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对于中国经济问题,人们有各种看法。有的说人民面临升值压力,有的说中国的货币管不住通胀,这两种事态哪种对人们关系最大?回答十分复杂。总之人们已经都有预感了,剩下的就是静观其变。 特别值得一读的是朱学渊先生的一篇历史文章,从黄河流域走出的突厥民族与汉民族有着远古的近亲关系。这对我们认识当前的国际关系和民族矛盾大有益处。]

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还是通货膨胀?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编辑

2008年10月16日

目录

朱学渊:突厥民族之由来和辉煌

张斌:中国的货币管不管得住中国的通胀?

张明:人民币升值压力卷土重来

谢国忠:世界金融毫无改变

金三林: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及政策取向

康新贵:土地流转与三农问题

张新光: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

周天勇:高房价或造就中国城市化四大景观

汪丁丁:当心市场经济蜕变为官僚化私有经济

白益民:日本财团如何“玩转”印度塔塔

陈高:2009年全国各地企退高工维权纪实

严昌海:谁包养了中国的黑恶势力?

杨芳洲:当今中国该如何变革(二)

曹久强:良善政治的基础

颜昌海:现有中产阶级并非民主政治天然推动力

常跑:中国精英为什么喜欢换洋户口?

杨子江:政治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夏边:当代顺口溜大全

杨曾宪:当代中国消除资本剥削的几个问题

傅国涌:20世纪中国错失的两次和平转型机会

信力建:再评汪精卫的历史作用

巴门尼德:忆昔北大哲学教授辅成先生

-------------------------------------------------------------------------------------------------------------------------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07-22 18:47:09 +0800收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FW: 突厥民族之由来和辉煌。

    学渊注:文章是几年前写的,说的是突厥语民族的由来,今天或许有一些新的意义。突厥语、蒙古语、女真语是中国北方民族的三种主要语言,我以为它们是发源在黄河流域,然后在欧亚大陆上发散,由今天看来是夷狄的民族保留了下来,因此被视为少数民族的语言,其中还包括维吾尔族;而黄河流域的语言却融合演变成了一种年轻的语言——汉语,所以突厥语、蒙古语、女真语还是汉语的底层语言,中国北方民族也是汉族的亲戚,因此与中原民族也是有关系的。而今天的突厥语民族的内涵也更丰富了,有通古斯血缘,有鲜卑蒙古民族的血缘,维吾尔族还有新疆地区古代印欧人种的血缘。突厥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光荣,也是东方民族的光荣。附拙著一册,敬请关注民族问题。

突厥民族之由来和辉煌

朱学渊

2009年9月

    当今使用突厥语的大小民族有:裕固、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它们分布在地域辽阔的欧亚大陆。

    历史上本无“突厥”的记载,六世纪中(五四六至五五二年)它异军突起,一举击败强部高车、柔然,统一了漠北。此后的两百年中,突厥汗国号令血缘广泛的诸多部落。然而,居统治地位的是“阿史那”家族,《隋书•突厥传》记载了它的起源:

    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或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彼邻国者,复令人杀此儿,而狼在其侧。使者将杀之,其狼若为神所凭,欻然至于海东,止于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余里。其后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

    在这些描述中,有些是不可靠的,如“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显然是妄说;而“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其后狼生十男”等,则是屡闻的北方民族传说。然而,“阿史那氏”出自“平凉杂胡”,是五世纪初被北魏逐出河西走廊的“沮渠氏”,以及它发迹于“高昌西北”之山间牧场,则是可取的史料。

    河西走廊是月氏、乌孙的故居,沮渠、乞伏、秃发部落也在那里生息,《魏书》说“鲜卑秃发乌孤,八世祖匹孤自塞北迁于河西”,是说秃发是从河套来的鲜卑部落。月氏、乌孙、沮渠、乞伏、秃发,即是兀者、爱新、女直、且末、拓拔,河西种属复杂,“平凉杂胡”之说即由是而来。阿史那(Asina 或 Osina)应即爱新或乌孙(Asin 或Osin)之音展,它出自沮渠,就是出自女直民族的“金姓”氏族。

    “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又是说五世纪初,几百家“女直•爱新氏”辗转迁至阿尔泰山,初附柔然,锻铁为生。六世纪中,终成气候,建立突厥汗国。他们不仅屡犯中原,还远追柔然残部至东欧。六世纪末,它分裂成“东突厥”和“西突厥”两大汗国;拜占庭史籍遗有西突厥使臣国书一份,内中有谴责拜占庭的强悍言辞,突厥之名雀起于欧亚大陆。

突厥民族走出漠北进取世界

    东突厥的汗庭设在今外蒙古中心地区,西突厥汗庭是在哈萨克斯坦“千泉”附近。东、西突厥虽然强盛,但内乱纷争不息。六三〇年,唐军联合薛延陀部用兵漠北,灭东突厥;六五八年,在归附的阿史那家族将领的协助下,西突厥也被唐朝击灭。六八二年“后东突厥汗国”复兴,但七四五年又被长期亲唐的“回鹘汗国”取代。而西突厥灭国后,有伏尔加河—顿河下游的“可萨汗国”为继;它与拜占庭连手对抗阿拉伯帝国,有效地阻遏了伊斯兰教朝东欧的发展。

    公元八四〇年,蒙古高原有天灾,回鹘汗国饥馑大作,发生内乱。有人引的黠戛斯人南下参与内战,逃亡的回鹘诸部,人分两路。一路十万之众抵阴山地区,他们可能就是后来的汪古部;另一路西迁入河西、高昌、中亚各地,与当地居民融合成欧亚大陆突厥语诸族。今世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土耳其人所使用的突厥语,实际上是传承于漠北的回鹘语。

    以前,突厥语的势力可能不像今天这样大。八世纪时可萨汗国曾两度与拜占庭皇朝联姻,一个嫁去的公主叫 Chichig,即蒙古族姑娘常用名字“其其格”(花),因此可萨汗庭使用的语言可能是蒙古语。又如,公元七二七年新罗僧人惠超游经今乌兹别克东部,他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说,那里时用的语言是“言音半吐火罗,半突厥,半当土”。今天中亚和新疆南部使用单一的突厥语,应该是九世纪回鹘民族西迁后才形成的。

    当代突厥民族的正宗,却是欧亚要冲的土耳其,那本是后续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的疆域,但源自漠北的民族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辉煌的国家。十世纪时,哈萨克斯坦黄水(Sara Su)流域的乌古斯(Oghus,即“护骨”)部落南下布哈拉,在酋长塞尔柱及其后人的统领下征服阿富汗、波斯,还皈依了伊斯兰教。一〇五五年占领巴格达,操纵了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先知继承人”)教廷,建立塞尔柱帝国,并开始征伐近东诸国的“圣战”。一〇七一年塞尔柱与拜占庭军决战于今土耳其东部的曼兹克尔特(Manzikert),结果拜方大败,连皇帝也被俘虏。拜占庭势力退出安纳托利亚大部地区,这片原是希腊、亚美尼亚、库尔德等民族的家园,就此开始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突厥民族和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展,导致欧洲基督教国家和教会的恐惧,因此多次组织十字军运动,力图消除地中海东岸的伊斯兰力量。

奥斯曼帝国在欧亚非三洲的统治

    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兴起时,塞尔柱帝国已经衰落,入侵中近东的蒙古骑兵摧枯拉朽,以波斯和两河流域为中心建立伊儿汗国,但却始终未能深入安纳托利亚半岛,那里出现许多突厥部落割据的局面,其中一个名叫奥斯曼(Osman I)的突厥战士,崛起为离君士坦丁堡东南不远的比提尼亚(Bithynia)的“异密”(amir,阿拉伯语“酋长”),他祖上来自乌古斯的喀伊(Kayi)部落,据说参加过曼兹克尔特战役。奥斯曼之子斡儿汗(Orhan, 1324-60)以颇有春秋笔法的谋略,先逐尽安纳托利亚的拜占庭势力,又吞并其它突厥小国,进据达达内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沿岸;然后与拜占庭结盟进驻巴尔干半岛。接着又在拜占庭宫廷内争中协助“约翰六世”(名 Cantacuzenus)登基,从而获得了在色雷斯(Thrace,今土耳其欧洲部分)劫掠的权利和与怀抱公主希欧多拉(Theodora)的恩准。

    奥斯曼人洞悉了拜占庭腐败,就留在色雷斯不肯走了,还开始了向马其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发展,一三八九年,穆拉德一世(Murad I, 1360-89)于科索沃(Kosovo)一战击败巴尔干联军,本人于此役战死,但奥斯曼人在巴尔干站住了脚跟。穆拉德之子白济德一世(Bayezide I, 1389-1403)继位,白济德以联姻和金钱兼并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诸侯,又回巴尔干地区镇压叛乱的基督教王公,并对保加利亚实行军事占领,从而完成对君士坦丁堡合围。一三九六年,匈牙利国王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十字军,但出门不远就被击败,奥斯曼人巩固了在多瑙河南岸的统治,于是白济德的名声在穆斯林世界不可一世,开罗傀儡哈里发不顾统治埃及马木鲁克王朝苏丹的妒忌和反对,册封白济德为“罗马省苏丹”。

    一四〇二年,中亚新兴的“帖木儿汗国”远征安纳托利亚,在安卡拉击败奥斯曼军,还虏去了白济德(次年死去)。但帖木儿意未在近东,早早就撤了军。十五世纪初,经过争夺皇位的血腥内斗,奥斯曼帝国重新振作。穆罕默德一世(Mehmed I, 1413-20),穆拉德二世(Murad II, 1421-51),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 1451-81)三任苏丹精明强干,他们安抚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的王公诸侯,还建立了一枝舰队封杀海上霸主威尼斯,渐次兼并希腊诸邦和爱琴海诸岛;一四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奥斯曼在黑海港口瓦尔纳(Varna)战胜最后一枝十字军;一四四八年,消灭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堪德培的抵抗军;一四五三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结束了罗马帝国漫长生命。接着又占领塞尔维亚大部和波斯尼亚全境,还派遣一枝非正规军进驻阿尔巴尼亚,他们就是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的祖先。

地图奥斯曼帝国全盛期(1683-99)疆域

    在突厥民族征服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的同时,也融入了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和希腊等民族的血缘,今天土耳其人的面目和身材更似印欧人种。而与拜占庭和巴尔干诸王室的联姻,又使奥斯曼苏丹家族的血缘更为复杂。例如,战死在科索沃的穆拉德一世的母亲,就是拜占庭公主希欧多拉,穆拉德一世本人又娶了拜占庭和保加利亚公主,而他的儿子白济德一世则娶了塞尔维亚公主黛丝碧娜(Despina)。每次这样的联姻,都为奥斯曼帝国宫廷带来了一大批基督教侍臣和谋士,因此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宫庭里说的是希腊语或塞尔维亚语。特别是,白济德一世几乎淡忘了先人的习俗和伊斯兰教法,乃至在安卡拉大战时,穆斯林众叛亲离,只有基督徒为他护驾,遂至大败。

    突厥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但对其他信仰却持宽容态度。一四五三年,奥斯曼人占领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后,改索菲亚大教堂为清真寺,但对拜占庭帝国国教“希腊正教”(或东正教)仍持宽容态度,至今伊斯坦布尔正教牧首地位依然如故。一四九二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颁布了强制犹太人接受天主教,否则就离开的法令。因此大批犹太人迁徙他乡,许多人在奥斯曼帝国得到了荫庇,而且被允许组织犹太教教会和享有自治权的社团。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穆斯林世界对犹太民族的仁爱,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对犹太民族的迫害,适成对照。由于奥斯曼人的统治和移民,以及基督徒的改宗,在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伊斯兰教社团,这也是后世巴尔干地区宗教残杀的起因。

    十六世纪,苏莱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 1520-60)在位时,奥斯曼帝国鼎盛。除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诸国外,它还拥有阿尔巴尼亚、希腊、,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克里米亚半岛和环黑海地区的欧洲属地,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非洲属地,疆域超过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总和,惟罗马帝国与之可以比拟,但从此也就开始了它漫长的衰落。在对奥地利和俄罗斯的战争中,逐步丧失了在欧洲的土地;在西方列强兴起后,又失去了对北非的控制。在一次大战中更站错了队,随着德、奥战败,奥斯曼帝国也被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肢解,只剩下了安纳托利亚半岛和巴尔干东南一隅的疆土,朝廷全靠在英国炮舰的保护,苟延残喘。

凯末尔的语言纯化和文字改革运动

    一九二二年,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领导革命,推翻奥斯曼帝国。从一〇五五年塞尔柱人入据巴格达,到一九二二年奥斯曼帝国覆灭,突厥民族在中近东和东南欧的统治,维持了近九百年,为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首任总统,并一直连任到一九三八年去世。凯末尔推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和妇女权利的全面改革,奠定了政教分离和民主立国基础,并废除了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款,使国家获得彻底独立。一九三三年大国民议会授予穆斯塔法•凯末尔“土耳其之父”(Atatürk)的称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凯末尔推动了一场“语言纯化”和“文字改革”的群众运动,旨在清除土耳其语言中的非突厥语成分,并以拉丁文替代阿拉伯文作为书写文字。这是突厥民族语言的伟大复兴。据统计,二十年代土耳其书面语言中的阿拉伯语、伊朗语和法语成分占百分之八十;至八十年代已减少到百分之十。在这场运动中,政府有组织地收集各历史时期的突厥语词汇,以及各地突厥语方言,经鉴定后逐步替代外来语词。事实上,这些被收集来的“纯突厥语词”中,有不少是融入突厥—回纥语中的“鲜卑语”和“通古斯语”辞汇,它们很多也被列入现代土耳其语词典。这场在土耳其进行的净化语言的努力,竟也无意地为北方诸族历史语言学的研究,采集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例如,“白色”一字突厥语是“阿克”,蒙古语和满语同为“叱干”,古鲜卑语为“素”。而土耳其语“白”有三字ak、solgun、soluk,其中ak 是“阿克”,solgun 是“叱干”的变音,soluk 则与“素”同源。从“白”字的多源现象,可以窥见突厥语的多元背景。

    又如,突厥语的“水”和“土”是 su 和 toprak ;而突厥语的“伯克”(beg)又与汉语的“伯”一样,都是“首领”的意思。突厥语民族的祖先是从黄河流域出走的,“水”、“土”、“伯”等是遗留在汉语中的古突厥语成分。土耳其语词典中的“青铜”列有两字:tunch 和 bronz,后者显然源自欧洲语言,而前者就是汉语的“铜器”。这表明土耳其民族的祖先与中原民族的最后交往应该追溯到漠北“回纥”时代。

突厥民族对伊斯兰世界的一度控制

    突厥民族对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廷的控制,可追溯到公元八三○年代初,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从“拔汗那”(即乌兹别克东部“费尔干那”盆地)引进了一枝四千人的“突厥奴隶”雇佣军。八三六年这些“奴隶”开始在巴格达闹事,二十多年后即全面干预阿巴斯王朝的政事,他们不仅包办了地方行政和税务,连哈里发也成他们手中的玩物,任意拥戴或废黜,甚至剐眼杀害。十世纪中,哈里发只是一个虚设的精神领袖而已。是塞尔柱人的到来,才将这些“奴隶”雇佣军逐出巴格达。

    先后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法蒂玛和阿尤布王朝,同样热中引进中亚“突厥”和北高加索“切尔克斯”(Circas 或 Cherkess,皆匈人的后裔)雇佣军。后来,这些“奴隶”利用阿尤布王朝宫廷内争,取而代之,在埃及建立了“马木留克王朝”(公元一二五〇至一五一七年,“马木留克”是阿拉伯语“奴隶”一字),一二六〇年马木留克人曾予蒙古军以致命的一击,终止了蒙古帝国进入北非的企图,也保护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近东的圣地,据说马木留克人既不笃信真主,也不精通阿拉伯语言文化,但他们在开罗恢复了哈里发制度,还把它当做号令伊斯兰世界的傀儡。

    后来,奥斯曼帝国虽然兼并了近东和北非地区,但在埃及保留下了一个庞大的马木留克特权阶级。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马木留克人又重新控制了埃及的军务、税务和政府的权力,并以向伊斯坦布尔贡税换取了自治权。一七九八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实际遇到的是马木留克人的抵抗;直到一八一一年,他们的统治才被摧毁。

    从漠北出走的突厥语民族,是一个叱咤风云、征服世界的有为民族。回忆这沧桑变迁,予人以历史感怀:伟哉!东方民族。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10-15 08:23:5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78 中国的货币管不管得住中国的通胀?

中国的货币管不管得住中国的通胀?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斌

Oct. 15, 2009

bjzhangbin@gmail.com

    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一般是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这主要是因为消费者价格指数是根据一国消费者最终消费支出的商品种类和权重编制的价格指数。这个价格指数最直接地影响到了居民收入的真实购买力。政府从维护居民福利的角度看,没有其他哪个价格指数比这个指数更合适、更体贴民意了。食品价格波动主导了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波动,这不仅是因为食品价格在商品篮子中超过三成以上的比重,更重要的是食品价格本身的剧烈变动。以2008 年的通胀为例,仅仅是食品当中猪肉价格的上涨,就足以把中国的CPI 推高2-3 个百分点。于是,理解食品价格波动成为研究中国通货膨胀的重中之重。

图1 中国的CPI 与食品价格指数,数据来源:CEIC
 

食品价格上涨的三种解释

    一旦把通胀问题聚焦在食品价格,研究界对通胀成因的理解开始出现重大分歧,也由此引出了“结构性通胀”概念。以往通货膨胀成因的百家争鸣当中,主要有三种不同侧重点的思路。第一种思路侧重于强调食品价格剧烈波动的主导原因是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瘟疫以及农民的盲目生产行为。考虑到食品的需求曲线非常陡峭,即便上述因素引起规模不大的食品供应下降,也会带来相当可观的价格上升。第二种意见侧重于强调食品价格剧烈波动的主导原因是农业生产原材料成本上升,而原材料上升又往往由全球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上涨所造成。高善文博士最早提出了这个分析线索,并展开了非常翔实的论证。

    按照高博士的分析逻辑,近十多年来,全球PPI 与中国PPI 保持了高度一致,这主要是因为PPI 涵盖的都是贸易品,在一价定律的作用下,价格变动趋同。与此同时,中国的PPI 与第二、三产业的GDP缩减指数运动趋势趋同,这一方面是因为第二、三产业中的投入品很多都是贸易品,其价格理应与PPI 趋同;另一方面是诸如劳动力、交通运输等非贸易品成本变化只是在一些特殊年份对第二、三产业GDP 缩减指数的起到作用,但在多数时候影响有限。再进一步,第二、三产业的GDP 缩减指数与食品价格波动趋同,虽然食品价格波动幅度远远大于前者,但是二者的运动趋势高度趋同。高博士据此认为食品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食品生产投入的原材料成本波动(这些成本波动都反应在第二、三产业的GDP 缩减指数变化当中),在食品供应者通胀预期行为的作用下,促成了远大于成本上升的食品价格上涨。

    第三种意见侧重于强调食品价格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还是货币政策(不仅仅是货币供给)带来的需求冲击。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不仅是一个抽象表述,具体到每个通货膨胀的场景下也都可以找到非常具体的内容。以去年中国的通胀为例,同样存在一条从货币政策冲击到通胀的逻辑线索:2005-2007 年期间,虽然货币供给增速不是非常突出,但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预期强烈1,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由此引发了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的需求过热;房地产价格上涨大大提升了对农民工的需求,并带来了民工荒和农民工资价格上涨;农民工资上涨提高了从事食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和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农民工选择进城务工并进此减少了农产品供应;接下来的就是在陡峭的食品需求曲线作用下,食品价格大幅上涨。

    1 与资产价格上涨预期相对应的是流动性过剩,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过多的货币供给。

中国的货币政策管不管的住中国的通胀

    第一种对通胀成因的理解思路下,解决食品通胀问题的重点不在于货币当局紧缩货币,而在于有针对性地解决食品供应问题,必要时还可以采取一定的价格管制。无需货币政策在其中发挥作用。第二种对通胀成因的理解思路下,中国的货币管不住中国的通胀。如果中国货币政策还不足以显著影响全球PPI,那么它对中国PPI、CPI和食品价格的影响会非常有限。按照高博士的观点,中国通胀的70-80%是全球通胀形成过程的一部分,剩下来的很少一部分才能用货币供给以及劳动力成本变化解释。第三种对通胀成因的理解思路下,货币还是理解通胀变化的核心内容。货币政策依然是治理通胀的关键。

    无论是上述那一个原因导致了通货膨胀,都不能排斥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核心作用。影响价格的始终是两条线,一条是总供给曲线,一条是总需求曲线。上面第一种情况是典型的供给冲击,第二种高博士所描述的输入型价格上涨压力最终也会通过总供给曲线的调整(其它条件不变,成本上升会引起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反映出来。面对这两种来自供给曲线变化对通胀带来的压力,货币当局总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操作拉动总需求曲线,把物价维持在目标水平上。

    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的货币管不管的住中国的通胀,而是货币当局的管理能力是否足以管好通胀。特别是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而言,货币当局面临的压力可能要远大于其他国家的同行。首先,中国经济不仅高度开放,而且贸易品部门在整个GDP 中的比重位居世界前列,这意味着中国要面临更大的输入型价格变化压力和由此带来的频繁的、更大幅度的总供给曲线移动。其结果正如高博士所强调的那样,外部价格波动对中国的物价波动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货币当局如何应对输入型通胀压力是非常困难的决策。为了兼顾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两大目标,货币当局需要对外部冲击的性质(是暂时性的,还是持久的)做出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是否调整货币政策的决定。

    第二,避免货币政策自身操作招致通胀或者是通缩。这甚至是比供给曲线移动更严峻的挑战。剧烈的经济结构变化和资产价格变化都可能改变给定货币供应水平上的总需求水平。2006-2007 年,货币供给增速不是非常突出,但是在资产价格变化预期的作用下总需求异常旺盛,通胀压力显著;到了今明两年,货币供应增速出乎寻常的高,但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总需求可能并不旺盛,通胀压力反而不显著。对于当前的货币当局,保持稳定的货币供给并不意味着能管得好总需求和保持在目标通胀水平,而短期内又很难找到能够比货币供给增速更有效、更有公信力的操作目标。这意味着我们注定要容忍更大的通胀和通缩之痛。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10-12 09:18:44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77 人民币升值压力卷土重来

人民币升值压力卷土重来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Oct. 12, 2009

zhangyuxuan@gmail.com

    在二十国集团升级为最炙手可热的国际多边论坛后,七国集团似乎在尴尬地被边缘化。然而,由于七国集团毕竟是发达国家群体内部的交流平台,七国集团会议的结论可能成为下阶段发达国家宏观政策与对外政策的风向标。10 月3 日召开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重新将汇率问题作为讨论重点。会议指出,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平衡的增长。再考虑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9 月底的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上把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列为重点议题,言外之意无非是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在经历了次贷危机这一间歇期后,发达国家已经重新把注意力投向人民币汇率水平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正在卷土重来,并可能愈演愈烈。

    发达国家在当前重提人民币汇率问题并非偶然,这与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在2008 年相继陷入衰退后,在史无前例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下,各国经济从2009 年第二季度起显著反弹。然而,目前的经济反弹主要是政府刺激政策以及企业的重新库存化导致的。在主要经济体失业率显著下降、消费明显改善之前,这一波经济反弹缺乏可持续性。在政府扩张性政策难以为继的前提下,各国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来弥补扩张性政策效力消逝后的空白。通过本币贬值或者逼迫竞争对手货币升值,来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扩大贸易顺差或者缩小贸易赤字来带动经济增长,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总是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如影随形。近期中国出口商品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外部环境。奥巴马政府的轮胎特保案余音未歇,欧盟针对中国无缝钢管的制裁硝烟再起。这些案例还可能仅仅是未来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勃兴的冰山一角。除了发达国家外,未来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出口的潜在贸易争端也不容小觑。当然,与其在特定商品上打压中国出口,自然不如要求人民币升值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一劳永逸。因此,近期内针对中国出口的种种反倾销、反补贴浪潮,其实是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相互配合的。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自中国政府在2005 年7 月启动人民币汇改以来,截止2008 年第二季度,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超过20%。然而,从2008 年第三季度起,人民币汇率事实上重新回归到盯住美元的刚性水平。在2008 年下半年,人民币有效汇率随着美元的逆市反弹而继续升值。而从2009 年第二季度起,人民币有效汇率随着美元的下挫而有所贬值。从中国的出口表现来看,尽管出口额连续多个月出现同比负增长,但中国出口在海外市场上的份额却持续上升。这无疑提供了外国政府重新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理由。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卷土重来,极有可能带来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反弹。而一旦国内外企业、居民和投资者再度形成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则中国国际收支可能再度重演2007 年与2008 年上半年的狂飙突进:不但贸易顺差和FDI 流入放大到显著偏离历史趋势,不能被贸易、合规投资与信贷所解释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也汹涌而入。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放大导致外汇储备激增,以及通过外汇占款形式发放的基础货币增加。尽管央行可以通过发行央票以及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来冲销基础货币的增加,但冲销或者会加大央行的成本、或者会推高市场利率,从而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因此冲销是难以持续的。如果冲销不可持续或者不完全,那么外汇储备激增必然会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过剩的流动性或者流入资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或者流入商品市场,加剧通胀压力。简言之,一旦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形成并得到强化,中国可能重新面临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上升、通胀压力抬头的不利局面。

    那么,应如何应对新一轮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呢?中国政府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抗住各种压力,维持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基本稳定。但如前所述,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下维持汇率稳定的代价是很大的。从根本上而言,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加快结构性调整的步伐,通过提高居民相对收入、增加社会性公共产品(教育、医疗、社保)供应、开放服务业等措施来刺激居民消费,以缓解产能过剩引致的出口压力。中国政府应加快国内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取消扭曲性的外资外贸激励政策,鼓励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以缓解双顺差规模甚至改变双顺差格局。最后,如果我们承认人民币汇率的确存在明显低估,那么人民币升值就始终是绕不过去的一道槛。在选择未来的人民币升值策略时,应努力避免再度形成持续的单边升值预期。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消极回避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倒不如坦然面对,有礼有节地选择最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汇率政策。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0-09 00:57:2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p 收件人:zdajun <zdajun@263.com>
主题: 值得一读

世界金融毫无改变

独立学者  谢国忠

2009年9月

    有人会说,现在,金融市场已回归稳定,实施根本性的改革已无必要。这是个不折不扣的谬论。一年前,雷曼兄弟倒闭。美国政府拒绝救助,以期限制政府救助的规模。接下来的六周,这一举动给其他金融机构提了个醒:雷曼就是下场。当雷曼成为过去式,美国政府认为,其他金融机构已经结束了他们和雷曼的交易,雷曼倒闭的影响不会波及其他机构。但是,美国政府并未意识到,整个金融系统就是一个 “巨型雷曼”。美国政府将把短期借款投放到高风险的低流动性资产上。债券市场支持着金融机构,因为确信政府会在危机之时,帮助每个人渡过难关。雷曼的破产,动摇了这一信念。债券市场拒绝为金融机构循环融资。当然,金融机构也没有能力把它们持有的资产变现去偿付债务。整个金融体系就此崩溃。各国政府及中央银行被迫用直接借款或者担保等手段救助所有人。

  雷曼的崩溃适得其反。各国政府被迫将隐性担保变为显性担保。从那时起,再也无人敢提让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债券市场再次为金融机构提供支持,因为他们对政府担保充满信心。雷曼事件中,政府完败,华尔街大获全胜。雷曼则白白送了命。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今天,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正在庆祝它们在稳定全球金融体系中取得的胜利。其实,如果当初出手救雷曼,他们可以只用500亿美元的代价取得同样的效果。如今,他们最后的账单可能超过10万亿美元,而效果几乎一样。另一方面,重建金融体系的目标,没有取得丝毫进展。

  首先,让我们看看金融部门“去杠杆化”这一最基本的目标。华尔街高层管理人员称,他们已经将杠杆率降低了一半。事实上,这并不是因为资产规模缩小造成的,而是由股本基数不断扩大所决定的。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09年二季度,美国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为16.5万亿美元,与一年前 16.6万亿美元水平相当。雷曼倒闭后,在美联储的支持下,金融部门杠杆率有所提高。后来,由于联储收回了部分支持,杠杆率有所回落,由此造成了“去杠杆化”的假象。

  其次,金融机构的运营与以前完全一样。2009年上半年,在全球经济紧缩时期,金融机构报告利润却在增长,必定是由于重新分配造成的。丰厚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交易收入。如果16.5万亿美元的资产都在债券市场,那么,1%的资产升值对应的就是1650亿美元的利润。如果考虑到上半年金融市场的涨幅,那么,丰厚的利润就不难想象了。

  交易收益是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在最好的情况下,聪明的交易员会先于其他人出手购买资产,因为他们看到了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这种再分配就是让那些愿意比其他人先承担风险的人,从未来的发展中获得更大的份额。过去的经验表明,整个过程不过是个零和博弈。诀窍就是让那些容易轻信的普通大众在价格很高的时候,参与到这个泡沫游戏中来。一旦泡沫破裂,即使资产价格可能和开始的时候一样高,大多数人还是会把钱输给小部分人。

  代价“打水漂”

  金融监管并没有什么改变。雷曼兄弟倒闭后,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声称要强化金融法规与监管机构,建立国际监管机构。过去的一年,金融监管其实更糟糕了。美国政府为了支持金融机构,准其登记账面资产时暂停使用钉市计价规则,这使金融机构得以报告利润 (译者注:暂停钉市计价即使用历史成本法,可以忽略金融资产价格波动产生的损益,还可造成账面资产膨胀的假象) 。

  改造金融体系已沦为一场规范银行业薪酬的政治运动。如果此举真的可行,的确会除去金融机构制造泡沫的动机。问题是,这并不可行。金融从业人员大可转战其他地方,总会有一些国家乐意招待他们。由于存在这样的竞争,因此,不可能就规范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达成全球性的共识。

  我认为,金融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杠杆变得透明。泡沫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债务杠杆是构成房地产泡沫的核心,也是危害最大的一种。在金融系统内,杠杆率,即自有资本占资产比率,是形成资产泡沫的原动力。复杂的会计规则以及对不同金融机构区别对待,使衡量杠杆率十分困难。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国际标准是8%,也就是12倍的杠杆率。但是,对外资产的处理方式不同,使得银行杠杆率也大不相同。危机伊始,由于其表外资产的原因,一些大银行杠杆率已达到 30倍。

  其他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也很难规范其行为。有的工业企业,如通用电气和通用汽车,就钻空子成立了财务公司,实际上就是银行。对冲基金、共同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等,所受监管更少。当它们购买证券化的债务、开展贷款业务时,和银行没有两样。雷曼兄弟倒闭,引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的动荡,就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资金原本主要购买3A级的短期流动债务产品,被认为极其安全。问题是,“自制”的流动性产生了虚假的安全感,让人无视风险,尽管相关证券如短期票据是由投行发行的。当虚假的安全感因雷曼兄弟倒闭而受到打击时,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往外逃。要不是有政府的支持,无人能把钱拿回来。

  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不在于银行系统本身,而在于“影子银行”系统,它以远低于银行系统的资本提供相同的杠杆。当经济上升,资产价格也会上升。资产价格上涨推高了抵押品价值,因此,就有了更多的借贷。金融机构上涨的收益通常伴随着这样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杠杆率,还有不断升高的资产价格。

  要想用现有的制度来阻挡这个螺旋是极其困难的。新的杠杆游戏开始的时候,通常会涌现一批新金融机构,或者出现新金融产品。指望现有的监管制度足够有效,甚至可以防范未来的风险,是不可能的。政府可能需要建立原则,而不仅仅是建立在现有规章之上的监管机构。这样,当新的金融产品和机构出现时,监管才可能发挥作用。

  美国政府提议,针对金融产品,成立一个消费者保护机构。这一机构需要能够应付新出现的金融产品,这可能是阻止未来泡沫的有效机制。这一提案遭到了金融业的激烈反对,很有可能无法获得通过。

  在花了数万亿美元之后,我们能说什么呢?其实已是欲说还休。上世纪80年代垃圾债泡沫破裂后,美国政府将很多人投进了监狱。这次的泡沫比那一次要大10倍。但除了麦道夫这样的诈骗犯,没有任何“大腕”进监狱,许多把世界弄得一团糟的家伙,依然逍遥度日。

  雷曼兄弟倒闭之后的教训似乎是,“能赚就赚!哪怕泡沫崩溃了,你也能保住所得。”政府和中央银行当前处理泡沫的方式,将会鼓励更多人跳入将来的泡沫狂欢之中。

  政府未能利用这次危机,建立一个更完善的金融体系。现在来推动这一变革将更加困难。紧迫感已荡然无存。有人会说,现在,金融市场已回归稳定,实施根本性的改革已无必要。这是个不折不扣的谬论。为了当前的市场稳定,我们花了上万亿美金。如果想要这些钱花得物有所值,应该着手真正的改革,降低将来发生类似灾难的可能。

  泡沫越大 危机越深

  迄今为止,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家庭储蓄率的上升。这一变化远比我预想的要快;并且这有可能推动全球经济的变革。家庭财富的损失是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美国家庭的净资产已经减少了20%,这相当于美国全年的GDP。大致估计一下,这将导致消费者支出减少5%。美国家庭储蓄率已超过5%并且还在上升。由于储蓄增加,美国贸易赤字已减少为顶峰时期的一半。明年可能在当前的基础上再减少一半。这正是我现在看多美元的原因。

  金融市场仍然看空美元。投资者将流动性从美元转移到其他资产。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元和其他资产有非常高的相关性。我认为,这是当今世界最繁忙的交易。当美元走势发生逆转时,此前沽空美元的投资者将不得不平仓,而这可能会造成全球性危机。

  因为过去几个月并未发生实质性的金融改革,制造泡沫重新成为时尚。对美元看空和通胀的担忧是制造泡沫的主要驱动力。股票、大宗商品,甚至是一些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大幅攀升。这恰恰是在一场全球衰退中发生的。当然,看多的投资者会说,当前的市场复苏预示着强劲的全球经济增长。我对此非常怀疑。当前,储蓄率和失业率还在上升,经合组织(OECD)国家不太可能上演强劲的经济复苏。眼下的市场上,人们假设经济刺激可能会带来经济持续而强劲的复苏。但正如我此前所说,在泡沫酝酿的过程中,供给和需求往往被错配。待到泡沫破灭时,这种错配必须得到纠正,经济才能重新走上正轨。经济刺激并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这个纠错的过程,很快就会开始。

  因为决策者错误地相信刺激措施会促使经济重新增长,他们正努力推行刺激计划。这种做法的结果必然是通胀和泡沫。这些泡沫不会持续太久。当前欣欣向荣的市场,就是个好例子。在年初,我预计3月到9月,市场会有泡沫。我始终坚持这一观点。中国的股票市场8月时已经见顶。美国的市场也会在9月见顶。实际需求的不足,决定了这些泡沫只能短暂存在。

  科技泡沫通过减少成本、增加利润来维持。房地产泡沫会刺激需求,还会提升公司业绩。金融、零售、建筑、材料等领域的公司都会受益。房地产泡沫乘数效应更大,因此,持续的时间更长。当前泡沫的乘数效应,来自对原本应该破产的金融机构的救助。但是,受累于上万亿美元的不良资产,他们不能做房贷,这反而使房地产泡沫不会重燃。此外,美国家庭不会再次大玩“借贷消费”的游戏。因此,当前泡沫的短期效果是使金融体系不致崩溃。这不会导致需求上升。

  当前,很多投资者认为,泡沫在所难免。一个破灭,另一个很快会被创造出来,但是,生活还会照旧。过去六个月发生的一切,似乎证明了这种观点。然而,历史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连续的泡沫会导致更大的经济危机。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和过去20年的日本都是绝佳事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总是能有泡沫来救助我们,这无异于免费的午餐。

  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开始,我们不断地创造泡沫。其间,发达国家决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发展中国家则压低了汇率。宽松的货币创造了通胀压力。但是,发展中国家多余的产能过剩,使通胀压力无法体现。当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先后感受到通胀压力时,宽松的货币环境也走到了头。

  当通胀变成政治问题时,决策者必须有所反应,并最终减少货币供应。此后,便是泡沫的破灭。

 


发件人:"Dr.Kim" <30kim@163.com> 2009-09-29 19:08:37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金三林问候

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及政策取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金三林

2009年9月

    因素分析表明,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是我国消费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对消费率下降也有较大影响,城市化率提高是我国消费率变动的唯一正向促进因素。因此,扩大我国居民消费应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为主要着力点,努力提高两个比重,调整三大结构,深化四项改革。

    按消费主体分,总消费可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城、乡居民消费是总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总消费增长、消费率的变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动趋势看,农村居民消费是我国消费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消费增长速度看,1979-2007年,农村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5.7%,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11%,政府消费年均实际增长11.2%。只有农村居民消费增速低于总消费增速(9.4%),是总消费增长较慢的主要原因。

    从消费率看,2007年我国总消费率为48.8%,比最高峰时的1981年下降了18.3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消费率 下降了22.9个百分点,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度为-125.3%;城镇居民消费率上升了5.9个百分点,贡献度为32.3%;政府消费率下降了1.3个百分点,贡献度为-7%。农村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是我国总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从消费贡献率看,2007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9.4%,比1981年下降了54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下降了43.8个百分点,占比为81%;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占比为11%;政府消费贡献率下降了4.2个百分点,占比为8%。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是我国消费贡献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图1:1979-2007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二、收入增长是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但人口因素对消费增长有重大影响

    居民总消费=总人口×人均消费,居民总消费发展指数=总人口发展指数×人均消费发展指数。而人均消费发展指数=人均收入发展指数×居民消费倾向发展指数 。进而有:居民总消费发展指数=总人口发展指数×人均收入发展指数×居民消费倾向发展指数。由于各指标增长率都较小,总消费增长率近似等于人口增长率、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居民消费倾向增长率之和。因此,可以通过人口、人均收入水平、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来分析消费增长。

    1979-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8.8%。其中,人口增长贡献了1.1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2.5 %;人均收入 增长贡献了8.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93.2 %;居民消费倾向下降贡献了-0.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5.7%。

    分城乡来看,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11%。其中,人口增长贡献了4.4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0%;人均收入增长贡献了7.3个百分点,贡献率为66.4%;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贡献了-0.7个百分点,贡献率为-6.4%。农村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长5.7%。其中,人口增速下降贡献了-0.3个百分点,贡献率为-5.3 %;人均收入增长贡献了7.1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24.6 %;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贡献了-1.1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9.3 %。如下表所示。

    表1 我国居民消费、收入及人口增长情况(%)

                        全国                              农村                            城镇

               增长率  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  增长率 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    增长率   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
人口             1.1        12.5                -0.3        -5.3                  4.4      40.0
人均收入         8.2        93.2                 7.1        124.6                 7.3      66.4
平均消费倾向    -0.5        -5.7                -1.1        -19.3                -0.7      -6.4
居民消费         8.8       100.0                 5.7        100                   11       100

    从上表可以看出,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是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对农村的影响要大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对城乡居民消费增长是负的贡献,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要大于农村;人口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有较大贡献,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却是负的贡献。

三、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城镇化进程对提高消费率有重要促进作用

    由于城镇居民消费率=(城镇人口×城镇人均消费)/(全国总人口×全国人均GDP) =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占全国人均GDP的比重。而人均消费=人均收入×居民消费倾向,进而有:城镇居民消费率=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占全国人均GDP的比重×居民消费倾向。因此,居民消费率的变动可以看成是城乡居民人口比重、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和消费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均呈下降态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91.7%下降到2007年的53.4%,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300%。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5.7%下降到2007年的20.3%,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44%。
1978年以后,随着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乡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呈反向变化。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79年的18.4%上升到2007年的44.4%,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533%。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79年的81.6%下降到2007年的55.6%,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30%。

    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总体上也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1978年的1.18下降到2007年的0.86,下降了0.32,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133%。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1978年的1.03下降到2007年的0.79,下降了0.24,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贡献约为-26%。
各因素对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如下表:

表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人均收入和消费倾向对消费率变动的贡献(%)

                        农村居民消费 城镇居民消费 总消费
人口比重(结构)               -30       533        135
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        -44      -300       -152
平均消费倾向                   -26      -133        -76
合计                          -100       100        -93

注:使消费率提高为正,使消费率下降则为负。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又使得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收入增速,导致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进而导致总消费率的下降。1979-2007年,居民消费率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度为-93%。其中,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合计约为-152%,城乡居民人口结构变动(即城市化率的提高)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合计约为135%,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对总消费率变动的贡献合计约为-76%。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是我国消费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对消费率下降也有较大影响。特别要指出的是,城市化率提高是我国消费率变动的唯一正向促进因素。城镇化率偏低,城镇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也是我国消费率低、投资和消费失衡的重要原因。

四、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向少数人集中,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

    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分布结构。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国民收入在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

    1.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集中,导致居民收入比重下降

    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居民收入最主要来源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二是居民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按收入法核算,GDP可分为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赢余。表3数据显示,在我国GDP结构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在1995年以后开始逐年下降,固定资产折旧所占比重基本稳定,而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比重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仅为39.7%,比1995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4.2%,比1995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为31.3%,比1995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尤其是2003年以后,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出现较快下降,而营业盈余比重有较快上升,反映出国民收入在加快向企业集中。

表3 我国收入法GDP构成(%)

年份 劳动者报酬 固定资产折旧 生产税净额 营业盈余
1993 49.5 14.0 11.7 24.8
1994 50.3 13.8 12.0 23.8
1995 51.4 13.0 12.3 23.3
1996 51.2 12.7 12.9 23.2
1997 51.0 13.0 13.6 22.3
1998 50.8 13.2 14.3 21.7
1999 50.0 13.4 14.9 21.7
2000 48.7 14.1 15.3 21.9
2001 48.2 13.9 15.6 22.2
2002 47.8 13.8 15.6 22.9
2003 46.2 13.9 15.8 24.2
2004 41.6 14.1 14.1 30.3
2005 41.4 14.9 14.1 29.6
2006 40.6 14.2 14.6 30.7
2007 39.7 14.8 14.2 31.3

    资料来源:《GDP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8)。根据各省收入法GDP构成加总计算,2004年以前的数据已做了调整。

    从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分配结构来看,也反映出国民收入在加快向企业集中。1992-2005年,企业(包括金融部门)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11.7%上升到20%,上升了8.3个百分点;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先降后升,2005年为20.5%,与1992年接近;居民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68.3%下降到59.4%,下降了8.9个百分点。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企业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基本呈逐年上升的态势,而居民所占比重基本上是逐年下降(见表4)。尽管2006-2007年数据没有公布,但作为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来源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继续下降,可以判断出国民可支配收入向企业集中的趋势还在继续。

表4 我国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构成(%)

年份 企业 政府 居民
1992 11.7 20.0 68.3
1993 15.7 19.7 64.6
1994 14.5 18.5 67.0
1995 16.2 16.5 67.2
1996 13.7 17.9 68.4
1997 13.1 18.3 68.6
1998 13.5 18.1 68.4
1999 14.7 18.1 67.2
2000 16.6 19.2 64.2
2001 17.5 20.5 62.0
2002 18.0 21.0 61.0
2003 18.2 22.0 59.8
2004 23.3 18.9 57.8
2005 20.0 20.5 59.4

资料来源:《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8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大幅下降

    1983年以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占居民总收入 的比重基本上逐年下降,从1983年的66.9%下降到2007年的27.3%,下降了39.6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收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1983年的33.1%上升到2007年的72.7%,提高了39.6个百分点。尤其是2000年以后,二者有加速变动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重差距急剧扩大。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是一个客观规律。但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从1978年的2.57提高到2007年的3.33;二是这种差距主要是由于人均收入的差距导致的,人口变动不是主要原因。

    图2 城乡居民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

   

    3.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占人口比重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比重在下降

    以城镇居民为例,2000-2007年,按各收入组权重计算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加权平均增长10.9%。其中,占城市家庭60%的中等收入以下组的贡献率只有52%,占城市家庭40%的中等收入以上组的贡献率达到48%。10%的最高收入组的贡献率为14.3%,而10%的最低收入组的贡献率只有6.2%。这说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由高收入家庭贡献的,居民收入正在向少数高收入群体集中,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增长较慢,收入比重下降。

    4.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社会消费倾向下降

    一般来说,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较低,而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如果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则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社会的消费倾向就越低。利用城、乡居民住户资料和基尼系数(1990-2007年)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分配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成反比关系,即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平均消费倾向越低。而且,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更大。

五、工资性收入增长较慢是城镇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从城镇看,与劳动者报酬对应的工薪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渠道。1990-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其中,工薪收入年均增长13.7%,比重从76.1%下降到74.2%,是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导致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因素。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14.7%,比重从21.7%上升到24.6%,是第二收入来源。经营净收入年均增长24.5%,比重从1.5%上升到6.8%,是增长最快的部分,也是第三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20%,比重从1%上升到2.5%,增长较快但比重仍然很低。

    表5 1990-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

项 目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工薪收入           13.7    15.4
经营净收入         24.5     8.9
财产性收入          20      9.1
转移性收入         14.7     12
社保等支出           36
可支配收入/纯收入  13.9     11.1

    从农村看,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1990-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1.1%。其中,家庭经营纯收入年均增长8.9%,比重从75.6%下降到53%,仍是主要收入来源;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15.4%,比重从20.2%上升到38.6%,是第二收入来源,也是增长最快的部分;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12%,2007年比重达到5.4%,是第三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9.1%,比重从4.2%下降到3.1%。从发展趋势看,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还会持续提高。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较大的是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2007年,工资性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接近90%,转移性收入的贡献率达到32.8%;而经营性收入的贡献率为-13%,起到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财产性收入差距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不大,但有快速增加之势。

   表6 各项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

年份       1990  1995   2000  2006  2007
工薪收入   122.7 112.2  93.8  90.5  89.6
经营净收入 -60.2 -38.9 -29.3 -13.7  -13.0
财产性收入 -1.6   1.8   2.1    1.8   2.3
转移性收入  39.9  24.7  33.8  33.3  32.8

    还有两个现象需要特别引起关注:一是转移性支出实际上在扩大城乡差距,2000年以后其对城乡居民差距的贡献率始终在33%左右。二是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远远高于居民各项收入增速,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并对中低收入家庭消费产生较大影响。这说明政府支出结构还不太合理。

    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还有其他原因,如历史文化、社会年龄结构、流动性约束等,但最直接、最主要的还是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城市化进程缓慢。

六、扩大消费应将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为主要着力点

    综合国家有关政策,从中长期来看,扩大我国居民消费将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为主要着力点,不断深化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总的思路是:提高两个比重,调整三大结构,深化四项改革。即: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政府支出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资源价格和税费改革,垄断性行业改革,税收制度改革。

     1.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按照十七大的要求,采取综合措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一是合理确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目标,并将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和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二是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适时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和完善工资指导线,保证非垄断行业的工资平均增速要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加大政府的货币化转移支付,逐步提高扶贫标准、低保标准、抚恤标准和养老金发放水平。四是努力提高农民收入。稳定农产品价格和生产,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鼓励农民外出务工、本地非农就业和回乡创业,增加工资性收入;继续扩大和完善对农业生产“直补”和社保补贴,提高农民的转移性收入。五是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持股市的健康发展,扩大股市的财富效应;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力度,减小房价过快增长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发挥住房的长期财富效应;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六是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按照“提低,扩中,调高”的思路,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整顿分配秩序;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第三次分配机制。

    2.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增加对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明显促进作用。近几年,我国政府对公共服务支出有较快增长,但其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还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导致居民的教育、医疗、社保支出负担率较高。因此,今后我国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支出的稳定增长机制,确保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增长快于政府总支出增长,大幅度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

    一是健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二是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应对体制转轨和人口老龄化的财政支持机制;三是完善政府医疗卫生投入机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四是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民的收入风险;五是完善保障性住房的资金筹集机制。

    3.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镇化进程,调整城乡二元结构

    在居民收入、城镇化水平、居民消费倾向这三个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中,城镇化水平是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率提高的唯一因素。将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战略举措,这一点正在成为决策共识。从国情出发,我国城镇化的重点是加快农民的市民化进程,让农民变成市民,让农村消费变成城市消费。加快农民市民化的核心是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以及附属其上的城乡二元福利制度,实行以稳定就业和住所为基本条件的户口迁移准入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最终实现城乡居民身份统一、机会均等、权利平等。

    户籍制度改革将因地制宜,先试点后推开,循序渐进。近期,可能全面放开县城和镇的户籍管理制度,适当放开中等城市入户条件,鼓励农民转移到县城及中等城市就业和居住。同时,加强社会管理配套制度改革,进一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福利制度,为落户农民提供均等的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建立城乡社保的续接制度。

    4.深化资源价格和税费改革,完善资源资产的收益分配制度

    我国一些基础性资源产品价格还受到管制,未能有效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而几乎所有的资源产品价格都未真实反映环境和社会成本。资源产品价格低估,一方面导致企业投资成本偏低,另一方面降低了居民的要素和财产收入,是投资和消费失衡的重要原因。深化资源价格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措施,这一点已被中央有关文件多次强调。今后,资源价格改革将与完善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社会性管制、生态补偿制度、资源税费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结合起来,统筹考虑。

    一是建立“监管统一、分类指导、分级管理、流转有序、运营科学”的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切实解决资源所有权的“虚位”问题,完善探矿权和采矿权的转让方式。二是对能形成有效竞争的资源产品推行市场定价,形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比价关系,对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环节实行有效的价格监管。三是加强社会性管制,以安全、环保、质量、劳动保护等作为项目立项核准的主要依据,建立统一有效的行政监管体系,使社会成本能充分内部化。四是完善税收制度,加快改革资源税,按照稀缺性高低调整消费税,适时开征环境税。五是完善资源性资产的收益分配制度,建立政府对居民、企业对居民的多形式生态补偿机制,依法保障城乡居民的土地权益,抑制土地收益过度向政府倾斜,建立对低收入人群的价格补贴制度。

    5.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电力、铁路、电信、石油、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行业的收入增长过快,是近年来国民收入向企业集中、居民收入向少数人集中的主要原因。根据列入政府议事日程的国民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今后将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一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实行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在能够引入竞争的环节尽可能地引入竞争,并在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之间形成平稳连接。二是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规范红利资金的收缴、使用程序,将国企红利纳入财政预算,并优先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三是建立垄断企业工资增长约束机制,实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四是规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收入,确定管理者与职工收入的合理比例。

    6.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发挥税收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核心作用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具有“累退”性,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负要高于高收入群体。而且,我国个人所得税对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还很小。因此,要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核心作用,就必须深化改革,增加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流转税的比重,使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负大体均衡。这一点也已成为相关决策部门的共识。

    一是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征管和调节。调整超额累进税率,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水平,扩大低税率的适用范围。按照有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原则设计税率级数和级距;根据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和收入水平对扣除标准进行适当调整,并考虑地区差距。完善纳税信息档案制度,加强对财产收入的分配调节。二是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对有利于就业的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对垄断企业的超额垄断利润实行特别税收。三是尽快开征不动产税。在不动产的保有环节,将目前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三个税种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房地产税,税率采用累进制,并与单户面积和容积率挂钩。四是条件具备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特别消费税, 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力度。

 

 

发件人:"kxglawyer2005" <kxglawyer2005@126.com> 2009-10-06 11:11:43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土地流转与三农问题

土地流转与三农问题

广东 康新贵

2009年10月

kxglawyer2005@126.com

    摘要: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来源,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分田到户,一家一户的耕作是一种原始的小农经济发展方式,如果要发展工商业,或者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发展规模效益,就需要把土地集中起来使用。但土地的流转,应当尊重农民个人的意愿,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决定。是否进行流转以及采用何种方式流转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政府只能是引导和帮助。从长远利益考虑,应当鼓励、引导农民以入土地入股,进行股份合作的方式集中使用土地,发展集体经济,限制土地转让,帮助农民以合理的地租出租土地使用权。

    关键词:土地流转 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农村经济发展

一、单干属于小农经济,土地的集中使用才有可能发展现代农村经济,但如何进行土地流转,应当由农民自主决定。

    三农问题的基础性因素是土地的使用,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来源,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土地所有权的拥有以及土地使用权的行使方式,是上个世纪以来农村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上个世纪中叶以前,在中国共产党“耕者有其田”的召唤下,亿万农民积极参加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认为一家一户单干的生产方式属于小农经济,认为只有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分到土地的农民被组织起来参加农业合作社,进而发展为人民公社,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农民参加农业劳动挣工分按劳分配。这种方式在兴修大型水利、大规模平整土地以及实现农业机械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出现了吃大锅饭、平均主义所引发的问题。以小岗村为典型代表的分田到户为模式,农民再一次分得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全面执行。但小岗村“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这是相当长时期内,一拨又一拨参观考察者对中国农村改革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小岗村的感慨和评价。听上去很尖刻,但也是令小岗人既难堪又困惑的实情。①而坚持走集体经济发展的南街村,其经济的繁荣和农民生活水平之高使人对这种分田到户的做法产生了合理的怀疑,左翼更是以南街村和小岗村的对比来论证集体经济发展道路的正确性。
小岗村和南街村二个案例都是客观存在的,这的确让人困惑,分田到户到底是对还是错。

    客观的说,分田到户,一家一户的耕作是一种最原始的小农经济发展方式,它的优点在于调动农民在个人的田地里付出辛勤劳动和汗水的积极性,避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但它毕竟是一种小农自然经济,不适应大规模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不能发挥出规模经营的效益,也无法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更无法大规模的兴办工商业。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农民分到土地后,在一些靠近城市的城郊地区,为了兴办工商业,农民再一次将自己的土地以出租、入股等方式集中起来使用。如我的老家甘肃兰州的“东部市场”,在全国尤其是西北有一定的影响,就是由一个大队的农民将土地集中起来兴建了这个以批发服装等为主的大型批发市场。很显然,这种大型批发市场的建立,不是一家一户的土地所能承办的。这种土地的集中使用,也不同于“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方式,在人民公社里,农民仅仅挣工分按劳分配,这种土地的集中,既有按入股土地的分红——股利,也有按劳分配的工资收入(如果参加工作),也有对全体村民的分红(不论是否有土地入股)。

    以往的分田分地、组织农业合作化以及包产到户,都不是由农民自己决定的,是政策用一刀切的方式决定了农民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劳动和生活。历史发展到今天,在一个讲民主政治的社会里,无论如何,应当由农民自己来决定以何种方式决定土地的使用,城里的学者和高高在上的官僚为什么要决定农民自己的事情,农民自己的生活要靠农民自己解决、农民的住房要靠农民自己解决、生老病死、子女高等教育……都要靠自己解决,他人凭什么要决定农民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而对其结果却不负责任。如果农民连他们自己如何劳动、如何生活的方式都不能自主的决定,那真是民主的悲哀。

    本人以为,土地使用权应当分给农民,这是行使土地使用权的出发点,没有土地,他们用什么进行表决呢?如果由各级官僚代为行使土地的使用管理权,往往会出现剥夺农民权益的事情,甚至于农民根本就没有决定权。至于在分得土地后,是单干还是组织起来集体干,由他们根据当地的条件、自身的愿望由他们自己决定。穷怕了的农民渴望富裕,倘若真的有可能在组织起来以后就能够发展经济,他们一定乐于参加。这里,政府的责任在于引导他们,而不是行政干预和直接命令他们。

二、应当鼓励、引导农民以入土地入股的方式发展集体经济,限制土地转让,帮助农民以合理的方式出租土地。

    如果要发展工商业,或者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发展规模效益,就需要把土地集中起来使用;如果在土地集中后因种种原因不能发展工商业、不能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是可行的。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发展发展工商业和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的主客观条件,主客观条件包括自然环境、人、财、物等各个方面。这种土地的集中,应当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有所区别,在人民公社,农民失去了对土地的直接管理权,土地的使用由生产队、人民公社来决定。目前的土地集中,土地使用权依然属于农民个人所有,农民以入股、租赁、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从长远利益考虑,应当鼓励、引导农民以入土地入股,进行股份合作的方式集中使用土地,发展集体经济,限制土地转让,帮助农民以合理的地租出租土地使用权。

    在现实中,农民在这种土地集中使用的流转过程中基本上是弱者,他们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缺少对土地升值的预见性,甚至缺少话语权。许多农民对土地流转感到茫然,一是不熟悉法律政策,二是无法预知土地增值效应,因此不敢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去,使得流转率较低。在经济发达的一些地方,有的农民与企业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按当时的土地产出效益为基数确立了补偿标准。但随着土地不断增值,而农民不能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往往引发纠纷,甚至发生严重的冲突。

    采用土地入股的方式,农民成为集体经济的股东,利益与个人密切相关,既可能依靠集体经济发展,又可避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也能够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转让土地使用权,农民个人获得一次性经济补偿,但永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如果农民在转让土地后没有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一旦个人经营失败或失业,他将如何生存?这种案例屡见不鲜,因此,应严格限制土地使用权的一次性转让。对于土地使用权的租赁,一般租赁期都较长,合理的确定租赁价格对农民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把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目前看上去比较合理的租赁价格在十年后可能变得极不合理。土地是农民生活的基本来源保障,如一个农民将他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全部用于出租,租赁价格的底线应当是能够保证农民的最低生活水平。这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有责任帮助农民以合理的方式和租赁价格出租土地,如提供标准合同,组织律师团提供具体服务,积极支持农民提出情势变更等等,从而保障他们的合法利益,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关于土地的征收,这本不属于上述土地流转的范畴,但它对农民来说,也是一种广义的“土地流转”。征地以及征地补偿已引发了太多的纠纷,数不胜数,更有必要讨论一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四十四条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该规定没有对公共利益需要和商业性质的工商业征地的补偿进行区别。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什么是公共利益,通常认为公共利益应当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需要,如高等级公路国道、省道的建设、大型城市广场的建设、公立学校、军事设施用地等等,而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建设商品房、建立工业厂等,一般应不属于公共利益。相应对这种商业性质的项目,征地补偿费应由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开发商等建设方按市场价格协商决定,而不宜由国家规定补偿数额的标准。因为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开发商开发建设的房屋,其出售价格由开发商按照市场价格销售,农民的土地为什么要按国家规定的数额进行补偿?对开发商出售房屋实行市场经济政策,对农民的土地流转实行计划经济规定,是否合理?是否公正?即使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征地,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采用按公平市场价格补偿方式,如英国、美国等,即以被征用土地征用时在公开市场上能得到的公平市场价格为补偿标准,公平市场价格的定义是买卖双方愿意接受的价格。②2006年,广州市市区的一个城中村,他们将自己的土地以入股的方式与开发商合作开发建设商品房,双方规定了房屋建成后的分配比例。这个村的农民真聪明,很有创造性,他们也很幸运,没有人强迫他们以什么价格转让土地,他们真的很幸运!农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开发房地产、建设工业园区……,是一种较好的集中使用土地的方式,政府理应帮助和支持他们。

三、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和保障,国家应当为农民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法律保障。

    总而言之,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和福利保障,土地的流转,应当尊重农民个人的意愿,不能行政命令的方式决定。是否进行流转以及采用何种方式流转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政府只能是引导和帮助(转让土地除外)。很明显,家庭联产承包单干属于小农经济,只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要想富起来就必须发展工商业、实现农业机械化和规模经营的效益。各地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等千差万别,一些可能适于发展工商业、适于发展农业机械化和规模经营的地方,进行土地流转、集中使用土地就比较能够被农民所接受,而一些边远山区,自然条件差,好像联合起来也没什么可干的事情,土地集中就没有多大意义。广东的一些山区农村,村民很想联合起来干点什么,但因种种原因找不到联合起来后可干的事情,这种现象在北方农村也很普遍。而对于城郊的农民,他们可能早就把土地集中起来了,政府要做的是如何保护他们在土地流转后的利益。一些地方的农村,村干部以发展集体经济的名义以极低的地租价格将本村土地集中起来,然后与他人合作兴办工商业,最后获利的只是少数村干部,从而引发了村民对村干部的不满和与外来投资者的冲突,这需要国家帮助农民个人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依靠土地、使用土地富起来。

    在目前,从人口组成上说农民依然是多数,三农问题不仅只是农民问题,它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尤其现在,内需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农民依然贫困,内需如何能扩大?

