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当前中国的社会思想一片对立,互相格格不入。这种现象与认识问题的思维方法有关。近代以来的革命,造成了中国人绝对的思维方式。譬如说资本主义,就是万恶,说社会主义,就是大好。说公有制就是一片光明,说私有制就是可怕,说孔夫子,就是神圣。在这种绝对式的思维中,中国人往往把一些互补的事情对立起来,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把公有制与私有制对立起来,把东西方对立起来,把当代与传统对立起来。殊不知各种经济制度都有它片面的地方,都与政治体制紧密相连。如果不从政治制度上相配合,仅仅以为改变一个 所有制制度,便能解决问题,那就思维方法太简单了。 就是绝对的公有和绝对的私有这种片面的思维和实践,使今日的中国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中国财富集中的速度高于全球均速的两倍 !0.4%的人掌握70%的财富!这种片面和简单的思维方法还会给社会经常弄出一些奇怪的设想,例如,把孔德成请回到曲阜孔府里去,让“衍圣公”继续“衍”下去,成为文化的一种代表和实存性的标志(见李景林的文章)。]

当前中国公有和私有企业的问题

中国财富高度集中的原因是什么?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7月1日

目录

仲大军:当前中国公有和私有企业的问题

吴庆:通胀传导路径已经改变

杨芳洲:中国还有经济主权吗?

李众敏: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转型与成熟

盛洪:最沉重的负担是什么?

余治国:21世纪初经济大萧条的根源——马克思的魔咒是资本主义的良药

董键: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未来体系

郎咸平:四大泡沫冲击2009中国经济

刘卫敏:统一社保、实现社会公平

安邦分析:迈克尔·杰克逊与富人理财悲剧

曹久强:反对官僚资本家

中国财富集中的速度是全球均速的两倍

丁学良:大众资本主义:中国的出路

谢进杰:当前中国经济的瓶颈:广大人民普遍贫穷

笑蜀:天价维稳成本为何降不下来

横舟:中国要再度凝聚时代力量

刘军宁译:《七七宪章》

张辉:对于北朝鲜问题的公民声明

施晓渝:批判乔良少将“救美国才能救中国”的谬论

曹久强:从刘晓波说中国应做300年的殖民地这句话引起反思

黎鸣:同胞们,告别“皮肤”思维的历史时代!

野航:在现代性的魔掌中,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暴民

袁传旭:英国光荣革命为何获得完美成功

李景林: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2008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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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公有和私有企业的问题

----中国财富高度集中的原因是什么?

(在乌有之乡郎顾之争五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9年6月20日

    主持人:感谢张老师的发言,张老师也是总是能够跳出经济学的这样一个纯粹的视野,看到政治形势,看到国际的形势,下面,我们请仲大军老师作发言。

    我对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认识有个过程。还是先谈谈五年前的事,五年前的历史。

    在郎顾之争之前就发生了一些事,我们还是想把这个历史搞清楚,在这个之前我和格力电器的董事长朱江洪打了一场官司,因为格力电器当时要搞私有化,MBO,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广州一家媒体发表了,我说朱江洪个人拿30%的股份是不是太多了,对当时国企MBO的做法做个评论,因为这个问题,朱江洪在珠海法院告我,法院判我输,罚款,从我银行账户上一下就划掉了十几万。我可能是捍卫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最早的一个受害者。所以,你们说的三剑客,就是空喊,还没有实际行动。

    Z 插话:我替你说句话,估计顾雏军可能就是看了你这件事,才打官司的,郎咸平就得教育教育他。

     这事可以看出当时的资本是多么蛮横,就是在我这个案子败诉之后,资本骄横得不得了,接着,郎咸平再起来的时候,顾雏军马上就要告他,就要打官司,所以,到郎顾之争的时候,国内的这种理论上和实际行动上的斗争,已经进行了有一段时间了。从MBO开始,到2004年,MBO已经进行到如火如荼的高点,MBO2002年就开始了,到2004年是什么形势?就是国家发改委、国资委下文,指示下面的国有企业,你必须在三个月之内,或者几个月之内,把你的企业产权多元化,也就是私有化。就是这样的,我们这是政府行为。所以当时的那些企业,像朱江洪,他们都很横啊,他们都很有理啊,他们认为这是政府行为,我按上面的指示办事,完全有理啊。

中国私有化的根子在政府撑腰

     说到这里,我们要把东西方产权理论做一个比较。刚才有人讲了,西方的产权逻辑,明晰到个人就是合法的,这是科思的逻辑。中国的逻辑是什么呢?政府交办的就是合理的。中国的产权听命于权力。任何国家干什么事总是要讲理的,我是搞经济的,经常跑企业,有些厂长经理就对我说,我这是完全按照政府指示做的,我没有错啊,郎咸平这个混蛋在这发难,你发什么难啊?

    我走的企业多了,了解一些企业家的思想。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产权受谁支配。在咱们中国,谁说话算,就能把产权给谁。

    主持人:我插一句啊,本来我还邀请了一个学者,他现在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他给我发了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观点,让我代他说一下,他这个观点跟你这个观点差不多,他说顾雏军作为个人来说,他几乎是无罪的,有罪的就是允许大规模私有化的的这样一个政策,这是他让我替他说一下。

    就是,我们应该追究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国资委这边,明摆着的,下文件啊,这企业拗不过大腿是吧。所以,西方他的逻辑是只要明确到个人,就是合理的,产权明晰,就是合理了,大家看看中国的逻辑是什么?只要我们上边领导,上边发话,上边有文件,就是合理的。这就是权力决定产权。实际上我们国家就是个权力决定产权的问题,政府说了算,这个产权到底是谁的。

    前几天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福耀玻璃的老总曹德旺,人家说,我的财产都是拣的,政府说给谁就给谁,我们都是跟着政策沾光的,这个产权是国家政策给的,所以,现在千千万万富起来的大资本,富翁,人家都有国家政策的保护,人家也有人家的逻辑性。这个责任你找谁?要把根源找清楚,根源在什么地方?在于我们的中央政府,没有上边的指示,没有这种具体化的文件,企业敢动吗?哪个企业敢动啊?

    我们学者当时带着一种很朴素的感觉,感觉你这样瓜分国有资产不太合理,于是出来来反对,来抵制一下,但是就遭到了人家的抵抗。人家就敢跟你打官司。所以,要从根子上找原因,后台是谁?就是政府内的那帮无耻的改革者,瓜分人民财富而恬不知耻的赃官。但是,遭到社会的抗议引起民愤之后,MBO最后还是被停止了,对国有资产大规模地瓜分,这股私有化浪潮基本上被遏制住了。刚才冼言讲了,胡锦涛上台后的,对过度的私有化进行了校正,纠正了江泽民时代的做法。

    比如说曹思源,曹思源在江泽民时代的时候春风得意,他当时写了一本书,叫《人间正道私有化》。在上海高峰论坛会上,人家曹思源捧着两本书,亲自到江泽民的饭桌前,赠送给总书记。江泽民也就很高兴地接受了。可是胡一上台,曹思源马上就倒霉了。所以曹思源就说了,我在江的时候,还能挣碗饭吃,胡一上台我连吃饭的活也无法干了,他那个公司,破产事务所,还有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统统关门了。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我们应该搞清楚。

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

    这个事情过了五年了,随着形势的变化,我对公有、私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问题也在思考。我感觉我们的一些认识方法也应该与时俱进,一些传统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也应该校正一下。你比如说公有、私有的问题,我们以前认为只要公有就是好,我感到这未必完全对,现在剩下的这些大的国有企业,又怎么样呢?现在的大国有企业就是好的吗?中石化刚刚暴露出了一个俄罗斯美女门事件,中石化的一个高管,被外商拉下水。一家外商专门从哈尔滨挑了两个漂亮的俄罗斯小姐,弄到北京来金屋藏娇,给这个中石化的高管享用。结果,在中石化对外招标的时候,这家外国企业一举中标。几亿几千万的一个大项目就拿到手了。这个事引起其他参与招标公司的不满,这个行业的都知道的这家中标企业的水平怎么样,这个事就暴露出来了。

    但是这点事情算什么?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国有企业现在腐败到了什么程度?别以为中国这么大,国有企业都是好东西。这种商业贿赂在当前的国有企业里不知有多少。腐败程度到底有多深,很需要查一查。这里坐的除了张教授,你们这些老同志不了解情况,还觉得国有企业多么好多么好。其实现在国企总部的人下去,到地方去,哪个不是女性招待,这不早就成规矩了吗。

    F 插话:这不是国有企业,是国营企业。

    所以说公有企业关键是要看它能不能为人民大众所公享,为公共服务。如果这种所谓的公有企业已经变成为部门利益服务、为小集团服务的企业,它公有的性质就改变了。看看现在北京的那些大国有企业总部,住的全是高档写字楼,一行一动全是贵族派头,国家电力在金融街上那几座富丽堂皇的豪华办公楼,他们从哪来钱维持这种高成本?不是从电费上来?再例如中国化工集团的中国化肥公司,刚搬到长安街上一栋新写字楼上,租金一年近两千万元。他们这么大手大脚的化钱,卖出去的化肥能不贵吗?不是由可怜的农民来买单吗!农民一点也没办法,因为中国化肥公司这一家就几乎垄断了全国70%的市场。定价权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在与国际市场的交易过程中,低效率高浪费,结果把这些成本最后全部转嫁给了国内消费者。但他们从来都是旱涝保收。

    特别心疼的是最近发生的事,中国铝业收购力拓兵败澳大利亚。帐面损失500亿元人民币。这些大国有企业拿着国内人民的血汗钱跑到海外乱洒,这种巨额亏损由谁来承担?还不是国内消费者?

    还有,中石化专门找那油价高的时候买油,上海宝钢专门找铁矿沙价高的时候进口。买了高价产品怎么办?就是转嫁给国内老百姓。他们永远不会降低自己的收入、福利和生活水平。这就是今天中国大国有企业的实质。哪里还有什么公有制和国有制,全是官有制、垄断集团所有制、部门利益所有制,把国有制和公有制统统变性质了。谁能监督他们?中国人民这些所谓的所有者能管得了他们吗?

    (鼓掌)

警惕国有制变成官有制和垄断部门所有制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我们维护国有制,维护出些什么东西?就维护出你这么一些垄断集团和官有企业吗?给内部员工发房子,发轿车,各种优厚福利,把巨大的垄断利润在内部消化,并且还拿着本高额垄断利润伺候外国主子。中石油在海外上市募集了29亿美元,四年之间分红分出120亿美元。这是中国人民的血汗啊!就这么轻易地贡献给了外国投资者。你说这一帮国有企业混不混帐,是不是败家子?我们要这种国有企业干吗?中国的消费者能受得了吗?

    (鼓掌)

    前些年大银行的私有化、海外大规模上市被止住了,要是不被制止住的话,我们国家算是完蛋了,整个国家就为外国资本服务吧。所以这些事情大家要看清楚,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么一种情况?还是政府内的那股卖国力量!剩下的这些国有企业,还是这么个德行,你看我们的手机费,电话费,现在话费还是这么高,居高不下,全是垄断利润。

    垄断价格是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定价,这个价格一旦制订以后,把所有竞争性企业的利润全都给吃光了。所有的竞争利润都在为他们打工,这点经济学道理还不懂吗?基础价格制定后,其他的领域都是在为垄断企业打工,全是微利经营,根本没钱可挣啊,市场也没法发育。所以,现在这种垄断企业的垄断价格已经成了我国经济体上的恶性肿瘤。

    我们要这样的垄断企业、垄断利润吗?我们能接受吗?现在我国的汽油价又涨了,我们一升五六块钱,美国一升才四块来钱。所以我们要思考,如果政治条件不行,在这种状况下搞公有制,你有人吗?毛泽东,朱德那老一辈革命家早就死光了,你上哪儿来找搞公有制的人,你抓一个都是腐败分子,搞公有制,你看看有社会基础吗?你出去挑去?挑一个,出来一个,还是一个腐败分子。所以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张老教授。 所以说,现在中国的事很难办。

    (鼓掌)

    G 插话:这一套是私有化搞起来的,过去不搞私有化,不搞私有企业的时间,你问问国有企业什么样子。顶多的是领导不干活,但是哪敢这个?你跟女同志事多了,都给你搞上去,给你撤下来,岁数大的人都知道,那叫犯生活错误。

    所以说,咱们追究到点子上,就是我们腐败堕落了,我们的党,我们的政治,整个社会腐败堕落了。你这个政治,这个体制,这个队伍,这个党都腐败堕落了,你怎么来搞来维护公有制,来维护全民的利益啊,都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政府早就变成一个自利政府了,你看改革30年来,谁最强,谁最大?就是政府啊,公务员是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我是下海的人,是走市场的人,我和你们这些学校教授还不一样,我是有深切体会的。我们受的那个苦谁知道!

    H 插话:你们说的都是对的,私有制和官有制都是应该反对的,单纯反对官有制,单纯反对私有制,他不是,这样的,他是打着私有化的旗号,然后又把权,把什么,包括国有企业,全都在少数人手里。

中国过度私有化的问题:老板个人所有制

    中国的改革问题在哪儿,就是过度私有化。什么是过度私有化?比如说福耀玻璃这个企业,搞了几十年,产权全都归老板个人所有了,没有员工的份。我把中国这种改革模式叫做老板私有制模式,就是说企业发展的成果都被老板攫取了。所有的企业,你看啊,发展起来后,产权统统归老板所有,没有其他创业者和员工的份。这种资本主义是最不公平的资本主义,老板独吞发展成果。但是这种模式为什么可以在中国大行其道?关键是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中国是个一把手政治的国家,于是经济也成了一把手经济,企业也成了一把手的企业。这种所有制形式必然造成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平,不均衡。

    这种发展模式就是从原来的公有制一下子跳到私人绝对所有制。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没有全民所有制,只有国家垄断所有制和老板私人所有制。这就是当前中国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和主要问题。这还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吗?

    企业发展起来了,但员工无法分享到企业产权。就象福耀玻璃公司,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中,企业股份为什么最后都攒到你曹老板一家人的手里了?

    当代的现代企业制度其文化核心是公有制,股份制企业就是公有制企业。这既是一种公有制,又是一种私有制,千千万万的股东所有制。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公私不能分开。这才是合理的产权制度。公有和私有是混合在一起的,交叉在一起的。企业发展好了,老板与股东共享共荣。但是,自山东诸城私有化运动的后期,每人都有份的员工持股企业产权改革,变成了经营者一个人持股。这就是中国企业产权改革的路径。它没有集体所有制,没有产权社会化,就是老板独享所有制。

    (鼓掌)

    还有个很大的民营建筑企业泛海集团,老板是山东潍坊的,跑到北京来发展,年产值都几百亿了,到现在可能还是无限公司,所有的产权都是企业老板的,也不搞股份制,模糊产权。大家都一起干吧,都一起拿工资,企业到底是谁的?还是老板的。产权也不给你明晰,不搞股份所有制,无限责任公司,这就是中国。改革如果没有共同富裕的思想,如果都是寡头所有制,那就会出现今天我国这种企业现象:无论是大型垄断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其特征都是寡头所有制。

所有制形式导致了当前社会财富高度集中

    我再说一遍,私有化是可以的,产权归人民大众所有,他掌握了产权以后,他自己独立经营,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不能象中国现在这样搞绝对的私人老板所有制,搞得太厉害了,我们往往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一个极端。一搞公有制就是一大二公,连自留地都归生产队。一搞私有化就全成了老板所有制,家族所有制。建国以来就在这两种模式之间摇摆。哪还有点社会主义精神!

    我们的政治体制有问题,认识方法更有问题。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绝对对立,把私有和公有绝对对立。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成两大阵营,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搞社会主义的就走上一大二公的极端。搞资本主义就是极端个人私有制,个人发财致富。

    公有和私有,必须在好的政治制度下才能和谐统一。没有平等思想,没有均衡发展的社会制度,这个国家就要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要么出现伪公有制,要么出现极端的私人所有制。这种状况都不利与人民大众的发展,都不是人民的福音。

     看看当今中国社会财富的分布,有权威报告指出,占人口0.4%的人占有全国70%的国民财富。中国财富集中的速度是世界均速的两倍!中国社会贫富分化这么厉害,难道与当前的所有制形式没有关系吗?不是绝对的公有制,就是绝对的私有制。在这种极端集团化和个人化的所有制形式之下,人民大众能不陷入贫穷和赤贫吗!?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必须兼而有之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非就是人类的两种追求。一个是追求财富,一个是追求公平,平等,追求平均,只有这两种制度、两种精神结合到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所以真正发达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兼而有之,不可分开的两种精神,两种追求。民主制度就是遏制资本主义的政治工具。你没有民主,没有公平,没有正义,那资本就穷凶极恶,就毫无节制。这是恶性的资本主义。我们国家恰恰就走向了这个恶性资本主义。这几年里,凡是私有部门,私人部门,都是那种恶性资本主义在运行。

    我希望我们的思维方法要转变,不能太绝对化,看问题的方法要多角度。我提倡共和,是因为我看到了当前社会激烈的矛盾冲突,我也不愿意社会再发生分裂和冲突。我们的国家,近代以来就内战连连。环顾整个世界,近代以来有几个国家在搞内战?有几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内战打得轰轰烈烈?没有几个,我告诉大家,凡是打内战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发展好的国家,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总是很自豪的讲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解放军打得是多么辉煌。其实国共两党的内战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悲剧!死了这么多人,多么惨啊!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就没有实现过共和,就是党争,派争。中国的思维方式是有问题的。那就是极端,排斥异己,一山不容二虎。说到底,就是专制的原因。几千年专制的习惯,只能容纳一个主义,一个党。没有共和、共存、共享的思想。所以,我就不多说了,不校正我们的思维,不改变我们的认识方法,摆在中国面前的又是灾难,如果再搞内战,再打仗,还是灾难,永远没有出路。

    (鼓掌)

    主持人:感谢仲大军老师做的这个发言。


 

 

发件人:"Qing WU" <wuqingdrc@googlemail.com>  2009-06-29 01:27:57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金融周评:通胀传导路径已经改变

通胀传导路径已经改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 吴庆

2009年6月

    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早就引发了通胀预期;但是到目前为止,通胀预期似乎并没有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4月和5月的物价指数(CPI和PPI)继续“双降”,让某些人以为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还不够大、时间还不够长。然而货币已经超额投放,必定导致通胀。只是通胀的传导路径发生了变化,以至于从消费端观察到的通胀时滞更长、形式更隐蔽。

一、需求拉动型通胀是转轨初期的典型特征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流动性过剩总是引发需求拉动型的通胀。改革开放初期的工资水平过低,早期的企业改革又过多强调加强企业自主权和奖金激励。因此,当实际货币投放量超过了真实货币需求(包括实物经济的货币化进程)的时候,企业的资金宽裕立刻转化为职工收入增难。加之计划经济时代的短缺特性在中国一直维持到90年 代后期,职工收入的增加立即转化为消费增加,加重供给小于需求(短缺)的状况,因此容易引发消费端的价格上涨,并逐级向上传递到初级产品部门。需求拉动型的通胀是经济体制转轨初期的典型特征。

    两个变化导致需求拉动型的通胀不再容易发生。一个变化是职工收入的市场化。随着非国有经济规模和比重的增长并最终成为就业的主渠道,职工收入的增长日益市场化。而市场化的工资由长期合同约定,因此具有粘性,不能迅速对流动性过剩做出反应。另一个变化是短缺经济时代的结束。在基本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短期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家庭收入增长并不立即转化为消费增长。同时国内主要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市场供给相当具有弹性,也抑制着价格上涨。

二、当前的流动性过剩将首先导致资产和资源类商品价格上涨

    由于工资粘性、短期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主要消费品生产能力过剩,因此过剩的流动性并不会直接涌入消费品市场,推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涨。但是,如同泛滥的河水,过剩的流动性总要自动寻找有利可图的去处。当前可供选择的去处有两个:一个是资产市场。当前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推动着世界主要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上涨。从今年3月初到6月下旬的三个多月时间里,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6500点上涨到8700点;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从3500点上涨到4500点;东京日经指数从7000点上涨到10000点。香港由于坚守固定汇率制度,深受廉价美元冲击,恒生指数从11000点上涨到18600点。中国大陆的流动性冲击来得最早,因此上证A股从去年11月份开始、从1700点以下上涨到了将近3000点。国内各地房地产市场也开始上涨。

     另一个流向是资源类商品市场。流动性过剩推动了金融危机中大幅下跌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反弹。例如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从今年2月底的每桶40美元上涨到6月份的70美元以上;反映干散货运输的波罗的海航运指数(BDI)从今年4月1日的1574点起步,一度摸高至4291点,6月26日收报3703点,涨幅高达135%。持续的流动性过剩将导致这些价格维持在高位。

三、资产和资源类商品价格上涨终将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胀

    维持高位的资源类商品价格首先增加初级生产部门的生产成本,并逐级向产业链下游传递、直到提高最终消费价格。当传递到垄断的子产业链时,传递的速度取决于垄断企业的定价策略和政府的价格管制;当传递到竞争性的子产业链时,价格的调整必定伴随着产量的变化,因此价格具有粘性。

    综上所述,正在进行的通胀是成本推动型的。因此,如果要维持物价稳定的目标,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在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时候就开始调整。等到消费端的价格开始上涨的时候,一轮完整的通胀已经完成,通胀螺旋很可能已经形成,不仅调整的难度加大,稳定物价已经不可能。

    (吴庆 博士,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225号H207室(邮编:100010),电话:(010-)6523.7770,电子邮箱:wuqing@drc.gov.cn,wuqingdrc@gmail.com。)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09-07-01 03:31:31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杨晓陆传文(附件)

中国还有经济主权吗?

——六十年一轮回,中国重回旧中国殖民地

杨芳洲

2009年6月30日

    惊闻我国财政部6月22日宣布,“我国将从7月1日起取消小麦、大米、大豆等粮食产品以及硫酸、钢丝等工业品的出口暂定关税,降低微细目滑石粉,中小型型钢,部分氟化工品,部分钨、钼、铟等有色金属及其中间品等产品的出口暂定关税。同时取消黄磷、二元复合肥等产品的特别出口关税,对黄磷继续征收20%的出口关税,对其他磷、磷矿石继续征收10%至35%的出口暂定关税,对合成氨等化肥产品统一征收10%的出口暂定关税。”(新华网北京6月22日电 新华社记者罗沙韩洁)

    世人皆知,商品交换最基本的前提是互相尊重对方对其物品完全的支配权,即互相承认对方对其商品的所有权。别人的物品卖与不卖,卖多少钱,那是他的权利,你可以不买,但绝不能强买强卖,侵犯他人所有。如果连这一最基本前提都没有,非要强买强卖,那就不是交换,而是强盗勒索抢劫。这么简单的普世真理,公仆们真不懂吗?

    美、日、欧完全无视中国的经济主权,以其将贬值的纸币强买中国宝贵的稀缺战略资源和粮食,并威胁告上世贸,这还很是贸易吗?中国还有权支配自己的东西吗?对此赤裸裸的强盗勒索,我当局竟不敢有丝毫反对,立即乖乖投降。如强盗所愿,不仅卖,而且要降低出口关税贱卖。完全无视人民的愤怒,无视全世界的轻蔑和嘲笑,甚至不顾政府自己最起码的尊严,连婊子卖笑半推半就扭捏作态都没有,连个假装“无奈”的借口都找不出。官怕洋人!一点不假。看着强盗勒索成功后的得意和蔑视,及刻意表现出的意犹未尽,公仆们竟无一点羞耻心吗?!

    居然还有无耻专家说什么此举“有助于降低出口企业成本,对稳定外需有促进作用。”中国的珍贵资源和粮食难道是卖不出去需要降低“出口成本”与人竞争的贱货吗?降低的“成本”是归了出口企业吗?明明是减少我海关税收,即降低外国的进口成本,却偏要说成“降低出口企业成本”,什么叫睁眼说瞎话?! 还“对稳定外需有促进作用”,中国的“公仆”是以“促进外需”为天职的吗?

    他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自己不会烧焦碳吗?!不愿污染自己的环境就一定要污染中国的环境!美国自己没稀土吗?自己的资源要保护不开采,非要先挖光中国的资源!世贸组织的原则难道就是损人利己?以邻为壑?!

    美日欧真敢与中国对簿公堂吗?世贸组织难道真是助盗抢劫的帮凶吗?不过是我们的公仆自己不愿据理力争罢了,多么完美的配合。内外勾结,里应外合,有求必应,狼狈为奸。退一万步说,就是中国官司打输了,世贸真是强盗算计世界人民的黑窝,继续呆在这个陷阱里还会有什么好处?!跳出这个火坑难道不是值得庆幸的解放吗?!

    “失去国际贸易利益”?交换的对方已拿不出有价值的交换物,不过是印些不断贬值的纸片子骗走我们的日渐稀少比真金白银还珍贵的资源,这是什么狗屁“经济利益”?如此倒霉“利益”没有岂不更好。若真讲经济利益,我们就不仅不应以自己珍贵的稀少资源去换即将不值几何的纸片,而且应拿这些纸片去换进即将大涨的稀缺资源。

    晚清慈禧、李鸿章卖国,好歹还打了几仗。我们不仅一枪未放,而且连据理力争都不敢,其实不是不敢,是不想,新中国连旧中国殖民地都不如吗?今年还是建国六十周年,这就是对六十年大庆的献礼!?六十年甲子一轮回,中国又彻底丧失经济主权!

    中国还有经济主权吗?我们的财富、资源竟都要由美国及其日、欧帮凶们支配。他们想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必须干什么,不喜欢我们干什么我们就不能干,中国是三孙子吗?是美日欧的奴仆?

    我们的经济是专为美日欧服务的殖民地经济,我们的外汇储备只能买美债,我们的银行一定要让外资参股控股,我们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是专为便利国际资本剪羊毛而畸形发展的唯一可允许繁荣的支配性经济部门,我们丰富的劳力资源只是为了外资取得最大利润而压低普遍工资成本才存在的劳动后备军,我们杀鸡取蛋式的税收主要是用来对冲因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买美债才产生的外汇占款通胀因素,我们丰富的储蓄是美国人的金库,我们在国际商品和金融市场上总是按国际资本的愿望贵买贱卖,为外国输送利益。外资参股兼并我国企业总是获超额暴利,我参股外企却总是血本无归。为了美日欧天更蓝,云更白,山更清,水更秀,我们的资源和生态环境被彻底破坏。

    我国的产业已大部分为外资控制。我们大中城市的水务等公用事业正在被外资控制,而外资控股后就都能让政府下令涨价,助其以垄断公用事业盘剥中国人民。

    我们的新兴产业也正在被外资控制。其中光伏(太阳能)产业已被美国等完全控股,然后当局就以发展清洁能源为名,以提高普通电价补贴太阳能发电(用中国消费者的钱去补贴控股外资)。此特大“利好”已使在美国上市的中国11家太阳能企业(全被美国等控股)股价连番数倍。等等等等……这还不是殖民地么?

    去年6月18日 ,以“中日东海原则共识”为标志,开始了中国领土主权的沦丧。一年后财政部6月22日的宣布,则标志着我国经济主权的彻底丧失!并以此宣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已丧失殆尽!我国人民早已被彻底剥夺了一切民主权利而重新沦为被压迫者,甚至上访告状、爱国活动、反抗官员强奸、纪念毛泽东等等都成“非法”。人民的生存权不断受到剥夺,其土地、家园、房屋被非法侵占没完没了。而官僚买办阶级、贪腐黑恶势力却勾结国际资本堂而皇之登上政治舞台,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6月22日是继去年6月18日后又一个令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六十年甲子一轮回,中国又重回殖民地旧中国,此轮回也太彻底了!这么重大的事,是该隆重纪念热闹热闹。为了这个大排场,据说“维稳”压倒一切。可公仆6月22日所为这是在维稳吗?若真想维稳就别卖国!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卖国就一定会激起 “五.四运动”! 一定会引发人民民族解放斗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别不信!历史上哪个卖国贼有过好下场?!

    六十年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六十年后又趴下了。这次“新帝国主义”没用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而是靠收买中国的公仆精英进行渗透,并对其洗脑,使其视洋人为上帝,他国为归属,并将此“福音”广为传播,以使1840年以来百年买办汉奸文化未死之毒瘤恶性发展扩散溃烂。此阴招果比枪炮好使,于是公仆们身在汉营心归外,竟卑鄙地蒙上主人的眼睛,堵上主人的嘴,捆住其手脚,然后伙同强盗将主人的财产全都掠走,并与强盗一起吸食主人的血,直到最后眼睁睁看着受尽凌辱的祖国母亲惨遭肢解……

    曾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就这样倒下了,未败于外,却毁于内,毁于吃里扒外的“公仆”。这些恶奴意在消灭祖国债权人后挟其卖国所得远遁异邦去作洋人,撇下身后被自己毁掉的满目疮痍的故乡和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同胞……

    带着人民三块表的大公仆们:你们毁掉故乡去作丧家之犬将会有好日子过吗?岂不闻: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痛定思痛,正迅速形成自己的“原则共识”: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承认任何违背自己意志的卖国条约!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中国人民一定要永世追究一切卖国者及其子孙后代!因其卖国收益无疑由其子孙继承,其卖国孽债也将同样由其子孙后代继承!而其卖#国孽债决不能仅以其卖国收益计算,而是以其为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失+时间因素计算。
卖国必殃及子孙!卖国必家破人亡!卖国必遗臭万年!

附:《财政部宣布7月1日起降低部分钨、钼、铟等有色金属及其中间品出口暂定关税》

新华网北京6月22日电 新华社记者罗沙韩洁

    财政部22日宣布,我国将自2009年7月1日起取消部分粮食以及工业品的出口暂定关税,并对化肥及化肥原料的出口关税进行调整。专家表示,当前国际经济仍然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全球需求萎缩的趋势并未改变,在这种背景下对部分产品出口关税进行调整,有助于降低出口企业成本,对稳定外需有促进作用。

    根据财政部通知,我国将从7月1日起取消小麦、大米、大豆等粮食产品以及硫酸、钢丝等工业品的出口暂定关税,降低微细目滑石粉,中小型型钢,部分氟化工品,部分钨、钼、铟等有色金属及其中间品等产品的出口暂定关税。同时取消黄磷、二元复合肥等产品的特别出口关税,对黄磷继续征收20%的出口关税,对其他磷、磷矿石继续征收10%至35%的出口暂定关税,对合成氨等化肥产品统一征收10%的出口暂定关税。
 

 


发件人:"it&i-iwep" <itisiwep@gmail.com> 2009-06-29 09:23:13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it&i-iwepP09015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转型与成熟

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转型与成熟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李众敏

June 29, 2009

Lee.zmin@gmail.com

    最近,中石化计划以 72.3 亿美元收购Addax 石油公司,或者对于中国能源企业的海外投资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2005 年以来,由于中海油投资优尼科告败,中国的能源企业(均为大型国有企业)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转型过程中,在经历了近四年的磨砺与摸索后,日渐成熟起来。对于许多资源类的国有企业而言,回顾2005 年以来能源企业对外投资的经历,或者是非常有益的。如果以中铝-力拓失败为新的起点,那么,我们非常希望在四年以内,能看到更多资源类企业成功投资的案例。

中石化收购 Addax:战略有利,财务可行

     尽管中石化的收购案在短期还有待中国政府的审批,也面临着库尔德地区政治风险,从长期看,还面临新能源政策的挑战。但是,这一收购案无论从战略角度,还是从财务上看,都是可行的。

    从战略上看,抛开国家稳定能源供给的战略不谈,单是对中石化自身而言,也是非常有利的。长期以来,中石化一直存在过度依赖外部原油供应的问题,75%的原油来自公司之外,对其炼油业务造成很大的压力,炼油业务的利润空间受到下游供给和成本波动的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石化迫切希望能够向上游企业整合,寻求更稳定的经营环境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日产13.65 万桶的Addax 无疑是给中石化解决稳定供给问题打开了一个很有潜力的窗口,当然,中石化看到的显然不只是眼下的13.65 万桶,而是硝烟才散的伊拉克库尔德地区。

    从财务上看,一方面中石化集团的实力完全有能力收购 Addax,2008 年中石化集团的所有者权益合计702.9 亿美元,相当于此次收购金额的10 倍。而且,Addax 的经营状况仍然很好,截至2008 年底,Addax 的利润率和股本回报率分别达到56%和32%,所以,从财务上说,这也是一桩不错的买卖。

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转型与成熟

    在中石化这桩较为成功的收购背后,有着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艰难的历程。可以说,中石化投资Addax 的案例中,可以找到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转型的缩影:

    1.学会规避政治风险。能源、资源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本来就面临着比一般产业高出数倍的风险,在2005 年中海油投资优尼科时,则更是如此:一方面,美国是一个政治运作非常成熟的国家,商业集团与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天然、紧密的联系,因此,商业行为很容易招致政治阻力。另一方面,直接面向能源的收购行为往往更容易引发民族情绪,也会给能源企业的投资带来困扰。

    在最近几笔能源投资,这两种风险都得到较好的规避。在中海油服收购挪威钻井公司、中石油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中石化收购Addax 这三个案例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收购对象国都在美国之外,其中有一些是有明确的意图的,中海油在收购时选择欧洲公司,就是为了绕开美国,以免触雷。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三个被收购的对象都涉及到石油服务业,而且有的是以石油服务业为主的,挪威钻井公司提供的是钻井服务,Addax 的很大一块业务是勘探,而新加坡石油公司则在销售领域成绩显著。以上两个特点,对于中国能源企业成功进行海外投资,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

    2.放下野心,踏实收购。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多有盲目、野心的一面,能源企业也不例外。在经过了“蛇呑象”的浪漫之后,中国的能源企业逐渐回归到“大鱼吃小鱼”的正常逻辑之中。

表 1 2005‐2009 年中国能源企业的三宗对外投资比较 (亿美元)

交易年份  收购方名称  总资产  所有者权益合计 被收购方     收购标的
2005      中海油      245.4      9.8         优尼科        185.0
2008      中海油服     82.7     28.9         挪威钻井公司   25.0
2009      中石化     1525.3    702.4         Addax          72.3

数据来源:根据各公司年报及媒体报道整理,根据当年汇率换算。

    2005 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时,中海油的总资产只有245.4 亿美元,所有者权益9.8 亿,收购的标的却达到185 亿美元。相对而言,2008-09 年的两宗收购要理性得多(表1)。中海油服收购挪威钻井公司时,报价为25.0 亿美元,而当年年末,中海油服的总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分别为82.7 和28.9 亿美元,可以说,是完全有能力完成此项收购的。中石化更是如此,收购标的(72.3 亿美元)只有当年中石化集团所有者权益的十分之一左右。

    3.视前景实施并购。对于本来就非常困难的能源、资源类对外投资,我一直主张中国的企业应该有“养鱼”的习惯,而不是“钓鱼”。在中铝并购力拓失败之后,我曾经与澳大利亚人探讨:如果中国企业并购一个澳大利亚的小企业,有没有可能利用中国的需求优势把企业做大?对方的答案是肯定的。中石化并购Addax 也是一样,看起来,Addax 只是一条小鱼,资产总额不足中石化集团的5%,但是,Addax 却是一条完全可以养大的鱼。只要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开放石油开采,中石化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需求把Addax 做大,相对而言,这比并购一个大型的石油公司要容易得多。

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体制环境有待改善

    尽管从中石化并购 Addax 中,我们看到了中国能源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日渐成熟的步伐,但是,如果这些身为国企的能源企业、资源企业要想在海外获得持续、稳定的成果,就必须对相关的体制环境进行改善,才是保障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能源和资源类企业)海外投资持续、稳定发展的长久之计:

    1.优化、简化审批程序。一个能源或资源类的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只要金额稍大一点,就要经过外管局、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国资委等5 个部门的批准,如果是上市公司或者是涉及到保险业务,还需要得到证监会和保监会的批准。而市场机会是稍纵即逝的,市场环境也是时刻变化的,这都与复杂的审批程序是相矛盾的。以中铝投资力拓为例,即使澳大利亚方不延长审批的期限,单是中国政府完成所有审批的时间之内,铁矿石市场发生逆转的情况,也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2.开拓低成本的融资渠道。目前,国有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要么利用自有资金,要么通过银行或者私摹基金,从市场上融资。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是高成本的融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有机会成本,通过银行或私摹有现实的成本。在国有企业进行高成本融资时,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却在购买收益极低的美国国债,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一边是需要外汇的企业高成本在融资,另一边是多余的外汇在购买低收益的产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我想中石油发行美元票据的事情应该可以给出一点启示,不同的是,资源、能源类海外投资都是长期投资,因此,对应的也应该采取长期融资,从这一点考虑,美元债券可能要比票据更能发挥作用,也更能满足实际需求。

    3.改善管理机制。国有企业最高管理者过短的任期,以及与政府互通的状况,对于国有企业进行长期的投资是非常不利的。使得企业管理者从主观上不愿意进行长期的投资,即使企业管理者想到进行长期的投资,3-5 年换届的客观环境也往往使得这种长期投资难以进行。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06-30 13:44:38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 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71期‏

最沉重的负担是什么?

