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这一期文章中有很多值得注意的事,经济方面是通胀和美元贬值,政治方面是反腐败和特权,文化方面就是新国学的崛起,但这条路到底能走成什么样?还值得大家关注。]

中国的新国学之路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编辑

2009年11月18日

目录

王钧临:警惕石油成为2010年阻击中国的黑手

余永定:美国经济再平衡与贸易保护主义1

张明:厘清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

吴庆:推迟人民币升值的代价

Ling Woo Liu:中国经济繁荣的代价不可小觑----透视数量众多的廉价劳工

 陈志武:政府代替百姓享受了财富的增长

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演讲的全文

关天:税收稽查风暴下我国中小企业的窘境

 陈义鑫:差别退税和我国频遭反倾销的原因

陈义鑫:打火机为什么会卖得那么便宜?

陈义鑫:税产买卖错乱是造成经济社会矛盾重叠的根源

南方日报:广州外贸遇十年来最困难年景

William Gao:上海生活物价飞长状况

记者:浙江瑞安疯狂炒作地皮

陈明熹:致司法部部长吴爱英的一封公开信

张新光:抬高贪污贿赂罪起刑点将助长腐败蔓延

曹久强:我所看到的柏林墙倒塌以来的历史

曹久强:当今崇洋媚外逻辑的起点与根源

穆然:中国大学最本质、最丑陋的各个层面

steven:中国教师缘何罢课频频

蔡定剑:中共十七大与中国政治发展

郭道晖:中国法治与中国改革的社会动力

吴思:黑社会与群体性事件

陈子明:中国又到历史转折关头

横舟:对当今文化的困惑

横舟:党内民主,特权的翻版

朱学渊:春秋时期齐鲁居民的族属

殷辂:人心不救 国家难安!

殷辂:刑官无后 不可不慎

郭宗吾:国学院、国学热的反传统

阎雨:譬如北辰

谷牧:孔子的影响是不能回避的

陈来:中国的新国学之路

---------------------------------------------------------------------------------------------------------------------------------------------


发件人:"Iwantrue" <wantrue@hotmail.com> 2009-11-18 08:30:3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警惕石油成为2010年阻击中国的黑手

警惕石油成为2010年阻击中国的黑手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分析师 王钧临

2009年11月18日

    最近,笔者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资产泡沫起源于内生性的房价,是否会破灭于输入性的油价?这的确是一个需认真面对的课题。回首2008年飙涨至147美元/桶的国际油价,让我们吃尽了买单的苦头。那么,经历了近一年的相对平稳期后,2010年这一梦魇是否会再次出现?在通胀预期日益加剧的今天,又会对中国的资产泡沫产生哪些影响?

    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近一年来国际油价的运行轨迹,如下图所示:伦敦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原油价格走势图(2008-11-16至2009-11-17)
 

    从图上可以看出,国际油价在2008年12月中旬收于40美元以下,创下了近5年来最低点。随后至2009年3月上旬,一直进行低位徘徊,而此时也正是全球经济最为低迷的时段。之后,伴随美国经济的日渐复苏迹象,国际油价开始拉升,在10月中旬触及80美元之后,至今则一直围绕80美元维持震荡格局。而目前的按兵不动,正是在等待美国经济进一步复苏的发令枪声。所以,从去年一年油价走势来看,其与美国经济走势基本呈正相关。

    目前,伴随美国经济数据的日益好转(笔者预计在明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将进入实质性复苏),我们亟需警惕2010年国际油价的再次大幅飙升。笔者预计极有可能打破每桶150美元的历史记录,甚至上攻200美元。理由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全球范围内日益加剧的通胀预期和保值避险需求,为包括石油在内的战略物资上涨提供了有力支撑。看看今年以来国际金价让人瞠目的价格(已触及1140美元/盎司),我们就有理由预测石油将会接过黄金的接力棒,在2010年吸足全球人的眼球。

    其次,可以肯定的是,2010年奥巴马政府必将大打低碳经济牌。这也是其到目前为止找到的最重要的战略举措之一。而要发展低碳经济,推销其气候变化价值观,就必须把油价提升起来,而且是大幅提升。这样通过增加石油消费国的成本,而促其接受既定游戏规则。

    第三,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仅垄断了国际石油生产、议价、存储和运输的话语权,而且具有巨大的石油储备(美国可满足超过150天的石油需求)。在过去一年里美国各地的原油储备仓库均已达到存储能力极限,甚至租用超级油轮进行海上屯油。相比之下,中国有限的石油储备只能维持10天左右。在这一背景下,抬高油价将会快速实现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榨取和财富转移,而这也是其应对危机和走出危机的重要出路,相信他们不会悲天悯人。

    第四,国际原油交易发展至今,石油早已成为投机性工具,其价格更多由投机商决定,而非严格遵循市场供求规律。卡塔尔能源部长阿提亚就曾指出,真正推高油价的是国际金融投机活动而并非欧佩克。在价格压抑了近一年、逢低吸纳了近一年之后,相信众多投机基金早已磨刀霍霍,急于兴风作浪。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已成为美国政府操控油价的帮凶。

    第五,不要忘记,油价上涨对发达国家的影响要远小于发展中国家。随着近几十年的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转向以高新技术和服务业为主,能源敏感度很小。而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能源消耗量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较大。以彼之长而击他人之短,实则胜券在握。

    应该看到,中国对国际原油的进口依存度已经接近50%,如果上述情况出现,必将对2010年的我国经济走势产生重大不确定性因素,不仅影响保增长、控通胀的既定战略,甚至可能成为阻击整个国家发展的黑手!

    首先,石油价格的飙升,将进一步加大中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一方面,抬高中国企业的生产制造成本。从相关数据看,PPI和国际油价的相关度非常高。企业成本的大幅提升将对经济增长任务构成严峻挑战,并将进一步制约我国的产业转型和对失业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还将进一步抬升百姓的生活成本。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石油价格每提升10%,将推动居民消费价格上升0.25%。特别应注意,油价上涨将对粮食价格产生带动效应,而我国CPI和粮价的相关度极高。所以粮价在明年的走势这一问题,也亟需引起关注。总体而言,如果百姓生活成本伴随油价的传导而快速提升,内需只能进一步萎缩。

    此外,高涨的油价,将通过对中国外汇储备、企业财富、百姓收入的进一步消耗,而极大压缩中国的国家财富,从而阻碍中国经济复苏的既定轨道。还应看到,如果届时出现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中国的外汇储备将雪上加霜,严重缩水。

    第三,石油价格的飙升,还将进一步挤压中国在应对低碳经济上的腾挪空间和话语权,从而逼迫中国以更低的姿态参与到既定的游戏规则中,影响未来几十年国家战略的发展。

    最后,也是最不能忽视的问题是,这种输入性的通胀,将会对已高居不下的我国房价产生进一步的刺激作用。笔者相信,石油既是制造泡沫的有效材料,同时也可能成为刺破泡沫的完美锐器。当然,还不至于在2010年实现这致命一击,但其后续走势已足以耐人寻味。我国房地产泡沫今后是否会因此而破裂、何时会破裂,将取决于届时房价堰塞湖的程度,以及油价冲击的力度。

    笔者呼吁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急需警惕2010年出现高油价带给我国的高危险性(包括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加强分析研究,及早拿出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11-18 10:49:16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82 美国经济再平衡与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经济再平衡与贸易保护主义1

余永定

Nov. 18, 2009

yongdingyu@gmail.com

    1 本文是余永定先生根据其近期专题演讲整理编辑并改定,并授权FT 中文网发表。谷重庆先生为此文的编辑整理提供了众多支持,在此鸣谢。

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与贸易保护主义

    现在美国金融市场基本恢复稳定、经济止跌回升,但仍存在一系列不确定性,不能排除二次探底的可能性。目前美国失业率还在上升,10 月份是10.2%。失业率是一个滞后指标,尽管经济情况会好转,但失业情况会继续恶化。目前美国的高失业问题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从现在到明年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失业仍将是美国政府的头号问题。明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而在美国,“失业率上升+中期选举=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定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加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也许人们会问,高失业会维持多久?既然经济已经复苏,失业状况应该会逐渐好转,明年(或后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是否也会减轻?对此,我以为可能性不大。首先,美国失业率一旦因经济衰退而上升,这种上升往往持续很长时间。例如,1990年7 月到1991 年3 月美国经济经历了8 个月的衰退,美国失业率从当年5 月开始持续上升了27 个月。本次衰退中,从2007 年6 月到2009 年10 月失业率已持续上升了29 个月。尽管2009 年第3 季度美国经济已经实现正增长,但由于本次衰退比以往严重得多,因此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恐怕也会比以往长很多。美国一些机构的预测是,在未来4 个季度中,美国的失业率还将保持在10%以上。其次,美国目前的经济回升基本上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结果,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十分疲软。

    一旦美国政府减少财政刺激力度,美国经济就会回落,不能排除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发生,对美国就业的影响不言而喻。最后,历史上美国经济增长与经常项目逆差往往同向变化(净出口是经常项目差额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总体上将经常项目差额与净出口视为同一概念,比如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就可以互换,但这仅仅是为了讨论方便——编者注)。如果美国失业率因经济增长提高而下降,那么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则可能因进口增长而恶化。经常项目逆差恶化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尽管此时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者的身份可能会发生改变。

危机以来全球不平衡状况的变化

    2007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全球不平衡问题备受关注。2007 年危机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全球不平衡问题一度离开了人们的视野。现在随着美国经济的回升,全球不平衡问题被再次提出,甚至成为各种官方和非官方国际会议的首要议题。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将是一个不断纠缠中国的问题,对此中国不应回避。全球不平衡问题,也可以说是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问题。1980 年代初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越来越大,占GDP 的比重越来越高。其经常项目逆差总额在2006 年达到最高峰,为8035 亿美元,在GDP 中占比超过6%。美国的净外债在2006 年达到2.7 万亿美元,净外债占GDP 的比例达到了19%。

    在1950 年到1969 年这20 年间,美国绝大部分年份保持了经常项目顺差(只有三年逆差),是世界最大债权国。然而,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美国海外投资大于经常项目顺差)的增加导致了外国持有美元对美国黄金储备比例的增加,这进一步导致外国中央银行和私人投资者对美元信心的崩溃。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因美元危机而崩溃。近年来,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比当年要差得多,且美元早已是没有任何支持的信用货币,但美元危机并未发生,岂非怪事?但说怪也不怪,其中的基本原因有两条,一是政治上当今世界没有戴高乐那样的“捣乱分子”(1940 年代,法国迫于现实压力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承认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但法国总统戴高乐此后多年一直在反对这一体系,并批评其中的“美元特权”——编者注);二是经济上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愿意持有美元和美元资产(其含义等价于这些国家愿意对美国保持经常项目顺差,或愿意为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融资)。有鉴于此,国际经济学界出现了诸如“布雷顿森林体系2”(Bretton Woods 2,以下简称BW2)这样的“理论”,力图说明全球不平衡的合理性,并预言这种不平衡可以至少再维持一、二十年【“BW2 理论”由杜里(Michael Dooley)、弗斯特兰道(David Folkerts-Landau)和嘉保(Peter Garber)这三位美国经济学家提出。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为了解决本国的失业问题,必须依靠出口市场、必须维持大量贸易顺差。为此,中国必须保证人民币对美元的稳定(盯住美元)。在这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看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需要(其隐含的意思是中国对外国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依赖)使得以固定汇率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事实上得到恢复,“BW2 理论”也因此而得名——编者注】。

    我不赞成BW2 假说。关于“双顺差”的弊端,可以归结为为“多恩布什问题”(Rudiger Dornbusch)、“威廉姆森问题”(John Williamson)和“克鲁格曼问题”(Paul Krugman)。由于这些问题已经讨论过N 次,没有必要再重复。现实情况是,一方面,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中国的政策是稳定出口。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出口额和贸易顺差都大幅下降。中国官方估计2009 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只有1900 亿美元。我现在的问题是,全球不平衡在未来一年中将对中国的贸易环境造成何种影响?

    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导致净外债对GDP 的占比持续提高(经常项目逆差并不完全等于净外债的增加)。净外债占对GDP 的比重越高,债务国还债能力越低。美国朝野许多人担心,终究会有一天外国债权人不愿再把钱借给美国。这时资本停止流入美国,触发美元危机。事实上,从2002 年4 月起美元即开始了所谓的战略贬值,尽管在危机期间美元曾一度升值,但到目前为止,美元(以美元指数-US dollar Index 计)在这8 年中已经贬值了40%。在2009 年3 月到11 月的8 个月中,美元贬值了25%。尽管利息率等因素对美元汇率会发生重要影响,但从长期来看,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则是导致美元贬值的根本原因。对于美国来说,捍卫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是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而是否能够减少经常项目逆差从而保持美元稳定则是关系到美元霸主地位的根本性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这句话经常被美国官员挂在嘴边的原因。在当前形势下,美联储难以提高利息率,为防止美元暴跌,美国必须设法改善国际收支平衡。应该看到2008 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有较大幅度减少,这是危机导致的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减少所引发的进口需求减少所致。经常项目逆差的减少有助于美元的稳定。而今年3 月以来美元的贬值,则是美元套利交易等因素在决定美元汇率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

美国经济调整的方向:再平衡与保增长的冲突

    那么,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如未来一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变化趋势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国国际收支再平衡对中国经济会造成什么影响?分析美国的结构调整趋势有一个框架,即(I-S)+(G-T) ≡M-X,其中I、S、G、T、M 和X 分别代表私人投资、私人储蓄、政府开支、政府收入、进口和出口,这一恒等式表示私人投资减去私人储蓄,加上政府开支减去政府收入(即政府财政赤字),恒等于净出口。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经常把这个恒等式理解为一个因果关系:右边发生了变化,就从左边解释;或者左边发生了变化,就从右边解释。这是不对的,因为它只是一个恒等式,不是因果关系式,所以发生变化的原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就美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用等式左端解释右端还是比较合乎实际情况的(但这绝不意味着等式右端完全是被动的、只能被左端决定)。

    首先,我们分析(I-S)——私人投资与私人储蓄的差额——在美国如何变化,这里我们要先分析I 和S 分别如何变化。这些变量在目前和未来一两年中、甚至更长时间内的变化,对中国经济有很大意义。因为它们的变化与美国净出口的变化密切相连,换言之,它们的变化与中国的外部环境联系紧密。举例来说,如果美国的净出口从目前的巨额逆差缩减为零,那么这就意味着整个世界没法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了。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2009 年第3 季度同去年同期比,美国国内私人投资需求急剧下降——I 减少了。2009 年第3 季度,同上年同期相比,美国私人投资减少了5640 亿美元以上。与此同时,即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18 个月中,美国居民净资产减少13 万亿美元(现在应该有所回升),而美国2008 年GDP 估计数为14.4万亿美元。这对于美国经济必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因为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负债率非常高,根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居民负债率最高达133%,危机之后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高位。在负债率畸高、财富暴减的情况下,居民必须对自己的资产重新进行配置,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消费,提高储蓄率。所以危机发生之后,美国的私人储蓄率大幅上升,最新数字显示,储蓄率由危机前的接近零上升至6.9%,私人储蓄相应增加了数千亿美元。美国储蓄率在第3 季度有所下降,这个可能和“旧车换现金”等促进消费的政策有关,但也可能是美国人乱消费的积习难改。因为私人投资减少、私人储蓄上升,恒等式左边第一项(I-S)是减少的,在政府刺激政策发挥效用之前,这必然导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减少。去年第4 季度以来,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大幅缩减,这个我们已经看到。

    我们再来看(G-T)。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采取了非常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目前美国国债余额为11.7 万亿美元,前财政部长保尔森的救市计划耗去了8000 亿美元,奥巴马8250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改为7870 亿美元,其中包括2860 亿元的减税,2009 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估计将达1.6 万美元。未来十年内美国政府累计的财政赤字预计将达9 万亿美元,2010 年美国国债占GDP 的比例将达120%,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中国国债余额占GDP 的比例仅为20%,比美国好得多,但是中国政府领导仍然经常担心财政状况。日本的这一比例已达160%-180%,其财政状况比美国还糟糕,但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是靠国内资金融资,这和美国的情况不一样。在美国,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之间的关系一向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如果财政赤字(G-T)的增加超过了私人投资和私人储蓄缺口(I-S)的减少, 那么经常项目逆差的增加应该是难以避免的。

    在2009 年,根据现有数据,(I-S),即私人投资与私人储蓄的缺口,将比危机之初减少8 千到1 万亿美元;(G-T),即财政赤字,将增加约1.6 万亿美元。这种局面意味着在短期内,随着政府财政赤字发挥作用,而私人投资与私人储蓄缺口的减少可能不足以抵消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将可能进一步扩大。假如真的出现这种状况,那么短期内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状况将可能得到一定恢复,不过这要排除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而且拥有最庞大的消费总量,因此这种状况意味着国际环境可能会再给中国一个喘息机会。但如果我们认为短期内出口的恢复意味着中国可以延续过去那种高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那就错了。因为按计划,在危机最艰难的阶段度过之后,美国会迅速降低财政赤字。2010 年和2011年,美国每年至少会压缩几千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如果到时候美国的私人投资和居民消费不明显增加,那么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就可能会减少。换言之,从长期来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终归是要减少的,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很难继续保持大量经常项目顺差。

    同中国一样,美国政府也面临着保增长和调结构的矛盾。为了保增长,美国希望在后危机时期居民增加消费、企业增加投资。但如前所述,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因此其很难承担经济增长的任务。如果两者的增长不足以保证解决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政府就要增加财政开支,从而增加财政赤字。但是,储蓄投资缺口和财政赤字的增加必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的增加,而经常项目逆差的增加将导致美元贬值。美国所面对的挑战在于:既要保证经济增长又要减少经常项目赤字。用政府财政赤字来抵消消费和投资的下降,这只能实现增长和就业目标,而不能实现再平衡目标。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可以同时实现增长和减少经常项目逆差(其实质是维持美元的相对稳定)两个目标的政策呢?答案是肯定。

    回过头来看恒等式 (I-S)+(G-T) ≡M-X。我们习惯上的理解是,如果投资大于储蓄的缺口和政府财政赤字给定,经常项目逆差就给定了。这种理解实际上否定了贸易政策的必要性。既然等式左端给定,右端自动等于左端,那还要什么贸易政策呢?显然,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事实上,在美国当前形势下,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减少贸易逆差是同时实现增加就业和稳定美元两大目标的最重要(如果不是唯一)途径。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前面的两缺口恒等式变换为另一个等价的恒等式:I+C+G-GDP≡M-X【按照定义,GDP≡I+C+G+X-M, 由此推导得出I +C+G-GDP≡M-X——编者注】。从这个新的恒等式可以看出:即便在I、C、G 增加或不变的情况下,一国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法使M(进口)减少、X(出口)增加,即使贸易逆差(M-X)减少。在I、C、G 给定的情况下,M-X 减少意味着GDP 的增加,而GDP 的增加又意味着储蓄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储蓄的增加不是靠消费的减少而是靠GDP 增加实现的。要想实现经济再平衡这一目的,除非有什么新技术革新、革命出现,否则美国就必须让美元贬值,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我们在前面说过,稳定美元是美国政府的两大目标之一。而事物的辩证法在于,只有让美元有序贬值,进而减少经常项目逆差,美元才能最终稳定下来。但在目前条件下(危机刚过,人心惶惶),对美元采取“善意忽视”的方针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搞不好美元会急速崩溃,并把美国拖入一场空前的新危机。

    考虑到这种情况,对于美国来说,为了减少贸易逆差,防止美元危机的出现,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通过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出口、限制进口,来减少经常项目逆差。而经常项目逆差的减少在减轻美元贬值压力的同时,为恢复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从长期来讲,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同容忍美元大幅贬值一样不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但对于视野不超过四年的政治家来说,实行或容忍贸易保护主义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但愿奥巴马政府能够抗拒这种诱惑。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期选举期间失业率上升产生的政治压力、实现经济增长和保持美元稳定两大政策目标的冲突,很可能诱使美国政府采取更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此,2010 年很可能成为中美贸易摩擦年。中国目前也面临着保增长和调结构的矛盾。中国的许多问题是美国问题的镜像反映。关于中国经常项目盈余是储蓄大于投资的结果,因而贸易政策(含汇率政策)无用的说法,不但违背事实(出口退税、人民币盯住美元都是促进出口的政策),而且在理论上也完全站不住脚。本文不打算进一步讨论中国的贸易政策。我们只是希望再次强调,尽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美国政府极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美国的经常
项目逆差可能会再次增加。但从较长期的时间来看,其经常项目逆差最终会减少,中美之间贸易冲突的激化是难以避免的。因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外部环境的“好转”,而必须要抓紧时间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11-17 11:09:14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81 厘清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

厘清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Nov. 17, 2009

zhangyuxuan@gmail.com

    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政府意识到,在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中过于依赖美元存在着相当大的风险。作为长期实施出口导向与引资导向发展策略的结果,持续的双顺差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同时,由于中国政府不愿意让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从而不得不持续干预外汇市场,因此这些外汇收入转化为持续的外汇储备累积。

    截至2009 年9 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存量已经高达2.27 万亿美元。在对抗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国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这些政策对于稳定金融市场与刺激实体经济居功至伟,但同时埋下了通货膨胀、国债长期收益率曲线上升与美元贬值的风险。鉴于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约占60%至70%,一旦未来美元大幅贬值,中国央行将遭受显著的资本损失(Capital Loss)。这意味着通过压低中国国内各种要素价格、透支国内资源与环境的出口导向政策,政府换来的纸面财富,在美元战略性贬值的过程中会部分化为乌有。

    为降低在未来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中对美元的依赖程度,中国政府从2009年开始,在以下三个层面重构了自己的国际金融战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创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方案,中国政府也通过购买以特别提款权(SDR)计价的债券来积极支持做大SDR。在区域货币金融改革方面,东盟10+3 就东亚储备库的增资以及独立监管机构的创设达成了共识,事实上的东亚货币基金已经初见雏形。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走得更远。其一,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的试点工作;其二,为了在资本项目尚未开放、人民币尚未充分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为外国进口商提供人民币资金,中国央行已经与6 个国家或地区的央行签署了总额为6500 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其三,为了吸引境外机构与居民长期持有人民币,中国政府与金融机构开始在离岸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自2007 年以来,已有五家大陆金融机构以及两家大陆外资法人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了接近300 亿人民币的债券。2009 年9 月,中国财政部在香港发行了60 亿人民币国债。

    中国政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引发了整个世界的关注,中国国内评论界对人民币国际化也是欢欣鼓舞。人民币成长为能够与美元抗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似乎并不遥远。诚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必要和明智的,但目前业界似乎更强调人民币国际化的诸多收益,而忽视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蕴涵的潜在风险。笔者认为,厘清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并通过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正确应对这些成本,有助于我们更加平稳地实施货币国际化,并通过货币国际化来促进国内的某些制度改革。从制度上来看,目前制约人民币成长为一种国际货币的主要障碍,在于中国政府尚未全面开放资本账户,人民币也并非一种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中国资本账户逐渐放开以及人民币趋向自由兑换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自然也就与资本账户开放与本币自由兑换的风险交织在一起。

货币政策独立性被削弱

    从目前来看,中国政府短期甚至中期内还不会放弃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仍将继续保持人民币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的低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依然任重道远。而根据国际经济学的“不可能三角”,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与独立的货币政策。既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依然是僵硬的,那么随着中国政府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不断开放资本账户,那么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进一步被削弱。

    其实即使现在,我们也已经能够感觉到,中国政府在制订人民币利率政策时很难不考虑国外的利率水平。尽管中国国内已经出现显著的资产价格泡沫,但在美联储加息之前,中国政府很难单方面提高利率。因为这样做会拉大中美利差,吸引更多热钱流入,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从而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这样的局面证明,中国政府实施资本管制的效力已经下降了。尽管如此,中国的资本管制还是有一定效力的。

    例如在2008 年第二季度,当中国政府采取更严格的资本流入管制(例如外管局、商务部与海关总署的联网核查,商务部与商业银行对FDI 资金使用的核查等)之后,热钱流入的规模就显著下降了。如果中国政府为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而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那么中国央行实施独立货币政策的空间将受到更大的掣肘。

    只要中国国内宏观经济与美国宏观经济存在周期性差异,那么失效的货币政策将造成宏观调控的困难。例如,当美联储利率处于低位,而中国央行为了遏制通胀压力而不得不加息时,人民币对美元息差拉大将导致更多热钱流入中国,并通过外汇占款渠道影响基础货币,最终加剧通胀压力。中国央行为遏制通胀压力的措施反而最终会加剧通胀压力,这种货币政策操作所取得的南辕北辙的效果恰好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成本。

    即使最终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而人民币也获得了与美元并驾齐驱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央行能够重新完全获得货币政策的自主权。例如,当其他国家经济低迷,而中国经济持续过热时,从国内宏观调控出发,中国央行应该收紧货币政策。然而这样做会遭受其他国家的指责,因为中国央行的单方面加息会导致国际资本从其他国家流向中国,这无疑会加剧其他国家的经济不景气。如果中国央行依然从国内宏观经济出发而实施紧缩政策,就难免会落下美国曾经背上的骂名,即身为一个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却拒绝履行自己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遭受投机性冲击的可能性增加

    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意味着在境外流通的人民币数量增加,也意味着境外投资者能在离岸市场上更容易获得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币的名义汇率相对于人民币实际汇率明显高估,即出现显著的汇率错配(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那么境外投资者就很可能从离岸市场上借入人民币,然而在中国外汇市场上集中抛售人民币。如果中国央行扛不住压力而被迫让人民币大幅贬值,进而爆发货币危机的话,那么一方面境外投资者将获得高额投机利润,另一方面中国的外债负担将由于本币贬值而显著上升。如果外债占GDP 的比例较高,则容易继续引爆债务危机。

    在此方面,泰国与香港在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迥异表现值得我们充分借鉴。泰铢与港币均可以自由兑换,但相比之下,泰铢的国际化程度要比港币高得多。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国外投机者能够轻松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境外市场借入泰铢,然后在泰国外汇市场上集中抛售,泰国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当外汇储备不足以干预外汇市场时,泰国政府被迫让泰铢大幅贬值,从而爆发危机。然而,由于港币的国际化程度不高,导致国际投机者只能到香港银行间市场借入港币,这就为香港政府遏制投机性冲击留下了空间。通过大幅提高银行间拆借利率,香港政府极大地提高了国际投机者的借款成本,从而成功地遏制住了外汇市场上对港币的抛售狂潮,最终击退了投机性攻击。这两个案例带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一种自由兑换的货币并不一定是一种国际化的货币;第二,本币在离岸市场上的可获得性与本国央行应对投机性冲击的能力负相关。

    对此,可能会有学者反对说,中国的情况与泰国不一样,中国有着超过2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足以击退任何规模的投机性冲击。这个判断值得商榷,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货币化程度非常高的经济体。中国的M2 与GDP 之比已经超过180%。历史上各次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均证明,当一国货币市场出现风吹草动时,该国不仅会面临外国投机者的投机性攻击,本国居民和机构也会纷纷将本币兑换为外币,这无疑会加剧外汇市场上的本币贬值压力。

    目前中国居民存款与企业存款之和高达47 万亿人民币。假定资本项目是完全开放的,那么当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时,中国企业和居民决定将20%的本币资产换为外币,这就意味着外汇市场上会出现9.4 万亿人民币的供给(按照目前的汇率计算,相当于1.4 万亿美元),为维持人民币汇率不变,央行的外汇储备将损失掉超过60%。换句话说,对中国这样一个货币化程度很高的经济体来说,一旦放开资本账户管制,如果中国居民与企业决定将本币资产换成外币资产,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也很难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如果外国投机者对人民币的攻击与本国居民及企业的换汇相结合,那么货币危机的爆发也并非绝无可能。

金融体系脆弱性上升

    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随着资本项目的开放以及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国际资本将频繁地大进大出,由于本国货币当局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下降,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也就难以避免。金融市场价格波动性的放大将给中国金融机构的持续经营造成挑战。由于市场化经营的时间较短,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操作经验有限,这就决定了中国金融机构应对金融市场价格冲击的能力较弱,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也相对匮乏,再加上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相对薄弱,这将会造成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累积。在遭遇较大外部冲击(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或者本国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例如1990年代初的日本或者此次金融危机中的美国)的情况下,金融体系可能爆发系统性危机,并最终导致实体经济的衰退。

    仍以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香港为例,香港特区政府有底气大幅提高银行间拆借利率(最高时超过100%),是因为香港金融机构总体而言是健康的,能够容忍借款成本在短期内剧烈上升。危机期间,香港没有一家重要金融机构倒闭。危机之后,香港房价平均下跌超过40%,香港仍然没有一家重要金融机构倒闭。这反映了香港金融机构在可持续经营和风险控制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换成中国大陆金融机构遭遇同样的情形,例如在未来3 年,中国大城市房价平均下跌40%,那估计将有不少金融机构难免破产倒闭之虞。

中国政府可采取措施降低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

    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政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值得赞赏,但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或潜在风险依然不容忽视。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意味着中国资本账户管制的逐渐放开与人民币可兑换性的日益增强,在此过程中,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持续被削弱,人民币遭遇投机性冲击的可能性增大,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进一步加深。

    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通过采取如下措施,中国政府可以适当缓解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与风险:

    第一,对资本项目的开放要非常谨慎,切忌在未实施相关配套措施之前,贸然全方位开放资本账户。资本账户管制是中国金融体系面对全球化惊涛骇浪的最后一道防火墙,中国政府应避免自毁长城。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难以一蹴而就。

    第二,为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与降低投机性冲击的可能,中国政府应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降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让人民币汇率更多地由市场力量决定。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有助于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一致性的增强将削弱投机性冲击的动机。

    第三,为降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之前,中国政府应尽快实施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并且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市场,增强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的竞争。此外,中国金融体系也应该强化金融监管机制,以增强金融机构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适应能力。

 

 

 

发件人:"Qing WU" <wuqingdrc@googlemail.com> 2009-11-16 22:29:5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d: 2009年度宏观经济评论30篇, 谢谢您短信通知我最新网址。这是一个可贵的信息和思想来源。 顺便送上最近几个月写的宏观经济评论30篇,请指正。祝好,

推迟人民币升值的代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银行研究室 吴庆

2009-10-26

电子邮箱:wuqing@drc.gov.cn

    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今年3月份终于有了成效。其效果一方面表现为三月份以来的全球股市上涨,另一方面表现为其他货币对美元升值。从3月份的低点到现在,欧元对美元升值了将近20%,英镑15%,日元10%,澳元和新西兰元则接近50%。人民币汇率从2008年8月开始重新盯住美元,因此其实际有效汇率从2月份的高点126持续降低到9月份的116。日益增加的升值压力不能通过汇率变化得到释放,于是推动了外汇储备增长。在进出口同比下降超过20%的情况下,过去半年里中国外汇储备增速同比加快显得很不协调。二季度外汇储备增加1778亿美元,为历来最高水平,同比多增512亿美元;三季度增加1410亿美元,同比多增442亿美元。特别是9月份单月增加618亿美元,显示外资流入继续加快。

    G20国家9月末在匹兹堡峰会上做出促进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决定之后,欧美各国联合敦促人民币升值的概率增大,因此海外无本金交割远期(NDF)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忽然提高。10月初,各期限人民币兑美元远期汇率全线走高。一年期报价达到14个月以来的高位6.6473,相对于9月末的官定汇率6.8290升值2.7%。如果站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立场上算一笔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人民币升值不可避免的话,那么越早升值,越有利于减少中国的损失。相反,推迟升值将付出上千亿元的代价。

    算这笔账有三个步骤:首先,计算持有外汇储备的代价。人民银行的职责之一是为了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而增加基础货币发放。为了实现既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人民银行既可以通过发放再贷款、持有债权的方式增加基础货币投放,也可以通过购买外汇的方式增加货币投放。不同的是,增持债权可以增加人民银行的利息收入(铸币税),而增加外汇储备不带来任何利息收入。

    由于1994年以来大规模增持外汇储备, 人民银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赚钱的中央银行之一。直到1999年底,14061.40亿元外汇占款还只占人民银行总资产的40%。而在今年8月末的资产负债表上,外汇占款高达162093.25亿元,占总资产的74%。如果以再贷款方式增发如此规模的基础货币,那么按照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年利率(3%上下)计算,人民银行每年应得利息收入接近5000亿元。

    其次,计算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外汇储备贬值。截至2009年8月末,人民银行总共花费了162093.25亿元人民币用于购买目前持有的22108.27亿美元外汇储备。然而按照9月末的汇率(1美元兑6.8290元人民币)计算,目前持有的外汇储备价值150977.38亿元。也就是说,人民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贬值了11115.87亿元。这个损失是在2005到2008年间人民币升值形成的。

    到目前为止,这个上万亿元的损失仍然可以记为账面损失,但是实际上几乎没有机会挽回。除非未来人民币汇率出其不意地贬值到升值之前的水平、而人民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在汇率回归期间没有大幅减少。然而这样的灾难性事件已经是(也最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最后可以算一算:如果人民币升值推迟半年,上述两项损失将增大多少。按照现在的速度预测,外汇储备在半年内很可能会增长3000亿美元以上,人民银行将为此增加2万多亿元外汇占款。因此,与当前立即让人民币升值5%相比,推迟半年做同样的事情将造成以下两项额外的损失:第一,更大的外汇储备贬值损失。如果这一次人民币对美元升值5%的话,那么推迟半年升值将增大外汇储备贬值损失1000多亿元。第二,更大的铸币税损失。如果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维持在3%上下,那么额外的2万多亿元外汇占款将导致人民银行的利息收入每年减少600亿元。

    综上所述,尽管人民币升值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外汇储备贬值。但是,如果把人民币升值决定推迟半年,人民银行将额外付出一个1000亿元以上的贬值损失和每年600亿元以上的额外利息收入损失。因此,如果人民币升值不可避免,那么不要和市场力量对抗、当下做出升值决定,将减少上千亿元的损失。

 

汇率调整宜早宜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银行研究室 吴庆

2009年11月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空前规模的廉价美元,必将冲击世界各国。采取盯住汇率的国家应该从上一轮冲击中汲取教训,早一些、快一些调整汇率。

一、廉价美元冲击再次来临

    2008年9月的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事件,对华尔街其他投资银行产生了强烈的警示作用。为了避免同样的结局,幸存的华尔街投资银行纷纷在全球各地的金融市场上变现资产、增持美元现金,导致了两个结果:

    1.在资本市场上,导致市场流动性短缺和资产价格深度下跌,以至于起初的华尔街危机迅速恶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从2008年8月到2009年3月,纽约、伦敦、东京和香港的股票市场指数都跌去了三分之一甚至更多;2.在货币市场上,对美元的需求增加推动了美元升值,于是出现了看似反常的“危机国家本币升值”的情形。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元的真实有效汇率在2008年3月到7月之间曾经在87点左右的谷底徘徊,从8月份开始一路上升,直到2009年3月达到高点100点。

    面对迅速恶化的金融危机,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和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一样,再次果断而坚定地用充足的流动性拯救华尔街危机。所不同的是,由于这一次危机“百年一遇”,伯南克注入流动性的力度是空前的。从3月份开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均开始显现出力挽狂澜的效果。

    一方面,美联储无限量供应的廉价美元最终平衡了美元需求,推动美元重新回到贬值的轨道。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从3月份的高点一路下跌到9月份的91.5点;另一方面,廉价的流动性推动全球金融市场恢复性上涨。目前纳斯达克成份指数、金融时报指数和恒生指数均已经十分接近甚至达到2008年8月的水平。

    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造成的廉价美元冲击也是空前的。这已经反映在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化上。今年二季度增加1778亿美元,同比多增512亿美元,为历来最高水平;三季度增加1410亿美元,同比多增442亿美元。据UOB估测,二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增量中有830亿美元是热钱,大部分流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二、吃一堑能否长一智

    其实,应对廉价美元冲击有非常简便而有效的策略——让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因此廉价美元冲击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上一轮廉价美元冲击来临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当局普遍经验不足、独立性不够,采取措施不是太迟就是太乏力,大多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当同样情况再次发生的时候,回到盯住汇率制度的货币当局有了教训,但独立性还没有明显提高,因此能否吃一堑长一智,再次成为利益攸关却又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这个不确定性,当前经济学家和市场都做出了比较乐观的预期。据路透社报道,23位经济学家预测的中值为:今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略微上升至6.82元,明年9月份将攀升到6.75元。上周在海外无本金交割远期市场上,各期限人民币兑美元远期汇率全线走高,一年期报价达到了最近14个月以来的高位6.6473元。也就是说,市场预期一年以后人民币将升值2.7%。