    参考文献:

    1、《土地自愿流转 “中国改革第一村”改革试验再破茧》 《瞭望》新闻周刊 2008年10月06日;
    2、刘 丽 王正立《征地补偿,外国啥标准》 国土资源网 2004年9月6日 。
    作者:康新贵 kxglawyer2005@126.com。

 

 

发件人:"zhangxg482" <zhangxg482@163.com> 2009-10-12 16:20:32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河南张新光稿件)

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60年回顾与反思

张新光

(信阳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沿着革命化、政治化、集体化、城市化的轨迹演变,呈现出不同步、不平衡、不协调的明显特征:即建国后的头30年,农民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精神生活比较充实;改革开放后的30年,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但精神家园日渐衰败和失落。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不同步(前者是“先立后破”,后者是“先破后立”),工业化超前发展,城镇化严重滞后,国家在汲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却没有把农村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力转移出去,制约了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应坚持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走出一条短距离、波浪式逐级推进的城镇化道路,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农村生活方式。

    关键词:建国60年;农民生活方式变迁;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城镇化道路;新农村建设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史究竟是一部“温暖的记忆”,抑或是一部“苦涩的记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而又严肃的话题,政府、学界、民间恐怕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和共识。我国官方通常采用“平均数”和“绝对值”的指标来衡量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比如从1949年到200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44元提高到4761元,增长了100多倍,农民家庭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改革开放前的67.7%下降到现在的43.7%,已经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伟大历史性跨越。这种“见物不见人”的价值判断所有前题和结论都是预先设定的:即旧中国农民生活是“苦的”,新中国农民生活是“甜的”。由此得出一个“下溢假设”:只要经济发展了,蛋糕越做越大,农民生活就会好起来,精神面貌自然会好起来,其他一切社会政治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这种机械的、僵化的、抽象的逻辑推理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因为,物质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作用决不是单向的,统摄生活方式总体变迁的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制约、影响、决定生活方式选择和流变的是一定的价值观和决定其变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其一是当下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及特性;其二是来自传统文化的力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它既是一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史,又是一部精神生产力的发展史,但归根结蒂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自然史,是物质与精神、生产与生活和谐互动的历史。

    然而,建国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沿着革命化、政治化、集体化、城市化的轨迹演变,呈现出不同步、不平衡、不协调的明显特征:即建国后的头30年,农村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农民精神生活比较充实;改革开放后的30年,农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但农民精神家园日渐衰败和失落。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不同步(前者是“先立后破”,后者是“先破后立”),工业化超前发展,城镇化严重滞后,国家在汲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却没有把农村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力转移出去,制约了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正如胡锦涛同志最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必须把‘物的发展’同‘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1]这一重要论述凸显了“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发展观,对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新型农民生活方式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文拟对建国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变迁的历史轨迹、主要特点及其原因进行系统回顾与反思。

    一、建国初期(1949~1957年):农民物质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国家主权的完全独立,从此结束了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四分五裂”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代。在建国后的头3年,我国成功地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军事挑衅和武力干涉,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正义战争的伟大胜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同时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各种特权势力,实现了国家财政、金融、物价政策的统一。在国内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通过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禁娼肃毒等等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彻底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势力,迅速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整个来说,我们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的确是新中国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2](p18)这是我国亿万农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得以改善、安居乐业的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2年底结束,中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和新疆外)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他们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3](p29),“这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从而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2](p214-215)据统计,1949年至1952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由326亿元增加到484亿元,增长了48.5%,粮食总产量由2263.6亿斤增加到3278.3亿斤,增长了42.8%,棉花总产量由889万担增加到2607万担,增长了92.9%,其他经济作物和畜禽产品产量也都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全国平均每个农户收入增加了120元左右,与1949年相比增长了30%以上,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粮食达到440斤/人,与土改前相比增加了几十斤[3](p107)。这样,“我国首先从改革农村土地关系入手,进而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和重组,逐步将国家行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行政支配体系,最终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4],“使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低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以往把持着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落到了在乡村社会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低层。”[5](p86)

    在整个土改运动过程中,我们党始终把“普遍发动群众”和“整顿基层组织”作为一个最基础的环节来抓,“一方面通过自上而下建立与中央政府相对应的地方各级政权组织,以保证党和国家的政令畅通;一方面通过自下而上建立保证土地改革具有持久活力的农民协会、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联盟,以加强广大农民群众与国家政权的亲和力”[6](p364),借以完成了“政权下乡”和“基层重组”这两大历史任务。同时,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强制没收了祠堂、寺庙、教堂、私垫、墓地、祭田、义田、公会田等公益性土地及其他财产,割断了农村单个家庭与族群活动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精神污垢进行了猛烈涤荡,取缔了神汉、巫婆等封建迷信活动,革除了早婚、溺婴等社会陋习,改造了“二流子”,实行“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政策,举办农民夜校和扫盲培训班,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转变农民的社会价值观念,“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2](p19),“这种新民俗成为一种新的精神资源,为随后中共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更大规模的农村社会改造运动奠定了深刻的心理基础。”[7]

    土改运动结束后,全国平均一个农民拥有土地只有3亩多,特别是南方地区人均拥有耕地在1亩左右或几分,“这种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农民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这种小规模的个体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8](p39)比如,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耕地面积增加2亿亩左右,总人口也增加2亿多人,人均耕地面积反而减少了2.3分耕地。建国初期的农业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耕作方式原始落后,再加上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遭遇旱涝、冰雹、虫害等自然灾害的破坏,“全国仍有1亿多农村人口缺少口粮,每年需要国家返销粮食300多亿斤”[9](p39),“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民仍然不富裕,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只占百分之二三十”[10](p179)。因此,从1953年开始,我国按照“三步走”的计划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按照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几户或十几户的初级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组织农民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成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象是突然到来的。”[10](p185)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国只用短短3年时间就提前完成了“原计划用10至20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三大任务”。

    比如,“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我国只有14%的农户入社。1955年10月上升到32.5%,1956年3月上升到80.3%,1956年4月上升到90.3%,1956年12月上升到96.2%。全国除西藏和几个牧区外,其他大多数省份基本实现了‘全面合作化’。”[9](p62) 特别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我国把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捆绑在一起进行:“一翼是合作化,一翼是统购统销,两翼相辅相成,相伴而行,并以此来彻底割断资产阶级和农村的经济联系。这实质上是既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又剥夺了农民自主劳动、自主分配、自主消费的权利,以至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农民出售大批牲畜、杀猪、宰羊、砍树等‘生产力暴动’(毛泽东语)的群众性恐慌。在1954年,浙江粮食征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农民自留口粮严重不足,结果造成全省耕牛减少5.7万头,猪、羊减少1/3至1/2,农民卖家具、吃种子粮、逃荒、要饭、卖子女、老弱饿死等现象累有发生。”[9](p49)

    虽然我国“对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2](p18),但是“在50年代后期,由于党内的决策制度、议事制度存在着不够民主的缺陷,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这又为下一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革’的误区提供了思想条件。”[9](p66-74)当然,“就整体而言,中国6亿农民进入合作社,不像前苏联那样犹如一场国内战争,出现农民暴动,也没有出现紧随其后的农业大减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胜利。”[9](p66)我国在“一五”时期农业产值达到60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达到3900亿斤,平均每年增长3.7%,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平均每年增长4.7%,其他一些经济作物和畜禽肉蛋产量也都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从1952年到1957年,我国农业税征收比率一直保持不变,农产品价格提高了22.4%,而同期的工业品零售价格只提高了1.6%,农村家庭收入总计增加了110亿元左右,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27.9%,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22.9%[3](p153-191)。这样经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到1957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全国农民大体上有20~30%过着略有积余的生活;有60%左右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有10~15%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平均起来每个农民一年的农业生产净收入大约有70元左右,合到每个农户一年的收入大约有300元左右。”[10]

    建国初期农民生活方式变化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到1956年底,我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下子过渡到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仅将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纳入了高级社的管理范围,而且把农民的个人活动时间和生活空间也纳入了高级社的管理范畴之内。”[5](p248)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严重地违背了农民的意愿,也超出了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结果造成了党群干群关系高度的紧张与对立,因为“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过去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对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11](p453)然而,“我们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经济基础。所以在当时,不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提出的农业合作化发展规划都带有某种任意性:就是按农村社会主义最终格局是全面集体化,用集体农庄模式覆盖一切来考虑问题,并将它强加于全国,这是很难避免脱离实际犯错误的。更何况引入阶级斗争,对于群众的不同意见,干部的不同反映,都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予以批判,不给别人留下选择和发挥创造的余地。”[9](p35-65)比如在1955年7月和9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出了“国家可不可以少购几十亿斤粮食换来一个合作社”[9](p42)和“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风暴即将到来”[9](p53)的最高指示,“要求全国各地整齐划一,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照统一规定模式来完成任务”[12](p236),“要求中央和省委责成地委、县委大力去搞,一定要搞。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11](p123)这样势必导致地方各级政府搞“政治浮夸风”和“行政命令”,以至在广大农民群众和乡村基层干部中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二是从1953年到1957年,我国通过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从此使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彼此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条件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生活条件与居住环境上的天壤之别,使得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比率逐年扩大。这样势必导致现代化在一个国家中出现断层:一部分人迅速走向现代化,而大多数人却与现代化无缘。”[13]譬如说,“在粮食问题上,上世纪50年代我们曾有过两次同农民的关系搞得很紧张,第一次是1953年,第二次是1955年。从全国看,1953年首次统购,共征购粮食785亿斤,比上年增加30%。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又多购了100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1955年春天许多地方几乎是‘人人谈粮食,户户要统销’,不仅农民有意见,而且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当时,浙江、黑龙江、河北、山东、湖北、广东、广西等地问题比较严重,有的地方闹粮荒死人了,甚至还发生了群众性的暴乱事件。”[9](p41)但在如何正确地对待和保护广大农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指出:“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对农民的改造,如果没有计划收购粮食这一项就不完全。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9](p40)同时,他针对党外知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提出“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和“共产党进城后丢了农民”的尖锐批评,极力反驳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

    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11](p105-106)总之,“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11](p243),“从政治上看是中央行政关系在乡村社会渗透、扎根和深化的过程”[12](p253),“是将全国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的过程”[11](p172)。可见,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搞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实质是把农民的劳动剩余价值转化成城市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为此目的需要建立与之相配套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借用毛泽东同志一句十分形象的话就是“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这样,“国家不再跟亿万农民发生直接的经济关系,地方政府在农村统购统派的户头也由原来的一亿三千万个农户变成了七百万个互助组,进而减少成了七十九万个初级农业合作社。随后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将全国农民一个不漏地编织到五万两千七百八十一个人民公社里。从此,中国农民原有的或土改时被分到的田地、耕牛、农具、粮食乃至大部分的生活资料等都无一遗漏地被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人民公社变成了国家在农村基层的财政单位,地方政府可以随时随地、十分方便地通过‘一平二调’无偿占有公社范围内的一切资源和劳动力。中国的农民最终变成了真正的无产者!”[13]

    二、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8年):农民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精神生活比较充实。

    1957年冬至1958年春,我国农村地区掀起了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积肥运动的高潮,“全国投入水利工程建设的劳动力,1957年10月是三千万人,11月是六七千万人,12月是八千万人,1958年1月达到一亿人”[14](p681),由此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8月中下旬,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以后,仅花了短短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全国共建立农村人民公社26576个,入社农户1269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9.1%。建立公共食堂265万多个,托儿所和幼儿园475万多个,老人幸福院10万多个。组建民兵师1052个,民兵团24525个,基干民兵4905.7万人,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15](p51)。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又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性运动,“参加小土炉炼钢的人数从1958年8月的几百万人增加到9月的五千万人,10月底达到六千万人,11月达到九千万人,农村主要的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部被抽调到钢铁生产第一线,留下来进行农业生产的大都是妇女或老弱病残者,致使这年秋季成熟了的粮食烂在地里,最保守估计全国至少也有一至二成的粮食没有收回,造成了巨大的粮食浪费”[15](p93-94)。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暴风骤雨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几亿农民世代沿袭下来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但由于过分强烈的“外部冲击”和一时泛滥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结果使过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存环境下的农民无所适从。紧接着,新中国发生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按照官方的统计口径“1959年至1961年全国死亡人口为3615万人”[16](p337),但据一些学者推测“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在4000万人左右”[15](p194)。我国在和平建设年代一下子死亡了这么多人,这是当代世界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单纯追求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增长,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比如,“1958年至1960年我国积累率分别高达33.9%、43.9%和39.6%,大大超过了‘一五’时期本已很高的平均积累率24.2%。这一时期,我国工业产值增长了2.3倍,而农业产值却下降了22.8%。

    从1957年到1960年,全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由18365万人减少到14620万人,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减少了13%,粮食总产量跌落到1954年的水平(3390亿斤),但国家征购粮食数量却逐年加码(1958年为1095亿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27.3%;1959年为1348亿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39.6%;1960年为1024亿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35.7%),致使农村居民的留粮大为减少(1957年为2940亿斤,1959年为2052亿斤,1960年为1846亿斤),农民人均消费粮食由1957年的409斤下降到1959年的366斤、1960年的264斤,消费指数下降了22.8%,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等十分严重的生存危机。”[15](p188-194)因此,从1961年到1964年,中央提出“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和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和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到1965年全国农村人均用粮、消费的蔬菜、食用糖及货币收入都达到或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我国农业生产逐步走出1959~1961年的低谷,开始走上了恢复性发展的轨道,凋敝的农村重新有了生气。”[15](p328)

     特别是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后,明确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经济核算单位是“生产队”,其规模“根据土地的数量和远近、居住的集中或者分散、劳动力能够搭配得开、畜力和农具能够配套、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等等条件确定”,并要求“至少保持三十年不变”。“据1962年10月的统计,全国农村人民公社71551个,生产大队713385个,生产队5468244个,平均每个公社下辖生产大队9.6个,每个大队下辖生产队7.6个,每个生产队拥有农户23.6个。至此,我国农村经济活动虽然还在人民公社这个外壳下进行,但它的实质内容已基本上退缩到了原来初级社的水平。”[15](p256)

    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农村制度确定下来以后,期间经历了“四清”、“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但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内容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对于我国长期保持农村社会秩序稳定和农业生产平稳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从1962年到1978年,全国农村集体土地归公社所有的比例由0.27%下降到0.12%,归生产大队所有的比例由4.1%提高到9.7%,归生产队所有的比例由97.8%下降到96.1%,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土地产权结构始终保持稳定。”[17](p134)这样,“从1958年到1980年,我国粮食产量由4000亿斤增加到7000亿斤,增长了75%,高于同期的人口增长速度56%。农机总动力增加了135.9倍,机耕面积增加了12.3倍,灌溉面积增加了0.62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282.5倍。”[15](p418)总之,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下,国家权力对乡村资源的整合和动员能力已经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几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上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了隧道,修筑了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18](p616),直到今天中国农村运作的水利设施大多都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

    但在这一时期,我国不论是人均农产品产量和粮食占有量,还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和提高。比如,“1976年,全国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在1000千克左右,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提供商品粮只有70千克,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7千克,和1956年一样多。直到1978年,全国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全年从集体得到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将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还不到10000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19](p823-832)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典型调查数据推算,“在1954~1978年间,我国农村人均日摄取热量由1985千卡上升到2215千卡,脂肪由26.3克上升到31克,蛋白质由51克上升到57.6克,但与人体营养素的需要量相比分别低了7%、52%和23%。”[20](P169)当时全国8亿农民人口中就有2.5亿人生活在极度的贫困状态,直接导致这种结果的两大主因:一是,“从1952年至1990年,我国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积累总计达到11594.14亿元,这其中有75.1%来自于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的‘剪刀差’,有13.2%来自于农业税,有11.7%来自于银行储蓄净流出。农业剩余所占国民收入积累的比重,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平均为48.58%,在70年代平均为31.67%,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21]

    比如,“1990年与1952年相比,我国农业产值只增长了将近3倍,而工业总产值则增长了65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22]二是,我国在大量汲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却没有把农村隐性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而是通过不断强化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把农民长期禁锢在十分有限的耕地上搞“以粮为纲”,结果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土地报酬收益递减。比如,“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农业人口净增加了2.6亿人(尚不包括精简下放国营企业职工1744万人和城市下乡知识青年2000万人左右),而全国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净减少了17661万亩,人均耕地面积由2.59亩下降到1.55亩。这样到了人民公社的后期,全国不少地方的生产队内部普遍存在着‘劳动窝工’、‘集体偷懒’和‘搭便车’等消极怠工现象,公社社员按人头和按劳力从集体分得口粮和现金之比为3:1,农户之间的家庭收入已经出现了‘拉平效应’,社员日均劳动工分值下降到了难以维持生计的地步。”[23]这一时期,“尽管中国农业总产量提高了约三倍是了不起的成绩,但这是以劳动力投入增加三至四倍换取的,结果是每个工分值的停滞不前、甚或是递减。大集体时代的农业只不过促进了与过去同样的内卷型的过密化,这是没有发展的增长。”[24](P3)比如,“从1957年到1978年,中国农业生产率年均递增0.3%,低于印度的0.7%,更低于中等收入国家2.6%的水平。”[15](P420)因此,我国粮食生产始终不能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的需要,主要农产品长期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农民生活水平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农闲喝稀的,农忙吃干的,盼到过年锅里才见点肉腥”,成为当时不少农村地区物质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

    尽管我国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农民的精神面貌却显得比较充实。首先,人民公社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然村落的全新制度设计,“它的全部意义在于超越了我国几千年来传统村落社会自我复制、自我再生、自我循环的封闭运行结构和机制,最终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似乎展示了一条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改造传统小农经济,使全体农村居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25](P4)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旧的村落传统和风俗习惯受到了无情批判和改造,革命的精神、理想、崇拜、幻觉、道德、秩序等等被强制输入广大农村地区的每一个角落;集体统一生产完全取代了农民分散经营的个体劳动,过去长期“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开始走向广阔的田野,男女劳动力实行“同工同酬”; 一贯自私的农民被改造成了热爱集体事业的人,自由散漫的农民被改造成了有组织、守纪律的人,政治观念淡漠的农民被改造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人,甚至连乡村常见的“偷鸡摸狗”现象也很少发生,使整个中华大地似乎变成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

    其次,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单位,“共产党塑造、支配和领导着公社”[25](p237),“它拥有包括军事和安全在内的贸易、金融、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等地方政府职能”[18](p617),“彻底摧毁了乡村社会旧的经纪体制,国家完成了基层社会的官僚化和合理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乃至意识形态都直接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贯彻到乡村社会,土地资源的征用和农业赋税的征收也是通过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完成的,旧的各种经纪角色及其存在的土壤都被彻底铲除了,广大农民得到了近百年来从没有过的安定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从无到有,教育初步普及。”[4]比如,“1957年全国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为61.7%,1965年上升到84.7%,1975年进一步达到95%。1962年全国农村高中学生为10.4万人,初中学生为229.7万人,1975年分别增加到627.8万人和2377.3万人。

     到70年代末期,全国已有60%的生产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明显优越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农村‘五保户’、烈军属户和老弱病残者等弱势群体,也逐步建立起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15](P419)第三,人民公社实质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农村基层社会单位,“生产队作为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单位仍保持着某种格局,使之与传统村落生活的社会形态、地方化的亲族关系网及邻里关系相适应。公社制度与村落传统二者之间的碰撞、冲突、融合、转化、消长导演出农村生活的活报剧,并决定着人民公社演化的历史走向。特别是自60年代初期开始,大公社制度向传统村落的倒退为农民提供了一部分自由活动的空间,农民们顺着倒退的惯性积极行动起来,有意或无意地扩大传统的地盘,恢复传统的行为方式,在公社留下的空隙中继续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待人处世,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中营造出一种充满传统色彩的社会生活氛围。”[25](P5-13)在这样一种封闭、狭小的生存空间中,“人也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6](P47)

    农村是人类最亲近大自然的活动场所,公社社员在年复一年的集体耕作中顺应农时春播、夏耘、秋收、冬藏,把农业生产作为生产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景观产业看待,不仅祈望有丰收的年景以满足着农民的物质生活需求,而且把精耕细作视为农民的传统美德以满足着他们的精神需要。凡是在农村出生的孩子,一般从十几岁开始就跟随其父母学做一些零星的农活,很快熟悉了田间劳动的各道工序和操作技能,人民公社把亿万农民塑造成了“通晓整个农业生产系统的人”。同时,人民公社还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农村基层管理者,“据推算,全国6.5万多个公社拥有国家干部130~195万人左右,69万多个大队拥有半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483~621万人左右,602万多个生产队拥有不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3010~4214万人左右,这三项合计起来基层干部总人数大约在4500~5000万人左右,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总和”[17](P154),“但这只是一种国家财政不负担的、靠集体自己养活自己的、一切听命于国家计划的劳动组织,其行政经费只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5%左右。”[27]

    此外,我国在人民公社时期主要实行“按户头扎帐、按人头供给口粮”的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家庭的分化,使大多数农民能够长期保持一个“结构完整的家庭”,比如“50年代中期农村家庭平均规模在3.6~3.7人,60年代中期上升到4.2~4.3人,70年代中期达到4.7~4.8人。”[25](p373)这样,家庭和生产队把农村所有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长期地“关在一个笼子里”,其结果是“传统村落久受尊崇的陈规,一成不变的社会交往模式,周而复始的生活格局,一代又一代地塑造出一批批同质化的村民。凡是在村落里长大的人都知道村落生活的‘规矩’,即使他后来离开村落数年,一旦重新回到村落中,他会自觉地按村落生活的规矩调节自己的行为方式。不按规矩办事是要‘丢面子’的,而‘丢面子’又是不堪忍受的。”[25](p10)总之,我国人民公社制度的强制性输入和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与其接受对象的适应性、亲和力恰恰成反比,广大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行为更多地遵循着传统村落非制度化或反制度的“潜规则”,安然地过着一种自然、自在、恬静、充实的乡土风情生活。

    三、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8年):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精神面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次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了“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生平。为此目的,必须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19](p831)根据这个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改善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政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突破了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突破了‘以粮为纲’的单一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全面活跃农村经济;突破了统购统销制度,面向市场,搞活农产品流通;突破了单一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28](p27)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都要搞一个战略性文件”(胡耀邦语),及时总结和吸收亿万农民群众在基层改革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然后再把它转化成为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以此推动农村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355.33元,年均递增17.71%,其中1982年的年增长率为19.9%,为历史最高。全国粮食总产量由3000亿公斤上升到4000亿公斤,创造了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的奇迹[9](p138),这是多年来积聚的生产力集中释放的结果。从1985年到1988年,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连续4年的徘徊局面,但是“乡镇企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产值已达二千亿元以上,吸收劳力六千万人,为我国农村克服耕地有限、劳力过多、资金短缺的困难,为建立新的城乡关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19](p885)

    在1978~1988年10年间,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在全国工业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乡镇企业用于农民分配的资金共为3828亿元,占同期农户净收入增量的75%[29](p1904)。同时,国家还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减免部分农业税,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增加农村地区信贷等方面来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比如,我国农民在1979~1981年3年间,由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涨和减免部分农业税所增加的收入就有520亿元之多[2](p491),这是建国以后上涨幅度最大、农民受益最多的一次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整。总的来说,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经济发展实质是把农业的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全部留在内部转化了,当时的说法叫做“离土不离乡,就地办工业,就近城镇化”,于是形成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又拉动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促使整个国家出现了“内需拉动型”的增长,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正如邓小平同志生前回忆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1981、1982、1983这3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30](p376)

    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545元,平均每年增长11.8%,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由138元增加到508元,平均每年提高9.7%,农民人均储蓄余额由7元增加到138.7元,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由2.37:1缩小到1.86:1(1985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由2.9:1缩小到2.3:1(1986年)。尤其是在1978~1988年10年间,中国农村形成了一股翻盖新房的热潮,共建农民住房面积34亿多平方米,这个数字比改革开放前30年的农村住房建设总量还要多,平均每100农户就有75户盖了新房,人均住房面积由8平方米增加到17平方米[29](p1959)。此外,我国农村饮食结构和服饰花色品种逐渐多样化,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家庭拥有量大大增多,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农村改革率先突破,并以磅礴之势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城市改革相对滞后,城乡二元体制尚未解冻,这样就使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早期的繁荣”和“相对封闭的发展”。首先,随着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家庭的生产功能得以恢复,亿万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剩余农产品处置权和农闲时间消遣的自由,一家人朝夕和睦相处,享受着自耕自乐的恬淡生活方式。由于三代直系家庭协同耕作一般比一对夫妇组成的核心家庭显得更加优越,所以在农村5人以上的大家庭居多,他们在农忙之余可以享受着天伦之乐。当时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民间代表作是大别山区一位名叫王驾远的老农书写的一幅中堂:“依山傍水,瓦房几间,朝也安然,暮也安然;耕种几亩责任田,种也由俺,管也由俺,丰收靠俺不靠天;大米白面日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的凉的卡身上穿,长也称心,短也如愿;人间邪恶我不干,坐也心闲,行也心闲;晚归妻子儿女话灯前,古也谈谈,今也谈谈;安民政策喜心田,如今娱乐在人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31]

    其次,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自动解体和“乡政村治”体制的建立,国家政治权力上移,村民自治的空间逐步扩大,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可以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1982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农村按居住地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此确立了“乡政村治”二元分离的乡村治理体制新模式。从1983年到1985年,全国农村建立乡镇91138个,与原来的52781个人民公社相比,增加了38357个,基本恢复到建国初期的乡镇建制规模大小。全国建立村民委员会94万多个,与原来的69个生产大队相比,增加了25多万个,建立村民组588多万个[32](p366)。这样不仅理顺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且有利于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此外,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主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这种就地工业化、城镇化的农村发展模式既满足了农民“发家致富”的要求,又满足了农民“安居乐业”的心愿。比如,从1984年到1988年,全国约有500万农村人口是以自理口粮的方式进入县城和中心镇落户居住。从1983年到1988年,我国乡镇企业共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6300万人[33](p195)。

    四、改革开放中后期(1989年至2001年):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增长缓慢,精神家园日渐衰败和失落。

    从1989年到2001年,是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停滞阶段”,最终导致出现了“三农综合症”。据我国著名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回忆:“继1986年‘一号文件’之后,在1987年深化农村改革主要围绕以下三项指标进行:(一)确立农户自主权;(二)发育市场体系;(三)继续展开优化产业结构。这三项指标实现的程度将视作衡量农村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然而,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9](p145) 1988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投资过热、货币发行量过多、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国民经济秩序比较混乱,特别是当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酝酿出台价格改革政策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风潮”和“银行挤兑风潮”,中共中央作出了“从1989年起,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集中开展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致使城市改革的步伐放缓。紧接着,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曾一度出现了“农村改革十年回头看”和“农村集体经济归大堆”的反常现象,导致农村改革暂时停顿下来。随后在上世纪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围绕搞活农村经济、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等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这些改革基本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譬如,“在1993年、1994年粮食市场推行了新的开放措施,但到1997年、1998年又退回到统购(近似于专卖)的老路上来”[9](p152),而以政府管制为核心的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步履维艰,实际上到了1999年已经难以为继,造成了国内粮价持续低迷长达7年之久,以至把粮食这一事关中国13多亿人口生存的战略物资变成了“吃不了、存不下、卖不掉”的老大难问题,中央财政却为此支付了高达3000亿元的改革成本[34]。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我国县乡两级地方财政收入只占全国的21%,而县乡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了全国的71%。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支出中,中央财政承担2%,省级财政承担11%,县级财政承担9%,乡镇一级财政竟然承担了78%,造成乡镇一级政府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境地。同时,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比例逐年下降,从1985年到2000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的比例由13%下降到8%左右,15年累计共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1704亿元,占同期的基建投资总额2%,这显然与中国13亿人口中就有9亿农民的基本国情是极为不相符合的。

    因此在1997年以后,农村改革的“滞后效应”逐渐地凸显出来,1997年至200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出现了连续4年下滑的趋势,分别增长4.6%、4.3%、3.8%、2.1%,其增量还不及城镇居民收人的1/5,全国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人持续徘徊甚至减收,城乡居民收人在一度缩小后又进一步扩大,农村各项社会事业也陷人低增长期,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农村社会矛盾日益突出[34]。总之,“在整个90年代,农业生产三要素已不是留在农村内部使用了——城市扩张,大规模占用农村土地,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企业得以雇佣最廉价的农村劳动力,9亿农民几乎什么社保都没有,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国家四大商业银行竞相抽走农村大量的资金。这样,当农村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要素统统被抽走的时候,就算农民有志气、有天大本事也没用。这是中国90年代与80年代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原因。”[35](p26)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对农民生活方式转型起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1989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中国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情况下,开创了‘离土又离乡’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又一新模式。当时由于跨区域就业的农民工春节返乡造成‘春运’紧张,呈现出蔚为壮观的‘民工潮’。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经济发展又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出现了新的高潮。1993年外出农民工达到6200万人,比1989年增加了一倍多,其中跨省区流动的大约2200万人,比1989年翻了一番。”[36](p13-14)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大批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形成了尖锐矛盾,一些城市政府开始采取各种限制性措施,致使许多农民工出现了短期的回流。然而,此时的中国农村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总有无数双“看得见的手”(政府)、“看不见的手”(市场)、“第三只手”(基层干部)齐刷刷地伸手向农民要钱、要粮,强加在土地和人头上的赋税远远超出了农民承受能力。“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的统计,从1993年到1999年,全国共清理各种涉农收费文件和项目多达2.53万个,1999年可统计的农民负担总额是1250亿元。”[34]此外,还有大量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隐性负担,以至造成了农民“种地赔钱、耕地撂荒”的现象。自1997年以后,我国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人数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000万人减少到200万人左右 [29](p2102),迫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千方百计往城市拥挤。截止2004年,“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1.18亿人,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为1.36亿人,剔除其中的重复计算部分,估计农村流动人口长年保持在2亿人以上。”[36](p14)这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快速期的集中释放,由此改变了农村长期封闭、单调、呆板的生活方式,受到城市主流文化影响和塑造的农民工开始引领9亿农民向着开放、丰富、多元、文明的城市生活方式转变。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尚未从根本上解冻,致使大批的农民工“进城就业”和“身份转换”不同步,致使他们很难融入工业化、城市化的文明生活,结果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不离城、不返乡、不种地的生活方式。同时,由于大批农民工远离家乡,也给农村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以至出现了留守农民“精神生活沙漠化”的现象。

    据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课题所做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留守人口有8700万人,其中包括2000万名留守儿童,4700万名留守妇女和接近2000万名留守老人[37]。这支被人们戏称为“386061部队”的留守大军,劳动负担重,精神压力大,缺乏安全感,养老无保障,妇女情感孤独,儿童家庭教育缺位,缺乏亲情照料。村庄里的青壮劳动力长年流落在外地,留下的一片片住房淹没在荒草里,空空荡荡,锈迹斑斑,日晒雨淋,形同废墟,不少村庄一到夜晚就是漆黑一片,只听狗叫,不见人影,即使是封年过节也人气不旺,显得非常冷清。凋敝的村庄使村民之间的合作互助,亲戚之间的交往互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联系,都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农民精神家园日渐湮灭,反过来又打碎了农民工回家创业的雄心壮志,他们年复一年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荡秋千”,变成了一支“候鸟型”的劳务大军。一言以蔽之,市场化变革中的中国农民正在丧失生活的真正意义,大批农民工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他们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让留守在家的老人、幼童、妇女无可奈何地生活着。资本逻辑无情地把中国9亿农民驱赶到“你争我夺”的竞技场上,传统乡村的价值观、道德伦理也发生了扭曲和失范。

    五、十六大以来(2002年至今):建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农村生活方式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提升到国家宏观层面来考虑,作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为核心,积极建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掀开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篇章。特别是从2004年到2009年,中共中央连续6年发出以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据不完全的统计,从2003年到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累计达到2.87万亿元,年均增长22.7%,其中直接用于农民“四项补贴”的资金累计达到3406亿元。从2004年起,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5年增长幅度超过300元,年均增长速度超过6%。200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0570亿斤,比历史最高年份1998年还多出324亿斤,粮食平均亩产超过660斤,比历史最高年份2007年也高出了30斤。从2002年到200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761元,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834元增加到3661元,农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农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由过去依靠农民自身解决转向以国家投入为主,全国约有1.5亿农村中小学生享受免费义务教育,有8.15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4284万户农村困难群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条件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总的来看,最近七八年来是党和国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重视程度最高、改革力度最大、投入资金最多、农民得实惠最多的一个时期,其主要标志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群众高兴”。

    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消除,“城市畸形繁荣,农村日渐衰落”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200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5781元,二者收入差距之比是3.33:1,这是建国以来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额相差第一次突破10000元以上。据有关专家估计,“即使是到了2020年,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还不可能达到开始缩小的拐点。”[38]问题的症结在于,“占我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只占有20%的社会资源,形成城乡居民占有资源上的不平等,必然使创造财富和占有财富上的不平等。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43%,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只有10.4%,相当二三产业的1/6,也就是说6个农民创造的财富仅仅相当二三产业1人创造的财富。”[39] 因此,从长远发展看,我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预测,我国未来50年内必须平均每年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才有望实现现代化。这意味着,我国城市化率必须保证平均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才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率80%左右的水平[40]。

    另据陈锡文预计,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49亿人,乡村人口保持在6.5亿人左右[38]。这意味着,中国在本世纪头20年总共有5亿多农民人口(包括目前尚未完全城市化的农民工2.62亿人),将以平均每年2500万人的规模高速转向城镇。这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史绝无仅有的事情,但却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项“世纪性难题”。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农村人口群体,如何实现“农民身份转换”和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这是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世纪性难题。因为,中国9亿多农民自身内在的乡土文化特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迅速地融入城市生活,这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自我调适”的过程。事实上,农民“市民化”包含了转变农村人口自身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趋向城市文明的全部过程,单靠改变农民的身份和更换居住地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英国早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时曾经对爱尔兰移民的生活方式特征作过精辟描述:“凡工作比较简单、比较粗糙、需要体力甚于需要技能的地方,爱尔兰人就一点也不亚于英格兰人。但是,对于那些必须有多年的训练或者需要持久的、正规的活动的劳动部门,轻浮的、无耐心的、酗酒的爱尔兰人是不适合的。因此在英国,凡是在机器制造部门工作的工人都叫做机匠,而要当个工厂工人,爱尔兰人就必须先接受英格兰的文化和英格兰的习俗,即在本质上变成英格兰人”[41]。否则,爱尔兰人就不能“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42]。这说明,即使像英国这样一个以“强制性非农化模式”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爱尔兰人的“城市化”与“市民化”也不是同步演进的过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爱好。”[43](p356)

    总之,由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根基、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情趣等存在差异,就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每个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形成、发展、演变也都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可见,统摄社会生活方式总体变迁的决定因素除了物质生产方式外,还包括政治制度、思想道德、文化精神、自然环境、民族传统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快速转型期,以职业分化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身份、户籍身份和行政地域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性日益明显。但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尚未从根本上解决,未来的“城乡融合”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应坚持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走出一条短距离、波浪式逐级推进的城镇化道路,“通过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44],从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现代农村社会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08,(24):3~16.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4]纪程.“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J].深圳大学学报,2006,(1):75~80.
[5]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6]【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7]王瑞芳.农村土改后恶风陋俗的革除与新民俗的形成[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1):63~69.
[8]国家农委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9]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0]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J].人民中国,1957,(14):1~36.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2]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3]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J].当代,2003,(6):4~131.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15]罗汉平.农村人民公社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6]朱国宏.人地关系论——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问题的系统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17]张新光.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18]【美】费正清著,张沛等译.中国:传统与变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19]多吉才让,徐颂陶.21世纪乡镇工作全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20]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199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
[21]冯海发,李溦.农业剩余与工业化发展[J].当代经济科学,1993,(6):12~18.
[22]王云昌.中国农业剩余的再配置与农村非农化[J].云南学术探索,1995,(5):25~28.
[23]张新光.论农地平分机制向市场机制的整体性转轨[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3,(5):1~8.
[24]【美】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5]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26]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武力.农村基层政权职能与农民负担关系研究的历史分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5):52~57.
[28]中共中央组织部.农村基层干部读本[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
[29]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1]阿才.两幅“中堂”乐不同[N].人民日报,2001-4-23(11).
[3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33]辜胜阻,刘传江.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管理[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34]张新光.中国近30年来的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J].现代经济探讨,2007,(1):36~40.
[35]温铁军.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的反思[A].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与乡镇政府改革[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6]韩长赋.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7]叶敬忠,张弘. 透视中国农村留守人口[J].社会科学论坛,2009,(3):102~115.
[38]陈锡文.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总体思路[J].浙江大学学报,2009,(3):101~106.
[39]何伟.三农问题症结所在——学习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J].观察家,2009,(1):38~41.
[40]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1]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43]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通信地址:464000 河南省信阳市谭山包•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张新光书记/教授收
联系电话:013939708336(手机)/0376-6392861(办)/6393322(宅)
电子邮箱:zhangxinguang@mail2.xytc.edu.cn /zhangxg482@163.com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09-25 10:38:3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文章

高房价或造就中国城市化四大景观

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 周天勇

2009-09-25

    目前中国城镇和城市的高房价,阻碍了农民从农村向城市的固定性和永久性转移,而且,农民进城的就业和收入状况又不如东亚;又不似印度和拉美,可以居住在贫民窟中,与家人团聚和减少流动。中国在农民进城居住方式、人口流动和财产及收入分配方面,可能表现为以下“景观”。

一、人口“工棚式、集体宿舍式和简陋租赁式”转移

    中国目前的征地和房产制度,不允许农民的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建设市场,建设小产权房是非法的。并且,土地由政府征用后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加上其中的各种税费和出让金,另外还有房屋土地 供应不足,需求大于供给等因素,导致房价被推得非常高,农民在城镇根本买不起合法的房屋。那么,未来转移进入城镇的几亿人居住在哪里呢?主要在如下几个场所:

    一是居住在建筑工地的工棚中。大量从事建筑工作的工人,随着城市住宅和交通水利等工程的开工和完工,他们所住的场所是不断改变地点的施工单位搭起的简易工棚,周期在一年左右。睡的是大通 铺,吃饭是大锅饭,夫妻长年分居,没有家庭生活气息。 二是居住在“城中村”。大量的农民工租用城市原农民的院子或者楼屋。一般一个居室,里面一张床,一张桌子,月租200元左右。 三是居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中,或者在商住楼的集体房屋中,或者公司在外租的城镇民居房屋中。还有许多在加工工业中就业的农民工,居住在工厂自己建设的集体宿舍,但是,也不能和家人生活在 一起。 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在城镇经商或者从事收入较高工作的一些农民工,其租用城镇居民的套居,将妻子和儿女都接到城里,儿女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或花钱上正规的学校),但是,他们在 城镇买房,仍然较为困难。当然,也有在城镇买房的农民工,但这是极少的一部分。

    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改观,未来中国城市化的一个景观是:虽然没有印度和拉美的贫民窟,但是大量的农民转移进入城市,但居住条件为较差的租赁房或者工棚,他们不可能在城镇安居。 当然,有关部门甚至有的地方政府,想给大量的农民工提供廉租房,甚至廉价房,然而,住房与食品不一样的是,价值太大。从人口规模上来看,未来有5亿—6亿人口转移入城镇。即使我们的经济 有相当的发展,但是还有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需要提供,财政收入与公共服务对财政的需求之间矛盾突出。因而,这样大规模人口的住房想靠政府财政提供,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根本不可能操作 的幻想。

二、人口长期(多年)在城乡和区域之间剧烈流动本

    我认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虽然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是,由于暂住证制度的实行和有身份证就可以在全国各地就业,因此,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家庭移居城镇的约束并不是绝对的。农民工及其家庭不 能从农村向城镇永久性转移的最大制约来自四个方面:

    从居住的正规渠道看,城镇的房价过高,农民工实际上不可能通过购买住房而实现永久迁移;从农民家庭迁移的非正规居住渠道看,不允许农民在城镇周围建房,这就堵住了通过低居住成本迁移城镇 的农民;由于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不能随意卖出变现,使农村的土地和宅院资产置换城镇住房的渠道也被堵住;由于城镇中小企业少,对非正规就业和创业有诸多的限制,农民工在城镇能获得的收入 水平要远低于城镇职工,大产权房的价格昂贵,农民工的房价收入比太高,购买住房而迁移城镇的可能性极小。

    在这样一种土地制度下,中国的城市化“景观”与东亚、拉美和印度将截然不同:从年度看,人口在城乡间因节假日探亲团聚而剧烈、频繁地流动;从区域看,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从城市化水平低、 经济不发达的人口大省向城市化水平高、出口加工外向、经济发达的区域流动;从代际看,农民工初、高中毕业就到城市和城镇以及到东部沿海地区,中老年时,再回农村,形成代际轮回。

    一个社会,大部分人口如果不是由于休闲、旅游和商务而流动,而是因住宅与工作地分离、夫妻分离、代际分离、频繁寻找工作等原因剧烈并大规模流动,加上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不均,那这个社会 发生动荡危险的可能性极大。现实证明,许多动荡发生于人口的这种非和谐和大规模的流动之中。

    如果中国的城市化只是农民工“工棚式、集体宿舍式和简陋租赁式”转移,那么,未来人口在城乡之间、在区域之间流动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并且将越来越剧烈,这种钟摆式的流动,导致动荡的概率 升高,对于我们国家社会稳定的威胁极大。如果一个国家的相当大规模人口在经常性地流动,并且在时间上是集中的,而社会贫富差距又很显明,那么,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很大威胁。因此,人民安居 则社会稳定,让大部分转移到城市的人口较为长久地居住下来,必须成为我们考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三、将形成大规模的城乡无房流浪人员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国家投入大量的财政支持,由于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农业土地如果不集中、不规模经营,大量的家庭小农经济因分摊成本越来越高,迟早要大规模和持续地 破产。其挤出的人口和劳动力,实际上就是表现为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和向城市转移的人口。

    有的学者认为,农村留有土地和住宅,农民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可以回家安生。其实,这种想法是一种传统农业时代的幻想。一是农业的增加值总体上是下降的,农业挤出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在这样 一个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可能再回农村。二是“80后”、“90后”甚至未来的“21世纪后”等农民人口进城后,即使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也很难让他们回农村重新种地。三是农村土地经营规 模小而且收益差,与非农业的收益差距越来越大,而且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相对于农业产品却越来越昂贵,大部分农民即使回农村,也将难以生存。四是到2040年,城镇、城市以及交通、水利 等建设,还需要占用耕地1亿多亩,如果不加以控制,会出现相当多的无地和少地农民,并被迫向城市转移。因此,想让农民回农村去的想法,是违反城市和工业化趋势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越来越多的农民人口要从农村出来,而如果其在城镇和城市中没有较为固定的住所,特别是属于自己的住所,再加上如果工作极不稳定甚至无业,那么,就会形成大量无房、无业的流浪人员。目前, 农村在城市的转移人口高达2亿左右,未来30年,预计最低人口规模达14.5亿,城市化水平达到80%,还将转移5亿人,如果城镇和城市中小企业发展不充分,服务业比例调整不到位,则会形成大量 的无业、无收入和租不起房的人口,即使占总转移人口的5%,全国也会有3000万— 4000万人之巨。

四、城市中将形成食利房东和交租农民工两个阶层

    由于小产权房是非法的,也不允许“贫民窟”存在,而城镇和城市中的房价又太高,转移进入城镇和城市的人口大部分只有租住城镇和城市居民的住房,他们辛勤劳动,相当多的收入要支付房租,形 成一个即使有工作或者有小生意做但相当多收入要支付房租的阶层,如果房地产制度不改革,这部分人的规模将达数亿之巨;而城镇和城市居民,由于不收取房产税,对于多套住房也不课以重税,其 中一部分城镇居民因原来单位的福利性住房改革、独生子女政策而继承双方或者多方房产以及高收入者购置多套房留给子女、房屋拆迁补偿等原因,将形成以出租房屋为其重要收入来源的群体,如果 不进行改革,这部分人的数量也可能高达数亿之多。于是,社会形成了以利用住房食利和被房东所索租索利的两个阶层。

    当然,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小部分人群,因不断迁移、收入还需要积累或者愿意不断更新居住环境等,而租房住,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但是,一个国家的城市社会中,如果60%以上的人口,租住 40%以下人口的住房,甚至70%以上的数亿人口租住30%以下两三亿人口的住房,这从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看,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两个阶层,即食利阶层和被食利阶层。

    可以看出,我们目前的土地、房产及税收制度,在再分配着财富,在制造着城市里食利的悠闲阶层和辛勤工作及为生计挣扎的劳动阶层,这将是未来社会形成新的分配不公、贫富差别和两极分化的非 常重要的一个源泉。

    如果今天我们认为严厉限制小产权房是十分正确的,如果今天我们认为严厉铲除私搭乱建的“贫民窟”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一大政绩,如果今天我们将土地价格和房屋价格为了多得财政收入而推得很高,如果今天我们对农民用出售、入股、抵押等方式来进行创业并换取城镇住宅的行为花大力气限制,如果今天我们宽容城市居民可以购买多套住宅,而不征收任何占用资源的税收,那么,我们就为明天积累和创造着食利和被食利的城市房产资本所有者人群和城市中贫困农民工劳动人群,他们可能会成为两个利益对立、会产生冲突的阶层。

    作者简介: 周天勇 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原辽宁财经学院)基本建设经济系,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调入中共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中小企业、金融风险、城市化、国企改革、农业经济等。

 

当心市场经济蜕变为官僚化私有经济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汪丁丁

2009年9月

    在北京火车站软席候车室内的“贵宾室”,大批乘客只能站着候车。大约三年前,被兴业银行夺走,变为“白金卡”贵宾室——也就是说,这里没有“市场价格”不论你愿意支付多少元。我询问那位年轻人可否用50元购买半小时休息时间,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这里不收钱,只看白金卡。”。

    类似地,大连火车站软席候车室内无法容纳数百名乘客,但候车室旁边新增了一排“联通”或“移动”贵宾室——白金卡用户。这些贵宾室的面积,大约是软席候车室面积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里面空无一人,偶尔见到有人,也像是服务员的亲朋好友。这些年轻人,现在都喜欢在工作场所与亲朋好友聊天。

    此外,西湖南岸和北岸,近年来,有许多私人会所,几乎占尽了沿岸的土地,更延伸至西湖周边的公园里。例如植物园邻接西湖的地区,我曾受邀访问过那里的私人会所。杭州的这些私人领域,表面上仍维持”饭馆“或”酒吧“的形象,不过,价格贵到无人问津(根本不打算有”市场“),这正合了店主的原意——公共设施私有化。

    一个最新的案例是北京颐和园和四环路”颐和园与中央党校“出口之间,原计划修建一片街心公园,但海淀区某位领导因在这块地产上的舞弊案被捕之后,这里居然兴建了几幢两层别墅,俨然在两条大街之间绿化带的中心。据一位知情人士说,这几幢别墅,最贵的,要卖1亿6百万元。

  我列出的这些案例只表明,西方社会常见的市场经济,在中国,日益被挤压到官僚垄断私有经济的边缘。如果经济学家们仍研究和鼓吹市场经济,那么,看看我们周围真实发生的事情,应可意识到,这不是我们当初预期要有的那种市场经济。但是,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同样不难意识到,这恰好符合中国近代以来反复出现的官僚化的私有经济模式。

  总之,体验着中国的发展,今天,我越来越同情孙中山先生当年建国理念所含的两大要素:节制资本,扶助工农。很遗憾,这与经济学理论的预期相左。

  中国社会和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复杂性在于,当我们要节制资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牵引到“剥夺剥夺者”的道路上去。就如同当我们要鼓励资本的时候,事情很容易就演变为今天这样”资本统治一切“的局面。

  所以,任何不满都可以理解,难的是怎样医治这个社会的疾病。我自己的办法,是宁可缓慢些,不可急于根治。改革,最根本的办法,永远不是孙中山阐释的“军政”。后者是革命,不是改革。孙文深知革命之后,社会之底蕴未变,不可不有”训政“阶段——事实上,后来多次”宪政“失败的过程表明,这一阶段相当漫长。

    何以如此?究其理由,我相信,仍是“教育”之不足或失败。教育,真是可以救国的(当然也可以亡国)。因为,军事或实业,不能解决文化思想的危机。若文化和思想已经陷入危机,且陷入危机百年之久而无路可寻,那么,早如梁漱溟所言,未闻已断绝文化精神而仍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者。


 

 

发件人:<baiyimin001@sina.com>  2009-10-12 09:29:10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日本财团如何“玩转”印度塔塔