----警惕提供公共灾祸的政府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盛洪

2009年6月

    常听说农民负担重,但这还不是最糟的事情。因为无论负担多重,多少还隐含着一种假定,即拿了农民钱的政府还有正面的价值。"负担重" 无非是说政府对自己提供的服务要价过高。然而近来中央电视台频频曝光的一些县乡政府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还有一种政府,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老百姓的灾难。它向养活它的人民提供的,不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是公共灾祸(public bads)。

    例如内蒙古赤峰市岗子乡政府竟然打起老乡们的算盘,用行政命令"推销"了假冒伪劣的土豆种子,致使农民几乎绝收。如果花钱养活一个人浮于事、又要摆阔的乡政府确实使人感到负担沉重的话,那么这批被养活的人反而整天琢磨怎样损害养活他们的人,则使老百姓受到了更深重的双倍盘剥。还有比养活损害自己的人更荒诞的事情吗?还有比这更沉重的负担吗?

    制度经济学把政府看作是一种制度安排。它的出现是因为有所谓"外部性"或"公共物品"问题。按照定义,"外部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其中,一个人并不能承担他的行动的所有后果,很自然,这些他没承担的后果被别人承担了。后果有好有坏,好的就是利益,叫正外部性;坏的就是成本,叫负外部性。而"公共物品"则是指一种"不可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例如,一个机构提供了"保证河水清洁"的服务,这条河边的一个人对清洁河水的享受不会妨碍另一个人对它的享受,这种服务就是"公共物品"。如果任何个人或公司想提供这样的服务,在满足一个顾客的同时就自然会满足所有到河边的人,但他无法向其他没有与他签约的人收费,从而提供了"正外部性";而一个在河边生产化肥的企业向河里排放废水,让所有并没有同意它这样做的人承担河水被污染的后果,则是制造"负外部性"。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服务和制止"负外部性"的服务一样,都可被看作是提供"公共物品"。只是根据这种服务的特点,服务者无法分别地向消费者收费,因而政府形式被创造出来了:它可以强制性地向所有受益人收费,即征税。所以一谈到政府,我们就应想到,它的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合法性)是与提供公共物品密不可分的;它的征税的权力来源于它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

    更严格地说,政府承担的义务并不全是提供公共物品。有些事情个人可以做,但让政府来做会更好。如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反抗别人对他的侵犯,但如果全社会的人都将这种抵御侵犯的权利转让给政府,政府可以集中资源更好地制止犯罪。所以道格拉斯?诺斯说,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具有规模经济的形式。也就是说,随着政府服务规模的扩大,单位成本会不断降低。一个更为极端的说法是,当已经存在一个政府时,增加一个治安行动,增加一个司法审判,或执行一个新颁布的法令,即一个新增服务的边际成本为零。在经济学看来,这意味着政府的另一个特性,即自然垄断。不同于企业的自然垄断,政府的自然垄断除了效率方面的考虑外,还有政治和法律上的唯一性的要求。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两套法律的话,带来的也许就不是社会安定和繁荣。然而,一旦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政府就有可能走向反面。因为政府中人作为理性的人也有自己不同于社会其他人的独特利益,再由于自然垄断地位是一种优势地位,如果再加上政府的强制性,他们为政府的利益而损害社会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侵犯他人的利益的行为,就很难受到有效约束。结果本来应该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就有可能提供公共灾祸。在制度经济学中,这种情况被称为"诺斯悖论"。

    显然,赤峰市岗子乡发生的事情又一次证明了"诺斯悖论"的存在。乡政府的行为明显是说,它的存在优先于全乡百姓的利益。由于"提供公共物品"的招牌,老乡们接受了它"推销"土豆种子的合约;由于其自然垄断地位,它将每斤劣质种子又加价约46%;又由于其自然垄断地位和政府的强制性,它可以任意违背"包销"的承诺而老乡们只能无可奈何。更值得警惕的是,岗子乡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个特例“焦点访谈"接连曝光的命令农民改种作物、又不承担"包销"责任的海南省琼中县政府,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的广东省潮阳、普宁两市政府,利用假仓储粮数字骗取国家补贴的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粮食局,以及去年曾经报道过的、不但不清除垃圾反而不许别人清除垃圾的邢台市环卫处等等,都已经将自己的利益置于本地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利益之上(如骗取退税和补贴之举),从本应提供公共物品的机构走向了制造公共灾祸的团伙。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在做这些令人发指的事情时,竟然毫无罪恶感。对给农民造成的损失轻描淡写,为自己行为辩护却振振有词。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但为什么这些吃农民、喝农民的人却还理直气壮地坑农民呢?应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县乡政府机构还缺少来自纳税人的约束机制。当由于缺少制约而使制造公共灾祸的现象非常普遍时,就形成了一种颠倒的文化,以为老百姓是为了这些政府机构的存在而存在的。在公共灾祸严重的地方,从市场中挣钱就不如靠政府权力挣钱,人们就涌向政府机构,进而造成人浮于事的局面,反过来又要靠增加农民的负担、甚至坑害农民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当地的持续贫困。到这时,这些政府机构已经失去了得以存在的基本理由,他们不过是坐在农民家门口的强盗,他们的存在还不如不存在,他们在动摇我们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减少并且最终消除这种情况,还要靠"公共物品"四个字。这意味着,第一,决定什么是公共物品,谁来提供公共物品,提供多少公共物品,以什么代价提供的权力,应属于纳税人;第二,政府官员不应用市场原则为自己制造公共灾祸辩护,因为政府就是在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失灵的时候出现的;在公共物品领域适用市场原则,很难避免人们利用政府的自然垄断地位和强制性特性;第三,任何制造了公共灾祸的政府官员都同时证明了自己不配做政府官员,因而我们的法律应该作出相应的规定;第四,我们要在观念上,把"只有提供公共物品才能获得征税权"的逻辑突显出来,把那种"老百姓应该养政府机构"的被颠倒的观念再颠倒过来:只要不提供公共物品,一个政府机构就没有存在价值;如果它反而制造公共灾祸,那它必定是我们的社会应该摆脱的最沉重的负担。

改革怪象:油价上涨背后双簧戏

席梁村

    6月29日晚,国家发改委发布调价指令,国内汽柴油批发价均从6月30日起上调600元每吨,这是五周之内,国家发改委第二次发布油价上涨的指令,此时,通胀的预期已经较五周前更为强烈。涨价的理由,和以往没有什么区别,一是国际油价的涨幅到了调价的标准,二是中石化将出现炼化环节的亏损,此前中石化已经放出消息,若国际油价涨到70美元以上,炼化将出现亏损,而在近期国际油价再度上涨并一举突破了每桶70美元的大关。

    每次都是这样的逻辑和程序,国际油价上涨,中石化喊亏,国家发改委顶不住中石化的压力而上调成品油价格,消费者开始抱怨石油行业垄断和由此推高的虚高油价,接下来却又是国际油价上涨,又是一个涨价的轮回。在这中间,公众似乎很少注意到闷声发大财的中石油,借着中石化喊出来的涨价东风,中石油可以把国内开采的每桶开采成本6到8美元的石油,按国际油价每桶60到80美元的价格卖到国内市场的,暴利空间令人咂舌。

    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能看到中国石油[14.52 0.55%]行业中的半拉子改革现象,这种改了一半的改革造成了现在中国石油业中诸多匪夷所思的怪现象。1998年,为了政企分开,实现市场竞争,石化工业局撤销,其资产以长城为界,拆分成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石油公司,中石油拥有了大部分原油开采业务,中石化则以炼化为主。之后,中石油、中石化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分别实现了海外上市。在这前后,拆分几乎成了改革中的流行词汇,电信行业被拆分为南电信、北网通,电力行业被拆分为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等等。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改革绝对是个进步,但令人失望的是上述诸多领域几乎都是半拉子改革,只改到既得利益着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就难以推动下去了。以石油行业为例,拆分成两个公司之后,就应该放开石油价格,但是政府因为种种考虑,迟迟没有放开,这就让石油公司有了口实,对着市场说政府,可以将经营不善的责任推到政府身上,即使自己经营真的不好也可以用价格管制来掩盖,来索取巨额财政补贴;对着政府说市场,要求油价与国际接轨,把国内开采出的原油卖出国际油价的高价,虽然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国企领导人,但既然走向市场了,海外上市了就要领到国际水平的高管薪酬了,这可能是海外上市对中国国企为数不多的改变。

    即使价格不能放开,中国石油业的改革应早就应该走到下一步了,打破行政垄断,让民营企业进入石油业参与竞争,以此提高效率,降低垄断价格。在巨大的垄断力量面前,中央政府早就公布的非公三十六政策迟迟难以落实,不但如此,中石化、中石油反而趁着市场化的东风,气吞万里如虎,掀起了石油业国有化风潮,原本占大半江山的民营加油站被两大石油集团迅速收编。这样的半拉子改革,没有让我们看到中石油、中石化两兄弟在在市场竞争上的刀光剑影,而作为国资委的左右手,同一个大老板的两家公司,却似乎配合默契,一个年年喊亏损,要补贴要涨价,一个却从消费者和企业身上赚取惊人的垄断暴利,成为了亚洲最赚取的上市公司。

    企业是赚钱的没错,国企是替政府赚钱的也没有错,政府是拿钱为民众谋福利的,但这个逻辑的前提是,作为国企的中石油应该严格执行国资经营预算,将利润全部上缴国资委或财政部,但现在包括两大石油公司在内的绝大多数央企更喜欢把赚取的垄断利润去大手大脚的投资,甚至是很多风险的投资。即使现在没有实现国资经营预算,以收取暴利税的形式替代,但现在中石油的暴利税只占到了利润的三分之一左右,而这三分之一现在也无法看到是否全部投放到社保、医保等居民福利上了。这样的模式,难怪每次油价上涨都会刺激消费者痛苦的神经,这是一个在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中两不靠的半拉子改革模式。

    有几种改革模式可以比较。第一,完全的国家经营石油模式,比如叫中石油中石化合并为国家石油公司,中石油的暴利可以对冲中石化的炼化亏损,政府给企业制定一个成本底线于盈利区间,超出部分利润全部归财政,逼宫涨价的事情就再不会出现,理论上国内成品油价格会大幅度降低,即使维持现在的高油价也会有更多的利润流入财政而不是企业。但这样做的风险,一是企业成本没有科学的考量,效率仍然会降低,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实现低油价,这虽然会让消费者获得实惠,但却不利于节能减排,依然是走的低油价支持制造业,进而补贴全世界的老路。

    第二.完全的市场竞争模式,石油开采、进出口贸易与批发零售环节全部对其他行业国企与民企放开,用竞争来提高效率,用效率降低垄断价格,这样政府不但不好流失税收和收益,而且不会以低油价补贴全世界。这样做的风险,可能是政府现在担心的行业恶性竞争与随着而来的混乱秩序,但中国众多从行政垄断放开到市场竞争的行业都没有出现这样可怕的局面,而且可以从国企间的竞争先开始,除了三大石油公司,中化、保利、珠海振戎等国企早都对石油业摩拳擦掌,何妨先不放开国企竞争的门槛。

跨国公司总部进京最高补千万

国家发改委

  跨国公司在京新设立或新迁入地区总部,最高补助1000万元人民币。今天早晨,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公布了《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若干规定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规定,跨国公司在京新设立或新迁入京的地区总部,最高补助1000万元人民币,租用办公用房第1年补助30%,自建或购买办公用房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人民币;对年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地区总部,最高给予100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对地区总部1位主要负责人以市政府名义每年最高奖励100万元人民币。此外,“实施办法”中包含人才引进和奖励的具体政策,并涉及出入境签证、居留等人员流动的便利化措施。如地区总部高管人员可不受学历、年龄等限制办理北京市户口,地区总部外籍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可办理不超过5年的多次入境签证,办理有效期5年的外国人居留许可证等。

  目前,北京市累计批准的具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性质的外商投资性公司164家,多数为世界500强企业。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1家。落户北京的外商投资性公司主要集中在电子、通讯、机械等领域,主要来自日本、美国、欧洲和韩国。另据了解,今年1至5月,北京市吸收外资的两项主要指标与去年相比持平略增,合同外资40.5亿美元,同比增长3.1%;实际利用外资29.5亿美元,同比增长4.1%。按照北京年初确定的全年实际吸收外资60亿美元的目标,时间过半,完成任务也过半。

危险的失业率

查理曼

    持续上涨的失业率对政府的劳工改革是一大考验。到目前为止,这场经济衰退带给欧洲的不全是坏的消息。首先,在过去几个月里,人们一直看好欧洲人概念中的“灵活”。第一枚钱币在丹麦铸造---这个令人震惊的事情不乏吸引人的想法:万一出现问题,还依赖让人们有安全感的社会保障体系,只要是这样,那么欧洲人将可以接受运做更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哪怕是就业以后马上被炒鱿鱼也可以。

    法国出现了一连串的绑架老板案件,很显然这些绑架都是愤怒的工人们干的。政治家们在这些失业率很高的地区(比如在拉脱维亚)不受欢迎,这些国家已经实行消减20%或者更多的公共部门的薪水。在欧洲比如失业率暴涨的西班牙,还有即使GDP依然下跌,但是失业率并没有同想象中那么高的德国,这些国家并没有爆发像那些悲观者预测的大规模动乱。

    近几个月以来,很多公司,雇员和政府机构采取了很多措施应对经济衰退,如短时间工作,无薪假期,进行培训或让生产工人去干维修。从跟布鲁塞尔官员的谈话中还有和遍布整个欧洲的业务主管们的谈话中得知,人们已经开始产生焦虑情绪。这些缩短工时的办法只能应付短期的经济衰退。一些公司警告政治家们,如果经济在秋天还不见好转,到那时公司只能采用大批裁员的办法。

    假设今年不能实现经济复苏,那么欧洲模式的“灵活”将面临三个相互重叠的威胁。第一个涉及的就是金钱。一些欧盟国家已要求其公民接受形式灵活的劳工法,使雇佣和解雇变得更加容易,在此基础上,经济会好转起来。来自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Bruegel智囊机构的Jakob von Weizsäcker说: “然而,有一些人为争取酬劳的稳定性而作出努力.” 他很忧虑的指出:“如果这场危机持续下去或者变得更加严重,政府将不得不大幅度削减福利或者在财政上不负责任。”

    第二个威胁包括凝聚力和灵活政策带来的所有问题。简而言之,这两大阵营并不势均力敌:有些人已经为欧洲提供了很多的灵活性政策而其他人在担心安全感问题。让我们来看看汽车工业,在这个行业里,很多国家有自己的汽车制造商,另一些国家只能组装汽车,这两大类国家之间有着很大差距。法国政府倡议对汽车制造商提供资助,即开展把工作带法国这一项目。德国政府看起来选择了一个Austro-Russian国际财团来拯救欧宝汽车,因为德国政府答应公众要维持本国工厂运营和继续提供工作机会,即使工厂林立也不足为惜。

    劳动力市场依旧存在着不平等现象。在某些国家里,如西班牙的一些公司宁可根据临时合同裁减一些员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年轻人或者移民)也不愿意让一名有着长期合同的员工下岗,因为如果那样做,公司将根据该名员工的工作年限支付每年长达45天的遣散费。

    在福利待遇方面,各个区域之间也是大有不同。欧洲委员会官员估计,在大多数西欧国家中,80 %到90 %的失业者有权得到一些社会救助金。在欧洲南部的一些国家中,这些救助金的发放就不是那么到位了。而在东欧和中欧的一些国家中,只有30%的失业公民能得到金额可观的福利金(尽管在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覆盖面更为广泛)。

    这种灵活性带来的第三个,也是最大的威胁是,它将证明为了降低失业率,政府要在政治上付出高昂代价。欧洲各地的改革派官员有着共用的担心:政府将恢复到通过把工人们从劳动力市场中请出去的办法来“解决”失业的问题。这种办法正在成型。在经济不景气的二十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数百万名工人被迫提前退休或者被迫加入残疾计划。对政府来说,这种做法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样做对于解决失业问题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看起来提前退休要比大规模裁员更容易让人接受。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可以在一个愉悦的氛围内进行:欧洲现在正迈步走向高端市场,而且正在和旧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比如造船或者挖煤)说再见。

落魄的工人阶级

    当时许多政治家,工会和工人倾向于“一次性的劳动”的谬论,即根据政策制定者们的意愿,在无论任何时候人们都有工作可做。所以在57岁的时候跟工作说再见,把工作的机会留给年轻人(同样的想法让法国社会主义党梦想着每周35小时工作,这一措施因为工人的自由时间太多而被取缔。)对公司来说,摆脱年龄最大的工人们也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这些退休的工人们将依据自己的资历,而不是生产能力的不同而得到金额不同的退休金,这样总比被解雇要好很多。

    直到后来发现欧洲劳动人口库的人数不断减少,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举措。当需求回升,宝贵的人力资本却已经永远离开了市场。随着人口趋势的变化和整个欧洲大陆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养老金偿付能力已遭到严重破坏。

从那时起,欧洲各国政府已进行了很多次改革。迄今为止,欧盟领导人很少公开谈论有关鼓励提前退休,以减少失业率的这一计划。事实上,如荷兰和法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做出了与此相反的举动,即重新允许对延长退休年龄进行辩论,以保障其养老金制度的偿付能力。

但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问题比其他问题更让政治家们感到岌岌可危。改革者们正密切关注着每一个迹象,以确认过去的错误是否会重犯。如果经济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提速,那么还有更多的危险等待着我们。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yuweiyuwei4@hotmail.com> 2009-06-30 17:12:52 +0800收件人:"仲 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21世纪初经济大萧条的根源

21世纪初经济大萧条的根源

——马克思的魔咒是资本主义的良药

余治国

2009年6月30日

    按照全球经济自由化与一体化纸面上的主张——小政府与大市场,自由贸易与放松管制,经济学家与政客们给全球民众画了一个大饼:在产权私有化基础上的全球市场经济秩序使得资源配置变得更有效率,自由贸易和投资提高了全球经济福利。然而,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所有角落扩散,一向号称“这边风景独好”的中国亦不能幸免。全球经济自由化与一体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在2009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逐渐陷入全面危机之时,那句悻悻做态甚至令人作呕的“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之言,不禁让人感到可笑并可鄙。

    要分析今天的经济大萧条,我们还得从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谈起。在那个时代,无数从简爱式维多利亚时代安逸的田园生活中惊醒的大众持续加剧的贫困与极少数资本家阶级不断积累的巨大财富这样鲜明的对比,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毕竟资本的本性是利润与积累。《资本论》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都饱含同情地描述了在那个时代中生活困顿的那些绝大多数,“在意大利西北部利古里亚(LiguRia)沿岸的一个县里,从1792-1799年所招募的新兵中,身高不足1.5米(59英寸)的人占了72%。”(《革命的年代》第一章),“法国在革命(1789年)以前,步兵身长的最低标准是165厘米,1818年(根据3月10日的法令)是157厘米,根据1832年3月21日的法令是156厘米。在法国,应征者平均有一半以上因身长不够和体质孱弱而被淘汰;在萨克森,1780年军人的身长标准是178厘米,目前是155厘米。在普鲁士目前是157厘米。根据1862年5月9日《巴伐利亚报》刊载的迈耶尔博士的报告,普鲁士按9年平均计算,每1000个应征者当中有716人不合格:其中317人因身长不够,399人因体质孱弱……1858年,柏林就没有征足兵额,差156人。”(《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营养不良,百病缠身,劳累短命,缺医少药,这些就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躲藏在坚船利炮背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平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贫穷的丰裕社会,这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结论——生产过剩是自由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顽疾——“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如此的吊诡必将埋葬资本主义。

    历史的进程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一直按照马克思预言的轨迹在发展。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肆无忌惮的资本剥削,野蛮而黑暗的社会,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战争不断爆发。马克思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全面崩溃的咒语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长悬在优雅的资产阶级的头上。

    资本主义别无他路,要么改良,要么死亡!于是,福特制出现了,福特制如润滑油一般缓和了迅速激化的劳资矛盾。于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如灵丹妙药一般拯救了摇摇欲坠的全球资本主义。于是,社会福利制度出现了,正如纳粹主义者所言——要让“每个德国职工拥有一辆小轿车”(希特勒1938年语)——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大众汽车公司的诞生之路,即使在今天大众汽车也是政府控股——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持有大众汽车公司最大的股份,约20%。

    按照法国调节学派的观点,福特制以泰勒制组织形式(泰勒制在当代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IE——工业工程,日本人称之为管理技术,充斥于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劳动力密集型工厂中所需要的主要技术人员不是设计研发工程师,而是泰勒制的工业工程师。)和大规模生产消费性商品为特征的密集型资本积累战略。

    而泰勒制这副药方解决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提高效率,提高管理水平,恰恰是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劳资之间通过集体谈判所形成的工资增长与生产率联系机制使得大规模消费成为可能。工资的集体谈判和决定、劳动合同的长期性、最低工资的累进提高机制等成为有效需求的重要来源。由于创新速度较慢,标准化产品的长生命周期具有很强的可预测性,资本家之间的垄断竞争格局使生产建立在对未来计划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与福利制度要求某种计划经济式的管理,凯恩斯主义,通过政府调节需求和供给来降低增长的波峰,提高衰退的波谷,同时维持有效需求,调节着生产能力提高与消费能力提高的良性循环,从而解决了生产过剩问题。

    如此美妙的福特制、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制度的结合为什么会土崩瓦解呢?

    按照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解释,经济决策要通过对市场参与者的效用方程进行计算得出,可是在完善的市场中,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会努力调整期望与行为以适应经济政策,经济政策的长期作用被减弱。比如,政府采用扩张型的货币政策时,人们可以预期到货币贬值,就会要求增加工资,于是劳动力成本提高,工作岗位减少,就业率反而会下降。政府在经济衰退期发行国债,借贷投资,政府债务赤字意味着未来的高税收,于是人们会减少支出增加储蓄,同时债务增长推高了资本成本,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结果反而导致消费不振,投资无力。因此,任何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都会行成长期的不稳定,政府应采纳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降低税率,削弱工会势力,减少经济干预与管制行为。

    凯恩斯主义的终结,确实是市场有效,而政府会失效的结果吗?众所周知,市场有效性集中体现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与第二定理。但是,即便从理论上来说,市场有效性早已被驳斥得体无完肤。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关键假设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这一假设存在2个必要条件:其一,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其二,.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完备。

    斯蒂格利茨(Stiglitz)指出:对于第一个条件,如果市场是完全的,商品就是同质的,厂商和消费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竞争就局限于商品数量,竞争就不可能完全。如果市场是竞争的,竞争的厂商及其商品的性质状态就是多维的,从而商品无法同质。因此,“完全市场”与“竞争市场”是相互矛盾的,换而言之,完全市场不会是竞争性的,竞争性市场不会是完全的。对于第二个条件,如果价格是信息有效的,就不会有人花费成本来收集信息并承担前期风险;而如果没有人去获取信息并据此决定其需求,新信息又不能被汇总或是以最快的速度体现到价格中,于是价格就不会是信息有效的。换言之,如果市场完全搜集了市场参与者的私人信息,市场参与者的需求将不再依赖他们自身所拥有的信息,但是,市场不可能完全收集到所有个人的信息。这两个条件都不能满足,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结论是无法在逻辑上实现内在自洽性的。

    还有另一个方法可以证明市场即使达到均衡也是不稳定的,换言之,经济危机是必然的。假设,局部均衡方程组为Qd=Qd(P,P'(t),P''(t)),Qs=Qd(P,P'(t),P''(t)),假设市场并不能总是出清,则P’(t)=j(Qd-Qs)。

    假设都是比较简单的线性方程组

    则

Qd=c1-k10*P+k11*P'(t)+k12*P''(t)
Qs=c2-k20*P+k21*P'(t)+k22*P''(t)
P’(t)=j(Qd-Qs)
P''(t)+mP’(t)+nP(t)=c0

    这是标准的二阶微分方程,具体的解就不给出了,随便找本微分方程的教科书,都能找到求解的过程。不过,其解总是有三种情况,发散,振荡,收敛。

    收敛时的条件是m>0;如果m<或=0,则市场的局部均衡不可能出现,可能发散或振荡。假设是买涨不买跌,即k11>0,k12>0时则市场均衡可能不会出现,只有(k21-k11)/(k22-k12)>0时采可能是稳定均衡。其他情况下,均衡都不稳定,即使移动均衡也是这样。

    事实同样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结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福特制结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发展状况要远远优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统治时期。因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的解释显然苍白无力。同时还要指出的是,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并非是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自由市场经济,反而更应该是一种垄断竞争经济,比如,全球国际贸易总量的近80%为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根据邱小欢的研究,从1992年至2001年10年间,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与其母公司之间的内部贸易出口总额与实际利用外资的比例为1.740,因此,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开展内部贸易的规模与东道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吸收FDI的规模越大,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规模就越大。

    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特制、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制度逐渐瓦解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或新保守主义逆流回归的解释,笔者则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经济结构。有关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经济结构的概念与分析,在非常多的文章都显得概念模糊,逻辑混乱。在此以英国哲学家柯亨(G.A.Cohen)的研究为基础,给出详细的辨析。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只有对生产性活动作出了物质贡献的才能参与构成生产力。而技术知识则是生产力的核心。知识是人所掌握的,那么由此推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就是劳动力技能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本身的技能和知识(科学力量)的积累是主要的积累,比和它一同进行并且只是反映它的那种积累,即这种积累活动的现存客观条件的积累,重要得多,而这些客观条件不断重新生产和重新消费,只是名义上进行积累。”

    人对生产资料或人对人的所有权关系是生产关系。马克思意义上的所有权关系不是经济学中产权的法律关系,而是实际存在的有效控制的关系。既然生产关系是一种所有权关系,那么其总和即经济结构。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特点由它可用的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由于生产关系是单纯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之权利,我们暂不考虑权利R具体内容到底有哪些。仅仅说,R包含了一定有限数量的权利,不妨设定可以分解为n种权利。如果某个资本家拥有R中的权利减少,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资本家对其所占有的东西的权利减少,或者说占有程度降低。
假设,R中n个权力,R1,R2,……,Rn可以分配给m个人,X1,X2,……,Xm。

    这有4种情况:

1 Xk全部占有对象o,拥有R;
2 Xk部分占有全部对象o,但只拥有各种Ri中的部分权力,Ri也不是独占的;
3 Xk全部占有o之部分,即拥有完整的∑Ry;
4 Xk部分占有部分o,即Ri中的一部分权力的一部分,比如R3/3+R6/5。

    我们通过这种所有权关系来具体分析一下生产中的状况。假设有劳动力L和生产资料M两个变量,其中,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力有不占有LF、部分占有LD、全部占有LA 3种情况,劳动者对生产资料也有不占有MF、部分占有MD、全部占有MA 3种情况。那么,总共是9种情况:

1 LF,MF,这种情况就是标准的奴隶制;
2 LD,MD, 奴隶制或农奴制下存在这种情况;
3 LA,MF,这种情况就是马克思笔下的标准资本主义,劳动者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之,但却没有生产资料;
4 LA,MF,比如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者,或者没有地主完全由自耕农组成的社会,这最接近于美国建国之初期;
5 LF,MA,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的;
6 LD,MF,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出现;
7 LF,MD,历史上的奴隶制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奴隶拥有少许的生产资料;
8 LD,MF,这是无产者与农奴的一种过渡形式;
9 LA,LM,这最符合现实中的某些情况,拥有少许生产资料的无产者。

   一个社会中的经济结构可能是多样化的。由此推出,经济结构中的生产关系可能存在各种形式。在理论上,一个社会可能均匀的存在奴隶制、农奴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但在现实中,必然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约束直接生产者。同时,现实中也没有纯粹的奴隶制、农奴制或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有多少种直接生产者与生产力的关系,就有多少类型的经济结构。而社会形态则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来确定。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社会总有一种社会结构,一种社会的或经济的形态。那么经济结构的改变会有3种情况:

    其一,保持经济结构不变的经济变化。经济结构就是多少人占据不同的所有制地位,并不关心具体哪个人是资本家,哪个是农奴,或者哪个是工人。比如公司破产,贵族破落,工人退休,只要整个所有制关系没有发生变化,这种经济的变化都不影响经济结构。

    其二,经济变化使得经济结构变化,但社会形态的类型没有发生变化。这存在两种情况:其一,某种关系的频繁变化一起经济结构的变化,比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职业者的中产阶级的比例从1%上升2%,资本家从1%下降为0.8%,这改变了经济结构,但并不改变经济结构的类型,资本主义生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其二,经济结构中所有制关系的具体结构发生变化。比如,工人允许罢工了,允许自由结社了,此时,工人的力量增长了,但并未改变社会形态。

    其三,经济变化使得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好比从农奴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农民、破落贵族、封建家臣、中小手工业者以及破产的中小商人转变为雇佣劳动者,从农奴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占统治的社会。这样,经济的变化改变了经济结构,改变了社会与经济形态。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20世纪中后期,生产力发展特别是技术革新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所有的技术进步中,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网络技术对社会生产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地来看,信息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造成了两个有重大影响的结果:其一,信息技术革命使得资本流动变得快捷方便。19世纪末20世纪末的资本输出主要是金融借贷资本的输出,而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资本输出绝大部分为工业资本的输出。跨国大中企业可以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国家建立起新的生产系统。同时,信息技术还大大地提高金融资本在经济体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其二,信息技术革命既富有个人主义色彩,又使得企业组织扁平化。福特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标准化的产品与工艺流程,对工人的技能要求不高。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小规模,多样化的产品生产方式逐渐成为主流,并且更加强调个人创造性劳动,而非程式型劳动,这样,柔性生产方式、精益生产、ERP等新技术不断涌现。这摧毁了福特制得以生存的基础。同时,可靠的信息技术使得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面变宽,提高了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控制能力,从而使得企业中低层管理人员成为不需要的人员,企业日趋扁平化。尽管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发生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一个看起来向19世纪原始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回归。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即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兴起,是在技术革命基础上自然发生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了经济结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本跨国流动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降低劳动力成本,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如,美国WERNER国际纺织权威统计局对40多个国家的纺织业进行了调查,公布了2007年各国纺织工业人工费用对比较表,见表1。通过表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内地纺织行业的人工费用是美国的1/31,德国的1/51,日本的1/41,英国的1/43,法国的1/39,香港的1/11,波兰的1/8,土耳其的1/5,只有印度与越南与中国接近。

表1 2007年有关国家纺织业(纺和织)人工费用比较

国家

每小时人工费(美元)

2002年相比

2004年相比

美国

16.92

7.20%

12.00%

德国

28.17

1.70%

33.00%

日本

22.69

-18.20%

-0.30%

英国

23.42

16.10%

68.00%

法国

21.61

2.70%

35.70%

香港

6.21

000%

1.00%

波兰

4.62

21.50%

59.30%

土耳其

2.96

2.70%

86.00%

印度

0.69

2.90%

21.00%

越南

0.46

64.20%

中国沿海地区

0.85

11.80%

23.00%

中国内陆地区

0.55

14.50%

34.00%

数据来源于美国WRNER国际纺织权威统计局。

    其二,规避法律与政府管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资本充裕,法律与政府管制的方法比较完善。而欠发达国家政府则由于法治的不完善,完全可能与资本结成联盟,资本将彻底失去各种有效的制约。石勇先生在《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一文中所指出的,“对森林的砍伐、对河流的污染、对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粮食的染指、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因掠夺世界上的稀缺资源而发动的野蛮的战争、在中国虎跳峡上导演的对环境和文化遗产进行破坏和对当地村民进行驱赶的密谋……这一切就像钱敏汝所讲的,都再次将资本的内在法则以只要人类的良知不灭便无法阻挡的形式送上了‘历史的法庭’……在世界各地借助于强大的权力与资本的合谋而辗碎一切的资本主义机器的内在指令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规范权力只因政治经济权力的保护才能够避免人类的人性内在法则的消解……关系,这方面随时有发生突变的可能……全球因此沉浸在资本主义的狂欢中,从衣冠楚楚的绅士、脑满肠肥的官员、阴险狡诈的政客,到派头十足的白领、奴性十足的吹鼓手、斤斤计较的小市民,每个人都像被洗了脑一样条件反射地一致将一种被强加的选择模式当成了唯一的选择。

    因此,拙劣版本改邪归正而向高级版本的低级形态回归的“唯一历史选择”的认定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对于西方的“羊吃人”时期的拙劣模仿所带来的一切罪恶变成了一个似乎可以获得合法性支持的历史进程……《中国农民调查》的书所揭露的农村的普遍赤贫一样,血汗工厂的工人正以他们令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向这架野蛮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器注入他们的斑斑血泪。”跨国公司内部各子公司是独立法人,但在经济上却又是在母公司控制下的一个整体。跨国公司这种独特的关联性,正如阿兰•伯努瓦在《面向全球化》中指出的——“仅仅因为跨国公司考虑到成本,而使任何规则都变成了市场压力的牺牲品。……如果某项法律有碍于它们的扩张,它们就威胁要离开。它们跑遍整个地球,自由选择到最好的地方去,那儿有最便宜的劳动力、最宽的法律环境、最低的税收、最多的资助。再也没有必要用国籍来确认它们,也无须为限制它们的行为而投入感情,它们已无法无天。”比如,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转移价格等手段在高税收国家少报利润,在低税收国家多报利润。再如,跨国公司可用空壳子公司或虚设实体来巧妙安排各种收入和费用达到避税作用。

    过去在福特制、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与福利制度的条件下,尽管存在着生产过剩,但由于发达国家工资水平较高,过剩情况并不严重。但现在由于欠发达国家相对于稀缺的资本来说近乎无限的劳动力涌入市场,严重压低了全球劳工收入水平。如表1的英美等发达国家纺织行业非熟练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中印这样的国家毫无竞争力,而非熟练劳动力以及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员难以像经济学假设中一样轻易地转换行业,从而造成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收入降低的结果。不仅如此,像中印这样劳动力供给近乎无限的国家还给诸如印尼﹑菲律宾﹑越南到墨西哥等欠发达国家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大量的中国工人进入世界劳动力市场加剧了各国劳工之间的竞争,并迫使其它欠发达国家降低它们的劳动标准。这一现象被称之为“竞劣”(Race to the bottom),换言之,竞争越激烈,结果越糟糕。

    除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蓝领工人之外,欠发达国家廉价、高效和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在各个行业都逐渐取代了发达国家中的白领阶层。比如,印度已经成为软件、会计、医学、税务服务、电信等方面的“世界办公室“。去年(还是前年?)美国有1/3的个人税务表单是外包给印度人完成的。相当多的生物、信息技术等高科技研发中心都设置在中国、印度等欠发达国家。

    在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克鲁格曼的《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与大前研一的《M型社会》都有详细的分析,究其根本原因,正是在于欠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降低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讨价还价能力。马克思所预言的两极分化的全球社会正在逐渐形成。

    可能有人认为,通过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从而可以提高收入。原因在于,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极大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实际上,美国经济学家鲍尔斯(Samuel Bowles)与金迪斯(Herbert Gintis)在《人力资本理论的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早已指出,“事实上,收入分配中的基本规律很可能并非直接和人力资源的差异有关联,而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有关。这种结构性特征则受到各种阶级、种族、性别以及其它群体的相对权力的影响。人力资源差异使得个体在一系列经济位置中的配置简单化了:在这种经济位置中,个体的收入结构则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地被人力资源的分布所决定。”也就是说,劳动能力高低与资本效益高低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即使你是沃顿、哈佛的MBA学员,MIT的生物工程博士(无数生物工程的博士硕士回国都难以就业,至于国内的生物工程硕士博士们大多变成了外资企业的销售代表,一个做研究的人去做销售我看他这方面的能力可能还不如一个服装店老板。这些不就是明证吗?),就算你的潜在能力做个国务院总理也没有问题,如果资本主义各个部门的具体劳动过程没有需要你的岗位,你本人除了专业特长以外无法在资本主义阶层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你最终结果也许只是在大街上开出租车或者摆地摊。因此,收入高低是取决与经济系统的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以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而不是教育或劳动力素质。

    众人皆知,几乎所有的成熟行业都面临着产能饱和的问题。

——汽车行业,世界汽车制造厂每年的潜在产能达到7000万辆,而实际生产只有5000万辆,区区产能利用率71%,这相当于全球有80 个大型汽车制造厂是闲置的。

——据国际纺织联盟(ITMF)的统计数据,目前全球纺织厂的纱锭过剩量约为4000-4500万锭,产能利用率仅70%。

——美国化学品市场协会(CMAI)表示,2008年全球聚丙烯装置产能利用率为89-90%,北美地区为85%,并预测,2010-2011年,全球 聚丙烯产能将过剩1000-~1100万吨/年,全球聚丙烯装置产能利用率将降至80%。

——全球著名数据公司WitsViewTechnology的数据表明,2006年第一季度,全球液晶面板过剩率为6.5%,第二季度过剩率达到12%,第三季度过剩率达到9.1%。

——2009年2月14日,因全球芯片过剩的时刻,芯片诞生地德州仪器宣布全球工厂停产3周并裁员3400人。

——目前我国钢铁产能约超过6.6亿吨,而2008年我国粗钢实际产量为5亿吨,直接和间接出口约1亿吨,实际国内有效需求只有4亿吨,过剩率达到29%。

    几乎每一个行业都面临着生产过剩的问题,甚至连所谓的朝阳产业IT业也未能幸免。

   所谓生产过剩并非真正地达到无人愿意购买的程度,关键在于具有购买意愿的最终消费者的购买力水平相对较低。这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相对过剩的概念。前文提到,由于欠发达国家大量廉价劳动力涌入国际劳动力市场,使得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规模日趋缩减,甚至面临消亡的危险,这就使得全球工资总收入比全球GDP的比重越来越小,而资本回报则越来越高。工资总收入降低意味着最终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而资本积累的数量则越来越高,使得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量的比例即做资本的技术构成越来越高,这一点是符合马克思100多年前的预测的。同时,由于世界级大企业的研发投入成本随着科技水平基础的提高而不断提高,最终投资回报率必定会趋于下降。

    也许有人会说,一个企业要想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只有不断创新,不断领先于竞争对手。是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真理。但是,对于一个行业整体来说,并非这样。一个企业通过领先于其他企业而获得竞争优势,不过是将其他企业的市场份额抢夺过来而已,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并未因某个企业出现突变。生产过剩的现象并不能够消除。前文叙述过,现实世界的竞争是一种垄断竞争,因此,在一个行业内,几家大型企业你来我往,你赶我超,疲于奔命,即便暂时取得竞争优势,很快又被其他企业超越。然而,随着研发水平的进步,在每进行一轮投资之后,下一轮的投入的资本就更多。这也是最近几十年来,全球行业内部兼并重组,企业联盟现象不断发生的主要原因。

    那么这30余年来,生产过剩为什么没有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大危机呢?

