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这期文集有短小精悍的小评论小随笔,也有长篇大论的学术性论文,我们尽量把短的文章放在前面,便于浏览。但由于经济文章和政治思想文化文章不好混在一起,我们总是先把经济文章放在前边,政治思想文化放在后面。请大家熟悉这种安排,以便于阅读。这期文集题目就以向文波先生的文章为标题,向总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总,但却不象许多私企老板那样激烈地反对劳动合同法,反而大力拥护提倡此法。向总的这种做法,难道不该引起社会汗颜吗?]

不让劳动合同法成为金融危机的牺牲品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6月2日

目录

经济与时评

向文波:不让劳动合同法成为金融危机的牺牲品

刘柠:卢武铉的悲剧是韩国民主政治的沉重一课

黄伟:卢武铉自杀与文化大革命

sasai kukui:对比韩国与朝鲜人口形势,计划生育是无能与无知的产物

职工代表: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县政府工作组调查侵吞国有资产案?

世经政所报告: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及其效果评述

马光远:劳动力廉价实为中国经济最大软肋

蔡历:克鲁格曼的“盲点”,不要随便拿滞胀说事

曾加宁:牛年反弹走到尽头

董藩:住宅物业税,十年出不来

吴庆:展望中国经济的VVV型复苏

王建:论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

张明:人民币国际化注定是一项长期、渐进的工程

杰克:美国为何不救制造业

云汉月刊:本月国内外重要的财经 消息

赵汉臣:普京以100美元使重要潜艇制造厂重新国有化

华尔街日报:百度与罢工员工举行谈判

 政治与文史

金煊:中国民主革命尚未成功

王相彬:对《中国民派宣言讨论会纪要》的简短回应

郑海泉:要发展民间力量 官家与百姓的认识差异

曹久强:私人企业下的专制、独裁作风的弊端分析----论当今社会大量附庸人格的形成

知原:财产世袭制将伴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完善而消亡

知原:私有制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吗?

曹长青:“火烧赵家楼”烧毁中国:是否要否定五四?

李文采:“新五项基本原则”与“八大纲领”

李文采:两岸统一新构想:一个政党 两种角色

南方周末:胡星斗网站被封上訴获胜

郑现莉:我们研究的基本理念

吉安: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敌?

田忠国:沌的程序逻辑与社会预测

杨芳洲:朝鲜威险了!中国危险了! 朝鲜非核与中朝战略同盟

 郑永年:中国解决权、钱、民冲突刻不容缓

会议纪要: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子明:中国宪政民主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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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5-23 17:18:13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不让劳动合同法成为金融危机的牺牲品

三一重工总经理  向文波

2009-3-10

    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自颁布以来一直争议不断的新《劳动合同法》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许多人甚至把企业倒闭责任归因于《劳动合同法》。 于是,修改甚至要求中止执行《劳动合同法》的声音再次响起。

    将企业的倒闭和外资撤离责任归因于《劳动合同法》是错误的。我们对金融危机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到位,当《劳动合同法》出台之时,有人想当然的将外资和少数企业的经营困境归罪于劳动法、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其实已经开始和发作,事后调查也证实没有一个企业因劳动合同法而倒闭。

    类似《劳动合同法》这样的法律,在世界大部分国家已执行几十年、上百年,事实上还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会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反,消费不足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而刺激消费最根本的影响因素还是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而《劳动合同法》是确保居民收入正常增长和提振消费信心的法律保障。如果劳动者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没有法律的支持,消费终将是一句空话!

    改革开放30年,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三了,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和劳动保障水平还很低,他们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要将这种牺牲常态化,不要让他们的合法权益成为金融危机的牺牲品。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他们消费能力的提升,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繁荣与未来。

 

 


发件人:"Michael Anti" <antisblog@gmail.com>  2009-05-26 23:17:25 +0800 收件人: <blogmail@googlegroups.com>抄送:标题: [Anti's Blog] 纵横周刊200915期《卢武铉的悲剧是韩国民主政治的沉重一课》

卢武铉的悲剧是韩国民主政治的沉重一课

纵横周刊Editorial 纵论

  研究员 刘柠

liuning@fawjournal.net

  5月23日,正接受司法调查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在其住所附近的山上登山时,跳崖身亡。韩国警方已认定卢系自杀。消息传开,举世震惊。韩检察总长林采珍表示,将终结正在进行的司法调查;现任总统李明博表示“难以置信,哀惜,令人悲痛”;青瓦台发言人宣布,将为卢武铉举行规格仅次于国葬的“国民葬”,以缅怀这位前总统。

  就在卢自杀前,韩检方刚刚披露了其长女曾接受过40万美元贿款的案情新进展;而5月23日,原本是检方计划再次传唤前第一夫人权良淑的日子,并根据此次传唤,决定对卢逮捕与否的法律处置。卸任前总统在这样一个日子,以如此极端的形式自我了断,无论如何应该说是对一份沉重责任的彻底承担之举,而不是相反。而这种“责任”,除了正在调查、追究的法律责任外,还有道义和个人的良心之责。从死者留下的遗书来看,以这种堪称残酷的形式来“承担责任”的想法,当非一日之寒,而是“酝酿了很久的想法”。

  自从黑金丑闻被曝光、受到当局的司法调查以来,卢武铉的情绪始终处于某种极度的压抑状态。一方面,虽然否认个人的知情和参与,但并不急于自我辩白,除了对国民的道歉外,基本保持缄默,连一直赖以与世界沟通的个人网站也停止了更新;另一方面,随着司法调查的深入,案情不断被披露,继兄长之后,对夫人、子女和秘书的司法处置几乎已板上钉钉。就算本人能侥幸躲过牢狱之灾,但不仅姑息、纵容左近染指腐败的道义责任难辞其咎,而且,舆论和政治反对势力的穷追猛打,是比坐牢还要严酷得多的惩罚。更可悲的是,出身寒微,靠勉力自学而自我发达,进而以“清洁政治”为卖点而成就左翼政权者,不但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而且在至爱亲朋几至“全军覆没”的晚年,何以面对内心并孤独地安度余生?可以想象,正是如此沉重的心理重负,构成了酿成悲剧的最后一根稻草。

  韩国虽然有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残酷的党争,但既然斯人已逝,“死者为大”的东方民族的义礼人情会自动调节社会心理和舆论的方向,至少不至走向“鞭尸”的极端。不仅司法调查不日将终结,对卢的客观再评价也会浮出水面,并成为其葬礼上的盖棺之论。事已至此,卢本人到底是否清白,其实已经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对悲剧背后的发生机制及其教训的思考,何以成为全社会共有的财富。只有这样,韩国民主政治沉重的一课才不枉演出一场,卢武铉的血才不会白流。

  毋庸置疑,酿成卢武铉悲剧的是韩国堪称特殊的政治文化土壤。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财阀、大企业与政府的粘连。政府打造企业航母,并以之为龙头,带动经济发展,此乃韩国经济起飞的秘密,也是以“汉江奇迹”为代表的一系列崛起神话的最大动因所在。但这剂猛药天生具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那就是政治与财界粘连的问题:在80年代的军政时期,大财阀向总统提供巨额政治献金成为惯例。作为回报,政府为企业提供各种行政许可、认证及商业融资上的便利。这种不透明的利权构造是政治黑金的渊薮,90年代以后的政权,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斩断。全斗焕、卢泰愚两位前总统之所以受到法律追究,应该说部分原因也是这种努力所致。尤其是卢武铉赖政权的最大卖点,恰恰就是不惜与保守腐败宣战的所谓“清洁政治”。但积重难返,斩断粘连谈何容易。特别是遭遇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凋敝,大企业、大财团的作用又重新被强调,90年代已被削弱了的利权势力,又开始卷土重来。

  第二,裙带资本主义风土,滋生“请托文化”的恶之花,政治地缘、血缘主义之繁盛,几乎无孔不入。而纵然政治家本人能洁身自好,也未必能约束得了左近的至友亲朋。此番“卢武铉门”便是一例:司法调查已证实有受贿行为的是卢的兄长、夫人、子女和秘书,而行贿者,则为卢同乡世交——制鞋业者、泰光实业会长朴渊次。可叹上台之初,曾信誓旦旦地说“日后一旦发现了非法请托,我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的卢武铉,最终还是栽在了“请托文化”上。

  第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过于残酷的党争,借助各自的同情媒体,动辄制造意识形态仇恨,使国民也分化为高度对立的不同阵营,彼此间缺乏起码的政治宽容。这表面上有利于当下的执政者,但实际上,政治恶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胜出者,历届离任总统的可悲“下场”即是明证。

  除此之外,韩国总统的权限大、任期长(5年),而制衡力量相对薄弱的政治学上的结构性缺陷,像一个放大装置似的,又强化了以上三点的负面作用。于是,总统本身往往成为各种问题的纠结。应该说,这是未来要在政治学和宪法上加以完善的地方。

  韩国实现民主转型未久,其政治文化多有脱胎于专制极权的遗留,离真正的“清洁政治”尚有距离。公平地说,“卢武铉门”所涉嫌的问题金额,充其量是600万美元,且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制鞋商所贿,与过去那种源于大财阀、动辄数亿美元的政治黑金已有程度之大别,但纵然如此,仍难逃舆论和法律的追究,必须承认,这本身就是韩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在“卢武铉门”被曝光之前,去年底的政权更替,已经实现了“革新”与“保守”的风水逆转,卢所代表的左派政治理想主义事实上已被边缘化。而卢武铉倒下的悲剧,虽然暂时会博得一些舆论的同情,但显然不足以形成左翼政治卷土重来之势。但斯人以如此惨烈的形式,对自身责任彻底承担的决绝姿态,在挽回作为前总统的尊严与名誉的同时,如能让李明博政权“手下留情”,缓解“左”与“右”的意识形态张力,把政治宽容向前推进一步的话,不仅可告慰逝者,客观上,对自己及今后的执政者也不无益处。

 

 

发件人:"黄伟" <eminenthuang@163.com>  2009-05-24 10:07:0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大军,你好,偶感,请指正。

卢武铉自杀与文化大革命

杭州万向租赁 黄伟

     5月23日上午,在去上海的路上手机新闻向我发来一条新闻,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失足”从山上摔下死亡,在23号晚些时候又有消息指出他是自杀身亡的。对于韩国人我没有什么好的印象,有的只是“极端”,而卢武铉留给我的印象也仅仅是他是一位平民总统,是一位提倡反腐起家的总统。可是他控制得了自己不受贿(此结论尚早),但他却控制不了他的下属、他的儿子、他的妻子受贿。或者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他因自己的理想或目标,从而自己可以经受起金钱的诱惑,但是他的同僚、亲人却未必,于是在他任总统后期,他不得不因同僚的腐败而脱离他的政党,同时最近他也不得不因他的亲人受贿而受到调查。这与他的理想是相悖的,这也使他的尊严受到侵犯,这时他已改变不了什么,于是他最终选择了自杀、选择了离开来表达失望、来证明清白,留下的是叹息。

    每个人都是有愿望的,少部分人是有理想的。作为卢武铉这类政治家,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是在为他自己活着的,他是在为自己的梦想而活着,从而他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去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最终从个人角度上来说,他成功了,他成了韩国总统,但是从梦想——反腐角度上来说,他却失败了,于是他最终选择了离开。由他实现理想之梦,让我想起了我国的革命先驱毛主席、周总理等,在年轻时、在国乱时、在看不到希望时(从现在社会上的说法是,没有明确的预期收益)的情况下,他们那一个不是抱着崇高的理想而奋斗。尽管到了他们的晚年,环境的变化也让他们也会变成一个“俗人(例如充满权力斗争等)”但是他们年轻时的那个“梦”还是留存心中。况且人生苦短,不及百年,一个俗人都知金钱、权力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之物,更何况一个革命者、一个理想主义者呢?他们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激发他们不顾一切前进的动力也来自于这个崇高的理想。那些所谓的权力斗争,也许存在,但在可以把控局面的、在人民心中近于“神”的毛主席面前不会是主要矛盾的。于是在毛主席晚年,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的目的就是要在其有生之年实现共产主义。结果大家是知道的,其原因在于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失败了。这也许是毛主席晚年没有进行很好的社会调查,把握社会现实的结果,同时他也是人,他为了“一已私利(在其有生之年看到共产主义)”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导致的结局。

    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工作、生活压力的不断加大,我及我周边的朋友都变得越来越现实也越来越没有理想了。理想,被追求蝇头小利的人所不屑,被有志气却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敬而远之”,变成了十分珍贵的物品。而在卢武铉身上我看到社会上还是有有理想的人,也希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能够出现更多的“平民理想主义者”(注:我不希望是军事革命类型理想主义者),而更主要的是从我做起,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让我们一起来燃起心中的理想之火。

 

 

发件人:"sasai kukui" <gkusancpym@gmail.com> 2009-05-14 19:46:10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对比韩国与朝鲜人口形势,可知计划生育是无能与无知的产物

对比韩国与朝鲜人口形势,计划生育是无能与无知的产物

sasai kukui

2009年5月

    韩国与朝鲜是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是邻居兼兄弟,共同属于同一个民族。50年前,朝鲜人要比韩国人富裕,因为。朝鲜的工业相对于韩国要发达许多。为什么发达呢?原因是,朝鲜半岛的朝鲜部分,矿产资源相对丰富,在共同被日本人统治期间,半岛北部得到了更多的开发,因为有可以被开发的东西。比如,修了大量的水电站,一些煤矿,等其它矿藏。有了能源与矿产资源,就可以开发工业了,因此,半岛北部工业化程度高一些,自然要富裕一些。虽然朝鲜战争时,这些东西基本被打毁,但是,停战以后,得到了大量的援助,基本都完全恢复了。

    因此,50年前的朝鲜人要比韩国人相对要富裕。2005年的形势就变了。从汇率GDP上看,朝鲜人均GDP 80美圆。韩国可以达到170个80美圆,人均GDP达到1万多美圆,已经变成发达国家了,成为东亚第二个发达国家。而朝鲜变成了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连平均智商比朝鲜人低21点的印度,其人均GDP也可以达到600美圆。真是苍桑巨变啊! 社会制度的魅力原来如此之大,令人惊叹!

    2005年韩国有人口,4856万。面积9960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487人每平方公里。

    2005年朝鲜有人口,约2400万。面积122762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96人每平方公里。

    从韩国的人口密度对比中,可以看到,朝鲜人均土地面积是韩国的2倍多。朝鲜处于优势。两国气候类似。

    人均土地面积大了,可能,就人均矿产资源多,从概率上看,应该如此。但是,朝鲜半岛的资源分布,竟如此不均。资源大部分都分布在朝鲜境内,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占整个半岛储量的80%~90%,享有“有用矿物标本室”的称誉。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矿产蕴藏区约占国土面积的80%,已探明矿物有300多种,其中有经济开发价值的矿物达200多种。最主要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钨、钼、铅、铝、镁、锌、铁矿;石灰石、云母、石棉、重晶石、萤石、石墨和菱镁矿,以及煤炭等。 朝鲜自古以来就有“产金国”之称,而且金常与银、铜等矿共生。菱镁矿和石墨储量均居世界前列,尤其是大约为49万吨的菱镁矿储量在世界占最大比重(占全球储量的40%~50%)。铁矿石以茂山铁矿为首的20多个矿山进行生产。其中茂山铁矿埋藏量约10亿吨,是年生产能力达800多万吨的朝鲜最大的铁矿山,也是世界性的露天矿山。特别是菱镁矿的埋藏量在全世界处于第一位,在前十位的矿物还有钨,钼,石墨,重晶石,萤石等7种。应该是世界前十位。

    看了上面的内容,你会很吃惊,原来朝鲜相对韩国矿产资源如此丰富,几乎每种矿物的储藏量都比韩国多,有些是远远的多。韩国人口总量是朝鲜的二倍,朝鲜人均矿产资源,就更比韩国多了。一般是,朝鲜人均比韩国人均矿产资源多10倍以上,有些会更多一些。一个小小的朝鲜,竟然还有占世界前列的矿产资源,前十名的就好几个,还有第一名的,可见世界矿产资源分布是多么不均。拥有资源确实是好现象,因为有利于自己经济的发展。从矿产资源上看,朝鲜相对于韩国很有优势, 应该经济发展的更快一些。

    朝鲜半岛没有石油,这对于韩国与朝鲜都很平等。从能源上看,朝鲜拥有几乎足够用的燃料煤。(朝鲜煤炭的探明储量为147.4亿吨,其中无烟煤储量117.4亿吨,褐煤储量30亿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可开采储量约为79亿吨。)主要缺乏炼焦煤。而韩国是哪种煤都缺乏。

    朝鲜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其河流发电能量估计约在1000万千瓦以上。韩国大概就没有这么多水能了。毕竟朝鲜多山,且国家面积大,在气候相似时,水能一般要多一些。由于朝鲜人口总量少,那么,朝鲜人均的水力资源,就比韩国更多了,应该至少多一倍吧!这看来也是朝鲜相对于韩国,一个不小的优势。

    淡水资源,也是朝鲜人均比韩国大。不过,淡水一般都是过剩的资源。因此,人均多一些淡水资源,也不见得占多大光。

    朝鲜的森林面积在2005年大概有930 万公顷,韩国森林面积在2005年有640万公顷。朝鲜森林面积比韩国的多290万公顷。朝鲜人均森林面积几乎是韩国的3倍。森林也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在土地资源中,仅次于耕地的价值。这应该也是朝鲜相对于韩国的一个小优势。

    在朝鲜国土面积中,农业用地约为20%,其中耕地只占16%(1997年总耕地面积约为185万公顷),因此,可以估计出2005年的朝鲜的人均耕地。耕地2775万亩,人口2400万,人均耕地1.16亩 。韩国2005年有耕地2925万亩耕地,人口4865万人。人口密度490人每平方公里。人均耕地,0.6亩。朝鲜人均耕地面积几乎是韩国的2倍。考虑到朝鲜的气候冷一些,朝鲜耕地就是打八折,打折以后,朝鲜人均拥有的耕地照样也比韩国的多。这应该也是一个优势。耕地资源是土地资源中最有价值的资源。

    前几十年来,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增长都很快。短短几十年内人口就翻番。现在韩国人口,由于生活富裕,生育率已经很低了。朝鲜的生育率依然比较高,但是死亡率也很高。人口增长速度比大陆与韩国要大一些。

    如果从上面的各个资源对比中,可以看出,朝鲜要占优势,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源,真的能决定自己的人口数量的话,那么,朝鲜相对于韩国,人口的压力应该更小。如果韩国没有人口压力,那么朝鲜就更应该没有人口的压力了。韩国现在确实是没有人口压力,因为,韩国在大力鼓励自己国民生育,如果有人口压力就不会这样做了。既然,这样。那么朝鲜就更不会有人口压力了。比朝鲜人口密度更小的大陆(135人每平方公里)也不会有人口压力了。但是,朝鲜的现状是那么的不理想,人民经常饥饿。按照大陆的人口理论,就是朝鲜人口太多了,资源太少了,需要减少人口。看来,朝鲜如果想解决自己的饥饿问题,似乎只有学习大陆, 通过计划生育减少自己人口这一条路了。大陆现在应该积极的伸出援助之手,把自己的计划生育经验输送给朝鲜。或者把寄生系统的人员或者专家,输送给朝鲜,来解决朝鲜的饥饿问题。如果朝鲜只有很少的人,就不会有饥饿现象了。并且,朝鲜还可以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一举两得。

    朝鲜与韩国的对比,是很有意思的。你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可见,制度是多么重要。民有制度加市场经济,与勤劳节俭的民族相结合,其力量神奇无比,纵使有再少的人均资源,也是不愁经济发展的。计划生育理论在这里显得非常滑稽,也许就是无知与无能的结晶。

 

 


发件人:<ptfq20660@sina.com>  2009-05-27 00:04:2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县政府工作组?

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县政府工作组调查侵吞国有资产案?

原阜宁县食品公司职工代表

    2009年5月中旬,阜宁县王连春县长、县纪委蒋红萍书记、副县长吴晓飞同志主持正义,责成有关部门再次成立土地、房产调查组,想查明阜宁县食品公司国有资产流失多少,布置县服务业发展局张书记、周局长牵头组织调查。我们表示感谢。

    令人想不到是阜宁服务业发展局竟然邀请被举报人阜宁县黄海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万荣国、副总经理陈家勋、财务部部长叶某参加调查组。我们从县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后,5月20日上午,六名职工代表到县服务业发展局走访,反映我们的心声:

    一、万荣国等人2007年3月19日在县政府第一次成立工作组时,当天向县体改办主任杨志祥行贿2000元人民币,在2008年12月22日,县法院审案时,杨主任已交待。万荣国等人是否向其他人行贿,我们不好说,值得怀疑。二、万荣国等人瞒报、侵吞国有资产,江苏省委书记2008年6月3日曾给我们答复情况属实。万荣国等人是一群侵吞国有资产的“硕鼠”。万荣国等人竟然能参加县政府工作组,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三、县服务业发展局在2006年竟然将未经评估价值数千万元的原食品公司营业楼15间市交给万荣国为首的犯罪嫌疑人,我们多次要求刘局长、孙德仲副局长等人收回,拒不接受。县服务业发展局与万荣国等人之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我们不信任。。四、今年3月8日至12日,县服务业发展局局长刘某竟然带领阜宁县黄海食品公司中的刑满释放分子,到北京去截访,抓捕我们举报国有资产流失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没抓到,回阜宁后竟然又派数名刑满释放人员到我们家,企图举办我们信访举报人员学习班,试向这是什么立埸?是站在贪污腐败分子一边,还是站在保卫社会主义,保卫国家资产的革命群众一边?

    我们向县服务业发展局第三把手孙德仲副局长要求参加工作组,孙局长与局有关人员沟通后,不同意我们参加,说万荣国等三人参加工作组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县政府工作组?

    为维权,我们只得组织职工再次自费调查,冒雨跟踪了解情况,防止县政府官员再一次忽悠我们,忽悠阜宁县王连春县长、县纪委蒋红萍书记、副县长吴晓飞同志。

    原阜宁县食品公司职工代表:

    陈洪宪 计建军 曹志高 等人

    2009年5月20日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6-01 08:45:24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38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及其效果 评述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及其效果评述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专题报告

June. 1, 2009

www.rcif.org.cn

Policy Brief No. 09038

    1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专题报告。参与讨论并提供材料的成员包括:张明、姚枝仲、李众敏、郑联盛、曾省存、马锦。执笔人为何帆。

    2007 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09 年全球GDP 增长率将降至0.5%,其中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为-2%。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刺激经济举措,以应对二战后最严峻的全球经济形势。全球经济刺激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数额之巨,为世界经济史上所罕见。在危机刚刚爆发之后,主要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政策的着力点在于救助金融机构,防止金融危机再度恶化。金融危机很快波及到实体经济,主要经济体应对措施的着力点在于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阻止经济下滑,促进经济复苏;金融危机已将全球经济带入了未知的境地,展望未来,主要经济体刺激政策的着力点还落在扶植新兴产业,提前谋篇布局,抢占制高点。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恢复市场信心,促使经济回暖,但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全球经济走出衰退,尚需要更多的后续政策支持,现有经济刺激政策中的缺陷将在未来逐渐凸现。主要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

1. 金融救助方案

    金融机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估计,全球金融体系因亏损导致的资产减记约为4.4 万亿美元。按照2008年的水平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的减记规模相当于37 年的官方发展援助,美欧金融机构的资产减记规模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的13%。危机爆发以来,主要经济体“三管齐下”,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三方入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和非常规的政策,实施全面的金融救市方案。第一,从资产方来看,危机之后金融机构亏损严重,不得不低价抛售金融资产,导致金融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救助的办法是政府出资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第二,从负债方来看,危机之后金融机构纷纷“惜贷”,导致金融市场上流动性短缺,救助的办法是各国央行通过各种形式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试图缓解信贷紧缩的困境。第三,从所有者权益来看,遭受损失的金融机构不得不减少自由资本金,甚至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救助的办法是通过直接向有问题的金融机构注入资本金,实施“国有化”控股。

    美国的金融救助政策最早强调购买不良资产。2008 年10 月,美国政府通过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中就包括高达7000 亿美元的不良问题资产救助方案(Troubled Assets Relief Program,TARP),用于购买金融机构问题资产以及帮助金融机构注资。为了向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美联储还推出了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相对而言,美国在向金融机构直接注资方面,因为担心有“国有化”嫌疑,表现较为迟疑。欧洲在金融救助政策方面则较强调政府通过注资获得金融机构股权。比如,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向富通集团注资112亿欧元,英国向苏格兰皇家银行等三大银行注资370 亿英镑,法国向六大私营银行注资105 亿欧元等。在这些注资方案中,以英国的方案最具代表性。英国向本国银行注资后获得的是银行的优先股股权,因而英国政府虽然是被注资银行的股东,但不干预银行的经营活动,只享有优先分红的权利。英国政府还承诺,一旦对这些问题银行的注资在未来获得盈利,会把这部分盈利注入社保体系。在问题更严重的冰岛、瑞典,政府甚至直接接管金融机构,实施完全的国有化。欧洲各国政府一般不直接购买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现在看到的案例主要是2009 年3 月7 日英国政府接手该国第三大银行莱斯银行集团2600 亿英镑的“有毒资产”,作为交换条件,政府对该行持股从现阶段的43.5%上升为65%。日本的金融机构经营较为保守,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损失相对较少。日本也采取了收购不良资产、注资等方式帮助出问题的金融机构,但规模相对较小。比如,日本用于收购金融机构问题资产的资金约为10 万亿日元(约1000亿美元)。2009 年3 月13 日,日本向三家银行注资12 亿美元。

2. 扩张性的财政

    各国经济刺激方案均包括减税、增加公共投资等内容。财政政策是经济刺激方案中的“猛药”,也是“补药”。短期内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有利于保增长、促就业、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维持社会稳定,从长期来看又可以扶持新兴产业、加速结构调整。

    继布什政府出台的1680 亿美元减税方案之后,2009 年2 月奥巴马政府又通过了总额为7870 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等。调整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已经超过罗斯福新政、马歇尔计划时期美国政府的支出规模。美国的刺激方案主要包括减税和扩大公共支出。在最新的刺激方案当中,减税约占35%。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中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项目,有着短期和长期双重战略目的。一方面是尽可能地在短期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另一方面是为未来的增长奠定基础,有智力、技术和社会稳定方面的保障。因此,方案中的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新能源技术方面。

    欧盟各国受到《稳定与增长公约》制约,财政刺激力度受到欧盟委员会的限制。不过,由于2005 年-2007 年的经济繁荣改善了欧盟各国的财政状况,各国均有一定的能力出台财政刺激方案,同时,欧盟委员会已于2008 年10 月允许成员国暂时超过3%的赤字标准。欧洲的财政刺激方案包括欧盟层面上的刺激措施和成员国的刺激措施。欧盟委员会于2008 年11 月26 日批准的一项涵盖欧盟27 个成员国、总额达2000 亿欧元(约占欧盟GDP 的1.5%)的经济激励计划中,就有300 亿欧元来自欧盟预算和1700亿欧元来自各成员国预算。欧洲的财政刺激措施主要包括增加政府投资、减税、对弱势群体的补贴三个方面。英国的方案主要以减税为主,2008 年11 月24 日英国宣布的200 亿英镑经济刺激方案中,主要是将增值税率由17.5%下调至15%,2010 年再恢复至17.5%。其它国家的方案则基本上为综合方案。欧盟各国均增加了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德国将于今明两年投入500 亿欧元,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法国在今年年初出台了265 亿欧元的振兴计划,111 亿用于公共投资。

    日本在保增长方面主要依靠财政政策。从2008 年8 月到2009 年4 月,日本共出台了四个经济刺激计划,计划支出规模达75 万亿日元,占GDP 的5%左右。这些支出主要用于:向全国家庭发放2 万亿日元的补贴、通过政府担保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高速铁路建设工程、学校建筑防震、环境保护、儿童和老人护理等社会福利计划。日本为保就业也采取了专门的措施,计划在3 年内动用10 万亿日元,提供失业培训、扶持就业市场,在医疗护理、环保和旅游等领域创造140-200 万个就业机会。四个经济刺激方案出台后,至少要新发行10.8 万亿新债,使公债规模达到44 万亿日元。到2008 年,日本公共债务规模已经达到GDP 的1.5 倍,是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

3.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表现出趋同的特征。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在危机之后均大幅度降低利率。2008 年12 月以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长期保持在0 至0.25%之间;英格兰银行五次下调基准利率350 个基点至1%,欧洲央行下调325 个基点至今年5 月的1%。2008 年10 月31 日,日本央行决定将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由现行的0.5%下调至0.3%。主要经济体同步下调利率,不仅进入了史无前例的超低利率时代,而且进入了“零利率”陷阱。另一方面,当利率降无可降之后,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均采取了“数量宽松”政策,通过购买金融资产,继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美国实行的“数量宽松”政策引起全球关注。这其中包括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等提供流动性的TAF(期限拍卖贷款,Term Auction Facility)、PDCF(重要交易商信用贷款,The 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ility),也包括向货币市场和资产证券化提供支持的商业票据融资贷款、TALF(期限资产支持证券贷款,Term Asset-BackedSecurities Loan Facility)等。2009 年3 月,美联储更是破天荒的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将对MBS 的购买由5000 亿美元增加到1.25 万亿美元,以及购买2000亿美元机构债。英格兰银行已经于2009 年3 月25 日开始购买公司债,以启动一项750亿英镑的数量宽松政策。欧洲央行5 月份也开始实行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计划,购买600 亿欧元的资产担保债券。2009 年1 月15 日,日本银行宣布考虑购买2 万亿日元商业票据(日本票据市场规模为14 万亿,此次购买占14%)。为了鼓励银行贷款,日本一方面通过将日本开发银行(DBJ)的紧急放款计划资金规模从1 万亿提高到10 万亿(1010 亿美元),增加对中大型企业的放贷,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协力银行联合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对在海外投资中遭遇流动性困境的中小企业提供援助。日本还采取了收购股票刺激经济的独特政策,2009 年1 月27 日,通过收购股份,向中小企业提供1.5 万亿日元(167 亿美元)资金;2009 年2 月4 日,宣布将从地方银行收购1 万亿日元(111.2 亿美元)的企业股份。日本政府和央行购买股票刺激经济的好处是低买高卖,从长远看,是成本较低的刺激经济方式,但是中国股票市场近来一直走高,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泡沫,这一措施在中国不具有可行性。

4. 产业发展政策

    为了抢占新的制高点,奥巴马政府在新能源、环保政策方面较为高调。其政策背后有多重推动力。首先,新能源、环保政策符合奥巴马的执政理念,有助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继续扮演全球领袖。其二,新能源、环保政策有利于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危机之后,美国无法继续靠消费支持增长,经济振兴必须依靠增加投资在经济中的比重。只有当新的技术革命孕育出新的支柱产业之后,私人投资才可能再度高涨。其三,新能源、环保技术的领先,也可以成为制约其它国家发展的有效手段。美国可以通过制定进出口产品的标准,有效而精准的打击竞争对手。增强能源自给,有助于减少对外国能源的依赖,削弱石油出口国中与美国敌对的势力,还有助于改善美国国际收支平衡。欧洲产业政策“有攻有守”。“攻”是为了发展新兴产业,占领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守”是为了维持重要产业的就业,避免这些行业的重要企业被他国收购。与美国新能源产业有相似之处,欧洲重在提高“绿色技术”的水平至全球领先地位。欧洲在今年3 月决定,在2013 年之前将投资1050 亿欧元用于“绿色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2008 年11 月23 日法国总统宣布建立200 亿欧元的“战略投资基金”,主要用于对能源、汽车、航空和防务等战略企业的投资与入股。荷兰的经济刺激方案中也包含对可持续能源行业的投资和支持。欧洲议会也将欧盟2009 年的预算向创新与就业等方面倾斜,其中用于科研和创新方面的预算增长10%以上。在产业政策方面,日本一方面试图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投资、提高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目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导致投资收益率很低,东京已不再具有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吸引投资的基本条件。另外,日本也看中了商业航天市场、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医疗与护理、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2009 年3月2 日,日本出台了为期3 年的信息技术(IT)紧急计划,目标为官民共同增加投资3 万亿日元,新增40-50 万个工作岗位,侧重于促进IT 技术在医疗、行政等领域的应用。2009 年4 月9 日为配合第四次经济刺激计划推出了新增长策略,发展方向为环保型汽车、电力汽车、低碳排放、医疗与护理、文化旅游业、太阳能发电等。

5,应对危机措施的效果

    主要经济体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恢复市场信心、加速经济回暖。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仍未彻底清除、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依然脆弱,应对危机的措施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在未来可能逐渐凸现。

    首先,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反映银行间信贷成本指标的3 个月LIBOR 已经显著下降,中长期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水平也明显下降。2009 年5 月美国财政部对19 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实施压力测试,结果是9 家商业银行不需要增资,其余10 家合计需增资746 亿美元,好于市场预期。如果没有新的系统性风险爆发,美国金融市场已经开始趋稳。但是,在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和经济可能继续下滑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信贷紧缩问题依然存在,消费者和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进程尚未结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如果要将杠杆比率降至17 比1(或普通股本占总资产的6%),美国、欧元区和英国分别需要5000 亿美元、7250 亿美元和2500 亿美元的额外股本,在市场资金和融资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融资缺口”。IMF 还对金融救助的最终财政成本做了估算,成本最高的是美国和英国,分别占GDP 的13%和9%,其他国家的成本远小于此。这意味着金融救助仍然在主要经济体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但金融市场再度繁荣,尚需经历较长的时期。

    其次,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促进经济复苏难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一,主要发达经济体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大公共投资的机会相对较少,而且能源和基本设施建设的投资周期长,收效慢;第二,如果减税能够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就会增加消费、刺激经济增长。但美国失业率持续上升,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日益悲观,减税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2008 年布什已经推行过减税政策,但只有大约10-20%被用于消费。第三,刺激计划还会产生“挤出”效应,即政府开支可能导致资源从私营企业流出,形成政府与私企争资源的局面。第四,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增加。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2009 年预计赤字规模达到1.7 万亿美元,约占/GDP 比例高达11.9%,2010 年赤字/GDP 比例达到7.9%,规模为1.1 万亿美元。2007 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 比例为65.5%。美国将会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发行国债,最终可能酿成“国债泡沫”。

    再次,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抬头。从短期来看,数量宽松政策没有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尽管基础货币大量增加,但货币乘数在下降,所以广义货币并没有明显增加。美国基础货币增长快,M0 增长很快,但M1、M2 的增长并不非常大,商业信贷增长也没有明显改善,大量放出的钱最后是商业银行又把钱放回央行,变成了超额存款准备金。但国债泡沫早晚要崩溃,如果投资者放弃国债选择其他的资产,就会导致其他资产的价格上涨。国际油价的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的反弹可能也会超过预期。这将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如果通货膨胀风险过早到来,美联储可能被迫加息,这将中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尽管从近期看,发生这种情形的概率并不大,但其潜在的破坏力却非常巨大。

     最后,各种产业发展政策的效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以新能源而论,新能源的发展受到传统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如果石油价格居高不下,新能源的发展就会较快,但一旦石油价格下跌,对新能源的投资将是沉重的打击。以生物工程技术而论,一旦出现突破性的创新,能够较大幅度的提高人类的预期寿命,对于受人口老龄化之困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将是巨大的福音,但其发展仍然面临技术、法律、伦理等制约;诸如环境保护等新兴行业的发展,均依赖技术标准、消费者偏好、法律体系、国际合作等方面出现实质性的变革,短期内商业前景并不乐观。

  主要经济体未来政策的着力点

    目前,全球金融市场逐渐趋稳,预计到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全球经济就可能出现较为明显的复苏迹象。但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未来数年全球经济仍然将处于低速增长,迎接新一轮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尚需各国政府继续出台新的政策支持。预计主要经济体政策走向的着力点会在:继续刺激经济、防范新的风险、及时选择退出、争夺未来制高点。

    第一,继续刺激经济。在外部需求继续疲软的情况下,各国刺激经济增长的着力点依然在促进消费和投资。保就业将逐渐取代保增长,成为主要经济体下一步刺激政策的主要内容。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提高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救济,是主要经济体需要更加重视的工作。危机时期主要经济体的税收政策可能会更向低收入和中产阶层倾斜,而且会实施适度的“劫富济贫”政策。以更新改造、节能减排为特色的投资项目可能会陆续出台,未来的刺激方案中可能会更多的讨论跨国界、大规模、有助于落后地区减贫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防范新的风险。贸易保护主义将是全球经济头顶的乌云。各国在应对经济衰退时易于采取各种贸易保护政策,转移国内批评,保护国内就业和产业。很多贸易保护措施可能会披上产品质量安全、环保等国内政策的外衣,变得更加隐蔽、破坏性更强。保护主义措施无助于抑制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并将迟滞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上世纪30 年代,美欧国家采取“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使经济大萧条旷日持久,应引以为戒。金融危机的冲击已经波及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外围国家和偏僻的发展中国家,会导致落后国家更加落后、贫穷人民更加贫穷,甚至可能引起部分地区的冲突和战争。

    第三,及时选择退出。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能长期持续。随着经济逐渐复苏,继续增加公共投资就会挤出私人投资,继续增加货币发行最终一定导致通货膨胀。这些刺激政策应该在适当时候及时退出,但退出的时间、方式、速度值得关注。过早或过晚退出、过快或过慢退出,均会引起严重的后遗症。

    第四,争夺未来制高点。这一方面取决于未来的产业布局。新技术革命与新兴产业的出现是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前奏。在高科技领域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将改写未来的国家力量比较。另一方面取决于未来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规则。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各国对国际货币体系、金融部门监管等领域的热议,在这些领域的谈判已经展开。在今天的谈判桌上,将制定出明天的游戏规则,并决定未来的发展空间。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5-31 07:20:33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 "wantrue" <wantrue@hotmail.com>, "dammos0192" <dammos0192@sina.com>标题: 民派加强,加紧活动迫在眉睫

劳动力廉价实为中国经济最大软肋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经济学博士 马光远

2009年05月30日

    央行最近发布的《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关于东莞农民工真实生态的一些调查数据,非常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调查显示,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从1994年的35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770元/月,15年间年均增长速度不足5%,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1%,但在消费支出上,有近六成农民工每月消费在500元以上(据5月29日《广州日报》)。

  如果把上述调查中的数据与中国经济长期面临的消费不足的痼疾,乃至与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放到一起解读,相信既能够消除观念上的一些重大误导,也能给即将启动的收入分配改革如何建立农民工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以启示。

  长期以来,谈起“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廉价”常常被“美化”。这两年在谈起中小企业困境的时候,很多人都把《劳动法》诸多规定的严厉、导致中小企业人力成本增加视为罪魁祸首。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一些企业家、学者、人大代表甚至将中小企业暂缓实施《劳动合同法》作为“脱困”的路径选择。

  抛开最低工资本身的是非不论,央行调查报告的数据告诉我们,依靠劳动力低廉的成本优势的“中国模式”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但这种模式显然建立在“利润挤压工资”的畸形分配的基础上,由于收入太低导致居民购买力低下,从而导致消费不振。在外需旺盛的情况下,这种分配的弊端不太显性,但当外需大幅度下滑的时候,通过“挤压居民工资创造竞争优势”的模式必然导致所谓的“产能过剩”———国内居民在劳动报酬没有正常增长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消费能力。

  因此,劳动力廉价与其说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毋宁说是中国经济的最大软肋。几个简单数字可一目了然地说明此问题:一是改革30年,GDP的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二是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三、从小时最低工资看,我国平均是0.2美元,而欧美等国是25到30美元。如果我们再把央行报告中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不足5%考虑在内,中国消费不足的症结不言自明。

  很显然,解决的关键就是提高劳动报酬,提升居民的购买力,而非相反。

  将中小企业的困境归结于劳动者最低工资的提高,不仅荒谬,而且不人性。按照“库茨涅茨曲线”,在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点,一定会有一个跳跃,这个跳跃首先就表现在对劳工的保护上,只有完成了这个跳跃,我们的社会才会前进一大步。如果我们把“中国制造”的前途寄托在压缩劳动者的生存权利上,则永远走不出不得不依赖出口的周期律和恶性循环。

  中国经济需要的是理顺扭曲的分配制度,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从整个经济循环的周期而论,如果居民消费能力高,企业的利润没有过度压榨工人的收入,即使面临外在的危机,中小企业也不会像今天如此不堪一击。因此,不是因为工资高而导致中小企业的困境,而恰恰是工资太低才导致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内需无法激活。不到1000元的工资,高达500多元的基本支出,最低工资标准已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根本没有下降的空间。如果我们再在政策上不改弦更张,以牺牲劳动者的公平收入,换取一时的经济复苏,丧失的恐怕不仅是未来社会进步的道德基础,还会丧失社会赖以进步的理念和法治基础。
 

 

发件人:"cljixiang" <cljixiang@126.com>  2009-05-27 08:45:0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两篇文章

克鲁格曼的“盲点”

共道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蔡历

2009-05-27

    克鲁格曼教授不仅是去年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加冕者,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危机预测家,这个双重身份使得他的此次中国之旅异常轰动。和以往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权威的无限崇拜不同,中国的同胞们在5月11日的“学术交流”中,向克鲁格曼发起了火力甚猛的攻击。他们胆量的增加或许要拜眼下这场发端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所赐。然而,胆量替代不了见识和境界,那些攻击又多少显得有些贻笑大方。龙永图先生居然可以在一个凭借国际贸易理论创新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面前耍起“比较优势”的大斧;张维迎教授竟然对“边际”和“平均”这样经济学基本概念含混不清;那个叫严介和的人,说了一大堆话后,克鲁格曼干脆、只得承认自己听不懂。不知道这三人能否代表当今中国官、学、商三个领域精英的水平。

    那么克鲁格曼真的是无懈可击的吗?当然不是,只是那些发起攻击的人无法看到而已。克鲁格曼的“局限”在哪里?颇具讽刺的是,它恰恰就隐藏在那位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对克鲁格曼的恭维中。李稻葵说美国经济当局采取的政策是“超级凯因斯主义”,即“凯因斯主义加货币主义”。实际上,这与其是在说美国当局,不如是在说克鲁格曼本人。克鲁格曼对经济危机的理解,从思想渊源上说,就是一个凯因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这两个水火不容的两个学派的复合体,这手高超的调和功夫或许得自他老师萨缪尔森的真传。萨缪尔森巧妙地把看似矛盾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因斯主义撮合到一起,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在如何应对危机上,克鲁格曼既高度赞同扩大政府支出,也强烈支持增加货币供给,前者属于凯因斯主义范畴,后者则属于货币主义范畴。而凯因斯本人是重财政轻货币的,他认为货币增发并不会一定导致实际购买力的增加,用他的话说是,你可以把一匹马拉到水边,但你却不能强迫它去喝水;与凯因斯相反,货币主义坚信单纯凭借货币政策可以搞定经济危机。克鲁格曼的“兼容并蓄”使他可以吸收两派优点的同时,也同时不自觉地继承这两个派别的缺陷,构成了他理论的局限。也就是说,克鲁格曼的局限源自凯因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局限。