日本财团如何“玩转”印度塔塔

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白益民

  2008年,印度第一大家族塔塔(Tata)的年收入达625亿美元,占整个印度GDP的5.1%,有人称塔塔家族为印度江山的基石。与中国有着150年历史渊源的塔塔还在博鳌宣布,不排除未来对中国的钢铁企业进行收购。 但是,由于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塔塔集团董事长拉丹·塔塔紧急叫停了进一步的收购行动。缺少商业、产业、金融业三位一体模式的印度塔塔家族,海外抄底在危机中变成了“无底洞”。而此时的日本财团企业却加紧了在印度钢铁产业上下游的布局。

  在印度复制中国模式

  在亚洲,中国一直是日本投资最重要的目的地,但从2006年开始,日本逐渐减少了对中国的投资,投资进入了负增长的时代。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减少实质上是战场的转移。日本“财界总理”、经团连会长奥田硕,早在2006年率代表团访问印度时就讲到:“对日本来说,印度是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个巨大市场。”时至2008年,日本对印度的直接投资额约为5400亿日元,而2005年约300亿日元。

  日本公司对亚洲经济体投资的周期约为20年。实际上,从开始投资到产业成熟再到投资转移,这一发展阶段约为20年。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日本对亚洲四小龙投资的20年;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20年是对中国内地的投资时期,中国许多产业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发展为成熟产业。而未来20年,印度很可能成为日本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日本在印度的布局和在中国的布局如出一辙,都是通过与当地最大型企业合资合作,进行资本、产业、信息、流通等方面的嫁接,最终控制整个产业链。目前三井物产除了对印度钢铁公司进行了入股及铁矿山的投资外,还处于潜伏阶段,打头阵的仍是新日铁。

  以技术输出开拓市场

  新日铁作为三井财团的重要关系企业,于1996年开始与塔塔钢铁公司进行技术合作。当时,新日铁负责为塔塔钢铁公司筹建的新冷轧工厂进行基本计划的决策,双方于1998年缔结了有关新工厂早期施工的合作合同,技术合作自此展开。

  新日铁对塔塔公司的技术输出是一种战略考虑,派专家为塔塔员工进行经验、技术分享及培训,以进行全方位接触和了解。在技术合作的同时,新日铁终于参与进了对印度钢铁公司钢板供货市场。一般企业“专注”于追求自己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实际上压缩别人企业的利润。日本财团所谓“团”就体现在一个整体,协同作战。新日铁在与塔塔钢铁公司合作过程中,也将日本新能源产业发展机构(NEDO)带到了印度。

  2006年,塔塔与NEDO签订了改善环境管理的协议,签订协议后塔塔各钢厂将采用干熄焦技术,而这个改善环境管理的协议价值3900万美元。日本新能源产业发展机构将向塔塔提供日本生产的相关设备,塔塔将安装设备并向其他钢厂推广此项技术。这是塔塔继2001年后第二次接受日本新能源产业发展机构提供的日本技术。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日本全球的环保项目中,多是日本政府(或者通过NEDO)委托相关企业开展具体项目合作。NEDO与塔塔两次项目合作的委托企业就是新日铁。

   与钢铁产业关联最密切的就是汽车产业。如同在中国一样,日本财团通过产业链延伸大举进入印度汽车产业。2007年3月,新日铁和塔塔进行了在印度合资建立汽车薄钢板制造工厂的谈判。该合作使新日铁成为首家进入印度市场的日本钢铁制造商。同年11月,双方就合资正式达成协议,合资工厂将利用新日铁公司的钢铁技术,投资500亿日元,生产在汽车车身等领域广泛使用的冷轧钢板。印度计划在2010年时生产客车300万辆,该合资公司100万吨的产量将有能力为印度的目标产量提供50%所需汽车薄板。

  此时,三井住友财团旗下的住友金属工业公司(下称“住友金属”)在印度也渗透很久,而新日铁和住友金属在2006年已经合并部分钢材部门。与此同时,丸红商事(富士财团的综合商社)的汽车部门也参与了塔塔的汽车业务开发。2007年1月,住友金属与塔塔收购的英荷克鲁斯(Corus)集团签订了技术联盟协议。

  掌控物流

  塔塔拥有自己的海外铁矿石资源,并希望通过与日本物流企业的合作能够达到控制物流成本的目的,这也成为日本财团实施对印度进行钢铁产业统合的良机。
  2006年12月26日,日本最大船运公司日本邮船(三菱财团的海运物流企业)与塔塔合资成立了一家航运公司,名为“塔塔日邮”(TataNYK),双方各占50%股份,该公司将为塔塔承运铁矿石、焦炭以及钢铁等货物。
  2008年8月,塔塔日邮与日本邮船签订两艘17万载重散货船的租用合同,租期20年,主要为塔塔承运煤炭,由此,塔塔日邮经营着6艘干散货船,2008年货物承运量近500万吨。而到2010年,塔塔日邮经营的干散货船队计划达到20艘,为塔塔承运的货量争取增至2000万吨。

  在与塔塔集团合作的同时,日本邮船也逐步开始在印度布局。2008年12月11日,日本邮船和挪威华伦威尔森物流(WWL)一起,与印度蒙德拉港( Mundra Port )签订备忘录,投资该港口的汽车运输码头,开辟由该港输至欧洲的汽车运输航线,2009年1月起该码头年运量达20万辆。

  随后,2009年5月26日,日本邮船(印度)公司与印度集装箱公司签署备忘录,意向成立一家各持股50%的合资企业,拟通过铁路从事印度国内的汽车运输业务,此前日本邮船在印度的汽车运输业务主要靠卡车完成。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无论涉足哪一个产业,日本财团几乎都遵循着这样一套“行动逻辑”——以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的高效形式渗透到产业的上下游链条中。

   【白益民工作室】 地址: http://blog.sina.com.cn/japan001,联系人: 王维,电话:15210821061 010-89898686,QQ: 86945555。

 




发件人:"mh 陈" <mhchen_39@yahoo.com.cn> 2009-09-25 02:14:5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回复:北京大军网站,发文2篇请复

2009年全国各地企退高工维权纪实

退休高工

    我国企业退休的高级工程师群体总人数大约有70万, 因遭到近十几年来的离奇的新政策不公平不公正的欺凌,已沦为贫病交加尊严尽失的城市新贫困阶层。他们现在的处境大大低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文盲半文盲勤杂工,没有任何予告,没有任何过渡,没有任何正式文件,没有经过任何论证,没有人大决议,他们被悄悄地用"清水煮青蛙"的方式渐渐的迫到底下层后,才发现大事不妙,于是奋起抗争。在多年的诉求后,高层才出台了自2005年7月--2010年2个3年连调"企业退休基本养老金"政策。这个政策不断的在大张旗鼓进行宣传报道,全地球都知道。可是已实施了四年半的结果, 是和机关事业单位同类人的差距越来越大,达到令人难以承受的程度.....(编者按:什么程度?具体相差多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欺人太甚,逼人太深。我等老朽,本是精忠报国之精英,党的优秀儿女,真正共和国的建设功臣,沦落到如此贫病交加之境地,天理难容,创古今中外之先河;双轨制的炮制者,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和奇耻大辱,终生永记。与其屈辱等死,不如以我们老朽之躯,扛起维权诉求的大旗,奋起一博,即使在强大的利已集团面前,至死也得不到公平公正的对待,但我们曾经奋斗过,我们企业退休高工也会死而无憾,正因为我们全国企退高工的各地赴京上访的同仁们,抱着如此大无畏的坚强信念,勇敢而义无反顾的踏上维权上访征途的。 正如网上同仁们所说:各地维权同仁们行前、行中、到京、以至最后到达人社部,途中是层层、处处、节节受阻,相关地区街道办事处、社区、单位、政府相关行政部门、地区公安部门、各地驻北京办事处、国家公安部门,国安部门等一切可用的和对敌才使用的专政手段和资源均闻风而动,对付我们这群处于风烛残年,心怀真理的老者,到处设卡,四处围追堵截;进而上演现代版的“人间正道是沧桑“;派治保人员,对上京同仁们实行全天24小时的跟纵盯哨;在可能出发地和到京的车站、机场实施严格布防。即使在此重压之下,还是有15位坚定的“漏网者” ,经过艰难而曲折的斗智斗勇,不约而同的於6月29日上午9时来到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经过联系和交流,同仁们被客气的请进了人社部第一接待室。人社部破例接受了我们企退高工的集体上访并安排直接参与胡晓义副部长做客《政府网》访谈的人社部养老保险司的主管罗司长、信访处的刘金龙处长、医疗保险司的小于同志接待了我们。整个接待过程始终在推心置腹、诚恳、热情、融洽、文明中进行。直到中午12时才满意而顺利的结束。 接访以哈尔滨市梁绪文高工,杨庆生研究员级高工作为主要发言人而开始,他们首先抖开了一下预先摆在桌面上卷起来的黑字白底的横幅标语,声称做好了准备,此次对我们的问题解决的不好,就将横幅打出去。

    接着开始发言,他们首先对退休双轨制的形成和错误及劳办法[1993]78号文转发深圳市《关于企业取消干部工人身份界限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下指该通知),进行了深刻而深入的批判;并着重指出该通知只是一个推广转发地方“意见”试行经验的仅供参考的文件,并不具有任何法定法规意义。干部当时归属于人事部管辖,劳动部完全是错位管辖;更何况该通知是以部办公厅名义发布,更是笑话;难道人事部归劳动部办公厅领导吗?!由于当时的政策环境和人们的认知水平,各级政府部门就都根据该通知将企业干部身份给雷厉风行的取消了,直接造成后续针对企业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改革)就完全忽视企业干部,尤其是企业高工的各项权益,以致我们这一代企业退休高工,国发[1983]141号文确认的高级专家,国家干部蒙冤受屈十几年;至使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种种待遇造成了天壤之别的悬殊差异,使我们这一代为共和国的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企退高工,沦落成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过着没有尊严的贫病交加的生活;我们的好多同仁,就因为养老金太低,我们的基本医疗保险又是同养老金挂钩的,这样一来,我们这一群体,早年为共和国的建设透支了自己的健康,老来必然多病,长时期看不起病,吃不起药,最后只好一个个提前到马克思那儿报到了。

    原劳动部刘永富付部长2007年3月两会期间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回答记者问时曾经讲“当时没有将企业中建国创业的一批已经退休的老干部和科技人员区分开来,而是全部按一般工人待遇处理。十余年来,机关事业调整退休金是与在职人员同步,而企业同类人员调整养老金是与工人同步,导致当今这类人员的养老待遇差额达到三倍以上,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大失误”,他承诺“通过快速研究,制定方案,报国务院批准,用一年时间,使这部分老同志的养老金收入水平达到当地机关事业同类人员的平均标准,……让这一部分老同志同样享受改革开放成果,同时步入小康。”可是,时间过去两年多了;刘付部长,他是代表国家政府向全体公民作出的承诺,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虽然他人调离了原单位,政府就不要实现曾经的承诺了吗?

    还有我们这次千里迢迢到人社部上访就是要见胡晓义付部长讨说法;6月11日下午胡付部长在中国政府网上,就养老保障问题回答网友的提问,本来大家对他期望很高,可作为主管养老保障工作的最高政府官员的他,在政府网上的讲话和回答热点的问题的表现却使人大失所望,他连篇假话,套话,粉饰太平,回避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愚弄百姓,误导舆论,向政府决策层传达错误信息,干扰决策;说什么“从总体来讲,现在参加企业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有五千万人,在事业单位有不到一千万人员,这两部分人,结构不完全一样。大家知道,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里,属于各种各样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非常高,所以不能拿一千万和五千万做简单的水平对比。”

    部长之言,很清楚,莫非是说“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非常高,而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比例非常低,所以“不能做简单的水平对比”,那企业和事业单位中的同类人员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工人的退休待遇也不能对比吗?还有机关里的同类人员,也不能比吗? 胡付部长还说“企业里也有很多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待遇水平和事业单位同类人员相比,现在确实还有些差距“。“早几年差距更大一些”,“通过五年的连续调整,这种差距在缩小,但是仍然还有差距”。按部长先生的说法“现状很好”,天下太平,只是“还有点差距”,“差距在缩小”,今后“逐步得到缓解”就行了,事实真是这样吗?“五年连调、倾斜政策,因为没有具体的统一标准,所以造成各地水平不一;全国平均每次每人调整100元左右;而机关事业单位,
要么不调,一调一次平均千元以上,这样我们企退高工养老金只有机关同职级人员退休金的1/5至1/3,至于住房补贴,医保,丧葬补贴等待遇更是天壤之别了,因此近年来分配不公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越拉越大了。

    我们多数是年逾古稀的风烛残年的老人,过去几十年的对共和国的奉献全被否定,长时间的经济贫困,在精神上受到压抑,人格尊严受到岐视,身心受到的创伤是何等痛苦!不少同伴己相继含冤离开人世,如果你们继续如此让我们在贫困和苦难中度完人生,那真是天理难容!

    我们强烈要求胡付部长在网上赔礼道歉,更正错误言行;我们诚恳请求:发扬有错必纠的党的优良传统,由你部作出方案上报国务院批准,国家立即恢复我们高级专家科技干部身份,将企业退休的高级专家划归各级老干局管理,与机关事业单位同职级退休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我们白发皓首,伛偻前行,但意志坚如钢铁,誓为公平正义抗争到底!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10-13 10:53:05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文章

谁包养了中国的黑恶势力?

严昌海

2009-10-13

    10月12日,重庆一中院庭审杨天庆“涉黑”案,旁听人员就有300多人。9名被告分别被控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强迫交易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伪造居民身份证罪、抢劫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罪名多达10项,杨天庆一人被控的罪名有7项。

    今年6月,重庆已经刮起扫黑风暴。中国黑恶势力不断滋长、扩大,甚至渗透到党政机关内,撼动中共执政地位。到底是谁包养了黑恶势力,让他们不仅可以坐拥高官、拥有钜资?还可以公然欺凌民众不受制裁?如今背后的黑手逐渐浮出。

    最近,中共中央发布通知,强调要防止黑恶势力渗透到党政机关内,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为此发出“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其中提出各地区、各部门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的要求。北京8月9日消息称,最高法院向媒体公布,2006年一月至2009年六月,全国法院一审共受理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起诉的案件1265件,14107人。据南京大学专门研究黑社会现象的学者蔡少卿估计,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超过100万人。在当今中国,黑恶势力屡打不衰,越做越大,直到威胁统治者的政治利益,令执政高层警醒。

     媒体报道,重庆市抓获的黑恶势力头目中,黎强、陈明亮、龚刚模都是亿万富翁,在行业内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渝强公司董事长黎强是重庆市人大代表,江州实业董事长陈明亮是渝中区人大代表。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形容,这些黑社会头面人物已有了合法外衣,以商养黑、以黑富商。当地媒体报道称,“重庆的涉黑案件的总体特点是时间长、跨度大、背景深、人数多、品质高、影响恶劣”;当地黑恶势力仅放高利贷就放了300多亿元,而2008年重庆市的财政收入为963亿元,当地黑恶势力仅放高利贷就相当于该市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在中国内地,一些亿万富豪不只以黑帮的手法争夺地盘、行业利益,旗下的保安队堪比黑社会,更有富豪私自招兵买马,以治安联防队、民兵等形式,组建、操控私人武装。他们可以“合法”持有枪枝弹药。

    目前中国社会乌黑一片,黑恶势力代表常常是亿万富翁,身披耀眼政治光环,并兼有政治权利与管理职能。黑恶势力头目往往“以红遮黑”,“漂白”黑背景,谋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等社会职务和荣誉称号,并通过插手政权的人事安排培植利益代理人。在一些地方出现矛盾之后,百姓往往不找政府,政府也不找百姓,而是都找“黑恶势力”来摆平。

    据悉,不仅重庆,全国各地都有黑社会存在,而浙江、江苏、山东、福建等地的私人武装不少于100万人马。此类黑社会犯罪案件均与党政军公安司法等权力机关的暗中保护有关。这就导致了黑社会案件居高不下,越打越大。有位官方媒体记者写道:曾经有个乡镇领导向上级部门反映打击黑恶势力的问题,上级的答覆居然是“把它们养大了再说。”此记者问道,“到底是谁养大了涉黑亿万富翁?到底是谁把政治的帽子给了亿万富翁?”。那么,到底是谁让黑恶势力代表们发财、升官,而且能让他们头顶着诸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一道道耀眼的光环?!

    国务委员、中共政法委副书记、中央综治委副主任孟建柱,在中央政法委召开的全国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防止黑恶份子采取暴力、威胁、贿赂手段,操纵选举、把持政权。”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局长杜航伟日前也表示,受各种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影响,党政干部腐化堕落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中国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副局长郑百岗曾公开承认,“中国部份地区存在警匪勾结的现象。”由此可见,现在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官”匪勾结。

    然而,政府在面对当前公民维权运动高涨的现实,却又常常为了“政局稳定”的“核心利益”,操纵、利用黑恶势力充当威慑、打压民众的工具。在当今中国,不少维权人士和抗议民众被黑恶势力跟踪、辱骂、殴打,警察往往坐视不管。例如,曾参与广州太石村维权工作的律师唐荆陵,遭到官方暗中指使的人跟踪和殴打;维权人士赵昕在陪同父母到四川九寨沟游览期间在一家酒店遭到7名不明身份者毒打;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陪同英国《卫报》一名记者前往广州番禺太石村进行调查时被黑社会痛打至昏迷;山东大学75岁的退休教授孙文广于今年4月4日清明节赴山东济南的英雄山烈士陵园,在山上遭到5名便衣性质的黑社会暴徒殴打,被送到山东齐鲁医院抢救。如此等等,个案举不胜举,充份力证了大陆官方力量利用黑社会力量或者直接扮演黑社会角色以维护“稳定”的目的。

    一些本该护法的警察,竟为黑社会保驾护航。有官方媒体报道,在辽宁盘锦的刘晓军涉黑团伙案中,22名警察充当了黑社会保护伞,而且该团伙骨干份子里就有原盘锦市双台子区公安分局建设派出所所长刘军;在辽宁葫芦岛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原副支队长张绍忠充当该市“黑老大”刘中东的保护伞;在广西百色市原两任公安局长农家益和李红专、原副局长林树舂、黄政贤、原政委马斯克等,长期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开赌场和色情场所提供庇护;永州市东安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兼交警大队长夏再生,为以蒋齐心为首的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甚至把交警专用车都给了蒋齐心用。更为典型的是,吉林省长春市的黑社会头目梁旭东,不仅1995年调入了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还当上了刑警队侦查员,他自己就扬言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我是警察,谁敢不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会,谁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关系网,上面有人罩着我,谁能把我咋样?”

    “重庆第一黑帮头目”文强更为典型。文强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巴县公安局副局长,巴县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副局长,巴县县委常委、副书记等职务,1992年9月,文强调任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任副局长,1997年重庆直辖后,文强亦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在任16年,并于2000年11月被提任正厅局级。2003年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在公安局期间,文强一直分管刑事侦查工作。在重庆市公安局任职期间,文强是有名的“打黑英雄”,是重庆警界一名旗帜性的人物。文强主办的好几起要案均被公安部记一等功,其中包括1992年震惊全国的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以及2000年的重庆抢劫运钞车案等。然而,坊间有关文强涉黑的传言,越来越多,甚至“早已不是秘密”;“这几年来,文强与一些涉黑势力走得比较近,他身上的江湖气比较重,与一些社会上的大佬,都称兄道弟了。”重庆政商两界人士说。重庆坊间的一个段子,广为流传:文强与重庆一王姓黑社会大佬关系亲密,文强参加了其在解放碑为女儿办的生日宴,甚至与这位王姓大佬“铁”到在街边小摊上一起吃面。除了与上述王姓黑老大“关系密切”外,文强还与黎强等人称兄道弟。重庆一些政界人士说,很多落网的涉黑富豪们,其背景都与文强有联系。因此近年来,重庆街头屡发涉黑涉枪大案,整体治安形势严峻;根据重庆市公安局近期的统计,重庆近年来治安案件每年在10万件以上,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分管刑事侦查多年的公安局负责人涉黑,那么整个社会治安,就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黑社会势力在今日中国如此猖獗。其实官员们充当保护伞也不是白干的。黑恶势力鱼肉百姓,保护伞从中分成,黑恶势力敛财越多,保护伞分的越多。有的收受贿赂,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犯罪活动;有的泄露案情,为犯罪份子通风报信、出谋划策;有的为黑恶势力的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有的本身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成员。

    何清涟女士曾在分析中国政府行为黑社会化的表现时说,“第一类是最早开始出现的一些行为,就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尤其是工商、税务、公安部门直接雇用一些地方恶霸和黑社会成员帮助执行公务;第二类是政府官员本身就有黑社会成员的身份;第三类是政府公然与黑社会组织合作,共同经营经济领域的业务。”众所周知的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什么发展那么迅速,为什么那么猖狂?就是因为当时的沈阳原市委书记慕绥新、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以及一干政府部门主要领导与他们整天狼狈为奸。

    如今,在全国有许多类似沈阳刘涌黑社会控制政府,进行黑社会式的暴力恐怖统治;在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买黑社会杀妻,参与此案的都是市长、公安局长,他们自己就已经成为了黑社会,只不过是穿着制服、头顶乌纱的黑社会而已;在河北定州黑社会打手袭击绳油村村民造成六死数十人伤大案,更是在政府默许之下野蛮发生的;在广州番禺太石村村民依法“罢官”事件中,官方采取了同样的黑社会手法,威胁、收买、绑架、殴打,一切黑社会惯用的手法都使出来了。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一些军人也卷入地方的冲突,成为政府和富商征地、拆迁的帮凶。这,是否意味着军商黑勾结的问题?!实在值得为政高层重视与深思。

    目前,官方在暴力拆迁、暴力阻挠上访、暴力霸占土地、暴力阻止采访等一系列问题上,除了动用警察、军队镇压之外,或明或暗地借助黑社会或扮演黑社会进行,致使黑社会的手能够伸入党政司法各部门,让黑顶商人入主政坛、升官发财,有的甚至能插手党政机关人事任免,可谓呼风唤雨,威力无穷,由此导致了中国的公共权力不是为民所用,而是为黑社会所用,纵容黑恶势力一个个从小到大,甚至于长成今天的参天大树。

    目前,黑恶势力组织在没有舆论监督和缺乏独立司法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越来越膨胀,已渗透到政权骨髓。究其根源,其实就是在中国特色的“GDP主义”发展过程中,官方有意吸引黑道介入经济和利用黑社会维持稳定,才最终导致了权、商、黑势力相互盘结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制度性造成黑势力做大的根本原因。

 




发件人:"晓陆 杨" <yangxiaolu_8@yahoo.com.cn>  2009-10-12 04:43:03 +0800 收件人: ""王 均临" <wantrue@hotmail.com>,  抄送:标题: 杨晓陆(传文) 当今中国该如何变革(二)

当今中国该如何变革(二)

历史何以会出现如此巨大反复:六十年后还要有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

杨芳洲

2009年10月9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于1949取得了辉煌胜利,但这个革命实际上并未最终完成。她只是在政治上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三座大山,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目标——人民主权,却并未最终落实为具体的法律制度。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政权,是由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理想主义政党执政体现的,党权政治尚有待于最后转变为民权政治。只有完成此历史性转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才算最终完成。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除其政治目标外,尚有旧中国百年买办殖民地文化毒瘤必须彻底根除,以防其不散阴魂一旦条件适宜便又借尸还魂,死灰复燃,瓦解民族精神,催生新的买办阶级和汉奸文化。此文化革命艰巨重任非几代人上百年不懈之功不足以最后完成。

    导致巨大历史性倒退的政治经济原因

    党权长期代替民权,一方面民权未立则民主革命大业未竟,国家缺乏民意监督制约机制;另一方面党权则也因受执政之利腐蚀终至背离理想主义之魂,腐败变质。

     中国自古有君子不党之说[注1],是指不结谋私之党。但为救国救民理想而结党则非谋私利,乃君子之党,志士仁人之党。如革命时期之中共,为理想赴汤蹈火不惜肝脑涂地粉身碎骨,无私无畏可歌可泣。中国革命艰苦卓绝曲折残酷,非大仁大义理想主义君子结党拧成一股不能充分动员发挥人民伟力而获胜,正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新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同样须有志士仁人结成坚强奋斗之党为核心力量。)

    然自建国后,执政党员(除非常时期)再无性命之险,利益之失,却有地位之尊,近权之利;人皆思党,思党之权,小人谋之犹费尽心机,其所图者私利也[注2]。对此,党的八大曾提出慎重发展新党员,但此终非长久之计。况自古小人钻营远胜君子,党内也生蜕变之臣,长此以往,党权日聚谋私之人,渐离忠直之士,量变质变,加之我党又未能建立起和平时期一套有效的干部选拔、考评、任免、奖惩制度,随毛、周、朱老一辈领袖辞世,君子理想主义党魂渐消,遂成谋私利益集团。

    此执政党蜕变之忧,缠绕毛泽东整个晚年,也是他最终决心发动群众以文革自下而上大民主抑制官僚主义的主要原因。然而六十年代官僚主义虽有发展,但毕竟还未到严重腐败程度,党内尚有大批经受过艰苦斗争考验的清廉干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也抑制了腐败的发展。因此发动群众自下而上“造反”脱离了干部和群众的理解程度,也在群众中造成严重分歧。

    管与被管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因此再好的官也会有人不满。任何干部也总有亲信之人,因此再坏的官也会有人说好话(秦桧还有俩仨相好)。文革造反运动使群众分裂为对立的派别,有的保这个领导反那个领导,有的保那个领导反这个领导。(只有像现在这种官场已完全腐败,官民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民众团结一致对官员进行斗争的情景。)

    又因民权并未落实为国家法律制度,群众即便有四大自由,权力的来源也仍是上层而非底层。(上层的权力则来源于军事力量的支撑。)于是派系对立的群众运动就变成受上层操控的运动群众,众多的群众组织中只有受到上层权力支持的才能存在发展下去。群众运动因而成为上层权力斗争的附庸和牺牲品,文革也因此而演变为一场混乱,什么问题也没能解决,反而使很多理想主义的党员长期未能工作,加之文革理论和指导思想方面的混乱,就更难以被群众理解和接受,因此其失败是必然的。文革失败后,民众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及罢工、结社等赏赐的民主权利便被篡夺了大权的官僚野心家彻底剥夺,他们进而以胡汉三复辟自居,堂而皇之变党天下为家天下。

    以文革失败后民众被剥夺民主权利为标志,昭示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从此正式被官僚集团窃取,以后又都被官僚买办阶级贱卖给外国人,革命成果从而被彻底葬送。

    历史实践证明,在理想主义政党夺取政权后,就应充分利用其权力积极创造条件,在时机成熟时逐步完成国家法律制度的民权建设。在政权权力仍来源于(自己的)军事力量,且腐败还不太严重并可控制的情况下,就不应再以自下而上无秩序的造反来体现民主而自乱阵脚,因为无秩序的民主不仅将造成混乱分歧一事无成,而且极易成为上层政治斗争利用的工具而非人民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造反只适用于奸佞当道、主暗政弊之时。民主实行并产生作用的前提是有章可循的法制而非无政府状态,民主必须与法制结合在一起。

    毛泽东时代党和政府的廉洁除严肃的纪律和政治运动的威力外,党的骨干都是经过残酷战争考验的理想主义者是一重要原因,这些宝贵的精华不是民主选举的产物,而是严酷的斗争环境自然选择的结果,他们是人民革命牺牲千千万万烈士的代价所造就并幸存下来的宝贵人才,任何民主制度也难以选出如此优秀的官员。这些廉洁干练的理想主义官员执政无疑是国家民族和人民之福。历史也证明,当今中国的灾难也确实是在老一代理想主义者卸任后才发生的。
毛泽东时代党滋生的腐败,更多地则是建国后(也包括一些临建国前)入党的新党员带来,腐败生于基层。上层虽也有蜕变分子,有意图窃取人民革命胜利成果为己有的野心家,但严肃的党纪国法使其难以如愿。

    因此,在老一代理想主义者掌权时期,无疑应一方面在中上层继续由经过战争考验的理想主义者执政,并不断完善干部选拔考试、举荐、监督、考评、奖惩、任免等人事组织制度;另一方面则应从日益萌生腐败的基层开始渐进地将党权转变为民权。上层党权政治对基层只是维持其民主选举秩序,把关基层官员及民意代表候选人资格(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及认可选举结果。(候选人资格之所以需要上层政治把关,是因基层民意有其局限性而并非十全十美,因此法律必须规定选举政治的两个基本原则以补充民意不足:1.必须是爱国者(维护国家统一和利益)才能具有官员及民意代表候选人资格。2.不得利用选举多数侵犯少数族群利益。)民权政治可先是乡镇以上党权政治及乡镇以下民权自治相结合,进而发展到县以上党权政治及县以下民权自治相结合,……这样,当老一代理想主义者年迈退休时,就可在中央领导下逐步由下而上完成党权政治向国家民权制度的过渡。这应该是切实可行而又稳妥的民主改革之路。只有实现民权政治,民主革命才算彻底完成其政治任务,国家才有民意监督制约机制;党也只有脱离世俗权力的侵蚀,才谈得上防范小人混入(小人不投无利之机),才可继续保持君子理想主义党魂。

    当然,现在说这些已是马后炮了,但当初究竟是什么原因限制了毛泽东走此彻底完成民主改革之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建国之初一穷二白,国家只能从农业中积累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国防,因此基层政权必须绝对置于党领导下才能从农业中以计划价格收购大批粮食等物资。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完全排斥了市场价格调节机制,缺乏市场机制调节效率使国民经济很难趋于平衡,工农业剪刀差越来越大,农业也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权更不能脱离党的领导。

    2. 由于我们的党信奉马列主义,因此建国后革命方向必然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不会再是民主革命。理想主义的党上台执政完成土改,没收官僚资本,镇压了反革命,就被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完成。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要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要变为集体经济,城镇则要完成公私合营。革命的对象则转向资产阶级,国民党及地主等过去的革命对象也仍有其残存势力,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因此,这个社会主义革命仍然需要革命党强有力的领导。不可能建立与基层党权相冲突的民权政治。

    3. 任何民主制度都是社会自身有力量能够制衡上层强权的产物。这种社会自身的力量既体现为社会自身(非政府)的组织程度和传媒的非垄断,也体现为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和民主要求。然而所有这些条件,除中国人民对公共事务的热忱体现出的公民意识外,在五、六十年代还都是不具备的。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的联系就基本上都变成了受党和政府控制的联系,传媒业更是如此。人民也满足于党的英明领导和政府的廉洁,而不再有自己的民权要求。

    中国革命是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胜利的,由于中国人民的敌人勾结起来的力量太强大,革命艰巨而复杂,人民的力量又异常分散,且迷茫难悟,因此必须有一个理想主义的核心以天下为己任,敢于牺牲,不谋私利,团结组织人民挑起革命领导重任。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确实培育了一大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又将其聚集在一起,这个凝聚人心的理想信念也因此成为激励人民革命的旗帜。

    这个党确实太伟大了!她的斗争历史是那样艰苦卓绝,可歌可泣,她的胜利又是那样辉煌,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有这样伟大廉洁的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选择吗!?人们普遍认定:党是人民利益的绝对代表者和守护神,跟党走没错,也因此而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当年人民焕发出的激情,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人民群众根本不可能有党权向民权转变的要求。

    就是到了文革民众有四大自由的时候,人们对自己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的利用,也只是反对这个领导或那个领导,支持这个领导或那个领导;就是运动再激烈,群众组织派系林立,天下大乱,甚至大规模武斗死人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党权与民权的矛盾,及向民权转变的问题。人们拥护党的领导而无自己的民权要求,是党权未能向民权转变的人民方面的原因。

    (现在则不同了,人民已从无民主权力导致饱受内外黑恶势力压迫剥削的惨痛经历和深重的民族危机中深刻认识到人民民主的可贵,产生出对民权的迫切要求。若再有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铲除了官僚买办贪腐黑恶,人民首先要落实自己的民权要求,建立民权制度。)

    当年只有毛泽东认真思考着党权和民权的矛盾,思考着苏联党蜕变的前车之鉴,但因以上几方面的原因,基层不可能建立民权制度以取代党权,基层也必须掌握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党领导下。但是没有民权的制约,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官僚主义蜕变问题?

    毛泽东一方面要不断清除(政治上打倒)他所认定的野心家,因为一切野心家无一例外都是谋私之人,得势后必定会篡夺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为己有。但他显然也认识到这只是治标不治本,于是思考再三,决定发动民众以大民主的方式向党权“造反”(并不仅限于基层),用民意制约官僚主义滋生的腐败,然后由民意完成基层甚至中高层整党清党;隔七、八年再来一次,通过民意与党权的不断对立,不断地实现党权与民意重新统一。这种以民意纯洁党组织,自下而上开门整党的思路,的确是一个创举,也说明毛泽东是唯一一个掌权后不忘民权的真正人民领袖。但由于权力的来源依然在上面,民众无民权要求且陷于分裂内斗,遂成上层权力斗争的附属品牺牲品,文革最终演变为一场混乱而归于失败。

    可见,文革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问题,若简单予以否定,它何以能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若简单肯定,则为何它又失败了呢?它看似毛泽东个人意志的偶然性产物,但其实质乃是党权和民权的历史性冲突,既不能抛开党权也不能无视民权,却要使党权永远能代表民权民意,与其达成统一的一种理想化实践。

     因文革失败,人民的民主权利逐渐被彻底剥夺,无民意制约的党权腐败蜕变从此再无阻力。又因社会主义时期理论指导思想的错误,国民经济缺少市场调节机制的效率而严重失衡,其(农业等)基础环节也日渐脆弱。因此,毛泽东去世后出现经济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华国锋能长期执政也必然会如此。这两种必然性(无民意制约党权迅速腐败的必然性和经济改革的必然性),导致了日后我们必然以腐败的方式改革开放,(腐败+ 对外开放,则必定产生官僚买办阶级,)从而注定了我们必然再次走上买办殖民地化道路的命运。
看似偶然的东西,其实都蕴含着必然性,偶然不过是必然的具体表现。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指导思想的错误

    建国后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方针存在着一些根本性错误,究其根源,此非中共之过,而是马列主义政党继承了老祖宗经典理论的错误。马克思经典理论最根本的错误就是劳动价值论及以此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他继承了古典经济学斯密、李嘉图的这个错误理论。因为当时西方经济学也就是那个水平,赫尔曼.戈森虽提出戈森定律(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效用相等规律),但对于解释商品价值它还很不完善,且又不为人知。

    马克思对价值理论的发展是有杰出贡献的,这个贡献就是他的价值形态(价值表现形式)分析,这些分析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虽然马克思是在劳动价值论的错误基础上分析价值表现,但杰出的辩证分析才能使他的价值表现理论为货币理论奠定了基础。货币及价值表现理论是统一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点,马克思在此关键领域开创了出色的辩证分析方式。但由于其辩证法对使用价值的分析不彻底,他未能区分使用价值的物质形式和其社会内容,从而未能发现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错误。

   马克思最初对使用价值及其物质形式还是有一定区分的,在《资本论》一开头,马克思写道:“一种物品的效用,使之成为一个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属性,总的说来,不过在使它们有用,从而使它们成为使用价值的时侯,方才叫我们考虑。”但马克思对价值表现形式的研究,是(与其叙述顺序相反)从货币形态——金开始的,但货币金不像货币铜,铜明显还有其它具体使用价值,而在金的物质材料上淹没了使用价值和其物质形式的区别,于是随着从货币(金)→一般等价物→扩大等价物→个别等价物的推论,使用价值和其物质形式的区别就消失了。

    但在当时经济学尚对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缺乏更多研究的时候,即使马克思能够区分使用价值的物质形式与其社会内容,他离正确解决价值理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时代的局限,当时经济学就发展到那个水平,马克思是人不是神,尽管他是罕见的天才,也难以超越历史赋予他的局限性。

   劳动价值论之错,错在其从商品的代价方面(负面的价值)理解并定义商品价值,其理论依据是长期的经验观测和数据记录,表明商品长期的价格变化和工资代表的劳动量变化的一致性;但这只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能够成立,到了大工业时代,利润率的平均化趋势(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彻底颠覆了劳动价值论,与商品价格长期变动基本一致的不再是工资表示的劳动,而是资本。于是又出现了其它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等)也和劳动共同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这些价值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共同之处都是从“成本”和“耗费”的角度来理解商品价值。

    其实,商品就是对其所有者的交换价值和对他人的使用价值这样一个两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同样都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其区别只是由于其对象不同。因此,并非如马克思所说“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担负物。”[注3] 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才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物质担负物。

    从价值表现形式来说,一商品的交换价值正是对立商品的使用价值。从商品社会等一的价值尺度来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其实就是社会标准的一般使用价值。(杨芳洲《价值论》对此有详尽的论述。)

    是人们追逐利益的行为使商品的交换价值(社会标准的使用价值)和取得商品的代价(负的社会效用)保持着大约一致的比例。而作为交换价值波动中心的内在“价值”,其实就是人们对得到商品所付代价的一个社会平均水平的定义,它的内容在工场手工业时代主要是与商品价格有一致比例的劳动,而在大工业以后则是获得平均利润的资本。

    劳动价值论的错误,使马克思一些重要论点建筑在错误的基础上。如剩余价值理论,此学说原本就与劳动价值论相矛盾,但马克思坚持要在劳动价值论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基础上说明剩余价值(当时也确实没有比劳动价值论更令人信服的价值理论)。于是马克思提出劳动二重性学说及以此为基础的劳动力商品学说,用将劳动力“商品”和其使用价值--劳动相区别的方法来解决剩余价值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矛盾。劳动力是马克思把商品的存在形式和其使用价值相区别的唯一“商品”。但这实际上并未能解决问题。

     商品之所以被人购买,是因为它具有买主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因商品体和其使用价值不能分离,为得到商品永远的使用价值才买断商品的所有权。如要购买商品仅仅一个时期的使用价值,那是对商品的租借,是买商品暂时性的使用权。马克思写道:“这种关系的继续,还要求劳动力的所有者只按一定的时间来出卖劳动力;因为要一次卖尽,卖绝了,那就等于出卖自己,让自己从自由人变为奴隶,从一个商品所有者变为一个商品。所以,当作一个人,他必须能不断把他的劳动力,当作他所有的财产,当作他所有的商品来处理。要能做到这样,他就只能暂时,在一定时限之内,让买者去支配它,消费它,而不在让渡劳动力的时候,放弃他对劳动力的所有权。”[注4] 可见,马克思并不认为雇佣工人的资本家买断了劳动力的所有权,而只是买了这个“商品”“暂时,在一定时限之内”的使用权--即一定时期的使用价值。而劳动力一定时期的使用价值除了在一定时期中去为买主劳动还能是什么呢?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学说既认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力“商品”;又不认为这个劳动力“商品”被“一次卖尽,卖绝了”,而仅仅是这个“商品”一定时期的使用权(即劳动力一定时期的使用价值--劳动)被工人出卖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只有后一个能够成立,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还是劳动。等量劳动相交换和剩余价值理论上的矛盾其实并未解决。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即使在“公平”的等价交换条件下,资本家也无偿占有(剥削)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

    我们这个世界确实广泛存在着剥削,尤其今天中国人民正在遭受规模空前的残酷剥削。但我们所见到的剥削,却并非由于正常的等价交换造成,而都是利用权势、暴力、欺诈等手段巧取豪夺(包括勒索、贿赂、收买控制对方管理者、诱骗、操纵市场、垄断、制造经济波动)。并且剥削并非只局限于雇佣关系,如:国际经济关系中,美国对全世界的剥削。又如:法纪混乱的国度,权贵、官僚买办对全社会(并非只是工人)的剥削。正是这两种剥削,构成当今我国人民遭受经济剥削的最大根源和最主要部分。

    (某些人无视国际资本乃当今中国最大剥削者的事实,尤其一些以极左面孔讨伐爱国主义的人,说什么“民族主义无力解释,更无力解决中国0.4%的人口控制70%社会财富这样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这显然是在以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掩盖国际资本对中国人民的超额剥削,为国际资本勾结官僚买办阶级残酷剥削压榨中国人民开脱罪责,从而转移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方向。)

    除了公然的掠夺,一切对财富和劳动的剥削,都是以看得见的手限制看不见的手(由等价原则维系的自动调节机制)的作用范围,人为制造剥削他人的获利机会,因此,都不是正常的等价交换,雇佣劳动关系中的剥削也是如此。剥削与等价交换非此即彼,是剥削就不是等价交换,是等价交换就不是剥削。对雇佣关系中属于正常的等价交换以剥削而论,不仅牵强,而且美化了剥削。(在当今尔虞我诈的险恶世道,公平无欺的等价交换已经是太美好的事情了。)

    劳动价值论的错误使马克思不可能正确理解商品之间的相对价值表现,以致于他甚至幻想没有货币的劳动证书式的交换和全社会总劳动时间的直接分配。也因此导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完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调节效率,后虽经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仍继续维持商品交换和货币,但缺乏市场机制效率的交换难以平衡协调,总是存在制约全局的严重短板和巨大浪费。

    由于经典理论不能区分商品的物质形式和其使用价值,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总是把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和其社会内容混为一谈,分不清(社会欲望决定的)使用价值内容(效用)种类变化的长期稳定性,及其具体产品形式的社会需求短期内迅速变化的区别。因而也不可能明白:国民经济计划越是粗线条就越精确(符合社会欲望内容种类的变化规律),而越是过细地将计划落实到具体产品就越荒谬。计划经济更适合于战争,而在和平时期,具体产品的生产只有随时适应市场变化,才不致总是生产过时的淘汰产品。

    马克思(等量劳动相交换仍存在剥削)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剩余价值在整个资产阶级中分配的理论,将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看成不可调和的绝对斗争关系。因此无疑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也彻底否定了私人资本继续存在的历史价值。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实践(包括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私人资本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其并未完全丧失历史合理性,它仍然普遍存在,对解决就业和支撑经济起着重要作用。工人阶级和私人企业主,除了有斗争和对立的一面,也并未完全失去其同一性,私人企业中员工和雇主还将继续共存,他们之间的阶级斗争不是无限的。因此,对私人资本是限制(防止其以财力支配社会)、利用、规范、管理的问题,而不可能将其彻底消灭。

    (当前中国人民所反对的国企私有化浪潮,其实质并非公有、私有的所有制之争,而是将私有制神圣化并以此为旗帜(以所有制原则偷换经济和社会利益原则),利用权势掠夺社会公产,然后将其资本外逃,掏空民族财富。如果将此私有化浪潮看作所有制之争,那是太高抬了那些抢掠社会财富的窃贼,将其卑劣地盗窃行为美化为不同理论信仰的“主义”之争。)

    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错误,其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发达国家始终未能成功,倒是在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究其原因,俄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还不是将马克思经典理论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俄国十月革命带有很大的民主革命色彩,中国革命则完全是民主革命。)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除苏联因计划经济适合战争而在二战前后取得巨大成功外,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所有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均出现了问题。实践证明,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更适于作为揭竿而起的大旗,凝聚一切反抗旧制度压迫的力量,她在这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远大于将其经典理论付诸实行取得的成果。

    中国革命是以马列主义为旗帜凝聚人心取得胜利的,因此革命成功后必然还要沿着这面旗帜指引的路继续走下去。由于民主革命时期还谈不到实践社会主义,加之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之符合中国国情,马克思经典理论的错误就不仅对中国民主革命无关大碍,反而因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之崇高美好更能吸引广大工农群众为之奋斗,从而成为统一天下人民反抗力量最具凝聚力的旗帜。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人民起义尝试过各种思想武器以凝聚人心,(黄巾)五斗米教,(北宋)等贵贱均贫富的理想,直到太平天国拜上帝会。从未有如马列主义能将中国人民如此广泛而紧密的团结组织起来,形成如此坚强的核心与改天换地的强大力量。尽管中国人民的敌人联合起来的力量空前强大,中国人民的思想武器——马列主义也空前强大。这倒不是由于她正确无比,而是因为人们认为其正确无比。她最能凝聚人心,统一信仰,以至共产党领导的斗争始终没有出现历次农民起义都曾出现过的大规模的公开分裂和自相残杀(如汉朝赤眉绿林起义,隋末人民起义,元末农民起义,太平天国等)。(张国焘险些酿成红军的分裂和自相残杀,但由于党和广大党员一致的信仰,他未能得逞。)

    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共自然也要沿着马列主义大旗所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直到遭到挫折,人们才会对这条道路重新思考。此时老祖宗的错误再也无法回避,而且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尽管毛泽东以其政治天才,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远比苏联温和稳妥的方式完成,未造成社会冲突和动荡,但错误的经济理论不可避免要发生作用,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独立自主地建设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经济失衡导致了大跃进的失败及农业的日益脆弱。政治方面,虽然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方针,但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马列主义永恒的主题,因而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政治紧张。所有这些经济和政治的原因都阻碍了党权向民权的转变及政治民主化。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终于颠倒了,不是人民选择党员为其公仆,而是公仆选择人民中谁可以进入执政党。官僚主义因此而发展,党的理想主义之魂也在逐渐消散。

    而已步入老年且长期靠损害智力的安眠药方能入睡的毛泽东,在已成一国之君日理万机,又被铁幕高墙与民间隔离从而无法再亲自深入社会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实事求是地纠正老祖宗的理论错误呢?

     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就更严重。(这些倒是与马列老祖宗无关,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所致。)

    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

    中华民族有着世界上最值得骄傲自豪的文化遗产,她博大精深灿烂辉煌。但她也如任何文化一样,既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其中最大的糟粕就是1840年以来形成的买办殖民地汉奸文化,它瓦解着民族精神,摧残民族文化,破坏道德根基,泯灭民族自尊自信,使中国人自认低贱而甘为洋奴,此乃我民族文化肌体中最大毒瘤。此外,由于文明日久,我民族文化还不可避免地带有与其他古老文明一样的重文轻武之风,等等。然而,我们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革命却不分青红皂白,将传统文化一概贬为封建文化而批判抛弃。

    中国买办文化的产生,源于晚清腐败的买办化道路丧权辱国,致使民族衰亡;洋人在华趾高气扬且享有特权而愈尊,掠我资财而日富;而国人则受尽屈辱而愈卑,财富外流而日穷。上层社会因之弥漫崇洋媚外之风而丧失民族自尊自信。汉奸买办文化也随之兴起泛滥,形成近、现代植入我文化肌体中之最大糟粕和毒瘤。

    中国近代惨痛的民族灾难,皆因晚清腐败而步入殖民地深渊。然而,讳言腐败且丧失民族自信之上层文人,却将腐败造成的民族灾难统统归咎于传统文化。而这却又完全符合列强欲泯灭我民族自尊自信之文化渗透意图,因而为之鼓噪传播者众多。此等舆论流传扩散,使我传统文化皆成买办腐败之替罪羊。

    五.四运动作为政治运动,她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是历史的新纪元;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却基本否定了民族传统文化。(中国近代的衰落难道要几千年前的祖先去负责吗?对比日本,因日本未产生过买办内奸文化,其保留的中国文化传统却反而超过我们。)文化改革或革命,应是继承传统精华去除历史糟粕,在此基础上不断吸收消化外来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思想,以不断形成新的民族文化;而不应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全盘否定。失去文化根基的民族也必将丧失其民族魂魄。

    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潮流,正是买办殖民地文化泯灭民族自信的结果。从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一下子变得自卑自贱,妄自菲薄;好像武器和科技落后了,其他一切就再无可取之处;洋人一切都先进文明,中国则一切都落后专制。(因西方有过奴隶制,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在自己的历史中创造一个奴隶社会。)我们的文化瑰宝——中医,被当作巫医迷信。汉字本是世界上效率最高,最富美感的文字系统,却被认作落后的罪魁。提倡白话文本是件好事,但却因此否定了简练而艺术,且与历史相联系的文言文;而且我随着明清小说发展起来的原有白话文,被胡适等按英语的结构特点改造成了单调冗长缺乏美感的现代白话文,失去了其与文言文的联系和生动简朴活泼自然的民族风格。(胡适在文化改革上所起的作用全是自贱自毁,全盘西化,毫无进步意义;加之此人在政治上一贯投机,趋炎附势;被称之为五.四新文化干将的胡适,其实只能算一个负面历史人物。)

    文化者,民族之魂也!文化衰亡,民族魂魄也必定消散,但此恶果还不会立刻就显现出来,民族文化是几千年形成的,其消亡也非一朝一夕。即使立即禁止传统文化传播,上亿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熏陶的国民还在,其人生观已形成,民风民俗也不会立即改变,传统文化仍会继续发挥作用。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前辈其实也都是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优秀民族文化的哺育塑造了其人格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接受马列主义,则是其人生观形成之后的事情。(也只有中国文化的沃土才能产生出这一大批伟人。)但是,随着这最后一代受过传统文化教育之人故去,早已失去传承的传统文化就再难逃消亡厄运。

    建国后,我们曾试图以马列主义及社会主义文化取代“封建”传统文化,但马、恩、列、斯几圣贤代替不了我数千年传承之众多古代先贤——伏羲氏、黄帝、老子……,《黄帝内经》、《易经》、《道德经》、诸子百家等等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博大精深,也远非几十年社会主义文化可比。马列主义及社会主义文化,虽也是人文精华,但毕竟只是历史一瞬,求索一生便可知其全貌。而我丰富灿烂的文化瑰宝,虽圣贤穷毕生精力也难尽知其一隅。

    党和政府虽也在尽力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如中医就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关怀倡导下才得以传承延续,)但教科书中传统文献却所剩无几,甚至不如日本,更远逊于台湾。作为传统文化根基的乡村私塾已经绝迹,乡村中医也已难以为继。其余各类传统文化也大部失传。总之,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具有我中华民族那样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也没有一个民族如我这般轻视糟蹋自己的文化。

    之所以会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搞不清我们的文化中究竟哪些是该抛弃的糟粕,是所谓传统的“封建文化”,还是买办殖民地汉奸文化毒瘤。将传统文化当作封建糟粕否定,这本身就是买办殖民地文化遗毒致使丧失民族自信自尊的表现。文革破四旧时,也是由于对此问题认识不清,红卫兵将大量文物古迹古籍当作封建文化损毁,还自认为这就是文化革命。

    (我传统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精华,传至今日已是不易,一旦失去,再难挽回。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有代价的,其代价就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历史沧桑巨变民族承受的苦难。以几千年环境破坏和民族苦难为代价之人类文明结晶从此消亡,岂不令人痛心!尤其当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已失去其昔日影响力时,民族传统文化失传造成的精神和道德真空,就为买办殖民地腐朽文化的肆虐创造了极好的机会。

    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官僚买办阶级再次登上政治舞台,并未根绝的旧中国买办殖民地文化终于死灰复燃,大行其道。民族精神被严重瓦解,尤其大批官员学者因民族自尊自信丧失殆尽及道德败坏而堕落为汉奸。不论高层还是社会底层,民族自卑心理现都已广泛存在。

    失去传统文化之魂,原本文明沃土、道德之邦的中国,一下子就变成了道德文化的荒漠。各类邪教泛滥势不可挡,美国人趁机在我国大肆举办教唆堕落的培训班,数年间竟以邪教手段对我至少百万青年洗脑,培养了大批范跑跑类型的无耻之徒。现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已出现前所未有的道德蜕化,中国人忠孝仁义诚信的传统道德观已被严重改变。

     缺乏民族自信崇洋媚外还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有无洋权威的认可被当成“科学”的标准,洋人不认可就不敢说,不敢想,不敢做。自己先进的东西也不敢坚持。即使我们以后能清除买办汉奸的政治经济势力,摆脱殖民地化发展道路,在文化上仍面临根除买办文化毒瘤,彻底荡涤其污泥浊水之长期艰巨历史重任。

    在对待社会科学学术思想的问题上

    由于我们将马列主义作为不容置疑的指导思想,并以此规范一切学术活动,不仅限制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且将马列主义生机勃勃严谨实际的辩证法变成了僵死的教条。时至今日,诺大中国社会科学界教授、博士车载斗量,真正能实事求是分析问题者却不多见。不论左派、右派均受此教条主义遗风严重影响。多数人分析问题不是从实际出发,而都是以主观概念去套实际问题。一些“左派”的思维方式总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马列主义”“修正主义”,右派则是“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专制”“独裁”等等,并且这一个个庞杂笼统的主观概念都被赋予了道德情感内容,以使其成为“是非”准则。当然,那些当了汉奸的右派是因其阶级本性使然,他们本来就无德无才,没有思想只图私利。而许多“左派”则纯粹是教条主义的思维习惯。(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被这种教条主义思维定义为“封建文化”而遭否定,因为“封建主义”是“坏”东西。)

    解放前,缺少文化的民众和普通党员不可能直接去读马列原著,革命斗争需要将复杂的马列主义大众化简易化,以使之迅速传播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因此各种马列主义通俗宣传读物应运而生,并起到了重要作用。建国后人们文化水平已大大提高,马列原著的翻译也很到位,这时再以那些水平有限的官方理论家写的马列普及读物作为学习教材,就有班门弄斧以伪乱真之患了。实际上我们理论家们写的马列读物其可读性远不如马列原著,马克思、恩格斯活跃的思维,严谨的逻辑分析和生动的辩证法,往往引人入胜,使读者受益非浅爱不释卷,读上几年思想方法就自然受到辩证分析的熏陶和训练,因此读原著可直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活生生的辩证法。而官方理论家们的那些马列读物,根本看不到原著的辩证分析精华,除了教条还是教条。正是这种教条式的马列主义学习,使号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其思想界居然难觅马克思主义之魂,而继承的全是教条。毛主席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一再指出:学马列要读原著。但是,各种各样的学习考试考评,考的还是那些教条,因而剥夺了不得不死记硬背的学习者读原著的时间。

    由于我们不能将马列主义当作学术对待而是当作不容讨论的教条,从而使我国思想理论界完全成了宣传部门而基本丧失了指导实践的理论分析能力。对比诸子百家,及《易经》、《黄帝内经》、《道德经》众多古代先哲的睿智,中国思想界的能力退化是显而易见的。

    国家社会科学理论分析能力的弱化使思想界根本无力胜任现实社会面临的理论问题。我们的经济改革因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以致迷迷糊糊,摇摇摆摆,磕磕绊绊,跌跌撞撞。此盲人瞎马之弊终为居心叵测者利用,如对以“公有制”为绝对原则的反省,竟走到了以“私有制”为绝对原则而掀起抢劫社会公产的浪潮。对计划经济的反省,又走到“市场拜物教”的极端,乃至否定市场经济得以维系的基本前提——严肃的法制环境,终尝法纪缺失的商品经济必导致的灾难苦果。改革开放也终于变质,走上买办殖民地化道路。

    (而当前社会对“私有化”抢劫浪潮和市场拜物教的反省,却又使一些人再次肯定了以“公有制”为绝对原则及否定市场机制效率的老路。我们难道要永远在这非左即右的宿命中轮回吗?)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不应再成为重要原则,无论公有还是私有,国企还是民营,都各有所长和所短,因此,都不应成为绝对的排他性原则,都应鼓励发展。当今世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混合经济绝非偶然。有些领域是不适合私人资本经营的,如矿藏资源、公用事业等,但没有一个领域是国有形式的社会资本不应进入的。成为原则的应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利益得失和发展需要的考虑,而不是所有制形式。在当今中国法纪废弛腐败肆虐的条件下,任何所有制方面的“改革”都会被搞成对社会和人民财富的掠夺。要掠夺公有财产,便以私有化为旗号;要掠夺人民的个人财产,便打着“公共利益”的招牌,这些年大量发生的的侵占城乡居民房屋土地的恶性事件不就是如此吗?即使国企也会蜕变为靠垄断剥削社会对外国输送利益的官权资本,如中投、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等。)

    (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问题,任何经济计划都应是建立在充分利用市场调节机制效率的基础上,而不应排斥市场机制的效率。惟如此才会有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而一切商品经济,其前提则是严肃的法制环境。并且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也离不开其社会化性质所要求的前瞻性社会计划的指导和管理。)因我国理论界无能而使社会发展迷失方向误入歧途,至少应得到以下教训:任何一种思想,不管多么英明,如果将其作为不容讨论的“绝对真理”,它都会变成束缚思想的僵死教条。(圣贤睿智尚且如此,“摸着石头过河”及比这更荒唐的没有理论的“理论”,也要作为“绝对真理”强人接受,自欺欺人岂不可笑?)

