心理论是资源的动员和整合理论。从2009年的情况来看,经济和整体资源危机的评级可以评为中;军警镇压的有效性可以评为中,也就是说,一些有效,一些没有效。民心丧失的程度可以评价为高。决策三个集团可以分为三派:强硬派、投机派和温和派。
  从这个角度看,邓玉娇案件中,决策机制基本上遵循了易毁性逻辑。一开始残酷、动用地方暴力;转到后来的无条件退让,一步到位,不再有以前的中间过渡。这里就体现出了和谐稳定和互动模式的成熟。我认为今天所提出来的分析框架是非常有价值的。
  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个是经济和资源问题;第二个是军警问题;第三个是民心问题;决策机制分为三派:强硬派、投机派和温和派;危机程度分为3个层次:低、中、高。从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决策机制中出发,最后贯穿到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做出一个类理性选择。
  这里就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解决。比如说,美军占领日本后,为了肯定天皇对于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做出的贡献,就保留了天皇体制,利用它来实现日本战后的改造。中国和平转型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强硬派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赎买。

 

 


发件人:"科学发展观专用" <kxfzg2008@vip.163.com> 2009-11-24 12:54:23 +0800 收件人: "kxfzg2008" <kxfzg2008@vip.163.com> 抄送:标题: 科学发展观丛书工作简报(第24期) ,内部资料·学术交流·注意保存 2009年11月22日

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状况概述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课题组阶段性研究成果综述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

国家“十一五”重点研究项目《科学发展观丛书》编委会

2009年11月

    “十一五” 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科学发展观丛书子课题之一《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课题组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开展了“统筹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的研究,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现将课题组阶段性成果简要综述如下。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末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极大地推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化发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课题组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区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等多个视角的实证研究和分析,比较系统地展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状况和成果,较好地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经验和规律,再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课题组专家通过全面系统的剖析,同时归纳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三个方面问题。

    一、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有较大提高,但区域间差距不断扩大。

    课题组专家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已进入大众化阶段。2000—2005年,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均有了较明显的增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招生规模、毕业生规模均有较大的增长,但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差距在扩大。

    首先,在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方面,2000年,每10万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数最多的地区是北京市,为16843人;最低的地区是西藏,为1262人。2005年,每10万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数最多的地区是北京市,为24488人;最低的地区是西藏,为889人。其次,在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方面,2000年,东、中、西部区域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分别为261.93万人、175.35万人、118.8万人;到了2005年,则分别达到709万人、520.95万人、331.84万人。

    第三,在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方面,2000年,东、中、西部区域普通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分别为101.89万人、70.36万人、48.15万人;到了2005年,则分别达到228.43万人、167.03万人、109.03万人。课题组专家认为,相对于高中毕业生规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在整体上仍显得不足,说明普通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仍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第四,在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规模方面,2000年,东、中、西部区域普通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规模分别为45.6万人、29.18万人、19.23万人;到了2005年,则分别达到143.91万人、99.2万人、63.71万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课题组在成果报告中指出,2000—2004年,东、中、西部区域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数分别累计为366.81万人、234.81万人和159.32万人,而同期东中、西、部区域就业人口增加值分别为1814万人、500万人和816万人(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课题组认为,东部区域劳动力市场容纳高校毕业生的能力最强,西部区域次之,中部区域较弱。相对于一些经济发达省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持续扩大、劳动力市场吸纳高校毕业生旺盛,一些人口大省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高中毕业生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受区域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影响,社会劳动力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吸纳能力不强。

    二、高等教育区域布局逐步完善,但发展不平衡。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课题组在成果报告中指出,近年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办学形式不断丰富,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民办高等教育、网络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非学历高等教育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已初步形成了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相适应的、以普通高等教育为主体、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相互补充的局面。由于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需求的影响,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区域布局不平衡。

首先,课题组认为,在高等教育类型结构方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通高等学校数、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数在逐年增加,而成人高等学校数在逐年下降。2005年,东部区域普通高等学校数、成人高等学校数、民办普通高校数三者的比例为5.94:1.63:1,中部区域为9.41:2.49:1,西部区域为9.51:2.49:1。中西部区域高等教育结构相似,东部区域民办高等教育在整个区域高等教育中的比例较中西部区域大。

    其次,课题组指出,在普通本科院校设置方面,2000年,东、中、西部区域普通本科院校数分别为285所、 166所、148所;到了2005年,则分别达到340所、199所、162所。从普通本科院校数增长速度看,东部区域发展最快,中部区域次之,西部区域再次之。

    第三, 课题组认为,在高等职业院校发展方面,2000年,东、中、西部区域高等职业院校(含专科学校)数分别为182所、159所、101所;到了2005年,则分别达到450所、375所、266所。1999年,国家采取了两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加大了省级政府对本地区高等教育的决策权和统筹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在调整中贯彻了低重心、重特色的发展战略,即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促进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职业院校的建设。在高等职业院校的设置数量上,东部区域最多;在高等职业院校发展速度上,中部区域最快。

    第四,在民办高等教育方面,2000年,东、中、西部区域民办普通本专科院校数分别为19所、8所、5所;到了2005年,则分别达到133所、61所、45所。2006年,东、中、西部区域独立学院数分别达到144所、107所、67所。其中,浙江、陕西、江苏、广东等省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较快。

    第五,高等学校在省级中心城市和地级城市的分布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2000—2005年,东部区域普通高等学校在省级中心城市分布数增加了174所,中部区域增加了113所,西部区域增加了81所。同样,东部区域普通高等学校在地级城市分布数增加了149所,中部区域增加了136所,西部区域增加了109所。课题组专家认为,虽然地级城市高等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地级城市高等教育发展还不平衡,整体上还偏弱。东部区域一些经济发达的地级城市不但具有综合性的普通高等学校,还有高等职业院校和一些专科性学校。而西部区域一些经济不发达地级城市,仅有一所高等职业院校。还有几个地级城市连一所高等职业院校也没有。在一些特大型地级城市、大型地级城市,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不能适应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其人口规模、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三、高等教育办学已具区域特征,但还未完全实现与区域经济的衔接。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课题组在成果报告中指出,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省级政府统筹区域高等教育的能力加强。目前,省级政府统筹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职责主要有两项:第一是按一定程序和标准批准设置本省高等职业学校;第二是制定本省专科层次的招生计划。区域经济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首先,课题组认为,除了上述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毕业生规模等方面已具有区域特征外,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类型结构上亦已体现出区域特征。2005年,东部区域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成人本专科在校生数、网络本专科在校生数、非学历教育在校生数分别为709万人、200.69万人、236.28万人、165.37万人,中部区域分别为520.95万人、123.35万人、13.99万人、34.36万人,西部区域分别为331.84万人、112.02万人、15万人、40.21万人。如果具体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区域特征就更加明显。

    其次,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5),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投入区域特征明显。2004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居于前五位的是:广东(421.74亿元),江苏(309.94亿元),北京(298.35亿元),浙江(285.37亿元),山东(256.16亿元)。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投入居于前五位的是:广东(54.69亿元),浙江(40.01亿元),上海(25.61亿元),江苏(25.11亿元),福建(21.68亿元)。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投入居前五位的是:江苏(17.28亿元),浙江(13.16亿元),广东(8.87亿元),北京(6.01亿元),上海(5.35亿元)。

    第三,课题组专家认为,经济社会区域化发展对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例如,东部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城市基础设置的完善,为网络教育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东部区域网络高等教育办学规模较中西部区域大,发展速度也比较快。2005年,北京市网络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数达到205.29万人,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类型高等教育的在校生数,也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课题组在成果报告中指出,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影响到我国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发展。目前,东部区域非学历高等教育的规模已经接近成人学历高等教育的规模,说明东部经济发达区域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例如,2005年上海市非学历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达到64.65万人,高于其他类型高等教育的在校生规模,在全国也处于领先的地位。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区域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比较缓慢。

    课题组专家在此基础上提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区域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还未能有效地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首先,对大多数高校而言,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通过产学研结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理念还没有完全建立。

    其次,通过对2004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层次结构(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与国家统计局于2005年公布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相关产业技术结构数据(2004年第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本科学历、专科学历的构成)相比较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的重心偏高:本专科生比例不协调,本科生规模较大,专科生规模偏小。在一些省份,本科生的比例远大于专科生的比例。例如,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比例为56.28:38.24,而产业结构中本专科比例为10:19.03;吉林省本专科招生比例为65.12:26.84,而产业结构中本专科比例为12.43:19.75;四川本专科招生比例为59.26:34.73,而产业结构中本专科比例为13.0:13.7;陕西本专科招生比例为56.04:36.59,而产业结构中本专科比例为9.2:19.8。

    再次,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专业结构还不能完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才培养专业结构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各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模结构,一是高校设置的专业点结构。目前,由于高校自主办学机制还不够健全,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还有待完善,在同一区域存在高校相同专业布点过多,同类学校间培养目标过度重叠的现象,形成了某些专业人才积压浪费和某些专业人才奇缺同时并存的局面,造成了人才需求和人才供给的失衡。高校在专业设置方面还不能够自觉地为区域经济产业升级、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服务。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课题组专家认为: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与区域高等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始终作为一对矛盾存在于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进程中。构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必须要正确处理好这一对矛盾。为此,《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课题组已经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与区域高等教育不平衡发展的协调机制;统筹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与政策措施;统筹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目标与政策措施;统筹区域高等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的目标与政策措施等。相关研究成果将在以后适当时候予以呈报。

   (《科学发展观丛书》统筹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课题组)

 

 


发件人:"zhangxinguang" <zhangxinguang@mail2.xytc.edu.cn> 2009-11-28 21:54:5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缓慢演进的深层原因——基于一个长时段的宏观历史解释》(河南张新光稿件)

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缓慢演进的深层原因

——基于一个长时段的宏观历史解释

张新光

(信阳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内容提要】农业资本主义的起源与释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单纯考察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动并不能解开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缓慢演进的“历史之迷”。19世纪法国农业的主要特征是以投入小量资本和大量劳动进行的,农业资本积累和投入不足是制约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层原因。大革命和欧洲战争掏空了近代法国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根基,导致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滞后、停顿、中断,致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失去外部动力;高价地租和高利贷资本又扼制了近代法国农业资本化、企业化经营的进路,导致农民不分化和单项贫困化。法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曲折道路和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改造小农生产方式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打破它固有的孤立、分散、规模狭小、排斥资本聚集和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的内生机制。当前我国仍有2.5亿小农户和9亿农民人口,而全国耕地面积只剩下18亿亩,平均每个农户经营面积仅为0.5公顷,这种超小型的高度分散的经营形式就是把土地“绣出花”也难以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究其根源在于,建国60年来长期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和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的平分机制,严重地阻碍了城市工业资本下乡与小农制的嫁接,以至出现了“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现代工业社会,而另一只脚还停留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奇怪现象。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农民与土地分离的规模和速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农业现代化实现的程度。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小农;高价地租;高利贷;大农场主;农业资本主义化

