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本期汇编发出一些参考文章,主要是为了应对下一步中国面临的国际新变化。有中信泰富发来的几篇研究文章,诸学者的观点汇合到一起,将形成一些新的思路,现在这些思路还不明显,不过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演变很快就要明朗了。]

中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思路

为重建中国的社会共识而努力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09年10月24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思路

张路雄:中国内需不足原因解析----净出口国家的危害

国家统计局:前三季度国民经济统计指标数据

白益民:产业升级远重于GDP赶日超美

谢国忠:中国经济难逃灾难厄运?

 杨斌:当前全球金融危机面临新的升级危险和挑战

伯南克:对过去一年金融危机的回顾

张黎:中国乡村发现第五届QQ论坛综述

徐景安:为重建中国的社会共识而努力----为《21世纪幸福宣言》发表英语版而写

茅于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

冯仑:民营企业的增长极限——组织的极限

汪地彻:对农民工结社维权的思考

Sheila Bonini:全球高管如何看待社会政治问题

郑风田:大学生与农民工不同酬不正常

社会资源研究所:五粮液违规旧账探寻

周克成:社保计划没有公正性

郑也夫:中央集权制国家比封建制国家腐败盛行

梅新育:苏联化外部危机为本国经济建设契机及其启示

曹久强:下一个甲子中国需要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

牧川:无知的知识分子——纪念毛主席逝世33周年

冼岩:“三个中国”死结与胡温治理困境

季卫东:以最小化社会代价有步骤地推动政治改革

黄纪苏:文怀老及五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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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思路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主任 仲大军

2009年10月22日

进出口贸易仍在低水平徘徊

    在10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前三季度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同比下降20.9%。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15578亿美元,同比下降20.9%。其中,一季度下降24.9%,二季度下降22.1%,三季度下降16.5%。前三季度,出口8466亿美元,下降21.3%;进口7112亿美元,下降20.4%;顺差1355亿美元,同比减少455亿美元。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自7月至9月,出口值已连续三个月超过1000亿美元,并且,出口值自3月以来连续数月环比增长。但以眼下的态势看,出口仍不足以成为未来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前三季度出口总值同比下降超过2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为负。虽然月度出口值已恢复性增长至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千亿美元水平,但是要期望出口部门在年内成为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则出口部门必须在第四季度实现年度出口总值的大幅同比正增长。

    9月出口环比增速虽然加快,达到了上千亿美元,但9月出口同比依然呈现16.5%的降幅,这意味着出口并不能构成目前经济增长的动力。由于去年9月份后出口额大幅下降,今年9月后出口同比降幅将会明显减少,甚至可能转为正增长,但实际出口额并不会有多少增长。

    进出口贸易继续下滑,是我国经济运行遇到的最大障碍。估计这种局面今年以至明年都不会有大的转变。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在这一时刻,一些国家对华货物出口惩罚措施也纷纷出现。

中国遭遇各国反倾销和出口调查

  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对自2009年9月26日起从中国进口的小轿车和16寸以下轻型卡车轮胎加征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税率分别高达35%、30%和25%,而这一税率原来仅为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累计出口轮胎1.3亿条,对美国、欧盟、非洲和拉丁美洲分别出口轮胎3307万、2542万、1777万和1698万条。美国市场是中国轮胎出口的第一大出口市场,美国实施特保案对中国轮胎出口是一沉重打击。

    据商务部统计,除了中美轮胎特保案外,2009年前三季度,一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了88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59起反倾销,9起反补贴,涉案资金规模高达10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9.4%和125%。

    许多事件反映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比如,去年全球反倾销调查发起数量较前年增加了15%;最终被认定为倾销并课以惩罚性关税的案件数增加了22%。各国都出台的倾向于拯救本国企业的金融和行业救援措施以及限制雇用外国劳工的措施等。

    在所有中国遭遇的贸易救济调查中,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6起,同比下降6%,涉案总额合计58.4亿美元,大幅上涨639%;印度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23起,涉案总额合计24.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60%和1925%。

   美国的大部分案件所采取的措施,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应尽义务上都无道理,明显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案例,中国已经上诉至WTO。但中国应该客观看待这一情况,30年前中国占全球贸易额0.3%左右,现在已是全球第二大贸易国。早在2008年,中国就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

要警惕和纠正隐形贸易保护

    中美轮胎特保案成为世人注目的热点话题。舆论评论说,“特保案”让中国轮胎业四面楚歌。这一消息公布后,中方立即做出反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中方强烈反对美方这一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此举不但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也违背了美国政府在G20金融峰会上的有关承诺,是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在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危机背景下开了极坏的先例,中方将保留做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

    目前,中国商务部日前已把此次纷争上诉世界贸易组织,等待WTO的最终裁决。

    针对目前国际环境严峻的形势,我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10月20日在四川成都出席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时表示,各国要以实际的行动降低贸易壁垒,避免设置新的贸易障碍,特别是要警惕和纠正形形色色的隐形的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政府始终奉行互利共赢的发展战略,积极主动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坚持对外开放,今后可以在以下领域进一步加强协调和合作:一是在贸易领域,坚决反对贸易保护,重视并促进自由贸易,积极扩大贸易规模,在海关、检验检疫、物流和商务人员往来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合作,提供便利。

  高虎城认为,应对经济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开放合作,发展共赢,更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当前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和调整,但是发展的主题没有变,合作的趋势没有变,开放的贸易体系仍然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中国要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发挥贸易、投资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充分利用多双边的自由贸易体制,鼓励各国企业在区域内相互投资,努力维护区域金融的稳定,建立和完善双边货币互换的机制,研究扩大互换额度和签约国的范围,积极推进自由贸易体系建设。 推动绿色合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拉米却有不同的观点。

全球反倾销已开始围攻中国

世界贸易组织面临考验和信任危机

    以今年的数据为基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反倾销打击的最大对象。通过观察数据显示,很大一部分反倾销投诉都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其中印度投诉最多,巴西第二。

    WTO总干事拉米认为,全球反倾销已开始围攻中国。例如,欧盟反倾销“咬住”中国的皮鞋不放,美国对我国无缝钢管掀起双反调查。阿根廷对中国等国自行车橡胶轮胎实施反倾销。美国连续对中国产品发起双反调查……  

    为什么中国成为反倾销打击的最大对象?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认为,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在其他国家完成生产加工的产品最终都需要在中国完成最后组装。而反倾销恰恰是针对最终环节的出口方。中国作为最终环节的出口方自然成了被打击目标。

    拉米在记者采访时评论这次世界金融危机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经历。我经历过的危机,它与墨西哥危机,俄罗斯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甚至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都完全不同。这次经济危机带来了一种集体的应对行动。”

    在拉米看来,这种集体的应对行动,不仅包括为刺激经济复苏开启的G20峰会,也包括各国大量的反倾销行动。甚至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都是一种合理的新反应。

    尽管拉米认为世界贸易战打不起来,但也仍然要为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趋势和风潮表示担忧。拉米认为,这是一个风险,但风险在预料之中。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当一国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恶化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政客们就会把矛头指向进口。经济危机发生之后,一些低密度的贸易保护措施的确存在。但是这些措施既没有发展成贸易保护主义的海啸,也没有升级为国家间贸易大战。原因是WTO有可靠的准则,来防止这种行为泛滥发展。WTO还不能做到百分之百有效,还是有可操纵的政策空白被一些国家利用,他们利用这些保护性政策工具,比如反倾销政策、保护措施和反保护关税等。目前,它正在恶化成为更大的问题。小问题的日积月累可能会产生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现在人们有理由对WTO的权力和作用产生怀疑,如果中美间存在的贸易分歧摩擦、贸易冲突得不到有效而公平公正的解决,世界贸易组织便面临着严重信任危机。WTO是具有司法裁判权的,一旦这种司法裁判引起各方争议,世界贸易组织的威信便会减弱。

    在轮胎案例上,美国是否采取了合理的标准,无法做出评价。但WTO有解决争端的机制,如果中国认为美国没有遵守WTO的条例,中方可以在体系中提出诉讼,WTO最终会做出裁决。但是这是什么样的裁决还不可得知。

 中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思考

    如何走出遭遇反倾销的困境?如何应对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我认为中国不能仅仅将希望寄托到世贸组织(WTO)的裁决上,甚至某些国际会议上,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本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实际上,当前各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无不反映了世界经济面临的困境和即将来临的一场大调整。也就是说,持续多年的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再难以继续下去了。调整是必然的事,关键是中国如何应对下一步新的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我国基本上走了一条重商主义的发展道路,即重出口,重储蓄,重开放。这种发展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过度开放,二是过度依赖出口,过度外向型。

    过度开放带来的害处是,外国投资大量进入,将生产基地设到中国,实际上是将进口大量转移进中国。但是,这种进口避开了海关,计算不到进出口统计帐面上去。从帐面上看,中国总是出口大国,总是贸易顺差,但实际上,如果将这些外国投资企业在华生产在华销售的产品计算在内,中国使用的外国产品大大多于出口的产品。

    外国企业既利用了中国廉价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和税收资源,又将产品轻易打入中国。而中国的出口却屡遭国外反倾销的阻挠。

    如果计算到外国在华投资,中国的进口可能要大于出口。这就是中国真实的情况。当外国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之后,最吃亏的将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国内生产的产品出口不出去,而外商在华投资的企业,却仍然在华销售。

    所以,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出口大国,首先要看这个国家是不是海外投资大国。如果象中国这样仅仅是贸易顺差大国,但却是引进外国投资大国,两相对比,便可以大大抵消中国的出口。也就是说,中国让出大片的国内市场给外国投资企业,但到头来本国的产品却在海外遭受阻击。这种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既抑制了本国民族企业的发展,也遭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狙击。

    因此,下一步中国应对危机的措施首先从限制外资投入开始,不能随便让外资在国内各个领域随便进入。一些本国企业可以搞的领域,或者没有国际市场的项目,中国要果断的限制。

    对那些已经在中国发展的外资企业,中国也要适当的进行限制,不能让它们无限止的扩张。外部国家对中国实行多少反倾销,中国就要对外国投资进行多少“反倾销”。在一个全球化大踏步后退的时刻,中国要明智地拿出自己的对策,而不是被动地被约束在旧的思路里。

    中国是一个拥有大量外国投资而很少拥有海外投资的国家。因此,当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时候,中国只能限制国内的外国投资。这种局面很快便可以显现出来。中国必须拥有远见,必须及早做好应当国际形势变化的各种准备,不能一味被动挨打。

    中国对待外国贸易保护的措施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一旦局势恶化,就要调整外国在国内的投资格局。

过度外向型经济对本国经济的扭曲

    这种依赖出口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本国经济正常的发展,造成国内资源廉价外流,使国内社会发展出现巨大的不平衡。这是一种只发展外国消费者不发展本国消费者的最古老的经济发展模式。

    过度引进外资和强调出口,有几种危害。第一,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国资本的发挥作用,也影响了本国资本的积聚和形成。使大量的本国资本无用武之地。

    第二,过度的外资优惠政策,使国内劳动和财政收入甚少,根本无法拉动本国消费,使经济只能依靠在对外出口上。并且使国内的劳动群体在三十年间难以改变贫困的状态。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地也就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人民群众的生活便有了较大的改变,可我国三十年之后,劳动群体仍然处在低收入状态。

    第三,大量的出口廉价消耗了国内各种物质资源和劳动要素。有的增长抵消不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代价。中国也只能在一定阶段实行这种外向型发展,如果时间长了,整个国家肯定承受不了。这种发展的实质是透支未来。

    第四,中国大量廉价地出口打乱了外部国家的经济结构,使一些国家患上廉价商品依赖症,靠发展中国家廉价商品度日子,犯了过度消费的错误。如今,这些国家开始纠正畸形的产业结构,重视实物生产,美国对华实行轮胎制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面对这种新形势,中国也有必要采取新的调整,将发展的重点转移到国内来。但直到现在,国内的应对措施也没明显地看出这种转变。或许人们还在等待,还在寄希望外部市场的需求恢复。如果中国今天还有这种心理,那么用不了多久,外部世界的变化会告诉中国,以往的模式已经难以继续了。

    我们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平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还没有结束,世界经济总体上仍未摆脱危机的困扰,复苏的道路可能漫长而曲折,国际间经济摩擦和纠纷还在不断加剧,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仍然面临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我国政府将尽力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在努力保持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同时,要尽快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促进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稳定增长,使经济回升的基础更加稳固。

(完)

    作者地址: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 100031。电话:63071372。电子邮件:zdjun@263.net。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 中国经济说到底,就是一个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经济。大量的净出口就是大量的国内财富外流,这是中国人民贫穷的根本原因。看看张路雄先生的文章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本文副标题“净出口对国家的危害”是编者给加上的,有人会说,我们国家虽然是出口大国,但也是进口大国,引进大量外资,也等于一种进口,这样算下来中国的进出口基本上平衡的。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中国招商引资引进的是钞票,这些美元钞票是可以贬值的,而出口的实物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中国引进和积累了一大堆外国钞票时,一场外币大贬值便可以吞噬中国所进口的所有钞票。这就是中国富不起来的原因。外国用不断贬值的货币换走了中国的实物出口。所以这样的净出口贻害无穷!]

中国内需不足原因解析

----净出口对国家的危害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张路雄

2009年9月

    内需不足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虽然中央已经在多年以前就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内需不足问题仍在不断加深。原因何在﹖看来必须深入分析造成内需不足的原因。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在统计年鉴上公布的数据为基础﹐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得出了一些别人不曾提到的观点。

一﹑对一些相关观点的分析

    为了确立本文的一些基本观点﹐首先要对一些观点进行讨论。

    1﹑“内需不足”是一个必须承认的现实

    中国的内需不足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客观情况﹖对此﹐各方面有不同的意见。比如﹐2007年3月当时的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人大会议期间的记者会上讲﹕“中国是否内需不足或者消费不足﹖国内需求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我们几十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从1979年到2006年﹐GDP年均增长9.6%﹐其中内需贡献92%以上﹐外需只占7~8%。特别是从国际比较看﹐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增幅﹐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是7%﹐美国是3%﹐世界平均是2.4%。这不是我的数据﹐而是世界银行的数据。所以很多外国专家不说消费增长1%﹑2%﹑3%的国家消费不足﹐反而说我们增长7%的国家消费不足﹐我认为是不客观的。”[1] 由于马凯的特殊地位﹐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对这些说法给与专门回答。

     图1﹕中国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变化﹐1978-2007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看图1﹐从1978年至2007年消费率曲线是呈下降趋势的﹐尤其是2000年以后﹐消费率陡然下降。2000年以前的消费率基本上都在60%以上。2001年消费率为61.4%﹐2002~2007年分别是59.6%﹑56.8%﹑54.3%﹑51.8%﹑49.9%﹑48.8%。六年共降低11.5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009年7月份在全球智库峰会上透露﹐2008年中国的储蓄率为51.3%。[2] 按此计算﹐2008年中国的消费率又下降了0.1个百分点﹐为48.7%﹐而投资率与净出口率合计达到51.3%。尤其是居民消费部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到2007年只有35.4%。全部国民生产总值中居民消费部分只占了三分之一多一点。这就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这难道符合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吗﹖

    做一下国际比较更可以看出我国消费率低的特点。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7.2%﹐2001﹑2002年分别为78.3%和79.6%。[3] 根据世行的数据﹐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34%﹐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60%比重﹐甚至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1%的比重。[4]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在《发展的模式1950~1970年》的研究结果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不同水平时的消费变化呈动态分布。以1964年的美元来衡量﹐居民消费率在人均GNP低于一百美元时(中值70美元)为最高﹐达到77.9%﹐为贫困型高消费。此后﹐随着人均GNP提高到一千美元﹐居民消费率开始直线下降﹐累计下降16.2个百分点。但是﹐当人均GNP迈过一千美元门坎以后﹐居民消费率开始步入上升阶段。美国1942年人均GDP首次超过一千美元﹐到1962年达到3144美元﹐2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4.9%﹐GDP总量增长2.62倍﹐人口增加5167.8万人。按照支出法核算﹐同期美国居民消费率从1942年的54.9%提高到1960年的63%﹐18年间提高了八个百分点。[5]所以不论从我国自己的消费率减少﹑还是与国际对比中我们都无法否认﹐目前我国消费率过低的客观事实。

    马凯还讲到消费额的增加幅度问题。消费额与消费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消费额的增加幅度要与GDP的增加幅度相比较。请看图~2﹕可以看出从2001~2007年每年的GDP增加幅度都比最终消费额增加幅度高两个百分点以上﹐2003﹑2004﹑2005年高五个百分点以上。所以﹐最终消费率在GDP中的比重不断降低。

    图2﹕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和最终消费额增加幅度之比﹐2001-2007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虽然我国最终消费额的上升速度比较快﹐但与GDP的增长一直不同步。比较国际上其它国家的情况更可以看出差别。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1986~1995年﹐发达经济体实际GDP年均增长3%﹐私人消费增长3.1%﹔1996~2005年﹐发达经济体实际GDP年均增长2.8%﹐私人消费增长2.9%。在这两个十年中﹐私人消费均高于实际GDP增速0.1个百分点﹐反映了私人消费略微超前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同样﹐在前后两个十年中﹐最终国内需求分别增长3%和2.9%﹐也都保持同步或略高于实际GDP的增长速度。[6] 所以虽然中国居民的消费额是绝对增加的﹐但在GDP的增长中﹐老百姓所享受的收益有限。

    至于说到内需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马凯的数字好像有问题。请看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表1﹕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

    最终消费贡献率  资本形成贡献率   净出口贡献率

2001    50.0             50.1            -0.1
2002    43.6             48.8              7.6
2003    35.3             63.7              1.0
2004    38.7             55.3              6.0
2005    38.2             37.7             24.1
2006    38.7             42.0             19.3
2007    39.4             40.9             19.7

注﹕贡献率指三大需求增量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从表1可以看出﹐净出口的贡献率在2005-2007年都在20%左右﹐2005年高达24.1%。而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从2003年以后都在40%以下。这是国家统计局计算的按三大需求增量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所显示的贡献率。如果按三大需求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三大需求的贡献率﹐结果确实有很大不同。

    表2﹕按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变化﹐2001-2007年 (%)

    投资率 消费率 净出口率

2001年  36.5  61.4 2.1
2002年  37.9  59.6 2.5
2003年  41.0  56.8 2.8
2004年  43.2  54.3 2.5
2005年  42.7  51.8 5.5
2006年  42.6  49.9 7.5
2007年  42.3  48.8 8.9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比较表1和表2﹐可以看出﹕按增加值计算比按全额GDP计算﹐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下降9.4个百分点﹐资本形成的贡献率下降1.4个百分点﹐而净出口的贡献率增加了10.8个百分点。所以如果用增加值来看贡献率﹐外贸出口的贡献率更大﹐接近20%。

    2﹑对“外贸依存度”的一些思考

    有人认为我国内需不足与外贸依存度过高有密切关系。

    外贸依存度是指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由于进出口总额与GDP的统计口径不一样﹐所以不能说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是多少。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在1978年为8.9%﹐[7] 1980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12.5%﹐到1990年已经超过30%﹐2000年达到44%﹐尤其是最近几年﹐外贸依存度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节节上升﹐由2002年的48.8%﹐上升到2003年的60.0%﹐再上升到2004年的70%﹐2005年由于人民币的小幅升值﹐外贸依存度略有降低﹐约为63.9%。根据WTO和IMF的数据测算﹐1960年全球外贸依存度为25.4%﹐1990年升至38.7%﹐2003年已接近45%。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按照传统定义计算﹐2002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50.2%﹐高于美国的18.1%﹐日本的18.9%﹔但低于德国的56.0%﹐加拿大的67.1%﹔略高于英国的40.3%﹐法国的46.9%﹐意大利的41.8%﹐俄罗斯的48.3%。[8]

    对外贸依存度是有争论的﹐很多学者有不同看法。[9] 由于进出口总额与GDP的统计口径不一样。进出口值是总值﹐而GDP是增加值﹐两者不可比﹐所以不能说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是多少。由于各国产业结构不同﹐尤其是加工品的出口所占比重不同﹐所以不同国家外贸依存度的数字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比性。但这个指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该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密切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外贸依存度概念是有意义的。但其概念确实有不准确之处。有的学者已经提出了外贸依存度指标的改进方法﹐确有一定道理。根据这个外贸依存度新公式﹐可得出如下计算结果﹕2002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16.5%﹑美国为9.7%﹑日本为9.8%﹑德国为24.9%﹑英国为17.3%﹑澳大利亚为16.2%﹑俄罗斯为24.4%。[10] 按照新的外贸依存度指标﹐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数字降低了﹐但大家都降低了﹐排序没有改变﹐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依然大大超过美国﹑日本﹐低于德国等国家。

    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正好显示了外贸依存度过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没有内生的经济危机﹐是由于其它国家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中国进出口额大幅下降﹐进而使得中国GDP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2007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为13%﹐2008年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GDP增长速度只有9%﹐下降了四个百分点﹐2009年上半年只有6%多一点。这足以证明外贸依存度过大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核算中有一个指标叫做“货物与劳务净出口”﹐这是按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三个指标之一。国家统计局还把三大需求增量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作为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货物与劳务净出口值是零或者是负数﹐就是说﹐我国虽然进出口总值仍然很大﹐但是这时我国进出口完全平衡或者是净进口﹐这时的贡献率如何计算﹖所以﹐我认为以“货物与劳务净出口”作为衡量外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有值得商榷之处。[11] 还是把外贸依存度的统计方法加以改进﹐使之可以与国内生产总值直接比较﹐从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可以直接得出外贸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起的作用。外贸依存度高只是说明了进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程度﹐但外贸依存度高低与国内需求不足没有正相关关系。从按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三个指标的关系中我们才可以真正了解造成国内需求不足的原因。

二﹑从支出法的国内生产总值三要素来分析消费率下降的原因

    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由三个项目组成﹕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意义

    在按照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三项内容中﹐一般的学者比较注意的是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两项﹐而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一项关注不够。“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意味着什么﹖统计局似乎没有明确地解释。但我们认真研究统计年鉴中按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表﹐就可以发觉﹐当“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负数时﹐就是说货物和服务为净进口时﹐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之和是大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当“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正数时﹐就是说﹐国家处于净出口状态时﹐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之和小于国内生产总值。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郑学工有一篇文章详细解释了按支出法核算GDP的三项指标﹕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但是他在解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时﹐只是讲到净出口值为正的情况﹐而没有讲到净出口值为负的情况﹐在国家处于净进口时﹐这个指标的意义何在﹖

    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有“休养生息”的说法﹐实际上当时国家就是处于净进口的状态。1978~1989年的12年间﹐国家有七年处于净进口状态﹐其中最多的1986年﹐由于净进口﹐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之和超过国内生产总值4.1%。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讲﹐这是用国家的储备或者是借债多进口了货物﹐使得国内实际使用的价值大于国内生产总值﹐所以﹐国家和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

表3﹕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大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年份

年份  净进口比重

1978年   0.3%
1979年   0.5%
1980年   0.3%
1985年   4.1%
1986年   2.4%
1988年   0.9%
1993年   1.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数字计算。

    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只有1993年一年是净进口﹐1994-2007年的14年间﹐国家一直处于净出口状态。尤其是在2002年以后﹐净出口比重不断扩大。1994年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2001年为2.1%﹐2002年为2.5%﹐到2007年已经达到8.9%。净出口的增加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净出口实际上是我国把自己生产的货物和劳务转给国外使用。

    目前﹐我国每年辛辛苦苦生产的货物和劳务中﹐有近10%没有在国内消费﹐而是转给了世界其它国家﹐其中不少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12] 我们只是得到一些外汇﹐这实际上是一些随时可能贬值的纸币。也可以说﹐我国实际使用的GDP只有90%多﹐由此也可以说我国的人均GDP近年来虽然提高很快﹐但实际使用率只有90%﹐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人均GDP只是名义上的。

    为什么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一般的学者只是指出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高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外贸依存度与最终消费额无法进行比较﹐所以无法讲清楚外贸对最终消费的影响。可以比较的是最终消费与净出口。笔者经过分析认为﹐净出口增加所占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最终消费率的比重。

    下面我们再从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者关系中分析消费率下降的原因。前面列举了1978-2007年中国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变化图﹐可以看到﹐2000年以后消费率陡降。下面我们列出2001-2007年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变化。

    图3﹕按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变化﹐2001-2007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

    从图3中我们可以看到﹐2001-2007年间投资率和净出口率都是上升的﹐而消费率是下降的。2001年投资率﹑消费率﹑净出口率分别是﹕36.5%﹑61.4%﹑2.1%﹐到2007年变为﹕42.3%﹑48.8%﹑8.9%。2007年比2001年投资率增加了5.8个百分点﹐净出口率增加了6.8个百分点﹐而消费率下降了12.6个百分点﹐正好与投资率﹑净出口率两者增加的百分点之和相等。是投资率﹑净出口率的增加使消费率下降。其中﹐投资率的增加占了46%的份额﹐净出口率的增加占了54%的份额。

    2001-2007年中国的最终消费额增长速度在7.2~16.1%之间﹐资本形成总额增长速度在14.1-23.6%之间﹐净出口额增长速度在负3.5-150%之间。请看图4﹕

    图4﹕消费额﹑投资额和净出口额增速﹐2001-2007年 (%)

 

    2007年比2000年最终消费额增加1.1倍﹐资本形成总额增加2.2倍﹐净出口额增加8.8倍。最终消费额增加速度大大低于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额的增加速度﹐这样就造成了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最终消费率所占比例下降﹐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所占比例上升的局面。

    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多年来居民消费比重也一直呈下降趋势﹐但2000年以后下降更为剧烈。要弄清原因﹐首先要看最终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的变化。按照在最终消费中的各自比例比较﹐2001年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比是73.6比26.4﹐2007年之比是72.7比27.3。2007年比2001年﹐政府消费相对于居民消费比重只增加了0.9个百分点。但是按照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进行比较﹐2001年居民消费比政府消费是45.2比16.2﹐2007年两者之比为35.5比13.3。2007年比2001年﹐居民消费比重下降了9.7个百分点﹐而政府消费下降了2.9个百分点。在最终消费率下降的12.6个百分点中﹐居民消费因素占了77%﹐而政府消费因素只占23%﹐就是说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下降的幅度最大﹐政府消费虽然也下降了﹐但程度要小很多。

    目前﹐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只有三分之一强﹐这不但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在世界上也可以称为“之最”了。据世界银行数据﹐19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基本稳定在77~79%﹐在所统计的36个国家中﹐只有八个国家低于70%。以2002年为例﹐当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80.1%﹐其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为80.7%﹐中等收入国家为74.3%﹐[13] 高收入国家为81.0%。2002年﹐中国当年的消费率仅为58.2%﹐而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在一千美元左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当年的消费率分别为81.2%﹑78.8%和68.9%。[14] 中国与印度相比消费率也有较大差距。印度同是人口大国﹐其消费率绝大多数年份一直稳定在77-78%之间的较高水平﹐最低为1995年的74.67%﹐最高为1998年80.31%。而同一时期﹐我国平均水平不超过60%﹐比印度低近20个百分点左右。[15] 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1995年人均GDP 730美元以下的49个低收入国家中﹐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位居倒数第二﹐26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新加坡的居民消费率低于中国。[16] 印度尼西亚﹑泰国﹑玻利维亚﹑菲律宾﹑哥伦比亚和韩国六国在人均GDP一千美元左右时的居民消费率当时均在60%以上﹐而中国2003年的居民消费率比六国的平均水平大约低了25个百分点。[17]


    2﹑储蓄率与投资率﹑净出口率的关系

    国民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极为专业﹐在这里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按照2008年统计年鉴公布的2005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计算﹐可以得出如下公式﹕

    可支配总收入=最终消费+总储蓄+国外部门储蓄

    总储蓄=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

    但按照2008年统计年鉴中的历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表〉(C0217)中计算的投资率﹑消费率﹐是把国外部门储蓄计入总储蓄﹐因此﹐总储蓄值较高。在这里公式又变为﹕总储蓄=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国外部门储蓄。[18] 这个计算公式对最终消费率没有影响。

    按照总储蓄=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的公式﹐如果净出口为负值﹐即国家是净进口﹐那么﹐储蓄率和投资率都会下降﹐而消费率会增加。就是说净进口会使消费率增加。20世纪80年代的“休养生息”就是实行了净进口政策。当然﹐净进口是不是会扩大消费﹐最终还是要看消费需求。美国大量的净进口是靠消费者借贷消费﹐以及国家用发行美元来形成大量外债所支撑的。从长期借债的条件看﹐中国目前没有长期净进口的条件﹐但中国目前有大量的外汇结余﹐因此可以以净进口来扩大国内消费﹐只是看国内的消费需求如何了。但是﹐净进口肯定会使国内商品价格下降﹐并由此而增加消费。原因就是净进口使国内商品增加﹐引起商品价格下降。本人长期实地观察比较中国与美国的零售价格﹐2000年以后﹐中国的国内商品与美国比较﹐汽车﹑电器﹑服装等日用品﹐美国的零售价格都比国内低﹐只有食品价格比国内高。[19] 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美国多年以来一直维持净进口。美国1998~2002年的净进口率为1.7%﹑2.8%﹑3.7%﹑3.5%和4.1%。[20]

    按照2001-2008年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加以计算﹐[21] 可以得出这几年总储蓄中政府部门﹑企业﹑住户各自所占的储蓄比例。见图5。

    由于年度间比例波动较大﹐我们以各自总值的变化加以比较。2005年与2000年比较﹐企业储蓄的总值增加了168%﹐政府部门的总值增加了105%﹐住户的总值增加了169%。按照这个数据就无法得出居民储蓄下降的结论。

     图5﹕国民经济核算中政府﹑企业﹑住户储蓄所占比例﹐1998-2005年

 

    由于所用的数据年代和数据不一样﹐情况就会有所不同。按照统计年鉴中的银行年末存款结余看﹐1978年年末存款余额与GDP之比是5.8%﹐1990年为38.1%﹐2000年为64.8%﹐2007年为69.1%﹐银行存款总额比重在不断增加。其中企业存款的比重也在增加﹐2007年企业存款已经占存款总量的35.6%﹐而同年居民储蓄才占存款总量的44%。而1999年居民储蓄占存款总额的54.8%﹐八年间居民存款比例减少10.8个百分点。按这个数据的比较就反映出居民储蓄的比重严重下降。

     笔者理解﹐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总储蓄与银行存款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总储蓄=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在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两项中﹐净出口是实际数字﹐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固定资产形成也应是实际数字﹐存货有可能是估计的数字。就与平衡表中的库存数一样﹐是别的统计数据相加后的余额。所以﹐净出口数从统计角度讲是最有依据的数字。

    在这里﹐我们想讨论一下净出口与投资率的实际关系。由于近几年净出口连年大幅度增长﹐所以我国的国际贸易都是顺差﹐于是我国持有的外汇量越来越大﹐目前总量已经超过二万亿美元。从当年情况看﹐每年的净出口都有外汇的净结余﹐然后我国政府要发行人民币﹐把这些外汇换成人民币。单纯从人民币的角度看﹐我们是多发行了货币。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外汇是否会流回到国内﹐又变成了投资﹖

    从笔者对一些企业的实际运行看﹐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在全局中﹐总量有多大﹖国家统计部门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从历年外商投资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一些情况。

     在统计年鉴中有一个按国别(地区)分外商实际投资额表。我们看看近几年的这张表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些小国和地区在外商实际投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2007年为例﹐2007年外商实际投资为783.39亿美元﹐而其中香港﹑开曼群岛﹑维京群岛﹑萨摩亚四个地区之和就达510.86亿美元﹐占全部外商实际投资的65%。笔者接触过不少商界人士﹐谈到许多中资企业在香港注册一个企业﹐并把国内的资金打到香港﹐然后再作为外资回国内投资﹐这样可以享受到外资企业的优惠待遇。香港的情况大家都了解﹐本文不做叙述。

    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的英国殖民地。面积259平方公里。人口4.19万人(2002年)﹐开曼群岛目前在世界上是仅次于纽约﹑伦敦﹑东京和香港的第五大金融中心﹐金融业的成长是受到群岛赞成课征法治税和账户保密的鼓励﹐光是在这里注册的银行和信托公司就有五百多家。[22]

    维京群岛﹐又译英属处女群岛﹐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维京群岛主要由托土拉岛(Tortola)等四大岛所组成﹐还包括有一些细小的岛屿和岩礁﹐群岛一共有人口二万多人。维京群岛的离岸公司注册为群岛带来相当可观的收益。截止2004年﹐有逾55万所公司在当地注册。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在2000年为英国政府就离岸司法所作的调查所示﹐全球41%的离岸公司皆在维京群岛注册。由于在群岛注册公司后可省免不少税项﹐因此当地一直被外界称为“避税天堂”。[23] 根据有关方面统计﹐80多万家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企业中﹐大约近20万家与中国企业有关。专家指出﹐众多中国企业对英属维京群岛趋之若鹜﹐无非三个目的﹕避税﹑上市和转移资产。[24]

    萨摩亚面积为2934平方公里。位于太平洋南部﹐17.7万人(2005年7月)。

    这几个地方的共同特点是﹕都是非常小的地区(国家)﹔公司生产经营地点与注册地可以分离﹔该地以收取企业注册费和金融服务费为主要收入之一。这就为一些中资变为外资提供了条件。

    笔者无法估计在近三分之二的外商实际投资中有多少是中国国内的资金。但是中国确实有这样做的条件和要求。第一中国有大量的外汇盈余﹔第二国内银行又长期存在存贷差现象﹐2008年末贷存比为62%﹐[25] 就是说2008年底国内有38%的存款没有贷出去。我国的银行和企业都已经市场化了﹐他们都要以营利为目标﹐所以大量的外汇结余和银行的存差都有要赚钱的动力。加上我国多年来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巨大优惠﹐这就是资金出口转内销的基础。第三﹐有这些允许异地注册的地区﹐这就为中资转为外资﹐再回国投资提供了方便条件。

    笔者虽然没有找到宏观的数据﹐但最关键的证据是﹐每年外商投资都主要来自这几个小地方。笔者认为发达国家的企业不会转个圈再到中国投资﹐这几个地方的资金来源是有问题的。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如此巨大的外商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国内的资金流出去﹐再流回来。其动力在于外商投资比国内投资可以得到许多优惠。但这样运行的结果就使得净出口所得到的外汇又加入了国内投资﹐净出口的增加就会增加投资﹐净出口与投资率互相促进。

 

无法面对的国有化

----转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香港中信泰富经济研究部 梁晓

2009年10月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与国际惯例接轨﹐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小政府﹑大社会﹐以美国体制为榜样﹐美国就是人间天堂。始料不及的是﹐问题恰恰就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楷模爆发“金融海啸”。从“金融金字塔顶端”— 投资银行出身的保尔森开始﹐“向左转”﹐行政干预市场﹐大刀阔斧国有化金融企业﹐大刀阔斧限制买空卖空﹐大刀阔斧“去杠杆化”﹐连金融企业高管的工资奖金都不让市场调节了﹐金融创新带领“我们正进入金融社会主义时期”﹖[1] 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一﹑无法面对的国有化

    美国政府大量注资﹐[2] 持有若干金融企业的多数股权﹐还要为企业将来可能继续产生的亏损做巨额担保。[3] 由政府提供﹐“让这些银行重投正常运作的资金﹐远超过它们的市值”。[4] 不管口头上承不承认﹐贴没贴上“国有化”标签﹐技术上是采取对坏资产提供担保﹑贷款﹑有投票权的普通股﹑无投票权但较高分红的优先股﹐还是先优先股再转为普通股等不同模式﹐形形色色的国有化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耳熟能详的例子有﹕

    房利美和房贷美 — 这两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机构 — 的国有化﹐标志着这个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最灵活的﹑最善于创新和最充分竞争的市场 — 华尔街股票市场和美国债券市场 — 的完全失败。曾经是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国家的最资本主义化的政府﹐已经决定铲除这个国家最大﹑最重要的私人金融企业的老板﹐以政府任命的官僚取代之。[5]

    AIG﹐2008年9月实施国有化﹐80%股份国有﹐大股东 — 政府随即撤换行政总裁。[6] 截止2009年3月﹐AIG已先后接受美国政府1700亿美元拯救资金。[7]

    花旗银行﹐政府以购入优先股的形式﹐先后注入现金450亿美元﹐另外为花旗约306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提供担保。[8] 2009年2月﹐花旗集团设计方案增加股本﹐将政府持有的450亿美元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9] 7月30日﹐美国政府正式持有花旗集团34%股权﹐成为该银行最大股东。[10]

    “自由市场坚定的拥护者”格林斯潘说﹕“我们可能需要暂时把部分银行国有化﹐急速进行有秩序地重组。”[11] 2009年2月26日﹐政府推出新“压力测试”方案﹐强制资产值超过一千亿美元的19家大银行进行测试﹐以厘定各银行是否有足够资本度过金融危机。“华府给予19家银行六个月时间﹐向私人市场融资﹐若不成功﹐可向联邦政府七千亿美元拯救银行方案中获取资金。……拯救方案的其中一个改变是引入优先股换股的选择权﹐让政府可更有弹性监管资金的使用。”[12] 中小型银行也没拉下﹐“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最近接管一些FDIC认为将破产的银行﹐平均每星期接管约两间。”[13]

    美国政府要接管的不仅仅是银行。“华府构思可以托管(conservatorship)或接管(receivership)面对破产威胁而又危及金融系统的大型非银行机构﹐当局并有权控制这些企业的业务﹐出售或转让其部分资产。新规例将容许政府提供贷款﹑买入资产﹑投资证券或担保债务﹐以稳定有关企业”。[14]

    2009年6月1日﹐百年老店通用汽车申请破产保护﹐政府计划将其向通用提供的五百亿美元贷款﹐转换为新通用公司的60%股权﹐成为大股东。“完成债务及业务重组的新通用﹐将成为美国国营企业”。[15]

    美国以外也不平静。2008年10月13日﹐英国政府向三大银行注资370亿英镑﹐成为三者的控股股东﹔加上2月被政府收购的北岩(Northern Rock)﹐“英国银行被国有化的程度达到罕见水平”。[16] 其中苏格兰皇家银行(RBS)获注入二百亿英镑﹐政府持有六成股权﹔2009年1月21日第二轮银行业救援方案﹐政府再注资255亿英镑增持股权﹐并为其问题资产提供担保﹐[17]“这意味着RBS又向国有化进程迈进了一步”。[18]

    2009年3月20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一项新法案﹐允许政府在必要情况下将德国住房抵押贷款银行(Hypo Real Estate Holding AG﹐HRE)股东的财产收归国有﹐“这样的强制没收(expropriation)是德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HRE是德国第二大商业地产借贷机构﹐也是第一家接受政府援助的银行﹐在此之前﹐政府已经向HRE提供了超过一千亿欧元的援助和债务担保。[19]

    政府处处插手的必然结果﹐“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落入政府之手的美国银行业资产比例较中国还要高”。[20]《经济学家》2008年11月干脆预言﹐随着英国﹑美国和欧洲国家相继大手注资银行﹐“到2008年底﹐政府将成为大部分发达国家金融行业的最大股东﹐这彻底扭转了过去20年国家退出金融业的趋势。”[21]

    《伦敦时报》最近做了一项调查﹐发现英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态﹐足以改变国号﹐由大不列颠王国变为不列颠苏维埃(Soviet Britain)。为何如此讽刺﹖皆因为了挽救“濒临破产边缘”的国家﹐政府不停使出有形之手﹐结果政府开支高达GDP的49%﹔换言之﹐英国经济有一半由政府控制﹐……在英格兰东北部﹐地方政府开支占当地GDP的66.4%﹔威尔士是71.6%﹔北爱尔兰77.6%。即使当年的苏联老大哥﹐在上述数字面前恐怕也自叹不如。[22]

二﹑限高薪﹕工资不让市场调节

     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1月20日就职﹐2月4日随即宣布限薪令﹐限制接受政府救援资金的企业高管年薪﹐不得高于50万美元。而且﹐“奥巴马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建议预料会同时包括加强监管所有银行﹑金融机构甚至其它企业的高层薪酬。……新规例将适用于所有金融机构﹐包括目前没有接受政府资助而不受薪酬规则监管的公司﹐而且可能会伸延到所有上市公司。”[23]

    3月﹐AIG顶风发放1.65亿美元“留任花红”﹐舆论大哗。“奥巴马公开怒斥AIG﹐下令财政部用尽所有法律途径﹐阻止AIG发放花红”。[24] 3月19日﹐美国众议院迅速采取行动﹐表决通过法案﹐“针对接受政府援助的企业﹐向其主管的花红征收90%的税款”﹐法案涵盖的范围包括AIG﹑花旗银行﹑房利美﹑房贷美及其它企业。[25] 众口铄金﹐此次领了大额花红的“金融吸血鬼”﹐已经有人退还一半﹐有人愿意全额退回。[26]

    荷兰﹐首家接受政府拯救的金融集团ING为缓和纳税人的批评﹐要求包括二百名高级雇员在内的1200名员工退还2008年花红。荷兰财相博斯表示﹐“将试图阻止受到政府救助的金融机构今年发放花红”。法国兴业银行2009年3月22日表示﹐“该行高层将因应公众的批评而退还认股权”。瑞银亦在得到瑞士政府592亿美元的救济后取消发放花红。[27] 4月﹐欧盟委员会公布管制银行报酬及对冲基金的规例﹐“以平息公众对金融机构发放巨额花红的怒忿”。[28]

    8月15日﹐奥巴马政府任命的“薪酬沙皇”(pay czar)肯尼斯‧范伯格正式走马上任﹐对那些接受政府大规模救援的大企业高管薪酬进行审查﹐并有权要求退回(clawback)部分款项。[29]

    8月中﹐英国财相戴理德表示﹐准备好立法监管金融业花红。他认为﹐“花红文化造成灾难性后果﹐民众不会再接受那些威胁经济稳定的人获发巨额薪金”。新法例“将影响整个银行体系﹐而不是只监管接受了政府直接资助的银行。”[30]

    8月25日﹐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宣布推出新措施﹐“向银行交易员的花红作出新限制﹐并要求20国集团(G20)成员国采取相同的标准”。[31] 9月5日﹐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一致同意限制银行家的花红水平。[32]

三﹑禁沽空﹕买卖不准自由交易

    2008年9月﹐金融海啸当前﹐为防止银行和金融公司步雷曼兄弟后尘﹐继续摧枯拉朽地倒下﹐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当机立断﹐纷纷推出打击沽空的措施﹕

    “美国证券及交易委员会(SEC)昨天宣布﹐实时禁止金融股的沽空活动﹐直至下月2日。受影响企业共799间﹐……SEC主席考克斯矢言﹐委员会将动用所有工具﹐打击市场投机。”[33] 同时﹐开始严管信贷违约掉期(CDS)等金融衍生工具。[34]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周四晚率先发出紧急命令﹐禁止沽空29间金融企业的股份。……FSA同时要求﹐若交易商持有金融企业短仓超过相关公司所有普通股的0.25%﹐下周二起须每天申报。此前持有的短仓不用平仓﹐但在禁令届满前不能增加”。[35] 英国首相还嫌不够﹐琢磨的是如何长治久安﹕“股票沽空长远有需要受监管﹐相关的永久性措施或将于明年推出”。[36]

    “澳洲更‘一刀切’﹐禁止沽空所有股票﹔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以至台湾﹐都禁止投资者作出沽空”。[37] 其后﹐台湾﹑印度尼西亚﹑韩国等也全面禁止整体市场的股票沽空活动。[38]