    然而这个升值幅度还是比其他货币的升值幅度小得太多。从3月份的低点到现在,欧元对美元升值了将近20%,英镑15%,日元10%,澳元和新西兰元则接近50%,而人民币盯住了美元。如果人民币升值继续“小步快走”,中国很可能会重现日本经历过的资产价格泡沫。因此,敏感的投资者已经遥望到A股市场上下一次“人民币升值的盛宴”。货币当局如果默许这场盛宴的话,需要提前考虑如何事后买单。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银行研究室负责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电话:(010-)6523.7770  1350.113.4249,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225号H207室,邮编:100010,wuqingdrc@gmail.com)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11-17 14:43:12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 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90期

中国经济繁荣的代价不可小觑

----透视数量众多的廉价劳工

时代周刊 Ling Woo Liu

2009-11-16

    中国现代化的华丽故事是用数字讲成的。曾经因战争和社会动乱而停滞、受到孤立和遭到破坏的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大国了。移动电话用户超过了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在今年末,中国的汽车销量创了全球之最。然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则是煤矿工人、流水线工人,远远落在后面的父母和孩子,以及找工作的绝望而艰难的旅程。人们只注意到这个国家骄人的经济成就,可背后的故事却很少有人会理睬。

    2002年,一位在东京工作的瑞士摄影师安德列亚斯·赛伯特开始用镜头记录1.3亿中国民工如何通过自己的艰辛劳动让中国得以成为今天的经济强国。在接下来的六年中,赛伯特去了中国许多个省,拍下许多照片。照片中的建筑工人、服务生和清洁工,大多都过着很不稳定的生活,这是由于他们的工作环境恶劣,雇主又多有不善。赛伯特擅长拍长篇纪录故事片,比如说,他就对这位姓周的民工进行了全程跟踪拍摄。他是一个太阳电池板工厂的工人,从他在广州的单位一直回到四川的家乡,共有35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赛伯特2008年出版的书《中国民工何去何从》中的一部分照片将会在苏黎世的赫尔姆豪斯博物馆展出。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塞伯特发现,对于这些民工而言,虽然城市的薪水比农村的要高,但是他们得到的物质利益也无法足够补偿他们所作出的牺牲。“他们看电视,看照片中的世界,然而这些东西却只是可望不可即而已,”他说:“这会引起骚乱的。”这就是中国经济繁荣的阴暗面。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0-30 15:22:3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参考 西村烟树

政府代替百姓享受了财富的增长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陈志武

2009-10-29

    中国经济为何在向降低出口依赖度、增加民间消费增长模式的转型过程中踯躅不前,是因为中国政府代替百姓享受了财富的增长。在过去半世纪,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1952年这一比例为69%,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夕已下滑到45%,2004年缩减至35%;与之相对照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持续上涨,从1952年16%攀升至2004年30%左右。纵观全球其他国家近60年发展历程,中国情况非常特殊。俄罗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1992–2003年间从35%上升至55%,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则维持在22–25%。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1952年64%上升至2004年71%,联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同期从16%下降至10%。巴西与美国相近,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自1950年51%上升至2003年60%,而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在这50年间维持在21%左右。

    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原因何在?从制度层面看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民主宪政,二是国有经济。首先,在民主宪政国家里,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国会和媒体等的制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难以膨胀。中国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现行税率困难相对较小。比如最近为了抑制房价飞涨而在学界、业界呼声很高的物业税,此举虽可便利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但以物业税形式转移居民财富的合理性还值得商榷。从实际数据看,1995–2007年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和1.2倍。

    其次与国有制经济相比,私有制市场经济下经济增长更易拉动居民消费。根据70个国家1980–2003年数据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居民消费倾向越低。私有制经济下,一方面GDP增长带动劳动收入上涨,另一方面土地、住房和股权等资产升值收益也被居民分享。例如美国1999年互联网鼎盛时期4%的GDP增长启动强劲消费增长。国有制经济下,GDP增长带来土地等国有资产升值难以惠及百姓,直接制约居民消费增长。建立国有制初衷是通过国有资产升值降低居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实现共同富裕,这些目标并未兑现。另一方面,政府代替百姓享受了资产增值收益,并将收益重点投资于国有企业,对全社会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产生不利影响。2006年中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是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4倍,1997–2006年间国有企业就业机会间却在逐年减少,民营企业才是新增就业的主要驱动力。

    针对中国经济难以向消费驱动转型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制度渊源,可以考虑推行三方面的改革。一是把各村土地均分给农民。二是把中央和省市国资委转变成32个“国民权益基金”,其中央企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31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以“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分配,并允许基金股份自由交易,但是政府对“国民权益基金”的运作执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和控制。三是推进民主宪政改革,对行政权力进行实质性制约。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1-18 00:18:0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请参考。

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演讲全文

美国总统 奥巴马

2009-11-16

   你好。诸位下午好。我感到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到上海跟你们交谈,我要感谢复旦大学的杨校长,感谢他的款待和热情的欢迎。我还想感谢我们出色的大使洪博培,他是我们两国间深厚的纽带。我不知道他刚才说什么,但是希望他说得很好。

  我今天准备这样,先做一个开场白,我真正希望做的是回答在座的问题,不但回答在座的学生问题,同时还可以从网上得到一些问题,由在座的一些学生和洪博培大使代为提问。很抱歉,我的中文远不如你们的英文,所以我期待和你们的对话。这是我首次访问中国,我看到你们博大的国家,感到很兴奋。在上海这里,我们看到了瞩目的增长,高耸的塔楼,繁忙的街道,还有企业家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步入21世纪的迹象,让我感到赞叹。同时我也急切的要看到向我们展现中国古老的古迹,明天和后天我要到北京去看雄伟壮丽的故宫和令人叹为观止的长城,这个国度既有丰富的历史,又有对未来憧憬的信念。

  而我们两国的关系也是如此,上海在美中关系的历史中是个具有意义的重大城市,在30年前,《上海公报》打开了我们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接触交往的新的篇章。

  不过美国与这个国家的纽带可以追溯更久远的过去,追溯到美国独立的初期,乔治?华盛顿组织了皇后号的下水仪式,这个船成功前往大清王朝,华盛顿希望看到这艘船前往各地,与中国结成新的纽带。希望中国开辟新的地平线,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历史洪流使我们两国关系向许多不同的方向发展,而即使在最动荡的方向中,我们的两国人民打造深的,甚至有戏剧性的纽带,比如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在二战期间,美国飞行员在中国上空被击落后,当地人民对他们的款待,中国公民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罩着他们。

  而参加二战的老兵仍然欢迎故地重游的美国老兵,他们在那里参战。40年前,我们两国间开启了又一种联系,两国关系开始解冻,通过乒乓球的比赛解冻关系。我们两国之间有着分歧,但是我们也有着共同的人性及有着共同的好奇,就像一位乒乓球运动员一样,那时的国家就是一样,但是这个小小的开头带来了《上海公报》的问世,最终还带来了美中在1979年建交。在其后的30年我们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979年美中贸易只有50亿美元,现在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

  贸易在许多方面影响人民的生活,比如美国电脑中许多部件,还有穿的衣服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我们向中国出口中国工业要使用的机器,这种贸易可以在太平洋两岸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人民过上质量更高的生活。

  在需求趋于平衡的过程中,这种贸易可以是更广阔的贸易。如今我们有着积极合作和全面的关系,为我们在当前重大的全球问题上建立伙伴关系打开了大门,这些问题包括经济复苏、洁净能源的开发、制止核武器扩散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还有在亚洲及全球各地促进和平和稳定,所有这些问题我明天与胡主席会谈时都会谈到。1979年的时候,我们两国人民的联系十分有限,如今当年乒乓球运动员的好奇可以在许多领域建立的联系中都可以看到,在美国数量最多的留学生都来自中国。而在美国的学生中,学中文的人数增加了50%。我们两国有近200个友好城市,美中科学家在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发现领域进行合作,而我们两国人民都热爱篮球,姚明就是个例子。不过,此行中我不能观看上海鲨鱼队的比赛,有点遗憾。

  那么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关系给我们带来了积极的变化,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使得亿万人民脱贫,而这种成就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而中国在全球问题中也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也目睹了我们经济的成长。中国有句古言,温故而知新。当然,我们过去30年中也遇到了挫折和挑战,我们的关系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没有分歧的。但是我们必须一定是对手这种想法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我们两国的合作,美中两国都变得更加繁荣、更加安全。我们基于相互的利益、相互的尊重就能有成就。

  不过,这种接触的成功要取决于我们要彼此了解,要能够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彼此进行了解。就像当年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所说的,我们作为人有着共同的向往,但是我们两国又不同。我认为我们两国每个国家都应该勾画出自己要走的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相对而言,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的文化受到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移民的影响,而指导我们民主制度文件的影响,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向往,代表了一些核心的原则,就是所有的人生来平等,都有着基本的权利,而政府应当反映人们的意志,贸易应该是开放的,信息流通应当是自由的,而法律要保证这个公平。

  当然,我们的国家历史也不是没有过困难的地方,从很多方面来讲,很多年以来,我们是通过斗争来促进这些原则或者是所有的人民能够享受到,为了缔造一个更完美的联合,我们也打过一个很痛苦的内战,把一部分我们被奴役的人口释放出来,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使妇女有投票权,劳工有组织权,包括来自各地的移民能够全部被接受。即使他们被解放以后,非洲裔美国人也和美国人经过一些分开的、不平等的条件,经过一段时间才争取到全面的平等权利,所有这些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对这些核心原则的信念我们取得的进展,在最黑暗的风暴当中是作为我们的指南针。

  这是为什么林肯在内战期间站起来说过,任何一个国家以自由、以所有人类平等的原则能够长久的存在,也就是为什么金博士在林肯纪念馆的前台站起来,说我们国家要必须真正的实现我们的信念。也就是为什么来自中国或者肯尼亚的移民能够到我们的家,也是为什么一个不到50年前以前在某些地方连投票都遇到困难的人,现在就能够做到那个国家的总统。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永远为了全世界各地的核心原则说话,我们不寻求把任何政治体制强制给任何国家,但是我们也不认为我们所支持的这些原则是我们国家所独有的,这些表达自由、宗教崇拜自由、接触信息的机会、政治的参与,我们认为这些是普世的权利,应该是所有人民能够享受到,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的族群,不管是在中国、美国和任何国家,对于普遍权利的尊敬,作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开放态度的指导原则,我们对其他文化的尊重,我们对国际法的承诺和对未来的信念的原则。

  所有这些都是你们知道关于美国的一些情况,我们有很多要从中国学习。我们看看这个伟大城市的各地,也看看这个房间,我就相信我们两国有很重要的共同点,也就是对未来的信念,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对现在的成就不能感到自满。虽然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你们也是充满信心展望未来,致力于下一代能够比这一代做的更好,除了你们不断增长的经济之外,我们很配合中国在科学和研究方面所投入的力量,包括建设的基础设施和使用的技术,中国是世界上使用互联网技术最多的国家,这就是我们很高兴互联网是今天活动的一部分,这个国家也拥有最大的机动电话网络,对新的投资保持继续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新的投资,我也希望两国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但是更重要是看到年轻人你们的才能、你们的献身精神、你们的梦想在21世纪实现方面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我说过很多次,我认为世界是互相连接的,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所建立的繁荣,我们所保护的环境,我们所追求的安全,所有这些都是共同的,而且是互相连接的,所以21世纪的实力不在零和游戏,一个国家成功不应该以另外一个国家的牺牲作为代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崛起。相反,我们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强的、繁荣的、成功的成员。

  再回到刚才的谚语,我们应该考虑过去。在大的国家合作的时候,就比互相碰撞会取得更多得好处,这就是人类在历史上不断吸取的教训。我认为我们合作应该是超越政府间的合作,应该是以人民为基础,我们所研究的内容,我们所从事的生意,我们送获得的知识,我们所进行的体育比赛,所有这些桥梁必须是年轻人共同合作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高兴我们要大大的宣布我们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人数,要增加到10万人。这样交流就会表现出我们是愿意致力于加强两国人民的联系,而且我是绝对有信心。对美国来说,最好的大使、最好的使者就是年轻人,他们和你们一样,很有才能,充满活力,对未来的历史还是很乐观的,这是我们合作的下一步,惠及两国和全世界。

  今天可以吸收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不断地向前推进。非常感谢。现在欢迎各位提问题。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11-17 02:01:33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 后继有人的平庸。。。 法广:奥巴马同上海学生对话 面对防火墙与普世价值之争

奥巴马同上海学生对话 面对防火墙与普世价值之争

法广

2009-11-17

    美国总统奥巴马周日晚间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陪同下到达上海,美国总统今天先后会见了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上海市长韩正。会晤在上海西郊宾馆举行,奥巴马向俞正声表示,他第一次到上海,感到非常高兴,他对上海的快速发展印象深刻,希望可以看看在上海的美国企业。俞正声回应说,很高兴奥巴马首次访问中国的第一站就选择上海,希望他在上海期间生活愉快。

    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午出席午宴之后,在上海科技馆与四百多名来自复旦、同济以及交大的上海知名学府的学生举行直接对话,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奥巴马此次访华的一大看点。法新社的报道指出,中国官方并没有透露这些学生是如何被挑选的,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没有直播奥巴马同学生会谈的实况,上海电视台以及网络视频直播了会谈的现场。

    据法新社发自上海的报道,奥巴马在同学生对话之前发表讲话,表示中国两国之间不应该是对手关系,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可以给世界带来和平和稳定,奥巴马还说,他认为言论自由、信息自由和宗教自由应该是所有人都承认的普世价值。有关奥巴马总统与上海学生对话的具体情况,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报道说:

    今天下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科技馆与上海几所大学的青年进行了对话。上海当地的电视台和中国的网站对现场进行了直播。除了四平八稳的现场提问外,在回答场外网友提问时,奥巴马首次提及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机制GFW,并表示支持互联网自由。

    此前的报道称,原本奥巴马计划在大学发表演讲,但最后则选择在上海科技馆与经过选择的大学生会见。美国使馆消息称,美方原本安排了數名青年公民代表参与会谈,但其中部分名单被北京方面否决。

    演讲直播后不到一个小时,中国网友们通过“人肉搜索”发现,第一个提问者,女“学生”程熙,是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第二个“学生”黄立鹤,则是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团委书记,另外一个提问者钱文韬,是0六级本科生,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学生党支部副书记。都是:“都是党和国家信得过的学生干部”。精选出来的青年们的提问四平八稳,既没有太强势的民族主义表达,但也没有有更多的惊奇或者失控的情形。

    当奥巴马在回答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转交的中国网友通过大使馆网站的提问,“第一,(中国)有这么多互联网使用者的国家,有六千万写博客的人,你知道防火墙(GFW)的事情吗? 第二,我们是不是应该自由的使用TWITTER?”直播出现了小小的高潮。

    他说,“在信息流动方面,我认为越是能够自由的信息流通,社会就变得越强,因为这样子,世界各地的公民能让自己的政府负责,有一个问责制度,他们自己会思考,这样会有新的想法,鼓励创造性。”“所以我一直是坚定的支持互联网开放的使用,我是非常支持不审查内容,在美国我过去谈过,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我也认识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传统,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在美国,我们有没有受限制的使用互联网的机会,这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事实上,奥巴马在上海期间,在中国,包括TWTTTER,本台网站在内的大量境外网站仍然被屏蔽,无法访问。美方先前表示將在TWTTTER上直播此次会面,但目前奥巴马的TWTTTER没有更新,有网友戏称,看来奥巴马必须通过“空军一号”卫星上网才能绕开GFW。

    奥巴马下午将参观上海上海当地消息说,有许多假冒品售卖的七浦路服装市场十六点将全部关门,而上海的一些人口密集地区全部十七点前疏散完毕。 奥巴马抵达北京之后,将与国家主席胡锦涛会晤。奥巴马同胡锦涛会谈的中心议题将集中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人民币汇率问题、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以及令双方最难堪的中国人权问题。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1-14 11:46:36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体制,GDP,税收 关天

税收稽查风暴下我国中小企业的窘境

关天

2009年11月

   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就是我们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的真实反映。随着国家4万亿投资和今年将近9万亿元天量信贷的放出,中国的GDP数字越来越好看了。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的"铁公鸡"项目大规模上马,国企一掷千金争抢"地王",国有煤矿在大规模地兼并民营煤矿,国企的挥金如土和炫目的公共工程堆出了漂亮的GDP。然而,这些项目并不能真正给我们带来就业和大多数人收入的改善。

  与热火朝天的国企投资相比,中小企业的状况仍然在一天天恶化。最近国家统计局偶然透露的一个数字,让我们看到了那些聚光灯之外的中小企业的窘境。8月3日,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发表分析文章称,2009年上半年,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即中小工业企业)用电量同比下降48.9%,而同期全国工业企业用电量下降5.9%。用电量剧降的原因,肯定不是中小企业能耗、技术的突然升级,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订单的减少,企业的倒闭。

  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状况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经过这一轮金融危机和国家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资源正在向国家一方聚集,而民营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种打击来自很多方面,其中最大的因素之一则是税收。

税收增长并非喜事

  大约从2009年5月开始,一场没有事先张扬的税收稽查风暴开始了。其原因在于金融危机之后,国家财政收入下降。2009年1~4月,全国税收收入出现罕见的连续负增长,这使得税务部门很紧张。于是,5月份稽查风暴开始了。尽管当时经济仍然没有走出低谷,但效果是立竿见影的:5月份,全国财政收入恢复正增长,与去年同比增长了5%,6月份这个数字达到了19.6%,7月份达到10.2%,而8月份则达到了36.1%,9月份32.9%。终于,税收又恢复了我们所熟悉的数倍于GDP的增速。

   然而,在大规模税收增长的背后,支撑力量并不是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更多的是一种"竭泽而渔"的税贡的增加。尽管国家一再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减负,但长期以来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为中小企业减负"成了政府部门的一句套话和空话。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税务部门面临着现实的任务压力,他们不得不加强稽查,对中小企业变本加厉地征税,而且企业的税外收费如工商费、质检费、城管收费、消防收费、街道收费、卫生防疫收费、环保收费、交通行政、安全收费,等等,层出不穷。被超额压榨的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这时候,包括江浙、广东一带的民营企业就不得不选择放弃,他们宁可把工厂关闭,将钱投入到房地产市场和股市。这些退出实业经营的民营企业的资金也成了今年房市、股市大涨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

  在我国传统的宣传思维中,财政收入的增长是一件大喜事。然而,当站在纳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这些税是每个人的血汗钱。在当前这个房价飞涨、物价高企而收入却在减少、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血汗钱对普通老百姓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我们的税收痛苦指数为什么会高居全球第二?我们当前的税收体制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税制?

优良的税制一定是轻税的

  要改变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减税是最直接而有效的政策之一。轻税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减税将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活力,解决就业问题,提升社会财富,延长经济繁荣周期,并为国家财政提供源源不断的税源;同时,减税将使得进入房地产和股市的资金重新回流到实业领域,从而消除资产泡沫,也有助于房价理性回归。今年初,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政协会议递交了一份发言稿,称:在2008年房地产企业的开发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如果将政府附加在房价上的税费降下来,将会抑制房地产泡沫,降低房价,这将实质性地造福民众。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欧洲经济陷入"滞胀"。当时,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商学研究生院教授阿瑟拉弗与白宫助理戈尔聊天的时候,谈得兴起,就在餐桌上画了一条曲线,解释税率与税收总收入的关系。他认为,税收并不是随着税率的增高而无限增高,当税率高过一定程度后,税收的总额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1980年,里根在选举中以包括"拉弗曲线"在内的"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作为竞选纲领,赢得了总统大选后,里根总统推动了以减税、私有化为核心的"里根革命",使得上世纪80~90年代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之一。
  我国汉代的"文景之治"也完美地诠释了"拉弗曲线"。面对战乱所带来的民生凋敝、经济衰退,汉文帝上台之后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赋税从"十五税一"大幅度降到"三十税一"。大规模减税的结果,不但人口增加、粮食生产和商业贸易大幅度增加,人民生活变得殷实富裕,而且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据《史记》记载,经过"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初年,皇家粮仓由于存放作为农业税收上来的粮食过多,以至于粮食都腐烂而不可食;与此同时,政府收上来的工商业税也使得国库空前充盈,京师的政府库房里钱财以千百万计,连串钱的绳子都腐朽断掉了。

  中国历史上的繁荣盛世,无不是采用让利于民的低税制,而几乎每个王朝的覆灭,都与横征暴敛的高税制有关。历史和现实都在证明一个事实,大规模减税、休养生息、还富于民,是经济繁荣的不二法门。

  2009年,我国出台了一些减税政策,包括影响深远的企业增值税的改革,使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这项政策的整体减税幅度估算超过2000亿元,但相对于超过6万亿元的税收规模来说,这样的减税幅度实在是杯水车薪。9月2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中小企业所得税税基减半。但其实,小企业按20%税率缴纳所得税早已在2008年就已经实现。这种减税政策,不能说是直接减税,也不能根本性地解决小企业的生存难题。

  我们当前需要的是大幅度的普惠性的减税。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等税种,都应该大幅度地降,把我国建成世界上税负最轻的国家,这样才能真正刺激经济的发展。藏富于民,并建立纳税人与政府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保证经济社会持续增长和发展,能给政府税收创造可以长久支撑的牢固基础。

优良的税制一定是纳税人主权的

   然而,政府自有其行为逻辑。政府的项目一旦上马,很少有下马的可能。政府的各项开支也很难压缩,政府的公务员系统也基本上只有一个趋势,那就是膨胀、膨胀、再膨胀。在政府开支不断膨胀的情况下,税务部门只能向企业和个人不断收取。

  就基本的税制来说,我国的税制基本上是国家本位,而非民众本位。在制定税收政策的时候,多从如何保证国家有充足的预算角度来考虑,而并非从富民角度来考虑。例如,在2009年"两会"上,本来应该讨论提高个税起征点的问题,但由于当时财政收入下滑,这个问题就搁置了下来。我国的税收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规定的税收原则: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即便是在宪法里,也只是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没有提及纳税人的权利。

  目前,我国的税收立法体制很混乱,真正由全国人大立法通过的税种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其他税种均是由国务院或其相关部门颁布。政府各种收费,则更加五花八门,随便一个低级别的行政部门,只要发个通知、文件、批复、函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收费。实际上,是政府自己决定税怎么征,然后自己执行、自我监督。外力的监督根本不存在。在现有体制下,纳税人所缴纳的税费是被动的,通常是由政府部门关门制定一项政策或条例,再下发一个通知,就可以合法地收费。政府到底应该花多少钱,怎么花钱,纳税人根本没有权利过问。

  要改变当前税收体制的弊端,长远来说应该通过体制改革,赋予纳税人完整的权利。比如,纳税人的代表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要真正履行其职能,制定税收方面的法律只能通过人大,而不能通过其他机构;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拥有对政府机构的监督权、审计权和对主要部门负责人的人事任免权,并有权追究政府的责任,真正落实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就当前来说,可行的途径是,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并逐步把各个政府部门与税收有关的立法权收回,并禁止任何行政部门发布收费文件、通知等,逐步将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并轨到税收中来。

  通过人大,可以一方面组织专家审查现有的税收政策和税率,提出大规模的减税方案,并提交全民进行讨论,并通过人大立法确认。对因减税而可能产生的财政赤字问题,则通过人大审查政府部门的年度预算,大力削减一些无关紧要、浪费严重的项目,大力精简政府机构,裁减公务员数量,将一些可以社会化的政府职能取消或者外包。而当前最有条件做的,应该是建立政府部门的预决算公开制度,让各个政府部门将预决算执行情况随时在网络上公布,接受公众的监督。

 

 

发件人:<wych5@sina.com> 2009-10-29 10:53:33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陈义鑫关于差别退税和频遭反倾销社科基金投标课题的设计论证和相关文章

差别退税和我国频遭反倾销的原因

浙江省武义县外经贸局  陈义鑫

2009年10月14日

老师:您好!

    首先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之中能抽出宝贵的时间与一个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实践者交流,我既赞成你对我“把什么问题都简单归结到税上”的总结,但又不同意认为是“毛病”的判断。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我国现行所有经济理论的归宿和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说到底就是商品在市场上的买卖!而只有税是政府唯一会全面干扰市场买卖的因素,因为几乎每个商品的价值都由17%(按征税率)的税组成,即假设某个产品的价值是117元,其中税的价值就一定有17元。再假设该产品的其他固定成本是99元,固定利润1元不变的话,如果产品中的税由买方或卖方交,以及国家对其中17元税(由进项税+增值税=销项税组成)实行“免、抵、退”,那么该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价格就会出现如下的变化:

    1、 由买方交税,卖方代缴,那么销售价就会是117元,卖方(代)交税金是17元。收入117-税成本17-固定成本99=固定利润1元

    2、 由卖方自己交税,那么销售价就会是100元,退还卖方加工生产过程已交的税金,再由卖方自交税金17元。收入100-固定成本99=固定利润1元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国家对企业征收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决定于会计收入与成本的核算结果:由买方交税,实际上是把税的成本同其他固定成本一样,完全作为商品组成的一部分进行了买卖,所以税的成本也就变成了买卖的价格,发生的是资产(成本)和负债(收入)同增、同减的结果;而由卖方自己交税,实际上就是采用了卖方的负债不发生,已交纳发生的税(成本)退回,发生的实交税金17元的成本不变,但账面不反映17元税成本增加,只反映实际交税额,所以,企业经营结果,该企业的资产和负债表无论由买方或卖方自己交税都不会变。

    而我国现行的征税办法是由买方纳税,但卖方可以自己已交的税抵顶,交叉的结果内贸是国家少征了进项税,一方面进项税变成了看不到的企业帐外资产,另一方面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却少了进项税,结果资产负债率提高了,向银行融资又发生困难;而外贸正好相反,国家多退了进项税,而且退税是看得到企业增加的资产,却与企业负债(收入)无关,该企业即使账面亏损100万,只要有退税900万,实际净利润还会超过800万。

    纳税人买卖交叉不分的结果还会造成农民、看病以及住房等问题。

    3、 按现行出口“免、抵、退”的办法,出口价格则会因退税率和金融危机出口商品需求的变化等而变得很复杂。假设甲乙企业生产117元相同价值的产品,内贸要交17元税的成本相同,甲的固定成本是99元,利润1元,乙的固定成本是98元,利润2元,由于加工能力不同,甲已交进项税14元,乙是5元。首先出口商品价格因出口免税会降到100元,当退税率17%时,还因甲和乙分别可退回已征税(进项税)14元和5元,可分别把出口价格降低到86元或95元,仍保持分别有1元(86+14-99)或2元(95+5-98)的利润不变。外销市场竞争的结果,该产品出口价自然会趋向86元,如果甲乙是相同的产品话,乙就只能退出外贸市场竞争转向内销。

    假如退税率降到9%,甲退税额就只有5.82元=14×(1÷17×9)-不得免税额3-3×(1÷17×9),这时由于退税下降成本提高,出口价格必然逐步缓慢提高,假如价格只能提高5元,也就是即使从86元涨到91元,但甲因固定成本就是99元,退税5.82元,所以当价格涨到93.18元前甲都仍会发生亏损,这就是为什么2007年7月退税率平均降低了八个百分点后,首先是广东和山东的数万家主要靠简单加工生产玩具、塑料、服装等产品企业先发生倒闭的原因。对相同产品加工深度不同,企业的进项税14、13.9、13.8……会各不相同,由于退税下降,价格提高后,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又会有利于加工深度和增值较高、规模较大企业的出口,这又是为什么2007年退税下降后,出口额反增不减,机电类产品出口增长反而超过30%的原因。

    假设乙是个进项税基本相同的钢铁企业,退税率降到9%时,乙的退税额就变成-3元=5×(1÷17×9)-不得免税额12-12×(1÷17×9),该行业的产品价格就会容易统一涨到103元,才能保证资本高投入的该行业最低利润仍然维持2元(103-征税3-固定成本98)。这就是为什么各企业进项税差别不大的“两高一资”产品退税率下降,出口价格提高和外汇储备反而增长更快,以及财政税收这两年反而跟着增长也最快的原因。同理,也可以通过计算推导出金融危机影响出口需求,从而影响企业成本和价格的更复杂关系。

    总之,最让我搞不懂的倒是,我国是国际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遭遇反倾销的损失也最大,为什么不去想一下,出口价格卖得那么低,没有补贴,企业能亏得起和持续经营吗?我国对出口补贴主要分别来源财政对出口商品之外税收收入的退税和新增发行人民币购买外汇,而我国很大一部分县的财政还很困难,以新增发行人民币买入的外汇储备对国家来说只能起到为主管部门储蓄生息的作用,还容易发生流动性过剩顺差摩擦大等连锁反应的问题,因此,取消出口补贴有多好呢!

    因此,从我的如下建议也可以看到,什么经济现象都会自然归结到税上,也是找到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焦点的必然结果。建议:

    一、对出口产品实行应退尽退,应征尽征的政策,即“征收增值税、抵扣进项税”。 既让出口产品全部以不含税的价格参与国际市场公平买卖,又消除“差别退税”造成差别补贴所形成的低价竞争;把征税率科学地降到15%以下,降到既减轻企业税负,又比现在的财政收入增加为目标。即使把出口新征的税收不算,光2009年预期发生的退税,财政就可减少支出8000亿元。

    二、明确内销产品由买方还是卖方纳税的目的,既可增加内需,又可缓解社会矛盾。对用于种粮、医疗等一次性消费的化肥、农药和药品等实行由卖方纳税的制度,即对卖方征增值税、抵扣进项税,从价格形成的源头去解决该类商品的销售价,切实减轻农民和病人的负担,使该类商品中内含累计的增值税在最后环节不再转嫁,不要继续由买方——农民和病人缴纳。

    对由房地产商代收、消费者已交纳的税额要全额征收。根据增值税征收转嫁由买方交纳的原理,买房者已实际交纳的税金是售房价÷1.17×17%,但按现行房地产增值税征收规定,却只征售房价×3%的增值税,而购房者除了在房价中交纳增值税之外,还要缴纳一定比例的契税、中介费和评估费。因此,一方面住房成了必须者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住房又成了有钱人投资获取暴利的主要途径,这正是造成当前空房越来越多不合理现象的根源。

    三、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愿意拿出约一年的工资奖金收入4万元作为组织税收、货币和法律专家研讨认证的费用。问题是凭我最基层的地位,即使有再多的钱也无权组织专家认证,专家们也会因有失身份而根本不会睬我,只有由有组织协调权的领导或单位才有可能成形,在此我只有呼吁有识之士的帮助和向有关部委或首长们的反映寄托希望。

    信中问题如看不懂,可看附件《税产买卖错乱是造成经济社会矛盾重叠的根源》较详细的文章,您有什么好的建议,还望予以指点。



 

打火机为什么会卖得那么便宜?

浙江省武义县外经贸局  陈义鑫

2009年9月23日

一、 价格是怎样形成的

A、假设生产打火机成本:113.35元。
1、买原材料零部件成本价96.35元,其中交税14元。
2、制造费用投入成本 10元
3、财务费用成本 4元
4、销售费用 3元

B、假设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每个打火机平均利润0.65元。
1、假如国家收了14元税后不在增加,那么这个打火机市场销售价就会是114元,收入114-113.35=0.65元。
2、问题是打火机销售后国家要征收销售价÷1.17×17%=17元的税,那么生产商为了保证有最低利润每个打火机0.65元,竞争最低价格自然就会只卖到117元。
3、结果收入117元-交税17元=净收入100元。100元一付买原料82.35元-制造费10元-财务费4元-销售费3元=0.65元。

C、为什么14元税明明是由生产商缴的税,卖给消费者后就与生产商无关了。
1、成本就是资产,税的成本就是税资产,税资产所有者是国家生产商把属国家所有的税资产卖给消费者变现后的现金应交给国家。
2、按现行理论,增值税是个间接税是转嫁由最终消费者承担的税也说明与生产商无关
3、所以内贸应该退进项税,即已征了多少就应该退多少,如例
退进项税14元和5元,生产商税负为零。
4、怎么退?实质只不过是会计核算技术处理问题。

   就是允许账务退税,并不是国家直接拿钱退款,目的就是不做假账!即在资产类账户中有增有减,即企业进项成本同减,银行存款同增,企业会计核算结果就不会假亏。

二、 为什么市场价格的形成与账面盈亏反映不一致。

   1、可以说99%以上的有决策权的人不懂会计盈亏是怎样算出来的,会计核算的依据是国家的会计制度和具体规定的,核算结果是国家与企业的分配依据。

   2、私营企业与国有集体企业报价依据不同,私营企业主定价是收付实现制,是不管账面是否亏损,只要现金付出收进有余额就是利润的原则,因此规避了会计制度的缺陷;但国有集体企业就非以会计的核算的盈亏为定价依据不可,因政府对国家集体企业经营者的考核和利益分配依据是会计核算的结果。

   3、转嫁由消费者承担的税金是包含在消费者购买打火机的117元价格中,不同加工能力的生产商的原材料零部件不同,因此进项税不同,如本例分别是14元和5元,按会计政策规定两个企业的纳增值税额分别是3元和12元,而消费者纳税并不会因为两个企业的已交税额不同而因此发生纳税不同,而是会计税收制度把消费者纳税额和生产商的纳税额混淆的结果。

   4、结果:⑴、国家应收税额分别少了14元和5元。⑵账面核算的盈亏反而会分别亏损14元和5元。(3)帐外实有资产分别增加了14元和5元。

   5、负面影响:(1)账面资产早已为零,甚至负资产,但实际资产还很多,造成企业改制时低价拍卖和流失。(2)造成银行对贷款风险的错误判断,中小企业贷款困难。

三、出口退进项税免增值税,是造成打火机卖的那么便宜的原因。

    1、出口退进项税免增值税等于是出口企业17元税不用交了,商品价值117元没有变,是国家放弃17元资产不要了,这17元本来就与生产商无关,因此生产商只要卖100元就仍然会有0.65元的利润。

    2、退给企业进项税的现金,是从国家财政收入中拿出来给出口商的也就是说两个出口企业经过市场竞争分别下降价格14元和5元后仍可与原每只打火机的利润相同。即市场竞争的结果可以分别把降低到只卖86元(收入86-成本99.35+退税14=0.65元)和95元,而且随着其它成本下降市场价格只会向86元甚至更低的价格发展。

    负面结果:(1)出口价格几乎到了只有购买原材料的价格。(2)出口价格对进口国来说,一是可以低价消费我国的产品。二是可以根据某种需要完全可以随时祭起反倾销的大棒打杀我们,是否构成倾销的标准是销售价86元-成本99.35元=-13.35元。因为相同价格产品进项税不同,因此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倾销的情况不同,即被加征的反倾销税率也不同。(3)进项税多就退多,表明的是有利加工简单生产企业,造成恶性竞争,不利科技兴贸和品牌战略的实施。
 

 

税产买卖错乱是造成经济社会矛盾重叠的根源

浙江省武义县外经贸局  陈义鑫

2009年10月14日

一、税产买卖初论。

    皇粮国税,无论如何征收,从来只对没错,如此代代相传的传统理念是造成今天税产买卖错乱的历史原因。

    延续“实物税”和“金属货币税”的理论教育和征收方法,忽略了人类社会早已进入纸币和电子货币的时代,税也早已成了交换商品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因税的成本与商品中的其他成本和利润一样,都必须随着商品的交换才能得到补偿和兑现,从而既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商品交换对货币数量的需求,又保证了国家实现职能需要的税金能同货币的增长量基本按比例同步增长。因此,尚无当今税成本的本质就是商品组成部分的客观认识,是造成税产买卖错乱,至今未能纠正的根源。

    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我国现行所有经济理论的归宿和改革的目标,而市场经济说到底不就是在市场上的商品买卖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可以用来判断已实践了数年的市场经济是不是真正公平的市场买卖。

    既然市场经济就是市场买卖,那么买卖的结果才是我们追求和改革的目标。买卖(交换)商品为人们满足需求所必不可少,如果买卖发生了矛盾,一般来说是有商品交换不公平的因数,当发生了争吵,甚至是动手动脚时,那一定是发生了显失公平的问题。我国已实践的市场买卖结果是:买卖的交易量(GDP)确实在快速增长,但对内,贫富差距也同时在快速扩大,看病、教育、住房、取暖(温)、食品安全(饱)等关乎民生的社会基本矛盾却日益突出;对外,国家虽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却只能储备而不能用,或只能买美国的国债获息,国际贸易摩擦也是有增无减。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这不仅仅是几年前十七大上对国情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几年后还有所加剧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我国数年来的市场买卖(经济)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直觉告诉我们,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实际上就是对商品买卖价格的调整,直接关系买卖双方的利益,我国自从税改以来,退税率的调整从未间断过,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又连续进行了7次调整,这并不是企业的要求和希望,更不是政府的科学决策,因频繁的变化不利于市场买卖和社会的稳定,频繁调整退税只能说是政府没有办法的办法,就像是在永远实施一下这种、一下那种最无奈的应急预案。

    数年的跟踪研究成果表明,市场买卖不公平就是因为尚无税就是商品的一部分和税产买卖的意识、以及相应的自觉行动,才会造成税金的随意征收、让渡和分配。这不仅是我在北京与专家学者当面交流时,被善意指出我的毛病就在把什么问题都归结到税上,但这正是我研究得到了税产在市场买卖的客观性,税产买卖却还没有商品交换的规矩,所以追踪经济现象才都会变成税的问题。

二、为什么纳税人不是买方就是卖方,且既相等又不会交叉?

