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国庆节快要到了,各种纪念活动都在热火朝天的举行。其实人和国家何尝不是一样的,一晃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人也到了追忆往事的年代。此刻发出几篇各种类型的回忆录文章。 请大家认真阅读,里面有不少重要的信息。祝大家国庆节愉快!]

历史文化:故乡与往事的回忆

目录

仲大军:故乡与童年的回忆

董键:微山湖的故事

仲大军:《子路》一书的出版说明

孙开泰 陈民琦:《左传》“田氏代齐”探幽

朱学渊:“炎黄的子孙”是“戎狄的兄弟”

大河网:湖北发现古代遗弃老人的洞穴

 倪光南:联想是谁创办的?

欧阳君山:流动性泛滥:评“外国人”主演《建国大业》

纪录:国庆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

横舟:六十年世事变迁感慨

老四:想起我当年北京四中的生活和文革经历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

叶志江:1978,进京赴考

翟玉忠:论中国古典法治、共治、自治政府

钟志勇: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精神文化建设

高路文化军事战略是世界未来和谐文明超级大国的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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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与童年的回忆

----中国到底要追求什么样的发展?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1月8日

    作为一个经济工作者,我判断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准往往是那些农民。我来北京已经28年了,尽管北京的变化越来越大,城市越来越漂亮,越现代化,但在判断我国富裕和发达标准时,我时时想起的却是童少年生活过的故乡。

    2007年12月快要结束的一天,当我与家乡通电话时,得知我的一位上了年纪的亲戚,却冒着深冬的寒风,在山野里拾草。这种现象令人深思。

    在我的故乡山东胶东半岛,农民们已经多年不上山拾草了。每到冬天,家家户户大多买煤取暖。可是,2007年的通货膨胀,一些农民已经吃不消煤价的上涨,只好重新上山拾草,以供烧火做饭取暖之用。这就是我们家乡的农民,部分人又回到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个事实使我陷入思索:为什么,改革30年后,中国的一些农民仍然过着与多年前一样的日子?

一、少数人的现代化

    如果说我国上世纪80年代前生活艰苦,物质不富裕,有历史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国仍然有着一批原生态的社会群体?我的家乡山东胶东半岛算是沿海发达地区了吧,但在表面发达和繁荣的里面仍然存在着贫穷和落后。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应邀去威海讲课,抽空回了一趟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姥姥家。汽车在宽敞漂亮的高速公路上行使,走到俚岛附近的时候,我们拐进了路边的一个小村庄。这就是我30年前从部队复员时曾经去过一次的亲戚家。汽车从村口向村里行驶,道路高高低低,破破烂烂,还是原来的用石头铺砌的老街道,还是原来的老房子。

    来到姥姥家门前,我又看到了30年前那座用海草搭盖屋顶的饱经风霜的老屋,一切都没有变化,只有年迈卧床的老人,和小时候一起长大而现在已经变老了的亲朋。

   这是一个与村外高速公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农业时代。如果高速公路代表着现代化,那么生活在这个村庄的村民们仍然停留在过去。距这个村子再往南不远就是荣成市了,那里有着全国数得上的宽大的中心广场,有着很多现代化的大楼。但是城市与农村两重天。按理说,改革开放的时代,生产技术比过去大大先进了,产出大大增加了,但为什么农民依然没有大的改观?

    去年春节前夕,我又回了一趟故乡,我小时候居住的那三间小房仍然保留着,东边两家邻居大嫂依然住在上百年的老房子里,房屋院落没有任何变化,那黝黑脏乱的屋内使我仍然停留在半个世纪前的时光。请看当时我拍的一张照片:

      邻居大嫂们及孩子坐在炕上(点击查看)!

      当然这是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状况,儿女们大多住上高大的新房子,但把老人们仍然遗弃在上世纪,却是我国农村一个普遍的现象。

二、少年时代的贫穷与自然

     上世纪50年代,我在家乡姑姑家上小学时,冬天放学后的大部分时光,是拐着篓子拿着耙子,到山坡上拾草。那是一个自然经济的时期,一切生活资源来自大自然,从粮食、蔬菜、水果到烧草,都来自村外的田野和山坡。

     当然,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由于没有工业化,自然状态的土地产出是有限的。因此,在那个时代里,人们吃的主粮是地瓜、地瓜面和玉米面,小麦的产量有限,只能在过年过节或红白喜事时吃。至于说肉类,一个月能吃上一顿肉,就很幸福了。70年代后,农业开始机械化,首先是运输工具,其次是化肥农药,农业生产率和粮食产出逐步提高。农民的生活开始好一点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一阶段的生活,农村之所以那么艰苦,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土地集体所有,人民公社,生产队,这种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的积极性和灵活性,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二是在这种集体生产制度背后的国家索取,即交公粮。三是农业科技不发达,生产手段原始落后。

     先说生产队制度和交公粮,生产队组织相当有利于交公粮,那就是很难少交或偷漏公粮。每个生产队每年大约要把粮食产量的50%交给国家。这种国家税负是相当沉重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税负可能也都没有建国后一段时间这么高。

     我们知道中国的税收最早起自春秋时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当时鲁国的税负仅仅十里抽一,后来增加到十里抽二。尽管这样,孔子还嫌过高。要求弟子们“鸣鼓而攻之”。可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期间,上缴粮食的比例达到十里抽五的水平,也就是说,产出的粮食几乎一半要上缴国家,这种高税负真是历史罕见!

   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怎么造成的?就是那一阶段造成的。因为当时我国的工业建设和原始资本积累主要依赖农业支持。农村和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付出和牺牲。

      再说当时的生产技术,施肥主要是人粪尿,猪粪,草肥。农民家家户户都要沤粪,积肥,通过养牲口、养猪来积肥。但这种家肥的数量是有限的,质量和效果也不理想。记得小时候我们这些孩子,最常干的活是赶牲口,用驴驮着粪运到地里,然后把粪在地里撒开,通过用犁耕地参合到泥土里。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一些疑惑,那些焦干的粪肥撒到地里后,经太阳和风一晒一吹,肥力消失大半,再加上生产队的社员在干活时并不负责任,随便一扬就拉倒了。这种耕作方法哪能长出好庄稼呢!哪能有高产量!因此,吃不饱吃不好是自然的事了。

      我们这一代正好是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因此,从小就饱尝了生活艰苦的滋味。记得60年代初生产救灾的那几个年头,家家户户几乎断粮,村民们吃茅草根、榆树皮、花生壳、玉米核,把这些东西在碾子上压成粉面,掺上少量的面粉合着吃。吃后大便板结,拉不出屎来。我上小学的那几年,可以说是生活最困苦的年代。

      当时邻居一个大娘在那里发牢骚,“这可得谢谢那个老八呀!咱这里一辈子也没遭这个罪啊!”当时,我并不理解她为什么这么说。现在才明白,上世纪60年代初那几年的生活是解放前都未经历过的艰苦,是农民们以前都没遇到过的艰年。我们赶上了这个艰苦时期,也算是生活经验的一笔宝贵财富。看看现在的青年人有几个知道贫困的滋味。只有受过困苦的人才珍惜财物,才知道人类应该怎样爱护宝贵而稀缺的资源。

三、改革后的富足与生态环境破坏

    上世纪80年代后,家乡农民的生活开始好转,农业产出大大增加,家家户户再也不用为吃犯愁,缺衣少食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令人揪心的事情也不断发生。到了今天,让我评判社会进步的标准已经不是能不能吃上白面馒头,而是能不能看到青山绿水。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尽管是个极其贫困的年代,但留在我脑海中的家乡的景象,却是一副美丽的画卷。那时的村庄,人口稀少,大约有近百户人家,村民们的房屋高低错落,稀稀疏疏,分布和散布在一座小山脚下。一条长年流水的山沟把村庄分成两半。村民们依山而居,依沟而居,房屋依地形而建,顺其自然,是那个小山村的特色。

    村民的房前屋后大都是绿树掩映,我姑姑家住在村南头,这里的房子大都是一家一户,互不相连。我家的房屋后面是一片小树林,右侧是一个场园。夏天打开后窗,居高临下,透过树荫,一眼可望到北海。房屋的前院墙外,是几棵老槐树。孩童时代的我最喜欢爬树,夏天经常躺在树杈上休息和乘凉。

    我家房子西边不远便是松树覆盖的山坡,顺着山坡上的小路向上走不远,就是巨石嶙峋的山岗,我们这些爱玩的孩子经常沿着陡峭的山崖直攀山峰。爬到山顶上,举目所看到的,前面是一汪蓝色的大海,后面是一片象万马奔腾的山峦。在山与海之间,是绿色的山坡和田野。

    山脚下有一片树林,那是一座老茔,长满了黑森森的柏树,村头还有一座小土地庙,坟地和土地庙都是传统文化的景物。小时候每到天黑的时候,最害怕的是路过那片老茔。但无论是秋冬期间在山野里拾草,还是盛夏时节在雨后的溪水中嬉戏,故乡的童年生活都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自然风光。然而,在工业化后的今天,这幅淳朴的自然景象全然消失了。现在的村庄,已经比以前扩大出好几倍,房屋一座连一座,村里一棵树也没有了。人口的增长与住房的增加,使原来那种自然风光荡然无存。

    房前屋后的大槐树,村边的老橡树,村头松柏森森的老茔,山坡的松树林,全都消失了。山坡上那些花岗岩大石岩,早被采石场的大石坑代替。整个九目山坡,被采石场挖得一口一块的,班驳陆离。村东边居然从80年代就建起了一个砖厂,本来就缺少土壤的小山村,居然把村东边的一片土地毁坏掉烧砖买钱。卖的钱到底让谁赚走了?村民们是否得到实惠,还不清楚。

    最使我心疼的是村中三棵老槐树的消失,它们是我小时候公共生活的记忆。每到夏天,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这三棵大槐树下都是村民聚集的公共场所。它是那么高大,粗壮。粗得我们小孩子几个人都抱不过来。但是,就是这样的已经保留了几百年的老树,在以往再贫穷的时代也没砍伐过的大树,居然在80年代生活好起来的时候给砍掉了。

    我不明白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是什么?难道就是多吃了几块肉,多喝了几两酒!看看现在山东许多农村的模样,大多数村庄里没有一棵树,见不到一片树荫。不管夏天多么炎热,都要在那水泥钢筋的砖瓦房里承受着。要么就用空调降温,除了浪费能源就是浪费资源。

     再看食物,今天的猪肉、鸡蛋、粮食、蔬菜是一种什么味啊!小时候在家吃的鸡蛋和猪肉,那是什么营养和滋味!今天养猪场和养鸡场产出的猪肉和鸡蛋可以比拟的吗?特别是水果,能和过去相比吗?我的家乡山东烟台是著名的苹果之乡,小时候在家吃的是小国光,青香蕉,金帅。现在这些苹果大部分绝迹了。不知何时引进了一种红富士。但水里巴几的红富士的味道怎么能与小国光和青香蕉相比!化肥、农药、饲料的引进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但质量的下降与蜕化已成为哀叹的事实。因此,从生态、生活质量和自然环境角度看,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环境是绝对下降了。更不要说那些污染严重的地区。

四、什么是真正的发展?

    其实中国这么多年里,并没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发展这样简单的问题。发展好象就是砍树,挖煤,开矿,当然最主要是为了填饱肚子。结果经过这样一番“发展”之后,中国的居住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不知下降了多少倍,所积累的物质财富只有纸面上的意义了。

    中国这些年里不遗余力的开采本国资源,廉价输出国外,换取外汇,到头来,生态环境和资源遭到一场大破坏。所换来的一把外汇储备在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不断化为乌有。

    这种发展战略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中国人暂时富起来了。可山秃了,树光了,矿挖空了,水污染了。有的地方甚至连泥土都没有了。这种状况如何可持续发展?还有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国发展的好处是否被全民均享了。譬如,有一个村庄在村头的山坡上开采石头,粉碎成石子,为城市工地提供。石子场被此村的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承包,每年只交给村里一小部分钱,大多数都流到承包者个人腰包去了。其结果,这个村庄的山坡被破坏了,空气污染了,生态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但村民们并没有从这个石场中获得好处,得到的只是受害。个别人富裕了,大多数人受到损害。

    这种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农村遍地开花。山西的小煤窑,辽宁的小镁矿,矿主们赚了钱,就跑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买房子,成为投资移民。留下来的是残破、枯竭的农村。以潘石屹开发的北京SOHO现代城为例,一个山西煤老板一甩手买下十几套房子,用一个卡车运来的现金,光是点票子就使坏了一部点钞机。

    摆在中国农村面前的下一个严峻挑战:农业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和粮食危机,这个问题很快就要暴露出来。不出四五年,中国农村将出现劳动力危机,大批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将要回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留在农村种地的大多是已经接近60岁的老年人口,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外出打工。但再有四五年,这批老年农业劳动力已经难以进行农业生产,中国的农业将由此发生一个较大的转变。到时会是什么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将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请拭目一待。
 

 

 

发件人:"qfdongjian" <qfdongjian@163.com> 2009-07-22 16:34:20 +080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您说的是泗河吧?

    仲老师:您说的可能是泗河,从曲阜北边流过,流入南四湖的南阳湖。有一些小的支流汇入,例如曲阜南边的大沂河、小沂河等等,从尼山水库下来的水。最近这里下的雨很大,今年估计旱不了了。发给您一篇我多年前写的回忆文章,是关于家乡的水的,请仲老师指点。

微山湖的故事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数学系 教授 董键

(《济宁日报》星期天特刊,1994年4月17日)

    一部电影《铁道游击队》及其插曲将微山湖这个名字传遍天涯海角。昔日的微山湖的确是个可爱的地方。她的传奇,她的景色,她的富有,她的繁荣,令人难以忘怀。 ——题记

    一、最能给人以生活动力的,莫过于人间一片爱; 最能净化人心灵的,莫过于大自然的峻美

    我是一对老实巴脚一字不识的渔民的儿子。 在兄妹五人中,我排行第三,经历却最奇特。母亲生下我第三天,不幸撞在一块木版上,从此断绝了奶水,由此开始了这个家庭多劫的命运。 我所以没有饿死,是因为邻里和亲戚本家们的热心相助。母亲抱着我,每天挨家挨户地去求人喂奶。母亲们都是无私和伟大的,她们宁肯把自己正在吃奶的孩子放下,也会毫不迟疑地给我喂奶。

    最让母亲为难的是,奶妈们要出门打鱼,一走就是十几里路甚至更远。婴儿饥饿的哭声揪着母亲的心,无论天有多热,路有多难行,也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披星戴月,母亲总要找到奶妈,让我饱饱地吃一顿。

   过去,渔民就是水上的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无固定地点,从一处漂泊到另一处。这或许成了一件幸运的事,因为我可以看到一个比现在的城市儿童所能见到的大得多的世界。 那时,湖上的自然条件不但不恶劣,反而堪称是一个鱼草肥美,鹅鸭成群,鱼歌唱晚,湖光山色,水天相连的神话世界。那个世界里的自由和美景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

    要是读者对人类现阶段的语言在描述自然世界时显示的不足有所体会,你一定会对我的描述感到惋惜。

    我的摇篮是微山四湖最北边的一个湖——南阳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湖水甘甜,清澈见底。水草鲜绿时令人心醉,枯黄时清一色望不到边际,让人觉得自然界的黄色都涂到了湖面上似的。湖上的色彩富于变幻,天上的景色再加衬托。有时,微风习习,波澜不惊,云彩象一团团硕大的棉絮轻轻地掠过天空,飘向那天地相接的地方。船被锚在一处,被风吹得慢悠悠地来回荡着。周围是浮萍盛开的黄花,和着不远处莲花的清香一起飘来。空气清新极了!

    有时,一点儿风也没有,空气暖洋洋的,一切都好象是静止了。声音传播得极其困难,让人奇怪,为什么相距不远的两只船上的人对话反倒不如有风时容易?这时能见度极佳。孩子们会站起来向远方眺望,看看有没有父母归来的船队。若家中有急事,就用一根长竹竿挑上一件衣物,作为通知父母的信号。父母可以用同样的信号告诉孩子们:船队要返航了,可以做饭了。若是在傍晚,这种无风的天气常常会让我们看到一个一尘不染、清澈深邃的天空,霞光映照着碎小的云朵,象精雕细琢的碧玉闪烁着七彩的光芒。啊,在这种天宇下,心灵不但为之陶醉,而且得到完全的净化!

    宁静而安详只是短暂的。湖上的气象在狂风暴雨的天气里会更显露出她的峻美。

    看吧,天际飘来排山倒海般的云团,真可谓顶天立地!几乎不灭的闪电伴着不绝于耳的响雷,如千万辆战车滚滚而来。狂风来了。平日一米多高的水草一下子不见了,周围已是浊浪排空,一片汪洋了。这阵式实在令人恐惧,因为稍有不测便会船翻人亡。男人们随时准备修正船的方向,尤其要注意缆绳被扯断或锚从泥土中被拉出来的危险。

    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男人们会奋不顾身地跳进水里,把锚重新踩入湖底。有时邻里一起来帮忙,稳住一条挣脱了缆绳而即将翻覆的船,那船正象离弦之箭漂流而去。船上的女人和孩子已是呼天怆地,近乎绝望了。大雨伴着狂风如瓢泼般呼啸而下。母亲说,这是老天爷扳倒了天河往下倾。说是雨水,其实还不如说是一个顶天柱地的大浪轧过来的确切。大雨淹没了一切,洗礼了一切。

    这种情况有时会持续半个小时以上,之后便是雨过天晴。人们从船里钻出来,刚才的恐惧又飞到了云天外,大家一边笑谈着各自的观察与感受,一边舀出舱中积水。放眼望去,湖面开阔了,水草和浮萍不见了,远处的树木、村庄和山峰都象浮在水面上似的轻轻地跳动。人们知道,发水地季节来到了。在这个季节里,经常可以看到龙卷,它从一块巨大的黑云中形成,很快向下伸长,直到地面或水面,所到之处,凡可动者皆被扬向天空。龙卷掠过湖面,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水柱,直冲云霄,让人惊叹自然力的无比强大。雨后的彩虹绚丽灿烂,不仅成为注意的焦点,而且令人暇思,带来无穷尽的话题。

    二、没见过伟大的,不知道什么是藐小;没见过辉煌的,不知道什么是暗淡

    湖里的气象变化万千,而各个季节的景象更富有特色。春天,水草和芦苇开始萌发。阳春三月,正是鱼儿产卵的时候,非常活跃,因而正是捕捞的好机会。我随父亲下湖,晚上常常在湖里过夜。随手摘一根刚出水的芦苇,抽出内芯,就成了一只笛,吹起来挺有韵味。经过冬眠的青蛙都醒来了,再也不觉困,整夜鸣个不停。风为它们打着节拍,蛙鸣此起彼伏,似乎越到黎明越来劲。

    从午夜开始,鱼儿便成群结队地嬉戏,非常卖力地追逐着情鱼。它们从水下玩到水上,船的周围到处都可以听到鱼儿翻动水花的声音。还在我甜睡之时,父亲就轻轻地在水草丛中移动着船,手中握着一把钢叉,对着水花翻动的地方,一叉下去,就叉上若干条鱼,真过瘾。叉上的鱼有草鱼、鲤鱼和鲶鱼等。常常是父亲叉鱼的声音弄醒了我。我也会拿起一把叉,对着漏出身体的鱼儿叉去。尽管有时也叉上一条倒霉的,但多数情况下因为力量太小而让鱼虚惊一场,碎了它们的好梦。

    在春天里,父亲和哥哥最拿手的捕鱼方法是下钩。这种钩不用饵,用一根线拴在钩柄上,另一头拴在一条结实的长细绳上,每隔 6 公分左右拴一只钩。此外还得加浮子和沉子,以使钩子能悬浮在湖底上方很近的地方。这种钩是用来捕大鱼的,例如鲤鱼、白鲢、火头、甲鱼、白鳝、红鳝,等等。钩鱼的方法是拦截,鱼儿行走时撞在锋利的钩上便被钩住,在挣扎中,还会有更多的钩扎入鱼的身体。有时鱼被捕上船时已挣扎得筋疲力竭,奄奄一息了。而身上皮肉破碎,真是惨不忍睹。那些刚被钩住的大鱼则很有劲,少数几只钩不起作用,大鱼一用劲就会把钩线扯断,带伤逃去。即使能靠近并捕捉它,它也会做一番垂死挣扎,翻起的水花能给人做一次充足的淋浴。

    那时,不论捕鱼多少,一概交给生产队,每天给记八分,“一分”值几分钱,社员所得不能养家活口,于是便以鱼为食,捕来的鱼,专拣大个的留下吃,有时剩下的就放回湖里去,也不愿走十几里路或几十里路交给生产队。这一来,我就有的吃啦。可以说,我的童年就靠吃鱼活过来的,所以现在对鱼特别亲切。有时,父亲也偷偷地把鱼挑到集市上去卖了,买了水果、蔬菜和大米之类。小贩们知道大鱼好鱼不交给队里,便在晚上走家串户地去收买。那时鱼可便宜啦,鲤鱼3毛钱一斤,甲鱼一块钱一斤。有时小贩们几天没来,舱里的甲鱼都快放不下了,便自家熬了吃,脊盖留下卖药材,其它骨架可以搭成燕子形状供我们玩。

    在早春,春风南一场北一场地刮个不停。风力有助于航行。但见无数条大船争相扬帆,来往穿梭,成为标志微山湖的一景。有些大船是拉网捕鱼的,能捕到现在罕见的银鱼——长长的嘴,身体细长而透明。

    当春风刮足刮够了,卖小鹅小鸭小鸡的也就来了,每家都买几只,很容易成活。不知怎么的,我家从没养过鹅。我把小鸭放在一个舱里。周围枯江草多的是,随手拔一些来,扒出里面的白芯,切成小段;再把小鱼切碎,与草芯拌在一起。这种食物很合乎小鸭们的口味,一个个争抢着吃,直到嗉子填得满满的为止。看着它们为了平衡身体而费力的种种丑态,我直乐。

    有户孙姓人家擅长养鹅,每年都养几百只。赶着鹅群去觅食,阵式很是壮观。那时听不到机器声,人比现在少得多,鹅群的叫声就成了主旋律。我家附近有片浅水滩,上面长满了青草。浅水已被晒热,踏上去暖洋洋软绵绵。我在上面追鱼;拣大个的蜗牛;有时可拣到鹅蛋,大大的,比现在的鹅蛋大得多。

    春天的种种怡情还没享受完,夏天就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夏天最明显的特点是,各种水草和芦苇都长高了,蜻蜓和燕子满天飞舞,蚊子也来了。

    这时的一大乐事是伙伴们一起去枯江草丛和芦苇荡里捡鸭蛋和鸟蛋。提上一个竹篮子,带上一根竹竿,待太阳爬上头顶,晒去了草丛中的水雾和凉气,就可以出发了。苇和草有一人多高,人走进去便消失在茫茫的绿色世界里。大伙儿一字排开,齐头并进搜索过去。相互不要离得太远,以免漏下鸟窝或来不及支援。这种活动是要冒险的。若手脚被划破那将是件麻烦的事情。有时会遇到蛇,一人呼叫,大伙一起呐喊并抽打水草,蛇就被吓走。有时找到了一个鸟窝,却发现有蛇正把头插进鸟蛋里。我们就绕过去,让鸟回来收拾它。偶尔也有人被蛇咬了,幸好无毒,大家只是虚惊一场。一个下午下来,可捡到一篮子鸟蛋,有红冠子蛋、咕鸭蛋、臊堡子蛋以及苇喳子蛋。这样,晚上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鸟蛋饼了。那时,我们不把窝里的蛋全捡回来,而是留下一两个“引蛋 ”,让鸟继续在此下蛋。我们在鸟旁边作个标记,以后每隔几天就来一次,把新下的蛋拿走。这样可把一个鸟一年下的蛋全得到。到了最后,甚至可以在窝边拉一张网,将鸟也逮住。

    在这种活动中还发现鸟有偷蛋现象,鸟把偷来的蛋与自己下的蛋一起孵。

    夏天里少不了游泳。那时南阳湖未遭一丝污染,水净而甜。游泳,有时在湖中心,以船为基地;有时在岸边的河道里,以湖堤或河堤为基地。稍大一点的孩子都能游泳,无论水深或浅都不怕。游泳最热闹的场面是比赛,看谁游得快游得远,谁能在水中站立,谁能扎猛子扎得深,或在水下呆得时间长。为了不让身体自然漂上来,有时就沿着锚链子往下潜,直到在水下憋不住为止。深潜的时间一长,眼睛就充血,上岸后好久感到眼睛不适。

    钓鱼是另一项常规的活动。那时鱼可多啦,各种鱼都有。伙伴们捉来蜻蜓当饵,坐在船后梢钓参条。钩是自制的,有时用针,有时用铁丝,磨出尖,在油灯上烧软,弯成钩。把饵小心地挂好,将钩往水里一摔,立刻就引来一大群参条,个个你挣我夺,恨不得把钩线也吃到肚里去。用力一拉,一条参条随钩跃出水来,进了准备好的盆里。要是不起浪,一下午可钓一大盘参条,晚饭就不愁没菜吃了。有时也用面筋和蚯蚓当饵。要想钓大鱼,须到水深且静的地方。

    夏天的快乐事可多了,唯一的烦恼是蚊子多。

    夏夜里,我平躺着仰望天空,数满天的星斗,那星星比现在在城里能见到的多得多啦。天空一尘不染,云丝无挂,一条天河横贯南北。母亲坐在我边上,讲牛郎织女的故事。那时,似乎流星特别多,有时一闪即逝,有时在天地之间划出一笔漂亮的弧线。我天天期盼着看流星。也就是在这时,我从母亲那里得到了关于星星的最早的知识:星星是用铁链吊在天上的大石头,有的还可能是金子做的;当铁链磨断之后掉下来就成了流星。没有月光的夏夜是凉爽而安详的,远处鱼火点点,近处是邻居们在说书或讲故事,谈天论地,传播着经验和知识的火种,也包含着梦想,营造着渔民自己的文化。船底下流水潺潺,四周是悦耳的蝉鸣。凉风,星星,渔歌,传奇故事,???,伴我进入梦乡???。

    发水季节一过,闪电和雷声越来越少见,秋天也就随之到来了。秋天的特色是野鸭满湖游,鸡头和菱角也开始采摘了。

    现在人们想见一只野鸭太难了。当年湖里的野鸭浮在水上可盖住半个湖,飞起来可以遮住太阳。帆船行驶惊起野鸭起飞,那响声就象十级台风到来似的。野鸭种类很多,它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湖里觅食,有的直到冬天也不走。野鸭钻入水中吃杂草的种子和根,也可能吃鱼虾和蜗牛。它们把杂草拔个精光,搅得湖水象黄河水似的。这对于航行和秋后的渔业生产都有好处,真是功不可没。

