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面对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编出新一期文集。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一直摇摆在两极之间, 一极的顽固保守,导致另一极的武力革命, 君主立宪搞不成,联合政府也搞不成,只有一极的专制与专政。改革开放后,本来这种局面有可能改变,本来80年代的改革进行的有声有色,但另一极端硬要激化矛盾,酿成流血冲突。这就是中国的极右翼对中国的危害。二十年过后,如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极右翼学者是否已经正确地总结了经验?我们认为没有。他们的语调没变,方式没变,总是一贯正确的样子。这样就很容易误导社会。所以,我们在发出他们的一些文章之前,必须告诉读者要正确地认识他们的思想观点。中国人如果不改变近代以来形成的极端思维,那就永远会搞得社会残破,永远内战不休。 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学人就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永不反省,一副永不妥协的架势,总是想以一个革命代替另一个革命,一个政权代替另一个政权。其实正是这些走极端的人打乱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演变 进程,二十年前破坏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大好形势,对中国的发展带来伤痕与灾害。真正有头脑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到这些问题了。好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经过正反各方面的教训,逐渐思维变的清晰起来,金煊和朱明来先生的文章都可以反映出这种觉醒。 特别推荐大家阅读的是孙明玮讲师的文章,既有激情,又有内容。写得好极了!我们为中国有这样一代青年而高兴。]

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制约官权

愿邓玉娇事件成为中国社会正义运动的开端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5月22日

目录

孙明玮:为了我们的青年----写在“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

朱明来:大军网站的思想最前沿、最客观、最有包容力

大军中心:2009年4月份中国经济数据

金煊:“民控制官”解决官民矛盾

殷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钟海之:中国应彻底破除户口特权----上海户籍改革的丑陋性

郑永年:中国应当废除农民工制度

胡星斗等:愿邓玉娇事件成为中国社会正义运动的开端

郭兴邦:大农经济是中国农村的发展新路

羊城晚报:克鲁格曼中国3次演讲狂捞400万!

张庭宾:斯蒂格利茨教授连访华的机票都自己解决

清华应急管理研究:中国未来大流感风险性的应对措施

何帆:人类的历史即传染病的历史

郑永年: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

杨东平:中国教育的文化更新和体制改革

朱戈良:强化战略大局意识,优先公民基本就业

朱永嘉:毛泽东向全党推荐枚乘的《七发》仍值得好好品味

朱永嘉: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讲一点与李锐不同的观点

沙叶新:不为权力写作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简报

钱理群: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徐友渔:从1989到2009:中国20年思想演进

高一飞:邓玉娇杀官案中的媒体博弈

高一飞:人民法院不能成为迫害人民的帮凶

金煊:对阶级概念的重新定义

王达三:“新儒家”也不高兴

陆声俊:中华文化复兴的帷幕真正拉开

刘仰:俄罗斯强硬姿态的背后

曹久强:漫谈左右派、官民派与爱国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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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Mingwei Sun" <sun_mingwei@yahoo.com.cn> 2009-06-02 21:37:56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投稿,请指正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这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看了让人奋发向上,激情未泯,正义未泯,后生有为,中国仍然大有希望!]

为了我们的青年

——写在“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

南开大学  孙明玮

2009年5月

sun_mingwei@yahoo.com.cn

    我是一个刚刚跨过国内青年35岁门槛标准不久的人,是一个一直愿意与青年人为伴并且愿意将自己的一生投献于青年教育工作的教师。在已经步出青年行列的时候,我问心无愧地觉得自己把最美好的青春时光以理想主义的形式服务于了祖国,尽管这需要个人作出某种形式的牺牲,但依然无怨无悔,因为在为国家赢得尊严的艰苦劳动中,我付出了自己的努力,践行了我无声的誓言。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一切为了我们的祖国,我们也在内心深处时时体会到:即使个人生活再富裕充实,当你面对着满目创痍的人文环境的时候,也无论如何收获不到幸福的感觉。