    大势所趋﹐就连“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香港﹐[39] 证监会也开始考虑“进一步完善香港的沽空和披露情况”。[40] 几乎与此同时﹐容易受大户操纵﹑曾被小股民无奈戏称为“劲假时段”的港股收市竞价交易机制﹐也于2009年3月23日汇丰供股权上市当日﹐宣告取消。[41]

    2009年7月﹐金融海啸的冲击稍退﹐全球股市回升。美国证监会(SEC)仍坚持初衷﹐决定将一项禁止“裸卖空”的临时性法令延伸为永久性有效。同时﹐证监会已开始考虑采取一些新的措施来限制常规的卖空操作﹐因为常规卖空也能够导致股市价格急速下挫。证监会主席夏皮洛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今天的行动表明证监会决心解决卖空操作被滥用的问题﹐同时将更多地公开披露影响我们市场的卖空活动的信息”。[42]

    限制沽空﹐其实是给市场投机设了种种限制﹐增加摩擦﹐以免股价跌得太快。例如﹐2009年3月中旬﹐沽空花旗的炒家借不到货﹐在新的沽空规则下被迫亏本平仓﹐买入花旗普通股﹐反而大幅挟高了花旗股价。[43]

四﹑严管“大杀伤力的金融武器”[44]

    欧美国家要管的不只是沽空﹐整顿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的措施﹐一步一步提上议事日程。[45]

    处理银行毒资产只是“治病”的第一步﹐归根到底﹐如何重建未来金融市场的监管架构﹐才是金融海啸之后最大的难题﹐下月召开的G20峰会﹐欧洲国家(主要是德国和法国)就力主应把重点放在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所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金融产品和市场参与者如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46] 衍生产品市场﹑避税天堂﹑高官薪酬﹑企业资本金以至会计准则等﹐都可能要列入监管或改革的名单内。[47]

    2009年4月﹐作为欧盟及20国集团推动加强监管金融业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建议对冲基金公司必须注册﹐在欧盟成员国的营运亦须受到密切监察。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亦必须向监管机构报告数据﹐以确保没有足以动摇金融体系的风险”。[48]

    6月﹐国际结算银行(BIS)建议﹐“金融产品应如药物制度般注册﹐从而在证明产品安全前﹐防止普通散户投资相关产品。只有最安全的证券才能让任何人都可以购买﹐就像无处方药一样。……低一级的是只供授权的投资者才可投资的金融工具﹐一如处方药般﹔再次一级的是只供预先得到审批的散户和机构投资者才能进行有限额投资的产品﹐好像尚在实验阶段的新药﹔最低一级就是非法金融产品。”[49]

    6月18日﹐奥巴马公布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最大型的金融改革方案”﹐建议将美联储升格为监控整体金融经济风险的机构﹐新设监察消费金融产品的机构﹐并收紧对金融业的监管。[50] 随后﹐欧盟各国也达成共识﹐支持成立一个跨国银行监管系统﹐让成员国可以对日后的危机有更佳准备。[51]

    7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首度颁布禁令﹐禁止当地十家被指出售雷曼兄弟有毒资产相关票据时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再出售结构性票据。禁令维持半年至两年﹐受处分的金融机构包括荷兰银行﹑星展银行等等。[52]

    8月﹐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FTC)公布打击操纵石油市场的规例﹐禁止石油批发市场的欺骗行为﹐亦禁止可能扭曲油市的漏报数据行为﹐因为“这种不正当行为对美国经济有广泛影响”。[53]

    清理金融产品﹐推行中央结算﹐也是加强监管的重头戏。从2008年清算雷曼CDS开始﹐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就希望通过集中结算﹐减低金融衍生产品损失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54] 2009年4月﹐〈衍生工具交易展开大整顿〉﹐将结束高盛﹑摩根大通等十家银行对衍生工具市场的绝对主导权﹐并有助于增加市场透明度。[55] 6月﹐美国证监会提出了由其监管的场外交易(OTC)金融衍生产品的范围﹔并建议成立统一的中央结算机构﹐充当所有市场参与者的“中央交易对手”(CPP)﹐对可以标准化的场外交易产品进行统一登记和结算。[56]

    9月2-3日﹐美国两大监管机构 — 证监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史无前例展开一连两天会议﹐商讨如何结合两个机构的规则来保障投资者及惩罚违例者”。[57]“作为打击美国股市不法交易的行动之一”﹐证监会还提议﹐禁止交易所向一小撮交易商发出“快闪盘”(flash order)﹐以免后者利用比公众快几分之一秒得悉买卖指令的优势﹐倚仗极速计算机交易软件图利﹐造成不公平情况。[58]

    9月﹐继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之后﹐[59] 德国财长联同外交部长也提议﹐征收全球金融交易税(FTT)。[60]

五﹑“避税天堂”过街老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全球目前共有60个离岸金融中心﹐……有统计显示﹐被定义为避税天堂的国家或地区﹐其处理的金融资产可能达到十万亿美元﹐相当于法国GDP的五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表示﹐五成国际贸易活动时通过这些税务天堂作中转站﹐这些国家或地区拥有四千家银行﹑占全球总数三分之二的对冲基金公司﹑高达二百万家为逃税而设立的公司。[61]

    2008年初﹐德国严厉打击国民利用列支敦士登银行账户逃税。瑞典﹑美国﹑英国﹑法国等十国也进行了类似调查。[62]

    2008年6月﹐“美国联邦部门罕有地要求瑞银集团交出部分涉嫌逃税客户的户口资料”。[63] 2009年2月18日﹐瑞银同意向美国政府支付7.8亿美元罚款﹐并交出部分机密档案﹐涉及250名被怀疑曾逃税的美国客户﹔19日﹐美国国税局再接再厉﹐向瑞银索取5.2万个账户数据﹐“显示美国与瑞银以致瑞士就瑞士银行保密制度的真正角力刚刚开始”﹔[64] 拉锯到8月19日﹐瑞士和美国政府终于达成协议﹐瑞银集团将交出4500个涉嫌税务诈骗的银行账户。[65]

    这并不仅仅是瑞银集团一家﹑瑞士一国的问题。“规模达七万亿美元的全球离岸银行业亦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担心离岸银行业赖以生存的银行保密制度决口进一步被冲击”。[66] 2009年初﹐美国国会参议员卡尔‧莱文提出《停止滥用“避税天堂”》议案﹐并获美国政府表态支持。[67] 2月23日﹐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在柏林开会﹐“也要求对逃税天堂和不合作的司法区采取果断行动”。[68] 3月1日﹐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表示﹐阿根廷将在20国集团伦敦峰会上建议彻底取消“避税天堂”。[69] 4月﹐20国集团峰会公报表示﹐“银行保密制的年代已经结束﹐与会国将对避税等不合作司法区采取行动﹐准备好随时为保护自己的公共财政及金融系统而采取制裁”。避税天堂黑名单也成为峰会的焦点之一。[70]

六﹑保护主义逆全球化

    既然大举动用了纳税人的钱救市﹐就得从本国利益出发﹐就得对本国纳税人有个交代﹐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哪怕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甚至违背盟国之间的约定。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就业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资金保护主义种种壁垒﹐口头反对不耽误实际执行。[71]

    2008年11月﹐20国集团首脑会议﹐各国签署承诺避免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到2009年2月中﹐20个国家中有17个增加了贸易障碍措施﹔[72] 从4月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至8月底﹐“各国持续倾向实施更限制性及扭曲的贸易政策”﹐20个成员国实施“91项可能是保护主义的新措施﹐其中15项源自美国”。[73]“保护主义继金融海啸后正向全球蔓延﹐估计可令2009年全球贸易量下降15%﹐为1982年以来首次下降。”[74]

    国家利益当前﹐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乃至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都显得有点苍白。例如﹐2009年3月﹐美国单方面取消与墨西哥间的跨境汽车运输试点项目﹐被墨西哥指责“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并违反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随即宣布报复﹕对89种美国工业品和农产品加征10~45%不等的关税。[75] 2月﹐法国总统萨尔科齐接受电视采访﹐“法国汽车公司不能拿着政府的补贴﹐跑到捷克等其它国家去开办新工厂”。[76] 英国工人罢工﹑抗议﹐喊的口号是“英国职位给英国人”。[77] 同属欧盟成员国﹐限制跨境雇用﹑限制资金流向﹐凡此种种﹐均与欧盟内部货物﹑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原则背道而驰。

    而且﹐当初越是卖力推行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 — 走在世界前列的美国﹑英国﹐以及房地产按揭证券化创新的先锋“两房”﹐曾经世界第一大的“金融百货公司”花旗﹐曾经世界第一大﹑金融衍生工具CDS卖得火热的保险集团AIG﹐越是最先转向。无论是国有化﹑限高薪﹑批判“金融吸血鬼”慷慨激昂﹐还是打击投机沽空﹑监管银行客户﹐国家利益促使金融发展高速度直接换倒文件﹐值得深思。在此背景下﹐中国采购团继续往欧洲﹑美国大手笔采购﹐[78] 能产生多大功效﹖

    2009年1-5月﹐中国遭遇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保措施调查46起﹐涉及出口额76.36亿美元﹔2008年全年涉及金额62亿美元。2009年6月23日﹐一天内遭遇三起贸易救济措施(trade remedy measures)﹐“这可能会成为贸易史上的一项纪录”。[79] 9月11日﹐美国再接再厉﹐宣布对中国输美轮胎产品采取惩罚性关税的特殊保障措施。[80]

表1﹕2009年6月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

时间    国别     贸易救济措施
6月26日 美国     对产自中国的金属丝网托盘发起“双反”调查
6月24日 澳大利亚 对产自中国的铝挤压材发起“双反”调查
6月23日 欧盟﹑美国 就中国对九种原材料的出口限制上诉至WTO
6月23日 欧盟     8月起对产自中国的金属盘条征收为期五年的反倾销税
6月23日 印度     对从中国进口的铝平轧制品征收14%的关税﹐铝箔征收30%的保护性关税
6月19日 美国     对产自中国的钢格栅板发起“双反”调查
6月17日 美国     对产自中国的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发起“双反”调查
6月11日 墨西哥   对中国制液压千斤顶用瓶状材料进行反倾销调查
6月4日 阿根廷    对原产于中国的电梯用卷扬机进行反倾销调查

注﹕“双反”指反倾销反补贴。

资料来源﹕于海荣﹕〈贸易起烽火〉﹐《财经》2009年7月6日﹐第90-91页。

七﹑复苏﹐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历史终结﹖[81]

    各国“大政府”救市﹐重拳出击﹐义无反顾﹐给金融投机制造摩擦的招式不少﹐美联储“开动直升机撒钞票”不缺资金﹐[82] 缺的是如何复苏的逻辑。当初﹐美国楼市大跌引发一连串负面效应﹐最后导致金融海啸﹔如今﹐金融市场能站稳甚至反弹﹐国有企业“两房”等大力提供按揭优惠﹐[83]“维稳”房地产市场﹐[84] 功不可没。政府主导的退税﹑“买美国货”﹑换车津贴﹑提出医疗改革等等﹐也不无帮助。但要想就此走出困境﹐进而复苏百年来仅见的“非理性繁荣”﹐恐怕是缘木求鱼。因此﹐金融海啸过后是“无就业复苏”(jobless recovery)。[85] 2009年9月﹐美国失业率再创历史新高﹐达到9.8%﹔[86] 流失的职位数“比任何一次的战后衰退更严重”。[87] 经合组织(OECD)预计﹐30个成员国的失业率在2010年二季度将升至10%。[88]

    正如我们反复论述过的﹐此次金融危机﹐是市场自由化“玩大发了”造成的﹔当前的反弹﹐或称之为“复苏”﹐恐怕也得加上定语 —“金融社会主义的复苏”﹐是建立在干预自由市场﹑国有化等措施基础上﹐用老百姓和全世界的钱垫起来的。[89] 这不是靠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自主调节出来的“均衡”﹐恰恰是各国政府手掐把拿﹑不让市场充分活动的成果。而且﹐也只能算是临时性的﹑救急措施的成果﹐逻辑上没解决根本问题﹐更谈不上“退市的时机”。[90] 即使从灭顶之灾中逃生的金融机构现在纷纷要求还钱﹐急于摆脱政府出钱救命带来的处处掣肘﹐也改变不了当初的事实。和尚头上的虱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如果不面对现实﹐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认识问题﹐进而在限制市场﹑管理市场的层面上深化改革﹐别的不说﹐只消设想“两房”不再兜底大量岌岌可危的房地产按揭﹐各大金融市场重新敞开了沽空﹐十万亿﹑百万亿美元计的衍生工具继续扩大场外交易﹑继续为各类“不熟悉风险”的客户“量身订造”……值得参考二战前的1929年大股灾﹕1929年下半年美国股市崩盘﹐连续大跌至11月﹐累积跌幅达48%﹔随后﹐1930年1~3月道琼斯指数大幅反弹﹐4月冲上297点﹔此后又急转直下﹐1930年5月~1932年11月﹐股市连续出现了六次暴跌(见图~1)。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09-10-22 08:49:06 +0800 收件人: "tou_yl" <tou_yl@188.com> 抄送:标题: 白益民:产业升级远重于GDP赶日超美

产业升级远重于GDP赶日超美

—— “龙永图的GDP增长论”如同股评师的乐观报告

白益民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近日表示,中国GDP超过日本也就是一两年的事情,超过美国仅是时间问题。持如此乐观态度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工业化、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在短期内不会改变。而中国目前处在城镇化、工业化中期,并不缺乏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这一说法,有点像股评师经常带给大家的乐观报告,经不起详细考究。

    中国目前的相对优势的确在于工业和制造业,但不能因此就强调继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忽略产业升级。我们的很多产品在大量生产后,是走出去了,但这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我们自己的产品,而是其他国家借道中国生产的产品。而且,劳动力价格没法上去,销售价格也没法上去,导致的最后结果很可能就是像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利润率下降,产品相对过剩。

    中国目前的发展依靠的是劳动力。资源需要从海外引进,技术也需要从海外引进。等过了十年二十年,老龄化的问题会日益凸显。在劳动力的竞争力中,中国会不会一直拥有绝对的优势呢?所以,中国经济要想持续稳定发展,必须走产业升级的道路。

    产业升级的路不好走。在应用技术层面,日德占据统治地位;在创新技术方面,美国一家独大。而就在低端竞争中,中国目前也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在这次东亚共同体的倡议中,日本将印度也包含在内,就是看重印度巨大的劳动力市场。

    以日本为鉴,日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很少强调GDP,而是强调产业转型。当初,日本创造了上世纪60年代-90年代的经济奇迹,靠的就是出海,将国民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同时也把海外资源拿回来。日本一直在不断进行技术积累,不断去海外获得资源。表面看,日本的GDP是负增长,但实际上日本的经济质量非常好,很多产业依然占据高端位置。

    龙永图说:“中国经济就像年轻人,处在上升时期,得了感冒吃一点感冒药就好了。”这话没错。中国GDP的增加,就在说明这个孩子在长重量,对孩子来说,这一变化很自然。但当一个人成熟了,重量变化就不再那么明显,但你不能据此说明他的身体不好。日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年人,身体依然强壮,经济依然向好。

    日本不看重GDP。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曾实施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前,日本的人均年收入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水平:人均年收入1000美元左右。20年后,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成了全球人均年收入最高的国家。这一过程,同时也是日本通过产业转型,帮助民间资本向外扩张,变成一个经济强国的过程。所以,以日为鉴,中国应该更注重产业升级,注重对物流渠道的控制,完成在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并形成类似日韩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等。我们应明白,完全依赖外国,迟早会有危机的。

    请问龙永图先生,中国加入WTO了,经济全球化了,是不是也应该用GNP(国民生产总值)来代替GDP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了?先生怎么从来不提什么时候中国的GNP能赶超日本和美国,什么时候人均GNP能赶超日本和美国?

 



前三季度国民经济统计指标数据

国家统计局

 2009-10-22

国民经济企稳回升势头逐步增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李晓超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企稳回升势头逐步增强,总体形势积极向好。

  初步测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1781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比上半年加快0.6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8.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2500亿元,增长4.0%;第二产业增加值106477亿元,增长7.5%;第三产业增加值88840亿元,增长8.8%。

  1.农业生产形势稳定,粮食有望获得好收成。全国夏粮产量连续六年增产,早稻产量达到3327万吨,比上年增加167万吨,增长5.3%,全年粮食有望获得好收成。肉类产量保持稳定增长,前三季度猪牛羊禽肉产量5280万吨,增长5.6%。其中,猪肉产量3495万吨,增长6.3%。生猪出栏4.63亿头,增长6.4%;生猪存栏4.68亿头,增长2.2%。

  2.工业生产增长逐季加快,工业企业利润降幅减缓。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6.5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5.1%,二季度增长9.1%,三季度增长12.4%。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4.1%,集体企业增长7.9%,股份制企业增长11.0%,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3.4%。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8.7%,轻工业增长8.7%。分行业看,39个大类行业全部实现同比增长。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长7.5%,中部地区增长8.7%,西部地区增长13.8%。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前三季度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43%。

  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6747亿元,同比下降10.6%,比1-5月份降幅缩小12.2个百分点。在39个大类行业中,36个行业利润增长或降幅缩小。

  3.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投资增速加快。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55057亿元,同比增长33.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6.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33177亿元,增长33.3%,加快5.7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21880亿元,增长33.6%,加快10.3个百分点。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4.8%,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6.9%,第三产业投资增长38.1%。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增长28.1%,中部地区增长38.3%,西部地区增长38.9%。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长。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不包括电力)增长52.6%,其中铁路运输业增长87.5%,道路运输业增长50.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增长72.9%。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25050亿元,同比增长17.7%,增速比上半年加快7.8个百分点。

  4.国内市场销售平稳较快增长,县及县以下增长快于城市。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676亿元,同比增长15.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0%,比上年同期加快2.8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61013亿元,增长14.8%;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28663亿元,增长16.0%。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增长15.0%,住宿和餐饮业增长17.4%。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中,除通讯器材类外,其他20类商品零售额均实现正增长。其中,家具类增长32.3%,汽车类增长24.5%。

  5.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价格环比由降转升,同比降幅收窄。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其中,城市下降1.3%,农村下降0.7%。分类别看,八大类商品三涨五落:烟酒及用品上涨1.6%,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上涨0.6%,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1.0%;食品下降0.1%,衣着下降2.3%,交通和通信下降2.6%,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下降0.7%,居住下降4.4%。居民消费价格环比7月份由下降转为持平,8、9月份分别上涨0.5%和0.4%。前三季度,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1.6%。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6.5%,截至9月份环比连续六个月上涨,其中9月份环比上涨0.6%。前三季度,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下降9.5%。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0.1%。

  6.对外贸易继续下降,降幅明显收窄。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15578亿美元,同比下降20.9%。其中,一季度下降24.9%,二季度下降22.1%,三季度下降16.5%,降幅明显收窄。前三季度,出口8466亿美元,下降21.3%;进口7112亿美元,下降20.4%;顺差1355亿美元,同比减少455亿美元。

  7.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长较快。前三季度,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14213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73元,同比增长9.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5%。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同比增长10.2%,转移性收入增长15.7%,经营净收入增长5.0%,财产性收入增长12.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430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9.9%,出售农产品收入增长4.0%,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增长10.5%,财产性收入增长11.7%,转移性收入增长26.4%。

  8.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金融机构贷款继续增加。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58.5万亿元,同比增长29.3%,比上年末加快11.5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20.2万亿元,增长29.5%,加快20.5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36788亿元,增长16.0%,加快3.3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39.0万亿元,比年初增加8.7万亿元,同比多增5.2万亿元;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58.4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1.7万亿元,同比多增5.2万亿元。

  当前国民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回升的基础尚需继续巩固,外需不足依然严峻,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的任务仍相当艰巨。下阶段要继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落实和充实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同时提高宏观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0.6%

国家统计局 2009-09-27

  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下同)实现利润16747亿元,同比下降10.6%。

  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5045亿元,同比下降25.2%。集体企业实现利润367亿元,同比增长0.7%;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9046亿元,下降13.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4776亿元,下降6.1%。私营企业实现利润4399亿元,同比增长6.6%。

  在39个工业大类行业中,电力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9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14.5%,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7.3%,化纤行业增长42.4%,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由去年同期净亏损942亿元转为盈利712亿元,建材行业增长16.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同比下降68.5%,钢铁行业下降71.7%,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下降56.8%,化工行业下降16.8%,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下降25.3%,煤炭开采业下降11.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9493亿元,同比下降1.8%,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5036亿元,同比增长36.6%。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23769亿元,同比增长1.6%。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应收帐款48123亿元,同比增长9.2%。产成品资金22228亿元,同比下降0.8%。

前三季国有企业利润降幅收窄

2009年10月20日 新华社电

    财政部19日对外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收入和实现利润同比降幅双双收窄,应交税金和已交税金增幅则提高。根据财政部月报,今年1至9月,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58361亿元,同比下降1.7%,降幅比1至8月减小1.8个百分点,9月比8月环比增长9.1%。其中,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9669.8亿元,同比下降0.5%,9月比8月环比增长8.3%。

    前9个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9366.1亿元,同比下降17.6%,降幅比前8个月减小2个百分点,9月比8月环比下降12%。其中,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6796.8亿元,同比下降13%,9月比8月环比下降17.1%。分行业看,前9个月,石化、汽车、施工房地产等行业利润增幅较大;电网企业和海运企业实现减亏;石油、钢铁、有色、电子等行业利润降幅进一步减缓;煤炭行业利润降幅持续扩大。

 

 

中国经济难逃灾难厄运?

独立学者  谢国忠

2009年10月21日

  美国经历过1929年的大萧条,日本经历过1989年的衰退,东南亚则经历过1997年的危机。若干年后,中国是否也将面临一个类似的灾难时刻?这个问题不仅对于那些眼下投资亚洲的人至关重要,对于范围更大的全球市场亦是如此。因为当全球投资者步履蹒跚地走出此次金融危机之际,许多人坚信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繁荣,是这个冰冷世界中的一线希望之光。

  问题在于,历史经验表明,这种乐观看法很大程度上可能选错了对象。金融市场有这样一种习惯:当经济迅速发展时让自身陷入狂热,结果导致灾难。这最终宣告了市场的总体无效。问题是,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极端乐观与流动性泛滥独特地结合在一起。

  经济发展会催生非同一般的乐观情绪——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没有什么东西能像看着经济蛋糕不断变大那样,呈现出人类的动物精神。因此,购买股票等风险资产,以表达自己对未来的乐观看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问题在于,市场竞争往往会压低资本回报率,并将经济发展的成果奉予员工和消费者,而非投资者。资产价格高企促使企业过度投资,这将压低资本回报率。这正是投资者之所以往往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战绩不佳的原因。

  较低的收入基数和有利的人口统计学状况,有助于推动经济成功地增长。由于收入增加部分的高储蓄率,上述两个因素往往会造成流动性过剩。在城市化进程中,尽管生产率正从农业水平转向工业水平,但消费习惯仍然带有农村性质——也就是说,必需品之外的东西仍被视为奢侈品,并被减至最低水平。劳动生产率上升和消费偏好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会导致流动性过剩,从而催生泡沫。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最大的人口红利,但可能会让中国成为当代最容易产生泡沫的国家。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依赖于房地产市场,这使得形势更为严峻。每隔大约5年时间进行换届选举的地方政府官员,在活跃房地产市场、从而将地方政府收入最大化方面有着强大的动机。这种政治动机为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埋下了种子。

  同样,中国股市仍将处于估值过高的状况,尽管在出现恐慌和暂时流动性短缺时,股市估值水平有时会有所下降。较低的资本回报率加之股价高企,意味着企业会转而通过股市、而非消费者获取利润。

  然而,当企业通过股市获得利润,而不是为股市创造利润时,这就变成了一个负和游戏(negative sum game)。它需要持续不断的流动性流入作为支撑。这就是高增长和高储蓄率之所以至关重要的原因。

  另一方面,这种市场实质上为资本形成提供了补贴。资本补贴会导致产能过剩和资本回报率低下。正因如此,低盈利能力、高资产价格和高经济增长率能够共存。实际上,它们也必须共存。

  无疑,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成为未来一二十年最为重要的经济事件。但这种半永久性的泡沫局面,使得金融投资者参与其中的难度极大。

  “买入并持有”的做法根本行不通。价值投资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价值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基础,是市盈率和市净率降至某个水平之下。

  中国股市从未达到过这样的水平。如果你是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那么你可以制造自己的泡沫。他去年买入了抱负远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BYD)的部分股权。此后该股已上涨8倍。如果你不是沃伦? 巴菲特,那么我建议你“低吸高抛”。问题是要找出何处是高位,何处是低位。

  当经济高速增长最终难以为继时,灾难就将来临。当有利的人口统计学趋势恶化,或城市化进程结束时,都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当出现上述两种情况之一、或两种情况同时出现时,流动性或储蓄不再增长。到那个时候,股市就再也得不到补贴。

  中国距离最后的灾难时刻可能还有十年时间。到那时,生于1950年至1978年婴儿潮时期的中国人中,有一半已经退休。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将约为目前的一半。好的消息是,到那时,中国将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而坏消息是,到时候中国不再会有廉价资金,来支撑被高估的资产价格。

  本文作者是驻上海独立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太区前首席经济学家。

    译者/梁艳裳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据10月24日中央台报道,英国经济已经连续六个季度衰退,经济总量萎缩了大约6%,已退回到2005年的水平。在这个时候看看杨斌先生的文章,会知道未来世界经济的前景。]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面临新的升级危险和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杨斌

2009年9月

    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和升级的冲击之下﹐美欧的金融机构和工业企业纷纷陷入经营困境﹐它们发行的金融和企业债券违约率出现迅速攀升。房地产贷款违约已从住宅蔓延到商业房地产﹐众多大百货商场﹑连锁店﹑超市正成为新的房贷违约者。美国现在已有30个州的政府出现了财政资金困境﹐它们发行的公用事业市政债券的违约率也会大幅度增长。由于居民收入下降和失业状况日趋严重的影响﹐美国消费贷款﹑信用卡﹑汽车贷款的质量也严重恶化。美国企业债券﹑市政债券和消费信贷的违约率的不断上升﹐可能引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更大规模的金融衍生产品﹐造成比较次贷危机还要猛烈许多倍的冲击。美国金融利益集团仍然操纵着政府和联邦储备银行﹐用不断印钞票稀释债权的办法向全世界转嫁危机﹐威胁到世界各国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将不断贬值甚至化为乌有﹐中国和世界各国都不应对这一关系切身利益的重大威胁保持沉默。

美欧面临新银行危机与救市政策失效难题

    2009年全球经济形势的走向究竟如何﹖金融危机是趋于缓和还是更加猛烈的爆发﹖新年伊始美欧金融市场传来的一系列不利消息﹐预示着全球金融危机可能面临急剧升级的严峻形势。英国的苏格兰皇家银行爆出四百亿英镑的巨额亏损﹐巴克莱﹑汇丰等几乎所有英国银行都出现股价暴跌。据德国《明镜》周刊1月17日报道﹐德国金融监管机关进行的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前20大银行持有的不良资产高达三千亿欧元﹐德国财政部的评估报告认为﹐德国整个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总额高达上万亿欧元﹐德国最大的以经营稳健著称的德意志银行也出现巨额亏损。美国的金融巨头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相继因新爆出的巨额亏损陷入了困境。2008年10月﹐美欧政府刚刚相继出台了的巨资救市计划﹐现在又被迫酝酿新一轮的银行挽救计划。

    美国次级贷款的规模仅仅有三﹑四千亿美元﹐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巨大的金融海啸﹐迫使美欧政府和央行相继出台了规模庞大的救市计划。据全球最大的财经通讯社彭博新闻社报道﹐截止2009年2月﹐美国为挽救次贷危机出台的各种救市计划金额高达9.7万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70%﹐美国政府八千亿美元救市计划的巨大规模引起了世人关注﹐但是﹐这只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付出救市代价的一小部分﹐美联储通过贴现窗口﹑收购不良资产等方式提供资金高达5.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的八千亿救市计划的六倍多。[1] 美联储向私人银行机构提供资金不需要征得国会同意﹐它承担了美国各种救市计划累计成本的绝大部分。据路透社2008年9月25日报道﹐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危急形势时﹐美联储一周内平均每天向金融体系注资1880亿美元。[2] 货币供给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保持同步时才能避免通货膨胀﹐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巨资救市意味着美国的货币供给出现超高速增长﹐并且迟早将会转化为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美国次贷危机给美欧金融体系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关键要归功于美欧流行的金融创新的巨大作用。美国的各种金融机构对三﹑四千亿美元规模的次级贷款进行重新包装﹐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高出数十倍的次贷债券和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美国金融学教科书称金融衍生品有避免风险的作用﹐但现在事实证明金融衍生品是金融投机而非避险工具﹐根本没有起到分散和防止经济风险的作用﹐反而具有强烈的放大﹑扩散经济风险的潜在危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承认资本贪婪是酿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他竭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取消政府监管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放纵资本贪欲已造成了各种金融投机泡沫的无限制膨胀﹐美国的金融衍生品规模高达六百多万亿美元﹐比较美国14万亿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50倍﹐比较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还高出十多倍﹐不断引爆的金融衍生品定时炸弹具有摧毁全球经济的巨大能量。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各大银行的股价普遍大幅度下挫﹐自有资本的大幅度缩小进一步削弱了其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2009年1月22日﹐据美国《货币与市场》刊登马丁‧威斯博士文章提供的数据﹐花旗银行持有各种金融衍生品金额高达39万亿美元﹐相当于其拥有的二万亿美元资产的19倍﹐相当于其拥有的二百亿美元总资本额的近两千倍。[3] 由于美国法律不要求银行企业披露持有金融衍生品数据﹐人们无法判断花旗银行持有的各种金融衍生品中﹐有多少属于与次贷有关的高风险金融衍生品﹐有多少是同雷曼﹑贝尔斯登等濒危公司的交易﹐有多少同日趋恶化的企业债券和消费信贷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几乎所有美国金融机构都持有巨额的金融衍生品﹐它们通过复杂的相互连锁交易被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人们可以肯定花旗银行正处于高度风险之中﹐其拥有金融衍生品出现千分之一损失就足以导致彻底破产﹐并且通过连锁交易迅速传染给众多其它金融机构。美国摩根大通银行持有的金融衍生品数量更大﹐相当于花旗银行持有数量的233%﹐相当于其拥有总资产的40多倍﹐倘若摩根大通银行的财务状况出现恶化﹐影响其履行同交易对手的金融衍生品合同﹐或相反其交易对手出现财务困难或濒临破产﹐导致摩根大通银行蒙受轻微的金融衍生品损失﹐顷刻之间就能使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成倍恶化。

    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和升级的冲击之下﹐美欧的金融机构和工业企业纷纷陷入经营困境﹐它们发行的金融和企业债券违约率出现迅速攀升。美国企业债券的规模高达22万亿美元﹐预计有高达数万亿企业债券可能出现违约的风险。由于次贷危机导致美国零售商业大幅度衰退﹐房地产贷款违约已从住宅蔓延到商业房地产﹐众多大百货商场﹑连锁店﹑超市正成为新的房贷违约者。美国曾准确预测次贷危机的鲁比尼教授认为﹐2009年美国房地产贷款的违约率可能上升到40%﹐即全部12万亿美元的房地产贷款中有4.8万亿出现违约。[4] 美国现在已有30个州的政府出现了财政资金困境﹐它们发行的公用事业市政债券的违约率也会大幅度增长。由于居民收入下降和失业状况日趋严重的影响﹐美国消费贷款﹑信用卡﹑汽车贷款的质量也严重恶化。美国企业债券﹑市政债券和消费信贷的违约率的不断上升﹐可能引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更大规模的金融衍生产品﹐造成比较次贷危机还要猛烈许多倍的冲击。

    美国规模仅为三﹑四千亿美元的次级贷款引爆的危机﹐就已经引发了席卷全球并重创实体经济的第一轮金融海啸﹐倘若规模远远超过次贷危机的第二轮金融海啸一旦袭来﹐其可能给美国和全球经济造成冲击的严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据彭博新闻社报道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鲁比尼的分析测算﹐次贷危机已经给美国银行体系造成了3.6万亿美元的损失﹐远远超过了整个银行体系拥有的自有资本1.4万亿美元﹐[5] 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银行体系实际上已经陷入破产﹐它们仅仅是依靠美联储不断输血维持着开门状态﹐但却不愿意发放贷款从而丧失了银行应有的正常功能。英国首相布朗指责银行界不愿意响应政府的号召﹐在政府注入巨资并提供担保后恢复正常发放贷款﹐其原因在于银行深知不良债权太多已经实质破产﹐政府注入的资金远远不能使其恢复正常经营状态。2009年初﹐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等美欧大银行纷纷陷入经营困境﹐迫使美欧各国的政府和央行酝酿新一轮救市计划﹐很可能就是新一轮金融海啸将要爆发的早期征兆。美国政府第二轮向美国国际集团(AIG)注入巨资﹐据媒体报道其目的是间接挽救花旗﹑美国银行等陷入困境的大银行﹐因为资金通过AIG的管道最终流向了美国各大银行。[6] 欧洲国家虽然比较重视政府监管和社会和谐﹐但由于对金融自由化采取顺从﹑妥协的态度﹐也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传染蒙受的巨大损失﹐银行体系中金融衍生品坏账问题也非常严重。倘若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步伐推进得再快一些﹐很可能也像欧洲一样受美国牵连陷入严重困境。

    美国为挽救次贷危机出台的各种救市计划金额高达9.7万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70%﹐[7] 其中绝大部分依靠美联储通过变相收购不良资产等方式注资﹐倘若美国继续沿用这种滥发美元的方式应对新的金融海啸﹐就意味着货币发行将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必然带来出现美元严重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泡沫经济破灭初期大量增发货币向金融市场注资﹐能够暂时取得缓解市场动荡和经济衰退的效果﹐但长期持续注资只能造成货币不断贬值和通货膨胀﹐最终导致货币完全丧失流通和财富储藏手段的功能﹐促使整个经济倒退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状态。由于美元不是普通货币而是支撑国际贸易的通用货币﹐美国超额滥发美元就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全球性恶果﹐导致世界各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损失惨重﹐最终出现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全球灾难。美欧国家政府和央行推出的各种救市计划收效甚微﹐美欧众多大银行接受巨额注资不久重新陷入困境﹐实体经济出现资金匮乏致使工业生产不断衰退﹐标志着泡沫经济已经进入难以挽救的最后破灭阶段﹐无论是美国操纵传媒安抚人心并提振公众信心﹐还是继续注入巨额资金都难以再现昔日的虚假繁荣。美国学者马丁‧威斯博士称政府推出的救市计划﹐根本无力阻止金融衍生品病毒引发的高致死性传染病蔓延。

    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以公众银行存款和养老金等为人质﹐要挟政府和央行为自己疯狂投机酿成的苦果买单﹐还以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为人质要挟参与共同救市﹐收获丰厚赎金的效应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动辄数百亿的救市注资远远超过正常经营收入﹐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将美联储的抵押贷款注资批评为“以现金换废纸”。美国大银行凭借规模巨大的金融衍生品坏账﹐就可以要挟纳税人﹑政府和央行持续不断注资救市﹐何必还要辛苦向实体经济发放贷款获得微薄收益﹐这就更加促使美国金融机构沉溺于虚拟泡沫经济﹐以“太大不能垮”为由要挟政府和央行不断注资﹐但是﹐金融衍生品的规模已庞大到“太大无法救”的地步﹐美国政府和央行不断采取注入巨资的办法救市﹐将会导致全球经济从“衰退通缩”转变为“衰退膨胀”﹐最终出现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崩溃膨胀”灾难。

    奥巴马执政后任命的主要财政部门官员﹐依然来自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核心利益圈。美国金融利益集团仍然操纵着政府和联邦储备银行﹐不从根本上制止泡沫投机并冻结巨额金融衍生品坏债﹐而是以债券抵押贷款等方式无限制向金融机构注资﹐采用不断印钞票稀释债权的办法向全世界转嫁危机﹐这就意味着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灾难迟早会发生﹐威胁到世界各国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将不断贬值甚至化为乌有﹐中国和世界各国都不应对这一关系切身利益的重大威胁保持沉默。由于美国华尔街财团追逐投机暴利贪婪欲望的无限制膨胀﹐导致了天文数字的金融衍生品坏债和整个银行体系濒临破产﹐这说明他们已经丧失自制能力并且必须置于世界各国的监督之下。美国政府的3500亿美元银行救助资金已经花费殆尽﹐美国银行高管却称不清楚巨额资金的去向和用途﹐美国媒体揭露某些银行高管的巨额奖金就远远超过政府救助资金。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主管盖特纳担任财长后﹐声称奥巴马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甚至将美国次贷危机的起因﹐归咎于中国储蓄率太高和出口太多导致美国“双赤字”﹐这表明他们不具备反思和纠正美国政策失误的能力﹐并且正寻找各种借口将危机代价转嫁给中国。中国面对美国无端指责不能仅仅地为自己被动辩护﹐而应积极向世界各国和美国公众阐明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起因﹐否则就会鼓励美国故意混淆金融危机真相并把中国当作替罪羊﹐中国越是增购美国国债并供给廉价产品就越是成为美国攻击对象。当前﹐挽救全球经济的唯一办法就是中国同世界各国联合起来﹐施加压力迫使美国彻底抛弃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彻底抛弃纵容华尔街资本投机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在世界各国的监督之下对美国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破产重组﹐冻结高达数百万亿美元天文数字的金融衍生品债务﹐优先保证美国民众的养老金和世界各国用真金白银购买的美元债券﹐拒绝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绑架全球经济要挟无休止注资救市﹐偿付赎金效应将鼓励华尔街金融资本更加沉溺于虚拟经济泡沫。

当前应高度重视全球金融危机升级的预警

    当前﹐大多数国际金融专家尚未察觉到全球金融危机可能急剧升级的危险﹐更没有察觉到出现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灾难的危险﹐正像以前他们也未能察觉到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的危险。美国政府高官称无人能预见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实是他们对这样的预测有意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笔者十年前撰写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就指出美国面临着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的危险﹐可能导致货币金融体系崩溃并引发全球大萧条﹐“美国所有大银行从事金融衍生品投机的规模﹐均超过了自有资本的一﹑两百倍﹐一旦整个泡沫中止了不断膨胀的过程﹐就会以“核爆炸”般的‘逆转的金融杠杆’机制﹐导致沉溺于投机的众多金融机构坏账累累﹐大批企业和银行濒临全面破产的边缘”。笔者的专著还指出﹐“美国的泡沫经济显示了超常的持久性﹐原因之一是美元拥有特殊国际地位﹐国内储蓄率为负并存在着巨额贸易逆差﹐也能吸纳全世界的物质财富来维持泡沫﹐尽管泡沫维持和破灭的趋势同时存在﹐很难准确地预测泡沫膨胀何时发生逆转﹐但是﹐这种不正常状况最终是难以持续的﹐我国必须作好防范最坏情况的准备”。[8]

    畅销书《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曾准确预测过美国次贷危机﹐当前他发出了2009年很可能爆发第二轮全球金融海啸﹐其强度将三倍于2008年的第一轮金融海啸的预警。中国某重要媒体对此评论称欧洲和美国尚未出现类似预测﹐因此﹐宋鸿兵的预言是孤立的并且缺少其它国际学者的呼应。实际上﹐这表明中国媒体将注意力局限于西方大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而忽视了一些真正有预见力的国际学者和研究机构。国际上也有少数研究机构数年前曾成功预见到美国金融危机﹐当前这些机构也都发出了出现美元严重贬值和全球性通货膨胀的预警。欧洲有一家得到荷兰基金会支持的全球趋势预测研究机构(GEAB)﹐数年前曾准确预见到美国将会爆发次贷危机。特别可贵的是﹐这家研究机构对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事件顺序﹑时间和强度也有准确预测﹐该机构对国际重要财经趋势预测的准确率高达80%。尽管多年前该研究机构关于美国将会爆发次贷危机的预测﹐遭到了美欧大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的激烈批评和攻击﹐但后来发生的大量事实却令人惊讶地证明了其预测的正确性。[9] 欧洲有少数银行和投资基金由于重视该机构的预测﹐成功避免了像众多欧洲银行那样蒙受巨大的冲击和损失。欧洲也有不少民众听取了该机构的经济预测和建议﹐调整投资策略成功避免了在股市﹑楼市上遭受重大损失。这家欧洲全球趋势预测机构认为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将会出现急剧升级﹐令世界各国感受到美欧政府继续沿用现行的巨资救市政策是无效的﹐银行系统面临的危机不是流动性短缺而是丧失偿付能力的全面破产危机。[10] 中国传媒界和经济界不应因发出这种预警的学者和机构数量较少﹐就忽视其对帮助中国企业界﹑金融界更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意义。

    大多数中外经济学家之所以未能预见到美国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过于信赖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和分析判断﹐而这些国际权威机构往往有意筛选﹑隐瞒和扭曲向公众发布的重要经济信息。2006年欧洲全球趋势预测研究机构(GEAB)发布分析﹐认为美国的M3广义货币发行数据暴露出美元资产存在着严重风险﹐美联储为防止国际投资者担忧美元风险很可能停止公布M3数据﹐后来三个月之后美联储果然在其统计报告中完全取消了公布M3数据。[11] 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明显恶化之后﹐有些中国经济学家仍然坚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轻微﹐理由是美国2008年前两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良好﹐但后来不久美国统计局就修改了以前的数据﹐称早在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就已步入衰退。国际权威机构往往深受为其提供幕后资助的大财团的影响和控制﹐这些机构公布的数据和分析判断也往往服从于大财团的利益和意志。倘若国际投机者了解到了美国M3广义货币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或许就能及时准确判断出美国次贷危机的严重程度﹐这样就会妨碍掌握内情的美国华尔街金融财团提前抛售有毒资产﹐中国也许就不会购买高达三千多亿美元的“两房”债券﹐2007年美国住宅建设部长到中国游说资助时就难以奏效。

    尽管国际权威机构往往隐瞒和扭曲重要的经济数据信息﹐但是只要不盲目轻信还是能从中看出不少破绽﹐从而对其舆论误导提出质疑并发现早期预警迹象。宋鸿兵根据房地产价格上涨高于收入上涨必然出现拐点﹐从而推断次贷债券大范围违约将引发次贷危机﹐2007年他根据次贷合同利率重设的集中时段﹐正确推断2007年7﹑8﹑9月将出现大规模次贷违约﹐并且通过高杠杆次贷金融衍生品引发第一轮金融海啸。[12] 令人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和银行机构未能重视他发出的预警﹐否则或许就能及早减持“两房”和雷曼的债券﹐缩小经济损失。宋鸿兵质疑为何国际权威机构比他掌握更为详尽的数据﹐却无人能够预见次贷危机并向公众及时发出预警。他根据房利美在次贷繁盛期就开始布置裁员应对财务危机﹐推断美联储和华尔街大财团高层人物早就知道次贷危机迫近﹐房利美蓄意作亏的奇怪交易也表明上层高管在悄悄转移财富﹐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盲目轻信权威致使他们未能发现疑点。[13]

