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炎炎夏日,酷暑难耐,人们的精神和物质活动都该稍息一下了。还是象仲先生一样,静静地反思一下我们的人性,看看这个社会是否变得善良一点,温厚一点,文明一点,理性一点。如果一个民族连基本的性情都调节不好,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和追求财富是很危险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不是贫困引起的,而是富裕产生的。]

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几为空白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7月12日

目录

白益民 江涌: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几为空白

白益民:日本人如何玩转全球三大铁矿石巨头

白益民:日本综合商社:超级商业情报局

何帆:近看是V,远看是W

何帆:人民币国际化完成了2%

李婧: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过程

何帆: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选择 (点击查看)

吴庆:通胀预期渐成共识,调控时机稍纵即逝

崔宇:人民币国际化是“皇帝的新装”

丛培华:共比离差法的公正与基尼系数对公正的的掩盖

 陆福兴:农村土地流转的新动因、新对策

何世会:我国农村重新连片分地的国情分析

党爱民:按人发钱是克服经济危机的利器

林毅:社会财富分配规律

张斌:预期、资产价格与总需求:一个简明的理论框架

随心行:看思想文化是如何推动中国历史变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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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09-07-24 23:38:52 +0800 收件人: "tou_yl" <tou_yl@188.com> 抄送:标题: 白益民&江涌: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几为空白

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几为空白

——力拓“间谍门”暴露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软肋

白益民  江涌

2009年7月25日

    核心提示:自2002年以来,铁矿石价格飙升,除2007年的谈判中方居于主动外,其余年份均处于被动。测算显示,中方为此累计多支付7000亿元。专家称中国至今没有一部经济安全法,国家经济安全状况堪忧。

    中国社科院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著有《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中国布局》、《三井帝国启示录》)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人的反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内鬼’的道德谴责层面,也不能只是拾遗补阙似的小修小补,而应全面检讨国家经济安全状况,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检视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以应对全球化格局下的全新经济竞争。”

    就像一场刚刚启幕、渐入高潮的大戏,力拓“间谍门”的每一个进展都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该案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表示,他已在最近的一次会晤中向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史密斯介绍了案件的情况,中方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力拓的雇员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中国国家机密。

    7月5日,胡士泰等四名力拓雇员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刑拘。据报道,胡士泰等人通过贿赂获得的机密信息,应该包括国内各大钢企的原料库存周转天数、进口矿需求、吨钢单位毛利、生铁的单位消耗等财务数据。机密遭窃,让力拓摸清了中国钢铁业的谈判底线,中方被动不言而喻。自2002年以来,铁矿石价格飙升,除2007年的谈判中方居于主动外,其余年份均处于被动。测算显示,中方为此累计多支付7000亿元。

    媒体和舆论强烈谴责“潜伏者”和“内鬼”,亦有反思中国钢铁行业之乱象,甚至有呼吁切断中国经济官员下海或退休后进入跨国公司的无防火墙通道。对此,中国社科院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著有《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中国布局》、《三井帝国启示录》)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人的反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内鬼’的道德谴责层面,也不能只是拾遗补阙似的小修小补,而应全面检讨国家经济安全状况,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检视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以应对全球化格局下的全新经济竞争。”

中国竟没有一部经济安全法

    “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起来,我国的经济安全体系非常脆弱,几乎就是一片空白。力拓‘间谍门’只是暴露了这一现状而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说。

    计划经济年代闭关锁国,很少发生商业间谍案。江涌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工业信息和商业信息遭窃案逐年增多,目前已进入经济谍战高发期。

    中国加入WTO以后,融入全球经济越来越深,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信息流竞争。“这个信息流的竞争,中间就有相应的谍战。”江涌说。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十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行贿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在中国遭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六成以上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工业间谍、商业间谍国际上早已有之,屡见不鲜,几乎一直伴随着工业社会以来的进程。全球化格局下,国际商业社会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类似案例。”江涌说。可口可乐、宝洁、甲骨文、德国大众、日立、三菱、爱立信,这些耳熟能详的国际巨鳄,历史上都不同程度爆出商业间谍丑闻。美国媒体报道,名列《财富》全球1000强的大公司,平均每年发生2.45次商业间谍事件,损失总数高达450亿美元。

    德国情报部门的最新研究报告表明,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国家安全开支中用于维护经济安全的开支比例就超过了一半,凸显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当中的重要地位。江涌表示,但中国无论是立法还是组织体系都极为缺乏。就立法而言,别说构建一个立体的经济安全防护法律体系,就连一部专门的法律都没有。

    可资对比的是美国。为保护本国安全,100年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1917年就有《反间谍法》,1947年出台《国家安全法》,其后又不断修正,弥补漏洞与不足。进入全球化时代,为应对全新的竞争格局,1996年出台《反商业间谍法》。“9·11”后,又借反恐之名出台《爱国者法案》。随后由于主权财富基金崛起,新兴国家到美国并购频繁发生,《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应运而生。

    “美国这套体系非常严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漏洞让你钻。”江涌指出,相形之下,中国现行的《保密法》、《国家安全法》均针对传统安全,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正是由于立法缺失、老化,导致力拓“间谍门”发生后,西方舆论群起攻击中国对“国家机密”的定义过于宽泛模糊。

    同样缺乏的是组织机构。江涌说,作为国家最高经济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直到今年5月才在国民经济综合司下设经济安全处。该处职能包括“提出国家重要物资储备政策建议,拟订并协调国家重要物资储备计划;组织研究和提出国家经济安全和总体产业安全战略及政策建议”。

    “与发达国家比起来,我国没有一个统一、有力的协调机构,相关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也远远不够。”江涌介绍说,美国即有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组织体系。政府部门设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亲任主席,权威非常高;下面则有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当然还有权限非常大的联邦调查局。在国会,也设有相关的各种委员会,比如外国投资与审查委员会等等,甚至还专门针对中国设有一个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我们的官员热衷于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将国际市场想象成风平浪静的完全自由竞争福地,一些部门领导人甚至排斥或干脆拒绝接受国家经济安全这个概念。”江涌认为,真正的差距还是在观念上。他建议,应以此次力拓“间谍门”为契机,全面评估反思我国的经济安全体系,将其提升至战略高度加以重建。

我们应从铁矿石定价中学到什么

    “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对‘间谍’和‘内鬼’的道德谴责层面上,我们付出的学费就太不值得了。”白益民说。同样,仅仅靠揪出“间谍”和清理“内鬼”,也不能改变中国钢铁业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的弱势地位。

    在铁矿石资源布局和价格谈判中,日本钢铁制造商和贸易商彼此分工协作,紧密配合,一致对外协同作战,就像一支作战能力极为强大的联合舰队。“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日本企业能做到,而我们的企业却做不到?”白益民说。

    在江涌看来,与日本“联合舰队”比起来,中国钢铁企业和贸易商就像各自为战的散兵游勇,不堪一击。钢铁业乱象,被普遍视为在铁矿石谈判中中国钢企处于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有两个铁矿石市场——长期协议矿和现货矿市场。2008年下半年以前,长协矿价格一直低于现货矿价格,其间存有巨大套利空间。一些具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在进口了便宜的长协矿以后,在现货市场转手倒卖给不具进口资质的中小钢企,牟取巨额利差。一些钢企的利润甚至主要源于倒卖长协矿。那些具备进口资质的钢企,自然希望将长协矿量最大化。

    2008年下半年现货矿价格低于长协矿价格,饱受大中型企业倒卖长协矿之苦的中小钢企私下大量进口铁矿石。这使得中钢协在谈判中处境更为不利。尽管中钢协屡屡公开谴责,并于今年2月推出《钢铁行业进口铁矿石贸易秩序自律公约》,却收效甚微。

    国内大小钢企和贸易商,利益矛盾冲突,自然无法统一立场,更谈不上协同作战。“不仅钢铁业混乱如此,稀土、焦炭等多个行业都是一样。”江涌说。作为世界储量和产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对稀土和焦炭却不拥有定价权。

    白益民认为,揪出“间谍”和清理“内鬼”、研究如何规范铁矿石贸易,在技术上都是必要的,但要彻底改变行业恶性竞争的现状,打造真正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强大公司,还需全面反思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方面,日本大财团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09-07-21 06:08:55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tou_yl" <tou_yl@188.com> 抄送: 标题: 白益民:日本人如何“玩转”全球三大铁矿石巨头

日本人如何“玩转”全球三大铁矿石巨头

——解密日本财团体制 日本综合商社的全球矿业布局

白益民

2009年07月20日

  铁矿石价格上涨,拥有巴西淡水河谷股份的三井物产就多赚一些,然后在铁矿石贸易时让利给新日铁。这就是为什么铁矿石谈判新日铁总是与淡水河谷率先达成涨价协议

  在这几年中国钢企与国际铁矿石供应商的价格和供货谈判中,日本钢铁企业在其中扮演了某种特殊的角色。

  熟悉这个市场的人士都晓得,今年5月26日,力拓公司发布公告,称与日本新日铁公司已经达成新财年铁矿石合同价格降价33%,而此时中国企业正谈判要求降价40%。在2005年2月22日,日本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CVRD)也单方面达成协议,将铁矿石价格涨幅定为71.5%,随后新日铁与另一铁矿石巨头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也达成类似协议,之后中国钢企被迫接受了这一价格。至2008年2月18日,日本新日铁又与巴西淡水河谷率先达成了涨价65%的协议,最终再次逼迫中国企业接受了如此巨大的价格升幅。

  很多读者不免想问,日本企业到底想干嘛?他们为什么愿意主动接受一个高价格,而不和中国的需方一起联手争取一个低价格呢?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表面上新日铁更主动地接受了比中国钢企要求的更高的价格水平,但由于新日铁关联方三井物产(三井财团的综合商社)在铁矿石上游的资源布局,整个三井财团获得了更大的利益。新日铁公司和三井物产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存在相互持股或共同投资的关系。

  就是说,铁矿石价格上涨,拥有巴西淡水河谷股份的三井物产就多赚一些,然后在铁矿石贸易时让利给新日铁。这就是为什么铁矿石谈判新日铁总是与淡水河谷率先达成涨价协议。

  在三井物产的官方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此清晰的叙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就积极地参与投资开发铁矿石资源,长期以来稳定地供应铁矿石。2003年收购了世界最大铁矿石生产销售商Vale(旧称CVRD淡水河谷)公司的母公司Valepar公司15%的股份,并且还持续地扩大了与力拓公司和必和必拓公司之间共同合作的铁矿石事业。基于三井物产拥有权益比例的铁矿石控股产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年开采权益已超过4000万吨。”

  对于有长远理想的中国钢铁行业来说,我们有必要系统地梳理三井物产与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的联合关系。先说淡水河谷。

  三井物产与巴西淡水河谷真正走向联合,是从2001年三井物产帮助淡水河谷成功并购巴西资源公司CMM公司开始的。三井物产本就拥有CMM公司40%的股份,后又从CMM创始人的孙子Frering兄弟手中买进60%具有表决权的股份,彻底并购了CMM。之后,三井物产将一半的CMM股份卖给淡水河谷,帮助后者成功控制了CMM公司。

  此后,三井物产继续深化与淡水河谷的合作,双方于2002年4月签署了战略联盟协议,正式将合作关系扩展到铁矿石业务之外,包括三井物产向淡水河谷出售采掘机械,提供运输铁矿石的铁路车厢,以及建立沿海集装箱运输和物流合资企业等。合作中,三井物产还对淡水河谷给予金融援助,在日常工作中,双方还有着非常密切的人员交流,例如三井物产派人出任淡水河谷的客户经理,双方还建立了情报互换机制。

  事实上,早在2003年9月,三井物产出资8.30亿美元收购了Valepar公司1960.7万股的普通股,Valepar公司是巴西淡水河谷的控股公司。此次收购的股份相当于淡水河谷总股份的5.05%和淡水河谷公司7.84%的普通股。由此,Valepar的股份构成是:Littel(四家巴西养老基金)持股58.0%、Bradespar(巴西发展银行的投资公司)持股17.4%、三井物产持股15.0%。然而,前两位股东是巴西当地金融机构,没有商业经验,并非实际经营者,而三井物产则派遣业务主管进入了淡水河谷的行政委员会,成为事实上的公司经营决策者。

  再谈三井物产与力拓和必和必拓的联合。

  事实上,三井物产在澳大利亚投资经营铁矿山已经有很多年,与力拓公司关系密切。三井物产已经部分拥有力拓的一项核心资产,即位于澳大利亚Robe River的铁矿石业务。1965年,三井物产投资Robe River铁矿山。1967年,继续投资澳大利亚的Newman铁矿山。目前,位于西澳大利亚的West Angelas铁矿山和Pannawonica矿山由力拓公司、三井物产、新日铁、住友金属工业公司共同拥有和开采。

  三井物产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三井物产在西澳大利亚经营三座铁矿合资企业Mt. Newman、Yandi和Mt. Goldsworthy,必和必拓、伊藤忠商事和三井物产在这些合资企业的股权分别为85%、8%和7%。三井物产还连续出台增资计划,以提高共同经营的西澳大利亚铁矿合资企业的年产能。

  此外,三井物产与必和必拓在澳大利亚以外也有联盟关系。早在2006年11月,必和必拓向三井物产出售了其在西南非洲纳米比亚油气田15%的利益,此宗交易标志着日本公司首次获得纳米比亚的勘测许可。

  除了三井物产以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另外两家财团住友财团和三菱财团,也和力拓、必和必拓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比如,力拓拥有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Northparkes铜金银矿80%股权,其合资方住友商事拥有6.7%,住友金属矿山公司拥有13.3%。另外,力拓加铝与住友商事合资拥有新西兰Boyne岛铝冶炼厂,其中力拓加铝拥有该厂79%的股份,其余21%股份由日本住友商事持有。三菱财团的综合商社三菱商事则与必和必拓共同在澳大利亚经营全球最大的炼焦煤供应商必和必拓三菱联合公司(BMA),双方各持有50%股份。三菱商事与必和必拓在铝和铜项目上也展开密切合作,三菱商事持有莫桑比克Mozal铝冶炼厂10%股份,必和必拓持有47%股份。三菱商事持有智利Escondida铜矿少量股份,必和必拓持有57.5%股份。三菱商事持有秘鲁Antamina铜锌矿10%股份,必和必拓持有33.75%股份。说明一下,三井财团与住友财团的金融系统合并成了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两家是亲兄弟关系。

  以上我们系统梳理了日本财团与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千丝万缕的合作关系。而随着中国资本在该领域的深入,我们也更多看到日本财团和铁矿石供应商联合的身影。

  相比于日本财团在铁矿石资源长端的深入布局,可以想见,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

    [作者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中国社科院主办)理事,曾在三井物产工作12年,专注于日本经济模式的研究,著有《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09-07-16 12:14:05 +0800 收件人: "tou_yl" <tou_yl@188.com> 抄送:标题: 日本综合商社:超级商业情报局

日本综合商社:超级商业情报局

白益民

  2009年7月8日,力拓中国首席代表、哈默斯利铁矿中国区总经理胡士泰被中国警方拘留,这戏剧性地说明了商业情报在铁矿石谈判过程中处于一个何其敏感的地位。

  更深一步说,自2003年以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但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定价话语权,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着话语权的归属?40多年来的铁矿石基准价格体系中,日本一直占据主动,又是什么原因?

  无孔不入的综合商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开始在海外购买铁矿石,然后和国外签订长期合同,进一步投资矿山,最后进入矿山企业的董事会。由此,三井物产积累了丰富的铁矿石贸易经验,并且通过长期贸易合同、投资、参股、成立合资公司、参与经营等诸多手段与矿山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日本的钢铁公司和综合商社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持股或共同投资的关系。例如,铁矿石价格上涨,拥有巴西淡水河谷(CVRD)18%股份的三井物产就多赚一些,然后在进行铁矿石贸易时让利给新日铁,这也是为什么铁矿石谈判总是淡水河谷与新日铁率先达成协议。当铁矿石便宜了,新日铁成本降低,三井物产负责钢铁制成品销售的时候也可跟着获利。

  在铁矿石谈判中,日本有关的企业高度集中,长期以来都只有一个对外的声音。日本的铁矿石谈判权表面上是在新日铁等钢铁企业,其实掌握在综合商社手里,只是台前幕后的分工不同而已。日本国内只有新日铁、JFE(川崎制铁与日本钢管合并而成)、住友金属、神户制钢所和日新制钢等5家企业有冶炼厂。负责进口铁矿石和销售钢铁制成品的则主要是三井物产、伊藤忠商事等日本综合商社,运输部分则是商船三井、日本邮船等公司承担。

  在海外,日本综合商社与钢铁企业有大量合作投资或是配合密切的子公司。例如,三井物产把新日铁引入上海宝钢,成为其全方位的合作伙伴,而自己又与上海宝钢成立钢铁物流公司——宝井,从而深入到钢铁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由此,三井物产可以轻易掌握中国钢铁企业各层面的商业情报,为其掌握的上游铁矿石资源(如巴西淡水河谷)提供准确的定价依据,从而在与中国买家的价格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综合商社四五十年前就广泛地去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寻找新资源、建立据点、构建网络。日本人的观念里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这又包括:数量上的不对称、质量上的不对称和速度上的不对称。从这一点来看综合商社就是一个情报局,无论在上游资源端的控制或下游销售端的构建上都是为情报流通服务的。

  情报能力媲美中情局

  日本的综合商社集贸易、金融、信息功能于一体,它们的情报搜集、加工处理和传递能力堪称世界第一,远远超过了日本政府。最大的综合商社有6家,即:三井物产、三菱商社、伊藤忠商事、丸红商事、住友商社、双日(日商岩井、日棉)。它们在世界187个城市设有800多家分支机构,向国外派出1.6万余人,重点搜集各国的政府经济、政治等情报。

  强大的情报网络对综合商社的商品交易特别重要,因为即使在很遥远的地方发生的危机都可能对商品价格产生深刻的、直接的影响。因此,日本的六大综合商社都不遗余力地建立强大的情报系统。日本综合商社的工作效率相当高,他们传递情报的速度十分惊人,甚至被认为在“中央情报局之上”。

  综合商社大约5~60秒钟即可获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场行情,1~3分钟即可查询日本与世界各地进出口贸易商品品种、规格的资料,3~5分钟即可查出国内外1万多个重点公司的各年度生产情况,5~10分钟即可查出各国政府的各种法律、法令和国会记录,5分钟即可利用数量经济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画出国内外经济变化带来影响的曲线图。各大商社的情报部门再利用这些情报信息开展各种各样的信息服务,如信息编译、咨询,以及竞争对手及其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品种、价格的动态分析等。

  日本各大商社和大企业都有一套依靠计算机和通讯网络支撑的反应快速灵活的情报传递网络。例如:三井物产拥有一个最先进的综合情报系统,叫做“三井全球通讯网”,是日本几大综合商社海外信息网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井物产公司依靠这个昼夜不停的通讯网,注视着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风云变幻,掌握着世界各地的经济动向和贸易上所需要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情报,以提高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能力,为打入和占领世界市场而进行着不懈的工作。

  三井物产昼夜不停地收集经济以及国际、政治、军事、科技、社会等各类信息,进行综合性、战略性的研究,连日本政府也经常利用它的信息。日本商社历来有为国家提供情报服务的传统,将之视为“爱国的一种义务”。日本的外务省国际情报局还与商社驻外办事处经常互通情报,并为商社的情报活动提供指导与帮助。商社则得用其在全球众多的分支机构、雄厚的奖金、先进的设备与专业人员给外务省国际情报局的情报活动提供有力的支持。

  综合商社情报部门总部都设在日本本部,由一位副总经理负责。他统一搜集并分析国内外汇总来的情报信息,并把精选出的情报提交给有总经理和董事出席的上午碰头会进行讨论。日本商社情报工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视对全体员工的情报教育。各商社招聘来的工作人员都要接受三年的包括情报技能在内的岗位培训,以及搜集情报训练。凡驻海外办事处人员大都有搜集情报的任务。在搜集情报方面,各大商社不仅有专职的情报人员,而且注重营造一种人人抓信息的氛围,让每个职员都成了企业的信息员。

  为什么日本能而中国不能?

  面对垄断型的铁矿石巨头,中国方面信息过于公开化,一般的新闻记者都能了解到很多协议签署情况、库存水平及需求量等信息。中国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共有112家,钢铁企业、贸易商和中介公司都可以对外询价和咨询。这样非常轻易向对手泄露了商业情报,让他们可以很容易了解到各个企业、市场和港口的原料库存、进口矿的平均成本及生产进度等信息。

  日本综合商社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人才,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拥有专业商品知识和贸易技能的人才(一般是日本人),另一类是拥有丰富人脉资源,类似于“敲门砖”式的人才(一般是当地人),当然也有些超级人才是“专业”和“人脉”两种功能都具备的。

  其实,在“力拓案”中,力拓虽然是矿山企业,但是其行为在某些方面同日本综合商社的做法并无二致:在中国设有据点,聘请“专业”人才和“敲门砖”人才。像这次被抓捕的总经理胡士泰一方面跟中国大型钢企保持大量业务往来和很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跟中小钢企频繁接触,甚至签署长期供货协议,在中国钢企之间左右逢源。力拓在主动推销产品的同时也接受很多中国钢企的询价及咨询,这样也很容易摸清楚中国的需求量、库存水平以及谈判底线。

如何构建商业情报防火墙

  铁矿石价格谈判,就像是跟外国军团在打仗,只有知己知彼才能保证获胜。

  在目前这种铁矿石谈判失利的局面下,中国应高度重视有关的商业情报工作。

  首先应该在国内建立一个屏蔽体制,把对外窗口控制在为数不多的几个,询价权放在窗口公司,不让外界能轻易控制铁矿石等资源商品的定价。为此,中国企业想取得信息的不对称优势,先得转变信息不对称的劣势。

  面对现在开放的市场环境,构造对外窗口的时候,中国需要有一个像综合商社一样,结合金融、产业和贸易的企业实体来跟海外垄断巨头对话,而不是一些纯生产型企业。综合商社作为铁矿石交易的主角,表面看是一个贸易企业,实际上是一个“产业投行”。例如,三井物产号称世界最大的贸易公司,而它的股东中,排名前十位的三井住友银行、中央三井信托银行等都是金融机构。

  此外,有关部门对中外合资或外国独资的流通企业及仓储企业也需要重点关注。像钢铁物流中的资金流、信息流、票据流等都是重要信息,如果大量商品物流让合资或企业来做,各种重要情报必然会让谈判对手获得。而且,还要加强对港口及港口仓储的管理,各种动态的存储信息及运输信息需加强保密。

  总之,中国铁矿石谈判是个很好的例子,让人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体制中完成对中国钢铁企业的整合,并一致对外,需要一个具备“产业投行”功能的综合商社来实现。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7-11 22:40:39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49 近看是V,远看是W

近看是V,远看是W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何帆

July. 11, 2009

hefancass@gmail.com

    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越看越乐观,很多指标看上去都很像出现了V 型的反转。全球经济一片黯淡,中国经济却似乎风景独好,第二季度GDP 同比增长速度可能逼近8%,第三季度很可能超过9%。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陷入危机,通用汽车申请破产保护,中国这边汽车却卖得异常火爆,今年汽车销量很可能突破1000 万辆。美国的房价仍然下跌,中国的房价却开始上涨。全球股市依然低迷,中国股市已经疯狂反弹。咦,奇怪了,不是都说全球经济正在经历1929-1933 年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危机吗,我们在2008 年第四季度也曾跟着惊慌了一阵,怎么这么快就完事了?

