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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进行饮食文化革命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编辑

2009年11月12日

目录

董键:中国要进行饮食文化革命

王均临:对2010年国内外经济走势的预测

史蒂芬·罗奇:中国明年面临经济增长减速

世行:2009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季报

曹军:此起彼伏的世界经济

 张明:决定美元汇率走势的两股力量

林顿·拉鲁旭:亚洲的心跳已经听到

胡雯:美对华无缝钢管启动“双反”调查

Andrew Peaple :中国航空业挑战依然重重

华尔街日报:美出台限薪新规  高管降薪幅度逾90%

臧文茜:危机加剧俄罗斯贫困

《经济学人》:质疑看不见的手

陈杰: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启动

鲜知:东南亚各国开采南海石油的历史与现状

哈瑞·丹特:中国老龄化程度超想象

颜昌海: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难题

信力建:教育部长周济为什么会下台?

颜沧海:学校已沦为钱权阶级的牟利工具

颜沧海:教育问题的根本在官场

解滨:关于钱学森的几件事

杨恒均:我为啥称钱学森为战士?

章开沅:谁在“折腾”中国的大学

夏楚:韩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抗争简史

Shaun Rein:中国商业神话破灭

李志艳:全球契约及其争议

薛涌:警惕右翼专制主义的崛起

起石:为什么要谴责资本主义?

李际均:世界是否暗藏着一个祸害人民的美国霸权战略?

金雁  刘苏里:东欧共产主义及其殉难者

韩毓海:毛泽东、郭沫若与明亡300年时的一场争论

杨浪:“名字”是个很有趣的事情

郑克强:奇特的“语言岛”与宽容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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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qfdongjian" <qfdongjian@163.com>  2009-11-09 21:43:4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仲老师,近来好吗?

中国要进行饮食文化革命

----给北京市长的一封信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物理系  董键

2009年11月11日

尊敬的郭金龙市长:您好!

    我是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的物理教师,男,47岁。今天给您写信,是为了探讨在首都进行饮食文化的引导和对市民进行环境教育的可能性。按说,北京引领中国饮食风尚之先,无需我来参合。不过,需要区分的是,后者所谓的“饮食”往往是指“美食”,我所指的“饮食”是普通大众的日常饮食,这才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饮食文化”需要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要求下做出改变,“美食文化”也要在“饮食文化”的影响下做相应的改变。

    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在科技支持和亿万农民的勤奋劳作下,已经基本满足13亿国人的吃饭需要,农业的产出一定程度上还出现了富余,经常有卖粮难、卖猪难等等的情况发生。与粮食蔬菜的富余相比,人们在吃饭方面的表现却没有相应地进步,暴食暴饮和食物的浪费现象十分普遍,“吃出毛病”已经成了市民的一个严重问题,食物的浪费现象触目惊心。浪费的食物成了环境污染的一个来源。所以,“节约食物,合理饮食”,是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现在需要在此方面大力推进。尽管媒体上也经常呼吁,但是,若单凭人们的自发觉悟,那是不可靠的,时间上也太慢。北京是首善之区,如果北京的饮食文化走上了科学发展之路,那对全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作为一个物理教师,为什么对饮食文化或者饮食习惯感兴趣呢?说实话,我并不崇拜物理知识或者其他学科知识,它们至多是解决人类面临问题的工具,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或者困境很大程度上是人造成的,包括滥用科技成果,如果不在人的行为上作出改变或者加以收敛,人类的前景是很悲观的,那些企图把希望寄托在科技发展上的想法,最多属于一种信仰,本身就不是科学。我觉得,科技的最大作用是让人们了解了更大、更细致的世界,它使人类意识到了地球的有限性、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地球上各种物种之间的关联性,从而以前所未有的担心瞩目未来。与这个“有限性、关联性”的认识相比,人类的其他科技成果就显得很渺小,甚至很成问题了。

     我一有空闲就到户外、田野、山川、河流去观察生命世界,体验世界上各种要素的交互影响和共同作用,它们一起塑造了这个世界。我尤其注意到了各种野生的生命,没有人干扰它们,它们自发地生长,生生灭灭,无有穷期,它们的生灭构成了独特的循环模式,生命的丰富多彩就在这个薄薄的生物圈内自发地重复进行,它们没有给世界带来“废物”,所有的物质都在循环利用。反观我们人类,自从化学工业发展以来,人类制造出了无数的新物质,这些物质的绝大部分都是难以自动降解的,并构成了对其他生命(包括人类自身)的危害,俗称污染。就是人类自身的生灭,也独立于自然界的循环之外,人死后连肥料都难以充当,更别说作为其他生命的食物了。这样发展下去,地球上自发的循环过程就要被打断,亿万年来形成的生命存在模式就要完结,而人类对地球和生命世界的认识才刚刚开始,完全不能应付这样“突然的”生命大灭绝,这将把人类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我们人类在“科技壮胆”下所形成的一套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与生命的存在条件不相容的,是到了该深刻反省的时候了。

    我不在乎哪里又出了个新的科技成果,因为几百年来的历史说明,只要用心钻研,总会有新的发现,这没有什么奇怪。但是,我很在乎“吃”,人们可以不用电脑、不开汽车,但却离不开吃饭,这一点决定了人类的生物本性是第一位的,无论人类发明了多少科技成果,都还是一种生物,成不了神仙。所以,大家还要从这个基本点来考虑生活的意义和方式,把吃饭当成一回事。那些“忙起来顾不了吃饭”、或者“愁得吃不下饭去”,都是偏离了生活本真的。

    现在,家长和教师还在教小孩子唱“粒粒皆辛苦”,这是古人教育孩子和“肉食者”的,他们都是脱离农业生产实际的。今天,由于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农业,离开了自然环境,这些人甚至连工厂都不进,成了所谓“服务业”的一员,他们同样也不知道粮食蔬菜是如何种出来的,衣服鞋帽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他们真的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一族,这些人对于自己的生物本性、对于环境状况了解甚少,但是,他们的巨大消费,却成了资源和环境的巨大杀手,如果不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就非常危险。

    我打算从吃饭这一方面,重树饮食文化,使人们在吃饭这个看似简单却因为每天的积累而影响重大的方面,认识自身与环境的关系,使吃饭成为环境教育的一个经常性手段。

    我是教师,我深深地知道,口头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要达到某个教育目的,需要有硬的措施,需要软硬结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以下几个方面是应该做好的。

    1,在城市建设的规划上,应该象留下足够多的公共厕所一样,为公共食堂留下足够的位置,因为公共食堂既是社会分工的一个必然方式,也是节约资源、废弃物无害化和资源化的合理平台。

    2,创办新型的饮食学校,研究粮食、蔬菜和鱼肉等如何烹饪才能既保持营养、又节能和节水,还能将饭后的残留物返回给农田,培养这样的专业烹饪师,而不是象目前的一些电视节目那样教导人们如何无限制地增加烹饪步骤和添加物料来获得那最后的一点味道。“美食”和“饮食”要分开,前者属于奢侈消费,要限制,要教育人们“稀有物不能多吃”,粗细搭配,营养均衡,才是吃饭的目的。

    3,在城乡统筹的大题目下,建立饮食的城乡循环网络。能在农村洗干净的,就不要到城里去洗;能把废弃物留在农田的,就不要让它们进城;饭后的残留物要少(做到饭店就餐不打包)、要分类,能经过加工返回农田的,就尽可能返回。这将在农村和城市造就新的资源加工和流通的行业。

    4,为满足家庭就餐节能节水的要求,建立食品的初加工和销售系统,例如将肉在肉店切好绞好,将鱼在鱼店打鳞去除内脏,就可以免去在家洗刷刀具和菜板所消耗的水。洗刷餐具所消耗的水往往比做饭用的水还多。鼓励居民到食堂就餐。

    5,公共食堂分区连锁经营,政府和个人都可以投资参股,政府拥有“黄金股”;居民有监督权,对于饮食卫生、价格、服务质量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政府有制定允许和不允许经营何种饭菜的权力,以控制饮食实践沿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走。

    6,在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在学校开设饮食课程,让每个人都知道饮食对于个人和环境的重要性;在食堂内部电视和公共电视节目上,播放饮食文化的节目和消息,让居民的饮食意识与季节和环境相一致。把饮食教育与环境教育有机结合,鼓励更多的居民参与环保社团,亲自体验环境变化,参与环境的整治和拯救,让环保意识从自发走向自觉。

    以上六个方面,是有机的整体。郭市长可以发现,这些工作,如果没有政府的全力支持,是很难完成的。因此,我才跟您写信,希望能引起您的共鸣,如果能在饮食文化上有所突破,那将对增进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环保实践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期待您的回复。

    祝郭市长身体健康,为首都环境建设和保护再立新功!
 

 

 

发件人:"Iwantrue" <wantrue@hotmail.com>  2009-11-11 11:43:0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对2010年国内外经济走势的预测

好转加伏笔:对2010年国内外经济走势的预测

王均临

2009年11月10日

    整体结论是,明年的国内、外经济将是一个好转年,但也是后续不确定性因素和危机的伏笔年。具体如下。

世界经济:2009黄金年,2010石油年

    2009年,黄金赚足了全球人的眼球。作为始作俑者的美元贬值,是在等待失业率的改善。通过贬值来改善贸易逆差,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实体经济好转。年底前,油价还将继续震荡。11月底,油价略为高企,年底为85-90美元上下。

    明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将转向复苏。届时美元启动升值(估计4、5月份开始加息),金价在3、4月份开始大幅回落,在7、8月份前后迎来较低点(估计850-900美元)。从主题上看也很鲜明,2009是黄金年,2010将是石油年。明年的全球经济回暖、低碳经济、通胀预期以及国际投机需求,都注定了石油大戏将再次拉开。预计油价在3月份左右开始拉升,5、6月份上100美元,最高时超过150美元。

中国经济:2010 ——2009改进版

    2010年中国经济的重心,预计仍将总体延续2009策略,保增长控通胀,但在政策的力度上会温和些。一方面,出于中央及地方财政收入、保就业需要,会力求保证GDP,同时,也会对通胀进行进一步控制。但比较而言,总体仍以GDP为首位,即保增长第一,控通胀第二。从宏观经济三架马车来看,内需拉升类似今年,投资幅度将小于今年,出口小幅回升但幅度有限。在货币政策上,明年上半年的信贷继续宽松,但幅度小于今年(成为真正的适当宽松),加息预计在三、四季度,但是是温和的、逐渐上升的,所以对经济的影响有限。

    对于房价,管理层希望2010年平稳有升,避免大跌,并继续成为明年全年的财政和经济发展支柱。但目前的过高房价和低成交量,已对明年这一意图达成构成威胁(特别是担心再次出现08年买方大量持币观望而造成的下跌)。所以,12月份,会出台控制房价的相关政策(但会相对温和),这样让房价涨幅略为平稳甚至小幅下降,进入到一个平稳的平台期(12-5月份)。从2010年3季度起,房价再次拉升。这样,有可能会重演08-09年房价退一步进两步的模式。影响这一判断的不确定性因素包括:1、加息的具体程度和时间;2、信贷政策的变化;3、热钱的回流美国。

    中国的股市,预计在11月内会有一次调整,但12月份开始回升,估计在明年1月底前最高达到3300点左右。明年上半年有所回落,下半年上4000点。

2011年:几种可能

    2011年,美国经济走势的可能:1、继续加息,虚拟经济转向紧缩;2、出现双底,再次衰退,美元大幅贬值。3、先1后2。

    出现第1种情况,会通过对中国加息和紧缩的刺激,促使中国经济趋向收缩,而届时实体经济是否得已实质性改善,将成为关键。出现第2、3种情况,中国的外汇储备、出口和既定经济发展规划必然受到受到较大冲击。应对滞胀及与此相伴生的社会问题,将成为最大难点。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10-27 16:15:35 +0800 收件人:<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87期

中国明年面临经济增长减速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  史蒂芬·罗奇

2009-10-27

    中国明年或将面临经济增长减速。虽然在政府的巨额经济刺激方案和一万多亿美元(6130亿英镑)的新增银行借贷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增长了8.9%,中国 仍会面临充满艰辛挑战的几年。

     中国的增长模式是供远大于求。不光对中国,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这种模式都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每次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对中国生产的玩具、服装和电器需求骤减时,中国都须警惕过度依赖出口。中国总值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然加重了这种“失衡”,并催生出诸如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的问题。如今,宏观失衡已经十分严重, 中国经济将在2010年年中面临增长放慢的危险。

    中国出口总值已经连续下降了11个月。但是,九月份,中国公布了在过去九个月中最小的降幅: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5.2个百分点。经济刺激方案虽然没能帮助中国摆脱出口减少,却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潮中拉了中国一把。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一季度增幅达到6.1个百分点。

 

 

 

发件人:<akuijs@worldbank.org>  2009-11-04 13:00:12 +0800 收件人: <akuijs@worldbank.org> 抄送:标题: The World Bank's Quarterly Update on China
 

2009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季报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

2009 年11 月

(请点击题目查看!)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09-11-01 11:55:10 +0800 收件人: <simon19821208@hotmail.com>, 抄送:标题: 敬请查收我们最新的《云汉月刊》,有兴趣的读者也可向我们索要最新一期的宏观经济研究季报,谢谢!曹军

此起彼伏的世界经济

----《云汉月刊》本期导言

北京云汉经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曹军

2009年11月

    根据中国今年第三季度GDP数据的亮丽成绩单以及全年增长的预期,中国将在明年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预期快了将近5年。在我大学毕业的1988年,根据野村证券的研究成果,按照市值排名,日本有8家公司进入全球前10名;而到了21年后的2009年7月31号,进入前10的,全是中国的央企和美国的公司。日本市值最大的丰田汽车按市值排在了全球第22位,为1445亿美元;进入全球100的,日本也只有5家。虽然人均财富中国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的钢铁产量和外汇储备等的绝对值超过日本;甚至日本强项之一的汽车制造业,中国也有望于明年在产量上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一。

    根据高盛的测算,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平均GDP增长率为10.4%,70年代5%;80年代4%,90年代1.8%;而本世纪的头十年,发展速度更是减缓,甚至出现了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的巨幅负增长:低利率,甚至负利率都无法激活国民经济的发展,包括房地产和有价证券在内的资产价格经历长达14年多的下跌和滞涨。

    日本在上世纪初叶的日俄战争中成为了第一个打败欧洲列强的亚洲国家;在二战后,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创造了昔日经济增长的神话,也成为了后来包括亚洲四小龙等在内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模式的楷模。近十多年来的公共与基础设施投资也使得日本成为债务与GDP之比最高的发达国家(约为120%),该指标远远超过了美国。

    美国作为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世界经济火车头,也在上个月的G20(新的世界经济体系搭建标志)提出了“世界经济与贸易的不平衡”(Worldwide Trade Imbalance)(请见本期《云汉月刊》综述部分第二章节的图二)这个原因与结果相交织的世界经济头号问题,承认自己拉不动了!

    当然,解决了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做到不给世界添乱就已经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了;更何况中国的经济增速依然还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尤其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在本月大涨33%后,全年的增长目标也就能轻而易举地跟着保8了;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全年预期将高达32%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6年来的最高,请注意基数已经大大提高了):这些都是世界经济的新奇迹!

    联系方法:www.skylink2001.com,手机:13901318815,直线:01084899579,总机:01084899529,MSN:skylink2001@hotmail.com。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11-11 11:08:29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80 决定美元汇率走势的两股力量

决定美元汇率走势的两股力量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Nov. 11, 2009

zhangyuxuan@gmail.com

    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元指数(以一篮子货币表示的美元汇率的强弱,或美元有效汇率)近年来的波动情况。大致趋势是,2003 年至2008 年上半年,美元指数一路走弱;2008 年下半年至2009 年3 月,美元指数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强势反弹;2009 年4 月至今,美元指数再度向下。

    目前业界就美元汇率未来走势存在着较激烈的争论。支持美元继续走弱的主要论据包括: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与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美元套利交易的继续以及美联储短期内不会加息、通过维持弱势美元来改善出口与就业的动机等。支持美元止跌反弹的主要论据则包括:技术分析层面的趋势反转、宏观经济的二次探底、美国经济的状况好于欧元区与日本、通过维持强势美元来维护美元霸权等。

    鉴于专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各执一词,厘清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析框架,来将美元汇率的众多决定因素囊括进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甄别出在各个时期内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在笔者看来,决定美元汇率走势的背后是两股力量的纠结,两股力量可能指向相同方向,也可能指向相反方向,其相对力量的强弱会决定各时期内美元汇率的走势。

    国际金融理论包括国际收支理论与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理论的核心是,汇率变动将引导一国国际收支状况的调整。而在汇率决定理论中,在金融全球化与资本自由流动背景下,利率平价理论被视为是短期内最有效的汇率理论。我们不妨把决定美元汇率走势这两股力量,分别称为实体经济视角与金融市场视角。

    从实体经济视角来看,汇率的作用在于纠正一国的国际收支失衡。由于美国存在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经常账户赤字的实质是美国人不断向其他国家举债,因此经常账户赤字的累积会造成美国对外净债务的上升。当美国对外净债务超过一个阚值(例如对外净债务达到GDP 的60%),外国人就会怀疑未来美国的偿债能力,从而拒绝继续为美国提供融资。因此,美国就不得不通过美元贬值来改善经常账户赤字、缩小对外净债务。此外,经常账户赤字的根源在于美国国内储蓄小于国内投资。分部门来看,美国居民的负储蓄与美国政府的负储蓄(财政赤字)均是导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重要原因。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 的比重,已经从顶峰时期的6.5%下降至目前的3.5%。导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改善的主要因素是美国居民储蓄率的上升,从负储蓄上升到目前的6-7%。如果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未来能够继续下降,那么美元贬值的必要性也就下降了。不过笔者认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一方面,美国居民储蓄率的上升可能已经存在对危机的过度调整;另一方面,美国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扩大也会重新恶化经常账户赤字。即使未来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 的比重维持在3-4%,从实体经济视角来看,美元依然存在着贬值压力。

    从金融市场视角来看,某种货币的汇率取决于金融市场上对这种货币供给与需求力度的相对强弱。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元套利交易(Carry Trade)已经成为主导金融市场层面美元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由于目前美元基准利率相当底,导致机构投资者大量借入美元,在市场上兑换为其他货币后,投资于其他国家金融市场,以获得利差收入。套利交易短期内导致美元市场上持续出现供过于求(机构投资者出售美元),从而打压美元汇率。而套利交易的终结将导致美元市场上持续出现供不应求(机构投资者购买美元以偿还美元债务),从而推高美元汇率。

    推动或抑制美元套利交易的主要因素包括美元利率与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收益率。如果美元利率偏低而其他国家金融市场收益率较高,则套利交易大行其道,美元汇率一路走低。目前的金融市场即是这种情形。如果美元开始加息而其他国家金融市场预期收益率下降,则套利交易走向终结,美元汇率转跌为升。这一情形可能发生在2010 年下半年之后。

    将实体经济视角与金融市场视角结合起来,我们便不难分析未来美元汇率变动的几种情景。如果本轮世界经济的复苏是可持续的,这意味着在2010 年下半年之前,套利交易将会继续,美元有效汇率将继续下行,直到美联储加息终结套利交易。如果世界经济在明年上半年出现二次探底,则美元汇率将提前反弹。如果世界经济的复苏导致美国居民开始重新降低储蓄率,那么经常账户赤字的回升将使得美元面临中期内的贬值压力。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在未来一年内,美元汇率与美国经济基本面负相关。美国经济走弱则美元走强(套利交易终结与经常账户赤字改善),美国经济走强则美元走弱(套利交易兴起与经常账户赤字扩大)。美联储步入加息周期将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但美元走势是否转变,取决于美联储加息政策的力度。

 

 

发件人:"Mary Burdman" <burdman@gmx.net> 2009-11-07 01:21:08 +0800 收件人: "Zhong Da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LaRouche on China- Russia economy

http://larouchepac.com/

Answers Question on 'Big Four' and Future Prospects for the U.S. Debt to China

Lyndon LaRouche

A very large U.S. debt to China is secured in the form of a promissory note backed by nothing but the current nominal price of that debt. At this moment, the value of China's asset would appear to be relatively worthless over the short to medium term.

If the price of that merely nominal debt collapses, through a collapse of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dollar, China loses.However, if China converts that debt into the form of physical productive values of goods purchased and produced, the intrinsic (physical) value of the debt is relatively secured by the intrinsic physical worth of the investment in physical product actually produced by conversion of the paper asset (the debt) into real values.

However, additional complexities come into play. If, as is implicitly intended, the related economic reform occurs as a treaty-arrangement among a block of a "Big Four," the U.S.A., Russia, China, and India, and also other, relatively smaller participating nations, the relative value of goods within the "Big Four" group becomes the dominant factor in the world economy, thus superseding the nominal values within any non-participating group of nations which continued to cling to the London-centered, presently disintegrating IMF monetarist
system.

Were China to have failed to enter this form of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and other relevant nations of the group, the value of the physical economy would collapse through lack of a market sufficient to sustain the present scale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related requirements.

In summary: wealth is produced, not by trade, but, by growth and rising rates of productivity through investment in relatively increased, combined rates of both capital-intensity, and energy-flux density of modes of production. E.g., a "neo-malthusian world" is a "self-doomed world."

 

 

发件人:"Bill Jones" <cuth@erols.com>  2009-11-08 09:58:34 +0800 收件人: "Bill Jones" <cuth@erols.com> 抄送:标题: LaRouche Speaks to Diplomats in Washington, Nov. 4

http://larouchepac.com/

A HEARTBEAT IS HEARD IN ASIA

Oct. 31 EIR theme

by Lyndon H. LaRouche, Jr.


As the recent negoti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have shown, the only way in which the presently accelerating, global breakdown-crisis of the world economy could be avoided now, i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shutting down the kind of intrinsically hyper-inflationary monetarist system set into motion by incoming Federal Reserve Chairman and his crew, following the October 1987, Hoover-style crash of the stock exchange system. This could be done successfully, through shutting down the failed post-1987 system of Alan Greenspan, et al., by a turn away from present monetarist policies, toward a return to the U.S. Constitutional credit-system as it had been restor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Now, Russia and China have made an important, and massively impressive step in that same direction. It is time for the U.S.A., to come to its senses, and follow.

As the participants departed from the Rhodes Seven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World Public Forum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on this recent October 12th, a hopeful heart-beat of economic recovery was about to be heard among the three world-giants of Eurasia: Russia, China, and India. This hopeful development occurs now at the same time as an accelerating global economic breakdown-crisis of the present, “post-Keynesian” world monetarist system enters a new, greatly accelerated phase of oncoming world economic breakdown-crisis, which now dominates affairs throughout the Americas, we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and still predominates in Africa.

That encouraging heartbeat heard from Russia and China, tells us that the world, although still in a state of a mortal peril, is not dead yet. While the sick man of trans-Atlantic political-economy enters what must appear to all competent economists as the almost certainly, terminal phase of its existence, during the weeks and months ahead, developments such as those which have erupted in Eurasia during the last two weeks of October, could still be the hopeful process of recovery which could save the world economy as a whole.

The shocking element of truth in what Russia and China have accomplished during the recent two weeks, points implicitly to the ways of thinking which are exerting a top-down force of incompetence in ways of thinking which have continued to exert controlling influence over the nations of the Americas and of Western an Central Europe now. Despite that mass-strike quality of contempt for President Obama, and his henchmen, among a mass-strike process which prevails among the greatly injured majority of the U.S. under the present Obama regime, the reins of political power are still in the hands of such foreign controllers of the infamously lying, virtually Tony Blair puppet President Obama, as the circles of both the forme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and of those same Wall-Street London circles whose ancestors put Adolf Hitler and his Blair-Obama-like, pro-genocidal, “health-care”policies and proposed initiatives into power in Hitler’s Germany earlier.

Presently, the only way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survive the present Obama-led dive into national-political suicide, is to bring the U.S.A. itself into the role of a keystone partner in a project of the type exemplified by the most recent steps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Events have now shown, that were I President, that rescue would happen, and, assuming that I were not assassinated as Presidents Abraham Lincoln, William McKinley, and John F. Kennedy were assassinated by the same foreign enemies (and their U.S. accomplices), this rescue of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and those of our partners, could be accomplished quickly now. Any President fit to be President under these present circumstances, would be obliged to do the same that I would do.

What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lesson which needs, urgently, to be learned, is the nature of that popular stupidity, which reigns, shared, within popular opinion among our republic’s predators and their victims alike. This is a point which I have recently emphasized more than I had done publicly ever before, respec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inciple stated as the conclusion of the poet Percy Bysshe Shelley’s A Defence of Poetry. As Gottfried Leibniz, more than a century-and-a-quarter earlier than Shelley’s essay was written, had pointed out the essential stupidity underlying the total failure of Rene Descartes and his followers in matters of science, Leibniz showed that the guiding forces controlling the universe’s reactions to exertion of the human will, are to be located under the topical heading of Leibniz’s notion of dynamics, as dynamics pertains not only to the nature of the efficiency of laws pertaining to physical processes generally, but also, as Shelley emphasized in his A Defence of Poetry, processes of mass social behavior.

When that creature known as an individual person, says, these days: “But, I am a free thinker,” the gods laugh with tears of pity streaming down their cheeks. That poor creature believes in the nonsense shared among those who rely on a close relationship of their beliefs to “popular opinion,” even when all evidence shows that opinion, such as prevalent pro-monetarist opinion today, to be utterly ruinous in its effects on both that person, and those who think as he, or she does. All failed societies, are in fact, examples of the results built into the behavioral traits of similarly misguided popular opinion and codes of behavior, dynamically.

A post-Franklin Roosevelt U.S.A., is a case of the effects of such perverted types of mass-behavior rooted in what is generally shared as “popular belief.” The post-John F. Kennedy U.S.A. was far more wildly, and increasingly foolish than the U.S.A. of the post-Franklin Roosevelt decades.

Therefore, we must see the good news just recently radiating from Asia, as being the fact that Russia and China have taken a step of freedom from those opinions which have been sending both the Americas and we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to the present brink of a world-wide new dark age for all mankind.

The actions which they have taken, thus far, are, in fact, congruent with my own use of my uniquely successful capabilities as a long-range economic forecaster over decades, in my rejecting the essentially silly practice of usually taught doctrines of statistical forecasting. I have employed a Riemannian approach to economy which is rooted in the same underlying principles as those made famous for physical science generally by the leading followers of Riemann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both Albert Einstein, and the enormously fertile mental practice of Academician V. I. Vernadsky, and his immediate associates.

Since my first publication of this method of forecasting in physical-scientific terms, as I did in my opening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for Democratic nomination in January 1996, my forecasts have been presented, explicitly, in terms of three primary physical-economic causal factors. This method, known as the “Triple Curve” principle, had already been in use by my work as an economist since my mid-1956 study of the then -onrushing conditions for a late-Winter 1957 deep recession. The use of the “Triple Curve” since January 1996, made the test simpler and more precise.

The failure of nearly all academic and related approaches to economic forecasting has been rooted, chiefly, in the application of what are fairly classed as Cartesian methods addressed on the purely monetarist forms of behaviorist presumptions associated with purely monetarist assumptions respecting the nature of “economic value,” in contrast to that reality, that the only competent measure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ocieties, or of the world at large, is found in the relative increase of the potential relative population-density of a society, a benefit achieved largely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those creative-intellectual powers typified b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lassical-artistic and physical-scientific creative powers of the individual within the reigning culture of a specific society.

The method of the Triple Curve, which I have developed, avoids the typical reasons for failure of all generally taught empiricist dogma respecting economies and their performances.

The great world-wide crisis which menaced both Russia and China, among many neighboring nations within Eurasia, was an effect of the systemic errors built into the prevail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but the crucially important effect was within the domain of the relative increase, or decrease of the physical-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r, as measured per capita and square kilometer. Policies respecting the creation and use of money, must, therefore, be the subject of physical economy, rather than that other way around which has guided the entirety of the planet into the ruinous condition coming upon us all, today.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11-03 17:58:38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88期

美对华无缝钢管启动“双反”调查

胡雯

2009-11-03

    美国贸易部门决定对中国输美无缝钢管启动“双反”调查,这将对本已处于低迷的中国无缝钢管出口业务造成更大负面影响。

     当地时间10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6: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决定。这已经是美国政府今年第八次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称,“有合理迹象显示美国生产者的利益正受到损害,是批准该项调查的原因”。美国商务部引用数据认为,从2006年到2008年,被调查的中国无缝钢管产品出口增长了132%。如果该委员会作出同意裁决,美商务部将分别于今年12月和明年2月就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作出初步裁决,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对此类产品设置新的关税。中国政府已经对此表示关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此前公开表示,造成当前美钢铁产业困难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危机导致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严重下降。寻求贸易保护,不能解决美业界面临的真正问题。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此项调查,是应美国钢铁公司、V&M Star公司、TMK IPSCO公司以及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要求发起的。美方公司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无缝钢管施以98.37%的反倾销税,并对中国政府的补贴征收额外的反补贴税。

    可能导致美国对此类产品设置新关税,中国无缝钢管出口将面临更大压力。

    东海证券分析师吴培文向《财经》记者表示,钢管是中国钢材出口第一大品种。2008年中国无缝钢管年产2000万吨,其中30%出口国外;近几个月更是占据了全国钢材出口量的10%-15%。一旦美国方面同意裁决,则中国的钢铁企业将丧失大量美国市场,只能选择在国内消化,压力很大。另一名不愿具名的行业分析师则告诉《财经》记者,无缝钢管的出口业务早就开始缩减,去年已经陷入低谷,未来再次大幅度下降的空间有限。她对钢管行业的未来持谨慎乐观态度,“眼前的贸易保护政策只是一个短期现象,长期来看合作会是主导潮流。”

    部分钢铁企业对美国贸易部门的此项调查持谨慎态度。

    不便透露姓名的宝钢股份内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无缝钢管在宝钢所占业务比重不高,所以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产生大的负面影响。吴培文向《财经》记者称,目前宝钢年产钢材约2200万吨,其中无缝钢管占比只有4%左右。另一家生产无缝钢管的上市公司华菱钢铁计划通过子公司衡阳华菱连轧管有限公司,投资16.76亿元新建一套180mm中口径无缝钢管连轧管机组。该公司一位内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此项新建项目不会受到影响,公司将积极应对日益激化的全球贸易保护战。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今年1月至8月,中国无缝钢管对美国出口34.5万吨,同比下降69.99%;出口金额5.83亿美元,同比下降60.55%。
 

 

中国航空业挑战依然重重

Andrew Peaple

华尔街日报 2009-11-02

    中国的大型航空公司——重新开始盈利。现在,这是最大的好消息了。不过,不那么振奋人心的是,推动航空公司业绩的主要动力仍是燃料价格相关衍生品的起起伏伏,也就是航空公司曾押宝航空燃料价格将保持居高不下。

    东方航空公布今年前9个月盈利1.85亿美元。由于燃料价格反弹,该公司在燃料对冲工具上获得了4.33亿美元的收益。对于中国航空业的领头羊、东方航空的对手中国国航来说,今年的利润有一半以上来自于衍生品头寸上获得的收益。然而,客流量的增加又如何呢?客流量的增加只在最近一个季度推动了收入同比增长。举例来讲,尽管中国国航今年的客流量增加了16.9%,收入却下滑了7.8%。这表明,客流量的增加是靠着大幅的折扣。

    航空公司面临着上述各种问题,同时依然背负着累累的债务,这个问题在东方航空最为突出。尽管政府提供了相当大的救助,东方航空的负债仍比资产高4.12亿美元。长远来看,中国日益富裕起来的人们将希望更多地乘飞机出行,这一点看起来或许是必然的,不过却会出现更多的定价挑战。

    南方航空董事长司献民周三说,他预计中国高速铁路网的发展将削弱航空公司的客户基础,原因是高速铁路有着更低的价格和更良好的安全纪录。中国主要航空公司将可能保留的一大优势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持。过去12个月中,中央政府已经向航空业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中央政府可能还需要继续向航空业注资。

 


美出台限薪新规 高管降薪幅度逾90%

华尔街日报  Deborah Solomon

2009-10-26

    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周四出台了一整套针对银行管理人员薪酬的限制措施和规定,这标志着政府对私人经济的干预已迈过了一道分水岭。美联储提出,要对它管辖下银行的薪酬发放加大监管力度,这其中包括数千家美国银行及海外银行在美国的分支机构。

    美联储主席贝南克(Ben S. Bernanke)说,美联储正努力确保薪酬方案能将员工长期绩效同其所获得的报酬合理联系起来,并且不会对公司或金融系统带来不当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薪酬沙皇”范伯格(Kenneth Feinberg)宣布,对于那七家接受政府大规模救助的公司,其高层管理人士的现金工资不得超过50万美元,另外其薪酬总额将被减半。

    范伯格的决定意味着这些高管的现金工资将下降90%以上,但该规定有效期仅为11月和12月。如果按照全年兑现这个要求,高管们可能还要退还已经领到手的工资。不过,2009年的规定将是2010年薪酬的基点,并在金融机构仍持有政府救助资金期间内一直适用。范伯格的规定涵盖了接受政府大笔救助资金的金融机构的175名员工。

    美联储的方案并未建议进行薪酬限制,称在薪酬问题上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并不恰当。美联储计划对28家大型银行和数家地区银行、社区银行及其他银行机构的薪酬政策进行审查,以确保薪酬激励办法未助长过分冒险行为。无论是美联储的方案,还是范伯格的规定都将为有关华尔街薪酬的争论火上浇油。一年来,白宫和国会一直难以遏制公众要求对接受救助的金融机构严加限制的呼声,而银行则争辩说,限薪将妨碍它们的运营能力。

    总的来说,这两项举措都是美国政府对传统上属于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决策范畴内的事进行干预,这还是史无前例的。它们将改变银行向员工发放薪酬的方式,进而可能改变银行的运营方式。这两套做法有可能弱化外界对财政部薪酬特别主管范伯格的批评,有人认为,他的薪酬审核仅涉及了他职权范围内的少数几家公司。

    据知情人士透露,最大的单笔薪酬将不足1,000万美元,为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的一名员工所得。这大大低于华尔街明星级员工的标准薪酬。不过一些高管仍将带着丰厚的报酬离开。而一些大规模的减薪可能扭曲整体数字。即将离任的美国银行首席执行长刘易斯(Kenneth Lewis) 2009年将分文不收。知情人士透露,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对员工说,范伯格规定的真正影响微乎其微,因为削减的工资将从现金转为中长期的股票奖励。

 

危机加剧俄罗斯贫困

臧文茜

2009年10月

    危机正在给整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改变。据俄罗斯统计局数据,该国2009年第一季度贫困人口数量增至2450万人,占俄罗斯人口总数的17.4%,这一数值高出世界银行预测的15.5%,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则上涨了8.3%。

    在持续几年的下降之后,俄罗斯贫困人口数量重新以惊人的速度激增。有赖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过去8年以来,俄罗斯贫困人口从2000年占人口总数的29%已经缩减到2007年的13.4%,即不到3000万人。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令俄罗斯百姓收入大幅缩水,俄罗斯又开始重回上世纪90年代的“噩梦”。

    更为严重的是,包括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Natalia Tikhonova在内的不少社会学家们相信,俄罗斯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未能反映俄罗斯当前贫困人口数量的实际情况。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社会经济方案研究所主任Sergey Smirnov也确信,官方公布的数据与百姓实际生活状况还有一定距离。

    出现贫困人口激增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在俄罗斯劳动力市场上,最低工资标准没有上涨,许多人失去工作,部分员工被迫休假。不过,俄罗斯政府也采取了各项积极的社会政策,比如提高退休金、国家职工工资、军人补贴,失业救济金也创下历史新高,但危机还是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俄罗斯通胀水平提高很快,消费品价格在年初的3个月内上涨了4.6%,非粮食产品上涨5.3%,服务费用上涨14.3%。与此同时,工资增长的幅度却非常小甚至没有增长或缩水。

    俄罗斯官方承认,截至4月,俄罗斯失业人口已达700万人。很多俄罗斯专家悲观地预计,到年底失业者将更多,因为五分之一就业岗位提供的工资额低于基本生活保障线。因此,在当前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有很多人宁愿领取救济金而不想工作。

    与俄罗斯贫困人口增多相伴的另一个现象,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2009年前6个月,俄罗斯10%最富有人的收入是10%最贫穷人的15.8倍。俄罗斯一直倡导缩小贫富差距,以免激化社会问题。前几年该比例为:2005年是14.5倍,2006年是14.9倍,2007年是15.45倍。在富人变富的同时,曾有世行研究贫困问题的资深专家警言的“贫穷本身能够进行再生产”,也不再危言耸听。