    中国媒体往往责怪曾正确发出危机预警的少数学者﹐为何未能提供更为详尽的数据支持其分析预测﹐但却很少质疑美国政府﹑权威评级机构和银行金融机构﹐为何不将其详尽掌握的重要数据信息公之于众﹐特别是关系到中小投资者和海外投资者的利益﹐能够揭示美元金融资产潜在风险的重要统计数据和信息。花旗银行﹑贝尔斯登﹑雷曼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等都是美国上市公司﹐它们有义务向公众和海外投资者提供反映经营状况的数据﹐特别是涉及重大投资风险的金融衍生品数据。格林斯潘深知金融衍生品具有巨大的风险性﹐他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曾多次组织巨资救市﹐以阻止整个金融市场因金融衍生品坏账发生崩溃。1999年美国老虎基金濒临破产几乎引发金融市场崩溃﹐格林斯潘动用了三百多亿美元巨资用于挽救金融市场。格林斯潘肩负着监管金融机构和维护公众利益的职责﹐却将维护华尔街投机自由置于公众利益之上。他不仅不要求金融机构公开持有金融衍生品的数据﹐还积极推动国会通过立法永久废除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格林斯潘认为最少的政府监管就是最好的政府监管﹐金融衍生品创新能够帮助金融业自发规避风险。如果金融衍生品真是为了避免风险而不是高杠杆投机套利﹐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向国内外投资者﹑债权人和公众披露﹐因为高杠杆金融衍生品比较一般资产负债表数据更值得投资者关心。倘若公众了解雷曼﹑贝尔斯登持有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详细数据﹐就能准确判断出这些公司发生亏空的时间和严重程度﹐将会产生多大范围的扩散影响并波及那些具体金融机构。美联储﹑各种权威评级机构无疑掌握上述详细数据﹐他们清楚地知晓次贷危机迫近却没有向公众发出任何预警﹐相反他们在明知雷曼等公司困境时还隐瞒其真实财务状况﹐积极将其有毒资产包装成3A债券推销到全世界。

    国内外成功预见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少数学者和研究机构﹐他们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抛弃了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抽象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脱离现实的种种假设﹐运用了一种从现实出发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将现实经济问题与国际政治﹑国际战略密切联系起来﹐与不同利益集团为追求经济利益进行的博弈﹑斗争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继承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就不会盲目迷信新自由主义﹐不会迷信美国推荐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就不会轻信美国权威机构公布的数据和分析判断﹐就能够洞察西方主流媒体舆论误导存在的破绽和漏洞﹐从中发现可能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和早期预警迹象。在美国政府和金融财团出于战略目的和谋利动机﹐有意隐瞒有关金融风险的重要统计数据的情况下﹐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地发现重大现实矛盾﹐对于维护中国的经济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倘若有关金融部门重视宋鸿兵所著《货币战争》对次贷危机的预警﹐并且组织人力对“两房”的真实经营状况进行深入调查﹐而不是简单轻信美国政府和权威机构提供的数据﹑信息和评级﹐就能更好确保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安全增值并避免损失。这就是为何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雇佣的经济学家﹐撰文激烈抨击﹑贬低和诋毁宋鸿兵的著作和分析﹐坦言担忧那本着作影响中国政府和企业界的决策。倘若中国许多大企业重视了宋鸿兵的分析和预警﹐也像那家美国投行一样知道次贷危机的迫近﹐就能避免因同该投行签订一系列对赌协议蒙受数百亿元的损失。欧洲全球趋势预测研究机构(GEAB)发布次贷危机预警﹐也遭到了美国大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的激烈抨击﹐因为﹐这种预警妨碍了美国向欧洲银行推销精心包装的次贷债券﹐从而通过有毒资产将次贷危机的代价转嫁给欧洲各国。2009年1月26日﹐英国《卫报》撰文指出美国次贷危机是一场人为制造的灾难﹐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花旗﹑高盛等华尔街大银行的高管都是核心参与者。

[1] Joe Weisenthal﹕“Total Taxpayer Bill: $9.7 Trillion”﹐The Business Insider 2009年2月9日(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2009/2/total-taxpayer-bill-97-trillion)。
[2] John Parry and Jamie McGeeever﹕“Bank borrowing from Fed reaches record $188 billion a day”﹐REUTERS 2008年9月25日(http://www.reuters.com/article/ousiv/idUSTRE48O9B920080925)。
[3] Martin D. Weiss﹕“Warning: Megabanks Could Fail Despite Federal Aid”﹐Money and Markets 2009年1月26日(http://www.moneyandmarkets.com/warning-megabanks-could-fail-despite-federal-aid-2-29412)。
[4] Andrew Butter﹕“Nouriel Roubini 2009 U.S. GDP Forecasting 40% Home Mortgage Failures?”﹐The Market Oracle 2009年1月8(http://www.marketoracle.co.uk/Article8126.html)。
[5] Henry Blodget﹕“Roubini: U.S. Banking System Insolvent , Another $2.5T of Losses Coming”﹐yahoo finance 2009年1月20日(http://finance.yahoo.com/tech-ticker/article/160553/Roubini:-U.S.-Banking-System-Insolvent,-Another-$2.5T-of-Losses-Coming)。
6 Tyler Durden﹕“Exclusive: AIG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Banks' January & February Profitability”﹐NATHAN’S ECONOMIC EDGE 2009年3月29日(http://economicedge.blogspot.com/2009/03/january-february-bank-profit-aig.html)。
[7] Joe Weisenthal﹕“Total Taxpayer Bill: $9.7 Trillion”﹐The Business Insider 2009年2月9日(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2009/2/total-taxpayer-bill-97-trillion)。
[8] 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第152页。
[9]“LEAP/2020 Global systemic crisis September 2008”﹐GEAB 2008年9月24日(http://www.leap2020.eu/LEAP-2020-Global-systemic-crisis-September-2008-Special-announcement_a2141.html)。
[10]“Phase IV of the systemic crisis: The sequence of global insolvency begins”﹐GEAB No.31 2009年1月16日(http://www.leap2020.eu/GEAB-N-31-Contents_a2689.html)。
[11]“USA-Iran-Dollar / Confirmation of global systemic crisis end of March”﹐GEAB No.3 2006年10月2日(http://www.leap2020.eu/GEAB-N-3-Contents_a112.Html)。
[12] 宋鸿兵﹕〈第二次世界股市大地震的时间预报〉﹐《货币战争》网站2007年3月24日(http://currencywar.blog.hexun.com/8400771_d.html)。
[13] 宋鸿兵﹕〈房利美 — 美国金融业的泰坦尼克﹐撞上了次级贷款市场的冰山〉﹐《货币战争》网站2007年2月24日(http://currencywar.blog.hexun.com/7922994_d.html)。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0-22 11:52:46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西村烟树

对过去一年金融危机的回顾

美联储主席 伯南克

2009-10-14

(本文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09年8月21日召开的第33届杰克逊镇经济政策研讨会上所发表的主题演讲。)

    世界各国可以从过去一年得出两点教训:一是严重的金融危机对整个人类和全球经济会产生巨大影响;二是金融体系的崩溃不存在边界,危机波及全球,主要国家都不能幸免。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在金融危机中,政策反应滞后或力度不足会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和财政成本增加。相比较而言,在此次危机中,美国及其他主要国家采取了更加快速、更为有力的措施以阻止经济步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2008年9月~10月:金融危机加剧

  美国经济自2007年12月开始衰退,失业率于2008年7月份上升至5.75%,住房开支不断缩小,房屋价格下降,抵押贷款违约率攀升,市场对金融机构信贷损失的预期不断增强。

  尽管当时市场存在各种担忧,却很少有市场参与者认为金融机构的状况会急剧恶化。例如,尽管利差和信用违约互换(CDS)报价等反映违约风险的指标已超出历史水平,但大部分指标已经从之前的峰值水平开始回落。2008年9月初,当联邦基金利率调至2%的时候,几乎没有投资者预见到联邦基金利率会在6个月后再度下调至1.75%。市场参与者普遍认为,美国没有必要进一步推行其他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

  然而,就在2008年9月杰克逊镇(Jackson Hole)年会后不久,金融系统的风险大幅提升。尽管美联储采取了救助"两房"的行动,但"两房"的情况仍进一步恶化。很快,其他一些大型金融机构也面临着来自债权人、合伙人以及消费者方面的压力。美联储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在一场大的金融危机中,如果一个或多个具有系统影响力的重要金融机构无序倒闭,将对金融体系和整体经济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因此,美联储和其他部门一起合作,在其职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来规避这种风险。

  然而,雷曼兄弟公司的情况更为糟糕。政府试图为雷曼兄弟公司寻找买家或设计一个行业解决方案,但这些努力均告失败。当时雷曼兄弟公司的抵押品数量远低于其希望从美联储获得贷款所需的相关要求。鉴于美联储不能提供无抵押的贷款,而且由于整体上政府缺乏适当的处置权和注资权,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难以避免。美联储和财政部不得不转而集中力量来减少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所产生的附带影响,如采取了相应措施来稳定回购市场。

  与此相比,在AIG的案例中,美联储认为其资产能够抵押850亿美元的贷款,因此AIG避免了破产的厄运。而且,由于AIG是很多国际大型金融公司的合作伙伴、商业票据市场和公共债务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上千万消费者保险产品的提供商,它的突然破产将会进一步激化金融危机。而在那个时候,政府还没有充足的财政资源来处理具有系统影响力的重大事件。

  继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后,美林被美洲银行收购,摩根斯坦利和高盛经美联储批准成为银行控股公司。不仅如此,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法国、卢森堡、冰岛、瑞士和瑞典等许多国家也面临同样严峻的问题。

  迅速恶化的金融危机很快从金融机构向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蔓延。银行间同业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等短期融资市场的状况急剧恶化,股价大幅下跌,风险利差持续扩大。危机已经开始波及一度受影响较小的国家,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由于资金从流入突然逆转为流出而遭受重创。

  政策反应

  尽管各国金融系统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面对突然升级的危机,美国和各国管理部门迅速作出反应。相比那些主要关注银行机构的国家,美国在金融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方面采取了更多的行动。为恢复主要金融市场的功能,美国创新了一些流动性工具。这些举措有助于稳定商业票据市场和防止资金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大量流出。在此期间,国外商业银行对美元存在大量融资需求,这对全球银行市场造成压力,并进一步挤压了美国的信贷市场。因此,美联储扩大了和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范围,在原来与欧洲中央银行和瑞士中央银行货币互换的基础上,2008年9月份增加了7个国家,10月份再增加了5个国家,其中包括4个新兴市场国家。此外,2008年10月8日,美联储和其他5个主要国家的央行协同行动,同时降低了利率。

  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表明,美联储提供的流动性支持不足以阻止这场危机,稳定金融体系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财政资源。10月3日,在财政部提议和美联储强烈支持下,国会批准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该计划提供7000亿美元来维持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2008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市场波动仍很大,金融机构承受的压力也在持续。但10月10日在华盛顿召开的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被视为一个分水岭。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各国将协同行动以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各国尤其强调要防止具有系统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的倒闭,确保金融机构有足够多的途径融资以及获得资本,包括在关键的时候注入公共资金,同时还通过存款保险和担保的方式提升存款人的信心。随后,许多国家根据G7会议提出的原则,宣布了广泛的银行救助计划,包括扩大存款保险项目、为非存款类负债提供担保以及给银行注入公共资金等。这些强劲且史无前例的国际性行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协同一致的政策措施避免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

  尽管此后危机的强度有所缓和,系统性崩溃的风险也在减小,金融机构整体压力有所下降,但金融市场仍面临着压力,政府仍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具有系统影响力的金融机构无序倒闭。美国在2008年11月和今年1月分别宣布了对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的援助计划,同样,欧洲也宣布了对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的救助措施。

  各国的一致行动防止了形势进一步恶化,但金融市场的压力已对实体经济产生了破坏性影响。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增长为近十多年来最弱。这两个季度美国经济实际GDP按年率计算下降了6%,比1981~1982年经济衰退时期还要严重。这场经济危机不仅通过资产价格下降和信贷条件紧缩影响了经济行为,也大大打击了家庭和企业部门的信心。

  美联储根据形势发展,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自2007年7月开始,美联储连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并于2008年12月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0~0.25%这一历史低点。除此之外,美联储还采取了非常规性政策工具。

  一是大量购买债券。2008年11月25日,美联储宣布购买总额不超过1000亿美元的机构债券和50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今年3月份,美联储又将机构债券购买总额提高至2000亿美元,将抵押贷款支持债券购买总额提高至1.25万亿美元,并购买总额不超过3000亿美元的国债。二是创设流动性工具。2008年11月25日,美联储宣布创设短期资产抵押债券信贷工具(TALF),以解冻住房信贷市场和消费信贷市场。  三是积极配合财政部实施金融稳定计划。美联储与其他监管部门对全美19家大型银行进行压力测试,并向市场公布压力测试结果,进一步稳定了金融市场情绪和信心。

  其他国家中央银行也纷纷降低利率水平并采取多种非常规性货币政策工具。

  总的来说,过去几个月采取的政策措施维护了主要金融市场的稳定:短期融资市场运转更加正常,公司债券发行有所增加,先前低迷的证券市场有所恢复,部分股票价格上涨,住房按揭贷款利率大幅降低。关键的一点是,人们对金融崩溃的担忧情绪大大缓解,经济在经历过去一年大幅萎缩之后近期呈现出触底迹象。

  尽管全球经济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但未来仍将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全球金融市场的压力仍然存在,一些金融机构的损失还将进一步增加,许多企业和家庭仍难以获得信贷支持。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复苏步伐一开始会相对缓慢,失业率只会逐步从高位回落。

  对金融危机的解释:典型恐慌的原因

  引发金融危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基本面。2007年底美国经济开始衰退,并在2008年夏天进一步恶化。房价持续大幅下跌,止赎率不断攀升,投资者对抵押物价值和金融机构潜在损失的担心也与日俱增。事实上,投资者对所有形式的私人信贷--尤其是对结构性信贷产品以及其他形式复杂的金融工具--都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同时,此次金融危机也呈现出典型恐慌(classic panic)的特征,正如巴杰特(Bagehot)以及很多经济学家曾经描述过的那样。恐慌通常首先产生在短期资金的借出方,最后可能导致相关金融机构的破产。历史上大家最为熟悉的情况就是银行挤兑,后来的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加强了的金融监管等措施使得这类事件越来越少。虽然恐慌是集体非理性的表现,但对个体而言却是理性的,因为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有很强的动机成为第一个从出口跑出去的人。

  2008年这个时候,恐慌以多种形式出现。例如,许多金融机构通过短期回购协议进行融资。在回购协议中,贷款的最高金额是抵押物的估值减去折价。当危机发生时,短期资金提供者为使自己免受资产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通常会提高折价率。但这种个人理性行为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后果。折价率提高会加大融资难度,一些借款人被迫在流动性较差的市场上出售资产,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市场动荡加剧,并恶化了其他类似资产持有人的财务状况。这反过来又加大了贷款人的风险,导致它们又进一步提高折价率。这种不稳定的连锁反应在2008年3月份贝尔斯登濒临倒闭时已经相当明显,而到2008年9月中旬危机进一步恶化时,折价率急剧上升。这种恶性循环造成了金融危机的蔓延,并模糊了清偿性和流动性风险之间的界线。

  同时,结构性投资工具和其他资产支持项目难以延续,相关机构被迫向银行寻求流动性支持或出售自身资产。继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后,恐慌笼罩着整个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和商业票据市场。更为普遍的是,在危机中未投保债权人的挤兑行为给许多金融公司的融资带来严重问题。总的说来,恐慌情绪一定程度上成为2008年秋天金融危机加剧、继而在全球迅速蔓延的原因之一。

  美联储意识到此次金融危机呈现出了典型恐慌的特征,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政策措施。巴杰特认为,中央银行作为唯一有能力提高金融体系整体流动性的机构,应在恰当的时候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以减轻恐慌情绪。危机出现以来,美联储以及其他中央银行为金融机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和商业票据市场提供了大量流动资金,为整个金融体系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虽然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并不能解决信用风险和信贷损失问题,但是可以减少流动性溢价,有助于恢复投资者信心,从而促进金融稳定。值得注意的是,自今年年初以来,美联储大大减少了流动性工具的使用,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市场流动性压力开始组缓解,市场状况趋于正常。

  此次金融危机对于未来货币政策和监管改革有什么启示?过去两年里,金融市场主要参与者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资金风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将给予整个金融体系很好的启示。经验表明,流动性风险管理和资本充足率、信用和市场风险管理同样必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美国银行监管机构最近颁布了关于加强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指引。因为主要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不足将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不利影响,所以目前的指引必须确保大型金融机构不能过于依赖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

  但是,公司层面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不可能完全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严重的金融恐慌中,融资难问题势必出现,并可能会以难以预计的方式蔓延。这时,只有中央银行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急剧下降问题。未来,金融监管更需要关注整个金融体系。宏观审慎监管的特征就是强调金融机构和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结 论

  2008年的这个时候,全球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虽然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严重,但是如果没有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结果可能会更糟糕。上世纪30年代,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比较被动,而且由于政治原因难以进行有效的国际经济金融合作。而在过去的一年中,全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既有力又互补。如果没有采取这些迅速而强有力的行动,那么2008年10月份的恐慌情绪很可能会持续加深,更多的大型金融公司将会倒闭,全球金融体系都将面临严重的风险,全球经济衰退会更深,历时会更长。

  虽然全球经济没有出现更糟糕的情况,但未来仍面临挑战。各国必须携手巩固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以确保经济持续复苏。同时,应从此次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建立一个新的金融监管框架,避免过去两年发生的金融危机重演。

 

 


发件人:"hxsn" <hxsn@vip.163.com>  2009-10-17 17:35:5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研讨会通知\《中国乡村建设》第3期 :中国乡村发现第五届QQ论坛综述

中国乡村发现第五届QQ论坛综述

----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建问题探讨

湖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黎

2009年9月

    2009年9月15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研究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农村基层党建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不仅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三农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因此,中国乡村发现第五届QQ论坛把“农村基层党建”确立为本届论坛主题,旨在探讨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建问题。9月29日晚8时至10时论坛如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三十位网友参与了论坛,大家踊跃发言,从农村基层党建的重要性、现状、问题、原因、对策建议等方面展开了激烈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农村基层党建的重要性

    网友对于农村基层党建的重要性普遍表示认同。重庆的李全认为,基层是党组织的根,根不好就会缺水。农发所刘新荣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农业竞争激烈化的背景下,农民越来越需要坚强的党组织,这样才能更有力的组织起来。

林科大的陈其胜认为: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新农村发展的关键。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政治问题,村党支部书记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如果党员搞不好团结,群众就会不支持,支部的核心堡垒作用难发挥,基层组织就会缺乏战斗力。如果基层党支部、村委会、经合社三套马车各吹各的号,各抬各的轿,同床异梦,没有形成民主决策执行良好机制,那么基层的工作就很难搞上去,基层建设就难以收效。

    二、农村基层党建的现状

    农村基层党建的现状是网友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因此诸位网友踊跃发言,发表自己的看法。湖北的王俊楚认为:我们的基层党组织有一种盲目的乐观,不可忽视。盲目的乐观地认为,现在收钱人变成发钱人了,可以松一口气了,许多乡镇党委都有这种认为,村里就更不用说了。而这种盲目乐观,造成的就是离群众越来越远,自我中心意识越来越强。重庆的李全提到:我在乡镇多年,上级开会布置的任务多,研究情况发现问题的少,检查督促流于形式,考核走过场。他举例说:自己多次陪同新任书记到村里调研,一般调查研究30天,经常就是吃过午饭就走人,没有深入研究。王俊楚表示在基层工作的都有相同的调研感触和经历。

    李全认为:当前农村基层党建基本处于涣散,特别是穷的地方是越穷越瘫痪,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现状就是农村当前面临的困境。这一观点得到了相当多的网友的认同。来自山西的村长赵建光把农村基层党建现状归结为“四化”,即农村党员面临老龄化、家族强化、服务弱化、知识钝化。湖南中方的曾飞也认为农村党员年龄老化、知识钝化这两点很普遍。农发所的王文强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当前农村党员一是年龄结构偏大,二是文化层次较低,三是带领群众致富能力有限,四是后备干部不足。

    华中师大的李琴从性别结构切入,她提到:农村农村女党员十分稀缺,这也是造成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困境的原因之一。其所在的村庄,近五年只发展了一个女党员,另外党员老龄化的问题也很明显,近五年在30-40岁年龄段内只有一个人。

    农发所的刘新荣从社会现实原因推进,他认为当前一是,农民越来越现实,发展新党员的难度大,组织建设缺少后劲;二是新一代农民的信仰多元化,一些地方宗教迷信的作用越来越强,党组织的作用在边缘化。沈阳师大的蒋涛进一步印证:我们那是现在是无政府状态,但是老百姓通过发展大篷蔬菜致富了!

    农发所的陆福兴则认为:农村党建的现状总的来说还可以,但是,党组织如何真正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还值得进一步努力,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三、农村基层党建现存的问题

    农村基层党建存在的问题是跟党建的现状紧密联系的,网友桂东的郭义军认为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也很大。这些问题突出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层党组织作用没有全面发挥

    对于基层党组织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网友的意见并无太大分歧。桂东的郭义军认为:现在有些地方组织根本没什么作用!只是迎接一下上面的领导。重庆的李全提到:我见过近100个村干部和村支部,按照要求来说没有5个合格。基层党组织发挥的作用有30%就不错了,我在基层工作那么多年,真正能把村子发展起来的,真正能为群众办实事的寥寥无几。他的观点得到不少网友的认同。陆福兴则认为党组织的作用是有的,关键是起什么样的作用,怎样起作用。而农发所的陈旺民从客观原因下手,认为农村基层组织条件差,缺乏与农民活动交流的平台,影响了党组织作用的发挥。

    2、农民入党积极性不强

    网友普遍认为当前农民没有入党积极性。湖南中方的曾飞提到:现在农村很多能人都在外发财,没有心思入党。桂东的郭义军提到:我们那里农村很少有人要求入党,农民都认为入党不如去外面打工。再说我们那里入党了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不入党还好,没有义务,好处还多。华中师大的李琴也认为现在很多村民对是否成为党员很漠然。

    根据这种现象,陆福兴指出:不是农民不入党,而是要加强党的吸引力。郭义军进而补充:这需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吸引力,还必须中央看的准,抓的牢。

    对于农民入党积极性不强的原因,以曾飞为代表的网友认为是因为腐败,让很多农民逐步失去了信心。而农发所的王文强则认为,不完全是因为失去信心,一些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且大部分在私营企业打工,他们对党缺乏深入了解,缺乏感受,因此入党的积极性才不强。

    3、农村入党难

    一方面是农民不愿意入党,另一方面是在农村入党难。当然这种入党难是相对意义上的,主要表现在在个别地方入党的资格被某些集团或势力把持,出现了党员近亲繁殖的现象,自然对于普遍村民而言,想入党十分困难。山西村长赵建光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基层农村党组织中,党支部成员三人(支部书记、支部书记妹夫的大哥、老支部书记的妹夫);党员总共24名(除了党支部三个人之外,还有21名):支部书记的父亲、支部书记的岳父、支部书记的伯父、支部书记的隔墙邻居父子两人(父亲是党员、儿子是村会计)、支部书记妹夫的小弟、支部书记妹夫的父亲、支部书记妹夫的姐夫、支部书记妹夫的姐夫的父亲、支部书记的小舅子、支部书记弟弟的女儿的公公,老支部书记的妹夫、老支部书记的小弟,老支部书记的死党(共有两个人)。剩余的几名党员中,还有老老党支部书记一人、老老老党支部书记一人,最后还有在村民中比较有威信的两名党员,基本上成年就是“哑巴”的状态,理由是在党支部说了话,也是等于白说。——因此,在这个党支部带领的村庄,经济状况和发展环境糟糕透顶。但是这个党支部却得到乡镇党委的鼎力支持,这是最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了。

    这个案例或许不具有普遍性,但可以确认不是个别现象,广安的李华提到:现在在村里面很多的村干部不愿意发展党员,是为了自保。害怕发展起来的党员比他的实力强,自己丢了饭碗。所以造成了一个村几年连一个党员都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曾飞确认有这种情况存在,因此现在有了硬性指标,如果几年内没有发展党员,撤消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4、党员难起模范带头作用

    多数网友都认为现在农村很多党员没有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农发所陈旺民的认为:现在多数农村党员队伍素偏低,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难以发挥。农民李彩云提到:现在党员开会还要有钱才有人去。湖南中方的曾飞认为:农村党员的素质现在太不敢恭维了。有些甚至连一个普通群众都不如。只要每个党员只有70%的公心,30%的私心,在现在就很了不起了。北京的石远成认为:现在农村的党员干部很多成为和农民利益分割的主体了。重庆的李全认为现在农村党员成了个人利益的代言人,他们的价值观念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很快就放弃了。农发所的王文强认为这是社会转型对党的建设的一种挑战。曾飞提出:没有十年时间大力抓农村党建的话,农村很危险。

    5、发展党员把关不严

    农发所的王文强提到:现在有部分人想入党,是基于一种功利性。多数网友认同这一观点。还有个别网友提到了入党时的请客送礼现象,承认自己当年入党还送了人情,甚至有人为入党请组织干部到夜总会消费。另外针对山西村长赵建光提出的农村党员四化问题,即农村党员面临老龄化、家族强化、服务弱化、知识钝化,陆福兴认为:农村党员的“四化”不是农村党员的责任,而是农村党组织的责任。湖南中方的曾飞也认为应该是上级党委的责任。重庆的李全认为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干部队伍。如果上级组织的政治责任感强,就会注意发现和培养村级组织的党员干部。就此桂东的郭义军提出:应该要找准发展党员的导向,农村发展党员不一定要求文化高,而是要能力强的。陆福兴认为:农村入党不等于就是党,也不在于党员干部多,而在于真正思想上入党,起到党组织的作用。北京的石远成认为:党员多,就不是党,就不是信念,而是势力,而是目的私利了。

    6、腐败现象有所发生

    基层腐败问题是网友痛心疾首的社会问题,网友提出越穷越腐败的观点和越富越腐败的观点都得到大家认同。重庆的李全提到:我参加过村级财务审计的,表面上没有问题,但是只要没有村干部在场,村民就会向我反映情况。华中师大的李琴提到:调研的时候,村民说“上面政策好,下面歪着搞”。网友普遍认为不管是富或者是贫的地方都存在腐败。李全举例说:我原先的单位的那些人,收入只有八九千,但是一年送礼就是四五千。哪里来的钱?贪污的呀!他还提到了村村通工程:我参加过村村通工程,简直就是几个村干部分钱。李琴补充道:村干部不光自己分钱,还和村霸一起分钱,所以村民敢怒不敢言。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党的信任度必然会降低。正如山西村长赵建光所言:党员腐败的结果很严重、很严重,但是腐败党员的确是只占到党员总数的极少数。可是,腐败党员导致的后果却是很严重、很严重的。这个在今后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引起高度警惕!

    除了以上归纳的农村基层党建存在的问题,赵建光发表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他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问题在于:一、如何把群众公认的人尽快吸收到党组织中。二、如何让党员与群众打成一片(现在二者之间的距离太远了)。三、如何能让党组织成员在基层由村民来直接选举产生。四、农村党员的处理问题交由村民会议决定。五、村党组织不能插手村民自治。

    四、农村基层党建存在问题分析

    对于农村基层党建存在的诸多问题,网友认为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1、精神信仰缺失

桂东的郭义军认为:人们现在思想普遍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引起组织思想淡薄!精神文明建设相差太远。我们国家忽视了精神上的教育。草根金融李志怀认为党组织现在的边缘化并非由于一些地方宗教迷信的作用加强,而是由于原来的信仰已经被打破了。李全也认为现在最为可悲和可恶的是教育渐渐失去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功能。因此他提出要注意培养能人的价值观念。

    2、功利主宰生活

    针对上述农发所刘新荣观点:农民越来越现实,发展新党员的难度大,导致组织建设缺少后劲。草根金融李志怀提出疑问:农民缘何越来越现实?什么叫现实?他们是简单的生活所迫还是什么原因。重庆的李全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弱是因为农民的生存处境,在经济不甚发达的农村谁会去思想入党?对于农民来说毕竟第一位的是生存和发展,理想信念毕竟很少。

    湖南中方的曾飞认为:现在整个国家的风气就是功利二字。在此影响下,农民能不现实吗?桂东的郭义军认为上面提到的党员近亲繁殖就是功利的表现。李全认为农民现实是因为生存压力或者是经济的向心力太大了。农发所张黎也认为现在社会一切向钱看,功利已经渗入社会每一分子了,农民自然不能例外。

    五、对农村基层党建的建议与对策

    在对农村基层党建的建议与对策上,网友各抒己见,各持一词,观点主要集中以下三方面:

    1、强化思想教育

    湖南中方的曾飞认为:现在总体形势对于农村党建越来越有利,特别是近年来硬件设施方面的投入很大。但是像我们这个县受其它方面基础设施的影响,很少能真正的发挥作用。桂东的郭义军认为:问题是政府给你有限的钱又能解决什么昵!我认为政府应该是:授人以鱼何不授人以渔!因此,我们党要加强思想教育,加强对全面的全民的思想教育。他认为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政策的执行依靠人,所以关键在人,在人的思想,在人的对于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态度。要明确发展农村党员不光是为了去当官和发财。农发所陈旺民认为:需要转变工作思路,建设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同时应建立农村党员长期受教育、永保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建立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激励机制,为构建高效服务型党组织提供动力支持。而重庆的李全认为:应注意文化建设,引导农民的人生观价值观。他同时提到:其实教育并没有落到实处!我经历这么多次教育,哪一次不是走过场。因此应该在教育形式上创新,仅仅上堂党课是没什么意义的。

    2、强化制度建设

    强化思想教育的观点并未得到多数网友的认同。首先是华中师大的李琴则提出异议:思想教育?现在农村大都613899部队,召集开会就不容易。她认为:思想教育很软弱不力,因此还是需要制度建设。陆福兴表示:不管是贤人治村还是能人治村都是人治,换个人并不能换变面貌,关键是制度与法律规范的村治才可持续。王文强认为落实主要还是要靠制度。法律带有普适性,在当前的体制下,关键是如何完善党的制度,来推进法制建设进程。他认为现在的农村基层腐败是一种不良现象,根源还是制度问题。像监督制度、激励制度等等。

    重庆的李全认为:制度不要太多,管用的几条就行,比如预防腐败的制度之一:村务公开。来自基层的网友普遍提到村务公开并不如人意,华中师大的李琴提到:事实上很多村并没有财务公开,我们那个村两届都没有财务公开。郭义军提出:出于一些原因,有时也不敢公开。重庆的李全认为村级财务公开必须作为刚性制度,上级要检查,县级也要越级检查。

    李全认为:村级组织建设,需要乡镇高度重视,把他当作第一任务来抓,乡镇要切实负起责任。上级党委要帮助扶持村级党建。桂东的郭义军认为应该建立可操作性强的机制。

    然而,制度建设同思想教育一样,也并未得到大多数网友的认可。湖北的王俊楚提出:制度的坚持与推广,就是形式主义的的支持与泛滥。制度讲究一个适合,只要在基层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发文件推广的东西就是靠文件去落实。他认为:制度已够多了,教育也可谓不少了,制度和理论层次中央也有研究,很多东西靠的是适合基层、适合实际地去执行。

    不仅是上述强化思想教育和强化制度建设的建议都有反对声音,对于两者孰为重要,网友的意见也产生了很大分歧:

    湖南中方的曾飞提疑问:制度难道不多吗?为什么执行难?陆福兴认为:关键就是我们实行的事人治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领导都要订制度,搞政绩,把地方搞得无所适从。曾飞反咭:人既制定制度,同时也在执行制度。所以关键还是在人呀!曾飞也认为制度也是靠人去执行的。陆福兴回应:具体的人与抽象的人要分开。村需要抽象的人治,但是,具体到某一个人,甲和乙如果没有制度和法律约束,同样是人,可能就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了。重庆的李全插入:关键还是组织路线的问题,特别是用人上一定要认真。中南政法的高飞表示:这同样涉及到依法问题。曾飞继续:那是人去认真还是制度去认真?郭义军也认为认真是前提。李全对争论做出总结:认真就是解决当前疑难问题所必须的,关键是制度与法律规范的村治才可持续,制度是长期建设的方向。

    3、强化保障机制

    湖南中方的曾飞认为: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但很难真正落到实处,经费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没有跟上。至于拿什么来保障?重庆的李全认为应造就一大批的扎根基层的党员干部。郭义军认为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明了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王文强认为应该有纪律保障。陆福兴提出,不管是现在和将来都应该是用法律和制度来保障。

    除了上述提到的法律、制度以及纪律保障,王俊楚认为还应该有利益保障。让从事基层组织的人少一些后顾之忧。郭义军也认为农村基层党建设:应该有义务,也有权利,还带一点利益。网友还讨论到农村退休村干部的养老保障问题。李全提到一个名字叫做王纯友的村支部书记,工作能力很强,结果家里老婆大病,他不得不去县城收破烂赚钱,辞职了。赵建光确认没有看到自己村党支部成员有什么保障。曾飞甚至认为农村退职村干部的待遇还不如农村五保户。李全进一步举例说:重庆沙坪区歌乐山镇某村的黄主任,从1951年就任村主任,至今在吃低保。陈其胜提出应对农村老干部的补贴范围扩大到符合年限、贡献突出的村两委。

    王文强对于网友对农村基层党建的建议和对策做了总结,首先,要抓教育,教育形式创新,不是简单的说教式;其次是抓班子,班子队伍要德才兼备,不能有经济实力就行;再次是抓制度,关键要建立监督机制和良性的党员干部制度;然后就是要抓作风,非常重要的就是乡村财务公开。

    六、对农村基层建设的预测与期许

    最后,大家对农村基层党建的未来做了充分的预测与期许:

    陆福兴认为:未来,总的来说,十七届四中全会给了战略思路,具体来说,希望更加廉洁,更加务实。他预测未来农村基层党建会有较大的动作,改革的力度会大,甚至党建改革会从农村试点和突破。

    重庆的李全表示:未来的关键在于上级如何下大力气来抓,把导向落实。要坚持公开,要有公开的效果。郭义军认为未来农村基层党建的大方向是进一步完善,进一步健全。建立更具有操作性的条条框框。

    湖南中方的曾飞认为最重要的是向谁负责的问题。草根金融李志怀认为应该弄清楚党组织负责制到底是向谁负责?是向群众负责还是向上级负责?厘清这两种导向有着重大意义。郭义军认为这是原则,应该向人民负责,向党负责。王俊楚认为关键是对历史负责、对基层组织负责人的职位负责。李全认为应该向人民负责,向中央负责,但最终就是向人民负责,这几个负责要有机统一。陆福兴认为只要真正做到了向人民负责,党就永远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和用户,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李昌金认为不需要那么多宏大口号,务实最为关键:只要村书记吃住事、遇事能罢平,做事基本对得起良心、对得工资,做事要有一个起码的公平就是了。他的观点得到了网友的普遍赞同。

 





发件人:"xujingan" <xujingan@vip.163.com> 2009-10-23 12:48:47 +0800 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徐景安:为重建中国的社会共识而努力

为重建中国的社会共识而努力

-----为《21世纪幸福宣言》发表英语版而写

原深圳体改委主任  徐景安

2009.10.23.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需要达成一定的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才能形成道德、法律、制度。如果没有共识,虽有名义上的道德、法律、制度,也不会遵守、不会尊重、不会有效。当今中国,最缺的就是社会共识。

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时代的核心理念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成了最崇高、最时髦的一个词。从人民政府、人民银行到人民公安、人民铁道,以至人民公社、人民大会堂,一直到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成为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的最高原则与宗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为了使人民不受二遍苦、二茬罪。

    对建国30年的这段历史,功过评价不一。毛泽东时代举全国国力建立了工业化完备体系,以及二弹一星上天,为我国经济现代化与国防现代化作出了贡献,结束了中国被挨打的局面。这是不争的事实。用建国前列強侵略、内战不断的参照系来评价,毛泽东时代取得到了丰功伟绩。但是,用毛泽东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衡量,评价就不同了。经济上,人民普遍贫穷,城市居民靠发票证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农民不得温饱,以至发生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政治上,人民没有权利,不但当不了国家的主,连穿什么衣、理什么发、听什么乐都不能自主。思想上,人民没有自由,只能按一种声音说话、一种思想思考,全国人民都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与实践出现如此严重的背离,值得反思。为人民服务,什么是人民,由提供服务的“仆人”定,说你是敌人,就不在服务之列,还把你列为专政对象。一个饭店的服务员,说你是资产阶级老爷,同样也可不提供服务。即使你属于人民,提供什么服务,“主人”说了不算,而由提供服务的“仆人”决定。当时,人民最需的是拥有自己解决温饱的权利,但却提供全面专政、继续革命的服务。实践证明,当着人民权利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为人民服务就被异化为向人民专政。

    有人留恋那时城市居民可享受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殊不知城市居民的这种“贵族”待遇是建立在广大农民不能温饱的基础上的,他们的口粮被统购来供应城市。我的一位副省级朋友说,自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来,作为鱼米之乡的浙江农民就一直吃不饱。我家是上海居民就经常寄全国粮票给浙江的亲戚。留恋那个时代的人,有几个真的愿意回到过去?

邓小平时代:为人民币服务

    邓小平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人民币服务成为上下共识。政府以发展为第一、民众以挣钱为第一,形成了波澜壮阔的追逐财富的经济大潮。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为人民币服务比为人民服务要实在得多。一个浅显的道理,人们要吃、喝、住、穿,这就得有人民币,所以必须为人民币服务。“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这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发现的真理。只有吃、喝、住、穿不需要掏人民币的人,才可能做到“毫不利己”、“大公无私”。普通人总是有私的,可那时连“一闪念”都不许。中国人一旦不用“斗私批修”、不怕“割资本主义尾巴”,被压抑的追求物质利益的热情与动力尤如火山一样喷发。君不见,今天的中国农村,女孩子漂亮的、男孩子能干的都往城里跑,留下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并且不用当年城里人坐着大卡车帮助秋收,农民基本实现了温饱。地还是那个地(其实耕地已大幅减少),人还是那个人(其实农村人口也大幅减少),却使中国千百年来没有解决的挨饿的问题解决了。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谁也不能抹煞。

    为人民币服务,提供服务者有利可图,被服务者有权决定接受什么服务,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处于可以博弈的交易关系,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今天我国的服务水准、服务态度比之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改善,这就是为人民币服务的结果。但不可否认,为人民币服务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政府以发展第一,不顾一切;民众以挣钱第一,不择手段,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环境破坏、资源短缺、贫富扩大、腐败泛滥、道德堕落、自杀严重,孕育着严重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政冶危机、精神危机。

两份精神遗产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与邓小平的为人民币服务,是留给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两份精神遗产,是难以克服的意识形态难题。处理的办法是照单全收、谁也不得罪。为人民服务被列为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为人民币服务被列为不可动摇的方针国策。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币服务,同为指导思想,这就造成了当今中国的人格分裂、行为分裂、精神分裂,说是为人民服务,做是为人民币服务,言行不一、假话盛行。

    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是为重建中国社会的共识进行了可贵的尝试和努力,可是没能逾越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这两份精神遗产。解释“以人为本”,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与“为人民服务”保持一致;解释“和谐社会”,是“首先是发展”,与“为人民币服务” 保持一致;解释“科学发展”,是“发展是第一要义”,还是 与“为人民币服务”保持一致。这样阐述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不明确,口号没有变成理念,不能引伸出新的方针、新的规范、新的制度,起不了新共识的作用。

两个接受主体

    当着体制内不能提供新共识的情况下,体制外的各种流派涌现。“当今的中国有新儒家,新法家,新道法家,新墨家,新马列主义,新毛泽东思想,新自由主义,新自由左派,新自由右派......”(2)这无疑是一件好事,百家争呜,解放思想嘛!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各种流派提出的主张是作为俱乐部的宗旨,还是成为当今中国的新共识?如果是前者,只求一派同乐,那怎么说都可以;如果是后者,要成为中国的新共识,就必须满足两个前提:一是当今中国是共产党领导,必须为共产党所接受,必须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衔接,而不是取代、颠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二是中国的未来属于年轻人,再好的主张不为年轻人所接受,也是白搭,而当今中国很大一部分的年轻人崇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这是重建中国新共识又一个难题。中国新共识必须为这两个主体所接受,而这两个主体奉行的价值观是对立的。共产党倡导的,年轻人不接受;年轻人喜欢的,共产党不接受。

   当今中国的许多流派恰恰无视这两个接受主体,一是无视共产党领导的事实,对我提出的“必须为共产党所接受”不屑一顾、不以为然甚至十分反感。胡锦涛表态“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所以自由主义、传统文化、老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成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他们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文化,搞武化,至少我所认识的文化人都不主张搞武化;那只能是第二种选择,寄希望于共产党以后,这就意味着对重建当今中国新共识选择弃权。我的一个文化朋友对我说,他的主张就是等100年以后。之所以对“必须为共产党接受”原则产生异义,不是政治策略上的不同,而在于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社会主义信念是否正确?