    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们站得太近,所以看到的是V。如果倒退两步,再仔细看,看到的或许就是W。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排除中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而且,短期的反弹越是迅猛,出现二次探底的概率就越大。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中国经济服下的两剂猛药。相比之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有些冲劲不足,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却实在大胆有余。6 月份新增银行信贷1.5 万亿元,按照这样的速度,全年信贷增长可能超过10 万亿。信贷闸口放水之后,大量的资金首先流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 月份之后,居民住房贷款开始加速增长,大量的资金又随之流入房地产市场。宽松的信贷政策,浇灌着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而在消费和出口都萎靡不振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就是中国经济的输液瓶。

     一般来说,像这样敞开来放水,最终总会泛滥的。货币发出去了,是不是通货膨胀就会接踵而至呢?切莫着急。且坐好了,等着看一部跌宕起伏的三部曲。其实我们从2005 年就经历了这样的一波三折,只不过这一次,很可能会更加有戏剧性。政府从2003、2004 年就开始关注经济过热,并实施宏观调控。但从2005 年起,货币政策悄然转向,广义货币超速增长。货币突然增发之后,首先鹊起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资产价格泡沫。这是因为,商品的价格是有粘性的,不可能说变就变,得慢慢预热,但股票价格说涨起来就能涨起来。演到第二出戏,就轮到资产价格泡沫和实体经济过热同台亮相了。2007 年,股市从2600 点飞涨至6000 点,经济增长超过了13%。然而,到了2008 年,股市的财富突然之间灰飞烟灭,实体经济急转直下。泡沫、过热、衰退。这三部曲,谢幕不久,尤历历在目。

    历史仿佛在重演。2009 年货币政策的扩张程度远远超过2005 年,资产价格上涨速度之快也很可能超过上一轮牛市。到了今年下半年,股市暴涨、楼市暴涨,虚幻的繁荣就会随之出现:房地产开工的项目可能会增加,农民工又回到城里盖房子了;养猪不如盖房赚钱,养猪的农民就会越来越少,猪肉价格又会涨起来了。农产品价格上涨了,通货膨胀恐怕就要登堂入室了。经历了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被调低的,因此,哪怕今年的增长率只有8%、9%,其实可能就已经是过热的信号了。最后,等到人人都看到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时候,政府再想调控,不猛踩刹车是停不下来的,但一旦踩得过猛,发动机可能就熄火了。

    有没有可能避免这种结局呢?出路之一,是美国经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好转。美国人又开始买东西了,而且还和过去一样爱买“Made in China”的产品。这样,中国的出口就上去了,过去的好日子就又回来了。但是,很难。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超过了9.5%的警戒线,工资水平也在下降,美国居民的收入将继续下降。在泡沫经济时期负债累累的美国家庭,哪怕有了点钱,也会首先想到还钱,而不是消费。不要以为中国产品都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人一定得买。恰恰相反,美国现在财务最困难的就是中低收入家庭,而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的中国货最多。过去的好日子,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

    出路之二,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及早刹车。中国的财政状况非常良好,因此经济刺激政策应该更倚重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何不增发国债,收紧信贷?恐怕还是很难。泼出去那么多是水,即使想收回来,也不是旦夕之间的事。按照货币政策的传统,只有看到通货膨胀出现,才会考虑出招。但现在的情况是,资产泡沫会来得很快,通货膨胀会来得较慢,怎么办?稍一犹豫,就可能错失“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良机。出路之三,是不再应急式的保增长,政策的重心放在改革和结构调整上。过分依靠外需而内需不足,国内储蓄过多而消费过低,制造业过度竞争而服务业过度垄断,能源和环境的制约日益凸显。如果政策的重心放在调整结构上,那么将纠正过去的发展战略中的失误,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何乐而不为呢?公允的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方向有了,但没有地图。缺的不是共识,而是细致入微、有效可行的方案。此外,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激励机制扭曲变形,更是让结构调整难上加难。中国经济,越看越乐观,越想越担忧。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7-06 08:46:20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46 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了2%

人民币国际化完成了2%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何帆

July. 5, 2009

hefancass@gmail.com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课题组做过测算:如果以美元国际化程度为100,欧元的国际化程度接近40,日本为28.2,人民币为2。这样的评分是否精准姑且不论,但其对现实的判断却是冷静客观的。

    人民币国际化的考试成绩只有2 分,却已经在畅想如何取代美元霸权,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人民币国际化突然开始提速,与其说是有称霸的野心,不如说是形势所迫。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美国借助金融创新将风险扩散到全球,最终又通过滥发国债的方式将收拾烂摊子的成本摊派给其他国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无非是希望减少中国对美元的依赖,同时也是一次补课:和中国的经济实力、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相比,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实在是太落后了。上货币国际化这堂课的时候,人民币和美元、欧元并不在一个班级,我们其实和巴西的,印度的,俄罗斯的在一起,比我们高一级的同学是韩元、港币、新加坡元等。

    人民币国际化能带来什么好处呢?最直观的说,如果人民币被广泛用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就能减少汇率波动对国内进出口商的冲击。2008 年中国进出口外贸依存度已接近70%,但对外贸易中90%以上的交易是以美元结算,这将增加中国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汇兑成本和进行外汇避险的交易成本。但如果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比如采用人民币计价之后出口退税如何计算的问题如果没有妥善解决,缺乏方便的清算安排体系,国内进出口企业对人民币的支持依然会较弱。

    人民币在对外贸易中的受欢迎程度,说到底是由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决定的。人民币流出相对容易,如果中国对贸易伙伴国有贸易逆差,且双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的范围扩大,人民币就会逐渐流出,如果中国的金融机构增加对海外的人民币贷款,人民币也会逐渐流出。但当人民币需要回流的时候,一方面可鼓励贸易伙伴国用人民币购买中国产品,另一方面则需要创造条件,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人民币证券。从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来看,高度发达的本国国债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坚实基础。当本国国债发行实现市场化之后,才能确定无风险的国债收益率,其他债券发行人才能据此定价。如果本国国债市场实现了市场化、汇率逐渐走向浮动、资本管制有序放开,才能出现有深度和广度的外汇交易市场。有了这样一个外汇交易市场,投资者才能互相匹配其不同的信用风险、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

    可是风险随之而来:当放松外国投资者购买本国证券的限制之后,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具有非常鲜明的顺周期特征:当本国经济繁荣的时候,热钱会大举流入,导致该国货币升值、股市泡沫、利率下降;但当本国经济进入低谷的时候,热钱又会纷纷流出,导致该国货币贬值、股市崩盘、利率上升。当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外国资本会出逃得更快,并且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打击更大。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大量外资抛售韩国股票,导致韩国股市大跌、韩元急剧贬值,而在东欧,外国投资者纷纷抛售东欧国家的政府债券,并将资金撤回欧元区,导致东欧局势恶化。当外国投资者抛售新兴市场国家证券之后,会导致这些证券的价格进一步下跌,并引发进一步的抛售,由此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2003 年以来我们一直议论的是人民币汇率改革,如今人民币国际化却取而代之,成了最热门的话题。2008 年8 月之后,出于对出口下滑的担忧,人民币升值的步伐逐渐放缓,人民币回归到了事实上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中国一方面担心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可能会导致外汇储备价值缩水,希望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和其他改革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又紧紧盯住美元,这两种选择是自相矛盾的。盯住美元的结果就是和美元一起贬值,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却要求人民币升值。这种精神分裂症表明,政府或许一直在试图回避最艰难的政策取舍。假设中国政府认为自主的货币政策更重要,就必须加快汇率制度改革的步伐,使得汇率机制更加灵活,通过汇率的波动缓冲外部冲击。但这就需要人民币能够尽快升值到位。拖延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被动。我们会倒退到2003 年和2004 年,人民币升值预期会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情况下,鼓励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导致境外投资者热捧人民币,进一步加剧升值预期。

    人民币国际化是件好事,要是人民币真的能在国外花了,老百姓获益,进出口企业获益,金融机构获益,总之,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更多的会由私人部门得到。但人民币国际化不一定会在所有的时段都是利大于弊。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早期,问题可能暴露得更多,风险可能更大。风险在于监管的难度加大、政策的取舍更加棘手,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更多的会由政府部门承担。和加入WTO 一样,这一回,政府又要起个大早,匆忙赶考了。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7-07 14:28:29 +080收件人:抄送: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09047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过程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过程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李婧

July. 7, 2009

lena98@gmail.com

    人民币非国际化的局限性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充分暴露出来。在上个世纪末,当人民币在中国的近邻得到类似美元的待遇时,国人们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亚洲化、区域化的概念。认为人民币非国际化的地位与中国经济崛起的特征是不相称的,人民币需要获得和国力相称的地位。按照这样的逻辑,在新世纪,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相对上升,中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较大的外溢性,2008 年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了,但是人民币却在全球货币金字塔的底端,所以这和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是非常不相称的。但是,此次危机悄然地改变了国人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的思维方式。人民币的非国际化特征放大了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风险,无论美元的强势和弱势,对中国经济都构成了较大的冲击,中国境外资产的安全、私人企业的经营风险、中国旨在创造双向资本流动的愿望也因为人民币的出身而显得格外悲情。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逐渐地由民间诉求上升到国家诉求,和国际货币体系改
革、区域金融合作一道成为中国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问题,而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中国国家竞争战略的一部分。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与民族自豪感、企业成长相联系,而是与大国成长、国家命运相联系的重大课题。促进人民币的使用是2008 年12 月国务院通过的以金融促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货币互换曾经是教科书上写的“屠龙术”,自中国陆续和一些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后,它成为国家之间面对危机解决贸易融资、短期流动性不足的真实市场工具。而且不少研究者认为,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

    2009 年4 月中国境内5 城市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的构想提出后,人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进入到了快车道,只要细则出台,人民币结算的使命完成,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阶段几乎就完成了。国际经济交易中,“人民币”叫The Chinese Yuan(中国元),我还记得几年前,老外还不知道我们说的Renminbi 就是中国的货币,在发表的文章中,老外建议不要写RMB,要写成the Chinese Yuan,强调“中国元”才是中国货币在国际上的名字,而“人民币”是汉语,外国人听不懂。但是现在不同了“人民币”具有强大的“本土”力量,RMB 已经成为国际通用的人民币的代码。就像全球流行学习汉语一样。但是,是否全球人就都能用汉语沟通了,汉语也成为国际通用语言了,我们的反映是,这需要时间,这是一个过程。汉语是一个很特殊的语言,和英语法语等属于不同的语系,中国的国际化程度还没有向英国美国那样,所以,让汉语成为国际语言需要慢慢来。

    人民币国际化类似汉语要逐渐成为国际语言一样,要逐渐地实现。当然,本币成长为国际货币和一种语言国际化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是何种力量驱动了本币成长为国际货币的进程,这种本币需要有哪些“特质”。在国际货币金字塔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人民币向金字塔顶端的攀登是一个货币竞争的过程。人民币在中国境内的力量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是“供给主导”的过程,而在国际上的成长却是货币需求竞争的过程。其驱动力是市场因素主导的。这些因素是一国在国际分工、区域分工的竞争力、在国际生产链和区域生产链中的优势、在国际和区域贸易竞争中的地位、使用该种货币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中国的能力(Power)也是重要的因素,市场驱动是主导。而且期望成长为国际货币的国别货币必须具备“特质”:价值的稳定性与可测性、可获得性和广泛的市场交易网络。这些特质需要中央银行有较好的反通货膨胀的信誉,公众的预期是可以训练而且可以锚定的,一个让人无法预知未来的货币是不受欢迎
的;该种货币必须可以获得的,双向可兑换的;该国有非常有效的完整的交易网络,那么选择了这个国家的货币就是选择了便利与效率。那么,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呢,政府需要“顺势而为”,顺应市场需求因素,提供制度条件。现在中国已经积极地创造制度条件,比如中国与韩国、印尼、香港、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签订的货币互换协定、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结算管理办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俄罗斯、巴西积极商讨本币结算等。这些积极措施会给人民币的国际成长带来推动力。但是核心还是要看市场的反应,市场需求的状况。我们知道二战后,欧洲贸易窒息了。意大利需要钢材重建桥梁。它可以通过向英国出口西西里岛所产的橙子来得到英镑,但英国没有富余的钢材可供出口,而英国又无法买到法国的钢材。于是意大利希望把所得的英镑换成美元,但是英格兰银行没有美元,而美国又不想要英镑。结果是,成熟的橙子只能挂在树上,或者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在产地附近出售。美元是大家的共同需求,有了美元这一大家都接受的交换媒介,贸易就被激活了。因此世界经济对美元的需求是旺盛的,美国政府通过赠款、贷款和进口支付向全球输出美元。美元成长成为国际货币也是慢慢地。而且,任何货币替代其他货币都会受到阻力。比如在欧洲,英镑没有加入到欧元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认为,他使用的货币上面有英国女王伊利沙白的头像比什么都重要。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英镑集团”、“美元集团”也说明了货币竞争、国家竞争是存在的。但是现在这些集团解体了,原因是市场的力量,美国经济力量的成长,美国成为“国际生产效率区”。

    我们对美元的成长往往或多或少存在误解,认为如果没有两次世界大战美元就不会成为国际货币的“法老”,其实不然。战争只是给美元造就了机会,是美国和美元满足了全球经济的共同需求,是市场成就了美元的今天。如果国际生产效率区出现了转移,那么美元的时运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危机造就了非美元货币的成长机会,但是危机中衰落的不仅仅是美元,还有美元的竞争对手。一些国家也尝试过对美元“用脚投票”,比如俄罗斯、伊朗、伊拉克也尝试过石油用欧元计价,但是这是否能够长久呢?2001 年美国出兵伊拉克后,石油就又改回美元计价了。本币结算也不是我们今天的创意,巴西和阿根廷很早就签订本币结算协议,但是目前本币结算也只有双边贸易的5%。中国和俄罗斯签订了本币结算协定,但是据黑龙江省银行的调查:卢布结算比例比人民币大,结算的过程还是需要美元来搭桥。在云南2004 年开展了人民币结算出口退税,中越贸易采取了“河口”结算模式、中缅贸易采用了代理银行的结算模式,连续三年,云南边境小额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达到额90%以上。这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实验。但是边贸毕竟额度有限,如果把人民币结算扩展到一般贸易,扩展到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会面临哪些约束,是否有相同的一致性需求?会需要哪些制度支持,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市场量支持我们的制度创新呢?那么,人民币国际化成长的道路上,打造市场则成为一个基础工作。

    相比10 年前,我们更理解这个世界了,也更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已经不是在单纯地“期望”与“等待”,“创造”具有了更大的价值。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人民币成长的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点。我突然想起年少时读过一个笑话,一个人去购买山雀驴肉酱,买者说我怎么闻到的都是驴肉的味道,卖者说不对,我的配方是一半一半,一只驴子,一只山雀,怎们会都是驴肉的味道呢?多年以后,我在大学里进行“双语教学”的实验,很多人说,双语必须要说明,英语、汉语各占百分之几?后来有了这样的说明,各占50%。可是经过实践,面对母语都是中国的学生,使用的是英文版的教材,我无论如何不能做到“一半,一半”。经过多轮的实践,学生在发生变化,老师自己也在发生变化,我们超越了对“双语”的理解,逐步构建了中国大学校园里的“双语”理念。再想从前,那“一半、一半”的想法似乎也是合理的。

    不同的是,和人民币国际化相比,以上两个故事都是小例子,不能匹敌。人民币国际化是我们的大理念,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点,我们需要制度上的创新,但是我们更需要打造制度的基础——市场。人民币究竟如何国际化?需要逐步地构建。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7-04 14:27:15 +0800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标题: RCIF Working Paper No. 0906 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选择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何帆

July. 7, 2009

hefancass@gmail.com

(请点击标题查看!)

 

 

 

发件人:"Qing WU" <wuqingdrc@googlemail.com>2009-07-05 13:34:58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吴庆:通胀预期渐成共识,调控时机稍纵即逝

通胀预期渐成共识,调控时机稍纵即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负责人 吴庆

2009年7月7日

    通胀预期演变为通胀共识,意味着“通胀即将来临”这一判断从某些人的私人信息扩散为尽人皆知的公共信息。一旦市场参与者达成了通胀共识,通胀就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没有及时、强力的政策干预,资产与资源类产品市场将泡沫高企,通胀将伴随着衰退(滞胀)从产业链上游向下游传递。如果政策反映足够迟缓,泡沫将“大得不能捅破”、通胀将形成恶性螺旋。

一、通胀预期正在演变为通胀共识

    “通胀共识”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所有市场参与者都知道通胀即将来临;第二,所有市场参与者都知道其他的市场参与者也知道通胀即将来临。从近期的市场表现来看,通胀预期正在演变为通胀共识。首先,在A股市场表现来看,反映资产价格的金融板块、房地产板块,反映资源价格的有色板块、钢铁板块、煤炭板块构成了领涨排行榜,被命名为“通胀之花”。资产与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和笔者在上一篇评论中指出的本轮通胀的传导路径完全一致。本轮通胀将从产业链上游传导到下游、表现出成本推动的特征。

    其次,土地市场一反数月的萧条,6月份“地王”频出。特别是某些新出让地块上的商品房楼面地价(分摊到房价中的土地价格)已经高于周边现有房产的价格。显示房地产开发商对明年的房价已经看高一线。“地王”开发商的通胀预期立刻传递到周边房地产业主,导致房屋惜售(二手房成交量下降)和房价明显上涨。

 二、滞胀之害即将暴露无疑

    这一轮通胀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仅仅停留在资产(股票、房产等)和资源(煤炭、金属等)类商品市场。只有在资产和资源类商品这两个上游产品市场上,价格上涨才是需求拉动型的。这发生在这一轮通胀的早期。而在中后期,在通胀从产业链上游向下游传递的过程中,价格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因此,通胀传递到哪一个产业链,哪一个产业就出现产品价格上涨和市场规模收缩。这是滞胀的典型特征。

    即将来临的滞胀来自货币政策过度扩张。下游产业的停滞必将导致对上游产品的需求萎缩,因此必然不能支撑上游产业的繁荣。例如在某些有代表性的城市,就在房价上涨的同时,房租却是下降的。下降的房租哪里能够支撑上涨的房价?完全是充足而廉价的贷款起着支撑作用。如果继续依靠金融支撑资产和资源市场的繁荣与泡沫,2010年必将是中国经济防止崩溃最困难的一年。

    货币政策是短期政策(政策取向在短期内就可能转向),但不是短视政策(只顾短期利益而不顾长期)。所谓“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弊大于利”一说,完全是建立在短视、而不是短期的基础之上。

三、消除通胀共识的机会稍纵即逝

    如同有的银行“大得不能倒闭”,泡沫也有大到“不能捅破”的时候。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密尔顿•弗里德曼与安娜•施瓦茨从80年前的大萧条中总结出的教训。当时,成立不久的美联储先纵容股市泡沫高企,然后又毫不留情地捅破泡沫,导致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美联储吸取了教训,在最近20多年里再也没有主动刺破任何泡沫。阿兰•格林斯潘主持的美联储面对互联网泡沫破裂和“9.11”事件的时候,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放任一个更大的次级债务泡沫来挽救前一个泡沫。当找不到更大的泡沫来挽救次级债务泡沫的时候,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就再次发生了。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如果当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及时调整、资产和资源泡沫涨到了足够大的程度,未来的经济政策将进退维谷:既不能刺破(甚至要防止)泡沫破裂,又不能继续吹大新的泡沫。从长期来讲,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唯有立即采取行动,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才能够真正避免危机。


    吴庆 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225号H207室(邮编:100010),电话:(010-)6523.7770,电子邮箱:wuqing@drc.gov.cn,wuqingdrc@gmail.com。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07-04 23:20:00 +0800收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皇帝的新装。。。

    学渊评,‘货币国际化’有两个层次的意义,初级阶段是成为‘结算货币’即硬通货;高级阶段是成为‘本位货币’如美元。按说,货币本身就是‘白条’,从长期来看任何货币还必然贬值。美国有其政治经济法制的稳定性,也就是它的立国的优越性,别国才会长期持有美国的‘贬值白条’。那么,人民币能不能成为国际货币呢?成为短期结算货币当然是可能的,成为长期保值货币则是根本不必梦想的。理解这个结论,只须设想:发生‘石首争尸’的时候,你应该增持人民币,还是减持人民币?要说‘人民币国际化’是‘面子工程’,我想都是过褒了它,中国政府还是多想想治理民乱的‘里子工程’,先买一条三角裤把私处兜起来吧。

人民币国际化是“皇帝的新装”

《华尔街日报》专栏撰稿人 崔宇

yu.cui@dowjones.com

    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突然从理论研究层面上升到实践领域。二○○八年十二月到二○○九年三月﹐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同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等六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总额六千五百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二○○九年四月﹐中国政府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内四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汇丰银行和东亚银行在香港相继发行人民币债券后﹐七月二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下发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保驾护航。

    如果再加上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在不同场合下对目前全球货币体系的批评和建言﹐似乎人民币国际化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无论是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还是目前出台的一系列措施上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或许只是一个幌子﹐至少不是长期目标﹐而短期目标主要是为了扶持境内出口企业顺利度过金融危机。

     用煞有介事的术语来说﹐所谓货币国际化﹐是某一货币被该货币发行国之外的国家接受并用作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手段。直接一点﹐就像基辛格博士所说的﹐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这个道理和“打白条”差不多。只不过要想让全世界都对“白条”趋之若鹜﹐并不容易﹐这需要依赖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建立起来的“国家信用”。而且﹐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货币国际化更多是一种市场自发的选择﹐而中国政府目前推出的货币互换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不仅路径有些混乱而且只是理论上的一厢情愿﹐市场能否接受并不乐观。

    其实﹐货币互换的初衷同人民币国际化并无太多关联﹐如果说这也算国际化的话﹐那么同中国交换货币的韩国、马来西亚和阿根廷等国的货币是否也算国际化了呢?传统的货币互换作为一种债务以及利率的交换﹐是为了规避未来债务升值的对赌﹐而中国央行与其它央行的货币互换脱离了这一规则﹐只是把别国货币作为质押物留在央行﹐而把人民币注入对方金融体系充当贸易结算的货币﹐这只是为了解一个燃眉之急﹐使其它国家在美元短缺的情况下也可以进口中国产品。

    而且﹐货币互换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推进路径也有些问题﹐货币互换应该在之后推出﹐由于没有人民币结算的具体办法﹐匆忙推出货币互换也只能是摆设﹐而且还会引起货币互换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四月十六日的报导﹐阿根廷产业界普遍担心﹐如果七百亿元货币互换的资金主要以贸易融资的形式提供给阿根廷的进口商﹐会对国内产业带来沉重打击。这也从侧面表明了货币互换其实只是拉动中国国内出口的一个手段。而且﹐在其它国家央行与美联储进行货币互换得到了美元后﹐我们的货币互换真的成了摆设。

    即使现在推出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走上正轨了呢﹖也不尽然﹐因为风险只会转移而不会消失。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如果说中国出口企业用人民币结算规避了汇兑损失﹐那么进口国的企业就承担了这部分汇兑损失﹐他们可能也没有意愿来进行人民币结算﹐除非中国的出口企业在产品上有绝对的质量和定价优势。同样﹐如果用人民币结算﹐原来中国进口企业的汇兑收益也会转移给国外的出口企业﹐但如果中国进口企业放弃人民币结算﹐这将阻碍人民币的流出﹐影响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

     这恰恰引出了货币国际化的一个关键。如果你想让别人愿意持有你的货币﹐你必须生产出他迫切需要的产品﹐否则你用自己的货币结算就没有话语权。从中国目前的出口结构来看﹐显然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否则也就不用担心出口增长的下滑。只有过了这个阶段﹐才可以开始考虑货币的自由兑换、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以及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才能一步步完成货币国际化﹐但那时又要面对美国现在的困境:既要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保持贸易逆差。货币国际化是天使也是魔鬼﹐或许我们应该淡化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狭义憧憬﹐因为多极化的世界需要多极化的货币。

 

 

发件人:"丛培华" <peihuacong@163.com> 2009-07-11 12:12:30 +0800收件人:"仲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zdjun@263.net>抄送:标题:投稿

共比离差法的公正与基尼系数对公正的的掩盖

丛培华

邮箱:peihuacong@163.com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探根求源,阐明了共比离差法与基尼系数赖以产生的两种参照系,剖析了二者的关联、区别、和优劣。 “挖掘”了共比离差法在分解分析方面的功能,能够反映“不同地区或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影响一国的总体收入不平等的”。提炼出对总体指标进行分解的数学条件,即各部分之和等于总体。提出了实际评价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和建议。结论是:与基尼系数相比,共比法有明确、客观的实际经济意义,能够进行构成分析,并与社会公众的感受一致。基尼系数以含混的功能,掩盖了两极差异与分化的程度。

    关键词:参照系 实际意义 分解分析 名义与实际差异

    基尼系数虽然实际意义含混,但人们崇尚其优美的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在收入差异量化的研究与测算中,被广泛应用。另一种科学、简明的方法——共比离差法,却未被重视。由于基尼系数的局限性,在对总体差异的分解分析中也陷入了困境。通过“在合理的范围内充分挖掘统计指标的功能,”⑴ 使共比离差法不仅在总体上意义明确直观,在对总体差异的分解分析中,也有独特的功能。

一、不同的视角:两种参照系

二、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与关联

三、总体差异的分解

(略)

四、实际评价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⑹。”一些研究者往往不考虑具体情况,笼统地据此作为尺度进行比较,必然会与实际不符。这里主要有四个问题:

    一是确定合理差异。从大的方面看,以劳动者受剥削程度作为确定社会“安全线”的依据,可用 或 的值来衡量,这时也有一个相应的 。就劳动者内部而言,在现代社会,合理差异的界限应以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异为基础来测定,实践上可由市场机制为基础加政府调节形成。在此之外的贪、腐和不合理垄断等形成的收入就是不合理收入。剔除不合理收入后的 可叫做“相对合理线”。在实际工作中使用对住户抽样记录取得的数据时,不合理收入往往是难以记录在内的,用这样的资料来确定警戒线是没有意义的⑺。

    二是注意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及相应的生产力水平下,“相对合理线”也是有变化的。如资本的剥削,已由其初期的“残酷阶段”发展到现代的“温和阶段”,“安全线”变化为“安定线”, 也有相应的变化⑻。不注意各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水平,泛泛一般地进行比较也是没有意义的。

    三是注意各国、各地区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生产条件差异很大。对于偏远地区,未来可通过国家开发或移民来逐步解决,这又取决与总体生产力的水平。因此,即使总体上两个国家生产力水平处于相近阶段,例如中国与印度,其地区间从而总体上的收入差异程度也未必是相当的⑼。

    四是应注意名义差异与实际差异的区别。我国大陆各地区间虽使用同名货币,但各地物价不同即币值不同,使得同量名义货币收入表现为不同的实际消费水平。这与各国货币名称不同、币值不同实际上是一样的。因此,只有在统一币值或剔除物价差异的基础上,才能将收入的名义差异表现为实际差异。因为往往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物价水平也高,仅用名义收入将会夸大差异程度。⑽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虽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未从方法上解决这个问题。笔者将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⑾,结合国际经济比较的具体操作方法及与国内各地区的衔接,另文论述。

五、结论与建议

    与基尼系数相比,共比法有明确的实际经济意义,能够进行构成分析,并与社会公众的感受一致。建议有关部门统一计算、公布收入分配及其差异程度的指标,以避免数出多门,造成混乱。对统计数据分组的要求,在各地区应当统一,以便于进行汇总和分解分析。同时应搜集不同类型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差异程度特别是“两头”的分组指标,使公众对收入差异及其合理界限有一个科学的、历史的、全面的认识。避免一些错误的比较,对公众产生片面的误导。

    注释:

    ⑴李虎:《关于基尼系数分解介析的讨伦》,《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⑵洪兴建、李金昌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2期《关于基尼系数若干问题的再研究 —与部分学者商榷》一文中说, “笔者认为,若分母为 ,则每个个体只计算与其他n- 1个个体绝对收入的差距,不包括与自身的差距,因此计算差距的总数目为n(n- 1);而分母为 ,则计算的是每个个体与包括自身在内的n个个体的绝对收入差距,这时计算差距的总数日为 。应该说,两者都有实际意义,并且当n很大时,两者的区别很小,可以忽略不记(计)。但如果从连续的角度和几何图形看,除以 应该更科学,因此现在计算基尼系数时分母一律为 。”实际上,“每个个体与包括自身在内的差距”是没有意义的。“除以 应该更科学”,不是“更科学”,而是只有除以 才能使得 成立。

    ⑶“当总体被分为两组时,库兹涅茨比率R是群体间基尼系数的两倍”。见①。李文中接着说,“由此可见,库兹涅茨比率更多地反应的是不同群体间平均收入的差别,如果用它来代表总体收入差距,将会忽视各群体内部收入差距给总体收入差距造成的影响”。这表明,李文没有认识到两种参照系的区别。

    ⑷徐宽:《基尼系数的研究文献在过去八十年是如何拓展的》,《经济学》2003年第7期,关于基尼系数的产生与发展及各种计算方法,也可参阅该文。

    ⑸杨少华 彭维湘在《统计观察》2006年第9期《对社会不公平程度的度量》一文中, 提出而 是使最大值=1而设定的。这是对标准差法和库兹涅茨比率(也即V法)的改造,但不能在实际经济意义的基础上进行分解。
⑹《半月谈》2001年第10期

    ⑺巫继学:《基尼系数在中国遭遇水土不服》,2006-7-17博客网,文中说到:“在我看来,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分层的。第一层的、最基本的是资本富豪与普罗大众之间的不平。一极是财富愈益集中化,一极是老百姓财富占有愈益相对减少。……第二层的是传统的城乡、工农、东西间的不平。……第三层是行业间、工薪阶层之中的不平,谁都知道,国家垄断性行业是多数人谋求的利益场,有研究表明其职工收入水平比全国企业职工平均水平高出50%”。

    ⑻裴小革在《关于收入分配的几个理论问题》(学说连线网2006-11-02)一文中说:“近百年来在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每年国民收入的比重却越来越大,有的达到80%以上。”并引用了西奥多•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83-84页)中的材料:“到了1970年,美国官方公布的国民收入中大约有3\4是雇员报酬。”。这也表明,库兹涅茨的“倒U理论”,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人分配差别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扩大,后缩小”,与现代化初期差异扩大、中期随生产力水平提高而缩小的趋势是一致的。

    ⑼曾宪初、张洁燕在《基尼系数的计算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知识丛林》2006年第9期)一文中说:“如果说,与发达国家不能相比,与发展中国家总可以比较吧,因为发展中国家也是二元经济。某一时点上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应该具有可比性。据世界银行统计,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03,高于印度的0.378; 同样据世界银行分析,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之大已超过东亚与东欧各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时间内收入差距扩大得如此之快。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事实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条件差的地区发展较慢,条件好的地区过去被压抑着的生产力潜力“迸发”得“如此之快”了。

