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网编辑按:当今的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动荡不安,美国应对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向全世界转嫁危机。黄金价格近来不断上涨,暗示着平静水面下寒流涌动。黄金价格的上涨决不是好兆头。不是美元要下跌,就是美债要下跌。即将爆发的经济动荡又是什么?正好美国学者拉鲁旭的助手发来几篇文章,它们可能会给大家一点启示。会英语的朋友可以看看,哪位如果有时间,可以将它翻成中文,以利于更多的中国读者。 另外,徐奇渊的文章很值得一读。}

CPI统计数据为什么与居民感受不一样?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9月18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与深层问题

范帱:经济复苏,民企为何袖手旁观?

徐奇渊CPI统计数据为什么与居民感受不一样? 

通讯:中国经济8月加速复苏

崔宇:中国要警惕“无就业增长”

张明:热钱仍将继续流入 警惕吹高资产泡沫 

徐奇渊:轮胎特保案警示中国贸易政策到了反思和内省的时刻

白益民:疯狂唱多中国:日本教训敲响中国警钟

许知远:致命的乐观发布者

温宪:美国将于今年10月彻底破产

《高层特供信息》:中国战略决策信息

拉鲁旭:大英帝国的死亡

咩咩:骗你一辈子的假国货

研究院:新时期我国林权制度改革和发展的回顾与评价

贺军:跨国公司在华行贿十宗罪

卢映西:逻辑混乱的“陈志武逻辑”

陈志武:放开中国的金融市场,阴谋论对中国的毒害太深了!

曹久强:市场经济也是短缺经济

胡星斗:谁该为“贫二代”负责?

胡星斗:陈同海的权、钱、色

胡星斗:省级贪官陈绍基与王华元

胡星斗:打倒垄断国企

田丰:反危机不可忽视反垄断

郑盎:国企炒房浮出水面,25个中央部委被曝涉及地产违规

康新贵:中国问题归根结底是要不要民主

裴宜理: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

童英贵:邓玉娇案、通钢案、刘汉黄案说明了什么?

论坛发言:袁正光、李延明、刘利华、徐景安谈什么是以人为本?

吕嘉戈:挽救中医:从资本阴谋到制度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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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上个月应《中国新时代》杂志社约稿写的文章,现发表出来。] 

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与深层问题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9年8月14日

zdjun@263.net

一、用信贷和投资刺激起来的GDP增长

      2009年前7个月,我国GDP同比增长大约达到7.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比上年同期回落8.6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8648亿元,同比增长15.0%,比上年同期回落6.7个百分点。 1-7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95932亿元,增长32.9%,比上年同期加快5.6个百分点。

      总起来看,今年前七个月,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88%,拉动GDP增长大约6个多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4%,拉动GDP增长大约3.8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1%,下拉GDP增长3个百分点。2009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同比下降22%。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经济顺利运行。

      但是,相对于仍然陷入负增长的西方国家,我国经济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状态。从表面上看,中国似乎在引领世界从衰退走向复苏。在2008年年末增长陷入实质上的停滞后,至少按照环比衡量,我国的经济增长在2009年春季急剧加速。

      根据粗略计算,2009年第二季度,中国可能为全球GDP增幅贡献了两个百分点。随着其它地区的收缩放缓,我国经济的反弹本身足以使得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自去年夏季以来首次实现小幅正增长。但是,中国的增长代价过于高昂。由于担心近期经济滑坡将会加剧,我国选择了数量胜过质量的战略,其中最主要的是出现了井喷式的银行贷款,信贷发放额达到8万多亿元,超过去年同期5万多亿元。基础设施支出的融资大幅增长。这样才维持了一个7%的GDP增长速度。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但在这方面可能也走向了极端。近期实施的4万亿元人民币(合585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中,基础设施支出(包括四川地震重建支出)足足占据了72%的份额。在政府的敦促下,银行加速为刺激计划提供融资,2009年头六个月,银行新增贷款总额达到7.4万亿元人民币——是2008年上半年的3倍,也是有史以来最为强劲的半年度信贷增速,加上7月份的7000万元,信贷规模已超过8万亿元。

      如此同时,CPI和PPI却仍然呈负增长态势。1-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2%,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6.2%,其中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8%,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8.2%。

二、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

      这种受银行控制的过度投资刺激无疑表明,中国的经济资源配置出现了问题。由于发达国家罕见地同时出现衰退,一场前所未有的外部需求骤降,摧毁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机器。这导致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收入和消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

      我国的经济资源本该用于改善这一部分企业和职工的生存状况,但4万亿的刺激资金却大部投入到基建投资领域。然而,这些举措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破坏稳定的后果。不断飙升的投资对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空前的88%——是过去10年43%均值的两倍。同时,中国各银行的贷款质量肯定要受到今年上半年大量信贷投放的影响,为新一波银行不良贷款播下了种子。

      另外,一些新增贷款没有用于推动实体经济,而是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投机。这使中国经济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在2007年以前,投资和出口占中国GDP的80%左右。如今面对严重的全球衰退,我国却将受流动性推动的巨额刺激方案瞄准了最不平衡的行业。具体表现就是资产价格的上涨。

      股票、石油、贵金属和房地产等领域,是任何一个政府控制经济吸收迅速扩张的信贷资金的主要途径,资产价格的上涨并不表现为物价的上涨。在流动性足够高时,获得新增信贷的人可将这些资金迅速投入股市或房产。只有那些低收入的人群,才会将新增的收入立即用于消费。但是,这一轮刺激政策所动用的资金又偏偏流入不到低收入群体的手中。

      所以,资产泡沫的产生,只能说明目前的刺激经济政策严重地恶化了当下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富得更富,穷的更穷。

      目前我国某些经济指数已带有社群性,譬如CPI这一大众消费指数,就带有平民性,今年上半年,这一反映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指数一直处于负增长。而反映富人经济状况的股票指数和房地产价格等投机性产品价格都在上涨,这说明在经济衰退时期,这一部分群体的财富仍然在上涨。这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景象。

三、消费数字只是单方面的繁荣

    目前中国的消费大多数是由那一部分富裕群体贡献的。

    上半年七万亿的新增信贷,对于曾攀升至6000点以上的股市和远比股市庞大许多倍的房地产市场而言,微不足道,即便全部吸收到股市之内,再加上“乘数3”的带动效应,也难以支撑上证指数攀升至5000点以上的水平。当股指攀升到4000点时,不必加入房地产的价格膨胀,新增的信贷几乎完全没有被用于就业和效率改善。

    贫困群体将因无缘参与资产市场和通胀预期的普遍化而变得更加贫困,富裕群体将通过资产投资而变得更加富裕。这一政策可能及时避免经济衰退而且不造成通货膨胀,因为经济活力意味着成本降低的速度抵消了通胀压力。

    2008年银行业这一行业的平均收入高达30万元,金融业2008年这一行业的平均收入高达16万元,煤电水汽交通邮电这类垄断行业2008年这些行业的平均收入高达8万元,相当于大学教授的平均收入。假如这些迅速增加的个人收入完全不用于个人消费品的购买,那么,除了豪华餐馆的营业额迅速上升,物价不会普遍上升。这就是为什么目前中国出现了出奇的两个现象:一边是股指快速上涨,一边是CPI依然下降。前者是富人的指数,后者是穷人的指数。

    中国应警惕任何信贷扩张的经济政策。因为,这类政策的后果更可能地是增加贫富差距的。中国家庭收入只有三类:最高收入、中等收入、最低收入。最高收入的家庭,他们最希望获得的财富保障原本不在国内,购置海外房产、子女出国留学、外币存款、最终定居国外。而最低收入的家庭,约占家庭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艰难地维持着日常生活,而不能考虑未来生活保障,这些家庭没有“财富”,只有“收入”。当收入增加时,家庭开支便随之增加从而永远不能有所储蓄。

    “内需”扩张能够产生的宏观经济效果,主要是指最低收入家庭的开支扩张。然而我国低收入群体最缺乏的是获得消费资金。这一大批人没有钱,中国经济再增长,也没有意义。所以,在我们观察消费增长数字时,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目前中国的消费大多数是由那一部分富裕群体贡献的,与贫困群体无关。

四、中国经济的悬疑

    积极财政与宽松货币政策,本是现代宏观经济管理的传统智慧,是历次经济危机之中,政府的必用之策。但是,怎么运用这种政策,还是中国第一次所遇到的新问题。

    今日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全球经济的境况,已远非这些政策发明之时可以比拟。同样的宏观政策,可能刺激出大为不同的经济、政治后果。在前所未有的积极财政与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半年之后,我国实体经济是否真的企稳仍未可知,但资产市场已然泡沫横飞。沪指已上涨到3500点,三个月期间涨幅达到70%。

    泡沫经济已经抢在实体经济恢复之前跑步而来。房地产界,地王频现,住房价格飙升,地价不断放出成交天量。在经历了2008年的冻结之后,从2009年年初的逐渐恢复,到年中则已经达到几乎迷狂的程度。即便被公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最为疯狂的2007年,恐怕也难望其项背。

    泡沫经济并不是指资产市场中的泡沫,而是指的这样一种情形,即: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因而财富也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由于实体经济中的投资机会日渐大量萎靡,尤其是主流资本涌向资产市场以追求更高利润的经济发展阶段。

    日本1990年代之后,以及美国21世纪之后,都出现过持续时间相当长的泡沫经济。其后果则是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所谓“失去的十年”,以及卷起全球惊涛骇浪的所谓美国次贷危机。让人无奈的是,泡沫经济并不会因为其后果惨痛就不再发生。中国真的要步日本和美国的后尘吗?

    无论如何,中国目前都呈现着两种特色:一大批实体经济的低迷,与政府投资和泡沫经济的活跃。中国经济何去何从?还需要重新端量。

    (作者电话 63071372,zdjun@263.net,)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09-22 10:06:1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p 

经济复苏,民企为何袖手旁观

范帱

2009-09-22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等许多场合,各国精英人士对于中国率领全球经济复苏交口赞誉。在喧闹的复苏声中,最近浙江官方突然发现,最让该省企业头痛的,不再是老问题资金和土地,而是需求。调查显示,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中,一半企业选择了“内需不足”,近四成企业认为“出口受阻”。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已持续10个多月,巨量信贷资金涌入国企,国企资金涌入土地、基建和股市,再继续流往哪里看不太清楚,看得清楚的是现在还没有流到国民手中形成消费需求。就拿频频涌现的“地王”来说吧,钱从银行贷给央企买地,卖地款变成地方财政收入。然后地方政府将其用来建设路桥,变成钢筋水泥需求。再后来变成铁矿石和能源需求,出国去了。

    不能说央企砸钱购地失去理智,一方面在通胀预期下买地是把钱花出的最快捷的方法,另一方面今年商品房市场的确很兴旺。我们来看看商品房的客户构成。一个成年人白天上班晚上回家,需要一处办公一处住宅,所以住宅地产与其他地产应该有个比例。在美国两者大致相当,住宅略多,在中国住宅市场比其他地产规模大五倍。没理由相信中国人比美国人更热爱改善居住生活,美国女性做专职家庭主妇的比例远比中国高。

    那住商品房的大部分人白天哪里上班去了呢?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民,他们工作和居住两头都在欣欣向荣的商品房之外。住得起商品房的人,不会到城中村上班,城中村住的年轻人倒是有可能到写字楼办公。谜底应该是很多住在商品房的人到机关学校和医院大楼里办公去了。一般来说这些大楼不必向开发商购买,在商品房统计之外。商品房量价齐升,说明机关大楼里办公的人群需求复苏了。对于其他的人群来说,房价高企,买得起的富裕感消退,买不起的贫困感增加,都不敢花钱消费了,即使他们可能在经济刺激计划的某个环节中分得了一杯羹。

    与国企不计较未来收益大肆抢购资源不同,民营企业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消费需求不投资。靠资产价格飞涨形成的复苏幻象,诱惑不了老成持重的民营企业。不看形势,光凭信心投入黄金,那不是经营而是赌博。小赌怡情,大赌败家。可以传子传孙的家业,谁舍得败?

    不仅民企主动袖手旁观,似乎政府也没打算让民营企业接过推动经济增长的接力棒。最近政府频频增税,年底双薪合并计税,各种补贴并入工资计税等等,未来预料将还有一些列的增税措施。在经济尚未明确复苏的情况下增税,既抑制消费又抑制投资,有违常理。

    照理说现在是减持国有资产的最有利时机,因为市场信心稍许回暖,资产价格已经恢复上行。信心回暖之后,紧接着应该由民企扩大生产。而当前民间投资持续不振,减持国有资产是调动民间投资热情的最有力手段。国有资产转让收入用于填补由于经济刺激计划造成的财政赤字。

    民间投资取代国有资本之后,产出效率将会提高,商品价格下跌,通过物美价廉的商品把消费者重新吸引回到市场中来。而产出效率提高,增加供给,正好能够化解前段时期为了刺激经济而放出的巨量流动性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最直观的现象是每当民企涌入的行业,必定价格下跌,与通胀的涨价压力对冲。

    现在政府宁愿自己手头拮据,也要放纵国企大肆购并,抬高资产价格。资产价格高企等于阻截未来的经济发展。例如当年海南和惠州的房地产泡沫,直接扼杀了实业的发展空间,最后泡沫破灭,十多年都没有恢复信心。为何硬要抬高资产价格呢?可能是为了保八,也可能是为了继续国进民退的战略。看来政府是铁了心要让民营企业袖手旁观下去了,因增税而引起的批评声浪大概不会对它产生影响。

    没有民营企业的介入,这场复苏近期内不会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和企业的工人待遇。他们惟有指望海外市场再度繁荣,只是最近美欧各国政府迫于国内工会等游说团体的压力,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靠海外市场需求拉动,恐怕要很长时间。与停滞的普通工人收入相比,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收入正在大踏步前进,时间越长差距越大。贫富分化将不断催化社会矛盾,这没有悬念,悬念在于还能坚持多久。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9-04 09:21:40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69 中国购买价值500亿美元SDR债券短评 

CPI统计数据为什么与居民感受不一样?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徐奇渊

Aug. 20, 2009 

oxuqiyuan@gmail.com 

数据的冲突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09 年7 月,CPI 同比下降1.8 个百分点。从今年2月份以来,这已经是CPI 连续6 个月同比下降,并且其降幅创了10 年以来的新低。但是,央行针对50 个城市的2 万名储户的月度调查显示:消费者对物价水平的满意度,自今年上半年以来不断恶化;至2009 年6 月,消费者对物价水平的满意度指数已达到-39.8%。

    该数据表明:在6月份,每100 个调查对象中,仅有约三成的人是对物价满意的,而剩下约七成的居民均对当时的物价水平表示不满。这一不满意程度,已经非常接近上一轮物价高涨时期——2007年末和2008年初。一边是不断下降的CPI指数,一边是对物价水平持续放大的不满。这种矛盾让人颇为费解。

原因之一:与谁试比高?

    姑且不论哪个口径合理,上升和下降,满意和不满,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变化情况,其默认口径均为同比,也就是说:拿今年7月的物价水平与去年7月相比。而一个正常人,谈及对物价水平的感受,他通常会拿今天的物价水平与昨天相比,或者是7 月的物价水平与6 月相比——这就是环比口径的物价水平变化。关于两者的矛盾,国际原油价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8年7月,国际原油价格超过140 美元/桶的水平;而2009 年初急剧下跌到40 美元/桶,及至2009 年7月又反弹至70 美元左右的水平。如果用同比的口径与去年的水平相比,国际原油价格下跌50%;如果拿今年7 月与年初的价格水平相比,则价格反而是上升了70%多。

    虽然原油并不是消费品,但是这个比较方式的差异,同样适用于解释CPI 的同比—环比结果差异。

    考虑到这一因素,我们分别观察两个口径的CPI 变化:自2009 年3 月至7 月,CPI 连续5 个月呈现同比下降;而与此同时,环比口径的CPI 则呈现温和上升,7月较3 月上涨了0.30%。不过,虽然两种口径的CPI 有着方向上的截然不同;但是,0.30% 的物价水平涨幅却仍然难以解释居民对物价水平的严重不满。

原因之二:CPI 变化的结构性特点 

    从CPI统计所包含的八大类商品指标来看,3月至7月,价格水平呈现上升的有:食品、烟酒及用品、交通通信、娱乐教育文化和居住费用五大类;而同期价格水平呈现下降的仅有:衣着、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两类;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价格水平则几乎没有变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食品是所有八大类商品中权重最大的分类项,其占比约占三分之一;而猪肉又是食品分类中最重要的子项目,大致又占到食品的三分之一权重。在上半年,猪肉价格一度持续走低,在很大程度上压低了食品价格;但是,其他更多的食品子项目却表现为价格上涨,尤其是蔬菜、水果等类别。只不过由于猪肉权重一家独大,在统计中压制了食品类别的总体价格水平。可见,不管从八大类商品分类来看,还是从最重要的食品类分项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商品价格都在上升。这种普遍的价格上涨,虽然程度不一定明显,但仍然使得居民对价格上升现象感受强烈。

原因之三:经济和政策背景

    首先,从经济大背景来看。2007 年末至2008 年初,由于当时的居民收入呈现快速增长;因此,居民对物价水平的不满,直接来自于物价水平的迅速上升。而在今年上半年,尤其是3月份以来,物价水平虽然呈现出上升之势,但其程度微弱,因此仅是居民对物价水平不满的来源之一。更重要的,在上半年的经济背景下,劳动力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居民当期收入增速下滑以及收入预期较为悲观。在此背景下,居民对于物价水平的任何上升,均会较为敏感。第二,上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回暖,至6月份,全国36 个大中城市的平均房价均已接近或突破了去年的历史高位。房价的上升,也是居民对物价水平不满的重要原因。而实际上,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购房属于投资行为,因此并未进入到CPI 的核算中。也就是说,资产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不是直接等同的。这也是CPI走势与居民的物价感受矛盾的原因之一。第三,从政策背景来看,上半年以来油价的波动、水价的调整、香烟的税率调整以及白酒的税收征管方式改革等等。以上这些政策变化所涉及的商品类别,虽然在总体消费支出中占比不一定很高;但是,这些商品均是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必需品,因此同样会引来较多的关注。

结论

     最后,从统计指标的目的性来看,我们之所以倾注大量人力和物力,定期的统计CPI这个指标,不外乎以下几个目的:其一,了解居民的生活费用的成本变化;其二,以此为参照指标,对其他名义指标进行更加合理的评价,例如名义工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等;其三,作为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参照依据。

    但是,仅仅使用现行同比口径的CPI 指数来刻画物价水平则难以达到以上三个目的,为此应作以下相关调整:其一,更加重视环比口径CPI指数的公布与说明。其二,根据猪肉价格的变化及时调低猪肉在食品支出中的权数。例如在本轮猪肉价格周期中,上半年猪肉价格最低比去年最高峰缩水约30%左右,由于猪肉在我国属于生活必须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因此其权重也应伴随进行调整。如果我们对此前的CPI 权数做这种调整,则猪肉价格的下跌将难以抵消其他食品价格的普遍上涨。

    其三,考虑将房价纳入到CPI体系中。作为相关内容,在原先的CPI 体系中,居住费用类别就包含了房屋贷款利率。但是,居民在实际支付房贷时,需要偿还的贷款金额不但与房贷利率相关,还与整体房价水平相关。只考虑房贷利率,而不考虑房贷总额(整体房价),是片面的。事实上,由于住房具有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性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以及欧盟部分国家均不同程度的将房价变动纳入到了CPI 的核算体系之中。如果只考虑房贷利率,而不考虑房价,则在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CPI 中只能体现房贷利率的下降,而无法体现房价上涨带来的生活费用提高,因此会人为的低估了CPI的上升幅度,从而削弱其政策含义。作为一个例子,在今年上半年的CPI同比降幅中,居住费用的下降做出了50%以上的贡献,而居住费用的下降又最主要来源于房贷利率的下降;但是,考虑到同期房价的上涨,则居住费用开支的真正价格水平显然是被低估了。 

 

 

发件人:"research ecomory" <ecomory.research@gmail.com> 2009-09-13 19:22:43 +0800收件人:<ecomory.research@gmail.com>抄送:标题: 中国经济8月加速复苏

中国经济8月加速复苏

2009-09-13

    中国上个月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普遍较预期理想,反映随着政府投资持续,为增长提供动力,中国经济在8月份加速复苏。 不过,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李晓 超表示,全球经济形势仍不稳定,情况仍然严峻,中国要达到今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仍有大量工作要做。但他对此仍有信心。

  中国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主要指针数据,包括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等。其中,最受关注的新增贷款达4104亿元,优于市场预期,也较7月份新增贷款人民币(下同)3559亿元,贷款再加速上升。之前市场普遍预期,8月新增贷款不及7月份,一度使中国股市大幅调整。

国内需求保持旺盛

  另外,当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增幅也高于市场预期的12%,更显著高于7月份10.8%的增速。外界分析,工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这一良好 增长态势,有助于打消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下半年会后继乏力的担心。由于国内需求保持旺盛,8月份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4%。政府补贴和减税措施推动汽车销售实现强劲增长,增幅达34.8%。

  物价则继续走低,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2%,但降幅低于7月份的1.6%。而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7.9%。由于8月份的经济数据表现理想,特别是该月人民币贷款增长明显超出预期,投资者憧憬宏观政策保持稳定,带动中国股市昨天上扬。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989点,升64点,升幅2.2%。深综指数收市升1.58%,报1016点。

 

工信部预警:钢铁、水泥、造船业产能过剩

南方日报

    “工业生产增速稳中见升,总体盈利状况有所改观。但当前,影响经济运行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工业企稳回升的基础仍不稳固。”在7月22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经济运行发布会上其新闻发言人朱宏任说。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22.9%,降幅较1-2月缩小14.4个百分点;全国26个省份工业盈亏状况好于1-2月。但多位经济学家表示,工业利润仍未见底。此外,产能过剩的问题正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注意。“我们说的产能过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能过剩,而是指产能严重过剩。”朱宏任称。

盲目投资突出造船业产能过剩最突出

    令人忧心的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盲目投资现象仍很突出,以钢铁、水泥和船舶制造业最为典型。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一些钢铁新开工项目未批先建或违规建设;全国水泥投资同比增长78.6%,目前在建水泥生产线超过200多条,新增产能超过2亿吨。我国造船工业能力过剩约1600万载重吨左右,约占总能力的四分之一,前5个月船舶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增长55.5%。

    此外,船舶行业的产能过剩同样突出。“船舶现在一年正常情况下有效需求5000万吨左右,但是船舶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6600万吨,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船舶行业过剩产能在1600万吨左右。” 朱宏任还表示,这样的问题要和我们前面所说的国际经济大背景放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因为国际经济现在还是在一个下行的通道之中,国际经济的不景气造成了航运指数大幅度下降、航运大幅度萎缩。因此,发展船舶行业一定要提高质量。

    “目前中国仍处在产能过剩状态,经济生活当中最大的难题是需求不足”,中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有亦类似表述。 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组织室副主任刘戒骄赞同产能过剩的判断。他说,危机前国内就存在产能过剩,危机之后,需求下降,过剩显得更加明显,但随着经济恢复发展过剩会被消化。他还表示,政府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不但不助长产能过剩,而且还消化产能过剩。

 

中国要警惕“无就业增长”

《华尔街日报》 崔宇

2009/09/07

yu.cui@dowjones.com

    随着全球二季度经济普遍反弹,衰退结束和复苏开始的迹象愈发明显,但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似乎让全球经济陷入了“无就业复苏”的漩涡,这也是各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最大掣肘。上周在伦敦举行的G20财长会议就认为当前“对经济增长前景和就业前景应保持谨慎态度”,各国仍应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

    尽管相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失业率是一个滞后指标,但持续时间较长的“无就业复苏”不仅给政府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也阻碍经济从复苏走向健康的增长。这正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目前,以“保增长”为第一目标的中国4万亿投资计划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无就业复苏”。相比短期的和周期性的“无就业复苏”来说,长期的和结构性的“无就业增长”危害更为严重。

    一般来说,失业率同经济增长是一种反向关系。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亚瑟?奥肯总结出的“奥肯定律”, GDP上升或下降2%,失业率将下降或上升1%。但从美国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开始,奥肯定律似乎失灵了,也就是在经济复苏阶段,虽然GDP回升但失业率并没有下降或者下降的幅度较小,出现了“无就业复苏”的现象,而且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衰退后的“无就业复苏”持续了14个月,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时期“无就业复苏”持续了29个月。

     在这次经济衰退中美国似乎仍然没有摆脱这个魔咒。尽管二季度美国GDP下降了1%,降幅远小于一季度的5.5%,而且7月份失业率相比6月份还下降了0.1%,但刚刚公布的美国8月份失业率却又反弹至9.7%,创了26年来的新高。美联储主席贝南克不久前就曾表示,美国经济2009年下半年开始复苏,但高失业率还要持续到2011年甚至更晚的时候。

     “无就业复苏”之所以频繁发生,主要是因为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企业为了生存,往往是通过裁员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导致了在经济复苏过程中虽然企业收入在增加,但居民收入在下降,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如果单一企业的裁员行为转变成一个行业的集体行为,就意味着产业结构要发生调整,这会导致现有的劳动者供给与产业结构调整后的劳动力需求不匹配,便造成了经济复苏过程中的高失业现象。

      对于中国来说,“无就业复苏”现象的成因除了包括以上因素,更主要的因素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奉行增长重于就业的价值取向,这不仅导致了短期的“无就业复苏”,更导致了长期的“无就业增长”,从这次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就可见一斑。尽管于去年四季度提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在今年两会期间,在投资结构上作出了调整,基础建设投资由45%降至37.5%,增加了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投资、民生工程和社会事业方面投资的比重,但仍然是侧重保增长而不是保就业。

      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日方)的测算,调整后的投资结构可拉动非农产业就业5135万人,相当于2008年全部非农就业人口的11%。但是如果按照产业的就业拉动效果高低重新分配全部投资,以服务业为主,这样可以创造就业7236万人,相当于2008年全部非农就业人口的15.5%。这意味着如果政府以保就业为第一目标,4万亿投资计划的投资结构可以设置得更合理一些,比如更加偏重拉动就业最高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服务业。

     其实,中国经济高增长一直没有带来高就业。如果说去年底农民工的失业潮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偶然现象的话,那么大学生的失业或低工资就业现象则是政府重增长轻就业的必然结果。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积累了30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消逝。如果不充分利用现有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财富,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将会变成“人口负债”。

     要想让增长和就业保持同步,就需要政府树立就业第一的政策目标。比如,美国在1946年颁布的《就业法案》就曾把联邦政府的责任界定为:第一最大化就业,第二最大化产出,第三最大化购买力。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居民充分就业,不仅会影响国民福祉,也将延误中国经济结构从投资向消费的转型。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9-21 09:23:11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72 热钱仍将继续流入 警惕吹高资产泡沫 

热钱仍将继续流入 警惕吹高资产泡沫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研究员张明 

zhangyuxuan@gmail.com 

Sep. 21, 2009 

近年来热钱进出中国之趋势

    热钱一般指流入一国国内的短期套利性资金。热钱的大进大出将会增加一国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影响该国金融市场稳定。危害尤甚的是热钱的突然大规模撤出,这通常会导致一国资产价格崩盘、外汇储备缩水、本币贬值与外债负担加重。在过去几十年间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中,热钱的跨境流动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用“外汇储备增加额—贸易顺差—FDI ”的粗略方法来大致计算2005 年至2009 年上半年期间热钱进出中国的规模,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图1):在2007 年之前,没有显著的热钱流动;在2007 年至2008 年上半年期间,中国面临大规模的热钱流入;在2008 年第4 季度与2009 年第1 季度,中国面临显著的热钱流出;在2009 年第2 季度,热钱重新流入中国。

    2007 年至2008 年上半年间,热钱流入的动机包括套取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差、套取人民币升值收益,以及获得中国资本市场的价格溢价。一方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2007 年开始加速升值,强化了热钱的套汇动机;另一方面,2007 年是中国股市最火爆的一年,2007 年与2008 年上半年是中国楼市狂飙突进的时期。股票价格与房地产价格加速上涨,刺激热钱进一步流入。

    然而,随着雷曼兄弟的破产将美国次贷危机升级为全球金融危机,短期货币市场 的崩溃造成整个影子银行体系的坍塌,全球机构投资者都开始了去杠杆化的痛苦历 程。这意味着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出售在新兴市场国家的风险投资,将资金兑换为美元 后,调回国内偿还负债。2008 年第4 季度至2009 年第1 季度,中国出现了显著的资 本流出。根据“月度外汇储备增加额—贸易顺差—FDI—汇率变动造成的估值效应”的简单方法来计算,则热钱流出在2008 年11 月至2009 年1 月期间达到峰值,3 个月 合计流出1225 亿美元(图2)。

    美国金融市场的恢复速度超过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从2009 年第2 季度起,随着美国股市的强劲反弹,国际机构投资者的去杠杆化进程基本结束。在盈利动机的驱使下,这些机构投资者开始重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风险资产。这就意味着,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开始重新面临热钱流入。根据上述方法的计算,热钱从2009 年第2 季度起重 新流入中国,规模达到880 亿美元(图2) 。值得一提的是,与2007 年及2008 年上半年相比,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微弱、中美利差较小,因此热钱流入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资产价格升值收益。这意味着国际机构投资者非常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价格走势。

    图1  2005 年至2009 年中期热钱进出中国的大体状况 (略)

    图2 2008 年第四季度至2009 年第二季度热钱的进出规模 (略)

09 年下半年热钱仍将持续流入

    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尚未公布2009 年第3 季度的外汇储备增加额,因此尚不能计算2009 年第3 季度的热钱流动状况。不过,我们可以近似地用央行公布的月度外汇占款数据来模拟月度外汇储备增加额。2009 年7、8 月份我国的外汇占款增加额分粗略方法计算,别为2205 亿与1188 亿人民币。如果用“月度外汇占款增加额—贸易顺差—FDI ”的则2009 年7 月热钱流入170 亿美元,2009 年8 月热钱流出58 亿美元。那么,是否从2009 年8 月起,热钱流向再度发生逆转了呢?