    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社会主义应该抛弃,是基于苏联崩溃、中国改革的事实。为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推崇巴黎公社两条原则:一是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并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二是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只付给和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这两条都没有在苏联与中国实行。况且苏联与中国都不具备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物质条件,又在不具备社会主义物质条件的情况下滥用权力 ,结果正是马克思担心的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巴黎公社的两条原则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得到了贯彻,一是实行了普选,二是税后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收入不超过3倍。马克思主义没有在苏联与中国真正实行,而在其他国家取得成功,怎么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已过时,而得出去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二是无视未来属于年轻人这个事实,要今天的年轻人抛弃崇尚的自由与自我,倒退回去接受传统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传统社会主义实行扼杀自由与个人的集体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的理想是“自由人联合体”,主张“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倡导“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从来没有要求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更没有主张以集体利益为名可随意剝夺个人利益。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一个剝夺自由、蔑视个人的社会怎么能为全人类所接受,一个不能为全人类接受的理念、主张、社会能实现吗?如果连本国的年轻人都说不服,只能反省坚持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三股思潮

    当今中国的流派很多,但在民众中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三股思潮:

    一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派,这股思潮在理念层面,事实上成为我国的主流。改革开放就是融入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发生这种现象是必然的。

    二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派,我国现代化以及全球现代化发生的种种弊端,成为儒学兴起的理由。中国人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成为响亮的口号,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要铲除自己的文化根基。

    三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对改革开放产生的贫富不均的不满以及对西方现代化的弊端深恶痛绝,成为重返毛泽东时代的理由。更多人怀念毛主席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

    这三股思潮水火不容,成为重建中国新共识的又一难题。

重建共识的尝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创办了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从2007年11月3日起,至今已两周年,一共举办了14次研讨会。在各种思想碰撞的基础上,我起草了《21世纪幸福宣言》,为重建中国的新共识做了有意义的尝试。签名支持者有320多名,其中有著名学者茅于轼、周瑞金、杜光、辛子陵等,还有解放军的少将、副省级干部,也有中国儒学研究会会长、南京玄奘寺住持、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还有教师、律师、诗人、医生、媒体工作者、工人、农民、商人以及近30名80后的年轻人。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少签名者在签名时都有所保留和建议,比如中国将军书画研究院副院长曹学德少将说:这份宣言写得很伟大,但最好写上马克思主义。南京玄奘寺住持很赞同宣言,连同意大利籍的灵侠法师也签了名,但建议写上因果报应。我向他们解释,如果写上马克思主义、写上因果报应,那么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佛教徒的就不签名了,而宣言提出的实现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的核心理念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是符合佛学的。马克思主义与佛学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幸福,区别在前者是现世幸福,后者重视来世幸福。

    这份宣言将幸福作为人的终极目标与人的共同追求。提出幸福来源于物质层面、情感层面、精神层面,在肯定物质追求的同时,倡导向情感幸福、精神幸福提升。

    如何实现幸福,宣言在整合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三股思潮的基础上,提出了“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人权,就是承认爱自己、鼓励爱自己、保障爱自己。传统文化倡导的孝道仁爱精神,就是爱他人,即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宽厚待人,诚信对友。社会主义的原意就是集体的、公共的、社会的,也就是维护公共利益。所以,社会主义就是爱大家,即公平分配、完善保障、政治民主、实行法治、保护环境、爱惜资源。“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继承了5000年的传统文化、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理念。

    宣言针对现代人信仰的缺失,进行了重建信仰的努力。所谓信仰就是人的终极追求与心灵的敬畏。基督教以赎罪上天堂为终极追求,而敬畏上帝;佛教以西方极乐世界为终极追求,而敬畏来世;儒学以光宗耀祖为终极追求,而敬畏祖宗。宣言提出的新信仰是,幸福是人的终极追求,尊重生命是心灵的敬畏。新信仰与老信仰有区别,但与老信仰有共同点,那就是都是为了人的幸福。这既可以为无信仰者提供信仰,也可以得到有信仰者的认同。

    宣言整合东西方文明,提出追求自由与约束自己,拥有权利与承担责任,勇于获取与慷慨付出,外求开拓与内省修行,作为完整的道德观。
撕裂还是重建共识

    值得每一个中国文人思考的是,你究竟是在撕裂共识呢,还是努力寻求共识?每一个流派有每一个流派的主张,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应该说,一个尊重事实、尊重常识的严肃的流派,一定有其合理的内核,尽管主张不同,都值得尊重。一个有生命力的流派也一定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认为穷尽了真理,不奉行两个凡是,凡是自己都是正确的,凡是他人的都是谬误。

    茅于轼先生是我敬重的学者,他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但他不固执一派。2008年5月17日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六次研讨会上,茅于轼对我的主讲论文《创建中国新文化以承认“爱自己”为出发点》发表意见说:“爱自己是出发点,终点还是爱自己也不错,但是就不够了,所以终点不但要爱自己,还得爱别人。”茅老超越自由主义,向传统文化靠拢。茅老还说:“我们不能容忍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太大,但是怎么做,大家可以讨论。打土豪,分田地,是一种方法;征收累进所得税也是一种方法。其原则是允许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它不但可容忍,而且对社会有利。但是这一差距太大,那是不能容忍的。”茅老不能容忍贫富差距太大,而主张采取措施缩小结果的不平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主张。

    在这次会上,韩德强表示:“爱自己作为出发点,我没有任何异议。”“爱自己,你不说大家都爱自己,你不需要说,大家天生都是爱自己的。”韩德强作为左派一直反对自由主义,写了“自由与和谐”、 “自由与美德”、“自由与意义”一系列文章,其实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爱自己。韩德强对自由很反感,但愿接受“爱自己”,这证明了他在这里是承认事实的,也证明了我理念转换的成功。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我与司马南围绕普世价值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他十分赞成我提出的普世价值观。他说:“幸好,徐老自己关于普世价值有一个定义:‘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才是完整的普世价值观’。对此,我先真诚地表个态,这个普世价值观非常之好,好过《南方周末》鼓噪的,好过《南方都市报》炫耀的,好过‘天谴论’教授贩卖的,好过范跑跑实践的。对此,我不仅没有不同意见,而且完全拥护举双手赞成。徐老的普世价值观与孔夫子‘仁者爱人’之说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将其定义为普世价值应为众望所归。”(3)

    这说明什么呢?尽管存在很大分歧,但还是有共识可寻。可不容否认,中国很大一部分文人的态度似乎以撕裂共识、扩大分歧为己任、为乐趣、为宗旨。

    一种倾向是反自由主义,认定自由主义就是坏东西,根本不想弄明白自由主义的内涵。有人反对我起草的宣言,说:“宣扬珍惜生命、追求幸福,是自由主义的翻版。”我就非常纳闷,他不要生命、不要幸福,他追求什么?难道是死亡与不幸?其实,很多反自由主义的人,非幸酷爱自由,只是他喜欢自己享受自由,不许别人自由。

    一种倾向是反传统文化,认定传统文化就是坏东西,根本不明白传统文化里有做人的必须。有人给我来信说:“看到宣言主张爱他人‘从孝敬父母做起’,就彻底失望了”,认为是“孔儒文化的变种”。这种人崇拜西方文明,却连父母也不认。可是,新约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旧约《出埃及记》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这说明,东西方都主张孝敬老人,但把孝作为道德文化、做人之本的是传统中国。

     一种倾向是反社会主义,认定社会主义就是坏东西,不明白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有人针对我起草的宣言说:“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落后腐朽的代名词”。这样的人不明理念在实践中的变异,这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理念既可在实践中发展,也会被利用而扭曲。用实践中的变异作根据,不愿区分理念与事实,这是反自由主义、反传统文化、反社会主义的同一种思维方式。

普世价值观是重建共识的基础

    我国要重建共识,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承认普世价值观。实行改革开放,是中国放弃封闭向普世价值观靠陇的重大转折。所谓普世价值观,一点不神秘、一点不深奥,就是人的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常理、常识。改革开放所做的就是回归常识。土地由农民耕种,经营由企业负责,价格由供求决定,房子不能白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共决策要法治民主……哪一条都是经济、社会、政治的常识。但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掀起了一股反普世价值观的思潮,实在不可思议,这是一次思想的大倒退。

    反普世价值观的最主要的理由,是拒绝承认西方价值观具有普世性。西方价值观是否具有普世性可以讨论,但不能以此否认普世价值观的存在。非常奇怪的是对普世价值观持反对态度的人,都是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以社会主义为信仰的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共同目标,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具有普世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最后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那是何等的自信与气魄!毛泽东以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处于水深火热的被压迫人民为己任,也是心向亚非拉、胸怀全世界。过去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都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反对起普世价值观呢?

    有一篇左文写道:国民党在金门树立了一个大标语“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陆这边不是“社会主义统一中国”、“新民主主义统一中国”、“共产主义统一中国”,而是“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站在这遥遥相对的两条大标语之间,你可以十分清楚地感受到大陆方面的防御心态和自惭形秽的心理,通过这个口号,大陆方面实际上已经明确承认,自己所信奉的‘特色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适用范围非常有限的‘地方性信仰’,哪怕只是在中国范围内,它都不具有普世性”(4)这篇文章从一个侧面描绘了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缺乏自信与对信仰的放弃,然而正是他的同道们起劲地反普世价值观。

    不承认普世价值观,就是不承认人类应该共同遵循的常识与真理,也就没有文明与野蛮的区別。人要吃饭,总是普世价值观吧,可是反对者说,现在世界上很多人吃不饱,还有饿死的呢!怎么能用吃不饱,还有饿死人的事实来反对人要吃饭的常识呢?有一篇左文说,我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只要我们不赞成、不实行,哪有什么普世价值观?公理、常识是反映客观必然性的观念形态,不能因为有人或很多人不承认、不认识而不存在。哥白尼发现地球围绕太阳转,也许当时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但他代表了真理。只有承认普世价值观,朝普世价值观努力,我们才有共同的前提,中国才有重建共识的可能。

《21世纪幸福宣言》是普世价值观

    中国有13亿人口,人口众多、资源短缺。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也是全球现代化面临的问题。中国重建共识,不仅解决中国本身的问题,也适用于世界,具有普世性。所以,《21世纪幸福宣言》立论的根据与出发点是“人类的共同困惑”、“人类的共同痛苦”、“人类的共同难题”、“人类的共同困境”。全世界唯有中国,既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又有悠久的传统文化,还有社会主义的实践,而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都是人类追求幸福的实践与探索,都包涵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也最有条件整合这些资源,为中国重建新共识,也为世界作出新贡献。

    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理念是“在资源有限条件下追求财富最大化”,这是中国与世界现代化成功的原动力,也是产生一切问题的总根源。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3月19日发表文章,对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理念提出质疑:“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幸福并未增长。因此,加速经济增长并非值得我们为之作出巨大牺牲的目标。特别是,我们不应该牺牲最重要的幸福源泉,即人际关系的质量。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增长的名义下,我们在这方面已作了太多牺牲。”宣言明确提出:“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应成为人类的共同理念”。 《金融时报》的这篇文章发表了相同的观点:“什么是进步?当前危机要求我们必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进步意味着苦难减少,幸福增加。进步并不意味着创造财富或革新,它们有时是管用的手段,但绝非最终目标。”

    宣言说:“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来说,在一定的时间里拥有的资源和财富是一个定量,但幸福是一个变量,可以很幸福,也可以不幸福。”“幸福是人的重要需求获得满足而产生的愉悦感,是需求客观性与感受主观性的统一。幸福知识是人对自我需求的调节与满足需求路径的选择,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心胸修养和思维方式。”当今中国与世界不缺追求财富技能,缺的是追求幸福的常识。宣言是对幸福知识进行的启蒙、普及、传播。

    不少人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廹切的问题是制度转型,宣言提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固然不错,但有什么用呢,岂不是隔靴搔痒吗?“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理念所具有的正义性、合理性,正是为制度转型提供共识,为借鉴西方文明、继承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提供根据。同时“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理念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传播。中国创建的新文化,既是融入现代文明,又是对现代文明的超越。宣言提出“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应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其实,这就是中国的全面小康,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立在高耗能、高消费基础上的西方文明模式不具有普世性,是全世界学不来、做不到的。《21世纪幸福宣言》宣传的实际上是中国的全面小康理念,而恰恰是中国的全面小康具有普世性,是世界各国都能实现的。这也是宣言译成英语版的用意。

注释

注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1995版
注2:仲大军回复徐景安信
注3:司马南给徐景安的信:《来自长者的批评》
注4: 2009年8月28日《香港传真》乌有之乡学术部郭松民。

 

英文版

Declaration of Happiness of the 21st Century
(Edition for Soliciting Comments and Supporting Signatures)

Happiness seeking is the essential distinction between mankind and animals, and is the mankind’s ultimate aim and common pursuit.
Human beings may have distinctions in sex, class, ethnic groups or nationality and they may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However, their motivation, willingness and aim to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re consistent.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s nothing but the history of happiness pursuit. Up till now, the human beings are not so happy. In the world, about 450 million people are suffering from mental or brain diseases of various kinds. More than one million people commit suicide every year. Depression has now become the fourth severe disease.
Mankind’s knowledge is nothing but the knowledge about happiness pursuit. Up till now, the most incomplete knowledge remains to be the knowledge of happiness. What is happiness? How can we obtain happiness? Most people refuse to think about it , pay ver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it, and so have got the long-standing mistaken ideas in cogni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resent world is the pursuit of the maximization of wealth with limited resources.
Mankind’s common confuse is that the increase of wealth hasn’t brought the increase of happiness;
Mankind’s common pain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kind and nature, between a person anf others, between a person and him/herself, turning from bad to worse;
Mankind’s common problems are the same, such as the overflow of human desires, the exhausted natural resources, the global warming, the decreasing or extinction of species, the increas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grave crime, the more indifferent feeling among people and the depression;
Mankind’s common dilemma is that the human being’s material desires have exceeded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planet’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hey are threatening the mankind’s secure and healthy survival. The day when the world’s modernization is realized will also be the day when the mankind’s civilization is totally destroyed.
Minkind in the 21st century should reflect over the past, be aware of the situation and save themselves. Thtat’s why we have this declaration.

I

It should be the common ideal of mankond to obtain the maximization of happiness with limited resources.
To a person, a family or a nation, it is a fixed amount for the resources and wealth that can be obtained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but happiness is a variable amount, that is to say, they can be very happy or not happy.
Happiness is the pleasure produced after some important needs of mankind are satisfied and is also the unity of the objectivity of needs and subjectivity of feeling. The knowledge about happiness, the most importtant thing in life, is the adjustment to one’s own needs and the choice of ways to satisfy the needs, which embodies one’s value orientation, bosom and accomplishment, and ways of thinking.
People should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and cultivation of technical ability. The technical ability is something one possesses in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 to serve the society and to get paid.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ical ability is decided by one’s attitude to life.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knowledge of happiness, you won’t be happy even your technical ability is exceptional.
Power, wealth and reputation make people be at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society and possess more resources, so they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source of people’s happiness. However, whether you can really obtain happiness depends on one’s value ideals.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knowledge of happiness, more power, more money or more reputation may bring unhappiness to you.
The knowledge of happiness needs something like an enlightenment movement to get it popularized and spread out.

II

Happiness comes from:

The material happiness. When one gets enough food to eat every day, he will expect something more delicious; when one has got enough clothes to keep himself warm, he will expect something more beautiful; when one lives a peaceful life, he will expect more pleasure in his life. These are mankind’s natural desires. The limit and scarce of resources have decided that the main way of material distribution is nothing but exchange. Professional dedication and honesty are useful in making money and to practise fraud will only result in harming others and oneself. In the course of material exchange, competition and scheming are innevitable, exhaustion and frustration are the price of material exchange. The happiness brought by materials is transient. It is harmful to presue too exceedingly for material things. It is a mistaken concept in cognition to take the happiness brought by materials for the only happiness in life and it is also the root of unhappiness.
The happiness of feeling. The true feeling between people is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happiness. Affection between blood relations, friendship, love, trust, sincerity, tolerance and precedence of courtesy will bring happiness to people. The happiness of feeling will not pollute the environment nor will it consume the natural resotrces. Please don’t neglect or even give up the happiness of feeling to struggle for the material happiness. A soft heart, a pure smile, a respectful salute and a sincere greeting will also bring happiness to people. After all, what people need most is still people!
The mental happiness. The mankind’s mental pursuit is to exceed the limit of life and be eternal. If the existence of a person’s life can bring happiness to other people, then his life is continued or prolonged, and that is eternalization. Thinkers’ wisdom, scientists’ discoveries, artists’ work of art, entrepreneurs’ achievements or workers’ service can all be eternal. Power, wealth and fame can only be of etrenal significance when they are used to serve the people. The greatness, sublimeness and boundlessness of the spirit may satisfy people’s pursuit, realize the significance of life and fill and level up the world’s unevenness.
The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of each person and his/her choice may decide the personal destiny,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and of the mankind.

III

The ways to gain happiness:
Love yourself. Cherish your life and keep your right to pursue happiness. Keep fit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be psychologically peaceful, have enough sleep, keep balanced diet with nutrition and moderate amount of physical exercise, Live a meaningful life: not only satisfy oneself but also satisfy the needs of others and the entire society. The ego should be sublimated: from loving oneself by instinct and benefiting oneself at the expenses of others, then to loving oneself reasonably and benefiting oneself without harming others, further more, to loving oneself with a meaning and benefiting both oneself and others. The entire society should recognize the love of oneself, safeguard and guide the love of oneself.
Love others and cherish others’ lives. To love others and to be loved by others are the source of happiness. Be gratitude to all the people you owe, and first be gratitude and show your filial respect to your parents. Tak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ccording to the role you are playing, love the people around you, such as your spouse, kids, brothers, sisters, classmates , friends, colleagues, neighbours and customers. People should help those who need help and sympathy and pity are something we all should have. We should advocate universal fraternity and love others.
Love all the people and cherish lives of the mankind. Safeguard public interests of the society. Safeguard the public morals and be a citizen who abides by laws and observes discipline.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Every day, do one thing that is favourable to the environment. Economize resources and never waste any piece of paper, any drop of water and any grain of rice. Love the collective, the country and the planet.
Love yourself, love others and love all the people. These are extracted from the brilliant civilization of mankind and are the most complete pursuit of mankind.

IV

Charitable activities start from yourself.
The injustice in the world can’t be the excuse for us to do evils.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mankind, all sorts of wicked things exist, however, that doesn’t prevent us from treating ourselves, others or all the people kindly. Benevolence is wisdom, art, forbearance, state of mind and the broad-mindedness. The charitable activities start from yourself and from now on.
Respect the Christian ethics that teaches people to be benevolent for God. Respect the Islamic ethics that teaches prople to be benevolent for Allah. Respect the Buddhist ethics that teaches people to be benevolent for the next life. Respect the Cinfucian ethics that teaches people to be benevolent for one’s own ancestors. Respect all the ethics that teaches people to be benevolent. Advocate our new ethics that teaches people to be benevolent for our own happiness.
Happiness and morals live side by side. For your own happiness, you should restrict yourselves. If you treat others badly, you’ll suffer retribution. If you treat the nature badly, you’ll be punished by the nature. If you keep yourselves further away from morals, you’ll be more miserable.
Pursuit of freedom and self restriction, possess right and take responsibilities, be bold in taking and be generous with money, to develop new fields and cultivate oneself through meditation, these are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moral civilization and the most complete moral pursuit.

V

Create conditios for happiness.
The sole criterion to judge whether a party, a government or an organization is a good one or not, is to see if it works for the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A well-to-do economy, democratic politics, harmonious society, clean envionment, low consumption of materials and mental enjoyment, all these should become the targe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appiness index should take the place of GDP to b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pread the knowledge about happiness. Encourage the people to pursue not only the material happiness but also the happiness of feeling and the mental happiness. Inspire the people to love oneself, to love others and also love all the people. Advocate all the ethics that teaches the people to be benevolent and also advocate our own new ethics that teaches the people to be benvolent for our happiness.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on and mass media to stop the exaggeration of violence, pornography, evil and luxurious actions.
This declaration is allowed to be published on the net and newpapers and translated into other languages. The signers will take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advocate and carry out this declaration. Signatures only represent the future but not the past and signers are allowed to make a statement to withdraw from this declaration at any time.
Anyone who wants to sign, please send e-mail to this address: xujingan2009@163.com

     By October 16th, 2009, we have got signatures from 326 people, the following a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ome the signeres:

Xu Jing’an: President, Forum for Building China’s New Culture
Mao Yushi: Chairman, Tianze Researcg Institute
Du Guang: Professor, Central Party School
Xin Ziling: A well-known author in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Zhou Ruijin: Former Deputy Editor-in-Chief of People’s Daily
Cao Xuede: Major General & Vice President of China’s Generals’ Institute of Paintings & Calligraphy
Lu Wenke: Former Governor & Vice Chairman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Zhejiang Province
Chuan Zhen: Vice Chairman, Nanjing Buddhists’ Association
Abbot of the Xuan Zhuang Temple
Locon: Master Ling Xia ( of the Italian nationality )
Chen Yiwen: Researcher in Scientific & New Sociology ( a Chinese English )
Zhou Xiaozheng: Professor,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Hu Xingdou: Professor, Bei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Tang Jing: Professor, Beijing Industrial University
Zhang Chunliang: Presid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onfucian Teachings
Qian Quan: Vice President,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Wang Dianqing: Honorable President & Professor,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Oriental Morals
Zou Dongtao: President, China Opening &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y
Zhang Junde: Professor & Doctoral Tutor, College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Dean of Cultural Media Department, Shanghai Jian Qiao College
Zhao Jun: Researcher in the Center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form
Huang Xiuqing: Professor, Beijing Young People’s College of Politics
Zheng Jian: Professor,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Center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Liu Xinyi: Professor,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Wang Ting: Doctor, Vice Dean of the Department of Art, Shenzhen University
Han Bangka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ranslation, Graduate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befor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irst Group of M.A.s from Peking University after Cultural Revolution

 

 



发件人:"茅于轼" <maoysh@mail.ied.ac.cn> 2009-10-24 13:55:58 +0800 收件人: "xujingan" <xujingan@vip.163.com>,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Re: 徐景安:为重建中国的社会共识而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

天则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茅于轼

2009年10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踪迹。

    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

    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打击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

    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再往前看,其实在延安整风时,甚至在井冈山肃反时,错误已经埋下种子,不过那不属于建国后的60年的历史阶段中。

    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估计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伤害,搞得他们自杀的自杀,离婚的离婚,重的妻离子散,最轻的也变得垂头丧气,对生活没有信心。如果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文革使全社会痛苦的总量达到极大。文革又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找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割断一切和外国的交流,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

    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各地群体事件屡发,动辄诉诸打砸抢烧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

    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

    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虽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

    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但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

    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

    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各种方针政策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十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

    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

    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理,并优先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之上。

    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执政的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变化。司法一直不能独立,明显地偏向于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言论自由日见遥远,信息控制变本加厉。结果是群体事件使专政者穷于应付,风声鹤唳,神经紧张。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专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二十多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利益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专政工具之内。要改变这一趋势,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决非易事。

    如果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几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 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但是民主政治很容易走向一个群众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参与,政权还是稳定不了。这样的经验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发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国的解放军夺取政权又是一例。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精英参与,但是在枪杆子说了算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受控于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识分子参政,但是原则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没有决策权。现在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构成越来越知识化,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归国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

    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提高了许多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帮他们在促进经济繁荣中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创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有七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得奖的。据一位素来对中国教育抱乐观的权威学者估计,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穷得多的国家现在都有人得奖,在这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这和中国政府的思想钳制,党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试图改变。在庆祝60年国庆中,失败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试图向年轻的一代人掩盖这一段时间的不良记录。这种策略不但耽误了中国的下一代,也不能为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和单枪匹马的达赖喇嘛斗争中,人家总是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怀疑中国政府所说的。

    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0-22 10:53:25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民营企业的增长极限——组织的极限

民营企业的增长极限——组织的极限

北京万通集团总裁  冯仑

2009-10-21

    从内部来看,首先要打破的组织的极限,一个公司到底能不能成长,组织的变革、组织的制度安排非常重要。

换老婆与换组织

    我去三亚时碰到一个民营企业老板,他告诉我,他最自豪的是他的公司在海南三亚坚持20年没倒。但是今天他的公司仍然是跟过去一样,一个皮包公司,就两人,报表也没有,然后也不知道真正的股本金在哪。天天贷一批款,陪两天领导, 钱没有了, 再去借一笔款,又陪几天局长。他们公司的组织形态,跟20年前的公司最初成立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也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增长。

    有意思的是,前一段在上海作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嘉宾们说自己改革30年来的变化,其中一位嘉宾就说,我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换了四个老婆,其他的全没变。他还感叹,这几十年最大的一个教训, 就是没有人能靠得住,女人也靠不住,自己换了四任老婆,都没把公司搞好。今天他公司的形态仍然是个体户。另一位跟他一样老资格的标志性人物柳传志,组织的衣服换了四、五件了,从国有民营,到变成香港的有限公司,完了上市,变成股份制有限公司,再变成一个跨国性组织,到现在还在研究,还在变。

    很多民营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果没有适时地让自己的组织制度发生变化,没有引进新的资本和创造新的更好的治理结构,没有引进专业团队,这个公司就不会成长。

    从我自己来说,万通从最早到现在也变了五六茬儿了,然后接下来还在变。因为资源的配置环境与方式在发生变化,人才配置发生变化,和社会的关系也在发生改变。

    组织构建的不同也带来完全不同的企业家生活状态。很多创业的民营企业,老板每天都很忙,忙着抓销售、抓管理,事必躬亲。我认识一个房地产老板,总共没做几个项目,已经累得昏天黑地。相反的例子是万科。王石从零开始创业,经过25年,万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住宅开发公司,在32个城市有170个项目,但你看看王石,多自由,几乎征服了世界上所有的高山。这就是差异,组织建设的差异。

民营企业的组织演化路径

    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三十年里,民营企业的组织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哪一些组织制度的变化使这个企业能够有快速的成长,而打破增长的极限?

     民营企业内部组织变革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93年《公司法》出台以前,民营企业的主要组织方式是参考江湖组织。但江湖的组织方式有两个问题无法解决,一个是江湖组织有进入,无退出的机制;另一个是没有办法程序化地更换一把手,只能通过非常规方式,所以民营组织的江湖时代充满了血腥。此外,1993年以前民营企业很多问题都没有好的办法解决,比如激励问题,所以民营企业就长不大。

    到了1993年以后有了《公司法》,组织就可以建立在契约关系和股东关系上的法律保护的经营组织。每一个企业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把兄弟变成股东。如果在这个关键坎儿上企业没能完成这样一个组织变革,你的极限就到了。凡是由大哥变成了董事长,由兄弟变成了股东,这种公司、这种民营企业都活过来了。

    2001年之后我们整个进入了一个新的互联网时期,进入新的经济时期和创业时代,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市场化改革,国企的改革又给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民营企业进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时期,标志性事件就是亚信引入风险投资,并且成功上市。

    从江湖时期,到中国的土公司时代,再进入到现代公司的科学治理阶段,民营企业的增长极限逐步被打破。

混合所有制的组织优势

    也是在这一时期,万通发现,只有进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才能够突破我们增长的极限,才能够在更大的空间进行博弈和发展。1999年十六大又规定,混合经济是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主体。

    从市场资源配置的效果来看,单纯的民营和国营都容易出问题,民营的问题是有动力无约束,动力表现为贪婪和冒险,最终走向疯狂,而国企反过来,有约束无动力,约束导致懒惰和贪污。而混合所有制能够把两种制度的好处结合起来。于是我们找了一个新国企,就是天津泰达,这家公司是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国企,它能理解我们的一些市场化的做法。通过引入天津泰达做大股东,我们就变成了混合经济。

    变成混合经济以后,我们既受到保护国有资产的这套制度的保护,顺便把民营资产也保护了,而我们的动力既帮助民营挣了钱,也帮助国营挣了钱,这样就平衡了一个企业的所谓产权性质,所以从2003年以后万通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期。

学习宗教组织,做好价值观培训

    为了提高组织效率,我们的组织变革也一直在进行。怎么变呢?有两种方向,一种是宗教组织,一种是特种部队。如果只讲效率,不做道德评价,基地组织效率很高。“911”事件中的这些执行者提前一年就知道自己要死,而且是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没有一个人透露这个信息给家人,包括给女朋友、给父母,都没有。最蹊跷的是,执行任务前一个礼拜,组织给他们的活动经费一共是22万美金,还结余了四万多美金,又退给组织。看看人这组织的威力与效率,这属于极端宗教组织的例子。

    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存在时间最长的是宗教。宗教都有四件法宝:一个无所不能让人敬畏的神,一本故事+启示的浅显易懂的经,一座集中学习的庙(或者教堂之类的东西),一群以培训为事业的人(比如传教士)。

    押有这些东西,宗教这种组织表现出很多优势:第一,扩张成本很低,各地盖庙不要总部花钱,各地自己整啊。第二,它没有品牌总监,没有一个宗教说有个品牌总监,但品牌形象极其一致。第三,没有很明晰纪律的监督机构,宗教的监督机构是来世,没成本,不养人的,但效果极佳。最后,品牌的美誉度无限,投诉为零。你求观音求子,最后生了个女儿,你去把观音砸了?没有,你又给观音捐笔钱,回家再生。

    宗教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培训。不管地下教会,还是公开的教会,每天都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就学习一本书,几千年来就干一件事就是培训,成本就低了。从组织上来分析宗教,就是用分散的分子状态存在,用价值观来协调,成本各自承担。这种组织行为成本低、见效快,而且经济效益特别大。

    比宗教次一点的组织就是大学,大学的品牌也没人投诉。学校也是培训机构,学校的美誉度也很好,投诉也是零,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犯法是学校教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像宗教组织一样培养企业的价值观,并协调企业的行为和业务,像学校一样系统教育培训自己的员工,企业的组织还可以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我最近一直研究这些事,我专门去阿里巴巴,听阿里巴巴讲他们怎么创造阿里人,跟马云交流,我也全世界去看,包括去耶路撒冷看。我们决定从明年开始KPI考核改变了,30%是财务指标,40%是价值观的指标,考核价值观,就是培训,还有30%是其他。这个月底(2009年8月),我们的万通龙山学校就正式开学了,我们对从高管到普通员工都会进行持续的培训。培训的老师包括企业家的专家、学者、技能领域的专家以及公司内部的讲师。第一期课程是针对高管,培训的主题是绿色领导力。

象特种部队一样建设后台系统能力

    基地组织的对立面——特种部队的组织形式也很有意思。 “911”之后,世界军事变革的方向都变成了特种部队化。打了六年的伊拉克,美国死了四、五千人,另外打下阿富汗只用了123个人。

    如此高效的组织效率是怎么出现的?在以前的战争中,整个的火力成本、弹药的成本80%都是虚耗掉的,只有20%是打到敌人。因为什么?因为找目标难呵。现在倒过来,20%成本(弹药)准确击中目标,80%的成本用来找目标。在阿富汗打仗,三个人一组的特种部队,后台支持系统的成本是五千万美金,包括各种通讯系统、情报收集系统、火力计算系统,等等。特种部队给我们企业组织的启发就是,除了一流的市场执行能力,还要有系统的、强大的后台支持系统。后台是什么呢?是系统产品研发、服务、品牌和员工训练。

    民营企业的组织变革永远不会停止,要通过变革来不断地提升发展空间,创造新的无极限发展。

 

 

 

对农民工结社维权的思考

河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汪地彻

2009-10-20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逐渐退出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社会利益多元化日趋明显,人民享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公众的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中国人也开始追求更加活跃的结社生活。现在,中国拥有数量繁多、种类多样的社团,其中包括注册团体、准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及网络社团等等,总数超过了八十万。[1]组织和参加社团的人员涉及到不同的职业群体,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信仰。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众多社团中却难觅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社团的踪影。据不完全统计,至2005年,中国的农民工总数已超过1.5亿。但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工成为游离于城市边缘,介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庞大的特殊群体。身份的双重性决定了他们被城市体制所排斥,并受到种种歧视性对待。农民工如何通过结社来实现权利诉求和政治参与,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农民工结社维权的价值分析

  结社自由是指公民为了一定的宗旨并按照一定的原则,自主、自愿、自由地组织各种社会团体进行活动的权利。结社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现代国家宪法和宪政实践中得到普遍确认的基本宪法自由权。各国宪法直接地规定了结社自由的达119部,占83.8%。[2]由在现代社会其所以如此受到重视,其中最重要原因在于它所具有保障个人权益的宪政价值。在中国现阶段,农民工被歧视,其自身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相关诉求得不到满足,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为农民工维权出谋划策。而农民工通过组织社团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有其现实意义?价值何在?

  首先,通过社团使农民工对自己的直接侵害予以救济。这是农民工结社的最大现实价值所在。目前农民工遭受的权益侵害绝大多数都是用人单位直接造成的。主要表现在:(1)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且不规范。(2)工资报酬得不到保证。(3)生产条件差,劳动保护措施不力。(4)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5)大多数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也没有工伤保险。[3]面对用人单位的这种种歧视性对待,农民工通过私力救济何其艰难! 一方面,农民工个人面对强势的用人单位,是劳动关系中的弱者,不可能与用人单位就合同条款、工资报酬、劳动保护、福利保险等问题展开平等对话。另一方面,在现有制度条件下,最直接有效的维权途径就是诉诸法律。但农民工通过法律手段维权的成本高,收益却小。拖欠工资、加班费、社会保险费,如果金额不大,农民工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得不偿失的。而如果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仲裁费、诉讼费和律师费,收入较低的农民工实际无力承担。农民工通过单个力量难以实现权利救济,而社团却能给农民工带来希望。社团是个人的联合,个人做不了的事,社团或许能因其人力、智慧、财富、影响上的优势而轻易实现。目前,农民工在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时,社团可以两种途径提供救济或帮助。一是代表农民工个人同用人单位进行谈判或协商。社团可以代表农民工同用人单位就涉及到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有关问题进行协商解决,监督劳动合同的履行。如果农民工和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参与协商和组织调解。同时还可以组织农民工参与用人单位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全方位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二是社团以各种方式帮助和支持农民工就其受到的侵害提起仲裁或诉讼,或者社团直接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旨在维护农民工个人权益的法律诉讼。前一种情形下,社团可以向农民工的仲裁和诉讼活动提供智力或财力上的支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条明确规定,社会团体可以支持个人就其受到的民事损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后一种情形下,如果私人本身没有出庭资格或胜诉的机会非常少,则由农民工社团直接出面进行诉讼。获得在法院出庭的资格往往是成立社团或法人社团的主要理由。[4]诚如西方学者加兰特所言,参加诉讼的社团可以有多次机会,而参加诉讼的个人往往只有一次机会。这是因为与个人相比,社团人多财众,有丰富经验和广泛社会影响,所以在司法中胜诉的概率也要大。总的来说,社团对有关农民工个人权益有关的法律诉讼的间接或直接参与,对个人权益保护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其次,农民工通过社团保障自己的民主权益,实现政治参与,影响关系到自身利益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农民工在乡村可以参与政治、参加选举,这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也是关系到农民工家庭或自身利益的问题。可是在城市里,由于我国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造成了农民工无法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没有能力维护自身权益,成为城市社会中的“沉默阶层”。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他们不能参政议政,他们没有选举权,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这使他们的利益诉求既没有利益代言人也没有直接的表达渠道,成为被动的“无政治群体”。农民工作为城市的“边缘人”,游离于社会的政治表达之外。农民工在政治生活中的失语,使制度因素造成的对农民工权益的侵害,无法通过农民工自身对制度变革的参与而使侵害根除。这些歧视性制度主要包括:(1)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工在身份上处于不平等地位,也是农民工所面临的劳动就业、技能培训、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别与歧视的制度基础。(2)就业制度的歧视。(3)基本社会保障普遍缺失。[5]这些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法律和政策的出台,实际上托克维尔笔下的“多数人暴政”的现实体现。要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因素造成的农民工失权的状况,固然需要制度设计者的理性关注,但更需要的是农民工自己的社团。托克维尔曾指出民主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6]通过民主程序而制定出的法律也可能侵害少数人的利益。而结社自由便成为反对多数专制的一项必要保障。公民自由、自主、自愿地结成的社会团体作为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不同领域群体利益的代表,通过不同途径、不同形式参政议政,代表社会成员向国家、政府反映团体的呼声与愿望,甚至选派自己代表参加国家政治生活,这将有力地制约国家权力,推动国家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因此,针对目前众多歧视农民工、视农民工利益为无物的法律政策,农民工社团作为农民工的利益代言人,可以向公共决策层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使政府从农民工的实际利益着想,对法律政策做出修正,从而从制度层面保障农民工的正当权益。

  再次,农民工社团可以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为农民工群体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服务,提高其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使之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服务。其中又包括提供就业信息和提供职业培训。农民工从乡村进入城市,有一个对新环境的适应过程,再加上大多数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较低,因此很难掌握准确的就业信息。而农民工社团则具有联系广泛、信息灵通的特点。借助这个优势可积极收集有关农民工的就业工作的政策规定,收集各种就业信息,积极为农民工进行政策咨询服务和提供就业信息,帮助农民工尽快找到合适自己的满意工作。此外,由于大多数农民工在上岗之前没有经过必要的职业培训。很多农民工从事技术性工作,需要手工操作,在技术不纯熟的情况下操作很可能对农民工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因此,在社团的组织下,不定期的结合某一行业或某一工种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可以增强农民工的技术能力,减少工伤事故发生,并且可以提高其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第二,对农民工群体进行法制培训,提高他们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由于农民工的素质不高,对法律知识的了解不够,因而给予资方可以利用的机会。这是农民工权益受到侵犯时得不到保障和维护的法律意识因素。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工不熟悉法律,对自己拥有哪些权利不了解。二是许多农民工在发生劳动争议后,不知道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公力救济,而是希望与资方和解来维护权益,结果常常是被解雇。或是通过传统的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诉等以寻求解决方案,有的甚至直接通过其他非正常的方式(如爆炸、自残、自杀等)来谋求问题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社团能担负起法制宣传和教育的职责,定期开展法制讲座,提高其法律意识,增加其法律知识,使农民工认识到法律在维权中的重要性,最终变被动维权到主动争权。

  第三,通过社团加强对农民工的正面宣传,转变城市大众对农民工的歧视心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制度的产生归根到底是歧视性文化的产物。很多城市居民,从内心深处瞧不起农民工,认为农民工文化层次低、身份地位低、经济收入低,这些内心深处的偏见,会潜意识地、不自觉地表现出对农民工的某些歧视行为。我们的文化,特别是主流文化,也在报刊、电台、影视等各类媒体中,用或庄或谐的艺术化的手段,向受众展示的也是不对等的二元的社会现实。要改变主流价值导向中的错误观念,农民工社团可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可以组织人力、财力,通过报刊、电台、影视、网络等各类媒体向大众展示农民工所遭受的歧视性待遇,呼吁全社会对农民工失权问题的关注,营造出一种关爱农民工、尊重农民工平等人格的社会氛围,消除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歧视的心理文化因素,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促成其生存状态的逐步改善。

  二、农民工结社存在的障碍

  农民工结社维权固然有其重要的现实价值,但在实际操作中,即在组织、成立农民工社团问题上存在的障碍却很多。目前农民工结社存在的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观念障碍。结社权已经被当作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被宪法所赋予,但这并不意味着结社权利得到了有效保障,更不意味着人们会运用好这项权利。特别是在中国,结社生活方式对人们的要求迥异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以家庭为中心、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生活方式。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更重视血缘关系、熟人关系,因此关系网编织的密密麻麻,找朋友、托关系是人们所熟悉的,或者说,这既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中国人的社会保障。而与结社生活方式相配套的价值观念则是公共意识、公德意识、协作与妥协精神和组织水平,是公民意识而不是臣民、群众意识,自治精神、自立意识而不是乞求大救星、青天、救世主,这需要文化的创新和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转变。因此,在这种深层次的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农民工结社存在巨大的观念上的障碍。农民工在农村受到权益侵害时,可以依靠家族或宗族制度为基础的利益救济机制来定纷止争,无须通过结社来完成。当他们进入城市后,原来的各种伦理关系已不复存在,脱离了旧的关系网的农民工成为独立的社会单元,其权益无法再依靠家族或宗族得到保障,而只能依靠新的社会组织。可以说这时在理论上,农民工已经完全具备了组织社团的社会基础。但遗憾的是,由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实际上农民工遇到侵权事件时,不是通过组织自己的社团,通过集团力量给予用人单位压力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是秉着“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的信条,四处托关系、找熟人,试图通过个人力量实现权益救济,但结果往往是不尽人意。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因为欠薪而上访的农民工越来越多,最后连温总理也帮着我们的农民工朋友讨工钱。所以观念陈旧带来的对结社生活的忽视,使农民工结社异常困难,通过结社来维权更加无法实现。因此实现农民工结社首先要解决的是观念更新的问题。

  二是制度障碍。观念陈旧对于农民工结社固然是基础性的障碍,但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民工结社造成的制度性障碍也不容忽视,可以说制度障碍是直接影响农民工结社的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相关法规的缺陷以及相关制度运行的不理想。

  (一)《社团登记管理条例》造成的障碍。

  在我们看来,作为结社自由和社团管理的基本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农民工结社制造了很大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农民工成立社团时的政府干预过多。社团成立中的政府审查监管是有必要的,尤其对转型中的中国而言尤其如此,这是保证社团合法性的积极举措。但是,政府的干预和审查应当是适度和有限的,如果条件过严、门槛过高及审查程序过于复杂,则会阻碍公民结社权的行使,也对社团成长不利。有一个数据似乎可以说明问题,1999年,即《条例》实施的第二年,我国社团的增长率为-21.2%,是近五年中下滑幅度最大的一年。[7]针对农民工结社而言,这种干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依《条例》的规定,我国的社团被纳入“业务主管部门—登记管理部门”双重管理体制,这意味着社会团体在成立之前就必须找到业务主管单位。但由于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农民工自身在城市生存的合法性都成问题,要让其组织的社团被某个主管单位所接纳是难上加难。

  (2)《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应当具备法人资格”,禁止非法人社团的存在。同时对社团团体法人设立了较高的最低会员数的要求,法定最低资本的要求也不低。这些规定对农民工组织社团造成了很大障碍。我国《民法通则》第37条规定了法人应当具备的四个条件: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农民工是低收入群体,且分散性和流动性很大,不可能筹集到数额很大的资金,因此在社团成立之初不可能有独立的办公场所以及专职工作人员。在这种状况下,很难具备法人成立的条件,根据《条例》的规定也就不可能成立社团。

  (3)《条例》规定,社会团体要经核准经登记,取得登记证书,才能取得合法地位。但由于农民工社团很难找到业务主管部门“挂靠”,也就很难通过审核而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那些未经登记的民间组织,不可能作为非法人社团存在。《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将这些未登记社团界定为非法民间组织。《条例》将未登记社团“以社团名义”活动的后果规定的非常严重,除了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外,未登记社团的财产成为非法财产,登记管理机关有权没收;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一来,农民工社团在无法登记注册的情况下,很容易成为有关部门取缔的对象,而成为“非法组织”。不仅在制度上给农民工结社造成障碍,而且在无形中给农民工组织社团的信心造成很大打击,损害了他们结社的积极性。

  (二)《工会法》的实施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群体,且部分条款规定的模糊,致使农民工没有被最基本最庞大的维权组织—工会所接纳。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首次对农民工的政治地位作出新的界定,即“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农民工自己结社维权难度相对较大的情况下,如何在现有体制下组建农民工工会是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工会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可见,《工会法》对职工组建和参加工会规定的准入门槛很低的。一是与境内特定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二是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农民工对这两个条件完全符合。但实际上,由于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且流动性大,农民工数量多的用人单位一般都没有设立工会,甚至在某些非公企业中,组建工会往往要征得业主的同意。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竟然向外方承诺以不组建工会为引进投资的先决条件。不严格实施《工会法》使得农民工工会无法得以组建。此外,《工会法》有立法空白,没有考虑到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一是个体经济组织农民工的入会资格。《工会法》第三条规定的“企业”,大致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等。然而,雇工8人以下的个体经济组织即个体工商户,法律规定不列为私营企业,这样就剥夺了个体经济组织中广大的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民工可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工会法》第十条第二规定:“企业职工较多的乡镇、城市街道,可以建立基层工会联合会。”从职工具有入会权利的角度出发,只要存在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就不存在职工多寡的问题。现在农民工活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只要有农民工的地方就应该成立工会。所以《工会法》没有未农民工组建工会提供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

  三、实现农民工结社维权的对策思考

  (一)实现观念更新,树立结社思维。农民工要认识到的重要一点就是:社团维权比个人维权的实际效果和社会效应都要大得多。要实现认识上的转变,首要的就是要培育农民工的公共意识和协作意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要做,需要一大批有坚定信念,甘愿为维权事业作贡献的仁人志士的努力。既需要那些关注农民工生存状况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律师、学者等)对农民工在结社技术方面进行培训和指导,更需要那些熟悉城市生活、有一定法律素养和维权经验的农民工的参与,因为他们和其他农民工一样属同一个群体,有相同境遇,他们的讲述和宣传更容易被农民工们所认可。这样,通过不断的结社技术的学习和结社思想的浸淫,势必会在广大农民工群体中树立结社维权的思维,但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欲速则不达。

  (二)对关系到公民结社自由的基本法律进行完善,把《结社法》的制订纳入到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工作日程上来,以法律的形式对结社权做出统一和具体的规定。首先政府要转换观念,应重服务轻管理,政府要看到社团发展对社会和国家带来的长远利益,从而放松对结社的限制。在立法上,要降低组建社团的条件,免除不必要的限制性的要求。应当将双重管理制变革为一元管理制,即社团活动仅受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管,取消业务主管单位的设置。这样才能为农民工自由结社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使农民工结社没有后顾之忧。


  (三)明确《工会法》的部分条款,将《工会法》的实施落到实处。各类企业以及各级工会组织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完善农民工入会的法律环境。通过司法解释,完善《工会法》。2003年7月9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未涉及职工入会问题和其它问题,因此有必要作出解释。同时运用工会的诉权,追究违反《工会法》的法律主体的法律责任,并通过人大执法检查、政协社会调查,督促确保职工入会权利的落实。

