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又是一期内容丰富的文章汇编,这些文章的编排顺序一般是先经济,先时事评论,后政治,后思想文化,或者是先短文章,后长文章,主要是为忙人服务,如果谁想让自己的文章先睹为快,就尽量写得短一点。本期发出仲大军和茅于轼先生两篇主打文章,主要是为了影响下一步的经济调整决策。在刺激经济过程中,必须有深层的制度的调整。没有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改革和进步,畸形的经济发展也是难以调整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期还有些可读的重要文章,如何世会 的《我国农村连片分地刻不容缓》,周瑞金的《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 》。通过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人是可以转变的,连周瑞金这样的老同志也看到了人民的弱势和人民的力量,的确是好现象。还有一些不同观点的文章,如杨芳洲和阮永松对朝核问题的分歧,供大家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

一个贫富分化国家的宏观经济表象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6月19日

目录

仲大军:缩小收入差距是中国走出困境的重要选择

茅于轼:为何中国政府不缺钱而人民缺钱

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第二季度)

 吴庆:羊群效应成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郑联盛:卡特债券、美国国债与熊猫债券

张明:美联储没有低成本的退出机制

茅于轼:中印差异及其原因——对奎·朗格沃尔报告的回应

时寒冰 施晓喻 叶檀 谢国忠:5月经济数据评论,识破刺激政策把戏

何世会:我国农村连片分地刻不容缓

吕超:将黄河水导入莱州湾,开创世界最大造地工程

工人杀老板,东莞台商2死1伤,东莞高埗某工厂遭匪打劫

牧川:是什么在逼迫他们背叛祖国

萧武:经济学家也要爱国

张召忠:南沙在哭泣 中国该解决了!

杨芳洲:中国在安理会贱卖了朝鲜也贱卖了自己

阮永松:中国对朝核不可束手无策

原菱:组建“基层工会联合会” 而引发的热议

陈永苗:玉娇龙案见证了改革之死

周瑞金: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

孙明玮:中国怎样具体地推进政治民主改革?

方觉:加大打击腐败的司法震慑力

魏永征 周泽:撤销工信部软[2009]226号文件的建议书

陈季冰:当央视自己成为了新闻

金煊:知原《新社会主义》评点——兼批马门列夫

余秋雨:中华民族的三大优点和三大弊病

吴大江:不搞西方那一套

邵建:看洛克如何为邓玉娇断案

刘睿伟:当前中国“智库”的问题

储朝晖、雷祯孝、蔡维钧:办什么样的教育---在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第十三次研讨会发言

王东虓、袁正光、徐景安:什么是公民教育?----在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第十三次研讨会发言

牧川:改变教育思想才是教育改革的关键

林桂榛:乡间诗文:五月十三日过皖之金陵

洪昭:在弘儒之旅上的演讲

纪坡民:现代化、现代性和世界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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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是仲大军先生给《华夏时报》撰写的特稿,即将发表)

缩小收入差距是中国走出困境的重要选择

---- 一个贫富分化国家的宏观经济表象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9年6月17日

    提示:中国经济根本的问题是:一部分人没钱花,一部分人钱多得无处花。由此收入结构导致的宏观经济形态会是什么样呢?

一、收入分配对宏观经济形态的影响

    很多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难以理解。自从去年底以来,为了刺激经济,银行已投出了六万多亿元的信贷资金,但消费物价指数和出厂品指数一直负增长,在很多人有通胀预期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却迟迟不动。与此同时,另外一些 虚拟产品的价格却按耐不住上涨的冲力,一个劲地往上窜。如股票、房子、黄金、艺术品、奢侈品。

    很多人感觉经济有问题,但又摸不出原因在哪里。其实,病根就在于我国统计部门的统计方法。看看财政部网站上的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从国防、外交到教育医疗一共18项,但就是没有公务员工资一项。这么大的一个饭碗财政,居然不统计每年为养官花了多少钱!这是技术问题,还是有意为之?全国一千多万政府人员,一年开支多少?不统计,不公布。这叫什么财政开支!更何谈财政公开!

    再来看国家统计局,此局每个季度都在报道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增幅,譬如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为7399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875元,同比增长13.4%。一看这数字,很好,很喜人,收入还是在上升。但如果你以为全国人民的收入都在上涨,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因为,国家统计局的城镇职工收入中并不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工资收入。这么大一批人的收入状况不包括在内,你那13.4%增长又有什么意义呢?

     要知道,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劳动人数占城镇总劳动人数的70%,这么大一批人的收入不统计,摸不清楚,光那30%的人收入增长了又能说明什么呢?那么,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自由职业者的收入状况到底怎样呢?

    据我们的调查,进入今年以来,许多中小企业关门倒闭,许多工商个体户在惨淡经营。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的关于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复苏中的作用调研报告显示,有40%的中小企业已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闭,40%的企业目前正在生死线上徘徊,只有20%的企业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这就是说,自去年美国金融风暴爆发以来,导致我国中小企业大批倒闭。那些没有倒闭的也是艰难维持,有的企业只有亏损没有盈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工资收入只有负增长,有的是大幅下降,有的已经半年没挣到钱了,许多人在靠积蓄过日子。不要说这一批人,就是银行系统最近对储户做的一个调查显示,今年以来储户收入平均下降了20%,由此导致储蓄减少,消费减少。

    说到这里我们该明白了,在百分之六七十人的收入下降或低增长的情况下,我国的CPI和PPI不持续负增长才怪了。只有在企业效益大幅下降、进出口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收入前5个月才会出现较大的负增长。中国经济真实的状况到底怎么样,通过这几个数字还是能反映出来的。那些为今后是通胀还是通缩而争论不休的专家们,了解这一真实情况后,就会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走势做出靠谱一点的判断。

    中国根本的问题是:一部分人没钱花,一部分人钱多得无处花。由此收入结构导致的宏观经济形态会是什么样呢?

二、收入分配结构导致通缩不退

    今年5月,我国物价消费指数CPI同比下降1.4%,PPI同比下降7.2%,发电量同比下降4%, 销售采购物流指数MPI环比下降约2个点。 在1-5月发出近6万亿元巨量银行信贷之后,我国的物价消费指数始终呈负增长态势,仍然处在通缩状态,这种情况令很多人看不懂,想不通。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几种,第一,我国的分配机制有一个刚性的过滤网,财富漏斗漏不到下层。第二,我国经济数字统计有障眼法,由此导致了认识误区。第三是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群体消费乏力。也就是说,CPI、PPI和财政收入负增长的原因,只能由占70%城镇人口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收入低增长或负增长这一原因来解释,只能由许多企业倒闭或效益下滑来解释 ,只能说明我国经济仍处在低谷。

    在收入分配拉开巨大差距的情况下,在这种收入分配结构下,中国就会出现货币大增、通缩仍然依然不退的状况。每天我都会在楼道里碰上一个清洁女工,她每月的薪水只有八百多元钱,而旁边那个大院的平均工资估计至少在6000元以上,高者月收入1万,少者四五千。而这个外地的打工女工只有八百多,还要自己租房子,自己买饭吃(没有工作餐)。这八月元除去吃饭、住宿还能剩下什么?

    是我们国家没有钱吗?是那个清洁工的雇佣单位没有钱吗?都不是,是这个社会制度出了问题。而制度的问题必然反映到经济层面上。让我们再进一步看几个数字,来清醒地认识我国劳动群体的收入状况。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市场化程度提高、城市失业率上升、城乡劳动力流动加速,工资水平被全面压低。我国制造业职工报酬支出与经营盈余之比,1990年为132005年降至17.6。而世界多数国家这一比例在1112之间。通过下面这一表格,可以看出我国工资收入在企业产值中的比例是多么微小。2005年仅有3%

附表: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产值构成(%

年份

    1990

    2005

中间投入

    73

    74.1

报酬支出

    6.6

    3

经营盈余

    20.4

    22.9

合计

    100

    100

报酬与盈余之比

    13.1

    17.6

    资料来源: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制作。

2005年,企业的经营盈余达到了报酬支出的7.6倍,这说明资本收入远远大于劳动收入。我们国家在工业发展中,资本的索取率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种状况已经超过了马克思时代的英国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发生畸形才怪呢。

央行最近发布的《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透露,广东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从1994年的350/月提高到2008年的770/月,15年间年均增长速度不足5%。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1%,但在消费支出上,有近六成农民工每月必须消费500元以上。也就是说在扣除消费后,这些农民工每月所剩无几。

当改革将政府变成自利型的政府、资本变成贪婪的资本之后,社会贫困便会依然触目惊心。20093月出版的世界银行《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指出:“中国消费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每天花费少于1.25美元。”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在75个国家的抽样调查中是最低的,2007年仅有785元,折合0.57美元。而巴西的贫困线标准是每天6美元,俄罗斯是4美元,泰国和蒙古是2美元。

 这么庞大的人口群体挣扎在贫困线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怎么能正常启动?中国的物价消费指数怎么能上升?

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冰火两重天

    由于数字喜人,形势总是大好,有些部门也出现蓬蓬勃勃的样子。尽管实体经济面并未好转,尽管物价仍然处在通缩状态,中国股市却在一月间从2200点上涨到2800点, 香港恒指涨到19000点。中国房价也在上涨,久违两年了的投机又来了,汽车销售量也突破了110万,只是汽车业利润并未增长。还有些高级奢侈品甚至是出现供不应求。

    通过这些经济数字人们可以看出什么?那就是中国经济呈现出两个世界的状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冰火两重天!CPI和PPI这两个指数,反映的是 实体经济,是大众收入和消费的状态,这一指数始终在负增长的状态,说明大众生活状况的萧条。 而股市等投机领域是虚拟经济,股指反映的是富余资金也就是热钱的兴旺。

    股市、黄金、房产、艺术品等投机品的上涨,反映的是富裕群体依然有钱,依然在为钱多得发愁,依然在为钱的出路东奔西突。想想看吧,头5个月放出6万亿元贷款, 人们要问:这么一大笔钱都流到哪里去了?如果没有流到最需要消费的广大劳动群体手里,那么请问:钱到哪去了?

据今年已经公布出的数字,金融业人均年收入高者45万元,低者15万元。石油石化移动通讯等垄断部门的人均年收入都在十几万元以上。而占就业人口比例80%的中小企业的职工年收入仅有不足2万元。这仅仅是部门平均收入,至于高管个人的收入仍然高悬天上,从五六千万到四五千万,比比皆是。不仅如此,工资收入仅仅是一部分,更有优厚的福利待遇。有的大型垄断企业给职工发汽车,分房子,发东西,把垄断利润尽量在企业内部消化。

相比起优势企业,政府也没闲着。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增长了1.2倍。 由于垄断企业和政府部门都在加大消费,所以目前的消费增幅仍在10%以上,没有出现多大下降。

    最惨的就是简单劳动群体,工资始终被压在竞争的底部。如果劳动群体的收入持续保持在如此微薄的水平上,那么中国的资本利润一定高得惊人,中国的国民财富肯定 越来越多地流到少数人的钱袋里去了。这就导致中国一边在刺激经济,同时也在刺激富人,制造富人。

    中国不仅钱多得涌向少数富人,还把钱大把地撒向国外,借给西方发达国家。只有中国经济内外部出现失衡,才会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才会导致积累出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及由此产生了“被美元绑架”的问题。

    在一大群人为生计犯愁、工作无着落的同时,中国的资金却不断地外流,中国的富裕群体却在不断冒出,他们为钱多而发愁,他们要为钱找出路,那就只有在股市、房市等投机市场上兴风作浪。

    冷热不均,旱涝不均!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因贫富分化、收入不均而导致的生产过剩和经济衰退已在中国逐渐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以投资为目标的刺激经济政策都是南辕北辙!而4万亿的投资政策恰恰犯 有南辕北辙的错误!

    我们要了解真实的社会,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的调研报告 已经显示,有40%的中小企业已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闭,40%的企业目前正在生死线上徘徊,只有20%的企业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有些人对这一数字一直半信半疑。直到5月份的经济数字公布,人们终于该明白为什么CPI和PPI始终负增长的原因了。

    想想看那两千万回乡的农民工,想想看那些为挣不到钱而发愁的小商小贩和无固定由职业者,他们的日子怎么过。尽管CPI出现负增长,但物价仍在相对高位运行,仍然压得低收入群体喘不气来。以北京这样大城市为例,今年1至5月,家庭平均总支出是7500元,比去年同期增多了95%。试想一下,收入低增长,开支却成倍增长,居民生活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的。

    但是,这一切对那些高收入的经济学者们来说,很难理解,也并不熟悉。他们已经是平民群体之外的人了。他们仍然在一个个的论坛上高谈阔论。中国的另一个世界并不属于他们。他们抽着500元一支的雪茄并不在乎,他们到金融街购物中心那种地方甩手买上一件几千元的裙子和衬衣并不在乎。他们仍然在鼓吹着增加货币政策,仍然要扩大货币供给,刺激经济。这是一批欲壑难填的学者和砖家。他们想象不到通货膨胀对于那些已经失去收入仅靠微薄积蓄生存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然而,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掌握在他们手里,中国经济已出现繁荣与萧条两个世界,中国社会也是冰火两重天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好象有一种刚性的网,死死地屏蔽着财富向下的流动。政府的刺激政策,犹如针管里的水,死活打不进毛细血管,反而又反射回针管。

    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今后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是追求GDP的数字,还是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生存发展?是追求虚拟经济和投机经济的指标,还是实体经济的指标?......我认为调整社会分配结构 、调整奉行多年的外向出口型发展战略、摈弃传统落后的重商主义、调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今后重要的选择。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反危机反衰退的意义

    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在谷底进行,只是有点虚热而已。要想让经济再走上一条红红火火的高增长大道,恐怕还要耐心地等上几年。这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因素还未明朗。外贸进出口一直负增长,5月份 ,我国进出口总值1641.27亿美元,同比下降25.9%。其中出口下降26.4%,进口下降25.2%。前5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7634.9亿美元,同比下降24.7%。其中,出口下降21.8%,进口下降28%,累计贸易顺差887.93亿美元。

    这一数字显示,外部市场需求的下滑恐怕还要长时期地持续,2009年全年,我国的外贸进出口要有同比下降20%的心理准备。国内增加的投资因素并未足以填补这一缺口。所以,经济增速维持在6%左右已实属不易。到年底或明年可能还会有反复。

    我国活跃经济的财富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但这些资源也是有限的,一旦耗尽,刺激政策将难以为继。现在我们要观察美国的金融危机将对中国造成多大损失。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外部的影响,假如储蓄受损,购买力丧失,国民财富遭到巨大亏损,外部市场需求也相对减弱,中国经济就要准备过平稳的日子。

    美国调控经济的手段不过是通过继续增发钞票掩盖以前的窟窿,不过是拉其他国家来替它垫底而已。中国早晚是美国转嫁危机的牺牲品。当中国被绑架的无奈的蜜月期度过之后,中国会发现辛辛苦苦积攒多年的国民储蓄和海外投资已经大半贬值,中国的海外购买力将受到重大挫击。 有人预测2010年会出现第二波经济衰退,主要是指美元、美债发生大变化之后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

    这次金融危机对西方金融资本主义没有产生任何摧毁性的影响。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体制依然存在,投资资本依然猖獗,国际货币、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仍然由这些金融大鳄操控。华尔街是西方金融资本主义诞生出的洗劫全球财富的工具,发达国家轻易不会放弃他们的武器。所以,在美国经济复苏之时,就是中国经济遇难之际。 遇难的表现就是各国货币的贬值,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中国的国民财富早早晚晚会遇上一场大洗劫。

    当然,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会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重新振兴第二产业和制造业,减少对外部进口的依赖。这将对中国出口型的外向经济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在这种前景预测下看我国经济的调整和应对策略。如果继续将发展建立在为西方打工的模式上,以国际市场为主导,这种压低本国人民生存和福利的做法已经难以为继。要想保持经济继续增长,就必须让国内的经济细胞活跃起来。但前些年所有的经济运作模式都是为国有大企业为外资服务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愈来愈艰难。目前我国银行总储蓄55万亿,贷款35万亿,帐面上趟着20万亿的存贷差,但在大量金融资金闲置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私营个体户也与银行贷款无缘。

    还有一大堆法规上的层层限制,譬如北京市工商部门规定,不许用自己家的住房注册公司,这一规定阻止了多少人进入市场?现在的北京中小企业已经很难诞生了,不仅注册困难,找银行开户更是困难,没有一家银行愿意为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下的企业提供帐户。10万元注册一家公司根本就找不到银行开户。

    在这么一种偏斜的发展结构下,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已经难以为中国经济的振兴做贡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发改委酝酿出台开放民间投资20条 。这的确应被视为“反危机,反衰退”的一种手段。但是,我们对下一步的危机和衰退仍然认识不足,对制约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还未加以重视,这就是调整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将富国、富资政策变为富民政策。不搞藏富于民,只搞藏富于国,最终要出问题。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下一步可能出现的危机和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收入分配失衡。缩小收入差距是中国走出困境的唯一办法。

    经济理论界的问题也需要注意。当前经济界内纷扰不清的认识思路和经济政策,都是围绕为两种经济服务展开的:搞人民大众实体经济,还是 搞为富人服务的投机虚拟经济?当前的经济学者有一大半是为投机经济服务的。但如果一任经济的失衡持续下去,那么不管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都要一块完蛋。

    我们的政策目标是什么?还不应该引起注意吗?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6-18 00:26:3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 "wantrue" <wantrue@hotmail.com>, "dammos0192" <dammos0192@sina.com>标题:两篇文

为何中国政府不缺钱而人民缺钱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09-06-17

    由株式会社富士通综研策划,“面对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日本企业的机遇和挑战”大型研讨会,6月11日下午在新经团联合馆国际会议场举行。来自日本经济界、投资界、媒体及社会各界人士200余人参加了演讲活动。中国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发表了主旨演讲,分析了中国面对的问题与美国遭遇的危机完全不同。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财富生产和GDP增长,而在于财富的分配,在于分配结构的调整。富士通综研经济研究所主席研究员、华人学者柯隆和金坚敏也分别以“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政策与课题”、“日益重要的中国市场——日企战略的检证”为题,发表了研究报告。演讲会下半场,华人学者们还与日本学者一起进行了讨论,并同回答了听众的提问。

     今年80岁的茅于轼被称“言行一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祖父茅以升、父亲茅以新是中国著名的桥梁和铁道工程专家。茅于轼在1993年成立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为民间智库的先驱。迄今为止,天则经济研究所保持了独立、自由的研究立场,被公认为是中国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大本营。茅于轼本人秉持并实践“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座右铭,成为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在研究并推动中国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同时,茅于轼也关心政治改革、社会人文和道德法制问题,并以其特立独行、言行一致的人格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

    茅于轼在主题讲演中指出,本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从美国开始,但中美各自面临的问题不同。美国的问题是钱不够,引起了连锁性破产,是典型的金融危机;中国没有钱不够的问题,却面临财富配置的问题。中国改革30年,社会结构、意识形态、道德标准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中国经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但共产党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所以中国经济获得发展。中国的目标不在于保持GDP增长,而是调整社会分配结构。

     茅于轼分析说,中国的财富生产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中国不缺钱,银行的定期储蓄和活期存款率在2008年已超过50%,从1999年的5万亿人民币增至2008年的24万亿人民币。但是这些资金没能转化为投资,更没能与创造就业岗位联合起来。中国的国家外汇储蓄也很多,将近2万亿美无,但这么巨大的外汇资本也没有与劳动力结合,而是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存在国外。

     茅于轼指出,中国的GDP所得分配,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居民分配的比例过低,而居民中的分配又过于偏重富有阶层,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中国经济结构,从需求方面看,政府投资和出口太多,民间投资和消费太少;生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比例太低;企业构成方面,国有垄断性企业分配利润过大,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在2002年以后逐渐形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采取扩大财政的方法度过了危机,2008年政府投入4万亿救市,依然才取1997年的老方法,却不能解决结构问题,钱流向大企业,反而强化了老结构和老问题。

    茅于轼提出调整的思路:1、改税制:政府纳税的总量要减,应增加直接税和环境税,减少流转税;实行总收入的累进所得税,均贫富;一些企业要关停并转。2、改投资:从瞄准大项目改为发展服务业为主导,让私人资本进入金融业,让地下金融合法化,鼓励资本自由流动,启动民间投资。3、抓就业:为提高就业率,损失一点GDP没有关系,因为就业有利于改善改入分配、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内需、启动民间投资,有利于社会稳定、提供调整的时间。茅于轼强调了经济自由的重要性,认为对双方同意的合约,比如高利贷、劳动合约、路边小摊、小产权用地等,政府不要干涉。凡是双方同意的必定给双方带来利益,必然有财富的创造。他认为经济自由就意味着就业和财富创造。他还建议政府面向农村和农民,发放消费者以促进社会总需求。

    茅于轼总结理想的调整结果是:1、第三产业扩大,就业增加,内需上升,出口减少;2、人民收入提高,政府收入减少,要求政府更高效,更廉洁;3、企业更健康,社会经济效率提高,产业增大;4、国际收支平衡,减少贸易摩擦,恢复正常的国际金融秩序。

 

 

发件人:Louis Kuijs <akuijs@worldbank.org> 2009-06-18 12:50:09 +0800收件人:<akuijs@worldbank.org>抄送:标题:The World Bank's new China Quarterly Update, Please find attached a link to our new China Quarterly Update, released this morning. Apologies if you will receive this via other means as well.

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第二季度)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

2009年6月19日

(请点击标题阅读)

 

 

 

发件人:"Qing WU" <wuqingdrc@googlemail.com> 2009-06-15 23:32:21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Fwd: 周评:羊群效应成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羊群效应成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 吴庆

2009年6月

    国有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已经发挥到极致,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发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微调。羊群效应可能使股份制商业模仿四大行的扩张行为,因此成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一、 国有银行是这一轮信贷扩张的领头羊

    四大国有银行(下文简称四大行)对经济下行的反应曾经和其他银行一样:收缩业务。央行从2008年9月开始逐步放松对信贷规模的控制,银行作为一个整体却一度收缩贷款。新增贷款在2008年9月是3500亿元,10月陡降至1800亿元。

    2009年1月之所以会出现创纪录的贷款井喷,部分归因于年初效应。年初效应均匀作用于各家银行。在1.62亿元新增信贷中,四大行贡献了7667亿元(工行和建行各自贡献了2500亿元以上),1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贡献了4985亿元新增贷款。

    贷款井喷的另一个原因是干预。其实干预的效果早在2008年的最后两个月就显现出来。2008年11月贷款增幅为4769亿元,12月达到7400亿元。贡献主要来自四大行。四大行在1月底和3月底集中发放贷款的行为也显示出急于做大数字、完成任务的动机。有业内人士感叹道:“没有想到,中国的商业银行竟会如此听话。”

    2009年2月和3月的贷款增长显示四大行是这一轮信贷增长的领头羊。四大行的贷款增幅2月份小幅下降到5510亿元,3月大幅增长到9943亿元;同期1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幅度分别为2732亿元和4061亿元。两类银行的贷款增幅相差一倍以上。四大行的扩张能力已经运用到极致。前5个月新增贷款分别为7600亿元、6400亿元、7300亿元和6300亿元左右。合计2.76万亿元,略低于银行新增贷款总额5.84万亿元的一半。

二、 羊群效应促使股份制银行接过扩张接力棒

    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二季度已经发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微调,对四大行的干预也随之转向。一季度信贷数据公布之后,人民银行网站刊登了央行副行长易纲撰写的《坚定不移地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文,指出“金融危机情况下的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利大于弊”。随后公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达了同样的态度。

    然而一个月后,货币政策“口头上没有变,但实际上已经在收缩”。周小川说“货币政策可以根据需要微调”。有的国有银行已经口头要求分支行严格执行信贷投放标准、平缓放贷。因此,四大行的贷款增速从二季度开始降低,4、5两月均仅略高于2200亿元。

    在今年二三季度,股份制商业银行可能正在填补四大行收缩后空出的市场。四大行一季度的贷款井喷对其他银行产生了挤出效应。而为了维持市场份额和经营收入,其他银行在剩余的月份里注定要奋起直追。如果过去半年的经济低迷让股份制银行谨慎贷款的话,当前中国经济的短暂“复苏”和四大行的示范作用也解除了他们的警惕。因此4、5两月的信贷增长总量还是达到了5918亿元和6645亿元。

三、 商业银行会为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付出代价

    行为金融学者早就在金融市场上发现了类似羊群的行为:在信息不充分(特别是遇到不了解的危险)的情况下,投资者有时会不假思索地模仿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当一群投资者彼此模仿的时候,市场很容易发展到非理性的状态。当羊群效应发生作用的时候,银行家和散户没什么差别。

    商业银行的羊群行为在一些领域已经引起了过度竞争。例如票据市场上的贴现率和存款利率倒挂,导致企业可以无风险套利。再例如个人住房贷款市场上,开发商名义上与银行合作,执行中充当银行的前台,为了销售住房有可能和买房人合谋欺骗银行。

    如果股份制商业银行果真接过信贷扩张的接力棒,并通过降低价格和风险控制标准发放贷款的话,必定会在不久的将来为自己的羊群行为付出代价。我在几周前的文章中已经说过,中国经济的真实复苏将出现在至少12个月之后,之前很可能会经历VVV型的反复。过度扩张会给银行渡过真正的低谷增加难度。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6-14 10:07:15 +0800 收件人:L_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41 卡特债券、美国国债与熊猫债券

卡特债券、美国国债与熊猫债券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郑联盛

June. 14, 2009

zhengls@yahoo.com.cn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问题已经演化为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危机救援。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深化,金融市场困境尚未改善,流动性紧缩、信用萎缩和资产减计仍在持续。根据IMF预计,金融危机可能造成4.1 万亿美元的资产损失,占全球GDP 的13%,其中美国的问题资产可能超过2 万亿,美国众多金融机构实际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

     在危机深化和危机救援过程中,美国财政赤字不断攀升,2009 年财政赤字预计高达1.7 万亿美元,为其GDP 的11.9%。财政赤字规模急剧攀升,将推高其国债规模的增加,2009 年可能增加近20%至13 万亿,其中一半为外国投资者所持有。由于危机的严重性,在未来2-3 年内,美国政府的赤字规模可能无法明显降低。

    美国政府债券是以美国政府信用和政府收入作为担保的,在美国政府、商业和家庭部门陷入长期债务危机的情况下,美国大力减税同时大幅度提高新增国债的发行规模显然是无法获得良好的偿还担保,美国国债的信用受到极大的质疑。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货币当局在维持0-0.25%低利率之同时,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大肆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债券,变相直接向市场印发美元。这样,美元和以国债为代表的美元资产的价值中长期将明显走跌,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信心可能受到严重的冲击。

    随着对美元和美国国债信用的质疑不断加深,外国政府和投资者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的前提条件是资产保值,而美国政府发行非美元计价的债券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功能。1978 年,美国卡特政府发行了以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计价的美国债券,总价值为52 亿美元,即卡特债券。在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美元和美元资产受到质疑,国际社会又出现了发行类似卡特债券的美国债券的声音,比如日本经济学家就提议美国发行日元债券和其他国家货币债券,即奥巴马债券。本文为此将分析卡特债券的历史背景、卡特债券对稳定美元的作用、卡特债券对目前形势的启示以及中国的应对政策。

一、卡特债券的历史背景

    70 年代末期美国经济的问题可以追溯到60 年代,当时美国和苏联的冷战进行得如火如荼,更值得注意的是,前后长达15 年(61-75 年)的越南战争将美国拉入高支出的泥潭,美国国防支出占GDP 高达9%,美国财政赤字大幅攀升。

    在全球层面,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1974-75 年全球经济陷入了衰退和通胀并存的时代,即为“滞胀”,1977 年卡特开始执政时的美国和全球经济仍在“滞胀”的煎熬之中。卡特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和缓解国防开支压力,就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组合,财政赤字从1975 年的532 亿美元高位稳升至1981 年的600 亿美元,而越战最高峰1968 年的财政赤字仅为260 亿。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美国政府同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胀率进一步攀升,1974 年9 月到1978 年1 月物价累计上涨23.9%。

     1978 年10 月,卡特政府出台了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但是在货币政策紧缩方面却没有传递出明显的信号,市场预期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和失业严重,美联储可能不会出台实质性紧缩政策,因此市场预期通胀水平将大幅度提高,美元将可能对内大幅贬值。更值得注意的是,1974-78 年美国贸易赤字高达850 亿美元,美元有对外贬值的潜在动力。在此条件下,外汇市场不断抛售美元,美元大幅贬值。美元兑日元从1977 年初290 下跌至1978 年10 月30 日的170,跌幅超过40%,其中10 月30 日美元对主要货币发生恐慌性暴跌。

    在这个紧急时刻,美国政府决定干预外汇市场,干预初步规模为300 亿美元。但是,此时美国政府发现在美元大幅走低的条件下难以从市场融资。沃克尔曾指出,美元如果贬值过多,那么美国融资难度将极大的提高,整个体系将陷入巨大的“缺血”危机中。此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作为中心国家,而欧洲和日本作为外围国家,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实现了货物和资本的有序流动;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货物和资本流动的有序性被破坏,尤其是美国信用受到质疑,使得资本流入更加慎重甚至出现资本流入,背负近万亿财政赤字和850 亿贸易逆差的美国政府难以迅速从市场获得融资。

    因此,美国政府启动了1934 年1 月31 日颁布的《黄金储备法》,该法给予货币当局利用该法设立的外汇平准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直接干预外汇市场的权力。不过,该法同时规定直接干预外汇市场不能影响国内货币政策。鉴此,美联储只好通过与其他中央银行签订货币合作协议借款150 亿美元,并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取了价值50 亿美元的储备,但是,仍然无法达到300 亿的资金要求。为了进一步筹集资金、为美联储与德国、瑞士等央行的货币合作和美联储外汇干预提供便利,美国财政部发行了价值为52 亿美元的马克债券(42 亿)和瑞士法郎债券(10亿),即卡特债券。

    1978 年11 月1 日,在美国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后,美元兑主要货币升值7-10%;此后,美国联合西德、瑞士和日本央行数次干预外汇市场,至11 月底,美国为此耗费了350 亿美元,美元企稳。但是,1978 年12 月,当时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发生政治动荡,中东伊斯兰革命开始,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价格从每桶13 美元上涨至月底的28 美元,并继续急速上扬至次年年初的37 美元。1979 年3 月美国通货膨
胀率达到10.24%,美元又开始下跌,直至美联储新主席沃克尔上台之后的紧缩政策才挽回了美元颓势。

二、卡特债券的作用

    在1978 年10 月底,美元发生了恐慌性暴跌,使得美国政府在维持汇率稳定上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卡特政府为此出台了 “拯救美元计划”,卡特债券就是该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拯救美元计划”还包括直接干预外汇市场、货币当局的货币互换、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联合干预等措施。虽然,卡特债券在该计划中仅是较小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美联储外汇干预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其一,卡特债券为美国提供了新的融资途径。截至1978 年年底,在美联储直接干预外汇市场的操作中总计动用了660 亿美元的资金,其中52 亿为卡特债券筹集的资金。关键是,卡特债券的发行为美国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但是,由于卡特债券是美国单独承担汇率风险,对于美国而言是不利的,1978 年之后美国不曾再次利用这一渠道。

其二,卡特债券获得的外汇资产在外汇直接干预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的外汇储备仍然是以黄金为主,而马克、瑞士法郎的占比很小,这使得美联储进行外汇干预的资源受到严重制约,而卡特债券突破了这一瓶颈。比如,1978 年11 月1 日,在上午9 点20 之前的5 分钟,美联储就动用了6900 万德国马克、1900 万瑞士法郎以及价值500 万美元的日元干预外汇市场。

最后,卡特债券有效促进了美国干预外汇市场的国际合作。1978 年1 月,德国就与美国签署了价值为10 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为美国提供资金支持。但是在美元暴跌之后,德国和瑞士不愿再为美国提供资金,使得美国干预外汇市场遭遇资金瓶颈,同时德国和瑞士表示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上存在巨大汇率风险。鉴此,美国无奈发行卡特债券独自承担汇率风险,以此换取西德和瑞士的支持。

虽然卡特债券在美国干预外汇市场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卡特债券规模很小,是“拯救美元计划”中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真正挽救美元的是沃克尔的强势紧缩货币政策,他大幅提高利率至20%左右,为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利率水平。卡特债券作为美国发行的非美元计价的外国债券,对于美国而言并非有利,在当时发行卡特债券对美国而言实属无奈。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之后,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78 年12 月4-5 日,欧洲共同体9 国首脑在布鲁塞尔达成了1979 年1 月1日正式成立欧洲货币体系的协议。12 月13 日,IMF 宣布资金规模将从390 亿特别提款权扩展至586 亿特别提款权,在1979-81 年每年向成员国分配40 亿特别提款权。欧共体和IMF 的行动直接冲击美元霸权,泰晤士报(1979)甚至认为美元衰弱的进程开始了。

三、卡特债券的启示

    当时泰晤士报就认为,卡特债券实际上是美元作用削弱的表现和美元衰退的开始。美国当时已经意识到美元走跌的严重性,卡特政府甚至认为如果不拯救美元可能会丧失美国最重要的利益。而拯救美元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欧洲国家的支持,为了获得资金和支持,美国必须承担更大的风险,就独自承担汇率风险。

    泰晤士报并指出,美元下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独大格局的必然结果。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国对欧洲实行了马歇尔计划,欧洲的贸易和资本交易都需要美元,而当时美元发行与黄金挂钩,欧洲出现了“美元荒”(Dollar Gap)。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欧洲早已实现了复苏,美国在越南战争采购和石油进口中贸易赤字不断攀升,大规模输出美元,外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储备超过3000 亿美元,私人部门持有6000 亿欧洲美元,“美元荒”变成了“美元过剩”(Dollar Glut),因此美元贬值是必然的。但是,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美元在此后30 年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从卡特债券的发行历史看,其有重要的特定历史背景。在美国国内,冷战和越战使得美国财政赤字大幅度提高,1975 年财政赤字就高达532 亿美元,1980 年底国债规模1 万亿;其二,在国际收支方面,美国累积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而外围国家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大部分是美元资产;其三,当时的全球经济正经历严重的滞胀和第二次石油危机;最后,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正经历重大变革,欧洲货币共同体产生。

    对比2008 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发现目前的形势与上世纪70 年代末和80年代初较为相似。在美国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条件下,加上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美国财政赤字规模急剧扩张,2009 年财政赤字预计高达1.7 万亿美元,为其GDP 的11.9%,国债规模可能接近13 万亿。同时,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规模巨大,2006-2008年贸易赤字分别为7881、7312 和6733 亿美元,GDP 占比分别为5.98%、5.30%和4.72%(IMF,2009)。与此前不同的是,现在经历的不是能源危机而是全球金融危机,而且危机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石油危机。最后,国际货币体系正在酝酿改革,美元本位和美元过度依赖仍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从此看来,美元在中长期将是下跌趋势,美元资产价值将随之萎缩,作为美国第二大债权人,日本担心其美元资产的大幅贬值。因此,日本经济学家伊藤隆敏、水野和夫等认为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元的历史转折点,并建议美国发行奥巴马债券。

4、中国的对策

     2002 年之后,美元实行战略性贬值,持续巨额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美国净对外债务的GDP 占比不断上升,2006 年该比例已经超过30%。虽然这个比例仍处在安全线以内,但日本对于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担忧开始显现,而且已经做出了反应。2004 年8月起,日本开始减持美国国债,从峰值6999 亿美元减至2008 年9 月末的5730 亿,此后增持至2009 年3 月末的6867 亿美元,但仍低于2004 年峰值。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不断增持美国国债,并于2008 年9 月超越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截至2009年3 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为7679 亿美元(TIC,2009)。2008 年秋天之后,美国金融体系急剧恶化,全球金融市场大幅下挫,美国国债成为投资者亲睐的投资对象,美国国债价格大幅上升,国债收益率则大幅降低,其中短期国债收益率接近于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断增持美国国债,随着价格上涨,中国的资本浮动收益也大幅提高。

    但是,日本和中国行为的对比可以看出日本对美国国债不甚看好,目前的浮盈可能不是继续增持美国国债的理由,因为美国国债蕴藏的风险与日俱增。一方面,美国政府实行了史无前例的危机救援政策,并将持续大规模发行国债,这将直接压低国债的价格。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并促进经济复苏,投资者将资金转移至其他投资标的,那美国国债可能出现超发的状态,美国国债价格可能出现明显下跌,投资者将由此遭受损失。

    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还需要承担汇率风险,因为美元可能出现大幅贬值。美元贬值分为对内贬值和对外贬值两种形式,对内贬值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导致的美元购买力的下降,从而导致固定收益类资产价值的缩水;对外贬值是汇率下跌导致的。对内贬值对于所有债权人的影响是一样的,而对外贬值即产生汇率风险会使外国投资者面临更严重的损失。

    比如,中国持有7000 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目前可以买7000 亿个汉堡包,但是此后美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胀,汉堡包变成2 美元,暂不考虑浮盈或浮亏,那么中国只能买到3500 亿个汉堡包,这是美元对内贬值的结果。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变现之后必须回流到中国,因此需要以本币(人民币)计算其价值,比如现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7,美国国债价值为4.9 万亿人民币,但是此后美元大幅贬值至1:5,那7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的人民币价值为3.5 万亿人民币,中国相当于投资4.9 万亿人民币的美国国债,暂不考虑浮盈或浮亏,在汇率变动之后,资产变现价值仅剩下3.5 万亿人民币。如果美国持有中国的人民币债权,那美国获利将更多,假设美国持有中国4.9万亿人民币的债权,按1:7 汇率为7000 亿美元,如果美元大幅贬值至1:5,那美国持有的债权就变为9800 亿美元。在美元贬值的过程中,对外债务减少了1.4 万亿人民币(2800 亿美元),债权由于汇率变动多得了2800 亿美元,这样美国获得的总收益为5600 亿美元,此为美元对外贬值的影响。如果美元贬值幅度足够大,那美国完全可以将其2.6 万亿美元的净债务全部“赖掉”。

    不管是市场波动带来的国债价格变动还是汇率变化导致的汇率风险,都使得中国2 万亿外汇储备中的六成以上美元资产处在贬值的风口浪尖。在2005 年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增长之时,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关志雄就指出,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并以美元资产占主导的格局可能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成为美国的“人质”,中国难以在分散外汇资产和风险中全身而退。Stigliz 和Krugman 也都认为,中国已经陷入美元陷阱。从最近中国货币政策当局的操作看,中国可能不得不继续增持美国国债。但是,如果继续增持以美元计价的美国国债,那中国将持续陷入美元陷阱,使得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难以保障。为了多元化外汇资产,缓解中国外汇资产的货币错配问题,美国发行新型卡特债券或者奥巴马债券对中国是极为有益的选择。如果国际社会能够促成美国发行新型卡特债券,不仅有利于外汇储备持有国规避汇率风险、提高资产的多元化水平,而且有利于转变美国过度进口、过度消费和过度借贷的增长模式,美国以承担汇率风险为代价促进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模式转变。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美国发行新卡特债券,中国具有多种可操作方式供选择。第一种方式,美国发行欧元、英镑、日元和瑞士法郎等债券,中国购买这类债券,这将直接提高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中的多元化水平,完善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第二种方式是美国直接发行人民币债券,即熊猫债券,这对于中国更为有利,可以将对外提供资金、规避汇率风险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相互结合。对于中国最为有利的方式是,美国委托IMF 等国际组织在中国发行熊猫债券,除了具有第二个方式的三大好处,中国还可以规避美国对手风险,防止美国违约(即使可能性很低)。最后,中可以允许外资企业在华发行熊猫债券,IBM 在日本发行武士债券、Sony 在英国发行斗牛犬债券等都取得了成功。

    如果是发行熊猫债券,中国还需要对一些技术层面加以完善。一是解决熊猫债券不能流出中国的问题,改变熊猫债只能“取自中国、用于中国”的旧模式,在资本项目未开放之时一个可行的途径是采取创新方式让熊猫债券以美元形式流出中国。二是需要解决流动性问题,即需要扩大债券市场以及熊猫债本身的市场规模。以日本为例,武士债券1991 年首发的规模为7541 亿日元,至2007 年规模为2.2 万亿日元(约190亿美元),武士债券市场规模仍然很小。三是市场主主体问题,目前仅有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中国发行过熊猫债券,市场发行主体极为有限,中国应鼓励在中国有业务的外资企业发行熊猫债,同时鼓励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

    但是,现实地讲,目前美国政府发行新的卡特债券或奥巴马债券的时机可能不具备。其一,美元兑主要货币并没有大幅贬值,尤其在金融危机中,美元甚至对欧元明显升值,70 年代末期,美元贬值40%的情景尚未出现,而且出现的概率较低。其二,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汇率政策,放任美元汇率自由波动,如果没有出现巨幅贬值,美国不会干预外汇市场。其三,美国政府干预外汇的资源较为充足,截至2008年6 月底,仅美国外汇平准基金资产规模为512 亿美元,黄金储备更是全球之首。

    即便如此,卡特债券为中国外汇资产的投资和资产保值增值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和启示。虽然美国发行再次发行卡特债券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需要在完善外汇储备资产结构和币种结构等方面思考和行动更多。从中日两国持有美国国债的现状看,日本对美国国债资产的管理弹性较大,2004 年以来一度果断减持,在金融危机之后谨慎增持,而中国则长期增持,并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第一大投资国。日本对美国国债的价值判断及其运作管理,值得中国借鉴。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6-18 17:09:26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43 美联储没有低成本的退出机制

美联储没有低成本的退出机制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June 18, 2009

zhangyuxuan@gmail.com

    进入 2009 年第2 季度之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上扬,美元汇率指数明显走弱,全球原油价格再次步入上升通道。这些市场异动表明,一旦美国金融市场开始回暖、美国经济开始企稳,投资者就开始重点关注美联储定量宽松政策的退出机制以及未来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

    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先后采取了降息、短期流动性操作与直接购买债券的定量宽松政策。目前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下降至0-0.25%,已经不再有降息空间。短期流动性操作包括TAF、与其他央行的货币互换以及PDCF。定量宽松政策则包括1.25万亿的机构MBS、2500 亿的机构债、3000 亿长期国债的购买计划,以及总额1 万亿的TALF 资金承诺。定量宽松政策的总金额约为2.8 万亿美元。短期流动性操作与定量宽松政策对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不同影响在于,短期流动性操作的结果是美联储积累大量的短期金融资产,这些金融资产能够随着期限到期而转换为资金;定量宽松政策的结果是美联储积累了大量的长期金融资产,这些资产的流动性更差。

    尽管美联储信誓旦旦,一旦经济体内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美联储能够及时从市场上抽回流动性,以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然而,笔者怀疑,“直升飞机上的伯南克”是否能够轻松地转变为“信奉通货目标制的伯南克”。本文试图说明,在美联储目前可能采取的几种退出机制中,没有任何一种是低成本的。

    美联储的第一种潜在退出机制,是所谓的公开市场操作,即直接在市场上出售金融资产。然而,世易时移,与次贷危机爆发前相比,高等级的美国国债在美联储总资产中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目前美联储账面上的主要资产是从金融机构处收购过来的ABS、MBS 等潜在风险较大的“有毒资产”。要在短期内以账面价格把这些资产出售,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如果美联储选择折价出售,这意味着美联储将发生较大的亏损。此外,由于美联储持有的MBS 与ABS 规模巨大,一旦美联储开始大量减持上述资产,这对于刚刚有所恢复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将造成严重冲击。

    美联储的第二种潜在退出机制,是直接向金融机构定向发行央行票据来回收流动性。由于央行票据有美联储的信用作担保,因此信用等级较高,短期内回收流动性的效果要比出售ABS 与MBS 更强。然而,如果美联储依靠大量发行央票来回收流动性,那么就会遭遇中国央行在前几年面临的类似问题:要吸引金融机构购买,就必须提高央票收益率,而这会显著增加美联储的财政成本;如果维持较低的央行收益率而强行向金融机构摊派,这会降低金融机构自身的收益率。总之,大量发行央票,会迫使美联储在自身财政压力与金融机构的低收益之间作出选择。

    美联储的第三种潜在退出机制,是先与美国财政部进行资产互换,用账面上的ABS与MBS 交换财政部发行的国债,然后用国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这种机制会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美联储的ABS 与MBS 如何定价。如果定价过高,相当于包袱转移给财政部;如果定价过低,美联储将遭受严重亏损。这两种情况在国会都不好交代;第二个难题是,一旦财政部大量增发国债,则铁定会突破国债规模上限。