    这是由资产=负债的恒等关系决定的。资产=负债,最通俗简单的实际意义就是:每当有一笔成本发生,就会有一笔与成本绝对值相同的负债发生,任何税的成本与负债的发生也不会例外。

    所以,税金由买方交纳卖方代缴时,决定卖方与国家分配关系的会计记账,在资产和负债方不是同增、就是同减的核算关系。即当买入原材料等缴纳税金时,资产增加进项税,负债也等额增加,经过生产过程资产增值,资产增加增值税,负债也同样会等额增加;当期实际交纳销项税时,卖方的负债减少,资产也会同时等额减少,因此由买方纳税时,“应交税金”的性质就应当属于负债类的账户;而税金由卖方自己实际交纳时,销售价就会是一个不含税的价格,也就是说卖方的负债不会增加,由卖方纳税,商品中的税金实质就是按资产(商品)中的债权进行分配,所以税产的变化必然只会在不同资产的账户内发生有增有减的变化,即“交增值税、抵扣进项税”,因此,税金的缴纳与负债没有关系,所以,按资产的债权分配时,“应交税金”的性质就又应当属于资产类的账户了。因而卖方的纳税额进项税+增值税=买方的纳税额销项税不会变,所以会计核算的结果,是无论由买方或是由卖方交纳,既相等又不会进项税(资产)与销项税(负债)交叉抵扣的根据。

    为什么我会认为税的买卖错乱是造成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矛盾重叠的根源?因我实践最基层,是从出口与退税的现象和实际碰到的问题开始,逐步往深往上研究的,并坚持数年不畏劳苦,潜心自觉自费研究,才得出我国内外经济失衡完全是用财政和新增发行人民币补贴商品出口的结果,都与我国94年税制改革以来从未间断的退税调整有着藕断丝联的关系,才一步步认识税也是商品,与商品买卖有同样的规律,即资产与负债的内在联系。况且货币与税是宏观经济的终点,其中货币的本质只不过是商品对应对等的交换物,只有税才是意志的反映,才可能影响引发事与愿违的结果。经济现象既是问题的反映,又具有环环相扣的关系,就像是在做一道没完没了的数学题运算,只要第一步计算错了,即使接下去的无数次计算都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最终答案也绝对是错的,只不过会给那些中间环节平添似是而非又没有结果的争吵而已。

    我是在2002年10月从事外经贸的行政管理后,从最基层实践中碰到的四大奇怪问题,在2003年,才开始研究退税变化对企业行为的直接复杂影响,历经数年,才关注到并认识我国的征税率到底是多少?出口产品到底是不是由出口企业间接卖给外国人而最终实质是卖给了国家?以及出口退税到底是应该财政拿钱退税、还是应该在出口商品自身的价值内退还已征税额?

    因而才彻底客观地认识到了:一个商品价值中的税额是按固定的比例计算出来唯一的金额,税额由买方还是由卖方缴纳完全取决于国家的决定。假如由买方纳税卖方代缴,那么销售价就会相应提高要纳税额的价格;假如商品中的税额由卖方缴纳,那么买方的价格就不会再含税,即买方的价格就会是一个减去税额后的不含税价格。同理,出口商品的实际最终买方是国家,因此,国家不可能自己买又自己纳税,所以商品中的税额自然就应由卖方缴纳;但是,卖方在生产或买入出口商品时都已交过了不同的税金(进项税),为此,要卖方缴纳与买方相同的税额,那么就必须先退还卖方已缴纳的进项税,这就是为什么出口要退进项税的实质性原理。

    以外销先向卖方退还出口商品中已缴纳的进项税,再由卖方缴纳与内销的买方相同税金,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价就会是一个不含税价的原理和逻辑,完全可以推导出:假如把卖给农民和病人的农药、化肥和药物也按照出口商品一样征税,那么生产农药、化肥和药物等累计应纳的税额就不会转嫁由农民和病人来缴纳,贫富的差距和发展也就不会这么快;相反,由于房子绝对没有“离岸价”,绝对是内贸,是由买方交纳、卖方代缴的税,按增值税是间接转嫁征收的原理,所以,买房价中也绝对是已包含了由房地产商代征代缴的房价÷1.17×17%的累计税金,但遗憾的是税收规定房地产商却只需要缴纳房价×3%的增值税,等于是国家把代征的税金与实缴差额(房价÷1.17×17%-房价×3%)让渡给了房地产商,成了房地产商暴富的主要来源,因而土地增值税越高、房产税征得越多,房价越高;结果房价越高,代征的税金与实缴的差额越大,房地产商的暴富也越快!

    那我国为什么不对卖方的出口商品实行先退已缴纳的进项税,然后再征与内销买方相同的税额呢?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国对内销征税时,就已把卖方的纳税额与买方的纳税额交叉混淆了,即内贸率先采用了“征收增值税、抵扣进项税”的办法,与出口先退已缴的进项税,再征销项税已没有丝毫的区别;可想而知,既然内贸都已“征收增值税、抵扣(退)进项税”了,而出口退已征的税不仅是国际惯例,又有WTO条款的具体规定,那么退税自然不是“抵顶”内销应纳税,就是不够再由财政支出退税了,这正是被忽悠和误导的关键。

三、最危险往往最安全,最简单的忽悠有时也最容易被得逞。

    最简单的错误,只要重复的越多,就越是真理,这不仅是名言,也是活生生的现实。收入-成本=利润,这对会计来说是最最基本的知识;灵活点,反过来不就是成本+利润=资产,收入=负债?或由卖方纳税,卖方的资产少了,负债就不会增加了;再灵活点,要交的税额不也就是卖方的成本?不也就是卖方商品的组成部分?商品的卖价中不就也包含了已先缴纳的税金?而商品卖出后商品中的全部税金就由消费者缴纳了,那么卖方买时先交的税金,在卖出收回后就不再付出,一付一收,卖方的实际纳税额不就等于零了吗?

    卖方商品中的税成本与工资等其他成本最大的区别是:税的成本在商品卖出收回之后,就不需要再付出,税就不再是成本,与卖方的利润也就没有了联系;而工资等其他成本,即使在商品卖出时还处于应付款的状态,但迟早总是要付的,所以,在收入-成本=利润中的成本性质不会改变。

    在国际市场,只有国家才是国际贸易最终的实际交易主体,获利自然也是交易的最终目的,绞尽脑汁千方百计要让对方,乖乖自愿的把利益送上门,运用富裕国家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进行战略筹划,通过简单的忽悠,达到理想的利益,需要长期的过程也是完全可以想象。因此,也才会出现五、六十年代美元=黄金,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外汇的长期短缺,七十年代借石油危机,废除了金本位;相配套的是五十年代初法国率先最早实行增值税,八十年代由日本为榜样实行与法国相似的价外税增值税,九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相互学习同样价外税的结果,都出现了在短期内的“繁荣”和越积越多的经济和社会矛盾重重的问题,难道这些现象仅仅是一种耦合?从而可以排除不是一种必然吗?

    我曾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个私企属定额征税,因此生产销售从来不开发票,假设其产品的成本是99元,售价是100元,利润1元;有一次某单位购买其产品并索要销售发票,协商同意售价可提高到117元,由于私企没有进项税的发票,因此就直接交了17元的税,1元的利润未变。

    另有个生产完全相同产品的一般增值税纳税人企业,用于买原材料等已缴纳的税是14元,其他成本也是99元,根据除了保证1元的利润外,还要按不含税价100元的17%交税,产品的售价也是117元。按理产品和价格相同,两个企业都应该直接交税17元,因为前后企业的利润,以及预期将实际发生的税收成本都相同,而且都把17元作为产品的一部分一起卖给了消费者。但是,按现行内销“征收增值税、抵扣进项税”的规定,该企业实收17元却只要代交3元增值税,实际少交了14元;由于企业加工能力不同,假设另一企业也生产相同价格的产品,进项税只有5元,该企业就要代交12元增值税。不是说内销的税是由买方缴纳、卖方代缴的吗!那么买方根本就不知道、也不关心卖方的进项税,所以在相同价格的情况下,买方所缴纳的税额一定应该是相同的17元,为什么买方的纳税是17元,却分别变成了3元和12元了呢?

    究其根源是把进项税既按发生制记账核算,又按收付实现制交叉对待的结果。当买原材料发生14元纳税时作为成本增加了资产,而随产品出卖发生收回税款时,又没有按照发生货(税)款收回的时点平帐,反而以收付实现制的理念办理,即以我已经交了14元,再交3元就一共交税17元了,还要我重新交那14元,不是重复交税了吗?实际上产品中的税收成本与工资等成本的共同点是都必须通过销售一起收回,根本区别就在于工资等其他成本不管已付未付,最终都是要付出的,而唯独税的成本与其他成本一起收回之后就不再付出,而是转嫁由买方缴纳了。

    因此,税买卖错乱记账核算,再按账面分配的结果:国家实际征税越少,企业账面假亏越大。由此,一方面企业的进项税在内贸时成了假亏的金额,另一方面出口退税虽然企业算成本时是作为出口收入的,但会计核算时出口退税又与损益无关,也与所得税无关就直接变成了新增的所有者权益。会计核算结果是国家与企业分配的依据,按其分配的结果就必然形成经济社会矛盾重叠的现象。

四、值得探讨和关注的几个问题。

    1、我国的征税率到底是多少?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说我国的增值税征税率是17%!但征税率17%可以说是对的,也可以说是完全错的。说其是对的,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明确规定增值税的征税率为17%,不仅是进口增值税的征税率是17%,而且内贸实际计算当中也都用了17%;说征税率17%是错的,不仅是出口退税率与进口征税率不同,而且内销征税率与出口退税率也不同,因为内贸征17%并不是直接指征占销售价17%的比例,征税率17%只不过是销售价先减去征税额后所占的比例,即售价÷1.17×17%=售价×(17%÷1.17)=售价×14.529……%。

    由于售价÷1.17×17%与售价×14.529……%并没有丝毫区别,因此征税率17%只不过是个名义征税率,而实际征税率只有约14.53%,所以按征多少退多少的公平理念也就只能退约14.53%,而误导成退17%的结果就会征少退多。可想而知,第一步计算连对最基本的征税率到底是多少都没有搞清楚,把征税约14.53%和退税17%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依据,市场经济和产品结构能不被扭曲吗?退一万步讲,假如已确实搞清楚了征税率到底是多少的话,那么还会去选择14.529……%这样一个具有无穷尽小数的征税率吗?这就是为什么1994年刚开始全部按17%征税率退税,但马上在95和96年就不得不大规模降低退税率,以致后来不得不频繁调整出口退税的根本原因。

    2、出口商品是否虽卖给了外国人、最终是卖给了国家?几乎也所有的人都会异口同声是卖给外国人的!出口商品卖给外国人可以说是对的,但也可以说是错的。说其是对的,是因为出口商品的确是直接由出口企业与外国人谈价格并向外国人收取外币;说这种观点错的是因为出口企业收取的外汇还必须再卖给国家。国家向出口商买外汇的实质表明:虽然出口商卖给外商的价格与国家的收购价相同,但只有国家才是出口商品的实际最终收购者。

    外贸实际上是把出口商品卖给国家,不仅是国家收购的外汇总额等于出口商品外销的总价值,而且将买入的外汇卖给本国的进口商,商品进口时必须征收进口增值税,这些进出外汇的买卖都说明国际贸易的最终买卖人都是国家,买卖的结果体现的是本国整体利益,盈亏也由本国的全体人民享受或负担。

    3、国家买卖外汇的结果在短短的十来年时间就储备了两万多亿美元的巨额外汇资产,而且仍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难道还不该作一个理性的评估和判断?

    首先,从外汇就是不同国家作为国际市场上生意人的商品来看,两万多亿美元商品的库存,生意人就不可避免库存商品被自然贬值的极大风险。

    其次,从退税率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退税率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就会提高,以及国家又是出口商品的实际购买人,按此逻辑来恢复清醒头脑的话,那么外汇储备除了真正的顺差外,就全部是因退税率降低,国家提高收购价的结果,而且完全是已经实践证明的事实。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的金融危机,国家大幅度提高了退税率,结果外汇储备增加的绝对值,环比从97年的348.41亿美元降到了只有50.69亿美元;为了解决出口欠退税的问题,2004年又不得不大范围的降低了出口退税率,以致环比2003年外汇储备增加的绝对值从1168.44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66.81亿美元;当2007年继续大范围大幅度降低退税率后,环比2006年外汇储备增加的绝对值从2474.72亿美元,猛增到了4619.05亿美元。国家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是补贴了卖粮的农民,与提高出口商品收购价是补贴了卖出口商品的企业没有区别,而对出口商的“差别退税”形成的不公平补贴,造成的外销市场恶性竞争结果,最终又实际上是补贴了外国的消费者;最后,国家又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的国债,又无异于美国借了中国人的钱买中国人生产出来的东西。

    另外,根据资产=负债和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的负债,以及央行创造基础货币是通过其资产业务进行、即资产创造负债的关系,所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外国的资产越多,央行创造的基础货币也越多,央行的负债越多,本国的资产被稀释的也越快,还因为外汇储备与本国的资产都同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也就是说,当人民币总量一定时,外汇资产越多,表明本国的资产越少;区别的关键还在于外币资产所对应的人民币是不含税的商品价值,而本国资产所对应的人民币是包含税收在内的商品价值,无论是税负或人民币总量继续发生变化,都会造成内外两种不同资产实际价值朝着外升内贬变化,这正是市场会无情反映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根源。

    新增外汇储备是国家用新增发行的人民币买来的,根据债权=债务的最基本原理,所有的外汇储备就是所有外国人和本国公民的债权人在央行的存款,如果国家把外汇存款的债务当作是国家的债权,直接投资国内或直接购买国外的商品,等于是央行又创造了与越权使用外汇资产的基础货币,因为央行与金融机构是由负债业务决定资产运用是不同的,央行是运用资产就会创造负债,这就是央行与金融机构的相互制约从而保证货与币相对稳定的关系。假如由金融机构把外汇贷给企业,银行贷款就会起到放大基础货币乘数效应的作用。

    实践已证明,只要购买美国债券多了,被关在笼子里的基础货币就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增加;当美国根据需要降低债券的利率,迫使我国使用外汇时,就没有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最后,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有那么多的外汇只能存在美国拿利息不能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又千方百计用最优惠的政策招商引资,这种借钱给国外的企业来购买自己的关键企业(生蛋的母鸡)资产,结果将会怎样? 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资深副总裁大名鼎鼎的林毅夫早已预测,“以日本过去经济发展经验分析与人民币长期的币值变化,再加上中国人口是美国5倍,到2030年,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将为美国的2.5倍”,但2007年美国的GDP是138438亿美元,我国尚只有约36664亿美元,只有美国的26.4%,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量概念!因为这就是精英预期2030年人民币长期的币值变化将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大致状况。实践科学的发展观,告诉我们这同假如我在2002年时借钱在北京买了一套住房,今天卖掉,那么我归还借款后的利润还比我数十年工作累计所发的工资还要多是同一个道理,也是今天外资买中国关键资产的目的和期望值。

    不管怎样,国家在国际市场经营的结果有两万多亿外汇储备总是活生生的事实,有没有必要储备这么多外汇?是好事还是坏事?要不要应对?要解决中国深层次的经济矛盾,这是不能回避迫在眉睫的大是大非问题。

五、我国补贴出口商品的根源和形成机制分析。

    出口退税是否仅限于全部退还出口商品自身内含的已征税额(进项税),是区别退税是否会形成对出口商品补贴的分水岭。商品内在的价值是不会因为内贸转外销就发生变化,即生产某商品时已实际投入的税收和其他成本不会因为内贸转外销就发生变化,这是认识和解决已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既要坚持开放,又明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际内容的关键。

    因上述一方面说明只有国家才是国际贸易的唯一最终主体,国家买(出口)汇、卖(进口)汇的价格都是进出口商品对应对等的不含税资产价值;另一方面既然国际贸易平价,而商品的本身价值(包括税在内的成本±利润或亏损)不会因为内销或外贸的变化而改变,那么进口要征进口税,出口就必须征相同的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商品的价值不变。

    国内外商品的含税价价值可以表达为:进口到国内的商品价值=到岸价+进口增值税,而国内生产的商品价值=离岸价+已纳税额(进项税)+增值税,由于国内生产的相同商品或相同价格的不同商品,已交纳的税额各不相同,所以先免增值税退还已纳税额,然后再征出口增值税,那么任何商品的到岸价+进口增值税=离岸价+出口增值税;国内外商品不含税价的价值则可以表达为:到岸(进口)价格=(入)国内商品价值-征税额,离岸(出口)的价格=国内(销)商品价值-退税额,所以进口价格=出口价格,征税额=退税额,等于国际贸易平价。

    因此,退税并不等同不征税,只不过内销由消费者纳税,外贸由出口商纳税而已。消费者与出口商的纳税额相同,纳税额都是销售价×征税率,区别在于出口商在生产或外贸公司在买入出口商品时都已缴纳了各不相同的税额,是先退还已征税额,再征与消费者相同的税呢?还是直接抵扣已征税额,再征增值税的问题。这与WTO在<关贸总协定>附件二<注释和补充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关于“免征某项出口产品的关税,免征相同产品供内销时必须缴纳的国内税,或退还所缴纳数量相当的关税或国内税,不能视为一种补贴”的表述是一致的,因为先退还已征的税(进项税),再征进项税+增值税与抵扣进项税征收增值税是完全一样的,即外贸(卖)抵扣进项税+征增值税=内贸(买)征销项税。

    枪炮战争是一种赤裸裸的对他国财富的掠夺,而利用税的买卖发动货币战争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掠夺他国的财富,仅仅是以“抢”还是用“骗”的方式有所区别而已。

    “征少退多”和“先征后退”以及“免抵退”是发达富裕国家以人权为幌子,“人性化”继续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现代手段的三步曲。第一步“征少退多”关键是起到陷阱的作用,一旦入套就难以自拔,就不再会思考和研究出口商品“征”和“退”与税买卖的内在平衡关系,因此在“出口退税是国际惯例”、“是为了有利于我国的产品以不含税的价格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为了鼓励出口创汇”、“鼓励多出口的就多退税”等自然错误理论的导向下,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差别退税”成了我国长期以来,调控顺差和平衡财政收支的主要手段。
第二步“先征后退”则主要是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承前是指94年税改后,刚从“退产品税”转为“退增值税”,财政支付退税补贴出口的能力有限,需要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带来货币流动性增加而增加财政税收,让新增的财政收入因币值变化,除了增加工资等维护国家机器运转必不可少的支出外,主要用于补贴出口,仔细研究1994-2001年退税率的变化,对应的出口额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相应变化规律,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但从退税款来源看,还全部来自出口商品内,多退的只不过是部分增值税而已。启后是指“先征后退”把出口商品中的税额先入库与其他内贸税收混合,为2001年入世后,实行“免抵退”时蒙蔽混淆退还的进项税来自出口商品之外施展障眼法。

    第三步“免、抵、退”是让我国对出口补贴最大化。按财税【2002】7号关于“免”增值税,“抵”内销应纳税,“退”未抵顶完税额的规定,实质就是国家除了放弃出口商品中的应征税外,还要用与出口商品无关的其他商品中的税额拿来退税。最致命的是加工越简单,进项税越多,退税越多,出口市场竞争的结果加工类产品出口价格越来越便宜;而“两高一资”产品退税率不断降低,使得国家收购的外汇资产价格越来越高,变成了国家以新增发行人民币的方式补贴出口,使我国最终形成了财政补贴加工产品、新增发行人民币补贴“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格局,这就是为什么2002年全国实行“免、抵、退”后,出口和外汇储备环比同时都在快速增长的根源。

六、建议:

    一、对出口产品实行应退尽退,应征尽征的政策,即“征收增值税、抵扣进项税”。 既让出口产品全部以不含税的价格参与国际市场公平买卖,又消除“差别退税”造成差别补贴所形成的低价竞争;把征税率科学地降到15%以下,降到既减轻企业税负,又比现在的财政收入增加为目标。即使把出口新征的税收不算,光2009年预期发生的退税,财政就可减少支出8000亿元。

    二、明确内销产品由买方还是卖方纳税的目的,既可增加内需,又可缓解社会矛盾。对用于种粮、医疗等一次性消费的化肥、农药和药品等实行由卖方纳税的制度,即对卖方征增值税、抵扣进项税,从价格形成的源头去解决该类商品的销售价,切实减轻农民和病人的负担,使该类商品中内含累计的增值税在最后环节不再转嫁,不要继续由买方——农民和病人缴纳。

    对由房地产商代收、消费者已交纳的税额要全额征收。根据增值税征收转嫁由买方交纳的原理,买房者已实际交纳的税金是售房价÷1.17×17%,但按现行房地产增值税征收规定,却只征售房价×3%的增值税,而购房者除了在房价中交纳增值税之外,还要缴纳一定比例的契税、中介费和评估费。因此,一方面住房成了必须者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住房又成了有钱人投资获取暴利的主要途径,这正是造成当前空房越来越多不合理现象的根源。

    2009年10月14日,

 

 

 

发件人:"Steven L" <steven.leung.cn@gmail.com>  2009-11-15 11:51:0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Fwd: 2009年倒闭潮

广州外贸遇十年来最困难年景

南方日报讯

2009-10-29

    广州昨日召开前三季度经济工作分析会议透露,今年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广州外经贸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目前就前三季度数据来看,广州进出口降幅均好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呈现逐季收窄的回暖趋势。不过,广州市外经贸局局长肖振宇作出判断认为,“企稳向好前途光明,完全复苏道路曲折。”

    据了解,受金融危机影响,今年以来,广州进出口贸易一直呈负增长状态,但好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据海关统计,1-9月广州进出口总值543.83亿美元,同比下降13.49%,降幅比全国、全省分别低7.4、4.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64.25亿美元,同比下降19.04%,降幅比全国低2.3个百分点,比全省高2个百分点,进口279.58亿美元,同比下降7.5%,降幅比全国低12.9个百分点,比全省低11.1个百分点。

    会议透露,目前根据广州外经贸局的预计,今年四季度广州进出口形式将继续好转!不过,虽然外贸趋于好转,但难扭转全年外贸下降趋势。预计第四季度广州进出口总值预计可以实现下降幅度不超过10%。广州市外经局方面表示,接下来政府将继续从政策和扶持力度上,加大对企业的帮助,以渡过难关。

    头三季进出口跌幅逐季收窄

    数据显示,不论是从数据变化、企业订单还是加工贸易合同来看,广州外贸均有继续回暖迹象。1-9月广州进出口、出口、进口降幅比1-6月收窄4.58、1.95和7.45个百分点,比1-3月收窄8.59、1.95和15.76个百分点,显示外贸向好基础不断夯实。

    机电行业出口最“抗跌” 超亿美元出口大户很“受伤”

   从“单科“成绩看,1-9月广州机电产品出口139.86亿美元,同比下降18.13%,比去年同期提高0.73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0.77亿美元,下降9.86%,降幅比上半年收窄近一半,显示广州机电产品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抗跌能力较强。

    与机电抗跌相反的是,广州年出口大户的外商投资企业却很“受伤”。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年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按2008年度出口)的369家大型外商投资企业出口81.62亿美元,同比下降 39.37%,跌幅大于广州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水平。同比下降的企业扩大到285家,降幅39.37%,且年度出口1亿美元以上(按2008年度出口)的特大型43家企业中,跌幅超过50%的10家,跌幅30%-50%的7家,跌幅10%-30%的13家,只有9家企业正增长。

 

复苏乏力难刺激就业 美国失业率将达13%

2009年11月12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警告说,美国目前经济复苏的力度不足以带动就业市场回暖。自从美国政府报告10月份非农失业率创下10.2%这个26年最高记录以来,这是美联储官员首次对美国失业数据做出公开表态。联邦储备银行旧金山分行总裁耶伦认为,如此低的复苏步伐将可能使失业率在今后几年都保持在高水平。

    罗森伯格曾在美林(Merrill Lynch)任首席北美经济学家,今年5月加入了多伦多一家咨询公司Gluskin Sheff & Associates,任首席经济学家。现在他认为,美国的失业率将达到12%到13%。他在周三写给客户的研究报告中说,有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侵蚀着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他强调,这次“大萧条”引起的失业率飙升,只不过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

    他指出,在被正式定性为失业的人口之外,还有空前数量(约900万)的人口进入非全职工作的状态,另外还有很多人干脆放弃找工作,从劳动大军中退出。在罗森伯格发表这些观点之际,美国的就业市场隐约出现了一些改善迹象(如新增失业救济人数下降,新增就业机会少量增长),但失业率仍在急剧上升之中。劳工部 (Labor Department)数据显示,10月份美国失业率达到了10.2%,较去年出现的5%翻了一番,并且是198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其他经济学家曾经提出失业率可能达到甚至超过11%的观点,其中包括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Jan Hatzius)、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教授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但罗森伯格是第一个预测失业率将高达12%-13%的人。他在报告中写道,要不是劳动人口参与率下降,现在失业率已经探及二战后最高水平10.8%了。企业在开始利用失业人口之前,还有大量其他资源可以利用。他在报告中说,所以在衰退结束很久、或许是数年之后,失业率极有可能还将创出新高。这无疑将成为一个重大政治议题。

    但其他人还是远不如此悲观。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拉瓦格纳(Joseph LaVorgna)在周三致客户的报告中就说,失业率可能在年内见顶,然后开始回落。

 

美国监管当局关闭佛罗里达州两家银行

2009年11月14日

    美国监管当局关闭银行Orion Bank和Century Bank,路易斯安娜州银行IberiaBank Corp将接管两家银行储蓄。综合外电11月14日报道,美国监管当局13日已关闭位于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的银行Orion Bank。该行截止10月总资产为27亿美元,储蓄额21亿美元。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实,美国路易斯安娜州拉斐特(Lafayette)的银行IberiaBank Corp.已经同意为Orion Bank储蓄提供支持,Orion Bank的23个分支14日起将作为IberiaBank银行的分支重新营业。

    倒闭的Orion Bank因使用联邦储蓄保险基金将向FDIC支付6.15亿美元。IberiaBank银行还同意承担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银行Century Bank的储蓄,该行也已被监管部门关闭。Century Bank银行截止10月31日的储蓄额为6.31亿美元。
 

英国失业率为7.8%

2009/11/11

    英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 英国10月请领失业金人数增加1.29万人,为08年4月以来最低增幅,预估为增加2万人。英国截至9月的三个月按ILO标准计算的失业人口增加3万人,为08年3-5月以来的最小增幅。英国截至9月的三个月平均所得较上年同期增长1.2%,预估为增长1.5%,9月单独为增长1.0%。英国10月失业率为5.1%,截至9月的三个月按ILO标准计算的失业率为7.8%。

    澳大利亚统计局11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澳大利亚10月份失业率为5.8%,环比上升0.1个百分点,自今年6月份以来首次上升。 据报告,10月份新增失业人数1.11万人,截至10月末,澳大利亚失业人数总计67万人,为2002年1月以来的最高点。

 

韩国海运巨头裁员渡危

2009-11-12

    韩国海上运输行业正处在极不景气的时期,海运界龙头老大韩进海运公司及排名第二位的现代商船公司等都不得不进行结构调整,纷纷跨入了减员行列。

    11日,业界相关报告显示,现代商船公司从本月初起,以2000多名正式职员中的600名办公室职员为对象,鼓励他们申请“希望退职”。所谓“希望退职”就是公司的正式员工在未到退休年龄时,主动申请提前退休,公司则将在应得的退休金的基础上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据悉,本次申请“希望退职”的员工可获两年年薪的额外补贴。这是现代商船自2002年以来首次裁员。 韩进海运也在今年1月和8月以同样的方式两次裁员,总共削减员工170名。 由于海上航运业的不景气,韩进海运公司过去运营的8条欧洲航线中已有6条停运。从今年8月起,现代商船参与的亚洲至美国东海岸的航运也被迫中断。
 

 

 



主题: 转发: 截至昨天2009年11月10日的上海生活物价增长日期: 2009年11月15日,周日,上午10:06主题: FW: 转发: 截至昨天2009年11月10日的上海生活物价增长,天涯上说上海是魔都...

上海生活物价飞长状况

William Gao

2009年11月

1. 石油(升):93#从5.9元涨到6.61元,涨了0.71元,涨幅12%,97#从6.27元涨到7.03元,涨了0.76元,涨幅12%,

2. 羊肉串(串):从2元涨到3元,涨了1元,涨幅50%

3. 出租车(起步价):从11元涨到12元,涨了1元,涨幅10%,

4. 有线电视(月):从13元涨到23元,涨了10元,涨幅77%,

5. 翻斗乐(次):从30元涨到50元,涨了20元,涨幅67%,

6. 房子:涨幅30%+,

7. 金子:从200元涨到309元,涨了109元,涨幅55%,

8. 股票:我不炒股,不晓得行情,

9. 自来水(立方):从1.93元涨到2.2元,涨了0.27元,涨幅14%,

10.明治2阶段奶粉(罐):从189元涨到193元,涨了4元,涨幅2%,

11.老婆婆奶茶(杯):从5元涨到6元,涨了1元,涨幅20%,

12.拉虎酱(福临门):从5元涨到12元,涨了7元,涨幅140%,

13.油墩子(个):从1元涨到1.5元,涨了0.5元,涨幅50%,

14.无锡酱排骨:从16.8元涨到18.3元,涨了1.5元,涨幅8%,

15.动物园门票(张):从30元涨到40元,涨了10元,涨幅33%,

16.面包:从2元涨到3元,涨了1元,涨幅50%;bread talk:从16元涨到20元,涨了4元,涨幅25%,

17.DMC线(十字绣):从1.55元涨到2.2元,涨了0.65元,涨幅42%,

18.阿胶(500G):从178元涨到214元,涨了36元,涨幅20%,

19.散装海霸王火锅系列(斤):从12.8元涨到14.8元,涨了2元,涨幅16%,

20.洋鸡蛋(斤):从2.9元涨到3.4元,涨了0.5元,涨幅17%,

21.五片装白药膏:从9.89元涨至24元,涨了14.11元,涨幅143%,

22.钟点工(月):从600元涨到1100元,涨了500元,涨幅83%,

23.麻辣烫:0.5元的涨到1.0元,1.0元的涨的1.5元,涨幅50%,

24.光明牌酸奶(盒):从8元涨到9.9元,涨了1.9元,涨幅24%,

25.珍宝珠棒棒糖(支):从0.5元涨到0.6元,涨了0.1元,涨幅20%,

26.豆腐花:从1元涨到了1.2元,涨了0.2元,涨幅20%,

27.葱油饼:从1元涨到1.3元元,涨了0.3元,涨幅30%,

28.新西兰进口的黄金奇异果(个):从1.8 元涨到3.6元,涨了1.8元,涨幅100%,

29.大米(斤):从1.2元涨到2元左右,涨了0.8元,涨幅67%,

30.敲个鞋跟:从0.5元钱涨到2元,涨了1.5元,涨幅300%,

31.光明黄油(125G):从6元涨到毛12元,涨了6元,涨幅100%,

32.凉皮:从2元涨到2.5元,涨了0.5元,涨幅25%,

33.生姜:从4元涨到4.5元,涨了0.5元,涨幅13%,

34.工行的电话银行:从免费涨到1元,涨幅100%,

35.婚宴:每年涨幅20%(深有体会。。。。),

36.茶叶蛋:从0.7元涨到1元,涨了0.3元,涨幅43%。

 

 

浙江瑞安疯狂炒作地皮

记者

2009年11月02日

  浙江省瑞安市是一个隶属于温州的县级市,经济算不上全省最发达的,但它的房价可能是全国县城之最。今年以来,瑞安房价更像是坐着火箭向天上钻,在瑞安市安阳新区新广场附近,所有楼盘的价格都超过了3万元。为什么瑞安房价会如此疯狂?它的背后,是一种被称作“返回地建房指标”的红色证件被疯狂炒作。

  所谓返回地指标,又叫“安置留地住宅项目建房指标”,它是国家在征用土地时,按照一定比例返回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国有土地,也就是说,返回地是国家返回给村里的,由村里根据实际情况分配给农民,目的是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出路问题。有些人就把它卖掉。一开始只是在村子内部买卖。但由于这些返回地多数处在城乡接合部,经济价值和增值空间大,一些村民就把“土地分配计划使用证”拿到房屋介绍所出售。

  上埠村所发的一个红证,面积是160平方米,今年2月份的价格是70多万,现在涨到140万,最高曾达到169万元。不少炒家对这样的价格变动已经习以为常,一位姓李的炒家说,它的价格一天一个样。疯狂炒作红证的,不仅有专业炒家、企业白领,甚至公务员、家庭主妇都卷了进来。据业内人士估计,仅在东山上埠村一带就有30亿的资金进入炒地,“全城现在至少有300多个亿的资金参与其中了。”当地一位政府部门人士估算。

卖早点的大婶也拎着包去炒地基

  根据7月末公布的第九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名单,这个并不为许多人所知的小城被排在第20位。而此地房地产市场的火爆程度则令人瞠目,今年年初瑞安开盘的楼价就直奔18500元/平方米。而如今新开楼盘更是以2万至3万的单位价格直逼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如今各种渠道的民间资金被聚集到城东的这几条主干道上,进行着疯狂的“厮杀”。究竟有多少返回地指标流入市场如今已无法统计。据当地房管局团委书记林杰表示,职能部门如今也只能给出一个不完全统计数据,近年来约推出了1500亩返回地。当地人戏称,现在连不少原先村里卖早点的大婶也一大早拎着个包去炒地基(即返回地指标)。

击鼓传花的游戏如何继续下去

  在民间资本的大量涌入,以及部分人群的哄抬下,返回地的交易进一步畸形。对于许多炒家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政策如何确定,而是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如何继续下去。所有人都乐观地认为,自己不会是最后接棒的人。除了本地的炒客,甚至一些旅外的侨民也纷纷将美元、欧元兑换成人民币,或者将国外的店铺变卖,携亲带友参与到火热的炒地市场里。

  目前手持一两千万元游弋在炒地市场中者众多,至少人均都是上百万的资金。事实上,在当地,借钱炒房并不是新鲜事,尤其是眼下地产和资本的红利给了人们充分喜悦的理由,这种想象正支撑着这个城市虚幻的繁荣,也支撑着人们最后的疯狂。更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当地某银行还专门设立了4000亿的资金专供炒地。“假设要贷款300万的,可以先贷到240多万,但是这部分钱不能直接取出,要先放在银行,算3厘的利息。”上述人士表示。

  “银行90%的资金可能都被拿出去炒地了。”当地政府系统的一位人士表示,“我强烈感觉到会出事,会出大事,这个市场都已经是百亿的规模了,要知道这才一个县级市,一个连电影院都没有的地方!”