    ⑽赵晋贤在《关于基尼系数在我国运用过程中局限性的探讨》(《当代经理人》2006.07)一文中说:“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很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还是相当普遍的特殊国情,这使得农村居民消费掉的实物部分成为统计的盲区。”事实上,统计制度规定是包括这一部分的,但在实际调查中,可能有数量和价格低估的问题。如2005年,在农村居民纯收入分组资料中,100元以下的户数占0.65%(见《中国统计年鉴2006》)。笔者怀疑可能有这样的问题。这不是“统计的盲区”,而是统计误差。另外,现行统计年鉴中城镇人口与城镇居民收入调查中的“城镇”口径是不同的,前者包括镇级驻地的农村和与镇、县驻地相连接的村。这对计算差异程度也是有影响的。江小涓、李辉在《我国地区之间实际收入差距小于名义收入差距》一文中(《经济研究》2005年第9期),用36 个大城市食品、衣着、住房、通讯、教育、交通和医疗七大类若干项目,得出地区间“篮子” 价格比较指数。如2005年2月份,以北京为1,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最低的西宁、兰州和银川三个城市,价格指数分别为0.74 、0.60 和0.74。从方法上看,这与笔者提出的国际价值比较法中的价值尺度指数相当。完整的比较,要用统一价值尺度对各地各项目的消费量进行计算。

    ⑾拙著《国际价值论》,1994年1月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拙文《国际经济比较中量值统一的价值尺度———剖析联合国ICP 方法的缺陷》,《统计研究》,2007年5月。

 

 

发件人:"hxsn" <hxsn@vip.163.com>  2009-07-11 09:31:18 +0800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两型农村与生态农业国际学术研讨会征文

农村土地流转的新动因、新对策

——中国乡村发现第二届QQ论坛综述

湖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陆福兴

2009-6

     2009年6月15日晚上8点至10点,中国乡村发现QQ群如期举行了第二届QQ论坛。本届QQ论坛由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调研员、新闻发言人卢水生先生【卢立-苏州(153500810)】担任主持人,著名三农专家李昌平先生应邀作嘉宾。参加论坛的有湖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陈文胜、王文强、刘欣荣、陆福兴、陈旺民、张黎,以及QQ网友彭巨水苏州、草根金融李志怀、杜雪峰河南濮阳、李育明河南农民、蒋曙辉乡镇干部、蔡松焰-湖北、张群峰湖南农民、李牧-安徽等50余人。本次论坛的题目是《土地流转的新动因、新对策》。网友们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分别就“什么是土地流转、为什么要土地流转、怎么样进行土地流转”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以下是本次论坛的综述。

一、领会土地流转真谛,土地流转不能念歪经

    什么是土地流转,是必须准确把握的首要问题,也是土地流转的真谛。苏州-卢力认为:土地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在保留土地承包权、搞活土地经营权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让渡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的一种经济行为。土地流转有三个特征:一是流出方必须拥有土地承包权。没有土地承包权的人让渡自己租赁的土地不属于土地流转,而是转租。二是流出方让渡的是土地使用权。经营有两种形式:直接经营、间接经营。土地流转是运用土地经营权的另一种方式:我经营的是土地、你经营的农业。三是土地流转是一种经济行为。土地流转的种类有闲置性流转与投资性流转。闲置性的土地流转是以劳动力转移为前提,以依然是小农经济为结果。投资性的土地流转不以劳动力转移为前提,可以促进土地增量与增值。过去,土地流转大多是闲置性的,自发性的。闲置性的土地流转是以劳动力转移为前提,以依然是小农经济为结果。投资性的土地流转不以劳动力转移为前提,可以促进土地增量与增值。彭巨水苏州认为,土地流转就是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将其经营权转换。土地也可以是资金密集型的。而我们一般都认为只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土地投资的收益率从农业角度而言也是很高的,但是中国农民的流转就不一定!马克思说,土地、劳动、资本是生产的三大要素。劳动、资本都市场化了,只有土地还没有通过土地流转,可以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益。草根金融李志怀认为,土地流转是中国现阶段建立在以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为基础上的土地经营权的自发转移。农民获得的是土地的经营权,而经营权的范围要大于一般意义上的使用权。

二、找准土地流转的新动因,增强土地流转的动力

    新一轮土地流转要寻找新的动因,要有新的理念。彭巨水苏州说,土地增量是土地流转的明显动因。但真正要实现增值,这就要求当地的经济发达,对土地建设用地需求较高,真正的增值很难实现。土地流转要实现增值,必须与规模农业,特色农业,以及城镇化,农村工业化相结合。传统农业主要依靠动植物的生长结果赚钱,是一次性的;生态农业还能依靠动植物的生长过程赚钱,是天天赚的。但生态农业离我们还比较远,而特色农业、设施农业等还是可以的。当前的土地流转还是受到地域限制的,只有城镇周边的可以,远就不行了。草根金融李志怀认为,土地的收益最大化是动因,但必须要进行土地自由流转,土地流转是一个趋势!

    卢立-苏州认为,发展生态农业,农业产出革命是土地流转的新动因。传统农业主要依靠动植物的生长结果赚钱;生态农业还能依靠动植物的生长过程赚钱。发展生态农业,可以实现农业产出的革命。但是,推动流转加速流转的关键是流转费的高低。土地流转费取决于:1、土地流转费的高低取决于土地收益--即农业用地的产出水平。①通过规模经营,提高收入总量;②通过发展生态观赏农业;③土地整理和异地发展后实现土地增量与增值。农业产出革命:传统农业主要依靠动植物的生长结果赚钱;生态农业还能依靠动植物的生长过程赚钱。2、土地流转费的高低取决于交易成本--即土地流转交易的费用。小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最低,但效果最差;而引进三资农业,一个老板要与1000个农民谈判,交易成本极高。3、土地流转费的高低取决于政府的扶持和补贴政策--相应提高流转收益。包括土地政策(5%-6%建设用地)、各项补贴等。网友153500810 认为,土地流转的目的和动因是土地加入股份合作社,进行土地整理后,使土地增量与增值。蔡松焰-湖北认为,把农民所掌握的资源尽可能的在市场中利益最大化,是土地流转的新动因。刘新荣--农发所认为,土地流转的目的或动因,除了家少减少抛荒和提高土地的规模效益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城市发展等非农用地。

    李牧-安徽认为,土地流转的动因,一是通过土地平整,新增土地面积,在确保耕地面积,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满足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需求;二是提高改变目前农业比较效益低,充分挖掘农业增收潜能,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三是使农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农发所陆福兴认为,土地增效、现代农业、农业规模化也是土地流转的新动因。但是,不是所有的土地流转了增量增值的,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实现充分流转的。因此,土地流转我们应该因地制宜地看待。卢立-苏州认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土地流转是实现富民强村,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最佳途径。这说到底,也就是让农民以地生财。

三、防范土地流转的问题,得意不能忘形

    土地流转并非风景这边独好,如果操作不断,或者不遵守国家政策和市场规则,土地流转产生的问题将是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土地流转得意不能忘形。郭义军—桂东认为,问题是土地流转必须双方有利!草根金融李志怀认为,增加农民的话语权就是利益分配的前提基础,而增量利益如果分配扭曲,农民依然分享不到收益。李牧-安徽认为,农民从事分散经营目前主要是两个考虑一是解决留守在家的劳力的就业问题,保吃饭,补贴家用二是保有对土地的使用权,一旦征用,农民可以获得补偿。蒋曙辉乡镇干部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流不流转农民自己知道,合不合算农民自己也知道。彭巨水苏州认为,土地流转中,市场机制需要,政府的推动也不可缺少。农发所陈旺民认为,农民土地流转不需要提醒不需要政治动员不需要组织,农民自己会判断。刘涛郑社认为,土地流转是小范围的、小规模的,大范围的土地流转很难实现。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土地流转后的这么多农民都做什么?城市能为他们找到稳定工作么?他们还是赋闲在家?这么多土地拿来做什么?如果一下子集中大量的土地,一时也没有用处,大范围的土地流转很难实现,农发所张黎认为,土地流转的前提是保护农民利益。卢立-苏州认为,土地流转的前提是保护农民利益太低了,应该是让农民分享成果。

    草根金融李志怀认为,土地流转是好事,但是土地不能完全服从于资本的控制。一旦这样,泡沫危机和像蒋老师所讲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彭巨水苏州认为,土地流转要解决怎样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的问题,并取得利益上的平衡。把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保护农民的长远之计。

   卢立-苏州认为,土地流转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小户兼农问题。兼业化是一把双刃剑:农业社会“农兼副”有利于经济发展工业社会“工兼农”造成了资源浪费。2、土地流转的最终结果是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规模经营规模经营才能充分利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规模经营才能使种田的农民增加总收入规模经营才能使政府能够承担各项补贴;3、土地流转的重要作用是促进土地增量增值农户承包的净面积(通常不包括沟渠堤岸等)土地入股后由土地股份合作社整理土地可增10%新增土地既作为集体股,又可以置换为建设用地。

    蔡松焰-湖北认为,进行土地流转,农民担心的问题就是害怕连自己本来有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所以需要有一个好的带头团体,以示范和榜样的作用。农发所王文强认为,现在土地流转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除非政府采取非常措施。彭巨水苏州认为,所以农民土地权益难以保护,所以土地问题产生的上访严重。

四、怎样土地流转,我的土地我做主

    土地流转可以产生增量和流量,但是,土地流转最根本的一条原则是,农民自愿,要让农民自己做主。农发所王文强认为,土地流转要坚持从农民自身利益出发,从农村发展,政权稳定等多个角度来考虑,要坚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刘新荣--农发所认为,股份制土地合作社是一个比较好的流转方法。农发所陆福兴认为,土地流转要注意绝对化和异化的问题。私有化与公有化只是形式,要根据国情,甚至要根据地域的情况。关键是要有好的运行机制,不然,什么化都不行。

    罗重谱中南财大认为,土地流转要确保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要适度限制流转的规模。卢立-苏州说:通过一下几个简单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苏州200多个行政村,2008年平均每村的收入是339万元;农民88%拥有股份,去年人均纯收入11789元,其中股份分红等占30.5%,3000多元。实现了:家家有资本,户户成股东,村村有物业,年年有分红。罗重谱中南财大疑问重重地说:现在城市吸纳农民劳动力的能力也开始下滑了,土地流转了,农民干什么?本来现在机械化推行后农民劳动的时间就已经很少了,更多的空闲时间都在搓麻将或者唠嗑,那如果没地了农民会想什么,会干什么呢?土地规模经营了更多依靠的是机械,绝对不会像先前需要这么多农民。

    蒋曙辉乡镇干部认为:有一个问题,假如农民都愿意把土地流转了,集中经营的股东把土地另作他用,说来保证粮食的正常供给?国家巨额的补贴岂不是会富死几个方丈?岳阳以前中国礼品西瓜,市委书记办点,结果西瓜都强行摊卖给市属企业职工。彭晓伟西部农村:其实这样相当于农民种出的好东西,农民自己不能受用,这就不是在解决三农问题,仍然把农民立于一种从属地位。农发所陆福兴认为,土地流转要走市场化,要防止政府干预,要让农民有充分的自愿。否则,流转出了政绩,却害苦了农民。现在有些地方存在这样的问题。彭晓伟西部农村:理想可以有,但是我们必须要立足于眼前问题的结局,小农经济在当下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合理性在于能够保持农村社会的相对稳定。当然今天的稳定,已经远不比以前,我觉得问题还在于城乡落差太大。

    卢立-苏州: 第一,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土地是用于搞农业生产的,而且通过土地整理,可以增加农业用地(这就是土地增量);第二,土地增量的按照《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相挂钩的政策》,可以等量异地置换到工业规划区、城镇规划区用于非农建设。彭晓伟西部农村:其实不是吃饭的问题,是生活得问题。农民不饿肚子,只能说明没有突破生存底线。但今日的生存底线已经上升,农村社会的不稳定显然不会再是吃饭问题,很有可能是精神落差。彭巨水苏州:农村缺人,缺带头人,敢干的人。农民一盘散沙 缺乏市场观念教育。这才是关键。蒋曙辉乡镇干部:大家说句良心话,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税费免除、惠农补贴政策,近几十年来,太多的农村政策到底给农村带来了多少实惠?农民是悲哀的,在经不起不切实际的涉农政策瞎折腾了。

 

 

发件人:"heshihuih1h1h1h1" <heshihuih1h1h1h1@163.com> 2009-07-03 17:31:43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我国农村重新连片分地的国情分析88 大军同志:如果有幸被收录,请用这一篇。谢谢!

我国农村重新连片分地的国情分析

何世会

heshihuih1h1h1h1@163.com

    作者简介:何世会 湖南永州人,高级种植科技人员,专注于农村土地改革,希望能找到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钥匙。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花寨乡余家城村一组村民张财年兴奋地告诉农民日报记者:他家9.1亩地原先分布在13处,得花2天时间浇水,经过推行土地连片经营后,成为一处地,配水时间是71分钟,结果只用了47分钟,节约了340多方水。这是甘州区花寨乡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推行以社为单位,将土地集中后重新分配,进行连片经营的新机制的缩影。

    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农民和农村基层官员即使很想在农村重新连片分地,但是象这样能成功的却是很少的,只要调整土地,就会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一旦利益(可能)受到损害,这些村民就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法律和政策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央不是规定农村土地承包30年或50年不变,不要随便动农民的土地么?无论村中有多少农户要求调地,也无论乡村组织有多大的决心调地,那些可能会因为调地利益受损的农户,都会通过上访(或威胁上访),将调地之事搅黄。”

    经调查,我国现在有许多农民的日子不好过了,出去打工找不到门路,呆在家里又无法种好田,因为农村的土地不但又小又散,而且它的灌溉设施大部分都被破坏了。我们的许多农民和基层干部都认为当前农村土地政策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国家重新连片分地的愿望很强烈。一些土地专家却认为:重新连片分地要花费掉国家的很多精力,会引起全国农民的高度关注,搞得不好会爆发社会动乱,建议中央以稳定为重,千万不要重新连片分地。那么重新连片分地到底由谁说了算?假如重新连片分地,我国具备了什么条件?我个人认为:重新连片分地已时机成熟刻不容缓:

一、连片分地是我国人口增长已经缓和的必然选择

    随着计划生育的深得人心,我国人口增长高峰已过,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我国将慢慢进入老龄化社会,一般而言,人口是不会增加的甚至还会减少,这给连片分地带来了极好的机会,就是说如果能连片分地,几乎可以50年100年甚至几百年不要调整,便于农民进行庄园化生产,可形成许多百年农庄,有利于农民们进行长远投资。再说,老人们多喜欢留在农村里,他们是小农观念,他们把土地看得很重要,一般不愿进行土地流转,田地分散将直接导致他们抛荒或粗放经营。据统计,1990年我国人口是11.3368亿,到了2008年我国人口是13.2246亿人,也就是说,我国现在有2亿人口无田无地了,如果把超生的和结构性失调造成的无地农民(如娶媳妇和移民、土地被征用和被买卖)计算在内,我国的无地农民起码有3亿人。“耕者有其田”在农民看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土地也是我们农民最后的生存保险。据黄迁海调查:豫东某县伏岗村,自1998年调整土地以来新增人口613人,减少人口378人,一些农户全家四五口人只有一口人的地。许多无田地的农民子女性格固执孤僻,心理健康明显差于其他少年儿童,并且有暴力倾向。

二、连片分地是打破城乡二元制的迫切需要

    我国城市化建设迅猛推进,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同时城市化建设对农民而言回报较高,这势必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如果农业生产不能提高劳动效率的话,收入将会很低,那些青壮年都想往城市里安家,要知道,打破城乡二元制也要部分有能力的农民留在农村搞规模连片经营,而连片经营最好最快的措施就是连片分地、它才可以留住部分农民安心务农,因为一方面农庄生产不是很累,另一方面在农村空气清新,工作自由舒心,当然最重要的是农民可以像工人一样进行机械化现代化作业,可以仅依靠农业高效率的生产就能较快地向小康迈进。按照党国英的理论,打破城乡二元制,促进农民进城,要提倡“以土地换住房”和“以地租换保障”,因此,农民进城后,留在农村的土地最好是流转给别人或卖给别人,但如果土地不成片,零散破碎,难种难管,谁愿意要你的土地呢?事实上,农村中有许多零散的土地是无法流转的,只好送给亲戚朋友种,或者荒在那里。我们那里就有一家人,他老婆到县城开了一个移动专卖店,一个月能挣2000-3000元,他男人则给别人做家具,收入也比较可观,他们的农村房子连同宅基地以10000元卖给了邻居,但他们的水田想以100元每亩的价格流转给别人却无人要了,原因是那些田地太零散,更不用说山和地的流转了。事实上,不光是打破城乡二元制促进土地流转规模经营,还是搞公司+农户、搞农业合作制、延长土地承包期限甚至提倡土地私有制等等,首先都必须要连片分地,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三、连片分地是解决返乡大学生和返乡农民工急需土地规模经营的最顺利的途径

    由于大学扩招,我国人们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但是随着大量国有工厂的改制、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危机的到来,农民打工难、大学生就业难已是不争的事实,广大大学生读大学时忧心忡忡,非常担心自己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无法养活自己。如果连片分地的话,即使我们的大学生无法找到工作,但还是可以回家利用那十几亩的田地,搞特色种植和养殖,说不定比有工作的还好呢?绝不会对于失业诚惶诚恐,甚至报复社会。但是现在,我们的大学生很难到农村创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田地山太零散,租用别人的田地不但需要资金而且不一定有人愿意租地给他们。黄迁海说:“我乡兽医专业毕业的王小法,一直想养猪,就是因为调换地达不成协议,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愿望。”

四、连片分地是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及时完善和加强

    30年前的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使农民真正地成为了土地的主人,人们一下子很轻松地就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国农村土地改革的重大创造,是非常符合我国国情和适应农民的心理意识的。自此以后,我国工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现在的农民要向小康迈进了,旧有的土地制度适应不了时代需要,特别是农户的田地零散细碎,非常不便于规模经营,致使劳动效率远达不到小康的要求。当前,联产承包责任制变成了一场改革不彻底的不适应农业生产需要的改革。同时,从30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上可以看出:农民基本上很少向土地里使用石灰、有机肥等改土物质,一味地依赖化肥农药增加产量,我国的农田土壤结构土壤质地已严重破坏,土壤保肥性供肥性保水性已严重降低,土壤养分已严重不平衡,虽然进行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补救,但收效甚微,仅能在灌溉条件特别好的良田上进行,那些中底产旱土的改良根本无法进行,而我国中底产土地的面积占了绝大部分。我们还发现,农村有很多田地已经成为荒地,农村灌溉设施很久没有派上用场了,已经老化甚至被严重毁坏,此时,如果不连片分地,国家为了提高粮食播种面积即使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灌溉设施的修补,也不会是长久之计,因为田地太小太零散,农民根本就不想种。如果不从深层次的土地制度上下手,不连片分地,就无法正确地回答好抛荒的难题。吉安市青原区区委书记徐明经过土地流转的实践后说:“对零星分散、插花严重、不便经营管理、产出率低的水田和池塘,只能实行统一调整、重新分配。”

五、连片分地是遏制官商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有力法宝

    农民失去土地,不是成为封建社会的帮工就是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苦工,从洪绣全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运动到孙中山革命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无数英雄牺牲的先烈们所盼望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将永远不得实现。一些地方基层官商已经充分认识到农村土地的潜在价值,他们利用农民暂时的无知,利用手中的权利和在农村中的威望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占土地,采取骗、买、调、征、占、挤等手段,非法侵占农民的田、地、山、和集体的池塘、水库、毁弃的学校、林场、果园等等,特别是农民的那些零散的土地,他们更容易得手,许多农民的感情太朴素了没有心计,觉得那些零散的田、地、山反正已经荒在那里没有什么价值,碍于有钱有权人的情面或者自己急需钱用,于是卖掉了。例如,我们那里有一个组长利用邻居间的感情,不费一钱一米就非法占有了6亩多的山林种奈李,而且还拿到了世世代代属于他的合同。我们那里还有个农民,她得了癌症,她的3个儿子都不想拿钱给她治,一怒之下,她就卖掉了自己的10多亩山林。 如果连片分地后,农民就不会随便卖地了,因为他们可以明显清楚地感觉到这些土地是有很大的作用的,种好这些土地比打工差不了哪里去。如果我们还不连片分地,我们某些农民的救命的土地就会慢慢地被某些地方官商瓜分掉。当农村一些土地私下买卖以后,那时再进行土地改革,就是革某些人的命,还能改革吗?当一群善良的农民不小心把那些自以为零散得无用的土地卖或长期租出去以后,一旦他们吃了上餐无下餐时,这个社会还能安宁吗?好在这种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事才开始,此时连片分地还可以挽救许多损失。

    在2007年的最后一个月份,黑龙江富锦市,三江平原腹地上的这片黑土地似乎有某种按捺不住的激动和不安。两星期前的12月2日,在富锦市的东南岗村,两个名叫于长武、王桂林的农民草拟了一份宣言,声称要代表富锦市72个村4万失地农民,讨回并重新分配13年前被非法占用的土地。这得到了包括长春岭村在内许多村子的响应。随后,丈量土地和重新分配就在各个村屯自发开始了。 那份宣言长达千字,多数村民甚至看都没看,就以一种最直接明了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拥护,在一张分地的纸上按下了鲜红的指印。对他们来说,知道"分地"这两个字便已足够。在村民们的理解里,分地,其实就是要回他们被占用的土地。过去13年间,他们使尽了多种办法均未奏效包刮到中央上访,而这,几乎是他们最后的尝试。而这一“分地”就解决了13年的上访都无法解决的官商侵占土地的事。

    其实,许多土地问题、许多官民矛盾、许多民间纠纷,都会在连片分地的制度下,漫漫淡化,甚至杜绝,因为只要农民能安居乐业,农民的心胸自然就开阔,决不会憎恨社会,围攻官商,没事找事干。
六、连片分地是克服土地流转矛盾不可调和的根本办法

    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解决农村的有田不能种、有地不能用、有山不能管的抛荒难题,为此,国家出台了许多措施,减轻种田种地人的负担,如农村孩子免学费,种田免农业税,甚至还有补贴,并且鼓励田地流转和退耕还林。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未能扭转乾坤。虽然有人看到了种田种地的希望,出现了一些种粮大户,但是几个种粮大户能解决国家的粮食危机吗?能将所有抛荒的土地利用起来吗?这些种粮大户种的大都是灌溉和交通条件非常方便的田地,那些偏远、贫瘠的田地依然芳草萋萋,而且这些种粮大户也没有几个敢作长期投资,如:整体规划,土地改良,建设沟渠等等。他们的种田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因为种粮大户知道,作为承包人的田地随时可以被要回去,承包人也比较明白,打工不是一辈子的事,他们也随时可能会遇到失业或年老或农村政策好等其它情况,还是有可能回到农村种田地的。因此,这些田地流转给种粮大户种不可能是长期的,而暂时的流转是很难把田地的潜力挖掘出来。只要承包人没有灭绝,或全家户口没迁走,国家就不可能以法律的形式将某人的田地收回给种粮大户,因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

    目前的土地转包经营者一般都对土地有一定的规模连片经营的要求,土地承包到户时,各地都是根据土质好坏、离家远近、灌溉是否方便,按人按片平均分配到户的,农地规模十分狭小,农地地块十分分散。后来,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国家又进行了几次土地调整,许多农民又将本来就不大的田块分成小块,小块分成碎块,平均分给新增的人口,造成农民的承包地更加零散。如今,要使这些零零碎碎的土地流转集中到一起,不仅操作复杂,而且困难重重,严重地制约了规模经济的发展,从现在的情况看,通过土地流转最终形成连片的10亩以上的种养大户很少。平均一个镇也没有一二个。

    我们那里土地流转喊了近一年了,但是原来荒的田地依然荒的那里,还把镇干部累的要死。土地流转固然好,但是经过实践,似乎无法彻底地解决农村土地抛荒问题,为什么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土地流转的条件不成熟,即农户们田地太分散,十分不方便流转。按照现在的土地流转进度,恐怕再过50年也不一定能让中央满意。例如,我们那里有一个人早就想搞一个养鸡场,但由于别人不与他调地而没有那么宽的场所迟迟干不起来,直到去年才好不容易花了65000元钱把一个废弃了的面积约10亩的小学租下来改造成养鸡场。其实他家里有十多亩的田地,但由于太分散而无法调到一块,因为农村的宗族斗争太厉害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田地荒废而用高价去租别人的田地,这划得来吗?这样看来,这样的土地流转不但阻力很大而且代价很高。所以,我认为,当前一些措施对提高农民种田种地的积极性是有益的,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土地问题就是农村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解决不好,农村就搞不好。

    新疆沙湾县四道河子镇下八户村1万多亩土地,分地时被分割成近1200多块,同一户家庭的土地分散在好几个地方,耕地、浇水、管理很不方便。农民自发自愿的土地流转搞了将近25年了,不但出现了大面积的土地抛荒,而且棉花产量很低,农民生活走到了尽头。村支书赵金财上任伊始,听说毗邻的兵团团场的棉花产量都在400公斤以上,就领着村干部去取经:人家高产的奥妙就在于——土地集中连片、全部采用滴水灌溉,耕种管理非常方便。

    2005年初,下八户村在征求多数村民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全村进行大规模土地互换。七零八落的上千块土地,一下改造成一块块大条田。农民也在土地互换中得到了实惠。如今全部土地实现滴水灌溉,1/3的农民外出务工。去年,下八户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近8000元。这与其说是土地互换倒不如说是重新连片分地。

七、连片分地是解决我国人多地少奔小康的难题的重要举措

    有人认为:种田种地是很难奔小康的。我不这样认为。一些实践证明,利用稍为科学的种田地的方法,一个拥有6亩田、8亩山地五口人的家庭,年收入是完全可以达到叁万元的。让我们作一个简单的计算:6亩田种水稻:900斤/亩×2季×0.9元/斤×6亩=9720元;8亩山地种柑橘:6000斤/亩×8亩×0.5元/斤=24000元,收入共计33720元。其它的经济作物和家畜饲养的收入,作为投资抵消。这个收入基本上可以和两个人在外打工的收入持平,但劳动强度却比打工轻松多了。如果是搞特种种植和养殖,收益就更大了。

    为什么会有种粮大户,就是因为种田种地还是很划算的。种田种地的资金投入比其它任何一个行业来说都是最小的,投入的主要是劳力和免费的阳光、空气和水。

    我国有没有这么多土地呢?即五人家庭具备6亩田和8亩山地呢?完全有:960万平方公里除以10亿人农村人口等于9600m2,即人均15亩,五人已经有75亩山地了,从理论上讲,应该是绰绰有余。虽然我国人多地少,其实只是耕地少,如果把山地也充分利用起来的话,也不少了。从实际调查的情况看,基本上每户可以具备10--15亩土地(包括可以利用的山)的面积。

    那么,现在的农民为什么不愿走种田种地这条路呢?我认为,不是农村劳动条件差,不是农村做事累,也不是我们的农民对种田地有偏见,其实我们的农民是很想种田地的,关键是田地星星点点、七零八散!反过来说,如果农民在农村可以舒舒服服种那几亩田,不愁吃也不愁穿,为什么要跑到城市里去打工活受罪?还千方百计地想把房子买到城市里去,去呼吸那不清洁的空气?去做一个没田没地没有工作保障没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工呢?让我们看看陕西榆林市榆阳区金海北村村民是如何通过连片分地奔小康的:

    陕西榆林市榆阳区金海北村村民原来的耕地按等分摊、人人有份,致使耕地地块狭小且比较分散,不仅需要大量劳力进行传统耕作,而且把好多时间浪费在了路上。于是农民们不顾国家禁令,进行重新连片分地,一家一大块,非常适合机械耕作和规模经营。群众们家家添置了拖拉机,并根据周边市场对玉米需求旺盛的情形,种了优质高产玉米、饲料玉米,迅速发展成了该村的一项主导产业。

    村民赵发祥和妻子一边剥玉米一边告诉记者,他家今年种了15亩玉米,每亩能产1500斤。每斤玉米按七毛六计,光玉米能卖17000元。据该村支书侯招林介绍,今年全村仅玉米收入一项就达160万元。全村人均纯收入超过4000元,远远高于全区平均水平。他说,这两年政策好,不仅免除了所有的税费,政府还补贴农机具、地膜、化肥等资料。现在又享受了移民补助20年的新政策,村民们家家有存款、户户买机械。村里的年轻一代有的已经开上了小轿车,金海北村由原来的瞎沙湾变成了现在的小康村。

    谈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金海北村将如何抓住机遇发展时,村长侯招林兴奋地说:“我们村将借政策的东风,坚持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实行高效经营,就是让全村一部分人搞规模种植、一部分人搞规模养殖、一部分人组织全村机械承包工程、剩下的人在集镇搞第三产业。我盘算用不了三年,我们庄户人生活一定能超过城里人!”