  2、落实法律规定,最大限度的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凡是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民工,只要是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含事实劳动关系),不论户籍关系在哪里、用工形式如何、就业时间长短,都要依法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实现哪里有农民工,哪里就有工会组织。

  3、实现农民工工会组建形式的多样化。针对农民工集中的非公有制企业大多规模小、变化快、类型多、分布广的特点,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实现农民工工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努力探索依托各类商会、行业协会建立行业工会,以及村工会、楼宇工会、项目工会、市场工会、社区工会等适应农民工就业多样化的新型工会组织形式,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同时要做好农民工的组织和参加工会的规划、协调、指导、服务和监督工作,加大服务和吸引农民工的力度,激发他们参加工会的动力,最大限度地把农民工组织起来。

  【作者简介】

  汪地彻,男,2005年毕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宪法与行政法学硕士学位,宪法学研究方向。2005年至今,在河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任教,讲师,承担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大学生与农民工不同酬不正常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郑风田

2009年10月

    大学生与农民工不同酬暴露了什么问题?中国社科院近期发布的一项报告称21岁和22岁的大学毕业生与同龄的青年农民工的工资均在“千元档”,青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甚至略高于大学毕业生,争起很大的争议,有关大学生工资和农民工工资趋同的话题成为大学关注的热点。

    其实上述报告结论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表面上看大学生与农民工工资起点相似,其实背后的差距是很大,21与22岁的大学生,基本上是刚毕业,千元工资应该是起点工资,而21和22岁的农民工应该算是一个已工作5-6年的熟练工人了,因为大部分的农民工是初中毕业甚至未毕业就出来就业了,22岁二者相同,只能说明二者的工资差距过大而不是过小。如果再往后比较,效果会更明显,比如比较40岁的农民工与40岁的大学毕业生,可能40岁的农民工大部分只能是找不到工作,只好回到老家养老去了,而40岁的大学毕业生一般都应该是各单位的业务骨干,收入待遇是一般的农民工所完全可比的。

    大学生与农民工不同酬折射出两大问题:我国的教育体系目前只偏重“智识”教育而忽视了职业教育,使我国目前一方面人力大量过剩,另外一方面技术型人才又大量短缺。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一直是单条腿走路,家长与学生也只认大学那条独木桥,而在中小学学习的东西也只有智识型的教育知识,在校学习的大部分是非实用的技术。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下有两个恶果,一方面是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但招进来的农民工普遍缺乏技术培养,只能干低技术的工种,缺乏高级的劳动技能,难以提高劳动附加值,从而难以生产出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另外一方面,大学单方面地大力扩招,移走大量优秀生源吸,大部分的大学又只培养智识型人才,难以培养出技术型人才,也不重视技能培训,这些大学生毕业之后又难以胜任我国制造业大国对劳动力的需求,所以造成很大的困局: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难以得到满足,而另一方面却是培养的人才大量过剩。

   其实目前的教育体制非逼着学生与家长都往大学这一条道上奔跑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欧洲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倒是值得学习。实际上这些国家大学毕业生与一般的技术工人相比,其工资低多了,美国一个开大货车进行长途运输的大卡车司机,工资照样可以达到年薪20万美元,而一般的大学毕业生年薪5-6万就不错了,大家用不着非要上一个大学才能拿到这个高薪,掌握一门优秀的技术照样工资高。德国的双元制体制,让孩子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都进行双元的培训,也就是说除了学习一般的智识类课程外,学生还要同时学习技术型课程,这样一个学生高中毕业后,如果不想再继续深造,由于已经学习到好几年的技术类课程,再经过更具体的培训,就直接可以作为技术工人进行工厂了。如果想深造,也有专门的技术类大学可以上,这些技术类大学的毕业生就业机会与一般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相比,其毕业生由于已掌握了专门的技术,更有针对性,往往平均收入水平更高。这种双元体制,德国人受益非浅,原因是德国是世界上目前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汽车等机构制造出口量多年来世界排名第一,主要得益于双元的体制培养出的大量技能工人。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追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逻辑,其实很害人。大部分的农村孩子其实上大学的比率很低,据统计同龄人中,农村的孩子能够最终考上大学的目前还不到15%,也就是85%的农村学生最终要进入到劳动力市场。这些学生一般大部分念到初中毕业,少部分读到高中,从小到大基本上是围绕着“智识”教育打转转,没有得到任何技能方面的培训,毕业之后缺乏“一计之长”。

    我国每年有八、九百万初中毕业生毕业后就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如果这些初中毕业生在大学一年级就进行一些简单的技能类课程培训,初中毕业后再进行一两年专门的技能训练后再进入到就业市场,我国目前的民工荒也就不会那些严重了,民工荒其实是技能荒。我国目前乡村从业人员50387.3万多人,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占6.87%,小学程度占27.23%,初中程度占52.22%,高中程度占10.25%,中专程度占2.37%,大专及大专以上占1.06%。高中(中专)及以上劳动力合计只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3.68%,而有86.32%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都在初中及以下,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村劳动力约占70%。

    目前我国二三产业就业人口中,农民工占半壁江山,在制造业中约占60%,在建筑业中占80%。发达地区非农产业包括外资企业员工中,农民工占2/3。在乡镇企业里就业的几乎都是农民工。现在整天讲我国要实际产业升级,光喊是没有用的,因为农民工不掌握技术,怎么进行产业升级?目前国家拔付的培训经费本来不多,就被不少蛀虫吃掉了,这些大批人农民工,雇主当然不愿意进行培训,所以就造成目前这种一方面大量的需要人才目前的教育体制难以培养出来,另外一方面出现就业难大问题。

 

西部大开发什么问题最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郑风田

    西部大开始在近几年的沉寂之后,又重被高层决策者所重视,其意义深远重大。比如,通过西部大开发,可以扭转我国愈拉愈大的地区差距,寻找过分依赖出口导向经济的替代模式,靠内需发展带动经济成长。未来的西部大开发什么方面最重要?国家大的基本设施投入当然很重要,但另外一个对发展极为重要的问题经常被忽视,那就是软环境的建设。其实要想真正地吸引外部的资金进入,软环境的改善更重要。西部与东部最大的差距不是硬件上的,而是软环境。真是这些软环境的恶劣,才让本土人才东南飞,东部人力物力财力不愿也不敢到中西部去投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随便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是世界银行对西部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作了一个大面积的调查,另外一个是最近的重庆打黑运动。

    世界银行的调查显示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异常恶劣,企业经营环境很差。这正是西部难以发展的主要原因。世界银行2004年对我国中西部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调查,折射出我国中西部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劣与艰难。世界银行曾对云南、贵州、广西(简称云、桂、黔)三省的中、小企业投资环境进行了评估。结果发展这些地区地方政府有关企业注册和办理执照的手续过于复杂、费用高昂,而且不够明确。这给新企业合法注册造成了障碍,并为腐败创造了机会。报告认为,西南地区中小企业的注册费用高且时间长。按照目前的公司法规定,注册一个加工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金需要50万元人民币,这是中国人均GDP的1237%。此外,在西南地区注册一个新企业所需要的时间可达沿海地区的两倍,西南地区的企业在领取营业执照、法规和检查方面也面临各种繁琐的要求。地方政府及其下属机构对企业的检查过于频繁。与生产无关的、干扰式的检查给企业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并且使企业管理者不能专心于企业发展。

    重大的黑道猖狂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最常见的问题。重庆打黑的真实原因是黑势力太猖狂。其实中西部其他地区的黑恶势力及保护伞应该比重庆严重。据广州日报10月17日的报道,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向公众道出今年重庆连串重拳掀起“打黑”风暴的真实初衷。“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为了实现平安重庆,就需要打黑除恶。”薄熙来坦言,“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门口,举着血淋淋的照片,画面让人神经紧张。黑恶势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户用刀砍杀牲畜,惨不忍睹。去年我们清缴刀具,大砍刀堆积如山。那不是一般的匕首,而是砍刀啊!” “这些黑势力这样猖狂,是因为上边有保护伞。打黑对保障市民安全有重要作用,市民非常欢迎。政府要老百姓积极举报,市民很支持,80%的信是实名举报。说明群众非常热爱重庆。”

    记得之前遇到一些重庆的朋友,在谈到为什么这次重庆的打黑竞然有那么多的黑恶势力时,重庆朋友讲,其他中西部地方的黑恶势力并不一定比重庆少,只是没有人去打击吧了。中西部的黑恶势力不铲除,软环境不改善。西部大开发只能是效率低下的开发。

    重庆作为中西部的直辖市,应该不是最黑暗的,居然还有这么多的黑保护伞,联想到贵州瓮安的群体性事情,其实不难发现,西南地区的黑恶势力并不是一两个个案的事情,而是非常多。在这些的环境下,如果在西部大开发中,片面地强调硬件建设而忽视了软环境的改善,中西部大开发项目即使再投入多少钱也是没有用的。软环境不改,大家也不敢去。因为你要投资,你要经营,遇到这样的恶势力再加上保护伞,你一点办法没有。当地的老百姓也没有办法。

    所以西部大开发,必须放在软环境的改善上。国家的投资也应该考虑一个地区的软环境改善。对于那些软环境改善比较差的,应该少投资或者不投资。唯有这些才能真正地带动中西部的发展。而西部的地方政府也应该把软环境的改善当成工作的重中之中,唯有这些,西部才有希望,中国才能希望。

 

五粮液违规旧账探寻

社会资源研究所信息简报第86期

2009-10-20

    最近中国证监会对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五粮液)涉嫌违法违规案的案情进行了通报——说据群众举报和初步调查,五粮液涉嫌三宗罪:一未按规定披露重大证券投资行为及较大投资损失,并导致财务报表虚假记载;二未如实披露重大证券投资损失,无计提准备,而涉嫌虚增利润;三披露主营业务收入数据存在差距。但前面两条罪,现在才查有点晚。因为委托理财给了倒闭券商亚洲证券和中科证券,监管层到现在才有群众举报,与理不符,因为清算是广而告之的。至于披露数据差距,更是公开的秘密,国有企业先天不足,和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关联说不清道不明,数据差距,岂独五粮液?市场对此久已麻木,五粮液事后连简单地说明都没有,真够懒的。但要说从此大家都认真了,却也难。账怎么做呢?要并那些数据进报表不是上市公司说了算的。五粮液就是由大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代理人: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五粮液集团)说了算。

    这次五粮液违规,舆论十分关注,但喊打之声无非三种类型,一说监管层不作为;二把矛头指向五粮液及其大股东的代理人:五粮液集团;三就是骂人了,骂管理层有问题。但这更像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似的交代,是糊涂的骂和对骂而已,无济于事。比如五粮液前两宗违规违纪,事实就是五粮液炒作自己的股票。而上市公司交易自己的股票,只要合规,本来是正常的市值管理。和上市公司赖以生存的实体经营一样,市值管理(直观地表现为股价)也是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体现。

    即使在中国上市公司及其关联人以市值管理为目的,从而体现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的二级市场交易方式,也都有合规的渠道。比如上市公司本身回购(有注销和奖励管理层两种方式)、增发、配股,乃至收购、并购等资产重组,这些对公司市值产生正面影响的办法都有。但为什么中国目前一提市值管理,就容易想到炒作股票,大路不走,走小路呢?原因很多。监管层不作为;实际控制人有恃无恐,这些情况都是真的。可这不都是要害。要害在于中国普遍缺乏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意识,也没有公司股东不分大小,不分性质利益平等的基本原则。这使得监管层无法作为;而有力量影响股价的利益方,始终存在着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故意违规违法的冲动。更大的要害在于,中国的上市公司进入全流通的时代很短,没有同股同权同利益的平等意识。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毫无独立性可言。

    比如五粮液,上市以来所有运行都在国有独资的五粮液集团的覆盖之下。表面上看五粮液集团目前和五粮液没有任何产权关系。五粮液既不属于五粮液集团,五粮液集团也不属于五粮液。但上市公司五粮液,却全方位地消失在五粮液集团之中——到五粮液所在地宜宾看不到五粮液上市公司,只看到五粮液集团;因为五粮液在宜宾的全部资产都在五粮液集团资产的范围内——土地、厂房、办公室等等,为此二者之间有一个综合服务协议,从上市的1998年签署至今。

    如五粮液下属的供销子公司自己有独立的网站,介绍该子公司可以销售什么产品,但五粮液自己却没有;在百度上搜索,只能发现五粮液集团的网站。你想改出个独立的五粮液都难。今年五粮液和五粮液集团曾有两次重大资产重组似乎更证明了这点。比如2月公司收购了五粮液集团为五粮液原材料采购形成高达59.3 亿元的账面资产;消除关联交易之余,五粮液却在主营之外背上了包袱;因为收购这些市场充分竞争的业务毫无意义,这些服务完全可以公开招标进行外包。

    又如7月初公司与五粮液集团筹划合资设立“宜宾五粮液酒类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解决五粮液根本利益——五粮液系列酒的市场销售关联。但这只解决了部分利润的分配,没有解决五粮液酒的商标归属。据今年中报公司与五粮液集团续签的《商标、标识使用许可协议》,五粮液系列商标有效期截止日为2011年12月31日。五粮液集团并没有声明商标永远给五粮液使用。这岂止是商标使用费?说五粮液在替五粮液集团代工也可以。

    五粮液作为利润丰厚、产品市场稀缺的国有公司,天然是财政舍不得且少不得的钱袋子。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与此相比不仅没有优先性,连基本的保障都难以做到。因为在中国没有人敢说商业利益和市场原则第一,政府主张和国有权益第二。因此五粮液向国有股东输送利益的优先性,是大于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

    尤其五粮液处在四川宜宾这种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当地经济格局中至为关键,上市公司和五粮液集团理不清的关系,不是具体经营决定的,而是实际控制人国资委决定的——而后者取决于政府需要什么样的上市公司。

    尽管今年7月初国资委曾经公布《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国有股东行为的若干意见》等三个文件,明确提到国有股东要在日常运行和重大事项中依法维护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但四川省国资委及宜宾市国资委,一直将上市公司的相关经营数据并入五粮液集团,然后整体考核集团管理层的业绩。因此“五粮液集团利益的优先最大化”,谁能说不?谁会说不?

 

社保计划没有公正性

周克成

社会资源研究所信息简报第86期 2009-10-20

    在我撰写的系列社保文章中,经常看到网友提出这样一种反对意见:“社保制度本身是好的,只是到了中国就变了味,所以不能反对社保制度本身,而是要敦促政府完善社保制度。”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弗里德曼是怎样评价美国的社保制度的。看弗里德曼的观点有两个好处:第一,他说的是美国的情况,而不是今天中国的情况;第二,他是举世知名的大经济学家,就算他说的不一定对,那也一定不是随便说的,而我也不是在随便找一个人的观点来搪塞读者。

    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指出社保计划没有公正性,其中有三大理由。以下不是原文摘录,而是我理解概括出来的观点,大家如果怕我概括得不够准确,那自己找书来看好了:第一,社保计划是一种收入再分配,而这种收入再分配并不公平。社保计划是向年轻人收钱,然后用来支付给当前的老年人。然而,那些缴纳社保的年轻人的当前收入,可能远远低于当前领取社保的老年人,就是说,存在穷人掏钱供养富人的情况。这显然谈不上什么公正性。

    而且,社保计划刚开始运作的时候,可能确实可以收支相抵,甚至有所盈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入不敷出的情况必然出现,这时候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增加税收来填充社保基金的窟窿。但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为了一些人能够领取社保退休金,就得加重他人的税负?

    第二,社保机构的国有化。退一万步来说,就算要通过社保计划来进行收入再分配,那也不宜、不可由国有机构来完成这一任务。而现在各国普遍的做法,不但是由国有机构来执行,而且由国有机构垄断执行。弗里德曼进一步指出,国有机构在经济效益上并没有任何优越性,假如国有机构有优越性,那完全可以降低契约的价格,从而吸引更多的参保人。但现在他们能依靠的仅仅是政府的强制力量。社保机构国有化,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必然扩大政府规模。而这一点对于公民自由的威胁是显而易见、不可避免的。

    第三,强制购买养老金。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把别人当作傻瓜,认为别人不会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从而强制要求别人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人貌似关心他人,貌似明智,但他们实际上不过是一些独裁者??他们要为别人做决定,要干预、插手别人的生活。这就是弗里德曼眼中的“家长主义”。而在我看来,这个“家长主义”,不过就是为了把你的钱财收入囊中而已。

    总之,社保计划就是一个糟糕的政策。首先,它实际上是一个税收计划,它要求一些人交钱,用来养活另一些人;其次,它是一个骗钱计划,政府官员声称这个计划是为了百姓着想,可是,可是这计划最后却是坑了老百姓,肥了公务员;最后,它更像一个抢钱计划,你只要有工作,你只要在这里呆着,你就得给我交钱,别来和我说什么道理,别试图算账,反正我就是要收钱了,反正你就必须得交社保。


 

全球高管如何看待社会政治问题

Sheila Bonini等

2008年11月

麦肯锡季刊 

    当企业领导人在评估社会问题将如何影响股东价值时,许多人会在过去看来充满风险的领域发现运营机遇。但是,企业高管们尚未完全了解公众期望企业解决重大全球问题的迫切程度。

    9月中旬,当金融危机开始猛烈冲击全球社会时,《麦肯锡季刊》进行了关于企业与社会的第三次调查1。根据调查结果,如今世界各地的高管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恐惧感比一年前已有所降低。一年前,高管们将环境问题和人权标准更多地视为风险,而不是机遇2,而现在,他们认为这两个问题和很多其他问题带来的主要是机遇。

    在此次调查中,高管们回答了各种问题,包括哪些社会问题对公众最重要,哪些社会问题将对股东价值产生最大的影响,哪些社会问题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如何尝试处理社会问题,以及哪些利益相关群体对企业的影响最大。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问题跃居到前一次调查中高管关心的社会政治议题的首位,继续受到高度重视。在接受调查的1,453名高管中,约有一半的人认为,环境问题将成为公众和政界关注最多的三大问题之一,它对股东价值具有最大的影响。与此相比,选择预计受到关注程度第二高的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的受访者还不足三分之一。

    企业高管将环境问题列为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这与我们所调查的其他一些群体观点一致,这些群体包括学生、非政府组织 (NGO) 高管、监管人员和记者。不过,这些利益相关群体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得多。例如,几乎90%的监管人员都将环境和气候变化选为最重要的三大问题之一。在对公众期望企业以一般性业务运营以外的方式解决重大全球问题的认知上,企业高管与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的受访者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约有一半的 NGO 代表和学生表示,公众期望企业帮助解决教育体系不足的问题,而持此观点的高管比例仅仅略多于四分之一。

    这种脱节现象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何大多数高管虽然越来越倾向于将社会问题视为机遇,但仍然认为自己的企业在预测社会压力方面工作力度不够。事实上,仅有12%的高管认为所在企业这方面的工作令人满意或做得很好。

    为了公众利益

    在我们关于企业与社会的调查中,大部分高管都同意,在为投资者带来高回报的同时,企业还应该为公众利益作出更多贡献。在本次调查中,我们询问了原因。55%的受访者表示,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而有29%的受访者认为,主要原因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图1)。那些寻求获得竞争优势的人认为,这种优势来自提高客户忠诚度、改善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以及正面的媒体报道。有少数高管认为,企业应该将重点放在为投资者提供尽可能高的回报上,其中40%的高管表示,股东可以直接为公众利益作出贡献,因此企业不需要代表股东去做这些工作。

    在评价大型的上市公司和私营企业对公众利益的总体贡献时,高管们的标准比一年前要严格得多。只有52%的企业领导人认为他们对公众利益的贡献非常积极或比较积极(图2),与去年的69%相比有所下降。或许这一变化是受到了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进行反思的影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所有行业的高管相比,金融服务业的高管表示企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的可能性更大,比例为59%。

    与企业本身的高管相比,NGO 的高管对企业的表现评价更高,70%的 NGO 代表认为,企业对公众利益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一结果令人吃惊,因为只有12%的企业高管认为NGO 是“支持企业”的,而认为 NGO“反对企业”的高管比例则达到56%。认识到 NGO 高管对企业界的实际看法较为正面,将有助于企业高管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与NGO形成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

    公众的看法

    在过去的一年里,虽然高管们对每个社会政治问题的公众重要性及其对股东价值影响的看法保持相对稳定,但其中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此外,NGO 高管、监管人员、学生和记者的观点也提供了思考的素材,可以帮助企业领导人更好地预测和应对来自这些利益相关群体的压力。

    和其他受访者一样,企业高管们对环境问题也给出了他们自己的分类。在前一次调查中,关注环境问题的高管已从31%飚升到51%;今年则有57%的高管将环境问题选为未来五年中可能受到公众和政界最多关注的三大问题之一(图3)。对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的关注率仍然保持在第二位,而对因离岸运营导致工作机会流失问题的关注率已从2005年的42%下降到现在的29%,其以前第三的位置则被其他两个问题所取代:对更健康或更安全产品的需求,医疗保健和其他员工福利。不过,在高管们的眼中,大部分问题引起公众关注的可能性要高于对股东价值的影响。例如,50%的高管预计,环境问题将会影响未来五年的价值创造,而仅有44%的高管认为,该问题对目前的股东价值影响最大(无论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

    更多的高管认为,有少数几个问题会影响股东价值,但不会受到公众太多关注,其中之一就是企业的政治影响。对这一问题的公众关注率在稳步下滑(从2005年的23%下降到今年的14%),但仍有24%的高管将其选为对股东价值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使其在对价值创造的影响方面位居第二,仅次于环境问题。

    与企业高管相反,NGO 高管、监管人员、学生和记者等利益相关群体希望公众和政界对一些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如环境、医疗保健及其他员工福利、养老金和退休福利,以及为高层管理人员提供的高水平薪酬和其他补贴。例如,44%的监管人员、35%的 NGO 代表和32%的记者认为,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将成为吸引公众注意的问题,但只有24%的企业高管认同这一观点。同样,与企业高管相比,监管人员和记者对养老金福利的关注程度要高得多。

    机遇大于风险

    本次调查发现的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与以前相比,世界各地的高管们在社会政治领域看到了更多的机遇。在我们多次询问的15种趋势中,高管们认为其中的8种趋势所带来的机遇大于风险,而在去年的调查中仅有4种。除了对离岸运营导致工作机会流失这一问题以外,从其他每个问题中看到机遇的高管比例有所增加;然而,仍有几种趋势固守着“风险壕沟”,其中包括养老金和退休福利、医疗保健及其他福利,以及高管人员的高水平薪酬(图4)。看来,高管和他们的企业都不喜欢这些与钱包有关的问题,但正如前面所说,其他社会利益相关群体对这些问题更加关注。这种模式表明,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企业领导人要尽早面对这些问题。

    由机遇和风险构成的方程式往往会根据不同的地区和行业而各有差异。在全球各地的所有高管中,有37%的人将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视为机遇。但在北美,持这种观点的高管比例略低,为33%;而在欧洲,认同这种观点的高管比例略高,为42%。其原因可能是欧洲企业在迎接未来的“低碳”时代方面比美国企业准备得更充分一些。在能源部门,将环境问题视为机遇的企业领导人比例较小,仅为22%,与之相比,在金融服务部门这一比例为49%。在北美,由于企业要承受负担更多国民医疗保健费用的压力,因此在该地区的高管中,将医疗保健及其他员工福利问题视为机遇的不超过10%,而这一比例在他们的欧洲同行中达到28%。这可能是因为欧洲通过税收筹措费用的医疗保健体系覆盖面通常较广,因此企业能够通过提供补充性医疗保障和保险,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吸引和留住人才。

    与解决重大全球问题的期望不符

    虽然在处理影响企业一般性运营的社会政治问题方面,高管们多少正变得较为适应,但面对公众期望他们的企业参与解决重大全球问题的主张,他们还是显得有些为难。有45%的企业领导人表示,他们认为公众将希望他们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该问题对于许多企业的运营也非常重要。然而,几乎没有人认为,公众期望企业解决腐败和全球健康问题,或让穷人也能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虽然很多高管个人对此类问题十分关注。相比之下,社会利益相关群体希望能对企业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他们对其中的大部分问题采取行动(图5)。

    利益相关群体压力的来源

    不到12%的高管认为,他们所在行业的大型企业在预测社会压力和批评方面做得很好或足够好。如果企业领导人在制定处理社会政治问题的战略时,不仅了解这些问题,而且还了解压力的来源,他们将会做得更好(图6)。我们发现,高管们将监管人员视为所在行业的企业面临的大部分社会和政治压力的主要来源,这可能反映出他们对企业与社会之间契约关系的看法具有局限性。(近年来,企业需要关注的利益相关群体已显著扩大)3。与企业高管不同的是,NGO 高管和学生将媒体视为施加大部分压力的外部群体,他们还认为,有相当大一部分压力来自 NGO。

    策略失当

    企业高管处理社会政治问题时采用的策略并不如他们预期的那样有效,这表明高管们仍需不断学习掌握处理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式。最常用的策略包括媒体和公关、游说监管机构、广告和营销、首席执行官的演讲、可持续性报告以及慈善事业,这些策略并不一定会被看作是最有效的方法(图7)。与这些非常传统的处理企业与社会关系的方法相比,高管们认为,一些不经常使用的策略更为有效,如执行符合社会道德的政策、吸引 NGO 和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的参与、提高关于产品或流程风险的透明度,以及革新产品线和生产工艺。这些可能不经常使用的策略会直接影响运营,或反映了企业与社会之间日益广泛的契约关系。

    利益相关群体从一些很少使用的策略中看到了更多的潜在价值,而且他们对一些广泛使用的策略印象并不深刻。他们的评价表明,他们希望少听到一些夸夸其谈,多看到一些实际行动。虽然有45%的企业高管认为,媒体和公关是最常用的策略之一,但只有28%的 NGO 代表将其视为最有效的策略之一(与此相比,有40%的高管认同此观点)。与此相反,虽然只有8%的企业高管表示,他们经常使用革新产品线和生产工艺的策略,但有26%的 NGO 领导人认为,这是最有效的策略之一(与此相比,只有16%的企业高管认同此观点)

    展望未来

    公众期望企业帮助解决重大全球问题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很多企业高管需要反思自己的社会战略,探索缓解这些压力的方式。NGO 对企业的看法比很多企业高管想象的更为正面。企业可能会发现,它们能与 NGO 或其他社会利益相关群体形成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共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企业高管应该考虑较少依赖面向媒体的策略,而更多采取调整企业运营的行动,以满足社会需求和缓解社会压力,并反映企业在社会中更广泛的作用。

    作者简介

    对此次调查的开展和分析作出贡献的人员包括麦肯锡硅谷分公司咨询顾问Sheila Bonini、麦肯锡旧金山分公司资深董事Lenny Mendonca和麦肯锡新泽西分公司咨询顾问Michelle Rosenthal。他们对自己的同事Nathan Pinsley 作出的贡献表示由衷感谢。

   (转自 社会资源研究所信息简报第86期 2009-10-20)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0-17 23:59:1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中央集权制国家比封建制国家腐败盛行

中央集权制国家比封建制国家腐败盛行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郑也夫

2009-10-17

    作者按语:此文刚刚刊登在《南方周末》,发表时因版面所限,删节近2000字。是由我自己处理的。并且接受了编辑的建议,重拟题目:“警惕大人对‘小人’的行贿”。我觉得两个题目各有优势。故在博客上用原标题。

    亨廷顿在其名著《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了一些颇耐中国人寻味的话:“现代化进程引起的腐败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比在封建制国家更广泛。例如,中国与日本相比,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文化相比,前者的腐败程度也许更为严重。有材料说明,事实正是如此。……缺少一个地位确定的上层阶级,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具有贵族责任的统治种族,毫无疑问,正是在这种社会种族类型的国家中,政治腐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方便阅读,笔者对“封建”作点说明。我同意老友丁学良的说法:中西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某些概念,各自赋予的含义截然不同;其中“封建”名列榜首。按照当代西方的定义,大致上可以说秦以前的中国是封建制,以后是中央集权。其实柳宗元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政治家也是这样认识的。是郭沫若、翦伯赞之流削足适履的历史观,借助官方多年宣传,内化在众多人心中,混淆了本来分野清晰的中央集权与封建制,导致无数国人说及唐宋元明清的中国还冠之“封建”。

    为什么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比封建制的国家腐败盛行?可以从两方面解释。其一,语义学的层面。腐败的狭义界定是:公职人员利用公职谋求私利。大小封建主拥有的是私权,任凭他如何使用自己的资源都不属狭义的腐败。广义的腐败,比如暴殄天物,集权与封建的比较稍嫌困难。我仍然觉得在这一维度上官僚比封建主和资本家更腐败,因为后者消费的资源是自己的,前者消费的资源是国家的,其挥霍多了一层驱动力:占便宜。当然我没看到这方面的统计比较,想象只是想象,个案也不说明问题。上述猜想且存而不论。其二,制度与心理的层面。封建制的社会,身份是定死的,阶层间是不能流动的,社会成员的面前没有更多的机会。中国古代社会正相反,功名是可以考取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成员面前有诸多的机会。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社会比之西方和日本的优势。但有一利必有一弊。机会的呈现和吸引,导致我们的社会成员不安于现状,机会主义在心中滋生。其不良的路径便是行贿。封建制度下,成员缺少行贿的空间。没有机会,没有可能性,甚至没有诸多的官吏,向谁行贿,为什么行贿?我确实以为,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中央集权官僚制是其重要构成,决定了中国人的机会主义性格。这里的机会主义是中性词汇,不含贬义,善于找机会不都是负面。找机会走到极端,才成就了机会主义的一个面相:没有理念,不管规则,乃至枉法行贿。

    既然成了性格和心态,某种策略就不会固守在单一的行为上,极可能辐射到诸多领域的行为中。向官僚行贿为了当下的特定利益,向神灵行贿则兼顾今生与来世,在今生中更无所不求——多子多福,升官发财,逢凶化吉,等等。敏感的读者会疑惑我有偷换概念之嫌。我刚刚说过:腐败是公职私用。我这里说的行贿,非狭义腐败之对应,非专指向官员进款,而是指通过提供好处来引导他人的行为。神能受贿超出我的想象力。笔者极为赞同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两位事佛者的剖析:(某人)“曾问冥吏:‘事佛有益否?’吏曰:‘佛只是劝人为善,为善自受福,非佛降幅也。若供佛求佛降幅,则廉吏尚不受贿,曾佛受贿乎。’……一囚曰:‘我之堕落以信佛误也。佛家之说,谓虽造恶业,功德即可以消灭;虽坠地狱,经忏即可以超度。吾以为生前焚香布施,殁后延僧持诵,皆非吾力所不能。既有佛法护持,则无所不为,亦非地府所能治。不虞所谓罪福,乃论做事之善恶,非论舍财之多少。金钱虚耗,舂煮难逃。向非持佛之故,又安敢纵恣至此耶。’语讫长号。(纪昀按):三藏所谈,非以敛财赂。”本朝开放以来,寺庙香火日盛一日。我不以为烟火盛衰关乎宏旨,却以为烧香者的心态乃社会道德水准之标尺。如果以为靠烧香可以消弭“恶业”,换取福祉,是很可怕的,它实与行贿雷同。而环顾中土寺庙,此等心态者恐比比皆是。

    纪晓岚在谈论佛事时说出“贿赂”两字已令人心惊,而国外心理学家科恩在讨论奖励与表扬,特别是为了促使孩子读书而频繁使用奖励与表扬时再次说到“贿赂”这两个极具力度的字眼,令我们战栗。我们在对孩子们做什么?既然西方的学者在教育孩子的领域中提到了贿赂,相信这种行为在彼国也流行,但我坚信,对孩子行贿的第一大国非中国莫属。并且在成人的世界中,实施表彰的第一大国,亦非中国莫属。

    上述三个维度上的行贿中有一以贯之的逻辑:企图通过行贿控制对方,不管对方是大人,是佛祖,是亲子。对佛的控制非但不能得手,反倒败坏了自己的心灵。而另外两个对象呢?我相信在不同程度上均能得逞。得逞意味着,对方顺从你的愿望,消弱其自主性。官员本该有他为官的公允性,孩子本该有他自己的兴趣和追求。但官员的中立和公道、孩子的兴趣和时间,行贿者都企图一总买断。

    本文下面要讨论的不是官场和佛地,而是教育。所论的被教者兼及孩子和成人。此地之“行贿”,即奖励和表扬,给成人的是名或利,常兼而有之。给孩子的则是甜言蜜语和糖果蛋糕,当然物质奖励正与时俱进。这些外部的诱惑干扰了个体的精神世界,抑制了他的自主、自立、自决和自娱。而后者才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心理学家做过很多实验证明奖励的负作用。比如减肥的实验,奖励组成员若体重下降每周能两次获得5美元,另一组没有奖励。起初奖励组效果突出,但是五个月后奖励组成员体重反弹,反而是非奖励组成员越来越苗条。戒烟实验的结果近似,非奖励组的最终效果好于奖励组,且后者中撒谎的比例比前者高出一倍。原因是什么?针对一次性的行为,奖励有杠杆的作用。改变和提升性格,则靠内力,取决于内部的生长机制。奖励不仅无助于此,还有干扰、破坏的作用。

    教育致力于提升的不外道德与才干。这两方面奖励和表扬都没有好的效果。

    道德的前提是行为自主,是拥有选择的权利;被迫的行为外部性再好也不是道德。奖励和表扬其实构成了干扰自决的诱惑,它极可能诱发人们追求奖励而非道德。科恩的话或许极端,但包含真理。他说:“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希望培养的孩子除了关心自己、对别人一概漠不关心的话,我们只需发现他们表现出慷慨时给予他们赞美和奖励便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奖惩可以造就驯顺,贿赂能够买来服从,却很难想象它们能够哺育出“责任感”这样的东西。靠奖励和表扬来不能提升道德,反而可以催生出众多的伪君子。师长们常常告诫:表彰面前要戒骄戒躁,说明他们尚能意识到表扬的复杂后果。不幸只看到了它的较小的负作用——导致自我感觉过高,却没有看到它的更广泛、更恶劣的负作用——诱导被表扬者将其他追求置换成名利。不是吗?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被表彰者不会被表彰腐蚀呢?大家都是俗人,官僚可能被金钱贿赂,工人、学生就不会被表彰所挟带的名利贿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表扬盛行的氛围下就绝少好人,常年的模范就都是伪君子。奖励和表扬的负作用大过积极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其负作用就每试不爽。少数心性极好的人,任凭外界毁誉,都坚持他的善行。还有一些异类,包括笔者,拒斥表扬,他们生在弥漫着表扬的世界上而不属于它。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心理机制。感觉在多数场合走在理性的前面。感性上厌恶表扬,却未必说得出何以如此。笔者猜想,是因为他们是热爱平等独立高于其他价值的人。他们敏感地体会到此一程序中的不平等,并发觉自己被干扰了。表彰其实是为了控制对方,怎么可能是平等。表扬的颁布者更是通过颁奖的仪式,彰显自己的权威,而被表扬者的每一次接受都是对某种规矩的就范。从一个个教室到一次次举国行为,都可以看到,中国是一个表扬到了泛滥地步的国度。如果您能同意我们今天的道德水准堪忧,就应该深刻反省:表扬是好东西吗?

    奖励和表扬也难于促进被教者的才干。原因有三。第一,迷信奖励会使得施教者忽视了原因的探讨。比如小孩因不习惯孤独而晚上不上床,学生因听不懂而走神,家长和老师企图靠糖果催眠,靠表扬带来专注,都是文不对题。第二,奖励和表扬能促进的只是简单劳动。强烈受到表扬驱策的人,学习和工作时肯定是回避风险,选择熟悉和安全的方法,不为好奇心所动,如是他的关注必然极其狭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奖励和表扬扼杀兴趣,而兴趣在学习中是至关重要的。兴趣是高度主观的,是不讲道理的。多数人天然地会对某些事物感兴趣,因此其实不必操心同学们对一切建立不起兴趣。如是,一定是外界的强干扰所致。所以沃洛德考夫斯基说:“我从来不说‘调动孩子的积极性’,那将会剥夺他们自己的选择。”孩子有产生某种兴趣的先天基因,后天的良好环境是:一,他能接触到多种事物——这几乎是师长们唯一能够给以帮助的事情;二,他不要太过忙碌,那样就不可能遭遇他可能感兴趣的东西——而恰恰是师长们通过种种奖惩导致学生们没有空闲,针插不进。如此,兴趣从何滋生呢?人才的发育是不能看表象的。两个人同样用功于某门功课,甚至成绩不相上下。但是其中一个有兴趣,另一个被外力驱动自己毫无兴趣。前一位学到的东西点点滴滴到心头,终生不忘乃至终生不渝;后一位考完试就再不留恋,三年后忘得一干二净。说到根本,做好活要凭兴趣。有人说,还有靠努力。没有人说不对。但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努力,受兴趣驱使的努力和被迫的努力。两者天壤之别。长期被一些有兴趣的学习活动包围的同学,心智的状态是有滋有味、多姿多彩的,他想不成材都难。长期被种种“苦役”包围的同学,即使金榜题名,最终也将与智力生活无缘,因为他的心智已经枯萎。有人会说:生活中哪有那么多乐趣,相反有很多非做不可的乏味工作。正如科恩所说:“我们需要提出疑问:哪一项乏味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有一两项必做的乏味事项就很可以了,如果多数学生被多项不可或缺的乏味学业包围,难道不是极其可疑的社会安排吗?是有些课程的安排和要求不妥,还是我们在施教过程中过重的奖惩导致了过重的劳动,进而造成了乏味——是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教育的本意之一是开发学生的兴趣,今天中国教育的效果是大面积地灭绝学生的兴趣。

    为奖励和表扬辩护的人最喜欢拿出的理由是:奖励和表扬比惩罚和批评好,比后者有效,比后者人性。此种思想颇为时尚,被很多人视为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我大不以为然。科恩说:奖励和惩罚、表扬和批评,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在一个群体中,表扬其实就是批评的另一形式。一个班级中,一些同学总是得不到表扬,总是听到别人受表扬,他们的感觉和受到批评有什么不同。对孩子的惩罚,乃至打骂,我都不绝对拒斥。当年在美留学时学过一门教育社会学。其中的内容大多遗忘。只有两点记忆犹新。一是老师带我们参观和旁听过一所中学,我惊讶美国学生拥有的自由。二是读到一位学者的观点:父母的威慑对孩子是必要的。我的理解:武器的功能第一是威慑,第二是使用,使用越少越好,但威慑不能是无本之木。今日中国的父母是少了惩罚与威慑,多了表扬与奖励。慎用惩罚和威慑很好,滥用奖励和表扬很坏。惩罚和威慑对孩子有两个积极功能。其一,孩子幼小时是不懂道理的,却须开始学习一些规矩,这要靠惩罚和威慑来完成。规矩和禁区不要太多,几条大线不许过,过了要惩罚,这之外孩子享有广泛的行为空间,如是惩罚就不会扼杀孩子的自由生长。其二,一个人从小就要有敬畏感,要有畏惧的东西,这东西首先要由他身边的人为他注入;什么都不怕就麻烦了,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将发生集体性灾难。惩罚和批评所完不成的灾难,奖励和表扬可以完成。因为沐浴了近代人道主义思潮后人们开始约束惩罚,而奖励和表扬以其道貌岸然的伪善形象逃脱了人道主义的批判。在中国的学校中,奖励并非不许可一个同学对某一边缘事物建立兴趣,但是它通过将同学们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驱赶到狭窄的科举方向上,从而灭绝了同学们滋生兴趣的心理机制。

    奖惩是极其古老的手段,有了家族、部落、群体生活,就有了奖惩。但是穿越了十万余年的时间隧道后,我们的环境、技术、价值观、生活水准都大大改观。人类必须调整奖惩。如上所述,惩罚一方面退出一些领地,另一方面消减其原初的残忍。表彰则借着惩罚在社会生活中的萎缩,极大地扩张自己的领地。且因为世间一切强势固有的傲慢,它完全漠视时代的变迁。物质刺激对什么人最有效?生物学的实验中,科学家常常不给动物吃饱,以保证用食物作强化手段时动物的反应灵敏。同理,在贫困的时代物质奖励易得逞,对贫困的员工物质刺激最有效。可是今天社会已经和正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过去的物质奖励,要么不灵验了,要么从营养品变成毒药,它们在食用效果上本来就是连续谱。你还能给孩子糖果促进学习吗?我们已经将贪官喂得脑满肠肥,也要将子女喂得肥头大耳吗?生活资料的供给妙在适度,过犹不及。如果父母经济无压力,难道孩子学习不努力就不让他吃饱吃好,难道孩子努力就该吃的更多更好?其他消费其实和吃是一个道理。如果经济允许,适度消费是孩子的权利,不该蜕变成奖励品。常有家长对小孩说:你不好好学习我就不喜欢你了。这是气话,也是大错特错的话。你的关爱不可以是有条件的。孩子就是吸了毒、犯了罪,你的关爱也应该是不改初衷的。富裕将使物质奖励变得无足轻重,也正好给我们全面反省奖励和表彰提供了契机。

    三维行贿说拓宽了行为分析的视角,它统摄了小人对大人的行贿与大人对小人的行贿。三维行贿说透视出,我们是个机会主义的民族,自恃一己之机心,无视自然与社会的法则,以为靠钱财和恩宠便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加诸他者。在社会法规的层面上,官与民均无所顾忌,遂有贿赂成风。在自然法则的层面上,敢以铜锈赎买天谴,敢以奖惩扭曲上苍赋予一个孩子的情趣和发育。这是自负还是自卑?谁能说清?