    国内严重的失业、贫困加剧等问题,让俄罗斯国内普遍担心会遭遇第二轮经济危机。俄罗斯能源政策研究所主任米洛夫就警告说,俄罗斯今年底将遭遇第二轮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将主要表现在国内。他指出,去年秋天因国际油价下跌和资本外流重创俄罗斯经济,那么第二轮经济危机将急剧降低居民的购买力。

    俄罗斯著名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的民调结果也显示,三分之二的俄罗斯人认为,今年秋天俄罗斯有可能发生第二轮金融、经济危机,有十分之一的人甚至认为不可避免。

    随着步入贫困之列的百姓越来越多,老百姓对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做法也开始表示出强烈不满。Profi Online Research 在线调研公司民调结果显示,近25%的受访者指责经济领域的官员无所作为,只放空话。


 

质疑看不见的手

《经济学人》文章

2009年10月

    对许多左翼分子来说,信用紧缩是市场并非永远全知的证明。他们认为,几乎崩溃的世界银行系统无可辩驳地表明,象金融这样的重要行业不能由看不见的手随心所欲地操纵。然而尽管攻讦银行家的政客们长篇大论,这种观点似乎并未占主导地位。奖金已经回到许多伦敦金融城的交易室,反对监管的老论点??即监管会驱使公司纷纷离开英国,使英国变得贫困??再度开始流传。而在焦点以外,另一个行业正面临自身对于不加干预的自由主义的信任危机,电力短缺的潜在威胁,以及担心依赖进口能源会产生风险,使许多人开始怀疑英国自由化能源市场不像被吹捧的那样胜任其职。

    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为罗德?特纳Lord Turner,同时也是金融监管者)在10月12日刊发的第一份报告中对此发起最新一轮攻击。气候变化委员会受命就如何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向政府提供建议,目标要求到2050年时须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80%。委员会总结到,现在就达成此目标做得太少。尽管由于经济衰退,排放量有所减少,但年均减排速度不足1%,而实际上年均减排速度需达2-3%方能达成目标。

     委员会给出了一针见血的诊断: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达成目标。目前消费者并未购买节能电器或对住房进行隔热处理,汽车制造商未能减少汽车排放;电力公司偏爱石油甚于绿色替代能源。他们也开出了重新管制的药方:建议对车辆强制实施排放限制,对使用绿色能源的电力公司提供优惠购电方案,国家强制实施最低煤炭价以鼓励建核电站和“清洁”燃煤电站,这些建议都令人振奋。气候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我们长期跟随市场的脚步,但我们认为不能再这么做了。”

    能源业人士,无论是学术界抑或是分析家、某些大公司的管理人员纷纷对市场的智慧产生怀疑。油业公司BP前老板罗德?布劳恩(Lord Browne)今年公开表示,应强制国有银行贷款给可再生能源项目。大型发电公司森特理克的老板山姆?莱德老(Sam Laidlaw)承认在现行安排下,用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很大困难。

      表面上,政府突然热衷于实施严格掌控似乎不同寻常。20世纪90年代中叶,保守政府对英国市场实施自由化后,英国市场就成为世界上最为自由的市场之一。对发电站的投资纯粹是基于商业考虑;六大电力公司相互竞争,将电力出售给用户。价格控制前所未闻,而国家仅对几个老旧失修的核电站有产权。英国政客常常夸口说英国人比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支付更少电费和天然气费用,而英国也一直竭力鼓动这些国家步其后尘。

政府干预经济的良方

    有三方面问题使人们对自由经济的模式产生怀疑。首先就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委员会认为(诸位大臣也这么认为)大量推广可再生能源、建造使用碳捕获(carbon-capturing)技术的燃煤发电站以及新建核电站是减少发电过程中碳排放的解决之道。但现在这一切都未开始,尽管到2008年3月为止的那个财政年度,英国已经在相关补助上花费了8.72亿英镑(14亿美元),但就再生能源占总能源的比例而言,英国比其多数邻居都少。

    尽管政府做出了新建核反应堆的承诺,但许多人怀疑在没有价格保证的情况下,如此价格昂贵、历时长久的工程能否在情况复杂、无法预测的市场上运作下去。同时,还有第二点,能源公司必须在下一个十年替换掉提供英国三分之一电能的设施:十二个老旧燃煤电站和核电站将要关闭。而堵住这一用电缺口代价不菲:电力行业监管机构Ofgem预计10月8日总计账单额可能在900亿英镑到200亿英镑之间,家用电费账单因此要上涨多达60%。然而电力公司大大推迟新建电站。而由于没有新电站取代关闭的旧电站,很可能造成停电,能源监管人员现在对此极为焦虑。延迟新建电站为以另一种方式解读过去15年的低价电增添了新的论据:低价不单单是电力公司竞争和创意的产物,还是它们苦心经营资产的结果。

    最后一点,英国多数正在建造的新电站是以天然气为燃料。英国已有40%的电力产自燃气电站,因此人们担心英国过度依赖单一燃料,特别是由于北海天然气库存日益减少,将迫使英国从国外进口更多天然气。但尽管对电力重新实施监管,但政客们也许会很难理解这点。一个放松管制的产业非常有用:大臣能充分享用低价的好处,同时把对涨价的指责推给贪婪的电力巨头。由于要为新电站和其他设施买单,电费要涨价,此时重新实施中央集权会招致处境困难的公众的非难。

    但国内停电以及由此造成英国在国外的尴尬处境则更为糟糕,因此政府的声明越来越明确。大臣开始指定他们希望建造多少核电站和风力涡轮机。政府已经调整了规划体系,使英国政府能驳回地方上对新建电站的反对;此外新成立的设施规划委员会(Infrastructure Planning Commission)将对大型电力建设项目采取更多干预措施。

     但回到全面国家控制却并无可能。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建议有好有坏,且这些建议仅能使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堪堪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例如,法国已经实施最低煤炭价格,德国和西班牙直接给予可再生能源公司补助。而对于首先提倡放松管制而且此后一直到处宣扬其好处的国家来说,再度就放松管制产生争议会是种很大的耻辱。

 

 

发件人:"科学发展观专用" <kxfzg2008@vip.163.com> 2009-11-09 19:46:04 +0800 收件人: "科学发展观专用" <kxfzg2008@vip.163.com>抄送:标题: 发改院快讯∶ 天津撤销塘沽、汉沽、大港区 建立滨海新区行政区

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启动

陈杰

11月9日

    天津撤销塘沽、汉沽、大港区,建立滨海新区行政区。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新的经济增长极天津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启动。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天津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撤销天津市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以原三个区的行政区域为滨海新区的行政区域。9日,天津市委、市政府召开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动员大会。

  国务院要求,上述行政区划调整涉及的各类机构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设置,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规定和国家土地管理法规政策,加大区域资源整合力度,优化总体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据了解,滨海新区的管理体制随经济发展而设置,在特定的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新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提升,尤其是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整体发展布局,开发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管理体制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一是规划难以统一实施;二是产业聚集效应难以实现;三是整体优势难以发挥;四是资源配置难以优化;五是管理效能难以提高,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说,滨海新区能不能成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尽快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正确把握,用心工作,分步实施,探索建立统一、协调、精简、高效、廉洁的管理体制,确保改革顺利进行,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天津市市长黄兴国阐述了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建立统一的行政架构。撤销滨海新区工委、管委会,撤销塘沽、汉沽、大港区现行建制,建立滨海新区行政区,辖区包括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全境。东丽区和津南区的部分区域,不划入滨海新区行政区范围,仍为滨海新区产业规划区域;二、构建精简高效的管理机构。建立滨海新区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同级机构比原有三个行政区大幅度精简;三、组建两类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一类是城区管理机构,成立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工委和管委会,主要行使社会管理职能,保留经济管理职能。一类是功能区管理机构,成立九个功能区党组和管委会,主要行使经济发展职能;四、形成新区的事在新区办的运行机制。赋予新区更大的自主发展权、自主改革权、自主创新权。

  从今年10月下旬开始至明年1月底,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分为五个阶段有序推进。从11月中旬到明年1月上旬,陆续选举产生第一届区委、区纪委机构,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区政府区长、副区长,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8日,天津市纪委、市委组织部等五部门联合下发了“进一步严明纪律确保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通知。
 

 

发件人:"科发书业" <hrw@kfbook.com> 2009-10-25 06:39:1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世界华人周刊(电子版)NO.0047期

东南亚各国开采南海石油的历史与现状

鲜知

2009-09-22

    南海海域是全球范围内石油储量与可开采储量较丰富、开采潜力较大的地方,据中国国土资源部的统计,南海有含油气构造200多个,油气田180个,而据美国联邦能源部能源情报署(EIA)统计,南海地区石油探明储量约70亿桶,日产量已达250万桶,而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等机构的调查,该海域天然气储量应至少为石油储量的一倍。尽管各家统计数据差异甚大,但即使不采信最乐观的估计(潜在石油总储量550亿吨,天然气20万亿立方米),不认为南海是“第二个波斯湾”,但无可否认,这里是远东未来最有希望的石油、天然气宝库。

    根据中国对南海主权的一贯主张,这一海域的油、气资源理应主要由中方拥有。然而事实上,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5国已在这一海域勘探、开发20-30年之久,形成了相当规模,与之相比,中国对南海石油的勘探、开发,虽不像网络流传的“没打一口井,没出一滴油”,但规模小、范围窄,与中国的主权、专属经济区主张大不相称,也与上述5国的开采力度相去悬隔。

越南:石油逼出北部湾划界谈判

    鲜为人知的是,越南对南海石油的觊觎和实际行动,比大多数人想象得要早得多,越南战争尚未结束,半个国家还在敌对政权手中,他们已迫不及待对南海石油动手了。

    1973年,北越苦于战争旷日持久,能源濒临枯竭,便看中了北部湾丰富的油气资源,由于自身技术、资金实力不足,他们顾不得战争中的敌对关系,公开向西方国家石油巨头招标。意大利埃索、法国道达尔和日本新日本公司、国际石油开发公司等多家西方油企闻讯而来,最终埃索公司以丰富的浅大陆架油气开发经验中标,1973年12月26日,双方草签了意向性合同。然而当时越战正打到最关键时刻,中国不仅提供大量援助,而且还帮助越南扫雷,维护越南海上交通线,归属有争议的白龙尾岛更是援越物资的中转站,越方在这种情况下,不敢径自开始开发,便照会中国政府,要求和中国进行北部湾海域划界谈判,越方的意图是,通过划界确定越方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范围,然后在本方范围内进行开采。

    中方判明越方意图后,于1974年1月18日答复同意谈判,但要求双方均不得在北部湾中心107°-108°E,18°-20°N的一个长方形区域内进行勘探活动,亦不准任何第三国在整个北部湾内进行勘探。

    越方在中国的压力下被迫接受条件,中止和外国公司的合约、谈判,由于越南自身石油勘探、开采实力薄弱,无法与外国公司合作,就意味着北部湾石油开发实际上的停滞。直至2004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生效,2006年中海油和越南油气总公司签署“北部湾协议区联合勘探协议”,双方达成联合出资、共同勘探湾内油气资源的共识,越方对北部湾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才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1975年4月30日,越南战争结束,几乎与此同时,越南便取代南越,成为觊觎南海岛礁、领海、渔业和矿藏资源的主力,在侵占南沙一系列岛礁、初步取得立足点之后,越南于1978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招标,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挪威、前苏联,乃至马来西亚、阿根廷、印度等国的几十家石油公司纷至沓来,涉及区块达120余块,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区块不仅包括越南实际控制的海域,还包括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控制,越方鞭长莫及的海域,最远的竟已达西沙群岛西北部,因此相当一部分区块虽已中标30多年,却至今没有、也无法实际操作。

    1986年,越南在南沙海域打出第一口出油探井,自此一发不可收拾,次年3月,中越爆发赤瓜礁海战,战斗的失败非但未能阻遏越南的石油野心,反倒刺激它加快动手,上世纪90年代中,中国海洋战略重心转移到台海,这更让越南有恃无恐,据报道,自1986-2002年,越南仅从南沙海域的油气田,便开采了1亿吨石油,15亿立方米天然气,获利达250亿美元,南海油气开发取代稻米,成为越南国民经济第一大支柱。

    进入21世纪,越南对南海石油的染指变本加厉,一方面,不断抛出新的区块,进行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全球招标,另一方面,试图利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含混之处,不仅巩固既得利益,且进一步染指目前无力企及的海域,简单的说,就是在自己控制区闭口不谈合作,而在非控制区则大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重启搁置已久的北部湾油气开发。

菲律宾:喊得最早,捞得最凶

    菲律宾是东南亚各国中最早实际对南海诸岛动手的,1946年,菲律宾财长(后外长)季里诺就打算吞并南沙群岛,1948年季里诺出任总统,又多次鼓吹并吞南沙部分岛礁,1956年,菲律宾狂人克罗马宣称自己“发现”了南沙11岛屿,因此拥有主权,并宣布成立“自由国”,后在国际压力下流产,当年12月20日,菲副总统加西亚提出“卡拉延群岛”(即南沙群岛)7个岛屿为“战后胜利国共管”,是无主之地,因此菲律宾有权开发。

    1967-1969年,南沙海域发现丰富油气资源,令贫困的菲律宾垂涎不已,1971年7月10日,菲律宾政府首次提出对“卡拉延群岛”领土要求,总统马科斯宣读公告,宣布菲已占领马欢、费信和中业三岛,并称主权来自克罗马的“受让”。7月18日,由于国际压力,菲从3岛撤军。当年10月,菲趁联大讨论中国会员资格,大陆和台湾均无暇顾及之际,抢占南沙6个岛礁,此后便以既成事实的姿态强占不走。

    1972年,菲律宾将所占岛礁划归巴拉望省,并采取各种措施力图形成既成事实,1976年,菲律宾对外进行南海油气勘探开发招标,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石油公司前来投标,这些勘探区块中的一部分,已进入中国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范围。由于菲律宾境内当时驻有美国重兵,且是苏比克美国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所在,在美国“保护伞”下,菲律宾有恃无恐,各跨国公司也并不担心开发风险,因此菲律宾虽然国弱民穷,但在南海石油开发方面却进展神速,在礼乐滩、忠孝滩、尹庆礁、郑和环礁周边的中国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领海,菲律宾主导的石油探井和生产性油气田比比皆是,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菲律宾每年开采南海石油350万桶,天然气10亿立方英尺,其中相当一部分应来自南沙海域。

    2009年,菲律宾国会通过3216号法案,试图将菲律宾群岛基线扩大到南沙群岛,进而进一步扩大其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范围,将更多的油气资源圈进自家地盘。和越南一样,菲律宾在南海资源共同开发方面也是“对人对己两个样”——别人手里的油气要“搁置争议”,要“共同开发”,自己已经到手的,没门。

马来西亚和文莱:闷声大发财

    马来西亚上世纪60年代末根据大陆架原则,单方面将南海东南部12个岛礁划归自家,1986年借“五国联防”演习侵占弹丸礁,1989年侵占光星仔礁和南海礁,在染指南沙方面属于后来户。但在争夺南海石油方面马来西亚动手却早得多:1966年-1969年的南沙油气资源勘探,正是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和英荷壳牌文莱石油公司合作进行的,可以说,针对南海争议海域的勘探、开发,马来西亚是始作俑者之一。截止21世纪初,马来西亚已在南海打出近百口油气田,年产石油3000万吨,天然气近50亿立方米——当然,争议海域油气田的产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文莱虽然对南通礁海域提出主权要求,但独立晚、国力弱,并无力进行实际争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对南海石油伸手。据报道,这个东南亚唯一靠石油发家的小国,其对油气资源的勘探、开采,也早已深入争议海域。和越南、菲律宾的高调不同,马来西亚和文莱是“闷声大发财”,动静不大,实惠却很大,这和两国的实际情况有关。

    和越南、菲律宾领土可以辐射大半个南海不同,马来西亚和文莱只能覆盖南沙海域中的一隅,高调对它们有损无益。但这两个国家开发石油的历史长达近百年,马来西亚是英国石油公司BP多年经营的基地之一,而文莱则是英荷壳牌在东南亚的大本营所在地,石油资本和技术领先、成熟,全球第一口可以最大限度开采周围油藏的蛇形油井,就诞生在文莱(2003年),利用这些先进技术,马来西亚和文莱不仅有能力自行勘探、开发3000米深海域的油气资源,还可通过技术,在争议海域外开挖油气井,盗取争议海域内的油气资源。不仅如此,这两国的石油公司还堂而皇之地通过参与投标,进入越南、菲律宾甚至中国控制海域,与后者“分肥”,可谓“黑白通吃,进退有据”。

印尼:够不着也要伸伸手

    5个国家中最“够不着”的是印尼。由于地理关系,印尼距离南沙争议海域最远,对中国专属经济区的争议,仅限于以纳土纳群岛为基线,向北延伸进入中国“九段线”范围的一小块,加上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屏蔽作用,实际上对于南海争议海域的油气资源处于“够不着”的状态。但够不着也是要伸伸手的。印尼一方面“动嘴”,通过发布专属经济区主张和声明,保持其对南海油气资源的“伸手权”,另一方面,印尼石油公司频频参与越南、菲律宾在这一海域的油气资源招投标,力图“迂回伸手”,根据开发协议,分取一部分油气产能。

胃多大 胆多大

    东南亚5国对南海油气资源的侵吞,总得来说,是“胃多大、胆多大”。这个“胃”一方面是地理位置。越南和菲律宾南北狭长,海、空军可以覆盖大半个南海,因此胃口很大,直欲一口全吞,采用的方式主要是先圈地,然后招标,其中胃口最大的越南,甚至经常将自己根本无法企及的区块拿出来“套现”。另一方面则是深海石油勘探技术。

    马来西亚在南沙海域控制区域并不大,但获取的油气资源却十分可观,而连一个岛礁都没抢到的文莱,同样也能在南沙海域分一杯石油羹,靠的就是发达的深海油气勘探、开发技术,不仅可以抢先找到油,可在别人无可奈何的海域开采,还可在争议海域外盗采,用招投标方式和平进入他人地盘共采。与之相比,中国自主海上石油开发实力平平,最深的海上油井深度不过330米,只能在莺歌海、珠江口等“家门口”转悠,却无法杀到南沙海域“共同开发”。

    国际“保护伞”也颇重要。1987年越南之所以在战败后仍然大抢资源,正是算准了海上防空能力几乎为0的中国海军,慑于苏联金兰湾海空军实力而不敢在南沙海域“扎根”;海空军装备至今处于“准二战水平”的菲律宾之所以敢于“蚂蚁撼大象”,且能吸引到如此众多跨国企业,正是由于美军撑腰,让它们有恃无恐;而马来西亚能渗入南沙,当年的“5国联防”起了重大作用。

    越南、菲律宾之所以在南沙态度蛮横,马来西亚之所以不理会中国的主张,是因为南沙海域离它们近,离中国本土远,加上国际环境复杂,它们认定这样做风险小、回报大。与此相反,被公认在南海石油开发方面态度最恶劣的越南,却在北部湾油气开发方面显得“规规矩矩”,在与中国达成协议前一直按兵不动,甚至不惜撕毁、倒赔业已草签的合同,奥妙便在于北部湾两面被中国大陆、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环抱,且陆地与中国接壤,一旦翻脸,吃亏的是自己。

    说到这里,事情就再明朗不过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如果真的是“最优方案”,那么它的真正达成,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搁置争议,需要有确保争议的实力;共同开发,需要有足以开发的技术。

 

中国老龄化程度超想象

需重新考虑计划生育政策

哈瑞·丹特基金会主席和创始人 哈瑞·丹特

2009年10月

    现今,没有别的国家比中国更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性的领导国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崛起。在赶超西方国家生活水平的速度方面,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可以和中国相媲美。而西方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繁荣已经在2007年到达了巅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西方国家将会不可避免地老龄化并且放缓其增长的步伐。然而,将目光投向中国,有两个主要问题让其乐观的前景变得充满挑战:首先,对中国增长有利的人口趋势会在2010~2020年间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在2035年之后。届时,中国老龄化的速度会比美国更为严重,其情形会与今天的欧洲和日本更为类似。

    实际上,亚洲最富裕地区的东亚(包括中、日、韩)将会在2020年后由于人口统计学趋势的作用而放缓。到本世纪20年代初,下一个预期的全球性增长繁荣来临之时,中国及东亚将会落后于该轮增长趋势,而亚洲的其他国家则会引领风骚。印度是中国强有力的对手,而且该国人口统计学上有利的消费趋势将会持续到本世纪60年代。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上升趋势则会至少持续到本世纪40年代,拉美大部分地区则会到本世纪50年代。

    其次,与印度不同,中国增长的加速一直以来是以政府投资和外国投资为主导的,是典型的“自上而下”增长模式。这样的增长模式对于新兴国家增长周期的初期阶段是十分关键的;在增长的早期,更需要“父母型”的政府来进行法律和金融系统的立法,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制定政策对出口产业实行支持和保护。这也是中国比印度更早崛起、更快增长的最主要原因。然而,随着上述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央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需要逐步弱化,从而给自由市场更多起作用的空间。显然,中国政府目前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有些过度,中国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增长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环境成本。

    世界领导权的真正竞争将在美国、中国和印度之间会发生——美国将步入老龄化而且也会经历增长放缓,但是其程度比欧洲和俄罗斯要轻得多;而中国和印度则是新兴力量的领袖国家。目前,中国显然已经领先于印度,而在这次全球性大萧条周期中最为困难的2012年左右,中国更是会脱颖而出,比其他主要国家的表现都要抢眼。但是,到了2020年以后,印度很可能会日益主导世界增长趋势,并开始与中国在亚洲以及世界经济领导权上展开竞争。

    在我看来,中国需要重新考虑其计划生育以及控制移民的政策,同时进一步探索与发达国家新的合作途径,在更为清洁的高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吸引外国投资。此外,由于中国的老龄化会比以前所认识到的程度更严重,接下来几十年中,在中国可能发生的不是由年轻一代引发的大范围变化,而是中老年人口及新兴的中产阶层主导的温和的改革——随着经济的发展,后者会要求政府减少对经济发展的控制、控制环境污染等。

    现阶段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不在于人口统计学趋势的下行,或者不良贷款和抵押资产,放缓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西方国家不景气所带来的出口大幅缩减;其二,中国及其新兴市场股票泡沫的破灭,就像美国上世纪90年代末科技股泡沫的破灭一样。

    2009年末,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很可能会经历一个更强有力的反弹;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届时的北美和欧洲,其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很可能收效甚微。但是,西方国家人口统计学的不利趋势和银行系统的去杠杆化,使得任何经济刺激方案都化为泡影的同时,其经济的最终衰落又会反过来影响中国以及新兴世市场发展。有着过多债务的西方国家政府大多没有能力负担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所需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经济刺激计划只会使得已经负债累累和过度杠杆化的经济雪上加霜。

    我们预计:中国以及其他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比如日本、沙特阿拉伯)最终可能不得不对美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出手相救——当然这是有代价的!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几近破产这一大好时机加以利用。如果上述可能变成现实,中国将有机会在大萧条所带来的财富机会中分得一杯羹;而另一方面,中国在确保一些最好的消费者不至于在这次萧条中泥足深陷的同时,也使得西方经济体拥有相对乐观的前景。最后需要再次明确的是,本轮大萧条的罪魁有二:美国的银行金融系统以及整个西方“婴儿潮世代”消费周期的大幅衰减。

    随着美国和全球性的萧条不断加深,在2010~2011年间,观察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与经济放缓的老牌发达国家之间——特别是由于对银行系统的救援计划而接近破产的美国政府——如何讨价还价将会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总而言之,在2008~2020/2023年的这一轮全球性大萧条中,中国可能将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国家。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中国政府需要找到短期吸引外来移民、长期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方法,以克服其人口统计学趋势的不利影响。否则,当本世纪20年代全球性复苏开始之时,中国人口结构方面的劣势将会凸显。

   (作者系哈瑞·丹特基金会主席和创始人,著有《下一轮经济周期》)

 

 

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难题

颜昌海

2009-11-0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日前撰文,说中国不畏惧且能坦然面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实现由出口依赖型向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更加注重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都表明中国的经济再平衡进程早已展开。

    中国应当淡然面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因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将是危机后全球经济调整的一股新潮流。尽管我们担心“全球经济再平衡”会带给中国一些不确定性,例如,在中国轮胎特保案后,美国及其他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可能还会“接踵而至”。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中国将感受来自贸易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贸易条件的恶化已经超出我们推进国内经济转型的速度。但是,鉴于全球经济失衡确是一个事实,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或许可以重塑危机后的全球经济秩序。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已经展开。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的确在拿“经济再平衡”来敲打中国,但仔细观察美国也正朝着经济再平衡的方向进行调整。当下,美国经济已趋于需求的收缩,如信贷规模的萎缩、进口和经常项目赤字下降了将近一半(与2008年相比),以及美国家庭的储蓄率已持续上升至接近两位数水平。尽管美联储奉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量化宽松”并不意味着信用的扩张,伯南克只是尽量想“平缓”经济调整过程,绝不是想改变经济调整的大方向。

    奥巴马的话清楚地表达了美国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我们不能再回到之前那个时代:中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只是卖东西给我们,致使我们在产生大量信用卡债务或房屋权益贷款的同时,却没有出口任何东西给他们。”一旦美国经济已朝着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方向前进,影响最大的国家将是对美贸易顺差额最大的国家,中国将首当其冲。

    在过去,作为一个出口依赖型经济大国,中国已从全球经济的失衡中获益良多。数据显示,2001年至2007年,中国GDP中出口所占比重已从20%跃至36%,几乎上涨了一倍,同期全球GDP中出口所占比重也从24%升至31%。但是,随着美国的需求收缩,外部需求势必也将萎缩,全球经济再平衡将对中国的现有经济增长模式构成很大的挑战。所以,中国必须面对现实,从过去出口依赖型的增长模式中惊醒过来,转向以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增长模式。

    不过,在金融危机下为弥补外需不足和刺激内需时,我们主要还是通过政府向公共部门注入强大的流动性,促使短期需求的急升,以此来平衡因出口的突然萎缩而出现的巨大产出缺口。虽然中国经济率先出现了危机后的复苏,但却把一个更加失衡的经济结构留给了未来。例如,当下中国的投资率已超过了50%,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需要有更大的外部需求才能得到平衡。这表明,当下中国在实现增长模式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更加注重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不能因为近期欧美经济指标出现好转,又开始奢想重新依赖外部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欧美国家因“补库存”引发的增长效应注定是短暂的,在这一周期结束后,关键还要看私人需求能否迅速跟上。有鉴于此,在实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基础上,我们只有通过加快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增长。

    这场金融危机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已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与重塑,中国主动选择了由出口依赖型向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刺激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保增长,调结构”的调控目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再平衡进程早已展开了。面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谁拒绝调整,谁将承担未来更大的风险。

    中国已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应该直面而不是回避这场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过程。例如,中国在下一阶段将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另外,通过抑制过剩产能、推进低碳经济模式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措施,来积极地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中国不畏惧且能坦然面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尽管这将使中国的出口及经济增长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

    一旦中美两国都已开始了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就意味着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都面临了短期调整和长期重塑的压力与挑战,但谁调整得越快、越主动,谁将重新确立在未来全球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影响与作用。然而,中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还有一个比刘煜辉所说中国面对全球经济再平衡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不适应市场经济规范的问题,经政合一的弊端日益明显;而且不仅为欧美发达国家所诟病,也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全球经济再平衡,最后拖垮经济。而这个弊病,却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紧密关联,更改不易。

    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说,在中国,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理清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真正关系。自数年前大型企业开始海外收购以来,这里也成为了一片外交雷区,最明显的例子是2005年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一事,在美国国会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北京方面一直煞费苦心地辩称,大型国企是由商业目的驱动的机构,正在开辟属于它们自己的道路。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在中国的五年计划和详尽产业政策的表象之下,国有集团之间的激烈竞争从未间断,它们的行为有时就像是封地领主,为争夺更多的地盘而展开决斗。然而,过去一年中,政企分界线已变得更加模糊。而今,要想论证“中国公司”这个概念不过是子虚乌有,难度要大得多。

    最明显的例证之一是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2006年和2007年间,政府将四大银行中的三家在香港证交所上市,作为提高其商业化程度的改革举措之一。当时,它们聘用了经验丰富的高管人士,官员们也表示,放贷行为受政治因素驱动已成为过去。然而去年年底,当经济开始迅速放缓时,当局重新发挥出了影响力。各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接到了加大放贷力度的指示。今年,以本币计价的银行信贷增幅为164%。此轮放贷为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但如果信贷热潮以一轮新增坏账告终,银行股东们将不会那么高兴。

    政府的幕后推手在中铝案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今年2月,中国最大的铝制造商——中国铝业同意以195亿美元投资矿业巨头力拓(此笔交易于今年6月流产)。鉴于此笔交易本将成为中国国企迄今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同时又涉及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一些矿业资产,它肯定会比较敏感。但交易宣布数日之后,中铝首席执行官肖亚庆被中共人事部门调到政府工作。中铝不得不找来另一位首席执行官出面交易。

    国有行业信誉所遭受到的最严重打击,却来自与力拓的另一起争端。今年7月,力拓中国代表处的4名高管被捕,其中包括负责力拓中国铁矿石业务的澳大利亚公民胡士泰(Stern Hu)以及三名本地雇员,他们的罪名最初被描述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国家机密,这在中国相当于间谍罪。由于有关此案的其它信息披露的少之又少,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逮捕事件背后存在政治动机。此前不久,力拓对于中铝投资计划的热情有所冷却——这成为了一个过结。更重要的是,力拓每年都与其它两大矿商必和必拓(和巴西淡水河谷(Vale)一道,与中国钢企进行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国过去曾大声抱怨,称这些矿商的行为像不负责任的寡头。

    有人觉得,当局正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影响商业谈判,对于许多在华运营的跨国公司来说,这预示着一种可怕的前景——员工可能被随意拘禁,其资产也可能被没收。一位驻美资深中国观察家表示:“奥运会为中国带来的所有公关财富,以及为塑造一个更温和形象而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因此案而付诸东流。”一个月后,此案由国家安全部转交当地警方,作为普通刑事案件立案审理,指控也减轻为贿赂和窃取商业机密。不过,其中三名中国籍高管仍有可能在监狱里呆上一段时间。以国家机密为由介入这起看似属于商业纠纷的案件,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损害。北京咨询机构龙洲经讯的葛艺豪表示:“这一点有力地提醒了全世界,要把中国政府与大型中国企业的利益区分开来,即使不是不可能做到,也是十分困难的。”

    在中国,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界限向来难以划清。过去一年里,划清这种界限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中国,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理清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真正关系。由于有关此案的其它信息披露的少之又少,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逮捕事件背后存在政治动机。此前不久,力拓对于中铝投资计划的热情有所冷却——这成为了一个过结。如果说,政经合一的体制问题在国际上使中国将遭遇重重麻烦的话,那么国内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趋势,将会使国家向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更加注重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更切实的困扰。

    根据最新发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如今除了美国之外,中国百亿富翁的人数已经超过其他国家排在了世界第二。2009年胡润百富榜显示,如今中国百亿富翁已有130名,和去年相比增加了29人。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根据福布斯的财富榜单,美国的百亿富翁有359人,俄罗斯有32人,印度24人。中国的富翁人数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排在了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的超级富翁们已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或者说,这些超级富翁根本在经济危机中未遭什么创伤,受巨大损害的仅仅是绝大多数老百姓。

    胡润生说,中国的富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去年相比,上榜者的平均资产增长了近三分之一,达到了平均5亿7100万美元。尽管今年的百富榜把入榜的门槛提高到了资产1亿5千万美元,和去年相比足足多了50%,但是在今年榜单上却有180个新名字出现,并且有7名企业家都是首次挺进前十位。胡润表示,事实上还有一些富翁,由于资产没能完全统计而没有上榜,其中包括,世界第四大电脑生产商联想集团主席柳传志,以及海南航空创始人陈峰。

    胡润表示,中国富豪们的财富总值在持续增长。而这背后主要的推动因素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趋势,随着城市化的趋势,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就需要建造新的住宅房、写字楼甚至新的商场来满足城市人口增多的需求,这就给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了很多机会。城市化的进程不仅需要房地产开发商,还有钢铁制造商,而由此新兴的就是汽车行业。榜单首富王传福,就是从事汽车和电池制造业的比亚迪公司董事局主席,美国巨富巴菲特也入股该公司。王传福以财富51亿美元登上榜首,其财富较去年增加了42亿美元,排名从去年的103位上升到了今年的第1位。而排名第二的是张茵家族,拥有从事生产包装纸的玖龙纸业。第三则是拥有世茂集团的房地产商许荣茂家族。

    胡润分析榜单富翁主要从事的行业说,“创造财富最大的三个行业就是:第一,房地产;第二,还是制造业,因为中国从人数,在我们百富榜上看,排名也是第二;但是第三名,而且发展速度很快的,那就是金融投资这个行业,有的企业家做了房地产好几年,但是现在也改到金融投资了。”但胡润也估计说,参考西方国家,例如在美国的富翁中,房地产开发商已经不再占最高比例,而服务业,也就是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创造高利润的行业开始显现在,例如媒体界,IT界,投资界等领域。

    上述可知,中国拉动内需产生极少数超级富翁,而这些富翁的诞生渠道在于房地产和金融金融行业。且不说财富极度快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带来的社会不公和社会矛盾集中与加剧,仅仅是房地产商的暴富,除了让无数老百姓转化为房奴外,还将给国家造成巨大的隐患。众所周知,美国的经济危机,就由房地产、金融投资业滥觞。

    再看去年百富榜上的首富,拥有国美电器股权以及鹏润地产的黄光裕,今年却降到了第17位,并且目前因涉嫌操纵市场而被捕。而其竞争对手苏宁电器的张近东以财富41亿美元首次超过他,排名第十。而这,也很明显地反射出中国政经合一给民营企业带来的伤害,民营企业一旦负责人出问题,该企业就立即下坡甚至死亡。

    政经合一、两极分化局势严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硬伤。治疗它们,惟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不仅不可能奢谈“中国不畏惧且能坦然面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而且隐藏世界经济危机复苏后,中国经济却严重滑坡甚至崩溃的危险。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1-11 09:32:21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周济为什么会下台?

教育部长周济为什么会下台?

广东 信力建

2009年11月10日

    2009年10月31日唯一值得庆幸的事情是:教育部长周济终于下台!带着铺天盖地的叫骂“非正常”地被免职。一个不是因为贪污受贿等问题而下台,却被民众拍手叫好的,周济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周济为什么会下台呢?其实主要就在于几点:

周济没弄懂的问题:教育的本质,是平等及自主权

    我曾在7月份由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的教育改革论坛上提出,中国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表现上是因为考试的卡住了所有人受教育的机会,其实更根本的原因是:教育部门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方针和思想指导办学。

     而我们的教育部长周济对此说,要办人民满意的大学。人们如何满意?最基本的要求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选择权,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来读书,那才是公平的,才是满意的。现在高考真是一夫挡道,万夫莫开,把大分部的小孩挡在受教育的门外。全世界也只剩下? 是这样的。因为全世界的教育设计是:你愿意读书就读书。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天然的权利。

    受教育跟衣食住行一样,没什么神圣的,你可以通过分数,也可以通过钱去读书。如果没分数也没钱,照样可以读书。现在我们的标准是:有分数才可以读书。那没分数的呢?有钱能否读书?有些愤青认为:不行,只能通过分数。于是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为何不多办一些学校?只能按规定办学?像刚才的研究员所说,只能通过某些研究员的“规范”设定,没有他们的规范设定,就不能办这个专业?

    过去中国有三百六十行,现在经过统计,中国有两千多个行业,美国的行业有三万多。你们的二百多个专业可以囊括所有这些行业的需求吗?我现在想建一个只有一个学生的学校,行不行?在中国现行的情况下,绝对不行的。但为什么不行?我就办一个总统学校,目的就是培养一个总统!为什么不行?我做教育有什么不行?我现在违反了哪一条?有没影响你?你凭什么剥夺了我这个权力?你因为什么剥夺了我的权力?因为你高尚吗?因为你有道德吗?或者你更有知识?我能不能培育出一个总统,那是另外一回事。好的,如果说培养总统不行,那我就培养一个学生吧。虽然我没有广场,没有大楼,但有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那月?我就培育这个学生。为什么不可以?谁限制了中国人的智慧,谁限制了中国的崛起?中国人难道就只能按照你刚才讲的两百多个专业去学习打工仔的技能?

