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编辑按:发出一组经济研究文章,可以反映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一斑,须认真研究。彭培根教授发来一组文章值得一读!]

中国要清理妖魔鬼怪建筑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严重制约农业经济发展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编辑

2009929

目录

张斌:宏观经济上行:加速还是减速?

金三林:政府支出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金三林我国投资消费关系的变动特点及趋

 

消息:山西煤老板集体充当“钉子户”, 政府陷入难堪

陈富勇:关注重庆的二次房改,住房应确立为准公共产品

谢进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严重制约农业经济发展

余云辉:谨防A股“国际板”成为“国际提款机”

西旗:55个国家保护本国就业 围堵中国贸易出口

秦晖:中国居民消费率为什么奇低?

姚枝仲:出口退税的效果与代价

陈义鑫:内外经济失衡是内外税收相反的结果

陈义鑫:为什么钢铁会退税率越低出口发展越快?

河清:央视大楼由性变态构思  邪淫的建筑应当拆除

于晓毅:“鸟巢”结构设计的致命错误

彭培根:中国要清理妖魔鬼怪建筑物

王永杰:先富带动后富----产权衰变理论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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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9-29 07:44:34 +0800 收件人:抄送L_C_cc: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75 宏观经济上行:加速还是减速? 

宏观经济上行:加速还是减速?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斌

Sep. 29, 2009

bjzhangbin@gmail.com

8 月是否好于7 月?

从年度同比角度看,8 月份主要宏观经济数据普遍好于7 月份,这与7 月份数据低于市场预期形成反差。考虑到(1)去年7 月份开始,经济进入快速下降通道,今年的年度同比数据会因为基期因素趋高;

28 月份的工业品和消费品环比价格上升也会让年度同比数据趋高等两个因素的影响,即便8 月份同比数据比7 月份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还是难以据此判断中国经济在年初以来的上升轨迹中继续向上攀升。能够更准确反映短期经济运行变化的经过季节调整后的环比月度或者环比季度数据。国家统计局没有对外公开发布此类数据,研究机构对季节调整后的环比数据有一些估算。中金和中信两大国内券商研究部认为经过季节调整后的8 月份中国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大概在1.2%,遗憾的是这两家机构没有把8 月份的数据和前面几个月的数据作比较,难以判断8 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较前面几个月究竟是提高还是下降。

我们对投资和消费的月度数据作了粗略的计算,发现经过季节调整后的8 月份消费、投资环比增速在8 月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以2001 1 -2009 8 月经过消费者价格调整后的真实消费指数为样本,利用X11 方法进行季节调整后,得到经济季节调整的真实消费月度环比数据,结果发现8 月份真实消费增速1.4%,低于3-7月份以来的增速。这个计算结果与8 月份消费同比增长数据较7 月份大幅提高形成强烈反差。

 

1 季节调整后的真实消费月度环比数

数据来源:CEIC,作者计算

    2004 1 -2009 8 月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为样本,利用X11 方法进行季节调整后,得到各项投资的月度环比数据,结果发现三大产业当中,除了比重较小的第一产业投资的月度环比在8 月份有所上升外,第二、第三产业的月度环比投资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在第二产业内部,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然气和水以及建筑业四个主要产业的月度环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都较7 月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轻微下降。由于缺少恰当的价格指数,投资的环比数据计算没有考虑到价格变化的影响。考虑到8 月份CPI PPI 环比价格都呈现上升趋势,剔除价格因素会进一步调低8 月份的月度环比增速。这个计算与8 月份投资同比增长数据较7 月份大幅提高再次形成强烈反差。

2 季节调整后的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月度环比数

数据来源:CEIC,作者计算

 

3 季节调整后的细分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月度环比数

数据来源:CEIC,作者计算

    从以上几个月度环比指标看,8 月数据未必强于7 月,但是8 月份的投资和消费数据普遍高于样本期间平均水平,折成年率后还都普遍高于10%,很多数据都年度增幅15%左右。这说明即便这些指标的增速较7 月份有一定下滑,但经济还是处在一个富有活力的时期。

向上走还是向下走?

    从同比数据看,明年2 季度以前的主要宏观经济数据趋于向上走,基期因素(而不是经济中的增量变化)可能对此起到了关键解释作用。从环比角度看,经济向上走和向下走的力量并存。向上走的支撑力量包括:

    1)企业投资不差钱。除了货币当局不会显著收紧钱袋子以及短期票据资金的支持,截至7 月底,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4 万亿,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中来自贷款的金额不超过2 万亿,说明上半年释放的大量中长期贷款中还有很多停留在企业户头里,进一步增加投资不差钱。(这个观点来自于“莫尼塔宏观经济周报”,2009 11 日)。

    2)中央政府进一步投资支持。政府手中还有足够的筹码来拉动投资——4 万亿投资中的中央投资部分,今年只下拨了2800 亿,4 季度还有2000 亿未拨, 远高于前3 个季度;明年尚余6000 亿左右(这个观点来自于“中金公司研究部宏观经济周报”,2009 9 14 日)。(3)房地产投资会进一步扩大,接力下一阶段的投资增长(国内外众多投资银行研究部的一致观点,值得怀疑的是这一趋势能够延续的时间)。(4)出口恢复性增长(国内外多家研究机构观点)。

    向下走的力量包括(1)前面几个月是重建库存和经济刺激政策两股力量推动经济增长,下一个阶段重建库存的贡献逐渐消失,一些产业的产能力利用率已经开始下降,只剩下经济刺激政策的支撑。(2)私人部门投资虽然有恢复性增长,但增长基础不牢固,多是些边走边看的短期行为,在大的产业层面上还没有出现吸引大范围私人部门持续投资的产业机遇。(3)国家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政策限制。(4)没有改变的收
入分配恶化局面和消费者价格上涨对真实消费增长的制约等等。

    无论是向上走,还是向下走,短期内实体经济还都能停留在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上,这些小的波动对于居民福利而言构不成大的影响。当前的经济环境为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大举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政策奠定了绝佳的窗口机会。落实私人部门的行业投资准入和消除行政垄断;进一步的社保体系建设;医疗、教育领域的改革等一系列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关键政策将会取代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成为决定未来经济增长信心和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

 

 

 

 

 

发件人L_C_mailfromL_C_colon"Dr.Kim" <30kim@163.com>      L_C_refuse2009-09-29 19:08:37 +0800收件人L_C_mailto"zdjun" <zdjun@263.net>抄送L_C_cc:标题L_C_subject:金三林问候

政府支出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金三林

20099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能有效促进居民消费。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有较快增长,但其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没有明显变化,并且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这导致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消费支出比重不断上升,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并降低居民消费倾向。因此,今后应进一步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内需、调结构方面的中长期作用。

 

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消费、转移性支出和政府投资三个部分。政府消费和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都有直接影响,特别是与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府消费和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尤为明显。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不仅可以部分替代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接增加居民收入,而且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和机构研究我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论差别很大,但都认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是促进的。因此,政府支出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结构、消费水平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一、我国政府支出结构变动特点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政府支出(即政府财政支出)在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支出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本建设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基本建设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27.67%下降到2006年的10.86%,政策性补贴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13.06%下降到2006年的3.43%

二是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农支出比重先降后稳。2001年以前,这两项支出比重都有不同程度下降,此后保持稳定。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比重基本在4-5%之间,支农支出比重基本在5-6%之间。

三是文化、教育、卫生支出波动较大。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15.8%上升到1994年的22.07%,此后总体上呈缓慢下降的趋势,2005年下降到17.99%2006年以后,随着国家较大规模增加对教育、卫生的投入,这一比重又呈上升的趋势。

四是行政管理支出总体上不断上升。从1985年的6.52%上升到2006年的13.95%

1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变动情况(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年份

基本建设

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

支农

文教、科学、卫生

社会保障

行政管理费

政策性补贴

1985

27.67

5.16

5.04

15.80

1.55

6.52

13.06

1990

17.75

4.99

7.19

20.02

1.78

9.83

12.35

1995

11.57

7.25

6.30

21.50

1.69

12.79

5.35

1996

11.43

6.59

6.43

21.47

2.30

13.11

5.72

1997

11.04

6.97

6.07

20.62

3.56

12.32

5.98

1998

12.85

5.94

5.80

19.95

5.52

12.29

6.59

1999

16.05

5.81

5.14

18.26

9.08

11.57

5.29

2000

13.19

5.45

4.83

17.23

9.55

11.25

6.56

2001

13.28

5.25

4.86

17.78

10.51

11.63

3.92

2002

14.25

4.39

5.00

18.04

11.95

13.51

2.93

2003

13.91

4.43

4.60

18.28

10.77

13.95

2.50

2004

12.07

4.37

5.95

18.06

10.94

14.25

2.79

2005

11.91

4.40

5.28

17.99

10.90

14.25

2.94

2006

10.86

4.32

5.35

18.37

10.79

13.95

3.43

2007

 

 

 

23.69

10.94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年鉴》相关年份。

注:2007年财政支出口径有较大变化,文教、科学、卫生支出是将各项支出汇总,其它支出项目没有调整。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变化也较大。其中,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上世纪80年代有较大提高,但在1996年以后连续4年下降,到2000年以后基本在13-14%之间徘徊。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始终稳定在5%左右。社会保障支出从1985年的1.55%上升到2002年的11.95%,此后一直在10-11%之间波动。总体来看,尽管2002年以后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有较快增长,但其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没有明显变化。2007我国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只有29.2%,和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524.8个百分点。

1  我国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二、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特点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情况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居民的食品、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不断下降。食品消费比重(恩格尔系数)从1985年的52.2%下降到2007年的36.3%,衣着消费比重从14.6%下降到10.4%

2.耐用品消费比重在上世纪90年代后稳中有降。上世纪80年代城镇居民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比重有大幅提高,进入90年代以后稳中有降,比重从1990年的10.1%下降到2007年的6.0%

3.居民用于住、行、通信的消费比重持续上升。居住支出占消费的比重从1985年的4.79%上升到2007年的9.83%,交通通信支出比重从2.1%上升到13.6%

4.居民用于医疗、教育等提升人力资本的支出比重有较快上升。医疗保健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2.5%上升到2007年的7.0%,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支出比重从8.2%上升到13.3%

 

2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情况(占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

年份

食品

衣着

居住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杂项商品与服务

1985

52.2

14.6

4.8

8.6

2.5

2.1

8.2

7.0

1990

54.2

13.4

7.0

10.1

2.0

1.2

11.1

0.9

1995

50.1

13.5

8.0

7.4

3.1

5.2

9.4

3.2

1996

48.6

13.5

7.7

7.6

3.7

5.1

9.6

4.3

1997

46.4

12.4

8.6

7.6

4.3

5.6

10.7

4.4

1998

44.5

11.1

9.4

8.2

4.7

5.9

11.5

4.5

1999

41.9

10.5

9.8

8.6

5.3

6.7

12.3

5.0

2000

39.4

10.0

11.3

7.5

6.4

8.5

13.4

3.4

2001

38.2

10.1

11.5

7.1

6.5

9.3

13.9

3.5

2002

37.7

9.8

10.4

6.4

7.1

10.4

15.0

3.2

2003

37.1

9.8

10.7

6.3

7.3

11.1

14.4

3.3

2004

37.7

9.6

10.2

5.7

7.4

11.7

14.4

3.3

2005

36.7

10.1

10.2

5.6

7.6

12.5

13.8

3.5

2006

35.8

10.4

10.4

5.7

7.1

13.2

13.8

3.6

2007

36.3

10.4

9.8

6.0

7.0

13.6

13.3

3.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与城镇居民类似,但总体滞后于城市居民。

1.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支出比重下降,但降幅要小于城市居民,而且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然比城市居民高出6.8个百分点。

2.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消费支出比重都有较大上升,但总体上仍低于城市居民。

3.居住消费支出比重与城市居民变动相反。居住支出占消费的比重从1985年的18.23%下降到2005年的14.5%2007年又回升到17.80%。

3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情况(占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

年份

食品

衣着

居住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交通通讯

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其他商品及服务

1985

57.8

9.7

18.2

5.1

1.7

3.9

2.4

1.1

1990

58.8

7.8

17.3

5.3

1.4

5.4

3.3

0.7

1995

58.6

6.9

13.9

5.2

2.6

7.8

3.2

1.8

1996

56.3

7.2

13.9

5.4

3.7

8.4

3.0

2.0

1997

55.1

6.8

14.4

5.3

3.9

9.2

3.3

2.1

1998

53.4

6.2

15.1

5.2

4.3

10.0

3.8

2.1

1999

52.6

5.8

14.8

5.2

4.4

10.7

4.4

2.2

2000

49.1

5.7

15.5

4.5

5.6

11.2

5.2

3.1

2001

47.7

5.7

16.0

4.4

5.6

11.1

6.3

3.2

2002

46.2

5.7

16.4

4.4

5.7

11.5

7.0

3.1

2003

45.6

5.7

15.9

4.2

8.4

12.1

6.0

2.2

2004

47.2

5.5

14.8

4.1

8.8

11.3

6.0

2.2

2005

45.5

5.8

14.5

4.4

9.6

11.6

6.6

2.1

2006

43.0

5.9

16.6

4.5

10.2

10.8

6.8

2.2

2007

43.1

6.0

17.8

4.6

10.2

9.5

6.5

2.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总的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增长要快于整个消费增长,其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另据对美国、英国、新加坡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析[1],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 3000美元时,居民文化娱乐教育支出比重平均为7.5%,而且教育支出比重很低;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平均为5%。因此,从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也明显偏高。

三、政府支出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有较快增长,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但这些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没有明显变化,还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并已对居民收入和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一)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全部教育经费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使得居民承担的比重上升,突出表现为学杂费比重显著提高,导致居民的教育消费支出比重不断提高。

1992-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重从84%下降到61.3%,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比从62.1%下降到55.4%;学费和杂费所占比重从5.1%上升到18.4%2003年以后,随着社会教育经费的增加,以及国家相关教育改革措施的出台,学杂费比重终止了持续上升的趋势,稳定在18%左右。2006年以后,国家财政性经费比重有较大提高,学杂费比重则大幅下降。与此相对应,居民教育支出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在2002年后也呈稳中趋降的态势,这说明国家的教育支出与居民教育消费支出之间存在较大的替代效应。