    欧洲所有国家都曾经历过中世纪几百年的封建“农民经济”,但它们后来都超越了这个历史阶段,时间或早或晚。与其他国家相比,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演进显得十分艰难而漫长,不仅“剪断了法国农村资本主义的翅膀”,而且拖延了法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于是产生了一个令中外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之迷”:既然发端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是以真正革命民主主义者那种迅猛、果敢、坚韧和忘我的精神来实现这种过渡的神奇速度”[1](p221),“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2](p354)那么,缘何由法国大革命拉开帷幕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反倒使农民遭受了长达一个多世纪不断败落和日益贫困的殉难史,并且“这种建立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个体农业直到今天还是法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拖后腿的重要因素。”[3](p3)对于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西方学者很早以前就着手研究并展开讨论,但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歧见迭出,难以达成共识。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学派的集大成者,他在《法兰西的特性》一书中坦率地承认:“法国怎样和为什么在国内保留了数量众多的、功能越来越小的农民?它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难道是我国优越的自然条件才使乡村能够不顾风浪的袭击,将其领先地位延长到超过合理的界限?难道法国乡村的惰性及其无可否认的成就竟使法国长期陷于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境地,以至在朝夕之间难以自拔吗?这些疑问贯穿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但直到本书的末尾,问题还是悬而未决。”[4](p1)究其根源在于,西方学者的历史研究方法普遍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认识偏见,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文化系统中形成的大众知识、信仰、心理因素等所谓“深层结构”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认为“这是一种血浆,一切历史现象都在其中生存;这是一种氛围,一切历史现象都在其中变得可以理解。”[5](p27)殊不知,正是由于他们试图把“次等的事实”说成是“本原的东西”,致使其陷入了“大卫之画圆为方”(“David’s having squared the circle”)[6]的认识迷途,结果“在兜了各种圈子、说了各种空话、进行纵横跳跃、耍了滑稽把戏、加进插话、离题发挥、一再重复、令人迷惑不解无语伦次之后——终于羞愧地承认:他自己也不知道!”[7](p594-595)

    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主要偏重于两个所谓“黄金时期”:一个是对1789年至1814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政治黄金期”的研究;一个是对1945至1975年法国经济腾飞阶段“经济黄金期”的研究。这样做割断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也把19世纪的法国变成了一个微妙的和模棱两可难以辨认的时期——“它崇尚自由但又保持官僚政治干涉主义的传统;它提倡工业但又是在小单位生产的局限中追求和部分实行工业化;它主张中央集权但又是在地方工业上取得奇迹般的成功;它是旨在发展生产的但又是法国森林的保护者;它是提倡科学的但又是经验主义地利用实际的技术知识。……但就整体而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资本主义既不是完全的成功也不是完全的破产。”[8](p1-2)具体对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缓慢演进的原因解释,“我国史学界的定论认为:法国大革命对土地所有权的变革是决定性的,它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为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毁之者则将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罪过归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创立的小块土地所有制。”[9](p274)这样就陷入了“历史循环论”的认识迷途而不能自拔。总的来说,我国大多学者以往总是把研究视野局限在法国农村社会经济内部,主要考察大革命前后法国旧贵族、新兴资产阶级和小农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化情况,而忽略了对当时法国整个社会经济状况和欧洲政治局势变化大背景的分析。本文试图把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这一“长时段”历史连接起来作宏观的整体研究,以期得出较为完整的合乎历史演进逻辑的解释。

一、革命和战争掏空了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根基

    恩格斯指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10](p582-583)因为“它为全世界奠定了曾经是无法消灭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的基石。”[2](p354)但从1789年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直到1871年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这种激进式的政治变革不但没有带来任何改进,而是需要一段漫长的年代才能多少弥补这场哲学式的革命后果,才能使国家回到它原先的立足点上来。”[11](p127)这一时期,“法国的地基已经被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掏空,但是那里几乎没有一个政党不曾采取过秘密、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手段”[12](p127),“以至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战争、革命、天灾、坏政府、犯罪、反生产的意识形态等等”[13](p735),“它一直苦于不稳定和暴力,跌跌撞撞,从政变到政变,从爆炸到爆炸。法国正在被另一些更有活力的国家所超过。这自然不是绝对的衰落,而是一个漫长的停顿和渐衰过程。”[13](p616-634)总的来看,“法国大革命造成了传统与现代、贵族与共和、宗教与世俗的取向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分裂,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末期,甚至到第四共和国时依然存在。”[14](p75)因此,对于像法国这样一个充满政治激情并长期谋求欧洲霸主地位的国家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政治—经济单位最终导致经济衰退更具有必然性了。”[15](p23)所以,“科学地研究法国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有规律的统一过程”[16](p61),必须把大革命爆发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结合起来考察和研究。恩格斯晚年特别强调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2](p695-696)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1789年大革命爆发看作是法国“新旧制度的分水岭”和“现代化的加速器”,然而这种定论却带给法国大革命过多的荣誉和过多的耻辱。事实上,“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了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12](p376)比如在1789年至1799年的短短10年间,法国国内就有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热月党人轮流上台执政,“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是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的。”[12](p606)而从1793年到1815年的22年间,法国外围又有欧洲各封建君主国联合组建7次反法同盟进行武力干涉,“仅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就有近150万军人丧命,与其所有敌对国死亡的军人加起来至少同样多;如果将平民的伤亡人数计算在内,那么在1790年至1795年间出生的法国男子当中,至少有20%以上是在1816年以前死于同欧洲战争有关的各种原因。”[17](p185)这样,“从1789年到1815年长达25年的革命和战争把欧洲大陆的资源从建设转向了破坏,给企业和贸易造成了浩劫,产生过某些发明却大大延迟了应用,鼓励了一些项目却接着又对它们实行了禁约。结果,法国对英国工业的仿效被推迟了又一代人的时间。”[13](p361)

    比如,“在整个18世纪,法国工业和手工业产值增长了4.5倍,而英国工业指数仅增长3.9倍。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生铁产量已达到13万吨,而英国仅为6.3万吨。和同期的英国相比,法国在煤炭、非金属、棉纺制品上略逊于英国,但在冶铁、毛纺制品、丝织品等方面却强于英国。法国在工业总体水平上一直超过英国,堪称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和欧洲第一‘经济大国’。”[18](p88)但在大革命期间,“法国工业产量在1800年只相当于大革命前的60%,对外贸易总额在1812年至1814年只相当于大革命前的50%。”[19](p112)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一直奉行旨在对英国实行单边贸易壁垒的“大陆封锁政策”,严重地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束缚了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结果斗出了一个“历史暂停”,最终导致整个法国几乎站到了破产的边缘。正如当时的英国人讥讽法国说:“我们是为千百万人生产,而法国人则是为少数人生产。”[20](p94)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诺思也指出:“近代法国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地区经济,因此牺牲了扩大市场的收益。由于存在许多地区性垄断,而失去了市场竞争的益处,进而也抑制了创新。在法国,由于国家的财政需要而牺牲了改善市场效率的好处,结果是19世纪的法国并未能摆脱17世纪的马尔萨斯危机。”[15](p169-170)此外,法国长期的社会动荡、连绵的战火、频繁的政权更迭和低下的政府信誉等等,又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对生命和财产缺乏最基本保障的极度恐慌心理,以至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一两代人中仍很难消除。这种只强调个人独立而不愿与他人合作的“单子个人主义价值观”(atomistic individualism) [19](p135-137),最终导致“法国人缺少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缺少追求最大利润的冲动,而前资本主义小生产者的价值观念始终笼罩着法国社会和实业界。”[21](p120)所以,当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经指出:“法国人在大革命中学会的惟一东西是家庭比国家更强大,因为它提供了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基础。”[22](p11)

    直到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大军兵败“滑铁卢战役”,而已经被推翻的波旁王朝路易十八在反法联军的刺刀保护下得以在法国重新复辟时,“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法兰西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年代。”[10](p586)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残酷无情,搭上时代的列车就可能分享财富,而落伍者则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譬如说,在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英国,“工业革命大约从1770年到1870年一直持续了百年之久。在这整个期间,正是从旧秩序转变到建立新秩序之下工业各部门之间的相当稳定的关系。把这一过程称作革命似乎显得慢了一些,但经济上的时间比政治上的时间客观上是要慢一些。历史憎恶跳跃,经济上大的变化和工业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必定是经过了周全的和长期的准备。”[23]这样到了19世纪40年代,“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农业。在英国工业需要自由贸易,而在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国家垄断。因此,法国工业并不支配法国生产,法国工业家并不支配法国资产阶级。……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制约的。如果没有一场击退英国这个世界市场暴君的欧洲革命战争,法国又怎样能打破这种生产关系呢?……于是,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本国范围去夺取欧洲的地区,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实现19世纪的社会革命。”[12](p385-450)正如列宁所总结的,“在法国,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了许多年,占去了整整一个时代,表现了帝国主义关系和民族解放运动交错在一起的异常复杂的情景。结果,历史经过了充满战争和悲剧的这一整个时代,从封建主义向‘自由的’资本主义前进。”[24](p385-386)

    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失败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长达130年间,“法国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工业革命或起飞,也没有发生像‘急剧’或‘突然’这些形容词所暗示的那种劲头,来到的都是一系列调整的结果,表现不出真正的、成熟的和自信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迹象。”[8](p26)因此,“这个在18世纪曾经是欧洲经济总量第一大国的法国,在19世纪40年代首先被英国超过,之后到19世纪70年代又被后起的美国和德国超过。直到20世纪初期,法国的工业产值仅占世界6%,而同期的美国占35%,德国占16%,英国占15%,它实际上已经沦落为一个二流的工业国家,几乎算不上是一个经济大国。”[25]比如在1830年、1886年、1913年、1929年、1950年这几个关键时间点上,法国人均实现国民产值与英国相比差距分别为95美元、220美元、400美元、270美元、345美元(按1960年美元推算,以下相同),与美国的差距分别为-35美元、170美元、680美元、885美元、1360美元,与德国的差距分别为-25美元、-35美元、105美元、10美元、-6美元[13](p324)。同时在整个19世纪,法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资本主义化这三者之间还呈现出不协调性和迟滞性的特点。比如在1789年至1876年的将近100年间,法国农民总人口一直保持在2300万人左右。直到20世纪初期,法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者人数仍达到一个最高峰值为884.5万人,约占全国劳动力总人数的42%。而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国人口平均每年增长率为7‰,其中英国为11‰,德国为10‰,法国仅为3.5‰[20](p36)。从1789年到1851年的62年间,法国城镇人口比例由20%增至25%,只提高了5个百分点。从1851年到1911年的60年间,法国城镇人口比例由25%增至45%,也只提高了20个百分点。直到1931年,法国城镇人口比例才达到51.2%,而英国早在1851年就达到50.2%,德国在1900年达到54.4%,美国在1920年达到51.2%[26](p392)。

    总之,19世纪的法国也同欧洲大陆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他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他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他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27](p10-11)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般来说是把英国当作资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作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10](p274)