    然而,人们并没有善待这些可怜的精灵。渔民用尽了各种办法来猎获野鸭。从排枪轰击到下网捕捉,野鸭被大批大批地消灭掉了。那些伤残者也不能幸免第二次厄运。当排枪轰击之后,便有许多条船从四面八方赶来,追逐伤鸭。一旦追上,或用叉叉死,或抓住脖子拧断,一派大屠杀的惨象。父亲曾捉住了一只受伤的小野鸭,我想把它养起来,可它一点东西也不吃,战兢兢地不几日就死去了。我伤心了好些日子。

    那时候,渔业生产正旺,捕鱼量很大。秋天下卡子,一家下四五千只卡子,每天可捕20—80斤草鱼、鳊鱼和马郎鱼。还能捕上少量其它的鱼,如季花鱼、火头鱼等。那时下网下箔的还不多,只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方流行起来。父亲有段时间不下卡子,而是到泗河或大运河里去下钩,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拦截钩(又叫坐钩)。由于专钩大鱼,因而我也就跟着吃足了大鱼,如季花鱼、鲤鱼、白鲢鱼、鲶鱼和甲鱼等。我和哥哥常常带着鱼到附近村上去换米面、水果和蔬菜。为了应付生产队长的检查,有时也提几条鱼卖给水产部门,拿着发票到生产队长那里去买分。

    当时吃鱼的方法不外乎两种,即炖着吃和蒸着吃。多半是将刚打上来的鲜鱼杀了,放入炸好油的锅里,加上足够的调料和辣椒,锅边贴上锅饼,或在鱼上放窝头,加盖后,用劈柴火烧15分钟,一锅香喷喷的饭就做好了。

    有一次,我向女儿讲当时顿顿鱼宴式的生活,真有些炫耀的意思。想不到招来了抱怨声:“你怪好哩,好日子都让你过了。”

    当年,泗河口未加治理时形成了一块冲积坡地,叫南岗子。泗河水出了河口之后分成了南、北、西三股支流,其中以向西的支流最强,它在坡地中间冲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河道。那条河,连同南岗子整体,给我留下了永志难忘的记忆。我在河里游泳,在里面行船打鱼,吃坡上的大豆,吸高粱杆里的甜水,有捉不尽的蝗虫,看不完的野兔,听不厌的涛声,猜不透的神秘… …我沿着那条静静的小路回家,天地间好象只有我一个人似的,我有说不出的自由和快乐。

    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在船上望南方的山。我曾无数次地看着那些山,有的青,有的黄。我看见很快从山腰间冒出一团烟雾,过了许久又传来短促的轰隆声。父亲告诉我,那是开山炸石的。你看见运来加固湖堤的那一船船石头了吗?就是从那儿炸出来的。我多么想爬上那些山去看看山是什么样的呀?石头是怎么长在山上的?那青的色是什么?黄的色又是什么?要是我站在山顶上,爸爸在这里能看见我吗?… …南方的山啊,你曾经引起我无限的暇思。你遮断了我的视线,给我划出了一方天地,你的外面又是什么呢?这些童年时代的好奇心直到20多年之后才得到满足,这时,我已经是中科院毕业的研究生了。
当天空中传来第一声雁叫时,冬天就来临了。

    只要不发生冰封湖面的情况,渔民们照样打鱼。这时捕鱼的手段也不少,比如用网夹子捕鱼,用叉在衰败的草丛中叉鱼。最壮观的是每天扬帆而去扬帆而归的夹鱼船队。渔民到了目的地,将船一字排开,齐头并进,开始夹鱼作业了。打开夹子口,抓住两根杆,用力按下去,直触到湖底,然后用力将两根杆收到一起,提上来,在水里用力抖几次,将湖泥和杂草抖掉,几条大小不等的鱼就跃入眼帘了。

    夹鱼可是一个凭力气和技巧吃饭的活。夹不了多久,人就会出汗。一条夹鱼船上只要两个人就够了,其中一人是管行船的。所有的船一起向着某一方向前进。大伙儿喊着号子,唱着样板戏,说说笑笑,很是热闹。

    在较浅的湖区能夹到大量的丝光鱼,这是一种外形较圆的扁平的小鱼,长度不过5—6公分,翅软,肉嫩,炸着吃或烧鱼汤都是非常鲜美的。我曾有十多年未见这种鱼了,本以为它们绝迹了。谁知春节刚过,我在市场上发现了这种鱼,只有很少几条混在参条当中。我不由分说买回来,给孩子讲我与这种鱼久别重逢的故事。在下油锅前的最后时刻,我还拿着丝光鱼让孩子看了又看。谁知道这会不会是与丝光鱼真正的永别呢?

    进了腊月,一场北风刮来,湖里结了冰。不几日,冰层可达十几公分厚,走人行车毫无问题。这阶段的事情也不少。从早上五点钟开始,就可以听到渔民们在冰上打芒子的拍子声。芒子即是枯江草的种子。秋天,渔民把收来的芒子装在一个囤里,冬天即可打出来食用。这是一种外黑内白细长如针的东西,磨成面做成干粮,味道清香,口感极好。要是今天还存在这种东西,可能比甲鱼还值钱。

    有人修理渔具,有人修理船只。

     家有鸭枪的人会在傍晚出发,用架在冰撬上的船载枪向湖心走去,那里有夜间飞来喝水休息的成群的大雁。几个人联合起来,一起开火,可怜的大雁便成群地倒下,伤者无数。天亮了,每人都载着一船大雁回家了。大人孩子都欢天喜地。没有枪的人家,或牵条狗,或拿着一把叉或一条棍,在黎明前向着枪响的地方奔去。他们追杀那些伤雁,几乎没有空手而归者。回想起来,这种无节制的捕杀便是大雁和其它鸟类在微山湖绝迹的前奏。

    春节到了,父亲依然闲不住,他是队里的杀猪好手,谁家杀猪都请他去。我跟随父亲,唯一的奢望是要猪的膀胱当气球吹。渔家过年,在吃上没什么禁忌,照样吃水饺,照样放鞭炮,家家户户祭祀神灵。

三、家乡的歌是一只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以上讲的是20年前的事情。微山湖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有限的纸笔哪能写得完呢?在今天看来,上述那个神话般的世界已经随着人口的膨胀、资源的破坏和污染的加剧而消失了。我和许多健在的人一样目睹了这一消失过程。微山湖自然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衰败,直接受害者是以湖为生的渔民,他们失去了家园,撕碎了世世代代的梦想和文化,被逼上了辛酸的逃难之路。

    每天,我的心都感到深深的怀恋,没有什么可以代替微山湖在我心中的分量。我与微山湖有无法割舍的渊缘,我为她的衰败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记得我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不少人问我家在何方?我说家在济宁;问者一脸的迷茫:“济宁在哪里?”我进一步解释:“济宁在微山湖畔。”问者马上兴奋起来:“原来你是从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来的。微山湖是个好地方,那里情况怎么样了?带我们去玩,好吗?”我只有怀着苦涩的心情向对方解释微山湖日益恶化的境遇,对方听后与我一样也只有沉痛和惋惜。

    后来,我到了济宁市,在那儿呆了五年。我经常带着女儿回父母家探望,父母已在岸上定居多年。我领着女儿沿湖堤漫步,望着黑乎乎的湖面,迎面而来的是污水呛人的气味。女儿是不能理解父亲此时酸楚的心情的,不停地问这问那。从幼儿园到学校,女儿一直被高高的院墙围起来,酷似坐井观天。她是从我这里开始知道外面有个很大的世界,父亲曾在那里快活地成长。可眼前哪有父亲曾经生活的影子?只有臭水和黑色的雾,连一只青蛙和一个小鸟也见不到。女儿经常想去看望奶奶,却从不说去看看湖景。这也难怪。我们多次回家,也多次沿大运河郊游,从没见过有城里人象我们父女一样出来走走看看。人们的视野里只有楼房、街道和电视,甚至还有麻将。他们没有休闲的去处:土地上长着单调的作物;离湖虽说只有一小时的路程,但湖里无景可观,无鱼可钓,无物可买,湖水连手脚都不能洗,更别说人在水中畅游了。人在这种单调贫乏的环境中是不能激起丰富的情感和美好想象的。人与环境的贫乏更会加剧环境的衰退。

    昔日的微山湖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只有她的故事还在流传,无论是渔民还是沿湖的农民,都不会忘记她,因为她哺育了我们和我们的父辈,营造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从她那里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家园曾经是美好的也可以是美好的。她是沿湖人民的象征和骄傲,我们无论从精神生活还是从物资生活上都需要她。

 

 

《子路》一书的出版说明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09年8月21日

一、出版一本矫正历史的书

    我最早的家乡应当说在山东中西部泗水县,春秋时期这个地方叫卞邑。卞邑的西边是鲁国都城曲阜,东边是鲁国头号大贵族季氏家族的封地费邑(即现在的费县)。卞邑北靠泰山,东靠沂蒙山,西接鲁中平原,南临微山湖,拥有人类最适宜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是中华民族发育的摇篮。

   卞邑最早是鲁国公室的采邑,但到子路出生前的两年,也就是公元前544年,被当时在鲁国执政的上卿季武子占了去。为此鲁襄公差点调动宋国和楚国的军队除掉季氏家族。因季氏的势力太大,最后鲁国公室只有忍下这口气。仲氏家族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个地方。

    关于仲氏家族的渊源,有几种说法,一是商人的后裔,是商汤时的国相仲虺的后人,再往上溯是奚仲的后裔。奚仲在三皇五帝时代是有名的车正,中国最早的车子就是奚仲发明的。仲姓的另一起源是周人的后裔,是仲山甫的后人。从《史记》上判断,仲山甫是鲁国真公的弟弟,当年周厉王被国人赶跑后,他到周都去辅政,共和期间是周朝的重臣。他的后人祖祖辈辈生活在卞邑这块地方。总之,仲姓的起源可能是多源头的,都可以上溯到遥远的黄帝时期。

    泗水这个地方历史上出了许多名人,如仲山甫、卞庄子,最有名的是仲由(字子路)。一般人认为他是孔子的学生,实际上他是孔子办学的重要合伙人,是儒家学说的奠基人。在儒家的早期发展史上,其作用甚至比孔子还要重要。为什么这么说?主要是孔子是儒学思想的建设者,仲由子路是儒学安全环境和物质基础的奠定者。没有这一条件,儒家思想不要说诞生和发扬广大,甚至孔子的小命早就没有了。

    但是,后人对当年儒家早期发展史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更多流传的是神圣化了的孔子传说。譬如与孔子同期存在的有许多重要的学者,如任不齐、少正卯、荣旗,甚至冉雍,这些人的著作和叙述不亚于孔子,只是后来失散了,没有流传于世,所以对中华民族没有什么影响。任不齐和荣祈被列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列,但没有被列入孔门十哲之内。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主要后人对当时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仅靠着孔子的片言枝语,就评出十大哲人。如此做法未免浅薄。

    今天从任不齐的家传中可以了解到,任不齐只比孔子小六岁,生前留有许多著述,是当时有名的文化人。荣祈和燕伋都是和子路同岁的大弟子,比孔子小九岁,也是当时鲁国和燕国的著名文人。他们不仅是孔子的弟子也是孔子的伙伴同时,一起切磋学习研究的同学。这些早年的同学和伙伴对孔子后来的思想具有重大影响。因此,研究孔子早期办学时的一些所谓弟子情况,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对鲁国历史的发现还不仅仅是人物,还有这一地区之所以文化思想发达的自然地理特点。

二、对“鲁”字和鲁国地理的发现

    有一个朋友叫董健,他传来一篇去曲阜东边微山湖游玩的游记,看完他的文章,遥想那一望无际的微山湖湖面,看着那些世代以打鱼为生的渔民,我忽然明白了“鲁”字的意义,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古代这个地方叫鲁国,为什么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被分封在鲁国。鲁国是周人给起的名字,在这之前从未发现过“鲁”字。

    鲁就是放鱼的台子,打鱼人上岸后放鱼的地方就叫鲁。鲁国就是鱼国。为什么古人把曲阜这块地方称做鲁?原来早在四五千年前,鲁西南地区布满了江河湖泊。看一下地形就知道为什么了。黄河从西边流过来,走到曲阜这里,被北面的泰山山脉和东边的沂蒙山脉给挡住了,于是形成了巨大的水面淤积,形成了巨大的湖泊。继续向东流是不行了,只有转换方向,要么向北流,从今天山东的北部流入渤海,要么向东南流,从江苏连云港一带流入黄海。千万年来,黄河就是在鲁西南地区反复向北和向南转换着入海的方向。

    鲁国的水系不仅有西边来的黄河,还有北边和东边来的泗水和洙水,东西两边的水汇聚到曲阜,就形成了至今还存在的微山湖。但古代的微山湖比今天的水域要大得多,完全是汪洋一片。古今对比,可以看到环境和生态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古代的时候,鲁地的居民多以打鱼为生。直到今天鲁西南地区仍然保留了一些古历史地名,如鱼台县,巨野县。这些地方早年都是一片泽国汪洋,水域比现在不知大了多少,因此有“鲁”字的产生。

三、鲁地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摇篮

    当我发现鲁国地理有如此奇妙之处之外,便进一步认识到鲁国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摇篮。因为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古人类生存了:东边是莽莽苍苍的鲁中山脉,西边是浩浩汤汤的湖泊河流,南边北边都是森林密布的大平原,大草原。原始人类在这里既可以捕鱼,又可以打猎,开垦种植。加上气候温暖适宜,依山傍湖傍河的曲阜地区便成了我国古人类活动的最重要地区。曲阜北边不远处的大汶口原始人类遗址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还有那曲阜东边的宏伟奇特的少昊陵,更显示出这一地区的历史悠久与重要性。

    明白了鲁国地理环境,便会对众说纷纭的各种历史传说有更正确的判断。譬如,对三皇五帝历史上有各种说法。司马迁认为五帝是:黄帝、颛顼、尧、舜、禹。另一说法是太嗥、炎帝、黄帝、少嗥、颛顼。

    对黄帝与少嗥的关系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黄帝是少嗥的儿子,孔子也是这样认为的(见《礼记》和《孔子家语》),但有书里记载,少嗥是黄帝的儿子。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对曲阜地区的历史作用至关重要。如果少嗥是黄帝的儿子,那么黄帝便不是来自东方,不是中原部落,曲阜的文化历史中心地位便要下降。如果黄帝是少嗥的儿子,那么鲁中曲阜地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便要大大加强。

    至今对黄帝的出处有多种说法,早先更多的认识认为黄帝起自西部地区,即今天的陕西和河南西部地区,后北进和东进到中原。黄帝陵今在陕西,给了后人更多的西部概念。但根据司马迁和孔子这些正史,黄帝应是曲阜地区的中原部落。尽管其陵墓位于陕西,但出生地不一定在那里。就象仲由子路一样,尽管他出生在鲁国卞邑,但死在卫国,所以今天全国最大的仲子庙坐落在河南濮阳。大禹也是这样,尽管他出生在中原,却死在今天浙江的绍兴,所以绍兴有著名的大禹陵。

    《史记》上说,曲阜是少昊(少嗥)的旧址。无论司马迁还是孔子都认为黄帝是少昊的儿子。这说明曲阜这一带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发源地。到了商代,曲阜地区成了东夷人的主要活动地区。东夷是周人对东方民族的称谓。实际上在当时物质发达程度方面,东夷人要比西部地区的周人发达得多。

    周人入主中原,就象十七世纪的清兵入关一样,异族统治了原先的中原民族,就像满族统治汉族一样。东夷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文化上都比周人多得多。整个周朝八百年,都是一部中华民族融合史,都是小族统治和征服大族的历史。而鲁国成了这场民族文化和血缘融合的主要战场。孔子和子路便是两个代表性的人物。仲由(子路)是周公旦、鲁国国君伯禽的后裔,是地道的周人。孔子是宋国国君微子的后裔,是地地道道的殷人。这两个人结合到一起,由此诞生了儒家文化,并影响和塑造了以后两千五百年的中华民族文化。

    但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却至今没有被清楚地认识。由于历代的崇拜圣人,后代人已经把孔子神圣化了,对春秋时期的真实历史原貌多有误解。于是,几年间我一直琢磨写作和出版这样一部澄清历史的书。

四、儒家真正的精神体现在“儒行”篇中

    我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孔子和子路是周文化和殷文化的继承者,但更主要的是,他们是新文化的缔造者,儒家学说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周文化和殷文化。子路是周文化的捍卫者,但也是新文化的促进者和奠基人。孔子和子路并不是简单地继承殷周文化,而是深刻地创造了新的中华文明,但这种儒家精神并没有被后来的中国社会深刻认识,秦汉以后社会继承的也并不是儒家的真正精神。儒家所有的精神内核不是在《论语》里,而是在《礼记》的“儒行”篇里。但恰恰是这一篇重要文章,却不被收在四书五经里。这说明宋明理学为了顺应封建专制皇权,阉割和歪曲了真正的儒家思想和精神。

    今天的中国社会对儒家学说和人物有很大争议,有褒有贬。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是对历史认识不清楚,对历史研究不够。譬如对《礼记》和《孔子家语》这两本书,很少有人阅读,对这两书中的“儒行”文章,更少有人阅读和重视。

    我认为,《儒行》应当从《礼记》里抽出来,象《大学》《中庸》一样作为社会通俗读物。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才反映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真正思想和精神。但是,宋朝朱熹等一帮无聊文人生怕得罪了皇帝老儿,硬硬地把儒家真正的精神藏之深山,使儒家后代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儒家学说真正继承和总结的不仅是周礼,而是被统治民族(殷人)不屈不挠的独立人格和精神气质。正是遭受了灭国命运,才塑造了殷人后裔独特的人格精神。这一切都深刻地反映在了孔子晚年所做的《儒行》这一篇章里。

    胡适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儒》,认为儒家思想如同西方的西伯莱人宗教一样,都是被压迫民族的思想。基督教是罗马人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的宗教。儒教也是被周人统治下殷商遗民创造的。尽管历史不可简单类比,但胡适先生之说决非无稽之谈。

    今天读一下《儒行》这篇文章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殷人文化的影象。譬如,“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见死不更其守”,“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另如,“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逊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被压迫民族如何通过文明来摆脱奴役,通过反抗来争取人格尊严。无怪鲁哀公听完孔子这一段讲述后,再也不敢以儒为戏。而儒家之所以产生出“儒行”篇中的思想,完全是因为有些子路这么一批人。是这些人奠基了儒家的核心思想,而孔子仅仅是一个思想整理者。

五、对儒家人物子路的再认识

    论辈份,我是仲由(子路)的第75代孙,这一关系使自己对先祖以及鲁国历史文化有切肤的了解。他和孔子是如何结合到一起的,共事四十多年,如何打造了一个儒家学派,如何创建了一派精神体系,慢慢地我有了一些深入的研究。

    当今社会认识最肤浅的不仅是对儒家精神的认识,更有对儒家教育集团人物的认识,后人一直没有摆脱历代帝王崇圣而造成的迷信误区。当年的儒家学派决不象今天《论语》所描述的那样简单,一大群学生跟着一个老师,谈天论地,而是孔子和一群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弟子一起切磋探讨。特别是孔子的后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早期学生们的探讨。

    另外,这个教育集团有校长,有教授,有管理人员、后勤人员等等。子路从孔子办学的第一天起就跟孔子合伙,一直到周游列国之后,前后四十多年,实际上子路是这个学校的主要创建人、管理人和负责人。孔子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听子路的安排,所以子路是儒家教育集团的主要管理者,是孔子的得力助手。没有子路的参与,孔子的办学很可能不成功,因为孔子的早年污言秽语不绝于耳,只有在子路加盟之后,才不再有人敢骂孔子,儒家学派才得以顺利进行。子路的历史功劳功不可没,然而,子路的作用在历史上没严重地埋没了。

    而儒家集团中的其他人物到底是什么样呢?如琴张(牢)、秦丕、任不齐、仲由、燕伋、荣旗、漆雕开、林放、闵子骞,冉耕,颜路,南宫适(仲孙悦),冉雍,曾点,他们在早期儒家集团中起过什么作用?历史上也很少有记载和描述,后人也很少有研究。我认为,《论语》中所涉及到的儒家人物应分为两批:早期弟子和后期弟子。早期弟子不仅是孔子的学生,也是同事和伙伴。他们在儒家学说的创建期都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而后来那帮编《论语》的是孔子临死前教授的后一辈小弟子。他们在整理前人的思想资料方面起了作用。但是,对孔门教育集团的内部人物研究,至今是个空白。

六、《子路》一书的酝酿与成型

       所以,我想从子路入手,写出当时鲁国的历史人物与风貌,写出儒家学者们的故事和风貌,填补我国历史上的一块最大的空白。这就是《子路》一书的任务与历史使命。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饱蘸个人心血的历史巨著,是多年研究和思考的结晶。既可完成一次与先人的历史沟通,矫正多年来的历史讹传,也可完成我的人生夙愿,给自己的家乡历史做一个圆满的回答,给我国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做一个准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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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田氏代齐”探幽(定稿)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孙开泰 陈民琦

2009年9月30日

摘要:

    春秋第一霸主齐国,为什么在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37年的辉煌之后,只10年的时间霸主地位就被取代。之后国力虽算强大,但是160年后“田氏代齐”,成为春秋史上第一个丧失政权的显赫家族?其中体现孔子所说“为政在人”的道理,实质上是为政者—“人”的贤与不贤。君与重臣是由“任人唯贤”还是“任人为亲”而产生,决定了政治的好坏。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称霸诸侯,但管仲一死,未能为桓公解决继承人问题,使桓公死,无人收尸,以至竖刁、易牙、开方三个嬖臣作乱,五公子皆求立。形成内乱44年。以后又出现崔庆之乱,前后共98年(公元前642—公元前544年),这期间大清洗8次。姜氏政权的腐败越来越严重。而从齐桓公时由陈国逃来的公子完,则逐渐在齐立住足,用大斗借出,小斗收回来施惠于民等办法,得人民的拥护。经过五代人的努力,在公元前480年,齐桓公身后的第162年。终于大功告成,田氏取代了姜氏的齐国政权。“天下本无主,有德者居之”,《左传》“田氏代齐”探幽,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此。

    透过古今学者津津乐道的精彩生动的纪实描述,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史实:

    春秋第一霸主齐国,为什么在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37年的辉煌之后,只10年的时间霸主地位就被取代。之后国力虽算强大,但是160年后姜氏政权却被田氏政权所取代,史称“田氏代齐”,姜氏成为春秋史上第一个丧失政权的显赫家族?姜太公建立的姜姓政权经历了 566个年头,从-1046武王大封诸侯,到公元前480年田常弑齐简公,于春秋之末实质性地消亡了。自桓公称霸至丧权,只有205年(公元前685-前480年)。

    这段历史背后的玄机是什么?

    孔子认为,人类社会政权的作用是最大的,他说:“人道,政为大” (《孔子家语•大婚解第四》)而政权的品质与政权的生命力又是由当政者这个人来决定的。孔子在《中庸•哀公问政》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

    通过深入地发掘《左传》史料,以事实来说话,即对“田氏代齐”的历史事件的探幽。终于我们发现了一个政权的核心竞争力是“人”。一个政权的长治久安靠的是“人”,这就充分印证了孔子“为政在人”这一学说观点。总结历史上这些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政权建设很有积极意义。

一、管仲相齐,齐国首霸

    姜太公后裔从春秋第一霸主到被陈氏后裔夺权,当从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说起。他的即位颇具偶然而显得传奇,他并非长子,长子是公子纠,小白(齐桓公)是次子,当其父齐襄公被公子无知与连称、管至父合盟杀死后,此时公子纠与小白都在国外,闻变都赶回齐国,以争夺君位。“九年春,齐人杀无知。公及齐大夫盟于既。夏,公伐齐纳子纠。齐小白入于齐。”(《庄公9年》)。

    齐桓公重用管仲,治理齐国。依照《尚书•五子之歌》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遗训,他 “以民为本”,比如:“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修改以往的旧法,择善用之。何谓善者?以民为本也。于是滋养民生,没有土地的人要给他土地种,没有工做的要给他工做,让百姓都有立命安身之道,还要敬重百姓,尊重他们的意愿,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此国才得以安宁。(《国语•齐语》)。在此基础上并使其国富民强。之后本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的王道原则,以“德、礼”为本,着力于建立友好睦邻的国际关系,加强国防军事力量,锄强扶弱,以“尊王攘夷”造福天下为己任,遂成众诸侯们唯一可信赖的执牛耳者。(《国语•齐书》)。

    在管仲的指引下,齐桓公执政4年(公元前681年)始盟诸侯,召集了著名的“北杏会盟”;6年(公元前679年)鄄地再会诸侯始称霸。自此“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长达37年的诸侯霸业(《庄公13、15年》)。

    百年后的孔子给管仲以高度的评价: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论语•宪问》)

二、“三子之乱”,与五公子求立

     管仲相齐让齐国走向鼎盛,让天下一度趋于和谐。管仲41年后的离世,桓公的王道霸业遂无以为继,因为管仲所承传的“以民为本”的精神也一并归天。自乱其政的始作俑者竟会是桓公本人,他违背了管仲遗训,重新重用“三子”即:竖刁、易牙、开方三个嬖臣。2年后桓公死“三子乱政”,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恰是桓公本人,使他“尸在床67日,尸虫出于户”(《史记•齐世家》)。

    原来管仲死后,易牙竖刁唆使齐桓公废太子另立无亏,导致了众公子纷纷闹事:“五公子皆求立”。

    竖刁、易牙立了公子无亏。太子昭被迫出奔宋国,(《僖公17年》)

    十八年春,宋襄公不负十年前管仲、齐桓公之重托,率众诸侯联合出兵讨伐公子无亏,终于将太子昭扶上了君位。(《僖公18年》)

    后桓公的44年里,兄弟叔侄之间杀来杀去竟然完成了5届政权交替,与太子争位的五位公子中有四位轮番登场,也是春秋史上一大奇观!但是付出的是骨肉相残、群臣受难、百姓遭殃的巨大代价。纵观齐桓公执政的43年,其中41年的管仲相齐的辉煌与2年三子专权的祸乱,根源又是什么呢?唯一字之差:即为政者之贤与不贤而已。

    之后,齐国政局的动乱更向纵深发展,超越公族内部的、更大范畴的政权斗争,伴随着阴谋和血腥拉开了更为厚重的帏幕。起因皆在齐桓公最后2年的“任人唯亲”!