4  我国教育经费各项来源占教育总经费的比重(%

年份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

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

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

学费和杂费

其他教育经费

1992

84.0

62.1

0

8.0

5.1

2.9

1993

81.9

60.8

0.3

6.6

8.2

3.0

1994

78.9

59.4

0.7

6.5

9.9

4.0

1995

75.2

54.8

1.1

8.7

10.7

4.4

1996

73.9

53.6

1.2

8.3

11.5

5.1

1997

73.6

53.6

1.2

6.7

12.9

5.6

1998

68.9

53.1

1.6

4.8

12.5

12.1

1999

68.3

54.2

1.9

3.8

13.8

12.2

2000

66.6

54.2

2.2

3.0

15.5

12.8

2001

65.9

55.7

2.8

2.4

16.1

12.8

2002

63.7

56.8

3.1

2.3

16.8

14.0

2003

62.0

55.6

4.2

1.7

18.1

14.1

2004

61.7

55.6

4.8

1.3

18.6

13.7

2005

61.3

55.4

5.4

1.1

18.4

13.8

2006

64.7

59.0

5.6

0.9

15.8

13.0

注:根据中国教育经济信息网“各地区教育经费情况(2006年)”计算,2007年数据尚未公布。

 

(二)政府预算内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大幅下降,使得个人的卫生支出比重上升,居民医疗卫生消费支出比重提高。

1985-2001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38.6%下降到的15.9%,社会卫生支出比重也呈下降趋势,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从28.5%上升到60%2002年以后,随着政府和社会对卫生支出的增长,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也由升转降。与此相对应,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在2002年后趋于稳定,并在2006年开始下降。这说明国家的卫生支出与居民医疗卫生消费支出之间也存在较大的替代效应。

5  我国卫生总费用各项来源所占比重(%

年份

政府预算卫生支出

社会卫生支出

个人现金卫生支出

1985

38.6

33.0

28.5

1990

25.1

39.2

35.7

1991

22.8

39.7

37.5

1992

20.8

39.3

39.8

1993

19.7

38.1

42.2

1994

19.4

36.6

43.9

1995

18.0

35.6

46.4

1996

17.0

32.3

50.6

1997

16.4

30.8

52.8

1998

16.0

29.1

54.8

1999

15.8

28.3

55.9

2000

15.5

25.6

59.0

2001

15.9

24.1

60.0

2002

15.7

26.6

57.7

2003

17.0

27.2

55.8

2004

17.0

29.3

53.6

2005

17.9

29.9

52.2

2006

18.1

32.6

49.3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统计年鉴2007》和《2008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

 

(三)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力度不够,使得居民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进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降低。

1990-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同时期,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远远高于居民各项收入来源增速,对可支配收入的负面贡献也从0.4%上升到8.1%。这使得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总收入增速。这些特点在2000年以后表现得更加突出。

6  我国城镇居民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

 年份

1990-2000

2000-2007

1990-2007

工薪收入

14.6

12.5

13.7

经营净收入

27.0

21.1

24.5

财产性收入

23.5

15.3

20.0

转移性收入

15.9

13.0

14.7

总收入

15.3

13.1

14.4

社保等支出

10.2

83.6

36.0

可支配收入

15.3

11.9

13.9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计算。

 

(四)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性支付实际上加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和较大的是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经营性收入则使城乡居民收人差距缩小。1990-2007年,工资性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大,超过80%;其次为转移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超过了30%。由于转移性收入的主体是离退休金、价格补贴、社会福利救济等财政性资金的转移支付(占60-70%),因此这种转移性支付实际上加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对农村居民的补助不够。

7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贡献度(%

 年份

1990

1995

2000

2006

2007

工薪收入

122.7

112.2

93.8

90.5

89.6

经营净收入

-60.2

-38.9

-29.3

-13.7

-13.0

财产性收入

-1.6

1.8

2.1

1.8

2.3

转移性收入

39.9

24.7

33.8

33.3

32.8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计算。

 

(五)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不够,还导致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

政府增加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为居民提供较为广泛的社会安全网,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进而减轻居民防范性储蓄动机,明显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但1990-2007年的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66,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73。这说明政府对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不够,是我国居民储蓄连年增长、消费倾向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

 

注:左轴为消费倾向,右轴为医疗卫生消费支出比重。

2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与医疗教育支出比重的变动关系

 

四、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取向

上述分析表明,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资不足,导致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不断上升,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并降低居民消费倾向。今后,我国政府将进一步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内需、调结构方面的中长期作用。

一是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当前,我国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要比人均GDP6000美元国家的平均水平低近25个百分点。如果我国在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时,这三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要达到当前的国际平均水平,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人民币汇率水平,按不变价计算,这三项支出比重每年应提高至少3个百分点。如果再考虑人民币升值、现价等因素,三项支出比重提高的速度应更快。

二是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目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政府支出的标准差和居民消费的标准差高度相关,各地区政府支出差异的扩大加剧了各地区居民消费差距的扩大。因此,应加快确立并实施最低公共服务支出标准,增加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投入,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同时,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制化建设,尽快建立起以一般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模式。

三是适当增加政府货币转移支付,并且更多地向农村和低收入群体倾斜。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民的收入风险;继续扩大和完善对农业的生产“直补”,提高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尽快转变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对城乡低收入家庭的社保支出给予适当补助,减轻其缴费压力。

四是根据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和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积极探索有效的财政保障方式,抓紧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包括优先发展教育投入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促进就业支持机制,医疗卫生事业保障机制,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筹集机制等。

五是创新准公共产品的融资方式,节省政府相关投资。一些准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基础设施,应尽可能吸收民营资本投入,减少政府支出,以便将这方面的资金转向不断增加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支出。

 


[2][1]  徐平生:“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组成、演变规律及启示”,《中国经贸导刊》2005年第20期。

[3][2] 即一定时期内单位投资量(指资本形成总额)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量。其倒数为ICOR,即“资本—产出增量比率”,ICOR=I/ΔGDP

[4][3] 实际增速是用GDP缩减指数缩减得出的。

[5][4] 严格的说,国民总储蓄和GDP口径并不一致,只是借用这一指标来反映国民总储蓄对GDP的比例关系。储蓄率是指总储蓄占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

[6][5] 为便于与投资率、消费率对比分析,这里采用了支出法GDP

 

 

我国投资消费关系的变动特点及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金三林

2009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需总体上保持了较快增长。其中,消费占内需的比重波动下降,投资所占比重则波动上升,总储蓄占GDP的比重稳定上升,投资和消费失衡问题日趋严重。根据国内外的发展经验,并考虑所处的发展阶段,我国较好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是:投资率一般不应高于40%,消费率不应低于60%。预计到2020年我国投资率可能降到35%以下,消费率可能上升到60%以上。

 

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来看,投资和消费(即资本形成和最终消费)共同构成了内需。研判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首先应该分析内需增长的总体特征。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需增长的总体特征

1.内需总体保持较快增长,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内需总体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1979-2007年年均实际增长10%,比支出法GDP平均增速(10.5%)低0.5个百分点。内需增速最高值出现在1985年,达到19.4%;最低值是1989年,只有2%;波动幅度达到17.4个百分点,比支出法GDP增速波幅大5.7个百分点。

1  1979-2007年内需及GDP增长速度(%)

 

2.内需增长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但与GDP增长不同步

按照波峰-波峰划分,改革开放以来内需增长经历了三个周期:1979-1985年为第一个周期,平均增速为11%,峰值为19.4%,谷值为5.7%;1986-1993年为第二个周期,平均增速为8.9%,峰值为15%,谷值为2%;1994-2006年为第三个周期,平均增速为10%,峰值为13.2%,谷值为5.4%。2007年后,内需增速回落至12.1%,目前还处在第四个周期的下行阶段。

前两个周期,内需增速峰值基本比GDP增速峰值滞后1年,但在第三个周期里,受外需贡献加大的影响,内需增速峰值比GDP增速峰值提前了1年。

3.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有较大波动,2003年以后出现了内需增速加快与贡献率下降并存的情况

1978-2007年,内需对我国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2%;最高值在1985年,为166.4%;最低值在1990年,为49.6%。总的来看,在2003年以前,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与内需增长率基本保持同步变动:内需增长较快时,贡献率也较高;反之则较低。但2003年以后,随着净出口在GDP中比重的提高,内需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贡献率却出现下降,从2003年的99%下降到2007年的80.3%,四年下降了18.7个百分点,年均下降4.7个百分点。2004-2007年内需对我国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2.7%,比改革开放30年的均值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2  内需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5.消费占内需的比重呈波动下降趋势,投资所占比重则波动上升

1978-2007年,消费占内需的比重平均为61.8%,投资(即资本形成总额)为38.2%;消费对内需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62.1%,投资为37.9%。总体上看,消费占内需的比重逐步下降,投资所占比重逐步上升,但又具有一定阶段性。1978-1982年,消费比重上升,投资比重下降,消费占内需的平均比重为65.2%,投资所占比重平均为32.4%。1983-1993年,消费比重下降,投资比重上升,消费的比重平均为63.6%,投资的比重平均为36.4%。1994-2000年,消费比重又逐年上升,投资比重逐年下降,消费的比重平均为61.3%,投资的比重平均为38.7%。进入新世纪以后,消费比重再次下降,从2001年的62.7%下降到2007年的53.5%,年均比重为57.1%;相应的,投资比重从2001年的37.3%上升到2007年的46.5%,年均比重为42.9%。

 

3  消费和投资占内需的比重及对内需增长的贡献率(%)

 

同时,消费占内需比重具有很强的“逆周期”性:经济增速下降阶段,消费比重和贡献度会上升,经济增速上升阶段则会下降。而投资占内需比重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在经济增速上升阶段,比重和贡献度会上升,经济增速下降阶段则会下降。但2003年以后,投资实际增速已经开始下降,但消费却加快增长,并持续到2006年。

1  消费和投资占内需的比重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阶段

消费占内需的比重

投资占内需的比重

消费对内需增长的贡献

投资对内需增长的贡献

1978-1982

65.2

34.8

83.8

16.2

1983-1993

63.6

36.4

65.0

35.0

1994-2000

61.3

38.7

62.6

37.4

2001-2007

57.1

42.9

44.4

55.6

资料来源:《GDP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8

二、投资增长的主要特点与阶段特征

1.投资年均增长11%,平均增速和波动幅度均高于GDP增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总体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1979-2007年年均实际增长11%,高于支出法GDP平均增速(10.5%)。投资增速最高值出现在1985年,达到28.4%;最低值是1981年,只有-0.8%,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唯一的一次负增长;波动幅度达到29.2个百分点,比支出法GDP增速波幅大17.5个百分点,比内需增速波幅大11.8个百分点,说明投资增长的波动性较大。

 

4  投资及GDP实际增速(%)

 

2.投资增长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周期均值总体呈上升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增长经历了三个周期:1979-1985年为第一个周期,平均增速为10.6%,峰值为28.4%,谷值为-0.8%;1986-1993年为第二个周期,平均增速为9.3%,峰值为24.7%,谷值为0.5%;1994-2003年为第三个周期,平均增速为10.9%,峰值为20.1%,谷值为4.4%。2003年后,投资增速回落,从2003年的20.1%下降到2007年的13.6%,目前还处在第四个周期的下行阶段。

投资增长还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周期均值总体呈上升趋势;二是波动幅度降低,峰值逐周期下降,而谷值逐周期上升;三是与经济增长周期不同步,峰值较GDP增速峰值晚一年出现。进入新世纪后,情况又有所变化,投资增速在2003年达到峰值,而GDP在外需和消费增长的拉动下,还继续保持增长,峰值在2007年才出现。

2  投资率、投资贡献率、投资平均增速(%)

阶段(年)

1979-2007

1979-1985

1986-1993

1994-2003

2004-2007

投资率

37.5

34.3

37.0

37.9

42.7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36.4

31.9

30.2

38.7

44.0

固定资本占资本形成的比重

86.0

82.1

79.4

90.4

95.0

存货占资本形成的比重

14.0

17.9

20.6

9.6

5.0

固定资本占GDP的比重

32.3

28.1

29.5

34.3

40.6

存货占GDP的比重

5.2

6.2

7.6

3.7

2.1

资本形成实际增速

11.0

10.6

9.3

10.9

15.0

固定资本实际增速

11.8

10.3

11.2

12.2

14.7

存货实际增速

11.2

15.0

7.4

5.9

25.6

资料来源:《GDP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8

 

3.投资率及投资贡献率总体上不断上升,并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投资率以及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1978-2007年,投资率均值为37.5%,最高值为43.2%(2004年),最低值为31.9%(1982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值为36.4%,最高值为80.9%(1989年),最低值为-4.3%(1981年)。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的波动周期与投资一致,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总体呈上升态势,2004-2007年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均值分别为42.7%和44%,比1979-1985年分别高出8.412.1个百分点;二是具有顺周期性,在经济增速上升阶段,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上升,在经济增速下降阶段则下降。2003年以后,受国家宏观调控等因素的影响,投资增长放缓,投资率稳中略降。

5  投资率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4.固定资本增长不仅是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也是投资增长波动的主导因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1994年以后存货投资在总投资和GDP中的比重显著下降;而固定资本在总投资和GDP中的比重显著上升,2004-2007年,这两个比重分别达到95.0%和40.6%,比1979-1985年分别上升了12.912.4个百分点。因此,我国投资率的上升主要是由固定资本投资所引起的。随着存货比重的下降,其对投资增长波动的影响也不断下降。1992年以后,固定资本增速与投资增速基本同步,是投资增长波动的主导因素。

 

6  固定资本和存货占GDP的比重及增速(%)

 

5.投资效果系数波动较大,投资效率总体上不断下降

通常可用投资效果系数[7](又称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来测度投资的宏观效率。在一定时期内,投资效果系数越大,表明投资的宏观效率越高;反之,投资效果系数越小,表明投资的宏观效率越低。根据投资和GDP是按现价还是按不变价计算,可以将投资效果系数分为名义投资效果系数和实际投资效果系数。由于实际投资效果系数剔除了价格影响,更能真实反映投资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实际投资效果系数总体呈波动下降态势。1979-1984年,实际投资效果系数均值为0.246,波动幅度为0.2371985-1992年,实际投资效果系数均值为0.238,波动幅度为0.2591993-2007年,实际投资效果系数均值为0.228,波动幅度为0.1332000年以前,实际投资效果系数变动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经济增速上升阶段,投资效果系数提高;经济增速下降阶段,投资效果系数下降。但进入新世纪以后,实际投资效果系数波动明显收窄,基本都在0.22左右。

 

7  实际投资效果系数变动情况

 