    在当前经济理论中,存在两类解释经济危机成因的主要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根源在于实体经济层面,实体经济运行存在内在的矛盾,会自发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形成生产过剩;第二类观点却坚称问题出在货币政策层面,如果没有错误的货币政策,实体经济自身是不会出问题的,它自身的调节机制会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状态不可能出现。

     第一类观点的代表学派是马克思主义和凯因斯主义。马克思和凯因斯都相信,市场经济体系存在一个内在机制,会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会随着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而出现不足,形成经济危机。但在这个机制具体是什么上,两者出现严重分歧。马克思认为,这个机制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生产目的,使得收入会越来越向资本家集中,普通劳动者所占的份额则会越来越低(《资本论》,1867);而凯因斯则认为这个机制是消费倾向会随收入的提高而降低:当一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得到满足时,在其增加的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会逐渐降低,相应地,用于储蓄的部分则会逐渐增加(《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1936)。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收入分配不公平这一外在的社会制度上,而凯因斯则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消费倾向趋于降低这一人的内在特质属性上。外在的社会制度是可以更改的,人的特征属性却无法更改。所以,两人给出的解决方案也随之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有效消费需求是可以提高的,但必需调整和改变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而凯因斯却认为,有效消费需求是不可以提高的,那么该怎么办?和马克思的另一个不同是,凯因斯将社会的总需求区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仅消费需求会因消费倾向问题而降低(储蓄会增加),投资需求也会因资本的边际收益降低也趋于降低,最终结果就是总储蓄大于投资需求,这就是经济危机。故此,凯因斯将解决经济危机的重点放在扩大投资需求上,当然这个事只有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做。

     进一步分析,将有效需求不足归因于消费倾向事实上是凯因斯对马克思的一种刻意回避。因为如果象马克思那样,将帐算的收入分配上,那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案就不是政府花点钱就能完事的,而是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要进行革命。以凯因斯优越的出身背景来说,他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所以,尽管他深深地知道,社会的总体消费倾向的降低和收入分配不均程度增加有关,但是,他还是对此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这就是凯因斯主义的局限。由于有意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凯因斯的理论大大逊色,这或许是罗斯福总统对凯因斯不太感冒的原因所在。实际上,罗斯福新政更是马克思主义的,而非凯因斯主义的。因为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在于进行一系列激进的社会制度改革,压缩收入分配差距,罗斯福比凯因斯走的远的多,凯因斯资本主义拯救者的桂冠也是盛名难符。

    受凯因斯局限所蔽,尽管克鲁格曼意识到压缩收入分配的重要性,但他却不能够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经济危机联系起来。他《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的良知》一书主旨就是就里根政府以来的美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持续扩大提出批评。而且此书提出了一个理论:一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扩大和压缩不是市场自发调整的结果,而是取决于政治因素,是不同政策安排的结果。克鲁格曼对罗斯福大加赞赏,他甚至认为美国战后的30年黄金时期,可能与罗斯福新政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压缩”有关。但是遗憾的是,尽管他控诉1980年以来美国的不公平一直在加剧,但他却不认为这会制造经济危机,而这一点是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下了论断的。

     货币主义的局限比凯因斯要严重地多,因为尽管他有意抹杀收入分配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但是他还是承认经济危机根源于实体经济本身。而对于货币主义来说,他们压根不认为实体经济有问题,而是归因于虚无缥缈的金融因素。为全面理解这一点,不妨承接上文,从第二类观点的代表学派说起。

    第二类观点的代表学派是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这两个学派都坚定地相信,市场调节机制是完美无暇的,实体经济自身也是可以永远均衡运行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绝无可能出现。但是政府的人为干预却会破坏市场调节机制的完美,使得实体经济在运行时偏离均衡,出现危机。这些人为的干预主要表现在对货币供应的干预上,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是政府的错误的货币政策。然而颇为戏剧的是,在具体是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导致危机的判断上,两者却又截然相反。奥地利学派认为危机是由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过度的信贷扩张,导致价格信号失灵,上游的产品价格增长快于下游,从而使得上游生产资料部门的投资增长快于下游消费资料部门,两个部门出现不匹配,最终形成危机。而货币主义则宣称,危机是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货币供应量的突然减少,使得社会名义总需求骤然暴跌,引发过剩出现。

     要而言之,第一类观点和第二类观点区别在于,社会有效消需求,更准确地,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现象的根源是市场体系的内因,还是外因。前者认为是内因,而后者则认为是外因。如果承认是内因,则需要干预、改造市场体系;相反,如果承认是外因,则需要消除对市场体系的外部干预。索罗斯一直把奥地利学派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也构成了货币主义的局限,将经济危机归因于金融因素,而拒绝从实体经济中找原因。显然,克鲁格曼也是按照这一思维来分析当前的这场危机的,象主流学者一样,他在演讲中也是认为危机是金融系统的问题造成的,言外之意,和实体经济内部的结构问题无关。

最后总结一下,尽管克鲁格曼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但由于他的分析体系中存在种种局限,在解决当前的这场危机上,并不值得过多信赖,而他的局限源自主流经济学。

 

不要随便拿滞胀说事

共道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蔡历

2009-04-28

     随着各国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加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开始加剧。但是另一方面,全球的需求萎缩依然在继续,经济危机依然在继续,也就是说实体经济层面是支持通缩的。一边厢是通胀,一边厢是通缩,到底会通胀还是会通缩?也许是为了两边都不得罪,现在有一些人走了一个折衷主义,提出需求萎缩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存在,未来会出现“滞胀”。

    殊不知,“滞胀”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特定现象,而非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不顾时间和环境的变换而滥用这个词汇,并不恰当。“滞胀”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现象: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失业恶化;另一方面,价格水平却又在上升,出现通货膨胀。滞胀有两个大背景,一是在滞胀之前,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历了一个长达40年的“左倾路线”时期;二是石油危机的爆发。

    1930年初的“大萧条”刺激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左转”,社会制度开始以保障普通民众的权益和改善总需求为中心进行重构,整个社会对公平分配的强调重于生产效率。具体的措施包括: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保障基本生存的社会福利;工会势力开始强大;对企业和富人的高税率;企业国有化等等。历经40年的积累,到1970年代,“左倾路线”给资本主义世界制造了新的问题,对劳工权益的保障出现过度化倾向,二是企业成本高涨,而效率低下。进而这又导致两种现象得以出现:一是社会总产能的增长落后于总需求的增长,形成短缺经济局面,为通胀构成强力支持;二是,由于工会有强大的势力,工人的工资可以很快地随物价的上涨而上涨,工资和物价相互促进,螺旋上涨的局面得以形成。而石油危机的出现导致油价暴涨,进一步恶化了企业的成本压力,经营状况也更加艰难。

     要而言之,“滞胀”的问题出在供给上,生产相对消费出现不足,这是滞胀和一般的经济危机的根本不同。一般的经济危机问题出在消费需求上,需求相对生产出现不足。而目前我们眼前的这场经济危机属于一般经济危机范畴,也就是需求不足型的危机。另外,把央行的货币增发等同于通胀的“货币主义思维”也过于简单。正如凯恩斯所讲,你可以把一匹马拉到水边,但你不能强迫它去喝水。这里水就是货币,马就是实体经济。在水量小于马的胃容量的前提下,马可以喝多少水固然取决于可以得到多少水;但是在水量大于马的胃容量的前提下,则是取决于马是否口渴,以及有多渴。货币主义的观点就是坚定地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马能够喝多少水取决于它能够得到多少水,哪怕身处大海之中。日本的经验证明货币主义的错误。弗里德曼坚称货币骤然紧缩是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充要条件,而日本自1990年代初期股市楼市崩溃后,一直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其经济却陷入漫长的衰退。事实上,经济学界目前正对日本问题进行一个再认识,曾一度建议采取极端货币政策将日本经济拉出危机的克鲁格曼最近也正式道歉了。

    央行的货币增发能够引起通胀,取决于货币传到机制的效率有多高。所谓的货币传到机制,就是将中央银行增发的货币以及宽松的政策转化为最终购买力的机制。在滞胀时期,对劳工权益制度上的过度保障,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个高效的货币传导机制,使得央行的增发货币能够迅速地转化为劳工的收入,提高名义消费购买力。这就是上面述及的工资和物件螺旋上涨的机制,也为经济理论界所普遍认可。只是,目前的理论界只是注意到了工资和物件螺旋上涨机制的本身,而没有思考这一机制得以产生的深层制度根源。

    这一货币传导机制在滞胀时期存在,但在现在却无法出现,因为现在的社会环境和滞胀时期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化。自198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开始走上“右倾路线”,整个世界开始去“罗斯福新政”化、去“马克思主义化”、去“社会福利化”、去“工会化”、并瓦解了富人高税收制度。滞胀时期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有点过度,而现在对劳工权益的保护则是严重不足。

    谢国忠先生就是一位“滞胀论”者,他的理由也是工资和物价螺旋上涨会再次出现。显然他没有注意到这这30多年来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笔者的结论是,在目前的环境下,易滞难胀,当然这是建立在政府不恶意蓄意制造通胀的前提下的。

 

 

发件人:"曾加宁" <nickzeng@eyou.com>  2009-05-24 09:23:03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股市评论

牛年反弹走到尽头

曾加宁

    中国股市自去年10月底以来一路震荡上扬,从08年10月28日的最低点(1665点)至今年5月19日的最高点(2688点),涨幅超过61%,名列各国股市之首。在金融海啸肆虐全球之际,为什么中国股市能够第一个止跌回升并走出如此令人炫目的强劲反弹?上升趋势还能延续下去吗?它的终结在哪里?

    在本次暴涨之前,中国股市经历了两年之久的惨烈暴跌。暴跌之后必然出现反弹,这似乎是最恰当、最合理的解释。但这是终极规律,即所谓的“物极必反”。它并不能解释中国股市为什么会率先反弹,为什么会逆势上涨独领风骚?那么,什么才是决定中国股市形成独特走势的本质原因呢?

    1.不同的危机性质

    中国遭遇到的危机不同于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它是由于西方市场需求的极度萎缩而带来的制造业危机和资源加工业危机,直接后果就是工厂倒闭、员工失业,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从内因来讲,中国出现的危机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外贸出口过度依赖,此外由于国内贫富差距悬殊,大多数人不具备必要的购买力,国内市场长期停留在低消费水平。所以在国际市场复苏之前,在国内经济主导转向大众民生之前,中国经济不可能走出困境,更不要奢谈什么振兴世界经济的引擎了。由此回想到被称为“经济变化晴雨表“的股市,中国的股市竟然能够先于西方股市,先于有可能出现的西方经济迅速复苏而反应,岂非咄咄怪事?中国由于相对封闭、落后和管制的金融体制而因祸得福,没有形成信贷的恶性膨胀和国际间金融的紧密融合,所以除了在外债和对外投资方面受损外,国内没有出现金融危机。我们仍有余力去刺激经济发展、推动资本市场和购买美国债券。

    2.独特的救市政策

    股市是自由交换的市场,股价上涨是由于经济状况出现好转或预期经济状况将会好转。所以各国政府的“救市“都在拯救实体经济,着力解决影响经济存亡的关键问题,比如政府对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实施注资和介入管理。中国的“救市”范围较广,主要侧重于交通运输等公共建设。与国外政府显著不同的是,中国把财政资金直接投入股市。除了早期公布于众的汇金公司进入股市增持三大行股票外,还有隐蔽于市的“神秘资金”。每当股指回落走弱时,“神秘资金”就会进场,反复购买几只大盘权重股,以保持股市的慢牛走势。另外一个与政策面有关的原因,就是专家们爱讲的“流动性充裕”。此话云遮雾绕,回避本质。其实说白了就是,扩张的信贷政策导致资金大量涌入股市。股价攀升、股指上扬、财富膨胀,是能给人们带来喜悦。但脱离经济基本面的上涨是虚涨,是人造牛市,市场信心不可能增强,更不会持久。对于动用国家资金推动股市上涨的做法,本人一直持有歧见,相关文章刊登在新浪博客的《加宁的股市评论》中。

    3.畸形的股市结构

    对于中国股市来讲,上证指数等大盘指数对市场的影响最大。但这不是因为它们科学客观,只是因为时间久了,人们对它形成了依赖,如同烟瘾大的人,以为抽烟能增强人们的思考能力一样。其实这些大盘指数一点儿都不科学客观。主要问题有二。一,大盘指数是以上市的全部股票为基数计算市值的。而多数股票目前还处于禁售状态,加上国有股减持的限制,实际参与流通的股票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只有这一部分股票能够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趴在账面上不参与市场交易的大量股票。二,在市价总值中,国有的超级大盘股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沪深两市现有上市公司1600多家,根据5月22日的收盘数据,两市A股市价总值约为17.67万亿,流通总市值约为7.57万亿元,占43%。其中最大的上市公司是中国石油。其股票发行量是1830亿股,按5月22日的收盘价12.86元计算,市价总值是2.35万亿元。一家公司就占了两市A股市价总值的13%。该公司流通股票40亿股,仅占发行总额的2.19%,其流通市值约为514亿元,仅占两市A股流通总市值的0.68%。也就是说,其价格变动对股市行情的影响应该只有0.68%。但是大盘指数是按市价总值计算的,结果0.68%的影响力变成了虚假的13%,陡然放大了19倍之多。再加上中国石化、其它资源类、金融保险类等十多家权重股的虚假影响力,大盘指数犹如一面硕大的哈哈镜,世人看到的都是被扭曲的形态。中国股市为什么能够逆势上行?为什么能够被行政力量所左右?为什么中国石油等股票成了护盘、托市的主力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畸形的股市结构。

    4.猖獗的市场投机

    很多人以为半年多来大批股票的上涨是正常合理的。不排除某些个股由于前期的暴跌显现出投资价值,但多数股票的暴涨是由于疯狂投机所致。股价是否正常合理是有客观标准的。国际通用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换手率,即股票倒手的频率。国外成熟股市的年换手率约为100,中国股市过去是它们的十几倍,现在也在五倍之多。疯狂倒手的结果必然导致股价高企。还有一个标准是市盈率,股票价格与股票赢利性之比。唯有此,才能对各类型股票和各国股票的投资价值进行比较。有些人爱用泛泛的“成长性”说事,以为凭借此观点就能够把握未来。然而“成长性”是最难考量的,因为它涉及到公司和外部环境的方方面面,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比如成熟的微软公司和新兴的中软公司到底哪一家更具成长性,要分析很多因素,不能一概而论。话说回来,国外成熟股市的平均市盈率一般在15倍左右。由于金融海啸的袭击,西方股市大跌,目前的平均市盈率会明显降低。中国股市按5月22日收盘价计算,平均市盈率是28倍(深市高达44倍)。这么高的市盈率哪里有什么投资价值而言,只能靠疯狂炒作赚取差价。中国股市投机猖獗还有一个明证,就是涨幅惊人的股票,多数都是问题成堆的ST股票。中国股市现有ST股票100多只,其中确有“乌鸡变凤凰”的重组股,但那是极少数(买壳上市本身也是一种投机营生),多数仍是垃圾股。由于这些股票价格便宜,成为庄家爆炒赢利的主要工具。他们营造题材、故弄玄虚、大肆炒作,引诱股民入瓮。除此之外,自全流通以来,中国股市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坐庄手法,就是大小非的持有者与股市机构相互勾结,以解禁股为筹码,进行投机炒作。结果这些股票在解禁之时不跌反涨,而且一涨冲天,在短短的几十天里,股价能够翻几倍。疯狂的投机炒作导致股价泡沫极度膨胀,迟早有一天,既得利益者喝血吃肉的狰狞面目会显露出来。也许大盘指数在权重股的呵护下尚能保持稳固形态,但多数个股必然暴跌,深度套牢或割肉止损的厄运将再一次把广大投资者拖进苦难的深渊。

    5.IPO的长期停发

    半年多来股市上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扩容全面停顿。没有新股争抢资金,场内机构悠然自得地炒作,大小非们激动万分地看着账面金额上涨。但是新股发行不可能永远停顿。昨晚证监会发布消息,宣布在5月22日至6月5日期间征求新股发行意见。随后,在《指导意见》正式发布之后,新股发行重新启动。新股发行的重新开闸,对投机势力的猖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场内主力机构和大小非们将会抓紧时间抛售手中的筹码,股市将为自己前一时期的疯狂行为买单。

    牛年中国股市的绝地反击是行政干预的结果和市场投机的产物。由于疯狂的炒作,很多股票处于泡沫破裂的前夕,巨大的财富增值更加坚定了大小非们和其它获利者的兑现决心。以新股重新发行为起因,牛年股市的反弹行情行将结束,也许2688点就是未来多年无法企及的高点。中国股市今后最大的可能是震荡走低,这是由于中国股市的病根子始终未除。也许只有在病态反复发作,用任何输氧输血式的救市无法奏效时,我们才能正视问题,采取科学的态度实际解决问题。总之,中国股市的劫难还未完结。由于我们的选择和自负,我们还要支付更多的代价。

 

 

发件人:"科学发展观专用" <kxfzg2008@vip.163.com> 2009-06-02 08:52:00 +0800收件人:"chinape1" <chinape1@126.com>抄送:标题:推荐文章∶《董藩:住宅物业税,十年出不来》

住宅物业税,十年出不来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董藩

(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5月25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其中提及“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于是这个沉寂了一两年的话题再次引爆舆论,成为这几天的焦点话题。自从这个消息出来后,我的电话就响个不停。不少记者要求采访,均被我拒绝了。但从昨天开始,电话越来越多,而且一些地方官员和企业家也急于了解物业税征收的可能性以及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既然躲不过去,就索性以问答的形式,就大家关心的重要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也欢迎大家进一步讨论。

问∶国务院的文件都出来了,物业税是不是很快会推出?

答∶以物业税为代表的保有环节税种的出台的确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以前也说过,“十一五”期间物业税可能会出台。早在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就曾提出,要“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2006年,针对当时的形势,我的看法是,虽然对住宅征收物业税很难,但再经过三、四年准备,在2010年左右,政府可能在商业物业上先尝试一下。但现在我要稍微修改一下我的看法□□由于在2007、2008以及2009年已经过去的近五个月中,中央政府以及相关部门投入到这项工作中的精力很有限,商业项目的物业税“十一五”期间也很难推出,再推后三四年也正常。至于对住宅征收物业税,那可能是十年后甚至更遥远的事情了。前几年有关部委领导领导也几次找我咨询物业税以及房地产调控问题,我一直认为,对住宅征收物业税是很难、很遥远的事情,就象杨过刚刚遇到小龙女,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难走。

问∶国家不是早就做好了征收准备吗?

答∶不能说国家一点儿准备也没有,中央政府至少有了这样的想法,也在个别中小城市或者大城市的下属城区搞过物业税的“空转”模拟试验。但这与真刀真枪征收物业税是两码事。做个比较,我觉得征收物业税,这比主办一届奥运会要复杂得多,费劲得多。当年我们有了奥运梦后,就开始积极申办。1993年,中国第一次向国际奥组委提出了举办奥运的申请,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家都期待能够成功。但是,尽管我们万众一心,但最终还是落选了。中国没有放弃,再接再厉,2001年又第二次提出了申请。7月13日,国际奥组委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嘴里才发出了“北京”的声音。此后又经过7年全力准备,我们才办了一届奥运会。我们付出了多少努力自己很清楚。但办奥运大家都支持,征物业税就不同了,要让83%拥有私宅的家庭向政府大额缴税,大家会没有抵触情绪吗?不要说网民很支持,网络是怎么回事大家很清楚,通过网络了解民意是十分愚蠢的事情。

问∶不是模拟“空转”试验很成功吗?

答∶模拟“空转”试验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是税务局自己在那里“过家家”玩。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过“过家家”的经历,多简单啊,那时怎会知道长大后挣钱的艰辛?怎会知道还有个“下岗”这个词?怎知道柴米油盐的麻烦?怎知道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过家家”不是真正的居家生活!税务局说他们在“统计物业数量”,随便发几张表填填,数据准吗?说在“做测算、评估”,方法科学吗?真要征税时,评估值业主会认可吗?说他们在“制作报表”,画张表也能算征收物业税的“准备工作”吗? 年轻人有时也会做个美梦,梦见自己的新娘象天仙一样,婚礼场面象王子结婚一样。这是事实吗?梦想距离现实足有十万八千里□□睁开眼后,你不知道你的漂亮新娘在哪里,不知道你的新房在哪里,不知道结婚的钱在哪里,不知道梦中贺喜者那些彩礼在哪里!

问∶征收物业税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答∶最大的阻力是很多房子搞不清在谁手里。要征收物业税,必须搞清楚每套房子都是谁的。不必讳言,有一部分官员存在腐败问题,他们不敢曝光的财产主要以房产或金钱形式存在着。上海房地局一名原副局长,网上说他被查出的房产有30余套,每套价值在几百万元,总值1亿以上。上海还出了个“炒房区长”,名下的房产达14处。重庆有个貌似清廉、没钱买房的“租房局长”,后来发现也是个腐败分子。政府总得把所有这些隐蔽的房产搞清楚,才知道该没收还是该找业主要税款吧。谁来调查?房地产领域腐败较严重,他们愿意揭开自己的黑锅盖吗?普通百姓并不知道,有些房子根本找不到业主,有些房子产籍资料丢失甚至被人为毁掉了,有些房子既没有产权证也没有产籍资料。类似问题有很多,不容易解决。要征物业税必须以反腐败斗争取得彻底胜利为前提,这需要时间,很长的时间。如果能开征物业税,就能开征遗产税,但相对简单的遗产税问题也讨论了20多年了,1996年还被列入国家立法计划,但到现在却连个影子还没看到。

问∶如果能把房子普查清楚,是不是就可以顺利征税了呢?

答∶不是这样。征收物业税是很难的,我认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征收物业税的社会基础。如果是能增加收入的措施,大家自然欢迎。但物业税是一种财产税,要让老百姓从自己腰包掏钱为自己的财产支付拥有成本,几乎没有人愿意。现在对物业税持欢呼态度的主要是没有房子的人,但正如前面所说,83%的家庭则会抵触甚至反对。只是开征这一天还没来临,大家的反应还不够强烈。税务局曾让年收入达到12万的人自动申报,有多少人去找他们呢?中国与大多数国家文化基础不同,欧美国家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南亚地区信仰佛教,人家的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是源于内心。他们能够推行的制度,我们不一定能搞下去□□因为我们很多人内心只信仰权和钱。

问∶老百姓反对就无法实施吗?地方政府应该是持欢迎态度的吧?

答∶老百姓是缴税者,关键时刻意见会高度一致,都反对当然就无法征收。个人所得税、利息税还能找到个代扣单位,物业税不行,只能自己缴。房子在老百姓手里,政府已经不能利用办证等约束性环节逼着大家缴税,麻烦就出现了,而且法难责众。很多业主连对私人企业的物业费都不交,还会交给国家的物业税吗?要说违法,不交物业费不也违反了合同法吗?一些老百姓会说∶我们好不容易买了套房子,又年年征税,不是逼着我们卖房吗?再说,有的房子交过土地出让金,有的没交,怎样公平对待?政府全名叫“人民政府”,不考虑老百姓的意见也不行。地方政府也持不合作态度□□因为地方收入可能会降低,很多收费将被取消。房地产税费构成十分复杂,不下几十种,怎么合并?怎么分成?今后出让土地还要不要收土地出让金?如果不收,怎样调整出让制度并体现出竞争性?已经收的怎么处理?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常务理事朱大鸣先生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问∶如果对住宅强行征收物业税,会依据什么标准征收呢?

答∶我想过几年,想到了五个思路,但每个思路都会遭遇“短路”□□一是按照评估价格征收。但许多大中城市核心区域可能还有大片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的旧房子,这些房子虽然户型较小、质量和环境已经很差,但位置好,很值钱,业主该不该交物业税?当然该交!但这些小房子、旧房子住的都是低收入人群,很多人甚至没有工作,能收上来吗?二是按照套型面积征收。富人住大房子,该交。不过许多因城市化而进城的农民都要求实物补偿,按照人均四五十平方米标准获得了一套大房子,却可能连工作都没有。他们的房子能收上来物业税吗?三是按照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征收。那些豪宅住户该交,不过那些鳏寡孤独者虽住着小房,但人均住房面积很高,该不该交?税务局能收上来吗?四是按照容积率征收。那些住别墅的家庭该交,但城市“贫民窟”、“城中村”的容积率也很低啊,对那些住户该不该收?怎样确保收上来?五是按照家庭住宅套数征收。首套免交,第二套要交。那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就分户了,假离婚也会大量出现。更细的问题还有很多。

问∶西方发达国家是怎样征收的?不能借鉴一下他们的做法吗?

答∶西方国家征税方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是按照评估价格征收。他们的土地制度基本上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城市规模很小,区位对房价影响小。西方的文化基础、信用制度也与我们大不相同。只有在中国,两种土地制度、两种房产制度并存,近30年来又进行了很多改革,各地的情况也千差万别。西方国家条件不一样,能有多少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举个例子,在瑞典,政府每三年根据区位等基本因素对所有物业给出一个基本价格,然后给每户发一个调查表,要求填写在过去三年间添置或更新了哪些可以增值的项目,如换了地板,修了游泳池等,价值多少。政府要据此调整评估价格。填得越多、价值越大,缴税也就越多。瑞典人能做到百分之百如实填写,在中国能行吗?瑞典专业人士评估房产时不会发生寻租行为,中国能做到吗?评估人员即使不索贿,业主也可能主动行贿。

问∶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提出征收物业税的问题?

答∶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让我想起古罗马的西塞罗说过的一句话,“事情发生的原因比事情本身还有趣”。解决他们所说的土地财政问题可能是一个原因吧,但主要还是因为今后几年政府财力会很紧张,需要开辟财源。以前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比较高,2003~2007年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2.1%。2007年达到51304亿元,同比增长32.4%,其中中央财政收入达27749.16亿元,增长了35.6%。中央政府不差钱。但2008年后经济危机发生了,全国财政收入大降,2008年财政收入为6.13万亿元,只增加了19.5%。2009年财政收支紧张的矛盾更突出。从收入看,企业效益下降,财政收入来源明显减少。近几年支撑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一些特殊因素在2009年减少或没有了,财政增收的难度加大,实现全年增加8%的目标并不把握。同时,为振兴经济,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4万亿中央投资以及各省的大幅投资支出,一下把家底花光了,但明年还得大规模投入啊。中央政府压力大,财税部门压力大,所以又想起物业税来了。

问∶大多数人说物业税出台可以抑制房地产投机和投资,有利于房价稳定,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

答∶物业税是一个长期性税种,主要是开辟税源,增加政府收入,它的税率一般是稳定的。如果指望它来调控房地产市场,并不合适,因为宏观调控关注的是短期市场状况,适合作为调控工具的税种,其税率必须具有灵活调整性。另外,房价上涨主要是供求关系在起作用。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因素导致的需求爆发。尽管供应量很大,但仍跟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只要供求大致平衡,是不会出现房地产投机的。对北京市场的初步分析表明,所谓的投机性交易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对房地产投资,应该鼓励而不是打压,因为投资性房产形成了租赁市场的供应,没有人投资,那些无法纳入政府保障体系的当地住户、流动人口、暂时不想买房子或暂时买不起房子的人住哪里呢?鼓励投资既帮了承租者的忙,也对减轻政府的住房保障压力大有好处。从长期趋势来看,我赞同出台物业税税种,但当前提这个问题很不合时宜,因为对刚刚有所恢复的市场形成了压力。而没有房地产市场的恢复,是没法达到“保八”目标的。

问∶除了你已经提及的几点外,还有哪些条件制约着物业税的开征?

答∶有很多啊,只谈四点吧∶第一,要征收物业税,很多税种就要合并,很多收费也要合并进去,一系列法律法规就要因此修订甚至废止。比如,土地出让金不收了,以后土地招拍挂如何进行?《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一大批法律法规不得修改吗?要修改就需要时间。第二,按照现行立法程序,要增设物业税这样一个新的税种,必须经过全国人大的相关程序,确立相应的法律地位。设立这么个复杂的税种,涉及方方面面利益调整,讨论起来那么容易通过吗?第三,地方政府在现行土地出让模式下收益巨大,开征物业税,地方政府将失去巨额土地出让金,过渡期地方政府收入大降,无米下锅,会呈现出“休克期”状态。有大家都接受的过渡方案吗?若没有,地方政府会支持这项财税改革吗?第四,摆在眼前的是评估人才储备问题。物业价格谁去评估?税务局能搞吗?搞不了!税务部门据说正在开发软件,但靠软件可估不准房地产的价格□□房屋的房龄、朝向、结构、装修状况、区位、周边基础设施发育情况、人口密度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房价,甚至一个非正常死亡事件也会导致物业明显贬值。房地产必须由持有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士来估值,但全国城镇中仅住宅就不少于2亿套,而房地产和土地估价师只有三万多人,有些县城连一个注册估价师都没有,怎么评估?不评估怎么征税?英国人说,单相思不是恋爱,我想,征收物业税也只是财税部门一厢情愿的事情,对住宅来说,十年内行不通。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民革中央委员、国家审计署特约审计员、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

 

 

发件人:"Wu Qing" <wuqing@drc.gov.cn>  2009-05-24 21:08:49 +0800 收件人: "Wu Qing" <wuqing@drc.gov.cn> 抄送:标题: 展望中国经济的VVV型复苏

展望中国经济的VVV型复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 吴庆

2009年5月24日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高度依赖于外部需求,因此基本面的真实复苏不可能早于美欧。中国经济的真实复苏会比其它主要经济体更有力度。在此之前,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必不可少。因此中国经济很可能会经历一个VVV型的“衰退-刺激-复苏”过程。

一、 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真实复苏是U型的

    即使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需要相当长时间。因此,在当前的条件下,消费不会成为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中,居民消费增长历来比较稳定。这一轮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推动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增加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但是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预期在经济衰退中下降,抵消了股市的财富效应。从家计调查中的人均消费性支出来看,居民消费从2008年上半年已开始放缓。

    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特征还将继续维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持续稳定增长的外部需求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外部需求,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才严重打击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基于同样的国际经济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真实复苏不可能早于世界经济复苏,特别是美国和欧洲这两个中国产品主要出口地的需求复苏。

    即使以比较乐观的眼光来看,美国经济的复苏也要等到12个月之后,而欧洲经济的复苏会在美国经济复苏之后。在U型复苏来临之前,美欧实体经济还会继续衰退至少两个季度,之后还会在底部徘徊两三个季度。比较中性和偏悲观的预测则认为美欧经济会经历更长的衰退和徘徊,U型的底部更长。基于这样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也会再经历至少12个月的衰退与徘徊,真实的复苏也会呈现出U型。

 二、 两轮财政刺激计划导致两个短暂的A型增长

    中国政府的第一轮财政刺激计划并没有改变U型复苏的经济基本面,只是在U型曲线的底部增加了一个A型经济增长。在这个A形山峰的左侧,经济刺激计划通过增加投资取得立竿见影的“保增长”效果。然而据测算,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的作用十分有限,乘数效应在1.1到1.2之间。因此A型增长是短暂的:来得快,去得也快。

    中国经济在今年年底可能会面临又一次增长困难:第一轮经济刺激的效果已经消退殆尽,货币政策也会在第四季度被迫做出调整,而经济基本面距离真实复苏还有至少半年时间。所以,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是必不可少的。它应该出现在今年下半年。

    两轮经济刺激导致的两个短暂的A型增长叠加在U型复苏之内,抬高了U型的底部,形成一个完整的VVV型“衰退-刺激-复苏”过程。这是比较乐观的预期。如果世界经济U型复苏的底部延长,中国政府可能会启动第三轮经济刺激、添加第三个A型增长。

三、 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真实复苏将非常强劲

    如果世界性的衰退如期结束,中国经济的复苏会比其它主要经济体更有力度。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一旦发挥作用,能够降低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提高中国制造业的产出能力;二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制造业转移即使在危机和衰退中也没有停止。危机和衰退正好成为一些跨国公司关闭本国工厂的理由。这两个因素将提高中国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当中,中国经济衰退相对缓和而复苏相对强劲,因此在东亚和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必然提高。但是这样的进步并不值得我们骄傲。“东方制造、西方消费”式的世界经济失衡是不可以持续的。如果失衡机制得不到改变,经济危机过不了几年就会卷土重来。那时候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很深,受到危机和衰退的打击也会很严重。

 

 

 

转自《香港传真》No.2009-29,2009年5月20日,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中国税收杂志社综合研究组,

论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会秘书长 王建

2009-4-21

  从今年前两个月的主要数据看,自去年9月以来的经济刺激路径是难以“保8”的,由于世界经济的困境明年会甚于今年,如果振兴中国经济的宏观政策方向不调整,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今年不爆发,明年也会爆发,虽然今年到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可能回升到8%,但是明年全年可能会低于5%,所以对宏观刺激方向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而这个方向就是城市化。

一、 前两月的主要数据已说明目前的刺激政策有极大局限

  自去年9月至今年2月,中国宏观政策从紧到松的调整已经有半年,从国际国内的宏观调控经验看,宏观调控的效果应该有所显现,然而前两月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仍然比去年四季度又有显著下滑,为3.8%,从前两月发电量仍是负值情况看,3月份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仍难以显著回升,若3月份为5%,一季度的工业增长率只会略高于4%,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也不会超过5%。从前两月的设备制造增长情况看,工业锅炉的增长率高达15.7%,水泥专用设备增长率高达10.2%,发电设备增长率高达21.7%,都远高于同期3.8%的工业增长率,说明产能释放阶段仍没有结束,未来的生产过剩压力不是在减轻,而是在加重。

  前两月宏观经济运行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投资曲线与工业生产曲线的分离。由于投资是需求动力,在以往年份都是投资高就能带来工业增长率也高,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明显,但是今年前两月,虽然投资增长率高达26.5%,与去年12月当月的20.1%相比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期的工业增长率仍从5.7%下跌到3.8%。这种不同于以往的现象目前已经受到了各方面关注,有些人从投资回升的现象判断是经济开始企稳的标志,认为不久可带来工业生产的回暖,我则认为这正是目前经济刺激路向失效的重要标志。

  这是因为,从设备制造仍处于高增长阶段情况看,大量以前阶段未完工程所定制的设备仍处在生产过程中,而且应该还有大量已完工的设备由于投资人未付款而没有发货,正是由于前两月前所未有的贷款大投放,使大量已经陷于流动性困境的企业又获得了投资资金来源,可以支付给设备生产商,从而使得已经处于停滞的大量未完工程得以完工,由此形成了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表现为投资增长率的反弹。所以投资的高反弹,一部分原因是可以用制造业厂商库存减少来解释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投资上去了而工业生产却继续下降这个反常现象。投资反弹是贷款大投放加速已有工程完工的判断还有两个情况可以佐证,一个是前两月的金属冶炼设备生产增长率为4%,但是2月当月竟高达36.1%,应该是说明到2月份由于资金到位,金属冶炼设备生产企业有大量资金流入,开始完成以前的生产合约。这种2月份增长率大幅度高于1月份的情况在许多设备生产和汽车、造船等工业领域都存在,已经远不能用春节错月的因素来解释。另一个是以往投资反弹都会带来钢材市场的回暖,这是因为新项目上马首先是土建工程部分开工,需要大量钢材等建材,但2月份以来钢材市场已出现连续七周价格下跌,用暴跌来形容也不过分,说明投资增长率的高反弹,并不是有大量新项目在开工。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前两月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高达87.5%的情况呢?政府在“出拳要快、出手要重”的思想指导下,自去年11月确定了4万亿元刺激方案后,立即加快了项目审批速度,本来在准备“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各级地方政府就有许多未获审批的项目,现在不过是拿出来获得审批通过就是了,如果是新立项的项目,从前期的预可研到符合审批要求至少需要半年时间,如果是大项目,则需要一年以上时间。但问题也出在这里,因为以前为获审批的项目,一般都是已经存在过剩可能的长线项目,现在拿出来建设,一方面会加重今后的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已经严重生产过剩的背景下,在国有投资比重已经下降到只有不到30%的情况下,市场化的投资主体会即便已经拿到了投资批文,会在这个时期再进行大规模投资吗?所以我很怀疑这个新上项目高增长率的真实性,因为这毕竟只是计划投资额。市场化主体的投资意愿下降,从而不跟进国家启动投资意愿的倾向目前已有显露,例如,占全部投资近1/4的房地产投资领域,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领域,在前两月投资高调反弹的背景下,增长率却从去年的23%猛跌到今年前两月的1%。目前政府希望今年的投资额能达到20万亿元,增长15%,我看如果按目前的情况,今年能有15万亿元就很不错了,因为毕竟自2005年以来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就开始下滑,进入2007年以后,就已经出现显著负增长了。

  而且,如果目前的投资高增长是建立在加快完成已有项目的基础上,则今年的生产过剩发生的情况就会更猛烈。目前还没有前两月投资完成额的构成数据,但到一季度数字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在已经严重过剩的钢铁、电力、有色、煤炭等领域的投资完成额的高增长。所以,目前的经济刺激方向是在缓解生产过剩还是在加重生产过剩,就不难有个判断了。

二、 为什么已有的经济刺激路径会效果有限?