三、崔庆之乱

    “三子之乱”后,接着就是“崔庆之乱”。这是因为,公元前599年孔子在《春秋》记道:“齐侯元卒。齐崔氏出奔卫。”

    《左传》说明了事件的真相。“崔杼有宠于惠公,高、国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卫”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宣公10年》)。崔杼是公族子弟,不过是齐一世丁公吕伋的后代,齐惠公之宠臣。高国二位监国大臣。为防患于未然就把他驱逐了!孔子对此却并不以为然,《左传》说明了孔子之微言大义,孔子为什么不直呼其名,而用“崔氏”之称,这是告诉后世,崔杼被驱逐不是因为他的过错而是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这就给崔氏埋下了复仇的火种,

    齐灵公是齐顷公的儿子、惠公的孙子。齐灵公一生宠幸了两个女人。是她们揭开了长达30年的“崔庆之乱”的序幕。灵公9年,夫人声孟子与庆克通奸,被大夫鲍牵撞见并汇报给相国国武子,国武子警告了奸夫庆克。未料这个女人反而诬陷国、鲍、高氏谋反。灵公不信相国反而相信淫乱者声孟子与竟然启用了国高二氏的夙仇小人崔杼,加上新怨奸夫庆克,率师平叛。于是齐国史上最为血腥的冤假错案诞生了,国氏家族的国武子、国胜被杀,国弱奔鲁,高氏家族的高无咎奔莒。鲍牵被剁去双脚,出奔鲁国。齐国的国、高两大公族从此遭重创。(《成公18年》)。
但庆克的后人大受其封,“庆封为大夫,庆佐为司寇”(《成公18年》)。崔杼更是成了齐灵公的亲信。(《襄公元年、2年》)。

    齐灵公的第二个女人要他废了太子光,另立公子牙,招致崔杼大光其火。趁灵公病重就夺了他的权,重立太子光。太子光杀死这个女人且陈尸于朝。(《灵公28年》)没几天灵公死了,崔杼拥立太子光即位,这就是齐庄公。他一上台就发动了五公子之后的第二场大清洗(《襄公19年》),且持续2年之久,凡被追认为是公子牙同党的皆追杀或囚禁,(《襄公21年》)。

    只6年,再立新君。崔杼亲自钦定了庄公的庶弟杵臼为齐景公,再任命自己为右相国,死党庆克之子庆封为左相国(《襄公25年》)。于是第三次大开杀戒,逐群公子,一批卿大夫被杀、殉死或出奔(《襄公25年》)。

    两年后,由于崔杼家族发生内乱而导致庆封攻杀崔氏。崔杼夫妇均自缢,(《襄公27年》)。庆封独揽大权,愈发骄横,(《襄公28年》)。一年后,齐庄公往日的嬖臣卢蒲癸、王何与田、鲍、高、栾四大家族共举谋反。庆封之子庆舍被杀,庆封出奔,崔庆之乱才告结束(《襄公28年》)。之后,国人寻找崔杼的尸体,将其暴尸市井(《襄公27年》)。

    庆封先是奔鲁,又奔吴,8年后,楚灵王攻占吴国朱方,抓住了庆封,尽灭其族(《昭公4年》)。

    崔庆之乱,始于齐灵公9年(公元前573年)的庆克淫乱后宫,结束于齐景公4年崔庆内乱(公元前544年),前后30年,源头却在桓公之子齐惠公时代。自桓公去世,经历五公子争位的44年,齐顷公17年,到崔庆之乱结束共98年(公元前642—公元前544年),这期间大清洗8次,崔杼一人就执导了3次,控制齐国政坛30年之久。

    春秋史上,崔杼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他跨越了惠、顷、灵、庄、景5代、钻营政坛近60年,可以被驱逐出境,可以大权独揽钦定两代君主人选,可以定夺公子王孙的死活,可以叫齐国政坛三代血雨腥风,但是最终却落个家破人亡、上吊而死、还得暴尸市井的下场,却又原来是毁于自己的死党手中!也可谓春秋史上一大景观!国人皆知齐之良相管仲与晏婴,殊不知这奸相崔杼的所作所为,也并非没有“以史为鉴”的价值!

四、“高栾之乱”

    齐国进入齐景公漫长的58年的执政期,景公初年,庆封之乱平定。景公召回群公子,而宠幸子尾、子雅(《襄公28年》)。子尾、子雅乃齐惠公之孙、灵公之堂兄,名高虿,栾灶。齐景公又犯了祖宗的老毛病,诱发了又14年的内乱——“高栾之乱”。

    执政第2年,就开始了桓公后的第9次大清洗。齐景公召回来的公子们、其他大夫们再度被驱逐(《襄公31年》)。一班重臣中只有晏婴幸免于难,因为2年前他就上交了封邑和政权,这是听取了吴公子札的高见。吴公子札来访与晏婴畅谈,因为他看到了齐国政坛另有高手。他推心置腹地告诉晏子曰:“在这个人没有出现之前齐国政局是不会平安的,所以建议你交出手中的权利和封地,无权无地一身轻,就没有人怕你了,你也就没有难可言了。”同样以睿智著称的晏子一点就通,马上通过陈桓子将政权和封地交还给景公。2年后果然只有晏子免于栾高之乱。(《襄公29年》)

五、田氏的兴起

    上述齐国的多次内乱,使姜氏贵族集团实力大为削弱,人才极度匮乏。这就为田氏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1、陈公子完入齐

    132年前的公元前672年,齐桓公14年。舜的后裔陈国动乱,太子被杀,公子陈完(敬仲)奔齐。齐桓公求贤若渴地接纳了他,立刻任命为卿,但有自知之明的陈完却婉言谢绝而任“工正”,管理手工业的官员。后又娶监国大臣国懿仲之女为妻,跻身于齐国贵族之列,并改姓为田。(《庄公22年》)

    一个外来贵族,夹在齐国的国、高两大权贵之间,又历经后管仲时代的“三子专权”、后桓公时代的“五公子争位”,以及之后跨越30年的“崔庆之乱”,一直到眼下的“栾高之乱”。唯陈氏家族临危不乱,如此高的人气是怎么维持的呢?

    《 左传•昭公3年》晏婴与晋国大夫叔向的一席对话,向后世解开了这个百年之谜。叔向问晏婴,你们齐国怎么样?晏子对曰:齐国到末世了,我不敢说齐国是不是要归陈氏了!反正我看到景公抛弃了他的子民,百姓们都依附陈氏去了。比如他大斗借出,小斗收回来施惠于民。他所经营的山货木料、鱼盐蜃蛤的价格都不高于山林海边,只图方便百姓。百姓有了痛苦疾病,他知道了就会给予厚赏。可是公室怎么做的?正相反啊。岢剥百姓无以复加啦,百姓痛心疾首哦!所以呀,这陈氏爱民如子,百姓归之如流水,想不让百姓归依都难啊!陈氏家族的列祖列宗们都到齐国来啦!(《昭公3年》)

    这就是陈氏家族蓄势百年,一触即发的秘密武器。晏婴所拜托的这个陈桓子,是陈公子完的第4代传人,庄公时代甚有宠,崔杼弑庄公时受宠者怎可幸免?他楞是没事,眼下正事奉景公。(《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2、陈氏始大与平“高栾之乱”

    如今陈桓子羽翼丰满正式出山了。他旗开得胜,结束了14年的栾高时代。

    也是由于天赐良机。栾灶执政7年上去世,其子栾施继位。10年上高虿死,继承人高强年少。栾施欲治其家政,杀了高家家臣头子,另立新的家臣头子,驱逐了高强的其他兄弟,栾高内乱!

    陈氏家族在祖上三代以道德文章为主打项目的百年功德之后,陈桓子这第4代传人则开始了另类行动。先是挑拨离间,然后突然袭击,硬是打了个栾高措手不及,硬是逼其不得不弃家出奔,之后分掉其所有家产。(《昭公10年》)

    孔子也郑重记下这件事:十年春王正月。夏,齐栾施来奔。左丘明则补充说明,栾高倒台,外姓贵族 “陈氏始大”(《昭公10年》)。

    是年,公元前530年,齐景公18年。至此,齐惠公的后代除当政的景公外,其他子孙也就彻底退出齐国政坛。应该看到,百余年间的齐国,大约发生九度宫廷政变,齐国公族及外姓卿大夫屡遭杀戮和驱逐。因此这个春秋时期的泱泱大国,人才已到了极度匮乏的地步。

六、晏婴执政与田氏施惠于民

    齐景公虽然前18年遭遇崔庆之乱、栾高之乱,但是后30年里,他却获得了晏婴相助,使齐国政坛出现一个多世纪以来难得的平静的30年。虽然齐景公奢侈腐化惘顾民生,百姓的苦难还是多多,但是比起宫廷政变的血流成河、频频出兵的民不聊生来讲,算是幸运了些。这期间陈氏家族收买公族子弟,施惠百姓,势力愈发强大,但并未发难,这不能不归功于贤才晏婴的人品和威望。

七、田氏铲除高国二氏

    然而晏婴去世后第10年,伴随着齐景公的寿终正寝,沉寂了40年的政变烈火再度点燃。 “任人唯亲”的小人之道再次泛滥,他最宠爱的幼子充斥了他垂垂老矣的精神世界,令他失去了理性的判断,却给陈氏家族带来了换班夺权不复重来的大好时机。

    一生无所作为却执政长达58年的齐景公,临死前做出自毁长城的大胆抉择,他托国惠子、高昭子立小儿子荼为太子。只为宠爱这个小儿子,为博这个小儿欢欣,他曾扮老牛四蹄着地而折断了自己的牙齿,(《哀公6年》)

    为了荼的安危,他必须再度驱逐群公子。他一死,齐国政坛的混乱局面可想而知,诸公子纷纷出奔他国,连莱地的民谣都唱出了对政局的担心(《哀公5年》)。

    太子荼在这种人心惶惶的形势下即位了,他的后台只有国、高两位重臣。 但是对于蓄势待发的陈桓子的儿子田齐(陈僖子)来说,无疑又是天赐良机!年长的公子们都逃离了,只有这么一个黄口小儿,顶多加上国高二臣。他终于除掉了国高二氏这最大的阻力。

八、两立新君,专齐政而弑简公,完成“田氏代齐”

    之后他要换新君,另立公子阳生为齐悼公。(《哀公6年》)让齐悼公来杀太子荼。(《哀公6年》)陈氏第5代传人田齐完成了第一次改换新君的重大使命,然后他亲自为相国,专齐政。4年后田齐死,其子田成子(常)代立。这年只做了4年国君的齐悼公也被杀死。什么原因不清楚,“齐人弑悼公”《哀公10年》)。

    悼公死,子简公即位。增监止为右相,原本只有田常一相而专齐政,这使田常感到将有危机发生。而监止确实想图谋陈氏,依靠简公,于是驱逐监止,活捉简公,并弑简公于袪州。(《哀公14年》)。

    田常立简公弟为平公,陈氏家族二次自立国君圆满成功。田常自封为相,开始诛杀鲍氏、晏氏、监止以及姜氏之后中的强者,把自己的封地扩张到比齐平公的还大。自此齐政权实质性地易手田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田齐田常父子两人在后齐景公时代,仅用10年的功夫,换班夺权就大功告成,齐国政权由姜太公的后裔转到舜帝的后裔陈(田)氏手中。 是年公元前480年,是齐桓公身后的第162年。

    4年后历史进入战国时期,田氏政权继续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公元前386年周天子正式为田氏家族封侯,到公元前221年被秦最后一个并吞。 但田氏家族实质性地取代姜氏始于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221年为止执政259年。

九、结论

    “田氏代齐”是历史的进步还是退步?《左传》告诉我们,这是历史的必然。显赫一时的春秋霸主,他的子孙后代守不住自己的社稷江山,那是咎由自取。谁让他们执行“任人唯亲”的小人之道呢?“田代姜权”,起于陈氏先祖的收买人心也好,拉拢民众也好,总之百姓从他这里得到了好处,总比被齐景公百般苛剥要好过。“天下本无主,有德者居之”,《左传》“田氏代齐”探幽,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此。

   (初稿于2008.3.2.于顺德,定稿2008•8•10•于北京紫竹院昌运宫寓所)

   (载2008《春秋》《左传》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09-01 22:32:10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朱学渊:“炎黄的子孙”是“戎狄的兄弟”

“炎黄的子孙”是“戎狄的兄弟”

----在北京“犬鹿说”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

朱学渊

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芒·牧林教授的亚洲民族起源的“犬鹿说”,应用的是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我曾经在拙着《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中提出,北方诸族是从中原出走的想法,这与芒·牧林先生的说法有些差异,但“中华民族同源”的结论却是完全一致的。

    事实上,不仅蒙古人种是同源的,世界人类也是同源的,他们在向全球各地迁徙时,离析成了不同的种族。近四、五千年来,人类发展的主流是“融合”;但在数以十万年计的远古,主流却是“分离”。那时孤立族群的人数很少,反覆的近亲,乃至直系亲属间的繁育行为,造成了不同群体间的体征区别。兼之于自然选择,体力和智力上的弱势群体被淘汰,于是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强势“人种”。

    今天,世界上不同种族间的是没有生育壁垒的。这说明,尽管人类的体徵和形象都发生了区别性的变化,但他们的遗传基因却几乎是完全等同的。这个现象当然只能用“同源说”才能解释,人类都是源自“非洲智人”的学说,就是诠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几年前,我访问过民族研究所,我发现许多学者对此有疑虑,似乎支持“多源说”的多,赞同“同源说”的少。换句开玩笑的话说,在中国学术界,“周口店人”与“非洲智人”还在打架。

    芒·牧林教授提出的“中华民族同源说”,是大约两万年前的事情,发生亚洲的东部的事情。因此,这个学说未必需要“人类源自非洲”的假设。尽管,我认同全世界的人类是从非洲走出来的,芒·牧林教授认为亚洲人类祖先是独立发源于东北亚的;但关于十万年前的远古争议,大可不必影响我们的祖先在两万年前是同源的共同立场。

     任何“同源说”或“一源说”,都是有人要反对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反对“非洲智人说”是在所不惜的,“大汉族主义者”也不会认同自己是与“戎狄”同源的。当然,“黄金家族”也是不愿意认同在黄土地上挖泥巴的农业民族的。人类群体的“自我感”和“优越感”是无处不在的,这是障碍认识真理的主观原因。

    在现代基因科学出现前,研究人类源流的主要工具是“比较体质人类学”和“比较语言人类学”,两者相辅相成,成果相得益彰。例如,体质相近的“印欧人种”,被证明他们的语言也是同源的。一年多前,《纽约时报》报导,西方比较语言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在某个人类学的研究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个荣誉究竟应该归谁呢?这至少说明,基因科学证明的人类学结论,往往是比较语言学家预言了的。

    比较语言学的手段在西方是常用的,成就是斐然的,但在中国却是久久不敢尝试的;中国人少用了一个大方法,自然也吃了一个大亏。西方语言学进入中国后,情况开始变化,其标帜性事件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1889─1978,Karlgren)在构拟上古汉语语音系统时的方法性贡献,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共同翻译、注释和补订了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影响极大,是现代汉语“语音学”或“音韵学”的启端。

    高本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以及张琨等人的工作,是基于“中古音”的反推,是基于与“诗经韵”的归纳,是基于与广州、客家、福州等方言的比较,是基于日译吴音、日译汉音、朝鲜借词、越南借词的语音调查,还通过比较发现了汉语与藏缅语的联系。他们从训诂学的内在“循环比较”中跳出来,开始了将北方汉语与异方言、异语言进行“外向比较”,这些都是了不得的成就和学问。

    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是受高度重视的语源学研究成果,它包含了清代文字学(即“乾嘉小学”)和现代汉语语音学的成就。他构拟的古音不少是“阳声”或“收声”音,随便举两个例子:“厉”作liat,“制”作tjiat,读起来很像广东话。因为前辈们很重视用广东方言作比较对象,所以他们构拟出来的“上古音”就带广东腔了。前人的研究不少是带主观因素的猜测,是有待检验的假设;而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结论。

    不带偏见地去认识中原古族的血缘和语言,认识它们融合和变迁过程,是寻找汉语语源的基本。然而,大师们把“三面七方”的语言或方言都找到了,唯独忽略了对“北方”诸族语言的注意。他们虽然知道汉语是由中原古代语言转化而来的,但中原古代语言是什么语言呢?他们至少不认为是与阿尔泰诸语同源的。所以,他们的方法虽然是对的,但构拟出来的“上古音”却是有些问题的,至少也是有些缺失的。

    事实上,北方诸族与古代中原居民同源的语言证据,是极其丰富的。例如,汉语的“水”和“土”,是与突厥语的su和toprak相关的;“天”和“气”,是与蒙古语的tengri和hi相关的;山岭的“岭”和雨水的“雨”,是源自通古斯语的alin和huur的。看来,水、土、天、气、岭、雨等字的先秦读音,和现代读音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的。

    说山岭的“岭”字是满语alin的缩音,是“有书为证”的。《史记·吴太伯世家》有“吴王不听(伍子胥的话),遂北伐齐,败齐师于艾陵”的记载,这个“陵”是“丘陵”的“陵”,是“山”或“高地”的意思。《金史·国语解》说“阿邻,山”,而“艾陵”显然就是“阿邻”或alin。齐国地方地名“艾陵”是女真语,这片地方的上古语言可能是通古斯语。

    而像toprak、tengri、alin的多音节字,缩减为单音节的“土”、“天”、“岭”,就是阿尔泰语式的中原古代语言,朝藏缅语式的北方汉语的转型过程。这个转型期可能经历了夏、商两代,但在象形文字已经创立时,汉语的基本形态一定稳定了;如果那时中原地区还在使用多音节语言的话,中国文字是会走上拼音文字的道路的。

    以单音节字素为特徵的“汉语”,可能就是先秦的“雅言”。而汉语里的许多的同义词,又都是各种古代部落语言的沉淀。以现代语言学分类来看,这些古代中原部落应该分别隶属于今天语言学分类的突厥、蒙古、通古斯语族。当然,这三大语族也是融合而成的,更多的古代部落语言是被兼并了或湮灭了。中国第一部字典《尔雅》,做的就是“抢救濒危语言”的工作,它把这些部落语言的语词纪录下来了,不过往往只记了一个音节。

    中原古代语言是“阿尔泰诸语”,也是有根据的。“夏历”是在夏代制订的,“夏部落”是中原部落联盟的盟首。夏历十二生肖的“申酉戌亥”四字中的“申”和“亥”二字,就是蒙古语的“猴”字sam和“猪”字gehai;因此,发明夏历的那个部落是说蒙古语的。《史记正义》和《史记索隐》又都注释,“虞舜”的母亲是叫“握登”的(见《史记》第32页),“握登”就是蒙古语里的“夫人”一字“合敦”,这又再次证明夏部落是说蒙古语的。

    再来看商部落的人名,宋国国君是商纣王的后代,宋国亡国之君叫“头曼”,与匈奴单于“头曼”同名。“头曼”(tuman)是满语和蒙语中的“万”字,汉语的“万”(音man)是tuman的缩音。Tuman也是部落名,俄罗斯境内有个共和国叫“图曼”,过去也译作“土文”。族名常转化成姓氏、人名、称号或地名,匈牙利有Tuman氏;突厥人有“土们可汗”,中朝边界有“图们江”。商部落与北方民族的同源的证据还不胜枚举,顾颉刚先生早就说它是“鸟夷”,看来它是一个崇奉“鸟图腾”的通古斯部落。

    周部落的情况也一样,它的许多统治人物都有着蒙古或女真人名的。例如,“纳兰胡”(Naranhuu)是非常普通的蒙古人名,意思是“太阳之子”。《史记·周本纪》有一个着名的谏臣“芮良夫”,“芮”读“纳”(na),“芮良夫”就是“纳兰胡”。又如,武王伐纣时的“师尚父”,劝阻穆王伐犬戎的谏臣“谋父”;人名“师尚”就是“息慎”,“谋父”就是“靺鞨”,它们都是通古斯族名转化来的。

    直到今天,蒙古族叫“木合”的人还很多。至于秦部落是戎狄,则是更明显的事实,陈梦家先生就说秦部落也是鸟图腾部落。而从秦始皇和清代雍正皇帝的名字一样,也可以看出秦部落与北方民族的关系。秦始皇叫“赢政”,雍正叫“胤禛”,我想这两个名字就是蒙古人名“按陈”,或女真人名“按春”。又如,商鞅在秦国改革政事很有成就,被封为“大良造”。我以为“大良”就是“达赖─恩”(dalain),就是蒙古语“大海”的形容词,商鞅被封作了“大海般的官”,地位实在太高了。

    夏、商、周、秦四个朝代统治部落的语言,统统都与北方民族语言有关;而以上面不多的这几个例子,用北方民族语言,特别是用蒙古语,就可以训出很多个汉语的古代音来。在如此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炎黄的子孙”还能认为自己不是“戎狄的兄弟”吗?由象形文字发展起来的汉字系统,“诂义”不难,“训音”却可以各显神通,广东、湖南、福建,乃至日本、朝鲜、越南……都有各自的“训”法,我们不应该反对用它们来比较北方汉语,但如果用它们来训古代汉语中的阿尔泰诸语成分的话,就颠倒了汉语语源的“本末”。高本汉、赵元任等人的比较研究方法是先进的,但又是有偏向性和片面性的;芒·牧林教授拿蒙古语来训汉字或汉语,可以说是“纠”了他们的“偏”。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术进步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甲骨文献的发现,改变了一部分传统的学术方法,以王国维为代表走出了“以书证书”的死套,以识别甲骨文开始了“以物证书”的方法;而顾颉刚又启动了现代“疑古论”,为考古学和考据学提供了刺激性的动力。王国维和顾颉刚是立足于解决中国特殊问题,思想新颖的两位伟大学者,传统文字学对他们研究显然是很有帮助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历史动力学,和社会发展的阶段说,在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的引介下进入中国,令国人大开了眼界,从此中国史学有了研究社会发展的大纲。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除了对阶级斗争有认识,对人类的起源、语言和民族问题,也多有生动的论述。但是,教条主义的倾向,和对号入座的方法,又一度使它失去了活力。

    第三,留洋的胡适还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然而,这个两面俱到的“方法论”式的口号,并没有对中国学术起了实际的帮助。因为传统学术的考据,本来就非常小心,甚至非常烦琐;乃至反对新事物的人,总可以说别人走老路走得还不够小心。当然,胡适也不可能告诉我们,问题是什么?方法又是什么?学术就是探索,就是求新;每个人都要自己去走,没有现成的通向学术殿堂的道路。

    但是,芒·牧林教授的“中华民族同源说”,就是一个大胆的假设,而且又有求证的比较语言学研究,尽管他的结论可能会有所调整,但他的格局是大的,方法也是有效的。他已经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以物证书”,更有别于“以书证书”的,有中国特色的“以比较语言求证人类同源”的道路。可以预料芒·牧林教授的学说将不断完善,最终还将为基因科学所证明。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09-21 09:58:4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转发:sl 西村烟树 

湖北发现古代遗弃老人的洞穴 

洞内有为老人设置自杀的装置

对中华民族的敬老传统提出质疑和挑战

大河网 

2009年09月21日 

  百善孝为先,中华民族的敬老传统源远流长。然而,湖北郧县等地发现的大量弃老洞的存在和当地广为流传的弃老传说,对中华民族的敬老传统提出质疑和挑战。历史学者黄绍坚对此进行了大量考察,对弃老问题提出全新的见解。 

  江滩边的弃老洞

  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位考古学家能够实证出汉民族孝文化的源头。既然源头无可考证,那就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汉民族与生俱来就是在孝文化的浸润之中。一定有一个节点,那之前是野蛮的、原始的、非伦理的,那之后才是父慈子孝,“父母在,不远游”。

  可那个节点在哪里呢?历史从来就不是黑白分明的。也许那个节点仅仅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推测或想象而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中国孝文化以绝对主流的江河之势奔涌于历史之中时,它的背后一定有我们所忽略的诸多细节和暗角,它们沉默地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从湖北十堰市区出发,沿209国道北行,到柳陂镇后,向西转上郧县汉江南岸的“沿江公路”,由此到辽瓦后,再由辽瓦前行二十多里后,才能到郧县五峰乡大树桠村花栎湾。黄绍坚之所以历尽波折寻找花栎湾,是因为当地人告诉他花栎湾一带有成群的“弃老洞”(也叫“寄死窑”、“自死窑”、“老人洞”等)。

  在前往花栎湾的路上,黄绍坚采访了几位村民。1967年出生的郧县柳陂镇西流村陈家坡村民陈绪胜说,他家在汉江台地上,房基底下几十米的汉江边,就有一座“弃老洞”,建在离汉江水面不远的石壁上,“现在还在,洞口下面是正方形,上面是弧形,洞口宽、高各1米左右,深度不知道”。

  对于这座“弃老洞”,他有一种独特的解释。在他看来,实行“弃老俗”的年代,将老人放进水边的“弃老洞”中,汉江年年涨水,老人必死无疑。随后,汉江水会将老人的遗骸和遗物全都冲走,不留痕迹。“免得子孙们伤心。”陈绪胜特意强调。

洞内有自杀装置

  站在花栎湾的江滩上,仔细观察对岸北崖山南坡,在南坡绝壁上至少可见9座神秘石洞,其中靠近山顶的一座石洞洞口较独特,下半部为正方形、上半部呈等腰三角形;另外两两成对的三组6座石洞,洞口均为正方形;还有单独散落的2座石洞,洞口呈长方形。

  为了实地观察、测量北崖山上的“弃老洞”,黄绍坚他们租用了大树桠村渔民钱庆照的小渔船,前往汉江北岸。船靠汉江北岸后,黄绍坚从绝壁西侧开始攀登距汉江水面最近的一座洞口为长方形的“弃老洞”。手脚并用之下,他才终于战战兢兢地爬上洞口。这座长方形横穴“弃老洞”,长1.8米,高0.9米,深1.3米,窑壁凹凸不平,无尸骨,也无任何随葬品;洞口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朝向南偏东20°,下距汉江水面约15米。人在洞中,只能像虾米一样躬着身,但后脑勺还是卡在洞顶石头上。转身看看洞外,眼前是一望到底的绝壁,绝壁下是漩涡叠涌的汉江水,而远处对岸的小村中,温暖的炊烟正袅袅升起。此地,彼时,一种绝望的寒意不由自主地由心底升出。

  再转身,面朝洞里,在洞底部内侧,有一个奇怪的等边三角形石孔。石孔每边宽约37厘米,孔深约20厘米,边缘锋利,刚好容得下一个成人的头颅。钱庆照的表弟钱庆勇说,这个石孔是供窑中的老人自杀用的。他说,在遥远的古时,饥寒交迫的老人受不了时,便仰身躺下,将头伸进这个石孔中,再朝上一顶,锋利的石棱便能帮老人结束生命。见黄绍坚将信将疑,钱庆勇毫不犹豫地在潮湿的洞底躺下,双腿蹬地,将自己的头送进那个石孔中。他的脖子上方,石棱悬如刀剑。

  眼前的一幕让人不寒而栗。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连自杀装置都帮老人设计好了的“弃老洞”设计者,要么是一个彻底无情的嗜血杀手,要么是一位完全绝望的温情孝子。“自杀孔”的设计,究竟是对生命极度的冷漠,还是对亲情最后的眷顾?是对无奈命运的屈服,还是对生命尊严的捍卫?历史那双诡异之眼,闪烁在这个石孔边缘的锋利石棱上。

洞外门闩可锁死

  在接下来的寻访之旅中,黄绍坚在花栎湾对岸的北崖山东坡上,竟然看到了17座“弃老洞”,而在十堰丹江口市官山镇的考察,让他有了更多的发现。从洞口乍一看,古椁有些类似于小型汉魏砖室墓,但它内部竖井带券顶式一统到底的结构却与汉魏砖室墓有着本质的不同。宗教人类学家宫哲兵正在考察其中一座。这些古椁最初都修建于土崖上,修建极为精心,但椁内无墓志、无彩绘、很少或没有随葬品,与目前所知的各朝墓制都不相同。官山镇现存9座“弃老洞”,其中距官山镇13公里的西河村的“弃老洞”竟然有插门槽与门闩洞。

  如果将老人送进洞中后封闭洞口,仅留一个小洞送3天或7天饭后彻底封死小洞的“弃老俗”传说是真的,那么,插门槽在里、门闩洞在外就没有错了。位置颠倒的“插门槽”和“门闩洞”不是孤例,接下来黄绍坚看到官山镇五龙庄一座“弃老洞”也是如此。

  黄绍坚推测过官山镇西河村和官山镇五龙庄这2座“弃老洞”的其他可能用途,比如说“避匪洞”。但真想避匪的话,门该由里顶死才对,而不是门闩洞在外,何况洞内高度也不够;比如说,羊圈、猪圈或鸡圈,但有谁会把家畜家禽养在高高的绝壁和陡坡上呢?比如说“仓库”,但它根本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又是建在崖壁上;比如说“崖墓”,但它的形式绝不像我们已知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崖墓”,何况哪有“崖墓”会有门槽在里、门闩洞在外的?比如说“石屋”,但90厘米的高度,人在其中,根本不可能坐直。 

 




发件人:"晓陆 杨" <yangxiaolu_8@yahoo.com.cn> 加入地址本 | 拒收2009-09-13 22:30:21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回复: 回信,

联想是谁创办的?*

原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科学家  联想公司创始人之一  倪光南

2009年9月

     *按:文中引用的所有联想起家的历史资料,欢迎索取,可提供原件的扫描件。

联想从“所办公司”——计算所公司起家

    最近中科院转让联想股权一事,激发起许多人的好奇心:联想不是民营企业家柳传志创办的民营企业吗?怎么中科院却变成了大股东呢?