    大家可能说,北大清华不是职业学校。其实,北大清华早就沦落为职业学校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都是外国大学的预科而已。读完新东方去留学的人,比读完北大清华再去留学的人加起来还要多。反正都是用来培养国外预科生的,哪用全国人民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参加海选?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基本没有真正的教育,从来就只是在竞赛,玩抢凳子的游戏。学习的最终结果是告诉你能不能读书。如果我们放开思想,80%的人都可以读书,那还用争吗?如果北大清华在每一个县都开一间分校,那有2200个北大,2200个清华,每个中国人都可以上北大清华,可以吗?大家肯定要说不可以。因为我们人为地设定了一些思想上的障碍。但是幸亏我们的胡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思维创新,要制度创新。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自己为自己设陷阱的境地。其实在国外,有两种国家,一种靠投票,即选举;一种靠投炸弹,即打仗;中国是投毒:大家互相陷害,互相阻碍。

    现在是一个资讯发达的年代,就是信息和变化很大,在几年前我接触一个数字,美国人平均一? 一个工作,对这个问题来讲,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学生学什么专业对他一生是最有用?比如说职业学校,他一辈子要从事这个职业,如果要换工作的话这个人怎么办?据说在意大利平均一个学校有十几万学生――当然这都是注册在校生,那表明他们的教育制度设计是很宽松的,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内,比如十年内完成学分,西方的国家大学都是宽进严出,不需要由一个部门来确定你能不能读书,你只需要自己去与学校互相选择。现在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每个学生有权利去选择。传统的中国的教育制度来自苏联,在延安的时候,和在1949年建国,或者在1960年,就是在和苏联闹翻之后,我们还是沿用着苏联的模式,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选官的教育模式,也既是事实上我们是国家出钱来选所谓最优秀的人去学习,在没改革之前,一入大学就是国家22级准干部,就是大学毕业本科出来是国家22级干部,教育制度的整个设计就是为了培养公务员,中考是23级。即使后来两考分开,并且独立设立公务员考试之后,大学的列车还是按照惯性往前跑,还是选官和育官的模式在进行,现在的大学有99%之多还是在为培养官吏服务。

    但是现在的大学生,却至少有95%以上在读完大学以后只是得到一个职.......大学生毕业前都已经是满街的乱跑找工作。既然只是找工作前的学习,那教育部门凭什么去阻碍他读书呢?学生可以通过票子,通过关系,通过分数去读书。限制读书的方式,就是阻碍的中国发展,限制国民读书的人是延缓中国发展的罪人。所以教育部应该有一个转变,从绘子手转变为接生婆。

周济最大的政绩败笔:制定高标准,封杀民办学校

    曾经朱�基在位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经典的事情,以前有一个森工局,主要是砍树的。朱�基一声令下,要求他们转变职能,不再砍树,要去种树。教育部也是面临这样的事情:从现在开始你要帮助国民去读书,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哪是罪犯、神经病、残障的人。我的观点很简单,多一所学校就少一个监狱。读书既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像是我们的吃饭一样。如果要认为读书是神圣的,可以,那所有的学校都必须是公办的及公益性的。所有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党的光辉要普照天? 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保证全部国民能读上书,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有困难的人。古时候所有穷孩子都会在祠堂内接受教育,现在的政府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另外私立学校的分工,就是做选择性的优质教育。所以我现在就主张,我呼吁,政府要让1949年以前曾经存在的所有私立学校重新恢复,包括教会学校、私人学校。通过转制后,国内教育体系应该发展而成为两个积极性:一个是政府的积极性――保障穷人读书。另一个是社会的积极性――由慈善和宗教团帮助有需要的人,私立学校给予国民选择优质教育的权利。两个积极性,社会两个分工。

    现在回到我们的教育模式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在做一个民间的教育改革版本,做得很不错。现在自总理起,都积极地采用他的这个民间的版本来进行教育改革,我们也期待他们能提出一个给中国国民更好未来的教育大纲:人人都能读书!

    按国际惯例,都是私立学校先行的。而我国目前情况刚好颠倒,是公办学校先招生,私立学校后招生。公办学校利用税收办起来的,就应该为穷人服务。政府为什么能够存在?他的存在是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国家有军队和可以收税,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但一定要把自己的权力用作帮助有需要的希.......

周济对教育的短视体现:倡导精英教育,忽视平民教育

    现在的中国教育只有一个思维是――我们培养精英!但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落后国家来说,这是错误的,我们提出另一个口号――我们要培养平民。早上有老师也谈到就是流动人口的培养。除了20%的精英外,还有80%的人要不要学习?先勿论有没钱的问题,但是首先要在政策上允许人家学习。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口的问题,人口太多,但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转变,将“人口”的包袱转为“人力资源”的优势,经过大学的培养后再变成人才,从人口的大国变成人才的大国,那就不得了了。早上有老师也说到,我们的土地都开完了,矿产都开采完了,但人力的资源却完全没有开发利用,人要变成有用的人。

    美国的收入是我们的20多倍,韩国、日本的人均GDP三万多,台湾是两万多,现在中国是三千多,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是不是跟西方做一个竞争,把教育彻底开放。美国的社区学校就是可以随便进,几乎是没什么障碍,学校设障碍就是给国民设障碍,就是影响国民读书的障碍。我觉得学校不应该有任何的障碍,不但没有障碍,更应该帮助龉瘛O衷谡锌及焱ü

    以前毛泽东曾经提倡过两个观点,一是“赤脚医生”,就是民间的医生,是赤脚的,不脱产,背着药筐到处医人,是半中半西的医生。二是7月21号发表的最高指示,号召全国办“721大学”,即任何工厂、社区、农村内,都可以办大学。毛泽东这么保守的人都提倡办这种“721大学”,或者叫社区大学,现在为何不可以?我国事业人口这么多,大学生就业这么困难,现在是就业压倒一切,一切围绕着就业,只要能帮到国民就业的任何措施都应该放行,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学校达不达标,老师符不符合什么政策规范。

    另外,美国有三部教育法案是值得我们分享的,第一部是在林肯时期,解放黑奴后,颁布了一个法案就是教黑奴怎么种地的,就是用七天培训教黑人怎么种庄稼的,这个法案就是国家出钱帮助黑奴学会如何做人的法案。第二个法案是大兵法案。二战结束了,当时一千多万大兵将来怎么办,这时候提出了让他们入大学,把所有的在欧? 远东的兵送去读书。当时接收这些大兵的都是“野鸡大学”,但到了七八十年代后,这些大学都办得非常好了。最后是克林顿时代的法案,叫“一个也不能少的法案”,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力读书,社会或者政府一定要帮助他读书。

    牛人聂圣哲在苏州开了一个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培养自己的木匠,为很多孩子解决了学习和工作问题。他们并不颁发国家的证书,只发自己的匠士证书,这也是可以的。读书是人间最美好的事情之一,以前看电影说,高玉宝受压迫,不能读书。但现在我们有80%的学生也不能读书,是现代的高玉宝吗?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面有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把它改为,安得学校千万间,大庇天下进修学子俱学习。政府对民办学校即使不给钱,也要给政策,至少也要给予宽容的态度,积极支持。取消任何的办学门槛,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规范管理民办教育的应有内涵应当是准入门槛不高,民间有志于教育的投资人只要看到不难进入该领域,前景明朗,投资人可以放胆前行。但是行政管理者拍脑袋开除的标准令人望而生畏,清规戒律多如牛毛,从校舍校长、教学设施到读书管等等,资金投入非千万富豪不能筹办。教育部的责任在于保卸ǔ赡耆讼硎芷降取⒆

    另外我们要培养宽容的国民。六十年来中国人的精神似乎都没长大,仍然是一个愤青,没有思维,没有理性。我们不要再培养愤青,不要再培养革命、斗争、杀地主的文化,这些对国家的统治是不利的,我们要培养和谐的文化和社会,去掉怨恨。

周济的盖棺定论:没能成就千古美名,反落得千秋骂名

    笔者曾说过,只要教育部能做到开放办学、保障国民个个有书读、让国民自主选择教育方式等,教育部就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部,周济可以成为历史上最牛的人才。在内外伸长脖子,期盼周济能再有点作为的时候,周济却黯然下台。但是这样的下台,反而给了我们教育改革的希望,增强了对党中央、政府对教育进行全面改革的信心。

    但愿新部长能领导改组后的教育部一马当先,率先取消不合理的办学限制以及一系列错误的方针政策,使中华民族真正崛起,使中国从人口大国顺利过渡为人力资源大国。

    以周济为鉴,莫步周济后尘!
 

附言:

    原教育部部长周济任中国工程院党组副书记。请记住今天,也即2009年10月31日,历史上将要记载的两件事:一件是著名导弹大师钱学森逝世,另一件是号称“洲际导弹”的教育部长周济下台。这两件事,前一件是突发的,也是令人悲伤的,后一件是构建的,却是令人大快人心的。但是他们却在这几年来,是那样微妙地密切联系在一起。前者虽然是搞导弹的大师,但是论在教育上的影响力,还远远没有教育界流传甚广的“洲际导弹”(周济捣蛋)来得凶猛。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1-06 13:10:1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p

学校已沦为钱权阶级的牟利工具

颜沧海

2009-11-06

    上世纪20年代末期,安徽大学学生闹学潮,蒋介石传令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前去当面向他汇报。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谓“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因有怨气,去见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针锋相对,不仅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后来两人的冲突升级,刘文典竟然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而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羁押,说要枪毙他,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其实,早在此事发生之前,刘文典就已深深得罪过蒋介石。蒋介石掌握国家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但刘文典拒绝蒋介石到校“训话”。后来,蒋介石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老蒋所希望的“欢迎如仪”那种隆重而热烈的场面。刘文典的观点是:“大学不是衙门”!

    好一个大学校长,好一个“大学不是衙门!” 设想今天,别说最高领袖,若是教育部长要来学校视察、要来学校训话,那将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大事,将是何等荣耀的大事!

    这个故事有两个非常精彩的亮点:旧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是何等的尊严,即使明知这尊严要以牢狱之苦为代价,他们也绝不丢弃;另一个则是大学是做学问的文化殿堂,是知识精英谈经论道、教师们教书育人的地方。在这里,只承认高尚的道德和渊博的学问而不承认权势;即使是最高权势者,也无权到大学来指手划脚、耀武扬威……。

    大学不是衙门,大学不能办成衙门。这是常识。但这个常识,被中国所无视。学者赵启强在他的著作中,谈中国教育的大背景,基础教育负债累累,高等教育突飞猛进,教育正走向产业化,并且正在成为一个暴利行业;谈对工薪阶层、尤其是对广大农民来说越来越成为奢侈品,别说高等教育,即使是中小学义务教育,也越来越成为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谈对高等教育的高投入,并没有给高端教育的发展带来相应的提高等等。但令笔者最难忘的,就是上述故事。

    所有教育的问题,比如涉及到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和使用,都是与钱有关。但是,笔者以为,钱固然重要,但教育的尊严和学人的人格更为重要。

    钱的影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教育的传统格局,中国教育由于受到功利性和那种鼠目寸光的现实主义影响,越来越远离了教书育人、提高民族科技、国民素质的宗旨。然而,致使中国教育整体性滑坡的除了钱的腐蚀外,更重要的官本位的崇拜、权力的野蛮和教育尊严的丧失与学人的人格扭曲。

    当教育越来越向钱看,越来越沾染上铜臭气时,教育肯定就变味了;但如果校园里沾染上很浓厚的官场习气,只认权力级别,不问学问高低,那就不仅是变味,而简直就变成了粪缸。而中国的教育,则正是在腐臭的粪缸中,制造和衍生着一堆堆丑恶的集权蛆虫。

    今日大学里的官僚化问题,官员之多、官气之浓、官僚作风之严重,与真正的官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真可谓“院校头头一大帮,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一个重点大学里,几套班子加起来有十几个副部级、或享副部级待遇的干部,在再加上一礼堂处级干部,一操场科级干部,要把这些上上下下的关系捋顺、处理得当,还有多少精力从事学术科研、教书育人?!学者熊丙奇《大学有问题》书中说,“一位高校领导私下透露,他至少有50%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处理关系、揣摩上级领导意图上,做事情如果不符领导的心意,花再多的功夫也是白费。很自然的,不能与领导有不同的意见,即使决策明显有误,大家也会想方设法粉饰太平,除非这个领导犯下大错被‘双规’”。对上级要小心谨慎,对下级也不能掉以轻心:说不定哪一个下级与某个上级关系非同一般,或者就是某某上级的安插下来的。所以既不敢让上级不高兴,也不能让下级不高兴。他们一不高兴就会告状、就会折腾、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而对今天的的任何一个官来说,稳定是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有这么大的官场,就会有这么多的官场待遇。这一点国家规定得再详细不过了。单位上的政工、人事部门执行这些规定时之严格、之严谨,是可以与任何一门精密的科学相比较;而当事人在涉及行政级别待遇的享受上,则更是不敢有丝毫的谦让:参加什么级别的会议,报销什么级别的差旅费,拿什么级别的工资、津贴,该不该配备小车、以及配备什么级别的小车?丁点马虎都没有;惟独的是,对教育本身却敷衍了事。

    官员一多,官场一大,最直接的后果是学校管理成本增加,形成教育经费极大的浪费。中国教育投入高、产出低,庞大的官场肯定是原因之一。

    按常理讲,大学的人才成本主要花在教师身上,师资班子越强,教授、名教授越多,人才成本开支越大。但中国现在的大学,非教学的党政班子越来越大:党团政工系统、人事保卫系统、行政总务系统、宣传文秘系统,光是人头费这一块就极大地增加了成本。别看这许多党政人员不在教学第一线,但他们的工资级别、福利待遇却绝对不低于教学第一线的讲师、教授。大学加薪从高到低的排名是,两院院士,学校党政领导,学院院长、首席教授、部处领导,之后是博士生导师、教授、科长、副教授、副科长、讲师等等。学校党政领导、学院院长、部处领导进入最高加薪档次,导致校内舆论哗然,反对声浪颇高。一目了然的,利益分配的顺序是:部处领导(也就是是县处级)之后才是教授,科长之后才是副教授,副科长之后才是讲师。因此,这才有百多位大学教授、博士,争考一个处长的中国特色。

    北大教授王岳川在其《大学知识分子精神价值失重与学风问题散议》著作中,谈及当代大学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时,曾经表示出深深的忧虑:“远大的人生抱负渐淡渐消,卓越的眼光和超迈的胸襟逐渐被市侩式的世故虚荣所取代,生命中的无聊感在牢骚、郁闷、无奈中呈现出来。甚至出现了将哲学、文学、史学大师著作丢在一边,而热心于公关学、谋略学、厚黑学的现象。”这种现象,正是与大学的官场化趋势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背后是学校的办事效率低下、教育成本增加,而这种低效高耗背后则是复杂的官场网络遍及了高校的各个角落;教师们、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的心思从此难以安定在教学上。他们心神不定,眼睛骨碌碌乱转,盯住校长书记,揣摩他们的治校思路,否则你的学问会用不到点子上,最后是出力不讨好;时时观察着主任的眼色,领会他们的意图,对那些管人事行政的、搞财务总务的也都得小心谨慎地搞好关系,千万别自以为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有学问而他们只是为教师服务的服务人员而有所怠慢。坐在大学办公室里的,又哪一个不是有文凭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掌权的知识分子或者离权力最近的知识分子!教师若是摆了知识分子架子,耍了学者派头,麻烦就接踵而来:小到用车,分福利实物,中到报销各种药费、差费、经费,大到分房子、涨工资、评职称,都得泡汤。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生活,无疑很累人,很累心,但必须做好,即使影响科研与教学也在所不惜!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的人,都得遵守这个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游戏规则:研究课题的立项、学术问题的讨论、学术成果的评审,都得按级别。官场的权力等级与大学的独立精神从来都是格格不入,势不两立的;但如今,官场权力却却死死地扼住中国教育的咽喉。于是,知识分子在权势面前,就失去了自我的精神,磨灭了独立的人格,成为官场的附庸。中国,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创造力量的大学。中国的学校,都成了大大小小的衙门。但是,大学就是大学,衙门就是衙门,大学不是衙门!

    “大学不是衙门!”,此话出自二十年代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之口;此话是刘文典对站在权力顶端的蒋介石说的。可是80年后今天,中国大学在没有这样有骨气的人!

    有了政府,自然就有了许多官员,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中国将学校办成了政府。

    今天的大学里,已经很难看到纯粹意义的学者。除了党政干部,大学里学术机构的院长、所长、系主任、甚至首席教授们都严格的享受着县团级、司局级,甚至副部级待遇,他们不仅是专家学者,还同时是官,而且是好生了得的官。一方面,他们是教授、博导、专家,往往身兼数个学术职务和学术项目的主持人,拥有甚至垄断学术大权,但是这样的专家在第一线的实干往往少得可怜,学术质量也难尽人意,有时则有其名而无其实。另一方面,他们是学校各级身居要职的领导,兼任不少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但是他们往往很少深入科研第一线。对“官”来说,他为“学”,对“学”来说,他为“官”,往往是,既做不好“官”也搞不好“学”,但是名、利、权三收,成为学界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官僚化的学者,已和普通学者少有共同语言。

    其实,他们的主业当然是官,“学”,不过是权力者手中的获利工具而已。人大代表赵师庆在谈到当今大学里这类身兼“官”“学”两路的知识精英时,曾十分感慨地说:“一些人味口很大,既要搞学术,又想当官,还想拿钱。‘鱼’与‘熊掌’都想得到,学术成了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这就是当今中国教育:权力与金钱齐飞,衙门共学校一色。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没有了尊严,在衙门和学校之间丢失了自我。学术,在钱和权的双重挤压之下,已经逐渐消亡。中国将逐渐没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中国将长久地依赖别人而无法创新;即使还有名称上的“学校”,但实质上沦为了钱权阶级牟利的工具……
 


 

教育问题的根本在官场

颜沧海

2009-11-05

    对当代社会来说,教育的质量决定一个民族的质量;今天有什么样的校园,一二十年后,就有什么样的国民。中国校园的命运和前途,将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但是目前,中国的教育被办成了牟利工具,教育成为“暴利”的代名词,令人忧心。而政府对教育经费投入,只占中国经济总值的百分之三点几,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百分之六的标准,令人伤心。在资本主义的加拿大,人均GDP的7.2%,但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学学费则占60%-70%。

    欧美的中小学义务教育是免费的,而且连学杂费、午餐费、牛奶费都一并免了;即使在从前也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俄罗斯、波兰、捷克……,尽管中国的媒体大肆宣传它们的改制转型中出现贫穷、混乱、经济下滑、通货膨胀、怨声载道的报道,但义务教育却也是“不收一分钱,还免费管一顿午餐,一份牛奶。”这种真正的义务教育和免费午餐,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贫穷、混乱、经济下滑、通货膨胀、怨声载道”中,他们的孩子都能享受到。

    学者赵启强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一位中国舞蹈演员在国内离异后女儿刚刚六岁,她领着女儿去了捷克首都布拉格,母女俩以小买卖为生。因为没钱租用铺面,她每天早早地拖着一个小行李车,到中国商人那里批一点小商品,然后拉到市场或地铁口出卖。由于没有铺面,她的居留签证总是很短、很麻烦,所以身份问题比谋生更让她忧心。大半年过去了,一次有同胞说是捷克上学没有在国内那么难。于是她领着女儿,忐忑不安地去到了一所小学,战战兢兢地见到校长;她很紧张,担心人家问她的居留身份,担心人家向她索要她拿不出来长期居留签证或是介绍信之类的手续。听懂了母女俩是为了上学而来,那位捷克的校长十分高兴,他没有问及母亲的身份,没有看她的证件;当然更没有向她要钱,就马上将一年级的四位老师叫来,然后校长问朋友的女儿:“你喜欢跟哪位老师上学?”这位捷克校长要让孩子自己挑老师!女儿选定了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老师后,所有的入学手续就算办完了。校长还感谢她重视教育,将孩子送到他那里……。

    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似乎这样的事情,只能出现在梦里。

    事实上,中国政府就很少真正重视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30年里,中国人经历过无数次天灾人祸、人祸天灾,缺吃少穿;但至少有一点毕竟让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穷人怀念:那就是不必为孩子的教育发愁。只要孩子用功好学,总会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最贫困的农民家庭,也是孩子能考到哪一级,就上到那一级。那时候,没有穷人因为缴不起学费而辍学、甚至自杀的!相反,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贫困的农民家庭,竟然有好几个孩子都读到了大学,从而彻底结束了世世代代当农民的宿命。不过,那30年的中国人,全是低收入,国家几乎只给劳动者发放饭钱,其余的如住房、医疗、教育等等,都由政府包揽下来;再者,那30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低的可怜。而因为政治原因,在“文革”10年期间,全国大学甚至基本处于停课,真是空前绝后。别说欧美,即使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被日本人的侵略搞得筋疲力尽、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学校也没有过大面积、长时间停课。由此可见,新中国前30年的教育是什么状态。

    然而,1949年以前的中国,虽然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那时,无论政府还是老百姓,都没有富起来;那时,政府没有钱搞义务教育,学校也不会有钱贴给学生,但就是那时,北京大学一年的学费是20元,而且大学也从未被人为地停课。

    著名的数理语言学家陈明远先生做了一个关于学费问题的调查报告。陈老先生的这份调查报告资料翔实,影响很大,引发出许多对中国当代教育问题的思考。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元20元,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元;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元。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元1元。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 22块银元。宿费全免。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元,每年20银元;但此外须交宿费12元。

    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元,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20个银元对30年代的平民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在当时,一个银元的购买力到底是有多大?作者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元。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元之间,平均约为22银元;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元;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元。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元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元;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元。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

    人们说中国的教育与中国的体育有相似之处,只是针对名存实亡的9年“义务教育”和摇摇欲坠的乡村基础教育;但中国教育与中国体育不相似的是:国家对体育高端的重金投入,也人才辈出;而高端教育虽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国家对教育高端的大投入,中国高校却并没有长足进展。浙江大学教授郑强在一次演说中,对中国野心勃勃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提出疑义。他说,“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

    高端教育没有实质性进步的另一个证据是:与高端教育紧密相关的的国家科技水平、国民素质和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也没有相应的提高。查一查有关“全球竞争力报告”之类的数据,确实让中国人丧气。早在2002年出版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数据,对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创新状况和利用综合指标方法进行评价,中国的创新能力排名第43位,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是75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43位,而不是全球200多个地区和国家!)。巴西排名第33位,印度排名第38位,均高于我国。

    从中国、印度、巴西三个发展中大国技术创新特征的比较,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差距。在《论坛报告》指标体系中,中国、印度、巴西三国比较,我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占人口比重指标列第46位,略微超前于巴西(48位)和印度(59位),而在其他方面则落后于巴西、印度两国——巴西领先主要得益于“创新政策”和“聚集创新环境”两项指标的评价较高,分别排在第27位和第25位。我国的“创新政策”列第46位,“聚集创新环境”列第44位,与巴西有较大差距。印度在“创新合作”(产、学、研合作)方面第23位,与中国(第41位)比较占有明显优势,从而使印度和巴西两国在国家创新能力指数的总体评价上过了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占人口的比重高于印度、巴西,但科技创新和利用能力却低于这两个我们一直看不上眼的落后国家。

    早在2002年,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就已经超过国民经济总值的1%,达到一千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三位。再加上超过国民经济总值3%的教育经费中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高等教育,因此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真可以说是富得流油。然而,伴随着国家资金的大量涌入,中国的学术界却出现了这么个令人不解的现象:博士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院士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的发展不仅跟不上国际发展水平,反而逐年下滑,这与中国GDP的高增长和科技研发的投入的逐年加大形成强烈的反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2002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国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

    国内外的这些统计数据是否可以说明,从基础教育挤出来的经费,并没有在实质上提高中国的高端教育,使其成为提高国家科技和国民素质的原动力。中国近年来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已经站到了世界前列,但与学术论文质量紧密相关的科研及产业技术却没有同步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表面的繁荣,成了展示国家发展、发达的工具而已。

    从“义务教育”的不义务,到中国高等教育成为纸扎的花团锦簇,展示了中国教育的落后。可是,我们的官员却毫不在乎,张着腐败的大嘴在大吃大喝民脂民膏,每天的公款吃喝超过9千亿人民币,也不知道稍微省一点给老百姓的孩子以真正的义务教育、让大学少收一点贫困人群孩子的学费!都说教育质量决定民族质量,但是,从外国的例子和1949年前中国大学教育的例子,可以得出结论:让民族无法保质的,正是这个中国官场!

 

关于钱学森的几件事

解滨

    国内对钱学森的宣传多出于那么几个记者的文稿,几十年口径不变。那几个记者当时掌握的资料有限,所以有关钱学森的许多事情就一直不被国人知道。幸好美国这边还有不少资料。笔者搜集了一些,补充在这里。

    一、钱学森回中国,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还引来美国海军副部长的后悔不迭。你也许还不知道,美国方面当时最后批准钱学森回到中国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什么他的回国居然要总统拍板呢?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九四三年钱学森设计了美国第一枚分级火箭Private A,也不仅仅是因为钱—卡门公式,更重要的是,钱学森实际上不仅是师从当时美国最顶级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而且他也是美国当时仅有的受到了世界导弹之父的真传的两位核心人物之一。这是国内没有报道过的。

    众所周知,在弄到德国的导弹技术前,美国的导弹技术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德国是导弹技术的发源地。二次大战中,德国的V-1和V-2导弹是世界最早的导弹。二次大战中盟军也知道德国的导弹厉害,但一直搞不到其秘密。盟军占领了德国的导弹研制中心和发射场后,立即封锁了所有资料,扣押了所有参与研发的人员。二战一结束,美国陆军立即派遣了当时他们最厉害的两个火箭顾问到德国去挖掘导弹秘密。这两个人一位就是钱学森,另一位就是他的导师卡门。钱学森仔细研究了纳粹德国的火箭和导弹生产设施和设备,查阅了他们的大量资料。最重要的是,钱学森亲自审问和询问了人类导弹之父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和另一位德国空气动力学家鲁道夫·赫曼(Rudolph Hermann)。钱学森从纳粹的导弹专家口中了解到了当时世界最为顶尖的导弹技术。正是由于钱学森的杰出工作,美国才得以很快制造出自己的导弹。也正是由于钱学森接触到如此顶尖的技术,他的回国路才十分坎坷。

    二、你知道吗,钱学森也是美国的航天飞机(又译太空梭)的祖师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航天飞机的概念要追溯到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一个叫“Silbervogel”的计划。二次大战结束后,钱学森被派往德国考察纳粹德国的火箭、导弹技术时,发现了纳粹德国从未来得及运用的一些技术。其中之一就是一种由火箭做驱动引擎的高速轰炸机。当时喷气式飞机还没有造出来,所以使用火箭发动机可以说是最先进的。这个计划的名称是“Silbervogel”,也就是银鸟的意思。当时德国这种轰炸机尚未进入试飞阶段。钱学森凭他明锐的直觉,看到了这个构思的巨大潜力,也看到了德国没有把这个轰炸机搞成功的原因。在他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开始设计一种由火箭驱动的,能多次使用的洲际太空飞机。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钱学森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吊销了机密工作许可。一九五七年,美国空军的研究人员开始在若干年前钱学森的基础上搞了一个X-20 Dyna-Soar(Dynamic Soarer)项目。这项研究倒是有好几次试飞。不过由于几个瓶颈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这项研究却为后来的航天飞机奠定了基础和积累了经验。有了这些基础和经验,后来研制航天飞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所以,要说美国的航天飞机就不能不说X-20 Dyna-Soar项目。你去休斯顿宇航中心博物馆去参观航天飞机的历史,那上面就有说这个过程。而X-20Dyna-Soar项目又是在钱学森奠定的基础上发展的。是钱学森把一项几乎被埋在历史的垃圾堆中的纳粹技术发掘出来并发扬光大。美国人至今还没有忘记这个。美国宇航局(NASA)的文件中多将钱学森称为H.S.Tsien(TsienHsue-shen的缩写)。

    三、我们都知道,钱学森在回国之前受过五年的“虚拟软禁”。但你也许还不知道,钱学森在此之前还在监狱里住了一段时间。那个监狱坐落在“TerminalIsland”上。从谷歌地图上看,那个岛子离洛杉矶不远,开车也就半个多小时吧。一九四九年,钱学森申请过美国公民资格。一九五○年,麦卡锡主义开始,FBI从一九三八年美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发现钱学森三十年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些活动,于是不但不给他入公民,反而吊销了他的机密工作文件,使钱学森无法继续他的研究了。两星期后钱学森便宣布回国,还真动身了。这给他带来牢狱之灾。FBI以在他包裹里搜到了所谓的机密文件的理由,把钱学森关进监狱。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FBI搜到的就是几张对数表,这比关押李文和的理由还荒谬。奇怪的是,据记载,Terminal Island上的那个监狱当时是移民监。美国政府不是不准他回国的吗?

    那把他关进移民监做什么?移民监里关的是要驱逐出境的人。他的出狱是由于加州理工学院的不懈努力和抗争。钱学森出狱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至今美国政府也还没有为把钱学森关进监狱一事道歉过。诸位高喊钱学森该国葬的,为何不写信给自己的参议员、众议院让美国政府道歉?二战中美国政府关押小鬼子的事情都道歉了。钱学森为美国立过大功,还被投入大狱,不道歉说不过去。这封信难道还要我来起稿吗?

    四、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学问时,一天到晚和火箭打交道。那些都是要命的玩意儿。因此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给钱学森这一伙人起了个外号:敢死队员(Suicide Squad)。

    五、美国《航空周刊》评选钱学森为二○○七年年度人物,高度评价了他的贡献。

    参考文献:

http://pr.caltech.edu/periodicals/CaltechNews/articles/v36/tsien.html

http://www.astronautix.com/astros/tsien.htm

http://en.wikipedia.org/wiki/Tsien_Hsue-shen

 

我为啥称钱学森为战士?

杨恒均

2009-11-1

    10月31日,98岁高龄的钱学森先生与世长辞,本人在此对这位伟大的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钱学森同志生前有无数的头衔,最响亮的就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科学家”,但我却更愿意称他为“战士”。我之所以不愿意突出钱老的“科学家”身份,是因为与比他在科学领域更有成就的九位华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一样,他的科学家身份并不是“中国”培养的,他是美国大学和国防部培养出来的导弹专家,虽然他从内心到外表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我更愿意尊称钱老为战士,却并不是因为他30多岁时就是穿校官服的美军上校,也不是因为他回到中国后,又被授予共产党军队的中将军衔。我尊钱老为一名共和国的“战士”,是因为他的一生都像一名战士一样赤胆忠心,热爱国家,热爱政府,相信党,像战士一样与落后的科学技术战斗,并具有一名战士最优秀的品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不提问,更不提个人要求……

    钱老从条件那么好的美国回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据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显示,他老人家没有给国家添任何麻烦,而自从他1955年回来后,却为共和国军事科技的发展解决了无数的问题,扫清了航天事业上的无数障碍。钱老一生都在解决问题,他只向共和国提了一个问题……查看钱老生前记录,我们看到,他老人家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提到过一个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是的,这一定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否则共和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的元勋绝对不会在与共和国风雨同舟半个世纪后,在自己生命走到最后的关头,才提出这唯一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得连前来探望他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同志的脸色都渐渐凝重起来。实事求是的温家宝没有不懂装懂,他显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却没有现成的答案与钱老分享。于是,总理召集了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以共和国总理之尊,提出了钱老向他提出的问题,那几位校长和专家争先恐后地答道:老师不行……大学很大,但不够强……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家宝总理得到了答案?他满意了吗?如果他满意了的话,他一定会直奔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钱老的睡椅前,告诉钱老答案并共商大计。然而,和我们一样,温总理显然对这些大学校长和专家的答案并不满意。于是,大家看到了,过去几年忙得东奔西走的温家宝总理突然沉寂了下来,我想,钱老的问题一定让他感到了沉重,是啊,到处跑有什么用?于是,在刚刚过去的9月4日,温家宝总理前往北京35中初二(5)班,端端正正坐在那里听老师上课,做笔记,一座就是一上午,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对老师的讲课做了点评。然后他离开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稍后再讲……

    那几个小时听课的温家宝总理找到答案没有?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人才,而要不停地从美国这些国家引进?就在昨天,10月29日,在山东考察的温总理在短短一个多月里,竟然第二次来到一所中学,这次,他来到费县一中高二(8)班,亲自给同学们讲授《张衡传》,张衡,和钱学森一样,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

    两次和中国教育零距离的接触,温总理是不是在为钱老的提问寻找答案?他找到了吗?也许没有找到,也许找到了,但对于一生都在为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各种问题寻找答案的伟大战士钱学森来说,显然已经晚了,就在两天后的昨天,钱老悄然离开了人间…… 其实,钱老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能够回答……谁能解答钱老这一生提出的唯一一个问题?我想,即便我再自不量力,也不会自以为可以三言两语说清楚连钱学森和温家宝两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然而,这却不能阻止我对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思考。

    一经思考,我就发现,把钱老的问话当成问题,其实有点问题。因为,无论从钱老短短的几句话里,还是从钱老长长的人生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看到了这问题的答案……也许,这才是温总理脸色凝重的原因,也许这才是温总理对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的答案不满意的道理,也许这才是温家宝总理放下堂堂共和国总理的公务不做,而去教室听初中老师讲课、走上讲台给高中学生上课的理由……

    钱老说中国的大学出不了杰出人才,是他归国55年后说的,而早在55年前,美国的大学就出现了成千上万杰出的人才,包括钱学森本人。我再次使用“战士”这个称号,是想借今天这个机会,不但向钱老,而且向所有的“钱学森”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些人有学成归来的,有的学成后,人虽然没有归来,但心却从来没有离开……;有的名气虽然不如钱老大但贡献一点也不小,有的却因为心照不宣的原因根本就没有名字,更别说名气……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美国等先进国家学习和研究高科技,人回国或者心回国报效祖国、报效人民。他们带回来的是科学技术,他们和共和国的领导人一样,认为只要带回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就会先进了。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大学依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科技依然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最穷困的一群——为啥呢?因为原因很简单,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前进,和培养科学技术大师和杰出人才一样,并不是单单是靠“科学技术”就可以的,还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思想,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学和教育制度,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是啊,只有当钱老的问题牵涉到如此巨大的“答案”的时候,才会难倒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两位人物——钱老和温总啊。否则,他们难倒会回答不出?科学可以让卫星上天,“科学”也可以让人活活饿死……有网友指责说钱老一生埋头科学,不关心政治和社会,而唯一一次关心“政治”,竟然是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以“科学”的方法,论证出一亩地可以亩产160万斤蔬菜……

    这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的“科学论证”,无疑给当时造成N千万人死亡的浮夸火上浇油。而到底会有多少饿死的中国老百姓应该归罪于这类昧良心弄出的“科学论证”?也许,世间的任何科学都无法计算出……

    科学无法计算出的,政治却应该有所交代!可惜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我尊重的战士钱学森对那篇文章有任何解释,难道他当时只是像战士一样忠实地执行“政治任务”?难道他还有更加苦痛的难言之隐?