  目前的经济刺激路径被概括为扩内需、振产业、科技撑、提社保,这就把刺激路径分成了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扩大内需和提升社保水平是从需求方面出发的政策,振兴十大产业和促进科技则是从改善供给方面考虑。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如果扩大投资需求的功效已如上面分析,则效果会极为有限,甚至有很多负面影响。扩大消费目前的重要举措是家电下乡,但占全国居民总数2/3的农村居民,其收入总量仅占全部居民收入的1/3,想用农村需求增长补城市需求下降,空间极为有限,且在城市经济收缩后,农民工大量返乡,在岗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也大幅度下降,农村家庭收入也是收缩的背景,所以启动农村消费的前景必定是步履维艰。

  目前已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方案,其中也包括科技支撑的内容,据说还会有更多的振兴方案出台,但这都是从增加和改善供给方面来考虑的政策,虽然也有增加投资的相应安排,其结果仍是增加和改善供给。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长达200多年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会在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出现投资于设备更新的投资高潮,是推动市场经济国家技术进步和走出萧条的重要市场机制,但这首先是市场机制,其次是萧条的过程就是强制消除过剩产能,使供给与需求实现强制平衡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也不会引发企业内生的技术进步和更新设备要求。我国如果不对社会总供求结构作大的调整,而是在延续目前经济结构的基础上由政府来推动产业振兴,就是把结构调整措施变成了总量扩张措施,其效果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发生危机后的设备更新高潮效果就很不同,这个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产业振兴方案不会有效消除过剩产能,反而会加大过剩产能。例如刚刚出台的汽车产业振兴规划就要求,在未来三年中央财政要投资百亿元,促使汽车产量的年增长率达到10%。从前两月的工业产出结构看,代表生产能力增长的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电器机械设备这三个设备制造业部门的增长率,都分别比同期平均工业生产增长率高出18%、192%和147%,这说明产能释放阶段还没有过去,如果再要求产业振兴,结果可想而知。

  如果延续目前的经济结构增加投资与产出,越往后看,宏观调控的实施空间就越小,因为到2007年四季度最高峰时,由净出口所代表的国内生产过剩程度,已相当于GDP的12%,在出口大幅度萎缩和产能继续释放的背景下,今年的过剩程度可能会达到15%,按去年30万亿元总产出计算,就是4.5万亿元。虽然中国财政赤字占当年GDP的比率目前还不到20%,但若是走到日本那样因民间需求持续萎缩,只能由财政来担当需求大局的那一步,只要不到4年时间,财政累积赤字就会超过占GDP60%的警戒线,年度赤字规模也会4倍于占GDP3%的警戒线。因此如果危机持续,用光了政府的调控回旋余地经济可能还是走不出来。

  所以结论就是,目前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会很有限,而且越往后其局限性就越明显,甚至会由于加重了未来的生产过剩而走到政策出发点的反面。如果美国次债危机所引发的这场萧条,是一场温和的、短期的世界性经济萧条,我们目前的刺激政策就是足够的,但情况显然已经不是如此,我们的经济振兴方案就必须立足于应付一场严重的、长期的世界性萧条,必须有战略性的考虑了,而这个战略方向就是城市化。

三、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众所周知,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经济的现代化就是依托这两个过程完成的。这两个过程之所以不可分割,就是因为工业化所创造的现代消费品是面向城市人口的,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工要求,也只有在城市体系中才能得以顺利实现,所以,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则要靠工业化来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城市化创造需求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会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这又分成三方面。一是会引发生产性投资,从而为转入城市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是会引发建设城市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如道路、给排水、电力、通讯、垃圾和污染物处理等,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为满足城市人口生活的基本需要,也是为现代消费品进入居民消费领域所准备的基础条件。例如目前中国城市人均生活用水量是农村人口的11倍,就是因为洗衣机、热水器等产品有城市中发达的给排水和电力体系依托,能得以普及的缘故,这也是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等基本家电在城乡之间的普及率能相差2~4倍的根本原因,至于轿车进入居民家庭,更是需要城市中发达的道路建设条件。三是会引发房地产投资,以满足城市人口的居住需求和工商企业的发展需求。以住宅投资看,由于城市住房比农村要讲究,地价也高,所以2007年中国的城市仅占1/3,但人均住宅投资却大约是同年农村人均住房投资的12倍。从总体看,粗略地计算,中国从2003~2008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大约会引出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城市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这是因为城市人口收入要高于农村,有能力消费更多的商品,而且现代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都是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为使用条件的。此外,即便是现代农村,仍保留了很多自然经济的痕迹,许多消费品是自给自足的,例如从统计资料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中有超过40%是非现金形式的,而直到2007年,全国农村平均仍有14.2%是非现金形式的。所以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就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第三,服务产业的发展也是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密不可分的,不仅依托于城市的大工业体系发展,必须有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如流通与通讯服务体系、金融与法律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与交易体系等,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也离不开商业服务与医疗、娱乐的服务产业的发展,而在农村,由于受到人口聚集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限制,这些服务产业就没有巨大发展空间。

  在我国,改革前30年为了完成需要高积累才能建成的军重工业建设,而把长期保持高比重的低收入农村人口当作了主要的积累机制,所以只有工业化而没有城市化,1978年从第二产业比重和工业劳动者人均资本拥有量看,中国已相当于人均3000美元GDP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工业水平,但是从农村人口比重看,却只相当于人均200美元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二元结构”,即先进的工业与落后的农村并存。二元结构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但在1978年时以中国为甚。例如根据当时世界银行的统计,用比较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的二元结构强度,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倍,最高的国家也刚超过4倍,而中国当年是6.1倍。

  改革开放以来在长达30年中,为了给长期欠缺的轻工业发展补课,也为了解决庞大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在全社会资本积累不足的背景下,从节省城市化成本出发,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又长期实行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农村工业化从而国家工业化虽然获得推进,工业内部的轻重工业比例关系也得以优化,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出现了强化趋势,到2003年,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倍数,从1978年的6.1倍上升到6.6倍,到2007年虽然由于本轮工业化所带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又回落到5.4倍,但是今年随着城市经济萎缩及其所产生的农民工倒流,估计又会回升到6倍以上。

  由于新中国在改革前及改革后30年长期发展中,都延续了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就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结构:从产出水平看,已经达到了可以满足人均收入3000美元国家的生产能力,但是从需求水平看,由于占人口主体的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去年只有4761元,折合美元只有700美元,导致国内需求总规模与供给总规模严重不对称,由此就形成了社会经济总量循环过程中的巨大断裂层,这是中国形成长期过高的储蓄率,以至于不得不长期高度依赖外需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当代中国,收入差距拉大是导致过度储蓄和生产过剩的基本原因,但收入差距既表现在人群之间,也表现在城乡之间,例如城乡人均收入差距1978年是2.68倍,2008年已上升到3.31倍。经济学理论说明,居民储蓄水平是随收入水平上升而不断提高的,2007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是77%,而同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占收入的比例是67%,说明城市居民家庭的储蓄能力比农村居民要高出10个百分点,城市人口虽然不是主体,但因为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倍以上,所以1/3的人口比重却占有超过70%的居民总收入,城市人口的储蓄能力强就导致了过高储蓄率的发生,相应抑制了消费总量与供给总量的平衡过程,由此引发生产过剩。

  如果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则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战略,就必然会导致一国的内部需求被长期压抑的结果,所以调整城乡人口比例结构,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内需,从而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协调,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符合市场化条件的经济规律。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处在人均收入3000美元发展阶段的时候,各国的平均城市化率在55%左右,在人口稠密的东亚地区在75%左右,服务产业比重在50%左右,而在今天的中国却只有1/3的城市人口(1/3这个比率是根据目前中国的非农人口有3.5亿人,再加上1亿长期稳定在城市定居的农业人口估算出的数字。按照统计口径,2008年城市人口已超过6亿人,但那是包括了城镇周边人口在内的数字,例如把一个乡划为一个城市的区,这个乡的农村人口也就被计算入城市人口了,这是不准确的城市人口数字。),服务产业比重只有40%。如果把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提升到2/3,即从目前的4.5亿增加到9亿,使服务产业比重提升到50%,就可以为经济增长创造出一个长期的内需释放过程。

  例如,如果200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有9亿,当年的社会消费总额就需要增加55%,相当于要求GDP规模要扩大27%,如果把服务产业比重提升10个百分点,也等于为经济增长创造出10个百分点的新空间。从2003年到2008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有64万亿元,其中85%是城市投资,总额超过54万亿元,同期城市人口约增加了1亿人,即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需要50万元投资额,则增加4.5亿城市人口就需要增加225万亿元投资,是去年投资额的13倍,可释放的需求空间更是巨大,并且没有造成新的过剩之忧。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一些主要工业品产量看似过剩,但从长期看仍远远不足,以目前陷入严重过剩困境的钢铁产业为例,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是人均年产量为700公斤到1吨,目前的钢铁产能虽已达到6.6亿吨,但是如果到2030年15.5亿人口高峰的时候,按人均700公斤计算就是近11亿吨的年需求,所以从长远看,目前的过剩显然是相对的,还有着巨大的增长前景,关键看中国是否会为城市化补课。

  为城市化补课是中国朝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迟早要作的事情,这不仅可以在世界经济长期陷入低迷的过程中,为中国创造出一个可以长期增长的内需,而且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本次经济低谷中也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了。新中国在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中,总是把农村当成是一个吸纳城市经济波动的海绵,例如60、70年代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就是把城市经济难以吸纳的过剩人口向农村输送,改革开放以来,一遇到城市经济收缩,也是让农民工大量返乡,用农民工家里的承包田作为他们的失业保障。但是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民工潮到今天已经持续了20年,在这20年中,农民工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是以“80后”和“90后”的民工为主体了,这些年青人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甚至就出生在城市,已经不会种田,许多人在出生后家乡也没有分给他们田地,因此他们已经是既不愿种、又不会种、也无田可种的一代新农民工了。有资料说明,在目前失业的2000多万农民工当中,至少有一半并未返乡而是在城市游荡,当他们找不到工作又花完了手中积蓄的时候,就会成为城市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调整城乡结构的迫切性。

  离土不离乡式的工业化过程使工业企业在全国呈散点式布局,2007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高达28.5%,水泥等建材产品和机械、电子产品的产出比重在全国占到20~40%以上,同时二氧化硫和固体污染物等的排放量也占到了全国的23~37%,由于不能向在城市那样集中处理工业污染物,乡镇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就更严重,随着工业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瓶颈,乡镇企业向城市集中也是必然趋势。此外,由于乡镇企业缺乏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在劳动力流动、技术与信息获得、仓储、运输、法律服务等方面,都必须支付比城市企业更高的成本,也极大地限制了企业在农村的发展,特别是金融服务无法有效深入到农村经济体系中,更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巨大制约,所以,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到今天真是走到尽头,必须作大的调整了。

  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政府提出了“新农村”的政策主张,去年的“三中全会”又提出了“新土改”的命题。新农村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通过改善农村生活环境而减轻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压力,显然不是基于推进城市化的考虑,而新土改则是要解决土地在农村的流转问题,使土地使用更有效率。但是农民失去土地使用权就是失去了生活来源,如果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收入花光后又没有在农业以外找到新的谋生手段,就会产生大量无业游民。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史说明,小农经济遇婚、丧、病、事或自然灾害极容易破产,其结果就是产生土地兼并和大量游民,这是历代发生社会动乱的基本原因。因此,不推动城市化就搞农村新土改,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安排,而只有在大规模城市化启动后,当城市经济成为可以吸纳大量农村转移人口的时候,农村的土地集中过程,才是一个有利于农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

  中国虽然国土辽阔,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且山川河流纵横,耕地面积很有限,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推进,工业和交通、城市建设占地日益增多,吃饭和建设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根据有关部门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还要再增加2亿以上,而根据农业部的预测,在保持18亿亩耕地与考虑入科技进步因素后,未来十几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也只能再增加8千~1亿吨左右,但是根据国际经验,西方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人均粮食占有量是1000公斤,东亚地区经济体在500公斤上下,如果到2030年中国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人口是15亿人以上,则那时对粮食的需求总量就会高达7.5~8亿吨,比目前增加2.5亿吨以上,以1亿吨的可能增产量显然是不够的,这就要求必须对土地的存量格局进行大调整,以此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这个调整将集中在两方面,一个是要大幅度提高现有城市的土地容积率,另一个就是要通过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把农村的宅基地转变成城市化用地。目前中国的农村人口总户数有2.5亿,按每户宅基地3分即200平米计算,大约是7500万亩,如果按东亚发达经济体85%的城市化率计算,中国保留5千万农户就可以了,就可以转出80%的宅基地用于城市化,大约是6000万亩。不要小瞧这个数字,因为中国政府规划的未来十年的耕地占用总规模也只有2300万亩左右。因此,即便没有国际经济严重衰退这个背景,仅仅出于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考虑,也已经到了必须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时刻了。

  推动城市化进程不仅有来自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来自农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耕地不能增长而人口却仍在增长,解决吃饭问题就越来越多依靠农业科技和工业化资本物品的投入,以此来提高土地产出率,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提升农业产值中物耗所占的比重,从而会不断挤压农业纯收入的增长,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务农积极性。到目前阶段,中国农业物耗比重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30%上升到45%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如美国,农业物耗比重在50%左右,但美国的家庭农场平均占有耕地在400英亩左右,即2400亩,由于人均耕地资源占有量高,总收入就高,除掉物耗开支后,所得的纯收入仍然很高,中国则不然,2007年农村户均耕地只有7.3亩,且还在不断减少,就很难负担得起高物耗。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日渐突出,主要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率日益下降,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90年代是中国农业物耗的急剧提升的时期,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情况在广大农村地区日益蔓延,程度也越来越严重。发达国家都对农业实行补贴政策,2003年以来中国也对农业实行了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如对农民购买农机具的补贴和对耕地的直补政策,但这是由1/3的城市人口补贴2/3的农村人口,是少数人补多数人,与发达国家以城市人口为主体的多数人补贴少数人的政策有根本不同,因此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而根本出路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减少农村人口,从而大幅度提高农户的耕地资源占有量,以此来提升农民收入,也才有了建立在提升农业物耗基础上的农业总产出增长的可能。

  马克思曾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马恩全集》第25卷),就是说,只有当农业可以养活更多农业以外人口的时候,社会分工,从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才会发生和发展。在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早已为大规模的城市化准备好了条件,表现为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早已长期脱离农业而参与了非农产业的发展过程,其中有超过两亿以上农民工直接参与到城市经济活动中。早在80年代后期世界银行的专家在考察中国农业的时候就指出,以中国的耕地面积和所使用的耕种、排灌机械以及化肥、农药等工业化投入物,中国只需要1.5亿农业劳动力就可以完全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了。如果说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还存在资本不足问题,到了今天中国已经出现了大量资本和产品剩余,到2008年底,中国银行体系内的存差规模已高达17万亿元人民币,还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量剩余资本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要在城市经济中结合,就可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所欠的,只是政府是否有推动这种结合的意愿。

  2003年以来,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以石油、铁矿和有色金属矿所代表的重工业所需资源性产品消耗,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瓶颈。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这些资源的国际依赖率不断提高,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新增石油贸易量的40%是流向了中国,铁矿砂和铜、铝等有色金属进口则占到了80~90%。中国的城市化将会带来更多的城市人口和资源需求,对国内和国际资源都是巨大压力,如果在本轮经济增长中就同时为城市化补课,中国面临的资源压力及其所引起的资源价格上涨就会更猛烈,但是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化和长期持续前景,给中国在此时推动城市化过程提供了一个空间的好机会,因为全球经济落潮引起全球资源需求减少和价格下跌,中国在这个时期启动城市化进程,就会减少很多国际麻烦与支付更低的成本。正是“此时不动,更待何时”!

  综上所述,只有城市化才能打开中国的一个长期巨大需求,是对冲外部需求严重萎缩的唯一出路,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内生性要求,即便没有这场世界性危机,中国也会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矛盾,必然会出现一个为城市化补课的城市化高潮。目前的国内国际因素都在推动中国立即推出城市化战略,我相信在政府看清了世界经济危机将长期化这个前景后,就必将成为中国政府下一步的必然选择。

四、 城市化的步子应该怎么迈

  推动城市化战略就要对中国的产业空间布局,人口布局、交通网络布局等都进行重大调整,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增加一倍到9亿人,许多中小城市将变成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许多大城市将变成人口超千万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有哪些?建在哪?怎么建等,都必须进行审慎而详细的规划与论证,不是短期内能够实施的事情,但如果此时开始启动,相信有两年时间也足够了。

  对应付世界性经济衰退来说,这是否有些缓不济急?并非如此,因为城市化还包括了对城市存量结构进行大规模调整这个重要内容。我在1993和2005年曾经承担了国家计委“九五”和“十一五”规划有关区域经济的背景研究工作,曾分别提出到2010年建立九大都市圈和到2030年建立20大都市圈的构想,其中在最近的研究中设想,到2030年中国达到15.5亿人口时,从兼顾吃饭和建设需要出发,中国将只有450个百万人口以上规模的大城市,而千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将达到30个以上。由于中国目前的城市已经超过600个,在未来还要减少,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依托现有城市规模展开,而通过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高增长,有哪些城市可以作为未来的中心城市或重要的功能型城市,目前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城市化就可以先从这些城市起步。

  现有城市的扩张也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对旧城区的改造,大幅度提高城市的容积率,第二步才是以旧城改造所创造出的新空间,为未来的新增城市人口建设就业与居住条件,如工商企业和住宅小区等。东亚地区都与中国相似是人多地少,所以日本的城市容积率(即城市建筑面积与城市建成区的比率)是2,我国台湾省是1.2,香港是1.6,中国内地平均只有0.78(2006年),因此一方面土地紧缺,一方面严重浪费就是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的现状,而改变这个现状是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必要条件。

  同时,自1998年以来,中国城市的住宅发展走的是单一市场化道路,而在本轮经济增长中大约有40%的城市居民,其收入增长率低于房价上涨率,使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永远不可能通过市场化途径解决住房问题,由此引发了强烈的不满。而在发达国家,是长期实行的市场化与保障性住房两分开的政策,即有大约一半左右的居民是住政府提供的公房或廉租屋。如果中国在未来十年城市人口增加到9亿人,其中有一半人口特别是新增农村转移入城市的人口是居住在保障性住宅,按人均25平米建筑面积和每平米2500元投资计算,投资总额将高达28万亿元,如果未来5年每年的保障性住宅开工面积达到10亿平米,总投资达到2.5万亿元,就已相当于去年全年的住宅开工面积和83%的住宅投资额,将是对房地产业的强劲拉动,也会极大缓解已严重过剩的钢铁、水泥等生产领域的困境。

  从长远看,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走大都市圈的道路。目前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的人均占地是中小城市的1/6,单位土地产出率却是中小城市的40倍,不走大城市化的道路,到人口总数上升到15.5亿人,其中12亿人居住在城市的时候,耕地面积就会缩减到16亿亩以下,就不能满足中国人对农产品的基本需求。大城市还不够,还必须建设大都市圈,因为都市圈的概念是,在都市圈内生活的人口,基本是依托都市圈内的生产体系来满足生活消费的,这就是“圈”这个概念的由来。都市圈的地理半径在120~150公里,这是汽车一小时的运输半径,不仅可以保有最高的运输效率,更由于交通半径小而节约了对交通占地的要求,而自2003年以来,中国因交通占地增长所占用的空间,更大于城市占地规模。

  土地稀缺所导致的地价上涨和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提高效率的要求,都在推动中国城市以都市圈模式发展,许多地方政府顺应市场规模和企业发展要求已提出了建设都市圈的设想。从交通方面看,中国长距离运输基本是走铁路,短距离走公路,而自90年代中期以来,铁路货物平均运距一直呈下降趋势,已从1995年的807公里下降到去年的759公里,公路平均运距则从1995年的50公里上升到去年的69.5公里,而且在同期内,公路货运周转量占铁路货运周转量的比率,从36%上升到48%,说明国内短途货运增长显著快于长途货运增长。这就是都市圈经济在不断孕育发展的标志。我们可以把铁路与公路运输里程的变化当作是都市圈发展的标志或指数,如果公路平均运距上升到100公里以上,则大都市圈模式就已经在中国生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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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城市化为取向的经济振兴方案,在未来十年可以产生超过225万亿元的投资规模,由此可引发实物产品消费需求与服务业需求增长也是前景无限,由于从根本上解决了产出结构与人口结构不对称所造成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有利于缓解中国的收入分配矛盾,所以可以使中国的企业与居民战胜世界性经济萧条的信心,由此建立在一个科学的也是雄厚的基础上,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过程中的唯一亮点。此文有关城市化的论证还很粗疏,但相信方向是正确的,而只有对于这一问题的全社会认同,才能成为中国经济的自觉实践。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5-25 10:36:54 +0800 收件人:抄送L_C_cc: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37 人民币国际化注定是一项长期、渐进的工程

人民币国际化注定是一项长期、渐进的工程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May 25, 2009

zhangyuxuan@gmail.com

     次贷危机的爆发与深化给我们带来了足够深刻的教训。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美国人可以非常轻松地举债以拯救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美联储也可以轻松违背严防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戒律,直接购买美国国债以弥补可能发生的供需缺口。而一旦美国对外债务累积到让美国人受不了的时候,通过让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大幅贬值,美国人则可以在旦夕之间降低实际债务负担。当然,美国人这么做会降低美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的信誉。但在应对世纪金融海啸的大背景下,美国人还是置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负外部性于不顾,一味地以拯救国内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为圭臬。至于长期内的通胀压力与美元贬值,正如美国一位前高官所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作为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直接后果,中国在改革开放30 年来积累了大约2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几代人的血汗之所系,是中国人宝贵的国民财富。在我国2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约占60%-70%,其中大部分为美国国债。然而,在美国史无前例的财政赤字与美联储的定量宽松政策背后,隐藏着美国国债市场价值下跌与美元贬值的双重风险。一旦上述风险演化为现实,则中国的外汇储备将蒙受巨额亏损。中国人通过出口导向战略、生产要素扭曲与资源环境代价获得的财富,可能面临巨大损失。

痛定思痛。从2008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显著加快了重构国际金融战略的步伐。该战略的核心思路是降低中国在对外贸易、跨境投资与外汇储备管理方面对美元的依赖程度,从而将美元贬值的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中国的国际金融新战略由近及远分为三个层次:人民币国际化、区域货币合作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最近半年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在这三个层次上齐头并进,并各有斩获。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的阶段性进展是双边本币互换的签署以及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试点工作的推进。区域货币合作取得的阶段性进展是2009 年2 月《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的签署以及2009 年5 月东盟10+3 各国对东亚储备库出资份额的落实。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 年3 月发表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该文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关注与讨论,并得到广大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受该文所惠,特别提款权(SDR)重新成为IMF 改革的热点问题。

中国政府在三个层面上推进国际金融战略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是不同的。不同层次上的国际金融战略需要不同程度的沟通、协调、博弈与合作,因此中国政府在不同层次上具有不同的主动性。国际货币体系重建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区域货币金融合作需要在东亚范围内形成集体行动,相比之下,人民币国际化可以由中国政府直接推进,并只要与贸易伙伴协调沟通即可。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成为近期内中国政府重点推进的领域。甚至有媒体评论,中国建议发行全球超主权储备货币不过是明修栈道,而人民币国际化才是暗渡陈仓的题中之义。

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的进展

    货币国际化(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是指特定货币由国别货币成长为国际货币的过程。而国际货币是指在全球贸易与投资中扮演着计价尺度、交易媒介和储藏手段的货币,它既可能是国别货币(例如美元),也可能是区域性货币(例如欧元),或者是某种贵金属(例如黄金)。迄今为止,已经成功国际化的全球性货币包括美元、英镑、欧元等。

    中国国内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最早出现于1990 年代。但直到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人民币国际化并未成为中国政府真正考虑的选择。制约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一般而言,只有发达国家才有将本币国际化的强烈动机,而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 水平和人均资源拥有量均相当低;

    第二类是中国经济制度的限制。其一,中国尚未全面开放资本项目,人民币也非完全自由兑换,这限制了中国通过资本项目向外输出人民币;其二,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并非自由浮动,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政府干预,这制约了境内外人民币远期汇率市场的培育,从而限制了境外居民与企业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因为缺乏对冲持有人民币汇率风险的工具)。

    第三类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阶段的限制。目前除B 股市场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机制外,外国投资者不得直接投资中国资本市场,中国境外也缺乏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这限制了人民币成长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

    第四类是中国政府对外策略的限制。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奉行韬光养晦、不当头的对外策略,因此缺乏推动本币国际化的强烈意愿。然而,自2008 年9 月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明显由冷转热。2008 年年底至今,中国政府已经在两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第一,中国已经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六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总额6500 亿人民币、期限3 年的双边本币互换;第二,中国开始加快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试点工作。2008 年12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表示,将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两会期间,央行官员透露,国务院已经确认人民币跨境结算将在香港展开试点,3 月底可能出台珠三角与香港地区之间的人民币贸易结算制度。国务院常务会议4 月8 日推出了第一批跨境贸易人民币试点结算城市,包括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 城市。

    双边本币互换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例如,如果外国进口商在进口中国商品时,需要以人民币计价并进行支付,该进口商可以向该国商业银行提出人民币借款申请,该国商业银行可以向该国央行拆借人民币资金,而该国央行则可以通过与中国央行的货币互换来解决人民币资金来源问题。因此,双边本币互换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合作应对危机冲击的举措,而是为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试点配套的制度安排。中国政府如果要帮助其他国家应对金融危机,最恰当的方式是与其他国家签署双边美元互换,因为人民币不能被其他国家用来干预外汇市场。

     反过来,如果运用得当,双边本币互换也能够成为中国政府回收海外人民币的一种渠道。例如,当外国出口商通过向中国出口商品获得人民币货款后,该出口商可以向该国商业银行兑换本币,该国商业银行再向该国央行兑换本币,最终该国央行通过与中国央行的双边本币互换,最终把人民币返还给中国。

    不难预测,中国政府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中国将与更多的国家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尤其是与泰国、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以及中国台湾、俄罗斯等重要贸易伙伴;另一方面,中国将批准更多的人民币跨境贸易试点结算城市,尤其是与东盟各国联系紧密的昆明、南宁,以及中国重点发展的金融中心城市天津等。

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与成本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国际金融史就不难发现,并非所有大国在所有时期都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本币国际化。英国与美国似乎一直是本币国际化的推崇者,而日本和德国似乎在相当长时期内对本币国际化不太感冒。要厘清各大国对本币国际化的迥异态度,就必须分析本币国际化面临的收益与成本(风险)。

    一般而言,本币国际化将给货币发行国带来如下收益:

    第一,货币发行国能够向国外使用者征收不菲的铸币税(Seniorage)收入。铸币税是指一国发行货币的成本与货币能够换取的实际资源价值之差。一个被经常用来解释铸币税的例子是,美国政府印刷一张1 美元钞票的材料费与人工费只需3 美分,而这1 美元钞票却能换得价值1 美元的商品。目前在全球流通的美元现钞超过9000 亿美元,大约三分之二在美国境外流通,这意味着美国征收的存量铸币税至少为6000亿美元。一项关于美国铸币税的研究表明,美国平均每年能获得大约250 亿美元的铸币税收益,二战以来累计收益在2 万亿美元左右。

    第二,本币国际化意味着货币发行国能够以本币向外国政府与投资者举债。这意味着货币发行国能够避免本币与举债货币之间货币错配的“原罪”,从而降低发债的成本与风险。以本币举债意味着货币发行国通常不会面临名义上的违约,因为货币发行国可以通过开动印钞机来偿还债务。当然,这将导致本币贬值,从而在长期内损害该货币的国际信誉。

     第三,本币国际化意味着货币发行国可以用本币进行对外贸易与国际投资的结算,同时可以用本币干预外汇市场,这就降低了货币发行国积累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对于中国而言,这可以避免外汇储备过度累积造成的流动性过剩,以及流动性过剩引发的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此外,也可以降低因为汇率变动而造成的外汇储备价值损失。

    第四,本币国际化有助于降低汇率变动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影响,以及降低货币兑换导致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中国的对外贸易与投资。

    第五,本币国际化有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壮大。彻底的本币国际化意味着货币发行国必须全面开放资本账户与本币的自由兑换,从而使得本国的金融市场能够动员全球资金为全球企业服务。以该国货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将在全球范围内发行,该国货币将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储备货币。

    作为硬币的另一面,本币国际化也将给货币发行国带来如下风险:首先,本币国际化将会显著增大货币发行国进行国内宏观调控的难度,削弱该国政府实现本国宏观经济目标的能力。例如,当货币发行国出现经济过热与通胀压力时,按照常理,该国央行将采用加息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然而,当该国货币充分国际化之后,由于资本项目完全开放,该国央行加息将导致大量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从而加剧国内的流动性过剩,这可能加剧该国国内的经济过热、通胀压力与资产价格泡沫,造成调控政策与调控目标的南辕北辙。

    其次,本币国际化意味着外国投机者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得该国货币,从而增大了针对本国货币的投机性冲击的风险与强度。当本国货币的汇率与本国经济的基本面不一致(特别是本国货币存在显著的汇率高估)时,国际投机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借入本币,并在本国外汇市场上集中抛售,以打压本币汇率。如果本币因此大幅贬值,一方面国际投机者将赚得巨额收益,另一方面本国的对外债务负担将骤然加大,可能爆发支付危机。

    再次,从国际经验来看,本币国际化一般伴随着较长时期的本币升值过程,这是因为外国投资者更愿意持有具有长期升值趋势的货币。而持续的本币升值既可能影响本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又可能导致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外汇资产出现显著的账面损失。这种成本对于出口导向的经济体或者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经济体而言尤其显著。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日本、德国等经济体在很长时间内不愿意推动本币国际化,因为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必须转变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而外汇储备数量居全球第一的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时,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外汇储备价值缩水风险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

    然而,人民币升值可能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市场价值缩水,并不能成为我们放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理由。第一,如前所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多种收益与风险,是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政府在充分考虑收益与风险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第二,一旦中国积累了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后,中国就始终面临美元对人民币大幅贬值的风险,而次贷危机的爆发与深化则放大了这种风险。中国政府目前通过各种多元化手段来降低美元贬值风险的余地非常有限。与其维持现有政策,将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寄希望于美国政府实施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之上,不如主动实施人民币升值,用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结构调整收益、人民币国际化获得的铸币税收入来弥补本币升值造成的外汇储备价值损失。在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发生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要有大智慧与大勇气,能够对中长期内的成本收益进行细致准确的核算。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当前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障碍在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成熟,金融机构、机构投资者与散户投资者在经验与能力上有很大欠缺,监管机构管理资本流动的经验和能力也不太充分,这就限制了中国政府在短期内全面开放资本项目与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可能性。相反,笔者认为,对中国而言,资本项目管制是防范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中国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投资者与监管机构基本发展成熟之前,中国不可贸然放开资本管制。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注定是一项长期、渐进的系统工程。

    那么,如何在风险可控前提下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呢?

    首先,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政府通过签订双边本币互换与加快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的试点工作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做法,在方向上是正确的。双边本币互换很好地突破了中国对资本项目下货币兑换的某些限制。这两方面的工作相辅相成,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中国政府可以与所有东盟10+3 国家以及东亚区域外与中国具有密切经贸往来的国家或地区(例如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某些非洲国家与拉美国家等)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并加快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与支付中的试点工作。

    其次,为了让境外政府与投资者愿意长期持有人民币,中国政府需要建立如下三个市场。第一个市场是离岸人民币结算市场,这个市场的建立使得境外投资者可以在中国境外将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相互转换,从而降低了持有人民币的兑换成本;第二个市场是离岸人民币远期汇率市场(也可以在中国境内,但需要对外国投资者开放),这个市场的建立使得境外投资者可以规避持有人民币资产或负债的汇率风险。虽然目前在新加坡与香港有人民币的非交割远期外汇市场,但这些市场迄今为止都不能很好地预测人民币的未来走势;第三个市场是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市场。只有境外投资者可以购买具有吸引力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他们才愿意在较长时期内大量持有人民币,人民币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储备货币。换句话说,以上三个市场的建立能够解除外国投资者在货币自由兑换、规避汇率风险与金融产品投资方面的回顾之忧,鼓励他们更长久、更大规模地持有人民币。一旦上述三个市场建成,就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再次,香港可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赢家,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望进一步增强。这是因为香港将成为内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试验田”。首先,广东四个试点城市的推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香港配套的,香港与珠三角地区在贸易上已经形成不可分割的联系;其次,香港本身就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自由港与贸易集散地;第三,目前香港是中国内地境外人民币流通最活跃的地点,也是东南亚地区人民币进出中国内地的端口;第四,在上述优势基础上,香港可能成为中国政府建立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境外人民币远期外汇市场以及境外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市场的首选之地。事实上,自2007 年6 月以来,已有五个中国内地金融机构在香港资本市场上发行了7 批人民币债券,共募集资金220 亿人民币。这标志着香港有望成为境外人民币金融产品的主要发行地。

    最后,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更宏伟的目标是成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组成的“大中华区”自由流通、共同使用的货币,这个目标的达成不但需要上述经济体更紧密地融合,也需要两岸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因此需要更长时间的积淀。然而,要保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能够取得成功,中国政府必须在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加快中国国内的结构性改革。

    第一,中国政府应该降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让人民币汇率更多地由市场力量来决定。次贷危机的爆发显示,随着中国潜在产能的进一步扩大,世界市场对中国出口的容纳能力必然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调整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为了缓解中国的内外部结构性失衡(内部失衡是指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失衡、外部失衡是指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中国政府必须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在一段时期内容忍人民币升值。我们已经多次在相关研究中指出,合理均衡水平的人民币汇率,有利于纠正结构性失衡,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第二,中国政府应该尽快实施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前提之一,也是中国金融市场继续发展壮大的前提之一。由于中国国内利率长期以来处于管制水平,且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有限,造成中国国内利率水平偏低。利率市场化之后,利率水平的上升不但有利于挤出无效率的投资,存贷款利差的缩小也有利于推动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进一步改革。

    第三,中国政府必须在向外资全面开放中国的金融行业之前,向中国的民营企业全面开放金融行业。长期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与投融资方面,承受着来自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双重挤压。中国金融业只有在全面对外开放之前实现全面对内开放,中国的民营金融企业才有真正发展壮大的机会。中国政府应尽快放开对民间资本进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的限制,对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一视同仁。总而言之,中国目前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的传统发展策略也到了调整的时候。目前已经没有什么重大改革是皆大欢喜、收益与风险明显不对称的了。因此,中国政府应该从长远发展考虑,构筑自己的国际金融战略。而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中国国际金融新战略的支柱之一。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们既要敢于承受阵痛,又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尽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此外,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的“倒逼机制”,反过来推动中国国内的结构性改革。单凭刺激投资与出口并不能为中国带来未来30 年的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之源在于充分、迅速的结构性改革。

 

 

发件人:"jackDence" <jack1998168@hotmail.com> 2009-06-01 10:22:07 +0800 收件人: "bxy4966@163.com" <bxy4966@163.com>,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zdjun@263.net>, <yangalexyong2003@hotmail.com> 抄送:标题: zt 美国为何不救制造业(2009-04-08 09:37:19)

美国为何不救制造业

杰克

2009-04-08

  最近有些学者说美国的经济会继续下滑,欧洲的经济也会继续下滑,日本将更加严重,而中国的经济将会在探底后反弹。我请各位用膝盖想一想,中国是一个如此国际化的国家,我们和欧美以及日本的关系积极向上,而且往来如此之密切,他们的经济会继续下滑,我们怎么可能反弹呢?是不是感觉有点过好了呢?

  我要给各位几个数字,小布什提列了7000亿美金,奥巴马提列了8190亿美金,而财政部长盖特纳提出了2万亿的救市计划,我们最近收集了一大堆资料显示美国的后续计划还有8.7万亿美金,把这些全部加在一起就有11万亿美金之多,可以想象其数额之大。11万亿美金的意思就是说全世界69亿人口每个人可以从美国得到1797美元,这个钱可以完全的把美国所有住房贷款买回来,可是还是不够。

  有人可能觉的无法想象,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么多的资金投入可能都不够呢?甚至除了小布什总统7000亿当中的144亿几乎忽略不计之外,其它的全投向了金融,奥巴马提列的资金与盖特纳提出的救市资金基本上也都投资在金融,后面的8.7万亿基本上也投资在金融,可以这么说95%的资金都投在金融上。美国的失业率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是7.6%左右,到今年二月份是8.1%,逐月攀升,而失业人口已经不是银行等金融体系了,金融体系的失业人口目前比例非常低,大部分是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可是竟然发现十几万亿的救市资金当中用到制造、建筑和一般服务业的几乎没有,金融业是所有援助计划的主要目标。原因是什么?

需求是唯一的

    美国政府95%的资金之所以不投资在与就业相关的像制造、建筑、服务等行业的原因,我认为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人认为制造业救不了。我估计美国政府包括美国经济学家,他们会同意我这一句话,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系统出来的博士,我们念一样的经济学,考一样的试,做一样的习题。在他们的想法当中,他们认为制造业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需求是唯一的,其它都不是问题,只要需求没有了,制造业必死,救不活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只花了144亿救助一家制造业,也就是美国汽车业,而其它的各种制造业全部不管。当然我们不要说赞同美国这个做法,我们也不要反对他的做法,我只是按他的逻辑思维判断一下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问题,按思路倒回来说不定会对我们国家的产业振兴方案有一个不同的参考意义。

  为什么需求是唯一的?不救制造业那你在做什么?他们把95%的钱用在了银行等金融机构,而且2860亿用于减税,我相信未来还会增加,我可以把这个轮廓说给大家听,那就是美国政府希望减税以及帮助金融机构来挽救美国经济,而他们认为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唯一问题就是需求下降,这是解决不了的,因此直接帮助这几个行业是无济于事的。请想一下,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为什么只救助他的金融行业,只给老百姓退税,就不能帮助他们的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等呢?这个过程我认为值得我们探讨。我这么做个解释,从08年10月开始正式进入第一波金融海啸,09年的1月2月开始进入了第二波金融海啸,我把大家带入到08年的10月份去看看需求是怎么下降的,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08年的11月12号和当月的25号召开了两次重大记者会,重大到全世界除了我们以外都在看的地步,我相信我们内地媒体可能都没有转播,在11月12号的记者会上说过,小布什总统所提列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他们准备拿出部分资金来刺激消费,因为美国第三季度的GDP 下降0.5%,而其原因是消费下跌3.2%,媒体问他出了什么事,保尔森说两个星期后再招开记者会。所以到了11月25号保尔森第二次召? 钦呋幔邓羌苹研〔际彩贝崃械?000亿美金可能考虑提高到八千亿美金,而拿其中的一千亿美金借给投资人来刺激消费,因为美国人的消费在这个阶段被冻结住了。


  刺激消费要借钱给投资人,而消费出现问题的原因是被冻结住了,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而真正的玄机就在这个话里。美国的消费市场叫做泡沫消费,只要是借钱来从事的消费统统叫泡沫消费。美国人特别喜欢借钱,比如买汽车就是110%的贷款,多的10%就是把保险一起贷掉了。因此美国家庭由于从事泡沫消费,美国家庭负债比率占GDP95%,而中国是一个有优良传统美德的国家,我们是不喜欢借钱的,我们家庭负债比率占GDP的比重只有美国人的七分之一也就是13%。因此美国的银行与中国的银行不同点就在这里。中国的银行借钱给你买汽车之后,它就是坐吃利息,美国银行透过衍生性的金融工具做中介把债权卖出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金融性衍生工具这么重要,没有它的话银行就玩不转,没有它的话就不可能从事泡沫消费。

     泡沫消费从去年的11 月开始,根据保尔森的意思是被冻结了,而这个变动就是直接打击了中国的出口,所以在10月份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增长率还高达19%,9月份的时候 高达 30%,而到了11月份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首次为负的2.2%,到了12月份负2.8%,原因就是美国人的消费泡沫暴破了。要刺激美国人泡沫消费的本质问题就一定要让银行能够生存,银行是不能倒闭的。银行、证券公司、投资人只要这三个都在,就有可能使的美国的泡沫消费恢复,只要其中一个死了,那就是全玩完了。因此美国政府拿出这么多钱去救银行、证券公司、投资人,目的就是要确保泡沫消费的三大环节都不出问题,只有在他们都不出问题的情况下泡沫消费才可以恢复。而泡沫消费恢复之后,建筑、服务、制造等行业的失业就可以立刻得到解决,只要美国的泡沫消费恢复我们就恢复。我演讲的时候,很多企业家在这个时候很激动的问,在这个时刻我们出口制造业应该做些什么?我说了四个字:束手无策。因为这一切要看美国政府上十万亿的钱能不能有效的刺激美国人的消费。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09-06-01 11:44:28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答复: 敬请查收最新云汉经略最新《云汉月刊》,谢谢!曹军

云汉月刊

SkyLink Monthly

总第期 No.80  免责

1、本月国内重要的财经相关事项。

     本月13日,中国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进出口总额1707.3亿美元,同比下降22.8%,降幅比3月份扩大1.9个百分点。出口降幅有所扩大。当月,出口919亿美元,同比下降22.6%,降幅比3月份扩大5.5个百分点;环比(按工作日平均,下同)增长6.8%。进口降幅进一步收窄。进口788亿美元,同比下降23%,降幅比3月份缩小2.1个百分点;环比增长15.1%。其中,加工贸易进口245亿元,同比下降27.4%,降幅比3月份收窄1.2个百分点;环比增长14.9%。钢材首次出现净进口。钢材出口141万吨,同比下降70.4%;进口162万吨,同比增长7.3%;净进口21万吨(去年同期为净出口326万吨)。轻纺等传统商品出口额降幅扩大。服装及衣着附件、鞋类、箱包出口额分别由3月份增长9.9%、7.7%和11.7%转为下降11.2%、4.5%和0.4%;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同比下降 14.4%, 比3月份扩大8个百分点。塑料制品、家具及零件、玩具出口分别下降5.6%、8.3%和10.3%,降幅比3月份扩大4.9、9.5和3.7 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出口下滑趋势加剧。我国机电产品出口544亿美元,同比下降22.2%,降幅比3月扩大3.3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下降22.6%,降幅比3月扩大1.8个百分点。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长。由于国内需求回升,大宗商品进口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进口铁矿砂5701万吨,同比增长33%;塑料增长36.5%,铜增长62.5%,原油增长14%,成品油增长2.6%,煤增长1.7倍。

     本月14日,国家电力调度中心获悉,五月上旬,日均全国统调用电量降幅扩大至4.3%。此前,4月份上中下旬用电量降幅分别为3.6%、4.3%和3.6%。从发电量看,同比下降3.9%。东北、华北和西北同比降幅较大,分别为9.5%、5.7%和6.6%;华东和华中地区同比降幅较小,分别为0.8%和1.2%。环比来看,五月上旬发电量出现最低谷。根据调度中心发布的数据,5月上旬日均发电量为90.97亿千瓦时,这是自2月下旬发电量达到今年最高点以后,发电量旬数据降至最低谷。4月上中下旬日均发电量分别为91.24亿千瓦时、91.38亿千瓦时和92.14亿千瓦时。沿海省份,总体降幅与4月下旬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地区用电量由7.9%的增长转为下降2.8%,重庆由增长2.9%转为下降5.7%。此外,安徽、江西则继续保持暖意,并且增幅加大,京津唐地区的降幅也由7.8%缩至1.8%。 财政部本月14日宣布, 受企业所得税、进口环节税收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大幅增加,以及石油特别收益金减收较多等影响,4月份,全国财政收入5897.15亿元,同比减少927.73亿元,下降13.6%。1-4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达20539.2亿元,完成预算的31%,同比减少2257.02亿元,下降9.9%。财政支出方面,4月全国财政支出5078.05亿元,同比增加999.61亿元,增长24.5%。1-4月累计,全国财政支出17888.97亿元,完成预算的23.5%,同比增加4303.79亿元,增长31.7%。财政部指出,全年财政收支形势严峻。随着预算批复后项目支出执行进度加快,后期财政支出额会大幅增加,在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支出压力会不断加大,财政收不抵支的矛盾将逐步凸显出来,全年财政收支形势严峻。

    商务部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1-4月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FDI)276.7亿美元,同比下降21%,其中4月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8.9亿美元,同比下降22.5%,已经连续7个月下降。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分领域情况看,1-4月份,制造业领域外商投资的下降相对平缓,实际使用外资156.1亿美元,同比下降12.9%,降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8个百分点。服务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106.1亿美元,同比下降31%,降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此外,1-4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241家,同比下降34.2%;4月份当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687家,同比下降33.6%。姚坚指出,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外商投资受到明显影响。稳定和扩大吸收外商投资,对我国当前保增长、调结构、吸纳就业和保持长远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突出矛盾仍然是要遏止出口下滑的趋势,这是保市场、保企业、保就业的要求,根本目的是实现保增长。”姚坚说,政府将继续为广大企业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第一,加强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同时在今年出口风险较大的情况下,扩大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范围和承保额度,降低保险费率。第二,加强对企业的贸易便利化服务,第三,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出口退税方面,姚坚说,随着我们国家增值税征管水平的不断提高,出口完全退税是一个合理的企业诉求,也是我们国家外贸企业的正当权利和合理利益。特别是在当前出口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要保证我们企业在国际环境中有一个比较平等的竞争条件和环境,这个措施就更加迫切、更加重要。

    据央行本月11号披露的信息显示,至4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4.05万亿元,同比增长25.95%,增幅比上年末高8.13个百分点,比上月末高0.47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7.48%,比上月末高0.47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3.43万亿元,同比增长11.26%。人民币贷款当月增加5918亿元。4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5.55万亿元,同比增长29.72%,增幅比上年末高10.99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低0.06个百分点。4月末金融机构外汇贷款余额为2422亿美元。本外币并表后,4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37.2万亿元,同比增长27.06%。当月新增本外币各项贷款6369亿元,同比多增1581亿元。人民币存款当月增加1.03万亿元。4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3.29万亿元,同比增长26.21%,增幅比上年末高6.48个百分点,比上月末高0.48个百分点。本外币并表后,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4.69万亿元,同比增长26.08%。当月新增本外币各项存款1.06万亿元,同比多增3390亿元。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活跃,市场利率平稳。2009年4月份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累计成交10.71万亿元,日均成交5101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12.1%,同比多成交552亿元。4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0.86%,比上月高0.02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1.73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0.84%,与上月相同,比去年同期低1.86个百分点。

    本月15日,周小川在出席“2009年第二届陆家嘴论坛”时表示,一季度货币信贷大量投放不会引发通胀,但国际金融危机下各国货币当局释放的流动性有可能导致泡沫。谈及4月份信贷投放情况,他表示,4月份央行在信贷政策方面没有任何调整,信贷环比大幅下降是商业银行自身原因,有可能是3月最后几天的突击放贷把4月的数据占了。据本月18日的《中国保险报》报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今年以来连续第二个月出现贬值。国际清算银行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122.34,较3月环比贬值1.95%。今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小幅升值0.96%。4月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与人民币对几大主要非美货币贬值有关。4月末,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较月初升值0.16%,对欧元贬值0.57%,对日元贬值0.25%,对英镑贬值3.37%,对港币升值0.16%。4月份,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为120.75,环比贬值1.76%。