    美联储的第四种潜在机制,是向金融机构支付较高的超额准备金利率,使得金融机构保留较高水平的超额准备金,而不至于全部用于放贷。这种方式的潜在成本很高。目前金融机构在美联储的准备金超过8000 亿美元,假定美联储向其支付3%的利率,则每年的利息成本就高达240 亿美元。

    综上所述,当前美联储并没有低成本的定量宽松政策退出机制。各种退出机制或者会使美联储遭遇严重亏损,从而使得伯南克在国会面临更严厉的问责;或者会造成市场波动,尤其是提高长期利率水平,加重消费者与企业的借贷成本,从而遏制潜在的经济复苏。而如果不实施恰当的退出机制,通货膨胀以及美元贬值就很难避免。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6-18 00:26:3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 "wantrue" <wantrue@hotmail.com>, "dammos0192" <dammos0192@sina.com>标题:两篇文

中印差异及其原因

——对奎·朗格沃尔报告的回应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我很欣赏你(奎·朗格沃尔)的报告,我也同意你的两个结论。我在2005年和2007年两次去了印度,所以有机会直接看了一下印度的情况。就像你所说的,印度的基础设施非常糟糕,不是一般的糟糕,是糟糕到了极点。这使得整个社会的效率降低得非常厉害。在新德里的机场,我们用了50分钟等行李。在北京,5分钟、10分钟行李就到了。这不光是基础设施,整个社会组织都是这样的。你没有提到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印度的教育也非常糟糕。成群的小孩在马路上要饭,不上学,在农村也是这样,这种情况在中国是完全没有的。不管家里多穷,中国小孩都上学,不但要上小学,还要上中学,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让小孩上高中、上大学。小孩的教育是国家的未来,从这个方面来看,印度在10年、20年内不可能赶上中国,它的教育太落后了。而且基础设施也不是3、5年就能搞成功的,中国的基础设施也搞了15、16年了。

     印度的政府非常软弱,为什么基础设施搞不起来?就是因为政府非常软弱。我们的政府非常强势,说要修一条路,说拆就拆,有抗议的,但是也是白抗议。但是我们的基础设施确实搞起来了。 再有一个就是印度的文化太保守了,比如说印度到现在还没有超级市场,这是无法想象的。中国里的小城市里的一个小铺就是超级市场。其实超级市场是一个特别好的发明,它有什么好处?它没有讨价还价的。小铺是人对人,在超级市场里就不是对人了,是对着商标,对着价钱。说买就买了,没有讨价还价,这就消除了人上当受骗的心理。你别看这个小小的超市,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但是它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印度的文化特别落后。 不过我也同意印度的金融业比中国强多了。印度的服务业占了GDP的一半,我们只占40%,中国的金融业相当得糟糕。 有一点,我跟你的结论有所不同:你认为中国为了打破贫困循环,必须参与国际市场,靠国际贸易。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主要还是要靠国内贸易。到了2000年以后,我们开始有了比较快的国际贸易发展。因为在加入世贸的时候,我们的外汇储备只有几百亿。现在是两万亿,几百亿对两万亿,是增加了一百倍。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加入世贸以后,在2000年以后。我们是怎么打破恶性循环的?靠的就是自由交换。我们每个老百姓都得赚钱,怎么赚?就是靠交换。现在我有一个很新的看法:一个社会的发展是赚钱,是社会财富的产生,而不是搞高科技。高科技对经济好不好,要看能不能赚钱。如果搞高科技要赔钱,高科技不但没有好处,只有坏处。马路上摆的小摊,赚不赚钱?它赚钱,它赚的钱跟高科技赚的钱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财富增加那么多,不是靠一个外贸,也不是靠什么劳动密集型,就是靠交换,国内交换和国外交换,任何一个交换都产生财富。我在印度看风景点,我想买一瓶矿泉水,但是没有,要跑到五十米之外,才能买到矿泉水。

    中国和印度还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政治制度不同。政治不同导致了什么结果呢?我们都说民主政治好,但是印度“享受”了一切民主政治的坏处,而没有得到任何民主政治的好处。都说独裁坏,但是中国人,说老实话,享受了不少独裁的好处,当然也有独裁的坏处。印度的政治体系是非常腐败的,而且效率非常低,必须等上10年才能等到一个诉讼的结果。我们的司法不公正是存在的,但是速度是比较快的。在印度告一个状,要10年才知道结果,这样的司法也等于没有。英迪拉·甘地是被暗杀的,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也是被暗杀的,政治系统是这么的糟糕。中国有没有政治家被暗杀?中国没有的。有的独裁系统有暗杀,但是印度这个民主系统也有暗杀。而且印度还有很多老百姓之间的冲突,教派、宗教、民族的纠纷,每年都要死几万人。中国没有这样的问题。印度的腐败不光是法院,是整个系统的腐败,比中国也好不了多少。其实我们看印度,我们搞民主不能搞成这个样子。印度的政府非常软弱,为什么基础设施搞不起来?就是因为政府非常软弱。度的政府非常软弱,为什么基础设施搞不起来?就是因为政府非常软弱。我们的政府非常强势,说要修一条路,说拆就拆,有抗议的,但是也是白抗议。但是我们的基础设施确实搞起来了。

    再有一个就是印度的文化太保守了,比如说印度到现在还没有超级市场,这是无法想象的。中国里的小城市里的一个小铺就是超级市场。其实超级市场是一个特别好的发明,它有什么好处?它没有讨价还价的。小铺是人对人,在超级市场里就不是对人了,是对着商标,对着价钱。说买就买了,没有讨价还价,这就消除了人上当受骗的心理。你别看这个小小的超市,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但是它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印度的文化特别落后。

    不过我也同意印度的金融业比中国强多了。印度的服务业占了GDP的一半,我们只占40%,中国的金融业相当得糟糕。 有一点,我跟你的结论有所不同:你认为中国为了打破贫困循环,必须参与国际市场,靠国际贸易。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主要还是要靠国内贸易。到了2000年以后,我们开始有了比较快的国际贸易发展。因为在加入世贸的时候,我们的外汇储备只有几百亿。现在是两万亿,几百亿对两万亿,是增加了一百倍。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加入世贸以后,在2000年以后。我们是怎么打破恶性循环的?靠的就是自由交换。我们每个老百姓都得赚钱,怎么赚?就是靠交换。现在我有一个很新的看法:一个社会的发展是赚钱,是社会财富的产生,而不是搞高科技。高科技对经济好不好,要看能不能赚钱。如果搞高科技要赔钱,高科技不但没有好处,只有坏处。马路上摆的小摊,赚不赚钱?它赚钱,它赚的钱跟高科技赚的钱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财富增加那么多,不是靠一个外贸,也不是靠什么劳动密集型,就是靠交换,国内交换和国外交换,任何一个交换都产生财富。

    我在印度看风景点,我想买一瓶矿泉水,但是没有,要跑到五十米之外,才能买到矿泉水。但是你看北京也好,长城也好,无数的小摊,卖什么的都有。在印度,所有的创造财富的机会都没了。而我们把一切创造财富的机会都开发起来,我就回想我们解放之后,搞工业化。为了搞工业化,农民的生活很苦,工人的生活很苦,搞积累,结果没搞成。我们最后改革,没有什么工业化,就是自由交换。财富就出来了,工业化也完成了,我们现在的钢产量达到4亿吨。我跟你的解释是相当不同。我觉得在中国,为了打破贫困循环,我们发展了各种形式的交换,不仅仅是国外贸易,更重要的是国内交换的发展,这才是关键。我们的政府非常强势,说要修一条路,说拆就拆,有抗议的,但是也是白抗议。但是我们的基础设施确实搞起来了。

奎·朗格沃尔博士的回应:

    印度50%的人口的年龄在30岁以下,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工作,而这些人会通过媒体、电视等与中国人进行比较,因为在这些媒体上可以看到中国年轻的一代是怎么生活的,这样的比较以后会使他们有相同的要求,要求与中国有相同的生活水平。这样就对印度的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满足这一代人的要求。

     印度50%的人口的年龄在30岁以下,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工作,而这些人会通过媒体、电视等与中国人进行比较,因为在这些媒体上可以看到中国年轻的一代是怎么生活的,这样的比较以后会使他们有相同的要求,要求与中国有相同的生活水平。这样就对印度的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满足这一代人的要求。

    在印度,所有的创造财富的机会都没了。而我们把一切创造财富的机会都开发起来,我就回想我们解放之后,搞工业化。为了搞工业化,农民的生活很苦,工人的生活很苦,搞积累,结果没搞成。我们最后改革,没有什么工业化,就是自由交换。财富就出来了,工业化也完成了,我们现在的钢产量达到4亿吨。我跟你的解释是相当不同。我觉得在中国,为了打破贫困循环,我们发展了各种形式的交换,不仅仅是国外贸易,更重要的是国内交换的发展,这才是关键。

     印度50%的人口的年龄在30岁以下,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工作,而这些人会通过媒体、电视等与中国人进行比较,因为在这些媒体上可以看到中国年轻的一代是怎么生活的,这样的比较以后会使他们有相同的要求,要求与中国有相同的生活水平。这样就对印度的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满足这一代人的要求。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06-15 10:03:45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推荐:不多说了,仔细看吧。 西村烟树

5月经济数据隐患不可忽视

新闻评论员 时寒冰

2009年6月10日

    5月的经济数据出来了,主流经济学家不分青红皂白,提上开裆裤就开始唱赞歌。中国经济真的见底了吗?中国率先复苏了吗?作为一个深爱这个国家的公民,我做梦都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但数据告诉我们的不是这些。决策者还需冷静分析问题,及时采取对策,切切!让我来逐一剖析一下。

一、通货膨胀隐忧加大

  6月10日下午,央视东方时空记者电话采访我,让我对5月的经济数据发表看法,我认为,5月的经济数据正对通货膨胀发出严厉警告(当天晚上东方时空播出)。我在去年年底写的《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有关全球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的大胆预言,正在被数据显现出来,而且,这种迹象今后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下降1.4%。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7.2%,5月CPI和PPI继续“双负”。

  分析:其一,PPI持续下降,既是企业生产放缓的结果,也是企业生产放缓的原因。由于价格从上游向下游产品尤其终端产品传导滞后的原因,企业的收益会下降,这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正是PPI下降的原因。而生产的下降,会减少供给,容易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同时,这也说明,经济数据还无法对所谓的经济复苏作出确认。经济虽然在狂吃春药之下露出亢奋迹象,但春药当饭吃的成本实在过于高昂而且效果难以持续,风险亦非常之大。

  其二,PPI的持续下降,也间接说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主要是投机、投资资金推动的结果,并非实际需求导致的。值得警惕的是,资源类商品的大面积、大幅度上涨,有可能使刚刚发出的还很脆弱的需求嫩芽被折断。由于消费低迷,下游的商品供应大部分是过剩的,资源类价格的上涨,使得企业通过市场转嫁成本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只能自行消化,这必然减少企业的利润,抑制企业的生产扩张积极性,从而,使得企业因资源类价格的上涨而收缩规模。这当然会减少商品的供给,助推通胀。

  其三,虽然与去年同比CPI总水平下降1.4%,但是,2008年5月可是同比上涨7.7%!相对这个大的基数,CPI其实并未怎么下降。而且,受猪流感影响,猪肉价格走低,客观上对CPI产生了拉低作用。更重要的是,今年1-5月,粮食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2%、1.0%、1.5%、0.4%、0.8%,已经连续五个月上涨,而粮价上涨,正是通货膨胀的先行信号。猪流感引发的养猪户亏损状况,又为下一个周期的猪肉价格暴涨埋下了伏笔——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隐患。

  其四,最近几个月房价在持续上涨,而房价是推升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我在此前专门写文章论述过这个问题。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6%,但是,2008年5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可是上涨9.2%!环比数据或更能说明问题。今年4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下降1.1%,降幅比3月缩小0.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4%,涨幅比3月扩大0.2个百分点。 5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6%,降幅比4月份缩小0.5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6%,涨幅比4月份扩大0.2个百分点。政府人为托市的效果是明显的,房价涨了。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听任房价下跌,自我挤压泡沫的大背景下,只有中国在助长泡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教授上月在交大演讲时,称房地产泡沫是“邪恶泡沫”。他说:“我觉得房产投资过多很不好。因为房产投资带来的泡沫,是不会产生任何生产力的泡沫。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也曾经面临高科技泡沫的破灭,但是上一轮的科技泡沫至少让我们用上了光纤,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在克鲁格曼看来,房地产泡沫是很邪恶的泡沫。怀抱着这个邪恶的泡沫,把数据弄好了,但弄数据从来都是我们国家的强项。有意思吗?由此恶化的民生,埋下的制约内需的隐患,又将如何解决呢?

  其五,虽然CPI和PPI双降,但是,包含的通货膨胀隐忧非常之大。举个例子,原油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0.6%,成品油中汽油价格却上涨4.7%。要知道,国际原油价格还只是刚刚接近2008年最高价一半的位置!一旦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中国的汽油价格该是怎样的暴涨?

二,出口在持续下降

  6月11日,海关总署发布了5月份的进出口数据。数据显示:2009年1-5月,我国累计贸易顺差887.93亿美元,其中5月当月顺差133.89亿美元。前5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7634.9亿美元,同比下降24.7%。其中,出口下降21.8%,进口下降28%。5月份当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641.27亿美元,同比下降25.9%。其中,出口下降26.4%,进口下降25.2%。而此前,海关总署公布的中国4月份的出口金额为919.4亿美元,5月份出口金额为887.58亿,5月的出口不仅同比去年下滑26.34%,环比4月份也在下滑。而且,这一数据还是在中国提高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情况下得出的!这说明,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外围市场并未真正复苏。尽管统计部门世界无敌,但是,摆弄GDP可以,进出口数据毕竟是实的。

  目前,凡是比较向好的经济数据,大都与政府投资拉动或信贷投放持续增大因素有关。而这两大因素,并不能改变外部需求下降的现实困境和内部需求不足的顽疾。

  在全球都在疲于应对次贷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沉下心来,走民富路线,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增强抗危机的能力和持久性,而不是挂着一个虚幻的率先复苏的花环到处招摇过市。只要能够复苏,是率先复苏还是第二个复苏真的那么重要吗?面子真的比民众的福祉还重要吗?做经济不是跟人比赛——其实我们也没有跟人比的资本,而应该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推动经济发展,实现民富国强。以运动式的思维搞经济,让我们这个饱经苦难的民族曾经付出了多么惨烈的代价!清醒吧,中国,我们需要务实!务实!再务实!
 

政府手里还有几张牌

施晓喻

    5月27号国务院推出的六条稳定外需的政策:(一)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政策。(二)完善出口税收政策。(三)大力解决外贸企业融资难问题。(四)进一步减轻外贸企业负担。(五)完善加工贸易政策。(六)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走出去”以带动出口。

  6月3日,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进一步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据国税总局统计,此次调整涉及我国优势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高技术含量产品和深加工产品共计2600多个10位税号商品,预计将增加退税资金约252亿元。

  决策层做到了“言行一致”,去年九月大幅度提高出口退税,今年大规模放贷等,几乎每周都有新的经济刺激政策,国家扶持外贸的政策不知下了多少道了,它们真的能起作用吗?我国外贸出口从去年九月至今年五月每月出口较前年或去年同期下降平均约21%多可算是一个回答。

  应该认识到,我国外贸出口从1999年到2008年十年高速发展应是一非周期发展的特例,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外贸由集权经济改为竞争经济,由统一垄断外贸改为个体分散外贸。同时市场的原因,我国商品价格低,在竞争中取得优势,挤占了别人的市场。另我国商品价格低也刺激了外国人的购买欲,如一个人有三套衣服就够了,但价格太低时他买五套八套也可以,以此类推其它产品,这本是种胀大了的需求。三,国外商人因周转原因要囤货。所谓得于斯也会失于斯,价格再低也有卖不动的时侯,一个人可由备两三套衣服转为备七八套衣服,但不太可能由备七八套衣服转为备二三十套衣服。而且衣服多磨损消耗周期就长,特别是经济危机来了他就不买了。

  今年6月11号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表示,中国社科院正在进行一个关于“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复苏中的作用”的调研,报告显示,有40%的中小企业已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闭,40%的企业目前正在生死线上徘徊,只有20%的企业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现在我国经济的支撑,从最好的纺织业来看,根据对轻纺城的调查,内贸占了很大一部份。外贸在下跌趋势下虽时有反弹,春节后有个小复苏,但四五月开工率又下降,国家电网公司统调中心的数据显示,5月日均发电量降幅约3.5%。据了解,现在厂商猴急了对内对外大搞赊销,有种“减法生意”也盛行起来,减法生意就是利用奢销高价赊来低价卖出,然后卷款逃走,(搞减法生意的靠头几单对厂家卖方付款及时骗取信任后就赊买,)外销收不回款自去年底以来就很多,这无疑是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有太多的人提出了政府为了稳定拼命保外贸不是办法,必须改变经济构成和扩大内需,但政府似乎被目前的经济状况套住了,没有半点迹象来办这些。我们民派(民生经济学派)对此非常焦虑,目前含中国在内的全球泡沫救市法效应已显,易于操纵的资产性,大宗产品原料等在涨,而中国出的最终加工成品的价涨不起来,中国老板们面临更惨淡的经营,劳工们面临更低的工资。

  不知我国政府在坚决保外贸这场战争中还有几张牌可打,征税17%现已退税16%,大规模放贷已成泡沫救市造成“幻胀“(经济虚幻增胀),等。实体经济除了继续恶化外并无任何转机,少部份人再一次又享受了救市的成果,大多数人在承受经济危机的恶果。再从三十年改革进程来看,由于没有民主,我国的发展成了当官的拧麻花,越拧越扭曲。我国领导人讲的要让人人享受改革的成果不得不变为让人人享受没完没了的改革“阵痛”。在中央所有的努力不能奏效后,下一步,第二次经济危机冲击波不可避免,我们还有苦日子。

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是陷阱

叶檀

   以索罗斯为代表的部分国际投资者把赌注押在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上。6月8日,索罗斯在杭州乐观宣称,“中国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正在好转”,“虽然中国经济目前只有美国经济的四分之一,但它可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引擎。未来10年,全球经济增长会下降,而中国经济增长将快于大部分国家,并发挥积极影响”。仿佛是为了印证预言有准确,第二天,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超出预期;

  面对这些乐观论调,我们应该保持充分警惕,过誉之词往往是陷阱。更多的乐观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中国经济状况到底如何?是否能够担当牵引全球经济的重任?实体经济紧缩虚拟经济过热的现象已经得到数据证实,从一定程度上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显示经济开始出现滞胀隐患。

  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中国宏观经济指标,CPI与PPI继续下行,均低于预期,5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下降1.4%,连续第四个月下降;5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较上年同期下降7.2%,连续第六个月下降。由于PPI为CPI的先行指标,5月份PPI降幅大于4月份,表明实体经济继续处于紧缩状态。

  矛盾之处在于,最近两个月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回暖,显示制造业情况有所好转。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回暖主要得益于新订单的增长,但此次价格数据显示订单上升没有带动价格上涨,这会导致企业赢利继续下降。今年一季度的工业企业利润继续回落,显示经济仍然处于去产能化的过程之中。

  制造业的回暖关键因素在投资与消费增加。预测今年1至5月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或将达到33%的增速,比前4个月的累计增幅高出2.5个百分点,5月当月增幅可能达到40%,房地产与汽车消费带动了消费增长,扣除物价因素的实际零售增速预测值为15.0%-15.3%。不过,统计部门指出,由于消费数据包括政府消费部分,消费增长可能被高估。

  制造企业去产能化过程在加速,成本却开始上升。国家信息预测中心的报告称,以3月份工业增速8.3%与我国工业长期平均增速相比,大体可估计我国工业的总体产能利用率水平目前只有60%左右。CPI与PPI数据下降而原材料价格上涨,显示制造企业受原材料与定价权两大板块挤压的窘况。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石油加工及炼焦、化学纤维、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主要产品价格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这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铜、铝、石油等价格的大幅上涨相吻合。制造企业处于艰难的去产能化过程中,原材料价格却开始大幅攀升,制造企业生存环境将更趋恶劣。

  除非居民消费能在短期内上升,否则由货币拉动的大宗商品价格会导致经济环境的全面恶化,以石化产业链为例,原油价格上涨向下的传导越向下游阻力显得越大,如果下游纺织等企业长期低迷,原油价格泡沫最终会崩溃。

  投资急剧增长使中国经济结构出现逆转,由于基建投资巨大,水泥、粗钢等产品局部回暖,而所谓的高端产品反而遭遇寒流。一季度工业部门中唯一出现增加值负增长的竟然是高技术的电子工业,累计下降5.3%,钢铁行业粗钢定价权高于高端产品,原因就是政府基建投资无法作用于高科技产业。

  对资本市场的短期反弹的乐观应该适度,目前全球主要央行释放的货币,把大宗商品、资源类上市公司与商品房市场变成了金融避险产品,与供求关系的瓜葛越来越少。自今年3月9日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经涨了39%,高收益债券涨了31%,石油价格自2月以来涨了一倍。大宗商品价格离谱上涨,显然不是实体经济强劲复苏,而是全球央行救火瓦解了投资者的现金为王的预期。资本市场不仅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还是通胀预期的晴雨表,资本市场反弹可能带来实体经济的复苏,也可能带来可怕的滞胀。

  有很多人在给中国经济戴高帽,一枝独秀也罢、全球引擎也罢,夸张的词汇只是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经济体中的发言权在上升,而不代表中美两国减少消费与促进消费的转换已经成功,更不代表中国经济艰难的结构性转型可以轻松完成。

  国际组织希望中国经济复苏,使人民币汇率上升消费增加进口增长,以减轻发达国家的压力,而国际投资者不过是希望拥有新兴市场这一掘金地而已。

识破刺激政策把戏,“绿芽”难长

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  谢国忠

2009年06月12日

    过去几周,市场上弥漫着两种情绪,一种对增长比较乐观,另一种则对通胀表示担忧。担忧通胀,就应该限制刺激政策的空间,并引发股票市场下跌。这两种情绪使市场朝着不同方向变化。但是,持有这两种观点者是两群不同的人。他们坚持己见,选择不同的投资决策。股票和大宗商品市场,正在上演2007年时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幕。

美联储进退两难

  无论投资者和投机者怎样证明自己看多市场有多么合理,他们背后的真实动力是“动物精神”,或称“血性”。忧心忡忡一年多之后,这些人再也坐不住了,决定重返资产市场。接着,上涨的行情又鼓励更多人入市。各种理论开始浮出水面,证明市场这样的走势是正确的。因为上涨的趋势在全球市场已经有三个月之久,在中国甚至已经持续了七个月,即便是最胆小的人也忍不住要投身到入市大军。当消息最不灵通、最易轻信他人的投资者入市,通常标志着市场上涨的趋势到了一个坎。如果经济继续增长,收入增加,将有更多的资金给市场加温。但是,全球经济要缓慢增长许多年。强劲的经济增长,不会在目前股票市场上涨后出现。这是一个熊市反弹。现在跳进去的人,将损失惨重。

  在过去三周,美元走弱,原油价格和美国国债利率上升。这些价格波动,是典型的投资者担忧通胀的表现。他们担忧通胀,使得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的处境变得复杂。特别是美国,可能会陷入困境。联邦政府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美联储注入流动性,这是支撑美国经济复苏的孪生工具。200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可能是2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5%。这将使联邦政府在外流通的债务再添三分之一。如此大规模的债务,需要一个兴旺的债券市场来吸收。如果债券市场低迷,美国政府债券激增将造成严重的问题。

  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近日造访中国。他此行的一个目的,是劝说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债。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中国拥有1.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政府支持的证券。如果中国停止购买,会让美国债券市场变得更“熊”。不过,即便中国买了,也无法撑起这个市场。

  过去几年,外国央行成为美国债券市场的主要需求方。它们之所以一直在买美国国债,是因为其货币与美元挂钩。因此,这样的需求对价格不敏感,并与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成比例,后者决定了外国中央银行拥有的美元数量。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越大,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就越大。2001年至2008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不断增加,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曲线却在下行,原因即在于此。刚性需求使债券的价格增加了。

  不过,美国国债市场的动态平衡,被美国的信贷和房地产泡沫爆发改变了。其结果是,美国消费和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都减少了。2009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很可能低于4000亿美元,为顶峰时期的一半。这意味着外国中央银行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钱变少了,但是,供给还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外国中央银行不再决定美国国债价格,美国的机构和家庭现在成了能敲敲边鼓的买家。价格决定者的转换,使得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扬。

  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历史平均点位是6%,剔除3.5%的通胀,真实收益率是2.5%。这反映出美国买家的偏好。外国中央银行在过去七年将利率压得很低。如果买主重新变成美国人,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会从现在的水平大幅上涨。一些美国政策制定者相信,美联储将通胀目标率定在5%-6%。美国国债收益率将从目前3.5%的水平上升至7.5%-8.5%。

  美国国债的大量供给只会使市场更糟。美联储试着通过购买逾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来推动债市回暖。但事与愿违。美国国债投资者很害怕美联储的行动会导致通胀。这等于将国家债务货币化。由于联邦政府的赤字将在未来几年内保持非常高的水平,货币化的规模以后会更大,从而可能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这就是过去三周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的原因。

  一个可能的方案,是通过短期融资来填补美国预算赤字。因为美联储控制了短期利率,这样的策略可使联邦政府无需支付高利息。但这样的策略会使美元崩盘。

  虽然美国贸易逆差明显减少,但美元指数从3月的峰值跌落约10%。这说明市场预测美联储的政策会导致通胀和美元剧烈贬值。我认为,美元走软的原因是钱从美国市场流到其他市场。这是引起新兴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上升的主要原因。多数美国分析师认为,美元的疲软是因为外国人减少了购买量。这很可能不正确。

  美元的疲软限制了美联储的政策。疲软的美元积聚了通胀的风险——美元贬值会输入通胀,更重要的是,可能会增加通胀预期,而通胀预期会在目前的环境中自我实现。美联储已经释放和承诺了12万亿美元来拯救金融系统,约占GDP的83%。这一大笔货币供给如果不能及时退出,将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至今,美联储仍能从市场对这笔钱是否会被撤回的担忧中受益。美元弱势反映出市场对美联储的信心在摇摆不定。但是,如果市场信心继续摇摆,将会使美元贬值,通胀预期自我实现。美联储可能必须改变态度,哪怕是象征性的姿态,对市场保证会收回这笔钱。例如,通过提高利率,发出信息,就可以稳定市场的情绪。不过,美国经济依然在恶化。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9%,今年可能会超过10%。任何提高利率的建议都将会打压增长预期。美联储现在进退两难。

  尽管全球需求继续下滑,油价从3月的低位翻了一番,推动因素依然是通胀和美元贬值的预期。因为美国市场的资金“出走”,其中一些流进了石油交易所交易基金。起初,期货的价格受到影响,并且现货和期货的价格相差巨大。这个价差增加了存货需求,因为投资者试图从这个价差中获利。增加的存货需求使得现货价格逐渐接近期货价格。上涨的油价引发通胀,抑制增长。这是滞胀的要素。如果美联储放任美元贬值预期发展,通胀将会比我的预期来得还要早。

识破刺激政策把戏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孕育出经济学的理性预期理论。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其实是通过愚弄人们来实现的。中央银行一边使货币贬值,一边却让人们相信货币的价值不变。然后,让他们增加对货币的需求,来刺激经济。理性预期理论说穿了凯恩斯流动性理论的底子。但是,正如他们所说,人们不会被一再地愚弄。当中央银行试图用货币政策解决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问题时,它的刺激政策不再奏效。由于央行不断地用同样的花招,人们看穿了其中的本质,开始理性地行动。这意味着,增加的货币直接表现在价格上,引发了通胀,没有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

  理性预期理论的诞生降低了凯恩斯理论的信誉,并为保罗沃尔克那表情严厉、内心仁爱的政策奠定了基础。他的政策是大幅提高利率,并引发衰退。衰退使得人们相信中央银行真的要打击通胀,并依此调整自己的行为。随后,通胀预期大幅下降。不过,沃尔克给美联储建立起来的信誉被格林斯潘败光了,他通过注入货币来解决经济问题。正如我从前指出的,特殊的因素使得格林斯潘的措施一时奏效了。它的副产品是资产泡沫。由于环境变了,理性预期理论将再一次对货币政策的后果产生影响。

  美国国债、油价和美元的走势表现出理性预期回归的迹象。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行动,使它回归的速度放慢。否则,刺激将会出轨,全球经济将会暴跌。我预计,至少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会摆出姿态,来缓和市场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扩张的担忧。他们会强调,刺激政策是短期的。市场很可能会再次被愚弄。直到2010 年,它才能完全清醒。美国别无选择,它只能印钱。作为一个理性的国家,它将做它必须做的事情,不管怎样巧言令色。这正是我预计全球经济在2010年二次衰退的依据。

  与市场的所有噪音正相反,市场复苏的明显迹象尚未出现。所谓的全球经济的“绿芽”主要是受到存货周期的影响。刺激政策将使增长在2009年下半年好一些。但是,没有什么证据显示经济会持续地复苏。市场在靠着幻想交易。认为资金流回房地产更加可笑。房地产泡沫通常持续三年以上。目前的泡沫比通常要大。房地产市场很可能保持熊市很久。认为房地产回暖的人指出通胀是房地产转牛的因素。不幸的是,房价已经提高,即便CPI上涨,二者水平接近,房价仍需下调。

  大多数投资股市的人实际上变得更穷了。看看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即使它们的人均收入在过去30年大幅增长,投资这些国家和地区股市的投资者依然损失了很多钱。经济增长是投资者在股市赚钱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不幸的是,大多数国家的股市并不具备反映经济增长的条件。关键是好的公司治理。这需要法治和良好的道德规范。但是,这二者中任何一个在大多数市场都不具备。

  “长期投资者可以在股市中赚钱”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念。实际上,这不是真的。大多数公司的经营超不过20年。长期投资怎么能赚钱呢?通用的破产应该提醒人们,“长期投资能赚钱”的观念是多么可笑。通用是美国经济的标志,是一家百年老店,却沦落到破产地步。长期看,所有的公司都要破产。

  表面上,房地产要比股市好。房地产是有形资产,投资者能触摸到。但是,长期看,它也不能保值。看看日本。它的房地产价格比30年前要低。美国房地产价格将会触底,经通胀因素调整后,也要比20年前的水平低。

  长期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保值能力更差。中国的居民住宅的使用期是70年,商业用房是50年。如果在第70年获得零价值,指望永久升值不是一个笑话吗?房地产的价值只能是过去70年里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完全反映在租赁收益率上。目前的租赁收益率是房贷利率的一半。房地产怎么能不被高估呢?唱多的人希望买家忽略租房收益,关注升值。但是,升值在长期看是不可能的。贬值倒是有可能,因为中国房地产的期末价值是零。

  世界即将面临另一个大麻烦。当上一个泡沫破灭后,世界各国政府没有关注改革,而是力图制造一个更大的泡沫来解决问题。在通胀出现前,这个策略会起作用。随着通胀预期增强,它的效果便会受到威胁。当通胀在2010年出现,另一场海啸不可避免。

  如果你是个投机者,并有信心在冲击到来之前退出,那么,这就是你的市场;如果你认为这个市场是真实的,那么,你就正在犯错误,并应该尽快退出;如果你进入市场后,一再地赔钱,那么,你应该远离这个市场。

  

 

发件人:"heshihuih1h1h1h1" <heshihuih1h1h1h1@163.com>  2009-06-14 18:05:02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我国农村连片分地刻不容缓

我国农村连片分地刻不容缓

高级种植科技人员 何世会

2009年6月

     作者简介: 何世会 高级种植科技人员,专注于农村土地改革,希望能找到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钥匙。

    当前,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还没能使我国农业走出大面积抛荒的怪圈,农业生产增长非常艰难:一方面许多农民想种田地而没有田地种,另一方面农村又有许多田地荒在那里;农村土地利用率普遍低下,农业资源浪费十分严重。在当前的农村政策下,农民并不安心搞农业。我国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务之急,应该是想方设法解决农村的有田不能种、有地不能用、有山不能管的抛荒难题,为此,国家出台了许多措施,减轻种田种地人的负担,如农村孩子免学费,种田免农业税,甚至还有补贴,并且鼓励田地流转退耕还林。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未能扭转乾坤。虽然有人看到了种田种地的希望,出现了一些种粮大户,但是几个种粮大户能解决国家的粮食危机吗?能将所有抛荒的土地利用起来吗?这些种粮大户种的大都是灌溉和交通条件非常方便的田地,那些偏远、贫瘠的田地依然芳草萋萋,而且这些种粮大户也没有几个敢作长期投资,如:整体规划,土地改良,建设沟渠等等。他们的种田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因为种粮大户知道,作为承包人的田地随时可以被要回去,承包人也比较明白,打工不是一辈子的事,他们也随时可能会遇到失业或年老或农村政策好等其它情况,还是有可能回到农村种田地的。因此,这些田地流转给种粮大户种不可能是长期的,而暂时的流转是很难把田地的潜力挖掘出来。只要承包人没有灭绝,或全家户口没迁走,国家就不可能以法律的形式将某人的田地收回给种粮大户,因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我们那里土地流转喊了近一年了,但是原来荒的田地依然荒的那里,还把镇干部累的要死。土地流转固然好,但是经过实践,似乎无法彻底地解决农村土地抛荒问题,为什么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土地流转的条件不成熟,即农户们田地太分散,十分不方便流转。按照现在的土地流转进度,恐怕再过50年也不一定能让中央满意。例如,我们那里有一个人早就想搞一个养猪场,但由于别人不与他调地而没有那么宽的场所迟迟干不起来,直到去年才好不容易花了65000元钱把一个废弃了的面积约15亩的小学租下来改造成养猪场。其实他家里有十多亩的田地,但由于太分散而无法调到一块,因为农村的宗族斗争太厉害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田地荒废而用高价去租别人的田地,这划得来吗?这样看来,这样的土地流转不但阻力很大而且代价很高。所以,我认为,当前一些措施对提高农民种田种地的积极性是有益的,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土地问题就是农业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解决不好,农村就搞不好。

    有人认为:种田种地是很难奔小康的。我不这样认为。一些实践证明,利用稍为科学的种田地的方法,一个拥有6亩田、8亩山地五口人的家庭,年收入是完全可以达到叁万元的。让我们作一个简单的计算:6亩田种水稻:900斤/亩×2季×0.9元/斤×6亩=9720元;8亩山地种柑橘:6000斤/亩×8亩×0.5元/斤=24000元,收入共计33720元。其它的经济作物和家畜饲养的收入,作为投资抵消。这个收入基本上可以和两个人在外打工的收入持平,但劳动强度却比打工轻松多了。如果是搞特种种植和养殖,收益就更大了。

    为什么会有种粮大户,就是因为种田种地还是很划算的。种田种地的资金投入比其它任何一个行业来说都是最小的,投入的主要是劳力和免费的阳光、空气和水。

    我国有没有这么多土地呢?即五人家庭具备6亩田和8亩山地呢?完全有:960万平方公里除以10亿人农村人口等于9600m2,即人均15亩,五人已经有75亩山地了,从理论上讲,应该是绰绰有余,而从实际调查的情况看,基本上每户可以具备10--15亩土地的面积。 那么,现在的农民为什么不愿走种田种地这条路呢?我认为,不是农村劳动条件差,不是农村做事累,也不是我们的农民对种田地有偏见,其实我们的农民是很想种田地的,关键是田地星星点点、七零八散!反过来说,如果农民在农村可以舒舒服服种那几亩田,不愁吃也不愁穿,为什么要跑到城市里去打工活受罪?还千方百计地想把房子买到城市里去,去呼吸那不清洁的空气?去做一个没田没地没有工作保障没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工呢?

    为了把农村所有抛荒的土地都尽快利用起来,让农民安心、让农村安稳,我强烈呼吁:把农村土地重新分配,根据各个村庄的具体情况,尽量使各“家庭”的田、地、山集中在一处。(这里的“家庭”不一定指户,也可以指几户自愿组合在一起的一个分配单位,这样一来这个家庭分得的田地将会更多,更便于连片经营。)该措施的优点有:

    1、减少农力耗损,提高劳动效率。当前,农村田块零零碎碎,有的一块田分给了三四户农户种,而且有的农户家的那小小田块之间距离还比较远,一般农户家的田、地、山总共分散在10-20个地方。例如我家的单独水田就分散在9处,总共才4.4亩田。每一块田挖水一次就要挖7次水(有两块天水田),一到收割水稻时,一百多斤的打稻机,一百多斤的犁田机搬来搬去,上岭下坡,浪费了大量的劳力和时间,大大地降低了劳动效率,做起事来又辛苦又心烦,我家就干脆不种,宁愿出去做苦工。其实我家的田地都是些很好的田地。如果田地分布在一处,那就可以节约五分之四的时间和劳力,挖水、犁田、插秧、治虫、施肥、收割将变得非常顺手和轻松,可以实现节约型农业生产,如果这样的话,我的家人是很乐意在家种田种地的。虽然种田种地收入不是很高,但做起事来舒心、自由和轻松。

    2、十分有利于土地流转。种粮大户需要的多是土地成片、灌溉方便、便于机械化操作的田地。如果田地零散种起来费工太多,没有综合效益,就是送给别人种,别人也不想种,更不用说收租金了。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田地零散,种粮大户要想得到某一成片区域的农田往往要和多个农户协商,协商的农户越多遇到的阻力就越大。如果连片分地的话,即使田地条件差一点,种粮大户也愿意要,因为它是成片的。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密云县太师庄村村民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样板,他们的做法是:由村委会出面,将土地全部回收,经过重新规划,再将土地连片转给种植能手和养殖大户,不但把村里的土地都流转出去了,而且农民的年收益由原来15万元提升到现在的75万元。其实,土地流转必须要政府出面、政策保护、统一规划,单靠农民自发自愿的土地流转,不仅速度太慢,而且阻碍太多,是成不了大气候的。而“连片分地”可以从制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土地在短时间内迅速集中起来,稍加流转就可以形成许许多多的种养大户。

    3、可以大力发展种植业和养植业。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是振兴农业经济的唯一出路,田地集中分配以后,即使不用土地流转,也可以形成许多10--15亩左右的小小的种养大户,我们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也能如虎添翼,迅猛发展,大多数农村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发展种养业,搞小庄园经济,可以不必过急地追求发展种粮大户,因为土地流转必须是政治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再说,我们一些农民的土地如果是由于太分散而导致自己不能耕作的话,那么他们宁愿荒在那里也绝不愿流转给别人。况且,中央也一再强调:只有在第二、三产业发达,大多数农民实现非农就业并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收入来源的地方,才有可能出现较大范围的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我们国家现在还不能普遍地达到这个条件。因为我国农村人口实在是太多了,无法短时间内大量地安置到城市就业。如果田、地、山分散,不便于综合利用,种也不好种,养也不好养,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田地荒芜。我们的农民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在种植和养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要条件成熟,我国农村家家都会变成十亩左右的种植庄园、养殖大户。那才是真正的新农村。

    4、便于实现农业现代化。现在农村田地的分配方式严重地阻碍了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和推广,犁田机、收割机,使用条件是田地平而宽,且作物成熟期一致,七零八散的田地十分不适合机械设备的操作。田块面积小操作不方便,相邻田块是别人的,庄稼可能还没成熟,不便于机器通过,很多农民只能采用原始的劳作方式,致使我们有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如果田块集中到一处了,利用现代化种植方式,生产效率可以上十倍、上百倍地提高,短时间内就可以大范围地把我们的农业生产水平向前推进几十年,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5、增加就业能力。田、地、山集中以后,那些在外打工年收入一二万元的农民很多都会回家搞农业,把岗位留给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不但如此,只要田、地、山分配规划得好,就连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也会到农村寻求发展。但是,如果农村田地分配不好,不要说不交农业税、免农村孩子义务教育学费,就是每再亩补贴一二百元恐怕也留不住农民回家种那几亩破田的心,更不用说什么粮食安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第三步目标了。长此以往,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国家就业压力不知道有多大,一旦出现什么粮食危机、政治危机,那个暴乱就很容易发生了。农村搞不好,城镇化建设就是空中楼阁,经不起折腾和打击,只有农村就业能力大增,粮食、肉食品、水产品能够大量地源源不断地输向城市,我们的国家才真正称得上国富民强,国泰民安。

     6、便于发展生态农业。当田、地、山以家庭为单位集中到一处后,将十分便于农民合理规划布局、土地改良。农民可以根据当地水、光、温、土壤特点进行合理规划,哪一块地要植树造林,哪一块地种植果树,哪里设计鱼塘,哪个坡要去掉,哪个坑要填平,哪块地要改良等等,都会得到最好的安排。各种有机物桔杆也便于集中处理作沼气池发酵,当沼气发电应用以后,农民就可以把家搬到他们的田间地头,集中精力搞农业。还可以很方便地得到沼气肥,于是各种农作物秸秆高效利用,各种田块有机配合,各种土地取长补短,合理安排间套复种,季季高产,全年丰收。果、树、鱼、猪、鸡等紧密联系,互相促进,获得最佳综合效应。各种农药化肥使用量将降到最低,形成我们盼望已久的生态农业。例如:种一亩紫云英或油菜可以相当于在那亩田里施30-50斤的尿素,还能改良土壤,那农民为什么不种呢?就是因为田地太分散,种得下但管不好,农村牛羊捣乱太利害了。

    如果田地山集中到一处的话,我们的农村能用的上的土地将很可能被全部利用起来,或种水稻,或种大豆玉米,或建果园,或栽林木,养鸡养鸭,养猪养鱼,屋前是自己家的稻田和池塘,屋后是自己家的菜园、果园、林园和鸡场。到时候我国农村到处都会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一片和谐富饶的新农村,一个个农户就是一个个科技农园,一个个小康农庄,一个个小型农场。我们的农民是很能干的,可以将沙漠变成绿洲,将荒山变成果园。

    7、能充分发挥农村留守劳动力的潜力。目前,留在农村的多为50岁以上的老人、妇女和少年儿童,土地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块鸡肋,想种又无法种好,流转给别人种又觉得可惜。一般只能种几块灌溉条件好、离家近的田,保证自己不买粮食吃就算不错了。如果田地分配到一处,就可以把他们有限的劳力充分挖掘出来,大大提高他们种田种地的积极性,发挥老人的余热和智慧,以前离家很远的那些零散的田块没有了,现在的田地又宽有大,非常便于耕作和管理,以前拼尽老命只能种一亩,而连片分地后儿子又给他买了犁田机和动力打稻机,可以种上十亩田地了。

     8、便于政府引导,走产业化规模化的道路。田地集中分配,既吸取了土地流转形成种粮大户的优点,又继承了我国80年代土地承包的优点,农民劳动起来心喜、心甜、心安,无后顾之忧,可作长远打算和投资,对于政府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扶持,只要利润较好,是非常乐于接受的。广大农民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和自己田地优势,调整自己的作物品种,搞特色种植,走产业化、规模化的道路。 如搞大棚蔬菜、种特种果树,规模养殖,还愁奔不上小康吗?说不定可以奔上大康了。农村不搞产业化、机械化、规模化、农场化、市场化,是没有出路的,光靠个人落后、低效的劳动技术,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恐怕连供小孩读初中都成问题。

    9、有利于退耕还林,绿化荒山。我们的农村不但水田被划分得零零散散,山和地也是按片按质平均分配的,每一户的山和地一般都分布在5-15个地方,农村的山地基本上没有利用起来,也无法流转给别人。我们学校有许多老师说:“如果将山地连片分到一起,我就把我老家的那些山地种许多杉树、或者杜仲树或者板栗树银杏树什么的,然后把他们围起来管理,再在它旁边建一个池塘,造一个小屋,寒假、暑假、星期六、星期天就可以轻松地去自己农园里享受一下田园生活:钓鱼、爬山、采野果等等。” 但是,在现行的这种土地制度下,这只是一种幻想,就好象一张一百元的钞票,本来可以买许多东西、做许多事,现在却被撕成了碎片,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10,有利于社会稳定。连片分地,将不会使农民的命根子白白地浪费在荒野,而会使其作用发挥到最大,农民可安心务农,不会作死地去与工人争饭碗,大大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就业途径。而现在,农民为了种田种地怨心载道,工人为了找个工作受尽挫折,学生们则更加可怜,很多人连大学都不想读了,长此以往,我们的社会将象绷紧了弦,很多矛盾将一触即发,维持社会稳定将会浪费我们国家政府大量的人力财力,国家的正常运转受到影响,经济建设也只会是擦边球。再说,我们有许多的农民都没有田地种,工人没工作做,搞得不好,这些人就是最引起社会动乱最活跃的分子,因为我们把他们最基本的生存资本--土地或工作剥夺了。有人担心,重新连片分地会引起社会动荡,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广大农民是支持的,如果我们一味地怕这怕那,那还要改革干什么,哪一次成功的土地改革不是冒险干出来的,就拿小岗村来说,要是没有那几个农民冒死签字,能有今天吗?土地流转只是观念的过度,连片分地集中经营才是最终目的,台湾、日本、美国等国家不是都走过来了?许多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史都证明了:只有连片分地建设农庄才能拯救农业。

连片分地的优点还有很多:可以提高治虫的效果,可以减少农民土地纠纷,可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可以减小抛荒面积,可以稳定我国耕地数量,可以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可以迅速地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那么如何重新分配田地呢?我认为,不能采用以前的分配田地的方法而将田地分成三六九等,最多只作水田和山地(包括旱地和荒山)两大块进行分配,并尽量使每个家庭的水田和山地连成片,如果有人不愿意要水田只要山地发展特色种植那就更好。具体的操作方法可以由农民自己去探索。如果某人分得的土地可能差一点,那没关系,可以给他多分一点土地,况且一般的中低产土壤经过两三年的改良是完全可以达到高产土壤的肥力特征的。

重新分配田地已时机成熟!刻不容缓!我相信:我们的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在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严重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我们的党决不会坐视不管。请领导尽快拿出一个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千万不要犹豫。在全世界都处于经济危机的迷惘中,在许多人都失业的情况下,在大学生都很难找到工作的形势下,我们的经济发展要走出低谷,必须先在农村改革,虽然以前有人规定了农村土地50年不动,但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说的,现在并不一定适用。我强烈呼吁:快点改革!再不改革就晚了!在不改革就难了!如果再等上3-5年,当农村一些土地私下买卖以后,那时进行土地改革,就是革某些人的命,还能改革吗?当一群无知的农民不小心把那些自以为零散得无用的土地卖或长期租出去了以后,一旦他们吃了上餐无下餐时,这个社会还能安宁吗?