温州新楼价逼近4万元 炒楼治理剑指公职人员

  记者在采访调查中发现,疯狂的不仅是地基,还有楼市。近日温州开盘的两处房子继续开出令人匪夷所思的价格。号称领跑品质地产的香缇半岛二期在28日开盘,单价38950元/平方米。事实上,5月份一期开盘时就以28000元的天价被抢一空,这一疯狂现象拉开了温州超高房价的序幕,一路涨到10月份有价无市的状况。而近来掷百亿于返回地交易市场的温州下辖县级市瑞安,房价也是高得离谱。25日开盘的天瑞尚城,位于瑞安的一个乡镇塘下,当日亦是以2万元/平方米的价格令人瞠目结舌。

  据了解,香缇半岛此次推出的二期只有两百来套的房子,要求当场缴纳30万元的保证金,但是现场拥挤的人群居然有上万的人数,多半来自瑞安,其中不乏公务员。据在场的人士称,还有几位来自瑞安财政局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

一个县级市全民炒地狂热背后的理性

  今年以来,浙江温州下辖的县级市瑞安出现了全民炒“地基”的现象。不合法交易为什么这么火?狂热背后有理性。首先,发财的机会往往存在于法律保护的边界之外,这是普适的经验,也是中国人从改革开放过程中学到的理性。其次,瑞安当地经济较强,房地产市场本身就很火爆,利益诱因强大。第九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名单,瑞安排在第20位。今年年初,瑞安新盘单价就摸高18500元/平方米,目前新开楼盘更是以2万至3万元的单价直逼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1-16 15:13:51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瑞安百亿资金疯炒地基 当地发文禁止红证流通 ,主题: 致司法部部长吴爱英的一封公开信

致司法部部长吴爱英的一封公开信

陈明熹

2009-11-06

吴部长:你好,

    我们是一群普通的监狱警察,与位高权重的你相比简直如同草芥蝼蚁一般。但是,最近发生在呼市二监的“10.17”案件,让我们心中如怒涛排壑,不吐不快!先贤有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又云: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郑重声明:是监狱警察的使命、责任与荣誉让我们写下这些文字,我们为这些文字负全责。

    吴部长,我们不知道此时此刻你身在何处,想来你一定不在外太空,只要你还在这个星球上你就能看到关于“10.17”案件的报道。这些报道泾渭分明地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宣传公安与武警是如何连续作战抓捕逃犯的,除歌功颂德外还极尽溢美之词;另一类是报道呼市二监的,不但主观臆断而且横加指责。  

     吴部长我们不知道媒体的报道是不是代表你意志,但是肯定是代表着官方的意志,可是吴部长你知道基层狱警意志吗?!他们的愤怒,大多见诸于互联网的各大论坛。兰建国从被害到现在,家属拿到慰问金三万元,保险公司的赔偿六万元,包括你在内的部领导谁也没有去慰问一下兰建国同志的家属,而兰建国同志至今也没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我们想请问吴部长因阻止罪犯脱逃而英勇牺牲的同志不算烈士那什么样的人算烈士?!就在国庆节期间重庆的一名公安干警,因工作时间长,劳累过度旧病复发不治而亡。这名警察的家属不但受到薄熙来同志的接见,而且还得到了100万元的慰问金。  

    吴部长请你不要忘记,兰建国是在与罪犯英勇搏斗时被杀害的,而重庆的那位警察是积劳成疾而亡的。而劳累对于基层一线的普通监狱警察来说是家常便饭,笔者在监狱工作十余年了,因劳累而死在工作岗位上的有好几位,死在上班路上的也不乏其人,可是,从来也没有得到过补偿。不说100万元,就是1万元也没有。全国基层的监狱一线干警,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义愤填膺。因为他们从兰建国的遭遇,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是那样惨淡。笔者这里没有一丝一毫嫉妒与攀比的意思,只是与我的同事及同仁们一样,对这样的不公平感到万分不解与困惑。

   吴部长做为当权者你们可以追究基层警察的责任,如什么监狱管理有漏洞,使高科技装备形同虚设;清监制度落实不到位致使罪犯私制凶器私藏便服这样的违返监规的现象没有被发现;还有什么狱情分析不细密罪犯预谋脱逃没有被及时发现;耳目建设流于形式;罪犯互监制度没落到实处;对了还应该有民警的防范意识不强之类等等。

    中国监狱恶性案件频发,已不是什么新闻了,早就不胜枚举:川中监狱“3.28”罪犯脱逃案、闽西监狱“5.21”罪犯杀警脱逃案、郴州监狱“5.6”罪犯杀警察脱逃案、保定监狱“3.12”罪犯脱逃案、陕西汉中监狱“3.01”罪犯脱逃案以及刚刚发生的呼市二监的“10.17案件等等。

    公平的说你领导的司法部对此这是有过针对性的措施的,不过这些措施大都是“一人感冒全体吃药”的荒唐之举,如:为了杜绝罪犯在狱内使用手机,司法部就下文禁止警察在狱内使用手机,还默许各监狱对警察进行人身搜查。你难道不知道这侵犯了《宪法》所赋予的警察通讯权与人身权吗,做为中国司法行政系统的最高长官,你却带头违宪,却要基层警察严格执法岂不滑天下之大稽。这次发生罪犯杀害狱警抢警服脱逃的案件,你们会不会今后禁止警察穿警服进入监内?!!!

    中国的罪犯改造质量不高是不争的事实,罪犯的改好率决不是你说的98%,也不知道你的数据是哪来的!笔者工作十余年直接管理的过罪犯达三百多人,这些人中重新犯罪的有70多人,重新犯罪率约23%。最近我省发生的大庆“6.26”张永胜、潘荣华受雇持枪杀人案件、哈尔滨“5.5”王厚军抢枪杀人案。这两起恶性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都是刑释罪犯。做为监狱人民警察我们没有履行好的职责,没有改造好罪犯,我们感觉到愧疚,上愧于国家的重托,下愧于人民的供养。

    吴部长中国监狱罪犯改造质量不高的原因你思考过吗?我们可告诉你是指导思想上出的问题,中国监狱所有问题之根源都在于在监狱工作的实际中背离了党的“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针,而是在不折不扣的执行一条“以经济效益为纲”潜方针。

    监狱以大量低廉的劳动力资源进入经济领域,这在中国是有历史渊源的,在计划经济时代监狱基本上是监企不分,监狱生产由国家计划,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监狱生产利润除部分用于监狱必要开支(警察及职工工资、罪犯改造费用等),其余都上缴国家,那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狱是国家的一种特殊的国营企业,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遂步建立,监狱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遂渐处于劣势,直至被淘汰出局。国家为使监狱这一国家机器能正常运转,付出巨大代价建立了国家对监狱的财政保障制度。将监狱的各项必要开支都编入了国家财政预算,由国家财政全额保障,监狱终于吃上了“皇粮”。但是,监狱组织罪犯进行生产劳动,并没有为改造罪犯和为其提供谋生技能服务,反而成为了单一追求经济效益手段。

    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主管部门不但定下高指标,有的领导还公然宣称“交不出票子,就让位子”于是为了落实上级指示,监狱就不断延长罪犯劳动工时,有的监狱罪犯每日劳动达14个小时,罪犯的生产任务也高得惊人,让罪犯不堪重负,使罪犯从心理上对这种高强度劳动有抵触情绪,这种高强度劳动只能加重罪犯的身心负担,却对他们日后的谋生无任何益处。一部分体弱多病的罪犯因不能完成生产定额不能得到减刑而前途无望轻生厌世,近年多起罪犯自杀事件都是这个原因。而另一部分罪犯在高强度劳动的重压下则铤而走险选择了越狱的道路。

    世界上多数国家明文禁止罪犯劳动产品时入流通领域,因为罪犯的特殊法律地位,使他们很难获得应有的报酬,这有违人权法则,监狱低价销售罪犯劳动产品,有违社会公平原则。这种以“经济效益为纲”的潜方针有唯利是图的倾向。实行这种潜方针的结果就是与民争利,只能是养肥一些奸商,却让很多下岗失业人员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与应有的收入。做为司法机关,我们食国之奉禄,本应把罪犯改造为守法公民以保障国家安全,而我们置国之大义于不顾!为一已之私,一单位之私,一部门之私从人民的口中夺食于心何忍。监狱的生产不能是商品生产,这是由于监狱的法律地位决定的,它只能是一种产品生产。尤其是在财政保障体制已经建立的条件下。如果还以经费不足为借口进行商品生产那这理由也太牵强了。

    在当前金融危机日益深化的情况下,监狱还以大量无成本劳动力与廉价产品冲击市场是要妨碍社会稳定的,这与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监狱的不正风气,始于哪里,始于何时,恐怕谁也说不清。但是,监狱风气为何如此之坏的原因却并不深奥,监狱风气之败坏就是由于某些监狱管理部门不执行党的监狱工作的显方针却积极贯彻潜方针。我举例说一件事:某监狱某罪犯以前是黑社会“大哥”,具说神通广大尤其在黑白两道很吃得开,入某监狱狱后也不知怎么的就和监狱某领导成了“亲兄热弟”,于是这“大哥级”的罪犯在监内为非作歹,无人敢管。一些有正义感的警察对此有微词,不几天就被调离了工作岗位,这样几乎使每个基层警察人人都噤若寒蝉汗不敢出。古语有云:官尤器也,民尤水也,方圆在器,不在水,下之所行皆上之所好也。

    吴部长你可知道什么原因让战斗在一线的监狱警察感到失望和悲哀?是麻木不仁的监狱体制;是因循守旧、明哲保身的官本位习惯;是鲁迅笔下“躲进小楼成一筒;管它春夏与秋冬”的卑琐心态;是一直拿着放大镜找蚂蚁的这群“近视眼”们感受不到基层的酸甜苦辣......因为在你们的字典里总是只有“责任追究”的词汇!
一个群体与团队需要正义与责任的力量去激活去凝聚;一个监狱,一个国家执法机关需要社会力量认可时代的英雄;需要用榜样的力量营造警察文化的社会内涵。如果有一天,警察代表公平正义的群体被一种歪曲的意识形态所支配所控制,那么这种流血牺牲给人们的暗示则是------谁叫你点子这么低的?这哪里是公平正义的归宿?又怎能去激励千千万万的执法者的勇气?

    吴部长做为中国司法行政系统的最高首长,你当然不用我教你如何何却做,但是我还是要说现在你应该如何去做,不是为你而是为了中国监狱事业,为了数十万的中国监狱警察。

    首先,你应该立即以组织名义赴呼市二监慰问兰建国烈士的家属,唯此才能告慰烈士的英灵!其次,废除“以经济效益为纲”的潜方针,向全国监狱系统明确“监狱生产是产品生产不是商品生产”,组织生产的目的是为提高罪犯的谋生技能,是为了改造罪犯。而不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第三,把监狱变成一所特殊的学校,借助社会力量对罪犯进行职业培训。组织罪犯学科学,学文化,学技术。并以学习成绩的好坏做为考核罪犯的重要依据。第四,不再给各省监狱局下达劳务创收指标,也不再将落实指标的情况做为考核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

    吴部长如果你真的实现了这种转变,不但可以促使民警素质得到质的提高,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监狱工作的各种矛盾。因为体制的变革可以把民警从简单监工和看守的角色解放出来,而新的管理体制将激发出他们的能力与才华。将为每一所监狱营造出一个公正廉明气氛。罪犯的压力大大减轻了,监管风险就小了,没有了利益纷争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就和谐。吴部长这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

    记得毛泽东同志有这样一句话:“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领袖的思想高屋建瓴,以前我们对问题的研究与解决都是在枝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到了我从体制上解决的时候了,吴部长,再也不能为了那点部门利益让无辜的民警流血又流泪了,再也能与民争利妨碍社会稳定了,再也不能让不正之风在监狱肆意横行了!

 

 

发件人:"zhangxinguang" <zhangxinguang@mail2.xytc.edu.cn> 2009-11-16 22:56:25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抬高贪污贿赂罪起刑点将助长腐败蔓延》(河南张新光稿件)

抬高贪污贿赂罪起刑点将助长腐败蔓延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 教授 张新光

2009年11月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惩治腐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这种决不让一个“蛀虫”存活的零容忍态度,充分显示了我们这个拥有73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彻底根除腐败的坚定立场。然而,近年来不少法学界专家学者和司法实务界官员一直呼吁全国人大讨论修改《刑法》,建议“调整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延长严重经济犯罪的刑期。”

    主管全国刑事审判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近日在给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师生作题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适用”演讲时,对这种“水涨船高”的修法逻辑和“抓大放小”的执法理念作出解释:1979年《刑法》对贪污受贿罪没有具体规定立案标准,司法解释规定起刑点为1000元。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把贪污受贿罪起刑点调整为2000元。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383条,又将贪贿犯罪起刑点提升为5000元。但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几万元的腐败案件,并没有移送到法院;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决。目前贪污受贿几百万元的案件并不算大,几千万元甚至一两个亿的也有。按照《刑法》规定,从10万元到上亿元,量刑区间是一样的。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老百姓会问:“为什么几百万元的案子判了死缓,几亿元的腐败大案不判处死刑?”于是,个案的公正性与司法的随意性之间的矛盾明显暴露出来。基于此,张军提出:“1997年的5000元和2009年的5000元不是一个概念,但立法到现在没有变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刑法原有的一些规定应得到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应跟上形势发展,尽量避免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力较大、执法随意性大、同案不同判等问题的发生,克服一些具体裁判缺乏合理性、公正性。”很显然,张军等人的观点主要是从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一些“技术性难题”来考虑问题的,但却忽略了一再放宽和抬高贪污受贿罪起刑点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从犯罪发生学的角度分析,目前我国已经查处的“千万级”腐败大案,一般都是在政府官员“第一次伸手”尝到甜头后,胆子越来越大,欲望越来越高,最终导致一步步堕入腐败深渊而不能自拔走上了“断头台”。但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贪污受贿罪起刑点从1979年的1000元→1988年的2000元→1997年的5000元,几乎是每隔10年就翻一番。这在客观上不仅为权力寻租设定一个“灰色地带”,而且为腐败分子向执纪执法部门讨价还价提供一个“人情空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时下不少政府官员经常借着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职务升迁、工作调动、子女升学、住院养病等幌子,把下级送来的百字、千字开头的“好处费”,视为“礼尚往来”、“小打小闹”、“小恩小惠”而收入囊中。即使个别官员一不小心撞到“枪口”上,纪检监察部门至多给一个“警告”或“记过”之类不疼不痒的处分,事过境迁“官位照升、级别照提、好处照得、毫发无损”,基本不用担心会“丢掉党籍,降低职务,开除公职,丢掉饭碗”这样的严重后果。久而久之,人们对官场上“送红包”和“收红包”的现象,自然变得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因此,目前我国虽然拥有三支重要的反腐力量(在党内有纪检机关,在政府序列有监察机关,在司法序列则是检察院的反贪局),但是对于这种“细水长流”式的职务犯罪活动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甚至猖獗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惩处腐败犯罪“抓大放小”,助长了“百字号”和“千字号”腐败分子迅速滋长蔓延,促使他们放松了警惕,并产生了侥幸心理,最终导致一些重点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高发。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新县连续担任10年镇党委书记,对县域政治生态日趋恶化深恶痛绝。其中感触最深的是,一旦某个县委书记利用手中掌控的权力,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相互牵连,在社会上无限拓展,把原先制度化、程序化的国家政治组织结构变成了“施恩者”与“效忠者”之间的私人政治庇荫制关系网,自下而上建立起一种反法制基础上的自我封闭运行的“地方性权力实体”和“隐蔽性秩序”,编织起一个上下贯通、左右逢源的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地方官场腐败链”,势必导致党内惩治腐败行为的“自我清除机制”失灵。因为,这种建立在互利性基础上的私人政治庇荫制关系网,是由“施恩者”、“效忠者”、“追随者”、“地方黑恶势力”和国家司法系统的执法人员共同建筑起来的多重保护体系,它可以向上、向下、向左、向右不断延伸,具有“自我复制”功能和不断扩展的特性,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排他性”和抵抗外部干预能力。凡是进入这个“私人政治圈子”的地方党政官员都可以从体制内获得源源不断的最大利益,而那些抵制腐败行为的硬汉子将付出身败名裂的高昂代价,结果导致大多数人不得不遵从“适者生存,不适者遭逆淘汰”的潜规则行事,随机应变地调整自己的行为选择,极力迎合和维护县委书记的个人政治权威和无限膨胀的私欲,致使“好人难做,恶人当道”。

    总之,县委书记在一县之内处在“金字塔型”权力结构的顶端,在其上面,他有足够的“合法性”政治资源和财力资源去贿赂上司以获取庇护,使其上司成为他的“恩主”,而他本人则成为“被保护人”;在其下面,又有一大批为私人效忠的朋党供其使唤,此时他就成了朋党的“恩主”;在其左侧,是从属于他的公检法司系统,作为其为所欲为的保驾护航者;在其右侧,则有地方黑恶势力为其呼风唤雨。这样就把自己控制的地盘变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以至出现了对县委书记“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同级监督太软,法律监督太晚”的被动局面。

    具体来说,向县委书记行贿的第一层主体是其同僚,主要包括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工会、武装部、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等几大县级领导班子的成员(大约在三四十人左右),这些人行贿的主要目的是争夺“肥差”,比如县委常委之间争当“组织部长”一职,副县长之间争当“常务副县长”一职,县长助理争取“转正”,担任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虚职”的年轻干部争取进县委、政府领导班子转为“实职”等等,甚至已经退居二线的“老领导”为其子女就业、职位晋升等原因,也要“丢弃面子、委曲求人”;第二层行贿主体是其下属,主要包括县直委、办、局负责人和乡镇“一把手”(大约在一二百人左右),这些人行贿的主要目的是“争荣誉、保位子、要求提拔、子女就业”;第三层行贿主体是县委直接管理的副科级干部(大约在三四百人左右),这些人行贿的主要目的是“要求提拔”和“调动工作”;第四层行贿主体是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和工商企业老板(由于人员身份复杂,人数难以估计),这些人向县委书记进贡的理由可谓“五花八门”,但他们行贿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样粗略盘算一下,在一县之内仅仅向县委书记一个人行贿的主体就有上千人之多,假若这些人每年只是例行公事的向县委书记“略表心意”(即每次行贿数额控制在“起刑点”5000元以内),全部累积起来也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更何况,还有不少“要求急切”的官员,对县委书记行贿“下猛药”、“出手大方”,这些人行贿的心理带有极大的冒险性、贪婪性和疯狂性。因为,对于众多进贡者来说,向县委书记行贿只是“下毛毛雨”,很难在其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是做一些“无用功”,这样反过来又将助长下属不断加大行贿的“砝码”,最终形成了一个“低政治参与——高腐败发生率——强权威控制——低政治参与——高腐败发生率”的恶性循环。

    当然,除了县委书记之外,对于那些“分管线”(县级领导分工抓线)和“掌管面”(乡镇党委书记负责抓面)的实权派人物,他们也会仿照县委书记的“榜样”和腐败模式,以其掌管权力的影响力构筑起属于自己的“私人政治小圈子”,这样就形成一种“蚁穴化”的地方官场腐败链,以至出现了“地方权力范围的私产化,权力运作的无规则化,统治方式的非意识形态化和以私人政治庇荫网络为基础的朋党组织结构的类苏丹化倾向。”(萧功秦《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地方庇荫网政治》,《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这是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系统性、联动性的地方政权退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被宋代大诗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形象地比喻为“君子斗不过小人”和“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从法理上分析,行贿者与受贿者具有“对向性”或“撮合性”共谋犯罪的特征,并且在法律上共同承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追究责任。所以,当前我国行贿受贿犯罪主体呈现多元性、广泛性、辐射性的特点,行贿受贿手段则趋向多样化、智能化、隐蔽性强的特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对其上级和下属的腐败行为普遍保持一种“知情、有据而沉默”的暧昧心理和极端不负责任的放纵态度。正像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讲话时所指出的那样,“再过几天,就要进入21世纪了。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现在已经揭露出来的有些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实际上已经存在好多年了,却迟迟未能发现,结果愈演愈烈,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有的地方和部门中长期存在团伙性的腐败活动,涉案人数很多,活动范围很大,也迟迟未能发现。还有,有的干部刚刚提拔上来,或者刚刚经过考核考察和‘三讲’教育,就发现有重大问题。……搞腐败的人不可能不露出蛛丝马迹,如果我们工作不深入、不扎实,拖拖拉拉,敷衍了事,甚至粉饰太平,掩盖问题,那就很难发现问题。”(江泽民《推进党风廉正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人民日报,2000年12月26日)这既反映出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长期性,同时也暴露了执纪执法部门对腐败行为反应迟缓、惩治不力的被动局面。

    回想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对惩治党内腐败行为的基本态度就是“迅速反应、严惩不贷,决不心慈手软、姑息养奸”。1952年2月,他亲自下令“砍下刘青山、张子善的头颅”,这对共产党内部的“大员们”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此后,我国通过自上而下的“整党”、“整风”、“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强烈冲击,基本清除了绵延数千年的地方封建宗法制个人政治庇荫关系网。因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共产党人廉洁从政的光荣岁月。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郑重地告诫全党:“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贪污的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么‘万字号’。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好多钱落到了私人或者某些集体的腰包。如果把盗窃公家的财产等等都算在内,那就更要多得多。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403页)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时极力主张:“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陈云同志插话:杀一儆百。杀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经济犯罪特别严重的,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可以依法判死刑?……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明我们的决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自1979年《刑法》出台后,司法解释规定贪污贿赂罪起刑点为1000元,并对“贪污罪”和“受贿罪”设定了不同的法定刑:即前者适用死刑,后者则不适用死刑。这实际上是对行贿者和受贿者可以“免以一死”开了先例。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又把个人贪污受贿犯罪“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起刑点抬高到5万元以上。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第383条和第386条,进一步把个人贪污受贿犯罪“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起刑点放宽到10万元以上。同时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这种“水涨船高”的修法逻辑和“抓大放小”的执法理念,不仅为司法部门“自由裁量”提供了较大的弹性空间,而且为腐败分子“花钱买刑、逃避重判”提供了“地方保护伞”和“法律避难所”,以至让众多“千字号”、“万字号”的腐败分子变成了“漏网之鱼”。这难道不是执法部门提倡所谓“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司法适用”遗留下来的后患吗?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再一次向全党发出警告:“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我个人理解,这一段话的深刻含义和“潜台词”是,当前我国一些地方政权由一群人互相扎堆、互相抱团、互相结伙逐渐形成的私人政治庇荫制关系网和“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已经蜕化成了一种“局部性的和平演变”。正如美国政治评论家从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的结论:“一个政权,一种已经确立了的制度,极少是被革命运动所推翻的;它通常都是由于自身的虚弱和腐败而倒塌的,革命运动随之在这片废墟上兴起,接管了已经成为真实的权力。”(伍天冀,杜红卫《政治的智慧:中外政治格言集萃》,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国际外部环境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大敌当前人们应当“放狠话、鼓士气、抖精神”。然而,作为主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大法官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建议提高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以免浪费司法资源,节约执法成本。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孟子?滕文公上》)可以预见,地方各级法院的执法人员得知大法官张军发表“抬高贪污贿赂罪起刑点”的言论后,在司法实践中肯定会对腐败分子“宽大处理”。说不定,那些已经犯事的贪官正在偷着笑呢?!

    通信地址:464000 河南省信阳市谭山包?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张新光书记/教授收,联系电话:013939708336(手机)/0376-6392861(办)/6393322(宅),电子邮箱:zhangxinguang@mail2.xytc.edu.cn /zhangxg482@163.com。

 

 

 

发件人:"quankunyidian" <quankunyidian@126.com> 2009-11-16 17:35:16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投稿

我所看到的柏林墙倒塌以来的历史

曹久强

2009年11月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了。东欧巨变了,苏联解体了。长达数十年美苏争霸的世界冷战格局结束了。正如某些人宣称的那样,资本主义取得了对于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美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了颇具争议的“历史终结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资本主义也终结了在他看来极度邪恶的共产主义。

    从1989年到现在,弹指一挥间,20年过去了。世界是不是真如某些人宣称的那样,资本主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以西方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就成了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呢?毫无疑问,现在谁都没有这个勇气如此宣称。因为,柏林墙倒塌以来的历史并没有给他们充足的勇气。

    事实上,柏林墙的倒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从此变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资本主义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以前的老对手苏联不复存在,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可以说,美国凭借自己的实力拖垮了苏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那一刻,世界资本主义有理由可以高兴,有理由自豪。但是,以后的历史怎么样呢?事实上,柏林墙的倒塌并不像某些人夸张的那样,资本主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因为世界上还存在好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某些人看来,中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但是,中国依然保留着庞大的国有企业,马克思的理论依然占据着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朝鲜、古巴越南依然维持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尼泊尔的毛派上台执政了。因此,要说共产主义完全失败只能是自欺欺人,并不是世界现实。另一方面,即使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对于马克思的记忆依然存在,不管世界如何变化,马克思主义永远会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思想留在世界。人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可以承受时间与历史的考验,会永久的影响人类社会。至于某些人幻想抹杀它的影响,这只能是徒劳的。现在不就是因为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著作一度流行起来了。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尚未完全失败,资本主义依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

    同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东欧与原苏联地区的人们并不是像某些人宣称的那样,进入自由民主社会的天堂。相反,这些国家的人们承受的是十多年经济转型的巨大痛苦,特别是西方引导的休克疗法使很多国家人民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结果是,很多国家动荡不安,经济下滑,国内形成了权贵资本。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并没有像某些人宣称的那样进入美好社会,反而几乎跌下了“地狱”。所谓的自由选举带来人民的只是一个漂亮的虚假程序,人民一无所获。今天对于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民意调查显示,他们对于所谓自由民主的热情已经大大降低了。人们在亲身体会的所谓自由民主社会下得到了这样的切身体会。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引入西方所说的自由民主,也没有带来显著的效果。相反第三世界国家引入所谓自由民主后,政局动荡不安,贪污腐败横行。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幸福,相反,甚至加剧了他们社会的恶化。于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愈加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的怀疑。这种现状,连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都不得不承认这些国家的自由民主非常失败,称之为被阉割的民主化。

    在世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地区,以亚洲四小龙为例,他们经济起飞都是在不民主的时候,现在新加坡还保留着权威政体。事实证明,在不民主的国家,经济起飞依然是可能的。而世界其他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经济并没有多大起色。西方宣称的自由民主制度再次引起世人的怀疑。

    现在,美国次贷危机为标志的世界金融危机,随着几大美国投行的倒闭,以及美国华尔街拿着纳税人的钱给少数人滥发红包,资本主义从经济到道德层面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某些人眼中的独裁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却显得生机勃勃。于是人们发明了北京共识,很多人认为北京共识应该取代华盛顿共识。世界资本主义再次受到了挑战。

    今天,再也没有人自豪地宣称资本主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已经无人问津。资本主义也没有兴趣在今天柏林墙倒坍二十年纪念日重提他们的伟大历史时刻。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面对次贷危机的时候,也打出了国有化的旗帜,甚至连资产阶级的代表之一,格林斯潘也不怀疑国有化是对抗危机的必要。以美国为首,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国有化企业正在付诸实现。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做他们以前反感的社会主义行为。因此,可以说,柏林墙倒塌以来的短短二十年,资本主义并没有用实践证实他们的巨大优势,反而证明了资本主义让很多的前共产主义国家误上贼船。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柏林墙倒塌二十年,是广大人民被愚弄,少数人暴利的二十年。

    然而,柏林墙倒塌二十年以来的历史正在证明着一个新的,不同于西方的伟大前途。那就是中国正在走的北京共识。这个北京共识就是初级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朝着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与完善、发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前进。也就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正在向一个完全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前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前途上前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正在终结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我相信再过二十年,到了柏林墙倒塌四十年纪念日的时候,这一点会更加清晰。

 

当今崇洋媚外逻辑的起点与根源

曹久强

2009年11月

    “你看看你口袋中别的钢笔、你脸上戴的眼镜、你手里捧的保温杯,你再看看这个房间里的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哪一件东西不是西方人最早发明的?然后你再想想,我们人类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我们现在谈话所必须遵守的逻辑学,哪一门学科不是西方人最早开拓的?而中国古代文明为人类贡献了什么?不过是女人的缠足和男人的辫子,不过是酸腐的儒家学说和刻板的八股文!”这就是出自我国一位少校的口中。这就是当前中国一些崇洋媚外的典型。

    但是,这些类似的人从没想过。今天我们用的导弹,其中关键的炸药首先产生于中国。以前的四大发明似乎没有人记得起了,这些都是成了老古董不值得一提。现在崇洋媚外的国人就知道现在自己使用的东西。殊不知以前的四大发明也是古代世界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的东西在两百年以后也许就成了老古董,没有人还会直接记忆起。而我们现在的某些中国人就是这样的起点思考的。

    还有,在我们在汉朝、唐朝强大的时候,中国的男人开疆扩土,那时的中国男人显示出远胜于西方男人的姿态。现在的国人是不知道这一点的,只要看到现在中国的贫穷,就说中国男人不如西方男人。这也就是某些中国人的思考起点。

    一个人的思考是如此的狭隘,也是如此的无知,恐怕是今古奇观吧。崇洋媚外的人,他们有的是论证西方科技发达、经济发达的案例,毕竟西方在经济、科技上确实走在中国的前面。问题是,对比不能这样对比。因为每个国家都强盛的时候,也有衰落的时候,不能只是单方面看到别人或者自己的强盛与衰落。因为,在汉朝、唐朝、宋朝的同时代,中国的科技远胜于西方。虽然,英雄不提往日勇。但是,今天西方强于中国的时刻也会成为过去,也会成为历史,是不是以后的西方人也像今天的中国的崇洋媚外的国人一样对中国盲目崇拜呢。也可以肯定的。每个时代都会存在一些极端、幼稚、无知的人。这一点不奇怪。

    但是,今天中国目前的崇洋媚外之人数量之大、人数之多确实超出我们的想象。像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居然有这么多无知、幼稚、可笑的国人,本人确实感到吃惊。在我看来,古老中国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应该让我们的国人比外国人更加的理性、理智,但是,我错了。现在的国人很多早就忘记了我国的传统文化,沉迷在现代物质社会。一种浮躁、无知、幼稚之风笼罩在很多年轻的国人身上,这就是时代的悲剧。

    这种悲剧更加深刻的根源在于近代中国百年的衰落很多人像以前的救亡图存的老前辈一样,错找原因。把西方对于中国的优势看成是西方人对于东方人的优势,把所有的失败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殊不知,中国近代百年对于西方的落后是社会制度的落后,是封建社会必然不如资本主义社会的落后。

    但是,肤浅的某些中国人把衰落归结于人种、文字,就像胡适所说的中国人只有说英文,全部采用英语才能救亡图存一样极端。于是,这样的殖民地人的心态依然存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汉奸周作人这样的作家给人捧上时代文学前沿一样,一股庸俗、势利、堕落的文学风气与思想充斥着国内思想界。于是,刘晓波鼓吹中国要做三百年殖民地这样的奇谈怪论充斥社会,这样的思维造就了很多的文化翻案。白毛女应嫁黄世仁也就横空出世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势利、庸俗、堕落的文学风气与思维就这样成功在中国复制,成为崇洋媚外人群的强大的精神支柱。这就是越加造就了更加庞大的崇洋媚外人群。

    正是在这样的深刻的历史背景下,在这样的崇洋媚外风气、逻辑起点上,崇洋媚外者理直气壮的发表他们那些洋洋洒洒的豪言壮语。于是,不断雷到了不少中国人,让人极度吃惊与不可理解。但是,在这样的豪言壮语下,并不会是真正的理直气壮,相反,越加显示这些人的极端、幼稚、无知。

 

 


发件人:"quankunyidian" <quankunyidian@126.com>  2009-11-16 00:40:2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市场经济与私有制之再辩

----答左派同志的质疑

曹久强

    我写的《市场没错,错的是私有制》一文在乌有之乡发表,很多左派同志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提出了一些质疑。再次有必要作出陈清,有助于对于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有个更加清醒的认识。

    首先,市场存在的必要条件有两个:一、个人或者集体存在剩余;二、存在交换的必要。只要有这两个条件就会存在市场。因此,在原始公有制社会的时候出现了集体剩余的时候,集体之间的交换就会产生,也就是说市场就出现了。因此,私有制不是市场的起源,也不是市场的决定性因素。当然,私有制的出现使原始的集体交换扩大化,市场更加清晰了。可见,人类社会先有交换,先有市场,后才有私有制。市场的产品交换其实就是互换劳动,也就是一种分工。分工并不是产生于私有制,在公有制的集体劳动中就存在了分工。比如,妇女管家,男人出去打猎就是劳动分工。可见,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都会存在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也不是市场的起源的,也不能决定市场。市场的出现使人类的分工不再局限于集体,而是进一步社会化,分工从社会角度来整体实现了。

    市场的出现,于是也就出现了商品经济,但是不属于今天的市场经济。以集体为单位的公有制下的集体交换就是公有制的商品经济。因此,并不是私有制才导致了商品经济的出现。公有制同样存在商品经济。在人类的原始社会,公有制时期就存在过商品经济。只是这时的集体交换比较少,不太显著,没有明确的记载而已。因此,私有制不是决定商品经济的因素,也不是决定市场经济的因素。相反,市场的出现决定了商品经济的出现,市场经济无非是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时代进一步的扩大而已。

    同时,私有制不是客观的。因为私有制只是人类的一种生产组织。它有客观的材料构成,比如产房,但是,人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的思想有主观属性,于是私有制也就具有主观属性。又由于人的主观反映客观,私有制也会反映客观。

    私有制作为一种组织就跟上层建筑一样是后天的产物,也就是人的后天主观产物。私有制存在了几千年,这种存在只是构成的客观材料曾经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存在过。就好比上层建筑的奴隶制国家,曾经上千年存在于世界,但是,我们不能说奴隶制国家是客观的,最多只是它的部分材料是客观的。因此,私有制是后天人为的主观意志导致了产生,就好比阶级意志导致了国家产生一样。可见,我是从这种角度来说明私有制是主观的产物。

    又因为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但是,这种手段必须由人来实现。而人在现在主要以经济单位为基本组织来实现的。因此,市场与私有制的关系就不难理解。因为私有制是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基本市场执行主体的表现形式。在当今世界,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国企,也就存在公有制企业,但是,这不构成他们经济的主要细胞。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的私有制企业,但是,我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公有制企业。因此,西方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内部存在公有制企业,中国公有制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部存在私有制企业。这些并不不是不可以同时存在的。

    至于家庭小作坊,作为一种较小的经济生产单位。由于他们很小,在经济中不甚重要,又比较独特,于是才把他们分开。由于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基本上没有雇佣他人,其实他们本质上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公有制经济组织。他们不存在剥削,因为没有爸爸剥削儿子这一说。家庭作坊的收入都是家庭集体使用,家庭集体劳动,集体收益,因此,他们其实就是小的集体生产单位。

    至于人类现在为什么是社会化生产。这一点不难理解。人从根本上来讲都是社会人,一个人无法单独生存下去。但是,在原始社会是集体生产,那时社会不发达,社会化程度不高而已。奴隶制社会是庄园生产,同央视社会化程度不高。封建社会是家庭生产,同样是社会化程度不高。今天的社会化生产无非是今天社会联系加强,社会化程度比以往更加高而已。因此,才把当今的生产称之为社会化生产。

     对于公有制企业的国企,我一直强调国企是特殊的集体企业,它在表面上属于全民,其实本质上只属于国企工人。国企的建立无非是国企工人借全民的钱生产而已,只有对全民的借款有还本付息的义务,其一切生产经营基本上是国企工人集体自己民主决定而已,根本不管没有参加他们内部生产的其他人的事。

    对于有人认为社会公有制必须是计划经济,这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误解。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商品变成产品的时候完全可以做到计划生产,计划销售。比如,当衣服成为产品,人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购买,这样衣服成为产品。每年全民的衣服需求总量基本就确定了。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经济下就只会生产这个基本总量的衣服。特别是未来信息化的发展,每个人衣服可以个性化定制,那么全社会的衣服生产不就实现了精确的计划生产了吗?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实现计划生产,当生活商品都变成产品时,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就成了社会的计划经济。因为所有的产品都是个性化定制精确生产的。因此,传统的计划经济并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是对于计划经济的误解。只有社会主义的产品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

    在公有制企业中,企业的目标不是什么收支平衡,这只是太肤浅的表面。关键是实现企业工人集体利益最大化。在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自然就会量入为出,做到收支基本平衡。这样就把集体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把集体的眼前发展与集体发展结合起来。这才是公有制的核心发展目标。因此,人类在原始公有制的时候就会存在市场,但是不是市场经济,只是商品经济。在毛泽东时代也有市场,也有商品经济,但是不属于市场经济。只有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而且是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未来成熟社会主义的经济必然是完全公有制下的市场经济。这就是我们未来的目标。随着完全公有制下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变成产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计划生产,也就是到了真正的计划经济时代。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0-09 10:16:17 +0800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L_标题: 转发: 耶鲁校长:“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

中国大学最本质、最丑陋的各个层面

穆然

2009-09-26

    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了多少年了。中国的教授只是把教授当成一个职业,而不是当成一个事业。教授干了一辈子,自己没有培养出对专业的兴趣,尤其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几乎没有观点,他们有的只是对毛泽东的情感,恨的和不恨的,爱的和不爱的,崇拜的和不崇拜的。他们只具有阶级斗争的思维,他们只会把与毛泽东思想不同的观点视之为反动。面对思想,他们无能无力。面对现实,他们犬儒。面对金钱,他们疯狂一拥而上。面对学问,他们一无所有。面对学生,他们没有任何愧疚之心。面对自己的良心责任,他们选择逃避。面对过去的历史,他们不忏悔。他们只有利益和争斗,如同一个年老的狮子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地位。今天,他们退休了,退出历史舞台了。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

    中国的校长就是官员,而不是教育家。一部分人甚至是腐败的高手。施密德特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大学校长和地方官员一样,地方官员的腐败大学校长一个都不少。他们把大学当成自己腐败的战场,腐败的阵地,他们以公权谋私权不但不比地方官员差,而且更为严重。地方官员的腐败影响社会的公平,大学校长的腐败不但影响社会公平,而且还影响大学生纯洁的心。以大学评估为例,学校评估时大学校长竭尽所能亲自造假如纵容下属造假,下属又让学生造假。评估优秀,好处都是校长和处长的,普通的教师和学生把长出一口气算是对自己的奖赏。校长得到了名誉,失去了民心。学生纯洁的心在评估中一次一次地被污辱,被玷污。学校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大学不可能成为大学,不但如此,还使得大学成为社会腐败的酵母。在大学里,学生别的没学会,就学会了作假。这样的大学校长,离教育家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退休之前,校长们也安排后事,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施密德特把新旧中国作了一个对比,得出的结论让我感到汗颜:"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新中国一个教育家都没有!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政治家、意识形态专家、企业家。他不无讽刺地说:有着十三亿人众的孔孟之乡没有一个教育家!