    本月11号,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1.5%。其中,城市下降1.7%,农村下降1.0%。从月环比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3月份下降0.2%;食品价格下降0.8%。1-4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0.8%。其中,城市下降1.1%,农村下降0.3%,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下降2.5%,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下降0.6%,居住类价格下降3.2%。4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6.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下降9.6%。在工业品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下降8.1%。其中,采掘工业下降21.5%,原料工业下降10.3%,加工工业下降5.4%。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7%。分品种看,原油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3.6%。成品油中汽油价格上涨4.6%,煤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下降32.5%和11.7%。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8.7%。其中,原煤出厂价格上涨8.9%。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8.7%。其中,普通大型钢材价格下降26.0%,普通中型钢材下降25.5%,普通小型钢材下降19.6%,中厚钢板下降29.5%,线材价格下降28.4%。1-4月份累计,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下降7.7%。这已是我国CPI的连续第三个月负增长,PPI的连续第五个月负增长。

     5月20日国家财政部发布1-4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1-4月,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3236.4亿元,同比下降32.3%,降幅比1-3月缩小4.5个百分点,4月比3月环比增长0.5%。

2、本月美国及世界重大财经事项

    据当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三大汽车厂商以及包括丰田在内的外国大型汽车厂家再次出现销量的大幅下滑 – 之前的一天,克莱斯勒正式宣布破产!与去年同期相比,克莱斯勒4月份销量下滑了48%;通用-33.2%(7号通用公布了第一季度60亿美元的巨亏);福特-31.6%;丰田-41.9%(8号丰田公布了截至至4月底的财年年度业绩,随着销售收入下跌21%而来的,是远远超出预期的、高达44亿美元的亏损;日产-37.8%。美联储主席Bernanke在经济联席委员会发表演讲是表示,他希望自从去年秋季爆发而一直持续到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迅速衰退有望在近期减速而向好,或许在年底就可以看到经济的正向增长("We are hopeful that the very sharp decline we saw beginning last fall through early this year will moderate considerably in the near term and we will see positive growth by the end of the year")。

    这是建立在近期的一些向好 – 也就是说下滑的速度在减缓 - 的数据基础之上的。当天国际通用的伦敦同业拆借利率 – Libor – 由于美联储以及各国央行所提供的大量流动性而跌至历史的新低而低于1%;去年10月雷曼兄弟倒闭时,该利率冲高至4.82%!。虽然根据最坏的假设前提(主要是:失业率在2010年达到10.3%、09年的GDGDP下滑3.3%和房价再跌22%等)而09-10年银行系统最高亏损额将达到6000多亿美元,但美联储与财政部联合对美国19大金融机构(包括已经摇身一变成为银行的高盛与摩根斯坦利等)所做的“压力测试”之测试结果还是让市场松了一口气。根据压力测试的结果,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责令10家机构必须在今年在今年6月8号前提交具体可行的融资计划并于11月份之前融取约750亿美元的权益性资本 – 从而领取完整的“健康证明”。当天,欧盟央行宣布再次下调0.25%而将基础利率降至1%。同时,它还和英国央行一起宣布加大央行的国债认购力度以资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并均认为目前的经济危机尚未见底(Trichet said there were signs the economy was stabilizing at "very low levels" and didn't expect a recovery until next year)。欧盟央行预计欧盟区09年的GDP将下滑4%;其最大的经济体的德国将-5.4%。4月份,美国再次净失去53.9万个就业岗位,从而将失业率推高至26年来的新高:8.9%;自从07年12月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净失去了570万个就业岗位。据美国OMB(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公布的数据显示,于今年9月份结束的09年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超过1.84万亿美元(而在今年2月份的预算中,赤字的规模还预计为1.75万亿美元) - 将达到同期GDP的约12.9%;同时调高的还有2010年财年的赤字规模 – 从原先预期的1.17万亿调高到1.26万亿美元(预计同期GDP的8.5%)。均创下二战以来的赤字记录。美国3月份的贸易逆差因为出口的加速下滑而再度出现6个月以来的第一次逆差增长;出口下跌了2.4%而至1236亿美元,为06年8月以来的最低读数。进口只下跌了1%而至1512亿美元,是自04年9月以来的最低读数。贸易逆差环比增长了5.5%。4月份,美国的零售再度环比下滑0.4%,是过去10个月中的第8次下滑;与去年同期相比,因为三分之一的油价之影响而下滑了10.1%。今年的第一季度,美国零售总额增长了2.2%。由于受原油价格的大幅下挫,美国4月份的CPI持平;过去的12个月,CPI下跌了0.7%,为美国54年来的最大跌幅。核心CPI+0.3%(受大幅上升的香烟价格 - +9.3% - 的影响);在过去的12个月中,核心CPI上升了1.9%。4月份,美国的新房建设和独栋房屋的新批建设许可均创下了历史的最低记录。前者大跌12.8%,年化率为45.8万套。后者下跌了3.3%,年化率为约49.4万套 – 在过去的一年中,该指数大跌了42.3%。据同日公布的数据,日本今年第一季度的GDP下跌了创纪录的4% - 影响最大的是近26%的出口下滑;与去年同期相比,大跌15.2%。奥巴马当天在白宫汇集了全球10家汽车公司的老总们并向他们宣布美国最新的排放标准:截至2016年,美国全国统一的汽车排放标准将达到一个加仑跑35.5英里 – 大约是现行标准的140%。4月份,美国经济领先指数上升了1% - 这是7个月以来该指数的第一次上涨;同时,3月份该指数的读数也在例行的二次调整后为-0.2%。如果该指数能保持上涨的趋势,就意味着美国经济能在今年年内开始复苏。

    5月份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从4月份的40.8上升至54.9;这一月度环比的上涨幅度是该指数32年来的历史中之第四大涨幅。在当天公布的、下周一即6月1号即将宣布的破产之准备计划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再度提供至少500亿美元(已经支持了200亿美元)来帮助通用汽车度过整个危机;因此政府在重组后的通用汽车所占的股份将最高达到近70%,剩余的股份将在员工(大约20%)、债权人和现有的股东(预计今后将占不到1%的股份)之间分配。由于来自汽车、钢铁以及通讯采购的强劲需求,美国4月份的大宗资本项目订单上涨了1.9% - 在剔除波动很大的交通工具订单后,该指数上涨了0.8%。同日公布的新房销售数据也呈现出了+0.3%的涨势。但是与去年同期相比,还是大幅下跌了34%;价格也下跌了14.9%。存货量也从3月份的10.6个月下降至10.1个月。美国今年第一季度的GDP在去年第四季度下滑6.4%的基础上,再度下滑5.7% - 其中企业的投资以创纪录的速度(-36.9%)在减弱,同期的房地产投资也呈现出29年来最大的下滑,已连续13个季度下滑;出口更是以38年以来最快的速度(-28.7%)在下跌。当天,由于受美元继续走软以及经济下滑的速度放慢等刺激,原油突破了66美元/桶,创下了7各月以来的新高。同时,大宗原材料,尤其是有色贵金属等都呈现出大幅的上涨:其中,白银上涨了约3% - 创下了其22年来对大的月度涨幅。黄金业创下了3个月以来的新高,当日上涨了1.8%而至978.80美元/盎司。

国内并购要闻

本栏目由云汉经略高级经理刘丽娜女士编写 01084899529、15010152795。

1、长安汽车收购沃尔沃“不差钱”  广州日报:2009-05-06

    在奇瑞和吉利传言要“染指”福特汽车旗下将出售的沃尔沃汽车后,现在这一传闻的主角变成新近晋身中国“四大”汽车集团之一的长安汽车了。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在国内业绩排名前三的大成律师事务所将为长安汽车和沃尔沃汽车并购重组提供法律服务。巧合的是,长安汽车董事长徐留平在上海车展上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正在与一家海外整车企业洽谈收购事宜。有媒体称,并购一方已通过委托协议聘请大成律师事务所为企业并购拟定可行性方案,内容涉及调查被并购企业基本情况、价格确定及支付方式、债务安排、知识产权等权属处理以及人员安排等问题,最终形成并购法律意见书。大成律师事务所在长安汽车总部所在地重庆也有分所。“并购重组是我们事务所很大一块业务,共有80多名律师服务这一业务。”大成律师事务所相关人士向记者确认,“公司的档案有这个纪录(并购方的调查),或许是事务所有律师关注这件事情。”

    按照规定,委托双方约定并购的任何一方在共同公开宣布并购前,未经对方同意,应对并购意向书的内容保密。因此在没有确切消息之前,不会向外透露。长安汽车公关主管张宝军以及沃尔沃(中国)公司媒介联系人都矢口否认该消息。关于长安汽车和沃尔沃高层会晤的事情,张宝军回应记者说,因为长安与沃尔沃有合作关系(S40在长安生产),双方会晤很正常。福特汽车1999年收购沃尔沃公司,花费的成本是64亿美元。现在有消息称,沃尔沃公司的收购价格很可能为12亿~18亿美元,远远低于福特汽车当年收购该公司的价格。自从去年传出福特出售沃尔沃轿车消息后,就有数家中国车企吉利、奇瑞、广汽、东风和长安传言将成为“接盘者”,外界认为,长安无疑是最有条件的,一是“不差钱”;二是与沃尔沃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南方汽车总裁、长安汽车前任董事长尹家绪在今年3月称;“公司现在不差钱,随时可以动用两三百亿元。”

    长安汽车董事长徐留平也在上海车展上表态,“我们正在积极做海内外并购重组的工作,但具体是哪个,因为还没有谈成,所以也没法说。”但徐留平在上海车展上一再强调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汽车业版图重新划分,这是并购重组最大的时机,中国汽车业具备了竞争的实力,每个中国汽车企业都有很多机会。这是中国汽车产业新的起点,并购重组一定会加大扩展我们汽车领域。“中国的汽车企业收购不差钱,关键是买回来后怎么办?”长安汽车总经理张宝林没有正面回应记者关于收购沃尔沃轿车的提问,但话中有话。他表示,收购要有双赢的结果,如产品、技术、区域等能优势互补是最好的结果。他强调,“我们和沃尔沃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豪华车出身的沃尔沃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技术方面,沃尔沃公司不久前宣称,他们正在汽车安全方面积极研发一套主动安全系统,希望在2020年能实现汽车事故“零伤亡”,这是沃尔沃最大的卖点,也是最让国内车企怦然心动的地方。印度塔塔收购捷豹和路虎之后陷入困境,上海汽车仅今年就为收购的韩国双龙汽车付出超过30亿元的损失。即使中国车企付得起几十亿美元的代价,但怎么消化这一庞然大物?这些失败的并购案让中国企业的收购异常谨慎。资深行业分析师贾新光反对中国车企海外并购,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中国车企想要得到的是欧美车企的技术,而不是整个车企。”他表示,减少风险的办法是参股,再慢慢增加股份,或者采取联盟的办法。

2、中信银行拟以135亿港元收购中信国金70.32%股权来源,路透上海  2009-05-11

    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信银行(0998.HK: 行情)(601998.SS: 行情)周一表示,将收购中信集团下属的Gloryshare Investments所持中信国际金融控股公司70.32%股权,现金收购价为135.63亿港元。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显示,中信国金持有注册在香港的中信嘉华银行所有股份、中信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40%股份及中信资本50%的股份,中信银行认为,其将利用中信国金的跨境服务平台,在香港开展更大规模更稳固的业务,发展国内外商业银行网络。公告数据显示,未考虑减资及派息,去年底经审计归属于中信国金股东的合并净资产约382.32亿港元,但若考虑减资及派息因素,去年底根据所持股份,Gloryshare Investments应占中信国金的净资产约94.85亿港元,中信银行的收购价溢价约40.78亿港元,约43%。

    另外,Gloryshare Investments及BBVA在1月初曾签署融资协议,同意按照双方各自持股比例,向中信国金提供共计30亿港元的循环授信额度,中信银行在其交易完成後,将承担Gloryshare Investments在该协议项下的全部利益、权利和义务。去年11月中信国金被私有化,并于11月5日退出香港联交所主板市场;公告称,Gloryshare Investments是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投资控股公司,为中信集团全资附属公司,中信国金另外29.68%的股份由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BBVA.MC: 行情)持有。中信集团亦是中信银行的控股股东;公告称,在Gloryshare Investments账目中所载未经审计的账面价值及相关成本计,中信国金其70.32%的权益股权计275.76亿港元。中信银行A股周五收报5.17元人民币,近一个月涨幅为9%;H股报4.01港元,近一个月上涨28%。

3、华胜天成拟2.6亿港元收购香港ASL控股权  证券日报  2009-05-11

    因谋划重大事情而停牌的华胜天成,在一周之后终于给了答案,5月7日,在北京注册以经营计算机技术开发和服务的华胜天成发布公告称,将以约2.6亿港元的现金收购香港上市的自动系统集团(ASL)68.4%股份。“目前此项收购等待股东大会通过,公司层面才能结束,后续还需要政府层面相关机构审批。”胡家飞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华胜天成5月8日发布2009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议决告称,将凭借华胜天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自有现金形式收购ASL68.4%的股权,计2.03亿股股份。根据华胜天成的公告,此次收购实际交易总价为2.62亿港元,收购股权来自CSC Computer SciencesInternational Inc.及其全资子公司。收购完成后,华胜香港将成为ASL的绝对控股股东,华胜天成为ASL的实际控制人。据了解,ASL是香港地区的信息技术应用服务供应商。华胜天成此次主要计划通过收购ASL控股股东CSA(持有ASL63.78%股权)和CSI(持有ASL4.62%的股份),完成对其收购。本次交易的协议对方CSI 和CSA,均为CSC 的全资附属企业,其中CSI 为CSC 直接控制的子公司,CSA 为CSC 通过CSI 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目前,由于本次交易将触发全面要约收购,华胜天成(通过其香港子公司)需向ASL 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若此次收购若获批,向标的公司股东全部发出要约的后续大量资金,对于华胜天成而言还是不小的压力。据了解,这项交易还需一些监管机构的批准才能完成。包括出席华胜天成股东大会的2/3股东的表决通过、商务部、国家发改委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批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香港证券监管机构及自动系统集团股东大会的批准。“由于金融危机,境外收购政府考虑还是较为谨慎,我们觉得希望还是比较大的。胡家飞认为。“审批工作等一些工作,仍需要半年或者一年时间。” “目标公司(ASL)今年主营业务净利润4千万,按68%比例给华胜天成贡献2千多万,对于公司今年净利润增厚10%多,业绩影响并不大。”胡家飞告诉记者:“我们最看中ASL的是其提供解决方案和服务方面的能力。” 华胜天成透露出主要从战略扩张目标、业务比重、储备力量、资源等四个方面相中ASL。此次交易华胜天成有意借ASL 实现境外战略扩张。华胜天成认为,ASL 的业务构成中,软件和服务占据的比重较大,与华胜天成的业务具有一定的互补性。ASL 在增加华胜天成的技术力量和技术储备,增强其研发能力有独特功效,这是华胜天成在选择ASL的时候所考量的理由之一。同时,与ASL 的结合有利于与全球主要的IT 设备和软件供应商如SUN、IBM 等巨型企业,建立了较为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使得华胜天成选择ASL格外动心。“其实ASL业务除了在香港,台湾、澳门、泰国、甚至中国大陆都已经有分支机构,在逐渐扩展中,公司收购之后仍然不断健全其体系。”胡家飞告诉记者。

4、*ST汇源重组明君集团收购20%股权  每日经济新闻  2009-05-12

    昨日发布的重大事项目进展公告显示,控股股东汇源集团已将4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68%)转让并过户给明君集团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明君集团)。因连续两年亏损,汇源通信不得不披星戴帽,股票简称也于今年4月28日起变更为*ST汇源。由于主营业绩欠佳,加上承担着大量银行贷款的压力,公司2007年起即开始寻求重组。今年1月,由于重组方未完成自身资产整合,公司决定终止与北京某房产公司的资产置换和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方案。经过2年多的漫长等待,公司转身房地产的重组方案最终搁浅。在重大重组一事刚刚终止仅4个月之时,公司昨日发布公告,控股股东汇源集团已于5月8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汇源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4442万股股份中的4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68%)转让并过户至明君集团名下,明君集团支付对价为9000万现金和协议书约定的目标资产(主要为*ST汇源拥有的全部资产、业务、负债)。

    而最新消息显示,明君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资产置换方式对*ST汇源进行资产重组,通过资产置换,剥离上市公司不良资产,同时将其旗下优质资产注入公司。*ST汇源将于4月20日停牌后30日内披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股票届时复牌。至此,*ST汇源最新的重组方浮出水面。《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这家企业在成都并不知名。公司网站称,明君集团成立于1998年,位于成都高新区,注册资金1.2亿元。集团起步于农业机械和水利水电机械制造、销售业务。目前,主营已拓展到核电锅炉及锅炉部件、专用汽车生产销售、房地产开发、中小企业投资担保及商业贸易等领域。目前已拥有下属控股子公司13个,员工7200多人。公司网站不仅未提及公司最近的任何经营生产活动,连公司领导人的名字都没有披露,低调程度可见非同一般。不过,综合公司网站以及媒体零星的报道初步“透视”出明君集团的实力。今年,明君集团已纳入成都大企业大集团培育名单,公司于2003年收购东锅集团三个专业配套生产企业。2006以来,公司已成功收购一汽集团旗下四川专用车厂、长春一汽装备技术开发制造公司。近期明君集团还将接手一汽集团旗下长春轻型车厂和哈尔滨变速器厂。记者还从四川企业信息网上查询得知,明君集团2007年的注册信息显示,法人代表为徐明君,住所为自贡市流井区新街解放路东段,工商证明发证机关为自贡市工商局。

    为一探究竟,记者昨日前往明君集团位于成都锦江河畔汇日央扩国际广场的总部办公地点。公司办公区占据该豪华写字楼中某层中的半层楼区,大约300多平方米。自称公司总裁办总监的周姓女士接待了记者,但对记者提出的问题一概予以回绝,只称目前正在准备材料,今日即可上报交易所。一位公司员工透露,公司总部去年才从自贡搬到成都。

5、中国水业:6.6亿收购内地同业 中证网 2009-05-15

     于内地从事供水及污水处理的中国水业集团<01129.HK>,宣布以总代价6.6亿元收购内地同业,位于广东惠州、四会、惠东、博罗及佛山市的8个污水处理厂,及位于汀北省唐山市1个供水水厂。集团将以6000万元现金,及以发行新股、可换股优先股及可换股债券的方式支付剩余的代价。当中1.39亿元及3.6亿元,将分别以按发行价0.182元,配发代价股份及可换股优先股的方式支付,余下1亿元则以发行可换股债券支付。此次交易中,卖方为一名袁女士拥有的达信管理公司,及该公司与杨伟光共同拥有的深圳市华南水务集团,两家公司均为投资控股公司。而卖方向公司保证及承诺,有关收购完成后的首三年,纯利将分别不少于4000万、6000万及9000万元,并为此向托管代理存入1亿元的证书作为担保。完成交易后卖方将持有最少28.8%中国水业股权,成为大股东。集团董事局主席李裕桂昨在声明中指出,有关收购源于去年8月,公司公布收购多家污水厂及供水厂,惟因全球金融市场下滑而搁置。目前由于中国政府正采取措施,鼓励外资及私人企业增加对国内水业的投资,故重新启动收购。他表示,新公司旗下污水厂的污水处理能力为每日26万吨,供水厂的供水能力为每日27.4万吨。

6、SOHO中国17.7亿收购前门大街项目  第一财经日报  2009-05-18

    SOHU中国将动用17.7亿元的资金通过收购北京前门大街项目,从开发商变身业主,坐收回报率颇丰的租金。昨日晚间,SOHO中国(00410.HK)发布公告称,宣布其将通过公司主席潘石屹控股的北京丹石公司,以每平方米3.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北京前门项目中5.47万平方米的商业物业,预计收购总价将达17.7亿元人民币。在5.47万平方米的物业中,2.28万平方米位于前门大街,并已经全部完工,其余3.19万平方米位于前门大街东侧显著位置,大部分待建。在2007年,丹石公司早已收购前门大街改造工程公司——北京天街置业49%股权。根据昨日公告,天街置业拥有前门大街项目33幅地块(总规划可售建筑面积13.4万平方米)开发权,整个前门大街项目另有11幅土地待公开招拍挂。据SOHO中国方面介绍,两年多来,SOHO中国对前门大街项目共投入约13亿元。据SOHO中国公司介绍,丹石公司将用49%股权及前期投入与本次收购的物业进行置换,超出约13亿元部分现金公司将出资购买。这就意味着,丹石公司将不再拥有前门大街项目的开发权,而只是大街上的一名业主。

    作为北京重点工程,前门大街的建设在北京奥运会前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然而项目背后的纠葛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根据2007年的协议,SOHO中国有权收购北京丹石公司拥有的前门项目49%的股权,并且这笔似乎板上钉钉的交易,被记录在了SOHO中国当年IPO的招股说明书中。彼时,投资者普遍认为,丹石公司已经拥有了33幅前门大街土地,另外11幅也胜券在握。然而不久后,有关政府部门从招拍挂市场上撤掉了上述11幅土地中的3幅,此事令SOHO中国在前门大街上的进展急转直下。潘石屹多次公开表示,仍然在与有关部门积极磋商。直至今年年初,更表示不日将有解决方案出来。然而,在昨日的公告中,有关SOHO中国与政府磋商的表示则为“由于得不到政府批准,相信这是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老潘的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当各方都在关心剩余11幅前门大街项目用地的归属时,昨日公告的方案却令人大跌眼镜,因为该方案是对SOHO中国在前门项目中的角色的重新洗牌。根据此前媒体报道,前门大街上的商铺租金可达到5美元/平米/天,以这个价格计算,潘石屹握有的2万多平方米前门大街商业物业的年租金回报率达到了30%。分析人士指出,5万多平方米商业物业的获得,可以说是给SOHO中国前门项目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尽管这个结局与当初SOHO中国公布的有些差距,但毕竟令SOHO的旗帜又插到了北京另一繁华地区。日前,被作为SOHO中国走出CBD的重要标志的中关村(000931,股吧)SOHO开盘,当日销售6.35亿元。

7、中石油10亿美元收购新石油  中华网  2009-05-25

    几乎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中国头号石油商中国石油(601857.SH;0857.HK)完成了一次曲线收购,一举拿下了新加坡石油公司约45.51%股份。中国石油昨天晚间宣布了这项收购协议。这也是这家石油巨头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又一笔大规模海外并购。上月底,中石油刚刚披露已收购了哈萨克斯坦的最大民营企业--曼戈斯套油气公司。中国石油称,已通过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间接全资拥有的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新加坡公司,与吉宝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吉宝油气服务有限公司(吉宝公司)达成附生效条件的该项收购协议。中国石油将收购吉宝公司所持新加坡石油公司约45.51%的全部股份(不包含库存股)。交易的现金对价折合约10.2亿美元,将于交易完成时支付全款。本次交易的完成尚待中国监管部门批准。预计交易将导致对新加坡石油公司其余股票的强制性要约收购。一直伺机出击海外的中国石油几乎是弹指间完成了此项收购。

     之前唯一的迹象是在其股东年会上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曾透露,经历了去年的金融危机,中石油已迎来了难得的海外收购机遇。海外并购是中石油战略发展的重点,在经济危机、油价下跌的情况下,也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中国石油所收购的新加坡石油是新加坡炼油业三甲之一,它拥有新加坡炼油公司50%的权益,从事炼油和销售以及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等业务,还进行原油及成品油的码头输送、分销和交易等业务。除此交易之外,中国石油和吉宝集团还原则同意未来在海上石油平台方面展开合作,双方期待在更多领域中实现互利共赢。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新加坡公司是中国石油全资拥有的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主要业务为原油、成品油、石化产品贸易,并投资一座油库设施,主要市场包括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德意志银行在此交易中担任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新加坡公司独家财务顾问,德尊(新加坡)律师事务所担任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新加坡公司法律顾问。

8、中保国际并购民安控股“太平系”整合启动  21世纪经济报, 2009-05-26

     中国保险集团的全方位、大规模资源整合正拉开序幕。5月上旬,保监会批准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保控股”)更名为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而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与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香港中保”)正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因其长期以来形成的复杂的集团架构,未来的太平保险集团将怎样整合这些涉及海内外、多类型业务的众多公司主体,将以怎样的新面貌示人,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5月25日,中保集团旗下两家上市公司——中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966.HK,下称“中保国际”)和民安(控股)有限公司(1389.HK,下称“民安控股”)发布联合公告,称中保国际计划收购民安控股47.8%的股权,并可能随后将其私有化,昭示着太平保险集团的资源整合进入实质操作阶段。中保国际和民安控股同为香港中保的控股子公司,也是香港中保20家子公司中仅有的两家上市子公司,两公司在香港中保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中保国际于2000年6月29日在联交所主板上市,香港中保持中保国际53.9%股份,其余为公众所持有。中保国际的主要业务为投资控股。其业务分为四类,由不同的独立附属及联营公司经营:全球性再保险业务由全资附属公司中国国际再保险公司经营;寿险业务由直接控股占比50.05%的太平人寿保险公司经营;直接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由占40.025%权益的联营公司太平保险公司从事;其他业务包括资产管理及再保险经纪,分别由全资附属公司——中保集团资产管理公司和华夏再保险顾问公司从事。

    与此同时,太平人寿还分别持有太平养老和太平资产管理60%和50.1%股份,居控股地位。由此可见,香港中保在内地的主要业务都通过中保国际控股的几家公司完成。而民安控股成立于2006年9月5日,作为中保控股的控股子公司于2006年12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其股东包括香港中保、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中保国际和持股公众,中保国际、香港中保和汶豪(香港中保投资平台)分别持有民安控股已发行股本的3.54%、47.78%和0.02%,长江实业持有20.96%.民安控股的主要资产是香港民安保险公司,香港民安保费收入位居香港财产保险公司第五位,为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客户提供包括汽车险、财产险,、责任险,、水险以及意外及健康险等财产保险业务。根据公告,中保国际对民安控股的收购将以非现金方式达成。中保国际向母公司香港中保收购民安控股47.8%股份,代价是每10股民安股份由1股中保国际新股支付,涉及1.39亿股中保国际股份。

    收购完成后,中保国际持有民安控股股份将由3.54%增至51.34%,按中保国际4月30日停牌前收市价13元计算,相当于每股民安控股股份约1.3元价值,即较同日民安停牌前收市价0.9元溢价44%,相当于民安控股去年底账面净值的1.1倍。在此之后,中保国际计划进一步全面收购民安控股,按照时间表,如果进展顺利,民安控股将于2009年第四季度在香港联交所摘牌。全面收购的条件同样是每10股民安控股股份可换1股中保国际新股份,即民安私有化作价相当于每股约1.31元,仍低于两年多前民安上市时的招股价1.88元。全部收购后,中保国际有意将其股份买卖单位由1000股改为200股。

    在5月25日召开的记者会上,中保国际总裁兼执行董事吴俞霖表示,收购可以创造双赢局面,民安控股目前的流动性低,经转为中保国际股份后,可以得到提升,而民安财务实力强劲,2006至2008年在港偿付比率超过1000%,也有助于中保国际偿付比率获得提升。

    公告显示,预期新发行中保国际股份相当于目前已发行股份增加19.7%,将民安控股投资换为中保国际投资,相当于用弱流动性换取较强流动性,去年中保国际和民安控股的日成交额分别为3429万港元和267万港元。受累资本市场,中保国际业绩从2007年盈利超15亿港元,滑落到2008年亏损近3亿港元。

     2008年中保国际承保保费及保单费收入由2007年的179.34亿港元大幅增至250.038亿港元,同比增长39.4%,然而受投资收益大幅下降、旗下子公司加速扩张及天灾导致赔款支出增加等因素,中保国际2008年综合亏损近3亿港元。

     5月25日,民安控股暴涨45.56%,以1.31元收盘,中保国际也上涨了8.46%。对于中保控股的更名,中保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宋曙光表示,日后中保国际整体品牌或会考虑跟随母公司进行更改,但目前还没有时间表。收购对双方的影响更直接的反映在两家财险公司的资源整合上。

9、危机为吉利带来商机

10、开发商营运严重分化 并购潮暗涌

11、首例并购贷款京山轻机MBO被疑价格过低

12、工行海外并购整合样本:从Halim到工银印尼 并购协同效应显现

 

并购模式与案例探讨

本栏目由云汉经略高级经理陈硕先生编写,010848995291391186739

       1、危机为吉利带来商机来源:香港文汇报 发表时间:2009-05-04

    “此次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从本质上来讲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投资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出现的一次调整,即使不出现金融危机也会发生其它的危机。此次危机最先发生在最薄弱的环节,这为世界经济重组提供了机会,也为吉利汽车(0175)提供了商机,这种机会百年难觅。”众所周知,从世界范围来看,房地产和汽车是此次危机冲击最大的两个行业,作为全国最大民营汽车企业的老板,如此正面评价金融危机对自身的影响,实属罕见。

    对此,李书福解释说,吉利20075月就正式提出战略转型,重点放在打基础练内功上,为此不惜放慢发展速度,通过一系列强身健体的措施,吉利汽车车型实现了垂直换代,产品研发取得卓越成果,新车型成批涌现,关键汽车零部件技术不断突破,品牌规划逐步完善,使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大大提升,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夯实了基础。其次,吉利借危机实现对澳洲DSI(Drivetrain Systems International)的收购。他说,这也是危机带给吉利的最大好处。在此之前,全中国的汽车企业都无法解决自动变速箱的生产,而此次收购使这个长期困扰吉利发展的瓶颈问题得到根本解决,通过并购,澳洲的DSI成为吉利的全资子公司,从根本上解决了自动变速箱的研发、制造等很多技术难题。

     在刚结束的第十三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上,吉利展台成为人气最旺的展位之一,集团以全新三大品牌、22款新车、9款发动机、3款变速器的强大阵容诠释了“新吉利” 的全新产品战略,向外界全面展示了实现产品转型升级后的成果。谈到对此次金融危机的预测,李书福按照自己的经验直观判断,中国经济可以走出低谷,当前已经处于底部震荡期。他顺便也谈到对香港经济的看法,认为香港现代化、市场经济、国际化水平都非常高,法制水平也很高,相信随着内地经济的走好,香港经济不会差的。他告诉记者,在香港上市后对公司帮助很大,最大的变化是企业现代化规范的治理结构形成了,整个企业的职业化水平提高了,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谈到公司资金是否紧张和居高不下的负债率时,李书福坦言,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吉利资金是比较紧张,负债率也确实高,因为公司要做的事情很多,不做又不行,所以只能负债。从自己的感受和长远希望来讲,负债应该控制在20%以内。对于是否有新的融资计划,他说,现在肯定没有,将来要根据企业发展需要来定。对于新的产业并购,他说吉利现在对整个汽车产业和同行都在研究观察,一是为自己的发展方向寻找依据,二是为公司决策提供参考;三是为相互学习提供素材;到现在为止没用确定任何的并购计划。但是一旦有机会,吉利会考虑,而且会迅速行动。吉利收购DSI从谈判到签约整个过程也就1个多月时间,当时认为这个机会太好了,可谓千载难逢,出手一定要快。

    2、开发商营运严重分化并购潮暗涌 世纪经济报道 2009-05-08

    一个有悖常理的现象正在发生。2009年一季度,所有开发商从大到小的开发商都在高声宣布取得摶曰蛿销售战绩,不过,在另一面,这些开发商却成了铁公鸡,在土地市场龟缩不前。以重庆为例,即使当地大幅减少土地推出量的情况下,却依然只能以挂牌价成交。记者选取53家上市开发商为样本的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存货周转天数还是已获利息倍数,都有恶化的趋势,因为存货周转变慢,已获利息倍数降低已成行业性趋势。销售萎缩与银行信贷资金压缩的双重压力正考验着开发商。

    但是,冰火两重天。大的开发商在经历去年寒冬后,正磨刀霍霍,包括万科A等都提出了要在2009年择机并购。他们的猎物正是那些现金流困难的企业。2008年,万科A的市场占有率是2.34%,万科A的中期目www.skylink2001.com 客户至上与诚信第一,相互尊重与团队精神,务实创新与专业化 No.80 -28 - 18

    55日,一地产业人士向记者透露。一场地产围猎或将拉开大幕。2008年销售不畅的结果是,多数地产公司的已获利息倍数都呈恶化趋势。已获利息倍数,也称利息保障倍数,是指上市公司息税前利润相对于所需支付债务利息的倍数,可用来分析公司在一定盈利水平下支付债务利息的能力。在统计的42个地产公司中,只有16个或者38%的公司的已获利息倍数增加,2007年这个比例为44%。已获利息倍数下降主要有2个因素,一是利息增加,二是利润总额减少。记者统计发现,大公司一般是由于债务增加所致,小企业则多为利润总额猛降引起。

    一人士如此分析。北辰实业是已获利息倍数下降的代表性企业之一。北辰实业2006年到2008年的EBI分别为89.8824.572.4720072008年环比下跌分别为73%90%。招商地产过去三年的EBI分别为73.46193.4438.17,万科A的该数据为39.121.3910.28。多伦股份过去三年的EBI分别为1.71.51.2

   上述人士说。鉴于此情况,银行依然在坚持对开发商谨慎放贷的态度。重庆统计局的报告显示,?/FONT>2009年一季度,国内贷款64.78亿元,同比下降14.2%,降幅较上月减小14.4个百分点,其中银行贷款62.00亿元,下降8.1%,较上月减小21.9个百分点。?2008年,开发商的存货周转更为摮俣蹟,存货周转天数呈直线上升态势。存货周转天数表示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存货从入账到销账周转一次的平均天数(平均占用时间),存货周转天数越短越好。在纳入记者统计的地产公司中,有68%的公司的存货周转天数增加,2007年该数据为46%。

    上述人士说。2008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比2007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这是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近十年来的第一次下降。从个体看,光华控股的存货周转天数从2006年的1310天增加到2007年的1339天,再到2008年的42857天。名流置业过去三年的存货周转天数为758天、632天、2014天。知名地产商亦是如此。招商地产的存货从2007年的172亿元增加到239亿元,增长幅度为39%。即使是在2008年率先降价的万科A,存货依然也从665亿元增加到859亿元。金地集团的存货则从186亿元增加到284亿元,增长52.7%。金融街的存货从64亿元增加到109亿元。2009年一季度,尽管出现了所谓的撔⊙舸簲,依然难改地产存货庞大的局面,招商地产今年一季度存货从去年底的239亿元增至254亿元。因此,消化存货将成为众多公司2009年的主要课题。毛利率下降,迫使开发商掀起削减开支的大潮。

    万科A 在年报提出,2009年将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2008年降低20%。?/FONT>2008年,万科A发生销售费用19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4.6%2007年该数据为3.3%。金地集团也明确表示,2009年将更加注重控制管理和营销费用,缩减行政成本。2008年,金地集团的销售费用为4.1亿元,较2007年的2.1亿元增加约100%。其2008年的销售收入为98亿元。销售费用占营收的比重为4.1%,而2007年该数据不过为2.8%2008年金地销售费用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为27%,而2007年为12%。万科A、金地集团削减销售费用的举措已成行业性举动。多家开发商预计,行业资金整体紧张的局面不会改变。这个观点得到了银行界人士的认可。

    某大型国有银行公司部总经理告诉记者,开发商玩的是十个杯子九个盖子的游戏,一季度的  难改开发商资金紧张的局面。中国银行某分行公司部总经理曾向本报记者表示,该行的地产客户主要为当地的排名靠前的开发商,一般的开发商已经很难获得贷款。贷款只是一个渠道。金地集团就明确要求,一要积极争取公开增发计划,二是继续保持在债务融资方面的良好信誉,三是扩大和拓展新的融资渠道。万科A更是对股权融资念念不忘,表示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考虑进行一次股权融资。知名开发商将在潮水退去后开始拾摫纯菙展开并购。金地集团提出  。保利地产早已开始行动。2008 年保利地产新拓展项目12 个,新增土地储备594万平方米,2008 年底土地储备数比上年同期净增189 万平方米。这些项目均以出让底价获得。正在谋求上市的重庆金科集团副总裁李战洪曾向记者表示,2008年是房价拐点年,2009年是房企拐点年,1/3的企业会甩卖、转让,1/3的企业在挣扎,1/3的企业会成长起来。?