    在中外历史学家看来,要理解法国全部近代史,就需要“入乎其内,超乎其外”。我国一些研究法国历史的学者提出:“19世纪的法国现代化进程就像一幅色彩斑斓的大海图:它的政治发展是大海的表层,波涛汹涌,变化多端,但又具有极大的推动力;在大海的深处,水流平稳,但又具有巨大的潜力,这是它的经济发展;在大海底部根基古老,亘古少变,但也岩浆奔流,新山突起;在大海上空彩霞纷飞,那是法国多姿多彩的灿烂文化。”[9](p342)这种把历史发展中的多因素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杂糅在一起,然后进行多维度立体切割和深描的分析方法,实际是法国年鉴学派惯用的所谓“新的整体史观”,它带有浓郁的多元折衷论色彩,试图“把赌注押在即时性的独立价值上,押在即时爆发的火山般的热量和丰富性上”[28](p804),以便于从中发现“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29](p976)。然而,这种历史分析方法往往“把本来是结果的东西,反转来说成了原因”[12](p455),以至“在‘原因的多重性’面前不知所措,从而分不清因果关系”[30](p10),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总是不断丧失自己的独特的标志”[10](p685)。与当代西方学者完全不同的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而又很典型的多年发展时期的内在因果关系揭示出来,这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马克思由于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他对当时的事变作出的叙述,对其内在联系的揭示能达到至今无人达到的程度,并且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12](p506-507)这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

    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方法,近代法国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内在制约因素”和“外部干扰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法国国内的局势不稳定,社会动荡,政权轮替频繁,政出多门,释法无度。比如在整个19世纪的一百年,法国先后经历了第一共和国(1792~1804)、第一帝国(1804~1814)、波旁王朝复辟(1814~1830)、奥尔良王朝(1830~1848)、第二共和国(1848~1852)、第二帝国(1852~1870)、第三共和国(1870~1940)、巴黎公社(1871)等36个不同的政体,国家共出台了14部宪法,还有6部宪法已草完毕而停留在法案状态,加上16个没有宪法而临时施政的政体,结果导致“法国在大革命时期所确立的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的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中被歪曲了。”[12](p702)“普选权在法国老早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它在那里因为被波拿巴政府滥用而声名狼藉。”[12](p516)这样,法国资产阶级在融合、延期、修宪、秘密、联合、亡命、篡权、革命和战争等等难以形容的喧嚣声中是无法建立起一套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效率的现代产权制度,“因而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负责”[15](p13)。因为,“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12](p702)

    其次是在19世纪,由于“各次欧洲革命——1818年、1830年、1848~1852年、1870年——间隔的时间,在我们这一世纪是15年到18年”[7](p206),而法国作为欧洲革命和战争的首倡者应发挥“火车头”的作用,这样就迫使它必须不断强化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作用,而长期实行战时经济管理体制和对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反过来又严重地制约了法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工业现代化。比如说,“在1815年以后短暂的时期内,战败的法国转而采取了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不过,那仅仅是向战胜国英国的让步,并且是对帝国独裁主义的反动。外国制造品(特别是纺织品)的一阵冷雨非常迅速地又使法兰西民族的本能复苏了。法国制造商们大呼灾难临头,下院立即表决通过了一个比一个高的关税率,它抬高了价格,减少了需求,并且保护了陈旧的技术。随着1848年的革命,政治的钟摆又荡了回去,脱离了高保护及其奥尔良王朝的受益人。路易•波拿巴一上台,结束禁令和减轻关税的压力马上就增加了。于是,新的皇家政权在1860年与英国重新签定了通商协议(即“科布登—薛瓦利埃条约),由此终于结束了法国对英国主要工业产品实行禁令的体制。”[13](p370-371)然而,这一次开放与英法之间在1786年达成的“伊登条约”间隔了七八十年之久,由此带给法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损失是难以挽回的。所以,“在1815年和平之后的几十年里,虽然法国冶铁工业已经进入了现代技术领域,但是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尤其是焦碳熔化和以煤为燃料的搅炼滚轧工艺)却比英国落后了半个世纪。

    大约从1830年开始,法国人想要铁路、运河、道路和桥梁了,但他们到哪里去弄到这笔钱呢?因此,直到1848年法国只建造了1320公里铁路,并没有形成网络。”[13](p362-374)总的来看,“法国工业产值(包括农村家庭小手工业)虽在1835~1844年间超过了农业产值,但如果把小手工业的产值除外则要到1880年时工业产值才最终超过了农业产值。比如在1845~1850年间,法国农业劳动者人数是工业和手工业的两倍之多。”[31](p260)第三是由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所塑造的“总体性战争”在欧洲大陆一直阴魂不散,法德两国都借助于“民族主义复兴”和工业化时代的强大经济力量,不断地赐给它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破坏力更强的毁灭性战争[32],最终导致法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发展滞后、停顿、中断。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失败后,法国左翼已经出现了两个实力强于自己的国家——英国与俄国;而路易•波拿巴的失败则使法国右翼出现了两个实力相当的国家——德意志帝国与意大利。事实上,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工业已经经受不住英国人的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场,而法国工业主要是奢侈品工业,每当出现商业危机和停滞,它都首当其冲。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程度,比它受法国地方影响决定和制约的程度要大得多。”[10](p664)因此,“在欧洲大陆上,不论是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则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12](p470)

    到了19世纪下半叶,“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12](p512)此时,路易•波拿巴这个“丑角之王”已经把法国整个资产阶级经济折腾的陷于全盘混乱状态,并把整个国家机器渎犯的失去圣光而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然而,他仍以发挥“民族原则”有利作用为借口,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就像一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仑的替身”。但是,“他的效尤者俾斯麦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就出现了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普鲁士国王威廉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以后,1871年送上来的巴黎公社的短暂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没有什么成果。在法国,要从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失败和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原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但在德国则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的数十亿战争赔款,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12](p514-515)总之,“如果说拿破仑还勉强能够给法国留下争取自由的口实,那么第二个波拿巴留给法国的就只是怯弱的绝望和难以表述的屈辱情感,这种情感一直压迫着法国的胸膛,不让它自由呼吸。法国人觉得自己似乎是被凌辱了。”[10](p676)不过,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统治时期(1870~1940年),欧洲内部的安宁为各国充分发展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保障,也促使法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比如,“在1890年至1913年的20多年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20亿法郎增加到388亿法郎,全国新修公路20多万公里,开凿运河200公里,新辟和疏浚港口10个。

    到20世纪初,法国的汽车产量跃居欧洲第一位。这一轮以新技术革命和新兴工业部门为引擎的经济飚升扣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岁月一直持续到1929年。”[9](p318-331)随着法国综合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也促使其恢复帝国和称霸欧洲的野心再度膨胀。正如恩格斯指出:“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发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服兵役的人都应召编入人数以百万计的军队,以及威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一切在全部军事方面造成了全面的变革,从而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酷烈而结局绝对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其他战争都成为不可能,这样就立刻结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但另一方面,它使得军费按几何基数增长,结果在19世纪末,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来还没有增长到四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到四倍以上。有了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24小时内就能增加一倍以上,而在48小时内则能扩增为一支大军。正是由于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兼并,势必将引起疯狂军备竞赛和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情绪。”[12](p514-520)因此,当德国工业经济力量已经达到足以征服整个欧洲时,一场主要发源在欧洲大陆但又波及到全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这一次又是德国人入侵法国,杀死了一百好几十万法国人,蹂躏了法国最富庶的工业区,只是到了盟军快要攻入德国本土时才匆忙撤出。”[13](p666)紧接着,法西斯德国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共造成了1000多万人丧生,最终把一个工业繁荣的欧洲变得衰弱不堪。总之,“法国在经过多年来的经济停顿以后,又遭到战争和沦陷的浩劫,直到1948年,国内经济尚相当于1900年的水平,而且疲惫不堪。当时的法国实际上还没有进入20世纪,只是在那以后的30年——从1945年到1975年在法国叫作光辉的30年——法国大踏步进入了20世纪。”[13](p668-669)

二、高价地租和高利贷资本制约了近代法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化

    迄今为止,中外大多学者对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缓慢演进的原因解释仍集中在“小农的保守性”、“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小块土地所有制的长期存在”这三个领域里,而没有把这一问题摆放到19世纪法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思穿 [33]。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解释,“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并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形式。资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封建的、‘份地农民的’、克兰的、村社的、国家的等等。所有这些土地所有权形式,资本都使之服从于自己,只是采取的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34](p153)因此,“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对农业问题进行探讨,其要点在于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们必须研究,资本是否掌握农业,假如能掌握住,那么它又是怎样掌握的;农业是否会发生一种变革,是否要摧毁旧的生产形态,是否会引出新的生产形态。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判断马克思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农业,是否注定要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过程恰好就在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之前停止下来。”[35](p12)所以,列宁指出:“资本使农业摆脱了封建制度,摆脱了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停滞落后状态,使农业加入了商业周转,从而进入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但是,资本不仅没有消除群众所受到的压迫、剥削、贫困,反而以新的形式制造了这些灾难,并且在‘现代的’基础上复活了旧的灾难,主要是在商业和工业领域形成的资本愈来愈沉重地压迫着农业。”[34](p230-2231)其实,农业中资本主义的起源与释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要想解开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缓慢演进的“历史之迷”,必须回答两个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一是法国大革命造就的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为何没有形成资本化、企业化经营的大农场主;二是法国大革命造就的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何没有像美国式道路那样“是在用革命手段割断农奴制大地产这一长在社会肌体上的‘赘瘤’之后,按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道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36](p204~205)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37](p693)但他在这里主要考察资本投入农业而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所谓“纯粹的资本主义地租”,而不是欧洲中世纪带有超强制性质的封建地租。如果仅仅从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化和比较中去探求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缓慢演进的原因,那么就难找到答案。事实上,“在法国,1789年开始的大危机并没有摧毁它前几个世纪中建立起来的大地产所有制。没有逃亡的贵族和土地兼并资产者——这些人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保留着自己的财产。在逃亡的移民中也有一部分人保留了财产,他们有的是通过亲属或中介人重新购回财产,有的是从执政府和帝国那里恢复自己的产业。对法国某些地区中的贵族财产的幸存者——尤其在西部,是我们近代社会史研究得最少但又无可否认的事实之一。总的来说,旧制度演变中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大地产所有制与小农经济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在大革命以后的新法国继续存在着。”[3](p264-266)换言之,“法国在大革命期间拍卖国有土地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只是扩大了一些农民的土地财产,并且鉴于国有土地拍卖的组织形式,这种扩大也是相当有限的。”[8](p228)比如在旧制度末期,法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基本状况是:教会的地产占6%,贵族的地产占25%,资产阶级的大地产占12~15%,农民的土地占22~27%[38](p228-229);而在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大地产上升到20.8%,人均占地273公顷,中等地产约占46.6%,人均占地33公顷,占全国农户总数89.4%的小农户仅占全部土地的32.6%,人均占地2.65公顷[8](p11-12)。特别是在法国城市周围的土地大多流入到新兴资产阶级手中,比如在巴黎市郊区,资产阶级从出售原教会和王室的国有土地中购得80%以上,在凡尔塞地区购得96.51%,在萨布勒地区购得78%,在绍莱地区购得56.3%,在博热地区购得53.5%[39](p289-290)。