    (原题:《三维行贿的国度》)
 

 

苏联化外部危机为本国经济建设契机及其启示

国家商务部研究院 研究员 梅新育

2009年10月

    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其不可消除的痼疾﹔而只要各国之间没有实现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经济周期就不可能完全同步﹐政治和社会变动又将进一步加剧各国经济周期不同步。在存在经济周期不同步的情况下﹐对于没有陷入危机或受危机传染甚微的国家而言﹐现实和潜在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危机就是可资利用的契机﹐因为对方在危机压力下将不得不放低姿态﹐减少要价。目前﹐全世界已经笼罩在19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阴影之下﹐我国发达的出口制造业也遭到了冲击。然而﹐只要我们把对外经贸的思路从单纯的出口转向包括进口﹑从单纯的引进外资转向包括对外投资﹐我们就会发现﹐外部危机也为我国经济建设提升层次创造了契机﹐这一点在突破西方对华出口管制﹑扩大进口其先进技术和设备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化别国经济危机为本国发展契机方面﹐苏联曾经以主动的姿态创造过非常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曾经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发挥了重要启迪作用﹐在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向与会者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等材料﹔时至今日﹐有了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我们回顾这些史实时认识当可更加深入。本文旨在简述﹑总结苏联在此方面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就我国如何利用当前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契机﹑以及在更长时间跨度上如何利用经济周期不同步的机遇提出一些意见。

一﹑苏联高速工业化及外部资金和技术在其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资本主义以外的阶段﹐而是对它的替代 — 一种没有分享工业革命的国家能够效仿工业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不同的竞争规则下取得迅速积累的手段。”[1] — 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之所以对社会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之后全力以赴推进工业化﹐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辉煌成就﹐在不长时间内就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主要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工业化大国。

    沙皇俄国在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面前穷凶极恶﹐在西方国家面前却十足是个经济落后的“泥足巨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革命前俄罗斯帝国的落后状况作了如此描绘﹕“革命前的俄国按领土来说﹐在世界各国中占第一位﹔按人口来说占第三位(仅次于中国和印度)﹐按工业品总额来说﹐占世界第五位﹐占欧洲第四位。它拥有的现代化生产工具﹐等于英国的四分之一﹐德国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在国内重工业的主要部门中﹐外国资本家主宰着一切。”[2] 即使在技术层次较低的采掘业﹐也有很大一部分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87%的煤炭出自顿巴斯﹐而法﹑比﹑英国资本在顿巴斯矿业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于赫鲁晓夫后来回忆年青时的顿巴斯工人生活时说法是﹕“我在德国人的工厂干过活﹐也在法国人的矿上工作过﹐还在比利时人的化工厂里待过。”[3]

    就总体而言﹐正如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帝国最著名国务活动家谢‧尤‧维特伯爵评定的那样﹐俄罗斯帝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截至1913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品产值仅占40%强﹐工业品产值中现代工业﹑生产资料所占份额甚微﹐生产资料只占三分之一﹐机械制造业只占6.8%。[4] 正因为如此﹐帝俄时代的知名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为之喟然长叹﹕“俄罗斯母亲呵!你贫穷而又富饶﹐强大而又软弱﹗”[5]

    给苏维埃政权雪上加霜的是﹐在连续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中﹐如此薄弱的现代工业基础又遭到了严重破坏。1920年国内战争结束时俄国工业产值仅相当于战前1913年的13.8%﹐其中﹐生铁产量为2.4%﹐棉纱为5%﹐食糖为6.6%﹐植物油为3.4%﹐[6] 农业总产值也比1913年减少了三分之一。[7] 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和产业基础较好的波罗的海地区﹑波兰﹑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分离或被割让﹐进一步撕裂了俄罗斯原有的经济体系。直到苏联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计划编制者们对苏美经济差距的评估仍然高达50年﹕“如果把我们1927~1928年间的国民收入和资本能力的指标与美国相比﹐以便对我们现时和先进国家的差距有一个概念﹐那就是我们落后美国50年。”[8] 比规模差距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技术差距﹐如在农业生产中仍广泛使用木犁。1927~1928年﹐苏联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发生了谷物收购危机﹐在探讨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时﹐斯大林曾指出﹐当时苏联使用的木犁至少有五百万部﹐只要把这些木犁换成铁犁﹐就能大大增加粮食产量。[9]

    经济与科技落后令罗曼诺夫王朝末期的俄罗斯帝国在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中迭遭重创。明治维新晚于彼得大帝改革170年﹐日俄战争中俄国却惨败得令全世界瞠目不已﹔曾几何时﹐普鲁士之辈德意志诸侯国不过是托庇于俄罗斯帝国的附庸﹐而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与高度工业化的德国甫一交手﹐其全面落后状况便暴露无遗﹐《静静的顿河》等众多俄苏文艺作品对此作了生动的描绘﹐更在被迫与德国签定《布雷斯特条约》城下之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脑海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倘若再回顾克里米亚战争败于英法﹐西方列强在日俄战争中大力支持日本﹐[10] 一战中对俄罗斯利用多于帮助﹐内战中借机掠夺和削弱俄罗斯。……这一系列痛苦的历史必然令任何一个具备国际视野的俄罗斯爱国者分外警惕﹐突破于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的现实社会主义因此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浓烈的“赶超”色彩﹐追赶先进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现实社会主义政权立足后的中心使命。

    十月革命前夜﹐列宁就强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超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俄国生死攸关的大事。“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以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1]

    与列宁的上述论点一脉相承﹐1931年2月14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提出著名的“落后就要挨打”命题﹐满怀焦灼地向全体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呼吁﹕“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100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12] 其后﹐他进一步说明﹐“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13]

    列表﹕苏联和法西斯国家的赛跑

    1923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工业问题》决议。 1923年夏﹐全俄农业和手工业博览会在莫斯科开幕﹐成为内战后国民经济恢复的标志性事件。

    1923年10月﹐德国萨克森和图林根社会主义革命遭到镇压﹐标志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主张的“世界革命论”失败﹐斯大林所主张的“在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论”更为切合实际。 11月8日﹐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政变。

    1924 1924年2月﹐捷尔任斯基就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4年初完成币制改革﹐苏维埃政权第一次有了系统全面﹑切合实际的预算计划。

     1924年,道威斯计划从1924年8月30日开始实施﹐德国经济由此较快复苏。

    1925 1925年夏﹐斯大林在与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员谈话时断言﹐尽管会遇到严重困难﹐但苏联仍然能够在资本主义包围条件下不依靠外来贷款发展大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 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实现工业化为全党全国当前中心工作。

    1925年秋﹐希特勒出版《我的奋斗》第一卷。在第一卷和翌年完成的第二卷中﹐希特勒明确声称将苏维埃俄罗斯作为侵略掠夺和种族灭绝的主要对象﹕“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和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我们国家社会党人……要继承我们在六百年以前中断了的事业。我们要中止日耳曼人不断向南和向西的移动﹐而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今天我们来谈欧洲的土地﹐我们指的首先只能是俄国和它的藩国。”

    1926 1926年1月﹐斯大林发表〈论列宁主义问题〉﹐首次系统陈述“在一国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理论﹐为苏联工业化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1926年,希特勒完成《我的奋斗》第二卷。纳粹党员人数从1925年底的2.7万人上升到4.9万人。

    1927 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在一国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理论。

    1927年,纳粹党员人数上升到7.2万人。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田中奏折〉﹐企图征服整个东亚﹑中亚﹑北亚的野心暴露无遗。

    1928 1928年10月﹐苏联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当年苏联工业在世界工业中的比重从1913年的2.6%提高到4.7%。 纳粹党员人数上升到10.8万人。

    1929 1929年4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 杨格计划于1929年6月制定。 华尔街金融危机迅速波及高度依赖美国资本和对外贸易的德国经济。

    1929年,纳粹党员人数上升到17.8万人。

    1930 鉴于国际局势恶化﹐联共(布)中央决定追加钢铁和有色金属﹑拖拉机﹑汽车﹑农机等部门的生产任务和建设项目﹐相应增加对重工业的投资。 进出口额达到73亿卢布。

    1930年,海牙会议通过杨格计划﹐削减德国赔款﹐废除协约国对德国的直接经济财政控制﹐协约国继续对德国提供贷款13亿马克﹐从德国莱茵区撤走占领军。 在1930年9月14日选举中﹐纳粹党跃居德国国会第二大党。

    1931年,西方国家金融危机深化﹐达姆斯达特银行于7月13日倒闭﹐致使德国政府命令全国银行暂时停业。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

    1932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其中重工业完成127.6%﹐机器制造业完成157%﹐大工业(标准工业)总产值达343亿卢布(1926/1927年价格)﹐比1928年增加1.2倍﹐国民收入增加82%﹐职工年均工资增加一倍多。 1932年7月﹐洛桑会议实际宣布中止德国赔款﹔31日﹐纳粹党成为德国国会第一大党。  

    1933年,苏联......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获任德国总理。3月23日﹐德国国会通过《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授予希特勒包括立法﹑缔约﹑修宪等几乎全部独裁权力。

    1934 在1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斯大林提出﹐1929-1933年大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激化﹐资本主义国家酝酿新的世界大战。 斯大林在接见冶金工作者代表团时提出“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9月﹐苏联加入国联。

    1934年7月﹐纳粹党卫队在奥地利发动政变﹐刺杀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8月﹐德国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接管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并要求全军对其个人宣誓效忠。 德国开始扩军备战﹐Wehrwirtschaft(战争经济)一词亦随之出现。

    1935 苏联先后与英﹑法﹑捷修好﹐7月13日与美国签署贸易协议。 德国占苏联进口总额比重从1932年的46.5%下降到9%﹐英国跃居苏联最大进口来源地。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宣布突破凡尔赛和约的军事限制﹐实行普遍兵役制。 鲁登道夫将军出版《总体战》一书。

    1936 3月﹐斯大林接见美国霍华德报系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罗易‧霍华德时提出﹐美国的民主同苏维埃制度可以和平共处和竞赛。 11月﹐全苏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

    1936年3月﹐德军进军莱茵区。5月﹐意大利军队占领阿比西尼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7月﹐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

    1937 第二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整个基本建设计划超额完成14.6%(按可比价格计算)﹐工业产值比1932年增加1.2倍﹐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工业的区域分布结构明显改善﹐东部地区现代工业从无到有﹐取得长足发展。机器设备自给率从1913年56.4%提高到99.1%﹐从工业品净进口国转为净出口国(净出口1.9亿卢布)。

    1937年初﹐在西班牙助战意军达到15.1万。 3月20日﹐纳粹德国与西班牙叛军签订合作协议﹐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先后有五万德军赴西作战。

    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8 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7月末~8月初﹐苏日张鼓峰战役。 3月﹐德奥合并。9月﹐英法与德国签署慕尼黑协定﹐强迫捷克割让苏台德区。

    1939 3月﹐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报告中指出正在逼近的经济危机及其引起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大会提出﹐今后基本经济任务是在人均产品产量方面赶超欧洲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 5~9月﹐苏日诺门坎战役(哈勒欣河战役)﹐双方投入兵力达到20万。

    1939年3月﹐德国并吞捷克﹔西班牙叛军攻陷马德里﹐建立法西斯政权。 9月1日﹐德军大举进攻波兰﹐欧洲战争全面爆发。

    1940 国民收入达1283亿卢布(按1926/1927年价格计算)﹐比1913年增加5.1倍。全部工业总产值比1937年增长45%﹐其中国防工业增长1.8倍﹐年均增长39%。 4月﹐德军发动“威塞演习”战役﹐占领丹麦﹑挪威两国。5月﹐发动西线进攻。6月﹐德军占领巴黎﹐法国政府乞和。

    1941 1938-1941年6月﹐苏联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300亿卢布﹐且投资三分之一以上投向东部﹐为未来的战争奠定了后方工业基础。

    1941年6月22日﹐德军全面进攻苏联。

    主要资料来源﹕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中卷)》﹔(英)伊恩‧格雷﹕《斯大林 — 历史人物》﹔(苏)B‧C‧列利丘克﹕《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

    正是基于对强敌环伺下后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上述深刻认识﹐尽管一批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等机构工作的经济专家们主张长期贯彻恢复和巩固战前工农业生产比例关系的政策﹔[14] 尽管布哈林等领袖主张走类似西方国家早期那种先发展轻工业以便积累资金的工业化道路﹔饱经忧患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最终还是选择了全力以赴推进国家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正如捷尔任斯基所说﹕“工农的俄国﹐难道她能是别的样子﹖她只能是金属的﹐只能是捍卫我们的国家和牢固保持十月革命成果的基础。”[15] 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宣布﹐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当前工作的中心任务﹕“要从下述观点来进行经济建设﹕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经济单位。”[16]

    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苏联工业化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28年10月﹐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仅用四年零三个月便基本上完成了五年计划任务﹐工业增长一倍多﹔而此时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大危机的震荡之中﹐同期美国工业下降42%﹐英国下降18%﹐德国下降39%﹐法国下降26%﹐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下降33%﹐[17] 苏联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生产急剧萎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结束时﹐苏联工业产值已经超过英国﹑德国﹑法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在世界工业所占比重从1913年的2.6%提高到1937年的13.7%。[18]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40年﹐苏联工业增长5.5倍﹐年均增长16.9%﹐其中重工业增长九倍﹐年均增长21.2%﹐增速为世界工业史上所未有。[19]

    “这是历史上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它产生了千百万的英雄﹐也产生了某些恶魔。比较渺小的人今天可以回顾这个时代并且列举它的罪恶。但是﹐那些在斗争中生活过来的人﹐甚至许多因斗争而死去的人﹐却曾经忍受了祸害﹐认为这是建设的一部分代价。”[20] 毋庸讳言﹐苏联的工业化伴随着重大牺牲﹐暴风骤雨式的工业化也不可避免造成了不少浪费﹐但工业化为苏联奠定了日后战胜德国法西斯的物质基础﹐苏联得以跃居超级大国﹐而不是如同东欧其它国家那样沦为纳粹的种族灭绝屠宰场。鉴于苏联工业化的成就﹐斯大林逝世后﹐共产主义的死敌丘吉尔在英国国会高度评价他的业绩﹕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只能生产锄头的俄罗斯﹐身后却留下了一个能够制造核武器的俄罗斯。英雄相惜﹐信哉斯言!并非偶然﹐正是在苏联开始大规模工业化之时﹐苏维埃政权给长期被众多主流历史学家抨击为“暴君”的彼得大帝恢复了名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年)。在片面高度依赖进口制成品和关税收入﹑外资和市场机制的错误经济发展思想指导下﹐中国境内轻工业(其中外资占很大比重)虽然取得了一定增长﹐但重工业总体上反而衰退。当时中国最大造船厂江南造船所1927~1937年间年均造船20.9艘﹑5531吨﹐此前22年则为年均造船23艘﹑7506吨﹐在1918年的高峰时期造船十艘﹐总吨位6.04万吨﹔本期11年中有四年亏损﹐此前22年中则仅有一年亏损。对第二大造船厂马尾造船所﹐南京国民政府既未推动经营机制改革﹐如同江南造船所那样承揽商船修造业务﹐又没有保证其经费﹐接连削减其经费拨款。晚清时期马尾造船所每月经费三万元﹐1927年削减为每月1.4万元。“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本应整军经武﹐增加对船舶技术自主研发和制造的投入﹐南京国民政府却于1933年再次将马尾造船所经费拨款削减到每月0.8万元。[21] 冶金工业产量也绝对下降﹐其中生铁产量1922年曾达到33.5万吨的高峰﹐1928年为19.0万吨﹐1929年便锐减至14.9万吨﹐直至1936年﹐最高不过17.3万吨(1933年)﹐最低仅有12.5万吨(“九一八事变”前夕的1930年)﹐直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夕的1936年也仅有16.2万吨﹐[22] 形成了输出铁矿石﹑进口钢铁和器材的典型半殖民地形态﹐且日本控制了当时中国境内绝大多数近代采矿和冶铁工业﹐1936年日本投资和贷款控制的产量占铁矿的99.2%﹑生铁的96.8%(包括东北)。[23] 其结果是中国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总体上被动挨打﹐最富庶的半壁江山沦丧﹐3500万军民伤亡﹐战后以“战胜国”身份仍要蒙受丧失近七分之一领土的损失。

    苏联之所以能够在帝俄落后基础上实现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工业化﹐充分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是重要经验之一。与彼得大帝一样﹐苏联历代领导人都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国内战争硝烟尚未散尽﹐列宁就指出要尽快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多次强调要学习资本主义一切科技与管理成果为己所用﹐提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24] 1920年底﹐列宁谈到利用外国技术恢复国民经济时说﹕“我们主要应该关心的是尽快地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机车﹑机器﹑电气器材等等生产数据﹐没有这些生产资料﹐我们便不能象样地恢复甚至根本不可能恢复我们的工业……”[25] 1921年8月28日﹐内战硝烟消失未久﹐[26] 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题为〈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的署名文章﹐指出俄共(布)“已由在俄国内部实行变革的党变成了建设的党﹐变成了创造新的经济形式的党”﹔而且﹐“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前”﹐必须“寻求同敌视我们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术装备。租让制和对外贸易 — 这些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27] 也正是在召开联共(布)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实现工业化为全党全国当前中心工作的1925年﹐苏联进出口额比上年猛增1.4倍﹐达到50亿卢布。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起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明确指出﹐必须最大限度地扩大同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联系﹐包括扩大对外贸易和国际信贷﹑实行租让制度﹑吸引外国技术力量﹐等等﹐因为这种联系将会加强苏联的经济实力﹐促使其更加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扩大苏联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二﹑苏联利用西方经济危机的成功实践

    (一)利用经济危机突破外部经济封锁

    然而﹐在充满竞争﹑冲突的现实世界里﹐苏维埃政权领导集团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利用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的良好意愿必然遭到无情政治现实的阻挠。苏维埃俄罗斯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西方封锁和武装干涉之苦﹐难以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西方开展经济合作﹔即使开展合作﹐对方索价也极为高昂。1918年10月﹐英国带头决定禁止向苏俄出口商品﹔翌年10月﹐协约国和美国正式宣布封锁苏俄﹐并要求中立国配合﹐导致苏俄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沦为孤岛﹐无法发展正式对外经济关系﹐只能通过民间关系进口极少量商品。特别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大银行对苏俄实施的黄金封锁﹐等于剥夺了苏俄当时唯一的国际支付手段﹐导致苏俄进出口交易额微乎其微﹐1919年进出口总额仅1100万卢布(按1950年汇率计算)﹐仅相当于1913年的0.1%﹔1920年也仅有一亿多卢布﹐[28] 根本谈不上是真正的对外贸易。战后经济社会危机使西方市场问题尖锐化﹐为苏维埃政权打破封锁﹑取得西方资金和压低对方要价创造了有利时机。

    1918年11月﹐协约国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之后﹐胜利者未及庆祝﹐便面临全面的经济与政治震荡﹐生产下降﹐物价高涨﹐贸易极度萎缩﹐罢工席卷各国。即使在英国这个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心﹐工人罢工也一路增长﹐1917~1919年分别为730次﹑1165次和1352次﹐1919年参加罢工者2591万人次﹐比1917年增加两倍。在战争中丧失了数百万壮劳力的法国﹐1919年罢工2026次﹐罢工参加者超过115万人﹐均比前几年增多数倍。从1920年7月起﹐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发危机﹐其中英国整个工业生产从最高点到最低点下降46%以上﹐超过英国此前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29]

    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西方国家有识之士转向开发对俄贸易之利。正是在一战之后欧洲的萧条年代﹐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指出﹐西欧和中欧对俄国粮食的需求在战前已经很大﹐1920年以后会更大﹐因此﹐协约国封锁苏俄极为愚蠢和短视﹐与其说是他们封锁俄国﹐莫如说是他们封锁自己﹔他倡言﹐英国人要想救自己的命﹐挽救英国的经济﹐就应当设法恢复同德俄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30] 也正是在危机的冲击下﹐对俄封锁之墙一段一段倒塌﹕

    1920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当年1月﹐面对国内严重饥荒和商品滞销﹐协约国最高会议被迫决定撤销封锁。

    同年7月﹐美国解除对苏俄的贸易禁令﹐苏联趁机从瑞典获得一笔4100万卢布的18个月期商业贷款﹐一举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从此开始了与西方经济技术合作的历程。

    1921年3月﹐《俄英临时贸易协议》签署﹐英国在事实上承认苏俄﹐并允许苏俄在伦敦出售黄金﹐从而打破了西方对苏俄的黄金封锁﹐对苏俄发展对外经贸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借一战后欧洲经济萧条之机打破外部封锁之后﹐苏联再接再厉﹐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197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期间﹐再次演出了大规模利用西方经济危机推动本国经济建设的精彩戏剧﹐其内容主要表现在引进技术设备﹑利用外资和引进外部智力三个方面。

    (二)利用经济危机大举引进技术设备

    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此处所说是“发展”而不仅仅是“增长”)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正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概括源于斯大林的论述﹕“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方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这一表述本身就体现了斯大林对科技进步的高度重视。苏维埃俄罗斯立国之初﹐开国领袖们就盯上了电气化这个当时科技革命的前沿领域﹐列宁不仅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而且直接领导编制了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远景计划﹐确定了发展大机器工业以及在电气化基础上实现生产技术革新的目标。在工业化全面启动之前﹐斯大林已经将科学技术置于很高地位﹕“一般地发展国营工业现在已经不够了。……现在的任务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重新装备我们的国营工业并使它进一步扩展。”[31] 1925年﹐斯大林领导苏联启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要与科技发展和应用结合起来。他指出﹕“使我国工业化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我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就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建立并发展我国的工业。”[32] 到1930年代初期﹐斯大林又提出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

    一国在长期内可持续的技术进步无疑只能立足于自主研发﹐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必然主要依靠引进才能尽快实现技术飞跃﹐然后才能转入消化﹑吸收﹐进而上升到自主研发为主阶段。技术引进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引进物化的先进技术装备(包括相关图纸﹑专利等)﹐一种是引进智力(包括聘请外国专业技术人员和派遣技术人员出国进修两个方面)。在外部经济危机时期﹐苏联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作为发展中国家﹐苏联对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的客观需求不言而喻﹐苏联领导层对此也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在1921年8月28日《真理报》发表的〈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一文中﹐斯大林提出的国家工业化任务第二项就是“发展对外贸易以输入机器和装备”﹔[33] 到得西方经济危机期间﹐苏联便大量进口先进设备和技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正逢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苏式赶超战略又以高积累﹑高投资着称﹐积累率从1925/1926年的16%提高到1928~1937年间的26~27%﹐有的年份高达三分之一﹐仅1928年一年﹐苏联取自德﹑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机器设备净进口量就相当于全国产量的43.4%﹐占消费量的30.4%。[34] 一时间﹐苏联跃居世界市场上西方技术和机器设备的头号买主﹐经济危机最深重的美﹑德两国是对苏出口机器设备最多的国家。1929年﹐仅美国就有一千多家商号向苏联出售机器设备﹔1931年﹐美国机器设备出口50%输往苏联﹐其中农业机械﹑机床﹑翻砂设备占67%﹑63%和74%﹐[35] 而此时美国尚未与苏联建交。1929~1930年﹐苏联购买的英国机器设备约占英国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70%﹔到1932年占90%。1931年﹐苏联购买了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30%﹐[36] 1932年购买了50%。与此同时﹐机器设备在苏联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1929年占30.1%﹐比1925年提高近1.2倍﹔1932年占55.7%﹐比1929年又提高了85%。[37] 也正是在这场危机中的1933年﹐政治和经济现实迫使美国放弃了此前顽固的反苏立场﹐步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后尘承认苏联。

    引进外国技术设备对苏联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苏联奠定工业化基础的一大批骨干企业﹐诸如三大钢铁厂﹑三大汽车厂﹑三大拖拉机厂﹑乌拉尔重型机器厂﹑第聂伯水电站等﹐几乎全部采用了西方技术和设备。1920年代末﹐苏联所需金属切削机床的67.1%﹑涡轮机的52.6%﹑拖拉机的69%﹑发电机的89%﹑蒸汽动力设备的87%都是从国外进口的。[38] 也正是依靠大规模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到了1939年3月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及苏联为巩固自己国际地位而提出的对外政策七大支柱中﹐将苏联本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放在第一位﹐其中就满怀自豪地讲到﹐苏联在现代技术装备的基础上完成了工农业改造﹐工业所采用的新技术装备的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二战之后﹐尽管冷战时时困扰着苏联和西方的经济交往﹐但到1970年代﹐西方世界危机层出不穷﹐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金融体系进入“无体系”时代﹐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岁月”滑入“滞胀”泥潭……此时此刻﹐西方不得不将眼光投向苏联东欧那片广阔无垠的平原﹐联邦德国等西欧国家在发展对苏经贸上更是一马当先。1973~1975年﹐西方陷入经济危机﹔1975年8月﹐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召开﹐除阿尔巴尼亚外的欧洲33国和美国﹑加拿大政府首脑与会﹐会议通过的《最终文件》强调发展东西方经济联系﹐“努力寻求在贸易﹑工业﹑科学技术﹑环境以及经济活动的其它方面发展合作”﹐森严的巴统禁运壁垒正式松动。在此次会议前后﹐苏联掀起了本国历史上第二个大量引进西方技术和机器设备的高潮﹐据苏联《对外贸易》月刊1978年第11期统计﹐70年代前半期西方经济危机期间﹐苏联引进约两千个重要工业项目的成套设备﹐约三分之一来自西方国家。[39]

    (三)利用经济危机引进国外智力

    人力资源方面的缺陷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持续进步的最大障碍﹐从二战之前到20世纪60~70年代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停滞﹐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历史上就有引进西方技术人才的传统﹐彼得大帝改革时期就引进了众多西方国家技术人才﹔在苏联工业化时期﹐这一传统得到发扬光大﹐苏联政府对引进智力持积极态度﹕

    早在1925年6月﹐联共(布)中央便批准了《关于聘请外国专家来苏工业部门工作和派遣苏联大学生﹑工程师﹑技术员出国学习的提纲》。

    1928年4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议明确规定﹕为扩大并改进不断派遣专家出国学习最新技术成就的工作﹐为此特别需要派最优秀的青年专家和高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出国留学。

    1929年5月﹐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专门设立外国咨询局﹐负责领导引进技术工作。

    在外部经济危机期间﹐苏联的引进智力工作(包括聘请外国专业技术人员和派遣技术人员出国进修两个方面)更是取得了长足进展。一方面﹐西方公司和政府不得不降低姿态﹐与苏联签署更多的技术服务协议﹐1929~1945年间﹐苏联与西方公司签订技术援助协议共216项﹐[40] 其中不乏美国通用电气﹑福特汽车之类当时最为声誉显赫的大型跨国公司﹐西方科技人员仅仅为谋生起见也不得不更多地向苏联寻求机会﹔另一方面﹐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重挫了资本主义的“软实力”﹐不少外国技术人员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出于向往而移民苏联﹐为苏联服务﹐即使本意是为了谋生而来到苏联的外国技术人员﹐也会受到感染而焕发出更多的工作热情﹐工作质量显着提高。

    这样﹐危机大大推动了苏联引进外部专家的工作。1928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有379人﹐技术工人505人﹔到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爆发后的1930年﹐苏联聘请的外国专家和技术工人已达数千人﹔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增加到九千多人﹐外国技术工人1.06万人。外国专家中不乏担任总工程师﹑总建筑师﹑总顾问等要职和获得苏联政府奖励者﹐有些还获得了苏联最高科技奖 — 列宁勋章。1927年﹐派往美﹑德两国学习的科技人员合计不过五百人﹔到西方经济危机爆发的1929年﹐仅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外派进修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多达1200人。[41]

    值得注意的是﹐与当时其它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主动被动地片面依赖引进人才不同﹐为了避免形成对引进人才的依附性﹐苏联在国内发起了全世界史无前例的全民教育运动﹐国家是在此基础上引进外部智力的。帝俄时代仅有1%的居民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四分之一居民是文盲﹔到了苏维埃时代﹐除强力全面推广基础教育外﹐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下﹐五年计划期间﹐苏联高等工业院校数目增加了九倍﹐中等技术学校增加了三倍﹐为大工业培养了近十万名工程师和技术员。为了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才﹐在大学附设了工人预备班﹐在工厂组织了掌握新技术的运动﹐通过社会性技术考试等办法﹐几十万工人成长为本行业务的行家里手。[42]

    (四)利用经济危机大量引进条件优惠的外资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长期面临资本和外汇双重缺口的约束﹐而且﹐往往越是在经济恢复﹑发展良好的时期﹐两缺口问题越发严重﹐因为此时不仅投资需求更为殷切﹐而且资本设备﹑零部件等进口增长较快﹐加剧了进口国贸易收支失衡。苏联也不例外。1918~1920年间﹐苏俄年均贸易逆差1.5亿卢布﹐1921~1924年间年均贸易逆差两亿卢布﹐1925~1931年间年均贸易逆差3.1亿卢布﹐14年累计贸易逆差33.7亿卢布。[43] 在1918~1925年贸易逆差期间﹐苏维埃俄国不得不动用少得可怜的现有外汇和黄金储备﹐以及在1921年饥荒时没收的教堂珍宝来弥补。[44]

    面对资本和外汇缺口的约束﹐列宁及其身后的领袖们都未曾忽视利用外资的积极作用。正是为了弥补资本和外汇缺口﹐并引进相应的技术﹑管理知识﹐在新政权确立之后﹐列宁才大力推行租让制和从国外贷款。1920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俄电气化委员会计划》拟定了此后十年苏俄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指标﹐被列宁称为“我们的第二个党纲”﹐其编制者曾指望依靠引进外资解决国家电气化所需资金的三分之一﹐[45] 列宁还为实施这项计划而提出加大力度利用外资﹕“我们或许可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把企业租给最大的帝国主义辛迪加……这样来保证我们得到最新的技术装备﹐建立起必要的基础。”[46]

    在列宁身后﹐苏联领导层内部曾先后就经济发展战略发生过两轮大论战﹐论战双方均将外资列为可资利用的资本积累来源。在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斯大林﹑布哈林之间展开的第一次论战中﹐托洛茨基便将正确利用外资垄断制﹑外国贷款﹑租让制﹑技术援助合同等取得的一部分资金作为工业化资金的补充来源。在论战的另一方﹐斯大林制定的工业化路线以国内积累为主要投资来源﹐认定此前历史上侵占和掠夺殖民地(如英国)﹑索取战争赔款(如德国)﹑获取掠夺性贷款(如沙皇俄国)等三种从外部流入“追加资本”的方法均不可取也不现实﹐但他并不排斥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以合理条件利用外资﹐而是明确指出﹐利用外资来振兴工业﹐“这条道路无疑是正确的”。[47]

    利用外资对苏联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经济危机时期尤甚。1933年12月25日﹐斯大林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特采访﹐称1931年底﹐苏联为引进技术和设备而举债14亿卢布﹐[48] 约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一半﹐相当于“一五”计划基建投资总额(88亿卢布)的15.9%。

到1970年代﹐虽说拜欧佩克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两度大幅度提高油价之赐﹐拥有巴库﹑秋明等世界级大油田的苏联大发利市﹐石油出口收入扶摇直上﹐但毕竟制成品出口太少﹐大规模进口机器设备和粮食导致苏联贸易逆差直线上升﹐1970年代对西方贸易累计逆差129亿卢布。为弥补贸易逆差﹐苏联除了在1971~1981年间向国际市场抛售2654吨黄金外﹐[49] 又开始大规模利用发达国家资金﹐将引进外资列为战略措施。1973年5月2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讲话﹐称“有时人们把贷款称为贸易的发动机﹐我们希望这个发动机开足马力工作”。为解除国内对贸易逆差和外债增长的忧虑﹐苏联新闻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苏联﹕问答一百例》解释道﹕“近几年来﹐西方国家向我国提供了大量贷款以促进自己的出口﹐同时也是为了将来从我们这里获得它们所必需的商品。这就是贷款的实质﹐那些根据长期的大规模的补偿合同而提供的贷款尤其如此……因此﹐既不能认为我们的赤字是‘庞大的’﹐也不能认为会‘引起危险’。”[50]

    由于存在偿债义务﹐债务融资对借款人的财务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由于管理能力高下差异﹐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主权国家﹐付出过高债务成本﹑甚至陷入债务危机的案例都屡见不鲜。沙皇俄国从西方借入的外债因成本高昂而被称为“奴役性贷款”﹐198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及俄罗斯也因屡屡陷入债务危机而须支付较高债务成本﹐1970年代的苏联则是信用纪录优良﹐即使偿债遇到困难﹐通常也能通过压缩进口﹑抛售黄金和能源等办法自行克服﹐因此被西方国家政府和金融机构视为一流客户﹐乐于提供长期巨额贷款和优惠的贷款条件。苏联“九五”期间引进西方资本共计176.61亿美元﹐其中1973~1975年间引进145.32亿美元﹐占82.3%﹐是苏联从西方借贷的最高年份﹐且有的单项大宗贷款超过十亿美元。1974年4月苏﹑日签署历史上第一个政府间贷款议定书﹐苏联从日本输出入银行获得一笔11亿美元的苏联外贸史上最大的贷款﹐且利率﹑期限﹑自由选择供货公司等方面优惠颇多。凭借高超的谈判手法﹐充分利用当时经济危机增强自己谈判地位的机会﹐苏联赢得了优惠的贷款条件。此次经济危机期间﹐西方对苏贷款期限一般为10~15年﹐利率为5.8~7.55%﹐同期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贷款利率一般为8%。有时苏联还能获得更为优惠的贷款。1973年美国大通银行向苏联卡马汽车厂项目提供8650万美元贷款﹐利率仅5%﹐同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平均为8.73%﹐新发行91天国库券贴现率为7.03%。[51] 为此﹐1977年10月号美国《读者文摘》直称对苏贷款“利率低得等于是外援”。[52]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本质上属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租让制一度是苏俄∕苏联最引人注目的引进外资方式﹐[53] 苏俄党和政府也为此制定了相当优惠的法规和政策。1920年11月﹐列宁签署《租让法令》﹐具体规定了租让的一般经济条件和法律条件。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又进一步规定﹐凡属能提高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民经济部门﹐均可作为租让对象﹐租让期限一般为20年﹐并提供各种优惠条件。但由于各种原因﹐就总体而言﹐租让制未能给苏俄∕苏联带来足够巨大的收入和就业。截至1926年10月1日﹐苏俄工业中有101个租让合同生效﹐其中三个正在建设﹐国家从所有租让企业中获得的收入为1530万卢布﹐租让企业中的工人和职员总数为3.33万人。两年后﹐租让企业数目减少到68个﹐其基本建设投资不超过5800万卢布﹐在租让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不过两万人左右。[54] 同时﹐在租让企业中﹐承租的资本家为了攫取更高利润而实行掠夺式经营和营私舞弊的行为日趋严重﹐进一步减少了苏联从租让制中所得收益。而且﹐租让制企业一般规模较小﹐不利于采用最新技术﹔苏联在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对西方资本家的谈判地位发生变化﹐相应对租让制条件日益不满。有鉴于此﹐新经济政策结束之后﹐苏联逐步取消了租让企业﹐一般采用举借外债方式利用外资。1926年春﹐苏联第一次从德国获得三亿马克保证信贷﹐打破了西方信贷封锁﹐改变了此前只能通过抵押从外国公司获得少量短期商业信贷的局面。1920~1935年﹐苏联共获得西方贷款约20亿卢布。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又在几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分别从西方获得约十亿美元和305亿美元贷款。即使在冷战方酣的1958~1963年﹐苏联仍然从西方获取了约十亿美元贷款。

    表2﹕苏联各时期获得西方贷款概览

    年份       1920-1931年  1920-1935年  1958-1963年   1964-1982年

    获得贷款额  14亿卢布      20亿卢布     约10亿美元     305亿美元

    数据来源﹕杨家荣等着﹕《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

    197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期间﹐苏联与西方贸易的增长推动了贸易与融资方式的创新﹐兼具贸易与融资双重特性的补偿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苏联与西方补偿贸易的方式是﹕西方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设备﹐在苏联建立企业﹐投产后﹐苏联在10~15年内以该企业20~30%﹐乃至50%的产品或其它企业产品偿还﹐其余产品供本国使用或出口。贷款偿清后﹐贷款国可在协议规定期限内在商业基础上用外汇购买此类产品﹐企业产权归苏联所有。苏联的第一笔补偿贸易是1968年与奥地利签订的﹐期限十年﹐内容是以苏联天然气换取奥地利钢管。在197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期间﹐为了尽量少动用自由外汇而扩大外贸规模﹐苏联与西方的补偿贸易发展迅速﹐先后与意大利﹑联邦德国﹑法国﹑芬兰﹑日本﹑美国﹑英国等国签订补偿贸易协议﹐以至于苏联外贸部于1974年设立一个局﹐专司协调补偿贸易协议之职。

三﹑西方经济危机给我们创造了什么机会﹖

    由于经济周期和战争等社会动乱不同步﹐历史上的西方经济﹑社会危机曾不止一次为中国创造了加快发展的机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资撤回母国﹑进口制成品竞争大幅度减少﹑世界市场对原料和食品需求激增﹑白银升值提高中国对机器设备购买力并减轻偿债负担﹑……所有这一切一度为中国民族工业创造了有利的发展条件﹐以至于1914~1924年成为与19世纪末洋务运动并称的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全国政权﹐当西方资本乘母国复苏之机卷土重来时﹐这次工业化浪潮便不可避免地夭折了。1970年代﹐西方世界陷入二战之后最严重经济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中国则借机制定实施了大规模引进先进成套设备的“四三计划”﹐并大幅度充实黄金储备。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则催生了中国的“走出去”发展战略﹐一批中国企业正是抓住这个机会迅速成长为国际化经营的巨头。2007年以来﹐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令西方与其它众多国家和地区创巨痛深﹐目前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出现的某些所谓良好迹象充其量不过是低位站稳而已﹐离真正的复苏尚远。如同昔日的苏联和上述几次危机中的中国一样﹐西方经济危机也将再次为我国创造多种机会﹐在国际市场上﹐这种机会主要体现在扩大进口﹑扩大对外投资﹑对外资吸引力增强等方面。

    在更长时间跨度上﹐只要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经济周期不同步仍然存在﹐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我国景气而贸易伙伴萧条的时机推动本国跨越式发展﹐也需要防止贸易伙伴利用他们景气而我国萧条的时机从中国攫取非分利益。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除了少数例外﹐贸易伙伴景气而我国萧条的经济周期错位风险并不常见﹔但随着中国人口红利走向耗尽﹑外部市场扩张减速等因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终将结束﹐贸易伙伴景气而我国萧条的经济周期错位风险也将随之上升﹐我们必须早作防范。

    (一)扩大进口和推动本国﹑本区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需要大量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装备我们的各个产业部门﹐然而﹐我们同西方的经贸往来从来就不曾摆脱政治干扰。新中国建国伊始﹐美国就发布了NSC41号文件﹐由此建立起了以覆盖面广泛﹑严厉﹑僵硬而着称的对华出口管制制度﹐还凭借其政治经济影响力发动﹑联合其盟国组建了国际出口管制组织﹐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把自己的出口管制制度施加于其盟国之上﹐并操纵联合国通过1951年5月决议﹐打击中国经济﹐禁运﹑封锁﹑冻结海外资产﹐无所不用其极﹐巴统对华禁运项目竟然多达对苏禁运项目的两倍(即所谓“中国差别待遇”)﹐[55] 中国虽然有心却无法与西方建立正常经济联系﹐长期被笼罩在战争乃至核打击的阴影之下﹐立足未稳就被迫卷入同美国的大规模热战。即使在中国与西方各国关系正常化之后﹐西方也总有些政治势力节外生枝﹐祭出出口管制﹑制裁等法宝干扰中国与西方的经贸交往。直到现在﹐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也没有根本改观。笔者手头的美国《出口管理条例》﹑《出口管制商品清单》中文版篇幅和重量分别为562页﹑一斤九两和388页﹑一斤三两﹐其英文版篇幅更可想而知﹐以至于这份《出口管理条例》中﹐制订者(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也承认“本条例的厚度和专业术语广泛使用的程度令人生畏”。近年美国又新公布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范围﹐使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审批程序更加复杂。因此﹐我国技术装备进口的规模﹑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出口管制和要价。在经济景气时﹐国内需求高涨﹐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在向我国出口技术和高级技术装备方面趋向保守﹐限制严格﹐要价提高﹔相反﹐在经济萧条阶段﹐国内需求大幅度减少﹐技术设备生产厂商面临国内市场疲软﹐一方面不得不更多地将眼光投向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不得不在价格﹑技术转让等方面降低要价﹐要求本国政府放松出口管制的压力也会增大﹐从而给我们扩大进口西方适用技术设备﹑包括争取进口受管制技术设备的良机。

    在更高层次上﹐通过扩大进口﹐中国在东亚区域内进一步发挥商品吸纳中心功能﹐将有助于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更依靠内需的方向转型﹐并带动整个东亚摆脱对美欧出口市场的过度依赖﹐巩固东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扩大对外投资

    扩大对外投资是第二大机会。无论是从近期看还是着眼于长远﹐中国都必须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近期而言﹐无论是为了尽可能花掉危机之中存在贬值风险的美元﹐还是为了维持和扩大海外市场﹐还是为了确保海外资源和能源供给﹐或是为了从增值率较低的制造环节进入增值率较高的流通﹑品牌等环节﹐从而提升我们在整条国际分工价值链上的地位﹐我们都需要发展海外直接投资。从长远来看﹐由于我国人口结构正快速老龄化﹐通过发展海外直接投资﹐分享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红利﹐也是我国解决该问题不可缺少的方式之一。而外部经济危机不仅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成本﹐而且有助于削弱﹑降低东道国对外资的准入壁垒。

    (三)对外资吸引力相对增强

    在历史上﹐当中国吸引外资流量和存量基数不甚大的时候﹐曾出现过外部经济危机推动对华投资绝对规模增长的现象。2001年西方经济陷入衰退﹐但当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68.78亿美元﹐比上年(407.15亿美元)增长15.1%﹐中国新发行主权债券在国际资本市场也大受追捧﹔次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进一步上升到527.43亿美元﹐增长12.5%﹐就是典型案例。随着中国吸收外资流量和存量基数膨胀到较大规模﹐外部经济危机时期对华投资流量绝对规模仍然增长的现象已经难以出现﹐但相对增长的现象仍然有可能出现﹐即中国吸收外资流量降幅低于全世界和主要竞争国家吸收外资流量增幅﹐导致中国吸收外资在全世界所占比重上升。2008年末以来﹐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连续数月下降﹐但降幅低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降幅﹐我国所占比重上升。

    2009年1-3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554家﹐同比下降34.4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17.77亿美元﹐同比下降20.56%﹔上半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04万家﹐同比下降28.3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0.09亿美元﹐同比下降17.9%﹐其中6月份当月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家﹐同比下降3.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9.61亿美元﹐同比下降6.76%。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绝对下降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同期全球直接投资降幅更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对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60%的57个国家提供的数据的统计﹐2009年一季度这些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同比平均下降54%﹐预计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将比去年减少一半。换言之﹐也就是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远远小于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量降幅﹐中国在其中所占比重反而上升。

    不同来源的投资者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趋势。越南一度被某些人士冠以“中国+1”﹑“中国杀手”之名﹐声称越南将在制造业部门﹑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成为中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许多赴越投资项目不止是作为中国工厂的补充﹐而是要准备完全替代人力﹑土地等项成本越来越高的中国工厂。由于心目中存在越南等候选生产基地﹐直到越南经济动荡迹象已经颇为明显的2008年3月﹐上海美国商会仍然宣布﹕“中国低成本出口型市场的时代已经结束”﹐近20%的公司已制定具体计划﹐将他们在中国的部分业务转向其它国家﹐特别是越南。然而﹐从2007年末﹑2008年初的越南经济动荡﹐到9月雷曼倒台﹐世界性经济危机改变了一切﹐缺乏合格熟练劳动力﹑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下等缺陷越南早已有之﹐不稳定的宏观经济又成倍放大了上述缺陷﹐越南沦为外商口中的“中国-1”﹐外商在越投资要么停工﹐要么无限期推迟﹐要么收缩。2009年3月上海美国商会再度调查﹐打算将工厂迁出中国的公司减少了一半﹐想在其它国家投资建厂的大公司已重返中国。[56]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8月6日公布的对240家跨国公司的有关投资前景的报告﹐中国仍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其次才是美国﹐然后是“金砖四国”中的其它国家(印度﹑巴西和俄罗斯)。

主要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杨家荣等着﹕《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黄志平编着﹕《美国巴统是怎样进行出口管制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

陈宝森﹑郑伟民等着﹕《美国经济周期研究》﹐商务印书馆1993年。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顾海良主编﹕《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英)伊恩‧格雷﹕《斯大林 — 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

(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苏)B‧C‧列利丘克﹕《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商务印书馆2004年。

(俄)尤里‧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 — 通向权力之路》﹐凤凰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

(俄)Ю‧В‧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凤凰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9年。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华夏出版社2008年。

 



发件人:"quankunyidian" <quankunyidian@126.com> 2009-10-11 12:42:2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下一个甲子中国需要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

曹久强

2009年9月

    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与纲领等一系列理论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体现。这些理论主要集中体现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这个理论体系解决了中国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但是,这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局限在于,未来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成熟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这样一个临界点如何来实现这个新的飞跃的问题。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没有具体提出解决方案。

    虽然,社会主义成熟阶段会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与成熟自然而然到来。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前瞻性的预测与估计,就会延缓其到来,甚至会走上一条弯路。因此,探索成熟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成为当代中国理论界的新的历史任务。