    这些年联想关于起家的宣传已将联想描绘成柳传志个人创办的企业。例如3月22日,柳传志本人就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动员大会上宣称:“20年前,我走出研究所,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一间20平米大的传达室创办了联想”。现在媒体上的无数宣传基本上都是按柳传志这“36字”的调子。

    为了说明这“36字”是虚假宣传,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联想公司最早的“官方文件”——第一个公司手册和第一个产品目录。

    1985年初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手册”写道:“我公司成立于1984年11月,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开办的实体公司,全权代表本所开展对外业务服务。公司的宗旨是: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经办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开发业务,加速科研成果的技术转移”。1985年5月的“产品目录”列出了以“LX-PC多功能联想式汉卡”为首的29项,全是计算所的科技成果。由此,人们可以了解联想创业的关键事实:

企业名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创办者:中科院计算所;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创立时间:1984年11月;
企业宗旨:转化计算所科技成果。

    在后来多年的公司手册上,这些重要信息都没有变化。例如1987年手册重申公司是“计算所办的公司”,是“作为计算所的窗口”,并提出了“实行科研、试制、生产、经营一条龙”。1990年提出了“技、工、贸一体化”。1992年后又发展为“技、工、贸、服务一体化”。这表明公司在创业中,逐步确立了“技工贸一体化”的经营方针。在1988年手册上有公司领导人的照片,按地位排列是:董事长曾茂朝(所长兼),前任总经理王树和,总经理柳传志,总工倪光南等等。这样,可知公司的董事长和首任总经理都不是柳传志。

    1988年,公司拳头产品联想式汉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申报书表明,其产权属于计算所,在创业头三年(1985.4 - 1987.12),汉卡为公司创造了1237.5万元利润(包括退税)。1989年11月14日,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并由“所办公司”升级为“院办公司”。柳传志在成立大会上宣称:“联想集团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

要害是谁创办了联想?

    由此可见,柳传志的“36字”在以下方面修改了历史:

    企业名称:联想从计算所公司改名而来的事实被回避了;

    创办者:“计算所”变成了“柳传志”,“所办公司”变成了“柳办公司”;

    企业性质:“国营企业”变成了“民营企业”,柳传志也从“国有经理人”变成了“民营企业家”;

    宗旨:从“转化计算所科技成果”变成了“个人下海”;

    领导职位:柳传志从“第二任总经理”变成了创业领头人;

    起家主要产品:联想式汉卡被回避了;

    近年来,联想关于起家的宣传基本上都是这“36字”的翻版,突出了“柳传志带领11人”、“20万元”、“一间传达室”、“贸工技”等等,要害是将联想的创办者从“计算所”换成“柳传志”。

“温水煮青蛙”

    客观说来,联想起家宣传还是很成功的,这可能要归功于“温水煮青蛙”的策略,请看他们是如何修正联想起家史的:

    1988年的公司简介第四段加入了“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由20万元的创办费发展到八七年经营额七千万元;由十一人起家发展为拥有二百二十多人的高科技开发经营队伍”。这在公司创业史中首先引入了“20万元”和“11人”的概念。不过当时连公关部都没有领会其中的深意,在1988年底的宣传手册上,按照“胡传奎”模式,将公司起家说成:“公司创办四年,从小变大了。十几个人变成了三百多”。当然,这种“错误”以后没有再出现,此后直到1995年的手册,“20万元”和“11人”越来越突出了。

    1996年:公司简介变成了“联想集团创建于1984年11月”,“由中科院计算所11名科技人员以20万元人民币投资创办而成”,这时,“计算所”创办者地位已被“11人”所顶替。

    1998年:公司简介为:“联想集团公司是一家以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计算机设备及其相关产品为主、贸工技一体、信息产业领域内多元化发展的集团公司”。这时,“技工贸一体化”的方针已被”贸工技一体”所顶替。……

    这样,经过十多年的精心策划、逐步演变,“柳传志”终于取代“计算所”成为联想的创办人,联想从“所办公司”起家变成了从“柳办公司”起家。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似乎不光是争功劳的问题,参照网上广泛流传的敦科平文章的分析,很可能是联想“国退民进”总战略的一部分。

企业创始人问题

    计算所公司作为改革开放下,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除创办单位计算所外,也许可以承认一些创始人,但这应当有令人信服的依据,比如根据贡献、职务、进入公司的时间等等进行综合评估。

    计算所公司当年并没有举行任何成立仪式,而且加入公司既不需要转人事关系,也不需要挪工作场所——仍在计算所里。公司中历来没有划过线,将人员分成“创始人”、“非创始人”。如上所述,“11人”概念是1988年手册才出现的,从未在领导层中讨论过。
即使今天联想将这“11人”抬高到顶替“计算所”的创始人地位,这“11人”也没有享受到真正创始人的待遇,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都是谁,其中离开公司的早被遗忘了,还没有离开的也没有多分股份。而且“、这“11人”只有“匿名权”,连王树和都要把“第一人”的名分让出来给柳传志顶替。他们充其量只是“虚拟创始人”,是柳传志要取代计算所做联想“唯一创始人”的一个“托”而已。

大股东的宽容

    在联想“煮青蛙”式的起家宣传过程中,大股东的宽容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行为。当柳传志在那次大会上发表这“36字”时,主管公司的中科院某局长正在台上听着。他发言时虽然指出,“上世纪80年代,……中科院又率先实行‘一院两制’的运行体制,以自主知识产权出资参股,成立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表明当时的“所办(或院办)公司”是实行“一院两制”的运行体制的产物,不同于科技人员自发下海办的公司,但他并没有正面反驳这“36字”。

    大股东的宽容还表现在:为了提高柳传志的声誉,竟任命他这样一个毕业后只做了几年科研辅助工作的人去当中国计算机领域最大的研究所——中科院计算所所长,并让一个不要技术、主张“贸工技”的联想公司去管计算所,上演了一幕全国闻名的“儿子管老子”。柳传志当上所长后不管科研,计算所每况愈下,最后只好由李国杰院士接替所长,计算所才重新兴旺起来。1997年,大股东又将属于计算所的、中关村核心地带的8万平米科研用地交给联想去经营房地产,办了“融科置地”,现在成了“联想控股”利润的主要来源。

    尽管计算所为关爱、培育联想这个“儿子”,倾注了知识产权、商誉、场地、设备……,甚至全部地皮,但这个“儿子”长大后除了认“老子”的“20万元”外,其它概不认账了。

漠视自主知识产权的后果

    为联想带来第一桶金的联想式汉卡是计算所的知识产权。正如中科院局长在上述讲话中所指出的,这种知识产权是当时研究院所贯彻“一院二制”、“出资参股”办高技术企业的主要资产,尽管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在工商注册中没有体现出来。但是,联想的宣传从不承认这一知识产权;联想“认股权”中也没有为这一知识产权分一分钱。此外,联想的宣传还刻意抹杀这一知识产权,宣称1985年底,公司通过“搬机箱”、“流大汗”,挣了“70万元”,再去开发联想式汉卡,企图抹杀汉卡是计算所积累了十多年的知识产权的事实。

    试问,如果汉卡是用1985年底的利润去开发的,怎么能在1985年5月就推出汉卡产品呢?另外,当时大学生毕业的工资也只有46元,假如公司员工“搬机箱”也能挣到这样的工资,那么,当时公司维修部的10几名员工要挣到这70万元需要连续“搬机箱”达100多年!实际上,这70万元正是依靠了联想式汉卡,使公司赢得了中科院的500台微机(带汉卡)的合同所挣来的!

    一方面,联想漠视自主知识产权,另一方面,联想又用高价去买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这种方针导致联想至今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抗风险能力不足。总之,在联想25年的今天,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总结联想起家的经验,总结“产学研相结合”的经验,还联想起家的本来面目,维护科技体制改革的成果。

    图1. 最早的公司手册(1995年初),以计算所主楼作为公司形象,突出了“所办公司”依托计算所、为计算所转化成果的宗旨,十多年来公司开发人员都在这栋楼里工作。

    图2. 公司第一个产品目录(1985.5)列出了以“LX-PC多功能联想式汉卡”为首的29项,全是计算所的科技成果,并无后来宣传所说的“旱冰鞋”、“彩电”之类。

    图3. 1987年手册,封面是以计算所车库改造的公司门市,重申公司是“计算所办的公司”,是“作为计算所的窗口”。

    图4. 1988年刚当上总经理不久的柳传志还谦虚地站在“前任总经理”王树和的边上,但在后来的宣传中,王的名字从媒体上消失,柳传志成了创始带头人。


    图5.联想式汉卡的国家奖申报书上记载,“主要完成单位”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头三年为公司创造利税1237万元,说明联想的第一桶金是用计算所的知识产权创造的。

    图6. 1996年手册在前些年逐步修正公司创业史的基础上,终于完成了由“11人”+“20万元”顶替“计算所”作为联想创办者的转变,从此,联想创业史带上了“胡传奎”式的传奇色彩。

    图7. 获得计算所80000平米科研用地后,联想办了“融科置地”房地产公司,盖的都是面向跨国公司的高档楼宇(图上的A座、C座已建成)。原物主计算所被挤到地皮的边缘。


 

 

发件人:"欧阳君山" <tdyjs999@gmail.com> 2009-08-23 18:21:56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欧阳君山:中国最大危机:流动性泛滥——兼评“外国人”主演《建国大业》 

    全球化不仅形成产业链的分工,甚至有可能形成生活区与工作区的分片,某些国家成为生活区,是人人争相拥有的家园;一些国家沦为单纯的工作区,流动性竞相冲涮。

中国最大危机:流动性泛滥

----兼评“外国人”主演《建国大业》

欧阳君山

2009年9月

    前不久,一朋友问及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略一思忖,脱口而出:流动性泛滥!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尽管王朝更替,易姓改号,江山代有帝王出,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华文明不存在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原因主要有二:一者作为最高意识形态的“道统”持续而稳定;一者农业文明下人际活动范围相对有限和稳定。当然也还有中华社会长期一统的原因在内。

    但鸦片战争后,特别甲午战败后,中国人的家园开始动荡,不但作为物质家园陷入动荡,而且精神家园也陷入动荡,流动性严重泛滥。新中国成立后,物质家园重归一统,精神家园也重归一统,流动性泛滥的问题暂时纾解,但实际上双双都未达致均衡。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一段时间的蜜月过后,流动性泛滥再掀波浪,没有家园、找不到家园、不以为是家园的感觉弥漫神州大地。底层的农人不再以农村为家,向城市蜂涌,但城市又难是他们的家。一部分人的确先富了,但也缺乏家园感,争相向欧美移民。2009年8月13日,美国国安部公布的最新移民报告显示,在2008年,中国大陆有4万人加入美国籍。

    都是些什么人呢?尽管欧美动不动大讲自由,但没有钱的穷人,是不太可能移民过去的。结合近几年的一些报道,应该可以肯定,在移民人群中,先富起来的企业老板不在少,已经走红的明星人物不在少,甚至当官的也不在少——有所谓“裸体做官”,就是老婆孩子都安置境外,自己单枪匹马在国内“为人民服务”,如去年出国考察不归的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大人”。

    4万人当然不算多,相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就是40万乃至400万移民美国,也不足挂齿。但问题或许已不容小觑,这从60周年大庆的献礼电影《建国大业》上反映出来,有好事者统计出一部分演员表:

陈凯歌 美国
陈 红 美国

刘亦菲 美国
陈 冲 美国
邬君梅 美国
顾长卫 美国
蒋雯丽 美国

宁 静 美国
王 姬 美国
童安格 加拿大
蒋大为 加拿大
徐 帆 加拿大
陈 明 加拿大
张铁林 英国
许 晴 日本

韦 唯 德国
沈小岑 澳大利亚
苏 瑾 新西兰
李连杰 新加坡
胡 兵 泰国
斯琴高娃 瑞士

    ——好一部“外国人”主演的《建国大业》!于是就有人模仿着感慨:一群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拍中国的历史大戏,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一种国际主义精神,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这是一群怎样的人?一群高尚的人,一群纯粹的人,一群有道德的人,一群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群有益于人民的人!

    今天是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应该反对移民。个人更不认为,移民海外就不能爱国。恰恰相反,移民海外有可能更加爱国。就像当年美国女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也答应,但经最终权衡,党要求史沫特莱待在党外,目的是更有利于革命工作。

    但无论如何,当今中国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争相移民欧美,还是很难令人高兴起来。事实上,全球化不仅形成产业链的分工——发达国家在产业链的高端,低消耗量,高附加值——甚至有可能形成生活区与工作区的分片,某些国家成为生活区,是人人争相拥有的家园;一些国家沦为单纯的工作区,流动性竞相冲涮。按查道炯教授的看法,今日印度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包括自己的国民在内,都是把印度当作一个赚钱之地,而不是真正的家园。

    稍微观察大自然就知道,凡是流水冲涮之地,不仅不会有鱼,甚至连水草都不会有,只有沉淀才会带来积蕴和生机——用经济学的话语讲,只有稳定而长期的博弈,才会带来美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流动性泛滥只会带来抢劫,也只是抢劫。

    有朋友曾问及为什么要为“窝里斗”平反,我一言以蔽之:窝里斗是稳定而长期的博弈的标志,乃社会和谐及至一切美好得以成长的根本保证!正因为如此,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移民国外,包括“不能改变国家,那就改变国籍吧”的愤慨之词,对国家的建设及成长都是不利的。国家毫无疑问需要改变,但总体上,一个个都去改变国籍,将更不利于改善国家。

    在这一点上,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先生令人赞赏,堪称先富起来的榜样。在一篇题为《我相信》的文章中,郭先生明确谈到:“我们四个人(创业团队),我们没有一个移民海外、拿海外护照的,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们对这片土地有信心。(说起来)这个相信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有多少企业家真正相信呢?不见得吧?”

    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是流动性泛滥的原因,怎么说呢?不怕贪污,不怕腐败,不怕其他种种,甚至不怕抢劫,怕的是不把脚下这一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家园——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家园感!

 

 

 

发件人:<wangdq9022@vip.sina.com> 2009-08-01 12:02:44 +0800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D:FW: 政治伦理。。。

国庆六十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

——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纪录

2009年9月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七千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八○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跟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九○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二十二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九○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九○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九一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八○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八○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09-09-24 14:21:30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的嘴唇,真的破了 横舟 朝鲜要真正成为问题了,再不重视麻烦大了 倍受关注的朝鲜半岛问题...

感慨六十年间的世事演变

横舟

2009年9月

中国的嘴唇可能真的要破了

    朝鲜要真正成为问题了,再不重视麻烦大了。倍受关注的朝鲜半岛问题,如今真的成了问题。美国和朝鲜的联合公报,以及克林顿对于朝鲜的访问,都给中国一个不好的信号,那就是,朝鲜要真正成为问题了。要是再不重视起来,那就要有大麻烦了。

    一直以来,中朝两国的一衣带水的关系,不知道怎么回事,弄成如今这种局面。长期的睦邻友好,唇齿相依,怎么就没有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强盗亲近了呢?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糊涂到了顶点的事情发生了?

    一直以为,处理朝鲜问题的基点,就是看美国人的态度,适合于美国人利益的,肯定要损害中华民族利益。如今出现这种局面,怎么对国人得有一个理由充分的解释吧?在世人眼里,一直以为政府是在和朝方演双簧,对付美国人。谁想,真的弄出这种让国人心寒的巨局面出来,这怎么说的过去呢?

    妇孺皆知的事实,朝鲜半岛,是共和国一建立,就为美国人和西方列强关注的地方。几十年前的抗美援朝,实际上是中、苏和朝鲜一起抗拒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社会的联合侵略。之后的几十年中,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为了对付中华民族的主导力量,动尽了脑子。由于朝鲜人民在中国强大的后盾支持下,一直站在反帝的最前线。客观上起到了唇齿相依的保护作用。

    如今,万一朝鲜半岛为美国所利用,中国的东北部边陲,就整个的暴露在美、日帝国主义的枪口之下,那时候,就凭一条鸭绿江的屏障,能挡得住美国和日本现代化的军事进攻,来保家卫国吗?如今这种局面的出现,到底是政府的英明决策呢,还是出现了重大失误,谁来解释这个问题?这恐怕不只是让人敲掉两颗门牙,往自己肚里咽那么简单吧?

    注:此文根据这样一条消息所写:

凤凰台报道金正日与克林顿的谈话

     2009年8月11日,凤凰卫视台时事评论员石齐平在《时事开讲》专栏中说,据知情人披露,前几天金正日在与访朝的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时,明确说:今天朝鲜经济之所以困难,主要是中国损人利己造成的;朝鲜的核武器不可能打到美国,主要是对付中国。其投靠美国憎恨中国之情昭然若揭。

    凤凰台向来以代表北京高层向世界打政治“招呼”为己任,此番言论可能大有深意——代表最高当局警告朝鲜不要在弃华投美路上走得太远!联想到近日中国军队首次进行沈阳等四大军区跨区联合军事演习,中朝关系有可能从冷战转入热战?

 

跳出“两害相权”的政治怪圈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中“闹着”两股势力,即左派和右派。至于左派和右派其中的含义,谁都很难说明白,就是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他们谁是保守派,谁是革命派,谁什么时候是保守派,谁什么时候是革命派,都无法确切论定。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其理论根源都来源于西方的意识形态。

    从建国到现在,前三十年是左派得势,天翻地覆的折腾了三十年。先是分了地主的田,又都收回来,搞合作社。接着就是三反、五反、镇反、四清、文化大革命。 后三十年是右派得势,又天翻地覆的折腾了三十年。解散人民公社,农民又分地,工人下岗,企业拍卖,强制拆迁,搞私有制……一时间,把老百姓搞得又是鸡飞狗跳,户户有冤情,人人喊不平。

    中国的政治家们,长期以来,周旋在左右两股势力之间,进行“生态”平衡。用一句政治术语讲: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那一股势力对自身利益伤害比较小,或者说暂时比较适合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时候,就倾向于谁。

    严格来讲,不管是在历史上和当今的现实中,任何一个政权的存在,都至少要存在两股势力。大多数政权内部都有鸽派和鹰派之争。而鸽派和鹰派都不是我们所说的左派和右派,这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鸽派和鹰派是为国家计,是为民族计。而左派和右派是为主义计,是为自己的集团利益计。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的理论基础都来源于西方,与中华民族的兴衰没有衣血相关的联系。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有权力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在人类文化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一直是左右着世界文化潮流的。请看西方那一个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不是靠研究和移植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起家?在他们的每一步作品中,不都是完全的浸透着东方古老文明的博大精深的理念吗。而无味的左、右之争,长期以来,累及多少国务事务,累及多少无辜的生命。而与国家的复兴丝毫于事无补。连年累月的政治斗争,使国家疲惫,政党疲惫,民族疲惫,百姓疲惫。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跳出这个怪圈呢!

    仔细计算起来,左派实际蛊惑人数,5%左右,就是其号召的民众都算起来,不过8%,宗教倾向严重,且文化素质由于历史原因,都比较低下。右派人数就更是少了,以利益集团为主,在1.5---2%之间。这两者加起来,不到8%。属于国家的腐败阶层。两个势力都有相当大的内耗在里面,其实质内涵很弱,都已经不能再代表民族精英层。

    严格来讲,左、右两派的西方理论观念,都不适合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在这两个意识形态里面追随的人们,要为国家计,为民族计,彻底摆脱左、右之争的困惑,给人们造成的思维误区。摆脱西方意识形态的精神控制,回到中华民族的本质上来,重新理顺思想,才是当今中国改革的必要思考。也就是说,要想彻底的根治中国现行体制的弊端,就必须要跳出总是“两害相权”的怪圈。还中国的政治清明,还百姓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

中国,没有中产阶级

    很多人都在谈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很多学者也都撰文进行推论研究,有些人还自称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其实,仔细的研究人类历史上中产阶级的历史和它形成的过程,以及它自身的构造条件,我们不难注意到,中国目前没有中产阶级。那么,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呢?

    中产阶级,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人类历史上,封建帝王社会根本没有中产阶级。因为,那时候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奴才与主人的关系。到了十八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前后,逐渐的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相对于皇室贵族的阶层,就是一批精神贵族,在掌握了一部分国家机器以后,拥有了自己大量的经济实体和社会财富。

    这些人是由官僚、军官、教授、律师、法官、税官、银行家、科学家等社会上层人士,集结而成的社会层面。他们有自己的厂矿企业、银行和军队武装。工矿企业的运营和发展,为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资金。知识层面上,这些人为当时社会的高知识层,以向王室要言权形成统一的意志。

    中产阶级是有理想的阶层,他们的目标是推翻封建专制的王权社会,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体制。这是这一阶层的人员自由意志的组成决定的,因为,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形成的层面。所以,我们说,中产阶级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要掌控着社会的基本财力,还要有自己的军事武装。而且要具备与封建王室贵族抗衡的能力。而今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说没有中产阶级呢?请看,最初,制定改革政策的时候,要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一部分富裕起来的人,是一群没有文化的人。后来大部分都被政府干部和他们的子女们搞掉了,剩余下来的凤毛麟角也都与贵族通过家族联姻,企业整合等融合在一体了。

    我们上层社会的所谓有文化的“精英”层,天知道他们是怎么考上的大学,天知道他们是怎么毕业的,实际上是一群口袋里揣着博士毕业证书的文盲。他们虽然拥有了巨额财产,但那都是见不得阳光的脏产。更重要一点是,他们都是卖身投靠,自己都做不了自己的主,根本就不可能有武装。充其量只不过是贵族门前摇尾乞怜的哈巴狗而已。

    更重要一点是,这些人没有理想,没有自尊,实际上只是贵族圈外的一层美丽的皮毛而已。其根本性质是从属于贵族集团的一部分。自身具有一定的社会财富,享受着贵族赏赐给他的优越的生活,根本形成不了什么阶层。所以,我们说,中国贵族阶层以外的那个生活富裕的阶层,只不过是主人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圈养的一群享受超级高贵生活的宠物而已。距离具有超实力的中产阶级,相隔十万八千里呢。主人随时一个颜色,都要让他们胆颤心惊。那么,中国到底能不能形成中产阶级呢?我们说,一百年之内恐怕形成不了。也就是说,中国的共和体制,一百年之内没有希望。高级的社会形态,是要高层次的文化素质决定的。而高层次的文化素质,是要长期的社会积淀才能产生的。不是学校发给你一张纸的证明,你就有文化了。没有文化的阶层,不可能形成中产阶级。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9-01 09:47:1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北岛: 想起我们当年的中学生活和文革经历......

想起我当年北京四中的生活和文革经历

老北

 09-08-30

(一)

    1965年暑假收到录取通知,我终于考上北京四中。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小学考初中先填志愿:第一四中,第二13中,第三41中,这基本是我们那一带成绩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通考时,我因未识破语文考卷中“极积”这一词序颠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个弯,进了13中。

     记得那天是董老师监考。她在我书桌前驻足长叹,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细心检查。我扫了一遍考卷,没错呀,于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结果名落孙山,被父亲臭骂一顿,那年暑假我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

     初中三年,在教室门前那棵大槐树的摇晃中悄然逝去。从初三上半学期起,在父亲的压力下,我起早贪黑,深一脚浅一脚“积极”赶路。

     临近通考,我变得越来越迷信,尤其对“四”这个数字。一天,我从学校沿大翔凤胡同回家,闭眼走四步睁开,再闭眼走四步。走着走着,快到了柳荫街,猛一睁眼,迎面是位老奶奶,满脸惊讶。一见我睁眼,她咯咯乐了:“我心说,这可怜的小瞎子咋没拄根棍儿呢?”