    科学和迷信从来都是孪生兄弟,将科学当成至高无上的教条,它就是迷信。(反之,能使大众迷信的东西,也大都有其科学原因。)只有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社会科学思想体系,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自身也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墨子》“一同天下之义”指的是国家政令法律的统一,而非思想学术 [注5] 。因此,除应坚决禁止买办汉奸文化及其它形式的腐朽堕落文化外,对其他各种人文思想都应给予自由争鸣的空间,避免人类宽广无际的思想创造力仅被束缚局限于一种思想,一个主义。只有当思想从“绝对真理”的教条中解放出来,才会有在不断的自我批判中发展的“绝对真理”。

    在对待教育的问题上,虽然建国后教育事业有过很大发展,但我们似乎并未真正认识到教育对改造民族的巨大作用,我们始终未能像德国、日本、以色列那样对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教育投入长期不足。而且越到后来越轻视教育,直至将其视为包袱糊弄。乃至官僚买办阶级复辟后,竟将教育当作赚钱的产业欺世误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社会糊弄孩子几年,孩子成人后就糊弄社会一辈子。我们的事业之所以遭到挫折和失败,买办汉奸文化之所以泛滥肆虐,民族自卑自贱心理之所以广泛存在,与我们放弃对青少年的教育责任,从而自弃民族未来有着直接的关系。总之,由于一系列政治经济原因,及我们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文化改革、社会科学、教育等诸多理论认识方面的严重错误,导致我们事业的挫折和失败,也因此造成了官僚买办阶级的复辟机会,以致出现巨大的历史性倒退。今天我们对此进行总结,正是为了以史为鉴吸取教训,避免今后的人民革命再犯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


注1:“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论语?卫灵公篇》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尚书?洪范》
注2: “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斗争;那么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
——邓小平《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注3:《资本论》第一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二版)
注4:《资本论》第一卷158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二版)
注5:见《墨子?尚同》

    (未完待续)

 

 

发件人:"quankunyidian" <quankunyidian@126.com> 2009-10-14 21:48:53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良善政治的基础

曹久强

    什么是良善政治?如何才能达到良善政治? 亚里士多德认为良善政治是使城邦人可以过良好的城邦生活。构建最好的政体就可以达到良善政治。什么是最好的政体呢?他认为最好的政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产阶级为主,由中产阶级来执掌政权;二是实行法制;三是实行混和政体。在他看来这三个要素合在一起就能够实行政治稳定和善治,从而达到良善政治。同时,亚里士多德也现实地认为这种最好的政体难以实现,原因在于贫富二者不愿中产阶级执政,中产阶级人数少,受到二者压制,从而良善政治也很难实现。

    那么良善政治果真是他所说的使城邦人过良好的城邦生活吗?良善政治果真取决于最好的政体吗?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最好政体是真正的最好政体吗?毫无疑问他对良善政治的定义是不对的。原因在于城邦中的奴隶被他排除在外,而奴隶过的生活却不是良好的,而是恶劣的。同时,什么是良好的城邦生活,每个人对此见解不一。富人心目中的良好城邦生活与穷人心目中的良善生活是不一样的。往往富人对自己既得现状满足,而穷人对受穷苦不平。他们的理想生活也是不一样的。从而人人都有其心目中的良好城邦生活,良好城邦生活就无法确定下来。还有,即使亚里士多德的最好政体在古希腊实现了,也只能对当时的人来说是良善政治。对现在的人来说,那是恶政,因为它广泛使用奴隶。

    从现在看来,良善政治是相对的,总是一定阶级社会下的良善政治。这个良善政治即他们历史条件下的理想政治。往往以追求最佳的稳定、安宁发展的统治秩序为标准。例如,奴隶社会亚里士多德追求的就是这个。中国的老子与孔子也追求的是这个。在今天看来,以往的阶级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恶政。原因在于阶级社会都存在剥削压迫。因而,现在没有剥削压迫的政治才是良善政治。这是我们时代的良善政治。

    从达到良善治所须的条件来看,最好的政体只是达到良善政治的必要条件之一,并不是充分条件。原因在于制度并不能决定一切。良善政治也并非制度一个因素就可以达到。相反,制度的作用是有限的。即使古希腊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奴隶制也不会万古长存,最终会被奴隶起义冲垮。因而,从根本上讲,良善政治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基础。即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要求经济基础稳定且经济矛盾相对缓和的状况。亚里士多德所谓中产阶级执政就反映了这一点,即贫富不要极端对立冲突。不过,他没有把它作为单独的因素提出来,反而作为制度部分提出来了。而中国孔子与老子也反对贫富过分不均,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是共同的,而中国的先贤是从单纯经济角度上提出来的。不过在阶级社会他们所希望的良善政治不会完全理想化出现,只会在一个短时间接近存在,不可持久。可以这么讲,在东西方奴隶制的繁荣时期是接近这一良善政治的。如伯里克利时代。因为这一时期经济基础上的贫富矛盾是相对缓和的,制度也相对稳定完善。而到了奴隶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则无法接近这一良善政治。原因在于阶级社会存在剥削,必然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一贫富差距往往不时过分拉大,从而频繁造成激烈冲突。如古罗马三次撤离运动,就是贫富过分拉大引起的。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也往往源于此。因此, 在阶级社会中,良善政治不会长时间存在的。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产阶级为主的阶级社会难以实现.就算实现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由于剥削依然存在,贫困依然存在,从而激烈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贫富之间的激烈斗争依然存在。从而政体必然会受冲击,社会难以稳定。

    同时,在阶级社会中反抗压迫的事件,如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工人罢工起义也会对政治制度产生冲击。这样中产阶级执政也无法使政治稳定,不受冲击。且混合政体下,权力相互监督,并实行法制,既避免不了阶级冲突,又免不了贪污腐败,以及民主制下的相互勾结。这样其本身的弊端如争吵不休也无法避免。从而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在阶级社会中达不到其预计的目标。从而这个所谓的最佳政体也达不到他所要的良善政治。再说,建立在人性自私,相互防范牵制的政体,往往导致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甚至争斗不断,导致政府瘫患。如美国议会与白宫争斗,一度使美国政府关门。

     而且人本性无私与善之分,这种认为人先天自私的思想是违背人的本性。这种混合政体也不能制约阶级反抗。如古罗马共和国就是这种混合政体,奴隶起义照样发生。从而亚里士多德的所谓最佳政体并非最佳。从现在看来,最佳政体应以共同富裕,彻底解决生存问题,无剥削压迫作为执政的经济基础。在制度建设上并不一定要相互制约,权力受到监督规范运行则是必须的,实行法制也是必须的。

     因此,现在的良善政治在目前是无剥削无压迫的政治。在没有经济剥削与压迫,也就无阶级对抗起义。实现共同富裕,则无贫富对立斗争的这个经济大前提下,从而长保政治稳定。这样实现了以彻底自由平等,共同富裕的人来执政。加上实行法制与权力监督。在这三因素构成最佳政体,从而保证了现代人的良善政治实现。即无统治压迫的自由平等的政治生活与局面。这个两扇政治就是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由于国家会消亡,最终也没有政治,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管理。

 

现有中产阶级并非民主政治天然推动力

颜昌海

2009-10-14

    日前,美国智库举办研讨会,讨论中国中产阶级对政治改革的态度。与会学者表示,中国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共产党统治的支持者,而不是政治改革的推进者。

    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民间智囊机构布鲁金斯研究所召开为期两天的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研讨论会,题目是: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在经济转型之外还有什么追求?在研讨会上,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鲁斯·迪金森表示,政治观察家一般都以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之后,它的民主化程度也会随之跟进,但中国的情况似乎不是这样;“目前人们的普遍看法是,中国的资本家是现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希望维护这一制度,因为他们在其中获得了极大的财富。他们不仅不是改革的力量,而且还可能成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中坚力量。”

     迪金森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他在研讨会上说,中国领导人一直希望通过经济发展来赢得民心,以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在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国家的中产阶级曾经支持过专制政权,比如20世纪的德国纳粹统治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那种认为中国从共产主义转型就一定会走向民主制度的观点忽视了中国未来可能有的其它的选择。”

     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刘思达在会上说,律师在传统上来说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部分,但他们不会成为民主制度的推进者,“尽管很多中国律师有很开明的政治观点,但他们几乎不可能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力量。”刘思达教授还表示,在中国,很多律师的生存和成功都依赖国家政权。

     维吉尼亚州老多明尼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陈杰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太可能成为民主制度的推进者,“中国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都赞成个人的权利,但他们回避了政治权利,对民主机制不感兴趣,对政治参与也不感兴趣。”

    陈教授援引2006年12月和2007年1月在成都和西安的民意调查结果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和非中产阶级在支持个人权利方面的态度一致,这其中包括工作和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但中国中产阶级在争取政治权利,自由结社和集会等方面的态度就不积极。在第三点,也就是民主选举方面,他们的意见也很不一致,陈教授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和非中产阶级都支持差额选举,但中产阶级对多党制选举方面的支持率还没有非中产阶级高。”

    陈杰教授说,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国有企业员工对民主制度的支持率特别低。

    在中国,现在最诱人的说法是建立公民社会,以前是民主自由的倡导者在说,当然其中是真正的公民社会角度来谈的,是宣传先进体制国家的社会结构,说明什么是公民社会。这种宣传效果起到了启蒙和呐喊的作用,是要中国向先进和优秀的方向走。但体制内利益既得者及其附庸们看到趋势不可逆转,也跟着喊“公民社会”了;不过,在他们的“公民社会”说辞里,就如当局经常喊“民主”一样,在前面冠之“中国特色”,就味道大变,成为维护旧有体制和既得利益的工具了。他们说,公民社会最大的特征就是爱国主义。如今,中国公民最容易掉进的陷阱之一,就是所谓的“爱国”,什么都要打上“为国”的标记;什么“为国增光”、“保家为国”、“热爱祖国母亲”等等说得冠冕堂皇,引诱糊涂的“公民”一个个往里“跳”。

    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惯于用强化“国家”概念来愚弄,操纵国民。然而他们的国家,并不是天下为公的国家,而是“朕即国家”,“我即国家”;所以,中国的所谓“为国增光”、“保家为国”、“热爱祖国”的国家,和世界上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概念完全不同,不是固有疆域和生活在固有疆域上的人民,过去是专门指皇权,现在则成了党权、政治强权。

    1979年以前的大陆,如今40岁以上的都会记忆犹新,“我把一切献给党”、“一切为了党的利益而斗争”是那时的主旋律。那时侯,说爱国的人不多,“爱国”是主流以外的“民主人士”的专利,谈到八大民主党派的人才能称呼;其余的国民,都被统统要求“爱党”。那时侯如果说自己爱国,人们会用一种挑剔甚至歧视的眼光看你,因为你不是“民主人士”,有什么资格爱国?!大家都爱党,你要爱国,就成了政治异类,成了对党不够忠诚的象征。爱国,大概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口号。

    从“爱党”到“爱国”的口号转变,首先是受国际局势的影响,苏联的垮台,让人们逐渐知道照搬苏联共产党治理手段来治理中国的执政党原来有那么多错误,并不值得爱,除非她改正;这个认识首先还是共产党内部的良心人士开始具有的,比如胡耀邦,就强力纠正前30年中的众多错误。其次是中国自身的需要。

    回到中国中产阶级的话题。美国智库研讨会的与会学者,表示中国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共产党统治的支持者,而不是政治改革的推进者,这其实并不是坏事。中产阶级的兴盛,是一个国家走向和谐进步的标志。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得益于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则是以否定前30年的经济体制为前提的。所以,中产阶级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目前执政党的被施惠者,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天然的支持者。因此,他们需要“爱国”,即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当然不会成为大陆民主体制的天然推动力。

    但同时,中国中产阶级至少是商品经济——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产物(其特色在中国,是什么都是商品,包括官位与人的尊严),他们也和专制体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爱国”的同时不免牢骚满腹,所以有要求改革的愿望和基础。在底层民众的催动下,他们虽然“回避政治权利,对民主机制不感兴趣,对政治参与也不感兴趣”,但不可能成为民主政治的强大阻力;相反,底层民众天然具有用暴力革命来达到改革目的的倾向,而中产阶级可以充当避免流血而又促使改革和平达到目的的润滑剂作用。

    “中国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都赞成个人的权利”,就是希望所在。
 

 

中国精英为什么喜欢换洋户口?

常跑

2009年9月

    今年英国《金融时报》6月16日报道说,对北京民意的一次随机抽样调查显示,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在“金砖四国”(还有俄国、印度和巴西)中保持遥遥领先的地位,“俄罗斯从超级大国沦落为二流石油国家,这被当作一种警示,突显出放松中国威权政治制度的风险。”而“印度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且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印度的自由政治制度存在着种种缺陷。”文章说,许多中国人相信“现在是改变全球力量平衡、使之决定性地倒向东方的历史机遇”。

    和普通中国人自我感觉良好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精英却选择了成为外国人。最新的消息是,李连杰加入了新加坡国籍,葛优正在移民香港。之前还有:巩莉入新加坡籍,许晴入日本籍、徐帆、蒋大为入加拿大籍,蒋雯丽、王姬、陈红、顾长卫、宁静入美国籍,斯琴高娃入瑞士籍、张铁林入英国籍、韦唯入德国籍。

    除了这些娱乐界名人,还有官员家庭。据中组部做调查,几年来高干家属,高干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一共108万人。其规模之大,甚至形成了卓有特色的洛杉矶"二奶村"、温哥华"大奶屯"。台湾大学国际公共关系学明居正教授前几年到澳洲开会,到邦带海滩旅游,海滩后面小山上的豪宅,据导游介绍三分之一的房子是华人拥有。

    这些是人流,再看看钱流----资本外逃。1997至1999年外逃规模达530-1000亿美元、2004年2062.11亿美元、2005年近2000亿美元。

    这种人和钱的外流有个共同特点,即只是身份变了,并没有真正离开中国。前述的那些娱乐明星照样在国内拍片唱歌混饭吃,几乎没有真正进入好莱坞的;官员们在退休之前先把老婆孩子安排出去,自己在国内“裸体做官”;资本外流也是一样,研究表明,中国的资本外逃大多属于过渡性资本外逃,将一些自由港(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和萨摩亚)作为中转,然后回流内地。例如,被牛根生拿来当“民族品牌”忽攸的“蒙牛”,就是一家注册于开曼群岛的外资企业。

    显然,权贵们和那些被英国《金融时报》调查的老百姓都同意,在当下的中国,是有发展机会的。那权贵们换洋户口的动机在哪儿?

    如果是普通老百姓,跑去换洋户口无非图两件事,一是有好的发展前途,二是享受西方的福利保障。但前述那些入外籍的名人都是在国内已发展得大红大紫的人,这两条对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吸引力。至于那些注册于自由港的企业,除了在母公司一级与中国实现了分割以外,其在国内的经营业务难说得到了什么不可替代的好处。

    权贵们图的什么?只能理解为他们在准备退路,他们对于把自己的未来与中国的未来捆绑在一起没有信心,有不安全感。所以他们宁愿成为外籍公民,宣誓效忠外国,然后接受外国政府的保护。

    金字塔顶尖的人都跑了,金字塔底层的老百姓还在期待着“改变全球力量平衡、使之决定性地倒向东方的历史机遇”,好比一家上市公司,高管和股东们都在抛股,散户们却在信心满满的接盘,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绝妙反差。

 



发件人:"yxqsd1980" <yxqsd1980@163.com> 2009-09-27 20:49:00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政治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治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杨子江

    一、政治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过三十年经济改革的中国,未来必将走上政治改革的道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今日之政治制度已不能适应今日之经济发展。
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提示了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规律。这一规律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的内部都包含着相互关联、相互排斥的两个方面,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矛盾的双方包含着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趋势,又存在着相互离异、相互排斥的性质和趋势,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推动着事物向前发展。

    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主要是对落后的生产力的改革,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胡赵所倡导的政治改革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荒废,兴起于九十年代的国有股份制改革、集体所有制改革等生产关系的调整,也都是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缺乏重视社会公平、保障民生民主的内在因素,同样也缺乏对官僚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的控制。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生产关系日益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然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矛盾,被以互联网的兴起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所掩盖,迅速释放的生产力带来了物质文明的大幅度进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在生产关系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被经济泡沫型繁荣的表象所掩盖。因此,直到今天,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并对中国的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之时,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才日渐显露出来。凸显了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的落后。

    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363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使原来由它所建立并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得越来越不能适应,以至不能继续保持其稳定不变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关系就不得不进行部分的变革以继续维持它的存在;而当这种生产关系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就必须进行全面的变革,以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原来的、业已丧失其存在必然性的生产关系。所以,旧生产关系的灭亡、新生产关系的创立,都是客观的必然。对于中国目前的状况来说,需要通过对生产关系的部分变革以继续维持它的存在。

    然而,生产关系的变革不可能自然而然的发生,它必须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才能实现。在阶级社会中,是通过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进行的革命斗争而实现的。当今中国,无产阶级依然是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对生产关系的部分变革需要无产阶级来主导。作为变革对象的生产关系其中有些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应当继续保留或者改进;有些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应当革除或改变。要弄清楚哪些是应当保留的,哪些是应当革除的,就必须要先弄清楚那些旧的生产关系不能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二、 改革的方向

    对于中国当前所面对的生产关系改革问题来说,改革的根源已然清晰: 既得利益群体对于自身利益的贪婪追求与弱势群体要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矛盾已经激化。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话,那么今天,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将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公平正义的缺乏越来越影响着社会的健康发展,表现为国家的日益富有和人民的实际消费能力的下降;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城乡二元经济的不协调发展;高投资、低消费;官僚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等。围绕生产关系的改革产生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认为改革应当全盘西化,乃至于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称之为新右派;一种认为改革是失败的,应当返回文革,走毛式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称之为新左派。然而,不论是新右派还是新左派,都不能反映中国当前的实质。
中国的近现代史证明了我们不能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十年动乱的文革也同样证明了我们不能回到毛式社会主义道路。然而,这并不是说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毛式社会主义没有可以为我们汲取的养料。符合中国国情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应当保留,反之就应当摒弃。

    三、推动改革的力量。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以人为本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根本,那么,以什么人为本呢?毫无疑问,应当是群众。所以,群众既是改革的出发点,又是改革的落脚点;既是改革的中心,又是改革的力量。当前,要使改革的理念深入群众,为群众所掌握,才能发挥出其巨大的作用。

    四、改革的阻力

    既然改革的受益者是群众,那么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和敌对势力是不乐见其成的。邓小平曾告诫:“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P139)作为三十年经济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是先富起来的人,如何建立一种机制,让这些先富起来的带动后富起来的,从而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871页)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这样描述资本:“有50%的利润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就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因此,群众利益与资本家利益是天然矛盾的,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就不可调和。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也必将是巨大的。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0-09 10:00:3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大陆流行的顺口溜 

当代顺口溜大全

夏边

  ---工作

  工作就是喝醉,联系就是行贿,公关就是陪睡。

  只吃不带,作风正派;又吃又带,不算意外;不吃不带,才算意外。

  生命在于运动,提升在于活动。 要想有进步,常去组织部;要想被提拔,常去领导家。

  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德才做参考,后台最重要。

 

  -----现象

  翻开杂志美人多,扭开电视广告多。拿起报纸套话多,看篇文章署名多。

  买本新书错字多,出门办事收费多。领导视察小车多,饭店吃饭公款多。

  大街来往着装多,友人聚会名片多。下海经商骗子多,年头岁尾检察多。

  

  ---各部不同

  跟着商业部,发财又致富;跟着外贸部,准成万元户;跟着统战部,处处有照顾;

  跟着铁道部,出门坐卧铺;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越干越糊涂;

  跟着教育部,肯定没出路;跟着国安部,脑袋保不住。

  

  ---巧立名目

  游山玩水称考察,乱吃乱拿称检查,钱权交易称下海,乱卖户口称开发,

  公费读书称投资,乱戴乌纱称提拔,截留公款称奖金,偷漏税费称办法,

  造成损失称学费,易地为官称处罚。

 

  ---检查团写真

  检查团来了怎么办?先住宾馆后管饭;管饭以后怎么办?坐着小车看一看。

  看完以后怎么办?换个地方再吃饭;吃饭以后怎么办?歌舞厅里转一转。

  转完以后怎么办?桑拿浴里涮一涮;涮完以后怎么办?找个小姐按一按。

  按完以后怎么办?麻将桌上搬一搬:搬完以后怎么办?拿着礼品说再见。

  再见以后怎么办?当地领导算一算;算完以后怎么办?老老实实公款办。

 

  ---领导

  打麻将三天五天不累,喝茅台三瓶五瓶不醉;下舞池三夜五夜不睡,干正事三年五年不会。

 

  ---办事效率

  送上美女主动办,送上钱财推着办,无钱无女靠边站。

  

  ---同志情谊

  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人哄人, 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九十年代见人就宰人!

 

  ---恶攻领导

  工人流血又流汗,工厂赚了几十万,买了一个乌龟壳,里面坐个王八蛋!

 

  ---大团结

  十亿人民九亿商,齐心合力骗中央;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

  十亿人民九亿疯,还有一亿练气功;十亿人民九亿愁,还有一亿当盲流。

  

  ---四小闹中华

  小秘书左右领导,小保姆影响家庭,小四轮阻塞交通,小企业污染环境。

  

  ---职业差别

  经营三年当富翁,行政三年万事通,工会三年一场空,纪委三年臭哄哄。

  

  ---领导下乡

  领导下乡桑塔纳,隔着玻璃看庄稼;吃的都是四脚爬,搂的一色十七八。

  

  ---裸体

  画室里叫艺术;洞房里叫爱情;手术台上叫科学; 摇篮里叫心肝;柳巷里叫流氓;大自然叫返祖。

  

  ---十级公民

  一等公民是公仆 子孙三代都幸福  二等公民搞承包 吃喝嫖赌全报销  三等公民搞租赁 汽车洋房带小姘

  四等公民大盖帽 吃完原告吃被告  五等公民手术刀 割开肚子要红包  六等公民是演员 扭扭屁股也来钱

  七等公民搞宣传 隔三差五解解馋  八等公民方向盘 上班下班都挣钱  九等公民是教员 鱿鱼海参认不全

  十等公民老百姓 学习雷锋干革命

 

  ---樵夫

  张思德不烧炭了,雷锋叔叔不接站了,白求恩调出医院了,老愚公也不肯干了,

  都下海经商去了贸易货栈了。麻将扣成白板了,妓女走进宾馆了,喝酒改成大碗了,

  送礼改成现款了,男女关系没人管了, 这说明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了。

  

  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

  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

  货不怕假,回扣则灵;饭不怕贵,公款就行;学不在深,有爹就灵;

  分不在高,后门就行;调动不难,送礼就灵;奖状不在大,发钱就行。

  春眠不觉晓,麻将声声了;夜来风雨声,输赢知多少。

  厂长书记漂洋过海,科长股长深圳珠海,车间主任五湖四海,一线工人刀山火海。

  新干部在腐化,老干部等火化;农民离村自由化,工人阶级没钱化。

 

  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三代都幸福。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

  三等公民搞租赁,汽车洋房带小姘。四等公民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

  五等公民手术刀,割开肚子要红包。六等公民是演员,扭扭屁股也来钱。

  七等公民搞宣传,隔三差五解解馋。八等公民方向盘,上班下班都挣钱。 

  九等公民是教员,鱿鱼海参认不全。十等公民老百姓,学习雷锋干革命。

  

  ---喝酒歌谣

  酒风是作风,酒德是品德。人若不喝酒,白来世上走。 上午是包公,中午是关公,下午是济公。

 

  ---握手歌

  握着老婆的手,好象左手握右手。握着小姐的手,好象回到十八九。

  握着小秘的手,直往怀里搂啊搂。握着女同学的手,后悔当初没下手!

  握着情人的手,酸甜苦辣全都有…握着上司的手,点头哈腰不松手,

  握着纪检的手,混身上下都发抖,握着财务的手,拉起就往餐厅走.

   

  ---某人保官护身符

  大吃不大喝,收礼不受贿,喜新不厌旧,风流不下流。

  

  ---办事效率

  送上美女主动办;送上钱财推着办;无钱无女靠边站。

  

  ---“谈判技巧”

  酒杯一端,政策放宽,香烟一递,说话和气, 吱溜一响,有话好讲,筷子一举,可以可以。

 

  七等司机

  一等司机开民航,国内国外到处逛。二等司机开轮船,高档家电样样全。

  三等司机开小轿,跟着领导吃又跳。四等司机开大客,亲戚朋友随便坐。

  五等司机开胶轮,带带拉拉也交人。六等司机开大板,走到哪划拉到哪。

  七等司机赶马车,卖点草料换酒喝。

  

   ----男女

  男怕乱,女怕贱,夫妻怕的把心变,不怕家里没有钱,就怕有了婚外恋;

  相怕扮,货怕赝,顾客怕的受欺骗,不怕假货不能用,就怕假货要人命;

  戏怕脏,片怕黄,影视怕的乱上床,不怕大人看做爱,就怕小孩也学坏;

  医怕黑,药怕贵,百姓怕的医疗费,不怕偶尔把病害,就怕医院刀子快。

  

  --子字歌

  有的官们在位子,手握指挥大棒子,大小爪牙一帮子,横行霸道螃蟹子,

  公车化为私车子,公款化为私票子,公房变成私宅子,公关小姐变娘子,

  二奶小蜜满屋子,戒指项链手镯子,

  

  ---教师的几种死法:

  上告教委整死你;得罪校长治死你;笨蛋学生气死你;野蛮家长打死你;

  不涨工资穷死你;竞聘上岗玩死你;职称评定熬死你;考试排名压死你;

  教育改革累死你;假期培训烦死你;光辉职业哄死你;一生操劳病死你;

  公务员待遇想死你。

  

  ---现代班级

  现在学生真糟糕,爱哭爱笑还爱闹。天天上课都迟到,迟到也不喊报告。

  考试作弊有绝招,又能偷看又能抄。个个像个韦小宝,捉弄老师有技巧。

  现代老师武艺高,个个都会扔飞镖。教学更是有法宝,不是作业就是考。

  班里纪律真是吵,不能说话不能笑。学生胆敢大声叫,马上把他父母找。

 

  对联:

  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横批:和谐社会。

  

  官场之最

  最难找的地方──有关部门;最难捉摸的官话──研究研究;

  最神秘的机构──组织部门;最大的官── 一把手;

  最难管的东西── 一张嘴; 最谦虚的时候──在上级面前;

  最冠冕堂皇的语言──工作需要;最易接受的行贿──您讲得真好!

  最关心的信息──自己这次能否升迁;最傻的高兴──你的问题组织也考虑了;

  最无奈的选择──因为年龄!

  

  百姓语录

  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

  验收就是宴会,检查就是喝醉,研究就是扯皮,政绩就是神吹,汇报就是掺水。

  

  官场日志

  清晨起床,打拳;上午开会,打盹;中午吃饭,打嗝;下午上班,打哈;

  傍晚加班,打牌;晚上娱乐,打炮;半夜回家,打架。

  

  忙碌的公仆在包厢里,重要的工作在宴会里;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

  工程的发包在暗箱里。该抓的工作在口号里,须办的急事在会议里;

  妥善的计划在抽屉里,应煞的歪风在通知里。扶贫的干部在奥迪里,

  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优质的商品在广告里,辉煌的数字在总结里。

 

  满腔热血投身社会,摸爬滚打终日疲惫;低三下四谋取地位,常年奔波天天喝醉;

  收入可怜啥都嫌贵,交往叩头处处破费;有用本事已经作废,不学无术擅长开会;

  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溜须拍马寻找机会;青春年华如此狼狈,苟且偷生窝囊一辈!

  

  穷人富人论:

  欠个人的钱是穷人,欠国家的钱是富人;喝酒看度数的是穷人,喝酒看牌子的是富人;

  写书的是穷人,盗版的是富人;吃家禽的是穷人,吃野兽的是富人;

  耕种土地的是穷人,买卖土地的是富人;女人给别人睡的是穷人,睡别人女人的是富人。

  

  贫穷与富裕的新解:

  贫穷时养猪,富裕后养狗;贫穷时种稻,富裕后种草;

  贫穷时想娶老婆,富裕后想找情人;贫穷时老婆兼秘书,富裕后秘书兼老婆。

 

  现代企业职位新解:

  总是在裁人,简称总裁; 老是板着脸,所以称老板;  

  总想监视人,所以叫总监;经常没道理,就叫经理;

  让领导秘密舒服,称为秘书。

 

  四清四不清:

  开啥会不清楚,开会坐哪清楚;谁送礼不清楚,谁没送清楚;

  谁干得好不好不清楚,该提拔谁清楚;和谁睡不清楚,睡觉干什么清楚。

  这年头,到处都是错别字:

  植树造零;白收起家;勤捞致富;择油录取;得财兼币;

  检查宴收;大力支吃;为民储害;提钱释放;攻官小姐。

  

   饭局

   饭局不是万能的,没有饭局是万万不能的。 一周一饭局是正常人,一天一饭局是大红人,一天三饭局是交际花。

   常与领导吃饭,晋升是迟早的事;常与大款吃饭,发财是迟早的事;常与小秘吃饭,犯错误是迟早的事。

   常没人请吃饭,下岗是迟早的事。

  

  没钱的,养猪 有钱的,养狗。

   没钱的,在家里吃野菜

   有钱的,在酒店吃野菜。

  没钱的,在马路上骑自行车

  有钱的,在客厅里骑自行车。

  没钱的想结婚,有钱的想离婚

  没钱的老婆兼秘书,有钱的秘书兼老婆

  没钱的假装有钱,有钱的假装没钱

 

  工资真的要涨了心里更加爱党了能给孩子奖赏了见到老婆敢嚷了,敢尝海鲜鹅掌了。

  闲时能逛商场了,遇见美女心痒了,结果物价又涨了,一切都他妈白想了。

 

----向领导保证:

领导的要求,就是我们的追求,领导的脾气,就是我们的福气,

领导的鼓励,就是我们的动力,领导的想法,就是我们的做法,

领导的酒量,就是我们的胆量,领导的表情,就是我们的心情,

领导的嗜好,就是我们的爱好,领导的意向,就是我们的方向,

领导的小秘,就是我们的秘密,领导的情人,就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还要做到:

领导没来我先来,看看谁坐主席台;领导讲话我先讲,看看话筒响不响;

领导讲话我鼓掌,带动台下一片响;领导吃饭我先尝,看看饭菜凉不凉;

领导喝酒我来挡,是把生命献给党;领导睡觉我站岗,跟谁共枕我不讲!

 

和谐社会“29化”

组织个人化,领导皇上化,下属太监化,工作稀松化,交际娱乐化,
上班麻将化,吃喝星级化,表扬批评化,批评表扬化,升官货币化,
爱情多元化,泡妞经常化,老婆形式化,小蜜公开化,私事公务化,
出差旅游化,送礼标准化,讲话空洞化,谈心骗人化,警察土匪化,
教授商人化,军队绵羊化,学校税制化,医院刑场化,机关休闲化,
秘书首长化,大家哥们化,短信经常化,总之很腐化!

 

    ----“吃的文化”:

    谋生叫糊口,工作叫饭碗,靠积蓄过日子叫吃老本,混得好叫吃得开,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女人漂亮叫吃香,受到照顾叫吃小灶,不顾他人叫吃独食,没人理会叫吃闭门羹,有苦说不出叫吃哑巴亏,嫉妒叫吃醋,理解不透叫囫囵吞枣,深刻叫吃透精神,广为流传叫脍炙人口,负担太重叫吃不消,犹豫不决叫吃不准,负不起责任叫吃不了兜着走,想要见你一定要说何时请你吃饭……


    这年头,我们把思考交给了电视,把联系交给了手机,把腿交给了汽车,把健康交给了药丸,把生命交给了工作,但我要把祝福交给你。

   

    消费与欧洲接轨、房价与日本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指数与瀑布接轨、股市与绿化接轨、股民与肉铺接轨,

    全体起立,高唱主题歌:《非洲人再黑也黑不过大小非》。



    人生:

    10岁快乐成长,30基本定向,40拚命打闯,50回头望望,60告老还乡,70搓搓麻将,80晒晒太阳,90躺在床上,100挂在墙上!

    20岁以后,故乡与外地一样;30岁以后,白天和晚上精力一样;40岁以后,有无学历一样;50岁以后,漂亮不漂亮一样;

    60岁以后,官大官小一样;70岁以后,房多房少一样;80岁以后,钱多钱少一样;90岁以后,男人女人一样;

    100岁以后,起床不起床一样。但无论何时,身体好坏不一样!

 

若要一辈子高兴,做事;

若要一阵子高兴,做官;

若要一个人高兴,做梦;

若要一家子高兴,做饭;

若是要别人高兴,做东。

 

结婚前,一对恋人有这样一场对话:

男:太好了!我期盼的日子终于来临,我都等不及了!

女:我可以反悔吗?

男:不!你想都别想!

女:你爱我吗?

男:当然!

女:你会背叛我吗?

男:不会!你怎么会冒出这种想法?

女:你可以吻我一下吗?

男:当然!决不可能只有一下!

女:你有可能打我吗?

男:永远不可能!

女:我可以信任你吗?

一年后的俩人对话,是从下往上看的,相反的结论,悲哀的现实!


老师填写登记卡问学生:你生于公元多少年?学生说:“老师,前面的同学都说生于公园,我是生在医院里!”
 

 




发件人:"杨" <yzx228@163169.net>  2009-09-18 06:58:51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杨曾宪新稿。 您好!寄去的超质劳动一文,是重要概念创新。劳动价值论的难题,〈资本论〉的困惑,凭它都可破解。希望您能重视。更欢迎批评。谢谢。

当代中国消除资本剥削的几个问题

——消除剥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价值学视域中的劳动价值论与剥削”系列研究之二)

青岛社科院 研究员  杨曾宪

2009-09-18

yzx228@163169.net

    [内容摘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承认还是否认资本剥削现象存在,批判还是粉饰资本剥削行为,永远是一个事关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的原则问题。本文在“雇佣劳动未必导致剥削”立论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在市场经济中消除剥削的必要性与正义性,指出,消除资本剥削“合目的”、“合规律”、“合规范”。这从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姓“社”的问题。消除剥削,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名副其实。本文对当下中国如何消除对农民工的剥削问题,也做了系统探讨。

引言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自诞生之日起,就遭到西方经济学家的尖锐批判。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劳动价值论又一次遭到空前的质疑,各种著作文章数以万计。但批判质疑的结果,看似体无完肤的劳动价值论及其派生的剥削理论,依然牢固地占据着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阵地,依然在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同时,尽管劳动价值论被西方学者无数次地宣布为“死老虎”,它却依然在时时撼动着西方经济学的根基。因此,破解或重释劳动价值论依然是一项重大的历史性课题,一项经济学的世纪难题。而这,显然需要理论创新。

    真正的理论创新,绝不是将现有的经济学范畴重新排列组合,或根据“应该”如何下个新定义就可完事。众多批判者、重释者之所以无功而返,都是由于他们没能找到《资本论》中的价值概念、逻辑、理论正确或失误的源头,更没能提供出新的科学的价值概念、逻辑、理论,所以,他们或是自觉不自觉占到西方经济学立场上,重复前人批判,或是依然站在马克思价值论立场上,试图修补其固有漏洞。如果用西方经济学或马克思理论就可以破解劳动价值论难题的话,它便不会存续百年了。

    必须承认,《资本论》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难以翻越的理论大山。正如马克思引用的那段名言所说:“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 要破解或重释劳动价值论,便必须打通一条能穿越《资本论》固有理论体系的隧道;而要打通这样一条隧道,惟有靠哲学武器。因为劳动价值问题,首先并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是文化价值问题。不从哲学价值学入手,我们只能望“山”兴叹,永远探讨不出所以然来。因此,对劳动价值论合理部分的肯定、重释与错误部分的梳理、批判,都必须从价值论源头出发、结合哲学理论创新进行。这其实意味着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重建。本系列论稿便是笔者用拙著《价值学》、《价值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科学地、系统地梳理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相关问题的成果。现将该成果分篇发表,敬请读者批判。为便于接受,我将纯理论梳理、批判、重建部分置后发表,请读者谅解。

    本文主要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否应消除和怎样消除剥削的问题。我们修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剥削理论中的某些观点,正是为了更准确地揭露、批判、消除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资本严重剥削现象,更彻底、坚决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承认还是否认资本剥削现象存在,批判还是粉饰资本剥削行为,永远是一个事关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的原则问题。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我们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我们阐述资本可非剥削盈利的道理,并不改变资本剥削存在的事实;资本剥削之恶并不因资本存在正当盈利而消失,资本家是否是剥削者或吸血鬼与他是否是劳动者没有关联;有时,参加劳动的资本家剥削起工人来可能更贪婪无情。

    但我们今天否定、消除资本剥削的前提却与马克思的理论不同。马克思认为,剥削产生于资本私有制,因此,消除资本剥削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经济。我们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提下消除资本剥削,这样,就必然要面临一系列新的、尖锐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剥削劳动现象不仅有其发生的必然性,而且,它表面上还是劳动商品自由、平等交换的产物,是市场经济中“合规律”、“合规范”存在。既然如此,我们否定剥削,不就等于否定市场规律、市场规范,进而否定市场经济本身吗?在传统理论看来,这近乎是无解的难题。至于在肯定市场规律、规范前提下,如何从理论上划清资本剥削牟利与合理盈利界限,探讨在现实市场经济中消除资本剥削的路径与措施,从而将反对剥削的政治立场变成可操作的实践措施,更是一大理论难题。总之,以上涉及的市场经济中否定资本剥削的必要性、可能性、合理性、合法性及可操作性等问题,既是本文讨论的难点所在,也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本文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兼容多种所有制形式、以消除资本剥削为特征、均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的市场经济”新定义,便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依然姓“社”的问题。

    需说明的,本文讨论范围是工业资本(即不包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的雇佣劳动,这也是马克思讨论资本剥削的主要领域 。本文的讨论在“准现实市场状态”下进行,即劳动力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状态中,这是资本剥削得以发生的客观条件;但商品市场基本供求平衡、不严重过剩,这是剩余价值得以转化为资本利润的重要条件。文中会提及市场经济危机,但那不是本文讨论内容的理论背景,因为在经济危机中,产品滞销、企业破产,剩余价值也将贬值甚至消失为零。同时,为论述简捷,本文不涉及生产成本转移价值因素、不涉及税费等问题,但对资本投入收益问题,会有所论及。

市场经济消除剥削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

    我们这节讨论的对象还是“市场经济”。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市场经济”,要遵循市场经济的所有规律。所以,我们要先解决市场经济“能不能”消除剥削的问题,然后才有一个“为不为”的问题。尽管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消除剥削是其固有属性要求,其“必要性”远大于一般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如果市场经济根本就不可能消除剥削,那么,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只能是乌托邦或虚有其名。

    一、否定资本剥削面临的“两难”理论困境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反对和否定资本剥削的立场,首先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和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发展了的人道主义,坚决反对和否定导致严重社会不公、造成人道危机的资本剥削现象,是其题中固有之义。人道主义,是现代人类共识的普世价值原则。西方人文启蒙运动伴随市场经济萌生而萌生、马克思主义伴随资本主义成熟而成熟,都并非偶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底下,所谓人道主义只能是理想;只有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社会财富空前丰富的条件下,以平等维护个体生命、生存权利为内涵的人道主义原则,才真正具有普世价值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蓝图,才可能走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终极理想,就是全人类实现自由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彻底人道主义、闪烁着普世价值的光辉 。而一旦人道普世价值被普世承认,反对资本严重剥削、维护工人人道尊严,便自然成为现代人类共识的价值原则。即便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思想家,也要尖锐地揭露批判资本剥削的罪恶,道理就在这里。

    既然反对消除剥削是社会主义社会预设的、不可动摇的前提,那么,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绝不能默认或肯定资本剥削。但这样一来,如何认识剥削作为市场经济必然发生的规律性现象,便成为大问题了。坦率地讲,如果依然秉持马克思固有理论,发展市场经济、消除资本剥削,这两者冰碳不容、是无法统一的。这也是既往学术界探讨、争论这个问题时的理论死结所在。为了避开这个死结,许多人便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无奈选择,把剥削视为历史进步的代价。换句话说,我们明明知道资本剥削是一种“恶”、知道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这种“恶”,但因为要靠它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只能在“初级阶段”默许它的存在。当代中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取这种机会主义态度的人很多,有人甚至还重提并肯定“剥削有功” 口号。这之中所涉及的,实际上就是如何看待客观剥削规律与人类价值目标之间的“合规律”与“合目的”关系问题,也即“科学真理”与“价值真理”关系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要判断资本剥削是否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生存规律。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是说资本剥削是市场经济的“不治之症”,如同奴隶制的“恶”一样,是市场经济无法在外部干预、自我完善过程中消除的“恶”,那么,这两者便如同“人患不治之症必死”与“人希望益寿延年”命题一样,必然是绝对对立的,由此所造成的,便是“合规律”科学真理与“合目的”价值真理的绝对对立、是历史尺度与人道尺度的两难困境。若是这样,我们便只能无奈地直面资本剥削现象存在蔓延的现实,直到将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寿终正寝那一天,因为眼下否定私有制,人类社会只能停滞、倒退。但须强调的是,即便如此,我们恪守人道原则坚决否定谴责剥削现象的立场也不能动摇,更不能承认“剥削有功”,这和人类可以直面“癌症”存在蔓延的现实、直面奴隶生命被摧残的历史,却不能从道义肯定“癌症”、肯定奴隶制是一样的道理。“合规律”不等于“合目的”、“必然性”不等于“正当性”、“历史尺度”不等于“人道尺度”。这时,人类只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剥削带来的负面效用,让市场经济在“临终前”发挥其优越性,这与医生尽量减少癌症病人痛苦、延长病人生命是同样的道理。从这个角度讲,上述“代价论”应当说是有道理的。

    二、消除资本剥削:“合规律”又“合目的”

    所幸的是,在“市场经济”与“资本剥削”的关系中,上述“科学真理”与“价值真理”对立的两难困境并不真实存在,相应的理论死结也可完全解开。这里的关键,是怎样看待剥削发生之必然性或客观规律问题。宇宙万物各有其生存运动轨迹且彼此影响,客观规律是无穷多样而非单纯惟一的。任何事物,都既有自身存在运动变化的内因规律,也有受外界因素影响运动变化的外因规律。内因规律是可导致事物质变的本质性规律,外因规律能否影响内因规律、导致事物运动发生质变,关键要看是否具备相应的条件。

    我们援例释之。人必有一死,这是内因规律。人并非生存在真空中,难免被外来毒素、病毒等侵袭而生病,这是外因规律。毒素、病毒等外因对人的生命影响是不一样的。人被毒蛇咬伤若不及时治疗,肯定会送命;人类在未掌握控制癌症的规律前,癌症仍是不治之症;在这些情况下,外因规律就影响了内因规律变成了本质性规律。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当人类认识掌握了战胜众多毒素、病毒的规律之后,只要治疗及时准确,就能制服消灭毒素病毒、保护和恢复人体健康。这时的外因规律就不能变成本质性规律。因此,把人必然生病这种外因规律与人生病必死这样的内因规律混为一谈,在认识论上便是错误的。

    市场经济中必然生成剥削现象,便属于外因规律。我们前文已揭露了资本剥削的手段及发生规律,又揭示了资本正当盈利的途径及规律。这些规律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不同于奴隶主庄园经济:离开对奴隶劳动的无偿剥夺,奴隶制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而资本剥削现象虽然也会必然地产生,它却不是市场经济本质规律的产物,而是在某些特定条件(劳动力严重过剩)下非本质规律的产物;市场经济固有的勃勃生机和资本盈利的主要源头,并非来自剥削,而是来自市场竞争规律刺激下的生产力创新劳动、来自工厂工人体现先进生产力的超质劳动;离开资本剥削,这些本质规律依然在发挥作用。因此,尽管资本家只要有可能,必然会像“狼一般贪欲”地最大化地剥削工人劳动,但是,离开先进机器和高效协作,离开工厂超质劳动,资本的任何剥削图谋都难以实现。譬如我们反复例举过的:资本家如果只是把工人集中起来从事手工劳动,即便靠暴力延长劳动时间、强夺劳动成果,也肯定竞争不过拥有先进机器和高效协作团队因而生产效率千百倍提高的同行的。反之,不断创新生产力的资本家,即便不剥削工人劳动,同样可以获得盈余价值,资本同样可获得高利润。甚至可以说,封死资本剥削劳动的路径之后,资本家把主要精力放到改进技术与管理上,靠非剥削手段竞争,将更加有利于推动生产力进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要知道,在某些时候,当工人劳动成本极低时,资本家可能会拒绝采用某些先进设备,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呢 !

    不仅如此,从宏观角度讲,反对或消除剥削,正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规律性要求,或者说是市场经济的协调平衡发展的本质性规律要求。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共生双赢经济。正如我们在讨论市场经济危机时详尽阐述过的,资本剥削工人的结果,最终是把共生双赢的市场生存机制异化为危及市场的共亡双输机制: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动,前提是需要让工人活下去,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导致劳动力难以再生产时,资本剥削就难以持续、资本主义社会便会陷入困境。这是剥削导致的第一重社会危机。

     资本家生产商品,靠工人出售劳动;资本家获取利润,靠消费者购买商品。而出售劳动的工人本身就是最大的商品消费群体。由于日益贫穷的工人阶级,支撑不起日益庞大的商品市场,生产环节的分配不公,必然导致销售环节的供求失衡。一旦市场因供求失衡陷入萧条或危机,商品使用价值转化不成交换价值,资本便终结了生命,资本家也会破产。这样,当工人工资长期处在低水平时,市场经济便无法运转,资本主义社会同样会瘫痪。这是资本剥削导致的第二重经济危机。

    这样,无论那一重危机,劳资双重共生关系都会异变导致双输共亡结局,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都会演变成政治危机、政权危机。如果说在前马克思时代,西方国家是为了延缓或避免第一重危机,才用劳动法缩短工厂劳动时间的话;那么,到了后马克思时代,西方国家则是为了延缓或避免第二重危机,才用社会福利法、最低工资法遏制资本对劳动剥削冲动的。特别是二战后,历经百年工人斗争史,西方国家已完全明白了这样的道理:资本严重剥削,不仅损害经济健康,更影响社会安定、危及政权稳定。这是他们不断加大立法力度,把剥削控制在工人阶级可容忍范围内的原因。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遏制剥削,因符合市场经济共生双赢规律,不仅不会损害反而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在市场经济中消除剥削,恰恰是基于市场经济内因规律的要求。我们今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否定剥削;否定资本严重剥削现象,中国市场经济会愈加充满内在活力。在这里,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真理与价值真理是完全可以统一的:既根据市场经济固有规律促其健康发展,又根据资本剥削生成规律尽量铲除其生成条件、消除其危害。

    当然,任何市场经济都不是一下子就成熟的,要消除资本剥削现象,也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确是要容忍这种“恶”、付出某种“代价”的。但是,与上述“代价论”不同,我们主张的这种容忍,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基于消除剥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定信心。如同样援例阐释:资本剥削不是“癌症”,而只是危害人体健康的“痈疽”,鉴于人类已认识到它产生的根源,对症下药,是完全可以将其消除的;消除“痈疽”的人类,显然可活得更加健康。尽管这也需要有一个治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需忍受一些痛苦,但这种痛苦“代价”换来的是健康而不是死亡。

市场经济消除剥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建立并维护市场规范;市场无序、市场经济必然丧失其勃勃生机,甚至被高交易成本所扼杀。市场规范的要义,就是“自由竞争、平等交易”。这里的“自由”、“平等”,主要是市场机会“自由”与市场主体“平等”。在市场自由、平等交易中,原本就有“等值”交换或“不等值”交换两种情况。任何商品一旦过剩,便必然会发生交换价值低于其固有劳动价值的情况,这很正常。因此,就像经济危机时物价暴跌,资本家要自担亏损一样,或者就像遭遇熊市市值缩水,股民要自认倒霉一样,当劳动力严重过剩时,工资被一压再压,工人似乎也没理由抱怨。市场主体是经济人,盈利最大化永远是硬道理。基于这样的道理,就像经济低迷时购房发大财、股市暴跌时抄底赚大钱一样,资本家靠雇佣廉价劳动力暴富发家,不也是正常经济行为吗?既然这样,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资本家的这种行为称之为“剥削”并加以否定谴责呢?如果这种行为要被否定,岂不意味着那些在市场中贱买贵卖投机盈利者,都要受到谴责吗?这样一来,市场规范还有权威性吗?市场经济还能保持生机吗?