6.政府投资占GDP比重有较大上升,是我国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投资占GDP比重波动上升,从1992年的27.8%上升到2005年的28.5%;政府投资占GDP比重有较大上升,从1992年的2.1%上升到2005年的5%;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居民购房的快速增长,居民投资占GDP比重也呈上升势头,从1992年的6.7%上升 到2005年的9.2%。20062007年基本延续了这些趋势。

3  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

年份

企业资本形成总额/GDP

政府资本形成总额/GDP

居民资本形成总额/GDP

资本形成总额/GDP

1992

27.8

2.1

6.7

36.6

1995

31.2

2.5

6.6

40.3

2000

24.5

3.0

7.8

35.3

2005

28.5

5.0

9.2

42.7

资料来源:《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核算资料1992-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8

2005年,我国投资率比1992年提高了6.1个百分点。其中,政府投资贡献了2.9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7.3%;居民投资贡献了2.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1.3%;企业投资贡献了0.7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1.4%。因此,政府投资增长、居民房地产投资增长是我国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三、消费增长的主要特点与阶段特征

1.消费年均增长9.4%,低于GDP平均增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1979-2007年年均实际增长9.4%,低于支出法GDP平均增速(10.5%),也低于投资平均增速(11%)。消费增速最高值出现在1984年,达到15.5%;最低值是1989年,只有2.2%;波动幅度有13.3个百分点,略高于支出法GDP增速波幅,大大低于投资增速波幅,说明消费增长的波动性较小。

8  最终消费及GDP实际增速(%)

 

2.消费增长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周期均值总体呈下降趋势

消费增长的周期性没有GDP和投资那样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也分为三个周期:1979-1984年为第一个周期,平均增速为10.9%,峰值为15.5%,谷值为8.8%;1985-1992年为第二个周期,平均增速为9.4%,峰值为14.8%,谷值为2.2%;1993-2006年为第三个周期,平均增速为8.7%,峰值为11.4%,谷值为6.1%。2006年后,消费增速开始回落,2007年增速为10.8%。

总体来看,消费增长的周期均值呈下降趋势,周期波动幅度逐步降低,峰值下降而谷值上升,周期也不断延长。1992年以前,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周期基本同步,但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过若干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背离的年份。

4  消费率、消费贡献率、消费平均增速(%)

阶段(年)

1979-2007

1979-1984

1985-1992

1993-2006

2007

总消费率

60.9

66.0

63.8

57.9

48.8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56.1

76.8

56.9

48.1

39.4

农村居民消费占总消费比重

34.2

47.8

40.9

25.7

18.6

城镇居民消费占总消费比重

41.9

29.8

37.0

49.0

54.0

政府消费占总消费比重

23.9

22.4

22.1

25.3

27.3

农村居民消费占GDP比重

21.3

31.5

26.2

15.0

9.1

城镇居民消费占GDP比重

25.1

19.7

23.5

28.3

26.4

政府消费占GDP比重

14.5

14.8

14.1

14.6

13.3

最终消费实际增长速度

9.4

10.9

9.4

8.7

10.8

全国居民消费实际增速

8.8

10.0

8.7

8.1

10.8

农村居民消费实际增速

5.7

9.9

5.3

4.2

6.7

城镇居民消费实际增速

11

10.1

13.0

10.4

12.2

资料来源:《GDP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8

 

3.消费率自上世纪80年代后总体呈下降态势,尤其是2000年后急速下降

1978-1981年,消费率从62.1%上升到67.1%,此后由于消费增速长时间低于投资增速,消费率总体呈下降态势。2007年消费率为48.8%,较1981年下降了18.3个百分点。尤其是2000年以后,消费率急速下降,年均下降2个百分点。受消费率下降的影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呈波动下降的态势,2004-2007年基本在39%左右,较1979-1984年的76.8%有大幅下降。

9  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

 

4.政府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上升,农村居民消费比重大幅下降

从消费主体构成看,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呈小幅攀升态势,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2%左右上升到目前的27%左右;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在13-15%之间。城镇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基本逐年上升,从1978年的29.8%上升到2007年的54%;占GDP的比重总体也呈上升态势,从1978年的18.5%上升到2000年的31.1%,此后开始下降,2007年为26.4%。与此相反的是,农村居民消费占总消费及GDP的比重在经历了1978-1983年的上升后逐年下降。2007年,农村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下降到25.6%,比1983年下降了36.6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5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9.1%,比1983年下降了23.3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

10  居民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

四、储蓄增长的主要特点与阶段特征

国民储蓄是连接投资和消费的桥梁,消费影响储蓄,储蓄影响投资。消费率越低,储蓄率就会越高;储蓄率越高,投资率也会越高。把握我国储蓄的变动特点,更有助于认识我国投资消费的变动关系。

1.储蓄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速,也高于资本形成增速

19922007年,国民总储蓄年均实际增长13.1[8],高于GDP平均增速,也高于资本形成平均增速,这也是我国连续多年出现经常项目顺差的原因。储蓄增长峰值出现在2006年,为24.6%;谷值在1998年,为5.7%;波幅达18.9个百分点,小于资本形成波幅,大于最终消费波幅。

11  总储蓄实际增速(%)

 

2.总储蓄占GDP的比重稳定上升,1992年以来年均上升1.2个百分点

由于储蓄增长速度高于GDP(指支出法GDP)增速,其占GDP的比重[9]基本呈稳定上升态势,从1992年的35.5%上升到2007年的53.7%,年均上升1.2个百分点。

12  总储蓄占GDP的比重

 

3.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不断上升,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不断下降

随着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我国总储蓄的内部结构也不断变化,总体表现为: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2年的32.2%上升到2005年的42.2%;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则不断下降,从1992年的55.7%下降到2005年的44.6%;政府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则有较大波动。

5  总储蓄的内部构成(%)

年份

企业储蓄占总储蓄比重

政府储蓄占总储蓄比重

居民储蓄占总储蓄比重

1992

32.2

12.1

55.7

1993

41.4

10.8

47.8

1994

36.9

8.1

55.0

1995

41.9

6.6

51.4

1996

36.5

9.9

53.7

1997

33.9

10.4

55.8

1998

35.3

8.7

56.0

1999

39.3

7.1

53.6

2000

44.2

8.8

47.0

2001

45.4

11.1

43.5

2002

44.6

12.6

42.8

2003

42.0

16.0

42.0

2004

50.5

9.8

39.7

2005

42.2

13.2

44.6

数据来源:《中国资金流量核算历史资料1992-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8

 

4.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稳定上升,是国民储蓄占GDP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

受储蓄内部结构变动和总储蓄占GDP比重[10]变动的共同影响,我国国民储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缓慢上升,由1992年的4.3%上升到2005年的6.2%,主要是2002年以后有较快上升;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基本呈稳定上升的趋势,由1992年的11.5%上升到2005年的19.8%;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基本在20%左右徘徊,1992年是19.8%,2005年是20.9%。按照这种发展趋势和近两年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动情况,到2008年,企业储蓄可能超过居民储蓄比重,成为我国国民储蓄的主体。

6  各类储蓄占支出法GDP的比重(%)

年份

总储蓄/支出法GDP

政府储蓄/支出法GDP

企业储蓄/支出法GDP

居民储蓄/支出法GDP

1992

35.5

4.3

11.5

19.8

1993

36.4

3.9

15.0

17.4

1994

37.8

3.0

13.9

20.8

1995

36.7

2.4

15.4

18.9

1996

35.6

3.5

13.0

19.1

1997

37.2

3.9

12.6

20.7

1998

36.7

3.2

13.0

20.6

1999

36.5

2.6

14.3

19.5

2000

37.5

3.3

16.6

17.6

2001

38.4

4.3

17.5

16.7

2002

40.3

5.1

18.0

17.2

2003

43.4

6.9

18.2

18.2

2004

46.5

4.6

23.4

18.4

2005

46.8

6.2

19.8

20.9

2006

51.4

 

 

 

2007

53.1

 

 

 

注:2004年以前数据来源于《中国资金流量核算历史资料1992-2004》,2005-2007年总储蓄是资本形成与经常项目差额之和

2005年,我国总储蓄占GDP的比重比1992年提高了11.3个百分点。其中,政府储蓄贡献了1.9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6.6%;居民储蓄贡献了1.1个百分点,贡献率为9.7%;企业储蓄贡献了8.3个百分点,贡献率为73.7%。因此,企业储蓄增长是我国总储蓄占GDP的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

五、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合理范围及变动趋势

总的来看,内需在我国经济中占据了绝对地位,对经济增长发挥着绝对作用。我国内需的问题主要是结构不合理,即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但对这种失衡要做客观分析。一方面,我国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有其合理因素。主要是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大量投资,再加上我国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也需要大量投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是客观需要。另一方面,投资率长期偏高和消费率长期偏低又是不合理的。目前,我国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偏高约20个百分点,比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偏高约10个百分点;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偏低约30个百分点,比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偏低约20个百分点。因此,有必要通过纵横向比较,来分析我国投资率、消费率的合理范围。

各国工业化进程表明,伴随着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投资率会不断提高、消费率相对下降,但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投资率和消费率将趋于稳定。但绝大多数国家的消费率在下降过程中都没有降至60%以下,投资率也没有超过30%以上。目前,世界平均的投资率在22%左右,消费率在78%左右。其中,高收入国家投资率均值为20%,消费率均值为80%;中上收入国家投资率均值为22%,消费率均值为75%;中低收入国家投资率均值为31%,消费率均值为66%;低收入国家投资率均值为29%,消费率均值为75%。各国消费率一般都在60%以上,投资率一般都在30%以下。

7  世界投资率和消费率情况(%

年份

世界

高收入国家

中上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投资率

消费率

投资率

消费率

投资率

消费率

投资率

消费率

投资率

消费率

1980

25

76

25

76

24

74

31

70

20

84

1990

23

77

23

78

23

76

29

71

21

82

2005

22

78

20

80

22

75

31

66

29

75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相关年份

 

从国内看,某些年份消费需求比较旺盛,投资消费关系比较协调,这些年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也可作为合理范围的一个参考。年份的具体选择标准包括: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合理,接近周期均值;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50%,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为正;CPI涨幅在0-6%之间。改革开放以来符合上述条件的有1979198219831991200020016年。这6年,投资率在31.9-36.5%之间,年均为34.6%;消费率在61.4-66.5%之间,年均为63.9%;经济增长率平均为9%

8  我国相关年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

年份

投资率

消费率

1979

36.1

64.4

1982

31.9

66.5

1983

32.8

66.4

1991

34.8

62.4

2000

35.3

62.3

2001

36.5

61.4

均值

34.6

63.9

资料来源:《GDP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

 

从经验数据出发,考虑到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各国经验,我国较好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是:投资率一般不应高于40%,消费率不应低于60%。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若要保持一个较合理的投资消费比例关系,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宜过快。

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还将加快,投资率不会很快下降,消费率也不会很快上升。初步预计在2015年之前,投资率可能在40-43%之间,消费率可能在49-51%之间。随着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和储蓄率的下降,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降到35%以下,消费率可能上升到60%以上。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9-29 09:40:0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L_C_cc:标题: 转发: 网文:山西煤老板集体充当"钉子户"  主题: 网文:山西煤老板集体充当"钉子户"

 

山西煤老板集体充当“钉子户”

山西省政府再次陷入到很难堪的境地

福林

20099

 

    这是他们自找的。他们以为一纸命令就可以把人家的私营煤矿收归国有。他们忘记了,现在不是1950年代了,公民“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受侵犯”的意识在觉醒。

    几乎所有煤老板都拒绝被收购。这些天我接触了一些煤老板,他们的意见是“我有合法手续,你政府没有权利说不让我继续开。”“当初是你政府举办公开拍卖,我拍来的煤矿。你说收就想收?还有没有一点法律意识?”

    山西省政府劝过煤老板:“你们3000万拍来,现在我们5000万收购,你们很合算的。”

    可是煤老板的回答是:“3000万卖给我们,又让我们转手5000万卖给国有企业,这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吗?我们很爱国,坑害国有企业的事儿,咱不干。”

    一位煤老板说得更狠:“你3000万公开拍卖给了我,现在你出300亿我也不卖,你总不能强迫我卖吧?”

    表面上,那些煤老板是通过2000万、3000万或者3亿5亿拍来的煤矿,实际上,他们私下里花在各级官员身上的钱远远超过这个数,难怪他们不肯卖了。当然这些钱主要花在市县级官员身上,与省政府官员没太多关联。

    这也正是“省政府要求取缔小煤矿,各市县政府保持沉默”的原因。

    很多煤老板都要起诉山西省政府。

    山西省政府本以为这么多年煤老板的形象已经被彻底妖魔化了,以为很容易收拾这些煤老板。没想到煤老板如此强硬。他们以为赶走煤老板和全国各地盖房时的强行拆迁一样容易,没想到,煤老板们集体充当“钉子户”。

    本来,山西省政府想通过收回小煤矿的经营权,来达到一举两得的结果:把小煤矿交给大煤矿去经营,以后出了事故就可以问责大煤矿,各级政府官员的乌纱帽就安全了;同时,一旦煤炭资源被几大国有煤矿控制,山西省政府就可以抬高煤炭价格了。

    而那些被山西省政府作为收购主体的国有煤矿,对小煤矿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手里掌握着最好的煤炭资源,他们知道那些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煤矿都是比较差的,没什么油水。放在私人手里能赚钱,交给国有企业的话,基本上都会陪钱。虽说国有企业不怕赔钱,但那些小煤矿的煤层结构不好,容易出事故,这可是千万不能碰的。

    浙江省政府的态度,也令煤老板们受到鼓舞。据说,许多收购了山西煤矿的浙江商人,要求浙江省政府“保护浙商的合法利益”。浙江省政府已经派人到山西谈判,要求山西省政府“就非法强买煤矿一事给出合理解释。”

    据说,山西省政府一个工作人员哀叹:“就连煤老板都知道要求政府守法了。现在的人呀,越来越难统治了。”

    中央政府也不大可能支持山西省政府。因为山西省政府想通过控制煤炭资源来抬高煤炭价格,这将导致电价、油价、运价的上涨,从而引发系列反应。

    物价的上涨,将引发老百姓的强烈不满。至少在60大庆这个时间段,中央政府不会支持山西省政府的做法。

    不知此事将如何收场。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9-28 13:36:4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重庆二次房改  发送时间: 2009928 11:28 主题: Fw: 关注重庆的二次房改

关注重庆的二次房改

-----专家谈二次房改:住房应确立为准公共产品

重庆晚报记者 陈富勇

20090928

 

 

  近日,一则二次房改方案提交国土资源部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新闻,搅动了业界和社会关于房价大讨论的舆论氛围。14位房地产界专家联名上书,建议进行二次房改,并提交了二次房改的意见稿。

  这份来自民间、旨在实现中国人“住有所居”梦想的二次房改建议,发起人便是辽宁省外经贸厅企管处原副处长、住宅法专家李明。

  为什么会想到二次房改的提议?二次房改是如何设计中国的住宅保障制度的?这样的提议有多大的可行性。昨日,记者电话采访了李明,这位年届花甲的老人表示,自己从宜居重庆的建设目标中,欣喜地看到二次房改萌动的迹象。“希望二次房改,重庆能够先行一步。”

 

现行住房制度非改不可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提议二次房改?