    原因就在于美国这个超级霸权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阀,美国政府则是全球经济的最后守门人。由于本文上述的种种原因,美国制造业大量外迁,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急剧提高,工资实际收入下降,中产阶级萎缩,从而导致购买力下降,无法直接消化来自全球的过剩产品。于是,美国老太太的故事便出现了。实际上,在19世纪之前,大部分美国居民的主流意识仍沿袭着勤俭持家、厌恶债务的思想。直到19世纪初期,消费信贷才逐渐开始进入美国家庭。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信贷才为了消化全球生产过剩迅速膨胀,据统计,美国消费信用卡的债务总额从20世纪80年代的548亿美元增加到近年的8000多亿美元,占个人收入比重从2.7%提高到8.9%。同时,美国家庭储蓄率一路下滑,从10%降到如今的负值。引起这次次贷危机的美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至2003年底余额就已超过7万亿美元。

     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所积累的巨额美元外汇,由于全球生产过剩,投资机会稀少,僧多粥少,不得不大量投资于美国资本市场,用于支持美国人的信贷消费与政府赤字即国债。按照“比凯恩斯还要深刻,可以说是超越了凯恩斯”(名著《经济学方法论》作者马克•布劳格语)的马克思经济学家卡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模型:

    国民总收入=总利润+工资和薪金;国民总支出=总投资+资本家消费+工人消费;假定工人花掉全部收入,且略资本家消费,则有:总利润=总投资,由此得出,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不过是利润增长的同义词,投资是决定总利润的最重要因素。明斯基(Minsky)又将卡莱斯基模型扩展为:总利润=投资+政府赤字-外贸赤字+由利润支付的消费-工薪收入中的储蓄部分。卡莱斯基模型及其扩展与马克思的思想存在一贯性,即资本的扩张与大众购买力之间的不平衡是经济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其本质上,仍然是生产过剩。此外,根据扩展模型,可以看到,金融部门之所以能影响经济,原因就在它能左右投资。

    为揭示投资的内在决定机制,明斯基提出一个“两重价格”理论。他认为,工资和日常产品价格由劳动力成本及其加成所决定,而资本和金融资产(马克思意义上的虚拟资本)价格则为资本可能产生的预期利润及资产未来现金流之贴现值。前一种价格构成投资的供给条件,后一价格则决定投资需求。要维持经济繁荣,就必须使资本和金融资产价格比投资的供给价格高出一截,以便诱致足够的投资。金融投资可以分为3类:其一,稳妥筹资,即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大于偿还债务的现金流量;其二,投机性投资,即近期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小于近期偿还债务的现金流量,但近期现金流量中的收入部分却大于债务的利息成本,长期的预期现金收入多于现金支出;其三,庞氏(Ponzi投资,即来自运营的现金流不足以满足偿付本金或者到期的利息。一个经济系统中,投机性或者庞氏投资分量越大,金融系统就不不稳定。

    而作为全球金融的龙头——美国资本市场上的投资本质就是一个庞氏投资的过程。首先,美国制造业外迁与工资实际收入下降的原因,美国信贷消费过度膨胀,政府赤字积累到天文数字,这些投入到美国资本市场的金融投资并没有坚实的美国产业资本做基础。其次,金融资本价格主要由未来预期现金流所决定的,而人们对未来的预测充满了非理性,尽事实已经证明几乎所有行业都面临着市场饱和,产能过剩,但资本寻求增值的欲望始终压制着理性的思考,更有甚者,像索罗斯之类的大投机家更是推波助澜。再次,对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吹捧过甚,发达国家的媒体、学界、企业界总是认为,新兴国家会造就成一批高收入的中产阶级,能够形成巨大的购买力,这可以在未来给新的投资带来巨量的消费群体,可惜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这种玫瑰般美好的幻想泡沫最终被戳灭。

    失调的世界终究不能持久!

    在这个危险而野蛮的原始自由资本主义回归的世界中,当整个系统的最末一个环节——美国个人房地产贷款出现信用危机之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轰然崩塌。

    笔者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金融资本引起的金融危机是此次经济大危机的直接导火索,但是金融资本的非理性炒作并非是经济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其背后的根源仍然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痼疾——贫富差距所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金融市场的泡沫不过是提前让这个危机得以释放而已。即便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加强金融监管,改变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或者某个姓乔的中国小少将说,“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继续维持恐怖的全球经济平衡;再如像作为最后安全阀的美国政府那样用纳税人的钱去补金融寡头们的漏洞,那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始终无法改变利润率下降,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大危机的结局。除非每隔那么几十年就出现一次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除非现在就发生一次改变人类历史的科技革命,才可能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经济大小挑中挽救出来,但短期内来看,这尚不现实。因此,经济大萧条将是长期笼罩在世人头上的阴影。

    原来这100多年来,尽管历史的发展充满了曲折与跌宕,但马克思的魔咒仍然套在资本主义的头上!

 

 

发件人:"qfdongjian" <qfdongjian@163.com> 2009-07-01 08:53:41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仲老师,董键来稿

    仲老师:您好!我近日“就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未来体系”给山东教育厅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信在附件里,您看看这样表述,是否可行。在信里,我特别强调了教育价值的明晰和坚守的重要性;提出了用“可持续发展教育”代替争议颇大的“素质教育”;把邓小平同志题写的“三个面向”改为“一个面向”,即面向可持续发展;并重新划分教育的三级结构(见附件的图片),在这个教育体系中,自然取消了让众人头疼不已的“高考”,把国民的自学作为基础,给予每个国民2年的接受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权利,非全日制听取核心课程的辅导,时间怎么用,交给学习者个人,用完了,以后再想学,就要付较多的费用。在劳动制度方面,我主张实行4小时工作制,每个人都有工作,有大量的时间学习,提高工作效率和技术水平,同时有时间打理生活,这是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所必然要求的。请您费心审查一下,如果有讨论的价值,请您一起来完善和宣扬它。祝夏日平安。

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未来体系

董键

齐涛厅长 宋承祥,张志勇副厅长:你们好!

     我是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学院的教师,想就山东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未来体系,向你们汇报我的一点想法,不妥之处,敬请指教。

    据说,“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不久就要出台,关于教育的发展方向,那里肯定会提到。但是,根据我对“纲要”的指导意见的分析,以及对比较靠近教育部的教育专家近来的一些文章的分析,可以判断,“纲要”对于教育上的关键问题,肯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那些专家只好到媒体上呼吁了。所以,我的意见是:对“纲要”不要期望太高,尤其是山东教育怎么搞,还是要我们自己拿主意,教育部不会扔出馅饼来。
首先,我要说,制定山东教育发展方向,必须同时带有“山东教育的主张”, 即体现山东教育界关于社会发展理想与目标的一些积极的设想,而不是屈从于其他上级部门或者行政领导的个人爱好。据我了解,你们都曾主张“教育要引领社会前进”,现在,这个机会来了,就要紧紧抓住,而不能限于口号。那么,教育要把社会引向何处呢?

    最主要的,是要引导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引导到创建平民社会、恢复常识正义、戒除花样浮躁、塑造底线伦理、培养责任公民的轨道上来。也就是说,这个目标不是一个技术性的目标,不是把发展所谓的“高新技术”作为根本价值,而是把建设一个和谐有序、与自然环境友好相处的社会作为根本价值目标。

    按说,近年来,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有这个意思,但是,口号的东西往往太粗糙,执行起来还需要商榷和细化。比方说,“科学发展观”说,“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个发展,如何来体现呢?那就是GDP数字,这个最明确,其它都是模糊的。所以,各地还是争上项目,招商引资。至于资源和环境能否支撑,至于这样的发展能否达到社会和谐,那就没有谁认真考虑了,发展就是大轰大隆的。一些污染和破坏环境的项目敢于“先上车后买票”,这不能全怪资本的冲动,而应该追问到我们的发展观念是否出了问题,是资本的冲动,还是领导们的冲动?是谁赋予了领导们“国家至上”的权力?为了国家的一个“拍脑袋的宏观目标”,就逼迫各地加快发展、“保增长”和“促增长”?谁有那么大的神通,一拍脑袋定出一个经济增长数字,然后就要管一百年呢?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目标树立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归结到经济数字上,“翻两番”之类的数字,就成了比“四化”、“小康”更容易把握的目标,认为只有做到了这样的增长,社会问题(例如就业、稳定)才能解决。这样的思路,概括起来就是:“增长是硬道理”。这真是很奇怪的。即使为了执政的合法性,也不是光有经济数字就能解决的,执政靠的是认同感,发展的公平性比经济数字更有亲和力。至于说,不这样快速增加GDP就被开除球籍,那更是无稽之谈。现在还有谁敢侵略中国呢?笼统的“崛起”和“自虐”意识,会将中国带入落后的、盲目的实力竞赛的老路。中国应该从容发展,仔细地规划和打理人们的生活,给世界展现一种新的形象、新的文明,给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所糟蹋的这个世界带来新的希望,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科学发展”。教育如果屈从于经济增长路线,那就成了少数领导的奴婢和工具,甚至就是一块擦屁股的卫生纸,教育就无自主性可谈,什么高尚也不能引领和造就,教育的命运也就非常可悲了。

    经济数字之所以不能作为追求的根本价值,更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碰上了资源环境约束,那些在200年前提出的市场经济理论,是假定资源和市场无限广大。现在,这个条件不存在了,地球的有限大小人人皆知,资源的家底也有确定的数字;只要有资源,产品一做就过剩。技术的发展,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方面,已经有了可能。那么,为什么生产还要发展呢?原因是:社会没有及时对人们的生活做出合理的安排,使得生产和消费都呈现盲目性,尤其是鼓励消费花样翻新,使得社会生产远离了人的基本需要,去鼓励和满足人的奢侈需求去了。我们知道,人吃饱是有一个限度的,人人都知道自己吃饱了。但是,关于奢侈需求,就完全没有了限制,也没有了方向,“追求时尚”就成了社会风气的典型特征。远的可以追溯到“老佛爷”,一顿饭吃几百道菜;近的可以指出菲律宾前总统的老婆,一个人有几千双鞋;眼前是电视上的服装发布表演,她们推动的衣服潮流更替之快,使得女孩一季就换几套衣服,衣服从来就没有穿烂的。这还都是“小意思”,那些玩房子的、玩家电的、玩车的、玩飞机的、玩游艇的、甚至玩性开放的,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社会问题,就更是不计其数。现在,连玩火箭的都有了,只是亿万富翁才能玩的起。过去用“上刀山,下火海”来比喻上山下海之难,现在,打着旅游探险的幌子,高山海洋都被踏平了,地球上已经没有其他生命安静和安全的家园了。若某个地方还有一点好山好水,马上就被“有头脑的人”给开发成旅游区,从此,这个地方就不得安宁了,原本自娱自乐的一点活动,也编排成供游人参观的猴子般的表演,这个地方很快就有了其他地方的污染和破坏,还同时具备了其他地方的社会通病。人的足迹达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被开发,连西藏冰川上的水,也被从源头截流,装瓶卖给内地。这样下去,哪里还谈得上资源的节约和再生,哪里谈得上其他生命的休养生息,哪里谈得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呢?可以设想,最乐观的结果,就是地球变成了人类的一个工场,一个实验室,其他所有的物种都在人的掌控之下,看人的脸色存活。想想人类曾有的奴隶社会吧,奴隶们的命运是怎样的,其他生命的命运就是怎样的。

    在没有人类主宰的亿万年间,地球进化出了五彩缤纷的生命世界,生命世界不需要人的干预和打扮。现在以至未来,事情彻底变了,人类“一种独大”,完全打破了生物界的自然平衡。人类太自负了,太缺乏约束了。过去,皇帝还信“异象”,受一点约束,不敢太过分。现在,连这个也不存在了,所有“异象”的警示作用都被忽略,甚至对“异象”战而胜之,就象天气预报,就象流感疫苗。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人口的大量增加。人与其他物种的竞争,被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所取代,“人对人是狼”,就成了自然的事情了。人类因为科技的发展,自由更大了、生活得更幸福了吗?有人说更幸福了,有人说不是。举例来说:假如我不想做别人的奴隶,挣不到很多钱,买不起房子,则只好沦落街头,想就地搭一个棚子做个窝,城管就会来把我赶走,哪里象住草棚、钻山洞自由自在呢?相反,如果我是百万富翁,买了所谓“密私性极好”的高档别墅,我就需要垒起高墙,装几道铁门,再安上电子眼,甚至雇上保安和保镖,连跟外界正常交往都不敢,这能算幸福吗?现在,人口之多,使得地球几乎没有无主的地方了,后来者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以致到了死无葬身之地。这样的“异象”,还不够警示吗?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科技作用的理解出了偏差:人们不仅把一切困难的解决、一切未来的期望寄托在科技上,而且在维持目前的生活方式上还来了胆量,拒不承认其不合理性,认为要改变,只能是在维持目前生活方式的基础上的改变,最典型的就是:让我戒酒?那不行;你可以发明一种“醒酒的酒”,让我醉不了,不就得了吗?

    要认清科技的作用,还需要追溯到科学的本源。当初,在中国古代和其他一些地方,人们有不少发现和发明,虽然不甚理解,但却能被用来利用自然力,改善劳动条件。由于没有理论的指导,对自然力的利用是有限的。在古埃及、古希腊和欧洲,人们观察自然,研究天象,除了服务农业生产,更多的时候是出于好奇,后来还出于对上帝完美的证明,并没有想着用这样的研究成果从事对自然界的开发。自从蒸汽机和化学冶炼技术的发明以来,情况就变了样,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开发自然资源,制造新的产品,尤其是制造新式武器,加紧对世界的瓜分和掠夺。现在,就拿中国的情况来说,有几个科研人员会说,他从事研究是出于好奇和个人乐趣?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挣更多的钱,甚至就是为了混个饭碗。就在西方发展到重视环境保护阶段的时候,中国却加入了这个对地球资源掠夺的队伍,以最原始的工业方式开发和利用资源,在自己资源不多的情况下,却热衷于挖资源、卖资源、污染和破坏资源。西方人也乐得看着中国这样做,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分工”和“转嫁”的“理论”。但是,一旦中国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减少稀缺资源的出口,他们就变了脸,告到WTO。“老师打学生”那套又使出来了。

    事实表明,科技没有用来增进一般社会成员对世界的认识,没有引领一般社会成员在精神方面的发展,甚至没有用来减少公众的劳动时间,反而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使得人们时刻担忧失业。一些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就拿这个来吓唬和奴役下属,在21世纪还宣扬奴隶主义。所以,科技的现状并不具有宣扬的那样闪着“善的”或者“道德的”光芒,必须实事求是认清它的两面性,不能一俊遮百丑,那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辩证法。这就是教育不能把科技作为根本的或者说唯一的价值的原因。

    多年来,高等学校有一个或明或暗的规矩,即教师必须从事科研,不从事科研的教师不是好教师。近年来,这个规矩又被强化,从事科研被简化为发表论文,而发表论文跟评职称挂钩,造成了“全员科研”和论文虚假繁荣的景象。除了价值扭曲之外,还有一个赌博的心理在作怪:科研,其实是不确定的,最后能弄出个什么东西来,谁也不知道;把全体教师的主要精力逼迫到这个不确定的东西上来,把“宝”押在不确定性上,那不是很危险吗?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就是这一价值扭曲政策的直接结果。问题明摆着,但就是改不了,何也?别的不说了,恐怕跟学校领导“不知道哪个教师真有才能”有关,他们拿论文来考察教师,那不是很简单的事吗?人事处一个本科毕业生就能完成这样甄别的工作,况且还有所谓的“核心期刊”供参考,那就更省心了。领导机关如此省心,专拣容易的事情做,高等教育的水平还能上得去吗?打开网络看看,哪个学校要招聘教育家?哪个热心教学的教师能成为争抢的对象?哪个教师能安心于教学艺术的提高而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没有!谁要敢于这样做,那就差不多死定了。

    概括起来,教育把什么作为自己坚守的价值,是一个需要首先弄清楚的问题。教育界一大帮人,外界把我们看成最有学问,甚至是最有德性的人,而我们自己却没有价值操守、甚至在德性上还赶不上其它社会成员,这样的教育,怎么能让社会看得起、信得过呢?我们在学生面前还能挺起腰来讲话吗?讲话还有感召力吗?说真的,我现在还是一个不错的教师,即使这样,我上街都不敢抬头,更不敢说“我是教师”,生怕别人反感。是谁毁了教育?是我们自己不争气!当然,首先是领导不争气,甚至连争气的勇气都没有,因为领导都进了“保险箱”,只要不被查出腐败来,那一辈子的清福就算享定了,哪还有进取的动力呢?

    我认为,知识和技术的传授都是容易的事情。但这不是教育的核心价值所在。现在的问题是价值模糊和缺乏对价值的坚守,因而缺乏鲜明的个性,所谓“学校象市场,教授似商人”。改革以来,教育从“全民尊重”到“全民侧目”,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这当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教育与社会的“大脱节”!学校脱离了社会的监督(所谓“贫下中农”不再管理学校),社会也不再为学校提供实践的条件和素材的来源,“教育要与实践相结合”,这样基本的教育规律,也被改革掉了!这样惨痛的教训,用“改革的阵痛”这样荒唐的借口是掩盖不过去的。这是典型的“瞎折腾”。

    总之,理顺教育的价值目标是当务之急,如果说教育系统还有自己独立的价值的话,那就是对人类已经明确了的价值的继承,就是对可持续发展这一新兴价值的高扬。相比之下,20多年前,由别人拟好、由邓小平同志题写的“三个面向”就不能再作为中国教育的方针,教育应该全力转向可持续发展。中国教育能否对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转型做出贡献,能否在世界教育舞台上绽放光辉,将取决于是否认识并坚持实践这一价值。高扬可持续发展的旗帜,用“可持续发展教育”代替模糊不清的“素质教育”,以便让教育尽快走向正轨。

    为配合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施,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体系需要重新整合,把教育由“旧三级”改为“新三级”,即把基础教育整合为“未成年教育”;把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作为平行的中间级;在此之上,另立“尖端教育”。中间级是普及型教育,不用高考,非全日制,采用核心课程辅导或讲座的授课方式(给予每个国民累计一定的学时,例如2年),外加电视和网略授课。“尖端教育”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全日制,3-5年,学校自主招生,严进严出,高淘汰率,毕业学员达到博士生的水平,作为国家高技术发展的栋梁。“尖端教育”机构同时是研究机构,这样的学校数量很少,值得重金打造。这样一个教育体系是把国民的自学作为基点。在中间级,学校的辅导很宝贵,无论是学员还是辅导教师,都要把握好这一点。这样的辅导怎么讲,学员课下看什么书、怎么学,这是教育系统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方便自学,需要建立发达的图书馆系统,作为教育系统的一部分。为了直观起见,我用一个草图表示新旧教育体系的不同,见下图。

    目前: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重点、非重点)

    勾画的:图书馆----未成年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尖端教育

    可持续发展,讲究的是缓慢的发展、精致的发展,因此,每个国民应该有充裕的时间来考虑和打理自己的生活行为,需要有充分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缩短工作时间,是必然的要求。我觉得,每天工作4个小时,充满效率的4个小时,所做的贡献和得到的报酬就足够个人的消费需要,而且这样做可以让每个人都有工作,失业问题消失,社会心态平和,大家才有可能考虑公益、考虑环保、考虑生命的质量和意义,在精神上得到丰富和发展。这套教育体系的实行,同时需要劳动制度方面的配合,学员是来学习真知识的,而不是来混文凭的,教与学都是在干正事。

    对于可持续发展教育,教育的使命除了传授有用的知识精华,更在于向每个国民宣传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因此,“教育的一半是宣传”,才获得了正面的意义。我们不但要在课堂上宣讲,更要在电视上持续地宣传,形成一套鲜明的课程,占据确定的时段。我们不是宗教徒,但是,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就应该向宗教教义一样,使得每个国民都要学到、都要遵守,形成伦理底线,培养对他人、对自然界、对地球生命系统的责任。教育电视台是个宣传阵地,要办好,除了给群众提供免费课程,还要通过它来阐述教育界的主张,展示教育界的本事。

    限于篇幅,我就把山东教育如何发展的一些宏观设想讲到这里,更多的具体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讲,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厅长指教。一句话,山东教育需要有自己的特色和贡献,不能“随大流”,路子在哪里?在于突破当前僵死的框架。道理不难,难的是实行的决心。我想,作为山东教育系统的最高领导,教育厅长们能够大有作为,我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否则,我就不会给你们写这封信了。焦点与矛盾集于一身,你们责任重大啊,片刻的犹豫都会带来莫大的损失。只要教育系统的干部群众都在干正事,山东教育面貌的改变是指日可待的,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

    祝你们夏日都有好心情!

    曲阜师大物理教师  董键

    二零零九年六月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6-29 07:43:0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wantrue" <wantrue@hotmail.com>, "dammos0192" <dammos0192@sina.com>, "lhbsea" <lhbsea@263.net> 标题: 朗咸平在济南大出风头

郎咸平济南炮轰经济振兴计划

记者

    6月27日,“高烧”了三天的泉城济南迎来了一场解暑的冷雨,同一天,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郎咸平(博客)亦在济南大泼冷水,这一次,向来以敢言著称的郎咸平瞄准的对象是当前热的发烫的中国经济振兴计划。在郎咸平眼中,无论是“四万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板块振兴方案”等,这些看似热闹的振兴计划,实则各有“硬伤”。中国产能过剩依然在加大基础建设

    在演讲时,郎咸平就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突围战略、产业链阴谋、行业本质揭秘及金融股票投资理财分析发表个人观点。整个演讲除去两小时午饭时间,从上午九点至下午5点半,全省各地近千人赶来听课,期间不少专程赶来一睹郎教授风采的人,还递纸条向郎咸平请教有关企业发展的问题。

    郎咸平在演讲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拉动中国GDP发展的主要是基础建设,“这些修桥铺路,用钢筋水泥堆积起来的数字蕴含着大量的产能过剩。而消费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仅占35%左右。”郎咸平说,“目前国内存在严重的二元经济,政府抓基础建设和招商引资两个手段,使国内实际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形势造成国内中小企业投资环境恶化,基础建设和消费冷热两重天。”

    郎咸平提到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有一次他包了一辆出租车去武汉,走在高速公路上,发现前后几乎没有车,只有他们的一辆车在走,这令郎咸平很纳闷,出租车司机说,高速公路费用太贵,好多车都走国道去了。“这就是明显地产能过剩。”郎咸平认为。

     演讲时,郎咸平谈到了中国汽车家电下乡,这是在金融危机中为了振兴经济而出台的政策之一,在郎咸平看来,这只是因为有了前期的一个“四万亿救市计划”,导致产能过剩,而为了维持现有产能、保证就业而实行的一个方案。郎咸平分析,“四万亿”主要用于基础建设,而经济振兴中最重要的中小企业却没有等到更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

郎咸平对中国经济振兴计划充满疑虑

    针对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相关政策,郎咸平在演讲时称,自己对此充满疑虑,担心里面存有大量的误判。首先谈及医疗卫生改革,郎咸平直言不讳:“不要抱有太大期望,至今连实施细则都没有出来。我也就不再谈了。”而农业改革方面,郎咸平认为,国际四大粮商掌握了农副产品的定价权,最终受益者不是国内老百姓,甚至国内农副产品企业都不会受益。

    关于5.84万亿的银行信贷,郎咸平还举例,他说,在4月23日的时候,银监会调查是否有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然而却导致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股市大跌,无奈银监会不了了之。“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成为金融危机中除去制造业以外的第二批资金,但它不像制造业资金那样稳定,它非常敏感,非常不稳定。”郎咸平提醒道,“目前股市一个版块、一个版块的涨,明显带有被操控的迹象,因此入市不要恋战,要快进快出。”

    郎咸平还就目前国内楼市回暖发表个人见解,他说,正是由于中小企业面临很多困境,不敢将资金重投实体经济,导致他们尤其制造业的资金为了寻求避险,进入高档楼市。

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才是真正内需

    郎咸平着重分析了目前令国内中小企业颇感希望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然而,“郎教授”的分析令全场压抑,他说,将中国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至技术密集型企业“将是一大悲剧”。争夺定价权才是中国制造业突围的主要方向。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主要是力促中国制造业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很多人都看到了高科技利润高,高达40%,制造业利润低,有时为零。“拿玩具和手机卡芯片来讲,利润很高啊,但是中国如果转型成功了,有能力制造手机芯片了,利润是多少?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方案是不是也存在误判啊?”郎咸平认为,就目前中国产业链,中国制造业生产芯片,利润和生产玩具一样,都会是零。

    “芭比娃娃大家都知道吧,那也是玩具,为什么人家能够保持高利润,这最根本就是定价权之争。”郎咸平说,“中国的玩具制造业,只担负着制造环节,其余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和零售却往往掌握在别人手中,而正是这生产流通环节中的“6”保证了芭比娃娃40%的毛利润,甚至超过高科技芯片的利润。中国玩具业所掌控的“1”加上芭比玩玩的“6”,“6+1”是整条产业链,而真正有定价权的是“6”,中国这么多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完全丧失定价权,这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被掌控定价权的产业链榨干了利润。而中国一旦转型做高科技产业后,如果还是保持在纯制造,利润依然会被国际分工榨干。

    另外,郎咸平还提醒道,中国要是发展劳动技术密集型企业,比方说将玩具厂改建成芯片厂,那么,用100个玩具厂换1个芯片厂,100个玩具厂解决100万人就业,而一个芯片厂只解决2万人就业,剩下的98万人何去何从!“最大化争取企业利润才是真正的内需。基础建设已经产能过剩了,在搞就是一锤子买卖,要想真正让中国制造业突围,就是产业整合,争夺产品定价权。”

 

四大泡沫冲击2009中国经济

郎咸平

2009-6-24

    首先想给各位讲两个资料,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从08年11月份开始,我们深圳和广东地区对外的贸易,或者出口订单大幅下跌,为什么是11月?另外,1月7号联想开始重组,你认为联想只是一个简单的重组吗?这是这一家公司进入09年之后一个极其悲观的信号,或者叫做一叶知秋。

  2006年开始股市泡沫、楼市泡沫什么原因?你真的以为是由于我们经济发展更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了,所以我们有更多的钱炒楼、炒股就造成泡沫吗?这个说法就是流动性过剩的解释,而且也是由于垄断性过剩,促发了这几年宏观经济调控的解释。但你们在2006年所看到的泡沫现象根本就不是由于经济发展更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了,所以有更多的钱炒股、炒楼,也就是说不是流动性过剩.怎么办?那我可以告诉你,这几年宏观调控基本都是存在缺憾的。

  从2008年8月份开始,中央政府做了180度大转弯,推出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其实中国经济这几年从来没有过热,一些部门是过热的,就是和地方政府推动GDP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其他的部门尤其是民营经济基本过冷。我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就在于2006年之前,我国制造业已经陷入危机,这就反映在了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我认为2006年股市、楼市泡沫的原因,是因为我国投资营商环境05年急剧恶化,这样大量做制造业的不做了,就炒股、炒楼,所以我跟他们观点不同,他们认为是流动性过剩,我认为是制造业的回光返照。

  我们中国的问题是除了我们所面临的金融海啸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第二个危机,叫做制造业危机。而制造业危机最佳的表现,就是2006年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本质就是告诉你制造业出了最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整个市场一片火热,对危机我们是缺乏认识的。

金融海啸是因为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灵魂

  很久很久以前的美国充满信托,那个时刻掌握了资本主义的灵魂,有一群信用卓越的借款人去借款买房子,这些人不但信用卓著,更主要是他有信托责任。如果他还不起钱他不会借,这就是他的信托责任,他找到了中介,中介也充分发挥信托责任努力收集他的材料,包括税单、收入证明等等的。这个审核通过之后再交给银行做审核,银行继续审核,也是发挥自己的信托责任,等到一切都通过以后,就把一万美金借给这个人买房子。我们中国很多银行就到此结束,每个月等着坐收利息,可是美国不一样,美国的金融活动,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也就是从银行开始所延伸出来的所有金融工具,我们就把它称为衍生性的金融工具。

  他把一万块债券卖出去,卖给美国政府的事业单位,包括房地美跟房利美,他们就是通过证券化帮美国老百姓买房子,或者卖给美国的证券公司,这些机构买到一万块债券之后会做什么?房地美跟房利美为例,他们就切成市场证券,就叫做证券化,每张是一千美元,加在一起就是一万美元,这些机构买了一万块债券之后,就把它转换成为10张债券加在一起还是一万块,这个债券就是衍生性的金融工具。

  所以请注意,原先只是1万块债权,后来就变成10张债券,再加上10张保单,一下多了20张衍生性金融工具,还不止如此,这些证券公司还把这些债券和其他的金融工具挂钩,包括美国的股市,或者国债,或者公司债一起挂钩。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怎么挂钩,你和股票市场挂钩,假如今天估值是1万点,如果明天涨到1万5千点,他就给你50%的回报,当然扣很高的手续费,如果跌了,你不用付钱出来,他就把债券利息给你,这种方式很容易做到,就是利用所谓的看涨跌捆绑方式。捆绑之后又创造出一倍、两倍、五倍、十倍、五十倍、上百倍的衍生金融工具,因此创建出一个伟大繁荣的美国金融市场,产品种类非常丰富,不但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市场,同时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华尔街,创造了华尔街神话。

  请各位注意,这一切的基础,就在于那一个人按时付利息,整个链条都不会产生问题,而维系整个链条的基础就是信托责任。可当你这个体系缺乏信托责任之后的结果,就是从此以后,次级债给这么庞大的美国金融市场加上了一个可怕的因素,叫做三聚氰氨。由于丧失信托责任,而给整个金融体系加上了三聚氰氨,这就是金融海啸.根本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次级债,你把事情看的太简单了。当你碰到三聚氰氨的时候,你怎么想?你根本就不能理解,怎么会有这种人呢?为了赚钱而害死婴儿的,在人类历史是上绝无仅有的。

  所以你就对牛奶开始丧失信心,就不喝牛奶了,牛奶工业全线崩溃.同理可推当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发现他们的牛奶里面也有三聚氰氨,所以他们也不喝牛奶,他们的牛奶工业从此以后完全崩溃,他们的牛奶就是这个庞大的美国金融市场。当他们发现他们庞大的金融市场当中有三聚氰氨之后,他们就对他们的金融体系,对他们的牛奶丧失信心,结果他们不喝牛奶,而美国的金融体系将像我们牛奶工业一样全线崩溃,而金融体系崩溃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线崩溃,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你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灵魂。破坏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线崩溃,所以事情才会这么严重。

斩断工商链条 设立防火墙

  什么叫做工商链条?简单的讲所谓的工商链条就是,当一个部门发生危机以后,如果这个政府不帮助这个部门,那就一定会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这个话讲的不清楚,所以我就把这个链条套在美国身上,我相信你就理解了。如果美国政府这一次不出面救市,是什么结果?那就是第一张骨牌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如果你不救市,那么将冲击第二张骨牌,造成美国人信心的丧失,再冲击第三张骨牌,消费全面下降,再冲击第四张骨牌,企业破产,再冲击第五张骨牌,失业,再冲击第六张骨牌,消费下降,从而形成消费下降的恶性循环。