 

 

发件人:"jxjmlc" <jxjmlc@126.com>  2009-06-12 17:21:2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将黄河水导入莱州湾,利用黄河淤泥填平莱州湾,开创世界上最大的利用自然力造地工程。

将黄河水导入莱州湾,开创世界最大造地工程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总略》作者 山东吕超

2009年6月

    将黄河水导入莱州湾,利用黄河淤泥填平莱州湾,开创世界上最大的利用自然力造地工程。

    现在黄河在山东东营河口区流入渤海,由于黄河水携带大量的泥沙经过漫长的淤积在山东东营已基本形成了半岛地形。东营半岛的形成,阻挡了渤海湾西部的南北海上交通,延长了交通航线,加大了运输成本,影响了渤海西岸经济发展。现在黄河水由东营河口入海将泥沙通过黄河三角洲送入渤海中心加大了对渤海海水的污染,使渤海的水质严重下降,半个黄海在黄海河水的污染下变得浑浊。黄河泥沙虽然在东营淤积了大量的土地,但由于东营处于半岛状态,三面环海,使黄河的泥沙大部分散入渤海深海海底,达不到最大造地目的。甚至使黄河泥沙的造地功能处于最小化,使黄河泥沙这一最大的自然资源处于最小的利用状态。

    莱州湾位于渤海南部,山东半岛北部。西起黄河口,东至龙口。总面积9530平方公里。海底地形单调平缓,水深大部分在10米以内。是填海造地的最好的地方。

    我建议:在东营市拓宽小清河下游,或另开河道将黄河水直接导入莱州湾腹地,利用黄河泥沙填平莱州湾,充分发挥黄河淤泥造地功能这一巨大的资源的作用。再造一个的莱州湾大平原。

    将黄河水导入莱州湾具有巨大的可行性。黄河下游东营地段多盐碱地人口相对稀少,无论拓宽小清河,利用小清河将黄河水导入渤海,还是另开河道将黄河水导入莱州湾工程都非常简单,相对来说工程量都不大,施工具有可行性强。将黄河水导入莱州湾利用黄河淤泥填平莱州湾其最大的效益是在短时间内创造大量的土地。莱州湾与东营黄河三角洲最大的不同是:东营黄河三角洲三面环海,黄河淤泥大部分散入渤海深处,使黄河淤泥造地功能始终处于最小化状态。而莱州湾三面环绕陆地,黄河泥沙无处散失,这样可发挥黄河淤泥最大的造地功能。加上莱州湾海底地形较高,海水较浅。将黄河水直接导入莱州湾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创造大量的土地。将黄河水导入莱州湾,利用黄河淤泥填平莱州湾,使莱州湾海水后退,可大量减少莱州湾周围陆地的土地盐碱化,使大量的盐碱地变成良田。

    将黄河水导入莱州湾,利用黄河淤泥填平莱州湾,使黄河水泥沙对渤海的污染控制在莱州湾范围内,减少对渤海纵深的污染,可极大的提高渤海海水的水质,有利于海水养殖业的发展和海洋环境的优化。将黄河水导入莱州湾,利用黄河淤泥填平莱州湾,形成新的莱州湾陆路交通通道。最大限度的减少东营半岛对黄海西部海上交通的阻挡和莱州滩涂湿地对环渤海陆路交通的阻挡,使环渤海陆路交通实现闭合,使环渤海经济圈计划得以实施。对我国东部经济的发展和京津地区的安全都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6-17 12:23:09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工人杀老板 东莞台商2死1伤

工人杀老板,东莞台商2死1伤

台湾 2009-06-17

    台湾联合报报道,广东东莞发生重大台商命案,东莞大朗镇的展明五金制品公司员工刘汉黄向厂方索讨赔偿金不成,前天中午持弹簧刀刺杀台商老板及台干,造成两死一重伤。 死者分别为卅三岁的五金厂经理林裕腾及五十岁的副总邵正吉,两人为甥舅关系,来自台中县;重伤者为生产经理赖振瑞,来自彰化,正在大朗医院救治,尚未脱险。凶嫌刘汉黄已被警方逮捕。

  警方说,廿五岁贵州籍工人刘汉黄去年九月到展明工厂,因冲床作业不慎,右掌被截肢。经数个月劳资协商,一审法院裁定展明应给付十六万八千元人民币赔偿金,工厂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双方僵持数月,刘汉黄十五日中午与资方再度谈判无解,发生憾事。

    目击者称,当时刘汉黄拦下准备出厂的经理林裕腾,发生激烈争执。副总邵正吉和生产经理赖振瑞见状,立即架走刘汉黄。不料,刘汉黄拿出预藏的弹簧刀,猛刺赖振瑞腹部和胸部,赖振瑞倒卧在工厂门口,邵正吉颈部也被画上一刀。 受伤的邵正吉负伤后跑离厂区,但刘汉黄已杀红眼,追逐一百多公尺后,刘汉黄将邵正吉扑倒在地,持刀刺穿邵正吉喉咙、胸部,邵正吉当场死亡。

    刘汉黄又返回厂里,向倒卧在大门口、奄奄一息的赖振瑞,在其颈部补上一刀,赖振瑞气管、肾脏、肝胃破裂,血流如注。林裕腾见状,拿起棍子防卫,但林裕腾的妻子抱着两岁的儿子出门察看,林裕腾一时分心遭刘汉黄趁机刺杀。林裕腾胸口破裂、颈动脉被割断,当场死亡。林妻目睹丈夫被杀,情绪崩溃。 林裕腾的三弟林骏宏见状,鞋子都没穿,立即冲下楼,拿起铁棒挥向刘汉黄。刘汉黄逃出厂房外,最后跌卧路边,被林骏宏和另一名台干制伏。

东莞高埗某工厂遭匪打劫

新快报记者

2009年6月

    新快报6月17日报道广东东莞高埗某工厂在金融危机中逆市盈利,员工的收入增加了,却招来歹徒注意,半年来,该厂员工轻则被刀捅明抢,重则遭污辱轮奸,甚至租住的整栋楼遭歹徒持刀洗劫。记者调查发现,该工厂所处工业区少见治安队员巡逻,治安亭近日更遭不明人士放火焚烧。

工厂盈利招匪注意

    凭借自身实力,位于高埗冼沙工业区的某制衣工厂今年仍能逆市盈利。开春以来,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加班赶货,员工们下班都带着满足的笑容。然而,这些提成丰厚的员工却不知已有贪婪凶恶的目光在注视着他们。“我被捅了,钱没了!”“她被害惨了,这辈子怎么见人!”“太可怕了,两个人拿着刀守在一楼,其他人冲到楼上逐层洗劫!”自2008年12月至今,这些恶性事件不断发生在该厂员工身上。“我们成了歹徒的靶子了。”该厂员工之间流传着这一说法。“我们真的成了最倒霉的工厂。”该厂一经理说。

花季少女惨遭蹂躏

     2009年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一位年仅17岁女工的悲惨经历,在该厂员工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这名女工在夜半归家途中遭掳劫轮奸,其间其下体还被歹徒以铁管狂插。据该厂人事经理吴小姐表示,当天晚上10时30分左右,艳艳(化名)和一同事走在工厂旁的北王路上,突然路口有一辆白色面包车出现,边叫着她们俩边追着,过了一会儿,车上跳下两个人想要抓她们,艳艳因受惊过度摔倒在地,来不及逃跑被擒,另一同事则跑得快,逃过了一劫。“后来她看到面包车上的人抓了艳艳向石碣方向开去了,马上报警,30分钟后警方到现场给她做笔录。”该厂人事主管陈先生说。

    “(次日)凌晨2时30分左右,艳艳自己摸回宿舍了。”吴小姐曾向当晚逃脱的同事了解情况并进行心理辅导,对当时的情况仍历历在目。吴小姐回忆,那同事当晚看到艳艳衣衫褴褛,满身都是伤痕和血迹,便和艳艳的舅妈一起送她去医院。“我第二天去医院看望艳艳,看到她目光呆滞躺在床上,一个字都不说,嘴巴又烂又肿,手腕处发紫,听医生说,她的下体要缝针,听到她舅妈说‘害了这孩子,还用铁管捅’。”吴小姐说。当时负责向医生了解情况的人事主管陈先生也告诉记者:“医生当时说,艳艳下体存在严重的裂口,创伤面极广,是被人用铁管狂插下体所致,也有被轮奸的痕迹,可能导致不育。”

    事后,厂方为艳艳垫付了全部医药费用,还想留她在厂工作,但艳艳出院后决意辞工返乡,当时侥幸逃脱魔掌的同事也没留在该厂。6月10日下午5时许,记者欲向该区警务室求证艳艳的案例,但该警务室门户已闭。而据附近居民透露,整个工业区的人都知道这事。6月14日,记者再次到该厂采访时,看到公告上贴有一张警告。原来就在几天前,该厂某女工在回家路上遇见了可疑的面包车跟踪,幸而机警地奔跑回厂,才没让悲剧发生。

歹徒洗劫整栋住楼

    员工廖先生说:“很多同事住在工厂旁边的一栋住楼,1月的时候,我亲眼看见有两个人提着刀守住路口,两个人守在一楼入口,其他十多人声势浩荡地冲上楼去,挨家逐户地打劫,太可怕了。”记者随后走访了该住楼,房东及住户皆三缄其口。有知情者透露,以前遭劫的住户差不多都搬走了,现在的住户大多的确不知情,而房东惧于某种势力,但求不得罪人和求得自身安全。

 

 


发件人:"牧川" <antintheheaven@163.com> 2009-06-12 21:39:18 +0800 收件人: "北京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是什么在逼迫他们背叛祖国”

是什么在逼迫他们背叛祖国

———写于建国60周年

牧川

    5月25日,一向对中国人权状况持强硬态度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华。当天,上千上访群众和维权人士聚集在最高法院,其中有人打出“欢迎佩洛西访华、关注中国人权SOS”的横幅。

    5月28日,佩洛西在清华演讲,数百上访者聚集到清华大学,准备向佩洛西递交中国人权状况的抗议书,被警察带走。

    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门外聚集数百上访者,墙壁上并被涂下“打倒腐败,还我人权”的标语。

    5月,上访者五次走上北京南站前的二环路,阻断交通,抗议社会的不公和腐败,发泄心中的怨气。

    5月,上访者数次去三里屯的美国大使馆,向美国人表达中国的不公正。

    5月,上访者数次去亮马河的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向联合国表达中国的不公正。

    5月,几个上访者甚至冒险堵截了温家宝的座驾,拦驾鸣冤。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一些警察质问上访者,“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却去找外国人,不觉得丢人吗?” 一些关注国际关系的人也说,佩洛西是著名的反华人士,为什么这些上访者要欢迎佩洛西?

    在六四前夕一份关于维持社会秩序的文件,在列举了一系列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后,又说“尤其是上访人员,是制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上访人员已经被列为最易制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最易受外部势力利用从而制造混乱的因素。但是什么也阻挡不住这些上访者与美国和其它国家记者的联络,什么也阻挡不住他们对于外国人的好感。即使你告诉他们境外的颠覆势力想利用他们,他们只是被利用的对象。因为他们知道,若是没有这些国外的记者和新闻媒体,没有这些境外人权组织,没有来自美国等国对中国政府的压力,他们自己的状况会更恶化,截访的地方政府会更猖狂,看守所,劳教所,黑监狱,精神病院,一个接一个正常人会变成疯子和精神病,一个接一个上访者会悄然无息的消失,不再出现。
他们只能信靠这些外国人,因为中国国内的媒体不敢说话,记者不敢采访。

    他们只能信靠这些外国人,因为那些所谓的大学者们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却不替人民说话;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学者更是狼心狗肺,说上访的群众是精神病;

    他们只能信靠这些外国人,因为那些信誓旦旦的左派其实也没有为他们做什么;

    他们只能信靠这些外国人,因为那些信誓旦旦的右派其实也并不关心他们;

    他们只能信靠这些外国人,因为大多数老百姓们其实并不关心他们,因为老百姓们觉得灾难还没有落到自己头上;

    他们只能信靠这些外国人,因为中央领导人虽然说畅通信访渠道,倾听群众声音,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么回事;

    他们只能信靠这些外国人,因为从上到下没有几个肯为他们办事的官员,到处都是拘留、劳教、精神病院的陷阱;

    他们只能信靠这些外国人,因为国家信访局的前门迎进,登记,注册,后门送出他们,便给地方政府打电话,让地方政府来领人;

    他们只能信靠这些外国人,因为每年都有10万以上的地方大员来北京截访,把这些上访群众领回地方,拘留,劳教;

    他们只能信靠这些外国人,因为截访的地方大员拿着每日300元的津贴(这些上访的每人每月还花不了300元),开着汽车,住着宾馆。他们花费巨资截访,并从中获取好处,却根本不会花一个子给上访者解决问题;

    他们只能信靠这些外国人,因为他们在国内孤立无援;

    他们孤立无援!他们割腕、跳金水河,在天安门--自//焚,在历史博物馆上吊自杀,甚至激化到将天安门国旗降半旗;他们仰天长叹!这还是我们的国家吗?天理何在?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06-13 10:38:30 +0800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98期-孔子2560年暨耶稣2009年6月13日邮发

经济学家也要爱国

独立学者  萧武

    据郎咸平说,自从金融危机来了以后,需求萎缩,所以什么商品都在降价,只有他的讲课费和出场费在涨。他这话说得未免夸张,其实哪次金融危机来的时候,都是经济学家走穴赚钱的大好机会。不止是他,稍微能做一点宏观经济分析的搞经济学的人,不管是不是经济学家,都能逮着机会狠赚一笔。

    克鲁格曼来了,又走了。来这一趟到底赚了多少钱,他的出场费是多少,虽然这些年中国媒体挖边角料的工夫大有长进,也还是没有挖得到。现在已经知道的只是,虽然他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地方讲得内容都大致相同,而且他讲的内容都是早已在媒体上已经出现过的观点,但是他的演讲的门票却是一分钱也不肯少。据说是 5.8万元,得一个普通的小白领忙活一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买得起一张。最便宜的也要5800元,就连以往这种场合都是掏钱请去参加的记者,这次也难能搞到一张。

    当然,国内的“著名经济学家”之流就不用掏钱了,都是被主办方——也就是克鲁格曼中国之行的经纪人单位——请过去“与克鲁格曼”对话的。不过,从会后媒体上报道的情况看,经济学家们这次对话参加得似乎都不大愉快。从网上的报道看,克鲁格曼不仅一点不给他的中国同行面子,而且还动不动就用“ 这是众所周知的”、“这是非常可笑的”之类的言辞回应给他提问题的中国同行们。但要说最刺激中国经济学家们的,我倒觉得应该是,他们发现原来经济学家也不是无产阶级,还是有祖国的,而且人家克鲁格曼还很爱他的祖国。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虽然对什么时候结束中所纷纭见仁见智,但大体上都还同意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美国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发展和监管缺失。而且,现在各国也大体上至少在口头上同意加强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发达国家也都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应该负主要责任,并且也基本上同意在防止危机进一步恶化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各国也都同意,现在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改革,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必须改变。虽然发达国家说一套做一套,但是明面儿上还是没有赖账的。

    但是克鲁格曼却不同意。无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还是在广州,参与对话的中国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最主要的当然是美国会不会在阻止危机进一步恶化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克鲁格曼却既不同意金融危机是美国的金融体系造成的,也不同意美国在这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按克鲁格曼的说法,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的过程,不能只怪美国。至于美国要承担责任,克鲁格曼就说,要是十多年前,美国当然要承担主要责任,因为美国那时候是超级大国,但是现在就不行了,现在是多极世界,要承担也得欧洲、日本和中国一起承担。

    他还讲了一些别的观点,但总体来说,他在中国所宣传的就是:首先,美国不是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其次,美国没有义务承担比别的国家多的责任;再次,美国不但没有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在阻止危机恶化方面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最后,他既不同意改变美国改变美元的国际地位,又认为人民币也充当国际货币没有必要。而这些观点的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坚决维护美国的利益。而中国这些年来流行的经济学知识早已告诉人们,自由贸易是天经地义的,中国经济学家也已用他们的身体力行告诉人们,经济学家是没有祖国的,都是“世界公民”,所有对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的强调都是民族主义的、反全球化的,当然也就是错误的。

    但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的诸多表现却恰恰说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是两手抓两手都很硬的。到底是用哪一手,就看哪一手对自己有利了。当发达国家需要别的国家的市场和资源的时候,他们就呼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当新兴市场国家——比如中国——与他们之间存在贸易顺差的时候,他们就会举起反倾销的大棒来了。所以,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出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曾经被反复开导要搞自由贸易不要搞贸易保护的中国现在反而成了自由贸易最积极的倡导者,不仅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到处宣讲自由贸易的好处,而曾经的自由贸易的倡导者美国国内却出现了“只买美国货”的呼声,反倒搞起贸易保护来了。

    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也告诉人们,经济学家其实也不是那么“世界公民”,自由市场并不是唯一的信条,他们也一样会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如果说克鲁格曼在中国所宣讲的观点对中国经济学家没什么太大启发的话,那么他们应该从他身上学会这一点,经济学家也要爱国。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学家没必要老是跟着《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的舆论导向转,给外资在中国的扩张当吹鼓手,而当中国收购国外企业时就横挑鼻子竖挑眼,又是反对人民币国际化,又是对中国增加在IMF 的发言权的要求冷嘲热讽,而是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06-13 10:38:30 +0800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98期-孔子2560年暨耶稣2009年6月13日邮发

南沙在哭泣 中国该解决了!

国防大学 张召忠

2009年6月

    南海争端就像一团乱麻,很难理出个头绪。1974年西沙之战以后,我就开始关注南海问题。70年代中后期,周边国家不断侵占我国南海岛礁,掠夺我南海石油资源,侵犯我海洋权益,作为海军专职研究人员,我理所当然地加入到海洋法研究的洪流之中。1994年和1996年,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到瑞士和意大利参加了国际海洋法和国际海战法专家会议,对解决南海争端开始有了一些思考。后来,经过五六年的潜心研究,我撰写了《海战法概论》,这才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捋出些头绪。本文主要就曾母暗沙及南沙群岛领海基点和基线划分方面的法律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见解,与各路专家商榷并期望得到指教。

中国的领海是怎么划分的?

    早在15-16世纪的时候,领海划定的原则为“大炮射程说”,由于当时大炮的最远射程是3海里,所以一国领海也就这样被确定为3海里。传统海洋法坚持“领海以外就是公海”的原则,沿海国领海的宽度越小,公海的面积就越大,海洋国家舰船的活动范围就越广阔。所以到今天为止,美国仍然坚持3海里的海洋制度。

    1982年联合国确定了一个新的海洋制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在国家朝向公海最远的两个岛屿可以确定为一国领海的两个基点,领海基点只能是高出水面的岛屿而不能是水下礁盘或沙洲,更不能是人工制造的岛屿,而且这两个岛屿中间的距离不能大于24海里。这两个基点确定之后可以连一条线,这条线叫领海基线,领海基线是划分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基准,这条基线向外再划定12海里的水域那就是领海。

    1958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的领海以连接大陆岸上和沿海岸外缘岛屿上各基点之间的各直线为基线,从基线向外延伸12海里的水域是中国领海。”但是,1958年的这个声明并没有宣布中国用来测算领海的参照点,即领海基点和领海基线,因此,外国舰船和飞机便经常以无法计算和识别为借口故意侵犯我领海领空。

    1992年2月25日我国宣布了第一个海洋法方面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宣布领海为12海里,毗连区为24海里。领海和毗连区宣布之后,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是中国所宣称的领海和毗连区究竟从哪里算起,因为领海基点和基线仍然不明确。这样,1996年5月15日,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时,发表声明,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但对于钓鱼群岛、南沙群岛等争议海域的领海基线没有宣布,更没有宣布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具体测算范围。1998年中国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二百海里”。这样,中国政府已通过该法确立了从领海基线量起宽度达200海里的“中国专属经济区”。

曾母暗沙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吗?

    在我国中小学课本上,就明确写着“曾母暗沙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在中国正式出版的地图上,就用断续国界线标志标绘出中国的传统海疆线,曾母暗沙就位于最南端的这条海疆线上。很多人不明白,既然曾母暗沙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是否可以作为领海基点来划定领海基线,进而向马来西亚方向划定12海里领海、24海里毗连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最远达350海里的大陆架呢?从中国大陆最南端海岛三亚到南海最南端的曾母暗沙,距离有2000多公里,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如此大的海域是否都是中国的领海范围?如果是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对这片海域行使国家主权?

我国领土幅员辽阔,除大陆外,还包括台湾岛、澎湖列岛、钓鱼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5000多个岛屿。南海诸岛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个群岛,共有大小岛礁300多个。南沙群岛是南海诸岛中分布面积最广、岛礁最多、位置最靠南端的一组群岛,由230多个岛礁和沙洲组成,其中,露出水面的岛屿25个,明暗礁128个,明暗滩77个。

曾母暗沙属于南沙群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考虑曾母暗沙的法律地位必须把它融入南沙群岛的整体来论证。我国宣称曾母暗沙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是基于传统海疆线的划定,因为它是构成九段线的一个基准点。传统海疆线由于采用断续国界线的标志标绘,所以在法律上界定为传统习惯法管辖,与大陆主权的管辖是有所区别的。国际法规定,承认一国领土的基本条件是发现、占领和管理。首先,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隶属于中国。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发现了南海诸岛。20世纪50、60、70年代日本、苏联、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出版的权威性工具书、地图集上都清楚地标明南海诸岛的主权属于中国。

其次,中国政府一直对南沙群岛进行管辖。公元800年以后的唐、宋、元代,中国人民就命名了南海诸岛,并最早对其进行管辖和行使主权。在中国历代航海图上都有南海诸岛的明显标志。明、清时代,南沙群岛划归琼州府万州管辖,并列入我国版图,从此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1947年11月,中国内政部重新命定南海诸岛全部岛礁沙滩名称,共119个。1948年3月,中国海军前往西沙、南沙和东沙群岛进行换防。1959年3月,海南行政区在西沙群岛永兴岛设立“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

南沙群岛争端将如何解决?

    我国之所以率先宣布大陆及西沙群岛领海基点和基线,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上述地域的划界没有纷争,且均处于我方实际控制和管辖之下。我国至今没有宣布曾母暗沙为中国最南端领海的基点,也没有宣布以此为基点来确定基线,进而划分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更没有宣布南沙群岛其他岛礁的基点和基线,主要原因可能是考虑到如果按照新的海洋法来划定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可能会与传统海疆线产生冲突,同时也会与相邻和相向的马来西亚等国在划界方面有重叠和冲突。况且,所有南沙群岛的岛屿均不在我方的实际控制和管辖之下。

在没有宣布新的划界方法之前,在法律地位上仍应以传统海疆线和传统习惯法执行,即曾母暗沙及南沙群岛的主权是属于中国的,这不是1982年新的海洋制度确定以后新冒出来的话题,而是一个古老的传统的习惯,中国及相关各国都应该负责任地维护和执行这样一个国际习惯法则,不应以新的法规来对抗和挑战传统古老的法规,因为法规的制定永远是滞后于实践的,不能用新的法规去约束过去的事情,只能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规定”。

曾母暗沙及南沙群岛涉及到周边多个国家,各国都按照自己的国内法宣布了领海基点和基线,进而向中国传统海疆线内划定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350海里大陆架范围,这就造成了与中国传统海疆线既定范围的相互重叠,同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各国之间也有类似的重叠和争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解决方式不外乎三种:一是用外交的方式、谈判的方式解决;二是提交联合国相关委员会或国际法院仲裁解决;三是武力占领,强行夺回本来应该属于中国的岛礁,并依托武力维护国家主权。

从国际惯例来看,国际法尊重先占为主的原则,谁先占领并实行有效的管理,谁就拥有较大的主导权,就会得到国际法的尊重。如果对方使用武力长期占领,并进行经济开发和行政管理,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默许和现实,国际习惯法就会认为那些宣称拥有主权的国家对这种武力非法占领的事实已经不再表示抗拒,所以就倾向于尊重这样的占领现实。1853年,沙皇俄国侵占了中国东北部的库页岛(萨哈林岛)、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夺走了数百个岛屿,这些本来属于中国的领土和岛屿将永远不会再回归祖国,因为我们只是声称那是中国的领土却没有能力去夺回来,只能望洋兴叹。最后生米做成熟饭,只能成为人家的盘中餐和美味佳肴。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用这种武力方式掠夺和割让的中国领土就有数百万平方公里!

我们总是说南沙群岛是中国的主权,但同时又不进行有效的管理,别人瓜分、抢占和掠夺走的岛礁和海域又无力夺回,只能默认和容忍这样的现实发展下去,这样一种口头的宣示实际上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抗辩,这在国际习惯法上是很受漠视的,也是不受尊重的。因此,强国的通用原则是,只要涉及到领土争端方面的问题,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一般都是使用武力解决,我的就是我的,如果你抢走了请你老老实实还回来,先礼后兵,这个是可以谈判的;如果好话好说,谈判之后还拒不归还,接下来就应该是、也必须是武力收复!

南沙群岛争议岛礁和争议海域如何处理,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如果从传统海疆线原则基础上后退,可能将最终推翻传统海疆线的原则,南沙群岛各占领国和主权拥有国之间就会展开平等谈判,主人和强盗平等谈判的结果可能会按照群岛水域的划分原则进行划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群岛国可划定连接群岛最外缘各岛和各干礁的最外缘各点的直线为群岛基线,但这种基线应包括主要的岛屿和一个区域,在该区域内,水域面积和包括环礁在内的陆地面积的比例应在1:1到9:1之间。南沙群岛如果按照群岛水域的这一原则来划界,也就是说以露出水面的岛屿和干礁为基点连接基线,确定国家领海的范围,那麻烦可就大了。由于南沙群岛露出水面的中国岛屿已经全部被周边国家所占领,他们就会主张以所占岛屿为基点来划分自己的领海基线,而中国没有占领任何一个岛屿,所占岛礁又都为水下礁盘,很可能被定义为人工岛,结果可能一无所得。强盗们反客为主,将成为南沙群岛永久的主人,而中国又将再次望洋兴叹!

孙中山曾经痛心疾首地说:“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太平洋之中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耳”。近百年过去了,孙先生所讲争太平洋海权距离我们仍然太遥远了,建国都60年了第一岛链还被人家封锁的严严实实。我最着急的还不是去争太平洋海权,而是保卫本来属于我们的南沙主权。2000多年来,我们的祖先就先后发现、占领和管理着南沙群岛,周围么儿小国没有人胆敢去侵占,1940年以后只有短暂几年的时间被日本海军侵占,可1946年中国海军舰队前往南沙武力收回。20世纪 70年代以后南沙群岛数十个岛屿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丢失了,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南沙在哭泣,我们不能再拖延,我们不能再等待,南海争端,不能久拖不决!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09-06-11 18:24:12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杨芳洲传文(附件)

中国在安理会贱卖了朝鲜 也贱卖了自己

杨芳洲

2009年6月11日

    6月11日《参考消息》,“据悉,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对朝鲜制裁决议案的协商,事实上已于当地时间9日达成了妥协。”

    暂时达成的决议案谴责朝鲜:“朝鲜的核试验引发了对东北亚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最严重的忧虑,无视并违反了第1718号决议案和4月13日的主席声明,因此发出最强烈的谴责”,并敦促“朝鲜不再进行核试验或使用弹道导弹技术”。

    “草案规定,所有国家只要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往返朝鲜的船只装载核、生化、导弹相关零部件或技术等禁止供应、销售、转移、出口的货品,应在包括港口、机场在内的本国领土进行搜查,在公海上也有权在征求船只所属国家的同意后,进行搜查。”除此之外,美、日两国还想加上“2006年决议中没出现的金融领域的制裁”。

    但由于“俄罗斯突然对最终方案表示反对,因此,最后结果将在当晚或明天上午才能揭晓。”“但协商已经到达到达最后阶段”,此呼之欲出的安理会制裁朝鲜决议无疑将进一步孤立朝鲜,使其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安全压力,因此,仍如三年前一样,不仅不能弱化朝鲜发展核武的意志,而且必将大大增强其核武决心。朝核问题数年来的发展一直在证明,制裁和施压完全起了相反的作用,此番新一轮制裁仍会如此。

    此表示“对东北亚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最严重的忧虑”之安理会决议草案,因严重侵犯了联合国成员朝鲜的主权,朝鲜对此必将强烈反应;因此,无疑大大增加了“破坏东北亚和世界和平”,甚至引发战争乃至核大战的可能。而一旦发生战争,中国无疑将难以独善其身而必被卷入其中。

    此表示“对东北亚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最严重的忧虑”之安理会决议草案一方面在大大增加战争危险,另一方面却大大束缚了中、俄自己援助朝鲜反抗侵略,以维护半岛和平的手脚。是从增加战争风险,束缚中俄维护和平,这两个方面大大增加了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这像不像伊拉克战争前安理会的作用?

     中国在安理会出卖了自己的盟友朝鲜,这无疑也是出卖了自己巨大的安全利益及和平发展机会。而且这种出卖还是单方面的,有往无来,是贱卖!更准确说是贱送!

    这就是中美国,美国要什么就给什么,财富可以送,安全利益也可以送。我们安理会的否决权,不是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被用来商讨如何出卖自己的“讨价还价”,是大卖还是小卖?大送还是小送?是“decide”(有义务)还是“call for”(呼吁),是“request”(请求)还是“demand”(要求)、“urge”(强烈要求)。

    当代中国人民一切苦难的根源,不就是这个中美国吗?!直到把中国彻底卖光!送光!挤干最后一滴血!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06-13 10:38:30 +0800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98期-孔子2560年暨耶稣2009年6月13日邮发

中国对朝核不可束手无策

(上海)阮永松

2009年月

  尽管国际社会一致反对,朝鲜在进行核试炸后依然一意孤行接连发射导弹。朝鲜为什么肆无忌惮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为什么一边从中国索取经济援助,一边对中国不屑一顾?一个穷困潦倒的国家凭什么发展核武器?

  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争取和平发展的环境,对周边实行睦邻、安邻政策。这个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朝鲜显然利用了中国过于抽象的战略。许多旧时代的想法还主宰了一些官员的思维:中朝是同志加兄弟,朝鲜可以作为中国与驻韩国美军之间的战略缓冲;给这个调皮的家伙一点小糖吃不要紧,它的核技术还很粗糙,穷小子坏不了大事,让它与美国闹去,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比较重要。

认清朝鲜政权的本质

  今天,当朝鲜核试炸的当量等于5.3级地震,可以震撼中国东北校舍的时候,中国人如梦初醒,朝鲜已将生米煮成熟饭,核武器就在自家门口。将来无论是朝鲜半岛南北之间还是美朝之间发生军事冲突,面对空气和地下水中的核污染,中国只有独自承受。即使不发生任何军事冲突,奉行“有奶就是娘”的朝鲜政权也可以待价而沽,与巴基斯坦、伊朗甚至恐怖分子做核交易。

  朝鲜曾经绑架大批韩国人,也曾经炸毁韩国民用客机,派遣特工在缅甸炸死韩国官员。金大中主政初期,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韩国金融体系几乎被IMF接管。就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基于民族大义,金大中依然带上重金送给朝鲜做见面礼,输送大量化肥、耕牛等农用物资,还为朝鲜发展经济出谋划策:建议朝鲜开放金刚山作为韩国人旅游度假区,让朝鲜获取紧缺的外汇;在南部边境设立开城工业园区,引导朝鲜走经济改革的道路。朝鲜如何报答南方“同胞”?以机枪射击韩国女观光客;韩国工作人员抱怨开城工业园区不能上网发邮件,朝鲜马上拘留他;将主张南北和平发展关系的朝鲜官员就地处决。

  多年来,中国在向朝鲜提供大量援助的同时,也派高层陪同金正日考察北京中关村、深圳经济特区、上海证券交易所、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为了让朝鲜了解能源发电的多样性,还特意安排金正日参观葛洲坝水力发电站,可谓用心良苦。金正日曾说自己“西行取经”后,表示自己“彻夜难眠、深为震撼”,发誓也要建经济特区,要超过深圳。

  有报道称:朝鲜大约90%的石油、80%的消费品以及45%的粮食来自中国。现在看来,朝鲜过去的表演都是其为了骗取援助、图谋核武的缓兵之计。

应有短期和长期战略

  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称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攻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让一些小国无法信任美国,这也加深了朝鲜的危机意识。李明博当选韩国总统后,依旧高喊竞选口号,未经深思就向联合国提出谴责朝鲜人权的议案,并要求美国向朝鲜缓派特使。这些也是导致局势复杂化的外部原因之一。

  中国当初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认识到朝核问题对自己的直接威胁,没有及早施展胡萝卜与大棒交替使用的政策,只把朝核问题丢给美国,对朝鲜过于迁就,未将开发核武与供粮供油结合起来。如果没有粮食、没有石油,朝鲜凭什么去搬运核试验装置?

  中国一直对无条件援助外国的政策津津乐道,今后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所有对外援助物资都是来自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对外援助必须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从长期看,一个封闭的世袭王朝很难长久传承下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对此要有心理准备。不管未来局势如何演变,中国的国家利益应该超越一切幻想。一旦朝鲜政权崩溃,中国如何将朝鲜难民潮的冲击降到最低限度,把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发挥到最大限度?

  中国当下不必完全断绝与朝鲜的一切往来,因为断绝往来,就更不了解这个封闭国度的动向了。笔者认为应向朝鲜南北方增派记者,以收集第一手信息,不应一味依靠外电报道。

  关于制裁朝鲜,中国必须与世界各国密切配合。尤其在防止核扩散的海空检查方面,中国必须展现魄力,不能手软,不可让朝鲜再有混水摸鱼的机会。对朝鲜人民的人道主义援助,可以与联合国合作,中国应有权参与调查物资用途。对可能用于军事目的战略物资(如石油)和高科技(如精密电子仪器)产品的禁运,必须与国际社会步调一致。否则,将会继续伤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

  当前,中国一是要注意朝鲜走军事冒险的不归路;二是要提防其他国家故意激怒朝鲜,诱使其铤而走险,连带中国东北遭受池鱼之殃;三是要注意日韩走向核武装。有关方面可能会要利用朝鲜核武事件,发展战略反导弹系统,进一步强化美日安全同盟。这些事态都会给中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中国应尽快重组智库

  近年来,中国对于国内外的一些突发事件措手不及,这与国家智库过于同质化、缺少独立性也有关系。去年拉萨事件期间,国内智库鸦雀无声,对旧西藏残酷的农奴制度、达赖“大藏区”的图谋、政教合一、种族隔离等现成证据只字不提,任凭一些地方官员以“爱国”名义大大咧咧发表有损国家形象的文革式人身攻击的谈话。

  鉴于国内外形势出现新的变化,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充实国家智库,允许民间成立独立智库,协助海外华人成立离岸智库,允许智库之间自由讨论、良性竞争。有争鸣才有补充。只要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有利于提高软实力,有利于维护人类文明,就应该放手推动。

朝鲜核武已成事实,中国成为唯一被核武器团团包围的国家,无法回避。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唯利是图的国际关系,中国的短期、长期战略是什么?鉴于中、美、日、韩的经济利益已经高度依存、不可分割,中国是否可以倡导新的东亚安全体系?这需要中国社会各界一起解放思想,反省过去,思考对策。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6-03 08:05:25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dammos0192" <dammos0192@sina.com>, "wantrue" <wantrue@hotmail.com>标题:

组建“基层工会联合会” 而引发的热议

原菱

2009-06-01

    山西省阳泉市现有工会组织2900多个,其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就占到了80%以上,长期以来,由于工会小而散,职工很难获得和企业老板平等对话的权利。阳泉市总工会突破原有模式,对以前的小型工会进行整合,按照地域相近、行业相同的原则,创造性地建立起一条街工会联合会、楼宇工会联合会、餐饮工会联合会这样的基层工会组织,通过联合,用同一个声音来说话,就提升了工会维权的层次,加大了维权工作力度。目前,阳泉市的工会组建率达到99%,劳动争议比3年前下降37%。阳泉市这一发挥“工会的联合力量”的举措,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古君(私营企业老板):我认为这样做非常有必要。在一些小型非公企业比较多的地方组建工会时,比较看重建会的数量指标,看起来建会数上去了,但会员数太少的工会,难以发挥作用。工会人员力量薄弱,经费分散,工会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很局限,力量也很有限。让一些小型工会联合起来,实行人员集中管理,经费委托,大大节省了工会运行成本。

    刘元(媒体工作者):占基层工会80%以上的小型非公企业开展工会工作不太好,就谈不上固本强基。激发基层工会的活力,发挥基层工会的作用,就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建设牢固的根基。山西省阳泉市通过创建区域性和行业性的基层工会联合会,强化了工会维权力度,为职工群众织就了一张遮风挡雨的“保护网”,是一项非常得力的举措。


    梁清春(私企工会主席):私企工会联合会不端老板的“饭碗”,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从行政上私企老板管不着,经济上与老板没关系,私企工会腰板直了,口气硬了,打工者就有了大“靠山”。我们很多工会干部都认为,私企联合会为职工解忧,为老板解难,理顺了劳动关系,维护了职工队伍团结,在稳定职工队伍的同时也有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张建国(学者):建立基层工会联合会不能不说是一项稳固基层利益的好方法,但是,这项的工作也必将面临重重困难。现在,基层单位职工综合素质不断提高,思想状况和思维方式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工会联合会要面临的企业参差不齐,特点各异,这都会给联合会工会工作增加难度。这就要求基层联合工会工作者要勤于提高和完善自己的工作能力与学识,善于应对工会工作上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对职工问题、工会问题应有十足的热情,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与各行业工作相应的知识,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为职工服务,为工会服务。这也将是对工会系统培养职业工会干部提出的新要求。

    杨佳正(企业管理者):建立基层工会联合会是促进基层工会发挥作用的有效办法。通过联合会对基层的指导和服务,密切了工会上下级之间的沟通联系,有利于基层工会和职工诉求的反馈与传达,有利于基层工会切实履行维权职责。

    韩廷真(基层工会干部):商贸、餐饮等服务业为主的小型非公企业,发展动态性强,职工流动性大。非公企业工会主席很多是由老板指定,开展工作挺不直腰杆,被认为“个体没重量,说话没分量”、“不建工会少块牌子,建了工会多个壳子”,从而令工会联合会面对越来越多的小型非公企业,无法实施有效的指导和服务,二者之间出现严重的工作断层。这这种情况下,工会联合会如果没有得力的专职人员主抓,工会联合会的工作就很难开展,这就需要加大培训、服务和管理力度,促进职业化工会干部更好地发挥作用,进一步加强工会组织体系建设。

    郭稳才(全总基层组织部部长):过去,有些企业工会弱小,难以维护职工权益,也无法与企业开展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工作。现在,联合会代表职工出面,和企业谈判,签订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极大地维护了职工权益。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日益加深,工会尤其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把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让广大职工切实感受到工会的温暖。原菱整理□编后:一般来说,基层工会联合会要突出联合会的联合性、代表性、基层性等特点。工会组织是广大职工的“权益代言人”,基层工会联合会结合各企业的实际情况,把握创新,灵活生动地开展工作,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为职工群众服务,推动了新时期工会工作的开展,凸显了工会工作的活力。

 

 


发件人:"yongmiaochen" <yongmiaochen@163.com>  2009-06-15 09:37:45 +08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玉娇龙”案见证了“改革之死”

“玉娇龙”案见证了“改革之死”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2009年6月

    我们在香港夏菲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改革之死》,我觉得玉娇龙案件是“改革死了”的一次见证。与杨佳案件作为后改革时代的胎记一样,玉娇龙案件,一开始我就把它放在后改革图景中思考。

    我在《邓玉娇的修脚刀是自由的钥匙》中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案子政治因素齐全,是中国改革时代政治结构的缩影。一横二贪三淫,都是专横权力的体现,从乡镇到北京,这样的图景无所不在。存在着三种权力:政治权力、性权力、金钱权力,这三种权力,都是一种总体上专制权力的体现。对三种权力的总体回答是一把修脚刀,修脚刀是低贱的,然而却是天子之剑,布衣之怒。

    我把玉娇龙案件当作改革时代政治破产的见证。正如上面所言,三种权力的压迫与低贱的抵抗,如此对立容不得回避。这四个因素都是改革形成的。邓贵大等三人作为招商办的官员,是改革的产物。文革时代的性特权那是极少数高官的,绝大部分“低官”实行禁欲主义,而如今改革时代绝大部分“低官”也享受上了。金钱作为一种权力,也只有在改革时代才有可能。

    来自民众的抵抗,同样是改革的成果,也是针对改革政治结构的。因为改革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改革与专制浑然一体。

 已无左右矛盾,只有官民矛盾

    不管是北京天字第一号的“天上人间”,还是不起眼小镇野三关的梦幻城,都是官场经济的真实相片。色情场所梦幻城就是中国改革时代的绝佳写照。首先其名字梦幻城,就切中改革时代的纸醉金迷,光离陆怪。色情场所是最能展示为人民服务法袍之下,官员最本性的最丑陋的面目,权力服务于私人欲望。就其大概而言,中国的市场化,就是中国的色情化。

    我们可以从最近的几个事件上看到,左右矛盾或者左右之争,已经破产。一个是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一个是共同支援巴东烈女邓玉娇“玉娇龙”,一个是仲大军为首的民派发布宣言。

    当下中国,可以分裂成两个中国,一个是被权贵买办鱼肉的底层中国,一个与西方接轨,并且当作新租界的上层中国。中国人也只有两种,一种是改革的受益者,一种是改革的受害者。后改革派把改革的受害者与改革受益者之间的政治对立凸现出来。这样改革的受害者就站在一起,工农就一起,左右就合一。后改革派实行釜底抽薪,造成左右派对改革路线之争,不会引发内战。

    每一个改革的受益者,都是改革路径的障碍。因为专制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是羊肠小道或者独木桥。受益者幻觉认为既然改革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那么必然对每一个人开放。但是改革路径带来的资源,是有限的,带来的上升机会,还是有限的。就像一辆公交车,上车的人快满了,每一个人挤上车的人,对没有挤上车的人,都构成阻碍和剥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每一个穷人生存所消耗的最小资源,都被权贵看作是一种浪费,他们巴不得穷人是机器人,光做工不消耗。