    为了把农村所有抛荒的田、地、山都尽快利用起来,让农民安心、让农村安康、让农业安稳。我强烈呼吁:把农村土地重新连片分配,根据各个村庄的具体情况,尽量使各“家庭”的田、地、山集中在一处。(这里的“家庭”不一定指户,也可以指几户自愿组合在一起的一个分配单位,这样一来这个家庭分得的田地将会更多,更便于连片经营。)该措施的优点有:

1、减少农力耗损,提高劳动效率

    当前,农村田块零零碎碎,有的一块田分给了三四户农户种,而且有的农户家的那小小田块之间距离还比较远,一般农户家的田、地、山总共分散在10-20个地方。例如我家的单独水田就分散在9处,总共才4.4亩田。每一块田挖水一次就要挖7次水(有两块天水田),一到收割水稻时,一百多斤的打稻机,一百多斤的犁田机搬来搬去,上岭下坡,浪费了大量的劳力和时间,大大地降低了劳动效率,做起事来又辛苦又心烦,我家就干脆不种,宁愿出去做苦工。其实我家的田地都是些很好的田地。如果田地分布在一处,那就可以节约五分之四的时间和劳力,挖水、犁田、插秧、治虫、施肥、收割将变得非常顺手和轻松,可以实现节约型农业生产,如果这样的话,我的家人是很乐意在家种田种地的。虽然种田种地收入不是很高,但做起事来舒心、自由和轻松。

2、十分有利于土地流转

    种粮大户需要的多是土地成片、灌溉方便、便于机械化操作的田地。如果田地零散种起来费工太多,没有综合效益,就是送给别人种,别人也不想种,更不用说收租金了。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田地零散,种粮大户要想得到某一成片区域的农田往往要和多个农户协商,协商的农户越多遇到的阻力就越大。如果连片分地的话,即使田地条件差一点,种粮大户也愿意要,因为它是成片的。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密云县太师庄村村民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样板,他们的做法是:由村委会出面,将土地全部回收,经过重新规划,再将土地连片转给种植能手和养殖大户,不但把村里的土地都流转出去了,而且农民的年收益由原来15万元提升到现在的75万元。其实,土地流转必须要政府出面、政策保护、统一规划,单靠农民自发自愿的土地流转,不仅速度太慢,而且阻碍太多,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是无法实现连片耕作的,土地零散是土地流转很难逾越的瓶颈。而“连片分地”可以从制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土地在短时间内迅速集中起来,稍加流转就可以形成许许多多的种养大户。

3、可以大力发展种植业和养植业

    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是振兴农业经济的唯一出路,田地集中分配以后,即使不用土地流转,也可以形成许多10--15亩左右的小小的种养大户,我们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也能如虎添翼,迅猛发展,大多数农村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发展种养业,搞小庄园经济,可以不必过急地追求发展种粮大户,因为土地流转必须是政治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再说,我们一些农民的土地如果是由于太分散而导致自己不能耕作的话,那么他们宁愿荒在那里也绝不愿流转给别人。况且,中央也一再强调:只有在第二、三产业发达,大多数农民实现非农就业并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收入来源的地方,才有可能出现较大范围的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我们国家现在还不能普遍地达到这个条件。因为我国农村人口实在是太多了,无法短时间内大量地安置到城市就业。如果田、地、山分散,不便于综合利用,种也不好种,养也不好养,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田地荒芜。我们的农民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在种植和养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要条件成熟,我国农村家家都会变成十亩左右的种植庄园、养殖大户。那才是真正的新农村。

4、便于实现农业现代化

    现在农村田地的分配方式严重地阻碍了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和推广,犁田机、收割机,使用条件是田地平而宽,且作物成熟期一致,七零八散的田地十分不适合机械设备的操作。田块面积小操作不方便,相邻田块是别人的,庄稼可能还没成熟,不便于机器通过,很多农民只能采用原始的劳作方式,致使我们有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如果田块集中到一处了,利用现代化种植方式,生产效率可以上十倍、上百倍地提高,短时间内就可以大范围地把我们的农业生产水平向前推进几十年,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例如:徐闻南塘村当年采用最老土又最公道的方法使土地连片耕种,全村由此走上致富路。下面是羊城晚报的报道:

    抓阄的地点选在一条较长的村巷,村干部用石块把写好序号的阄压在地下,为了体现公平,他们请来海安镇干部到现场监督。当时,全村的人都集中在巷子里,抓到好阄差阄,大家都无异议。抓阄顺利完成,意味着南塘村土地调整宣告成功。过去每户都有十几块地,现在合成了一块,多的才两块,人到田头,全家的土地都在脚下了,彻底改变了过去村民干活时很多时间都耗在路上的状况,同时,由于成片土地便于管理,村民对农作物进行结构调整,大种葛薯、香蕉、北运蔬菜等经济作物,有的在田头打水井,有的在地里铺设输水管道,提高了抗旱能力。

    村民林日强说:“现在南塘村的耕作方式也改变了,以前是靠牛耕地,现在土地连成片,拖拉机开到田里,十几亩地不用半天就搞掂。过去用牛耕,十几亩地半个月都弄不完。”

    土地调整富了南塘人。2005年,南塘村修起了硬底化水泥村道,总长4.4公里,总投入80多万元。今年又投入20多万元,修筑1.3公里的水泥路到田园。2006年,葛薯大丰收,南塘村里没种葛薯的村民主动帮种葛薯的村民收获葛薯。当年4月20日,种葛薯的村民为了感谢大家的帮助,一起凑钱摆喜酒,请没种葛薯的村民共饮丰收酒。自从那年起,每年的4月20日就是南塘村办丰收酒的日子,全体村民男女老少一起聚餐庆丰收,至今已连续四年从未间断。

5、增加就业能力

    田、地、山集中以后,那些在外打工年收入一二万元的农民很多都会回家搞农业,把岗位留给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不但如此,只要田、地、山分配规划得好,就连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也会到农村寻求发展。但是,如果农村田地分配不好,不要说不交农业税、免农村孩子义务教育学费,就是每再亩补贴一二百元恐怕也留不住农民回家种那几亩破田的心,更不用说什么粮食安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第三步目标了。长此以往,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国家就业压力不知道有多大,一旦出现什么粮食危机、政治危机,那个暴乱就很容易发生了。农村搞不好,城镇化建设就是空中楼阁,经不起折腾和打击,只有农村就业能力大增,粮食、肉食品、水产品能够大量地源源不断地输向城市,我们的国家才真正称得上国富民强,国泰民安。

6、便于发展生态农业

    当田、地、山以家庭为单位集中到一处后,将十分便于农民合理规划布局、土地改良。农民可以根据当地水、光、温、土壤特点进行合理规划,哪一块地要植树造林,哪一块地种植果树,哪里设计鱼塘,哪个坡要去掉,哪个坑要填平,哪块地要改良等等,都会得到最好的安排。各种有机物桔杆也便于集中处理作沼气池发酵,当沼气发电应用以后,农民就可以把家搬到他们的田间地头,集中精力搞农业。还可以很方便地得到沼气肥,于是各种农作物秸秆高效利用,各种田块有机配合,各种土地取长补短,合理安排间套复种,季季高产,全年丰收。果、树、鱼、猪、鸡等紧密联系,互相促进,获得最佳综合效应。各种农药化肥使用量将降到最低,形成我们盼望已久的生态农业。例如:种一亩紫云英或油菜可以相当于在那亩田里施30-50斤的尿素,还能改良土壤,那农民为什么不种呢?就是因为田地太分散,种得下但管不好,农村牛羊捣乱太利害了。

    如果田地山集中到一处的话,我们的农村能用的上的土地将很可能被全部利用起来,或种水稻,或种大豆玉米,或建果园,或栽林木,养鸡养鸭,养猪养鱼,屋前是自己家的稻田和池塘,屋后是自己家的菜园、果园、林园和鸡场。到时候我国农村到处都会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一片和谐富饶的新农村,一个个农户就是一个个科技农园,一个个小康农庄,一个个小型农场。我们的农民是很能干的,可以将沙漠变成绿洲,将荒山变成果园。

7、能充分发挥农村留守劳动力的潜力

    目前,留在农村的多为50岁以上的老人、妇女和少年儿童,土地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块鸡肋,想种又无法种好,流转给别人种又觉得可惜。一般只能种几块灌溉条件好、离家近的田,保证自己不买粮食吃就算不错了。如果田地分配到一处,就可以把他们有限的劳力充分挖掘出来,大大提高他们种田种地的积极性,发挥老人的余热和智慧,以前离家很远的那些零散的田块没有了,现在的田地又宽有大,非常便于耕作和管理,以前拼尽老命只能种一亩,而连片分地后儿子又给他买了犁田机和动力打稻机,可以种上十亩田地了。

8、便于政府引导,走产业化规模化的道

    田地集中分配,既吸取了土地流转形成种粮大户的优点,又继承了我国80年代土地承包的优点,农民劳动起来心喜、心甜、心安,无后顾之忧,可作长远打算和投资,对于政府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扶持,只要利润较好,是非常乐于接受的。广大农民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和自己田地优势,调整自己的作物品种,搞特色种植,走产业化、规模化的道路。 如搞大棚蔬菜、种特种果树,规模养殖,还愁奔不上小康吗?说不定可以奔上大康了。农村不搞产业化、机械化、规模化、农场化、市场化,是没有出路的,光靠个人落后、低效的劳动技术,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恐怕连供小孩读初中都成问题。

    如:贵州兴义的做法得到了老百姓的大力拥护,今年,按照“因地制宜、统一规划、打破田块、分期建设、重新分地”和“小改大、梯改平、瘦改肥、曲改直、薄改厚”原则,园区继续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对6个田土整治点4100亩“差田散地”集中收回,进行了统一规划整治,推广优质水稻种植15000亩;推广高产玉米种植14000亩;推广轮作无公害蔬菜种植近3万亩,部分农户蔬菜种植亩产值已上万元;种植大红袍、碰柑、桃、梨、李、草莓等优质水果1万亩;重点推广早春税毒洋芋种植6000亩;推广“菜—菜—菜—稻”四季多熟制种植4000亩。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多渠道促农增收,园区农民人均纯收入5000元以上,比2002年增加一倍以上。站在市场农业、效益农业的高度,跟踪市场变化,压缩低产低效农作物面积,提高种植业的商品化、专业化、集约化水平,形成了万亩优质水稻、万亩优质玉米、万亩优质蔬菜、万亩优质水果和百万畜禽养殖基地等“五大产业”,建成了丰都草莓、丰都早春脱毒洋芋、普子“场带户”奶牛养殖、桔山花卉苗木等“四大基地”,形成了龙塘的早辣椒、岸阳的早茄子、杨柳井的西红柿、洒贡的大头菜、季腰山的早糯包谷等一村一品、一组一特的产业格局,优质农声品占周区农产品的比重达80%以上。这些项目由国家投资600余万元,加上农民投工投劳,总投资约1100余万元。为什么农民愿意拿出这么多钱,就是因为政府连片分地后又引导有方

9、有利于利用荒山 ,增加收入

    我们的农村不但水田被划分得零零散散,山和地也是按片按质平均分配的,每一户的山和地一般都分布在5-15个地方,农村的山地基本上没有利用起来,也无法流转给别人。我们学校有许多老师说:“如果将山地连片分到一起,我就把我老家的那些山地种许多杉树、油茶树或者杜仲树或者板栗树银杏树什么的,然后把他们围起来管理,再在它旁边建一个池塘,造一个小屋,寒假、暑假、星期六、星期天就可以轻松地去自己农园里享受一下田园生活:钓鱼、爬山、采野果等等。” 但是,在现行的这种土地制度下,这只是一种幻想,就好象一张一百元的钞票,本来可以买许多东西、做许多事,现在却被撕成了碎片,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谢进杰先生说得好:其实我国绝大部分农民可以通过山地和丘陵来致富,我国的山地和丘陵面积是耕地面积的3--10倍,如果充分开发利用,在山上种植果树药材、或养鸡养羊等的收入其实是单纯种水稻玉米小麦等经济作物的好几倍。

    临城县西辛安村的村南1300亩山地以前是荒岗一片,你一块,我一块,谁也没能把它利用起来,王雪志当选村干部以后,却把它变成了“聚宝盆”。从2001年起,他就决心把这里变成全村农业结构调整的“土深圳”。在积极争取县、乡支持的前提下,多渠道融资62万元,进行了统一规划治理,栽植核桃、大枣、柿树5.5万株,打深水井1眼,架线700米,铺设防渗3200米,建成高标准养殖示范区200亩,发展牛、羊、鸡、猪等新品种20多个,建成无公害蔬菜基地260亩。

10、有利于社会稳定

    连片分地后,由于抛荒少,劳动效率高,收入也就可观,农民可安心务农,不会作死地去与工人争饭碗,大大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就业容量。而现在,农民为了种几亩破田累得疲惫不堪,工人为了找个工作受尽挫折,学生们则更加可怜,很多人连大学都不想读了,长此以往,我们的社会将象绷紧了弦,很多矛盾将一触即发,维持社会稳定将会浪费我们国家政府大量的人力财力,国家的正常运转受到影响,经济建设也只会是擦边球。再说,我们有许多的农民都没有田地种,工人没工作做,搞得不好,这些人就是引起社会动乱的活跃分子,因为我们把他们最基本的生存资本---土地或工作剥夺了。有人也许担心,重新连片分地会引起社会动荡,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广大农民是支持的,很多村庄的大胆实践都证明了“重新连片分地”非常正确的,如果我们一味地怕这怕那,那还要改革干什么,就拿小岗村来说,要是没有那几个农民冒死签字,能有今天吗?

    土地问题解决不好,社会就无法稳定。最明显的例子是临城县西辛安村,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这村的土地状况始终没有改变。许多新出生的小孩、嫁过来媳妇都没有田地种,引发了大面积村民、官民矛盾。该村365户人家中有180多户为土地延包问题集体上访。王雪志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分层次召开支部会、党员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大会,在充分探讨研究的基础上对个别“钉子户”进行批评教育,在全村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由支部成员、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组成分地小组,重新丈量评估全村耕地,核实每户实有人口,科学编排分地程序,让添地的群众理直气壮,减地的群众心服口服。就这样,新班子只用了27天时间就把这个老大难问题顺利解决了。

    连片分地的优点还有很多:可以提高治虫的效果,可以减少农民土地纠纷,可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可以减小抛荒面积,可以稳定我国耕地数量,可以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可以迅速地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那么如何重新分配田地呢?我认为,不能采用以前的分配田地的方法而将田地分成三六九等,最多只作水田和山地(包括旱地和荒山)两大块进行分配,并尽量使每个家庭的水田和山地连成片,如果有人不愿意要水田只要山地发展特色种植那就更好。具体的操作方法可以由农民自己去探索。如果某人分得的土地可能差一点,那没关系,可以给他多分一点土地,或者由国家安排资金对每村分得最差的3-5农户地进行土壤改良和水利建设,况且一般的中低产土壤经过两三年的改良是完全可以达到高产土壤的肥力特征的。我建议:为了方便城市资本下乡,凡是老家在农村的所有非农户口人员,也可以在老家农村分得一份土地,这也等于给城市可能遇到失业的人员买了一份失业保险。

    其实,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已经认识到了连片分地的重要性,广西日报记者韦义华在广西江州区左州镇光坡村一个叫弄净的土坡上,遇到左州镇进村工作队队员吴日威、黄华乐和光坡村、布罗屯的干部们,吴日威告诉记者说:“这些耕地是布罗屯56户村民的责任地,实行整合后,正准备分给农户。” 村民何红谋告诉记者,他家共有12亩甘蔗地,原来分成20块,面积都很小,“插花”在各家各户的责任地之中,各农户耕作都相互受影响,而且非常费时费力,每年砍运甘蔗要花费160多个工日。土地整合后,他家的12亩地整合成两大块,用拖拉机耕作一个早上都不到就能完成,而且路通到地头,以后砍甘蔗就可以节省60到80个工日,可节省成本4000元左右。同时,实行滴灌以后,甘蔗亩产可达10吨以上,每亩地可增收1000多元,而且宿根蔗可延续5到8年,成本就更省了。

    在这方面,甘肃河西走廊祁连山北麓的民乐县还要做的好些,在连片分地的同时还进行了土地平整和灌溉系统建设。县政府成立了基本农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一系列配套制度建立并开始实施。2007年10月13日,项目一期工程正式开工。挖掘机、推土机等大型施工机械开始作业,工程技术人员开始登记田块、现场指导和施测放样,渠、路、林、田配套整理全面展开。与此同时,乡村干部开始集中村民着手开展一项极为严肃的工作——项目区土地权属调整,这是土地整理项目顺利实施的一个基本前提。

    对大量零散不规则的田块进行大幅度的整理和调整,必然涉及农民承包经营权的变更。县国土资源局和三堡镇充分发挥项目区每个村委会的自治作用,放手让广大群众充分讨论,提出大伙儿广泛认可的土地权属调整及耕地分配承包方案。最后确定,项目实施过程中,收回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项目实施后,按照集中连片原则重新分配和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持每户原有承包地规模不变,并对新增加的耕地按照原有承包地的比例进行分配。

    但是,这些以村、以乡、或以县为单位的重新连片分地都是有局限性的,它不能考虑人口的增减,例如:嫁到其它县的人要不要分地给她?新生小孩要不要分地给他?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要不要分地给他?甚至最近逝世了的人要不要分地给他?等等如果没有中央出台的法律是无法很好地解决的!所遇到的阻力也是很大的。

    我相信:我们的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在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严重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在我国农村土地矛盾错综复杂的时候,我们的党中央决不会坐视不管。在全世界都处于经济危机的迷惘中,在许多人都失业的情况下,在大学生都很难找到工作的形势下,我们的经济发展要走出低谷,必须先在农村改革,虽然以前有人规定了农村土地50年不动,但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说的,现在并不一定适用。请中央尽快作出决定,不管连片分地有多难,不管连片分地的阻碍有多大,只要是为了农民的利益,为了的国家繁荣富强,我们的农村改革就一定要彻底地进行下去,决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半途而废!我们中有许多人都想在农村大干一翻,如果再等上10年8年,我们都老了。

    既然小岗村的成功经验可以全国推广,那么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花寨乡余家城村、 新疆沙湾县四道河子镇下八户村、陕西榆林市榆阳区金海北村、北京密云县太师庄村、徐闻南塘村、贵州兴义、临城县西辛安村、广西江州区左州镇光坡村、甘肃河西走廊祁连山北麓的民乐县的“重新连片分地”的非常成功的经验为什么就不能在全国推广呢?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2009-07-02 13:59:2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克服经济危机的利器

按人发钱是克服经济危机的利器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一、背景介绍

  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不仅使人们的金融资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进一步侵蚀到实体经济,导致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使中国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毫无防备,遭受的损失也尤为突出。

  面对这场危机,各国政府相继采取了各种对抗危机的手段。美国于2008年11月通过了8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中国政府也宣布了4万亿的救市方案,紧接着各地政府层层加码,合计出台了约18万亿的投资方案。

  在诸多救市方案中,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亮点,那就是笔者倡导了多年的“按人发钱”。2008年11月18日,台湾地区宣布每人发放3600台币的消费券,穷人富人都一样,完全平均发放。12月20日,日本公布了总额高达2万亿日元的定额补助金发放方案,发放标准为每人发放12000日元(合人民币924元),65岁以上和18岁以下者发放20000日元,发放对象不仅包括日本人,还包括所有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2008年12月中旬,被人们称为“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在南京广州等地的演讲中也提出中国应该拿出1万亿人民币,给全民发消费券,以扩大国内需求。一时间,发钱发消费券成了中国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二、理论介绍

    历史

  主张给民众无条件发钱的历史由来已久。在孔子的思想中、在圣经和古兰经中都能够找到它的痕迹。基本收入国际网络(BIEN)的研究者认为,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建议已经存在至少200年了,这项建议的大部分是受到了激进的英国人托马斯-斯宾塞(Thomas Spence ,1750—1814)的启发,他与美国人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富立叶共同拥有这个思想。

  米德(1977年诺奖得主)于1930年参加一个研讨凯恩斯理论的剑桥学术圈。它于1935年在《工人政府的经济政策手册》中为公民收入或社会分红的实行而辩护。米德认为这个工具对增加经济中的就业非常重要。

  在米德看来,“社会分红”的作用远不止于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有条件”是指失业者必须证明自己已经失业、且仍在不断地找工作。“社会分红”则给每个公民提供同样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即无论就业与否均享有“社会分红”,这就调动了“社会分红”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乍听起来似乎违反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分红”似乎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加削弱接受低报酬职业的积极性。米德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反对这种直觉:如果现行的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则是,无条件的社会分红80元,如果失业则再加20元。这样一来,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不再领取20元救济,但仍有80元的无条件的社会分红。因此,只要外面的工作收入大于20元,失业者就会被激励去工作。

  类似地,弗里德曼于1962年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论证到资本主义是与人类自由最相容的制度,但它无法完全解决贫穷问题。仅有一个工具,可以在不扭曲或阻碍市场机能和融资的情况下帮助人们,那就是负所得税。负所得税可以以个人或家庭来界定。对那些不能取得一定的年收入或月收入的人,赋予他们取得一定数量补偿的法律权利,这个补偿的数量等于当前收入与个人或家庭的适用数量之差的某个比例。假定法律规定的收入门槛是一个年龄18岁以上的成年人每月600美元,税率为50%。如果一个人生病、失业,或者一个月没有收入,则这个人就有权利领到300美元。如果一个人得到一份300美元的工作,他将领到150美元的收入补助,合计月收入提高到450美元。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总是有一个激励让人去工作,因为仍然允许增加他们的收入水平——如果他们能够获得就业的话。大体上没有人会拒绝一个最低收入。

  在上世纪60年代,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 Tobin)和弗里德曼讨论了很多宏观经济政策,发展了负所得税的概念,研究战胜贫穷和稳定美国经济状态的道路。

  1968年,托宾、加尔布雷斯、Robert Lampman、Harold Watts、萨缪尔森,以及其他1200位经济学家向美国议会发出了一个宣言,赞成基本收入保障计划和补贴制度。

  在20世纪早期,经济学家突破了意识形态的局限,就最低收入的重要性达成了一个共识,甚至那些有名的资本主义的卫道者(连同他们的批评者)也一起分享了这个共识。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于1944年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批评法西斯主义、维护市场经济,却仍然强调保证每个人生存的重要性。

  比利时经济学家范帕瑞斯说“基本收入是21世纪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思想”。经济学诺奖得主索罗为范帕瑞斯的书作序,大力倡导基本收入。诺奖得主西蒙于2000年在波士顿评论上撰文支持基本收入,他认为不仅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人类知识应该被全人类共享,而且“社会资本”的一部分也不应当被少数人独占。

作者的研究

  作者长期致力于社会分红领域的研究,主要着眼点放在如何解决生产过剩、让过剩生产力造福社会上。作者认为,社会分红的资金来源不仅可以来自于财政盈余和公有企业利润,还可以来自中央银行,认为只要有生产过剩,就可以透过改革货币发行制度,给国民分红,从而消化生产过剩,化解经济危机,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社会造福。

很多分析家认为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不过,有些人更愿意把生产过剩说成是需求不足。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在克服生产过剩方面作出了各种努力,但始终没有摆脱生产过剩的痼疾,只不过是在生产过剩的形式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最早期的生产过剩的形式是产品过剩,它起因于大规模的无计划的生产。当企业按照订单生产以后,产品过剩的情形得到缓解,于是,生产过剩的形式就转化为由投资过度引起的产能过剩。当政府干预过度投资以后,产能过剩的情形得到缓解,于是,生产过剩的形式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的过剩——具体表现为失业增加及资本过剩。目前三种形式同时存在,只不过在某些时段某种形式表现得更加显著一些罢了。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困扰。 

  由于传统的各种政策手段都无法有效利用过剩产能,因此,作者设想建立一种社会分红制度,即:每个家庭在商业银行开一个账户,由中央银行定期向每个账户按照人头数汇入一笔钱,作为社会分红。这类似于上市公司派红利,人头数就是股份数。分红数量的多少由政府根据社会初次分配后的剩余生产力来决定。

  支撑货币信用的物质基础是全社会的生产力。凡一切过剩,都可以作为社会分红的物质基础。只要我们有过剩的生产力,就不要说我们没有钱,就不须为没钱而愁眉苦脸;只要我们有过剩的生产力,就可以印钱,只要平均分发,体现公平原则,就没有道德瑕疵。这种办法与传统的政策手段相比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如果以加重企业税负的方式来索取过剩产能,会遭到企业的激烈反对,过剩产能不是利润,几乎无法对其征税。而这种办法很温和,可以顺利解决这个难题。其次,如果以政府负债的方式筹集资金,会给政府带来繁重的债务。而这种办法无此缺点。过剩产能归根到底是劳动创造的。以过剩产能为物质基础印出来的钱,应当属于全民共同平等所有。政府可以从中收取一部分税收用于公共利益,但必须经由适当的程序。

  一般而言,如果有闲置的生产力,以及社会分红使它得到利用,则通过新钞票创造来筹措社会分红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会增加真实的总产出和收入。如果没有闲置的生产力可用,这种筹集资金的方法会导致通货膨胀,同时也没有额外的真实总收入。

三、各种方案的比较

  按照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应当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而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投资基建。我们知道,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首先是消费需求的萎缩,广大劳动者阶层没有足够的消费力去消化企业的全部产出。没有了消费,也就没有投资,于是就发生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一项刺激政策措施的成败和效率,关键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提振消费需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我们可以计算出2007年工资占GDP的比例为11.32%,这个数据实际上就是基建投资能够转化为工资的比例,实际上,根据作者的调查,很多大项目经过层层剥皮,工资成本仅仅占8-9%。

  但是,同样一笔钱,如果是按人头平均发下来,统计数据显示会有大约70%转化为消费。(研究表明,中国的平均消费倾向为83% ,边际消费倾向为70% )。

  这就是说,发钱比投资基建,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这对改善投资过剩、消费不足的畸形需求结构,有很大帮助。国家可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灵活决定分红的数量,灵活调节消费与投资的比例。这项工具比使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更有效率、更安全、更公平,可以做为宏观调控的除了利率、汇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外的“第四杠杆”。