  李明:我已经退休,住在大连,一家三口住140平方米的住房,条件应该说不错,其他参与提议的14位专家也都已经实现了安居。提议二次房改不是从自身出发,而是关注到现在的住房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记者:对第一次房改和目前的住房制度,你的评价是?

  李明:中国的第一次房改取得了很高的成绩,但是发展到今天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一是政府理论错位,以住房全面市场化理论排斥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理论,重增长轻民生;其次是队伍错位,以开发商为基本队伍垄断经营,排斥政府非营利公益性的建房机构的住房保障职能,“亲商不亲民”;三是服务错位,制定政策服务于开发商的利益和政府自身利益,官商联手与民争利。

  记者:房价太高、上涨太快的原因是?

  李明:我认为根源不在于开发商个人意愿的问题,而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涨价也是制度性的涨价。现有住房机制导致了住房全面市场化,其中公共住房制度的缺位是现行住房制度的最大失误,也可以说是政府的失职,也是民怨的根源,这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公共住房必须打破垄断

 

  记者:二次房改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李明:二次房改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基本方向就是由政府主导提供房屋住房服务。概括起来,就是“三种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式,三支队伍参与”(三三制)

  三种住房制度指的是,针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制度、针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和针对高收入家庭的商品住房体制。而相应的三类供地方式也分别为,政府划拨方式供地、“四定两竞”招标用地和商品房的“招拍挂”方式供地。其中,公共住房实行定地价、定建房标准、定税费率、定5%利润率,竞房价、竞建设方案的四定两竞方式,是二次房改实现的一个必要条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中间阶层的夹心层问题。

  记者:事实上,针对这部分中间群体,现在的住房制度也有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的设计,二次房改有何创新?

  李明:公共住房与限价房、经适房的供应对象虽然都是中等收入家庭,但是还是有很大不同。从供地指标上来看,目前限价房的供地指标有限,而公共住房要求从制度上规定了将保障性住房供地之外的住房用地指标拿出60%左右作为公共住房用地。

  从供地招标方式上来看,限价房采用招拍挂的方式招标,不定地价、建房标准、税费率和利润空间,不确定性很大。而在二次房改的“四定”设计中,公共住房保证了地价、建房标准、税费率、利润率和房价的公开透明和稳定性。

  最关键的是,公共住房的开发队伍与限价房也有不同。限价房的招标方式从制度上排斥了住房合作社和非营利公益性合作建房机构参与的可能性,形成了开发商的垄断经营。而公共住房的开发主体则是合作社和非营利公益性合作建房机构,理想预期是形成与开发商的竞争状态。

 

反对者没有一条站得住脚

 

  记者:二次房改的建设反响如何?

  李明:反响非常大。网上调查显示70%的人赞成,但有意思是,80%认为行不通。我甚至看到过极端的评论,称要两大利益集团减少得益,无异于与虎谋皮。我琢磨,这可以说明一点,在住房制度上,老百姓对政府投了不信任票。

  记者:哪些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

  李明:目前开发商还没有站出来评论,倒是不少媒体提出了质疑,有人认为是多此一举,有人认为是别出心裁,中国青年报有篇评论,称这是乌托邦的想法,是政府不能承受之重。这些反对意见,我觉得没有一条站得住脚。

  记者:有人评论说,二次房改的目的就是要降房价……

  李明:其实降低房价完全可以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解决。二次房改的目的是把住房需求分类解决,对商品房的价格短期内可能有影响,但这只是合理的回归,实施后中低收入者80%会受益,高收入者也不会收到太大冲击。从这个角度上讲,原来的制度框架已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期待重庆先试先行

 

  记者:二次房改有没有现实可行性,这是很多人想问的。

  李明:二次房改完全可以从下到上推进,按照我的理解,三三制的住房体制在重庆已崭露头角。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近日表示,政府将严控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1/6;中低档商品房不超过房价的1/5,而高档商品房不超过1/3。”

  记者:这些目标和二次房改有哪些相近的地方?

  李明:重庆的住房规划初步给出了三种住房制度和与之相应的三类供地方式,基本确定了三类供地方式的基准地价,为全国做出了榜样。我理解,这就是一个让低端有保障、中端买得起、高端有选择的三三制住房制度。但这仅仅是一个规划,如果在制度设计确立每种土地的价格和数量,在开发队伍上引进开发商以外的力量,我想宜居重庆的目标,会走得更快一点。

  如果重庆有单位感兴趣,我愿意自费到重庆,就公共住房制度的问题,与大家与交流切磋,我希望重庆在房地产市场上,能够率先有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发件人:"wxr3565" <wxr3565@126.com>   2009-09-27 21:22:22 +0800 收件人: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早已严重地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壮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严重制约农业经济发展

广东梅州农民  谢进杰

批评邮箱:wxr3565@126.com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方法(其实这是一种相当于退回古代的小农生产模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广大人民的温饱问题,可见方法是否得当的重要性。然而,任何一种再好再先进的方法,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都会被无情地不断变成落后过时的劣势方法(不进则退也!),从而严重地制约着广大农民的早日脱贫致富、和严重阻碍国民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壮大。所以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必定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创新才能持续推进经济不断增长。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大力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方法,对于顺利地有效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立下了赫赫的汉马功劳,功不可没。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壮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方法,已经不再适合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了,它仅仅只适合于一二十年内用于解决温饱问题的过度期,这种方法是根本不可能让广大群众实现小康生活水平的,是根本不可能让广大群众实现普遍富裕的。因此,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模式,在推出之后的一二十年之内已经非常出色、和非常光荣地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在十年前,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进入到最须要扩大内需的最佳黄金时期,那时我们就应该设计推出一种比较适合国情的农业发展模式,来取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后生产方法,从而大力促进广大农民早日脱贫致富,从而实现大力地扩大内需来拉动国民经济健康成长。

 

如果广大经济专家学者,能够早日找到合适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的农业发展方案的话,要让广大农民实现早日脱贫致富是一件不难的事情;当然,这一定要广大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出谋划策,重新设计我国的农业发展方案;如果方法得当的话,在科学技术、机械设备、生产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生产工具等等都如此发达的今天,让广大农民实现普遍脱贫致富,可能只须一二十年的时间就已经足够了,否则的话,再过一个世纪广大农民一样摆脱不了贫穷的命运。如今,我国现在有许许多多的宝贵资源都没有好好地充分利用,比如:农村有大量的农民处于半失业状态,城里有大量的大学生却找不到工作,有几十亿亩可以开发利用的山地丘陵任期抛荒,有大量的资本和大量的各种商品严重相对过剩等等。这些非常宝贵的各种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地将其充分利用起来呢?我国的广大经济专家学者是否应该共同来出谋献策,看看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宝贵资源早日实现最佳配制,从而早日实现大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从而大力促进国民经的健康持续发展。

 

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广大经济学家是有目共睹的,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营模式,根本不适合农业农村的生产力发展壮大,根本不适合广大农民成为专业农民,  根本不适合农业向规模化、产业化、机械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等等。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经营模式,十年前本来就应该让其光荣地退役,取而代之的是:应该让广大农民各尽所能并成为专业农民,应该让各县或各地因地制宜并让各县的名优特产发展壮大。只有让各县的名优特产发展壮大并让广大农民均成为专业农民,这样,才有利于早日实现农业机械化作业,才有利于提高广大农民的专业水平,才能让广大农民生产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财富来,从而使广大农民早日实现奔小康和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只有这样,我国以前制定的全面小康生活水平、和共同富裕宏伟目标才能实现,如果农业和农村生产力不能早日向前发展的话,这些目标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现阶段只有让广大农民致富,我国的经济发展才会有购买力,各行各业和广大企业才能好生意;各行各业的老板赚钱之后,才能不断提高广大工人的工资水平。农民和工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之后,才能使整个社会有强劲的购买力,从而使所有各行各业的老板发更大的财,从而大力推动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强劲增长。广大农民、广大工人和所有各行各业的人民都富裕之后,不但可以大力促进广大企业不断发壮大和产业升级,而且还可以使我国的经济增长不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来拉动,并使国民经济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下面就和广大经济学家来共同探讨,如何让广大农民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现在有13亿人民的巨大消费市场,有18亿亩的基本耕地,有几十亿亩的山地和丘陵,有几百万平方公里领海资源、和接近两万公里长的海岸线资源等等。13亿人民中有89亿左右人民是农民,有两亿多农户,不但农业人口基数大,而且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又普遍比较低。加上我国人口多而人均资源少,我们应该解决好经济快速发展中的能源紧缺问题、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推广发展耗能少和污染少的产业,才最最符合国情。由于农业产品的生产、消费使用和最终的报废处理,太都是耗能少和污染少的绿色环保型产品;而工业产品的生产到消费再到最终报废处理,太都是耗能较大和污染少较大的产品;因此,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更应该大力发展耗能少、和污染少农业来大力推动经济的科学健康发展;而科学合理地引导广大群众消费以农业原料为主的各种商品,不但可以让广大群众过上高品质的美好生活,而且也非常有利于增进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

 

我国的基本粮食的市场掘指可数:我国主要有大米、小麦、玉米等几种基本粮食。如果按每人每天平均消费1.5斤的粮食、1斤粮食为1.5元来计算,那么每人每年消费的粮食为:1.5*356*1.5=821元。13亿人民一年消费的粮食为1.06万亿元,因此我国每年的粮食市场大约为1.06万亿元。如果要实现让每户产粮的农民每年平均有20万元的总收入的话,那么我国的粮食市场仅仅只能让500万户左右的农民,每年平均有20万元左右的总收入。如果将18亿亩的基本耕地,承包给500万户左右的农民进行机械化耕种,不但可以让种粮的农民轻松地赚钱致富,而且也完全可以保证基本耕地只能用于生产粮食,从而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两亿多户农民、减去生产粮食的500万户左右的一小部分农民,仍有两亿多户农民,那么剩余的两亿多户农民又如何来实现脱贫致富呢?然而,其余的两亿多户农民的致富,完全可以通过大量生产和加工各种经济型农产品(除几种基本粮食之外的一切农产品)来实现。

 

     我国的经济型农产品的市场掘指难数:我国的经济型农产品有千百万种之多,其市场潜力是基本粮食市场的几十倍以上,两亿多户农民,完全可以通过几十亿亩的山地丘陵来生产、和加工经济型农产品来实现早日致富。然而,我国的广大农民和广大城镇居民,都是因为贫穷而无法消费享受更多更好的经济型农产品,如:各种肉类、油料类、糖类、各种果类、各种果菜汁类、各种海产品、各种美酒、各种滋补品、各种茶叶、各种以农业原料为主的产品、工艺品等等。可想而知,如果让广大群众致富之后,各种经济型农产品的市场空间会有多么巨大、和多么大的市场潜力。如果全国人民平均每人每天消费2元的肉类、2元的水果、3元的茶叶和美酒、3元的滋补保健品等等,光这几种类型的食品品市场就是粮食市场的几倍,况且还有其它种类更多的农产品。

 

     我国地大物博,千百万种的经济型农产品,都完全可以成为全国两千多个县的名优特产。我们必须首先将各县的名优特产评比出来,然后各县就可以因地制宜,大力组织广大农民大量生产当地的特产。由于我国的基本耕地面积较少,因此,基本耕地只能专门用于生产基本粮食,就算各县名优特产的经济效益再高,也不准改变基本耕地的用途;当然,在保证粮食供应绝对安全的前提之下,则完全可以把小块的难以用机械化作业的耕地规划出来,用于生产当地的名优特产。因此,除了一部分小面积的耕地,可以用来给农民生产当地的名优特产之外,我们还有几十亿亩的山地和丘陵可以开发利用。将这些小面积的耕地和几十亿亩的山地丘陵,用于生产经济型农业特产是最有经济价值的。由于各地的农民所生产的都是各自的名优特产,这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各种农产品的重复生产,从而让各种农产品基本实现供求平衡和彻底避免恶性竞争,从而确保各地农民的根本利益、和让广大农民实现真正脱贫致富。

 

假如全国的特产经过评比之后,将大埔县的名优特产确定为苦丁茶、蜜柚和单枞茶三种,并且这三种农产品的确为全国最名优,无论是单位产量还是品质都比其它县同类产品优秀,那么大埔县就被确定为这三种产品的生产基地或基地之一。如果一个大埔县生产的这些产品就足够供应整个全国市场的话,那么其它县就没有必要再来重复生产这些产品;如果一个大埔县生产的这些产品、或其中一种产品不足以供应整个全国市场的话,那么就必须再增加一些县来生产这些产品,并一直增加到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为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长途运输、为了节能降耗和科学合理的发展观,因此在评选布局各种特产时,一定要科学合理地布局好各种特产的生产基地。

 

假如经过各种专家周密评估市场的需求关系之后,确定让大埔县的其中2万户左右的农民来生产苦丁茶,并且让每户首期先平均种植6亩左右的苦丁茶,就可以满足市场的基本需求。大埔县山地丘陵多平地少,有不少耕地都属于丘陵和山地型,由于许多耕地都不适合用机械化来生产粮食,在确保不影响全国粮食供应安全的前提下,这些不适合机械化种粮的耕地将被规划确定为当地的特产用地。由于苦丁茶树比较高大,所以,用山地丘陵和不适合机械化种粮的耕地来种植是很好的,并且一点都不影响产量和品质。因此,这些不适合机械化种粮的耕地和山地丘陵,将科学合理地承包给广大茶农用于生产苦丁茶。

 

按每亩地种植200棵,每棵茶树每年平均产茶4斤,每斤卖40元来计算,那么平均每户农民的6亩茶一年下来、便可以有19.2万元的收入水平,而且这里面基本上都是利润。按照现在的物价水平来计算,如果每户茶农年收入有19万元左右的话,当然完全可以过上不错的小康生活,自然可以盖得起房子、上得起学、看得起病、退得起休并且永不再为基本生活费用担心等等。不但可以真正实现让农民脱贫致富、和安居乐业,而且还可以有财力和时间用来娱乐、学习、提高各方面的素质、去外面看看祖国的太好河山等等。