    此情可问天,我这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那年夏天,我的社会地位有明显提高:父亲另眼相待,亲戚邻居赞许有加,再别上校徽,几乎成了全人类的宠儿。更让人高兴的是,楼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们俩还分在同一班。

(二)

    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起初叫顺天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学。距离跟13中差不多,从家步行20分钟。

     9月1日开学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开书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后跟着一凡去学校。由郭沫若题字的“北京四中”,刻在校门门楣石头上,涂上红漆。那水泥墙体和大小铁栅栏门有些阴森,据说曾出现在某国产故事片中,冒充日本宪兵司令部。

     开学第一天是老师与学生见面。我所在的高一(5)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面孔。我隐隐感到不安,是那种系错纽扣出现在公众前的不安,既无法掩饰又来不及纠正。

    开学后不久,扒拉小算盘,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语文优势不再,但还说得过去;关键是数理化,梦魇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尤以数学为甚,一过整数我就如坠五里雾中,分不清东南西北。而周围同学你超我赶,甚至有人提前读高三的微积分课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该混进这数字的天堂。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班主任田佣是数学老师,只比我们大五六岁。他戴白框眼镜,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整天跟我们跑步打篮球,蹦蹦跳跳,像个孩子王。他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每月工资56元,单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学教书,这是命运的良好承诺。

    跟我们一起下乡劳动,除了带头干活,还要照顾全班的起居伙食。他腰扎草绳,亲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个同学给他打下手。肥肉炼油,白薯切丁,过油后用酱油一烹,香飘四溢。开饭了,他再一勺勺分给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运动,重提阶级斗争。我母亲调贵阳一年,参加当地银行系统的“四清”。而我们下乡碰上的首要难题是,和农民打招呼,万一赶上地主富农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认定他们一定鬼鬼祟祟。问村干部,发现这标准靠不住,索性跟谁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间休息,K同学用小刀顶住我腰眼儿,先是开玩笑,随后认真起来:我不肯求饶,他就暗中使劲儿,刀尖越扎越深。我们对视,僵持了好几分钟。突然剧痛难忍,我一把推开他。他冷笑说,这是考验我的革命意志。此后对他敬而远之。好勇斗狠,正伴随着阶级意识而觉醒。

    1966 年春,暴风雨将临,有种种前兆可寻,我们像小动物般警醒。课间休息,同学们大谈革命理想与生死关头,好像每个人都在面对最后的考验。我暗中编造牺牲前喊的口号,并反复排练,在想象中,周围必是青松环绕。我甚至把指头放进门缝,越夹越紧,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认,若大刑伺候,我当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我连团员都不是,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恐惧感,但不知如何向组织靠拢。一凡是我的入团发展介绍人,也就是说他代表组织,这给我带来希望――毕竟是哥们儿嘛。我试探口风,他守口如瓶。

(三)

    “ 文化革命”爆发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四中从此正式停课。听到这一消息,我跟同学一起在教室欢呼雀跃,但自知动机不纯: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头――期末考试在即。老天有眼,当年把我领进天堂,如今又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怎么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自5月下旬起,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每天早出晚归,去西郊大红门外的北京食品学校煽风点火,鼓动学生罢课闹革命。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给资产阶级做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与饥饿经验有关,难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讲时唾沫星乱溅。食品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费尽口舌,还是闹不懂为什么要罢课,为什么不做蛋糕。在辩论中,一个女学生反问我:“那你说说,蛋糕跟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大多数的敌意坚不可摧,我们只好撤退。

    四中校党委瘫痪,由高三各班团支部联合接管。我在学校抄写大字报,三天两夜没睡觉。第三天晚上,和同学一起去清华附中,声援被压制的红卫兵。我精神恍惚,脚下软绵绵的,灯光耀眼,声浪忽近忽远。而革命就像狂欢节,让人热血沸腾。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暴发了。

    “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应运而生,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我们班同学L把它谱成歌曲,流传甚广。在当时的辩论中,对方头一句话是:“ 你什么出身?”若出身不好,上来就是一顿臭骂或暴打。我出身职员,但父亲旧社会在银行工作过,属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在外。

    在操场靠校墙一侧的树丛中,我发现一辆没上锁的自行车。那是辆倒轮闸,锈迹斑斑,辐条稀少,车铃上拴着细麻绳,一拽叮当响。观察几日,竟无人认领,我如获至宝,权当借用。

    骑破车的好处是,即使没锁,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虽说与高干子弟的“永久13型锰钢车”不可同日而语,但自我感觉良好,这毕竟是我拥有的头一个交通工具。由速度所产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芸芸众生无法体会的。我骑车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当外人,甚至产生幻觉,自认为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后读堂吉诃德才恍然大悟,准是他的坐骑把他弄疯的。

    一天,骑车沿德内大街从家去学校,快到厂桥十字路口,顺大陡坡滑行,一个跟头栽在警察岗楼前。顿时围满看热闹的人。我浑身是伤,更倒霉的是丢人现眼。那似乎是个严重警告,我激流勇退,把车悄悄放回原处。没过半天,那车就神秘地消失了。

(四)

    那是个疯狂的夏天。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6月15日,全校召开女校长杨滨的斗争会。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四中学生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8月4日,一个冒充红卫兵的“反动学生”在王府井被发现,被带回学校,在操场上被活活打死。与此同时,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被游斗,被学生们拳打脚踢;8月25日,以四中几个高干子弟为首,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接连发布了十号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各种密谋正在进行,为随后出现的各种派系组织留下伏笔。由于出身问题,同学之间出现进一步分化。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

    最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班同学T的遭遇。他生性腼腆,曾在入团书面“思想汇报”中坦白了自己关于性的想像,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状。谁料到,这些忏悔的细节被大字报公布出来,成为大家的谈资笑料。T被划为反动学生,从此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到底是谁把这些玩意儿公布出来的呢?我暗自庆幸,好在没有为入团干这类傻事。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一早在六部口列队等候,被人流裹挟着涌向天安门广场。我们雀跃高呼,踮脚仰望天安门城楼,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个绿点,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热记忆的深处,最难忘的就那么几个绿点。

    暴力随着暑热升级,到处是批斗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满了血腥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红八月”,让人不寒而栗。

    1966年8月2日,是我17岁生日。白天家中无人,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绪低落到了极点。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见,内心空空如也。

    35年后,因父亲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车,经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铁栅栏后面的白色现代建筑群,突然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都没有,茫然摇摇头。“这就是四中。”

(五)

    当年全北京的中学只有四位特级教师,四中就占了两位,化学老师刘景昆和物理老师张子谔,那都是国宝级人物。有一年,张子谔老师辅导高三物理,据说高考六道题押中四道,学生提前交卷,高呼“张老万岁”。

    教三角函数的老师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铁青。每次上课,他提前几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画一道题。那对我来说如同鬼画符――眼晕,而同学们几乎个个胸有成竹,举手抢答。李老师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扫视一圈,习惯性摸一下铁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浓重的河南口音点名“赵―振―开―”,还把“开”读成第三声,更加勾人心魄。我一问三不知。这竟成了我永远的心病:多年后我帮女儿做作业,一听说三角函数,第一反应是头晕恶心。

    《学习》杂志1958年停刊,部分编辑改行当老师,于是黄庆发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四十出头,谢顶,一脸苦笑,好像在为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让我们写批注。他摇头晃脑领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停顿一下,念批注“当乐”,然后继续朗读下去。照猫画虎,没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赏识――孺子可教,于是让我当众宣读。我美滋滋地摇头晃脑,待读到“心乐之”也停顿一下,接着读我的批注――“颇为不错”,竟把“颇 ”错读成pi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语教师凌石军肥头大耳,没架子,但骨子里透着股傲气。他每次上课只捏着一张小卡片,嘟噜嘟噜说个没完,好像那是一种语言戏法。他出过俄语语法专著,且日文好,据说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课本自学的。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学校游泳池的水面上看报纸,手脚不动。我俄语没学好,倒是暗中偷学了这一手,但一不留神会灌上两口水。

    英语老师项立斜穿校园,总会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国绅士:夏天穿白色西服;冬天穿吊带短裤,白色长袜,锃亮的皮鞋。他上课会把全套刀叉带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规矩。据说他当年在教会学校考了第一,外籍老师请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这时他用错了一个词,女教师把蛋糕收回以示惩罚……

    两位体育老师韩茂富和吴济民,都是国家级篮球裁判。韩茂富个儿不高,精明强干。吴济民人高马大,都管他叫大吴。据说苏联国家女篮来京与中国女篮比赛,由韩茂富在场上主吹,大吴坐镇裁判台。临近终场正打得难解难分,这两位暗中串通好,停表加时间,被苏联队发现提出抗议,大吴被降级成一级裁判。

    女校长杨滨,延安陕北公学出身,参加革命后的重要见证人填的是叶群。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女一中校长,1965年调到四中。据说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四中校长两个职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副校长刘铁岭踌躇满志。“文革”中揭发他在日记中的志向:二十岁当校支部委员,三十岁当区委委员,四十岁当市委委员,五十岁当中央委员。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文革”开始时他四十出头,已当上了市委委员。

    谁承想,这些老师校长,一夜之间斯文扫地。“文革”爆发后,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个星期天。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戴高帽挂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场上,他们在学生的喧嚣、羞辱和拳脚中蹒跚穿行。最后让他们齐唱《鬼见愁战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其中顶数副校长刘铁岭的嗓音最嘹亮。

    在一次由军宣队主持的批斗会上,大吴跳出来指着校长杨滨说:“杨滨,你胆敢反对解放军。”然后振臂高呼“打倒解放军!”愕然惊醒,意识到犯了大忌,面如土色嗫嚅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于是到毛主席像前弯腰撅腚,豆大的汗珠噼啪滚下来。

    最让我震惊的还是语文教师刘承秀的自杀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因受审查而导致儿子从部队转业。那天凌晨五点,在食堂后面的小夹道,她用剪刀割断并揪出自己的喉咙,据说惨不忍睹。一个中年女人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到底为什么?当这消息传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斋生火,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

(六)

    1966 年8月初,我搬到学校住。学生宿舍在学校东南角,与教研组小院毗邻,由两排相向的平房构成独立的小院。开间不等,上下铺,按数字排列,一律称为“斋”。我先住十三斋,后搬进六斋,一住两年多。学生宿舍本是为家远的同学提供的,趁“文革”之乱,没人管,大家纷纷搬进去。

    由于顶棚相通且破败,隔墙有耳,易于小道消息的传播。每次生炉子起浓烟,邻居跟着一起咳嗽。“文革”前,每晚十点熄灯,提前十分钟响预备铃。宿舍小院离厕所较远,由于是男校,毫无顾忌,住宿生纷纷冲出来,在下水池或树旁撒尿。宿舍小院永远飘散着浓烈的尿骚味儿。学生辅导员禹启中,每天晚上差十分十点来小院检查,一时奏效,传为 “大禹治尿”的佳话。

    和我同宿舍的Z是干部子弟,他爱吹牛,好色,说话幽默,是个挺好玩的伙伴。1966年8月底,有天晚上,他说刚抓来个本地流氓,关在地下室,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出于好奇跟他去了,蹲在地下室窗外,向里窥视。

    那天由Z主审,两个穿军装的老兵充当打手。那“流氓”光着上身,跪在地上。Z厉声问了一句,他含糊其词,一个打手抡起粗铁链,哗啦抽在他肩上,顿时留下道深深的血印。待铁链再次抡起,Z赶紧拦住……实在看不下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Z回来了,有点儿兴奋有点儿得意,问我观感。我把话题岔开。由于他属于那残酷的一幕,我和他渐渐疏远了。不久我从十三斋搬到六斋。

    “文革”期间,学校宿舍的流动性很大。1967年春,六斋搬进来个新住户,是前国家主席的公子。他住在上铺,郁郁寡欢,平时只是回来睡觉。我们讲鬼故事时,他也支着耳朵听。一个多月后,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讲鬼故事要先关灯,同时需要特殊音响效果。比如口头音乐伴奏,并事先备好破脸盆,关键处扔出去,或索性推出护床板。一惊一乍,连讲鬼故事的都吓得半死。这几乎是每天睡觉前的保留节目。

    食堂伙食太差。趁夜色,我们去偷食堂的白菜和煤,给自己做饭。更有甚者,由于冬天教室不生火,来学校的同学纷纷到六斋取暖,但要投足硬币才给开门。他们跺脚诅咒,但冰天雪地,没辙,只好留下买路钱。我们还到处收集书报,卖给废品收购站。眼见着玻璃瓶的硬币快满了,我们摩拳擦掌,先订菜单,再采购,大快朵颐,最后撑得走不动道儿。

(七)

    北京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刻意掩盖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学校只有一栋二层教学楼,条件极差,冬天没暖气,天一冷就要安装煤球炉。家境贫寒的子弟多自备午饭,铝饭盒装在网袋中,课间休息送到食堂的大蒸锅腾热。有的同学图省事,索性放在煤球炉台上,课堂上飘荡各种混杂的香味。

    再说食堂,每天伙食费是三毛三,主食一毛六。食堂大,能容下几百号人。每桌十人,自由组合,没椅子,直立就餐。大师傅用木杠抬着大木桶进来,引起一阵激动 ――那些年轻的胃。各桌派代表用两个脸盆排队。一个脸盆盛主食,一个盛菜。校长杨滨发现营养标准不够,提出把伙食费加到每天四毛,即隔天加个有肉的甲菜,竟有一多半学生没有响应,可见平均家境之贫寒。这在“文革”成了杨滨搞修正主义和挑动学生分裂的罪名之一。

    那正是发育期,到处是带酸味的饥饿感。有学生贴出大字报:“两个窝头夸好饭,一行长队上青天。窗含师傅丰脸笑,门泊学生瘦骨寒。”

    “ 文革”爆发后,停课串连,食堂秩序被打乱。而学校规定,只能退主食的伙食费,每天一毛六。一凡告诉我,有一回去食堂小窗口退饭票,排他前面是前国家主席的公子,为了退伙食费跟食堂管理员刘庆丰争了几句,居然遭断然拒绝:“不行,开了证明再来。”弄得他面红耳赤,悻悻而去。而拒绝前国家主席公子退饭票的刘庆丰,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出来,跳河自杀了。

    人世沧桑,公子落难,这本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后听说他发迹了,但愿没忘掉当年的落魄感,能多替老百姓着想。

(八)

    1966年9月初,我自制了个小木箱,用红漆写上“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小木箱刚好装进四卷毛选。随后我到积水潭医院去看望父亲。他写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右手腕。我没带水果或营养品,只带来一个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在床头柜上。

    由于搞到一张介绍信,我们七个平民出身的同班同学,决定一起去全国串连。到医院看望父亲的第二天,我背着装毛选的小木箱上路了。一个多月后回到北京,形势大变,由于对“血统论”的批判,彻底动摇了老红卫兵的统治地位。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包括我们班成立的“红峰”战斗队。

    1967 年开春,校内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学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温和的“四三派”。发表在《四三战报》上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权阶层”。作者张祥龙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

    由四中几个学生办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出身论》,是对“血统论”和“特权阶层”最彻底的批判,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作者遇罗克1968年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公审后被处死,年仅27岁。

    两年前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庆,据说搞得轰轰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应该庆祝什么?据说老校长刘铁岭在庆典仪式上致辞,想必依旧声音洪亮。我不禁想起1966年那个夏日,他和被批斗的老师一起唱《鬼见愁战歌》的情景。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8-03 13:52:21 +0800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 标题: 转发: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

愚昧作为一种养料

徐冰

  1955年生于重庆,长在北京。1977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移居美国。2007年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纽约现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天才奖。2003年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2004年获得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Artes?Mundi)。2006年获全美版画家协会“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被《美国艺术》杂志评为15名国际艺术界年度最受瞩目人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七十年代,谈我的七十年代,只能谈我愚昧的历史。比起“无名”、《今天》和“星星”这帮人,我真是觉悟得太晚了。事实上,我在心里对这些人一直带着一种很深的敬意。因为一谈到学画的历史,我总习惯把那时期的我与这些人做比较,越发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北岛、克平他们在“西单民主墙”、在美术馆外搞革命时,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画石膏的兴奋中。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是,我那时只是一个行为上关注新事件的人;从北大三角地、西单民主墙、北海公园的“星星美展”和文化宫的“四月影会”,到高行健的人艺小剧场,我都亲历过,但只是一个观看者。“四五运动”,别人在天安门广场抄诗、宣讲,我却在人堆里画速写,我以为这是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比如黄镇 

  注:老红军,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成为中国革命史料珍贵文献,曾任中国驻法大使、文化部长)参加长征,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可他在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记录了事情的过程,我就觉得这人了不起,他活得比别人多了一个角色。我对这些事件的旁观身份的“在场”,就像我对待那时美院的讲座一样,每个都不漏掉。 

  记得有一次我去“观看”《今天》在八一湖搞的诗歌朗诵会。我挤在讨论的人群中,我离被围堵的“青年领袖”越来越近。由于当时不认识他们,记不清到底是谁了,好像长得有点像黄锐。他看到我,眼光停在我身上,戛然停止宏论。我尴尬,低头看自己,原来自己戴着中央美院的校徽。入美院不久,教务处不知从哪找到了一堆校徽,绿底白字,景泰蓝磨制,在那时真是一件稀罕的宝物。我们在校内戴一戴,大部分人出校门就摘掉。我意识到那天出门时忘了摘,我马上退出去,摘掉校徽,又去看其他人堆里在谈什么。 

  这个对视的瞬间,可以说是那时两类学画青年——有机会获得正统训练的与在野画家之间的默许。我既得意于自己成为美院的学生,在崇高的画室里研习欧洲经典石膏,又羡慕那些《青春之歌》式的青年领袖。但我也相信,他们一定也会在革命之余,找来石膏画一画,也曾试着获得学院的机会。应该说这两条路线(觉悟和愚昧)在当时都具有积极的内容。 

  现在看来,我走的基本是一条愚昧路线,这与我的环境有关。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个个都如此。他们还不如我,一定没有去过民主墙。这是一个北大子弟的圈子,这些孩子老实本分情有可原,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家里没问题的;不是走资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时就“自绝于人民”的,有些人上辈是地主、资本家什么的,或者就是有海外关系的特务。所以,我的同学中不是缺爹的就是缺妈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经病的(在那个年代,家里老大是姐姐的,成神经病的特别多,真怪了!也许是姐姐懂事早压力大的原因)。这些同学后来出国的多,我在异国街头遇到过四个老同学;纽约三个,曼彻斯特一个。这四人中,有两个是爸爸自杀的,另两个的大姐至今还在精神病院。(谢天谢地,我家人的神经基因比较健全,挺过来了。) 

  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笼罩在天生给革命事业造成麻烦的愧疚中。家里是这样只能认了,偏偏我们的老师也属这一类。北大附中的老师,不少是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的年轻教员,犯了错误,被贬到附中教书。这些老师的共性是:高智商,有学问,爱思索,认真较劲儿。聪明加上教训,使得他们潜意识中,总有要向正确路线靠拢的警觉与习惯。这一点,很容易被我们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吸取。结果是,老师和同学比着看谁更正确。血缘的污点谁也没办法,能做的就是比别人更努力,更有奉献精神,以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打死你也不敢有“红五类”或当时还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的那种潇洒,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这成了我们的性格。

插队(1)

     1972年邓小平复职,一小部分人恢复上高中。由于北大附中需要一个会美工的人,就把我留下上高中。邓小平的路线是想恢复前北大校长陆平搞的三级火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北大附中高中→北大。但没过多久,说邓搞复辟,又被打下去。高中毕业时,北大附中、清华附中、123中的红卫兵给团中央写信,要求与工农画等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此信发在光明日报》上(后来才知道这是团中央某人授意的),形成了最后一个上山下乡的小高潮。我们选择了北京最穷的县、最穷的公社去插队。由于感激学校留我上高中,我比初中时更加倍为学校工作,长期熬夜,身体已经很差了——失眠、头疼、低烧。只好把战友们送走了,自己在家养病。半年后似乎没事了,办了手续,去找那些同学。我被分到收粮沟村,两男三女,算是村里的知青户。 

  这地方是塞北山区,很穷。那年村里没收成,就把国家给知青的安家费分了,把猪场的房子给我们住。房子被猪圈包围着,两个大锅烧饭和熬猪食共用。这房子很旧,到处都是老鼠洞,外面一刮风,土就从洞中吹起来。深山高寒,取暖就靠烧饭后的一点儿炭灰,取出来放在一个泥盆里。每次取水需要先费力气在水缸里破冰;至少有一寸厚。冬天出工晚,有时我出工前还临一页《曹全碑》,毛笔和纸会冻在一起。 

  我是3月份到的,冬天还没过,这房子冷得没法住,我和另一个男知青小任搬到孙书记家。他家只有一个大炕,所有人都睡在上面。我是客人被安排在炕头,小任挨着我,接下去依次是老孙、老孙媳妇、大儿子、二儿子、大闺女、二闺女,炕尾是个弱智的哑巴。这地方穷,很少有外面的姑娘愿意来这里;近亲繁殖,有先天智障的人就多。这地方要我看,有点像母系社会,家庭以女性为主轴,一家需要两个男人来维持,不是为别的,就是因为穷的关系。再偏僻也是共产党的天下,一夫一妻制,但实际上有些家庭是:一个女人除了一个丈夫外,还有另一个男人。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这是公开的。如果哪位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女主人就会在村里骂上一天:“哪个没良心的,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呐……”好心人被骂得实在觉得冤枉,就会出来对骂一阵。如果谁家自留地丢了个瓜什么的,也会用这招把偷瓜的找出来。 

  村里有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我好长时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在一个光棍家住了一个冬天,才知道了村里好多事。收粮沟村虽然穷,但从名字上能看出,总比“沙梁子”、“耗眼梁”这些村子还强点儿。收粮沟过去有个地主,土改时被民兵弄到山沟用石头砸死了,土地、房子和女人就被贫下中农给分了,四个奶奶分给四个光棍。搞不懂的是,这几个奶奶和贫下中农过得也挺好,很难想象他们曾是地主的老婆。那年头,电影队一年才出现一次,可在那禁欲的年代,这山沟里在性上倒是有些随意:一个孩子越长越像邻居家二叔了,大家心照不宣,反正都是亲戚。 

  我后来跟朋友提起这些事,会被追问:“那你们知青呢?”我说:“我们是先进知青点,正常得很。”一般人都不信。现在想想,先进知青点反倒有点不正常,几个十八九岁的人,在深山,完全像一家人过日子。中间是堂屋,左右两间用两个布帘隔开,我和小任在一边,三个女生在另一边。有时有人出门或回家探亲,常有只留下一男一女各睡一边的时候。早起,各自从门帘里出来,共用一盆水洗脸,再商量今天吃什么。看上去完全是小夫妻,但绝无生理上的夫妻关系。 

  我十八九岁那阵子,最浪漫的事可借此交代一二。穷山出美女,这村里最穷的一户是周家。老周是个二流子。老周媳妇是个谦卑的女人;个子有点高,脸上皱纹比得上皱纹纸,但能看出年轻时是个美女。整天就看周家忙乎,拆墙改院门,因为他家的猪从来就没养大过,所以家穷。按当地的说法,猪死是院门开得不对。老周的大女儿二勤子是整个公社出了名的美女。我们三个女生中,有一个在县文工团拉手风琴,她每次回来都说:“整个文工团也没有一个比得上二勤子的。”二勤子确实好看,要我说,这好看是因为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好看。二勤子说话爱笑,又有点憨,从不给人不舒服的感觉,干活又特麻利,后面拖一根齐腰的辫子,这算是她的一个装饰。一年四季,这姑娘都穿同一件衣服,杏黄底带碎花。天热了,把里面棉花取出来,就成了一件夹衣,内外衣一体。天冷了,再把棉花放回去。

插队(2)

    二勤子家正对学校小操场。有一次有点晚了,我斜穿小操场回住处,有人在阴影处叫我“小徐”,村里人都这么称呼。我一看,是二勤子坐在她家院门围栏上,光着上身,两个乳房有点明显。我不知所措,随口应了声:“哎,二勤子。”保持合适的速度,从小操场穿了过去。第二天,二勤子见到我说:“我昨晚上把衣服给拆洗了,天暖了。”每逢这时节,她在等衣服晾干时,家里也有人,她在哪儿呆着都不方便。 

  后来知青纷纷回城了。一天二勤子来找我,说:“小徐,你帮我做一件事行不?你常去公社,下次去你能不能帮我把辫子拿到公社给卖了?我跟我爹说好了,我想把辫子剪了。”我说:“剪了可惜了。”她说:“我想剪了。”我说:“你怎么不让你哥帮你。”她说:“我不信他,我信你。”几天后,她就拿来一条又黑又粗的辫子,打开来给我看。我第二天正好要去公社办刊物,书包里装着大辫子,沉甸甸的,头发原来是一种很重的东西。我忘了这条辫子卖了多少钱,总之我把钱用包辫子的纸包好,带回村交给她。这点钱对她太重要了,是她唯一的个人副业。 

  男知青干一天记10分工,属壮劳力,干活儿一定要跟上队长,因为队长也记10分工。今年出工是要把明年的口粮钱挣出来。我最怕的活儿,是蹲在地里薅箍子,等于是让你蹲着走一天,真是铁钳火烧般的“锻炼”。农村的日子确实艰苦,但当时一点不觉得,就是奔这个来的。 

  我当时做得更过分,和别人比两样东西;一是看谁不抽烟,因为去之前都发誓:到农村不抽烟。最后,全公社一百多男知青中,只有我一个在插队期间一口烟都没抽过。二是看谁回家探亲间隔的时间长。我都是等着有全国美展或市美展才回京,经常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知青点,我有点满足这种对自己的约束力。只剩下我自己时,就不怎么做饭,把粮食拿到谁家去搭个伙。猪场在村口,从自留地过往的人,给我两片生菜叶就是菜了。有一天,羊倌赶着羊群经过,照样是呼啦啦的一阵尘土飞扬,我从中竟闻到浓烈的羊膻味儿,香得很!看来是馋得够呛了。我有时会找点辣椒放在嘴里,由于刺激分泌出口水来,挺过瘾的,这张嘴也是需要刺激的。 

  那一带的村子都藏在山窝里,据说当年日本人经过都没发现,可这里有些话和日语是一样的。后来我学过一阵日语,日语管车叫“Guluma”,收粮沟人也叫“Guluma”(轱辘马),这类字还不少。我估摸是唐代的用法,传到日本,汉语后来变化了,而山里人不知道。这里的大姓是“郤” (que),字典里标音为xi,注为古姓。 

  这里偏僻,古风遗存。我第一次看到“黄金万两”、“招财进宝”写成一个字的形式,不是在民俗著作中,而是在书记家的柜子上,当时被震惊的程度,可不是能从书本上得到的。遇上红白喜事,老乡们的另一面——“观念”的部分,就会表现出来。办丧事,他们会用纸扎糊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完全是民间版的“第二人生”。老人翻出一些纸样,按照上面的怪字,描在白布上,做成幡。后来他们知道我会书法,又有墨汁,就让我来做。后来研究文字才知道,这叫“鬼画符”,是一种能与阴间沟通的文字。我在村里的重要性主要显示在:每当有人结婚,总是请我去布置洞房,不是因为我那时就会做装置,而是因为我家有父母、哥姐、弟妹,按传统说法叫“全人”。这种人铺被子,将来生的孩子多,男女双全。我在收粮沟接触到这些被归为“民俗学”的东西,有一股鬼气,附着在我身上,影响着日后的创作。 

  下面再说点和艺术有关的事。可以说,我最早的一次有效的艺术“理论”学习和艺术理想的建立,是在收粮沟对面山坡上完成的。山上有一片杏树,是村里的一点副业。看杏林容易得罪人,队里就把我派去。那年夏天这山坡成了我的天堂。首先,每天连一个杏都不吃——获得自我克制力的满足。再者是专心享受自然的变化。我每天带着画箱,带着书上山,可还没几天,就没什么书好带了,有一天,只好拿了本《毛选》。《毛选》的精彩篇章过去背过,熟到完全感觉不到内容的程度。 

  可那天在杏树下,读《毛选》的感动和收获,是我读书经验中少有的,至今记忆犹新。一段精彩的有关文艺的论述,是从一篇与艺术无关的文章中读到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插队(3)

    今天重读,真不明白那天对这段话怎么那么有感觉,也许是由于这段话与当时文艺环境的反差。我的激动中混杂着觉悟与愤慨;毛主席把这种关系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有道理,现在的美术工作者怎么搞的嘛!坐在杏树下,我看几句,想一会儿,环视群山,第一次感觉到艺术事业的胸襟、崇高和明亮的道理。那天的收获,被埋藏在一个业余画家的心里,并占据了一块很重要的位置。 