    显然,这些问题同样极为尖锐。这里所涉及的,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中资本剥削“合目的”与“合规范”的矛盾问题:站在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立场上,资本剥削“不合目的”;站在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立场上,资本剥削却“合规范”。马克思时代,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学家,便是以“合规范”为充足理由为资本剥削辩护的。请看马克思的一段经典概述:“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 概而言之,资本剥削劳动,是“自由”、“平等”交易结果,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当然,对马克思而言,这种“合规范”或合法性辩护是没意义的,因为当他以“彻底决裂”姿态否定私有制的正义性时,也就同时否定了这种“自由”、“平等”的市场规范,剥削便成为非法的存在;市场经济剥削“合目的”与“合规范”的矛盾将由无产阶级革命解决。对我们而言,要坚持发展市场经济、维护市场规范,就不能不面这种对剥削的合法性辩护了。即便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根据市场固有规律我们有一万个理由否定剥削,这也不能成为我们随意否定市场规范的理由。因为“程序合法大于实体正义”,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程序违法,是最大的违法、也是最大的不合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为否定剥削的提供合理性、合法性辩护呢?回答是肯定的。

    理由之一:坚持人道价值规范,就必须否定剥削。人道价值原则,既是现代文明社会普世价值,也是现代人类社会实践规范,相对市场经济规范、经济法规而言,它是“元规范”、是“自然法”、是可以规范市场规范的规范、统辖市场法规的法规。根据人道价值规范,人类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应是满足自身需求而不是威胁自身生存;凡威胁人类生命、生存利益的市场行为都必须否定。从终极意义上讲,坚持人道原则与恪守市场规范并不矛盾。因为市场规范是构成市场经济的要件;在市场经济中,普遍认同遵守市场规范可最大化地保护市场主体利益、发挥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目标。但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两者却难免冲突,资本剥削,特别是对相对剩余价值的隐蔽剥削,便集中反映了这种冲突。这时,我们便必须无条件地坚持人道规范、反对资本剥削,特别是严重的剥削。

    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关键道理在于:劳动是商品,但出售劳动的工人不是商品,他们也是人、是与资本家一样的市场主体。当牛奶过剩时,商人可以把奶牛处理掉,牛奶市场自动恢复平衡。但是,当劳动力过剩时,失业工人却依然要生存,工人总数不会减少;总数不减,劳动力市场便愈加过剩、劳动被剥削的程度便愈加严重、每况愈下的处境便会危及工人生命。这与市场经济中其它主体受损时情况也大不相同。譬如,资本家也会因决策失误而严重亏损,甚至破产倒闭,但他们这种利益损失,一般讲来不至于危及其生存或生命。经过努力或奋斗后,他们可能还会东山再起。再譬如,某些稀缺管理、科技人才,他们索要的报酬可能远高出其为资本家所创造的价值,但这种利益被损处境,资本家也是很容易摆脱的。显然,在这类情况下,通常是不需要在市场规范之外维护受损者利益的 。但遭受严重剥削的工人情况则大不同了。资本严重剥削所造成的,不仅是工人个人利益损失或身体伤害,而是一代代工人及其子女的生存质量受到严重损害,是整个工人阶级乃至人类的人道尊严被践踏。《资本论》中的相关文献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就像市场自由交换原则,通常不适用于毒品、不适用于伪钞、不适用于一切危害人类社会安全的“商品”一样,市场“自由”交易规范也绝不能成为资本剥削的合法性理由。即便工人“自由”、“自愿”地受雇佣、被剥削,也不能成为资本剥削合理、合法的充足理由。

    理由之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就必须否定剥削。其实,资本剥削仅在表面上合乎市场规范而已。市场经济规范的要义,是保护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而剥削则从根本上扼杀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践踏和违反了市场公平竞争原则。我们知道,剥削是劳动力持续供求失衡的结果,由于市场本身难以自动纠正这种失衡,其结果必然使工人变成永远的无产者,从而失去与资本家平等竞争的市场地位和机会。前文在阐述市场经济生机时曾指出:社会生活水平和地位差距会“刺激鞭策穷人或其子女为改变生存状况,勤奋劳动、刻苦学习、创造发明,提升自身素质,由懒者、笨者、愚者变成勤者、能者、智者,凭更高量、高质劳动获取高额回报,使自己也变成富贵者。……正是这种人人渴望改变命运、渴望更富更贵,人人可能改变命运、可能更富更贵的利己主义劳动创造竞争,……驱使着市场主体的文化创造力不断增强、不断提升,使社会生产力加速发展、社会财富成倍增长、社会生活质量普遍提升”。但是,如果资本家的剥削行为不被遏制,工人及其子女的人道困境不能解除,工人后代即便再勤奋、再刻苦,也无法改变自己命运,便永久丧失了与资本家后代平等成才、平等竞争的机会。当然,这里涉及的社会机会平等问题,通常情况下还要靠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实现。但在市场内部,则要像反对资本垄断行为一样,反对资本剥削行为,维护工人及其子女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由此可见,遏制并消除剥削现象,就像反垄断一样,不仅不破坏市场规范,恰恰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根本性规范要求。

    综上所述,表面上的“合规范”,不能成为资本剥削劳动的合法理由。当现代文明社会认识到“合规范”的资本严重剥削行为可能导致人道灾难、市场失灵的时候,绝不能坐视不管。因此,无论从坚持人道原则出发还是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持市场生机出发,现代社会都必须坚决否定谴责资本的各种严重剥削劳动的行为。这是“大道理”管“小道理”的道理、也是“大规范(上位法)”管“小规范(下位法)”的法理,道理充足、法理充分,无庸置疑、无须争辩。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消除资本剥削当然更既“合目的”也“合规范”。

市场经济消除资本剥削的有效措施

    当我们充分阐释了市场经济消除剥削的可能性、合理性等问题后,接下来的问题便自然转到如何消除剥削上来了。消除资本剥削,理论上主张容易,但真正实施起来却不容易了。对马克思而言,这意味着革命、意味着消除私有制,其难度在革命本身;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完善市场经济秩序,难度在于如何划清资本剥削与非剥削的界限、如何在保持市场经济生机前提下消除资本剥削。

    一、划清劳资合理收益边界的可能性

    关于划清资本剥削与非剥削行为界限问题我们已反复阐述了。其中,对资本家靠延长劳动时间和明显增加劳动强度,让工人超约付劳剥削绝对剩余价值的行为,被剥削者或旁观者都是很容易觉察的,其违法剥削行为是很清楚的,关键是如何立法、执法,在实践中制止,所以,我们不做讨论。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判断资本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马克思由于把工厂集成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统归于工人劳动,所以,其相对剩余价值边界是清晰的:净产值减去工人及其它雇员工资便皆属相对剩余价值。而对我们来说,由于承认资本家也从事劳动、承认资本可合理盈利,情况则大不同了。我们再重复运用前一章的图示进行探讨:
 

工人

低质

劳动

价值      

1银元                             49 银元

  

O   D   E                     G                            C

工人     相对剩余价值       工人       资本盈余价值            

实得      18银元          应得         30银元 

工资                     工资  

2银元                     20银元


    工人低质劳动 价值   1银元  工 人 工 厂 超 质 劳 动 增 创 价 值 49 银元
     O D E G C  工人 相对剩余价值 工人 资本盈余价值   实得 18银元  应得 30银元工资 工资 2银元 20银元

    图示中的OD线段,表示工人个体低质劳动价值(1银元),它与工人雇佣劳动创造价值无关,但在劳动力过剩情况下,却是影响工人工资的关键因素,直接决定着OE的大小。OC线段,表示工人工厂雇佣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也就是企业净产值(50银元,但不包括生产资料、原料转移价值 )。DC线段属于工人超质劳动增创的价值,它体现工厂高生产效率或资本的盈利能力。GC线段表示属于资本家管理决策劳动(及资本投入)的合理盈余价值(30银元)。OG线段,表示工人在雇佣劳动中的所贡献的份额或资本家应支付的合理报酬(20银元)。OE线段,为资本家可能支付给工人的超低工资(2银元)。EG线段,即2银元—20银元的空间,便是资本家剥削相对剩余价值的范围。其中,G点既是资本合理盈利的边界,也是工人应获报酬的边界,所以,从理论上讲,只要能确定一边的报酬或盈利是合理的,落实G点的位置,便能确定另一面所得也是合理的,相对剩余价值便不存在。但问题是,无论那一边的合理所得,都难以确定。

    前文已讨论过,由于现代大工业生产效率比个体劳动效率提高了千百倍,个体劳动价值已大大贬值了,这时,仅以工人低质劳动获利为标准判断是否被剥削,已失去了意义。而在工厂超质劳动中,尽管工人的劳动贡献也非常大——离开工人劳动,机器无法运转、资本无法增值——但具体的贡献大小,却无法量化测算。同样道理,资本家的资本投入和决策劳动,对工厂生产及企业盈利也起着决定性作用,有资本投入而无正确决策,或决策正确而资本匮乏,企业皆谈不上盈利。这之中,资本利率尚有客观尺度,但资本家的决策劳动贡献则根本无法估判。这样,双方都有夸大自己一方贡献的充分理由:工人有理由认为,把自己工资提高到40银元不算高;资本家有理由认为,把工人工资降到2银元不算低。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一方得势,必然要侵犯对方的利益——通常情况下,当然是资本占优势,这便必然导致了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

    那么,这是不是说我们就无法合理确定劳资双方合理收益的边界、确定G点的位置了呢?答案是否定的。确定G点的办法理论上是存在的,这就是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平衡条件下让劳资双方竞争博弈。当劳资双方从各自最大化利益出发,经反复较量权衡、谈判妥协,必然会在某个双赢边界点上达成共识,形成合理的工资或利润水平,使工人劳动不被剥削,使资本利益得到保护。我们以工人甲、乙、丙等与资本家辛、丑的竞争谈判为例,阐述其中的道理。

    假设市场上最早只有丑一家椅子工厂,甲、乙、丙等多人争丑的1个工作岗位。丑将日工资压到2银元,甲因求职迫切,会同意应聘。鉴于2银元难以维持甲体面生存,我们据此断定丑剥削了甲一大块相对剩余价值。至于具体剥削金额,一时无法确定。其后,假设辛也开厂招多名工人。这时,因劳动力相对短缺,乙、丙便尝试着提出10银元的高工资要求。辛害怕工厂停产导致更大损失,爽快同意。甲很快便会仿效,以跳槽为要挟,要求大幅提升工资。因市场工人短缺,丑害怕甲离去,自己败在辛手中,会开出更高工资条件,如日工资15银元,留住甲。见甲工资增长,乙、丙自然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显然,只要劳动力供不应求,工人们轮番抬高工资标准的要求便不会停止。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考虑的已不是如何剥削剩余价值,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利润了。相对说来,资本家的资本盈亏底线是明晰的,因为它有一个资本回报率及投资收益率的问题。如我们讨论过的,资本家应获取合理盈余价值:一是资本家自己从事决策劳动创造价值,二是资本作为稀缺资源也要有偿使用。据此,资本家理应获取合理的劳动收益与资本收益、在企业净产值中占较大份额。否则,得不偿失,他们不会继续雇工生产的。譬如辛,假设他建厂投入的总资本为2万银元,净产值为50银元/日,如果出借这笔钱给他人购买机器生产增创价值可获得投资收益为10银元/日,那么,当工人要求的工资超过20银元后,辛的净利润即他的决策劳动收益便低于20银元,还不如他到其它企业当职员挣得多。这时,辛便会关闭企业、出借资金、自己去打工。譬如丑,假设他感到工人工资要求超出他承受能力,便会减少招工,甚至自己操作机器生产,把50银元尽收囊中。这样,当关门或拒招的企业多了,市场上劳动力便会相对过剩,辛、丑便处于谈判优势,甲、乙、丙处于谈判劣势,大家自然会接受低于20银元的工资标准,辛重新开工、丑开始扩招……。

    就这样,在劳动力供求动态平衡状态下,我们不难从工资升降与资本进出变化中,发现G点的存在:当工资水平升过某点后,资本投资开始净减少;当工资水平低于某点后,资本投资开始净增加。这时的某点,就是G点。在上例中,就是20银元。G点是劳资双方讨价还价妥协的产物,也是彼此双赢的边界点。这一工资水平,便是市场劳动价格的合理水平,与它同时形成的,则是市场资本的平均收益率。请注意,这种市场劳动价值水平和资本收益率,最终不是由某个行业的劳资竞争形成的,而是各个行业的劳资竞争、彼此攀比形成的平均水平。它一旦形成,会使劳动力由低收入行业向高收入行业流动、使资本由低收益率行业向高收益率行业流动,最终使各行业形成大体相当的工资水平和资本收益率。这便是并不从事超质劳动、不增创价值的服务行业工人,同样会获得平均薪酬的原因。

    二、消除资本严重剥削的有效措施

    明眼人可能看出,我们如上讨论,似乎并没能解决如何消除资本剥削的现实问题,只是回到了问题的起点,且近乎空谈——因为资本剥削现象发生的前提,就是劳动力市场失衡、劳动商品供大于求,如果劳动力市场能自动平衡,还需讨论消除剥削问题么!这种认识当然不正确。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难以自动平衡,但未必不能凭外力调节促使其平衡。我们模拟的劳资双方如何找到双赢利益边界点的过程启示我们,只要能通过行政措施和发挥市场机制,有效营造劳动力供求平衡态势,一面增强工人的谈判实力,一面削弱资本家的强势地位,便可最终有效压缩资本剥削相对剩余价值的空间。实际上,发达国家历经百年多的劳资斗争、经济兴衰和政治维新,已探索形成了若干可供我们借鉴的有效措施。

    措施一、成立工会组织。当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之后,资本家面对的便不是孤立的、弱势的工人个体了;在劳资利益谈判博弈中,工人依靠工会力量维权,资本家便不能为所欲为了。工会可随时根据企业盈利状况、市场平均工资与物价水平,代表工人向资方提出提升工资的要求。一旦谈判破裂,工会可以组织工人罢工,迫使资方让步。当然,如果工人要求过高,资方感到用劳力不如用先进机器,便会产生“机器吃掉工人”后果,或者资方因无利可图,会不惜“鱼死网破”让企业停产,这时,为避免失业危机,工会也会让步妥协。因此,通常情况下,无论谈判达成还是罢工后双方妥协形成的工资水平,都应是劳资互利双赢、工人按劳获酬基本不被剥削的合理水平。

    措施二、制定最低工资法、确定最低工资线。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法、并依法根据本地生产力发展水平、资本盈利和物价水平,以保证工人及家庭维持体面生活为标准,动态地制定最低工资线。最低工资线对消除资本剥削的意义重大。因为它实际上是一条企业不可逾越的剥削“红线”:企业工资在“红线”之上,可能存在轻微剥削行为;但在“红线”之下,则肯定存在严重剥削行为。通常情况下,有社会责任感的资本家会让本企业工资高出“红线”,以洗清身上可能背负的剥削“原罪”,塑造企业的良好社会形象;缺德资本家若在“红线”下用工,便属违法,在被法律制裁的同时,其惟利是图剥削行径还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这样一来,最低工资线在保护合法资本家合法经营积极性的同时,也有力地限制了非法资本家的非法剥削空间,有效地防止了资本严重剥削现象的发生或蔓延。当然,最低工资线必须实事求是,具有普遍的可操作性,不能人为拔高。过高的最低工资线使企业不堪重负而大批解雇工人,失业工人最终还得接受低工资。合理的最低工资线一旦确定,必须严格执行,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 。如果默认少数企业在“红线”下雇“黑工”,最低工资法便可能成为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恶法”:违法企业获取暴利、守法企业淘汰出局,这可能导致守法企业与无辜工人双输的结局。

    措施三、建立失业保障制度。失业保障制度包括生活救济、社会医疗保险等多项配套制度。失业保障制度,既是消除剥削的重要社会配套措施,也是保持市场活力的重要经济配套措施。有了失业保障制度做后援,工人即便失业,也不至于穷困潦倒被资本用饥饿鞭子驱使,接受非人道的剥削了。同时,有了这种后援,工人自主流动性增加,企业解聘工人时的阻力会减少,工人与企业双向选择、优胜劣汰竞争会更加激烈。这些对形成合理工资水平,以及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企业管理和生产力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失业保障标准设定要适当、合理:如果救济水准过高,就业不如失业,影响就业积极性,经济丧失效率;如果救济水准过低,工人难以温饱,就可能被迫接受剥削,社会丧失公平。

    其四、营造剥削可耻的舆论环境。在经济、法律等措施将资本剥削牟利与正当盈利界限相对划清的情况下,倡导“合法致富、为富有仁”市场伦理、营造“劳动盈利光荣,剥削赚钱可耻”的舆论环境至关重要。市场经济需要法治规范,也需要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可以超越法律,在更高层面上调节劳资关系,消除剥削。资本家和工人利益互关,在权益边界清晰前提下,遵法守约、诚信友爱、彼此可实现双赢。特别对资本家而言,要讲人道、献爱心、回报社会。资本无人性,但资本家要讲道德、要承担社会责任。实际上,西方当代一些大资本家,都是大慈善家,他们勤劳致富、富而有德,用自己的博爱行动赢得了全社会包括工人的尊重。社会舆论肯定和褒扬这样的资本家,就会在整个社会形成强大舆论压力,迫使那些为富不仁的资本家收敛自己的剥削行为。当然,工人也应讲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践行职责、服务企业。资本家关爱工人,不低薪薄酬剥削工人;工人关心企业,不偷工减料“剥削”资本家 。实际上,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规范中,都是非常强调用道德手段调节劳资关系的,这也是大企业通常较少存在严重剥削现象的原因所在。

    实施以上措施,特别是前三项,不仅要立法、而且需要国家拥有雄厚财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血汗工厂时期,最终能摆脱资本残酷剥削阶段走出道德困境,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长足发展、国家公共财力空前雄厚。从这个角度讲,早期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剥削,的确是人类历史在进步过程中付出的“恶”的代价。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应是人类付出的最后的“恶”的代价。当然,需指出的是,要彻底遏制消除剥削,仅靠如上措施是不够的。随着生产力进步和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工业领域生产岗位必然相对减少,这时,社会产业结构必须向三产转移,靠服务业吸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否则,工业生产过剩导致的市场经济危机、工人大面积失业,同样会给社会、给劳资双方带来灭顶之灾。

当代中国消除资本剥削的几个问题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天”是混合型经济。其中,属公有制的经济体,关键是如何改革使之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问题;属私有制的经济体,关键是如何引导使之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前一问题也就是一直在进行的国企改革问题,此处不论。后一问题则很严峻。私有经济体(民企、外企等)量大面广,能否或怎样使之由传统的姓“资”变姓“社”,这是中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理论界一直面临的一个阐释难题。目前的理由主要是:中国私有经济是国有经济的补充部分、服务于社会主义利益、在社会主义法律框架内运行等等。这些理由都成立,但却因回避了资本剥削这一要害问题,其立论基础都不坚实。因此,市场经济或私有资本可消除剥削的结论,对于当代中国具有特别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它可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阐述更加周延,而且经得起姓“社”的“合法性”拷问。这一阐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兼容多种所有制形式、以消除资本剥削为特征、均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的市场经济”。

    基于这样的理论,我们便可既欢迎各种资本投入、支持资本家正当盈利、促进市场经济正常发展,又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上承接马克思对资本剥削罪恶的所有批判,理直气壮地否定谴责消除资本剥削,从而将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立场与坚持市场经济原则统一起来。本节重点讨论如何解放思想,走出某些理论禁区或误区,正视并解决农民工被剥削的问题。

    一、正视中国农民工被资本剥削的事实

    鉴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剥削视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因此,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是否存在剥削现象,一直存在着争论。有些学者,为了抵御“左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认定中国的市场经济中不存在剥削现象,似乎中国当代资本家天生没有剥削冲动,或者国外资本一进入中国就丧失贪婪本性了。这好比说中国是地球上一块“净土”,病毒到此不能生存,人类在此不会生病;没病毒、不生病,当然就不需要防病治病了。此种说法当然脱离实际。资本进入市场,哪能不产生剥削冲动呢?中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被资本剥削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你站在怎样的政治立场上,都要承认这个事实。

    众所周知,中国农村拥有数亿过剩劳动力,而且农业收入极低,一旦对外开放,农民有了获得高出纯农收入数倍甚至十多倍的外出打工挣钱机会时,必然蜂拥而至,造成农民工供大于求、严重过剩局面。坦率地地讲,即便海外老实经营的资本家,面对这种情况也很难抑制其剥削冲动。中国农民工被资本严重剥削现象的发生,是合乎市场规律的,特别在早期保护农民工措施匮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2004年有学者调查发现,此前的12年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实际是“负增长”。国家统计局2004年调查资料也指出:“不少地方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11个小时左右,每月工作时间在26天以上。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不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60%,而农民工的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1/4。”即便这样,有些用工单位依然通过“提高劳动定额、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加班工资等方式变相降低农民工工资水平” 。一些外企在中国开设血汗工厂赚黑心钱、践踏人道准则的做法,甚至引起某些国际组织义愤。而更为普遍的事实是,80年代进城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连续打工20年,最终却连在城市定居、抚养子女的条件都不具备,还得告老还乡。这表明,农民工的工资有时远在马克思的“必要劳动”价值水平之下。

    尽管国内相关报道及评论往往都回避了“剥削”这个概念,但所揭露的事实,却条条紧扣资本剥削定义:既有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更有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如果这样的事实还不能称之为“剥削”,世界上哪还有“剥削”这回事呢!对各种剥削行为的具体考证或描述超出本题范围,我们需要的只是结论:资本剥削农民工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当然,资本剥削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农民工身上,由于农民工严重过剩状况难以改变,一些国企或国有控股企业也以劳动力配置市场化为由,通过种种手段直接或变相压低城镇工人工资,使这些职工的权益同样受到了损害,这之中,也存在资本严重剥削现象。只是相对说来,农民工的情况罪为典型;解决了农民工的问题,其它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二、警惕“比较优势”理论的误导

    尽管长期来我们回避了“剥削”这个概念,但农民工工资偏低、农民工权益屡遭侵犯、血汗工厂存在等事实却是屡见报端、遭到舆论强烈抨击的。但舆论的揭露与抨击并没改变地方政府曾实际上偏袒资方的立场,有的地方甚至动用强制手段遏止农民工改善待遇的合理诉求。这种状况从开放初期直到21世纪初,持续了20余年。人们不免会问,为什么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这种现象呢?我认为,除了已讨论过的剥削“合规范”等认识误区之外,多年来流行的“比较优势”理论误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需特别做些解析。

    应当承认,所谓“比较优势”理论,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对于平均工资仅为发达国家几十之一的中国而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的确会对外资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企业产生巨大吸引力。这种比较优势,是中国开放初期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我们必须看到,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是相对的。除非后发国家经济停滞不前,否则,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总是要丧失的。因为随着本国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劳动者生活水准提高,劳动力成本肯定会提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后发”国家转移是难免的,也是符合国际制造业转移规律的。如想持久保持原有的“比较优势”,惟一的办法,就是持续压低工人工资,允许资本严重剥削劳动现象存在。

    中国的情况便是这样。实事求是地讲,开放初期,外企刚进入中国时,他们给农民工开出的工资尽管低于当地城镇职工和干部的水平,但按当时购买力评估,足可维持农民工及其家庭的体面生活。这表明,最初的农民工工资是合理的,其劳动价值并没被严重剥削。但在其后20年间,一些地方主官为了保持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以免影响外向型经济发展,他们甚至把低工资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向外商做了承诺。有了这种承诺,他们当然不会支持农民工增加工资要求,甚至会偏袒资本家了。正是在地方政府竭力保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资本剥削劳动的现象便不可避免地严重发生了,农民工长期低工资水平与当地GDP高增长走势、与当地职工特别是公务员工资水平迅猛倍提高轨迹,形成了巨大的剪刀差。这也是中国农民工被严重剥削的时期。到2003年之后,农民工的低工资问题,才开始逐步得到解决。但到了这时,“比较优势”理论已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与社会代价。

    “比较优势”理论把中国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绝对化,认为中国由此赚得了大便宜,表面上有道理,实际上却因违反市场规律,效果适得其反。国内市场要求平衡、国际贸易也要求平衡。作为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体,中国想永远靠超低工资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取胜,是不可能持久的;中国想永远做“世界工厂”、“两头在外”,用外国人的钱赚外国人的钱,这买卖也肯定做不长的。我们强制维持的低成本劳动优势,必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业,必将使中国收获越来越大的外贸顺差,使中国靠牺牲资源、能源和劳动者福利创造的巨量实体财富,不断换回来巨额的纸面外汇。而这种长期外贸顺差累积的结果,要么是因外币贬值或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商品价格提升、总量减少而恢复平衡,最终使巨额外汇大大缩水;要么是因国内实物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导致出口商品成本增加、总量减少而恢复平衡,最终使国民原有财富大大缩水。无论那种结果,“比较优势”理论让劳动者利益做出的巨大牺牲,并不能使中国获得最大化的比较经济效益,反而会遭到最大化的相对损失。中国农民工被剥削的劳动价值,最终还是被外资“剥削”去了。因此,一味靠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违反经济规律的,为此而默许资本剥削劳动的做法,更是非常有害的。

     “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虽能迎合资本的逐利动机使地方招商引资取得显著效果、使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但它所默许的资本严重剥削劳动现象,也给国内经济、社会危机埋下了隐患。关于经济危机问题,上文刚讨论过:离开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增收,就没有扩大的内需市场,中国经济就不能持续稳定发展;资本严重剥削劳动的结果,必然是双输。现在,中国农村、农民购买力迟迟上不去,便与农民工收入长期偏低直接相关。对当代中国而言,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因农民工长期被剥削而延误了“三农”问题的最佳解决时机 。中国的“三农”问题发生在农村,但解决问题的有效“钥匙”在城市、在实现农民工的“城市化” 。假如198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收入能与GDP同步提高,使他们中的一半人能在城市体面地生活并最终安居,而不是回乡养老,那么,延续至2000年代,可能会有1亿左右农民工完全城市化,并彻底转移2亿左右农村人口(包括老人、儿童)。这必然使“三农”问题解决难度大大降低。而现在,由于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无法使其家庭在城市体面地生存,已习惯于城市生活的农民工二代,又不会像他们父辈那样,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打工20年再返乡,所以,当他们不能在城市获得体面的生存空间时,其中许多人将会因此而仇恨社会并付诸行动——目前南方一些城市社会治安恶化的情况已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城市人均GDP再多,但生命财产安全却失去了保障,这样的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需指出的是,如果听信“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上还会贻误中国产业升机换代的时机。因为所谓的中国“比较优势”,只是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相对于国际产业链高端、 相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恰恰是“比较劣势”。因此,如果我们一味发挥这种“比较优势”,甘做“世界工厂”,必将使中国科技永远落后、中国产业永远受制于人、中国劳动永远被外国资本剥削。由于这个问题与本题不直接相关,且近十年来,国人已有觉悟,所以,不再多论。

    三、消除资本剥削问题上应防止的几种倾向

    尽管资本剥削现象在中国现在时态地存在着,尽管由于上述种种认识局限或理论误导使我们没能及早或及时抑制并消除资本严重剥削现象,但相对西方资本主义历经数百年才逐渐终结资本剥削的“恶”的历程相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二十年便进入消除资本剥削的发展阶段,这仍是值得欣慰的。

    进入21世纪,在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等治国方略,中国政府又陆续出台了各种配套政策,把实现工农城乡“共同富裕”、东西中“平衡发展”作为治国兴邦目标。毫无疑问,这些方针政策的实施,使农民和农民工直接间接获益多多。同时,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不断扩大内需市场,各种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工待遇的政策相继出台。这些举措,则让农民工群体直接获得了实惠,也间接压抑了资本剥削的冲动。这些措施最终通过市场发出了信号:许多地方农民工工资因多年冻结,打工的比较收益大大降低,从2004年起,南方一些地区终于出现了“民工荒”现象。有数亿农村过剩劳动力的中国,能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现象,尽管出人意料,却完全是合规律的现象。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与国际接轨,已陆续出台若干项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规,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工资待遇、劳动保护已纳入法制轨道,服务于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正在建立。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后,无论基于法规约束还是市场限制,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严重资本剥削现象已难以长期存续了。

    但是,消除资本严重剥削现象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目前,仍应避免或防止出现抵触、过激、畏难三种倾向或情绪。对消除资本剥削的抵触倾向,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主要怕影响经济发展:怕吓跑投资者、影响招商引资,怕减少工作岗位、影响扩大就业。应当说,前一担忧是多余的。因为即便中国农民工工资有较大幅度提高,按名义汇率算,仍不到西方的1/10,只要我们的工人素质和生产效率相应提高,中国产品还是有国际竞争力的。同时,规范的劳动法,有利于企业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有利于企业在非剥削环境中公平竞争,这对于乐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跨国企业而言,正是良好投资环境的标志。那么,后一担忧是否有道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某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与其让1人挣2000元,不如让2人各挣1000元。这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农民工工资较大幅提高,可能迫使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减少一些就业岗位,但当农民工有钱购买产品、购买服务之后,就可以增加新的二产、三产就业岗位,并由此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对此,我们绝不能短视,任何对消除资本剥削消极后果的过度担忧都是没道理的。无论是基于社会主义道义担当,还是基于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的需要,严格执行劳动法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都是地方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

    对消除资本剥削过激倾向,主要来自左派经济学家。这些学者往往以欧美工人工资为基准,按名义汇率测算中国工资,得出的自然是农民工被外资严重剥削的结论了。因此,他们的主张走向另一极端。问题是这种测算方法本身不科学:中国工人工资是否合理,取决于它在本地的实际购买力,而绝不能按外国工资标准评估。因为名义汇率是由可贸易商品的生产效率和货币供求关系决定的,它并不代表实际购买力。具体地说,中国工人每月2000元工资的购买力,放到美国,可能相当于1000美元购买力 ,而绝不是300美元。这样比较下来,中美工人的工资差,就不是动辄10倍、20倍了。外资从中获取的超额利润,本质上是对其所带来的先进生产力的回报,它属于科技“比较优势”收益。因此,中国农民工工资只要符合中国当地法规要求,便是基本合理的,未被严重剥削的。特别要提请注意的,目前中国仍需要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解决就业,这是我们的国情。如果脱离这一国情,把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标准定得过高,使多数资本无利可图,导致外企迁移过快,或工厂设备升级过快,必然会给农民工利益、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害。

    对消除资本剥削的畏难情绪,主要产生于基层政府处理劳资纠纷过程中。作为地方政府,他们身处外企和农民工利益中间,产生畏难情绪也是难免的。因为一方面,外企是地方“财神”,保护他们的利益就是保护地方利益,也是为继续招商引资打造良好投资环境;另一方面,保护农民工权益则是国家法律规定、是人民政府职责所系、是社会主义宗旨要求。这样,一旦劳资发生纠纷,地方官员往往左右为难,唯恐处理不好,便会偏袒一方损害另一方利益。站在现代法治政府立场上,产生这种情绪其实是不正常、不应当的。无论大“财神”还是小工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地方政府要不偏不倚,在依法办事基础上,兼顾双方利益,就是既保护资本家利益、也保护农民工利益。这样的法治环境也是最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地方官员还要转变观念,正常劳资冲突,包括罢工,并不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是市场经济中劳资利益自动调节的一种常见现象,不必大惊小怪,只要工人能把利益诉求纳入法治轨道就行。当然,最有效解决劳资冲突的办法,就是要让工人有表达意愿的合法途径和手段。为此,应支持农民工建立工会,使政府尽量少地卷到冲突漩涡中。

    分析以上三种倾向,旨在统一认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法治规范,更需要道德规范;通过道德规范在更高层面上调节劳资关系,使资本剥削劳动现象被自动遏制,使劳资双方互利共赢、和谐共处,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特征。中国在进步,中国的市场经济在进步,有理由相信,不久的讲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更充分地展现出其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正义性,更加名副其实,因为它既保持市场经济的勃勃生机,又充分体现社会公平原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意义在于,它昭示着,人类可能在这种没有剥削且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基础上最终实现自由和谐大同社会的愿景。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世界。

    笔者相关系列论文正在整理中。凡严肃学术刊物(即不是卖稿赚钱者)有兴趣者,请与我联系:yzx1948@qingdaonews.com。

 

 

20世纪中国错失的两次和平转型机会

傅国涌

2009-10-7

    中国两千年漫长的历史上,我觉得只有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失去了非常可惜。中国是一个暴力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表明任何一次的朝代更迭都是暴力完成的,不是农民造反,就是宫廷政变、黄袍加身,总是这样的一种暴力模式在主导着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平转型”对中国来说是完全是个陌生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史中我们是读不到“和平转型”这个词的。

“和平转型”之所以在近代出现可能性,是因为引入了其他文明的因子。自鸦片战争起,从来没有遭遇过的西方力量敲开中国的大门,从而打破了一个农耕社会数千年的平静,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农民种地纳粮、皇帝垂拱而治这样的一种模式。中国的农民只要有地种,求温饱就足矣,皇帝则充分利用中国农民的顺从、忍耐,只要不把他们逼到饿死的边缘,是不会造反的,所以一种制度可以周而复始的循环,从来没有什么变化,百代都行秦政制,不管换什么皇帝,都采用一样的制度。严格地说,统治方式就是生活方式的另一面,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

  两次和平转型,第一次是出现在晚清新政到宋教仁被刺杀这个历史阶段,第二次是出现在抗日战争结束到1946年政协会议,然后政协决议没得到实施,国共谈判破裂,以内战告终。这是中国可以和平转型的两次比较大的机会。

  和平转型成为可能是需要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产生几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他们相互之间能进行较量、搏奕,如果有一方特别强大,能绝对主导整个局面,那么社会就绝对不可能出现和平对话的方式。和平转型只有在这个社会有了至少两种以上的不同力量,而且力量基本上对等,或者说每一方都不具有决定性的主导权时,才有可能出现。

  我们看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个阶段大约十来年,为什么第一次出现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当时的晚清政府实际上已经被西方列强大大地削弱,本身已不是一个能绝对说了算的力量,这时候在民间兴起了一股强大的、以往曾经被我们忽略的力量,就是立宪派,这股力量是建立在新兴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大量开办的工厂和对外贸易都是以往传统社会不可想象的一种经济方式,随之产生了那些人、那些力量。可以说,立宪派就是清政府之外的、独立于官方的一种新经济力量,这是第二种力量。第三种力量就是社会的强烈不满分子,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主张用革命方式来改变现状的力量。当时至少出现了这三种力量的博弈。每一种力量中又有不同的小力量,比如说清政府内部,由于中央政权的削弱,地方政府的崛起,逐渐地形成了地方大、中央小的局面。直隶总督袁世凯和他代表的北洋力量几乎超过了皇室的力量。因为他掌握了当时最新式的北洋陆军,其他各地新办的新式陆军基本上都掌握在日本留学回来的士官生手里。所以,我们看辛亥革命,严格意义上不是一场纯粹暴力的革命,只是有限暴力,它是在武昌工程营几个士兵首先起事,没有发生特别大的暴力冲突,长江流域就传檄而定,各地就纷纷独立了。各地独立的基本力量实际上也不是革命党人的力量,而是新军和立宪派的力量为主,这些力量在当时的中国已经举足轻重,是朝廷不能完全控制的力量。

    清廷面对这样的格局,选择了一个禅让的方式,它说的非常体面,只是交出政权,继续保持皇室的尊荣。在孙中山代表的革命阵营里面也不是铁板一块,并不是都听孙中山的,他仅仅能掌握同盟会的一个派系,名义上他是同盟会领袖,但是在同盟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派系并不臣服他,包括直接导致武昌起义的组织,叫中部同盟会,这个组织跟他就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宋教仁、陈英士他们成立的,在成立宣言里面甚至不点名地批评了他,他们对于向来很敬重的、富有人格魅力的黄兴也颇有微词。浙江、安徽一带的光复会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地合并到同盟会里面。以往的历史教科书说,1905年,孙中山的同盟会、黄兴的华兴会和章太炎、陶成章他们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合并成为同盟会。事实是,这三个会从来没有以会的形式合并过,也就是说不是组织上的合并,华兴会也是一样,大部分骨干成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当时他们曾开会研究要不要取消华兴会,讨论的意见是既然大部分骨干都已加入同盟会,华兴会就不要活动了。兴中会整个转入同盟会,兴中会事实上就不存在了。光复会只是个别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同盟会,但光复会的名称一直保存着,在长江流域一带继续以光复会的名义活动,从来没有说它们被同盟会取而代之。仅仅两年以后,1907年,孙中山和章太炎、陶成章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为了经费的支配、筹集等问题,矛盾非常深,所以就分家了。已经加入同盟会的光复会的主要人物都脱离了同盟会,自立门户,重建立了光复会总部,重新去发展自己的组织,跟孙中山派系争夺筹款的资源。

  在立宪派内部也没有一个领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全中国的能力,从来都没有。立宪派是晚清新政的产物。1900年,八国联军把慈禧太后赶到西安之后,她才意识到必须执行被她亲手扼杀的戊戌变法的遗产,甚至走得比戊戌变法更远,这才有了晚清新政。许多措施超过了1898年光绪皇帝103天当中颁发的那些诏书范围,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改革层面。我们现在对晚清历史很多地方都矮化了。以慈禧为代表的决策者已经感觉到不得不走改革的道路,除了经济改革,还要政治改革。她开始意识到严峻的危机,不光来自外患,还有内忧。当时进行的官制改革做得比较完整,从地方到中央把整个官制都改过来,有些地方甚至近代化了。像农商部、学部、交通部这样的新机构都已经出现,完全摆脱了传统社会延续了多少年的六部的官制。而且,清廷的改革已超出简单的行政改革范畴。清末新政带来的最大一个遗产就是地方自治,它给予了各个地方成立咨议局的权力,而且实质性地去做了。咨议局的选举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它有一个最低财产的限制、最低教育程度的限制,来确定选民资格和侯选人的资格。即使如此,一百年前做到这样,在中国来说完全是一个突破性的进步。我们不能小看大清王朝的这种度量、这种开放。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的思维方式里面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变革社会,而是自上而下的统治,一个圣旨下去一切都解决。但是,咨议局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开始跨入一个农耕社会陌生的状态。咨议局之外,全国性的带有准议会性质、名义上当作咨询机构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由各省咨议局选出部分代表,皇室再挑选自己的代表共同组成,皇室的比例占了1/2强,在人数上略多一些,但是由于这些人大多数是一些老朽,一些没有什么新知识的人,所以开起会来,整个会场就被那些地方选举上来的代表给完全控制了,地方代表的发言,那些官选代表无法对话,压根就没有对话的能力。这个时候实际上人数不是最主要的。一个会场里,哪怕只有1个人说出“我反对”,它的意义也是非凡的。因为这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是质的区别,不是量的不同。晚清中国,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迅速地窜起来。

  当年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去过中国很多地方,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照片。其中有一幅照片,我看了非常震撼,他到了新疆,那个时代的交通条件,坐马车从北京去新疆要很多时间。他拍下了新疆咨议局的照片,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院,却赫然挂着一块非常醒目的“新疆咨议局”牌子,门口有一棵老树,掉光了叶子。看了这幅照片,我的感觉是,当时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跟现在无法比,如今一个小小的乡镇政府可能就富丽堂皇、豪华奢侈。那个时候一个省级议会机构不过是几间平房,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一个院落。但是这不要紧,那块牌子就是一个新生事物,牌子就意味着新的因素。

  当时的清政府和社会已经出现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做这些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历朝历代从来没有一个统治者主动放弃自己掌握的部分权力、让民众来分享的,开明君主的“开明”一定是有具体原因,这个原因,我们要到历史中去寻找,他们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肯定都有自己的原因,绝对不可能是他们主动地让渡出一部分权力。包括蒋经国二十多年前在台湾开放报禁、党禁,走向民主化,他也是因为有很多的压力,是综合的因素迫使他做出这样的抉择。但是一个统治者能够作出这样的抉择,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都离不开他主观上的决定。所以哪怕是不情愿的,是假的,最后弄假成真了,我们都得肯定这个统治者的这一举措,历史上还是要给他写上一笔。什么叫历史?历史就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他做了这个事,就要把它用刀刻在一片一片的竹简上。

  有了朝廷和社会之间的这种互动,到了清朝快要崩溃前几年,事实上已出现了一种和平转型的可能性,而且历史的步伐已经迈开了,但是它的步子慢了一点,被革命的步伐超过了。孙中山代表的革命力量始终是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哪怕他们的人数最少、力量有限,哪怕他们都被赶到海外去了,但它始终在场。历史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你弱小就不存在,而且所谓的弱和强是可以转化的,有时候它的转化可能就在一个晚上。我们看东欧的当代历史,齐奥塞斯库在广场上演讲的时候还是威风八面的,他在台上侃侃而谈,那么的从容,转眼之间攻守之势易也。历史不能完全用量来衡量,有时候数学在历史当中没有太大的作用,它是无法进行精密计算的,数学算不出历史的尺度,数学也算不出王朝更迭的时间,数学更算不出历史未来变化的趋势。很多的时候,量的因素在历史当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概而言之,一个社会产生了两种或三种以上不同的社会力量,而且没有一种可以把另一种立马吃掉的那种格局下,是有可能出现和平转型的。

  当然,和平转型需要有第二个条件,那就是遭遇一个大的契机,这个大的契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国际性的背景。世界进入近代之后,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地把自己画地为牢,关起门来玩家家了,尤其不能再按照历朝历代玩过的旧玩法,它要融入整个国际政治新格局当中。晚清到民初,对中国影响最深的是大英帝国。由英国解密的蓝皮书可知,英国驻华机构每天都在观察中国的政局变化,然后向伦敦的外交部汇报,他们对中国时局走向的分析,简直比我们中国人还要了解中国人,他们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人。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对推动清朝的和平交接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朱尔典的干预直接导致了袁世凯的上台,甚至是一个外国记者都能在关键时刻发挥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多次介入了中国近代的重大事件。他在中国待了几十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通。他跟袁世凯有一定的私交。武昌起义之后,他密切地关注中国,利用给《泰晤士报》写电讯的这个方式影响中国的政局,其影响之大,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他的一篇电讯能直接影响英国的国策,英国的态度又能影响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列强的态度。英国介入中国的政局,我们今天重新面对这些问题时会觉得这是一个悖论。我们很不希望外国人介入中国的事务,但是历史就是有悖论,就像租界的存在一样。租界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因为它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有法外治权。但是没有租界,中国的近代史可能就要彻底地改写,包括中共的党史。没有租界,毁灭一个新生事物,毁灭一个密谋组织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有了租界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租界也好,外国力量对中国的介入也好,我们在看到它负面影响的同时,应该也包含了一些正面的因素。它在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当中,有时候往往起到一些非常微妙的作用。英国人对中国的国策是什么?它的一个主要想法是中国不能大乱,中国要保持适当的稳定和秩序。它不想让中国陷入一个非常动荡的局面,它希望中国保持相对的统一。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事实上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了另一个条件。因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它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一些中国的强人,包括像袁世凯这样的人物。也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平转型的机会。

  和平转型的第三个条件是经济上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立宪派就是建立在中国有了新的经济因素基础上的。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几乎没有工业,中国的企业都是1870年以后出现的,最初几乎都是以军工企业为主,没有什么民用工业。中国早期的企业除了几家官办的大企业之外,其余都是外国人办的,中国人开始有自己的民营企业,真正起步是在1895年以后,是在签定《马关条约》之后。《马关条约》是一个屈辱的条约,要赔款、割地。这个条约里面有一条就是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立工厂。正是这个条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本土的有识之士,其中就包括张謇,他是1894年的状元,1895年他正好在家守制,他父亲死了,按照惯例,他要在家守孝。就在这个期间他在南通创办了一个有名的大生纱厂。与此同时,在交通发达的长江流域开始出现一些带有民营性质的企业。这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真正起点,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屈辱的《马关条约》刺激之下产生的。现在看来《马关条约》还是有一定的正面意义,没有它的刺激,民营企业不一定在那个时候起来。到清朝灭亡之前,民营企业已初成气候。特别重要的是清王朝居然在1905年到1909年间,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从今天来看,那个年代连破产法都有了。

    那个时代其实有很多东西已经走到非常前面,从这些经济立法的脚步可以知道当时中国民营经济的状态,这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实践,空洞的立法怎么可能出现呢?一般来说都是实践推动立法,当然也有例外。新的工商业的崛起意味着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治运作方式面临着被淘汰的可能性。王朝必须要更新自己的统治方式,更新政治结构。慈禧在1906年9月1日颁布的预备立宪诏书可以说就是一种回应。预备立宪之后的中国就不是一个朝廷说了算的中国,实际上当时已经是几种力量并存。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力量的推动力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一个环节。清朝末年发生了三次非常大的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骨干大多数是社会上相对有钱一点的人,至少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士绅、资本家,办企业的人、开当铺、钱庄的人,一些家里有私产的人,这些人是有钱人,有身份的人,同时又都是读书人,他们有文化,又有经济的支撑。在这场历时两年、先后有三次高潮的国会请愿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革命党人,而是来自社会中层强烈要求社会变革的这种挑战。这些人在社会的变化当中已经看到了必须顺应这种变化的大势。他们认为如果继续延续旧的统治方式,君主传统将保不住,另一方面也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他们要发展经济,要争得更大的发言权都必须要推动君主立宪,就要把预备立宪变成真的立宪,这符合中产阶级以上的最大利益,他们面临的最大对手是满清贵族,连袁世凯这样的汉族重臣,他们的屁股也开始坐到立宪运动的板凳上来。整个中国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只不过我们从来不把有钱人参政议政的愿望当作是革命,认为那个是改良,是资产阶级的。我认为恰恰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因为他们会带来一些全新的制度,而有一些主张重新洗牌、暴力革命的人反而可能是要复制前面的制度,这一点,历史已经向我们一再地证明过了。暴力革命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专制,而不是真正的解放。解放只有在一个意义上才有可能成为真实的解放,那就是自我解放,自己解放自己。别人给你的解放都是要打问号的,人家怎么可能解放你呢? 如果说承认别人有解放你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承认世上有救世主,只有救世主才可以解放别人,社会的解放是自我解放的过程,个人的解放也是自我解放的过程。

    我觉得当时的社会加入不发生辛亥革命,就按君主立宪的道路走下去,也完全有可能走通的。但历史不能假设,只能按照已经发生的记录下来。清朝到了1910年都还有一个机会,这是大清王朝的最后机会,但他们也失去了。当时状元实业家张謇已经办了14年企业,手里掌握巨大的资本,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威震东南的社会新兴阶层的领袖人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在一次跟外商见面的宴会上面透露了一些不寻常的信息。这个外商有写日记的习惯,记下了他们一次饭桌上的对话,张謇竟然在不经意中流露了对清王朝的不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像张謇这样状元出身的士绅阶层都已经跟清王朝离心离德了。1910年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异心,对王室不忠的异心。在这个之前,他们都非常热心地去做国会请愿运动。结果他们一次、两次、三次遭到拒绝,实际上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一张时间表。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分歧就是一张时间表的问题。清王朝那个时间表的分歧非常小,双方的要求只相差两年。民间的要求是立即立宪、开国会、颁布宪法,朝廷给的答案是在拖两年到1913年再解决,但是1913年就来不及了,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发。如果说立宪运动的要求被清廷接受,和平转型在那一刻就实现了。国会开了、宪法颁布了,君主就是有限制的君主,君主立宪的框架就可以确立起来。我们不知道清廷拒绝这些要求的非常具体的原因,但是可以知道当时的清廷也面临着自己的一些问题,这是专制统治带来的必然的东西。它的皇帝是个小孩,是由摄政王载沣来具体管理国家政事,但是载沣又受到隆裕太后的制约,所以整个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了算,是一个多头政治的状态,不是一个有绝对权威的时代,载沣不是,隆裕也不是,她虽然可以约束摄政王,但不能具体管理国事,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是不利于变革。为什么台湾变得特别顺利,是因为蒋经国拥有绝对的权威。我们看纪录片可以知道,1987年的蒋经国是一个轮椅上的、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人,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说话都非常吃力,最后一次公开路面只说了104个字,包括好几个口号在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居然有能力做出重大的转折性的决定,就是因为他的权威,绝对权威,他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没有其他人指手画脚。国民党在开放党禁、做出这样的决定时,内部并没有达成高度的统一,没有中委开会充分讨论、做出决定,就是蒋经国决定了就可以了。人家服从他、信任他。权威有时候也有权威的好处。历史经常有这样的悖论。清朝末年缺乏一个说了算的权威,也使它失去了一个接受民间要求迅速开国会、立宪法的可能性,接下来辛亥革命发生了。辛亥革命是有限的暴力革命,不是无节制的暴力,杀虐不是很重,而且时间很短,没有发生大的南北战争。这个辛亥革命看起来就是整个清末民初和平转型进程中的一支插曲,一支类似于放鞭炮的庆祝性的插曲。

  和平转型的重心从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春天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上的黄金时代。中国的报纸一下子出现了500多种,今天听来,认为500是一个小数字,但在那个年代有500多种报纸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政党和具有政党性质的社会团体一夜之间冒出了几百个,当然经过分化以后留下来的不多。1912年冬天参众两院的选举跟咨议局的选举也有很大的相同之处。选民资格的四个条件是:文化程度,相当于小学文化强调同等学力,那个年代的人不重视文凭而重视能力,第二个条件是财产的限制,我们看西方的选举史一直就有这种限制性条款。虽然有条件限制,选举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个别的越轨,包括极少数的买选票行为。但这并不表明选举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恰恰说明了这种选举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全新的共和国,当时叫中华民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来可以慢慢改变的,这次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非常有意思,有人把咨议局和这次选举产生的议员作了一个比较,咨议局议员大都有旧的科举功名,秀才以上,有的是举人,有点甚至是进士,以秀才为主,有个别是新式学堂出身,也有从海外归来的,但是不占主流。就年龄比例来说,四十岁以上的人占多数。到了民国选出来的参众两院代表平均年龄是36岁,都是少壮,学历有个别是旧科举功名的,绝大部分是新学的,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或者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一下子面目全新。当时这个两会选举结束,宋教仁就踌躇满志、志得意满,认为成功了,袁世凯已经成了掌中之物了。因为宋教仁所领导的国民党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席位,掌握了参众两院的多数。那个时候的法律是总统制和内阁制相结合,内阁总理要由多数党的领袖担任,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意味着作为实际党魁的宋教仁将成为总理。当时还有一条法律规定,总统签署的任何法律都必须经过内阁副署。那就意味着袁世凯总统的绝对权力受到限制。所以宋教仁非常兴奋,以为凭宪法、国会和内阁这三样法宝就可以约束旧官僚、旧军阀,让中国走上宪政的轨道。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讲演,其中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革命党就是要拿出铁血的精神拼命,现在我们是普通政党,就要拿出自己的政纲来去跟他们奋斗。这几句话非常到位,三言两语就把复杂的东西说清楚,说明白了。普通政党就不是天生的执政党,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选举的基础上的,没有足够的选票,你就得在野。1913年代春天,宋教仁实际上已经胜利在握,但就在这一刻他被暗杀了。中国第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被1913年的3月20日上海火车站的一声枪响终结了。

  民国初年的两院选举是完全建立在晚清宪政的基础上的,中间的辛亥革命是个插曲,它并没有中断和平转型的进程。一个社会在大的变迁过程中,怎样不发生大的动荡、大的冲突,怎样避免出现长期的乱局,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结局,这是需要政治家、知识分子、民间社会的精英、企业家阶层,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人都能够运用自己高度的理性,付出最大的努力去达到这个结果,这是合理的构成,不是某一个党派、某一个组织可以做到的。历史变革的进程出来不是一家所决定的,包括那些暴力最强大的、大一统的新天下,在造成之前的那一刻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变数的。

  众所周知,宋教仁被杀之后,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就选择了暴力反抗,组织了“二次革命”,战争主要发生在江西和南京,所以当时叫“赣宁之役”。之后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一直到了1927年以后,国民党用武力造成了一个新政权。

  到1937年以后,民族危机,又出现了新的变数,给中国带来再一次和平转型的新机会。这个机会是,抗日战争提供了一个国际大背景的条件,当时美国所代表的国际势力主张中国走和平的道路,这是大势所趋。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了中国一次重新凝聚人心的机会,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当时人们把蒋介石奉为民族英雄。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高楼上面挂着巨幅画像,还有标语。还都南京的时候,蒋介石受到南京市民欢迎的热烈之程度,也让我们今天很惊讶。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其实和平的呼声非常响亮。特别是国际压力,所以蒋介石才会一而再地从重庆发电报给毛泽东,请他到重庆来。这是在国际背景下发生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当时的中国存在着几大势力,最大的当然是国、共两党,双方都掌握着庞大的武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在这两个集团之外还存在着非常有号召力的第三种力量。这第三种力量也不是铁板一块,都是统一的,而是由无数不同的群落构成的。其中最大的一股就是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在当年的实力是我们今天可能已难以想象,因为它当时起的是国共之间平衡的作用,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庞然大物,都是显赫的政治人物。

    罗隆基一生最扬眉吐气的时候就是1945年秋天到1946年春天。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不靠子弹,而靠才智发言的时代。每一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每一个不同的政治派别,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团体都可以坐下来对话。尽管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但是可以讨论,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讨论完了,双方还可以握手言欢。政协会议就是因为当时中国存在好几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才需要坐下来协商。“政治协商”这个名词不是共产党人起的,而是法学家出身的国民党高官王世杰起的。那个“政治协商”是真的协商,双方有可能是对立的,分歧很严重,但是可以坐下来协商。当时还有另外一种很重要的力量,没有能够进入政治协商的格局当中的社会团体,批评他们那些党派开的是分赃会议。中国这么大,怎么只有这么几家坐下来谈,其他人怎么办?跟这些党派都没有关系的人更多。那个时候选择各种政治党派基本上是基于信仰,当然也有机会主义的人,这个永远都避免不了。有一个党叫中国青年党,是跟国共两党同时崛起的一个党,它是1925年在巴黎成立的国家主义派别。这个政党鼎盛时期党员有四、五万人。大部分分布在文化、教育等岗位上。中国青年党一度是民盟的三派之一,后来分裂出来。民盟为什么影响比青年党大,因为民盟都是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参加政协会议,能够坐在桌子上谈判的代表,国民党8个、共产党7个、民盟9个、青年党5个、无党无派5个,有出版家王云五、报人胡政之、实业家缪云台、学者傅斯年、作家郭沫若,其中郭沫若是红色背景。这样一些人坐下来讨论,讨价还价,刀光剑影,唇枪舌战,最后终于达成了五个历史性的文献,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基本原则,非常的细致,里面的很多东西今天看来都非常好,不仅具有历史的价值。

  包括改组国民党主控的国民政府方案,怎么样分配的比例都有了。包括选举一个孙中山所设计的国民大会,代表比例怎么分配,原来的老代表承不承认,这个争论是最激烈的。还有一个共同纲领性质的《建国纲领》也达成了原则性意见。除了这四个文的方案,还有一个武的军事整编方案,共产党下属的军队和国民政府的军队按什么比例整编都已经谈妥了。如果按这五个方案去做,抗日战争的胜利就给中国带来了一次空前的和平转型机会,就把中国这个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带入了西方主流世界的共和国。

  但是我们知道历史的结局是没有人去执行这五个协议,最终还是以武力决出了胜负。为什么这么大的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这个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我们会接不住?我个人有几个不成熟的看法,其中一个原因是,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说,如果中国同时并存两个拥有武装的打天下集团,必然要一家吃掉另一家,否则是不会罢休的。他的这个说法放在1946年的中国来看也是基本成立的。国共双方都掌握着大规模的武力,要用和平的手段化解战争、化干戈为玉帛,组成一个民主政府,本身就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要负责任。当时民盟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些知识分子其实骨子里面都普遍有一种思想上的模糊,这有时代的原因,他们对苏联完全不了解、一知半解、雾里看花,民盟有一个中常委张东荪,是一个哲学家。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民主社会主义,又叫做新民主主义,跟毛泽东的表述完全是同一个词,但里面的内容略有区别,但大同小异,最根本的是八个字“民主政治、计划经济”。当时很大一批知识分子、精英骨子里面信仰的是这八个字,他们认为英美提供了民主政治的样板,苏联提供了计划经济的样板,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不好,有些人穷,有些人富,计划经济好,由国家按计划来搞经济。他们没有看到苏联本国发生的问题,比如饥荒,这些负面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认为苏联解决了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的一些问题,比如分配不公等问题。他们设想,如果把苏联和英美加起来就是人类最完美的模式。他们忽略了在任何一种政治模式或社会制度当中都存在着不足和缺陷。这个不足和缺陷不能靠“1+1”去解决,把不同的制度加在一起,而是要看哪一种制度具有更强的自我更新能力,自我反省的能力。那个时候他们还看不到这些,所以民盟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倾向于左的,都是中间偏左,只有小部分是中间偏右。这就意味着在有武力的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本身就带有倾向性,不是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场上,这是导致和平转型破产的一个因素之一。第三个原因,我们不排除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国际势力,特别是苏联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史料来论证。

  历史留给我们中国人和平转变的机会是很少的,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都是暴力造成的,连伟大的、创立民国的孙中山,1920年初在上海见到张国焘、许德珩这些“五四”学生时,竟然对他们说,你们搞五四运动,上街游行喊口号很了不起,有点作用,但这只是赤手空拳,我给你们五百枝枪,你们敢去干吗?这番话流露出来的那种心态大成问题。就是说连孙中山这样的呼吸到西方文明的政治领袖身上也带有很强的暴力倾向,最终走的道路就是黄埔建军,直接导致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这是国民党专政的政府,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连孙中山这样的人,现在看来已经够伟大,要给他足够多的正面评价,但就是他这样的人物身上也带有这么强烈的暴力决定论倾向,要让中国人从暴力的传统当中超越出来,确实非常艰难。

  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在几十年之内先后流失,可能带有某种必然性。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宿命。我非常喜欢六个字“尽人事、听天命”,不是说一种宿命。在大的历史变迁当中,有时候,人的计算、努力,都是非常有局限的。当然,这些努力在很长的一个时间里不是完全无效的,总是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刻上一刀,留下一道痕迹。真正决定历史变化的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努力背后,类似于我们经济学上讲的“看不见的手”这样的东西,我把这个叫做“天命”,跟中国传统文化讲的天命不太一样。传统的“天命”讲皇帝是天命,君权神授那些东西。在人力无法到达的地方还是有一些非常强大的、改变历史的因素,和平也好,暴力也好,这些事情发生了,是无法挽回的。历史的一次扭转可能就是几十年、上百年,几十年、上百年在漫长的编年史当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有时候只要写一句话就足够了。比如说我们写西方的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一千年”一句话就够了,其他的可以忽略不计。

    比如说,未来五百年之后去写历史,当代史也许只需要几个字去表述,我们也不知道,今天是个未知数。这就是天命,是我们无法控制、无法把握的。但是我们可以尽人事,可以去做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些事。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做的这一切,很可能没有结果,但是它不会等于零,为什么不会等于零,因为它可能在编年史的竹简当中留下一道一道小小的划痕,这个划痕也许很轻,但是它会留下。因为历史是一根链条,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少,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紧扣。古往今来,无论多么显赫的权势人物都在历史中化为烟尘,化为粪土。所以众生平等,每一个人的努力都不会等于零,历史是由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细节的努力共同构成的。一个社会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实现制度的转型,有的时候就取决于千千万万具体的个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努力。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理性的、清醒的、适当的,那么历史向正确的方向转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地加大。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式的、狂热的义和团式、新左派式的,在某一个时段看起来也许都有些道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不是主义,主义都是人为的、强加的,主义多了,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份纷争。

    我看晚清到民初的这段转型,那个时候人们并不讲主义,人们所追求的方向其实是很清晰的,就是要把中国从古老的帝国带入一个新的民国。从帝国到民国就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抗日战争胜利后就是要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变成一个多党执政的联合政府,目标都很清晰。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主义,主义的纷争都是在社会和平转型的契机还没有真正到来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分歧还不是主义的分歧,选择的路不同,但最终要回到一条路上来,条条道路通罗马。人类的历史证明一点,那么多成功完成制度转型的国家最终靠的都不是枪杆子。我们可以这样说,美国的独立战争打了八年,但那种武力都是有限武力,那种暴力也不是绝对暴力,那种暴力更多的是象征性的。假如说华盛顿的军队跟英国皇家的军队真的要血战,当然也打过几次硬仗,它是耗不起八年的。华盛顿的军队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象征性的武力征战,类似于当年曼德拉要搞“非洲之矛”一样,他不是要打人,而是要打建筑物,他的武力是象征性的,是有具体目标的。我觉得中国人失去了那两次机会之后,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历史就走到了今天。
 

 




再评汪精卫的历史作用

广州 信力建

2009年10月

    提示:正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才没有继续进攻重庆。蒋介石和共产党能在8年抗战中生存下来,靠的并不是国共两党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是靠汪精卫的"卖国"解围。

    说到汪精卫,我们脑海里第一时间跳出的恐怕就是“汉奸”二字,我们翻开任何一本介绍汪精卫的书,其中谈到他在抗日战争中表现时,大都是这样: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这种说法当然不错——有历史事实做证据。然而,我们知道一个人做事的动机是非常复杂的,三言两语,标签式的总结,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历史人物。

    谈到汪精卫组织南京政府,我们必须首先明白这样一个背景——那就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在各个帝国主义势力中进行的一种选择。二战前世界上有两大阵营:"英法美"和"德意日"。从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等"物"的方面来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国占绝对优势。但战争就是一种赌博,在"物"方面的劣势者就象口袋里没有多少钱的赌徒,他们要想赌赢腰缠万贯的阔佬,只能采用"孤注一掷"的赌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输。"德意日"孤注一掷向"英法美"挑战,也就抱着这种大嬴大输的心里。当然"德意日"的确有战胜"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将领们少犯一些错误,如果"英法美"的将领们多犯一些错误,二次大战的胜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胜利其实不过是一种"险胜"。 在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阵营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中,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测哪个阵营会取胜。蒋介石赌"英法美"取胜,坚持抗日战争;汪精卫赌"德意日"取胜,主张对日讲和。如果我们不以"胜者王侯败者贼" 的历史观来评判汪精卫的话,当时汪精卫对日讲和的行动并不是什么卖国行为。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取胜的话,中国如果站在"英法美"阵营一边,就不可避免要作为战败国受到割地赔款的惨烈制裁,那时中国可能真要被并入日本的一个省,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要划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与日本讲和,中国就可以避免成为战败国的割地赔款苛刻制裁,还可以让中华文化苟延残喘下去。这就是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从历史上看,汪精卫也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对日妥协,他也曾是一个坚定的抗日分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卫是主张抵抗的主战派。当时的爱国学生把汪精卫当作爱国领袖,1931年12月5日全国爱国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请当时正下野的汪精卫还政,他们打出的标语是:"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即日收复东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12月6日汪精卫在接见全国高校学生代表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卫进一步阐述他的对日方针说:"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汪精卫在高呼抗战的民意之下,再次还政担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当时所以主张抗日,是因为希望中国军队的积极抵抗,会引起英美法等列强的出面干涉,谴责日本违反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九国条约",制止日本的露骨侵略行为。然而英美法只是口头上谴责了一下日本,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这也变相地鼓励了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使日本更加无所顾忌地侵略中国。此后汪精卫开始对英美法等民主国家失望,同时中国军队在"九一八"后的怯战表现,也让汪精卫深深失望,使汪精卫的对日方针从"主战"一百八十度转变为"主和"。特别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汪精卫应国民党中央之邀紧急归国。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全面入侵中国。英美法等国不但没有干涉日本的侵略行为,甚至还拒绝向中国提供武器。由于中国是穷国,没有现钱买武器,只能通过借款的方式买武器。当时只有德、意和苏联肯向中国提供借款,卖给中国武器。抗战爆发后英美法对中国的冷漠态度,以及中国军队的屡战屡败,使汪精卫产生了只有对日妥协才能救中国的思想。在1938年,中国的抗战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影子。当时谁能预料到1940年美国会经济制裁日本?谁能预料1941年美国会向日本宣战?谁能预料1945年日本会战败投降?