 

当广大茶农不再为基本生活费用所担心之后,自然会更加有心情去管好茶园。农民花多一些时间和精力去管好茶树,不担可以不断地提高品质和产量,而且也可以大大的节约成本。比如,本来可以用化学肥料来实现苦丁茶高产的,但为了提高茶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广大茶农都会尽量选用有机肥和选用人工除虫,而尽量少用农药化肥或甚至于不用这些有严重污染的东西,这样不但节约了苦丁茶生产的成本,而且还大大地提高了苦丁茶的质量安全,真正做到让广大消费者的安心享用。为此,广大茶农就可以大大地节约成本,使苦丁茶的生产变成几乎只须投入劳动力就可以了,从而使利润大大地提高。

 

广大茶农最担心的当然是产品的销路问题、和价格的持续稳定。十几年以来,苦丁茶的价钱高的时候买到二百多元1斤,价钱低的时候买到十多元1斤或甚至于没人要,严重地伤害了广大茶农和广大商家的利益。要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难,一是要科学合理规划好各县的特产生产,让各县都只努力推广各自的特产,决不模仿生产它县的特产,唯有这样,才能确保各种特产始终保持供求基本平衡,从而确保价格的持久稳定和科学合理;二是要让实力雄厚的企业来参与特产的经营,才能从而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民的产品销售问题。而公司的名称则可以直接用本县的名字加上特产的名字,比如用“大埔县苦丁茶公司”,这样的公司名称不但好让人民容易记住,而且也非常有象征意义。

 

茶农生产出来的苦丁茶完全可以让公司来收购,价格由物价部门进行合理定价。公司收回来的苦丁茶首先会把等级分出来,上等品可以直包装上市或出口创汇,下等品可以用来生产各种茶饮料或加工成各种食品。销路完全无须茶农担心,公司有的是实力,无论什么人才都雇用得起,经大埔县苦丁茶公司包装好的苦丁茶和各种苦丁茶制成品,都必然成为大埔县苦丁茶公司的荣誉产品和大埔县著名商品,并且迅速通过公司的强大销售网络,顺利地进入全国的各地的大超市和各批发中心,让广大消费放心地购买和享用。

 

广大茶农和苦丁茶公司,永远都是合作伙伴关系。土地永远只能承包给广大茶农、或只能在茶农之间进行转承包,苦丁茶公司不得承包土地或买下土地。公司除了负责产品的收购、加工和销售外,还要帮助茶农解决好产品的质量问题、品质的改良、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科研成果的转化等等。广大茶农只须放心地生产出更多更好的苦丁茶来,把生产放在当地,把销路放眼某一区域或全国甚至出口创汇。而在科学技术和生产运输工具等等都如此发达的今天,加上各地的物流业又非常发达,远距离运送商品的成本已经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不少生活必需品都可以实现全国基本同价,因此,根本无须担心大量的特产运不出去销售的问题。

 

将大埔县的苦丁茶产业做大之后,不但可以大力推动当地的工业和所有各行各业的发展,而且也必然可以大大地增加当地政府和国家的收入。广大茶农从事苦丁茶的种植,自然是农业和农村的大力发展,而公司进行加工销售苦丁茶产品自然是工业的发展,并且还会几倍或几十倍地带动当地的所有各行各业的发展。仅仅苦丁茶一个产业的规模都不小,2万户的茶农,每户平均年收入19.2万元,苦丁茶一年的产值就是20000*19.2=38.4亿元,再加上苦丁茶公司对产品进行包装、加工、深加工从而转变成各种各样的产品之后,那么38.4亿元的农业产品很可能变成了上百亿元甚至更高价值的工业产品。上百亿元的工业产品销售出去之后,将为大埔县政府和国家增加不少的税收,况且还有蜜柚和单枞茶两个特产呢?并且这些特产还会以本身规模的几倍、或几十倍地带动当地各行各业发展,同时为大埔县政府和国家增加大量的税收。

 

上面通过以特产苦丁茶为例分析大埔县的特产之后,大家就一定不难理解苦丁茶生产销售如此,蜜柚和单枞茶特产一样如此,其它千百万种的特产农产品也一样如此。一个大埔的特产如此,那么全国两千多个县的特产也一样如此。大埔县的特产既然可以使当地农民致富,可以带动当地的工业和各行各业的发展,可以给当地政府和国家大大地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样道理,其它两千多个县的各自名优特产一样会象大埔县的特产一样,使当地的广大农民致富,带动当地的工业和所有各行各业的发展,从而大力促进各行各业人民收的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大力促进各地政府和国家财政收入的良性循环,和大力推动我国的经济实现早日崛起等等。

 

随着农业和农村的大力向前发展,和广大农民不断脱贫致富,必然要投入大量的建筑材料、大量的机械设备和大量的人力物力等等。而且广大农民致富之后,也自然要改善生活条件、改善居住条件、购买更多的家庭必需品、购买更多的电器和外出旅游度假等等正常消费。以上这些有效的内需和消费,才是真正有效地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从而给所有各行各业的老板带来滚滚财源,从而给所有的企业家和商家带来滚滚财源,正所谓是一业兴则百业兴啊,从而大力推动国民经济强劲增长和大力推动我国的早日和平崛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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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余云辉 <yuyh@tebon.com.cn>主题: 谨防A股“国际板”成为“国际提款机”收件人: "zyq赵云旗财科所" <zyq5336@sohu.com>日期: 2009924,周四,下午4:08:谨防A股“国际版”成为“国际提款机”

本文背景导读

国际板上市门槛或达市值500亿

信息时报

20090924

 

    信息时报讯 正当创业板企业“紧锣密鼓”地发行之际,国际板(境外企业A股上市)的推出也是消息四起。据报道,监管机构倾向让市值达500亿元以上的公司赴上海国际板挂牌。报道称,对境外公司在上海上市后人民币集资额的处理,监管层初步持开放态度,即企业可将人民币留在境内使用,也可兑换成外币汇出境外。据报道,上交所近日已与内地大型投资银行进行了非正式口头咨询及交流。中信证券(600030,股吧)国际董事长德地立人在8月份曾预计,如果股市好转,相关部门将在“十一”之后公布上海国际板上市规则草案或讨论稿。报道进一步指出,上交所拟倾向要求国际板企业市值最少达500亿元,但这些企业未必一定要有内地业务,否则像纽约证券交易所等已向上交所表达意向的企业,便不符合上市资格。

 

谨防A股“国际板”成为“国际提款机”

余云辉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大跃进式地推出A股“国际板”,必将在证券发展史上再次留下一大败笔。

 

从国内优质企业股权廉价出售给海外投资者并在境外上市到允许国内居民高价购买B股然后深度套牢、从上证指数千点附近大量审批QFII让海外投资者抄底A股到香港股市最后疯狂的时刻放行QDII然后让国内百姓资金高价接盘并损失惨重,我国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涉外政策始终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转变机制、国际接轨、进军海外(“走出去”战略)等漂亮的口号之下扮演着对外输血、流失财富的角色。对于以往的一次次失误,面对数以千亿万亿的国民财富流失,我们并没有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相反,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之下,甚至在海外利益集团的推动之下,继续打着漂亮的旗号、扮演着对外搬运国民财富的角色。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等诱人口号的掩护下,即将出台的A股国际板必将成为海外机构吸干中国财富的重要金融工具。

当海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完成了对中国市场空间和企业股权的瓜分之后,他们把扑食的利爪有步骤地伸向了中国的储蓄。中国的储蓄财富将成为海外资本掠夺的最后目标,换句话说,这部分储蓄财富被掠夺之后,中国经济将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当一个国家的产业控制力、民族企业成长的市场空间、企业与居民的储蓄财富逐步丧失之后,这个国家的经济还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吗?没有。

 

中国的储蓄财富是以企业和居民的储蓄以及国家的外汇储备作为表现形式而存在的,或者说,中国的储蓄财富表现为国内存款和外汇储备。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通过廉价地出口商品、出口自然资源、出口企业股权、出口活劳动等换来的,是通过出让本土企业的市场发展空间、以招商引资的方式形成的,是通过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牺牲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换取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储蓄和外汇储备需要加倍珍惜而不该成为打着“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旗号进行肆意挥霍的对象。中投公司高价购买美国黑石公司的股权,这是挥霍;汇丰银行计划在中国市场高价(高市盈率)发行A股募集近350人民币换走50亿美元,这同样是挥霍。

 

主张开设国际板的人至少要面向社会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出口19%的浦发银行股份给汇丰银行换来了多少外汇?汇丰银行在这笔交易中盈利了多少倍?当时中国出口金融股权时定价的市盈率和市净率是多少?这些数据必须跟后面的预期数据进行比较:在国内IPO市盈率高达50倍的情况下,我们花50亿美元能够进口多少汇丰银行股份?这些股份占汇丰银行总股本的多少?汇丰银行的成长性是否高于浦发银行?国内投资者未来可预期的盈利或亏损与汇丰银行在浦发银行股权投资上的盈利倍数相差多少?通过比较,这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这笔交易所流失的国民财富。

 

在“政绩主义”和“拜金主义”已经代替了爱国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商业社会里,我们已经很难从国内的主流媒体上看到汇丰银行成立的最初历史,只有日本人还没有忘记汇丰银行“实际上是为了将中国贩卖的鸦片收入送往英国而(在上海)建立”的银行(详见〔日〕安部芳裕的著作)。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百年历史只是并不遥远的昨天。今天,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汇丰银行计划登陆A股市场推销的股票是否类似于当年高价而有毒的“鸦片”?这些直奔高市盈率IPO而来的“金融鸦片”是否再次扮演着搬运中国财富的角色?中国是否已经陷于“金融鸦片战争”?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在国内IPO市盈率高于国际市场二倍甚至五倍的情况下,希望前来发行A股从而掠夺中国储蓄财富的跨国公司还有通用电气、力拓等巨无霸。这让那些长期在内心深处隐藏着民族自卑感的人们油然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和兴奋,仿佛中国证券市场一夜之间即将赶英超美,上海即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在此,没有人冷静地思考中国高市盈率IPO背后长期畸形的发行制度与长期扭曲的定价制度等问题,也没有人认真考虑高价或高市盈率大量进口股票的严重后果。

 

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其它国家所看不到的怪现象:一方面是大量储蓄没有投资出路,另一方面是大量企业在证监会发行部排队数年要求融资;一方面是垃圾美元泛滥导致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并稀释或掠夺着人民币储蓄者的实际购买力,另一方面是各地政府不惜代价地推行招引外资政策的行动;一方面是社会就业压力巨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另一方面是资本市场投融资朝着大企业倾斜甚至要向海外跨国公司倾斜,从而严重挤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资源和融资机会,而中小企业却是安排社会就业的主要力量。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中国证监会的发行监管制度和并购监管制度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制度弊病主要表现为证监会有关部门上收并控制着企业和投资者的资本自主权,企业的公募融资、兼并收购、资金投向不是由企业和投资者自主决定,而是由证监会有关非市场化的规则、潜规则、二级市场走势的主观判断、审核人员的休假情况和“发审委”(或“重组委”)的审核效率所决定的。企业和投资者缺乏基本的资本自主权。资本自主权的行政管制制度形成了资金需求方和资金供给方之间的瓶颈。其后果是一方面是大量资金缺乏出路,形成资金供给的堰塞湖,从而推高了二级市场的市盈率和IPO的市盈率,另一方面是大量的企业尤其是大量中小企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在证监会排队等候融资和上市。北京金融街的证监会大楼成为中国资金运动和资源配置的最大关卡,于是,权力之外的权力产生了,同时产生的还有IPO的超额溢价。面对中国大量的储蓄、大量的外汇储备和超乎想象的“IPO超额溢价”,国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早已垂涎三尺。设立A股国际板的消息立即赢得外国政府和海外财团的掌声和笑声。他们知道,除了美国国债和机构债之外,国际板又为他们增加了高溢价IPO、快速占据中国市场、大量搬运中国储蓄和外汇储备的路径。

我们不是盲目地反对开设国际板,而是反对在国际金融领域采取无知无畏、“摸着石头过海”的冒进做法。迄今为止,没有人研究过什么条件下开设国际板可以保本?什么条件下开设国际板可以获益?为什么美国以及作为美国货币政策附庸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开设国际板能够成功而日本开设国际板却最终失败?从宣传舆论上看,中国开设国际板似乎完全抛开这些基本问题而不计代价、不计后果地向国际政治舞台的长期对手们输送储蓄和外汇以博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虚名。

只要存在制度性的套利机会,并且这个机会可以被国际资本所利用,那么,设立国际板就相当于在国内设立了一个国际资本的提款机。中国证券市场高收益率和“IPO超额溢价”是证监会针对国内企业和国内投资者(或储蓄者)实施资本管制、剥夺其资本自主权所造成的,由此形成了“高储蓄背景下的制度性套利机会”。只要A股国际板的IPO和再融资市盈率高于国际市场,那么,跨境上市的企业就可以高价发行A股吸纳人民币资金并兑换成外汇,同时在境外市场以美元低价回购其发行在外的流通股,这是一项利益巨大却毫无风险的金融套利。即使这类企业没有在海外回购股票,那么,高溢价发行A股比低溢价在海外发行筹资之间还是存在巨大的利益差别。海外跨国集团不是看中了上海证券市场的国际板、更不是看中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人民币国际化”,而是看中了“高储蓄背景下的制度性套利机会”、看中了中国的储蓄和外汇储备。跨境上市的企业从来就是一部贪婪的套利机器。这些套利机器会快速吸走国内企业和居民的储蓄、并导致A股持续下跌甚至暴跌,直到A股市盈率等同于海外资本市场甚至低于海外市场的市盈率。这就是国内主流经济学家通常乐于称道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这种套利机会取决于制度性缺陷和高储蓄率。当储蓄被抽干,相应的存在缺陷的制度将随之坍塌。

    只有在消除了“高储蓄背景下的制度性套利机会”之后,推出国际板才能不赔钱,才能避免被掏空。但是,不赔本并不意味着就是获益。设立国际板能否获益不赔的前提条件是本国发行的纸币是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换句话说,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情况下,只有美国设立“国际板”才能获益。获益就意味着成功。