  我们在06年所碰到的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其实就是工商链条的第二张骨牌。第一张骨牌是什么?那就是从05年到06年所开始的,我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大量资金不做制造业,拿出来炒楼、炒股了,从而冲击第二张骨牌,形成股市泡沫,楼市泡沫。 2、3年之前政府误判,使得第二张骨牌倒下,形成股市泡沫。那么由于制造业回光返照,就造成了第三张骨牌,就是楼价下跌,就造成09年的全面停顿。由于是回光返照,所以第四张骨牌一定倒下,那就是08年你们所见证的一切,就是制造业的倒闭。第五张工商链条就是失业,如果第五张还不斩断,那第六张出来了。

  当把这一切换成工商链条之后,你发现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有三个误判,第一张骨牌是政府的误判,误判的结果造成整个工商链条的全面崩塌。而第二张骨牌倒下,使得中小股民误判,使得地产商误判,误判的结果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一切都可以避免,你设想一下2、3年之前我们政府就能运用现在的四大手段,还有电器的以旧换新,渠道的强化,等等。

    这些政策,如果在三年之前推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第二张骨牌也不会倒下,就不会有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既然第二张不倒下,第三就不会倒下,这一切都可以避免,只是三个误判,是误判就一定要付代价。

  国有化是什么意思?只是一个手段,目的就是为了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而国有化是一个有效的手段,我请每一位回到我们的国企改革,一直到现在的银行改革,你知道我们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吗?那是我们把手段当目的,为了民营化而民营化,这就是错误的。 其实民营化也好,国营化也好,这只是手段,你要选择一个最有效的手段,我不管你是国营,或者是民营,都无所谓,目的是什么?目的就一定要为老百姓创造财富,目的要藏富与民。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政府能够汲取这一次教训,要了解国企改革本身是对的,问题是你的目的是什么?银行改革本身也是对的,问题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千万不要把手段当目的,这就是我要透过这个演讲所呼吁的,这一次透过国有化成功地斩断了工商链条,设立了防火墙非常好。

四个泡沫

  我今天要讲四个泡沫,四个泡沫给我们整个经济冲击之大,我们从09年开始会一一享受到,第一个泡沫是股市泡沫,第二个泡沫是楼市泡沫,第三个泡沫就是泡沫消费,我相信你是第一个听到有人这么说,吸收掉我们35%的过剩产能竟然是泡沫消费,你知道其中危机有多大吗?因为只要是泡沫就一定会破裂,只是时间的问题。所谓的泡沫消费简单讲,借钱来做的消费全部都是泡沫消费。美国人靠借钱从事泡沫消费,请你们猜一下美国人借钱来消费,这个钱借了多少,占GDP的比重多少?美国人借钱占GDP的比重高达95%,你能相信吗?这么可怕。

  相对而言,我们中国人借的钱少得多,我们中国是一个有传统美德的民族。我们只借了13%,美国人是我们的7倍,高负债消费,为什么借钱消费叫做泡沫消费?我们中国人很多很富裕,还可以用现金买汽车,这在美国人看来是疯狂的,难以想象的,我们看他傻,他们看我们更傻。因为美国人穷,他没有现金,他都花了,借钱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现金,因此要把未来很多薪水都透过借钱的方式拿到今天来花,就是泡沫消费,泡沫消费的本质意义就是把未来该花的钱都在今年花了,所以就叫做泡沫消费。

  美国人如何从事泡沫消费?美国银行接给A去买汽车,所以这是泡沫消费,因为他借钱买汽车,然后美国银行把一期债券卖给投资人取出一千块,再借一千块给B去投资买冰箱,再拿一千块债券借给债权人,然后又拿这个债券借给第三个人买电脑,所以他唯一的功用就是从投资里那里取回三千块钱,借给A和B、C进行泡沫消费。而中国透过政府的两项政策,第一就是拉动GDP,使得消费比例达到35%,第二个政策由于招商引资,使产能扩大到GDP的30%,就是我们一半的产能靠着三千的泡沫所吸收的。那么你慢慢看出危机了,就是我们全国对于出口的误判,误判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三千块的泡沫消费,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常态,我们甚至简单认为美国、欧洲的消费需求上升,所以我们拼命建仓,拼命扩仓,错误是一样的,因为泡沫消费一旦爆破,就像楼市跟股市一样很难起来了。

  当银行借一千块给A去买汽车以后,他们把这个债权拿在手里不想借给其他人了,为什么不想借呢?因为有三聚氰氨,他就一千块钱抠在手上坐收利息,所以到11月份美国政府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美国的泡沫消费由过去三千块跌到了11月份的一千块。美国政府希望拿出8千亿美金里面一千亿借给投资人,请投资人拿一千亿里面的一千块钱向银行收购汽车债权,然后希望银行拿这一千块借给B买冰箱,然后拿一千块冰箱的债权卖给投资人,投资人拿美国政府一千亿里面的一千块钱给银行。希望透过这种借款借给投资人一千亿的方式激活消费市场,否则就冻结了,激活的目的就是让美国人有一千块的泡沫消费变成三千块的泡沫消费。你只要跟从事出口有关的行业,10月份你的出口订单大幅下滑,原因就是中国工商链条透过35%的过剩产能跟美国的工商链条紧密的挂钩在一起了。

  我在08年年初就说过10月份之后情况急转直下,这是我当时的言论,我当时判定到年底的时候这就是结果。所以这两个管道一旦遇到三聚氰氨使得泡沫消费从三千块变成一千块,第二道防火墙漏水,原因是因为三大汽车公司问题,就像一刀插在我国工商链条的第一张骨牌。这就是你所见到的2009年的开始。所以为什么1月7日联想开始重组,本身已经不是联想是不是要重组了,而且联想现象要使得各位来宾值得警惕,因为他是必然结果,懂得我的意思嘛,这就是我们学到的第三个泡沫。

  后面还有第四个泡沫, 05年、06年开始,我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从而冲击第二张骨牌.按照分析,有四大重要原因,以及无数小原因,四大重要原因,第一国家通货膨胀所引发的成本上升;第二个原因,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第三个原因劳动合同法;第四个原因宏观调控的误判,再加上其他一些小原因都是误判,但是太多了,所以我挑四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通货膨胀所引发的成本问题,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谈的第四个泡沫。

  我透过这个场合告诉你一个新的思维,那就是国际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操作。国际金融资本这20、30年给亚洲各国造成灭顶式的冲击,而且我觉得我们对它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毛泽东说的一句话是对的,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变,今天的帝国主义是以国际化为前导,金融为后盾,他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其实我听很多人讲说,我们的经济马上会复苏,我希望他来听听我的演讲,看看日本人,看看亚洲这些国家,看看越南,你再来发言也不迟,请大家多学习一些别国的经验,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认识,请你注意,日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强多少倍,你知不知道,他都扛不住金融海啸。

  一个真正以赚钱为目的的国际金融炒家,他赚钱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比如建行最大股东是谁?外资股东是谁?美国商业银行,美国银行在07年下半年声明,说次贷危机他们受到重大损失,但是建行的上市让他们赚到1300亿,也就是我们全国13亿老百姓每一个人都付出了100块.因为建行上市的定价权是由国际金融资本所掌控的,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你千万注意。一旦取得定价权,它的目的就是石油价格从70块涨到147块,这是算计中国,然后跌到35,这是算计俄罗斯。2009年,普京跟他们还有一场博弈,鹿死谁手,我的水平有限,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告诉你们他们将如何博弈,在这次炒作之下,中国应该损失几千亿美金,俄罗斯也损失5千亿美金,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给上海宝钢上课,我就告诉宝钢,你不要把泡沫当成常态,这是第四个泡沫,叫做国际通货膨胀的泡沫,我请各位注意,今天讲了四个泡沫,你一定要铭记在心,不要用正常的供需原理做判断.

  第一个泡沫,股市泡沫使得中产阶级倒掉;第二个楼市泡沫使得我们地产行业从09年真正走入冬天,09年开始如果没有大量新建楼盘,你能想象他的冲击多大;第三个是消费泡沫,使得我们占了35%有关的GDP出口制造业陷入全面的困境;第四个泡沫国际通货膨胀的泡沫使得我国和能源相关的产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冬天,请你注意这四个泡沫的冲击有多大,大部分的产业都被冲击到了,假设一种情况,如果事先我们就能够有判断,不要误判的话,我们今年情况不至于如此之被动。

如何理解中国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恶化

  我告诉各位如何理解中国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恶化,第一个叫做国际通货膨胀的泡沫;第二是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第三是《劳动合同法》的误判;第四是宏观调控的误判,连续误判。

  通货膨胀,叫做国际金融资本,或者叫做国际金融炒家的操纵.我们企业家目前还停留在产业资本的水平.请你记住我一句话,产业资本的思维碰到金融资本所设下的金融战之后,你唯一的可能就是全败。你总认为第一要确保原材料来源,第二要确保你的市场能够销售出去,这就是我们产业资本的简单思维。如果你还停留在产业资本的水平,那你的下场就很凄惨,如果你的对手是金融资本的话,你会被杀的体无完肤。

  我们这个国家有35%的过剩产能要靠出口来吸收,既然是过剩产能要靠出口吸收,所以出口减掉进口,那一定是贸易顺差,是常态,而且很多工厂进口原材料以后简单加工出口,所以在这种结构之下成为一种必然,就像在去年11月份跟12月份,我们经济已经走下坡之后,出口大跌,比如说11月份出口下跌2%,12月份出口下跌接近3%,而进口11月份下跌17%,12月份下跌21%,进口下跌的速度远远大于出口下跌的速度,这就是35%过剩产能必然的结果。那是什么结果,人民币就升值,到12月份还升值,我佩服你的勇气,是什么时代,你还敢让人民币升值,我们前一阵子连续贬值5天,被美国一吓不敢贬了。各位懂我的意思吧,有些事是只能说不能做的。而且我们出口这么衰退了,你没有想到人民币现在是全世界最强势的货币,你知道吗?美金在涨,人民币涨的还多,最强势的货币就是人民币,我们出口这么衰退了,你还保持这么强势的增值,我不知道该说你什么,我只有四个字,无话可说。

  第三个《劳动合同法》又是误判,《劳动合同法》本身意义我觉得是很重大的,这点我们凭良心讲确实是,因为透过国家的立法,透过人大的立法来保护弱势群体本身是值得钦佩的,问题是你错了,到最后形成三输的局面,企业输、劳工输,政府最后买单跟着输,因为第一缺乏论证,第二缺乏试点。

  第四个宏观调控的误判,这个请大家注意,我这几年就我一个人到处呼吁宏观调控是错的,当然没人听,一直到08年8月份才整个转过来,对中央政府这种态度转变我也给予正面的评价,至少转过来了,政府最近也提出很多的检讨,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为什么会误判?误判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认定中国所看到的人民币汇率的上升,股市泡沫、楼市泡沫、通货膨胀他们发生的原因就是认为日本当时是一样的.从表现现象来看,日本当时和我们06年、07年是一样的,可那是日本,他是因为流动性过剩,银行信贷太过泛滥,但是我们中国不是,我们中国就是我讲的工商链条的第一张骨牌,他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是由于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可是当政府误判之后。认为是流动性过剩,因此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收回流动性,方法之一提高利率,收回流动性;之二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收回流动性,而且进行了几年。到了0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宣布两防,当时我那时候还是比较不成熟,我心急如焚,我到处演讲,到处呼吁政府不能两防,一定要帮助制造业,当然没人听,想自己也多事。你看看到最后还是改过来了,为什么呢?这一切都来源于两个字误判。误判的结果透过三个管道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大家注意听。

  第一个管道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银行从民营企业部门大量收回流动性,打给地方政府从事基础建设去了,就是GDP工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四五年宏观调控下来,我国的广义货币增长率和信贷规模增长率依然维持在16—18%的高峰,依然没有减少,这是为什么?因为钱都去了公共建设部门,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高的信贷规模增长率,而在座各位民营企业家享受不到实惠的原因,就是因为整个社会流动性产生了逆流转现象,从民营企业转到了公共建设部门,因此根本就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流动性移转的问题,从而使得民营经济开始萧条,而公共建设部门开始膨胀,这就是我所说的二元经济,和公共建设有关部门是过热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过冷的,我们这么多年就是二元经济。

  第二个管道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配合上了前面的成本、汇率、《劳动合同法》等等压力,使得民营经济部门更不想干了,结果就是从民营制造业拿出大量应该投资在制造业钱不投资,打到过热部门炒楼、炒股去了,从而造成第二个管道流动性由过冷部门逆流转到过热的部门,而使得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

  请你注意,这三个管道毫无例外的都使得这个社会的流动性,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这就是07年当政府提高利率,或者存款准备金率,当天的股价都是上升的,而且从无例外,一般都不能解释,一般宏观调控股价应该下跌,为什么上升呢?而且每一次都是上升的,原因就是提高利率的结果,使得更多民营制造业资金进入股票市场,造成股价上升,所以二元经济才能解释这种奇怪特殊的现象.

  我们的楼市也是二元经济的产物,根据一些学者做的研究,发现深圳资金炒地产资金7%是外资,其中6%是港澳台资金,只有1%是真正的外资,93%都是内资,什么意思?那就是我07年所说的,深圳房价为什么上升这么快?因为深圳企业倒闭数目应该是越来越多。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奇怪推论,也就是深圳房价翻几翻的缘故。制造业资金流入楼市的结果通常是进入高档楼盘,所以高档楼盘价格拉高之后,附近中低档楼盘随之水涨船高。所以真正有泡沫的是中低档楼盘,而不是高档楼盘,这种现象就很可怕,由于高档楼盘拉抬速度过快,使得后续大量资金竟然慢慢进入了整个结构错乱的房地产市场,就是以中高档楼盘为主,这个现象是非常让人遗憾的。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演讲的,这种楼价上涨的后果使我们地产商产生误判,误判的结果,是大量资源被这种高档楼盘,或者中高档楼盘所锁定,大量资源进入这种楼盘,一旦萧条之后,使这种楼盘产生严重的供过于求的现象,而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根本买不起,你再怎么跌还是买不起,因为我们整个房地产资源就误导到了结构性的扭曲上面去了,那就是以中高档为主,加上政府提倡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物,这样造成的差距就更大,实际上真正的农民工还是买不起。这就是绝对扭曲式的超额供给,这种超额供给更可怕。11月份开始的金融海啸威胁,使得地产商的资金链变得非常紧张,结果就是09年开始由于误导到这个行业,使得09年开始的地产没有大面积的新楼盘推出,没有大面积的新楼盘重新开始构建,这个就非常危险,现在不是楼价跌不跌的因素,而是09年政府要如何刺激大面积的构建地产。否则这个冲击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09年的地产危机。地产危机来源就是我刚才讲的,这里是超额供给,这里是超额需求,两个没有连在一起。如果你这么理解房地产市场跟股票市场,你会发现这两个市场的驱动因素就是二元经济,你只要把二元经济彻底理解了,未来的股价、楼市走势非常容易判断。

  对于2009年政府的4万亿救市工程我想从目的、行动跟手段三方面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首先看一看4万亿的资金用途,你们都知道大部分是中西部的基础建设,对于这个用途,我是赞同的,因为它讲的非常明确,目的是为了增加中西部人口的就业量,如果达到这个目的,那在中西部投资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你认为这个目的可以达得到,如果为了这个目的保8也可以做得到,但是我要提醒的是,你的副作用是什么?如果要在中西部创造8%的GDP增长需求,同时大量雇佣中西部人口这个我相信做得到,可是我要提醒的是,你能不能够承受副作用,因为金额太大了, 2009年之后能不能筹到4万亿都是未定之数,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比较怀疑,除非你印钞票,由于9月份开始我们已经和欧美工商链条挂钩,所以从今年开始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将大幅下滑,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如果财政收入大幅下滑,你如何筹集4万亿这本身就是一个疑问。

  可是按照原先规划,中央政府出一万多亿,地方政府出一万亿以及银行融资两万亿,我对于地方政府能够出一万亿我本身就表示怀疑,中央政府能不能出一万亿我也表示怀疑,但是对于银行挪出两万亿我不太怀疑。宏观调控的第一个管道就是在银行的运作之下,它将从民营经济收回大量流动性打给地方政府,从事基础建设。因此它的结果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这就是代价。同理可推,如果你要从银行拿出两万亿融资,或者是政府直接发债卖给银行,其必然结果就像刚刚讲的第一个管道一样,从民营经济抽出两万亿资金打给地方政府从事中西部的基础建设,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那么你的代价就很清楚了,你要维持保8,以及中西部就业量所付出的副作用,以及代价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倒闭更多,失业更严重。

  我认为目前保8本身都是错的.我国是一个根本不该看GDP增长的国家,真正看GDP的是美国,因为美国都是民营企业.我们呢?我们保8是什么结果?那就是透过钢筋、水泥硬堆起来保8,而且代价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更贫穷.这就是我们保8,保10的代价,保8,保10的应该是美国。所以目前你问我郎教授具体怎么做?这个不用操心,首先把资源用做于民生相关的民营经济,就是放弃保8,藏富于民。

  如果我把4万亿投资基础建设,是一锤子买卖,建完了就失业了,那怎么办?再建第二台,再就业,建完以后又失业了,那怎么办?做回头拆第一条,一拆又就业了,拆完以后又失业了,又拆第二条,所以搞了半天你建了两条,拆了两条,老百姓是全民就业,最后什么事都没有干,结果啥事都没有干,这就是基础建设。

  4万亿投资在民营经济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滚雪球,如果你能把民营经济投资营商环境改善了,你大量投资他,他赚的利润是最重要,当企业赚了利润之后会进行转投资,这样赚更多的钱聘更多的劳工,给他们更多的薪水,然后再进行转投资,从而产生所谓滚雪球的效应。一个国家的富裕,我告诉各位,是靠利润,而不是高GDP的增长率。

怎样面对2009年

  我前面已经跟各位谈了很多09年中国经济的现况跟展望,我们09年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我跟各位做一个提醒,我们的企业家只有个人的辛勤奋斗历程,我们普遍缺乏萧条的洗礼,而且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不管怎么讲还是比较成功的,因此你们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大萧条。这就是各位长期保持乐观的原因,我就想拿各位的心态和香港的四大天王做一个比较,香港四大天王,包括李嘉诚、李兆基等,他们除了和你们一样有个人奋斗历程之外,他们还经历过各种形势的中小萧条,当然他们也没有经历这么大萧条,就凭这一点差别,就使得这四家上市公司,和我们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很多都是做地产的,他们应该是我国大型地产公司的几十倍,上百倍那么多而资本负债比率我们是100—300%,他们只有20%。而且不是平均20%,每一家都是20%,这个特别难能可贵。

  我曾经私下问过四大天王里面的一位,我说你这个人这一生有成就的哲学思想是什么?他告诉我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保守,保守是这个人成功的关键。 我又问他第二句话,我说你手下这么多公司,不可能每家公司都看,到底注重什么呢?他回答的是这样子,他最重视稳定的现金流,什么叫做稳定的现金流?按照我们对他的研究结果显示,他们透过两个方法做到的,而且四大天王一模一样,这一点我感到万分震惊,第一叫现金打底,第二叫做项目对冲,透过这两个办法达到稳定的现金流。

  什么叫做现金打底呢?举一个例子。我以李兆基的地产公司为例,我把恒基兆业公司过去20、30年资料做了分析,我发现恒基地产公司在过去五年是负现金流,也就是5年他的资金链是断裂的,但是他没有倒闭,请问各位如果你的资金链断裂的话,你能够支撑多长时间?而他为什么可以撑过五年,我分析的结果是他手上有两个资产非常有意思,一家叫做煤气,一家叫做租赁,这个煤气跟租赁的现金流都是稳定上升,所以虽然地产开发的现金流有5年是负的,可是当我把地产开发的现金流加上煤气的现金流,加上租赁的现金流,加在一起之后,过去20、30年没有一年是负的,统统是正的,这叫做现金流打底。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场合,能够把这两个心态一个是保守,一个是稳定的现金流这两个金玉良言送给在座各位,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稳定的现金流来不及了,你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项目的对冲,也很难创造出所谓现金流的打底,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保守心态下的三大指标,低负债,高现金流,停止投资,至少这是目前李嘉诚做的.

  中长期你应该做什么?以我们广东为例,你想想中国工商链条第一张骨牌碰到了四大国内冲击之后,为什么这么不抗压,比如成本汇率,《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等等的,那你为什么不可以提升价格呢?你提升价格不是卖的更好嘛,为什么我们广东省制造业从去年开始一大片倒闭,而你不能提高价格?

  这也是我跟各位讲的第二个观点:定价.在很久以前,当中国经济要发展的时候,美国已经决定了未来的战略,那就是进入了产业链的战争时代。也就是09年开始你们所面临的这一切不是产品对产品,也不是公司对公司,更不是行业对行业的竞争,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对产业链的战争.你真的认为我们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吗?我告诉你,真正的制造业大国不是中国,是美国.而美国产业链战争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把整条产业链一切为二,把价值最低的放在了中国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国家.而制造有三大特色,第一破坏环境,第二浪费资源,第三剥削劳工,他不想要。他要的是制造业以外的其他六大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订单规划,商品运输、产品零售、终端,六加一就是整条产业链.

  为什么你不能提价呢?因为产业链当中定价权是掌握在六,而不是一,所过欧美各国依然掌握着定价权,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的。我们这些产业资本的水平走到今天,被金融资本市场给算了,你和美国资本市场相比,还缺了定价权,所以你是做什么败什么.在这种产业链的战争之下,再加上金融战,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企业遭受多大的压力。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大学生失业,因为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六,一是不需要大学生的.因为你是六加一的一,他不需要这么多大学生,我们连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就搞教改,扩招,结果让很多大学生失业,为什么失业呢?因为搞不清楚六加一。所以我认同政府所谓的产业转型,可是政府所谓的专业转型不是在一里面下工夫,像联想一样,为什么今天演讲告诉你1月7号联想已经宣布要重组,因为联想收购IBM本身我在三年前就批判过他,那就是错的,为什么错?你还是在一里面下工夫,到最后一定回付出代价,他1月7号已经付了。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一里面下工夫。而真正该提高生产力的方法,包括传统行业,包括高科技不是抛弃传统行业,而是希望传统行业以及高科技行业都能够从一进入到六加一的整合,这样子你才能提高生产力。你要走上六加一高效整合之路,就是你目前短期之内保有元气,而中长期走入六加一的最高战略指导思想。那么在金融方面有没有可能?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中国人没有机会,但是产业方面的定价权我认为我们从中国开始做还有这个机会。

  今天已经不再是所谓的金融危机的问题,而是已经严重的波及到实体经济,在这个时刻我建议你,你在短期之内要保留元气,在一定时期之内求生存,留下大量以现金为主的资源,准备一两年之后再出发,而再出发的目的,不是叫你炒楼、炒股,而希望各位以产品为中心,做六加一的整合,而且以龙头企业为推动力量,这是你两年之后做的事情。

 

 

发件人:"meidichanghong" <meidichanghong@126.com> 2009-06-29 11:08:53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统一社保,体现社会公平

统一社保、实现社会公平

广州 刘卫敏

    中国社保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养老体系的双轨制造成的。中国社保最根本的问题是,从一开始它就没打算成为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而只是为被排除出由国家财政支付费用的养老体系的那些人做的政策性安排。开始是适用于国企职工,后来扩大到那些从来没有机会被纳入国家养老体系的其他人群。而决定这个体系的规则和命运的则是自身利益与社保体系并无直接关系的官员。

    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就业人员绝大多数是国营企业职工。他们工资很低,但相当有保障。从其中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在职和退休人员的公费医疗(基本全额)和退休金(不低于退休时工资的70%)来看,国企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样,工资-福利体系是由国家来统一经管。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国企经营管理制度改革,如以厂长、经理责任制为代表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等,国家实际上把对原国企职工的福利责任推给了企业。九十年代实行“政企分开”、各地方政府违反《行政许可法》24、83条的原则,以“行政划拨、资产重组”为名强制将原来属于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划拨给各地方的利益集团、或者上市的控股公司,导致一系列政策性失误:企业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广大职工脱离政府管辖,被划拨到这些政企不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利益集团,原来的国家职工被迫转制、分流、下岗、轮岗、失业、退养、被随意宰割,什么“关、停、并、转”等等,造成很多企业和职工失去保障,也就是说,国企无法按照原来的标准供养包括退休职工在内的职工,于是只好默许“各村各出自己的高招”,于是乎,提前退休、内退、下岗、待岗甚至还有轮流上岗等等五花八门,把国企职工折腾到失去主人翁的尊严,政府实际上推卸责任!2004年甚至出台国企职工离退休之后全部移交地方,实行社会化管理的政策,割断了企业职工与为之奉献无数心血的企业的感情纽带。而党政机关的离退休干部却由机关的离退休服务中心、老干活动中心、老干处工作人员伺候,每年享有体检、疗养、旅游等等特权,享受着企业职工无可比似的优越性。

    在国企业职工举步维艰时候,党政机关公务员却一枝独秀,2008年的中国,全国公务员普遍加薪,各大城市平均上调一千二百元,尤其金融风暴来临,公务员加薪美其名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而企业职工就得减薪、下岗,农民工就得失业回家?可以说是荒唐绝伦!公务员成为了中国最稳定最富有的高收入群体,而企业职工近几年在经历了政企分开、行政划拨、分流、下岗、轮岗、失业、退养等一系列“改革”新名词的摆布之后,被随意宰割。公务员享受终身制待遇,退休后将由国家直接负责退休金的领取。而在职工人退休后的退休金则美其名曰由社会保障机构负责。公务员根本就不用考虑自己的工作是否得到公民的认可,他们既是政策制定者、也是实施者,任凭市场经济急风暴雨,都影响不了公务员队伍,因为他们在体制内,一个萝卜一个坑,无论调到什么部门都带着体制内的特权。目前在大城市党政机关的公务员队伍,混十来年就自然晋升为科级、二十年后自然晋升为处级,或者享受相应待遇,而且还享有惠及全家的公费医疗,个别大单位还设有价廉物美的公共食堂、幼儿园、甚至医院门诊、疗养院、机关服务中心等等等等。此外,1998年停止福利性分房以后,各地党政机关以改革的名义,或搞“集资建房”,或搞“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或者搞“定向开发”,内定的开发商,以极低的价格甚至采用行政划拨的办法圈下土地,建好房子以极低的价格由政府机关“团购”,再按级别档次分给官员。这种以改革的名义谋私的情况,媒体常有揭露。

    在我们这个号称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举世瞩目的持续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各级政府却以减轻财政负担为由,把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等基本福利制度作为社会弊端给改革掉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党政机关公务员身上,结果造成新的贫富悬殊,也反映了政府调控能力的荒唐、无奈。

    在这种局面下,尽管社保体系缓解了社会矛盾,尤其国有企业被纳入社保体系,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尤其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退休金近年一路飙升,而企业职工的退休养老、医疗保障越发萎缩,这个社保体系的漏洞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的社保不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决定这个体系政策和命运的人本身的命运却与该社保系统无关,因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障永远由国家财政负担!这种地位和立场的不同就决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政府官员认为经常给老百姓做好事,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恩赐”,无法理解老百姓为什么不感恩戴德。老百姓,尤其是国企老职工则认为,原来大家都给国家打工,现在你们把我们甩了!其实医疗体系的改革难以见效也是同样的病根。

    社保体系存在许多问题,从技术层面几乎无法解决。决策者应该痛下决心,制定一个把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纳入社保体系的时间表。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社保系统都是针对所有人。公务员另有一个财政负担的福利系统是“中国特色”,但很难说是“社会主义”。 代表人民不是靠宣传就能被人民认可的,要代表人民必须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如果继续保持养老、医疗方面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只会形成政府收入首先保障的是官员们利益的印象。

    决策者应该知道,如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国家的统一就没有基础,听任下级政府与自己规定不符的抽象行政行为合法化,中央政府就会越来越没有权威。

    我们经常说,党政干部是人们的公仆,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但现实生活中,为什么那么多人放着好好的主人不做,却千方百计争当仆人呢?显然这里有很多大的误区!不由得让人们深思:一个自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现实却是:谁都不愿意当工人、农民!工人、农民成了受剥削群体,可想而知,这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还是先进文化的代表?

    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必须平衡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为此,我们提出几个建议。

    (1)将公务员的工资收入纳入法治化轨道,不能让有权者的自肥式分配再继续下去,公务员提升工资必须得到人大常委会的讨论批准!(问题:人大常委会的机关干部也是公务员,人大也是既得利益者,如何解决?)

    (2) 对公务员、以及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分配制度、医疗制度进行规范、统筹,强化各项社会保障,建立一套公开、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保障方案。

    (3) 不能让既得利益者游离于体系外,既不交费,还要享受终身制的特权!既然建立了社会统筹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就应当覆盖全社会,党政机关公务员也是社会的一分子,更应加入社会统筹养老、医疗保险体系,交纳养老、医疗保险费。

    (4) 认真重视数千万自费参加社会统筹的自由职业者的养老金、医疗保险金过低的问题,他们也是纳税人,他们自我谋生、自己创业,创造就业机会,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创造社会财富,自费参加了社会养老、医疗统筹体系,同样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发件人:"《中国企业家》杂志" <news... 中国企业家网��?《变形金��? 2009-06-29 21:36:50 24kb

迈克尔·杰克逊与富人理财悲剧

安邦分析

2009-06-29

  创造一个个财富神话的迈克尔·杰克逊,去世后却留下了巨额的负债。收入和财富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概念,明白之间的差距,才能成为真正的富人。

    流行音乐巨星迈克尔·杰克逊25日突然去世,这距离他原本打算在7月13日举行的复出演唱会仅仅相隔18天,年逾五旬的杰克逊为什么要复出呢?他曾经私下告诉朋友说:“如果我不唱,他们会干掉我的。”此前杰克逊患有严重的心理抑郁(179cm的他死时只有44kg),他的心理医生说:“他说他被逼到墙角,但又坚持要唱,因为他欠债太多了。”死后的杰克逊留给亲人的,竟然是高达4亿美元的负债。

    杰克逊当然是有钱人,《纽约时报》统计,杰克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唱片版税收入获得大约3亿美元。杰克逊还有投资嗅觉,曾以4750万美元的价格买入大量歌曲版权,其中包括英国摇滚乐队“甲壳虫”的251首歌。通过出售这些歌曲的使用权、开演唱会、广告代言,杰克逊赚得大约4亿美元。然而虽然赚得多,但他花得更多,他在1988年以1700万美元价格在加利福尼亚购入1000公顷土地,建立著名的“梦幻岛”牧场。这一牧场带有动物园、游乐场和电影院,维护费用每年高达500万美元。由于后来丑闻缠身,杰克逊基本处于退休状态,如何维持原本的生活成了大问题,于是他用音乐收益作为抵押,获得美国银行大量贷款。至2005年左右,他的负债已高达2.7亿美元。

    在美国曾经有一本非常流行的畅销书《邻家的百万富翁:美国富翁的惊人秘密》,书中的实地调查彻底打破了人们对于富翁的传统理解。由于普通人通常没有机会切身接触富豪,因此他们对于富豪的认知通常来源于电影、电视和时尚杂志,可惜这些渠道所反映出来的往往都是表面化的和肤浅的。调查人员发现,那些开着豪华车,住在高档别墅区的人,其实财富并不怎么多。更令人吃惊的是,很多事实上很富有的人,并不住在上等居住区。书中对于富人的定义是:具备超过100万美元资产净值的人,且不包括不动产。按照这个定义,杰克逊怎么也算不上是富人,因为他是负资产。

    研究人员发现,普通人对于收入和财富的概念完全弄混了,一个人可能收入颇丰,但如果全花掉了,那么他的财富并不多。财富是指你积累下来的东西,而不是你花掉的东西。另外,普通人对于如何变得更富有也弄错了,研究发现,运气、遗产继承、高层等级,甚至高智力因素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辛勤工作、坚持不懈、善于计划、特别是严于律己的生活方式。写到这里,可能人们立刻就想到了巴菲特。

    这些低调的富豪们有些什么共同特点呢?下面是最重要的四点:

    第一,他们过着显著的多入少出的生活;
  第二,他们有效地分配时间、精力和金钱,致力于财富的积累;
  第三,他们相信,财务上的充分自立是远比展示自身高层次社会地位更重要的事;
  第四,他们在抓住市场机会并获利方面,远超普通人,换言之,财商一流。

    某人的收入和财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计算公式:年龄乘以税前年家庭总收入,除以10就是此人该有的资产净值。例如,某人家庭一年收入总和是15万元,此人年龄40岁,那么40×15/10=60。此人应该具有的资产净值是60万元。如果能高于这个规模的两倍,那么他就是财富积累能手,如果仅仅是这个规模的一半,那么他就是低级财富积累者。

    收入和财富是两回事,但人们往往混淆了这两个概念,杰克逊的收入使得他成为这个地球上有钱的少数人,但他的奢侈生活方式和高额负债使他退休之后还不得不复出赚钱,因为债主逼上了门。对于刚刚富起来的中国人来说,弄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避免重蹈覆辙的防疫针。

 

 

发件人:"quankunyidian" <quankunyidian@126.com> 2009-06-30 14:33:1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投稿

反对官僚资本家

曹久强

    背景: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截至今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

    目前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官员子女经商,开办私人企业。也就是说,以此形成了一个官僚资本家阵营。在旧中国,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四大家族就是中国的第一官僚资本家,他们为首的官僚资本家是旧中国的三座大山之一。

    官僚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也雇佣工人,也剥削工人。官僚资本家是一般意义资本家的变异,是官僚依靠特权衍生出来的资本家的变种。这种资本家依靠权力产生,依靠权力经营运作。由于官僚亲戚、子女开办这样的私人企业,钱来源于官僚特权,几乎没有经济成本。同时,依靠官僚特权,垄断市场或者某一个固定的领域,没有竞争压力,或者拿到一个政府需要的项目,有非常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这样说的私人企业没有强烈的市场风险压力,也没有市场竞争压力,也就没有不断追求科技进步、管理进步的压力。这样的官僚资本家企业很多不从事生产,而是买空卖空,即通过从国外、国内买入产品,以垄断渠道销售出去,从而稳收经济利润。有人把这种资本家也称之为买办资本家。可以说,买办资本家是官僚资本家中的一个分支。

    由于官僚资本家没有竞争压力与风险压力,没有进取心,从而不能推动生产力的进步,而且还挤占一般民族资本家企业的市场。因此,民族资本家也看不惯官僚资本家,也对官僚资本家依靠垄断与权力获取高额利润感到不平。毕竟,民族资本家付出的风险、努力比官僚资本家多很多,而所得却还少,谁能不感到气愤?所以,民族资本家也是反对这样的官僚资本家。

    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官僚资本家的产生就是官僚腐败,窃取纳税人的钱为自己牟利。同时,官僚资本家的企业依靠垄断也损害了群众的消费利益。因此,一般群众也是反对官僚资本家。可见,官僚资本家是人民大众与民族资本家的共同反对对象。官僚资本家的存在是对于社会所有阶层的不公,也是拿着资源不发展生产力,导致社会发展前进缓慢的一大因素。

    对于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即按照历史规律一步步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他们是反对官僚资本家的,他们主要是要保障本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正常市场竞争与发展。因此,在资本主义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了一些官僚资本家。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官僚资本家的危害被看清,在人民以及本国民族资本家的压力下,最终基本消灭了官僚资本家,即建立了现代西方相对公平的资本主义市场秩序。在这个秩序下,官僚依靠权力产生官僚资本家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于是整个西方市场经济实现了各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也就保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持续的发展。

    但是,作为后发展起来的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本国各项社会、经济、政治、司法制度处于不完善的阶段。本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也处于发展初期,于是很容易跟几百年前的西方国家一样出现依靠权力开办、经营私人企业的现象,于是这些国家多多少少产生了一部分官僚资本家。不过,以拉美国家中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为典型。同时,很多人也把官僚资本家开办私人企业称为权贵资本主义,把这样的广泛存在官僚资本家的市场经济成为畸形的市场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也被称为坏市场经济。