  发钱的效果如何,上面的统计数据最有说服力。有人认为中国人看病、养老、上学要花很多钱,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他们会把钱存起来,以便应对将来之需。我认为这是城市知识分子等一小批中产阶级的典型想法,而他们占人口的比例很少,他们的这种消费心理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统计数据也不支持这个观点。虽然2007年底的银行存款达到38.9万亿,但大多数的钱在少数人手里,人均存款数没有任何参考意义。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大,少数富人会存钱,但大多数穷人会消费。有些人说日本2000年发“地域振兴券”并不成功,并以此来反对中国发钱,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当时已经很富,而且贫富差距小。中国人55.1%是贫穷的农村人口,城市人口的60%,每天支出没有超过3美元,这些人口具有很高的消费倾向,统计数据支持这个结论。

  直接发钱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曾经告诫皇帝说“分生不分熟”,意思是说应该把生食品分给大家,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偏好蒸、炒、煎、炸,这要比把食品煮熟了分给大家更受欢迎。这就是说,与其让政府包办福利,还不如把钱发到个人手里,让消费者自己决定如何花费,效果更好。或许货币形式的福利比实物形式的福利有更高的效率,更受欢迎。另外,公共产品过多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中国的穷人更需要私人产品,而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更高级的需求。例如,政府在人口稀少的地区修建飞机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这些就不是民众迫切需要的,民众也很难从中受益,最后导致资源浪费。另外,新闻报道说,由于农村人口的减少,前几年刚花钱为山区修建的学校现在有很多变成了猪圈、鸡圈。

  发钱的另一个好处是,让消费者选择救哪些行业、救那些企业,这样做的好处是优化了资源配置。一个行业、一家企业该不该救,它的规模应该多大,应当让市场作出选择。把钱发给大家,大家想要什么产品,企业就生产什么产品,这个行业自然而然就得救了。而那些生产的产品找不到市场的企业,关了门也是应该的。

  也有人认为应该拿这些钱来提高社会福利。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的办法对民众的好处未必优于社会分红。关键问题是,这个福利体系能多大程度惠及低收入群体?计划体制时代,中国就已建立了国家福利体系,但这套福利体系在福利覆盖方面欠缺公平。它只覆盖了最稳定的国有部门,而没有顾及到农民及城市非国有部门的员工,起了逆向调节的作用。医疗、退休等福利也呈现出这种逆向再分配效应。直到今天,国家福利体系的基本结构依然存在。对于这样的福利体系,再把更多的钱投入进去,未必能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多大福利。与此相反,社会分红的办法起码不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可以惠及全社会各阶层、各地区。

  有人认为这项制度会养懒汉,其实不然。在这项制度下,一个人的实际收入包括两部分:工资收入和社会分红。因为社会分红的多少是以生产过剩的多少来决定的,如果愿意工作的人数减少,则生产过剩减少,分红也相应地减少,有些人就会觉得仅靠分红会不够花费,于是就会去工作。反之,如果参加工作的人很多,则生产过剩增加,分红也相应地增加,有些人就会觉得不工作也可以过得很好,于是就会放弃工作去享受闲暇。这是一个自动负反馈调节机制,可以确保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在这个系统中,劳动者可以实现多劳多得。

  按人发钱,就是给企业补充利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可能被很多人忽视。办企业就是要赚钱,可钱从哪里来?钱都是从银行借出来的。因此,一部分企业企业赚了钱,必然对应着另一部分企业要亏钱。企业赚了钱好说,可亏了钱就无法还银行贷款,假以时日,亏损越积越多,不仅企业要倒闭,甚至还要拖累银行,使银行资产结构恶化。如果有一个渠道,能够源源不断地往市场中注入钱——利润,上面的这种悲惨结局就可以避免。自2008年5月以来,中央银行5次大幅降息,这种办法充其量只能给市场补充资本,而不是补充利润。因此,市场反应冷淡。市场缺乏的是利润,而不是资本。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就相当于“马用缰绳推车上山”,使不上劲。

四、资金来源及“通货膨胀”

  只要有过剩的生产力,就可以创造与之对应的货币,就可以发钞。然而,实际政策操作中有一个筹钱的技术问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让财政转移支付一部分,是完全有道理的。除了财政转移支付,本文再讨论一个更加容易的筹钱办法。

  德国馬丁路德大学的虎博(Joseph Huber)教授在他的著作《创造新货币》中指出,凭借着现代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商业银行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创造了大量的非现金货币,也即是占M1绝大部分的活期存款。虎博教授认为,这些非现金活期存款充当法定货币的职能,按理说它应当是政府的铸币税收入,但政府放弃了,于是便给银行业带来了巨额的非正常特殊利益。

  中国2007年的M1与上年相比增加了26525亿,其中现金仅增加3302亿元,活期存款净增加23223亿。如果我们能把M1增量的一部分置换成铸币税,比方说50%,就是11611亿元,差不多每人可以发1000元了。中央银行可以把这笔钱作为铸币税交给财政,再由财政把这些钱平均发给全国人民,在发钱的同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限制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使M1的总量仍然符合我们预先设定的控制目标。这样做就可以完全打消通货膨胀的疑虑,这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五、结束语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积累,人类用大量的机器取代了劳动,这时候已经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以劳动作为谋生的唯一手段,社会也显得越来越没有能力让所有人就业。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商品,现有的生产力完全可以让世界上每一个人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因此,如何通过温和的手段,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吸收生产过剩,从而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是21世纪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对此课题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具体技术细节上做了一些探讨。

  [注1]《中国统计年鉴》把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分别分成5个等份,然后列出他们的消费和可支配收入。2007年农村人口的消费占纯收入的比例(依收入由低到高排列)分别为137.4%, 91.3%, 80.3%, 71.8%, 61.2%;城镇人口分别为90.2%, 80.0%, 75.5%, 70.6%, 65.5%。把以上两组数据分别做算术平均(因为每组的人数相等),得到:农村为88.4%,城镇为76.4%。农村人口占总人口55.1%,城镇人口占总人口44.9%,再做加权平均,得到:88.4%X55.1%+76.4%X44.9%=83.0%。

  [注2]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知,我国农村居民2007年的人均纯收入比2006年增加553元,消费支出增加395元 ,消费增加占收入增加的71.4%;我国农村居民200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06年增加2026.3元,消费增加1300.9元,消费增加占收入增加的64.2%。这两个百分数其实就是边际消费倾向。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55.1%,城市人口占44.9%,加权平均可以得出2007年全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为68.17%。

 

 

 

发件人:"dudu_xm" <dudu_xm@163.com> 2008-12-07 11:07:50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Re:回复: 礼失求诸野

    仲大军先生:您好!很高兴收到回复。对于该房地产的文章,其实文中的不是图表,而只是表明时间与房屋相关货币量的粗略关系,以求更直观地说明文中所说的观点。因为文中观点可能对当前扩大内需具有很好作用,故还请您及时查阅。
  要理解文中观点,其实还需要了解一种社会财富分配值理论。当前的经济学关注的只是如何获取利益最大化,而无法有效分析社会财富如何分配,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学将所有能获得的收益都当做商品的价值,这赋予了收益者获取利益的合理性,包括各种虚假社会财富换得的收益。经济学自己也承认,缺乏对商品合理价值的定价公式,才导致问题的产生。而对于社会财富有所分析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则由于对劳动价值缺乏有效的认定公式,而缺乏可操作性。
  问题产生的关键其实都在于两种理论都将商品的市场价格作为商品的真实价值表现,而商品价值其实是无法从市场价格中有效确定的。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看法,即,以生产商品所支付的所有生产者(不包括管理者)劳动收入作为商品的真实价值,那么一旦商品被生产出来,其价值就相对固定,也可以通过市场数据得到一段时期相对固定的价值。而市场售价高于该价值的部分则被认定为是剩余价值,其不是真正的社会财富,而只是商品多交换货币的能力。
  这种方式的最大好处是,使社会财富、社会劳动收入、社会有效消费能力、以及社会需要的货币发行量四者恒定,那么就可以通过对社会剩余价值的分析来了解社会财富如何进行分配。随文的附件为该理论的雏形,整个社会剩余价值如何分配的文中最近正在分析创作中。期待回信探讨!此致!
  林毅13358388976,2008.12.7,

社会财富分配规律

林毅

2008年12月

  “建设和谐社会”,是国家对于未来社会建设发展的宏观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必然遭遇种种问题,而当前首要问题,则是处理好政府有效管理与经济市场自由化之间的矛盾。本文通过分析社会财富产生与分配的过程,以获得在进行此类政策决策时有利于社会公平与稳定的运作规则。
  完全自由的市场必然产生盲动,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政府对于市场的有效管理是必需的,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社会共识要求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义务以满足民众的期望。但是过多的行政干预又会降低市场活力,阻碍经济发展。基本上来说,两者是对立的,关键在于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判定标准,来决定何时采取行政行为干预市场,何时由市场依据自身规律自由发挥。
  这就不得不重新分析所有标准的基础,也就是价值。整个经济的发展,无不围绕着价值这一概念而展开,但什么是价值,至今却仍没有一个定论。正是对价值本质定义的模糊,才使得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抉择难以进行取舍,因此对价值体系的重新审视,是一切分析的基础。
  基本上来说,中国当前惯用的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也就是劳动决定价值理论。但是马克思价值观实际上具有一个理论上的缺陷,或者说是错误,该错误直接导致当前经济发展陷入歧途。这一错误,就是对剩余价值本质的定义。

第一节 传统价值理论所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价值观中,商品的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总和是人类劳动产生的产品和服务。而剩余价值,则是在剩余劳动时间中产生的价值。为了说明剩余劳动时间的存在,引入了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而必要劳动时间,又是由劳动力商品价值决定的。
  为了统一劳动力商品与普通商品的共性,马克思依据商品的价值定义,认为劳动力商品同样也是由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决定的,也就是维持个体基本生存所需的商品价值。由于维持生存所需的商品价值总是少于使用劳动力所能产生的商品价值,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商品具有增值的特性,而这一特性是一切剥削存在的源泉。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分析一个商品是如何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必须品,也就是说,马克思分析的只是固定社会时期内固定状况下的劳动力价值,而没有分析劳动力价值如何随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可以说,从原始社会一直发展至今,劳动力价值是随生产力发展不断变化的,如果仅需要劳动力能够再生,那么只需要提供给个体基本的生存所需的食物即可,而不需要再加入那些满足个人精神需求的商品。因此,实际上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确定,是存在疑点的。既然无法确定什么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需品,也就无法确定劳动力商品的价值。
  其次,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的认定也存在问题。虽然其认为商品价值是由人类无差别劳动决定的,但在实际推论中,却是以产品的市场售价来认定商品价值。其理论依据,是价格总是围绕价值波动,以及商品的等价交换原理。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商品交换的结果却不可能是真正的等价交换。随着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产品的最终消费者越来越无法清楚了解产品的真实劳动时间,而以货币作为流通方式也使得产品交换不再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直接的物物交换。各种中介的存在都导致交换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状态,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消费者支付商品价格依据的是一种社会共识而非商品的真实劳动时间,因此完全无法由市场售价来确定商品价值,马克思的做法实际上是赋予了商品售价中的剩余价值一种真实价值的错误定位。
  由此,关于确定剩余价值的两个指标,都不能准确代表该部分商品的真实价值,从而使对商品剩余价值的分析,仅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而没有真实的可操作性。但是,剩余价值在整个社会财富分配的过程中,却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如果商品交换是真正的等价交换,是以劳动时间相等为条件的交换,那么社会财富就会平均分配到每个劳动个体手中,而正是因为商品交换不等价,其中存在着剩余价值,才使得社会存在着贫富分化现象。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会形成这样的错误?可能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当时,剩余价值更多地体现在生产领域中工资与产品价格之间的差异上,且工资随资本者意愿而改变,而艺术品、娱乐行业等高剩余价值的经济现象尚未大量出现,因此对剩余价值的认识也就受其所限。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个人因素的影响。如果对剩余价值的定义不是直接反映为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那么剥削问题就不会那么明显而强烈地存在于两个阶级之间,则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也就没有那么大的说服力。可以说,有可能,马克思为了自己整体理论的推出,而有意无意地通过对剩余价值的错误定义,来提升理论的震撼力与策动力。从其既认为对剩余价值在流通领域中的分析十分重要(“流通过程不产生剩余价值,又不能在流通之外产生”),又极为反感对流通领域的分析,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其真正动机。
  当然,马克思对于劳动价值的认定,以及剩余价值对于社会产生的危害,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只不过完全以人类劳动作为判断价值的标准过于抽象,依据这种理论对于社会经济分析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为了能够有效地分析社会财富的的流动状态,必须以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来评估商品的价值。在此,本文以劳动者获得的全部工资,来代表产品的真实劳动价值。

第二节 新价值认定标准

  为什么要以工资来代表产品的劳动价值?可以这样分析。如果商品交换是完全的等价关系,则以工资支付劳动行为以换取产品的关系就应该是一种可逆的转换关系,社会用工资货币量交换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那么劳动者使用同样的货币量也应该能够交换到同样多的劳动产品。但这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的,劳动者交换商品时总要支付多于工资货币量的代价(包括原材料的物化劳动报酬)。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产品售价代表了产品的真实价值,而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被压榨,剩余价值是两者间的差值,是一种真实的价值,在劳动关系中存在着剥削;另一种则认为劳动者的工资代表了商品的真实劳动价值,而商品的售价基于商品拥有者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要求更高的交换价值,剩余价值同样是两者间的差值,但却不是一种真实的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存在着欺诈。
  马克思采用的是第一种解释,因为此种解释将价值差异归就于劳动关系中的剥削,这更符合那个时代的价值表象,也有助于宣扬无产阶级斗争论。但这样就给予剩余价值一种真实价值的本质定位,也就混淆了商品拥有者在商品交换时利用剩余价值交换消费者劳动价值的合理性。此外,剩余价值这种真实价值的定位也无法解释投资品(特别是艺术类投资品)增值时的价值来源与贬值时的价值去向。而在社会财富分配管理中,就不得不要求政府对劳动报酬标准进行指导,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但这在劳动报酬标准难以确定,以及对资本者利益存在损害的情况下,常常使政府的行政行为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从而缺乏可行性。
  但是如果采用第二种解释,以工资来代表产品的劳动价值,则剩余价值就成为商品可交换劳动价值的能力,而不是一种真实的价值,那么投资品的任何市场现象就都可以解释,那都是投资品剩余价值增加或消失,而不是价值增加或消失的结果。如果工资代表了产品的劳动价值,也就代表社会最基本的消费能力,在商品交换属于完全等价的情况下可以完全消费社会生产出来的产品。而在不等价交换的情况下,则是由社会的剩余价值,交换了劳动者的部分劳动价值,使得资本者也获得部分的社会消费能力,从而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如果社会剩余价值比例分配得当,劳动者与资本者各获得的消费能力能够满足两者的正常需求,社会产品被基本消费。但如果社会剩余价值比例过大,则过多的劳动价值就会转移到资本者手中,劳动者难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社会出现贫富分化现象。所以国家在稳定社会经济方面的基本行为要求就是降低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剩余价值,这与马克思的观点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将剩余价值归就于商品交换中的类似欺诈行为使得社会具有足够的合理性来对其进行管理限制。
  换句话说,依据第一种说法,国家对社会财富分配进行管理的主要对象是劳动力市场,但劳动力供应不是国家所能干涉的;而依据第二种说法,国家进行管理的是商品交换市场,且主要是商品的人为定价,这就是国家行政能力所能影响到的,所以更具有运作的实际意义。
  当然,作为一个人为的标准,对于价值的认定并没有对错之分,只在于一种认定是否有利于社会对相关行为的判断,而本文的根本目的在于寻找社会财富分配的原则与可行方式,相较而言以工资作为产品劳动价值更为直观。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确定当年马克思是如何思考决定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已经利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建国的最基本精神凝聚力。可以说利用这一理论的目的如今已经达到了,那么现在就必须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理论中的缺陷,因为,对于剩余价值的定位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三节 剩余价值本质

  什么是剩余价值的可能本质?不妨排除一切干扰,回到物物交换这样一种最基本的交换形式来分析。
  假设甲每天能钓3条鱼,乙能采5斤水果,那么两者可能的交换关系就是3条鱼交换5斤水果,是一种等价交换。现在甲改进技术,每天能网6条鱼,而乙仍只能采5斤水果,那么如果是真正的等价交换应该是6条鱼交换5斤水果。但乙并不知道甲改进了技术,仍然沿用原有的交换关系,那甲只用了半天的劳动时间就交换了乙一天的劳动成果,多交换的半天劳动时间就是剩余价值。但是,如果乙知道甲真正的捕鱼能力,则旧有的交换关系就会改变,甲必须用6条鱼才能交换乙5斤水果。所以,剩余价值存在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实际结果是一方利用剩余价值占有了另一方的劳动成果。
  再假设甲某天捕鱼时意外捞到一块精美的石头,乙很喜欢,愿意用水果交换,结果甲获得了10斤水果,而乙得到了石头,那是否甲多生产出两天的劳动价值?并不是。石头只是捕鱼劳动的副产品,基本没有占用任何劳动时间,因此甲用以交换的价值全部是剩余价值。虽然乙可能也知道甲获得石头的真正劳动量,但仍愿意交换,因此这种剩余价值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乙占有石头的欲望,而结果同样是甲利用剩余价值占有了乙的劳动成果。
  如果结合起来分析,其实可以发现,在商品交换中,除了以产品的生产时间来作为交换的基础外,交换双方对于交换的愿望也直接影响了成交时的交换关系,而这种愿望或者说欲望之差,就是剩余价值存在的根源,假设1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影响的也只是双方交换时对获得的交换结果的欲望值而已。因此,可以根据商品交换中某一部分价值是根源于实际劳动成本还是交换欲望值差异,来判断该部分价值是真实的价值还是剩余价值。由欲望产生的价值都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不是真正的价值,而是商品能够多交换劳动价值的能力,剩余价值的作用就是多占有他人的劳动价值。
  这样就能看到剩余价值在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作用了。劳动者获得的工资作为劳动力交换双方博弈的结果,可以被看作是社会最基本的消费能力。资本拥有者并不是在支付工资时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而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利用剩余价值多交换他人的劳动价值。因为产品生产之后所有权属于资本者,出售商品时资本者可以依据自己的利益考量进行定价,再加上消费者并不清楚产品的实际成本,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产品批量生产总会比个体生产成本更低,在这三方面原因共同作用下,消费方总会以高于产品劳动价值的代价来交换产品,剩余价值必然存在,并形成企业的利润。当某一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大量存在,或者存在剩余价值的商品能够被大量消费,则商品的所有者就能通过剩余价值占有他人的大量劳动价值,从而比他人富裕。这也是市场经济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每个个体都期望通过剩余价值获得更多的财富,那就需要通过改进技术来增加商品的剩余价值率,或者通过量化生产来增加获得的剩余价值总量,这两者都会促进技术发展以推动社会进步,也是剩余价值对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
  但是剩余价值的负面作用同样存在,不可忽视,而其究极表现就是经济危机。为了分析剩余价值的负面作用,首要分析的是剩余价值对于社会劳动力价值的影响作用。

第四节 剩余价值--社会劳动力价值关系

[剩余价值--社会劳动力价值关系分析]

  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最基本要求,维持生存所需的食物必然是劳动收入的首要支出,国际普遍将分析食品支出在家庭支出所占比例的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分析劳动力价值随经济发展而变化的初始状态,应该是恩格尔系数为1,也就是全部收入用于食物支出的情况。再可以假设此时在食物生产交换过程中存在的剩余价值基本为0。这种假设在现实情况下是正常的,任何商品成为消费品的过程就是其剩余价值逐渐减少的过程,而食品作为最基本的消费品其剩余价值率是极低的,以2002年GDP数据为例,在其他行业的营业盈余与成本比例基本在5%到10%之间的情况下,农业该比例的数值只有0.79%。(顺带说下,该数值房地产为65.09%,采掘业为29.41%,金融保险业为28.25%,这些都是剩余价值率极高的产业。)因此可以假设初始状态中社会不存在剩余消费能力,消费品只有食物,现实中这种社会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基本上改革初期的中国就是这样。
  现在开始推论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劳动价值变化之间的关系。假设现在有新的行业诞生,为社会提供新的产品。由于新兴行业生产者相对处于技术垄断地位,缺乏竞争,则产品的价格会远高于生产产品的实际成本,具有极高的剩余价值比例。在此情况下,厂家如果要维持稳定的生产,产生稳定的利润,首先要稳定的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供给。如果此时采取与社会水平相同的工资标准,则工人对工厂的忠诚度就不会很高,随时都有跳槽的可能。而工人的出走也可能引起技术外流,产生新的竞争对手,妨碍利益的获取,在此情况下为工人提供相对优厚的工资待遇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由于原有工资正好能够满足个体的食物支出需求,因此相对优厚的工资待遇意味着新兴行业的工人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剩余。
  但新兴工厂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毕竟有限,此时社会的劳动力价格仍然没有变化。在劳动力有限供应的社会环境下,新兴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以及其提供的优厚待遇就会引起其他领域劳动力外流,使之产生提高工资的压力。而其他领域资本者既需要稳定的劳动力供应,也需要保障自身的利益,这种工资上涨压力更有可能直接转嫁到产品价格上,形成产品售价上涨的压力。两种压力同时存在,但都未真正产生上涨现象,一切就等待一个启动的契机。
  而在资本流动方面,新兴产业所具有的高利润必然刺激其他领域的资金向此领域流动,例如当前各领域资金向房地产行业流动的情况。新的工厂需要新的工人,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工人更受新工厂欢迎,因此新工厂提供的工资待遇绝对不会比原工厂的待遇差,于是社会产生更多新行业的工作岗位,在普通工厂工作的工人有了跳槽的方向,进一步加大普通工厂加薪的压力,不得不开始相应逐步提高待遇。在新产业所需的劳动力逐渐饱和的过程中,社会存在剩余消费能力的个体范围逐渐扩大到绝大部分劳动者身上。由于原有物价正好能够满足个人生活的原有需求,剩余消费能力的存在使得消费者对于物价的上涨具有一定的承受力,物价上涨也就成为可能。这样社会剩余消费能力就能成为其他行业获得的利润,形成社会剩余价值再分配。当新物价成为社会共同接受的标准时,普通产业就有足够的资金满足工人加薪的要求。
  但是新增长的工资并不会完全用于物价的提高,因为新产业提供的新产品产生了新的消费需求。虽然新产品具有较高的剩余价值比例,仍不属于消费品,但这并不妨碍消费者产生对其进行消费的愿望。剩余消费能力的存在首先要满足对新产品的消费,余下的才具有支撑物价上涨的可能。而新产业必然需要有基本社会消费能力才能够支付工人的工资,因此普通产业物价的上涨是有限度的,必须以新工资既能满足对新产品的消费,又不影响生活质量为前提,物价上涨的幅度必然低于工资上涨的幅度,否则新产品将无法被社会完全消费。
  另一方面,新产业中不断加入的资本必然产生竞争,必然使行业利润不断下降。无论是通过价格竞争还是利用技术革新,最终的结果总是使产品的剩余价值比例越来越接近社会其他行业的剩余价值率,于是产品售价越来越接近生产成本,也就越来越体现出消费品特性。同样,竞争的存在使得工人工资具有上升的可能,而行业利润的下降则成为工资上涨的界限,当竞争达到平衡时,整个社会的行业利润水平基本相似,工资与物价同时上涨到一个新的高度,新产品成为普通消费品,新工资能够同时满足对原有消费品与新产品的消费要求,社会进入平稳期,开始寻找下一个经济增长点。

  依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社会的正常劳动力价值是这个社会普通消费品正常消耗状态的价格总和,因此不同发展程度地区之间必然存在着劳动力价值的差异。落后地区的劳动力价值等于封闭条件下该地区正常消费品的消耗价格,由该地区所能生产提供的消费品决定,而富裕地区的劳动力价值是由该地区所能提供的产品价格总和决定,部分产品会成为其他地区的消费品,并成为富裕地区增加区域个体劳动力价值的价值来源。由于富裕地区所能提供的消费品总类总会多于落后地区的消费品总类,且能够为外界提供一定量的产品,所以富裕地区的劳动力价值会高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价值。当这种价值差异存在时,无法寄希望于落后地区自发提高劳动力价值,这样提高的工资会直接作用到地区商品售价上,没有新产品产生的新价值来填充提高的劳动力价值,工资与商品售价之间的比例不会变化,唯一的结果是地区货币贬值,而个体的生活水平没有任何变化,地区自身的产业能力决定了自身的劳动力价值。能够提高地区劳动力价值的方法是,为其他地区提供一定量的产品,使自身经济融入整个社会大环境中,则地区劳动力价格就会逐渐接近并最终达到社会平均劳动力价值水平。或者自身增加自身所能提供的消费品种类,使得自身消费品总类价格增加,新产品价值成为提升的劳动力价值的实际支撑。如果地区无法形成这些产业以增加地区所能提高的消费品总类,这种价值差异就会一直存在,劳动力成为地区唯一能够为外界提供的商品,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现象也就不可避免。
  如果这种生产能力差异存在于两个国家之间,则生产能力就决定了两个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异以及汇率关系。国家间收入水平的差异可以通过对某些商品消费水平的比较来反映,恩格尔系数就是这样。当一个国家所能提供的消费总类越多,显然任一消费品包括食物类消费品所占的收入比例就会越小。而作为劳动力再生产最基本的需求,可以认为各国食品支出具有相同的价值,则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价值就远高于落后国家的劳动力价值。当生产同样一件产品时,落后国家的人力成本就会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力成本,这也就是中国在改革后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
[改革开发以来的劳动力价值现象]