    这样的教授、这样的校长培养的是什么学生呢?文科教授把当自己当成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实际他们从来不知真理是什么,他们只知道权力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权力。他们的梦想就是永远站在真理与正确的一面,实际是他们一直想站在权力的一边,权力这棵大树好乘凉。他们从不想反省自身出了什么毛病,他们从来不会自我思考,他们偶尔的自我思考就会把自己吓一跳。他们把学生当成自己灌输所谓真理和正义的工具,实际上他们是想把学生变成权力的奴隶。他们只告诉学生结论而不告诉结论是如何得来的,只让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把爱提问题的学生、表达和教授观点不一致的学生当成有问题的甚至是反动的学生。

    理科教授把学生教成将来到社会赚钱的工具,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成为自己赚钱的工具,现在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都把自己导师称老板,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学生自己能够细细品味。无论是文科教授还是理科教授都为学生培养成机器人,或为培养机器人而努力。就是不培养、不想培养、不能培养、不会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人。施密德特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与人文教育的缺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

    造成这种情况的,有大学自身的原因,也有大学之外的原因。大学之外深受官本位体制之害,大学之内也不是学术自由的避风港。说来说去,都是体制惹的祸。所有的在大学的人都想当官,当官的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那就叫一个狠,知识分子之外的人整知识分子,整的是肉体,知识分子当上了官再整知识分子,整的是灵魂。一个普遍贪恋权力、爱好权力、争夺权力的大学,哪能安得下一颗搞学术的平静的心呢。施密德特对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权力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没有把教师当成一个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学术本来应该是自由的,学术本来不应该是被计划的。可是现在的大学,哪里来的学术自由呢,来的都是学术计划。课题的申请和结项被权力计划着,每年发表的论文被权力计划着,每年发表的刊物被权力计划着,每年的课时被权力计划着。教师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学术时间,不能按着自己的兴趣和学术方向去研究。一个一个又一个有计划的教学团队,一个又一个有计划的科研梯队,一个又一个有计划的学术梯队,一切的一切都是计划好或被计划的,安排好的,布置好的。在梯队才能活得好,在梯队之外的就类似被忽略的社会弱势群体。对此施密德特得出的结论是:"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中国的教育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大学越来越多,大学越来越大,大学越来越有了想与世界其它大学相比较、相媲美的雄心壮志,中国想让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实际上是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中国的大学是大了,中国人的心灵却缩小了。中国的大学容不得世界其它的文化和文明,缺少对世界其它文明应有的尊重。对人的价值的颂扬、对自由的渴望不但没有被激发,反而被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挤压得几乎没有了交流的空间和渠道。经济的成功,大学的做大,并不是成功的标志,有大楼没大师是中国大学永远的痛。硬要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且引以为骄傲,在施密德特看来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按着这一标准,施密德特认为"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他的话难听,难听也得听。他的话可能狠狠地抽了某些人的嘴巴,抽了也得受着。他的话打了某些人的左脸又打了某些人的右脸,打了就打了。他的结论可能过于武断,他的批评必须重视。

 

 

发件人:"Steven L" <steven.leung.cn@gmail.com>  2009-11-15 11:51:0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d: 2009年倒闭潮

中国教师缘何罢课频频

steven

2009年11月

    中国的教育界也出现了严重分化。教育部长周济为什么下台?可能与近年来教育部门出现的问题有关。近年来教育系统劳动权益受到极为不公正的待遇,一些大城市的高校教师靠课题费竟然能购买上千万的豪宅,中学教师靠补课年收入也能达到上百万,而那些民办教师因工资拖欠、不同等待遇等,早已用无数次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痛苦、愤怒和绝望。请看下面之事例:

2009年11月10日,成都外国语学校教师复课,8日下午,学生陆续返校。11月5日成都外国语学校等校教师因不满工资待遇聚集维权。
2008.12.09  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教师罢课
2008.12.09  湖南省涟源市2000多教师罢课
2008.12.09  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中小学教师自发请病假一天
2008.12.09  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教师集体到政府提交请愿书及抗议书
2008.12.09  湖北省枝江教师罢课
2008.12.08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教师罢课
2008.12.05  湖南省新邵教师罢课
2008.12.01  湖南省邵东县3000教师大罢课
2008.12.01-3 湖南省隆回县教师教师大罢课
2008.11.27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教师罢课
2008.11.26  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教师罢课
2008.11.24  陕西省宁强县数百教师上访
2008.11.24  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教师罢课
2008.11.20  江苏泰州泰兴部分学校罢课。
2008.11.18  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先市中学、大桥学校、佛宝学校等罢课
2008.11.17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教师大罢课
2008.11.17  广西自治区钦州市某幼儿园教师罢课
2008.11.13  重庆市永川区退休教师上访
2008.11.13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教师罢课
2008.11.12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500余名教师上访
2008.11.12  湖北省潜江教师大罢课
2008.11.11  湖北省潜江周矶中学罢课
2008.11.10  重庆市永川区退休教师上访
2008.11.10  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罢课
2008.11.10  陕西省安塞县教师罢课
2008.11.06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教师大罢课
2008.11.04  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县教师大罢课 
2008.11.03  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教师大罢课
2008.11.03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数百教师上访
2008.11.03  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教师罢课
2008.11.01  重庆市永川区退休教师上访
2008.11.01  重庆市綦江县教师千人签名
2008.10月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机投中学罢课
2008.10.   成都市武侯区也有学校罢课
2008.10.XX  山东省新泰市青云办事处教师罢课 
2008.10.28  重庆市江津区部分学校罢课
2008.10.28  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的老师罢课
2008.10.27  左右重庆市荣昌县小规模罢课
2008.10.27  重庆市万州区部分学校罢课
2008.10.27  福建省南平市政和县部分乡镇中学老师罢课
2008.10.24  重庆市江津区退休教师上书请愿
2008.10.23  重庆市綦江县教师大罢课
2008.10.23  重庆市大足县小规模罢课
2008.10.23  重庆市璧山县小规模罢课
2008.10.23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部分学校罢课
2008.10.22  重庆市长寿区教师大罢课
2008.10.21  旬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教师罢课 
2008.10.21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决山初中全校罢课
2008.10.17  重庆市永川区教师全体大罢课
2008.10.15  四川省绵竹大规模教师罢课
2008.10.13  四川省什邡大规模教师罢课
2008.10.13  四川省华蓥大规模老师罢课
2008.10.09  四川省资中县大规模老师罢课  
2008.10.09  四川省广安区老师罢课
2008.10.08  重庆市铜梁县教师“非正常上访事件”
2008.10.07  辽宁省大连长兴岛教师罢课 
2008.10.06  邛崃大规模老师罢课
2008.09.23  四川省郫县大规模老师罢课
2008.05.08  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浦南镇教师罢课
2008.04月  舞钢集团一高老师罢课
2008.04.25  安徽省阜南县数百位高中教师大罢课
2008.04.18  广东省南海九江城区中心幼儿园40多名老师罢课
2008.04.16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无编教师罢课
2008.03.04  深圳市22公办幼儿园集体罢课
2008.03.04  广东云浮市区学校大罢课
2008.03.04  广东省惠州市教师罢课
2008.03.03  江苏省徐州市撷秀中学老师全体在学校操场静坐罢课
2008.01.15  湖南省重点中学隆回一中全体教职工罢课
2008.01.09  辽宁省辽河油田教师罢课
2008.01.04  湖北宜城城关中学等教师罢课
2007年底   四川省攀枝花老师罢课
2007.XX.XX  四川省射洪县教师罢课
2007.12.24  湖北省随州市教师罢课
2007.12.10  内蒙古乌海市1、2、4中教师罢课
2007.11-12月 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大罢课
2007.11-12月 重庆市江北区教师大罢课
2007.11-12月 重庆市巴南区教师大罢课
2007.11.27  重庆市丰都县教师罢课
2007.11.26  重庆市渝北区教师大罢课
2007.11.26  重庆市巴南区教师大罢课
2007.11.24  吉林省德惠市万名教师罢课
2007.11.19  贵阳市南明区都市路小学多名教师罢课
2007.04.09  甘肃省白银公司3000教师集体罢课,
2007.04.03  黑龙江省伊春市乌马河区的教师罢课
2007.04.02  山西省霍州市煤电集团公司教师罢课
2007.04.02  广东省英德市教师罢课
2007.03.30  吉林省扶余县教师罢课
2007.03,   重庆市秀山县教师罢课
2007.01.26  泰安市岱岳区全体教师全罢课
2007.01.01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教师静坐
2006.12.11  山西省太原化工集团下属5所学校500余名教师罢课
2006.09月  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县教师集体罢教事件
2006.09.10  翔安一中初中部教师集体罢课
2006.06.13  南昌市迎宾大道象湖实验学校
2006.05.22  四川省金堂县300多教师罢课
2006.05.22  山东省滕州市22中等教师罢课
2006.04.XX  西藏日喀则一县中学内地老师集体罢课
2006.04.17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煤公司直属中学罢课
2005.08 月  马鞍山、宣城教师罢课。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当今中国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们对他们的生存状态是何等不满!然而,迄今为止,当局事实上并没有任何实质性措施来改变这种极不公平现状——虽然,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大富翁”;虽然,政府可以斥资几千亿人民币办一届“令世界人民满意”的奥运会;虽然,“人民公仆”每年公车消费4000亿元左右,公款招待吃喝玩乐2000亿元左右,公费出国3000多亿元左右——以上“三公”消耗共计9000亿元左右……然而,一谈到教师的待遇太低问题,却毫无例外地哭穷!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0-30 15:22:3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参考 西村烟树

中共十七大与中国政治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  蔡定剑 等

2009-10-28

   2007年十七大召开前夕,由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主办的“十七大与中国政治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邀请了法学界、社会学界、经济学界以及政治学界众多知名学者参加,会议对十七大如何提出中国政治改革以及十七大后中国政治发展作出了精要的分析。中心的执行主任蔡定剑教授主持会议。会议主要内容纪要如下,现予发布: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政治方面现在有两个重要的进步:一个是政治性犯罪,现在判无期徒刑的会有,但处死刑的没有。这一点不同于中国古代,古代杀人无数。第二点,中国古代领导对人之间的政治斗争绝对是你死我活的,如秦朝的文字狱等。中国现在下台的领导人很多,从华国锋开始,但没有一个被整死的。这一点很重要。中国还有很多其它进步,但这两点比较明显,对中国社会有很大影响。同时,中国现在不管是贫富差距也好,百姓与政府的冲突也好。都是一种前进过程中的问题。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善,绝对值在增进。还有权利问题,三十年前,老百姓没有权利,现在老百姓都要维权。所以不管贫富差距还是政治斗争,只是一种发展中的问题。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至于十七大对中国的影响,应当是中央当局权力的巩固。如果中央当局权力不巩固,要想在中国做什么事,会很难。但将来究竟会怎样,我也有怀疑。

  从经济方面讲,我感觉中国经济迟早要出问题。原因在于,从技术上讲,就是收入的巨大不平衡,宏观与微观都不平衡。还有金融危机的问题,金融危机迟早是要来的,而我所关心的是金融危机之后会怎么样。现在我国银行觉得很安全,因为存进来的钱多,取得钱少,银行存款的增加每年都超过了国家GDP的增加,呆帐、坏帐等问题虽然都很多,但暴露不出来。而现在存款在减少,再加上外资银行,还有一些地下钱庄的竞争,问题就可能爆发以致引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就会发生通货膨胀。金融危机也不可怕,比如其它国家也发生过金融危机,但发生之后过几年经济还是超前发展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没问题。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在增加,技术上自给的创新很强,如上海上百万千瓦的大发电厂以及远洋船的柴油发动机,这些说明中国技术上的创新与30年前完全不同,在世界上很有竞争力的。即使有金融危机,也不可怕,过三年五年之后,经济就又上来了。暂时只说这么多,开个头。

  李楯(清华大学教授): 如果中国经济还这么好的发展,还需政治改革吗?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因为分配很不公平,而且百姓跟政府的冲突很多,特权问题严重。还是需要政治改革的。

  李楯(清华大学教授):我国经济确实在发展,但经济中的问题十几年来一直没有解决。以前的改革先捡容易的改,剩下几根硬骨头给朱镕基,却一块也没啃动。现在中国政治与经济已经处于胶着状态。主要有以下的问题:首先,我们面对的是计划经济之后形成的利益分化,但利益冲突缺乏制度化的保障。虽然现在强调经济的创新能力,但我们在制度上缺乏创新能力。我不期待一种一次性的变革,而是逐步的渐进式的改革。 第二点,权力不受制约,形成一种制度性犯罪。第三点,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缺乏一种共同的价值认可。第四点,政治方面的问题。党什么都管,但政令不出中南海。症结在哪?在于政治上没有一个结构性的调整,经济增长并不能证明政策是一个好的政策。

  因此目标转化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改革三十年之初的目标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发展。我们国家忧患意识比较强,所以我们国家过去发展的基本目标是一种拼比、赶超。而现在则提倡以人为本,发展的目的在于造就一种人人都舒适的生活环境,如果能真正实现,就不会单纯的赶超,追求经济发展。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这种转变,是一个问题。要做到这样的转变,需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官员问责制度的建立,也就是中共中央和谐社会的四个机制能否解决的问题。进一步说也就是我们能否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经济问题。能否建立覆盖面广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问题,解决住房问题等。

  二、党管什么,怎么管,应当进一步明确。党只管到政府,是否可以不管事业单位,党管干部管到什么程度,是否只管军政、国防等。而党的执政部门能否在宪法与法律框架之下活动,应当细化。

  三、应进一步落实宪法。应逐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保障言论出版权,逐步允许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应建立具体的、细致的保护与规范的制度。四、应逐步开放非政府组织。放松标准、允许注册对政府有好处,使很多地下组织合法化。五、关于公民人身、自由的财产的权利都应当由司法程序来解决。六、司法独立、选举制度、改进人大、政协体制等,建立一个符合善治原则的政府决策机制。 最后,要走出这种改革的胶着状况,现在该考虑不仅单一的小的制度的改革,应当考虑迈出具有本质意义的政改一步。

  郭道晖(中国法学会): 现在的社会矛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理论论争也很激烈,如关于民主、一体化问题等。关于社会主义,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以社会至上为本位,是与国家主义相对的,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


  关于和谐社会,我们之所以提和谐,就是因为现在不和谐。我们现在存不存在阶级?剥削阶级?现在的斗争是不是具有阶级性的斗争?中国现在的工人被边缘化,农民被边缘化,分配极大的不公平。最近国家群体事件平均每天100多起。我们的经济在发展,但不是全体得益,工人农民却没有得到改善。国家的官僚不是腐败,而是反动,基层的政府为所欲为,使政府成了镇压百姓的工具。剥削的时候不讲和谐,而当被压迫者反抗的时候再讲和谐社会,有些不合适。


  如何看待今天的社会斗争?现在的政府分配到底是走的什么路线,作为一个政党,具有阶级基础,代表一个阶级,但作为执政党,应当代表全民。共产党首先代表工人阶级,应当考虑社会保障问题,改变工人阶级、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的状况。

  还有就是贪污腐败的问题,比如陈良宇带病提拔的问题等。反贪污被党所垄断,不依靠老百姓,百姓反贪污只能做地下工作。因此必须改革党管干部的问题,要真正保障检举人的权利。要开放言论,现在干部不怕上告,只怕上报。不应是党管干部,要人民管干部。我们现在的党管干部也不是党员在管,而是党的领导人在管。这也是个问题。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 茅老师讲的进步大家都看得到。从历史发展来讲,任何变革的时候都会出现左右交替的状态,如东欧、北宋时期。在北宋的时候,王安石左一点,认为要国家垄断;司马光右一点,认为不要与民争利。但是,专制条件下的左右波动跟宪政条件下的左右波动却不同。百姓是既希望有自由,又希望有福利的。如果是宪政条件下的左右波动——如东欧剧变,向右摆时,百姓的福利减少,但自由增加了,向左摆时,百姓的自由减少,但福利增加了,所有国家共同特点就是政府财政困难。再看中国的20年改革,向左摆,政府扩权,但政府责任不增加,向右摆,政府推卸责任,但权力不减少;关于公民的权利,向左摆,百姓福利不增加,自由却减少,向右摆,百姓自由不增加,福利却减少;反映在财政方面来讲,左的时候,政府拼命增税,但不增加百姓福利,如94年分税制,税收像滚雪球一样增加,恰恰这个时候我国的公共卫生急剧滑坡。目前的政策又左一点,强调大政府、财政集权,增加宏观财政收入,但现在这种循环终止了没有?没有的话,又会走入老路。如村财乡管,村级民主不民主就没什么意义了。如果宪政的步子不卖出,很难走出这种左右循环的怪圈。左派一上台,把老百姓管死了,右一上台,贪官污吏给自由了。左派一上台,贪官污吏大肆收刮,右派一上台,民生凋敝的状况不能得到改善,当然不是绝对的福利一点都不增加,而是说福利增加与自由减少之间的不平衡始终是存在的。

  但是有一点乐观的看法,在目前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不会发生问题。全球化中中国的优势在于,我们即缺乏自由,又缺乏福利,使得现在左右派都在歌颂中国。这确实提供了一种机制,使得我们的危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稀释。这种低人权状况,如果闭关自守,无任何优势,如果打开国门,就有“优势”,因为对全球资本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劳动者工资低,不仅低,而且没有农会、工会,印度工资也低,但工人运动很厉害。中国劳资双方因为工资发生矛盾的时候,外资企业都愿意让步,政府还不愿意让步。这样全世界的资本都跑到中国来,由中国的血汗工厂将商品再输送到全世界,然后将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都搞垮(因此,左派右派都在歌颂中国,但也都在说中国威胁)。这样中国的矛盾在就世界范围内得到稀释,一方面政府用强权压制国内矛盾造成稳定假象,吸引外国投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低福利又激发了福利国家的矛盾,这样中国的金融危机可能爆发,但可以无限期拖延下去。等到全世界的资本都套在中国,中国的危机就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了,中国的崩溃就是全世界的崩溃。

  不过现在这种情况有变化,国外不可能允许中国无限制的向他们稀释危机,用大量吸纳资本来缓解危机,用这种增加就业的手段缓解社会下层的问题,因为一旦发生危机,就是很严重的局面了。

  阶级、利益集团,或称为利益群体的确存在,但什么程度上可以叫阶级斗争,是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确存在资本强势,劳动力弱势,这与资本主义专政没关系,与资本稀缺,劳动过剩有关,稀缺一方当然强势。到了资本过剩的时候,资本就自然弱势,现在西方国家已经不是资本强势,也不是蓝领强势,而是经理人,白领工人强势。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来调整,但需要代议制作为调整的机制,只有代议制条件下才能产生阶级对话。代议制必须有一个委托代理的机制,这种代理是选举产生的。如工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但工党党员不是工人,越是工人,如果没有委托代理机制的话,越能坑工人,劳模最能坑工人了,因为他们最喜欢讲延长工时,降低工资。现在的共产党不代表工人,也不代表资本家,就像以前的皇帝,可以坑农民也可以坑工人,党也不代表权贵,倒可以反过来说,权贵代表党,因为权贵是受党的委托。这种情况下我国的阶级矛盾无法解决,不是因为统治者代表了某个阶级,而是因为它谁都不代表,只代表自己。最后导致穷人也不满意,富人也不满意。中国的各种矛盾,任何一种经济关系中各个集团利益都不是共同的。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不同利益团体能够互相博弈的机制,有了这种机制,才能说你站在谁的立场的问题。这种机制下,GDP不一定比现在高,但无论是对于内部分配,各个阶级分享增长的结果,都是有好处的。

  国际市场上左派在大力反对全球化,这可以理解,因为福利国家垮台了。但对于中国来讲,中国的左派反对全球化就很奇怪,因为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没有外资的输入,资本更稀缺。因此,中国不是要堵住经济全球化,而是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要人权全球化。中国的体制如果能顺利转变过去,一定是全世界的福音,否则就是全世界的灾难。

  王贵秀(中央党校教授): 中国现在问题太多,好的方面看——活,坏的方面看——乱。整的来讲,经济相对来说发展最好,但经济本身也有问题,也有最硬的啃不动的骨头,已经超越了经济本身。中国的经济发展很难用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来解决。中国的经济变革,包括苏联、东欧的变革都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界造成的,如苏联是因为一战,而中国共产党的上台是因为日本的侵略。中国是先有政治,后又经济,按照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来塑造经济体制,这是一种割断的适应,不是像西方的经济发展那样是连线的适应。我们的经济虽然发展很好,但现在问题的根源,在政治制度。如中国目前的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再合理,政治体制不改,也不能取得效果。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如果十七大不解决这个问题,国亡不了,亡党是可能的。现在中国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不下,因为直接涉及到官员、高层的权利和利益,但经济体制改革不直接涉及他们的利益。于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被边缘化,表现为以下方面:

  1、十三大邓小平说要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等89年政治风波之后,就不再讲着了,转变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政治合作制度等说法,这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已经回避了根源的问题,由核心向外围转移。

  2、由上至下层层向下转移,最早的改革是在上层进行,后来转移到基层。

  3、将政治改革转变为行政体制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以冲淡、掩盖、代替、模糊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进一步,退两步,如干部职工问题,党委票决制,下一级的党委正职,由上一级党委票决等制度。而且我们所有的改革都不涉及中央,都是从下级改革开始。我们的所有文件都没有主语,仔细研究发现,其实是省略了主语——“你们”,即不包括发文件者。我国的政令不出中南海,但是中南海自己走不出去又怎么办?因此,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讲的没有错,症结就是权力过于集中。

  现在各级党委书记一正两副,党政交叉兼职,政治体制越来越乱,兼职越来越多,甚至兼职最多达到37个。所以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加强执政党的民主制度建设。对于共产党来说,民主有两个意义:首先,执政党内部的组织问题,要以民主原则来处理;其次,党又是执政党,是领导党,处于特殊的地位,掌握国家及其社会,因此设计到对外关系的问题,即党政、党与国家、党与社会,也应当用民主原则来解决。中国能否走上法制化的道路,一个标志就是党委是否能被送到被告席上。党的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现在所有现象都是扭曲的,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了。我觉得中国的目前经济问题,不是在于分配机制,而是权钱勾结,是在进入分配机制之前就发生了,因此二次分配能够解决部分问题,但解决不了根源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分权,现在中国党委书记的集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严重。

  毛寿龙(人民大学教授):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十七大,因此谈点政治问题。大家对十七大期待很大,但越临近越看不到动静。

  从政治学领域讲政治发展有几个方面:从价值方面评价,一个是政治自由,一个是以人为本,十七大不会有大的动作。在制度层面,民主、宪政、法治可能会象征性的提一两句,但不会涉及到核心问题。在工具性价值层面,如经济繁荣、人民安定、道德进步、社会和谐等,十七大也不会有。在政策层面上讲,具体政策的改革也不会有。我国八十年代的时候有政治改革的契机,但现在却没有政治改革的形势。十七大不会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历史大事件。


  逻辑上推理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我国经济发展没有对政治产生积极影响,社会发展也一样,社会发展不和谐的结果是导致强权,包括政治体制轮换。因此十七大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现在的政治家没有人愿意搞民主,大家认为不搞民主经济越发展,如果搞民主,经济就不发展;学者也不愿意搞民主,学者写写书还可以;企业家也不会,只顾着行贿,不会为民主捐款;因此我国的民主没有水到渠成,即使水到渠也不成,制度上也没有空间,体制内的人没有办法提民主,所有的人都自我愚昧化;政策上也没有空间,目前的政策还是以控制为基础的,该放的都是没有政治意义的东西,有政治意义的事都(被政府)握在手里,只有技术意义上的事可以下放;同时,中国目前没有什么大事来推动民主,如果经济危机只会导致集权。党的内部结构也没有民主需求,现在国家政治很好,经济很好,是干大事(搞民主)的时候,但没有人来提出一个操作的技术型方案,没有基础性条件,什么也不会发生。中国最难改变的是军事问题,在军事控制下搞分权是不可能的。

  吴思(炎黄春秋主编): 我同意毛寿龙的说法,十七大没什么可关注的,因此接着毛的来讲,他是从政治角度分析,我从历史角度分析。历史上值得关注的共产党的大会一个也没有。比较出名的大会有三个:遵义会议,七千人大会——是对大跃进的总结,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对十年文革的总结。这些大会都是党自身的危机,自身困难的反映。现在这样的危机没有,所以十七大不可能有什么大变化。

  但是可能不是没有一点希望,会有一点希望。首先,党的体制中存在一个软肋:元老,可以去中南海开会,非正式会议前的磋商。这是一批人,不是单个人,是硬核桃。如果他们本人有动机的话,可能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有所作为。


  其次,还有一个机会:党的一种双赢的算计。党应当界定自己的利益在哪?算计清楚成本和收益。据统计,近几年封报纸撤主编的事件共有31例。简单进行分类:一个是揭发黑幕损害地方有关人的利益,这个事件我们党中央并没有获益,是个别人获益,这类事件占26%。二是因为刊登文革以及历史真相而封报,占到32%,其实中央没有必要为已经被自己纠正的错误而封报,这只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因为这类事件会有成本(起码是名誉上的损失),没有任何好处。好多都是部门利益、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不是为党的整体利益。还有比如取消农业税后,完全可以撤销乡一级政府,可能对乡级政府集团利益有损,但无论对于政府还是人民都是双赢的。


  最后,经过双赢的计算过程后,再看历史。蒋经国开放党禁,认为最大的压力在于基层选举,因为如果高层政府打压其他政党,国民党在基层就会丢一大堆选票,这样得不偿失。如果中国乡镇一级也开放了的话,高层再打压,就会面临蒋经国当时的压力。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觉得每位学者讲话的语境不同,角度不同,但对十七大的预见相同——不会有很大的政治变革。世界银行作了一个关于全球治理的统计,共分为六大指标,包括212个国家地区,中国的得分异常低,而且从96年到06呈下降趋势。如第一项是百姓话语权和问责,满分10分,中国得了0.46分,而96年是0.48分,美国有8.46分;关于政治稳定与暴力,中国得分仍然很低,国家政权的非宪法程序,以及政府治理与诚信,96年是5.8分,06年是5.7;还有监管的能力,是靠法治还是外部控制,中国分数也都。这个统计是通过16个渠道进行的打分,无论是否准确,都反映了一个趋势,通过世界银行的统计我们可以反观自身。

  温总理的316讲话讲了许多闪光的思想,但都没有反映到十七大报告中,可以看出高层领导的价值冲突是很大的,改革的阻力因素很大。温的讲话是投石问路,先看一下社会的反应,一定在讲之前与胡做过沟通,而胡的625讲话最后定调,我认为是一种取中的做法,高层冲突很大,胡只能回归邓小平,即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此来抑制左的观点。今年7月12日,17位老干部给中央的公开信,即“给胡锦涛以及中央政治局的公开信——以山西黑煤窑事件反思中国的改革”,在网站上全球公布,认为三十年改革都错了。其实我们都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改革搞坏了,而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是人治之下的法治。


  第二,不是中国要怎么改,而是有可能怎么改的问题,也就是实然与应然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前提,中国不可能三权分立、多党制。如果中国不移植三权分立,不搞多党制,有无可能形成一种与西方成熟的国家体制并驾齐驱的机制?我不是特别悲观。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有大动作,如果可能会有动作,一定是源于中国社会不可解决的四个问题,一是贫富悬殊,利益分化悬殊。二是社会矛盾严重,群发性事件94年共发生1万起,05年8.6万起,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三是民生问题恶化。四是官员腐败蔓延。如果这四大问题继续恶化,即使没有改革的善良的动机,但有可能会迫使上层思考政治体制改革。靠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同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反对因素也很大,十七大可能不会有重大政治改革但可能会改变这种抑制改革的政治力量格局,化解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方面,选择更合适的人事安排。选择与改革价值取向一样的人,对改革制约因素小的人来上台。中国现在是一种不成熟的制度,因此人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人事安排会对政治改革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李永忠(纪检学院研究员): 对十七大的政治发展,作三个评语:首先,十七大会提出一些新的说法。胡625讲话中讲到要“坚持党员的主体地位”而且十六大就提出了“党的民主是党的生命”。共产党对民主的认识,由毛泽东的手段论,到邓小平的目的论,再到十六大的生命论,是一个进步。但民主要真正成为党的生命是一个过程,就是党员的主体地位。

  第二,是党代会常任制。关于权力会涉及两个问题,即权力来源问题和权力分解问题。我们权力来源有先天不足,违反了历史阶级更替的规律,以政治统治制来进行经济统治,利用了马克思所说的反作用力,这可以通过基层民主,来解决基层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并以此来推动党内权力分解。党代会常任制从56年就开始实行了,当时设立了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管决策权,邓小平任书记处总书记,掌管执行权;纪律检查处书记是董必武,掌管检查权。当时已经有党内分权的概念,毛明确提出要建立党内国会。很多人对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不能理解,我认为书记兼任政府决策机关的领导,就不再管执行了,而由党的执行机构的领导人兼任政府首长,这种做法还是很好的。当然这样虽然没有能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但我认为我国的改革应当分三步走,一是党内分权,二是党政分工,三是党政分开,应当一步一步来,如果只是一步来,7千万党员,一旦乱以来,不可想象。文革时干群关系还不是很严峻,东欧苏联尚且有民主基础,都是那种结果。而中国现在干群关系这么严峻的情况下,再加上经济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乱起来就不是一省一人的问题,会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

  第三,关于党内权力分解的问题,必须改革党内议行合一的体制。

 

 

中国法治与中国改革的社会动力

中国法学会教授  郭道晖

2009-11-14

    郭道晖(1928- ),湖南湘阴人,著名法学家。现任中国法学会教授,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宪法学

    穷则思变,危机催生改革。中国的改革从来不是水到渠成、自然流转的,而是被灾难和危机逼上“梁山”的。上世纪80年代是文革灾难推动政治和经济改革;当前是两极分化导致的民生危机与社会危机引发对民权、民主与宪政、人权与法治的需求日益增长。政治改革关系这些阶层的生存和自由,因而他们是今后推进进一步改革的主要动力

  【摘要】新中国60年可以对半开为两阶段国史:前30年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法治、不断折腾的历史;后30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进入法治初级阶段的历史。30年的改革成果,不能仅看重经济发展以及立法、司法等法制建设的硬实力方面;更应正视正在发育成长的社会软实力,那就是经过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的潜移默化作用,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日渐强化,突出表现在近年来此起彼伏的人民维权活动。明智的执政者应尊重和发挥良性的民间组织的潜力,善于引导公民和社会组织及其自主自治的社会权力,协助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的一条新路径,也是当今知识界、法学界的志士仁人研究和实践的重心。

  【关键词】中国法治 社会改革 法治历程 社会动力 历史责任

一、60年中国法治与法学的艰难历程

  中国有句俗谚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是30年一变,周而复始。在纪念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这句话倒大体上应了这60年对半开的两阶段国史。简括说,前30年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法治、不断折腾的历史;后30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进入法治初级阶段的历史。就法治领域和法学界来说,前30年,从建国前夕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号召“经常蔑视和批判”旧法制、摧毁旧法统(包括“旧法人员”)开始,到1957年“一网打尽”法学界的“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彻底砸烂公检法”和几乎取消所有法律院系,新中国的法律界、法学界一直是处于“小媳妇天天挨打”的境遇,成为重灾区。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法律界和法学界虽然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曲折和披荆斩棘的艰难,但总体上终于拨云见天,迎来勃勃生机。在法律人、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廓清了法治天空中的许多迷雾,促使中国开始迈入法治初级阶段。30年来,我国有了一部几经修订、大体上与时俱进的新宪法;现行有效法律共有229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700多件,地方性法规7000多件。比之改革开放前30年连一部基本法律都没有的状况,已大为改观。完全无法可依的局面已成历史。在依法行政和司法建设方面也初步走上法制轨道。特别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和目标已载入宪法;人权从禁区到成为显学,由口号到入宪,今年国务院还颁布了《中国人权行动计划》;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宪法地位也已确认;保护私人财产的物权法也已制定;……等等,都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成就。这些都无不包含法学界的志士仁人坚持真理、锲而不舍地推促的效果,可圈可点。至于法学教育的巨大发展,法律院校林立,法学生员济济,法学事业兴隆,更是30年来中国法学的一道亮丽的景观。

  这后30年的历程,千头万绪,就政治改革和法制建设而言,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粉碎“四人帮”,经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是第一个大阶段,历时10多年。这期间法学界一个重心,我认为主要是面向上层党政官员宣传、普及法治的ABC常识(包括给中央领导人讲法制课)。通过他们手中的权力,促使对法制建设的重视。这也是同党政官员为防止无法无天的文革重演而对民主法制有迫切追求相契合的。

  1979年彭真同志刚复出,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时,有一次在和我们办公室干部谈话中,提到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自己党的牢。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是“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党过去轻视法制、破坏法制所受的惩罚,否定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所以,他一复出,就夜以继日地抓紧立法工作。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创下了一次会议就通过了7个基本法律的空前纪录。而在草拟、审议刑法、刑事诉讼法过程中,他也时刻不忘针对文革的教训:在刑法草案中坚持单列一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其中针对文革的犯罪行为,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严禁聚众“打砸抢”;严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诬告陷害干部、群众(对此罪还特别规定了类似“反坐”的从重处罚);严禁非法拘禁他人,或以其他方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以及非法管制他人、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用“大字报”、“小字报”公然侮辱、诽谤他人;等等。从这些罪名以及用词(如“打砸抢”、“大字报”等等文革语言),即可看出旨在防止党政干部再受文革式的非法迫害。

  同样,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时也十分重视民间和知识界的民主力量,包括支持知识界发动的真理标准的讨论,起初也曾赞赏西单民主墙上呼吁民主和法治的大字报,强调要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党的领导制度,要求积极推进政治改革,特别是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

  回顾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的大好局面其重要动力有三:一是党的高级干部基于自身经历对文革的反思,产生对民主法治的强烈追求,这是当时政治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蓬勃兴起的主导力量;二是长期受思想霸权所压抑的知识精英,他们是发动真理标准讨论、解放思想的先驱;三是长期受“一大二公”体制的束缚,衣食无着的农民,其中安徽小岗的18户农民偷偷按血指印发誓搞“包产到户”,是推动农村改革的领头人。至于法学界,一些志士仁人从法制废墟上挺身而出,展开民主与法制、人治与法治、党与法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大讨论,促使党和政府转变观念,为改革开放事业和建设法治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法制的恢复及依法治国方略与人权保障原则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过,也毋庸讳言,以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发生的重大政治风波为转折,历史又回复到折腾的年代,什么“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和“反西化阴谋”,以及“稳定压倒一切”(后面这个口号的提出有其历史理由,但后来却被利用来作为压制民主和改革的借口,把政改“压倒”了),这一系列程度不同的政治运动或所谓“专项斗争”接踵而至,改革的主要指向和重心发生了转移:经济发展单轨运行,政治体制改革日益“边缘化”,不但越来越滞后,而且一再延误改革机遇。[2]二者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经济虽然有很大发展,但随之腐败日益严重,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剧,产生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乃至社会危机。这形成又一个历史阶段,大约20年。当然,这20年的后10年也不无改进,如通过修宪,在宪法文本上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以及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口号。但由于在实践中缺少切实政改的支持,口号多于行动,许诺多于兑现。总体上是言胜于行,步履维艰,不能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与法治需求,甚至有些领域在观念和制度上还有所后退。不但回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曾强调的要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而且政法领域这几年倡言的原则与口号中,不无违反民主法治基本原则之处。诸如讲多元的“三个至上”,而回避三者有矛盾时谁“至上”。强调坚持一元化的“党的绝对领导”,这逻辑上是要排除其他领导,势必在客观上将执政党置于违宪的境地,因为它排斥了经人大选出的机关(如司法机关、军事机关)要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亦即受人大领导;也实际上是回复到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批判过的“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3];回复到195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提出的:“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4]而这种片面的或错误的观点和做法,也不过是上世纪60年代早就受到刘少奇严词批判过的。[5]