    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也不例外。我们的各项社会、经济、政治、司法制度也处于不完善的阶段,于是,在中国也出现了很多依靠权力考办企业的官僚资本家,从而出现了中国的亿万富翁很多都是高干子弟的现象。特别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按理社会主义要消灭资本家,更不应该出现腐败下的官僚资本家。但是,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企业没有完全成熟,社会存在大量的私人企业(民营企业)。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混进了很多原本没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投机分子,这些人还当了官,于是,他们依靠权力,腐败堕落。这种腐败堕落不仅仅表现在贪污腐败、穷奢极欲上,而且帮助自己子女、亲戚成为了官僚资本家。于是,中国也是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这种官僚资本家不仅仅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挑战,也是对于中国民族资本家(民营企业家)的挑战。因此,官僚资本家是全社会的斗争对象。

    在目前中国,高干子女出任国企老总,如果没有贪污腐败,没有开办自己的私人企业就不算官僚资本家。因为,国企还是国民的,不是哪个私人的。但是,高干子女出任国企老总,骄横跋扈、家长制作风,这是很不好的国企内部作风。他们与官僚资本家应该区别开来。国企老总骄横跋扈、家长制作风只能算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依靠国企民主化消灭这一现象。

    对于官僚资本家,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就是没收官僚资本。因此,我主张没收一切依靠权力产生的官僚资本家的私人企业,使之集体化,分给原来官僚企业中劳动工人。对于民族资本家也就是一般意义的资本家(民营企业家),我主张没收非法所得即剥削所得。但是,这些资本家在企业的劳动工资应该保留。除去民族资本家工资以外的利润应该分给民营企业工人。具体分配比例由企业工人依据在企业劳动年限,职位技术差别、劳动努力程度来综合评定,由工人民主讨论,民主投票决定。

 

中国财富集中的速度是全球均速的两倍

专家称贫富差距开始伤害中产阶级

2009-6-26

    中国社会财富加速增长,有数据显示,这些财富正以全球最快的速度流入极少数富人的腰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表示:“在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不仅伤害着底层的人民,也开始伤害中产阶级。” 香港《文汇报》报道,在6月召开的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称:“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他指这种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格局,导致了内地消费的不足,甚至产生了畸形的消费。

财富集中速度 达全球均速两倍

  有专家认为,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而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这一现象值得警醒。 另一份多部门联合调查完成的统计报告则显示,截至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这份报告引发社会热议:“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实际上,这种畸形财富分布的后果已经开始显现——一方面,金融危机令全球陷入衰退,民众纷纷勒紧裤带过日子;另一方面,据《福布斯》中文版6月发布的报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奢侈品品牌最看好的市场,3.8亿元一套的别墅,1.4亿元一艘的游艇,4,300万元一辆的汽车,1,800万元一只的腕表……天价奢侈品畸型热销。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表示:“在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不仅伤害底层的人民,也开始伤害中产阶级。”数据显示,1994到2004年10年间,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倾向,以及精英循环与精英结盟已成为一种定型,财富高度集中、垄断、世袭的现象继续恶化,其它阶层的发展空间将不断遭到侵占。

 

权威部门报告显示中国0.4%人掌握70%财富

2009-6-22

  收入问题牵动人心,财富问题则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近几年,随着富豪榜的纷纷出台,中国财富的“集中度”在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专题讨论会上受到常委和委员的热切关注。《人民政协报》报道,蔡继明委员说,“我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这种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格局,导致了我国消费的不足,甚至产生了畸形的消费。根据调查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奢侈品最大的市场。”

  蔡继明说,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当然不是要“杀富济贫”。他注意到,我国目前的个税起征点是2000元,还有很大上调空间。“个税起征点是一个小税种,本身对财富的集中不会产生影响。但是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可以惠及部分中低家庭,尤其是部分个体商户,本身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了家庭,这已经减轻了社会负担。”蔡继明说。他还建议适时改革财产税中的遗产税制度。“目前,我国的第一代富翁应该准备向下一代转移遗产了,但是收入的不公平不应该一代代相传,要适时提出遗产税,缩小收入差距。”

 

中国调节社会财富的三把利剑

牛刀

2009-6-28

    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社会财富的不公,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最近中央政府各大部委的许多政策动向,都被网友和专家解读为是在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应该不是很确切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分为主动的调节和被动的调节,所谓主动的调节,就是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来调节,但是,通常会遭到利益集团的疯狂反对;还有一种就是被动的调节,在西方的表现就是工会组织提出要求。

  最近呼声比较高的物业税的开征,房屋赠与的税收,小产权房的转正等等,几乎无一例外的遭到利益集团的疯狂反对。中国的利益集团和西方的利益集团不一样,西方的利益集团以财团组成,中国的利益集团是官商勾结。有些于民有利的政策,即使勉强推行,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翻天。中国的住房政策就是这样,从2006年开始,不断地推进于民有利的政策,居者有其屋还不断地被官员们挂在嘴边,却在2008年9月15日一夜之间倒转乾坤,所有有利于民生的政策被全部废除,而炒买炒卖哄抬房价如开闸的洪水,在中国社会泛滥。我相信,中国城市居民将会永远记住这个令老百姓蒙羞、令中国社会感到耻辱的日子。

  中国的国情告诉我们,依靠政府进行主动性的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可能性很小,燃油税是其中之一。燃油税的开征用意也是很好的,取消路桥费,开征燃油费,以燃油使用的多少来收税,看上去是能够调节社会财富,可是实际执行起来,燃油税是征收了,路桥费却没有完全取消,老百姓平白无故又多交出一笔钱。所以,这次物业税启动开征,很多人有这个担心,看上去是让多套房屋的持有人多纳税,最后的结果谁也不知道,其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

  中国要缓解现实的社会矛盾,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必须树立三个基本立场,可以说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三把利剑:一是反通胀。严重通货膨胀是对穷人财富的掠夺,你开征这个税那个税,名义上都是为了调解社会财富,而事实上上只要一个一年期的严重通货膨胀,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财富就会被搜刮一空,你还怎么调节呢?开征这些税收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因此,尽管从宏观经济数据上反映CPI是在负增长,但是对于已经大量发行的货币的流向,是应该密切注意的,很多已经通过楼市股市流进了私人的口袋,而流进私人口袋的这部分钱是很容易很快传导到物价上的。如果我们现在旗帜鲜明的反通胀,比真正通胀来时再来加息和紧缩银根要主动的多。

  二是反掠夺。由于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导致的社会财富的掠夺是无形的,而且是以市场自由的名义公开展开对城市平民和白领阶层的财富掠夺,犹如武侠小说当中的出神入化的杀人于无形。这种财富掠夺的表象是垄断和暴利,而实质是制度的腐败。最具代表性的是高房价,由于土地的垄断,由于房价的暴利,使得现行房价不仅完全脱离城市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而且孕育着一轮巨大的金融危机。住房是基本民生,在中国土地公有的大背景下,是不容易爆发因房价泡沫破灭而引发的金融危机的,然而,中国住宅用地的公有权已经被篡夺,老百姓只能跻身商品房市场,用几代人的财富去换取居住的权利。而这几代人的财富一旦崩溃,我们还能祈求社会的安宁吗?因此,反掠夺,是我们这个时代义不容辞的使命。

  三是反欺诈。对欺诈行为的麻木不仁,实质上是对城市居民的犯罪,生活在一个由谎言笼罩的市场,怎么不让人癫狂?这种谎言之所以充斥市场,是因为房地产商垄断了媒体,除了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几个主流媒体之外,地方性的媒体和财经类的报刊基本上被开发商控制,除了开发商内讧导致一些真实信息的披露外,所有的围绕房地产的信息都是欺骗。在这样的舆论氛围,有的开发商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制造一个一个诈骗买家的事件和概念,诱导一些买家非理性入市,直接给房价泡沫破灭埋下祸根。

    只有在反通胀反掠夺反欺诈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讨论用税收来进行社会财富的调节。在经济危机上,中国和美国的过程不一样,但比美国更加严重。美国现在是由金融危机进入到实体经济危机,中国恰恰相反,是由实体经济危机进入到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苗头已经出现,很真诚的希望,不管后果怎样,希望能像美国一样,尽可能的不要让城市平民和白领阶层来承担这场危机,因为他们是受害者,不是始作俑者。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公布: 32万富豪坐拥9万亿财富

长江日报 胡楠

2009-03-31

  可投资资产(个人的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在800万元-1000万元,这是各大中资私人银行的准入门槛。这类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被银行称为“高净值人群”。这个群体究竟有多大?他们如何让钱生钱?

  广东高净值人士数量最多。昨日,招行、贝恩公司发布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规模正在逐年扩大。2008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达到了约30万人的规模。其中,全国共有5个省市的高净值人士数量超过2万人,分别为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其中广东省的高净值人士数量最多,2008年末达到了4.6万人,占全国15%的份额。在高净值人群中,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达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超高净值人群也接近1万人的规模。就私人财富规模而言,2008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共持有达8.8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其中,超高净值人群个人财富总量达到1.4万亿人民币,在高净值人群内部财富占比达到16%。本次调查涉及17个省的近30个主要城市,收集近700份有效调研样本,是首次通过大样本量一手调研。

  80%高净值人群投资趋于谨慎。以往人们总认为敢于冒险才能快速积累财富,调查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对个人可投资资产的风险偏好以中等风险和保守居多(约占受访人群的80%)。这一群体风险偏好受金融环境变化的影响显著,在目前的特殊的经济环境下,他们对市场的风险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和更深刻的考虑,投资更加谨慎,45%到55%左右的中低风险投资者会更趋于保守。他们纷纷转投低风险性、高流动性的投资,甚至撤资变现。与此同时,受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国高净值人群显现出更强烈的多元化投资的意愿。将近八成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表示会进一步将投资组合调整得更加多元化。而对于2009年市场,多数投资者仍然保持观望态度,且青睐于流动性高、收益率好于存款利率的固定收益产品。

    调查显示,股票、现金储蓄和房地产位居投资比重三甲。对于2009年市场,多数投资者保持观望态度,股票投资比重有所下降。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私人银行之间的竞争格局正在出现微妙的变动。70%左右的受访者对外资银行的态度变得更加谨慎,其中10%的人士为了资金安全,撤资或正考虑撤资回中资银行,另有10%的受访人士表示在1-2年内不会再考虑使用外资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

 

BCG 报告中国财富高度集中 管理市场呈现六大特征

2007年11月5日

2011年大中华地区市场管理资产总额有望达到8.6万亿美元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最新报告显示:过去5年中国财富的增长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近3倍,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23.4%;不仅如此,根据BCG调查估计,仅去年一年,中国财富总量就实现了31.6%的惊人增长。而实现这一增长的背景是中国家庭的大部分财富位于保守投资领域(主要是现金)。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将支持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持续增长。

  中国大部分财富是在过去20年快速增长的经济中创造出来的,中国富人大多数是投资于房地产业、制造业、零售业、信息技术等高增长行业的企业家,这些行业增长迅猛,支撑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企业家队伍的不断壮大,使得中国今天的财富极大一部分是以新财富的形式被创造出来的。有趣的是,中国增长最快的富裕阶层是那些资产超过500万美元的个人。”波士顿咨询公司香港办公室的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邓俊豪说。BCG预测,未来几年,中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增速将保持在每年17.4%左右,预计到2011年管理资产总额可以达到5.5万亿美元。

中国财富管理市场重要性日益提升

  尽管尚处在新生阶段,但是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已经初具规模并将保持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中国是亚洲(不包括日本)最大的理财市场,其家庭金融财富总额约为2.5万亿美元。实际上,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市场)目前囊括了亚洲(不包括日本)财富总量的45%左右。过去五年,中国财富总量经历了巨幅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23.4%(同期全球平均增长水平非常平稳,为8.6%)。根据BCG调查估计,仅去年一年,中国财富总量就实现了31.6%的惊人增长。而实现这一增长的背景是中国家庭的大部分财富位于保守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现金),虽然目前保守投资的比例已经呈下降趋势。

  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市场条件更加开放,理财市场所有客户群带来的丰厚的资产回报,这些因素都将支持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继续增长。BCG预测,未来几年,中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增速将保持在每年17.4%左右,预计到2011年管理资产总额可以达到5.5万亿美元。事实上,到2011年大中华地区市场的管理资产总额有望达到8.6万亿美元的巨大规模。

  BCG估计,2006年亚洲(不包括日本)百万资产家庭总数刚超过100万户,其中57.3万户(即56%)的高净值家庭分布于大中华地区。因此,在国际私人银行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中国内地和大中华地区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升。在中国,财富是高度集中的。BCG研究显示,在中国,不到1%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总量的67%以上。而在这一富有人群中,中国最富有的0.1%的家庭(金融资产超过100万美元)掌控着中国41.4%左右的财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观察到富人变得更加富有。自2001年以来,管理资产额超过500万美元的家庭的财富在全国财富总量中的占比从13.3%增至21.1%。在富豪家庭财富总量迅速增加的同时,富豪家庭的总数也从2001年的区区14,000户增至2006年的48,000多户。事实上在过去五年中,中国百万资产家庭的数量迅速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0%,总数达到31万户,这使得中国百万资产家庭数量位居全球第五,领先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仅次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BCG估计,未来五年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到2011年中国百万资产家庭的总数有望达到60.9万户。

中国富有人群的典型特征

  中国富有客户的特征与美国和欧洲富有客户的特征存在显著差异。要了解中国富有客户的特征,首先最终要的要了解他们的财富来源。中国大部分财富是在过去20年快速增长的经济中创造出来的,中国富人大多数是投资于房地产业、制造业、零售业、信息技术等高增长行业的企业家,这些行业增长迅猛,支撑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和欧洲富有客户的财富一部分是通过家族继承得来的原有财富,一部分是通过创业而发展起来的新财富。

  BCG预测,中国近九成的高净值个人是企业家;事实上,其中大部分是第一代创业者,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又十分偏好“机会主义”式的创业行为。鉴于中国高净值客户(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HNWI)大多是创业出身,我们观察到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几个重要特征,并从几个封面对他们的关键特征进行分析。

    1,“资产分配两极化”。中国典型的财富组合结构与成熟市场截然不同。我们观察发现,中国高净值客户的财富组合呈高度两极化。首先,他们持有现金的水平极高,以巨大的现金储备作为财富安全的保障。尽管近几年这一趋势已经有所下降。这种典型的财富组合结构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普遍,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亚洲地区(不包括日本)相当多的财富都集中在当地华人手上,他们可能也抱有相同的观念。其次中国的富有客户具有高度的投机特性,并且对风险有很强的承受能力,这可能与他们具有的创业背景有关。中国的富有客户不断的追求更高风险的投资,在他们的私人银行业务组合中总是倾向于购入大量的高风险的金融市场交易产品(如:外汇衍生品)。

 

大众资本主义:中国的出路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丁学良

2008-12-29

  如前文所述,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主流,是国家资本主义及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其它形态的本土经济活动都是在它们的夹缝中讨饭吃。在说明这样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时,我得先列举几个他人常年研究的发现。

  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中国的社会流动在近20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有更多机会达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什么样的人缺乏这些机会?

  据他们的经验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在社会里分布的较广泛,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这样,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1990年代初之后,中国的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那些既无权也无钱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翻身的机会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做的。他们研究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级政府对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在财政金融上的支持。他们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过去30年中重要的变化: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这种趋势从1990年代初以后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

  他们强烈建议,反思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不能把30年当作一个整体。因为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种研究是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志武等作的,他们分析中国每年GDP的增长,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结果发现,这块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块,第一是最大的一块,被政府拿走了,即财政税收;第二块较小的,被城镇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块,则是被农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当年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后来的十多年里,即从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增长迅速,使得中国政府从全部财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对处于下降趋势——尽管总量在上升。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到了1994-1995 年,中国政府的财税规模相对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后,发生了巨变。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税已经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29 年前增加了四千万人口的规模。这个数字还不显眼,更显眼的,则是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之多。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 倍——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上述三个例子,尽管研究领域不同,但相互印证并大致吻合。所以,中国的国富民穷,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则是中国过去的GDP增长,主要是两个轮子拉动——政府投资和出口占了大头,国内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愈益弱化。

  回到原来的话题。过去30年里,中国早期推动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在邓小平式的资本主义——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鼓励之下,一些无权势的人开始发财。但1990年后,先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属于权力阶层及其亲友。以权力来交换市场机会、以特权获取财富等等——特权资本主义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正如我说明的,特权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退化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它的高级形式。过去20年里,中国的特权资本主义趋势增强,与国家资本主义趋势增强,是同一过程的两面。这种发展模式的跛腿病,就是中国经济的两个前轮——政府支出和出口——越来越大,而居民消费的后轮越来越小。

  在我看来,"内需不足"是个模糊说法,常被中国官员拿来误导公众。今天中国应该强调的,不应该是一般性的"拉动内需",必须从更深层次去解构这个神话。准确地说,中国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结构调整的关键。

  每次谈到刺激经济的时候,很多中国官员总是说,好,我们加大内需。只要看看那些"加大内需"的细节,绝大多数是政府投资,拉动的还是“官需”,而非 “民需”。所以,海内外众多分析家反复说一个基本道理:在全球经济体中,GDP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中国是最低的,只有35-37%,并且持续下滑。即使如印度这样比中国还穷的国家,居民消费所占比例也达到60%左右,更不用提发达国家了。所以,中国的内需不足,严格地说是“民需”不足。

  本次经济危机冲击之下,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大车轮——出口,越来越弱化。根据FT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官员的文章,北京的40000亿投入中,真正加强社会福利的部分,只有3000多亿,不到10%。就是再加上7千亿的农村投入,也只有25%。所以,这一次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方案,依旧是拉动“官需”。难怪网上有笑话说,40000亿又是拿来建“万里长城”和“阿房宫”。

  中国要真正从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从带有慢性病症状的增长模式走出来,就必须让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重大转型,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大众资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

  走向大众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回顾中国改革初期,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在万里、习仲勋等人的协助下,那时首要的考虑,是广大民众脱贫进而致富的政策。当时那么做虽然受条件的制约,但基本目标是明确的。可是从1990年后,中国的"民富"目标越来越边缘化。目前的冲击,只不过是把中国1990年以后三点一面的"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模式,即国家资本主义及其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的风险,暴露出来。

  中国走向大众资本主义,必须增加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布,包括创业的、职场里升迁的、在全国各地流动和发财的等等。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中国要转向大众资本主义,就得在金融体制和政策上做根本改变,不能将普通民众存在国有垄断银行里的钱,没完没了的注入大型国有垄断企业,而对私营企业又压又打。现在已有让中国沿海的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的做法,应尽早让它们完全合法化,与国有银行平等竞争。此外,中国还必须在反垄断上多做实事,不能让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从民间吸血太多。

  同时,中国政府应在人力资本方面扶持弱势群体。很多国家在作经济调整时,政府都要大量投入,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从夕阳产业转向朝阳产业的人,进行财政税收上的支持,以降低职业(再)训练和正规教育的个人成本。

  中国的服务业太小,已是喊了多年的老问题。中国服务业中,民间经营的大多是低端的,如餐馆、洗脚店等。涉及科技、文化、高级服务行业的部分,政府控制太严。这一块不放开,中国就很难出现大量高附加值的、创新的、提供高学历者就业机会的新型第三产业。中国应降低法律、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门槛。

  只有通过综合性的对内开放,中国才能转变到大众资本主义,让更多中国的普通公民,无论是来自乡村还是城市的,获得更多的创业机会,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资本的机会,推出更多新型企业的机会。这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是走出困境的明智之途。如果把拉动内需仍然集中在拉动官需,中国的增长模式将难以持续。要实现从拉动官需向拉动民需的转变,就必须让中国普通公民能有更多的创业、发财、控制财富的机会,从"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不平衡走出来,迈向"民富国强"的公平的可持续发展。

 

 


发件人:"xjx35650697" <xjx35650697@126.com> 2009-06-25 21:41:23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如何解决当前的经济瓶颈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的瓶颈:广大人民普遍贫穷

广东梅州农民 谢进杰

wxr3565@126.com

    众所周知,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由于广大人民太过于贫穷,从而造成产品相对严重过剩,使得企业经营困难重重,使得广大大学生和广大人民大量失业,使得经济的增长要过于依赖投资来拉动,使得国民经济的增长不断雪上加霜,如此等等。

    广大人民太过于贫穷的根源,则主要由于我国的农业没和工业同步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农业基本没有向前发展,从而造成8、9亿农民的普遍贫穷的事实。广大农民在长久贫穷的折磨之下,不得不分分外出务工和创业。实践证明,在大量农民外出打工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大大共过于求,工资是无法和国民经济增长而水涨船高的。广大农民的普遍贫穷和广大工人的普遍贫穷,早已经严重地造成各行各业失去了应有的购买力,从而严重地造成各行各业越来越难经营,从而造成各行各业的人民(老板)一样普遍贫穷。

    广大人民的普遍贫穷,使得广大企业的产品难以销售,导致企业越来越难经营,从而迫使广大企业放去了产业升级的许多机会。日益恶化的投资营商环境,不但不能让广大企业成长壮大,而且只能让许多企业都处于国际产业链条低端、只能分得最最微薄的利润。广大企业在日益恶化的投资营商环境下,为了生存,只能不断降低产品的质量、不断压低工人的工资、不断裁减工人等等。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一定不难理解,我国的经济越发展、食品就越不安全、工人的工资越难水涨船高、广大人民和广大大学生越难找工作、企业越难经营如此等等。

    广大人民的普遍贫穷,不但严重地制约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向前发展,而且也严重地制约了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因为广大人民的普遍贫穷,使得许许多多的工业产品无法销售,使得许许多多的房产无法销售,从而严重地制约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向前发展,从而严重地制约了广大农民转为城镇居民,使广大农民的数量不能随国民经济的飞速增长而同步减少;广大人民的普遍贫穷,使得许许多多农民的农业产品无法销售,使得广大农民更加贫穷,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加雪上加霜。

    广大人民的普遍贫穷,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只能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来拉动。实践证明:一个人口超级大国的经济增长,要过于依赖出口来拉动,根本就是穷途末路、是根本不可持续的、是根本靠不隹的;国际投机倒把分子的兴风作浪、和地球经济危机的到来,不但使出口严重受阻,而且使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了巨大的贬值风险。实践证明:任何国家的国民经济增长,要过于依赖投资来拉动,是根本不可能持续的,毕竟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日后更好地满足消费,如果日后的消费不能和经济同步增长的话,那么大量的投资必然积累大量的过剩,必然对经济的增长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投资务必要对症下药,千方百计改善广大农民和广大工人的收入水平,才能早日解决问题。

    广大人民的普遍贫穷,使得我国的经济越增长、失业率越高、广大大学生越难找工作。不少无知专家学者说,广大人民的普遍贫穷不用怕,企业的产品在国内卖不出不用担心,我们可以靠出口、可以靠投资,一样可以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一样可以实现国家的崛起,并且一定要压低工人的收入,如此等等;有了这些无能专家的误导,人们就不难理解我国的经济增长,要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来拉动了;有了这些无能专家的误导,人们就不难理解我国的经济越增长、失业率越大、广大大学生越难找工作。实践证明,广大人民的普遍贫穷,已经使得企业的产品无法销售、使得企业无法成长和做大做强、使得企业无法雇用更多的大学生、使得企业无法雇用更多的高级人才、使得企业只能不断减产、使得企业只能不断裁员、使得企业只能不断减薪、使得企业只能不断生产伪劣产品、使得企业只能不断打价格战、使得企业只能不断失去声誉和诚信等等,从而使经济增长不断进入恶性循环。

    广大人民太过于贫穷的根源,虽然主要是由于我国的农业没和工业同步发展所造成,但是,也和长久以来的按劳分配不公有着极大的关系。然而,一个比较合理的按劳分配应该是:首先国家以税收的方式分去总财富的15%左右,其次是全体投资者以投资回报的方式分去总财富的15%左右,那么剩下的70%左右的财富就应该以公平合理的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分配。然而,有些非常聪明的专家认为,只有压低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才能让企业家赚更多的钱,可是人们早已经用实践证明了,由于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太低,从而造成消费严重不足,从而造成企业的产品大量积压和大量过剩,反而把企业和企业家给害惨了(如:办企业办工厂和做各种生意风险巨大、不好赚钱、回拢资金难、债务沉重,企业难以进行产业升级改造、难以成长壮大和做大做强、难以提升发展自己的品牌,如此等等);所有的企业家、所有的老板,最为头痛的是产品卖不出去、和资金的回拢问题,而不是为了工人的工资高而烦恼,毕竟办企业、和做生意,是为了赚钱,只有卖更多的产品出去,才能赚更多的钱,才会有更多的投资回报;工人和农民那么贫穷,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买给谁呢?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老板又靠什么来发财呢?地方政府和国家的收入又从那儿来呢?天上是绝对不会掉下财富来的。然而,我国现在的工资水平才占到GDP的多少呢?国家的收入和投资者的收入又各占GDP的多少呢?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能不穷吗?各种商品能有销路吗?企业家和老板能不头痛吗?广大工人和广大大学生能不失业吗?投资营商环境能不恶化吗?国民经济能不恶化吗?

    失业率的高低,和GDP的增长速度关系并没有多大。GDP的畸形增长,反而对就业有严重伤害。GDP在增长,只是说明这个国家的财富在增长、和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改善。如果GDP增长了10倍,在合理的按劳分配制度下,广大群众的收入也应该增长了10倍才对;如果此时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此时只须20%的劳动力就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的话,那么这样完全是好事,完全可以让广大劳动者轮流上班,从而让广大劳动人民均有机会参加劳动和分配财富。古代的GDP增长非常缓慢,并不代表古代的失业率比今天高;发达国家的生产工具非常先进,并且把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大部分劳动力转移出来了,不代表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比我们高;人口大国的失业率,并不一定比人口小国的失业率高;失业率的高低、和GDP的增长速度与人口多少没有必然关系。然而,一二三产业的严重不均衡发展、各行业的严重不均衡发展、各地方经济的严重不均衡发展、过于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方式、国家的各种政策、广大农民和广大工人的贫穷、日益恶化的投资营商环境等等,才是造成广大工人和广大大学生大量失业、和工资普遍不高的主要原因。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地球上智慧最高的民族。我国现在的经济问题,祖国人民应该好好地发挥自己的智慧,来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我们的农业已经快停滞30年了,农业的持久停滞不前,使得广大农民普遍贫穷;广大农民的贫穷落后,不断地拉低了广大工人和各行各业人民的收入水平,从而造成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贫穷。农业的建设和发展不能再拖了,否则,国民经济就真的完了,因此大量的投资,一定要针对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瓶颈问题,现在只有大力投资建设严重落后的农业,才能让广大农民早日致富,才能早日解决当前的经济瓶颈问题,才能真正有效地拉动内需和消费;只有内需和消费上去后,才能消化掉早已严重相对过剩的各种商品,这样广大企业、广大商家、各行各业的老板才能赚更多的钱;老板赚钱发财后,不但烦恼没了,而且还可以让企业有足够的资金进行产业升级、扩大生产、请更多的工人、请更多的高级人才和更多的大学生、不断改善工人的工资待遇、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自己的声誉、不断使企业做大做强、合法赚更多的钱、从而为社会和国家作更大的贡献,从而为地方政府和国家纳更多的税如此等等。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06-28 09:51:57 +0800收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天价维稳成本为何降不下来?

    学渊评:我党为什么要花钱买稳定?为的是‘坚决不搞多党制’;全世界有那么多国家搞了多党制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中国一定不能搞多党制?因为小平同志遗嘱全党生病不要吃药,病急了可以开枪杀人。现在锦涛同志只敢封网,抓刘晓波,却没有小平同志开枪杀人的胆子,于是就只能花钱买稳定。纽约有个我党特遣人物刘路说湖北石首闹事民众是‘暴民’,他不支持。但是,胡锦涛不但不敢杀‘暴民’,甚至还不敢说他们是‘暴民’,因此今后‘暴民’的兴致就必然愈来愈高,‘突发事件’就会变‘常发事件’,就会全国遍地开花,花钱买稳定的成本也会水涨船高,直到我党受不了,它最后要面临的选择还是:开枪杀人还是搞多党制?

天价维稳成本为何降不下来

笑蜀

    巴东学校停课,客船停航,旅馆停业。直到邓玉娇案判决公布,这种接近战时状态的所谓“稳控”才告段落。据一位巴东官员介绍,如此“稳控”,当地政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这对老少边穷的巴东显然是天价成本,难以负荷。巴东事件刚刚落幕,江西南康、湖北石首又爆发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自然,也要不计代价地“稳控”。

    中国的行政成本之高,早是众所周知。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尤其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多了一个同样不断攀高的维稳成本。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维稳成本统计。但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为普遍现象。

    上海金山区1996—2006年政法总投入124609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5.6%。财政拨款年均增幅17.34%。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比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要多出许多,为此遭致广州市人大代表的强烈质疑。

    如果说上海广州皆属经济发达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尚能支撑的话,对于经济并不那么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就不免令他们捉襟见肘了。譬如湖南津市。该市因政府财力有限,虽然维稳经费在财政拨款中已经占了较大比例,仍不能满足需要。无奈之下,只好口中挤食,强令所有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压缩20%的开支,挤出财力保证维稳经费。甚至不惜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拨到政法委集中使用,以确保专业巡逻人员工资的发放。

    天价维稳成本已经是沉重的包袱。它最终必然分摊到每个纳税人的头上,对经济危机阴影包围下的中国经济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危害人人皆知,但天价维稳成本为什么就是降不下来呢?

    原因可以列举很多。最重要的原因则只有一个,即国家基本制度一定程度的失灵。推究已经发生的诸多群体事件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群体事件发轫之初,都往往是小事,往往因为拖,最后拖成了大事。而这个拖的过程,往往都是当事人或者受害人求告无门的过程,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过程,从只是满腹冤屈发展到满怀怨恨的过程。之所以求告无门,无非因为正常渠道不正常,不具备解决相应问题必须具备的足够权威,因而不能不缺乏解决相应问题的实际能力。

    处于转型期即新旧社会问题交汇期,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长已是不可遏制。既然正常渠道不正常,社会矛盾和冲突一旦发展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就往往只能法外解决,特殊处理。而每一次法外解决、特殊处理,都更加烘托出正常渠道的不作为,更加把其他当事人或者受害人引到法外解决、特殊处理之途。法外解决、特殊处理就这样成了处置群体事件的惯例,国家基本制度被冷落,而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失去公信力。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其基本制度本身就已经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代议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只要这些正常渠道是正常的,那么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经由成熟的程序,以最小的成本得到专业化的解决,而不至牵一发动全身,发展为危及整个社会的狂涛巨浪,让整个社会都付出高昂代价。

    所谓维稳成本,总的来说就是法外解决、特殊处理的成本。这是在国家基本制度之外多出来的成本,而且其原始性,粗放性,不可复制性,注定其成本之高超乎寻常。这个不正常的成本,无妨看作国家基本制度正常与否的指数,国家与社会关系正常与否的指数。应该承认,目前这个指数不理想。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是值得鼓励的方向,但要能够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先要让正常渠道正常起来,让正常渠道作为国家制度上的基础设施能够切实地起作用。天价维稳成本证明,这已经是刻不容缓。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09-06-29 09:52:45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批判毛泽东,时代丧失权力

中国要再度凝聚时代力量

横舟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随着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本应该予以纠正。但是,由于某些人的私利,没有正确的评价和纠正毛的对与错,而是扭曲和夸大了一些事实。从而造成了思想意识上的混乱,使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神化了。而今社会发展到今天,社会从根本上并没有改变什么,反而摒弃了那个时代好的事务。恶化了那个时代的错误的东西。继承了不该继承的东西,丢掉了不该丢掉的东西。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国力上来讲,钱是多了。可是,国家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国力衰弱到无法想象的程度了。请看,小米加步枪时期,就别说了,共产党获得政权,进城以后,所面临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局面,然而,就是这样,国家还发动了抗美援朝运动,发动了抗击印度侵略的运动,发动了保卫珍宝岛的运动。成功的保卫了国家的安全。

    国家在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干出了原子弹升空的惊人之举,从而振奋了国威,振奋了民心。凝聚了广大民众,使老百姓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然而,这些政绩与成果,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扬,而是被人利用去经营私利的需要。

    改革初期,本应该进行纠正的一些错误,再一次被人利用,成为泄愤的政治私利需要,使错误的东西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从而又一次使社会运营的轨迹走向了偏离的方向,滑向罪恶的深渊。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都做下了无法饶恕的罪恶。

    毛泽东是新世纪的创始人,给广大的劳动者带来了希望。晚年犯错误,虽然是严重错误,还是应该能够纠正的,全国人民认识到神化的恶果后,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必定是劳苦大众的领袖,没有伤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否定毛泽东的“改革派”,他们不但延续了毛泽东的错误(如:继续“文革”),还蒙蔽了广大劳动人民,劫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财富,毁坏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家庭,侵害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权益,夺走霸占了他们的财产和妻女。

    由此可见,“改革派”和中国人民结下了世仇,因为你抢了人家的财产,奸淫了人家的妻女,这是天理不容的事情。无疑,全国人民此时呼唤毛泽东,是要毛泽东带着老八路回来,给他们报仇。此时的劳苦大众已经完全原谅的毛泽东的晚年错误,重新在追寻他们心中毛泽东的领袖形象。这一切,都是“改革派”的罪恶造成的。

    毛泽东犯的是错误,改革派犯的是罪恶。毛泽东伤害的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改革派”伤害的是全国劳苦大众的利益。如今改革派怎么能够有权力批判毛泽东?怎么能够有能力批判毛泽东?你越批,人民崇拜毛泽东的信念越坚定。因为,“改革派”不得人心的作为,已经又一次把民众推向了毛泽东的神话当中。

    如今的“改革派”,已经没有了改革的资本,他们由于自己的倒行逆施,已经成为社会和国家改革的对象。他们已经是穷兵黩武,穷得连打着民主的旗号赚钱的本事都没有了。卖国求荣也好,裸体做官也好,为富不仁也好,逞强凌弱也好,欺男霸女也好,身揣外国护照也好,都没有用了,因为人民觉醒了。只要你手脏了,粘上了人民的血汗,只能是几个同谋者聚在一起,相互壮胆,面对法网当空,此时,只恨地球太小。

    所以,我们说,毛泽东有错误,而且应该及时纠正。但是,如今时代已经失去批判毛泽东的权力,原因就是“改革派”贪婪过度,伤害了国家利益,伤害了民族利益,伤害了人民利益。他们已经与民众事如水火,选择了与民族为敌,触犯了人类生存大法。如今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怎样解决“改革派”的问题。

 

 

发件人:"weiquanwang_CHRD 论坛" <noreply@googlegroups.com>  2009-06-29 19:24:17 +0800 收件人: "weiquanwang_CHRD 汇总订阅者" <weiquanwang_CHRD@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weiquanwang_CHRD - 有关 19 个主题的 19 个新帖子 - 汇总

   【经典文献】

《七七宪章》

刘军宁 译

    〖编者按〗为了维护《七七宪章》所主张的人权原则,宪章的签署人前赴后继地同专制统治挑战了十几年,直至1987年捷克前政府的垮台,这就是著名的《七七宪章》人权运动。它表明,要求人权,就是要求民主。公民的根本权利与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出发点。民主政治涉及公民自由地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运用所要求的政治制度必须能够充分保障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保障自由公平、竞争性的选举,尊重个人和少数派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保障信息的自由传播和法治。民众和反对派的可以充分地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批评甚至反对的立场,而不必担心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报复。《七七宪章》是东欧后来的民主化运动的先声。

    捷克斯洛伐克法律汇编第一百二十卷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出版,其中收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于一九六八年就签署了这些公约,一九七五年在赫尔辛基又予以确认。上述公约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起在捷克正式生效。从此捷克公民就享有这些公约所规定的权利,捷克政府就有义务履行这些公约。