    市场经济还是权贵的官场经济,远不是本来意义上穷人的市场经济。一小撮穷人借助于权贵留下来的剩饭剩菜,摆脱了困境,成了改革右派,就幻觉自己的道路对每一个穷人都适用。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所以成功,而把大部分穷人的失败,当作没有能力的结果,从而免于指责是专制造成的。这一小撮穷人还是把自己当作人民,并且把大部分底层排除在话语权之外,排除在共同体之外,从而造成官民力量失衡。

    对于财富的支配而言,市场能够支配的,仅仅一小部分,而且是次要的,而绝大部分取决于官僚权贵。这也是官民矛盾的一个体现。这一小撮穷人是准上层中国人,改革的受益者,断然不可能看到没有左右矛盾,只有官民矛盾的局面。他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他们想象的。他们把不惜牺牲几千万人,几亿人几辈子的幸福来达到的远景,当作已经快成形的真实。

    当下官民矛盾,并不是文革专制造成的,而是改革专制造成的。改革无法改变专制,反而投靠了专制,用强大的经济攫取能力强化了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法西斯主义统治。这种统治因为,与过去极权比较,有所松动而被当作了伊甸园。所以现在的关键在于,到底是谁代表着中国,是上层准上层,还是下层百姓。在经济危机侵袭的日子里,这个问题更加紧张。如果从下层百姓来看,市场经济同样是一种压迫。

    对改革的受益者而言,市场经济他们如鱼得水,如此缓解了政治压迫带来的紧张,经济给他们提供了身体欲望方面的自由。而对改革的受害者而言,不仅要受到专制政治的压迫,而且还要受到的市场经济的压迫。对于挣扎在生存底线上下沉浮的民众而言,为了生存,而获得低工资收入,男人出卖体力劳动,女人出卖肉体,因为交易的是与人身相关的权利,即使属于契约自由,还是有政治经济学上的压迫。工资收入越低,压迫越明显,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包身工。当工资收入足够高,那么契约自由就会消除压迫。

    改革时代并没有改变大部分人的低工资状态,而且把过去福利措施下掉包袱。政治经济学上的压迫,只是缺乏代言人,没有进入思想,没有进入政治,没有一种主义而处于阴暗不明中。

    左右矛盾是因为对改革的往前往后拉扯。准上层中国人右派因为相信,改革意识形态作为唯一出路和真理,而左派破坏反对批判阻碍,所以憎恨左派。左派认为准上层中国人市场化右派的改革,把中国带回“三座大山”和共产党买办化,而憎恨他们。后改革派釜底抽薪,破除了改革意识形态,就呈现出来没有左右矛盾,只有官民矛盾的局面。所以左右之争就彻底破产了。

    我认为中国思想界的未来潮流是,中左中右汇聚,逐渐成为一体,而极左极右继续打着空对空导弹。就极左极右而言,对当下时局,极左文革派是坏心办好事,而极右改良派是好心办坏事。极右改良派在当下,对中国历史进程,起着绊脚石的作用,就像改革初期的极左文革派。过去阶层利益与民族整体利益一致而上升的那一小撮穷人,如今已经成为民族整体利益的妨碍者。就思想界而言,当下的全民公敌是极右改良派。

    成为一体的中左中右,如果说还有一些区别,那就是政治立场上,一些人由于有体制内的位置或者利益,不会公开自己反专制的立场,所以表述为官民矛盾。而一些人则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思想基础,旗帜鲜明地建立在反专制之上,所谓表述为自由立宪与专制的矛盾。但是这样分歧,就不会引发冲突。

两种视角

    经过发酵酝酿,正当防卫的邓玉娇不是一个人,而是中国底层人命运的图腾。也就是,在巨大无比的政治冲突当中,感动中国的“邻家美丽小妹”邓玉娇,走向图腾化,变为具有原始力量的政治神话。民众于邓玉娇身上,移情或者投射自己的命运、激情、渴望。邓玉娇的小刀,将被供上抗争历史的殿堂。邓玉娇于民众抗争的渴望,就如一点火星落于大量渴望燃烧的干柴之上。民众巴不得邓玉娇的小刀是火把,而自己成为炸药。

    邓玉娇为了自己的幸福免于被剥夺,就如此尴尬,遭遇牢狱之灾。这是中国民众的命运,每一个人的自然生存,丝毫不侵犯干扰政治,在暴政眼里,都构成对暴政的异议和反对。没有无时不刻跳忠字舞,没有满足暴官的淫欲,就是反对政府,妨碍公务,煽动分裂国家。暴政与暴官,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构成潜在威胁,因为他们认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浪费了暴政与暴官需要无限攫取占有的资源。

    玉娇龙案件是如此强烈火热地烙印过底层民众的心,产生了启示和神话的力量,构成了对中国方向从改革变轨到后改革的指示。最重要的启示在于,若非邓玉娇急中挥刀,贞节与幸福不保,由不得慢悠悠说理与启蒙。这与改革到了今天,底层民众的命运一致,如果自身没有起来抗暴,没有借助于私力救济,而依赖于开明专制与清官,那将是做了死鬼之后的幻想。

    玉娇龙案件像个巨大的铁锤,进一步锤裂思想界的改良改革派与告别改良的后改革派的分裂。我写了《邓玉娇的修脚刀是自由的钥匙》之后,有一个叫做李悔之的,像巴东那堆人一样土,吐了一堆陈年口水,用来批判我的后改革立场。李悔之文章的价值,仅仅在于标题,我认真地阅读了他的标题。口水文章值得重视的是,其可能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偏见,这种偏见是错的,但是得正视。因为是迷失羊羔自负的主义,你又必须挽救这一些迷失羊羔,所以得正视。

    改良派与后改革派,同样是是一种官民矛盾。尽管改良派认为自己为天下为己任,认为自己也是为百姓做事,但是其屁股还是在秩序和官僚一边。其提出的政改诉求,是一种空洞的道德呼吁,对民众没有任何吸引力,而且当政改被拖到条件腐烂之后再实施,也是伤害民众的。晚清帝国的新政,就是如此。

    改良派的想法是,民主是一步步来的,但每一步都应该比前一步有所改善。目前能做的只能是这样。这是最不坏的选择,甚至当作唯一正确的选择。改良派甚至把维权运动当作施加压力的方式的一种。

    经过教育产业化和市场化,已经有我们这一些大量的知识分子,在体制外面。我们不再关心,是不是一步一步前进。而是关心底层的和自己的,是否守住自己已经得到的利益和私有。我们看到的不是进步,而是如何不流失。

    大量的知识分子,如果站在民众一边,至少可以保住底盘。在于的是如何造就官民力量平衡,赋予民众更大的社会制裁力。例如在邓玉娇案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自身坚固,大量的律师加入维权队伍,大量网友采取法律化的发言方式,大量后援团的成立,与2000多网友前往巴东支援,可以看到超越地域的兄弟姐妹感情的强化,为了每一个中国人,支持邓玉娇的抗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固然视角不同,但改良派与后改革派行动可以一致。根本而言,目标还是一样的,其实,后改革派关注的是如何不流失,改良关注的是如何进一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如果共同努力,做到不再流失,这就是进步,然后再进一步谋求进步的方式。 但是谋求进一步的可能性,已经超出改革,正如及那里真正的市场经济,给穷人带来财富的,而不是光让权贵剥夺穷人的市场经济,已经超出改革时代的能力范围。 还不仅仅是视角不同,而且功效不同。改良的努力,基本已经是无用功。改革已经不可能完成政改,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必须有超出改革的手段和超出改革时代,才能完成。如此才能避免时政棋局改良棋子下的太重,招式太老,来不及转身,白白守株待兔,浪费了时间误了时机。

后改革派拱让政改

    后改革派的做法是,把改革的符号资源,包括政改,一点不落的白白送给当局,避免和当局抢夺和造成冲突,同时拾起民生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符号资源。放弃对政改的渴望,让当局自话自说,而民间作壁上观,冷眼相看,那么当局就会被迫让步更多,有一些实质性的政改内容。如果还不见棺材不掉泪,沉湎于政改呼吁,那么就在当局的笼子里面鸣叫,当局回应以虚假的政改旗号,就像妓女假装呻吟以取悦嫖客,那么时机和出路,就会在这种一来一去,来来去去中消耗干净。

    《改革之死》与后改革思潮,进行釜底抽薪,不在致力于改革与不改革的路线斗争,而是抽调人们对改革的渴望和信任。而对改革的渴望和信任,延续了官方的政治生命,延长了专制,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改革看起来可以结束专制的时期,例如80年代初期,很迷信改革,是可以被今天的后改革思潮谅解的。但是当脱离结束专制的轨道,例如86年文化热和92年经济热,或者干脆巩固专制,那么很迷信改革,就要遭受辱骂。

    后改革派就是不渴望和不信任改革意识形态和政改。退一步说,后改革立场因为放弃了这样一种做法:把自己的期待、希望和政治立场寄托在一种虚无缥缈的可能性之上,所以可以做到即使破天荒地,进行有效的政改也乐见其成,或者如果政改为立宪真正准备了一些勉强的的条件,也是鼓掌并接受之。当然这几乎是空话。有与没有政改,其实毫无关系,如此后改革派立于不败之地,回到自身。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6-13 15:49:43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dammos0192" <dammos0192@sina.com>, "wantrue" <wantrue@hotmail.com>, "lhbsea" <lhbsea@263.net>, "zdl" <zdl@jlonline.com> 标题: 建议:请求中央开展经济转型的大讨论

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  周瑞金

2009-6-12  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世界金融危机袭来,经济日益萎缩,失业率逐步攀升,国际贸易和投资不断下滑,保护主义壁垒有所抬头。这对支撑中国30年繁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中国往何处去?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场合表示: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

  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为危机应对献计献策,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与网友进行了坦诚热烈的交流。近一段时间以来,网民对政府的4万亿提振经济计划,对农民工失业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助,对中小企业的命运,对危机时期的政风政纪等等,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善良愿望。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寒冬中,民生多艰,诸多民怨需要排解,但民心可鉴,民气可用。改革30年后民间积累的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能否在这一轮严峻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充分施展,这是中国闯过世纪劫难,乘风而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

强势政府的底气来自强势人民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政府再次显示出强势政府的姿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举全国财政之力,首先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接着,各部门、地方纷纷出台投资计划。初步统计,将达10万亿以上。这说明什么?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国力大大提高的结果,令人鼓舞。

  在经济强势扩张的同时,在社会稳定方面,针对2009年这个多事之秋,若干个历史事件的整数周年,经济危机背景下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继续绷紧自北京奥运会强力“维稳”的那根弦。从新闻宣传、互联网管理到政法部门,均以严防死守的姿态,随时捕捉发现和扑灭任何“不稳定”因素。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60年历史的执政党,面对当前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这样沉重的责任感、使命感可以理解,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本来我国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大跃进”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指出:“目前,中国公布的财政刺激计划,并没有试图提振公共和私人消费,而是旨在使中国经济渡过难关,直到可以再次出口。这是行不通的。”“对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而是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现在,正是做出改变之时。”

  加拿大《环球邮报》也发表文章说:“今天中国拥有了像样的基础设施、令人称赞的建筑和过大的工业基础。所缺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足够的个人消费。要扭转这种局面,中国需要加强其人民对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使个人收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应地提高。”

  其实,并非只是旁观者清,我国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呼吁。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提出,不赞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应对这次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他怀疑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就能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担心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会扭曲市场的惩罚机制,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账,损害市场的自我修复机制,使萧条持续更长时间。张教授指出,“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才是治本之策。

  另一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也认为: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在许教授看来,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因此,他呼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在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等行业放开管制,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让民众充分地发挥想像力。

  目前关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者和媒体,都对这样一个现象表示深深的疑虑,这就是广义的“国进民退”现象。改革之初,邓小平等人深感几十年极左政治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和社会(包括思想文化)两方面大胆放开严格管制,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允许城镇居民自谋职业、第二职业,推行国有和集体企业承包制,发展非公经济;鼓励港资、台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允许中国公民为非境内资本企业打工。整个80年代改革,中国社会财富的涌流和物质的繁华,以民富为本,以“民富”实现“国强”。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拐点,在经济上出现了让“不法”个体户“倾家荡产”的政策宣示,在社会管理上“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取代了“再也不能发生文革”的忧思。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在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下,经济政策向国有企业大幅度倾斜,非公经济虽在继续发展,但得到更多发展机会的不再是像80年代年广九那样的平民百姓,而是有着浓厚官场背景、擅长官商勾兑的企业管理者。

  为了进一步看清这个问题,我想摘录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引述的两组数据:

  据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此后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的研究指出: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从1990年代初以后,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到了2007年,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1/4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倍。这些数据揭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益拖累甚至可能拖垮实体经济的时候,在中国GDP增长靠政府投资和出口两轮驱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果真正实现国内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听听丁学良先生的告诫是不无益处的,即“必须让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重大转型,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大众资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这里,我们似不必拘泥于“大众资本主义”还是“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辨,更重要的是丁学良先生所言:“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如果我们意识到上述忧思不是空穴来风,更非别有用心,那么,一些学者关于不要把提振经济完全押宝在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不要将民众银行储蓄没完没了地注入国有垄断企业,金融政策重新向私营中小企业倾斜,开放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机会,更多地刺激民营企业投资而不是垄断国企低效投资,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壁垒,通过发放消费券甚至释出部分垄断国企股权平均分配给民众等方式,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这一类思考和建议,都是值得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的课题。

  在“文革”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时刻,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果敢地启动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改革进程;今天,在应对1929-1933年以来最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关口,同样需要思想解放、七嘴八舌、集思广益,让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党内和党外,对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挑战和深化改革的思路广泛建言、畅所欲言,并认真倾听国外有识之士的学术建议,借鉴国际组织和外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需要政府和民间双引擎,上下一心,形成合力。要真正把民间作为经济发展、利益协调的主体,在危机中政府这个权力主体与民间这个权利主体一定要顺畅沟通,共同发力,携手破解避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诸多难题。

  经过30年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中国民间蕴藏着极为丰厚的发展资源,共产党领导的强势政府采取充分发动民众的政策取向,就具备了抗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底气。

经济危机是社会不稳定的预警信号

  世界性的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说是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利用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修复机制,在危机中率先脱险,还有可能把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债务的最大持有人中国,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搞不好也有可能翻船;说是机遇,在1929-1933年那一次世界危机中,成功摆脱危机的美国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头牌强国。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面临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且不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绝非30年前较小的经济规模可比,在庞大的基数上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更为困难;30年改革过程中绕过去的很多历史深层次问题,30年改革后产生的很多新的深层次矛盾,都在积累、发酵。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在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发生社会不稳定。经济高速发展时,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从发展中受益,区别只在于受益的多寡(贫富悬殊当然也是个严重问题),可谓GDP增长“一俊遮百丑”;但根据詹姆士·戴维斯的“J曲线理论”,人们的期望值容易被繁荣的经济鼓动得很高,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拐点,生活状况的改善难以满足人们的较高期望,社会上不满情绪便高涨起来。因此,动乱常常发生在长时期经济繁荣之后突然萧条的时候。2009年,经济下行可能还没触底,我们还要为GDP增长“保八”而奋斗,保持社会和谐尤其是政治稳定,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同样重要。2009年这两个“稳”字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我们还需看到,经过30年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中国人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在消费者权利、物权、人身自由等方面,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复苏,公民维权行动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增加了社会现实矛盾的能见度,网络舆论成为现阶段最现实也最具影响力的权力监督手段。这是改革30年在社会自由和民主化方面的重大成就!但是,问题也有它的另一面:社会透明度的增加,网络监督的抬头,必然要求形成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司法公正,要求廉政和依法行政,要求透明的公共财政,要求切实保障公众的政治参与。但正如党内外几乎一致的共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特别是网民的参与意识越强烈,内心的被剥夺感也会越深刻。

我们有必要重温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一段警世之言:“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由于萧条、衰退和条件恶化。一个习惯于忍受的民族,根本不知道有压迫的存在,而当这种压迫减轻了时,他们反而意识到了压迫,于是开始反叛。被革命摧毁的统治,往往就在它作出改进和改善的时候,往往就在它接受恶劣统治的教训的时候,往往就在它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时候,革命却发生了。”党领导中国已经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过去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进行了邓小平所谓的“第二次革命”,釜底抽薪避免了另一种我们不愿看到的“革命”的发生;但要避免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还必须在中国改革前30年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改进和改善”后,下大决心实施较为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

  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滞后,将让中国社会,包括执政党,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这类话,党内外有识之士说了很多年,在世界金融危机蔓延的2009年,恐怕更不能视为危言耸听了。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

  深化改革,说来容易实行难。似乎上上下下各有苦衷,即使领导者个人意识到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一旦企图有所改弦更张,都有一种备受各方牵制的无力感。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势不可挡之际,用什么力量来化“危”为“机”?

  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上述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官民互动、上下借力,共度时艰。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化解经济危机的力量,除了党和政府的果断决策、坚强领导,还需要来自民间,要十分重视发掘和释放民间的经济社会能量。换言之,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是对民间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是压制;而所谓“新一轮解放思想”,最需要思想解放的,也不是民间不是百姓,而是缺乏远见更缺乏担当精神的官员。

  在我们熟知的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和若干个“一号文件”、“N号文件”构成的中国改革史之外,我们不妨再做一次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看看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如何与励精图治的几代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上下呼应,江湖与庙堂联动,自下而上地瓦解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松动、融化了被传统体制板结了的中国社会。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看民间的作用力:

   一、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始终拥有要求改革、寻求发展、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智慧

  上一个30年,每一次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是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

  ——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的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将之制度化。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探索,从涓涓细流到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就是在民间草根阶层坚持不懈的拱动下,才得以最终完成。

  农村改革序幕的拉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下“大包干”生死状,并一举大获丰收,这点星星之火,才渐次燎原全国。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市化的推动者、托起“中国制造”奇迹的基石,更源自从乡村涌向城市、最初曾被党报称为“盲流”欲严厉禁绝、后来被称为“农民工”的“民工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决了旧有的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壁垒和工业农业的剪刀差。

  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鲁冠球”,与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把曾经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的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胼头胝足地壮大成蔚为壮观的民营经济,“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鼓励,最终在中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而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出现,冲决了“雇工8人以上就是剥削,必须打击”的《资本论》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浙江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从监狱里出来就敢用国企积压的罐头从苏联换回飞机的川人牟其中,阿里巴巴的马云等年轻知识阶层的IT新技术人士……不管他们最终的命运怎样,都在不同层面冲决着几十年拒绝市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性堤坝。

  几乎每一项改革的起步,都站着这样一些“舍得一身剐”的草根小人物,而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双渴望个人幸福、渴望国富民强的眼睛。

13亿人的渴望和智慧,是推动中国改革最大的动力。

  二、中国民间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因改革而诞生而壮大,始终拥有最强烈的改革冲动

  30年前,“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消费者协会”、环保NGO……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的润滑剂,更成为有强烈改革冲动的阶层。没有改革,就没有他们;只有继续改革,他们才能拥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和成就感。因此,他们是改革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

  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

  据出自统战部官员一年多以前的粗略估算,新社会阶层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多达1.5亿。他们人员构成较复杂,但有鲜明的特征:相对学历较高,拥有较多财富,多为非中共人士,不太“安分守己”,时有逾界行为,有愈来愈强烈的社会改良意识和政治诉求。

  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有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呈现着他们的强力推动。

  与此相映成趣的,还有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维护公民权益、推动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可以疏通民间不满情绪的宣泄渠道,充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开辟出辽阔的中间缓冲地带。

  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还经常被体制内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习惯于公权力唱独角戏的大一统社会治理模式的领导干部,那些沉迷于凭借行政权力轻而易举占有社会资源、垄断发展机会、独占改革成果的人群,对这些靠市场的开放空间、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

  目前炙手可热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不是壮大中产阶层——说明中国改革已经面临一个非冲决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发迫在眉睫。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加入新社会阶层的冲动,改革的活力可能丧失,改革的希望可能泯灭。

  因此,决策层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经济危机,拿出的四万亿,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打击,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而前年提出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之策,在一些地方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造成企业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危机已现。

  而决策层和执行层对新社会组织的压制,则会在社会矛盾积聚、凸显、日益濒临爆发点的情况下,使党和政府直接面对因利益受损或期望受挫而无助、愤怒却又散乱无组织的各类草根民众,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可能连一个可以对话沟通的民众代表都不容易找到,也没有了居间调停缓和民众情绪的社会中介组织。结果,只能使任何一个原本针对某个地方、某项具体政策、某些基层小吏的不满,迅速升级放大为对政府的总体抗议,对干部阶层治理能力和廉洁度的总体否定,甚至是对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因此,要化解经济危机,要深化改革,要解放思想,必得借重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的力量。他们可能会成为协助化解危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三、新意见阶层的问世,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成为深化改革的舆论先声

  民间“新意见阶层”在互联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细细梳理近年来的网络焦点,诸如陕西华南虎照片的真伪之辩,山西“黑砖窑”的曝光,厦门PX项目的迁址与上海磁悬浮建设是否影响沿线居民的争议,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以及《物权法》大讨论,西藏拉萨事件与西方媒体的对峙,汶川大地震诸多救人线索的网上披露以及对校舍建筑质量、救灾物资公平分配等问题的反复诘问……诸多事件,是在网民和传统媒体的联手下,拓展了张扬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性解决渠道。

  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胡总书记无可争议地被评为2008年度“强国论坛”最佳嘉宾。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关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官方表达,在网民群体得到了最由衷的响应。

  现在,决策层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他们不再讳言通过网络了解民意。每年的两会,已成网民与中南海互动的良机。数十万网民曾以网上“我有问题问总理”等方式,共商国是。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中,以网友提问作为开场白。而各地“诸侯”网上给网民拜年,与活跃网友见面对话,已蔚成风气。最近,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网民各界人士调查委员会”,到晋宁县看守所实地调查农村小伙子李荞明因“躲猫猫”游戏而触墙死亡事件,虽然于法理无据,也不宜提倡,却创造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网友可以堂而皇之进入事发现场,而不需要像前些年一些突发事件中偷偷摸摸当“公民记者”。地方党政机关不想“躲猫猫”,更体现了政府对民意的尊重和某种敬畏。而洛阳一些活跃网友和版主被推选为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则表明地方政府有诚意也有胆识,建立整合与吸纳网络舆论的机制。我们甚至可以说,网上汹涌的民意,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决策的决心与出台的时机,甚至影响到国际舆论对中国立场的研判。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扰于一个13亿人的大国,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十分畅达。让我们或许是猝不及防,或许是惊喜莫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网络来势汹汹,铺天盖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对抱残守缺的管理者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因为它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尽管管理层可以对传统媒体说“不”,但网民们如无数没有编制的“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时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而这个新意见阶层,正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回顾这些年来,我们在官员问责制的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问世、打击权贵阶层的腐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进程中,都鲜明地看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推动。

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美国历史学家胡克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历史上的英雄是在决定一场争端或事件发展方向时无可争辩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将导致极其不同后果的那个人。英雄能找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岔口,但也可以说他能自己创造一个。他凭借他那理解事务的超常素质,选择另一途径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胡克相信,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它的人民的品质”。30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特别是多年惨烈的党内斗争中一路走来,是传统体制的内耗中硕果仅存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当时“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足以傲视世界,是几十年极左政治浩劫后为民族复苏留下的一线旺盛的血脉。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正是以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互相推动,而浩浩荡荡发动起来的,是自下而上的破旧立新和自上而下的规划实施完美结合的伟大革命。

  90年代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深化改革,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居于改革舞台中央的普通民众,则急剧边缘化。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90年代基本停止,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近年来党内一些感时忧国的有识之士发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呼声,尤为可贵。我觉得,事实上,如何对待上述三个层面的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是封堵、漠视,还是鼓励和因势利导?把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人权益、扩大政治参与,看做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可以调动、整合,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需要“严管、严控、严查”?这一点是衡量决策层思想是不是解放,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试金石。

  面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袭来,中国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动力和希望究竟何在?如果说改革30年前两个阶段的主要动力,来自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强烈的执政危机感互动,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相结合,那么今天,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动力、新希望就在于:执政党坚持科学发展、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崭新执政理念,与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新意见阶层及广大民众强烈要求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完美结合!

  上一轮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值得我们深思借鉴:“现在首先是要讲真话的时候,坦率地、大胆地讲出全部实情”;“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一个黯淡的时刻,坦率和有力的领导人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诚的谅解和支持,而这正是胜利之本。”近来,我们常说企业对投资要有信心,公民对消费要有信心,还有一个信心可能更为关键,就是政府对自己的人民要有信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这是共产党人的经典口号。我们说了几十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勇于担当的胆识,需要视民如殇的人道主义情怀,说到底,也需要领导层的坦然自信。不仅要教育人民群众相信党、相信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自身也要相信人民群众,是经济和社会双“维稳”的主体和动力,而不是在群体性事件等场合“维稳”防范的对象。要相信党和政府具备改革创新的能力,相信“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具备抵御世界经济危机、化解规避潜在社会动荡、甚至化危为机,迈向世界强国的政治实力。要真正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并智慧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才能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如此,则中国前途幸甚,中国人民幸甚!
 

 


发件人:"Mingwei Sun" <sun_mingwei@yahoo.com.cn> 2009-06-12 18:09:4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回复: 文章发了,

中国怎样具体地推进政治民主改革?

南开大学  孙明玮

2009年6月

    前2天写了《为了我们的青年》一文,就是把对于一些中国未来发展的希冀写出来,希望祖国在未来能真正赢得人民与世界的心,真正能代表世界的发展方向。都是想到哪写到哪,文字也不是很好,自己写出来都不想看第2遍,但如果这个能有点意义,也就算值得了。但是我仅仅把中国政治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写出来了: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需要的是一种和平演变之路,还是冀希望于开明的领导人。

    我前两天听CNN广播的时候,采访几个中国当代青年学生时,也是认为看领导人的态度。后来我仔细考虑了一下思路,觉得中国目前的问题是这个官僚阶层太复杂,即使胡、温等最高的开明领导人想在这方面做一些事情,也会遇到巨大的阻挠,基层官员的阴奉阳违暂且不说,就是你们看一看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讲话与文章也可以发现一些趋势。一些在民间官声很不好的被老百姓当成笑料的官员,在维护现行制度上可是急先锋,这个我不点名大家也可以想象。也有一些我以前比较认可的高级官员,在这方面也写了一些不好的文章,我觉得很失望,可能他们还是私心作怪吧。闲言少叙。我在中国具体怎样推进政治民主改革这一点上,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与大家探讨。

    1, 在目前的政治领导框架下逐渐进行和平演变,尽可能造成最小的社会冲突,以及笔者认为可推进的2种方式。

    许多人的观点是只要实行民主,就必然要反对某一个政党和某一个个人。我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逐步的认识。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上会产生不良的复仇情绪,这也有许多这方面的教训。不好的方面有东欧和韩国,好的方面有我国的台湾地区。为了减少社会冲突,改革的一个总体原则就是对于历史上政策执行的问题不再追究个人或组织责任,而只是研究,当然对于黑社会型的腐败问题则还是要追究的,当然要掌握尺寸,避免被一些人借用来泄私愤。

    我记得大约是2006年左右,看到一条消息,说是越南共产党实行了党内总书记选举实行差额,而且越南国会也实行了民主,在开会期间把总理质询得下不来台。我觉得考虑到现实情况,民主先从党内真正开始最为合适,尤其是高层。这方面领导人不要总找借口,否则民间舆论长时间不会答应。这2天我看新闻,反映伊朗大选,比较民主:尽管这个国家在国际上树敌很多,但没有人敢于对其动手,尽管有许多客观因素,但是民主的力量不可小视,这也是当年萨达姆政权所不能远比的。

    对于未来发展的具体实施,我觉得许多提倡政治民主化的人一直在走一个误区:民主就是与现政权过不去,进行政治清算。这也导致了民主多年难以推行。推行政治民主不需要双方激火,需要政治智慧。1989年的那场政治事件走到了那个结局,尽管有太超前于当时的社会与经济形态的问题,但还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没有给对方,就是给政府方面一个合理的台阶下,不知道调和,这也可能是民主幼稚病所付出的代价。民主的最终目的就是“民主选举,民主监督”,但是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可以有多种形式,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立历史与民族传统的国家,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走以条自己的特色道路,将民主的普适原理与中国国情将结合,而不是将“中国国情”作为挡箭牌阻挡民主改革进程。

    我认为中国直接推行完全多党制的政治民主在一定时期来看不太现实,一个是这样社会成本太高,一个是容易鱼龙混杂,造成社会的混乱,还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大多数老百姓难以通过有限的资源了解众多政治派别的差异,容易被一些表演型的超女秀型的政党所短暂蒙骗。那应该怎样开始民主进程呢?我认为结合中国历史与现状,下列2种方式可以作为一段时间内发展民主的方向,其中中国共产党都仍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个方式是类似于日本的方式,实行共产党内部不同派别的竞选,以省为单位,作为主政力量,辅以其他民主党派的参与。这个方式从目前阶段来看,我觉得可以造成比较小的社会冲击,也便于一些官员的接受;党也可以通过这一过程,清理腐败,凤凰涅槃。

    具体怎样实施呢?日本的做法是自民党分成不同历史渊源的派别进行进行竞争,我觉得在中国直接照搬显然没有社会基础。中国人自古很重视地域的概念,老乡的概念比较盛行,我们在推行民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每个省的政府领导集体在全国大选期间,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参与全国的竞选,优胜者进行下一届政府的组阁。全国每个选民的每张选票包括2个选项,一个是对于本省政府团体的满意度,一个是自己本人心目中最希望领导全国的地方政府名单,这2个选项进行科学合理的加权并进行全国的汇总(对于本地人民的支持度项,要剔除人口多寡因素,按照相对量进行衡量,避免不同省份之间人口差异所带来的不公平;对于全国人民的希望度,则按照绝对量进行衡量:所谓科学,就是二者合理加权,如果本地人民支持度太低,容易被一些善于表现而不做实事的领导集体上台,如果后者加权太低,又容易被一些为了获得竞选胜利,不惜牺牲长久发展迎合本省选民甚至利用在国家的权力一味向本省倾斜的现象发生),就可以得到全国的获胜者,分别组成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

    这种民主的最大好处是:你很难欺骗这样大量的选民。这样的体制有怎样的好处呢?首先,中国人对于自己家乡的了解远比对于一种抽象政治见解的了解更鲜活,即使客走他乡。这种以地域划分选举单位的方式,就充分利用了这种感情和信息优势,使得一些心存侥幸的政客不可能蒙骗得了广大家乡人民:如果你为当地人民做了好事实事,加上你为人清正,人民就会支持你,反之亦然。这种了解方式由于是设身处地的,很难象道听途说的那样被欺骗。其次,考虑全国各地人民对于其他省份的看法,又可以避免不惜牺牲长久发展迎合本省选民甚至利用在国家的权力一味向本省倾斜的现象发生。我们现在许多人抱怨国家把大笔财政收入投入到少数省份和少数行业,例如北京和上海,是被作为国家形象重点建设的,形成了政策上巨大的地区差异,我觉得所提体制可以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在这一制度实行的初期,为了照顾历史情绪,可以考虑首先以省党委为单位组织进行,随后逐步过渡到完全的地区性竞争局面,脱离政治党派特色,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请放心,民主可以唤腐朽为神奇:在短期之内,这种方式可以促进大量现已被普通公民视为道德上不入流的各级官员洗新革面。我比较倾向于这种方式。

    一个方式是实行2+1政党选举方式。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和国情,这个2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那个1就是在预选期在4~5个政党内通过某种方式竞争优胜出一个独立于以上二党的第三力量,参与竞争。至于后面怎样进行已经有国际上很多先例,不用再赘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无可比拟,今后还应作为历史传统继承下来。至于限制在3个党进行最后的全国选举,则是避免太多政党对于社会资源的消耗。这种方式对于促进国家和平统一有一定帮助,但我觉得长远来看没有第一种体制好:因为它还是一种政党选举机制,而不是更加符合国情的地区竞选机制,充分利用选民的信息和知识。

    2,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性,保持国家统一,并适当继承原体制的一些优势。

    我最近思考中国的民主改革过程,觉得许多人没有很好的坚持民主的普适性与民族自尊心的并存,远离了中国百姓的朴素民族感情。中国是一个大国,具有自己特殊历史文化传统并已经取得辉煌成绩的国家,民主并不是让中国成为象波兰或者捷克等小国家一样唯美国马首是瞻的附庸,而是活得更有气质。印度和俄罗斯都是我们这方面的表率,姑且不论他们的经济表现。

    我最近看到一些在海外的所谓民主人士,把一些对于中国政治的不满转变为对于藏独等民族分裂势力和法轮功这个乱七八糟组织的支持,很为人所不齿。我们需要的是有血性独立的民主,一个尊重和捍卫我们祖先历史传统的民主。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的青年一代做得很好,反对腐败,推进公平,发些牢骚,但是当藏独挑事给祖国母亲摸黑时,又义无反顾地维护最基本的传统。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我建议在我国推行民主改革的过程中,在西藏,新疆和青海三个省份暂缓实行政治民主改革,维持现在的管理体制或者中央直接治理,避免在这几个敏感地区出现不法分子利用民主改革制造混乱的局面,避免俄罗斯车臣现象的发生。

    我国已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在应对紧急事件时具有高效率,例如2003年铺灭SARS,2008年抗震救灾等事件,都给我们留下了英雄主义的诗篇。为了继承这个优点,在未来的民主改革之后,在应对全国或者地区性的重大事件时,允许政府部门有采用紧急状态的权力,以便动用全国或全地区资源,以及直接任免官员。但是为了避免这种权力被滥用,这种权力必须在30天内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确认,否则如果出现2次这种权力运用不当,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直接弹劾政府。

    3,推进民主改革的人要洁身自好,做道德高尚和民主的人,从我们的日常做起

    最近许多人抱怨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象以前那样关心国家的政治前途,只知道自己生存,实行犬儒主义。我觉得我们作为已经脱离青年行列的人,已经在这个社会上站住脚跟的人,应该设身处地地为青年人着想。由于我们的社会公平机制还没有建立,青年人承担了比我们大许多的生活成本,在一个生存都存在问题的前提下,不能对他们苛求,而应用充分关心他们,尽我们的力让社会变得对他们更加亲和。

    前几天看CNN时,采访一个当年的“学运”领袖熊某,很让我失望。不论我们当年对于那场政治事件怎样的看法,但是对于大多数双方的死难者,由于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子弟,都应该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也是我希望政治民主改革不要造成社会混乱,因为混乱直接冲突的双方以及受损失最大的都是普通老百姓,而那些既得利益者往往照旧,象前苏联的改革)。但是他在谈及那些死难者时,还嘻嘻哈哈,觉得就象一场炫耀的历险一样,我就觉得他当年并不是为了国家的前途,而只是出风头,不值得一提。尽管我不同意他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还是很尊重那个王丹,对于自己信仰的忠诚,并对于这个运动的海外发展而忧心。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只要你真正有一个公心,象孙中山先生说的“天下为公”,你就值得被尊重。我还是举中国共产党的例子。尽管我大声呼吁政治民主改革,但我的理想主义情操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战争中赋予的,那些高尚的人格和情操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这也是我希望在民主改革过程中要尊重这一历史情结的原因。

    李瑞环曾经说过,一个人感染别人的力量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格的力量,一个是真理的力量。后者由于存在不同的见解,很难统一,但前者可是普适的:一个再正义的事业如果由一堆小人来推行,必然走向失败。我尽管承认体制的力量大于道德的力量,但是在目前的实际中,我们每一个民主改革呼吁者都需要保持良好的自身修养。我们推行民主的目的也需要明确:天下为公,创建一种公平的体制,而不是为自己谋私立。波兰团结工会创始人瓦文萨下台后,生活也很拮据,但他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我们也应该有这样思量。另外,还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推进民主改革,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坚持民主的观点。对于不同的观点,要勇于倾听,而不要封杀和辱骂,否则违反我们的初衷了。不同政见之间的人也可以成为朋友,只是少讨论政治问题而已,反正谁也说服不了谁。

    4,突然想起的一点,我们可以为推进社会正义做一些事情

    网络的发展为中国民主发展提供了契机:让那些罪恶在阳光下曝光吧。除了我们在论坛里对那些社会事件发表我们的看法,我还有一个想法:让那些腐败官员更多暴露,间接推进民主改革进程。

    我们平时对于一些腐败官员的审理结果感到很失望,几千万的腐败现在都不当回事了。我希望我们能建立一个网站,希望一些接近或者司法内部的人事能处于正义感,匿名地为这个网站提供一些资料,特别是声频和视频信息,看看在这一过程中到底发生了如何?希望你们能保全自己。让那些最黑暗的东西见见阳光,看看那些各级官员是如何担心自己将来东窗事发而保护被揭露的官员的。

    先写到这里,再探讨。

 

 

发件人:"Jue Fang" <fangjue2005@hotmail.com> 2009-06-12 12:20:4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FW: Zhang Erjiang, 06-11-2009, blog 载http://fangjuebdpc.spaces.live.com

加大打击腐败的司法震慑力

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方觉

2009年6月11日

电子信箱:fangjue2005@hotmail.com,美国手机:1-617-818-283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前此在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任内,处理了中共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严重腐败案。2002年1月29日,俞正声在湖北省委召开的典型案例通报电视电话会议上,将张二江概括为“吹(假造经济增长数字)、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

    张二江,出生于五十年代,武汉大学1978级学生,曾任武汉大学学生会主席,并任全国学联委员。1982年毕业后,曾任湖北省冶金局的团委书记。2002年法院判处张二江有期徒刑15年。

    2009年6月8日,湖北省监狱管理局举行第九次服刑人员改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会通报称:张二江在狱中著书立说,两次获立功减刑。张二江在监狱写书4本。其中两本系解说东周时期的《诗经》,另一本系用白话文译注东周时期的《孙子兵法》,还有一本系用白话文译注东周时期的《尚书》。张二江是历史专业毕业生,所以写作这类解说、译注古籍的通俗读物。

    张二江2006年获得减刑1年。2007年以“重大立功”奖励,又获得减刑2年半。中国监狱的减刑,大多是一次1个月到3个月。一次减刑1年,甚至一次减刑2年半,是极其少有的。在监狱里写几本有关普通古籍的通俗读物,就是“立功”吗?甚至是“重大立功”吗?这是很不严肃的认定。以中国现行的有关减刑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衡量,很难找到张二江有符合标准的“立功表现”或“重大立功表现”。

    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五毒俱全的腐败典型,缺乏充分法律依据地一再大幅度减刑,并对其进行“正面宣传”,冲淡了反腐败的气氛,降低了反腐败的力度,削弱了反腐败的成效。不独如此。

    近年来,中国司法机关对不少重大腐败犯罪分子的量刑越来越宽松;一些重大腐败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被“照顾”为保外就医或假释;某些重大腐败分子甚至得到庇护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最近,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深圳市长许宗衡等众多重大腐败分子的暴露,表明原有的反腐败的司法手段的震慑力远远不够,不足以遏止腐败。因此,现在需要的不是夸张宣扬腐败分子的“立功减刑”。现在需要的是加大打击腐败的司法震慑力。

    怎样加大打击腐败的司法震慑力?

    1. 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要依法及时展开对涉嫌犯罪的腐败分子的司法程序。由中共的纪律检查机关对涉嫌犯罪的腐败分子进行调查和审查,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当然更没有司法震慑力。中共的纪律检查机关应严格限于对中共党员违反党纪行为的调查和审查。涉嫌犯罪的中共党员,不应由中共的纪律检查机关“移送司法机关”,而应由司法机关依法立案。这样做才能及时展现司法震慑力。

    2. 司法机关处置涉嫌犯罪的腐败分子,不要牵强地、轻率地、有倾向性地过度援用“自首” 、“检举” 、“退还赃款赃物” 、“如实坦白” 、“认罪态度好”等,从而有意从轻处置涉嫌犯罪的腐败分子。必须依法量刑,该重判的一定要重判。不如此,就形不成强大的打击腐败的司法震慑力。

    3. 被判刑的腐败分子很多是党政官员,容易同狱方“搞好关系”,也往往比其他犯人更受狱方“重视关照”。因而,他们获得减刑的可能性和减刑幅度通常大于其他犯人,获得保外就医和假释的机会也通常多于其他犯人。对腐败分子不恰当地适用减刑或监外执行,大大减弱了反腐败的司法震慑力。应该对被判刑的腐败分子慎重运用减刑、保外就医、假释等措施,以巩固反腐败的既有结果。

    4. 按法治原则和法律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腐败分子,不允许任何“领导人”或“领导机关”以政治权力或行政手段干预反腐败司法案件,更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机关庇护涉嫌犯罪的腐败分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以政治权力或行政手段干预反腐败司法案件者,对庇护涉嫌犯罪的腐败分子者,追究其党纪、政纪责任,该免职的要免职,该处分的要处分。干预反腐败司法案件或庇护涉嫌犯罪的腐败分子,触犯法律的,就要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加大打击腐败的司法震慑力的关键条件。

 

 

发件人:"postmaster"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2009-06-13 18:23:07+0800 收件人: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撤销工信部软[2009]226号文件的建议书;听 证 申 请 书;呼吁反贪局、纪委公开调查工信部“绿坝—花季护航”软件采购案;拒绝洗脑——我们是共和国公民 不是愚氓

撤销工信部软[2009]226号文件的建议书

国务院负责同志:

    我们分别是关心国家法治建设,关注并致力于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魏永征(香港树仁大学教授)、周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我们发现,工业与信息化部6月9日发布的《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工信部软[2009]226号),违反《反垄断法》等法律,且根本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特建议国务院予以撤销。

一、关于工业和信息化部推广“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事实

    6 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工信部软[2009]226号文件发布了落款日期为2009年5月19日的《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明确要求,在我国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出厂时应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最新适用版本;进口计算机在国内销售前应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最新适用版本。通知对安装软件的时限也作了要求:计算机生产及销售企业应于2009年6月底完成“绿坝-花季护航”软件预装测试等相关工作,2009年7月1日后出厂和销售的计算机应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通知还要求“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提供者应采取积极措施,支持计算机生产企业开展预装相关工作;计算机生产者和 “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提供者在2009年内应按月向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报送上月计算机销售数量、过滤软件预装数量及工作建议,自2010年起于每年2月底之前上报上一年度数据。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通知称,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文明办、财政部按《政府采购法》有关要求,使用中央财政资金买断“绿坝-花季护航”绿色上网过滤软件(以下简称“‘绿坝-花季护航’软件”)产品一年使用权及相关服务,供全社会免费使用,目的是为构建绿色、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避免互联网不良信息对青少年的影响和毒害。

二、工业和信息化部推广“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行为性质

    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计算机销售前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行为,是严重违法的,也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应该予以撤销。首先,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行为是违法的。

    1、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行为,系变相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工业与信息化部发布通知要求计算机厂家在计算机出厂前预装由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大正语言知识处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虽然无需计算机厂家支付软件使用费,但因软件使用费系由国家支付,而且只能使用一年(“通知”不提一年之后继续使用,用户是否还得交钱),实际上是变相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经营者的商品。这明显违背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的规定。

    2、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行为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违反了《反垄断法》的规定。《反垄断法》第八条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分别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过滤不良信息的软件,是一类产品。同类产品的不同生产商之间无疑存在竞争关系。开发、生产与“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类似的软件产品的企业之间,相互享有公平竞争的权利。

    据媒体报道,目前市场上大多数家用电脑,不分品牌、型号几乎都预装了与工业与信息化部推广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功能类似的软件,只不过名称和界面不同。目前金山等安全软件都可以提供类似功能,甚至微软vista系统也预置了相关功能。工业与信息化部要求计算机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行为,实际上是限制和排除其他同类软件经营者与“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经营者的竞争。这明显违背《反垄断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3 ,工业与信息化部的行为,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的规定。计算机作为一类产品,对其产品质量,国家有着具体的标准。在计算机产品质量标准中,并无安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规定。工业与信息化部要求计算机预装“ 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行为,实际上是在计算机质量国家标准之外,另行提出了新的标准,对生产者强加了《产品质量法》之外的产品责任和义务,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一种违法行为。

    4、工业与信息化部的行为,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

    “绿坝-花季护航”软件作为商品,是否使用,消费者有选择的权利。工业与信息化部要求计算机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行为,实际上剥夺了消费者(包括直接的消费者计算机厂家及间接的消费者计算机用户)对类似软件商品的选择权,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的规定。

    5、工业与信息化部的行为,违背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原则。《民法通则》第三条、第四条分别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分别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 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提供者与计算机厂家及电脑用户之间,完全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彼此之间有交易的自由,相互缔结合同应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在计算机厂家计算机出厂前预装由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大正语言知识处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绿坝-花季护航”,实际上是工业与信息化部强行为计算机厂家与“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提供者设定权利义务,违背了订立合同的自愿原则。同时,也使作为合同当事人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提供者与计算机厂家之间,处于完全不平等的地位。这显然违背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

    作为“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提供者的金惠公司总经理张晨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电脑厂商必须提供这一软件,但用户完全可以随意卸载。”在此,我们看到,软件提供者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计算机厂商的“领导”,而对计算机厂商发号施令了。这正是《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基本原则被工业与信息化部破坏的结果!