    笔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首先,月度外汇储备增加额并不必然等于月度外汇占款增加额。如图3 所示,在2009 年第2 季度,外汇储备增加额与外汇占款增加额之间发生了较大的背离。例如2009 年5 月的外汇储备增加额与外汇占款增加额之差高达450 亿美元。同理,2009 年8 月的外汇储备增加额也可能显著高于外汇占款增加额;其次,即使2009 年8 月发生了热钱流出,这也可能属于短期波动,而不能反映中期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吸引热钱流入中国的基本面因素并未发生改变。

    图3 外汇储备增加额与外汇占款增加额之比较  (略)

    一方面,美国经济在2009 年下半年仍将继续反弹。在宽松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下,美国环比GDP 增速有可能在2009 年第3 季度恢复正增长。只要美国经济继续复苏的前景比较明朗,那么美国金融机构重新配置风险资产的过程就不会逆转。这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的短期国际资本从美国流入到新兴市场国家。另一方面,尽管2009 年8 月下旬以来中国A 股市场指数持续下跌。但笔者认为,A 股市场在2009 年下半年仍有上升空间。其一,尽管货币政策在下半年有所收紧,但国内流动性状况依然充裕。假定2009 年全年人民币信贷增量为10 万亿元,尽管下半年只剩下2.7 万亿元的额度。但如果考虑到2009 年上半年新增的7.3 万亿信贷中有大约2 万亿的票据融资,而这些票据将在2009 年下半年到期,则2009 年下半年的实际信贷额度仍有4.7 万亿,这几乎相当于2008 年全年的人民币信贷水平。其二,政府仍将通过新增IPO 发行来收紧供给,大小非减持的规模也难以放大;其三,政府仍然希望通过资产价格上涨的财富效应来刺激居民消费。

       2009 年上半年,中国若干大城市的房价出现井喷式增长。有的城市的房价已经超过了2007 年的最高点。进入2009 年下半年以来,很多城市都出现了价增量缩的现象。笔者认为,尽管部分城市的房价泡沫已经比较严重,但下半年房价依然有上升的空间,原因主要包括:第一,国内流动性依然宽裕;第二,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高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将会压缩土地供应量,以抬高土地出让单价。只要地方政府通过获得预算外收入来平衡财政收支的动机依然强烈,地方政府就会千方百计地维持土地价格乃至房地产价格;第三,短期内中央政府不会出台新的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因为中央政府仍然期望房地产投资的增长能够逐渐取代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商业银行在收紧二套房贷方面并不积极,部分银行甚至虚与委蛇。

       最近发生的中美轮胎特保案,只不过是未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冰山一角。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欧盟甚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将陆续针对中国出口商品提出各种制裁措施。而这些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背后,是新一轮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外部压力。如果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预期被重新点燃,那么在资产价格溢价之外,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将重新成为驱动热钱流入中国的双引擎之一。

  结论

     综合考虑国内流动性状况、资产价格的未来走向、人民币升值预期可能再度增强、美国经济将继续反弹等因素,我们认为,热钱将在2009 年下半年甚至2010 年上半年继续流入我国。热钱的流入将会加剧国内的流动性过剩,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而到了2009 年下半年的某个时刻,一旦美联储重新开始加息、一旦国内外投资者对居高不下的资产价格失去信心,热钱流向可能再度逆转,从而刺破资产价格泡沫,甚至在短期内造成人民币贬值压力。为避免资产价格泡沫的进一步膨胀以及未来的破灭,中国政府应该未雨绸缪地采取相应措施,例如积极调整国内信贷政策、加强对资本流入流出的监管、通过增加供应来抑制资产价格上涨等。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9-16 07:45:0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71 轮胎特保案的警示:中国贸易政策到了反思和内省的时刻

轮胎特保案警示中国贸易政策到了反思和内省的时刻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研究员 徐奇渊

Sep. 16, 2009

xuqiyuan@hotmail.com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9 月11 日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据中方统计,这笔涉及年出口金额约22 亿美元(注1:2008 年数据)的贸易保护政策,将导致中国10 万工人失业。 国家商务部发言人指出,美国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在抨击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理性审视中国贸易市场的发展及其政策背景。

      在调研过程中,笔者所接触轮胎企业的出口价格低于内销价格约10%。进一步地,造成外销价格低于内销的原因可归纳有三:(1)出口退税政策,属于国家干预造成;(2)导致国内资金循环出现问题的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并造成信用风险的溢价,这属于国家干预的缺位造成;(3)导致国内商品流通出现阻滞的物流系统建设滞后,并造成企业销售成本的上升,这属于中央政府干预缺位(铁路网建设),而地方政府干预不当(地方保护主义)。这三个方面各自的影响程度——以轮胎行业为例——可以有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但却是令人深思的:假设售价完全取决于生产成本,则在轮胎出口—内销的差价中,有约四成的原因系由出口退税政策导致;而有其他六成的原因则来自于国内信用体系不完备带来的风险溢价,以及商品运输费用偏高导致的较高销售成本。也就是说,即使出口退税政策仅仅起到中性的作用,轮胎外销价格也将低于国内销售价格约6%!

     可见,我们目前对外国市场开拓有余,而对国内市场建设不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美国轮胎特保案再一次警示我们:中国贸易政策的重心,应当立足于建成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体系,让中国企业更愿意在国内市场做生意。而且,这也将具有更多丰富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以下为具体分析:

一、中国对外贸易地位急剧上升,2009 年上半年首次居世界第1位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各项对外经贸政策的积极支持,从1993 年至2001 间,在此9 年中国的出口额增加了3.7 倍2; 而在加入WTO 之后,我国对外贸易更是疾速扩展,从2002 年至2008 年的7 年间,中国出口总额再增3.5 倍。从出口总额的世界排名来看,1979 年中国位列第29 位,1999 年位列第9 位,至2009 年上半年首次居世界第1 位,平均来看几乎每年上升1 个位次。

    从贸易顺差来看,1995 年至2004 年,顺差额一直居于千亿人民币的量级;此后,自2005 年开始,顺差额度开始向万亿人民币的量级冲击,并在此后的近3 年之中,稳稳保持在万亿人民币的量级之上;其中,2008 年的顺差金额为20,700 亿人民币。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由于出口退税政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以及出口商品的结构因素,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反而继续上升。

     注2, 以中国海关提供的人民币数据计算,下同。

二、中国正面临更为频繁的贸易纠纷

     同其他以出口导向发展起来的小国经济不同,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将对世界市场格局形成较大冲击。此外,将经济重心置于外部市场需求之上,对于大国经济也不是一个安全的战略选择。例如,日本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对外贸易依存度均低于20%,其中出口贸易依存度更低;而中国的总体外贸依存度则高达70%左右,出口依存度也远在30%以上。但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在向全世界输出大量廉价商品的同时,却遭来了更为频繁的贸易纠纷。如表1 所示,近年来中国遭遇更为频繁的贸易纠纷,且以本次美国对华的轮胎特保案为先例,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也蠢蠢欲动。

表 1 近年来遭遇的对华贸易纠纷

时间        产品                         详情
2009 年9 月 轮胎       9 月11 日 美国政府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相关轮胎种类实施三年的惩罚性关税。
2009 年6 月 禽肉       6 月23 日 中国要求WTO 审查美国禁止中国禽肉进口的问题。
2008 年     玩具                 美国对中国产玩具质量问题发难,中国为此取消了数百家企业的出口资格。
2006-07 年  纺织品               中美欧纺织品争议,结果中国对欧美出口的纺织品的增长速度进行了自限制。
2003 年     纺织品                美商务部受理美纺织品制造商协会对中国针织布、内衣等实施保障措施的诉讼案。
2002 年     钢材        3 月      美国总统布什引用201 条款对进口各国(包括中国)钢材加征8%-30%的关税。
2002 年     半导体                美向WTO 申诉中国半导体生产的税收政策使美出口商“处于非公平竞争地位”。

三、事实:以低价格为核心竞争力的出口贸易

      在中国的出口部门中,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现象,即:同一种产品,出口给国外,其价格不但低于目标市场的其他同类商品价格,甚至还比国内售价还要便宜。如果考虑到长期以来颇有争议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则出口给国外商品之廉价程度还要为甚。以本次轮胎特保案所涉及的小轿车、轻型卡车轮胎为例,笔者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某国有控股的大型轮胎制造企业,同样的轮胎产品,其面向国外经销商的售价要远低于国内。大体上,出口到国外的价格,相较而言要比国内低10%左右。不仅如此,这种现象还在其他出口行业中存在,例如家电、IT 产品、纺织品等等。

四、为什么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低于内销商品,并且有利可图?

      根据访谈以及考察,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之所以低于内销渠道,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出口退税因素。以轮胎行业为例,现行出口退税率约为9%。在目前全面调高出口退税率的情况之下,这一退税率虽然相对不算最高,但是对于一般的轮胎企业的利润而言,仍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出口市场的信用体系畅通,而国内市场信用体系滞后,交易成本高,风险大。例如,在出口市场上,国内出口商与美国进口商签订合约之后,进口商就提供信用证,出口企业就可以去银行获得抵押贷款,并在生产之后发货。其间,资金流顺畅,不存在违约风险或风险很低。虽然价低,但是可以通过庞大的数量来获得可观的利润。相反,在国内销售市场上,由于信用体系的不健全和信用渠道不通畅,应收账款不但难以及时到位,甚至容易出现欠款和违约;并且,在涉及多个关联方的情况下,欠款清缴的成本也非常高。考虑到付款方式带来的额外财务成本,及其中存在的违约风险,对内销售的报价就会偏高。

      其三,国内物流成本较高,同时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分割,这也提高了企业在国内的销售成本。首先,国内大批量的物流,主要依赖于铁路及公路运输。虽然铁道部官方宣称中国的铁路运输效率是全世界最高的,但是其背后的真实信息却是铁路运力的严重不足。全国人均铁路里程只有一根香烟长度的现状,将在未来几年的2万亿巨额投资后有所改观。

    其次,由于地方保护主义造成了大量的地方性行政事业收费。在公路运输方面,以广州到北京为例,总里程为2300 公里,按照一般0.5 元/公里的收费,则高速公路收费为1150 元(实际更高);如果遇到当地官方检查则会产生更多的额外费用。而作为对比,广州到北京的机票大约在1000 元至1500 元之间;也即是说,不计油价,高速公路的费用就已经与机票相当。由此可以理解,企业在国内市场的购、销成本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五、出口和内销价差:三方面原因贡献程度的粗略分解

     根据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以轮胎行业为例,假设售价完全取决于成本,我们就可以对出口和内销价差的各方面贡献程度进行粗略的分解。首先,轮胎的出口退税率为9%,而一般国家(以美国为例)的相应进口关税率为5%。因此,粗略的来看,由于现行出口退税率造成的出口-内销从差为4%。因此,出口退税因素在总价差幅度10%中,起到了四成的作用。然后,剩余的两个因素,则共同概括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缺位,起到了剩下六成的作用3。由此可见,虽然出口退税对于国内外销售价格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内统一大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信用风险溢价和交易成本偏高,才是真正的主要原因所在。

   注3, 在这里,由于出口价格特指的是离岸价(FOB),因此不考虑运费。

六、结论和建议

     回顾造成出口和内销价格差异的三个方面原因:信用体系建设的滞后和物流成本的高昂,分别对国内资金、商品流通造成了困难,由此增加了交易成本,使得企业不得不提高对国内市场的售价。相比而言,对外贸易市场的信用体系完备,支付快捷,资金链条连续性强,并且国际海运发达也使货流畅通。以上原因促成了中国企业偏爱国际市场,而却冷落国内市场。此外,出口退税因素,更是强化了这种倾向。

    反思上述这三方面各自的原因:(1)出口退税政策,属于国家干预,并且在事实上将其作为调节或促进对外贸易的一种政策工具。这种政策取向,改变了出口退税作为中性政策而诞生的初衷,扭曲了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2)导致国内资金循环出现问题的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属于国家干预的缺位。而完善的信用体系网络,作为一个公共产品,亟需政府在此方面做出努力。(3)导致国内商品流通出现阻滞的物流系统建设滞后,属于中央政府干预缺位,而地方政府干预不当。在此方面,需要由中央政府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改革高速公路收费体系,发展铁路交通。

    总之,目前我们对外国市场开拓有余,而对国内市场建设不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美国轮胎特保案再次提示我们,已经到了反思贸易政策的时刻:应将更多注意力转移到国内贸易方面,建设一个规范运行的国内统一大市场,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取向,甚至也将具有更多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发件人:<baiyimin001@sina.com>  2009-09-10 18:13:51 +0800收件人: 抄送:标题: 最新文章: 疯狂唱多中国

疯狂唱多中国:日本教训敲响中国警钟

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白益民

(作者曾在三井物产工作12年, 著有《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一书)

2009年9月10日

  当中国的股市和房市虚火中烧、外国投行们纷纷火上浇油之时,对于亚洲另一大经济体日本,却是出奇的低调,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跟着西方人一起唱空日本的,不仅有中国媒体,还包括日本人自己。

内滞外强 明退实进

  事实上,当初日本国内产生泡沫经济时,日本的离岸经济(海外经济)却欣欣向荣。所谓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以致于面临崩溃之类的现象与议论,其实非常片面。遇到麻烦的,主要是日本的“在地经济”(国内经济)。仔细观察日本企业的海外行动,便会发现,它的离岸经济其实是在稳定地、高质量地成长中。

  据《日本经济的今天和明天》一文引用的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的统计和大藏省公布的数字,即使在日本经济低迷的2000年,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为346兆日元(约 合32046亿美元),海外净资产为12319亿美元,它占全球海外净资产的五成以上。另外,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中,除去13280亿美元为金融债券等投资外,剩下的18766亿美元,大都是直接投资于制造业等各类产业……显然,美国只能望其项背。

  近十年来,日本很多大企业开始从传统产业领域退出,正全面进军新能源技术领域,寻求新科技革命以实现新的突围,一批新科技高技术产业正在移师中国。据统计,目前约有二万家日本企业在中国发展,其中主要为制造业,其整体盈利水平很不错。

  丰田、本田等大型日资企业,确实受到了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震荡,其销售收入、利润等增幅有所下降,但是日资企业在中国的盈利水平依然乐观。经济危机之后,在节能环保与新能源产业、电子信息技术业、生物科技、装备制造业等领域,由于日本企业掌握有过硬的先进技术,金融危机后日企将进一步扩大市场空间以及领跑幅度。

  前段时间中国媒体开始炒作“日本不行了”,包括说日企从中国撤资,都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其实在总体上,日本企业不但没有从中国撤资,还在加紧投资。最新的例子,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是三井财团的一个制纸企业,在江苏投了20亿美元。日本造纸业不砍自己的森林,还到澳大利亚去种树,这些都是三井物产、丰田公司干的,他们把钱都储备在这里。三井物产是日本最大、最老牌的综合商社,而它和丰田集团都属于三井财团。

  中国前一段时间大炼钢铁,需要大量的煤,煤挖多了就会过剩,必然会压制全球煤价,也将影响油价。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收购海外的煤炭资源加快了。中国还想着去收石油的时候,他们现在开始弄煤了。等中国开始经济复苏,铁矿石价格又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日本人把铁矿石卖给中国,因为像三井物产这样的日本综合商社已经占有了全球的很多铁矿石资源。

“捧杀”到“棒杀”

  日本在今日的低调,显然是深刻吸取了当年被高调捧杀的教训。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通过汽车、家电等等的出口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其GDP排在世界第二名,仅次于美国;其人均GDP更是超过美国,遥据各大经济体之首。

  1985年9月,美、德、英、法、日五国在纽约的广场酒店签署了《广场协议》,迫使日币升值。在日元升值的巨大预期下,大量热钱流入日本购买日元并使得日元升值进一步加速,这不仅导致日本资产泡沫急速扩大,也使得日本出口制造业在出口时遇到极大困难,其面临的必然选择就是希望能通过炒股炒楼能赚一点钱回来。

  由于本币升值导致的外需下降,扩大内需和投资成为日本当局的最直接选择。当时的前川报告中计划使用430万亿日元,在未来的十年当中陆续投入基础建设。如此一来,日本大量的社会资源被吸纳到基础建设上来,使得日本私人投资大幅减少。与此同时,美国的官员、学者都在国际媒体上面不断地称赞日本人做得好,称日本会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因此日本各大制造业、银行手中拥有了大量的股票、大量的房地产。日本TOPIX指数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几乎上涨了300%。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几乎所有人都陶醉在资产升值和经济总量膨胀的美妙感觉中。1988年,日本自诩在全球10家最具价值公司中拥有8家。1987年,日本股市兴奋度达到高点,投资者以每股120万日元的价格购买NTT股票,1个月内股价上涨就超过一倍。

  与此同时,日本拥有了2850亿美元的美国直接资产与证券资产,控制了超过3290亿美元的美国银行业的资产(占美国银行资产的 14%),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州银行业资产的25%以上以及其未清偿贷款的30%,在美国拥有的不动产超过欧共体的总和,购买了美国30%-40%的国债,占有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日交易量的25%。

  在美国市场上,20%的半导体器件、30%以上的汽车、50%以上的机床以及绝大部分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其他数十种商品和服务都是日本所提供的,其成就远远不是2007年中国所能赶得上的。然而,时至1989年的时候,美国发明了一种新的工具叫做股指认沽期权,当时由摩根士丹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开始阻击日本。他们劝说日本保险公司开赌局,美国人进来赌,不管胜负,进入赌场就交门票,日本人同意了。他们赌的是一年之后的日经指数,日本人认为日经指数不会跌,因此日本人开了无数的赌局。整个赌局越做越大,日本人签了数不清的赌单,全世界都参与进来。

  到了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到了前所未有的38915点。这个时候,由高盛带头阻击日本,通过丹麦政府去卖赌。美国在狙击日经指数之后,日本人才明白原来股票是可以跌的。股市开始崩盘了,楼市开始崩盘了,日本楼市持续十几年下跌。整个日本经济也陷入了长达十年的衰退。

  链接: 

高盛: 中国不会重蹈日本老路

  当日本人牢记覆辙,学会低调做人之时, 国外投行经济学家却不约而同地称,中国不会重蹈日本覆辙。领衔的仍然是高盛。早在2007年1月15日,当中国楼市与股市泡沫已现,国内外各大研究机构纷纷出台对当年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预测报告之时,高盛在其发布的2007投资策略报告称,目前中国股市估值水平仍然合理,并且不需担忧中国重演日本股市的一幕。三天后,《21世纪经济报道》以醒目标题“唱多派高盛:中国股市不会走日本老路”做了报道。

  高盛认为中国不会重演日本的老路,给出了两大理由: 首先,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低水平利率降低了资本成本,从而使得市盈率大幅上扬。而中国的央行可能在2007年两次将存贷款利率上调27个基点,这是央行努力使国内金融环境回归正常水平的措施之一。其次,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的升值也是推动市盈率扩张的主要动力。在1992-1995 年间,日元升值了30%左右。虽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进一步升值或多或少地成为了市场的共识,但是该报告仍然认为中国可能会让人民币以渐进的方式升值,以维持实体经济的稳定性。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9-01 11:30:01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几年之后?  Original Message

致命的乐观发布者

许知远

09-08-30

      难道要再度通过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巨大牺牲,来完成对整个国家方向的调整。

     人们经常对基本事实视而不见。雷蒙·阿隆感慨道:「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那是一九五五年的法国,塞纳-马恩省河旁的知识分子大多选择了左岸,苏联则是他们的乌托邦。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一切充满指责,生产方式的非人性化、反共主义的歇斯底里,但是他们却对他们仰慕的苏联保持了沉默,即使当惨烈的大清洗和农庄集体化的政策被披露后,这种沉默和忽略仍持续着。他们担心打破头脑中既有幻象,担心信念的落空,似乎这要比赤裸裸的现实残酷得多。

    一股巨大的乐观情绪正包围着北京。在GDP的统计数字上、中国精英们的饭桌上、电视屏幕与报纸上、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上、还有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上、一些外来者瞠目结舌的表情上,经济萧条似乎尚未诞生就已夭折。倘若对照西方世界依旧的沉郁,中国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一个世纪前的美国人热衷于谈论「美国例外论」 ――新大陆能逃脱掉老欧洲的宿命;而现在,「中国例外论」则开始兴起,什么力量都不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不管是一场严重的国内动荡还是一场世界的经济危机。

     一种空前的自满也随之而来,美国人不懂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弊端多多,从安然(安隆)到马多夫,放任自由市场的贪婪产生盈盈的恶棍。中国不会是一九八零年代的日本,更不会是一九一零年代的德国,它在规模上甚至连十九世纪的英国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都相形见绌。中国世纪已经到来,它正在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恢复昔日的荣耀。但果真如此吗?我怀疑那些对中国模式的夸耀者们,正在陷入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式的自我欺骗――沉浸在语言的狂欢中,拒绝对现实多看一眼。

    苏联模式在一九三零年代至一九五零年代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建立于强大的宣传、捏造的数字,以及任何正常国家无法承受的高昂代价之上――成千上万人的尊严与命运被漠视和践踏,人只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材料,各种资源被滥用和浪费。在一个模仿和起始阶段,它可能带来某种成功,一个在一九零五年败于日本的腐朽的沙皇俄国,却在一九四五年战胜了强大的德国。这种成功似乎足以迷惑所有的质疑者,但是一个惊人的悲惨现实正被掩藏在这种荣耀之下。最杰出的头脑、最独立的心灵被毁灭,恐惧和粗陋的宣传窒息了年轻一代的创造力,权力与意识形态束缚了人们的实验精神,愚蠢的官僚体系占据着所有资源,社会被瓦解,暴力和惯性是维系社会的唯一力量……在一九五零年代看起来势不可挡的苏联模式,在一九七零年代陷入停滞,而到了一九八零年代则几近破产。人们恍然发现,原来那么多事实被隐藏起来。

    此刻的中国呢?它当然不会是苏联命运再度重演,中国制度和中国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似乎不会带来断裂式的命运,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经济结构,也比一九八零年代的苏联优越得多。但是,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它们都遵循着类似的逻辑。无情而强大的国家机器,在短期内可以聚集资金、人力与资源,来缔造短期的物质成就,却无法带来长远的经济与社会活力,更无法孕育出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创造力。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长,主要来源于民间的活力,从僵化的政治教条和官僚体系中解放出的个人创造力。但现在,一种逆向的趋势日渐明显。官僚体制迅速膨胀,中央企业获取了刺激经济的绝大部分资金,自由竞争在官僚权力面前脆弱而卑微,个人价值和权利在垄断集团面前过度渺小,普通人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收益之外……我们曾经谈论过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弊病,而如今这基础性的弊端不再谈论,我们执着于昔日的方法。

     很有可能,这表面的乐观与繁荣,或许是我们对于之前三十年发展成果的最后一次狂欢式的挥霍。而几年之后,当我们的国家充斥着那些不知有何用处的高速公路和广场,一起起基础建设腐败案被揭露而出,私营企业主不再有兴趣进行产品和市场的创新,反而执着于权力关系,年轻人不再想去成为创造者,只希望成为公务员,通货膨胀吞噬普通人的生活时……一场更严重危机才真正到来。难道要像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危机一样,这个国家要再度通过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巨大牺牲,来完成对整个国家方向的调整?不得不承认,我们此刻的乐观,是多么浅薄和不负责任。

 

 

    The following article on Lyndon LaRouche was published in the Global Times Aug. 7, slightly edited.

美国将于今年10月彻底破产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温宪 独家专访

2009年8月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林登·拉鲁什再次放言,美国将于今年10月彻底破产。今年87岁的林登·拉鲁什是美国知名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拉鲁什在美国是一位极有争议的人物。他曾8次竞选美国总统但遭失败,却曾数次成功预言世界经济危机。他创建了“拉鲁什运动”和有影响的《行政情报评论》杂志,并经常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7月30日晚,拉鲁什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拉鲁什说,今年10月2日至10月10日或12日将是美国爆发总危机的时间节点。那时,已完全无望的美国将彻底在政治上破产,并将陷于瓦解进程。实际上,这一进程现在已经开始。为什么是今年10月?因为10月是美国财政年度计划结束之时,到那时,危机将会突显出来。

    拉鲁什说,他曾于2007年7月25日、27日预言美国经济将出现崩溃危机。三天之后,就发生了这场被一些 “说谎的人”称为的“次贷危机”。实际上发生的是一场整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崩溃的危机,只不过这场危机的爆发点位于整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最为薄弱的次贷领域。他将整个危机称之为“温莎城堡的倒坍”。

    拉鲁什说,美国有30%以上的劳动力人口处于失业状态,约有1/3的劳动力人口正在和将要接受失业补偿。这一数字还在以每月80万人的速度增长。目前美国失业率之所以下降的惟一原因是因为就业人数在下降。“我们有20万亿美元债务,这些都是坏债。你无法抹去这些债务,”拉鲁什说,“现在的危机是当代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

    拉鲁什认为,整个世界正徘徊于一个长期的完全绝望的黑暗世纪边缘。只有对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逝世以来一直统治世界的金融体系进行迅速和彻底的根除,才能够使人类逃离新的黑暗世纪。

    拉鲁什否认自己是“悲观主义者”。他说,美国有很大的潜力,但美国政府的现行政策“很不好”,“华尔街没有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奥巴马总统也没有生活在现实世界”。无论如何,美国在今年10月之后不能再继续奉行现行政策。

     论及应对危机之法,拉鲁什说,作为交换媒介,货币的继续使用在当今经济社会进程中还是必要的,但现在大学中所教授的老的货币定义和目前官方所奉行的货币政策必须被抛弃,这些已被证明失败的定义必须被新的、更为有用的定义所取代。“整个世界金融体系急需快刀斩乱麻式的改变。在世界主权国家的合作下,必须迅速建立一种新的金融体系。”

     “整个美国必须进行破产重组,必须将巨额财政赤字减下来,我们必须改变。”拉鲁什说,“美国必须与中国、俄罗斯、印度联手重新建立国际金融信用体系,使其重新运转起来。是的,美、中、俄、印四国并非立场一致,但在此时,他们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只要美、中、俄、印四国联手致力于重建国际金融信用体系,日本就将加入、韩国也会加入,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会加入进来。”

 

 

发件人:<linbing16149@sina.com> 2009-09-19 22:07:34 +0800 收件人: "厦门国资吴斌" <T.J.Ye@public.xm.fj.cn> 抄送:标题: 给您发去几期我们中心的《高层特供信息》还请一定看看,希望您会喜欢并订阅! 

中国战略决策信息网

2009年第34期(总第0215期)

 2009年8月28日

人大委员警告财政刺激政策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大》杂志刊登了对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的专访文章《一揽子计划实施的回望与前瞻》。尹中卿详细分析了其中的一个讨论热点:财政赤字的得与失。他表示,根据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全年财政形势十分严峻。年初全国财政收入增长8%、中央财政收入增长9.8%的预期目标,是依据GDP增长8%、工业增加值增长9.5%、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8%、CPI上涨4%等预期指标综合测算确定的,而这些指标前6个月都明显低于预期目标,财政收入来源将明显减少。

    地方非税收入急剧增长具有不可靠性,也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年初确定的财政支出项目则具有刚性。落实扩内需、保增长、保民生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重点支出需要,都需要财政加大投入力度,财政支出特别是中央财政支出压力很大。完成全年预算任务难度很大,年初确定的9500亿元赤字有可能满足不了需要。为了继续在建项目,明年有可能不得不扩大赤字规模,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将受到考验。

     尹中卿认为,目前,人们不仅担心中央财政的巨额赤字,更担心地方政府的隐形赤字和债务负担。中央推出刺激计划也要求地方政府拿出配套资金,于是,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大规模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各种企业债、短期融资权、中期票据,以及各种“银信证”产品,把地方政府进行基础建设投资和其他政府活动产生的债务信贷化。这些资金大部分使用在自偿能力低下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建设项目之上,给地方留下隐形赤字和债务负担,造成财政结构性风险。

天然气价格将必涨而且幅度不小

    中石油相关负责人则认为,目前国内的气价偏低,2008年国内天然气的平均出厂价只有0.93元,相当于原油价格21美元/桶,仅为油价的18%,而国际天然气贸易的价格远高于国内的价格。从明年开始中石油到中国的边境价预计都在2元以上,输到中国中部地区价格在2.5元左右,是目前长庆价格的两倍以上。这使得中国将面临多气源的合理定价问题,必须加紧气价改革。

    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市场研究所负责人戴家权曾通过热值换算对比说:“液化石油气按热值换算成天然气的价格高达2.5元/立方米,燃油换算成本则为2.4元。” 热值换算发现,天然气价格居然比煤炭还低。国内较低的天然气价格自然让占据市场份额近80%的中石油迫切盼望着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

环境税开征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随着今年12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第15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日期的临近,运筹酝酿十多年的环境税,也提上议事日程。官方的一系列表态让环境税开征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人大委员警告下半年中国版次贷危机风险极大

    23日,《中国人大》杂志刊发于7月15日-16日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第22次全体会议上部分委员的观点称,要严格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防止货币信贷超常规增长可能引发的通胀风险和金融风险,而专家们开始对“适度宽松”提出质疑。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表示,下半年经济工作中的最大风险是美国次贷危机在中国的重演。我们的商品价格较低,但资产价格有些上涨,比如房地产价格,北京“地王”买地的成本是每平方米1.6万元,建起来就是每平方米3万-4万元,房价虚高。房地产杠杆效益很大,10万元首付可以买100万元的房子,这就意味着风险。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有关系,货币政策不仅是总量上过度宽松,结构上也有很大的问题。中小企业需要资金得不到,资金都流向了房地产。

全球央行明确表示要将宽松货币进行到底

    由堪萨斯城联储主办的美联储年度会议21日在美国怀俄明州召开,全球各国的央行官员和经济学家出席了此次会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表了题为“回顾危机的一年”的演讲,他表示,经历过去一年大幅萎缩后,美国及全球范围的经济活动似乎开始趋于稳定。近期,经济恢复增长前景看似良好。伯南克同时也指出,美国及全球经济仍面临重大挑战,复苏步伐起初可能相对缓慢。21日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又关闭四家银行,使得今年以来银行倒闭数量攀升至81家。知名分析师惠特妮预测,鉴于银行坏账问题严重,美国今年还将有超过300家银行会倒闭,是目前已倒闭数量的4倍。

节能环保业未来5年投资达4500亿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近日公开表态,“未来5年中国环保产业投资需求可达4500亿元。” 由此拉动的相关配套产业投资显然只能用万亿来统计。正在制定的节能环保规划是拉动清洁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统计表明,中国的清洁技术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至2020年,中国节能等清洁技术领域投资高达18万亿。

珠三角及长三角经济复苏大势已毋庸置疑

    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在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贸出口明显下滑,实体经济受重创。但两地区的经济下滑形势,在6-7月持续出现较显著的改善。当中被视为工业经济“晴雨表”的用电量方面,广东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全省7月份的社会用电量同比(按年)增长近1成,当中工业用电量的增幅为2.3%,双双创出今年最高值。而江苏、浙江、上海6月的用电量,分别同比增加6.82%、8.63%和6.2%,结束多月跌势。而主要港口的货运量方面,广州港务集团数据显示,广州港已结束连续多月的吞吐量负增长,6月的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达8.2%。而上海洋山港7月份的集装箱吞吐量,环比(按月)增幅更有12.3%,刷新了今年最高值。同时,珠三角及长三角地区的不少企业,近期接获出口定单数量明显增加,部分经营者正增聘人手。事实上,广东海关统计显示,全省7月份进出口虽仍录得同比下降,但倘若与上一个月比较,出口环比增长达12.9%、进口环比增长8.6%;至于长三角地区,上海6月份的进出口也录得13%的环比增长。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珠三角工业协会主席刘展灏认为,内地出口已出现较显著的回暖征兆,虽未必能在短期内全面复苏,但向好的大趋势应不会有太大逆转。

鲁比尼认为全球经济出现双底衰退的可能性加大

    鲁比尼近日对全球经济前景又有新看法,他认为在经济前景方面有三个问题尚无定论:全球经济衰退将何时结束?经济复苏的轨迹如何?经济是否有再度恶化的风险?经济将出现疲弱的U型复苏,有以下几个理由。美国及其他地区的就业率仍在急剧下降——到2010年,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将突破10%。这不仅对于需求和银行亏损来说是个坏消息,对于劳动者技能而言亦是如此——劳动者技能是长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目前,还有两点原因能够说明,为何出现双底W型衰退的可能性正逐渐加大。大规模货币及财政宽松政策的退出战略会引发风险:无论政策制定者是否决定退出,都会遭到指责。如果他们马上认真对待高额财政赤字,提高税收,削减支出,消除过剩的流动性,他们会破坏复苏,将经济拖回到“滞缩”状态。总而言之,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很可能疲弱乏力,并低于趋势水平,全球经济面临遭遇双底型衰退的巨大风险。

预算赤字增长将增加美元贬值压力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25日,奥巴马政府称美国未来10年预算赤字总计将达9万亿美元,比此前预计高2万亿美元。投资者和经济学家们一直担心美元贬值,尤其是在本世纪初,联邦政府和消费者都大举借贷,为从海外战争到平板电视的种种事项筹资。去年秋季的金融危机表明,这种担忧可能过头了:雷曼兄弟崩溃后市场跳水,投资者随即将现金投在了美国国债上,认为那是最安全的投资,这种情况令美元兑许多主要货币走高。不过现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巴菲特和债券投资公司Pimco等大投资者担心,政府的财政金融刺激计划最终可能导致未来几年出现通胀,对美元形成打压。更高的通胀会侵蚀固定利率债券投资的回报,削弱这类债券对投资者的吸引力。美国债券需求下降也就可能意味着美元走软。

    举例来说,巴菲特担心美国决策者可能无法果断采取措施缩减美国日渐膨胀的净负债,一些人预期美国净负债到2013年将会占经济年产值的75%以上。相反,决策者们可能忍受较高的通胀,高通胀会令现有负债不那么棘手,但会损害中国和日本等美国的债权国。

外贸情况目前有所转暖但未完全改善

    工厂复工,用工激增,GDP增长……透过一系列经济现象看上去,我国经济正在逐渐回暖,各种乐观的情绪渐渐占据了上风。但从深圳的几大港口情况来看,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在这座遭受金融危机冲击最早、影响也最为深刻的城市,复苏虽在进行,但比想象中要缓慢得多。

    今年1-7月份,深圳港货物吞吐量为10447万吨,仅为去年同期的8成左右,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为7725万吨,降至去年同期的80.4%。2008年7月,深圳赤湾港区和妈湾港区集装箱吞吐量是56.1万标准箱。今年7月这一数字下降到38.9万标准箱,同比下降幅度达到30.7%。深圳东部的盐田港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今年上半年,盐田港的集装箱吞吐量为379.1万标准箱,下降11.1%。来自集装箱制造巨头中集集团的消息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其2009年一季度季报指出:“干货箱市场需求并未改善,本集团的干货箱仍基本处于停产状态。”

    据调查显示,虽然2009年以来我国出口订单指数持续上升,但央行2009年第二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显示,目前企业出口订单主要以小单、短单为主,未来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形势并不乐观。招商证券最近发布的港口集装箱业务研究报告指出,7月份全球新购集装箱需求仍然处于“冰冻”状态,7月份中国集装箱出口数量仅6万个,1-7月合计仅31万个,这表明全球集装箱航运需求仍然不足。

贷款集中度快速上升增加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上半年天量信贷的集中投放使得商业银行的贷款集中度问题愈发凸显。《证券时报》查阅各银行2009年半年报发现,包括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南京银行在内的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前十大贷款客户比例”上半年大幅增长,已接近银监会所规定的监管底线。有业内人士预测,在现行监管体系下,这些银行下半年贷款规模将显著受限。

    由于上半年51.6%的新增中长期贷款投向基础设施行业,使得资本金偏小的股份制银行贷款集中度急剧上升。半年报显示,兴业银行前十大客户贷款比例由去年末的19.77%骤升至6月末的40.63%,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例由2.82%上升至8.13%,分别接近银监会所规定的50%和10%的监管指标底线。同样,民生银行前十大贷款客户贷款比例由去年末的27.34%上升至6月末的45.76%,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例由4.49%上升至9.11%;南京银行前十大客户贷款比例也由去年末的26.62%上升至46.05%,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例由3.36%上升至8.69%。银行客户贷款集中度的急剧上升,意味着银行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和企业经营周期的影响,甚至可能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警惕少数商品涨价造成通胀预期

    近来,水价上涨、油价上涨、天然气、白酒等价格都在上涨,老百姓的生活压力明显增加。工资在下降,消费品的价格却逆市涨起来了。涨价所造成的社会通胀预期更令人担忧。国际金融危机迟迟不见曙光,此时商品的涨价,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就如同到穷人口袋里打劫,最后受到损伤的,不只是消费者,更是当前物价相对稳定的良好经济秩序以及原本就受创的居民消费实力。

建议调整关税加大支持工业品出口

    工业信息化部网站发布《2009年7月份工业行业运行形势分析座谈会有关情况》反映,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外需萎缩仍将是制约我国工业经济增速回升的重要原因。根据综合情况分析,预计下半年工业经济总体将会呈现缓慢回升态势,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任务艰巨。有色行业协会预测今年后5个月我国有色金属生产总体呈继续回升态势,全年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基本与去年持平,但电解铝产品实现持平的难度较大;铜、铝材产量增长率为5-10%。

    机械行业协会预测,全年机械工业总产值将比上年增长12%左右,实现利润增长8%左右,出口创汇预计将比上年下降10%左右。汽车工业协会预测,在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下,2009年总销量将突破1100万辆。轻工行业协会预测,全年总产值将突破10.2万亿元,即实现增长9%以上。

南北旱情蔓延将加剧农产品价格上涨态势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8月27日分析,当前中国北方地区旱情已呈回升态势,农作物重旱和干枯面积、人饮困难数量持续增长;南方地区旱情露头后发展较为迅速,特别是部分旱区人畜饮水困难问题比较突出,全国抗旱形势严峻。

    截至27日,全国农作物受旱面积为1.45亿亩,超过多年同期均值300万亩,其中重旱6107万亩,干枯2975万亩,有693万人、562万头大牲畜因旱发生饮水困难。南北旱情的蔓延势必影响到秋粮的生产,进而加剧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态势。近期以鸡蛋、猪肉为首的农产品已经掀起了新一轮涨价潮,而且,这种趋势仍在持续之中。

巴曙松:中国经济后年可能达到峰值 

    近日,中国民生银行“2009非凡财富名家讲座”在北京精彩开讲,民生银行北京的300多名贵宾客户倾听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教授关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金融市场走向”的主题演讲。对于市场分歧的焦点问题,如宽松货币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会坚持?会在多长时间内坚持?可能的调整有多大?