美国证券市场的“国际板”成功的前提是美国发行的纸币属于全球储备货币。美国的投资者可以开出较高的溢价吸引海外公司到美国上市,即向美国出口股权,美国投资者以美元进行购买,即进口这些股权。企业股权其实是企业资产的衍生产品,股权背后存在着内在的价值;相反,美元早已不代表黄金、也不代表美国的信用,美元背后不存在内在价值。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美元与外国企业股权之间的交易是一场无价值的信用符号与有价值的企业股权之间的交易。从全局的长远的角度看,美国和美元持有者永远是赢家,差别仅仅在于赢多赢少。正因如此,美国及其货币政策的附庸者才敢于设立“国际板”。相反,中国的人民币并没有代替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外国公司在中国发行A股之后所获得的人民币(包括由此再投资所形成的利润)是与中国的美元储备挂钩的,而中国的美元储备不是美联储白送的,而是通过廉价出口各类股权、各类资源、各类产品以及出让本土企业发展的市场空间换来的。与日本、韩国相比,我们的换汇成本是他们的数倍。中国的外汇储备不仅有成本,而且有数量上的约束。美国可以在次贷危机中宣称无限量地提供美元,中国却只能依靠卖企业和卖产品来获取美元,出口的各类廉价商品时常面临着各种贸易壁垒的围堵。正是因为国外企业在A股国际板发行人民币股票募集的资金是与美元挂钩的,所以,A股国际板所形成的真实交易是:一方面我们以低价卖产品、卖企业、卖资源换取美元,另一方面以美元对应的人民币资产购买外国公司高市盈率发行的股票。在存在“高储蓄背景下的制度性套利机会”的情况下,这类交易一定导致财富流失,这类交易的持续存在就是国民财富流失的过程。随着国内储蓄被逐步吸走以及相应的外汇储备水平的下降,外国企业在完成其跨市场套利之后必然纷纷选择下市而离开A股国际板。国际板从此走向沉寂或消亡,“国际板”成了“国际笑话板”。

    类似的喧哗和沉寂已经在日本上演过。上世纪80年代,日本开设国际板招引了127家外国公司前来上市,之后便是证券市场一路走低,外国企业逐步退市。2003年国际板便消失了。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日元没有代替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

      由此可见,只要证券市场发行制度没有进行实质性改革、只要A股市场还存在“高储蓄背景下的制度性套利机会”,那么,A股国际板一定是外资上市公司的“国际提款机”;只要人民币作为纸币不能替代纸币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那么,靠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支撑的A股国际板一定撑不长久。“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与“设立A股国际板”之间的因果关系决不能颠倒。

    在人民币没有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情况下,在A股市场发行制度没有根本改革的背景下,我们将会看到,从A股国际版的兴起到消亡的过程,将是中国储蓄财富流失、外汇储备减少、国际收支恶化、股票指数下跌、股票市值缩水、整体市盈率下降、中小企业融资上市更加艰难、社会失业率进一步上升的过程。如果A股国际板全然不顾中国经济与制度的现实而“摸着石头过海”,我们需要为其中巨大的代价作好支付的准备。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09-26 23:26:40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推荐: 西村烟树 

 

55个国家保护本国就业 围堵中国贸易出口

西旗

 

  作为出口冠军,中国已经遭到55个国家的贸易围堵,并且正呈愈演愈烈之势“我们面临一场‘贸易紧张低烧’,而温度正开始上升。”世行行长佐利克近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佐利克话音未落,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番话似乎加速了“低烧”变“高烧”的进程。

  919日,奥巴马接受美国CNN采访时称:“我们不能再回到之前那个时代:中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只是卖东西给我们,致使我们在产生大量信用卡债务或房屋权益贷款的同时,却没有出口任何东西给他们。” 奥巴马的这番话被解读为美国在G20匹兹堡峰会之前抛出了“中国应降低出口”的议题。这对中国已经被贸易摩擦重重包围的出口形势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

 

55国围堵中国

 

  无论奥巴马出于什么政治考虑批准了针对中国轮胎的特保案,此举给中美贸易摩擦开了“坏先例”是毋庸置疑的。在轮胎特保案结果刚出来的时候,一些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担忧,中国今后可能会遭受越来越密集的贸易保护。专家的担忧正在变为现实。

  917日,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了一份申请,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一些钢管产品征收最高60%的反倾销和最高30%的反补贴关税。这些钢管产品主要是用于化工、石油化工、炼油厂及相关业务的进口钢管。而在此前的99日,美国商务部刚刚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石油用钢管征收临时反补贴税,税率为10.90%30.69%

  受轮胎特保案影响,目前美国纺织团体和各大纺织工人工会也正在密切沟通,研究对中国进口服装提起421特保调查的可能性。

  让人不安的是,轮胎特保案的坏影响不仅仅局限在美国,在中美为轮胎特保案争执不下时,印度已经启动了对中国轮胎特保案,巴西也做出对中国进口轮胎征收附加税的措施。随后,阿根廷也宣布,参照巴西的做法,对原产于中国的汽车轮胎进行反倾销调查。届时不排除仿效巴西,对中国生产的小汽车用轮胎征收反倾销税。阿根廷和巴西官员还达成一致,对中国产品展开联合反倾销调查。如阿根廷对来自中国的鞋类产品设立最低参考价格,巴西也会采取类似措施。

  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中国商品出口额达5217亿美元,成为全球出口冠军。国内媒体爆出的另一个数据同样令人咋舌:截至目前,已有55个国家通过了将伤及中国出口商品的保护性措施。

 

保就业是主因

 

  “其实贸易保护甚嚣尘上,与轮胎特保案没有直接关系。”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按照国际经验来看,经济增长好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就弱,各国都忙于做生意,没有时间和精力打贸易战。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很多国家为了自己国内的利益,就会搞贸易保护。美国的轮胎特保案,只是给这些国家的贸易保护行为增加了底气。

  2008年和2009年,成为印度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高峰年,不仅反倾销调查立案数量创历史新高,涉案金额同比增长20倍,而且开始使用反补贴措施,重新使用保障措施等其他贸易救济措施。

  而在2004年正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阿根廷,最近一年来对中国产品进行的反倾销调查明显增加,并在调查过程中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在计算中国产品的倾销幅度时采纳了其他国家的价格标准,故意大幅提高倾销幅度,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数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保护,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保护本国就业。美国的轮胎特保案就是由工会提出的,奥巴马在批准该案时,保护本国就业是重要的理由之一。

  而印度的制造业发展滞后,难以与中国产品抗衡,中国商品价格通常比印度同类产品低10%70%,义乌、泉州和广州都有不少印度商人,专门进口中国廉价商品。印度方面认为,这对本地的制造业和就业造成了极大冲击。

  印度为了保护本国就业,甚至对中国工人都实施了“保护主义”,从今年7月开始,全面收紧了对中国的商务签证,允许停留的时间从以前的36个月缩短到12个月,并要求930日前所有持商务签证的工程人员回国办理工作签证。据记者了解,印度工作签证申请时间长,拒签率高,此举将直接限制中国公司派驻印度的员工人数。

 

产业结构惹的祸

 

  张燕生认为,中国频繁遭遇到贸易保护的根源,在于中国出口的产品,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属于过剩产品。

  “你卖得多,人家就卖得少。”张燕生介绍,同为出口大国,像德国就很少遭遇到贸易壁垒。“因为它卖的是附加值高的机器等产品,别人生产不了,必然对德国有依赖,不会产生贸易摩擦。”

  不过,要靠产业升级来减少贸易摩擦,显然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有关专家建议,短期内贸易结构尚未改变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还是要通过积极应诉来应对贸易壁垒。

  中国驻印度商务使馆分析指出,中国企业应诉率仍然较低。像印度在200814起做出终裁的案件中,中方企业应诉的只有8起,仅比200711起终裁案件中应诉6起略有提高。

  印度德里大学国际贸易教授阿蒂亚也指出,WTO对反倾销措施应用的规定相对宽泛,一些反倾销措施是基于印方提供的数据,并以印度成本为标准认定倾销,这并不合理,中国企业需加强对反倾销调查的应对,提供中国成本的数据。

  位于新德里的一家“印中贸易中心”的负责人米什拉建议,中国企业还可以通过商务使馆等渠道,加强与当地商会的沟通,并借助商会的平台,增加与当地政府的沟通。

 

中国居民消费率为什么奇低?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

2009929日星期二

 

  这一轮经济萧条发生以来,“Chimerica 现象成为当今世界上议论的一个热点。但在我国,这个说法同所谓“G2”说一样似乎主要被视为中国地位提高的标志,于是讨论集中于我们为此应该牛气起来摆出经济强国的姿态呢,还是冷静地看到自己的实力还无法与美国相比,因此小心不要被这种“抬举”所迷惑甚至“捧杀”?

 

  但是其实,“Chimerica”或者说是“中美互补”现象之所以成为当今全球化经济中最醒目的一道风景,主要在于这样一种所谓的“互补”机制本身的特点,而不在于互补双方实力的评价。即便在“Chimerica”一词的创造者弗格森那里,它的意思也并非是说中国的实力已经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而是描述全球化中中美两国各自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超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需”,于是双方便形成了“ 互补”。这与实力地位上双方是否旗鼓相当,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危机前的泡沫时期,美国人从这种“互补”中得到了“高消费”,而中国从中得到“高增长”,但双方在各得其所的同时也已经有了牢骚:“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账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

 

  危机一旦爆发,双方的抱怨立即升级。然而奇怪的是:双方的互相依赖似乎也明显升级:美国的消费窟窿越大,越希望中国增持美债,给他们填窟窿。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过剩危机越严重,越希望保住外需。于是一方面加强出口退税使产品更廉价,以适应美国因危机降低了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冻结劳动合同法,以降低生产成本维持“ 竞争力”,但消费不足却因此更难改变。

 

  于是美国何以“高消费”、中国何以“低消费”便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笔者前曾指出:美国这些年来的“过度消费”现象既不能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用观念上的“西方文化”来解释,它表面上的原因是美元的透支功能,而深层的原因是民主制度下 “反向尺蠖效应”形成的国民“自由福利双膨胀”带来的消费激励。而中国的低消费率则可以用相反的原因来解释。

 

  我们先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上看。中国经济由于前述与美国相反的政治体制的作用,消费率相对于投资(含储蓄)率一直偏低。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投资的产出效率低下,而投资需求又比消费需求高。“低消费,高投资,低产出”的结果是消费虽低,产出却并不“过剩”,甚至还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下常见的短缺经济状态。但是转入市场经济后,投资产出效率提高,便逐渐转为“低消费,高投资,高产出”,出现了通常所讲的“过剩危机”的形成机制。然而这个机制的作用能发展到哪一步,却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本身。

 

  纵观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消费率与“过剩”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它除了与经济形势及经济体制的变化相关外,还与政治演变有着一般“纯经济学家”不大注意的有趣关联:

 

  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段,由于“文革”时期的严厉专制松弛,宽松气氛下禁欲主义消退而消费欲望复苏,同时经济市场化程度尚低,尚未形成经济过剩的机制。因此这时一方面延续着计划经济以来的短缺经济状态,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率却比改革前大为提高,1981年达到52.5%的空前绝后水平。这个时期中国的外贸也一直是逆差,完全没有“外需拉动”的情形。

 

  1987年,当时的青年学者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这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外向型出口拉动经济模式。但是当时中国“内需”正旺,王建为实现他的主张而提出的四项建议中的一项就是要求政府“控制国内消费水平上升速度”,以便腾出产能用于出口。这个建议被采纳。但是在1980年代末的政治宽松空气下,内需并不容易压抑,“控制”两年后消费率反而从49.89% 微升到50.91%

 

  然而1989年后政治条件明显变化,消费率即从这年开始掉头向下,从1989年的 50.9%,连续5年急跌后,到1994年就跌到了43.5%。这个时期的市场化进程,在许多阶层(主要是弱势阶层)1989年后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的情况下明显加快,“原始积累”高歌猛进,几年前王建想压也压不下来的消费率,如今不用压就掉了下来,而且很快变得“拉”也拉不上去了。整个国民经济这时也历史性地由短缺转为过剩,而且过剩的程度发展很快,在1994年已经出现了过剩危机导致经济“硬着陆”的危险。

 

  但是恰在这时“外需”大显身手,1994年人民币汇率大调整后中国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而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地走向了“双顺差”大国。大量外需消化了过剩危机导致“硬着陆”的危险,保证了经济平稳发展,也使中国的增长模式具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特点。

 

  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出口面临压力,从此“拉动内需”之说响亮起来,到现在已经响了10多年。这个时期虽然拉动很吃力,但内需大体还能维持一个稳定水平,2000年居民消费率为46.4%,还略高于1994年。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后,“低人权优势”的巨大“竞争力”使中国在全球化中如鱼得水。经济进一步加速,“中国奇迹”更加耀眼,而经济的外向型特征也大大突出。外资潮水般进入,出口爆炸式增长,“双顺差”乃至“三顺差”(经常项目、资本项目连同“误差与遗漏”项)越来越突出。然而在这一切成就背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却前所未有地大幅下滑,从2000年的46.4%滑到了2006年的36.2%2007年更跌到了35%的新低!很少消费的中国人把越来越多的产品送到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去换“绿纸”,到“全球海啸”时已经累积换了两万多个亿!“绿纸”不知放在哪里好,于是大买美国国债。中国成了美国在全球最大的债主,为填补美国“过度消费”的窟窿作出了最大贡献。

 

  我们再来看看横向的比较:

 

  应该指出,近几十年来走出口拉动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家不只中国,尤其在东亚、东南亚,高出口、高顺差、高外汇储备的现象在不少“新兴工业化地区”都是一个重要阶段。这些经济体在这个阶段的消费率也不高,但却远远没有低到今天中国那种程度。如日本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1980年消费率为55%,韩国在1990的消费比例为52.3%,马来西亚1990年为51.8%,泰国1990年为56.6%,台湾1980年消费率也有51.5%。这些消费率都比如今的中国高了十几至二十个百分点。

 

  还有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经常成为与中国比较的对象,但印度198019902002 年的居民消费率也分别达到72.1%61.7%64.9%。印度虽然并非高顺差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但在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积累率也比较高,从 1980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2008财政年度的39%,在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到9%的同时,居民消费率也从1980年代的7080%降到2008年度的54%。可以说,高积累率推动高增长应该是合乎逻辑的,并非哪个国家独有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也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分。最近这些年来印度居民消费率虽处于历史低位,但仍比中国高得多,而它的经济增长率只比中国稍低一点儿。

 