    其次,工业与信息化部的行为,违背了《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造成了不良国际影响。《联合国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对该权利的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以及“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所必需。

    我国业已在《宪法》中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最近又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鲜明提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体现了对上述国际原则的认同。

    工业与信息化部的行为,实际效果是限制电脑用户通过互联网络获取某些信息,但这个通知显然不属《立法法》规定范围之内的有效法律文件,无权作此等限制。而且名为保护青少年,实际上对所有计算机用户都予以限制,显然大大超出了为“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以及“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所“必需”的范围。

    工业与信息化部的行为,已经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批评,值得重视。再次,工业与信息化部的行为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

    工业与信息化部发布通知宣称,要求计算机厂家在计算机出厂前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目的是“避免互联网不良信息对青少年的影响和毒害”。然而,对什么信息是“不良信息”,具体包括哪些内容,目前法律均无明确界定,相应软件的推广使用是否会将计算机用户真正需要的非“不良消息”一并过滤掉,令人忧虑。而且,“避免互联网不良信息对青少年的影响和毒害”只需要在青少年使用或可能使用的电脑上安装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对所有计算机上安装“过滤不良信息”的软件。需知,青少年都是有监护人的,没有监护人会不对青少年负责任,有可以过滤“不良信息”的软件而不考虑使用!

    据媒体报道,一些杀毒软件也有工业与信息化部推广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类似功能。其中目前国内杀毒软件市场上前两名金山毒霸和瑞星杀毒软件都在其个人防火墙软件中内置了“家长保护”的操作模块除杀毒软件之外,类似天网等防火墙软件也提供类似功能。与绿坝提供类似保护功能的第三方软件从2007年已开始在互联网上出现,通过各软件下载平台均能下载到以共享或免费形式出现的类似软件。比较知名的有网络爸爸、紫电无忧家长等。上述软件的功能与“绿坝”和法国的 “家长监督器”大同小异。记者在测试时发现,如果使用者具备一定程度的电脑常识,很容易通过类似更换用户名登录等简单方式绕过屏蔽。除上述共享或免费软件之外,来自国内外三大PC厂商联想、戴尔和惠普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自有品牌的家用电脑中,之前也有大部分预装了类似功能的软件。

    如果有关计算机厂商生产的计算机已经安装了其他功能与“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类似的软件,难道还得要求这些厂家删除原来的软件,重新安装“绿坝-花季护航” 软件吗?为什么不允许厂家选择自认为功能更好的软件进行安装并提供给消费?难道仅仅因为工业与信息化部与“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提供者之间存在政府采购协议吗?如果这样,岂不成了纯粹推广“绿坝-花季护航”软件以维护该软件经营者的商业利益?

    与 “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生产商之一的金惠公司总经理张晨民关于“电脑厂商必须提供这一软件,但用户完全可以随意卸载”的说法相似,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陈英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这款软件可以选择是否安装,可以自由关闭,可以卸载”,既然用户可以随时卸载,还可自由关闭,那为什么不根据最终用户的需要来确定是否安装,而要由政府买单而强制计算机厂家全面预装呢?如果每一台电脑上都安装上“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然后却一一被最终用户卸载了,或者大量地被卸载了,或者每个最终用户都关闭不用,那岂不意味着国家购买软件使用权的大量资金用来打水漂了?用国家大量的资金来打水漂,工业与信息化部的行为岂不是作践纳税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工业与信息化部发通知要求计算机厂家对计算机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实际上充当了软件提供者的促销人员。软件商抢先把“通知”扫描件贴上其商业网页的行为,就完全表明这一政府行为的效果。这显然严重违背了一个政府机关的职责。

    “ 绿坝-花季护航”软件虽然是由计算机厂家免费安装,但免费使用的期限是一年,至于一年后是否继续收费,金惠公司总经理张晨民接受采访时称:“目前还不清楚,需要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的意向。”一年后如果继续收费,将由谁来交费呢?无论是由国家继续买单还是由消费者自己买单,软件提供者都是坐地收银,而且使后来者更无法与之竞争,终而形成垄断!虽然,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陈英已经通过媒体表示,工信部正计划以后每年都以政府采购的方式购买绿色上网软件,凡是技术先进、过滤不良网站效果好的软件都可以参与竞争,但是,在“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已经先行一年在所有计算机中装载,“绿坝”已经变成“绿霸”的情况下,其他软件要与之竞争并确保得以使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鉴于上述情由,我们建议国务院,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撤销工业与信息化部《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工信部软[2009]226号)。

    特此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号:: 310104194107232816):

    魏永征(香港树仁大学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号:522522196903156214):

    周 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2009年6月10日

听 证 申 请 书

    申请人:李方平,男,35岁,北京市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2号中盛大厦2105A室,联系电话:13901360413
被申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地址:北京市西长安街13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邮政编码:100804,联系电话:010-66014249。

听证申请:申请在二00九年七月一日之前对工信部软[2009]22号文件“要求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之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听政。

    事实和理由:2009年6月9日,被申请人发布了工信部软[2009]22号《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在我国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出厂时应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最新适用版本;进口计算机在国内销售前应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最新适用版本,且计算机生产及销售企业应于2009年6月底完成“绿坝-花季护航”软件预装测试等相关工作,2009年7月1日后出厂和销售的计算机应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上述要求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行政行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且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但整个过程缺乏法律依据与公开辩论:首先,该行政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指定所有电脑安装同一种软件,影响公民选择权的行使,且此举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七条。其次,政府部门并未公布软件界定不良信息和黄色信息的界定标准且并未解释该软件的功能,而且可能对公民的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第三,购买该软件所需4170万财政且政府只支付一年,此后的年度使用费是继续由财政负担还是转嫁给消费者均未有任何说明。第四,即使实行了该规定,由于市面上其他杀毒软件同样具有屏蔽不良信息的功能以及该软件声称用户可随意卸载,故是否有必要花费巨资做此种效果可能不明显之事存有争议。

    根据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以及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10月21日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中“研究建立专家咨询和民意征集机制,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审批事项,要进行听证”的规定,特此提出听政申请。请贵部依法办理!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申请人:李方平   年 月 日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6-18 16:45:2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凤凰资讯 > 评论 > 社会话题 >

当央视自己成为了新闻

陈季冰

2009年06月18日

    从牛年的第一天开始,本来应该是新闻的“报道者”的中央电视台,就尴尬地发现它自己屡屡成为头条新闻的主体。从央视新楼大火到关于新闻联播节目的改革;从著名播音员罗京的英年早逝再到近日沸沸扬扬的“方静间谍门风波”。

    我是学新闻出身,至今还记得大学新闻学理论里面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报道者的使命应当是客观地记录,应当避免直接参与到新闻事件中去,更不能自己成为新闻的主角。否则,记者和媒体的公信力就会受到损害,而这恰是这个行业的生命。

    我曾经听到过一个十分令人感慨的例子:英国传媒业巨擘BBC每年都要举办一个为非洲贫困儿童募集资金的慈善音乐会,它以自己的名义邀请世界上一些著名的乐团前来演出。按理说,这样的大好事,放在我们国内,主办者非得大大地往自己脸上贴金一番。可是BBC的新闻频道不仅对它自己办的这个活动只字不报道,甚至文艺频道都不作现场转播!理由是:这是BBC作为一个企业的个体行为,与别的企业的慈善义举是相同性质,况且它还是一家国有企业。如果BBC利用自己作为一家媒体得天独厚的优势渲染了这件事情,就会异化该音乐会本来希望达到的社会目的。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的传媒非常注意避免自己陷入新闻热点之中。不过,我在这里谈论我们中国的央视自己经常成为新闻这件事情,并不是想要批评央视,尽管它可能确实也存在内部管理上的不足之处。在我看来,央视自身的“明星化”至少说明了目前中国社会的两大特点。

    首先,以央视为代表的中国官方主流媒体至今仍然牢牢地占据着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舞台,人们时常说的所谓多元化,在我们社会中依旧是极其不充分的,虽然从表面上看,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元或者全权社会的最大特征便是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垄断,特别是对信息的高度垄断,这反过来又抬高了国家信息发布机构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前,不要说中央电视台这样的新闻发布机构,就连电影厂、京剧院之类演艺团体的地位都是异常崇高的。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承载了信息单向流通(宣传)的功能,后者向社会输送的是附着了意识形态信号的文艺信息。而今天央视本身一再成为新闻的事实,其实是反映了一种转型社会十分容易出现的公众对信息的误读,即将央视肩负的重要的国家功能与它作为一个同样由许许多多普通人组成的组织的内部信息,在重要性上混为一谈了。而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就是社会转型之前,像今天这样以央视自身为主体的热门事件不一定没有,但决不会传出央视大门一步,因而也就不会从信息转变为新闻。

    其次,从信息媒介重要性的角度看,这还充分证明,目前仍然是“电视时代”,许多人高谈阔论的所谓“网络时代”、“新媒体时代”尚未真正到来。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网或新华网的一位编辑如果被报料是间谍,也一定不会引发如方静般大的动静。

    信息即权力,因此我不会把今年以来发生在央视大院里的一连串热门新闻看成是单纯的无聊“炒作”。在我看来,它们恰恰泄露了支配我们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密码。
 

 

 

发件人:"知原" <ctk3@qq.com>  2009-06-11 18:31:51 +0800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知原《新社会主义》评点——兼批马门列夫

知原《新社会主义》评点

——兼批马门列夫

金 煊

二○○九年六月九日星期二

  知原是我多年来的老网友,2001年左右即在学而思、中国思维网上相识。在我的印象中,知原是很有思想,很活跃的一位网友,兴趣、爱好广泛,对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都感兴趣。近日才知他出生于1975年,如今才34岁,可谓后生可畏前程无量。前些天,承蒙他寄下新书《新社会主义》的电子版,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同是民间思想研究者,我很想为这部有独特见解的新社会主义论著说些话,为知原友的新思想宣传出把力。

     一、苏式极左旧社会主义批判:社会主义作为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其主要主张政治社会经济的民主和平等。我们以前追求向往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苏式极左共产主义政治体制,即经济上的国有制和政治上的一党专政制,本质上是封建政治体制。由于苏式体制长期狸猫换太子,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使许多国人误把苏式共产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拥护或反对。

  实践证明,无论是苏式共产主义体制,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经济制度都存在着致命伤,这次由美国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也证明了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缺陷。从世界范围内人类的实践来看,社会主义确实是目前所有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中最好的制度,当今世界上现有的各种政治制度都在向社会主义趋同。

    二、国外新社会主义的提出和发展:社会主义在实践过程中,也在不断放弃其中乌托邦的空想,修正动摇一些思想家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经验思维中总结出的假说合理性。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活动家,都更侧重于操作上的可行性和人民大众的可接受性,在探索方式、道路和手段的过程中提出形形式式的新方案。

  国外较早提出的新社会主义亦称新制度主义或加尔布雷思主义,由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创立。他认为新社会主义不必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不需要任何革命行动,而是通过议会选举超然于一切党派、阶级利益之上的明智的政府首脑,进行“结构改革”就可实现。新社会主义的实行,首先在于树立正确的公共目标和把公众利益和公共形象放在社会奋斗的目标中。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其实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体系。

  艾伦?伍德是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英国国家中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著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与资本主义的形成》等。在《新社会主义》这本书中,艾伦?伍德对马克思主义当中较有影响的思想流派做了批判性考察。她不满于后马克思主义把政治实践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中分离出去的做法,详细阐发了她本人对阶级、意识形态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创造性理解,深入探讨了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新社会主义运动主席彼德罗夫把这种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和现行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称为“新社会主义”,并认为这是俄罗斯可以接受的道路。新社会主义特别强调以人为本的社会,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保障和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2007年1月10日,查韦斯在其再次连任六年委内瑞拉总统的就职仪式上,宣布“社会主义是拯救委内瑞拉的唯一出路”,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查韦斯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内涵就是民权、民生和反霸。用国家控制来逐步取代自由市场体制,建立国有企业,将废弃的私有工厂充公,组建数以千计的合作社和由工人管理的经济实体。与此同时,实行土地改革,打击大庄园制度,分土地给农民,努力做到“耕者有其田”。

    三、国内的新社会主义:

    2000年以后,国内以新社会主义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新设想,以否定斯大林模式的国营经济和一党封建专制的假“社会主义”。
  胡星斗教授在2002年3月发表《新社会主义探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废除官僚(官本位)体制,建立法治分权的现代文明的社会,逐步实现国家的高度民主化、法治化;弘扬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的思想。
  王占阳 2004年12月著《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种新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王占阳认为在目前历史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只能实行、也应当实行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社会主义。
  尔后2005年我在《发现》增刊上发表了《建设中国式的新社会主义》,是《建设中国式民主社会主义》中的政治体制设想部分,我和胡星斗的新社会主义都是指的民主社会主义。
  据知原书上介绍,何新最近也用新社会主义表述他的政治思想,主张公共资源的社会公有和共享,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有长程科学计划的经济生产和消费,公民生老病死的社会安全保障。要让国家政治道路和未来政策设计回归于“科学的”新社会主义。何新的新社会主义偏好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部分。
新社会主义是一个较模糊的概念,不能从字面上看出其特征和属性,仅仅是出书发表方便而已,所以我在一般场合不用新社会主义这一术语。

    四、知原的新社会主义:

  知原《新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以前的《中华复兴方略》中已经构建出来了,只是由于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社会主义名称不好,所以以前未打出“新社会主义”的旗帜,而一般称之谓“理想国”、“能力治国的社会”、“自我实现的社会”。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来又在乌有之乡上看到了《何新最新言论:用新社会主义取代新国家主义》,所以启发了他将以前的一些旧文章整理成《新社会主义》,另加了几篇新文章,就构成了现在的《新社会主义》一书。
  知原的新社会主义很有新意,跳出了马列主义的困囿,为我们设计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新社会主义》中,知原将所有制概念从经济领域扩充到政治领域,提出了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的新概念,并认为消灭家族性质的权力和财产世袭意义上的私有制,要比消灭个人性质的生产资料个人占有意义上的私有制更有价值。这是知原的一个创新的努力,以此为原始概念和核心观念来刻画社会制度。
  在这样的知识框架下突破了过去社会主义是一经济社会形态的机械唯物论和初级共产主义阶段的思想窠臼,比较容易解释苏式政治体制由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权力私有化,造成经济上的国家所有制变态为经济私有制的原因,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缺陷和错误。

    五、关于民主社会主义:

  知原认为政治上的民主制与经济上的私有制是相冲突的,社会主义运动是继民主运动消灭政治私有制之后进一步试图消灭经济私有制的运动,是需要斟酌的。

  民主共产主义派以为存在着资本就必然存在着不平等的看法,是把资本的营运过程看成是资本唯一的营运过程。其实不然,资本营运的过程还需要劳动、技术和知识等。工人阶级以其人数、团结互助和掌握的技术知识的优势互补了他们在资本上的劣势。加上政治民主法制制度,规定了劳资双方在政治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最终保证了工人阶层与资本家阶层在经济上的平等。只要依靠民主手段否定了物质资本片面绝对化的地位,否定雇佣剥削关系就可消除资本的不平等,工人阶级完全可以利用罢工游行等民主手段威慑资本家,把资本和权力关进笼子。

  通常在工人没有违法乱纪的情况下国家不能干涉,甚至于还要出动警察去保护工人的罢工游行。况且理智和经验告诉了资本家阶层,与工人阶层保持经济上的平等,可换来资本的更大化的利润;反之,若是采取过激行为反而得不偿失。因此,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存在着私有经济,但是通过商会和工会协商仍然可达到劳资双方的互利互惠。中国之所以存在着黑心企业,存在着劳资之间的不平等,是因为政治不民主不平等造成的。

  信息社会经济的启动,不是资本而是知识,对信息社会的新特点,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和正视。美国著名企业管理家彼德?德鲁克说:“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成为最主要的工业,这个工业向经济提供生产所需要的中心资源。”

  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五大因素中,有人甚至认为科学技术已经游离经济等社会子结构之外(我们主张是相交的结构),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力量,科技已经取代经济成为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我们认为还不是充分的条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可以消除政治经济等差别,消除权力的不平等与资本的不平等,官僚特权垄断信息享受特权或资本家侵占过多的剩余价值已经是不可行了。企业的发展不再为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掌握,而取决于企业白领工人掌握的知识信息,以及他们的知识再创造能力、取决于白领工人新知识转变为生产力的能力和效率。企业的发展方向投资方向利益的分成,取决于白领工人。白领工人是主导阶层,资本家阶层却成了配角,工人阶层当家作主,不再是雇用性质,他们可抛弃资本家用他们掌握的科学技术再创新的企业。

  贝尔认为,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是新社会的主要阶级。支配社会的体系不是职业阶级,而是政治秩序和制度,人们关心的不再是经济的公平,而是政治的民主化程度和权力的平等。利润分成更加公平,出现了收入的均等化,无产(无资本更为确切些)阶级贫困化不复存在,无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资本家与工人阶层之间的差别已经消失。

  那种认为剩余价值不合理、资本不平等必须消灭、劳资双方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必须消灭私有制经济,必须采取专政的方法对待资本家必然反抗的做法不免过于偏激和过时。解决矛盾的方法多种多样,只要我们理智冷静地处理,双方共存是完全可能的。资本家与白领工人已经溶合一起,工人占有股份,知识成为股金,资本也已经社会化适应了生产社会化。比如说,若干有技能的工人各出相同的股份合资办了一家厂,他们既是工人又是老板,为组织好生产,他们只请了几位大学生担任厂长会计和营销员,工资是老板工人的两三倍,只是年底不参加分红,是真正的白领工人。

  单纯的共产主义和单纯的资本主义都不适应促进信息时代的进步,信息时代既需要共产主义的政府有限计划和市场的公正平等操作,又需要资本主义的效率,因此是二者各自去劣取优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那种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仍然是共产主义或是福利资本主义的认识都是不准确的。

  在知识经济时代,资本不平等已经不存在,工人不再是雇佣,资本家和工人都在为社会的进步努力创造财富和利润,他们是合作伙伴而不再是对抗的敌人。通过经济民主对企业实行工人监督。工会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组织,在没有侵犯国家宪法的权限内,应参与一般经济政策和制定,并有监督企业生产与分配的权利,以阻止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官僚主义和政府官僚特权生成孕育和膨胀,保证生产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财产和收入的公平分配,资本家、工人收入与国家税收都必须民主解决,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公正合理合法分配。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特征,私营经济和公有经济都不是万恶之源。在1979年前后,英国国有化导致经济全面崩溃,无论是民社国家还是苏式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自由主义国家,公有制都呈现效率低下,经济徘徊不前,特别是1986年法国社会党国家化运动彻底失败,使大家认识到,一个国家不能全部实行公有制经济。私有制有她存在的理由,就是私有制效率较高,一个国家一般地说只能有30%以下的公有制经济,否则难以承受公有制的低效率和社会管理成本。一个社会既要考虑社会的公正平等,也要考虑社会的运行效率。因此,一个正常的社会既要有公有制,也需要私有制,即混合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临时宪法)。在农村与之相适应的主要是扩大规模大农业,逐步淘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的混合经济的农村工业。

    六、对马门列夫的批判:

  昨天在乌有论坛上看到马门列夫对知原《新社会主义》一书的批判,马文多引用马克思列宁的片言只语作为三段论的大前提,根本上不问这些思想是否正确是否过时,一副学阀棍子嘴脸,毫无新义不利于新思想的创建,也无益于寻找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亟需要淘汰摒弃的一种错误学术作风。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申明,“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我希望知原能排除极左学阀的干扰,开拓眼界,学习接受信息社会新思维方法,独立自主地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取得更有意义的丰硕成果。

  金煊简介:原名陶林实,男,1951年出生,扬州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副研究员,培训部主任。江苏省党校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毕业并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进修过研究生课程。《新社会主义》全书阅读:http://www.ctk3.cn/xshzy/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6-17 11:50:16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这是一组专发文章,谈的是对中国社会精英的部分认识且出自于名家观点,供参考

中华民族的三大优点和三大弊病

余秋雨

重庆晚报记者 钟斌

2009年06月17日

严肃的余秋雨 轻松的大讲堂

    前晚,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为重庆市委中心组作了《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的专题演讲。余秋雨此次是继2006年3月来渝开讲“三峡大讲坛历史与文化”系列讲座后,再次讲演。余秋雨阐述了中华文化的三大优点,这让中华文化得以延续至今。两个半小时的演讲时间里,余秋雨完全脱稿,他纵论古今中外,力求实证,观点新颖,博得到场的900余位听众的热烈掌声。

三大优点: 不远征 不极端 重秩序

    一,不喜远征。中国人不会举一国之力去攻打远方的国家。余秋雨特别引用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说法。利玛窦明朝万历年间在中国传教30年,欧洲人曾反复问他,当时强大的中国会不会攻打欧洲,利玛窦回答:“我所知的中国人对占领欧洲毫无兴趣,他们只喜欢耕种好自己脚下的土地。”而历史上成吉思汗虽然好远征,但他那时还没有进入中华文明的体系,是他孙子建立的元朝,而在元代一切都遵循着汉制。汉武帝也曾攻打到中亚一带,但他对占领土地没有兴趣,他只是喜欢当地的汗血宝马。

    二,不喜极端。儒家讲究“中庸之道”,会努力寻找一个中间点,规避极端。“离魔一尺即是佛”。中国文化讲究中庸,这并非是圆滑,如孔子讲“中庸是一种智德”,对任何各方总有一条适合大家的道路,它一定存在,只是人们没有发现它。唐朝时波斯国将被阿拉伯帝国灭亡,波斯国王求助唐朝,唐王于是在边界附近划地建一个波斯都督府,以让波斯民众栖身。这样与两国的关系都保持正常,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战争灾难。

    三,不喜无序。中国一直处于集权统治的状态中,这种状态下人们习惯性地希望所有的事务都在管理之中,中国失控的时候是很少见的。从秦朝起,统治者对一切都进行有序管理,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官员服饰等,后又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一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是喜欢有序的生活方式。但要实现管理的秩序,需要一个庞大的文官机构,因此又实行了科举制度。无数的中国男性奔波在科举考试的路上,许多经典的诗章就是在路途中写成。为了考试他们背诵大量古代文化的经典,使这些文化典籍得以一代代传播下来。

三大弊病: 缺少公共、实证、创新意识

    一,缺乏公共空间的意识。中国人观念里有朝廷和家庭,但却忽略了这中间有广泛的公共空间,从而导致缺少公德心。他说,在欧洲常会遇到有中国游客在公共场合不拘小节,随意抽烟吐痰,而让外国人侧目。他经常为此解释,说这是他们的生活习惯造成,并不是他们的人格道德有问题,他们一样的善良友好,一样收养孤儿扶助贫困。

    二, 缺少实证意识。假货、谎言很多,数据不真实,多数中国人习以为常不在乎。余秋雨举例说,老祖宗的菜谱就让外国人不懂,盐、姜、蒜放“少许”,这个“少许”就很模糊。甚至明朝皇帝的造币厂,记载的每天生产数量完全是个天文数字,今天都无法达到。而在《二十四史》里,几乎没有当时的经济统计数据,更多是宫廷的争斗、权贵的绯闻。今天,假商品、假文凭、盗版书横行。当市面上余秋雨的盗版书比正版书多出10倍时,一位他尊敬的老领导还拍拍他的肩头说:“小余呀,就别去追究了吧,好书印得越多也不是件坏事吧。”

    三,不喜欢创新。中国人过于重视过去,在收集、整理、校订过去文化成果的同时,别的国家已经在不断地进行科技、文化创新。而中国人对创新也不感冒。乾隆时期花了9年时间修订《四库全书》,全是在整理、修订。而同时期的9年,资本主义国家却突飞猛进,水分子被分解、第一根铁轨建成、美国科学院成立,这些科技上的创新直接决定了今后几百年的世界格局。

中华文明世界第三, 唯一活着

    “中华文化是什么时候经过文明的门槛的?现在是公元21世纪,我们翻一翻公元前21世纪,是我们中华文化踏进成熟的文明门槛的时间。”余秋雨说,中华文化从公元前21世纪一步踏入了文明,踏入的标准就是:一有文字,二有城市雏形,三有青铜器。中华文化踏进这样的门槛是比较晚的,因为在这之前已经走向衰落的文明还有两个,比如埃及文明,比如巴比伦文明,他们大约要早一千年左右。但我们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当中唯一还活着的。美国人写的《中华文明史》,翻开第一句话就是:“中华文明在世界古文明当中是比较年轻的,但一上台就不下台了。”

重庆独钓中原38年, 欧非受益

    余秋雨在讲演中表示,这次来渝将特别去合川钓鱼城访问,他认为,合川钓鱼城堪称农耕民族抵御游牧民族的一个成功范本。在强大的蒙古铁骑下,钓鱼城军民将生产、劳动、练兵、打仗融为一体,整整抵抗了38年,元军蒙哥大汗也战死于城下,致使其进攻欧洲和非洲的军队重新部署,打乱了蒙古铁骑征服世界的步伐,也改变了欧、非洲的历史。

知识分子不达标 导致差距

    余秋雨谈到,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为知识分子定过一个标准——有勇气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欧洲的知识分子也真的这样在做。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和这个标准有明显的差距。好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公共空间不在乎,民众的教育啊,公共的道德秩序啊,这些他们都不重视。其次是对理性不重视,往往是情绪化的;第三是没有勇气,很多事情出来之后就躲闪了。所以康德讲的这三点,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差距。

    我国文化产业领域普遍呈“小、弱、散”状况,大量呈现“为他人做嫁衣”的“纽扣现象”。联合国贸发会议《2008世界经济创意报告》提供的数字显示,2005年,中国的文化产品出口量占全球市场总额的19%,中国已成长为文化产品最大的出口国。但如果联系起当下版权贸易5∶1的赤字状况,我国文化产业在全球的地位现状是: 复制能力强大,但原创能力不高。环顾市场,从电影电视制品到图书报纸杂志,其数量之多,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恐不为过。然而,在数量跃升的背后,质的飞跃尚有待时日。大量快餐式的文化产品卷起一阵阵热潮,却热得急,凉得也快,真正给大众留下长远影响的精品力作难得一见。

文怀沙之争,谁来画"道德底线"?

    文怀沙,这个话题本已经是个过去时。只是,最近南方报纸又发了篇宏文,质疑李辉先生的道德批评。我只想说,这位先生,就那么点事,可不可以把文章写短点呢?可不可以,不要拽那么多似是而非的名词术语呢?糊了一个整版,约摸有六七千字的道德书,够吓人的。充了半天学术,充了半天客观,剔除一点干货,剩余的无非不就是想骂人么,干脆一点。

    易中天先生也随后跟进,认为可以扒掉衣服,但不可以扒掉内裤,可以飙车,但不可以在公共空间里飙。李辉先生则回应,一切靠证据说话,就道德说道德,是另外一个问题。李易二先生,在时空上都能与我扯上点关系,都在湖北呆过,也都是我尊敬的师长辈。只是这次易先生突然杀出来,而且是以一种玩世不恭的调侃语气,讲着一个自己可能并不完全熟悉的事,实属不明智。

    易先生质疑李辉先生,主要觉得他不应该在公共空间内行使道德审判权。我只想说,道德固然存在于内心,但如果道德只在内心,而不能走向台前,不走向公共空间,舍不得让人评判,那恐怕也就不叫道德,而是一个劲地觉得自己很道德。一个道德充分的社会,应该是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公开地表达着自己的喜恶,至于这种表达,如果触犯法律的,那就由法律来解决。

    至于所谓的道德底线,是个十分值得可疑的词,这根线由谁来画呢?从历史经验来看,往往是高高在上的卫道士们发明出来的,属“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之流,奴役民众的,当不得真。正如易先生可以对李辉表示反对,这是你的自由,也是你的道德,无可厚非。但似乎也没办法就靠“道德飙车”一个噱头的词,就判定李辉批评文怀沙不道德,相反,以这样轻薄的文风,去试图讨论一个严肃的事情,倒是显得有点不厚道。如果李辉先生是在道德飙车,那么这个限速的裁定权,从目前看来,似乎是掌握在易先生手中的。老实话,我也非常期待易先生关于道德的四条原则。

    几位先生都是有话语权的人,有不同意见都有渠道可以公开辩驳,这也都没问题,但没必要单指李辉的发言破坏了道德底线。换句话来说,这么件事,就道德说道德,根本没什么意义,也没有说到点子上。非得说个道德,那就可能是李辉先生的文章,让一个老人可能会断了财路,没了饭碗,让人同情。但从另一方面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有的时候,可能真就这么简单,跟他人说你什么,其实无关。一家之言。

 

 

发件人:"jackDence" <jack1998168@hotmail.com> 2009-06-11 04:21:52 +0800 收件人: "bxy4966@163.com" <bxy4966@163.com>,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yangalexyong2003@hotmail.com>,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ZT 吴大江: 有人说,我们绝不搞西方那一套。

搞西方那一套

吴大江

2009年6月

    1,有人说,我们绝不搞西方那一套。当他发表这样的言论时,正穿著西服,系着“西方那一套”领带,脚穿西式皮鞋,对着西式“麦克风”讲话。

    2,绝不搞西方那一套,当真吗?那就把电线都给扯掉。电是来源于西方的那一套,我们东方这一套是“ 蜡炬成灰泪始干”,让我们回到点蜡烛点油灯的时代。那就把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火车地铁都废掉。领导干部配上八抬大轿,将军们集团军司令们还有军委首长们骑上 纯种的东方马。 那就把客轮货轮军舰潜艇都沉到海底,航空母舰也不要造了。把郑和的帆船图样找出来,造东方这一套的木船去远航,扬我国威。那就把自来水管堵死,卫生间也是 西方那一套,抽水马桶还是英国工程师特意为维多利亚女王研制的呢,不用它了。我们回到旱厕所时代,如此城市会增加许多掏粪工岗位,创造许多就业机会。那就 把楼房也拆了,现代建筑也是西方那一套,水泥、钢材、混凝土、玻璃都是西方人发明的,高楼大厦也是跟西方人学的,鸟巢鸟蛋大裤衩也是西方人设计的。还是回 到秦砖汉瓦木斗拱的建筑模式,贴窗纸,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多田园多诗意呀。那就把枪支弹药坦克大炮飞机火箭原子弹卫星都废弃。这些西方来的奇技淫巧,我 们不用,我们要“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多么壮怀激烈呀,多民族多祖国呀。 那就把电话电视计算机网络照相机摄像机MP3MP4手机牙膏肥皂沙发煤气微波炉液化气火柴洗衣机石油公交车路灯都不用了。回到农业社会,回到落后愚昧的时 代,回到夜郎自大的梦幻之中

    3,他会说,在科学方面可以搞西方那一套,但在文化与社会制度方面绝不能搞西方那一套。当真吗? 那就取消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就是西方那一套。我们东方文化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这下好了,不用偷偷摸摸包二奶养五奶了,有权有钱的男人们可以多娶几房姨 太太了。那就取消小学中学大学,取消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校和现代教育制度与内容都是西方那一套。恢复我们东方的私塾和科举制度,背四书五经,写八股文 章,赴京赶考,中举做官,骑马上轿。那就恢复缠足。大脚女人也是西方那一套。中国女人们都缠足,演艺明星的代表委员踮着小脚去出席两会,多美妙的景致呀。 对了,想起来了,代表大会也是西方那一套。 那就恢复三拜九叩礼仪。人人平等是西方那一套,握手也是西方那一套。我们东方人讲三纲,尤其要以领导为纲,下级要给上级请安,奴才要给主子磕头,一上班, 女员工们给老板打万福,东方礼仪,尊卑分明,多有秩序呀。那就取消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还有律师。这些都是西方那一套。还是发挥我们东方的制度优势,衙门 审案,大刑伺候,谁敢不招?破案率一定能达到百分百。 那就阉割所有人的思想。思想自由最是西方那一套。我们东方人独尊儒术,只认权威,只恭权力,只知圣上和圣人,不用去思考什么道理,不用去探索什么真理,多 省心呀。那就取消工业组织,取消企业,取消银行,取消现代经济制度,取消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所有的文化和制度。回到农业社会的文化和制度中去。 绝不搞西方那一套,是要让中国的历史倒退200年

    4,他会说在政治制度上绝不搞西方那一套。当真吗? 那就把党解散了吧。政党就是西方那一套,政党是英国人最先捣鼓出来的。 那就取消一党专制吧,一党专制也是西方那一套,苏俄首创,意大利法西斯党紧跟,接着德国纳粹党效仿。一党专制是西方邪恶的那一套。那就拋弃马克思主义吧, 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西方人琢磨出来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在巴黎最先试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起源于苏联,还有党管军队、政 治委员,党管媒体,政治宣传,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支部党委、中央委员,政治局,总书记,都不是东方的玩意,都是西方的舶来品。 其实,那些高嚷着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从来就没有拒绝过西方那一套。他们拒绝的只是仅仅是危及他们的权力地位的对人民有利的那一套。他们绝不搞人民当家作 主的那一套,而是要照搬和坚持统治人民的那一套

    5,西方在世界上率 先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从专制社会步入民主社会,它本身是一个变化着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它有好的那一套,也有坏的那一套;有善的那一套,也 有恶的那一套;有科学的那一套,也有愚昧的那一套;有前景辉煌的那一套,也有连它自己都拋弃了的那一套;有对人民有利的那一套,也有危害人 民的那一套;有人民喜欢的那一套,也有人民憎恨的那一套;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那一套,也有奴役专制独裁法西斯的那一套;有三权分立制约权力的那一套,也 有独裁专制一手遮天的那一套;有保障人权的那一套,也有集中营大清洗柏林墙的那一套;有慈善的那一套,也有残暴的那一套,有进步的那一套;也有反动的那一 套。 所以,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搞西方那一套,而在于要搞西方的哪一套。是好的那一套还是恶的那一套。是少数人的那一套还是绝大多数人的那一套。以人为本,科学与 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法治,这些来自西方的一套不仅是普世价值,更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一套,无 论来自哪个方向,都必须搞,中国人已经盼望了100多年了。而专制的那一套,无论是东方自产的还是西方舶来的,都是邪恶的害人的那一套,都应当被彻底地拋弃。

    6,说绝不搞西方那 一套的人明明也在搞西方恶的那一套,却强词夺理,说西方善的那一套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以国情为由拒绝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就是要维护专制制度和既得利益。所谓的东方这一套是抵挡社会进步的掩体。 民主制度不适应专制国家的国情,这种说法绝不是中国首创,以国情为由拒绝社会进步也是西方人的发明,也是西方那一套,只不过是西方的专制者自欺欺人的那一 套,而不是西方人民的那一套。在英国民主制获得成功、民主思想向欧洲传播时,欧洲大陆的王公贵族和他们的走卒们都说民主是英国那一套,是海岛上的那一套,不适合欧洲大陆。 当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统治并向欧洲传播时,德意志奥地利俄罗斯的封建贵族和专制捍卫者们说,英法那一套不适应我们的国情。到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时代,法西斯盛行,民族主义高涨,他们鄙夷地把民主制度称为英美那一套。 再后来,当欧洲大多数国家实现民主政治了,其它洲的独裁者说民主自由是欧美那一套。如今,民主制度成为世界主流了,所剩无几的专制制度的卫道士们把世界主 流的政治制度说成西方那一套。一百年多前的大清国,在立宪的争论中,满清贵族中的守旧派也是拿西方那一套说事。他们说绝不能搞西夷那一套。绝不能动摇大清国体,说穿了,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满清权贵专制的这一套 。

    7,其实,专制主义者最害怕的西方那一套,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选举、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早就写进我们的宪法中了,所谓的西方那一套早就在法律上成为东方这一套中 国这一套了,问题在于是不是要落实宪法中已经明确规定了的那一套。不要再去说什么绝不搞西方那一套了,还是老老实实地恭敬人民顺从民意吧,把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还给每一个公民,只有如此,中国才有出路,社会才会稳定。 专制那一套是绝对搞不下去的 。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6-03 13:35:20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看洛克如何为邓玉娇断案 主题: 看洛克如何为邓玉娇断案

看洛克如何为邓玉娇断案

邵建

2009-06-03

    邓玉娇案终于侦查终结,从“故意杀人”到“防卫过当”,这是目前警方给出的最后结论。下一步,此案当由法院接过去审理了。在法院开庭之前,我建议当地法院集体读一读洛克,看洛克如果面临此案,他会作出如何判决。

    洛克(1632-1704)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传世名著《政府论》专门谈国家政府何以需要的问题(即为了保护公民财产权利暨以此当头的其他各种权利)。近代以来,欧美所有的国家俱以洛克的《政府论》为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因此,洛克的声音值得我们倾听。

    在《政府论》(下)第18章中,洛克现身说法,举了两个例子谈其中所蕴含的的法律问题。一,洛克说:如果一个人手持利刃在公路上企图抢劫我的钱包,当时说不定我的口袋里的钱只有十二便士,但我却可以合法地把他杀死。二,假如我把一百英镑交给另一个人,让他在我下车的时候替我拿着,但等到我再度上车时,他却拒绝把钱还给我,反而在我想收回时拔出剑来强力保护那本来属于我的钱。此时,洛克说,我可以合法地将前者杀死,但却不能合法地给后者加以任何伤害。

     如果可以比较,在以上情形中,意图不轨的两个人都持刀,都想占有对方财物,而且后者所占有的要比前者大得多。那么,为什么前者置人于死是正当防卫,而同样的结果对后者来说,至少也是防卫过当呢。

     洛克的分析是,因为前者运用强力威胁到我的生命,我不能有时间诉诸法律来加以保障,而一旦生命结束,就来不及再诉诸法律了,毕竟法律不能起死回生。这种损失既然是无可补偿的,为防止其发生,自然法便给我以权利来消灭那个使自己与我处于战争状态并以毁灭来威胁我的人。但是,在后一场合,我的生命并不处于危险境地,我可以有诉诸法律的便利,并可以事后通过法律来收回我的一百英镑。

     洛克谈论此问题的语境是一个人如何使用强力。在洛克看来,当受害者可以得到法律救济时,他就应该诉诸法律而不是诉诸强力。强力只应该在一个人受到阻碍无法诉诸法律时才被运用。洛克特别说:只有那种使诉诸法律成为不可能的强力,才可以被认为是含有敌意的强力。结合上面两个例子,前一种情形显然比后一种严峻得多。后者持刀是为了保护已经到手的钱,他并不会去要对方的命。前者不然,他并不知道对方藏有多少钱,完全可以(并且这样的案例也很多)以索命的方式获得钱财。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钱的数量多寡,而是生命是否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

     以洛克的逻辑,如果让他来审判此案,这案子的三种可能:故意杀人、防卫过当和正当防卫,他的态度会是什么呢。首先,他会斥责警方水平太臭,甚至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无论如何,邓案与故意杀人无关,故意杀人的“意”是在整个事件发生之前,邓与这三位前世无冤、近世无仇,故不存在蓄意之谋。那么,在防卫过当和正当防卫之间,洛克的判断又会是什么呢,如果按照以上的逻辑,是也只能是,邓女正当防卫,正如死者咎由自取。

    和洛克的第一种情形相比,邓玉娇面临的虽未危及生命,但却严重危及在邓玉娇看来与生命同等重要的身体,以及由此带来的意志刺激。事实上,人的物质生命就是身体,正如同精神生命就是心灵意志。从邓的行为看,她是个宁死不从的人,你可以要她的命,但休想让她的身体和意志服从。因此,那三个男人的作为,从邓玉娇角度,其实就是在要她的命,她当然以命抗争。另外,当时的情形也已经迫在眉睫,且不说一屋之内,力量的对比是三男一女;也不说,那一叠钞票在头上敲打所造成的精神侮辱;即使根据最保守的报道,她已经两次被按倒在沙发上,第二次她才拿起了刀。可见,当时的情形已经被那三个男人逼至你死我活,除非让邓玉娇满足那三个男人,然而,这比死更让她不能容忍。最后,在这迫在眉睫的危险之前,法律已经彻底帮不了她。一是她不可能像事后追讨钱财一样追讨自己的身体,另外,她所处的那个服务场所也无法让她辩白自己。因此,“只有那种使诉诸法律成为不可能的强力,才可以被认为是含有敌意的强力”,由那三个男人所构成的强力,正符合洛克所说的这种性质。这就可以理解,邓玉娇是在绝望无助的情况下,拿起了刀。不管它会造成什么后果,此一行为只能解释为“正当防卫”。对这一防卫最终作出正当解释的,不是别的,是自然法,这,也正是人间法律的最终依据。

    只有一种情况才是防卫过当:当邓玉娇拿起刀,那三个男人落荒而逃,在生命危机解除的情况下,邓却以追杀的方式要了他们的命。然而,此案不是。在洛克面前,且看我们的法官将如何判决。赠与一句洛克的话:“法律一停止,暴政就开始了。”错判,或有意错判,也是一种停止。

 

 

发件人:"hicaesar" <hicaesar@126.com> 2009-06-15 16:09:38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关于当前我国智库的一点想法

当前中国“智库”的问题

刘睿伟

    仲主任:您好!希望能有机会与您交流一下有关当前“智库”的问题。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就出不了乔布斯、盖茨、埃里森、戴尔、佩吉、布林,以及苹果、微软、甲骨文、DELL、Google等这些人和公司呢?他们当年也与我们很多人相似。我认为,最重要的首先是思想和观念。(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说,中国汉语的奇特以及由此文字而产生的教育制度,成了世世代代不可战胜的过滤器,有利于听话的学究式的头脑,而不利于桀骜不驯的有创造力的人,将后一种人排斥在权势中心之外)

    现在,社会、市场不缺乏机会、需求,包括对智力、智库的需求。缺乏的是真正符合社会、市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产品、服务,尤其是智力、智库,真正的智库,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智库!我们知道,无论哪个行业,竞争最终其实都是人才的竞争!头脑、智力的竞争!

    我认为,当前我国智库的情况诚如瑞士商学院教授雷曼对亚洲智库现状的概括:智库不少,思想不多。也正因为如此,现在我国智库无论是规模、地位,还是公信力、影响度,都与人们(包括政府和公众)的需求相距甚远。这些年,不少专家奇谈怪论屡发,信口开河,被公众讥之为“砖家”。人民网的一项调查就表明, 80%的公众对专家学者包括一些著名专家学者的印象偏差、评价偏低!

    机会就在这里!那些智库们的地位、公信力、影响度达不到人们(包括政府和公众)的需求,让人们失望,正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当前,只要我们能提供符合社会、市场、消费者们真正需要的产品、服务,我们就有机会确立我们的地位、公信力、影响度。

    我们知道,我国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是希望通过市场来配置优化我们的资源,以促进更大的发展。然而,在当前由于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十分健全,很多地方仅凭市场自身还不能实现对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结果影响到了其发展。例如,同一种资源,一边相对缺乏,而另一边相对过剩、闲置没有发挥或充分发挥其作用,包括智力资源。

    这样,企业、地方要实现预期和更大发展,就需要改变这种资源配置状况,就需要有人从外界对其现有资源进行优化、调整。作为智库我们可以通过帮助企业、地方配置优化他们的资源,帮助他们实现预期和更大发展,来获得更大发展,社会、人们的认可。

    1、现在,企业、地方政府都知道人才资源的重要性,知道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对人才、智囊的需求很强烈,政策、资金是已不是问题的关键,但他们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足够的人力资源、智力支持。2、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普遍还称不上现代农业、高效农业和科学农业……其发展、上升的空间还很大,但需要智力支持。3、民营企业、大学生等的情况也类似。

    地方政府、农业、企业/民营企业、公众、大学生们等也都需要智库、智力支持,需要真正能为他们出主意、解决问题的人或公司。如果我们暂时不能得到为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做决策参考的“订单”,是否可以考虑为地方政府、农业、企业/民营企业、公众、大学生们提供智库、智力支持服务?

    毛泽东同志曾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让更多人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中国工农红军。我们把直接与政府、企业、公众的接触、合作作为我们的长征,既然他们不愿意让民营部门进来分食咨询服务这一领域的利润,我们就通过直接为公众提供智库服务,通过我们这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来确立我们的地位、公信力、影响力!