  更为荒唐的是,现今有人居然批判“普世价值”,他们打着“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旗号,却否定了它的前提:具有“普世”规律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他们甚至说讲普世价值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是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还否定司法独立和权力制约这个法治的普适铁则,武断地给它扣上“资产阶级那一套”欲拒之千里,其“潜台词”实际上是在维护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封建专制特权地位和权贵资产集团的既得利益,不惜将30年来在民主法治和人权观念上拨乱反正和司法改革的成果前功尽弃。


  凡此,都不能不令人困惑和忧虑。

二、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何在

  造成这种局面有多种因素的交错作用,其中涉及官僚权贵特权阶层的形成,他们正在自觉地抵制有损其既得权益的改革,使阻力日增;而深化改革的动力的失落或者被催眠,则使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递减。现今老一辈革命领导干部早已从文革的恶梦中摆脱出来,除一些永葆革命青春的思想先驱还在继续为中国的民主法治的启蒙而奋斗不息外,不少人限于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或养尊处优,安享清福,耽于守成,不再求进取。至于那些利用改革捞到特权和财富的官僚新贵和腐败势力,由于搞符合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的政治改革,势必威胁到他们垄断的权益,特别是担心有朝一日司法独立,他们会被推上被告席,因此,他们力图抵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或者把改革引向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方向,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多流向这些特权阶层,使一些改革蜕变为权贵资产者所垄断的政府工程,而不是全社会参与的社会工程。按有的论者的说法,“以往某些改革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劫持”。因此,他们实际上已成为改革的阻力。

  此外,知识界(包括法律人、法学者)中的一些精英这些年通过改革受益,社会地位与生活待遇已有提高,这个群体开始出现了某些分化:其中有的人尚能保持学者本色,力图排除困难,推进改革;一些步入仕途的教授学者,也力求为民执政,但限于体制积重难返,难有大作为。而有些人则安于现状,明哲保身,苟且偷安;有的在旧体制的同化下,开始“屁股指挥脑袋”,改革的激情消退,变为左右逢源的御用学者;有的已经站在了特权利益集团一边,蜕化为官僚主义者,甚至同流合污。现在知识界也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对执政者和民众、对国是和国策有较大影响力,有些人还受草根民众所唾弃。因此改革的基本动力也不能完全寄托在这个阶层。[6]

  值得重视的新兴动力是,来自民间社会的改革力量正在崛起。其中一些社会阶层(特别是失业的农民工、失地的农民、被掠去祖宗遗下的房地产的市民、以及下岗工人等等)在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为经济上政治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他们未能分享改革成果,反而利益受损,导致社会矛盾与危机日益深重。2008年12月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称,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6%,远高于官方4.2%的登记失业率。2009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农业部春节前对输出农民工较多的15个省的抽样调查,在全国1亿3000万农民工当中,有15.3%(相当于2000万人)失业返乡,加上过去每年新增500万农民外出打工而现今只能赋闲留乡的,失业农民共达2500万。此外还有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失业。据官方估计,2009年,总体失业率可能高达11%。又据2005年的一项统计,中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已达1.4~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7]再据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已超过0.4的“警戒”线,处于随时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

  穷则思变,危机催生改革。中国的改革从来不是水到渠成、自然流转的,而是被灾难和危机逼上改革的“梁山”。上世纪80年代是文革的灾难推动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当前是两极分化导致的民生危机与社会危机,引发对民权、对民主与宪政、人权与法治的需求日益增长。正因为政治改革关系这些阶层的生存和自由,因而他们是今后推进进一步改革的主要动力。

三、公民维权活动推促改革前行

  伴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勃发,一个应当高度关注的社会新动向是:人民维权意识大觉醒,维权活动此起彼伏,它既是社会矛盾与危机的征兆,如能正确引导,也是推促改革前行的巨大社会动力。30年的改革成果,人们较多看重经济发展以及立法、司法等法制建设的硬实力方面,这固然是重要的;但不能忽视正在发育成长的社会软实力,那就是经过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的潜移默化作用,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日渐强化,突出表现在近年来此起彼伏的人民维权活动。

  据公安部2004年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笔者前些时在互联网上通过“谷歌”搜索,有关述及中国近年维权事件的信息达180多万条(虽然有重复计算的)。2005年中国社科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中公布的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由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也就是说,平均每天164.4起。10年增6倍,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8]又据最近媒体透露,2008年因为经济利益问题引发的2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已达12万起,平均每天328起,也就是全国每4分半钟就有一起。

  2008年被人称为“公共事件元年”。从重庆“最牛钉子户”为房地产拆迁补偿不公而维权,到山西黑砖窑的揭露,厦门市民群起“散步”抵制有毒化工厂PX的建设,以及华南“纸老虎”被网民戳穿,“矿难瞒报”、“封口费”等丑闻的揭露,一些地方出租司机的罢运,等等事件此起彼伏。贵州瓮安县更爆发上万市民的抗议事件,由起初县委当局推卸是所谓“黑社会势力”的挑衅,到省委书记亲自出面问责县委领导的侵权,并予以罢官,显示出群众维权的正当性和监督力。危及百万婴儿的三鹿毒奶事件也是发难于媒体和网民的揭露,排山倒海的社会舆论,以及全国各地百位律师组成“三鹿奶粉志愿律师团”为受害者维权,迫使政府严厉追究责任人使之受到刑事制裁和进行民事赔偿,这些都是过去少见的。前些年因孙志刚事件引发的维权活动,最终促使国务院废除了侵犯人权的收容审查法规,代之以救助法规,也表明社会维权斗争对推动政治改革的巨大效应。

  近年来,职工维权意识逐渐提高,“劳动合同法”“血汗工厂”等词汇,成为社会皆知的热点。2008年4月,一份名为《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发表,指控广东东莞玖龙工厂是“血汗工厂”,促使广东省总工会责令其整改。[9]又如世界最大的玩具生产商之一的合俊企业,2008年10月突然宣布其旗下在中国的两家大型玩具厂倒闭,其7000多名员工并未听由资本家的摆布,而是群起向樟木头镇政府讨薪,结果拿到镇政府垫付的部分工资。农民维权活动近年更有较大发展。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占有土地利益分配的20%~30%,开发商占40%~50%,而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的主体,仅占5%~10%。农民受到严重的剥夺。由此农民从前些年的“税费争议”提升到从法治上进行“土地维权”,从而促使政府几年来把对农民负担的认识,从当作“消极因素”,进而体认是“政治问题”,再上升到“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以至最终提升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民维权斗争从经济权利提升到政治诉求。河北省唐山市、秦皇岛市、福建省宁德市、福州市都因移民耕地被占,土地补偿不公,发动万人联名要求罢免市领导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正是基于农民频繁进行土地维权斗争,引起中央的极大关注,促使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建立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制度,以保障农民利益,发展农村经济,被称为“新土改”。

  至于其他阶层的公民和公众,诸如消费者、教师、律师、明星、作家、城市居民、房地产主等的维权活动更是多种多样。近年,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公益事件,也越来越活跃而有效。据报道,去年汶川大地震,参与救灾的志愿人员达百万以上,而且最早第一批到达灾区的也是自发参加的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又据北京奥委会宣布,参与奥运工作的志愿人员达174万。他们以其微笑的、无微不至的优质服务,获得了各国人士高度称赞。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还特地增加了向志愿者代表献花的仪式。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闭幕词中指出,没有这些志愿者,奥运会根本不可能发生。而参与公益和维权活动的志愿者和社会组织,正是公民社会重要的组成要素。

  总之,现今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维权活动已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1)维权的主体,由单个人进行冤假错案的上诉,发展为各界的民众维权;由少数民间精英的维权活动日益变为社会大众的维权活动;由社会底层的上访者,扩及消费者、企业家、律师、作家、记者以及公务员,而且逐渐组织化(如不少地方出租车司机的集体罢运)。南方某市甚至有上千公安(辅助)人员包围市府要求增薪。公共事件中公众参与渐成惯例。(2)维权涉及的领域,由单纯私人利益,扩展到公共利益(如环境权);由公民的私权利(土地权、财产权、人身安全权、就业权、知识产权、名誉权以及宗教信仰权等),发展为公民的公权利———政治权利(如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等等)。(3)维权能量大有增强,社会维权者的法治意识、集体意识以及组织觉悟都有所提高;开始懂得运用法律武器进行合法的斗争;利用现代传媒特别是互联网进行沟通协调能力增强。“网络媒体正成为舆论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网民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于公共舆论空间的扩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0]一个拥有3亿“网民”的新的“民意群体”正在崛起。像2009年6月发生的湖北石首市民骚乱事件(因一酒店厨师非正常死亡引起几万市民村民与警察冲突的群体性事件),除现场参与的群众外,还有千里外网络上各个角落的网民在第一时间参与围观和议论,形成强大的网络族群和舆论,以致官方的《瞭望新闻周刊》也发出要关注这种“一呼百万应”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因为网民互动已经从以往的“说说就罢”,蜕变为“从说到做”---从虚拟世界的参与,到投入于现实行动中。[11]社会维权者集体行使权利的动能,相对于其所抗衡的国家权力的势能,正在此消彼长。国家权力要像过去那样压制维权者,其成本越来越大,这也促使二者由对峙走向平等对话。对此,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也十分重视而亲临人民网与网民对话。(4)社会各界对公民维权活动也越来越支持,媒体和法律专业人士在维权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5)中国非政府组织也开始了发展的脚步。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非政府组织只有44个,60年代也不到100个,截至2007年底,允许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全国各类民间组织有38.7万个。而实际上全国各类非政府组织数目已达300万家。

  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的维权行动,是行使公民权和社会权力、直接参与政治、监督政府的过程。所谓“群体性事件”也就是公民、民众为维权而群起进行各种形式的抗争,有的导致官民、警民冲突。从消极视角评价,群体维权事件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宜提倡;从积极方面透视,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维权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公众维权促使政府关注民意民利,改弦更张,调整政策,化解矛盾,也能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推促政府改革。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力对于支持和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遏制国家权力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们期待明智的执政者尊重和发挥良性的民间组织的潜力,善于引导公民和社会组织及其自主自治的社会权力,协助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这应当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的一条新路径。如果我们能依靠来自社会的改革动力,重视自下而上的人民参与,政治改革的步子就可能加快。而有社会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精英及党内、包括党中央高层的明智的健康力量,也力图得到民间力量的支持,推进政治改革良性运转。

四、法学者的历史责任

  今后我国的改革,应当说已由自上而下的“放权”或“赐权”的阶段,演进到自下而上的维权和争权的阶段。可以说,中国进入了民众维权的时代。维权的过程,就是官民之间、社会主体之间建立协商对话机制的过程,是公民直接参与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建立民主宪政的过程,是形成公民社会、法治社会,同国家权力互动互控的过程,是推动政治改革、促进社会转型的基本动力。正如当代德国法理学家魏德士所说的:“人们对法哲学和法理学深入且全面的思考总是紧跟社会灾难、制度危机和政治变革。因此,法理学也是处理法学、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新的(危机)局势的工具。”“研究法律和从事法律工作总是一种也要承担政治与道德责任的行为。”[12]

  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访问英国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曾援引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里的一句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温家宝总理说:“我一直认为,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让每一个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13]

  在当今我们国家和社会正面临社会危机和政治变革的关键时刻,作为以促推社会改革和维护公平正义为职志的法学者、法律人以及社会各界精英,在现今和未来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有必要为正在兴起的民众维权活动提供实际的法律援助。这种援助不仅在于理论和舆论的支持,也有责任提供法治的引导。由于自发掀起的“群体事件”和维权斗争,往往是无组织无秩序的,很难同政府进行集体协商、谈判,取得有效的成果;还可能凭一时冲动而越出法治轨道,演变成暴民政治。这就需要法学界、法律界为之铺设法治的轨道,使公民和公众懂得依法有序地、和平地、又百折不挠地开展有理有利有效的维权斗争。当今知识界、法学界的志士仁人欲达到改革中国弊政的目的,必须面向社会,把研究和实践的重心,移向关注自下而上的民间社会动力,着力研究和助推公民和社会组织依法进行维权活动,促进良性的非政府组织的建立,促进社会权力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形成,为推进人大制定社团法、新闻法、出版法鼓与呼,并使具有改革愿望的中央最高层领导人能获得来自民间的舆论支持和政治信任,促使他们有魄力地排除官僚特权集团和既得权益势力以及“极左的文革余孽”的阻扰,推进政治改革。

  我在1994年曾经呼吁:“中国法学要研究中国社会,要从重在‘国家与法’的研究转向’‘社会与法’的研究。”[14]时过15年,现在更有必要旧话重提。时不我待,让我们重振上世纪80年代为民主法治人权而披荆斩棘的理论勇气与使命感,为政治改革和人民的维权事业而继续奋斗!

 

 

 

黑社会与群体性事件

《炎黄初秋》总编  吴思

2009-10-30

   一个黑社会团伙要维持下去,一定有其独特的“生财之道”。 黑社会团伙的“血酬”越高,他们的供养者——老百姓,就会失“血”越多。与老百姓有着共容利益的政府及其官员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何等角色,引人注目。

    黑社会是怎样挣钱的

  20世纪30年代,美国兴起禁酒运动,但美国人没少喝酒,很多人死于假酒,更多的人死于贩酒引发的犯罪。禁忌和黑社会的壮大有无直接关系? 有。中国历史上如贩私盐的曾经出过称王的人、打天下几乎成功的人。一些大的商品,如盐、茶,凡是有禁的,都有走私团伙。

  所有的黑帮、黑手党吃的,我一般都称之为“血酬”,即暴力掠夺的收益,吃的是卖命钱,这个钱政府也能吃。政府说,所有的烟、酒只能专卖,烟酒一专卖,就有百分之几百的利润,还有盐的专卖,成本很低,它得加上十几倍、二十几倍的利润。还有一些干脆就禁的,比如毒品,毒品要是放开流动,绝不像现在这样高的价。它一禁,就禁出了高价。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禁忌越多,黑社会的势力就会越强大? 禁忌越多,“血酬”、垄断利润就越多。黑社会就具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基础、更肥沃的土壤。

  中国古代盐是专卖的,而且垄断得非常厉害,五代时为了几十斤私盐就可以判死刑。严刑厉法,保证了官盐有十几倍的收益,就叫“法酬”,你要敢染指,我就让你掉脑袋,实质仍然是“血酬”。这么大的空间和利润,就是黑社会成长的肥沃土壤。 禁忌的选择是不是有讲究?为什么选择盐、毒品和烟? 不管价格涨到多高,人都得吃盐。政府垄断了盐之后,不用担心价格由一毛钱涨到了两块钱而减少销售量。毒品也是,只要上了瘾,多少钱一包,人们都会买。烟、酒也类似。

  凡是价格弹性低的、价格不敏感的商品都可以。比如说火葬,人死了,收你100块钱的火葬费用,还是1000块,或者5000块,反正你不能自己烧,所以价格弹性极低,这也是可以形成垄断的行业。很多黑手党就办火葬场。墓地也是一种。

  还有一个特别容易出黑手党、出黑帮的地方,就是沙石场和码头。这些地方成本非常低,价格大致固定,远处沙石的运费高,因此价格是可以垄断的。 如果黑帮不欺凌当地民众,反而给民众们做一些事情,甚至提供政府不能提供的服务,民众会不会很拥护呢? 完全可能。政府本来是吃盐利的,假如盐卖两块钱一斤,成本是两毛钱一斤。私盐贩子用三毛钱一斤收了,这对于生产者是有利的,一块五一斤卖,对消费者也是有利的。吃亏的是官府,只有官府严厉去打击私盐贩子,消费者、生产者都是欢迎他们的。

  这时会不会就出现了政府和黑社会的勾结? 但私盐贩子要有先抗住政府打击的能力,今天扣了我两只船,晚上就要让那个缉私警察的孩子被绑、房子被烧,形成这样的反制,双方才有了讨价还价的空间。 如果是流动性的、长途贩运的私盐贩子,他一路收买,可能开始比较困难。你要来,我可能真的真刀真枪打一场,你们50个人,我们100个人,有了这样的威信,再谈判,就好谈多了。

  有没有公权力的行使者本身就在走私呢? 有。国家把盐的垄断交给某盐商,盐商当然要掏一笔钱买那个盐引子,就相当于包含了盐税的经营许可证。比如该盐商每年有100万吨的运输证和许可证,他发现私盐贩子生意很好,就想用100万吨额度,卖200万吨,半船是正货,半船是私盐。一查,我就把票全部拿出来,全是正货;如果不查,这一船就全是私盐。 很多盐商,官家盐商、官家企业也干起了走私的买卖。他们都成了半个“黑帮”。

  禁忌之外,黑帮还“吃”什么? “吃”商贩和消费者。比如说他垄断了一个农贸市场,每个摊位交两块钱保护费,这就是等于在“吃”所有的小商贩,小商贩要把这钱转嫁给消费者。这种黑帮、黑手党,那时候在天津叫“天津混混”,这种“吃”法他们叫“平地抠饼”,无中生有,在平地中抠出一个饼来“吃”。

  《水浒传》里 “浪里白条”张顺就是卖鱼的,所有的鱼打上来了都要给他,由他批发给所有的鱼贩子,所有的鱼贩子都不能和渔民直接交易。他就愣平地抠饼,中间愣“吃”一道,收中间的加价,像这种都是标准的“黑帮”。吃亏的不是政府,而是消费者、小商贩和渔民。

  除了“吃”政府和“吃”民众外,黑帮的还有其他利益来源吗? 吃黑帮同行。比如一大伙海盗把其他海盗都给震住了,我保证这个地方天下太平,绝不会遭到抢劫。这个时候他挣的是社会治安的钱,他就像警察一样,他收了税,收了治安费,他真的提供了保护。 是不是可以说,他扮演了政府的角色? 可以说,他行使了政府的职能。有的土匪兔子不吃窝边草,方圆几十里,他不抢,不收税,也不许别人来抢,当地的老百姓感恩戴德,给他们送粮送草,通风报信。

   “血酬”定律的解释力

  您提的某些概念,比如“血酬”定律,是从哪获取灵感的? 我有一段时间研究土匪,研究打天下、坐天下的暴力集团行为,专门研究这个。看与他们有关的材料——黑手党、混混、土匪、青红帮、山大王,包括没打下天下时候的暴力团伙,或者军阀。研究他们的时候,很需要一个概念,来指出他们的收入是什么。

  找前人的表达方式,只找到一些很“江湖”的表达方式。比如山东土匪,把绑票“吃”的这个钱叫“吃红钱”。江湖黑话把钱叫“血”。如这个人钱多,他就说这个财主“血旺”,说跟他弄点钱来,就说给他“放放血”;给官员、警察行贿,就叫给他“上上血”,但是你要一说“血”,把它引入正式语言,也有点说不清。叫“血”不妥,叫“红钱”也不妥,叫“战利品”也不妥。叫“卖命钱”,还有“买命钱”呢? 这就逼着我造出一个词来,这个词就是“血酬”。

  再来分析暴力集团行为时,更有解释力了? 对他们的收入好分析了。比如过去说,收的是赃款,这赃款怎么构成,就不好分析,一个词就全掩盖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把它分析为“血酬”,你还可以把它分成“买命钱”、“卖命钱”,就分解了。 以前“血酬”是拦路抢劫、刀刀见血,这叫买路钱。现在建立一个收费站,不管是水路、海路,你交一笔钱,我保证你安全,方圆这100里你放心走,不会有别人抢,这时就提升了,我就称为“法酬”。

  黑帮何时想变成政权

  所谓的“成王败寇”,土匪做久了就有转变成政权的趋向,其身份如何界定? 流寇,抢几天就走,其最佳的抢劫率是百分之百,一锤子买卖,以后不来了。对于被抢劫者来说,跟流寇之间没有任何共容利益,就是不共戴天,完全敌对。 如果是一个土匪,要在这里长期抢下去,甚至称王称霸。他抢,他儿子还抢,子子孙孙抢下去。最佳的抢劫率,比如20%比较好,第二年生产者还能够养家糊口,还能够种地,抢完之后,还可以维持简单再生产,不至于逃荒要饭。 这20%怎么花呢?他可能还要拿10%来维护当地的治安,不让其他的土匪、强盗过来把我这个农民给抢了。他再往自己兜里揣10%,净收益。我们跟他的共容利益就是百分之90%。

  他要是再好一点,别把10%都给贪了,用5%养家糊口,当一个勤政廉明的好皇帝,或者好官,或者好王,我的前任都娶了100个妃子,我只娶5个,我也不要1万个太监,我只要200个,于是他就是一个节俭的、爱民的好皇帝,把税从20%降低到15%。这时候,我们农民和他的共容利益就变到了95%。 这时候,“吃”10%治安费的官员和警察,如果跟我敲诈勒索,皇帝还要管他们,还要维持治安。在老百姓看来,皇帝跟我的共容利益是95%,贪官多收我一点钱,都是额外的,他跟我们百姓的对立都是100%。 本来应该就交100块钱的税,这贪官敲诈勒索多拿走10块钱,这10块钱就是绝对的对立,100%的对立,于是老百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恨潜规则,不恨王法。

  皇帝要是管得好贪官污吏,我们百姓和皇帝的共容利益就是95%;管不好,他就是个坏皇帝,或者是个无能的皇帝,贪官污吏又多刮了5%,皇帝和我的共容利益就不是95%,退到90%了。 如果天下大乱,遍地土匪,动不动流寇就来了,一抢就是一片。这个皇帝严重失职,造成了匪患遍地,我们80%可能被抢,只有20%幸免遇难,皇帝和我们的共容利益就退化到20%,他已经在80%上退化到跟土匪差不多了。 共容利益的比例越来越低时,揭竿而起的人就会多起来?

  有关系,但并不是直接的关系,最关键的还是老百姓收入的绝对值。 比如共容利益越来越低,我挣10000块钱,让政府变相拿走了6000块钱,其中1000块钱通过各种服务返还给我们了,其余的5000块钱都揣兜里了,我们的共容利益才有50%。 每个月的收入有10000,他拿走了5000,我还能活,我不造反,我忍气吞声。但是我总收入如果只有1000块钱,他拿走了500,剩下的500就没法养家糊口了,我就非抢不可,这时候共容利益还是50%,但是我就会造反,因为活不下去了,就要去抢。如果别人造反,我就一定跟着造反,反正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

  我将这个绝对值称为一条“血线”,一旦低于这道线,流血的、卖命的概率就会大幅度上升。 梁山好汉是否可以看成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呢? 就是黑社会,就是黑帮团伙。晁盖上了梁山,林冲火并了王伦,后面发生的故事就是山下的喽来报,有一个商队,二十多辆车子,从山下经过,抢不抢?晁盖马上说,抢,但注意别伤人,下去就抢了。 抢下来之后就开始分配,这财物是抢来的,梁山好汉是靠抢劫过日子的。抢来的东西怎么分配呢?是标准的土匪分配方式。

  他们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分配呢? 梁山好汉真正的分配方式是按阶层分,就是首领和喽两大阶层。抢来的财物分成三堆,中间一堆是金银财宝,左边一堆是绫罗布匹,右边一堆是各种杂货,把这三堆全分成相等的两部分,拿走一半,进公库,维持梁山好汉生活的正常运行。剩下的一半,再重新分作相等的两部分,当时的11个首领分一半,所有的喽分一半,大概有750个喽,750个喽罗分的和11个首领分的是一样的,分配差距是1:68。

  美国黑手党的分配差距比例大概是1:44,梁山好汉更黑。但是中国有一些小土匪就不太黑,比如1:8,1:6,这个黑不黑取决于团伙的规模。如果这团伙十几个人,老大和最小的喽,分配差距也就10倍。如果这个层级比较多,到几百人,就有几十倍的差距了。梁山好汉和美国芝加哥的黑手党大概都是50倍上下的比例。 如果团伙更大,比如上万人,一个军阀,或者打了天下,称王称霸,分配差距就不是几十倍了,就是成百上千倍的差距了。

   地霸秩序如何被彻底打破

   黑势力建的砖窑、煤窑是否古已有之?又为何屡禁不止? 古代就有黑煤窑,让送上门的或抓来的良民百姓下洞,下了洞就不让他上来,牛羊似的养着,背一筐煤上来,给一个馒头,或者给一个大饼。再背一筐上来,再给一个。 对于矿主来说,用一个大饼换一筐煤,假定是一块钱,要是正式发工资,大概是两块钱一筐煤,他肯定愿意用一块钱来换一筐煤,他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很自然的。 问题是你把人扣在这儿,当牛做马来使唤,人逃跑你就要杀他、打断他的腿,这是违法的。

  这时,矿主们可以官商勾结,让周围管得了他的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他为此付出的钱又低于他省下来的工资钱,他就可能干这个事情。 地方政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政府如果被买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严格执法,就有可能使得这种暴力压榨的方式成功,大规模出现。 如果他们没被收买,执法森严,这种盈利模式一定不会出现,因为它得不偿失。

  这种盈利模式应该是玩黑的,违法、杀人、暴力带来的收益应该刨去他付出的成本还有利可图。 您提出的“地霸秩序”存在条件何在? 在中国,太平时期,某些地区,也有一个黑帮老大的头子,或者一个贪官污吏,黑白两道通“吃”的一个人,可以像山大王一样,有一笔固定的暴力收入,比如法酬或者“血酬”,我就把那个地方的主导秩序称为地霸秩序。 地霸的存在条件,第一就是有的可抢,有老百姓,有财源;第二个就是老大,或者皇帝、官府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追究他的违法行为,不让他为此付出代价。

  如何才能打破这种地霸秩序呢? 打破这种地霸秩序的方法就是让当地每一个受害者,每一个老百姓,被迫交纳保护费的这些人,用很低的成本反抗盘剥。 什么样的成本最低呢?比如说当地的一把手是他们选出来的,一把手对地方黑社会打击不力,就换一个打击有力的,只要哪个人说我保证把它打掉,就选他当。只要一次投票,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无法收买。 你怎么收买每一个选民,他们就是受害者,你对他们的收买就是不害他们。你不用给他们好处,不害他们就可以了。打破地霸秩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民主选举。

   黑社会与群体性事件

  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中,官方通报经常提及有黑社会势力的参与,这类事件一定和黑社会有关系吗? 在强制拆迁或者土地廉价收购时,农民或者居民反抗,如果有一个合法的组织,他们就会合法地反抗。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组织,他们就串通联合。如果政府对这些东西都不能容忍,都要打压,这时候只有一种人敢挑头,就是黑帮。他知道怎么隐藏,知道怎么躲避,怎么杀人灭口,这种江湖、帮会,或者黑社会就可能够构成组织、反抗的核心。

  黑社会通常是合法组织无法存在之后作为一个抗风险能力特强的组织,又能在这个过程中盈利,或者获得社会尊敬,这时候他们才顶替上来,成为一个替代品,填补这个空间。 黑社会势力对中国未来社会秩序有没有大的影响呢? 如果走向民主制度、司法独立,行政效率降低的话,随时都可以换人,这时,黑帮会有,但不会太疯狂,这是假定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

  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完成,这时候就会出现两个极端的结果:或者是黑道、白道相勾结,变得更黑;或者是官方可以不择手段地去搞运动,去打黑社会,严刑峻法,可以打得特别彻底。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0-28 10:23:35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中国又到历史转折关头

中国又到历史转折关头

陈子明

2009-10-14

    过去的六十年,可以划分为两个三十年。中国的民意也经历了两次轮回。第一次,民众比较满意的时间非常短暂,随着不满的积蓄,终于爆发了邓小平所谓“第二次革命”。第二次,民众比较满意的时间比上一次长,不满的积蓄或许还没有达到一九七六年的程度,但已经过了一九七一年那道坎。一般民众的满意或不满程度,受“主义”的影响少,主要还是源于切身的感受。这感受,可以从温饱(到富裕)、安全、公平、自由四个方面来解析。

三十年民富赶不上国富官富

  一、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一种广义自由观,他所谓“不虞匮乏的自由”,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生理需求的满足,大致同样。

  毛泽东掌权初期,国人的生活水准从长期战乱中恢复过来,曾获得过广泛好评。但是好景不长,从农产品统购统销开始,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就停滞和恶化了。在整个毛时代,人均消费水准以一九五六年为顶峰,而这一年的水准还没有恢复到抗战前最好的一九三六年。横向比较,一九三六年中国GDP总量是日本的二点八倍,一九五○年是日本的一点七倍;但是到了毛泽东去世的一九七六年,颠倒过来,日本GDP总量是中国一点一倍。这数字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用名义汇率计算则更加惨不忍睹;人均差距之大就不必说了。

  现在有些年轻人津津乐道毛时代的经济统计资料,认为比一九七八年以后并不逊色。他们完全不了解事情真相。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亲自鼓吹“三本帐”之后,统计数字就成了可以任意伸缩的橡皮筋。一九六○年的粮食产量,进一步降至二千八百七十亿斤,当年的人口统计减少了一千多万,从此,毛泽东决定不再公布各项统计资料。后来,恢复公布了一些经济增长率数字,不公布绝对数字,因为这一年刚刚恢复到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

  从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年代,日本实现了城市化;台湾和韩国随后不久也实现了城市化;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却停滞了整整二十年。在一九五五到一九八○年间,日本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百分之五十二降至百分之二十九;同一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仅从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五十八降至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五,农村居民家庭更是有升无减。笔者作为插队知青,知道许多农民在扣除口粮和柴草后,就没有任何货币收入了;也知道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一家人伙用一两条裤子,更不可能有其他的消费。城市化水准和恩格尔系数是两条关键性的硬指标,是不可能用“增长率”的神话来掩饰的。此类的指标还有很多,譬如说,一九七八年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三点六平方米,低于一九五二年的平均四点三平方米。

  毛泽东的体制和政策没有给国人提供“不虞匮乏的自由”,多数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多数市民的生活在二十年中没有提高,这是国人唾弃毛体制,强烈要求变革的根本原因。

  近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水准从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十八增长到二○○七年的百分之四十五,如果包括常住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平均每年有一个百分点的增加;中国城乡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五和百分之六十七点七,下降到二○○七年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三和百分之四十三点一。这是实实在在的进步,也是在其他几个方面民众满意度大大降低的情况下,邓氏“改革”路线仍然能够勉强撑住台面的原因。但是,从民富还是国富的角度来观察,一九九○年代以来有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对于民意的变迁有着显着的影响。

  资料显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一九九○至二○○五年,全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百分之五十三点四降至百分之四十一点四;而在发达国家,这一资料稳定在百分之六十左右。与之相应的,是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的增加。如果说毛时代的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过大,主要弊端是无效投资,浪费了近半数的国民积累;那么后毛时代的主要弊端是政府自我消费,以及在政府投资专案中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横行。在财政支出中,行政费用增长最快,三十年增长了近九十倍。二○○四年中美两国各项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是:行政公务支出,中国百分之三十七点六,美国百分之十二点五;经济建设支出,中国百分之十一点六,美国百分之五;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支出,中国百分之二十五,美国百分之七十五;其他支出,中国百分之二十五点八,美国百分之七点五。李炜光感叹:“三十年过去,我们国家的体制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那个超级政府,一个职能、规模都呈无限扩大、无限增长趋势的庞然大物,又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

  经过一九九四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出现逆转。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一九七九年的百分之四十六点八上升到二○○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五。与此同时,出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趋势。上级政府把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责任甩给基层政府,基层政府负担不了就把包袱甩给民众,搞什么“买断工龄”、“教育产业化”。公共产品的供给萎缩,连带造成个人可支配收入中消费倾向的下滑,民众的幸福感大打折扣。从一九九○年代以来,民富赶不上国富和官富,是导致民众满意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安全政治和经济安全仍令人焦虑

  二、罗斯福所谓“免于恐惧的自由”,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仅次于生理需求的安全需求的满足。毛泽东掌权后,结束了长期战乱,粉碎了社会上的黑帮和流氓集团,国人曾期待出现长期安定平和的局面,但是人们很快便失望了,因为政府本身成为了恐惧的源头。

  如果说镇反、暴力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以政治运动方式进行大规模的“杀、关、管”,是针对昔日的社会上层和知识份子的,那么强制性的“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针对底层民众的了。根据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向吴芝圃的报告,光山县槐店公社的“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公社、大队、小队干部一千五百一十人,打过人的六百二十八人,被打的有三千五百人,当场打死群众五百五十八人,打后致死的六百六十三人,致残的一百四十一人,逼死十四人,打跑四十三人。除了暴打外,还采取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点天灯、火炭塞嘴、烙乳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残酷的斗争导致了人为的饥荒,该公社原有三万六千六百九十一人,八千零二十七户。仅从一九五九年九月到一九六○年六月,已死亡一万二千一百三十四人,占原有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三。全家死绝的有七百八十户,姜湾一个村原有四十五人,死亡四十四人,只剩下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上述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毛泽东本人就曾断定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与民众处于敌对状态。

  在“文革”中,国人再次领教了从棍棒梭镖到坦克大炮的内战场面,数以亿计的人成为运动的直接和间接受害者。“五七一工程纪要”有一段经典的描述:“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宣导者……”毛泽东一手利用官僚整治民众,另一手利用民众整治官僚,自己则游刃其间;到了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当民众和官僚联手反对他和他的一小撮亲信时,就宣判了毛家王朝的政治死刑。

  胡耀邦执行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政治遗嘱:“对过去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数以千万计的受迫害者被“摘帽”、“改正”、“平反”。因此,尽管有对民主墙民运人士的打压,有反“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准政治运动,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近十年,仍然是过去六十年国人政治安全感最高的一个时期。

  一九八九年以后,政治安全感急遽下滑,虽然在刑法中取消了“反革命”的罪名,但是因政治原因而被判刑、劳教、监视居住、限制出国和吊销护照的公民比过去的十年有显着的增加。由于公安机关的很大一部份警力被挪用于政治保卫,黑社会再度复活,黑白两道的勾结和渗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国人的社会安全感持续处于低位。由于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的“下岗”,由于政府强制征地导致相当一部份农民在没有得到充份补偿的情况下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缺乏经济安全感成为国人的首要焦虑。

社会不公的激化成为最大的隐忧

  三、东亚国家和地区,由于二战后实施了土地改革,在社会公平方面,优于拉美和南亚国家。迄今为止,台湾、韩国、日本可与北欧国家并列,在测量社会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上,一直是世界的优等生。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实行了比台湾更为彻底的土地平均分配,国人有理由期待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平社会。然而,由于毛泽东批判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党内外不同意见,强行推动苏联模式的工业化战略,从农民身上盘剥“原始积累”,梁漱溟在一九五三年就发出了“工人的生活如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如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的感叹。

  毛泽东本人曾讲过很多“平等”的言辞,但是毛时代的典型特征是“言而无信”、“言行不一”,正是在美好词藻的掩饰下,社会不平等被系统化、凝固化,导致变相的农奴制度卷土重来。在现实生活中,不平等的现象比比皆是。下面仅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过去人们重视不够的生育不平等。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实行供给制的“革命干部”尤其是“吃小灶”的高级干部,由于多生小孩多拿供给,还配有多名保育员,生育子女普遍在六个左右;而实行工资制的普通公职人员,一般只能养育三、四个子女。在一九五○年代,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是两千多万,在三年多的大饥荒中少生了四千万人。在这个时期,农村中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孩子。许许多多青壮年妇女都不能生育。

  另一个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一方面又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为特权的泛滥大开绿灯。当时,为了参军、入党、提干、上学、回城而走后门,不知道有多少女知识青年被糟蹋,媒体公开披露的多名生产建设兵团干部,奸淫女青年都多达几十人。这与现在干部生活腐化的现象,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毛时代结束后,在社会平等方面有两件事最得人心。一件事是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实际上是继承了一千多年以来的科举传统,而科举制度正是中世纪后期中国在打破贵族垄断和跨阶层社会流动方面优于西欧国家的主要原因。另一件事是“改革”初期城乡差距的缩小──一九七八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二点四比一;一九八三年缩小到一点七比一。但是到了二○○一年,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的近三倍。城乡差距上的不公平程度,重新回到了毛时代。

  黄亚生认为:一九八○年代,中国的金融改革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信贷政策大量向农村私有制经济倾斜,二是默许私人资本信贷进入农村服务产业。从一九九○年代初开始,中国扶助私有经济的政策发生转向,显着提高了私有经济获取贷款的资格和条件;改变了以往向农民提供贷款,帮助他们兴办乡镇企业的政策。其结果是:在一九八○年代,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这十年也是中国脱贫成就最显着的时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这个时期共有一亿四千四百万人口脱贫。到了一九九○年代,农村收入从两位数增长急剧下滑到百分之四左右,脱贫人口便只有六千二百万人。