    到1852年,资产阶级在巴黎盆地、诺尔省、诺曼底、卢瓦尔河谷和洛林边界等富饶地区投资购买土地已占到40~60%,而在中部高原、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等偏僻地区仅占有土地10~17% [40](p637-644)。到19世纪60年代,法国已经涌现出了15万个资本主义大农场主,雇佣农业工人90万人以上,拥有全国土地的40%,逐渐在农业经营中上升为占绝对优势地位的主导力量[41](p52)。在19世纪末期,法国农业中的土地集中程度还略高于德国容克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地产,即“法国在1892年拥有40公顷以上面积的农业经济占整个土地面积的45%;德国在1895年拥有50公顷以上面积的农业经济仅占整个土地面积的1/3”[42](p72)。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起点分析和比较,“在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资产阶级的大地产已占到全部土地的30%,加上大革命期间从出售国有土地中购得的地产,这一比例更是上升到42%;而在19世纪初期,英国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式圈地运动所获得的土地仅为600万英亩左右,约占全国3200万英亩耕地的18.75%。”[43](p152)但在整个19世纪的农业资本主义演化过程中,英国和法国却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典型制度:“前者是大规模的土地经营制度,后者是小块土地的经营制度。”[42](p146)根据英国1873年的土地普查数据,全国4/5的土地集中在大约7000人的贵族地主手中[44](p145);而在1882年法国60%的土地都是小农户直接耕种,只有12%的农场主采用租佃制经营,形成了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和小块土地所有者经营混杂并存、参差不齐的局面[45](p244-247)。总之,“法国农村居民最完整的人身自由和土地财产权利,却意味着贫穷和落后的自我持续的循环。但在英国,恰恰是缺乏这种权利,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开端。”[46]

    因此,理解资本是如何掌握和控制农业的关键点在于考察农业资本积累和投入机制。马克思指出:“在法国这样的国家,行政权支配着一切,也就是经常和绝对地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督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广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私生活止,中央集权无所不在止,无所不知止,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10](p623-624“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肌体,最终是由拿破仑完成的。”[10](p675)从此以后,无论是代表大地产利益的波旁王朝,还是代表金融贵族利益的奥尔良王朝,以至“认定自己负有恢复帝国使命”的波拿巴王朝,“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也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10](p676)这说明,“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都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同时,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不得不每天不断地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化和集中化。”[10](p624)因此,法国土地所负担的赋税和抵押债务都远远超过了正常地租的限度,这样就迫使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经常改变经营策略,主要采取租佃制和分成制的小块经营方式,对农民实行土地抵押形式的高利贷剥削。因为,小农可以“不必像在正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那样,使土地产品的市场价格提高到向他提供平均利润的程度,更不必提高到一个固定在地租形式上的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的程度。”[37](p908)他们主要靠压低自己的生活费用,不得不按低于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售农产品以维持生存,但这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以外”(outside agriculture)而非“农业以内”(inagriculture)的发展[47](p156)。也就是说,资本家决定把资本直接投入农业还是投入农业以外的其他领域的惟一动机就是追逐私人利润,“如果这个余额使用于农业可以得到比普通利润更高的利润,那么资本将被投到土地上;反之,则将被从土地上抽走。资本被土地吸引或排斥的程度,同谷物价格高于或低于生产费用的程度成正比。同样的,如果农场主的预付资本不能得到补偿并带来高额利润,那么它也就没有兴趣去雇佣农业工人了。”[48](p624)

    在整个19世纪,法国正常的财政支出(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费用)和非常规支出(支付战争赔款的费用)都显得特别大,将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强制性转嫁到土地上的负担已经远远超过了“纯粹资本主义地租”的最高极限,结果是资本家经营农业无利可图或获利甚少,导致大土地所有者变成了仅仅满足于坐收租金的食利者。比如,“路易-菲力普统治最后几年的国家非常开支超过了拿破仑统治时的国家非常开支一倍以上;这笔开支每年几乎达到4亿法郎,而法国年输出总额平均很少达到7.5亿法郎”[10](p378)。直到路易•波拿巴执政时期,“他也像以往那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做恺撒,要么进债狱!”[10](p444)所以,近代法国税制的主要特点就是面向土地所有者和消费者征税,而在各种直接税中地产税又是最重的。比如,“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地产税占到全部直接税的3/4,工商业营业税只占6%。在19世纪40年代,地产税占到66%。在20世纪初期,地产税仍占到45%。”[9](p282-329)这样,流入大土地所有者手中的租金很少会变成资本再投入土地,有的干脆把土地所有权转卖给小农户经营,以便从农业中抽出土地资本,转而购买国家发行的公债券和公司股票,结果是法国整个的农业资本积累和投入水平下降。有资料表明,“在第二帝国末期,法国经营最好的土地也只能带来2~3%的效益,而购买安全债券和股票却能到来5%或更多的利润”[49](p239),“当时的商业经营资本获利达到10%,几乎是土地资本投入回报的2倍还多。”[40](p744)因此,即使是在19世纪50~70年代法国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业发展较快的所谓“黄金时期”,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把来自农业的收入转而投资于土地用以增加生产的资本也不多见。比如,“在1879年,法国经营最好的农场中平均每公顷土地也只投入一头牲畜和100法郎现金。”[45](p253)

    而到了19世纪80~90年代,“随着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使廉价的粮食充斥欧洲市场,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面临着灭亡。”[12](p485)比如,“在1895年,法国的谷物价格比1871~1875年间下迭了27%,从80年代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产品产量下降,土地收益大大减少。在1865~1894年间,法国国民收入从237亿法郎下降到234亿法郎,国内生产投资比例由8.2%下降到6.3%。”[20](p14-15)在经营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缺乏利润刺激的情况下,法国金融垄断资本家一方面通过还债付息将资本转移到国家债权人的手里,然后再输入市场,“据统计,在1871~1913年间,有10亿法郎就此落入了食利者之手”[49](p82);另一方面把国内的大量资本转向国外殖民地投资以攫取暴利,“在1899年,法国殖民地面积已达到960万平方公里,殖民人口为5640万人。到1910年,法国国内投资额仅为7.79亿法郎,而在国外投资总金额却高达30.98亿法郎(1914年猛增至600亿法郎),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资本输出大国。在1909~1913年间,法国从高利贷利息收入中获取高额利润平均每年达到17.05亿法郎至18.5亿法郎之多。”[50](p368-428)列宁曾经指出:“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作高利贷帝国主义。”[34](p428)总之,“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国农业设备大体上还是最原始的结构,木犁仍在使用,作物种植和收获方式与先前几世纪几乎相似,绝大部分地区处于一种停顿、落后和原始的状态。在1815~1840年间,法国农业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1.7%,在1840~1865年间为2.62%,而在1865~1900年间仅为0.26%。法国每个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比英国低39%,较比利时低38%,法国一个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农产品只可供4.3人消费,而美国一个农业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则能供应7.4人消费。”[41](p54)与欧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法国典型的农场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小人物,与普通的农民耕作者没有什么区别。在1892年,法国10公顷以上的农场中只有24%采用雇佣农业工人劳动这种形式,10公顷以下的小农场基本是使用家庭劳动力。”[38](p336)总的来看,19世纪的法国农业主要特征是以投入小量资本和大量劳动进行的,高价的地租和高利贷资本扼制了农业资本化、企业化的进路,而农业资本积累和投入不足又限制了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的发展。

    至于说到法国农民不分化或“单项贫困化”的原因,马克思指出:“占法国人口总数2/3以上的农村人口,主要是所谓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第一代人,由于1789年革命而无偿地免除了封建贡赋,不付任何代价地取得了土地。”[10](p454)但是,“在19世纪的演化过程中,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他们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国债的年债息。”[10](p680-681)同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不断被分割,生产工具即土地则相应地昂贵,土地肥力则相应地下降,农业则相应地衰落,农民的债务则相应地增加。结果是每一代人都给下一代人留下更多的债务,每一代新人都在更不利更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生活,抵押贷款又产生新的抵押贷款,所以当农民已经不能再以他那一小块土地作抵押而借到新债时,就直接落入高利贷者的手中,而高利贷的利息也就越来越大了。这样一来,法国农民就以对押地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不仅把地租,不仅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于是他们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10](p454-455)可见,法国农民所受到的剥削与工人阶级一样,“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10](p456)

    总之,“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从免除农民的封建负担开始的,而1848年的革命为了使资本不受到损害并使其国家机器继续运转,首先就对农民加上了一项新税。”[10](p391)比如,“法国人民普遍憎恨的葡萄酒税,这项赋税集中了法国赋税制度的一切可憎之处:它的征收方式是可憎的,分摊方式是贵族式的,即随着消费者财富的减少,税额按几何级数增加,这是倒过来的累进税。在第一次革命中废除了它,而拿破仑在1808年又把它改头换面重新施行起来。从此以后,每当任何一个政府想要欺骗农民时,就答应他们废除葡萄酒税,而当它一旦骗取了农民的信任时,就把葡萄酒税保留或恢复起来。农民根据葡萄酒税来鉴别政府的气味,判断政府的倾向。”[10](p452-453)而当波旁王朝在法国重新复辟时,为它充当开路先锋的是哥萨克骑兵,所以它必须代表法国政府向反法联盟国赔款7亿法郎,同时还要承担向15万名外国联军占领法国东北部边境地区日常开支的费用每年1.5亿法郎。1825年,法国国王又拨出一笔10法郎的巨款,主要用来补偿逃亡贵族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没收财产的损失。这些沉重的负担最终都落在了农民身上。到了路易-菲力浦时代,“在法国掌握统治权的只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大王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国家负债和财政赤字成为他们投机的真正对象和发财致富的主要源泉。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10](p377-379)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临时政府立即决定对各种直接税每一法郎附加四十五生丁(100生丁折合1个法郎),农民不得不负担起“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法国农民抱着天真的幻想把600万张选票投给了拿破仑一世的侄儿路易•波拿巴,“可是,他在总统宝座上只坐了6天,到第7天就召集他的内阁开会把临时政府已下令取消的盐税保存下去,并把国家赤字从原来的5.6亿法郎增加到6.2亿法郎。”[10](p416)这样,“法国人民一个劲地驱逐赋税,但是刚刚把它从门口赶了出去,又看到它从窗口飞了进来。”[10](p452)马克思根据1840年的一份官方统计资料,推算出“法国农业总产品合计为52.37178亿法郎。从这个总数中除去35.52亿法郎的耕作费用,这里包括从事劳动的人的消费在内。余下来的纯产品合计为16.85178亿法郎,其中扣区5.5亿法郎支付押地借款利息,1亿法郎付给法官,3.5亿法郎用于赋税,1.07亿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费、典当费等等。原产品剩下的只有1/3,合计为5.78178亿法郎;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还分不到价值25法郎的纯产品。这还没有把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贷利息或律师费等估计在内。”[10](p455-456)在拿破仑三世执政的25年间,“尽管法国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2500万农民却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受苦。”[10](p470)法国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赋税和抵押债务日益加重。所以,到了19世纪50年代,“法国有1600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除了官方计算的400万乞丐、游民、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农村,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法国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10](p681)

    在19世纪60年代,全国74%的小农户占地不到2公顷,92%的极小农户占地不到1公顷,这样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到70年时间里农民手中的土地就只剩下1/4了[51]。事实上,“在1884年,法国3%的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与97%的小块土地所有者拥有同样多的地产。”[9](p278)总之,在整个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加在农民土地上的高价地租和高利贷债务,就像腐蚀性极强的浓硫酸一样,不断地侵蚀和瓦解着法国的小农经济。比如,“在1820~1842年间,法国农民以土地作抵押的借款债务增加了50%,在价值450亿法郎的土地资本中已有130亿法郎因借债被迫抵押出去,当时农民向高利贷债权人支付利率高达15~20%。”[40](p759)1890年,法国农民抵押债务总额已达到80亿法郎,1898年增至110亿法郎,平均每个农民负债在358法郎以上。1914年,法国农民高利贷债务总额已达到200亿法郎,比1840年增加了1.6倍,当时全国只有大约4%的农民不负债务[51]。这样,“法国农民的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帐薄中了。”[10](p683)可见,“法国资产阶级企图保护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权,这不是保护他们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们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的奴役延长着他们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12](p491)