    也许,读者看到这里会对我对一位刚刚过世的老人的质疑与求全责备而生出反感,可你是否知道,我走到这里,正是因为我在探寻钱老生前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而就在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已经接近答案了……是的,我找到了答案!钱学森老人家像一名勇敢的战士一样从美国带回了先进的科学,却没有带回科学的精神,我们的国家重视所有带回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人才,却把那些试图带回来的比科学技术同样有用的人文精神和先进的价值理念拦阻在大门之外——而这一切,还是让我们从钱老人生的故事中体会……

    钱老是美国培养的空军上校,国防部科学小组成员,他参入设计了美军最重要的导弹,无疑掌握着美国的核心军事机密,无怪乎他在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要求回国被美国FBI拦下来,不准离开美国、进行监视长达五年之久,最后中国政府通过高层接触,用11名美军战俘换回了钱学森——这也是中美交往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人的人命大于美国人的。

    美国人后来一定后悔了,因为钱学森回国后,正是用自己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高科技发展了中国的导弹。可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1985年,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访问中国时公开表示,当年对钱学森的刁难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对的,因为那时美国盛行反共的麦卡锡主义。他主动邀请钱学森访问美国。

    也许美国人是出于政治考量,但是,他们毕竟对当时对钱老的迫害做了道歉和说明。我想说,这和科学无关,这和科学技术无关,甚至和泄密,偷窃先进技术无关,这和人文精神,和人权,和一个人的自由有关,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学者应该一起带回来的精神……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

   我们从钱老的经历中,隐隐约约看到了问题的答案。其实从正在为钱老寻找答案的温总理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答案——请大家回顾一下,温总理9月4日离开北京三十五中后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被很多人忽视,被有些人说成是“作秀”的一桩小事,温总理亲笔写信,为自己在点评老师讲课时犯的一个小小的错误真诚的道歉!——温总理找到了答案,他并没有说出来,他做了出来。如果总理能够为一桩这么微不足道的错误道歉的话,那么钱学森同志为啥不能为那篇也许害死了好多饥民的文章道歉?而伟大的共和国,又为什么不能为历史上那些人为的灾难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

    也许有人说,这种无法起死回生的认错,这种不关痛痒的认错,能和大学是否可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扯上关系吗?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火箭就能够上天了?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科学就发达了?难道……不错,我要确切地告诉你,不但扯得上关系,而且息息相关,国家政权和统治者的反思和道歉也许只是我说的那种人类比任何科学技术都要先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一种,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

    你能够想象,在一个知错不改、在一个没有包容精神、在一个死不认账、在一个扼杀自由精神的地方,在一个只注重科学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为何物的地方,在一个只想要最先进的技术,却无法自由思想的地方,在一个所有的东西都被标上价钱,可人的心里却缺乏了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地方……那里,能够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那里,能够产生真正的和谐?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10-06 09:34:38 +0800收件人: 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10期-共和国60年暨孔子2560年〔耶稣2009年〕10月29日 特别推荐

谁在“折腾”中国的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章开沅

2009年10月

    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发展之声不绝于耳,且见诸声势浩大的行动。成绩似乎令主事者陶醉,经常挂在口上的主流话语是:“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但这些耀眼数字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所谓“跨越”发展带给教育的是祸是福?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存在深刻分歧。  

高教何以在错误道路上走得这么久这么远

    2009年初,政府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公开征求意见,随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讨论,网络上的各种争议更为火热。3月2日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提出《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建议:一、废除自学考试制度;二、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三、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四、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五、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六、停止大学办分校;七、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八、实行教授定编制;九、砍掉2/3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十、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据《长江商报》“高教十症”调查结果(3月12日公布),近两千网友投票,除第一、九两条外,其余8条意见均获“7成以上的网友力挺”。

    当然,高教之病并非仅限这10条,而这10条也不一定都是最为严重之症,但这毕竟是一位资深大学校长率先响应政府号召,全面系统地坦陈自己的批评与建议,理应给予应有的尊重与理解。

    我与刘道玉教授相识已久,而且都是在1980年代出任武汉地区中央直属高校的校长。他虽然比我年轻,但在高校行政管理方面却比我出道早得多,而且还曾在教育部主持过重要工作。我非常敬重他对教育事业的革新精神与执着追求,对他此次提出的批评建议更深有同感。应该说,刘道玉是1980年代那批大学校长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意见包含着众多师生积压已久的共同心声。但我不想重复列举或补述当今高等教育的各种弊端,而宁可探索我国高教何以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这么久、这么远,危害又这么深!

    记忆所及,1980年代的高教基本上是正常发展的,尽管体制、教学、科研等方面的革新步履艰难。1990年代以后,“教育产业化”作为决策开始推行,主要驱动力来自比教育部更为强势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我至今还记得若干权威人士在报刊和电视上发表的那些梦呓或狂想,仿佛高教一经形成规模宏大的支柱产业,就可以财源滚滚,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经过任何民主咨询,决策究竟有多少科学性也不得而知——1999年就从上而下仓猝地敞开“扩招”的大门,加上此前也是从上而下促成的高校大合并,一味追求扩展办学规模的狂热浪潮开始形成了。

    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诚然需要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也需要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牺牲整体质量,否则教育即令转化成庞大的产业,也只能视之为高成本、低效益而虚有其表的泡沫经济。很不幸,有关部委一意孤行,并且以“跨越”一语要求高等教育勉力推行21世纪新一轮“大跃进”,大学遂成为重灾区。

    紧接着又是在“跨越”号召下出现弥漫全国的“升级”狂热。中专升为大专,大专升为学院,学院升为大学,其实好多学校根本不具备升级条件。许多正规大学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甚至连“教学型与研究型”这样的双重身份都不满足,一定要往“研究型综合大学”蹿升;而已经具有“研究型综合大学”特殊身份的所谓“985”大学,又纷纷向“世界一流”狂奔——真可以说得上如痴如醉,举国癫狂。

    大学的各系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纷纷争先把握这千载难逢的“升级”良机,于是好多系上升为学院,个别系还分身为几个学院。有些研究所也不甘落后,自行提升为牌号甚大的研究院。某些“特大”大学由于下属学院太多,校领导管不过来,又在校、院之间设立学部,俨然泱泱大国气派。相形之下,原有许多系、所的地位则江河日下,往往自嘲为“无非教研室”。与过往相比,现在的大学管理机构名目繁多,层次重叠,越来越像庞大而又复杂的官僚机构,与原先标榜的“精简、效率、效益”革新目标背道而驰。

    大学现在确实很忙,因为学校越办越大,学生越来越多,教师的教学负担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年轻教师,为了从助教升为讲师,讲师升为副教授,每年还要达到发表若干论着的所谓“刚性指标”。校、院、所各级领导更忙,因为“扩招”也好“升级”也好,并无足够的财政拨款,还得“自筹”财源弥补经费不足,于是便想方设法“创收”,乃至变相推销形形色色的“学历”,当然更少不了“跑部前进”,争招生数额,争项目经费,争科研课题,争学位授予点等等。而教育部及其下属各司局又巧立名目,精心设计繁琐的申报、评审、验收等手续,其中仅本科教学评估一项,就把全国高校折腾得人仰马翻……

    试问,在这样劳民伤财的纷纷扰扰之中,大学领导又有多少余闲精力用于改善管理,以期实实在在地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呢?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今后大学精神的重建恐怕不是一两代人的真诚努力所能完成。高教的积弊不仅年深日久而且盘根错节,彻底整顿谈何容易。

    从深层根源来剖析,主要问题仍在于主管教育者对教育本身缺乏正确的认知。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需要良性的互动,而不是单向的“灌输”、“塑造”。教育的起点与归宿都是爱,都是人性的完善与提升。所谓“以生为本”,就是以人性为本。现今教育当局主事者把各项重大措施都名之为“工程”,实际上是忘记了人性不同于物性,学校不是工厂,教育更不同于制造业的生产流程。说到底,教育是细致的教化而不是简单的制作。  

大学没有自我完善的空间,校长没有自我完善的胆识

    把教师比喻为“灵魂工程师”未必完全确切,但教育的根本毕竟是人格的养成,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积60年高教工作的亲身体验,我总觉得教育应该是慢工细活,教师更像精心培育花木的园丁,必须按照植物的生长规律与季节的环境变化,循序渐进地从事本职工作,而最忌急于求成和揠苗助长。与其主观武断地通过行政命令推行一个紧接一个折腾大学师生的所谓“创新”或“跨越”,倒不如让大学保持相对安宁的校园,也许顺乎自然的“萧规曹随”比什么“开辟新纪元”之类豪言壮举更有利于高教的发展。从历史上看,无论古今中外,成功的教育改革往往表现为渐进式的积累及作为其结果的“水到渠成”。

    “文革”以前,多次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不仅未能实现“教育革命”的预期目标,反而严重损害教育本身,特别是挫伤了众多师生员工的积极性。这个教训极为沉痛,但似乎早已为现今教育当局所忘却,并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重蹈覆辙。现在虽然不再有人公开侈言政治挂帅的群众运动,但是动辄以政府行为推行全国一盘棋的举措,依然忽视教育的连续性与相对稳定性。朝令夕改,而且政出多门,让许多大学无所适从。以前“教育革命”主要靠政治威权,现在却主要是靠“利益驱动”,以形形色色的各类“工程”与相应的“课题”、“项目”经费促成“跨越”导向。同时,又拟订各种繁琐而脱离实际的指标体系与评审程序,迫使大学顺从就范。如果说过去的大学是屈从于政治压力,现今的大学则是倾倒于金钱的魔力。政界“跑官”,大学“跑点”,而且都一同“跑步(部)前(钱)进”,这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潜规则”。

    大学的堕落已经令人难以容忍,但教育当局仍然沉醉于少数追随者的歌功颂德,至今未能深切反省,因此在错误道路上愈走愈远。最近,为浙江大学所谓院士课题组“抄袭舞弊”事件,教育部也曾严辞痛陈要下“猛药”,但“猛药”似乎只是针对大学,学术道德教育主要针对学生,真是匪夷所思!我认为,追根求源,如果现行教育体制依然原封不动,中国教育改革也只能停留于修修补补,根本难以革除错综复杂的各种积弊,因为大学根本没有自我完善的空间——而恕我直言,许多大学校长也没有自我完善的胆识,甚至没有自我完善的内在醒悟。因为其中有些人已经习惯于唯命是从,随波逐流,把学校作为个人晋升之阶,千方百计在“跨越”与“创一流”的虚热中显耀自己的政绩。种种事实表明,在目前教育部这样强势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大学很难在教育改革中有根本的转变。

    教育改革,千头万绪。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两个回归:一是回归大学主体,一是回归教育本性。而关键首先是体制改革,让大学独立自主地按照教育自身规律来办好教育。 我深信,大学应该把握自己的命运,大学必须自我完善,也能够自我完善,大学的希望在于大学自身!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11-03 17:58:38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88期

韩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抗争简史

夏楚

    在亚洲,尤其是东亚,韩国劳工运动之在八十年代兴起并为全世界所瞩目,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事件。到今天,韩国工人阶级仍然是最具战斗性的工人阶级,尽管在这样一个反动、倒退和混乱的年代里不可避免地带上诸多缺点,但依然昭示着被压迫者改造社会的希望。

  1997年1月,300万工人为反对新劳动法(内容包括:让雇主可以解雇工人、雇用临时工和拒绝参加罢工者;在同一工作场所已建立工会之后的几年里不许再组成不同的工会)发动了长达三星期的罢工,迫使政府同意修改新劳动法。这场总罢工既代表蓝领工人也代表了很多白领工人的利益,获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它表明韩国劳工组织化程度之高,也体现了很高的斗争水平:争取的是长期的工作稳定,不只限于企业层面,而是由经济进入了政治,直接介入法律和制度问题,斗争的对象是国家而不是单个资本家。它“让人们想起了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的形象,具有反叛、不妥协、充满激情的阶级意识”(Walden Bello and Stephenie Rosenfeld, 1990:23)

  今天的中国,正以官僚与民间资本合谋,大举鲸吞国有资产作为一个反动时代最后的完成。国企工人的团结意识不断增进,对社会发展的本质及现状的认识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辽阳铁合金厂工人跨厂联合行动,大庆油田下岗工人的示威,虽然被统治者以欺诈和暴力手段镇压下去,但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和积极成果。这证明了只有斗争,才会有真实的收获。当上访行动遭到越来越大的挫折以至镇压,并且因为腐败与黑暗之普遍,中央政府根本无法解决(“铁合金厂的职工说,世界这么大,根本就没有工人说理的地方,北京信访部门对像我们这样送的信件,每天烧掉几麻袋。”——老严《辽阳铁合金厂的改制过程和工人的反腐维权斗争》),必然促使工人通过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旧意识形态所冠予国企工人的“主人翁”称号,一方面混淆着工人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也为斗争的正当性提供了一定的道德诉求的力量。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则更为低劣,中国大地上每天每天都发生着大量的劳动纠纷,但是由于政府不断加强警察机器的力量,迫使工人处于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所以工人的集体斗争还相当困难。以地域进行组织(类似同乡会之类)还只是相当初级的形式,有待从基层的独立工会发展到跨厂的行业、地区等方式的组织。“外部力量”,尤其以改良主义为宗的中国劳工通讯之类的组织,不可能为中国的劳工运动找到出路,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影响。同时,除了和权贵阶级紧密结合的上层知识分子之外,深陷个人主义迷津的一般知识分子或是沉醉在发展和进步的迷梦中,寄希望于“自然”和“必然”的社会进程,或者视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为中国的理所当然的出路,以为“经济体制改革一定会带来政治体制的改革,会带来言论自由和其他政治自由和权利”,因而既没有密切和有力的组织,没有改造社会的愿望,甚至根本就不关心社会现实。波兰团结工会曾经由于同知识分子结合而发挥出巨大的力量,韩国工人斗争和民主斗争的历史同样表明了这一点(教会的帮助、学生深入工厂、知识分子的介入与联合)。在缺乏外部力量及知识分子结合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仍然不断自发组织起来斗争,证明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巨大潜力,反驳了那种“阶级斗争是少数知识分子挑拔起来”的资产阶级御用文人们的阴险谬论。诚然,在没有真正的言论、集会、结社与组党自由的社会里,“组织”是最为统治者所避忌的,风险也相当大。从郎咸平事件所引发出来的争论和民意表态(绝大部分网友赞同郎咸平)以及国资委的顽固和傲慢的答复,也许可以推断,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丢掉对统治者以至“民间资本”的寄望,而与下层的劳动人民相结合,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反抗与社会改造的进程。今天,历史已走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深陷于萎缩、波动、萧条,必须通过环境的不断恶化和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加速破坏我们生存的星球,更无情地榨取工农的血肉来抢渡危机。

  本文主要依据韩国学者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1] 一书,并结合其他资料,叙述韩国工人阶级直到近期的成长史、斗争史,希望可以给中国工人阶级以某些借鉴,并有助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斗争。

  从日据时代到1961年:韩国劳工运动的第一、第二时期

  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晚期(1910-1945),因为战争需要,在采矿、化工、铁路建筑和水电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和迅速的工业化。到1930年,韩国工人达到10.2万。1920年代初,不仅作为经济斗争,而且作为独立运动的一部分,工人不断卷入针对日本和管理者的劳动冲突。1929年近2000名工人发起的持续三个月的元山大罢工是一个高峰。到1930年,劳动争议达160起,涉及1.89万人以上。但随之而来的大力镇压迫使劳工运动转入地下。这一时期,劳工运动同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1945年8月,朝鲜光复。有着强大的组织与领导的劳工运动浮出水面,三个月内,在韩国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全评”)之下形成强大的左翼工会,接管了很多日本工厂。劳动冲突迅速增加,不时与警察和美国占领军发生对抗。
  1946年3月,右翼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建立大韩独立促成劳动总联盟(大韩劳总),联合警察与美国军事政府破坏“全评”。1947年1月的铁路大罢工期间,数百名共产主义劳工领袖被杀死或处决,数千人被监禁。3月,美国军事政府宣布韩国共产党为非法,从而结束了韩国劳工运动的第一个时期。

  1960年,发生了反对选举操纵的学生起义,李承晚的腐败政权因此垮台,代之以软弱、同样腐败而短命的张勉“民主”政府。这期间,劳工活动和工会运动有所复苏,发动了街头示威。工人建立起315个新工会,并取得15-50%的工资增长。左翼白领工人工会,尤其是以“反对国家对学校的课程控制、强调在统一问题上的自由取向”的教职员工联盟的兴起,标志着早年劳工运动左翼遗产的复兴。
  1961年6月朴正熙的军事政变给第二时期的劳工运动划上一个句号:解散旧的韩国劳总,建立一个新的几乎有名无实的韩国劳总;逮捕劳工活跃分子;禁止罢工;修改劳动法,限制劳工的法律权利,使工会发展组织和集体行动难以进行,同时扩大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范围;阻止有组织的劳工与政治团体建立联系,等等。

  踏着被打折的工人运动的脊骨,朴正熙开始了他以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为特点的快速工业化,伴随着韩国农民向城市迁移和大规模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城市工人的人数从1960年的130万增加到1966年的210万,到1970年增至340万。

  朴正熙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

  落后而腐败的旧统治阶级无力甚至不愿推进大规模的工业化,是二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特征。在韩国,这种落后性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张勉政府后期甚至无法控制社会局势,最后导致军队介入,以保证社会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国家力量被强化,担负起这个任务。
  由于最初两三年的进口替代性工业化战略未能成功,朴正熙政府转而踏上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还可以分为1960年代的轻型制造业和1970年代中期之后重工、化工业的发展)。南韩采取“发展型国家”策略,即国家掌控总体经济规划,并扶植财阀(家族拥有的大企业集团)。一方面发展国营企业来控制国内主要的产业,同时对于配合国家计划的私人企业,政府给予投资国家重点项目的许可证,并利用其控制的银行机构给与低利率贷款以协助其扩大规模。财阀积极参与重化工业,拥有进出口垄断权,从事土地投机和其他商业投资,积累起庞大的资本。但是大量从事土地投机和私人借贷的结果,使大多数企业的财务结构非常之糟,企业负债比例太高,尤其是财阀。银行对信贷没有控制,导致大量的呆账。投资者的兴趣集中在发现新的细分市场上,对发展公司福利、培养工人技能和生产力没有兴趣。劳工的培训通过国家管理的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来承担。
  在经济上,这个战略取得了很大成功。韩国工业出口额从1963年的8700万美元跃至1970年的8.35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10%,制造业部门年增长率达19%。1960年代末,由于严重的收支平衡问题,以及很多外国投资公司的失败,导致了第一次重大危机。裁员、欠薪及关厂使得劳动纠纷开始变得频繁。朴正熙采取了压制性的劳工政策,1969年,政府颁布了一项特别法,禁止外资投资公司工人的罢工,同时实施种种限制性措施来处理其他经济部门的劳动纠纷。
  危机增强了反对朴正熙政府的力量,使得1971年大选朴正熙险些败给金大中。1971年尼克松访华,接着从韩国撤军(朴正熙一再强调必须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抗衡共产主义),面对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挑战,朴正熙在1971年12月宣布实行紧急状态,颁布“国家安保特别措施法”,停止了宪法规定的三项工人基本权利中的两项: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和集体行动的权利。1972年3月,又颁布了“国家紧急状态下处理集体交涉措施”,把更多企业列入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禁止工会在这些企业活动,对行业性工会活动也做了进一步限制。1972年10月,“维新”宪法封闭了所有的政治空间,赋予朴正熙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的终身总统地位,确立了官僚独裁体制。
  为了淡化公众的不满,朴正熙极力以经济成绩购买政治合法性,承诺到1970年代末迎来“100亿美元出口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亿美元和‘我有轿车’的时代”。为了发展军事防御能力,同时也由于轻工产品出口市场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并丧失比较优势,朴正熙转而发展重化工业。通过新的产业升级计划,政府把巨额的政策性补助贷款投入六个战略性行业:钢铁、电子、石油化工、造船、机械、有色金属。整个1970年代,韩国经济年增长率达7.8%,制造部门年增长率为14.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1年的289美元提高到1980年的1592美元。其间,越战和某些国际经济的特别因素也促成了韩国经济的成长:政府从国外金融机构获得大量贷款;韩国公司从繁荣的中东得到庞大的建设项目;参与越南战争带来了巨大利润;在越南服役的韩国士兵汇回大量汇款;韩国商人从美国得到很多有利可图的合同,并享有向美国市场出口的优惠待遇。然而,强行推动重化工业发展的结果也导致了大量的重复投资、设备过剩、非生产性投机盛行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使原已畸形的经济更加扭曲和失衡。盲目刺激经济和赤字财政政策使韩国患上了“通货膨胀中毒症”,1970-1980年年均通货膨胀率高达29.1%。
  1980年代末,朴正熙几乎实现了自己的许诺,但是,韩国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恰恰在这段经济腾飞的过程中累积起来,并达到剧烈的爆发。

  新一代工人阶级的成长史

  大规模的、快速的工业化必须伴以相应大规模的、快速的无产阶级化,也就是说,必须大量地吸收、榨取工人的劳动。劳动力来源主要是农村。1950年代后期,韩国全部劳动力的五分之四分布在农业,大多数是小自耕农和佃农。30年的工业化把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了五分一。这个历程在韩国,不是如欧洲早期原始积累时期那种“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而是通过政府的政策造就农村的不断贫困化来完成的。除了1970年代初少数几个年份之外,在整个1960-1970年代,农民被迫按大约为市场价格85%的低价出售粮食。同时,用于购买农药、机械的成本提高,消费品和子女的教育费用不断增加。1965年,平均每户农户的收入只够开支的88.4%,1974年达124.4%,但到了1985年则降为78.9%。只有耕种面积达到2公顷以上的农户才能实现自给自足。工业集中在城市地区,尤其以大城市为主,而政府关于“农村工业化”的承诺仅仅是纸面上的政策而已。这使得农村缺乏非农业性收入的机会。从1970年代中期起,从事农业的家庭越来越深陷于债务之中。那些离乡背井前往城市进入工厂的年青人,绝大多数没有返回农村的意图与可能,而是就此永久定居在城市里了。由于1960年代朴正熙政权割断了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的传统,当新一代工人加入到出口行业中时,他们是没有组织的,“原子化”的。

  韩国工人的教育水平,按国际标准来说是较高的。美国的援助机构在战后制订计划,使韩国的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1960年代初韩国制造业所吸纳的工人,都得到过小学或以上的教育。此外,他们也不像早期的欧洲无产阶级那样难于适应工厂的纪律,1950年代后期,韩国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接触和加入了“城市工资性就业”。朝鲜战争使人口流动加剧,接触城市生活的机会增加,一定程度上令传统的社会结构有所松动。由于韩国法律规定每个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培养了服从权威、命令和纪律、对个人自由的严格限制,以及工作生活的定时性等等习惯。而对“军事化”组织的借鉴和引入是韩国工厂管理方式的重大特征。总的来说,这一代从农村进入到城市的韩国工人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对劳动法没有什么了解,多多少少把工作的艰辛视为正常。

  一如在当代中国,长时间的劳动、恶劣的生产环境、危险的工作条件、高度的权威和等级制,这些,都是韩国工人每天所面对和承受的。按照很可能已经低估的数字,1980年,韩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作周为53.1小时。不论在什么行业,也不论企业大小,长工时都是一样的。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缩短工时,反而使之稳步加长到1986年的54.5工时,只是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之后才开始缩短。

  加班是强迫性的,工人根本就无权选择。但是,以8至10小时正常工时所能得到的报酬是那样低,使得许多工人不仅“自愿”加班,而且竞相领取加班任务。这成了管理人员控制和分化工人的有力手段。企业的工资越低,或者在淡季,就越是如此。甚至许多工人在就业方面希望能进入那些有更多加班机会的工厂。1970-1980年代,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加班收入占工资的1∕5。当然,这并不等于加班时间和正常工作时数的比例,因为很多加班时间并未给予相应的报酬。这在当时是劳工抗议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于劳动力尤其是半熟练工人供应的充足、工人的顺从,经理和管理人对工人的权益和状况都极度漠视,常常在滞销时随意裁员,订单多时就不顾工人身体承受力,逼迫工人赶工,甚至达到三四个通宵。当时的韩国工人只好经常服用一种叫作“定时”的防瞌睡药片。不仅闲暇时间被剥夺,连休息和恢复体力的时间都不够,正如工人们自己所说,耕牛晚上还能睡觉,机器在维修期间还能休息,他们还不如机器和耕牛。结果是工人的身体迅速耗竭和毁坏。即便如此,工资常常还是不够维持生计。据韩国劳总计算,1970-1980年代中期,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只能满足维持生存所需要的50-60%。

  工业事故的高发率也是臭名昭著的。1976年的工伤事故发生率为美国和英格兰的5倍,日本的15倍。1978-1980年,每年发生12625起工伤事故,涉及127641名工人,每年有1402人死亡。此外,劳动保护措施的缺乏,加上营养和休息不足,使各种恼人的职业病往往在几年之内就摧垮了工人的身体。健康问题一直是工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甚至超出了经济和职位保障问题。总之,韩国制造商在工厂安全措施方面的投资少得不能再少了,因为他们不须承担责任,还因为,资本对劳动的原则就是:用完即弃。

  对无组织的工人来说,假如不满于低工资以及工作场所中所受的欺凌,能够选择的也只有更换工厂和职位。1980年,韩国制造部门离职率为每月5.6,是很高的。但是,劳动力的供求市场对他们却相当不利,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除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之外,劳动力从未短缺过。事实上工人最怕离职,而雇主也最喜欢以除名来威胁工人,尤其是对付那些参与教会资助的劳工组织活动的工人。

  一方面存在着某些经济文献所显示的“经济增长和平均分配同步”的乐观图景,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大量工资不足以维生的工人。造成这种反差的一个原因是体力与非体力(1983年比例:52%)、女工和男工(比例:42.9%)、不同教育程度工人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 [2]

  最后,在家长制专制权威盛行的工作场所中,工人们必须遭受极大的屈辱。这种家长制,除了国家封赐的“产业战士”的廉价勋章和“你们年轻的时候越努力工作,年龄大一点的时候就会生活得越好”的欺骗之外,剩下的甚至不是老板们“一文不值的微笑”,而是森严的等级,上司的大声叫喊、点名、呵斥、咒骂、粗言秽语,是无条件服从和经常性的言语和身体暴力,是对工人的工作和工作时间乃至个人空间和身体的严格控制,包括属于私人生活范畴的穿着、发型、人际关系以至上厕所的时间和权利,都处在工头和监管人员苛刻的管制之下,不论在大小企业,也不论男工女工,一概如此。大型集团企业甚至更为严厉。这种兵营式管理——而且深受日本军队及朝鲜战争影响——的独裁、严苛及暴力倾向,因韩国企业往往由单个家族拥有和控制而更为强化。一直到1980年代初,最大的韩国企业才开始建立起专业化的人事部门来系统处理人事问题和产业关系。
  社会对工人,尤其是体力劳动者,冠以羞辱性的称呼:臭工人。男工被称为“孔顺尼”,女工被称为“孔多里”(类似于中国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且鄙视程度更重),其含义近于卑贱的仆人。这种鄙视甚至跟来自所谓中产阶级对蓝领工人“缺乏纪律和不道德”的指责无关,因为韩国工人当时普遍不存在这种问题,而是社会利用儒家学说的等级制施加的压力。这使得——用具海根的话说——工人们不是倾向于“表达”(积极的阶级认同和自豪感),而是“脱离”:离开工厂的悲惨世界,摆脱工人地位。他们缺乏自信,认为自己之所以处于被虐待的非人状况是因为自己受的教育不够,到了工厂外他们就尽可能掩饰自己的工人身份。较为积极的反应则是选择上夜校,事实上,绝大部分工人都曾在筋疲力尽的工作之余参加过夜校学习,尽管这些努力并没有给他们的普遍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大部分教育活动渐渐转变成了提高阶级意识的场所。
  低工资、害怕失业,使得单个工人对资本家的欺凌无能为力。当经济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工作职位时,他们就设法更换工作。这表明了韩国工人对公司或工作的态度或“伦理”。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及终身雇佣制下的日本工人不同,他们并没有产生对公司和工作的虚幻的“归属感”,更没有身为工人的自豪。他们刻苦地投入工作,忍受压迫欺凌,也不是因为所谓的“儒家伦理”,而是为了他们那贫困的家庭。

    1970-1980年代:韩国工人的斗争史

  新一代韩国工人的斗争,是悲壮的。1970年11月13日汉城西南部服装工业区发生的小规模抗议中自焚的,22岁的裁缝全泰壹,在韩国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种子,成为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的强大象征,并且极大地冲击了知识界,使他们看到了经济奇迹之下的黑暗与苦难,从而把他们的政治斗争范围扩展到劳工问题、经济平等问题。全泰壹一直极为关注该加工区两万多工人的工作条件:低矮的房间,没有阳光也无通风设备,每天工作14小时,劳动队伍90%为妇女,三分一为平均年龄15岁的、工资甚至不够养活自己的徒工。他痛惜这些年青的工厂女童“成为肮脏贪婪的富人的肥料”。他勤奋地研究劳动法,给劳动局、报纸甚至总统写过请愿书。他渴望结识知识分子,常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大学生朋友啊!”他在小劳工团体“三栋会”会员的帮助下进行过相关调查,并将证据提供给当局。但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主流社会”根本听不到工人的呻吟,国家领导人为出口行业的繁荣、国民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准的提高洋洋自得,认为国家经济的馅饼做大之后,工人们现在“暂时”的投诉抗议自然就会消失。于是全泰壹选择了这条极端的道路。

  在自焚的火焰中,全泰壹手拿《劳动标准法》的小册子高喊:“我们不是机器!”“让我们在星期天休息!”“遵守‘劳动标准法’!”“不许剥削工人!”临死前,他嘱咐同伴们:“请不要浪费我的生命!”给母亲李小仙留言:“妈,请完成我没有成功完成的任务。”很多学生参加了葬礼,汉城几所主要大学的学生发起示威,成立“人权保护大学生联盟”,并在校内举行祭奠。当时的反对党新民党领袖金大中则把“实现全泰壹精神”写进他的竞选誓言里。各类劳资纠纷从1970年的165起激增至1971年的1656起。

  此后,在70年代上半期的工人斗争中又出现多起工人为抗议工作中的虐待而企图自杀的事件,以及使用暴力。比如1974年,现代公司蔚山船坞3000多名愤怒的工人因反对新的分包制度而破坏了公司大楼,放火烧毁了管理人员的汽车和其他公司财产。但这一切并不能促成产业关系的变化。在斗争历程中,通过工会这种更系统和集体性的手段来改善工人状况的意识开始进入了工人先驱者脑中。

  工会化斗争既包括创建新的独立工会(比如“清溪被服劳组”),也包括掌握公司领导下的黄色工会的控制权,将之改造为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比如1972年发生在两大纺织公司元丰和东一公司的女工们争夺工会控制权、以自己的代表取代腐败的工会官僚的斗争)。当然,他们得饱受来自沆瀣一气的老板与政府的侮辱、欺骗、诽谤、阻挠以至可怕的防暴警察的镇压。工人的工会经常受到监视,领袖不断被骚扰、殴打和监禁。公司极力对工会活动分子和普通工人进行隔离和分裂,胁迫工人退出工会,组织黄色工会并挑动暴力对抗,利用性别歧视意识,动员男工破坏女工所领导的独立工会,等等。像清溪被服劳组在1980年甚至被迫关闭。但是会员们从未屈服于压力和威胁利诱,而是继续发起和展开斗争。

  工人需要自我组织,但他们还太弱小,缺乏经验和知识,他们必须广泛宣传他们的斗争和遭遇,获取社会的声援,从而给管理方施加压力,或者迫使政府释放被捕的工会领袖。由于“维新”体制下官方工会组织同政府的合谋,工人们还需要外部的帮助,包括教育,需要提供给他们聚会的社会空间,有时还需要避难所。而在1970年代,知识分子的组织过于薄弱,这个角色主要就由人道主义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遭“共产主义”标签审判的进步教会组织来扮演。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和新教组织“都市产业宣教会”。他们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面向劳工的布道,发展“工厂牧师”,在工业城镇设立宣教场所。在工厂的体验使得教士们自己受到教育,发生了转变,从空洞的精神修炼转向帮助工人组织工会,进行集体斗争,为此开办了有关劳动法和工会组织的课程,赞助种种文化和社会活动,提高产业工人的社会意识,以小组活动的形式培养工人的团结精神,并且最终造就一批将要领导基层独立工会运动的劳工活动分子。

  1970年代的工人斗争主要集中于汉城—仁川地区,工厂区的集中为工人的联合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女工的领导作用至为突出,这是轻型制造业加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模式造成的,在纺织、服装、电子等行业中,女工占多数。1970年代为工会化而发生的劳动纠纷绝大多数就发生在这些行业中。她们深受资本主义制度和家长制传统文化的双重迫害,但这些女工表现出远胜于男工的决心、团结和反抗精神,完全打破了亚洲工厂女工的顺从、被动和不关心工会活动的形象,让人惊异和钦佩。女工会活动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参加了教会领袖组织的小组活动和工人夜校,学习组织和管理工会。不过,由于当时的组织者,包括知识分子,对女权问题的认识水平还比较低,或者尚未达到自觉,所以,性别歧视虽然是她们的日常体验,但是在运动中还没有单独提出过妇女权益的问题。 [3]

  朴正熙时代被称为“资本家的天堂”,工商业被抬举为“民族英雄”。国家露骨地维护资本的利益。由于政府、全国性工会和老板的三位一体,工人不可能只反对老板和寄希望于“中立”的国家的仲裁,在不断强化的斗争中他们不可避免地日益政治化,从而招致国家的进一步镇压。当老板们频繁地动用国家暴力将劳工活跃分子列入“禁止雇佣”的黑名单,赶出产业领域,他们也同时造就了一批铁了心的工运分子和民主工会运动的地下网络,并加强了这些工人同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以及民主化运动之间的联系:而这是国家极力防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东一公司女工争取复职的延续数年的斗争。她们在1978年领导的跨企业的工人团结斗争,标志着劳工运动新模式的出现,并成为1980年代的主要趋势。
  1979年的Y.H.商事公司女工在新民党总部举行的抗议活动也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抗议被警察镇压下去,金泳三被开除国会议员职位,但引发了釜山区大规模示威,并且蔓延到邻近的工业城市马山。参加者包括了学生、工人、失业者和不满于独裁政府的普通市民。当政治抗议力量增强并扩大到全国,经济衰退加剧了政治骚乱,促成统治者内部分化,最终导致朴正熙于1979年10月26日被他的情报部首脑暗杀。

  朴正熙死后,在被称为“汉城之春”的几个月的政治自由时期,新一轮工潮开启了。劳动纠纷的数量从1979年的105起增至1980年的407起。除了针对欠薪、要求加薪、工厂关门或裁员等经济问题,工人的目标还包括解散御用工会和组织独立工会。工潮的行动方针是经济工会主义,具有高度情绪化、暴力性、无组织和历时甚短的特征。1980年5月17日军官接管政权,在残酷镇压了全罗南道光州市民起义之后,全斗焕再次恢复对市民和劳工的控制,一个一个地废除工会,驱逐劳工活跃分子,并对知识界和新闻界加强打击和控制。雇主们借机开除工会积极分子,政府则将之列入黑名单,禁止其他企业录用。进攻持续到1983年。

  尽管被迫陷入沉默,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却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了。劳工活动家们开始思考韩国社会形态、民众运动的历史使命和美国卷入韩国的问题,很多学生、知识分子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依附论(不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依附地位)或人民解放神学的强烈影响,接受了以集体行动实行激进社会改造的思想。在这个群体思想迅速提升的时期,教会温和的人道主义方针已经不能满足工人斗争的需要,其影响开始减弱。被开除的劳工分子成为了职业劳工活动家,他们组织大规模示威,要求修改劳动法,废除黑名单。基层工会活动分子日益增多,已经不必依赖外部组织了。他们不断加强的外部联系不再是因为自身的弱小,而是因为意识到自身力量,并且作为自觉战略的结果。这一时期,学生活动家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全斗焕统治的头几年,所有的反对派都被封杀,学生们发展起“劳动现场论”,从1970年代的人道主义关注进步到1980年代的视劳工为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认识到“劳动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必须开发和动员在历次罢工斗争中显示出来的潜在的巨大力量。他们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思想和战略展开激烈的争论。大量的——据估计到1980年代中期达3000名以上,一半为女性——学生离开学校(辍学、毕业或因参加示威被开除),隐瞒自己的学历进入工厂工作,试图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并帮助他们组建工会,最后把劳工斗争引向结束军事独裁和实现社会激进改造等重大的政治目标上。一部分个性较为被动或具投机心理的人,以及仅仅抱着人道主义关怀的学生,在这场锻炼中由于缺乏耐心,往往最先对工人产生怀疑和失望情绪。大部分学生在经过一段艰苦的适应过程后,得到了工人的信赖,并开始吸收工人组成小组,这些小组由7~12名工人组成,定期聚会,讨论劳动管理问题,研究劳工史、劳动法和组织工会的基本原理,通过学习、讨论和娱乐活动培养工人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学生出身的工人和那些被解雇的“在野”劳工活动家,在分属不同企业的小组之间形成密切的社会网络。学生劳工战略家们主要分为“小组运动”阵营,和“以地区为基础的劳工运动”阵营。前者强调基础建设工作,是全斗焕高压政权下头几年的运动主流。后者更强调政治,试图把斗争提高到产业区域的层面,以地区为基础建立企业间的政治组织,此一潮流在政治压制松动后更加流行。

  政治松动发生在1984年春,原因大致包括:全斗焕感到有必要扩大支持其政权的社会基础;为1985年的大选和即将来临的亚运会、奥亚运会做准备;经济自由化和福利社会的目标要求更自由的政治手段;经济的强劲增长使全斗焕对公众的支持有了自信。