    需求是天时,拥有资源是地利,使用好天时、地利需要人和。

 

 

发件人:"xujingan" <xujingan@vip.163.com>  2009-06-15 22:03:14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 "必坚" <wangboyong000@126.com>, "陈明" <ctxf@163.com>, "崔之元" <cui-zy@mail.tsinghua.edu.cn>, "大军" <zdjun@263.net>, "董德刚" <dongdg@ccps.gov.cn>, "杜光" <david3182@vip.sina.com>, "冯鹏志" <fengpz@ccps.gov.cn>, "甘泉" <jy.fu@163.com>, "高锋" <gaof100@yahoo.cn>, "高全喜" <gaoquanxi1962@sina.com>, "葛龙" <dragonsgl@vip.sina.com>, "宫哲兵" <gongzb@hotmail.com>, "郭存海" <marsopa@163.com>, "郭凡生" <guofs@hc360.com>, "郭齐勇" <qyguo@263.net>, "国英" <danggy@cass.org.cn>, "韩德强" <gymn@vip.163.com>, "韩庆祥" <hqx6666@sina.com>, "何霜梅" <pgs2008@sina.com>, "胡家奇" <hujiaqi123@yahoo.com.cn>, "黄永山" <huangyongshan@263.net>, "黄胤颖" <j.huang@motorola.com>, "金观涛" <guantaojin@cuhk.edu.hk>, "孔司长" <kongjy@ndrc.gov.cn>, "乐院长" <le_zheng@126.com>, "李伯淳" <ryrs@sina.com>, "李凯林" <liklin@sohu.com>, "李向军" <lxj@gmw.cn>, "李晓西" <lxx62205058@263.net>, "李小平" <xiaopingli@x263.net>, "李小忠" <lxz505@gmail.com>, "刘利华" <llihua2003@vip.163.com>, "刘梦虎" <liumenghu1213@163.com>, "刘序盾" <liuxudun@yahoo.com>, "刘庸安" <yonganliu@sina.com.cn>, "卢中原" <lzy@drc.gov.cn>, "卢周来" <luzhoulai1970@sina.com>, "陆南泉" <lunanquan66@sohu.com>, "茅老学者" <maoysh@mail.ied.ac.cn>, "欧阳君山" <tdjs8899@163.com>, "彭顺生" <slm_66@163.com>, "蒲国良" <pugl@sina.com>, "其仁" <qrzhou@ccer.pku.edu.cn>, "钱逊" <qianshu@126.com>, "乔清举" <qiaoqj@ccps.gov.cn>, "乔占祥" <tdyjs999@gmail.com>, "秦晖" <qhjy53@126.com>, "秋风" <qiufeng@sinoliberal.com>, "沈宝祥" <sbx5374@263.net>, "盛洪" <shenghong@unirule.org.cn>, "孙恒" <sunheng126@126.com>, "孙津" <jin5615@163.com>, "孙开泰" <skt95@163.com>, "孙立平" <slping@pku.edu.cn>, "田立年" <tianlinian@sina.com>, "铁凝" <tnban@sina.com>, "汪丁丁" <dingdingwang@pku.edu.cn>, "王殿卿" <wangdq9022@vip.sina.com>, "王东成" <wangdongcheng49@163.com>, "王建军" <wjianjunn@sina.com>, "王康" <wkmail1202@sina.com> 抄送:标题: 储朝晖、雷祯孝、蔡维钧:办什么样的教育

办什么样的教育

---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三次研讨会发言

储朝晖、雷祯孝、蔡维钧

2009年5月30日下午

    储朝晖:我从1983年开始做教育的实地调查。目前中国的教育确实问题很多。我归结为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我们办的是谁的教育?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1949年提出一个明确的口号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1953年就开始办重点中学,1954年对办重点中学质疑,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向工农开门。58、59年大跃进,就不办重点中学了。62年又开始办重点中学。文革中重点中学办不下去了。1978年后又大办重点学校。在高考指挥捧作用下整个教育成为少数人办的教育。六十年来在公平和效率、教育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还是培养少数人这个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事实上,直到现在,可能有更强大的力量来办少数人的教育,而不是办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教育。

    第二是办什么样的教育。把教育当成一个工具,还是通过教育来真正培养人。把教育当成本身有主体性的独立自主的存在,还是把教育当成一个工具,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我们的教育没有自主性。现在讨论教育的问题,它的本质不是教育,而且教育之外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刚才有人说学校曾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实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有更激烈的说法,就是学校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学校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过度的行政化,这个背后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我认为不是用冠冕堂皇的词能表达的,实际上它是封建专制的思想、封建专制的理念在起作用,而不是讲的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的什么在起作用。由于经过改装的过度的封建意识、过度的封建管理体制、过度的封建教育方法起作用,所以使得教育不是我们说的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些词所表达的内涵,依然是内含封建的教育。

    第三怎么样去办教育。我们采取办教育的方式,简单来说是通过政治方式来办教育,不是通过办教育的方式来办教育;采取的完全是官本位的方式,对学校的管理完全是采用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不是符合学校特性的管理方式。有的人就说中国所有学校只有一个校长,其实下面所谓的校长都不是校长,只是一个执行者。那么办学过程中,它的第一依据就是第一校长发的红头文件,而不是每个具体的校长、每个具体的教师他们自己的思想,更不是每个学生成长发展的真实需求。如果这种办教育的方式不改变,教育就没有好结果。不管是杜威的儿童中心理念,还是陶行知所提出的一些理论,我认为都是代表了绝大多数大众的利益。教育要想真正办成人民的教育,就必须使它是以人民愿意接受的方式办教育,人民需要的方式办教育,每个人成长发展需要才应当是教育教学的第一依据,这是一个基本目标。这个目标不能满足的话,就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目前,我感到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个问题,杨老师说我们78年完全是倒退到一九五几年的教育方式;但是我觉得能够倒退得更多一点会好一些,如果能够倒退到1949年,甚至倒退到更前一些,我觉得当时办教育的方式是更符合教育的内在规律,更符合教育的专业特性,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1949年全国政协《共同纲领》所提出的办教育的方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这个方针是真正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老百姓利益的教育方针。现在我们做出的纲要,如果能够回到六十年前,就是1949年这样的办教育的方针,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教育是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倒退。但是,我们七七年恢复高考以后,当时恢复的是一九五几年的那种办教育的方式。五七年办教育的方针远远比1949年的方针要落后。这个方针到1952、53年,甚至从1951年开始批判《武训传》起,52年开始就整个倒退到更加落后的苏联方式上去了。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真正办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样一种教育。事实上,这个教育方针并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了,而是当时中国各种社会力量一个共识。为什么讲呢?1986年曾经在延安工作的黄乃一到安徽去,当时我接待他的。他说三十年代末、四零年前后,他们当时为了写一份确定中国共产党文教方针的文件。当时找到陶行知的一篇文章,叫《生活教育之特质》,是陶行知1936年写的。他认为生活教育有六大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生活的,要满足生活的需要;第二个特质是行动的,认为这个教育不是挂在口头上的,要去做的;第三个特质是是大众的,不是少数人的,不是少爷、小姐的;第四个特质是前进的,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第五个特质是世界的,就是我们现代通俗讲的有国际视野的,是把教育放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加以界定的;第六个特质叫有历史联系的,我们的教育不是悬在半空中的,是古今中外的延续。黄乃一说看到这篇文章茅塞顿开,后来就把这一精神吸纳到文件中。

    所以,当时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的六大特质事实上跟后来讲的民主、科学、大众的方针是一致的。这个我做过一些史料的考证,包括延安当时成立的陶行知研究组织,也成立了其他的研究组织。我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早期是中央研究院的教育研究室,当时做了这样的一些研究,提出了教育的方针,提出来民主、科学、大众的这个新民主主义方针,代表了那个时候中国的精英对教育的前卫的认识。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要把现在普遍实行的国家主义教育转向以人为本的教育。事实上,有很多人不认同我这样一种说法。我记得在05年,有一次在武汉开研究余家菊的会议,他是典型的国家主义教育的代表。我就说中国1950年后办的就是国家主义教育,我一提出来就有很多人反对。我们的教育是要为每个具体的人服务的,只有在这个基础、前提下,它才能更好的为一个国家、民族的复兴服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础的前提,仅仅强调教育一定要为国家怎么样的,教育一定要为某个组织怎么样的,最终必然是办不好教育,教育必然走向一个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当中去,因为这样做目中无人。几十年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今年年初2月4日《光明日报》访谈的时候,我也把这个观点表达出来了。

     第三个问题,要完全彻底的消除阶级斗争的理论对我们教育的影响。我认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对我们教育不仅有影响,而且影响还很深。包括幼儿园小孩子、小学生唱的歌,包括很多的教材内容,包括一些口号,墙上贴的很多标语,生活当中很多老师教导的方式,背后都潜存着阶级斗争的理论。包括很多的规章制度的设计、要求,背后都有阶级斗争的理论作为根基。如果我们不能够完全消除阶级斗争这个理论的影响,那么想办好教育,我认为很难。因为这个基础就弄错了,这个大前提就弄错了,直接影响到健康人格的成长。
所以我认为这三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在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基础上,再谈教育怎么改进。

    徐景安:朝晖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教育怎么体现“以人为本”呢?全社会都提以人为本,企业、学校、政府都要以人为本,那么教育领域怎么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这个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雷祯孝:教育问题,我有几个调皮的考察,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东平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您说的要退得再远一点更好,我现在退到先秦来说。因为我读了整个先秦的诸子百家的原著。我是学化学的,不得已我啃原著。读来读去,我读出古代思想两条线索:一条是人才思想史,一条是奴才思想史。国家教育就是,你听话,你执行我的。而且,很有意思,用“教育”这个词来称呼这个行业,古代没有。古代不叫教育官员,他叫学官。我们很想得到帮助,希望知道“教育”成为一个行业的统称,是从何时开始的?是谁主张谁批准推向全国的。“教育”这个词,现在我们开始质疑。就是用“教育”这个词称呼学校求学孩子成长这个行业是否是最好的称呼。

    我们希望外文很好的朋友帮助查一查用英语注释英语的education,把那些注释的英文再查一查是什么意思。我们预感,education可能更多是办学,求学,管理学校,指导学生学习、研究、尝试创业等等意思,而翻译成为“教育”,也许并不算准确。有人说,可能“教育”这个词是从日本传过来的。而日本翻译时,也许正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为了大批量培养工业需要的千篇一律的标准化的人员的时候。

    《孟子》说过人有三种快乐,其三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也许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教育”一词,但是很显然孟子并不是指一个行业,而是指一个行为。好像过了很多朝代,也没有人响应。现在是电子古书,很容易查。我们查了很多著名学者的全部原著,没有查到“教育”这个词汇。例如姜管老庄孔,墨晏荀韩吕,直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的《日知录》里都没有“教育”这个词。目前我考察到是从王阳明才开始提到四次。此后严复介绍外国的education,翻译过来就用了“教育”这个词。

    我常常困惑,为什么荀子写《劝学》而不同时写一篇《劝教》?为什么《四书》里有一本《大学》而没有一本《大教》?为什么不把“北京大学”改成“北京大教”?如果把北京理工大学改成北京理工大教会怎么样?为什么不把“物理学”改成“物理教”?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用“佛学”来称“佛教”?为什么不把“学问”改成“教问”?为什么整部《论语》,没有一个“教育”这词?为什么整篇《师说》没有一个“教”字?为什么把有大的研究成就的人叫“学者”而不叫“教者”?

    学与教,到底谁为了谁?《易经?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礼记??礼运》:“闻来学,不闻往教。”

    九个字、八个字、七个字,是不是阐明了同一个思想:学是主体,教是辅导。一个好教师一定是保护鼓励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的。闻来学,就是听说那些穿着草鞋、走千百里路去求学的故事。求学是内在的,学生为主体,儿童为中心的。我就说古代这个思想和杜威、陶行知他们是呼应的,也就是那个时候是呼应的。我们再查段玉裁注《说文解字》,看那个“教”字是什么意思?《说文解字》原文:“上所施,下所效也”。“教”字的核心含义是要被教者仿效、服从、顺从、依从、接受。古时候的“政教合一”、“以法为教”,都是以服从作为“教”的核心含义。我终于明白了。所谓“教育”,就是按我的意志办,你们所有的人按我的意志成长,变成我想要的这种人。

    我感觉到我们的“教育”,调皮一点地说,这个行业应不应该叫“教育”?我都觉得要研究、要考证。面对中国学校、学生、考试等现状,社会上有三种态度。第一,我们十分理解那些对教育现状歌功颂德的歌德派,我们理解他,因为他要吃饭,他要升官。第二种,我们非常尊敬,对教育弊病的抨击、揭露的缺德派。还有第三个态度,就是我们渴求呼唤探索解决问题的立德派。这个立德是我自己杜撰的,不知道以前有没有。

    要解决问题不容易,因为这个事太大了,你要解决教育部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但这三年到四年中央一系列关于教育的文件,国家,包括国务院、中共中央,鼓励下面探索解决教育问题。我就觉得有这个精神在里面。所以,我跟东平商量,我们有一伙儿人都想主办一个杂志叫《办新学》。办学,就是以儿童为中心,有没有办新学的人?全国很多。尤其我到广东去,办新学如雨后春笋。我在广东不管走到哪,人家都给我介绍,说这是什么什么教育的“创始人”。我建议你这个讨论会,北京开一回,广东开一回。探索那些办得好的,能够给我们启发的,能够生长出来新的办学方法,如果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会不会更好?我觉得要关注办新学解决问题、探讨问题的人们,更加需要去鼓励和支持那些正在办新学、探索解决问题的这些人。

    徐景安:雷教授讲的最有启发的三句话,歌功颂德那些歌德者是缺德,明明我们的教育办得那么失败,他还在歌德那是缺德。对教育时弊批评的所谓缺德者还是有德的,还有良知。我们的目的是要创、要建,就是立德。非常赞成雷教授的意见。

    蔡维钧:我讲几个问题。第一、三种关系一直在中国教育领域处于模糊的状态。1、党和教育的关系。中央管到大学教材这样一个微观的具体的教学业务的话,那么中国教育的改革就非常难以推进。学术自由这个大学的宗旨就不能实现。不知道哪个国家会这么做。党怎样处理和教育的关系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2、政府和教育的关系。总理温家宝提出建立服务型政府,我们的教育部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是否也应该建立一个服务性的教育部呢?现在教育部是管教育,而不是服务教育,这是一个主和客的关系问题。如果把教育部当作教育的管理者,我们关于教育的思考就永远不能前进,教育问题就永远不可能有实质性改变。目前的现状是违背国务院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精神。这样下去中国的教育是没有出路的。中国就永远没有教育家,只有官员。

    3、教育回归教育。一个国家的教育应该遵从教育自身的规律,然后才谈得上搞什么样的教育。我们把教育变成被支配的工具或为什么服务的工具,这样的教育就是一个工具事业。教育只有回归教育本身,回归于为人服务的教育,才能真正的走出教育的困局。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真正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这才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出发点。。这三个关系要理清楚,下面的路才好走。

    第二、我只讲一句话,教育比军队重要。第三、回归人的教育,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不以国家为本的教育,不是以民族为本的教育,更不是以政治为本的教育。教育以学生为主体,就是回到学生自身,在学生和老师的互动中承担文明的传承、人格的塑造和人的自我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功能。大学生为什么找不到工作,因为教育培养目的是工具,工具是要有人使用才能有作用的,现在金融危机,企业倒闭多了,使用学生的少了,每年近700万的大学毕业生失业。如果学生可以创业,也可以做事,从我被使用,到自我展现,从而大大减轻社会就业的压力。教育从工具教育变成主体教育,我们的教育事业就有新思路。否则,我们被管理,我们被教育,我们被作为工具,我们的思路,我们的思想都没有了。中国的教育被窒息,民族的希望就渺茫了。

徐景安:教育是党管、政府管,把教育作为与资产阶级争夺的场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现在虽然不提这个口号了,但还是这种思维模式。我不管,谁管呀,学校不就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场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堡垒?这个扣必须解,又怎么解?这是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

 

什么是公民教育?

----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三次研讨会发言

王东虓、袁正光、徐景安

2009年5月30日下午

    王东虓:我在深圳的时候曾跟徐主任争论了一个上午。这次参会前徐主任给我的任务,让我介绍一下公民教育的情况。第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教育逐步加强。1982年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就提出了非常明确的导向,要“养成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1985 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决定在初中开设公民课,实施公民教育。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写上了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的《中学德育大纲》规定“中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公民。”2001年党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2004 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公民教育就是我们国家实现政治文明的一个基础。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思想,胡锦涛在会上提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全社会倡导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核心,这些提法是培养热心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现代化的合格公民。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从道德建设方面强调公民意识教育。 2007年10月24日,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讲到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进一步明确了公民教育的内涵。从中可以看到,中央一直在加强公民教育,具体如何实施,理论和实践有一定距离。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看到了方向、看到了希望。现在的公民教育,根据我的理解,仅仅处于研究阶段,所以我的中心叫公民教育研究中心。

    徐景安:有没有被教育部认可推行的呢?

    王东虓:公民教育研究中心许多成果是公开发行的。我们的计划是弥补这个学科的空白。公民教育在中国来说没有这个学科。台湾师范大学有公民教育系,香港也有学科建设。解放前设有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课程,我那有一整套。十七大提出了加强公民教育,提出了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将自由平等这个口号提出来是非常有勇气的。

    第二个问题,当前国内对公民教育有各种不同的见解:第一个观点,公民教育是指培育与民主生活方式有关的态度、行为模式,发展个人担负公民责任的技能说。这个观点代表人物就是台湾师范大学的张秀雄先生,也是台湾公民教育的领先人物。第二个观点,公民教育身份说。这个代表人物是著名教育学家,香港教育学院副院长、公民教育中心主任李荣安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公民教育、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是密切关联着的概念。公民教育就是公民身份的教育,人在社会生活中要承载不同的身份,你认识自己的身份,才能有其他方面的发展,没有认识自己的身份,什么社会、国家都没有。所以教育要从家庭最亲近的关系出发,有一个好的身份的立足点,才能进一步认识你在社会中、国家中的定位。第三个观点,培养公民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价值、知识和技能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明澍先生提出价值、知识、技能。他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取决于是否有政治参与意识、技能和知识的现代公民,培养现代公民和民主政治有直接关系。第四个观点,公民教育的四个方面的说法。这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公民教育大致包括公民道德、公民价值、公民知识和公民技能四个方面。用公民教育的概念,可以比较方便、有机地整合思想、政治、道德和社会教育。第五个观点,三个基本条件说。这是中山大学李萍、钟明华提出公民教育的三个基本条件:以公民的独立人格为前提;以权力与义务的统一为基础;以合法性为底线。本质上,公民教育必然是主体性教育,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其基本的教育取向,而且区别于“圣人教育”与“平民教育”。第六个观点,以平等为特征的、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如何做主人的教育说。这个代表人物就是首都师范大学的蓝维,公民教育就是对国家主人进行如何做主人的教育。第七个观点,公民教育“四以”说。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王东虓认为:公民教育应以培养民族精神为首要任务,以权利和义务教育贯穿始终,以培养公民意识为核心,以培养具有高度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精神,具有团体精神和祖国民族意识的好公民为宗旨。我认为公民是国家的基石,公民教育不管是对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都是个先决条件。 当然这些见解,很多内容是相互贯通的,我在这里就不再具体说了。

    第三个问题,有关公民教育基本内涵的各种见解。 第一种见解,把权力和义务相统一的说法。这种说法比较普遍,国内外一些学者都认可。第二种见解,就是三个内涵,公民的道德意识、纪律意识、法律意识。这三个意识中,法律是最重要的意识,它是现代公民意识的核心。第三种见解,五个内涵。国家意识、法律意识、民主意识、公德意识和环境意识教育的五内涵说,五个意识中最核心的是公民的责任感。第四种见解,就是另外五个方面,这是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许耀桐的见解:一是公民的主体意识,二是公民的权利意识,三是公民的责任与义务意识,四是公民的法律意识,五是公民的道德意识。

最后再谈谈我关于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涵五个对子说:一是权利与责任意识教育;二是国家与民族意识教育;三是平等与公正意识教育;四是自由与法治意识教育;五是道德与文明意识教育。 公民教育的功能,从宏观上讲,我们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目标,公民教育对弘扬民族精神、推动社会文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民族复兴有巨大的作用。从微观讲,提高公民素质,培养合格公民,公民教育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我们公民教育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的一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去郑州大学揭牌的是教育部常务副部长袁贵仁同志,他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的话:“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什么都可以引进,唯独公民素质是不能引进的,只有靠我们自己培养。”他代表教育部去挂牌、揭牌、讲话,表明政府是支持的。

徐景安:按照你的理解,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是什么关系?是由公民教育代替政治教育呢?还是两者并举呢?

王东虓:两个不同的内容,谁代替不了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思想文化是培养先进分子、先锋队的。主要教育对象是党的领导干部、青少年。一个社会没有先锋队、领头人是不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少不了,它侧重于先进性。公民教育侧重于教育的大众性,是对全体公民,当然也包括领导干部在内。有人误解:公民教育,好象是教育公民、教育百姓的。公民教育的核心是地位平等。领导干部也是公民,不能高高在上。公民意识教育使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地位下移,把自己和老百姓一样看待。老百姓把“臣民”意识上升,我不是臣民,是国家主人。这样才能平等对话、平等交流,真正实现和谐。教育的先进性和教育的大众性,谁代替不了谁,但教育内容许多是相通的。

高福庆:我觉得是党化教育的重新包装。

王东虓:公民教育的出路在哪?第一个就是公民教育中国化。公民教育是舶来品,必须中国化,必须有我们的民族文化在里面,不能照搬西方。第二个就是公民教育大众化。为大众接受的教育才叫公民教育。第三个就是公民教育学科化。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把它变成一个学科,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第四个就是公民教育社会化。我们现在搞的还不是公民教育,是公民教育研究,没有社会化、没有实践化。

雷祯孝:把一个充满思想、充满活力的过程变成学科化、学究化,变成向上面报告化。公民教育没有公民两个字,就是按我的来。

王东虓:我们整个研究没有任何官方给我旨意,完全是自己摸索的。我们自己也在搞实验点,积累经验。

袁正光:公民教育是公民社会的教育,当中国还没有转向公民社会的时候,是不可能搞公民教育的。中国现在是一个典型的臣民社会,还没有到公民社会。我们这个社会目前拿不出公民教育,但是可以研究公民教育。不要像市场经济一样搞歪了,现在我们搞的市场经济不是一回事,搞成了夹生饭。把世界上最好的名词拿到中国来,以后中国找不到好东西了。

王东虓:我觉得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很混乱,我研究了,公民社会就是市民社会。

徐景安:

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了公民教育研究的现状,说了很多不同的主张与见解,其实最根本的分歧,还是正光讲的是搞公民教育,还是臣民教育,是政治教育的继续,还是另辟新路?这就回到现在正在激烈争论的承不承认普世价值问题。公民教育是坚持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还是进行公民的普世价值观的教育?从王教授的介绍中,就有两种提法,一是强调“养成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公民”。可现实中对社会主义存在不同的解读,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还弄不明白,社会主义合格不合格还未解决,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呢?进行这样的公民教育与政治教育有什么区别呢?二是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讲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里的“公民意识教育”,内容是“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实际是普世价值理念的教育。我看这个问题不解决,公民教育也只能研究研究吧!

王教授认为政治教育是先进性教育,公民教育是大众性教育,这个区分很意思。如果现行的政治教育能达到先进性教育的目的,还用搞什么公民教育?现在,从小学到大学不是都在搞政治教育吗?学生都先进了,你还不让先进?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第一章就是“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所谓理想就是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所谓信念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编的重点教材。我要请问这些编者们,你们自己有“远大理想”、“ 崇高信念”吗?你们是在写党章,还是编教材?是搞思想道德教育,还是在讲党课?你们有没有念给自己的儿子、孙子听听,他们愿意受教吗?我更要问一句,你们对自己写的字信吗?这种“假大空”的政治教育引起学生的普遍反感,逃避公共课成为大学生的普遍选择。刘国光曾非常
愤慨地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始终就没有反思,被学生嘲笑的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政治课就是逼学生反感马克思主义、反感社会主义、反感共产党领导。正是这些左倾、教条、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进行逆反教育,可是到今天还不觉悟、还不反省!





发件人:"牧川" <antintheheaven@163.com>  2009-06-12 22:03:10 +0800 收件人: "北京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改变教育思想才是教育改革的关键

改变教育思想才是教育改革的关键

牧川

2009年6月

    持续了几十年的应试教育早已经招致众怨,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教育的品质愈来愈下滑。曾经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素质“四有新人”教育目标,在今天的某些场合竟被戏称为无道德、无个性、无创新、无健康心理甚而无廉耻、无人性的“六无人才”。在这样的形势下,教育实在已经被逼到无可后退的关头,若是再不进行改革,学生的素质、能力、价值观、道德观,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都会受到更严重的影响。

    可以说,我们的教育从思想上都是错误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师傅引进门,修行靠本人”,这些俗语说得都是一个意思,教育教授的是一种方法,学习最重要的是启发学生自身的兴趣,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能力,只有自我学习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一文中说,“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便是教育”,在这里爱因斯坦说得便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而不是僵死的知识和技术。

    我们的教育却不是这样,基本上高中和高中以前的历史、地理、政治、语文都是死记硬背。物理、化学、数学这些逻辑学科,情形本来会好一点,但是也因为过量的题海战术而偏离了学习的本来目的。这种情况到了大学也没有什么根本改变,大多数大学的教育思想同高中并没有什么显著不同。另外,一棵树小的时候长歪了,等到长大了再来扶正也太晚了。下面我们从具体的课程入手,来看看我们的教育思想。

    我们首先来看历史课。

    章士钊有云“灭人之国先去其史”,可见历史的重要性。我们国家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堪称骄傲,可是我们的历史教育是否也可以骄傲呢?当我们国家的高中生正在死记硬背各个历史事件的年代、地点、有关人物、历史意义时,在美国的高中正在进行着什么?他们分成一个一个小组,拿出古罗马的地图,在上面标记出迦太基远征罗马的进军路线,他们设想着其它进军路线,指挥军队,看看是否可以改变战争结局。若是迦太基得胜,古罗马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西方世界会如何改变?当讲到凯撒之死时,老师会拿出普鲁塔克的《凯撒传》和其他资料,他会讲布鲁图为什么要刺死他最好的朋友凯撒,这时候凯撒的伟大、凯撒的野心、布鲁图的正直无私、皇权、古老的民主原则、盲目的民众、各怀鬼胎的政客好像戏剧一样登场,学生在纷纭的矛盾斗争中领略人类良知在历史中的进程。而在讲到只有两百多年的美国历史时,方法就显得更为灵活。(以下关于历史的材料部分引自(《女儿在美国高中留学,历史作业难倒中国老爸》))请看他们关于“公民权利”研究论文:

    对比以下四人(BLACK-AMERICA)的观点:BOOKER T.WASHINGTON(布克·华盛顿),W.E.B.DUBOIS(杜伯依斯),MARTIN LUTHER KING,Jr(马丁·路德·金),MALCOLM X(马尔科姆·X)关于黑色美国的思想观点。

    要求:在你的论文里,应该把握他们生命的故事,我(老师)不想读编年体传记。你可以把每个人介绍一点,但必须在论文中纳入贴切的材料。然后,讨论他们关于黑色美国的观点,要把你的想法写进去。还要把你的引文或材料的来源列出来,比如某某网页,某某书。

    这是一个中国高三学生进入美国高中时的作业。这位中国学生因为厌倦国内的教育而远走他方。恕笔者不才,只听说过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两位。马丁·路德·金是非暴力主义黑人领袖,而马尔科姆·X则显得激进、极端、黑人民族主义,其他两位有什么不同就不知道了。为了完成这个作业,这位对美国历史很熟悉的老爸平生第一次“研究”美国历史,找出藏书,搜索网络,而后把资料发给女儿。与此同时,女儿在大洋彼岸竟一次借了10本书,疯狂阅读。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另外两个作业。这些作业的份量是一眼便可看出来的。

    关于南北战争:

1.你是否同意林肯总统关于“美国不能存活,除非它全部解放或全部奴役”的声明?解释。

2.解释为什么北方白人反对奴隶制,南方白人拥护奴隶制,但他们都感觉他们在为自由而战?

3.自由对于黑人意味着什么?

4.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表示在内战后,南方不应被粗鲁地对待。为什么这是一个聪明的政策?解释。

5.在内战期间,女人开始担任很多以前男人的工作。你能对内战造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冲突的问题做出怎样的概括。

构造一个争论,运用历史证据来支持或反对下面的观点:美国内战是地区差别不可避免的结果。

    坡宾问题:

1.什么样的美国人可能会同意Josiah Strong的“我们的国家”?什么样的人会不同意?他们为什么会同意或不同意?

2.Bryan如何将“帝国主义”同获得西班牙领土联系起来?你认为他联系得对吗?为什么?

3.Lodge对获得菲律宾这件事的辩词是如何反映了美国的传统政策的?

4.你认为有比麦金利总统以控制菲律宾来处置菲律宾的命运更好的选择吗?

    这两个作业,让这位中国老爸重读了《林肯传》和《南北战争史》。这样的作业对于中国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也会感到吃力。他担心女儿是否吃得消?女儿在邮件里说:“这个菲律宾问题是属于我们学的‘帝国主义和进步主义’一章内的一个问题。我们历史也有教科书,但老师上课从来都不讲,都是让自己回家看。他上课有时给我们放录像,讲的东西都是教科书上没有的东西。作业就是给我们好多材料去读,然后回答问题或找重点,还通过让我们做一些有意思的作业来记住知识。比如自己编单词填词游戏,划时间线,和同伴一起完成地图、海报之类。工作量特别大,但有兴趣。”

    这就是美国历史课程,老师具有极大的自由和创造性,不是按照固定的课本。课本只是常识性的内容,但老师所留的作业却是要求学生自己寻找资料,阅读书籍,对比分析思考,培养学生自我学习判断的能力。这个中国高三学生不仅没有在美国教育中“减负”,而且经常一夜只睡三四个小时,但是她的兴致却非常高。老师甚至曾要求学生为自己的家庭制订过家谱,而这是在培养寻根意识。

    下面再请我们想想,二十年后,在中美两国的高中生把历史课本扔掉二十年后,他们还记得当年历史课上的什么东西。中国学生或许还记得事件以及相关的某个人物,但是时间和地点很可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美国学生一定不会好到哪里去,甚至会更差(因为他们从来也不强调死记硬背),但是他们会记住凯撒,他们会记住布鲁图对于古老民主的努力;他们会记住BOOKER T.WASHINGTON(布克·华盛顿),W.E.B.DUBOIS(杜伯依斯),MARTIN LUTHER KING,Jr(马丁·路德·金),MALCOLM X(马尔科姆·X)生命中的一些故事;他们会记住南北战争中双方的矛盾,获得自由是如何的不易,林肯的伟大;他们会记住美国帝国主义和进步主义;他们会知道一些重大举措是如何在矛盾中逐步实行的,他们会记住历史中一些人物的性格,或许,其中某个人物还会强烈的触动他们的心灵。

     学习历史的意义在于以史为鉴,在于了解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及其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某些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影响,他们的性格、思想、信条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而我们的历史课程却不是这样,我们的历史考试尽是某个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对于人物的性格却很少触及,我们的试卷会给出历史事件的意义,但却是僵死的标准答案,没有讨论的余地。可以说,标准答案是真正的学习的敌人,它扼杀了真正的学习。每个人天生便具备判断的能力,即使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孩子,也可以从一个人的语调、神态、行为中判断出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当我们知道了历史中的具体事件、知道了当时各个人物的处境以及他们的作为,我们自然会明白历史事件的意义,明白某个历史人物是伟大还是卑劣。这个意义、答案不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的判断得来的。这才是自然的学习过程,通过这样的学习得来的知识、能力、品性才是长久的东西,是一个人生命中的东西。在纷纭的社会现实中,只有通过这样的学习得来的东西才是我们的支柱,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判断得来的,而不是别人强加的。

    所有课程的学习都应该遵循这样的过程,启发学生自我判断、学习的能力,而我们的考试却完全违背这个常理,给出僵死的答案,扼杀学生的判断和学习能力,把他们从捍卫人类普遍价值的自由人变成死记硬背、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功利主义、随波逐流、趋炎附势的奴才。

    我们再来看哲学。

    在我们的中学,哲学的主要内容是政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首先想问一下,在那些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中,究竟有多少人认真读过《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被称为伟大的诗歌,而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本中有谁能读出诗味?我想请问,在我们讲授马克思的老师中,究竟有多少人认真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罗莎·卢森堡、毛泽东?在这些伟大人物那里,马克思主义始终都是一个针对具体的社会情境发展变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有的只是几条方针,但是这几条方针在实践中却生出许多变化。另外,这些理论总是同他们的人格紧密交织在一起,而在我们的老师那里,马克思主义却显得干巴巴。

     他们罗列出一堆理论,而后东拼西凑找出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他们不是从认识的角度出发寻求理论,也不是展现理论在生活中的灵活运用,他们展现的不是思考和行动,而是搬出一整套体系周密好似数学公式的教条唬人。

    毛主席在延安时期便反对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可而今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却都充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我们整天都在嚷嚷“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可是从这套理论体系、课本出发的“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最终却只能落脚在“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不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看到今天的情景,会作何感想?

    一个半世纪多的国际共运史,出现了许多重大事件。而在我们哲学课中,对于这些事件却涉及甚少。早在一九一八年,罗莎·卢森堡(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便写作了《论俄国十月革命》,她在德国监狱中便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做出了准确评价,她几乎预见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俄国的专制集权,她为俄国革命的胜利而欢呼,同时也为俄国社会主义的集权特点而忧心。而在我们的哲学课程中,对于俄国革命、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罗莎·卢森堡却只字不提。我们的哲学课没有的罗莎·卢森堡洞察力和行动力,我们的哲学课讲述的不是活生生的课程,我们甚至对自己国家的共运史中的一些事件也不能正视。这种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学生心中只能引起反感,这不但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目的,反而弯曲了马克思主义。

    再把目光放大一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是不是太单调了,我们的哲学是不是应该再添加一些“新”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罗莎·卢森堡、毛泽东这些伟大人物都是博览群书的人,形成他们思想、人格的并不仅仅只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人类几千年的精神文化财富。若是我们对于形成他们思想的其他人、其他流派一无所知,我们又怎么能更好的理解他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另外,同其他宗教哲学比较,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主要还是社会发展,而对于冥冥中宇宙中的个体生命,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特别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应该了解一些其他流派。

    我们来看法国的哲学教育。法国高中的哲学教育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无论是人文、理工、经济与社会类学生都要在高三进行为期一年的哲学学习。法国的哲学课程是一门基础的人文课程,它的地位是很高的,同法语、自然科学一样。根据法国教育部颁布的大纲,哲学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并建立理性分析坐标以领悟时代的意义”。那么哲学课教什么呢?

    “哲学课程基本分为五大类和论文写作训练,这五大类为主体(自我)、文化、理性与实现、政治、道德。主体包括:意识、潜意识、欲望、存在与时间;文化哲学包括宗教、艺术、历史、语言等;理性与实现包括科学与理性、精神与物质、理论与经验、表达与创造、理性主义的批判、何谓真理等;政治哲学包括政治的概念,何谓统治执政、民主思潮与经验、正义与法律、法律秩序、平等观念与正义、法律国家概念、价值交流等;道德哲学包括善与恶、自由的精神、义务、幸福、道德等。”

“每个细项都有数篇文章,作者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蒙田、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卢梭、狄德罗、康德、黑格尔、孟德斯鸠、托克威尔、孔德、洛克、霍布斯、维根斯坦、马克思,到本雅明、佛洛伊德、拉康、萨特、梅洛·庞蒂、阿诺德、福柯、李维斯托等。”

“高中哲学老师都是哲学本科毕业,经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每个老师授课的内容不尽相同,不见得要从参考教材上选文章。十八年教育经验,菲利普老师的哲学教育基本依据五大类,他的教材从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思想史、人类学、精神分析与艺术史的大海中选取。不尽限于法国的哲学思想,反而多方撷取精华。也不受制于意识形态,完全以人类社会的演进为主轴。”

这是一位移居法国的女士所写的关于法国哲学教育的文字。从这短短几段,我们便可看出法国哲学教育的广阔视野,从古希腊到现代,既涉及个体生命,也涉及社会、历史、政治、宗教、艺术、科学。当然,从文中所分出的细项,我们可以看出法国哲学教育的一个特点,西方的理性主义。虽然笔者对于中西哲学了解不多,但是仅仅从细项中也可看出,法国的哲学教育是同中国古代文化不尽相同的。不过,虽有不同,他们的教育所努力展现的仍旧是一种文化的最顶端的东西。这是同中国教育的努力方向不同的。接下来再看这位女士的文章。这位女士怀疑法国的哲学课程是不是太难,菲利普老师回答:“当然不会。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的知识,都不能说难。”

    “高三的学生有能力阅读卢梭的《爱弥尔》、《社会契约论》或佛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至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学生不懂,老师便展现自己的学养。从大处(人生、社会基本问题)着眼,逐步增强学生的认知与批判能力,然后再训练学生如何写作论文。”

    当然,从这样的教育思想出发的作业和考试绝不会是标准答案的,仅仅背诵几句哲学家的名言是没用的,一个学生必须把自己的思想融入进去。试看法国的高中毕业会考哲学试题。人文、理工、经济类学生的试题各为三道,任选其中一道。有一年的试题是“艺术是一种语言吗?”

    有一年的试题是“‘我是誰?’这个问题能否以一个确切的答案来回答?”这一年还有另外两道试题,“能否說:‘所有的权利都伴随以暴力?’”,另一道是“ 能否将自由视为一种拒绝的权利?”

    还有一年的试题是三段论式的,“合法性是否都符合正义?” “是否必须首先使事物合理,才能公平待他人?”“不服从法律的行为是否是理性的行为?”这些题目都要求学生有发散思维、对比分析的能力。要回答好这些问题,必须对于人类社会历史中的许多事件、问题有所了解,必须了解人的内心,才可以对比分析。回过头再来看我们的大学哲学教育。对于我们的哲学系大学生来说,法国高中的哲学教育一定也是不简单的,这些高中生所懂得的东西或许还要比我们的哲学系大学生要多。

    一位学习西方哲学的朋友和我聊天,倾吐苦闷。他说导师给他布置的作业便是看书,平均一周看一本大部头的书,囫囵吞枣,而后讨论。要在一两年的时间里看完西方哲学最重要的著作。导师的讲解也是蜻蜓点水,非常浮面,好像是照本宣科,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他感到非常厌倦,这和他当初报考哲学研究生的初衷完全不符,他学习哲学是要把自己的生命融入进去。

    这就是我们许多哲学系的现状。哲学是非常个性的东西,而我们却总是一幅门外汉的样子,好像全部搬来、背诵、教条就成了。让·格勒尼埃、阿兰、萨特、西蒙纳·波福娃、西蒙纳·薇依,这些人都曾当过中学哲学老师,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个性、价值观。让·格勒尼埃是加缪的老师(加缪虽然身在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也深受法国教育的好处),阿兰是西蒙纳·薇依的老师,萨特说是克拉凯郭尔打开了自己的哲学眼睛。

    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哲学、人文学科中缺少的是什么了,我们缺少的是个性,缺少的是生命的激情,缺少的是打开一个人眼睛、心灵的东西。我们总是用教条来教育学生。这个时代的孩子和学生变愈来愈变得自我、个人主义,自从九十年代以来,青年们对于国家、民族、人类的热情愈来愈微弱,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许许多多本该充满朝气、锐气、志气、热情、青春活力的青年却口口声声的嚷嚷“真无聊,真没意思”,“老了,老了”,在这其中,我们的教育实在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再来看艺术。

    陈丹青先生曾多次撰文批评中国艺术教育体系。在他任教清华工美期间,最感头疼的事情便是艺术教育的教条主义。艺术教育是率真的性情,是喜欢,它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于功利性的工科教育,但是在我们的学校,艺术教育遵循的却是量化考核。“虚虚实实的专业履历,明里暗里需要疏通的人事关节,有心无心耍弄的许多上策下策,才可能混个‘助理’、‘副高’、‘正高’,住进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这是老师所必须面对的。而学生面对的则是英语、政治拦路虎——最一流的具备灵性的学生因为与艺术无关的原因而惨遭淘汰。在艺术学院里,艺术是最不重要的,这不是荒谬吗?

    为了避免艺术类学生的基础文化知识过于单薄,艺术院校在招收本科生时对公共科目进行考试,这种制度每个人都能够理解,但是在招收硕士、博士生时还沿用此制度,就显得可笑了。这种事情还是发生在清华大学,足见我们国家最优秀的院校的教育思想也是落后的。虽然国家的政策是大一统,但是只要学校能够给予一些特别优秀的学生以破格录取,这个问题便解决了。这种事情在民国时期其实也是很多的。当然,手握这个权利的必须是德才兼备的老师,必须有高一级的委员会审核,必须有人监督。

    话说回来,硕士、博士的头衔并不能保证艺术类学生的质量,真正热爱艺术的学生也不会把硕士、博士的头衔当回事,他们是用自己的作品来说话的。他们虽然失去了学校的学习资源,但是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补充。书店、图书馆、美术馆里到处都是大师的作品,大师当然要比院校里的大多数老师高明。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他们的损失是很少的,但是对于院校和国家来说,损失却就大了。充斥艺术院校的硕士、博士都是二流学生,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又在院校留教(没有硕士、博士文凭的人是很难在高校当老师的),又教出三流的学生,而后三流学生又毕业,又教出四流的学生,如此类推,艺术学校的素质不断下滑。

    这些话并不是耸人听闻。我就曾见过一个外国文学老师,她所津津乐道的只是东家长西家短、房子、车子,对文学没有丝毫热情。她的讲课方式只是背教材。她之所以报考外国文学硕士只是因为这个科目当时的分数要求不高,有了硕士文凭好找工作。我还见过一个美术老师,他没有画出什么好东西,却通过各种关系、炒作办了几个画展,而后又谋了个领导职位。这些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不仅仅是艺术院校才有,而是遍布所有学科和院校。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政”“校”不分,教育行政化。校长不是教育家、学者,而是不懂教育的政府官员。他们以GDP观念办学校,合并院校,改换校名,新建大楼,用公关的方式申请一个又一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扩大招生,他们用一个个外在的东西赢得政绩,却很少关注学生的创造力、心理健康、个性、道德、人格,很少关注教育的方法、政策。

    我们的院校只在外在的最能够哗众取宠的地方下手,这样的教育难道能够培养世界一流的学生吗,进而建设世界一流的国家吗?