    这些公约所规定的人权和自由是文明生活的重要财富。为此历史上曾进行过许多持续不断的运动。这些公约的编汇将极大地有助于社会中人的发展。因此,我们欢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这些协定。然而,这些公约的出版再次有力地提醒我们,捷克基本人权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状况,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保证的自由表达的权利,对我们来说纯粹是一种幻想。成千上万的捷克公民仅仅由于他们持有和官方不同的观点而被禁止从事他们的专业工作,并受到来自当权者和社会机构的各式各样的歧视和骚扰。他们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任何手段,成为一种实质上的政治隔离的受害者。

    成千上万的公民也被剥夺了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前言中所表述的“免于恐惧的自由”。人们一旦说出自己的观点,就会陷入被解雇或遭受其他处罚的经常性危险之中。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保证了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与此违背的是,无数的年轻人由于他们自己的观点,或甚至他们父母亲的观点而被排斥于就学的大门之外。无以数计的公民担心一旦按照自己的信念畅所直言,他们本身,以至于他们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就会被剥夺。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二节规定了“人人有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或采取的艺术形式”,而人们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却遇到法律外的,甚至法律内的制裁,这种制裁常常采用刑事指控的形式,例如最近对青年音乐家的审判。

     对所有通讯媒体和出版文化机构的一元化控制阻碍了公众的表达自由。任何哲学的、政治的、或科学的见解,以至艺术的表达,只要稍微偏离狭隘的官方意识形态或审美标准,就不准出版;对畸形的社会现象无法进行公开的评判;对由官方宣传机构所作的虚构的、诬蔑性的指控,受害者不能进行公开辩护;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明确保证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的法律保护在实践中根本不存在。人们无法反驳捏造的指控;通过法庭来获得赔偿或纠正的尝试从无结果。在思想和艺术领域中的公开辩论被完全禁止。

    许多学者、作家、艺术家和其他人士,由于数年前合法出版过或表达了被当下掌权者所指责的观点而遭受处罚。

    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所着重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遭受持续的践踏:官方对教会人士的活动任意干涉、随意起诉;对教士们则经常以撤销他们的宗教活动的批准相威胁;用经济的或其他的手段来对付在那些在言论上或行动上表达宗教信仰的人士;对宗教研修等活动也严厉限制。

    现行体制本身就是限制,乃至常常完全剥夺公民权利的一个工具。在这个体制之下,所有的国家机关和组织实际上只听命于来自执政党当局的政治指示和大权在握者所作的决定。本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其他法制规则无法制约这些指示和决定的形式和内容,及其发布和实施。这些决定通常仅仅由口头发出,公众基本上无法获悉也无权去核实。发布指示的人,只对他们自己以及其所在的管理机构负责。然而这些指示却对政府的决策和执行机构、对司法机关、工会、利益集团,对各种其他组织和其他的政党、企业、工厂、机关和学校等等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他们而言,这些指示甚至高于法律。

    每当组织或公民个人,在解释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时,只要与这些指示发生冲突,他们便无法求助于任何执政党外的权威机构,因为这种机构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形无疑构成了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及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权利的严重限制,因为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了结社自由,并禁止对履行这种自由加以限制;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参与公众事务的权利;第二十六条则规定了公民不受歧视,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

    与此类似的情形阻止了工人和其他人士履行其不受限制地成立工会和其他组织以保护他们经济的和社会的利益的权利,也阻止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第二节所规定的自由进行罢工的权利。

     内政部以各种形式粗暴干涉公民的私人生活,严重侵犯了更多的公民权利,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所保障的“明确禁止对公民隐私、家庭、住宅或通讯进行任意干涉”:比如,窃听电话、监视私人住宅、私拆信件、跟踪私人活动,搜查私宅,在邻里中建立告密者网络(经常用威胁利诱的方式来招募告密者)等等。

    内政部频繁地干扰雇主的决定;怂恿当局和单位的歧视行为;对司法部门施加压力;甚至操纵新闻媒体愚弄导向,这些行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不给公民任何机会来为自己申辩。在基于政治理由进行迫害的许多案例中,检查机关和司法机关侵犯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律所承诺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权利。在这些案例中,对在这些案件中被判刑的人,监狱用侮辱人格尊严和危害健康的方式虐待他们,其用意在于摧毁这些政治犯的气节。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二款保障每个公民自由离开本国的权利。这一条款屡遭侵犯。当局还滥用同条第三款所涉及的“维护国家安全”,并以此为借口不择手段地限制公民的出境自由。在发放给外藉人士的入境签证上也任意设限上,许多外籍人士人仅仅由于他们曾经在职业上,或与被歧视的捷克公民个人之间有所交往而被拒绝入境。在我们国人中间常有人在他们私下工作场所或通过可能的公共渠道(如外国的新闻媒介)来呼吁大家关注对人权和民主自由的系统性的侵犯,并要求改正某些案件的判决。然而他们的呼吁基本上被漠视,或反而招来警方的调查。

    在我们国家,维护人权的责任自然而然地首先落在国家和当政者身上。然而,这一责任也并不仅仅落在他们身上。每个公民都应为该国的人权状况承担一份责任,并有义务去监督遵守已经成为国家法律的国际公约。这样的公约对全体公民和政府均有约束力。

    正是基于我们意识到这一共同的责任,以及我们坚信公众应该有意识地承担起这一公共责任,我们也坚信有必要用新的和有效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共同责任,我们萌发了创立七七宪章的构想。今天,我们在此公开宣布七七宪章的诞生。

    七七宪章是由具有不同观点、不同信仰和不同职业的人们所组成的松散的、非正式的和开放的团体。正是通过个人的或集体的努力在捷克和全世界争取对公民权和人权的尊重这一理想把我们团结起来。根据前述的两个国际公约,根据赫尔辛基会议的最终协定,根据无以数计的反战争、反暴力、反对社会或精神压制的许多其他的国际文件,这些权利一切人们所享有,并在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得到了详尽地阐述。

    七七宪章产生的背景是一群的志同道合之士对上述理想的高度认同。这些理想已经激励了,并将继续激励着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七七宪章不是一个组织,它没有章程,也没有永久的机构和正式的会员。它欢迎每一位认同这些理想并愿意参与其中的人士。七七宪章不是反对派的政治活动的基本纲领。与东西方各国中公民们所提出的许多民间倡议一样,七七宪章的目的是致力于推动公众的普遍利益。

    因此,七七宪章虽然并不旨在提出一套有关政治和社会改良或变革的纲领,但是却以其影响所及推动与党政当局进行建设性的对话,特别推动各界关注那些侵犯人权的具体个案,记录其中的冤情,提出补救方案,就如何强化这些权利和保障权利的机制做出一般性的建议,并在出现可能导致侵犯人权的冲突以及类似的情形时,进行调解斡旋。

    七七宪章的名称已形象地指明了它诞生于一个被称作“政治犯年”的年初。在这一年中,在贝尔格来德举行的会议将对赫尔辛基协议所规定之义务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宪章的签署者授权扬?帕多卡博士,瓦斯拉夫?哈维尔博士和吉里?哈耶克博士教授担任七七宪章的发言人。我们授权上述发言人代表七七宪章向党政当局与其他机构,以及国内外公众发言。七七宪章颁布的文件由他们签字方为有效。发言人们有权在我们及日后参加七七宪章的签名者中挑选人员参加必要的交涉,承担特定的任务和分担全部责任。

    我们坚信,七七宪章将帮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全体公民,使他们能够作为自由人工作和生活。

    【注】:一九七七年一月,二百四十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及其他界阶层的人士签署并发布了要求保护基本人权的宣言,这个宣言就是通称的《七七宪章》,为了维护《七七宪章》所主张的人权原则,宪章的签署人前赴后继地同专制统治挑战了十余年,直至八七年捷克前政府的垮台,这就是著名的七七宪章人权运动。七七宪章是东欧后来的民主化运动的先声。

    (经译者授权)

 

 

发件人:<13001251152@m165.com>  2009-06-26 23:34:49 +0800收件人: "张辉" <85895959@qq.com>, "德先生" <dexiansheng@googlegroups.com>抄送:标题: {德先生联盟} 对于北朝鲜问题的公民声明

对于北朝鲜问题的公民声明

德先生研究所 张辉

    一、 北朝鲜金氏黑恶政权长期奴役两千二百万北朝鲜人民、祸害国际社会的行为已久为人类所领教,近来更是公开地挑战整个国际社会的信用尊严,国际社会应紧急达成最后协议,委托有力国家以最利器对北朝鲜金氏黑恶政权进行颠覆,并对首恶金正日及其主要支持者进行定点清除或抓捕。

    二、 北朝鲜金氏政权悍然连续进行核试验,表明中国政府主持的朝鲜问题六方会谈彻底失败。中国执政党应承担对朝外交失败的责任。中国政府应立即停止北朝鲜问题上继续施展极尽厚黑的太极神功,应立即断绝对北朝鲜金氏政权的全部巨额供养,切实支持国际社会对金氏政权的共同制裁行动,支持韩国对北朝鲜在民主体制下的统一战略。解放两千两百万在地狱中生活的北朝鲜人民,卸下中国对北朝鲜沉重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负担,彰显我中华民族在全人类面前的公义立场。

    三、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鲜金日成政权与苏俄斯大林政权联手挑起的韩战,让中国承担了至今六十年的沉重责任。数十万中国精华儿女为此做出无谓牺牲,无法尽数的国家财产资源为此付诸东流。韩战给中国的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统一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四、 我全体国民应当认识,俄国实为我中华民族的最凶恶的掠夺者,侵占我超过台湾面积百倍的宝贵领土。北朝鲜金氏黑恶政权一直怀有在东亚建立大韩帝国的野心,对我东三省及华北地区领土长期怀有长远企图。其在中国毛周掌政时期就已经以“伟大金日成将军革命发源地”为借口,割走我东北长白山相当领土。俄国与金氏政权长期以来互相利用、共同敲诈中华民族大量主权利益,长期挑衅我中华民族在全世界面前的至贵尊严。

    五、 我全体国民应当认识,美利坚合众国实为我中华民族最大盟友,中国应确立与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平等待我之世界各国的长久合作战略。现在中国应与美利坚合众国等相关国家联手解决北朝鲜问题,将来抵制北方威胁,收回我被侵占的大批北方国土,拓展我民族生存空间,也当与美利坚合众国等国家进行战略合作。基于文明世界普遍准则根本改造我国内政治,基于国家民族利益和人类公义根本调整中国国际战略,与文明国际结成强大联盟,以对抗我国与文明世界的共同敌人。

    六、 中国执政党应以此次外交失败的大耻为契机,彻底纠正六十年来为维持执政地位而不惜丧失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错误外交战略。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石敬塘政权,为了北方辽国对其皇帝地位的外交认可,不惜割去燕云十六州,致使中国中央政权直到明朝中叶才恢复了对燕云十六州的有效管理。此次恶性外交事件给中华民族造成了长期五百年的精神巨创。现在必须正视的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执政党的错误外交战略及一系列外交失误造成了我中华民族多次失去腾飞的历史机遇,造成我中华民族被文明世界视为威胁。1980年以来,中国执政党在外交上的所谓韬光养晦政策实际上导致了一连串不战而败的卖国后果。威胁中国主权的周边势态比三十年前更加严峻。

    七、 中国执政党应坚决摒弃所谓的朝鲜地缘缓冲意义的战略认知。基于民主国家之间很难发生战争的人类经验,中国未来安全首要在于国内政治的根本改造和国际战略的根本调整。基于国家间战争早已进入海洋时代和太空时代,朝鲜的陆地缓冲空间在战略上已经基本丧失实地意义。对北朝鲜金氏政权崩溃后大量难民可能涌入中国的问题,我们应寻求国际社会的共同承担。在北朝鲜将来的难民和重建等问题上,韩国、美国自会承担最大责任,日本和欧洲各国也会分担相当责任。中国基于外交战略和国际道义分担其中的部分责任也在情理之中。

    八、 中国国家主席应依照大国惯例就朝鲜问题直接向国民发表讲话,通报联合国最近的对朝决议案,宣示中国对朝政策及考量依据,通报中国政府六十年来对北朝鲜金氏政权供养和援助的具体数额,就中国政府所主持朝鲜问题六方会谈的失败向国民致歉,追究负责对朝人员的责任,宣布承认逃亡我国的数十万北朝鲜人的难民身份,承诺对难民生存给予切实的安排保障。

    九、 我们吁请全国各界行动起来,承担国民责任,就事关国家安危前途的朝鲜局势公开发表意见;我们吁请全体国民依照世界各国国民的习惯做法,公开集会,表达中国人在支持什么,在反对什么。中华民族要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需要十三万万国民不断地公开向政府发出表达意见的声音。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光荣大国,需要十三万万国民不断地公开向世界人民不断传达表明公义和友爱的声音。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6-27 13:36:0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 "real95" <real95@126.com>标题: 有点修改,请评。

庆祝“摸石头过河”终于摸出了理论

----批乔良少将“救美国才能救中国”的谬论

施晓渝

    我们那位总设计师如在地下九泉有知,你的灵魂也终于该安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乔良少将一句石破惊天之语,全国人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摸石头过河”终于摸出了理论。“救美国才能救中国”!!!“ 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这是我国决策的一条隐形线索,除了美国,今天还没有一个大国能够维持或者开创一种崭新的国际秩序,只有美国现在还有这种力量、号召力。现在中国无论如何还是要帮助美国,不能让美国崩溃,其实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必须用可能的方式去帮助美国,给美国人以希望,如果美国垮掉,就意味着我们比美国晚死一天而已,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不能够看着美国倒下,在此期间我们要做的就是牢牢把握好被动权。在当今世界金融大舞台上,中国没有主动权,那就只有被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如果连被动权都抓不住,中国就什么机会也没有了。所以我自己制造了一个新提法——中国要把握好被动权。  “乔良少将这一席话,无疑把中国人的思维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我是赞成乔将军的震撼放言的,因乔将军的讲话既有事实又有理论,一扫改革三十年之框架陈论。而且这么高规格的,高职位的官员在重要媒体上发话,本身也不可等闲视之。总之,要感谢这将军这番话,它可能是代表强势权策和资本的真话,甚至高层的内心,是否高层抛出此文试探民众口气?是否高层挡不住民间要求改变出口导向经济政策的呼声了?是否从这文起,国家决策者和民间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争论开始了?如真这样问题就摊明了,这样就有争论了,争论开始了,核心和民间的争论开始了,所以我是赞成乔将军的震撼放言,因有争论总比掌握权力决定政策的闷着干或空喊毛主席万岁来反对好。
乔将军讲话不无道理,虽然有人说中国只买了区区6%的美国国债不足影响美国全局,但考虑到美国工人的工资是中国工人的约十五倍,中国每年出口美国3000亿美元的产品,扣去50%的原料成本,实际上几乎等值于美国工人在本国做的产品约2.5万亿美元的产品,因这些美元存放在美国,相当于我国每年给不含近期移民的每个美国人1万美金!而且我国出口美国的都是美国人的最基本的消费品,所以说中国对救美国有巨大的作用也成立的。如果美国是个基本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话,乔将军的话肯定没错。

    但是,美国早已不是按所有以前有过的书对资本主义描述的那种常规的资本主义国家了,整个美国,由于像中国这类国家自愿的白打工,使美国人觉得钱来得太容易了,美国早已陷入了“饱暖思淫欲”的斗富阶段,实业在美国已逝代之的是金融世界,”格林斯潘的降息大法,使美国人觉得玩钱太轻松了,CNBC 泡沫频道主宰了美国人的生活,美国人坚信,掌握了个人投资技巧就赢得了致富的权利”(GREENSPAN‘S BUBBLES BY WILLIAM A.FLECKKENSTEIN),于是金融资本和泡沫炒作,编着的虚幻和各种金融衍生品兴风作浪,什么科技奇迹,生物技术革命,房地产增值,股市泡沫等,大家都生活在海市蜃楼的奇迹中了,特别是有中国这样甘愿白送产品的血汗工厂,美国人再怎么炒作,物价也不会涨,美国人只花一小点的钱就能维持像样的生活,美国人更愿相信和参入金融投资投机里去了。

    所以,救老实的美国容易,但救一个非理性繁荣的赌徒式美国就不可能了。乔将军的言论不得不使人想到是权策人物为已被美国绑架的既定经济政策诡辩。文中破绽,美国只印了3300亿美元的钞票?数据从何而来?而据WILLIAM A.FLECKKENSTEIN,96年2月至99年10月,美联储共增加了16000亿美元的货币供应,也就是GDP的20%,按此速度,美元的货币供应量每8年一番。危机之间则更可想而知了,”一旦经济下跌,“他将一如既往地降息和印炒票”,(WILLIAM A.FLECKKENSTEIN语)。

    细品乔将军思想的潜台词,中国改革的主线,厂长责任制,承包租赁制,产权改革,国企强行私有化,血汗工厂的出口导向为主,以及相关的附产物,环境污染,浪费透支资源,工伤矿难等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一切都要等救了美国才能解决,是这样吗?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应由“不争论“走向“大争论”了。

    附,有点要注意:有个刘晓波说中国应做300年的殖民地,乔将军要做”牢牢掌握了主动权“的附庸经济,还是有天壤之别。

 

 

发件人:"quankunyidian" <quankunyidian@126.com>  2009-06-29 14:20:57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投稿

从刘晓波说中国应做300年的殖民地这句话引起反思

曹久强

2009年6月

    有人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但是,本人深感怀疑。首先是茅于轼先生公开喊出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明显视中国的宪法为无物。当然,他只是说说而已。“言之无罪,闻者足戒”,这是中国古人就很尊重言论自由的表现。正是基于没有违宪压力,也没有语言罪的压力,于是乎,中国目前各种匪夷所思的言论出来了。有人说,中国抗美援朝是战略错误,有人说,只有救美国才能救中国。这些言论我暂且放在一边,唯一让我感到极端气愤的是刘晓波的言论。这个人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应做300年的殖民地。对于这句话我是深恶厌绝。

    为什么我这么深恶厌绝呢?因为他的这句话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是典型的汉奸走狗言论。大家都明白,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愿意自己做他人的殖民地?我想,任何对于本国有点良知的人都不会这么说。当人家的殖民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男人任人宰割,女人任人强奸,国民永远是低人一等的二等公民。殖民地的人民其实就是亡国奴。中国运气好点,没有彻底成为殖民地,但是,就是半殖民地也饱受世界强盗的欺凌。何况还不是完全的殖民地,要是殖民地估计更加悲惨。现在好了,有个中国人鼓吹中国应做三百年的殖民,似乎在他看来,中国做了一百年的半殖民状态还远远不够,吃了一百年的苦也吃少了。在他看来中国要做彻底的殖民地,还要做三百年。也就是说,中国人要当三百年的亡国奴。真是言论自由下的惊人之语。这句话几乎只要是稍微有点国家、民族意识的中国人想都不用想就会唾弃的对象。

    殖民地是什么样子呢?看看印度,印度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一百多年,要是从西方殖民侵略开始也有三百年历史。西方人在印度做了什么呢?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破坏了印度的小农经济,英国人成为印度人的主人,印度人成为二等公民。除了少数与英国人勾结的印度汉奸与封建走狗可以享受到优裕的生活外,其人就是彻底的亡国奴。英国人杀死印度多少人,强奸多少印度妇人,掠夺多少印度财富恐怕英国人与印度人心中都有数。做了一百年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怎么样了呢?独立之后的印度真的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学到了英国的全部技术与成果吗?印度人从此就过上了跟英国人一样的生活吗?大家都知道根本没有。印度学到的所谓民主制度、司法独立等制度也是漏洞百出,腐败严重。这就是印度被殖民三百年,完全殖民一百多年的结果。如果英国殖民印度真的对印度这么好,为什么印度要独立?难道在印度引导民族独立的人都是印度历史罪人了吗?显然大家不会这么说。

    但是,刘晓波不这么看,他认为民族独立是错的。只有被西方长时间殖民统治才能获得西方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法律制度,才能过上西方一样的生活。他这种天真的想法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你想想,你的主人能够看着你跟他一样富裕,看着你跟他一样平等?刘晓波的言语初衷是多么幼稚与无耻。为了获得一点所谓西方的制度、技术不惜出卖肉体与灵魂,不惜做人奴仆,不惜任何代价。简直无知无耻到极点。这是典型的奴隶思想。不思自己努力奋进,掌握自己命运,把自己的命运放在比人手中,试图主人同情、怜悯获得一点好处。他的出发点就是中国人自己不能掌握自己命运,自己不能建立属于自己通过努力获得的民主制度以及完善的司法制度。于是就主张,出卖自己,任人宰割。这种人的心态就是中国在面对西方势力依然占据优势下的半殖民地人的心态,也是中国如汪精卫之流的汉奸走狗心态。到现在,刘晓波还残留着汉奸走狗思想。

    这种心态就是盲目崇拜西方,内心极端自卑,甚至自暴自弃,出卖自己肉体与灵魂。因此,他凭借这句话否定了中国的民族解放独立的历史,否定了近代中国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伟人如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奋斗历史,也否定了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侵略的历史。同理,也否定了世界任何一国追求从西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解放出来的历史。请问,在目前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虽然还在很多方面赶不上西方的情况下,谁能赞同这样有悖于基本常识与逻辑的言论呢?

    从刘晓波之流的言论我深深的感到,中国言论可见并不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充满限制。连这样的话都敢说,请问还有什么限制?我也赞同言论自由,但是,自由从来就不是绝的,也没有绝对的自由。当前,类似这样的话不断出现,是不是说明中国言论自由走入了另一个误区,即极端的言论自由?是不是只要有张嘴就可以满口喷粪,不计任何影响呢?“我虽然不赞同你的意见,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在这样一句话的掩护下,就可以说任何违背基本常识、道德以民族自尊心及宪法的话吗?如果这样,那我誓死反对你这种说话的权力。因为我反对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也反对没有任何限制的言论自由。我认为这是极端的自由,是对于其他人自由的损害。因为它无限制的言论损害了他人基本的自由言论秩序与规则。虽然这并不表示我主张言论罪,不主张像韩国艺人一样因为做错了有损民族自尊心的事而逼迫他自杀,但是,显然应该让这样的无知、无耻言论受到全社会道德的谴责与批判,让他悔过自新。可惜,目前全社会并没有谴责这一言论,刘晓波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就是我气愤的所在。

    这位刘晓波不仅言论惊人,而且还有很多的实际违反宪法的活动。如参加起草零八宪章,鼓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搞所谓的自由选举与联邦制度等等。因此,刘晓破一系列违反宪法,试图推翻社会主义的行动已经付之实践,昭然若揭。据说,刘晓波因为试图推翻国家已经被公安机关逮捕。我期盼这样一位公然违宪、试图推翻社会主义的西方反华势力先锋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更希望,全社会对刘晓波汉奸走狗言论给与严厉的谴责与批评。


 

 

发件人: 大道网 <methodyang@gmail.com> 收件人: 日 期: 2009-06-11 09:48 主 题: 大道推荐周刊第22期 附 件: 大道周刊第22期.pdf (700.1KB)

同胞们,告别“皮肤”思维的历史时代!

黎鸣

2009-06-21

    什么是“皮肤”思维的历史时代?凡是由孔儒主宰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历史时代,都是“皮肤”思维的历史时代。从孔、孟、荀,到董仲舒,到二程,到朱熹,到王阳明,到熊十力,到冯友兰,到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到杜维明,到成中英,到蒋庆,到陈明,到等等等等,总之,从孔孟,到后来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新儒家”,以及到今天所有他们的徒子徒孙们,他们的思维,全都不折不扣地均属于“皮肤”思维,换言之,他们均舍弃自己的“大脑”不用而惟一只用自己的“皮肤”去进行思维。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为“哲学家”,甚至都没有资格被称为真正的“思想家”,因为他们全都滥用了“皮肤”性的情感,而无论“哲学”、“思想”的核心无疑都应该是“真理”,可是他们全都离了“真理”十万八千里。正是因此,自古以来的所有孔儒们的思维的“成果”,均属于他们的“皮肤”性情感思维的“成果”,而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为人类“哲学”、“思想”的成果。说白了,只能是一堆人类“思维”的“垃圾”。

    可以认定,这种“皮肤”思维的“成果”的“价值”,正面的“价值”几乎全都等于零,而负面的“价值”则巨大得“吓人”。为什么“吓人”?因为它们整整让两千多年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几乎所有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的中国人的大脑,全都自动地“报”了“废”,也即全都跟着他们只能运用自己的“皮肤”去进行思维了。正是这种“皮肤”的思维,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巨大垃圾堆”的恶果,也造成了直至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竟然还仍旧不知道,什么才是人类“真正的思维”。

    我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反孔”、“反儒”?其根本的原因正在这里,也即:中国人再也不能只会运用自己的“皮肤”,而根本就不能够运用自己的“大脑”去思维了。如此下去,中国人就将只会有“死路一条”:还妄谈什么“崛起”和“复兴”?只要不再以最快的速度去迎接全人类之中的民族最早的“崩溃”和“灭亡”就谢天谢地了(中国在历史上不是已经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汉民族”的“崩溃”和“灭亡”么?最后的一次,是日本的入侵和对中国人的大屠杀,中国人侥幸地遇到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大联合。中国历史的真实不正是如此么?我请我的同胞们尊重历史的真实,再也不要盲目地自吹自擂了。再不告别根本就不会思维的孔儒们的“历史”,中国人的确没有希望了)。

    为什么说孔儒们只有“皮肤”思维?因为他们的思维不仅没有逻辑,而且还竟然以没有逻辑为自身的“特质”,乃至还成为了自己“中国哲学”的“光荣”。近现代在台湾兴起的所谓“第三期新儒家们”(例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及其众多的弟子们)即明显是如此。这股巨大的“新儒家”的“歪风”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即刮向了大陆,并迅即在大陆引起了巨大的响应。借助于国人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批林批孔”运动反感心理的“反弹”,逐渐在大陆兴起了“尊孔读经”、“大兴国学”的文化的“复古”思潮,这种“思潮”一直到今天依旧在一浪高过一浪。中国的“孔子学院”开遍了全世界,中国的所有大学,乃至中学、小学,全都在向孔儒的“学问”复归。这是什么?这是中国人的“自寻死路”。

    关于孔儒的反逻辑、无逻辑,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揭露。“逻辑”是什么?是人类语言、行为、思维的规律,人类的“大脑”正是为了发现这些“规律”而存在的最重要的“器官”,无视“逻辑”,无视上述的“规律”,说白了,即是无视人类自身“大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无视“大脑”则是不折不扣地无视人类自身的“人性”。

    正因为无视“大脑”的存在价值,孔儒们的“思维”不能不另寻出路,他们,例如孟子“发现”了“心”腹。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把思考的功能归之于“心”腹,这也应该算是一种“发现”,只不过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负面的“发现”。

    说怪不怪,“心”腹还真是具有某种“思维”的“功能”,只不过它几乎完全倾向于“情感”性的“思维”。人类全身有三个部位高度地集中了“神经末梢细胞”,除了“大脑”之外,人类的“手”,尤其“手指”尖,以及人类的“小(心)腹”同都是“神经末梢细胞”高度集中的地方,因此在这两处也同样都具有一定的“思维”功能。正是因此,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并不完全错误,只不过不是“心脏”而是“心腹”。当然,人类最主要的思维器官应该还是“大脑”,但“手指”的接触性具象理性思维的功能和“心腹”的升华性(想象性)情感思维的功能也应该是不能忽视的。但是显然,孟子的舍弃最重要的“大脑”而惟一只取“心腹”的做法,自然更应是极端错误的。

    凡阅读过儒家经典的人们都不难发现,儒家所有的观念:仁、义、礼、智、信、孝、忠、乐、和、诚、圣,尤其孟子的“四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等等等,均是从“情感”思维出发的,也即均是从“心腹”的“皮肤”的思维出发的,而完全与(从“大脑”出发的)真理、(老子的)道、逻辑等等(抽象理性思维)无关。正是因此,孔儒对于中华民族意识形态的长期的垄断,的的确确是害苦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漫长的(孔儒的)“皮肤”思维的习惯,几乎已经使中国人的大脑发生了不应有的严重的(抽象性思维)功能性的萎缩。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上面的结论事实上已获得了雄辩的“验证”,有一点即非常明显:中国人迄今不擅长理论性思维,甚至都不知道“真理”为何物,而且习惯于不讲道理,甚至非常非常不讲理。中国人从上到下全都只擅长儒家的“皮肤”思维的虚情假意,然而最终起作用的却永远都只能是“权力”,尤其是抛开一切人性情感的肆意地进行打、杀、毁灭的凶残的武装“暴力”。正是孔儒的“皮肤”的虚情假意的“思维习惯”,严重地遮蔽了从来中国统治者们惯用“暴力”的凶残,甚至已经两千多年了中国人对此还仍旧不能醒悟,还仍旧对孔儒的“皮肤”的虚情假意,对他们助纣为虐地进行情感欺骗的“儒学教条”痴迷不悟,真是让我感到深深地深深地遗憾。

    介于上面所述,所以我要坚持不懈、百折不饶地把“反孔”、“反儒”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这绝对不只是我个人的事业,它也应该是当今所有中国人的刻不容缓、义不容辞的伟大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光辉的未来,为了下一代中国人子孙的幸福,我庄严肃穆地呼吁:我亲爱的同胞们,让我们永远地告别“皮肤”(性虚情假意)思维的历史时代吧,让我们永远地告别孔儒垄断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的罪恶的历史时代吧!打倒孔儒,杜绝孔儒,解放中国人的大脑,实际即是解放中国!!!

 

 

发件人: 大道网 <methodyang@gmail.com> 收件人: 日 期: 2009-06-11 09:48 主 题: 大道推荐周刊第22期 附 件: 大道周刊第22期.pdf (700.1KB)

在现代性的魔掌中,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暴民

野航

2009-06-21

  记得多年前,在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那天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而奇怪的梦。我梦见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坐在我的对面,一脸的和颜悦色,正和我亲切地交谈着什么。她似乎意在就什么事寻求我的谅解,而我也似乎能够明白她的意思。正当我就这个梦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传来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消息,而对南联盟动武政策的推动者,正是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

  很快,中国各大城市爆发了针对美国使馆的抗议活动,一些抗议活动很快升级为暴力袭击。尽管,在我的周围,是一片激愤的情绪,我还是比较冷静,觉得误炸的可能性很大。在一位同事的怂恿下,我决定去市中区看看游行的情况。  

  一到市中区,一卷入游行的队伍,我就强烈地感到愤怒的情绪就像滴进清水中的墨汁般迅速扩散开来。我也不可抗拒地被这种情绪抓住了。游行队伍经过美国领事馆的时候,我看见几排武警战士组成的人墙守卫着美领馆的大门,空气中充斥着暴力的气味。美领馆里,一片狼藉,到处是被焚烧、被袭击的痕迹。此时,我感到了我心中也似乎升起了一种不受理性支配的、汹涌澎湃的愤怒情绪,我似乎也想拾起一块石头,向美领馆砸去。

  游行队伍到了另一条街,我看见一小青年站在路边,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写着“USA,fuck you”的字样。每当有白种人经过,那小青年就朝他们竖起中指,愤怒地大喊:“fuck you”!也不管那白种人是否来自美国、是否是奥尔布赖特政策的支持者。

  回到单位上,单位很快也组织了一场“学习胡副主席就大使馆被炸事件讲话精神”的活动,并借此由头大吃了一顿。当然,在饭桌上、在嘴里大嚼着肥得流油的鸭子的同时,我也适时地不免对“美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愤怒”地“声讨”了一番。当然,说老实话,我此时心头是不怎么愤怒的,相反,我一边嚼着鸭子,一边对我曾经感到的和周围的人们那显得有些做作的“愤怒”,生出一点点的反思来。

  我想,要不是武警有效的控制了局面,在游行的现场,我沦为“暴民”的可能性或许是很大的。倘若我真的沦为了暴民,我所愤怒是什么呢?难道真的是“美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吗?

  恐怕不是。“美帝国主义”离我们的现实生活真是太远了,我们恐怕对切身受到的一次商业诈骗所产生的愤怒要远远大于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怒。然而,我们通常并不对伤害到我们切身利益的不良商家发动袭击,却对一个很大很空洞的符号发起袭击,这是为什么?再则,当我们对所谓“美帝国主义”产生极大的愤怒之际,这个被叫做“美帝国主义”的符号到底是触动了我们那根神经、哪个情结,以至于我们会突然之间,就可以从平和地过着小日子的、并不怎么关心国际时事的小老百姓变成野兽般怒不可遏的反美暴民?

  多亏那嚼在嘴里的那只香甜可口的烤鸭,让我琢磨出了一点门道。

  其实,在我们普通的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尽管生活有种种不如意,这世界还是给了我们这具活着的肉身许多的甜头的。然而我们仍然似乎心中隐藏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愤怒。我们可能会为这些愤怒情绪寻找许多站得住脚的具体理由,但细细地推敲下去,这些理由又是一点也不充分的。因为有许多比我们遭遇更加恶劣的人却似乎抱怨得比我们更少。比如:一个白领的薪水从五千降到了三千,一个农民工的薪水从五百涨到了六百。前者似乎比后者的愤怒程度要大得多,而这种愤怒是很不合理的,但这并不足以说服前者不愤怒。可见,愤怒不是一个必然与生活水平高与低相关的问题。那么,愤怒是一个与什么东西更相关的问题呢?

  愤怒是一个与人的存在感相关的问题。而现代人的愤怒的本质,就是现代人在被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所满足的同时,他们的存在感却被极大地损害、摧毁了。

  现代生活方式是这么一个东西———它通过现代传媒以及现代社会运作模式塑造着一个似乎合情合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在作为消费者享受着“上帝”般的讨好的同时,人的主体性早已被一个庞大的商业机器置换成其中一个高速转动的零件。人是及其需要是被设计出来的,而设计者就是这台庞大的商业机器。人就其本性而言,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属于人性的需要的。比如宗教的需要、伦理的需要等等。现代化这个庞大的商业机器好像并不否认这种需要,它甚至批量地贩卖这种需要。但它的机械属性不可避免地要把本来是出于天然的人性本然的需要纳入到它的工业化、可批量生产、可批发以赚取利润的轨道上来。就这样,人出于本性的需要经商业社会的重新塑造不可抗拒地蜕变成了一种机械地表态和作秀,并因货币的计量而获得其异化了的存在感。人种种需要似乎因此在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中都获得了满足,可在获得满足的同时,人们似乎又总觉得不那么对劲儿,或者说,人们感到自己的需要只是“似乎”被满足了,而实际上却是被剥夺了。而剥夺者,就是那个似乎在满足你,却暗中抽取了你存在的本质的东西;似乎成就了你的自我,却暗中偷走了你的自我的东西!