     集中度并不高的房产业而言也是必要的。2008年,万科A占全国市场份额不过2.34%。万科A董事长王石在年度股东大会上称,2008年万科的市场占有率从2.07%提高到2.34%,但占有率还很低。美国前5大开发商,整体占有率是18%,日本是20%,平均每个开发商至少是4%。王石表示,万科第一步应该在2014年将市场占有率提高到4%

    3、首例并购贷款京山轻机MBO被疑价格过低来源:大众证券报 发表时间:2009-05-21

       昨天,京山轻机高调宣布以并购贷款对上市公司进行MBO。这不仅是并购贷款首现MBO,其股价也因此刺激全天牢牢地封死涨停板上。然而,有投资者向《大众证券报》打来电话,质疑京山轻机MBO出价过低,涉嫌侵吞国家优质资产。质疑者指出,京山轻机的2008年末期的净资产为11.28亿元,今年一季度虽然出现一些亏损,扣减了一点,但仍达11.26亿元之多;而MBO平均每股售价仅1.13元,远远低于昨天的4.61元的涨停收盘价(可能还不止一个涨停板)。公司管理层仅仅动用小小的9100万元就实际控制了这么庞大而实实在在的优质资产,可谓讨了一个天大的便宜。昨天,大通证券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员向《大众证券报》算了一笔账:根据公司管理层设立的京山宏硕投资公司间接持有上市公司25.79%股权,及宏硕投资收购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41.80%股权,由此换算得出本次收购支付总额应该不低于1.2亿元,这与9100万元收购相比,至少低估了2900万元。

    不过,招商证券研究员周勇却表示,虽然用9100万元资金拿到了净资产约11个亿的京山轻机控股权,从理论上来看,这种交易价值确实不等价,但在这里面应该存有其它因素,是我们从表面看不到的。4、工行海外并购整合样本:从Halim到工银印尼并购协同效应显现来源:世纪经济报道 发表时间:2009-05-22 摮晌∧?/FONT>Halim银行的新东家之后,工商银行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完成了收购后的整合工作,并购的协同效应已经开始显现。?/FONT>521日,工银印尼总经理袁斌对记者表示。根据工行提供的数据,工银印尼在并购后的第一个完整年度(2008年)盈利增长201万美元,创造了当地新进入境外机构盈利的新纪录。2008年末,工银印尼总资产达1.4亿美元,在印尼银行中的排名攀升了20多位次。工银印尼各项业务未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今年一季度,工银印尼总资产比年初增长62.4%,贷款余额比年初增长63%,实现税前利润62.24万美元。而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也再一次对记者明确,工行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跟随客户走出去,将境内的整体优势向海外延伸,发挥经营合力,为大量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跨境金融服务。

    姜建清表示。正如姜建清所言,工行试图紧随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最终促成了在印尼的收购。截至2008年,印尼已累计批准成立中资企业700多家,协议投资额近100亿美元。2008年,两国进出口总额达315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印尼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于是,工商银行也开始寻求突破印尼市场的机会。袁斌称,按照工行海外发展的战略思想指导,即撉阆蛴诳毓刹⑶易约壕芾肀徊⒐旱慕鹑诨箶,工行很快把目光锁定Halim银行。Halim是当地一家外汇持牌商业银行,在印尼有12家网点。由于该行适当的规模、稳健的经营风格和良好的盈利能力,很快成为工行通过并购进入印尼市场的主要考虑对象。20054月,工行开始与Halim接触,探讨并购可能性。

    工银印尼副总经理陈友滨对记者表示。不过,工行仍牢牢把握了谈判的主动。20061230日,工行与Halim银行股东签署股权买卖协议,用约2200万美元收购该行90%股份。Halim随后更名为中国工商银行(印度尼西亚)有限公司,并于次年11月挂牌开业。完成并购交易,克服市场进入的障碍,仅是并购成功的第一步。收购Halim之初,工行就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了素质过硬的外派队伍。收购完成后,又迅速组建了赴印尼专家工作小组和工银印尼筹备组。但整合工作刚一开始,就遇到了无法沟通的难题。由于Halim完全是一家本土银行,懂英语的员工很少,更没有人会说中文,中印尼两国员工的交流只能依靠翻译。

更关键的是,Halim实施的是家族式的管理文化,与现代商业银行管理文化差距颇大,硬件设施也相对落后。袁斌给记者举了个例子。Halim做得很传统,基本上只会抵押信贷。于是工行就把一整套信贷管理方法拿过来,从评级、授信,到审查、审批、贷后管理,当地员工通过培训顺利完成了信贷管理制度的整合。?此外,工商银行还对Halim进行资源整合和业务流程分析,整章建制、风险分析与防范、科技平台搭建等工作也迅速展开。当然,整合绝不是简单复制,没有本土化做支撑,再先进的经验也只是空中楼阁。除了准确全面地向外界传达工行服务当地经济社会的意愿,工银印尼招聘了不少本土人才。工银印尼高层5名董事中有3名是印尼人;在全部338名员工中,除了国内派来的12名员工,其余全部来自当地。虽然Halim迅速转型为工银印尼,且与当地华人协会、华裔集团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打开当地的营销局面。

    袁斌对记者说。由于工银印尼具有全牌照经营资格,该行随即确定通过创新提升竞争力的发展战略,而创新重点则定位于投资银行业务。于是,工银印尼设立了单独的投行部门,同时更多着力于开拓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和财务融资、信息咨询、风险投资顾问等核心业务市场。2008年,工银印尼协助母行担任牵头行完成印尼Indramayu电站5.92亿美元出口买方信贷项目,一举打响其投行业务招牌。当年,工银印尼还作为上海电气[10.74 -0.65%]的投融资顾问,为其在印尼投资的电站提供投行服务,第一笔投行业务收入就达50万美元。事实上,正如姜建清对工行海外机构的定位,工银印尼的发展紧紧跟随着中资企业。目前,印尼当地有700多个项目都由中国公司承建,很多国内大企业现在成为工银印尼的客户。工银印尼同时也承担起中资与印尼企业相互沟通,甚至协助寻找合适项目的角色。比如为印尼的镍矿及铁矿项目寻找中国的合作者。最近,工银印尼又在帮助中国一家民族汽车品牌进入印尼,协助企业与当地销售代理商、物流商签订合作协议。

三、 私募融资

1、东方富海等风投筹建兰州牛肉面公司促其创业板上市

2、手机社区短趣网获安丰创投等390万元首轮风险投资

3、唇齿香浓集团获3亿元风投餐饮连锁企业春天来临

4、试衣网第三轮2000万融资到位风投看好其携程模式

5、DMG融资3000万美元或为新一轮上市计划铺路

6、江通动画获两家创投基金投资力争在创业板上市

7、触动传媒完成新一轮融资获CDIB资本等1亿元风投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5-25 10:42:3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普京以100美元使重要潜艇制造厂重新国有化 发送时间: 2009年5月22日 13:49主题: Fw: 普京以100美元使重要潜艇制造厂重新国有化

普京以100美元使重要潜艇制造厂重新国有化

驻俄罗斯特约记者 赵汉臣

2009年05月16日 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

    5月11日,普京视察阿穆尔造船厂,并与船厂工人亲切交谈。俄罗斯总理普京11日视察了位于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的阿穆尔造船厂,并为濒临破产的这家军工企业带来一线起死回生的希望。俄媒体发现,向来致力于推动私有化进程的普京,此次破例允许国家从私人手中拿回企业控股权,不仅表明了普京对这家老牌军工企业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俄政府振兴军工业的决心。

    船厂工人倡导国有化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普京11日抵达阿穆尔造船厂后,先是会见了部分工人代表。其中一名叫亚历山大·阿斯特拉汉采夫的钳工壮着胆子对总理表示,希望厂子能被收归国有。普京听闻后,当即邀请这名工人参加随后由政府高官和企业代表参加的远东地区造船业发展会议。

    会议结束之际,阿斯特拉汉采夫在普京邀请下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对此,普京回应道:“我们现在并不是要将反私有化作为目标。但是,个别(企业)所有者没有效率,我们当然就应该考虑怎么改变状况,尤其是在那些下达了国防订单的企业。”此后,他宣布了阿穆尔造船厂股权改造计划。

    俄《导报》援引普京的话说,俄罗斯最大的国有银行储蓄银行与阿穆尔造船厂私人股东商定,前者以象征性价格购得后者所持有的该造船厂59%的股份;随后,储蓄银行再以同样价格将这些股份转让给国有的联合造船集团,并且向该集团提供为期10年、总额逾4亿美元的贷款,用于阿穆尔造船厂的债务重组。

    由此一来,算上此前联合造船集团持有的阿穆尔造船厂的部分股份,经过这次交易后,该造船厂总股本的77%都将转入国家手中。俄“报纸网”援引陪同普京视察的俄副总理伊万诺夫的话称,阿穆尔造船厂59%的股份转让交易额非常低,仅相当于一张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到莫斯科单程机票价格的1/10,即约合100美元。

    债务高达360亿卢布

    阿穆尔造船厂成立于1932年,是俄远东最大的造船厂,被列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骨干企业,有过辉煌的历史。从1936年投产至2008年,阿穆尔造船厂共建造了270艘舰艇和船只,其中包括56艘核潜艇、41艘柴电潜艇、36艘水面战舰、137艘民用船只等。它的核潜艇生产能力,在俄罗斯国内首屈一指。

    俄《导报》援引俄战略和技术中心专家巴拉巴诺夫的话称,从20世纪90年代起,当海军不再向阿穆尔造船厂下达订单后,这家企业开始陷入危机。在私有化浪潮中,它的控股权流入了私人手中。私人老板希望用开发民用产品来让工厂运转起来,但没能成功。

    5月11日,普京视察阿穆尔船厂内正在制造的常规潜艇。

    随着阿穆尔造船厂的经营状况日益恶化,俄政府曾想甩掉这个包袱。2006年,时任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长的格列夫认为,由于该工厂财政状况不佳,继续保留国家持有的股份已不合算。当年10月,阿穆尔造船厂20%的国有股权被公开拍卖,但因最终流标,使得它没有被国家彻底抛弃。

    目前,阿穆尔造船厂是俄国内问题最严重的造船厂之一。据《导报》报道,2008年前9个月,该企业净亏损达15亿卢布(1美元约合33卢布),销售收入仅为1.39亿卢布。截至去年10月1日,该造船厂的债务总额高达330亿卢布,而目前增至360亿卢布。

    普京砸钱救船厂

    阿穆尔造船厂的遭遇与俄军工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存在一定关联。从2001年起,该造船厂加入了中小吨位舰船建造康采恩(高级垄断组织形式,一般以一两个实力最雄厚的大垄断企业为核心,把跨部门、跨行业的许多大企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垄断企业集团)。据《俄罗斯报》报道,2004年底开始,这家康采恩的4名高层经理伙同阿穆尔造船厂负责供应业务的副总经理,有计划地窃取俄联邦预算通过储蓄银行划拨给造船厂的资金,致使船厂蒙受了巨大损失。

    此外,深陷危机的阿穆尔造船厂祸不单行。去年11月,由该厂负责研制的“海豹”号核潜艇在日本海潜水试航时,一名水兵擅自启动灭火系统,导致舱内20人因吸入大量氟利昂死亡。俄媒体认为,造成这一事故的部分原因是,造船厂经营不善,导致大批熟练工人纷纷离去。

    阿穆尔造船厂在俄军工行业中并不是特例。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公司总裁切梅佐夫今年2月曾指出,俄军工行业中只有36家战略机构的财务状况还算稳定,约1/3的军工企业有破产征兆。其中,生产弹药和特殊化学品的厂家尤为困难,约半数企业濒临破产。

    需要指出的是,俄政府已将扶持军工行业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优先方向之一。普京2月宣布已签署有关向俄军工巨头——米格公司注资150亿卢布的政府令。此外,俄政府决定支出173亿卢布采购米格公司的产品。

    阿穆尔造船厂的“待遇”,与米格公司类似。俄塔社援引普京的话说,除了将提供总额达4亿美元的10年期贷款之外,俄政府一周内将向阿穆尔造船厂拨款19亿卢布,用于完成新型潜艇(即“海豹”号核潜艇)的建造及试航。此外,今年6月前,该造船厂还将得到总额超过5亿卢布的国防采购订单。
 

 

 

百度与罢工员工举行谈判

华尔街日报

2009年5月

     中国最大网络搜索公司百度(Baidu Inc.)的管理人士周末与正在罢工的公司员工进行了谈判,罢工员工们抗议公司降薪以及新的销售佣金政策,称这些举措意在迫使他们离职。百度在中国华南的数百名员工从5月4日起要么呆在家中,要么去办公室但拒绝工作。

     Associated Press据罢工员工和深圳劳动局官员称,百度在深圳的数百名员工上周五来到当地劳动局,提交了对公司的投诉。在附近的广州市,当地劳动局表示已经接到数十名百度员工的投诉。百度管理人士拒绝对此置评。

    几位罢工员工表示,百度5月1日将销售人员的底薪(平均每月4,000元左右(合590美元))削减了大约30%。员工们称,百度还上调了销售业绩目标,并威胁要扣留佣金并辞退未能完成业绩目标的销售员。

    在去年年底为无照医疗公司刊登广告一事曝光后,百度的公众形像遭受了负面影响,此后该公司一直在加大营销支出以恢复形像。罢工员工表示,百度华南部门的主要功能就是为消费者用于搜索的特定词销售广告位。此前在百度上打广告的无照医药公司就是购买的此类关键词广告。

    员工们说,他们认为上述措施只适用于百度的华南部门员工。罢工员工们要求百度取消新政策,辞退推出上述举措的地区高管。员工们计划周一上班,听取公司的回复,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可能会继续罢工。

    百度在中国大陆雇佣了数千名员工。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用户,但网络广告市场还相对不成熟。百度主要依赖于销售团队来发展潜在客户,他们的客户通常是网络营销知识有限的中小企业主。

    百度目前是中国网络搜索市场上的领头羊,它从这一市场获得的收入是其主要竞争对手谷歌(Google)的三倍左右。但百度正面临着经济放缓所带来的广告支出下降的挑战,公司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收入均低于上一季度。

    博达克咨询有限公司(BDA China Ltd)分析师刘宁(音)表示,百度的客户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正因为经济形势而承受着沉重压力。

百度华南区员工放弃罢工

Loretta Chao  华尔街日报

    百在线网络技术公司(Baidu.com Inc.)的员工已经停止了罢工,不过他们尚未与这家中国互联网搜索公司就新的薪酬政策达成协议。

    南方两座城市数百名百度员工的代表周一结束了与百度北京总部管理人士的谈判,这些管理人士中包括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和公司首席执行长李彦宏(Robin Li)的一名助理。罢工员工计划给百度3天的时间作出合理回应,之后再决定将如何行动。

    这些员工从5月4日起拒绝工作,以抗议公司降薪以及新的销售佣金政策,他们称这些举措意在迫使他们离职。

    据罢工员工表示,百度本月初制定了新的销售业绩目标,并称将停发未达标员工的佣金。员工们称,公司还将销售人员的底薪削减了大约30%。他们要求取消这些政策,并辞退公司的区域经理。百度在中国互联网搜索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约是谷歌(Google Inc.)的三倍。

    百度的员工上周四和周五前往当地的劳动局,投诉百度侵犯了他们的权益。广州市天河区劳动及社会保障局一位官员说,百度称新的政策是正常内部调整,百度没有裁员的计划。

    截至3月份,百度共有约6,200名员工,该公司去年的收入为4.69亿美元。

 

 

 

 

发件人:"金煊" <ta997@hotmail.com>  2009-05-20 11:01:57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 RE: 回复:投稿

中国民主革命尚未成功

金煊

    自从1924年北伐成功后,封建主义又借苏式社会主义还魂肆虐。新中国是在未成功实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和工业化社会的旧中国基础上,直接从半封建社会跨越到苏式封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工业基础和生产力落后,小农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封建社会的特权贵族阶级、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除地主阶层外仍然存在并占据我国人口很大比重,那些虽然身离农村进城工作但思想仍然停留在农民封建意识形态上的人为数甚众,资产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和工人阶层远未占领上层领域;封建思想和文化厚结沉重,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痕迹和影响;科学和工业技术普及率底,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社会形态尚未形成;特别是与科学技术劳动相适应的民主环境恶劣,学术氛围淡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尚未成功,新民主主义目标远未实现。中国现在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实现民主强化科学和发展生产力,现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反封建,和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建设民主共和制的新民主主义。

    1949年前我党曾科学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建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但是受党内教条主义影响,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分开来,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把封建社会主义--苏式社会主义错当成了社会主义,又把马克思关于工业前期社会总结的规律照搬到工业社会后期,甚至后工业信息社会,在社会主义执政和建设中未能取得合格的成绩。

    正反历史经验说明,中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仍然十分落后,所以按照毛泽东的理由还需要保持新民主主义。加之,建国后五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在很长的历史阶段私营经济仍然是公有经济的必要补充,劳资阶层将长期共存。因此,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是新民主主义,当然今天的新民主主义也需是具有社会主义民主平等性质的一种新社会主义。完善今天的新民主主义即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的新民主主义即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金煊简介:原名陶林实,男,1951年出生,扬州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副研究员(1998年即可申报高级工程师,但由于忙于承包电脑公司未报),培训部主任。江苏省党校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毕业并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进修过研究生课程。

 

 

 

发件人:"价值中国网" <accservice@chinavalue.net>  2009-05-19 05:29:11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来自王相彬的关系人邀请

对仲大军等人的《中国民派宣言讨论会纪要》的简短回应

王相彬

2009-5-20

    乾隆曾经将京城商业收为国有,给店主以官衔的尝试;满请垄断资源,宁与外商,不与国人;俾斯麦的国有化为皇家聚敛财富;爪哇的国家社会主义为荷兰收入掠夺。国有化问题,是财富的增质速度和工人阶级的利益。

    取消国有制是砍掉工人阶级领导的最后象征,是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全面国有制是不要对手的陶醉、失去竞争压力和造成官僚懒散的开端。

    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要长期平等竞争,只有如此,自觉劳动才会得到锻炼,才会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制约腐败和权利集中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是人民民主宪政,在企业是工会监督。也就是城市市长人民直接选举,国有企业的首长和政府部门的首长由市长任命。在野党通过议会监督和制裁政府,在企业工会监督和协助政党监督、政府监察。企业领导的制裁权在议会。

    马克思的国有制思想需要有所扬弃。

    仲大军的提到的国企问题,揭露的很好,仲大军、胡星斗等人的“中国民派宣言讨论会纪要”不如叫做国企问题研讨会。该宣言要征求广泛的民主宪政的各界人士,不要搞“书生谋反”。

    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原民主社会主义有改头换面的意图,不如明确站到宪政社会主义上来,既:工人阶级领导的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平等竞选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宪政的分权制衡;推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平等竞争。

    民主社会主义没有其他路可走,必须走宪政社会主义的道路;精英政治必须向工人阶级靠拢。

    王相彬,59岁,祖籍山东文登。天津市人。河北邢台下乡、邯郸工作共18年。广东打工十年。中文大专学历,职务机械工程师。总的感觉不错,阅历丰富,结识了许多南北各省、各行各业的朋友。创立了《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平等竞选制论坛》。建议成立中国共产党新党,实行两个中国共产党的平等竞选制度。

 

 

 

发件人:"GraceJ" <gracej@263.net>  2009-06-01 08:51:0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信与文章

    作者简介:年逾古稀的退休老人,一生从事自然科学教育与研究,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很赞赏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要发展民间力量

郑海泉

 2009年5月31日

    大军先生:您好!五月26日下载了贵网站五月里的几集文章,看完后感觉良多。我赞成要发展民间力量,特别是民间力量与党中央今天的理论、口号的紧密配合,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根本原则指导下做出实在的社会进步。我认为,在中国,促进实际的党必须以理论的党为标准,或者说促成‘言行一致’的党,是根本的出路,最现实的路,代价最小的路,才真是人民希望的路,也是共产党的出路,世界上从来没有‘自来红’的东西,更没有像‘天子’那样的‘当然’的东西,同样没有无条件永远不变的东西。

    今天我还有一个认识,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毛泽东思想要‘正本清源’;邓小平理论不能‘本本主义’,要‘完善、充实、发展、提高’;科学发展观不但要准确地具体化,还要落实。人民对‘党’是通过人和事来判定的,不是纸上写的,嘴巴说的。神化任何东西都受不住时间的检验。

    在当前思想很乱的时候,更显得您‘中庸’态度的可贵和正确,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左与右是必然存在的,要包容,但又必须有一个大家都承认的共识,才可能把大家包容在一起,这个共识就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民富国强的需要,而且还必须是权威的,也可以说是‘强制’的,即法律,否则极端主义就要‘得势’,结果就会变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对抗性斗争,反复不断,从文到武,死人无数。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我同意不能简单说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比如说是地主与农民的斗争史,那样说并不全面、准确。

    我建议把‘官、民矛盾’改成新权贵资产阶级,也就是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的矛盾,把权贵从人民的官员队伍里‘清除’出去,解决的方法就是严肃法纪,还不能‘内部’解决,这样的矛盾不解决,中国连资本主义都走不了,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只能是现代封建主义,尽管它仍然要披社会主义的外衣,不然它就没有‘合法性’,叛变了革命和共产党,就承认自己与农民起义一样,打江山是为了自己坐江山,人民只不过是他们过河的‘桥’,无产阶级是商业用的‘幌子’;民族资产阶级与与工人的矛盾仍然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的权与利的矛盾要通过协商解决,只要不‘贪婪’也完全可以解决,但不能忽视这样的矛盾,不能走原始积累的道路。因为今天是21世纪,不是 17 、18 世纪;今天中国的企业家很多人是‘依靠’权贵的,或者是想依靠权贵,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是很‘微妙’的。我认为这样看才是实事求是的,片面性与极端性有害无益,对那样的观点我是持明确反对态度的。

    此外,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茅于轼们怀中的怪胎我认为是非常不严肃的说法,请苏先生三思,马克思的文章和谈话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毛泽东的文章和谈话同样不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特别是他在解放后的‘晚年’时期,甚至都可以简单说他晚年很多都在反对他的过去。马克思和毛泽东提倡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恐怕还找不到更科学的可以‘代替’,茅于轼们自己都说反对马克思主义,从立场、观点、方法全面反对。苏先生揭露茅于轼们立场观点方法的荒谬何必把马克思主义拉上!至少马克思没有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吧,也反对从自己需要出发为所欲为地去分析处理客观事物吧。苏先生这样非常可能会弄巧成拙,把自己也置于荒谬的位置上。

    我最近写了篇文章,算支持‘民间’与‘官家’‘博弈’,供贵网选用。

    郑海泉 5 月31日,

官家与百姓的认识差异

郑海泉

    今天官家就是党政各部门的官员,有相当多的人与老百姓对有的问题在认识上常常不同,甚至到对立的程度;当然,就是在百姓中也不但有差异,有时也有对立。我认为要建立和谐社会这就是一个应该重视的事情,虽然差异永远都会存在,但我们要有一个正确合理的解决方法,而且产生的原因并不一定都可以容忍,如果我们对此不提到‘政治’的高度加以解决,恐怕连‘安宁’的社会都做不到。因为不很好解决差异,不但社会矛盾必然产生,而且很难调和,我们的社会矛盾几十年下来不是因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有的越来越严重,甚至到动武、死人的地步吗?作为执政的共产党政府的官员,与老百姓的认识有差异已经是问题了,到对立还能容忍吗?过去‘在野’时敢吗?今天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对此未必与我认识一样,他们不但敢,还敢用‘专政’的手段对待人民群众。这就说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但要认真学习贯彻,还要在它的基础上提高。

     产生差异的原因可以分两大类,一是‘立场’的差异,也就是‘利益’的差异,另外是认识条件的差异,这包括掌握有关信息的差异,思考问题水平的差异。利益差异要采取合理‘妥协’来解决,思想方法的差异可以通过辩论解决,当然建立了相应的法律、规则以后,就依法执行就简单明确了,所以我们不断建立、完善法制社会,严格依法行事是任何文明进步社会之必须。如果两者都有差异,拒绝利益妥协,就非常难办,左右极端主义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之间非但不能解决差别,常常是战斗到‘你死我活’,但从‘历史长河’看谁也死不了,谁也活不好,是人类的悲哀。

    按照今天党中央的要求,各种官员的立场应该从‘为人民服务’提升到‘以人为本’,从‘消灭剥削阶级’到‘建立和谐社会’,从‘一花独放’,到‘百花齐放’。很多官员离此甚远。

    首先说‘为人民服务’,这本来是共产党很得人心的口号,也是共产党人宣誓要终身做到的,而且还要做到‘完全、彻底’。它来源于共产党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也就是要从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为什么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那是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中的精英应该包括在‘人民’中,虽然精英是各种‘领导者’,但‘领’与‘导’都是与人民在一个‘高度’上,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不能说自己就天然代表人民,自己想什么就代表人民想什么,更不能高居于人民之上,高居于人民之上,就不叫领导者,而叫‘统治者’,共产党什么时候说自己是人民的统治者?而‘精英’却包括不了人民,这不用解释。所以共产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是‘顺应’历史的客观规律,你不顺应只有失败一条路,古人云,民可载舟,也可覆舟,所以共产党人选择‘为人民服务’,既有他们高尚品德为基础,也是他们对历史发展的深刻认识与尊重。

    今天有的共产党官员把‘我为人民服务’,改变成‘人民为我服务’,那是对共产党的背叛,对革命先烈的背叛,事实上这样的人已不能说很少,由于‘是非’十分清楚,故不在此讨论。

    我对党中央今天提‘以人为本’ 理解成是对‘为人民服务’的提升,是因为过去对‘人民’这个概念没有做出非常科学准确的解释,客观上就会存在一些偏向性的解释,或者说是为偏离正确解释留了‘空子’,有时还相当严重,到‘混淆敌我’的程度;与此同时,在怎样处理不同性质矛盾上也不科学,特别是在对待‘敌人’的方法上又爱往‘你死我活’的极端上拉,常常忘记‘化敌为友’才是上上策,才是阶级觉悟、理论水平、政策措施最好的,才可能做到‘解放全人类才能笑后解放自己’。在我们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对人错误对待的事情,不能不说与这有关。这样的错误造成的损失常常是‘深远’的。比如建国后毛泽东在解释‘人民’的阶级范畴时,就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上是四棵小星围绕一棵大星,在资产阶级中只把官僚资产阶级列为敌人,因为他们还掌握反动政权;但后来在强化阶级斗争的潮流里,不用说民族资产阶级,就连基本划在小资产阶级里的知识分子,随便加上‘资产阶级’定语后,都几乎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专政’来对待,叫他们是‘臭老九’。其实,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没有‘资产’,笼统说是小资产阶级应该说并不科学。因为他们的知识没有办法剥夺,只能贬低其价值,同时随便抬高经验和体力劳动的作用,于是科学技术的价值自然就下降了,这样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吗?把民族资产阶级‘改造’了据说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其实,刚建立起新民主主义政权还没有完成它的经济、文化等任务,就搞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总应该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经济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就搞上层建筑它能是科学的思想吗?事物总要从量变过度到质变,何况什么是社会主义,它有什么客观条件,中国的现实要怎样过度到那样的条件,…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不清楚,就急于‘革命’,还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样做的结果是生产很难发展、经济不能迅速提高、社会关系很不正常…等问题的基本原因,结果对无产(工人)阶级有害无益,对贫下中农同样,没有表现出全面的、长期的优越性,并没有‘斗’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原因就是把‘人民’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歪曲了,混淆了敌我界限,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出了偏差。

    改革开放时期,虽然不再讲阶级斗争,实际上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对立的偏向,把‘企业家’和‘学者’,特别是盲从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和从资本主义那里来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家抬高到‘主流’地位,以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他们,有意无意忽视广大的非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利益和意愿,更忽视广大基层民众的利益,实质上同样是没有把各阶级、阶层的关系摆正确;同时对国有企业的‘官有’实质没有任何触动,虽然社会GDP是提高很多,若真要把各种‘社会成本’都算清楚,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是‘先进’、‘一般’,还是问题很大,真不好说;而且还有没有更好的、准确符合社会主义的途径,大有争论的空间。如果要用投票评定,我一点也不乐观,因为占人民数量最多的‘低层’市民、农民,他们相当数量没有享受到多少‘改革开放’成果,生活处于困难之中,社会公平严重下降,他们有多少人会对那样的途径投满意票。我认为,这就是因为有些官员立场、观点与方法都出了问题,实质上可以说是把很重要一部分人民从人民的位置上移开了,‘忽视’了他们的权利,贬低了他们的价值;当然还有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总的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有人经济地位改善了,大家都会跟随着改善。可惜中国没有出现那样的结果。今天人们没必要过多地去指责谁,但我们没有在反省立场、观点、方法这样的根本问题上下功夫,没有非常认真地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和‘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没有达到能够达到的水平,总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吧!有的人千万不要沉迷在‘一贯正确’之中,‘天然正确’之中。

    很高兴,今天听到了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部队)中、高级干部学习时,提到了这样的高度,我希望各种官员们不要再‘走过场’,‘摆花架子’,说一套,做一套,要真正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什么‘以人为本’就可以避免对‘人民’这个概念的曲解?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里,曲解经常发生,前苏联如此,我们中国同样如此。因为‘人民’这个概念的含义是需要解释的,在没有真正的民主的时候,甚至可以用权力去随便对它解释,还可以把人置于死地。今天是革命同志,明天就成为阶级敌人,而那个人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变;而‘人’的含义不能由任何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去解释,比如把人说成是‘牛鬼蛇神’,故人的权利在‘和谐社会’里就是非常明确的,受法律保护的,谁也不能根据主观需要给予增减,不管你是掌握多大权力的官员,还是最最普通的老百姓,不管你非常富有,还是你几乎一无所有。这样的社会才真正是劳动人民希望的,才是流血牺牲进行革命所要达到的,才是可以过度到真正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如果我们还要保留‘无产阶级专政’里还可以保留的东西,那就是人民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方式反对它、破坏它,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就是专政,手段包括武力。

    马克思的书中有‘无产阶级专政’一说,但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内容吗?我认为今天应该这样来理解才对,而不是对‘无产阶级’可以随便解释,比如我就可以代表无产阶级,对‘专政’的内容和方式也可以随便解释;毛泽东用‘人民民主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把民主放在前面,就是要防止人们走偏,可惜他自己却很快偏得十分厉害。对于那些心里还‘留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的人,特别是那些觉得采用这个术语自己办事就‘非常方便’的人,应该用今天这个含义代替掉过去的含义,因为过去的含义被人歪曲后给革命和人民带来的损失实在太大了!如果你不改,我相信是没有出路的;另外,已经偏离的陈旧理解,更要纠正过来,不能让错误继续下去,特别是那些没有因此受害的人。

    今天我相信,有人会说这是‘抹杀阶级’的‘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复辟’,这当然是‘老调重弹’,而且仍然只能是‘以势压人’,从来没有做过有理有据的解释,经过充分讨论。关键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和谐社会’是什么,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为什么必须和谐,他们口头上反对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时,实质上不是要消灭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是反过来主张新的压迫和剥削。这里特别让人需要深思的却是,他们主张的最后结果既不是让老‘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要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由持这样主张的人在专政!甚至其中有的人竟然成为新官僚资产阶级,既可以作威,因为他们有权,又可以作福,因为他们有钱,成为真正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人,也必然成为断送共产党前途的人!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对此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不为花言巧语迷惑。在此我要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观察,有人在‘反对修正主义’时,跳起八丈高,‘义愤填膺’,我们以为他们是‘革命’的,就选他们进入‘革命委员会’,结果很多人比‘老修正主义’还修正主义。我才认识到,他们不是反对修正主义,他们反对的是他们没得到搞修正主义的‘好处’,一旦有权了,有机会了,就露出‘庐山真面目’。所以,我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农民起义‘领袖’,打江山是为了自己坐江山,或者让自己的后代坐。没有文革经历的可以看台湾的陈水扁。

 

 



发件人:"quankunyidian" <quankunyidian@126.com> 2009-05-29 20:54:48 +0800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投稿

私人企业下的专制、独裁作风的弊端分析

----论当今社会大量附庸人格的形成

曹久强

    私人企业是建立在资本产生所有权的基础上。在这一个基础上形成的私有企业一般分为这两种:一、单个资本家(老板)所有的企业;二、多个资本家所有的企业(资本董事或者投资合伙人组成)。在单个资本家所有的企业中资本家一人是企业的最高主宰,可以说,他的话就是企业的圣旨。他除了外部的法律约束,内部没有任何约束。他是集企业的人事、财务、企业规章裁定以及企业对外联系等所有权力于一身的权力中心。他的这种权力在企业是至高无上的,也是可以由子孙世袭罔替的。至于企业之中其他人都是他的下属,这些人的命运与待遇掌握在他的手中。企业其他人的话只是给他提供参考,没有任何约束力。在这种企业中,工人巴结、讨好老板成为常例。因此,在专制、独裁的私人企业下,培养了人的阿谀奉承。

    由于在这种独裁专制企业下资本家世袭罔替。但是,资本家的子女不一定具有企业经营能力。因此,这样的企业都面临着封建皇帝一样的继承人能否胜任的问题。此外,一般资本家有较多的子女,还且有些是私生子与婚生子之分。所以,子女对于资本家企业权力世袭往往存在内部之间的争夺与勾心斗角。只是在国家这样一个更大的权力下,这种勾心斗角变得更加隐蔽而已。

    在多个资本家所有的企业中,由于在这样的企业中资本决定个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但是,往往这样的企业资本家都凭借自己的资本担任企业的重要职位。往往是较大的资本家出任企业的董事长负责企业经营。因此,在这样的企业依然是资本决定,也不存在选举成分。不少这样的企业是股份制公司。因此,在这样的企业依然是阿谀奉承成风。不过这些依靠较大资本占据企业的股份制公司,加上自己对于企业的控制权力就有可能侵犯其他小投资者的利益。比如,美国企业中的大资本家利用企业公款嫖妓就是一例。这样的事例还表现在,在经济危机中,企业大资本家拿着政府的救济款给自己发奖金中。可见,在日益股份制化的私人企业中,这样的独裁、专制企业下,企业内部的腐败就成了洪水猛兽。更可怕的是,企业内部没有任何的监督与制约机制。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一点也可以用在私人企业中。在一些股份制企业中,资本家不直接管理企业,而是选举出CEO出来负责企业管理。这样的企业具有一定的选举成分。不少CEO还拥有企业的股份,从而改变了单纯的委托代理。这样的企业也就向社会主义的集体企业前进了一步,自然纠正了私人企业不少弊端。

    同时,在独裁、专制的企业中,资本家的独裁往往导致决策失误。为什么社会上每次诞生的私人企业很多,但是,很多私人企业却经常倒闭了。私人企业很低的成活率其实就是与个人独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个人独裁决策错误是常有的,特别是不少资本家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等就会造成决策失误,从而引发企业的倒闭。

    在资本家独裁、专制企业中,资本家凭借个人专制、独裁并不能真正的实现企业群策群力,共同努力发展。很多他的下属都是看资本家脸色行事,违心按照资本家的意志行事,从而不可能发挥集体力量。广大工人也是在监督下劳动,不能真正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因此,独裁、专制下的私人企业效率其实并不高。很多私人企业的活力都是不可持续的个人事件,人亡政息在这样的企业是很常见的。很多私人企业富不过三代是这样的独裁、专制企业逃不过去的周期律。因此,独裁、专制企业无法可持续发展。

 

 

发件人:"知原" <ctk3@qq.com>  2009-05-30 08:20:0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财产世袭制将伴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完善而消亡》

财产世袭制将伴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完善而消亡

知原

2009年5月30日

    对于废除财产世袭制,很多人不能理解,认为不可能实现,会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我认为这些人都是缺乏远见、不能把握未来的人。人类社会先前的进步往往为后来的进步埋下了伏笔,认识这些伏笔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从而更好的向未来发展。福利国家制度正是当前西方社会埋下的这样的伏笔,它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必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福利国家制度之所以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是因为它所起的作用是家庭职能的社会化。在以前,人的生老病死一般都是由家庭来承担的,都是家庭的职能。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现了小孩免费教育、老人有养老金、生病后有医保、失业后有救济金、收入低有低保、伤残有伤残费。

    随着家庭职能的社会化,一些与家庭紧密相关的内容也自然会发生重大改变。比如在以前,男人养家糊口,女人生儿育女,是天经地义的事。但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人们不用担心老无所养,因而养儿防老的观念淡化了,变得越来越不愿生孩子了,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财产世袭制这一家庭的重要内容,肯定也会伴随着家庭职能的社会化而发生重大改变。因为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家庭职能的逐渐社会化,人们的消费观念也会随着发生变化,从以前的后置消费转化为即时消费或超前消费,从而并不会为子女留下财产供其世袭。

    所谓后置消费,就是指每个月发的工资除必须的基本生活开支外,其余部分存下来留给子孙后代日后买房、结婚、生儿育女用;所谓即时消费,就是指这个月发的工资到下个月发工资时基本用完,而无多少储蓄;所谓超前消费,就是指这个月的工资还没有发下来,已经找人借钱或银行贷款提前消费了,因而得用下个月、下下个月的工资来还。

    财产世袭制说到底是后置消费的结果,是家庭职能过重导致的。如果福利国家制度完善,家庭职能轻,人们不用为子女的成长担心,不用为自己的养老担心,他们就会转化为即时消费,甚至像美国人那样超前消费。我们的父母并不是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只不过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有着落、安稳、舒适吧了。钱多了会惯坏孩子,这是西方的许多巨富不愿意将财产世袭给子女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之所以爱储蓄、积累,并不是因为他们收入高有钱储蓄、积累,而是由福利国家制度缺失造成的。社会承担的职能过少,家庭承担的职能过多。家庭要承担小孩的养育、孩子的教育、儿子娶媳妇、老人的养老等费用,这些费用像沉重的大山压在家庭之上,迫使家庭的主人不得不缩小当前开支,尽量积累,以备后用。所以中国人一生都在忙碌,一生都在过苦日子。上一辈人为下一代人活,下一代人又为下下代人活,很难清闲享受当前生活。

    美国人由于福利国家制度健全,家庭职能少,他们的家庭压力小,所以尽可大胆消费、超前消费。他们是真正在为自己而活。当然,美国人的超前消费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有关系,他们能从其他国家获得廉价资源以供其国民享用。美国人的超前消费并不适用于每个国家,但在一个福利国家制度健全的国家里,即时消费是应该提倡的,积累不是家庭的职责,而是社会的职责、国家的职责。

    只要福利国家制度得以健全,除少数富人之外,绝大部分人并不会积累财产,自然就没有什么财产世袭给其子女,财产世袭制在他们那里会自动消失。至于少数富人,他们会随着绝大部分人的变化而变化。俗话说的好,“富不过三代”,富人的后代迟早也会变成没有世袭财产的普通人。麦肯锡的一项研究指出,全球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4年,其中只有大约30%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能够传至第三代的家族企业数量不足总量的13%,只有5%的家族企业在三代以后还能够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因此,少数富人无法阻挡历史演进的洪流。

    对于少数富人的近期策略,可以通过征收遗产税和逐步提高遗产税税率、降低遗产税起征点来调节,以减少因出身的不平等而导致的人和人的巨大差异。比如,以前一千万的征收30%的遗产税,现今征收40%,再以后提高到50%,……;如果以前300万以上的征收遗产税以下的不征收,现今改为200万以上的征收以下的不征收,再以后改为100万以上的征收以下的不征收,……。

    总之,如果一个社会逐渐实现了,让孩子从出生到十八岁,由国家免费教育,并提供生活费,在幼儿园和学校里养育和教育孩子。父母如果想孩子了可以去看望自己的子女,但孩子的养育、生活、教育都以幼儿园、学校为中心,而不再以家庭为中心;孩子年满十八岁后基本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失业后有二、三年的救济金,即使完全没有工作的人也能得到基本生活保障;老年后都有养老金,而不需要子女来养活自己,病了后有专门的医院治疗,子女想父母了可以随时看望父母,父母想子女了也能随时看望子女,废除财产世袭制是不会有多大阻碍的。

    如果说股份制使西方的企业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并为公有化提供了便捷之路;职业经理人制分解了所有权(将经营管理权从所有权中分解出去);巨富们的“裸捐”在以实际行动带动经济私有制向经济公有制转变。那么福利国家制度则建立了社会公共财富使用管理制度;即时消费则使财产世袭制在大部分人中自动消失;高额遗产税则将少数富人的大量私人财富转变成了社会公共财富;“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将最终使得少数富人的后代也变成没有世袭财产的普通人。这些方面将共同促使财产世袭制将最终消亡。

《新社会主义》新书介绍

作者:知原

    内容简介:本书将所有制概念从经济领域扩充到政治领域,提出了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的新概念,认为我们以前所说的公有制、私有制只是经济公有制、经济私有制,而忽视了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这种更为重要的公有制、私有制。认为消灭家族性质的权力和财产世袭意义上的私有制,要比消灭个人性质的生产资料个人占有意义上的私有制更有价值。

    在本书看来,民主制是一种政治公有制,专制制、皇(王)权世袭制是一种政治私有制;苏东社会主义败在政治上的专制上,而不是败在经济上的公有制上。认为西方国家政治上的民主制与经济上的私有制是相矛盾的,人类未来的必然归宿是“政治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的新社会主义社会。

自序
一、本书重磅观点
二、我的思想与我的文章
绪论:
一、从何新转向新社会主义说起
二、新社会主义理论框架
三、用新社会主义整合自由民主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
第一篇 新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政治公有制+经济公有制”:
第一章 论政治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
第二章 再论政治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
第三章 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与能力治国运动
第四章 民主制与公有制
第五章 共和与权力公有
第六章 政治公有制+经济私有制=制衡?
第七章 决不能让生殖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第八章 公有制是如何被强奸的?
第九章 私有制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吗?
第二篇 中国向新社会主义迈出了重要一步——废除了权力世袭制:
第一章 皇权世袭制的消亡——近现代中国的最大进步
第二章 中国历史上的二次重大政治进步
第三章 中国将向何处去?
第三篇 西方在进一步走向新社会主义——废除财产世袭制:
第一章 世界顶级富豪的慈善之举向世人彰显了什么?
第二章 从股份制的发展看私有制的消亡
第三章 职业经理人的启示
第四章 福利国家制度与家庭职能的社会化
第四篇 进一步论述新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废除财产世袭制:
第一章 财产世袭制应该废除吗?
第二章 谁更害怕废除财产世袭制?
第三章 财产世袭制将伴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完善而消亡
第四章 是权利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第五篇 新社会主义是能力治国社会:
第一章 能力治国与血缘治国
第二章 理想国
第三章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之后
第四章 一个现实可行的能力治国社会
第六篇 社会主义的历史和未来: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起源、发展和结局
第二章 社会主义发展史简述
第三章 第三波社会主义运动
附文:
一、科技进步、避孕与共产主义
二、实行六小时工作制,如何?

 



发件人:"知原" <ctk3@qq.com> 2009-05-22 19:44:0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投稿:《私有制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吗?》

私有制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吗?

知原

注:本文是《新社会主义》(http://www.ctk3.cn/xshzy/)一书的新增文章

  许多人都认为人的自私本性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私有制保护和张扬了人的自私本性,所以有助于社会的发展,而公有制违背和限制了人的自私本性,因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这种观点是对的吗?这是本文要论述的。我认为现代心理学就是研究人性的,古代的人性论只是简单的认为人性是善的或恶的,是无私的或自私的,而缺乏对人性的深入研究。现代心理学则用需求、行为、动机,气质、性格、个性等,对人性进行了复杂的描述,因而更准确、更科学。

  按现代心理学的观点,人的动力是人的各种需求,而不能简单的归之为人的自私本性。现代经济学也是以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这从侧面印证了我这里的观点。在各种需求理论中,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对而言是比较科学的。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依次可以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

  我个人认为,人的最高级需求应该是对真、善、美的需求,科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追求的主要是真,政治家和企业家追求的主要是善,艺术家、文学家追求的主要是美。自我实现需求应该是人的总体性需求,即,追求人的各种需求的总体性满足的一种需求。普通人低级需求的成份要重一些,少数人高级需求的成份要重一些。人的需求并不像马斯洛所说,“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有足够的活力驱动行为。”很多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企业家、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是在低级需求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孜孜不倦的追求高级需要,最后才取得成功的,从而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们一般对我说的科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追求的主要是真,艺术家、文学家追求的主要是美,比较容易理解,而对我说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追求的主要是善不理解。这是因为,他们把政治家理解成了掌有大权的人,企业家理解成了拥有巨额财富的人。而我不是这样理解的,在我看来真正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就是像科学家追求真、艺术家追求美那样追求善,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人。

  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是把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人,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把为社会创造财富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人。只是掌有大权,而不是把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人,只能算作大官、政客,而不能算作政治家;只是拥有巨额财富的人,而不是把为社会创造财富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人,只能算作是富豪、有钱人,而不能算作企业家。如果以此标准来看,像孙中山、华盛顿那样的人才能算作真正的政治家,像比尔?盖茨、巴菲特那样的人才能算作真正的企业家。

  我们人类需要像科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这样的以追求真为最高级需求,艺术家和文学家这样的以追求美为最高级需求的人,同样也需要像政治家和企业家这样的以追求善为最高级需求的人。如果说人的生理需求更倾向于显示人的自私本性、恶性,那么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求则是中性的,而真、善、美的需求则更倾向于显示人的无私、善良本性。如果人只有最低级的生理需求,那么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而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求之类的中级需求,动物也多多少少有一些的;人之所以高于动物就在于人具体真、善、美的高级需求。

  人需要追求满足其最低级的生理需求——物质需求和性需求,这是为了保证人的生存和繁衍;但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所以还必须有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真正推进人类文明不断向高级发展的却是人的高级需求——真、善、美的需求。那些认为人的自私本性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私有制有助于社会的发展的人,是把人当做了只有最低级的生理需求——物质需求和性需求的动物;而没有把我们当作高于动物,有真、善、美高级需求的人。事实上,人类的真正进步是靠人的公心、无私本性——真、善、美的高级需求推动的;人的自私本性、恶性所起的作用仅仅只是自保而已——保证能够活下去和繁衍。

  伟大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企业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成就通常都是在不图任何物质回报的情况下取得的;相反,那些为了图物质回报才追求真、善、美的人通常是做不出什么成就的。

    我在很多文章中都说过,我反对的私有制主要是家族性质的权力和财产世袭意义上的私有制,而不是个人性质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意义上的私有制。因为家族性质的私有制使得人一出生命运就被决定好了,而不是依靠人的能力和努力后天追求得到的。而人的能力遗传性又很低,爱因斯坦的后代不是物理学家,孙中山的后代不是著名政治家,孔子的后代也没有成为孔子,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了这一观点。因此世袭制是缺乏合理性依据的,它仅仅只是血缘关系社会化后的负面结果。

  正是世袭制、变相世袭制使得那些没有能力和不具有真、善、美高级需求的人掌握了大权和巨额财富,本来第一代获得大权和巨额财富的人肯定是那些有能力和高级需求的人,但是由于世袭制的原因使得大权和巨额财富不可避免的沦落到了他们的那些没有能力和不具有高级需求的后人手里。正是因为此,使得人们对那些掌有大权和巨额财富的人形成了一种恶的评价,而事实上真正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只能是那些有能力、并具有善的高级需求的人。

  那些真、善、美高级需求强烈的人,他们本人虽然通常对基本生理需求的要求并不高,或者因追求真、善、美的高级需求而抑制了低级的生理需求,但由于家庭的原因,他们需要养家糊口,需要养活年老的父母、老婆和孩子。如果出身不好、家庭贫穷,他们常常会因沉重的家庭负担和条件严重匮乏而夭折,而因终身不得志郁郁寡欢而死。

  家庭承担的职能就是保存和繁衍,家庭的作用其实就是将家庭的主人(当家人)限定在追求基本生理需求(物质需求和性需求)的范围内。那些孜孜不倦的追求真、善、美的人,在大众看来是一种对家庭严重不负责的行为。《人类伟人百名单排座次》一书显示,伟人终身未婚、无子嗣的比较多,远远超过了普通人中的比例,这也许就是成为伟人的代价,尤其是那些出生寒微的人必须付出的代价。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家应该是那些有闲暇时间的人,不需要为生活而操劳的人。这话对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同样适用。要想成为伟人,要想追求真、善、美必须有一定的家庭基础,虽然并不要求特别好;否则会被沉重的家庭负担和因条件太差而压垮。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也都是有一定家庭基础的人。

  中国古代,由于是宗法社会,血缘关系浓厚,非常重视家庭关系,《孝经》有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更难摆脱家庭的束缚而追求真、善、美。中国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伟大哲学家和科学家,许多人将其归之为专制、言论不自由的原因,我认为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家庭的束缚。家庭是扼杀创造力、扼杀真、善、美的高级需求的场所。西方由于血缘关系要远比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淡泊,因此能够保存创造力和真、善、美的高级需求,从而最终发展出新科学和工业文明。

  现今,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逐渐建立和完善,家庭的职业越来越社会化,变成社会的职业,人们越来越摆脱家庭的束缚而成为社会中人,因而有利于创造力和真、善、美的高级需求的恢复。我们之所以要反对家族性质的权力和财产世袭意义上的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根本原因也在此。

    作者简介: 笔名:知原,1975年生,湖北钟祥人。著名网络思想家,著有《中华复兴方略》、《哲学思考》、《从血缘治国向能力治国的转变》、《中国:问题与出路》、《新社会主义》等书。联系QQ:171550578 E-mail:ctk3@qq.com。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5-12 09:26:2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火烧赵家楼”烧毁中国 主题: “火烧赵家楼”烧毁中国

“火烧赵家楼”烧毁中国

曹长青

200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90周年了,我在“应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一文中说,从五四的领导者、口号、结果这三方面来看,就应否定五四,因它明显是一场煽动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主义的运动。另外,从五四的标志性事件“火烧赵家楼”来看,也应否定这场运动。因为这个以爱国的名义烧毁民宅、群殴嗜血的行为,正是后来共产党以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体权利,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写照。五四暴力的第一把火,点燃了后来“红色中国”的一切血腥。

    火烧赵家楼,是事先预谋的。五四前夜的学生会议,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守法游行,更一派则主张暴力,揍政府官员,烧曹汝霖的私宅。结果激进派占了上风,所以学生事先就准备了汽油、火柴等;还收集了曹汝霖等三名官员的照片,准备殴打,甚至暗杀。

    北师大学生匡互生是主张暴力的主要干将。他砸开曹家窗户,跳进去打开大门。据当事人回忆,当时保护曹宅的28名全副武装的巡警,竟自动取下刺刀,退出枪弹,因当局下令,对学生示威“要文明对待”。有个叫丁士源的局长,当时正在曹家,他出来对巡警说:怎么还不动手打?巡警答:我们未获长官命令。丁局长说:我说了行不行?巡警答:不行!