    1938年6月武汉广州陷落后,国民政府退守重庆。汪精卫开始公开批评抗日派,他说抗日派是"不说老实话,不负责任"。汪精卫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当爱国华侨陈嘉庚提出:"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提案时,汪精卫争辩说:"总理(孙中山)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汪精卫说:"抗战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游击队。抗战只有一条路:亡国。此外还有一条"和"的道路,我们应该拿出抗战的决心和勇气来讲和。"从此,走上了不归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汪伪政权的存在,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国抗日力量的存在发展提供了缓冲地带。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满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战条件,才使日本没有继续向蒋介石发动进攻。如果没有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日军不可能找到一个有面子的停战理由,必须继续进攻直到消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后再没有对退居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发动大规模进攻,就是因为汪精卫已经代表中国与日本讲和。 有人说1939年后日本没有发动大规模对华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的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几百万兵力全线出击,大举进攻东南亚。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华战争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过七、八十万。只要日本再投入200万军队,打下重庆延安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正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才没有继续进攻重庆。蒋介石和共产党能在8年抗战中生存下来,靠的并不是国共两党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是靠汪精卫的"卖国"解围。 此外,其政权下的人民也多少得到喘息的机会:敌占区人民在汪精卫政权下的生活还过的去,基本生活物质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平稳,没有听说老百姓吃不上饭,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发生。而蒋介石"还都"以后,倒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卫时代还下降了一块。没有汪精卫政府和日本人争物资,保证敌占区人民的吃饭穿衣,敌占区人民怎么可能捱过八年的漫长岁月?假如当时没有汪精卫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敌占区的物资全部抢光烧光,敌占区老百姓即使逃过日本兵的子弹,也逃不过饿死冻死的命运。汪精卫政府与日本人争物资,至少拯救了上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性命。

    当然,历史评价只看结果,不问动机。就此而言,汪精卫头上的汉奸帽子是不会落下的。然而,作为个体研究,我们却不能不深究他行为后面的一些原始动因与想法—— 要之,历史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因此,我们在理解历史人物时,就应该更全面更细致一些。标签式的评价,无助于了解历史,也无助于了解人性。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10-09 09:56:00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转发:转发:??

北大哲学教授辅成先生

巴门尼德

2009年8月

     美德都是庄严宏大的。庄严,在实质上与慷慨一致,在形式上与勇敢一致。——托马斯·阿奎那

    我受教于辅成先生始自一九七五年底。当时我是北京“小三线”兵工厂一个开磨床的小青工,整天猫在怀柔深山沟里,忙着给红色高棉造40式反坦克火箭筒和72式反坦克地雷。而辅成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我与先生天南海北,两不搭界,怎么会有了师生缘份?其中故事要从头讲起。

    七五年六月底的一个早晨,车间书记戴五正师傅到车间来,悄悄告诉我,昨天厂里接到通知,今年有一个去北大哲学系读书的名额。我一听,心直跳,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事啊。戴师傅说,碰到几个厂里中层干部,都说,肯定是你们车间小赵去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指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各个单位闻风而动,纷纷成立“工人理论队伍”。随后就有“六本书”的名单:《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是车间工人理论小组组长,负责给师傅们辅导这些马列著作。六本书中《反杜林论》和《唯批》是哲学著作,在那些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工人师傅看来,这玩意儿纯粹天书。但是理论学习的形式绝不能缺。于是每周都有半天经典著作学习时间。我在台上讲,师傅们在台下睡,真可谓“聒噪与鼾声齐飞,唾沫与涎水同流”。也有几位从五机部机关下放到厂里的干部,文化程度比较高,有兴趣听我的辅导,常常给点儿鼓励。所以说起要送人去北大上学,便想到了我。

    经过一个多月的基层推荐,领导讨论,最后的结果是我“名落孙山”。找戴师傅问究竟,他同情地告诉我,在我的人事档案中,有记大过一次的处分,所以政审没通过。这事得从去年夏天说起。

    工厂宿舍对面山崖下有一深潭,潭水清洌,是个游泳的好去处。酷夏午休时,我们常在潭中嬉水。厂里的小兄弟都是北京来的七O届初中毕业生,自小穿惯三角泳裤,到山里依然如故。山村里的农民小伙下河都穿及膝大裤衩,三角泳裤在他们眼里等于赤身裸体。偶有村儿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从旁经过,我们这些人就有了调戏的嫌疑。那天中午,厂里的弟兄们又去游泳,有几个村儿里的小伙儿就站在河边骂。我正躺在岸上晒太阳,听他们用怀柔土话骂得有趣,便学着他们的腔调和水里的哥们儿开玩笑。大家嬉笑一阵,谁也没当回事儿 。

    下午上班时,我刚走到厂门口的水泥桥上,路旁猛冲出几条壮汉,扭住我双臂,大喊“就是他,学俺们农民,带队部去!”边喊边扭着我往村里走,当头便碰上了来上班的众弟兄,拦住问究竟,言语冲突间便动起手来。村儿里的小伙儿固然身强力壮,但不如工厂的弟兄身手敏捷,交手片刻,已见有三两农民倒地不起。在壮汉的夹持下,我挣扎着抬起头,见“发小”嘉浩正从山坡上飞奔过来,身边又钻出小个子李志刚,上手推胸,下脚使绊,扭着我胳膊的壮硕青年便跌入河中。厂头儿跑出来劝阻,但人仍越聚越多,混战一团。大约半个小时战斗结束,有几个农民弟兄不知被何人下狠手,板儿砖拍昏,急送怀柔县医院。

    这下子事闹大了。沙峪公社报怀柔县,怀柔县报北京市,定性为“破坏工农联盟的集体斗殴事件”,市委责成市机械局严肃处理。于是召开全厂大会,厂长高凤岐宣布给我“记大过”的处分。我不服气,找厂长理论,高厂长一席话让我哑口无言:“厂里给受伤的农民赔偿,轻伤800块,重伤1600,你赔得起吗?”结果就是档案中装进了记大过处分书,从此“底儿潮”。这次推荐上大学,档案就发挥了威力。知道政审没通过,我彻底绝望。在中国,档案就是一个人的命根儿啊。想想今生怕是再无出头之日,心里郁闷到极点。

    盛夏时节,山中雨水充沛,林木绿色逼人,冬天干枯的溪流又喧腾起来。河道曲折处,水石相激,静夜远闻,隐隐若有歌吟。年轻时人不经事儿,心情苦闷便意志消沉,坚持多年的读书计划也停顿了,常与好友瓦宁携薯干酒半瓶、鱼皮豆一包、手风琴一架,倘佯林下溪畔,抚琴放歌。一次薄暮时分,俩人高卧青石之上唱得正酣,忽见一条两尺青蛇窜出密草,随琴声婀娜起舞。不知几次夜半扶醉而归,戴师傅严斥我放浪形骸。但我仍不知歧路而返。

    九月初,弟兄们见我终日闷闷,便提议去登慕田峪长城散散心。清晨出发,踏着朝露,沿崎岖小径登山。道旁杂花缭乱,野香醉人。秋梨、山楂、苹果,艳黄、殷红、青紫相间,织成满眼的斑斓。一行人穿行林中,手脚并用攀岩,中午时分,古长城已在脚下。三十几年前的慕田峪还不是旅游点,古城墙大半坍塌毁损,一身岁月的苍凉,静卧在褐榻翠衾之间。登山顶烽火台眺望,远天紫纱轻幔,若沧海浩淼。峰峦间雾霭纠缠,如群岛隐没波涛间。长城随之起伏,分割关山一线。

    京畿一带本是古幽燕之地,想陈子昂登台“念天地之悠悠”处就在近旁。在这天地雄阔浑涵之间,我身心如经大涤,止不住鼻酸眼涩。前几日尚觉性命攸关的失败,今日看来,不过鸡零狗碎。世界何其美好,人生何其诱人,少年心事岂能囿于尺寸得失。于是,向群山顶礼,欣欣然下山归去。

    回到厂里已是晚饭时分,戴师傅急冲冲地在食堂找我,把我拉出买饭的队列,说有好事。厂里又有一个上学的名额,市机械局要办一个专职哲学进修班,老师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这次不用再讨论,就让你去,你小子可别给我丢脸。我喜出望外,忙不迭地谢他,随后窜出食堂去找我的小弟兄们。当晚大家把这个月的菜票全凑出来买了散装啤酒,狂饮一场。月底把全部家当扔上一辆“大解放”,我一路烟尘地回到了北京。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上午十点,一群来自北京市机械局各个工厂的“理论骨干”集合在德胜门城楼下,一辆大轿车把我们送到清河镇小营,原北京市机械学校。我们的哲学进修班就办在这里。全班约四十余人,年纪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大概就是我了。由于我们都是来自工人阶级队伍,学校便没安排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只是读书。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经典著作选读。学习时间安排得很满,大课后分组讨论,也有单独的阅读时间,可以静心读书。

    七五年,社会政治气氛紧张,清河小营倒真成了世外桃源。学校周围是大片农田,晚饭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总要漫步绿野,谈古论今。班里同学大都根红苗正,属于热爱毛主席、“志壮坚信马列”的一族。我们几个人就稍显异类,常品评时政、交流消息、关注上层权争。青年人说话口无遮拦,一次散步时,大谷放言“人民日报上登的东西,百分之八十是假的”,竟被人告发,甚至成立专案组,调查我们这个“小集团”。

    按照课程安排,十一月份要开西方哲学史课了。教马列基本原理的陈楚余老师说,西哲史要由北京大学的“权威”来讲。说起“权威”,就让人联想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我却偏对这类人有好感,觉得既是“学术权威”,不管是什么阶级的,必定是有学问的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我们经典选读课的重点。后来知道真弄哲学的人,没人拿这书当严肃的哲学著作,在当时却奉为经典。无论如何,这部书毕竟涉及身心关系、时空概念、意识与知觉、认识与存在等哲学基本概念,所以总想把它读通。何况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马赫、贝克莱时,涉及到了西方哲学史的重要范畴。顺藤摸瓜,也会探到有价值的知识。比如在讨论先验论时,必然牵涉到康德。我那时正死啃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的译文佶屈聱牙,读来读去不得门径,总觉如坠雾中。听说有“权威”来给我们上课,心中就有企盼。

    十一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班主任韩老师走进教室,很郑重地告诉大家,今天西方哲学史开课,请北京大学周辅成同志给大家上课。片刻,进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他就是中国伦理学界的泰山人物,北大哲学系的周辅成教授,那时公开场合都称“同志”。

    先生中等身材,微胖,身着一件四兜蓝制服棉袄,已洗退了色儿,有点儿发白。脚穿五眼灯芯绒黑棉鞋,头戴一顶深棕色栽绒双耳棉帽,步履轻捷,无丝毫老态。先生走上讲坛,摘下棉帽放在讲台上,露出短发皆白。白发不甚伏贴,有几簇支立着,先生也不去管它。我好奇,以往心目中的“权威”,大半和“高帽儿”、“挂牌”、“喷气式”有关,但见眼前这位老人温文尔雅,便仔细观察。先生长圆脸,肤白皙,丰颊阔额,眉间开,目光澄澈,鼻梁高,鼻尖略收,唇稍厚,下颔浑圆,表情开朗安详。

    先生开口讲话,普通话中有川音,说受学校领导委派,来向工人师傅汇报学习心得。又说马恩和列宁本人都精通西方哲学史,所以要学好马列原著非有西哲史知识不可。几句简略的应景话讲过之后,先生从一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中拿出一黄旧的厚本子,里面密密地夹着一些纸条。先生打开本子,转身开始板书:“古希腊哲学,第一节,米利都学派与希腊早期朴素唯物论思想”。先生讲得深入细致,旁证博引。每引一条文献,先生都会站起来板书。有时会把整段引文全部抄在黑板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指出米利都学派的要旨是以物质性的存在来推断世界的构成。对米利都学派三哲,先生给阿那克西曼德的评价最高。先生以现存残简和哲学史家所论为据,指出阿那克西曼德已经开始用抽象的语言表述存在的单一性、万物的运动性和对立面的冲突。先生提醒我们注意,这些看法在初民的原始意识中,是以神话和诗歌来表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米利都学派是第一批哲学家。

    在先生的引领下,我惊异于希腊人的奇思睿智。先生只手为我们推开一扇窗,它面对着蔚蓝色的海洋。先生娓娓的讲述让我兴奋,希腊先哲的智慧令我神往。这群人物,既是沉思冥想的先哲,又是嬉笑玩耍的孩童,像泰勒斯,为了向人证明哲学家如果愿意也能挣钱,他预计来年橄榄会有好收成,事先包租下全城的榨油机,而大发利市,尽管他声称,他的乐趣并不在此。

    教室里极安静,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只听见纸笔摩擦的沙沙声。先生每要擦掉前面的板书,总会停下来问,同学们都记下了吗?然后用力抹黑板。板擦上的粉笔灰沾满双手,先生便不时地轻拍双手,但总也拍不净,有时想轻轻掸掉身上的白粉,反在蓝棉袄上又添白印。先生连续讲了一个半小时,屋里很暖,先生又穿着厚厚的制服棉袄,加上不断板书,渐渐地额头上有了汗意。先生不经意地用手去擦,不觉在自己的额头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白痕。我坐在教室后面,远望着先生勉力的样子,心里隐隐被某种东西触动着,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以后在与先生的漫长交往中,才渐渐悟出一点儿。

    课间休息时,先生去教研室稍歇,随后便回到走廊里燃起一支烟。那时先生吸烟,一个人站在袅袅轻烟中,有点落寞的样子。同学们忙着对笔记。我素来不大重视笔记,关键处记二三笔提示了事。见先生站在那里抽烟,便想过去搭讪,心里头打着私下请教的小算盘,想或许能把读书不通处拿来就教于先生。心里犹豫着,脚步却朝先生挪动。那时我烟也抽得凶,下意识地从兜里掏出烟,似乎有点儿向先生借个火儿的意思。先生大概看穿了我的把戏,反迎着我走来。表情有点严肃,却很和蔼地问,今天讲的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我紧忙回答不,没有,我是想问您一些问题,但不是关于希腊哲学的。先生有些不解,今天不是刚开始讲希腊哲学吗?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是关于康德的。先生喔了一声,似乎扫了我一眼,我觉先生眼中精光一闪。这时几个同学也走过来和先生说话,谈的是今天课上的内容。休息时间一过,同学们回到教室,先生又开始讲课。第一天的西哲史便以米利都学派的三哲之一,阿那克西米尼同质不同量的宇宙构造说结束。同学们鼓掌致谢,我当然鼓得最起劲儿。先生向同学轻轻一躬,便走出教室。

    我们随后拥出教室下楼准备吃饭。见先生站在楼前台阶下,正等车送他回家。我快步趋前向先生招呼,先生说你刚才要问的问题今天来不及谈了,下周来上课,你可以把问题写个条子给我,我看看准备一下再回答你。我惊奇先生的谦谨,对我这么个“基本上是文盲”(父亲语)的毛头小子的问题,先生还要准备准备?后来才知道这是先生一生修学的习惯。车来了,我顺势拉开车门,扶先生上车。午饭时,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都很兴奋,大谈先生的课。班长庆祥摇头晃脑地说,看看,这就叫言必有据。确实,在我们这些心在高天而不知根底的同学少年,这是第一次亲炙高师。先生的课让我自识学海无涯,工厂里混出来的那点不知轻重的小得意实在浅薄。

    过一周,先生又来上课,第二讲从赫拉克利特一直到巴门尼德。先生有意把这两人放入一个单元,这样可以结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赫拉克利特的赞扬来反观巴门尼德的思想。先生认为赫拉克利特实际上是把人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来观察,可以称得上是个自然的一元论者。他从自然界的变动不居推论世界本质是永恒的变易,我们可由此推广至人类社会也充满了变易。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是这种变易的表现形式。当时我理解先生是想借此打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符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陈述的原则。那时我尚不知道毛泽东的《矛盾论》大半借用苏联党校的哲学教科书,所以免不了衷心敬佩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位深思雄辩,纵接希腊,横贯东西的大哲学家。

    课间休息时,我把准备好的字条交给先生。我的问题是因读列宁的《唯批》而起。那时毛泽东的《实践论》是读哲学的日修课,在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论中,实践标准是至高无上的。列宁在《唯批》中却认为实践标准并不是绝对的,它永远不能达成对真理的完全证实。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若从康德哲学论,《实践论》中所谈的实践之为真理标准仍属知性范畴,它不过是知性运用范畴统一感性材料的过程。而列宁对实践标准绝对性的保留却与康德界定理性认识能力相通。即然实践之为感性活动不能绝对判定真理,康德的物自体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这个想法在当时有点大逆不道。但难道不正是先生讲到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吗?就算因无知说错了,想先生也会宽容。先生看了一下我的问题,说你读书很仔细,这个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下次我带些材料给你,有些问题书读到了自然就解决了。先生的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后来读书治学每逢难解之处,就想起先生的话。

    那天课程的第二部分先生讲巴门尼德。先生用英文念出巴门尼德的名字,重音放在第一和第三个音节上。在第一个音节上还带上点“儿”音,听起来很特别。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种读法。后来读西哲史,对巴门尼德的称谓总是随了先生的念法。先生很看重巴门尼德的思想,虽然也批评他的僵化的唯心主义存在观,但却告诉我们巴门尼德在哲学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对存在的解释开启了本体论的先河。

    先生的讲课激起了我“狂热”的求知欲。从前以为自己还是读了几本书的,在厂里小兄弟之间也有点卖弄的资本,一不小心也拿自己当了回事儿。听了先生的课,才知道自己简直就是一张白纸,至多上面揉出了几道褶子。于是痛下决心要刻苦读书。可那时候,找书难呀!就先生讲过的这些内容,背景知识就涉及希腊历史、文化史、人物传,哪里找去?清河镇上有个小饭馆,是我们常去喝酒的地方。对面是个新华书店,进门一股子土味儿。陈列社会科学书籍的架子上就那么几大色块:深蓝——马恩全集;鲜红——毛泽东选集;深棕——列宁全集;屎黄——斯大林全集;暗红——马恩选集。一次和同学在小饭馆喝完酒出门乘兴进了书店,翻了半天,找出一本康德的著作《宇宙发展史概论》,算是难得的收获了。

    又到先生来上课的时间了。现在每周就盼着听先生的课。先生很快将希腊哲学梳理了一遍,跟着开始讲授罗马哲学,卢克莱修、琉善一路道来,让我如沐春风。那天课间休息,先生在门口朝我招手,我急忙走过去,见先生从他那只黑色人造革提包里拿出一本书,说康德的著作不好读,蓝先生的译文也不好懂。大约是前次他问起我读了康德的哪些书,用的谁的译本,我便如实讲了。先生轻拍手里拿着的那本书,说这本书讲得清楚,译文也顺畅些,你可以读一读,有问题再讨论。我接过书,厚厚的一册,书页有点黄,是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倬然译,商务印书馆出的。我谢过先生,回到座位上翻看,突见书中夹着一张纸条“供工人师傅批判参考”,心头一紧,才意识到先生授我此册是冒着风险的。

    七五年,文革已经气息奄奄,但正因其将死而愈见凶险。先生这一代人被毛肆意凌辱二十余年,校园中也多见弟子反噬恩师的孽行。我与先生仅几面之缘,片刻交谈,先生便将这属于“封、资、修”的书籍授我。这绝非先生对我这个毛头小子青眼有加,而是我提的问题引先生“技痒”,那是久违了的“思想的快乐”。先生夹个纸条来遮人耳目,却掩不住几十年矻矻求真的一瓣心香。后来年岁渐长,阅历略丰,才明白那些真正投身思想事业的人,大半有犯难而上的勇气,正如苏格拉底宁死也要对弟子讲完最后的思考。当海德格尔深悟到“思想之业是危险的”时候,他绝想不到中国的运思者面临的是双重的危险:理念与人身。

    自当局四九得鹿,紧追苏联,院系调整,改造大学,又以洗脑为万事之先,以致大雅无作,正声微茫,詈词横行,邪说盈庭。及至文革,校园皆成战场,师生半为寇仇,荼毒心灵,夺人性命,一至斯文涂炭,为华夏千年所罕见。在此暴虐之邦,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谈及学理的机会,先生便不愿放弃。后来读到先生写于一九三八年外敌入侵时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更明白先生的举动是他毕生信念的反映。先生说:“古代希腊人虽然一个也没有了,但只要人类还存在着,他们那些寄托其理想的活动力之文物,流传下来,就会给我们后人以莫大的启示、鼓舞和慰籍。我们很可感觉到几千年前的人类精神文化,那些天才的灵魂与人格,与我们息息相关,并对我们殷切关照。”

    我把先生授我的书认真读了,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理数有了粗浅的了解,但对先验辩证论一节总觉模糊,以为康德论述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总有捍格不入的地方。越读书问题越多,课下我向先生表露了这个意思。一次课后送先生下楼,先生突然说,你有时间可以到我家里来,这样可以多些时间谈谈。说完递给我一个旧信封,是别人寄给他的信,上面有地址:“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204 ”。先生说你可以在周末不上课时来,我总是在家的。我极喜能有机会再聆教诲,便把这个旧信封仔细收好,心里盘算着哪天去叨扰先生。

    七五年严冬,临近年关的一个晴朗寒冷的周日下午,我敲开了朗润园十公寓204 的门。

     朗润园在北大东北角。进北大东门,沿未名湖东侧北行,过小石桥行百余米,便有一组楼群兀立。楼不甚高,红砖砌就。严冬时节,楼之间衰草枯杨在寒风中瑟瑟颤抖。进楼门,玄关处较常见的苏式建筑进深略宽,暗暗的。楼梯拐角处,堆放着一方大白菜,靠墙有几辆破旧的自行车。204 号是二楼左手的单元,暗褐色的门上有几处破损的痕迹。敲门片刻,门轻轻开了,一位中年妇女当门而立,体态停匀,头发梳得净爽,一付南方妇女精明强干的样子。她就是先生的夫人,我后来一直称师娘的。师娘说话声音极轻,说“周先生在等你”。师娘在我面前都是这样称呼先生的。我进门,扑面一股暖气,夹杂着饭菜香。门厅甚暗,未及我眼睛适应光线,先生已从对面的一间屋子里走出,连声说欢迎欢迎,便引我进屋。这是先生的客厅,但大约同时住人,两只简陋的沙发,上面套着白布罩子。靠墙有张大床。后来才知道,文革起时,先生这套四居室的单元竟同时住过三家人。而我去时,仍有一户与先生同住。住房条件够恶劣的。

    我刚落座,先生就忙着倒水。茶几上的圆盘里放着一罐麦乳精,一瓶橘汁,是那种需要倒在杯子里稀释了喝的。我想这是当时中国民间能见到的最高档的饮料了。后来知道先生爱喝咖啡,但七五年很难找到咖啡,先生大约就用麦乳精中加入的那点可可来替代。我忙起身,接过先生冲好的那杯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请先生坐下。心想就我这么个工厂里摸爬滚打的糙人,居然要喝麦乳精,先生太客气了。先生随便问了几句家常,知我母亲原来也是清华的学生,便说,那我们是校友,将来有机会去看看她。 我忙说家母在清华拿读书当幌子,革命为主,属于不务正业。先生笑了笑说,她那才是正业哩。话入正题,先生说,希腊罗马哲学一个月四次课就完了。时间短,内容有限,你要有兴趣于哲学,怕还要多读一些,因为它是基础。我可以告诉你要读哪些书,我这里还有几本参考书,你看了,有问题再谈。我便把年内要来北大哲学系读书,没来成的事简述了一下,大约表示了有心向学的意思。先生注意听了,便说,这不是坏事,真到北大哲学系里你就读不了书了。他们很忙,就是不忙读书。倒是你现在这样好,时间集中,可以专心读书。先生说,要读希腊哲学,先要读希腊历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要紧的。我那时只在商务印书馆出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中读过介绍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小册子。希罗多德的名字从未耳闻,便问先生可有他的书。先生说有,过一会儿找给你。先生随即就讲起了希腊城邦的结构、社会等级、公民与奴隶、雅典与斯巴达的特点。不用讲稿,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启我心智大开。我拿出准备好的笔记本,仔细记下先生所述。先生说,这些都在书上,我给你提个头,你倒是读书时要多记笔记。

    先生又问我,可曾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懂先生何以从希腊一下子跳到沙翁。便嗫嚅到,读过,但不多,只哈姆雷特、李尔王等几部。也巧,上初中时,班上有一姚姓同学,住炒豆胡同安宁里,其父供职中央戏剧学院.他家中有《莎士比亚戏剧集》,是朱生豪的译本,我曾借来胡乱读过一些。先生说,初中生,十三、四岁,读不懂的。现在可以重读。我问先生莎士比亚和哲学有何关系,先生提高声音说,莎士比亚的戏全谈人生哲学,比哲学家高明得多。先生又说,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只得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是谈天才。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材。那时先生讲的话我不全明白,只觉得这里有些东西要好好想想。后来读了先生四三年的力作《莎士比亚的人格》,才明白先生治学,是以真、善、美的统一为人生与思想的最高境界。先生以为莎士比亚“具有一种高越的人格,他用他的人格,能感触到真的最深度。”

    我对先生说莎士比亚的书不好找,又说到家里有一套“人人丛书”的英文版,是家母“革命”之余学英语时用的。家母的同学刘正郯先生是英语权威,曾编《英语常用词辞典》。他住在南锣鼓巷政法学院宿舍,时来家中走动,我曾听他用浑厚的男中音朗诵过这套书中的《哈姆雷特》,据说他是“标准牛津音”。先生大喜,说那就直接学读英文原版。我说我的英文程度太低,读不懂的。先生沉思片刻,坚定地说,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学英语。不懂外文,学不深的。将来你要读的书大多是外文的。现在回想,不知先生为何认定我会去念外国哲学。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英文大字不识一升,而先生似乎先知先觉,已经看到国家要大变了。

    谈了许久,不觉已近黄昏。先生起身说,找几本书给你,先开始读起来。便引我出客厅,左拐推开了一扇门,进屋是一条用书架隔开的走道,狭窄的很,将能过人。书架后靠西墙一张硕大的书桌,黑色漆皮磨损得厉害,无漆处透出原木色,已磨得油亮。这便是先生日常含英咀华,纂言钩玄的地方。先生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递我,记得有希罗多德的《历史》,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和一本有关苏格拉底的书,似乎是柏拉图的《申辩篇》,译文半文半白。先生嘱我,希腊哲学家中最要紧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是自他而来。坐在先生书桌旁,见高至屋顶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高处还放有几函线装书。后来才知道先生得空也谈中国哲学,曾专论董仲舒、戴东原 。先生书桌对面靠东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顶头有一架书,都是外文,其中一套,暗红色皮面,烫金书脊,极厚重地挺立在书架中央。我过去用手摸,听先生淡淡地说,“那是康德全集”。先生语出,我摸在书背上的手似乎触电。从未想过与先哲如此接近,竟至肌肤相亲。我与先生相对无言。夕阳正沉在未名湖上,一缕金光入室。刹那,这狭窄局促的小屋显出辉煌。

    离开先生家已是夜幕初垂。清冷的天空有几点寒星。天酷寒,我却浑身灼热,心中兴奋满溢。不为他事,只因先生授我一席话,借我几册书。以往,多少渴望冀求,晦暗不明地蜷曲蛰伏心中,而今先生的智慧和学识点亮烛火,通浚阻塞,唤醒了一个青年的精神生活,让他懵懂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七五年的最后一天,几个同窗好友约好在三里河三区的朋友家中相聚,一起送旧迎新。那天喝了不少酒,唱了不少歌。 在七六年来临的一刻,我与好朋友走到木樨地,沿长安街东行,在凛冽的寒风中畅谈。我给他讲先生让我读的书,他谈写作的心得,一再强调我们写作的功底太差,要好好想想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当我们回到他家时,已是晨曦微露。就这样,在纯真的友谊和对未来的憧憬中,我们迎来了七六年第一个清晨。

    几天后,收到先生一则短函,说七日他要进城看望朋友,约我晚上在萃华楼饭庄与他见面。我心中有点奇怪,先生为何要约在饭馆见面。后来次数多了,才知这是先生的一个习惯。萃华楼饭庄在灯市西口和锡拉胡同之间路东。门口是几级很宽的台阶,玻璃门上挂着洁白的纱帘。我按时赶到,推门进去,见先生已在店堂深处入座。我急趋前,问先生为何约我至此。先生说他在城中看完朋友正是该吃饭的时间,上次的话没说完,正好可以见面,吃饭说话两不误。我很少在饭馆吃饭,少年时曾跟着一些大小“晃儿”去过莫斯科餐厅,边看那些张狂男女吹牛“拔份儿”,边低头猛喝奶油红菜汤。最喜欢就着抹了黄油果酱的方面包,喝甜腻腻的樱桃酒,喝着喝着觉得自己常佝偻着的瘦弱身躯竟壮硕起来。对先生讲了这些,先生笑笑说,莫斯科餐厅也曾去过,但那里“太高大了”,人在里面有点不合比例。此外,也太吵闹了些。我四面打量一下这个餐厅,才觉得这里清静,大小适度,适合先生这种儒雅之人。

    先生点了菜,等候着,便开始问我上次拿的书读了没有。我告他先读了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因为先生嘱我希腊哲学还要多看,所以先读有关希腊哲学的综述。先生马上说,汤姆逊的这本书水平不高,他是想用历史唯物论观点看希腊哲学的发展。但有的地方太牵强,没有说服力。其实我已经注意到先生读这部书时在天头地脚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对这部书的论述方法多有指责。先生说你只需从这本书得一线索即可。希腊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他多有忽略,比如苏格拉底,他几乎一字不提。柏拉图的《申辩篇》你一时还不能领会。我要告诉你,读哲学第一步就是读懂苏格拉底,他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这一点你要用心记住。看先生严肃的样子,我岂敢不用心记。

    先生以为,苏格拉底所使用的方法是所谓“精神接生术”,就是要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前者是以哲学为对象,后者是以哲学为生活。以哲学为生活就要对社会中的问题取一种哲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最宝贵的知识是“知己无知”,自己的各类定见都可能是错误的。若有人告你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你先要怀疑这宣扬者的道德,因为他在说着一些他并未深思过的东西。何谓真理?何谓标准?但这并不是相对主义,因为它不涉及对某一具体结论的定评,只关心你是如何获取这些结论的。先生说,张扬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始自苏格拉底。人的精神生活要以寻求“善的知识”为目的。同样,教育的目的也在于使青年人学会探求善的方法。一个好的政治家就是懂得以善为治国理想的人。他曾谴责那些僭主“用装满货物的船只而不是用道德充满城邦”。先生特别强调,苏格拉底要做普通人的朋友,而不做权势者的辨士。先生又说,希腊大哲可分两类,体系型的,如亚里士多德,诗人型的,如柏拉图。但苏格拉底超于两者之上。柏拉图写对话录,亚里士多德写形而上学。先生佩服亚里士多德而喜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教诲了亚历山大大帝,真作了帝王师。柏拉图推崇“哲人王”,这点苏格拉底知道了会不高兴。因为他是信奉平等对话的人,而不要称王,哲人王就不会对话了。先生笑柏拉图自奉苏氏嫡传,却未学得真髓。

    我聚精会神听先生讲,同时记着笔记,几乎没动筷子。先生却边说边吃,毫不在意。猛然发现我面前的饭几乎没动,便说该课间休息了,先吃饭。我狼吞虎咽吃完了饭,便抢着要去付钱,先生拦住我说,你才挣多少钱?我们两人比,我是rich peasant,你是poor peasant,便自己去付了钱。那时我是二级工,挣39块8大毛,先生的教授工资大约有200多块。从此先生和我去饭馆见面,总是先生付钱。
 

    离开萃华楼,天大黑了。我陪先生到地安门,便分了手。先生乘7路无轨去动物园换32路回北大,我乘5路汽车去德胜门换车回清河。赶回学校,校门已关,翻墙进校,悄悄溜回宿舍,躺在床上把先生所讲在心里回述一遍,结果再难入睡。朦朦胧胧似乎睡了,觉得有人推肩膀,睁眼一看,同屋的守法站在我的床边,两眼含泪,哽咽着说:“越胜,周总理去世了”。那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清晨。

    周恩来的追悼会开过了,邓小平含泪致悼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后出现了京城百姓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一幕,那一刻我也在场。后来我们知道,三周之后的除夕,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在他的住地——游泳池放了欢快的鞭炮。毛终于让周死在了他的前面。这个决心其实自周查出患了癌症时就已下定。

    班里的同学决定去天安门广场给周献一个花圈,表达悲悼之情。在那时,人们都认为周代表着党内正义和道德的力量。他的去世,使未来中国的政治变化更晦暗不明。当局已有各类禁令下达,老师也来班上劝阻,但我们坚持要去,学校并未强行阻挡。记得是杨晓明大姐找来的大轿车,袁懋珍大姐领着女同学扎起花圈,几位朋友商量着起草了悼文。在天安门广场凛冽的寒风中,全班同学宣誓,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离开广场后,我们几个人在南长安街北口康乐食堂吃饭,祖卫情绪悲愤难抑,伏桌痛哭。几个人酒后放胆,大骂阻挠人们悼念周的那些左派。只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叫“四人帮”。这是毛泽东给他最亲近和信赖的人起的名字。

    在这个激动不安的时刻,我一直没去先生家听先生教诲。二月初,春节过后,先生来信约我在康乐餐厅见面。康乐餐厅是家有名的餐馆,原先似乎在王府井一带。后来渐渐大众化了,成了普通的大众食堂,搬到了交道口十字路口西北角上。不过名声仍在,先生大约是因了这名声才约我去那里。北京的二月初,天寒地冻,刚在餐馆坐定,外面就下起雪来。雪花漫天飞扬,霎时间街宇皆白。天黑了,餐馆里的雾气在玻璃窗上蒙了一层白色的柔纱,透过它,能依稀望见外面雪花围裹着昏黄的街灯飞舞。

    周恩来去世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格外诡谲。稍有知觉的人都知道,搏杀在即。但鹿死谁手殊难预料。先生这时约我见面,当然不是为了教我康德,他是心中不安。诗云:“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先生心中的“君”就是国家大事。先生悄声问我,听说毛是故意不去周的追悼会的。他对周不满,认为周是反文革力量的总后台,可是真的?又自言自语的说两人共事这么多年,毛还不了解周的为人?周是不会跟他闹对立的。先生当时一再为周抱屈,却不指责毛的寡义,只是说毛身边的人对周不满,因为他们想拿到更大的权力,所以在毛耳边说周的坏话。先生以一介善良书生之心,猜度党内残酷内斗,显得有点天真迂阔。其实,从七四年批林批孔开始,毛对周的不满早就表面化了。在毛看来,周身边聚集着一群随时准备清算文革的人,而这群人早晚会清算到他头上。毛对周的防范打压已是党内公开的秘密。周去世之后,京城内小道消息满天飞。大多集中在毛周关系上。先生听到不少传闻。他知道我消息渠道多,便总把听到的消息告我,核实一下是否可信。

    和先生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先生很小心地从他的制服棉袄口袋中掏出一张红线横格纸,上面有他手抄的温庭筠诗《经五丈原》: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先生递给我,说别人告诉他,这是周恩来在去世前抄给毛泽东看的。“象床宝帐”指被打倒的老干部,谯周指中央文革中的左派。其实,有关这首诗的传闻我早就听说过,在七五年下半年就有人传抄,我读到它是一位朋友抄给我的,用的是几可乱真的欧体正楷,那时他正苦临欧阳询的《九成宫》贴。但我确定先生所听传闻并无根据。同时流传的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说法,说这诗是毛泽东抄给他身边人的。“下国卧龙”、“象床宝帐”都是他本人自诩。所谓“空寤主”是指他费尽心力培养的接班人前途叵测,而最终谯周一类投降派会得势。联想七五年评《水浒》、批宋江投降派,而周恩来已被江青骂作投降派,所以说这诗是毛抄给他的亲信的,倒更像。我将此分析给先生听,先生连连叹气,说怎会如此。如果毛这样认定,则国事糜烂更加不可收拾。那天和先生吃饭,气氛沉重。先生不似往日的谈笑风生,显得心事重重。我少见先生如此,问他,他叹息道,国家如此下去怕有大乱啊。我当时年轻,并无先生那么深刻的危机感。只是深知专制体制全无人性,从心里厌恶这种粗鄙野蛮的权争。其实,政党权争本与百姓无关,林冲手刃王伦,关大宋百姓何事?伯尔上校与汉密尔顿决斗亦不干扰美国公民的生活。只是当局从苏俄学来的这套党国制度,让权争祸及百姓。

    饭后,走出餐馆,雪已停了。街上少人行,清冽的寒气扑面而来。抬头见冷月高悬,夜空如洗。餐馆门前就是7路无轨电车,我要送先生上车,但先生说还早,“再走走,谈一谈吧”。先生喜说“再谈谈,再谈谈”。每逢此,我当然从命。我怕先生受寒,叫他放下栽绒帽子的护耳,再带上口罩。先生笑了,说那就既不能听,也不能说,你是要我又聋又哑啊。怕冰冻雪滑,我便在靠马路一侧轻扶住先生,先生抬起脚说没关系,我的鞋底钉了胶皮,不滑的。果然,见先生那双五眼黑棉鞋底上钉了一层轮胎。我们西拐,沿着鼓楼东大街,顺大、小经厂一路缓行。刚下的雪松松软软的,走上去嘎吱嘎吱响。街上几无人迹,偶有电车缓缓驶过,导电杆滑过电线,留下悠长的泛音,像巴赫“G弦上的咏叹”。车过后,晃动的电线鞭打着路旁老槐树的枯枝,枝上积雪簌簌落下,洒在先生肩头、帽顶上。先生并不知觉,不时挥动一下那根黄藤手杖。在这静谧的雪夜,我伴着先生行走在玉洁冰清的世界里,不再理会四围黑暗的逼迫。已记不清具体谈了些什么,但肯定不是哲学,多半是交换对国是的看法,对未来的估测。不知不觉已走出两站多地,到了鼓楼墙下。怕再晚了耽误动物园的32路车,我硬让先生上了车。电车开动之后,先生举起手杖向我晃了晃,就坐下,随着电车启动的呜咽声远去了。

    那天回家,半夜心不安,怕先生滑倒,怕先生没赶上末班车,怕.......。早起急忙投了封信给先生,问个平安,那时先生家里没有电话。问声平安,要靠4分钱邮票。两天后收到先生的信,短短的,说“雪夜漫步京城,心情大好”。

    三月间,也去先生那里。但后来查看当年的读书笔记,竟不见先生授课的内容,只记有先生指示我读的一些书目。想必三月里见面都谈国是、政治了。四月六日早起,大谷在班里悄悄告诉我,昨夜警察和工人民兵出动,血洗了广场。当晚,学校通知各班同学都去食堂听重要新闻,在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中,我们知道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行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下台了。我立刻想到此刻先生必然心焦。他一直预感要出大事,果然就来了。心里计算着快点去看看他。那几天,课基本停了。大家都要讨论学习当局的新精神,表态、声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分子”。但实际上,讨论学习成了关起门的牢骚会。我瞅个机会就溜出学校去了北大。

    想象着先生会很关注政局的大变动,正准备着倒给他一些新听说的小道消息。但先生出人意料地平静,说天安门广场他去看过了,人心向背已明,我们要等着看好戏。先生的书桌上摆满了一摞摞的书,书中插满了手抄的卡片。先生正在忙着案头工作。先生平静地说,学校正布置新的运动,这次批邓是重点。总有人会跳出来的,系里文革积极分子多得很。走近书桌看先生摊开的书,是《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集》,里面夹满纸条,纸条上注着一些书名和页码。先生见我不解,说这是六十年代为了配合反修,批判人道主义编写的资料集。书是他编的,序是他写的,但仅限内部发行。先生说这些年他又发现了许多资料应该补充进去,但重印这部书绝无可能。只是觉得工作总是要做的,得空就自己动手做。边说边苦笑道,也算个娱乐吧。在这黑云压城、风雨满楼的时候,先生却回到书桌,重伴青灯古卷。我一下想起袁世凯称帝后,风雨凄迷,鲁迅在京城绍兴会馆中抄稽康:

    “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

      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

    但先生所做,其意义却远超过伤时自悼。先生所披编者,是人类所共尊的一点人道之光。希腊先贤中,先生极尊梭伦。正是梭伦,在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尚未得势时,警告追随他的“群众”:“你们真是重视奸徒的言行,跟着狐狸走”。在他掌权之后,又是梭伦说,“僭主政治尚在准备之中时,较易阻止它,当它已经成长壮大,要去除它则是更光荣伟大的职责”。随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中,在平静中继续作诗指出雅典人的过错,“是你们给了僭位者力量,让自己沦为卑贱的奴隶”。先生踵武前贤,在四围的黑暗中,持守着人性与人道的圣火 。

    我翻看这书,里面尽是我所不知的先哲名言。读几段,不忍释手。先生见我喜爱,便走到书架上拿出一本崭新的书,说,我这里还存有一部,送给你吧。并在扉页上题字“送给越胜同志,周辅成于朗润园”。这是先生送我的第一部书,却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书。后来我知道,它不仅仅影响我一个人,而是影响了一批有志于学的青年学子。天予就曾对我说过,先生编的这部书是让他“翻烂了”的书。先生在书的序言中写道:“二十世纪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十九世纪的继续。不过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却更为壮大,影响也更广。这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的斯大林,提倡集体主义,后来他的对手便以人道主义来补其缺点。至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几乎全部大讲特讲人道主义,这也可算是时代的特点”。对我党所擅长的意识形态批判稍有记忆的人都应该知道,文革前夕,在阶级斗争的震天杀声中,先生敢讲人道主义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时代的特点”,敢直指斯大林的名字,提出“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该是何等的胆识。

    七六年七月,京、津、唐一带天摇地动。许是十载文革戾气上动天庭?许是国朝夺鼎后千百万屈死的冤魂大放悲声?毕竟天地一怒无人能阻。只恨苍天不恤孤贫,又夺我中华无辜百姓几十万性命。那一段,社会似乎停摆,学校也停了课。我整天东游西逛,身上的书包中总装着先生赠我的书。先生授书给我时曾告我,皮科《论人的尊严》是文艺复兴初扬时的重要文献,是人道反抗神道的宣言。先生还说,爱拉斯莫的思想在人文主义兴起中意义非凡。《愚人颂》是一部需要反复读的书。他借愚妇之口对社会的讽刺批判拿到现在来看都不过时。先生在书中收《愚人颂》二万余言,看得出先生对此书的重视。

    八月初,京城到处都在建地震棚。学校工厂内存有角钢、木方等材料,机械班的老齐、老穆几个哥们儿就拿来又锯又焊,盖起了号称“抗十级地震”的棚子。其实学校早就没人了,盖好也少有人住。那天我和祖卫去看老齐盖的棚子,随后就溜进了教学楼。地震之后,近十天没进过楼。站在教室里,见景物依旧,只是人去楼空。课桌讲坛上积满了灰尘,没有了往日的笑语欢声,没有了先生讲课的川音。我默默看着,有点伤感。祖卫突然唱起歌来:“在那金色的沙滩上,洒满银色月光。寻找往日踪影,往日踪影已迷茫”。歌声优美悲伤,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突然,我极想去看看先生,不知他的地震棚盖得如何。说走就走,从清河直奔成府。

    先生的地震棚盖在离朗润园不远的一片空场上。那几日传说还有大余震,所以不让在楼里呆。人们只好栖居在地震棚里。我顺着各式各样的地震棚找过去,见先生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一手拿着扇子不停地扇,一手拿着本外文书在看。见我来了,先生极高兴,起身说出去走走。一边抱怨地震棚里根本睡不好觉,说他夜里会溜回家睡,否则震不死也得累死,索性由它去吧,极达观潇洒的样子。沿未名湖向朗润园走,见十公寓楼旁的东墙上有一个大豁口,好像是地震后墙壁毁损留下的洞。先生说可以从这个豁口直接走到校外,便领我踩着乱石钻出豁口。谁知墙外有道小沟,不深,但有近一米宽。我正想下到沟里扶先生过去,未及回头,先生竟一纵身跃了过去,身手颇矫健。可着实吓了我一跳。毕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哪儿经得起这般躲闪腾挪。先生却全不理会,落定就向前面的田野走去。

    我们一直向北,过一条小马路就进了圆明园。那时,圆明园不大有人去。福海是一片荒芜的芦苇荡,湖边阡陌交纵,杂树乱生,园内鸟啾蝉鸣,风清野静。可能在地震棚里憋屈久了,出外走动,先生兴致极高。我们信步漫走,我恭听先生随意讲评。过大水法残迹,先生指着倒在地上的拱形门楣说,烧园后很久,这东西还立着,后来是咱们自己人给拆了。先生又讲起火烧圆明园的经过,当年英法联军点火前在城内发告示,说为英法使团中被清廷虐待死的官员报仇。告示一发,就有刁民与太监勾结。英法联军捡了几处点火,火一点起,内奸们就入园大掠。为掩盖痕迹,掠一处,点一处火,致使大火蔓延不可收拾。这园子是外寇烧一半,内奸烧一半。先生讲起项羽烧阿房宫。照《阿房宫赋》所讲,阿房宫要胜过圆明园,但照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先生说,阿房宫这把火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埋下的火种。秦始皇焚书坑儒,读书人便离心离德,认秦为“暴秦”。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就是逼读书人昧良心说假话。章碣诗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可是刘项手下读书人很多。所以,又有袁宏道说:“枉把六经底火灰,桥边犹有未烧书”。有未烧的书,就有读书思考的人。先生又说,其实这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

    地震前,我曾把我们哲学班写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呈先生过目,先生始终未置一词。现在回想,这部讲义跟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走,其粗陋、荒疏想想都吓人,先生实在无法评点。此时先生倒略谈了一点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看法。先生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法、兵,各逞其能,是我们最有创造力的一段。而后,秦焚书,汉定一尊,中国思想兴衰就随当权者意志,独立思想很少见了。先生感叹,“礼失求诸野”都难。就算林下泉间有遗贤,要么默默终老,要么抓去杀头。先生问我是否读过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我说这些名篇曾背过一些。先生说稽康“七不堪”、“二不可”, 推脱的够干净了。最后司马王朝不容他,不管你隐还是不隐,一样杀头。有思想的头脑都砍了,民族还能有什么创造力。“礼失求诸野”?恐怕朝野都一样,只剩乡愿腐儒而已。没听先生这么悲观地谈论中国思想,一时答不上话。后来读先生论中国思想的著述,发现先生原本是相信“儒分朝野”的。或许文化革命大扫荡,把先生最后一点寄托也吞没了。没想到先生竟说,他们那一代思想保守,经过太多运动,都成惊弓之鸟了。中年一代是搞运动出身,读书时间不多。倒是你们这些文革中长起来的年轻人倒可能做点事情,思想上没框框,敢想敢说。先生的希望让我惭愧,心想自己倒是敢说,但大半是胡说,倒是没框框,可也没规矩。跟先生说了,先生说书读到了就不是胡说了。

    说到读书,我就请教先生,爱拉斯莫的《愚人颂》指东说西,扑朔迷离,不好抓住重点。先生说,愚妇的话有时需要从反面理解,她是正话反说。先生又点拨道,《愚人颂》三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立身人道就是相信人性都是共同的,在共同人性之下,冲突都可以通过对话、妥协来解决,不像路德那种宗教极端分子,凡事非拚个死活。这就必须学会宽容。要争取宽容的环境,就非反抗专制暴政不可,因为专制暴政是人性和宽容的死敌。爱拉斯莫借愚妇之口说,那些道貌岸然,反对别人感官享乐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独占快乐”,又痛斥那些不贤明的王者是“可怕的扫帚星”。还借愚妇之口大赞“无知”,说那些自以为是的极端分子,“本来自己是头驴,却以为自己是雄狮”。先生说文艺复兴时代诸贤人中,爱拉斯莫最近苏格拉底。后来读爱拉斯莫的传记,发现他果然崇拜苏格拉底,称之为“神圣的苏格拉底”。

    地震后有十几天,京城不见太阳,终日灰蒙蒙,闷热蒸人。但那天与先生在圆明园散步,却倍感清凉。不是天气变化了,而是听先生谈古论今,心里觉得畅适。先生还教我,读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东西,不能忽视那一时期的艺术。说丹纳的《艺术哲学》可以一读,那里资料不少,傅雷译笔也佳。可惜他文革一起就自杀了。先生说他有朋友和傅雷很熟,知道他的死是让人逼的,而逼他的人现今正坐着高位。说罢黯然。

    圆明园走走、说说、坐坐,不知不觉已近黄昏。先生又说找个地方吃饭吧,反正家里也开不了火。我坚持要走,不打搅先生,先生却执意不放,说吃好饭上楼把丹纳的书找给我。于是随先生沿北大校园外墙走了一会儿,到了南门外的一个饭馆,随便吃了点东西就送先生回家。进了家门,天尚未黑,先生很快找到了丹纳的《艺术哲学》。我随手一翻,见书里天头地脚又有许多先生的批注。读先生用过的书,顺便读先生的批注,仿佛听先生讲课。先生又走回书桌,拉开抽屉,拿出一叠纸,说这篇东西你可以读读。请人译了,但没有收入资料集。我接过手,见是手稿,极工整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是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先生嘱我一定保存好稿子,读完还给他。说仅此一份,没有副本的。我小心地把稿子放进书包。先生见我放妥帖了,又说,托尔斯泰是流泪读这文章的。我竦然。

    回去展读这篇手稿,一连串的句子敲击心扉。

    拉波哀西劈面就提出问题:“我只想弄清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乡村,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骑在自己头上。如果他们不给这个暴君权力,他原不会有任何权力”。况且这个暴君“多半来自全体人民中间最胆怯和最软弱无力的人。这种人并不习惯于真正上阵交锋,倒是习惯于比武场耍弄花招。他不但不能治理别人,就连他自己也是由百依百顺的妇人来侍奉”。在拉波哀西看来,要想改变这种受奴役状态甚至不需“战而胜之,只要国人都不愿受奴役,自然不战而胜。不必剥夺他什么,只要不给他什么就行了。国人无须为自己做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因为从根本上,“是你们自己使他变成现在这样强大,为了造成他的伟大,你们不惜牺牲生命。他唯一的优势还是你们给了他的,那就是毁灭你们的特权。只要决心不再供他驱使,你们就自由了。........只要不去支持他,他将会象从下面抽掉了基础的庞然大物一样,由于自身重力塌陷下来,就会被砸得粉碎”。

    然而,拉波哀西却绝望地看到:“人民丧失了理解力,因为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病痛,这就已表明他们是奄奄待毙了。甚至现在的人,连热爱自由也觉得不自然。......... 人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唤醒他们把自由收回来,是困难的。他们甘愿供人驱使,好像他们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拉波哀西分析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他们的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竟然从来不愿意看一看自己的遗产证书,以便弄清楚他是不是享有了全部遗留给他的权利,人们是不是从他自己身上或者他的前辈身上剥夺了什么东西。”

    拉波哀西断言:“暴君没有爱过,而且也不会爱任何人。友谊是神圣的名词,是一种神圣的感情。只有正派人才能建立友谊,也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友谊才会发展。它不是靠恩惠,而是通过正直的生活才能维持下去。”拉波哀西呼吁:“让我们行事善良吧,不论是为了我们的良心,不论是为了对美德本身的热爱。我深信,在上帝看来,没有比暴政更可恶的东西了。上帝会在来世单独给暴君和他们的走狗,准备下特殊的惩罚。”

     放下拉波哀西的文章,心绪难平。先哲对自由燃烧着的渴望,对人之为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捍卫,打动着我,也困惑着我。我从未经历过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冒险,也从未意识到从公民政治权利的角度上看,我们根本就是奴隶。更没有想过,这奴隶地位是我们每日欣然乐在其中的。意识到这点,有痛苦,有无奈,但更想知道为什么。想此文对托尔斯泰的震动,便觉我们与先哲之间心曲相通。从先生不及一年,但渐渐明白,我们其实从来没受过教育,只听过宣传,便把那些欺人的大字眼当作了人生指南。我们的心灵蒙昧昏暗,我们的热情虚骄盲目,很容易被人鼓动起来去作伤天害理的事情。文革初起,我尚年幼,但也曾羡慕过哥哥的同学们手提皮鞭,耀武扬威的样子。由仇恨浇灌的心田最适合生长致命的毒芹,只有自由与博爱的乳汁才能养育高贵的人格与优雅的心灵。我给先生写信谈我的心得,先生回信说,作奴隶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时常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先生对此点的警觉与反省坚持不懈,九一年先生在印度寄文章给我,先生说:“过去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好地爱它,让它少受阴影的干扰,有负于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竟然也随着阴影活动,作了它的顺民、奴隶、帮凶,有时自己还和他们一起,觉得自己了不起,自鸣得意,真是可怜可悯,又可耻!”先生这样一个纯厚之人竟如此痛责自己,他内心的深觉,我们晚辈能不悚然?!