  我前年去拉萨旅行,仅仅从与导游的接触中,我就感到一种巨大的竞争压力在折磨着她。感到她似乎处在分裂与崩溃的边缘。在一种严酷的存在竞争的环境中,如果她不狠下心来与当地一些经营旅游产品的商家合伙宰客,则她将在这个行业里混不下去。如果她放手与那些商家狼狈为奸,有似乎安顿不了自己的灵魂。因此,她一边把我们这些游客引进各种商业圈套,一边暗示我们那是个圈套。我能感受到她做这些事的时候的那种矛盾心理与痛苦。我当时心想,一个拥有众多虔诚的佛教徒的圣城,却成了一些惟利是图的人追逐利益的战场,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分裂。我不知道那位导游将怎样解决她自己身上的这种分裂,然而这个城市的分裂,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从表面上看,这个城市“发展”了、经济搞上去了。更深入一点的看,这个城市的人文价值,却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拉萨的问题,是世界上所有城市的问题;那位导游的痛苦,是所有生活于现代性的魔掌中的人的痛苦。

  现代消费文化,就是一种最广泛地在人们心中制造分裂的文化!就是一种将人推向最深刻的愤怒的文化!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语境中,人虽然可以算作人,但人的主体性、人的尊严早以被那庞大的商业机器置换成一个可以被商业利润和政府的GDP所标识的空洞符号;虽然人的各种需要可以被满足,但那被满足的主体早已被粗暴地置于仅仅作为一具肉体的地位,而这具肉体的意义仅仅在于能够在那庞大的商业机器的数据库里成为一个数字而已。而这种最大规模的对人的主体性的掠夺必将极大地挫伤人那源自人性最深处的存在感。

  当人作为一个主体性的一面被抽空而只剩下作为外在与自己的一个被它者所给与的符号性身份而存在的时候,那被放逐的主体性就会充满了愤怒,并在无意识里不停地寻找着爆发点。

  什么东西可以正好充当这个爆发点呢?就是那些表现得傲慢地、被认为是现代商业社会强权一端的代言人并把它们的傲慢与强势发挥到极致的东西。而偶发性事件则为之提供了一个恰好的以供其宣泄愤怒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美帝国主义”的“误炸”会引发我们极大的愤怒并让我们沦为暴民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对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活方式的冲击满怀愤怒的原因。在现代性这个魔鬼撒旦的的手掌中,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能因为存在感的被最深刻地侵犯而沦为暴民!

  身处现代性这个魔鬼撒旦的巨大骗局中的人是必然会满怀愤怒的。因为现代性空前地剥夺着人之为人的主体性,而人的愤怒也借着各种理由表达这自己的诉求。在宗教的领域,就是宗教极端主义,在民族、国家的领域就是分离主义,二者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恐怖主义。

  我由此似乎对我做的那个和奥尔布赖特对话梦的含义似乎有所理解了。在这个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和误解似乎是注定了的,因为在现代性的处境中,每个人都在寻找着可供投射其存在性愤怒的对象,而每个人都必然地将现代性生态中强势的一极视为其投射存在性愤怒的对象。而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几乎是很小的,除非在现代性的魔咒暂时解除后的、人进入自己无意识的最深处梦境中的时候。

  愿上帝宽恕我们人类所背负的深重罪孽吧!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6-29 15:45:39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英国光荣革命为何获得完美成功

英国光荣革命为何获得完美成功

袁传旭

《书屋》2007年第7期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因为它保留了帝制,而法国大革命则是一场彻底的革命,因为它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这种认识的依据源于帝制意味着专制、腐朽、没落,而共和制则体现了自由、民主、进步。可历史的本来面目却是,英国革命使议会对国王的斗争最终以胜利而告结束,它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政权的更替,使得“议会至上”原则和他们前辈不懈争取的其他宪政原则终于得以确立,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人类宪政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在光荣革命前,国王詹姆斯二世由于违反前王国政府制订的有关限制不从国教者和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法律,委任天主教徒到军队、政府、教会担任要职,支持任命天主教徒出任大学教授,撤销限制不从国教者和天主教权利的法令(不从国教者和天主教被贵族们认为具有激进和暴力倾向)。詹姆斯二世并且宣扬“君权神授”,逮捕新教徒,实行专制统治,导致与议会的斗争加剧。这使反对詹姆斯二世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人面临选择,废除帝制是否能够成功暂且不说,引发剧烈社会动荡是肯定的,即将“把国家投入到血泊之中,把他们的宗教、法律和自由带回到刚刚逃出的那种危险之中”。而且即使废除帝制,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革命者想要达到的目的。殷鉴不远,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议会在与国王查理一世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将国王送上断头台,宣布建立共和。可是共和制并没有使人民企望的权利得到落实,克伦威尔利用通过战争积累起来的无法制约的权力武力解散了国会,以“护国公”的名义对国家实行了更为严厉的军事独裁统治。因此,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选择了妥协,推翻詹姆斯二世以后,他们同意新教徒玛丽和其夫君威廉共同继承王位,由于威廉之妻玛丽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儿,使得王位的继承具有了合法性的成分。但他们向威廉提出了一系列继位的先决条件,限制其作为君主的权力,即要求王位的继承者威廉签署由议会提出的《权利宣言》。内容包括: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的效力;詹姆斯二世的行为是破坏法律的行为;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向国王请愿是臣民的权利,侵犯即为非法;新教臣民可以配备武器;国会内演说、辩论及议事自由,不应在国会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劾或讯问;议员选举自由。威廉接受了宣言,并经议会正式批准定为法律,即《权利法案》。政治需要妥协,而光荣革命被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奉为人类史上政治妥协的经典案例。

    经验告诉我们,任何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都不是无中生有的,它们都有其深厚的背景,这种背景反映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研读英国的政治发展史可以发现,其法治文明是如此久远,在1688年之前,英国已经为其实现宪政完成了必要的铺垫,可以说,光荣革命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早在八世纪,英王在登基之前就要举行加冕宣誓:“保证教会、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保证维护法律”,“在司法审判中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如果国王违背誓言则被视为“违法行为”,有可能被废黜,甚至招致杀身之祸。自十二世纪起,他们就提出:“在法律面前,各种身份、各种阶级一律平等。”法律至上的观点在十二至十三世纪时已经成为多数英国人的共同信念,“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因为法律创造了国王,国王必须遵守法律”。

    1215年,在贵族们发出对国王宣战的压力下,约翰王被迫签署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性质的文件——《大宪章》。《大宪章》明确了法律至上、王权有限的原则,界定了王权,对封臣的权利作了全面的承认,明确了人民的财产权及继承权、自由人的自由及自由习惯。如,把自由权“授予吾王国一切自由人(至少授予贵族)”;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凡自由人未经其同级贵族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不得被处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被处以放逐、伤害、搜查或逮捕”。约翰保证,“我们不愿向任何人出卖权利或正义,不愿对任何人拒绝权利或正义,更不愿迟延权利或正义的实现”。《大宪章》还规定,设立一个监督机构,通过贵族推举由二十五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以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并把武力作为最后的保留手段。《大宪章》在爱德华一世(1239—1307)时被最终确定;爱德华一世时,还制定条例,规定贡税或补助金,未经本王国大主教、主教、伯爵、男爵、骑士、市民及平民中其他自由人同意,国王或其嗣君不得征收之。

    《大宪章》以书面形式对王权作了限制,对人民的自由权作了明确规定,但它所体现和宣告的宪法原则要能真正发挥实际效能,必须借助一定的有形力量作支撑。几乎与《大宪章》颁布的同时,一套全国统一的法系——普通法开始形成。普通法由普通诉讼法庭、王座法庭、财政法庭和巡回法庭所组成的专职司法组织,以及由职业法官和职业律师组成的职业法律阶层实施,因而,普通法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对独立于王权之外的特征。随着普通法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维护公平、正义的衡平法,以作为对普通法的补充和救济,并确立了衡平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

    在贵族的压力下,1258年亨利三世签署了“贵族请愿书”——《牛津条例》,该条例规定,议会每年举行三次会议,由此,一个定期开会议政的机构——议会——开始形成。议会成员不仅有贵族、主教、大法官、各郡骑士,而且包含了市民阶层的代表——市民和下级教士。在中世纪的英国人看来,议会是改进行政和司法,分配正义的机构,承担外交、征税、司法上诉等工作。到爱德华一世时,议会已经塞满了经过英国法和罗马法训练的人员,能够非常专业地应付议会的所有事务。这使得英国的议会具有广泛民意基础,得到民众广泛的拥护,成为制约和平衡王权的有效力量,虽然在与国王的斗争中,时而处于弱势地位,有时甚至被强行解散,但相对议会,国王很早就不具有绝对的权力,大多数时间里,国王已不能离开议会独立行事。所以,在英国法治进程中,议会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各阶层通过议会来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使得社会的张力及时得到释放。

    在1275年至1290年间,议会制定了三个《威斯敏斯特条例》,规定了保护国民不受政府官员之侵害,教会的财产、地产完全保有的自由以及财产的继承和转让的权利。十四世纪,议会权力得到明显增强。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议会拒受王权的限制,甚至推翻能力薄弱的国王,如爱德华二世和理查二世。爱德华三世(1312—1377)时,下议院开始单独开会。议会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借贷款于君主或捐献于国王;任何人除经依法律正当程序审判,不得将其驱逐出国,或强使其离开所居住之采邑,不得予以逮捕、拘禁或取消其继承权,或剥夺其生存之权利。“未经议会同意的所有税制都是非法的;下议院有权调查和纠正滥用职权的行为;检查公共财务和拨款,以弊政为由弹劾国王的大臣”。1341年,“议会要求国王对议会负责,法官和大臣由议会委任,得到了国王的认可”。理查二世(1367—1399)末年,议会坚持“国王应依靠自己的收入生活”。兰卡斯特王朝(1413—1461)时期,议会以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两大原则:“各种财政案的决议,归下院主管;任何议案,非经上下两院同意,国王不得予以重视或表示赞同。”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言论自由的权利逐渐在议会得到确认。十七世纪初,英国法院和下议院分别宣布,反对特许任何人包括国王对生产、经营的垄断和控制。在一著名的“垄断案”中,法院指出,特许生产任何产品的排他性权利是“对普通法及臣民自由的侵犯”。自此以后,关于将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贫民的要求成了议会反对国王目的的主要武器。詹姆斯一世时代,议会对未经它议决的税收加以反对,并凭借弹劾权制约着各大臣的活动。1628年,查理一世接受了议会提出的《权利请愿书》,请愿书“请求国王未经《议会法》许可不得强迫任何人缴纳任何款项,任何人不因与此相关的事情或拒付而受到侵扰;任何自由人不得像从前那样被国王随意监禁或拘留;不得安排士兵或海员入住不欢迎他们的人家”。1679年,议会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人身保护令修正法》,以此限制王权,保障公民有反对自己认罪和“以惩罚对付犯罪”的权利。

    无论是从英国法律的历史发展还是日常适用来看,英国“法律至关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对最高法院的判决,哪怕是独任法官的地位及其尊严的维护和坚决服从”。另一方面,英国议会与法院表现了相互支持的特征。如,1637年法官就英国绅士汉普登拒绝交纳筹款一案宣布,“非经议会批准,国王筹款是非法的”。1660年,“威斯敏斯特议会宣言”规定:“任何涉及本国每个自由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诉讼,都应当依本国的法律进行裁定,而且议会不得干预日常行政,也不得干涉司法机构活动”。这就明确了“权力分立”原则。詹姆斯一世时代,议会主张有权宣告议员选举的效力,保护法院对于国王的独立。

    个人财产权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在英国法治史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认为“大财主至少会成为国家这艘船的压舱石”。英国议会对个人财产权予以了足够的重视,通过一系列保护个人财产权的法律,并且取得了控制税收、拨款的权力。伯克描述到:“在英国的议会里,对一块菜园的租赁权、一间茅舍一年的利润,对一座小酒馆或面包店的信用、对侵犯所有权的最微不足道的迹象,都比法国对属于那些最可尊敬的人物的最古老、最有价值的地产或对法国整个商业金融界的处理要更郑重得多。”英国人对立法权的权威怀有高度的尊重,但从未梦想过议会有任何权利去侵犯财产权,压倒惯例法。

    与之相比较,法国议会(贵族、僧侣、平民组成)虽然形成于十四世纪,但没有定期会议制度,1614年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直到1789年大革命爆发前再未召开。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却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一个无法无天的狂乱组织。追求所谓的“生而平等”,国民议会成了“抄没者集团”,成千上万的人不经起诉、听证和审判就被全部没收了财产,最后,全体法国国民的财产权遭到了剥夺。那些品位崇高、职责神圣、受人尊敬的社会贤达,沦落为一种贫困、卑贱、受人鄙视和受人施舍的状态,变得一文不值。

    由此可以看到,在光荣革命前,英国人的基本自由权和财产权已得到实现,分权与制衡的宪政框架基本建立,法律至上、王权有限的原则得到了确立。需要指出的是,英国虽然发生过清教战争,但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其残烈程度和持续的时间都要小得多和短得多,并且,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法律的产生都是国王与贵族或议会通过谈判达成妥协而得到解决。人类的历史说明,利益的结合与对立,权力的相互争斗、作用和反作用,可以得出社会的和谐。引用伯克的话,互相对立和互相冲突的各种利益“是对付一切鲁莽的决策一道有益的障碍,使得深思熟虑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使得一切变化都成为一种妥协的课题,自然而然就会得出节制;它们形成了种种气质可以防止粗暴的、鲁莽的无法无天的改革,并可以使得少数人或者多数人一切的为所欲为、不顾一切地运用权力永远成为行不通的事。社会的各个成员和各种利益的分歧,使得普遍自由的安全性得到增强”。

二 

    英国革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英国革命发生不久,就相继发生了两场革命——美国革命(1775年)和法国大革命(1789年),但它们遭遇了不同的结果,美国获得了成功,实现了其宗主国信奉的自由价值观,而法国却遭到了惨败。对此进行探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以为可以归纳为下面几方面因素。

    宗教因素。宗教源于人类对所处世界的无力、无知和无奈,只得把希望寄托于物质以外的世界,以求获得上帝的救赎。人类希望通过宗教约束人的行为,限制人性之恶,获得某种归宿,抚慰人类脆弱的心灵。 英国宗教表现了两个特征,一是宗教是英国社会的基础。英国人把世间万物看作神的旨意或神的安排,特别强调国家是造物主的最重要安排。他们认为,“宗教是在一切事物中显著地体恤和保护全人类的无所不在的仁慈的主所赐予我们的最有价值的恩典”;正义和仁慈是宗教的本质,“没有宗教不可能使人清除自己对私欲的种种迷恋”;认为教会对他们的国家“不是一种方便,而是一种本质”。教会方式和体制有利于道德和纪律,教会与国家是不可分离的,教会是整个宪法的基础,借助于宪法,可以支撑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因而,英国从幼儿到成年的所有阶段的教育都完全掌握在教士手里,人们的精神领域受到教会的教导,不受世俗政权的控制。宗教信仰使得英国人包括其统治者变得谦卑、自律和自制,他们不会认为自身无所不能而变得目空一切,无所禁忌,恣意妄为。

     英国教会独立于国王和贵族之外,教会的地产被认同为私有财产,国家只是他们的“护卫者和调节者”。他们认为把“把教会和教会的财产委诸捉摸不定的民事或军事机构的任何部分,也就是委诸个人的捉摸不定的贡献,乃是不明智之举……当教士的影响力依赖于王权时,他们将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栗,而当教士沦于依附王权之外的任何其他人的时候,其内部就必然会分裂、混乱,他们就会因公共的安宁受到教士派系之争而战栗”。

    二是英国的宗教始终具有独立性。始于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在欧洲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教皇既是最高宗教领袖,又拥有世俗权力。英国也不例外,在十六世纪之前,其基督教会一直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一部分。但由于英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其宗教始终表现了独立性,天主教影响式微,直至发展出自己的宗教。在1107年,亨利一世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达成一个妥协,国王放弃授予权杖和加冕仪式,但保留了在不受主教干预的情况下要求封建领主臣服的的权利。选择主教的自由在《大宪章》里得到了确认。到十四世纪,英国国王不顾教皇的反对,取得了任命主教辖区主教的权利。此外,数个教皇尊信罪法案禁止将罗马的教皇敕令引入英国,否则要受到国王的惩罚。亨利八世(1509—1547)时期,英国教会摆脱罗马天主教教会的管辖,创立了新国教,英国国王取代罗马教皇,成为英格兰新国教的首脑,王室控制了英国教会的一切行政和管理事务。这使得英国早早地就避免了与罗马天主教廷的争端,特别是世俗的利益之争。

    在同时期的法国,教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教会是同人民隔绝的一个政治实体。社会受无神论主导,认为教士只是一种虚构的人格,是国家的创造物,因此是可以废弃的,教士所拥有的财富并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创造出这个神话的国家的。因此,法国十八世纪原先由教会掌管的基础教育这块“禁猎地”渐渐移交给俗权,由总督管辖。法国大革命期间,狂热分子相信,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宗教要比有一个宗教可以生存得更好。教会财产被宣布归国家所有,神职人员实行薪俸制;教会人士的圣职授予权被剥夺,取而代之的是教职选举制。由此,教士不再能依靠自己的地产维生,失去了独立性,失去了信仰,也失去了对公共精神的指导权(被俗界控制);他们不再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超脱现实世界,而是依附于世俗政权,为了主教或牧师的职位而变得低贱、卑鄙。以慷慨输捐著称的巴黎大主教像逃离一群饿狼般地逃往国外。

    尊重传统和惯例。一个社会,秩序是自由的条件,没有秩序只能是一片强暴和混乱。由于人性的局限性和复杂性,社会秩序很容易遭到人性这种局限性和复杂性的颠覆,使国家分崩离析,人类的长期智慧毁于一旦。英国人认为,维持秩序的唯一补救之道是求助于传统和惯例。他们认为自然是上帝的安排,是不假思索而又超乎思索之上的智慧。传统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上帝的安排,是人类最可宝贵的财富,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唯一保证。社会秩序有赖于传统来维系,自由有赖于传统来维系。因此,尊重传统和惯例很早就支配了英国社会。他们视传统为宗教,对其保持虔诚之心。他们认为有些传统是可以变化的,有些传统则必须永恒保留和遵循。英国人的社会理论源于他们的社会实践,他们认为由经验所产生的手段比计划所设计的手段,能更好地适合于政治目的。因此,英国人更重视政治家的实践,而非理论家的创新,在伯克看来,“创新的精神一般都是一种自私的气质和局限的眼光的结果。凡是从不向后回顾自己祖先的人,也不会向前瞻望自己的子孙后代”。“任凭心血来潮的异想天开和赶浪潮,毫无原则的轻易改变国家,整个国家的链条和延续性就遭到了破坏,一个世代就不能与另一个世代相衔接了,人类就变得不会比夏天的苍蝇好多少”。伯克从人道主义角度审视传统对人类的意义,“当我们拆除和建造的主体并非是砖石而是有知觉的生命时,那么,由于他们的处境、条件和习惯的突然改变,大批的人就可能沦于悲惨的境地,因此,周密和审慎就应该成为责任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立法者必须拥有人道情怀,热爱和尊重他的同类,对自身要保有戒惧之心。

    光荣革命十一年后法国发生的大革命则完全相反,法国人要摧毁一切传统,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是在超越英美,创立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新世界,结果触犯了神明,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个人权利受到肆意践踏,各种不同的利益再也无法互相调和、各得其所。 对待传统的态度,使得当时的英国社会相对比较宽容。英国在1642—1648年期间发生宗教战争以后,虽然对激进的不从国教者施加了限制,但远比天主教国家宽松,仍然允许它们的存在,出版其他国家无法出版的书籍,自然神论者和加尔文宗能够公开、直接地发表他们的观点。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对加尔文宗不从国教者子女拒之门外,但他们可以建立各种学院,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大学水平的教育,由此造就了一些著名的启蒙知识分子,促进了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发展。

    同时期的法国,异教则受到严厉的限制,造成宗教之间严重对立。法国天主教会和王室成员对出版物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自然神论不时会因亵渎上帝的罪名受到起诉和审判。为了是由天主教还是由加尔文宗统治法国,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血腥战争。在十七世纪对加尔文宗胡格诺派教徒严格限制,实施监禁、流放等残酷的镇压。1685年,路易十四干脆废除了赋予胡格诺派教徒有限宽容和公民权的《南特敕令》,结果导致大多是成功商人、实业家、律师和知识分子的胡格诺派教徒大批逃离法国,影响了法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宽容的价值在于,由于人性的局限性,现实世界有它的种种问题,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它的种种弊病,所以现实世界必定总是好与坏、善与恶相互掺杂并交织在一起。如果人们一味追求纯之又纯的完美,反而是只能导入歧途的欺人之谈,并且产生专制和腐化。所以,伯克写道:“宽容不是因为喜欢它们,而是担心更糟糕的东西,我们宽容它们,因为财产和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要求有这种宽容。”宽容的价值还在于,现实世界并不是一元的,在于事物的是非善恶并不都是可以判别的,即使能够辨别它们,往往也需要一个过程,通过共存和相互竞争,才有可能得出好与坏、善与恶的结论。

    尊重传统也反映在英国人对待人权的看法上。他们一般接受演化论的观点,即人权主观上讲是天赋的,但客观上却是长成的,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人的权利受到特定条件、客观环境的制约,在它还没有长成的时候,不可能人为去实现。因此,在他们看来,人权应该是实际的,而非抽象的,来源于人们的事先约定。伯克认为,英国人的公民权得自他们祖先的遗产,英国人的“自由有一部家谱和显赫的祖先们,有它的支柱以及它的徽符,有它的肖像画廊、它的铭文、它的记载、物证和勋衔。我们是根据自然在教导我们要尊敬个人这一原则而学习到对我们的公民基本原则的尊敬的。我们选择了它们来作为我们的权利和特权的伟大的培养室和贮存库”;他们“宁愿要成文的、有记录可查的、世袭的资格,而不愿要那种暧昧的思辨的权利——那权利把他们确凿的遗产暴露在争权夺利之下,并且被各式各样穷凶极恶、争论不休的精神撕裂得体无完肤”。伯克不无自豪的宣称,我们有一个世袭的王位,一种世袭的贵族制,以及从一个漫长的祖先系列那里继承特权、公民权的下院和人民。

    对传统的尊重,使得英国人政治上倾向于保守。他们尊重和认同王权的世袭和血缘性,认为“世袭的观念提供了一条确凿的保守原则和一条确凿的传递原则,正如享受并传递我们的财产和生命一样,起码能够保障所获得的东西”。“王位世袭继承制度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国王与国家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是对宪法所有其余组成部分的稳定性与持久性的一种保证;看作是他们自由的保证而不是奴役的标志”。“保持陛下在他们祖先的宝座上君临着我们,乃是一种神奇的天意,是上帝对这个民族的仁慈和善意,为此,应从内心深处报之以最谦卑的感激和赞美;英国的统一、和平和安宁,在上帝之下,完全有赖于‘保存’其王位继承的确定性。”从诺曼征服到光荣革命的六百多年时间内,英国基本保持了王权的延续性、稳定性和世袭的传统。激进的社会变革虽曾发生过,如清教革命废黜了君主制,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实行了短暂的独裁统治,但英国人很快意识到君主制对于秩序和保障公民权利不可或缺的意义,从法国请回了查理一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并鉴于清教徒的激进、狂热和不容异说所带来的危害,圣公会对清教进行了多方面的限制,以防止革命的再度爆发。

    英国的宗教变革也表现了这种特征,虽然早在亨利八世时期英国即确立独立于罗马天主教的清教为国教,但其在教义上依旧与罗马天主教保持紧密的关系,沿袭了原来的组织体制,保留了天主教礼拜仪式和行政管理的诸多方面,并且罗马天主教作为一个独立的基督教组织被允许在英国继续存在。

    英国人的保守倾向并不意味故步自封,墨守陈规。实际上,英国的宪法总是处在不断的修正和补充之中,努力争取国家适应时事的变化,在每个历史的重要关头总能把握时机。他们把国家视为上帝的造化,尊国家为神圣,采取审慎缓慢的改良,而非推倒重来;他们认为任何社会的变革必须保留旧的秩序中有用的东西,并使加上去的东西适合于被保留下来的东西。如伯克阐明的,社会“经历一个缓慢而维持得良好的过程,每一个步骤的效果都能被人注意到。第一步的成败就照亮着第二步,这样我们就在整个系列中安全地被引导着,从光明走向光明”。可以想象,这种对传统的处理方式,相较于打破传统,否定一切,在实践中更需要智慧和用心。

    封建制度因素。封建制度源于一国君主对做出杰出贡献人士封以土地(领主)和授予贵族称号的一种奖赏。诺曼征服之前,英国已有较完善的封建制度,诺曼征服之后,威廉一世发展了这一制度。在封建制度下,国王向封臣授以土地,封臣将领得的土地再分封给自己的附庸。概括地讲,贵族制度源于封建制度,而贵族制度又造就了等级制度。这一制度表现了以下特征:

    一是国王与封臣保持着一种习惯性的政治契约关系,或者说,贵族与国王形成了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国王作为最高领主必须承担率军作战、维护正常秩序、保护贵族们的人身及土地财产安全的义务,而贵族则必须承担效忠国王、提供军役、缴纳各种封建捐税、应召出席国王法庭等义务。因此,国王与贵族之间不是绝对的支配和服从关系,而是建立在相互依存、彼此利用基础上的契约关系。

   二是领主是其所管辖区域的最高统治者,享有免受皇室官员管辖的特权,所辖地区的法院享有民事和刑事管辖权,各个封建领主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保护农人。并且,每一个领主都有义务组建一支由自己领导的部队。随着时间的推移,领主所管辖的区域逐渐成为一个权力中心,就是说,贵族逐渐作为一个有力量的实体而存在,从而发展出地方自治。

    三是领主拥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机构。在诺曼登陆之前,领主与廷臣官员一道组成贤人会议,享有咨议、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权,甚至可以议立或废除国君。诺曼征服以后,贤人会议逐渐发展成议会组织。所以,长期以来,贵族始终不是通过个人力量,而是通过一个组织即形成为一个阶级来实现自身的权利主张,他们“以集体管理国政为目的而不是以扩张自己采邑上的权力为目的”。

    四是等级和世袭制度。英国早期贵族的称号和领地需经国王亲自赐予,但随着封建制度的延续,王权的衰弱及大贵族权势的膨胀,贵族领地和称号逐渐演变为世袭。与此同时,一些战功卓著、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也及时获封,进入贵族行列,使得英国贵族制度保持了生机和活力。

    虽然等级制度由封建制度而来,但英国社会认同等级制度,而法国大革命则上演了一出平均主义闹剧。英国人认为等级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为维持秩序所必需。由于人的状况不同,“使得人类有如不同的动物品种一样的繁多”。一味追求平等会使人躁动不安,社会就会不稳定,因此,不得不把公民安置到不同的阶级里去,放置到国家中不同的位置上,使他们各得其所;并提供给“他们不同的适当的特权,以确保他们特殊的境况所需要的东西,从而能在由所有复杂的社会中所必定存在而且必定相互争斗的利益分歧所引起的冲突之中保护他们”。

    另一方面,每个社会阶层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话语和行为方式,如果硬要将这些客观存在的差异搅和在一起,社会将由群氓所统治,接受其价值观,那么,一个文明社会就永远建立不起来。

    五是英国贵族重视个人操守。贵族形成了世袭制以后,贵族后裔受到系统严格的教育,一般毕业于牛津、剑桥大学,毕业后在欧洲大陆旅游学习,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由于有这样的经历,英国贵族不因循守旧,始终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因势利导。如历史学者所分析的,英国贵族把自己的荣誉和公共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他们信奉建功立业,虽然沉默寡言、矜持傲慢,但彬彬有礼,具有绅士风度,尊重妇女,经常施舍,支持公益活动,很少做坏事,使得英国贵族成为社会道德的楷模。

    此外,英国贵族虽然是世袭,但和欧洲大陆贵族不同,不享受“免赋税”特权,而是照章纳税,并且缴税多,要缴纳济贫稅。

    英国贵族制度的这些特征使得其能够得到一般民众的尊重、认同,英国贵族不只是一个社会等级,更表现为一个阶级,一个领导阶级,人民的代表,可以以人民的名义同国王抗衡。英国的政治文明史,是国王与贵族或议会的斗争史,光荣革命可以称之为一场贵族革命。历史上历次关键性时刻,贵族领导的起义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参与,它不仅顶住了王权的侵犯,而且实现了自己的权利主张,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如托克维尔所分析的,贵族社会倾向于地方治政,而民主社会倾向于中央集权政府。贵族制度逐渐发展出宪政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分权和制约。傅勒引用基佐的话,“英国有两种社会力量、两种公共权力,一是贵族,一是国王,两者彼此需要,而且往往被迫共同行动”。在法定组成的贵族阶级的英国男爵和法定组成的君主政体的国王之间,相互斗争产生了一系列宪章之后又产生制度,即一个“自由的国家政府”。

    伯克对英国贵族这样描述到:“贵族是社会秩序中一件优美的装饰品,是一个优雅社会的科林多式建筑的雕花柱顶。被英国世代所产生的法律、舆论和长期形成的习惯所赋予的荣耀乃至特权,绝没有可以激起任何人的恐惧和愤怒的东西。”

    与英国相比较,法国贵族基本上是世袭的,是一个社会等级,倾心于自身的特权。他们是“一些高于人民的权贵”,“一个自私的贵族阶层”。从十八世纪开始,法国人通过卖官鬻爵获得贵族称号,它不是论贡献而是论金钱册封贵族,那些对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士没有进入贵族行列的机会,或者说,平民没有成为贵族进而通过议会等组织参与国家政治、表达自己政治诉求、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这种现实造成公民社会与贵族制度的对立,也使得这一贵族制度无法与时俱进,适时纠正贵族自身的错误,导致法国社会不认同贵族及贵族制度。所以,虽然法国贵族源于封建制度,但并未发展出贵族政治,在政治上成为一个阶级,即领导阶级,贵族无力以人民的名义同国王抗衡,相反,贵族“被褫夺了在地方上的行政权”,“被国王这位一手遮天的封建君主捏在手心……国家机构里根本没有贵族”。

    地缘因素。为什么英国光荣革命能够取得成功而法国大革命却以失败告终,地缘可能是最根本性的因素。亚当·斯密通过对英国经济的感悟发现,货物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足以使国家走向富裕,产生自由和文明,由此写出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他认为,仁慈、利他主义等都是不稳定的、偶发的、非持久性的心理驱动力,传统的道德说教方式——树立圣人、英雄人物,以其所谓的先进事迹教育大众的方式也无济于事。这样的理想,在现实中不过是不正常的特例而已。他认为,“美德存在于对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的追逐之中,节俭、勤勉、诚实等美德一般是从利己的动机中养成”。而市场经济正是实现人类“利己心”本能的手段,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交易主体皆基于“利己心”而行动。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本身又是培育和实现良好道德、伦理的场所,它不仅拥有自动调节社会资源分配的经济力量,还具有自动调节人性,使之趋向公益的道德力量,人们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进行了道德修炼;人们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富裕与道德就可以同时实现。

    英国作为一个岛国,需要通过对外贸易和航海活动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在罗马时代,伦敦就成为北欧最重要的贸易中心,贸易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的发展,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围绕保护个人财产权的道德规范、公民意识、自治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等市场经济原则,这些规范和原则构成了英国习惯法的基础,它们无须强制,即被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国王普遍认同、尊崇。另一方面,作为岛国,其疆域较为固定且有英吉利海峡作为安全屏障,不会与大陆国家发生领土纠纷及不易受到异族的入侵,这使得英国缺少形成中央集权的外部压力,使得市场经济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管制经济在英国得以延续和发展,即使在诺曼征服英国后,仍延续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经济特征。在英国历史上,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但更多的是奉行重农主义即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由于经济自由的确立,促使政治自由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权力架构也就应运而生。英国能够发展出独立于罗马天主教的新国教,可以说,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也不无关系。

    而在欧洲大陆国家,则没有这样的地理条件,他们为了防范外敌的侵犯,需要在本国建立一种自上而下的统一力量,消除“离心离德”的分散力量,征服地方势力尤其是征服大领主势力,建立一个臣服中央政权的官僚体制,从而形成绝对君主制。 所以,许多人感叹,英国能够先于其他国家实现宪政,不能不说是上苍的赐福。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06-27 22:25:52 +080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99期-孔子2560年暨耶稣2009年6月27日

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

——2008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的演讲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李景林

2008年5月

    李景林简介:男,1954年11月生,河南南阳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1982年毕业后继续在本系攻读中国哲学史硕士学位,1985年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并留系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后师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金景芳教授研读先秦史,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1年7月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文章通过分析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化意识转变的现象,对儒学的现代命运做了深入反思和重新定位。指出,历史上儒学的现实载体虽在制度,但作为教化的系统,其真正的根基是在民间。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了儒学的断裂。近年中国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民间儒学的兴起,说明了儒学并未成为“游魂”。儒学的核心是教化。儒学教化思想的根基是一个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就个体而言,教化就是本体对实存的转化过程;这教化的观念落实到社会生活上,则是通过经典传习、礼乐教化等方式达到一种本于人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通过“文脉”和“血脉”的汇融来重建儒学的当代形态,以“顺取而逆守”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世界文化价值方向的调适和转向,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关键词】儒学 教化 文化意识 现实载体 民间儒学 文脉 血脉 顺取逆守

一、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意识的反思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化意识的发展变化来得非常突然。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中国人的文化意识还是完全沉浸在文化激进主义或是说反传统的状况下,这个状况已经延续了近百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余英时先生发表过一篇文章,叫《现代儒学的困境》,大概发表于1988年。这篇文章发表后,在我们国内引起很大反响。他对现代儒学的困境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儒学已经失去了它的寄身之体,已经魂不附体,成了一个“游魂”。和这个观点相近的,还有美国学者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里提出的“博物馆说”:儒学已经进入历史,仅仅是一种博物馆里面存在的东西了;正因为它已经走入历史,成为一种陈列品,所以它才能够存在下来。这两个说法对大陆学者影响非常大,引用率非常高。我自己也曾经引用过这两种观点。很多学者悲观地认为,这样一种状况会永远继续下去,儒学已经不会在我们的生活中起作用了。我研究儒学、中国哲学也有将近三十年时间,开始时我也很悲观。但是近几年我们看到,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前年的时候,北大的张颐武教授曾经发表过这样一个言论:对传播中国文化来讲,一万个孔子比不上一个章子怡。这个话一出,立即在网上引起激烈的争论,绝大多数人对张颐武先生的观点持批评的态度。当然,张教授提出的说法有其自身的语境,我们不去评说。但这里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对孔子作为中国文化代表这样一个形象、这样一个标志,大家开始表示认同。任何一个文化都有代表其文化价值的标志,比如美国人可以批评总统,但是不可以攻击自由女神,她是一个标志。但是,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却把两千多年自身文化的这一标志打倒并踩在脚下。有很多人张口就叫“孔老二”。孔子是圣人,我们不可以这样轻侮圣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标志,已经重新开始认同。这是一个回归。这是我印象较深的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北师大出了一个于丹,去年热了一阵子,有人称之为“于丹热”。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近几年,在包括儒学在内的古典文化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学术明星。按我自己的看法,不同类型的明星,代表不同时代的精神取向。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明星。比如战争年代,明星是英雄,抗日战争时期的明星就是抗日民族英雄。文革时期的明星,是像王洪文一类的造反派。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欲横流、大家都比较追求物质享受的时代,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学术明星,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现象。它说明,经过一百年的思考,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意识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已经开始觉醒。对这一点,我感到非常欢欣鼓舞。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对过去有关儒学在现代命运的定位,比如“游魂”说、“博物馆”说这样的结论作一种新的反省。

    应该说,列文森和余英时先生的说法是描述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客观现实,但是,其所分析出的原因并不见得正确。为什么把儒学比作“游魂”?余英时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有这样的分析:传统儒学的特色在于其全面安排人间秩序,只有通过制度化才能落实儒学,所以儒学在现实中的载体就是制度。其实,传统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存在政教合一、政教不分的状况。应该说,不同的文化都存在过这种状况,中国也不例外。传统中国社会也是政教合一,现在也还有政教不分的现象存在,比如强行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推行一种文化、一种信念,这其实就是政教不分的表现。因此,传统的儒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这是当时的一种实际状况。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儒学不是宗教,它寄身于制度之内,所以当政教分离,传统政治制度解体之后,儒学就失去了它的寄身之所,失去了它的“体”而成为“游魂”。西方宗教不一样。西方中世纪也有宗教干预现实的政治、政教不分的情况。近代以来,政教逐渐分离,宗教比如基督教就回归社会,成为一种社会的、人的精神生活的事务,与政治分开。政教分离后,宗教有其自身运行的一套体制:教会系统,所以它还有载体,没有成为“游魂”,还在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余先生的观点影响非常大。