  总之,有着更强大组织力量和高度政治觉悟的劳工运动开始爆发,迅速组成许多独立工会,奠定了以工人与学生联盟为基础的新的劳工斗争模式。1985年4月发生在大宇汽车公司的组织良好的罢工,标志着斗争扩展到重工业部门,以及男工成为工运主导的时期的到来。政府则选择了暑期(6月份,学生开始放假)发动对工会和劳工领袖的进攻,引发了九老地区民主工会的团结罢工,斗争直指压迫性政权:“释放我们的工会官员!”“保证劳动三权的实施!”“停止镇压民主工会!”“防暴警察滚开!”“大宇,战斗!”,等等。总共有8家企业2500名工人参加了长达6天的斗争。几个宗教团体也给予了支持。公司给罢工工人的父母发电报,声称他们的孩子被“共党分子骗走劫为人质”,或是破坏了公司财产,需要父母赔偿,通过这种恶毒的手段瓦解工人。最后是数百名暴徒的进攻,他们用木棒和铁管残酷地殴打罢工者,几乎把学生们打死。斗争失败后,工会领导人或是被捕,或是离开本区,几个工会解散,劳动监督则加强了。虽然如此,“九老团结斗争是极其有意义的斗争,它通过既打破过去消极被动的倾向、经济主义和仅仅是做准备性工作的方针,又打破工会主义的局限,从而成为韩国劳工运动的一个关键历史短时段”(Kim Moon-soo 1986,154)。劳工活动家更有志于超越企业工会建立更广泛、更面向政治的劳工组织,开始合并工会,组建了“汉城劳工运动联合会”(首劳连)和“仁川劳工运动协议会”(仁劳连),克服企业层面上的经济工会主义,并把劳工抗议转化为更广泛的政治目标。这两个激进组织,都把自己定位为工人反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中的先锋政治组织。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韩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大量吸收国外进步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利用和再造普通韩国人的传统文化,名之以“民众”文化。民众文化颂扬团体合作精神,民主参与,对社会不公正的批判意识,为了变革而集体战斗的激情。工人阶级的文化也不断成熟,范围从作文与报告扩大到诗歌、歌词、戏剧和小说,出现了几位职业工人阶级作家和显示出高超写作能力的工人作家,并且刺激知识分子对过于宽泛含糊的“民众”文学的“小市民”或者说小资产阶级倾向进行反省和批评。“面向民众的文学”向着“民众领导的文学”转变。到1980年代中期,每个劳工工会都建立了农乐乐队、农乐舞小组和面具舞小组,这些文化活动增强了工人的团结,阶级意识和认同感,激化了他们对管理方和政府的态度,其效果胜过演说家的雄辩。直到今天,精彩的民众文化仍然是韩国社会运动极具特色的一部分。

  由工会和面向工人的教会组织定期出版的工人报纸也出现了。此外还有简报和小册子。这些报刊内容丰富,由工人阶级中最激进、政治取向最明显的部分掌管着,报导当前工人抗议的新闻,反击官方对现实的说法,登载有关劳动法和工人权利、对政府经济政策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文章,以及大量的读者来信、短文和诗歌。

1987年韩国的劳动冲突大爆发

  1987年6月初,全斗焕试图通过间接选举把权利转移给他的军校老同学、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史主席卢泰愚,以维持政治安定。他单方面取消了与反对党就修宪问题的谈判。当一名示威学生被警察拷打致死、审讯警官对女学生劳工活动家施暴的消息被揭露出来,公众的愤怒被点燃了。越来越多的店员、白领工人和其他工人加入了学生组织的街头抗议。革命的幽灵迫使全斗焕军事独裁政权做出让步以避免危机。这期间,产业工人尚未被组织起来,而仅仅作为个人参加到街头抗议中。工会所起的作用还很小。

  但是当全斗焕宣布了政治自由化计划后,产业工人马上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从制造业开始,蔓延到采矿、运输、码头和一些服务部门。7-9月间,发生了多达3311起劳动冲突,包括停工、自发罢工和示威,数量超过1960年以来劳动纠纷数量的总和,约有120万工人卷入。这场大规模斗争几乎席卷了所有地区和产业部门,使得几乎每一个大型行业的工业生产都陷于瘫痪。不过,这次斗争的中心不再是汉城-京仁地区,而是从重化工业中的大企业发端,从几乎没有什么民主工会组织的、现代集团各公司中心所在的南部工业城市蔚山开始的。斗争来得如此突然,而且完全自发,无计划,无组织,令知识界劳工活动家都茫然失措。但是建立工会组织以保护长期利益却是工人们优先考虑的大事:工人斗争本身迅速催生出大量工会组织和自己的领导人,一年内组建了4000个工会,共70万工人加入。大多数公司所控制的黄色工会被民主工会所取代。在很多企业,工人争得了20%以上的加薪。全斗焕被迫举行第一次全民直选总统,并放松政治管制。

  这场劳工大攻势具有非常激进的特征,几乎所有的罢工都是违法的,工人们有意忽视官方规定(某一企业罢工时另一企业不能再罢工,以造成强制冷却期,以及其他规定),采取具有战斗性的行动,如占领公司大楼,举行街头示威,将管理人员扣为人质等。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包括:提高工资,颁发更多奖金,缩短工时,终止实行由工头武断进行的评价体系,取消引起公愤的工人工资竞争制度,消除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间的身份区分,改善饭菜质量,撤消对服装和发型的限制,终止实行强制性的早操,等等。除了建立工会,改善工资及工作条件之外,工人的反抗集中在军事式独裁主义管理上。积极参与团结斗争并争取到实质性胜利,使得工人的阶级认同从少数“先进劳动者”扩大到整个工人阶级,并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拥有“关闭工厂,令整个经济瘫痪,让资本家跪倒在脚下”的强大力量,这使他们获得了作为工人的尊严和自豪感,以及相对于雇主与管理者的权力感,积极地“表达”出作为工人的自信,克服了失败主义、逃避主义,不再试图“脱离”和忍耐。

  工人的团结从同一工作场所向同一企业集团、同一地理区域延伸,建立各个地区的劳动组合协议会,成为劳工运动的洪流。不论在蔚山,在马山-昌原地区还是汉城-京仁地区的工业城镇,每一次罢工都伴随着邻近其他工厂工人的同情罢工和示威,小企业的工人尤其需要借助这样的团结增强自身的力量。

  这一时期,白领工会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发展起相当活跃的工会运动,组成各种职业联合会和行业联合会,并于1990年1月22日同部分中小型制造业工人组织联合建立了全国性的全劳协(“全国劳工运动团体协议会”)。由于产业升级和深化,低级别白领工人数量急增,事务性工作因不断采用自动化技术和“流程合理化”而消失,白领工人的地位和处境都越来越糟。工会是他们用以对付不断恶化的工作市场的最佳途径。同时,他们还面临着和蓝领工人相似的长工时、专断的工作任务安排,不合理的工作程序,等级制的压制,糟糕的产业关系。新闻工作者、教员和研究人员则积极反抗国家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进行了富于进攻性的工会化斗争。

  1987年的劳工斗争是韩国当代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韩国工人阶级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由于罢工以重化工企业为主导,男工在工运和工会中起到压倒性的领导作用。 [4]

1990年代:国家、资本的攻势和工运的进退

  在1987-1988年的劳工战斗中,国家第一次从产业领域撤出。资本家不得不对工人做出让步,这种让步由于当时的低利率、低油价和低美元对韩元汇率而得到补偿。随之而来的却是韩国经济的下滑,国家恢复干预劳动关系,以及资本的反攻。

  1988年末,卢泰愚宣布了“关于国内安保的特别声明”。1989年春,警察镇压了凤山金属公司、汉城地铁站和现代重工的罢工。政府对激进领袖和全劳协领导人进行监禁,拒绝承认其合法地位,并通过税收审计和其他措施骚扰其团体成员。小企业受到经济下滑的打击,使得全劳协在成立一年内失掉了一半成员。

  在新的攻势中,国家从露骨的亲资本立场转而塑造其中立形象,从粗暴的压制转而通过复杂的法律和行政处理以及加强产业和平与秩序的教育宣传来操纵工人。1987年12月,国家修改了劳动法,允许企业组成工会,进行集体的讨价还价,但阻止工会在不同企业间的团结,不让他们组成全国性中心组织,以与政府控制的韩国劳总相抗衡,通过设置许多限制性条款以掣肘工会的行动:禁止在同一企业成立超过一家的工会(以此保护国家支持的黄色工会),禁止第三方卷入劳动纠纷,禁止工会从事政治活动,禁止教师和公务人员组织工会(前两项禁令在1997年底的大罢工之后废除,后两项在1998年3月由金大中政权废除,以换取“允许公司在紧急状态下裁员”的协议)。总之,政府力图把工会活动限制在原子化的各个企业内部。

  资产阶级则在1989年12月组织了经团协(“全国经济团体总协议会”),针对工会普遍的经济困难,以“不工作不给报酬”的策略来限制罢工行动。尽管工会提出了强有力的反对意见,但是这项政策在1990年代初开始制度化。大型企业积极借鉴日本和美国的管理办法,实施“新管理战略”——新的人事政策,弹性用工制度,劳工-工会战略,公司文化:

  一、在人事政策上,取消了许多限制工人自由的规章,减少产业关系中引起工人强烈愤恨的独裁主义的内容,尽量不激起对抗。另一方面,建立单独的人事(人力资源)部门,将年功工资制度改为以功劳或业绩为依据的工资制。

  二、在钢铁和汽车等重工业领域推广自动化,以机器人取代人力劳动。大型企业雇佣更多的临时工和兼职工,扩大分包生产体系以增加弹性。小型制造商则雇佣低廉的外籍工人。日本式工厂管理、团队工作生产体系也非常盛行。

  三、当工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雇主便试图驯化和拉拢工会领导人,并通过对雇主有利的法律来限制其行动。

  四、通过具保守传统的媒体,把劳资纠纷和不断攀升的工资视为韩国产业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因素,为政府压制战斗性劳工制造藉口。“公司文化运动”致力于利用家长制语言给工人灌输虚假的家族意识,培养团队精神。国家则宣传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色彩的“多勿”思想,通过教育课程将之与传统音乐、艺术和武术课程相结合,公司则从中录取学习成绩较佳者。

  从表面上看,从1989年劳工运动的高峰至1997年,工会会员人数和集体行动的数量减少得很快;很多地方性工会选择温和的领导人并采取实用主义的而非战斗性的策略;在制度改革领域,工人的多次集会和请愿也没能达到目标;中间阶级脱离了劳工运动,政党由于担心失去中间阶层的支持而不愿与劳工结盟。不过,详细的考察表明,工会会员减少主要出现在衰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的工会人数一直保持稳定,白领工会在迅速增加并且把目标指向促进公司民主化、摆脱国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等领域。1991年10月,民主工会阵营的三大团体利用韩国加入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契机形成全国性联盟。1993年6月,该联盟发展成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民主工会的全国性中心全劳代(“韩国工会代表会议”)终于在1995年11月形成,包括862个工会,42万名会员,一年后发展到50万人。

  1980年代后,韩国遭遇到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日渐攀升的工资受到东南亚低廉工资的压力,不断地丧失竞争力,大型财团日益显得无效率:过分扩张并背负着巨额债务;低水平的技术开发;过时的财务制度;官僚文牍主义;高昂的生产成本和下降的生产率。

  1996年,南韩以全球第十一大经济体的身分加入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南韩财阀以此为由,要求按国际惯例修改劳动法。金泳三政权决定,在集体劳动法方面放宽限制,而在个体劳动法方面,则放宽雇主的裁员条件,允许雇佣临时工代替罢工工人。12月26日,执政党在反对党议员缺席的情形之下,秘密以七分钟时间通过新劳动法和“国家安全企画厅法”。

  消息传出,民主劳总(KCTU)领导人立即开会并决定号召总罢工。当天下午,在现代和起亚两大汽车厂工人带动下,约14.5万工人加入。第二天,保守的韩国劳总在基层工人压力下向120万名会员发出有限期罢工的号召。韩国汽车、造船和其他大型行业处于停产状态。令人吃惊的是,新年假期过去之后,工人罢工的热情非但不减,反而扩散得更加广泛。保险、银行、医院和广播服务业中的白领工人也加入罢工,前后持续了三周多,动员了总共300万名工人。这场大罢工还得到了国际上和各个国家劳工组织、人权组织的有力声援。1997年1月21日,金泳三会见了反对党领导人,表示撤回新劳动法,并加以修改

  但是,修改后的劳动法仅仅承认民主劳总为合法组织(之后,有大量劳工离开韩国劳总,加入激进的民主劳总),允许在一个企业里组织多个工会。其余改动很少。和罢工的巨大的规模相比,工人得到的成果相当微小。由于经济自由化和金球化迫使韩国企业暴露在全球竞争之下,而赋予资本对付劳动以更大权利的弹性化策略正是经济竞争的要求和自由市场的逻辑,并已成为国际潮流,这使得国家不可能顾及劳工关于经济公平的呼声。当民主劳总试图再次发动罢工之际,金融风暴席卷韩国,情势急转直下。

  在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70亿美元贷款并实施了作为贷款条件的开放国内市场和经济紧缩政策之后,企业破产数量惊人地增加,欧美跨国公司大举收购南韩大企业。破产与合并重组的结果是失业人数从1997年12月的65.8万上升到1998年12月的170万,税负增加,薪酬剧减,大量的家庭破裂。1996年,韩国“绝对贫困家庭”比例为5.92%,到了2000年,增至11.47%,吉尼系数达0.358,贫富分化程度高居OECD成员国中的第三位。青年失业率高涨,社会面临着严重的金权腐败问题,金泳三、金大中和卢武炫都有亲信或家属涉及金权丑闻。

  1998年1月,金大中按社会合作主义模式,由劳工-管理方-政府组成“劳使政政治委员会”,2月6日达成“三方协议书”,规定允许公司在紧急状态下裁员,作为补偿,也批准了组建公务员和教员工会,以及工会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该协议遭到民主劳总的谴责和抗议。因为工会的地位虽然提高,权力增大,却被纳入合作主义框架,要求接受制度变革,安抚劳工,从而与先进工业国的劳工运动局面趋同。

韩国工人阶级与政党政治

  尽管韩国工人在工会运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政党化方面仍然经历了许多波折。1987年政治自由化之后,很多知识界劳工活动家和其他政治家组成“民众之党”和“韩国民主党”,试图寻求城市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中间阶层中的进步分子的支持,但选举上屡屡失败,在整个1990年代都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安保意识形态的持续影响、保守的政治文化、对小党不公平的选举程序、法律对工会活动的苛刻限制,以及劳工领袖的内部分裂,都是造成尝试失败的原因。1997年,民主劳总结合其它社运团体,推举媒体劳动者出身、前民主劳总委员长权永吉参选总统,并为此组成了“国民胜利21运动”。1999年成立了进步政党准备委员会,着手组党工作。2000年1月,终于成立了自称为代表“劳动者、农民、城市贫民、小企业主、女性、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第一个劳工政党“民主劳动党”。今天,民主劳动党拥有5万党员,党内成份包括了亲北韩的民族主义左派(NL,占40%),87到89年斗争中涌现的因反对北派而集结起来的泛左翼的力量(约占25﹪),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国民派”(约占6-10﹪),激进左派团体“All together”。

  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劳动党现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2004年4月15日,在国会选举中一举获得了十个席位。该党的竞选政纲涵括四十项要求,包括透过降低工时、扩张公共投资等来达成充分就业、课征富人税和裁减军购预算、创设议员召回和不信任制度、将财阀转变为民主和参与式的公司、停止公共服务私有化、非正式员工任职一年后自动转变为正式职、反对派兵伊拉克以及关于女性、农业、媒体、住房、环境、性少数等各方面的要求。

  国际资本,韩国资产阶级和媒体一方面已做好准备将民主劳动党纳入体制,一方面给以警诫和劝诱,力图使之踏上选举主义道路,并遵从议会制的游戏规则。民主劳动党何去何从,是踏上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老路,还是为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改造体制而奋斗,尚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考验。(关于韩国民主劳动党的更详细的报导与说明,参看杨伟中《韩国民主劳动党的奋进与前途》,见劳动民主网及台湾连结网站)

当前韩国工人运动状况和问题

  1990年代末韩国工运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女性工会的兴起。由于女权意识在妇女活动家中有了很大提高,加以妇女在全球化下相当不利的处境,以及在改造原有工会内部家长制等级制、争取发言权方面变革的缓慢,组织妇女工会提上了日程。1999年初,9个地区成立了妇女工会,包含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业的正式工、临时工、兼职工和分包工人,并于同年组成全国性庇护组织“全国女性劳动组合”,不仅处理就业问题,还处理工作方面的性别歧视、性骚扰和缺乏产育服务等问题,比男性工会更明显地介入社会。

   今天,小企业工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工人无力抵抗公司的迁厂或结构重组。强大的工会一般集中在大集团企业。工会忙于保护会员的工作,防止会员减少,没有精力考虑工人所面临的更广泛的问题。此外,工会及工人运动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重大的问题:

  一、民主工会运动还局限于工作场所,没有同更广泛的劳动群众相结合,没有对贫困社区进行援助的抗议活动,换言之,没有发展成广泛和激进的“社会运动工会主义”。大部分工人的视线还局限于工作场所。这里存在着各种因素的制约,而国家一直竭力阻止工会运动走出工厂大门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军事统治结束之后,进步知识分子领导的以市民为主的“新社会运动”同工人斗争在1990年代相分离,并为常规政党政治所吸纳,这也限制了劳工运动的范围。

  二、工人阶级内部在发生分化,大型企业工人获得了较大的工资增长,越来越从1987年的激进、具有反抗性和阶级觉悟变成实用主义、个人主义、不问政治为主,有三分一以上的工人自认为属于广义的中产阶级。大公司提供慷慨的福利服务(住房补贴,上下班接送,医疗保险,孩子的学费补助,丧葬费等)以换取工人的合作与忠诚。中小企业雇员则落在后面。而资本大量利用临时工、日工、兼职以至家庭劳动的策略造成了劳动队伍中得不到保护的非正式(外围)部分日益扩大,妇女则是弹性就业策略的主要受害者。核心工人越来越走实用的工会主义路线,代表边缘工人的全劳协则坚持政治工会主义。

  三、从工会方面来说,战略落后是个严重的问题。当资本采取了更先进的“新管理战略”,对工人进行“感化”、金钱引诱、加强监控工人并促使工人加剧竞争的时候,工会却没有提出相应的长期的对策。

  四、家长式统治和家族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严重,即“雇员和雇主同属一个家庭”的态度,社会上仍然普遍存在着对“官”和管理者的敬畏。寄望于政府来改善经济地位、认同“劳资合作”的工人比例和赞同工人对雇主进行积极斗争的工人比例同样高。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劳动解放”主要保留在工会活动家和“先进劳动者”当中。

  五、民族主义一直是韩国社会主要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战后至今,每一任统治者都要拿来挥舞一番。朴正熙的“现代化”和专制诉诸民族和国家振兴。1980年代韩国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也从自己的“民族性”中寻求反抗的依据与象征。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大量国外的进步思想——以解放为取向的神学,尤其是拉美解放神学;依附论;流行于学生中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他们坚持自己最终的思想启示源泉是得自韩国本身的历史与文化。今天,具有沙文主义色彩的“多勿”思想教育不仅作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企业也乐于录取接受该教育的工人。对于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这是仍待克服的极大的障碍。

  要求工人阶级在“正常时期”始终保持高度的阶级意识和战斗性,这是不现实的。韩国的工人阶级在组织、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仍然弱小和易受伤害,阶级意识也较为粗浅并带着种种矛盾,但他们已经在多年的史诗般的斗争中为自己争得了在政治上和工作场所中的一定程度的民主,改善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且具备了高度的权利意识和反资本主义的感觉,对阶级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有着鲜明的意识,具有高尚的团结情操。斗争还锻造出大批激进的工会活动家和先进工人,这些,都是未来的社会斗争宝贵的起点和财富。

    附注:

  [1]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韩】具海根(Hagen Koo)著,梁光严 张静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据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1年片翻译,2004年1月第1版

    [2] 1983年,体力和非体力工人收入比为52%(差距之大甚于日本和台湾,但到1990年代中期则缩小了,比日本和台湾都小);女工和男工收入比例为42.9%(到1990年,该比例为53.4%),只受过初中及初中以下教育者和普通大学毕业生收入比为30%,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收入比为44%。

  [3] 这种性别歧视意识形态因韩国工作组织的性别歧视性质而得到强化。通常,男子被赋予更大的权威和责任,对公司比较忠诚。在女工占劳动队伍大多数的多数轻型制造企业,男子更有可能处在熟练工或技术工作的位置,有被提拔到某个监管职位的可能性,而没有出头之日、半熟练的岗位雇用的则是女工。显然,很多急于得到提拔的男工感到,女工中的活跃分子正在使他们失去机会。因此,他们对女工中的工会活跃分子的性别偏见通常与深深的敌意搅在一起。(Dongil pank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 45)

   本书第六章讨论了何以韩国女工如此踊跃地加入抗争。作者认为,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女工相比,进步教会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作出独特的贡献。当然,在妇女占多数的轻型制造业体系中,迫使工人做出超越人类承受力的身体和情感牺牲、管理方对体力劳动者尤其是女工的鄙视态度所造成的创伤和怨恨,是引发劳动抗议的原因。她们反对工作场所的粗暴和滥施权威,要求得到人道的对待,这是自然而然的。韩国政府和雇主一再把劳工骚动的原因说成“外部不良分子”的鼓动,这和中共当年把八九民运的动力说成“一小撮”人的煽动或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阴谋,动机是相似的。在当代中国的国企和私企中,都不乏工人自发组织起来斗争的案例。但是,其他社会力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参与,也是相当重要的。不论如何,在韩国工人的斗争史上,教会、学生和知识分子同工人的结合,发挥出强大的改造社会的力量,促成了韩国产业关系的升级和转变。

    [4] 女工在这段时期开始被边缘化了。当代韩国工运史往往以1987年的工人斗争为起点,而且倾向于低估早先以汉城-京仁地区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里的女工的斗争的历史作用。具海根则辩称:这里存在着一定的“对女性的盲点”,但主要还是“近视的历史视野”造成的。1987年斗争的规模、强度、激烈程度、战斗性和政治性都引人瞩目,1970年代与之不可比拟。但是,1970年代的工人运动在处境上远为艰难,甚至是冒死的斗争。它的局限性不能归咎于女工的主导作用,其部分失败(比如工会被破坏)还是由学生的政治冒险主义带来的。正是1970年代的斗争培养了广大工人的权利意识、集体认同感、对团结和建立工会的重要性的认识。国家机器的严厉镇压不仅瘫痪了大多数工会,而且使工人在集体行动上变得消极和颇多疑虑,学生出身的工人活动家很多已经离开工作场所,加以劳动密集部门的衰落使工人处于相当脆弱的地位。虽然如此,汉城-京仁地区的工人在1987年夏还是大量卷进了劳动冲突。具海根访谈了十几位1970年代积极参加基层工人运动的妇女后得出这样的印象:事实上这些女工并不自囿于“经济主义”和“狭隘的企业工会主义”,而是深具阶级意识的。她们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离开产业领域后,大多数人拒绝仅仅当家庭主妇,而是继续从事某种形式的社会活动,如参加女权组织、环保运动等。

    文章来源:《韩国工人》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11-03 17:58:38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88期

中国商业神话破灭

Shaun Rein

2009-11-02

    今年三季度,中国GDP增长达到8.9%。这个国家正在成为跨国巨头利润增长的关键因素。英特尔首席执行长保罗·奥特里尼最近曾表示,“谢天谢地,中国浮起来了,我们公司也会因此穿过深水区”。快餐连锁企业百盛餐饮集团在中国的业务占到这家公司全球业务的三分之一,其他一些品牌,比如Gap和蒂凡尼等也都宣布了在中国的扩张计划。正当中国的地位越发关键时,这里曾经的三个商业神话也正在改写:

    神话一: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

    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比《福布斯》专栏作家,《中国崩溃论》一书作者章家墩(音)这类分析人士预想的要好,这是因为出口部门在经济体中的比重远少于他们坚信的40%。早在2001年,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不久,该国的出口曾在经济中占有很大份额。出于对经济发展的迫切追求,当时的政府几乎对所有项目一律大开绿灯。但国内消费者仍然贫穷,因此尚无法消化飞速增长的产能。因此企业只能在这里设立用于出口的工厂。不过,这种形式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得到了改善。据我的公司——中国市场研究集团估计,到2008年为止,出口总量仅占到整个经济体的20%。成本的上涨以及新的经济政策联合造成了出口部门比重的滑落。

    首先,政府停止审批高污染、能源密集、低技术含量的项目。污染的后果正在导致国家健康保障体系的成本节节攀升,而且政府要减少对于海外能源的依赖,因此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更多服务导向和更少出口导向的经济。许多工厂已经被转移到越南、斯里兰卡和墨西哥,那些地方的政策更加友好,劳动力和地产价格也更低。许多工厂关闭了,而像富士康这类大型制造企业则在巩固其市场份额。

     从小型煤烟工厂到大型企业的转型揭示了近几个月来当GDP节节上升时能源使用却没有增长的原因。这是因为经济体正在越来越少的依赖于那些高耗能的工厂。由于国内消费增长,出口部门的作用正在持续萎缩,正如我在《Tap Into China's Swelling Consumer Base》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我们估计,中国的国内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将在今后五年中从目前的33%上升到50%。

    神话二:中国拥有无限的廉价劳动力供给。

    人们或许会这么想。但实际上,即便在金融危机时期,雇用和留住人才都已经变得困难重重。许多蓝领工人已经不愿再为了极低的薪酬而在广东这类制造业中心地区工作,而且每年只能回家一次。他们已经失去了饥饿感,因此会对雇用机会精挑细选。由于政府的5860亿美元刺激计划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在贫穷地区需要最多的工厂和建筑,因此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

    就白领阶层而言,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需要反思他们的人力资源战略。跳槽率居高不下,许多公司每年会有20%的雇员流失。年轻的白领工人势不可挡离开的理由并非因为他们的薪酬过低,而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职业生涯的前途。在那些地方,不仅没有中国大陆的高级经理,而且来自海外的人可以得到格外丰厚的薪酬回报,没什么比这更能让年轻白领们失望的了。这些公司中或许会有来自台湾、香港和其他中文区的经理人员,但这并不作数。大陆人仍然会把他们看作外籍人士。许多大陆人认为,如果我能在百度找到一份工作的话,为什么还要去谷歌呢?毕竟前者那里没有看不见的天花板。

    跨国公司必须让年轻的中国人明确感到自己被挽留。他们需要培养计划,海外轮岗以及清晰的晋升路径。另外,跨国公司中还需要有跟外国人那同样薪水的本地领导人。有才能的本土雇员应当得到更好的待遇,因为他们是稀缺资源,而且很难留住。

    神话三:关系就是一切。

    在谈判中,如果由一位很有关系的潜在生意伙伴或是雇员来运作,事情的进展就会飞快,就象博尔特的百米速度一样。有许多公司雇用了这类拥有良好关系的长者的子女,他们认为这些关系会带来成功。不错,你认识谁很重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这样,但这个国家的经济正在变得越发成熟。与五年前相比,这里的制度更加透明,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不在需要从对方内部得到通行证。那个认识某些人就可以确保赢得财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对于绝大多数业务来说,市场营销四要素——价格、渠道、产品和促销正在占据主导地位。你觉得雇用一位加利福尼亚州某个小镇副市长的子女会为你带来成功吗?我看未必。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在中国这么干呢?

    如果派系斗争爆发,而你的关系人正处于不利的一方,这种关系实际上会损害生意。斗争中的赢家或许会把以前的生意从与输家关系密切的公司那里拿走。我曾看到过许多这类情况,当一个官员失去权力,或是转岗到另外一个地区或部门之后,依赖这个大靠山的公司便失去了一切。你需要与政府官员培养关系,但不要把全部业务都建立在他们身上。

    当中国从一个相对痛苦的处境中走出来后,企业界必须理解,这个国家已经不再依赖于低成本的制造业了。工人和政府的需求都发生了改变。你越快的摆脱那些过时的神话,就会越快的从这里得到利润。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11-03 17:58:38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88期

全球契约及其争议

李志艳

2009-10-27

    联合国的全球契约是全球最大的企业社会责任倡议组织。截至到2008年上半年,加入全球契约的机构有5892家,其中商业机构4619家,商业机构中又有相当比重是全球知名的跨国公司。如此大规模与商业部门紧密合作,这在联合国历史上也是首次。

    全球契约自成立之日起就充满争议。各方观点针锋相对,呈现两极化的特点。支持方认为全球契约实行自愿原则,是一种范式创新,在促进商业变革、动员企业资源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非常实际的作用。批评方则认为全球契约缺乏约束力,在促进企业遵守社会规则方面作用非常微弱,常常沦落为企业自我“粉饰”的工具。

    本文将概述全球契约的基本框架,并介绍公民社会对全球契约的主要质疑,希望通过两方观点的对比,揭示企业社会责任两种流派在理念和工作模式上的不同。

全球契约的基本框架

    全球契约建立在对企业和市场的信任的基础之上。它认为,企业是全球化的首要推动力,因此纠正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环境和治理问题,需要联合企业界的力量。1999年1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呼吁全球商业领袖,与联合国共同打造一个促进共识的“全球契约”。次年7月,全球契约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启动之时得到了50多家大型跨国企业的支持。全球契约作为一个全球化问题治理方案,从酝酿到启动以及后来的运作过程中,都把企业定位为“合作伙伴”和“方案提供者”。

    基于对企业角色的认定,全球契约采用了软性的“自愿机制”,而不是刚性的“约束机制”。这有利于在短时间内得到尽可能多的企业支持。所谓自愿机制是指,只要企业的领导人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表示支持全球契约,并“承诺”把全球契约融入到企业战略和日常管理中去,就可以加入全球契约。全球契约在企业加入前后,并不对企业行为是否符合十项原则进行任何审核。

    全球契约的十项原则,包括人权(2项)、劳工(4项)、环境(3项)和反贪污(1项),虽然非常基本,也几乎称得上是一种普世价值。但在实际中,很多企业(包括供应商)仍很难做到不违反。如果没有审核,全球契约如何防止违反原则的企业加入进来,并从联合国的品牌中受益?对此,全球契约实行了三项规定,也就是全球契约的“完整性措施”。

    其一,会员企业不得滥用联合国或全球契约的名称和标志,使用需向联合国或全球契约办公室申请。但为了满足企业的推广需要,全球契约办公室设计了一款“我们支持全球契约”的徽标。其二,会员企业必须定期向利益相关方提交进展通报,即通报企业在执行十项原则方面的进展。在进展通报上,全球契约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合作,共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标准化。其三,利益相关者可就企业的违规行为向全球契约申诉。

    在三项措施中,全球契约给予重视并实际推行的是第二项关于进展通报的条款。实际上,进展通报也是全球契约唯一的具有强制性的措施。截至2008年上半年,全球契约大约除名了1000家企业,在有据可查的信息中,没有一家是因为企业违反徽标使用规定或者是严重违反了全球契约的原则,都是因为没有提交进展通报或者通报不及时造成的。全球契约把进展通报当作审核的替代机制,其官方网站上写道:“全球契约相信,这种公开性和透明度将激励参加者的良好实践”。

    在企业会员之外,全球契约还有其它类型的会员1300多家。在全球契约网站上可查询到的包括公民社会组织673家、劳工组织25家、学术机构270家和公共机构44家。非企业会员不必像企业会员一样履行进展通报的义务。全球契约认为这些组织能够促进伙伴关系发挥实质性作用。

    全球契约定位为学习和对话的伙伴机构。有了类型丰富、数量众多的会员组织,全球契约在全球80多个国家建立了全球契约的地方网络机构。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和地方网络每年在全球和地方举办各类会议、论坛和讲习班,为会员提供政策对话和分享最佳实践的平台。概括而言,全球契约是一个希望改造全球化,使其能够惠及社会和环境的平台机构。它融汇各方的资源力量,尤其寄希望于企业为应对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它并不试图对企业进行评价和审核,也不试图使用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则,而是相信“自愿”和“承诺”,再加上进展通报,能够推动企业履行十项原则,并进而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质疑一:自愿原则不注重绩效

    全球契约在官方网站和其它公开渠道中反复申明自愿机制的作用。全球契约因此成了倡导自愿型企业社会责任,并为之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的标杆组织。值得说明的是,长期以来,自愿的观念十分流行,甚至被界定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属性之一。然而,很多公民社会组织并不认同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愿性。他们呼吁建立相应的法规,包括全球层面的治理规则,来约束企业行为。与全球契约对企业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判断不同,这些组织认为,全球化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加剧一部分弱势人群的贫困,企业在侵犯人权、剥削劳工、污染环境和腐败方面,不是消极的被动方,很多时候也是积极的主动方。企业可能是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者,同样也可能是问题的制造者或合谋者。自愿型的企业社会责任,往往让人们盯着所谓的“最佳实践”,而对“不合规行为”视而不见,因此容易失之于片面。

    针对全球契约而言,企业承诺遵守十项原则,并不意味企业真得履行原则,或者企业准备去履行原则。一家违反了十项原则的企业可以加入全球契约,企业在承诺支持全球契约之后发生了违反原则的行为,但并不会因此被除名。承诺支持但实质上违反,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在全球契约的框架下,得到了认可和肯定。

    基于自愿的选择,企业加入全球契约不需要承担任何实质性成本,即可以获得与联合国建立伙伴关系的机会,同时也可以在年报等公开途径中,宣称企业获得了联合国的认可。这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实际上,全球契约在各地吸纳会员的时候,也经常以此来说服企业。

质疑二:进展通报形式化

    全球契约并不基于绩效,但仍希望对契约的诚信负责。在全球契约的完整性措施中,进展通报是最重要的内容。全球契约规定:首份进展通报的提交: 企业应从参加全球契约之日起的两年内提交第一份进展通报。如果一家企业未能在此截止日期前首次提交,就将在全球契约网站的数据库中被注明“未通报”。

    后续进展通报的提交: 所有的后续进展通报都应在前一份进展通报提交后的一年内提交。如果一家公司未能在此截止日期前提交,就将在全球契约网站上被注明为“未通报”。如果一家公司未能提交一份进展通报,就将被从全球契约的数据库中除名,并在全球契约网站上被列为停止参加。

    截至2008年上半年,全球契约因进展通报已经除名了约1000家企业。这也可以视作全球契约努力把搭便车和不积极的企业排除在外。这些被除名的企业,几乎都是因为在3年内未提交任何一份进展通报,这也充分说明有相当比例的企业,自参加全球契约后,没有任何动力改善其社会表现,甚至连提交一份简单的进展通报的意愿都没有。

    公民社会进而批评进展通报只重形式不重内容。企业通报的内容非常肤浅,甚至有错误和虚假信息。透明国际阿根廷办公室2007年的调研显示,企业通报的信息五花八门,很多内容与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完全无关。全球契约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对企业进展通报的信息质量进行监督和审核。

    另外,如果企业因为进展通报,被列为“未通报”或“不积极”,甚至已被除名,如要恢复会员资格,只需要提交一份进展通报即可。批评者认为,如此质量又如此宽松的进展通报制度,并不能如全球契约所言的那样“激励参加者的良好实践”。

质疑三:申诉机制不透明

    自愿的企业社会责任框架,缺乏对企业的约束力,通常都使用“申诉机制”加以弥补。所谓申诉机制是指:利益相关方将企业违反社会准则的行为报告给准则机构,请求其给予调解和处理。社会准则机构一般都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资源主动去发现企业的违规行为,但申诉机制能够借助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NGO的力量,协助识别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从而采取适当的举措改善企业行为。

    近年来,在准则框架中使用申诉机制已经成为普遍趋势。然而全球契约在此方面则远远落后于《OECD跨国企业指导方针》等其它国际准则。虽然全球契约也有自己的申诉条款,但从很多方面看,仍有较大不足。

    其一,申诉机制不透明。迄今为止,全球契约从未对外披露过,哪些组织提出过申诉,哪些企业被申诉过。公众也不知道哪些企业因申诉涉及的重大原因,被全球契约除名。全球契约甚至在其“完整性措施”中规定:“为了推动有效解决申诉,在该(申诉)事项得到解决之前,程序涉及的任何实体不得发表任何公开言论”。这与全球契约力推的“自愿”和“透明”原则相违背,而且公民社会组织如果不借助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几乎不可能与企业构成制衡。

    其二,申诉机制过于模糊。申诉机制规定,全球契约只处理系统性和重大违反全球契约总体目标和原则的事项。但何为“系统性”和“重大”,没有任何标准。这给企业和全球契约留有余地,而公民社会组织在申诉时则无所适从。其三,全球契约缺乏仲裁手段。在发生重大违反原则的事项时,全球契约缺乏有效的制裁手段,唯一可资使用的强制力即把企业列为“不积极”或者将其除名。

质疑四:谁的伙伴关系?