  最后,同样作为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前计划经济国家”,中东欧诸国(即所谓“新欧洲”国家)制造业也很发达,转轨后向西方出口制造品也有大幅度增长。但是这些在民主制下进行转轨的国家,与中国的明显不同在于它们的居民消费率提高得很快。反映在外贸上,就是中东欧转轨国家的出口明显增长的同时,它们的进口同样在增长,甚至增长得更快,以至于不时出现外贸赤字。由于转轨期民主制下一定程度上存在“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现象,欧盟也有劳工标准和福利门槛的要求,东欧并没有像“剧变”之初一些人预言的那样出现外资争相涌入、血汗工厂的廉价商品洪水般涌出,而国人却消费很少的“中国现象”。在市场与人权都“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它们的GDP增长率没有中国高,但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增长之列。而它们居民的消费水平、社会公平程度与社会保障都比我们强得多。当然它们的经济也有问题,然而却与我们相反(与美国倒有点类似):它们的问题不是“内需不足”,而是“内需过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它们也受到这次危机的感染,然而其表现也是西方式的,而不是中国式的。

 

  总之,无论就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纵向分析看,还是就中国与其他国家及经济体的横向比较看,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是多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处于高增长阶段、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都会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还有些人说儒家文化有高储蓄传统,也会压低消费率。同时不言而喻的是,居民消费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处在上述几种因素影响下的国家消费率低一些是正常的。很多穷国与经济停滞国家积累率低下,一点点产出吃光了都不够,居民消费率显得奇高,这同样是一种病态。

 

  但是无论如何,像我国如今这样奇低的居民消费率,无论与东亚、东南亚那些经济发展模式与我国类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相比,与印度那样同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相比,还是与“新欧洲”那些同样发生了经济转轨、并且增长率也很高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相比,甚或与文化传统相似的韩国、台湾等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经济体相比,我国如今的居民消费率都要明显地低得多,在国际国内这都被认为是不正常。而且造成这种奇低消费率的原因、至少与上面提到的那些类似国家相比,不能用上面列举的那些因素来解释。显然,这只能与我国独特体制下“低人权优势”造成的尺蠖效应对居民消费率的抑制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拉动内需”就不能仅仅在经济政策上做文章。最近陈志武教授指出:民主才能拉动内需。我以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如果我们能够在“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这两个方向上不断取得进展,逐步改变如今这种依靠“低人权优势”展现“竞争力”、GDP增长虽然迅速但成果分享方面的缺陷却日益严重的状况,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内有凝聚力、外有感召力的大国。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9-30 08:38:00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Working Paper No.09013 出口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

出口退税的效果与代价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姚枝仲

Sep. 28, 2009

yaozhizhong@gmail.com

 

出口部门是中国最先感受美国和世界经济寒流的领域,也是受到冲击最严重的领域。其衰退幅度之深更是前所未有。月度出口额自2008 11 月开始同比负增长以来,最高幅度达到 -26.4%,到最近的2009 8 月,同比增长仍然达 -23.4%。在中国其它经济指标多少还有点正增长,GDP 增长率更是能“保八”之际,如此深幅的出口衰退实在有点令人惊讶。这场危机首先是一场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并没有在危机中受到多大的冲击,像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中国金融机构竟然在危机中一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和利润最大的银行。但是在雷曼破产仅仅一个多月后,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就出现了20 个百分点以上的降幅。于是,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画面。在华尔街,平日里西装革履的白领,开始抱着纸箱,黯然离开曾经让他们谈笑间有大额资金流动、大笔收入入账的写字楼;而在中国,却是那些背井离乡、平日里总在生产线上加班的工人,无可奈何地背着行囊提前回家过年。出口这个过去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将美国和世界经济危机传入中国的导火索。

在经济学中,一般认为,经济政策只有直接针对出了问题的地方才会有最佳的政策效果。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出口和外需无疑是问题最严重的地方,也是中国陷入危机的源头。那么,中国的反危机政策是否应该将主要的政策力度放在稳定出口和外需领域呢?出口部门造成了大规模失业,是否应该通过鼓励出口来稳定就业呢?中国通过大范围、大幅度的提高出口退税率来试图稳定出口。2009 年预算出口退税额为6700亿元,实际可能将达到8000 亿元,这笔资金占据了中国一年14%的税收收入。如此庞大的一笔开销,到底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有哪些问题?在雷曼破产一周年之后,回顾和重新评估这些鼓励出口的政策,也许更有利于看清楚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看清楚出口在中国经济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鼓励出口能不能稳定外需和恢复经济增长?

 

出口下降导致了经济下滑,那是不是就必须通过鼓励出口来恢复经济增长呢?应该认识到,这次出口剧降的原因,不是因为外部竞争导致的,也不是本国产品的成本上升导致的,而主要是外部经济衰退、引起外部收入和购买能力下降导致的。显然,中国的政策对于恢复世界经济、稳定外部收入和购买力,多少有点无能为力。因此,“直接针对问题本身”这一政策原则在稳定外部收入上并不适用。中国要想促进出口,唯有通过人民币贬值、补贴出口、增加出口退税等降低出口成本和价格的办法。由于人民币贬值受到外部不平衡的限制,出口补贴又受到WTO 规则的限制,故中国主要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来鼓励出口。在目前这种外需极不景气的情况下,提高出口退税将完全体现在出口价格下降上,并通过降价来促进出口增加。价格政策的效果,是要看价格弹性的。即使按照我们最严格的估计,中国出口的总体价格弹性,也只有0.65。也就是说,出口价格下降1 个百分点,出口数量仅上升0.65 个百分点,出口额反而会下降0.35 个百分点。如果出口企业将出口退税全部用于降低出口价格,则看似鼓励出口的8000 亿元出口退税,实际上将导致中国得自出口的收入减少2800 亿元。这就意味着,国家财政拿出8000 亿退给出口企业,但是企业实际上只得了5200 亿,另外的2800 亿通过降价补贴了外国人。而且,中国的出口有50%以上是外资企业完成的。出口企业得到的5200 亿退税,也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成为外资的收入。价格漏出和外资收入漏出将使出口退税的效果大打折扣,出口退税中只有一半左右能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收入。

当然,出口退税增加和出口价格下降还是会导致出口产品数量增长的,出口产品数量的增长会通过劳动需求、原材料零部件需求甚至投资需求等对经济产生有乘数效用的拉动作用。然而,这些原材料零部件需求将有一部分是进口,会降低部分拉动效应。而且,在出口大幅度下降和经济下滑之后,出口增长主要是对过剩生产能力的利用,对投资的拉动作用也是比较弱的。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可以计算出这些出口数量增加对GDP 的拉动乘数大约为1.2 倍。即一个单位的实际出口增长,能导致1.2 个单位的实际GDP 增长。

总体来看,8000 亿元的出口退税,由于价格弹性较低的原因,只能产生5200 亿元的实际出口增加,而5200 亿元的实际出口增加,即使通过乘数作用,也只能产生6240 亿元的实际GDP 增长。这是一笔明显赔本的买卖。考虑到外资企业还要在其中获得部分收入,出口退税对GDP 的拉动作用甚至还要更低。

财政资金的使用是有机会成本的,如果8000 亿的出口退税直接用于增加政府购买,按照1.2 倍的乘数计算,也能产生9600 亿的GDP 增长。可见,通过出口退税来鼓励出口,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出口数量的增长,但是代价极其高昂,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非常有限。由于出口退税会占用其它政府支出的资金,甚至可以认为,出口退税越多,实际上越不利于恢复经济增长。

 

鼓励出口能不能解决就业问题?

 

鼓励出口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是要防止农民工返乡潮可能引起的社会问题。直观地看,中国的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同样的产出所需要的劳动比其它行业要多,就业弹性比其它行业要大,其产出增长能够带动更多的就业增长,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能最有效地促进就业。因此,鼓励出口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上述逻辑看起来很正确,但其实遗漏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上文所谈到的价格弹性问题。价格弹性低使得出口鼓励政策不一定能有效促进出口增长,因而也不一定能有效带动就业增长。中国主要通过出口退税来鼓励出口,而出口退税主要是通过降低出口价格来促进出口,因此,价格弹性对于评估出口鼓励政策的效果是非常关键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虽然就业弹性比较大,但是其出口的价格弹性可能很低,故通过出口退税来鼓励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实际上不一定能有效促进就业增长。

举一个例子可以比较容易地看清楚价格弹性的作用。中国的服装行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其就业弹性约为0.43,即1 个百分点的出口增长能促进该行业0.43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而车辆及其零部件行业的资本密集度比服装行业高很多,其人均固定资产是服装业的4 倍多,相应地,其就业弹性也比服装业就低很多,1 个百分点的出口增长仅能促进该行业0.27 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光从就业弹性看,对服装业的支持比对车辆业的支持更有利于促进就业增长。然而,这仅仅是想当然的事情。实际上,中国的服装业出口需求对价格的敏感程度比车辆业要低很多。非针织服装的出口价格弹性只有0.25,而车辆业的出口价格弹性却将近1.0。这就意味着,1 个百分点的价格下降在服装业只能带来0.25 个百分点的出口增长,尽管其就业弹性比较高,综合起来也只能引起0.1 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而1 个百分点的价格下降在车辆业却能带来1 个百分点的出口增长,尽管其就业弹性比较低,综合起来也能引起0.27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即使考虑两个行业的规模不同,出口退税通过车辆业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也是非针织服装业的2 倍多。

除了价格弹性会影响出口退税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之外,出口退税的计算方式也是影响其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面临出口需求萎缩的情况下,较大的和效率较高的出口企业可以通过减少工人的工作时间、放假、降低工资等方式尽量维持就业,而那些规模较小和效率较低的企业则不得已只好关门破产、解散工厂。正是大量的小企业的关门破产才造成了严重的失业问题。但是,出口退税却并不是直接针对工人的,不是按人头计算的,而是按照出口的多少来计算的。小企业虽然多,失业也多,但是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并不大,主要的出口还是由大中型企业完成的,因而出口退税也主要由大中型企业获得。真正需要帮助、对维持和促进就业有显著作用的小企业只能获得出口退税中的小部分。这个因素也会使得出口退税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大打折扣。

另外,从长远来看,中国已经不能再依赖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的发展来解决就业问题了。事实上,近几年以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增长就已经不是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了。2004 年到2006 年间,规模以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增长只有236 万人,而规模以上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增长却达474 万人。同时,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总产出、出口、顺差以及投资的增长也远远超过劳动密集型行业。过去几年中,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已经不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了。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正在从劳动相对丰裕国家,开始向资本相对丰裕国家转变,中国的比较优势也正在发生变化。目前来看这种变化是不会逆转的,所以中国即使想通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来解决就业问题,也已经难以实现了。

 

如何看待中性退税率?

 

实现中性退税率似乎是中国提高出口退税率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世界各国税收体制不尽相同,有些国家以收入税为主,有些国家则以流转税为主。即使是流转税,有些国家主要在产品的最终消费环节征税,有些国家则主要是在产品的生产环节征税。因而各国不同税种的税率和征管办法都是不一样的。为了保证不同国家的产品在同一个国家的市场上能够公平竞争,避免税制和税率不一样引起的产品税负不一致,国际上通用的作法是在产品出口时退还该产品在本国被征收的流转税。这样就可以大体保证所有的出口产品都是不含税的。当产品到了目的地之后,再按进口国的税制重新征税,从而使进口产品和其本国自己生产的产品保持大体相同的税负(关税例外)。中国是以增值税为主的国家,增值税是一种在生产环节征收的流转税,中国对出口产品退还所征的增值税,对进口产品则在关税之外还要额外征收一笔增值税。这是在国际上被认可的通用作法,因而出口退税不会被认定为出口补贴,进口增值税也不会被认定为是进口壁垒。

按照上述原理,所谓的中性退税率一般是指原来征了多少增值税,就应该退还多少增值税,让出口产品保持零税负,即“征多少退多少”,或叫完全退税。中国的出口退税率过去并没有达到“征多少退多少”的程度。尤其是从2005 年中国贸易顺差大幅度增长以后,中国多次降低出口退税率以遏制出口和顺差快速增长。因此,中国的出口退税是不完全的,并没有实现所谓“征多少退多少”的中性退税率。这也导致中国还有余地提高出口退税率。

然而,“征多少退多少”虽然能实现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公平税负,但是保证不了出口产品与国内产品的公平税负问题。由于很多国家的税收体制不是以流转税为主,而是以收入税为主的,因而中国产品的流转税负担比很多国家要高。如果对出口产品实行完全退税,则同样的产品在中国国内销售所含的流转税税负,比出口要高很多。这是导致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比国内价格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提高出口退税率、实行完全退税,看起来像是实现公平税负的所谓中性退税,但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出口鼓励政策,而且是一种 “合法但不合理”的出口鼓励政策。之所以“合法”,是因为其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之所以“不合理”,是因为其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利的后果。

完全退税的第一个不利后果是会造成福利损失,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同样的产品,同样的资源消耗,由于税负不一样,中国的消费者要比国外的消费者付出更高的价格,或者国外的消费者能比国内的消费者更加廉价地消耗中国的资源。税负不一样也导致更多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加剧了同行业的中国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从而难以通过改善贸易条件来提高国民福利。出口产品的低税负还使一些低效率的企业仍然能够继续生存,这些企业如果没有出口退税就不能获得利润,甚至亏损。这些企业的存在会降低整个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完全退税的第二个不利后果是加剧中国经济的失衡。出口税负低使得资源更多地向出口部门集中,造成国内市场的供给不足和供给价格过高,引起国内经济失衡,并进一步导致对外经济失衡。

完全退税的第三个不利后果是容易引发国际贸易摩擦。虽然完全退税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但是客观上形成了出口价格比国内价格更低的局面。而“低于本国通行价格在国外出售”就是倾销行为的一个认定标准。国外的反倾销调查当然不会认为中国出口价格低是因为采取了符合国际规则的出口退税政策,只要能够确证出口价格比在中国国内市场更低就足够了。所以国外的反倾销的调查,一般来说,都能一查一个准。

可见,中性退税率不应该仅以在国际上公平税负、出口零税率为原则,不应该是“征多少退多少”,而应该考虑出口与国内销售的公平税负问题,应该以不扭曲国内资源配置为原则。中国已经产生了资源向出口部门过度集中的倾向,如果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则是在偏离真正的中性退税率,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以扭曲国内资源配置为代价的出口鼓励政策。这种出口鼓励政策除了能给中国经济带来进一步的麻烦之外,很难实现其它的目标。

 

 

 

 