    一个月后,毛泽东离开人世,再一个月,他的亲信被他的战友下了大狱。一股莫名的欢乐席卷中华大地。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秋天里的春天》寄给先生,先生来信鼓励我这篇初中生习作,又说,尘埃落定,你应该读书了。

    七七年底,社科院面向社会招收社科研究人员,经父执介绍,我递交了几篇论文,竟得哲学所领导首肯,过了年就去哲学所报到。先生知我到哲学所工作,很高兴,说哲学所的专业图书在国内首屈一指,特别是有购书外汇,每年可以购国外书刊若干,能够随时了解国外哲学研究的新进展。先生说仅为此就应该好好庆贺一下,约我去他家吃饭。

    七八年,时值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校方给先生配了一套新房,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文革中先生在朗润园一直与别人同住,起居读书皆不方便。当时有人劝先生不要离开朗润园,说再坚持一下,别人总会搬走的。但先生太盼望能有一方自己读书的清净天地,故坚持要搬家。大约在三、四月间,我去了先生新居。当时楼刚建成,路都未整修好,楼前水泥管、钢筋、灰土烂泥,一片狼藉。先生新居在一楼,敲开门,先生神情愉悦地引我进屋。我祝贺先生乔迁之喜,先生笑答,不是乔迁,是被扫地出门。想想先生是无奈才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朗润园,我也有些伤感,毕竟那里才是我开启智性之航的港湾。回想与先生促膝窄室,四周典籍环绕,听先生谈古论今,那熟悉的氛围,甚至气味都如在身边。我本天生怀旧之人,在这陌生的新居里,有点不适应。真是新房子,屋里满是油漆、水泥、沙灰的味道,打搅了旧有的书香,往昔的静谧。幸亏那两把旧扶手倚还在,见之如遇故人。不过先生在这里,等几日,书香自会归来。

    先生问起我进哲学所后的工作,我告他正在随刘青华先生学做哲学期刊资料的主题分类。先生说你正可借机大量浏览。我告先生其实还难见真学术,大量文章属拨乱反正之作,仍在清理四人帮的思想。先生自然又问及我读书的事儿。自先生七五年底命我攻外文,七八年时我已能对英文原著粗通文意。先生说你能读原著,便要选几部耐读的名著来读。现在你还不到广泛浏览的时候,所以要读得少,读得精,像希腊哲学,伯奈特的《希腊哲学史》是要读透的。先生指点我说这部书哲学所图书馆一定有,但也许借的人多,若你借不到,我从北大图书馆找来给你。遵先生嘱,我找来这本书读。这确是一部博大精深之作,特别是对苏格拉底的阐述独有所见。他强调苏氏提拔精神生活,集宽、智、勇于一身的求真精神。先生以为伯奈特讲哲学家从人格着眼,梳理精神气质与学理探求的关系,很高明。在先生的引领下,我常在所里图书馆留连,果见群书沓来,目不暇接,眼界为之大开。

    七十年代末,解冻之始,玄冰渐融,开始有了西方古典音乐、中外名著面世。也上映了一些外国影片。其中有一部日本片子,它改编自日本女权主义作家山崎朋子的纪实作品《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记述日本世纪初贫苦女性被迫漂流东南亚为娼的史实。这些被称作“南洋女”的底层民女,或被骗,或被卖往南洋为娼,受尽折磨凌辱,多数人死而无归。她们渴望回到故土,回到亲人身边,死后的埋骨地也面向大海,朝向日本。所以电影的名字叫《望乡》。由于影片涉及到南洋女的卖春史,影片中有些妓院的场景和暧昧的镜头,所以上映后引起一些卫道士的不满 。

    那天我在所里资料室看资料,碰巧翻到几封有关《望乡》的群众来信,其中有些言辞激烈,大骂影片“诲淫诲盗”、“腐蚀青年”,声称毛主席他老人家地下有知会死不瞑目,等等。用语极粗鄙、狂热、刻毒,能感觉文革阴影不消,余孽犹存。更可怕的是他们要求立刻禁演此片,并组织专门机构重新审查各类文艺作品,判定香花毒草。当时严家其先生在资料室,我把这些东西给他看,也谈了我的看法。严先生赞成我的观点,要我写篇文章来辩驳,说他会送给光明日报,因为当时光明日报是思想解放的先锋。我连夜写完了文章,由于文章涉及到道德问题,题目就定作《〈望乡〉的伦理学》。第二天交严先生看,他提了几点修改意见,我便请他共同署名。我是新人,为尊重严先生,请他署名在先。严先生谦谦君子,说文章是你写的,我只是提了点意见,你当然是第一作者,说着拿笔把稿子上他的署名改到了后面,就拿着稿子走了。两天后文章就在光明日报上刊出了。几天后我收到了先生的信。

    先生祝贺我发文于光明日报,说你这是第一次发文章于正式刊物,希望今后能多有议论公之于众,同时鼓励了我的文章,说这是一个很要紧的论题。先生感叹几十年来道德学说荡涤一空,人们只谈阶级而不谈伦理。虽说社会有阶级区分,但善恶标准却是不移的。善恶是人内在品质的表现,并不依人的社会地位来评定,更无涉于个人所操何业。先生引《礼记》中语“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先生说你谈《望乡》的伦理学,实际上是谈妓女的道德。这看似悖论。妓女在世人心目中总和道德沦丧相联。妓女这个名词似乎就是道德败坏的象征,但谁能说妓女就没有道德?先生说,谈妓女的道德人格,古今中外并不罕见。古有唐人白行简的李娃,清人孔尚任的李香君,今有陈寅恪的柳如是。外国有萨特的丽茜,《望乡》中的阿琦婆。她们都是心中有大义大爱的人。贫贱屈辱中不失善良与自尊,倒是那些高居人上的帝王领袖常常是大恶之人。在中国古有桀纣,今有四人帮,在外国古有尼禄、卡利古拉,今有希特勒、斯大林。先生说权力、地位并不带来善。权力只在弘扬和实现善时,才是有道德的。可惜世人常以地位、权势、金钱来衡量价值,判断善恶,结果把肆无忌惮的罪恶当作伟大来崇拜,实为大谬。那些大受崇拜之人正不知做了多少大恶,人们却依旧闭着眼睛朝拜。这实在是扬恶抑善的人世大悲剧。先生援引《孟子》:“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与先生几年交往,在言谈话语、往来书信中能感到先生心中的炽热。凡论及时政、品评人物、阐发学理,总着眼于家国兴亡、善恶扬抑、大道存废,偶谈及文革中对读书人的摧残羞辱,炽热便化为幽愤,指斥群邪若金刚怒目,大异日常的温文尔雅。此时真如子夏所言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国朝几十年的政治洗脑、思想管制、学术式微,让先生心有隐痛。先生苦恼于讲坛之上难谈真学问,而奉承时尚、照本宣科又必致谬种流传。这个矛盾常常撕扯着先生那样不肯全盘输诚的老一代读书人。陈寅恪先生哀叹“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先生亦有同悲。在先生看来,文革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败坏了社会道德生活,而这是动摇了立国之本。先生长期致力于道德哲学,对此乱象有较他人更刻骨的体认。先生以为拨乱反正主旨在于收拾人心,而我却以为要在制度的脱胎换骨。与先生争辩,偶有言语过激,先生也不以为忤,总是静静地听我陈述,若觉我乖谬过甚,先生的救治也是引经据典,或示我以必读之书。此次先生来信,指评我的文章,也随带教我Ethics与Moral在用法上的细致差别。我本对道德哲学所涉甚浅,却提笔妄谈伦理学,先生抓住此点,让我一窥门径。

    七八年初夏,有位同窗好友想报考北大哲学系,开始复习功课。我一直忙于调动工作,未及准备,现在受他鼓舞,也想一试。七八年十月底,先生体检时发现尿蛋白偏高,怀疑肾脏有问题,入住北大校医院检查。我去医院看先生,见他精神很好,似未把这病当回事。见先生依旧谈兴十足,便和先生谈起我想报考的事。先生想了一下,口气肯定地说,我看你不必报考大学本科了。先生说中国大学之前的教育是没有哲学一科的。哲学系本科生入校要从头学起,都是上基础课。你已经有相当基础,再从头学起有些浪费时间,不如直接报考研究生。当时的政策允许有同等学力者直接报考研究生。先生的话让我兴奋,但因不知其中深浅而有些犹豫。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你能行”。

    先生说我行,自然就要一试,便问先生取何专业方向。当时从先生读哲学史较多,便问先生是否报考西方哲学史专业。先生不赞同,说读思想史是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打基础,专做某一哲学史流派的题目容易限制自己的眼界,成为“专家的专家”。先生说研究题目还是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找吧。至于报考何处的研究生,先生的意见是不必报考北大,因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都是起步不久,哲学所的条件可能更好些。前不久我浏览国外现代哲学时曾对阿多诺的《音乐哲学》有兴趣,后又被马尔库塞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批判后现代社会所吸引,听先生讲要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找题目,心中便定下了法兰克福学派为研究题目。七九年初便报考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杜任之先生的研究生。随后,几个月闭门不出复习功课。待考取之后,因杜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不适,便转在徐崇温先生名下读法兰克福学派,同时继续随辅成先生读西方古典。虽不在他门下,但先生仍视我如弟子,开始新一段收获甚丰的读书岁月。

    入读研究生院之后,我只去了趟哲学系所在的十一学校,便不再露面。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没有自己的校园,上课要借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舍。像我这样家在北京的同学除了看着课程表去师大之外,真是自由自在。当时除了专业课,我选了英语提高班和宗教系的课,曾去听赵复三先生讲基督教。念研究生三年,基本上是泡图书馆。除了所里图书馆就是北京图书馆。当时的北图在文津街,紧贴北海西岸,是明玉熙宫旧址,屋宇恢宏肃穆。进大门,穿过条石漫地的庭院,沿汉白玉砌就的台阶拾级而上,跨过厚重的古铜色门槛入厅,一股馥郁的书香扑面。高大空旷的阅览室内,一排排笃实古朴的长桌,一把把宽大舒适的圈椅,一盏盏黄铜绿罩、柔光泛泛的台灯;黄昏时分,夕晖透过高高的花棱窗泼洒到光洁的水磨灰地砖上,绘出规则的花纹,宁静、温馨,坐久了便有微醺。

    先生有个习惯,每个月初都要到北图来查阅新书目,借阅一些北大图书馆没有的资料。自我开始读研究生,先生便提议每月选一天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我在读书学习中碰到问题可以在北图查书解决。同时可以“见面谈一谈,然后找个地方吃饭”。这个约定持续了两年左右。没有特殊情况,我与先生每月初都会碰头,直到我的学位论文答辩结束。许多要读的书都是在北图借读的,例如杰伊? 盖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哲学所和北大图书馆都未入藏,是先生用他的个人借书证从北图借出来给我读的。那时办理北图的个人借书证需要一定的级别。记得当时哲学所有一张北图的集体借书证,需要借阅北图馆藏时得请所里图书馆出面借,很不方便。先生有一张北图的个人借书证,可能是教授的待遇。所以每次在北图见面,我会请先生为我借我想读的书。一天先生听人说起,党的某级领导干部可以在北图办个人借书证,而且因为首长忙,借书时不需本人出面,有联络人可以代办。先生说你可以当你父亲的联络人。我大喜,原来只知有内部购书证,现在知道还有内部借书证,于是请父亲单位开了介绍信,由我充当联络人,在北图顺利地办了一张个人借书证。当我把那个深绿色塑料皮的借书证放进口袋时,山川日月一身藏了。

    每月享受随先生出入北图的快乐。有时我到晚了,见先生已在阅览室伏案工作,桌上放着一摞书,桌边靠着那支黄藤手杖。先生聚精会神地翻阅抄录,偶尔会起身到目录柜去查卡片,动作轻快敏捷,那支手杖冷落地倚在桌边,有些失意的样子。与先生轻声打个招呼,就去查阅自己的资料。各自工作到中午,还掉书,一起走出图书馆去吃饭。通常沿文津街向东,过北海大桥,绕着团城围墙走到北海南门外的仿膳小吃店用餐。我读研究生后工资涨到五十六块一月。但先生仍坚持由他付账。经我力争,先生同意轮流付账,但几乎每次他都执拗地说上次是你付了,这次该我了。结果我大约从来没付过账。

    八一年初春,依惯例与先生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景山西街新开了一家粤菜馆,名叫大三元,今天完事后可以去尝尝。傍晚时分离开北图,沿文津街老路往景山西街。三月春浅,太液西岸新柳初黄,和风轻拂,柔条依依。北海在文革中曾作了公仆们的私家园林,我们高贵的压寨夫人曾骑马园中徜徉逡巡,而今重新向民众开放,也是政府的一份恩德。上得北海大桥,天上飘起绵绵雨丝,北京春雨后特有的那股土腥味扑鼻而来。蒙蒙雨雾中,见左手琼华岛上朱墙金瓦掩映绿丛。不远处,故宫角楼黄昏独立,寂寂似有幽怨。这里是京城最美的一隅。惟靠中南海一侧,庄严华美的汉白玉桥栏已被二米余高,带倒钩的铁栅栏所替,给这柔美秀丽的景致平添几分狰狞。行在桥上,先生举手杖一指铁栅,说他们总要把自己关在监牢里。想当年光绪帝幽禁瀛台时,这里也没装铁栅栏。共和百年之后,我们却只能透过铁栅栏眺望瀛台了,怎不让人掩涕叹息?

    过三座门儿进景山西街,大三元酒家坐落在路东一个古色古香的院落内,门口国槐树下立着一个菜单的招牌,倒是前所未见。我一眼看去,菜单上多为5元-10元一道菜,觉贵得离谱。想当年我们在清河小馆喝酒,滑溜里脊、银丝肉也不过5毛钱。没想几年后竟见到十倍价格的菜。我对先生说此处忒宰人,不知京城穷书生尽是打秋风的。先生说偶一为之,尝尝粤菜也未尝不可,便非要进院。我想这次肯定又是先生付账,这么贵的菜让先生破费太多,便执意不肯。先生拗不过我,只好作罢,但心有不甘,唠叨说“一顿饭也吃不穷人”。我挽着先生胳膊,半拉半拽地带先生出了景山西街,沿着筒子河向沙滩走。河边宽宽的人行道旁满栽丁香、迎春、榆叶梅,浅紫、亮黄、深红杂错。薄雨渐止,嫩芳新濡,淡香四弥,初瞑暗染。我与先生缓行在早春的温馨里,虽迥异于七六年初踏雪深冬的凛冽,但先生教我爱智求真,立身以仁的宗旨却一如既往,无丝毫改变。

    一路行来,我向先生讲起近来读批判哲学的心得。讲到马尔库塞在分析后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时,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用弗氏的本我、自我、超我分层结构来讨论社会文化问题。先生便问我是否注意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说白氏的理论中也谈过自然的、人文的、宗教的三级结构。他的核心概念“内在掌控”(inter check)其实也是心理学的用法。白璧德也把人格分为“高尚自我”(higher self)和“卑下自我”(lower self)。在谈到宗教问题时,白璧德有个“原我”(ordinary self)的概念,认为原我被高尚自我所控,就产生宗教感。而弗洛伊德把宗教感归因于超我投射(projection)。虽然两个人用的术语不同,但意思却有相近处。先生仔细想想说,他不记得白璧德曾谈起过弗洛伊德,虽然他们差不多是同时代人。白氏也曾抨击镀金时代的物质主义,这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单维社会的批判有相似处,似乎是同一问题的不同阶段。先生说白璧德在中国影响很大,吴宓先生和《学衡》同仁对白是顶礼膜拜的。要思考二十世纪前半段的社会文化思想,白璧德值得一读。先生特别讲到白氏对大学教育的看法,说白氏最反对教育有“进步”一说。他以为教育就是要“保守古典”,大学教育必须是人文的,连科学训练也不能脱离人文观照。真有趣,马尔库塞本人也有类似看法。先生说这不奇怪,自希腊以来的思想传统大抵不脱巢臼,后来的科学至上主义是走偏了。对现代文明的反省总还是要回到古典中去找资源。

    先生又讲到吴宓的往事。他与吴先生私交甚笃,称吴先生为老师,其实他们是亦师亦友。翻阅《吴宓日记》,见多处提及先生。先生曾几次撰文谈吴宓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解读吴先生诗作。先生指出吴宓的理想是“向上迎接理想,迎接至真、至善、至美”。而叹吴先生道之不行,一生蹉跎。先生总结说:“吴先生的不幸,在他个人,最后也只能把自己的浪漫主义化为他的道德理念学(moral ideology),把他的爱化为宗教精神,以安顿自己的生活。这是不幸的命运安排,但也是既悲且壮的安排,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后来我才明白,先生谈吴宓,其实也是谈自己,谈他们那一辈读书人。他们浸淫于中国古典,又漫游于西方精义,从来就抱着打通两造、消泯畛域的雄心,也就是以求无分东西的普世价值为最高理想。在先生看来,是人则要用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凡有理想高悬则必会在自由与必然、道心和人心上有冲突。不过,这种冲突的解决,恰恰要在求自由、求理想中实现。这是个神圣的任务。先生说“人类若无自由,不过是一架被动的小机器”。先生分析吴宓何以独赏柏拉图的《裴多篇》与《理想国》,说:“两者都是要证明纷纭世界之外还有一理想世界,这是‘一’。如果以这个‘一’或理想为基础,可以在繁杂的人世困乱中,寄托人的灵魂,在那里可以有和谐静穆,可以安身立命,也是人类最后要实现的目的。当希腊雅典已经由盛而衰而亡,群情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柏拉图的理想虽然来得太迟,无补于实际,但以后西方人民每每以此为理想,造成中世纪和近代的文明”。先生何不想实现此一理想?然一代淳儒,命运多舛, 夙愿不遂,人皆凋零。但先生亦深知“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谈话间已走到沙滩,在老北大红楼旁边胡同里找了个小馆,随便点些东西吃。先生在饭桌上写下几部英文书名,都是有关新人文主义的,其中有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法国批评大师》,说这些书北图都有,很容易借到,要细读了才知道新人文主义与批判理论究竟有何异同。大体上看,本世纪西方知识分子关注人文、艺术、道德问题的,都对工业文明有所警惕。二战之后反思现代化更是热门话题,但其中视角各不相同,都反思现代化,却有相反的结论。走出饭馆,天已全黑,华灯初上,京城春夜的味道真迷人。听先生一席指教,有春风风人自沉醉的感觉。陪先生上8路汽车,在地安门换7路无轨,像七六年的冬夜一样,先生挥挥黄藤手仗就远去了。

    八二年三、四月间,我开始准备学位论文。那时我读完了国内能找到的马尔库塞的著作,对他的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我认为他虽然是以新马克思左翼著称,但骨子里承继更多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一派的血脉。以我当时所能见的资料,尚无人这样定性马尔库塞的学说,所以我准备了一份提要,陈述我论断的理由,和先生约好,去向他请教,希望先生能判断一下我所准备的有关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材料是否扎实。

    到先生家,见他正在安一架新的咖啡机,是那种用沸水直接冲磨好的咖啡,通过纸袋过滤的新式机器。见我便兴致勃勃地说是唐君毅先生的家人托人从香港带来送给他的。先生与唐君毅先生青少年时就是至交,抗战时期曾一起和牟宗三、程兆熊编刊《理想与文化》,先生曾回忆起:“我们几位手无寸铁的书生,想借此表示我们为民族奋斗的决心。……当时大家心中都想起宋代学人张横渠在抗金战争时期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以及西方费希特在德国国难时期《对德意志国民的讲演》的故事。我们都感觉到不能都去喊抗日的宣传口号,还需在本岗位上作些踏实的哲学建设工作”。先生对我说那时一起编杂志,常常挑灯夜战、通宵达旦,困了就喝浓咖啡。他喝咖啡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先生边说边摆弄咖啡机,一定要尝尝这新玩意煮的咖啡好不好。忙活了一阵,咖啡器终于嘶嘶地响了,片刻,淡淡的咖啡香便弥漫在屋子里,阳光正爬进窗子,三两方光影漂浮在咖啡的香气中,缓缓地游动。

    先生倒好两杯咖啡,便像往常一样,坐在那只老沙发上,头向后仰,靠在沙发背上,左手在扶手上轻轻叩击。我坐在先生右侧,拿出笔记本说,上次和您谈起准备论文中的几个问题,想听听您的意见。先生微闭双目,缓声说“请讲”。我知道,每逢此时,就是先生要集中精力认真听而长考的时刻了。我刚一说出题目,先生就笑了,说浪漫主义的题目最难讲,“它太浪漫了”。海涅有海涅的浪漫主义,白璧德有白璧德的浪漫主义。有十篇文章可能就有十种定义,你给自己选了个最麻烦的题目。我说虽然麻烦,但并非羚羊挂角、梳理各家之说能得其大意,况且不是求几何定理,要精确到一丝不苟。思想文化批判总是取其一般特征。先生点头说,这自然是对的,就看你对一般特征抓得准不准。我说像笛卡尔和卢梭,虽然都以概念、推理论思想,但区别极明确。这种大特征是抓得住的。以此看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就有话可说。

    我以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给人的审美艺术活动以突出地位。他在讨论审美艺术问题时,给自己规定了任务,要证明在美与真、艺术与自由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表明他要完成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早已提出的任务。他要在康德、黑格尔、席勒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重建审美新秩序,以对抗后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和“现实原则”。这个秩序正是诺瓦利斯“兰花幽谷”中的秩序。他要以“自由游戏”作为无压抑文明的标志,以卸载现代文明强加在人的心理上的“多余压抑”,使心理和生理上的愉悦统一于诗的王国。他要让古希腊的神祗,爱与美的象征俄耳甫斯、那喀索斯代替后工业文明中的英雄:政治强人、商业大亨、运动明星、社会名流,使人成为独立的、审美的、有尊严的自由人,而不再是一群傻呼呼的、患有成长延缓症的追星族。

    我列举了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家、浪漫主义文学家的著述,有关浪漫主义专题的论著,欧洲十八、十九世纪思想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史实。先生认真地听着,当我谈到“自由游戏”概念时,我引席勒《美育书简》中的话“在美的国度里,人们彼此只作为自由游戏的对手显身,这里唯一法则是把自由供献给自由”。先生便问我,席勒的自由游戏概念出自何处,我答出自康德。先生很严肃地说,既有前因,你绝不该忽略,引征材料要尽量溯其源头,这是个方法,也是个原则。先生原则两字说得很重,让我脸红。先生随后说,我看你对康德《判断力批判》读得不细,其中第九节专论游戏概念,你要回去再看看。我忙点头。

    我接着谈到马尔库塞不仅极赞赏康德以审美活动为联接知性与理性,自然与自由的枢纽,更认为这种枢纽功能意味着提高感性地位以反对理性暴力,最终要摆脱理性压抑性的统治,使人通过审美活动开拓人与社会的另一维度。先生说这种讲法已经远离了康德。在康德那里,三大批判无高下之分,各司其职而已。三大批判的核心就是一个“人”字,以人为中心,考察人的认知能力、道德诉求、自由意志,最终目的就是人。在这个出发点上可以说马尔库塞仍在德国思想传统中。从他的论证方法、思想资源、价值评判上看,你说他是个浪漫主义者,我想是站得住的。特别是他总谈美是自由的表现形式,这和席勒是一致的。先生说席勒的理想除了写在他的美学论文里,更多的是写在他的诗里,你要去读他的诗,毕竟席勒作诗人比他作哲学家更有地位。遵先生嘱,回去读席勒诗集,读到这样的句子:

诗引领漂泊的人
走出陌生的他乡
重寻天真单纯
重回幼时茅庐
摆脱冷酷的枷锁
在自然怀中温暖安眠

    这简直就是马尔库塞的论文“审美之维”的诗意表达。真感谢先生指点迷津。

    先生又问我,你认为马尔库塞这一派对现实的意义在哪里。我答至多表示一种信念坚守罢了。我对理论改造现实的可能根本就极悲观,尤其是后现代社会的整合力,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边缘化了,绝不可能有启蒙时代的哲人那样大的号召力。先生笑了,说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就是“丧家犬”。又说读书人不为世用并不可耻,倒是读书人当了权势的帮凶才不光彩。我问先生论文题目是否可以叫《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的浪漫主义骑士》,先生说论文题目你要听导师徐崇温先生的意见,我对论文不发表意见。又问先生能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先生说只要杜老和徐先生请他,他当然参加。

    回家之后我又反复思考先生的问题,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何在。这在论文中是极重要的一块。思考的结果记在笔记中是这样一段话:“建立无压抑的文明,在现存理论框架中看,确实是个幻想。马尔库塞本人颇明了这点。因而,若想走向他所指引的无压抑文明,大半不能靠脚而要靠头,或者干脆靠心。想起这点真让人悲从中来。但午夜时分,一支烛光也能为踟蹰暗夜的旅人燃起一丝希望。朝霞纵然绚丽,但那要待晓雾四散,而并非人人都能等到清晓莅临的一天。因此不管天光大开,还是烛光掩映,清醒的灵魂总守候着,只要有人守候,就总有破晓的可能。怕就怕我们都沉睡了。守候于幽夜是一种幸福,正如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一样”。后来我把它写入文章寄给先生,先生回我信说:“愿与你和朋友们共同守候”。

    八三年读到贺麟先生的文章《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贺先生说:“周辅成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写了《康德的审美哲学》(《大陆哲学杂志》一卷六期),……周辅成先生是研究西方伦理学的,周先生曾‘惋惜中国尚不曾有介绍康德的美学的文字’,自告奋勇写了这一篇文章。周先生的介绍相当详细,全文共分两大部分,一是批判力与悟性和理性的关系,一是审美判断之批导。这是我国对康德美学思想最早较有研究水平的文章”。我才知道先生是介绍康德美学入中国的开山之人。我问先生为何从未向我提起,也未叫我读他论康德的文章,先生淡淡地说,那是五十多年前写的东西了,不一定有价值。我坚持向先生要,他挺不情愿地从北图复印了一份给我。我仔细拜读先生的文章,虽然行文风格是五十年前的,但先生对康德美学梳理之清晰,解说之明确,总体把握之贯通,以我当时所见中文文献,尚无人能及。老一辈学人学风真淳厚。像这种开创性的工作,不过是做过便完了。能与先哲对话,能有成果惠及后人便达初衷,其余世间名利不过淡然处之。这种淡泊雍容,来自浩然之气的涵养,来自古卷青灯的陶冶,来自“大道如砥”、“德不孤,必有邻”的信念。先生已点燃烛火,又约我们同守暗夜,小子岂敢怠惰。

    八二年六月,我要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先生应邀担任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那天先生早早就到了哲学所,在走廊里遇见先生,觉先生今天的样子有点特别。后来才意识到先生特意着了装,显得格外整洁肃穆。我趋前问候先生,他很严肃地点了一下头,就进了现外室,答辩就在这里举行。答辩过程中先生问了我两个问题,记得有一个就是有关康德所论“无目的的目的性”。我回答得大致正确,其他先生也问了一些问题,所幸未出大错。随后我便出去等候。再进房间,见各位答辩委员面带微笑,就放了心。杜任之先生宣布我的论文通过,我向各位先生鞠躬表示感谢。所里派车送先生回北大。见先生上车,想起七五年底在清河小营机械学校送先生上车的情景,不由百感交集。

    论文答辩结束不久,我便启程去武汉,为即将在庐山召开的全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打前站,办自武汉至九江的船票。上山前在九江烟水亭旁的小酒馆与国平和苏国勋大哥喝酒,望窗外蒙蒙雨雾中兀立的点将台。相传赤壁之战前,周瑜曾在此演练水军。上庐山后,忙于会务,得暇与朋友们遍游庐山名胜,甚是快乐。一日,与北陵、友渔、国平、苏大哥,步行二十余里去访三叠泉。返回时已是暮色四合,山风渐起。向晚的天空蓝水晶般纯净,几颗早到的晚星倚着绮云,平添几痕绚丽。远山云雾缭绕,影影绰绰,几人正踏歌徐行。苏大哥突然指着远山说,那是五老峰,山下就是白鹿洞书院,明天我们会去参观。我心一动,想起南宋淳熙年间,朱子在此升坛开筵、门庭兴旺的情景,不免心往神追。接近庐林宾馆时,天已全黑,在黑黝黝的松林中行走竟看不清路,几人相呼着在林间小径上摸索。不经意间,眼前豁然一亮,庐林湖已飞临身旁。润玉般的湖水静卧秋夜,岚气幽幽,摩挲秋水。湖畔烟雾飘渺,修竹袅立,伴微风簌簌纤歌。凉夜已深,皎月破云,寒星数点,清辉散落。几人似闯入画中,皆收足敛声,不敢搅扰这人间仙境。待回到宾馆,躺在床上,仍未从刚才的梦境中回过神来。又想起一早起来要登五老峰,游白鹿洞,不免辗转反侧,很久未能入眠。

    读史知道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的白鹿国学是中国最早的书院。书院者,读书、答辩、慎思、精进之处也。选一方山水清幽之地,奉一套求真悟道之理,聚一群心向大义之人,延几位德高饱学之师。行如朱子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所言,“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南宋淳熙六年,朱子任南康太守,踏勘书院旧址,以为“观其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踪著书之所”。便主持修复,招收门生,登坛讲学,白鹿洞遂成理学圣地。我读中哲史,对朱子一直有好感,觉他论道明通,平易晓畅,绝非道学面孔。不过读先生论戴东原的著作,却见他力斥理学,极赞戴震所言“人死于法犹有怜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其实先生扬戴抑朱也有其不得已处,对朱子亦有回护。先生认戴震所反对的宋明理学“基本上是指清代的统治阶级所了解的程朱哲学”,又痛诋清际文字狱之残酷,这其中的宛转,倒要向先生好好讨教。今天在白鹿洞拜朱子,要想好回去如何向先生“交代”。

    书院的大门并不煊赫,上有李梦阳题匾。据说古时门外大道边曾立有石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我们的先人倒是重知识轻地位的,而今却尽入渔樵闲话了。进门便有清凉之气扑面,寻清风起处,是自后山奔流而下的一道清溪,溪边巨木参天,阴翳匝地。溪中有巨石数块,其上有朱子手书“枕流”二字。向左拐,进一庑廊,皆石刻,中有朱子手泽,和李梦阳五言绝句。诗境清幽篤静。进朱子祠,向朱子顶礼。随后转入白鹿洞,有后人凿石鹿,殊粗糙。四面游逛,随意观览各处楹联,大多陈词滥调,忽见明人周相所撰一联,“二李读书看白鹿,书中得几分,白鹿中得几分;三贤讲道对青山,道外无一事,青山外无一事”。觉得有趣,多看了几遍,暗记住了。进文会堂,见朱子手书“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智仁独得之天”。想到底是朱子,出手就是不凡。出堂下阶,沿明溪缓行,听水声潺潺,似鸣素琴,真可一洗尘心。不知朱子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否得自于此。跨过几块卵石,便站到“枕流”石上,想既为“枕流”,便当曲肱而卧,于是便横卧石上,仰望白云苍狗。

    古希腊,柏拉图建立了雅典学园,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吕克昂学园。正是在这些学园中,希腊哲学蓬勃生长。这学园大抵便是我们古时的书院了。有趣的是,希腊哲人讲学论道也要寻个清幽怡人之处,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图记下了苏格拉底与斐德若的谈话“在梧桐树的浓荫下,四肢舒展,躺在青草地上,夏日的凉风轻拂,把脚放入清泉,一阵沁人心脾的凉爽,用芳香的青草作枕,斐德若,来吧,我就躺在这儿,你来读你的文章吧,在这仲夏的温暖中”。再看朱子对白鹿洞的喜爱,中外大哲所思所感冥冥契合,在精神的至高处,何来畛域!

    书院、学园中研习之道的优越处是讲辩结合,有讲有问,有答有辩,文意互发,疑义相析,攻防之中,道理渐明。因为只有自由辩论最能激发思维的活力。想自八一年西安会议,结识嘉映、正琳,相约每月一次的黑山沪讨论会,一年多来确觉思路大开,学力渐长。此次庐山聚会,他们未到,让我惋惜不已。见嘉映业师熊伟先生兴致勃勃地游览白鹿洞书院,心中忽发奇想,若辅成先生亦在此地升坛讲课,该多么有趣。那时我辈友朋、学子机锋相夺,义理相搏,如君子之射,“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个向往存我心中多年。八九年与正琳、嘉映、友渔、国平、阿坚、苏炜诸君筹划《精神》杂志,特设“学园”栏目,想收各家争辩于其中。不料虎貔之师直入京城,狼烟起处,精神遁走。九二年与力川去梵蒂冈博物馆,却见到这理想坚不可摧地存于拉斐尔的《雅典学园》中。大师随心所欲地把他尊崇的哲人,不分门派,不论年代,一网打尽在他的巨作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联袂而下,宽袍飘飘,如天神下奥林庇斯山。再看学园中群贤尽至:放浪形骸的第欧根尼,思考流变的赫拉克利特,定“在”为“一”的巴门尼德,万“有”归“数”的毕达哥拉斯,色诺芬、普罗提诺、伊壁鸠鲁……,最后大师自己也厕身其中,聆听论辩。在拉斐尔心目中,人类的精神生活尽在雅典学园中了。学园、书院,思想者的家园。

    下山回京,庐山带给我的激动尚未平静,急冲冲去看先生,要给他讲的故事正多。自八O年起,先生开始主持新成立的北大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先生毕生致力于伦理学,但在几十年谀桀颂纣大合唱中,有谁听良心细弱的呼声。现在伦理学能登堂入室,先生很高兴,也极关心国内学界的各种动向,我向他介绍了会议的情况,记得还带了几份会议论文、简报给他。在和他聊起白鹿洞书院时,我说先生虽不喜欢程朱,但白鹿洞书院实在是个好地方。先生马上严肃起来,说朱熹是真儒,儒家的好东西,朱熹挖掘光大了许多。南宋时外敌威胁,讲儒学的人都能体会得到。讲理学也是讲心灵的力量。王守仁的心学是继承这点的。我说戴东原批理学,先生是赞成的。先生大笑起来,说你说的是我那本论戴震的小书吧。他的思想我确实很喜欢。我在清华读书时,就听说王国维可惜戴的哲学思想不受重视。其实那时我就很注意他。这本小书是我五六年写的,那时候让我们学艾思奇的哲学,分唯心、唯物两条阵线。戴东原的哲学是朴素唯物论,所以就写了他。那种书容易写。先生又说,戴东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永远替老百姓说话,其实我在书里还是发了一点牢骚的。我说清代文字狱之残酷史无前例,想的就是共产党得天下后,各种批判就没停过。满人入关后对汉人中的读书人很警惕,像吕留良,死了还要掘墓剖棺,后人、学生都不放过。过后再细读先生的书,果然能见出先生运笔立论处处用心良苦。先生说:“戴震生当文字狱最厉害的时期,他反抗现实的文字是表现得很曲折宛转的。虽然如此,但我们一读其文章,立刻就可以感到他对当时统治者有极沉痛的愤慨,比如他说‘在位者行暴虐而竞强用力,则民巧为避而回遹矣。在位者肆其贪,不异寇取,则民愁苦而动摇不定矣。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然后民受转移于下,莫之或觉也’”。先生以为,这是戴震思想的中心,归乱源于统治者,而人民是受害者,这表明了戴震的人民立场,其实这是先生观察社会、评判是非的一贯角度。在平民与权势、卵与石之间,先生总是站在平民一边,站在卵一边。

    话头一撂,我便把在白鹿洞记下的那副对子念给先生听,想请先生参详。先生说,朱熹讲道心人心两不分,天地人心两不分,陆九渊讲“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到王阳明哪里,更是心物一体。这副对子是明人所撰,看来是心学之徒。不过里面已经有些禅的味道。王阳明的心学本来就得益于佛学,我看这上联是说悟道不只在读书,青山白鹿都有道心。下联是说心中之道 与身外青山本为一事。朱熹有个重要的思想,理在物与在身是一回事,这就是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的最高境界就是达于至理。这副对子写得不错,我觉先生解的也好,便记了下来。先生自嘲说今生未去过白鹿洞书院,枉为读书人,又提起王阳明曾亲往白鹿洞格物致知。问现在可有王阳明的遗迹,我答似未见,只是书院大门上的匾额是李梦阳所题,他和王阳明是同时代的人。先生便说,明前七子是要搞“文艺复兴”的,文必秦汉,诗宗盛唐,一时左右文坛。我把记下的李梦阳的五言绝句呈先生看,诗云:“登山眺四极,一坐日每夕。行看夜来径,苔上有鹿迹”。先生看了片刻,便起身走到书架旁,翻检出一叠复印材料,说歌德有首诗和这意境有点相似。随即便翻到一页递给我,是《游行者之夜歌》,宗白华先生译的:

一切山峰上
是寂静
一切树杪中
感不到
些微的风
森林中众鸟无音
等着罢你不久
也将得着安宁

    这诗我曾读过梁宗岱先生的译文,他译作《流浪者之夜歌》,两公译文各有其妙。梁先生在诗后加有一注:“一八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歌德快八十二岁了,距他逝世日期仅数月,他一鼓作气直登伊门脑旧游处,重见他三十八年前写下的诗句,不禁潸然泪下,反复沉吟道:‘等着吧,俄顷你也要安静’”。经先生提醒,再对读两诗,发现果有意境相通之处:皆是独登峰巅,寂静寥落,鸟声无闻,鹿影不现。惟歌德诗苍凉沉郁,梦阳诗空灵清缈,物色仿佛,而心境相异。

    看先生授我的这叠复印件,是一部叫《歌德之认识》的书,它是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所编。翻看目录,作者、译者皆为一时之选。有冰心女士的诗,宗白华先生的《歌德之人生启示》,贺麟先生的《歌德处国难时之态度》,辅成先生的《歌德对于哲学的见解》,唐君毅先生的《孔子与歌德》……顿觉眼前云蒸霞蔚。看先生撰写的前言说“今年国难期中,临歌德逝世百年纪念日到来,国人们对此纪念是如何地热闹,证明我国人在物质困苦里还没有失却对精神价值的欣慕”。我真不敢相信这部书竟完成于外敌入侵,国脉危急之时,这要何等的毅力和定力。我问先生,战乱之中您还想起要编这样一部书,而且能印出发行?先生正色答道,好不容易啊!当时巴金在上海问了多家书店,都不肯印,是宗白华先生送到南京朋友处才得印行。那会儿人心惶惶,谁会在意歌德,我们几个青年人却觉得越在危机时才越要向歌德致敬。那时知道日本人也纪念歌德,我们便想表现一下中国人的能力。我给文化界的朋友、师长写信,几乎所有人都回信支持,好热烈。先生用四川话讲出“好热烈”时,刚才低回的感叹顿成昂扬的自豪。看先生皓首低垂,热切地翻书的样子,我暗问自己,可曾有先生这种对精神价值坚韧不倦的“欣慕”。

    在庐山时就想向先生请教书院和读哲学的关系,我拿白鹿洞书院和宋明理学说事儿,和先生开玩笑说,大学的哲学系应该统统取消,改成书院、学园。想读哲学的人去投奔各处书院,各位先生自筑杏坛,哲学自会精进,再有个诸子百家时代也未可知。先生笑答,国家不给书院出来的学生发文凭,他们靠什么吃饭?柏拉图办雅典学园时,伊苏克拉底就嘲笑他教出一群只会抽象推理的呆子,是只知爱智慧却不懂实行的空论家。他自己办学校收费很贵,却保证学生能学到实用本领,将来好混世界。柏拉图绝看不起他的一套,骂他唯利是图,说他教的修辞、辩术那一套不过雕虫小技。我回先生说,朱子倒和柏拉图相通,“非徒务记览,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是白鹿洞学规。朱子要他的学生以讲明义理为求学目的。先生说其实务实入世与求纯知的界限并不绝对,柏拉图的学园也要教人作政治家,教人治国之道,还要作“哲学王”呢!顾贞观、高攀龙立东林书院,除了孔孟曾颜之外就是遵崇白鹿洞学规。他们本来就是要继承朱子学脉的,对王阳明都有不满,以为他的心学走偏了。从学理上讲,他们的志向就是保持儒学正统。东林党的主要人物,像杨涟、左光斗、黄尊素,都是信理学的大儒,一旦入世,就把自己的儒家信念、道德操守带到行动中。和魏忠贤斗,是性命相拼啊。杨涟被锦衣卫折磨得体无完肤,最后是铁钉贯脑而死。左光斗被拷打得几无完形,也不低头。真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先生说,这些理学信徒们平日谈经论道,似与平民百姓无甚关系,想不到他们一旦挺身抗恶,百姓竟以死相助。苏州数万市民上街,对抗来抓捕东林党人的锦衣卫,真是正气鼓荡。孔子讲“礼失求诸野”,我看这就是了。后人修五人墓,张溥作《五人墓碑记》,就是把中华民族的真精神留下来。我看这也就是儒家的真精神啊。文革中“破四旧”把五人墓砸烂了,那是断自己民族的血脉啊。先生讲至此,摇头痛惜,眼中似有泪光。我竟一时没有追上先生的思路。以前胡乱读史,对魏阉暴虐,厂卫横行的史实不过一带而过,并未深思。苏州市民义愤群集、痛殴厂卫,而后又有周文元等五义士“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对此我当然是极为崇仰,但从未以先生所谈之真儒精神来思考。张溥曾问:“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先生竟以为这就是“礼失求诸野”的明证。先生心中的礼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之真儒之礼,是由“守死善道”而出的一套行为规则。以此观之,苏州市民皆守礼之民,苏州之地为礼义之邦。而文革之中,砸五人拱墓,辱先烈遗骨,当此时,华夏已为鬼域,子民皆成暴徒,此中华命脉危殆之象。

    听先生情绪激昂地大谈东林党,我从白鹿洞带回的道外青山的闲逸,一下子被淹没了。我突然意识到白鹿洞书院绝非仅是鸣泉素琴、朗月清风的世外桃源,先人讲纯思至理,也包含着坐言起行。华夏儒生并非皆是追名逐利、献媚邀宠之徒,舍生取义本是题中之义。讲道也意味着护道、殉道。不参透两方,谈何了解儒学。自己的感觉太过轻浮,还要沉下心来,重读古典,深入思考才是正途。向先生谈了我的感想,先生教我说,中国哲学中,理学的情况比较复杂,入清之后,批它的人很多,有一个原因是清朝大捧理学,又兴文字狱,让一些读书人心怀不满,借批理学来发泄。所以读朱熹要读点明史,特别是晚明史。晚明多次禁书院,但禁不住,这里就有朱子思想的力量在。先生叫我先读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朱长祚的《玉镜新谭》。说如果再有时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要细读的。黄宗羲是东林子弟,他父亲黄尊素的死让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多有真知灼见。和先生分手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谈明史是很危险的”。待后来读书稍多,才明白为何谈朱元璋和海瑞的吴晗,谈李三才的邓拓,不管如何献媚邀宠,终是死无葬身之地。

    八二年底,先生搬回朗润园了。这次占据朗润园半壁江山的人搬走了,先生终于收复失土,所以特别高兴。这两三年,先生全力以赴,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这又是一桩奠基性的工作。以往谈西方伦理学,多是跟着阶级斗争的路子走,常常材料不明却上纲上线,宏论大发,结果是无根游说充斥。先生想抓住机会,提供一些真实材料,让谈西方伦理学的人有所依凭。先生说这也算是正本清源吧。前些年曾从先生处借阅过是编的上卷。那是因为先生教我读莎士比亚时,要我注意莎翁对英国伦理学家的影响,特别是沙甫兹伯利和赫起逊。当时先生就说这部书的下卷已准备多年,不知何时能编出以成完壁。从先生写的编者前言中知道,上编编成之日是一九五四年,正是我出生的那年,而第一版印出时已在十年之后了。编这种名著选是吃力不讨“巧”的工作。虽说有范本在前,但要厘定标准、规依体例、剪裁文章、推定译名、校改讹误,都是细碎繁琐之务。仅以我读过的上卷而言,800多页一大厚册,自古希腊至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涉及重要思想家近50人,著作60余种。编者下的是笨功夫,对后学却是功德无量。

    八三年七月酷暑,几天前和先生约好去看他,顺便还几个月前借走的《新旧约全书》。那时圣经不好找,先生说读国学要通六经,读西学要读圣经,授我他常用的那册旧和合本,包着白色道林纸皮,已被先生翻阅的起了毛边。我知这是先生常在手边浏览的书,便抓紧时间粗粗读了一遍,想着赶紧还先生。约好下午两点半到先生家。但偏巧头天晚上在黑山沪嘉映那里聚会,与友渔、正琳、苏大哥几人聊得高兴,一夜未睡,沿着京密引水渠散步,在月影星光下“喳”歌儿,从贵州小调一路唱到贝多芬《自然神的赞美》。天亮后仍不愿散,接着聊,一直到中午。那时年轻,“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心中满是激情,眼中全无人物,寂静中偶有一曲飞起,不知是何,已然泪流满面。一个纯思唯美真爱的年代。当时嘉映已决定赴美读书,我挤兑他不能免俗,他只是狡猾地笑着,顾左右而言他。中午和嘉映分手,便去朗润园赴先生的约。

    从黑山沪骑车到北大,不过二十几分钟。到了北大看时间还早,怕打搅先生午休,便在未名湖畔拣个树荫坐下读书等候。谁知一夜兴奋,加上天热蝉噪,竟在湖畔的轻风中睡着了,猛醒过来已是下午三点。天啊,迟到了,起身便往先生家跑。待拐弯离了湖边,却迎面碰上了先生。他老人家正急冲冲下小石桥,向东校门方向走。下午三点,骄阳似火,先生走得急,身上宽大的短袖老头衫几乎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额头上满是汗珠,从白发间淌落。我上前拦住先生,问他为何当此酷暑。先生见我似大松一口气,说已经三点了,见你仍未来,想前几天有学生与校外孩子冲突,学校发通知,加紧门卫,不得让闲散人员随意入校。所以想你被拦在校外了,便下来看看。我真是羞愧难言,不过是自己睡着迟到,却害先生烈日下奔走。先生已是70多岁的人了,万一中暑,我罪莫大焉。急忙扶先生回家,先生却若无其事的样子,反对我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陪先生到家,屋里甚凉爽,一架电扇轻轻送着凉风。师娘埋怨先生,对他说不会进不来的,他不听,非要去看看。我忙给师娘赔罪,都是我的不是,下回不敢了。进先生书房,见书桌上整整齐齐摆着一摞复印件,上面有先生手写的几页稿纸。问先生,先生答是《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已全部完成送商务印书馆了,这是副本。我极为先生高兴,这件工作从五四年上卷编迄,至今已经快三十年了,终成完壁,是学界大幸,亦是后学大幸。先生神情愉悦轻松,说放下这副担子,可以优游岁月了,又说今天我还有“新式武器”给你看。见先生那张老书桌左侧靠墙处新放了一个架子,上面摆着一架双卡磁带录音机,是当时国内颇走红的一个型号“夏普575”,左右声道各有一大一小两个喇叭,放在先生桌上显得挺气派。先生告我这是stereo,又说旁人告他这是市面上最高级的机器,边说边向我演示只要同时按下record和play键,就可以转录磁带,有人在旁边说话也不怕,没有干扰的。一听先生说就知道老人家不明白麦克录音和内置线路录音的区别。在音响器材方面,我自信比先生所知略多,便给先生解释录制磁带的基本方法。先生也不理会,只是得意有了他的“新式武器”可以借磁带来自己复制 。

     和先生处久了,便愈觉老人家无论腹笥多么宽广,修养多么丰厚,都会时时“倒空”自己,他永远敞开着,不带任何成见地听取意见,汲取知识。这在先生那里是自然而然,毫无刻意的。在先生意识里,没有“功成名就”这类玩意儿,求知之于先生,如呼吸之于生命。先生很早就知道我对古典音乐很用心,说他也极喜欢听,文革前有重要的演出他都会到场,还回忆起曾有一段当局和知识分子的蜜月期,那时有节目,学校会派车送老先生们去听。不过自打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难再有这种恩泽了。文革之后,古典音乐被划归封资修黑货,都扫地出门了。和先生谈起音乐演奏的各种版本问题,先生大感兴趣。说以往听音乐只关心曲目,没注意过演奏中的不同诠释,要我给他找些范例。“有事,弟子服其劳”,先生的这个要求正是我可以效力的地方。因为那会儿,我正跟着建英兄满北京“跑片子”呢。

    建英有个作曲家朋友,供职于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该厂音响资料室有“外汇指标”,可以从图书进出口公司购外国音乐资料。可惜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不熟悉国外音乐资料,对该购何种曲目,哪个演奏版本心中无数。这位朋友就请建英帮忙选购。这对我们不啻于发现一座金矿。建英提出帮忙的条件是买了新唱片,我们先录一道。用他的话说,叫“先开槽”。通过这个途径我们转录了许多第一流的演奏。我给先生复制了一些精选的曲目和演奏。有时就把建英复制好了的磁带直接送先生复制。每次拿了磁带去,先生总要立刻复制,又不肯使用快速复制程序,说会破坏音质。所以送两盒90分钟的磁带,就会在先生家盘桓几小时,边听边聊,听先生谈天说地,真是快乐。一次建英告我他手里有一版极好的《福斯塔夫》,是卡拉扬指挥,Gobbi 和Schwazkof领衔演出。我知先生喜欢这个戏,便告先生我们的“虏获”,先生说他也要一份。不记得因为什么原因耽搁,我一直没空去北大,先生竟来电话催问,想听这个版本的急切心情像个年轻人。先生似乎已经成了我们发烧友队伍中的一员。建英当时正在北大读研究生,我便请他上学时给先生送带子去。建英去先生家送了带子,还和先生聊了许久,回来告我周先生真有意思,说无标题音乐总听不大亲切,喜欢听歌剧,因为有词,听得明白。我们喜爱先生的天真谦逊。建英说当然不是先生听不懂,是先生自谦啊。其实先生爱音乐是有所本的。一次和先生聊起音乐在希腊的地位,先生说苏格拉底都梦想当音乐家呢。先生是在讲《裴多篇》中苏格拉底所说他多次梦见自己应当去从事音乐活动,制作和演奏音乐。甚至当他以为他所从事的哲学就是最伟大的音乐时,又被那些梦所困扰,最后竟认定自己应该去从事通常意义上的音乐。他甚至用竖琴与和声的关系来讨论灵魂不朽的问题。在先生看来,哲学和音乐在其根本处是相通的,一个读哲学的人是不能不听音乐的。

    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先生那里,见书桌正面也摆上了架子,放满了录制的磁带,大约有两三百盒。除了我和建英为他录制的,他自己也搜集了不少音响资料。先生最感兴趣的仍是歌剧,尤其是以莎翁戏剧为底本的歌剧,逢此必收,版本颇全。威尔弟谱写的《奥赛罗》、《福斯塔夫》、《马克白斯》都有二、三个版本。但直到我把玛丽亚?卡拉斯演唱的《奥赛罗》、《马克白斯》送到先生手上,他才真满足了。当时我甚至对先生说,能唱出莎翁悲剧感的惟卡拉斯一人而已。先生将信将疑。我手里有一版EMI公司出品的卡拉斯演唱威尔弟悲剧唱段全集,建英对此评价极高,我便为先生翻制了一套。先生听后感叹说,卡拉斯就是当代的塔尔玛啊!在莎士比亚的传奇剧中,先生最爱《暴风雨》。在先生的文章《莎士比亚的人格》中,先生极推崇普罗斯彼罗深厚的宽容精神。以为自此,莎翁的人生哲学原理、行为的最高规范便是“直接诉诸于人”。但对贝多芬受此剧影响谱写的d小调钢琴奏鸣曲(op 31 N° 2) 却觉听不出门道。先生自己分析说,许是对《暴风雨》一剧读得太熟,心里装了太多的定见,不自觉地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找,反而迷茫了。我便谈了自己的感想以就教于先生,说贝多芬在作品中表达的是他读《暴风雨》的感受和思考,用音乐这种极具体又极抽象的形势表现出来,不太可能有具体的对应,例如哪个乐句表现了沉船,哪个乐句表现了爱情、复仇、宽恕。先生回应说听音乐也要心无定见,才好体会。其实,贝多芬在一八O二年写下的《海利根镇遗书》中已经提到,他盼望在他死后,能与世界宽恕和解,与此同时,他创作了被称作《暴风雨》的d小调奏鸣曲。他对申得勒说,要理解这部作品,“去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这绝不是巧合,先生从《暴风雨》中读出的“出自深心之中的诚恳之念”——宽恕和解之道,必敲击过贝多芬的心弦。在先生看来,莎翁在他的《暴风雨》中告诫我们“凡是一个人,都与我们同样,即使他犯了错误,只要有醒悟,我们都有义务来回报自己的充分宽容……。他已从对自然的幻想与对人的过分要求转变为对人类缺点的哀怜”。我以为这正是贝多芬在d小调奏鸣曲中所要宣示给人们的。先生自然是懂贝多芬的。智慧与仁慈的心灵在彼此呼应着。

    一次和先生谈歌剧,先生说威尔弟谱写的莎士比亚最能得其精髓,因为他也是个农民,是从乡下进城的,他从龙科莱村去米兰,莎士比亚从斯特拉特福去伦敦。起初我不太明白先生的意思,后来反复读先生论莎翁,才明白为何卡莱尔会说“我们宁肯交出一百万个我们国家培养的英国人,也不愿意交出这个斯特拉特福的农民”。先生以为莎翁的人格来源“第一他是平民,因此能对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都体验过,都了解。第二,他是真实的平民,故不为世俗的矫揉造作的生活所欺所蔽。虽为女王嘉许,虽结识贵族甚多,但毫不受其影响,能够独自超越。第三,他是自得的平民,故虽受苦,但不绝望,不激愤,依然冷静”。先生拈出“平民性”来标定莎翁的人格基础,因为先生一贯以为平民性是普遍人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先生认定威尔弟和莎士比亚在人性上是相通的。事实上,威尔弟这个龙科莱村的农民,这个常独坐农舍、眺望荒野的天才,心中最尊崇莎士比亚,称莎翁为他的“教皇”。他不仅为莎翁戏剧谱写了《奥赛罗》、《马克白斯》、《福斯塔夫》,心中还酝酿着《哈姆雷特》、《暴风雨》、《李尔王》……。他的《利哥莱托》实际上是对未能谱写《李尔王》的一个伟大的补偿。

    先生爱莎士比亚,把他当作知心朋友,甚而“总觉他是一位亲人,一个慈母,他不像父亲那般责我们的过失,却像母亲一样为我们的缺点原谅,还要亲切地问一声‘你这样怕过得不舒服罢’”。在先生面临人生低谷,想高蹈海外时,莎翁的人格抚慰了先生苦闷的心灵。先生看这个人格平易、深厚、丰饶,如同四季时序的幻化多姿。春时“在他的人格的召应下,又如人在树荫下,一望四野碧绿的田畴,你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梦幻,产生自然爱,充满人间生活的喜悦,配以热情,加以幽默,如此整个宇宙都象在欢迎你”。“夏日,天空清朗,偶见薄薄浮云,远远传来断续的蛙鸣,不禁使我们心弦颤动。夜间明月下,再来一线萤火奔流,我们便不免梦幻人生”。“秋天来了,就象我们出了峡口,任我们的生命如何奔放的人,到此也要稳打浆,慢慢摇了”。“冬天的雪,风一来,人类的什么情感、欲望都显得收缩了。生活没有昔日的活跃,差不多凝固起来,真象一个冰房”。与四时交替相伴,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在世界大舞台上各逞其能。初春的凡伦丁、盛夏的福斯塔夫、霜秋的哈姆雷特。最后,在冬日的宁静中,斐迪南向米兰达唱出了热烈而凄婉的尾歌“只要在这牢房中能见到这女郎,地球的每个角落让自由的人去受用吧。这囚室已让我觉得很宽广”。

    在先生看来,莎翁对笔下的众生,只让其上台亮相,谢幕下场,任其喜怒哀乐,生死浮沉,却不做道德评判。但是他从人性的深度去了解人,剖析人,却是一无形的“最深刻的道德批评”。先生治伦理学,是把莎翁笔下的人物性格、道德行为、善恶分野当作了研究标本。如歌德所言:“莎士比亚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写的竭尽无余了”。先生则认为“随着莎士比亚当学生走了一生。及到书本一丢,我们该说,我们了解了人”。记得我受教于先生之初,先生就教我读莎士比亚。先生要循着莎翁笔下的人物的踪迹,直探人性幽深的秘府。后来先生授我他的《自述》,先生说:“这时候,我在学哭,也在学笑。但哭笑都学得不好。我羡慕莎士比亚对福斯塔夫的笑,羡慕达文西所画《莫拉?里萨》的超善恶的笑。同时也向往托尔斯泰听完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和读完法国波埃西的《自愿奴役论》后的哭。但我要学他的,怎么也学不到。不过我仍要哭笑”。这是先生剖心析骨之言啊!