    全球契约受到一些公民社会组织的非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联合国与商业的联合。全球契约经常使用“伙伴关系”一词,虽然在全球契约的架构中,伙伴关系包括商业和非商业伙伴,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全球契约更重视与商业部门的合作。

    历史经验表明,很多重大的变革都源自政府、企业、公民社会以及国际组织间各自力量及其结盟关系的变化。在这个动态平衡的结构中,联合国选择了与商业部门的合作,这让公民社会感到不安。已经加入全球契约的公民社会组织,如国际特赦组织等,全球契约对其定位和工作内容的表述,使得他们对全球契约持有非常保守的评价。另一方面,一些专职监督企业的公民社会组织,非常渴望通过申诉机制实质性的参与全球契约,然而这方面的受挫很大,而这更加剧了公民社会对全球契约“伙伴关系”性质的质疑。

    在全球契约的影响不断增长的同时,一些公民社会组织也开始了构建自己的伙伴网络对全球契约进行监督和观察,防止联合国与企业的联合会加深社会和环境的不公正。这方面的案例,一是世界社会论坛,它与世界经济论坛相对;另一则是“全球契约批评”,它专职搜集去全球契约及其批评者的观点和立场,并对全球契约会员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督。

全球契约的回应

    针对来自公民社会的具体而细致的质疑,全球契约执行主任Georg Kell曾撰文予以反驳,其中的观点也不乏精彩之处。现摘录如下,以飨读者。第一、一些公民社会组织太理想主义了,制定强制性的社会责任规则为时尚早;联合国具有强制性的规则足有2000多页厚,然而实施状况并不理想;我们现在需要尝试另外一种方式。

    第二、在社会和环境问题上,很多情况下,往往是政府缺乏足够的动力和政治意愿;相反,企业则远远走在前面;全球契约因此可能是解决政府失灵的一种方案;第三、全球契约是“自行车”不是“坦克”,自行车关注的是如何往前走,虽然走得并不那么快,但总是在前进;坦克关心的则是如何击倒企业,尤其是大的跨国企业。

    当然,全球契约批评者们对以上回应并不认同。他们尤其声明,对全球契约持有不同意见,并不因为它们对大企业持仇恨态度,而是基于对全球化、贸易以及公民社会的系统性考虑。全球契约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质疑与回应,清晰的表明了企业社会责任两种流派间的分歧。也许它们关心和致力于解决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但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竞争或补充的关系。近年来,这两种流派在中国都有所发展,然而“自愿型”的企业社会责任由于容易得到企业的支持,发展得更为迅速。然而过快的增长也带来了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坊间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泡沫化的批评,很多都和“自愿型”企业社会责任有关。

    在这个全球化且市场主导的时代,呼吁建立强制约束力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体系,不免有些理想主义。然而,申诉机制以及监督型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仍可能加强社会责任准则的刚性,避免社会责任形式化、泡沫化。另外,平衡的价值观,对于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而言,非常重要。如果要建立一个取得全球共识的企业社会责任框架,联合国需要肯定的不仅是企业的作用,还有那些一直站在监督立场上的公民社会。
 

 


发件人:<holyyeast@qq.com> 2009-11-04 01:49:19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薛涌:警惕右翼专制主义的崛起

警惕右翼专制主义的崛起

薛涌

2009年11月

     最近的中国,有一股右翼专制主义的思潮正在崛起。这种思潮的危险在于,它的倡导者常常是过去的自由派人士,对抱有自由主义价值的人有相当的迷惑性。我们如果对之丧失警惕,使之占领我们的体制,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就又添一番曲折。

    这种右翼专制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论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比如他们几乎一致排斥老百姓对改革的参与,对网上民意充满了恐惧。从张维迎的“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到樊纲的“网民不代表民意”,他们想方设法地阻止而不是鼓励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把老百姓的心声妖魔化为“非理性”。《经济观察报》干脆把那些“希望把争论扩大到全社会,进而影响ZF决策”的人归之为“反改革势力”,暗示改革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

    话说得最明白的,当属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他公开提出发展中国家民主要缓行,对法治“不能神话”。他不希望老百姓参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讨论,要回到“不争论”的时代,甚至反对公开利益集团的冲突,构想着一个没有任何透明性的社会。他还具体地指责媒体不负责任,搬出所谓的美国模式,认为由几个大财团集中控制的媒体才是负责的,暗示对媒体要加强集中管理。他甚至耸人听闻地声称,现在网上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些攻击在美国已经构成了诽谤罪。

    真是如此吗?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还没有看到网民因攻击公共人物而被判诽谤罪的一个案例。相反,老百姓攻击公共人物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比如2004年总统大选时,一批越战快艇队老兵组织起来攻击克里。他们不仅是网上骂骂,而且拍摄电影,在全国各地的电视上放映。连保守派的评论家也指出他们的片子充满不实之词。克里在大选之中和之后都曾考虑起诉对方,后来还是不了了之。在美国,小人物“诽谤”大人物,在法律上享有非常充分的保护。美国在建国之初,ZF一度曾经想管管媒体。第一,那时确实不少人在报纸上匿名造谣诽谤;第二,当时和法国就要发生战争,保持稳定非常重要。于是,亚当斯领导的联邦党人,于1798年在国会通过了“煽动法案”,严格打击对ZF官员的攻击和诽谤。然而,这一法案变得如此臭名昭著,促成了亚当斯在1800年大选中的失利,联邦党也很快寿终正寝。甚至亚当斯晚年还极力试图撇清自己和这个法案的关系。不知道在美国读过书的李教授是从哪里搬来的美国规矩?中国如今竟出现写本小说也被判诽谤罪的事情。请问李教授希望把媒体管成什么样子?

    李教授看不上印度的民主,但是印度有些事情却出奇地对他的胃口。比如,他指出《印度快报》非常严肃负责,理由之一就是主编是个经济学博士。另一个理由,是人家监督ZF,但“决不会对ZF官员进行人身攻击,所以ZF官员大都是她个人的好朋友”。这家报纸知道一位国家领导人是同性恋,而且和一个未成年人有某种关系,但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拒绝报道。

    这就是李教授心中的理想社会:ZF官员和媒体人士都成为个人层面的好朋友,ZF官员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媒体帮助掩盖!这样媒体还能监督谁呢?大家还记得克林顿的性丑闻吧。那还不涉及未成年人,但媒体连篇累牍。许多美国的老百姓反对因为这种私生活而弹劾总统,但没有人说这种事情不该报道。耶鲁一位大教授,因为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不仅被媒体追踪报道,而且现在还在联邦监狱服刑。李教授等于公开提倡媒体要保护罪犯!仿佛一个人只要是个官,犯了罪也属于私生活。

    从主流经济学家的种种言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希望通过加强对老百姓的管制,而不是增加老百姓的权利,来寻求一种经济发展的道路。他们希望建立某种垄断性的权威,来抑制老百姓的政治参与。这是一种典型的右翼专制主义的寡头模式。

    哈耶克认为,从右翼专制向民主过渡,比从左翼专制向民主过渡要容易些。看看战后的世界历史,这话当然有些道理。但是,右翼的专制也是专制。民主才是我们的社会理想。在1980年代,改革刚刚开始,“两个凡是”的左倾势力是改革的主要障碍,所以那时反左是我们首要的历史使命。如今,当年那些原教旨的左派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已经经历了深刻的历史转型。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右翼专制主义正在成为对自由的主要威胁。主流经济学家们利用人们对左派的恐惧,口口声声地说要“骗出一个好的制度”。我孤陋寡闻,见过“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骗”,还没有见过“此地有银三百两”式的“骗”。既然要骗,怎么能先把自己的底牌告诉人家?看来,他们要骗的并不是左派。他们是通过声称骗左派来让老百姓闭嘴,让追求民主的人们放松警惕。这样他们可以在阻力最小的情况下建立右翼专制主义的体制。这才是骗人者藏而不露的底牌。所以,我们这些梦想着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的中国的人,到了和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11-03 17:58:38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88期

为什么要谴责资本主义?

起石

2009-10-29

    最近,网上出现很多谴责“邪恶”的资本主义的文章,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人经济胡作非为,造成了金融危机和崩溃。还有在麦克-默尔的《资本主义:爱情故事》的记录片中,把资本主义比喻为“恶魔”,呼吁消除资本主义,还宣扬所谓的福利制度下的社会主义,保障人的“吃饭,住房,和看病,休假”,等等权利。这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在政治课上学到的“社会主义最终要战胜资本主义”的理论,而且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发生了。但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呢? 现在的美国还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是否还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原则下的自由和公平竞争? 到底是资本主义本身变了质,还是人和政府改变了资本主义,反而栽赃于资本主义? 金子被盖上了牛粪,我们是否就要谴责金子是臭的,还是牛粪?

什么是资本主义呢?

    资本主义并没有100%的准确定义,不同的经济学家也对资本主义有不同的定义,但通常我们概念里的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都归私人所有,并借助雇佣劳动力的手段进行生产并创造利润。在这种制度下,商品和服务借助货币在自由市场里流通。投资的决定由私人行使,生产和销售主要由私人公司控制并互相竞争。简单说,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鼓励私人在公平竞争条件下追逐最大利润的经济制度。

    而什么是自由市场经济?亚当-斯密于1776年给世人贡献了他的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基的伟作 ? 国富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 出版后,就成为了重商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学说的分水岭。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提出后,没有任何政府或国家对它进行尝试和实践.只有美国在建国初期,美国的开国之父们接受了这个自由市场的概念,并予以实践,当时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如下的理论基础上的:

- 分工生产--允许个人和公司从事他们最擅长的产业

- 在自由市场的环境里进行商品交换,而不需要政府对生产,价格,及工资进行干涉

- 通过自由市场,在供给需求的基础上提供人们所需,而没有政府强加的垄断

- 商品的价格是在供给和需求的基础上的,通过竞争而制定的

- 盈利是基于商品和服务的价值

- 竞争是基于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及降低价格

    自由市场经济的四条准则:自由市场是基于对经济规律的尊重,任何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必须维护以下四条准则,而政府不能干涉这“无形的手”下的任何基本规则:

- 尝试的自由

- 购买的自由

- 销售的自由

- 失败的自由

    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美国的开国之父认同亚当-斯密的理论,认为经济繁荣的最大威胁是政府对于私人企业经济活动的随心所欲的干涉。从历史上看,包括了控制价格,工资,生产,发行,批准垄断,或对某些产品进行补贴。但是,政府还是应该具有如下四个领域的合法责任,这包括了政府的政策职责用来防止:1. 非法的组织在市场进行强买强卖,2. 对产品的质量,地点,及买卖的商品所有者进行的欺骗,3. 排挤竞争的垄断,4. 商业罪恶行为,包括色情,淫秽,毒品,酗酒,嫖妓,及商业赌博。

    美国开国之父对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角色,可以由华盛顿的如下观点来概括:“让我们(政府)接受这些有力的措施,而不要去限制物品的价格 - 这是有违事物的本质的,及不实际的。但是(政府)要惩罚投机,垄断,高利贷,及高税收。” 在这个自由市场原则的指导下,美国在1905年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只有占世界5%的陆地,和6%的人口,但50%以上的产品,包括服装,食品,房屋,交通,通讯,以及奢侈品等,都是由美国人生产的。

    1900年后亚当-斯密就失踪了。

    尽管自由市场经济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自20世纪初开始,美国却开始背离了自由市场下的资本主义制度,并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金权主义”。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同盟,改变了美国原始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规则。 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涉,和干预,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从去年的金融危机,对华尔街的救助,汽车工业,保险业的国有,到现在还未定局的医疗及金融改革。美国政府推行的是一种“金权主义”,“保护特殊利益集团主义”,“too big to fail” 主义,是“盈利私人化,损失社会化”的主义。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还在称这个为“资本主义”。甚至在麦克-默尔的“资本主义:爱情故事”的纪录片中,称此为 “魔鬼”资本主义,但是,这已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了,是另一种形式的经济制度,准确地说可称为“金权主义”,因为这时一种金钱和权力结合的经济制度,是金+权在控制国家的经济政策,立法,盈利,甚至输赢。美国资本市场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私有经济被这个“金权主义”经济所排挤,萎缩,甚至逐步消亡。私有经济为了生存,必须与“金权主义”联盟,以期得到“保护”和盈利,而盈利又会用来供奉权力。

美国今天的“金权主义”经济

   美国的如下所作所为已经说明美国已经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1. 自由市场最重要的规则是“优胜劣汰”,但回顾过去的几十年,每当有重大的金融危机发生,美国政府总是打着“保护金融系统”的名义,保护一些和政府关系密切的金融组织,以致这些金融组织在近十年来,盲目追求利润,不顾后果的冒险,扩张。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出了麻烦,政府最终会救助他们。这次的金融危机再次证实美国是一个没有优胜劣汰的自由市场。而没有优胜劣汰的市场,是盈利私人化,损失社会化的市场,和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根本相背。一个不遵守基本规则的自由市场,是政府主导和决定胜败的经济,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主义。

    2. 货币发行被中央银行所控制,且操纵利率。 银行利率应该由自由市场决定,而不是中央银行控制。自1913年国会立法成立美国历史上的第三个中央银行(联邦储备)以来,美国金融政策就被这个号称“独立”的准政府机构所控制。这个准政府机构被赋予“独立”的权力来代表美国政府,利用利率的调整来稳定经济, 和控制通胀。将近100年的历史证明,这个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造成了无数次的虚假繁荣-衰退,以致大萧条。这次的金融危机是由房产泡沫破裂开始的,而造成房产泡沫的一个重要元凶,就是格林斯潘领导下的联储,在2003年把利率降低至1%,并持续了一年,造成了低廉的资本,信用在房市场泛滥,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这种人为制定利率的政策完全扰乱了自由市场的正常运行。

    3. 美国政府近几十年来制定的令人费解的,有关企业合并,买卖,股票交易的规则,还有最低工资制,价格控制(租房限制),贸易保护,国际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金融组织,都是利用复杂的立法,达到政府控制金融和经济的目的。而普通的纳税者,永远也不会明白政府的作为是否符合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因为重大立案和产业规则,都是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下,通过收买国会立案的。奥巴马上台后的数次重要立案,像刺激经济法案,减排法案,(Cap and Trade), 现在的医改方案,金融救助方案 (TARP),立法长达上千页,没有一个国会议员认真读过立法,就匆匆进行投票了。我还记得众议院少数当领袖,共和党议员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在众院投票前的发言时,走上讲台上,把上千页的经济刺激方案扔到地板上,激愤地说道:“没有一个议员,没有任何一个,读过这个立案,1100页的立案,从昨天午夜收到,到今天就要投票,没有一个议员知道里边到底是什么?”如果国会作为美国的立法机构,以这样的程序立法,而且是有关恢复经济重大议案,那我们怎能保证自由市场的正常运行呢?而且,在产生纠纷的情况下,如何让司法审判?

    4. 政府对农业,教育,医药,保险,金融,福利,社会保险的的特殊政策,庞大国防预算下的军事经济,特殊利益集团和政府的特权合同,使华盛顿变成了美国的经济计划中心。政府和国会成了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机构,“金钱换权力”,“权力换金钱”, 成了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潜(钱)规则”。 像伊利诺州州长华德-布莱国维奇 (Rod Blagojevich) 企图用1百万元的价格,出卖奥巴马的参院席位,而被弹劾。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只是隔了一道旋转门而已,官员卸职后即从商,或为说客,而商人参加竞选,当选后用权力为特殊利益集团更改游戏规则。像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 ?莱利-萨默斯,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的1999年,作为财长,和华尔街串通在一起,通过国会重新立法 ? 现代金融服务法(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通过此立法取消了长达60年的,在大萧条后设立的格拉斯-斯蒂高尔法(Glass-Steagall Act)中的关键条约,即不允许任何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及政券公司混合业务经营。许多经济学家,包括奥巴马在内都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立法。这些特殊政策,游说,也极大地干扰了自由市场的正常运行。

    5. 奥巴马在上任后数次表示, 在危机时刻,政府是唯一的答案。只有政府可以挽救金融体系和国家经济。不管政府是大还是小,只要做得事正确就可。他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他在当选以后,继续坚持对金融业的救助方案,而且渗入至其他领域,像汽车业(通用的国有化),保险业(AIG 的80% 国有化),房地美和房利美的“监护”(conservatorship)。及最近的医改,和金融业的改革方案,无不显示出,奥巴马的“改革”,比大萧条时代的罗斯福新政还更激烈,更快速。而他的刺激经济政策,根本违反了自由市场的基本规则,而且他沿袭并扩张了布什的经济政策,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华尔街,和企图控制其它产业。2009年的政府预算赤字近三万亿。这一切都是对自由市场的继续扰乱。而且极大可能他要重蹈“罗斯福新政”的覆辙。 这里,我要说明一点:“罗斯福新政”对大数人来说是个历史误区,“主流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罗斯福实行的经济刺激计划把美国从大萧条中挽救出来,其实,他的新政不过是类似的奥巴马政府的刺激经济方案,制造了暂时的虚假繁荣,但又导致了美国在二战前再次陷入萧条,失业率在1939年几乎再次达到大萧条时的20%。而最终把美国从第二次萧条中拯救出来的是二次大战的“战争经济”。

为什么要谴责资本主义?

     总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没有失败,是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涉,导致了失败。特别是自1913年来,国会设置了联邦储备以来,它的使命本是代表政府制定美国的金融政策,及“稳定金融市场”,但不幸的是,自从它诞生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就一直在重复虚假繁荣-衰退的循环周期,每一次繁荣过后的危机,都造成社会财富的转移,产业结构失调,和渐进的通货膨胀。而且通过对权力的腐蚀,这个美国政府的“第四分支机构”,利用对金融业的控制,通过逐渐对华盛顿的权力浸蚀,和结合,使美国政府成了金权的附庸。奥巴马上任后,继续扩张联邦政府的权力,开始了对金融,到汽车,保险的控制。还有最近医改的企图,无不证明美国政府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破坏和干扰。最近美国掀起的“Teaparty”,充分表达了选民对他的政府扩张政策的不满。

    如果我们对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没有明确的定义,没有认清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实际是美国政府对金融政策控制下的“金权主义”经济体制,那就象是金子被盖上牛粪,我们怎能埋怨金子是臭的呢?而且,美国的的金融政策,完全是“中央银行计划”下的政策,是完全违背自由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的。奥巴马斥责银行家“贪婪”,而贪婪是所有人的本性。应该说是政府的错误政策,导致了贪婪的急剧膨胀。是政府对金融,自由市场的干扰,导致了银行的过度冒险。是政府的无节制扩张,导致了美国今天的天文数字般的国债,从而劫持了世界的经济。而奥巴马在就位演讲时讲的 ? “政府无论大小,只要做事正确就好,”说明他的从政基本理念 -就是要继续扩张联邦政府的规模和权力,从而达到由政府继续控制美国的经济,金融和主要产业的目的。

    市场干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它是任何政府都想得到的专利。美国在大萧条后的十几年到二战之前,就是因为胡佛及罗斯福两届政府的不断干预,盲目刺激经济,才导致二战前的第二次萧条。胡佛的“放手于市场”(Laisser Faire)政策,造成经济恶化的说法,对今天大多数人来讲还是一个历史误区,真实的情况是,胡佛政府首先对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像公共工程,加税,给破产公司延长贷款,要求公司给雇员加薪,等等。甚至罗斯福上台后都称胡佛政府是“和平时期最大消费政府”。而正是这种干预政策使经济更加恶化。而罗斯福上台后,不仅没有停止干涉,甚至加大了干预的程度,虽然导致了暂时的虚假繁荣,和就业增加。但这没有持续长久,致使美国在二战前在此陷入萧条。(请参考《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一书,作者是奥地利经济学家莫瑞-鲁斯巴德-Murray Rothbard)。

    美国至今还是深陷危机,天文数字般的国债,和几百万亿的金融衍生品,让美国人民逐渐对政府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发生怀疑,和失去信心。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形式对政府表示不满和抗议。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低利率,货币宽松政策,和奥巴马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正在重复格林斯潘犯过的错误。这种靠借贷,或增印钞票的经济刺激方案是低效率的,不可持续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继续借贷,只会推迟危机的发生。正确的发展应以储蓄为基础的,鼓励储蓄,缩减虚假的经济规模。缩减超大的政府规模,减少政府支出,和预算赤字,调整产业结构,恢复真正的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和严格遵守其原则,才能够使经济健康发展和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

 

 

 

发件人:"wyzx" <wyzx_mige@yahoo.com.cn> 2009-10-22 22:21:0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乌有之乡:恩道尔学术思想研讨会邀请函

是否暗藏着一个祸害世界人民的美国霸权战略?

----《霸权背后》中文版序言

李际均

2009/10/15

    20年前,两极格局解体,从此美国独步世界、为所欲为。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断言:“除了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人类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由此推论美国有义务借助武力优势将美国的价值观推向全世界。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精英们,鼓吹美国模式就是世界模式,就是普世价值。某些国家政府接受其误导,跌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激进的自由市场政策的陷阱。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没有结局的结局,外部的战争危机和内部的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使美国模式受到质疑。如今这个“自罗马帝国以来唯一真正的全球帝国”已经风光不再了。武力征服,征而不服,靠印刷美元换取别国的劳动产品,用债券对外国进行金融绑架,把隐患推给未来或转移到别国的把戏很难再得心应手地玩下去。

    世界人民对美国新领导人调整国家政策的希望和无望是同时存在的。霸权主义的历史惯性不会戛然而止。美国的石油、金融权势集团和军事工业复合体主导的国家机器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正如本书作者威廉·恩道尔先生指出的:“数十年来美国政治的严酷现实始终是,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能够在违背美国权势集团意愿和利益的情况下当上总统……试图追求自己独立的政策,而不执行在幕后控制美国政策的强势家族的议程的人,其结局简单明了,就是被暗杀。”正因为如此,人们无法确知美国新领导人除了延续其前任既定的路线之外,是否还有别的路可走和能够走多远。

    霸权主义以军事力量为核心,并使民主、人权、金融、货币、石油、宗教、媒体、投票箱、转基因等全都武器化,异化成为霸权主义的衍生品。从这个意义上说,霸权的背后是武器,民主、人权等的背后是霸权。

    布什主义的最大政治遗产是反恐战争。按严格的军事学术意义讲,反恐行动不能称之为战争。战争的对手应该是敌国或敌对势力的军事集团,而恐怖活动是分散的个别行为,用一场投入几十万兵力的战争来对付个别的恐怖活动是不得要领的,那只能是针对每一个村庄、每一块土地、每一个被认为是潜在敌人的盲目杀戮。据国外媒体统计,伊拉克战争已造成数十万平民非正常死亡,制造数百万难民和孤儿。至今,“9·11”的真正策划者仍是个谜,而伊拉克根本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与拉登也不是同伙却是事实。霸权主义揣着明白装糊涂,冒然发动这两场师出无名、违背战争道德又在兵法艺术上讲不通的反恐战争,其背后当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说穿了:反恐是假,服务于地缘政治、控制欧亚大陆和石油资源及其通道是真。

    军事暴力和颜色革命是霸权主义战车的两轮。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战争,霸权主义及其同伙把军事政治活动的所有卑劣手段着实地表演了一番——摧毁民用设施,轰炸外国使馆,虐待战俘,杀害平民,非法拘押,严刑逼供,不一而足。如果用审判米洛舍维奇甚至萨达姆的标准来衡量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决策者,后者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问题是谁来审判霸权主义的战争罪行?一个国家缺乏道义,尽管能逃避审判,也必然失去世界的普遍信任,依靠信任建立的国家形象和各种体系关联也会随之动摇。

    作为正直的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先生在他的书中发问:“曾经因对外国人开放的态度和轻松的生活方式受世界各地羡慕的美国人民,怎么能允许自己的国家变成邪恶的强权,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很少得到报道的世界其他地区实施残忍无情的暴行和酷刑。”他的回答是:“通过规模之巨大难以想象的社会工程,美国完成了国内社会转型,从根本上把美国变成一个斯巴达国家,处于永恒的战争状态。”这是何等沉重的警世之言!

    中国人民一贯对美国人民抱有友好的态度。同时通过美国制造的搜查银河号、轰炸中国使馆、南海撞机、对台军售、策动所谓“西藏人民起义”等一系列事件中,深切感受霸权主义的蛮横与无理。据说杀人越货者有一种心态:只要被害人活着,他就感到受威胁。制造“中国威胁论”者想必也是如此。这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两个世纪造就的自我中心和民族利己观念在作祟。过去几十年,世界发展中国家都在适应美国和西方大国,如今美国和西方大国也应该对适应发展中国家做些努力,至少表现出应有的理智和善意。

    我们身处一个惊心动魄的大时代。为了无数革命先烈和广大劳动者用生命、鲜血、汗水和智慧造就的江山社稷,中国人民有决心、有权力、有能力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与安全。

 

 

东欧共产主义及其殉难者

金雁  刘苏里

2009-11-3

    有些人即使在他的祖国一时被忘记了,但只要他为人类精神品种的提高做出过卓越贡献,就总有人记得他、怀念他,向他表示敬意,匈牙利人纳吉,南斯拉夫人吉拉斯,就是这样的先知和圣人。在人类为追求政治的古典性舍生取义的纪念碑上,将永久镌刻着他们的名字。

  米洛万·吉拉斯,南共创始人之一,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争的领导人,南联邦国民议会主席,联邦副总统。最重要的,他还是一名作家,南共最重要的理论家。很长一段时间,他与铁托、卡德尔并称南斯拉夫三巨头,是南共夺取、巩固政权,国家建设卓越的领袖之一。纳吉·伊姆雷,匈牙利共产党早期成员,共产国际官员,匈共政治局委员,官至匈牙利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苏联人内定的匈共总书记。最重要的,他也是一名作家,匈共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

  纳吉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勇敢但当起重组国家政权,重建匈牙利共产党的重任,成为事件过程中,匈牙利人民心目中、也是实际上的第一国家领导人。匈牙利人民反抗暴政的起义失败后,纳吉遭逮捕,受到苏联人指使的审判,最后被处以极刑。他的死,与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之死,其格式和性质别无二致。他本来不但可以拯救自己的生命,—只需表态支持背叛者卡达尔政权,且继续享有高官厚禄之待遇,换言之,他的“前途”乃至生命,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他像苏格拉底一样,义无反顾地放下了,他用一人之生命,抚慰蒙受耻辱的匈牙利人民的心灵,让极权者永远背上无法偿清的沉重债务。在最后一次法庭审判上,他留下自己的政治遗言:“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原意奉献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在血光中,他完成了华丽转身,标出了政治道德的刻度,彰显了人类处理自己事务应该依据善的原则的千古意义和价值。

  吉拉斯是另一类型的沉思者和反抗者。作为南共第二号人物,他在南共夺取政权的第八年(1953),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并因此坐牢。此后他的生活轨迹是:出狱便被软禁,软禁后便是坐牢,直到1968年因发表谴责苏联入侵布拉格言论,被吊销护照,被迫流亡西方为止。铁托1980年去世,6年后他才得以返回故国,直到这一年,被翻译成六十多种文字的《新阶级》才在自己的国家公开出版。比起纳吉,吉拉斯有幸长寿,因而看到了他终生反对的极权政治的失败,也因此成就了许多部著作的问世。他的《铁托内幕故事》和《同斯大林的谈话》,以及最后的著作《不完美的社会》,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有意思的是,吉拉斯的代表性作品,除《不完美的社会》,在中国大陆都有译本,当然,无一例外是“内部发行”。其中《新阶级》出版于1963年,81年匪夷所思地被重印。它对几代人的影响,不亚于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奥威尔的《1984》。相比之下,纳吉最重要的著述没有中译简体字本,惟一可找到的中文作品,是56年匈牙利事件前夕写作的《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人民出版社,1983),也是“内部发行”。这是纳吉与极权制度决裂前的作品,与吉拉斯比起来,有着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但它到底是我们能够见到的,从极权体制内部对极权体制进行反思的最早作品之一,因而珍贵。

  纳吉和吉拉斯,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思想家,他们所思所为,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东欧国家,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当我们寻找他们思想脉络,追忆他们殉难轨迹的时候,无法绕开东欧这片土地,尤其是二战后东欧各国的不幸遭际。他们是那片土地养育出的先知,是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的儿子。对纳吉和吉拉斯的解读,同时一定也是对东欧的解读。所以,此篇对话,用大量篇幅重温有关战后东欧的历史,其政治、经济、文化所以如斯的重大背景。今天,我们请到金雁教授,带着我们沿着东欧的土地、河流,探寻这片土地产生纳吉、吉拉斯的内在原因,重温他们的殉难故事。有请金雁教授。

  刘苏里:现在看来,纳吉的观点确实非常一般了,为什么他的书还非常有价值?还有吉拉斯的《新阶级》。我同意您刚才的说法,社会主义阵营理论素养较高的政治家当中,至今没有超过他们反思深度的。

  金雁:纳吉真正的东西没有展开,只写了提纲,国内现有的《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书中的东西还没有突破体制,基本上属于一种改革派思想,真正有价值是他想写的《苏共20大的作用和意义》、《匈牙利悲剧的典型性》、《我们起义斗争经验的国际意义》这些文章和传记作品《风雨时代》,可惜都没完成。

  刘苏里:这两个人很有意思,一个因为反抗苏联的入侵,被绞死了,成为努力使匈牙利从一种体制变成另一种体制的牺牲者。一个五十年代中期就被关在监狱里,不断坐牢,——吉拉斯一半时间坐监狱,一半时间被软禁。但是,这两个人物,从50年代初直到80年代末期东欧剧变,树起了两个标杆。

  金雁:在那的时候,很多人往往认为他们的思想有一些“超前”。其实我个人看,纳吉的思想并不超前,纳吉最后的行动是让苏联人逼出来的,但是他的勇气的确令人敬佩,以及洛松齐、西拉吉、毛莱泰他们这一批人的勇气可嘉,可见纳吉的感召力非同一般。纳吉的现实意义要高于理论意义。就思想性来说,纳吉的东西没有超出现在的改革,纳吉死得要比布哈林壮烈伟大得多,他本来只要承认卡达尔政府、承认对10月23日事件的定性是“暴乱”就可以免于一死,但是他说“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他要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真实的遗产,所以我最佩服纳吉,他如果退缩,向卡达尔一样,就可以保住个人权势和生命,但是他选择了英勇赴死。

  刘苏里:两个人都可以称为新生政权的创始人,或者“国父”。纳吉当时地位虽然没吉拉斯那么高,但他第二轮便被推上最重要的位置上了。

  金雁:当时赫鲁晓夫在“后斯大林时代”需要找一个稍微温和的人物,纳吉比较符合条件,与拉伊科、哥穆尔卡这些“本土派”不同,纳吉与拉科西一样是“讲俄语的”人,是一个典型的“莫斯科派”,但又不是犹太人出身,他与苏联之间的渊源之深超过匈牙利“莫斯科派”当中的任何人。纳吉是1918年在俄国参加俄国共产党并加入苏俄红军的,移居苏联长十几年。也许是那个自称为“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的拉科西紧跟苏联太过头了,完全不顾匈牙利国情和民族尊严,在国内缺乏号召力,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指定由副总理纳吉担任总理的职务。

  刘苏里:我很希望你给读者谈谈东欧国家建立和实践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背景,让我们对这两位杰出人物所处环境有一个基本概念。

  金雁:第一,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整个东欧除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都是由苏联红军“解放”的。美国巴顿的第八军团打到距离布拉格40公里时掉头南下,交给东边来的苏军解决东欧德军。具体到匈牙利它更没有选择的余地,匈牙利在二战期间绑在希特勒的战车上,想通过德国的帮助夺回《特里亚农条约》失去的土地和人口,1944年9月由苏军乌克兰三个方面军攻入,并在战后驻扎在匈牙利。第二,这些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强于共产党,左翼社民党的本土资源深厚。比如匈牙利,工人运动有它的独特性,建立在工人运动基础上的社会民主党要比共产党的历史长得多,在工人中有深厚的基础,1873年建党,1890年改名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而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鼓舞下于1918年11月成立的,比社会民主党晚了40多年,1919年在库恩·贝拉领导下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社民党和共产党曾一度合并,5个月后政权被颠覆,两党分裂。1924年共产党在维也纳重建,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德国扶持霍尔蒂的“箭十字党”执政,共产党的活动十分困难,因为当时共产党不能掌握社会力量的大多数,需要联合各民主爱国力量,于是共产党提议与其他一些反法西斯党派组成“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由在国内民主派当中人脉颇望的工人领袖拉伊科·拉斯洛担任“匈阵”总书记,后来在“匈阵”的基础上成立临时国民大会和临时国民政府。

  刘苏里:但战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莫斯科派”下山摘桃子,并在国内展开了残酷的清洗运动。

  金雁:1948年6月在日丹诺夫的提议下共产党兼并社民党后改名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由于是不平等的“吞食”,遭到社会党内部分人员抵制,很多人退党。此后“莫斯科派”的拉科西小集团独揽大权,他按照斯大林“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理论,在党内排除异己,清洗“本土派”与兼并过来的社会民主党人。1948年匈牙利拉开了“大清洗”的序幕,党内的“老近卫军”都被以“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罪名逮捕入狱,矛头指向国内在坚持游击战或被霍尔蒂政权监禁的“本土派”,在这次“清洗”中,拉伊科·拉斯洛首当其冲,另有19万人被清除出党,1949年结束党派竞选,其他党派消亡,形成一党制。

  刘苏里:这跟冷战的大背景有很大关系。此前斯大林是极力推销他的“联合政府”的,并且不断强调,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止一条。

  金雁: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冷战”序幕,3月美国宣布奉行“杜鲁门主义”,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并向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各国发出邀请,苏联表示拒绝,也禁止东欧国家前往,斯大林明确说:“马歇尔计划是直接打击苏联的”。作为对策,9月在斯大林授意下苏、波、捷、匈、罗、保、南、法、意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西南疗养胜地弗罗茨瓦夫省的波伦巴小温泉举行会议。会议内容没有事先通知与会各国代表,苏联突然提出要成立共产党情报局,要求在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立即按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再允许各国实行通向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着眼于苏联的外交策略,这个提议遭到众多代表反对,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质疑说:“国际工人运动迄今的实践表明,这样的中心弊多利少”,南共代表卡德尔认为这会遏制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政策,捷克代表斯兰斯基表示抗议甚至中断参加会议,法共、意共的与会人员也觉得这种做法不符合社会主义政党的传统,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则以事先没有取得他们党中央的授权为由希望暂缓成立该机构,但是在斯大林强硬立场和遥控指挥下,会议当场通过了成立共产党情报局决定。至此两个阵营的对立形成,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下,根据“莫洛托夫计划”,1949年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东欧各国原则上只能保持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往来。

  刘苏里:“风云突变”,铁幕苏东这边儿,斯大林连续发飙,一发不可收拾。

  金雁:从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东欧各国都发生了几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导致他们停止已经开始的“自己发展道路”过程而被迫转向。因在情报局成立过程中苏联看到了东欧共产党的离心力,首先决定拿南斯拉夫开刀杀一儆百,指责“铁托集团”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是为了与“苏联相抗衡的”,接下来在东欧各国激烈批判“民族主义”,展开清除“民族主义”的运动,凡是主张“本国国情论”的人统统被认为是“对苏联榜样的蔑视”,谁要谈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堕落到反苏立场”,“堕落到出卖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是“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富农党’”,要予以清算。其次,中断从1944年开始的也得到斯大林首肯的“人民民主制度”发展道路,认为这种制度是“助长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违背和歪曲列宁主义的”,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提出的无视苏联历史经验的理论”,必须立即结束人民民主阶段,转向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三,日丹诺夫在情报局成立会议上指责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向东欧共产党提出,工人阶级只有一个,共产党也必须是唯一的,工人阶级内部不允许有改良派与革命派之分,社会民主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是最接近共产党的力量,不存在联合阵线的“大左翼”,并命令各共产党在1948年上半年快速完成兼并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尽快清除掉这个政治上的竞争者。

  刘苏里:斯大林的日丹诺夫如此生猛,是不是还钻了东欧国家战前、战后一直存在“本土派”与“莫斯科派”内斗的空子?