    直到1955年,“法国依然保持着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格局:即在全国230.7万个家庭农场中,10公顷以下的有127.72万个,占农场总数的60%以上,平均每个农户耕地面积都很小;全部农用土地3400万公顷被分割成7600万地块,平均每个地块仅为0.45公顷。”[52]从根本上说,长期制约近代法国传统农业向现代资本主义农业转型的深层原因在于两个“恶性循环怪圈”的互相作用:即“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37](p910)同时,“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来说就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小块土地的界桩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法国资产阶级为了消灭广大农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必须始终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10](p680-685)

    近代法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曲折道路和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改造小农生产方式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打破它固有的孤立、分散、规模狭小、排斥资本聚集和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的内生机制。当前我国仍有2.5亿小农户和9亿农民人口,而全国耕地面积只剩下18亿亩,平均每个农户经营面积仅为0.5公顷,这种超小型的高度分散的经营形式就是把土地“绣出花”也难以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究其根源在于,建国60年来长期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和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的平分机制,严重地阻碍了城市工业资本下乡与小农制的嫁接,以至出现了“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现代工业社会,而另一只脚还停留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奇怪现象。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农民与土地分离的规模和速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农业现代化实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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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坠机事件中不可忽略的细节

于鹏飞

    今年《炎黄春秋》第10期上阎明复的《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一文的发表,立即引发丁凯文、余汝信等史学家对于256坠机事件的再议。顾大寿的回忆并不像期待的那样详实,许多过程一笔带过,细节是模糊的。但此文毕竟为我们揭开了其中一个重要的谜底,使得几十年来沸沸扬扬的传说变成真相。细节决定历史,笔者也愿将多年来通过采访若干当事人而了解到的一些历史细节提供给读者。

    细节一:256飞机在9.12晚上确实发生了故障

    据吴宪回忆,9.12晚上11点左右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追查山海关机场256号的下落。吴先问过时念堂(注:专机师师长),紧接着找到胡萍(注:空军副参谋长)。在确认情况属实后“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这个答复令吴十分悻悻——“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1998年第一期《炎黄春秋》刊登了周恩来卫士高振普“‘九一三’事件50小时内的周恩来”的文章,回忆吴向周恩来报告说胡萍告诉他“是一架改装的飞机,试飞中发生故障,降在山海关机场。”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这是胡萍对吴的搪塞之词。而据当年由林立果自己挑选并带在身边的女青年小张和另一位刚刚调来照顾林生活的女青年小袁回忆,256飞机那天确实曾经发生过故障。

    本来林立果要她们准备明天一早从北京去广州的,所以9.12一天她们都在平静中度过。傍晚林立果临时通知她们跟他一起飞赴山海关,再从那里去广州。晚饭时分,她们跟随林立果、刘沛丰和程洪珍一起行色匆匆上了256飞机,林、刘、程三人坐在一起,她们坐在空勤服务区边上的舱位,与林等人相互看不见,只能看到服务员小魏操作。

    康庭梓说,256飞机是当晚七点四十分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的。张、袁回忆:升空后不知什么原因飞机突然倾斜,机身明显在摇摆,同时声音非常大,服务操作台上的茶杯暖瓶等物品乒乓倒下,张和袁很惊慌,一边尽力保持身体平衡一边帮小魏把东西扶好。这时听见刘沛丰在那边问了句:“怎么回事?”但没见人出来。几分钟后,飞机恢复了平稳,声音也小了下去。小魏告诉她们:刚才是起落架有问题,怎么也收不起来了,现在没事了。半个多小时以后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安全落地,

    林立果下了飞机,嘱咐她们俩在飞机上等待。他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你们不要下飞机,就在这上面等着我,我回来马上就走(笔者注:指去广州)”。并安排程洪珍留下陪着她们。林走后,机组人员过来请她们下飞机,她们说:首长让我们在这等。机组人员解释说:刚才来的时候起落架有故障,我们要检修飞机。他们三个只好下来,到食堂去吃了晚饭。此时应该是晚上八点多。

    康庭梓在《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前》(《中华儿女》1999年第4期)一文中没有关于起落架故障的任何记载。但康说:“当晚11点前,潘景寅作为一机之长,在机组会上还为第二天的飞行工作做了时间上的安排”,而且“10点40分我和领航员关窗睡觉”了。胡萍答复吴法宪的时候已经夜里11点多了,机组已经休息,如果飞机确实检修了,应该是在开机组会之前这段时间完成的。所以胡萍对吴法宪说飞机“正在检修”,显见有虚。

    九点多钟,潘景寅在山海关接到过胡萍的电话,他是否报告了起落架的故障?《谋杀毛泽东的黑色“太子”》(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明晓、赤男著, P444)作者称:潘景寅只在胡萍嘱咐他——“如果有人问是谁安排的,就说是你自己安排;如果问为什么还不回来,你就说飞机出了故障暂时回不来”这些话之后应了一句“明白”。如果这段情况属实,则证明“故障”是胡萍为了让飞机继续留在山海关的托词。这绝对是一个巧合。否则如果真有故障,胡萍肯定会立即安排替换256飞机,以保障林立果原定9.13的计划得以实施。但此后胡萍继续留在西郊机场指挥,在吴法宪到来之前并没有采取其它措施,更说明“发动机故障”一说的真假,他心里有数。很明显,“发动机故障”比起“起落架故障”使得256飞机回不了北京的理由更加充分,而“正在检修”让256飞机留在山海关机场的时间也就更加充足。

    吴法宪在获悉林彪一行离开北戴河之后让秘书找到潘景寅,这个时间肯定在胡与潘通话之后,电话里他没有核实是否“故障”,说明吴法宪没有怀疑胡萍以及“故障”有假,他当然也不知道胡和潘已经统一了口径。后来256强行起飞时的完美升空,证明发动机没有问题。

    孙一先在《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北京第一版)第九章里,对坠机现场的大量描写中,有两处提到了起落架:第一次是孙在现场看到“离机头灰烬前方约八十米处,在烧焦的草地边缘,有一个从根部炸断的起落架,而在起落架上完好无损的轮胎,则滚到它的南面未燃烧的草丛中”;第二次是在9月16号再去现场补拍照片时,孙又“到二百米以外的草丛中,拍照了那个一点损伤痕迹也没有的飞机轮胎。”
飞机迫降时起落架是不需放下的,根据现场可以推测256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后的起落架并无故障,否则迫降现场就不是人们看到的那样,轮胎也不会那样完好无损。胡萍当初肯定没料到他那句用来搪塞吴法宪的话竟成了256飞机命运的预言。

    细节二:256飞机被击中的情报当时已报到空军指挥所

    顾大寿回忆录揭秘256飞机在蒙古被击落其实并不令人诧异,因为9.13那天凌晨起,中国空军的情报系统就监听到了外电反应,并及时向首脑机关报告。256飞机强行起飞之后,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被电话从家里叫到空军指挥所,当时在场的其他领导还有李德生、空军副司令曹里怀、参谋长梁璞、副参谋长王飞和白云等人。

    据贺回忆,256飞机起飞以后的情报,是他们部驻扎在张家口一带的技侦八团侦听到的。9.13凌晨最先上报的是“有一架飞机正在升空”,紧接着是“不明飞行物沿边界飞行”,之后又报了“发动机空中起火”,最后是“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了,掉下来了”。

    在舒云《百问九一三》的博文中,也多处提到256飞机起飞以后的动向。

    据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回忆:256三叉戟出去后,有个情报,有个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大型目标着火了(在空中着火),掉下来了。不是先下来,后着火。这个情报非常可靠,是技术侦察……蒙古边防部队向上报告说空中不明物体燃烧降落下来,消失。肉眼看空中一团火,空中着火。

    另据原空军副参谋长白云回忆:9月12日是我在指挥所值班。……天不亮,技侦八团报告,听到蒙古人通话,温都尔汗有一架大型飞机失火掉下来了,这是最早得到的飞机爆炸的消息,技侦八团因此记功。

    又据总参某部情报室主任佟长仁回忆:9月13日凌晨,值班员叫我去,向我报告,……值班员并不了解是林彪的专机,只知道蒙古境内有架飞机坠落,不是咱们雷达亲眼看的,通过其地面反映出来的。佟长仁所说的这个“地面”,应该是指我军的情报系统。他们对当夜的回忆肯定来自于我军的情报系统。

    “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的提法像是蒙方雷达部队。顾大寿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做侦察机”。

    “发动机空中起火”很像空中的视角,换句话说,极有可能是拦截256飞机的飞行员在完成任务后给地面指挥的报告,因为再大的飞机在雷达仪表上也只是一个绿色的光点,另外当时大部分的飞机发动机都吊挂在机翼下面,发动机在尾部的机型极少,尽管低空飞行,离地毕竟3000公尺左右,且是晚上,就算远远判断出是飞机起火,但从地面靠目测就能判断起火部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型目标着火了,掉下来了”应该是蒙方地面观察空中的视角。因此将这几个视角联系起来,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前后的呼应关系。如果“发动机空中起火”的视角的确和猜测的一样,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即拦截飞机瞄准这个“大型目标”尾部的这一攻击是致命的,是要将其击落。

    贺德全讲,当得知飞机坠落的消息时,大家都不明白飞机是怎么下来的,搞不清楚;据空军、总参二部、三部等单位反复查了256飞行的沿线有没有导弹、防空部队。因为温都尔汗离坠机地点也就60公里,在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八团还上报了一些具体情况。据时任空军作战部部长的鲁珉说:在256三叉戟的这条航线上,没有设置地对空导弹部队。这些同余汝信在《林彪座机是被蒙方击落的吗?——对阎明复转述的苏外交官回忆录的质疑》一文中“中方所掌握的苏军资料中,未有提及驻蒙苏军有防空导弹旅部署”的介绍情况相似。

    王飞还记得当晚技侦八团报上来的情报是抄写在纸条上的。贺德全把陆续报上来的条子拿给他们看,在场的人都传看了。王飞看了以后内心非常吃惊,并隐隐感到不安,他知道林彪在北戴河,这几天以来发生的事情令他心力交瘁,但碍于在场的人多,出于一贯的慎重和严谨,当时并未与贺交谈,只能以眼神交流一下焦虑和担忧。纸条随后被丢进了指挥所的纸篓里,这些情报从此就像没有出现过一样,不仅李际泰、梁璞等空军专家们在分析坠机事件时未曾加以考虑,中央对坠机事件定性时也同样对此置若罔闻。

    9月14号贺德全又在指挥所见到了李德生,李对昨晚空军情报部的工作印象深刻,非常满意,夸奖贺:“你这个情报真厉害!”李德生的褒奖显然与白云所说的“技侦八团因此记功”一说相对应。顾大寿的回忆虽然缺少细节的描述,但佐证了9.13凌晨空军技侦八团截获外方情报的准确,这样,无论是蒙方处理坠机事件的种种表现,还是苏方早于中方的到达现场拆走发动机的举动,都基本得到了解答。而无论是苏方或蒙方,其实都是在掩盖和转移256飞机坠落的证据和责任。

    顾大寿称他去蒙古坠机现场是苏联外交部要他在死者中确认有没有林彪的尸体。虽然他没有说具体时间,但估计离坠机时间不会很久。因为据王维国长子王大章讲,就在9.13之后没几天他就听说上海“814(卫星接收站)”已经有人监听到苏联怀疑林彪在失事的飞机里,该同志根本不相信,没上报,后来“814”就查是谁,这人最后还受了批评。

    回望这段外交事件,最令人拍案称奇的,是《在大漠那边》第八章里,当孙一先在空中看到乌市东南那来赫矿区东南的苏军机场时,“突然想到在温都尔汗坠落的中国飞机,会不会是被这里的歼击机打下来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一片幻影:浩瀚的蒙古戈壁草原上空,飞着一只迷失方向的中国飞机,几架苏联的歼击机追逐着它,迫它着陆,它倔强地挣扎着摆正航向,企图飞回祖国,突然响起一片爆炸声,中国飞机带着一团烈火,无望的坠落下去……”这段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来的幻景,在顾大寿揭秘256飞机坠毁原因之后,居然有可能是真的!