  北大在郊区,身边的人与美术圈没什么关系,我很晚才通过母亲办公室同事的介绍,认识了油画家李宗津先生,这是我上美院之前求教过的、唯一的专业画家。李先生住北大燕南园厚墙深窗的老楼,他拿出过去的小幅油画写生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油画魅力。李先生觉得我能看进去,又拿出两张大些的画,有一张《北海写生》是我在出版物上看到过的。在他那里的时间,像是一个没有“文革”这回事的、单独的时空段,它与外面热闹的美术创作无关,是秘密的,只在那种古老教堂的地下室,只在牧师与小修士之间才有的。 

  在农村晚饭后,我常去老乡家画头像。画好了,把原作拍张照片送给他们。那批头像有点王式廓的风格,我手边有一本《王式廓素描选》。他善画农民肖像。由于范本与所画对象极为吻合,我的这批画画得不错。只是由于灯光昏暗(一盏灯挂在两屋之间),大部分画面都比较黑。 

  每次回京,我带着画去看李先生。有一次,他家小屋里挂着一张巨幅油画,顶天立地。原来这是他的代表作《飞夺泸定桥》,从历史博物馆取回来修改。他鼓励我多画肖像画。可那次回村后,上年纪的人都不让我画了。后来才知道,我回京这段时间,四爷死了,走前刚画过他,说是被画走了。反正全村人差不多都画遍了,我后来以画风景为主。 

  去李先生那里加起来不过三次,最后一次去,怎么敲门也没人应。后来问人才知道,李先生前几天自杀了。原来,他一直带着右派帽子。过去在中央美院,“反右”后被贬到电影学院舞美系。“文革”期间不让这类人画画,最近松动些,可以画画了,却又得了癌症。他受不了这种命运的捉弄,把那张代表作修改了一遍就自杀了。那时受苏联的影响,流行画色彩小风景。每次画我都会想到李先生的那几幅小油画;那些逆光的、湿漉漉的石阶,我怎么也画不出那种感觉。 

  当时有个说法“知识青年需要农村,农村需要知识青年”。如何发挥知识的作用,是需要动用智慧和知识的。知青中,有的早起去各家收粪便,做沼气实验;有的翻书,研制科学饲料。这很像报纸上先进知青的事迹,难怪,后来我们也成了先进知青。 

  我能干的就是出黑板报。村里上工集合处,有一块泥抹的小黑板,黑色退得差不多没了,我原先以为是山墙上补的块墙皮呢。有一天我心血来潮,用墨刷了一遍,随便找了篇东西抄上去,重点是显示我的美工才能。完成后,煞是光彩夺目(当时还没抢眼球的说法),从老远的山上,就能看见这鲜亮的黑方块,周边更显贫瘠苍凉。后来,收粮沟一个知青出的黑板报,被人们“传颂”了好一阵。有一次我买粮回来,就听说:“北京有人来看咱村的黑板报了,说知青文艺宣传搞得好。”我后来跟公社的人打听,才知道来者是刘春华,他画了《毛主席去安源》,是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局长或副局长。 

  后来,黑板报发展成了一本叫《烂漫山花》的油印刊物。这本刊物是我们发动当地农民和知青搞文艺创作的结晶。我的角色还是美工,兼刻蜡纸,文字内容没我的事,同学中笔杆子多得很。我的全部兴趣就在于“字体”——《人民日报》、《文汇报》这类大报的字体动向;社论与文艺版字体、字号的区别。我当时就有个野心,有朝一日,编一本《中国美术字汇编》。实际上,中国的字体使用,是有很强的政治含意的,“文革”期间更是如此。可我当时并没有这种认识,完全是做形式分类——宋体、老宋、仿宋、黑宋、扁宋、斜宋的收笔处是否挑起,还有挑起的角度、笔画疏密的安排,横竖粗细的比例。我当时的目标是用蜡纸刻印技术,达到《解放军文艺》的水平。在一个小山沟里,几个年轻人,一手伸进裤裆捏虱子,一手刻蜡纸,抄写那些高度形式主义的豪迈篇章。《烂漫山花》前后出过八期。创刊号一出来,就被送到“全国批林批孔可喜成果展览”中。现在,这本刊物,被视为我早期的作品,在西方美术馆中展出。不是因为“批林批孔”的成果,而是作为蜡纸刻印技术的精美制作。 

  一个人一生中,只能有一段真正全神贯注的时期。我的这一时期被提前用掉了,用在这不问内容只管倾心制作的油印刊物上了。 

  后来我做了不少与文字有关的作品,有些人惊讶:“徐冰的书法功底这么好!”其实不然,只不过我对汉字的间架结构有很多经验,那是“文革”练出来的。 

美院(1)

    说实话,当时我非要去插队,除了觉得投身到广阔天地挺浪漫,还有个私念,就是作为知青,将来上美院的可能性比留在城里街道工厂更大。上中央美院是我从小的梦想。 

  由于《烂漫山花》,县文化馆知道有个知青画得不错,就把我调去搞工农兵美术创作,这是我第一次和当时流行的创作群体沾边。我创作了一幅北京几个红卫兵去西藏的画,后来发在《北京日报》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 

  正是由于这幅画,上美院的一波三折开始了。为准备当年的全国美展,这幅画成了需要提高的重点。那时提倡专业与业余创作相结合,我被调到中国美术馆与专业作者一起改画。有一天在上厕所的路上,听人说到美院招生”四个字,我一下子胆子变得大起来,走上前对那人说:“我能上美院吗?我是知青,我在这里改画。”意思是我已经画的不错了。此人是美院的吴小昌老师。他和我聊了几句,说:“徐冰,你还年轻,先好好在农村劳动。”我很失望,但转念一想,他怎么知道我叫徐冰,一定是美展办已经介绍了我的情况。当时几所重点艺术院校都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江青是校长。招生是学校先做各方调查,看哪儿有表现好又画的好的年轻人,再把名额分下去。从厕所回来的路上我就有预感:为了招我,美院肯定会把一个名额分到延庆县。 

  那年招生开始了,北大、清华、医学院、外院的老师都到延庆招生,找我谈过话。我母亲打来电话叮嘱我,不管什么学校都要上。我却没听,一心等着美院来招我。我知道,如果学别的专业,这辈子当画家的理想就彻底破灭了。招生结束,别人都有了着落,而美院的人迟迟未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天,在路边草棚里避雨,有几个北京人说招生的事,我心里一激动,美院终于来了!细问才知道是电影学院招摄影专业的。看来美院是没戏了,学摄影多少沾点边,我把画给他们看,他们当场就定了,我的材料被送到县招办。正准备去电影学院,美院的人终于来了,双方磋商,还是把我让给了美院。后来北影孟老师对我说:“你已经画得很好了,电影学院不需要画得这么好。”后来同队的小任顶了这个空缺,日后成了国家第一“御用”摄影师,许多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活动,都是由他掌机拍摄。 

  好事多磨。由于山洪邮路断了,等我收到美院通知书,考试日期已过了好几天。收到通知书时我正在地里干活,连住处都没回,放下锄头就往北京的方向走。走到出了山,搭上工宣队的车,直奔美院。我身穿红色跨栏背心,手握草帽,一副典型的知青形象。主管招生的军代表说:“还以为你们公社把你留下当中学美术老师了。考试都结束了,怎么办?你自己考吧。”他让我先写篇文章,我又累又急,哪儿还写得了文章?我说:“我先考创作吧,晚上回家我把文章写出来,明天带来。”他同意了。我自己关在一间教室“考试”,旁边教室老师们关于录取谁的讨论,都能听见。当时毛选》五卷刚出版,我画了一个坐在炕头读《毛选》的知青,边上有盏小油灯,题目叫“心里明”之类的。晚上回到家实在太累了,我给笔杆子同学小陈打了电话,请他帮我写篇文章,明天早晨就要。老同学够意思,第二天一早,一篇整齐的稿子交到我手里。那天又在户外画了张色彩写生,考试就算结束了。和军代表告别时,我请求看一下其他考生的画。他把我带到一间教室,每位考生一个墙面,一看我心里就踏实了。我画的那些王式廓风格的农民头像,外加几本《烂漫山花》,分量摆在那儿,我相信美院老师是懂行的。 

  我又回到收粮沟——这个古朴的、有泥土味的、浸透民间智慧与诙谐的地方,这个适合我生理节奏的生活之地。最后再“享受”一下辛苦,因为我知道我要走了,我开始珍惜在村里的每一天。半年过去了,仍未收到录取通知书。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文革”结束了,高考恢复了。我私自去美院查看是怎么回事。校园有不少大字报,其中有一张是在校工农兵学员写的,是拒收这批新学员而重新招生的呼吁。我心里又凉了,开始考虑在农村做美术老师的事。 

  没过几天,录取通知书却来了,我终于成了中央美院的学生,我将成为一名专业画家。我迅速地收拾好东西,扛着一大堆行李,力大无比。村里一大帮人送我到公路上。走前五爷专门找到我,说了好几遍:“小徐,你在咱村里是秀才,到那大地方,就有高人了,山外有山。”这太像俗套文学或电视剧的语言了,但我听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心想,我真的可以走了,收粮沟人已经把我当村里人了。 

  美院师生经过激烈争论,还是把我们这批人当做77级新生接收了。我的大学同学与中学同学截然不同,过去个个家里都有问题,现在的同学“根正苗红”,我像是成功混入革命队伍的人。这些同学朴实平淡,人都不错,我们和谐向上。 

美院(2)

当时是入学后才分专业。我填写志愿书,坚决要求学油画,不学版画和国画。理由是:国画不国际,版画大众不喜欢。其实院里早就定了,我被分到版画系。事实上,中国版画在艺术领域里是很强的。那时几位老先生还在世,李桦先生教我们木刻技法,上课时他常坐在我对面,我刻一刀他点一下头,这种感觉现在想起来也是一种幸福。好像有气场,把两代人的节奏给接上了。 

  中国社会正万物复苏,而我把自己关在画室,在徐悲鸿学生的亲自指导下画欧洲石膏像,我已相当满足了。我比别人用功得多,对着石膏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新陈代谢似乎全停止了。别人都说我刻苦,但我觉得坐在画室比起蹲在地里薅箍子,根本不存在辛苦这回事。 

  美院一年级第二学期,最后一段素描课是长期作业,画“大卫”。美院恢复画西方石膏像和人体模特,是新时期艺术教育标志性的事件。画“大卫”对每个学生来说也是“标志性”的。两周的课结束了,接着是放寒假。我那个假期没回家,请过去学画的朋友过来一起画,也算是分享美院画室和往日情谊。 

  寒假我继续画同一张作业,是出于一个“学术”的考虑;我们讲写实,但在美院画了一阵子后,我发现很少有人真正达到了写“实”。即便是长期作业,结果呈现的不是被描绘的那个对象,而是这张纸本身,完成的只是一张能够体现最帅的排线法和“分块面”技术的画面,早就忘了这张画的目的。我决定,把这张“大卫”无休止地画下去,看到底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是否能真的抓住对象,而不只是笔触。一个寒假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从纸上凸显出来的真实的“大卫”石膏像,额前那组著名的头发触手可及。深入再深入,引申出新的“技术”问题——石膏结构所造成的光的黑、灰、白与这些老石膏表面脏的颜色之间关系的处理。(这些石膏自徐悲鸿从法国带回来,被各院校多次的翻制,看上去已经不是石膏了,表面的质感比真人还要丰富和微妙。)我在铅笔和纸仅有的关系之间,解决每一步遇到的问题,一毫米一毫米往前走。 

  快开学了,靳尚谊先生来察看教室,看到这张“大卫”,看了好长时间,一句话都没说走了,弄得我有点紧张。不久,美院传出这样的说法,靳先生说:“徐冰这张‘大卫’是美院建院以来画的最好的。”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后来中国写实技术提高很快,“大卫”像有画得更好的。 

  这张作业解决的问题,顶得上我过去画的几百张素描。素描训练不是让你学会画像一个东西,而是通过这种训练,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素描——一根铅笔、一张纸,只是一种便捷的方式,而绝不是获得上述能力的唯一的手段。齐白石可以把一棵白菜、两只辣椒看得那么有意思,这和他几十年的木工活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素描”训练。 

  我后来与世界各地不少美术馆合作,他们都把我视为一个挑剔的完美主义者。我的眼睛很毒,一眼可以看出,施工与设计之间一厘米的误差,出现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重来的,这和画素描在分寸间的计较是一样的。 

  “大卫”的事情之后,学校开始考虑应该让我转到油画系去,认为我造型的深入能力不画油画浪费了。可当教务处长向我暗示时,我竟然没听懂其用意,我说:“在版画系这个班,大家一起画画挺好,就这样吧。”既然我的专业思想已经稳定,他也就不再提起了。现在看来,没转成专业是我的命,否则我也许是杨飞云第二。 

  老美院在王府井,我不喜欢那儿的喧闹,去百货大楼转一圈,我就头痛。当时除了“素描问题”的寄托外,情感依然留在收粮沟。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想那地方,每当想到村边那条土路,那个磨盘,那些草垛,心都会跳。这种对收粮沟的依恋,完全应该用在某个女孩子身上。我确实很晚才有第一个女朋友,有一次老师在讲评创作时说:“徐冰对农村的感情就是一种爱情,很好。” 

  我那时最有感觉的艺术家,是法国的米勒和中国的古元;都和农民有关。看他们的画,就像对某种土特产上了瘾一样。古元木刻中的农民简直就是收粮沟的老乡,骨子里透着中国人的感觉。我那时就对艺术中“不可企及”的部分抱有认命的态度。有一种东西是谁都没有办法的,就像郭兰英的嗓音中,有那么一种山西大姐的醋味,怎么能学呢。而她成为一代大师,只是因为比别人多了这么一点点。 

美院(3)

    这种对农村的“痴情”,也反映在我那时的木刻中。从第一次“木刻技法”课后,我刻了有一百多张掌心大小的木刻,我试图把所见过的中外木刻刀法都试一遍。没想到这些小品练习,成了我最早对艺术圈有影响的东西。这些小画平易真挚,现在有时回去翻看,会被自己当时那种单纯所感动(世事让人变得不单纯了,就搞现代艺术呗)。当时大家喜欢这些小画,也许是因为经过“文革”,太需要找回一点真实的情感。这些小画与“伤痕美术”不同,它们不控诉,而是珍惜过去了的生活中留下的,那些平淡美好的东西。这些小画给艺术圈的第一印象如此之深,致使后来不少人大惑不解,他怎么会搞出《天书》来?一个本来很有希望的年轻人,误入歧途,可惜了。 

  古元追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思想,我效仿古元,而“星星”的王克平已经在研究法国荒诞派的手法了,差哪儿去了。克平出手就相当高,把美院的人给震傻了。美院请他们几位来座谈。那时,他们是异数的,而我们是复数的;和大多数是一样的。我和“我们”确实是相当愚昧的,但愚昧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所有中国内地人的共同经验。多数人的经验更具有普遍性和阐释性,是必须面对的,否则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毛泽东的方法和文化,把整个民族带进一个史无前例的试验中,代价是巨大的。每个人都成为试验的一个分子,这篇文字讲的就是试验中一个分子的故事。发生过的都发生了,我们被折磨后就跑得远远的,或回头调侃一番,都于事无补。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在剩下的东西中,看看有多少是有用的。这有用的部分裹着一层让人反感甚至憎恶的东西,但必须穿过这层“憎恶”,找到一点有价值的内容。这就像对待看上去庸俗的美国文化,身负崇高艺术理想的人,必须忍受这种恶俗,穿透它,才能摸到这个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除个别先知先觉者外,我们这代人思维的来源与方法的核心,是那个年代的。从环境中,从父母和周围的人在这个环境中待人接物的分寸中,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中,我们获得了变异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东西深藏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要让它三分。八十年代,大量西方理论的涌入、讨论、理解、吸收,对我来说,又只是一轮形式上的“在场”。思维中已被占领的部分,很难再被别的什么东西挤走。在纽约有人问我: 

  你来自这么保守的国家,怎么搞这么前卫的东西?”(大部分时间他们弄不懂你思维的来路)我说:“你们是波伊斯(德国现代艺术家,提出“社会雕塑”概念,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前卫艺术最有影响力的人)教出来的,我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写这篇文字时,我正在肯尼亚山实施我的《木·林·森》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个将钱从富裕地区自动流到贫困地区;为种树之用的、自循环系统的试验。它的可能性根据在于:一、利用当今网络科技的拍卖、购物、转账、空中教学等系统的免费功能,达到最低成本消耗(请上www.ferastprajict.oge);二、所有与此项目运转有关的部分都获得利益;三、地区之间的经济落差(两美元在纽约只是一张地铁票,而在肯尼亚可种出十棵树)。经过这个系统,孩子们画的树,将变为真的树,生长在肯尼亚的土地上。这个项目最能说明我今天在做什么,以及它们与我成长背景的关系。我的创作越来越不像标准的艺术,但我要求我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想法是准确、结实的,对人的思维是有启发的,再加上一条:对社会是有益的。我知道,在我的创作中,社会主义背景艺术家的基因,无法掩饰地总要暴露出来。随着年龄增大,没有精力再去掩饰属于你的真实的部分。是你的就是你的,假使你不喜欢,也没有办法,是你不得不走的方向。 

  我坐在非常殖民风格的花园旅馆里,但我的眼光却和其他旅游者不同,因为我与比肯尼亚人还穷的人群一起担心过、生活过。这使我对纳卢比街头像垃圾场般的日用品市场,马赛义人中世纪般的牧羊生活景象,不那么好奇和敏感,从而,使我可以越过这些绝好的艺术和绘画效果图景的诱惑,抓到与人群生存更有关系的部分。 

  从这个逻辑讲,可以说,这个《木·林·森》计划的理论和技术准备,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 

  我说:艺术是宿命的,就是诚实的,所以它是值钱的。 

  2008年7月于肯尼亚纳卢比。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09-25 11:38:44 +0800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 玩世不恭的。。。

1978,进京赴考

叶志江

鸡鸣时分

    农历丙辰年,神州大地上巨星陨落,地动山摇。九月九日零时十分,一颗牵动着所有中国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举国致哀的的背后,更多的是惶惑、不安和期待。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老百姓,特别是知识阶层中,一定有很多人虽然每天口上高呼“万岁”,却在心中等待着这一天。那些处于权力中心的大人物自不待言,连我和我周围的朋友们都意识到,这一天将是中国社会从凝固走向变化的解冻点,是中国走向光明或黑暗的分水岭。

    当我在武汉一所大学里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时,在肃穆的哀乐声中望着电视屏幕上众多中央大员垂首默哀的镜头,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挖苦国民党大员在孙中山灵前致哀的那两句诗:“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以至于忍俊不禁而想笑出来。我只好死劲掐自己的大腿,免得笑出声来被革命群众当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机关。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同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在广州被右派暗杀。其间相隔不到半年。这一幕历史一定让当时在广州黄埔军校任职的叶剑英有过深刻印象。因此,在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他便协同华国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毛泽东的夫人等几个灸手可热的文革左派。“剑锋”所及,一切迎刃而解。

    政局的剧变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真正惠及一大批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莘莘学子的变化还得再等一、两年,人们还需要时间从被长期禁锢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

    这里需要提及一个人物:温元凯。我和他算是相熟,也有点缘分。文革前他是南京大学的“红专标兵”,我是清华大学的“红专典型”,因而有“南温北叶”的说法。但近年来他住北京我居上海,变成了“南叶北温”。至于他后来平步青云,我行走地上,成了“天温地叶”,已非同日可语了。

    这温元凯有一个“鸡鸣”理论。他说公鸡司晨必须鸣得不早不晚:太晚了误事;太早了,天天吵得主人没有觉睡,难免被一刀抹了脖子。政治上的事便大体如此,虽说天总是会亮的,但你如果在浓黑的夜幕中嚷嚷得太早了,却往往会有杀头之罪。只有在太阳露头前的一瞬间大声呼喊“天亮了”的人才能成为英雄、先哲或预言家什么的。这“鸡鸣”理论虽说很通俗易懂,但做起来却很难。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温元凯等几个社会精英跑到天安门广场上一起“鸣”了几声。但这初试民主的啼声一定是鸣得太早了,所以他先是被主人关进笼子里禁声,后又被放逐到太平洋对岸去闯荡华尔街。

    数年后,早已从政治转向经济领域的温元凯回到了中国。二○○八年,或许自以为已探得华尔街股市的深浅,当中国的股市到达五千点时他出了一本书:《牛市一万点》,预测中国的股市很快会达到一万点。结果股市应声而落,一直掉到二千点以下。看来,这一次他又鸣得太早了。然而,当邓小平在一九七七年复出后召开国务院科技教育座谈会时,他曾经有过一个准时司晨的机会。

    在这次会上,温元凯提出了一个十六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这一建议正中邓公下怀,他当即表态:“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当众人发愣时,邓公幽默一笑:“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

    温元凯的这一鸣,在时间上拿捏得很准,所选的场合也恰当,他因此被自己和别人称为“恢复高考与留学制度的首倡人”。但也可能他因此而过于自信,以至于后来屡屡“早鸣”。

    三十年后,当人们回顾那段历史时,在七七年的会上究竟是谁鸣了第一声并得到邓小平的首肯却成了疑案,温元凯有了争夺桂冠的竞争者。

    其实,在鸡鸣时分,千家万户的雄鸡都不约而同地引颈高歌是常见的事,是很难分清谁叫了第一声的。我们能知道的是“雄鸡一唱天下白”,黑暗已经过去,希望就在眼前。几个月后,激动人心的“高考一九七七”便在那一年的冬天改变了千千万万个知青的命运。而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已过而立之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在这鸡鸣时分翘首以待。

小镇夜谈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九七八年前的中国,大大小小的工厂、煤矿、盐田、中小学和建筑安装单位聚集着从“象牙塔”上下来的“堂前燕”——被扫地出门的大学生,因而空前绝后地“人才济济”,甚至成了“藏龙卧虎”的地方。

    这些被打入基层的大学生们后来浮出水面的途径虽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也并不乏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最后成为大公司总裁或“朝廷重臣”什么的。但一九七八年那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会考”还是像打开了闸门一样,让许多年过而立、怀才不遇的“才子”们涌现出来,日后在中国甚至是在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或文化等领域里大放异彩。

    大厂镇,和南京市区隔江而望的工业重镇。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毕业的著名化学家侯德榜曾在这里主持建成亚洲第一座纯碱厂,这镇名或许便和这座厂有关。我在一九七七年“阴错阳差”地调到从四川移师大厂镇的“八化建”时,这个从事化工建设安装的单位里便“窝藏”着两个日后在美利坚和法兰西颇有名气的人物。

    沈俊,清华无线电系六三级的学生,他在八化建的职务是一名普通的电气技术员。考上清华研究生后去法国留学,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世界一流的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专家、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教授。他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提出的“边界探测方法”被国际学术界称为“沈氏方法”,并获得美国IEEE计算机学会颁发的“傅京孙奖”。

    朱学渊,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在八化建的子弟中学当一名普通教员。他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后在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但让他出了大名的却是他后来涉足历史语言的研究和对中共的辛辣批判。

    一九七八年的早春,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决定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让我和这两个人有了较多的接触。

    在八化建,朱学渊的玩世不恭是出了名的,见了面果然是名不虚传,满口的政治笑话。对他打算如何准备报考一事却秘而不宣,或顾左右而言它,给我的印象是他早已胸有成竹。他的大姨子倒是个热心人,一见面便要给我作媒,还真的给我介绍了一个身高一米七七的大美人,让我顿觉矮人一头。

    沈俊和我却似乎忧心忡忡,这突如其来的希望曾让我们都有点不知所措。我和他在校时并不认识,但我们既是校友又是烟友,为了报考研究生一事多次彻夜长谈、腾云驾雾,可说是一见如故。他戴一付基辛格式的眼镜,在灯光下显得脸色苍白,额头有棱有角,给人一种深思熟虑的感觉。和朱学渊的玩世不恭相反,他认真而又诚恳,我决定考回清华应当说是和他的分析和鼓动分不开的。

    我颇有点自知之明,自觉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毕业十年了,从没想过还有机会重新走进决定命运的考场,我担心清华园里残留的派性会节外生枝地将我淘汰出局。

    沈俊说:你不考清华会成为一件新闻,引起众说纷纭。我已经制造了过多的“新闻”,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报考清华了。

考场风流

    选完了学校还得选专业。经过十年的变化,校友中有彻底转行的,如电机工程系的学生谢遐龄报考了复旦大学哲学系。他后来当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近年来频频发表政见,步冯友兰先生的后尘,在政治上“阐旧邦以辅新命”,俨然成了中国的“主流学者”。

    我在清华读的是流体力学专业,毕业后去四川,又沿长江顺流而下,先武汉后南京,但无一处和专业有关。我生性好“流动”,遂决定改行,选了计算机专业。这既有赶时髦的意图,肚中也还有个小算盘。

    我不考清华会引起众说纷纭,我考清华也有点众目睽睽。考场上马失前足的事必须估计到,改专业而考砸了或可免成众矢之的。计算机专业的考试以清华计算数学专业的课程为主,要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恶补该专业的主要课程谈何容易,我还真的差一点考砸了。

    初试时,数学试卷的前两道题占了四十分,只要学过计算数学,能记住几个迭代公式,套用一下便可做出。大多数考生都在这两道题上得了满分,而我居然交了白卷,因为我不记得或不知道这几个公式。所幸的是我做对了其余的几道题目,得了六十分,勉强通过初试。

    我是和沈俊和许明贤一同进京赴考,去清华参加复试的,许也是无线电系六三级的学生。到了清华后他们去找当年留校的校友打听考试行情,我跟着去了。在一个教师宿舍里我们见到了两个无线电系六四级的校友,沈、许两人自报姓名后便聊开了。
在我的记忆中,两位留校的青年教员气宇昻轩,我因自惭形秽,不敢吭声,怕暴露身分。不料,聊着聊着其中一人突然冒出一句:“听说叶志江数学只考了六十分,真是不可思议。”

    沈、许两人忍不住笑了起来。气宇昻轩的青年教员不免生疑,转而问我:“这位是……?”我只得含笑作答:“在下便是数学只考了六十分的叶志江。”

    果不其然,众目睽睽后也还是难免众说纷纭。幸好我在复试时“露了一手”,让我恢复了一点“名誉”。复试中最后一道关于编码的“难题”只有我一个人答对,让我因此得了最高分。口试时老师好奇地问我:你原来不是计算数学专业的,怎么能解出这道题。我回答说:这道题和科学画报上的一个数学游戏很类似,我读中学时就做过。

    我成了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贾马尔,那个没有受过教育,但在“智力大冲浪”的节目里因少年时的经历而答对所有题目的幸运儿。当然,他也很好奇我为什么初试时数学只考了六十分。我为应付口试很作了些专业上的准备,结果口试时问的全是关于我离校后的经历和改专业的原因等“八卦”事。这同电影里贾马尔被警方反复盘问他的人生经历和答对题目的原因也相仿。