    巴曙松认为,现在的投资已由流动性驱动开始转向估值驱动。第一,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在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之间应该属于率先复苏的经济;其次,民间投资开始启动和民间消费需求旺盛都是不错的复苏信号;第三,中国的出口可能在明年二季度左右进入较低水平的正增长期。“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下,中国经济估计在2010年一季度达到峰值。”

    巴曙松预测,2010年一季度GDP超过10%之后可能有所回落,幅度不会很大。如果同比,估计在2010年三季度会出现小的递减,那时候应该差不多调整到位了。在互动环节,“非凡财富”客户就资产配置、通胀周期等问题跟巴曙松进行了探讨,巴曙松跟大家分享了“投资时钟”的观点:经济复苏期到成长期,可投资消费类;经济过热阶段,通货膨胀往往开始抬头,这之后商品会比较疯狂;到经济下行周期的时候,资产中可配置债券、现金等。

猪肉价格连续12周上涨预示通缩趋势可能转折

    全国大中城市生猪平均出场价格连续12周小幅上涨,猪粮比价为6.61∶1,比上月底上涨4.8%,比盈亏平衡点略高。据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8月26日全国大中城市生猪平均出场价格为每公斤12.03元,比上月底上涨7.1%,连续12周小幅上涨;猪粮比价为6.61∶1,比上月底上涨4.8%,比盈亏平衡点略高。猪肉价格上涨,可能预示着CPI同比增速将由负转正。

央行强调重视资产价格变化实为担忧通胀

    根据金融风险特点,建立新的流动性补充机制,建立国家对突发性金融风险的快速反应机制。在我们看来,央行强调重视资产价格的变化情况,实际上还是担忧通货膨胀的风险。此前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下,央行的态度也由“通胀隐忧渐显”转向“下半年不会出现通货膨胀”,不过央行暗地里应对通胀的子弹可能已经储备好了。

联合国也主张搞世界货币替代美元地位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一份报告中称,约束世界经济的货币和资本规则体系没有发挥恰当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负责。报告并称,应该重新审议现有的整个以美元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体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报告是主要国际机构首次提出这种建议。报告大体上呼吁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式的新体系来管理国际汇率。这意味着各国央行将被迫对汇率进行干预,根据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经济形势来使本国货币升值或贬值。

    报告的作者之一德特勒夫·科特说:“用人造货币取代美元能够解决一些与各国可能出现庞大贸易赤字有关的问题,并且还有助于稳定。不过,我们还需要一个控制汇率的体系。各国应该使实际汇率保持稳定。各国央行必须干预汇率,不然的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必须要求它们这样做。” 这些包含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中的提议相当于提出了最激进的建议,即重新设计全球货币体系。

中国金融业快速发展或已达顶峰 

    英国 《银行家》杂志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论坛中公布了大陆50强银行和台湾25 强银行排行报告。报告指出,中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也许已经达到了顶峰,从央行的报告显示今年7月的贷款增长明显下降。各银行之间为争取贷款客户的竞争也使得贷款的利润有所减少。更加值得担心的是,内地银行资本的增长并没有跟上贷款的增长步伐。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平均资本充足水平计算,中资银行50 强的资本充足率已经由07 年底的 15﹒04%下降到08 年底的 14﹒35%。报告认为,中国金融业的下一个面临重大考验的将是农业银行,该银行在今年底前上市的计划受阻,因其诸多指标都低于其他三家国有银行。

中国输美钢管面临最高31%的反补贴关税

    美国商务部9日在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声明中称,初步认定中国出口至美国的价值达26亿美元的用于输送石油的环形焊接碳质钢管(标准钢管)存在补贴。这样,商务部就有可能要求美国海关对中国输美油气井钢管,加征从10.90%到30.69%不等的反补贴关税。如果指控成立,将导致中国产钢管在前述初步关税的基础上,再面临36.94%-99.14%的反倾销关税。

巴西对中国鞋类轮胎举起反倾销大棒

    巴西发展、工业和对外贸易部9日发表公告,即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鞋类和小汽车用轮胎征收反倾销税。根据公告,巴西将对由中国出口到巴西的鞋征收每双12.47美元的附加税。这是临时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限为6个月。征收附加税的鞋类不包括沙滩凉鞋以及滑雪、滑冰、搏击、拳击和自行车等运动专用鞋,也不包括船鞋、舞鞋、一次性鞋、工厂安全用鞋、全纺织材料鞋以及鞋面为布料的婴儿鞋等。

    轮胎方面,巴西决定对中国产的65、70两个系列的13寸、14寸,型号为165、175、185的小汽车用轮胎征收每公斤0.75美元的附加税。这是正式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限为5年。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巴西政府通过降低工业产品税来刺激国民购买汽车的措施,暂缓对巴西客车生产商进口的中国产65、70两个系列的13寸,型号为165、175、185的客车用轮胎实施反倾销措施,暂缓期限为6个月。

美国能源署认为明年原油供大于求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情报署9日发布报告预计,明年全球原油将出现供大于求局面。预计明年全球原油日需求量为8458万桶,较之前的估计减少了30万桶。同时,报告预计明年全球原油日产量将达8465万桶,较之前估计上调了15万桶。因此明年全球原油将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报告还将明年非欧佩克产油国的原油日产预测从5022万桶下调至5019万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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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Mary Burdman" <burdman@gmx.net> 2009-09-17 04:38:5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from Mary Burdman
    Attached are some responses from Lyndon LaRouche to questions from economists from China, Russia, and the US at a webcast Sept. 8. I also attach a question from a US economist, who outlined the real level of unemployment in the US.
    The huge goverment bailouts, which are now being estimated at $23.7 TRILLION in terms of funds issued and credits made available to banks, insurance companies, etc., are in reality only making the crisis worse. The banks are doing nothing for the real economy, job losses are rising, and the dollar is in danger due to this bad policy. That is why LaRouche is calling for full bankruptcy for these banks so indebted due to their insane speculative operations.
   Best regards,   Mary Burdman,

大英帝国的死亡

THE DEATH OF THE BRITISH EMPIRE

Lyndon LaRouche

Sept. 8, 2009

Following are several key responses from US economist and statesman Lyndon LaRouche to international questions during a webcast from Reston, Virginia, on Sept. 8, 2009. The webcast was hosted by LaRouche's national spokeswoman Debra Freeman. A video archive of the event is also available on the LaRouchePAC.com website.


FREEMAN: The bulk of the questions do come from various institutions inside the United States, who are working on precisely the questions that Mr. LaRouche has addressed in the body of his remarks…. But first there are a few questions that have come in from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first is from a major think tank in China, that has been following Lyndon LaRouche very closely. The question is prefaced by a request to forward to Lyn good wishes on his 87th birthday, and to wish him many happy returns of this day. The questioner notes that 8, as a number in China, symbolizes luck — and we are sure going to need it. [laughs]

His question: "Mr. LaRouche, as you know, China holds more than $2 trillion in foreign currency. This has led to a great debate about the dollar as a reserve currency, etc., etc., but really, what I wish to ask you, is, if you think that such a practice, a practice of holding such a large sum of money in foreign currency, is a safe practice. And if not, what you would indicate as a more reliable option for nations."

LAROUCHE: The greatest asset we should seek, at this moment of world history,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lationship among a group of sovereign nation-states,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keystone, sovereign nation-states, which represent sufficient power, to force the world as a whole to come to its senses. Now, what I've indicated, there are four nations, which are most obvious candidates for that: Our own United States, presumably, under a President Obama who has accepted my proposals, today. Otherwise, we got a problem. Secondly, Russia, which is not only a major Eurasian state, but which has the keystone in technology — not just in territory, but in technology — an historically developed technology, to develop the mineral resources of the tundra and related areas of Siberia and northern Russia. Because these resources are the richest resources now available — apart from what's in the ocean; the ocean's a basic source of all mineral resources, of mankind, today — but this is key, particularly in respect to China's proximity to Asia. Because South Asia, and Central Asia, such as China, requires a very large increase of the powers of productivity, of its population.

The problem of China, today, with this sudden collapse of the U.S. and other markets which has occurred, is that there's a large part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territory which has not been sufficiently developed, to have any sort of autonomy, in terms of its posi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refore, that has to be fixed.

Despite the changes in government in Japan, the interest of Japan clearly remains, the technology of Japan and its participation in a role in respect to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and in that region. Because the development of Siberia, particularly of the Pacific section of Siberia, is very crucial for this entire area.

So therefore, then, you have to have, the next largest nation in the world, India. China and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These four nations, not excluding others, represent a crucial combination of nation-states, which, if in cooperation, with this kind of intention that I've indicated, is the basis for a change in the world system. I think, without such cooperation, the possibility of saving the world from a new dark age, is highly questionable. The role of these nations is crucial, their cooperation.

We have to understand, of course,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policy and culture among these nations. But that is not important. Because this is a part of the problem: We do not need a homogenized world. One of the great problems today, which I did not reference, but I think I should reference it here, is globalization.

The reason for the danger we face today, is a process which was actually launched in 1968, but especially over the period, '68-'73, the process leading to globalization. We destroyed the functioning concept of the sovereign nation-state. Today, we shipped production from nations which had high technology, into nations which did not have high technology, and use cheap labor, as the offset for the difference in productivity in those nations.

Thus we destroyed, th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the higher-level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so forth, and shipped production in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 effect has been, that the idea of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no longer exists on this planet at this time. Nations do not have any degree of self-sufficiency. We used to have a degree of self-sufficiency in basic food supplies, in basic industrial requirements, and so forth. We no longer have that, as a result of globalization.

Worse! The polic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oday, has been to shift production from nations which do not consume that production, to nations which will not produce that, but will consume it. So ther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ist money-men are able, thus, to control both nations, because they control the food supply of one and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of the other. That sort of thing.

You no longer have sovereign nation-states in the economic sense. Therefore, for this reason, the collap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internal collapse of China, because of this loss of employment which has recently occurred, will be sufficient to blow the whole planet up into a dark age! As a chain-reaction effect. There are no nations, which could survive a collapse of the U.S. economy, today. The collapse of the U.S. economy would mean a total collapse of the world as a whole, in a chain-reaction effect, 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Hmm? And China is the leading target for this, right now. If the United States goes down, China goes down. If China goes down, Russia goes down. Europe goes down.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become a joke, but a bad joke.

So therefore, if we do not end globalization, if we do not enter into a system of cooperation among sovereign nation-states, to end globalization, by reversing this process, then there's no chance of civilization on this planet, for generations still to come.

The question of the $2 trillion debt to China, is exemplary of this. China has no external markets to make up for that! And if the credi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no good, then China has to eat those $2 trillion! And lose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That sets off quite a time-bomb, inside the United States, itself, as well as China, and the world as a whole.

So therefore, we can no longer stand for globalization. Monsanto will give up this fake patent rights it has! No one will be allowed to patent a food. They didn't invent it, they can't patent it. Let Monsanto — get 'em out there: "Okay, Mr. Monsanto, you can have all the inorganic ingredients you want! You can not have any living thing in there. And I want you to show, that you can take these inorganic elements, and combine them in such a way, that suddenly, you have produced grain, viable, living grain. That can hatch, and produce more grain. If you can't do that Mr. Monsanto, I think we have to consider your patent rights a fraud — and they're cancelled." [applause]

This is the kind of problem we face.

Now, what we have to do, to deal with this: We really have to have some competent economics in this: We need a 50-year contract, essentially, among the leading nations of the world, which will be a credit system, shared among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Each will have their own credit system, but we'll have them in a fixed-exchange-rate relationship. We will then make agreements between governments, which allow for investment in long-term cooperation.

Now, take the case of China, which is the specific question here. China can not put its entire population, on the world market for export, today. It won't work! The market isn't there. The market has been destroyed — it was artificial anyway. What China requires, is a long-term capital development, of its own internal technology. That means, capital investments over a period of about 50 years—50 years, mean. So therefore, you have to have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a fixed-exchange-rate system, based on long-term credit for these kinds of projects, which will enable China, for example, to develop its capabilities, to enter in with full partnership, and full equality on the world market, for its entire population — which is going to increase. And to maintain an increasing population on this planet, today, requires a very rapid, and very aggressive bi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o China must have a participation in that par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hich enables it to catch up, so to speak — for its whole population to catch up,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within 50 years, that's about two generations, we can do that.

So China requires a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credit, at reasonable rates — we're talking about 1.5 to 1% internationally, under agreements between sovereign nation-states, which have the purpose of ensuring that every nation-state is going to come to a point, 50 years from now, where the system is more or less in balance, as nation-states. And we have to eliminate globalization, to do that. No more globalization: Cancel it! Go back to the sovereign nation-state.

And China has to be a key part, precisely because China has this problem! And because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any international combination of change. Therefore, the rights of China, the interests of China must be served, in any such agreement. Without such an agreement, there's no chance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China, India, Russia, United States.

Because Europe, presently, has no function in the world scale, because the British have gobbled up Europe, with the euro. There is no sovereign nation between the Atlantic Ocean, and the Russia border, to speak of. Doesn't exist. They've all been gobbled up by the euro! And therefore, we have to restore sovereignty of nation-states in Europe, in order to qualify them, to be free to participate fully in this type of reorganization.

In the meantime, in my view,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China, and India: These are four nations which hav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outlook, differences in perspective, but have a common interest: to unite around the common interest as a sovereign nation-state, and to create a nucleus, to overpower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world. [applause.]

 

大不列颠帝国的灭亡

THE DEATH OF THE ‘BRITISH’ EMPIRE

Lyndon LaRouche

Sept. 8, 2009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during Lyndon LaRouche webcast from Reston, Virginia, on Sept. 8, 2009. (continued)

FREEMAN: Lyn, this question comes from a Russian diplomat in New York. And the question relates to the U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which, over the last few days, has released a report, in which they say that system of currencies and capital rules that currently binds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is not working properly, and, according to them, is what wa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the current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that we face globally. The UN in their report adds, that the present system, under which the dollar acts as the world's reserve currency, should be subjected to wholesale reconsideration.

The questioner says, that although leading economists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and Russia, at various points, have suggested replacing the dollar, as the world's currency, the UN report is the first time, to his knowledge, that a major, multinational institution has posed this kind of suggestion. He says that, "in essence, what the report calls for, is a New Bretton Woods-style system of manage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rates, meaning that central banks would be forced to intervene, and either support or push down their currencies, depending on h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economy is behaving.

"The UN proposal also implies that surplus nations, such as China and Germany, should stimulate their economies further, in order to cut their own imbalances, rather than, as in the present system, deficit nations, such as the U.K. and U.S. having to take the main burden of readjustment." He quotes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e report, who says, "replacing the dollar with an artificial currency, would solve some of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potential of countries running large deficits, and would help stability. But you will also need a system of managed exchange rates. Countries should keep real exchange rates, adjusted for inflation, stable. Central banks would have to intervene, and if not, they would have to be told to do so, by some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 such as the IMF."

He says, "Mr. LaRouche, these proposals, to me, amount to a threat to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perhaps the most radical suggestions for redesign of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that I have seen to date. Although many economist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economic crises that we currently face, owe more to the malfunctioning to the post-Bretton Woods system, it still seems to me that this proposal is not a very good alternative. I ask you the question, however, because I know that this will come up, as a major discussion as an alternative, at the G20 meeting, and also because I know, that this has been a source of massive debate, often very hostile debate, in my own country."

LAROUCHE: Well, the point is, the whole issue is totally incompetent. The problem is, we have been going — the world as a whole, beginn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what? — 1966, '65 — the United States went to zero growth, net zero economic growth, in basic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Since about 1968-1973,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in a process of negative growth. Since the same period, 1967-1973, Europe has been a state of negative growth, and real decadence.

This negative growth has been a result of policies adopted by governments, and adopted and encouraged by leading economists, working inside those countries, or for those governments. So,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at the thinking of the UN, as described by the questioner, the thinking of the UN is a reflection of that habit of incompetence, which has led to the present world crisis. And I don't think we need more of that incompetence, as a stimulus for remedies, hmm? We don't need more injections with the disease which has caused the problem. And the problem has been caused by the incompetence of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virtually every leading government of the world,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China, for example: Take a look at China, China has progressed. But! China progres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being an exporter for other countries. That export market for China, has disappeared! China's policy depended up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at would not—

Or take Russia: Russia's policy was a stupid one, in a sense, despite what was accomplished by President Putin, and then by President Medvedev. It's been foolish — why? Because it based Russia's future on the gamble that the raw-materials sale from Russia to other countries would be the source of income for Russian growth. And now that market has collapsed. And Russia's in a crisis, because it had the wrong policy, of assuming certain things ab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s policies which are wrong. So, I can take the case and prove it, and I have proven it, I think, repeatedly, that the policies of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have been aggregately insane, in terms of their long-term effect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We're in a mess today because of 40 years of wrong thinking, and any of the economists come up and say, "Well, we're the expert, we're going to fix this for you. We're going to tell you how to fix it." And you say, "Please, I had cancer once, don't give it to me again. I don't need that anymore." And that's what our problem is.

Now, there's only one thing. First of all, you've got to do — you must eliminate monetarism. [applause] You must use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proven standard, under certain Presidents, under its original intention, under certain Presidents, such as Lincoln, such as Franklin Roosevelt, and use those experiences to show the American System is the best system which was ever developed for economy on this planet. Except, we had a problem — we had too much British influence inside Wall Street. And it was British influence and British traitors inside the United States, who loved the British Queen more than they loved their own country, which are the cause of our problems. Aside from the fact that Britain was an empire, we had trouble fighting against it for some period.

But, we defeated the British Empire under Lincoln. Palmerston went down like a rocket. But what happened is, that Lincoln was shot, by the British. It was the British that killed him; this is an open fact, no question about that. Just like McKinley was assassinated, for example. McKinley. McKinley was a patriot, a seasoned patriot and a competen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y got into trouble, and he put a bum in as Vice President — Teddy Roosevelt. Teddy Roosevelt was the nephew of the chief Confederate spy working for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Civil War. The guy, Roosevelt, Teddy Roosevelt was essentially a traitor to the United States. Now, at that point, under McKinley,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Europe, was to try to make peace with France — which was a difficult problem at that time — and to rely upon the tradition of Bismarck's role in Germany and to try to have relations with Russia which are based on Bismarck's agreements with the Russian Czar. That was our policy of war avoidance. We were going to cooperate with Germany and Russia, and hopefully France, against the British Empire. That was our policy.

The assassination of McKinley, by a British agent, sent in from Europe to do the job, with cooperation of the circles of Theodore Roosevelt in New York City, who was then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rought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 into power, and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policy. It was Theodore Roosevelt's inauguration as President, in cooperation with what became the Woodrow Wilson Administration, which installed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which is the enemy of the U.S. Constitution. It was these arrangements which put the United States into its role in World War I. And despite the British—Franklin Roosevelt changed it; it was supposed to go the other way; Franklin Roosevelt was supposed to be on the side of the British in this thing, and he wasn't. He was on the sid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n, when Roosevelt was out of office, they used Truman, who was a pig, to put us back in the same direction again. And over the entire period, the leading economists, with some exceptions, were traitors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their way of thinking. Either traitors or incompetent. Most of the economists I know — I know some economists who are competent in varying degrees — some of them are competent in specialties, some are competent in history, some are competent in certain aspects of national policy-making. There are some of these people who I would obviously say should be called in as key advisors of the present U.S. government, because they have the kind of knowledge which is needed to provide the government with a well-crafted policy—foreign policy, economic policy, domestic policy. They exist. …

We have to eliminate monetarism. We have to destroy, through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like an international Glass-Steagall Act. We have to purge the world of everything that smells of monetarism, and rely only on sovereign nation-states' lawful currency. We must bring into agreement to a global, fixed exchange-rate system. The way to do that is the dollar. Because the dollar has no longer, since about 1973, has no longer been a controlling factor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ffairs. The British Empire has been the controlling factor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Eliminate the British Empire, and you suddenly find a different world. All the filth in the world, all the evil, comes from the British Empire, which as I said today, is not an empire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It's an empire of an international monetarist interest. This monetarist interest is, by its nature, private, not public.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s essentially a cabal of private interests, not nation interests.

But the nations have been corrupted by monetarism. We must eliminate monetarism from this planet. All the agreements on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ave been failures from the outset by design, because they assume that you are going to have agreements among monetary systems, like thos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And don't forget, that in 1936, when John Maynard Keynes published his General Theory, he published it first in Germany, and he selected Germany as the place of its publication, because he thought the present policies of Germany were more suitable to his policies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In other words, Keynes was really a fascist. And the world has been influenced largely, in the postwar world, by the influenc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And Keynesianism is one of the worst diseases on this planet.

Eliminate monetarism! Go back to credit systems; fixed-exchange-rate credit systems of each nation of the world. And start with four nations which have to get rid of that pestilence right away —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China, and India. And other countries will happily join that alliance.

But the UN is largely a bad institution for that, because it is polluted by this kind of monetarist and similar kinds of liberal thinking. The very kind of thinking that brought us to this crisis, since the day that Roosevelt died, and especially since 1968, when fascism ran amok in the stree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ame of the Weathermen, which was a cultural change which became the Baby Boomer movement, which destroye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inside. And that's the way you have to look at these things.

 

THE DEATH OF THE ‘BRITISH’ EMPIRE (continued)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during Lyndon LaRouche webcast from Reston, Virginia, on Sept. 8, 2009. (continued)

FREEMAN: Lyn, this is a question along a similar vein, which came up from the — the question itself came from a combination of the Stanford Group [of US economists who are potential advisers for President Barak Obama], but it was the Stanford Group actually discussing a report that came out of a conference that was held in June in Paris by a number of economists — most of them American, but some of them representing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which included the American economist Jamie Galbraith. This is the Economists for Peace and Security, as well as the Initiative for Rethinking the Economy. And the question is as follows:

"Mr. LaRouche, without question, the growing assessment of all of us, but also of economists all over the world, is that the IMF is essentially beyond repair. The organization exists outside the framework of law, and it routinely violates its own charter with impunity, particularly in denying to member states the right to impose control over capital flows. As I think you know, under the charter of the IMF, members do have the right to demand reduction in terms of repayment. Yet,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routinely seek to set themselves apart as creditors preferred above anyone else. Conditionality and austerity are imposed on the most vulnerable member countries, with the objective of undermining the most basic human economic rights, under conditions that preclude any possibility of effective economic recovery.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adding funds and power to this organization is an exercise in self-defeat. In fact, the very concept of a reformed IMF, is an oxymoron.

"There really," they say, "is no question that, in an ideal world, what you've called a Four-Power Agreement, to replace the currently dysfunctional international monetary institutions, would certainly be the most preferable option. However, there does not really seem to be an immediate appetite for this. One proposal that has been put before us, as an alternative to a single-reserve-asset world, is something that we wanted your opinion on, because there is some lack of clarity among us, and certainly this is different than the market-basket of currencies that has been proposed elsewhere, but we are not sure this is workable. What we have been handed is an alternative to a single-reserve-asset system that would pursu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monetary authorities, which could, among other things, make dollar-reserve assets earned by countries that are successful net exporters, available to neighbors who are not. Such authorities would have distinct advantages over a global system, because one: The regional fund has a direct stake in the success of the other member countries under its authority; and two: a structured system like this, would give small countries some of the advantages and margin for maneuver that are now enjoyed by large countries in both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world; and three: regional power can be deployed effectively over reg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drawback of this, is I think clear, but is there anything salvageable, as far as you can see, in this proposal, especially as an interim measure to be taken?"

LAROUCHE: What you have to look at is, you have to look at the Glass-Steagall Act by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 which Larry Summers — from inside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when Clinton was in trouble — managed to screw up. You have to have, the first step in dealing with any monetary question today, or any question of currency, you must put every system of the planet through internal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This planet has been polluted. All the financial transactions included by this process which began, really was unleashed in 1987, with the 1987 crash, under which, in effect, Greenspan unleashed hell on Earth in the form of financial derivatives. It's a swindle. Now, most of the debt, and most of the list of assets that are under discussion in most parts of the world today, are completely fraudulent. If you apply a Glass-Steagall standard—which you must apply, because it's the one existing standard which is reliable for all countries, every country of the world can apply that standard the same way—you apply the Glass-Steagall standard, and you take this pile of so-called monetary assets, financial assets over here, put a big pile here. Now, you put a test. It's like, "You going to heaven or are you going to hell?" And at the gates, you've got St. Peter, and he's watching at the gate. Somebody comes up and says, "We have this financial asset." And he says, "Downstairs, please." And by the time you've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there are very few safe Christians or anybody else left up there. So, you have a much smaller number of claims, financial claims, on the system as a whole. You have eliminated the waste material. You've had the great ExLax event of the century. And therefore, we should not talk about the existing so-called national monetary assets, because they're polluted. We have to cancel most of them. You know, I think about $25-30 trillion of the debt listed as the assets in claims in the United States ought to be just pssft—gone!

Now, we've got to go back to a hard credit dollar. We have to transform the U.S. dollar from a monetarist dollar to a hard credit dollar. Which means that suddenly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and other things become the means anymore, no longer financial speculation. Financial speculation is a crime. I think we ought to make that part of our criminal law. The practice of monetarism should be outlawed a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Certainly, monetarism has killed more people on this planet than any known disease. Shouldn't we outlaw it? Its only rival is drug trafficking. Shouldn't we outlaw it?

So therefore, when we talk about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al currencies, we mean the currency of a national credit system, in which a sovereign government declares, "This is our money. It's not somebody else's money; it's not some international cartel." Governments don't borrow money from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t's a matter of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an institution; their sovereign relationship to any private institution. It's not a matter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What has killed the world since the time of ancient Greece, since the Peloponnesian War? What is the problem? Was it an economic problem? No, it wasn't. It was a monetary problem. The question was,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Persian Empire's attempt to take over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fter the great battle where this occurred, you had three foci of Greek—what we call today Greek, Greek-speaking culture, in the Mediterranean, which had a certain relationship with Egypt, which unfortunately at that time was under Persian occupation. So, Egypt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culture. The relationship of Greece, historic relationship of Greece to the culture, the Greek culture and the Etruscan culture for example, were a key part from the 7th Century B.C. onward. So, you had suddenly, the Persian Empire had attempted to take over the area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beyond, using its alliance with Tyre as a key part of this process. So, this whole period through the triump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is of this particular type of nature, where Egypt came back into the situation as an independent power, Tyre was destroyed, and the Persian Empire was gobbled up by Alexander, who tried to assimilate it into a new kind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He was poisoned, probably by Aristotle, who had tried to poison him before, but this time probably successfully. So, this is the period.

So what had happened is, in this period, before Alexander, you had these Greek influences which were apart from being political influences, were actually economic interests;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maritime power. Greek civilization, and also predominantly historically Egyptian civilization, the Etruscan civilization was essentially maritime power, not land power. And thus, these nations, which had emerged with the melting of the glaciers, and up to the present levels of seas today, these powers had existed on the basis of trade. They produced things, and they traded. Their trade was based on the existence of monetary systems. The monetary system of reference for the Greek-speaking people of that period was the Cult of Delphi, which was an Asian intrusion into European civilization. And the priests of the Cult of Delphi, playing their magic tricks and so forth, got these three parts — one centered on Athens, another centered on Corinth, which is Sparta, that area, and the other centered on Syracuse. And they started out with a war between the two Greek-speaking areas, which were rivals in trade on the basis of monetary rivalry, of who was going to be the monetary power.

So, they got into a war! The beginning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e first phase, which is Athens against Corinth. The Athenians, the Ionians against the — in this Peloponnesian War. Then, not satisfied with that piece of folly, which had almost destroyed the joint, they went through a war with Syracuse! And did the same thing — another great power in the Mediterranean. Syracuse was a center of intellectual and monetary financial power, and economic power in that region. Boom! So, they destroyed themselves for the sake of another power.

So, you had the systems of monetarism, in which private ownership of money, or the equivalent of money, determines power. And the wars of the world, particularly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since that time to the present day, have been a struggle for imperial power above nation-states. That's what the meaning of empire is. Empire is not — the British Empire is not an empire because the British control the world. If you know British people, they're not capable of controlling the world; they can't even control themselves. But they can control some stupid Americans. But the power lies in the power of a private interest, a private monetary interest, a money interest, which, by controlling money, and credit based on the idea of money, control nations, as from above. This is what imperialism is i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It's monetarism, like that of John Maynard Keynes. It's monetarism. And that's where the problem lies.