    细节三:256飞机发动机被击中的证据

    首先,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顾大寿文章中承认256飞机是被击落的。既然是被击落的,就应该有被击中的部位;其次,就是当年空军技侦八团的情报;再有就是从坠毁的飞机上寻找答案。孙一先的书无意中对坠机现场的发动机多有描述。

    “首先看到的是机身的一块蒙皮和一块发动机的底包皮”;

     在那截折断的机翼旁边,“看到炸断的发动机尾端喷口”;

    “我和小沈赶忙奔向被炸断的机尾,……是从中间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只剩下一截发动机的外壳与尾部相连。……机尾的南北四十多米处,各有一台发动机。在机尾东南约十八米处,有一个外壳被大部分炸掉,露出贴近内腔的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机尾没有着火,最末端断裂处空空洞洞,露出一大堆各式各样杂乱无章的电线,有的电线还裸露出线芯的铜丝”;

    “在中国大使馆人员去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

    “三叉戟256号上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

    由于三叉戟的三台发动机都在其尾部,所以孙对机尾的描述也间接反映了飞机发动机坠落后的状况——“机尾被远远抛到了机头的右后方,……看来机上人员和机尾都是在机身炸开来一瞬间甩开来的,……机尾离机头大约六十米,……甩的那么远,可见飞机爆炸时的猛烈程度”。

    机尾和机身炸开的事实,中方在现场看到了,“是从中间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而发动机就在机尾。苏联人拆走的正是位于中间的主发动机。孙在现场看到的三台发动机中的另外两台——“机尾的南北四十多米处,各有一台发动机”——虽然孙没有对其进一步描述,但可以推断没有描述就是完好的,否则不会遗漏。如果剩下的两台发动机完好,那么拆走的那台一定是被击中的。那些在机尾处裸露着的各式各样的电线和裸露的线芯,很可能就是中间发动机被拆走以后留下的,因为“黑匣子”虽在机尾,但不大会由“一大堆”电线相连。

    从书里看得出其实蒙方很心虚,但中方似乎比对方更虚,蒙方对飞机失事的原因非常清楚,却始终坚持256飞机是“不明原因坠毁”,明显想逃避责任;双方都有理亏的地方,都怕。中方则怕得更多。“坠毁”一说的“坠”字就颇含深意——“坠”就不是降,可以说蒙方起码不否认256飞机在空中就出了问题,因此而“坠”,它非正常降落,甚至不是正常的迫降,“毁”则是结果,可惜中方根本没有明白这一暗示的弦外之音。

    细节四:256飞机坠毁后的勘验

    如果是迫降时飞机腹部摩擦起火引发油箱着火爆炸,应该首先在起火的部位炸开,为什么“是从中间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呢?顾大寿的回忆使我们不妨更加大胆地设想——256飞机很可能发生了两次大火和不止一次的爆炸:第一次是机尾的发动机在空中被击中着火、后来爆炸,所以机尾离机身残骸较远;第二次可能是飞机迫降时腹部摩擦起火、机身爆炸,还有可能第一次的爆炸引发了机身着火、爆炸。总之由于坠地的火势更猛烈,很可能将第一次的爆炸和着火的痕迹毁掉了。256飞机的燃油未尽,哪怕附近没有机场,潘景寅一定不会忘记把油耗尽再迫降的。唯独主发动机被击中时,他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冒险迫降。

    孙一先和小王以能否找到飞机在空中着火落下的燃烧物来判断飞机在降落前是否着了火,显然是缺乏经验的。试想飞机的发动机与机尾是一个整体,即使被击中着火,可能不会马上脱落,这样就不会有什么燃烧物落到地上。已知256飞机不是在坠机现场上空被击中的,所以即使有碎片落下,也会落在他处。显然不能将飞机被击中的空域与坠落地点混淆为一谈。

    蒙方想对“坠机”赖账,实际上对中方采取了蒙混的态度,所以我方看到的所谓坠机现场,不过是经过苏蒙“伪装”过的现场罢了——什物被收集起来了,航行图被拿走了,鞋子被归拢了,枪支被集中了,箱子被搬走了……。

    主发动机和黑匣子都被苏联人拆走了,中方不知道有黑匣子所以没有问及,蒙方就只告诉中方苏联拆走了发动机;在坠机现场我方注意到尸体都没有戴手表,经询问,蒙方才承认“在草地上捡了九块手表”。表面上看现场任由我方勘验,却连手表这种小事蒙方都不主动告知,何况其他?

    刘沛丰和程洪珍登机时,每人都拎了两只鼓鼓的皮包,他们俩都是随身携带。程洪珍没上飞机,刘沛丰上了,尸体的皮带都尚未烧尽,皮包就一点不剩?林立果从毛家湾搬来的二十多只箱子,都装上飞机堆放在后舱,张和袁在北京帮林立果收拾箱子时,看见过整箱的美元和满箱子的名贵手表,有劳力士和欧米茄,现场却一只箱子也没有。蒙方承认捡的九块手表,也不给中方过目,反正与九具尸体的数目相符。张、袁当时都是战士,一人一只极为简单的旅行袋,服务员小魏也没带行李,看来那些散落的女鞋应该都是叶群的。

    顾大寿称“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了子弹的弹孔,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孙一先对现场则这样描写:“子弹散乱的堆在一起,共有四十三发,统统是‘五九式’手枪的子弹,估计是蒙方在收拢枪支时从枪弹夹中退出来的”。顾大寿口气很肯定,却没说明具体位置,而孙是对现象的估计,令人不明白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现场的几把手枪也不奇怪。小张和小袁回忆:被机组人员请下了飞机,晚饭后程把她们安置在机场招待所的一间房间里休息,这时他从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两把手枪递给她们,说现在形势紧张,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一定要保卫林副主席和林副部长。你们自己也要多加小心,给你们一人一把枪,必要的时候防身用。她们并未完全理解这话的意思,嘻嘻哈哈地把枪接过来,放在各自随身背的挎包里。这说明林立果等人携带的武器不止每人一件,所以枪的数目比人数多。

    在现场蒙方告知许大使法医可以勘验了,许竟擅自认为“死因已十分明显,不必再折腾了”,予以谢绝,错过了非常重要的取证机会。否则,我们就能进一步了解死者最后的情况,起码知道他们的死亡原因:烧伤、外伤、亦或外伤烧伤兼而有之?呼吸道里面是否吸入了火场的烟灰?指甲缝里有没有搏斗的残留物?他们身上是否中弹?他们的年龄?各自分别是谁?……。

    李德生当年在空军指挥所不断用电话将飞机的高空位置、方向报告周恩来,不可能不报情报。弹有弹道,炮有炮洞,256飞机恰好是“发动机空中起火”,偏偏现场就缺失主发动机和“黑匣子”,蒙方不断重复的“不明原因的故障,机翼擦地翻倒后着火”的结论,也随着照片带回国内,直至写入中央文件。“9.13事件”令世界哗然、举国震惊,空军上下哀鸿遍野;那里曾高调款待从越南叛逃的黄文欢,这里却“对我使馆人员对坟前默哀的照片看也不看,对死者的照片看时的姿态和表情像是欣赏和满意”;当年的结论没有参照情报加以考虑,坠机现场缺失主要证据,疑点不能一一获得解释,遗体被遗弃,勘验无异纸上谈兵……

    细节五:256飞机机长潘景寅的选择

    在256飞机的坠机事件中,最神秘难解的人物其实是机长潘景寅——他指使给256飞机加上比北京飞山海关更多的油量;他同意胡萍的“故障”一说与胡统一口径;他满口答应吴法宪“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却未执行;他彻夜未眠忠诚地守候在山海关调度室电话旁;他坚定不移地执行林立果的命令;他聪明地只挑选三个机械师帮助自己强行起飞;他在空中用缓慢的航迹表明了他选择的航向;他犹如平日一般沉默始终没有打开飞机上的无线电通话系统;他决定带油迫降;他死时双手高举……

    在吴法宪和林彪面前,潘景寅当然听林彪的,甚至就是在吴法宪和胡萍面前,他也选择没听吴的。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空军就盛传吴法宪犯了路线错误,吴的威望与林立果“讲用报告”在空军的影响正好形成反差,随着“两个一切”的流传,林立果的话吴司令员都听,空军谁不听?

    在这个事件中,隐隐有条“一航校”的轨迹显现,比如周宇驰、潘景寅、尚登峨都曾在一航校工作学习过,追寻过去,潘与周竟有更深的历史渊源:1949年四野九纵138师413团整个团的直属机关奉命调到哈尔滨组建空军一航校。笔者从一本被保存了近六十年的花名册里,看到了金培(即周宇驰)和潘景寅的名字,特抄录如下:

    原队别 宣传股,原职别 宣传干事,姓名 金培,年龄22,文化程度初中毕业,出身学生、贫农,1946.10入伍,1946.2入党,准备做何工作 秘书,现在级别 付(副)连级,备考 营部当干事。

    原队别 参谋处,原职别 见习侦查参谋,姓名 潘景银(寅),年龄 22,文化程度 四年,出身 学生、中(中农),1946.6入伍,1947.9入党,准备做何工作 原职,现在级别 排级,备考 侦*股学习。

    后来周在一航校宣传科工作九年,潘景寅则在那里学了飞行。像所有浴血奋战过的人一样,他们彼此了解,有一定的感情。在和平年代里和原来的首长、战友保持着联系,保持着友谊。

    解放战争时还是警卫员的潘景寅就曾在战场上救过自己的首长,后来积极要求去战斗第一线的他,如愿以偿地调到了侦察处。性格的寡言使他爱闷头抽烟。至今没有他参与林立果一系列阴谋活动的任何证据,包括看过所谓“林彪手令”的证据,但在山海关机场他表现得比那些看过手令的人都坚定,林立果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让他毫不犹豫地将吴法宪的命令抛在脑后,在叶群的喊叫下强行起飞。谁说潘景寅最后的选择不是理智的、勇敢的、革命的、军人的以及英雄主义的?即使最后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依然选择了履行机长的责任。

    细节决定历史,历史需要真实。我们期待更多的历史事实披露出来,逐渐将256飞机的坠毁事件完整呈现。
 

    小资料:

长春战役中林彪的人道主义

《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节选

2009年

    《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说到:“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8月初经我部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人,但城内难民又立即被疏散出数万人……”对于已经出来者,林彪提出“酌量分批陆续放出”。林彪认为:“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

    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敌现进行恶毒宣传,我欲困死长春人民。”于是林彪提出:“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赶出市民之阴谋。”(《日记》上册554—555页)此报告于1948年9月9日上报给毛泽东。但是毛对此没有回音。

    作者随后提供了一个重要史实。林彪于是擅自作主,以东北野战军首长的名义电令围困长春的军事首长肖劲光、肖华: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來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做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的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病残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日记》上册557页)

    建国后,对于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毛泽东非常清楚原因所在。毛泽东在“信阳事件”之后有过内部指示,指出:“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乔培华《信阳事件》,开放出版社2009年版275页)但是毛泽东依旧在1961年的8、9月份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高征购粮食数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555页)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是同意的。但是在刘少奇等人的反对下,此举没有通过。而周恩来却如此讲:“今年为了缓农民的气,在庐山把粮棉油的征购数目搞低了。”“但是,不能说明年还是这样。农村明年就得回升。”(《周恩来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656页)这或许可以解释林彪为什么在政治上最后失败而周恩来最终没有被打倒的部分原因。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1-26 13:24:24 +0800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毛1972年给小学教师回信以后......