    在中国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我们几乎从没看到一个政府的警方如此人道。整个五四运动,政府未开一枪,未死一人。

    学生涌进之后,把曹家砸了个稀巴烂。看到瓷器、字画、家具等都被砸毁,曹汝霖的父亲请求不要砸,东西可拿走。但狂怒的学生把蚊帐、字画、书信等堆到一起,放了一把火,把曹家烧了。

    据历史资料描述,赵家楼是中西合璧建筑,分三个大院,五十多房间,楼堂亭榭,参差错落。但一把大火,就把这片优美的民宅给毁掉了。共产党进城后,赵家楼遗址被建成“北京军区招待所”。从当年学生暴力的对象,到共军进城的占据之地,赵家楼的命运真是一个象征!

    学生们不仅打砸烧,还把正在曹家的外交官章宗祥拖出来群殴,甚至用砖头砸他,打得浑身是血。据后来验伤,章身上有几十处受伤,并被打成脑震荡。

    面对如此侵入私宅、砸烧住房、打人致伤的违法行为,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文化人都强调学生爱国无罪。只有梁漱溟等呼吁法治,强调“打伤人是现行犯”;即使那些政府官员罪大恶极,但在罪名未成立时,仍不可被“侵犯,施暴”。 梁还说如果不坚守法治底线,“将来损失更大”。他可能已预感,以目标正确为由而不择手段,将给中国带来灾难。

    但梁的法治呼声,完全被五四激进领袖陈独秀的革命口号压倒:陈不仅赞许学生的做法,甚至以全体北京市民的名义,要求解散政府机构,由市民掌权;呼吁民众非得“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等于号召在法律体制之外的暴民运动;也就是只要自视目标正确,什么手段都可采取。正像他根本没有征得北京市民的同意和授权,就擅自发表《北京市民宣言》一样。

    结果在这种“爱国知识分子”的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不仅没有法办打砸烧的学生,最后还向他们“道歉”,把被捕学生请出监狱,在爆竹、军乐和欢呼声中,他们返回校园,成了英雄。

    那个点燃第一把火的“五四英雄”匡互生,当年夏天就被聘为湖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并在上任后把他很早就认识的、在该师范附小当教员的毛泽东提升为师范教师。当时有规定,师范教师必须是大学毕业,但毛没有;匡则临时改规矩,因他非常欣赏毛。毛也很欣赏匡,称他是革命苦行僧。作家巴金也曾撰文,称匡是照亮前进道路上的一盏灯。但这盏“爱国明灯”,指引的是此后90年(正在迈向一个世纪)的一路腥风血雨。

    如何看待火烧赵家楼,不仅牵扯到对五四的定性,更涉及到暴力和权利、群体与个人、目标和手段等重要的价值取向。如果肯定火烧赵家楼,就等于赞同在所谓为国为民的“善”的名义下,可以剥夺、践踏个体的权利,甚至可以使用暴力。近代世界史上的大灾难,像法国大革命、斯大林的暴政、毛泽东的血腥,全都是在这种理论下发生的。

    比中国共产党早诞生整整100年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代表作《罪与罚》中,就已提出这个问题:为了目的,可不可以不择手段?《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激进的大学生,他杀了人见人恨的放高利贷老妇,动机不是报私仇或贪占钱财,而是要为民除害,用她的钱进行更伟大的人类事业。陀氏提出一个至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为了群体的利益,可否剥夺个体权利?或者说,为了自视的崇高目标,可否通过暴力,剥夺别人的自由和生命。

    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这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是人类伟大事业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杀人之前,这个大学生在酒馆里就跟一个军官辩论说,杀了“这个害肺痨病的、愚蠢的、恶毒的老婆子,可以用她的钱做成千上万件好事和创举,使千百户人家在贫困中得救”,“借助她的那些钱,可以进行全人类的工作和公共事业”。最后这个大学生理直气壮地说,“一个人的死,换来一百人的生存,这是简简单单的算术!”

    拉斯柯尔尼科夫就此理论写了篇论文说:如果牛顿的理论在出现之前,由于某些阴谋的阻挠,只有牺牲十个或一百,甚至更多的人,才能面世,“那么牛顿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灭掉这十个或一百人”,使他的伟大理论被人类知晓。

    这个杀人的大学生还明确指出:“只要主要目标是好的,那么采取一次暴力行动,就是可以被允许的。坏事只做一次,由此却可成全一百件好事!”“我干那件事不是贪图个人享受,而是有辉煌美妙的目标。”“我杀的不过是一只讨厌的、有害的虱子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已洞见到他去世不到30年,以这种理论进行的列宁十月革命,以及后来斯大林、毛泽东、布尔波特等,为“辉煌美妙的目标”而进行的大规模屠杀。陀氏的另一重要作品《群魔》,几乎就是这种暴力革命者的素描。

    陀氏对判他死刑、差点把他杀掉的沙皇专制非常痛恨,但对“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革命“群魔”则更加恐惧。和陀氏同时代的法国伟大作家雨果,也思考了同样重大的问题。雨果的晚期小说《九三年》,也是谴责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与恐怖,他指出,“断头台就是大革命”,等于完全否定。

     雨果对路易十六的专制非常痛恨,但他更谴责罗伯斯比尔那种断头台的革命。雨果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革命,以人为本的革命。《九三年》的中心人物,不是那个保皇党的贵族侯爵,也不是那个嗜血的主教革命者,甚至也不是那个为人道主义信念付出生命代价的青年将领,而是从小说开始就出现、结尾也是焦点的三个小孩。这三个孩子的生命,是书的核心,是雨果最重视的价值。也正因为看重这三个孩子的价值,那个本来已在敌人重重包围中偶然发现一个地道而逃脱掉的贵族侯爵,又毅然返回被包围的城堡,救出就要被大火吞噬的三个孩子,即使自己要被抓、被杀。这里最重要的是孩子所象征的个体生命,而不是革命,不是任何意识形态。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作品,而且写作时间最长,可谓他毕生对法国大革命和人类价值取向思考的结晶。他在书中质问:“难道革命的目的就是破坏人的天性吗?革命难道就是破坏家庭,使人道窒息吗?”正由于雨果这么看重人的生命、人的权利、人道主义等价值,才那么痛恨罗伯斯比尔们的残暴、滥杀。书中有大段对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等革命领袖的描写,写出他们的血腥,他们的残忍,他们病态的激情。在审判路易十六时,所有投票的领袖都高喊“断头台、处决!”说“一个国王的血,不是人血。死刑!”那些统计票数的、裸露着肩膀的女性,手里拿着名单,有人投一票,就用别针扎一下;仅仅是这个场面,就够恐怖的。雨果在书中感叹,革命来革命去,最后也革掉了自己脑袋,“他们在把路易十六判处死刑的时候,罗伯斯比尔还有18个月可活,丹东15个月,马拉5个月3星期,圣法若只有一天。”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雨果等,都强调个体生命、个人权利的价值。而英美式的西方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保护个人权利的价值之上的。我在“应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一文中提到,作为西方文明根基的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这两个重要文件,全都没有一次提到过“民主”这个词,绝不是偶然,更不是疏忽,而是美国先贤的共识,就是要避免罗伯斯比尔式的群众革命,避免在人民的名义,爱国的名义之下的断头台和火烧赵家楼式的暴民政治。这两个最重要的文件,强调的都是保护个人权利,确立个人主义价值。美国先贤们,在激烈讨论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时,最恐惧、最明确要避免的,就是以群体、多数、正义的名义,剥夺个体权利。

    而在中国,早在火烧赵家楼之前,据历史学家袁伟时引述的史料,五四运动的主要领袖陈独秀“辛亥革命前在日本留学,不满意清政府对留学生监督,几个人就将那个官员抓起来,陈独秀抱腰,其他人将他的辫子剪掉。当时将辫子剪掉可是大事。他就是这样很极端的人。”男人留辫子,被他们视为代表封建的丑陋。但为了你认为的进步和美丽,是否就可以强行给人家剪掉?

    以目标正确的名义,剥夺他人权利,甚至践踏个体生命和自由,这就是自五四火烧赵家楼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也是人类所有暴虐的根源之一。因为近代历史的所有灾难,都是在“爱国”“为人民”的“善”的名义下发生的。早已有包括哈耶克在.....

    “火烧赵家楼”开启了中国以“爱国”名义剥夺个体权利、以“人民”、“正义”的名义实行暴力的历史。直到今天,“爱国”仍不仅是中国政府最热衷高举的旗帜,更是令无数知识分子、年轻学生热血沸腾的春药。“火烧赵家楼”的火,不仅仍在燃烧,更有无数文化人们在往里添柴、浇油。

    90年了!在被“火烧赵家楼”烧成一片人道主义荒漠的中国大地上,个人主义、个体生命、个人权利价值的概念仍鲜见萌芽,更不知要待何时才能生长出一片葱绿,最后覆盖那块土地。90年了!一个多么深重的悲哀!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05-10 22:11:28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 FW: 评五四运动。。。 From: James Zhu [mailto:Jameszhu@bellsouth.net] Sent: Sunday, May 10, 2009 9:47 AM Subject: 评五四运动。。。

    学渊评:我们不是不要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而是不要由皇帝、政府、政党,乃至于由某个政治运动来提倡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因为那样的爱国主义就是‘爱皇主义’‘爱党主义’,而集体主义就会是‘集体效忠主义’。事实上,过去我们最大的罪名又是什么呢?是‘反对毛主席’,所以共产党的集体主义就是‘集体拥护毛主席主义’,是‘一个人崇拜主义’,是效忠毛泽东的‘奴隶主义’。在没有个人自由的条件下,提倡以‘强国’为目标的‘科学、民主’,必然是弱国的永远的梦,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盲目性,而它的后果也必然是‘强皇强党’和一百年也不能强盛的‘贱民弱国’。

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

曹长青

二○○九年四月二十日于美国

    在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回首那场运动,实感颇有必要对那场运动重新评价。一篇短文难以详论,这里只谈几个要点。不用从别的角度,仅从共产党、国民党都歌颂、推崇五四这一点,这个运动就值得质疑。如果用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个人自由,个体权利’来衡量,应该说,这是一场煽动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主义的运动,它为国共两党的专制,奠定了基础。这里只从运动的领导者、口号、结果这三方面,来谈为什么要否定五四。

    首先,从领导者来看,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公认主要是陈独秀和胡适。五四爆发之前,他们倡导的以推广白话文、争取个性解放为主的新文化运动,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但局限在要民主和科学上,其理论基础不仅薄弱,而且非常偏差),但随后以胡适为代表的模糊的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迅速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清晰的一系列革命理论所压倒。所以事实上,陈独秀起的作用明显远大于胡适。

    毛泽东曾两次说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这代表中共的看法:陈是主要领导者。陈独秀当年办《新青年》杂志,鼓动五四风潮,主要是煽动民众运动,后来更明确鼓吹革命。陈曾明确提出五四有三大精神:爱国救国,直接行动,牺牲精神;并呼喊人民非得‘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这三大精神,都是强调群体主义,更是煽动暴民运动、造反革命。结果狂热的学生以爱国的名义,冲进政府官员的私宅,砸家烧屋;抓到外交官群殴。只要是‘爱国’(集体主义),什么法律都可踩在脚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反帝反封建’把中国带向歧途

    即使不以法治观点,哪怕以最基本的伦理,政府官员再有错,甚至有罪,也不可家被砸,屋被烧,人被当众殴打。但当时太多的中国文化人为爱国这个群体主义(而非保护个人权利)的口号疯癫,只要是为了所谓人民、国家,怎样牺牲个体,都在所不惜;而且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从五四的火烧赵家楼(详见另作‘火烧赵家楼烧毁中国’),就可依稀看到后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实为暴民)运动的烧杀火光,更可看到文革红卫兵打砸抢的刀光剑影。共产党就是这样一路以‘为国家’、‘为人民’的群体主义口号,发动群众,暴力革命,最后夺取政权,实施集权统治。

    另一明显的事实是,陈独秀和五四,煽动起无数早期共产党人的造反激情,成为中共诞生的接生婆。两年后共产党就成立,绝非偶然。毛泽东就说过,对他来说,陈独秀‘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甚至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高喊过‘我祝陈君万岁!’所以,当陈独秀等人成为五四的主要精神领袖时,这场运动的性质就已决定,它是一场促成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运动,是给中国人带来共产专制的开端。

    其次,五四运动的两个主要口号‘反帝反封建’更是把中国带向歧途。反帝,导致盲目排外、拒绝西方文明。把一切过错都推给西方列强,煽动义和团式封闭排外,而回避了真正的自身反省。今天人们看得更清楚,中国的问题主要出在自身:传统文化中缺乏自由、尊严、个人权利等价值。成为一代代封建王朝御用文化的儒家文化,是根植在集体主义价值基础之上的。在一个极需引进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个人权利意识,从根基上反省中国落后的原因之际,中国知识份子却去煽动反帝,排斥和拒绝西方的先进制度。这场‘反帝’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狂热,至今仍是共产党继续一党专制的灵丹妙药,因为民族主义既是共产党热衷的集体主义、集权主义的最坚实基础,也是最有力工具。他们以此排斥西方文明、建立党天下,用‘我们和他们’、‘中国和外国’的对立,来混淆正确和错误,真实和虚假。

·胡适也支持社会主义

    反封建,则更有迷惑性。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封建糟粕,怎么能不反呢?但陈独秀们的反法,只是反了表层和枝干,在反了裹小脚、包办婚姻之类的同时,反掉了许多人类共识的基本道德礼仪,却没有反传统文化中的真正核心价值: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反而强化了这个部份。这就像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也是高喊‘反四旧’,要打到孔家店。其结果是:在摧毁了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同时,比过去更加倍地泯灭个体价值,因此更强化了国家和集体权力,最后比任何一个朝廷的皇帝都更加暴政。

     正因为反封建这个口号,除了反掉了哪个文化中都有的基本的人类行为准则和操守等,却没有触动集体主义、集权主义这个最主要的根基,所以当同样是建立在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被引进中国之后,几乎没有受到理论上的任何挑战,立刻在知识份子中得到了一拍即合的广泛呼应;甚至连胡适都是反对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的。更不要说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文化名人们,几乎异口同声都是主张国有经济,反对私有财产、市场经济这些保护个人权利的根本。所以反封建这个口号,只反掉了传统文化中的部份道德伦理,却在事实上千百倍地强化了封建主义的根基。

    五四还喊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且不说在反帝反封建这种激昂的主旋律下,这两个口号只不过是漂亮的陪衬,即使没有反帝反封建之说,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法本身也是极为空洞、甚至不着边际的。科学是一个哪个党派都可喊的口号,随着人类的进步,科学的路总是要往前走的。哪个独裁者都可以打着科学的旗号强化其统治、泯灭个人。毛泽东不是为了造原子弹可以让每个人勒紧腰带吗。

·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无‘民主’

    ‘民主’是个一言难尽的口号,它也是任何人都可以用来做工具和武器的东西,就像‘反贪腐’一样。共产党也是一路打着民主的旗号统治到今天的。但美国起草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先贤们,却很不喜欢用‘民主’这个词。《独立宣言》全文没提到‘民主’。而译成中文长达一万多字的美国宪法,甚至通篇都没有‘民主’这两个字。这绝不是疏忽,而是美国先贤们经过多年讨论、辩论之后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共识。奠定美国基础的这两个最重要文件,全部强调的是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多数裁决的原则,更是要避免暴民政治。美国先贤当年没有提到民主和科学等,只是抓住‘个人权利’这个根本。一切国家体制的建立,都以保障个人权利为最高目标。在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根本之上,最后才会有真正民主机制的确立。如果说只用两句话概括美国强大的原因的话,那就是美国重视并实践了这样的原则: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也就是确立个人主义的价值,以人为根本。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强调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是指个人。中国的五四们,没有从这样的保护个人权利的根本价值出发,所以,民主科学喊了半天,只能走向不着边际,最后经由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专制。

    五四的历史明明白白地展示,共产党是站在反帝(排外、民族主义)、反封建(摧毁伦理道德价值)的跳板上,弹到权力的顶峰。今天,中国要想走向一个确立和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方向,首先就应该从否定五四开始。

 

 

发件人:"文采 李" <xiaoliwencai1966@yahoo.com.cn> 2009-06-02 10:11:49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新五项基本原则”与“八大纲领”

李文采

    前言: 中国目前国内存在的各种问题,绝对不是四项基本原则造成的。恰恰相反,是由于我们没有贯彻落实好这个原则,背离了这个原则。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除了保留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外,其他的都抛到脑袋后面了。也正是由于我们把其他的都抛到脑袋后面去了,致使共产党自己也未能独善其身,已经受到了严重侵蚀。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要想真正解决中国问题,抛却四项基本原则、绕开四项基本原则,绝对是死路一条。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新形式下,四项基本原则也要与时俱进。小平提出的“一百年不动摇”是没有道理的。为此,我提出了新五项基本原则。下面的《八大纲领》就是围绕全面落实新五项基本原则所做的一点思考,请大家批评。
  
  一、必须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既坚持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地位,又有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民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有利补充。另外,光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得有科学的贯彻落实公有制的管理体制。
  
  要由全国人民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享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集中行使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行使这个权力绝对不应该是政府)。在地方和企业,则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分别代表地方和企业内人民对地方和企业内的全民生产资料行使所有权,并依次产生地方人大常委会及主任、企业工会及主席。在农村最基层,一切权利归农会。实行村务公开,村民自治。
  
  国务院必须把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委员会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还给人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由其产生的国务院对全民生产资料行使宏观管理权。地方人大授权由其产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对地方全民生产资料行使地方管理权。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授权由其产生的(而非上级任命的)企业厂长(经理)对企业内全民生产资料行使直接经营管理权。农会授权由其产生的村委会及主任主持全村的生产经营工作。
  
  二、必须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
  
  实行共产党中央执政、共产党的各级地方党委监政的政党制度。 共产党的各级党委兼监事会职能。监事会监督执行的是中央的精神。她指导地方、企业和农村把中央精神与当地实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地工作,确保全国上下的高度统一。
  
  要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级以上的机关院校、省级以上的国有大企业设立党委并兼监事会职能。取消市、县、乡级党委。我的思路是抓住上面,放开下面。党的领导,主要是政策方向性的领导。集中在中央,贯彻中央精神,主要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级以上的机关院校、省级以上的国有大企业。共产党只要把这两个环节抓住了,就抓住了全局!底下的,完全可以放开,实行充分的人民民主。
  
  监事会不应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要把他从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还给党。为确保监政有力,监事会成员不得兼任地方人大及行政职务,企业亦是如此。其各项开支要由中央财政统一负担。
  
  必须要加强中央的权威。必须要坚持共产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国家化、削弱党中央的权威的认识是绝对错误的。泰国的动荡局势已经给某些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可是,他们依然不思悔改,这样,就走向了反动!
  
  要坚持以共产党为主导,而不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现在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是强加在各民主党派身上的。这样的政党制度是违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是错误的,必须纠正。
  
  三、必须坚持人民民主宪政,坚决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全体人民的大事,而不是一党的事。需要放手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充分实现人民的民主。要树立宪法权威,确保司法、监察、审计、媒体等的独立。
  
  四、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主义的分配一定要体现公平、正义与人道。那种只重视生产,而忽视分配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把公平、正义与人道放到一个突出的问题来抓。我们要坚决消除两极分化,努力实现全社会的均衡发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五、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主导,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的先进文化。为人民服务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倡的最高道德。
  
  六、改革人大代表的选举办法,整顿人大。使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能够真正担负起代表人民的重大使命。改革党代表和党员干部的产生办法,整顿党的组织。必须保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资本家可以竞选人大代表,可以去政协,但就是不能加入共产党。这是原则的问题。同级人民代表或人大代表是产生同级党代表和同级党的干部的基础。如果一个级别的党的干部连同级别的人民代表的资格都不配,那么他就一定不能成为这个级别的党代表和党的干部。这也要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当然,会有特殊情况。对于杰出人才,可以先提拔上来。经过一段时期的试用后,一定要回到这个基本的原则上来,要让人民来检验,看是否合格。
  
  七、关于颁布大赦令。我在我的许多文章中一再声称,体制吃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体制。我们要消灭的是吃人的体制。把人民连同腐败分子一起从吃人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对于那些腐败分子,一方面,他们危害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同样是吃人体制的受害者。那些被吃人体制侵害的腐败分子需要被拯救,而不是被消灭。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在这场民主革命的一开始,国家颁布大赦令,要向人民讲明白政策。这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八、必须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革除孳生腐败的官僚体制,实行民主的管理体制,扎扎实实地落实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要想革命取得成功,共产党必须建立广泛的反腐统一战线,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强大的高压态势,给腐败分子以震慑。
  
  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告诉社会,国家要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是,没有大赦令,这个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实行不起来的。因为,我说过,在现行吃人体制下作官要想不腐败,得具备神的品质。那就意味着有问题的官员的数量相当大!涉及的面太广了!实行财产申报,难道把有问题的人都抓起来?整个国家机器就得陷入瘫痪!就有可能出大乱子!对此,上面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不是上面抗住不愿意实行,是现在不能实行!
  
  但是,官员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是法制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实行。
  
  怎么办?
  
  官员实行财产申报制度与大赦令同时出台!即便如此,也要采取由上至下、由点到面,分级进行,逐步推开的策略。不可以一下子全面开战。要革命,更要稳定!待主动交代的限期一过,性质就变了。要发动和号召人民检举举报。对于查出来的问题,一律依法处理,决不留情。只有这样,即给悬崖勒马,改邪归正的犯罪分子以拯救,又给心存侥幸,顽固不化的罪犯以打击。两项结合,就一定能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否则,是不行的。对于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严打一切腐败分子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会逼着有改邪归正之心的腐败分子也挂起白带子来拼死抵抗,不利于革命的进行。相反,对于那种心软手软,不管三七二十一,宽大一切的做法同样是错误的。因为如此就压不下邪气,竖不起正气。没有正气,何谈革命成功?
  
  全面落实新五项基本原则,革除孳生腐败的官僚体制、实行民主的管理体制、大赦令、官员财产申报同时进行----这就是我们的主张!

 

两岸统一新构想:一个政党 两种角色

李文采

    国民党和共产党迟早要走到一起,台湾和大陆迟早要统一,中华民族迟早要实现伟大的复兴。中华民族必然要创造出伟大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这样的文明必然要引领世界,照耀全球。尽管我们现在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但是,我依旧看好中国的未来。现在,国民党赢得了台湾大选。这就为下一步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的未来打下了政治基础。

  接下来,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国共如何合作?

  一个政党,两种角色。

  具体来说:在台湾,国民党是执政党;在大陆,国民党可以以在野党的角色存在并自由发展。在大陆,共产党是执政党;在台湾,共产党可以以在野党的角色存在并自由发展。既然国民党可以击败民进党,重新赢得台湾大选,为什么不可以重新赢得大陆?既然共产党能够从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赢得中国,为什么就不可以以共产党的先进赢得台湾?

  所以,大陆和台湾,要实现的不仅仅是通商、通航,更重要的是要实现通党。要各自开放党禁,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发展,在发展中共赢!如果国共两党各自抛却一党之私,一心为国,一心为民。彼此敞开胸怀,合作,交融,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了!

   一个政党,两种角色的统一构想能否实行?关键在于马英九的胆识、胸襟、气魄和智慧。因为主动权在他的手里。大陆这边的态度是:只要有利于两岸的统一,什么都可以谈。现在,大陆的经济改革已经接近尾声,政治体制改革箭在弦上。此时国共合作,非常有利于开创中国大陆的民主政治,有利于借助大陆拉升台湾的经济,有利于借助合作提升国民党的威望。倘若如此,马英九就成为中华民族的盖世英雄!将永远为世人称颂!

  有人对共产党能否允许其参选大陆政局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如果国民党可以参选大陆,那么台湾其它党派都可以参政参选,中国内地的政党更是可以参与其中,结果可能彻底地改变“我党一党专政”的政策局面。起码党的高层很难同意!但是, 我并不这样认为。

  第一,党的高层不是铁桶一个.这里有反对的,就肯定有支持的.比如"依法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就是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大胆提出来的.

  第二,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被打破.经济多元化已经形成.经济结构上的多元化必然要求政治上的多边化.共产党一党专政面临严重基础挑战.

  第三,面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高层了如指掌.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既然总书记主张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平等竞争,那么在政治上的必然结果就是政治平等、结社自由。实际上,总书记的讲话是对结社自由的默许!虽然目前尚没有对现行《社团注册登记管理条例》进行修改.但是,可以确信,修改其中的不合理内容已经不会太晚了!这样,就从制度上扫清了实现构想的障碍.

  第四,人民已经觉醒.实行民主改革,大势所趋.两岸统一,人心所向.倘若国民党提出了以民主改革促统一的构想,共产党就不可能逆潮流而动.否则,共产党就成了实行专制、阻碍祖国统一的罪魁祸首,从而为世人所唾骂!这对共产党是极其不利的!所以,如果马英九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尽管共产党中的一部分可能极其不情愿,但也只能接受.其情形就象共产党在长征结束后立即打出: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抗战的招牌一样.蒋介石迫于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接受。

 

 

发件人:"huhanzhulu" <huhanzhulu@gmail.com>  2009-05-30 21:02:53 +0800 收件人: <huhanzhulu@gmail.com> 抄送: 标题: 转发: 各位律师专家、律师团成员

    各位律师专家、律师团成员:感谢你们对我起诉新网公司和苏州网监的支持。附件是国内外的部分报道,发给您予以参考。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我网站的邮箱将使用 huxingdou@gmail.com, huhanzhulu@gmail.com; huxingdou@sohu.com; huxingdou@sina.com 等,敬请改正,谢谢。胡星斗

胡星斗网站被封上訴获胜

南方周末

2009-05-28

    国内外报道胡星斗胜诉,认为中国法治进步,南方周末两次报道胡星斗胜诉,认为判决具有里程碑意义。北京学者胡星斗的个人网站因为发表“加强新闻监督的建议书”等内容被查封,他把具体执行查封命令的网站服务商新网公司告上了法庭,一审在北京大兴区法院胜诉。这一判决被舆论认为维护了网民的合法言论权,亦是对网络法治化的促进。

    “就法论法”的诉讼

    胡星斗第一时间叫停了网友的签名活动,“我就是就法论法,不让它变成政治事件、群体性事件”。5月20日,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法官赵玉东作出了一份或将创造历史的民事判决:北京学者胡星斗因网站被封,告服务商北京新网公司胜诉。胡星斗和其代理人张星水未敢想过如此结局。起诉前他们料定:要么不受理,要么败诉。张星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他从业数年来最罕见的一次胜诉,“因为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民事官司”。

    被封网站是胡星斗的个人网站,挂靠在提供服务器支持的新网公司。今年3月,他突然接到新网公司邮件,称其网站“存在非法信息”,强行予以关闭。对方称是奉当地相关部门之命封网。原因是胡星斗所写的、“加强新闻监督的建议书”和“西门子贿赂中国官员”等旧文。

    胡星斗当即决定打官司:告新网。他和新网有合同约定,网站上如出现法律不允许的信息,新网应该通知胡更正,在其拒不更正的情况下才能封网。当晚,胡星斗把打官司的想法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国内多位法律界专家和维权人士。他的想法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其中35人答应加入他的律师专家团,有过此类诉讼经验的律师张星水、民间维权人士汪海洋更表示愿免费为其代理此案。胡星斗同时在网上发布文章,得到了网民的强烈支持。

    胡星斗知道这起官司的个中利害,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第一时间叫停了网友的签名活动,“我就是就法论法,不让它变成群体性事件”。但“就法论法”,官司第一步就遇到障碍:告苏州网监没有证据。张星水说,苏州网监通过何种方式下达封网命令,缺乏直接证据,“如果硬把它拉进来当被告,可能法院一看到材料就不受理了”。经过协商,最后改变诉讼策略:只告新网违反合同约定随意封网,“就打普通民事官司。”胡星斗说。

    法院受理原告大感意外

    根据经验,类似案件以不受理为原则,这回不但受理了,还如此之爽快。4月2日,张星水到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递诉状时明显感到这起民事官司不普通。立案庭的法官看了材料后,没有当即决定受理,告知将详细审查材料后再作决定。一周后,法院通知胡星斗、张星水,让他们从海淀法院撤诉,到被告所在地的大兴法院起诉。据张星水介绍,事实上,根据民事诉讼管辖相关规定,合同签订地海淀区法院也可受理。

    张星水转战大兴区法院红星法庭。接收起诉材料的法官没有在第一时间决定受理。他找来了另外一位法官、也是后来该案的主审法官赵玉东商量,赵玉东看过材料后,决定受理此案。“前后就一个多小时。”张星水说,根据他的执业经验,类似案件以不受理为原则。这回不但受理了,还如此之爽快,让他大感意外。

    同样让人感到意外的还有被告新网公司的表现。从事发到开庭审理、判决,该公司一直没有派代表露面。据胡星斗说,事发后,对方一直寻求与他和解,称给多少钱都可以。就是在5月12日开庭前十分钟,红星法庭书记员打电话给该公司有关人员催他们过来开庭时,对方还在电话中要求与胡星斗和解。除此之外,他们就是不露面。

    这让胡星斗两位代理人张星水、汪海洋失望。汪说,被告缺席,让他感觉一记重拳打在棉花上,没劲。他们甚至在法庭上说,起诉新网背后有更大的想法:他们预期新网为了撇清责任,会在法庭上说出指令他们封网的内情,这样一来就可以在法庭上拿到起诉有关部门的证据。原告的“阴谋”没有得逞。张星水说,新网公司似有难言之隐,宁愿自己背负责任代人受过,也决不出庭。

    学者期待 “将个案的公正上升到普遍的公正”

    一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民事判决,客观上维护了网络的言论自由——判决结果一出即获多方好评。主审法官赵玉东的专业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告的遗憾。在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情况下,赵玉东决定缺席审判。我国法律虽对此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遇到被告缺席时,法官往往不是劝原告撤诉就是判其败诉。敢于缺席开庭缺席下判的法官并非主流。

    张星水表示,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缺席审判环节最体现法官的专业水准和对法治精神的体认。法官赵玉东给了他太多惊喜:他代理过的类似案件,法院常在受理阶段就以“主体不适格”或者笼统的“不符合法院受理案条件”一拒了之,前几年的李健“公民维权网”被封就属此例。“就是受理了,往往也会被驳回起诉无疾而终。”张星水说,“就是开庭了,也是败诉;没想到这次不仅开庭了,还缺席审判,还是胜诉!”大兴法院对此案的处理,大大超出了张星水以往代理“敏感”案件的经验范围。

    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了赵玉东法官,他坦承看过当事人(胡星斗)在网上对此案结果的评价,但他以“案件还处在上诉期,不便发表看法”婉拒了采访。一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民事判决,客观上维护了网络的言论自由——判决结果一出即获多方好评。有学者说,此案传递了很多复杂的信息,有些甚至是混乱的,但他乐见司法在此间的积极作用。 他说,在很多法院只遵守红头文件不守民事诉讼法、将本应由法院审理的案件拒之门外时,大兴区法院的表现令人赞赏。他期望此案警醒网络公司更忠诚于自己的客户,努力开拓言论空间。更期待司法界能通过某种方式对类似案件确立普遍适用的规则,将个案的公正上升到普遍的公正。

    如果新网公司说法属实,苏州网监通过一个行政命令打了胡星斗一拳,那胡星斗通过与新网的“普通”民事官司回敬了它一掌。胡星斗表示,自己通过告赢新网给了对方一击,对促进网络法治化的部分初衷已达到,是否进一步对苏州网监提起行政诉讼,目前尚未决定,“可能会象征性递一下起诉书。”胡星斗说。

 

愿胡星斗胜诉成为网络法治化开端

南方周末  郭光东 

2009-05-20

     5月20日下午,政治评论人、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领到一份在中国法制史上可谓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书。这份判决书中,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判决他在与北京新网公司的官司中完胜。

     胡星斗开有个人网站,常发表一些反腐败的“敏感”文章,其网站挂靠在提供服务器支持的北京新网公司。今年3月,他突然接到该公司通知,指其网站“存在非法信息”,予以强行关闭。而所谓“非法信息”,不过是数篇呼吁加强新闻舆论监督、遏制官员腐败以及改革现行劳教制度的建议文章。

     类似这种行为,网民司空见惯,但一般发发牢骚就忍过去了,但胡星斗不然,一怒之下将封他网站的公司告上法庭。北京的法院坦然受理,且在判决中支持胡的诉讼请求。公民起诉查封网站行为并胜诉,这在中国法制史上属首例,其背后蕴涵的价值,值得浓墨重彩书一笔。

     依胡星斗初衷,他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法律的行为引起公众对网络法制的关注。他痛感目前中国在网络方面往往无法可依。的确,他开了一个好头,北京法院的判决也创造了一个好判例。

     胡星斗因网站被封,起诉服务商胜诉,律师指具有里程碑意义。

   胡星斗因网站被封,起诉服务商北京新网公司,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5月12日庭审,5月20日下达了正式的判决书,判决胡星斗胜诉。判决书中称:新网公司“在服务期内以胡星斗的网站存在非法信息为由终止了服务,但未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履行了告知胡星斗对信息予以更正的义务,对此新网公司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胡星斗的诉讼代理人、著名律师张星水称:“这是国内第一次因为网站被封而告赢服务商的案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以前网站被封,告服务商要么不受理,要么败诉。”胡星斗的另一代理人、著名维权法律人汪海洋称:“胡星斗案创造了历史,以后服务商奉命关闭网站再也不能那么随意了,得想想后果。”人民监督网主编朱瑞峰说:“北京大兴法院主持了社会正义,树立了依法治国的榜样,值得钦佩。”

 

 

 

发件人:"Iwantrue" <wantrue@hotmail.com>  2009-05-08 09:54:5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郑现莉所发 //FW: 讨论纪要(2009.5.4)

我们研究的基本理念

郑现莉

    本研究社的旗帜是包括56个华夏民族在内的民族主义、包括台湾在内的大中国爱国主义。

    本研究社的宗旨是总结法西斯主义在对内创造和谐社会、对外实现强国目标的经验及其最终失败的教训,以期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寻找一条既要代价小,同时又能缓解社会矛盾的和平之路。

    法西斯主义所力图建立的总体战体制,即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主义、经济上通过统制手段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社会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性,反映了后进国家崛起、进入世界体系核心地位所必需的一般规律。

    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理由:加强内部组织性,增强抵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威胁;限制国内的地区利益集团,以实现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限制地方利益集团,防范其侵犯底层民众的合法权益;限制部门利益集团,将国有企业的收益惠及于全民。权力集中并不排斥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其参与之目的在于保证集中化权力的全民使用,防范精英集团将之用于谋取小集团利益。

    统制经济:促进资本集中,以重大工程为龙头集合全国力量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重新振兴基础工业和装备制造业,以整体化、完善化的工业体系参与国际竞争;加强民族资本组织性,限制内部无序竞争,集中全力应对国际大垄断资本。对外经济联系以有利于促进国内完整工业体系的发展为根本原则,限制资源型、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使之为国内民众所享用,支持高新技术引进,限制不必要的产品引进,同时加大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人力、物力投入;提高劳动民众生活水平,加大国内消费,减小经济对外依存度。

    法西斯主义并不必然和种族主义、对外武力侵略联系在一起,对外武力侵略仅仅是当时世界条件下争夺国家利益的一种形式。也即新法西斯主义主张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维护国家利益,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反对动辄诉诸战争手段。鉴于中国地处东有日本、北有俄罗斯、南有印度的大国环绕之中,新法西斯主义为未来中国制订的国家战略是“地区性守成”,而非“全球性扩张”。为打破目前世界体系中以美国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应发扬东方文明中“仁”文化的宽容精神,支持其他落后国家的反霸、反强权斗争。

    加强全体国民的国防观念,社会生活各方面均应体现国防要素。

    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模式的区别:保护私有产权,对其使用权加强组织性管理;主张阶级合作,同时打压妨碍合作的双方极端派别及其意识形态:支持底层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但必须以不实行及宣传推翻现有政权和生产资料私有产权为限度;对既得利益集团,以底层民众倾向激进的可能性促其主动觉醒,采取措施缓和社会矛盾。

    法西斯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法西斯主义所主张的对内协调、合作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团体主义、集体主义天然相契,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克服目前社会各阶层的一盘散沙状态;以东方群体性价值观战胜西方个体性价值观。

    尽快解决台湾问题,使之从西方世界遏制中国的桥头堡变为华夏民族通向大洋的出海口;将台湾经济纳入大中华经济循环体共同发展。

 

 

 

发件人:"ji an" <jian969@yahoo.com> 2009-05-18 13:42:42 +0800 收件人: <alexzhai3@gmail.com>抄送:标题: 中国主义思维与实践: 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敌?

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敌?

吉安

2009年5月18日

    提出胡温新政之后,又明确指出过,衡量胡温新政是否成功的二条标准: 一,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二,统一台湾.

    看一个政府是否成功,不能以一个政府自己说了算,而应该从客学的观点出发,既应该以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吉安以为上面这二条就是可以作为衡量的主要客观标准. 怎样成功地做到这二条,是需要许多主观和客观条件的.所谓主观条件,就是政府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或意愿;所谓客观条件,就是社会客观现实. 纵观胡温新政以来,这二条成功的主观条件是具备的,既胡温的意愿是明显的,也就是说,胡温的意愿是要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是要统一台湾的.但是,却存在着较大的思维方式和方法的问题.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本文的标题,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敌? 很明显,这个问题,对以上二个衡量胡温新政是否成功的客观标准,都是有极大份量的影响的,可以说,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否解决得好,将会决定胡温新政是否成功,或成功之大小. 中国的财富,按中国的宪法,按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都是属于中国人民共同享有的,凭此,藏富于民,是当然的正确.一切利民富民的政策,都是藏富于民的政策,都是正确的政策.

    胡温新政以来,取消农业税,给予农民各种补助补贴, 加强西部经济建设,改进全民医疗条件,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廉价房,等等,都是从宏观上缩小社会贫富差别的重大措施,因此,可以说,比较前任政府,胡温新政已经在缩小社会贫富差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是,在吉安看,这个成功并不十分理想.换言之,这个成功本来可以更大.

    凭什么讲并不十分理想呢?因为在胡温新政之下,出现了翁安之乱,出现了王斌余, 出现了杨佳,现在,又出现了邓玉娇等等因为社会贫富差别仍然巨大而发生的恶性案件.对邓案之前的,吉安都已发文做过有关的分析和评判.对邓案,不拟在此多谈,可以推荐强国论坛网友数生的一篇文章: 《如果中国三月增持债券的钱全部投入巴东县》. 很明显,在胡温实施各项利民富民,也就是藏富于民的政策和措施的同时,也在实施藏富于敌的政策和措施,例如,长期大量购买美国国债,长期保持对台贸易赤字,就是明显的藏富于敌的政策和措施.而正因为此,导致了缩小社会贫富差别并不理想,统一前途并不明朗.

    众所周知,中国迄今购买的美国国债总额,已经高达约一万亿美元,约相当于七万亿人民币,而在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严重经济危机中,中国政府拿出的以期解决中国经济危机的资金则只是四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储藏在美国的资金,比中国用于自救的资金高出75%.换言之,中国政府借给美国的钱,比中国政府打算借给中国人民的钱还要多75%. 而美国则是世界上对中国最具敌意的国家,十年前,美国轰炸过中国驻南使馆,十年来美国的军机军舰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领空领海进行侵犯,美国从未间断过支持臧独疆独和台独,美国从未间断过向台湾出售武器,等等一切,皆可明证美国是中国的敌国.所以,中国政府长期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就是藏富于敌. 从逻辑上来看,中国借钱给敌国美国的结果,一方面是增强敌国的经济力量,一方面是削弱中国自己的经济力量.所以,藏富于敌是愚蠢的败国之政策和措施.

    吉安注意到,最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克鲁格曼对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表示了不理解,认为[很奇怪].这,说明了凡持客学思维方式和方法的人,见解是一样的.而历史上,美国与吉安观点一样的人,并非克鲁格曼一个. 在八国联军之后,就曾有过马克.土温,一个美国的文学家,就讲过支持中国义和团的话,他说,如果中国人跑到美国乱杀美国人,他也要在美国搞义和团杀中国人.