When we get rid of monetarism, as our American founders understood from the time of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Get rid of monetarism! Get rid of the international imperial power of private monetary interests over nation-states. Establish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e nation-state over all other power, and define world relations on the relations among sovereign nation-states, like the U.S. Constitution prescribes. This is the unique genius of our system, the Hamiltonian feature of the U.S. Constitution. And thus, if you want to have a reform, the first thing you do is you take the monetarists out and you melt them down, because they're not real. Because that's what you've got to do. So, don't talk about relations, about state-to-state relations, or system-to-system relations. You've got to get rid of syphilis first! Get rid of the syphilis before you try sex!...

 

On the reality of the US economic disaster:

Question to Lyn from a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who has been working with the section of the Stanford Group working on jobs policy.

He says, "Mr. LaRouche, I know you'r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unemployment climbed to 9.7% last month, and that that represents a 26-year high. However, I don't know if you have access to all of the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access to, and I'd like to share some of that with you before I ask my question.

"Certainly, the trend is that we've lost a lot of jobs, and we're still losing them. But, the fact is that the media has somehow tried to turn this into a good thing, saying that the trend is somehow improving. Trying to put that spin on it, is the equivalent of putting lipstick on a pig, because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for the job situation to be improving, it would mean that we would have to stop losing jobs!

"The fact is that as bleak as the recent reports seem to be, the situation is really far worse, and there are a couple of things that I think have to be noted."

He says, "Number one, the unemployment numbers of the past two months were revised upward to include another 46,000 job losses. We will probably see a lot more of that in the coming months, because of this strange thing called the 'birth/death model,' which counts theoretical business births and deaths. That model added 116,000 theoretical jobs last month, which was 26,000 more than it added the month before.

"I want to stress however, that these jobs are theoretical. They do not exist. And then there's the question of 'seasonal adjustment.' Note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no longer counted in the labor force, thus doing their patriotic duty to hold down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something which we again have to look at, especially in terms of seasonally adjusted numbers. That rose by 143,000. The subset, however, of those still wanting a job rose to 381,000. Now, if you look at the non-seasonally adjusted numbers, you find people no longer counted in the workforce, and that rose 1,578,000. That's an enormous number to ignore. The subset of those still wanting a job rose 516,000.

"Then, you have to look at the number of jobs lost. Our survey showed a plunge of 392,000—at least that was the government number. But that number was flattened by a surge in self-employment. Now whether these newly minted consultants and home improvement contractors were making any money, is wholly another story; and wage and salary workers, well, they don't figure into this equation, but they happened to have plunged by 637,000. That is the largest decline since March, when the stock market was testing its new lows. The number of people not on temporary lay-off, surged by 220,000 in August, and that level continues to reach new highs. In fact, that number alone is now at 8.1 million. This accounts, by the way, for about 54% of the unemployed. And it's a proxy for permanent job loss.

"To make the point: These jobs are not coming back. Now, if we think about that for a moment, then we have to consider some other things as well.

"Today, there are 223,000 fewer jobs in America than there were ten years ago. But, the country has 33.5 million more people. How you can call this anything but a Great Depression, is really beyond me.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adult males is well over 10%, even by official numbers, and for people under the age of 25, it's over 27%, which is the highest on record.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unemployment is also at the highest level that it has ever been, since we started keeping records. The precondition for job gains, which is longer hours for part-timers and taking on additional temporary employees, was not met last month.

"Now, despite all these depressing numbers, there are two numbers that make it even worse. The first number is 1.3 million. That'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se unemployment benefits are going to run out by the end of the year. Five hundred thoussand of them will exhaust their benefits before this month is over. These people are going to lose yet one more strand of what has become a very thin safety net. Right now, more than 50% of the people who collect unemployment will exhaust their benefits, and they will do it very quickly.

"Now, workers aren't the only ones who are running out of unemployment money; the states are too. Eighteen states have simply run out of money to pay the benefits, and they've been forced to borrow from Washington. In fact, in the last two months, they've borrowed more than $8 billion. That number is going to grow, as more states reach the brink. Now, if they are not able to pay that amount back before 2011, and most of them will not be able to do so, they're facing pay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n interest. Many have been maintaining close to zero reserves for years, even before the economy ostensibly headed south. California got into trouble by raising benefits without increasing taxes. Other states, like Michigan, lowered taxes to levels that were unsustainable for them to run their budgets. Now, in the midst of the worst crisis our nation has ever faced, these states are going to be forced to either raise taxes or cut benefits in the midst of a depression, just when those changes will do the most economic damage.

"The second depressing number is 40%, and that's the percentage of people collecting food stamps, who are employed. That's up from 25% just two years ago. These are people who have watched their hours being cut, to the point that they can no longer make ends meet without government assistance, and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threshold for collecting food stamps is really quite high, their situation is dire. Yet, they are listed as being employed. On top of that, 35% of all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less than one week's salary in savings.

"The job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get worse, unless the reasons for these job losses are addressed. And despite what President Obama seems to think, the economy did not break down because the American consumer bought too few cars and not enough houses. So the fact is that tax credit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buy more cars and houses, are not go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question is, what will it take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that really where my question comes in. Not to ask you what it will take, because I believe you have outlined that both in broad terms and, in private communications, more specific terms.

"My question is this: If I were the President, and I was going to go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o ask for their support for a broad recovery program, I would not wish to cover up these numbers. I would want people to know just how bad things were, and just how many people in our nation were suffering. The fact that we continually cover this up, and minimize the plight of these unemployed;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media in the U.S. that shines a spotlight on this, leads me to believe, and it leads many others to believe, that the government itself has no intention whatsoever of asking for support for policies that would address this. Obviously, this is a very stark contrast to the way FDR approached the problem, but then FDR intend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Am I being cynical or is that in fact what the problem is?"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9-10 10:09:56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Fw: 主题: 可能欺骗你一辈子的非国货 收件人: 日期: 2009年9月8日,周二,下午4:56 发信人: 咩咩, 信区: Joke标 题: [转]可能欺

中国还剩下多少自己的国货?

----骗你一辈子的假国货

咩咩

2009年09月08日

    第一名:中华牙膏

  我至少核实了5家网站,才敢肯定,中华牙膏早就已经是荷兰联合利华的了。我想,大多数老百姓打死也不会相信中华牙膏居然是荷兰的——它上面不是有中华两个字么? 1994 年初,联合利华取得上海牙膏厂的控股权,并采用品牌租赁的方式经营上海牙膏厂“中华”牙膏,外方口头承诺自己的“洁诺”牌和“中华”牌的投入比是4:6,但并未兑现。与此类似的是中国著名商标美加净:该品牌曾经占有国内市场近20%,1990年,上海家化与庄臣合资,“美加净”商标被搁置。跨国公司向上海家化投入巨资,实际上是将“美加净”逐出市场,为自己的品牌开路——中华牙膏的命运正是如此。

  从整个洗化行业上来说,美国宝洁利用其品牌优势和税收优惠,基本上挤垮了国内洗涤品企业,国内十大民用洗涤剂品牌几乎全军覆没。仅飘柔、海飞丝、潘婷、沙宣四个品牌,就占有60%以上的国内市场,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垄断线。宝洁每招收一名员工,就意味着中国原洗涤剂企业有2~3名员工下岗。 我想支持国货,但我在洗化行业连支持国货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中国的每个行业都像洗化行业一样,那么中国的企业也就完了。

   第二名:双汇

  我承认,直到现在还时不时的吃点双汇火腿肠(习惯了),虽然它早在2006年就卖给美国高盛集团。08年,高盛又投资2—3亿美元在湖南、福建收购了10多家养殖厂。 “在中国最有投资价值的就是农产品。”罗杰斯如是说。
  在多哈小型部长会议再次破裂、各国死保农业底线的今天,高盛以及其他国际投行在中国农业相关产业链领域不断追加投资的行为值得关注。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但看着逐渐发展起来的双汇放心肉专卖店,看着双汇不断攀高的市场占有率,我有理由表示我的担心。垄断不可怕,可怕的是外资打着中国企业的名号,不断着蚕食着市场。 我只想陈述一个事实,双汇是美国的,就这么简单

   第三名:娃哈哈

  本来想提名健力宝的,当年的东方魔水,在中国的罐装饮料市场上是威风八面,一统江山,但自从李经纬离开后,健力宝是一泻千里,现在只能给当年的小弟提鞋了。正YY间,脑袋突然开窍,健力宝鼎盛时期还是属于咱中国的,现在虽然属于统一了,但台资企业还算不得外资,那是咱人民内部矛盾。 那就娃哈哈了,当年法国达能收购娃哈哈时,宗庆后还一度扛着民族主义的大旗勾起了广大国民的无限爱国情怀,结果呢,宗庆后在收购争论的数年前早就拿到美国绿卡了,一个美国居民跟咱谈中国的民族情怀,真**扯淡。 怎么说呢,我挺喜欢娃哈哈的,但法国达能已经控股51%以上了,咱就别自欺欺人了!

  第四名:金龙鱼

  如今咱自己吃的食用油居然也是外国的了。典型就是金龙鱼,这个牌子几乎出现在每个中国家庭的厨房里,市场占有率在50%以上,品牌的市场竞争力是第2名福临门的8倍,但它彻头彻尾是一家外资企业,属于新加坡郭兄弟粮油私人有限公司所拥有的,跟中国毛关系都没有。 目前,中国油脂市场原料与加工及其食用油供应的75%以上已被拥有百年历史的四大跨国粮商ADM、邦吉、和路易?达孚所控制。跨国粮商在中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的64家企业参股控股,占总股本的66%。国际巨头凭借资本和历史与经验的优势,已完成对上游原料、期货,中游生产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场渠道与供应的绝对控制权,即中国食用油战略安全的“安全门”已不在国人手中,已现实弱化了我们的市场调控能力,这不仅对食用油乃至对国家安全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直接威胁

   第五名:大宝

  “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多么熟悉的广告语啊,大宝几乎是大多数工薪阶级男性的必用品牌,咱中国老百姓又怎么可能把它和美国联想起来呢?可惜事实是,早在2007年4月美国强生就已经收购了大宝。别以为中低端这块市场老美不要,对于外来资本来说,虾米也是肉。何况中低端市场真的是虾米吗?中国13亿人,有多少有钱人。

   第六名:苏泊尔

  2006 年8月法国著名小家电企业SEB收购国内烹饪炊具第一品牌苏泊尔,当然新闻有播,但又有多少老百姓知道这则新闻呢?起码我是事后多时才知道的——还是因为我在家和朋友聚会时吹牛说自己多么支持国货,买东西首先国货时,被朋友揭露的。如果不是这个插曲,也许我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个当年起身浙江的中国名牌,已经成了法国货。 又一个行业第一被纳入了国外资本的怀抱,而我们(我相信绝不止我一个人)依然满怀爱国情怀的支持着已经变为洋货的曾经的民族品牌。

   第七名:汇源

  可口可乐179亿元收购汇源,一场轰轰烈烈的收购案,那么多保卫民族企业的呼声,换来的却是狗血的不能再狗血的一个事实。 在和汇源联合发表收购要约后不久,可口可乐中国区副总裁李小筠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汇源品牌由汇源香港上市公司拥有,而汇源香港上市公司近60%股份由达能、境外公众股东和一家美国的私人投资基金拥有,因此这次交易前和交易后品牌的持有是从一家外国公司转到另一家外国公司,没有民族品牌流失。当时有媒体查出,汇源果汁的详细注册地址为:Scotia Centre,4th Floor,P.O.Box2804,George Town,Grand Cayman,Cayman Islands, 是一家离岸公司。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以商务部否决可口可乐对汇源的兼并案,说明中国不欢迎外资到中国投资,是一个非常大的误会。陈德铭说道:“可口可乐兼并汇源发生在两个外资企业之间,可口可乐是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汇源果汁是注册在开曼群岛的一个外国公司,这两个外国公司之间的企业兼并不涉及中国的投资政策,只涉及中国对这两个企业在中国销售产品的经营集中度的审核问题。

   第八名:南孚

  南孚是电池的第一品牌,相信一直到今天,很多家庭还是首选南孚电池。吉列的金霸王电池进入中国市场十年,却始终无法打开局面,市场份额不到南孚的1/10。 但是贪婪是魔鬼,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2003年8月,南孚电池被其竞争对手美国吉列集团收购。当年的手下败将,现在成了老板。曾经,孙雯那句铿锵有利的“民族力量!”,曾让南孚这个响亮的品牌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可是现在呢?多少人知道南孚已经不是中国的企业了?所谓的民族力量又到底忽悠了谁?

    第九名:白加黑

  在中国,谁不知道白加黑啊?多少人感冒都会首选白加黑,可又有多少人知道,白加黑这玩意现在压根就不是咱中国的东西。 2006年10月,德国拜耳医药与我国东盛科技之启东盖天力制药公司签署协议,以10.72亿元收购后者的“白加黑”感冒片、“小白”糖浆、“信力”止咳糖浆等业务和相关资产,收购金额 10.72亿元(1.08亿欧元),东盛科技仍保留部分西药OTC业务。

    这其实只是医药行业的冰山一角,国内最大抗生素生产基地中国的华药集团,早在 2004年已经卖给了荷兰的DSM(欧洲最大的原料药生产企业); 西安杨森虽然名字里有个西安,其实早就百分之百属于比利时了,中国最常用的紧急避孕药毓婷原本是北京紫竹的,但现在是瑞士诺华100%控股。
 

 


发件人:"科学发展观专用" <kxfzg2008@vip.163.com>  2009-09-13 09:00:00 +0800 收件人: "科学发展观专用" <kxfzg2008@vip.163.com> 抄送:标题: 科学发展观丛书工作简报(第21期)

新时期我国林权制度改革和发展的回顾与评价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

国家“十一五”重点研究项目《科学发展观丛书》编委会办公室编

2009年09月09日

    2009年8月16日出版的第十六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重要文章《高度重视林业的改革和发展》。文章分为关于林业的改革和林业的发展两个部分。温总理这一署名文章是基于2008年6月8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而撰写的。指导意见提出我国要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产权明晰、承包到户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温总理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林业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场改革是农民的创造,是基层的经验,它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一样,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这场改革在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在农业发展中,在农民增收致富中,在改善生态、应对气候变化中,都将会产生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我们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毫不动摇。一要明晰产权,切实给予农民平等的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二要放活经营,切实让农民在林地经营中得到实惠;三要加强扶持,切实给农民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四要搞好服务,切实为农民提供便捷的技术、信息、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服务。

    温总理在文章中同时强调:中国林业的发展,要坚持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林业发展的方针,一要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办林业;二要大力推进林业重点工程建设;三要全面加强林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林区生产生活条件;四要大力发展林业产业,把兴林和富民紧密结合起来。

    温总理在文章中一方面肯定了我国新时期林权制度改革的地位及历史意义,同时指出今后林业改革所需坚持的几点原则以及我国林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标志着被喻为中国“第三次土地革命”——林权改革开始在全国全面铺开,归根结底他是将我国对土地的改革由平原延伸到山区,由耕地延伸到林地;充分利用好林地,挖掘林地资源的潜力,提高林地的生产力,发挥林地的作用;要在林地集体所有权属不变的前提下,依法保障实现农民对林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对林木的处置权和收益权。在以林地为核心的生产资料分配上,对属于集体原始积累的森林资源资产,集体成员享有同等的权益、责任和义务,使林业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林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林业生产力得到更大的解放,进而使整个农村的生产潜力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和《科学发展观丛书》编委会、《统筹城乡发展》课题组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等一系列林权制度改革总体性指导文件和温家宝总理文章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围绕着如何进一步深化林权制度改革以及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展开了重点关注和研讨,同时就“林权制度改革”的相关背景和意义进行了总结。现将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回顾

    我国集体林区的林权制度改革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具体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已全面推开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农村和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展开的。从1981年开始,林业进行以“三定(即确定林业经营权、划定自留山、划定责任山)为主要内容的经营体制改革。林业“三定”工作初步打破南方林区集体经营的一统天下局面。从1984年以后,许多地区又将自留山和责任山合并到一起,实行“两山并一山”的改革,同时又进一步扩大农户承包经营范围,将部分原集体统一经营的山林,分给农户承包经营,有的地区分户经营的山林面积占80%以上。1985年中央进行木材购销体制改革,取消木材统购统销,木材市场全面放开,价格随行就市。这虽然解决了木材价格长期偏低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入,但林业家庭承包经营和木材市场开放并没有取得调动农民发展林业积极性的预期效果。相反,木材市场放开后,出现了市场管理混乱失控局面。偷税漏税严重,大量利润流入中间商业环节,不法商贩牟取暴利,这又刺激了木材大量砍伐,却不能调动农民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另外,由于林业利润大部分流入商人手中,林业企业和林农所得甚微,无力增加投资发展林业,导致林业资金链断裂,出现林业资金危困,林业资源和林业资金的良性循环被中断。这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包括国有林区)林业“两危”(资源危机、资金危困),木材供求矛盾日益尖锐。

    面对林业“两危”日益加剧的局面,中共中央于1987年下发20号文件,坚决制止乱砍滥伐,关闭了木材自由市场,明确规定木材由林业部门统一收购,虽然控制了木材市场的混乱局面,但黑市交易仍然十分猖獗,林业“两危”仍然没有根本好转。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林业改革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各地林业经营形式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方向,基本特征是由过去单一的集体经营逐步演变成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相结合、分散经营与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经营形式不断创新也逐渐稳定。在经过理论层面缜密的思考和筹划,林改方案基本内容和政策框架形成后,江西省委省政府率先于2004年决定在崇义、铜鼓、遂川、德兴、浮梁、武宁、黎川等七个重点林业县进行试点。从2004年至今,以各个主要林区省份为单位纷纷进行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展开,新时期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被逐渐提上了国家政策的制定日程。

    具体参与新时期林权制度改革设计的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曾用六个字来概括新时期林权改革:迟到、仿照、超越。他认为林权制度改革不能单纯地仿照农业承包制,必须走超越农业承包制之路。具体的超越之处应该是将林权制度改革在结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前提下逐步避免因分散到户的经营体制所造成的林业增产停滞、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而同时允许以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作为抵押取得贷款,可以拓宽林业融资渠道进一步盘活地方林业承包方的经济。

二、国内外林权制度相关文献综述

    针对林业产权制度研究问题,国内外专家学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即展开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工作:

(一)国外关于林业产权制度的研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于林业产权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产权制度的研究上面,国外关于资源产权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林业资源所有制及其评价

    所有制是主要用来解决森林产权的主体问题,讨论所有制问题的目的在于研究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利弊,寻求最佳的制度安排。国外学者们对所有制的划分一般划分为国家产权、共同产权、私人产权和自由进入。国外专家和教授普遍对自由进入持否定态度。Andernai(1992)认为自由进入提出的自由给所有人都带来损害,每个个体在自由进入的资源领域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结果只能使资源配置严重失调或短缺,主张对自由进入资源必须予以界定,建立起相互排斥的产权制度。Burce和Fortmnan(1999)认为,保护森林最好的办法是排他性的经营管理,并且通过国家强制实施。Bromlye(2000)曾指出,在私人产权形式下存在着能否保障足够的公共物品和无价格产品的供应问题,私人所有者不会充分考虑林业中的公共物品和无价格产品;此外,林业投资的长期性对私人投资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私人在造林、护林方面的积极性不足,存在利用过度和投资不足倾向。

    针对共同产权制度,即国内的集体林权制度。专家学者们对此褒贬不一,Fancder(1985)提出的“共同产权悲剧”理论、“乡村林地谬误”理论认为:集体劳动有着致命的缺陷,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绩效衡量,在共同产权安排下的成员有偷懒、搭便车的倾向。同时,在这种产权形式下的森林不可避免地退化,会遭到破坏。解决的办法是,向私人产权形式转移。但赞成共同产权安排的人认为,共同产权制度与私人产权制度相比有许多优点。

     与完全私人产权形式相反的另一个极端是完全的国家产权,专家们对国家产权制度也褒贬不一,国外支持森林国有化的学者认为:由于人口压力、环境保护压力与日作为俱增,便产生了由社会整体控制资源的要求,即由国家所有、控制、管理森林,可以解决公共物品及无价格产品供应问题、规模控制问题以及对森林的保护问题,认为地方社团或个人都不会在森林保护方面给予足够投资。但大多数对森林资源的国有化和集中统一控制多持怀疑或批评态度。

    学者们普遍认为,现实中并不存在一种能尽善尽美地解决所有问题的产权制度安排,那种认为只有某种产权制度是最理想状态的看法正在被抛弃。Peter(2003)认为,现实中只能是包括一切产权形式的共存或混合状态。

    2.林业资源所有权形式的变化研究

    国外学者们认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产权的界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演进的,产权制度安排也随之趋于复杂化。主要理论观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私人产权定义范围越来越狭窄,完全意义上的私人产权几乎不存在,越来越多的法规限制着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的转让;二是国有产权、共同产权、私人产权及自由进入等形式可以相互转化;三是由于对资源的压力是不均衡的,因而同一时代对不同资源产权界定的强烈程度也不一致。从产权要求顺序来看,其轨迹是:首先是农业土地产权,其次是实现矿藏、森林的排他权,再次是界定水、鱼、野生动物产权,然后是水及空气容纳废物的能力,最后是确定保护物种资源产权。

(二)国内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专家、学者针对我国南方集体林区产权制度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林权制度历史变迁、林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对策、采伐限额制度、林权改革配套政策等几个方面:

    1.针对我国林权制度、林业产权制度发展趋势研究

    以李晨杰(2009)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以往30年集体林区三次林权改革表现了“分-合-分”循环的经验过程,所表达的主要是具有产业特性的林区业态下农户理性选择,及林区发展与外部财政金融等宏观制度环境变化之间存在的相关性。随着2007年在南方集体林区全面推进林权改革而来的情况,也再次体现了这种相关性的作用。因此,温铁军(2009)建议以既照顾农民生计又保护生态环境的“社区林业”作为集体林区改革与发展的基础,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强化谈判地位的前提下形成引入外部资本规模进入的条件,实现集体林区的和谐发展。

    2.集体林区产权制度历史变迁的研究

    建国以来,南方集体林区产权制度经过了多次变革。徐国祯(1998)把解放后集体林区产权制度的变革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次变革是土地改革时期,第二次变革为农业集体化时期,第三次变革为“四固定”时期,第四次变革是林业“三定”时期。认为,从1952年的山林权属的基本稳定,到1982年山林权属的再次不稳定可以看出,政策不稳,体制多变,山林权属不清,给林业带来很大的影响。陈幸良(2003)把南方集体林区产权制度的变革分为4个阶段,依次为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改革以来至现在。并揭示了各个阶段的产权安排特点。

    3.集体林区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张蕾等(2002)提出了当前南方集体林区产权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1、权利主体模糊,关系不清晰;2、权束复杂,权、责、利不统一;3、权属多变,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4、权利人的处分权不落实,收益权受到侵犯;5、林权纠纷多,历史纠葛深;6、产权交易不规范,受人为影响大。徐秀英等(2006)系统分析了南方集体林区存在的产权问题,指出:1、林权界定不明晰;2、林权缺乏安全性;3、林权的市场化运行受阻。同时提出了改革的路径:1、林权明晰化;2、改革限额采伐制度以实现林权的安全性;3、规范流转行为,进行市场化运作。针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所造成的次生问题,赵书学(2009)认为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1、林地承包经营权并未真正放活;2、适度规模经营难以形成;3、易引起经济林生产相对过剩;4、森林生态系统的防护功能减弱;5、林农素质整体偏低,一时难以跟上改革步伐;6、由于山林经营单位的细小化,户与户之间的边界增多,很容易引起新的林权纠纷。

    4.南方重点省份集体林区产权制度改革的专题研究

    主要包括活立木转流转、林地产权市场、非公有制林业的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张致胜(2009)针对安徽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存在的诸如林权纠纷问题、集体林场的分与不分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徐秀英(2009)针对浙江省主要林区县经营主体分散,部分山林主体缺位,林地流转不规范、不顺畅,产权缺乏保障,配套改革滞后等问题,提出采取不同形式落实山林经营主体,妥善处理不规范流转的集体山林,加快林业要素市场建设以及商品林采伐制度等改革措施和建议。詹国明(2006)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例,针对林权制度改革后的森林资源管理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张立国(2006)主要介绍了江西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及所取得的五方面显著成效;郭华明(2005)针对南平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邓惠珍(2003)对广东省非公有制林业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进行对策与建议。黄和亮(1999)、陈德良等(1998)对林地产权市场进行了就林地产权市场的建立、培育与建设,以及林地产权市场运行的模式进行了深入讨论。

    5.林权改革配套政策的研究

    ①关于林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

    程云行等(2004)认为,林地产权制度改革后,农户在经营组织化方面仍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农户经营规模太小,限制了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的提高,林地规模限制了资本投入;二是农户经营行为过于分散,缺乏协调性。因而不能适应日益放大的市场化的需要。为了有效地消除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林业经济合作组织应运而生。林农在保持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将分散经营的农户通过一定的形式组织起来,使组织化的农户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共同进入社会化大市场。王登举、李维长等(2006)将我国林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历史分为三阶段:建国初期的自主合作化阶段;人民公社时期的高度集体化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重新组织化阶段。从组织的性质上讲林业合作组织划分为专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社两大类。孔祥智(2009)认为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建立由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种类型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帮助农户解决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单家独户办不了或办不好、不划算、政府又不能办的事情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林农组织化程度、推进林业组织化、产业化进程的具有重要意义。他同时认为只有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鼓励多形式发展,坚持市场运作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才会建立起真正运营有效的林业合作经济组织。孔祥智、陈丹梅(2007)将目前我国林业合作组织的特点进行了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1、总体上呈现出规模小、分散、服务单一的特点,有统一经营业务的合作组织并不多;2、林业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竞争比较小;3、在经营管理上缺乏民主,决策大权落在少数人手上;4、发展良好的林业合作经济组织在运作方式上接近美国的新一代合作社;5、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小农户与大市场、小农户与大企业之间的矛盾;白景萍(2006)将林业合作组织的作用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提高了林农的组织化程度,消除了龙头企业的后顾之忧,有效地克服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加快了林业产业化进程;二是加快了林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提高了林农素质,推进了区域品牌的形成,提高了林业产业发展水平;三是促进了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林农收入;四是完善了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畅通了信息渠道,拓宽了产品市场;五是维护了林农合法权益,加强了行业自律,规范了市场秩序,优化了发展环境;六是加强了林农与政府的联系,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培养了林农的民主意识,促进了农村民主化管理进程。

    ②关于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研究

    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或形成的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论在其性质、结构、功能,还是在其服务方式和内容等方面都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社会林业发展要求的需要。因此,建立起一个服务结构功能多层次、服务主体更广泛、服务方式网络成为当前专家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刘德弟等(2001)提出,完善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可以考虑以下措施:1、建立健全多种形式的林业社会化服务组织;2、改革林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内部管理体制;3、解决林业社会化服务所需资金,逐步实行林业社会化有偿服务。钟艳等(2005)认为,我国林业社会化服务内容基本可以概括为:为林业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资金、信息咨询等提供的“产前服务”;为林业正常生产作业提供的“产中服务”和为产品收购、储藏、加工、销售提供的“产后服务”。同时指出,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土要问题有:服务体系覆盖面有限,服务能力弱;资金短缺,设施薄弱,技术手段落后;人员素质不高,服务效率低下。特别指出整个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需要分类经营:一类是提供有偿服务,具备自我发展能力的;另一类是无法或不适合通过提供有偿服务实现自我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功能。肖泽忱、布仁仓(2009)认为提高林业产业的稳定性,建立有效的林业保险体系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实现林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林业保险对于分散风险,促进资金合理利用,防止和减少森林灾害生,保障林业再生产具有重大意义。

    ③关于林业融资问题研究

    颜玲(2005)指出,2004年5月25日国家公布的《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登记办法(试行)》,为实施森林资源资产抵押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为推行林业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森林资源资产抵押方式融资合作铺平了道路。徐燕等(2006)指出,我国的林业融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无偿投入,包括财政拨款、专项拨款、基建拨款、专项资金提取、征收和拨入等;二是林业贷款、财政贴息贷款及国债资金,包括林业贴息贷款、治沙贴息贷款、山区综合开发贴息贷款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的基本建设项目贷款等;三是林业基金;四是证券融资。肖泽群等(2009)针对资金不足和林业基础薄弱的问题,认为可以通过采取以下措施来加大林业投入,放宽资金的准入制度。:1、国家、集体要加大投入力度;2、深化投资融资体制改革,林权改革要有配套的资金激励、信贷保险等金融措施,如林权证抵押贷款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3、要放宽资金政策的准入制度,降低社会资金进入林业的门槛,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鼓励企业、个人、合作等多种形式的经营主体,以解决资金问题;4、林业税收的二次分配和规范使用,建立林业改革专项基金;5、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扩大筹集生态补偿基金的渠道,建立健全市场支付机制,完善和落实生态补偿机制。

    总之,我国学者对集体林权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权制度明晰、处置权落实、配套政策实施等以上几大方面。温总理《求是》署名文章为今后我国林业改革和发展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时为我国全面铺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注入了强大的思想活力。

  (编辑:焦健)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 科学发展观丛书编委会办公室, 二○○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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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09-01 15:39:06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80期?

跨国公司在华行贿十宗罪

安邦咨询高级分析师 贺军

2009年9月

    在中国和美国进行同等数额的商业贿赂,在美国给予的处罚是中国的100倍。今年以来,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行贿问题再度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主要导火索是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力拓公司在华涉嫌商业贿赂以及非法获取商业机密问题。紧随其后,不干胶标签材料巨头艾利丹尼森和美国控制组件公司(CCI)在华行贿案相继爆出,立刻在中国激起了多重震荡。

  为什么外资企业在华腐败案近年大幅上升?这是外资企业的问题还是中国环境的问题?中国如何才能有效抑制外资企业腐败现象?这些问题已经迫切地摆在中国执政党和中国社会面前。当商业腐败大量出现时,它就不是个案了,而是与市场体系的缺陷有关。

跨国公司在华行贿“十宗罪”

  世界银行的Cheryl W.Gra和Daniel Kaufmann曾把跨国公司在处于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出现的腐败行为,大概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1)政府合同:贿赂能够影响私人团体提供公共货物和服务的选择以及这些供货合同的确切条件,它还能够影响项目执行期间转包合同的条件。

  (2)政府收益:贿赂能够影响货币收益(指逃税、补贴、养老金和失业保障金等)和实物收益的分配(指进特权学校、医疗、保险、房地产或是取得正在私有化的企业中的股份)。

  (3)公共收入:贿赂可以被用来减少政府从私人团体征税或其他费用的数量。

  (4)节省时间及避免监管:贿赂可以加速政府批准从事合法活动的过程。

  (5)影响立法和监管过程的结果:贿赂可以改革立法和监管过程的结果,其方式是使政府或者不能制止违法活动(比如毒品交易或污染),或者在法庭审理案件中或其他法律事务进程中不公平地对待各方当事人。目前来看,外资企业的在华商业腐败“实践”中,上述五种腐败类型全部具备。

  为了适应中国市场环境和应对可能的调查,外资企业在华的腐败手法也经历了发展和“创新”的过程。外资跨国企业在华的行贿手法多变,从最初的摸不着头脑,进行简单的提心掉胆的金钱交易,到后来适应“国情”找出越来越多的空子,建立了多种隐蔽的模式。综合各种信息来看,跨国公司在华的行贿手法主要采取以下手段:

  (1)为受贿者子女提供助学机会,如资助官员子女在国外上学、定居。如在CCI一案中,就有两笔贿赂行为是CCI为两名中国国有企业的受贿对象支付他们子女的大学学费。

  (2)腐败期权,如承诺官员退休或下海后可向其提供职位,给予其高薪或“咨询费”。

  (3)关联交易,如与官员的亲属通过生意来输送利益。

  (4)第三方转账,如把国外银行的存折,银行卡交给官员在国外的亲属或朋友。然而这种方式容易造成“黑吃黑”,即贿款被中间人吃掉。例如CCI行贿案中被CCI前员工及其同伙私吞了行贿款。一般做法是以“销售员?咨询公司?客户(即受贿人)”的形式进行,销售员会代表自己的公司与咨询公司签订一份“咨询服务”协议,其中涉及一笔“咨询费”。之前约定的好处费就堂而皇之地以“咨询费”的名义打入咨询公司的账户。

  (5)虚拟职位,如将官员或国企高管的亲属甚至是司机高薪聘请为高管,据悉此风在银行业尤甚。据我们了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提供真实职位。如一些西方投资银行早就有意识地招聘一些内地高官或重要机构关键人士的子女,以建立起在内地的人脉,获得更多的“生意”。

  (6)聘任顾问,如为项目大单设立与主业毫无瓜葛的新公司,再聘请目标对象为顾问,发放上百万元的年薪。2006年11月13日,张恩照一审以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而与张恩照曾就职的建行有业务往来的跨国IT巨头IBM、安讯、日立等公司,也随之在华陷入行贿丑闻的巨大漩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判决书中显示:2002年到2003年之间,IBM的高管曾通过中间人邹建华的安排,多次与张恩照会面。作为报酬,此后的两个月内,IBM公司通过北京共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将22.5万美元以“服务费”的名义,汇入邹建华所属公司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账户。邹建华还曾作为中间人安排IBM、安讯等公司的高管与张恩照见面。

  (7)股权诱惑,如房地产业普遍采用的,给予受贿者未来设立的项目公司的股权。

  (8)广告换平安,如获悉媒体准备报道与己不利的事实,则采取通过专业公关公司收买记者或报社管理层,通过广告交换等形式换取暂时的平安。

  (9)陪游陪玩,如“朗讯门”,在2000~2003年间,朗讯斥资数百万美元资助了涉及中国官员的314次访美旅行,其中包括纯粹的观光娱乐旅行。仅2002年、2003年两年,朗讯就赞助了24起面向中国官员的旅行,其中至少12起纯属观光,参加者有政府官员、国有电信公司高管以及省级电信子公司负责人。美国司法部称,朗讯安排的每次旅行时间通常为14天,花费为2.5万~5.5万美元。如在CCI案中,该公司就以视察工厂和培训的名目,安排受贿对象到美国度假,他们时常搭乘飞机的头等舱,住五星级宾馆,目的地包括夏威夷、迪士尼乐园、拉斯维加斯等旅游景点。

  (10)通过经销商来行贿,一位美国电信设备公司的人士曾透露,为了避免美国相关法律制裁,他们在中国采取了变通的方式:以较低的价格把产品卖给经销商,让经销商去进行商业贿赂。

反商业腐败中国缺少严刑峻法

  在中国市场的违法成本太低,是外资企业商业腐败增多的重要原因。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即使出事暴露,受到的处罚很轻,相对于腐败收益来说是完全值得的;二是法律法规缺失,使得很多地方存在漏洞,难以监管和惩罚各种商业腐败行为。

  比如,《刑法》中只有贿赂的概念,而没有明确商业贿赂的概念。这意味着,中国的《刑法》只能打击向政府公务员进行贿赂的犯罪,而且对于贿赂手段的界定也只限于“一定数额的财物”。这实际上为商业行贿者提供了很大的空子。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的研究显示,在中国和美国进行同等数额的商业贿赂,在美国给予的处罚是中国的100倍!