  笔者在二○○○年就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身份壁垒尚未打破,二元社会也还没有转变为一体化社会,而是暂时处于『三元社会』的过渡状态: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无户口或持有农业户口而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准市民,以及农村居民。”准市民的主体是所谓的“农民工”。根据国务院研究室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百分之五十八,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百分之五十二,已成为城镇劳动力和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收入低,合同工仅占百分之五十三点七,参保率仅为百分之十五,医疗保险百分之十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农民工”、下岗人员和退休人员,构成当下中国城市社会的底层。

  与此同时,是“总体性资本菁英集团”的形成。在毛时代,虽然“有权就有一切”,但掌权者是不稳定的,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固的社会上层。但从一九九○年代中期起,孙立平就敏锐地指出: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菁英集团。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七十年代末起“不落空”的几次高潮(高考、出国、官倒、第三梯队、下海、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资本聚积的速度是相当之快的。从几万元起家到形成十几亿元的资产规模,往往只需要几年的时间。总体性资本的菁英集团虽然人数少,但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力却很大。因为,这个集团同时占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就目前的趋势而言,维持这个社会群体的规模和边界,形成相应的封闭性,是这个阶层重要的目标。总体性菁英阶层的崛起是两极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成为社会“均富”的障碍。姚洋所谓“中性政府”被“总体性资本菁英集团”挟持,导致中国当下的基尼系数高于台湾、韩国、日本,成为本地区的一个异类。这说明“市场斯大林主义”具有与其母体“计划斯大林主义”同样的蛮力,也就是少数权势者的“无法无天”,必然刺激社会下层的“无法无天”。社会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社会不公平感的日益积累,正在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内部隐患。

传统的社会自由至今仍未恢复

  四、孙中山一方面说,“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以深,牢不可破”,“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另一方面又说,“中国人民向来不受政府之干涉,来往自如,出入不问;婚姻生死,不报于官;户口门牌,鲜注于册;甚至两邻械斗,为所欲为;此本于自由之性质也。”前者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缺乏政治自由,后者是说传统中国不乏经济与社会的自由。中国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流转,早于西方国家。自孙中山、梁启超以来,中国先进份子就前仆后继地为争取政治自由而奋斗。《在太行山上》唱道:“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八路军进行曲》唱道:“从不畏惧、绝不屈服,坚决抵抗,直到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说明当年投身中共的许多知识青年,是把自由作为自己的理想。可惜的是,在毛泽东掌权后,这些歌曲或被禁止,或被篡改;当年唱歌的人或被镇压,或被洗脑。

  毛时代在“全盘苏化”基础上打造的“全能主义|总体性社会”,吞噬了在中国源远流长的经济和社会自由,也吞噬了清末民初以来国人所争取到的一部份政治自由。“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进一步剥夺国人家庭生活的自由,在其后的六○年代,言论出版受到或多或少的限制,人们没有说真话的充分自由;到了文革时代,人们连不说假话的自由也没有,导致了极度的道德败坏。

  在一九八○年代,底层民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知识菁英获得了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解放感、自由感,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进入一九九○年代以后,社会情绪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西方有句谚语:“城市空气使人自由。”也就是说,奴隶或依附农只要进入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其原来的主人就丧失了对他的种种权利。可是,中国的农业户籍人口进入城市多年之后,仍然不具有自由民的身份,孙志刚式的悲剧到处可见。胡耀邦和朱厚泽宣导的“三宽”(宽厚、宽容、宽松)政策被废除,知识份子在讲堂和媒体的话语空间,再度受到挤压。
  当下中国的自由被割裂了。在世俗的层面,譬如说普通人的“性自由”意识,以及“繁荣娼盛”的性产业,远非清末民初能够望其项背,更不用说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和毛泽东的“新社会”。在菁英的层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份。罗斯福“四大自由”中的前两项:“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上帝的自由”──对于国人来说,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禁地。在被视为近代中国自由民主圣地的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现在居然要受到文化警察的审查;全国数以亿计的宗教徒,现在还处于非法存在的状态。

  《荀子》两次援引《易传》和孔子的话:“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表明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明了统治者与民意的关系。任何政府都会犯错误,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都要接受民意的判决。是错就要改,是偏就要纠,欠帐终归要还。即使是不可一世、貌似强大的独裁者,最终也会被民意所推动的历史洪流吞噬。

  刘少奇曾说:工作就像是坐飞机飞往莫斯科一样,总是一左一右地去做。实际上没有哪件事能绝对正确,你不左一下右一下怎么办?但是在毛时代,政策始终往左偏,连作为中共第二把手的刘少奇也对此无能为力。并不是没有人指出毛的错误,张东荪、梁漱溟、邓子恢、章伯钧、罗隆基、彭德怀、张闻天都有过非常到位的批评。余习广主编的(《共和国上书集》、《反右上书集》、《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搜集了大量来自民间的谏言。但是当权者不仅置若罔闻,而且把这些上书言事者以“反革命”治罪。毛的错误路线,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他死后,才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得到部份的纠正。目前,民间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和积蓄,执政者不能再像毛泽东那样,标榜“基本路线”一百年乃至几百年不变,以高压或者“不争论”、“不理睬”的态度来对待民意;必须抓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对于民意的良性回馈机制,以和平方式实现宪政民主转型。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09-11-15 13:13:31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绋夸欢

对当今文化的困惑

横舟

2009年11月

    我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一些书,如:巴金的家、春、秋,矛盾的蚀三部曲,还有鲁迅的主要著作等,给我留下的了非常深的记忆。以至于后来的文学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受其影响。直到后来,接触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以后,才逐渐的从那些作品中跳出来。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以它惊人的魅力和作家的天才,吸引了我,但同时又回过头来,再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寻找相同时期的文化精华。结果令人失望,发现我们的民族几十年来没有文化。是什么能量有那么大的力度,可以使一个民族没有精神了呢?

   就在我们徘徊欲解的时候,国家又陷入了另一场灾难之中。三十年,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彻底坠落,中国的传统文化灰飞烟灭。使我们真正的见到了人类生存的本质,细细的体验了人类的丑恶一面。

    目前,我们被投放到社会,或者说人类的谷底,彻底的反思几千年来的古老文化。这种心境使我们无法准确的面对历史,面对人生,面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使我们本来就空无一物的内心,仅有的一点热情,此刻,也荡然无存。

    面对国际社会的迅猛发展,面对人类社会的精神家园,我们怎么了,是我们落后了,还是本身品种出现了问题?文化的意逵趾卧谀兀考盖暄剑  

    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永恒又在哪里呢?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族文化本源呢?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具体价值又在哪呢?文化本身的深刻意义又是什么呢?什么才是真正民族的文化内涵呢?难道文化真的向当前社会那样,也是人们为了达到个人私利的一种途径吗?困惑了,我们彻底的困惑了。

    摧毁了旧的道德规范,建立起“新的”没有道德的规范,话不能这么说吧?可是几十年来就是这么做了。没有了真、善、美,冠冕堂皇、趾高气扬的弘扬起了假、恶、丑。一切恶、坏有理,一切善、好都是打击的对象。而大家都做睁眼瞎,这就是打着光面堂皇的旗号,所建立的社会?

    好话说得再好没有,已经穷尽了言辞。坏事做得再绝不过,已经没有再坏。以国家的机器为刀俎,以黎民百姓为鱼肉,冠冕堂皇的行使集权于现代社会。腐败必然残民,置百姓水火于不顾。可是那些文化精英呢?难道他们都在装聋作哑?难道这个民族就真的没有了灵魂?

    户户有冤情,人人喊不平。就算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何苦营造出这么一个鬼域般的社会出来?难道几千年的 传统文化,就没有一点能约束的力度?难道几千的文化,就没有一个继承人能为之阐述代言?中华民族就真的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就没有能力呈现出来真正的精英,以救民于倒悬?

    几千年的民族文化,所面对的是一个几十年的短暂时期,难道那美丽和辉煌,就真的已经烟消云散,断子绝孙了?连一个看破此局的精英人物都呈现不出来了?这都是为什么呢?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作为人的意识完全的丧失了呢?

    文人那风骨呢?那面对刀口勇于舔血的豪言呢?那忍受风餐露宿,甘愿满街乞讨也不放弃的激情呢?那不畏处以宫刑,也要秉笔直书的气节呢?那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豪放呢?那忠言直谏,沉入汨罗江的英魂呢?都忘了,还是都丢了?要不就是都卖了?

    破败,是个难以接受的现实。面对家庭的破败,可以重建。面对国家的破败,可以重振。面对民族文化的破败,你能干什么?六十年的黑洞,难道还要走下去?摸着石头过河,这辆盲人骑瞎马的政治列车,祸国害民的还要走多久?文化上,又怎能泯灭着良心,不拍坠落民族精神,摸着石头过河?
 

 

党内民主,特权的翻版

横舟

2009年11月

    “改革”以来,一直有一个提法,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一部分党内的人就先富起来了。如今,又有人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结果,就又要实行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另一个含义,就是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

    民主一词的含义就是民要讲话,民要作主。在特权阶层内搞民主,先不要说理论上讲的通否,就是其可行性也是要受到质疑的。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已经讲了几十年了,请问谁能说真正的实行过?

    “先在党内民主”,只是个词汇调动,充其量是既得利益分配的部分公开化而已,借一个民主的词汇掩盖其实质内容。请问,如果没有民众,这民主是怎么个民主搞法呢?自己推选自己,还是相互交换着推选?

    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就是一党专政或一党独裁,一切行动听指挥,奠定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而且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内部是一个整体,是不可能分割的国家政权机构。这就要求共产党在内部一致的统治下,要给民众以民主生活,而不是自己先民主起来,把专制抛给民众。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人就富裕起来了。但是他们的财产需要保护。于是,就制定了物产法,企图保护自己拥有的“财产”。结果发现,法律保护不了涉黑财产,只有制度才能真正的保护。就又打起了制度的主意,企图用先进的民主制度把自己的脏产保护起来。于是,就在根本没有弄清楚民主概念的情况下,产生了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提法,以使自己率先进入民主社会的保障体系。

    所以,我们说党内民主的提法,只是既得利益集团假民主名义,制定的利益分配方法,而不可能使党内的基层党员得到真正的民主权益。应为,真正能够给基层党员民主权益的,不是政党的高层,而是广大的民众。另一方面,这只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盗用共产党的名义,为其既得利益集团的最终目的打出的另一个幌子而已。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享受在后,吃苦在前的政党。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结果干部先富起来了)。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结果,想让党内先“民主”起来)。这些都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也不是共产党的主导意识,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是借共产党之名,扭曲了共产党之实。

    中国共产党,应该恢复其革命政党的本来面目,拿出民主革命时期的劲头来,带领中国人民重新推翻三座大山,赶走既得利益集团,恢复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复兴民族文化,带领中国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是站在国民的对面,成为革命的对象。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10-29 10:40:55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

    有读者来询:“有个问题请教,孔子弟子中有多少个姓氏是与当时少数民族的姓氏相联系的?”

    学渊答:确实如此,令祖之名(或姓氏)“仲由”当与戎狄族名“仲云”对应,《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记曰:“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云仲云者,小月支之遗种也,其人勇而好战,瓜、沙之人皆惮之。”出现在五代河西走廊西端的“仲云”,却又不见于他史,而民族或部落不可能无中生有,因此就必须搞清楚它的读音。

    以现代汉语的读音来看,“仲云”就是“仲由-n”,即“云”(yun)字是“由”(yu)字的“昂化音”。反之,将“仲云”的读音“去昂化”就是“仲由”了。

    “昂化/去昂化”的语言现象非常普遍。例如,普通话的“打”字是读da,上海话却是dang。又如,族名“女直”又作“女直-n”,后者就是“女真”。把“鞑靼”读成da-dan也没有什么错,“靼”(da)不过是“旦”(dan)的去昂音而已。

    其次,“由”字读“油”(yu)是一种“伊化”(y化)现象,它“去伊化”就应该象“乌”字读u的。“y化/去y化”也是相当普遍的语音现象,譬如Europe应读“欧罗巴”,但英语将读成“油罗巴”,实即“伊欧罗巴”。英语还将“乌克兰”(Ukraine)读成“油克兰”,将“大学”(university)读成“油尼……”,显得与其他欧洲语言很不相同。

    “伊化”和“去伊化”在汉语里双向发生。例如把Asia译作“亚细亚”,实即“伊阿细伊阿”。而上海话的“押/鸭/哑”等字又读为“阿/哦”等音。所以,《匈奴列传》说的“秦穆公得由余”,似读yu-yu的族名“由余”实读u-u,也就是后世族名“回鹘”。因此我们或须将“仲由”读成“仲吴/仲武/仲乌”,才能发现它的源头。

    “仲”是山东姓氏,老一代或土一点的山东方言里,它是读dzung或jung的,去昂则是dzu或ju,即与“句/居/菊”同音,因此“仲由”便是“句吴”,谐读“昭武”,实即“九国”(可将“国”读成“纥/侯”),《百家姓》里的“诸葛/淳于/宰父”都是它的谐音加变写。

    实际音变的过程,始于“九国”的“九个氏族”的意义被遗忘之后,于是才会有“九侯/句吴/鬼谷/诸葛/昭武”等任意谐写,后来又发生了“昂化”和“伊化”,人名“仲由”就是“九恩——伊侯”,族名“仲云”乃是“九恩——伊侯恩”。

    “九国”的通古斯语的读法是“九直/九氏”,变写则是“女直”,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女”是“九”的谐音ju了。

 

附旧文一篇:

春秋时期齐鲁住民的族属

朱学渊

    西周时,宋、卫、鲁等国是殷商故地,亦称“商奄”,一般认为“商族”属东夷系民族。而研究商部落的族源又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
他们创制了甲骨文字,这之于汉民族的形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里程碑。

    春秋,是一个仕农工商全面发展,文化教育长足进步时代。而春秋时代齐鲁地区,又是中原农业文明的中心,孔子作为一位专业的思想家、教育家出现在鲁国地方,是齐鲁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必然结果。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孔子的七十七个学生,他们大多是来自商奄或其周边诸国,他们的姓氏则为检索商族的族属提供了标本。这些姓氏与北方诸族族名的相似性,揭示了中原古代居民与北方民族同源的事实。

   •公姓诸生

    孔子弟子中姓氏含有“公”字者有:公冶长、公皙哀、公伯缭、公西赤、公孙龙、公祖句兹、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公西舆如、公西箴,等十一人。此外,《史记》还说:“黄帝者,……姓公孙”。[21]因此判定这些含“公”姓氏的族源,对于中原古族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有人说“公孙”是“公之孙”,“公伯”是“公之伯”,“公祖”乃是“公之祖”,这都是些无稽之谈。我们还得从语音上来寻找它们的族名之源。从字形上来看,“公”与“瓜”有相像之处;但两字究竟是否相关?却颇难求证。然而,“瓜”可以衍生出“孤”和“狐”等字,若将“公”作“兀”、“乌”、“斛”、“纥”读,所有含“公”姓氏[22] 与北方诸大族族名的关联,倒是一目了然了:

    “兀者”公祖、公肩、公车、公仇、公朱
    “回纥”公夏、公何、公户、公扈、公华
    “乌孙”公孙、公山、公申、公慎、公胜
    “纥奚”公西、公皙、公师、公施、公息
    “曷萨”公沙、公若、公帅、公索、公输
    “斛律”公良、公林、公刘、公留、公旅
    “纥突”公涛、公佗、公德、公都、公堵
    “巫马”公孟、公明、公罔、公文
    “呼延”公冶、公言、公羊
    “悦般”公伯、公宾

    因此,将“公”读为“乌”或“兀”,是成功的归纳。而“黄帝”亦姓“公孙氏”,也必是“乌孙氏”;而“乌孙氏”就是“爱新氏”[23]。这无疑揭示了“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是有着深度渊缘的。

    •冄氏诸生

    姓氏含“冄”字的孔子弟子有五人:冄耕、冄雍、冄求、冄孺、冄季。一般认为“冄”字即是“冉”字。其实,它是“内”、“南”两字的别写;这个说法可能较少质疑,因为“楠”字,亦是作“枏”写的。“冄”读“纳”、“奴”、“粘”、“囊”大概皆可。

    除此之外,仲尼诸弟子中还有:“南宫括字子容”和“壤驷赤字子徒”两人;另如商王“南庚”,“卫灵公有宠姬曰南子”。这些“南宫”、“南庚”、“壤驷”、“南子”,以及古代姓氏“淖盖”和“淖齿”,都是“冄耕”和“冄季”等的变音或异写。它们与北方民族族名对应也了然一目:

    “粘葛”冄耕、南宫、南庚、淖盖
    “纳吉”冄季、冄求、南子、淖齿
    “纳尾”冄雍
    “芮奚”壤驷
    “那拉”冄孺(蒙古语的“太阳”nar)

    •颜、燕、原氏诸生

    现代以半元音 y 为首的汉字,如将 y 的读音免去,便可约明其古代读音。“有”(you)读“喔”、“乌”(o/u),“月”(yue)读“乌”、“讹”(u/e),“颜”、“燕”(yan)读“安”(an),都符合这个规律。孔子的四名学生的姓氏:“颜幸”、“颜祖”、“颜之”、“燕伋”等,就是族名“爱新”、“按出”、“奄蔡”、“安息”。

    王力论证过“安”、“焉”、“恶”、“乌”四字同音源。[24]“安”、“焉”(an)与“恶”、“乌”(a、ak、al)间的音转,与 n-l的谐变有关;这种谐变出现在前缀,是“南”和“兰”之通;发生在字尾,则是“安”和“乌”之转。因为“焉”和“乌”相通,故新疆地名“焉耆”即是“乌耆”。

    “颜”、“焉”也可转读作“乌”、“兀”。孔子五名“颜”姓弟子的姓氏“颜回”、“颜无”、“颜高”、“颜哙”、“颜何”就是族名“乌护”、“护骨”、“回纥”。

   •高柴、后处

    仲尼弟子中有“高柴字子羔”和“后处字子里”者。“高”应与“蒿”、“镐”、“毫”、“豪”等字同音为ghao/hao/ao;因此“高柴/后处”就是“兀者”、“赫哲”。

    •施之常、石作蜀

    “厍狄”是个重要的氏族,北齐名人“厍狄干”是被称作“鲜卑老公”的。[25]唐代漠北“思结”部,元蒙时的“失吉”氏,入主近东的“塞尔柱人”,可能都是“厍狄”之裔。古代西域的“瑟底痕”,[26]等,想必都是“厍狄”部落徙居之遗存。

    孔子弟子“施之常”和“石作蜀”的姓氏“施之”和“石作”,就是“厍狄”。据公元四九一年安提俄克城“约翰”的记载,有一个名叫Sigizan的Hun人,曾服役于拜占庭的军队,[27]Sigizan显然就是“施之常”。

    •司马耕

    仲尼有弟子“司马耕字子牛”者。人名“司马耕”与北方民族族名“悉万斤”、“悉泯健”,[28]西域地名Samarkand(“撒麻耳干”)等非常音似。一般以为,“司马”是从官衔转化来的姓氏。但司马迁在〈自序〉中,却未说过因祖上当过“司马”官,而袭了“司马”姓。他的先人名字“蒯聩”、“昭
豫”、“无泽”显然就是北方民族的族名“护骨”、“昭武”、“兀者”,因此太史公家系也有以戎狄族名作人名的特征。我以为汉姓“西门”,胡姓“泣伏”、“悉万”、“石抹”,匈牙利姓氏Szima等,都是与“司马”同源的。

    •巫马施

    “巫马”即是胡姓“宇文”。它与《魏书》记载的“务目尘”、[29]“侯莫陈”;[30]《新唐书》记载的于阗王“姓尉迟氏,名屋密”;[31]西夏民族姓氏“嵬名”、“讹命”;或《辽史•兵卫志》记载的“属国军”族名“乌马(山奚)”和“胡母思(山蕃)”;乃至中原地名“侯马”、“高密”,新疆地名“哈密”(维吾尔语读“库密”),西域国名“胡蜜丹”等,都源自北方族名“库莫奚”一字。而“巫马施”就是族名“胡母思”。

    •澹台•灭明

    “澹台”当是“拓特”,即“鞑靼”之源名。蒙古人通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女真部落为“水达达”,可见“拓特”是个通古斯系姓氏。北方诸族没有族名“灭明”的显性记载;但西域有“昭武九姓”之一的“米国”,《新唐书》说:“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32] “澹台•灭明”,应是“拓特•弭秣”或“鞑靼•弥末”之复合。

    •漆雕

    孔子有三名姓“漆雕”的弟子: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说文》说“雕,琢也”;又说“琢,雕也”。因此“漆雕”当是chi-tiu或chi-teok,即族名“赤狄”(chi-ti)之音。

    •秦冄

    “秦冄字开”。“秦冄”当是后世鲜卑系民族部落名“叱奴”、“丑奴”或“叱那”,即蒙古语之“狼”字。

    孔子的学生大都是齐鲁地方的“殷之遗民”,他们姓氏和名字保留了戎狄的特征。在他们或他们的祖先彻底转化成使用“汉语”的“汉族”之前,中原地区的语言可能相当复杂,各部落语言的汉化过程也不是同步进行的,有些部落仍然在使用戎狄语言,《左传•鲁襄公十四年》记载了一则有趣的相关故事。吴国被楚国战败,而告于盟主晋国,各国诸侯被召集到一个叫“向”的地方聚会,主盟的晋大夫范宣子,逮捕了私通楚国的莒国公子务娄;他又怀疑姜戎部落泄密,而指
责来会的戎子“驹支”;后者则作了一番颇长的辩解,其中言及: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

    这无疑说明,虽然那时“汉语”已经形成通用已久,而且中原“诸戎”部落也积极参与了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活动,但是它们所使用的语言,与中原诸国的主流语言仍然是不同的。

 

 



发件人:"yinkx" <yinkx@126.com> 2009-11-16 19:47:26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来自殷辂(投稿)

   最近知道网站重新开张,祝贺!人心不救,任何好的东西都建立不起来,这是我的感触。现寄去两篇劝善短文。殷辂

人心不救,国家难安

殷辂 字恺玄

2009年11月16日

 怨毒之财、位岂能安享

    李斯将刑,顾其中子曰:“吾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其可得乎?” 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和历史上很多权倾一时的显贵一样,在惨遭杀戮之时,诅咒富贵,求贫贱而生。然而富贵岂能杀人?李斯并非死于富贵,死于亡身而贪富贵也。古人说其至死不悟,并非虚言。为富贵所役,以帝王之术行鄙夫之事,献愚民之计,绝致治之望;为保权位,与奸竖合污,矫诏妄立;为求容,阿意上“督责术”,使臣民救死不暇。造下这样“死而不能了”的罪孽,岂能不报?建立在怨毒之上的富贵,岂能安享?不是富贵亡其身,而是亡身而易富贵。由此可知,李斯并不只是简单地亡于奸人陷害,更亡于“以身发财”。在其患得患失之时,早已自亡其身。

    不知身心固有之富贵,以曲枉之道向外驰求,为权势、财货而自亡其身、自贱其身,这正是“以身发财”。“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古人称之为窃。窃取非有,内贱外尊,哪能不自取其辱?哪能不灾及其身?人们读李斯《谏逐客书》时,无不叹其才气,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才气反成祸患,其原因就在于无根、无本。无根之才并非起于真心,实为表演功夫,它源于富贵之欲求,又为其所支配。贪欲与“聪明才智”相互作用,权势越大,造孽也就越大。观历史上那些得势于一时的狂徒小人,哪个不是“聪明绝顶”“才气逼人”?但一个个都利令智昏,以至于连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当其业果成熟之时,不反躬自省,反说“天欲亡我”,难道天也如其人一样算计?“天道好还”,所谓还,不是刻意而是顺其所为。自暴、自弃、自作孽,自己感召灾祸而归咎于天,这是狂而昏还是昏而狂?战天斗地、与天比高,用尽机巧也枉然。

    城隍庙有一副常用对联:“你的算计特高,得一回进一回,哪晓得满盘都是错;我却模糊不过,有几件记几件,从来结账总无差。”凡算计者,无非是求福避祸,但算计于一时,却留下还不完的孽帐。悖于祸福之道,以造业为事业,造祸而求福,不是满盘皆错又是什么?为多赚钱,竟敢在婴儿食物中掺毒;为发财,以暴力拆人房屋、破人之家;为做“政绩”而升官,夺今人生路,绝后人活路;为私意、私利,枉法造案、刑及无辜;为一点面子,利用权力使蒙冤者不能清白。造此怨业时,其人还振振有词地对自己说:“每个人都追求并维护自己的利益,都会趋利避害。”呜呼!人之怨毒,我之财货;人之诅咒,我之政绩;人之哀嚎,我之富贵,这是趋利避害还是趋害避利?毒害他人而获得“利益”,与饮鸩止渴有什么区别?其害、其孽哪里是一时、一世所能了?迷信、短视竟然到了“以造孽为利”、“以招祸为求福”的地步,难怪世人都说要破除迷信。

    为善去恶,人之本分;求福恐祸,人之常情。既然恐祸求福,就应去恶为善,这就是求之有道、内外相应。若以“厚黑术”求之,造祸而害于求,则内外双失,益在何处?孟子曰:“福祸无不自己求之者”,后人解释说:“圣贤道一个‘自’字煞好。”这不是口得,而是真正的心得,值得当今所谓趋利避害者细细体味。

刑官无后 不可不慎

    和朋友聊天谈司法问题,在感叹禁乱的司法竟成了致乱之源的同时,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公检法成为不少年轻人向往的威风职业的时候,司法的公信度反而如此之低?我没有想到有人会把这两个现象放到一起,但这两者之间确实是有关联的。司法变异为司人,人们追逐其管人、治人、刑人的权势而将法、理抛在一边,司法衙门内“有司无法”、“有官无人”,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怎能不成为问题?古人说:“清法之国,人畏法而不畏吏,乱法之国,人畏吏而不畏法。”讲得就是这个道理。

    与现代“官迷”、“权癖”相反,被称为“官本位”的古代君子却将做刑官视为畏途。“刑官无后,不可不慎”,这句话甚至被挂在审讯大堂。这并不是对刑官的诅咒,而是慈悲的劝诫。“有因必有果、害人必害己”,古人用这种最朴素的道理告诫人:刑狱之事关系到人的命运乃至生命,关系到社会的是非、清浊,如不谨慎恐惧,极易造下无边罪孽。一旦播下恶种,绝对不会因为你不信因果它就不发芽结果。对于个人来说,无修无学而仅仅看重其外在的权势而去治狱(讼事),这是典型的“行险以徼幸”。如果冤及无辜,其果报怎可能仅仅是无后?对于社会来说,如果任非其人,不倾、不乱者,自古至今,闻所未闻。

    “不佞不酷,然后可以言折狱”。所谓佞者,不择手段,以权力充其私,谄媚于上,横行于下;所谓酷者,以残、恶为能,毫无恻隐之心,以设罪陷人邀功,以刑人害人为乐。社会越是混乱,人们越是想到用重典,严刑苛法,则佞、酷之吏泛滥,其结果是无辜蒙冤、罪者逃脱的现象大量出现。刑罚失当、是非不清,抑弱扶暴、冤戾冲天,社会岂能祥和?古语说:“季世无顺民”,难道季世之民是天生的乱民?佞酷之害,并不轻于无法。如果读史书就能发现,佞酷之吏虽得势于一时,但却没有一个有好结果。这正如贤者所言:“自古以来,小人得到功赏、权势,只有促速其死,结下无穷怨业而已。” “怨毒之财,岂有安享者哉?”

    “不佞不酷”不但是用人的准则,同时也是对治狱者的忠告。但是,这只是最起码的标准,即便是“不佞不酷”,如果不能时时自警、事事拷问自己的良心,同样也可能害人害己、饮恨终身。古代君子若不幸治狱,必戒慎恐惧,“恍若天地鬼神,嗔目而视我;罪人之父母妻子,呼号而望我。”由恐惧而至于不惧。《汉书》中记载了汉代丞相于定国之父于公的故事。于公为县吏,决狱公平、知冤必救,判决连被判的人都不怨恨。其里巷大门坏了,父老一起来重修。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里巷)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 心存敬畏以至于坦坦荡荡,无恶果可惧,自然有福报可期。先贤评曰:“‘驷马之门’亦兴于心地耳。”此为至论!宋朝宰相欧阳修在《泷冈阡表》中记述了其父欧阳观治狱的事。欧阳观是理刑官,断案惟恐不得其情,听狱必“求所以生之”,对于死狱,屡废而叹,夫人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求之而不得,则死者与我俱无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求其生,并不是非法以求,而是求之于理、求之于法,这是真正的知法。如此发心,怎可能冤及无辜?如此发心,哪里有治狱之恶事?如此发心,怎能不广大其门?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主刑治狱者即使是侦破案件得到真相,也要怜悯同情,不可以欢喜。如果以刑人、罪人乃至死人为职守,刑官以此为业绩,以刻为明,那么治狱不就成了最大的恶事?刑讯逼供、冤及无辜,舞文弄法、巧文致罪,将错就错、冤案不平反,这难道是职业使然?卖棺材的以人死为利,欲有瘟疫而获大利,难道刑官的职业也是如此?如果这样,刑官做得越“好”,就越造孽,“刑官无后”就成了职业病。其实,古语有“刑官无后”,也有“公门中好修行”之说,关键在于有无公正仁恕。如果像于公、欧阳观那样“公其心”,则处处是活人、利人,“虽杀人,亦是活人之仁。”刑官如此,为政制定政策者同样如此。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11-15 09:24:00 +0800 收件人:L_C_colon 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11期-共和国60年暨孔子2560年〔耶稣2009年〕11月13日

国学院、国学热的反传统

青年学者 郭宗吾

2009-11-6

    2009年11月1日,经过较长时间筹备之后,清华大学国学院终于正式成立了。此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已经先期设立了国学院。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学院都援引1920年代清华大学短暂存续过的国学院(1925-1929),来作为某种精神接续或合法性的根源。这次,清华大学更是理直气壮地声称将继承老清华国学院的传统,以推进国学的研究与发展。这是持续的“国学热”历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又引起我们对“恢复传统”的新一轮想象。但这一想象,一经反思,其间意味则可能充满扭曲或反讽。

    所谓继承而进一步发展,其实质,用新任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主体、放眼世界”。这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比较关键的是,它在体制上如何实现呢?陈来教授说,在体制上还要再摸索。在具体工作上,主要是出版《清华国学文存》,将老清华国学院导师以及几十个学生的文献搜集整理出版(另外,还要办一些讲座和会议)。从一个充满想像力的抽象原则,下降到具体的工作上,其间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如果仔细看看清华大学副校长在国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从中可以抽取出若干关键词汇,然后连缀起来,似乎就能看到何以会出现这个反差。

    副校长当然是现在的体制的象征,其讲话的要害就是借用老清华国学院的名义,来促进清华大学文科的发展,具体方式上是由各方学者、教授来完成一定的研究计划、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这里点出了现行体制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科研计划或科研项目,一是研究成果。众所周知,科研计划或科研项目与科研成果的评定,在今天这个体制下,往往包含着具体利益的分割。由此,我们很怀疑,依从于既有体制而关注利益瓜分组建起来的新清华大学国学院,是否能恢复老清华大学国学院的传统,更遑论其最终所指向的“吾国固有之传统”。

    而上个世纪的清华大学国学院的突出之点是其在体制外的特殊性,即它突破了当时考评的体制而组建起来(梁启超向校方推荐陈寅恪就被传诵为经典“特例”)。它的目标,恰恰就是要突破当时湮没传统的新体制限制,而培养“学无中西而又以中国文化为本”的传统文化重建者。这其中的文化理念与具体方式,都拉远了与当时体制乃至世风的距离。

    通过反观老清华国学院,并对比今天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到,体制约束下的用语,与抽象的文化想象之间,存在太多绕不过去的疑问。也许,上个世纪清华大学国学院仅仅四年就停办的事实,反而有一种不同意味的启示。上个世纪的清华国学院,那是一些心存良好而纯粹愿望的人们(大师们),在体制及其利益之外建构的事业。当清华大学变成“国立清华大学”时,老国学院就分化进入了新体制下的系科之中。

    可以说,体制及其后面的权力与利益,在今天的“国学热”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我们当然承认许多专家、学者内心真诚的善良愿望与憧憬,但是,“国学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则是权力与利益参与其中的结果。在轰轰烈烈的“国学热”中,作为现行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如何实现他们的利益呢?

    首先,作为体制权力的掌握者,有的人需要新的对自己所掌握权力的言说与辩护,以便穿上一层新的外衣,获得更为深厚、宽广的认可与支持。他们通过推动“国学热”获得这种认可与支持,并同时在“国学热”的展开中获得更大、更稳固的对权力的掌控。思想和学术对权力的依附,在传统中似乎就是一个很基本的现象。“国学热”最初好像有着对权力抛弃传统的反叛,但是,最后走向却是一个与权力附和的老传统。

    其次,“国学热”过程中,一个典型的事件是几所重点大学都举办了面向富豪的所谓“国学班”,一方面,国学直接用自身的名义毫无羞耻地指向金钱的攫取;另一方面,那些通过各种手段(无论合不合乎道德与法律)而占有了财富的人,通过用钱来交换的方式,似乎为自己披上了传统文化儒雅的外衣。他们在文化外衣的包装下,可以进一步占有更多财富。就这点而论,今天的“国学热”还是有所创新的,它摒除了传统学问对于金钱的蔑视与贬低。

    最后,“国学热”中的文化人,也是一个值得考问的群体。有一个时期,文化人,尤其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要使用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他们与权力和利益还是离得比较远的。因缘际会,时代发展迅速,传统文化得到了重视,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似乎也就得到了新的春天。当隔得远时,传统文化研究者清贫但似乎还守护自己的价值和独立性。但当权力和利益与国学糅合一起时,原有的那些价值守护和独立性,就被汹涌的洪流裹挟冲走了。说不清楚是原有的文化人转变了立场,还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虚假文化人淹没了他们。总之,在今天的“国学热”中,作为传统文化研究者的文化人、学人,重新将自己变成了传统的样子:成为权力与利益的依附者并由此依附地位获得更多的权力与利益。

    国学已经热起来了,还将继续热下去。清华大学国学院因为承继了一个“老”的声名,使我们有了更多更大的想象,希望它能对现行体制有所冲破,而回归一点传统的纯粹或纯粹的传统,但是,“国学热”背后的权力与利益掺入,又使我们对恢复传统有了更多更深的担忧。

 

 



发件人:"scholaryanyu" <scholaryanyu@126.com> 2009-10-29 00:08:28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随笔三章 三篇小文,供闲暇娱乐。阎雨恭祝秋安!