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

张玉钟

2009年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中屡遭苦难的状况。信寄出4个多月后的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亲笔给他回信,并给他寄了300元人民币。随即李庆霖的名字全国家喻户晓。他的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千万知识青年的生存状况。当年,我才23岁,也是一个下乡知青,比较幸运的是已在莆田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工作;这是个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机构。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陪同新华社记者采访李庆霖,是莆田地区内第一个知道毛主席回信的人,也是因此事第一个接触李庆霖的人,因此我有许多第一手资料。后来我读了许多关于此事的报道文章,其中不少与事实有出入,现在此事早已成为历史,我想把许多还鲜为人知的情况及细节,归纳为几点解密于此以飨世人。

一、李庆霖的信是如何到毛主席手上的?

  1973年4月29日,也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第四天,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突然来到莆田地委,点名要我陪他去办一件事(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共9个人中只有我一个莆田人,他每次来莆田采访多数由我陪同)。这一次他非常神秘,他是上午到达的,下午要我带他去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我问他什么事?他一再对我交代要保密,然后告诉我,这个学校有个教师叫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不仅给他回信,还给他寄了300元钱;毛主席回信的内容他记录在笔记本上念给我听:“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还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新华社的,要先派记者来调查,连福建省委领导都还不知道呢。

  下林小学离城关只有两公里左右,下午我带赖玉章坐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到了这个学校。我们点名要见李庆霖,当时他还在上课,我们就在办公室等。下课后李庆霖见到两个陌生人找他,神情很是惊异。待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后,赖玉章开口问他:“你有没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我在一旁没有说话,一直注意观察他的表情,我记得他沉默好久都没答话,他在心里估摸到底是福还是祸。赖玉章问话后微微笑着,他心中觉得应该是好事降临,于是他重重地点了点头。接着赖玉章说:毛主席看到你的信还亲笔给你回了,并给你寄了300元钱。他听了脸上并没有露出笑容,而是紧张而严肃地反问:“毛主席是怎么回的?”赖玉章给他念了信的内容,这时我看到他脸上渐渐舒展开来,溢出兴奋之情。赖玉章说这件事还要十分保密,并告诉他自己住在兴化宾馆某房间,约定晚上到宾馆细谈。晚上7时多,李庆霖到了赖玉章宾馆房间,就我们三个人谈了两三个小时一直到夜深才离去,这次谈话(事实上是采访)令我终生不会忘记。

  李庆霖那天晚上已经没有了白天那种拘谨严肃的神情,表现得非常高兴,他说话慢,语调也比较低,但完全打开了话匣子,从他家历史身世、儿子上山下乡遭遇的苦难,到自己如何想给毛主席写信,都说得非常详细。我们提出了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问他信是如何寄出去的?原来那一天他在一张竹桌上写好了信,接着就写信封“毛泽东主席收”,就拿出去邮寄。当时莆田城内只有一家邮局,离他家西北向。他一边走一边心里在打鼓,倒不是怕闯祸,主要是担心主席收不到,因为这之前他也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却石沉大海,他想可能是周总理没收到,那主席要看到这封信就更难了。走到半路,他脑子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经常看到报道毛主席接见外宾,外交部王海蓉都在场,何不如把信寄到外交部王海蓉收,请她转交给毛主席。他想到这里心里一阵激动,就马上折回家中,就在信封上写外交部王海蓉先生收。因为我年纪轻古文基础差,我马上问他,王海蓉是女的,怎么称“先生”?他温和地笑了笑说:“先生”是一种尊称,男女都可以用(对女士也可称先生我就是这一次听李庆霖说的)。他还说他也给王海蓉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难,请她一定把信转给毛主席。然后就把给毛主席的信套进去寄走。因此可以断定,这封信是王海蓉收到后看了一定很感动,亲手转交到毛主席手上的,非此这封信也就夭折了。我想全国知青和家长真的应该感谢王海蓉先生!

  我看到的所有文章包括有的采用李庆霖自述的,都说新华社记者赖玉章是5月1日到莆田找李庆霖的,这是记忆上错误,准确的是4月29日。过了几天到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了福建省委,省委通知了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部队干部叫刘功,激动地对着电话筒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来许多媒体都写到这个细节,这是确实的。5月6日,李庆霖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回信的复印件,随后也收到了300元钱。从此开始,这件事就在莆田城内传开来了,李庆霖出名了。

二、李庆霖是怎样性格的一个人?

  李庆霖1929年出身在莆田县城关一个极度贫困的贫民家里。他祖父当过乞丐,父亲很小就被送到一家首饰铺当学徒,以打制妇女首饰为业,但因生意萧条,铺子关门也到乡下乞讨,后来患上精神疾病,上吊自杀未遂致残,年纪不大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人就靠母亲打小工、当保姆维持生计。尽管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母亲却咬着牙节衣缩食硬撑着供李庆霖读书,而李庆霖的妹妹上不起学,8岁就被送到一家草编店里学编织草帽草席。1944年福建省立仙游师范来莆田招生,免收学费还供应伙食,李庆霖便去报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入学那一天,母亲挑着行李陪着儿子,从很早上路,一直走到下午才到学校。李庆霖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发愤刻苦,熬了4年到1948年毕业,分配到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月薪为140斤大米,生活很清苦,但总算有一口饭吃。解放后,他被政府留用继续任教。1951年,22岁的他与学校所在地的农村姑娘张秀珍结婚,婚后5年中长子良模、女儿良培、次子良雄相继出生。1956年全家搬回城关老家居住。1958年他被调到沿海忠门公社前坑小学担任教导主任,并担任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才3个多月就初考,这个班因成绩太差没有一个考上初中。当年正逢大跃进时代,时兴“插红旗、拔白旗”,莆田县教育局召开小学庆功大会,李庆霖等一批升学率低的班主任被宣布作为“白旗”拔掉,同时他被免去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每月50.5元降为42.5元。这一次处分在他心里刻下了一道永远抹不掉的伤痕,直到他出名后在各种场合都愤愤不平不厌其烦地谈起。

  一辈子艰难曲折的经历,使他学会了坚强。看起来文弱书生,心里却潜藏着一种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强者精神。正因为这样,他遭遇儿子上山下乡中的困难,敢于向各级领导机关反映,敢于给周总理写信,没有收到回信也没灰心,反而进一步想到给领袖毛主席直接写信。也许是他从小刻苦读书积累下的扎实基础,他的文字功底令人佩服。他出名后,红旗杂志通过地委宣传部约他写一篇谈反潮流的文章,这个任务部里就交给我去转达,过几天他把稿件交给我邮寄到北京,我把稿件从头到尾看了,不久红旗杂志刊登出来,我又认真看了,几乎全部是原文,编辑基本没有改动,这当时就让我这个拿笔杆为生的心悦诚服。现在我回忆这件事,并非说他所包含的政治内容,而是说他文字功底和朴实文风,有一种很大的可能让毛主席也被他所感染。当年把毛主席复信和李庆霖的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21号)向全国传达,印发出来的是他原原本本的信,一个字没有改动,原文中就没有一个错别字,我想就是现在任何一个大秘书要做到自己一次性起草的文章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而不需要改动一字的,恐怕是极少的。毛主席自己一生讲究文字,看到这样一封信怎不会被感动?而且全信朴实无华,让人读了觉得真实可信,却也不乏幽默感,比如“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这些话很符合毛主席喜欢的语言风格。还有从全信内容看,李庆霖虽然把上山下乡中的困难写得很尖锐,但敞开的是一种真诚的心怀,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否定毛主席亲自倡导的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甚至你读不出信中有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怨恨情绪,这也不能不令伟大领袖感动!所以,毛主席在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谈话中,赞扬李庆霖那信“写得相当好啊”。他看了三天才下决心回信。他还建议把这封信编入学生课本中。

三、李庆霖政治上是怎样大红大紫起来的?

  毫无疑问,李庆霖“告御状”促使了中共中央高层高度重视和全面调整知青政策,直接使全国两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包括回家乡的知识青年)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件大好事。随着中共中央[1973]2l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李庆霖成了全国知青及其家长心中的神圣人物。因为他为广大知青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难以预料,李庆霖出名之后很快就在政治上也大红大紫起来,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主席对他器重有加。毛主席除了给他亲笔回信并寄钱外,还特地对他政治上的发展也嘱为安排。回信后的两个月,约在1973年6月下旬,福建省委和莆田地委、县委都得到了正式渠道传来的一个内部消息: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要问一下福建的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他人党并参加“十大”,如果没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毛主席对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的政治安排说得如此细致而具体,这令各级领导感到极大震动和高度重视。但据我所知,当时领导层内部都在紧张商讨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却没有一个领导正面向李庆霖透露。因此他本人对此毫无所知。当年身兼福建省党、政、军一把手的韩先楚接到毛主席的这一内部指示后,即把李庆霖召到福州亲自接见,但也并没有当面说出毛主席的指示,只是鼓励李庆霖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李庆霖就向韩先楚司令员提出两件事,一件就是上面说的1958年他被插上自旗受处分,他要求给予平反纠正;还有一件是他妻子曾经是国家正式职工,困难时期被辞退,要求给她恢复一份正式工作。这两件事韩先楚都认为合理很快就解决了,李庆霖被调到莆田全县最好的一所小学即东方红小学(现为实验小学)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还补发了从1958年到1973年被降低的工资,妻子也被安排到莆田第四中学当正式职工。