  在全球各国中,对于本国企业在别国商业腐败行业的惩处中,最有威慑力的法律是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美国于1977年开始实施《海外反腐败法》,该法律规定,为获取或保有商业利益而贿赂外国政府官员属于犯罪,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的账目必须清楚准确,还要实施内部监控,以免财产转移以及公司资金的不当使用。这一法案根本性地改变了美国海外商业行为规则。据报道,到80年代初,有450多家美国公司向美国证交会承认,他们在国外对外国政府官员进行过行贿,总额高达30多亿美元。在这些公司中,竟然有超过100家公司都是“财富500强”的成员。

  为了在严厉司法的同时保持美国企业参与公平竞争,美国国会一直致力于使反贿赂规则全球化,在90年代迫使美国行政当局在贸易谈判中加入多边反贿赂条款。1998年,所有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以及五个观察员国家都在“在国家商业运作中不贿赂外国政府官员的协议”上签了字。

  有了反贿赂全球化的基础,《海外反腐败法》的威力大大增加。现在,跨国公司海外行贿的代价增大。如果行贿公司是上市公司,将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罚款、上黑名单甚至摘牌。比如,纽约股票交易所已经准备对力拓在华贿赂行为进行调查,使其市值大幅缩水。此外,受到OECD国家的联合抵制,生意和信誉双双受损,这样企业不得不衡量得失问题。

  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状况看,我国不仅没有《海外反腐败法》,连涉及国内的《反商业贿赂法》和《反腐败法》等专门法律都没有。虽然在1993年公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有一定程度的规定,《刑法》也规定行贿罪最高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律法规对商业贿赂缺乏具体的司法解释,特别是商业贿赂花样繁多,因此实施的效果并不好。

  实际上,立法上的诸多缺失,正是中国“新兴+转轨”经济的特点之一。中国如果要最终有效地抑制本国的商业腐败,必须要补上立法这一课。只有实行严刑峻法,使得企业的商业腐败成本达到足够大的程度,才能有效阻止企业的商业腐败冲动。

官员腐败难脱干系

  在中国反商业腐败,是不是建立起了严刑峻法就一定有效呢?从过去的例子来看,并非如此,因为中国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还有比法律更大的“现实规则”问题。在我们看来,这是涉及中国深层改革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基本上是在体制有限变化、市场机制松动的情况下来推动改革,走的是先农村、后城市,由下至上,先易后难的改革路径。容易改的地方早改了,剩下没改的地方,都是些硬骨头。

  中国商业腐败的盛行与官员队伍的腐败是紧密相关的。如果不切实推动政府体制改革,形成对政府的有效监管和权力制衡,那么官员权力寻租将难以有效根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国内对官员腐败的查处,最常见的还是走的执政党系统内的查处机制,即由中纪委进行不公开的调查和监控,等到掌握一定的证据之后,再对官员进行“双规”。常常是等到对其党籍、行政职位“双开”之后,才提交检察和司法系统,进入正式的法律程序。

  虽然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这种方式有时可能十分有效,但作为一种强制性机制,对各类政府腐败的监控主要依靠的是执政党的自觉性,而不是法律的有效制衡。这不仅降低了惩治商业腐败的透明度,还限制了法律制裁商业腐败问题的严肃性。

反商业腐败涉及深层体制改革

  在研究国外惩治商业腐败的案例中,日本的案例让我们印象深刻。日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也是一个商业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1976年2月4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主席邱比奇在听证会上,揭露了洛克西德公司为向国外推销飞机而以各种名义行贿外国政要的不正当竞争事实。该公司副董事长在听证会上证实,曾通过日本的代理公司丸红公司就全日空公司进口该公司生产的三星式客机向日本政界有关人物赠送了巨款。

  此事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朝野上下引起一片震动。时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宣布支持司法部门开展调查,并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同时,他命令外交大臣开展“办案外交”,要求美国提供所有涉及日本的材料,为国内办案提供有力证据。最后,问题查到了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身上:日本检察官从美国人提供的证据中发现了“一张领受人为田中角荣的5亿日元的收据”。同年7月27日,东京地方检察厅正式逮捕田中角荣。在历经7年审判和数百次开庭后,法院认定田中角荣违犯外汇法、受托受贿,判处其4年徒刑,罚金5亿日元。直到1995年,经过三审,日本最高法院才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而此时,田中角荣已病逝将近两年。

  一个前政界风云人物,被一件商业腐败案钉在耻辱柱上,而且日本司法系统也敢于、并且能够耗费巨资来寻求法律上的“说法”,这对中国来说是极好的样本。事实上,经历了此案之后,日本全国的商业腐败案明显减少,日本社会从商业环境的改善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反外资商业腐败,远不只是在商业层面的反腐败,在中国,反商业腐败要从其深层原因来寻找答案,这必然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

 

 

发件人:"x8b8x8" <x8b8x8@163.com>  2009-09-06 21:12:5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L_C_cc:标题: 投稿

逻辑混乱的“陈志武逻辑”

南京财经学院WTO研究中心 研究员 卢映西

2009年9月

  最近市场面上有两本关于金融的畅销新书,一本是宋鸿兵先生的《货币战争2》,一本是陈志武先生的《金融的逻辑》,据说两者的销量不相上下。图书市场上百化齐放百家争鸣,形势可说是一片大好。只是陈志武先生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访谈中为推销自己的著作而大肆贬低《货币战争》,让人感觉像吃了只苍蝇。本来,“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虽然有点可笑,但还不至于可恶。而在市场上像陈志武先生那样的卖“瓜”手法,只能叫“下三烂”。

  那么,陈志武先生拼着斯文扫地也要占领市场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瓜”呢?

  从这篇访谈来看,陈志武先生是以“正统”金融理论的代表自居的,于是《货币战争》及其阴谋论就成了“让真正懂得金融的人都很伤心”的“非正统”了。陈先生说,金融财团导致的灾难“不能以阴谋来一言以蔽之”。这话我十分同意,因为至少还要说一说愚昧。即使出售皇帝新衣那样的阴谋,若没有皇帝的愚昧相配合,那也是不能成事的。看看麇集着众多被“正统”金融理论武装起来的因而必然“真正懂得金融”的精英的华尔街,居然引爆了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怎一个愚昧了得?

  既然“正统”也可能愚昧,那么“正统”到底能有多少含金量?事实上是一点含金量也没有。历史上的“正统”可谓一个接一个,诸如“地心说”、“放血疗法”……乃至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可是这些“正统”全都灰飞烟灭了。只有对自己是否掌握真理极不自信的人,才会拿“正统”当遮羞布,既可笑又可怜。

  当然,我们不能说陈先生一点都不懂历史,因为他也会借历史说事,以西方科技传入中国的过程比附中国对西方金融服务业的接受过程,而且似乎是“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妨碍了我们对金融服务业的接受、理解程度。我倒想问问陈先生,离开了劳动价值论,你能解释清楚货币是什么吗?你难道不知道,货币的定义在“正统”的金融理论中一直都是个莫衷一是的问题?货币的定义尚且不清楚的金融理论是不是沙滩上的高楼?

  但是陈先生看来对理论问题没有兴趣,他只对忽悠有兴趣。尽管美国刚刚因为金融创新过分偏离实体经济而导致危机,“坑灰未冷”,陈先生就敢忽悠中国把发展重点从实体经济转到金融市场,还说不如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越来越艰难”。向美国学习不是问题,但你总要先问一下美国模式是否可持续吧?

  据纽约大学商学院托马斯·菲利普的研究,上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前夕,美国银行业收入曾达到顶峰,是银行业从业人员的黄金年代。“大萧条”之后直至60年代,银行业同其他行业的收入并没有太大差距,从80-90年代开始,银行业薪酬再一次开始飙升。纽约大学及弗吉尼亚大学两名教授的研究结论也是如此,他们同时认为金融业收入的兴衰最主要的因素是金融监管的松紧。伴随着金融监管的放松,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机构制定了高风险高回报的过度激励机制,即“低”底薪加高奖金,同时还推出了基于股权和期权的激励机制,从而导致金融从业人员不顾风险的业绩泡沫,也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推波助澜。

  这些研究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指标: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这个差距越大,即金融业的发展偏离实体经济越多,距离大危机就越近。众所周知,我国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已经相当大了,但陈先生仍觉得火候不够,好像非让中国步美国后尘不可。唉,同是受过“正统”金融理论训练的学者,差距咋这么大呢?

  通过这篇访谈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实媒体记者在有些问题上看得比那些所谓“专家”更精准、更深刻。在记者正确指出现实世界“对货币发行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正通过手中的特权,用廉价货币肆意购买(或称掠夺)和享受着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这可能是当前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不公平’所在,也正是马克思百年前最早预言的‘金融资本统治的世界’的现在进行时态。”时,陈先生居然斥之为“另一个阴谋论”,并歌颂美国对中国的所谓“贡献”:“不是美国的消费需求那么旺盛,中国依赖出口市场在上世纪80年代启动中国的经济,在90年代加入WTO以后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美国金融创新带来这么多的货币,鼓励了美国家庭这么多的住房按揭贷款和其他金融支持的话,美国的消费需求不可能那么旺盛,中国向美国出口那么多东西,也不可能成为现实。这是最直接的贡献。”

  时至今日,明眼人早就看出,中国人通过牺牲自己的环境和资源,把物质财富源源不断地送给美国人消费,却只换来一些印钞机印出来的纸片,这是当代世界最不可思议的荒诞。国内的有识之士,例如仲大军、张宏良等人,早就揭穿了覆盖在荒诞之上的那层薄薄的面纱。现在情况已经发展到如此离奇的境地:世界稀缺的稀土资源,中国正以猪肉一般的廉价出口到发达国家。日本从中国进口大量稀土,并非因为急需,而是要将这些宝贵资源贮存在海底;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二的美国,早在1999年就已逐步停止开采自家的稀土,并将本国最大的稀土矿硭廷帕斯矿封存,转而从中国进口充实自己的战略储备。然而这样已经摆到明面上的阴谋,按照陈志武先生的逻辑,大概仍然不能用阴谋论来解释,而只能解释为日本、美国对中国的贡献!真希望彭大将军在天之灵下凡,对着“正统”的败家子再次断喝:“崽卖爷田心不痛!”

  伪科学有许多骗人的伎俩,其中之一就是以个案推导规律。陈先生看来深谙个中奥妙,举出一个受益于高利贷的穷人的例子,就说应该放松金融监管,而这个推导过程所依据的正是“金融的逻辑”。受过起码学术训练的人对这样的谬论实在是懒得一驳,还是让他自打嘴巴吧。前面陈先生自己就说过,最早搞高利贷的犹太人曾被各国政府赶得到处流浪。假如高利贷真的对多数人有利,犹太人会有这样的遭遇吗?

  我们这个时代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伪科学披上了“正统”的外衣,腹中空空的江湖术士冒充科学家到处招摇撞骗。这是一个阴谋与愚昧相得益彰的时代,这是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虽然知道这样的时代迟早总会过去,也知道在这个时代没过去时说什么都是白说,我还是要把一句话撂在这里:如果我们的金融制度落入陈志武先生所忽悠的“金融的逻辑”,我国将准确重蹈美国的覆辙--先在国内引爆金融危机,然后祸害全世界。


   附文:

走出阴谋论,放开中国的金融市场

阴谋论对中国的毒害太深了!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陈志武

2009年09月06日  

南方网  何雪峰 采访

  
  南方都市报:你的新书《金融的逻辑》一上市,销售与刚上市的《货币战争2》两者不相上下。《金融的逻辑》与《货币战争2》,一本是严谨的金融科学读本,一本是畅销的财经小说,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市场上,两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书被误摆在同一书架上PK,并都有很好的销量。你怎么看待这个有意思的现象?

  陈志武:毕竟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20多年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现代金融、保险行业已经相当庞大,在专业人士、管理层以及决策层中,还是有相当多的人以正统的视角来理解金融。但是,也有很多对金融有兴趣但是又不是十分了解的人,阴谋论对这部分人影响比较大。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土壤,《货币战争》这样的书才会畅销。这种现象让真正懂得金融的人都很伤心,类似的阴谋论在中国出现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一点不得不承认,现在美国财团对美国、欧洲政治的控制是很厉害的,甚至不惜制造一些战争,但不能以阴谋来一言以蔽之。比如恋爱市场上是不是也有战争?在大学里,校花有很多男孩子来竞争,那我们是不是说,张三与校花谈恋爱谈成了,李四没谈成,是不是张三有阴谋?有没有阴谋,关键是看金融市场的进入门槛是不是封闭的,是不是只有几个掌握了强制力的人才能进入?只要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谁都可以进入金融服务行业,那么最后张三成功了,李四成功了,我们最需要去思考的,不是他们是不是有阴谋,而是他们依靠什么成功了,他们是如何建立了金融财团,掌握了全球融资网络,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做法,掌握金融的逻辑,为中国的子孙后代谋福利。

  如果顺着中国的近代史往回看,有一个可以做比较的事,就是现代金融引入中国的时间与电是差不多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把电报引入到上海,电报需要发电,当时的上海人没见过电线,有人很好奇,结果碰到高压电把人打死。所以上海老百姓要去游行,把外国人赶走,认为外国鬼子带来这种邪恶的巫术,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把人打死。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器具方面的,中国人的接受程度提高了,比如手机、电脑、飞机、火车、汽车等硬技术,中国人接受起来很快,但是对同样在洋务运动时输入的金融服务业,中国社会接受、理解的程度还是比较低,因为金融交易运作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相冲突,买卖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价值的重新配置。这就是货币战争、阴谋论直到今天还是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跟许多体制内的官员、体制外的人接触,我感觉到《货币战争》的毒害太深了。在中国经济增长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在过去三十年,总体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制造业、实体经济上,到现在经过金融危机冲击以后,让我们看到如果中国国内的消费性需求不能有根本性增长的话,中国经济还是要依赖出口和投资,最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越来越艰难。特别是这个时候,在金融市场,不论是增加国内的消费需求,还是让国内的企业更新换代,价值链上的定位往更高的一端转移,为中国人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这些都离不开中国经济往更广泛、深层的方向发展。如果没有金融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转型、普通人收入、家庭财富进一步提升都会很困难。但是很不幸,这个时候有这么多人被《货币战争》的阴谋论误导,这个转折点如果不去正本清源,把真正的金融逻辑推出来,以后阴谋论产生的误导会成为障碍。

市场力量的制约比政府更可靠

  南方都市报:说到阴谋论,《货币战争》提到的一个主要阴谋就是揭密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国际银行家”群体。据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两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漩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而已经广为人知的美国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财团,其发家史的早期,都与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存在或明或暗的联系。正是这样一些素有渊源的“国际银行家”们,从美国建国时期刺杀林肯争夺货币发行权,到成立私有化的美联储、废除“金本位”,到一次和二次大战幕后贷款两边下注大发战争财,再到战后策划石油美元、引爆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危机,对日本、东南亚、俄罗斯等国实施金融突袭,终于向着他们构建“世界新秩序”的目标一步步靠近。《货币战争》对这个家族的叙述是否符合史实呢?

  陈志武:犹太人在美国的金融业以及全球的金融业里面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在这个背后有两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第一个历史背景就是,最早基督教出现的时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对于《圣经·旧约》里的一个关键条款,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这个条款就是:给朋友借贷不可以收利息,但是给陌生人(strangers)放贷可以收利息。而基督教对这个条款的解读是,只要不是敌人,那就是朋友,所以他们把这个陌生人解读为敌人,所以在所有的基督教徒之间的社会、基督教徒之间放贷的时候,都不可以收利息。但是犹太教的解释是:只要不是犹太人,那就是陌生人。这样就在过去两千多年,至少是在16世纪之前,犹太人差不多是在中东和欧洲唯一的可以合法的放贷、发展金融业务的群体。而基督教社会一直到1548年,约翰·加尔文在日内瓦推出新教伦理时,他们说,既然他们把土地租出去时可以收地租,那么为什么把钱借出去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收利息呢?这个地租和利息有本质的差别吗?所以加尔文就把基督教的这个关于商业的,特别是关于金融的伦理做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颠覆。这样一来的话,这个基督教后来信加尔文教的群体,信新教伦理的群体,也是可以从事金融借贷了。但是,在16世纪中期之前,在西欧国家或者整个欧洲和中东,差不多只有犹太人,可以合法地去进行金融业务。这样,犹太人变成了一个从事金融业务历史最久的群体。这是第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正因为这些犹太人放贷,从中东做到欧洲,再做到埃及,到了公元7世纪,犹太人被中东人赶到西班牙,从9世纪开始,西班牙开始驱赶犹太人,把犹太人赶到英国、德国、荷兰等西欧国家,犹太人又开始在这些国家放贷。我们知道,一般人借钱时很高兴,还钱时很不高兴,英国国王也不高兴,因为国王没办法掌握这么多的货币和金融资源。于是英王爱德华一世,在1291年宣布一个指令,要把犹太人从英国都赶走,犹太人又开始向世界其他地方迁徙。这样一来的话,到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到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海洋贸易开始的时候呢,跨国贸易开始的时候,犹太人变成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群体,他们已经在全球各个地方,尽管他们本身那时只有几百万人,但是他们已经被驱赶到了全球各个不同的城市,然后沿着海洋贸易,跨国贸易,做金融借贷也好,这个群体是最自然的,没有国界的商业群体,他们之间语言是一样的,宗教信仰也是一样的,文化也是一样的,这样犹太人就变成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群体,成为16世纪以后从事国际贸易,从事跨国金融,地位最强的一个群体。所以后来出现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是太奇怪,因为犹太人已经有1500多年,甚至1800多年的发展金融的经历。罗斯柴尔德的第一代从德国开始做起,当时国王要融资,企业、个人也要融资,没有其他人比罗斯柴尔德这个犹太家族更有优势。可以给国王、企业主提供更广泛的金融资源。罗斯柴尔德作为犹太人更能掌握已经在中东、西欧、东欧分布的犹太人网络。金融企业最强的资产不是别的,而是他掌握的客户资源的网络,已经和这些客户资源平时建立了很强的信用度。这个是其他不搞金融的非犹太人很难复制的。

  还有一个是误导了很多的货币发行权的问题。很多人对货币发行权的历史缺乏了解,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就是应该有而且是历来就有的一个习惯就是货币发行权都掌握在政府、国家手里。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起点。人类的真实历史是颠倒过来的,只有到近代,货币发行权才掌握在政府手里。比如直到现在,香港的港币还是由私人银行发行的,由中国银行、渣打银行、汇丰银行发行的,而不是由香港政府发行的。在中国大陆,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上海、天津的私人银行和中央银行一样,都发行自己的货币。中国历来就是除了官钱以外,还有很多的私钱,比如有钱庄发行的兑票。美国也是到20世纪才开始统一货币,英国等欧洲国家也都是到近代才开始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货币。中国人有这样的心理,如果货币发行权不掌握在政府手里,那不乱套了吗?如果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可以看看香港。关键还是有没有市场的约束,看市场的信用是不是这些发行货币的银行所在乎的,只要银行想把业务做下去,他们就会在乎自己的信用,而不会滥发货币。所以在现代民主宪政出现之前,对公权力没有根本的约束之前,传统的社会货币的发行权都不掌握在政府手里。没有民主宪政的情况下,如果把金融的权力都掌握在政府手里,那么专制的权力对整个资源的掠夺会达到空前的地步。所在在历史上,货币发行权归宿到政府手里,与民主宪政制度的出现是同步的发展。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运作得很顺当的民主宪政来约束公权力的话,还不如把货币发行权留在民间的金融机构,至少这些民间金融机构为了生存发展下去,会非常在乎他们的信用,市场的力量反而可以约束这些掌握了货币发行权的银行,让他们不会乱来。这种市场力量的制约,远远比不受民主宪政制约的政府更可靠。

  南方都市报: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滥发货币造成的。

  陈志武:《货币战争》的阴谋论就是利用了中国人历来对政府权力的一种崇拜心理。

中国从美国的金融创新中获益甚多

  南方都市报:自从1971年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挟全球储备货币的“独尊”之位,一直处于超量甚至过量发行状态。货币的滥发必然导致通胀,而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创建以及纷繁芜杂的所谓“金融产品创新”,最大程度吸纳了滥发的美元,从而维系着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美元独霸的格局。如今,全球虚拟经济总规模已经是实体经济的数倍,这就意味着全球经济都已陷入某种程度的泡沫之中。而对货币发行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正通过手中的特权,用廉价货币肆意购买(或称掠夺)和享受着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这可能是当前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不公平”所在,也正是马克思百年前最早预言的“金融资本统治的世界”的现在进行时态。

  陈志武:(这是)另一个阴谋论。这种看法在中国蛮流行。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主权货币都存在滥用发行的可能性。所以我是非常支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4月份写出的一系列文章,主张超越主权货币的国际货币的方向发展。这个主张是对的,任何主权货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必然给那个国家的政府有太多的转移财政赤字,搬运、掠夺其他国家财富的可能性。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这次金融危机是金融创新,美元滥发导致的,这些金融创新都是为了掠夺和转移其他国家的财富,这些都是胡扯的。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从美国的这些金融创新中得到非常多的好处,中国从美国的金融创新中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价值。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不是美国的消费需求那么旺盛,中国依赖出口市场在上世纪80年代启动中国的经济,在90年代加入WTO以后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美国金融创新带来这么多的货币,鼓励了美国家庭这么多的住房按揭贷款和其他金融支持的话,美国的消费需求不可能那么旺盛,中国向美国出口那么多东西,也不可能成为现实。这是最直接的贡献。第二,今天中国的资本和资金的供应,再加上中国本身的资本化的能力已经相当高了,在中国出现今天的这种不缺钱、不缺资本的局面之前,80-90年代,中国吸收外资做的努力这么多,进入的FDI非常多,尽管有些钱来自香港、台湾,但这些钱都是和美国的金融市场通过不断的金融创新来使得各个不同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企业、法人他们配置自己的资源,控制自己资源风险的能力达到空前高的程度。这为中国的FDI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这些资本的供应,也让中国的国企、民企在美国、香港上市成为可能。这些资本的供应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这些金融创新和衍生产品是搞企业的不一定看得到的,这些衍生证券和金融产品尽管是一般的人、企业和官员不一定看得到,感受得到的,但这些在背后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不同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都是给操作者提供工具,控制风险,从而让每一个放出去的信贷的利用尽可能地达到最高。

  南方都市报:《货币战争》的畅销,有人认为是利用了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这里牵涉到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我们看到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封闭与愚昧,比如以金融危机和货币战争为由来反对金融业的改革与开放;另外一方面,当前世界各国确实又存在各自的金融战略和国家利益。中国需要什么样金融战略与货币政策,才能在国际竞争中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

  陈志武:保障中国的国家利益、民众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中国的金融业与国际金融业直接竞争。如何竞争?就是放开中国的金融市场,就好像中国的很多行业,正是因为开放外资进来,开放民间资本进来,逼得国企也不得不跟着变。有很多人有这样理解,比如说这次恰好是中国封闭的金融体系让我们逃过了金融危机。如果大家把这次看作是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的话,你宁可牺牲掉其他的99年的发展,就是为了规避掉100年才发生一次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是新一轮“国进民退”

  南方都市报:我们再回头来看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情况,在4万亿资金救市之下,国内的股市、楼市逆市而上,比如2009年6月30日,广受关注的北京“广渠路15号”地块以40.6亿元的高价格被拍下。此次荣膺“地王”的企业并非人们耳熟能详的知名地产公司,而是一家在地产界名不见经传的“国”字头企业——中化方兴。近段时间以来,“国”字号地产企业不断刷新“地王”新纪录。

  陈志武: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最大的打击,不是给中国经济本身带来多少损失,而是给中国很多的体制内外的人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结论,就是中国依赖国有企业的制度让中国规避了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中国不仅不需要进一步改革,反而要强化“国进民退”。认为制度怎么样,对经济没多大影响;搞不搞金融市场,不懂金融的逻辑,也没什么关系;只要按照过去的国有经济主导的模式走下去,才是中国长久的出路。这是我最担心出现的局面。

  南方都市报:是啊!在国企纷纷拿出巨额资金去炒作地王的同时,有数据统计显示,金融危机以来,有40%的中小民企面临破产或者已经破产。

  陈志武: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4万亿的刺激方案与7万亿的天量银行信贷资金在结构上是错位的,4万亿刺激主要是集中在“铁、公、机”项目上,7万亿银行信贷主要是投向大的国企,包括一些大的民企,但是把这些天量资金投入国企和地方政府的项目以后,接下来那些中小民企所能得到的资金支持就更为有限,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出现40%中小企业做不下去的局面,一点不奇怪。

  南方都市报:您怎么看目前的这种“国进民退”对未来中国的影响?

  陈志武: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只要这种“国进民退”的趋势被继续强化,让国有经济的比重更加高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再造模式的转型,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度,减少对投资的依赖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第一个后果。

  第二个后果是中国的就业增长必然会走下坡路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在过去十年里,尽管每年投入国有企业的资金,平均是投入民营经济资金的3.5倍左右,但是在就业这个方面,在过去十年里面,国有经济平均每年损失掉100万,甚至在1998年一年就损失了2000万的就业岗位。国有经济在就业方面是负贡献。而民营经济在过去十年里面,每年增加的就业岗位都在400万-600万之间。这样一来的话,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7万亿银行信贷资金和4万亿政府投资的方向重点是照顾国有企业,而忽视掉中小民营企业的时候,最终对中国未来几年的就业增长打击是非常大的原因。

  所以,接下来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这种局面会继续恶化,从此产生的这种劳动力价格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也就是说,至少未来一两年内,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工资下降的压力,因为这7万亿的投资去向会越来越大。这对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这是第三个后果。

  第四个负面后果是,对中国在产业结构上减少对工业,特别是对重工业的依赖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掌握在国家手里的钱越多、财富越多,他们更会把这些钱、这些财富花在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上面。相比之下,如果把更多的收入和财富留给民间,给老百姓的家庭去花的话,他们更会把这些钱和财富放在跟民生有关的,跟消费品有关的轻工业上面。所以说这种越来越强化的国进民退的趋势,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是非常不利的,对节能减排的目标的影响也是负面的。

  第五个后果就是使得中国的民主法治的进程更加困难。根据我对不同国家的时政研究,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时候,法治水平就越低。国有企业介入的行业,它的规则就主导这个行业的行为和交易的程度,就影响法治水平。国营企业是政府的大儿子,国企与民企竞争时,尤其是有人违约时,你说从法院,到政府官员,他们会更偏袒民营企业吗?还是会更偏袒国有企业。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像这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法律面前不平等,在行政权力面前不平等这样一个事实维系的时间越长,对于整个社会法制精神的侵蚀程度会更加恶劣。

加强金融监管对穷人更不利

  南方都市报:你的书中提出这样一个冲突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的钱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钱多了中国人却越来越不安,尤其是中产阶层。广州大洋论坛近期有个帖子非常“热”,发帖者一家三口,年收入20万元,但“感觉还是不够花”。发帖者算了算,扣除基本消费如长辈的零花钱、房贷、汽车费用、电话和互联网费、水电费、一般购物等,每年的总开支已逼近20万元,而这还不包括电器的更换、旅游等。发帖者埋怨,在广州的生活难熬。

  陈志武: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家庭收入20万元,本来应该对自己今天的生活、对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但正因为这些老百姓和企业给政府交了那么多税,让政府预算内、预算外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政府又掌握了这么多国有资产的财富,而政府越来越多的收入、土地增值的钱并没有用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民生项目,所以尽管一个家庭可以有20万元的收入,但是想到未来的养老、医疗等等,使得有中等收入的家庭没有那么强的经济上的安全感和信心。

  另外,这也和中国的金融市场监管太多,不开放、不成熟有关。发达、开放的金融市场恰恰帮到的是普通人。有些中国人认为,金融危机的教训是,第一必须对金融行业加强监管,第二必须限制金融业、虚拟经济的发展,因为虚拟经济是虚的,实体经济才是中国的重点。这种观点认为,减少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只是帮助了那些金融家、有钱人。但实际的情况正好是相反。我做金融研究这么多年,思考这方面的问题这么多年,理解到金融行业更自由宽松的发展,对那些中低收入家庭带来的好处,远远多于有钱的家庭。因为加强金融监管,把消费金融业、保险行业管得越来越死以来,真正付出代价的恰恰是中低收入家庭。道理其实很简单,有钱人自有摆脱监管的办法,而穷人恰恰没有这个办法。

  举个例子,前两天银监会在5个城市进行消费金融的试点,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消费金融方面还是不能放开发展。那么,谁可以从消费金融放松管制中得到的好处最多呢?肯定是中低收入家庭,还有20-30岁的年轻人。在美国19世纪发生了一件事,那时中低收入的美国家庭也买不起钢琴、冰箱、缝纫机、汽车,而正因为消费信贷不断地被推出来,中低等收入家庭可以通过按揭贷款买到钢琴,让他们的子女也能够像有钱人家出生的子女一样,从小有机会去学钢琴,从小也能有自己的房子可以住。这样通过这种消费金融、消费信贷产品的推出,让中低等收入的家庭,特别是他们的子女不至于在教育,尤其是学习技能比如钢琴等方面落后于有钱人家的孩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限制金融消费公司的出现,限制金融市场的发展,从本质上会加大有钱人家庭与中低等收入家庭子女在教育内容上的差距。

  再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美国得克萨斯州有一个叫Gramm的资深参议员,他一直反对金融监管。他说,他从小家里很穷,所以无法得到银行贷款,他妈妈通过高利贷借到钱,买了一个小房子,让他和他兄弟姐妹从小就有自己的家可以住。他说,如果当时美国政府加强金融监管的话,那这些愿意给他妈妈放贷的高利贷公司绝对是要被监管掉的,如果这样的话,他妈妈就没有机会给他以及他的兄弟姐妹住上自己的房子。这给他的教训是什么?金融监管表明上听起来是非常冠冕堂皇,但是监管的结果是让那些本来得不到正规金融服务的中低收入家庭真正丧失了任何机会,让他们的子女永远不可能得到有钱人家子女的教育和生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加强监管的结果最终是什么?给谁带来的代价和牺牲是最多的?这就是金融的逻辑。