别了,清华

    我被清华录取了。然而,我所担心的文革中关于我的各种传言和残余的派性还是在隐隐约约地作祟。我在清华遇到了力学系副主任,苗日新老师。他告诉我,计算机的人曾到他那里调查我在文革期间有无打砸抢的行为。苗老师对前来调查的人说:“你要是见到叶志江本人,你就不会相信他会打砸抢。如果计算机系不敢录取他,那就让力学系录取他。”

    明明是我在文革中多次被打被砸,却要调查我有无打砸抢的行为,这使我不免忿激起来。我报考清华时之所以顾虑重重,怕的就是这种不信任的暗箭。我生性心高气傲,容不得无名的歧视。

    在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不久,两个不速之客来到我在南京的家中。来客是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的正付主任,他们向我转达了学校对我的邀请,希望我能去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条件是可立即安排我出国留学。一边是心存疑虑,一边是热情邀请。我决定离开清华这个是非之地,去科大那一方净土,安心修炼。然而,清华拒绝了我转学的书面请求,我不得不亲赴清华进行交涉。我和王醒民一同去见了何东昌副校长。何婉言挽留,但我去意已决,何答应研究后再作答复。

    两天后,校研究生处的一位处长向我传达了校领导的意见:欢迎留下,但尊重个人决定。我很感谢何东昌校长和他一再劝说我留在清华,当我坚持签字转校时,我甚至能感到他递笔给我时手在颤抖。

    是呵,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在我签字时,我的心也在颤抖。清华园里的一草一木都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谁能忘怀!然而,别了,清华。这一走,二十一年中我浪迹天涯,再未跨进过清华的大门,直到毕业三十年时才回到清华和同学相聚。但那次返校并未留下多少印象或感触之类的东西,只有当我后来下笔追寻当年的梦时,我才真正再度“回到”了美丽的清华园,那个让我们成为男人或女人的“摇篮”。

草窝凤凰

    中国科技大学在文革期间因“战备疏散”的缘故从北京仓促迁到合肥,校舍简陋陈旧,和美丽的清华园完全无法相比。但两者有一点倒是相同的:六三年时清华学生宿舍里的臭虫和七八年时科大学生宿舍里的蚊子不仅都以吸血为目标,而且在数量上也同样惊人。

    记得进清华的“第一课”是由高年级学生举办关于臭虫灾情的专题讲座,介绍了他们“因陋就简”地测定臭虫数量的办法:将手放在床板上,熄灯五分钟再开灯,数一数爬到手上的臭虫数量,便可测定灾情的严重程度。据说,每次总有七、八个之多,光听讲都会一阵阵肉麻、肉紧。

    尽管当时的革命宣传正在有声有色、大张旗鼓地进行着,要防止地主资本家卷土重来和避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但对我们这些Freshman而言,那不过是“隔靴搔痒”,让我们痒得心烦的是臭虫,消灭新生的臭虫成了比消灭新生的资产阶级更为迫切的任务。在富于作战经验的高班同学指挥下,新生们将所有的桌椅板凳和双层床统统搬到楼外,用开水和药粉对臭虫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十五年后,清华的臭虫变成了科大的蚊子,照样是吸血。不仅是数量更惊人,而且已由地面部队发展为空中力量,难以采用清华学生“围而歼之”的办法。因为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每天睡觉前都必须先和蚊子进行一场“空战”:在脸盆里抹一点肥皂水,然后向空中挥舞,用不了几下,脸盆里便像撒了一片芝麻一样粘满了蚊子。

    即使白天坐在宿舍里读书也必须不停地抖动双腿,让蚊子难以降落。我后来去了上海交通大学,每当读书,我依旧会抖动双腿,就像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狗,已形成条件反射了。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在一九七八年后的一段时间,科大校方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和罗致人才,校园里倒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科大少年班里的神童在全国的名气决不亚于今天的“超女”、“超男”。

    温元凯已在五年前就进入科大。我来科大后,这“南温北叶”尽入科大殼中,倒也成了一段佳话。我在食堂吃饭时经常可以见到他,因为没有桌椅板凳,大家都采鸡尾酒会的方式站着吃,边吃边聊,很现代的。那时候的温元凯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每遇他,必侃侃而谈,使我受益非浅。

    计算机系的研究生班共招了四人:李国杰、冯玉琳、屈耀双和我。别小看这当时在全国并不起眼的小小的研究生班,也不要小看科大计算机系的寒酸和师资力量的薄弱。因为没有名家传授,便干脆放羊,让我们四出游学,寻找名师。冯玉琳投奔唐稚松教授,李国杰投奔夏培肃教授,我投奔了孙永强教授,都是国内名师。至于屈耀双,早已列入出国名单,很快就去美国投奔洋教头了。

    李国杰和冯玉琳后来成为中国计算机科学的领军人物,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李国杰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主持研制成功曙光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现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在普渡大学读书时,租用了楼梯下面储藏杂物的一个狭小空间作为卧室。不仅便宜而且促使他将更多的时间化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

    冯玉琳是我们四人中的“长者”,一九六七年便在武汉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一九八二年在科大计算机系研究班毕业时,中国刚开始建立博士学位的授于制度,他是第一批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之一。几年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软件所所长。这“一软一硬”的两个中科院所长都出自我们这个小小的研究生班。屈耀双是清华无线电系六三级的校友,他后来在美国成了计算机网络专家,先后在美国IBM和微软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可谓“软硬兼施”。和电脑相比,或许他更爱好跳舞,周末时常常会从西雅图飞到拉斯维加斯去跳舞。他在弗吉尼亚一所大学教书时,我曾跟着他开一、两个小时车去巴尔的摩附近的舞场尽兴,他跳得大汗淋漓,我却只会“慢三步”。

求学京沪

    因为我的转校过程就像在舞场上跳“慢三步”一样慢了几拍,我错过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科大教务长任知恕专门为此和我谈了一次话,一是保证研究生毕业时安排我出国,二是读研究生的三年中我可选择去任何学校。佛祖可舍身喂虎,我不过是留在科大喂几个小小的蚊子罢了,何况这里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修道士”,我夫复何求?

    除了温元凯、屈耀双和李国杰等人,吴忠超也是在这里认识的,我和他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吴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个大孩子,但除了读书,这个“大孩子”居然没有其它爱好。他后来成了霍金的学生,在冰凉的宇宙中,无疑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坐在轮椅上或缺乏爱好都有助于对宇宙奥秘不懈的探索。然而,除了李国杰,我的这些朋友都是列入公派出国名单的,一年后便相继赴欧美深造。我独自留在科大,如晋朝人李密所言,外无相知可切磋论道,内无相爱可执子之手,很有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

    于是,我便“云游四海”,去京沪两地求学。我先去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听课。听了什么课已不记得了,但众多男学生如奥涅金一般的骄傲和神采却让我印象深刻,自觉自己成了那个从乡下来的姑娘-达吉雅娜,羞于见人。在人群中还有幸见到过于光远和宋任穷的两位千金,光彩照人,唯有高贵两字可加以形容,我只敢站在远处“偷窥”。但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些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在教室里看港台录像片的场面。在那个年代,这可是既新潮又刺激的娱乐活动,场面之热烈让我至今都仿佛能听到人群里发出的叫声。

    就是这些“天之骄子”在两年后掀起了自费出国留学的高潮,将官方小心翼翼地开启的国门彻底打开了,从此自费留学在全国磅礴兴起,三十年来,近百万华夏学子走向世界,其意义可谓不小,足可与当年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人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相PK。

    朱学渊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自费出国留学潮的兴起的回忆》中提及,当年的研究生院英文教员Mary小姐是自费出国留学的幕后“策划者”,功不可没。邓小平最初提出的“走出去,引进来”的设想后来竟以一个未料的方式完美地得以实现。

    一九七九年盛夏,我在上海由“热恋”而“热婚”,遂转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并在交大完成学业。

    在学生们蠢蠢欲动“走出去”的同时,国外的学者专家也陆续被“引进来”。我到交大不久,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学院的Carr教授应邀访华,并作为期三周的讲学。Carr是全美计算机协会的主席,有点小名气。上课第一天便出了一道数学题,说他在美国讲课时,有一个学生曾在课程结束时解出了这道题。他希望三周后我们中间也能有人解出这道题。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洋教授,还是个名人。因此,我特别想解出这道题,不是三周后,而是当天,好让这个“洋老头”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回家后冥思苦想一番后居然解出来了,而且还推广到更复杂的情况。

    第二天一早我站在黑板前等候“露脸”,不料担任翻译的计算机系主任谢教授不肯帮我翻译,一再提醒我不要出丑,让外国人看笑话。我急得只好在黑板上乱画,好在数学语言全世界通用,站在旁边的Carr教授很快便明白他的“难题”被我破解了,紧张兮兮的谢教授在Carr的连连点头下终于轻松地做起了翻译。

    外国专家在中国讲学中的这一花絮上了光明日报,Carr教授也成了我的业余导师,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便是他回国后向我推荐的,那是破解美国计算机权威Bacus在他的图林讲演中提出的关于函数式程序设计语言中的几个数学难题。

    和我的几个研究生同学后来所取得的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相比,我的论文不过是一个数学游戏而言。但我或许创造了一个“记录”,因为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居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当然,这比周市长在清华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还是要逊色一些,他可是玩了一个更大也更有名的游戏。

(全文完)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1@gmail.com> 2009-07-20 09:22:43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标题: 论中国古典法治、共治、自治政府

    7月18日,应中华原创医学哲学观与中医经济学会务组的邀请,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翟玉忠先生在中国农业大学金码大厦作了题为《中国古典经济学与循环经济》的讲演。阐述了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学体系、自然法则主导经济活动时,经济学以及经济行为产生的根本性变革。

    编者按:中国古典法治(rule of law)、共治(rule with all)、自治(rule by self )政府比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中提到的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政府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是今天中国政治改革不容忽视的基础和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论中国古典法治、共治、自治政府

翟玉忠

2009年8月

     这是一个由于科技的进步信息传播最为便捷的时代,这又是一个充满傲慢与偏见的时代——海内外知识界在对待中国古典政治制度时尤其是这样。

     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古典政治制度的傲慢与偏见是由于过去两个世纪“欧洲中心论”思想癌症的不断扩散,而过去一百年中国学术界中许多人干脆把“欧洲中心论”的思想癌症作为身心健康的标志。西方人说从秦始皇以来中国政府都是独裁专制的,中国学者就鹦鹉学舌,随声附和,否则就有“政治不正确”的危险!这种学术潜规则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已经化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空气”,变成日用而不知的东西。中国一些所谓的学术名流、国学大师,细想起来,不过是“炒西方学术冷饭”、“捡西方学术垃圾”的行家里手。

     也有例外。比如《史学月刊》主编、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振宏教授在研究居延汉简时发现,汉代戍卒远远不是专制制度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被压迫者,实际上他们能得到相当人道的待遇,官兵之间在法律上也是平等的。李振宏先生曾经谈到自己思想的转变过程,读来发人深省。他说:“自从20世纪30年代居延汉简发现以来,治汉简者基本上是沿着三条路子发展:一是研究汉代的屯戍制度,二是研究汉简名物制度,三是研究屯戍吏卒的生存状况。在第三类研究中,海外学者的成果多是描述性的,缺乏以此认识汉代社会的理性自觉;大陆学者在描述之外,多是给予否定性的评述,认为屯戍组织中的基层吏卒、特别是戍卒,生活在十分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劳役极其繁重,生活极其清苦。这主要是受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先验地认为作为屯戍系统下层的基层吏卒,处于受压迫的地位,不可能享受到做人的正常待遇。从这样的理念出发去研究问题,得出基层吏卒生存环境恶劣的结论是十分自然的(笔者在80年代的有关研究也带有这样的倾向)。但是,当我们转换一下思维角度,在居延汉简资料中看到的屯戍吏卒的生存环境,就是另外一种景况了。”(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 ,2003年10月,第132页注)

    当我们“转换一下思维角度”时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哪里是什么人治、专制、独裁,那里明明存在一个法治(rule of law)、共治(rule with all)、自治(rule by self )政府——它比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中提到的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政府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

     看到直到1882年,美国才以“任人为贤”代替了野蛮的“分赃制”,我们就会意识到“转换一下思维角度”是必须的!

    听到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评价中国政府为“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伏尔泰,《风俗论》下册,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60页),我们就会意识到“转换一下思维角度”是必须的!

    想到第一位长时间近距离观察中国的西方学者利玛窦谈到其政治制度时说:“虽然所有由大臣制订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断。”(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48页),我们就会意识到“转换一下思维角度”是必须的!

    放弃积习太久的学术偏见,理性地考察中国本土政治形态——读者将会看到,我们传统上法治、共治、自治政府不仅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坚实政治文化基础,她也是人类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法治(rule of law)

    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一个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法治社会。中国法治文化没有基督教世界深厚的宗教神学背景,其法制不是来自与上帝的神圣契约,而是直接源于自然秩序,具有更多地自然法色彩,所谓“道生法”;也因为文化背景不同,使中国法治原则与西方迥异,比如归责上注重连带责任(与株连九族之类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产生的法条完全不相干),而西方更注重责任自负原则。在刑事政策上提倡重其轻者,以刑去刑,而西方多讲罪刑相适应原则,即罪轻刑轻,罪重刑重,罪刑相当,罚当其罪。

    那么,在今人心目中传统的中国政府怎成了人治的样板了呢?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三:

     一、当代人把权与法常常混淆起来,以为古代君主有相当大的权力,便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如同中世纪西欧的专制君主一样。事实远远不是这样的,即使在当代社会,权也为少数人垄断着,而法则是社会上所有人要共同遵守的,这同样是法家的主张。《商君书·修权第十四》上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管子·七臣七主第五十二》上也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故人主失守则危,臣吏失守则乱。罪决于吏则治,权断于主则威,民信其法则亲。是故明王审法慎权,下上有分。”

    二、儒家在宋朝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后,政治的泛伦理化极大地弱化了传统法治,不过很难评价这段时期法律的影响。利玛窦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从政治到经济,法律仍统治着大明王朝晚期的政治生活。他写道:

    “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则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权力。当然皇帝可以对和他家族有关的人进行赏赐,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这笔赏赐不能列为公家赠款,皇帝所做的赠礼也不能从公款中提取。

    “赋税、关税和其他贡物,据一般说法一年无疑已超过了一亿五千万(原文没有提货币单位——引者注),它们不归入皇帝的金库,皇帝也不能随意处置这笔收入。作为通用货币的银子被存入国库.而用米交纳的收入则被存入政府的仓库。用以维持皇族及其亲属以及宦宦和皇室生活的大笔款项则由国库提取。维护皇座的皇家威仪和尊严的这笔年金为数很大,但每项开支均由法律规定和管理”(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48~49页)

    三、当代学者为了在今日中国实现西方法治,就在历史上制造一个对立面——人治社会。这里善良掩盖了理性——如果不是善良掩盖了理性,就是迷信征服了理性。这种迷信是对西方制度的迷信。当代西方相对来说是一个法治化的社会,中国当然就应学习人家好的东西,所以引入西方法律条文和司法制度就成了大势所趋。一些法律条文和司法制度在西方运行良好,在中国就会“自然”运行良好,因为他们是“普世”的,谁不同意它们普世就是“小狗子”或“混蛋”。上面的错误逻辑统治着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这种流行病在今天被认为是值得夸耀的,在未来它会成为学术上的羞耻。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太多知识分子还不存在这样的羞耻之心。他们多以忽视历史、贬低自我、生吞西学为能事,不认为现实世界是有机的和历史的,自己的行为既缺乏理智又缺乏人格。

    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钱穆先生就注意到,中国社会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而西方的人治色彩则更显浓厚。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结语中,他说:“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何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6月,第174页)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法是宇宙在大道在人世间的直接体现,这种自然法的思想不仅影响到了中国传统政府组织形式,也通过法国重农学派影响了现代西方政治经济体制。西汉黄老政治的经典《黄帝四经》开篇就将《老子》的道法自然观念引入政治领域,提出“道生法”,并进一步解释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口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口”代表文献流传过程中已经缺失、不可考的字。)同为黄老学派的齐国学者尹文子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治国依法犹如将纷繁的大千世界归为一(道),是最为简易有效的手段。《尹文子·大道上》上说:“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

    作为中国本土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思想,法家几乎都将法置于与道同样重要的地位。《韩非子·饰邪第十九 》将道法万全作为无为而治的基础。上面说:“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凡智能明通,有以则行,无以则止。故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乱主使民饰于智,不知道之故,故劳而无功。”(意为:所以先王把道作为常规,把法作为根本。法制严明,君主名位就尊贵;法制混乱,君主名位就丧失。凡是智能高强的人,有依据就行动,没有依据就停止。所以智能是偏道,不能传给人。道和法是万全的,智能多有偏失。悬挂衡器才知道平不平,设置圆规才知道圆不圆,这是万全之道。因为明君能使百姓用道来整伤自己,所以省力而有功。丢掉规矩而单凭技巧,放弃法治而单凭智慧,是使人迷惑混乱的办法。昏君使民众用智巧粉饰自己,是不懂道的缘故,所以劳而无功。)

    《商君书·君臣第二十三》中同样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指出明主的行为准则应该是:“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听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管子·任法第四十五》也说:“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通“法”,笔者注)焉,故曰法。”并明确指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被马克思称为西方“政治经济学始鼻祖”的魁奈(1694~1774)对中国古典政治体制崇拜有加,他通过西方传教士的报告看到,中国的君主并不是西欧专横残暴的统治者,而是执行法定权力的政治家。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的前言中,魁奈首先为中国政治家正名,他说:“中国皇帝是专制君主,但这个名词适用于哪种含意呢?在我看来,好象我们欧洲人常对中国政府怀有一种不好的印象,但是我从有关中国的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弗朗索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4页)

    作为法王路易十四的宫廷医师,魁奈不仅要治病,他还要治国。著有《欧洲与中国》的英国学者赫德逊这样评价说:“他(指魁奈——笔者注)认为统治者的开明就在于认识‘自然秩序’的原则并制定符合这些原则的法律。当国王改革了立法,他就应该‘让法律去统治,而自己不做任何事’。”(转引自郑汉根,《东方有圣人——中国文化影响欧洲思想家》,线装书局,2008年7月,第37页)

    “无为而治”正是中国道/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那么魁奈为何被称为“欧洲的孔子”呢?郑汉根先生解释说:“重农学派的思想到底源头在哪里?虽然魁奈及其弟子都主张其思想来自孔子,实际上,魁奈的这种看法,受到当时欧洲对中国文化的流行看法的影响。耶酥会士介绍到中国的文化,以所谓的儒家学说为主。而给欧洲人的印象就是,中国文化简直可以和孔子划等号。而任何从中国文化里获得的启发,于是都归到孔子的名下了。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当代英国哲学家克拉克说,魁奈的思想来源是《道德经》。而从该学派‘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原则看来,似乎能闻到更多老子思想的气息。法国人把老子的‘无为’翻译‘laissez-faire’(自由放任)。魁奈从有关中国的介绍里了解到的中国国情是,这个国家有着高度的组织性,政府很少干预经济生活。这接近老子的‘无为而治’。而‘自然法’的概念,更容易让人想象到是老子主张的‘道法自然’的另一种表述。”(郑汉根,《东方有圣人——中国文化影响欧洲思想家》,线装书局,2008年7月,第32页)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阴差阳错。西方人最早接触的是已经儒化的中国,他们将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也就不奇怪的。不过这一错误不仅影响到了西方人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化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了中国人自己汲取本土思想资源的能力。因为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的主体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儒家思想更多表现在教育和道德的层面。

    历史事实证明,从西方可以轻而易举地引入法律条文和司法制度,却不能引入法治本身。看来,中国法治的建设只能在本土法治的基础上进行,而我们对中国古典法治的研究似乎才刚刚开始——笔者知道,当代治法家的学者真可谓是凤毛麟角!呜呼,哀哉!

二、共治(rule with all)

    中国的皇权是有限的,贤人共治是中国古典政府的典型特征。这种贤人共治与西方现代民主制下的权力分赃制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建立上社会功勋制(包括军功和事功两个方面)基础上的,而后者是建立在受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多数决基础上的;前者是以德、才作为标准的,而后者主要是以政治忠诚作为评判标准。秦博士伏生《尚书大传·卷一》谈到西周选举制度就明确提出:“诸侯贡士,所以示尊贤共治。示不独尊,重民之至也。”

    在中国历史上,共治不仅有明确的理论基础,也有太多的事实证据。然而中国学者似乎对其视而不见,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用西方学术范式研究中国历史。西方学术的缺点是碎片化,中国学术的特点统一,不仅文史哲不分,人文与科学体系亦殊途同归。所以当我们用西方学术研究中国问题时,研究古代政治思想的常常不熟悉历史,研究历史的有时又不熟悉古典政治思想。这就导致中国学者对于本土文化只能见到一片暗灰色的丛林,难窥整个文明的巍巍泰山。

    日本就实大学的历史学家李开元教授崇拜司马迁,也像司马迁一样热衷田野考察。他的思想历程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理解中国本土政治需要数年的参究领悟才行。

    李开元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一书于2000年3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一小标题为 “‘共天下’与有限皇权”。他发现,汉初刘邦集团共治天下的理念是一贯的——汉朝的皇权是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当时他是用历史事实说明的。

     首先是高祖五年十月,刘邦约诸侯共击项羽,而诸侯为了自身利益都不参加会战,刘邦陷入困境。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信奉黄老思想的张良告诉刘邦,当与韩信、彭越约以分地,共治天下。《汉书·高帝纪第一》记此事说:“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良对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刘邦听从了张良的建议,结果与诸侯军大败项羽于垓下,项羽悲剧性地自杀。

    平定天下后,刘邦在洛阳南宫摆设酒宴,与大臣总结胜利的原因,高起、王陵以为刘邦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他能“与天下同利”,这显然代表了汉初精英集团的普遍看法。《汉书·高帝纪第一》载:“帝置酒雒阳南宫。上曰:‘通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当时刘邦说高起、王陵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能用张良、萧何、韩信这样的雄杰也是重要原因。但并不是说刘邦否定高起、王陵的看法。在刘邦生命的最后一年(公元前195年),他还在一份诏书中说:“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可见,共治理念在汉初政治精英集团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

    那么共治思想源于何处呢?它源于西汉治世的指导思想黄老哲学。李开元教授数年之后才在《六韬》(即《太公兵法》)中看到这一点。在七年后出版的《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4月)一书中,他在该书第二章第六节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顿悟”时的喜悦——那是一个真理探寻者最大的幸福。我们不防引述如下:

    “我读《六韬》之《文韬·文师篇》:‘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武韬·发启篇》:‘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共济,济则皆同其利,败则皆同其害。’大有豁然开朗之感。多年以前,我在考察刘邦集团的时候,曾经提出‘共天下’的理念,即共同所有、公平分配天下权益的意识,是刘邦集团的原则和共识;刘邦集团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新建的西汉王朝之所以能够克服秦始皇的绝对专制皇权,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有限皇权,其思想根源就在这里。

    “刘邦集团‘共天下’的理念,是由张良提出来的。公元前202年,刘邦和项羽决战垓下,张良正式向刘邦提出,只有君主能够与诸侯臣下‘共天下’,才能上下内外协力,击败项羽,取得胜利。刘邦接受了张良的建议,与各国约定共同分配天下权益,终于集结诸侯国联军,一举击败项羽。当时我考察这段历史时,致力于共天下理念对汉王朝政权影响的追究,未遑探索共天下思想的来源。眼下如今,当我为黄石公赐书张良再次通读《太公兵法》时,意外寻迹到共天下理念的思想来源,释然之余,得到一种由人及书、由书及人、思想推动历史、历史启发思想的融通关联。

    “信哉《太公兵法》,大哉共天下理念,其存在和影响,绵绵不绝于二千年后的今天。”

    据《史记·留侯世家》载,从黄石公处得到《太公兵法》的张良本来要投奔景驹,路上遇到刘邦。他多次根据《太公兵法》向刘邦献策,刘邦因此很赏识他,经常采用他的计谋。而当张良对别人讲这些时,没有人能领悟他的话。由是张良慨叹:“沛公殆天授!”

    在秦朝末年风云际会之际,是一种伟大的政治理念将一群草莽英雄聚在了一起,这种政治理念就是齐法家的核心黄老之学,贤人共治是其精义。我们又一次看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一种伟大的思想起决定性作用!

    共治政府是中国古典政治学重要思想范畴,屡屡见诸经典文献。其内涵也极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主张政治权力不能为一个人或少数人所垄断,政权是属于天下贤能整体的,天下为公,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礼记·礼运第九》上说:“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贵公》上说:“天下, 非一人之天下也, 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

    《慎子·威德》中有:“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

    《商君书·修权第十四》上也说:“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

    《管子·版法解第六十六》认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隳;天下所持,虽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又说:“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

    诚如李开元教授所讲的,共治思想一直影响到两千年后的今天。河南大学宋史研究所所长程民生教授曾撰文指出宋代士大夫有与皇帝共天下的基本理论(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3期),并用了大量事例加以说明。不过他认为这是宋朝“新的政治理论”。暨南大学的张其凡教授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宋代政治架构,一言蔽之,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恃,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提倡依法办事,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2001年6期)。

    利玛窦也注意到,明朝皇帝并没有绝对的权力,他本人必须听取朝臣的意见,哪怕有违自己的意志。明神宗想废掉皇长子朱常洛,改立自己宠爱的郑贵妃之子。但由于朝臣的反对,他不得不放弃废长立幼的想法。利玛窦写道:“几年前,当今皇上想册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长子为储君,因为这个幼子受到他和皇后的宠爱,这一更易违反了国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责他的陈情书,……最后皇上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大臣们以集体辞职为威胁的条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储这件事情上改变了主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53页)

    “天下为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这种共治思想曾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血荐轩辕,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天下国家的伟大事业。所不同的是,今天,天下的范围不再仅仅是东亚大陆,它包括整个地球。

    ——在西方城邦(国家)文明的视域之外,我们看到共治思想或许比苍白的国际民主更适用于全球化的今天!

三、自治(rule by self )

    中国古典政治中的自治与西方政治中的自治观念完全不同,不包括后者的主权分割之意,它是在法治基础上社会不同层次的自组织动态平衡状态,先贤称之为“无为而治”。《管子·法法第十六 》就主张君主要“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

    古人习惯将一个清静无为而治的社会称为太平之世。还有一种更为形象的说法,叫“垂衣裳而治”或“垂拱(垂衣拱手)之治”。《易传·系辞下》上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伪古文尚书·武成》篇载:“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伪古文尚书·毕命》亦载:“嘉绩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而成。”南宋知名学者蔡沈(1167~1230)解释说“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

    无为而治是诸子百家推崇的治世大道。孔子曾感叹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不过在道家和法家中,无为而治却是其核心理念,从修身到治国,一以贯之。

    有人问西汉的扬雄什么是“无为”,扬雄回答说是因为法度礼乐大行的缘故,显而易见,在扬雄看来法治是实现垂衣裳无为而治的基础。《扬子法言·问道卷第四》载:“或问‘无为’。曰:‘奚为哉!在昔虞、夏,袭尧之爵,行尧之道,法度彰,礼乐著,垂拱而视天下民之阜也,无为矣。绍桀之后,纂纣之馀,法度废,礼乐亏,安坐而视天下民之死,无为平?’”