    对于当前来说,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与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但是,从邓小平提出这句话的时候,到目前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未来七十年并不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一百年不动摇中最后的三十年,当社会主义成熟阶段的曙光已经来临,我们将会提前面临着社会主义成熟阶段的很多前沿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对社会主义成熟阶段的前期理论准备,很可能陷入迷茫之中。新的问题将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提前做好心理以及初步的社会主义成熟阶段理论非常重要。

    特别是未来成熟社会主义阶段要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遗留的历史问题,更是如此。未来成熟社会主义阶段首先要解决的核心历史遗留问题就是民营企业即私有制经济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弱的大国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我们利用了资本主义经济,即放资本家出笼。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表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民营经济当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补充成分,对我国经济整体活力的大幅度提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私有制经济毕竟是一种剥削经济。他的剥削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以及工人与资本家对立甚至激化的事实也是存在的。私有制经济如何在度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退出历史舞台上问题上,目前还没有完整、系统的认识。未来必然将不可避免的面临这一问题的考验。

    私有制经济退出历史舞台无非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然而然的退出历史舞台的途径。正如历史上的小农经济,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下,自然而然被取代。一种是人为加速私有制经济退出历史舞台。这种人为加速体现在人的对社会的反作用上,即人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基本前提下,加速或者推迟规律的运行。就好比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样,中国的生产力不足以产生社会主义思想与政党,而是借助了外国思想,人为加速了社会主义思想与政党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进程。未来中国,依靠第一种自然而然的让私有制经济退出历史舞台是最保险的,但是,也是最迟缓。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压制了,没最大程度释放出来。第二种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或者认识有历史时间等一系列要求约束,人的认识往往可能出现或大或小的偏差,有大的失误的风险。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最大的发挥,私有制退出历史进程会大大加速。因此,可以再很短的时间内起到很大的效果。这两种途径未来正等待人民与政府的选择。

    又由于私有制是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分配以及生产关系。因此,未来私有制不能从历史中退出,按劳分配以及自由平等的联合合作关系就不会从社会消失,于是从经济基础上影响了中国贫富不能缩小,社会共同富裕不能实现以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全社会的占领。因此,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经济。这也是说私有制经济是成熟社会主义不可避免要碰到的核心历史遗留问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长远考虑,寻找既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有有利于私有制经济平稳推出历史舞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成熟阶段的过渡路线非常重要。这也是未来我们社会主义成熟阶段理论的基础课题。

    当前历史条件来看,外国已经开始节制资本家与资本的过度膨胀。很多国家都进一步限制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保护。这是资本家与工人矛盾的产物,也是矛盾推动历史进步的表现。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节制资本家与资本这是当前应该是最没有阻力的现实步骤。因为国际上打击血汗工厂为代表的约束资本家与私有制企业已经成为世界共识。但是,中国在这一点做得很不够。这也是很多人认为原本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应该做到的事情,居然发达资本主义首先做到了。这也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莫大讽刺。

    其次,国家应该用法律指导私有制企业股权分散,用法律明确要求,个人在企业中持股不能超过10%,但是,企业成立初期的五年时间内,可以不受这样一个限制。指导私有制企业分散股权,从而分散私有制企业资本过度集中于一个人,众多的股东形成众多资本家的董事会具有一定的民主成分,比单纯一个人绝对控股的私有制企业更加接近于社会主义的集体企业。这一点,从目前来看,阻力不会太大。特别是可以先从上市的民营企业开始。因为上市的民营企业是私有制经济的核心力量,让他们分散股权,他们更加容易接受。也因为世界上的上市企业存在股权不断分散的趋势。这一点大家都认识到了。

    再次,鼓励私有制企业建立普遍的期权制度,鼓励企业把企业股份有条件普遍分给企业职工。这种普遍分给企业职工,就是让企业期权制度不是局限在少数高级工人之中,而是尽可能向中低下工人中扩展。在此基础上,鼓励企业把更多的工人加入到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中来。逐步缩小个人凭借资本对于企业经营的独断。

    最后,在私有制企业实现民主化。实现工人自己民主管理国家。工人可以通过集体出钱赎买企业等形式,让资本家有条件放弃私有制企业,实现私有制企业向集体企业转变。最终使私有制企业完全消失,整个社会的私有制企业转变为集体企业。只有这样,未来社会主义成熟阶段的理论才有一个好的前途基础,未来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成熟阶段的快速转变。

 

 


发件人:"runzhiweizai@gmail.com" <runzhiweizai@gmail.com>  2009-10-24 10:20:3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无知的知识分子——纪念毛主席逝世33周年

无知的知识分子

——纪念毛主席逝世33周年

牧川

    有朋友邀请我写一篇文章,纪念巍巍老师逝世一周年。接受这个邀请的时候,只是很随意、很自然的就接受了。但是准备写的时候,却感觉忐忑不安。

    纪念文章的意义,在于回顾一个人的一生,回顾其思想和行为的发展,总结其一生,将其一生中最有价值的精神提炼出来,同时将这种精神发扬流传下去,影响后人。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这个做总结的人,至少需要是一个与逝者,也就是巍巍老师同等分量的人,要有类似的经历,经历过历史的风风雨雨。要经历过抗日、抗战、抗美援越,经历过建国初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艰苦创业、奋发进取的三十年,也经历过最近截然不同的三十年。要能够从心底理解青年的、中年的、老年的魏巍老师。

    若是总结者年纪没有那么大,达不到上面的要求,那么退而求其次,也至少应该看过巍巍老师的作品,早期的、晚期的作品,与他本人当面交流过,了解他所经历的时代,了解他的思想发展的历程。而不是由像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来写纪念文章。我对巍巍老师所知甚少,除了《最可爱的人》,其他的都没有看过。不仅是对他所知甚少,有一段时间,我和千千万万的年轻人一样,不仅对魏巍老师所知甚少,甚至对于他这样的作家不屑一顾。类似的被我们不屑一顾的作家还有浩然、柳青、丁玲、郭沫若等等。因为在我们眼里他们只是一帮御用文人。

    同时,在这个名单里面,还可以加上一个最大的、震撼世界的名字,那就是毛泽东。有一段时期,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对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毛泽东也有点漠然。我们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毛泽东是一个好玩弄权术的统治者。因为对于官方和主流的报纸媒体所宣传的文化大革命、大跃进、57年反右的反感,因为对于阴暗的政治的厌恶,我们尽量的远离政治。我们希图找一个小世界来安顿自己的生活,只把自己和周围的亲密人安顿好,不去过问政治的是是非非。

    同时,因为阅读了许多书籍的缘故,我们还有着自视甚高的优越感,有着非一般老百姓所有的优越感,我们相信自己有着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品格。我们就是那些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或者半个知识分子。而现在,经历了毕业后六个年头的社会生活,了解了更多的历史之后,我们才发觉自己是多么可笑。这样的自视甚高是多么可笑,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多么浅薄、无知。可以说,我们只是一些情绪化的、表面的、浅薄的、无知的知识分子。

    我们对于自己的国家近几十年的历史只是建立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之上。我们对于国家、对于世界的认识,完全没有什么系统性、理性、客观性。一句话,我们只是人家宣传的一个产品,是人家宣传所要造就的一个产品而已,是人家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而已。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不过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可笑的自我安慰。多么可笑!

    我们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宣传的一个产品而已。大众厌倦了政治,不关心政治,恰好一小撮人引导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改革开放,这样我们就沦为了被剥夺的对象。我们是主流媒体所谓的“功过三七开”的宣传的一个产品而已;是南方周末等亲西方派媒体所努力宣传的(毛泽东=大恶魔)的一个产品而已;是类似港台八卦新闻的地摊小报所宣传的中共秘史、毛泽东秘史的一个产品而已。

     我们完全是一些空想主义的书生。我们不了解这个国家的现实,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不了解建国初的政治经济建设,不了解毛泽东,不了解文革,不了解改革开放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不了解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历史;对于这个国家历史上的每次大事件,我们只是有所耳闻。但是对于其后真正的背景、原因、脉络、结果却完全不了解。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历史事件中诸多力量、不同派别、不同集团、不同阶层相互斗争、妥协的结果,而我们甚至对于每次事件中有几个力量、几个派别、几个集团都不清楚,我们不清楚其中的一些人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对于建国后在国家高层内部的党内斗争、路线斗争完全缺乏了解。一句话,我们一无所知,却自视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仅仅凭借官方和主流媒体、地摊小报所努力宣传的一些知识就轻易的不加辨别的相信了这一切,相信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浩劫,相信了毛泽东的诸多错误,相信毛泽东整了不少人,害了不少知识分子和老百姓。

    我们相信了目前资改派对于毛泽东和文革的否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却不相信资改派所宣传的和谐盛世、改革开放,我们不相其实行的诸多政策和措施。我们对于这里面的矛盾视若无睹。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至今官方、主流媒体和《南方周末》等报纸提到文革时,只是四个词,一曰“浩劫”,二曰“混乱”,三曰“倒退”,四曰“崩溃”。这几个词其实没有讲出来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发生、发展、结果,这样一来怎么以史为鉴、以史为镜?

    戚本禹在文革初期即被打到,但是他在回忆文革时却说:文革的发生是必然的结果,文革之前的诸多事件决定了文革的必然发生,那么这些事件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导致了文革的必然发生?

    文革十年,中间有很多事件,诸如文斗、武斗、扩大化等等,究竟什么导致了这一切,究竟为什么斗争对象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转移到普通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身上,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理解这些,如何以史为鉴,以史为镜?我们这些“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很少去追问这些,我们只是满足于一些表象而已。

    现在想来,若是我们这样一批无知无识、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身处文革之中,若是当年我们被人借刀杀人整了,几十年后,很可能还要来感谢当年整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是敌友不分,我们分不清政治是如何在背后运作的,我们狭隘的眼睛只看见表面,却从来也看不到本质。现实教育了我们,现实不允许我们始终浑浑噩噩下去。毛主席说现实是最好的老师。今天,在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明白过来,开始懂得这个国家在六十年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开始怀疑、开始重新学习。

    现实逼迫我们关注政治。政治是一个国家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政治从宏观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民生生活,决定了人们的道德生活、婚姻生活、爱情生活。对于阴暗的政治的厌恶并不能使我们继续远离政治,因为我们需要把政治改变为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好的政治。

    我们开始怀疑、开始重新学习。我们今日之青年,面对着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世界,面对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代。传统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的;理想的、世俗的、宗教的、人性的;物质的、科技的、精神的;民族的、世界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各式各样的民主;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层出不穷、激烈碰撞。

    我们面对着太多问题,国内的历史问题,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问题,公有制私有制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东西部发展不均衡问题,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资本主义法治建设问题,腐败问题,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就业问题,经济危机问题,国内的道德文化建设问题,教育问题,医疗改革问题,养老金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我们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去学习和研究。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国内,也需要了解国际。今日之世界,中国和世界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为了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了解这个世界现存的唯一超级大国。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个超级大国在国内是如何运作的;搞清楚他在世界各地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搞清楚他所鼓吹的普世价值、民主是如何在世界各地运作的;搞清楚他自鼓吹门罗主义、美洲人的美洲以来,是如何在世界各地运作的;搞清楚它的以石油地缘政治为基础、以军事为保障的美元金融帝国主义霸权体系。我们还需要搞清楚拉美,搞清楚尼泊尔,搞清楚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们。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伊朗、俄罗斯、东欧、欧洲、非洲。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多么大的棋局,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多么大的世界。一个多么广阔的世界,一个问题重生的世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去认真学习、思考、研究和实践。这一切都要求我们付出巨大的勇气、精力和意志。今后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将会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准备好如何好面对它、改造它!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0-22 11:40:0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 西村烟树 推荐 10.21

“三个中国”死结与胡温治理困境

凤凰周刊 撰稿人  冼岩

2009-10-20

    关心海内外舆论的人,当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近些年来,主流舆论对胡温的评价越来越低,越来越趋于负面,从几年前的热炒“新政”,直至而今普遍表露的失望。

  但如果将视线投向国内的基层民间,或许会得到截然不同的印象:从城市到乡村,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大多认为,这一届中国领导人是历年来最好的,现在是近20年来最好的时期。在城市,提高了低保标准,扩大了社保覆盖面;在农村,减免了多项税收,医疗保险也开始起到解除最大后顾之忧的作用……等等等等。

  这种评价,不是来源于官方媒体的灌输与宣传,而是发自基层百姓的切身生活感受——如果只是源于宣传,那么这种宣传从来就未曾间断过,导致的民众认知应该是“一直就很好”,而不会是厚此薄彼。

  由此可见,不同的社会处境、不同的利益立场,导致了对同一社会变化的不同判断。更进一步的分析可发现,经历了这30年由权力主导的市场化进程后,中国已经一分为三,“三个中国”呈金字塔结构排布。排在塔尖的一小撮,是围绕着党政实权的特殊利益集团;中间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大约包括没进入特殊利益集团的中小企业主,手中无实权的一般公务员,非垄断企业的白领,以及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人数最多的塔基部分,是城乡基层低收入民众,大约包括全部的农民及农民工,城市失业人员及非垄断企业的蓝领。

  由于面对社会分化后官民、贫富冲突加剧的严峻现实,胡温提出了“和谐社会”目标。“和谐”只是抽象的表达,它在现阶段的具体要求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缓解相对利益受损最严重这部分人的不满,使他们不致因对生活的绝望而走向极端,以免“和谐”成为不可能。这就要求,胡温必须在政策上对处于金字塔基层的这部分人倾斜,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出台,正因为此。

  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社会调整政策的实施,需要充分的财力支持。在蛋糕大小固定的情况下,只能改变分饼的结构,让“第一、二中国”向“第三中国”输血。现实情况却是,特殊利益集团虽然攫取和垄断了最多的利益资源,他们既是民众不满的最大焦点,也是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但他们的块头太大、势力根深蒂固、根子就在权力体系内部,所以胡温也搬它不动,只能让它呆在那儿,形似敲打,其实并没有真正触及,二者各守其界,相安无事。

  于是出血的只能是中产阶级,这是近年来中产阶级普遍感觉处境趋于艰难的原因。应该相信,胡温也是迫不得已,别无选择。此次金融风暴后的税收调整,最能说明这种无奈:明明是急于启动内需,却刀刀插向中产阶级的软肋。

  此时此情,关于“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基本问题,胡温的问答是“拉两头,压中间”。很自然,他们收获的也是上层的认可,下层的拥戴及中层的反感。当然这只是社会大的脉络,具体到部分个人,感受可能不一样。那些仍然遭遇了强拆、强征的市民和农民,可能对政府只有愤怒,没有拥戴;那些正处于政策扶植行业,或因其他具体政策而受惠的中产阶级,心中也满意大于反感;

  那些恰恰被“反腐”刀锋扫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成员,更会满怀不平:谁都知道,反腐在现阶段主要只是党内斗争的工具,反腐部门其实是内部斗争的暴力机构,和红军时期的肃反机构、延安时期的整风机构、文革时期的专案组,颇可类比。自从邓小平将党内游戏规则由“恐之以暴力”一变而为“诱之以利益”以来,上级对下级就开始产生“权威不足”的新问题。以邓的个人威望,这当然不成其为问题,但继任者就头痛了,于是经常会发现“政令不出中南海”。正因如此,有必要高悬反腐的利剑,让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有所恐惧,知所尊从,维护权威。这是近年来纪委不断扩权,职权有渐向锦衣卫看齐的大势之所在。

  按理说,纵然基层利益在现阶段得到一些补偿,但其相对所得与现阶段受到损害的中产阶级仍不可比。但人心就是如此,视所得为当然,总是站在已得的基础上来衡量变化:昨日之得虽有政策因素,但已经成为我的,你今天要拿去哪怕是十分之一,就必生怨愤。虽然以人数论,上下两层相加远多于中间;按资源论,全部中产阶级也未必比得上特殊利益集团。但中产阶级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它有着自己特殊的优势:由于囊括了知识分子的主体,他们掌握着社会风评。

  垄断了媒体话语权,他们就是所谓的“主流社会”。他们的视角,就是媒体的视角。正如古代史书其实是帝王将相史一样,所谓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所谓舆论,其实主要是从中产阶级的视角出发,展现其所关心、所思、所忧及所好。在这种视角的观照下,“舆论”框架内的胡温,自然形象越来越矮小。周立波“笑侃”节目的走红,就是一个显著例证——几百元一场的门票,进来的怎么也不会是低收入人士。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间阶级的这种反感,在现阶段并不能给胡温制造多大麻烦。真正的问题在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之所在;而这种转型,离不开中产阶级,他们是转型最可依赖的力量。胡温只要还想在其位时真正有所建树,而不只是“维持”住了就准备交班,他们就必须面对如何协调“倾向下层以保持稳定”这一短期目标,与“扩大中产阶级以促进转型”这一中长期目标的挑战。能否战胜挑战,出路也简单,就看他们有没有能力撬动特殊利益集团,压缩其利益空间。

  现状显然不容乐观,关键是胡温在现行体制下找不到足以制衡特殊利益集团的可依靠力量,他们自己都身在包围中,被绑住手脚。如果发动中下层力量,又可能面临不测之险。这种体制的困境就像木桶,桶不变则容量大小不变;如果要换大桶,就必须打开小桶,如此可能导致存水流尽。稳妥的做法是:先将小桶装入大桶,再将小桶打开,使水注入大桶。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即以社会基础的变化,带动上层建筑水到渠成的改变。这不是执政者单方面可以决定的,他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引导和促使某种有利于转型的力量消长变化。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在撬不动特殊利益集团的前提下,要维护稳定只能从中产阶级抽血,从而使力量的消长不利于转型;如果从转型需要出发,保护和扩大中产阶级,则基层的困境难以缓解,稳定难以维持。

  谁能解开此一死扣?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0-10 10:56:3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有步骤地推动政治改革——最小化社会代价

以最小化社会代价有步骤地推动政治改革

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教授  季卫东

2009年9月

    [内容提要] 民主化被有些人视为洪水猛兽,是中国政治话语里的诸多禁忌之一。其实所谓民主化,归根结底是要提高政府反应和实现各种利益诉求的统治能力。其实,我们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很多问题,都是与国家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如漫游费该不该收、“过劳模”怎么救济,还有征地、环保等问题,都与政治决策以及权力制约机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到达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临界点。有一个法案和三篇政论文章可作为判断的指标。


  “一个法案”是指200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这是承经济改革之先、启政治改革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物权法通过后,通过逐步落实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健全化;通过加强私有财产权的保障而限制政府的权力,可以在人民普遍成为有产阶级和履行纳税义务的前提下重新考虑公共品和行政服务的问题;国家的基本架构会有重要的变化。“三篇政论文章”是指关于民主政治的3种不同主张及其互动关系。

  但是,为什么中国政治改革的决断始终作不出来?为什么政治改革长期停滞不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高官阻挠财产申报制,有些大案要案无法追查下去以至于引起大面积的制度失灵,就是很典型的实例。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群众免费搭车的心理。现在中国的自由度其实是很大的,只要不涉及政治改革,基本上都是自由的。但对政治改革的严防死守导致在这方面的言行风险极大,导致普通群众噤若寒蝉,只等待别人或者上层来捅破窗户纸说亮话。所以,目前要推动政治改革,首先必须打破各种顾忌和禁区。

  除此之外,专家在评估社会风险上存在的意见分歧,也是妨碍政治改革决断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信息公开,在原理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速度大幅度超出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却解决不了,就可能引起政治危机。这种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贫富悬殊导致个人诉求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又缺乏把各种选择加以组织化的机制,这时不扩大普通选举的范围,弱势群体就会感到求告无门;而选举制度改革的力度太大,很可能使政治决策被某些情绪或短期行为左右。这里存在着投票权悖论。这些因素都可能成为社会风险因素,妨碍决断。

  由此可见,降低政治改革的代价和风险,尽量确保优化选择、正确选择,是促进决断的重要条件。所以,为了推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决断,我们应该换一个视角:从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来看政治的本质,来把握改革的方向。

  关于什么是政治,政治学家可以给出很多定义。我们在这里先不谈理论,只从身边的事实出发。其实,我们每天都与他人打交道,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决定,这就是政治性活动。即对那些涉及众人的事情作出决定就是政治。一般说三人成众,但是最简单的两人互动也可以有政治。比如一对恋人约会,是到餐馆吃饭还是去看电影?是游公园还是逛马路?都需要共同决定。有的人是完全照女朋友说的做,有的人是男朋友的意见都不反对。这意味着一方决定,一方服从,究竟谁服从谁,要看力量对比关系。当然,这时的力量对比是指魅力,而不是暴力或其他实力。如果双方力量对比关系比较均衡,就会采取其他决定方式。例如摆出理由来互相说服,或者协商到意见完全一致,或者抓阄,有很多选项,可以从中择优采用。如果是三个人甚至更大群体的决定,就会更加复杂,可能按照先例办,也可能推举一个大家都信赖的聪明人作决定,也可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性动物”。也就是说政治并没有什么神奇或可怕的,无非是对公共事务作出适当的决定而已。

  因此,我们首先可从如何处理好身边的事情开始谈政治改革。民主化被有些人视为洪水猛兽,是中国政治话语里的诸多禁忌之一。其实所谓民主化,归根结底是要提高政府反应和实现各种利益诉求的统治能力。健全的民主政治,会提高国家的统治能力,所以俞可平教授要强调民主是好东西。另外,我们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很多问题,都是与国家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如漫游费该不该收、“过劳模”怎么救济,还有征地、环保等问题,都与政治决策以及权力制约机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些事情上看政治改革,民主化就比较容易找到共识,能找到切入点。

  此外,透明财政和集体谈判是从身边事情开始推动民主发展的双轮。基层政府的财政,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如何对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决定很重要,这就是极其关键的政治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围绕分配公平,当然会出现谈判现象。在谈判当中,人的社会地位不同,交涉能力也不一样,很难对等,也就很难实现公平。政府已经公开承认存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那么如何增强弱者在谈判中的地位和交涉力呢?这就是不容回避的政治问题,民主化也就有其必然性。弱者如果有了投票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强者,免得他们以强凌弱、仗势欺人。所以民主选举有利于弱者。弱者如果还有团结权、那么投票权的行使就不会分散,就更有目的性。弱者组织起来很重要,这个命题毛泽东早在搞湖南农民运动时就已提出。比如同性恋是少数派,在欧美各国他们已经组织了自己的团体。性工作者是弱势群体,已经在中国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进城农民、下岗职工当然也属于弱势群体,但为什么不能自己组织起来抵制侵权行为呢?可以容许性工作者的自我管理组织,就应该容许我们的农民工人兄弟们也组织起来自治和自救,进行集体谈判。这个问题处在民生与民主的结合点,很有探讨的必要。

  至于国家政治,涉及社会结构、规范、制度等等。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是以家族为模式来设计的。国与家在原理上是一致的,在结构上是对应的,所以政治生活称为“国家”。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的社会革命打破了旧的家族格局和父权家长制统治方式。1970年代以后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彻底的核家庭(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家庭——编者注)以及“80后”独生子女世代。再按家族模式重建政治秩序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对国家统治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公司治理的模式。

  众所周知,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出于生存、营利以及发展的需要,公司的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必须不断合理化。作为组织系统,公司的治理原理对国家的统治也有启示。国家要强盛,也必须使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不断合理化。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制度竞争,一个国家如果管理得像优良企业那样高效,那么它的政治制度必然具有相当的优势。所以,不仅要关注企业经营,还要关注国家经营(在日本被称为“经营之神”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曾提出过“国家经营”的说法)。对照企业治理的制度设计来检查国家制度设计的缺陷,应该是简便易行的,也应该是行之有效的。

  判断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首先要看收入和支出,然后再考虑改进收支状况的制度安排。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现状,有两个数字值得关注。一个是现在中国的财政收入的95%来自税金。这是很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不再靠国营企业或政府直接经营的收益来维持公共服务。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依赖于纳税人。在这样的条件下谈国家经营,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既然政府收入的95%来自纳税人,那么它的行政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能不能让95%的纳税人满意?另一个数字是中国在过去25年期间政府开支增加了20多倍。财政开支增加了,城市变得更漂亮了,公共设施改善了,这都很好。但是收入与开支是否达成平衡了?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政府是不是向社会汲取过度?这么大笔的开支,钱都是怎么花的,究竟用到哪里去了,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些问题的解答就会引出国家经营的主张,也会导致政治改革。所以,民主化并不是谁心血来潮的表现,也不是谁吃饱了撑得拍脑袋异想天开。民主化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是现实的需要。

  从公司经营看国家经营,参照公司法再来探讨国家治理的规范,会发现很多共同点,可以找到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例如从财权与事权的配置上重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从会计和审计的角度理解技术性的“预算议会”的作用,把股东代位诉讼与个人提起违宪审查的请求联系起来,等等。

  最后需要强调,2005年修改的公司法有一点变化是国际社会瞩目的,这就是公司经营中党组织定位的问题。其实国家经营中党组织究竟应该怎样定位,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党组织定位的一些变化。例如“三个代表”学说的提出,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还要求党代表各阶层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共正在逐步从“先锋型政党”转变成全民政党。当然,它还是集中化程度很高的“组织型政党”,并不是议会政党。这样的组织结构能否适应已经多元化了的社会格局,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了。于是才有“党内民主”之说。“党内民主”可以使党的科层制发生某些变化,例如党员代表常任制、党内分权制衡等改革举措,使党的组织结构更有弹性,进而可以对“组织型政党”的定位进行调整。

  从政党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政治改革,中国是不是要干脆来个西方式的两党制或者多党制?在政治理念上,两党制或多党制这样的政党政治的确更适应社会多元化的格局,更有利于合理选择和民主决策。但是,在目前中国的现实中,这样的主张还是显得有些偏颇急躁,会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后果。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格局也有优势,这就是可以深谋远虑,不必顾忌社会短期行为的压力。尤其是在对既有的社会构造进行改造的历史阶段,政府的合理化举措往往伴随着新制度出生的阵痛,未必总是能得到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这时,如果存在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竞争对手很容易提出讨好选民的口号,很容易把眼前的利益变成政治对立的焦点,很容易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为了避免落选,执政党不得不迎合世俗倾向,牺牲长期合理性。但在一党制下,推动改革的领袖集团更有力量克服保守势力的抵抗。尽管一党制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有它的道理,但还是不得不指出,如果权力过分集中、不受制约、根本感觉不到正当性竞争的压力,那么执政党就难以反映社会不同诉求,举措就会僵硬,腐败现象就会蔓延,深谋远虑的决策在执行阶段也很容易被扭曲。

  换句话说,即使认为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党制是必要的、有某种优势,还是要认真考虑如何限制过度集中化、防止权力被滥用的问题。要精心设计良好的制度框架,让长期执政的那个政党感受到外部监督的压力,其权力行使应该受到各种必要的限制。与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不同,但又能避免一党独裁流弊的制度框架应该怎样设计?在一党制下能否模拟两党或多党的弹性机制,实现稳定的民主政治?在这里,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

  日本政治学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即“一个半政党制”。这个说法是一个叫冈义达的评论家在1958年提出的,能充分反映战后日本政治的“五五年体制”的本质特征。日本政治“五五年体制”的说法出自著名的政治学者升味准之辅,指自1955年保守合同(1955年11月15日,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组成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时称保守合同——编者注)起,自民党执政长达38年,与最大在野党社会党共同主导政局。日本社会党与其他政党加起来议席数只有自民党议席数的一半,不具备夺取政权的实力,只相当于半个政党。所以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但那相当于“半个政党”的在野党派,虽然没有能力夺取政权,但却有足够的能量通过选举运动和民意支持率变化对自民党施加正当性压力。这样的经验对考虑今后中国政党制度的改革很有启迪。

  另外,日本自民党内部模拟多党制的作用,实现组织结构弹性,通过派阀政治保持多样化与整合化的平衡的经验,也可供参考。日本自民党内一直存在8个派阀,中国共产党外一直存在8个民主党派,两者可有一比。日本自民党内的8个派阀并非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分化组合,很有些纵横捭阖的气度,形成生动活泼的派阀政治。在派阀政治中,政策主张是多样化的,接近多党制的政策竞争机制。但因为同属一党,所以不同的意见比较容易沟通协调。但是,真正要模拟多党制的活动,光有派阀政治是不够的,还需要外部压力,否则就容易出现黑箱操作、密室交易、结构性腐败不断蔓延的局面。在这里,自民党以外的那“半个政党”以及选举投票就起作用了。除了“半个政党”的外部竞争外,还有一个因素也至关重要,这就是独立自主的公务员制度。也就是说,不受政治讨价还价左右的行政官僚制度,加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半个政党”的在野势力,划出了一党长期执政的权力疆界,为政治腐败构筑了两道防火墙。只有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才能在相当程度上模拟多党制的机制。

  但是,自民党执政时期过长,那“半个政党”的在野势力就越来越没有干劲了,越来越失去制衡的力量。与此同时,行政官僚也逐步产生对执政党的政策依赖感,与有力政治家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这样的状况形成后,“一个半政党”加派阀政治的格局就逐步变质,结构性腐败开始蔓延,民众失望之余开始对政党政治产生厌恶,于是无党无派的选民群体陡然增大,他们的易变性投票行动对政局开始产生深远影响。以前无党派群体的涨落与自民党的支持率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但从1991年起,上层的渎职丑闻导致自民党支持率下降的幅度与无党派群体的增长幅度有着非常明显的对应关系,此起彼伏的变化越来越剧烈。最后在1993年引发政治大地震,自民党第一次在大选中惨败,政权易手,党派大洗牌。后来自民党通过联合政府的方式重新执政,到小泉内阁时期特别注意争取无党派群体,使自民党的支持率有明显回升,并以民意为杠杆调动各个派阀的力量、推行结构的根本性改革。

  中国能否借鉴日本“一个半政党制”和党内派阀政治的经验?有没有比这更好的选项?能不能找到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最佳组合,或者最佳设计方案?这是现在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为此,需要回到最初的设问——怎样才能减少政治改革的代价?怎样才能以社会的最小代价获取民主化的最大成果?

  无论制度设计如何,在政治改革中要减少社会代价,首先必须防止出现权力真空,防止各种政治机关的角色错位引起混乱。这个从日本的经验看,自民党长期执政后,虽然良好的公务员制度是其能模拟多党制的关键。前面已经提到,一党执政时间过长,就会出现行政官僚逐步受制于政客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在日本出现了,欧美也有类似问题,比如在法国、意大利就是一党长期执政,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勾结流弊。这种情形会影响到政治改革。在1993年日本自民党突然下台后,出现了政府机构不知道如何实施行政举措、新的执政党议员不知如何运用官僚组织之类的混乱局面。一般而言,政治改革后党政关系会突然发生很大变化,两者之间协调会变得很困难。为此,必须未雨绸缪。现在中国加强学习型政府的建设,通过党政分离让行政部门独立自主地直接面对社会诉求,就是很好的应对之策。另外,政治改革中很容易出现的权力真空,在相当程度上还要要靠司法权来填补。这注定了尽早建构成熟的法律人共同体的重要性。

  其次,在政治改革的制度创新方面,还有一个如何选择适当模式的问题,需要研究宪政发展史,透彻地理解不同制度设计的原理。众所周知,英国是现代宪政之母。从英国宪政发展史来看制度变迁和不同的设计方案,可以看到四个基本阶段和类型。即:绝对君主制,然后是限制君主制,接着出现了二元议会内阁制,最后发展到现行一元议会内阁制。欧美其他主要国家的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上述发展过程中某个阶段或者某个类型的翻版或改良品种。比如说,美国的总统制模式实际上就是限制君主制的变种。法国第五共和制则是很典型的二元议会内阁制。德国虽然也属于一元议会内阁制,但没有英国那样的虚君,只有象征性总统。可见,各国虽然各有特色,但又有共性,不同模式之间是可以理解和沟通的,也是可以比较的。尤其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政治制度的设计,更要注意普遍适用的可能性,以降低交易成本。

  在这里,比较适合当前中国的选项有两个:一个是从传统的强人政治出发,选择类似美式总统制那样的制度设计,使国家元首实权化;一个是从社会稳定以及协调的需要出发,选择类似德意志联邦共和制那样的一元议会内阁制,使国家元首象征化。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组合或者新的制度设计方案,这里仅限于提出问题。

  在讨论减少政治改革的社会代价时,不能不指出正是中国20多年来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征——渐进式改革。这样的渐进做法使中国避免了混乱,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最小代价、最大收获。因此,中国政治改革也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路线。尽管如此,还是不得不指出,政治改革在渐进中也有需要当机立断之处,渐进举措也不一定都能减少代价,在有些场合可能反倒增加制度成本。例如中国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潜规则”。当渐进改革始终在回避对政治理念和法律意识形态的表白时,国家实际上是在默许某种非法化的状态。国家可以知法违法,那么民间或许就会在非法化方面走得更远。结果是非正式的规则压倒了正式的规则,政治活动失去所谓“法律确信”,变成无原则的、无止境的利益博弈。这个问题现在异常突出,会造成社会很大的代价。

  渐进改革减少制度成本的一种方式是利益驱动。但是,如果利益驱动的非合理性不能克服,民主化也缺乏缜密的制度设计,就很可能导致某种昂贵而腐败的民主政治形态。以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的浪潮中的法学教育改革为例,本来现阶段中国推行法治是很需要法律人才的,但在毫无计划的发展之后,全国的法学教育规模突然增加到将近600所法律院系,在校法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达到30万人,连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都不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于是通过考研延缓就业压力,于是造成高等学位贬值,于是加大就业的社会成本——让高中生就可以做好的工作由大学毕业生去做,让本科生就可以做好的工作由硕士或博士去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工资待遇不高,个人家庭得不偿失,青年就有失落感甚至绝望轻生;如果实行差别待遇,就会提高社会的整体成本,用人机构得不偿失,企事业单位就只好减少雇员,进而促成恶性循环。这样的后果提醒我们,需要从国家经营的角度进行周密的制度设计。

  鉴于上述各种情形,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政治改革的决断是必要的,不能再继续拖延。其实任何大的改革举措,从引进到稳定和协调地发挥作用,一般需要经历20多年时间。假如2008年达成共识,奥运开完后不加大实施力度,那么到20多年甚至更晚一些的时候,中国仍然不能完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不能使国家权力的结构与市场经济相吻合。中国两极分化很厉害,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代表,他们有没有耐心再等几十年?没有制度化的谈判机会和救济,有些个人很可能铤而走险,形成破坏性力量。到了那样的场合,维持现状的制度成本显然远远高于政治改革的制度成本。但是,从目前情形看,对律师维权活动限制太多,等于堵塞了在体制内寻求解决方案的渠道。另外,连半官半民的非政府组织都严加限制,等于不给政治改革预备缓冲的气垫和接替的托盘,使政府始终无法从某些领域中抽身并重新定位,结果只留下要么旧态依然、要么全面崩盘这样二者取其一的简单选项。所谓政治改革的决断,至少应该从这样的依法活动过程中开始进行。

  综合前述,有三个要点——

  首先,中国到了需要对政治改革进行决断的时候。因为在物权法通过之后,体制的改宪活动就走到尽头。所以,以后法律人的共同诉求应该从“护宪”转变成“改宪”,以便明确国家经营的目标和事业范围。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指出,当推行民主政治的条件既有利又有弊时,一部精心设计的宪法就非常重要;如果宪法设计得好,民主化就可能成功;如果设计不好,即使推行政治改革了,仍然可能失败。中国在目前谈民主,条件的确有利也有弊,在这样的场合,提出改宪的要求,精心设计一部好的宪法,就是政治改革软着陆的必要保证。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提出改宪的主张,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点,关于改宪的基本宗旨。我认为要以财政预算案的审议为突破口,真正实现对行政服务和分配过程的民主监督。如国家行政学院的刘熙瑞教授指出,对于中国民主模式的选择而言,关键是如何寻求一种机制把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结合起来,也就是把自由与平等结合起来。依我之见,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维持党政官僚的高效管理就是精英主义,加强财务透明化和预算审议就是平民主义,也就是应该把“行政支配”与“议会监控”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一党制下的腐败和权力滥用、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第三点,如何形成政治改革的共识。要进行政治改革,没有广泛的共识不行。关于民主化的决断,在平民中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因为这对他们有利。但在官僚集团里、在权力精英阶层里达成共识就不那么容易了。政治改革要取得成功,更需要说服官僚们,否则再好的方案也只能停留在嘴边纸上。我认为,目前反腐败的严刑峻罚就是构成说服官僚集团同意改革的很有利的契机。报刊上发表的那些贪官忏悔录中,贪官在为自己开脱的时候都强调客观原因,急于证明腐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政治制度上的问题”。既然这样,那我们就通过改革政治制度来治病救人好了。与死活的问题比较起来,民主化的问题就显得容易达成共识了。从反腐败的角度来谈政治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面对内部监督机制失灵,必须加强外部监督的举措,并使之制度化。至于什么是有效的外部监督,答案也就不难得出。

  总而言之,我认为在21世纪,全球都会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是继续维持现有的硬性框架,让自由竞争的激流在其中转来转去、形成一片又一片湍急的漩涡,还是建立某种多样化的弹性结构,使翻腾的洪水能够得到因势利导、分流以及趋于和缓?也就是说,中国能否推动政治改革、建构民主法治的新秩序、实现体制转型软着陆,将是21世纪的一个全球性课题。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0-22 10:53:54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拙文一篇,朋友们解闷

文怀老及五种人

黄纪苏

2009年10月

    李辉一石激起千层浪,他后来表示了一种担忧,怕自己一番良苦用心仅仅触发了一场媒体的狂欢,情绪的烟花把天空渲染得惊红骇绿,转眼化作一地纸屑尘埃,清洁车过后,世界依然故我。这其实是过虑,民众的情绪是一种原始而实在的社会动力,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前提。这次网络上无数不假辞色的片言只语所汇聚成的民意,对日益腐恶的士林风气表达了愤懑,对越发没样的文化精英提出了警告,意义不可谓小。而且,它再一次见证了中国民众这些年通过网络这个新天地表达自我、参与社会、改造中国的洪波巨澜。当然,李辉希望公众的关注不局限于具体的人、事而应升格为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入思考,这我非常赞同。

    我想做的,是尝试着剖析一下文怀沙先生其“人”的几种社会身份和文化人格,从中窥见世道人心的演变之迹。笔者同文老不曾有过任何个人的接触,所依据的无非是有关的文献资料及我本人的阅世经验。对于直接接触,我历来看重,以为那是求真者的福分。不过勾肩搭背搭出的狼狈关系、攻守同盟,对求真反而更不利。

    仁人

    仁人是传统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常备的身份、必修的人格。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当然是指满分的情况,一般人除非作弊,也就是及格而已。就思想史而言,“仁人”的源头大约在儒、墨、侠之间,但这个我一点也不懂,得专家说了算。就仁人的发生学而言,一个社会所以出仁人,一定是因为社会危机严重到了需要一部分人做额外的牺牲。中国历史上月白风清的时候虽然很多,但月黑风高的时候也不少。当月黑风高人挤船漏、也就是说马上就要沉了的时候,《正气歌》中的人物便纷纷投水以换取大家的继续漂流。文怀老出生在“忧患频连”的近代大危机中,社会对仁人有着巨大的需求,在那样一个唱英雄、出英雄的时代,除非世代无赖之家,仁人的种子应该说人人有份,文老的心里也早就埋下一粒,等着发芽。据说, 文革期间江青曾派人到文老服刑的地方招他入伙,他以一首藏锋七绝凛然谢绝:

沙翁敬谢李龟年
无尾乞摇女主前
九死甘心了江壑
不随鸡犬上青天

    此诗如果是那十年中的随便哪一年写的,而且确实交给了江青派来的说客,那么都确有资格入选《现代烈士诗抄》的附录部分。但即便当时不但“藏锋”而且还藏肚,为日后补写追认,那依然改变不了“仁人”的种子已在他心里生根发芽的事实,否则何必要拔苗助长呢?文老毕竟出身于一个需要仁人的时代,毕竟混迹于一个以仁人自视的群体。仁人时代到1980年代初接近黄昏,但毕竟夕阳无限好,仁人的形象被伤痕文学织入金红的晚霞。文老就是在那霞光中结交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从维熙, 并向他讲解了墙上的那首藏锋诗。

    文老虽有做贤人君子的浓厚兴趣,但这方面的先天及后天条件似乎都不太理想。一定的身份认同往往需要一定的性格特质来支撑——忘了什么人说过,演什么人你多少得是什么人,这才演得好。而文老心性中似乎缺少一种朴拙刚正的狷介气质。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必将愁苦而终穷”的屈原,与哪儿红他在哪儿、哪儿紫他奔哪儿的文老,中间隔了千山万水。 文老实属热闹场中的趣人,这类人的生活围绕各种雅集派对香喷喷地展开,他们跟男宾称兄道弟,同女客言心言性,读书不可谓不多,但都读成珠光唇膏了。再说文老的道德修炼,也不在仁人的方向,他面对公众时那种富贵自炫、 风流自是——告诉女记者要漂亮才肯接见、称小他半世纪的美女为“干妈”——轻轻薄恢诡则有,不忍人之心则无。这方面他甚至还不如另一位当红明星即不识多少字的“小沈阳”。我看小沈阳接受采访时说:你有吃有喝别人没有,你能匀人家一口最好,不能匀也别老吧唧嘴。文老则是走哪儿吧唧到哪儿,吧唧得特别清脆。

     不宜做仁人却硬要做仁人,那就只好按三鹿奶粉的配方做了。关于文老当年入狱的原因,看了李辉与文氏师徒的几轮交手,相信绝大多数人心里都明白了八九分。毛时代对个人自由特别是两性关系压抑过度,这是个事实,对文先生的处理或有失当之处。面对李辉的质询,谙熟水墨虚实之道的文老把事情说得烟云满纸:“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也算“笔不到意到”了。本来世人念其老迈、怜其狼狈,于一笑一叹间放他过去,才是标准的中国恕道。怎奈这些年乌烟瘴气的各路精英坑蒙拐骗,把中国折腾得跟白沟似的,大家怨久恨深,借机宣泄一下也属正常。其实,坐牢的事,如果文老三十年来一直谨守“混乱年代”的中性口径,又何至于有今天呢?可文老没有,他不满足于零,这些年他一直在努力变废为宝,把负数变成正数,而且是好几位的正数。在后毛时代,坐共产党牢的经历实在太有意思了, 是“废”是“宝”,全在一句话。这个道理牢里出来的普通“佛爷”(盗窃犯)和“杆儿犯”(流氓犯)未必不懂,只是懂了也没处用。但对于经历了茶淀、天坛河 的才子词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如今生活在所谓的“注意力经济”中,“注意力经济”的主体是媒体,“媒体”用阿宝、帕瓦罗蒂的嗓门加工人物、包装是非,有着惊人的杠杆放大作用——踩就踩死,捧就捧死。面对这样神奇的铁杠杆,“仁人”含量低的不是膝关节一松就是眼前一亮,赶紧把入狱的原因从偷东西玩女人改成反集权争自由。我不敢说文老一定是这么回事,但如果文老真是这么回事也不足为奇。这其中有性情的弱点,更有时代的特点。社会剧变如改朝换代,总为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从前抢的东西不用还了,从前甩的老婆不算甩了。文革之后,“被文革耽误了”一度成为流行语。真实情况虽然大体如此,但也的确不尽如此。有个朋友在人前总控诉文革耽误了他上大学,但在人后他也觉得像这样欺负文革有点过分,有回跟我坦白:上小学时数学就已跟不上,勉强上了初中,幸亏爆发了文革,否则根本毕不了业。我住的院子为科学院宿舍,是“老九”成堆的地方,文革中有户人家除了“革烈”,几乎把“红五类”(还有“革干”、“革军”、“工人”、“贫农”)都当遍了。文革之后的某一天,我听那家阿姨凉衣服时又在浩叹:唉,谁让咱们是臭老九呢!当年的“伤痕文学”既为文学,想必是“高”于生活的。后来的“伤痕口述史学”,包括那些文化老人和李辉聊的往事,谁又知道哪段不是“多”于生活呢?钱钟书先生当日讥讽的“创造性回忆”,应不是泛泛而论。