  依据此理论就可以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工资变化的现象了。
  改革开放初期,基本上就是一种恩格尔系数为1的状态,社会上存在着对各种产品强烈的需求。在此情况下,改革初期的各种新兴行业就具有足够的剩余价值空间来进行产业初期的建设,也有足够的利润去提高新兴产业的工资水平,则整个社会的剩余消费能力产生,各行各业都获得提高物价并正常运营的可能,社会整体工资水平得到全面提高。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出现了工资、物价双增长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产品由高档消费品变成普通消费品,从最初的老三件,到新三件,再到现在的手机、电脑,都是这样一种现象。
  到了九十年代,由于城市劳动力供应已经不足以满足城市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再加上农村城镇间日益扩大的劳动力价值差距,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在对城市管理产生新问题的同时,这种流入的劳动力对于劳动力价值增长起到另一种负面作用。在正常的工资增长过程中,物价之所以能够促进工资增长,就在于劳动力的有限供应特性,促使资本者不得不支付更高的报酬以获得稳定的劳动力供应。但是,流入的农村劳动力冲淡了这种有限供应的特性,而其本身对于劳动力价值更低的期望使得工作岗位反倒成为有限供应的资源,资本者可以依此压低工人提高工资的欲望。当前城市管理并没有消除多余流入劳动力的制度措施,这使得城市工资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增加,反倒有下降的趋势。由于社会上缺乏足够的剩余消费能力,因此传统消费产品的价格也就没有增加的动力。但是,那些原本尖端,剩余价值率较高的产业,却因存在的激烈竞争,而不断压缩产品的剩余价值空间,越来越接近普通消费品水平,这包括了手机产业,家电产业,电脑产业,以及一些低端的汽车产业。这段时期,呈现普通消费品物价平稳,高端消费品不断降价的现象。
  近些年来,随着农村可流动劳动力资源的枯竭,以及农村劳动力价值与城镇劳动力价值之间差异的缩小,城镇劳动力资源重新显现有限供应特性,各行各业的工资水平又开始具有提升的可能。但是,当前具有高剩余价值率的产业,并不是如以前一样通过技术革新产生的行业,其剩余价值更多来源于对资源的占有,而这种剩余价值是无法通过竞争消除的,这些产业,包括形成当前“新三座大山”的房地产、医疗、教育。同时,这些产业中的剩余价值无法引起社会平均工资的上升,反而会加剧社会财富的聚拢,加重贫富分化,从这一点来看,是无法形成社会普遍的剩余消费能力,物价的上涨也会缺乏足够的动力。
  为什么以往的剩余价值能够引起社会劳动力价值的正常提升,而当前的剩余价值却无法作到这一点?这在于两种剩余价值产生的方式不同。前者能够产生剩余价值,在于短期内企业的技术垄断,相当于生产领域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而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会随着竞争的发展与技术的普及逐渐消失,垄断不再存在,原本保密的技术成为社会共同掌握的技术,大众越来越清楚生产该产品的实际成本,则剩余价值产生的欲望根源也会随之萎缩。同时,这种技术垄断对生产劳动者要求不高,劳动者只是随着生产的安排而进行重复性的劳动,产品生产能力也基本不受资源情况的约束,因此劳动力资源成为影响生产的重要因素,才能迫使资本者为维持劳动力供应而提供逐渐增长的劳动报酬。
  而后者,其剩余价值根源于对某种资源的垄断,使得消费者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不得不接受垄断者提出的价格,就算其中含有极大成分的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源供应的有限性,使得竞争成为对资源占有权的竞争,占有更多资源者具有完全的竞争优势,竞争的结果只会使占有资源的成本越来越高,而这最终总是会转嫁给消费一方,则产品中剩余价值越来越高,竞争起了反效果。另一方面,以资源占有为主要竞争方式使得劳动力资源不再是影响最终产品生产数量的重要因素,不但无法使资本者产生加薪的压力,反而使资本者提供的工作机会成为有限供应的资源,产生降低工资的压力。因此,产业中的剩余价值无法传递到劳动者手中,却为资本者所聚拢,也就无法成为社会普遍的剩余消费能力,反而使社会财富经由剩余价值的方式为少部分个体所占有,大部分人的消费能力萎缩,贫富分化产生。而一些对于劳动者具有相关技术要求的产业,如医疗、教育,虽然劳动力资源成为竞争垄断的资源,迫使资本者提高支付的待遇,但是这种提高的待遇同样不会传递给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价值,而仅会局限在相关技术领域的劳动力价值,从而形成不同行业的不同劳动力价值标准。这种局部增长的剩余消费能力,不可能推动普通消费品价格的增长,却可能推动奢侈品价格的增长,或者推动投资需求上升,并进一步增加社会的剩余价值含量。

  那么2007年以来物价突然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在于股市。
  作为大众投资的一种方式,股市的确为财富的增值提供了一种可能。暂且不论及泡沫与否,2006年以来的牛市从表面上的确为许多股民增加了财富。这些财富,就成为社会剩余的消费能力,并投入到楼市、车市等高端消费品市场。由于股票投资人人可参与,因此股票收益似乎成为社会平均工资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其他行业就有意愿从这种表象的全民财富中分得一份利益。同时,由于劳动力因素回归正常,工资增长压力产生,实际社会已经蕴涵了极大的物价提升压力。2007年初的猪肉价格上涨虽然是一种短期的供应不足现象,却为各行各业物价的普遍增长提供了契机。可以说,如果物价--工资循环促进机制发挥正常作用的话,对于物价的稳定提升并不需要政府的刻意调控。
  但是,当前的情况却有一点问题,原因在于,社会普遍剩余消费能力的产生,其根源于股市,而不是新技术出现引起的劳动力价值增长所带来的结果。这种收入,依当前的情况来看更依赖于整个市场乐观的情绪,并不是一种长期持续的稳定收入,而是投机所产生的短期收益。且,依据股市的正常运作方式,在股民将股票出售转化为真实货币前,都只是一种纸上富贵,随时都可能随股市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股市收益随时有可能消失,到时已经增长的物价就成为经济的致命打击。纵观西方历史上数次经济危机,无不与这种浮华经济的崩溃有关。

第五节 经济危机

  什么是经济危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似乎是一个与社会主义无关的名词。但是,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经济危机与社会本质没有任何关系,却与社会的价值分配具有极大关联。
  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危机就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产生的产品相对过剩,以及社会有效购买力不足的现象。由于生产者一味地追求产品产量所带来的剩余价值,致使产品生产处于一种盲目状态,而资本家对于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削,使得社会实际消费能力低于生产的产品数量。当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经济危机也就自然爆发了。
  依据本文剩余价值理论进行的分析与此并没有太大不同,无论资本者在交换过程中用剩余价值交换了工人的劳动价值,还是在生产中用剩余劳动时间占有了工人的劳动价值,本质上都是通过一种方式实质占有了工人的劳动,占有了社会财富。剩余价值之所以存在危害,在于,其虚构了一部分社会财富,并以之与真实的社会财富进行交换,消费者支付剩余价值,实质上是耗用了一部分对其他产品劳动价值的支付能力来支付剩余价值虚构的额外价值。原本是10份的真实社会财富与支付能力,却因为剩余价值的存在,而必须以11份的劳动价值去交换10份的社会财富,其预支了一部分未来的劳动价值,必将使未来的消费能力产生萎缩,则未来生产了10份的社会财富却只有9份的社会消费能力存在,也就产生了生产的相对过剩。
  而社会平均劳动力价值是由已成为消费品的商品价格总和决定的,在正常情况下,虽然该部分商品存在一定的剩余价值,但属于工资可承受范围,个体可以通过短期内抑制对某部分商品的消费来满足对某一较高剩余价值比例商品的消费,这种情况并不会引起经济危机。但是,如果在某一时期内社会对某一类产品需求剧增,并引起相应的劳动力价值增长,产生一定的社会剩余消费能力,并刺激个体对其他非普通消费品进行消费,而这种社会需求并不是可持续性的,属于短暂的繁荣,则经济危机就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就是生产设备的周期性更新。
  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任何物品都具有其寿命,生产设备也是一样,总有报废的一天,那就需要进行更新。而由于设备更新总是由新生产技术的出现决定的,以及历史上数次影响全世界经济的重大事件的出现,使得设备具有相近的使用起始时间,也就决定了其报废与更新时间的相近。当各种设备在相近时间内相继报废,对于设备的需求就会引起整个社会价值分配的连锁反应,并促进社会平均工资的提高,呈现繁荣的气像。预期收入的增加,会刺激个体消费更多超出自身原本购买能力的商品,而这些商品,原本就不属于构成社会平均工资的消费品部分,这意味着其就算不是奢侈品或投资品,也是剩余价值率很高的不完全消费品,更高的剩余价值预支着更多的劳动力价值,也就代表未来更多的消费萎缩。社会的繁荣表象同样刺激资本者生产更多的产品以获取剩余价值,两者共同作用下社会生产形成更多的相对剩余。但是,这种繁荣与正常情况下由技术产生的繁荣不同,其产品需求是短暂的,很快因设备更新产生的剩余价值将消失,而社会预支的劳动价值已经存在,并确实引起整个社会的消费萎缩,则资本者的资金链更容易被打断,经济危机爆发。因此,经济崩溃总是尾随着经济繁荣而到来,并具有与设备更新周期相近的爆发周期。

  不只是设备更新可能成为经济危机的诱因,任何能够引起社会收入短期增加的经济现象都能够产生相同的结果,特别是投资市场中的获利更容易引起社会性的危机爆发,1929-1933经济危机,就起源于股票市场的崩溃。因为投资品交易更多的是对社会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虽然短期内能够使人获得额外的收入,但其只是分配了社会的劳动价值,而没有产生任何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可长期持续的可能,当投资品中的剩余价值崩溃时,任何预期的收入也就完全消失了。而投资品短期暴富的财富聚累模式更容易使投资者疯狂,并进行更多奢侈品消费,那么崩溃的投资品市场也就对投资者产生更大的打击。

  综合上述观点,就可以了解当前中国经济可能存在的危机。首先,近年来高涨的房价为社会产生极大比例的剩余价值,建设房屋所需要的建筑成本只占当前房价的极少部分,剩余价值被地方政府与开发商通过地租与利润方式瓜分。房价剩余价值的欲望根源在于中国老百姓对于拥有属于自己产权房屋的朴素愿望,而投机炒房者的存在更进一步恶化房屋的有限供应属性。因此,当前购房行为引起的劳动价值透支情况极为严重。其次,当前国内消费市场持续低迷,这显然是房价、医疗、教育等高剩余价值率产业所引起的社会消费能力不足现象。再次,基于长期工资增长停缓,以及投资市场暂时的获利景气表象双重影响,物价产生极大的抬升压力,物价全面上涨的趋势出现。第四,前段时间产生社会剩余消费能力的财富来源都根基于股市或楼市等投资市场,而投资收益极大程度依赖于社会氛围,并不是一种长期稳定的收入。但是此类收益者已经将这种纸上富贵当作自己的稳定资产,并进行各种高档消费,这由当前中国奢侈品价格的飚涨就可以看出。而当前,整个社会舆论都在鼓吹投资市场对于获取社会财富的正面作用,通过投资获利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可以说,形成经济危机的几个基本条件:短期的高额获利、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高剩余价值的商品消费、对未来收益的盲目乐观、物价的全面上涨压力,都已经出现,中国经济的前景并不乐观。
  现在中国经济仍未崩溃的原因在于,相对剩余的产品都因低廉的价格而被销售到国外市场,因此生产商的资金链条仍能保持运转。但是最近国际市场状况频发,变数极大,中国经济这种极大依赖国外市场的做法将使得一旦全球经济发生重大危机,中国绝对无法独善其身,数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为了防止这一情况发生,最重要的是,分析当前社会剩余价值存在的状况,并依据其本质进行合理的管理,以避免剩余价值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危害。

第六节 高剩余价值行业

1.股市

  股市的剩余价值表现在于,虽然股价是以一个企业的资产与收益为基础的,但在实际运作中,股票的交易价格往往因投资者的盲目乐观以及市场的吹捧而脱离了基本面,于是股价与实际资产净额之间产生了差异,形成剩余价值。在一个以信息炒作而非实际收益为基础的股票市场,这种剩余价值比率会更大,而这种情况正是当前中国股市的现状。
  股市的另一个剩余价值表现在于,股票拥有者作为企业的投资者,必然享受企业运作所产生的收益,也就是企业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换言之,股票是社会剩余价值再分配的一种重要方式,也因此,政府当前具有将股票这种投资方式作为全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政策导向趋势。如果股市真正能将企业产生的剩余价值重新公平地回馈给社会,那对于社会稳定就会有好处,但是,作为资本的游戏,注定了只有资本拥有者才具有分配的权利,注定使富者能够占有更多社会发展的成果,而贫者却无从收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只可能是这样的一种结果。
  更何况,当前如何在股票中体现企业收益,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式,在分红方式上,存在着配股与分发每股红利两种方式。派发每股红利显然是将企业获得的剩余价值进行分配,则社会的剩余价值总量不变。而采用配股方式,实际上企业并没有回馈任何价值收益给投资者,只是使投资者拥有更多可用于交换的股票数量,企业产生一份利润,却会在社会产生两份剩余价值,因此社会的剩余价值实际上是增加的。
  如果要使社会稳定,即使不能消除股票中的剩余价值成分,至少也要使其不会变相增加。社会剩余价值的害处在于减少了社会有效的消费能力,因此如果剩余价值经过分配最终能够成为对社会产品有效的消费能力,则剩余价值就算存在也不会产生危害。由此观点,就可以了解,对于企业产生的利润,一定要以每股分红的方式回馈给每个投资者,则企业利润只是影响了社会消费能力的分配;而企业用于设备更新资产重置的资金部分,才能以配股的方式进行。由此方式,才能使股价尽量地贴紧企业资产这一基本面,代表了真实的物资资产,则投机行为对于股市的负面影响也才可能降低。

2.房地产

  毫无疑问,房地产是当前除股市之外形成最大剩余价值的行业,其剩余价值来源于土地资源的有限供应以及个体对住房的必然需求,两者的共同作用使得房屋的可能消费者有极大的欲望拥有房屋的产权,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剩余价值。由于任一地区的土地供应都是有限的,其他地区的房屋供应并不能满足另一地区所产生的房屋需求,房屋供应存在着地区差异,这种特性使得当前房地产行业的竞争表现为对土地使用权的资本竞争,不但不能消除行业中的剩余价值,反而会起到反作用。近些年来房价的不断飚升,正是这样一种竞争所导致的后果,而以目前房屋千元左右的实际建筑成本来看,当前动辄上万的房屋均价中剩余价值至少占了九成。与习惯思维不同的一点是,开发商为获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土地出让金并不是土地的真实价值,而是一种剩余价值,因为这是根基于土地使用者占有土地的欲望形成的,并不是任何人类劳动产生的结果,所以当前房价中的剩余价值被政府和开发商分别占有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最终都需要房屋消费者以自身的劳动价值进行交换,也就占用了社会正常的消费能力,在房价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中国内需不足问题绝对难以解决。

  而中国解决这一剩余价值问题所具有的优势在于,中国的土地公有制,决定了国家有足够的权利将土地产生的所有剩余价值都收归国有。另一个有违常理的观点是,当前国家收取的地价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因为其没有收取土地产生的所有剩余价值。正是因为没有收取到剩余价值的全额,政府就有借口不将这部分剩余价值完全地回馈给房屋消费者。就算通过地价收取了99%的剩余价值,政府也足以利用剩余的1%作为不全额回馈剩余价值的理由。但是,一旦政府收取了房价中100%的剩余价值,则将其回馈给房屋消费者,就不是一种政策的抉择,而是一种义务。因为国家的资源本质上是全民所有的,政府行使的只是代管的权利,回馈的剩余价值,正是国家确保的每个公民所应享有的基本的居住权利。

  当前的问题在于如何保证政府收取到100%的房屋剩余价值,而这是由当前的土地开发制度所造成的。当前的制度,在未开发前国家就将土地转让给开发商,不但失去了对土地开发利用方式的掌控,也给予开发商占有土地剩余价值的权利。如果要达到收取全部剩余价值的要求,在房屋建成以前,国家都必须将土地使用权抓在手中,开发商只是受国家雇佣建设房屋。在房屋建成之后,国家以(地段均价-平均建设成本)的价格将房屋卖给开发商,成为房屋第一任卖者,则房屋剩余价值就都能被国家所收取。而在房屋剩余价值回馈方面,给予每个公民[(地区均价-平均建设成本)*地区人均居住面积]的货币作为国家保障的基本购房能力,则房屋消费者仅需支付房屋的劳动价值就获得房屋的所有权。必须注意的是,房屋投资者由于自身不具备消费者资格,其必须支付包括剩余价值在内的全额房价。

  在此种情况下,国家不用再强制要求保障性住房在整体房屋建设中的比例,也不用强制要求房屋户型的建设要求,也不用担心任何投资资本对于楼市的影响,因为房屋剩余价值的第一手交易者是国家,在这一交易中国家已经将房屋的剩余价值转变为实际的价值,后期任何楼市变化都无法使之消失。而普通的房屋消费者在任何时候都是以房屋的劳动价值量购买房屋,楼市的任何变化都与之无关,也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楼市的剩余价值都只是对楼市的投资者存在,消费者不用使用任何劳动价值去支付剩余价值,社会正常的消费能力也就不会受影响。更重要的一点是,房屋特别是豪宅的剩余价值将成为国家吸收社会剩余价值的重要方式,使社会产生的剩余价值都能成为国家进行公共建设的资金。

3.医疗

  实际医疗领域内剩余价值比例是不完全相同的,在扣除医务人员有意识地虚开药品的情况后,医疗行为的剩余价值与疾病的发病率成反比,越普遍的疾病其治疗行为中的剩余价值越低,这是由医疗领域内各医疗组织的市场竞争形成的结果。对生存的渴望是任何生物的本能,为了生存,个体愿意支付任何的代价,这种生存欲望成为医疗行为中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本。而作为一种技术型的职业,医生的技术决定了其治疗疾病的能力,也就使自身成为一种有限供应的资源。在治疗非常见病时,这种资源的有限性更为突出,进一步提升患者愿意支付的价值上限,因此非常见病领域内的剩余价值率是相对较高的。而这种相对更高的利润会刺激资金流入,相关的药品研究也会进行,更具疗效的药品会被开发,竞争的结果往往使对该疾病的治疗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公认疗法,对医生技能的要求也就相应降低,该疾病成为普通病例,其剩余价值也会相应消失。因此,从高发疾病到罕见病例,治疗行为会越来越偏离普通消费的范畴。
  而医疗领域内存在的另一种剩余价值在于技术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虚开药品问题。接受治疗的病人绝对无法了解到底什么样的药品是治疗真正需要的,但为了达到最终被治愈的目的也只能完全接受,这部分超出正常治疗所需费用的价值自然也属于剩余价值。

  从常理来看第一部分的剩余价值是必然存在,也具有其存在合理性的,该剩余价值能够有效刺激社会资源对相关疾病进行研究,从而推动医疗技术的发展。但是,对于病人而言,这种高额的剩余价值必将导致整个家庭经济的崩溃,对其家人生活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只有弊,没有利。而第二部分的剩余价值,则显然是整个社会共同反对的,其更象是一种犯罪,而不是任何正常的社会行为。但是,如果要求每个病人都具有基本的医疗知识,能够正确分清医生医疗行为的有效性,这又是不现实的。
  在当前,国家通过医保来降低疾病对公民生活的风险危害,但以个体医保缴纳情况来作为个体享受医疗保障权利的判断条件,只可能使高收入者获得更多的社会保障,而低收入者获得的保障接近于零。虽然国家现在决定承担许多普通疾病的治疗费用,但这些疾病治疗行为基本已经成为普通消费品,对于个体生活影响并不大,反倒是那些可能危害个人生活品质的重大疾病,还是需要个人承担主要责任,可以说国家在处理医保权利方面正好是本末倒置了。而在防止医生乱开药方面,从医生乱开药行为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往往是医院本身,这已成为医疗领域的潜规则,在此国家出台的种种惩罚措施往往难以收到效果。
  要消除医疗方面剩余价值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必须从医保的支付制度来解决。首先医保统筹部分必须与疾病的发病率相关,而不是与个体的缴纳情况相关,发病率越低的疾病享受越高的统筹保障,这样任何疾病对于个体生活的影响程度都会降低,且可以作到完全的全民保障。因为疾病发病率相对固定,则只要对收取的医保资金进行合理分配,就足以支付每一笔正常的统筹费用。在这方面医疗领域的剩余价值不变,仍然能够发挥刺激技术进步的作用,却不会影响个体生活。另一方面,将医保统筹与疾病本身相关联,则医保组织必然要了解每一病历的基本状况,则判断医务人员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的责任,就落到医保组织身上。而医保组织与医务人员之间是不存在技术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样第二部分的剩余价值就能被有效消除。

4.教育

  教育领域内的剩余价值根源于个体对于未来的不确定,社会对于金钱作用的过分夸大,以及社会对于成功定义与金钱的完全挂钩。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是人的天性,而现在社会对于各种剩余价值的放纵使得单靠个体获得的劳动价值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无法满足,例如住房。在社会无法平衡社会价值分配的情况下,个体只能尽量获取更多收入以满足自身欲望,在现阶段就反映为尽量争取到更好的可获得剩余价值的工作,而这又往往是与个人的文凭相关的,因此,教育成为个体实现未来美好生活的基本方式。
  而教育又是一种资源有限供应的行业,有限供应的是师资、教学条件与教学经验,这种有限供应特性使得竞争同样只能起到反效果,优秀的教育组织将对个体产生更大的诱惑,形成更多的剩余价值,个体的欲望直接成为教育行业提供高剩余价值服务的根源与保障。在此情况下,国家限制学校举办各种补习班,提高班,提倡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最为反对的反而是家长。
  虽然教育领域内的剩余价值产生于教育,但解决这一问题却必须改变整个社会,改变整个社会对于金钱作用的认识,改变社会对于成功的定义,最重要的是改变整个社会价值分配的原则体系,使得个体的劳动价值能够支付正常的欲望需求,剩余价值只是提供高于正常生活品质的生活条件,而不是保障正常生活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人心的浮动平息下来,教育回归到其本质的作用。

5.资源类产业

  与房地产行业相类似,资源类产业的剩余价值根源于原材料的有限供应之上。资源开采的劳动价值是相对固定的,而产品价格却是随市场波动,其间的差值就是剩余价值。虽然资源产品并不是直接的生活消费品,但其作为各种产品的原材料直接影响了产品的最后价格。从这点来说资源产品的剩余价值还是来源于普通个体的劳动价值,同样会减少社会的有效消费能力。
  在当前阶段,基于经济学家建立完全自由市场的愿望,各种资源以采矿权、林权等等的权利形式被拍卖给资本者,而国家就此失去了对资源开采方式及获利的控制。虽然中国的社会制度决定所有资源都是国有的,但当前的制度设定已经使资源成为私人可以占有的东西,国家仅能在拍卖权利时获得少部分的剩余价值,其余都会以一种合理利润的形式落入个人的口袋。
  资源绝对不是任何个体劳动所产生的,同时还具有绝对的不可再生性,因此资源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共有财富,制度的设定应该始终围绕于此。因此,对于资源类行业的剩余价值,应该如对待房地产行业一样,以一种适当的形式使国家获得资源产品完全的剩余价值,而开采者得到其开采劳动所应获得的收入,也就是取消各种权利的设置,而以实际的开采量来征收资本者应缴纳的剩余价值。

6.可复制服务

  可复制服务指的是象软件或音乐等通过简单复制过程就可得到相同作用产品的产业。由于此类产品可以无限复制,每一份复制品中的创作者劳动价值就相对减少,而产品售价中的剩余价值比例则不断增加。也因此,此类产业成为可以快速致富的途径之一。此类剩余价值的存在应该是合理的,正如在新技术产生阶段行业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一样,是推动行业进步的根本动力,对此,国家除了正常的税收之外,没有其他另行收费的合理性。至于运用竞争的方式,似乎也无法消除此类剩余价值的存在,竞争的结果只是重新进行产业内剩余价值的分配。相对而言此类剩余价值对个人的消费能力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不会危害个体对其他社会产品的消费,因此国家无法也无权控制。相反,社会剩余消费能力却可能通过此种剩余价值进行聚集,如果国家对其进行有效吸收,就能够使社会剩余消费能力成为社会公共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显然,超出普通生活标准的生活品质正是国家吸收此类剩余价值的合理办法,因此维持一定程度的高房价能更有效地使社会剩余价值为社会所利用,当然前提是国家改进当前的房地产管理思路,使房地产产生的剩余价值都为国家所吸收。

7.品牌

  品牌的根本就是欲望,不断刺激个体欲望并将实现欲望的方式与品牌相关联,就是品牌能够产生大量剩余价值的实质。虽然实践品牌的基础是品牌产品的质量保证,但品牌价格远高于这种质量保证所应得的劳动价值。基本上来说品牌产生的经济效益对于社会发展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这也是绝大多数剩余价值真实的社会作用,过于追求品牌的经济效益只会将社会带入更高的物欲阶段,并加深“金钱决定一切”的观念。
  但是品牌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其能够加强企业产品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中,能够为国家交换到更多的劳动价值,这同样是出于其剩余价值的特点。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既希望通过品牌占有更多的国际市场分额,又不愿品牌过多地影响国内价值分配恶化社会意识,而品牌的发展注定必须先在国内立足才能具备基本的国际竞争力,抉择陷入两难。
  不可能因为一定的负面作用就放弃一种途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种负面作用。品牌都会形成一个品牌意识以作为凝聚消费者的基本,那么这种品牌意识就不能违背社会公理,至少不能产生负面导向,这需要相关部门的有效管理;品牌所获取的剩余价值都会形成企业的利润,则这种利润就必须重新回馈给社会以成为有效的消费能力,这需要股票制度对于企业红利分配的合理设定,以及国家对于国有企业获利的完全吸收,并将其转化为公共建设的资金来源。

第七节 小结

  人类无差别劳动作为商品价值的本质,这点是无庸置疑的,问题是如何使抽象的劳动能够在现实中获得可操控的标准。与马克思传统观点不同的是,本文以劳动者获得的所有工资作为劳动在现实中能够交换的所有货币量,并以之为基准,来分析真实价值在社会中的分配关系。由此可以推论,劳动者工资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总量,是社会最基本的消费能力,也是劳动者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真实价值。
  而由于商品交换脱离了物物交换的方式,以货币作为交换的中介,使得交换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商品交换不再是等价交换,其中高于物品劳动价值而多交换的那部分劳动价值,是与物品的剩余价值相交换的。剩余价值不是真实的劳动价值,而是商品可交换劳动价值的能力,并成为资本者的利润。剩余价值可以出于信息不对称产生,但其本质成因是交换双方交换欲望的差异,可以以商品某部分价值根源于实际劳动成本还是根源于交换欲望来区分商品的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
  对剩余价值的利用是市场经济能够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其危害却不容忽视。剩余价值的危害在于以一种虚拟价值的方式交换了真实价值,从而削弱了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使得社会消费能力无法完全消费对应的劳动产品,产生生产的相对过剩。在正常情况下剩余价值必然存在,但在某些情况下却会引起经济危机。当社会获得短期的经济刺激,产生短期的劳动收入增加现象,刺激个体消费高于原本正常消费品的商品时,一旦该经济刺激消失,则劳动者收入退回原来水平,那些高消费商品的剩余价值已经消耗掉劳动者未来一段时间的消费能力,则社会生产的相对过剩就会更加突出,从而导致经济危机发生。
  而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也就是劳动所能交换货币的能力,是由封闭区域内所能提供的所有消费品的价格决定的。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能够正好满足劳动者对于区域内正常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商品的剩余价值比例越小,该商品越接近于消费品。虽然社会在初产生一种商品时,该商品会具有极高的剩余价值,但随着该商品生产领域内资本的不断流入,劳动者工资的逐渐提高,竞争会使得商品的利润不断下降,最终与其他社会消费品具有相近的剩余价值比例,成为普通的消费品。而该领域内劳动者工资水平会刺激其他领域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产生劳动价值增长的压力,也产生物价上涨的压力。当一个区域的劳动力供应处于正常的有限供应状态时,该劳动价值增长就成为可能,社会普遍的剩余消费能力就会产生。该剩余消费能力在满足对新商品的消费后会成为其他商品价格上涨的基础,社会剩余消费能力逐渐消失,新商品成为普通消费品,老商品价格适度上涨,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增加,能够正常满足对包括新商品在内的所有商品的正常消费。
  但不是所有剩余价值都能转化为社会剩余消费能力,也不是所有剩余价值都能够用竞争方式消除。当一种剩余价值来自于产品的有限供应特性时,资本者的竞争更为集中在对资源的竞争与占有之上,劳动者因素不再成为竞争的影响因素,则竞争的结果往往会使商品的剩余价值比例增加。房产、资源,乃至医疗、教育,这些领域内的剩余价值都会基于相同的原因随竞争的加剧而增加。
  当前国家要做的,是分清各行各业中剩余价值的成因,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对于剩余价值,国家唯一的行为标准就是将其尽量吸收,掌控在国家手中,再依据其对个人消费能力的影响,或回馈给个人以使其对相关商品的消费尽量接近于消费品消费方式(如个人住房消费、医疗消费),或将其作为社会公共建设的资金来源(如对矿产资源剩余价值的吸收,对非消费性住房的剩余价值的吸收),使之成为社会有效的消费能力,才能消除剩余价值对于社会经济的危害。
  而在增加个人收入方面,国家唯一能做的就是保障每个地区劳动力商品供应的有限特性之上。只有劳动力商品具有一定的有限供应特性,才能对产品生产产生影响,并成为劳动价值上涨的压力。在此就要求国家对流动人口进行有限管理,并强化区域人口的流入流出制度,才能维持劳动力商品的有限供应特性。虽然这样似乎对于外来人口有歧视之嫌,但是,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一个地区原住民的根本利益,进而保障每个在该区域内劳动生活的个体的利益。而这样的流动限制,才能使地区间存在着明显的劳动价值差异,刺激资本往劳动价值低的地区流动,增加当地所能提供的商品种类,则该地区的劳动价值就会依规律正常增加,实现整个社会的共同发展,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贫困地区所能为其他地区提供的,仅有劳动力商品而已。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7-11 10:30:17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48 莱切框架与全球市场监管

预期、资产价格与总需求:

一个简明的理论框架 1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斌

July. 8, 2009

bjzhangbin@gmail.com

    摘要:本文在风险资产价格和总产出空间内,建立了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信贷和商品市场的联立均衡模型。与传统结构性宏观模型的主要区别是明确地将风险资产价格融入模型当中,强调了预期与风险资产价格变化对总需求影响的分析,对于现阶段的宏观经济问题提供了有针对性且易于掌握的分析工具。比较静态分析中讨论了人民币升值预期、风险偏好下降、货币政策变动、扩张性财政计划以及外部需求下降等几种外部冲击对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的影响。JEL: E41 E51 E30

    Abstract: Within the interspaces of risky asset price and output, we describe simultaneous equilibrium in money and risky asset markets, and credit and goods markets. Thanks to an explicit role of risky asset price in the model and its simplicity, this model provides researchers a useful instrument in conducting macro economy research. In static comparative study part, we discussed impacts
of RMB revaluation expectation, less risk appetite, monetary policy, 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and less external demands on risky asset price and aggregate demand.