    我们再来看自然科学、理工类。

    爱因斯坦在《牛顿的《光学》序》中写到:“幸福啊牛顿,幸福啊科学的童年!谁要是有闲暇和宁静来读这本书,就会重新生活于伟大的牛顿在他青年时代所经历的那些奇妙的事件当中。对于他,自然界是一本打开的书,一本他读起来毫不费力的书。他用来使经验材料变得有秩序的概念,仿佛是从经验本身,从他那些好像孩童摆弄玩具般的的亲切的加以详尽描述的美丽实验中,自动的涌溢出来一样。他把实验家、理论家、工匠和——并不是最不重要的——讲解能手兼于一身。他在我们面前显得很坚强,有信心,而又孤独:他的创造的乐趣和细致精密都显现在每一个词句和每一幅插图之中。”

    我相信,在我们的孩子之中,很多人在最初接触自然科学时都曾对其产生过一种强烈的神奇感和兴趣,也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的童年的幸福感,但是在一天一天的题海战术后,这种最为宝贵的同时又极其脆弱的神奇感和兴趣便被扼杀了。没有了这种诚挚的神奇感和兴趣,没有了亲自动手与自然世界接触的过程,没有了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敏锐目光,没有了提出问题的能力,没有了大胆的想像力,任何创造性的发现和成就都是不可能的。

    把眼光再放大一点,这种童年的幸福感、神奇感、想像力也正是画家、诗人、哲学家的最初源泉。我相信,大部分的孩子都曾经思考过关于世界和生命的问题,他们会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他们会对自然的神奇发出惊叹,他们会幻想美好的爱和人世。教育就是要保护好这种童年的脆弱的神奇感和兴趣,让它自由成长为清晰的坚定的信念。而我们的教育和社会却不是如此。信息爆炸、缺乏管制的网络、各种惹眼的图片、色情区、物欲的流行文化,这些东西好像激素一样,催生着今天的孩子,让他们过早的离开童年时期。

    回过头再来看自然科学。我们的天才少年们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常常获得大奖,这一点极大的满足了国人的虚荣心。但是有几人曾经想过这些孩子后来的命运,和国外的参赛孩子比较,他们是否能够一如既往的保持竞赛中的出色表现?很可惜,调查显示,同国外的参赛孩子比较,中国的孩子最后大多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成绩。

    再看另一个事实,我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即将超过美国,但是博士生的论文却大多为低水平重复研究,我们的一流大学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仅为美国的百分之一二。在这样的差距面前,我们不该感到震惊吗?可是,我们的教育界似乎已对此麻木了!中国的高中、初中的学生们在基础知识方面多比美国孩子要好的多,但是在大学,他们却没有什么创新能力。我们的教育界早已知道问题所在,可是却迟迟没有什么大的动作。许多“认真负责”的老师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却不曾在自己的课堂上进行什么改革、试验,反而顶着国家政策办起一个个补习班、加强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为人师表的人实在应该受到谴责,他们关心的不是学生的未来,不是学生的品性和能力,而是自己的腰包。

     另外,在我们的理工教育中,除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缺乏的问题,还存在另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那便是思想品性的倒退。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的近六百字的文章中,只用三十多个字提到居里夫人在科学上的伟大成就,其余的篇幅都是盛赞居里夫人的崇高品质。他说:“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对于科学、才智和思想品质的态度。他相信所有的宗教、艺术、哲学、科学都是为了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使人们从单纯的生理生存的境界提高到内心自由的境界,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人类从动物界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我们国家从建国之初便偏重理工科教育,忽视人文修养。这种教育的缺陷在那时表现的还不很严重,因为那时举国上下都是理想主义盛行。但是在现时代商业化、物质主义的背景下,它的缺陷却表现的格外严重。当然,这个问题也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整个世界的教育也都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在中国表现的更为突出。这个问题在大学中表现的最为显著。在市场化的趋势下,现代大学的教育已经不是心性的教育,而变成技能的教育。高等教育已经不代表个人品德、修养以及对于人生的理解的上升,而是技能人才的培养。这与东西方传统教育的理念都是背离的。

    孔子说“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不是一种专事一职的器皿。苏格拉底也有类似的言论,相比技艺,他更看着心灵的滋养。东西方古典的流派众多,众多流派之间的关心的问题、用力的方向角度都有所不同,但是笼统的说来,古典都是向伟大的心灵看齐,而不是我们当下社会中的向“俗”的东西看齐。古典教育的目的是理想主义的精神贵族,是在纷纭的社会现实中坚守人类良知的贵族,是顶天立地不为所屈的人。当然,古典教育不可能是所有人的教育,在大学扩招普及的趋势下,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学生进行完备的古典教育。因为很多人并不喜欢读书,他们关心的只是找个好工作过日子。但是在大学衰落、全球市场化、欲望左右人类生活、虚无主义、道德模糊、纯朴的情感愈来愈鲜见的背景下,基础的古典教育便显得尤为必要。为此,便产生了通识教育课程(通识教育也包含一些科学家的文章)。

    通识教育就是让学生读最经典的作品。在美国,通识教育已经坚持了几十年,台湾和香港在这方面也都有实践,在大陆通识教育才刚刚起步。通识教育最重要的是师资,是具备灵性和感染力的老师。经典作品都是心与心的交流,它需要的是对人类心灵真正热爱的老师,只有这样的老师才能唤起学生心中最好的品性。

    当然,仅仅等到大学时再来唤醒学生,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小学、中学时期就进行这类教育。中国古典文化主要就是道德品性的教育。在大陆,由于文革十年的影响,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几乎是断层,文革及之后的一代几乎可以说是断根的一代,而台湾却不是这样。据王丽《如何拯救我们的母语教育?》,“台湾的高中国文教科书包含三种,《高中国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和《国学概要》。前两种是要求所有的高中学生在高中三年中必修的,《国学概要》则是供高二文科选修之用,每周两节,内容是关于国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如文字学、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的概要性介绍,分上下两册。”

    必修课“《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的内容实际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选读,与《高中国文》一样,三个学年共六册。”“为了便于学生接受起见,这套教材的编者将“四书”的内容重新进行编排分类。如《论语》一书分为“德行类”、“言语类”、“政事类”、“文学类”四大类。而在每一大类下面,编者又分出若干小标题。如“德行类”下面分“论道德”、“论仁爱”、“论修养”等。“论修养”下面又分出“论好恶“、“论刚毅”等。”

    这套课本并不是死读书、老学究,而是经常联系实际。比如“‘言行’一节,选了《论语》中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等一共六条有关的语录,之后问道:” “1.“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能否举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来说明?” “2.现代社会讲究“自我推销”,这和孔子要求的“讷言敏行”是否矛盾?”

    “这样的问题,在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立身处世、提高自我修养方面很有价值。最可贵的是,编者并不回避古今之间的碰撞,而是启发学生如何以现代的眼光去汲取古典中的精髓,重新审视和理解其价值,而不是将它看成一个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当然,在现阶段,在我们师资远远不够的情况下,要在学校进行类似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不过,我们可以借鉴电视等媒体,在现有的考试教育中见缝插针。百家讲坛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办一些适合中学生的百家讲坛,适合于大学生的百家讲坛,适合于普通民众的百家讲坛,我们可以把一些经典的节目做成光盘,发放到学校,开辟专门的课时播放这些节目。这些课程不必进行量化考试,但是我相信,只要是有趣的课程,学生们都会喜欢看,而且会激发思想,自由讨论。这种自由的气氛和精神才是学习最重要的保证。

    中国教育已经到了非常紧要的关头。若是再不进行改革,学生的素质、能力、价值观、道德观,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会受到更严重的影响。温家宝总理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学校规模在增大,学生在增多,但是杰出人才却没有增多,他为这个问题十分焦虑。他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杰出人才。但是若是我们的教育部门不配合进行教育思想的改革,总理的这个希望便是不可能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出现”大师的愿望更只能是痴心妄想。

    试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教育思想的改革,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教育方法、课程内容、考核形式的改革?在这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深刻变革的世纪,我们的教育部门是否能够向全社会敞开心扉,发动各阶层的力量,集思广益,构建一个新的教育发展规划?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06-13 10:38:30 +0800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98期-孔子2560年暨耶稣2009年6月13日邮发

乡间诗文

组句十二则:五月十三日过皖之金陵

林桂榛

树已茂,麦已黄,土湿草密,满野芬芳。

天已暖,日已长,荷叶出水,树叶风扬。

鱼儿潜,鸟儿翔,风拂雨润,初夏阳光。

一溪过,二滩长,芳草如茵,群牛徜徉。

远青松,近白杨,邱山郁郁,物华皇皇。

你捕鱼,我牧羊,气清天静,羡煞城氓。

种稼穑,起垄行,耕农寥寥,似闲若忙。

土新翻,色更彰,群芳坡上,将植何粱?

筑得一墅,山中小梁,读书生养,禅心墨房。

坐山面水,天地可望,藏书万卷,涵古弘光。

饮泉食豆,五穀杂粮,平生不枉,百岁乃往。

人生似草,四时与养,荣枯开落,俱化阴阳。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06-13 10:38:30 +0800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98期-孔子2560年暨耶稣2009年6月13日邮发

在弘儒之旅上的演讲

新儒学堂总干事  洪昭

引 言

    有一个词我们经常用,什么词呢?“文化”。在中央开会时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吃麦当劳的时候想起这是西方快餐文化,我们学校搞活动,我们的干部助理写申请的时候一定会写上“为了繁荣我校校园文化”怎样怎样,特举行什么什么活动,现在我搞新儒学堂,弘扬儒家文化,请问到底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地区民族物质、精神、行为、制度等等的总和,是构成整个民族发展建设的重要软实力,其中以精神为主,一个民族精神是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支柱,是坚实的后盾力。)中华民族作为四大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唯一存留下来的民族,靠的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其中,我认为,文化是精神的载体。怎么样体现我们的民族精神,去学习研读我们民族的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为什么,马上给大家答案。

    现代的文化从哪儿来?从我们的祖先那里传承改后改造来的,这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怎么来,是我们的先人用智慧思考创造的,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中凝炼形成滴。传统文化能够继承发展得靠的也是这种文化所体现的精神,中华文化能传承发展所依靠的精神,很大一部分靠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历朝历代,风风雨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华民族最终还是保存下来,民族精神起很重要的作用。传统民族精神包含哪些呢?“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崇德利用,尚中贵和”这个是传统民族精神,当然现在民族精神包含很多现在的,比如[大庆精神,航天精神,抗洪精神,赈灾精神等等,这些精神无一不是从传统民族精神里面演变而来的。]

    刚才我说文化是精神的载体。再来看看中华传统文化是怎么来的,简单的说,是在东周时期形成雏形的。为什么是在东周时期,先的了解一下东周时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

    自从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来,就开始实行分封制,就是把天下的土地给那些在建国时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或者与君主同族同姓的,一块地叫一个国,国有国君,直接归属周天子的领导。刚开始分封的时候,天下到处都是国家,几百个国家。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服从周天子领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不管周天子怎样,不管中央的死活,之前每年都会进贡,都会去中央政府汇报工作,执行中央政府的会议精神,现在不管了。也不进贡,也不汇报工作,也不执行会议精神。想干嘛?想壮大自己的实力。于是,诸侯混战,礼坏乐崩,天下大乱,道德沦丧。基本上天天打仗,强国打弱国,大国打小国。到了战国时期,动不动就“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道德沦丧到什么地步呢?做臣的不考虑君的死活,做儿子的不供养父母,交朋友也不讲信用,大盗横行。讲一个小故事,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战国时期,最厉害的七个诸侯我们叫他们战国七雄,其中以秦国最强大,楚国次之。秦国强大想着吞并其他六个国家,另外六个国家想生存,就利用纵横家代表苏秦的意见,六国紧密团结在一起,结成一个抗秦联盟,苏秦佩六国相印,做总指挥,这个叫“合纵”,六个国家的实力之和远远大于秦国啊,秦国为了继续向东扩张,必须要破除“合纵”,秦国就采取另外一位纵横家张仪的建议,分化六国,各个击破,这个叫“连横”。但是六国当中,楚国和齐国是最大的,只要齐楚两国关系破裂,其他几国就好办了。秦王就派张仪出使楚国,对楚王说,你要是和齐国断交,我就给你600里地,而且这600里全是肥沃之土,大肥肉来到嘴边,谁都想要啊,于是楚王断然宣布和齐国断交,等到楚王派人去秦国要那600里地的时候,张仪这么说,谁说600里啊,不是6里吗?楚王发火了,我与盟军断交为了那600里地,竟然变成6里。于是楚王发动举国兵力攻打秦国,被秦国打得大败,这个时候,韩魏两国看着秦楚交战,楚国大败,商量着说,楚国军事实力小了,而且乱了,咱们打楚国去吧,于是韩魏就趁机打楚国。看看这什么世道啊,楚王背信弃义,见利忘义,张仪坑蒙拐骗,韩魏趁火打劫。所以一个字形容当时社会,就是“乱”。

    就是这么一个乱世,社会分成五个阶层,最高的是周天子,全天下老大,天子下面是诸侯,各国的国君叫诸侯,每个国家下面有大夫,协助国君管理国家的,大夫下面有士,其中,这四个属于贵族,士是贵族里面最底层,士下面就是平民百姓,工农商。看得出士这个阶层比较特殊,处于贵族和平民之间,混得好的士就当上了大夫,混得差的就变成平民百姓。士有四个特点,第一,服务于上层贵族;第二,有本事,有能力,能说会道也好,写字漂亮也好,甚至能偷鸡摸狗也好,只要有本事就可以;第三,工作不稳定,作为一个士,得拼命地干啊,要不然丢了饭碗,失业啊,当然,有一种士不需要人家给他饭碗,哪种士,待会讲。第四,具有社会使命感,正因为他们身怀本领,他们都想着靠自己的本事改变这个乱世,救治这个乱世。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做为一个士,不可以志向不坚定,不可以不坚强,责任大而任务重啊。

    当时的士也有分类,会写字的写字,会说话的说话,会打仗的带兵打仗,能偷东西的就认真的做贼去。搞文字工作的叫文士,能帮助人家打仗打架,帮助守城的叫侠士,替主人出谋划策的叫谋士,口才好,能搞外交的叫策士,专门陪主任聊天啊,打牌啊,教他怎么样玩CS的,这样的士叫食客,会看病抓药的叫术士。刚才说到一种士不服务于贵族的,这种士隐居世俗,不问世事,叫隐士。在这些士里面,那些有对社会有见解,有思想的人就摆出自己的道理,拯救这个乱世,每种道理各成一家之言,他们之间互相争辩,到处游说诸侯,希望他们采取自己的主张。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其中最出名,最有实力的是以下十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明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小说家、杂家。刚才说到的几种士,其中,文士是儒家的,武士是墨家的,谋士是法家的,隐士是道家的,侠士是墨家的。还有一个医家,术士就是医家的。他们之间交流辩论,异常精彩,儒墨相争300年,儒道相争200多年,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他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缔造者,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缔造者。

孔子其人

    说百家争鸣,不能不说儒家,道先秦诸子,不能不讲孔子。下面,我为大家讲述孔子及孔子创立的学派——儒家学派。我会还大家一个真实面貌的孔子,还大家一个历史中的孔子。首先,给孔子制一个名片。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我另外为孔子加了两家,一个是文史学家,一个是政治家。有道理滴,待会给大家答案。孔子的先人是宋国贵族之后,姓姬,首先不是孔氏,直到他的六世祖父,改姓为孔,叫孔父嘉,他在宋国做过大司马,后来宫廷政变,被杀。自此孔氏家族开始衰败,也自此,其后代子孙以孔为姓。直到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避免战乱,迁居到鲁国,自此在鲁国定居。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叫孔叔,字梁纥,不过后人习惯称他为叔梁纥。叔梁纥首先取了一个姓施的女子做老婆,生下了孔子的哥哥孟皮,可是孟皮有脚病,按照礼节是不可以继嗣,不可以作为孔家的接班人的。直到叔梁纥60岁的时候,再找了一个姓颜的做妻子,颜征在,20岁。一个60岁的老头娶20岁的花花少女。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传说孔子的母亲颜氏曾经祈祷于鲁国的尼山山神,才怀上孔子,所以孔子叫仲尼,仲,就是老二的意思,孔子还有一个哥哥叫孟皮。伯仲季叔嘛。有由于孔子出生的时候,脑袋是头顶低,四面高一点,像山谷,所以取名叫丘。还有一个故事,说颜氏有一次从娘家回来,经过麟山,麒麟的麟,看见麟山风景优美,就在一棵树下歇脚,打了一个盹,忽然梦见麒麟入怀,于是有怀孕的感觉,十一个月后生下孔子,孔子出生前两天,一头麒麟把三卷玉书送给曲阜一个人家。这些故事讲的是麒麟就是孔子的化身,化州孔庙的大成殿里也摆设麒麟供后人祭奠。

    孔子三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庭特别困难,孔子说“吾少也贱”,但是非常好学好礼,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掌握了进入仕层的基本礼节,掌握许多文化知识,17岁时就颇有名气。鲁国大夫孟繥去世的时候,就对他儿子孟懿子说“孔子是宋国贵族之后,现在这么好礼,长大了必定是圣人,你一定要拜他为师”,孟懿子在他老子死了之后就和哥哥南宫敬书一起拜孔子为师,这个之后孔子才17岁,一个贵族的公子哥去拜一个穷得叮当响的17岁的小伙子为师,可见孔子当时的影响力。他青年的时候做过一些小官,管过仓库,管过农场,但是每件事都做得很优秀,由于他超凡的能力和学识,不断得到提升,50岁的时候做了中都宰,相当于中都市市长,政绩显著,52岁的时候提拔为司空,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部长,又一年升为大司寇,司寇总管司法工作,相当于现在的最高公安局局长兼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56岁的时候,再次提升,为鲁国的代理宰相,监管外交,又当了外交部部长。因为孔子提升太快,不符合当时的晋升标准,所以只能是代理宰相,孔子为相三个月,政绩卓越,将扰乱政事的奸佞大臣少正卯杀掉,以严肃法纪,因而名动一时,由此可看出孔子不是后世某些人认为的迂腐不堪的学究,而是敢作敢为的伟丈夫。孔子执政仅三个月,就使鲁国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就均大有起色,国家实力大增,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社会秩序非常好(史书上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奸佞之人和刁民纷纷出逃;同时,孔子还通过外交手段,逼迫齐国将在战争中侵略鲁国的大片领地还给了鲁国。但后这种局面遭齐国破坏,孔子被迫离开鲁国。开始了历时14年的周游列国。

    那么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孔子是个人,不是神!但是不是一般人,是个巨人,他是圣人。首先,他是文史巨人,他从小养成好学勤学的习惯,掌握很多文化礼乐知识,并且自成一家之言。想成一家之言,必须首先对这个很清楚,很熟悉才可以。孔子就是熟练掌握文化礼乐知识,非常好学。孔子年轻的时候做过主管祭祀的官,首先不是主持人,也是像我们一样从助理做起的,在祭祀的时候,孔子每遇见一样东西或者礼节,就会去问,《论语》中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太庙不是一般的庙,是周文王的庙,祭祀也是非常隆重非常庄严的大事,孔子遇事便问,就有人说“孰谓鄹人之子知礼,入太庙,每事问。”孔子听说了,说“是礼也”不懂就问嘛。孔子就是靠这种求学态度来学习知识。在中华民族文明出现到孔子生活年代,有2500余年,孔子距今2560年我们现在讲上下五千年嘛。第一个2500年的文化遇到春秋这个乱世怎么办,要不要?孔子说,要。于是潜心收集整合整理,为整个文化历史的传承和发扬做不了不朽的贡献。具体地说,有哪些呢?修订《诗》和《书》,就是《诗经》和《尚书》那时称《诗》和《书》,我们现在读的《诗经》就是经过孔子亲手整理选择的305篇,传《礼》《乐》,孔子上课的时候给学生讲礼节知识和音乐,序《周易》,整理周易,现在有个成语叫“韦编三绝”,就是说孔子晚年唯了研读《周易》,把穿周易竹简的那些牛皮绳都搞断了。写《春秋》,《春秋》这本书是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后人把这段历史就叫做春秋。周平王迁都,齐桓公称霸,濮城之战,楚庄王问鼎中原等历史事件都记载在春秋里面 。

    文史巨人吧,传承古学啊!孔子也是一个思想巨人,创立儒家思想,等一会我将会细讲儒家思想。

    第三,孔子也是一个教育巨人,我待会也会细讲。

    第四,被很多人忽略的一点,孔子是一个人,是一个性情中人。像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也哭,也笑,也骂人,也打人。我读《论语》和《史记》时发现,孔子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不是一般地喜欢音乐,相当喜欢。在《论语》中,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经使我兴奋啊,礼使我在社会上站住脚,靠音乐完成我的成就啊。还有,“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孔子要是在这一天哭过,他就不唱歌,孔子哭的时候非常少,得意门生颜回死了,孔子大哭三天“天丧予,天丧予”,老天,你要我的命啊,老天啊,你在要我的命啊!这是文献中唯一一次记载孔子哭,一般是不哭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嘛,何况是圣人。这句话我们表层看是这个意思,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命题,条件是“要是孔子在某天哭过”结论是“他就不唱歌”那这个明天的逆反命题是什么,孔子要是在哪一天没有哭,就要唱歌。喜欢音乐吧。有一次孔子去齐国,在齐国听见一首音乐,叫做《韶》,韶关的“韶”,竟然三个月不知道肉是什么味道,“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生活非常好,不像墨子和庄子,动不动没吃的,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也有没吃的时候,不过平时的日子还是蛮好的,基本天天吃肉,孔子在收学生的时候,学生要教学费,学费就是几条干肉。他听《韶》这首歌竟然三个月不知道肉是什么味道,完全陶醉于这首歌里面嘛。还有一次,孔子曾经向襄子学弹琴,弹了一首歌,学了一段时间,孔子发现没什么长进,襄子说,可以学深点,又学了一段时间。孔子说:“我已经熟悉曲子了,但是没掌握技法。”襄子说可以再学多一点,过了一段时间,孔子说:“我学会了技法,但是没领会到曲中包含的志向”襄子又让孔子学深点,过了一段时间,孔子说:“丘已经领会到曲子的志向,但是还没理解作曲者是什么样的人”过了几天,孔子说:“我知道作曲者是什么样子的人了,他肤色黝黑,身材雄伟,眼光明亮而高瞻远瞩,好像胸怀包罗天下,统治四方诸侯,这样的人不能是文王还能是谁。”襄子离开座位向孔子拜两次礼,说:“这首曲是《文王操》啊”,看看孔子对音乐的领悟程度,不是一般人可以比得上的,而且喜欢的不是流行音乐,是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不像我们现在,专门听流行歌曲,什么爱啊,分手啊,哭啊,寂寞啊。首先有小虎队“爱”,徐若瑄“不爱了”,跟着潘玮柏说“不得不爱”,零点乐队接着问“到底爱不爱我”,信乐团答说“死了还要爱”。在看看寂寞系列,花儿乐队“寂寞啊寂寞”,阿桑“听寂寞在唱歌”吴听彻“怎么可能会寂寞”陈绮贞回答说“还是会寂寞”。有一次子贡问政,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骆,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夏之时,就是夏代的历法,我们现在还是用夏历,夏历也就是阴历。放郑声,放是舍弃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郑声淫,我看过几个版本的论语注释,一般都是说荒淫的意思,我无法理解荒淫是什么意思,我只能错猜测,估计那是郑国的大部分像现在的流行歌曲。

    爱音乐吧,活得快乐吧。我们再看看孔子的私人生活。“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申和夭夭一个意思,悠闲,舒坦,自在的样子。意思是孔子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啊,满脸有限舒坦,安然自在啊。多好的生活态度啊。我们来一个设想,在冬天,孔子怎么生活,在上午,孔子上完课,搬出一张椅子放在家门前,太阳暖烘烘地晒着,孔子手里拿着一杯泡好的香茶,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一边喝喝茶,一边晒晒太阳,一边唱唱歌,这个就是孔子的私人生活。夭夭如也,申申如也。

    别看人家孔子是个圣人,孔子也开玩笑。

    孔子有个学生叫言晏,字子游,言晏在武城做城宰,简而言之,武城市市长。武城是个什么地方呢?鲁国的一个小城,偏僻,人口非常少。有一次,孔子过来视察学生的工作,远远看见子游在武城城墙上弹琴,我们知道孔子主张用美好的音乐和礼节教化百姓。孔子看见子游了就说“割鸡焉用宰牛刀”子游听出得不对劲啊,老师平时不是教育我们用好的音乐教化百姓嘛,我现在正在执行老师的政治主张,怎么是不是看见武城这个偏僻,人又少,不配这么高尚美妙的音乐教化他们啊?老师你鄙视武城吗?君子学了道义就会爱护百姓,小人学了道义之后遵守道德法令。孔子看出来了,他的学生看出破绽,于是赶忙解释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尔。”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对,我刚才开个玩笑罢了。

    孔子不仅仅开玩笑,他也批评学生,骂学生。“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宰予也是孔子的学生,字子我,也叫宰我。有一次上课的时候睡觉,孔子看见了,一肚子火,破口大骂“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腐烂的木头是不可以拿来雕刻的,用粪土累积起的墙是不值得粉饰的,骂宰予是朽木,是粪土,骂了也就罢了,骂得扣血淋头也就罢了,还要说“于予与何诛?”我拿你不知道说什么好。接着说,我之前看一个人,是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从你这件事之后,我是听人家说什么,还要看人家怎么做。从这件事我改变我的观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估计啊,宰予这家伙像我们很多人一样,上课喜欢睡觉。被孔子抓住过辫子,宰予认了错,写了保证书,说以后上课不睡觉,但是这次还是睡觉了,欺骗了孔子的感情,言而无信,所以孔子要骂。我们上课的时候也喜欢睡觉,看来也要被老师骂骂才好。

    孔子骂学生也就罢了,那是学生不专心听讲,对不起那做学费的几块干肉。孔子而且还骂老人。他有个老乡叫原壤,和孔子一个年龄阶段的,孔子周游列国回来之后,那时他已经60多岁了,有一次,看见原壤叉开两腿做在地上等着孔子过来,叫做“原壤夷俟”夷就是叉开两腿,叉开两腿对着人家是对人很不尊敬的。孔子直接说“幼而不孙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也”你小的时候没礼貌,长大了又没作为,这么大年龄了还不死,真是人间祸害啊。“贼”是祸害的意思。骂就骂了,还要去打,“以杖扣其胫”用手里的拐杖打原壤的小腿。现在的朽木不可雕也,老而不死是为贼也这么经典的骂人的话竟然是我们的大圣人孔子发明的,奇怪吧!

    再看一个故事。“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得弄清楚南子是什么人。南子是卫国卫灵公的太太,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是喜欢政事,她这个人行为放荡,淫乱,在卫国名声不好。孔子是当时政界的大名人嘛,南子召见孔子,可能出于为自己增加声望吧,现在也不是这样子嘛,去年春晚上,那小沈阳老是要毕老师跟他合影呢,我们要是在路上遇见一个什么歌星,肯定要见他签个名。南子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可是,这个南子偏偏在晚上召见孔子,而且不是在办公室见孔子,要孔子去她的闺房,去她的卧室。而且《史记》中记载,南子把卧室挂一下香囊,弄得香香的,身上也涂满香水,故意把那些风铃弄得叮当响。这样子问题就出来了,孔子当晚回来之后,子路开始发牢骚,老师你大半夜见那个淫荡的女人干嘛啊?孔子一听,着急了。马上发誓“与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我要是最了什么不合礼的事,老天爷言弃我,老天爷言弃我啊。这话说的非常重的,儒家是讲天命的,要是连天都不要那还了得。我们看看这个时候孔子像什么,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孩子嘛。

    性情中人吧,可爱吧,这个才是我们真实的孔子,他不是一个老学究,不是一个老腐儒,是一个学识渊博,容易亲近,甚至说可爱的长者,还孔子一个真实的面貌。

    我们现在对孔子有所了解了,那么孔子的学问是什么样子的呢?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把孔子列为人类十大思想家之首,在2000年,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共同向人类发出呼吁“如果人类想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溯至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我写过一首诗《夫子颂》。“殷周礼乐归东鲁,地灵人杰世无双。道德昭彰圣地辟,仁艺赫著儒风扬。千秋威名归夫子,万代衣冠拜素王。重振绝学待吾力,万难不止兴吾邦。”看看孔子有哪些威名,孔子去世第二年,鲁哀公尊孔子为“尼父”;西汉元始元年,汉平帝 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 ”;北魏 孝文帝追封孔子为“文圣尼父 ”;北周静帝追封孔子为“邹国公 ”;隋文帝尊孔子为“先师尼父 ”;唐太宗李世民追封孔子为“先圣”“宣父”;唐高宗李治尊孔子为“太师 ”;唐玄宗李隆基追封孔子为“文宣王 ”;宋真宗赵恒 追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 ”;元武宗加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尊孔子为“至圣先师 ”;清世祖福临加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孔子的府邸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享受皇宫待遇的住宅。后人对孔子是非常敬仰的,这些都是全世界各地的祭孔和弘扬孔学的。

孔子的历史贡献

    我们不仅仅要问,为什么孔子要受到如此高的待遇。他为什么要受后人祭拜,他的学说为什么要受后人推崇弘扬。刚才讲了,孔子他不就是一个夜入荡妇的卧室没做出非礼的事的人吗?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是在历史留名,千古流芳的话,他一定对历史,对人类做出了贡献,受到的敬仰与贡献有直接关系,不是正比例关系,至少也是正相关关系。孔子对历史有哪些贡献呢?

    第一大历史贡献:传承古学,刚才讲了,他整理传承在他出生前2500年前的文化,修《诗》《书》,序《周易》,作《春秋》。

    第二大历史贡献:开辟私学。这个贡献了不得啊。要知道当时的社会,教育是官府垄断了,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普通人的儿子女儿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像我们这些普通人,一边呆着去吧。但是孔子打破了这个局面,第一个开辟私学,把学在官府变成学在民间,让每个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要收学费的,就是几块干肉就好了。孔子不仅仅是中国第一位教育家,而且是第一位教育企业家,他带头搞民办教育啊。孔子而且开辟了教学模式,像我们现在这种模式,老师上面讲,学生下面听,老师提问,学生回到,老师布置作业,学生课余时间完成这样的模式也是孔子第一个搞出来的。孔子上六门课,“数”“书”“礼”“乐”“御”“射”,文科是“书”教你识字写字,理科是“数”教算术,体育是“射”射箭,伦理是“礼”教做人做事的道理,艺术是教“乐”刚才说了,孔子是个音乐专家,社会实践教的是“御”驾车,现在不流行一个说法,想在现代社会混好,要三个宝,一个是学好英语,一个是学好电脑,另外一个就是会开小汽车,孔子也强调要回开车,这个是玩笑话。

    孔子在教书育人过程中,有自己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也是后代从事教育者所学习的宝贵经验。在态度上,有两个,“诲人不倦”和“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我们清楚,教育学生不要厌倦,“有教无类”说的是在教学上,不因学生的贫富,贵贱,智愚,地区的不同给予不同的态度,都是一样的爱学生。颜回是特困生,而子贡却是大富翁,高柴智商低,笨一些,而颜回能举一反十,我们现在能举一反三就不错了,孟懿子是公子哥啊,而子路来孔子的学校报名的时候俨然一个野人,头上插着两个野鸡毛,身上佩带公野猪的牙齿。对于这些人,孔子是一样的对待。而现在就不同了,哪个领导的学生在我们班,老师就对他好一点,考试的时候让他过,农民工的孩子在城市享受不了与城市学生同样的待遇,不公平啊。教学方法上,孔子是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也经常搞课堂讨论,不是一个人在讲。哪个学生有什么毛病,我就针对那个毛病教育你,比如子路做事粗心,鲁莽,孔子叫他三思而后行,季文子做事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孔子教育他做事前,考虑两次就够了。他上课的时候经常搞课堂讨论,上课的气氛十分活跃,有一次孔子问学生们的志向,子路马上站起来回答,我们学过,“子路率尔而对”,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子,老师提一个问题,半天没人理,老师就唱独角戏。并且他言传身教,学生受益匪浅。

    反应一个老师,一个学校的办学水平怎样,我们除了直接说这个学校有哪些好处之外,可以从侧面说,教育出的学生是什么样子的学生同样可以侧面反应老师的教学水平和学校的质量。孔子的学生,传统说法,弟子3000,72贤人。3000弟子了不得啊,这个还仅仅是编制在册的,有档案的学生3000个,没有档案的学生也不少,这个数目不少。我们就说李老师,现在带8个班,每个班按40人算,一年320学生,也要花上10年时间才有3200学生。精通六艺,也就是刚才说的六门课,没有一门挂科的,并且平均分80以上的72个。这72个各个优秀,从孔子的学校毕业后都是什么人物呢?子路担任卫国大将军,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军委主席,子产担任郑国宰相,郑国的国务院总理,子贡是著名的商人,现在有一个成语叫“端木遗风”子贡叫端木赐,端木遗风就是从子贡那里来的,说人会做生意,相当于现在的李嘉诚或者霍英东吧。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的时候,需要吃饭,需要睡觉啊,想想,一个这么大的旅游团旅游14年,得花多少钱啊,这些是子贡赞助的。子贡不仅仅善于经商,而且口才了得。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有一次齐国要发兵打孔子的祖国鲁国,孔子派子贡去救鲁国,子贡这一出就出罢,改变了整个天下的局势。他陆续去了齐国,晋国,吴国,越国,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说之以厉害,最后是什么样子呢。存鲁,使鲁国完好无损的保存下来,强晋,是晋国变得更加强大,乱齐,使齐国发生内乱,灭吴而霸越,使得吴国灭亡,越王勾践称霸,成为霸主。有兴趣的可以去读一下《史记》当中的《仲尼弟子列传》这件事说得很详细。子贡,厉害吧!子夏呢,精通诗经,是著名的文学家,颜回道德品行好,是全国道德模范,宰予去了齐国担任大夫,某部的部长,子游担任武城市市长,这些仅仅是72贤人当中的代表而已。孔子的学生厉害吧,侧面反映孔子的教学水平高啊。易中天先生认为孔子在当时是既办清华又办北大,我认为,这个比喻不恰当。我觉得是办人民大学,这个比喻最合适不过了,因为孔子的学生教出来是做官的。

    这是孔子的第二大历史贡献,开辟私学。第三大历史贡献——创立儒学。我们首先不说儒家思想的内容,先看看我们现在马列毛邓三,天天讲,电视上,报纸上,网上,手机短信都讲马列主义,讲得我们理工科的头都大了,马列主义来中国才100余年啊,封建社会讲什么,讲孝悌,讲忠义,讲仁义道德,而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这个讲了多久,2300多年,并且被人们所接受所认同。儒家思想厉害吧!

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

    那么儒家思想真正讲了那些东西呢?我认为,16个字就可以概括了。“修身养性,为政以德,教育学习,执事中庸”,我们一一来看。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这个都知道,那么什么是仁,孟子说“仁者爱人”重在一个爱字,你只要做到了爱人就算是仁了。那么这个爱怎样体现。在孔子办私立学校,开学典礼的时候,孔子的学生有子说了这样一段话“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什么是孝悌,孝就是尊敬父母,悌就是敬爱兄长。这个人要是既孝顺父母,又尊敬兄长而喜欢冒犯上级,很少见,要是不冒犯上级而喜欢作乱,没听说过,君子做事,要从根本做起,根本的事做好了,道就出来了。孝和悌啊,恐怕是仁的根本吧。有子一语道破仁的根本就是孝和悌。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做到仁,做到入孝出悌,入忠出义。怎样从孝和悌怎么做呢?孝,尊敬父母对吧,爱父母吧,那父母的父母爱不爱,爱爷爷奶奶外婆外公吧,父母的父母爱不爱,父母的兄弟爱不爱,父母的父母的兄弟爱不爱,纵向爱上去了,父慈子孝嘛,儒家讲双方的爱。儿子爱不爱?爱儿子,儿子的儿子爱不爱?爱孙子。孙子的孙子爱不爱?爱尊孙子,儿子的朋友爱不爱?孙子的朋友爱不爱。这样子纵向充满爱。看看横向,爱兄长吧,兄长的兄长爱不爱,爱堂兄弟和表兄弟,他们的朋友爱不爱?爱。类似于兄弟的朋友爱不爱?爱;朋友的朋友爱不爱?爱;类似于兄弟的班级爱不爱?爱。类似于兄弟的院系爱不爱?爱,类似与兄弟的社团爱不爱?爱。这样子横向充满爱。所以儒家描绘的就是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但是,这个爱是有前提的,要不然,和墨家的爱就混淆了。

忠义怎么来的?

    我们讲国家国家,家是构成国的基本元素,一个国就是一个大家。在小家里,父亲是家长,我们爱父亲,在国这个大家里,国君就是父亲。所以我们就顺着爱国君,为什么不叫孝啊,没有血缘关系,我们称为“忠”。同样,我们的朋友向兄弟一样,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们爱自己的兄弟姐妹,那也得爱朋友啊,也是由于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叫做“义”。所以,我从中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孝悌是忠义的源头。第二、家庭是儒家思想存在的最基本因素。有了家庭,才有孝悌,有了孝悌,才有了忠义,有了忠义,才有仁爱。要是没有这种血缘关系,谈不上儒家思想。所以,要是有人问我,儒家什么时候灭亡,答曰:当家庭不复存在的时候儒家就灭亡了。

    修身养性里面还有很多大家很熟悉的内容,在比如慎言敏行,慎独修身。读《论语》的时候会发现孔子老师强调说话,说话要慢,要谨慎,做事情就要敏捷。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花言巧语是扰乱道德的,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说话谨慎,做事敏捷,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古时候的人为什么不轻易许诺呢,害怕做不到啊。选择朋友要选择那些道德品质高,学识渊博的做朋友,交朋友要讲信用,这个就是“择友以益,交友以信”。谈到利和义,我个人认为,儒家讲的是“重利重义”利还是第一要,但是要见利思义,在道德允许的范围内,利益还是第一位。不是人们所认为的知识分子,儒生,儒门学子只追求高尚的道德,没有饭吃,没有地方睡觉谈何修身养性啊,要知道马克思研究共产主义也要靠恩格斯资助,这点孔子还是很清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这个道理孔子也懂。孔子说“如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矣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要是富贵可以追求可以求得的话,哪怕是下贱的差事,我也愿意去干,执鞭之士就是指下贱的差事,这个“士”有两种理解,一个是通“事情”的“事”,指的是事情,执鞭就是拿着马鞭子帮助人家赶马车,第二个只士人,指人,无论哪种理解,都不是什么坐办公室的工作,要是社会最基层的差事。只要有钱拿,有饭吃,我还是愿意去干的。要是无法求得的话,从事我喜欢的事情吧!利益还是放在第一位,但是,在利益面前,要考虑道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孔子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是我的财富是通过违背道德来的,我无所谓,不在乎这笔财富。所以我认为儒家的利义观是“重利重义,见利思义”这个是儒家的。我们把选择利和选择义两个事来一个组合。第一种,要利要义,第二,要利不要义,第三种,要义不要利,第四,不要义也不要利。第一个正是儒家的,第二个接近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法家。法家要利不要义,但是法家要法,我赚的钱只要是符合法律政令就行了,也不要道义,也不讲道德,不要人情味。要义不要利的,只要精神生活,不要物质生活的是道家,庄子的太太死了之后,庄子鼓盆而歌,坐在门口敲着摇滚乐,大声唱“人总是要死的,死就死吧,死就死吧”天啊,与自己同床共枕多年的的夫人死了,自己还说死得好,毫无人情味。

     修生养性其他的内容,像“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些我就不去细讲,大家都清楚。这是儒家思想里面的第一部分修身养性。从孝悌做起,做一个有原则付出爱心的人。

    第二部分,为政以德。刚才讲了中华民族传统精神里面有一条是“以人为本”儒家是这种精神的源头,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利益,这个是为政以德里面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内容“以人为本,民贵君轻”纵观中国历朝历代,凡是繁荣的历史时期,哪位君王不是以人为本的,这是历史证明的真理。执政者“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执政者要时刻注意自己的道德品行,要不断提高各方面能力,做得好的话。手下就像众星拱月一样围绕着你转,听你差遣,要是没做好的话,别人就不听你的。这叫做“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但不从,很容易导致上梁不正下梁歪。为政还包含其他内容,处理公事的时候要公平正义,公正无私。用人的时候要提拔有能力,正直的人。这个是儒家思想第二部分内容,也基本上包含了现在的执政理念,以民为本是基本,是核心。

    第三样是教育学习,刚才说了教育,怎么学习我们在初中语文课本里学过,要学思结合,勤学善思,不仅要不懂就问,而且不耻下问,学习的知识要及时复习。这个都清楚。

    儒家思想的第四个内容是很多人没有足够重视的,就是执事中庸,也就是中庸之道。孔子这样子评价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以乎?民鲜久矣。”中庸这门学问,是最好的学问,老百姓缺失它已经很久啦,中庸到底是什么学问。简而言之,做事不偏不倚,有原则的折中,换言之做事把握好度,不要没有达到这个度或者超过这个度。值得强调的是,儒家的中庸不是好好先生,不得罪人,跟着别人的意见走,不是完全折中,而是有原则的折中,打破了这个原则,我不折中。文质彬彬这个词我们都熟悉,在《论语》中这样出现的,孔子说“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朴实胜过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胜过朴实,就未免浮躁。文采和朴实结合恰当,既文雅又朴实,这才是个君子。朴实胜过文雅,看看子路第一次见孔子的时候,毫不装饰自己,而且说话没大没小的,一点不懂的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是一野人嘛,朴实吧,但是朴实过火了,就显得粗野,跟人家说话满口经典名言,到处引经据典,有文采吧,但是显得太浮躁,既朴实又有文采才是最好滴。这个就是典型的中庸之道,两个极端都不走,但是要把握好适当搭配。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老师啊,我同学子张和子夏哪个更贤明一些?孔子说”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张老师超过了周礼的要求,而子夏往往达不到,子贡接着问“子张更贤明吗?”孔子说“过犹不及”超过了和达不到一样不好,做事做过了头和做不好是一样的,要做的适中,把握度。

四个误区

    现在大家该对儒家思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此之前,认识儒学存在几个误区。第一个就是孔子其人,到底孔子是个什么人。我们来总结一下,孔子是文史巨人,传承古学,是教育巨人,开辟私学,是思想巨人,创立儒学,他同样是性情中人,有着常人的性情。第二个误区。关于礼节,儒家讲礼,讲周礼,那我们现在该怎样看待礼呢?我认为在春秋时期,儒学的核心“仁”和“礼”是互为表里的关系,礼是表象,仁是本质,说一个人有仁德,不是口头上说有就有的,得做出来,按照礼节做出来,我们现在讲一个人有礼貌,有教养,不是人家说某某有教养,有礼貌的,我们要看他怎么做,做的事合乎礼节,我们就承认他真的是有教养,做事有礼貌的前提是心里首先有一个意识,我要做一个有教养的人,这个意识就是仁的雏形,所以,礼和仁是互为表里的关系。第二点,春秋时期和现在都需要礼,不知礼,无以立,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出门不讲礼,人家不理你,认为你没教养,没素质。金正昆教授在现代社会礼节这一块研究很多,怎么样在公关场合与别人握手,递换名片,打电话要注意什么等等,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想立足社会,得有礼貌。第三,礼由当时强制性要求变为现在原则上提倡,当时是明文规定,天子的马车应该是几匹马拉,看的舞蹈是的多少人的舞蹈,诸侯又是什么样子的,大夫又是什么样子的,是硬性规定的,而现在,没有明文规定,但是现在的礼是一种潜规则,只是原则上提倡你怎么做,实际上怎么做,我们心里也清楚。第四,礼由繁文缛节变为简单随意,当时规定在朝廷上怎么坐,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坐下,上课的时候怎么坐,这些都规定,而现在不讲。礼仪变得简单了。 第三问题,孔孟之道是否保守固执,我的回答是,孔孟之学不仅仅不保守固执,而且是灵活变通的。孔子一生当中,不做四件事,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勿意是不凭空臆断,勿必是不绝对肯定,勿固是不固执拘泥,勿我是不自我为是。表面上看,说的是这回事,仔细一想,在看看四个勿。不凭空臆断,做事要看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才会做到不凭空臆断,这个是什么,实事求是。不绝对肯定是执事中庸,不固执拘泥说的是做事说话要看看时间,看时代,看场合,这是什么,与时俱进;不自我为是,不以自我为中心,不是自己的观点为绝对真理,还要看看人家的意见,这又是什么,寻求民主。我们现在讲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孔子早前2500年前就提出来了,孔子是不是圣人啊?

    孔子说“大德不越闲,小德可出入也。”大的德行不许超越仁的界限,小的德行有点出入是可以的,看看孔子怎么做。陈成子杀死自己的国君简公,孔子沐浴上朝,对鲁哀公说,陈成子大逆不道,杀死简公,我请求你出兵讨伐他。孔子不是讲和平的吗?儒家不是讲和的吗,怎么孔子这准请求打仗啊。来看看这里的大德和小德。小德就是和平,而大德是忠道,忠义两全的忠,陈成子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我打仗是弘扬正义,是惩罚不忠之逆臣,这场仗是正义的战争。但是鲁哀公没有决定权利,孔子便跑去鲁国的三个大夫那里请求出兵。孔子虽然主张和平,但是也主张正义的战争。再看看孟子。我们知道儒家讲礼,礼里面有一条说的规定“男女授受不亲”,就是男女之间是不能有身体接触的,有个人问孟子,要是你嫂子掉进水里面你怎么办?还要男女授受不亲吗?按照常理,我不能碰嫂子,一个对嫂子不敬,二来对兄长不悌,礼节硬性规定的嘛,但是孟子怎么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嫂子掉进水里面不去救他,你简直就是豺狼,男女授受不亲确实是礼节规定的,嫂子溺水了,我用手去救她,这是权变。可见孔孟都属拘泥礼节的老学究,是懂得灵活变通的,不过无论怎么变,必须分清楚大德和小德。怎么样分?我认为有两个原则必须遵守,第一,必须坚持以民为本,第二,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还有一个误区,儒家讲仁爱,讲爱,我认为,仁爱里面也包含不爱的部分,甚至可以说包含了恨,包含了打和杀的情绪。我们爱人,得看爱哪种人,是不是每个人都值得去爱,贪官污吏,社会渣滓,人民的毒瘤值得我们去爱吗?不值得,我们可以恨他们,可以将他们绳之以法。对付狼用对付狼的方法,对付羊用对法羊的方法。

    这是我们认识儒家的四个盲点误区。第一个是孔子其人,第二个是关于礼,第三个是孔孟之道并不保守拘泥,第四个儒家的仁爱当中也包含了不爱。

儒家与其他学派

    通过我自己谈我的想法,大家应该也对孔孟之道,对儒家学派略有所知。儒家仅仅其先秦诸子百家当中的一家,另外的学派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墨家和道家。当时的社会是乱世,士想凭着自己的本事拯救社会,都亮出自己的一套思想理念,儒家和墨家都一致认为社会缺乏爱,所以,他们为乱世开出的药方都是为社会寻找爱。为什么孔子去世后若干年,墨子大骂孔子是腐儒,孔丘啊,你真是个腐儒啊。墨子去世后若干年,儒家的孟子又开口大骂墨子是禽兽呢?墨翟啊,你真是个禽兽啊。两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弟子开展了为时300年跨世纪大辩论。同样是为社会寻找爱,为什么两家就这么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呢?