  这是李庆霖出名后短短数月内实现的两项要求,李庆霖心里已经很满足了,对于入党要求他心里却没有想到,因此一直没有提出来。最早带来毛主席回信消息的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那一段经常来莆田追踪采访,他对李庆霖还没有提出入党要求心里很焦急,他对我说:小张,毛主席很希望李庆霖参加十大,眼看十大就要召开了,但李庆霖还不知道提这个要求,官员们可能不好当面问李庆霖这件事,你小青年干脆给他明确提一提,没关系的。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就应允了赖玉章,一个人到了仓后路居仁巷15号李庆霖家,因为已经多次接触很熟悉了,我就开门见山问他对组织上还有什么要求?他说省地县领导已经解决了他的两件事了,孩子在农村的困难,全国都在解决,相信也会好转的,他说他很满意了。我看到谈话还不能进入有关入党的主题,就索性问他,听说毛主席有对汪东兴说了一段你的事,你知道了吗?他说没有人告诉他。我就把具体内容说了,他听了非常惊讶兴奋,问我怎么办?我说入党要求必须本人有这愿望并自己提出来,别人不好代替,你要赶紧向组织上提出申请。他还问我一些如何申请的具体事项。第二天他就向莆田县委写了入党申请书。我看到许多文章都说李是在7月1日写的申请书,但据我回忆,写申请的时间应在7月中旬。莆田县委接到李的申请后,马上报告了地委和省委,接着各级领导及组织部门内部开始为李的入党紧张运作,进行内查外调,但最终没有在党的“十大”召开前解决李的入党问题,当然李就失去了参加“十大”可能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机会。拖延解决李庆霖入党问题,主要原因是在调查中发现敌伪三青团档案中有一份李在仙游师范读书时全班同学的名单,这份名单中有的名字前面打勾,有的没打勾,分辨哪一种是三青团员费了一些时间,到确定李不是三青团员而决定发展他人党,时间就拖到“十大”之后。翌年即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反对当局的这一派就把这件事当做当局打击迫害李庆霖的一大罪状,认为是当局怕李庆霖去参加“十大”受到毛主席接见说出对当局不利的话而故意设置障碍。李庆霖本人也有这种看法,这是他后来直接跳出来反对当局领导的起因之一,并多次为自己最终未能见到毛主席表示遗憾。

  李庆霖第一次在全省公开“大出风头”是1973年7月2日,省委在福州市召开群众大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21号文件、学习毛主席回信和李庆霖信件。这之前省委领导也已接到毛主席对汪东兴关于李庆霖政治安排的谈话内容,因此省委高规格邀请李庆霖来福州出席大会并讲话。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李庆霖口才不一般,他不用讲稿侃侃而谈约一个半小时,开头从学习毛主席回信的重大意义,说到他为什么给毛主席写信,后半部分他话锋一转说:“当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给我写信的事在社会公开之后,我们莆田社会上产生了一股不能小看的政治压力,企图对我倒咬一口,把此事全盘推翻。我想有必要说它一下,让我们共同来提高对路线斗争的认识,也许有一点好处。”接着他讲了几个具体反对他的事,却上纲到两条路线斗争高度上来,这意味着李庆霖开始公开走上政治舞台了。但这一次他只讲到反对他的有关工作人员,矛头还没有指向当局领导层。

  随后,在李庆霖入党问题上虽然拖延了一段时间,但在仕途上却接连步步高升,在担任东方红小学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后,又被任命为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副局长)、莆田地区知青办副主任、福建省高招办副主任。虽然错过了参加“十大”机会,各级领导还是不敢违背毛主席的政治安排,推选他出席了四届人大,并当选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如今天是正部级的待遇),还被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至此,李庆霖的政治生命走到了顶峰,真可谓大红大紫。

四、李庆霖最终成为悲剧人物的原因何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李庆霖很快受到关押批斗,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虽然获得减刑,但也被关押到1994年3月才提前出狱,回家后贫病交加到2004年2月凄惨去世,最终成为了一个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物。客观公正地分析,应该说造成他悲剧绝不单是他个人原因,主要是“文革”的时代悲剧促成了他个人悲剧。

  李庆霖被卷入政治漩涡关键的时间点是1974年初开始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地区当时派性斗争非常激烈,在全国都是有名的。李庆霖1973年出名后那一段,虽已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但还没有参预到两派斗争中,经常说到的只是反对他给毛主席写信的一些人和事,更多谈到的是社会上和党内的不正之风,他最恨的是“走后门”,他当省高招办副主任期间就不顾情面顶住了一些领导干部子女走后门上大学的事,而且还带头把自己的次子李良雄又送去上山下乡,这在当时干部群众中都是认可并传为美谈的。

  但在李庆霖有了一系列的官位头衔并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发言影响力之后,“四人帮”就从他身上看到可以利用的优势,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就把他“包装上市”,《红旗》杂志约他写了谈反潮流的文章,“四人帮”随即把他与辽宁省交白卷的张铁生相提并论,树为“北张南李”全国两个“反潮流”的典型,制造了强大的舆论氛围。后来有人说,江青曾接见过他,这我没听他说过无法证实,但他亲口给我说过,他到上海时马天水、徐景贤接见了他并大肆鼓励他“反潮流”。李庆霖也就在这种舆论的吹捧下,头脑发热飘飘然起来并与日俱增。

  接触过李庆霖的人都会觉得,他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全身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书生气。他刚出名后第一次出差,还不懂得如何办报销手续,特地到我们办公室问,走时告别不是和别人握手,而是两手抱拳连连作辑。他走后大家都笑着议论,真是书生一个。像这样一个一生只在小学教师岗位上的小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具备政治家的素质、眼光、见识和城府?但“文革”那种畸形的时代,却借着毛主席回信的东风,一下子把他推到了高端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赋予了他极大的政治发言权,他再也不可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之舵,只能随着变幻莫测的险风浊浪起伏升沉。据我所知,1973年他抨击政治的矛头还只是局限于当地机关一些反对过他的人和事,而对各级当局领导安排他那么多官衔还怀着感激之情,但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莆田地区乃至福建省的派性斗争就打着拥护“反潮流”的旗号缠住了他,把矛头对准了当局领导,首先就把李的入党时间拖延不能参加“十大”当做当局领导的大阴谋进行追查,进而把当地机关中反对他的一些人和事都当成是当局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策划,并上纲上线到这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李庆霖本人在这种氛围中自觉不自觉地被推到第一线,和当局领导严重对立起来从而一发不可收。

  1975年他参加了四届人大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后气势更红火了,派性势力对他的吹捧、利用也进一步无以复加,而他本人头脑也更加发热膨胀起来,更深地卷入派性斗争,把自己凌驾到当局领导之上,以“太上皇”自居的味道越来越浓。有人写信向中央反映了李的所作所为,姚文元就派记者来福建调查。调查的结论却是:“李庆霖同志保持反潮流战士的革命精神,对于错误倾向和不正之风,别人不敢说他敢顶”,“他同当地领导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原则分歧”。这种结论当然使李庆霖更加有恃无恐。福建省委领导出于爱护向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反映他的问题。邓小平批评说:“这个人入党不久,尾巴翘得那样高,要好好教育他,警告他,公开对他讲,你这样搞是要垮台的。”省委领导也找他谈话做工作,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很难起作用的。

  到了1976年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庆霖更是从莆田当地发展到成为福建全省的一个“派头”了,到处演说作报告,表态支持造反派,把各级当局领导当做邓小平之流批判、打倒。可悲的是,在他的心里,他完全把这当成拥护和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样才对得起大恩人毛主席!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之后,他自然成了“四人帮”在福建的代理人、黑帮、亲信、爪牙而受到重重的惩处。10月底被宣布停职检查,随即被隔离审查了1年多,在莆田当地并被押到福州等各地,一天两场三场批斗,前后共有百多场批斗会,也时常有过拳打脚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何曾有过这种境遇,他曾有多少次昏倒在地。1977年11月1日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过了1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送到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劳改场关押改造。对此判决,李庆霖始终心存不服。他承认自己在运动中说错话办错事,但说他是打砸抢分子及带头人他绝不承认。当时福建拍了一部轰动全国的著名纪录片《铁证如山》,据说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招待华国锋等中央政治局领导看了都感到震动。其中有个镜头:莆田县委大院里有间挂满枪支的房子里,李庆霖被带到这里,镁光灯闪过后就被带出来,而解说词说:“李庆霖组织武斗队,大搞打砸抢,专业武斗队有201个,参加人数有6700人。”李庆霖只要有场合说话,就说那是强安在他头上的。后来即1990年南平地区中级法院给予减刑到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3月他出狱后虽获得了自由,但等待他的却是贫病交加的生活窘状,不仅没有经济收入,而且帕金森、脑萎缩、肺气肿、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扰。

  一人落难、全家遭殃,其妻张秀珍也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并开除公职,“监督改造”3年,后来虽然给予平反,但一直到她1997年去世也没恢复公职。李庆霖给毛主席信中反映遭受困难的长子李良模,李庆霖有权有势时并没有趁机安排他回城工作,而是继续让他留在原地萩芦公社水办大队,后来在那里入党,并在萩芦公社担任一个挂名的党委委员,李庆霖被关押后他也很快被免去职务,到1980年全公社知青都回城安排了工作,唯有他一个人仍留下来劳动,1982年好不容易招工到仙游糖厂当厂区铁路的养路工,以后当上小火车司机,现在一个镇的土地所工作。次子李良雄是在毛主席复信后,李庆霖带头又把他送去上山下乡,后来作为身边没有子女政策安排回城到县公安局工作,这时也被开除出县公安局。重新回到插队的知青点,但是知青办不要,街道也不收,他只好把户口揣在口袋里去打短工,直到1996年才安排到他母亲原来工作的莆田四中当一名职工。

  在李庆霖遭难直至2004年去世的近30年中,唯一让李庆霖精神感到欣慰的是,全国两千万知青及家长大多没有忘记他,在李庆霖坐牢和出狱后,不少老知青想方设法找到他或打电话给他,有话语安慰的,也有寄钱送物的,这是他独有的一笔精神财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03年8月12日。我大学一个同学的女儿在美国留学念博士,她博士论文竟是写李庆霖,而且该大学居然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专门批准她回来当面采访李庆霖。她所在大学里有两个美国教授,妻子都是当年中国的知青,听说她要回国见李庆霖,都委托她向李问好,我听了也很受感动。因此很乐意那天陪她来见李庆霖。李还是居住在那低矮的旧屋子里,房间里的一切老旧得几乎原封不动,唯有墙上挂着毛主席像的镜框锃亮崭新。李庆霖只能躺在床上,气管炎很严重了,讲话上气不接下气,但仍然非常友善接待我们,有问必答,说话慢慢的却很真诚。问他当前生活如何着落,他说:出狱后分文没收入,逼得实在没办法,他找到莆田县领导,郑海雄书记批给他每月210元;后来接任的书记刘可清批准增加到每月300元;现在又增加到每月500元,据说是习近平(当时任福建省长)批的。他说出这些领导的名字一个一个记得很清楚,听得出他还是怀着感恩心情的。他最后几句话我记得很牢,他说:我不后悔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没错,我也没错。后来发生的事是一场历史的梦,现在梦醒了,我也快归天了。半年之后李庆霖去世了。我责怪他儿子没有通知我,没能赶过去送丧,但电话中他告诉我,当时出不起钱火化他爸爸,还是城厢区区长阮军批准给予免费火化。还有他没钱买墓地,1993年他奶奶去世、1997年他妈妈去世,连同他爸爸去世3个人的骨灰盒一直放在自家狭窄的屋子里而得不到安宁,后来也是阮军区长批准他以三折优惠购买了一小块公墓地,把3个人连同他早年去世的爷爷的骨灰一起合葬,终于使他们入土为安了。我想,李庆霖的名字还是会被历史记住的,也应该记住的,连美国人都感兴趣,中国人更应该给予记载总结并吸取教训,本着这个目的,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如实写下来。也许对历史研究有一点点价值吧。

  写于2008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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