    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气候忽阴忽晴,盖因国朝始终上不了宪政国家的轨道。那些控制思想言论的老伎俩总不停地摆弄出来吓人。当局对知识人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和憎恨,这是列宁式党国制度的遗传基因,不到这个机体灭亡是不会消失的。

    八三年十月,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讲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思想理论界对当局的政治动向极为敏感,一闻风吹草动,立刻寻找此次谁是挨整对象,或扑过去咬几口,或避之唯恐不及。没想到这次锋芒所向竟是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异化”,“异化”的背后是人道主义。而挨批的对象竟然是前“文化沙皇”周扬。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竟对他的老哥们儿痛下杀手,说精神污染是个现实政治问题,周扬关于异化问题的观点可以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纲领。周扬文革前害人无算,文革中坐了八年大狱,有点良心发现,想讲点人道,又不敢真讲普世人道,所以找到老祖宗年青时用过的词来说事儿。本来就是跪着造反,没想到当家的还不许。天良未泯的周扬一怒之下再不说话,生生气成脑软化去世。看来要想在这块地盘儿上混,脑软化就是心软化的代价。

    八四年春节,我去给先生拜年,闲聊中说起理论界的动态。先生对人道主义理论的前景极关注。问社科院是不是要组织批判人道主义,他有点担心文革余孽卷土重来。临走时,先生给我一本书《马克思与人》,我说这可是当红的题目。先生说里面的文章是他前几年写的,也谈到异化问题。回家后翻看,才读到先生写于一九八二年的《论人和人的解放》。读先生此文,感觉有点怪,他肯定通过异化问题研究人道主义、人性论是个“令人发生兴趣的学术趋向”,这是因为“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现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有人据此认为人性异化的问题,即要求人的复归或人性的复归就是人性化。人性论比阶级论更根本”。先生以为从阶级论回到人性论,最终还是要追求个人的尊严、自由、幸福。对此先生并无异议。但先生又认为,人性的复归是“指一切有劳动力的劳动者(或生产者)的本来状态要复归。这是一种阶级论或阶级解放论的理论形式,最终是劳动人民的阶级解放”。据此,先生说“就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论,只怕阶级论有时就比人性论更重要”。对先生的这个结论,我有不同的看法。在马克思的《手稿》中,阶级的解放是一切人的解放的手段。马克思是从普遍人性出发,经由阶级消亡而达于普遍人性的实现。在理论上,马克思《手稿》中的论述是自洽的。阶级论不过是人性论大议题中的一个论题,从而人性论是更具根本性的命题。而当阶级论被夸大到绝对时,必然引发对人权和人性的肆意践踏。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权力斗争的看家功夫。

    我给先生打了电话,明确告诉先生我不同意他的结论,希望能有时间向先生面呈我的看法。先生听后很高兴,说这个问题他自己也觉得没想透。他只是担心普遍人性会淹没具体的社会阶层的利益,法国大革命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用现在的话说,先生关注的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先生的苦心我是明白的,先生在文章中也指明它的立足点在于“我们应该参加劳动人民的队伍,为‘大老粗’、‘土包子’讲几句公道话”。很快,我就去先生家向先生陈述了我的看法。先生仔细听了,说劳动人民在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利益时,普遍人性论就要让位于阶级论。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论比人性论更重要。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是讲普遍人性的,但大革命中看到的是各阶级代表在争自己的的利益。我说那也要对结论严格限制。先生说他在文章中讲到法国大革命的史实也可算是一种限制。我强调阶级论的危险性,先生说他知道阶级论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常被用作清除异己的工具,但阶级论本身是来自历史事实,不能忽略。我显然不能完全说服先生,便举出周扬的遭遇为例,以证明人性论如何成为阶级论的殉葬品。先生听后无语,长叹一声说,现在形势不好,连周扬都自身难保。六十年代先生曾为了伦理学科的设置问题和周见过面,那时他颐指气使,神气得很。文革中他吃了大苦头,看来是有所觉悟,想从阶级论返回人性论了。见先生谈及此,我便不再争辩。

    八五年前后,先生曾要我读《尼克马可伦理学》。先生多次讲,读哲学一定要考虑伦理学问题,道德哲学是极要紧的。我以往读亚里士多德多注重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先生认为是极大的缺失。其实先生很早就提醒过我,说《尼克马可伦理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后世治伦理学的人所讨论的各种问题,在这书中都有论述。但我读研究生时忙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梳理,竟一直未得空读亚里士多德,毕业之后才重回古典。读《尼克马可伦理学》我用的是勒布古典本。不懂处问先生,他对该书极熟悉,谈起来如数家珍,问他问题,总是随口解答,还常常告我某卷某节也谈到相关问题,可参阅。我在所里资料室查到先生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长文,细细读了,收益颇多。但向他谈及,他却说这文章受当时大气候影响,谈阶级论过甚,叫我还是直接从原文领悟为好。

    二OO七年初,去国十七年后回京看望先生,在炒豆胡同老宅整理残简,竟然翻出一页与先生的对话记录,纸已发黄变脆,似乎一捏就碎,重读这几行文字,回想往昔与先生对坐,听先生解惑的情景,啊,那醉人的、一去不复返的时光!这页残简中记着如下对话:

问:求善难道没有现世意义吗?
答:亚氏以为幸福即是善的尘世报答。
问:但又何谓幸福呢?它难道不是一种心理感觉吗?
答:幸福当然是一种心理感觉,但是一种有伦理意义的心理感觉。
问:既然是心理感觉,那就无统一标准,而善在伦理学中是有特指的,此两者如何交 汇?
答:那就需要确定幸福的含义,幸福的层次,一,心理上的愉悦、快乐,二,崇高感, 三,美感。亚氏的层次,一,动物性、植物,是基础,二,理性独为人类的特性,无 理性即无道德。
问:柏拉图的范型伦理,善的范型难道不是普适的善的理想标准吗?不是暗含抽象于 尘世的诸种行为的普遍范型吗?……

    问答中断以后,是我手记的几段话,大约是先生后来所述:“为一无道之邦‘自豪’是为大恶,因为自豪必是德行。自豪之人必备完美德行。”“最高幸福不是道德状态,而是智慧的工作。直觉是最高机能,所觉皆崇高事物,故此得之乐为真乐” 我的记录太简略,有些句子由何而来似应有上下文才好理解,但当时每次对话都令我茅塞顿开。

    八四年,先生自全国伦理学学会中退了下来,少了些虚头八脑的名义,也避开了那群“马列主义老头老太太”,我为先生高兴。先生这种尊贵之人,与那些污七八糟的萎琐之辈周旋委蛇,我想起都觉心痛。先生退下来之后,更常召我去家里,或谈音乐,或聊形势,或论思想,或讲掌故。先生想谈的事极多,开口就停不下来。当时甘阳已经开始筹划他的丛书,我见他挑的那些书好,便愿意助他一臂,上手帮他打点编委会杂务。为编委会的事常去北大,每去必拜先生。先生对编委会的事情极关注,给以高度评价。甘阳曾想在编委会之上设一个学术顾问委员会,请一些老先生为编委会的学术方向提提建议,名单上就有先生的大名。此事商议过几次,甘阳却终未下决心实行。
 

十一

    八九年底去国之后,难免要考虑在国外安身立命之道。心中所念也大多是政治问题。有一年多的时间,所读之书竟全涉及英美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没有什么超越的思想向先生汇报。那时家事国事天下事纠缠一身,心情颇劣,整天恍惚在《未完成交响乐》的氛围里,给先生的信也少。倒是先生常有信来,多不长,询问我在国外的境况而已。先生体谅我的难处,从不问我在干什么,只是鼓励我多看、多听、多想。先生对国内急剧左转的政治气氛很担忧,也很无奈。九一年来信说他心情颇不舒畅,也想出国呆一段。年底突然接到他从印度寄来的信,知先生去了印度桑地尼克坦的泰戈尔国际大学。泰戈尔曾希望“这所大学是印度献给全人类精神财富的代表。它向四周奉献自己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汲取他人最优秀的精华,这是印度的职责”。先生在这里要盘桓一年左右,除了给学校开几次中国文化哲学讲座之外,再无他事,正可以读书冥想。在这《吉檀迦利》的故乡,“如今正是时候了,该静悄悄地同你面对面地坐下,在这寂静的横溢欲流的闲暇里,吟咏生命的献诗”。

    不久就接到先生从印度寄来的文稿《人间野语》。先生劈头就问:“这个世界可爱吗?你真的爱过它吗”?先生分析道:“在这个世界上,偏有一些人,不肯进步向上,他们不做人事,偏做鬼事,……老百姓称之为魔鬼。即是魔鬼当然不认为这个世界是可爱的了”。先生痛省到,“我们受这些魔鬼的欺骗够多了,够久了……,他们的权力让我们的天真丧失,本性丧失,这还不算,甚至还要我们不能不同他们一起,在这个世界共同作阴暗的工作。我们耗尽了心血,作了违心的事,有时对魔鬼还感谢不已。这真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但先生并不绝望。这世界终究是可爱的,因为有那样一些人,“他们仍然若隐若现的留存人间——不,也许更象夜间的皓月,照耀着人间,不与热烈的阳光争胜,却静静地冷眼看世界。人在烈日刺激下,总是不敢抬头看一看太阳,只能低着头看着太阳在地上的影子。但一到夜间,推开窗户,或独立窗前,便可放开眼目看月亮,看星星了,这是面对面的欣赏,面对面的倾吐,这是何等畅快呵!”

    随后,在桑地尼克坦的绿树浓荫下,先生把眼光从天上皓月转向人间历史。这次他向伟大的莎士比亚致敬,用哲人之笔撰写历史之剧。先生写就了三幕历史剧《秦镜高照》,反思秦王朝兴之也速,亡之也速的历史。先生虽是从儒家的传统立场来看待秦亡原因的,但其着眼点却是中国的现实。先生借子婴与宦官韩谈的对话来阐发国朝几十年不得安宁的原因。

    韩谈:“我是觉得我们的国家,弄到今天这个样子,真是十分可悲的现象。统一前,天天打 仗,天天听杀死敌人多少的消息……,统一了,我们都以为天下安定了,谁知不久就 感觉战争似乎还在打。但是,它不是在关内或关外的战场上,而是在秦国原来的国土 内,起初,也许可说是在儒生范围内,被杀的人,也不过四、五百人,后来,扩展到 同情儒生的人也逃不掉……。这种杀的办法,定罪方式,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吭 一声。甚至还要闭起眼睛,拍手称好。否则也是犯罪。这算是国泰民安吗?”

    子婴:“你看,发生这情况的原因在哪里?”

    韩谈:“首先,始皇帝在统一天下后,总觉得自己在战场上有大功劳,有自己成功的经验, 过度相信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还有,最大的错误,恐怕还是,搞不清楚 什么叫‘战时’,什么叫‘平时’。什么叫夺取政权,什么叫维护政权。国家一有什 么不如意事,就疑神疑鬼,就用战场上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臣民或亲 友,这样怎能不把和平安定的世界变成恐怖世界?即使是建国元勋,但治国无术,动 辄就拿起刀剑来骇人,还不会把国事弄得一团糟吗?”

    这里潜隐着的问题已不是简单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判断,而事涉一个国家如何长治久安。是以战争方式治国,还是要走宪政国家的道路。先生借秦二世与赵高的对话,讽刺那些前不久还以秦王朝方式处理国家事务的红朝肉食者。

    二世:“赵老伯,你的话,更说得我心里如雷一般震动。我想不到为了一顶皇冠,竟要这么 多的亲属流血,我真有些心软了。”

    赵高:“你的心太仁慈,这仁慈是不能对付政治大事的……。我看,你该横下一条心,再多 杀一点,一方面可增长威风,一方面如能把杀人看成政治上常有的事,好似从水果袋 中取桃子一样,久了,你的心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了。也许还是一件快乐事呢!”

    九二年底,先生回到北京。邓南巡之后,左风稍敛,先生又乐观起来。我写信劝先生对国朝中事不必太放心上,这个国家要走的路还长,先生还是多多保养身体,冷眼旁观的好。象我这种人,关心国朝政治也不过是关心裹在政治圈中的朋友,所以体会不到先生对民族国家惓惓衷肠。那些劝慰先生的话轻飘的象一缕浮烟。

    几年间,我们在法国安顿下来,心里就存了个念头,想接先生来法国住一段。九五年初,和嘉映商量能否实现。雪正好回国有事,便去面见先生,请先生首肯。先生很高兴,说能来法国见见我们也是他的愿望,于是雪便去安排机票、签证诸事。正巧灵羽也要来法国,便请她陪送先生。以为万事妥帖,谁知临启程前一周,嘉映来电话,说先生心脏不太好,大夫不同意老人家长途飞行。这消息让我左右为难。想见先生心切,又担心先生长途飞行万一有个闪失。先生毕竟八十五岁的人了。打电话和灵羽商量,她倒是快人快语,说先生一直在做启程准备,一门心思要去巴黎看你们,这时要他放弃,才真是要命的事。干脆依前议行动,其他不要考虑了。想她说得有道理,就安下心来等先生。九五年八月五日,灵羽护持先生到了巴黎,同行的还有先生的女公子邦洛大姐。我们在机场接到先生,回首先生八九年十二月在北京首都机场送我出国,已经五年多了。

    安顿先生休息好,便和先生商量在巴黎参观游览的事。八月份我们休假,正好可以陪先生。先生说他最想看两个地方,一是先贤祠,他要拜谒卢梭的长眠之地。二是巴士底狱,他要凭吊法国大革命先驱建功之所。知道先生身体需加小心,故“强行”规定先生半天休息,半天游览。先生抗议说我到了法国,反倒不自由了。我们笑笑不理会他的抗议,反正心里打定主意,要让先生在法国平平安安。和先生商量后决定先去巴士底狱广场。我知道先生从来都关注法国大革命,这和他极喜爱克鲁泡特金有关。先生与巴金是老朋友。先生告我,巴金先生曾一度信奉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故取名巴金。先生年轻时受巴金先生影响,也信仰过无政府社会主义。我曾经问先生哪本书对他一生影响最大,先生毫不犹豫地说是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因为他从克氏的自传中“看到一个洁白、无私、坦诚,而为人类牺牲的灵魂”。克鲁泡特金的名著《法国大革命》是先生观察法国大革命的基本视角。即从普遍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革命之不得不发生,它的伟大理想和革命过程中的缺失与迷途。

    在先生看来,克鲁泡特金的精神是欧洲文明的根本,即“爱人,自由和牺牲”。先生指出:“人道主义在西洋流行已千年了,但西洋人的精神仍循着这条大路前进。西洋人提到爱自由,总是心志焕发。有人说西洋人是宗教精神维持的,我觉得这话说得笼统了,应该说是由广大的爱所维持的”。先生不赞成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说法国大革命是平民为争取作人的权利而发起的革命,柏克站在传统英国保守主义立场批评大革命,偏见很深。先生极喜克鲁泡特金所论,革命应能带来道德上的进步,否则必是假革命的名义以行的权力之争。

    第一次陪先生去巴士底狱是在一个傍晚。广场旁的巴士底狱歌剧院玻璃幕墙上还映着朦胧的天光。广场中央的七月圆柱顶上,金色的自由神披着灿烂的霞光。我们开车在广场上缓行一周,给先生指出刻在广场上的当年巴士底狱塔楼底座的痕迹。先生说白天还要再来一次,要照几张相留念。几天后,选了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又陪先生去巴士底狱广场。如他所愿,以七月圆柱及自由神像为背景照了相。先生手持那支黄藤手杖,挺立柱前,表情严肃。后来先生为这张相片写了一首诗:

“看那巴士底广场
纪念碑雄立中央
碑身是监狱砖石建成
碑底有烈士遗骸埋葬
碑顶巍然自由天使
面向众生庄严高唱
‘人间地狱终将倒
伫看历史公正大旗飘扬’”

    并亲笔题写在照片背面,当作新年贺卡寄给我,我一直珍藏着。

    去卢浮宫的头天晚上就和邦洛大姐说好,让先生好好休息。因为卢浮宫太大,拣要紧的看也要三个小时,对先生来说,是个“重体力活”。但先生兴致极高,显得“斗志昂扬”。待先生午休起来,便向卢浮宫进发。进德农馆,先到了意大利雕塑馆。先生在米开朗基罗的《被俘的奴隶》和《垂死的奴隶》像前伫立良久。随后顺长廊穿过波尔盖茨藏品厅进叙利馆,远远见米洛的维纳斯兀立长廊尽头。雕像前人头攒动,先生便止步,远远观看,说这座雕像远看亦佳。沿大台阶拾级而上,见胜利女神若凌空而降。扶先生上到台阶顶层,以胜利女神为背影,与先生合影,便进入法国绘画馆,起始就是新古典主义,左手不远处,大卫名作《贺拉斯誓言》赫然在目,凛凛浩气扑面而来。先生连说:“真英雄,真英雄”。请先生在《拿破仑的加冕》 前坐下小憩片刻。先生说这画大的有些逼人,象身临其境。起身前行不远,就是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先生说在国内,有人以为这幅画是画法国大革命,还写成文章,其实它是受一八三O年七月革命启发而作。出法国绘画馆,左拐进“大画廊”,终于走到《蒙娜?丽莎》面前。那时还未给她修专馆,就和其他意大利绘画一起陈列在“大画廊”里。先生最赞她那“超善恶的微笑”,现在站在她面前,先生说原来想象画的尺寸要大一些,眼见才知并不大啊。我回先生说尺寸不大名气大,先生随口说这不是壮美,是柔美。看来谈到艺术品,先生就想到了康德。尽管参观时间已不短,先生也有些累了,还是走到了斯芬克斯厅,让先生与柏拉图头像合了影,先生读了一辈子哲学,岂能和哲学巨人失之交臂。告别柏拉图,便劝先生结束参观,回去休息,若还想看其他内容,可以再来。先生点头,便缓缓走出卢浮宫。巴黎的夏季天很长,黄昏时分,天仍很亮。先生兴致不减,说这么美的风景,应该再走走。于是我提议去圣母院旁休息一下,再去看看莎士比亚书店。这是毕奇女士印《尤利西斯》的书店。在神所医院旁停下车,和先生慢慢走过圣母院正门,经过查理曼大帝骑像过双桥,过河就是莎士比亚书店。

    此时,夕阳的余晖正把圣母院的倒影投入塞纳河心,游船驶过,波浪起伏,摇荡一河碎金。我扶先生步上双桥,先生突然停步,凭栏而立,眺望河水,沉默不语。我待立一旁,不敢打搅先生,心里却好奇先生在想什么。许是想起夫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许是想起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许是想起阿波利奈尔的《桥上吟》“疏钟阵阵,流水荡荡,我们的年华一逝无踪”?不,先生此刻倒可能想的是身边这个顽劣小子,二十余年耳提面命,而今却遁身绮靡之乡,混迹孔方之场,武不能剑行天下,文不能笔写华章,虽忝为弟子,却不窥门墙,年岁徒长,依旧废人一个。可以想见先生心中的无奈与失望。但先生大人大量,从未因此责备过我,至多是嘱我不要荒废学业,有时间还要多读书,多想问题。先生的话我是谨记在心的。

    先生到巴黎时,国平从德国过来,住在我这里。国平是先生喜爱的学生,能相逢异乡,先生极高兴,得空便谈天说地。正巧远在美国的胡平恰恰有事路经巴黎,住在离我不远的一个朋友家。这次师生邂逅巴黎,先生也称巧。胡平得空就来看先生,执弟子礼甚恭。万公润南两次过来拜见先生,也谦称是先生的学生。因万先生在清华念的是给排水专业,我就和他开玩笑,说周先生只讲希腊,不讲给排水,你算哪门子的学生。先生却一脸严肃地说,我和万公都是清华毕业,我们是校友啊!先生在巴黎和旧雨新知相聚,兴致极高。有时我要拉先生出去玩,他反会问我,今天会不会有人来啊?

    先生在巴黎去先贤祠拜谒了卢梭和伏尔泰,又去巴比松村参观了米勒的画室。先生在北京的书房里,很长时间挂着米勒的《钟声》,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说:“我看到农田里的农民,总想到法国米勒的画《拾穗》和《钟声》,心里便豁然开朗起来”。拜谒卢梭,参观米勒画室是先生的夙愿,终得一了,先生心情极好。有邦洛大姐在旁精心照料先生的起居饮食,先生说他在巴黎住一个月,人都胖了。我和雪能得机会侍奉晨昏,也觉心满意足。时间飞驰,不觉先生离法的日子就到了。虽说早知聚散无常,但偏偏“情之所钟,惟在吾辈”,终不能若无其事,心中怅怅是难免的。送先生返京的那天,托运好行李便与先生坐在咖啡吧闲聊。先生突然从包中拿出厚厚一叠纸张,一看是先生的全套医疗档案。心电图、化验单一应俱全。先生说我来前知道医生不愿我长途飞行,但我决心不理会,为防万一,我还是准备了一份病例副本,省得万一需要看病让你们措手不及。听先生这样讲,我鼻子有点酸,急忙打岔,安慰先生,说知道先生身体无大碍,必有百岁洪寿。先生大笑,说“老而不死谓之贼”,我可不愿当百岁老贼。送先生到登机厅,先生过安全门后回过身来,举起手杖,双手做一揖,便转身去了。我一下子忆起七六年初,寒冬雪夜,在鼓楼送先生上七路无轨的情景,一晃二十年了。此一别,与先生远隔重洋,不知几时才能相见。一下子眼泪夺眶,急拉住雪,掉头走了。

十二

    先生回去了。随后几年常有信来,但多不长。新年春节必有贺卡,永远是殷殷的关切。我虽然忙于俗务,也不忘常给先生去电话。每次电话先生都会讲许多话,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到熟悉的友人动向。常常说着说着便突然停住,问我长途话费是否很贵。我和先生开玩笑,说挣钱不就是为了打电话吗,否则我会游手好闲。先生说他知道,在国外生活不易啊。

    九八年初,先生辗转托人带来他的书《论人和人的解放》,里面收了一些他早年的重要作品,其中有我最喜爱的《莎士比亚的人格》,也收先生近些年的新论。读先生的著作,观点或许有异同,但知先生发言皆出自肺腑,这是他为人为文的一贯风格。他说“人,如果不是语出自丹田,谁愿老是听你只是喉管发出的声音,或者重复他人讲过的废话”。先生晚年发言不多,但“米豆千甔,不如明珠一粒”,言论与思想的价值不是以数量衡量的,先生在展望中国伦理学建设的前景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以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伦理学,首先不是把仁或爱(或利他、自我牺牲等)讲清楚,而是要先把公正或义(或正义、公道等)讲清楚”。“爱而不公正比没有爱更可怕、可恨”。先生何出此言?我想因为先生深深知道,正义论或伦理学中的正义问题,从根本上牵连着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由此,我们或可明白何以罗尔斯会继《正义论》之后,再作《政治自由主义》。

    该书中收有先生作于一九三八年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六十年前的文章,竟似为今天而作。先生说:“仅仅是生命(或生存)与财产,并不能构成神圣的人权。其必须以人格为根基,始能使人权成为不可侵犯的东西。须知动物也有生命,有生存,但不能因此作为权利……。仅有经济关系,仅有私产亦不能成为权利,经济,必须是有人格的人为其理想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始有价值的意义,亦因而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对那些鼓吹吃饱肚子就是有了人权的国朝上师, 不啻一痛击。在外寇入侵,国脉危殆之时,先生力扬中国文化深厚的生命力,因为“中国抗战力量不在中国都市,而实寄存于中国的农民身上。……须知我们几千年来文化之所寄托,都是在于乡民的生命上”。先生深信中华民族之抗敌精神深藏于中华文化之中。“所以我们今天该提起精神来,清楚地认识文化,并不只是指几箱古物,几本破书,几个团团圆圆的所谓学者之流,文化该是这一民族所有为其理想而努力之活动力。……文化,就是从久远的过去所流来的潮水,人沐浴于文化中,就是与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流结合,它能洗涤我们的心灵,也能鼓舞我们的心灵”。先生沉痛而激昂地宣示:“我们眼见日本军士的野蛮,他们国内人士之轻浮,以及使得我们最会生活的人民妻离子散,女污男亡,生活艰苦,相对饮泣的种种事实,都是他们予我们的反面鼓励。我们的人民,将会知道这一次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争战,还带来了文化的危亡,理想价值的毁灭问题。我们受过几千年训练的文化活动,决不会坐看其价值理想受辱甚至灭亡的”。

    六十年前,先生就深信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深蕴于那些胼手胝足、辛勤劳作的大众之中,六十年后,先生又提出“人民伦理学”,为那些被权势集团欺压凌辱的细民呼喊:“伦理学就是研究人民平时过道德生活的生活,他们当然既能爱“好”,也能恨“恶”,而道德生活就是靠爱与恨两个经验的积累,构成他们的性格和人格。而我们的民族精神,也要靠这些诚诚恳恳过生活,尽神圣义务的人去维持。……人民伦理学是非常朴素但又非常扎实的东西,也是十分广大十分深远的东西。既不以甘言媚世,也不对权势者奉承。它只是如劳动者的手足,一步一脚印地耕耘”。先生积一生之学,持平实之论,立足典籍而心在田野,从无一时动摇。其理念之一贯,心性之坚实,足为我辈后学楷模。念及而今某些学界“新贵”,不能守观念之贞于片刻,不惜诋毁华夏文人所秉持的“清流”理想,为求“用世”而狼奔豕突于权势之门,更知何谓“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

    二OO二年晚秋,竞马回国开独唱音乐会。我一时不能回去,雪带着盈盈回去了,知先生最喜歌剧,便嘱她一定请先生出席音乐会。那时先生已偶尔需轮椅代步,但上下楼仍坚持自己走。竞马在音乐会上献唱了焦尔达诺的《安德烈-舍尼埃》。这位法国大革命中泣血的夜莺唱道:

“我去近旁的教堂,
一位祈祷者伫立在圣母与圣徒的神龛旁。
他收敛着全部的施予,
却全不见颤抖的老人正徒劳地用哀求的双手,
乞讨微薄的垂怜。
我走过劳动者的茅舍,
听到他高声诅咒
脚下的土地、贵族和
他们的骄奢。
这苦难可使你高贵的心灵感觉歉疚?”

    这正是先生熟悉的主题,也是先生常常垂念的问题。先生从头至尾聚精会神地听完了演唱。音乐会结束后,北陵亲自驾车送先生回家。雪从北京回法,带来了先生的信。先生用大字写了“范竞马伟大”五个字,觉得出来他极高兴听竞马的音乐会。只是信的结尾有些伤感地说,我九十岁了,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听音乐会了 。

    二OO五年,先生又寄来打印成集的文稿,题字在上面,说是“老残留言”。这些文稿我大多已经拜读过,惟有附在文稿中的一封毛泽东论及先生文章的信令我好奇。毛泽东让刘少奇读先生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上海文汇报的文章《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毛泽东就先生文章议论到:“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个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毛泽东的批语作于九月十五日,也就是说,先生文章一见报,毛就注意到了。几天之后,他就想到要让刘少奇读先生的文章。毛这位深谙权诈厚黑之学的枭雄,绝不会平白无故对希腊伦理学感兴趣。若不是有现实用意,这个问题对毛实在是太遥远、太抽象了,什么是其中玄机?

    我给先生打电话讨教。先生说其实他一直不知道毛曾对他的文章有过批示,不久前北大李醒尘先生告他,并给了他一张复印件。这事让他也有点想不明白。只知道当年作文时曾着重谈了梭伦的调和妥协精神。先生还赶紧补充说,我是给文章戴了阶级斗争的大帽子的,那时候在这顶大帽子底下谈几句调和中庸已经很不容易了。再问毛何以会对他的文章感兴趣并要批给刘读。先生说他在文章中谈了两点,第一,梭伦的折衷调和成为后来希腊奴隶主民主派的政治路线;第二,梭伦手拿大盾保护双方,所以他心中的公正内容就是“调整公理与强权,协和共处,人人各得其所”。先生说,六二年初,中共开了七千人大会,毛刘在政治上有冲突,毛想向刘发出调和的信号,大家不要再争斗了,同心协力挽回局面吧。或许毛看到我的文章讲中庸、调和,就让刘也读一下,不要再揪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事了,讲点中庸和谐吧。我吃惊先生对这事的判断与历史事实相差太远。先生对毛的用意的分析只反映出自己的善良和天真。这真是无奈,宅心仁厚之人对党国权力斗争中,人心之凶残险恶,永远缺乏想象力。

    事实上,在七千人大会前,刘已经准备了一个讲话提要,共有四点:一,要放开讲错误,重病用猛药;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三,批分散主义要讲事实,一个都不能少;四,党内斗争过火,民主不够,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这四条表明,刘已认定毛的路线是造成大灾难的原因。刘又在正式会议上讲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名言。毛这个猜忌心极重、整人术到了炉火纯青的人难道不明白刘这个“人祸”所指何人?六二年七月上旬,毛刘在中南海游泳池发生冲突,刘急不择言,竟说出“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人相食要上书的”。这是狠批了毛的逆鳞,犯了毛的大忌。偏偏在这次冲突之后,八月一日,人民日报重发刘少奇论道德修养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九月份又出单行本,共产党员人手一册,发行量竟一时超过《毛选》。共产党高层诸公中,刘是唯一一个写著作涉及道德修养的人。虽说这部书早在红朝得鹿以前就发表了,而且毛早就赞赏过这部书。但在共产党的伦理中,对错的取舍永远系于最高独裁者的好恶需求。九月九日,先生的文章见报了。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先生的文章共分四节,一,伦理学来源于社会矛盾;二,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社会生活的特点;三,围绕“中庸”“和谐”为中心的表现形式;四,争论的问题与流派。正像先生所说,他是给希腊伦理学的思想戴了“阶级斗争的大帽子”,但重点放在梭伦的中庸调和思想,这是先生想说的话。依我看,毛恰恰是看中了先生讲道德的阶级分野一题。因为“阶级斗争”正是他那时已经选定的整治刘和党内稍有异见者的致命武器。正因此,毛在给刘的批示中强调伦理学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还特别指出“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毛对先生文章的关注点,恰不在“调和”、“中庸”,而在把伦理学中的某些理论问题用作“现实阶级斗争”,其实就是党内斗争的工具。这种文本误读真是有趣。不过,是先生误读了毛,而毛是绝对不会误读先生的。毛借先生文章中所谈的问题给刘下好了套儿,只等着“收围”呢。

    在毛将先生的文章批给刘少奇读的八天之后,毛就忍不住向熊向晖大发牢骚说“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六七年文革已起,刘已成毛的瓮中之鳖后,毛对巴卢库讲了实话,说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我们就发现资产阶级已经在党内占据高位,要推翻我们了。其实在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已经明确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且点明,“这种斗争要反映到党内来”。这明明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刘却不明就里,在会上拼命迎合毛的阶级斗争路线,真是都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六七年,王力、关锋写了《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一文。毛亲笔在文中加了一大段话。疾言厉色地说:“千万不要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的修养论,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这才是六二年毛将先生的文章批给刘少奇看时没明说出的心里话。毛的枕边人江青不小心说了大实话,“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受了气,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给毛主席出气”。六八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冲毛撒娇发嗲,说彭真欺负了她,毛立时给娇妻撑腰,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打倒他”。这就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会议,形同黑帮团伙。毛自己倒是说得坦白,“我们就是造反,和当年宋江差不多”。

    我丝毫不想苛责先生对毛的误读。心底光明的人常常对那些内心黑暗纠缠的人缺乏体识。房龙何等聪慧之人,看纳粹在德国的种种恶行,竟以为是“希特勒在搞小孩子的恶作剧”。罗斯福阅人、阅世不可谓不深广,在与斯大林打交道时竟然“直觉他是个高尚的人,可以和他携手共建民主世界”。就在这时,希特勒正在制定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斯大林已下令在卡廷森林枪杀了二万余名波兰军官。善恶相较量时,恶总会在当下的争斗中占上风,这真是造化捉弄人。后来我几次向先生讲述我的看法,也举出许多确凿的史实来说明。先生有些同意我的分析,但又说他还有一个角度不可不虑及。毛本起于草莽,素称自己是“土包子”,骨子里是朱元璋一类的帝王,他亦喜欢魏武,外显壮阔雄大,内藏阴柔权诈。最不耐烦道德修养一路酸文假醋。而刘偏偏在七千人大会之后重印《修养》,搞得全国轰轰烈烈学习,让毛心里不舒服。我力争这绝非个人性格喜好问题,而是由一套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权力斗争方式使然。先生感叹说毛这个人一生待人处事,于公德私德都大有欠缺,对刘的斗争就太残酷,几乎搞到尸骨无存。我说,为保个人无上权位,而一逞狂想,陷亿万生民于水火,如此人物岂是公德私德有欠就可尽括?几十年来,国朝上下道德沦丧实自毛始。先生说“你讲的有些道理”。

    二OO六年,突然接到先生自国内打来的电话,有点吃惊,平日都是我给先生去电话,先生有何急事找我?让先生挂下,我再拨打回去,先生在电话中语气沉重地问我,是否知道天予把国平告上了法庭。这事缘起于国平在《自传》中提到建英的哥哥郭世英文革前因X小组案被整肃的事,其中提到了天予,而天予认为所言不实,一定要讨个公道,便要与国平对簿公堂。先生为此事甚着急,从北京来电就是要我劝两造和解,说事已至此,怕只有你能劝说他们两人息讼。我告先生我完全无能为力。先生却不依,执意要我有所行动,说真打起官司来,必是亲痛仇快。先生说现在重要的是反省批判那个年代,在那时候,谁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先生情绪有些激动地说,同学之间有什么账好算?谁和毛泽东算过账?谁和刘少奇算过账?那场把天予整成反动学生的运动是彭真直接领导的,谁和他算过账?如果不记取教训,对同学们受过的灾难不反省,将来悲剧要重演的。

    我当然同意先生的看法,但比先生更了解此刻的国平和天予。人难免有一“执”,事关自身名誉时,便愈发“执”得厉害。天予、国平当然都是尊敬先生的,但年轻时结下的怨真不容易化解。人很难改变年轻时认定的事实。在先生看来,俩人仍旧都是他所喜爱的学生,老师说话总会起作用。在我看来两人皆囿于自身所执之事,以为原则所在不能退让。先生为此事几次催我有所动作,我想先生太高估了我的能力。我知道先生曾请国平到家中,表示由他亲自作东,请天予、国平吃饭恳谈。先生幻想能把盏尽欢,前嫌冰释。尽管学生们仍敬重他老人家,但要他们尊师嘱行事已不可能,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国平当时表态说只要天予撤诉,他愿作东请客与先生一聚,答谢先生的关心。先生也与天予谈过,天予说只要国平道歉,他也有息讼的意愿。但难就难在“只要”两字上。这是一死结,解执惟一方退让,而这一步实在难退,因为两人都有道理可说。天予是科学家,国平是诗人哲学家,看问题的方法、角度都不同,这样两造又如何调解?先生爱他的学生,以为必须呵护两人,谁也不该受委屈。我爱我的朋友,但知道男人间的事,该杀该打只能由他们去。这点难向先生言明,只好敷衍先生的嘱托。我对先生说,您就自当哥儿俩打架,家长两不相帮。让他们打个头破血流自有停手的时候。先生刚直纯正之人,总也搞不明白我在扯什么淡。最终先生不愿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问题终在法庭解决。判决国平胜诉之后,我与先生再次通话,先生只是重复说不应该,不应该啊,都是受害者。在先生心中总觉自己是有孩子受了委屈的家长,但先生不知,天下哪有听家长的孩子。

    O六年底,去国十七年后,我终回故土。孤舟一系,当然首先要去看先生。十二月二十六日,飞机落地正是中午,怕打搅先生午睡,便先到正琳家吃饭。与正琳八九年别过再未相见,此刻重逢,今夕何夕?兴奋难以言表。付大姐的牛肉粉真是天下第一。在正琳那里呆到三点钟,便去看先生。与先生自九五年巴黎分手,已逾十年,而告别朗润园十公寓已十七年了。楼前老白杨树仍在,而木叶尽脱,几株干枯的植物在寒风中萧瑟。走进楼道,见玄关更加破旧,似乎这这些年来没人维修过,楼梯已有数处剥落。寒风从楼门破损处吹进,寒意袭人。想昔日同学少年,谁个不宝马香车,华屋美舍,更见先生此处的清冷落寞。敲门,邦洛大姐开门,引我们进屋,先生已坐起等候。原本嘱邦洛不要早早惊动先生,但先生毕竟知道了,中午竟未午睡,一直坐在那里等候。先生的房间仍是老样子,那张老书桌忠实地陪伴先生阅尽岁月沧桑。屋子里多摆了一张躺椅,愈显得局促。记得一位波斯国王曾往潘布罗克小屋拜会曾两任英国首相的约翰?罗素,罗素先生为房子的狭小向国王道歉,国王说:“屋子确实不大,却住着一位大人物”。先生能在这方寸之地亲炙中外先哲,又有何小可言?书房门上挂着先生手泽,为文天祥在元兵狱中所作: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先生在旁注道:为国尽忠,乃义之尽也,为民族尽孝,乃仁之至也。

    南墙原来放置康德全集的小书架搬走了,挂上了先生手书条幅“殷鉴不远,多行不义必自毙”,注明“二OO一年六月四日”。知先生心中仍牵挂着十七年前少年学子的喋血。那些曾经鲜活亮丽的青春之魂始终活跃在先生的记忆里。这悲哀如此深重,在已近百岁的先生身上,几是世纪之哀。与此相比,我更惊异于那些衣马轻肥的学界新贵,他们那样轻浮不屑地对这些模糊的血肉扮着鬼脸,尽管我亲见他们也曾在死者生前的行列中举起过拳头。敬问先生起居,先生频频点头,说好,好,只是老了。先生确实老了,临近九十六的人了,能说不老吗?先生走路要人搀扶,或靠支架扶持行走。但先生的活力和精神又好得让人吃惊,尤其是谈吐问答之敏捷,头脑记事之清楚,几乎是一奇迹。我们也知道有近百岁的老人生命虽在,但灵魂已走。而先生,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言:“只有能拿走我灵魂的人才能带走我的生命”。向先生呈上在香港出版的宾雁纪念文集,先生拿过左右端详,说书印得漂亮。又急忙让我读他前几个月在唐君毅先生纪念会上的发言。先生在这文稿的一句话下面重重画了道红线:“唐先生对人类,爱其生,悲其苦,一生依靠一只手,一支笔表达他的善意”。我想这正是先生夫子自道。先生曾在《论人和人的解放》一书后记中写道:“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笔和一支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响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和勇敢”。正想着,突然耳边听不见了先生的声音,原来老人家已经聚精会神地读起了宾雁纪念文集,不再理会我们的闲谈。北国的冬日,天真短,只觉片刻,天竟黑了。打开灯,柔和的灯光洒在先生的白发上,先生捧着那部厚厚的书,凑近眼睛,读着,读着……。我们不再说话,静谧飘来,带我回到七五年的冬日,我初登先生门的日子。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间小屋。

    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诲,体会先生的伟大人格,渐渐明白,希腊先哲所区分的“静观的人生”与“活动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浑然一体的。先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注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士横议”的本份。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守死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见先生手录佛陀临终语置于案前,“诸有为法,悉皆无常,精励行道,慎勿放逸”,知先生是勘破红尘后仍素怀持守。想先生这一代读书人运气真差。古来“士可杀而不可辱”,而国朝治士,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清流尽扫,士林心死,其哀何之?先生知其辱而保其尊,守其弱而砺其志。信大道如砥,虽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

    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希望人类终有一股正气来让人类能安静生活下去,可能这也只是希望,但比较合理一点,也许是可能的。狂风暴雨之后, 将有晴朗的一天,这大约是气象学上的规律。我们过去已经等候久了,可能还要等候。今年我给朋友的贺年片上都写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话,看来天总归是要明的”。钱钟书先生曾拈出刘孝标《辩命篇》一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故善人为善,岂有息哉”,来解山谷诗。先生引此语,亦恰是此意。九一年时,先生曾作文总结好友许思园先生的一生,先生说:“他在特有的孤恃外,更有他特有的天真,使人觉得这个世界究竟还有一些在天空下独往独来的人,令孤独的人不觉得孤独。他好似月夜里一颗孤星,并不被睡着的人看见,但却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从床上透过明窗发现——它的光是何等清明。它的面目是何等安详而令人遐想!人为什么非在烈日阳光下,鸟语花香中生存,否则,便不算生活呢?为什么在半夜里、天空中、寂静地蹒跚而行,就不算是一种良好生活呢?”我以为这段话再恰当不过地描述了先生的一生所求。

    O九年一月一日,给先生打电话恭贺新禧。先生那天谈兴极浓,说话滔滔不绝。谈到国内形势,先生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大人物只关心自己的小事情,而小人物的大事情却没人管。先生怕我不明白,特地解释说,大人物的小事情就是升官、出国、捞钱,安置子女。大人物做起这些小事情来卑鄙得很。小人物的大事情是生老病死,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社会没有公义啊。先生又说,大人物可要注意了,小人物的大事情办不好,大人物的小事情也会出麻烦。一个社会没有正义,必定要出问题,人类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走下来的。听先生这番话,我几无言。昔庄周大小之辩,辩在孰优孰劣,而今先生大小之辩,辩在黎民苍生啊!先生又讲起国内学术腐败问题,说已成痼疾,从前为士林不耻之事,而今竟成通则。士无廉耻,国无希望啊!人在海外,对国内学术界的糗事常有所闻。年前回国,朋友们相聚也谈及此事。我却不甚吃惊,本来自红朝得鹿,谀桀颂纣皆是文章,而今革命怒吼为市声喧嚣所代,焚琴煮鹤亦成雅玩,此事本一体两面,不足为奇。伤心惟是中华三千年衣冠文物,旷绝幽奇之事渺不可寻。先生纯然一读书人,痛心疾首也是当然。我们无能挽狂澜于既倒,只能寄希望于中华文化生命坚韧顽强,破土重生。

    先生耳朵有些聋,说话怕我听不清,便声高起来,话筒中竟觉得有些震耳。先生最后感叹说,过年我就98岁了,还想去法国看你们啊,就是不知航空公司肯不肯卖票给我这个“98病叟”啊。说到“病叟”两字,先生有点自嘲地大笑起来。在先生的朗声大笑中,我却不由泪水涌出。怕先生察觉,匆匆挂断电话。

    呆呆坐着,许久,许久……。天渐渐暗了,几点细雪飘落,愔愔地洒在青竹赭瓦上。先生言犹在耳,透骨的悲凉弥漫开来。寂静中,仿佛见到先生,在清河小营哲学班的教室里。先生刚擦完黑板,回身转向我们,飞舞的粉尘在阳光的裹挟下变得金灿灿的,罩在先生身上,先生的身影模糊了,像峨嵋金顶上隐现的佛光。而耳边的天音却有着川腔:“巴门尼德说‘存在是一’”。

后记

    今年元月二十八日先生起床穿衣时不慎跌倒。夜间便觉背痛,送医院检查,未见骨折,返回家中。二月四日,腰部见有小块红肿,又去医院查。医生仍说无大碍。那几日常与邦洛大姐通话,手边自一月份动手写的《辅成先生》已完成四章。想全文完再呈先生审阅。本来写先生就感绠短汲深,未成全璧的东西更不愿给先生看。还有一层私意在,盼先生能平安养好跌伤,成其百岁之寿,这样总能看到我的全文。但雪说,还是尽早把成文的东西呈先生寓目吧,让他知道你在写他。问邦洛大姐先生可有精力读文?大姐说先生每日仍能读两个多小时报刊文章。于是传文过去,大姐打印出来送先生过目了。先生一气读完,只说了一句:“写写也好,让别人也看看”。此是何意?先生知我往来素不过两三子,这“别人”是谁?莫不是先生想让我将此文公之于众?

    二月十八日,再打电话,邦洛说先生正在电话旁边,今日精神不错,可以说几句话。等了片刻,话筒中传来先生的声音,大不似往日的洪亮,有些气促声微。只说身体不太好,又问我几时回来。我即告先生今年暑期放假即归探望先生,请他千万珍摄,耐心治疗,等我回来。先生说声好,便再无声音。这是和先生最后的接谈。放下电话,便告雪定下八月一日返京机票。

    二月底,胡平自美来电,说听到先生病重的消息,心里很着急,问我可有新消息。我告他前几日还与先生说话,胡平似稍放心,嘱我有消息尽快告他。并说已请嘉映代他去看望先生。三月八日,胡绩伟先生亲往朗润园看望先生,告之自己大病终愈的经验。先生闻后甚受鼓舞。三月十一日,嘉映往朗润园看望先生,回来后电话告我先生精神尚可,坐谈近两个小时,先生还忆及九五年在巴黎的日子。我听后稍安心,三月二十八日,家兄自美回国,与家姐共往探视先生。因我与家兄长相相像,先生竟以为是我归国,惊问“你几时回来的”。家兄竟一时未敢道明真相,许久后才说我不是越胜,是越胜的哥哥。先生即送家兄文稿一册,并坚持要签上名字。但四月一日,病情急转之下,送北医三院诊治,不料一月中竟四次转院,进进出出,元气大伤。期间因插胃管引起胃出血,又加肺部感染,一度入住重症监护抢救室。五月二十二日,是嘉映父亲的追思之日,家姐前往途中接邦洛大姐电话,告今晨因医生反复“洗胃”,造成先生血压陡降,然后上一系列抢救措施。先生始终神智清醒,平静注视医生们的忙乱。在医生最后挪动头部时,突然闭目辞世。先生平静而绝然地走了,始终保持着哲人的尊严。

    五月二十六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先生生平介绍中说“一九八七年因故办理退休”,此话甚蹊跷。何谓“因故”?因何故?语焉不详。或许那些秘密档案终有大白天下的一日吧。北大校方无一人出席告别仪式。先生服务北大近六十年,育人无数,而校方竟吝于表达些微的谢意。蔡先生的学校已然变得如此缺乏起码的礼貌和教养。让我宽慰的是,我们哲学班的同学来了,向先生作最后的告别。虽然离开先生已多年,仍知为先生执弟子礼。先生教过的孩子,仁义总是在的 。

    八月返京,往朗润园先生故居,已是人去屋空,只剩先生翻过的那些书卷默默地看着我。往老山谒先生灵,对先生说,我来晚了,未及送您老人家。我想先生等我,而您终等不及,先自去了。见先生遗容,雍容大度地微笑着,知先生不怨我。后将《大悲咒》一卷奉于先生灵前,作永久的祈福。先生一定知道小子的心愿。

    此次回京,得空往故园祭扫先慈先严墓。事毕随北陵及姐弟览观五台,寻古刹清凉。山路蜿蜒二十余里,见岚气出岫,虬松挂崖,青霭苍苍,层层染绿。山中阴晴不定,骤雨突至,一片迷蒙,忽又骄阳扫雾,满谷黄金。有孤寺高居梁上,隐约疏钟回响。转一急弯,素石碑楼兀然矗立,乃入清凉界。昔阮嗣宗遇大人先生于苏门山,即此太行余脉。大人先生与之畅论天地玄黄,大道存废,后长啸而隐。嗣宗归而传之曰:“先生从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终极,盖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自然之至真也”。

    清凉寺中庭有巨石如船,名“清凉石”,纵横十余尺,高丈余,重数十吨。石身苔藻斑驳,遍体纹理飞动,隐然有灵气,似远古高士化身。其沉稳坚厚,古意萧远,寂然独在,不正如辅成先生吗?先生远行已近百日,谁知其所终极?依先生心性,必会寻此清幽之地以避嚣尘,托体崇山而岿然静卧。有天风流荡,万籁谐响,巨木俯仰,群鹤环翔,又有幽泉濯之,云霞蔚之,丰草绣其锦缛,冷梅献其芳馥,伴朝暾夕曛,夜月晓星,闻晨钟暮鼓、梵呗法音。于千山万壑中得大自在,历万世而不坠,同日月而永光。

    呜呼先生!呜呼先生!


    二OO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完稿,十月六日改定于奥赛小城。



-----------------------------------------------------------------------------------------------------------------------------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网站

(原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z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