发件人:<wych5@sina.com>  2009-09-11 21:18:02 +0800收件人:"陈正红" <chenzhenghong@sina.com>, "邓远军" <dengyuanjun@sina.com>, "梅新育" <meixinyu@126.com>, "隆国强" <longgq@dyc.gov.cn>抄送:<wangxuan1972@263.net>, <zdjun@263.net>, <peichhcass739@yahoo.com.cn>标题:有关出口退税与外汇储备因果研究的文章

 

为什么说内外经济失衡是内外税收相反的结果

浙江省武义县外经贸局陈义鑫

 

沿袭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无论如何征收,从来是强制、无偿、没有对或错的界限,是造成今天内外贸税收相反的历史原因。

当今的货币早已从贵金属发展到纸币,又开始由纸币向电子货币发展,不仅服务早已是商品经济交换的商品,实际上税也早已成为特殊商品,成为货币对应对等交换的资产,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就如同手机有无数信号在同时交换一样,只有交换对应,才不会发生故障。但至今从我们的教科书上还找不到税就是商品的理论依据,客观地反映税与商品完全相同的特征,即在交换后才会改变形态,成为现金或资产,并同样会随着商品的消费而不复存在。因此,仍继承“实物税”和“金属货币税”的理论和方法替代“造币税”征收,是造成今天内外贸税收相反的认识问题。

今天之所以会内外经济失衡,是税作为依附于商品一定比例的资产,在商品交换的环节违背了对等对应物交换的客观规律而发生了故障。

诊断的结果,毛病就在价外税违反了比例(税率)是代表某一个商品或全部资产一部分的客观实际,即某一个商品或全部资产的价(格)值×比例的关系。而价外税实际上是把某一个商品或全部资产的价(格)值先减去征税额之后,再按剩余的价值×征税率的比例,计算所要征的税额,即售价÷(1+征税率)×征税率。但客观规律总是不以人意志而转移,这样计算的结果区别只不过是实征税额占某一个商品或全部资产的价(格)值的实际比例发生了变化而已。如某商品售价117元,征税率17%,征税额17=117÷1.17×17%=117×(17%÷1.17=117×14.53%,可见按价外税,内贸的实际征税比例并不是17%,而是14.53%,假如按17%的比例征的话,征税额就是117×17%=19.89元。但内贸是卖商品给消费者,国家按14.53%的征税率征税,外贸是国家按零税率的价格买出口商品,自然,同一商品价格的卖价等于买价,也就是国家收购出口商品的价格加上退税额等于生产商内贸卖给消费者的价格,假如退税率也是14.53%,那么内贸含税价=外贸收购价+退税额,即卖价=买价还是不会变。

问题是现行的税收制度内贸征税额=售价÷(1+征税率)×征税率,小于外贸退税额=离岸价×退税率,这是造成国家不得不频繁调整退税的根源,而“差别退税”则是营造不公平的竞争市场和发生外汇储备“热钱”和“冷钱”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最终结果:用出口退税是为了“出口创汇”,是一种“鼓励政策”,是为了“有利于我国的商品以不含税的价格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掩盖误导了商品出口的实质是:出口商以不含税的价格把出口商品卖给国家,最终达到“内外贸同价”的目的,遵循商品与纸币的交换完全是一种对应对等的关系。把本来应该是“内贸退进项税,征销项税”;“外贸抵扣进项税,征增值税”;“内贸是企业的税负=0”;“外贸是出口商品的税率=0”全部正好相反了。不同货币代表不同国家的资产和利益,最终体现的是“中美利益攸关关系”,这也是在国际市场上,国家是利益竞争的主体,因此内外经济失衡是学习和过度相信市场竞争对象的市场广告而得到的效应。

总之,内外贸同价、同税率,进行相同或相关的数字运算,就数学意义上来说,先加后除乘(售价÷<1+征税率>×征税率=征税额)与先乘后减(售价-售价×征税率=不含税价),及先加后除(售价÷<1+征税率>=不含税价)与真正的税占总(价)值的客观比例(售价×征税率=征税额),即最终表现的内贸不含税价+征税额→内贸含税价-退税额=外贸价±退、征税额之间,存在一种互动互为倒数的关系,而税是只能依附于商品的特殊商品,随着商品的交换而进行对应对等物的交换,即税产变税金或税金变税产,所以说内外经济失衡是内外贸税收相反的结果。欲进一步具体理解上述观点,敬请了解接下去的相对较详细内容。200992

 

 

为什么说外汇储备是内外贸同价的差额?

浙江省武义县外经贸局陈义鑫

200994

 

内外贸同价不仅是国际贸易倾销与否的标准,也事关国家与出口企业的商品买卖是否对应对等的交换,即收购价是否与内销价相对应的界限,收购高于内销价的外币就是国家用新增发行的人民币购买的外汇储备。

20088月至20096月国家连续7次调整提高出口退税率的目的,以及数次退税调整的实际效果看,实际作用也就是影响出口价格,即退税提高,市场竞争的结果价格就会下降;退税下降,市场主体自负盈亏的性质又决定了出口价格会相应提高。价格的变化对进口商、财政承受出口退税的能力以及国家收购价都会产生动态的互动影响。因此要知道税收宏观调控的效果,就要研究退税变化在具体实际中是怎样发生影响的。

征少退多的出口创汇是财政根本无法持续的,财政对出口退税的承受能力已经有19952003年等不得不大幅度降低退税的实践证明。

为什么会征少退多?现行制度规定征税额=售价÷1.17×17%=售价×(17%÷1.17=售价×14.53%,而退税额=离岸价×17%,因为征税率14.53%<退税率17%,所以征税额会<退税额是征少退多的原因之一;另外内贸是以售价÷1.17作为征税依据的不含税价,而外贸是直接把离岸价作为退税依据的不含税价,因此外贸离岸价>内贸不含税价是征少退多的另一重要原因。

为什么一定会外贸离岸价>内贸不含税价?这是由市场经济的竞争结果,商品的平均利润率总是趋于最小化的规律,以及企业是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所决定的,内销价和税负既是市场竞争后的最低价格,也是外销竞争底价的依据,因此内外贸同价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必然结果,即内贸不含税价+征税额=外贸不含税价+退税额。

假设某商品的内外贸售价都是117元,那么内外贸同价的具体计算公式就是:117÷1.17+117÷1.17×17%=离岸价+离岸价×(17%÷1.17

X=离岸价            100+17=X+X17%÷1.17

                           X=117÷(1+17%÷1.17)

                           X=102.16元>100

假如内外贸价117元相同,退税率是17%,高于实际征税率14.53%,那么离岸价就又会低于内贸不含税价。即:

117=离岸价+退税额117×17%

离岸价=117117×17%=97元<内贸不含税价100元。

这就是为什么2004年前,钢铁的退税率17%,出口增加很少,而退税率越是下降,出口增长越快的原因;汽车的出口退税率一直是17%,由于汽车属于加工业,相同性价比汽车的生产企业,进项税的差异很大,相同的外销价,不同的进项税,企业得到的实际退税额差别很大,这同样是为什么那些老牌的一汽、二汽和大众等进项税相对较少的我国汽车生产主力企业以内贸为主,而像吉利等以买零件装配为主,进项税较多的新企业出口增长却很快的深层次原因。

所以征、退税率相同,会离岸价>内贸不含税价,而且退税率↓,离岸价↑。因此,退税率越低,出口收汇(离岸价)中的税资产越多,结果就会演变成:退税率越低,财政退税越少,负担越轻,而央行收购的外汇资产(税资产)越多,新增发行的人民币也越多。

为什么今年1月出口只有904.54亿美元,顺差391.09亿美元,顺差占出口的比重高达43.24%,外汇储备却会负数?

两个主要原因是:一、1月外汇储备的增减反映的是在1月办理已核销和退税的相关数据,按实际出口的月份一般要延期2-4个月,也就是反映的是20089-10月的顺差和退税影响外汇储备的情况。

二、退税影响的价格对进口商作用有两方面原因和结果。一方面是为什么退税率低价格高了,我国出口商品还有竞争力?主要我国实行的是退进项税、免(退)增值税,只要多退的增值税比例仍然超过退税率降低的比例,我国的出口商品就仍然有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是为什么退税率高了,我国的出口反而下降了?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出口经营权和大宗出口商品主要由外贸公司享有和收购再出口有关,至今我国绝大部分大型国有生产企业的外贸仍然由进出口公司延续经营。外贸公司凭生产企业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中的税额和核销单退税,因此,核销价是外贸公司的不含税收入,而核销价÷1.17×退税率是外贸公司的进项税成本,因此,对外贸公司来说是退税率越低成本越低。外贸公司收购生产企业的产品出口,其税收关系反映的仍然是内贸的税收关系,即仍然是内贸的抵扣进项税,缴纳增值税,结果自然也会跟所有内贸企业一样,进项税越多,成本越大,账面反映的假亏损也越大,所以,退税率提高后,反而是外贸公司的出口下降最快,进而变成大企业、大宗商品的出口下降也最快。

因此我们看到出口退税提高的结果是出口同比下降,但有出口实绩的企业同比增长很快。如宁波地区2009 1-6月外贸进出口总额262亿美元,虽比去年同期下降22.3%,但另一重要指标“进出口实绩企业”却达8638家,比去年同期净增638家,增加了7.98%;就本地金华来说,1-6月外贸进出口总额36.5亿美元,虽比去年同期下降10.98%,但另一重要指标“进出口实绩企业”却达2819家,比去年同期净增263家,增加了10.29%。从宁波和金华两地两组数据反映了同一问题,即小规模生产出口企业多的地区,外贸公司相对较少,出口下降的幅度也较小;出口景气的增加或恢复主要来自简单加工的生产企业。

从外汇是国家的资产,出口商收取的外币都必须卖给国家的这一实质过程看,商品出口实际上是出口商把商品卖给国家,因此,出口退税的实际目的是国家收购出口商的商品应该是不含税的价格,由此达到国家收购不含税价格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先退还进项税,再征销项税;二是抵扣进项税,直接征收增值税。

所以,退税率低了,虽然财政出口退税的负担是轻了,但国家为了收购外汇储备新增发行的人民币却对等增加了。用新增发行的人民币购买的外汇资产在国内不能使用,不然就会变成重复发行的人民币;而用新增外汇购买外债会造成人民币价值低估而被迫升值;在国际市场直接购买大宗商品,又会变成中国买什么,什么商品就暴涨。这种造成人民币外升内贬的结果,实际上是在侵蚀老百姓的购买力,是关系到公用资源应用于特殊利益群体加快贫富差距的大是大非问题。

20042007年退税率大规模普遍下降,为什么当年外汇储备增加的绝对额都出现了几乎翻番的跳跃式增长?外汇增加的绝对额,2004年从上一年的1168.44增加到了2066.81亿美元,2007年从上一年的2474.72增加到了4619.05亿美元?忆当年都明显直接感受到了物价的快速上涨?而为什么其他年份退税下降调整少,外汇储备增加就相对比较平稳?

 

 

 

为什么钢铁会退税率越低出口发展越快?

浙江省武义县外经贸局陈义鑫

200996

 

我国钢铁产能和出口的快速发展主要发生在2004年以后,记忆犹新的是2004年上半年以江苏铁本下马为标志,表明我国钢铁的产能已到了严重过剩的程度。但令人想象不到的是从下半年开始国际市场对中国钢铁的需求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不仅是钢铁的出口价格不断上涨,也带动了国内价格的不断提高。

期间主要是先发生了从200411日开始,我国结束了钢铁出口退税率17%,且可“以产顶进”的特别优惠政策,开始较大规模降低钢铁的出口退税率,直至20074月多次降低出口退税仍不能减少出口,而采用了加征出口关税,才起到了相应的减少出口的效果。

从需求决定价格的市场规律看,出口价格提高好像是国际市场对钢铁需求增加的结果,实际上并非是国际市场需求总量的变化,而是能承受国际市场原材料的涨价,可持续生产的钢铁供应市场发生了转移。这从我国2004年后遭受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特别是从有关美国钢铁工人因失业上街游行增加的报道,我们完全可以感觉和体会到,不是国际市场钢铁需求总量发生了变化,而是有能力可持续生产的供应市场发生了转移。

为什么我国的钢铁生产能承受原材料的涨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退税率分次逐步下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钢铁是靠资本投入非劳动密集型的基础产业,区别于加工业,一方面是相同产品的进项税本来差别没有加工业大,另一方面与我国钢铁产业的外贸体制也有关。钢铁生产企业一般都属于大中型企业,由于外贸经营权的历史原因,一般外销都由进出口公司代理出口,而外贸公司退税只与收汇的离岸价和退税率有关,与进项税没有关系,无形中规避了加工业相同产品、价格有利于进项税多的企业竞争的状况,因此,原材料涨价对产成品价格的整体影响容易相同和明显。

其次,钢铁生产的原材料主要是铁矿、焦炭和电,电主要由各自生产国供应,影响差别不大。我国是煤炭资源大国,煤炭出口退税下降,出口价格提高也拉动了国内外煤炭价格的上涨,因此,实际上主要是铁矿和焦炭及运费涨价成了推动国际钢铁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

最后,关键在于我国退税率下降和美国提高利率的实际作用相反。

因退税率下降等于国家收购出口资产(按离岸价收汇)的价格提高,结果外汇储备增加,用等额新增发行的人民币支付给钢铁生产企业,提高 的收购价弥补了因铁矿、焦炭和运输费用等涨价可能造成的钢企亏损;而美国恰恰相反,在20046月至20056月的短短一年时间内,连续13次把利率从1%提高到了4.24%,在20068月又再一次性从4.24%提高到了5.25%,对以资本投入为主的钢铁业在铁矿和焦炭成本提高的同时,又大幅度提高投入资本的利息成本,无疑是给美国钢铁业雪上加霜。这是否在有意借机让渡高能耗、高排放的钢铁生产?难道不令人怀疑?

因此,制造贸易摩擦,诱逼我国退税率下降,是发达国家有意让渡减少高能耗和高排放生产,实施最后收取碳税的战略,是导致我国2004年下半年以后钢铁产能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说油走私猖獗是错误税制造成的?

浙江省武义县外经贸局陈义鑫

 

说油走私猖獗是错误税制的结果,指的实际上就是“内贸抵扣进项税,征收增值税”的错误税收制度。根据只有国家权力才有权生产交换商品的对应对等物——廉价纸币,从而就可以获得“造币税”的原理,进口商品到岸后在国内销售就是内贸,在进口环节征收进口增值税就是征的“造币税”。问题在于:一是随油一起卖给消费者的进口增值税如何处置?二是进口环节增值税与国内流转环节的增值税征税额不相等又如何发生影响?

显然,进口油在国内发生的销售,自然是征税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