 

 

发件人:"quankunyidian" <quankunyidian@126.com> 2009-09-17 20:20:5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市场经济也是短缺经济

曹久强

    有人说传统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原因在于很多人排队购买商品,往往很多人也买不找,说明商品短缺。而市场经济中,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商品,说明商品极为丰富,不是短缺经济。从这一点看是有些道理。但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也是短缺经济。

    从哪种角度来看呢?从很多人买不起商品来看。传统计划经济有钱买不到商品,说明商品短缺。市场经济没钱买不到商品却说明商品不短缺就有点奇怪。因为,传统计划经济的机制并不是价格机制,人家本来就是以政府调控机制为主的,现在却要以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来说人家是短缺经济,显然不公平。而市场经济是以价格机制为主的,现在却没有人以政府调控来衡量它,就一口咬定不短缺。事实上,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很多商品是政府调控,大家基本分配比较均匀,尽管商品总体上没有市场经济丰富。但是,基本上人人都可以享受到一定的份额。因此,传统计划经济的短缺是整体上的短缺,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平等的机会,虽然每个人不充分满足,但是也不绝对短缺。可以说每个人相对比较起来却是公平、不短缺的。因为,周围的人没有比自己分的多很多的份额。

    市场经济呢?由于市场经济是价格机制,有钱的人可以买得起商品,无钱的人买不起商品。在市场经济竞争下,商品总体上是比较丰富的感觉。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有钱的人可以获得足够的满足,无钱的人,买不起却是绝对的短缺。可见,市场经济中部分人的充分满足是建立在部分人绝对短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不短缺是以抹杀掉无钱的需求来满足有钱的需求,也就是用无钱的短缺来满足有钱的充分这样一个假象来呈现的。这也说明市场经济总体上还是短缺经济,因为它也无能力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可见,从总体上说,市场经济与传统计划经济都是短缺经济,只不过传统计划经济整体上更加短缺。而市场经济很大程度上所谓的不短缺只能针对有钱人,他们在价格机制下处于优势分配地位,他们的满足建立在他人极端短缺的基础上,是以部分人的充分满足掩盖部分绝对短缺的假丰富。又由于价格机制,政府不再负有分配责任,每个人只能依靠自己努力获取金钱来获得商品分配。于是就把每个人的商品满足变成个人的事情,于是商品分配的焦点由政府转向了个人。对于那些没钱的人不好再向政府要求商品分配,也无法因此聚集政府门前闹事。在市场经济下,看似很自由的公平竞争转移了人们对于无钱购买商品而忍受短缺的愤怒。于是,这些无钱的需求就这样被市场、社会所忽视了。于是市场经济显示出所谓的歌舞升平、物质极大丰富与富足的假象。因此,市场经济也是短缺经济。不仅仅是整体上的短缺,也是局部非常不公平的短缺。可见,市场经济与传统计划经济都是短缺经济。市场经济还是更加不平等、更加不公平的短缺经济。

    探析造成市场经济与传统计划经济整体短缺的根源,根本上在于落后的生产力。现在不管是哪个国家,包括美国都无法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物资需求,都没有制造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物资需求的强大生产力。从非根本上的原因来说,传统苏联、中国计划经济模式并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模式,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生产力,造成苏联、中国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总体明显短缺,比市场经济更加明显的整体短缺。但是,从个体来讲,传统计划经济在一些商品满足人们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均匀,更加公平,也就是相对传统计划经济下人与人相比较的不短缺。而市场经济在个体上讲,局部商品个人满足高,但是,局部个人短缺程度也高。于是,很多商品满足范围不全面,也很大差异,很不公平。于是市场经济下人与人一比较,有巨大的心理差异与失落。对于那些有钱人的充分满足来说,无钱人是绝对的商品短缺。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金钱总是不断向资本家手中集中,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更加加剧了市场价格机制的不公平,造成更大程度上的局部个人绝对满足与局部个人绝对短缺。

    因此,未来只有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生活商品价格进一步下降,只有当每个人的收入可以轻易购买起这些基本生活商品的时候,商品才成为产品,全体人民获得充分满足。在此基础上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社会财富差异大大减少,实现共同富裕。只有这样共产主义社会的产品经济就算到来了。于是在共产主义产品经济时代,生活资料绝对不短缺,绝对满足每个人正常的基本生活需求,也就是真正的不短缺经济时代。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gmail.com>  2009-09-07 11:45:45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Fw: 谁该为“贫二代”负责?陈同海的权、钱、色;省级贪官陈绍基与王华元

谁该为“贫二代”负责?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09-9-5

    “贫二代”就是继承贫穷的年轻一代,与“富二代”相对应,反映的是贫富分化与固化之社会的铁律:富裕者的子女也富裕,尽管许多富家子弟乃纨绔,最终逃脱不了“富不过三代”的诅咒;贫穷者的子女也贫穷,而且三代甚至N代也无法改变贫困的命运。富益富,贫益贫,谁该对庞大的“贫二代”负责?如何才能改变“贫二代”的命运?

    目前中国“贫二代”之恶性循环日益凸显的根源在于现有的户籍制度、教育制度、金融制度、国有企业垄断制度、财税制度、社会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新闻话语权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官僚制度的缺陷与不合理。

    城乡隔离、地区隔离、城市与城市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制造了农家后代的天生贫困,农民的后代永远是农民身份——除非考取了大学,而有机会上大学的概率很小;农民工子弟、打工子弟永远无法获得市民待遇、国民待遇——除非父母在城市买房、办企业了,而这个概率更小。据报道,南京市一百万农民工在五年中也只有四五个人获得了南京市户口,比率为百万分之一。可见,农民要改变自己的卑贱身份比中头彩还难。可以说,二元户籍制度是制造身份歧视、身份固化及“贫二代”的罪魁祸首。

    由二元户籍制度衍生而来的二元教育制度以及城乡高度不平衡的教育投入使得农村娃难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农家子弟上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小,据“我国教育公平的理论与现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农家子弟进入国家重点高校的机会仅为工人子弟的4分之一、党政干部子弟的31.7分之一。由此,不公平的教育将贫困世代继承下去。

    国有垄断的银行因为抵押、贷款成本、信用信息不完全等原因必然只给大企业贷款,中小企业、个人、农民都不能融资,造成中小企业大量倒闭、社会就业困难、个人无法创业、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困境,而美国、欧盟皆有上万家甚至数万家民营中小银行、社区银行、贷款公司,他们可以解决老百姓的融资难题,不像我们中国仅有为数不多的国有大银行嫌贫爱富,喜欢给垄断企业、跨国公司贷款,促成了企业发展的两极分化,也使得弱势群体无法借助金融的帮助实现翻身致富的愿望。

    愈来愈壮大的垄断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而哀鸿遍野的民营企业只能以低工资低福利勉强生存,所侵害的必然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工人以及年轻的农民工——“贫二代”的权益。

    中国的财政是官本位、官僚化的财政,财政支出由官员们说了算,不像发达国家由议会说了算,行政官员只有执行的权力;而官僚化的财政造成“三公”(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旅游及出国)甚至我所说的“四公”(三公+公款建房建楼)消费巨大,民生支出捉襟见肘;还有中国的税收主要是向生产领域征税、向工薪阶层征税,这些都恶化了小企业以及贫穷家庭的生存处境。

    发达国家的分配结构是橄榄型,两头小中间大,特别贫穷和特别富裕的人都很少,中产阶级占90%以上;而中国的分配结构呈哑铃型,两头大中间小,特别贫穷和特别富裕的人都很多,尤其是广大的工人农民沦为弱势群体,他们的年收入很低。目前中国的工资率(总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仅为11%~12%,工人农民的收入总和占国民收入的总和仅为25%,而世界平均是45%。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直接制造了“贫二代”。

    中国的社会保障分成三大块或三等级:官员及公务员属于第一等,保障比较完善;企业及其他城市居民属于第二等,许多人面临失业、医疗等方面的困境;农民属于第三等,医疗、养老等社会化保障刚刚起步,而且保障水平极低,“贫二代”恐怕只能延续下去。

    以上还只是产生“贫二代”现象的次级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弱势群体缺乏话语权、组织权、监督权,我们缺乏民间报刊、电台电视,新闻媒体都是由地方官员们所控制,往往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贫困者、上访者、工人、农民的呼声大多被遮蔽;工人农民缺乏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而无法与资方平等地博弈谈判,他们的工资福利无法提高,农产品也无法集体地以统一的品牌生产与销售,不但农民的收入无法提高,而且农产品的质量与食品安全也无法保证;同时,各级人民代表和官员由于不是经过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选举产生的,也不可能自动地代表民众的利益。由此,庞大的弱势群体、“贫二代”只能代代相传。

    (邮编:100081,通信地址: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电话,13661243362,电子邮件: huxingdou@sohu.com。huxingdou@sina.com。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www.huxingdou.com.cn。)

 

 

陈同海的权、钱、色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09-9-5

    陈同海,中国石化原总经理,以其近两亿的贪污受贿额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成为部级高官中落马的新丑。

    1948年生人的陈同海,江苏灌云(今响水)人。曾任浙江省宁波市市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石化股份董事长。2007年6月22日被双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从1999年至2007年6月,陈同海利用职务之便,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

    他是原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之子。可惜从基层干起来的陈同海渐渐地背离了父亲的政法——讲政治、讲法律,而堕入了权、钱、色的漩涡。

    权——霸道。陈同海的为人霸道闻名遐迩,同事评价他“非常强硬,中石化很多中层领导都很怕他”,是人见人怕的“霸王”。他曾公开向民众挑战:“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他还直截了当地说:要把中石化变成一只“狼”。

    据报道,陈同海所领导的中石化在山东为了防止对手做大,对当地21家中小地方炼油厂采取以建大炼厂的条件换取地方政府取缔对方中小企业、提高原油售价、降低成品油收购价、控制原油供给、联合运输部门控制运输等方式进行围追堵截。在云南,中石化大理石油分公司将中石油的下属企业中青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告上了法庭,其目的是让中石油失去云南滇西的市场。

    陈同海的独断专行、金口玉言、出手阔绰从一家股份制人寿公司的经历可见一斑:人寿公司的人化了4个多月的时间约见陈同海,但仅仅谈了40分钟陈同海就决定入股2亿元。

    在上海,陈同海仅用两天的时间就决定为F1大奖赛提供高达8亿元的赞助。据报道,中石化每年要付给国际汽联管理公司(FOM)约2000万美元,三年下来超过6000万美元。同时,中石化购买央视3年F1电视转播冠名权,其每年花销为8800万元人民币,3年总计2.64亿元人民币。另外,陈同海主持拍板的20多项金融投资包括保险、基金、银行、期货等,他皆出手豪爽,国有资产犹如自家的钱袋。

钱——挥霍。什么叫“日进斗金”与“挥金如土” ?陈同海以其言行给这些词汇作出了最佳的注释,可以写进教科书。他不仅个人受贿两个亿,而且他每月公款花费达120万,平均每天挥霍公款4万元。对此,陈同海非常自豪:“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二百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 好像中石化利润的飚升全是他陈同海经营有方的功劳,与资源垄断、以及他赶上了石油涨价的好时机——在他任上油价翻了数翻无关。

    色——共享。陈同海的情妇李薇深得陈的宠幸,她同时也是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的情妇,而且是陈主动送给杜的,可见陈同海雅量不小,人很“大方”。而李薇不仅深得两人的宠爱,而且也受到两位部级高官权力的庇护大赚其钱,她的华诚石化进入了青岛地产界,甚至“染指”奥运帆船赛事基地的商业开发。同时,陈同海与杜世成也达成联盟,陈一方面在青岛建立了国内第一座一次建设规模达到1000万吨炼油能力的炼油企业,另一方面通过李薇的华诚石化拍地、“陈杜”联盟开发了好几个房地产项目。

    真可谓天下第一等奇事:陈同海、杜世成、李薇三人共享情爱、共创财富,实现了“三赢”。

 

省级贪官陈绍基与王华元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09-9-5

    日前,中纪委对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进行了立案调查。初步调查结果显示,陈绍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并且,生活腐化。中央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公职的处分,并将他移交司法部门依法处理。这是广东省历史上最高级别的官员因腐败而倒台。

    陈绍基,从1991年起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长达10年,从1993年起任广东省政法委书记也将近10年,从1998年起集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于一身,直至成为省政协主席、中央候补委员,可谓一路顺风。陈绍基原本是“好官”,被认为 “有魄力”,“敢想敢干”,侦破了 “张子强案”等大案要案,为当时的广东公安赢得 “逢大案必破”的美名。可是,2004年调任省政协主席之后,陈绍基可能觉得仕途到顶,人生观发生了急剧变化。他策划成立了 “广东繁荣粤剧基金会”,担任名誉主席,举办“粤韵悠扬——粤曲欣赏暨募捐晚会”,一场晚会筹得6000多万元人民币。几年来,募捐总额达到2至3亿元。

    陈绍基成立基金会的目的之一便是以基金会的名义向企业家要钱,建起小金库供其任意挥霍。另有报道,陈绍基除了贪污腐败之外,还为涉嫌庇护黑社会及公海赌博。

    与陈绍基惊人相似的是,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后调任浙江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的王华元也是站在了反腐第一线却自身严重腐败的省部级高官,他俩曾经是上下级或平级关系,都涉及巨额腐败、赌博,都养有情妇。

    王华元也是擅于“表演”的“反腐斗士”。其经典语录令人大跌眼镜,诸如“腐败的官员,首先是政治信仰动摇,第二是经济出问题,第三是生活作风出问题”;“不管是谁,哪怕他官越做越大,只要违法,必然受到惩罚”;“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王华元一面自己“包二奶”,一面大谈严惩包养情妇,并且煞费苦心地归纳了“包二奶”的五种形式与危害:以色谋权、色助官贪、贪钱买色、色逼官贪、色相贿赂。

    王华元在广东可谓一言九鼎,他一句话、强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把不喜欢的官员投进监狱。2004年,王华元在广东省委的某个会议上表示“要以‘贪污罪’处理《南方都市报》这帮小子”,结果《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和总经理喻华峰以“贪污罪”和“私分公款”罪被拘捕,喻华峰被判刑七年。司法界普遍认为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的中国式冤狱。

    王华元在当地群众中可谓劣迹斑斑,早年就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而差点毁了自己的仕途,但是王华元毕竟当过军队中的师政委,经历过大风大浪,一般都能化险为夷,可是这一次,他与陈绍基都栽了进去,恐怕再也难以挺过去。

   (邮编:100081,通信地址: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电话,13661243362,电子件: huxingdou@sohu.com。huxingdou@sina.com。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gmail.com> 2009-09-09 00:45:02 +0800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抄送:标题: Fw: 打倒垄断国企

打倒垄断国企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09-9-8

    垄断性国企因其产权不清、政企不分、治理结构不科学、官僚主义严重而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打倒。具体地说,垄断国企犯有如下十宗罪:

    一、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是通过竞争性的私人企业而民富国强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依靠国有垄断而实现了现代化的,相反,斯大林和希特勒虽然通过政府控制经济实现了暂时性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他们的“现代化”如过眼云烟,很快灰飞烟灭。法国、意大利的国企曾经比较强大,如今他们的国有经济被控制在十分有限的范围之内。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对一些私人企业进行了暂时的“国有化”,但是他们的理念十分清晰——只是在危机中加强政府的作用,危机过后政府将从微观经济中退出,绝不搞“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与其他国家清一色的私人企业(私有股份制企业)榜上有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将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歧途(畸形现代化)的象征。

    二、支撑了集权与人治,破坏了法治。国有是专制的经济基础,政府对于经济资源的牢固控制极大地维护了传统政治体制;政府与国企的经济瓜葛、国企内部的个人独裁、垄断国企以“共和国长子”自居而无法无天,这些都严重地破坏了法治,强化了人治。事实上,现代法治是建立在财产私有的基础上的,所谓私人茅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而“国有”强大的国家一定没有法治。

    三、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形成官僚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凡是国有主导的市场经济,必定是公权力肆意扩张的市场经济,也是特权泛滥的市场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必然遭到民众的怨恨。

    四、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国际组织曾经对154个国家进行调查,结论是国有经济比重越大的国家越腐败。的确,特权垄断造成了当下中国不断打破记录的腐败额,中石化一盏灯156万(网民称2000万),装修大楼4亿多,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他平均每天消费4万多元。

    五、形成了分配不公,扩大了贫富差距。垄断国企的职工占全国职工的8%,但其工资总额占全国的65%。国有垄断的金融、银行只给大企业、跨国公司贷款,不给中小企业、个人、农民融资,造成了企业的两极分化——肥得流油的垄断国企与朝不保夕的私企并存,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亿万富翁的权贵与身无分文的无产阶级并存。

    六、妨碍了老百姓致富。垄断国企对私人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垄断银行只给权贵融资,民营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恶化的经营环境,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个体户的数量都急剧减少,特别是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国进民退”,担负着全国70%就业任务的民企风雨飘摇,城市工人、农民工的工资与就业越来越陷入困境,普通老百姓致富无望。

    七、催生了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垄断国企大多由高干子弟所把持,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国家被“分利集团化”;既得利益阻挠改革,分利集团营造分赃与庇护的腐败王国,他们强奸民意,挟持政府,不断固化与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譬如中石油、中石化凭借垄断每年各有500亿~1500亿的巨额利润,但是他们每年还向中央政府各自强行索取了50亿~100亿元的“补贴”,而全国几千万人的低保也才拿了100余亿,前几年只有几十亿元。而在俄罗斯,法律规定只要石油价格超过每桶25美元,那么石油利润的65%~90%归政府财政。由此,俄罗斯财政收入的60%以上来源于石油天然气,石油对于俄罗斯人民近几年民生的极大改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是,中国的石油交给了三个利益集团,石油利益和价格的垄断不但不能有助于改善民生,反而恶化了民生。

    八、导致了经济低效率。据美国《财富》杂志:尽管中石油、中石化在2009年世界500强中名列前茅,但他们的效率只有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的1/23。另据测算,中国垄断的电力、电信等公司的资本利润率只有世界同类同规模企业的1/5~1/20。

    九、形成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巨大浪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国有投资失误率为30%。其实,浪费何止30%,许多专家估计:全国一轰而上的开发区、工业园、汽车、钢铁、电视机、医药生产等等,国有浪费率60%以上。诚然,私人投资也有浪费,但其浪费主要表现为对于市场供需均衡点的把握不准确,一旦私人企业家发现即将供大于求时他决不会再投资,因此其浪费是有限的,是探索市场均衡点的必要代价;可是国有投资就不一样了,明明知道全国已经供大于求、产能过剩了,地方领导人出于GDP、政绩、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还要上项目、上工程,因此国有浪费成为无底洞。

    十、扼杀了民族创新能力。垄断的国企没有必要没有动力创新,弱小的民营企业没有资金没有能力创新,由此形成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观——中国虽然经济规模庞大,但无非是国际打工崽;无核心技术、无品牌、无名牌;产业结构低级化,产品低端化。中国的高新技术专利80%是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申请的,中国的专利中86%属于外形设计、商标专利,很少发明专利,在发明专利中,90%属于小打小闹的个人发明。中国99%的国有企业没有专利。

    事实证明,所谓国企是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乃弥天大谎。美国几乎没有国企,其石油、电信、电力、铁路、航空甚至监狱管理都私有化了,也没见其国家利益受到了损害,恰恰相反,其国家利益、民众利益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美国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也比中国小得多。其实,国家的职责不是参与企业经营和微观经济活动,而是保卫私人产权、制定经济活动规则、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譬如制定有关石油税收、电信保密、保护公众利益的法律并且强制执行之。

    中国式的垄断国企不仅无助于经济现代化和民生福祉,而且败坏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损害了社会正义,破坏了社会和谐与稳定。

    没有国企,中国将更加美好。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9-16 07:45:0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71 轮胎特保案的警示:中国贸易政策到了反思和内省的时刻

反危机不可忽视反垄断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田丰

September 3, 2009

Tfde9999@yahoo.com.cn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如何有效应对危机、刺激经济增长和确保就业成为诸多国家政府的工作重心。在此背景下,反击垄断以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显得不那么合乎时宜,因为一些看法认为这将给已经处于困境的企业带来额外的压力和不确定性。不仅如此,在反危机的主旋律中,部分国家政府还有意识地放松了国内反垄断的力度和实施要求,例如韩国允许竞争者组成临时性卡特尔,欧盟委员会希望同时在并购审查和政府救助方案审查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英国未进行竞争力调查就批准了劳埃德TSB 银行对本国最大住房抵押贷款银行HBOS 的收购。

    随着世界主要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的相对稳定与好转,决策者开始关注各项政策对本国未来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可能影响。在竞争政策领域,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09年5月欧盟委员会以英特尔公司违反了反垄断法规为由宣布将对其处以总额高达10.6亿欧元的罚款。尽管欧盟该举措建立于长达数年调查的结果之上,但是选择在此时作出决定还是耐人寻味。

    一般认为,反垄断的目的是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例如,欧盟认定,英特尔公司通过向客户支付忠诚度折扣、向生产商和零售商付费等方式排挤了唯一的竞争对手AMD,客观上造成消费者丧失对X86芯片的选择权,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但是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希望知道反垄断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在经济学中,垄断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总称,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形式:完全垄断,即市场上只有一个卖者;垄断竞争,它与完全竞争市场一样,存在着大量的买者与卖者,但不同之处在于,各厂商生产的产品存在差异;寡头垄断,由少数几家生产和出售相同或近似产品的厂商组成特定行业。

    市场结构不同,经济效率也有着明显的区别。所谓经济效率即是指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性。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产量相对来说最高,价格相对来说最低,这意味着在技术水平既定的情况下,资源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因此,完全竞争的市场是经济效率最高的市场,垄断竞争市场次之,寡头垄断市场第三,最差的是完全垄断市场。

此外,保持市场的竞争性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还在于:通过传递正确的价格信号鼓励创新和生产率提高;通过优胜劣汰促使企业家改善管理水平;通过构建有效率的要素投入市场和产品市场鼓励投资。但同时还有另外一些研究指出,垄断也有其积极意义。例如,垄断厂商可以实行大
规模经营,从而有利于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雄厚的资金实力可以支持厂商从事长期和重大的技术革新研究,从而为技术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垄断竞争厂商和一些寡头垄断厂商对于产品差异性的重视使消费者的需要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

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从目前的各种制度设计来看,反垄断其核心并不一定就是要构建完全竞争的市场,更加关注的是可能限制市场竞争的垄断行为,主要包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协议和经营者集中等。

所谓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范围内具有能够左右市场竞争或者不受市场竞争影响的市场地位。在英特尔一案中,该公司生产的X86 芯片至少在全球占有大约70%的市场份额,但这并不构成欧盟对其进行处罚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营者是否滥用了这种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了剥削性定价、掠夺性定价、拒绝交易、强制交易、搭售或附加其他不合理交易条件和价格歧视等妨碍竞争的行为。而垄断协议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营者,通过协议或者其他协同一致的行为,实施固定价格、划分市场、限制产量、排挤其他竞争对手等行为。这种典型的限制竞争行为一直是各国关注的重点。

作为经济活动的普遍现象,经营者集中是指经营者之间合并,或者经营者通过取得股权或者资产、订立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影响力的情形。可见,控制经营者集中,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持而不是改变现有市场结构。在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牢固的基础上,反危机仍然是我们工作的重心,但我们必须尽力确保政府今日作出的决定不会成为明天问题的根源,而是为未来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反危机不可忽视反垄断。
 

 

    参考文章:

国企炒房浮出水面,25个中央部委被曝涉及地产违规

2009年09月04日

华夏时报记者 郑盎

  9月1日,国家审计署的一份报告把中央多个部委也拉入了地产的漩涡。审计署的报告表明,25个中央部委涉及地产违规,涉及金额数十亿。其中,外交部账外资产5169.17万元用于购置房产,农业部越权开发商品房、虚报住房补贴,财政部2008年所属机关服务中心出租财政部房产取得房租收入531.93万元,未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公安部越权审批基本建设项目投资 4.22亿元。
  在更早的6月30日,中化方兴地产以40.6亿拍得北京广渠路15号地,随之而来的全国地王不断被央企制造。

七成央企涉足房地产

  2008年8月10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华夏时报》回复:“我们核准房地产业作为主业的,我印象当中不超过10户,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一个过渡。我想不少企业现在作为过渡的房地产主业会逐步退出。因为你要降低造价,没有规模化,造价是降不下来的。因此重组、退出是必然的。” 一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依照国资委预期的道路前进。如今越来越多民营企业感觉到,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不带他们玩了。”
  8月18日,杭州市余杭区政府携大量经营性用地进京推介。在被邀嘉宾中,国资企业占了大头。余杭区委书记朱金坤对国企分外关注,他在推荐会上反复强调:“余杭一定能成为大企业特别是国企、央企的理想之地。”
  今年8月31日,北京六里桥地块再次被国企拿下。该地块的挂牌起始价为1.5244亿元,现场竞价的起始价为2.005亿元,最终经过122轮的竞价,被北京景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5.16亿元竞得,景旭地产的母公司就是“国”字头企业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竞拍结束后,一家参与竞价的民企对记者谈到了生存问题,“我们预算只有3亿,没想到最终上到5亿。这样的天价,除了国企,谁还拿得动!”
  数据显示,当前国资委分管的136家央企中,逾七成企业涉足房地产业。其中以地产为主业的有16家,如保利、远洋、华润等;辅业包含房地产的则达80多家。在今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城市成交总价排行前10名的高价地块中,有60%是有国资背景的企业获得。
  国字号涉及房地产,除了自主开发之外,还大量购买现房,这更成为众矢之地。《华夏时报》记者上期调查中发现,“在北京三环内,政府部门、大国企和银行的住宅区很常见,这些大部分都是单位帮助员工团购下来的商品房。”
  央企购买现房,也是一种变相的开发投资。有媒体报道称,中石油因为曾经贷款于冠城正业,才得以获得团购价格。据报道,2006年7月,北京华油服务总公司委托兴业银行[32.91 0.95%]北京分行向冠城正业提供贷款人民币6亿元。贷款期限18个月,年利率2.3%,远低于市场水平。

低成本高利润诱惑

   上海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房地产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人士向记者表示,此时国字号单位大量购房被曝光,因为在去年11月开始,大量政府单位对于购房的倾向性政策相继出台。譬如,去年11月到今年1月,上海四大国企就开始了大量收购商品房。今年以来,政策层面上一直在助推购房需求。而利益驱动,则让国字号兵团前赴后继。

  亚豪机构总监郭毅认为,做房地产,央企融资成本低,再加上更高的操作水平,在相同的地价水平上,其盈利水平可能比较高。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强调:“从融资成本上讲,接下天价地王的公司是有先天优势的,大企业现在大概的利率只有3%,但像华远这样的公司融资成本可能要(百分之)五点几到六点几,几乎差一倍,所以不是人家不算账,而是成本起点就低。”

  中国建筑2008年房地产开发业务营业收入占比仅在9%左右,却依靠22%左右的平均利润率,贡献了48%的营业利润。中国中铁[6.16 -0.48%]占公司总收入1.7%的房地产业务贡献了8.6%的营业利润。在此当口,银行大量放贷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7720亿元,同比增长11.6%;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28639亿元,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出现较大增长。“上半年贷款基本都给了国企,大量资金没有合理出路,就只能投奔房地产。”薛建雄认为。

 




发件人:"kxglawyer2005" <kxglawyer2005@126.com>  2009-09-05 21:17:0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问题归根结底是要不要民主

中国问题归根结底是要不要民主

广东 律师 康新贵

    中国社会目前出现了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丑恶现象,以至于人们已麻木而见怪不怪了。贪污腐败,一次受贿一个多亿,每天挥霍国有真金白银4万元;群体事件,翁安事件、孟连事件、石首事件、陇南事件、通钢事件……接踵而来。民生问题、童工问题、血汗工厂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搬经引句、谈古论今,愤青们恶恨恨的咒骂着,社会底层无奈的呻吟着。经济学家们昂着头牛气冲天的论述着经济发展的大道理,似乎一言九鼎,法学家们信誓旦旦的发誓法治是唯一的出路,似乎一旦经济增长、一旦纳入法治,一切便迎刃而解了。但如何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如何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如何实现法治社会?莫衷一是。人的生命短暂而有限,或许五十年、一百年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目前活着的人怎么办?昨天已经过去,明天尚未到来,今天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民生问题?因为社会制度、政策、法律法规是上层精英人物制定的,精英们在制定这些制度的时候较多地考虑了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利益,很少顾及到社会底层的感受。例如当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的时候,政策、法律所规定的补偿数额就不足于安置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再加上执行过程中的层层盘剥,农民的民生问题就产生了。法学家们奉若神明的法律之上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归根结底,中国目前的问题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民主——就是大家共同管理社会。当大家共同管理社会的时候(这里主要说管钱),每天挥霍国有现大洋四万元、一个吊灯一百多万的事情就不会被批准发生,因为钱是大家的,你凭什么要花这么多?当大家共同管钱的时候,就不会发生某基层政府的大楼象白宫一样,而政府却哭穷说没有钱办教育、没有钱办免费基本医疗的事情。当延安时代的毛泽东穿着破旧的衣服,当共党的首脑们穿着土的掉渣的衣服、吃着粗茶淡饭的时候,老百姓就不会抱怨自己穿的太破吃的太差。当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围剿红军的时候,国民党大员陈诚发现,国军不仅仅是在同共军作战,而是在同农民作战,他发现农民生活的太苦而易于跟着共党闹事,就建议由政府收买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才是对付共党釜底抽薪的好办法,但老蒋和他所代表的阶级不同意,倘若陈诚的“阴谋”得逞,共党和红军就真的危险了。

    当政府的大楼富丽堂皇宛若宫殿而老百姓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时候,老百姓就可能会抱怨社会,抱怨多了群体事件就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尤其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事件,正是这种积怨的发泄。

    怎么办?只有民主。民主的制定国家的政策、方针和法律法规,民主的监督其实施。具体的说,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大家平等的享有自由结社的权利;民主就是大家平等的进行协商,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进行决定;民主就是在各级人大和政府中各阶层的代言人应当占有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当的数额;民主就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中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各自所占的比例;民主就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中教育、医疗、福利保障、行政支出等各项支出所占的比例;民主就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大学学费的数额。总而言之,民主是社会的基础、灵魂和骨架。没有这个基础,建设在沙滩上的大楼只能是楼脆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9-10 10:04:58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哈佛Perry : 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 主题: 哈佛Perry : 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

    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1948年出生于上海。纽约威廉·史密斯学院政治学学士、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和燕京学社社长。主要学术方向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研究和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为了中国学研究,她曾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从事专业学习、研究和讲学多年。撰写和主编了多部得到国际学术界同行肯定和高度赞赏的中国学研究著作,包括《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上海罢工》等。

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

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  裴宜理

2009年8月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它具有很大弹性,是一种高效管理,也有观点认为这只不过是外资支撑下产生的幻觉。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即中国这个国家的体制远比某些人想象得更具活力。

“中国终结论”不符事实

    为了能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一些“中国终结论”。从30多年前毛主席去世,到新中国诞辰40周年期间,各种悲观论调愈演愈烈,甚至断言共产主义体系的终结指日可待。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推向最低谷,虽然中国没有受很大影响,但是“中国终结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1995年,社会学学者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崩溃即将到来”的文章,此文后来被广泛引用和转载。作者在文章开篇提出了一个问题:“邓小平去世后,中国能否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对此他的回答是:“从各个方面看,中国都在走向重重危机……邓的去世可能会触发群体事件、党内权力斗争、某些省份联合……导致地方更大的自治权,……中国共产主义很可能会崩溃……未来10至15年间必将出现终结性危机。”

    然而,事实证明,邓的去世并没有如戈德斯通预言的那样造成终结性危机。可是这没有阻止或减弱类似的声音。此后还陆续出版了很多持类似论调的著作,如《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中国转型的陷阱》(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中国的民主前景》(China’s Democratic Future)等。

    回顾中国几十年发展历程,在领导人更替后的10年间社会局势总会出现一定范围的动荡,如1976年毛泽东去世13年后,即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1997年邓小平去世11年后,即2008年西藏“3?14”事件。但是,这些事件最终都得以平息,这反映了中国共产主义政体在处理一次次事件的过程中,自身也在不断得到完善。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其它突发性危机时也表现出惊人的管理能力,如2003年的SARS和2008年的四川地震。如果中国过去的治理方式一成不变,那么这些挑战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将之打垮。

高度的创造与适应能力

    这里我要讨论的问题是: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人的更新换代给其体制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共产党政权是如何处理这些不稳定因素,确保其政治制度的延续的?它又是如何保持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持续和快速的经济发展的?