    对个人经历搞点美容,这事放在范跑跑跑得气壮山河、就仿佛奥运金腿凯旋归来的今天,其正面意义也许还要大于负面意义呢。我一直认为,从畜到人、从真小人到真君子的文明进化史,其实就是“伪”君子逐渐从人为走向自然、从虚假走向真实的漫长过渡。能一蹴而就成为英雄的毕竟是少数,通过装英雄而学英雄才是人人可行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情形都不足为奇。 但话说回来,伪君子虽然高于真小人,但毕竟矮于真君子,一个健康社会的奖惩机制不应对姚明和踩高跷的一视同仁。因此而搞些突击抽查也很必要,否则太让顾准、张志新这些真英雄吃亏了。说到这里应该说说梁漱溟老先生。梁老先生建国初与毛交恶、尤其是当面顶撞毛的“英雄事迹”曾在1980后期广为传颂,文化界新闻界一时将他爱不释手。却不料老先生临了淡淡地来了句“当时我哪儿敢?”我一直在想,他当时说这话究竟是说给谁的呢,是眼前的那些追星族呢,还是从孔子到其父巨川先生那群山一样的先贤呢?后来我还注意到,梁先生说自己古文不行,有时断不了句。这样坦荡诚笃的君子胸怀,足以成为我辈俗人道德苦旅中的路灯一盏了。

     文人

    梁漱溟先生自言不善或作文,或不喜舞文弄墨。至于原因,我忘了原话,无非“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吧。他大概看不惯历来的文人心眼活、笔头灵、说漂亮话太容易了。此事想必与家风有关——基因也说不定。梁先生的尊人巨川先生晚年忧愤国事,于1918年自沉于积水潭,遗书中有“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並将唤起新也”。据说巨川先生平日好读兵书与贤臣奏章,他的文字我所见不多,印象是满目风骨,质胜于文。父子二人看来都属于较纯粹的仁人。不过像这种单一的人格构成并不普遍,传统读书人多为仁人与文人两套甚至多套人格及价值的组合。至于组合的方式和效果,那又因时地因人事而异了。文老曾“以后人身份”祭拜过的文山先生,就是典型的二合一。《宋史》说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显然有过一段满载风光风月的生命。但当风云变色、大厦将倾之际,他亦能慷慨许国,从容就义,“文质彬彬”(用孔子原意)地加入了《正气歌》中那支高贵的行列。

    至于“仁人”与“文人”在文老那儿的配比,我看三七开只多不少。无论从天性、禀赋、修养哪方面说,他都更适合做个“锦绣才子”。 他的女弟子“空林子”在贺寿长诗中赞他“雄奇”、“百炼灵均骨”,着实可笑——也许摆弄旧体诗还没纯熟到不被旧诗俗套摆弄的地步吧。但其中有几句说得应该八九不离十:

自小浑无赖,迩来尤不羁。
登堂声赫赫,踞座色嬉嬉。
漫惹佳人顾,休言儒者仪。
往来如酒醉,谈笑忘身疲。

    前面说过文老是热闹场中人,此处略加补充:这类人一般打小就没正型,能跳窗户就不走门;跳窗户时间长了,就会跳出“非阡非陌”的别才;这别才遇上笔墨,便生出才子;才子赶上口齿伶俐却又心性亢躁,就会去精英俱乐部做“妙人”,也就是弄臣或宠物。“妙人”最善于在语言文字后面玩“躲猫猫”,玩得比真猫咪都可爱,别说“佳人”看得要眉花眼笑了,就是汉子们争官争烦了,抢钱抢累了,也会凑过来开心。文老这类文人不是人生的荒山中为时代摩崖造像的斧凿,而是浮世的绸缎上忙进忙出的绣花针——以为自己在针砭时弊也说不定呢。

    传统文人必修的诗词书画,文老样样拿得起来——他那辈文人拿不起来的还真不多。面对写字不是多一撇就是少一捺的新一代文艺领导人,他不是“大师”又是什么?不过作为文人,除了1950年代的屈原今译,他在文艺上就再没做过多少实实在在有份量的工作了。这样说,他的门生也许会引禅宗的什么语录指我不“通脱”,因为辩证地看,空就是色,无也是有,没做跟做了是没区别的。平心说,以文老的禀赋做个文人绰绰有余;他的文史素养与曲折经历所合成出的见识,也的确在不少文人之上。他完全可能实现一个优秀文人的人生,但问题是他没实现。文老大概东游西混惯了,走着到时候比坐着的时候多,聊着的时候比写着的时候多,再加上可能早已看破红尘:既然人生如寄,转眼皆空,何不秉烛夜游,向花红柳绿去及时行乐,还搭理南窗下的冷板凳干嘛?所以这些年我们看到的是题词、揭幕、演讲的文老,是神侃、忽悠、信口开河的文老,是左挽高官、右拥美女、迎头闪光灯、顶头聚光灯的文老。在这个程度上,文老可以算作“非典型性文人”——或如有论者所说的“文化江湖”中人了。文老对自己的身后名似乎很有把握,但他的确不曾留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人生的麻将桌上,谁也不可能把把皆糊。文老挥霍了现在,透支了未来,我打赌他已经见过自己的最后一场焰火。当然了,他还有机会到其他什么文人笔下的传奇故事中延年益寿:在世纪之交的滚滚红尘中,飘过一支杖、两片嘴、几缕悠长的白须——故事可以这么开篇,也不妨这么收尾。

    文老和女人的关系值得说说。对于文人来说,女色虽不算必修课,但骚人墨客踊跃选修,坚持自修,盛况反倒超过了悬腕、泼墨、爬格子之类。这其中确有社会分工上的原因:文人长期战斗和工作的人类情感领域,正是理性化或社会化程度不高 的女性早出晚归的生活世界。他们之间因此而发展出亲密的“军民鱼水”关系,就再正常也不过了。文老早年有首歌据说传唱一时,近年演讲时还用它论证过“爱就是奉献”:

窗外海连天,窗内春如海,
人儿带醉态,你醉了吗?
你醉的是甜甜蜜蜜的酒,
我醉的是你那翩翩的风采。
深情比酒甜,你为什么不理解?
美意比酒浓,你为什么不理睬?
我是真爱你!随便你爱与不爱。

     以谈情说爱为吃饭的工具,这和让酒鬼当品酒师一样,是普天下最好的工作。文人干这工作干久了,就会形成他们的风流人格以及社会对文人的浪漫定义 ——文人的身份中因此也多少有了个“情人”的影子。中国的大众对文人的风流浪漫一向容忍——或许就希望他们那样也说不定,否则正史中本来规规矩矩的人物怎么上了戏曲舞台、入了通俗小说一个个都绯闻不断呢?上世纪的前二十年里,我们今天教科书中那些显赫的名字如梁启超、杨度、陈独秀、胡适等等,都还在花街柳巷演绎古老的名士风流。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传统“士林”迅速分化并转型为现代知识或文化部门的五行八作,旧的“士人”也脱了马褂换上西装、中山装,成为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到40年代,就不大听说谁还在青楼吟诗作赋了。风流韵事依然如火如荼,但已换了男女平等的舞台和自由恋爱的天幕,昔日士大夫对倡优的狎玩态度 淡出了现代读书人的标准像。而这狎玩态度,似乎在文老的眼角眉梢有较多残留,例如他创的什么“西(施)学”、认的什么“干妈”,揭幕的什么“历代名媛馆”,都特别像百年前花界与士林联欢会上的节目。而戏剧女演员出国演出送他双旅游纪念品的袜子,被他挥舞着考问同事“知道什么意思吗?请——践——踏——我!”则连薛蟠薛大爷都不如了。文老所出身的旧时代、所浸淫的旧文学,为他的这种行为倾向提供了部分说明。毛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禁欲时代,不幸让文怀老撞上了,本该“春色如海”的壮年时光结果都蹉跎在了牢里。好在文老身份中的江湖成分 保他渡尽劫波,在古稀之年迎来中国性关系的姹紫嫣红好年代。

    风月场上,文老要天赋有天赋,要功夫有功夫,横刀立马跟老将黄忠似的,晚辈后生看了固然红眼,但也很开眼,网上鄢子和文章只看到了一面:文场中人,大多是压抑闷骚的残疾人,文老有资本的张扬洒脱,是很招惹人的。特别是文老气质、才情、风度、口才还很容易让女性动心,这是要让气质造型有残疾的闷骚文人燃烧几千吨妒火的。

    认真地说,文老的甜蜜事业,除了文人间的争风吃醋——比谁最先钻进旗袍超短裙——并非没有别的积极意义。它的确弘扬了财富、权力、地位之外的另类人生意义即男女情爱。 中国古代描写阔小姐爱上穷书生的文艺作品,不少也弘扬了这层意义;其中要数关汉卿《南吕?一枝花》表达得最为肆意,“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向烟花路上走”,算得上才子情郎的《共产党宣言》或《08宪章》了。不愿从女儿队中出列、不想去攀登经济仕途的宝玉,则演绎了这种另类价值被主流价值摧毁的凄婉寓言。文老把一幅不知是原创的还是拿来的对联“一生唯有两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作自己的画像,刨去“苍生”那部分,应当说相当传神。看他“不衫不履”、只入港不入党的一辈子,还真是把裙子当教堂了。当年因男女之事服刑坐牢,险些成为情爱烈士,具体情由虽不清楚,但想必西门庆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邓贵大的可能性。文老周围的人士或机构实在要开发他打造他,则“活宝玉”要比“活屈原”靠谱,因为他身上的怡红公子成分与三闾大夫成分相比,不但数量多而且品质好。

    从关汉卿到贾宝玉到文怀沙,无数风流才子宣示并践行的怡红快绿精神,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自有其正当的位置。承平时期的价值体系应尽可能多元才是。 如果满世界除了贾政就是贾雨村, 如果一个人起床就是博弈做梦还是搏击,如果活这辈子就为争第一、养下一代只为保第二,人在世上走一遭,真是走不走两可。况且赛场上几家欢乐几家愁,有的人怎么也练不成红煞掌,扫荡腿就更不行了,结果永远是被动挨打的角色。这样的角色能不溜出比武场,投红军一样地投奔艺术、山水、男欢女爱么?因此,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世人都会感谢诗人,感谢他们对穷乡僻壤的美学开发,让野渡、秋潭、鸡声、茅店一路升值到可以跟总统套房分庭抗礼的地步。世人也会感谢音乐家奇妙的歌声,本来臊眉搭眼的人生失意或失手一旦插上歌声的翅膀立即高升,升得比人生得意或得手还令人羡慕。世人还会感谢情爱小说家乃至卖黄碟的,让他们在别人的缱眷中沉醉,浑然忘却单位书记及其狗腿子长什么样。但大家都不怎么感谢文老,可能是因为老人家懒于著述,没帮大家开心,光顾自己开心了吧。
宝玉的幻灭在于他认为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到头来却发现除了“从不说混帐话”的黛玉,女人基本也都是泥做的骨肉。大观园中的女人尚且如此,大马路上的女人就更不在话下了。空林子诗中提到的那伙顾盼文老的“佳人”,其中不敢说半个情投意合的黛玉也没有,但估计不少都属花蚊子。 花蚊子吻的是“一张顽石皮”,吸的是皮下的各种社会资源。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时代里,在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文艺市场中, 在这样一个危若累卵的年龄段上,做一个情种根本就是一个无聊的笑话。文老行走江湖,阅尽人世,对这点心里哪能没数?所以他才会逢场作戏,胡勒什么“西学”;所以他才玩世不恭,二流子似地讲什么“女人可以略输文采,但不能稍逊风骚”。嬉皮笑脸的背后,可以窥见到炎凉的世态、没多少情趣的交易。

    学人

    作为学人,文老没有留下多少记录。他亦文亦学的屈骚今译属于正派的劳动,值得尊重。舒芜先生前一向回忆文章 中对文译表现出的不屑,似乎未脱文人相轻的习气。而所述当日臧克家一则恶评即让文老下岗待业,如所言不虚,则正说明当年读书人生存的艰难,视作历史教训可矣。 文老最早的学术工作,当属抗战之后出版的《鲁迅旧诗新诠》。我未能找到此书,现代文学史家袁良骏先生1986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史》专辟一节 做了评述,以下是其中的一段:

……1947年冬,重庆文广书店印行了一本名为《鲁迅旧诗新诠》的书,“新诠”了由《自题小像》到《亥年残秋偶做》的四十一首旧诗。如果作者学风端正,治学态度严谨,这本书是可以成为鲁迅诗歌研究的第一本专著的。但由于作者有意“买空卖空”,无意苦心钻研,致使这本所谓“新诠”,纯属“旧套”,只不过是旧诗话中一些陈词滥调的任意搬弄。

    我没读过文老原作,不敢遽以袁先生的判断为判断。通过概念、分析、归纳一套达到对事物准确而深入的理解,是现代学术的基本法门。袁先生应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者,旧诗话的“羚羊挂角”“烘云托月”之类,应不是他所能满意的。我想袁文批评文作了无新意,大概多少代表了一种现代美学对于旧式品鉴在思辨上的优越感。的确,用一副画面来说明一种诗境,这就像用“红”来解释“赤”,在认识上近乎原地踏步。不过传统诗话好像本来也没把“格物致知”当份内的工作,它更是广义“诗教”的附属部分。更何况,在“妙处难与君说”的诗歌领域,掰开了揉碎了的分析方法虽然应该,但未必易行——用铁线描摹氤氲水气,也会反失其真。而旧诗话的作者诉诸直觉,通过比兴把自己的印象或感受传染给读者,或不失为一种没办法的办法。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确多了学术思辨的气质,但探讨“境界”也还是离不开“昨夜西风”“蓦然回首”那些传统手段。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钱钟书、缪钺、叶嘉莹诸先生论诗已颇具社科眼光同时又不乏传统喻象之美。至于文老,他对鲁迅旧诗的诠释,大概应属于旧式赏鉴吧——也就是贾宝玉题咏大观园时贾政手下智囊团的热议。除了这些,文老好像就再没做过别的学术了。不是说文老没有做学者的潜能,但是他没认真开发。那种潜能只能坐在冷板凳上开发,跟在戈壁滩上钻石油差不多,不是谁都愿意去的。花飞燕舞的文艺对“燕堂”(文老室名)先生的确是更称心更顺手的选择,当然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选择,例如他就遗憾不能直接“得亲”古代名媛的“芳泽” ——通常文人能“间接”亲近昭君、海伦就都很满足了。

    文老弟子李之柔为他开列的学术成就,不少属于五个星的“开山”级别——什么“西子学”开山、“宝鸡学”开山、“东方美声学”发轫。“开山”的事就不去说它了,要说的是文老很少“入山”,很少把行李卷摊开了放在哪座山上。他只是凭着文史素养好加上脑瓜子活嘴皮子灵,一路欢声笑语游山玩水而已。比他年长的郭沫若、闻一多、沈从文,与他同时的钱钟书、陈梦家、钟敬文,也都是由文人改行做学人,却能带着文人的敏锐、细腻和想象力进入逻辑、因果、类比、假设、推导的学术世界,出来时大包小包,把在地面上留下小坑一样的脚印。与他们相比,文老飘飘若仙,鞋底老是保持八成新。李君向联合国代表报告的文氏学术成就, 除了“西子学”“宝鸡学”这类尚无学人的学界之外,还有“哲学”一项,内容竟是“正清和”外加注解共“三十三字真言”。这样的哲学事业,连“山寨哲学”都未必愿意跟它称兄道弟,更别说一二三级学科的广大哲学工作者了。本来,因体制化、官僚化而日趋僵化的正统学术被来自民间的业余学术顶撞顶撞,从此视野宽些、暮气少些,自然是件好事。怎奈混在后者中的花妖狐魅把好事变成了坏事,也就无怪乎钱理群、葛剑雄等学界名流出来澄清门户,说这位文先生我们从来不认识了。不但学界不欢迎文老入境,他的那班文人旧相识也看不惯他出境:本来这位跟咱几个坐着一边高,站着一边齐,甚至还略矮点儿,怎么东混西混,混得连文坛都搁不下他了呢?这样的话估计李辉从“文化老人”们那里听到不少吧。

    盘点文老的“学人”身份,还需要说一说“国学”。据说文老反对“国学”的说法,足见他的见识的确高于不少人。中国混得好的时候从来都是用夏变夷、天下主义,只有混得国将不国时才会缩“国”里偷安。“国剧”“国术”“国学”就属于这样的抗震棚或难民营。那些奄奄待毙的地方戏,也都按着这个思路投靠“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到国粹的标本盒里争一席之地。如今中国国势一路走高,孔子学院都在进军世界,下一步就该文老这样的大师到五洲四海广收男女弟子,桃红李白,莺啼燕啭,让地球沿着“正清和”的“东方大道”自转完了公转。而区区“国学”,就像我们单位附近那座黑不溜秋的“国医院”,哪儿有这样的宏图或愿景呢?

    不过换个角度看,“国学”这几年在国内的确又形势大好。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大众对传统文化开始另眼相看。而且这次没等外国观众带头鼓掌,自己就冲上去又搂又抱了。不少青少年扔了托福雅思而做起对子,唱起昆曲。两年前我在西安小雁塔旁边的广场上见一圈人长衫广袖,还以为拍古装电视剧呢,过去一问原来是当地的“汉服运动”在祭三皇五帝,那古色古香而激情澎湃的祭文,比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动人多了。再一打听他们的运动员来自各行各业,以中青年白领为主,其中还有个上高中的小姑娘。再如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雨后春笋似的的高楼大厦,也为“国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多少白墙需要行草章草来装点,多少书架需要今典旧典去充实啊。 有个初中毕业后就再没跟书打过交道的熟人搬进豪宅,环顾左右觉得少点什么,于是指着一面墙:“这儿,全他妈码书——就照着毛儿席当年的书房码,码丫线装的!”他们当然不可能去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一本一本淘,于是像文老策划的《四部文明》这样交一次钱就能管半面墙的各类文史套书便大行其道。另外在社会流动以及资金流动的不少关卡,也可以见到“国学”奋勇“攻关”的身影:许多官员已由收受钱财改为收藏书画了,这不但让书家画家受益匪浅,而且连带出文言文、四六句的利好消息。“国学“的好光景当然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自毛时代结束以来,中国官方就再没有过货真价实的官方意识形态,硕果仅存的实用主义根本经不住西方“普世价值”的穷追猛打。民间积极投标的“主义”倒是有不少,从自由主义到民族主义到新左派到麒麟文化,但扒拉来扒拉去,就属“国学”、“新儒家”看着贤惠,虽然不一定能帮多大忙,起码不会添多大乱。于是诵诗、读经、祭孔子、祭黄帝的活动在各级政府的赞许和赞助下红红火火地展开。小沈阳给赵本山磕头这种早该绝迹的举措,官方电视台也当传统美德播放。再有,伴随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剧变,让无数人起伏升沉得就像坐翻滚过山车,无论上去的还是下来的,感觉都像做梦一般、假的一样。无数流浪猫似的心灵需要到《论语》《老子》《心经》的树荫下歇歇脚,回回神。至于那些是上是下还说不准的,就更需要了解阴阳术数、《周易》诸卦了。我有一年在海南的一处黎家寨子里被个道士模样的川人缠住看手相,他说我有财气却不很爱钱,有官运却清高的狠,艳福不错要多加小心——总之都是些模棱两可的“反正”话。我付款时问他这些算是哪路学问,他愣了一下,然后豪迈地说:“国——学!”

    今天的“国学”在社会功能上早已不是章太炎时代的“绝学”了,它以乱哄哄的内容为这个乱嘈嘈的时代下载了人生观和处世哲学的各种“补丁”。非要拿“青灯黄卷”“故纸堆”来想象人家,非要用“陈寅恪”“饶宗颐”去要求人家,那就不是人家的无知而是你的不智了。如今的“国学”差不多就是茶叶店弘扬的“茶文化”,红灯区组织的“性学研修”,把这样的东西放象牙塔里,与其说是高抬了它,还不如说是低估了它。强大的社会需求已经造就了一个蒸蒸日上、具有非凡融资能力及利益回报的“国学产业”。据《长江商报》消息,武汉大学的“乾元国学班”开班,由特聘教授讲演“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年的课程只有24天,收费28000元,学员大部分来自企业高层管理。 “百家大讲坛”的易中天、于丹等“国学明星”也眼看着就要被人民币深埋了——相形之下,给民主基金会打工的同胞,他们挣到的美元就很可怜了,即便按前几年的汇率换成本币,估计也埋不过小腿。像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他的神情气度,“大亨”、“大鳄”、CEO、CFO这些词单独哪一个都描绘不出,得一拥而上才行。那一年我到上海某佛寺观光,发现各个办公室里的僧人手持计算器在跟客户洽谈业务,头都不怎么抬。又一年一声巨响,南方某省佛协负责人被这个职位的竞争者炸死在豪华轿车里,给“人间佛法”大壮声威。我认识的某君近几年跟了“国学大师”写字作画之乎者也,阔得也让人不敢相认。有朋友见他在豪华派对上时而袈裟时而道袍,也不知到底属哪个教——反正都是“国学”的人。从这样一缸“国学”里升起文老这样一位“大师”,论者有什么好不平的呢?

    老人

    李辉文章出来不久,文老即对凤凰台记者宣读了自己的声明,声明劈头便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此时的他,终于想起来自己已是位风烛残年、来日无多的老人了。此时的他,一个箭步从妖精似的“49公岁”回归了传统的老年价值和老年规范。文老的拥趸们,也都突然记起“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传统社会在几千年中沿着二十四节气按部就班,周而复始,其间春时秋序、花开花谢,老的该说什么,少的不宜做什么,人人心里都装了一个程序。这程序到了天崩地解的近代,自然要修订增损、与时俱进。例如旧时代有“父母在,不远游”一说,而20世纪初叶岂止热血青年要远游,湖南的蔡和森兄妹甚至偕同小脚老娘葛健豪女士一道西行求法。吴稚辉洋插队时也是偌大一把年纪。还有断指血书的徐特立,记得多年前读斯诺《西行漫记》,其中提到老先生见革命洪流滚滚,心中闷闷不乐:没人拉他去冲浪,想必是嫌他老了;后来大革命退潮,共产党邀他入伙,“老匪大乐”(我记得斯诺就是这么写的),打起背包便去落了草。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老幼,一个民族在长烽哀角的危急存亡之秋,自会打破成格、开放角色,进行死地求生的全民总动员。放牛娃王二小为其年龄所不须为,赵一曼、成本华做其性别所不必做,都把柔弱之躯当角铁、工字钢用了。 周作人在挖苦乃兄不坐小板凳上晒太阳看版画、却跟着青年人攻营劫寨时,显然是忽略了这个时代大背景。

    在近代大危机的总形势下,身份/角色的变更自然要助于化解危机的社会动员。传统婚姻中富裕不平等色彩的老男少女配就需要改革,否则还是地主娶小那一套就不足以凝聚人心,号召民众。关于文老年龄中那下落不明的十岁,也许能从这个角度得到解释呢。据文老的公子文斯先生提供的说法,文老和妻子1947或48年逃离上海前往解放区,“投入革命怀抱”后须以夫妻名义登记注册,“为了和家母在年纪上更为般配一些,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的出生年月由1910年改为1920年”。 其实不改两人也只差十岁,比起前些时杨、翁的“时差”根本不算个数。但当时解放区想必是新社会新风尚, 两口子差个十岁虽不至让人疑心那是黄世仁在拐骗喜儿,但如果一岁不差,岂不就更像同班同学,一同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然后一同投奔光明么?我这当然纯属猜测——老文家的事也只能猜猜,谁敢打包票呢?

    新中国三十年,文老一半牢外,一半牢里,平分了秋色。待到他走出监狱大门,第一脚踏进的是古稀之年,第二脚就是改革开放的十里春风了。在这醉人的春风中,老翁老妪们晒太阳的晒太阳,下象棋的下象棋,跳交谊舞的跳交谊舞,上老年大学的上老年大学,应该说,他们属于近代以来最幸福的一代老人。 幸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没有战乱动乱;经济快速增长,就业形式大好;当年播种了多子(女),如今收获多福;计划体制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传统的家庭支持体系为老年生活提供了双保险;中青年虽然别的都不尊,但都还尊自己父母;房地产业尚未大发展,“常回家看看”还不成问题,几代人想不欢聚一堂都办不到。至于文老,不敢说他比养鹩哥、扭秧歌的大爷大妈更快乐,但相对于他所属的那个老年知识分子群体,他肯定是最快乐的了。

    知识分子群体在文革后比在文革中当然是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接下来也遇到一些不怎么开心的事情,头一桩不舒心就是学术等级体制的卷土重来。整个社会等级体制当然还是开心的,由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政策和风气,知识分子乘直梯一下就重返了社会的顶层,比传统的“士农工商”序列还略高些。 但在知识分子内部重划阶级,搞教授、副教授、硕导 博导那些劳什子,和刚刚取缔的“阶级斗争”差不太多。这回的“阶级斗争”虽然没有伴随着武斗抄家大字报,但也造就了一些批跳楼的、抑郁的、瞪着眼睛睡觉的。读书人本来把面子当成第二生命,如今拉下老脸跟职称评委死磨硬泡,到学报编辑部伸头探脑,形象还不如范进高大呢。就这样跑疯了不算工伤、跑死了不算烈士的生涯,会让读书人打内心深处不再高瞧自己。为近代大危机所一再宣传表彰的那位“仁人”,从此渐渐淡出知识分子的身份及价值认同。前来接班的是“犬儒”,“犬儒”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熟悉工作,到1990年代初期全面主持工作——知识分子的再洗脑没用多少年功夫就完成了。

    第二桩不舒心是离退休。离退休意味着离开单位,单位那时对“单位人”意味着几乎全部公共生活,离开单位就等于告别公共生活。一个人在五六十岁做这样的诀别,后果会十分严重。女性知识分子问题要小很多,因为根据传统的性别角色,在公共生活中她们本来就不是挑大梁的,没了单位生活她们还有家庭生活,指挥锅碗瓢盆,协调油盐酱醋,为女儿海选佳婿,为装修筹集资金,工作量比国家总理小不了多少。菠菜从四毛三涨到五毛四,猪肉从三块二降到两块八,都足以牵动她们的喜怒哀乐,维持她们的人生意义。相比之下,男性知识分子离了公共生活差不多就没生活了:家里的事一向是老伴主管,别人插不上手;到马路边的棋盘上跟退休工人互动吧,又与自己身份不符;至于养鱼养花摄影书法,平时没养成那闲情逸致,临阵磨抢的效果不会太好。总之,许多男性知识分子通过退休从“外”到“内”,经历了从男到既不男又不女的身份流失。市场社会以及公民社会倒是为老年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发挥余热提供了一些适合他们的渠道和空间,但那基本上是1990年代甚至2000年之后的事了。

    文老回归社会,估计最多也就是到原单位人事处办个离退休手续,就再不用去露面了。单位人离开单位时茫然失落的眼神不属于文老,因为文老眼前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市场化改革的大概意思就是变城堡为森林,让家猫当野猫。而文老的经历,无论是解放前的文化北漂,还是解放后的劳改农场,都相当于社会的房檐地洞,本来就是野猫出没的地方。文老坐牢时都能背个药箱“上窜下跳”,置身“社会主义商品社会”,那就更所谓“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了。前引从维熙文章记初识文老,缘于后者托人带话给他,说自己有一批日本的优质纸张,愿意奉送给他这样的好汉拿去印书。这里面所透露出的非文非学气息,在改革初期的书呆子那里是绝对闻不到的——今天不稀奇了,党校教授兼做什么生意的都有。体制外的野地生活需要有一副好身板儿,而文老的身板儿在同龄人中岂止万里挑一!另外像文老这种总爱出格跑调的文人气质,我不知道国家单位是否比劳改农场稍宽容些,但肯定远不如市场社会宽容。文老那些会惹得单位班子紧急碰头的奇谈怪论,书报市场的娱记们听了只会喜出望外,连夜排版。

    前面提到近代中国大危机导致传统角色包括老年角色的开放和变易。改革开放同样以社会结构的翻天覆地改变着社会的老年观。公平地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老的“为老不尊”并非毫无正面价值。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理应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而随着生活和健康水平的提高,许多六七十岁的初期老年人,特别脑力劳动者,有些油箱都还满满的,刀法剑道也刚入佳境,这时不分青红皂白让他门都去含饴弄孙或闭目养神,这无疑对社会是损失,对个人是损害。其中的痛苦在整个社会的苦难排行榜上由于魅力指数不高,只好由老年人默默咀嚼,静静带走了。我注意到这些年北京的不少民间讨论会上,有些老同志不但风雨无阻,而且发言属他们调门高、火力猛,其中主要推手当然是拳拳忧国之心,但通过舞刀弄剑参与社会、表现自我,想必也是原因之一吧。此外,诸如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婚恋幸福等等,也都需要对过时的老年规范做必要的修改。文老作为老年人的形象大使,无论是众里的“赫赫”,还是花间的“嘻嘻”,都不无矫枉过正的功用。

    在这个被孙立平先生命名为“社会断裂”的剧变时期,社会的老年观跟青年观、妇女观、男人观一样,处在一种纷然错杂的城乡结合部状态,老人该什么样,不该什么样,实在是形形色色,没什么统一的尺度。大约十年前读报,永定河有女孩落水,水没多深,一百多人岸边围观,最后竟然目送一位八十开外的老汉下水捞人——此事我曾写入戏剧《切?格瓦拉》。还有回读报,某医院病房住着位八十多岁老头,跟邻床的家属吵架,从枕头下摸出水果刀,一举把人家结果了,送隔壁抢救都来不及。我有回在十字路口等着过马路,见一骑车老汉为了赶绿灯,叫着“X你妈X你妈X你妈”,像警车一样呼啸而过。最近也是最逗的一则消息:有位99岁的文老同龄人参与集团诈骗,被公安局一网打尽;因为岁数太大,公安局都不收他,是从家里接来出庭的;又因人老耳背,他的座位几经调整,调到与法官仅一两米之隔;电视上见老人家一副骨架贴层皮,距八宝山连半米都不到,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就是云南军区政委呢。转型时期整个社会价值体系都在拆迁周转之中,构成当代老年观的种种社会、经济、文化变量正挤在候车室里等着各奔东西。恐怕还要过相当的时候才会尘埃落定——当然落定后也会是一种相对多元的局面。

    老年人的权利与义务常常处在“一头沉”的失衡状态,至于沉哪头则因人因地而异。 同样是不合传统 老年规范,青壮年不下河他下河,儿女挣钱比他多他反倒贴钱给儿女,这是义务一头沉。而像文老的惊人之语、雷人之状,显然是沉在了权利那头。人都有长辈,人也多会老去,社会大众对老年群体伸张权利多会乐观其成,就算有些过分,也多能睁只眼闭只眼。中国的敬老传统再加上这些年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使得城市地区的老年权利在总体上处于扩张的态势——社会心理什么容不下也容得下爷爷奶奶的夕阳红。就说性权利吧,有位七十多岁老太太与小她四十岁的男青年结成恩爱夫妻;为了笔补造化、夺回青春,老人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做了整容手术,然后双双到电视上热拥激吻,载歌载舞,惹得银屏内外一片掌声笑语。“人家自己乐意,又没碍着别人”已越来越成为公众进行道德评价的基本尺度。杨、翁的老少配由于年龄上的天堑合并了社会经济上的鸿沟,本来极具性资源分配不均的象征意义,对讨不上老婆的底层年轻光棍无疑是个不小的刺激,但网上也只是议论一番,而且其中祝福杨老的言论也为数不少。文老留给公众的坏印象中,究竟有多少是来自他的“老”不正经,这谁也无法说精确,但似乎比例也不是太大。虽然他“美女”“名媛”“十八岁姑娘”不绝于口,可毕竟一百岁了,也只是说说而已,动手能力有限,美女的男友、名媛的老公我想都会是一百个放心——她们搂个百岁老头跟抱个一岁baby或抱只名贵小公猫其实是差不多的。不妨设想一下,某家老爷子瘫在床上多年,忽然一日红光满面,笑吟吟要找位小姐聊聊,全家人能不又惊又喜,然后被老太太催着撵着四出寻觅么?

    神人

    文老的诸多身份中,“神人”最能汇总他的各种身份,也最富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变世从来就是神人的高产田,更何况是要变成一个市场社会呢。中国旧时代每到易代之际,各种怪力乱神连同假皇叔假太子便纷纷登场,显示出民间社会巨大的“山寨”潜能。近代亦一乱世,各种款式和版型的神头鬼脸真是琳琅满目。新中国由乱而治,严厉的社会控制之下,神人几无立锥之地,不多的一点残余和苗头都被那块“坏分子”的青石板死死镇住。记得1960年代我们胡同里一个老太太,听说从前就有过“仙姑”的经历,她将偷偷缝制好的龙袍穿在里面,买张票混进故宫,趁人不备脱了外罩爬上丹墀去垂帘听政,结局就不用说了。不过神人属野草飞虫,生命力旺盛,一场雨过后便会不择地而出。到心禁松弛、制度破损的文革后期,就经常能听到或见到一些神乎其神的江湖人物,嘴里无奇不有,脚下路子四通八达,从军区司令的千金到电影院看门的,他好像都能调动,俨然一方的及时雨宋公明。他们大多还做着买卖,当时叫“投机倒把”,合作方应该是一大二公边缘处的社办企业。到了改革开放,社会由紧收而怒放,那场面让人想起《水浒》开篇的近尾处:

    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八方中应时而起的神人,我印象里最早的有海灯法师。法师虽然根性上未必适合佛门, 但毕竟是削了发受了戒的,好歹也算清净过——我是指内心。他的《少林云水诗集》有些篇什记其毛时代行脚四方的经历,其中一首原文不记得了,大意是挑着担子走到峨眉半山腰处,歇口气转过身,发现明月满怀,思与境谐,表里澄澈。怎奈后来一变天,商业文化的两位力士电视银屏和晚报副刊只三下五除二,便把老僧改装成了红尘里的积极分子, 可怜修行了多半辈子,末了竟干起弄虚作假的勾当, 足见心由境造,还是唯物主义厉害。接下来就是“气功大师”的出山了。这些“大师”或“宗师”起初大多来自“天下不乱蜀先乱”的四川以及过去难民流人前往的“关东”。1984、85年气功由养生健体向“特异功能”急转直下,与中国改革大潮从农村包围城市几乎同步。记得1983年我练习马礼堂先生的六字诀,一日在中山公园西侧听他跟粉丝们讲:“最近都在说‘发外气’,哪儿有什么‘外气’?我昨天碰到郭林郭老师,问她‘你有外气么’?她说‘我没有你有么?’我们都没有外气!”时隔一年,等社科院再请马老来演讲气功,他的说法就变了:“海军有个副司令让我给他发外气,我说这点小事还用得着我么,派我小徒弟儿过去给他发发就行了!” 到1980年代中后期,市场社会天风浩荡,吹得亿万张欲望小红帆飘飘欲仙,跃跃欲试——谁也不想当扁舟了,快艇也没多大意思,都想改当风筝扶摇直上。一时间,巫婆神汉风靡大江南北,谁不想练得绝技到人民银行、中国银行附近去“意念搬运”、“隔墙取物”呢?中国社会一时间成了各色神迹、各种神功、各路神人的盛大庙会。那些年气功惹出的案子本来不少,但公安干警都随着“自发功”东倒西歪,破案能力自然要大打折扣。 再后来,到了1990年代中期,气功已不满足于举办庙会而是要充当庙堂了。在党票彻底沦落为只能买进不能卖出的特种股票的情况况下,在宗教管理局治下的耶、释、道诸教明明一头撞盛世怀里却没认出盛世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也只好把“以德治国”的信仰改建工程暂时承包给张宏宝、李洪志那些无照摊贩了。张、李等人,三分靠自己胆大敢开方、七分靠人民病急乱投医,纯粹是被时代的搅屎棍搅成谁也没料到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如何能领导从气功到宗教的历史跃进呢?果然他们还没跳到白莲教的高度就犯了事。事到临头,这些“神人”拔腿跑下神坛。跑得快的,跑到美国接着做神人。跑得慢的,跑到牢里改行做犯人——没听说他们有谁用意念把自己“搬运”到大墙外头的,无论是穿墙还是翻墙。市场经济白沟阶段上这拨神人中最神的神人,就这样淡出了中国社会大舞台。他们的社会基础也一哄而散,各奔东西:求心安的去了大雄宝殿或天主堂;想发财的去了证券交易所;要健体而没钱的去了街心花园溜早,有钱的则去了健身俱乐部做舍宾、普拉提、body pump什么的。

    文老不及张宏堡、李洪zhi他们“神”;他没有活了九百岁的师傅,也没有让罗锅当场笔挺的法力。文老没走到那一步,以他的学养、才艺和地位,也犯不着走那步险棋——因为他是历过险的。他加入的是市场社会的先遣队而不是敢死队。文老这位“神乎人”其实不过市场社会流行文化众多成功的品牌之一。在市场社会尤其是它的打砸抢阶段,产品的成败在于能否成为品牌,品牌的诀窍在于无所不用其极。从芙蓉姐姐到粪便艺术,从各种张狂之行到种种奇怪之论,市场社会的大小红人们像狗一样围着他们的上帝或顾客——其实也包括他们自己——上窜下跳。在那又岂止“跳墙”的跳跃中,市场体制及文化的活力与邪恶都被发挥到极致。“极致”当然不是谁想达到就都能达到的,在这方面,文老的先天及后天条件确实出众。别的不说,只他那一百岁的年龄与十七岁的花心一组合,就快能申报“非遗”和吉尼斯纪录了——我甚至怀疑同仁堂有没有想过买断文老千秋之后身泡药酒。其实,年高而犹“花”的肯定不止文老一个, 但只有文老广而告之。这样的广告谁见了都会一楞,然后驻足围观。要知道,在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围观就是商机。

    我尝想,以文老漫长的人生、曲折的经历、加上满腹的诗词歌赋,他本不该跻身秋夜街灯下蚊子蛾子的飞行集会——半明半暗处才应是他安顿心灵的地方。但事实是,他真就成了以闪光灯、聚光灯为生的喜光动物。其中的个人原因主要当在他复杂而混沌的意义世界深处,不是笔者站在远处所能看清楚的,更不是“就这么一主儿,爱出风头”一句话所能道尽的。文老不完全是他个人心性的作品,也不完全是时代风气的产物,打造并兜售他这快名牌,发行或购买他这支股票的,还有一个利益共同体。藏了他墨宝、受了他夸赞、得了他题签、写了他传记、发了他专访、做了他节目的,哪个不希望他牛气冲天,直冲九天呢?其中的利益最攸关方譬如出版《四部文明》的商业合作者,大概背也要把老人家背过鲤鱼背,背上“大师”、“国宝”“活屈原”的华山最高峰。这回风乍起,文老从文化股市的高点一路狂泻,救市救得最不遗余力也最不讲是非的,便是被文老誉为“五百年来一奇才”的崔自默君了。 这些人就好像是比着赛着放对方的卫星,前引空林子讴歌恩师,也是“八千年一回首,只剩下你一人”。而文老则夸称赞这位“干妈”的诗超过了诗圣杜甫。像这样尊老爱幼的跨代互助组、合作社,不盛产“神人”盛产什么?不过话说回来,狮子大开口本是市场社会的标准口型,莎翁师徒也没有超标到哪儿去。今天的人兜里一毛钱没有都敢大包大揽,何况他们几位确有实力,或则聪颖过人,或则才情可观呢?这些神人或候补神人都不愧是读书人,眼里进、嘴里出的净是道家佛门的好词佳句,要是能截留几句给自己化贪祛妄,别老举着与各界名流的合影照满世界展览, 把自己弄得跟火车站附近介绍旅馆的那些嘴脸一模一样,他们又何尝不是时代长卷中可爱而有趣的点景人物呢?

    站在中国社会起伏升沉的大背景下看各类仙姑神汉,也会让人在反感中生一些同情。相对于世界其他文明和文化,中国是一个比较强调机会平等、鼓励社会流动的国度。从底层向上层、从边缘向中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成为无数男女的人生指南。“出身低微小家之男女”不甘于小马扎,艰难打拼,百折不回,终于让自己或自己孩子坐进了太师椅,让“大家闺秀”、真假贵族站到了一边。“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贫与富、穷与达的频繁对调,看着固然闹心,但毕竟流水不腐,轮回常转,使社会充满了必要的紧张和进取精神。进取的路线图各式各样:有从钢琴班到书法班到英语班到奥数班到高考强化班,不但走“正道”而且走“正步”的;有拎着蛇皮袋在马路边被工商税务追得尘土飞扬的;有搭便车——移民移入了钱柜、嫁人嫁给了元宝的;有破窗而入、翻墙而过,高风险高回报的;有凭着假证件居然蒙混过关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以社会的重新洗牌引爆了千万人出人头地与不甘人后的强大冲动,这两种冲动合并成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平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运动。旁门左道、篝火狐鸣之辈,他们的跑姿跑相或许比范跑跑还不如,但他们的原始冲动却无可厚非——想翻身还有错么?有些人,自己刚汗流浃背挤进门里,便转身堵门口检查仪容仪表,盘问出身门第,就真地没什么意思了。更何况转型时期社会失范,近代大危机以来的价值理性一片狼藉,等着市场社会的工具理性前来接管。笔者曾在戏剧《我们走在大陆上》中对新旧价值观交接的1980年代中期做过勾画:

管它正义路西斜街――只抄那道近的
管它红砂掌黑砂掌――只练那致命的
管它奶妈奶粉――只喝那营养价值高的
管它名医名妓――只当那红得不得了的

    在市场社会里,“邪”几乎等于“新”,“玩邪的”大概占了“创新”的一半。社会竞争场上的邪拳歪掌,如果说在二十年前还是自选动作,现如今已成规定动作了。 在这种大形势下,来自资源极度贫乏的社会下层人士,他们的个人成功史要没点邪的歪的几乎不成信史。笔者这些年与“北漂一族” 有过不少接触。这些“社会—文化游民”为出人头地的冲动所煎熬,因一夜蹿红的先例而兴奋,被不得其路的现状逼成热锅上蚂蚁,他们大概是中国社会中最富生气同时也最多戾气的群体。相对于他们向未知未定求生存谋发展时表现出的不择手段、灵活机动,计划体制内养尊处优的“正途”人士在端正之余就略显呆滞了。好的社会管理要能扬长避短,不因过废用,能将功补过。三十年前小青年里曾传说牢里关着的诈骗犯盗窃犯经过选拔,特别优秀的都已被情报部门派到国外建功立业,这虽然是玩笑,但包含了一种对智慧的期待。

    注:从1980年代中期王朔小说的盛行到整个1990年丑星的风行,都如今一口一个“B”的网络文风,都反映了这一点,参见笔者《市场社会的样板人》,《文化纵横》2008年试刊。大体指位于国家和市场两大体制边缘、没有在京户口和体制内固定职业的文化打工者,从农民工剧团到798艺术家,从二渠道书商到央视编导,本身又是层层叠叠。他们不算多“底层”却因靠近上层而更具底层意识。他们的命运充满了变数,社会流动在这里川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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