    但我们从近年来儒学研究状况的发展变化,可以对儒学的现实意义有一种新的认识。近年来,民间儒学有一种兴起的趋势,比如各地有书院恢复,有新建的书院、精舍等。民间开始有很多讲学的活动。各种各样的书院、会讲等民间学术活动逐渐兴起,大学里的一些儒学研究和讲学的活动,也逐渐具有了民间的性质。这样民间性质的儒学,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可见,儒学的精神并没有完全在社会生活中失去影响力!为什么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在短期内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儒学活动一呼百应,在民间会这么快兴起?我的理解是儒学的核心在教化,它的载体不仅是在制度,从根本上说,它的根源是在民间。教化的实行,使儒学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非常深厚的基础。

从历史上讲,文化生命的存在在于它生生不息的创造。这个创造,我把它概括为两条线:第一条线是“文脉”,每个时代,人们都在不断进行理论上、学术上的创造,这是文化学术发展的“文脉”的一方面。比如儒学,先秦可以叫做孔学,孔学后来的发展,称为儒学。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儒学,汉代的儒学和先秦的儒学不一样,魏晋时期的儒学和汉代的不一样,宋明时期的儒学又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每个时代都在创造性地延续着自身的传统,按现代新儒家的说法,叫做“返本开新”。传统就是一个活的不断创造的过程。有了这样一个创造的过程,儒学才能真正契合于世道人心。另一条线是“血脉”,文化的血脉。血脉表现为社会生活、个体精神生活的历史连续性,表现在社会中“以身体道”的阶层或群体的存在及其教化的作用。这一点,下面还会讲到。

    过去儒学的断裂,最严重的一点,是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儒学“血脉”上的断裂。历史上儒家很重视礼乐的系统和礼乐的教化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礼乐或仪式系统理解为一种“生活的样式”。这种“生活的样式”很重要。任何教化的理念本身都不仅是一种理论的东西,它携带着某种文化的信息,通过一种仪式、仪轨、习俗的方式,把这种文化的内涵和信息带入人的实际活动,影响到个体人格的塑成和人的生命成就,从而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转化、教化的作用。比如西方人结婚去教堂,与中国人传统家族性的婚礼,拜天地,拜高堂等,其中的文化意义是不同的。这种文化意义是通过具体的生活样式、礼仪形式汇入我们的精神生命中的。再比如过去在农村,堂屋里要供上天地君亲师一类牌位。这些仪式“文革”以后都没有了,孝道被当作“封建”的东西连根挖掉。这就很有问题。过去我们讲哲学史,总说儒家的人性论是抽象的人性论,我不认为是这样。按我们长期流行的观念,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才是抽象的人性论。把人抽象化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再讲“孝道”,说“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儿子打他妈不心疼,为什么?我打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抽象的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没有血肉啊!真正的人性,表现于人的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存在。丢掉我们传统的孝道、礼仪的系统、民间学术的传承,传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基础和生命连续性。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在这个层面上发生了断裂,以至于儒学在当代被定位为“博物馆的陈列品”和无体的“游魂”。究其原因,当然制度是一个方面。我们不否认制度作为儒学载体的意义,但这个载体不仅仅是制度。西方传统也有政教合一,政教分离后,宗教作为社会和个人内在精神生活的事务,它有独立的空间。反观西方文化,基督教的教会所以能够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关键是因为它有许多信众,可以影响到社会民众生活。如果信众少,即使有宗教的组织在,也不会成为文化的载体。所以宗教也好,学术也好,主要是通过某种形式,影响民心,影响生活。所以一种文化理念,它最终的依托在民众生活,而不在制度本身。

    当然文化理念也有一定的形式。中国传统的教化是政教合一的,但政教合一的基础也是在民间。为什么这么说呢?拿孔子来说,孔子在先秦开创了私人讲学传统。我们国际儒学院的周桂钿教授有一个很俏皮、也很确切的说法,他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民办教师”,确实是这样。在孔子之前,按《庄子•天下篇》的说法,道术本是一个大全、一个整体,到春秋战国以后,“道术将为天下裂”,道术因天下的分裂而分裂了。之后私学产生,孔子就是第一个私学的教师,其影响开始当然是在民间。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能够“身通六艺”的有七十多人。因此,我们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后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逐渐形成“独尊儒术”的局面,儒学始由私学转变为官方学术,其影响面就大了。但是,这样也就产生了问题。此后的儒学,成为靠意识形态强力推行的东西,随之就逐渐趋于形式化、固定化、教条化,其教化的作用由此亦被弱化了。学术一旦官方化就会有许多问题。不过,儒学在成为官方学术后并没有失去其民间性的基础,民间的学术还是照样发展。民间学术的存在和发展,成为消解官方学术意识形态化的僵硬性的一种力量。胡瑗是宋初著名的教育家,当时人把他的学术理解为一种“明体达用”之学。安定在民间讲学,学生有几千人,后来在朝做官的有几十人,对当时的学风产生很大影响。南宋朱熹的理学,其《四书集注》元代以后成了官方的教典,统治整个学术界、思想界有六百年之久。但开始时他的学术也不是官方学说,他的学说一度被打成“伪学”,但他自信其学说的正确性,冒着杀头的危险,照样讲学。当时的学者就有这种自由的精神。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基在民间,民间学术的特点就是“自由”:自由的讲学,自由的讨论,在价值观上自由的选择。一种学术和文化,只有具有了这样自由的精神,才能真正发挥教化的作用。我们现在总强调中小学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关键是个体内在价值信念的确立。但这个信念的确立,不能靠外面强力的灌输。

    以前国内哲学界流行一个很不好的观念,这就是所谓的“内化”说。“内化”的意思,就是把外面的东西“化”到个体生命里面来。这个观念大概来源于列宁。列宁有两句著名的话:一句是“先进的思想只能靠灌输”;另一句话是“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就会变成逻辑的格”。这个说法我觉得问题很大。从哲学上说,人的价值观念的挺立要靠自由的选择,靠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外面强加进来的东西。教化的根据在人性。外在的灌输可能使人形成一种习惯。不合乎人性的单纯外在的灌输,会造成人格的两面化或多面化。这样的人,他心里想的、口里说的、实际做的和潜意识里的东西是不一致的。健全的人格应当具有同一性、纯一性。要有一个“阿基米德点”作为贯通其生活历程的基础。由此,他的生活的历史,过去、现在的行为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连贯的解释,对他的未来也能有一个合理的预期。现在很多人在台面上讲得头头是道,讲怎样反腐倡廉,过不几天自己就进监狱了,前后不一致。文革时有一句话:“把最高指示落实到行动上,融化在血液里”;还有一句话:“你理解的也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就是所谓的“内化”。这种方式,不可能挺立起内在的价值信念,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合理的价值秩序。我们现在强调建立正确的荣辱观,这很必要。人要知荣辱,有羞耻心。不过,孔子和孟子只讲“知耻”,却从不教人什么是“耻”。孔子讲“知耻而后勇”,孟子讲“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人都有羞恶之心,羞于做不好的事,这是“四端”之一,它根源于人的本性。人反躬内求,良知发现,把这良知本心挺立起来,由它来做决断,无须外在的权威来告诉你哪个是荣,哪个是耻。人内在的良知显现并挺立起来,自己一念发动处,自然知是知非,知荣知耻;凡事便能“是而是之,非而非之”,随感而应,恰到好处。它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标准。这是听凭良知、良心的一种自由选择和决断,不是由外面“化”进来的东西。现在,我们的道德教育最根本的失误,就根源于这种哲学上的“内化”观念。不是让人反躬内求,自己去作抉择,去发现自己的本性,依据自己的良知、理性去作判断,而是往往要根据外在的标准做判断。

    民间学术根本的精神就是自由,自由讲学,自由讨论,自由思考,在价值上自由选择,这样才能真正把价值基础挺立起来。这种思想、学术和价值才具有教化的作用。把内在的价值基础挺立起来,人整个的存在,由内到外都会发生一种转变或变化,这就是教化。孟子讲“践形”:“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践形”是由内到外,包括情感、气质在内的一系列的的实存的转化。孟子又讲:“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瞭”就是清澈透明,“眊”就是不明,糊里巴涂。内在的德性,会表现在形体面貌上,眼睛作为心灵的窗口,其表现尤为清楚明白。“践”是实现的意思。本体挺立起来,会引起和推动人的情感和肉身实存产生转变,使之不断地趋于精纯。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学问之道在于变化气质。这变化气质,就是“践形”。古人讲究学问工夫。做学问不仅是知识的问题,一定要有工夫。宋明儒讲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当然不是说一定要静坐。心要静,心静就是一种工夫。要达到这个“静”,就要做到心有内在的主宰。这个主宰,要通过人的反躬内求,自由的选择,而不能靠外在的灌输,尤其是强力的“内化”。长期以来,我们学术的民间传承断裂了,学术被和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社会没有了容纳民间学术的独立的空间,真正意义的教化和文化重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不赞成儒学已成为“游魂”这个判断。儒学在历史上有过对制度的依存关系,但儒学教化的根本不在制度。现在看来,传统的断裂和儒学的花果飘零,原因在于我们长时期的反传统,以及文化学术本身长期彻底的意识形态化。这种意识形态化,一方面造成文化“血脉”上的断裂,这一点,我们前面讲到了。另一方面,在“文脉”上,文化缺失了它的原创力,而退化为一种单纯的、并且缺乏真实性的历史“知识”。儒学本来是“教化”,如果纯粹变成理论、变成知识,它也是坏的知识、坏的理论。我有个老师,在大陆和台湾刚开放交流时,到台湾参加一个有关儒家的学术会议。他讲孔子是唯物论,台湾学者很不理解,你这么大的学者,怎么能说孔子是唯物论呢?他解释说,我讲孔子是唯物论,才能赞扬他,才能讲孔子思想正面的价值。与会的学者这才恍然大悟。这样讲的历史知识,能是真实的知识吗?当然,我们并不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非常重要。我给意识形态下的定义是:“不管是对是错都要坚持的东西”。很多美国人都反对打伊拉克,但一旦决定下来要打,大家都支持总统,这就是意识形态。中国有中国的意识形态,我们也要坚持。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与文化、学术分开。文化和学术的建设,重在自由的选择和文化生命的历史连续,而不能靠强力的推行和外在的灌输。一个民族要把它内在的价值挺立起来,真正建立起至善的超越基础,就须把两者区分开来。可以说,二者的关系是分则两立,合则两伤。

    一支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血脉,不可能被轻易斩断。近年中国人文化主体意识的苏醒,文化认同意识的苏醒和民间学术的兴起,就表明了这一点。儒学本来没有死。用一种合理的方式把儒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重建起来,儒学之“魂”乃能附其“体”;同时,中国文化亦才能有其“魂”,从而真正实现它的现代转化。这是我们通过分析世纪初以来文化意识转变的现象,对儒学的现状所得出的一点看法。

二、儒学的教化观念

    现代中国大学是按照西方的学术标准来划分学科。上世纪初以来,我们基本上是把儒学纳入到哲学的框架中来进行研究的。其实,儒学并非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纯粹的理论哲学,它的核心是“教化”。我前年出了一本书,标题就叫《教化的哲学》,提出“教化的哲学”这一概念来诠释儒学的思想。

    刚才我已经讲到“教化”这个概念。什么是教化?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讲,教化是个体通过异化而使自身成为普遍化的本质存在。人不能停留在单纯的自然状态,要从中走出来。怎么走出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人的自然的方面,“文”则是其文化、文明的方面。文质彬彬,即自然和文明两方面要结合得很好。质的方面偏胜,就过于朴野;文的方面偏胜,则会琐屑空疏。一定要文质彬彬,就是把自然的状态加以升华,在文明的层面复返归于自然,才能达到人格的完成(君子)。这就是一种教化。孟子的说法更好:“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是光屁股小孩儿,是完全的自然。老子也讲复归于自然,复归于婴儿,但这复归,不是直接“回到”自然状态,而是把婴儿的状态在文明的层面加以敞开,并保持住这份婴儿般的纯真。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个体通过异化或社会化而普遍化自身,这样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这就是教化。

    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罗蒂强调了“教化”的另一重涵义。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中提出两个概念:“系统的哲学”和“教化的哲学”。他认为,西方传统哲学从主流来讲是一种“系统的哲学”。系统的哲学,其关注点是基于认知的建构活动,通过认知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一种“普遍的公度性”。“教化的哲学”在西方是非主流的,它所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的转变。罗蒂所谓“教化”,强调了一种“转变”的观念。

    把黑格尔和罗蒂这两种“教化”的观念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较全面地理解儒学教化概念的内涵。罗蒂强调“教化”之引发人的精神生活变化和转变的意义;但其所谓教化的旨趣,则着重在使谈话不断继续,通过这种继续不断的谈话引起精神生活的变化,而非“发现客观真理”。他所倡导的,是一种相对主义,非基础主义和非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念。黑格尔承认有一个普遍性的本体,他的教化观念,着重于人的存在的普遍化。儒家的教化,旨在为人的存在寻求真实,实现和建立超越性的基础。它要在人的实存之内在转变、变化的前提下实现存在的“真实”,由此达到德化天下,以至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天人合一。因此,把黑格尔和罗蒂关于教化的思想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才能较确切地把握儒家关于教化的观念。现在,已有学者注意到儒家的教化思想,但却往往仅从宗教的意义上来理解儒家的教化,因而主张把儒家建设为一种现代宗教乃至国教。我认为这是偏颇的。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人类不能再走回政教合一的老路。

    《孟子•尽心下》有一段话,可以说概括了儒家整个教化思想的系统:“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我们就用这段话做纲维来讨论儒家的教化观念。

    第一句“可欲之谓善”,讲“善”及善的根源之所在的问题。后面五句,实质都和第一句相关,都是讲“化”的过程,化的结构的问题。这“化”结构,就是内和外统一。“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是“内”;“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是外。合而言之,就是内和外的统一。

    第一句“可欲之谓善”,讲善的根源问题。善的根源、本体在哪里?我们知道,西方人讲善的本原在上帝,所以,“凡有血气之属”,不能靠自己的行义而使其行为有肯定性的价值。儒学的观念与此不同。在儒家看来,善固然出自于天,但同时亦内在于人。

    讲“可欲之谓善”这一句,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可欲”两字。今人望文生义,认为这句是讲,可欲望的东西就是善。那么,美味可欲望,金钱可欲望,美女可欲望。但这显然不是儒家所讲的“善”。

    这里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中国文化的价值实现方式问题。在夏商周三代的观念中,“善”的本原是在上帝。《尚书》有两句话,一句是“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人要行德以求天降下大命;一句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只降福给有德的人。人行德,行善,目的是求功利。现在的人,一般的百姓也是这样。比如,我们到寺庙里去,有几个人是真正信佛的?你看那大佛的背上贴好多符,意思是祈求“后辈有福”。为什么不干坏事,是怕佛惩罚。要想让佛降福,就得做点好事。现在人做点公益事业很不愿意,但他去庙里布施则很积极,为求送子观音给个儿子我才做好事。这是一种功利的交换,出于功利的目的。在孔子之前,价值观念基本就是这样。

    我们常说孔子发现了人。怎样理解这一论断?孔子有几句很重要的话:“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这几句话,表现了孔子对人的一种全新的理解。在这里孔子指出,行“仁”,是人唯一可凭自己的意志决断和力量,而非借助于外力所能决定的事情。借用今日哲学家的话说,这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而“命”,或人的功利性的结果,其实现,却受制于种种外在的条件,而不能由人来决定。由此,行仁行义,乃是人的天职。以后,孟子对这一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得出了“性善”的结论。

    孟子用“性、命”的关系来说明这个道理。《孟子•尽心下》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一般说来,人的耳目口腹之欲和仁义礼智圣诸德,都既是“性”,同时亦是“命”。但为什么君子只把仁义礼智圣称为“性”,而不称它为“命”;只把口腹耳目之欲的满足称为“命”,而不称它为性?孟子这样区分“性、命”标准,与孔子是完全一致的。《尽心上》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仁义礼智圣,我求就可以得到,不求就会丢掉。这叫做“求有益于得”。它是“求在我者”,即主动权、选择权、决定权在我,所以我称之为“性”,而不称之为“命”。而耳目口腹之欲的满足,包括能做多大官、发多大财、寿命有多长,这些东西,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其决定权不在我这里,所以是“求无益于得”,是“求在外者”。求了有时反而更得不到。比如我这一辈子目标就要做部长,一辈子钻营可能得不到,按正常的路子走反而可能得到。其主动权不在我这儿。

    这和孔子对人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仁义礼智诸德,是人不凭外在力量,而可以凭自己的选择,自己道德的决断而得到的东西;而对富贵利禄之类,只能是“尽人道以俟天命”。所以说仁义礼智,是人性的本质内涵,是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本性。用我们今天哲学的话语讲,仁义礼智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康德讲人有自由意志。这自由意志,使人能够打破自然律的链条。举例来说,你踢狗一脚,它跑了,但给它根骨头它还会回来。但人不食嗟来之食,一个乞丐也有他的尊严,可以饿死但不吃你这嗟来之食。《告子上》所谓“一箪食,一豆羮,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饿了必须吃,这是自然律。狗所遵从的就是自然律,不管给一鞭子或是踢一脚,饿了给它还回来吃。人不是这样,人有能力打破自然律的链条,这就是人的自由决断,这个自由决断是人唯一可以不靠外在力量而是自身所具备的一个东西,这是人的自由意志的表现。不过对康德来讲,自由意志是理论上的假设,但对儒家来讲,这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仁义是人凭自力可求或可欲的东西,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可欲之谓善”。孔孟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可欲之谓善”当然来源于天,但同时亦内在于人,为人性所本有。

    所以儒家讲心性论,有一套心性义理之学,强调为学要首先在心上做工夫。西方哲学不这样讲,它讲认识论、价值论、本体论,讲理性、理智、感性。这是一种理论的、认知的讲法。所以西方哲学看问题,注重在理论的分析和建构。比如分析一个杯子,杯子是一个存在的实体,我们可以分析它的各种各样的属性,通过这种方式去认识一个对象。分析人也是一样。如采取一种属加种差的办法,把人定义为会制造工具的动物、会说话的动物、有理性的动物,等等。儒家讲心性论,它的本体是对应“工夫”来讲的,黄宗羲“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说法,最能体现这种精神。本体对工夫,与实体对属性(或本体对现象)这两种讲法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静态的、知识论的讲法,而儒家讲的这个心性论、工夫论,是以工夫来显本体。通过工夫来实现、拥有和显现本体,这个过程,就是教化。这样,对本体的把握,就不是单纯的认知。人是什么?说人有社会性、道德性,生物性等等,综合起来形成关于“人”的概念,这是静态的讲法。儒家讲心性论、工夫论,则强调人的动态的实现。本体是能够推动你的存在发生转变、转移的力量,然后在这转移了的存在上把自身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教化。儒学这个以“教化”为本的特性,使它能够代替宗教,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文化的价值基础和核心。

   “可欲之谓善”,讲教化的前提和基础。以下五句,“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讲的就是这个教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内和外两个方面。

    “有诸己”,指善的本体的实有诸己。人要返归本心,发现良知。但这还不够,还要有一种保任的工夫。这个保任的工夫,就是通过实践的活动推动人的内在精神和肉体实存的转变,使之达于精纯,就是刚才我讲的“践行”,“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这样一系列的转化活动。通过这种转化活动实现人格的完善,这才能真正拥有并理解那个本体,具有真正的智慧。人格的完成不仅是一种内在性,它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其外显的一面。《孟子•尽心上》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礼记•中庸》说:“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都是讲,这个“化”,要最终落实为一种移风易俗,德风德草的社会教化。比如一个单位里,领导要好的话,有凝聚力,周围环境也就随之发生一种良性的转变。比如,我们看到,这次汶川大地震,地震发生以后温总理马上到灾区,慰问灾民,指挥救灾,我们看了就掉泪,这就是好的领导人,一下把整个国家的人气都带动起来了。这就是“唯至诚为能化”,或“充实而有光辉之为大,大而化之之谓圣”。

    什么叫“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就是能够形成良性社会氛围的一种感化感通的作用。孔子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又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过去我们认为这个讲法是愚民政策。其实不是。“由”是自由,老子里也讲:“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意思是,最好的治道,是顺乎人性人情之自然,由此形成好的良性的社会氛围,如春风化雨,百姓自然向善,用不着天天去谆谆教导。你看文革时三两天一个最高指示,要让全国老百姓都知道,理解了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这就是让百姓“知之”,是一种强力,一种勉强;“由之”则不同,就是自然而然,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才是教化。教化不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专制君主总是想牵着别人鼻子走。那就是“知之”,告诉你并用强力要你怎么干。所以儒家讲“由之”。孟子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孟子•离娄下》),“由仁义行”,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时,已没有外在的必须服从规矩的痕迹,完全是自由的行为。这才是“化”,是由内到外,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不大容易实现。

    儒家的这个“化”,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多样式,教化的观念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方式有很多,我举重要的几点来讲一讲。第一点是经典的传习。

    任何一个社会、文化都有它的经典。这经典是要经常阅读的东西,不光是研究。当然也需要研究,但主要不在研究,而在诵读。我读博士时的英文老师,是一位美籍的德国人,五十多岁,是个基督徒。诵读《圣经》是她每天必做的功课,自己规定每天读多少页,如果今天有事情没读,明天一定是要补上的。经典要经常诵读,我们过去也有诵读经典的传统。近年民间出现少儿读经的活动,有人对此产生疑虑,担心少儿诵读经典,老早就背诵那些“教条”,会不会把孩子教坏了。我曾用“开窍”这个词来概括经典诵读的作用。孩子从小诵习经典,或到教堂里唱圣诗,听布道,在他的生命里从小会有一种东西种下来,等他后来遇到现实的问题,经历具体的事情时,就可能会突然明白,啊,原来人生的道理是这样!经典就起到这样一种“开窍”的作用。我们这一代人就不行,从小没有经受传统的熏陶。我现在研究儒家,是到了大学以后才开始读书,自己体悟一点东西,但根基不行,缺乏传统的教养和文化的氛围,这就不行。老一辈的人就不是这样,我的老师金景芳先生,很多经典都能成诵。他讲他的老师,当代大儒马一浮先生,通读《四库全书》,诗词、书法等方面都自成一家,甚至能诊病开药方,不仅如此,还通七门外国语,更是很了不起。他们是从小就读、背诵这些经典。

    从《三松堂自序》里我们知道,冯友兰先生有家学,父亲是前清进士,当过知县,爷爷是诗人,出过诗集的。冯先生说自己小时就会背四书五经,但是当时并不懂,等到了北大哲学门读书时,才开始去理解。这就像牛吃草一样,先吃进去,然后慢慢反刍。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他们是被中华传统的文化所化之人,从里到外都已经熟透了。就像我们吃烤鸡,速成的就不好吃,因为它皮焦里生。老一辈学人是从文化传统里面熏陶出来的,里外都透了,这才香啊!所以儒家特别讲究经典的传习。比如六经,孔子讲,“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这六艺之教,着重的都不是知识,而是关乎到人身心的教养。这个我们不去具体讲了。后来,经典人都不读了,觉得没用,是浪费时间。其实,不能这样理解。

    北京四中已经通过校本课程建设,把国学引进了中学课堂。我参加了他们搞的一个活动,觉得很好,很受感动。大陆最近引进了一套台湾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叫“国学基本教材”,已经有很多中学要采用。这个教材在台湾都是大学教授做的,并且不断修订,用了四十年,效果非常好。任继愈先生认为,这样的教材,现在大陆还做不出来。有人讲,台湾的孩子出来讲话温文尔雅,就得益于中学里的国学教育。教育、教化与家庭有很大关系。第一代人用这个读本的效果可能不太明显,当这一代人做了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们在家庭中的言谈举止所带给孩子的影响,就成为孩子从小在生命中孕育的东西。这个读本用上十年后,就可能发生很大的影响。任继愈先生给这个书做了序,最近郭齐勇教授在《光明日报》上也发表了文章,支持这个事情。我也对这个事情表示支持。我想,这个举措如果在中小学教育层面铺开,对我们以后中国人的人文素质和未来儒学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第二点就是礼乐教化。传统社会很注重礼乐教化这一形式,这里就简单讲一下。礼是社会生活的样式,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同时,它直接关乎人的行为。礼作为一种生活的样式,与民众生活具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能够对人的教养和良性社会道德氛围的养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民可使由之”的道理。孔子很注重礼乐文化的重建及其历史的连续性。他所生活的春秋末年,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曾到夏、商之后的封国杞国和宋国去考察礼制。考察的内容包括“文”和“献”两方面。文就是现在讲的文献或经典。“献者贤也”,指那些前朝的遗老,作为那个文化载体的贤人。一个文化本身不仅是一种抽象理论性的东西,而是通过一定的生活样式渗透在人的行为里,体现在一定的以身体道的群体中,它才具有活的生命意义,具有教化的作用。我们要强调的是,儒家的礼乐教化和一般的宗教仪轨的作用不同。宗教的仪轨一方面具有某种排他性,同时它在信众群体上亦有局限性。但是儒家所据以行其教化的礼乐系统,是社会本来就有,并且普泛地渗透于整个社会的东西。《仪礼》中讲到八种礼:冠、婚、丧、祭、乡、射、朝、聘。古人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可以说,在孔子之前,这个礼的系统,已普泛地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学因任这些本有的社会生活样式,既强调礼制的历史连续性,又主张因应社会的发展,对这些礼仪加以适当变通调整和重建,以切合特定时代的要求。

    我们过去有很长时间,社会的生活样式发生了断裂。现在要搞一个婚礼、丧礼不知道怎么办,其中的文化涵义也不清楚,这就很难起到真正的教化的作用。我们过去往往把很多民间的礼俗看作落后封建保守的东西打入冷宫,再另起炉灶,拿一套与之无关的东西来规范社会生活,这是不行的。要想让某种理论、文化形式真正能升华和调适社会生活,就一定要肯定它,契合它。儒家因应社会生活的方式很切实有效。孔子也精通卜筮这些术类的东西,但他不走小道。孔子讲过,“我百占而七十当”,占筮一百次有七十次是准确的,说明它对这一套术类的东西很精通。但孔子又说,我与“巫史同途而殊归”,所追求的是“德义”而不是卜筮那一套东西。儒家并不否定巫史那一套对民众生活的作用,它用“神道设教”的方法来升华和调适民众生活,做得很巧妙。过去我们把民间信仰都打成封建迷信,搞得人们什么东西都不信了,一个民族什么信仰都没有,这是很危险的。中国的民间信仰多有功利的性质。但有信仰总是好的,比如我信佛,佛看着我,我就不敢做坏事,这也是好的,对社会也有好处。传统儒学对民众社会生活引导的方法,今天仍有意义。民间信仰不能取缔,但须引导和升华。要引导民间信仰民众生活,就要有一套契合它的理论和教化的理念,才能提升点化它,使之不至于陷入巫蛊小道。如果完全把民间的生活样式和信仰都打成封建迷信,打击它,它反倒会转入地下,变成一种黑暗和惰性的力量。儒家的“神道设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化方式。

    第三个方面就是重视家庭教育,女性妇德。儒家文化就特别强调孝道。比如《孝经》第一章开宗明义:“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戴礼记•礼三本》云:“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孝是人最真挚自然的情感,当然不是局限为孝,要推广开来。所以孟子讲“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孝能够推扩到天下,有一种普遍的价值。通过敬天法祖的路径建立起人我、人物、天人一体之超越的基础。

    过去我们讲儒家道德教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庭的教育和影响,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要有格致诚正这样一套修身的系统。当然特别重视妇德。妇女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重任,相夫教子,对社会的贡献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抚养孩子,是从小看大,三岁知老,从小没有培养好,开始走偏了,一辈子就很难教育得好。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一代的断裂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去弥补它。这是个了不得的事情。不要轻易去喊口号。尤其是名人,因为名人可能只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不是什么都懂得。但是社会上的人不知道,认为你什么都懂,所以说出的话了不得。比如鲁迅那一代激进的知识人,当时提出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他们那一代人的文化功底,文学、学术、文化上的原创力从那里来?正是“线装书”培育出来的。这个口号对他们那一代学者和文化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按照这个口号,全民族的人都不读自己的经典,一直延续了几十年,这就坏了。我们要经过多少代人去弥补!

  三、儒学的未来发展

    儒学未来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发展的问题。文化的发展常常受到功利因素的制约。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这一点,与文化的存在方式有关。文化是普遍渗透在我们社会人生方方面面,其本身是一个功能性的东西,而非某种独立存在的刚性的实体。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做出划分,比如可以从地域性角度,说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欧洲文化、美洲文化;从民族来区分,说有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可以从行业上分,说有大学文化、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等等。所以文化是渗透在各方面,无处不在。按照杜维明先生的说法,文化是一种“添加价值”,其本身没有独立的领域,但却渗透在人类各个实存的领域。现在人们常讲什么“文化界”,把写小说、写诗、说相声的统称作“文化界”,这是不准确的。文化本没有“界”,但却遍及于一切界。但正因如此,文化也就没有自身独立的领域,总是寄居于其他领域而构成为一种“软性的力量”。这样,人们在看文化时,往往是见物不见人,看实际的功效,从功效上评价文化的好坏。比如,西方社会近三百多年来发展得很好,于是大家就找原因说,是不是它背后的清教在起作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发展起来,大家又说是“儒教文化圈”对其发展起了好作用。现代以来,中国文化中儒家被打倒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就是因为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处于濒临危亡的境地,所以大家就认为是儒家文化罪该万死。其实,文化与现实、与经济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该说,按这种因果性追问的方式来判断一种文化的价值,是一个理论的误区。但它已经形成为一种文化思考的既成定势。

   实质上,一种文化的命运从长时段角度来看,存在着某种必然性,也可以说有一种“天命”在。

    黑格尔讲,世界的精神总要由某个特定的民族来承担。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范围甚至世界范围内占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总是由某种地方性和民族性价值的普遍化而来。既然如此,它也就必然先天地带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和特定指向,因此亦不免带有某种偏向。当这种特殊的偏向被推致极端的时候,就必然要求文化价值的根本转向。现在世界的精神方向是由美国来承担和带领的。这个方向已经显出了它的一些弊端,它的最根本的弊端就是其文化观念上的极端消费性。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穷奢极欲、消费至上的生活理念。现在我们评判社会发展,实质上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经济指标。我们哪个社会、国家都不会轻易说要经济停下来一年不发展,GDP零增长。没人敢这样说。而经济要发展,就要刺激消费,刺激消费也就是要刺激、开发人的欲望。人的生命由我们这个五尺之躯来承载,欲望的开发,需求的开发有它的极限。我们现在不但在寅吃卯粮,预支周围的资源,而且在透支我们的生命。人类总要追求幸福,生命透支就没有幸福可言。人每天忙碌觉得充实,闲下来就不知怎么办好。人类已经乘上了一个极端消费性的“死亡列车”。这死亡列车不会自动停止。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文化价值的转向,需要有另外一个文化去调节这个世界的价值方向。我觉得,这个文化价值观念的调节,中国儒家“中和”观念最好。但是现在还不行。从我们前述文化发展的功利性因素制约这个道理来看,这个价值的转向不可能自然发生。汉代人讲政治,提出一个“逆取而顺守之”的途径,就是靠武力打下天下,然后靠仁义来治理。我们可以借用这个说法,但对文化的发展而言,这个命题要反过来讲,就是要“顺取而逆守之”。就是先顺着现有的方向走,经济要先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家会按照前述因果追问的定势,感到儒家很了不起,有好的东西,逐渐发生价值观念逆转。这就叫“顺取而逆守之”。

    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中国的近现代史,我以为其中似乎有一种必然性或可以称作“天命”的东西存在。首先,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由封建帝国转变到现代国家的过程,并未出现这一过程通常所伴随的民族分裂。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蒋介石维持了二十多年,然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人说没有站起来,但我认为毛泽东统一国家的历史功绩不容小视。在那个时代,只有毛泽东这样一位不世出的铁腕人物才能将中国统一起来,蒋介石那个时代也没有真正达到统一。中国由封建帝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过程,能够保持了统一,很不简单。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功不可没。但是到了文革时期,这种强力的手段被推到极端,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以后,再有邓小平出来。他的年龄比毛泽东小十一岁,寿命又比毛泽东长十年,有整整二十一年的时间来开辟一番新天地,使中国在经济和国力上强大起来。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邓小平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如果当时没有邓小平,我想恐怕这一点很难实现。所以邓小平出来,开出一个新方向,也是有它的某种必然性,或者叫做“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了不起!

    所以,我们看历史,要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从这几步来看,中国文化的复兴,国家的统一是前提,经济的复兴是基础,现在中国人主体文化意识苏醒,中国文化的发展在逐渐端正自己的方向。这之中,我觉得有一个必然性或“天命”在。

    我说“顺取而逆守之”,还要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儒学的主体性重建。这重建包括很多个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方面,是理论形态的重建。历史上每个时代儒学的发展,都要有理论系统的重建。现在我们这一套研究方式恐怕还要有所改变。我们现在的研究方式,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太注重知识,把儒学看作一种历史的、存在于古代的知识,于是考证之风大行。每个时代儒学的发展当然要有考据,有知识性的东西;但是每个时代,所注重的首先是思想理论上的重建。比如汉代的经学,董仲舒的学术,要回答汉武帝提出的,象三代受命、灾异之变、性命之情的形上根据这些天人之际的问题,所注重的也是思想理论上的重建。现在我们比较注重清人讲的一套汉学,把汉学理解成只是考据、名物训诂之类的“饾饤之学”。清代把学术完全变成考据之学有历史的原因。当然,从学术分工上讲,要有人搞考据,每位儒学学者也应该搞一点考据。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学术,不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个方面。

    现在,做学术论文,好像只有考证的才是学问,这就有偏颇。一定要有思想理论的创造意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批学者,在思想理论上很有创造力。后来,长时期只有领袖人物才能创造理论,研究哲学的只能叫哲学工作者。可以有法学家、社会学家,但是不敢提哲学家。这是不行的。但是思想理论的创造要与社会生活相关联。所以第二个方面,就是要重建儒学和社会生活的联系。我以为,当前研究方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儒学的研究与社会生活脱离了联系,过去儒学长时间以来变成学院里少数人惨淡经营的事情,与社会生活没有关联。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刚才讲的教化的观念,就和这一点有关。因为时间关系,这一点就不讲了。第三个方面,是要培养“以身体道”的群体。文革期间创造了很多话语,其中有个我认为很好,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有这样一个群体,其职责就是使一民族的教化之道有一个实存性或现实化的显现。如国王、贵族、神职人员、民族英雄等,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的肉身性表现。中国过去体道的责任在士大夫阶层。黑格尔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认为国王是理念的实体化、肉身化表现。他甚至曾把拿破仑看做是“骑在马上的世界精神”。骑在马上的是一个实存的肉体,但所显现的则是精神。现在的中国社会,就缺乏这样一个体道的群体。这个“道”,这个民族的精神,没有一种活生生的实存的体现,这就是我前面讲到的文化“血脉”断裂的问题。现在很多学者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很多设想。

    比如,杜维明教授提出,要培养一大批公众知识分子。北大张祥龙教授主张搞传统文化的生态保护区。这都是一些设想,我曾经设想是不是把孔德成请回到孔府去,让“衍圣公”继续“衍”下去,成为文化的一种代表和实存性的标志,当然他不能参政,只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存在。“以身体道”这个阶层未来是什么状况,我们不可预期,但是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意识,把它培养起来。

    这样,我们把儒学当代形态的重建,即理论上、社会生活上的,也就是“文脉”和“血脉”这两个层面融汇、交融起来,我想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2008年5月13日讲于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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