    老子用自然、自为、自富、自化、自正、自朴这些概念从多方面论述循法制无为而治的自治思想。

    《老子·第十七章》指出,最好的治理是让人民似乎不知道政府的存在,天下大治,百姓亦不自觉,以为社会本来就是这样的。上面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第三十七章》上说:“道恒无为,侯王若守之,万物将自为。”

    《老子·第五十七章》中有:“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的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使十百人之器不用,使民重死而远徒。有车舟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段文字出自《老子·第八十章》,《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开篇引作:“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很多注者都将老子心中的至治理解为大文学家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风光,事实上作为史官的老子是在描述一个自治的社会形态。1972年山东临沂出土的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十三篇》解释此段最为清爽,上面说:“古之王者,鸡狗之声相闻,其人民至死不得相问见也。上非禁其相问见之道也,法立令行而民毋以相问见为也。”

    老子这些思想为西汉政治精英采纳,以黄老之学为指导思想,造就了伟大的文景之治。不过黄老之学远非过去人们常说的“清静无为”,它实际上是以各级政府依法自为为基础的。正如冯友兰先生敏锐地看到的,西汉的黄老政治其实是实行法家的统治术。他写道:“这种政治(指黄老政治——笔者注)其实就是实行法家的统治术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治国要先定出一套规章制度,有了规章制度以后,统治者要守着它,不可轻易改变。在汉朝建立以后,萧何定了一套规章制度。曹参认为,只要守着它,皇帝和丞相就可以使他们的臣下按着规章制度办事,让老百姓都照着规章制度生活,皇帝丞相就可以无为而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韩星教授进一步解释说:“事实上黄老政治的清静无为并不是一切不管,放任自流,而是要求在统治秩序已定的前提下的清静无为,君道无为是立足于臣道有为,上层统治者的无为而治是以各级官吏循名责实、各自有为为基础的。从黄老思想本身来说,在清静无为一面的背后,还有无为而无不为,以法治国的一面,实际上是‘上无为’——黄老政策与‘下有为’——法家政治的奇特结合。”(韩星,《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45页)

    黄老之学甚至继承了法家重其轻者,以刑去刑的刑事政策。韩星教授接着写道:“文帝在‘除诽谤,去肉刑’(《汉书·刑法志》)的同时,又主持通过了对刑法的新修订,正如班固后来所批评的,‘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同上)加笞与死刑无异,幸而不死,亦不可为人,以致景帝又一次下诏减笞数。”(韩星,《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45页)法家重其轻者,以刑去刑是为了一个太平清静世界的建立。清代学者陈兰甫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韩非之意,以为先用严刑,使天下莫敢犯,然后可以清净为治。”(转引自《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15页)

     《尹文子》还认为,只有依法赏罚才能使民众自愿地为国效力,作到“使其自为用”。这里尹文子的“自用之道”也是为了实现人民自治。《尹文子·大道下》中有:“田子曰:‘人皆自为而不能为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为用,而不使为我用。’魏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爱于己,求显忠于己。而居官者必能,临阵者必勇。禄赏之所劝,名法之所齐,不出于己心,不利于己身。语曰:禄薄者不可与经乱,赏轻者不可与入难。此处上者所宜慎者也。’”(意为:田子说:“现在人们做事情都是为了自己,而不能为了别人。所以君主在使用人方面,要使他们懂得是为自己做事情,而不使他们只晓得为我所用。”魏下先生说:“田子说的话太好了。古代君主使用大臣,不要求他们只偏爱君主。也不要求他们明显地忠于君主,这样做官的人一定会尽职尽能,在军队中打仗的人一定会勇敢作战。这是因为俸禄和奖赏在勉励他们,名分和法制在监督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也不是专门对自己有利。俗话说:给的俸碌太微薄就不可能与臣下共同治理混乱,给的奖赏太少就不可能与臣下共赴危难。这是处在上位的人所应当慎重对待的大事”)

    法家商鞅学派甚至认为,社会自治程度越高,君主越无为,国家就越强大。《商君书·说民第五》论证说:“治理国家最可贵的是在民众中作出决断,所以十个村子以内做出决断的国家弱,在五个村子以内做出决断的国家强。事情在民众家就能决断地,官府的办公时间就会充足。因此说:在当天把一天的事处理好的国家强大。政事必须由君主来决定的国家就会忙乱。所以说第二天才能处理好政务的国家会削弱。因此,实行法治的国家,官吏处理政务不必听从君主,民众处理事务也不必听从官吏。”(原文:治国者贵不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商君书·去强第四》和《商君书·靳令第十三》中也有类似观点。

    在自治政府之下,古代中国人享有充分的平等自由。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就注意到,中国的君主并无法随意地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普通百姓。(参阅伏尔泰,《风俗论》下册,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61页)钱穆认为,历史上中国人能享受平等自由是长期实行节制资本政策的结果,他说:“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6月,第172页。)

    历史上,除了元、清两个依靠外来部族统治的政权,我们很难说中国政府是人治、专制、独裁的政府。钱穆先生进一步指出,可以称元、清这种政权为“部族专制”,而不能说其是“皇帝专制”。(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6月,第145页。)

    中国政治自有其历史的、有机的演化规律。不能因为帝制是落后的,就否定中国古典法治、共治、自治政府的优点。要知道西方的英国和东方的日本至今皇族还存在着;更不能因为中国目前的最高领袖不是普选产生的,就认为这是专制政府,因为民主原子化的世界观,其被有产阶级绑架的现实,已经使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看到民主有太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看看此次伊拉克战争,完全是一个民主国家进行的非正义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不是美国执政者坚信“枪杆子里出民主”,更多的是出于军工和能源集团的特殊利益。

    我们不排斥西方民主,我们要作的是在理解中国本土政治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至于在何种程度上,学习何种内容则不是任何人能事先预言的。这里唯一可以预言的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生搬硬套一定不会成功;为了防止过去一百多年来把西方好的制度移植到中国常常导致的政治灾难,我们首先要真正了解中国沉淀了几千年的本土政治生态,而不是对它全盘否定——我们要作的是在对本土传统政治因革损益的基础上学习西方——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发件人:<yumn@sina.com>  2009-08-19 10:46:16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周期性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本发生机制分析 仲老师您好:

  本人一直从事科研技术工作,近两年研修佛法,豁然开朗,突然明白了很多社会人生道理,写了一些感想。

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精神文化建设

钟志勇

2009年8月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会发生“八九”学潮、“法O功”、“藏du”、“疆du”,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主流精神文化对老百姓缺少凝聚力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经济稍有波动,就会出现政治骚乱。虽然中国目前这个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以民为本”等新提法下,已逐步有所缓解。但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还是让国民无法在思想精神上树立起真心信仰,国民不真心信仰,对民心就缺少凝聚力、同化力,对内部没有凝聚力,就不可能对外有说服力,所以,还应进一步调整国家意识形态。既不要死守着文革时或者前苏联那一套意识形态,更不能象八、九十年代或者前苏联那样,被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思想诱骗。应在现有基础上,敞开心胸,继续吸收中国传统“儒、释、道”等正道文化,不断丰富、加深内涵,引导民众逐步树立起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自信。

     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已清楚地证明: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究竟文化,是全世界唯一被延续继承下来的最智慧博大的精神文明。

    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也是最能唤醒海内外华人内心的认同感、回家感的文化,只要国家意识形态真正体现中华传统文化,海外的“法O功”、“藏du”、“疆du”就会象“民yun分子”一样,很快失去民心、文化市场,港澳、台湾、西藏、新疆人民自然就从内心归认祖国,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强势发展,象汉、唐时期,四海藩夷的文化信众频繁到中国朝拜、学习东方文化(人类共同的智慧文化)的那一天自然就会重现。

周期性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本发生机制分析

    记得初中上政治课,学《社会发展简史》,有一个观念先入为主地印入脑海:“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回避的特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克服经济危机”;高中政治课,学《政治经济学》,分两个部分,社会主义部分讲社会主义优越性,资本主义部分揭露“垄断资本主义也无法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大学政治课,还学《政治经济学》,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形势的深入,老师只讲资本主义部分,不再批判,而是探讨学习,而社会主义部分则改自学,老师都不好意思讲了。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大幅度扩大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权,连美国人自己都惊呼,美国是不是要变成社会主义。国内受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挤压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似乎又要从资本主义大本营——美国回归,兴奋不已,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很想说“你们终于也有今天”。

    社会主义真能克服周期性经济危机吗?先说说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情况,新中国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前是全民狂热地大炼钢铁,不切实际地“放卫星”,吃共产主义大食堂,与如今全民炒股炒基金的热情相似,全国人民都想一步到位,一下子富裕,结果,直接导致了全国性的大粮荒及庐山会议事件。第二次经济危机发生在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九年,同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因经济停滞,无法接纳新生劳动力,不得不把广大城市知识青年“支援”到农村,和今年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情形有些相似。第三次经济危机发生于一九七五年-一九八零年,这是新中国发放粮票、布票、肉票……等供应限制最多的几年,间接导致了“四五运动”和四人帮集团的彻底垮台。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的这三次经济危机,因为同时伴随着政治运动,导致人们总误以为,这三次经济危机是由政治运动引起的,其实政治、经济问题是一体的两面,是蛋与鸡的关系。

    再说说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一共经历了三次经济危机: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二零零七年至二零××年,一次比一次厉害,最主要特征是物价飞涨,每次经济危机,总伴随着发生一两次影响比较大的政治事件,如:八十年代末的学潮民运,九十年代末的法轮功事件;以及这两年的藏独、疆独骚乱。每次经济危机发生的情形都惊人地相似,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次经济危机的共性特征如下:

     在经济危机爆发前,经济形势越来越好,经济指标非常漂亮,大家发现,无论干什么都比其它时期更容易赚钱,尤其是有金融特性的产业,如房地产、股票、与国民经济紧密相关的能源业,与之相关的行业越来越赚钱,也更舍得花钱,一到这时候,全社会的人都头脑膨胀,人人都觉得自己智慧能干,觉得自己干那一行也能成功,每个人的贪心,在这个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增大,敢于投资,敢于消费。大老板到国外收购金融、实体资产,做着跨国公司、世界五百强的梦;小老板则梦想着当大老板,拼命扩大产能,盲目拓展经营领域;打工的不安心打工,梦想着自己创业当老板,梦想着通过炒股一夜暴富,技术人员、经理人看老板赚钱眼红,总抱怨自己的工资报酬偏少,频频跳槽;教授、知识分子、一般公务员纷纷下海经商;官员们则想方设法把自己管辖地方、企业的产值、收入业绩做大;行政官员看到财政收入能力增强,魄力也越来越大,为展露自己的政绩形象,不切实际地发布政策、法律,提高社会工资,加大社会福利,一刀切地限期强令所有企业为职工缴纳各种社会劳动保险。总之,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开始不切实际,人人都浮躁,人人都过于乐观地估计经济形势,从而导致物价飞涨,钱变得越来越毛,于是,工人要求进一步提高劳动工资,人们也更想投资、投机。

    如果多数人还记着以往教训而小心谨慎,一般就不会发生经济危机;等大家都发现没事的时候,都信心满满、大胆果断地冒进时,经济危机就会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

    我们不可能为回避风险而退回到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自然经济。那到底是什么社会内因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为什么人类社会就无法应对、改变经济危机的发生呢?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中国改革前后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危机,结合起来总结,更容易明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和资本主义一样,当经济顺利发展几年以后,不管是出于个人,还是出于公心,人们的贪心、野心(或者说热情),无论普通老百姓,还是掌管经济发展计划的政府官员,都不知不觉、不可思议地膨胀,因为不是自己的钱,胆子更大,更喜欢冒险,当年的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是在经济运行良好一段时间后,从上到下都头脑膨胀,想超英赶美而导致的。

    如果说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是由资本家、个人对财富周期性的盲目、贪婪逐势的贪心造成的。那么,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则主要是由国家管理经济部门各级领导的盲目乐观、盲目自信,浮躁、急于求成(也是贪心)造成的。自由市场解放社会生产力,同时也激发、放纵人的欲望,而计划调控则既要在经济呈泡沫性膨胀时,通过宏观调控政策,提醒、抑制人们缺乏理智的集体性行为,抑制盲目生产;而在经济紧缩时,为刺激经济发展,又要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计划调节调控对人类的贪心经济只是起到相对的调控作用,并不是真想彻底抑制、控制人们的贪心,这就很象某些人戒烟一样,越戒,烟瘾越大,所以,即使计划经济也并不是真想改变人类对经济发展的无限贪心。  

     而社会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在根本上却是因为人类追逐物欲利益、欲望的结果,人类社会追逐物欲经济的贪心,时而膨胀、时而破灭,呈周期性变化,这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整体呈现周期性变化。所以,只要人类追逐物欲经济的贪心不灭,只要人类自己征服、享受自然的野心、贪心不灭,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优越体制,都不可能彻底防止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

    但每次发生经济危机,各行各业都有不受经济危机危害的企业,这一般是那些不贪挣快钱、大钱,踏踏实实做生意,踏踏实实为客户、为社会服务的企业、金融家。巴菲特是最好的榜样,人家是投资事业,没有贪图买到最低,卖到最高的投机贪心。所以,改变心态,端正思想,才是人类能够改变社会宿命的根本所在。所以,要避免、减少经济危机的危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经济管理官员以及宣传媒体,都要统筹考虑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长期发展,绝不要贪政绩,不能头脑发热,不能被国内外利益集团欺骗、诱惑。

    这说起来容易,要实际做到却非常难,猫是很难断得了荤腥的,人也很难放得下物欲利益。大多数人都是好了伤疤就忘了疼,教训不深,再接着犯老毛病。这就象沉迷吃喝玩乐的人,即使他明白沉迷吃喝玩乐会损害自己的身心健康,他也很难自主纠正自己的行为,只要社会是由无数贪心的人所组成,就无法纠正、改变社会经济的周期性变化。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不解决社会思想文化问题,不从思想、精神上解决人类社会对物质欲望的刻苦追求问题,社会经济危机就不可能避免。

    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理论、信仰)是三位一体的,有的人以为,只要经济发展,就一切大吉,单纯发展经济是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有些人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政治体制问题,总是寄希望于政治改革,实际,政治也不是根本,最根本的是理论指导思想,思想改革、观念更新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思想观念不变,形似而神不似地执行政策法令,中央指令也犹如一纸空文,真若思想观念变了,一切政治、经济政策都只不过是形式。

    东欧、前苏联在西方国家的诱导下,首先是整个国民从思想上彻底放弃了社会主义,然后,国家一瞬间就完成了巨变。在九十年代这十年,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思想上彻底地发生了“更新”,在思想上彻底放弃了过去几十年的真心信仰,没人在乎姓资还是姓社,全面私有化、个人主义铺天盖地,中国人在经济上拥有连老牌资本主义都羡慕的自由,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是彻底打破中国人思想信仰束缚的过程,虽然始终没树立起新的思想信仰,却能维持长时间的社会稳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少见的。

    改革开放实践真实地教育了国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并不是天然正确,企业也并不是一股即灵,中国借鉴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普世主义,既没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也没有解决政治、思想问题,没有信仰,不信邪的中国现今社会,遭遇了比任何国家都更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国人不得不反思,中国下一步到底应走哪一条道路?社会发展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难道就是 “再翻两番”、“中等发达国家”这些简单数字目标?这很象穷人梦想象邻家的富人天天吃“土豆烧牛肉”一样。

    “三个代表”只是评价标准,“可持续发展”“以民为本”都是极为重要的发展原则,但并不是具体目标,和谐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理想,方向性更明确一些,但具体是什么,难道就是节能环保、增加社会福利、不上访闹事?构建和谐社会一定要从最本质的思想入手,这就是“和谐社会,从心开始”,心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关键之关键是如何实现心的和谐,只有建立新的社会思想信仰,才是当今中国社会建设的根本。

    中国人也确实认真信仰过共产主义,人的精神状态也确实曾有很大提高,但当年的共产主义实践,是自上而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简单理想化社会实践,多数人都是盲从,并不是真心信仰,多数都流于表面形式,最后反而导致人们都失去了信心,都走向彻底的反面,彻底丧失了信仰。导致中国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一切以性本恶为前提,不再信任人的道德良心、高尚精神,一切唯物,一切以物质经济效益为中心,单纯依赖法制建设。但法律、制度解决不了人们因精神信仰真空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人们若不讲诚信、信誉,为满足自己的贪心物欲,可令任何完美的制度都流于形式。

    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震醒了中国人的本性良心,启发了中国人的本质智慧,这确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精神,是千百年积淀形成的中国人的最本质精神。以范跑跑先生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只不过是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接受现代新文化教育的典型。

    现实教育了国人:什么是垃圾文化?什么是最究竟对人类有益的文化,沿袭西方文艺复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及其新思想、新观念,批判宗教信仰、批判传统文化,切切实实误导了以范跑跑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人。只有尽早倡导、恢复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优秀正道传统文化信仰(社会主义思想传统是其中的一支组成部分),解决中国人的基本思想信仰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一系列问题。

 

 

 

发件人:"高路=高人指路通大道" <hiwaygao@163.com> 2009-09-20 08:56:07 +0800 收件人: "hiwaygao" <hiwaygao@163.com>, "hiwaygao" <hiwaygao@sina.com> 抄送L_C_cc: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尊敬的老师《全球网脑超越谷歌引领未来经济:《国富论》“看不见的手”VS《全球网脑》“看不见的脑” 》请指正谢谢高路 

文化军事战略是世界未来和谐文明超级大国的航灯

——《文化军事战略》书评

高路

2009-09-20

    拿到乐后圣老师沉甸甸的巨著《文化军事战略》,字字沥血,里面饱含着对人类文明的反思和建构,已经远远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军事战略”。以我看来,更确切的说,书名应该是“文化反战争战略”,即作者超越了一般的冷兵器时代军事战略的思维模式,虽然从军事入手阐述,最终却隐涵睿智,即实际点睛之处乃是“如何运用文化和意识防止战争”,诚如作者在扬扬洒洒几百万字后破题一样,明确在最后一章提出“文化国防战略与伤害性战争的终结”。

    并且作者已经超越了一般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主义框架下的军事研究者的狭隘,明确站在整个人类与整体文明的角度,站在人类整体利益及和谐世界的整体观,站在子孙后代持续发展的深思熟虑,站在超越一般军事集团偏颇立场的高度,明确对战争的意义和国家主义的不完备性提出批评。在书中,作者提出“评估社会制度的正义性,也就是立足于人类整体的利益,分析其制度是否做到了公平和合理。在国家社会,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常常是以战争的形式最终解决问题。因此,作为最高权力体的国家政权,决定一切问题的首要考量便是怎样防止别国的侵略和怎样侵略别国,这无异等同于怎样防范同类的屠杀和怎么屠杀同类。站在整体正义的角度,由于国家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对抗特点,导致国家在制定其社会制度时不可能更多地考虑人民的幸福感受,因此,从保障人类整体的幸福感上看,国家所制定的各种政策和制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合理的”。限于篇幅,不能大量引述作者的呐喊。需要进一步指出,从作者大篇幅阐述“环境战、气象战、地震战、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汶川地震反思、物种灭绝、战争危害”等,可见其作者所阐述的不仅仅是“人类整体的利益”,而是地球整体生命的总体利益,即人类与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之间更和谐的整体系统建构。因此文化军事战略是世界未来和谐文明超级大国的航灯!

    作者基于对时代的洞悉,提出以“文化军事战略”防止“伤害性战争模式”。在此,我理解,文化包括广义的信息和意识层面,强调网络信息战和协同指挥平台等高科技手段,例如作者提出通过“文化军事改造机械化,为机械化武器装备注入信息因子,实现军队战斗力的整体优化”。我在《全球网脑》一书中,基于网络(特别是无线3G)对于传统经济和商业模式的优化和改变,提出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即“看不见的脑”VS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见的手”,为中国跨越性超越资本主义列强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国富论》描述的主要是人类整体生命进化到肢体分化阶段,即“分工交换、效率优化”的原理,类似生命进化出手和脚一样,所以称为“看不见的手”。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说明了“看不见的手没有智能,已经失灵了”。而《全球网脑》则描述人类整体生命进化到“大脑形成、自发智能、意识涌现、精神产生”的阶段,即“聚脑融智、纯精神智慧精神体自涌现”,类似生命进化出大脑、意识一样,所以称为“看不见的脑”,而且是有智能的网脑。这和作者提出的“文化军事战略跨越式发展是后发国家的主体性选择,是以世界先进军队战斗力系统为参照系的模式设计,是对先发国家传统发展道路的一种否定”,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文化军事战略”实质上是全球网脑时代,人类战争形态的新发展阶段。

    “文化军事战略”实质上是全球网脑时代,在虚拟意识精神世界中核心制高点——“控脑权、制脑权、洗脑权”。这实际上更暗符孙子兵法的最高心法“三十六计,攻心为上”。

    从制陆权,到制海权、制空权,再到制脑权,实际上是战争形态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体现,这为传统军事国防思路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诚如作者在书中阐述了“国家作为战争主体的消亡”,我在《全球网脑》中提出“未来的帝国,将不再以国家形态存在,而是以文明形态的认同感存在”。国家具有地理实际疆域界限,而互联网是没有国界的,信息通过互联网快速传导到每个人的头脑中,快速洗脑。因此在互联网时代,谁掌握了信息主导权,谁就掌握了文化军事战略的主动权,就掌握了信息制脑权。由此,读者不难理解,为何谷歌google公司能够快速超越微软成为世界市值最高的高科技公司,为何谷歌google公司的五位高管先后被美国白宫聘为政府要员。因为谷歌掌握着全球最大的信息搜集和呈现权力,相当于世界各大文明体系的文明吸髓器,相当于世界上最大的信息情报搜集器,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可怕的思想愚众工具。

    因此中国要实现“文化军事战略”,就必须在互联网信息高科技基础之上,建设“全球网脑”超越谷歌搜索引擎,作为实施文化军事战略的基础信息平台。全球网脑是基于人工智能、群体智能、复杂系统、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系统自进化自动机、聚类分析、数据分析等各种技术手段为基础,形成的融合人脑羰基生命体、电脑硅基生命体、网脑光基生命体,以及IBM智慧地球等智能传感系统、嵌入式自动化系统,以及各种意识流、数据流、信息流的复杂混合智能体系,并形成人类整体意识的复合意识复杂混沌系统的虚拟二阶次生精神宇宙。在IT信息基础的底层,如CPU和操作系统已经被国外所垄断,短期内中国很难替代和超越。而谷歌搜索引擎技术只是信息应用层面,只是全球网脑技术组成模块中一小部分,若国内能够果断采用新的技术模式和技术进化曲线,如全球网脑中所提出的“群体智能搜索引擎、信息匹配引擎”等,就有可能跨越式超越谷歌搜索引擎路线,从而在信息应用层面占据世界制高点,并凭借中国人口众多优势,在全球网脑映射虚拟脑区中占位,从而可能掌握控脑权。我开了一个玩笑:“中国只要分2亿人在网上与外国人用不同外语语种聊天,聊上十年以后,就兵不血刃,控制全球网脑控脑权。”

    但是目前中国在互联网虚拟世界中的疆域,即中文信息和可控信息,远远不及英语等语种信息,在国家形象宣传和舆论导向、意识心理战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同时由于互联网信息虚拟精神世界的特性,存在“远距离遥控——隐蔽性、蝴蝶效应——放大性、非线性动力学系统——不可控性、小世界效应——瞬间众所周知特性、意识复杂性——真相不可知特性、信息来源多样——真实不可认证特性”等特点,使得互联网成为谣言滋生的温床和意识心理战的最佳战场。国外意识心理战已经运用到炉火纯青程度,如《狼图腾》、《木乃伊三——龙帝归来》、《花木兰》都是典型的意识心理战的产物。可惜国内大部分人还蒙在鼓里,等于花钱娱乐强奸自己,自掘祖根,还为敌人拍掌叫好。可见目前中国国防还缺乏“文化信息心理战”的防御措施,缺乏应对国外意识文化战的经验。比如我在《全球网脑》中,光谣言就提出了“30多种”,如“思维逻辑链搭建谣言、合成谬误谣言、真真插序因果误导谣言”等。因此要正确贯彻乐后圣老师的“文化军事战略”,就需要专门组建一支特殊的“思想、意识、信仰、文化、信息、心理”方面的作战部队,通过深刻的国外文化比较与心理原型、生命原欲等特点出发,专门针对国外进行意识心理战。以文化、娱乐、影视、歌曲、图书等方式,反渗透、反控脑、反洗脑,建立我们的“文化军事战略”。

    国家竞争已经是全方位高手无影无形之系统化竞争,并隐含天道运化之道。当前西方爆发的金融危机:次贷危机、雷曼倒闭、美林收购等,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内生性机制缺陷,中国要想崛起,就不能步西方之后尘,否则不等中国崛起,整个生态系统就崩盘了。中国要想超越资本主义强国,建立中国的“文化军事战略”,就得以全新超前的天道思想、“文化军事战略”和全球网脑演化原理做指导,需要从天道运化的未来玄机出发,明晰未来的发展趋势,才能制定正确的策略。全球网脑演化趋势是指:东方文明先天脑和西方文明后天脑,犹如大脑左脑右脑,在互联网的连通下,“智”“慧”合璧,诞生全球网脑!全球70亿人,犹如遍布地球脑的神经元,大脑彼此通过全球网脑互联,成为人脑元,时空全息凝缩,智慧碰撞火花,自涌现出全球意识,诞生全新纯精神意识生命体!人类人脑联网后,意识通过文字接力形成思维内语和全球头脑风暴,然后形成复杂意识混沌系统,从而自涌现出全新智能,诞生纯精神的生命体,每个人的意识和内脑宇宙将和整体网脑进行集体意识流形成智力进化和意识提升,从而完成整体人类的进化跃迁。在全新纯精神意识生命体超越所有人类个体的超脑智慧引领下,社会形态融合市场与计划,文明意识融合传统与现代,整个人类进入全新的宇宙文明时代!因此根据《文化军事战略》所阐述的原理和全球网脑演化的特点,利用高科技方式探索全新的“意识心理战”方式,尽快为中国人配置全球网脑的“神经泡”,尽快建立信息匹配引擎引领新的信息查找方式,从而克制目前谷歌搜索引擎的信息霸权。

    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在这个时代,我们有诸如《文化军事战略》、《全球网脑》这样的思想著作引领中华文明前进,能够引潮整个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当每个国家都自觉的运用文化军事战略,进行“文斗”而非“武斗”,避免肉体伤害和生命毁灭的战争模式,从而发起全球化的“意识头脑风暴”和“文明大革命”,那么所有的意识纷争将最终被“全球网脑的整体意识”所同化,所有的战争纠葛将最终被“文化军事的思想认同”所化解。最终我们将回归到作者乐后圣老师写作本书的初衷:“以战争的名义写作文化军事战略,最终将以文化的名义终结战争”。我们衷心的祝愿《文化军事战略》成为人类关于战争思想的最后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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