    解释制度持久性很复杂。但我相信,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它能够巧妙地转化这些社会挑战,使之成为权力再生资源。在诸多挑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众的群体事件。大量群体事件往往被解读为是共产主义制度脆弱性的表现。事实上,较为成功地处理了这些事件,其本身就证明了共产主义中国对问题的拿捏恰到好处,甚至还能化险为夷。在题为“规范化的骚乱”一文中,作者Peter Lorentzen指出,中国的中央领导人用战略性的大胸怀,容忍了一些程度非常严重的群体事件,甚至借此从草根阶层获取更多信息,来打击腐败。又如中国政府取消了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这也是惊人之举。

    随着通信技术日益复杂化和大众化,公众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往往会在大范围内被迅速扩散开来,这也导致中国的治理方式变得更务实和更平民化。如警察殴打孙志刚致死事件,直接引发了政府进一步完善了对待流民问题的规章制度。重庆钉子户、山西黑砖窑丑闻、厦门PX事件等也是如此。这些都表明网上很多信息可以促使国家预见并及时消除群体事件,还可以促使国家修改规章制度(如制定新的环保法)。这些规章制度的修改直接回应了民众所关注的问题,从而提升了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政府似乎已经发现了一种强有力的办法,即通过网络加强政治治理。

务实主义治理模式的历史传统

    虽然这种治理技术还是一种新兴事物,但是其运用的基本技巧却并不新鲜,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一直存在。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治理的情况,我们应从中国传统统治角度,而不是从体制转型和民主化角度去把握。中国的传统统治模式是一种极富弹性的管理实践模式,它有很强的自我创新和适应能力。

    孔子理想中的“天命”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统治者合法性的哲学理念,它强调统治的基本前提首先是要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从民生出发,主张“成者为王败者寇”。在封建国家的治理中,不少具体制度是为了调节国家与社会机构间的利益而设的,这些制度非常务实并不断更新以便更好适应新的需求。如封建制度中的各种临时赈灾措施、防范官僚腐败的措施、各种直接进谏皇帝的纳言渠道、科举考试制度以及为监管和征税而设的保甲和里甲体系等。这些制度增进了精英与大众间的各种纽带,在各个时代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比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时间已经相当长了。但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仅仅关注“崩溃”这个点,就很容易一叶障目。中国封建体制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体制,它是如何设法生存下去的?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改变中,它是如何应对大量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挑战的?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关心并努力探索答案的问题。

    子曰:“六十耳顺”,这用来形容新中国60年的国家体制也十分合适。中国国家体制的健康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共产党治理的创新与适应能力,这与它是否持务实主义的态度密切相关。中国政府对群体事件灵活机智的处理,以及实施的素质教育和公务员考试制度,都体现了很强的适应力。

    后冷战时代,务实的民粹主义处理方式替代了冷战时期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用邓小平话说,就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可喜的是,不仅中国政府认识到务实的民粹主义可以促进政治再生与增强政治活力,美国政府的领导人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如年轻的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就反复强调,必须用务实主义态度处理失业、养老金等国内问题;又如极善言辞的希拉里在被问及美国外交政策原则时,回答说:“让我们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这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小乐译)

 

 

发件人:"英雄无悔" <heroicway@163.com> 2009-09-17 14:56:57 +0800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为刘汉黄辩护词,请指正!童英贵

邓玉娇案、通钢案、刘汉黄案说明了什么?

浙江世纪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童英贵

2009年9月

为刘汉黄辩护

    这是一起(必将)被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的案件。众所周知,在我国,故意杀人罪以适用死刑为第一选项,因此,有必要请求法庭给予辩护人充分的辩护时间。毕竟司法效率与司法正义相比实在是太次要了。本律师认为,在辩护制度存在的前提下,最起码,对于被指控可能适用死刑的罪名的案件,法庭应当全面、充分地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在时间上不得有任何形式的限制,不然就是对辩护制度的背叛和践踏。
本律师虽然没有接受委托或指派,但是为了不辱《律师法》赋予律师的“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使命,还是不得不就本案发表自己的观点。

    在2009年5、6月间在我国发生了两起震惊朝野的大案,一起是2009年5月10日晚上8时许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梦幻城的邓玉娇刺官案,另一起就是2009年6月15日发生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重镇的广东东莞市大朗镇展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刘汉黄刺杀台商案。这两起案件以其标志性意义,在事发后的短时间迅即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两起本来具有相似意义的事件,在进展过程中却遭受到公众舆论完全不同对待。

    邓玉娇一案引起了以网民为代表的公众对个案的史无前例关注,广大网民群情激愤,为了维护邓玉娇的合法权利,无不极尽所能,左右派精英共同声援、联手呼吁,为争取邓玉娇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的基本的实体正义奠定了民意基础。案发后,以许志永博士为代表的公盟在第一时间派出律师前往巴东为邓玉娇提供法律帮助;网名屠夫等民间代表及时赶赴巴东,加入为邓玉娇维权的行列;著名律师张思之、蒲志强、刘晓原等以不同方式介入此案;著名律师田文昌在案件开庭前对案件定性作出了高屋建瓴的分析;萧翰等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始终关注案件的进展,并对一切可能损害司法正义的举动给予及时的回击;以后改革研究所自由派学者陈永苗为代表的正义人士联名向最高法院发出公开信敦促案件的公正审理;德先生社会研究所在最短时间组成律师声援团,多次发表申明支持维权行动;左派领军人物张宏良先生撰文为邓玉娇的“壮举”呐喊;在确定的开庭时间前2天,以巩献田为代表的著名左派人士致信中央政法委并周永康同志和最高人民法院并王胜俊院长,力陈邓玉娇无罪观点,敦请最高人民法院督促案件的公正审理。邓玉娇案在舆论的高度聚焦下得到了基本正义的实体结果,当尘埃落定时,那些关注此案的人们,虽有人对有罪免罚的结果不甚满意,但对邓玉娇毕竟获得了自由这点都感到欣慰。一场以舆论为武器的战争已经结束,参战各方都已经疲惫不堪。

    就在邓玉娇案的功防战进入白热化、决战在即之际,刘汉黄已经不堪承受巨大压力,悍然举起了弹簧刀,捅杀了三名台资企业负责人,造成台商二死一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6•15东莞刺杀台商案,全球华人舆论为之哗然。然而,短时间的轰动效应后,主流舆论突然变得死一般的沉寂,除了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偶尔有几篇歌颂刘汉黄为英雄的文章外,刘汉黄事件几乎很快被主流舆论阵地所遗忘。正如博主蓝熊在其博客文章《刘汉黄案,我们需要另一种正义 》里所说的那样,“我原以为左派同志们会对这起典型的阶级斗争案子群起而声援。但查看了“乌有之乡”,只有寥寥3、4篇有关文章,跟贴也少,未免使蓝熊感觉不爽。同样是面对社会不公奋起反抗,邓玉娇案,网络沸腾,民意汹涌,“乌有之乡”发贴几百篇,蓝熊还叨扰过两篇。而刘汉黄案更具有代表性,全国有8000万血汗工厂的打工者,人人都可能成为刘汉黄!为什么如此受人冷落?受人忽视?右派对此患失语症,情有可原,因为他们的屁股坐在另一边。而左派自许是弱势阶级的代表,应该责无旁贷站出来为刘汉黄说话呀!左派大佬们哪去了?为什么不说话?黎阳、张宏良、老田们,不要拘泥于历史的虚影了,为现实中的小人物说句同情的话!左大培、杨帆们,不要迷恋抽象主体的公有制了,为底层贫民争取一点改革开放的利益吧!汪晖、甘阳、崔之元们,不要再迷信国家权力的公正性了,为弱势阶级的不利处境说句公道话吧!左派的律师在干吗?应赶去广东为刘汉黄作辩护,把阶级兄弟从牢里救出来。”

    主流媒体的沉默,刘汉黄或许将面临独自面对整个国家机器的艰难处境,基于刘汉黄悲惨的家境,除了接受政府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的程式化的辩护外,他或许很难得到足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辩护,这或许就是穷人的宿命。谁让他不幸生在刘汉黄父亲的家庭里呢?我既非左派亦非右派,但这些天来刘汉黄的命运的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如果有机会,如果我能够胜任,我一定去广东为你辩护。或许是出于良知,或者是因为基于同为农民子弟的感同身受。(从网络上得知,已经有多名律师主动与刘汉黄家属联系以取得援助资格,如此,我也放心多了,我相信这些主动援助的律师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维护正义的使命。后注)

    据东莞市公安局通报,刘汉黄在上班期间发生工伤事故致右手手掌残断,因工伤赔偿问题一直与厂方进行协商。6月15日上午,刘汉黄再次与林某等人一起在该厂办公室商谈工伤赔偿问题,因双方存在分歧未达成协议,故约定当日下午15时继续协商。当天12时20分许,刘汉黄在该厂门口拦住正要外出的赖某,双方发生争吵。林某、邵某闻讯赶来理论期间,刘汉黄突然掏出一把弹簧刀,将三人捅伤。其中邵某当场死亡,林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赖某现正在抢救中。

    台湾联合报报道,广东东莞发生重大台商命案,东莞大朗镇的展明五金制品公司员工刘汉黄向厂方索讨赔偿金不成,前天中午持弹簧刀刺杀台商老板及台干,造成两死一重伤。死者分别为卅三岁的五金厂经理林裕腾及五十岁的副总邵正吉,两人为甥舅关系,来自台中县;重伤者为生产经理赖振瑞,来自彰化,正在大朗医院救治,尚未脱险。凶嫌刘汉黄已被警方逮捕。

工人新闻网:强烈谴责东莞台商,强烈声讨台独势力

    2009年6月15日中午在东莞大朗镇大井头社区展明五金厂发生工伤工人刘汉黄捅杀两名台商事件。在事件发生之后,台湾媒体在台独势力的操纵下迅速做出反应,公然挑衅长期遭受台商剥削压迫的大陆劳工,公然用谎言营造台商仁义劳工凶残的氛围,试图将劳资茅盾转化为两岸茅盾,推动台独的发展,将台独意识转嫁为台湾民意上。对于台商残酷压迫大陆工伤工人的事实我们表示强烈谴责!对于台商配合台独势力的行为,我们表示极度愤慨!

    台商林堃地为掩盖刘汉黄工伤案过程中资方对刘汉黄的迫害导致单手的工伤工人反击杀死两台商的事实,公然面对电视媒体说,“他这段时间也住在公司里,公司还是照常给他发薪水”,而是事实,自从工伤发生后,资方仅仅提供过刘汉黄第一个月的工资七百元,之后再没给刘汉黄发过任何薪水。资方是非常清楚的。并且在工伤案的庭审中,资方也承认了刘汉黄工伤后厂方支付的生活费最终是从工伤赔偿金里扣除。事实上刘汉黄从进入展明厂至今,仅仅从展明厂得到过700块而已。由于刘汉黄家庭极其困难,厂方又不愿意支付工伤赔偿金,导致刘汉黄离厂后生存都成问题,因此在东莞法院的要求下,资方才不得不给刘汉黄提供食宿,并且食宿费要从工伤补偿金中扣除。台商林堃地试图营造的资方仁义,为此不惜歪曲事实。

    刘汉黄发生工伤之后,入院不足三天,本来还可以保留两只手指的情况下,整只手掌就在主治医生的推动下被迫截肢。当刘汉黄的弟弟第三天赶到东莞时,刘汉黄已经做了截肢手术。

四村委数千群众联名声援打工子弟刘汉黄

     中国的左翼发表文章,盛赞“通钢的工人阶级打响了反对私有化的第一枪”。“中国的工人阶级终于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了21世纪的政治舞台”。右翼的资本家喉舌在恶毒地咒骂,说通钢的工人抗争“其实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日夜追逐自己私利的资本家们的走狗竟然有脸指责工人为私利抗争,足见资本家的帮闲们逻辑混乱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其实,中国的工人们终于不再俯首帖耳地为资本家的私利卖命,而是敢于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最无畏的斗争,这正是中国工人进步为现代社会公民的表现。反抗建龙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通钢职工,无论他们主观上是如何为了个人的私利,他们的斗争所捍卫的,都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地位和尊严,都是中国的国有财产—那是全体人民首先是中国工人的财产。

    中国工人的这场抗争,其意义丝毫不亚于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的五一大罢工。芝加哥工人的五一大罢工带领着全世纪的工人争取到了每日8小时的标准工作日,而通钢工人的抗争,必将为中国的工人争得在企业治理重大问题上的真正发言权,为制止中国的掠夺式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最近,一篇作者署名秦川牛的评论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该文的题目为《当权力认定的凶手竟是百姓心目中的英雄的时候》,文章不长,且全文抄录:我以为,当共产党人的言行符合党旗上的标志的时候,那么,你想让共产党的威信不高都不行,因为工农民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我还以为,当权力所认为的凶手与百姓们所认为的凶手是一致的时候,则社会就一定是和谐的。相反,当权力所认定的凶手,每每竟是百姓们心目中的英雄的时候,那么,则社会就一定是中了邪气,撞到了鬼,是非颠倒,人神难安,社会动荡。

    那么,当今社会究竟有没有权力所认定的凶手,恰好就是百姓们心目中的英雄呢?我觉得不仅有,而且还有得很古怪很离奇很规模,并且还远非一两起。 

邓玉娇案、通钢案、刘汉黄说明了什么?

    5月10日 晚,发生在湖北巴东的震惊全国的邓玉娇案,就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此类案件。纵观古今中外的正常社会,甚至在动物世界,实在也难找一例这样的奇观:当众官员共同对一个弱女子进行调戏、侮辱、施暴时,女子出于本能,举起修脚刀胡乱挥舞,以致官员一死一伤。在任何正常的社会,都会将邓玉娇此举当作一个除邪震恶的榜样给于褒扬。然而湖北巴东当局,却欲将邓玉娇定为杀人凶手,而对那几个官员却不作任何追究。  

    不几天之后,又发生了这样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民工刘汉黄因工负伤,被老板除名,在劳动仲裁无效又多方求助无果(这在任何正常的社会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的情况下,被迫向私企老板举起了讨要公道之刀。试想,刘汉黄此举,倘若发生在30多年前的中国,则刘汉黄会不会是一位对资本家进行英勇斗争的英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7月24日 所发生的震动了整个世界的吉林省通化钢厂万名工人打死工头一案。  

    众所周知,共产党是以消灭私有制和代表广大工农民众的利益而闻名于世的(以《共产党宣言》和党旗上的标志为证),共和国的宪法也载明了要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然而,吉林通化当局却公然践踏宪法、公然违背共产党的宗旨,数次与私企老板勾结,将庞大的通化钢厂,交由资金微弱的私企老板掌控,遂使国资大量流入私企老板腰包,工人大量下岗,在岗者也收入大大下降,而工头的年薪却高达300多万元。这一人世间罕见的违法乱纪且公然践踏公理的强暴行径,自然会引起工人们群情激愤、工头遭殴而亡。  

    至此,究竟谁是造成吉林通钢事件的真凶?谁是维护宪法、维护共产党的宗旨、维护基本人权、维护起码公平正义的英雄?我相信中国百姓自有公论,因为有一句话说得好:“历史的舞台,谁的表现最为精彩,台下的群众心知肚明”。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吉林通化当局,至今仍然还在以权力者的身份,不惜以巨资在工人们中追查着“真凶”。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事件,其共同之点,都是发生在权力与民心相背的情况下。这实在是一些中了邪气,撞到了鬼,是非颠倒,人神难安的事情啊!以致我不得不将它们记录下来,留作后世之鉴。如果说左大培先生只是从道义上为通钢工人辩护的话,秦川牛先生似乎找到了反驳对刘汉黄和通钢工人追究刑事责任的锐利的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赫然宣告: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共和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号称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国度,居然在大众的迷失中沦为权贵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这是何等的可笑,又何等的悲哀啊!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刘汉黄的血和泪,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难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这些年来主流经济学家和无耻政客们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2009年9月6日15时30分完稿,(联系邮箱:Heroicway@163.com,heroicway@sina.com)

 

 

发件人:"xujingan" <xujingan@vip.163.com> 2009-09-17 21:40:25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  抄送:标题: 袁正光、李延明、刘利华、徐景安谈什么是以人为本?

袁正光、李延明、刘利华、徐景安谈什么是以人为本?

---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四次研讨会部分发言

2009年9月5日

    2009年9月5日,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四次研讨会召开,33位学者、媒体工作者与会。原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袁正光提供了主讲论文《什么是以人为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延明提供了主讲论文《以人为本”与“以人民为本”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利华副教授作为嘉宾发表评论。会议由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主持。

徐景安(原深圳体改委主任):

    从本次研讨会起,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将转入对我国提出的重大理论概念与问题的讨论,拟定的讨论题目有:一、什么是以人为本,二、什么是和谐社会,三、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四、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六、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七、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八、什么是普世价值观。今天讨论“什么是以人为本”,请原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袁正光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延明两位主讲。

    “人本位”价值观是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提出的,至今500多年的历史,造就了西方工业文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影响,现在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以人为本。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概念,对它的认知关系我国改革的方向与前途。当然,不是说,把这个问题讨论明白了,改革就成功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改革既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也需现实的物质力量。而正确的理论是集聚力量、指导行动的首要问题。如果事关改革方向的重大理论问题,没有正确认知,甚至南辕北辙,怎么启动改革,往什么方向改革?

    现在,改革阵营中也存在轻视理论的倾向,认为关键是利益调整问题,这是对的。但利益按什么原则来调整,这就涉及到理念。不讲理念就动手,那是土匪、抢劫。绿领好汉也得找理由,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就是召集人马、鼓动人心的旗帜。任何深刻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行动,都是以文化、理念作为先导,流传至今的世界三大宗教以及我国传统文化、西方工业文明、社会主义运动都是有一个理论体系作为支撑。当然,做改革具体制度的设计,尤其是进行有实际意义的改革试点,都是重要的、必须的,这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其实具体制度的设计与试点,也离不开价值理念的指导。

   今天我们讨论“人本位”,建议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人本位”在西方提出以后发生的影响与演变,二是“人本位”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及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演化,三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人为本的背景、影响以及认知上发生的分歧。将理论与实际、思维逻辑与历史逻辑结合起来讨论,把概念的内涵、提出的背景、针对的倾向、产生的影响、实际的演变弄清楚,有助于正确把握概念,并引伸到文化、制度建设上,这样讨论就有意义,而不停留在纯粹的概念之争,成为学究式的讨论。

袁正光(原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

    文章已发,不再重复,说点题外话,算是前言。李慎之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去世之前我们隔一段时间聚一次。世界上很少有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截然分开,两个科学院,互不了解。科学产生于自然科学,但是它决没有仅仅停留于自然科学。科学与人文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的理性为人文提供了认知的力量。人文有感性的人文,有理性的人文,有悟性的人文,。但是,只有到了最终产生了理性的人文,人类才真正进入人文时代。我今天要强调的是,以人为本,最终是科学理性认知的结果。
以人为本,首先是一种认知,然后是一种观念,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制度,最后是一种生活和行为方式,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前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大型电视片《大国的崛起》,说的是英国怎么崛起的,美国怎么崛起的,还有法国、日本怎么崛起的。英国这部分笔墨最重。编导发现,比英国更早的,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但最后都纷纷衰落了,甚至连它们的殖民地,如南美,至今仍然乱哄哄的,找不到方向。唯独英国引领世界进入了现代化!为什么?它的第一个殖民地,美国成为最发达的国家,最后一个殖民地,香港也成为世界上发达的地区。他们到处查资料,找不到答案。后来,看了我早年在央视10频道百家讲坛的一个演讲——科学与人文。他们说,从我的演讲中终于找到了答案。我们知道,英国发明了蒸汽机,发生了工业革命。那么,蒸汽机、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英国?因为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也就是说英国给人类的贡献,最大的还不是发明蒸汽机,而是发明了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

    英国为什么会发明这两种制度呢?那就是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英国光荣革命,世界上发生了两个伟大的颠倒和两个伟大的观念转变。这就是我的文章中所说的,从哥白尼到牛顿,把颠倒的“地心说”颠倒过来,建立了“日心说”,诞生了近代科学,人类进入理性时代。从文艺复兴到约翰·洛克,把颠倒的“君本位”颠倒过来,建立了“人本位”,诞生了现代人文,人类进入人文时代。两个颠倒,导致了两个伟大的观念转变:一是从几千年的凭经验办事转向按规律办事,产生了科学观念;二是从长期的崇拜权力转向尊重个人,产生了人文观念。有了这两个颠倒,有了这两个观念,才有引领世界进入现代化的英国,才有紧跟其后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美国,才有走向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才有在二战后一大批走向民主的发达国家。与此同时,那些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仍然停留在被颠倒时代的文明古国,反而成为落后的国家。

    科学给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思维,即以事实为基础,以规律为核心的理性观念和理性思维。从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到人类社会也是有规律的,是一个伟大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的代表人物就是牛顿的好朋友约翰·洛克。一个是剑桥的,一个是牛津的,但是他们两个同属于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他们身上实现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我的文章已有详细的论述。

    我们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华民族有灿烂的古代技术,为什么近代科学却是从西方传进来的?我想说明一下,西方的实验科学与我们的炼丹术,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的炼丹术是炼不出科学来的。我们没有产生科学的思维基础。比如,2000多年前,我们祖先就发明了指南针。但是,我们只知道用指南针,却从来不问指南针为什么指向南方或北方,我们没有这个思维方式。为什么?天人合一,人间的一切,都取决于天,一切都是天意决定的。风有“风婆”,雨有“雨神”,雷有“雷公”,闪电有“火闪娘娘”,连皇帝的君权也是受命于天。自古天意高难问。我们只能服从,没有好奇心。最多求求神,拜拜佛。与我们不同的西方思维方式,就喜欢问个为什么?哦,原来是磁,磁场,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后来又发现,电能生磁,磁能生电,从而发明了发电机,人类进入电气时代。我们只好跟着走。又比如,我们的农历,按照月亮的圆缺,一个周期30天,叫一月,12个月为一年。但是,12个30天只有360天,而寒暑交替的一年是365.25天,还差5.25天,为什么?我们从来不问,因为那也是天意。当然我们适应能力很强,用闰年来解决。即使搞得很复杂,我们也能忍受。至于为什么一年是365.25天,一年为什么有寒暑交替的变化,更是不问。天意不能问。天人合一,儒家学说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性。

    西方跟我们的思维方法不一样,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就已经想到了太阳围绕地球转,虽然结论错了,但是过程是充满智慧的。我们从来就没有追问,太阳为什么从东方升起,又从西方下去,如此周而复始?那怕转错了,结论是错的,但也是长智慧的。智慧,会在某一个时期得出错误的结论,但是智慧更会在某一个时期纠正错误,最终走向正确。没有这种智慧,连自己究竟是错误,还是正确,根本就不知道。而且,也无需知道!错误,就永远错误,即使是偶然碰对了一次,正确了,也会很快回到错误。

    我们民族缺乏这种智慧,我们站不起来。当然,我们富于想象,原来是九个太阳,太热,射下来八个,就剩下一个,正合适。那它早上出来,晚上躲到哪儿去了?不问。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就是“为什么”,技术则是“做什么”。科学是第一认知力,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到哥白尼时代,“为什么”的智慧进一步发展。西方的历法与基督教有关,上帝创世花了6天,第7天是礼拜天。于是,一个礼拜,也就是一周是7天。一年52周,52个7天,364天。比起寒暑交替周期365.25天,还差1.25天,为什么?问,还是不问,这就是差别。这就是智慧。我们差5.25天从来不问,人家差1.25天就要问为什么。还有,为什么有一年四季的变化?哥白尼的伟大贡献就是,他要去解决这一连串的为什么!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他发现有两颗行星老是在太阳两边晃动,并没有围绕地球转。他想,如果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都在围绕太阳转,那么世界又是什么样子?这就叫观念转变,这就叫思维突破!所有的疑问,迎刃而解!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正好356.25天。由于地球的轴有点斜,有时北半球靠近太阳,有时南半球靠近太阳,所以有寒暑交替。在北半球,总是7月份最热,1月份最冷,年年如此。这是什么?这就是规律!于是科学观念,规律意识诞生了!同样,地球自转一周,也就是一天,是24小时,人类的时间概念就是从这里来的。地球自转一周24小时,准确到什么程度?10年误差大约是千分之三到五秒。如此精确!自然界是有规律的!

    其实,社会规律也有同样多的例子。自然规律更多地体现为精确性,社会规律往往体现为概率性。但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违背规律,同样要受到惩罚,难道我们受到的惩罚还少吗?不能从受到的惩罚中,也就是说,不能从错误中找到规律,不能从错误中筛选出真理,缺的是智慧,多的是贪心。

    科学,一要解释现实,二要预测未来。科学观念的核心,就是承认规律,认识规律,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这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科学是认识事物,发现事物的真相,揭示事物的规律和原理。我们掌握了规律,按规律办事,就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到了今天,你还要摸到石头过河,非掉进河里不可!

    在当今的中国,还有一个特色现象。由于两院截然分开。搞社会科学的一些人竟然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组成的,物质都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有共同性,所以有普遍规律。人类社会是人组成的。人,男人,女人;东方人,西方人;中国人,外国人,都不一样,没有共同性,所以人组成的社会没有普遍规律。请问,全世界六十多亿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有没有一个人没有食欲,有没有一个人没有性欲?人人都有七情六欲,食欲、性欲,还有情欲、荣欲、知欲、好欲。也就是说,人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人人都要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人类共同性。所以人类社会同样有普遍的规律。过去我们还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放之四海,就是普遍性。现在连普世价值都反对,真是晕头转向了。

    我最近很想出一本《常识》。现在我们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缺的就是常识。这些常识,从小就开始学习,认识,接受,长大就自然而然明白了,社会就有基本的共识。如果小时不具备这些常识,一旦他长大了,当了领导,或者成为教授,他以为自己最有真理了,那还真难办了。明明是常识,他就是不承认,还说你胡说八道。

    社会无共识,改革无方向。悲哉!

李延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延明):

    中共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什么?保守派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那么,这是不是一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如果是,那么它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斗争?哪条路线同哪条路线的斗争呢?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必须从基础性的概念说起。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阶级思想代表提出“以人为本”是针对“以神为本”的。当前中共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是针对“以物为本”的。在这两种场合,都不涉及在人的内部以哪个特殊部分为本的问题。如果从对人是否应该区别对待的角度来看,那么,“以人为本”具有不考虑人的特殊性和个别性,对所有的人同等看待、一视同仁这样的意思。中共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同过去把人划分为不同阶级,依靠某些阶级,压制和打击另一些阶级的做法相比较,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顺理成章的结果。

    保守派敏锐地察觉了这种变化,反对这种变化。他们说“以人为本”不讲“人”的阶级性,是个“错误的提法和指导方针”,甚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他们认为“不能以社会上的一切人及其根本利益为本”。主张用“以人民为本”或者“以民为本”代替“以人为本”,少数人主张“以无产阶级为本”,甚至“以革命无产阶级为本”,即以无产阶级中具有革命性的那一部分成员为本。他们反对“以人为本”,并不是主张在人与物、人与神的关系上“以物为本”、“以神为本”,而是主张把人分成不同阶级,区别看待。他们要求中共中央用“以人民为本”或者“以民为本”代替“以人为本”的努力没有奏效,所以,其中一些人就改换策略,在不取消“以人为本”的幌子下,偷换概念的内涵,把“以人为本”解释成“以人民为本”。

    “以人为本”能够与“以人民为本”等同吗?在预先发给大家的材料里,我已经说清楚了“人”、“民”和“人民”三个概念的区别,也说明了毛泽东的与“敌人”相对应的“人民”概念的特定含义,这里不再重复。在中国,“以民为本”古已有之。它是对君主和官吏来说的,是以君主和官吏为认识—实践活动的主体,而以民为认识—实践活动的客体的。“以民为本”就是对管理者来说,要以管理对象为本,而不是以管理者自己为本;以客体为本,而不是以主体为本。主张用“以民为本”代替“以人为本”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们借用中国古代“以民为本”的提法,把“以民为本”引申成“以人民为本”甚至“以革命无产阶级为本”时,并没有把自己放到“人民”或者“无产阶级”之外,因而,不是以客体为本,而是以主体为本。这样,就颠倒了中国古代“以民为本”概念中原有的主客体位置。

    可以说,在我们当下的议题中,“人民”这个概念的界定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不同的界定会导出不同的结果。保守派所说的“民”或者“人民”不是古人所说的与“君”和“官”相对应的概念,也不是“臣民”或者“公民”的概念,而是毛泽东的与“敌人”概念相对应的特定概念。这种含义的“人民”不是由所有阶级组成,而是由部分阶级组成;不是由全体居民组成,而是由部分居民组成;甚至不是由全体公民组成,而是由部分公民组成。显而易见,这种“人民”即便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占到了总人口的95%,也仍然仅仅是“人”的一部分,而不是“人”的全部。所以,用毛泽东的“人民”概念来理解“以人民为本”或者“以民为本”,就是主张“以社会部分成员为本”,而不是“以社会全体成员为本”。因为毛泽东宣布:“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所以,“人民”的具体组成就有可能随着评价主体的认识和需要而不断变化。“人民”虽然在名义上有着明确的内涵,但是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谁是“人民”?由谁来代表“人民”?却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在发生意见分歧,派系斗争,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就像判定谁“代表无产阶级”,谁“代表资产阶级”一样,实际上只有掌权者甚至是最高掌权者才能够最终决定谁属于“人民”。

    如果说,“以人为本”是主张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人人平等的话,那么按照毛泽东的“人民”概念,把“以人为本”解释为“以人民为本”的人则是要把社会全体成员分成“人民”与“敌人”两个部分,分成三、六、九等,区别看待,其中一部分人享有各种利权,甚至特权,另一部分人则被或明或暗地视作政治贱民。因此,主张“以人民为本”的人骨子里仍是要把一部分社会成员划成“敌人”,由自己对这部分社会成员实施专政,透着一种将持有不同见解的人变成欺负、压迫对象的难以遏制的冲动。另外,按照“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这种逻辑,不属于“人民”的那部分社会成员自然也不具有“人”的资格,不应该享有“人”的利权,即不应该享有人权。这种主张必然会导致废除“以人为本”。事实上,他们已经要求用“为人民服务”取代“以民为本”了。他们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而是为他们认为属于“人民”的人服务,即为站在他们这一边的社会部分成员服务。实际上,他们过去和现在从来都不允许由他们所说的“人民”通过大选决定由谁执政,因而“人民”这个词在他们那里也不过是盗用的一个名义而已。

    由此可见,“以人为本”同“以人民为本”,确实体现着两条对立的路线。前者“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和谐社会,后者“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斗争社会。那么“以人为本”同“以人民为本”的对立是否体现着阶级斗争呢?如果是,那么是体现着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斗争呢?