    在吉安看, 克鲁格曼对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看法,相当于是经济上的马克.土温观点.很明显, 反过来,从逻辑上反推,克鲁格曼肯定是不主张美国政府大量购买中国国债的,否则,他同样会认为奇怪的. 很简单的逻辑,在可以自富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去走先让他富,在让他富之后再使我后富的大弯路.而中国有不少的汉奸学者和官员,却大骂克鲁格曼,正是他们,导致了藏富于敌的败国政策和措施.

    同理,长期保持对台贸易赤字,而且是巨大赤字,在台湾未回归之前,未统一之前,等同于藏富于敌.很简单,在台独仍然嚣张的情况下,台湾的经济只有在山穷水尽之时,统一才有可能.而长期保持对台贸易赤字,则是完全愚蠢的反向操作,是养虎遗患.最近,大陆游客到台湾数量巨大,购买力巨大,在台独们看,是大陆人的嚣张,哪里有半点感恩戴德之心?在国民党看,有的只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大陆对台湾保持巨大的贸易赤字,唯一的结果,就是有利于台湾向美国购买更多的武器装备,以对抗大陆的武力,以拖延统一. 故,虽然胡温新政以来,在缩小社会贫富差别,有所成功,但并不理想,且本应该有更大的成功.

    就以上的分析来看,如果不能解决藏富于敌这个大问题,不但在缩小贫富差别方面,断难有更大成功,很可能导致更大的差别,出现更多的翁安之乱.而统一,则将根本一事无成,反会使台独力量不断加强.不要看什么三通的表面,要看三通的结果,结果是单方面地大有利于台湾,而单方面地大不利于大陆. 中国的前途,胡温之治的前途,吉安除感觉奇怪之外,则断难看好. 而如果中国政府不再施行藏富于敌的败国政策和措施,只施行藏富于民的政策和措施,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将会迅速地缩小,广大人民将可迅速大富大贵起来,经济力量将会迅速地强大起来,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将会更强起来,统一台湾,当然就有了大的希望.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live.cn>  2009-05-28 19:32:2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 标题:

沌的程序逻辑与社会预测

田忠国

2009-5-27

    我曾在“奇门预测”一文明确提出“混沌逻辑”这个概念。但写“奇门预测”时没有明确“混沌逻辑”的概念,在此说一下,明确什么是“混沌逻辑”这个概念。由表面上无序组合的程序逻辑,呈现为混沌状态的程序逻辑现象,我称为混沌逻辑。混沌逻辑的主要构成部分有:阴阳爻,数字、八卦。其表现形式为:假设、过程、结果,并形成闭环。也就是说,八卦的内在形式,是由程序构成的、可以无限扩展的逻辑互证体系。当然,我们也可以称此为“多元并列发散式系统闭环思维法”。

      我国的“易经”、“奇门”、“皇极经世”、“玄空风水”等,都是这个混沌逻辑体系中的一员。但犹以“奇门”和“玄空风水”为最奇妙,因为,“奇门”表现为九爻卦,“玄空风水”则表现为十二爻卦。其中,“玄空风水”又另辟新径,展现了古人对空间动态制衡、动态制化的哲学思考。当然,现在人们研究“易经”或“玄空风水”时,只是从神煞吉凶的角度思考问题,并不努力窥视其中的真实奧秘,比如说混沌逻辑、程序机制等等,更不去思考其表现出的时间是由空间形成的哲学意义等等对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上的启发意义,包括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和CPU,这不能不令人倍感遗憾。

     当然,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崇洋媚外成了某些人的思维定式。二是被我国古代数字哲学之外表所迷惑,尊古、守古,不去重新思考古人留给我们、具有现代哲学科学意义的东西。前者直接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比较优势理论的追捧者成为我国政策决策的主导者,形成美国派,为祸我国的政治经济与未来;后者则陷入泥古派的泥淖无法自拔。但是,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严重阻碍了我国的良性发展,特别是前者对我国的为祸犹甚,因为他们掌握了主导我国发展的话语权。扯远了,不提这令人愤慨的话题。

一、混沌逻辑与社会预测

    如果说“易经”、“奇门”等是混沌逻辑模型的话,有人虽然不愿接受这一事实,但却可能采取“姑当听之”的态度,笑我缺知识、没文化。但是,笑我者必定是少脑子、没知识更没文化的一群,因为,不论中外古今的知识都是为人类提供思考的种种路径,而不是给人固守的,这是一。其二,文化是一个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方式。平等与尊重他人是现代文化的主体。因此,从这个概念出发,一些学富五车但却沉迷于感官自由和掠夺自由的学者,不过是一群衣冠禽兽。其三,已有知识的存在意义,不在于它存多少,也不在于它走了多远,而在于它为人类重新思考提供了一个立足点、起始点和拓展了任意飞翔的自由空间。由此可知,我就是站在已有的基点上思考问题的。

    前面说过,不论是“易经”、“奇门”还是“玄空风水”,都是一个混沌逻辑模型,其基本的构成原素为阴阳。也就是说,阴阳爻是程序链中的最小单元。因为程序具有自证的逻辑功能,我称此现象为程序逻辑。再进一步说,混沌逻辑的内核是程序逻辑。正因为程序逻辑具有逻辑自证功能,它也就具有了现代人无法理解的预测功能。但是,预测的前提是价值选择,没有价值选择这个基本点便无法预测。所谓价值选择,就是古人所说的选用神。预测之所以必须明确价值选择的原因,一是它是程序逻辑的起点,没有起点,程序逻辑也就失去了预测意义。二是没有价值选择,人们便无法从价值管理能力、价值支持比率和价值逻辑组成庞大的预测体系,进行分析比较,最终拿出预测结果。以前,我曾在很多文章中一再说,数字(八卦)、程序逻辑和价值逻辑,构成了我国古代预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程序逻辑是价值逻辑的载体,没有价值选择,程序逻辑就失去了预测未来的意义。我国八大易学专家之一的金镜芳先生说,“易经”是个空套子,套什么都行,可谓尽得“易经”之真谛。

二、混沌逻辑与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序机制建设

    在我国,具有西方丛林时代价值观的主流学者遍地都是,他们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把我国打造成一个以丛林法则为最高标准的国家。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在解构我国立国思想的基础上解构国体,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解构我国党和人民群众共同价值目标的制度体系。如果有人违背了这套制度体系的价值指向,他们便召开西山会议,声称党不合法,某某某不合法,他们成了唯一合法的审判官。而彭水诗案、跨省抓捕案、邓玉娇案等等的一再发生,无一不是丛林制度导致的恶果。但关键问题是,丛林制度对我国国体、主体价值观和价值目标等等形成了解构机制,至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当然,有人在分析我国存在问题时,也注意到制度的不合理性,但是,发现这制度不合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制度不合理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在于制度灵魂的丛林化。因此,我国要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必须破除制度丛林化现象,但要破除制度丛林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围困,就必须构建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序机制。我在此之所以说程序机制的原因,就是任何机制的形成都是以程序为主的,也就是说,没有程序就没有机制,而制度不过是对程序的规范而已。

    有的学者认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是不可取的暴民政治,但是事实上,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与民众反抗精英暴政有关。也就是说,没有民众对精英的制约,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因为,精英智慧有民众制约,其智慧就会造福人类,如果失去民众制约,精英智慧就会为人类制造灾难。现在,我们常常说毛泽东伟大,但他伟大在哪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但我的回答是:他看出了民权必须驾驭精英权,并且,精英与民众结合,人类社会的发展才不会出现大的政治问题。因为,民众对精英的制约,表面上看是对精英权力的制约,而本质上却是对精英欲望的制约。精英欲望是人类一切社会灾难、政治灾难和经济灾难的源头。美国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一点,我国制度丛林化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结构不等但却均衡式经济机制模式的构建原理

    主流精英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精英自由和资本自由。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精英自由加资本自由就等于社会发展。殊不知,精英自由和资本自由必然导致精英与资本的欲望挥霍无度,恣意掠夺,给社会发展带来致命打击。我国残酷的现实早就证明了这一点。有人声称,经济发展与思想文化无关,其实,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其经济发展模式都必然是思想文化的产物,比如说,人们有平等分享发展成果的思想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就必然是相对均衡的,但如果一个社会主导社会发展的思想文化是剥削者的思想文化,比如说自由经济,其结果只会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所以,平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思想文化再先,经济模式在后。有些人往往用经济数量掩盖经济思想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其本质就在于掩盖经济掠夺思想。由此可知,经济思想是经济文化的萌芽,经济文化是经济模式的呈现。

    因此,反思经济问题而不反思经济思想和经济文化,是无法发现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的,所以,反思经济问题首先应该反思经济思想,而不是相反,因为,经济问题的根源在经济思想,经济机制的问题在经济文化。但是,我国主流经济学家除了鼓吹自由掠夺式经济发展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模式外,现在羞羞答答的说,先生们,不要放纵欲望。实际上,放纵欲望的首先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比如说,一年过百万的车马费就是放纵欲望的具体表现。当然,一年车马费过百万是个刑事案件的问题,但又请其为获取更多的车马费出谋划策,那又是个国家决策的问题了。

    我个人认为,建构相对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走出经济困境的关键,但建构相对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要建构平等分享发展成果的经济思想。由平等分享发展成果的经济思想,逐渐从制度上转化为社会的共同行动,相对均衡的经济机制就形成了。

现在看,平等分享发展成果的经济思想和相对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主流经济学家主要清除的对象。因此,面对这种现实,我国首先要建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才能有效破除精英自由和资本自由对我国发展的围困,以立国思想为主体,重构平等分享发展成果的经济思想和相对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

结束语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了“易经”、“奇门”和“玄空风水”等是混沌逻辑,而预测不过是通过混沌逻辑的分析对比,最后得出的某种结论。而混沌逻辑的核心是程序,因为程序构成了自我验证机制,就又形成了哲学逻辑。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09-05-29 03:58:57 +0800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杨晓陆来信(2附件)

朝鲜威险了!中国危险了!

杨芳洲

2009年6月2日

    因中朝关系严重受损,两国均已处于美日韩严重战争威胁之中。中朝关系受损,倒霉的是中朝两国,捂着嘴偷着乐的是美、日、韩。

    朝核问题的根源是美国的战争威胁政策。(伊核问题也是如此。)朝鲜的核武不是针对中国的,而是针对对其造成战争威胁的美日韩的。此美国自己制造的恶梦,犯不着由我牺牲巨大的安全利益自卖自身,自填其虎口。

    现在正是由于中国对朝鲜的恶劣态度(甚至要和美国联手),使美日韩有恃无恐,跃跃欲试,准备对朝鲜动武,而朝鲜一旦危险乃至崩溃,那才是中国真正的噩梦。难道统一了朝鲜而又对我有领土野心的韩国(其国土上又有驻韩美军)推进到中朝边境,我会比与其隔着一个强硬的朝鲜更安全吗?!

    本来良好的中朝关系,本来安全的东北边疆,恐怕都将不复存在了。难道当局真愿作楚怀王第二,自断臂膀贻笑天下乎!?
令人忧虑的不是精英们的忽悠,他们是尽人皆知的内奸,没人会当真相信他们。令人忧虑的是我们的总司令和防长,居然也敌友不分,跟着精英的调门转。如此缺乏战略头脑,朝鲜威险了!中国危险了!

    敢于理直气壮地坚持中朝同盟,给朝鲜坚定可靠的安全保障,是中国能否在朝核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进而有效阻止朝鲜核武进一步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

    相反,若中朝同盟破裂,中国就不能对朝核产生积极影响而只会起反作用,以致最后失去朝核问题的发言权而自轻于他国,自轻于世界。况朝鲜核试现已既成事实,难道还要(为了与我为敌的美国的利益)使一有核武之友变成有核武之敌?可见,当务之急是尽快修复中朝关系,使美日韩有所顾忌而不敢轻易动手,而不是制裁朝鲜。

 

朝鲜非核与中朝战略同盟

杨芳洲

2006年10月15日

    朝鲜核试震惊全球,世界各国政府纷纷予以强烈谴责,一时间朝鲜成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及邪恶的化身。朝鲜盟友中、俄的谴责比其宿敌美、日等毫不逊色,尤其中国政府措辞之激烈前所未有。不仅口头谴责如此,中国一些官员学者更是“激愤”异常,主张不惜彻底抛弃中朝关系而严厉制裁惩罚朝鲜。另据凤凰卫视报道,中朝之间的主要陆路通道--丹东至新义州的鸭绿江大桥已经关闭,朝鲜似乎已面临国际全面制裁四面楚歌之困境。

    然朝鲜毕竟是我邻邦,其如此重大变化及我如何应对,必对我安全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况东北亚历来强国环伺,战云重重,权谋险恶,形势复杂。因此,需冷静分析判断,全面权衡利弊,切不可感情用事。此时若头脑不清,敌友不辨,措置失当,必中他人圈套,对国家安全造成难以挽回之巨大损害。甲午战争不就是起于朝鲜半岛吗?

    朝鲜为何发展核武

    朝鲜之所以发展核武,决非要威胁世界,而是为自身安全。其所受安全压力越大,其发展核武之决心也越坚定。朝鲜乃一小国,多年来面对美、日、韩三方巨大军事压力,军事技术又很落后。尤其美国近年来将其与伊拉克、伊朗并列为“邪恶轴心”,又出兵侵占伊拉克。朝鲜面对此空前巨大威胁,惟全力发展核武以图存求安,这是美国战争威胁政策逼出来的无奈之举。然而在当今全球一片谴责中却鲜见正义之声对朝核问题之根源――美国威胁的追究。国际政治这种弱肉强食,欺软怕硬的现状正是弱国决心发展核武原因所在。

    美国的战争威胁是朝核问题的直接根源,而作为朝鲜盟国的中、俄两国由于不愿与美对抗,也未能给朝鲜可靠的安全保证。尤其中、俄配合美、日、韩对朝施压,更使金正日感到中、俄靠不住。与其信赖靠不住的盟国,不如将实实在在的核武握在手里塌实。因此,朝核问题的关键是朝鲜能否获得可靠的安全保障。国际社会越是对其制裁施压,朝鲜愈感力孤势险,其发展核武决心也愈强。因此一切制裁施压都只能推波助澜,激化矛盾,与非核目标背道而驰。

    美、日的目的

    美国和日本并非不知朝核问题关键所在,但问题是美、日除朝鲜非核外还存有其它目的。美国从未放弃过倾覆“邪恶轴心”朝鲜的企图,因此一直拒绝对其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日本则意图利用朝核问题大做文章,借机自己发展核武及大规模军备,因此日本总是强硬蛮横,蓄意激化矛盾。可以说,日本是朝核问题中最邪恶的一股势力。

    美、日这些与朝鲜非核背道而驰的目标最终都是针对中国的战略企图。其逼我对朝施压,也明显含有双重目的。其一是利用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及对日、韩发展核武的担忧或许能实现朝鲜非核。其二,不论中国能否使朝鲜弃核,对朝施压都会在中朝关系中打进不和的楔子,甚至可望离间瓦解中朝同盟。现在,欲使朝鲜弃核的第一个目的已随着朝鲜核爆而似乎破灭,但其离间中朝的第二个目的却有可能实现。(关键是看中国取何对策。)

    而拆散中朝同盟却正是美、日最希望实现的目标。如果美、日没有颠覆朝鲜进而威胁中国的企图,单纯的朝核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只要一个有效的朝鲜安全保障机制即可。但美、日显然不愿以有利于中国及东北亚稳定而与自己的全球战略相冲突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而是想鱼和熊掌兼得。

    只要中朝反目,不论朝鲜是否垮台,都将对中国造成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战略损失。若朝鲜垮台,包括朝核在内的所有朝鲜问题自然也迎刃而解。中国将直接面对美国和统一了北朝鲜的韩国的巨大军事压力。如果朝鲜不垮,必视身后与其接壤却又反目成仇的中国为最危险之敌,进而与美、日迅速接近。美、日则会像当年尼克松拉中国反苏一样与朝鲜结成反华的战略同盟。

     朝鲜非核与中朝同盟孰轻孰重?

    朝鲜拥有核武,无疑会鼓励他国群起效尤,核不扩散将成一纸虚言,笼罩人类之核战阴云也将愈加浓重。尤其日、韩两国,如受朝核刺激发展核武,将使东北亚局势和我国安全受到重大威胁。因此,作为东北亚地区和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无论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还是降低人类核战风险,中国都必须尽力维护东北亚地区非核化。

    另一方面,朝鲜核武无疑又能加强其国家安全,大大减少了美、日、韩对其军事打击的可能,也因此而大大降低了中国被拖入半岛战争的风险,对我东北边境的和平安宁有正面影响。另外,只要美国能有效保障日、韩安全,就还能约束其发展核武的意图。因此,如仅从东北亚安全来说,朝鲜核武对我利弊参半。但如从国际社会防止核扩散的重大意义来看,朝鲜核武对我弊大于利,朝鲜非核对我利大于弊。

     中朝两国历史上一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朝鲜历来为我战略屏障,为我边境地区提供了广阔的战略空间。不论朝鲜内政如何,地缘政治所决定的中朝同盟巨大的战略价值是轻易改变不了的。古人所谓“守四境不如守四夷”,正是对此地缘政治作用于边疆安全战略的深刻总结。因此,中朝同盟关系是我国家安全战略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瓦解中朝同盟也必定是美、日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朝鲜不畏强暴敢于与美、日抗争,正可作我抗衡美、日霸权的有力臂膀。况朝鲜核试现已既成事实,难道还要使一有核武之友变成有核武之敌?如前文所述,若美日阴谋得逞,中朝反目,不论朝鲜亡与不亡,都将使我安全形势出现重大逆转。和平发展将成一枕黄粱,再加上我严重内部问题,内忧外患将使我永无宁日。

    因此,权衡利弊,中朝同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轻易受损。退一步说,若中朝同盟真与朝鲜非核目标冲突,中朝同盟无疑也应重于朝鲜非核。从东北亚安全角度讲,朝鲜核武对我利弊参半。而从国际防核扩散看,朝鲜核武虽对我弊大于利,但对美国更是莫大威胁。此美国自己制造的恶梦,犯不着由我牺牲巨大的安全利益自卖自身,自填其虎口。

    中朝同盟与朝鲜非核其实并无冲突

    朝鲜之所以发展核武,是因其受到美、日、韩巨大的军事威胁。此外,中、俄对美国的软弱态度使朝鲜认为盟国“靠不住” ,也是使其坚定发展核武决心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中朝同盟与朝鲜非核其实并不矛盾,来自强大盟国可靠的安全保障当弱化其核武决心。日、韩至今未能发展核武不正是因有美国的同盟保障吗!因此,敢于理直气壮地坚持中朝同盟,给朝鲜坚定可靠的安全保障,是中国能否在朝核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进而有效阻止朝鲜核武进一步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相反,若中朝同盟破裂,中国就不能对朝核产生积极影响而只会起反作用,以致最后失去朝核问题的发言权而自轻于他国,自轻于世界。

    中国关于朝核问题的对策

    朝核问题发展至今,中、俄也有值得检讨之处。中、俄无疑皆不愿朝鲜发展核武,又都清楚朝核问题关键所在。但又都不愿为朝核问题而过分得罪美国,因此既不能对美国据理力争,坚持以斗争求团结,说服其放弃对朝鲜的战争威胁政策,也未能理直气壮地与朝鲜保持牢固的同盟。相反却不时迎合美国的要求而做出对朝鲜施压的姿态。这其中固然有大国利益的交换,但也难免没有机会主义的失策。

     朝鲜核试对美国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应该能促使美国反省:美国不可能在不放弃敌视、威胁、颠覆朝鲜的企图的条件下实现朝鲜非核的目标,鱼和熊掌不可得兼。因此,朝鲜核试在表面上使东北亚非核化走入死胡同的同时,也使东北亚非核化出现了新的契机,并开始其真正的进程。胡主席派代表访问美、俄,及美国避免对朝鲜军事打击和军事制裁的表态,以及俄罗斯最近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正是东北亚非核化进程真正开始的标志。(而日本的制裁叫嚣不过是仍旧在扮演令人厌恶的小丑角色。)

    中国在此东北亚非核化真正开始的新阶段,无疑应吸取以往的教训,即应向美国坦诚相告:为了核不扩散的大局和美国真正的安全,美国必须放弃敌视、威胁、颠覆朝鲜的政策,鱼和熊掌兼得的企图只能导致二者皆失。因此,中、美、俄等大国共同建立一个确保朝鲜半岛安全的国际机制是应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不仅朝核问题如此,人类社会要想真正避免核武扩散及其威胁,必须有一个能确保各成员国安全的国际机制和环境。中国有责任在联合国表明此立场。)

    而在有美国参加的确保朝鲜安全的国际机制建立之前,中、俄应率先与朝鲜恢复牢固的战略同盟。即使在国际朝鲜安全保障机制建立后,中、俄盟国对朝鲜的安全承诺无疑也应是更大范围的国际安全体制中的可靠基础和中坚力量。而中朝之间的同盟关系则更应是此国际安全机制最可靠的基础,从而掌握朝核问题的主导权。为此,尽快修复中朝关系乃当务之急。

    中国应向美国直言相告:中朝战略同盟并非针对任何人,而只是为了实现朝鲜非核化所必需的基本安全保障。中国不可能为了他人与东北亚非核化背道而驰的其它目标而牺牲掉中朝关系及东北边境的安宁,牺牲中朝关系只能使朝鲜彻底丧失最后一丝安全感,从而使东北亚非核化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世界范围的核扩散将从此再难避免,这才是对美国安全最大的威胁。

    朝核问题数年来的发展证明,制裁和施压完全起了相反的作用。但朝鲜核试已引起强烈国际反响,一些象征性的制裁措施已难以避免。我们对此只能是以防核扩散为目标而不应以损害朝鲜为目标。尤其不可受人蛊惑假戏真做,使中朝关系受到任何实质性损害。

    至于国内那些鼓噪不惜以中朝关系为代价而惩罚朝鲜的官员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并非在为中国谋利益,而是在为美、日蛊惑。其实他们也并不代表美国的利益,而是代表美国的特殊利益和战争政策集团。而对于中国来说,他们是当今子兰、靳尚、郑袖之流,欲使我效法楚怀王自断臂膀,自填虎口,自取其辱为天下笑。

    美国对朝鲜的敌视、威胁和颠覆政策与朝鲜非核目标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关系,其欲二者兼得只能使二者皆失。而中朝同盟却不仅与朝鲜非核并无冲突,而且前者恰恰是实现后者的必要条件之一。

 


发件人:<chengzengxue@sohu.com> 2009-05-25 16:15:33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对5月18日金煊文章的不同看法

对5月18日金煊文章的不同看法

 程增学

   对贵网发表的金煊的《对阶级概念的重新定义》的文章,有不同意见.

    文章认为马克思混淆阶级和阶层,其实马克思的理论很清楚,阶级和阶层是许多社会都有的现象,但层层叠叠的阶层,包括政治上的特权阶层,在封建社会有最明显的表现.资本主义以政治上追求平等自由人权的面目出现,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彻底的地方,政治上的等级特权被推翻,但经济上的剥削仍在,但更换了形式,经济上的不平等仍在并逐渐加大,资本主义初建时也有一些自食其力的阶层, 比如自耕农,小手工业者, 但资本主义的竞争会使这些阶层破产,最终社会表现为两大对立的阶级, 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统治的特点是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掩盖金钱上的不平等.

    马克思区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马克思将消灭封建特权,实现政治上的自由平等,称为政治解放,但仅有政治解放是不够的,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最终的人类解放. 文章认为中国只存在等级特权,不存在阶级矛盾,其实,这两种现象都存在,比如,作者不承认的阶级矛盾比比皆是,象中国深圳特区,在发展过程中,有多少血汗工厂,一点不亚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至于说企业主都是辛辛苦苦,起早贪黑干起来的,都象王永庆和李嘉诚那样,根本是笑话.当下的中国,既要反对特权,又要节制资本,这是两个任务.特别要防止权贵与资本的勾结.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5-26 20:49:22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中国解决权、钱、民冲突刻不容缓

中国解决权、钱、民冲突刻不容缓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09-05-26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冲突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大多关注的都是群体性事件。各种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当然是中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笔者也曾经对此作过很多讨论。

  本文想从权、钱、民之间,也就是权力、资本和老百姓之间的对立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冲突。尽管这三者之间的对立出现初期可能是个体对个体,但最后往往导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权、钱、民经处于高度对立状态

  首先应当认识到,在中国,权、钱和民已经处于一种高度的对立状态。民和钱的对立已经有很多年了。最近在浙江杭州所发生的富家子弟飙车撞死浙江大学生而引起的民愤,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类似这样的案例可以说是很多年前的“宝马”事件的延续。在民与钱的对立中,钱成了社会非正义的代名字。

  民与官的对立的例子更多。最近湖北省巴东县一名乡镇官员在娱乐场被女服务员刺死,引出了中国社会普遍的对这位女服务员的支持和对被刺官员的谴责。再如北京律师在重庆被警察殴打而激怒同行律师等等案例,说明了这种情绪。 早些时候在上海所发生的杨佳案件也有类似的情形。在杨佳案中,尽管警察也是受害者,但民众的情绪都倒向杨佳一边倒。无论是民与钱的对立,还是民与官的对立,在这些案例中都表现在一种强烈的民愤,是一种积累了很久和浓缩了的集体愤怒。

  很显然,这种民愤如果不能得到化解,就必然演变成为集体行动的动力。很多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就是这样形成的集体愤怒。如何理解?笔者已经在本栏(《中国社会基层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一文)讨论过中国社会基层官与民的对立是如何造成的。简单地说,当政府不能履行其政府功能,主要是不能为人民提供安全和社会正义时,民和官的紧张关系就会出现。尤其是当政府本身成为社会不安全和非正义的根源时,民与官的冲突就会随时爆发出来。

很多城市居民也沦为贫困一族

  民与钱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也同样不能被忽视。在中国,人们往往简单地以社会的“仇富”或者“绝对平均主义”的心态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冲突。但很显然,这种解释抱有太多的偏见,过分站在钱的立场上说话。中国人并不一定是要“平均主义”的或者“仇富”的。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两者间失去均衡的产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国社会都普遍接受这一政策导向。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确实很大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但这并没有导致人们的“仇富”心理,因为当时社会的大多数的经济状况也在不断改变,变得好起来。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了。中国社会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没有达到共同富裕起来的目标,而且很多人沦落为贫困状态,绝对贫困的人数也在增多。

  过去,贫困一词往往和农村居民联系在一起的,但现在很多城市居民也已经沦落为贫困一族。更为严重的是,当先富者占据了制度的居高点之后,他们就成了既得利益者,开始变得保守,排斥后来者。这样一来,受“钱”操纵的市场(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等)就成为转移社会财富的有效机制。当然,这是一种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从穷人向富人转移的过程。

  民与钱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和官与钱之间的关系有关联。当钱和权结成联盟时,无论是民与官之间的冲突还是民与钱之间的冲突,会呈现最大化。 权(公共权力)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社会正义。但当权成为钱的俘虏的时候,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公共秩序、安全和社会正义就荡然无存了。这样,民必然起来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抗争,抗争的对象自然是钱和权。

须处理“官”、“钱”本质的异化

  那么,如何来化解民和官、民和钱的关系?这里不存在任何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解决方式,不同国家、不同的制度形态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无论是民与钱的关系还是民和官的关系,都是社会群体间的冲突,要解决冲突就要从这些群体间的关系出发。 从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和现状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要处理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在传统中国,“官”的范畴又可分为“帝”,即皇权,和“官”,即官僚阶层。在今天,这种分类可以表现在作为决策者的领导集体和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官僚及其官僚机构。

  中国传统也有“大户”的概念,就相当于现在的“富人”或者“资本”,或者本文所说的“钱”。这样中国社会就至少有四个群体,即作为决策者的领导者,作为决策执行者的官僚,作为资本拥有者的富人和作为社会大多数的民。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僚和资本也就是权和钱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产生了上述官与民和钱与民之间的冲突,而且也在促使官僚、资本和决策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很显然,整个政权的基础并非“钱”和“官”,而在于“民”。从本质上说,“官僚”和“钱”实际上只是领导者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这些不可或缺,因为社会的治理并非领导者和民之间的面对面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官”还是“钱”异化了自身的本质,他们各自根据自身的私利而和“民”发生关系,“民”成为了他们各自主宰的对象。 或者说,决策者的权力实际上为“钱”和“官”所攫取,本来是执行政策的工具成为实际上的决策者和政策实施者。这同时也说明了,决策者本身和民失去了直接的关系。

扩大社会空间,确立参与机制

  如果对这样的群体关系有了认识,那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途径也会明确起来。很明显,主要是必须重新调整决策者和民之间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决策者所倚重的是官僚和资本。发展要依靠资本,稳定要依靠官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当这些关系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决策者如果继续过分倚重官僚和资本,那么就很难纠正和遏制群体关系的冲突,更不用说是解决了。 就是说,决策者必须通过依靠民的力量来重新获得群体关系之间的均衡。这就是笔者多次讨论过的从国家向社会的分权。在过去的30年间,国家向官僚分权,向资本分权。但现在在官僚坐大、资本坐大的情况下,要节制资本、节制官僚,就要向社会分权。如果不能向社会分权,决策者很难控制官僚和资本。

  如何赋权于社会?不外乎两种方法。一是提供社会予更大的空间。在这方面,中国的决策者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因此才会出现“利益代表”的概念和以此概念为指导的改革。但是要决策过程中反映民的利益,就必须给于社会利益表达和利益聚集的空间。 二是要确立社会参与决策过程的制度机制。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两方面,目前的趋势是向“钱”倾斜的。)

  换一句话说,决策者和民的联盟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决策者的选择并不多。没有民的支持,决策者本身很难对“钱”和“官”形成任何有效的制约,尤其是在后两者结盟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最终受害的不仅仅是民,而且也是整个政权。如果决策者不能和民结成联盟,那么民本身可能成为变革的唯一主体,那么就可能造成革命性的事件。尤其是当民处于非组织状态时,革命就越会表现出非凡的暴力性。这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

  在任何社会,各社会群体间都会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就是说,他们之间处于一个非均衡状态。一定的张力属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如果不能通过改革来达到新一程度的均衡状态,社会就失去和谐,稳定必然成为严峻的挑战。 如何达成一个新的社会均衡则是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近年来中央容许甚至鼓励市民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实际上是既赋权社会,也赋权国家的双赢政策。

  最近出台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也是朝这个方向的努力的表现。可以说,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强化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壮大。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楚的。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05-02 10:52:27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96期-孔子2560年暨耶稣2009年5月30日邮发

正在浮现的“中国模式”

——“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综述

支振锋 臧劢

    作者简介:支振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00720。臧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100879。

    中华民族在六十年的人民共和国期间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进步,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为了促进“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促成中国学派在国际学界的兴起,2008年12月20日-21日,由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的“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举行。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52位来自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围绕“中国模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分七场就中国独特的社会模式、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中国独特的思想方法、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模式之间的有机联系等五大类议题展开了高水平的辩论。学者们从纵向把握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有关史实,从横向比较发达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道路,论述了所探讨的具体领域与抽象的中国模式之间的关联。

一、中国模式与人民共和国

    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与会学者也都认识到,历史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没有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积累,就没有后30年的成功。如果说有“中国模式”的话,也是在共和国这60年的风雨中被磨砺出来的。

    从政治上说,中国后30年发展的政治框架是1949年的革命;1980年代农业迅速成长与前30年所进行的基本建设息息相关;50年代出现的两次路线转变(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和自力更生路线),为中国产业资本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是在其特定的国情条件和体制下,经过60年的发展,才取得了初步成功的。而且不管是人民共和国的30年还是60年,没有变的是强政府,改革仍然是政治联动模式。与其它一些后发国家相比,主权性的保障是中国所有的独特性的前提,保证了改革的主动性。特别是,中国的主权是通过政党完成的,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和后来跟苏联的辩论,是完成中国主权性的最基本的要素。从法治建设的方面而言,有学者考察了从清末变法到最近三十年的百年历程,认为这是一个将民族国家转化为法律共同体的过程。

    当然,30年、60年,在这个历时一个甲子的社会变迁中,也充满了种种波折与教训。比如从1949到1978年的改革,完善了国家的自主性,但牺牲了农民的自主性,所以改革没有持续下去。而1978年到1988年十年,恢复了农民的自主性,农民自主性得到恢复之后,积累了改革的能量,推动了整个中国的进步。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把过剩的劳动力和海外的过剩资本结合起来,就有了沿海的经济带。1997年以后形成的外向依附型经济,也使得我们今天面对金融危机时出现困难。所以,目前必须强调高度自主性,才能把改革深入下去。

    经过热烈讨论,与会学者的共识是,任何一个大国、任何一个文明的崛起,一定要有一个有吸引力、有辐射力的思想作为基础,一定有一套成熟的制度作为保障,这种思想和制度就是总结“中国模式”的意义。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研究员指出,虽然有不修当代史的说法,但当代人对当代历史特有的直觉、特有的现实感是后来人难以捕捉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讨论中国模式。

    不少学者认为,即便有“中国模式”,它也不是事先计划来的,而是一个演进的结果。60年的历史是连续的,有许多变量在互动,除了长期目标和战略方向之外,既不可能准确地预测,也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控制。“中国模式”的基础也许更深厚,不止30年、60年、100年,还可能是600年、6000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深厚的,这是任何方法、模式的总结不能忽视的。虽然有学者认为理论模式其实都是固态的,都多少含有保守的意味。但这种模式都来自于动态的历史,都解释动态的现在,也启示将来的行动。

    在与会学者看来,人民共和国的60年是一个追赶的过程,“中国模式”不管有没有可能,都至少提供了一个希望,那就是与美国梦一样的“中国梦”。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有一些做法对西方、对全世界都有启示,有一个“中国梦”的可能。但我们也不要忘记美国是一个梦,而如果不能突破美国梦,就没有“中国模式”。而值得思考的是,是不是我们讨论“中国模式”本身,就已经被历史阶段论的思考所拘束住?我们问有没有中国人自己的梦,是在找寻一个不属于西方、不同于美国的自己的梦;不论梦的含义是什么,都需要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不断转型、不断过渡的位置上进行观察。

二、总结中国模式的必要性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强世功教授认为,西方学界已经在探索“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并将其看作是对西方世界“三百年来未有之挑战”。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学术思考能力远远落后于劳动人民的创造能力和政治家们的判断力,以至于我们在经济改革领域中创造出不同于西方“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提出“北京共识”概念的反而是西方经济学家,而非中国的经济学家。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任剑涛教授更进一步提出: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必须建构国家哲学、因此必须以确定性来矫正不确定性,以便带给逐渐耗竭发展动力的国家以持续发展动力的境地。还有学者认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中国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成就也非常突出。如何理解它?如何评价它?这种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它为什么能够成功?对于这些问题,不仅国际社会缺乏认识,连我们自己也缺乏认识,不仅老百姓缺乏认识,就是党政干部甚至领导人也缺乏认识。对我们自己的成就,对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基本上说不清楚,其结果就是严重地缺乏自信,缺乏对自己成就的肯定,缺乏对自己模式正当性的论说。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目前的软力量的缺陷,表现在道德(道德沦丧)和制度(中国模式缺乏正当性)合法性两个方面。软力量匮乏还体现在当下的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缺乏正当性。不仅缺乏来自国际社会的应有的认同,更缺乏来自国内的应有的认同。

    面对意识形态的争论,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指出,西式的左派指责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西式的右派却在指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双方的尴尬,体现的是矛盾的现实,还是进口意识形态概念在中国活生生的经济奇迹下的苍白?高举“中国特色”的旗帜,我们才能找回自信,成为自信的“中国派”。

    台湾大学政治系朱云汉教授从中国模式对多元社会的重要意义方面提出:中国崛起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将加速一元现代性框架的式微,加速多元现代性框架的确立。未来,西方历史将不再是唯一的参考架构,也不能用简单的形式化指标来界定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在多元秩序格局的世界里没有先验的“普世价值”,任何制度与价值体系都必须在不同的社会土壤、不同历史条件下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时间的粹炼才能取得其特定时空下的正当性。没有国家仅仅因为披“代议民主”的外衣,就自动取得政治文明的优越地位;现行的西方代议民主体制,不但要落实自由权利保障、政治参与、权力制衡与公平竞争这些起码的本质特征,也必须在保障人的安全、增进人的发展、维护社会公义、维护民族与国家的生存发展等,这些最基本的国家与政府职能上,高度满足公民的期待、才有机会跟中国模式在意识型态领域相竞争。

    丹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教授也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对于试图对非西方和发展中社会同时施加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具有支配地位的西方式现代化模式造成严重的挑战。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共产党政权能够掌握何时、何处、以及如何采用外来的观念的政策主动权,其本质在于实施非意识形态的、务实的、以及试验性质的改革道路和强调经济成长和政治稳定的政策。

三、怎样总结具体的“中国模式”

    有学者认为模式是一套比较成形的东西,“中国模式”不一定已经形成。但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从所有要素来讲都可以应用。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已经使人们认识到,中国有一个有迹可循的模式,不仅仅是30年,还可以解释60年,而且这个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于其它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模式也是学习了很多其它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包括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方面的理论和政策的。而且,模式既可以讲不同的发展道路,又可以指它的奥秘——如以前我们认为的日本模式,还可以作为一种榜样,一种范式。 1949年、1978年、1989年,中国人做了三次历史选择,中国模式当然是独特的。今天,中国迅速发展,国力综合提升,整个社会在进步,对世界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充满了吸引力,说中国模式是没有问题的。

    但也有学者认为,模式应该是已经定型了,有一套固定的价值层面的观念在支撑的;因此至少目前中国的这个“模式”还在形成过程中,不如谈“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从目标来说我们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模式,但是从过程来说应该有“中国经验”,因为过去30年中国做得是非常成功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指出,世界上在二战以后也只有13个国家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超过25年,在历史上只有8个国家保持7%的经济增长超过40年,而中国都是其中之一。最起码说有中国经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事实上,“人民共和国”的“中国模式”是一个理论讨论的问题,是一个行动的指南,或者说也是对现实的一个定义,是对我们过去的一个总结。如果说中国成功了,就要总结原因。今天中国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怎么办?如果能找出一条“中国模式”,我们可以说这个失败是背离了 “中国模式”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正在进行一个伟大而独特的实验,那就是共产党利用强有力的政权搞的计划生育。中国即将面临老龄化问题,如果中国在老龄化率达到30%以上的时候还能保持经济增长,那才是真正的中国模式。因为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是人的优势,人力资本的优势。从经济学增长的角度来看一看最近30年以及60年的增长,人力资本的长期影响项对以后的经济增长作用非常显着。我们应该吸取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减速的教训,在人口方面通过加大人力资源的更新速度,来解决经济发展减速的问题。

    至于如何总结中国模式。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认为,模式不是说它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而是它是怎么组成的;与模式有什么内容相比,我们更应该关注模式形成的原则,特别是决策原则和政策原则。在中西问题上,有学者提出了在中西这两种发展道路中找出一种不是西方的或东方的,而是具有融合性的模式,使大家都相互能接受的模式,也就是中国人讲的和谐世界的观点。这个观点最根本的观点就是共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共存,而非以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而一旦我们认为可能存在中国模式,那么就要去为这个模式总结出精炼的关键词,找出中国模式致胜的秘诀。

四、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

    虽然仍保留一些不同意见,但是学者们还是在“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存在的预设前提下,结合自身的学术专长和研究兴趣,对其具体内容进行了一番探讨。

    (一) 政治模式

    参会学者对西方政治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不少人认为中国政治之路,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教授批评了一种流行的谬论:中国没有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认为这是西方和自由派的偏见。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没有彻底的民主化,就是没有变化。变化就等于民主化。中国虽然拒绝了以多党制为基础的竞争性选举民主,但是并没有拒绝参与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实际上,这些年,参与和协商在深化,所谓“行政吸纳政治”、“咨询政治”都是这一过程的“概念化”或“理论化”。

    台湾大学政治系朱云汉教授认为,西方代议民主在大多数开发中国家实行的经验显示,一个政体虽然具备“民治”的形式要件,但多半无法真正实现“民享”的目标。而中国政治模式的实践经验却显示,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一党政权,刻意排除西方式的“民治”程序安排,却更有机会实现“民享”的目标。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河清教授指出,今天西方的“民主”是代议制,归根结底不过是“代民作主”,远非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正当西方代议制不过在“代民作主”,而中国的文化政治精英,还在把“民主”理解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这是当今中国“民主”理论的巨大错位。河清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一个落后的事物,而是一个非常先进、非常现代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可谓人类大多数政治制度演化的一种必然,有点类似经济的发展会走向垄断——经济中央集权一样。中国政治不是中央集权一党主政出了问题,而是 “为民”出了问题。

    国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粱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而走出来的道路和途径;它既是一个空间概念,又是一个时间概念,因此是一个时空交错的政治原则。30年来中国最突出的成绩是经济发展,可以此总结“中国经验”的四个方面:工业政策方面,“两条腿 ”走路;以自己的速度对外开放,并没有听任国外的压力;务实主义的经济改革;以及一个中性无偏私的政府。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主任史卫民研究员也认为集权为民是中国的一个政治模式,中国的出路就是克服文化自卑,他总结了中国的选举模式。它具有六大特征:1.重视普遍性、广泛性和平等性的原则。2.以高度的组织性、动员性和明确的导向性来坚持选举的政治原则。3.以规范性的程序要求制度的同一性。4.带有非常强的指标性,对某些群体有指标要求。5.强调选举的合作性,而不是对抗性。6.形式上的高参与率与实际上的政治统筹。

    在法律层面,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朱景文教授回顾了中国法制发展的正规化和非正规化道路,认为存在一个以正规化、半正规化与非正规化的衔接为重心的解决纠纷的中国模式。他提出如果我们只把法律职业的建设中心放在法官、检察官、律师,使“一庭二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的建设放任自流,甚至边缘化,尽管我们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正规化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队伍,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法学院,但广大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的基本法律需求无人问津,这绝不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新中国的“根本法”,是中国宪政制度的基础,是制定成文宪法并彻底修改成文宪法的政制基础和宪法前提,成文宪法的制定仅仅是为了认可并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个根本法。因此,今天,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如果我们的宪法学研究依然对此充耳不闻,对中国的不成文宪法依然视而不见,若非心智的孱弱,那就是彻底放弃了宪法学思考的责任。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认为应该对中西方的政治模式进行深刻比较。比较的意义在于批评教条主义,澄清差异,弘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他构建了一个由四大支柱构成的当代中国的“民本”政治模式:(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3)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4)独特的分工制衡机制。这四大支柱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革命中体现了目标和组织手段的先进性,在中国当代建设事业上依然体现着明显的、不可替代的先进性。