    1 作者与余永定教授、张曙光教授、程炼博士、姚枝仲博士、何帆博士、张晓晶博士的多次讨论对完成本文有很大帮助,在此表示感谢。一切错误与不当之处由作者承担。

导言

    2007 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经历了异常剧烈的调整,全球经济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下滑,社会各界纷纷质疑宏观经济理论与实现问题脱节。理论与现实脱节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当前的宏观经济理论对于诸多重大问题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和答案。正如Krugman(2000)对宏观经济学最近三十年发展的反思中指出的“考虑微观基础虽然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以此为基础的宏观模型并没有比最简单的模型更精确。具备了代表性个体理性行为基础的总供给研究并没有替代菲利普斯曲线,消费的跨时期模型也没有为总需求做出更准确的预测”。 另一方面是宏观经济理论的新进展主要停留在学术象牙塔,难以被政策制定者以及影响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人员、企业家、财经媒体等各界人士所掌握。目前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研究普遍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作为基础分析工具,这确保了模型在逻辑上的完整和一致性,厘清了很多细节并可以用来讨论福利问题,从学术角度看确实较几十年前的宏观经济理论有很大进步,但代价是牺牲了简单和直观。广大的政策制定者以及影响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各界人士对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不能入门,几十年前的IS-LM 框架依然主导着包括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内的众多宏观经济研究人员思考问题的模式。

    IS-LM 虽然不失为有力的宏观经济分析工具,但模型当中没有预期、风险偏好以及风险资产价格的明确位置。尤其在预期、风险偏好以及风险资产价格频繁剧烈变化,并对投资和消费产生举足轻重影响的当代经济(Bernanke and Gertler, 1999),IS-LM模型对于总需求分析显得力不从心,很多重大问题无法在这个框架内讨论。面临纷繁复杂的宏观经济现象,如果没有恰当宏观经济理论框架的帮助,仅凭借直观思维很容易在错综复杂的现象和问题当中陷入混乱,这也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和讨论中的现实。最近五年来,随着以国内外投资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的加强,中国的宏观经济研究在数量化和细致程度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在澄清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方面还有待改善。这篇文章尝试在弥补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之间的脱节上有所贡献。文章提供了一个基于中国现实和问题,且易于被接受和运用的简明宏观经济分析模型。模型的价值并不体现在对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做出新的贡献,而是强调融合和易于应用。

    模型有以下几个特点:(1)模型考虑了无风险资产(以银行存款为代表)和风险资产(股票和房地产为代表)、信贷和商品市场的联立均衡,在总需求与风险资产价格空间内讨论了各种外生冲击对总需求和的风险资产价格影响。相比IS-LM 模型,这里区分了信贷和风险资产(股票、房地产)市场;相比CC-LM,这里区分了风险资产市场。借助这个模型,可以直观地看到预期、风险偏好变化对流动性、风险资产价格以及总需求的作用机制,对模型设定和推理的批判和纠错也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照。(2)为了确保简单直观,秉承传统的IS-LM、CC-LM(Bernanke and Blinder,1989)等构造简单的宏观经济模型建模方法,模型是一个静态的联立市场均衡模型。(3)模型设定上考虑了中国的一些特定因素,也吸纳了前人研究的成果。模型中考虑了中国银行业的存款利率管制;考虑了中国居民资产组合投资中集中在银行存款、股票和房地产的特色;借鉴了Bernanke Gertler and Gilchrist(2000)关于金融加速器问题研究的结论等。

    以这个模型为基础,同时借助于一些实证数据的支持,文章在比较静态分析部分对近阶段宏观经济研究中广受关注的几个问题做出了初步解释。这里提出的一些解释并没有超出近阶段讨论中被经常采用的逻辑片断,结论本身也不是都有新意,但是这些借助于模型的解释在逻辑上更加一致和完整,在澄清认识的同时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问题。

(1)人民币升值预期冲击

    2005-2008 年上半年持续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被认为是热钱流入、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的主要原因。结合以上模型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清晰的解释,澄清一些逻辑上似是而非的结论。人民币升值预期(意味着非贸易品/贸易品价格上升预期3)会提高在股票市场上占据较大份额的房地产、金融服务业等为代表的非贸易品行业的资产预期收益率(De ),在给定的产出水平上,风险资产价格上升才能令资产市场重新恢复均衡,上图中MA 向右移至MA’。在新的均衡水平上,商品市场总需求和风险资产价格双双上升。其中更详细的机制可以描述为:受到风险资产预期收益上升

3 关于名义双边汇率与贸易品/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关系的讨论参加张斌(2005)。

    人民币升值预期冲击风险偏好下降冲击的影响,风险资产需求增加,并通过风险资产价格上升出清了资产市场。同时,风险资产价格上升也通过银行部门的金融加速度效应、财富效应和托宾Q 效应提高了总需求。外部冲击对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的作用强度一方面取决于冲击本身的强度,同时还取决于一系列价格弹性,我们在附录中通过数学表达式给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结论还意味着仅仅是预期因素,就足以改变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即便是没有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投机资本流入,或者是即便有投机资本流入但也没有因此增加基础货币供应,仅仅是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也会让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发生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对于中国居民部门,由于可供选择的投资品种有限,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替代弹性较高,再加上当时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在较高的水平上(意味着货币供给提高空间较大),以及预期的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意味着货币需求下降幅度较大),人民币升值预期本身就会引发流动性过剩,并对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带来较大影响。如果人民币升值预期进一步引发了显著的投机资本流入,并且影响到了基础货币供给,风险资产和总需求的变化会更剧烈,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货币政策部分进一步分析。

(2)风险偏好冲击

    2008 年9 月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后,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一度陷入休克状态,不仅是危机中心的美国金融市场,欧洲和亚洲的金融市场也连带受到了重创。如果说欧洲出现如此严重的挑战是因为其金融机构较多涉及到次货产品投资并且濒临投资失败的破产风险,亚洲金融市场上如此巨大的挑战就有些费解,因为亚洲金融机构从次级贷款投资中受到的直接损失规模很有限。利用上面的模型,我们可以对亚洲金融市场上的紧张局面做出解释:亚洲金融市场面临的冲击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出口需求下降带来的风险资产预期收益下降,并因此影响到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另一方面是风险偏好的骤然变化,也会降低对风险资产需求,并因此导致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下降。对风险厌恶程度的上升会降低对风险资产需求。在给定的产出水平上,风险资产价格下降才能令资产市场重新恢复均衡,上图中MA 向右移至MA’’。在新的均衡水平上,商品市场总需求和风险资产价格双双下降。

    Kim, Loretan 和Remolona(2009)通过对亚洲CDs 价差(Credit Default Swap spreads)和预期破产频率(EDFs,Expected Default frequencies,被认为可以代理具有向前预期性质的股票价格)的研究发现,CDs 价值的损失主要来自投资者对风险接受程度的变化,破产概率的影响相对较小。这说明风险偏好的变化对风险资产和总需求的严重破坏性,同时也说明政府通过在稳定信心和维护市场信誉方面的恰当对策对于稳定市场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货币供应冲击

    受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宏观经济上升周期影响,2004-2007 年中国经历了非常显著的投机资本流入(张明、徐以升,2008)。与此同时,经常项目顺差也在扩张。国际收支双顺差在外汇市场上创造了大量的超额外汇供给,并转化为大量的货币供给。对此,货币当局采取了增加公开市场业务中的央行票据净发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信贷额度管理、加息等一系列手段遏制货币市场上流动性供给。尽管货币当局采取了频繁的干预措施,但是双顺差引发的货币供给增加还是被普遍认为是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原因。如果货币当局的一系列紧缩政策力度确实小于通过外汇市场上的货币投放力度,综合的结果是货币当局基础货币增发,根据上面的模型,这会导致风险资产价格上升(提高货币需求,令货币市场重新回归均衡),资产市场均衡曲线MA 向右移动,风险资产和总需求水平会双双上升。作用方向上类似于风险收益预期的上升。

    这个期间的货币政策是否导致了过渡的货币供给呢?张斌(2008)综合考虑了外汇占款带来了巨额货币投放、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提高存贷款利率、信贷额度管理等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供给影响的综合政策效果。根据这项研究,2006 年1 月-2008 年3 月的货币供给当中,来自货币当局一系列政策操作带来的广义货币增长在5-20%之间波幅不定,平均不超过13%,这些政策带来的货币供给增长占总货币供给增长的65.3%,其余的34.7%的广义货币增长则是来自商业银行下调超额准备金率的贡献。这份研究说明,如果不考虑商业机构的顺周期行为,仅仅是货币当局的政策操作并没有带来超出过去历史平均水平的广义货币增加,仅凭货币当局政策本身不足以解释2006-2007 年期间的流动性过剩以及相应的资产价格和总需求上涨。人民币升值预期、风险偏好的变化以及商业银行的顺周期行为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和总需求上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货币当局的困难在于对人民币升值预期、风险偏好的变化以及商业银行的顺周期行为对总需求的影响没有办法进行很好判断。即便当时频繁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政策,回过头来看力度还是不足。

    结合张斌(2008)的研究和上面模型还说明, (1)如果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了很强的风险资产价格变化预期,或者是风险偏好有很大的变化,货币当局将会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局面。这种情况下货币需求变化剧烈,货币当局很难确定通过提供什么样的货币供给才能将市场上的真实利率调整到与低通胀和潜在产出相匹配的水平上;(2)即便货币当局有一个理想的货币供给目标水平,实际操作过程中也非常困难,因为商业银行会通过调整超额准备金率低下抵消货币当局的政策影响,广义货币供给具备了较强的内生性。身处强烈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以及风险偏好变化带来的冲击之下,即便是精明的货币当局也会因为环境的恶化而难以管理好总需求。

财政支出和外部需求冲击

    这里讨论扩张性财政计划和外部需求下降对资产价格和总需求的影响。扩张性财政计划对资产市场和总需求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扩张性财政计划会提升风险资产预期收益,带动资产市场均衡曲线MA 向右移动,在新的均衡水平上对风险资产需求增加,同样的总需求水平对应更高的风险资产价格。另一方面,扩张性财政计划直接提高了短期内总需求,带动商品和信贷市场均衡曲线CC 向左移动,在新的均衡水平上实体经济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增加,对风险资产需求减少,同样的风险资产价格对应着更高的总需求水平。综合考虑两方面的因素,总需求水平会因为财政刺激计划上升,但是对风险资产价格的影响并不确定,具体判断需要结合附录中具体弹性的计算。

    负面的外部需求冲击对资产市场和总需求也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负面的外部需求冲击会压低风险资产预期收益,带动资产市场均衡曲线AC 向左移动,在新的均衡水平上对风险资产需求下降,同样的总需求水平对应更低的风险资产价格。另一方面,负面需求冲击直接压低了短期内总需求,带动商品和信贷市场均衡曲线CC向右移动,在新的均衡水平上实体经济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减少,对风险资产需求增加,同样的风险资产价格对应着更低的总需求水平。综合考虑两方面的因素,总需求水平会因为负面的外部需求冲击上升,但是对风险资产价格的影响并不确定,具体判断需要结合附录中关于弹性的讨论。

结论

    我们在风险资产价格和和商品市场空间内建立了银行存款和风险资产、信贷和商品市场的联立均衡。模型使用了类似于IS-LM、 CC-LM 等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的建模思路,保持了模型的简单和直观,可以方便地用于政策分析。相对于传统结构性宏观模型的主要扩展在于将风险资产价格明确地引入到结构性宏观模型,利用它除了可以讨论典型的财政、货币、外部需求等外生冲击对总需求的影响,可以讨论预期、风险偏好通过改变资产价格对总需求的影响。根据这个联立均衡模型,我们展开了比较静态分析,讨论了预期、风险偏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外部需求变化等几种外部冲击对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的影响。

    模型在逻辑结构的完整和一致性上较当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没有优势,主要的特点是将风险资产价格融入到了宏观模型当中,模型构造比较简单直观,尤其适合政策分析。对于当前国内宏观经济研究界,希望这个简单的模型为理顺一些问题的基本逻辑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分析工具。通过对附录中相关价格弹性的进一步定量分析,模型可以更精确地回答各种外部冲击对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的影响。

    参考文献:
 




发件人:<yumn@sina.com> 2009-07-10 22:50:1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看思想文化是如何推动中国历史变迁的(投稿)

看思想文化是如何推动中国历史变迁的

随心行

2009年7月

     一般讲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文化怎么能推动人类历史变迁呢?什么是文化?文化所反映的就是人心、民心。人心、民心就是天地间的那杆秤,正是天地间的这杆秤决定了朝代更替,即世界历史变迁过程。放眼中国历史,凡盛世,都是由统治者倡导能统一国民思想信仰的国家意识形态开始的,凡乱世,也都是由统治者自己不再真诚信仰先祖确立的意识形态,造成国民意识形态混乱,导致信仰、信任危机而引发的。

一. 中国古代历史政治思想文化变化过程分析

    中国有详细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大混乱是春秋战国时期,先是春秋时期出现诸子百家争鸣,为什么出现争鸣,就是因为各地诸侯不再信仰、遵从周朝的主流国家意识形态,百家争鸣(混乱)既为中国奠定了丰富的思想文化基础,也直接导致了春秋战国后期各诸侯国间的长期大战乱。其中的秦国依靠军事家、法家思想灭各诸侯而统一中国,但建国后,仍采用法家思想严厉治国,连陈胜吴广都懂得提出有号召力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秦始皇却不懂得树立有号召力的国家意识形态(信仰)教化民众,竟然焚书坑儒,剿灭圣教思想,思想理论的混乱不统一必然导致政治经济的混乱,对秦始皇来说,国就是家,国民就是皇帝的物资财产,可随心肆意滥用,秦朝因此很快陷入战乱,直到西汉建立。

    在西汉建立前,中国经历了560年的长期战乱,西汉也是靠军事家、法家建立的政权(军事家和法家思想只适合治乱世),但建国后马上就改用老子思想作为国家政治指导思想,给百姓以休养生息,后来董仲舒又接着推行独尊儒家,“儒家”思想精神自此被深深地植入中国人心中,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而董仲舒 “独尊儒家”的思想治国模式更成为中国后期朝代的标准治国示范样板,其历史影响丝毫不逊色于“儒家”思想本身。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君临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自古以来,凡“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都是由于“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秦始皇反儒雅,禁诗书,弃礼义,尽灭先王之道,“以乱济乱,大败于天下之民”,所以仅15年便灭亡了。

    这是董仲舒的话,意思是:治国首先是正君心,最高元首要以身作则,要正自心,说正话,干正事,走正路,树正气,才能正四方。多数人都是逐利的,而人的利欲是永远不能满足的,法治是以暴制暴,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办法,自古以来,凡是刑罚很轻,但违犯者不多的朝代,都是因为以圣道礼义儒雅教化国民的缘故。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治国一定要从上到下,树立正道国家意识形态(思想信仰)来引导、教化国民。

    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之心,是政治之灵魂,政策之精神,但必须是符合天地因果自然规律的正义大道,既对民众有凝聚力、号召力,又能作为思想方法指导民众,能引导国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自汉代以后,凡懂得树立正义大道国家意识形态的朝代都繁荣强盛,凡国家意识形态境界小的朝代就屡受外族欺辱,而不懂得树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朝代则很快灭亡。

     在西汉“独尊儒家”之后,东汉明帝在倡导儒家的同时又迎请佛教入国,能不断吸收新的正道思想,用以修整国家意识形态,说明汉朝政治家确实智慧。两汉加起来达四百多年,政治经济文化强盛,正道国家意识形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任何朝代的灭亡,都是从后朝统治者不再信仰、不遵从正道国家意识形态开始的,汉朝也是一样,如果国家元首自己不真心信仰遵从先祖建立的国家意识形态,幕僚民众自然也跟着不信从国家意识形态,这叫上行下效,一旦正道国家意识形态在民众心中失去可信度,出现信仰意识真空,国家这时就会出现邪教,政府就会逐渐失去凝聚力、号召力,张角是通过给人治病同时传布太平道,打着“太平治世”思想吸引民众,后建立了黄巾军,董卓、曹操则是借灭黄巾军而拥军自立,进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汉朝因此灭亡。之所以挟天子而不取而代之,就是因为正统国家意识形态余威尚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又一个分裂四百多年的大乱世,统治者都不懂得树立正道国家意识形态治国,直到隋文帝统一全国,隋朝虽然率先开办儒学教育,创办科举考试,皇帝的战略气魄很宏大,但没有树立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缺少正道政治思想指导的国家机器,表面上再强大也是纸老虎,而且穷兵黩武地对外征战和大搞基本建设(大运河),对民众无凝聚力的国家战略只是树立皇帝的霸权(面子工程),失于正道,脱离国民的内政需要,对国民就不可能形成凝聚力,若超越国民承受力,就会因内乱而保不住政权,所以,隋朝也象大乱后统一中国的秦朝一样,仅维持了37年。

    隋朝之后是唐朝,唐朝的政治经济指导思想与汉朝惊人地相似,唐太宗一上台就确立文德教化治国方略,“戡乱以武,治世以文”“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对身边人说:“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唯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

     要当好元首,那真不是享福,唐太宗始终都以身作则地把百姓放在首位,选拔官员人才也以照顾百姓为唯一出发点,这种以民为本思想就是“儒、释、道”等正道思想文化共同提倡的核心精神,所以,唐太宗对“儒、释、道”三教都大力扶持,由国家出资组织专家大量翻译佛经,通过科举考试引导读书人学儒学做人,依据科举考试文章评选人才,只要真实公平,文章见心,文如其人,当然比依文凭选人可靠得多。到了武则天时期,佛教逐渐成为主流国家意识形态,遍及方方面面,大乘佛教创立于印度,之所以能中国发扬光大,主要是因为自汉代以来,中国民众有广泛的儒、道思想文化基础,儒、道是嫁接大乘佛教文化在中国开花结果的思想文化根系。

    从唐朝的政治思想可以看出,政治家的思想发心是决定一切的,皇帝的治国方针是以人为本,一切为民,则一切政策都是利国利民的,唐朝因此形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和汉朝并列为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两个朝代,中国人至今仍然自豪地对外自称为汉人或唐人。唐朝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大调整,始自韩愈的尊儒反佛,韩愈提出“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就是说古人的所谓“正心修德”,都是有实际功利目的的。一般人看不出这一论断的大毛病,但圣君治国的“正心修德”是“以民为本”,是无为而为,没什么个人政治目的。只有无为而为,“以民为本”,其结果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韩愈却明确地将其改成为“有为”,这就把“治国”的出发点改成“有为”的为“君王政权”服务,这就把国家政治指导思想由唐太宗时期确立的“国以人为本”,调整成“国以忠君保政权为本”。这种在根本出发点上发生了彻底颠倒政治指导思想,就会导致国家政策趋于功利主义,舍本逐末,只顾眼前,与民争利。

    韩愈虽然号称大儒,实际却是中国歪曲儒家思想的第一始祖,是宋朝理学的鼻祖,是“一切为政治服务“的鼻祖,古今凡是纯粹搞“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其下场都很惨,林彪、陈水扁就是当代人面前的最典型例子。“儒、道、释”等一切圣道在根本思想精神上都是一致的,是没有矛盾的,凡是“崇道反佛”“尊儒反佛”或“尊佛反儒”,都是既不懂道、儒,也不懂佛。

    正因为有韩愈“尊儒反佛”这个思想理论基础,受道士唆使的唐武宗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废灭佛教,后朝皇帝虽然把佛教重新平反扶正,但也只能恢复佛教的表面形式,灭佛运动对民众思想信仰的破坏是无法在民众心中弥补的,唐朝国民从此不再真心虔信佛教,从此开始失去思想信仰,国家意识形态由此日趋混乱,直至灭亡。对多数信众来说,思想信仰是非常脆弱的,只要社会舆论掀起舆论大潮,大范围地批判、嘲弄某个信仰,那要想让这些信众再重新对其树立信心是非常困难的,一般只能从下一辈人重新慢慢培养。

    从唐后五代十国到宋朝成立,总共369年,因为宋太祖是通过哗变巧夺的政权,宋朝各代皇帝自始至终都极不自信,为避免先例再次发生,对武将军权控制的极严,这导致宋朝对外军事自始自终都极其羸弱,与宋朝富裕的财力比,极不相称。宋朝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实际却只是一个始终没有统一中国疆土的弱势朝代,和北边辽、金,西边的西夏并存,实际只相当于南北朝。但宋朝皇帝却知道以思想文化治国,只可惜不是真懂,宋朝政治家只是把思想文化当作一种治国手段,一切都为权力政治这个中心目标服务,一切都以君王政治需要为唯一出发点,政治挂帅,整个治国思路都非常狭隘,思想境界很低,缺乏长远战略,为保自己个人政权,宁让父兄在塞外受辱。

    宋朝政治思想宣传工作是以政治需要为唯一出发点,由政府组织写作班子,完全按政治需要加以取舍,搞出了一套“程朱理学”,以以教条具体的礼、法来代替思想精神,是赤裸裸为统治者政治利益服务的思想文化,是一种非常短视的实用主义治国教民大纲,严重歪曲、背离了“儒、释、道”原汁思想智慧,这种东西虽然对内政能形成有效控制,但对军事战略外交却形成极大束缚,只能靠求和纳贡维持了宋朝三百多年的偏安统治,以“忠君”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最终导致国家被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将整个国家“赠”予了蒙古大汗。

    有的学者喜欢把宋朝理学和汉朝董仲舒的独尊儒家相提并论,实际这两种尊儒的出发点是截然相反的,董仲舒得到儒家真传的,宋朝理学则是完全背离儒家思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董仲舒的“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其中心思想是“立王为民”,民是王国之根本,他归纳的“三纲五常”都是围绕“以民为本”的“三纲五常”,“以民为本”并不是说要放任老百姓上街、游行,在媒体上随便骂娘、骂国家、骂社会,而是树立最基本社会秩序的“以民为本”。汉朝独尊儒家是要君臣百官通过学儒来树立 “以民为本” 之心,正的是统治者——皇帝大臣的心,从而治国政以正四方,正是这种“以民为本”的国家政治思想,才形成汉朝正确的对内对外政治思想战略。

    宋朝理学的唯一出发点是“以政治为本”,为君王政治服务,通过理学思想教条教化民众是手段,目的是让臣民都听皇帝的话以保住政权,首先要正的是臣子民众的心。与理直气壮质问“你支持共产党,还是支持老百姓”那位是一个路子。所以,宋朝理学才是把儒家思想庸俗实用化、教条化,是彻底歪曲儒家思想精神的罪魁祸首,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大倒退,和汉朝的董仲舒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后来朝代,之所以很难再超越汉、唐文明,宋朝理学应该负最主要责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宋朝以后直至二十世纪,国家政治一直都受宋朝理学束缚,很难突破理学的狭隘我执来领会“儒学”的真正精神、本来思想。

   如果核心动机(出发点)是为君王个人的权力政治服务,一切宗教精神、圣贤学说就都沦为政治思想手段,都会被歪曲成脱离精神思想的文文教条,都可以被政治家根据需要曲解滥用,圣教思想学说被世俗人歪曲滥用得害大于利,却硬要圣教承担起“吃人”“杀人”的责任,这真是千古奇冤。

    二十世纪学术界普遍都把“儒、释、道”看作是驯化老百姓的思想工具,主要是依据以君王为中心的宋朝理学而作出的误判,学者们对“儒、释、道”不事信行,走马观花地想象、理解“儒、释、道”,当然体会不到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的本质精神。自己鸡鸣狗盗,没什么思想境界,当然就不可能理解、相信唐宗、汉武会有“以民为本”这样高的思想境界。“儒、释、道”本来是教人真心学善的,只要真学以致用,真心行善,任何人修学“儒、释、道”都会给他们个人带来巨大现实利益。老百姓学以致用后,会诚信做人,老实做事,世代平安;政治家学以致用后,真心为民治政,自然会国泰民安。历代有作为的明君,都把“儒、释、道”看作是修自心、修官心、修民心,进而德化天下的最重要思想文化,有文化教养的民众都要求孩子从小读诵四书五经,是让孩子懂得如何做人做事,那些为求仕而读书的人,则都是走偏了道路。

    学“儒、释、道”的本质是教人正自心,行真善的,绝不是用来指正别人的,更不是用来蒙骗别人的伪善,若把善、义当作手段,目的是获取政治、物质利益,表面一套,背后另一套,象那些在民众中作秀的政治领导人,如陈水扁,最终结果只是害人又害己,这在“儒、释、道”中都有警示。有喜恶分别的善都是相对、不究竟的,奸邪的伪善就更绝对不成,一定要正自心,对一切众生行真善,最终结果才会确实好。学习者自己心邪,心术不正,把圣理学歪了,把圣理当手段,不好用,却反诬蔑“儒、释、道”道理不真。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也是这样,如果大多数人都信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当然灵,如果人人都只信仰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当然就不灵,自己鸡鸣狗盗,当然就认为人人都鸡鸣狗盗,这是当今以个人主义为当然的西化文人之通病。

    蒙古灭宋,建立元朝,再一次完全统一中国疆土,与秦朝、隋朝类似,只是军事强大,到处开疆拓土,并没树立什么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只是在元代中期把程朱理学规定为科举考试内容,形不成什么思想影响。元朝皇帝信仰藏传佛教,对其它各种宗教、文化也非常支持,全都拿来主义,但分不清邪正,没有明确树立哪一家为正统国家意识形态,正教不兴,邪教就会乘空而起,这导致许多邪教组织迅猛发展丛生,这个军事上曾经所向披靡的王朝,很快就被以附佛邪教起家的农民起义给灭了。元朝是一个垢纳大杂烩宗教文化的朝代,是中国历史缺失国家意识形态,缺失主旋律思想文化的最典型朝代,统治时间仅维持了97年。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借助附佛邪教白莲教起家的,他深知宗教的厉害,所以拨乱反正,严格管理、限制佛教,从一建国就大力倡导宋朝理学,并将其列为主流意识形态,理学思想的主要问题是虚伪、空洞、流于形式,对人家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己却妻妾成群,满嘴仁义道德,自己却从不遵守,所以很难让人真信服。