    要想弄清这一点,需要先认清我国的阶级现状。在今年春天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指出:当前,中国大陆存在着四大阶级:一是官僚特权阶级,二是雇主阶级,三是中间阶级,四是雇员阶级。其中,雇主阶级主要由民间资产阶级组成。与官僚特权阶级相对应,雇主阶级、中间阶级、雇员阶级都属于平民阶级。当前中国大陆的社会矛盾有: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的矛盾;私营企业中雇主同雇员的矛盾,也就是资本家同工人的矛盾;还有各种社会成份之间的矛盾。在这些矛盾中,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平民阶级中,民间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矛盾虽然已经渗出了企业,浮现到社会的层面上,但是尚处在从属的位置上。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的矛盾从共产党全面执政以来就是中国大陆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是在毛泽东的话语系统中没有它的位置。虽然毛泽东有“官僚主义者同广大群众的矛盾”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提法,但是这并不等于他自觉地认识到这个矛盾和它在全部社会矛盾中的支配地位。毛泽东对中国大陆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同现实错位的。

    官僚阶级特权的主要支柱是一党专政制度,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治体制上,前者要维护一党专政条件下自己的特权,后者要取消前者的这种特权,由全体选民来决定由谁执政。一旦谁来执政由全体选民决定,执政者真正回到全体公民的公仆的位置上,它就不具有官僚特权阶级的属性了。挑选和决定由谁掌权是各个人群共同体内部的事务,处在共同体之外的敌人不可参与。所以,要想使全体公民成为挑选执政者的主权者,就不能在其内部分出“人民”和“人民的敌人”两个对立的部分。把全体公民分为“人民”和“人民的敌人”两个对立部分是同民主制度相互排斥的,因而也是与平民阶级的利益相互排斥的。由此可见,“以人为本”同“以人民为本”的对立体现着平民阶级同官僚特权阶级利益的对立,这两个口号的争论体现着平民阶级同官僚特权阶级的斗争。在体现了阶级斗争这一点上保守派的观点是符合事实的。

    需要指出的是,保守派同官僚特权阶级并不完全等同。保守派与官僚特权阶级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呈现为一种复杂的情况。当前保守派的一部分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因为反对改革开放而自我边缘化,但是仍然享有官僚阶级的特权。另一部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曾经享有特权,但是经过“清理三种人”等一系列行动已经被邓小平、陈云剥夺了权力,压到了社会的底层。这两部分人的地位是不一样的。那么,后一种人为什么在这种境况下还要反对“以人为本”,主张把人为成三、六、九等,反对民主,维护一党专政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红五类”,属于“人民”,应该高人一等,不应该与政治贱民平起平坐,有权欺负和压迫这些政治贱民。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曾经享有超出宪法,对别人“打、砸、抢、抄、抓”的自由,不但对政治贱民“打、砸、抢、抄、抓”,而且对享有同样特权的其它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也“打、砸、抢、抄、抓”。对于他们来说,那种状态才是宜居的、舒适的生存环境!因此,他们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力图把中国大陆重新拖回文化大革命的状态之中。这种只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才能够享有的、超出宪法的利权,当然是特权。他们认为只要一党专政还在,那么一旦自己篡党夺权成功,就会有一个现成的特权地位等候着他们。因此尽管他们已经处在社会底层,却仍然为一党专政摇旗呐喊,反对民主,反对自由,反对人权。由此可见,他们虽然打的是工农的旗号,代表的却是官僚特权阶级的利益。反对“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在维持特权,呼唤特权,要求特权。

    这就是“以人民为本”同“以人为本”的争论的实质。

刘利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袁老师谈的“以人为本”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文化、一种制度的十大基本含义,对中国当前社会各种弊端的指正很有针对性,对我很有教益。李老师着重谈了怎么理解“以人为本”,他认为,把“以人为本”解释成“以人民为本”,就颠覆了“以人为本”,这个判断我非常赞成。我下面谈三个意思。

  第一、现在提倡以人为本的历史现实意义是什么?我07年写出一本书《超越马克思主义》,在第五篇引诗中,我说中华民族或“中华文明号”的帆船上60年来一直挂着“马克思主义”的风帆,而驶进了历史的死胡同,有这样几句话:

    我们如今换上了新的风帆,

    上书三句话光焰四射、美丽鲜艳,

    穿透了、感动了、滋润了、温暖了

    “中华文明号”上每个炎黄儿女的心田:

    “以人为本”是我们中华民族追求的崭新境界,

    “社会和谐”是我们炎黄子孙祖传的不变夙愿,

    “和平崛起”是我们千载心血铺就的大运机缘。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以人为本”是中华民族追求的崭新境界呢?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本来就是以人为本的,是强调入世的,是即凡即圣的,就是在现实当中,通过平凡的生活达到圣人的境界。既不是以神为本,更不是以物为本,是以天道为最终的依托,而追求人的精神和物质,心理和生理,知与行或伦理和行为的有机统一。相对于以神为本的宗教文化和以物为本的唯物主义,它有突出的以人为本的特征。

    但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以人为本,虽不是以神为本,却不排斥社会等级制,不排斥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有的人是目的,有的人是手段,有的人是主,有的人是仆。比如“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这在我们历史上非常久。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追求的“以人为本”崭新境界是什么?就只能是在提倡普世价值的意义上,突出每个个体,只要是人,别管是什么人,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工人也好,农民也好,都具有平等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权利,这与康德提出的“人是目的”完全一致。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以人为本”才是崭新的境界。

    在当前的条件下,“以人为本”的进步性是什么?就在于它与我们60年来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相对立,弘扬的是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尊严和权利的普世价值。而形形色色的非普世价值,不但是人类历史上奴隶主阶级专政、皇权专政、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专政的道义根据,是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发动反人类的法西斯战争的道义根据,而且也是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毛泽东、红色高棉红色恐怖的道义根据。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华民族的最大的思想进步,就是与非普世价值的渐渐疏远和向普世价值的渐渐靠近,人性论终于取代了阶级论。从1990年唱出“让世界充满爱”――到2008年喊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现在看文学艺术、电影电视剧,只要是感人的,一定是弘扬人性之美的,绝对不是弘扬阶级论的,而且和阶级论相对抗。有的电视剧描写,解放战争亲兄弟在战场上刀刃相见,改革开放后,弟弟从台湾回大陆与哥哥重新相聚,重又找回了手足之情。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为本,或劳动阶级价值至上这样一种非普世价值观,正越来越在社会生活、雅俗文化中边缘化。表现在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从十六大《党章》中“三个先锋队”的全民党,到提出“以人为本”,就是向普世价值的靠近。虽然提出者并不是十分自觉,但是却越来越不可逆转了,折射出中国社会和思想的进步。最近从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六十周年到今年提出《人权行动计划》越来越突出,中国在发展方向上正在汇入人类的文明主流的普世价值。

    第二、以人民为本的历史合理性和理论误导性。马克思主义明确坚持的是劳动阶级价值至上的价值观。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未来的目标,但是在达到这个目标的整个过程中充满了血腥和残忍。以劳动阶级为本,造反有理,推翻私有制,这是马克思一个原则,一个教条。以人民为本的原则在《共产党宣言》上写得非常清楚,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显然马克思把资本家,把剥削者,把国家的统治者排除在大多数人之外了。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宗旨,以及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中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以人民为本”的不同的表述。然而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还是非普世价值,有一小部分不代表,不是人民不代表。

    以劳动人民为本或劳动阶级至上的非普世价值观,历史地看有积极意义。它提供给基本人权被专制统治者暴力剥夺的工人阶级暴力地争取自己合法权利、受到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掠夺的落后民族,采用暴力手段反抗武装侵略和专制统治的道义根据。然而,劳动人民向专制压迫者造反,其正义性并不在于要争取被压迫劳动阶级的特殊权利,而在于争取为人权普世价值肯定的被压迫劳动阶级作为人类存在本应有却被暴力地剥夺了的基本权利。这与孔子的“以直报怨”的原则,卢梭的人民有权暴力地反抗专制统治者的思想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主张以人民为本价值原则及其基础上的暴力革命,具有不具有合法性,要由它符合不符合普世价值来规定,而不应该由马克思主义作为评价和取舍普世价值的标准。那时的工人阶级就跟我们黑砖窑那些民工一样苦,凭什么不造反呢?暴力革命的正义性在于,不得不通过暴力来争取被暴力剥夺了的基本权利,而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过来,我原来是一个被压迫者,现在我成了压迫者了,原来我被剥夺,现在我剥夺你,……这就过头了。

    当反抗暴政者成了掌权者后,如果仍然坚持以人民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就会给全社会带来灾难。以劳动人民至上的非普世价值取代剥削者至上的非普世价值,是过去挨狼咬,现在把自己变成咬人的狼,就表现出落后性和反动性。

    以人民为本的非普世价值可导致三种消极后果:一是同时设置了非人民的存在,,人民在此是阶级性概念,而公民是超阶级概念。在提倡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也建立起来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新的等级制。二是设置了“反人民”的阶级敌人的存在,阶级敌人是对其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建国以来一次次所谓的群众运动打的旗号是什么?都是捍卫人民的利益,就是“不能红旗落地,不能让劳动人民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实际上是以人民的名义对人民意志的强奸,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明原则的历史反动,是蔑视人格、践踏人权、甚至残害生命的犯罪。三是,架空了个体。人民的群体性,不能落实到每个个体。“人民”这一冠冕堂皇的抽象概念将实际的“个人”吞没。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成了空话,真正的劳动者个体并没有当家作主的任何保证。改革开放前到商店卖东西,售货员戴着为人民服务的牌牌,服务态度却很糟糕。当质问其态度不好,为什么不“为人民服务”时,答曰:“我为人民服务也不是为你服务啊?你代表人民吗?”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与“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的有机统一。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每个人为本,只要是人,就具有平等的人格尊严和人权。每个人的价值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应该是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第一,要维护中华民族作为人类的一个群体性存在应有的权利和尊严。同时也要尊重和维护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应有权利和尊严。第二,国家政府和执政者要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作为人类个体的人的权利和人格尊严,不能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执政党利益、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一种群体利益为口实侵犯公民个体的基本人权。第三,每个公民在享有被国家、社会和其他人人道地对待的同时,也都同时有义务人道地对待每一个他人,并遵守和维护国家法律,敬爱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民族权利。

    李老师发言说,“以人为本”与“以人民为本”的对立体现的是平民阶级与特权阶级的对立,按照这个逻辑,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理论的推演。你有特权,我平民就要推翻你。我觉得更好地表达应当是,“以人为本”还是“以人民为本”,体现的普世价值和非普世价值的对立。

    第三、如何把握和落实作为普世价值的“以人为本”。袁老师对“以人为本”的诠释中,特别强调了其核心是尊重人,他又特别突出了尊重人的个人利益。

    我对这个问题的把握思路是,要落实以人为本,首先要弄明白人是什么样的存在,即要弄清楚人性、人的本质和人的多层次需要。人性在存在论意义上是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统一。自然性也是人性里面的东西,还有社会性,人要有社会交往和生活,精神性是说人有精神需求,追求超越,追求崇高,人性是这三种属性的统一。

    人的本质不是所有人性的概括。比如人的自然性不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关键是什么?是他和其他生命存在,和其他非人存在相区别开来的最关键的性质。我认为人具有自由本质。许多西方思想家,还有中国的荀子、孔子,都这样认为。孔子说“为仁由己”,荀子说人和其他所有动物不一样,他懂得“义”,会去选择那个义去做。所以人是自由的存在。虽然人必定也要受制于自然因果律和社会条件,但是,人却能根据对于价值或意义的领悟、选择和追求,对自身需要和客观规律的一定程度的理性把握,主动地驾驭——顺应、利用、建设和改造——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有意识地协调、处理与同类的关系,能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和自觉地追求心身和谐和精神完美,能不断地在物质层面、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自我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在人存在的系列里,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标志着人的根本特征的一种最基本的(不是最高的)终极价值。

    袁老师强调个人利益必须尊重,我强调个人的自由是更为前提性的。自由和福利,我同意罗尔斯的立场,自由优先于福利。我所说的自由不仅包括外在的自由权利(柏林界定为消极自由)的达成,包括在认识了必然规律基础上对必然的成功改造这种实践中的自由(柏林界定为积极自由),而且还要包括内向度的心灵自由。人的自由本质体现为人在物质层面、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能够不断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由此有了人的多层次的需要。马斯洛提出人有多层次的需要。我认为,尊重个人不是只是尊重人的利益需要,人的信仰等精神需要也要尊重。我就说到这里吧。

徐景安:

    我认为人本位三个字,“人”、“本”两个字要搞明白。人本两个字很简单,但是很复杂。罗素讲过,人类不同知识当中,最有用最完备的就是人的知识。恰恰今天我们对人的知识是最缺乏、最不完备的。

    一、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出现的人文主义思潮首先针对的矛头是“神”,而不是“君”。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神学认为,人生而有罪,人必须忍受困苦和磨难,赎罪后才能进入天堂。人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上帝。人文主义思潮高举“人”的大旗,呼喊尊崇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幸福,以人性反对神性、以现世的快乐代替来世的幸福、以享乐主义取代禁欲主义。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思想家彼得拉克说:“凡人先要关怀凡间的事物”,“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另一位人文主义思想家蒙台涅更直接了当地宣称:“世界上的一切意见尽在此:快乐是我们的目的,虽然方法各有不同”。他呼吁人类不要听信压抑自己快乐的戒律和邪说。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将“人的解放”向纵深发展。这个时期的思想家鼓吹一种观点,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追求快乐。英国功利主义伦理思想家霍布斯说,生命在不停地运动,人生就需不停地追求,不停地趋乐避苦,不停地追求享乐和幸福。所以,人文主义思潮是一场将人从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思想解放运动。

    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以个人为本位,演化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主张经济上自由竞争,政治上权力制衡,文化上张扬个性,道德上尊重他人,深刻影响着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道德。人本位的直接对立物,不是君本位,因为君也是人,不过是拥有权力的人。但人本位确实是对君本位的制约,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人,非常警惕君的压制。并且按人性本恶的西方理念,作为人的君也是恶的。当着政宗分离,宗教退出政治以后,人本位的矛头主要指向君本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强调对权力的约束。这就表现为西方崇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今天西方的现实生活中,曾作为君的皇帝,只是作为国家的象征;拥有权力的官受到法律、舆论的约束,君本位在理念与制度上已不存在了。

    人虽然早已能站立,但几千年来受种种的束缚不能站、不敢站、不愿站,人文主义的伟大历史贡献赋予了人站立的权利。对人的尊重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

    摆脱了神本位、君本位的西方人站起来干什么呢?人的“本”在哪里呢?这是西方文明面临的困惑,也成为当今人类共同的困惑。

    自由主义的回答是,人的本质是自由。按照唐逸老师的解释,人存在先于经验的自由意志,并根据自由意志作出各种选择。刘利华老师重复了这一观点。她解释人的本质,是指人和其他生命存在相区别的最关键的性质。那么,动物也向往自由,也根据牠的意志作出各种选择。把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放开,牠们都选择自由。如果用自由的标准看,动物比人自由得多,不像人那样受那么多约束。把人的本质、人的终极价值追求,说成是自由,是说不通的,与大量日常现象相悖。如果作为生物人来说,他的本质是自由的话,作为社会人的本质就是不自由。人在不能选择的家庭里长大,然后不得不上学、考试,再毕业、就业。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自由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可以自由择业、自由恋爱、自由迁徙……,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必然受到规则、制度、道德、法律的约束。确切地说,人的本质就是要在自由与约束之间选择一个可以接受的度。掌握度的标准,就是人的幸福观。你要追求物质幸福,就让渡自由去打工。你要追求家庭幸福,就让渡自由结婚。你要追求来世幸福,就让渡自由面壁当和尚。你要享受当总统、名星带来的幸福,就要失去凡人逛街、交往的自由。自由主义者会说,只要按自由意志选择的都是自由。那么选择当小偷、強盗是否也是自由呢?茅老讲,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对自己自由的限制。还有的说,自控能力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所以,自由不是人的终极目的,自由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与条件。这是自由的可贵之处。如果自由不能给人带来幸福,这种自由毫无价值。当一个人没有住、没有吃的时候,宁愿选择坐牢。

    人区别与其它生命的本质属性是人要追求幸福,这是人的本质。追求幸福是人文主义的起点。那什么是幸福,怎么才幸福,人文主义就演变为物化主义、人本论变成了物本论。启蒙思想家所说的“凡人的幸福”是什么呢?这就是满足人的感官的欲求。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界泰斗”伏尔泰认为:生理器官的满足,是人追求幸福的根源或动力。无论宗教还是法律,都不应该贬低或诽谤大自然赋于人的这种本能,不应该阻碍人去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另一位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茹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则说:“感官是从来不欺骗我们的”,大部分人“在这个世界里发现了各种利益,各种肉体上的快乐”,“如果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找幸福,……那就是在没有幸福的地方寻找幸福”。人的幸福取决于感官的享受,感官的享受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增加,物质财富的增加取决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源的高投入和生活的高消费。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科技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环环相扣,成为西方完整的价值观。

    物的生产、物的消费、物的占有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标准和人生追求的目标。物本位的价值观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使西方工业文明、西方式的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功。成功的原因正是危机的根源。人对物的过度追求,既造成人的异化,人成为了一种无止境的消费动物;又危及人的生存,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破坏了生态。然而,西方工业文明、西方式的现代化成为当今人类的向往,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在前面走,中国、印度等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后面追。由人文主义开启的人本位,事实上演化为物本位。

    二、对于西方人文主义的蜕变,产生了两股反对的思潮,一是右的存在主义。他们对工业文明并没有真正保障个人的自由,感到失望,认为真实存在着的只有“孤独的个体”,人作为个体、作为自我,其本质就是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决定、自我造就,就是人的主观性,就是自由。萨特认为,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对他人自由的限制,“他人就是地狱”。存在主义非理性的强调自我、扩张自我,赋于自我不受上帝、不受人性、不受道德约束的绝对自由,这是对工业文明束缚自我、扼杀自我的疯狂呐喊和强烈反叛。二是左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与恩格斯受人文主义很大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自标同样源于人本论。恩格斯明确指出:在马克思和他的著作中,最适于用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不是一部分人、一群人的自由发展。恩格斯还明确指出:“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

    马克思主义把解放全人类作为伟大理想,不是解放一部分人、压制另一部人。刘利华批评马克思主义“视劳动阶级价值至上,其他阶级低于它,不能跟它平列这样一种非普世价值立场”,这缺乏根据,马克思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价值目标是人本论,这是不容置疑的。怎么实现人本论的目标与理想呢?马克思把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就是找到了无产阶级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作为埋葬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并且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在《危机和反革命》一文中,马克思说:“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強有力的专政。”这里,专政只是作为镇压反抗的临时性的手段。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逾演逾烈的理论指导下,人本论就被彻底抛弃,代之以阶级论、人民论,公开宣布一部分人对另一部人实行专政。斯大林解释,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江青就干脆声称是“无法无天”。不用法律、不用证据、不经程序,对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剥夺人的起码权利。按照这种群本论的理念,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只要打着集体、国家的旗号,就可以随意剥夺个人的权利,甚至残害人的生命。社会主义的苏联与中国发生了许多这样的惨剧,这是值得记取的教训。按照阶级、政党、领袖的理论,领袖是阶级、政党的代表,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阶级论、人民论最后演化为权力不受制约的君本位。在文革中又进一步演化为神本位。这与马克思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理念与目标完全南辕北辙。可是今天依然有人要回到那个年代,将神坛上走下来的毛泽东重新奉为神。

    三、我国改革开放从阶级斗争为纲转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成功完成了政治本位向物本位的转变。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发展经济总比人斗人、吃不饱强。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就,但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恶果,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全面恶化,潜伏着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的生态危机,贫富差别扩大、犯罪率飙升的社会危机,信仰丧失、道德沦丧的精神危机。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人本位意味着我国将实行新的伟大转折,就是从物本位转向人本位,从西方式的现代化转向全面小康,从不可持续的现代文明转向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然而官方文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新转折。

    邓小平提出经济为中心是为了纠阶级斗争为纲的片,旗帜十分鲜明,观点十分明确,带来一系列理念、方针、制度的转变。这就是理论、思想的作用。“以人为本”的提出,是党的思想、理论的质的飞跃,可是对它的解释,却是新瓶装旧酒,引伸不出新的理念、方针、制度,也就起不了指导实践的作用。

    一是“以人为本”与“经济为中心”的关系。这是两种价值观与发展观。前者是“人本位”,后者是“物本位”,分歧在于前者把物看作是人的需要之一,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但不能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更不能成为人的价值尺度。而后者把物的增长放在第一位,忽视财富的分配、社会的公正、精神的健康、自然的保护,尤其是将物的占有与消费作为人的成功标准和价值目标,使人拜倒在物下,为物而疯狂,损害自己、损害他人、损害自然。政府为发展而不顾一切,民众为挣钱而不择手段,这个社会能不出问题吗?然而官方解释,“以人为本”与“经济为中心”是不矛盾的,理由是物是人的需要,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是需要、基础,一定要以此为中心吗?空气、水更是人生命的需要,为什么不以空气、水为中心呢?“人本位”就是要纠 “物本位”的片,在理论、理念上是不能含糊的。

    二是“以人为本”与“代表人民利益”的关系。这也是两种价值观,前者是“个体本位”,后者是“群体本位”。“以人为本”就是对每一个个体负责,不允许以任何名义损害、剥夺个体的权利,那怕是一个死刑犯,他享有法律拥有的权利。“代表人民利益”就是对人民这个群体负责,不对每一个个体负责。这就存在一系列问题:一什么是“人民利益”怎么判定,由谁来代表又怎么确定?如果一个政党、一级政府、一个官员把自己所作所为都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怎么办?二必然发生以“人民利益”为名损害个体的利益。我们一直倡导群本位,把人民、国家、革命看作是神圣的,而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往往发生以革命的名义、国家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以至查案的名义、治安的名义等等随意侵犯个人,甚至残害生命。对个人的蔑视,是我国服务质量低、道德水平差、法制不健全的根本原因。三有理由向不属于人民范畴的敌人实行不受法律制约的专政,而且可以把凡是需要打击的人都可随意划为敌人,一小撮就变成了一大撮。提出“以人为本”就是要纠群本位的片,可是将 “以人为本” 解释为“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理论上毫无新意,将旧思想、旧观念从前门赶走,后门接回。

    三是“人本位”与“官本位”的关系。这两个概念不是对立的关系,因为官也是人。但“人本位”构成了对“官本位”的制约。“人本位”对政府来说,就是要对每一个民众负责;对民众来说,有表达、维护利益的权利与渠道,这就要实行民主与法治。发展第一的物本位与代表人民利益的群本位,如今成为维护官本位的两翼。发展经济、把饼做大、招商引资、争上项目,对政府官员来说,可以碰杯喝酒、升官发财,又“代表人民利益”,何乐而不为?所以,“人本位”解释来解释去,必须与“物本位”、“群本位”保持一致,不构成对权力的制约、对既得利益的冲击。但“人本位”口号的提出,毕竟有开创意义。引伸开来,“人本位”对学校来说,就是对每一个学生负责,以学生为本;对商家来说,就是对每一个顾客负责,以客户至上;对医院来说,就是每一个患者负责,治病救人。

    四是“人本位”与每一个人的关系。“人本位”强调个体为本、对每一个人负责,就是每个人具有平等的权利,人人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没有权利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既是对强势的制约,也是对每一个人的制约。

    五是我国的“人本位”与西方的“人本位”的关系。我们既要学习、借鉴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实行民主、法治、人权、平等,融入现代文明;又要避免西方“人本位”向“物本位”的异化、个体本位向利己主义的蜕变,超越西方文明,实现人类的新文明。

    归纳起来,“以人为本”的内涵是以人的权利为核心,保障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人的需要为中心,保障人的物质需要,也保障人的精神需求;以人的发展为宗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以人的持续为原则,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应该说,人类历史上从理论到实践真正实行的有神本位、君本位、物本位,人本位虽然提出,并没有真正实行。人的本是追求幸福,而幸福有物质层面、情感层面、精神层面,以人的真正幸福、全面幸福、持续幸福为价值目标的社会,有待于人类的努力。中国可以而且应该作出贡献。实行以人为本,任重而道远。但又可以从现在做起、每一个人做起,每一个单位做起,每一个地方做起,每一个党派做起。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以人为本,重点是要求共产党与政府做,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力。但也不要忽视、回避我们每一个自己做得怎么样?搞企业的、当老师的,以人为本了没有?其实,以人为本,既崇高又平凡,既是理想又是现实,既难也不难。这就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发件人:"yxf821" <yxf821@gmail.com> 2009-09-16 10:43:06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关于中国医疗之建议

    尊敬的大军先生: 您好! 拜读了您网站的许多文章,为您忧国忧民的情怀感动。关于中国医疗问题,若有一种方法, 几乎能用零成本解决中国乃至全世界病患的痛苦, 包括艾滋、白血病已经各种不治之症。您认为是否值得推广? 她就是中医,真正的中医!为什么现在的中医备受打压,乃至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呢? 请看:《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一文。

    看见网上又出现所谓取消中医的闹剧, 真是一股别样滋味在心头, 国人为什么总是这样悲哀, 数典忘祖的同胞们, 你们还要败家到什么时候!中医界的朋友们,努力吧,振奋吧,不要把中医亡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啊!

    2009-09-16 于晓锋

挽救中医:从资本阴谋到制度陷阱

吕嘉戈

  人民网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一书的导言。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触目惊心的事实,许多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本书的编著者吕嘉戈先生以一片赤诚之心对中医药传统的传承与保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感谢吕嘉戈先生提供电子文档,感谢陈雪芳女士提供样书。)

  中医是中华民族健康祛病之本,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和脊梁。然而今天,这个脊梁已病入膏肓,危机重重。大多中国人都不会相信中医会在中国人手中被消灭,也不会理解这些中国人为什么要消灭中医。有人会说,中医现今还是有发展的,国家是重视的。但这些人现在所讲的中医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了,而是已经西化了的或是中西医结合的“中医”了。

  对中医实现“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1927年策划的旨在消灭中医,进而以美国的西医实现垄断中国医药行业的一个资本阴谋,即打着“现代化”的旗号,行消灭中医之实。这个阴谋在今天可以说就要实现了。如果让洛氏消灭中医这个阴谋在中国实现,中国文化将失去最后的阵地,被美国人誉为“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将不复存在。欲摆脱中医的这种危局,认清中医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和紧迫的,是对中医管理思想和管理制度的反思。

  让我们回溯历史……

一、洛克菲勒“以华制华”的谋略和它的历史完成

  中国文化以其无比深厚的内涵,令西方殖民主义者无所适从。1840年之后,西方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进而一步一步,将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掠夺成一个赤贫的国家。中国人被他们在军事上征服了,但是想征服中国文化谈何容易。而不征服中国文化,就无法征服中国人的心。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从长计议的策略: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中国建立大学,并大量吸收中国留学生,目的是培养自己的代言人。这实际上是学中国人提出的“以夷治夷”策略,也可以称其为“以华治华”。这个策略实施的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它是相当成功的。20世纪,否定中医及中国文化最极端而决绝的往往正是中国人自己,这就是一种铁证。

  在新文化运动经过了近百年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到了行将灭亡的边缘,其脊梁——中医学,马上就要被消灭了。这里面充满着历史的吊诡:从来未见过一个民族这样起劲地消灭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样起劲地消灭本民族医学。这是一个悲剧。要阻止这种悲剧的继续发生,就要了解西方是如何运用“以夷治夷”或是“以华治华”手段,来对付和消灭中国文化的。

  垄断是许多西方财团的资本目的。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上世纪20年代已经垄断了中国的煤油和电力市场,其强大的药品帝国对中国的医药市场同样企图实现其垄断,可是中医的存在妨碍了它垄断之梦的实现。于是一个资本阴谋出现了,他们投入大量资金来进行说服中国人厌弃中医,而相信西医。用中国人来消灭中医的“以华治华”的谋略在此被应用得天衣无缝,以至于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医已经走到了行将灭亡的境地时,医学界还在争论中医是否科学和现代化的问题。在现今,人们看不到洛克菲勒财团所作所为,因为它的存在已经不是一般财团的规模了,而是运行到了近乎老子所说的“大象无形”的状态,不用脑子思考是看不到它的存在的。

  清末民初,由于清政府一直采取以洋压汉的政策,尤其是慈禧与光绪相隔一天死亡的事实,太医院被废置,中医就此不被重视。此时,大量的官派留学生归来,其中学习西医的学生基本上是一致反对中医的。然而,从历史上看,早在“甲午战争前中西医之争就已开始,当时只限于学术之上,加之早期的西医几乎全是外国传教士,也不便公开与中医为敌。……废止中医之争始于清末,但仅出于民间,到1916年余云岫出版《灵素商兑》大肆否定中医并非偶然。然始创由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废止中医,还是在1928年原协和医学院院长及中华医学会会长刘瑞恒当上南京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之后。他采取行政手段,照余云岫等人主张,废止中医。而余云岫于1934年主编《中华医学》杂志5年之久,大块的反中医的文章曾在该杂志上发表。……1928年底,刘瑞恒于中华医学会会长任满,转而充当南京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其背景即在美国人的支持”。“废止中医案”之所以能在当时的卫生部通过,主要与会的人均是留学归来的学习西医者,如主持人刘瑞恒系留美学习西医者,余云岫系留日学习西医者,余下的均是留学美英学习西医者。自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由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与会17人中没有一位中医。这次会上通过了“废止中医案”。当中西医之争由民间讨论走到了以行政手段进行废止中医的境地时,中医存亡之事就成为了一件有关中华民族文化存亡的政治大事。

  1950年新中国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也是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的贺诚及副部长王斌,将南京政府时期废止中医案的主要人物余云岫邀请来参加会议,并支持他废止中医的观点。贺诚讲到:“过去余云岫先生曾批判过中医学术,有许多是对的,即使在批评尺度方面,对中医问题的解决方法上,有不能使中医满意的地方,但基本精神还是好的,中医也正是有了他的批判而引起了警惕和注意,也曾获得一些改进......个别中医认为余先生来参加全卫会议和中医小组就难以同意,须得重新考虑,我以为为显得中医代表的进步,体会毛主席中西医大团结的精神以及我们伟大民族的伟大胸怀和气魄,应当欢迎余先生来参加中医小组,并要他作更多的批评与改革中医学术的意见,这对于中医来说是有好处的。”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实际上成了一次以围剿中医、并形成一整套行政措施消灭中医为主题的会议。这个消灭中医的政策在执行了三年之后,全国中医业一片萧条。当时国家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发现了卫生部消灭中医的做法并上报中央,毛泽东在1953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了贺诚、王斌的副部长职务,并于1954及1955年在《人民日报》开展了对中医问题的讨论和对贺诚、王斌的批判。中医这时才又有了生机,获得了暂时的发展。

  但卫生部的行政体制以及对中医认识上的偏见并未因此消除,卫生部西医势力仍占主导地位。由于毛主席对中医的支持,每当卫生部对中医进行打压的时候,只要毛主席得知,就会有批示批评卫生部。但是他对中医的认识也有偏颇,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吕炳奎对此认为,毛主席“提出了西医学习中医,想以西医学习中医来提高中医,事实证明不切合实际。1958年又提出中西医结合,开始时卫生部门有抵触,后来竟借此来控制中医、改造中医,限制了中医学术的自主权。”文革以后,中医由于没有独立行政权,发展一直没有起色。1980年卫生部召开的中医、中西医结合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1982年衡阳会议又重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说明此时的中医处境终于在中医界的努力下,获得了某些好转。三支力量的方针因给了中医独立发展的地位,也成了消灭中医势力的眼中钉。

  在《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光辉历程》(以下简称中医大事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没有记载三支力量的方针,其谓:“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建国30年来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重要经验教训,研究了党的重要政策,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讨论了今后应该采取的措施。”(22页)其中没有记录三支力量方针的提出;又谓:“1982年4月,卫生部在湖南衡阳召开了全国中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整顿和建设的意见》、《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试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办好中医医院》等文件,这次会议特别强调了中医单位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问题和增加中医事业经费问题,解除中医药后继乏人、乏术问题,中医药结合问题,中医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中西医结合、中医研究和民族医学问题以及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问题等等。”(24页)也没有记录会议重提三支力量的方针。

  吕炳奎在上述两次会议上的讲话和文章,证实会议确实明确提出了三支力量的方针,并且是得到中央同意的。他多次阐述了这一问题,其谓:“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了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总结了30年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这一方针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根本问题,对整个中医事业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是一件大事,对我国医学科学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又谓:“三支力量是客观存在,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是总结了30年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解放以后党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好像问题解决了。现在看,实际上没有解决,中医的地位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今天,提出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把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置于同等的地位,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中医的地位问题。这个方针的提出,解决了几十年来,甚至近百年来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方针提出后,中医界皆大欢喜,西医方面也很欢迎,同意这样一个方针。中西医结合方面大部分人也同意这个方针。但是仍有部分人对这个方针不太理解。”

  “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这样一个对中医生存发展有着巨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衡阳会议以后没有被执行,在大事记中也没有被记载,中医经过30年的努力才争取到的独立地位,在衡阳会议以后竟无声无息了。这是十分吊诡的。衡阳会议以后,吕炳奎就被通知退居二线,没有了追办此事的权力。相反,卫生行政部门却加紧以立法的形式即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压制中医,造成现今中医的境地,而西医则在卫生部的支持下实现了在中国医药市场的垄断地位。
  中医的被消灭是由中国人自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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