    (二)经济模式

    对中国经济模式的理论探讨从改革一开始就展开了,但主要是从微观层面。80年代中期,对于经济改革模式的研究曾经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最为关注的焦点,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如刘国光、戴园晨、张卓元等提出的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双模式转换”的模式论和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协同并行的“双向协同”改革战略 ;厉以宁等提出的企业改革主线论和股份制作为企业改革主要形式的观点;吴敬琏、周小川等提出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协调改革派”的观点;华生等提出的双轨制价格改革论;董辅礽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八宝饭”的混合经济的观点;卫兴华、洪银兴和魏杰提出的“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等。此次会议,学者主要侧重于宏观层次和比较视角对中国经济模式作了探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研究员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两次转型的历史考察,得出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一)、从计划市场混合型经济体制到单一公有全面计划体制的过程,与由此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是两个各环节大体对称的反向的历史过程。(二)、这两个过程都由党和政府主导,以调整政策这一最廉价的方式启动,然后采取上下互动,逐步过渡的办法。这是两个过程的共性,也是两次变革都能比较平稳进行的重要原因。(三)、在这两个过程中,不管人们是否有所意识,市场经济的规律事实上都在发挥作用。不过,在前后两个过程中一个是隐性的,另一个是显性的,其导致的结果是不同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在会议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基本假说: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发展经验的梳理,不是中国当代出现的资本扩张和升级,而是前期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中国这种后发型工业化与西方殖民主义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只能是在资源严重短缺、人口最多的大陆型国家里,只能靠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进入工业化;这就不得不形成所谓“中国特色”——最为关键的机制,就是1950年代原始积累中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名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质来集中使用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功地替代了稀缺程度接近于零的资本要素、大规模投入于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须的大型基本建设。

    从劳力、土地、货币这经济三要素出发,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概括了一个“国民”经济模式,也由四大支柱组成:(1)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2)国有的金融及大型企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4)自由竞争的商品-资本市场。他认为中国经济模式解决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以家庭和社区企业构成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我国经济的两只翅膀,让我国经济得以腾飞,搏击长空。而国家土地控制权和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是我国经济的两只脚,保障经济安全,让我国经济站在坚实的大地上,不至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风浪中沉没。削弱这四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摧毁中国经济模式,摧毁中国经济。

    金融危机也吸引了与会者的注意力。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教授将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归纳为5个方面:第一,始终坚持政府对金融的主导地位。第二,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的情况是逐渐改革的。第三,在监管评价标准上,除借鉴了国外一些成熟的技术与管理方式外,还有一个更加灵活和外部化的要求:让人民满意。第四,在学习西方的评估监管标准之后,我们还有一把手的责任制,一把手会和监管机构签责任书,一层层签下去。第五,文化对金融的一种良性触动,比如中国文化中的“量入为出”,留有余地等等。

    (三)社会模式

    在社会模式方面,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把中国社会模型的特征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打碎阶级结构的试验。第二,恢复社会结构的试验。第三,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的试验。第四,缓解工业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试验。他用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理论和社会群体的碎片化和群体利益的碎片化理论解释了共和国六十年的社会分层变化。认为改革前由于国家统一的或“整体划一”的政策,型塑了“整体型社会聚合体”,改革前的社会分层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特征,与政治运动、政治不稳定、社会冲突有着直接的联系。改革近30年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主要变化,是从以“ 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化。从整体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阶级阶层利益的多元化与“碎片化”的特点,反而起到了阻止大规模、整体型社会冲突发生的作用,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的功能。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对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进行了再思考。从纵向上讲,正是新中国前30年的积累,使改革开放可以有一个基础良好的人力、设施乃至政治社会条件。从横向上讲,正是当前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可以产生出其它任何国家都难以生产出来的人力、土地、政治等基础条件。目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刚性二元结构,而是柔性二元结构。农民可以进城,进城失败,他们也可以返乡。正是农民可以回得去,他们就不必在进城失败之后,不得不沦为城市贫民窟的一员。而正是中国农民进城失败后还可以返乡,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就使得中国具有很强的应对经济周期的能力,就可以让经济周期仅仅是经济的周期,而不变成政治、社会的危机。他的理解是,目前国内学界、政策部门、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强大的尽快消灭城乡二元结构的声音,好像理由十分充分,道义感非常地强。但是,若不考虑城乡二元结构本身的客观性,不考虑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仅仅依靠愿望,人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我们就可能走向愿望的反面。

    在解释一个社会怎样解决从冲突转向秩序的问题的时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提出有五个最为重要的要素。一是有共享的利益和价值,二是有社会规范,三是有权力或社会权威存在,四是社会组织,五是社会互动的网络。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都使得这5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弱化,但因为在中国,执政党不仅仅是代表一个利益集团,而是跨利益集团和跨阶级的。它的制衡的角色使得它和不同利益的集团都建立了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其实是解释执政党今天能够继续保持它的稳定性,以及扩展它的利益代表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认为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是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最大奇迹,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中国在反贫困领域最大的制度建设成就是进行了三次“解放农民革命”。第一次“解放农民革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通过土地改革,使贫困的农民从地主的压迫与剥削中解放出来。第二次“解放农民革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地,中国采取家庭联产承包制,大力兴办乡镇企业,使农民从低效率的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第三次 “解放农民革命”是本世纪初开始地,消除"一国两制"的体制性障碍,加速城镇化进程,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其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服务农民、转移农民﹑富裕农民。积中国减贫的60年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之路”既是“放之四海皆准” 的普适真理,又必需探索具体的适合自身国情的独特真理。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构建了一个“社稷”社会模式。它包括四个支柱:第一是以分散流动的家庭为单元构成了社区和工作单位,第二是社区和单位与行政条块重合而成的有弹性的、开放的立体网络,第三是家庭伦理为主导的社会组织和行政逻辑,第四是官民彼此嵌入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的“社稷”。正向讲,中国社会模式以分散流动的家庭为单元构成社区和工作单位;社区和单位依行政条块网格化;家庭伦理观念主导社会组织和行政的逻辑;官民彼此嵌入,共享物质与精神合一的“社稷”,形成相互依存的骨肉关系。反向讲,拆掉中国社会模式,就是官民两分,社会与国家两分,就是政府与社区领袖脱勾,不再承担家长责任,不再奉行亲民的群众路线,不再相信群众。如此,官员成了“孤家寡人”,轻易就被金钱俘获;接下来就是社稷崩溃,礼崩乐坏,中间层腐败,社区和单位陷入混乱,直至“国破家亡”。

    人力资源是任何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而医疗卫生则又是保证人力资源丰富和健康的前提。北京大学李玲教授从经济学增长的角度来探讨了人力资源在最近30年以及60年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她还分析了抗美援朝以后的爱国卫生运动,认为中国通过当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发动群众,通过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其实是创立了自己的医疗模式。正是这个医疗模式为中国滋养了无数智慧而又健康的国民。但是到了后来,这个模式被抛弃了。

    针对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体制,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研究了中国医疗合作的萌芽、兴起、普及、衰落、新型合作医疗的历史探索过程。通过对中国医疗合作的研究,王绍光教授分析了决策者与政策倡导者如何利用实践与实验进行多方位的学习,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以调整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回应新的、变化了的环境,从而从学习推动者与学习源两个向度归纳出中国的政策/体制学习模式。

    除此以外,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邢悦副教授还总结了中国对外关系模式:1、中国现代化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单一政党主导使得党的“第一把手”在中国对外关系中起着关键作用。2、中国的大国梦的目标与二战后其它国家的目标有所不同。中国希望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将是一个全新的、正义的、强国受到制约而弱小国家得到优待的、彻底不同于以往实行霸道的列强所建立的世界体系。3、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依靠大国,甚至排斥大国影响,与任何大国都没有稳固的关系。4、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有着特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是中国成为大国倚重的力量,中国主要从发展中国家得到道义上的支持。

    那么中国模式的关键词究竟是什么?尽管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时代课题,与会学者还是进行了努力。

    在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的构建下,中国模式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子模式的基本关系是:社稷体系塑造民本政治;民本政治塑造国民经济,也保障社稷体系。具体言之,政治模式制造了精致的首脑,社会模式构筑了伟岸的躯干,经济模式生成两只粗壮的腿脚和两只巨大的翅膀。因此,这个中国模式亦可名之为“鲲鹏模式”。但中国模式的弱点也极为明显,具体表现就是执政集团可趋于退化,法治尚未健全。不管是政治模式、社会模式还是经济模式,其中最重要就是发展模式的人民性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宇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包含四层含义:1.经济体制模式,核心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发展市场经济和以人为本相结合,国家调控的主导作用和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相结合,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以及中央集权同地方分权的结合。2.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属于大国转型、开放后进的自主式发展。3.对外开放模式。对外开放具有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谓的中国经济的模式就是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以实现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为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教授总结“中国模式”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叫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建设,它给社会、给人民以很大的权利的保障和自由发展的空间。第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如何集中民力和民智,实现跨越性发展的问题。概括起来,保障权利与集中力量的双重功能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这是中国实现人类历史上最成功工业化、现代化的根本的制度原因。

五、结语

    人民共和国60年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总结“中国模式”却难乎其难。基于60年的伟大实践,与会学者试图总结出饶有特色的中国模式,并试图提炼出其关键词。而在这种理论的提炼之中,我们将可能发展出能跻身于世界的“中国学派”。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模式”的总结,是对中国发展奥秘的探寻,是对中国未来成败的关注,是对中国重返世界强国舞台所做呼唤的一次回应。它标志着具有独立性、敢于向西方争取“话语权”的“中国学派”正在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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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政民主的实现途径(下)

政治学者  陈子明

二、执政党的转型之路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说,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所谓“出问题”,就是“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发生“和平演变”。对于“和平演变”的忧虑,源于毛泽东。他曾对身边的人说:“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邓和毛都知道,“和平演变”是个有规律性的东西,是防不胜防的。

    天下没有不变的政党

    中共有两个老师,国民党和苏共。国民党在台湾已经从专政党变成了宪政党,在选举中先下台又上台。苏共也从唯一执政党变成了最大在野党,党的纲领则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弯;自然也有不愿意改变党的路线的前苏共党员,其组建的新党在选战中却一败涂地。

    事实上,中共自成立以来一直都在变。就其社会构成来说: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到以农民(包括拿枪的农民)为主体;再到以官僚为主体。从其政治纲领来说:从鼓吹苏维埃主义;到鼓吹新民主主义(在华美国人在对比国共两党时,将中共称为“土地改革者”);到推翻各党派《共同纲领》,实行“三大改造”;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到“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在1937年,中共如果不实行“四个放弃”——放弃“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政策”,放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放弃“中国工农红军”,放弃“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和作出“一个承诺”——“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就可能无缘度过“成年礼”。在1978年,中共如果不反对“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和实行“一个转移”(“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不可能出现后来“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毛泽东当年的噩梦——“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已经是这片土地上的现实。如果用毛的尺子来衡量,左翼“无产阶级政党”早已“和平演变”为右翼“资产阶级政党”。“毛派”抨击毛的政治继承人抛弃了毛的理想,显然是有事实根据的。

    现在所谓“一百年不变”论者,既不是毛泽东理想的信徒,也不是邓小平路线的卫士,只不过是现行体制下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并不反对或者说无力阻止向坏的方向(权贵资本主义、资本—官家主义)演变,只是一味反对或者说竭力抗拒向好的方向(宪政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演变。

    代际政治分析

    代际政治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一种特殊政治形态。主要的政治分界不是在同一代人的中间,而是在两代人之间。同一代人的政治分歧,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同一代人的政治争论,不过是茶杯中的波澜。只有在人事的代际交替时,才会出现具有实质性的政治转变。尽管每一代新人登上历史舞台都会在政治上卷起一阵旋风,但只有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才会出现典型的代际政治。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的政治阵营诸如左翼与右翼、激进与保守均是跨代的,不少美国人之所以成为民主党或共和党人,是基于家庭原因,尊重和继承父母乃至祖父母的党派倾向。美国宪法200多年来保持基本不变,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制度原因。在20世纪的中国,更多出现的却是子辈对于父辈的背叛和决裂。“五四”青年一代对于参加过戊戌变法、同盟会的父辈,感情上已经格格不入。“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以“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的激烈方式,宣告了“红卫兵”与其“红司令”的决裂,也就是共和国后出生的一代与创建共和国的一代的分道扬镳。尽管在意气风发的1980年代,几代人曾一度在改革道路上同行,但是在经历“六四”创伤以后,代际间的共识已经无法达成。

    何家栋先生曾把20世纪中国思想家分为以下几代人:世纪之交的一代(1870年代和1880年代出生)、“五四”一代(1890年代和1900年代出生)、“一二·九”一代(1910和1920年代出生),“四五”一代(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出生)、世纪末的一代(出生于1960年以后)。他说:在“一二·九”一代思想家与“四五”一代思想家之间本来还应当有一代人(1930年代和1940年代后期出生);但是“反右派”“大跃进”和“文革”毁了这一代人的思想创造力。21世纪初在政坛上掌权的正是这一代人中经过屡次逆向淘汰后留下来的幸运儿。

    几年前,笔者在《政法系:与公民社会一起成长》中指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主体是军人,第二代领导人大多是党务工作者出身,第三代领导人大多是工程师出身,第四代领导人还是工程师出身。看一下中共十六大产生的9名政治局常委的履历:没有一个人是学文科出身的,也没有一个人上过党校进修文科课程,所有的人都拥有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职称,绝大多数人在1978年担任副处级以下的职务(只有贾庆林已担任正处以上职务),在几年时间里(最早1981最迟1985)就跃升至副部级职务。他们既没有当工农兵的经历,也没有研习政治理论的时间和条件,多数人甚至没有担任过处局级(县市级)的正职干部。如果与苏共的几代领导人相比,他们最像勃列日涅夫一代人,但是后者至少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担任军队中高级政工干部,所以勃列日涅夫还能给自己封个元帅的头衔。然而,“再下一代就出现了变化:现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中,拥有文科最高学历者已经超过了理工科出身者;排在接班序位前列的李克强和李源潮,一个是法学学士和经济学博士,一个是法学博士,都可以算作政法系的成员。”而且,这些人都插过队,了解民间疾苦;多数人是从县(处)、市(厅局)、省(部)正职干部一级级升迁的,有基层和地方工作的经验。

    中共十七大召开后,笔者在《博士对博士:中国政坛新景观》中指出:中共十七大确定的接班序位发生了变化,由李克强和李源潮变成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但是上述预测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动摇。李克强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李源潮是中央党校的法学博士,习近平是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最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仍然是两名政法系的博士,不过是用一名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取代了一名中央党校法学博士。在十七大的新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除了“二李一习”,刘延东是吉林大学法学博士;王岐山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具有高级经济师职称;张高丽厦门大学经济系毕业,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兼职教授;薄熙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汪洋在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获硕士学位;令计划在湖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获硕士学位;王沪宁曾是复旦大学的专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院长。“执政集团中的博士与反对派阵营中的博士对垒,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崭新的现象。二者既然都是博士,自然会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有大致相同的师承和知识背景,……‘政法系’作为知识上的一个共同体,在政治上分化为执政者和反对派两个对立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对于多党民主制的建立是大有好处的。事实上,博士与博士之间除了有学术上的共同语言,还有一些人脉上的联系,从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来看,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利于朝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对话。”

    从专政党到宪政党

    执政党的转型,最根本的是要改告别列宁主义意义上的“专政”——不论是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党专政。

    俄国的特卡乔夫认为:“少数人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迫使’多数人实行社会主义,”这就是所谓的“人民专制”国家。俄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反驳说: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会说为了实现“平均”和“人民统治”“无论任何手段都是一样的”,争取自由民主是我们“完全确定的政治纲领”。早年的列宁曾和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站在一起反对特卡乔夫理论,晚年的列宁却把马克思的“专政”偷换成了民粹派的“专制”。他说:“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只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成为革命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由此看来,革命专政的对象不限于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之外的一切社会阶层,是“一党”之外的一切政党和团体,是独裁者之外的所有人(包括“一党”内部的反对派)。关于列宁主义“专政”理论的“专制”实质,列宁在1920年的一次内部讲话中说得很清楚:“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因为俄国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只是(俄国人中的)少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其他的社会成分还没有服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经济条件,这一专政就将延续下去。”“过渡时期,即专政时期,不瞒你们说,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可能要有四五十年的时间。”后来,毛泽东又将这一时期延长到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在1980年代,邓小平多次提出党政分开的议题,其实质是想缓和党专政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根据邓小平的思路,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党政分开的五点具体设想:⑴理顺党政关系。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把握政治方向、提出决策建议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⑵调整党的组织机构。今后,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党的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分应当撤销,它们现在管理的行政事务应转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要逐步撤销。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应当集中力量管好党纪。⑶改变“一元化”领导模式。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党组织的作用是保证监督。⑷尊重群众自治。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去办。⑸改革干部人事制度。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国家公务员分为政务与业务两类,凡进入业务类公务员队伍,应当通过法定考试,公开竞争。还要按照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原则,对各类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党组织的领导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由各级党委管理;国家权力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建立类似国家公务员的制度进行管理;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原则上由所在组织或单位依照各自的章程或条例进行管理。

     虽然邓小平讲过:“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但中共十三大所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完全被束之高阁。党政不分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强化了。要真正实现党政分开,“回归十三大”是必须迈出的一步,此外,还要制定《政党法》,解决党费、党工、党产三个关键性问题。

    国库不能成为党库,执政党需要多少钱就从国库拿多少钱。在宪政国家,政党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党员上缴的党费,社会各界的捐款,财政根据法律给予的资助;此外还有资产收入和组织活动、印刷文件以及出版物发行的收入等。紧密型政党较多依靠党员上缴党费,松散型政党较多依靠社会各界捐款。这二者可以统称为政党自身“经营”所得。“经营”所得必须公开账目,出具审计报告,接受社会监督。捐款必须限定数额、限定对象,如果允许政党接受外国机构、企业实体以及“带有具体经济或者政治利益期望”的大额捐款,政党就很容易沦为特定利益集团的工具。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各国政党法对于接受政党接受捐款,都有非常具体和严格的规定。有些国家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合法政党,也给予财政资助。《德国政党法》规定:“国家资助的分配应以政党在欧洲、联邦议会和州选举中成功赢得选民为基础,以党费总数和其从捐款获得金钱数量为基础。”政党获得的选票越多,获得的赠款(党费或合法得到的捐款)越多,国家拨给的资助就越多。但是,“国家资助的数额不应超过政党自身通过出色管理获得的年度收入(相对上限)。提供给所有政党的经费总额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绝对上限。”1999年的绝对上限是23,000,000马克,即德国人均负担不到半个马克。按照相同的比率,中共获得国家资助的绝对上限应当是是人民币20亿元。党的经费来源以自身“经营”为主,以国家资助为辅,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党工即党的机关专职工作人员。薄一波在十三大前夕曾说:“毛主席讲过党的机关要用党费来开销,人员不能太多。”“统计一下,共产党员吃国家饭的有多少人?民主党派吃国家饭的有多少人?原来考虑,党的机关,如中组部、中宣部,都用党费开支,后来搞供给制,就都吃国家饭。书记都和‘长’相当。”最近有人算了一笔账:“2005年,全国有党的基层组织352万个,其中基层党委17万个、总支部21万个、支部314万个。据笔者了解,担任基层组织的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即使在农村,也是有一定收入的,而党委委员和书记则都属于国家公务员,为他们支付的费用更高。乡镇改革后,农村基层党委班子一般在7—9人,即以8个计算,7万个党委就有36万人,而基层党委委员都是副科级以上干部,其月薪平均以1000元计,每个月国家就要支付13.6亿元,一年就是163.2亿元。党委机关其他工作人员通常至少是领导班子人数的3倍左右,即使我国大多数地方财政只是‘吃饭财政’,仅人员工资也至少在500亿元以上。再加上机构运转的费用,即以每人1000元来计算,至少仍然需要500亿元,两项支出至少1000亿元。”现在党工的实际开支只会比这个数目多不会比这个数目少,而这个数目已经是参照《德国政党法》计算的绝对上限的50倍。实行党政分开后,党工人数可以减少到几十分之一。书记也没有必要“都和‘长’相当”,或者由“长”兼任书记,或者由普通的党工担任书记。书记只是党委会的召集人和文件档案的保管人,党的政治领袖则是那些出任公职的党员。

    中国国民党至今仍然被党产问题所困扰,中共应当从中吸取教训,未雨绸缪,尽早解决好党产问题。所谓“党产”,主要是两大块,一块是党的机关所占据的房地产及办公设备,一块是直属于党的系统的企事业单位的资产。党的机关所占据的房地产,属于国有资产,在党政分开后,不能划为党产。党的机关如果继续使用这些房地产及附属设备,必须每年向国有资产管理局上缴租金,列入党费的开支项目。根据党的性质和职能,法律不允许政党利用这些房地产从事经营性的活动。党直属的企事业单位,包括《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中央党校等,其资产也都是国有资产,应当全额划拨给国务院系统。《政党法》、《新闻出版法》、《教育法》制定和修改后,党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作为出资人和出版人,重组党报党刊党校。《人民日报》等的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可以保留给中共。

    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落实现行宪法关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规定,把“党在国上”改为“党在国下”,所有党派都必须在宪政框架内活动。

    从官僚党到选民党

    民国初期有一句话,叫作“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中共与国民党一样,在掌权之后,原本的革命党性质就转变了,变成了以官僚为主体的党。但是二者也有所不同。国民党取得政权的时候只有20多万党员,不得不吸纳大批旧官僚;而且没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了党政军特分别对蒋介石个人负责的格局。中共建政的时候已经有448万党员,而且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部培训,仅用几年时间就实现了对官僚队伍的全覆盖;此外,通过党支部进村、进厂、进居(委会),建成了比“第一行政网”更稠密的“第二行政网”,有力地推动了计划经济与总体性社会的形成。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的非官僚党员尚有一个参与政治运动的功能,同时也有一个干部后备军的功能。在邓小平时代,一方面不再搞政治运动,一方面又建立了公务员考任机制,非官僚党员的作用日见萎缩。尤其是在市场化以后,许多基层单位的工人、农民党员事实上已经不再参加组织生活,只是继续保留在“花名册”上充数而已。在“全民党”(“三个代表”)、“中性政府”、“和谐社会”的理论框架内,没有意识形态挂帅的“革命党”的容身之地。

    过去讲“党政不分”,多强调“以党代政”的一面,而忽视了“以政代党”的一面。在“文革”期间,党团组织曾经一度完全停止活动,政权性质的革委会取代了党委会,但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没有什么执政党,依靠官僚和由科举产生的候补官僚队伍,同样能够保障专制政府的运转。如果没有宪政民主的理念,“革命党”就会成为夺取政权的敲门砖,一旦取得政权后,自然是“革命党消”,取而代之的是垄断政权的“官僚党”。

    在理论研究与思想论争的功能萎缩之后,在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功能萎缩之后,一旦时局转变,不得不参与竞争性选举的所谓“选战”,擅长于自上而下地灌输和执行的“官僚党”势必一败涂地。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一度下野的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共如果要避免同样的命运,就必须未雨绸缪,再造党的功能和组织,把“官僚党”改造成面向选举、面向选民的“选民党”。

    《德国政党法》规定:“政党必须在公共生活所有方面参与形成人民政治意愿,特别是对形成公共意见施加影响;激发并加强政治教育;促进积极的对政治生活的公开参加;培养有能力的人承担公共责任;通过提名候选人参加联邦、州和当地政府选举;在议会和政府对政治发展施加影响;将它们确定的政治目标与国家决策过程相结合;并且保证人民与国家机器之间持续、重要的联系。”也就是说,宪政体制中的政党要以选民为本,通过公开、透明的政治活动,参与形成人民政治意愿;要具有理论研究、政策制定、政治教育的功能;要有培养和选拔政治明星,参加各级各类选举的功能;还要通过民意代表的立法和监督活动,保证选民与国家机器之间持续联系的功能。

    “选民党”必须打破自我封闭的圈子,成为一种开放型的政党。按照“先锋队”的模式,所谓“先进分子”只会根据既定的理论模板复制自身,而不会反映“人民群众”不断变化中的真实心愿。《法国社会党章程》则规定:入党是自由的。党员接纳办公室登记接到的入党申请并立即转交给支部书记。所有提出入党申请者都由支部书记邀请他亲自来到支部参加接受其入党申请后的下一次会议。一个必须通过选举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政党,如果不对选民敞开大门,表现出“先锋队”的傲慢,就会丢失宝贵的选票。

    所谓“不争论”扼杀了中共的理论创新能力,使之无法与社会上的各种思潮相抗衡,只能依靠垄断媒体的方式,来维持“主旋律”声音的存在。让理论探讨和党报党刊都服从于党的领袖的意志和当下政治的需要,必然会窒息理论工作的活力,败坏党的宣传机构的说服力和在公众中的威信。这种“官僚党”的惰性,与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恩格斯曾提出:“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聚,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马恩全集》,第38卷,517—518页。)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列宁支持通过的党章确定了“双重中央领导机关”体制。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均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二者之间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中央委员会负责党的组织工作、财务工作,指导党的全部实践活动;中央机关报编委会则负责在思想上领导党。没有上述的组织安排,就不可能涌现出一流的理论人才。

    实践证明,由组织部门自上而下地指定党的干部和民意代表候选人的做法,只能“从矬子中拔将军”,培养出经不起“选战”风浪的“温室中的花朵”。要选拔一大批为选民所熟悉、所喜爱的“政治明星”,必须通过以下两个途径。

    首先,是实行党内民主制。马克思说:“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76—377页。)而现行的中共党章却保存着“等级授职制”的条款。第二十七条:“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报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第三十条:“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选出的书记、副书记,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第十三条:“在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批准制和指派制,实质上就是“等级授职制”。在实行民主制的各国社会党的章程中,就没有批准制和任命制的丝毫痕迹。而且,它们还在一些领域中实行了党员直接选举,取代了过去长期实行的党内间接选举制度。《法国社会党章程》第七章第十四条规定:“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召开各支部全体大会,由全体党员秘密投票选举党的第一书记。”第九章第一条规定:“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由各支部大会的全体党员秘密投票确定。”

    其次,是通过为选民维权和进行各种公益活动的方式,成为选民利益的真正代言人。譬如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把工作重心放在按选区划分的基层办事处,即行动党国会议员的办事处。根据行动党的要求,每个国会议员必须每周有一个晚上接待选民,包括政府内阁成员也不例外。一般情况下每次接待选民大约有40—50个选民求助(有的接待选民多的议员一年要接待5万个选民)。不管来多少求助者,议员当晚都要把所有投诉者接待完。行动党的社区领袖(基层骨干)为议员接待选民提供志愿服务。行动党还在基层组建了社区基金和人民协会,为选区公民提供一些政府基层组织所不及的服务,主要有社区教育、公共福利、居民康乐等。蔡定剑指出:“这些社区服务组织都掌握在人民行动党的基层领导手里。这个领导就是选区国会议员。国会议员既是选区党组织的支部主席,又是社区基金会的主席,也是人民协会的顾问。就是说,所有‘为民服务’的好事都由党的国会议员包揽。在这里,没有党的领导,只有党的服务。”

    在宪政体制下,执政党在行政机构中的作用是通过担任政务官(政府首脑、部长和政务次长)的党员来实施的,而不是在政府部门中设立党组,由党组发号施令来体现的。由于公务员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所以执政党的积极表现主要不是在行政执行环节,而是在议会的立法、监督环节。议会党团,是宪政党的中枢部分;议会中的各专业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是立法、监督活动的主要阵地;即使是议会的后排议员,也是培养新政治家必不可少的历练。现在,中共还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们所谓的工作经验,只是行政官僚的经验,而不是政治家的经验。政治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要与选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实行议会内阁制(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选民不能直接左右行政部门的构成与决策,他们直接接触和影响的是议员(人民代表),必须通过议会才能左右行政部门的行为。因此,议员(人民代表)是连接选民与政府的桥梁,这种工作才是政治家的职能。在美国,所有的国会立法议案,都被冠以议员的名字。如果没有为选民维权,为政府立法的历练,怎么可能产生“政治明星”,怎么保持执政党与选民的血肉联系呢?

    如果不进行党的功能和组织的重建,就不可能赢得未来的“选战”;而对“选战”的恐惧心理,又成为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于是便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三、体制内外的良性互动

    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有没有可能性?需要什么前提?应当如何展开?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历史,看一看曾经有过的先例。

    改革源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曾经出现过朝野相互呼应,共同推动民主的短暂一幕。叶剑英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这些民主精神都要发扬,我们要在全党、全国造成真正民主的空气,使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很多参加会议的人都记得叶剑英讲过这段话,但后来发表的讲话文本中却没有这段话。最近叶的女儿叶向真回忆:叶剑英的讲话有多个稿本,现存的1978年12月“12日稿”确有这段话,叶13日讲话时也念了这段话,但在后来作为党内文件下发时被删掉了;同时被删掉的还有“人权”的提法。(《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起草记》,载《耀邦研究》第15期)这说明,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承认,正是体制内的中央全会和体制外的民主墙运动一唱一和,宣告了“凡是派”的政治破产,启动了改革进程。

    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领导人也都说过民主墙的好话。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接见美国《环球邮报》记者诺瓦克时说:民主墙是好东西,人民有这种权利。胡耀邦则说:民主墙的大字报,同“文革”中和以前的大字报不同。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的;这次的大字报,同“四五”天安门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

    民主墙的言论鼓舞了中共党内的理论工作者,在叶剑英建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理论反思与创新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在理论上破了题。但是到了1979年春节后的第二阶段会议,就发生了逆转。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一是上海、北京等地发生了群体性的维权活动(主要是边疆地区的兵团知青要求回城的运动),二是民主墙上出现了批评邓小平的言论。邓小平决定查办民办刊物《探索》和《中国人权》的主编;随后又在理论务虚会的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坚持”,给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来了一个急刹车。

    一年后,又出现了一次良性互动的尝试。198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中央办公厅组织的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人数是4000人,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加上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00多名学员,大约有5600多人,但一般还是称“四千人讨论”。这次讨论,从10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在“四千人讨论”中,许多党内改革派人士提出了“非毛化”和政治改革的主张。其中的集大成者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提出来的。他建议的政治改革内容包括: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缩为一千人,分设两院;实行党政分开;司法独立;新闻独立;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经济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党中央设三个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原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委员会互相监督和制约。与此同时,发生了北京高校人民代表竞选运动。笔者作为这次运动的主要发起者,提出了运动的四项目标:“1.推动整个民主化的进程,显示人民的民主觉悟,表达群众对党中央改革派的支持和期望,给政局注入新的活力,振奋一部分群众和青年的精神。2.使广大高校学生,未来的干部受到一次民主训练和教育,使他们看到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可能性和前景,从中受到鼓舞。3.我们自己在组织竞选中受到锻炼,增长才干,为今后做好准备。4.把十几名乃至几十名立志改革的同志选入区县人代会,为扩大青年一代直接参政和表达意见的权利开辟新的更为宽广的渠道。”参加高校竞选运动的多位人民代表候选人,纷纷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了与廖盖隆类似或略微激进的政治改革建议。这充分表现出体制外人士良性互动的意愿。

    然而,邓小平、陈云、胡乔木等人压制了体制内“四千人讨论”的“非毛化”主张,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旗帜;并差一点就把体制外的高校竞选运动打成“青年学生在历史上第三次向党夺权”(第一次指1957年的“大鸣大放”;第二次指“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此后,中共党内再也没有出现过1978年中央全会、1979年理论务虚会、1980年“四千人讨论”这样畅所欲言的民主。在1981年,又制定了“九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禁止“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废除了宪法中“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的公民权利,修改了《选举法》中有利于候选人自主竞选的条款。这样一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都出现了倒退,更谈不上群众运动式样的体制内外良性互动了。

    不过,在整个1980年代,仍然存在体制内外的某种互动。一些体制内的改革派官员,十分重视从体制外吸收创造性的思想和人才。譬如说,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后改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就大力支持当时还是体制外的农村问题研究组进行农村调研,并用它们的政策建议来试探保守派的反应。这种在经济政策领域的内外呼应,曾经收到过很好的效果。笔者和王军涛、李盛平、姜洪等人,作为体制外“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竞选运动的过来人,在创办“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民间实体时,也曾得到过一部分中高层官员如马洪、张黎群、李景先、苏六也等人的支持。体制内出版社与体制外编委会的合作出书(包括以书代刊),更是当时一种广为采用的互动模式。正是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使1980年代的改革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活力。

    互动前提

   历史经验证明,朝野良性互动是需要前提条件的。一方面,民众要显示出自己在政治上的意愿与能量;另一方面,掌权者要放弃敌我意识,对民间力量与公民维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

    1978年的朝野互动之所以能够形成,首先是由于民众在“四五”运动中以最强烈的方式显示了自己的力量。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援引恩格斯的话说:“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这种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文章指出:在“四五”运动中,“一切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注视着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的人们,都以积极斗士的姿态,大步跨上了斗争舞台的前沿:人民的权利,必须由人民用斗争来保卫,人民的愿望,必须由人民用斗争来实现。”“人民懂得: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被共同的利益、愿望和斗争目标联结起来的集体力量,却不可战胜。真理是属于他们的,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多数是属于他们的,因而胜利也一定是属于他们的。”“这次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动员之广泛,规模之巨大,声势之磅礴,威力之猛烈,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首都人民,全体中国人民,从天安门广场的震天动地的革命呐喊和《国际歌》声中,表明了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显示出历史主人的威武不屈的面貌。”体制内要求变革的力量,从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中获得了鼓舞和信心,在毛泽东去世后一举粉碎“四人帮”,又进而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导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邓—胡—赵”领导体制多数成员,不久前自己还属于“敌人”的范畴,是毛泽东、江青批判和斗争的对象,因此在他们上台之初,头脑中的敌我意识大大地放松了。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功绩最为人称颂。数以千万计的“走资派”、“反革命”、“反党分子”被平反;数以百万计的“右派”被“改正”;数以千万计的“地主、富农”被“摘帽”,其子女也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如果要说社会“和谐”,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是一个少有的时期。现在的党政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家庭出身均非“红五类”,如果没有当时的“和谐”气氛,他们绝没有可能被选入“第三梯队”。然而,从昔日“反右”前线总指挥邓小平坚持不给“右派”平反而只予“改正”这件事中可以看出,他的头脑中还是有“敌人”这根弦。一旦社会上出现维权运动,他这根弦就绷紧了,从而导致了朝野互动的破裂。

    以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形式所进行的维权活动,是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既是合法的、正当的行为,也没有什么可怕之处。当年令各级政府寝食难安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维权运动,在中央政府拍板同意他们回城以后,就自然而然地平息了。最近重庆市出租司机的罢工风潮,在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工人代表对话之后,处理得也不错。而用敌我意识来思考和处理上述问题,必然会脱离宪法和法律的轨道,变成“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暴力对抗。

    无数事实证明,凡是出现群体性事件,不是“官逼民反”,事出有因;就是政府在解决问题时麻木不仁、举措失当。如果掌权者不能改变“视民如敌”、“畏民如虎”的心态,体制内外的良性互动,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启动,或者会在试探过程中戛然而止、半途而废。

    协商对话

    体制内外的良性互动,必须从承认对方,彼此接触,进行坦诚的协商与对话入手。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中共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赵紫阳在此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当前首先要制定关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若干规定,明确哪些问题必须由哪些单位、哪些团体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把它作为领导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去做。要进一步发挥现有协商对话渠道的作用,注意开辟新的渠道。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做斗争。”

    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新任部长的阎明复及新成立的知识分子局负责人陶斯亮,按照赵紫阳“开辟新的渠道”的思路,把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列为新的工作对象。陶斯亮曾对周舵(“六四”事件中的“广场四君子”之一)说,统战就是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协商对话,如果只联系“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的人”(指所谓的“民主党派”),那是组织部的工作,不是统战部的职能。1989年2、3月份,陶斯亮频频召开座谈会,与各方面的知识分子见面。笔者及一些朋友作为体制外民主运动的所谓“三朝元老”(陈希同之流在该年5、6月份的用语),自1979年民主墙运动以后,首次获邀与中共领导机构的正式代表会面。这首先表明了执政者对现实存在的体制外力量的承认,其次是不同意见的当面沟通与碰撞。然而,不久之后,赵紫阳、阎明复、陶斯亮都下台了,在此后的二十年中,中共始终没有回归十三大的政治改革思路。

    历史上充满了出人意外的偶然事件,而没有什么“必然规律”。如果毛泽东活到邓小平的岁数,也可能就没有什么邓小平时代了;如果1989年没有几个性急的学生打乱了民主推选的学生对话团和“高自联”的安排,也可能就不会有赵紫阳下台和戒严状态。赵紫阳晚年与宗风鸣的谈话中强调,他的情况与胡耀邦不同,胡下台前已经与邓小平磕磕碰碰了几年,而直到1989年5月中旬,邓小平还是信任他的。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重新再来一遍,但是,后人应当十分珍惜历史上血的教训,尽可能地避免重蹈覆辙。

    转型正义

    历史上除了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南非正是在“真相与和解”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实现了从种族隔离制度到宪政民主的转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大主教在为其著作《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所写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在自己国土上的经历令人宽慰。人们表现出真正高尚的宽宏大度。他们宽恕罪恶、放弃复仇的意愿实在令人敬佩。他们把自己从受害者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不再心怀怨恨、死抱住创伤不放,从而开创出崭新的人际关系。他们给予罪行的制造者以机会,从内心的愧疚、愤怒和耻辱中解脱出来。这样便形成了双赢的局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像中东所发生的冲突正是这样极具破坏性。这样做,和平和安全不可能真正到来。复仇和暴力只能生发出更多的复仇和暴力。”作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他同时也指出: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没有宽恕就没有和解。过去的一切不会自动消失、沉寂,而是会令人尴尬地顽固存在着,它将不断回过头来纠缠我们,除非我们承认过去并加以妥善处置,否则过去就可能毁掉我们的未来。而且,“不能铭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世界上不论哪一种文明,哪一种宗教,都有一些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不杀人、不盗窃、不奸淫、不撒谎。在政治上系统地、有计划地用撒谎掩盖真相,戈培尔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可以“征服人心”,是专制制度的一个主要特征。在毛泽东“大跃进”时期,就是因为真相的彻底遮蔽,导致了几千万人的无辜死亡。宽恕只能发自受害者的慈悲心怀;施害者一方面竭力掩盖历史的真相,一方面对受害者宣教“宽恕”、“和谐”,不过是痴人说梦。

    崔卫平在《三十年前的政治和解》中指出:“回溯三十年前社会转型的起点,有一个维度被抑止了下去,但是它并非不存在,这就是政治的维度。可以说,转型之初的第一步,是从政治上的松动开始的,是以政治面向来带动其他面向的。政治实际上发挥着一个引擎的作用。这个最早的起点可以称之为‘政治和解’。‘和解’意味着‘对立的结束’,而这个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的,是强加于他人的侮蔑不实之词。”改革进程的起点,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邓小平平反,给“四五”运动平反,给千百万政治受迫害者平反。

    周舵援引A.Rigby的理论,指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有三种主要类型:遗忘(“忘记过去,既往不咎”),典型个案是20世纪70年代民主化进程中的西班牙。大多数西班牙人之所以赞同这一选择,共同制定“遗忘公约”,主要原因是时间久远,内战和弗朗哥的残酷清洗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当事人大多都已故去。其缺陷是虽然实现了和平转型,却只有现实主义的政治考量而没有转型正义。同样是由于时间久远,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恐怕只有选择遗忘模式,“相逢一笑泯恩仇”了。惩处(“追究责任,惩罚罪人,以伸张正义”),典型个案是纽伦堡审判和苏联解体后的某些东欧国家。这一模式的适用条件是:胜方和败方截然分明,绝大多数人强烈要求惩处,新政权有足够的能力伸张正义而不致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其最困难之处,是如何区分和明确责任,K.Jaspers曾经区分过四种罪责:刑事责任、政治责任、道义责任、抽象责任,按照这一标准,就只有极少数冒险犯难、挺身抗议的持不同政见者可以免除责任,对于其他绝大多数人,“惩处”的界限划在何处,势必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真相与和解(“必须宽恕但不能忘记”),典型个案是南非。这是一条避免了纽伦堡审判或全民遗忘两个极端的“第三条道路”:赦免个人罪责以换取相关罪行的真相,成立一个“补偿与平反专门委员会”,以确保补偿、平反和恢复受害者的名誉和社会地位。南非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受到广泛赞誉,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这一模式应当被其他分裂社会所仿效。

    所谓“转型正义”,是一个社会在民主转型之后,对过去极权、威权体制的政治压迫、以及因压迫而导致的社会(政治的、族群的或种族的)分裂,所做的善后工作。这些工作包括:(1)对遭受政治迫害的人给予正义,遭受肉体、自由和生命损失的人或其家属,必须加以赔偿。(2)对从事政治迫害的人,在法律上或者道德上予以追究。(3)对过去政治迫害的真相和历史,必须完整地加以呈现。转型正义的追求是高度政治敏感的工作,如果追求转型正义是为了创造民主文化以巩固新民主、同时让分裂的社会可以和解,那么在处理上述任务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和谨慎;尤其是在落实第二项的时候,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掌握尺度。

    要实现“真相与和解”,朝野领袖人物的榜样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南非和平转型进程中,曾坐牢27年的非国大领导人曼德拉和前总统德克勒克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图图大主教这样评价:“如果遇到的是一个因身陷囹圄而满腔仇恨、誓死复仇的人,德克勒克先生很可能不会宣布他的改革计划。幸而他遇到的这个人,是被造就成有良知和卓越品质的囚犯……他看到的是一个有着高风亮节、宽宏大量的人,是一个渴望献身于让种族隔离、不公正和种族主义离间了的人们实现和解的人。他(指曼德拉)成了和解与宽容的英雄化身,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惊异不已。”“德克勒克当时的言行为他带来的巨大功绩,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抹杀的。……我相信,如果他没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们就会经历许多人预测的、使南非在劫难逃的血腥屠杀。要说服白人社会,让他们接受通过谈判交出其独揽的大权,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很少有选民会拥戴要把政权交给世仇、并以此为政纲的候选人。”中国的文明比南非的文明更加源远流长,史上从来不乏富有大智慧的政治家,出现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一类的领袖,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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