  金雁: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内一直就存在着在本国坚持反法西斯斗争游击战的“本土派”与前往苏联投靠苏共的“莫斯科派”之间的分歧。本来“本土派”就对“莫斯科派”随着苏联红军一道回来“摘桃子”的作法就很不满,更对他们在建设时期拉大旗作虎皮,惟苏联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人后面鹦鹉学舌而丢掉了民族旗帜的治国路线极端反感。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对待苏联的态度便成为衡量这些国家共产党忠诚与否的唯一标准,这样便为那些依仗苏联权势拿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派”在本国耀武扬威地打击“本土派”提供了有力武器。

  刘苏里:什么事都有个源头。你看匈牙利,苏军占领它的东部很大一块地方以后,很长时间,发展的党员也不过12000人。

  金雁:整个在二战期间,匈共只有不到2000人,参加活动的只有300—400人。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匈共也随之宣告解体,一部分人以“和平党”的旗号留在国内坚持斗争,另一部分人跑到苏联组建了国外中央委员会,1944年在反法西斯战线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国内从事地下活动的人第三次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与国内并肩反抗法西斯的社民党再度合作,由于双方价值立场相近,又有国内抗战的共同经历,两者关系比较密切,于1945年成立了两党联络委员会。而跑到苏联去的拉科西等人随苏联红军进入布达佩斯,与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合并,“莫斯科派”因为有苏联人作后盾顺理成章地成为党的主要领导,拉科西·马加什出任匈共中央总书记。

  刘苏里:这些东欧小国历史上总是夹在不同的帝国中间,深受其害,好不容易熬到战后,却又遇上苏俄帝国,更是凶神恶煞,令人气短!

  金雁:采取哪种社会模式根本就由不得本国人民的选择,1947年波兰当时就是否要搞社会主义进行过全民公决,“只有7%的人投了赞成票”,哥穆尔卡也说:共产党在1945年以前影响不大,缺乏社会基础,“波兰不能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1948年强制推行的“莫洛托夫计划”根本就不顾及东欧国家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探索。正如亚当·沙夫所说:“很清楚,当时波兰根本不要这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所以后来波兰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不受欢迎的革命,况且这一革命来自对波兰进行了150年瓜分和奴役的国家”。我们“已经有了错误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所谓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就是明证”。波兰人都知道著名的兰普遗言是: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在波兰将被推迟几代人的时间。历史上的亡国之痛,苏联强加给他们的斯大林模式这一历史积怨一直沉淀在民族意识深层。二战中匈牙利是围绕着德国转,绑在德国的战车上,二战结束又绑在苏联的战车上。具体到匈牙利还有一点,就是拉科西“奴才”当得太好,做得太过分了。

  刘苏里:好象那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拉科西最扯淡了。

  金雁:拉科西死后为什么被刨坟扬尸?就连赫鲁晓夫都对拉科西说,你要是敢回匈牙利,那里的老百姓会把你吊死,匈牙利人恨透了拉科西。

  刘苏里: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东欧国家战后的历史,它的基本格局实际上是由冷战这个格局决定的?

  金雁:应该说在二战时期已经决定了,二战时期斯大林想把这种与盟国之间的关系维持下来,盟国承认苏联有权获得“解放”国家的政治保护权,丘吉尔也明确与苏联达成了在东欧的“利益百分比”,因此初期斯大林不希望整个东欧国家完全跟苏联一样,这样他有一个缓冲地和制度过渡地带,但是因为冷战导致,对抗明朗化,“缓冲地”的长久维持就不可能了,西边的吸引力太大了。 比如东德,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橱窗”,发展最好的一个,人均GDP只有西德的1/4,职工收入只有西德1/3,劳动率仅为西德30%,进出口贸易是西德1/10,科技水平落后西德20年。有时想想这个柏林墙挺好笑,柏林墙里有1600万东德人,350万人跑掉了。赫鲁晓夫对东德的领导人乌布利希说,看样子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如果不在封闭的环境中,我们的较量总是处以下风。所以准备了485吨带刺的铁丝网。隔离功能发挥效率,但仍有人时冒死逃离,1961-1980年又跑了17·7万人。人们在问,为什么建墙的是东部不是西部,人们在问,凭一道封闭的墙,能最终战胜对手保护自己吗?1987年里根在勃兰登堡门的讲话说:“戈尔巴乔夫先生,如果你还有良知的话,请打开这道门,请撕开这堵墙!”1989年匈牙利签署了联合国难民协定,大量的东德人取道匈牙利逃往西德,到10月已经有3万人出走,后来终于有了1989年11月9日勃兰登堡门上的狂欢。

  刘苏里:我看过一张照片,上面好像就是你说的这个场景。

  金雁: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你没有竞争力。你原来所说的那些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无论从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要优越等等,这一切都是虚的。原来说战争环境下没时间搞建设,现在和平条件下搞建设仍然不行,搞党内斗争很在行,和平年代还一茬一茬地杀人,到处建集中营。沙皇在1826年-1903年处决政治犯不到900人,苏联建国70多年因政治问题处决了350万人,哪边好哪边坏老百姓自己会分辨。

  刘苏里:说穿了,夺权、掌权——权力是第一位的,是命根子。其它都不重要,因而都是假的。

  金雁:是的。在权力、意识形态、所有制这三个基本环节的排位中,权力是第一位的,是最不能放弃的,而且国家强大与人民自由并不是正比,经常是国家越强大,人民的依附性就越强,东欧人说,过去政府总是对我们说,国家的强大是我们根除不幸的保证,为了将来的幸福我们必须要忍受现在的苦难,可是国家强大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感觉到在强大的国家政权下人们遭受着比过去更大的不幸。

  刘苏里:我听你说过理解东欧的“三把钥匙”?

  金雁:曾经有人说解开东欧现代史三有把钥匙,第一把整个东欧国家一样的,就是指1947—48年,可以叫做“风云突变的1947年”,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结束人民民主阶段,至此两个阵营的对立形成,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下,东欧各国原则上只能保持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往来。第三把是1989年,这些东欧国家也基本上相同了。至于中间的一把,各东欧国家不一样,波兰是1980年,匈牙利是1956年,捷克是1968年,反抗体制的运动此起彼伏。

  刘苏里:从纳吉和吉拉斯这两个人入手,打开了一个尘封了很久,很多人甚至忘却了的制度的鬼门关。此外,人们并不真的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在我们国家80年代初之后,没有认真反思这件事情,更没有批判。

  金雁:解了东欧国家,我对中国真的有点悲观。为什么说吉拉斯、纳吉是先知先觉呢?他们在冷战年代就已经有了与体制决裂的决心,这就很了不起。与“持不同政见”运动不同,那是在70年代,中间已经经过了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以及赫尔辛基协议后的国际压力,所以说吉拉斯和纳吉这两个人的现实意义高就高在这里。

  刘苏里:我完全赞成你给他们“先知”的定性。 这里还有个问题,我希望你展开说的,东欧知识界和它党内的改革力量是不是有种互动?

  金雁:有的国家是这样的,比如匈牙利,纳吉几次下台身边都环绕着大批的知识分子,号称“纳吉集团”。他个人的道德感召力以及“六月政策”中要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发展轻工业,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取消农产品流通限制,不要过早地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允许小私有企业合法化,加强法制建设,设立检察院,审理违法案件,这些政策都很得民心。“六月政策”的拥护者在纳吉身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体制外思想流派,大家对他是双重认同:第一是人格和道德认同,第二是政治认同,而且这种认同绝对是“铁杆”的。像裴多菲俱乐部也是知识界与党内民主派联合行动。

  刘苏里:除了知识界和官方改革派的这种互动外,民众与政权的沟通,知识界好像也起到桥梁作用。就是民众通过知识界既可以在政权的层面上反应他们的诉求和一些情绪,反过来讲,执政党在几十年之内没有那么干净、彻底,毫不留情地扫除知识界任何可能的异见,甚至某种敌意,使得政权觉得,与人民如果达成某种妥协、和解,也要通过这样一个中介才能完成。

  金雁:还有一点你可以看见,知识分子与工人的互动关系,像库龙、米齐尼克这些人对波兰团结工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团结工会的“智囊”。有了这个“智囊”的存在,就使团结工会的水平和眼界拔高了一个层次。因为大的政治变革当中,产业工人和知识界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它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力量集中在这个平台上,包括捷克的公民论坛,也是一个大平台,各个小圈子、小团体,什么独立作家笔会、马萨里克协会等等不同思想的组成,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底线”联合而串联起来,不会出现一个社会一旦爆发危机时,要么哗众取宠激进得要命,要么理性的声音根本出不来,只顾一时一事,不考虑长远。匈牙利虽然已经做了一些,但大潮涌起的时候仍有鱼龙混杂的现象出现,苏联才有借口镇压纳吉。1989年的时候东欧就做得很好,很多国家都避免了1956年匈牙利的状况,所谓“天鹅绒革命”就是一种和平过渡。1989年东欧应该是一个奇迹,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刘苏里:苏联解体也是一个奇迹,基本没有流血,非常和平。

  金雁:他们的社会基础一直比我们多元,即便是共产党掌权也没有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不可能这么彻底。波兰的一个特例就是教会的深入人心,在波兰,教会的合法性高于一切世俗政权,教会在所有人心目当中就是一个民族的“魂魄”,就是一个民族的替换词,民族存亡的时候,只要教会存在民族就有希望。怎么能拿掉教会呢?任何政权拿掉了教会还有什么合法性?统一工人党也不可能撼动教会的,宗教给人的超越精神超过共产主义的这种理想主义,即便是在经济转轨的这20年里,教会也是斡旋左右两派平稳交权的背后“推手”。

  刘苏里:有一个更强的,更超越的力量在支撑着社会、人心。

  金雁:这样一种牺牲精神是超越了世俗的此岸世界的,中国人没有宗教,而且中国人一旦断了饭碗、断了升官发财之路,就会像丧家之犬一样,大多数人只能投靠,当然也有有骨气的、叫人打心眼里敬佩的人,但在整个民族中所占的比例太低了。波兰人的勇气第一来自宗教传统,第二来自团结工会的组织有序,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让这些工人领袖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坐牢。团结工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对经济转轨有了新的认识,团结工会刚开始只是要求政治体制变革,根本对经济转轨没有感觉,因为工会力量的强大是附着在大企业身上的,如果大企业私有化了就没有工会存在的意义了。被抓进去那些一线工人领袖,他们家属要吃饭,团结工会就自己开办一些地下黑工厂来救济坐牢人员的家属,在这个过程中,团结工会的人发现小打小闹的地下生意也不赔钱。所以就使得那些进到牢里的一线工人领袖无比坚定地“愿把这牢底坐穿”,少有卖身求荣叛变的。波兰第一点宗教传统,使得坐牢的人认为,我付出的这个理想比你那个正义、崇高,道德正义感一直就比旧体制的“气场”强大得多,所以殉难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第二,我的身家老小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他们不会流落街头的,不会遭人歧视。所以团结工会,一线、二线、三线前赴后继,第一线进到牢里面的话,第二线马上就出来了,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刘苏里:所以才会产生纳吉、吉拉斯这样的代表人物。宁可牺牲,也不屈膝。

  金雁:尤其是纳吉,他本来有另外的选择,但是他勇敢地选择了死,在他最后的“政治遗言”中他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遗愿的,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

  刘苏里:殉难者的精神尺度,应该还有别的来由,比如??

  金雁:纳吉我觉思想上主要是受布哈林的影响很大。你看“六月政策”,很多东西跟布哈林的思想有一定的继承性,但纳吉比布哈林对体制看得透彻,布哈林不算殉难者,基本上没有走出列宁主义的范畴,被一些人称之为“跪着造反”。纳吉也看到在这之前拉科西做的这些紧靠苏联的事情,遭到了整个匈牙利人民的唾弃。他们认为苏联人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斯大林主义的,这种与本民族发展不相符合的本来就是“异质”的东西,匈牙利整个发展状况,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等,现实摆在这里。他很早的时候就说过,集体化你要搞下去就是个灾难。

  这跟他在苏联呆了14年有关,与拉科西紧跟苏联体制相反的是,他把苏联体制的弊病看得很清楚。“这条路对那些曾经真诚地相信过、真诚地希望过、真诚地犯过错误和真实地想要挽救这个制度的人来说,更是痛苦和充满矛盾”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跟吉拉斯相象的是理论上他有一套东西,他是非常理智的坚定的,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吉拉斯的理论性要更强一些,也走得更远一点,吉拉斯一套的理论推理下去,一步步从列宁主义推到马克思主义,发现这个体系当中有多少个这样的毛病。吉拉斯的反思最彻底,尤其是他是在冷战时代早期,1957年出版的《新阶级》已经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虽然当时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中走出来,最后一直到12年后的《不完美的社会》才明确宣布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成为持不同政见的先驱,他撰写的《新阶级》33年后才在南斯拉夫出版,可见他的前瞻性。

  刘苏里:这是一个怎样的高度啊。在一个铁桶般,或橡皮囊般的环境中,机器人和货币人的精神只有低度,哪儿有高度?!

  金雁:达到这个高度的没有。只有体制外的,体制内的没有。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权力淘汰机制,—越往高层善良的人越少,整个社会都被控制动员起来,使人不能在社会之外孤立的作战,在高压之下的人们都戴着面具生活,一旦松动就会出现大批的质疑者和反对者,会突发一种“羊赶下坡狼”的局面。一个就是它的善良淘汰机制,就是所有有点人道主义的、心慈手软的、所以有点良心的在党内激烈残酷的斗争当中,都早就出局了,我记得当时挑选捷尔任斯基作为秘密警察的头目,列宁说“要求有一双绝对干净的手去干这个不干净的工作”,可见布尔什维克党内也知道秘密警察是干“不干净”的工作。这个制度里很难产生思想家,因为要生存下去,任何新的思想必须第一部先把自己隐藏起来,这个社会抬高了侏儒,毁掉了伟大人物。这么残酷的政治较量中,既要做到很高的位置,又要有良知,而且还要具有理论素养,条件的确很苛刻,其实想一想,有时不需要太深刻的东西,有勇气把真话讲出来就足够了,勇气本身就是一种象征。

  刘苏里:让我们向先知和殉难者们致敬!金雁,也向你致敬。你今天谈的真好,远远超出我的预期。谢谢你!

 

 

毛泽东、郭沫若与明亡300年时的一场争论

韩毓海

2009年11月

    我讲的这个题目可能不太有意思,因为跟现实关系好像不是很大。 现在对明朝的关心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天也是如此了。比如说昆曲的《桃花扇》最近又在不断的上演。《桃花扇》是孔尚任写的明朝兴亡的一个故事。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掉。这是明朝如此繁盛,如此繁荣,如此繁荣发达,1644,这个历史时期,两百多年,突然就发生重大的历史状况,好像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突然就塌掉了。同时呢,网上对明朝兴亡的关心也很多,(注:韩老师提到当年明月写的关于明朝的畅销书),所以明朝的问题一直是个热点。那么讨论明朝的问题,很重要的大家要看看时间,1368-1644,不单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世界历史重要的转折时期。

    大家看看这个时期,看世界上发生的所谓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现世界的大航海,在明朝灭亡的时候发生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世界历史啊,在这中间当然大航海随之而来在美洲发现了白银。所以啊,这也是世界历史的极其重要转折时期。所以对明朝的关注,也是对这一段世界历史转换的重要的关注。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对明朝的讨论,第一次对明朝兴亡的讨论,特别是明朝衰亡的讨论,大家都知道就是发生在1944年,明朝灭亡三百年之后,就是在中国进行了很大的明朝为什么会亡国的讨论。大家想,1944年也是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或者说决定两个中国的命运的决战还没有展开,在那个时候蒋介石出版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就是《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是经过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陶希圣的润色,这个人是湖北黄冈人,是非常有学问的。在北大教过书,在很多地方教过书,有很重要的著作,比如说《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政治史》。这个人后来在抗战时期突然就不教书,搞政治去了,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中国之命运》是经过陶希圣的润色,当然他后来陶希圣说他没有狠狠的润色,是大致润色。当然不是说蒋中正水平很差,陶希圣认为蒋中正写得还不错,润色呢他没有完全润色,他就说润色的太厉害,大家可能就会怀疑不是蒋中正写的了。所以呢,没有润色呢,就留下很多问题了。

    《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实际上在1944年既是揭开了两个中国的讨论,也是关于明亡问题的讨论。在这本书的开头呢,蒋介石就慷慨激昂,开头就犯了一个小错误,但是也很大的错误。他说,一个话说得是对的,就是说中国几千年来,儒家儒学是历经艰难困苦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这个话还可以,还算靠谱。也不尽然,因为大家都知道,魏晋隋唐基本上不是儒家的天下,所以儒家得意时间不能说是贯穿。但这没有多大问题。后一句蒋介石用了一个非常阶级分析的看法和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说儒学主要是他的核心是一种宗族思想,他使中华民族变成了同一个宗族。这个看法是很对的,我们今天看儒学,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儒学实质是什么呢,蒋中正这话是说得很对的。儒学就是宗族思想,他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几千年下来把中华民族变成同一个宗族。这个他是破题,这句话是不错的,不错的之后他就开始说不对的话了。他就说一个宗族,他说你看实际上汉族,维吾尔族,满族这都是一个宗族,都是一个祖宗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文成公主嫁到那去了,他变成我们的舅舅,就是一个宗族了。

    这个很明显就是错误的,但是前面是对的,而陶希圣改的时候,当然这个就没有改。当然这个就后来被陈伯达抓住。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这个文章是写得极好的,中共历史上非常棒的一篇文章。开头就对蒋介石有问题,他说,同一个宗族?我们跟维吾尔族、蒙古,满族是同一个宗族吗?如果是一个宗族的话,那先总理为什么还排满叫做民族革命呢?如果是一个宗族的话,我们怎么还叫五族共和呢?如果嫁过去以后就叫一个宗族,那现在你们国民党里面有很多人娶日本老婆,那你们跟日本就一个宗族啦。陈伯达这个滔滔雄辩,其实蒋介石也很怨陶希圣,骑虎难下。但是这里面讲民族,二战快要胜利了,他也讲他以中华民族的代言人自豪,从一开始说我们中华民族很辉煌,但近代以后很不幸,不平等条约,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称之为血战,英美各国接纳我们为盟国,他们更应该自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蒋介石说你看,在我国民党领导下,在我国父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终于成了一个民族,我是这个民族的领袖。他就说中华民族原来很辉煌,为什么后来不行了呢?转变在哪呢?
他说转变在明朝,明朝灭亡了,中华民族就同化了,就衰落了。明朝为什么灭亡呢?他说明朝就亡于两件事,一件亡于流寇,一件亡于外寇。外寇就很清楚,外寇就是建州女真,流寇就是李自成。他说你看,明亡之后,中华民族就衰了,而且明亡之后,中央军衰败就不断重复,他说你们看我们今天,就跟当年的情况是一样的。岂不是外寇在外,指日本,他说你看就像当年的建州女真一样,流寇就不用讲了,大家都清楚,那意思就是说共产党是流寇。所以蒋介石就讲,你们一定要记住先总理讲的问题,知难行易。他说你先要解决思想问题,才能够解决行动的问题。你不知道我们是个什么民族,你不知道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知道领袖是谁?那你就是去乱做了,那些流寇当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民族,不知道领袖是谁,但是我们本党有些党员也不知道领袖是谁,也在乱搞。他说这个你要记住。第二个他说你要知道,‘攘外必须安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什么历史经验的总结呢?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当然今天依然著名了,好像他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一样。钱穆在《国史大纲》当中谈到明朝为什么会亡?他讲其实对流寇长于抚益,而误兵机。意思就是说对流寇老是搞统一战线,而耽搁了剿灭他的时机。对满洲又因隔得太远,而不能言和。朝廷对满洲无法议和,随之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先投降满洲,然后一味剿寇,那明朝就还有救的意思。

    这个观点,当时北大的傅斯年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一个非常学术性的文章《论建州与流寇相约亡明》。同样的观点,而这个观点说白了在当时的历史场合下就是要去镇压共产党而跟日本讲和。他们这样讲只是比较隐晦的讲攘外必须安内,可是真正这样去做的,却是《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的父亲(章伯钧)。他去找周佛海,他说现在重要的是跟日本讲和,如果不跟日本讲和,将来天下就会是共产党的。所以说后来毛泽东对钱穆的气,对《往事并不如烟》作者父亲的气也不是说无源由,是有历史根源的。就是在1944年的时候,以学术的方式,以建言的方式积极对蒋介石说,你去消灭共产党跟日本讲和,这才是免于亡天下的方法。所以蒋介石就说如此多的历史学家都跟我说要先剿了你们,可是我呢都没有接纳,我还是苦口婆心,一次又一次的放任你们,你们竟然还不认一个领袖,一个民族。所以陈伯达就激动起来,在《评(中国之命运)》中历数国共两党合作的经验和教训,说怎么叫一次次放任我们?你们国民党从北伐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杀我们共产党,杀得我们无路可走了,你还说放任我们?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之命运》揭开了1944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论战。

    第一个起来反驳的是国民党元老,后来被蒋介石开除的柳亚子,写了《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之后就是郭沫若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柳亚子这个文章出来之后,反驳的人是很多,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出来之后,讨论就终结了。因为国民党最大的炮弹是陶希圣,替蒋介石改稿的,你惹出这么多的麻烦来,你不最后赤膊上阵一下去驳倒他?陶希圣的学问是很好的。现在改革开放出版的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确实公平的说,是没有超过陶希圣的。陶希圣比起钱穆和傅斯年这些人的水平是高得多了。可陶希圣当时就是在看热闹,看你们表演,看你们争论,等到最后看我扔一个东西出来,把你们都收拾了。他整来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不再写了。因为《甲申三百年祭》这个文章,不用说,这是由郭沫若在中国学术界和中国历史界的地位所决定的。

◆◆◆

    我附带说一下,在介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顺便说一点常识性的问题。就是关于郭沫若。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可能是有一些非历史专业的人啊,发起了,出于各种各样,特别是因其他的原因,对郭沫若这个,力图把郭沫若妖魔化。这个毕竟是有的啦,学术界吗或者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喜欢造一些谣言。郭沫若是中国现代中国学术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界的一面旗帜,在这一点上鲁迅在这方面也不如他。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当然郭沫若后来还是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的成就呢,他这个人叫郭鼎堂。因为四川乐山啊,他家周围有两条河,一条叫沫水,一条叫若水,他后来写文章就叫沫若。郭鼎堂这个说法,我们知道陈寅恪,陈先生是研究隋唐的,但是把他捧为简直是中国文化的传人。陈寅恪最佩服二个人,就是他说的二堂,即是王观堂和郭鼎堂。王观堂就是王国维,跳湖了。郭鼎堂郭沫若。陈先生说啊,把中国历史真正推到商,把他破译了,这个人是郭鼎堂。就是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如果没有对甲骨文的研究,不认识甲骨文,中国历史你说有四千年,谁信啊?谁信?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研究中国古代,研究中国古籍,你必须研究小篆(?这里实在没听清),必须会认字。但是这个还是汉字,没有多大变化。但是甲骨文和金文,这个还是郭沫若研究的。再一个呢,用那个所谓社会史的方法来把中国历史穿起来,这个发明人是郭沫若。因为以前中国历史,大家知道像司马迁那样的写法,人物这样写下来,货殖这样写下来,大事这样写下来。但是历史中间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东西发现历史之间的叙述模式呢,社会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这个没有写。真正用社会史的方法把中国历史叙述出来的第一个人是郭沫若。

    我们知道孔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士’是什么?孔子在讲士,今天我们到处都在讲士,于丹也在讲,百家讲坛也在讲,但士到底指什么?几千年没有人在讲,士就是士,你也是士,我也是士,许三多也是士。郭沫若说这是在胡扯,士是指小地主。因为春秋的时候贵族占田渐少,小地主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小地主把地租的十五分之一送给贵族。绝大部分地租留在了自己的手里。这样一些人,逐渐在春秋时期成为中国社会主导力量,这个叫小地主阶级,小地主阶级是士。这个,郭沫若很认真的从地租田赋考证出来的。所以孔子讲有教无类,郭沫若认为孔子是要教育小地主。小地主,你们要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啊,成为主导力量怎么能只知道赚钱呢?你们要知道怎么样统治社会,怎么成为社会的表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我教给你们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社会精英。所以是在这个角度上讲的。从中国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讲中国历史,全世界没有,郭沫若之前没有,只有郭沫若。郭沫若之前有马克斯·韦伯讲中国历史,讲中国社会儒教就是教人当官,讲道教,道教就是巫术,讲中国文化没有任何自由精神,没有任何科学的种子。你们别看,马克斯·韦伯对中国的宗教,世界的宗教,这些书,今天在美国大学社会学,都还是主要教材。我们现在说中国社会几千年历史都是停滞的,没有发展的,这都是马克斯·韦伯的看法。

    所以在郭沫若之前没有人从中国社会的变迁,从井田,从迁陌,从郡县,从这样的社会变迁角度叙述中国的历史,谁开蒙的?是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为什么要写青铜时代呢,本来不想这样干的,没办法了,逃亡了,赶得满地跑。为什么呢,郭沫若聪明得不得了。小的时候他和哥哥在一起背书,哥哥背了半天没背下来,他就说,你别背了,你在旁边睡觉吧,我早背下来了。这个人是学医,在日本九州大学学医,后来研究哲学。后来就写诗,写著名的《女神》。现在有人妖魔化郭沫若,就说他不好,谁的好呢,胡适的好。这当然是胡扯的。其实大家只要随便看一看《女神》,打开一看,你就知道完全不一样。胡适的水平是‘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不飞还,剩下他一个’。哎,郭沫若在他年轻时的《女神·凤凰涅磐》随便找一段……郭老去世了,当时中国科学院要送一个挽联,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就随便从《女神》里找出来‘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当作挽联了。这都不用说的,郭沫若也没有很认真的写。《女神》是可以朗诵的中国新诗,这就是郭沫若在新诗上的贡献,在历史剧上的贡献。中国当代成就最大的,现在越来越认同是电视剧,小说没法看,但是中国发明历史剧是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就是郭沫若的几个历史剧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在重庆陪都天天演《虎符》《高渐离》《屈原》。

    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出这些贡献,都是开创性的,就已经极不容易了。郭老当然后来很有意思,周扬说‘哎呀,郭老您很了不起,您是歌德啊,您是球形人物啊’。什么什么形啊,郭老说我这是一辈子十个手指拿勺子,一个没拿着。他是很谦虚。这个不重要啦,但是重要的是郭沫若这个人是一介书生啊,当然还是中国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可是呢,他在现代中国革命时代,很早就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这个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他在日本留学时候,日俄战争爆发。所以他就自己参加驱俄义勇队跑回来,写诗明志,跑回来一看国内没什么动静,他就在北京转悠。 杨昌济先生是日本留学监理,郭沫若是日本留学生才俊啊,就去 杨昌济先生家去玩。去玩,有一个年轻人来给他开门,郭老后来回忆说,这个年轻人开门之后默默就走了。后来他们谈话结束了,这个年轻人好像听到一样,赶快跑来就开门,送他出来,一句话都不讲,他说月亮之下,觉得那个人个子高高的,留着长头发。后来郭老在反镇时候回忆说那个时候眼真拙啊,这就是中共领袖毛润之啊。这个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五四时期,就是毛泽东给郭沫若开门。

    大革命时期郭老就积极参与北伐,那个时候他是《女神》的作者,了不得,日本九州大学的洋学生,一下子就官至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注:韩老师这里提到《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楚才,早期的造型有郭沫若的影子)国民革命军行营就是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就是蒋介石的政治军事秘书。这个时候也跟毛润之有一面之缘。郭老也是在反镇前后回忆说有一天毛润之来要见张发奎时看到他,郭沫若就问‘咦,你是毛润之吧?’毛泽东当时是国党党宣传代部长,其实那个时候算是我的上司了,但是我是蒋介石的秘书。要见张发奎啊,‘好,我就写介绍信吧’。毛泽东就拿着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去找张发奎。张发奎在睡午觉,护兵就问有名片没有?毛部长说没有,只有一个介绍信。‘介绍信放这吧,张长官在睡觉’。张发奎醒来,看到介绍信,哎,中央领导来了,还拿了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赶紧出来迎接。后来直到毛泽东重庆谈判,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个手表,这个手表毛泽东戴了一辈子。

    所以简单的说,郭沫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开创者。八十年代以后,有很多人他不懂吗,就妖魔化郭沫若,最有意思的一位就说郭沫若有些观点是抄余英时的。余英时就出来反驳,说这不可能,因为郭沫若实际上是我老师那一辈的,钱穆那一辈的,不可能他抄我,我抄他,观点归观点,但是家法归家法。

◆◆◆

    郭沫若的生平就简介到这,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啊,他是谈到这个明亡的时候呢,他跟这个很简单很可笑的那个钱穆,傅斯年的观点,什么亡于流寇,亡于外寇啊,这些都没意思,没有必要去讲了。郭沫若想说的就是说,他的第一句话,第一个意思是说到李闯王啊,他说当时明朝的时候,是‘官家忙于聚敛,而寇在放粮’。他说官家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官家,别人是寇啊。这个话就很厉害,当然这个很简短啦,这个问题都不用说了,你有什么资格称别人是流寇,你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官家呢?你的合法性从哪来呢?但是他最主要,最核心的观点是,明朝这个国家能力为什么越来越下降,国家威信越来越下降?就是国家救灾的能力没有了,遇到灾害不救,反而要‘寇’来救灾?

    中国儒家的思想,到了汉代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董仲舒用了‘天人合一’的方法把儒家重新包装了一下,因此他很重视灾疫,他认为灾难是上天对统治者的一种警视。这是儒家关于‘受命于天,天人合一’的想法,是董仲舒开始的,所以我们前段时间发生地震了,就有人说‘你看你看,天谴了’,这就是董仲舒的看法了,历代儒家的看法。所以救灾这个问题,是统治者亲民的一个表现。但是你看明朝,灾难来了,不但不救灾,还搞出了好多笑话。郭沫若举了一个李岩李公子的例子,李岩是小地主,官家不救灾,他看到就开仓放粮救灾。结果之后州官就把他抓起来了,说他为什么救灾,你凭什么救灾?你这样做只是邀名,你这样做只是反衬我们不救灾。他是做好事啊,结果抓到牢里判了死罪。那个山寨王红娘子早就倾心于李岩,就打到牢里,强行劫牢,强行成婚,强迫造反。于是李岩这样的人就造反。

    郭沫若就说,流寇历史上从来就有,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官家聚敛,寇家放粮’?这是其一。其二,为什么像李岩这样的人会造反?李岩是士,是小地主。他去救灾,当志愿去了,结果抓起来判了死罪,于是成全了一段传奇爱情故事。其实郭沫若后来讲,《甲申三百年祭》并没有刻意去讲李岩,本来是郭老写历史剧写出了热情,就想写一个李岩和红娘子的奇特爱情故事。后来才写进文章里。所以郭老就提出个问题,明朝的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么没有能力,这么没有威信?翻过头说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不单不能抵御流寇,也不能抵御外寇。为什么会这样?

    第二个郭沫若就在讲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他到最后也没有一个如何去建立一个国家,振兴一个国家的纲领。李岩这个人啊,代表了明朝思想很重要的一面。他的思想是平等的思想,是个人自由的思想。这一点,这是郭沫若很特殊的,他在分析中国古代史,分析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就是XXX说的,我们现在搞这社会科学的人啊,就分成两部分,一部份人就是治中国古代就专门研究中国古代,一部份人治西洋就专门研究西洋。就是在中国问题上,凡是从西方现代的观点来看中国古代历史,就是韦伯的思想,韦伯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当中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科学思想,这个是郭沫若给他推翻的。郭沫若认为不可能的,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直在不断发展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能是政治学,到了董仲舒时代就变成‘天人合一’思想,理学他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到明朝的时候,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变化,这变化主要体现在王阳明的身上。

    王阳明讲什么呢?最主要的核心,大家知道主要是讲‘治良知’。主要是人的良知,人的良心,主要是你的良知。良心认识到了,就会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不渺视等级权贵,凭自己的真心去获得自由,这是很了不起的思想。那个时候那个康德,黑格尔都还没有自由的思想,王阳明这个想法实际上对中国近代影响很大。毛泽东年轻时候也是受王阳明这种‘贵我’思想影响,粪土当年万户候啊。他年青的时候到北京驱张请愿, 章士钊先生说他‘人很沉静’是个大人物,但实际上当时他是个年轻人。他跟杨昌济先生学习的时候,学到很多王阳明的思想。就是所谓‘贵我’,良知自由思想影响。所以后来鲁迅的两句诗,他就很赞成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这一代人都知道,其实这两句诗是鲁迅讨好王阳明的想法啦。就是说你只要认清楚你的良知,良知保持在自由的情况下,你对权贵和等级就会渺视他了,你才会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是明朝末期很重要的思想,从这个思想当中产生出关于平等的思想。

    所以郭沫若的分析,对明朝的分析,这当然不是讲《甲申三百年祭》,这是他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明朝中期以来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平民的城市社会,所以平等意识很强,郭沫若说为什么中国四大名著主要的都产生在明朝,跟这个平等自由思想有很大关系。所以平等和个人自由思想在明朝是很重要的思想,所以这样的思想就体现在李岩这样的人身上。可惜李自成的平等思想是一种《水浒传》的平等思想,这种平等是一种消费共同体的平等,就是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大块分金银。这种消费共同体的思想,就导致了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继续搜刮金银去了。所以郭沫若就从这个角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五百年来国家的能力不断下降,越来越弱,甚至救灾的能力都没有了,越来越少。这个清朝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个国家能力从明朝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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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1840年,大家都讲是国家历史的转折。清朝的军队被七千个远道奔袭而来的、当然是英国人领头啦,当然这里面三分之二主要是印度人啊,尼泊尔人啊,,被这些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就是说国家能力下降到这个地步,到1840年国家能力是绝对的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很多人讨论到,就说很简单啊,西方文明先进啊,中国人落后啊,中国闭关自守啊,这个,这种教育真是很成问题的,从幼儿园一直教到大学,这是一种培养蠢材的教育(响起掌声)。这个事说起来复杂,但实际也很简单。

    第一,中国历史上并不都是闭关自守的,一直都有海洋贸易和边关贸易。但毫无疑问,随着海洋贸易的,也是不断的有海禁。中国大陆的海洋贸易从宋代开始。宋代是积极面对海洋的王朝,海洋贸易很发达,但是他的海禁也是相当的多。元朝也是积极面对海洋的,打遍了全世界,忽必烈一占领中原,马上积极的下海去招商引资,还想着过海去打日本。马克·波罗从陆路来元,但却是坐海船走的。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忘记,好像从西方发现世界新之后,但这个看法不对。明朝也不是封闭的,但是中国确实不断有海禁,为什么有海禁?没有人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因为闭关自首啊,文化不好。但不是这样的,中国文化一直都有发展,儒家也不是一直都占主导地位的。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中国始终是一个货币比较缺乏的国家,就是银,铜都缺乏。所以这个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核心矛盾。我们现在搞经济学的,完全是在搞西方的那种很短的,只不过二,三十年的经济学,所以经济学家当中有知识的人很少,他们不太能够从人类历史,或者西方历史,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去看。

    其实中国经济贯穿几千年来的很重要的矛盾,就是货币缺乏和经济市场蓬勃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从明朝隆庆元年,也就是1576年,这是个很重要的分界。在此之前中国历代政府谁上台都要考虑这个矛盾。就是经济发展之后货币短缺的问题。货币短缺必然带来牟利。第一个就是富人窖藏货币,他挖个坑把金银收藏起来,不拿出来用,货币还短缺。还一个呢,他利用出口,货币下海。历朝海禁,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货币下海。在宋朝的时候,一边贸易一边海禁,货币不能下海。明朝的时候,金、银,铜、铁都不能下海。为什么铁不能下海呢,当然也有用铁做货币的,因为缺铁造武器啊,出于战略考虑。这个事情一直到明朝隆庆元年,1576年才发生改变,因为美洲发现了白银。中国外贸的内容就变了。