譬如北辰

北大资源管理学院  阎雨

2009年10月

    虽满身疲倦,但思想依然活跃。几日与老师对话访谈,身心渐觉轻盈,仿若展翅翻飞,全然解放。在书房的柔光素纸间,墨笔自主游走,自觉书写,这是我乐意的,也是为记忆留下点墨。

    人民出版社徐社长约成老师再版著作,并搜来作品清单,几十余部,但鉴于诸作品多有版权期约,只好退而求其次,以语录体出版《C理论》解读版,以《C大学》为始,继而《C论语》,《C孟子》《C中庸》及《C易传》。考虑到管理与国学交叉,出于技术考量,出版社就想委我代劳设计提纲及对话内容。我虽工作忙乱,诸事百废待兴,实无暇为之,但思虑老师“C理论”理论有余,实践不足,为使老师学术得以更为广泛的推广、传播,同时也使系统得到更为务实的提炼,生成管理哲学应用体系;加上出版社陈涛先生态度谦恭,自是盛情难却,抖落灰尘,提笔耕耘,经多日如琢如磨,终成《C大学》理论及《C理论与管理系列问题探讨》。陈主任对此一番褒奖,出版社编辑部也颇为认同。

    老师于9月22日深夜抵京,23日下午我和老师想约于第三极书城,细谈提纲,老师对提纲同样予以高度首肯。23日夜9时开始,在老师下榻的中国职工之家C座2410室开始访谈,所谈内容皆为宏观通识问题,谈至深夜1时;24日晚,于9时开始,于同一房间重点谈《大学》中的管理思想,同时参与会谈的还有老师的另一弟子,加拿大三一大学教授梁燕城先生;25日夜十时开始在老师北京西山庭院家里谈至12时,谈及《大学》与《C理论》的关系,至此,访谈计划圆满完成。

    次日上午,我在北大论坛主讲《中国管理C模式》,将与老师对话的新思考融入其中,虽夜里仅睡四小时不足,但谈到中国管理应用,不觉感触满怀,自是文字激昂,辩才恣意,才思妄为。与会者评价甚高,胡星斗教授借用李白赞庄子之语点评为“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大鹏赋》”。

    先生的确建树非凡,特别是其哲学的逻辑体系,缜密严谨,对文化的洞察力,也可谓如隔岸观火,不沉迷,不菲薄。谈到《易经》的时候,很多学者只谈到易、不易、简易,而先生又提出了互易和合易。

    他认为变易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变易是阴和阳的交互、更替,或者是相互影响的一种关系。阴阳在一起是矛盾的,只有相互的交易、融合才可以做到变易。简易就是变易在交易过程中走向更好的形式。简易实际上隐含了一种和的目标,把很多复杂的因素融合成一个更融合的、更少矛盾的,更能够实现内在统一的一种潜力模式,具有潜在的目的性、不自觉的目的性。对于人而言,就是针对人的更好的发展,更好的生活方式来追求的一种目标,这就叫做合易。因为有变易就会看出来不易,因为有不易和变易的对照,我们更好的看出来交易的一种现象。交易是以不易的整体做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一种目标感,目标感就是简易的过程。如果简易的过程达到提升,使变易阴阳互动,达到更高的、很深的目标,就是和易,这是比较完整的体系。

    中国的文化,我一直认为不是一般的保守文化,而蕴含着丰富的创造力,创造力是反传统的,创新沉淀下来后形成了规则,规则与创造形成新的对立。这似乎形成发展悖论,对此先生谈到。

    道家、佛家批评儒家太执著,儒家批评道、释不实务。这两个矛盾如何调和,不能够一次性的调和,不能够永久性的调和,要持续的调和,保持高度的灵敏性,好像开车一样,随时有状况出现,随时走曲线。要合力和谐创造一种新的事物,你不能纯粹的任性,影响到其他创造体。物种存在的机会,也有一种竞争的机会。自我调整,相互限制,相互提升。这就是规则和创造力的关系。

    《大学》讲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真正的智慧的企业家,应该是以财发身,让心灵更饱满。而追逐名利的商人,往往通过各种办法赚钱,怎么样让企业家摆脱时下竞争带来的浮躁?

    成先生对此问题开示,企业只讲快速赚钱的方式,很危险,不能持久。《大学》的目标是帮助你建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方式,不是说马上可以赚钱,而是重视人的关系。在应用人才方面,不要把“财”看成唯一的因素,关于C理论成先生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知道其优缺,对于其实际应用,先生认为每个事物都有发展的支点, C理论实际上就是在利用杠杆原理,力点就是要达到的目标,支点是他的根本,重点是摆下去的力量。C理论永远是在用来找寻一个力点和支点。至于在什么时候,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那就是一个决策者本身的眼光问题。

    C理论允许多元的发展,不是千篇一律。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特性,有不同的支点,不同阶段的公司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不同的发展目标,都是在变化当中的。C理论体系就是用来分析不同的行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支点,怎么样用C理论找到这个支点,以及如何用C理论体系来调整采用的手段与要达到的目标之间的关系。现有的C理论,还要不断发展,特别是与国学融合要更紧密。

    谈话结束,老师特别要我把C理论实践模式研发出来,并与儒家结合,形成五个层次:第一是《C•论语》;第二个层次是《C•大学》;第三个是《C•孟子》;第四个是《C•中庸》;第五个是《C•易传》,一体而化之。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老师的C理论就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北辰,由此而延伸的C模式则是其最近的星,明亮而不耀眼,闪烁而不妖艳,大言而不作声。

电 话: 010-58876777 传 真:010-58876770
手 机: 13001078788
E-mail: scholaryanyu@yahoo.com.cn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151号北大资源大厦8层813室(100080)。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11-15 09:24:00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11期-共和国60年暨孔子2560年〔耶稣2009年〕11月13日

    为纪念谷牧同志最近去世,特发他生前文章一篇。

孔子的影响是不能回避的

原国务院副总理 谷牧

2005年

我对孔子的认识

    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均出生在清朝末年,他们在少年时代肯定都是要读圣贤书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央最高领导人公开对外发表关于孔子评价的言论,这是首次。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号称欧洲文明鼻祖。孔子与之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独具光彩。

    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均出生在清朝末年,他们在少年时代肯定都是要读圣贤书的。而我们第二代领导人多出生在民国初年,虽说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但新式教育制度的推广尚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一代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少年时是在乡下接受私塾教育的。我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用心读了些孔子之书、孔门之书。之后当我再读高小、读师范接受新式教育时,又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对孔孟之道持批判态度。有趣的是,60年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我进入老年,却又担任了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

邓大姐点将

    给我派这个活的倡议人,是“文革”后期在“四人帮”搞的以“儒法斗争”解释历史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中首当其冲的“大儒”——周恩来总理的遗孀邓颖超同志。事情是由她到曲阜视察引出的。

    1983年夏,时任政协主席的邓大姐去山东视察工作,特意到了曲阜。曲阜当时是怎么一种状况呢?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的1966年冬,北师大造反派头头谭厚兰,带领“讨孔战斗队”,到曲阜造孔子的反,胡乱折腾。虽然周总理马上出面制止,但被合称为“三孔”的孔林、孔庙、孔府等古迹,已遭到他们严重破坏。两千多年来受到历代中国人景仰和尊重、被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圣人竟然受到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师范大学造反派的侮辱,这实在是斯文扫地!邓大姐视察时看到“三孔”一片破败的景象,不禁扼腕叹息。陪同她的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同志介绍说:1979年,经胡耀邦同志批准,山东省和曲阜县已着手对孔林、孔庙、孔府进行修复,但资金缺口比较大,建议成立一个孔子基金会,多方筹集经费,进一步整修“三孔”,并请邓大姐出面领衔主持。邓大姐赞同成立基金会,但认为她不宜出面。她说,有个很合适的人选,就是谷牧同志,虽然他长期在中央、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但在30年代他是个左翼文化工作者,又是你们山东人,对孔子的事情也比较明白,可以推举他。

    我想邓大姐推荐我还有一些没说出,或在当时那种思想解放尚不够深入的形势下不便说出的理由:就是我在周总理领导下的长期工作中从来没有偏激的行为,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体现。邓大姐还建议,邀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同志也参加此事。

    邓大姐回到北京后,向中央提出了上述建议,得到同意。1984年9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国家支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确定我任名誉会长,匡亚明同志任会长。中央办公厅为此专门发出了通知,有关方面都表示赞同。

孔子基金会创办初期的工作

    中央交待的事,我当然认真去办。此后,同有关同志一道,建立了由有关方面代表人士100多人组成的理事会,创办了《孔子研究》学术杂志(当时是季刊,后改为双月刊),进行了经费筹集工作,开展了国际孔子、儒学研究的学术交流。1989年10月,孔子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北京——曲阜举行了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5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300多名学者参加。当时分管外交工作的副总理吴学谦同志主持开幕式,我作了主题讲演。新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接见了部分海外学者,发表重要谈话。他说,中国古代有孔子这样一位思想家,我们应引以为自豪。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遗产,应当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发扬。他在谈话中引用了孔子主张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强调不要思想僵化,不要主观主义,并建议编辑出版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文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央最高领导人公开对外发表关于孔子评价的言论,这是首次,表明了中央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视,影响很大,也支持了孔子基金会的活动。

    应当说,孔子基金会的工作,已经初步开展起来了。当然今后还要进一步开拓。这些工作,是靠基金会里其他负责同志和学术界的热心人士去做的。我主要拿了些主意,疏通解决了些问题,从各个方面争取一些支持。我担任的社团名誉职务有20多个,比较起来,孔子基金会的事情,我管得多些。

对孔子历史地位及其学说的再认识

    担负了这个社会职务,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孔子和儒学方面的事情。

    正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由于许多同志在党内多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式,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敏感问题。许多人对此不愿或不敢涉足。鉴于贯穿大半个世纪的反传统思潮的扭转有一个过程,而且说老实话,我也是在接受这方面工作后经反复思索才逐渐加深了对儒学的认识,我在一些讲话中循序渐进地强调了三点想法。

    第一点是强调孔子一些最基本的贡献。

   无论对孔子如何评价,我认为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出生在2500多年前,活了70多岁的孔子,当时就是博学多能的重要人物。他一生办了三桩足堪称道的事。一是创立了以“仁”为中心、有着深刻内涵和广泛外延、颇具人本主义色彩的儒家学派;二是整理编录古代典籍,集他那个时代之前中国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三是创办私学,突破了在此之前“学在王官”的状况,扩大了知识传授,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我以为,这三桩事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看,应当说孔子在春秋时代上下各2500多年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孔子作为大学问家闻名于当时。许多诸侯国的当政者,遇到重大问题,往往要请教于孔子。激烈反对孔子的墨子(稍后于孔),也说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我们称孔子为杰出思想家、伟大教育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当不过分。

    尽管孔子在世时并不得意,甚至曾厄于陈蔡,饿了肚子,而他在死后却大大尊荣起来,封王、称师、号圣。由汉唐到明清,中国的封建皇帝,无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都尊崇孔子,利用孔子;封建社会的良相能臣,乃至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都要从孔子那里吸取治世学问,寻找精神支柱和思想营养。这说明,孔子确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当然,孔子的学说,有正确的,也有谬误的;它对后世的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后代对孔子的利用,有时起了进步的作用,有时起了阻碍的作用。不过,把这一切总起来看,不能不承认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还应当把孔子放在世界思想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上来观察。古希腊师承相传的三位先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号称欧洲文明鼻祖。孔子与之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独具光彩。孔子的出生,更早于苏格拉底80多年,早于柏拉图120多年,早于亚里士多德160多年。东汉之后,孔学东传朝鲜、日本,南渐越南等国,长期成为这些国家的“国学”。17世纪以后,经利玛窦等传教士介绍,孔子和儒家学说又传播到西方,得到法国学者霍尔巴赫、狄德罗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称赞,对欧洲思想启蒙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孔子,与中国古代文明、东方思想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是公认的世界古代思想文化巨人。孔子和孔子之学,是世界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单元。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开拓理论、学术、历史研究的新局面的大形势下,对孔子、儒学无疑应当正面直对,认真地加以研究。如果对之采取回避态度,中国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就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说得清楚。上述这些是我对孔子的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是,要科学地广泛深入地研究孔子。

   在中国历史上,尊孔是主流,但也有反孔的现象、反孔的历史时期存在。无论是尊孔或反孔,都有个共同的缺陷,即搞的是一点论,而不是两分法。我们现实的研究,不应当再步入“尊”和“反”的误区,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立足于孔子思想与活动的实际,把孔子作为科学探讨的对象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孔子,当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孔子的学说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孔子是他们的代言人和学术代表。但是,如果因此就全盘加以否定,未免简单化、绝对化。照这样的思维逻辑,很可能流于民族虚无主义。

    研究孔子,还应当注重孔子本人的思想和实践同后世加在孔子身上的东西这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汉代五经博士塑造的孔子,宋明理学阐发的孔子,康有为笔下的孔子,乃至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孔子,与本来的孔子是不同的,甚至相去甚远。中国人解释的孔子与外国人解释的孔子,更是很不一样。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用孔子的某些学说宣扬他们的教义;法国百科全书派认为孔子的某些学说近于唯物论和无神论;德国的古典哲学家却从孔子那里看到了辩证法。对于中外各种解释孔子者,应当加以系统研究,但不能把他们的解释当成本来的孔子。

    因为孔子之学是个广博、复杂、良莠并存的休系,后来对孔子的解释、演绎又是五花八门,所以,研究孔子应当多层次展开。我对孔子基金会的学术研究活动,多次提出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孔子本人的思想和社会实践;二是孔子创立的儒学及其后世的演变;三是以儒家学派为骨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四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辐射源的东方文化;五是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当然,在研究中要注意这五个方面的相互联系,而不能割裂地孤立研究。

    当代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研究孔子,应当坚持和提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用其他的观点和方法获得的有科学价值的成果,贯彻“双百”方针,欢迎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繁荣有关孔子的学术研究。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这样做都很重要。这也是面向实际的科学态度。

    第三点是研究孔子,要古为今用。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批判地吸收国外先进的思想文化,以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宗旨。批判地继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孔子的学说是当然的重要对象。研究2000多年前的孔子,是为了用以服务现实,我们毫不讳言这个功利主义的目的。一向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的孔子学说,其中有许多东西仍然可以为中国的工人阶级政党所利用,我们应当敢于公开申明这个观点。

    孔子学说中可为今用的部分,我以为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可以直取而用之的。比如孔子关于教育、学习的许多论述,至今仍很有光彩,可直接拿来为我所用。比如《论语》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就是正确的治学之道、交友之道、个人修养之道吗?第二是可以剖取而用之的。孔子的政治思想,总体来说,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服务的,但其中某些具体部分却具有某些普遍合理性,比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些“爱民、安民、养民、富民”的思想,则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对待黑格尔学说那样,将其原来的意义加以扬弃,剖取出合理的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借鉴运用。第三是可以借取而用之的。孔子有许多关于道德修养的主张,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还有“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求诸己”,“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等等。这些命题,当然都有孔子的阶级烙印,是从属于孔子的政治主张的。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我们可以借为改造使用之。当然,讲可以批判继承孔子的思想学说,运用于今日,并非全面肯定和接受他的整个思想休系,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加以改造继承,用以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

    以上是就思想文化来说的。除此之外,孔子的历史遗迹,是中国的重要人文旅游资源。仅1993年,曲阜就接纳游客110万人次,收入6.26亿元。从改革开放至1993年总计15年来,曲阜由旅游业获得的效益超过42亿元。以“三孔”为主的旅游业成为当地重要经济支柱,并带动有关行业的发展。当年,孔子曾周游列国,现今山东、河南、湖北三省,可以借孔子作发展旅游文章的地方,除曲阜之外,还有许多处,应当都有计划、有步骤搞起来。办孔子遗迹的旅游业,宜将经济与文化紧密相结合,赋予增长知识、启迪思想的内容,注重高格调。

    实践还说明,抓紧抓好科学地研究孔子这个课题,对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加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做好海外华侨和华裔的工作,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合作,有着重要的作用。1991年10月在曲阜举行海峡两岸孔子研究学者对话会,台湾有8所大学、两家重要杂志的著名学者前来。这是大陆与台湾隔绝40多年之后两岸学者第一次面对面交流科研成果。陈立夫先生虽因各种原因未能应邀来访,但亲笔回了信,对我们“宏(弘)扬圣教,不遗余力”表示钦佩。1988年,宫达非、马仪、朱青同志率孔子基金会代表团出访欧洲,与对孔子、汉学有很大兴趣和一定造诣的希腊船王乐济世先生建立了联系。他除赞助10万美元的研究孔子基金外,还捐款1000万美元支持中国农村的经济建设(此款交农业部掌握使用)。1988年秋,在中韩尚未建交的条件下,孔子基金会的几位专家应邀访问汉城,得到当时韩国总统的接见。可见办好有关孔子的事情,能够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增进国际交往贡献力量。所以,经中央批准,1994年10月,在北京举行纪念孔子诞生2545周年的活动,并借这个国际性学术会议,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由我任会长,后由叶选平同志接了我的班。

    本文摘自新近出版的《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标题为编者所加。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11-15 09:24:00 +0800 收件人:L_C_colon 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11期-共和国60年暨孔子2560年〔耶稣2009年〕 11月13日

中国的新国学之路

----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

记者

2009-10-26

   摘要:要亡一个国,先亡其学,先让你的人民不知道有其民族文化。 胡适的说法并不对。不是先有一个“国故学”流行,然后大家省称、简称,才有了国学。 陈独秀讲,研究国学、整理国故好像是在大粪里面找香水,而我们现在是要从西方引进香水。 作为研究体系的国学才有新旧,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学没有所谓新旧。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将于2009年11月1日举行成立大会。此时距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停办,整整过去了八十年。八十年间,国学饱经风霜,无论其性情还是面貌,都有了很多改变。对此,作为重新恢复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院长,陈来先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面对梁启超等四先生所留下的思想遗产,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是要“照着讲”还是“接着讲”?日前,本报记者就相关话题对陈来院长进行了专访。

主持人: 老的清华国学院的起止时间是从1925年到1929年。当时也有个“国学热”,叫做“整理国故”运动。清华国学院就是在这场思想运动中诞生的。较之西方文化大举东进之前,当时国学的形态已然有了很大的变化,正进一步从古今问题演变成“中西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陈: 我想从国学的观念嬗变谈起。从上世纪初,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的“国学”,是一个政治的观念,而不是一个学术的观念。当时整个国家的民族危机非常严重,晚清的国学派就此提出了“国”和“学”的关系,就是国家的形势非常危急,但还是要坚持传统文化。其实他们有点类似晚明部分士人的想法,即退一步来说,假如国家亡了,学术不亡,国家还能复兴;如果国学也亡了,国家就无法复兴。国粹派将国学的兴亡和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国学这一概念。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概念。现在我们说国学,最早讲国学定义的是邓实,他办了《国粹学报》,用他的话来讲,“国学者何?一国自有之学也。”又说“君子生于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这是说,你生于这个国家,必定要爱这个国学的学问文化,这是在很深重的民族危机里,提出这个概念的。

主持人: 这其中有没有西学冲击的问题?

陈: 当然也有,但这比单纯的学术冲击更厉害。他们认为,西方的帝国主义老谋深算,要亡一个国,先亡其学,先让你的人民不知道有其民族文化。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邓实在1902、1903年提出了国学的概念。到了1907-1908年,章太炎也有这个概念,他也是为了激励种性,要激励大家的爱国心。所以你看晚清这些人的国学概念,有一种很明显的救亡意识。通过捍卫国学、保存国学来救亡,保种保教。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后到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国学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核心词汇用得较少,但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其问题意识仍吸引着社会的关注。从观念上看,特别是从1915年《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开始,讨论东西文化,其中就直接涉及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基本理念和基本学术倾向等问题。这些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变成了讨论的中心。这个阶段的国学观念主要是文化意义,不是政治意义,是从文化的角度,批判旧文化,来发展现代中国的文化。

此时,从捍卫中国文化的角度的一些学者来讲,他们有个特点,比如梁漱溟说我到北大来干什么,我来是替孔子和释迦说话的,但他们并不拒绝和反对西方文化。梁漱溟、杜亚泉和《东方杂志》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的保守立场。《东方杂志》大量介绍西方文化,主张东西融合。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有《学衡》出现,可以说是接着《东方杂志》的。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持守和信念,是文化意义上的,但绝非反对和拒绝西方文化。梁漱溟讲,“我们今天要全盘承受西方文化”。

主持人: “承受”,这个词用得很有意味。

陈: 是的。第三个阶段就是192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我认为,国学的概念就变得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概念了。1919年年底,胡适吸收了毛子水和傅斯年的概念,肯定“整理国故”。那时胡适的影响很大。其影响所及,首先是成立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俗称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清华国学院当时的正式名称是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也就被通称为清华国学院。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于1922年,后有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然后有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接着有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还有燕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整理国故运动推动出现了这些研究的组织和教学的机构。

主持人: 这是一个脉络上的梳理。第一阶段是保种、保教,第二阶段是要批判或者替代,第三个阶段则是试图建立国学的一种新的学术形态。相应的,国学是否在概念定位上也在变化呢?

陈: 这正是我下面要重点谈及的问题:关于国学概念的意义。这可以分几种。从历史上看,根据章太炎他们的讲法,国学就是中国固有的学术。这类讲法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一直都比较流行。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岱年先生写《国学丛书》序的时候,还是讲国学即中国固有的学术,这是流行最广的国学定义。这是第一种。

还有一种讲法,就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把国学当作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意义就比较广了,它不仅是学术形态的文化,而且民俗文化,还有其他各种层次的文化,都被包括在内。这个概念就比较大。这是第二种。

我现在想强调的是,从晚清以来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国学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第三种意义,即,国学是一个研究体系,或者一个学术体系。这个学术体系不是一个过去的体系,如孔子讲的、朱熹讲的体系,而是我们现在研究它的体系。毛子水在1919年写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里面讲,“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叫国故学。”胡适就加了一句,说“国故学”缩写、简称、省称就叫国学。就国学这一语词的历史来讲,胡适的说法并不对。不是先有一个“国故学”流行,然后大家省称、简称,才有了国学,语词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胡适的这一个说法,显示出国学的第三种意义,就是,国学是研究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

所谓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不是指古人对过去的研究,而特别是指近人,近代以来我们对过去历史文化的一种研究。这样的一个国学的概念就是一个学问体系的概念。我们所谓学科的概念和这个也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后来你看有很多人都这样,比如顾颉刚,他认为国学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这就是说,国学就是我们现代人研究过去中国历史材料的一个系统,是以国学为一个研究的系统。这样的用法在当时是很多的。比如说黄侃。当时周作人很赞赏黄侃,说“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这句话里头的“国学”不是指它的对象即传统文化、传统学术,而是指对它的研究。是指在国学是一个研究体系这个意义上某人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按顾颉刚所讲,国学是科学的一部分,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材料。这个科学就是一个研究的系统。林语堂也曾说,“科学的国学是我们治学的目标”,他所说的国学也不是就它的对象来讲,而是就一个研究的体系、一个学问的体系来讲。

主持人: 这几个人所给定的国学概念有一个相似的结构:主体是近人或今人,对象是过去的东西,即过去的历史文化。国学就是在今人和过去的历史文化之间形成的一种学术研究的关系。它强调的是研究者立足于当下,在借鉴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去研究过去的东西。

陈: 毛子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回顾这段历史,他表扬胡适所写的《发刊宣言》,认为民国十二年(1923年)以后,国内的国学之所以有一点成绩,这与胡适的这篇文章有一定关系。他所说的“国内的国学之所以有成绩”这句话中的“国学”,不是指作为对象的国学,而是指“国学的研究”这个体系。另外,就外延来讲,因为国学同时已经开始作为一个学科的意义出现,就是在北大成立国学研究所的时候,已经开始招研究生了。这个学科的概念当时有个规定,就是“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这是国学的范围。即不仅仅指文学,也不是仅仅指历史或哲学,而是只要是研究其中一种的,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主持人: 这种分析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国学于近代以来的变化很有启发性。

陈: 关于研究体系的国学,在近代(从晚清到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的衍进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延续了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这是一个重要特色,另外,加了一些近代的意识。按照古人的观点,经学是最重要的,但到了晚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国学研究已经具有了近代意识,就是不突出“经”,而比较强调“子”,并且在“子”里面对孔子有所批评。第二阶段可以说是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的出现。这当然都跟北京大学有关。胡适是特别强调科学方法的,此外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很多其他人比如毛子水也非常重视科学方法。除了科学的方法之外,就是疑古的思潮,是这一阶段的国学研究,特别是胡适、顾颉刚他们的研究的一个特点。这个疑古思潮是与当时整个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怀疑有关。人们对中国古史、史料提出许多怀疑,这种质疑也开发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主持人: 您说得很对。其实疑古思潮也是整理国故的一种方式,是对过去文献的一种新的解释,只是在学术倾向上有一种强烈的批判和怀疑的态度。

陈: 考证学、训诂学加上近代意识,例如《国故论衡》,这些东西已经是带有新的特色了,而科学思潮加疑古思潮,比第一阶段更进了一步。它强调科学思潮、疑古思潮,同时也强调整理古代文化,这种意识已经更新了,所以说其形态也已经是一个更新的发展了。

主持人: 这种“新”是不是说从他们的学问里面能感受到“他者”的存在,即以西学作为参照系?另外,就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重新解读传统?

陈: 是。在章太炎那个时代,考据学、训诂学加近代意识里面虽然也有一些西方的东西,但那些西方的东西更多的是属于“革命”,因为革命,所以把经学、孔子的地位拉低,而不是突出学术。但是到了科学、疑古这一阶段,它是配合了科学和民主的呼唤,西方的东西是从文化里面出来的,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作为对立面。

主持人: 那么第三阶段呢?

陈: 第三阶段就是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突出代表的。借用一个较有争议的概念来讲:汉学化的国学。汉学化的国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界化的,就是跟世界学术的研究接轨、合流的一个新的国学研究。例如王国维所实践、由陈寅恪提出并为大家熟知的“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故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三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说都是与当时法国和日本的汉学、中国学的研究的方法是一致的。清华国学院不仅在宗旨而且在实践上都强调,如何利用东方的古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来研究中国文化。当时的欧洲人和日本人都用了这种方法对中国的古学做了很新的研究。第三阶段的这种以清华国学院为代表的世界化的国学是新的国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可以说,它真正落实了一个新国学运动的展开。在第二阶段所讲的科学方法和疑古更多的是观念上的,而没有落实到学术实践上的卓越发展。

主持人: 就是说在方法上、研究的精神上以及取向上为第三阶段做了准备。

陈: 是的。第三阶段还得益于这一阶段清华国学院的核心教授,如王国维等人,是世界承认的最好的国学研究者。这就涉及到我接下来要讲的国学家的问题。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于1922年,当时是沈兼士做主任,基本上是太炎门人为主体。太炎门人比起太炎,有他们进步的一面,比如:对白话文运动的推广,对民俗文化的一些重视,这都是与新文化运动能够合流的。但总体来讲,他们的国学研究的方法受太炎的治学方法的笼罩比较严重,所以说,他们还没有放开了像第三阶段那样把新的东西引进来。举一个例子,章太炎就反对甲骨文研究,而王国维则是甲骨文研究起家。这就看出来,像章太炎的这种国学研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落伍了。

主持人: 就是说,没有以“他者”作为参照系、没有以现在的时代为坐标的学问,就必然要让给能以“他者”为参照系、强调科学方法的新的国学研究。

陈: 就是这样。北大当时整个文科都是章太炎的门人主掌的,可是今天想起来,他们中有哪一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呢?学术上大家特别强调他的贡献?比如沈兼士这样的人,显然和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是不能相比的。

主持人: 我注意到了,您所说的重要还是不重要不是指老百姓知不知道。实际上这些人在老百姓当中的知名度也的确不如王国维、陈寅恪他们。您刚才说的是在学术上。

陈: 我们从近代学术史上来看,他们的成就也是不如。

主持人: 所以从这个来看,也反映了学术转型。

陈: 太炎门人的学术虽然已经是一个近代学术了,但是步子迈得还不够快。因为这个时候欧洲和日本的汉学研究已经很厉害了。其实胡适他们已经看到,都是很感叹,很着急,像陈垣,都非常着急。

主持人: 清华四先生也应该看到了。

陈: 那当然,因为清华四先生本身,比如王国维,已经跻身于世界一流的研究者当中了,这是当时的人们比如伯希和,都承认的。

主持人: 也就是说和当时的汉学家们有交流。陈:有交流,而且交流得很多,并得到了世界汉学的尊敬。主持人:那交流的方式是什么?

陈: 一是王国维他们到日本去。罗振玉和王国维把甲骨文也带到日本,一起进行研究,这是一方面;另外,跟伯希和他们也见面,那时候跟欧洲和日本的学者之间的往来还是不少的,桑兵所写的《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里面提到了很多。

主持人: 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陈寅恪初到清华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学术成果,有的只是新的学术视野、方法和观念。

陈: 他的视野、方法的观念跟王国维是一致的。所以他跟王国维之间特别能够交心。

主持人: 他是带着新的视野、方法和观念踏进清华大门的。

陈:对。 所以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只有他才代替了王国维的角色,成为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共同认可的最高水平的新国学研究者。这就是陈寅恪。所以说,虽然他的成果后出,但路子是一致的,这个路子就是,它始终跟世界上的中国研究、汉学研究连接在一起。所以说,它始终是一个开放的研究视野,它不是排斥汉学,排斥外国人研究,自说自话,而是要在整个世界的学术联系里面建立它的学术地位。这样我们的国学研究才能够真正达到理想的水平。

主持人: 今天来看,这种学术态度也是值得提倡的。

陈: 除此之外,文化观也很重要。新文化运动观的主导倾向是批判传统文化、反传统文化,这在当时虽然有它的必要性,可是在学术上也有一些影响。这种影响就是人们不能理直气壮地去研究中国文化,它使研究中国文化没有一个文化观的支持。整理国故本来是一个真正能够走向学术的研究、得到很多学术成果的运动,可是在这里,从一开始就有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声音来影响它,比如说,认为研究国学虽然不是一点意义也没有,但是意义不大。比如陈独秀讲,研究国学、整理国故好像是在大粪里面找香水,而我们现在是要从西方引进香水。

主持人: 这话忒损了。

陈: 胡适本来是赞成整理国故的,因为作为一个学者,他了解当时汉学发展的情形,知道国学研究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新的发展,所以他提出整理国故。但是后来他没办法,因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领袖,于是就说整理国故是为了“打鬼”,为了“捉妖”,为了解剖中国社会的文化病象。在这么一种文化观下,国学研究没有一个理直气壮的东西来支持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觉得中国什么都不是,那研究国学干什么呢?而清华国学院的几位导师就没有文化观的这种束缚,比如梁启超,他也是讲中西融合的,王国维更是突出中国文化的重要性,陈寅恪也是一样,在文化观上都是一致的。所以我想,这里有一个经验给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文化观作为底气来支持国学研究,这个国学观再加上它的新的方法,才能真正出成果,这是我们回顾的结论。

至于讲“新国学”。新国学这个概念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有了,比如上世纪二十年代有一个人叫刘复,当时他在日本留学,他认为当时整理国故已经是一个“新国学之发生”。新国学当然是指作为一个研究体系已经有一个新的形态、新的方法的进步。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国学的时候也是要把新国学的发展的过程、阶段、经验做一个总结。我觉得清华国学研究院是新国学运动里面最后的、可以说是有代表性的、开花结果的环节。

主持人: 这就是说,清华国学院走的是“新国学”的路子。

陈: 对,作为研究体系的国学才有新旧,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学没有所谓新旧。只是我们研究的眼光、我们的方法有新旧。国学研究在近代以来其实已经都是新的了,都不是完全传统的了。从章太炎开始,到太炎门人,到清华国学院,它是越来越新,这种新是指他在文化意识、方法观念方面能够结合西方的、世界的中国学术研究潮流。

应该说,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创了清华文科研究的黄金时代。它构成了老清华文科辉煌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和示范。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这时候清华的人文学就按照分科的系统来发展了,办了分科的研究所,不再有笼统的研究院了,而是随着系分科了。这种分科的发展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间也创造了它的辉煌。因为虽然是分科,但是它的精神,它的学问宗旨,它的文化观,还是秉承了中西融合的路子,还是跟着国学院这个示范、这个先导范例继续走的。它的学术也可以看成是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光大和延续。

主持人: 清华国学院是一个不分科的国学院。到了后来,进入了分科时代,也就是后国学院时代。说到这里,您能否谈谈冯友兰先生和张岱年先生,这二位都是您的老师。

陈: 冯先生是1928年到清华的,应该说他是赶上了清华国学院的尾巴。当时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校长。罗家伦担任校长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国立清华大学”成立,原来没有“国立”这个名字,因为清华原来是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学校,而罗家伦就是要突出民族意识,所以将其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做校长,带了两个人,都是其美国留学的同学,其中一个就是冯先生,冯先生做秘书长,所以冯先生赶上了清华还有国学院的这一年。当然,冯先生自己并没有参加国学院的工作,因为清华国学院的后期已经是以陈寅恪为主。就冯先生的研究来讲,应该也是与此相合的。王国维有一个方法,陈寅恪总结为“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相参照”,而冯先生的哲学史应该说是外来观念与我们的固有材料结合起来的分析,从方法上来讲是一致的。冯先生后来讲,从信古到疑古到释古,清华所处的是释古的阶段,冯先生也把自己放在释古派里面,这说明他也把自己放在后国学院的时代里面,即他不是疑古的,而是释古的。释古怎么个释法?就是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那几条:相互参证,相互释证,相互补正。冯先生的讲法其实主要就是根据清华的经验,他自己也认为他的哲学史就是采取了释古的方法,比疑古的方法更进了一步,这个方法其实就是从国学院到后国学院期间整个清华研究的方法。

主持人: 释古、疑古、信古这三个阶段是冯先生提出来的吗?

陈: 是的,冯先生到欧洲开会,介绍中国史学研究的最新发展时,就介绍了这三个阶段。当然今人也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看法,这个没关系,我想冯先生所讲确实有他的道理,因为他是当时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国学时代清华人文研究的主要代表之一。

至于张先生,他是1933年来清华的。就张先生的哲学思想来讲,他不是直接与清华传统有关系,而是张申府先生一脉下来的。张申府先生在后国学院时代也是在清华哲学系教书,这时候吸收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但是就文化观来讲,张先生提出“综合创新”,“创造的综合”,这是合乎清华传统的。他不是像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那样一边倒,以批判为主调,对中国文化不能说好话,只能说坏话,而是强调综合,在综合中还有创造,这与整个清华国学院的文化观是一致的。

陈: 最后我要讲我们新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当然,我们是要总结历史经验,继承老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那种新国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同时,我们今天还要再往前走一步,时代毕竟不一样了,现在是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

主持人: 这是一条由清华前辈开辟的“新国学”之路。沿着这条路接着走下去,这是今天我们作出的选择。

陈: 今天我们学术的积累跟上世纪初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人文学术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长足的进步。毛主席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现在我们就面临这么一个新的时代,就是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清华国学院的宗旨一方面是继承老的清华国学院,另一方面是进一步发展。今天为什么要叫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当然是继承清华的老的品牌,是它的精神上的延续,另一方面,我们用国学就是要突出一个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就是文化的主体性。外国人研究汉学没有我们中国人这样的主体意识,甚至可以说,西方的汉学是西方学术的一部分。

主持人: 这是在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构。

陈: 我们新的清华国学院希望怎么来继承呢?八个字: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中国主体”是要突出中国人研究理解的主体性,要突出我们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理解,要理直气壮地突出我们自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研究方法。我想,这个时代应该是慢慢到来了。但是,这个中国主体不是一个孤立的主体,我们不是排外的,拒绝外部世界的,封闭的。世界眼光就是我们从老清华国学院继承的观点,这个眼光让我们不仅仅向世界汉学开放,也向整个世界学术开放,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化不仅要吸收汉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汉学的水平,我们还要吸收西方一流的人文学、哲学、社会学所有的营养,我们要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领导世界的潮流,我们要使我们自己不仅与世界合流,而且成为主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新时代中国国学研究所应当有的一个志向、宗旨。

主持人: 新国学在今天新就新在一方面,坚持世界眼光,用他者作参照系;同时有所不同的是,有新的时代感,就是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这八个字,是对清华前辈留下的丰厚的精神遗产在今天的一种解读,也是未来自己发展的目标。那么,您如何落实这些东西?比如建制、研究方向、研究人员、教与学的关系,在这些环节怎么落实?

陈: 体制还要再摸索。现在我们是应用国内比较流行的研究院体制,主要不是作为教学实体,而是打造一流的研究平台,人员是流动聘任,大概是这样,用清华的讲法,这算是一个“体制内的特区”吧,但是如何具体做,还要再摸索。

主持人: 在研究方向上有什么重点?

陈: 还是文史哲吧。刚刚开始我们还是叫总结经验、发扬传统,我们最近期的课题是要总结老的清华国学院的历史,先把这个工作做好,这段历史前人做了不少工作,我们现在要进一步做一些工作。清华国学院有七十个毕业生,有好几十个都是大家,比如王力、陆侃如、姜亮夫,但很多人的资料都没有很好地收集,我们现在要收集他们的资料,他们的手稿,把所有清华国学院毕业生的资料每人编一本,合起来叫《清华国学文存》,这一类的工作是我们的第一步,以后再主要陆续按照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展开。

主持人: 重点的学科建设是什么?比如人大国学院有“西域学”。

陈: 边疆民族史我们也不忽视。我们新办了一个杂志叫《清华元史》),我们的核心教授中有专门研究蒙元历史的学者,因为王国维在清华的时候主要做的是边疆民族史,所以这个也是清华的一部分。这样的学科本身也是一个世界化的学科。

主持人: 但是您的研究重点是宋明儒学。

陈: 我们也会比较注重哲学思想的研究,比较注重哲学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整体的把握,但是也不会将其变为单一的哲学研究。

主持人: 从体制上,和老的清华国学院比,不同之处是什么?

陈: 老的清华国学院是以招研究生为主,这是很不一样的。但今天的体制不能再按这个方向,因为今天都是分科、系、院招研究生,有研究生院。老的清华国学院等于是研究生院国学系一样,但今天不能走这样的路了。在体制上我们要创新,力求新的方向,探索怎么样在一个研究平台的建设方面多发挥一些作用。我们核心教授的教学都是在系里,比如我在哲学系既教书又带学生,用个比喻,有点像基地一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原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z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