     明朝皇帝只盯着宗教、邪教了,没想到书生思想文化对政治也有极大影响。以王阳明为首的文人,在修学佛教开智慧后, 领会到儒家的本来思想精神,看出了宋朝理学的虚伪和危害性。王阳明依据佛教智慧,以心学思想重新诠释儒学,纠正理学,在民间的影响越来越大,衍生出一大批包括官员在内的东林党人,不断推出各种新思想,有些思想在当今学者们看来,都相当自由、民主。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明显比明朝统治者推行的理学意识形态要智慧、灵活得多,明朝政治家如果能吸收心学思想,及时调整国家意识形态,进而以其统领改革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对保持明朝的长治久安是有利的。

    明朝官方最初对心学思想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后来心学通过民间书院流传的越来越广,民间不同思想声音越来越多,官方推崇的理学主流思想越来越让民众难以认同,国家意识形态缺乏先进性、合理性,当然就会失去权威性、可信性,国家对老百姓的思想凝聚力就会随之降低。明朝大政治家张居正本来是从心学得的真传,实施一系列政经改革,但无法纠正理学国家意识形态,他看到书院讲学搅乱了国家主流政治思想,就下令关闭全国64家书院,反对私人讲学。明朝虽然有明成祖那样开明皇帝,却承袭了宋朝理学,导致官方政治指导思想的功利、狭隘,又未能及时改造调整,不可能对文人、百姓形成凝聚力、吸引力,待政治控制力降低后,一出现大的灾难或者农民起义,很快就亡国,老百姓当然都冷眼旁观,没有人愿替皇帝的国家分忧。

    宋、明两朝皇帝和汉、唐两朝皇帝相比,在心志境界上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宋、明两朝代开国皇帝把国家的一切都看成是私有财产,把权力看的过重,象守财奴一样提防武将文臣篡权,把权力控制得很死,让臣子尽心尽力也发挥不出来,之所以推崇程朱理学,目的也是让老百姓把君王和国家划等号,让老百姓象日本鬼子效忠日本天皇那样搞个人崇拜。而汉、唐两朝开国皇帝则有自知之明,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都明白:与其说皇帝是国家的所有者,更不如说只是国家的主要管理者而已,他们都明白国家政治应以民为本,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出发点(发心)决定政策行为,汉、唐都选拔任用有德才的能人,并尽可能放权让能人把德才都发挥出来。从汉、唐历史可以搜罗出一大串名闻千古的忠臣名字,只在动乱、末期出了两个奸臣,而从宋、明历史上却可以搜罗出一大串名闻千古的大奸臣宦官名字,其忠臣则多数是受冤屈的,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皇帝们的政治境界发心(权力观)截然不同。

    宋明理学所倡导的忠,是忠于一家一姓的奴性小忠,并不是忠心社稷、爱护百姓的大忠。两种忠心的境界发心截然不同,导致所制定的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当然截然不同,大忠着眼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小忠着眼的是君臣私利。 接下来的清朝皇帝几乎都信仰藏传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兼容气魄,要比明朝皇帝强一大截,清朝皇帝心胸、志向整体都比较大,是领会了一些“儒、释、道”传统文化精髓的,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这几个皇帝,事必躬亲,每天批文件到深夜。所以才有120年的康乾盛世,这一百多年是自汉唐以来极少有的政治、经济繁荣时期,中国人口首次达到3.6亿,是历史的最高峰。

     清朝皇帝自己明大义,但国家意识形态却忠实地继承宋朝程朱理学,仍给臣民灌输宋朝理学奴才思想,眼界狭隘的臣子是不可能给君王构想出能长久安邦定国的正确国策的,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正是由其以保政权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形态所导致的。所以,在欧洲发生新兴思想、科学、工业革命时候,中华帝国却仍保持着自己的盲目清高自大,视西方物质文化为奇技淫巧,最终还是被西方物质思想文化强行打开了大门。精神文化确实是根本究竟,但绝不能因精神文明高深就贬低物质文明,物质文明并不完全等于物欲,精神文明也不完全等于纯精神,如果出发点真是为民治政为出发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并没有高低之分,并没有矛盾。

    尽管西洋、东洋武力强悍,又有太平天国、义和团捣乱,但也没有把满清直接打倒,满清的最终灭亡也不是倒在革命党人的军事革命手上,而是被太平天国、维新变法、孙中山民主革命所导致的长期思想浸染,全国人民在思想文化上逐渐不再接受满清统治的结果,所以,武昌起义振臂一呼,民心思变的全国各省都纷纷宣布独立。无论奉拜上帝会的太平天国、维新变法,还是孙中山民主革命,其指导思想都来源于西方思想文化体系。

    满清帝国倒下了,接下来的中华民国,既搞国会、参政院,又搞民主选举,但对民众始终都没有号召力、认同感,全国犹如一盘散沙,军阀割据,内战频仍。以胡适、陈独秀、鲁迅为代表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问题在根本上是思想文化问题,当时的中国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截然相反的两派观点:一派是以辜鸿铭、梁漱溟、冯友兰为代表的保皇派,说中国以儒、释、道为核心的精神文化最高,将来必领导世界思想潮流。尤其是辜鸿铭,对东、西方文化都非常熟悉的,他给西方人诠释的中国文化曾令西方人非常仰慕、崇拜。但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清帝国,毕竟是倒在了西方洋炮和代表西方文化的三民主义革命手下,在事实面前很难有说服力。

    一派是以新文化运动领导者胡适、鲁迅、陈独秀为代表的反中国传统文化派,他们看到的是中国的羸弱、落后和愚昧,在他们眼里,“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多是糟粕,主张全盘西化。新文化运动思想由此深深地影响着后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执着地认为,中国近代之所以落后,是落后在重义轻利的中国传统文化上,这一思想信念始终深深扎在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挥之难去,只要中国一出现困难、麻烦问题,就把这个观点拿出来抖一抖,晾一晾,后来发生的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彻底砸烂的文化大革命和八九民主运动,都是这一思想的延续。

    这两派及其衍生支派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西方物质文明导致当今全球问题越来越严重,最近又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到底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到底是西方物质文化更先进,还是东方精神文化更文明,中国到底应选择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思想文化是否真智慧,历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汉、唐是中国传统文化应用成功的例子(两个朝代最终是毁灭于不遵守传统文化的自乱),宋、明、清是中国传统文化应用失败的例子(表面上,这三个朝代都毁灭于外族侵略,实际是毁于狭隘自私的政治指导思想),元朝没有明显的主流文化。只依据应用结果来评定文化好坏是不全面的,到底怎么依据历史地来分析这个问题呢?

    不修佛法是很难明白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法讲“一切唯心”。所谓“一切唯心”,就是说,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无论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对社会是否有益最终主要取决于国家元首的政治发心,所谓发心,就是指发自内心的真实治国目的(政治出发点)。先说一个容易理解的道理,比如核能,如果出发点是给人类提供能源,那绝对是对人类有益的。即使核武器也存在出发点问题,如果制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反击别人的核讹诈、核威胁,制止别人使用核武器,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制造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敲诈、报复敌人,那最终结果对人对己都是有害的,苏联就毁于缺少正道正义的盲目军备竞赛。就是说,如果出发点,即做事目的只为自己或者一个小团体,集团,或者只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狭隘利益,而不顾及全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无论他打着多么冠冕堂皇的民主、文明旗号,只要可能对更多人,更多生灵会造成危害,那都是错误的、危险的,就是害人又害己的,如美国对伊战争。

    佛教最讲无私无我,但若打着佛教旗号,干的却只是为自己捞好处的事,这并不是佛教的错,而是使用者的问题。同样道理,象宋代理学家把儒家思想改造成只为皇帝一家服务的理学,而导致宋、明、清三个朝代出很多政治问题,这并不是儒家思想有问题。推行儒家思想的人,没有用正道思想改造、端正自心,而只是用正法条文愚弄百姓去忠于君王的私家利益,这是发心不正,也是完全背离正道传统文化思想精神。

     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都是教导世人发真善心利国为民。儒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是教导人们先正自心,再使家齐国治,天下太平,绝不是教导野心家把国家据为己有。道家: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无为而为。《道德经》都是教人发真善心的。禅就是佛心,也就是大乘佛教所教导的发菩提心:愿意帮助、救度、教化一切众生之心。无论采用哪一家思想,只要真发心为全人类、为一切众生,那就是真智慧。发心大,就会主持社会正义,就有号召力,就能够成功,但前提必须是真发心才行。如果发心是为自己、或者只为某个团体的利益,即使打着非常响亮的旗号,也是假发心,终究会犯眼光狭隘错误,会在具体政策路线上露馅、犯错误,最终害人又害己。发心真大,小事业也会发展大,发心小,大事业也会被搞小。让猫拉车,它当然就只会往床底下拉。无论做个人事业,还是治理国家,道理都是一样。

二. 中国革命史政治思想文化变化过程分析

    下面再依据以上思想,分析一下后来发生的中国革命史,以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明白思想文化对国家政治经济能起到的关键引导作用,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失去信心,只认准国力强大的西方文化,遂发动新文化运动,集中批判儒家理学的三纲五常、道德礼教、伦理制度,对国人施以科学、自由、民主的思想启蒙。正在这时,俄国突然发生了十月革命,给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正从西方苦寻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鲜的榜样,于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开始在中国社会宣扬、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中国人很快接受并迅速发展起来,主要是因为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儒、道、佛等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仁义道德、无我奉献精神非常契合,正是中国人心中长期积淀的这些传统思想文化成为嫁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很快开花结果的文化根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前苏联、南斯拉夫扎根,也是与斯拉夫民族虔信东正教,未接受西欧文艺复兴思想影响有关,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被胁迫的,苏联一解体,就变色回去了,而深受文艺复兴、个人主义理念影响的西欧和美国,马列主义就很难立足。

     为什么许多共产党人甘于放弃良好的家庭条件,忍常人所难忍受的艰苦环境和敌人的严刑拷打,就因为心中有愿为解放全人类而无私无我奉献的信念、发心支撑着意志。正是靠着这种信念,加上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动员,统一部队的整体思想意志,从而保证了每个战役都围绕着大战略目标作战,小的局部战斗围绕着大部队整个战役的意图贯彻实施,使每个组织成员都统一到整个组织的大思想意志上来,这才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全国战略目标。而国民党军队则完全相反,从蒋总裁到战区长官、杂牌地方军都各打小算盘,没有统一的思想意志,个别嫡系军官只信奉“效忠总裁、杀身成仁”的愚忠,其发心境界和共产党 “解放全人类”精神境界根本没法比。再加上共产党通过土改政策落实“解放全人类”思想精神,一下子争取到民心,很快就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

    在五十年代革命建设时期,人们仍忘我无私地工作,物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即使发生“三年自然灾害”那样的极大困难也没发生动乱,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可思议的,现今七十多岁的许多老人仍然怀念当年的工作热情,觉得要比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更幸福充实。为什么生活条件好了,人们反而会“吃着肉骂娘”,就是因为人的发心、境界发生了根本变化,导致人的幸福感截然不同。

    解放后,“儒、释、道”等传统思想文化越来越受到限制,1957年“右派”反映的是思想文化界对新中国初期国家意识形态的修正意见,是社会思想文化界的正当要求,结果遭到严厉的政治打击,从此,主流政治思想就教条地执着于理论社会理想,并直接导致了“大跃进”运动。若把共产主义“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归因于人的思想境界还未成熟,那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进一步改造社会思想形态,以建立“纯粹”的主流思想文化就很容易理解了,所以文革从一开始就要从形式和思想两方面彻底砸烂以“孔家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真是一个纯唯心主义的大胆尝试,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也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却在事实上却毁掉了社会主义文化赖以成长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根系。随后发生的“913”事件将一切都付诸东流,普通中国人从那时起,开始学会了独立思考,开始怀疑国家意识形态,这直接导致了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这是民众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思。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意识形态由“以阶级斗争为纲” 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国家意识形态作了调整,但要国人从内里马上接受也很难,因为都深受极左思想影响,政治思想观念很难改变,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阻力极大,但这导致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也很难实施推进,主导改革的政治家们,就不断倡导解放思想,为克服政治意识形态对经济改革的巨大制约,利用人们反思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潮的时机,在主流媒体播放政论片《河殇》,直接宣扬西方民主、自由、个人主义思想,希望借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基础思想来改变国民思想观念。

    六十年前,追随“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解开了宋朝理学虚伪道德礼教对中国人的千年思想束缚,但同时也破坏了中国人对“儒、释、道”传统思想文化的崇敬。统治阶级利用“儒、释、道”麻醉人民的论断,更把传统思想文化和迷信愚腐划上了等号,把宗教和科学完全对立,导致知识分子从思想上摒弃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崇信。

     六十年后,失去左派信仰的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和新文化运动时一样,又一次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是比自己的生活好的多。这种被欺骗感导致人们走向了极端,民众开始怀疑一切,逐渐放下左派意识形态。但被文革彻底破坏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没有因否定文革而被平反,在人们心中,“儒、释、道” 仍然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青年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文化无以复加的崇拜、信任,饥不择食,狼吞虎咽,盲目地认为:只有西方经济文化思想最有利于中国发展,于是开始全面向西方学习。

    当时许多释放人激情的“西北风”电影、流行歌曲等文艺作品,就是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下迸发出来的,就是要把中国人被压抑了几十年的个性、冲动解放出来,解放人感官物欲的小说、电影、电视文艺作品和学术哲学一下子成了主流。国人不知不觉就把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当正宗,拾起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衣钵,举起了民主、自由大旗,称赞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个性解放、民主自由思想,倡导提前消费、高消费,都成了新思维、新观念。相反,对被打上共产主义烙印的无私无我、道德奉献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予以全方位地嘲弄、批判,把贫穷、封闭、专制、平均主义等因人类贪婪、自私而形成的一切丑恶现象都归咎为社会主义、传统文化造成的。这一全世界范围的私有化、民主化浪潮,既从思想意识上打碎了左派社会主义思想枷锁,也从思想上彻底掘断了国人心中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国家意识形态的这一系列根本巨变,对国人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形成巨大冲击,一九八九年的政治动乱就是在此背景下,夹杂着人们对腐败和物价上涨的不满而爆发的。

    中国的八九政治动乱又间接导致了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巨变,这一全世界的巨变返过来又对国人的精神思想带来了更具摧毁性的巨大冲击,好在政府没有象苏联人那样继续上民主自由思想的当,而是凭非常强硬的手段保持了政治的稳定。八九之后政策又往回走,但毕竟经过实践证明是走不通的,自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又继续沿改革开放道路往前走。

    苏联解体,加之东欧巨变,导致中国社会在九十年代,从思想上彻底摒弃了对左派社会主义的信仰,更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普遍失去了信心,普遍放弃了理想、主义、精神,只抓经济效益。缺少精神信仰,缺少理论目标指导,只摸着石头过河式地探索,发展到后来就变成了全盘自我否定,谁把经济从公有、计划搞成私有化、市场化,谁就是改革家,谁在娱乐消费方式上突破大一点,谁就是勇于开拓,敢于开放。结果被解放出来都是私欲、物欲文化,个人主义、情爱、情欲至上,一时间,大众文化中除了情爱、低俗,就没有什么内容了。而宣扬道德奉献反倒被认为是虚伪的,反而遭到人们的嘲笑。原始的私欲、物欲、情欲文化成了新思维、新观念。人们根本就不相信道德奉献是人的良心本性,反而把因个人主义、物欲情欲至上所导致的官员腐败、社会堕落等问题都归咎于缺少民主、自由造成的,还诡辨说个人主义不是私利主义,若真摒除无私无我的社会奉献精神,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当然就只剩下为个人情欲、物欲服务的民主、自由和解放。只剩下情欲、物欲的民主、自由和解放,对个人来说,就只是空虚和无聊,只能通过吃喝嫖赌抽加以刺激,否则就会失眠、抑郁。

    民主、自由实际是不讲对象,没有价值取向,没有善恶利害的中性事物,是手段形式,关键看发心到底是为个人还是整个人类社会服务,若分别从代表个人、族群、团体派别、国家社会、一切众生的角度发心落实民主、自由,则民主、自由的具体目的、表现形式以及最终结果将有天壤之别。希特勒就是在1933年民主选举中以压倒多数选票当选德国总理的,纳粹也讲“先公后私”,但他那个“公”是以德意志民族利益高于全人类生灵的“公”,是极端民族主义。不顾全人类正义的所谓民主、自由只是成为国家战争、民族纷争、宗教斗争、在野党派争权夺利的手段、旗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人们逐渐发现物质感官快乐并非究竟,人们又重新对各种思想文化进行探索,但“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已被批得体无完肤,很难再让国人认同,这给以新奇面孔出现的气功等旁门外道得了空子,他们利用整个社会普遍失去信仰,追求声色消费、权财名利而迷茫堕落的社会背景,迎合人们身心平衡对高尚精神文化的天性需求,借用佛教真、善、忍辱等表面名相,掺杂以所谓人体科学、信息等时髦词汇和自己的妄解,包装出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他们避开容易让政治敏感的宗教形式,却模仿党派组织、宣传发展模式,并以“特异功能”、治病等利益吸引人,因此发展非常快,影响非常大,这正是所谓正教不兴,外道丛生。

     历史已反反复复证明:一个缺少正道理想信仰,缺少正道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社会早晚都是要乱的,一个国家必须要树立一个有信服力的正道国家意识形态来凝聚整个社会的人心、民心。但自由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毕竟是很难调和的,为在思想上解决这个矛盾,就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这确实是一大思想突破,可以解决历史思想包袱问题。“三个代表”讲的是三个出发点:先进生产力、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先进文化。核心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就是要坚持执政为民这个本质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所以三个代表的核心应该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出发心是真为百姓大众服务,具体形式可不加限制,这确实是巨大的思想解放。但前提是必须从上到下,都以身作则地真发心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才能体现“三个代表”,如果只是表面打着“三个代表”的旗号,实际是为自己攫取利益解开政策束缚,放下思想包袱,就是假发心。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因为解除了“姓资姓社”意识形态思想政策的束缚,有的人就完全“思想解放”了,一切只围绕经济效益这个中心,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有些人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心无愧疚、肆无忌惮地侵吞国有资产。

     一切围绕经济效益和物质消费,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越来越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就又违反三个代表的核心——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经历了FLG事件后,也跨越到了新世纪,决策层逐渐看到了问题所在。于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营养,顺应时势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世界的思想。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性变化——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终于又重新恢复、接纳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真儒必然接受佛、道;真道也必然敬佛、儒;真正的佛子也必然尊敬儒、道和真社会主义,真社会主义者也自然会尊敬其得以立根的“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根系。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共建和谐世界思想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相对中国的军事发展,美国战略家似乎更担心中国思想文化软实力对世界的影响。但可惜包括中国一些政府官员在内,至今没有理解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是什么,许多人把建设和谐社会简化为保护环境、改善福利、节能降耗。和谐,一定要符合因果道理的和谐,绝不能搞违反因果道理的暂时表面和谐。比如发生劳资纠纷了,原因可能并不是资方给的报酬低,而可能因为个别劳动者心里不平衡,和人攀比,为获取超过劳动的报酬而闹事,这时若为了暂时的表面和谐,而用钱摆平,就违反了因果,接下来的事情反而会越来越多。所以,和谐社会的真正核心是思想精神的和谐,是内心的觉悟。虽然有些人认识到,当今社会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核心价值观,构建一个全新的道德精神文化信仰,但核心思想是什么,主体精神是什么,如何和现实政治经济政策协调一致,从什么地方下手?

三. 如何重建新的社会精神文明

    任何只强调单一种族、民族、族群、阶级、宗教、门派、国家、地区权益的思想、教义、学说,都是对人类社会有害的,思想越狭隘越偏激,越容易造成社会矛盾,思想文化境界越大,心胸越宽广,对人类社会越有益。与全世界一切有情众生同存共荣、和谐相处,与天地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是对人类社会最究竟有益的。

    儒、释、道这三种文化之所以被中国人供奉了两千多年,而且越来越获得西方人的青睐,就是因为这三种思想文化境界高深,能开启人的智慧,让每个信奉学习者真正受益,这已是经先祖们反复验证了的,根本不是什么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中国近代以来的几位人文学大家、国学大师,无论做人,还是写文章,都非常令人敬重,这都是因为他们有高深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包括胡适、鲁迅这几位坚决反对传统文化的文化巨匠,实际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陶出来的,有比较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但出国留洋之后,却被近代西方文化冲乱了方寸,反而强烈批判、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其实,中国文化在一百多年前之所以不灵,是因为国家从上到下都背弃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民为本”“仁义道德”这些真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只是表面奉行“仁义道德”,实际行为却骄奢淫逸,这完全是与儒、释、道核心精神背道而驰的假“仁义道德”。所以,中国一百多年前的孱弱落后根本不是因为中国儒、释、道文化问题,而是因为国家从上到下都背离了儒、释、道的真精神,去追求骄奢淫逸等物欲享乐的结果。没体悟到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智慧,只因国贫民弱等表面现象,就将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还不加分辨,不分好坏地全面承袭近代西方文化,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精英们的最大失误,害国害民。

    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其精华也顶多是教人做事的科学、技巧方法而已,中国传统文化是教导人:做人做事的正确心态、发心,心态不好,一切科学、方法技巧都发挥不出作用,做事心态好,富有积极性,自然就能想出好办法,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能上,心态能决定一切。中国足球越来越差的根本原因是商业化所导致的越来越功利,球员都把球队集体的目标放在自己出名、出风头等个人利益之下,这使得球员踢球心态、作风越来越差,团体成员思想不统一的团队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所以无论什么名教练,无论学哪派的先进打法都不顶用,即使成功也是偶然,只有通过传统教育改造全社会的精神文化,从内心改变中国球员的思想境界,使他们承担对自己、对球队的责任意识、集体主义(团队)精神,才有可能把中国足球搞上去。

     当今中国大学知识分子之所以学术作弊成风,道理也一样,他们与没落的中国足球是同样社会时代背景下的共同产物,都因为只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只学习技战术,不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只讲个性、个人利益,缺少道德、集体观念、无私奉献精神。 只有改善人的心态、境界,才能改善人的命运,只有改善社会的精神文化才能改善人类历史,最能改善社会精神文化的是宗教、哲学、古典艺术等各种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能帮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方法论,能开启人的智慧,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凡是历史悠久并传承至今的优秀传统文化都有这个功能,中国儒释道文化对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对开启智慧最有效,是真正对人类最实用、最有益的思想精神文化。

    人生命运的好坏,并不取决于他出身的富贵贫贱,而是取决于教育,如果从小只接受现代学校教育,学不会做人,即使掌握一门技术也顶多是给自己糊口用,长大以后并不见得能做成什么事;但如果从小在家庭里真接受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人就会有智慧,知书达理,长大以后就一定会有出息,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蕴藏的巨大能量,这就是中国人顶礼膜拜儒、释、道文化两千多年的根本原因。

     什么是文化,能改变人心的东西就是文化,真善美文化可以净化人的心灵,贪嗔痴、假恶丑文化会污染人心。首长喜好是影响力最大的文化,对团队成员具有不可思议的示范、引导作用。如果一国之君慈悲仁义,爱民如子,制定的国策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让人民都安居乐业,举国百姓都受到其功德护佑,老百姓也会悉心拥护这个政府,这时,即使有外敌侵略,老百姓也会同仇敌忾,奋勇报名去杀敌;如果遇到大灾大难,全国人民就会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共度难关。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爱细腰,宫女多饿死”,如果国君耽于物欲享乐,全国官吏乃至人民也会游手好闲,不思正业;国君若喜欢打牌,全国人就都喜欢打麻将;国君喜欢养鸟斗蟋蟀,全国人都会跟着养鸟斗蟋蟀;国君喜欢淫乐,老百姓就会以淫乐为流行雅兴。如果国君充满斗争思想,就会引导举国人民都跟着互相斗争,甚至传染全世界。所以,社会文化主要是由首长管理国家社会的发心境界决定的,凡是不能持续发展的国家,都是因为以首长发心境界为核心的社会文化无法进一步提升,无力再推动这个国家持续发展。所以,管理首长的精神境界、目标志向一定要高远,对外要承担起支持全世界人民正义的精神责任,对内要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同时把眼前事也着手做好,把“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一“和谐社会”根本思想落实在各方面实处,重点是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教育、组织、宣传三个部门。

    教育部门要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德育为第一,应逐步增加中、高等学校以品德为基准的推荐与面试相结合的录取比例。要引导学校加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教育,要教导人们首先讲诚信,负责任,培养学生爱劳动,爱集体,爱祖国、爱家庭,让学生明确作为家庭子女、国家公民所应遵循的最基本规矩、应承担的最基本义务、责任,把品德列在比所有文化课都重要的第一位,对个别单科特长学生也可特殊处理,但必须同时加强团队奉献精神教育。组织、人事部门选拔人才,更要把品德放在第一位,这个德指的是愿意且能够为集体、社会、国家积极做事,而不光是老实、听话、懂礼貌。宣传部门要多树立各行业、各地方真心为集体、社会、国家积极做事的社会典型,无论他是什么民族、党派、宗教背景,只要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只要是正道的古今中外人物,都要多多赞颂,这才是大气魄,大境界。

    “忠于党”的宣传提法只适合对党内人士讲,把自己的组织搞好了,党外人自然就尊敬并积极加入。对一般民众宣传、教育,要尽可能减少“忠于党”的提法,因为这会让人怀疑宣传者的发心、动机,容易激起逆反心理。就是说,不要把党内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混成为一回事。“以民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国家意识形态提法之所以能被国人、甚至国外接受,关键就在于此,这是一次非常智慧、也必将获得成功的国家意识形态调整。军事、疆域的统一不见得是真统一,精神文化、宗教文明的统一,才真正是众志成城的统一,才是真正究竟的统一,这种精神文明必须要有让所有民族、地方都认同的博大智慧。绝对不能搞假大空,一定要真实高境界的国家意识形态才能对民众有号召力、凝聚力,才能团结大多数国民,才能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真心崇敬,才能团结广大海外侨胞,才能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铺平道路,才能赢得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尊重。

     到底什么文化最能凝聚民心?什么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王朝疆土、地域江山、民族英雄、历史古迹、文学艺术,这些都只是历史一瞬间的产物,总是不断发生更替变化、推旧出新的,根本不能形成影响、共鸣,最能唤醒全世界华人归属感的,唯有回归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信仰。

四.期待与愿望

    只要国家首长以身作则地真诚奉行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精神——“以民为本”、“无我”精神,只要教育、文化、宣传部门真诚做好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的恢复、回归工作,把“儒释道”和社会主义相共性的思想文化精神统一起来,共同弘扬十到二十年,一定能改善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风气,彻底改善中国的国运。相信不久的将来,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必将乘着中国经济日益腾飞的东风,顺着全世界经济生活日益融合的潮流,广泛传遍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给全人类带来智慧,给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家园带来和谐吉祥,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幸福安康,最终引领全世界人民,共赴和谐美好的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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