    我们这一批7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基本上都是从改革开放开始接受的教育,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文化上波澜壮阔的变化;在进入大学之前经历了89年那场政治风波,平时的亲朋好友因为政治观点的迥异而发生激烈地争执,但是大家为了国家健康发展的心情都是一致的:高唱着国际歌,希望着国家的公平和正义;99年大使馆被炸,我们群情激愤,渴望国家的富强。2008年的春天,当我们这一代人已经逐渐走完青春的历程之后,我们欣喜地发现我们曾经瞧不起的那些娇生惯养的80后,那些现今青年人的主力,勇敢地承担起了青年人的责任:在藏独分子制造骚乱而国家媒体已经不被外界所信任的时候,一场年轻人发起的一场盛大的网络反击战让那些达赖们如过街老鼠;当奥运圣火在境外遭到羞辱的时候,海外华人和年轻的留学生们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维护祖国母亲的尊严,而政治见解已经不是重要的问题了;当5.12大地震发生后,无数的青年人走向灾区担当志愿者,更有灾区的青少年与灾难抗争,并且在举国哀悼日中发出了不屈的声音。所有这一切,都使我这个刚刚跨出青年人行列的教育工作者感觉到,现今的青年人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成长在中国急聚发展的年代,他们为国家的今天而自豪,他们会享受生活而平时显得有些玩世不恭,但是当国家处于危难得时候,他们能勇敢自信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那些以所谓“过来人”身份歧视这些青年人的看法是很荒谬的,往往沾染了许多自私与幸灾乐祸的念头。

    新一代的年轻人是国家的希望,但是我经常想我们的国家体制是否给他们创造了足够公平的机会呢?青年人对于国家的感情很宝贵,是需要珍惜的,但是一个不健康完善的社会体制往往会伤害青年人的这种感情。青年作为未来国家的主体,如果这种健康的感情被无情而残酷的现实所消耗,消极的情绪势必会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国家与青年就好比一对夫妻,长时间的单向投入是不可能长久的:青年有为国家奉献的义务,但更重要的是国家必须保证青年的公平机会,使得他们为这样的国家而发自内心的自豪。

    联想到当前的一些实际情况,这种良性的互动似乎很不理想。由于社会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经济与政治资源严重呈现出特权阶层的寡头垄断现象,使得青年人如果没有特殊的社会关系基本上难以在社会上立足。那些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面对着巨大的工作、住房等巨大压力,往往不得不忍气吞声。许多鲜明的社会现实会教育他们:出身比自己的实际能力更加重要;中国几千年的官僚体制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定强化,地位、财富、机会和我们曾经认为最公平的学术,都象长了眼的苍蝇一样飞向特权,社会结构呈现出严重的正反馈现象,腐败现象无法遏制并且常态化;在一片宏观灿烂的景象下,微观环境差强人意,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的只是体现在形象上,而难以为底层人民所享有。我曾经在火车上结识了一位顶级大学的青年老师,他跟我说,那些国家大事跟我有何关系,无论是香港澳门回归,台湾统一,还是神舟飞船都与他没有直接关系,听起来略显偏激,但不无道理。

    在这个“五四”九十周年纪念日的日子,我觉得有必要深入思考一下那场伟大运动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撒热血”所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何?我们距离这个还有多远?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真正成为青年人心中的祖国?

    在“五四”两个标志:“德先生”和“赛先生”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那个“德”——民主。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造成了世界上最完善和苛刻的等级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下级对上级无条件的服从,上面的人则只能由更上面的人来监督和任命,官员随着地位的升高而能不断提升自己对应的特权。反观现代西方发达民主社会,无一例外官员是由底层民众以自由选举方式直接或者间接选举而出,并且受到民众、舆论和议会等的严格公开监督,官员无法通过职位获得好处。记得有个报道使我很触动:一则是美国一个部长因为两个孩子同时上大学,所获得的薪金无法支撑他们的学费而决定辞职另谋高就。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大陆现阶段基本上是难以想象的。“五四”青年所追求的这种民主可能性在短短几年内就被蒋介石血腥镇压的严酷现实所击碎,在当时的中国国情下,采用民主斗争的方式只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在这种严酷的现实下,中国共产党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以“武装的革命对抗武装的反革命”,目标很明确:争取新民主主义,最终实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想,挽救危难的祖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与为了民主理想而奋斗的其它勇士一起,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为了推翻黑暗独裁的统治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中共所办的《新华日报》上,连续有几篇社论阐述了这种斗争的目标和理想,就是实现“英美式”的民主,就是让普通民众具有选举权,推举和监督领导人,同时反驳了国民党统治当局借口“中国国情特殊和老百姓素质低下”而拒绝推行这种民主的论调。在这种斗争目标下,无数各种政治见解的人士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而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并最终以武力的手段击败了独裁武装。在建国后短暂的几年内,新民主主义政治蓬勃发展,但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体制的发展中断了。