答案是他们爱的方法不同,儒家提出的爱是仁爱,墨家提出的爱是兼爱。仅仅一字之别,就让两家变成学术和思想上的敌人。儒家的仁爱是什么样的爱呢?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前一个“亲”字是动词,意思就是先爱自己的亲人,再起其他的人,最后爱普通事物。仁爱是分先后,分等级的爱,爱自己的亲人胜过爱自己的族人,爱自己族人胜过爱普通国民,爱自己的国民胜过爱其他的国民,爱机电07-3胜过爱机电07-1,爱机电专业胜过爱材控专业,爱机电学院胜过爱外国语学院,爱茂名学院胜过爱韶关学院,这就是儒家的兼爱,由远及近,由亲及疏。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喜欢攀老乡啊,喜欢攀家门啊,喜欢说“说不定五百年前我们是一家人呢”这句话呢?就是因为儒家的兼爱,我刚到茂名,在这一陌生地方,遇见一黄冈老乡,遇见李老师多高兴啊,爱湖北胜过爱江苏的,爱中国胜过爱朝鲜,顺便说一下,我从来没爱过日本和韩国,对付狼用狼的方法嘛,这个是儒家的仁爱。

    在看看墨家的兼爱,兼爱是不分等级,部分先后的爱。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子,若视其子”。爱别人的国家就像爱自己的国家一样,爱别人的家人就像爱自己的家人,爱别人的儿子就像爱自己的儿子。这么说,就是说爱日本就像爱中国,做为一个楚国人,爱秦国就像爱楚国,要知道,秦楚两国是有不共戴天之愁的,秦国攻入楚国国都的时候,楚人都是从城墙上跳下去,自己死好过被秦军杀死,并且高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楚国哪怕只剩下三户人家,最后灭掉秦国的也是我楚人。爱秦国可能像爱楚国一样吗?要是可以的话,我们就依次推下去,爱人家的儿子就像爱自己的儿子,爱别人的家人就像爱自己的家族,爱外国语学院就像爱机电学员,爱湖北就像爱江苏,爱日本就像爱中国。这个就是墨家的兼爱。不分等级,不分先后的爱。墨家讲“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子,若视其子。”儒家怎么讲,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乍一看,这不一样吗?不一样,看清几个字,“若视”和“及”若视就是把什么看成什么一样,而“及”,推及,尊敬自己的长辈,推及尊敬别人的长辈,有先后,有顺序。两者怎么做比较,举个例子,两个人掉进水里面去,都不会游泳,一个是你父亲,一个是你不认识的,你能救人,但是一次只能救一个,先救谁。孟子直接说“肯定先救我老爹”。墨子呢?他要先想想,兼爱嘛,不分先后,现在先救谁呢?没有答案,墨子就说“你们俩猜拳吧,谁赢了我就先救谁”兼爱和仁爱的区别出来了吧。

    再来看墨家的兼爱,它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不分先后,第二是不分等级。不分先后,并且世人都要爱,万物都要爱,请问,先爱谁?不是不分先后吗?不分先后导致的结果是付出的爱太盲目,没有目标,是先救你父亲还是先救其他人你都没答案还不盲目啊。第二点,不分等级,什么是不分等级呢?无论是谁,给予的爱完全是一样的。爱丁丹就像爱我女朋友,爱我老乡李念就像爱惠玲,爱日本就像爱中国。一个人一生当中能付出的爱是有限的啊,每个人都要爱,每个物都要去爱,而且是同样的爱,世界这么大,人这么多,平均到每个人身上的爱有多少?微乎其微。不分先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爱的分量少。你的爱既有盲目性,给别人的爱又那么一丁点,趋近于零,请问,这还有爱吗?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墨家的兼爱就是没有爱。不过,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公平的人,这点值得我们去敬重。

    儒家和墨家都认为社会缺乏爱,都需要找回爱,只不过爱的方式不同罢了。都是要为社会做点什么,先秦诸子的另外一家——道家却认为什么都不要做。社会变成这样子就是做多了,想多了,整天想升官发财,整天想争名夺利,整天想着社会进步,人一有想法了就会去做,一做就乱套子了,偷盗啊,抢劫啊,杀人啊,放火啊,打仗都出来了。道家认为社会的病就是人的欲望多了,想法多了,自己折腾病来。所以,道家主张人要没有想法,要无为。这个就是儒家和道家的基本区别,儒家主张仁义道德,积极有为,而道家主张薄情寡欲,消极无为。这个是他们两家对社会病症的看法。社会出问题是人类瞎折腾,想法太多了。人要什么想法都没有,就知道吃饭就行了。其他的一切都不要,什么仁义道德啊,什么礼乐制度啊,什么政治法令啊,科学技术啊,什么都不要,有了科学技术也不行,人也会有想法,运动会上吃兴奋剂,给人家是昏迷药要来犯罪啊,就是科学进步引起的问题。所以,道家是反对仁义道德,反对社会进步。《道德经》上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荒废了你儒家的仁义就出来了,人正因为有了智慧才有了虚伪,家里不和睦才有慈孝,国家混乱忠臣才出来。要怎么做呢“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不要圣人智慧,对于民众而言则大有裨益,不要仁义道德,百姓自然会恢复仁慈之心;不要机巧制作,就不会出现盗窃的现象。在《庄子》里面讲了一个小故事,两个人约好了偷盗,在没进屋子之前,他们根据屋子的豪华程度估摸这次可以偷多少东西,这是儒家的智,小贼谦虚,让大贼先进屋,这儒家的礼让,两人分工,小贼放风,大贼行窃,这是儒家的义,偷完之后,按照之前的约定,守信用,来分赃,这是儒家的信。盗贼有的品质刚好是儒家的仁义道德,所以庄子是非常反对仁义道德,他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统治者要怎么样治理国家呢?老子认为“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一个政府越显得沉闷,他的民众越淳厚朴实,一个政府越显得精明能干,他的民众就不安分守纪。当政者要怎么做呢。“不尚贤, 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作为统治者,提拨人的时候不要提拔精明能干的,老百姓就不争强好斗,不重视珍贵宝物,老百姓就不生盗贼之心去偷盗,不把珍宝拿出来现,民心就不乱。所以,圣人是这样治理国家的。“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要使老百姓没有欲望,没有想法,没有智慧,没有志向,总之,出来吃饭睡觉之外,其他的都不要去想。最好的统治者最好是个白痴,找个植物人更好,把老百姓全部变成傻子,天下就大治了。《道德经》是韵文,虚其心,实其腹,若其志,强其骨,舒舒服服变成动物,动物世界好治理吧。这个就是道家的治国理念,不过不是全部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里面也有很多哲学知识,像辩证法,物极则反这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法家是先秦诸子最后一家,代表人物是韩非和商鞅,代表作是《韩非子》。法家治国是靠严刑峻法,包括韩非和商鞅两人都是死于自己的思想。他和儒家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法家主张完全法治,而儒家重德治,也要法治。孔子为相的时候不是按照法律杀死过鲁国大夫少正卯吗?论语中记载这样一句话。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德,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道德来规范他们,老百姓不会犯错但是没有羞耻之心,用道德引导他们,用礼乐制度来规范他们,老百姓既不会犯错误也知道羞耻之心。前者法治,稍带德治,后者德治,法治虽然使得老百姓不犯错,但是没有羞耻之心,现在不犯,以后会犯,而德治直接断根,不仅仅不犯错,而且有了羞耻心,以后也不犯。法治治标不治本,德治是标本兼治,当然,这个是孔子说的,他是站在儒家的立场想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简单归纳一下儒家和其他学派的区别。儒墨之别就是在于是仁爱还是兼爱,儒道之别在于是有为还是无为,儒法之别是在于德治还是法治。道家要的是道,完全精神生活,儒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要,不过要见利思义,法家要的是利益,不过是见利思法,不要人情味,而墨家是要天下大公,也是需要道德,不过和墨家的德和儒家的德不同。简言之,墨家和道家是纯粹理想主义,法家是纯粹现实主义,而儒家是两者兼有。

    正因为儒家的中庸思想指导儒家学派不走极端,符合绝大多数封建统治者的需求,符合封建社会发展的需求,符合人民大众的道德需求,所以,历史选择儒家,社会选择儒家,直到现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需要儒家的“和”。儒家的仁义道德讲一个情字,人情,人情就真的是有百利无一害的吗?儒家的繁琐的礼节到现在还需要吗?儒家在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里要怎样传承和发展才能继续保持活力呢?我们学儒家,也要分清利害,择善而从,利用中庸的思想灵活变通。欢迎有兴趣的同学下课后与我探讨交流。谢谢大家!

 

 

发件人:"Ji Pomin" <jpm1245@126.com> 2009-06-17 01:17:08 +0800收件人:"晏小宝" <mmcsha@stn.sh.cn>抄送:标题:纪坡民 近文一篇

现代化、现代性和世界近现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 纪坡民

2009年6月

    (2009年5月在博源基金会《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研讨会上的发言,由本人整理成文。《科学时报》于2009年6月15 — 16日,分上、下两篇刊载。)

    咱们这个研讨会,题目叫作“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对国内这方面的学术动向,我了解不多,听了大家的发言,老实说,我有点晕;尤其是关于“后现代化”这种相当“玄”的问题,想不到国内已经有这么长篇大论的学术文章。“现代化”和“现代性”,无疑是个异常庞大的问题,讨论起来,使人颇有老虎吃天之感;这样的问题,不是那一门具体的学科,比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能够独自解释清楚的。不过,中国古人有云:“欲明大道,必先读史”。我想,对“现代化”和“现代性”这样范畴巨大的问题,要想对大致情况有一个比较轮廓的认识,我们或许可以从历史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自二十世纪后期,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变,是世界迎来新一轮的“全球化”,中国不仅深深地卷入“全球化”的浪潮,而且由于抢得先机,处于极好的位势,从而受益良多,大大加快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不过,这“全球化”其实并不是什么新事物。说起来,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进程,截止到今日,己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了。因此,我们讨论“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要从历史中受益,不是仅指中国历史,而是指世界历史,主要是世界近现代史,尤其是欧洲的近现代史。

对“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的反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曾经热烈地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 后来有人论述道: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是所谓“超稳态结构”。这似乎己经成为一个有相当共识的结论,但是否能够得到学术上的认可,却并不十分明确。照我看来,这个结论其实并没有回答人们心中的疑问。从学术上说,这个回答,没有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的状况和沿革以及思想和知识的资源进行任何具体的叙述和分析,既不是归纳综合,也不是推理演绎,实际上只是同义反复、一种循环论证、一个文字游戏,不过是用一种提法代替了另一种提法而己。或许,如果把这个问题反过来问: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为什么是“超稳态结构”?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长。

    作为一个史学问题,也许人们首先提出的质疑,是“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实际上,“封建社会”这个词,作为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描述,虽然在欧洲文人的笔下已经用了几百年了;但是,对欧洲史学界来说,“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史学概念,把它在欧洲中世纪的实际情况和准确涵义搞清楚,只是近几十年的事,具体地说,是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事。对欧洲“封建社会”这个史学概念的准确涵义,西方不少比较新的史学著作都有阐述。不过,这些阐述说起来还挺费事的,这里就不介绍了。至于在中国,“封建社会”作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历史认知、一个史学概念,命运捉弄中国人哪!包括学者在内人人都挂在嘴上的这个“封建社会”,可能大家都以为史学界早己形成普遍共识了,可实际上呢,不仅完全是一笔糊涂账,而且简直是一个吊诡。

    让我们大致说一下吧,对中国传统社会或者说“前现代社会”的社会型态,中国史学界描述它的词汇或者说概念,有两个,都叫“封建”,但是,这两个“封建”,却阴差阳错,根本不是一码事。一个“封建”,也叫“封建制”,是中国古代文人熟知的,就是和“郡县制”相对应的那个“封建制”,可以列为称为“传统史学”的范畴。准确界定这个“封建制”的涵义,大概也是个相当复杂的史学课题;不过,我们也许可以大致地认为,中国这个“封建制”,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有若干相似之处;从时间角度看,中国这个“封建制”,是指从西周到战国先秦之间的那一段,大约有八百年时间。而从战国开始,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标志,中国就是所谓“郡县制”了,从国家形态看,可以叫作“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同西方古典时代“罗马帝国”的情形比较相近;而同“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中世纪大约一千年里那个处于分裂状态、诸侯割据的“封建社会”,实际情形完全不是一回事。

     另一个“封建”,一般称为“封建社会”,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所熟知,是指“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对中国来说,是指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之前的社会形态,这个“封建社会”的史学名词,应当列入可以称为“革命史学”的范畴。这个“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史学概念,原本是欧洲人对他们中世纪那一段历史的称谓,对欧洲史学来说,己经基本形成共识;马克思从欧洲文化中接受了这个史学概念,并把他创造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纳入其中,由此构筑起我们后来熟悉的“社会发展史”的史学框架:“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即所谓“人类社会发展五大阶段论”。这个“五大阶段论”,我们在中学的教科书都读过。
不过,对世界范围人类文明史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可能他也想到,关于欧洲的史学框架,未必适用于世界各地;可是,对这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何情形,马克思并没有进一步的论述。

    二十世纪初,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涨,俄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个“五大阶段论”的史学框架,也传到了俄国,而且成为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份。不过,后来的斯大林,远没有马克思那样的学问,他大概觉得,“五大阶段论”的史学框架,如果再加上个“亚细亚生产方式”,有点像是“六个指头搔痒——多了一道儿”,理论上不好解释,形式上也不大规整,尤其是不利于宣传,于是就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删掉了,搞成一个标准化的“五大阶段论”,并把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用于解释全世界的历史。后来,由于“五大阶段论”的提法,载入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个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文件,即著名的“东方问题决议”;于是,“封建社会”作为“革命史学”即“五大阶段论”的一个史学概念,也传入了中国,被中国的知识界普遍接受,成了中国二十世纪以来“革命史学”的基本共识。不过,这个“封建社会”,在中国“革命史学”的学者笔下,虽然也对如何“分期”有争论,不过大体上的共识,指的却是从战国先秦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之前这一段,大约两千年时间。而中国“传统史学”里的“封建制”,即西周到战国先秦那一段,约八百年时间,在“革命史学”里,却又变成“奴隶社会”了。其实,因为历史传统中缺少罗马法那样的法律文化,中国以及其他民族,并不存在古代希腊、罗马那种模式的“奴隶社会”。比如几千年传统社会的印度,就是“种性制”,虽然低种性的群众生活同样很悲惨,比“奴隶”也好不到那里去。
据我们看到的史学著作,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家,大概只有一个钱穆,不持这种“五大阶段论”的史学框架,不认同“革命史学”关于“封建社会”的概念。钱穆的著作如今重新受到青睐的原因,大概反映了人们在内心的怀疑:这个“封建社会”是否正确描述了中国历史?

    大致的概括吧,中国延续千年的“传统史学”里的“封建”,是指秦始皇之前那八百年,而二十世纪“革命史学”的“封建”,则是指秦始皇之后的两千多年。“传统史学”的“封建”,同“革命史学”的“封建”,阴差阴差地搅和在一起,可能把中国人搞糊涂了。八百年加二千多年,将近三千年了,这几乎就是中国全部的文明史了,都叫成“封建”了。不知是否就是这个缘故,才使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因此,也许我们还是回避一下“封建社会”这个词的好,权且用“传统社会”代之吧。这样,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改为:“中国的传统社会为什么这么长?”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也许应当这样提:“为什么中国没有首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似乎这才是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疑问,而且带着感情色彩很重的遗憾。不过,中国人如今的思维习惯,一提到“资本主义”,马上就会想到“社会主义”,并且在很长时间里,把两者的关系当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可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却与中西方的对立无关,因为“社会主义”也是从欧洲近代传到中国的一个概念。

    实际上,这种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简单化理解,产生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代”,应当列入“冷战思维”的范畴。在“冷战”结束以后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兼容和互补的关系,用高度概括和抽象的语言来讲,“资本主义”代表“分配正义”,“社会主义”代表“矫正正义”,这是罗尔斯《正义论》里的说法,按这样的理解,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上可以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和谐地“长期共存”。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当今世界的所谓“发达国家”,如果同“发展中国家”相比,不仅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我们中国,现在仍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欧美日“发达国家”真正的差距,也许可以理解为:我们既没有建成一个健全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没有建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观之,我们把提出的问题改成“为什么中国没有首先进入资本主义?”之后,仍然不合理,因为它既不全面,也不是本质。因为截止到今天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不仅有资本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因此,也许问题应当这样提出来:“为什么中国没有首先进入现代化?”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单从中国的视角、而是从世界各国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中国没有首先进入现代化?”这个问题,同样可能压根儿就提的不对头,因为它没有针对性。很明显,世界上许多民族,包括曾在历史上创造过了辉煌文明的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都可以从他们自己国家的角度,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的传统社会为什么这么长?”或者,“为什么我们没有首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更确切地说,“为什么我们没有首先进入现代化?”

    有一种说法,正确地提出问题,就等于回答了问题的一半,起码,正确地回答问题,需要正确地提出问题。否则,我们的研究、探索和争论,就会陷入思想的迷雾,在一片混沌中,永远在那里胡捉摸、乱猜测、瞎搅和,或者只是玩弄一些名词概念的游戏。实际上,这个问题应当由欧洲主要是西欧国家来回答;因此,如果正确地提出问题,我们所提的问题应当改为:“为什么欧洲在近代率先进入了现代化?”或者从实践过程问起:“近代欧洲是怎样进入现代化的?”这样看来,“现代化”和“现代性”这个命题,从根本上说,实际是个世界历史问题,主要是欧洲历史的问题。因为,勿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是,欧洲、首先是西欧国家,率先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从“现代化”的角度审视欧洲近现代史

    先说点题外的话,有位日本学者认为:二十世纪,是一个“科技革命”的辉煌世纪,其成果累累,远远超过之前全部人类文明史的总和;可是,在人文社会学科的领域,就原创来说,却是一片荒漠。对这位日本学者的观点,人们可能不大认同;可仔细想想,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二十世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原创,除了一个凯恩斯,又有什么呢?不过,在历史学的领域,二十世纪的成就却颇为不凡,名家名著迭出,流派异彩纷呈,一派“百花开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尤其二战前布罗代尔开创的“法国年鉴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倡导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领域的各个专门学科以至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科学各门学科的专家,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分别进行研究,然后实行综合,到二十世纪后半期,取得杰出的成就和丰硕的成果。

    评述欧美史学学术的流派和成果,是一个过于庞大的问题,我们还是简单介绍点史学界比较有共识即比较可靠的成果吧,这就是“历史教科书”。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对史学学术的新成果,比起我们国家,反映要敏锐,吸收也及时。以美国为例来说,同我国的情况不大一样,美国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学,并没有全国统一标准的“教科书”,而是一种“多元”的局面,实际上是一个老师一种讲法;不过,大致上说,美国的历史教学,有三种类型的史学著作:一种,是所谓“文明史”,较早的版本,是海思、穆思、韦兰合著的《世界史》,是美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记述的历史,截止到二次大战前。大概六十年末译为中文,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期的七十年代初,毛主席大概要为他的国际战略造点舆论,让党政干部有点知识方面的准备,曾经将这套《世界史》推荐给当年的中央委员阅读,后来《红旗》杂志还发了专文,要大家“学点世界史”。由于海思、穆恩、韦兰的《世界史》版本有点过于陈旧了,这种“文明史”类型的史学著作,后来又有伯恩斯、拉尔夫合著的《世界文明史》,这个版本在九十年代,也己经有了中文译本。

    另一种,是所谓“全球史”,典型的代表作,是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该书第一版,八十年代的中文译本,曾在中国十分畅销,目前己经出到第七版,也有中文译本。斯塔夫里亚诺斯声名显赫,可谓史学巨擘,是史学界大师级的人物;他在西方属左派学者,在弥漫着“欧洲中心论”氛围的西方史学界,该书可以算是最大程度地照顾到世界各种文明在“全球史”中占有的地位,反映了作者卓尔不群的眼界与胸怀。

    还有一种,是所谓“现代世界史”,特点是以“现代化”的角度来审视世界历史,这和我们今天讨论的“现代化”、“现代性”问题,颇为切题。这就是帕尔默、科尔顿、克莱默合著的《现代世界史》,初版于五十年代,至今己半个多世纪了,在美国,是大中学校广泛采用的历史教科书。同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截为相反,这套《现代世界史》的“欧洲中心论”的观念突出、色彩浓重、非常典型;而且,该书所记述的“世界历史”,集中于“近现代史”,具体地说,是近500年来的历史,按中国人的说法,应该算是“断代史”。

    这套《现代世界史》,八十年己有中文译本,不过,译者考虑到中国人划分“近代”和“现代”的历史观念,惯用的划分,从“鸦片战争”开始是“近代”,而从“五四运动”开始是“现代”,就把中文译本的书名,改为《世界近现代史》。近年,该书的第十版,己译为中文,书名改回原来的《现代世界史》。

    这种“世界史”的写法,对于比较均衡地记述世界各文明的历史并反映各自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自然不大公道也不大合理;可是,作为我们中国人,要对“世界近现代史”尤其是“欧洲近现代史”能够有比较系统而详实的了解,而且要从中领略“现代化”历程和“现代性”问题的话,反而是比较好的版本。因为,正是在近500年来,而且只是在欧洲,首先是西欧国家,率先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结合我们今天讨论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我们对欧洲近500年来的关注,重点自然放在思想和知识的发展进步方面。

    不过,在审视欧洲近500年来的思想和知识方面的成就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近代欧洲从古典时期继承下来的文化遗产。涉及到中国和欧洲两大古典文明的比较,自然是一个巨大的题课;不过,如果简单一点说,欧洲的古典文化遗产,若与中国古代相比,比较明显与突出的特点,我想有这么几条:一个是欧氏几何,它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古典希腊时期,可直到今天,世界各国包括我们中国的中学数学课本,讲授得还是那些内容;一个是形式逻辑,创立者是古代希腊的亚里土多德,如今世界各国中学里的“逻揖”课,讲的基本还是2000多年前的内容;一个是罗马法,它产生、发展和成熟于古代罗马时期,作为商品社会规范“产权”的法律,它至今仍是世界各国“民法原理”的基本内容。不过,这三种东西,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东西,就是形式逻辑;因为,欧氏几何,实际上可以看作形式逻辑的数学形式,而罗马法,是由于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才使“产权”的理论体系得以构筑起来。

    严格地说,逻辑并不是一种科学,而只是一种科学方法,或者说,是关于思维形式的科学。不过,任何一门学科,若没有逻辑的方法,都无法构筑成一个理论体系。在现代社会,形式逻辑虽然只是“大路货”,远谈不上什么高精尖的学问,但现代社会相当时髦的“软件科学”,其基础却源于此。应当承认,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虽然有极为丰厚的思想资源,但古代“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像希腊罗马时代那样,传承两千多年至今,仍然能够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学问,却一门也没有。其中的原因,我认为,关键是逻辑!

    “六经皆史,百史皆文,文史一家”,我们伟大的先辈,有非常优秀的文学传统,却是一个缺少逻辑传统的民族。所以,唐诗宋诗,可以传诵千古,但我们的祖先却没有创立任何一门理论科学,这并不令人自豪,却是历史事实。说起来,中国的先哲留给我们的思想资源也是相当丰厚的。若与欧洲近代的思想成就作点比较,举例来说,“诚意正心”,相当于康德的“伦理学”,而“格物致知”,则相当于康德的“认识论”;有一种说法,康德的“伦理学”,先于和高于他的“认识论”,而中国的先哲,也把“诚意正心”放在“格物致知”前面。可是,人家康德写了几十万字的哲学巨著,“实践理性批判”和“纯粹理性批判”;而中国的先哲两千年前讲的“诚意正心”和“格外致知”,至今还是这么两句话,由于缺少逻辑的方法,没有进行演绎展开,写成哲学著作。后来儒家士大夫们的兴趣,似乎只在“诚意正心”和“格外致知”后面的那句话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修齐治平”之学。没有逻辑,并不值得骄傲,只能令人遗憾。

    值得一提的是,有两位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和毛泽东,都十分关心逻辑问题。孙中山还为“逻辑”起了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名称,“理则学”,意思是,讲道理的规则,我觉得这个名称挺好的,可惜后来没有采用。而毛泽东则不仅关心和参加过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还亲自动手编纂过《逻辑问题讨论文集》和《逻辑论丛》,这是在五十年代的事。有意思吧,逻辑这份欧洲古代文化遗产,和中国革命也有缘份呢。
以上对欧洲古代文化遗产的介绍,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多余。

    希腊罗马辉煌的古典时期结束以后,欧洲进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而中华帝国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却迎来她历史辉煌的顶点。不过,从思想和知识的角度说,欧洲在希腊罗马的学术辉煌之后,进入了基督教的文化“大一统”局面,而中国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术繁荣之后,政治上的“大一统”,同“独尊儒术”结合的牢固,“友谊天长地久”,长达两千多年。同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相比,我们可以为“中华帝国”的历史辉煌而自豪;不过,文化“大一统”的局面,制约了思想繁荣,其效果却是一样的。

    同世界其他文明包括中国文明相比,欧洲文明脱颖而出,率先开启现代化的进程,是近500年来的事。从时间顺序来说,也许我们首先应当介绍的,是欧洲近代早期的所谓“三大思想运动”:首先,是始于中世纪晚期的“罗马法复兴运动”。经历了古典时期的鼎盛繁荣之后,“罗马法”在中世纪湮灭了,中断了五六个世纪,到12世纪,由于一次偶然的考古发现,罗马法又重新崛起,随之大行其道,学术研究的成果扩展到全欧洲。为商品社会规范“产权”秩序的罗马法,其学术活动的结果,直接促进了意大利半岛诸国的商业繁荣,“罗马法复兴运动”历时数百年,逐步发展成为现代民法的理论体系。

    然后,是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意大利半岛诸“邦国”的商业繁荣,养育了思想和文化的成长。财富和闲暇,使人们的观念改变了,他们不再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来世天国的幸福”,而是要追求“现世人间的享乐”。“文艺复兴”的核心是所谓“人文主义”,它推崇“以人为本”的观念,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基督教“神本主义”的桎梏松动了,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文学、艺术、建筑的面貌焕然一新。概括的说,“文艺复兴运动”,使基督教走向“世俗化”。

    接着,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教会腐败导致权威受损,普通信众的强烈不满和下层阶级的革命情绪在宗教中找到的答案是,踢开教会信上帝!发端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随后演变为一场遍及全欧洲的社会与政治的大动乱,罗马教庭“大一统”的思想统治瓦解了,天主教分裂了,形成“天主教”和“新教”两个大的教派和众多小的派别。基督社会在文化上的新格局,给“思想自由”留出了发育的空间。欧洲的思想界,虽然还是在基督教的框架内,却再次呈现出思想和知识“百家争鸣”的局面。概括的说,“宗教改革运动”,造成了基督教的“多元化”。

    对欧洲近期早期的“三大思想运动”,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是“文艺复兴运动”。留传至今的艺术佳作,美伦美奂的绘画、雕塑和建筑,以生动直观的视觉效果,扩大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而“罗马法复兴运动”,可能因为法学学术的艰深枯涩吧,就不大容易引起社会大众的兴趣;另外,中国知识界对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历史所知不多,也是对“罗马法复兴运动”不大熟悉的原因;实际上这也无足深怪,西方史学界对“罗马法复兴”的关注,也是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事,才几十年。

    至于“宗教改革运动”,后来引发了遍及全欧洲的“百年宗教战争”,有法国长达40年的“胡格诺战争”,还有把欧洲各国都卷进去的“三十年战争”,用中国评价“文革”的话来说,地地道道是一场“浩劫”!在其后的几百年里,对这场“百年宗教战争”,欧洲人的心态,可谓“谈虎色变”!直到二十世纪后半期,欧洲史学界才以比较理性和公允的态度介绍和评价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显然,“宗教改革运动”,远不像“文艺复兴运动”那样浪漫温馨。像欧洲人一样,中国人也不喜欢这种残酷的事情,因而对其没有多大兴趣,也是情理中的事。不过,“宗教改革运动”,无论看起来是否那么赏心悦目,也不管是否受到人们的爱恋与钟情,作为欧洲历史的组成部份,以及对欧洲历史的深刻影响,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近代早期“三大思想运动”之后,欧洲社会开始走出沉闷的中世纪,恢复了思想上的活力,现代化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步伐大大加速了。商业繁荣带来的财富和闲暇,养育了文化的发展,基督教的“世俗化”和“多元化”,造成“思想自由”的氛围和空间,因而大大激发了思想的创造力,欧洲迎来了“哲学革命”的高潮。欧洲哲学界在近代早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尔和培根,笛卡尔开创的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同培根开创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两大哲学流派,既互相对立和论争,又互相促进和补充,其影响绵延不绝,至今在西方文化界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哲学革命”,增强和丰富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智力和方法,当人们把这种智力和方法转向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时,欧洲又迎来了“科学革命”的高峰。“科学革命”,群星灿烂,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便是我们熟知的伽里略和牛顿。巧的是,伽里略的去世和牛顿的诞生,是在同一年,这两位科学巨匠的伟大创造,前后相继,作为“科学革命”的标志,涵盖了整个十七世纪。

     “科学革命”的成就在生产活动中的应用,商业繁荣的财富转化为资本提供的激励,智慧之火加上利益之油,使欧洲社会的经济生活,开始了革命性的变革,“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使欧洲告别了“农业文明”,迈进“工业革命”的大门,再加上航海技术进步和“发现新大陆”,新的市场和资源,更将“工业文明”的成就和影响,扩张到了全世界。

     进入十八世纪,“科学革命”的辉煌成就和“工业革命”的巨大威力,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科学”的信心,欧洲思想界开始把探索和征服自然界的“理性”方法,应用于对人类社会本身的认知,包括过去敬若神明和习以为常的宗教、国家、政治、社会领域的问题。这就是欧洲的“启蒙思想运动”。对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运动”,我国的知识界是熟悉的,己经有比较充分的介绍和评价。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思想创造,后浪推前浪,日新月异的新思潮,冲决了传统思想的堤坝。以国家政治方面的理论创造来说,“君权神授”的国家观念,被霍布斯《利维坦》的“世俗国家”观念所取代,洛克的《政府论》提出,所谓政府的职责,便是保护人民的财产,而这有赖于一个“代议制”的政府,卢梭更提出了他著名的“天赋人权论”和“人民主权论”,孟德斯鸠则对现代国家的政府进行了“三权分立”的方案设计……。

    “启蒙思想运动”,直接导致了欧洲的“政治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可以认为是思想和知识方面准备最为充分的革命。一场革命,自然有它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诱发它的“导火线”;不过,“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无疑是爆发“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原因;同时,“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伦战争”对欧洲大陆的剧烈震撼,也极大地扩展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影响。“启蒙运动”异彩纷呈的思想成果,需要进行新的综合,“政治革命”的心理震撼,也引发了更为深刻的哲学思考。康德和黑格尔,作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跨越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哲学巨匠。显然,同探索自然有所不同的是,对人类社会的认知,不仅需要“科学”和“理性”的态度与方法,还有一个更为玄奥的“人性”和“价值判断”的问题。这属于“道德哲学”领域的问题,“启蒙运动”在这个方面的缺失和偏颇,使“法国大革命”时代“理性的狂热”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残酷杀戮,需要得到补充和矫正。于是,便有了康德“三大批判”之一的《实践理性批判》,这是一部关于“道德哲学”的名著。

     黑格尔说过,“康德哲学是对法国革命的德国思考”,意思就是,现代化的历史进步,法国用革命战争手段完成的任务,德国可以用和平变革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现代化的目标模式虽然有共性,但实现它的方法和途径却可以有所不同。后来的哲学家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把“启蒙思想运动”称之为“法兰西意识形态”,而把德国古典哲学称之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叫作“过程的哲学”,当然,黑格尔那严整规范的“三段论式”,也并非无懈可击。康德和黑格尔,成为“启蒙思想运动”的集大成者,也是终结者。欧洲近现代史,截止到“启蒙运动”的思想成就,大体上构筑起关于“现代化”的知识体系,也基本上揭示了所谓“现代性”的核心理念。

    到十九世纪,作为一种强势文明,主要是西欧国家,挟着现代化发展的辉煌成就,以强大的实力和凌人的优越感,走向全球性的扩张,在全世界建立起威势赫赫但颇为邪恶的“殖民帝国”。欧洲人可算应了他们那句名言了,“既是天使又是魔鬼”。“落后就要挨打”,不知是否也算一种“普世价值”?遍及全球的苦难与凌辱,世界各国无一幸免,中国也不例外。这就是中国人心中至今怀有隐痛的近现代史。不过,“打学生”虽然无疑是事实,可欧洲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毕竟是先行者,是“先生”,我们不应当在道德义愤的激情中迷失了理性判断的心智。既然我们这里谈的是现代化,就得按捺道德义愤的激情,因为“当学生”,无疑需要科学理性的心智。对欧洲人这些邪恶的往事,就换个地方再说吧。
我们从欧洲近现代史看到,欧洲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漫长的500年时间,欧洲先贤先哲的杰出贡献,还有英雄豪杰和广大民众的长期努力,其中也有许多曲折,甚至走了不少弯路,包括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才有了他们的后来。如今,欧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己经走得很远了,我们面临的任务,是现代化强行军的赶超。

    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聪明的做法,应当使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成为我们的智慧和财富,使我们的现代化之路,能够走得快一点、好一点、代价小一点、弯路少一点、更顺利一点。这就需要我们对欧洲的近现代史尤其是思想和知识方面的成就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如果多说一句,也包括避免走他们邪恶的老路:欺凌弱小民族、殖民扩张和世界战争。

关于“现代化”和“现代性”

    咱们这个研讨会,名为“现代性和中国社会转型”,这里有一个新的词汇,“现代性”,这和过去我们常说的“现代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涵义应该还是有些区别的。谈理论问题,先要弄清概念的涵义,因此,说理论就是咬文嚼字,也不无道理。我们先扯得远一点吧,“现代”这个词以及它所反映的观念,无论中国还是欧洲,在古时候是没有的;古代的人们一般观念都认为,过去的年代,同他们生活的年代,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人的说法,是“天命循环”和“王朝更替”,对远古时代还相当崇拜;欧洲受基督教影响,则有什么“千僖年”一类荒唐怪诞的说法。“现代”这个词和观念,是“文艺复兴运动”时代才有,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把他们所处的“现代”和此前的“古代”区别开来。所以欧洲人讲“现代史”,也从“文艺复兴”算起,这是距今约500年的事。

     所谓“现代化”,大致说来,就是从那时到今天约500年来的历史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今天并没有结束,而且在加速进行;因此,如果我们把“现代化”理解为一个过程的话,那恐怕也就没有什么“后现代”的问题了。而“现代性”,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从“现代化”的实际过程中提炼和抽象出来的一些理念。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

    我不大赞成秦晓的文中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区分。秦晓认为:“现代性”是指依照自由、理性等核心价值观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等一整套制度,即所谓“现代文明秩序”;而“现代化”,秦晓则理解为主要是“经济发展”、“民众福祉”、“民富国强”等。
当然,秦晓说了,对“现代化”的这种理解,只是“中国语境”中的说法。应当承认,可能有不少中国人,对“现代化”就是这样理解的。大家想必还记得,周总理1975年在四届人大会议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的现代化”,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得到广泛宣传,实际上,这也是党和政府当年对“现代化”的理解。所以秦晓说的,在所谓“中国语境”里,大家这样理解“现代化”,也不为无因。
这种对“现代化”的理解,其潜在的涵义是,那个时候,在党和政府看来,起码公开的宣传,我们的“社会制度”,已经是很“先进”很“优越”的了,因而不存在需要“现代化”的问题。不过,中国改革己经三十年了,如今,对“现代化”,作为普遍的社会观念,包括党和政府,实际上己不再这样简单化的理解了。就社会大众的普遍反映来看,仅“腐败”这一项,人们也不会认为我们的“制度”就那么“先进”和“优越”。

“民族特色”和“普世价值”—— 兼对《矛盾论》作点解析

    从思想和知识的角度论述欧洲近现代历史,大概也需要若干部专著,这篇短文只能作点简要地介绍。不过,在世界范围,欧洲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这无疑是历史事实。那么,欧洲的现代化道路,对世界各国包括我们中国,是否具有“普世价值”呢?这个问题,如今在中国的思想界,又发生了新的争论;而且,中国改革的理论表述,或者说所举的旗帜,也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来,现代化道路的“普世价值”和“民族特色”,仍然是我国思想理论界一个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

    毫无疑问,如果简单地认为,承认“普世价值”,就是要全盘照搬欧洲国家近现代史即500年来的具体做法和途径,那自然是荒谬的。实际上,欧洲各国比如英国、法国、德国等,他们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并不相同,作为现代国家,其具体模式,也各具“特色”。不过,以欧洲现代化历史的思想成就作为一个参照,从比较的角度,来研究和思考世界各国包括我们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却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方法。

    理解历史,也许更需要哲学。现代化历程中“普世价值”和“民族特色”的关系,其实是哲学领域的一个范畴或者说一条基本原理:“共性与个性”。这个基本原理,在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有十分经典的表述:“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个性之中”。我们谈“现代化”和“现代性”、论述“民族特色”和“普世价值”,把毛泽东这个哲学论断作为依据,原因是大家比较熟悉。

对所谓“后现代”的一点怀疑和戒备

    我觉得,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讨论,我国学术界面临的一个特殊的困难或者说困惑是,“现代化”问题和“后现代”问题,搅和在一起了,这增加了问题的混乱和复杂性,也给我们对“现代化”的研究增加了负担和难度。“后现代”,这是近年来西方学术界传到中国来的问题,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未雨绸缪,也应该积极地去面对和研究它。“后现代”问题的研究,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很自然的事。按照我们一般的看法,中国进行现代化努力的目标,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己经实现了;可是,若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来说呢,现代化虽然实现了,学者们自然也不会整天睡大觉或者只念过去那些老经,社会还在变化与前进,学术也要研究新的问题,这是很正常的事。或许我们可以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永远不会有完全“实现”的终点;可是,欧洲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遇到与过去的“现代化”有所不同的问题,便称之为“后现代”。

     有位哲学家说过:宗教的路线,是“由确信到怀疑”,而科学的路线,则是“从怀疑到确信”。我们知道,欧洲的先哲们,就是从对过去敬若神明和习以为常的传统思想和制度的怀疑开始的,经过批判和扬弃,开启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我想,依照“从怀疑到确信”的科学路线,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对“后现代”学术研究的成果,从“怀疑”开始。实际上,我本人也相当有点怀疑。

    对所谓“后现代”问题,我们举个“婚姻法”的例子吧。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婚姻制度,“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这些原则,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己经被关于“婚姻”的立法采纳了。可是如今,婚姻制度又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在西方国家闹的沸沸扬扬的“同性恋”,听说,西方国家有的己经把“同性恋婚姻”纳入“婚姻法”了。这个属于“后现代”的问题,似乎己经开始得到解决。不过,事情也许并未了结,可能还会有别的问题。作为立法的目标,自然是要覆盖全部社会生活,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比如,婚姻制度还要面对更加奇怪的情况,比如中国人说的“二裔子”,医学上叫“两性畸型”的问题。

    按医学上的说法,所谓“两性畸型”,实际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假两性畸型”,其中又有两种,一种,表面是男性,实际是女性,一种,表面是女性,实际是男性;另一类,是“真两性畸型”,这些人,和女性在一起时,是男性,和男性在一起时,又是女姓。对这种颇为怪异的事例,大概西方人也视为涉及“自由”和“人权”的原则吧。可遇到这种事情,又该怎么办呢?对“假两性畸型”,也许还好办些,检查清楚了,做点矫正的手术,也许问题就解决了;可对“真两性畸型”呢,依照尊重“人权”的原则,难道“婚姻法”的修改,要允许这个人既有一个妻子、又有一个丈夫吗?正在“现代化强行军”的中国,也许还顾不上这类事;不过,或许五十年后,我国再修改“婚姻法”的话,就会收到这样的“提案”呢。

    从这个例子看来,所谓“后现代”,就是这类刁钻古怪的问题。也许我得申明,我并不反对“后现代”的研究,有些“后现代”问题,比如“环境”、“生态”、“资源”等,还有“生物工程”涉及的“伦理”问题,都是很重要而且有实际意义的。不过,“后现代”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相当单薄,同“现代化”的学术成就那庞大的思想与知识体系相比,远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对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我们对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现代”而不是“后现代”的问题上。

    我认为,对所谓“后现代”问题,不仅应当允许怀疑,还该有一点戒备。在我看来,有些所谓“后现代”思想,实际上却是“前现代”的。西方学者也承认,所谓“后现代”研究,有些就是从挖掘“传统”中得到的启示。当然,无论对“现代化”还是“后现代”的研究,我们都不应当对“传统”持绝对排斥的态度,王国维作为“国学大师”可谓毫无愧色了,可是他说:“学,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西。”对历史文化遗产,应当分别“精华和糟粕”,古人的思想,未必都不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比如我们的外交官如今经常讲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传统社会的思想观念,无疑有许多东西是同现代社会不相容的。因此,我们应当有点警惕,不要把“后现代”研究,搞成“沉渣泛起”的局面,捡起一些“前现代”的思想垃圾,把历史糟粕当作学术“创新”的成果。比如,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一向倡导“自由”、“平等”、“人权”的欧洲人,包括民众和学者,为什么会格外钟情达赖这样一位昔日的农奴主?

    说起来,达赖这个人智商算是不错的,经过西方情报机构的专业培训,在面对大众传媒时,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应对也颇为老练圆熟,不算走板的“西方观念”,加上“佛学真义”的大众化表述,俨然一个“现代活佛”呢。达赖这副面目,在己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如今又很有兴趣从“传统”中挖掘“后现代”思想资源的人们,似乎很对胃口。

    不过,达赖能够博得西方民众的青睐,或许欧洲人的社会文化心理,是更深一层的原因:欧洲的现代化虽然己经实现了,可社会照样问题成堆,有些人为了逃避烦恼,不免心生怀旧之情,把中世纪的庄园想象成“田园牧歌”的景象,一派诗情画意的浪漫情调。可是,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比如“农奴制”,己经在现代化的历程中被消灭了,而在“法国大革命”时代,许多当年的“王公贵族”,包括同达赖地位相当的路易十六,都在法国革命竖起的断头台上被砍掉了脑袋,所以在他们那里自然没有达赖这样的人物了。如今,虽然法国的国庆节,仍然是“大革命”时代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可有些人的“历史反思”,却有点“数典忘祖”的味道,对当年的“大革命”相当不以为然了。于是,在他们也许只是潜意识里,便希望西藏能保持原汁原味的“传统社会生态”,让过腻了紧张忙碌又单调重复的现代都市生活的人们,就像到非洲“野生动物保护区”去饱饱眼福一样,到西藏这块“中世纪庄园的保留地”去领略一番那穿越时空的异域“文化”,调剂一下精神,也是一桩颇为令人愉悦的快事呢。因此,对中国在西藏废除农奴制的行为,他们自然也就耿耿于怀了。如果这也属于“后现代”思想,我们有点怀疑与戒备,则不为多余。

    2009年5月 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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