    过去中国就是出口物资换取货币,以物易物啊,但是1576年之后就出口物资换取白银,才把这个矛盾缓解了。这个才是所谓海禁的原因啦。我们看明朝的这个衰亡啊,简单的说就是郭沫若所讲的国家能力持续的下降,到了清朝的时候下降到最低谷。这个是郭沫若最担忧的。他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个问题就是明朝这个国家,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可是怎么眼见他就塌了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郭沫若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中国真正要面对的课题是这个,就是怎么扭转中华民族和中国这个国家五百年来持续衰落的问题。这是在他这个文章当中所深深包涵的。这比蒋介石以及帮他干活的那些国学大师都要强,因为他超越了,甚至超越了国共两党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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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很多人说郭沫若是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御用文人,从郭沫若的历史来看,完全是错误的。如果说郭沫若这一辈子当过御用文人,那就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了。陶希圣这些人只是郭沫若后辈的后辈,在这个位置上。蒋介石秘书班子的第一人就是北伐的时候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以后都是他的小老弟,跟他学怎么当秘书。这个秘书就是第一个造反的秘书,这个四·一二发生以后,他发表一篇文章叫做《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后来南昌起义啊,郭老在铁路上摇着那车就去了,结果南昌起义失败了,没赶上。那个时候朱老总南昌起义的时候是南昌公安局长,他后来见到郭沫若,说‘哦,我想起来了,您可是大人物’。朱老总当时只是一个小人物,公安局长。朱老总说‘北伐当时遥远的看到过您’,郭老说‘怎么看到过我’,朱老总说‘是给部队训话,蒋总司令说一句,你拿着喇叭在下面扩一句’因为只有郭沫若能听懂蒋介石的话,别人听不懂啊。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郭沫若做过御用文人,国民党第一个御用文人,最高御用文人就是他,其他的人都是小菜。像钱穆啊这些人希望做,希望做国民党宣传部长。国民党第一个宣传部长是毛泽东啊。希望做美蒋委员长秘书,只是没做上,蒋委员长第一个秘书不是楚才,是郭沫若哦。这个是真正的,其他的都比他差远了。郭老南昌起义没赶上,就发表了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把他老板揭露的,真是要气死了,老板做什么坏事,秘书都知道哦。这更厉害,比炮弹了,结果就流亡了,跑到日本躲起来了。

    躲起来蒋介石也不饶他,通过日本政府照会,把他看好了,不准他乱跑。他住在日本千叶县,日本警察天天在他门口值班,他就在里面写书,写《青铜时代》啊,当时日本最了不起的内藤湖南啊,日本京都学派的开创者,后来知道了郭沫若在日本。内藤这个人架子大得不得了,首相来了也不见,天天躲在别墅里学朱子。他要去看郭沫若,郭沫若说你别来了,我去看你吧,你来了我都没饭给你吃。结果郭沫若就去看他,这个事在日本很哄动啊,哄动以后家门口的岗哨给加多了。领头的警察就问啊‘你老人家在国内还有多少兵啊?’郭沫若在写东西,听着便伸出五个手指头,‘哎哟,你还有五千人?’‘不是’‘五万?’摇头‘哎呀,还得了,你老在中国国内还有五十万大兵啊’。郭沫若说‘哎,不对,我,我老婆, 三个儿子,就没人啦’。他那个时候在日本写历史书啊,他不可能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这个是真正的冤假错案,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在日本关了七、八年啊,逃回来的。中日开战了,我就绝不可以在日本,日本是很重视啊,若是放在现在有那个学者得到当年郭沫若在日本那个待遇,他还会回来?中日开战,郭沫若逃回来的。

    为什么看不惯他的老上级蒋委员长,1944年,中国抗战还没胜利,中国前途未明,你看那副得意,哎呀,不平等条约在我手里基本废除,中华民族我成为唯一领袖,这得意劲,你看他成不了事啊。郭沫若看这人,哎,中华民族的灾难,前途还不知道在哪呢,五百年持续国力衰弱,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得到天下,即使共产党得到了天下,前途在何方?会不会像李闯王那样?郭老的文不可能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讲话的。所以毛泽东看了他的文章之后,恭恭敬敬的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弟现在每日如履薄冰’啊,‘做每一件事都事必躬亲’啊,‘你的文章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所以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全党整风文件,最后他一句话做了总结: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个是真正抓住了郭沫若的危机意识,毫无疑问,郭沫若和共产党的观点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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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郭沫若提出来的重要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明朝会亡掉?背后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五百年以来持续的衰弱,一直到鸦片战争达到低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会变成这样?而且在五百年以前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郑和航海。

    郑和的航海啊,最近我们不大关心了,但是郑和航海啊,是世界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标志了。所以最近在郑和航海,世界史研究当中,是外国人有很大的一个突破。我介绍一下这个突破,有一个人呢叫加文·孟席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1421,中国发现了美洲》,我们知道郑和最多跑到了非洲的东海岸,‘包罗万象,长达四千卷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编纂时,处于文艺复兴前沿的欧洲,对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实际上那个时候亨利五世的图书馆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借来的。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商人拥有十二本书,其中八本还是宗教著作。’这个一点不夸张。

    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给我很大的震撼,就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所有的世界文明基本上是中国。因为博物馆太大了,我去问‘我应该从哪参观起?’他很热情他说‘你先去参观中国馆吧’,我说‘我是中国人啊’‘哎呀,那你要去看日本馆啊?’哎,那个日本馆很小,博物馆里有一本书,欧洲文艺复兴前的,羊皮书,很大,用铁链拴着,有书桌那么大。所以啊,那个时候,欧洲的书是很少的。(韩老师继续读文章)‘ 1421年2月2日 ,中国的春天,这一天来自亚洲,非洲,阿拉伯,印度洋周边的使节和统治者们群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这些被中国的超级巨轮接来的使节们,有幸成为访问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宫殿群紫禁城的第一批客人,超过二十八个国家的首脑和使节获得了这项殊荣,但是却不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拜占庭皇帝,威尼斯大公,和英法葡萄牙诸国的国王,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受到邀请,只是由于他们是既缺乏科学知识,又没有可贸易货物的落后国家的元首,在中国皇帝朱棣的眼里根本不入流’。

    这个,要是今天我们中国人这样写啊,那可坏了,就是说这还得了,你这个闭关自守(韩老师的意思大致明白,就是如果中国人这样写啊,中国亲西方的右派都能吐口水淹死作者)但是加文·孟席斯是个很严肃历史学者,他原来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领航员,他有个特长,他认识海图。这个是很绝的,我们今天搞历史的,不要说没有那个知识,别说海图,地图看得水平都差。他收集了很多海图,他因为一张海图促发了他的研究,这张海图啊是在哥伦布航海之前啊,但是这个海图很清楚的标出了美洲,标出了从中国至欧洲至美洲的,哎,他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后来他就到葡萄牙,西班牙的图书馆去调查,调查之后他开始坚定的相信,哥伦布出发前有一个宝,知道目的地在那,知道怎么回来。他后来调查了全世界的博物馆,最后他得出一个线索,这个是郑和航海的海图。先是流失到朝鲜,不过朝鲜的好东西现在都保存在日本了,后来他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找到了最原始的图本,这个海图逐渐逐渐流传到欧洲。所以根据他的研究,在1421年的时候,明朝的船队实际上进行了环绕世界的航行。

    这个书出来后一直在纽约图书排行榜,这个书出来后没有人去攻他,为什么呢,因为没法攻他,因为书里面全是地图,完全是地图,一张又一张的地图,这个地图证明是去那,那个地图证明是什么什么,到那去那,只是在最后讲到明朝。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发现,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推到哪呢?推到弘历年间,有个太监突然精神病犯了,他说要去航海,朝廷就在争论了,明朝最厉害的就是道学家。什么是道学家,现在《炎黄春秋》那帮作者就是道学家。道学家是干吗的啊,就是靠领袖帝王家事治天下,道学家认为全世界除了三纲五常啊没有别的。所以道学家在明朝是很得势,他们怎么干预政事呢?他就管帝王家事,现在这个《百家讲坛》也是道学家讲坛,讲那些小道消息,就是说他老婆怎么样,他有几个老婆,有几个私生子,道学家在明朝,皇帝见了他们就想打他们(韩老师此时的表情很有趣)原因就是这样,此乃朕的家事也,你们关心关心盐务,关心关心失业,关心关心贫民,关心关心下岗好不好?你老管我家事做什么?这是道学的传统,明朝最得意的是道学家,弘历年间这个太监要航海,朝中就争争争,结果皇帝决定去航海,可是郑和的所有航海资料,都被一个叫刘大夏的家伙给烧掉了。这个可了不得,这可比秦始皇烧书厉害,而现在孟席斯所找的,是朝鲜的抄本。(那么其实也就是说郑和航海的资料,我们应该到日本,到朝鲜,到东南亚各国去找,甚至到阿拉伯国家的图书馆去找,当时不可能是孤本收藏在国家档案馆,司马迁还抄了两本《史记》呢,何况已经可以印刷书的明朝)也就是说哥伦布航海啊,用的那些海图都是郑和用过的。这个很厉害,这个就是说葡萄牙发现世界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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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事件就说明中国在当时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但问题是拥有这么领先的科学技术的中国,为什么在五百年之间会跌落谷底?这个是郭沫若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外寇,流寇。这些问题简单的说几个结论,第一个是说中国宋朝,明朝之后啊,封建社会的力量以脱胎换骨的形势发展,就是说这个封建力量啊,不是我们现在有些人天天叫‘反封建,反封建’变成‘反共产党’了,所以说现在中国有些很讨厌的道学家,没法跟他讲话。这个封建主义啊,在宋明之际有很大的发展,是因为这个陆九渊啊,宋代的思想家,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话,这个话叫做‘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官吏啊,这句话是很重要,非常看准了中国,宋代以后呢,你表面看到的是皇权集权加强,加强到什么程度呢?太守无兵权无财权的地步,宋太祖自己就是太守造反夺天下,所以你看宋朝为什么又打不过辽,又打不过金,连西夏都打不过?太守无兵权无财权啊,没法守土,只有一个岳家军。但岳家军不是国家军队,是子弟兵,所以岳飞就倒霉了,他破坏了体制。这表面上看是集权得很厉害,但是宋代以后中国这个体制又有一个很大变化,就是官吏分开。官是怎么来的呢,是科举来的,经史论书,除此之外一概不会。至于经济,财政,司法一概不懂。(好像现在还是如此)会做什么?会做诗,(现代是会吃饭喝酒)而经济,财政,司法全部委之于吏,吏去做。宋代以来的制度是‘官常有升迁,常有调防,而吏永无升迁,永无调防’。所以宋代以来最大的地方利益就是吏,因为实际上国家权利是操控在吏的手上,经济,财政,司法,所以后来吏成为很重要的职业。鲁迅的家乡绍兴就是出吏的地方,出师爷的地方。所以有人骂鲁迅是一个‘刀笔师爷’,宋代以后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很大程度就是这个‘吏’的转折,因为他永远都在那个地方,他跟当地的豪强勾结在一起。国家任何改革,无论他的出发点好还是不好,这些改革从王安石开始经过张居正到康有为,改革重要的核心就是整理经济,整理财政,改善司法,这些首先必须触及吏的利益。所以总是会把这些改革到最后变成欺压老百姓,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自宋代以后的一个重要变化。这个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啊。毛主席讲那个《红楼梦》,很重要的是那个《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那一节,那个吏,那个小门子多厉害。

    再一个呢,就是宋明,我前面已经讲了,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很快,贸易发展很快,城市发展很快。他首先面对的社会矛盾呢,就是商,巨商的垄断。在宋代出现了‘牙人’不是牙医啊,就是经济人。这个垄断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要做生意,你必须到我开的场所来,最后这个宋代的巨商,他的垄断性,成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打击人,就是说商的力量越来越强。而到了明朝呢,这个商又发生变化,开始跟那个海商勾结在一起,出现海盗。海商,巨商,垄断商,一直通到朝廷去。所以明朝要打击海盗。明朝最厉害打击海盗的一个人叫朱X,他是浙江巡府。最后这些人能逼得他自杀。中国海盗传统是浙江、福建两省,养海军养海盗,海盗和海商是不分的。而这个海商在海外贸易上,很快与国内的豪门巨族勾结在一起,势力直上朝廷啊。

    中国宋代之前啊,叫重农抑商,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很简单,我们现在很多搞经济的人不懂事,就是讲中国历史上不重视商人,他重农抑商,所以就造成商人不发达,就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就落后了。历史要真这么简单的话,那就把历史系都解散了。这个真是太荒谬了,搞经济的人并不知道历史,为什么重农抑商?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商啊,不事生产。中国的商人一旦发了财,干两件事,一件是什么?买地。第二件呢,放高利贷。买地就兼并啊,土地一兼并,国家税收没有了。土地税没有了,国家就是从税收的角度,他也得抑商。你放高利贷不是个生产的阶层啊。中国历代最后他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使那个商去生产。所谓劳资两利,就是讲要保护资本,要保护劳动者。这两个为什么不矛盾?就是这个商人他从事生产了,而不是窖藏金银,不是放高利贷,不是金银下海,不是把钱运到国外去,这个就叫好啊,这个就是上层阶层与下层阶层结合,美好的理想,共同纲领。商,不是一个生产阶层,这个是宋之前。

    宋明之后,商又有一变。特别是到了明朝,1576年,隆庆之后啊,那个时候海禁停止了,国家就彻底重商了。为什么?两个重要的经济政策。从宋代王安石,到明代张居正,两个基本政策。一个政策是开耕法。什么叫开耕,就是比如说国家要搞运输,要打仗,就让商人去运粮,让商人买了粮去运,然后让商人拿了盐营,盐是国家专卖,再让他们回来贩盐赚钱。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就是制止商人窖藏金银放高利贷。我要你把钱拿出来为国家所用。这是王安石开始,北方边患啊。第二次是一条鞭法。就是明朝隆庆年间,国家财政困难,那谁有钱呢?浙江巡府发现就是浙江、福建沿海的走私商人,他们有的是银子,就好像现在走私商人手里有很多美钞,欧元一样,但当时国家不认银钱,但是国家手里又没钱,怎么办呢?一条鞭,从浙江巡府开始,从浙江进行小试点,就是浙江的所有的税,赋,租等等,全部收银子。也就是说从今天起,浙江所有的税收收美元。这样,就是大规模的白银往上收啊。

    所以从宋明开始,国家为了解决经济和财政困难,开始越来越重商,重的是什么商呢,不事生产的商,后来却是跟海外贸易有关的商,而自己1576年以后呢,海禁开了之后,中国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好像是一举解决了困扰我们千年的问题,就是经济不断发展和货币短缺的矛盾。但是自此之后,我们整个经济就变了,变成什么样呢?变成出口物资来换取海外货币。从1576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模式啊,就已经变成了把货币和金融市场放到国外。所以中国商的阶层位置一变,从过去兼并的豪商外,逐渐变成了海商。五百年来不断的发展。由于封建主义的,‘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地方势力不断扩展,由于不事生产阶层的商人发展和变迁,由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的税收,国家的困难。为什么国家困难?因为这个精英啊,没有多大变化。在明朝的时候道学,就是靠关心帝王家事啊来治理国家,今天还这样,是靠关心毛主席,周总理的家事啊来治理国家。这样的一些人号称精英,国家怎么会有经济,国家怎么会有国防?所以逐渐发展,就发生了1840年导致中国崩溃的几个因素啊。

    第一,封建主义,第二,买办资产阶级。就是由兼并商和海商发展来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他不止是商人,他还是金融力量。官僚资产阶级。我们说明朝为什么国家能力下降?吏治的败坏,任何的改革都推行不下去,国家因为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得不走向严重的重商道路,扶持的却是不事生产的商,渐渐变成兼并商,海商,把国家的钱放到国外,士大夫阶级,除了道学以外,就是胡说,这样搞了五百年,中华民族还没有亡国灭种,那真不错了。中国革命,有些人就瞎说,说中国革命是‘穷棒子造反’,这话在台湾讲是不行的。你在台湾讲中国革命有问题,学术界,台大,中央研究院都跟你过不去的。为什么呢?中国革命的伟大先生者孙中山,说‘革命尚末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毛泽东就讲‘革命进行到底’是孙中山先生遗嘱。所以台湾有位钱先生,他是中央研究院的,他到北大参加研究班,他很惶恐,他说‘毓海兄啊,你们这里可以讲革命不好的啊?’我说你们那里不可以讲啊。他说不可以讲,讲了就是反对国父啊,国父就是孙中山先生。他说这其实没有道理的。

    你们看,我们这个比台湾要解放了。五百年来,中国的改革家,志士仁人啊,他们都想提振国家的能力。从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啊,他们都提了很多主张,‘复井田’、‘废科举’限兼并,限墓地等等,可是讲了五百年,都没能真正实行,都反对。是谁实行的?是中国革命啊。什么叫‘复井田’?耕者有其田。只有耕者有其田,在这个基础上老百姓才能保家卫国,保我家园。这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什么要‘废科举’‘兴学校’?从王安石讲到康有为。讲到大学里去,科举都没有了,就讲些拍马屁的学问,讲些辞章了。学校要学现实当中的学问啊。儒家开始孔子是当会计的啊,从现实当中感受学问。所以是中国革命重新筑造了中国。人民战争实事求是,五百年来谁著史,中国革命真是要复三代之志,中国革命要培养的,在人民当中才有发明创造,才有办法,人民当中自己组织起来,通过保家卫国,通过耕者有其田,实现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首先是军事上的胜利。不能小看军事上的胜利,军事上的胜利不是开玩笑的,那是实打实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驱逐买办官僚阶层到台湾去,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战争的胜利,人民战争的胜利,改革开放。我对改革开放可能跟乌有某些同志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当然这可以探讨了。

    改革开放以前啊,顾准在他的文集里有段话,这个很好玩啊,顾准是个直率人啊,他是个伟大,合格,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不是说他是高粱先生的父亲,我是高梁先生的朋友才这样说的啊。他说啊‘我们现在不要管西方资产阶级钱柜子,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把我们的产品捅到国外市场去,把他搞个人仰马翻’。文革那个时候他就这样写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讲援助亚非拉,第三世界,但是他说‘援助亚非拉还不够,我们现在还要对资产阶级来硬的。’来什么硬的?把我们的东西捅到西方,把他们的市场搞得人仰马翻。从某种意义来讲,顾准的理想,改革开放后实现了。这是不是一个进步?我认为是。虽然确实在国内出现了很多问题和反思,但是确实结束了西方社会垄断市场的现实。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改变和结束五百年来,自白银发现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啊,他们垄断金融市场和科技的问题,特别是金融问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极其重要的任务。如果这个任务不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谈不上的。不完成这个任务啊,改变这个世界不合理的秩序是谈不上的,社会主义是谈不上的,所以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万里长征啊。这就是从五百年的历史来看啊。 

    罗嗦了那么多,谢谢大家。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10-27 08:30:21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语言岛等等。。。

“名字”是个很有趣的事情

杨浪

2009年10月

    有一本好看的书是与名字有关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去年有一本朱学渊先生著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按作者基于语言学的研究,“秦”是以玄鸟为图腾的戎狄部落的后嗣,嬴姓即是“安姓”或“金姓”。雍正帝“胤禛”与秦始皇“嬴政”同名,实读“安正”(an-zen),他们都是通古斯血缘氏族。

    朱先生八十年代在美国读的物理学博士,这些年在古语音学、人类学多有新见。他说自己先是对匈牙利人的历史有兴趣,然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比较完了半本《英匈字典》和《英蒙字典》,轻而易举地发现了数百个完全相同的对应辞汇”,一开始他“几乎已经认定匈牙利人与蒙古民族同源,并准备要写一篇论文了”,然而又偶然地读到《金史》最后一篇〈国语解〉,其中罗列了七十七个女真辞汇,“经过几个星期的揣摸,竟发现女真语比蒙古语还更接近匈牙利语。我开始意识到匈牙利族名Magyar(“马扎尔”)就是女真满族的祖名“靺鞨”(亦作“靺羯”),他们与满族是同源的。以后又发现了支持这个结论的大量语言证据“。

    除了匈牙利人与满人的关系,朱先生还证出了“西伯利亚”即“鲜卑利亚”,“保加利亚”即“仆骨利亚”,“乌兹别克”即“兀者别克”,“楚克奇半岛”即“女直半岛”。还有大量用族名来做人名的“努尔哈赤的儿辈名字‘巴布’是‘拔拔’,‘多铎’是‘鞑靼’,‘多尔衮’是‘吐浑’,‘德格类’是‘吐火罗’,‘费扬果’是‘费雅喀’,‘莽古尔泰’是‘蒙古惕’,‘汤古代’是‘唐古惕’。而古代中原人名也有这个特征,如‘虞舜’是‘乌孙’,‘无忌’是‘兀者’,‘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阖闾’是‘斛律’,‘老莱’是“柔然”,‘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等等。”从人类学来看,北方民族社会是史前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

    这本书涉及到的学问超出了我的知识结构,所以经常读得“似非而是”,像老同学聚会看到一个有点眼熟的人,叫不出名字,好不容易叫出来却是旁人。但我知道已故周策纵先生是有学问的,他说“这本书远远超过前人,对北方各少数民族不但索源,并且穷流,指出亚、欧种族和语言溶合的关系,发前人所未发。尤其难得的是,他本来是学物理学的,能不受传统人文学科的拘束,独开生路”。

    我是对地图有特殊兴趣的,在我看来,“独开生路”的还有朱著中对地名的研究。今南京秦朝称“秣陵”。这两个字儿是怎么来的?旧说是秦始皇不高兴原名“金陵”的王气,索性把“金”改成“秣”,成了草料场。此说信着似乎有点勉强,而朱先生是从语言学上给的解释:蒙古语的“江河”一词读moren,黄河叫喀喇木伦,辽河叫西拉木伦,“秣陵”也是moren。旁证是东魏河南沈丘地方置“秣陵县”,辖今颖水流域三县。颖水发源于中岳嵩山,于安徽入淮;是淮河最大的枝流,“秣陵”因颖河得名。东魏是从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北魏推行汉化政策,东魏却事事效仿鲜卑旧俗。鲜卑语是蒙古语的祖先。秦将江边的金陵改名为“秣陵”,秦语言中是有蒙古语因素也是其他语音资料证明了的。

    以同样的方法,查过《英蒙字典》的朱先生把中原地名“武陟”、“尉氏”(河南),“无极”、“元氏”(河北),“无棣”(山东),“吴旗”(陕西);中原人名“无忌”、“无知”,姓氏“尉迟”等,都解为中原古族的“兀者”;再认伯夷、叔齐故事里面的那个“孤竹”,指此前史家对“孤竹国”的求证,“只是没有人点明它是‘兀者国’,因为‘孤’古读‘狐’”。还有一段的关于陕西周原地名的论述,好玩,我直接抄上——

    周原是秦陇高原东缘的一片方圆仅及几里的地方,那里除“张家”、“王家”、“刘家”、“齐家”等中原单姓村名外,复字村名“召陈”、“务子”、“凤雏”恰是通古斯族名“女真”、“月氏”、“荤粥”(弘吉喇),而恰恰又是在这些村落发现了最重要的西周遗址和遗物。秦陇关中是中华民族的根底,但戎狄族名做的地名,却俯拾皆是。如关中地区有:

    “叱干”礼泉县属,鲜卑姓氏,蒙古语“白色”;“哑柏”周至县属,族名“悦般”,人名“螯拜”,意“狩猎”;“马召”周至县属,姓氏“马佳”,或匈牙利国名Magyar;“厚畛子”周至县属,族名“兀者”衍生的“兀真子”;“崩崩”岐山县属,鲜卑姓氏“拔拔氏”;“北郭”岐山县属,鲜卑族名“仆骨”;“麦禾”岐山县属,族名“靺鞨”;“第五”眉县属,似即族名“昭武”,入《百家姓》;“金渠”眉县属,源自北方族名的西域国名“精绝”;“面氏”眉县属,族名“勿吉”或“篾里乞”

    上列都是显见于地图的区镇地名,村级地名想必不胜枚举。这些地名现象,揭示中国西部居民的祖先“西戎”是“北狄”的同类。

    这种从地名溯及古音的方法,使我想起另一部有趣的著作。就是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释读金沙——重建巴蜀交通史》,著者是白剑。这本二○○四年出版的书只印了三千册,前些天去中关村图书大厦见到还在书架上有,估计读到的人不多,其实这也是一本很值得注意的书。作者认为,上古华夏民族的祭祀就是“五行傩祭”,早期古人将太阳神称“螺”,这是有一系列出土的金质、玉质“螺日”做证明的。“螺祭”就是“傩祭”,太阳是一个螺旋运动的神明,傩祭亦是人们围绕祭地载歌载舞的祭祀,“因而这个祭地就被朴素地称作‘螺’,也就是人们集会、祭祀或者圣庙所在的中心地。”由此推及“乐”“洛”“螺”“雒”“傩”“罗”等地名,本质上就是“螺日”及其“傩祭”活动或因这一活动影响连缀的事物。“因为早期没有文字,只有靠语言传播,后来文字记录的同类事物、地名”,就以此表音了。

    我看有关地名缘起的这个说法符合人类行为习惯。地名起名的规律无非记姓氏聚落(张村、李庄),记地理形势(黑山、下洼),记朝向界面(淮阴、阜阳),记祷祝意愿(永安、镇南),记建筑坐落(牌楼、黄寺)等等,若有神圣神明祭祀所在,必定是成为重要地理方位记号的,比如天坛、天安门等等。史料文献和近代考古发掘能证明白剑先生此说的有河南“洛阳”、青海乐都,还有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雒城”,还可以把黄河上游、长江中游不少类似“罗城”一类的地名都翻腾翻腾,说不定又刨出个祭坛什么的。这事儿的商业价值毋庸置疑:只要看看这些年各地造了多少假古董,看看襄阳和南阳关于诸葛亮故里“争”的一塌糊涂就可以明白。

    白剑先生的著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古巴蜀先民的都城多是西南——东北向的,而且在四郊布置祭坛。他用这个推论解释了金沙故城和今天成都市青羊宫、机投(鸡头)镇的地理方位关系,也解释了三星堆遗址与附近几处土丘的地理关系。作者甚至用今天的地图推论了先人祭祀点建筑的基本布局,用考古发掘绘制的遗址图恢复出巴蜀先民中心坛庙的布局图。(这是成都青羊宫一带的卫星地图。红线为建筑朝向,绿线为古河道,黄线为坛庙建筑。三星堆的地理特征与此仿佛。)

     我看到过“航空考古”的介绍材料,没听说过读音训诂考古和地图分析考古。有了朱先生和白先生的著作,这是可以想象的了。中国人是习惯以书证书,以书证史的,到上世纪初甲骨文的考释和现代考古学的引入,进化到了以物证史以物证书的时代。但是史证中语言学、地理学的引入好像不多。周策纵先生说:“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欧洲一些汉学家由于兼识多种语言,而对中亚、远东诸族的姓氏和源流,多有研考,成绩可观。”周先生指的是斯坦因、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等几个人。而“中国学者懂这些语言的太少,像陈垣、陈寅恪都已经去世了,季羡林教授又已年老。将来只能靠年青一代。”说完这话没两年,周先生也走了,再前几天,季先生也走了。唉!

    朱学渊先生是一九四二年出生,白剑先生好像更年轻得多,读书的时候我想,他们会不会是提供了一种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汇成一炉的研究方式,像周先生希望的那样?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对历史真实的窥见——西南—东北方位的古遗存,有河流西北往东南流向在这遗存北部,南部有弓形河流,四面可能有土丘——符合上述条件的有可能是上古都城。我知道,如果我真的用这些特征在地图上分析,并在实地找到哪怕那么一处古迹,我就……我就算把地图玩到家了。

    杨浪,财讯传媒(seec)集团常务副总裁。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杂志、《财经时报》、《财经》杂志任高级职务。著作《地图的发现》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奖”。

 

奇特的“语言岛”与宽容的城市

郑克强

2009年10月

    一夜波罗的海的航行至芬兰的赫尔辛基便抵终点了。这座城市是世界上第二高纬度的首都,仅次于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下船后我从新的角度把“诗丽雅”号完整地拍摄下来,旁边是个集市,抢眼的货物主要有皮毛、挂毯、工艺品等,阮囊羞涩,啥也没买。印象中列宁曾在芬兰流亡过,一个小湖边的茅棚里留下了他撰写《国家与革命》的坚强身影。芬兰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是多灾多难的,它曾被瑞典统治五百年,又被俄国统治一百年,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才又重新立国,芬兰人民对列宁的宽容普遍怀有感激之情。

    芬兰被誉为“千湖之国”,资料表明共有187,888个湖泊,既便算上那么多湖面,全国的森林覆盖率仍高达百分之六十九,因此,把芬兰称作“森林中的国家”也很形象。首都赫尔辛基的三面都被波罗的海包围,市内没有柏油路,所有街道都是用石头铺设的,宽畅整洁,常青的松柏、绿毯般的草坪和五彩缤纷的鲜花,还有众多的乳白色或浅黄色的楼宇,把城市打扮得明快淡雅,清新美丽。建于一六四○年的赫尔辛基大学,是我们访问的第一站,它也是芬兰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的大学。负责与我们联系的H老师,原是江西某学院派去芬兰学习的,后来与原配丈夫离婚又嫁了一位芬兰人,就此便在那里生活了十三年。

    见着家乡人总有几分亲情,H老师不断地向我们介绍该校的情况。社会科学系实行小班教学,大约十二到十五人一个班,教室不大,投影仪等设备齐全,以案例教学为主;艺术系收藏了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像、雕塑,H老师说这样做不仅有文物收藏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发挥那些艺术品的教育、审美功能,也能显示出大学文化的高雅;学校图书馆围以褚红色的砖墙,上面同样爬满了藤本植物,粗壮的橡树下一群群小松鼠活泼地跳跃着,为宁静的校园增添了几许生机与活力。H老师一路依依切切,非拉着我们去赫尔辛基一家最有名的咖啡店坐坐,在那里她告诉我一件很难以置信的事情:芬兰语,特别是北部靠近极地的拉普兰地区,有一种萨米语竟然与蒙古语有密切关系!

    芬兰语既不属于斯拉夫语系,又不属于日尔曼语系,而是与匈牙利语、蒙古语有很多相似之处,H老师甚至觉得芬兰的萨米语中有许多汉语的词汇。为了让我相信她的判断,她在我的笔记本上亲自记下了以下一些语词:孩子wawa(vava),街道katu(gadu),一yi(i:),北bo(bo),大楼talo(dalo),夏天keso(geiso),草cu(chu)……,括弧里的字母估计是萨米语的音标。她还告诉我,居住在芬兰北部的土著萨米人甚至信奉以跳大神为特征的“萨满教”,那是一种与我国东北古代少数民族,也包括蒙古人同样的原始宗教。这可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民族岛”、“语言岛”现象啊。回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有关的知识信息。

    德国格丁根大学布鲁门马赫教授,是第一个用科学方法进行人种分类的“鼻祖”,他根据肤色、发色、眼色、身高、头型等体质特征,以及原住居民地,把世界各类人划分为五大人种,其中对“蒙古人种”的描述是:皮肤黄色,头发黑而直,头部几成方形,面部扁平,鼻小,颧骨隆起,眼裂狭细。他认为西亚、南亚以外的亚洲人,美洲北部的爱斯基摩人、欧洲北部的萨米人、芬兰人均属之。芬兰人祖先可能来自伏尔加河中游与乌拉山脉之间的地区,约于三千五百年前来到波罗的海东岸,最后定居于芬兰一带。也有另一种说法:芬兰人的祖先曾是在中国北方横行的匈奴人的一支部落,他们也许在秦皇汉武的多次军事打击下不断西迁,先到了多瑙河流域的匈牙利一带,再后来又有部分人迁往了芬兰。现在的芬兰人虽然大多金发碧眼,但他们当中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有亚洲人血统,特别是生活在拉普兰地区的萨米人,长得很像亚洲人,他们身材较矮,皮肤棕黄,颧骨较高,黑发浓密,似可作为佐证。

    最近,傅修延先生向我推荐了一本书:《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朱学渊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八年出版)。作者在一九八三年于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却在晚年以其自然科学的功力,涉足于人文科学的探索,特别是他摆脱“以物证书”和“以书证史”的传统路途,另辟“以言求真”的蹊径——从被称为“人类历史化石”的语言(语音)入手,寻找语缘与族缘的对应关系,得出了一些很令人吃惊的结论:秦始皇名“赢政”与清雍正皇帝名“胤禛”(yìn zhēn)同为女真人名,“西伯利亚”实为“鲜卑利亚”衍生而来,孔子父亲名“叔梁纥(hé)”与蒙古语把朝鲜叫做“肃良合”不谋而契,印度“莫卧尔王朝”是“蒙古政权”,Germany(德国国名)与内蒙古的“哲里木”甚至与山东的“即墨”也有语缘关系……,等等。

    作者明确指出:“芬兰北部……,至今还生活着少量蒙古人种的居民,他们无疑是一些从东方迁徙去的、善于在寒带生存的亚洲民族。”朱学渊博士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研究方法也非常独到,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轰动,史学大家周策纵老先生给予高度评价:“这本书远远超过前人,对北方少数民族不但索源,而且穷流,指出亚、欧种族和语言融合的关系,发前人所未发。”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习惯于以训练背诵和注释经典的能力,来达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标,结果往往是知识掌握了许多,而“但求无过”的思想禁锢却使创新见解不足。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况,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虽然享誉世界,但我们的古人有几个能说出其中的化学、物理学的方程式呢?他们常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接受过现代物理学(也包括外语的实践)顶级教育的朱学渊博士,转而研究与他专业毫不相干的“语—族学”(我暂且给取这么个名词),必然会产生学科杂交的独特视角,虽然其“大胆假设”还有疏于“小心求证”的问题,但创新思维的方法是有别于前人的优势,如果再能辅以DNA方面新的技术手段,也许那些具有“西方人”外形和“东方人”内涵的民族起源之谜,将会在另一条新的研究道路上得到破解。

    赫尔辛基大教堂是路德派新教的教堂,也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它建立在山坡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峨壮观,气宇非凡,广场前、台阶旁饰有许多造型精美、栩栩如生的雕像,向人们展示着宗教艺术的风韵。可是,就在它的对面,还耸立着一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东正教大教堂,整体建筑偏暗红色,高低不同的洋葱头屋顶很多,显得华丽而复杂,有点莫斯科红场边那些教堂的模样。我们进去正赶上周末礼拜日,神职人员和众信徒站立着不断唱诗,据说他们上下左右划十字的顺序与基督教不同,感觉礼拜程序挺复杂的。再相隔着这座东正教堂不远,又有一处别具风味的“岩石教堂”,它建在一座山体的腹中,从山顶往下挖了个大坑,然后盖上个有点像飞碟形状的屋顶,进门如进山洞,教堂里石墙旁排列有巨大的管风琴,但好像没有传统的布道讲坛,究竟它是信的什么教我也没有弄清楚,听说宗教界对这一“另类”的出现曾很反感,但后来信众增多,名声鹊起,也只好默认其存在了。

    一个城市同时有三个不同教派、不同风格的宗教建筑相存相容相安,也真算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致了。若从文化上溯源,北欧国家基本未经过政教合一的历史时期,它们不同于西欧、南欧甚至东欧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宗教意识相对淡化,特别是与欧洲大陆相比,天主教在北欧几乎少有踪迹。影响赫尔辛基的教派主要是欧洲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路德宗,旧教的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在市民中的影响相对较小,加上没有经过文艺复兴时人权与神权斗争的洗礼,使得赫尔辛基这座城市的社会平等意识、平民氛围较浓厚,也使得这个城市有了很强的文化包容性。

    我们抽空访问了闻名世界的诺基亚(Nokia)公司总部,它的源头曾是一家成立于一八六五年的小企业,早期从事造纸、化工、橡胶行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进入电信市场,发展迅速。总部由三栋体量很大、设计很现代的建筑相拥而成,周围树木繁茂,彩色的树叶衬托着巨大的落地玻璃幕墙,现代气息与自然环境互为渲染,十分得体。诺基亚手机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我们访问时的二○○三年,公司有关数据是:雇员五万一千四百人,销售额294.55亿欧元,盈利53.45亿欧元;在中国累计投资超过23亿欧元,销售额为20亿欧元,出口额为17亿欧元,中国也成为诺基亚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二○○三年,诺基亚在世界五百强公司名单中排名第一百三十六位。

    诺基亚总部的领导人和员工都很年轻,他们提倡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鼓励技术人员大胆设想,把重点放在研制性能好、可靠性高、携带方便的产品上,诺基亚新机型的开发周期平均仅为三十五天!他们每年用于研究和开发新产品的经费(R&D)达三十五亿马克,占总营业额的百分之九。这个数据表明了诺基亚作为创新型企业的最显著的特征。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诺基亚还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他们注重将全球化运作模式与中国市场特点相结合,实行本地化战略,开辟了成功的销售渠道,吸引了很多出色人才,并连续三年位居中国移动通信行业外商出口企业之首。

    在一片树林深处,坐落着芬兰人民十分尊重的音乐作曲家西贝柳斯的纪念碑,他凝思的头像直接安放在坚硬的岩石上,旁边有一组由六百多根不锈钢管组成的艺术雕塑,听说风一大时,会发出音乐般的旋律。那也许是西贝柳斯的灵感仍在空中流淌,它叙述着赫尔辛基的宽容精神,启迪着人们在不断创新中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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