    不可否认,在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个统一的集中的管理体制对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极大提升,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在建国已经60周年的今天,也就是“五四”运动所追求的民主理想经历了90年之后,无法体现直接民主的官僚社会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使得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无法看到希望。

官僚社会体制是一种正反馈结构,难以有效地平衡自身机能

    首先,官僚社会体制是一种正反馈结构,难以有效地平衡自身机能。从自然到社会,具有健康自身调节能力的大系统无一例外都是负反馈系统,而从控制论的基本观点来看,正反馈是难以依靠自身的理想维持长时间平稳运行的。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全面兴起,中国行政权力有所弱化,也促进了市场的初步繁荣。但是在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国家加强国家垄断型国有企业的集中化,以及伴随者房地产开发而来的土地批租权等,政府及大型国有企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反而逐渐上升,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被削弱。在公有制企事业以及社会结构中,官员等级划分明显,下级需要对上级惟命是从,而缺乏对于上级的有效监督,上级则需要上上级来管理。在这种体制下,那些握有各种项目权力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就成为各方面献媚的对象,只要地位摆在那里,层出不穷的好处就接踵而至:荣誉称号属于领导,专家属于领导,头排挂名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属于领导,学位证书也属于领导,领导的很平常的一句话也被当为圣旨被各种居心叵测的下级放大吹捧;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最能体会到何为锦上添花。

    这种体制造成了2个很严重的后果。第一,领导长期被歌功颂德和得到各种好处,体制上缺乏足够对于其有效的监督,确保不产生腐败的唯一可能就是其本身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就是中国人一直追求的“贤哲”境地。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在封建朝廷最腐败的时代,也能产生如海瑞和包拯等廉吏,但这无法改变整个吏治的昏聩。经常看见各种各样的党内整风教育,隔几年就出一个新名词,但只要看看那些随后被关进大牢的新贪官,在之前每次这种教育活动中总能文采飞扬的写出上万字的心得体会,我们就会觉得这种行为的荒唐与可笑。

    第二,这种“对上不对下”的负责体制,使得大量关系到民众日常生活疾苦的事情,由于不被各级官员所体会,以及与他们的升迁无关,使得难以在基层和萌发状态得到有效地解决,直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这几年跨级上访与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就出自于这种体制的日常免疫能力不足。各级官员深知,他们的升迁的真正决定因素还是上家的喜恶,以及那些显眼的东西,如GDP数字和各种形象工程。我们这个社会经常自诩为“社会主义能够集中精力办大事”,但是联系到实际情况,更准确的一种说法应该是“这个社会小事都办不好,只有那些跟老百姓关系不太大的大事情或者当小事变成大事情时我们才能做得出色的好”。无论是三峡工程,载人航天,还是集中爆发的“非典”危机、“毒奶粉危机”等等,无不都是这样的特点:这种社会结构可以利用自上至小高度指令化的管理机制,以高效率统筹各种资源短、平、快地完成一些大型系统工程;但是这种体制在最底层的触觉敏感性和行动自发性明显不足。这也就体现了社会机能“宏观有效,微观不足”的弊端。

官僚社会体制势必加剧社会分配与机会的不公平现象,导致了社会创造性的衰退

    其次,官僚社会体制势必加剧社会分配与机会的不公平现象,导致了社会创造性的衰退。目前中国大陆的社会现实是官僚阶层由于掌握的资源不仅没有在市场环境下受到削弱,反而得到相当程度的强化,各种资本与权势攀亲,造成了一种权势资本主义现象。官僚权势、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国家垄断行业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人民群众无法从改革中得到好处,反而承受了由此引发的巨大生存、生活与心理压力。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亲属的资源使得他们可以自然获得更多的机会,无形间吞噬了普通老百姓的机会。目前大量的毕业学生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尽管有多种客观原因,包括全球金融危机和教育质量下降等因素,但不可否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些真正能大量吸收就业的民营企业由于受到制度环境因素的制约而日益举步为艰,而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活力和发展潜力就是表现在民营企业的活跃程度上。民营企业不同于国有垄断型企业可以依靠独家经营的地位获得巨额利润而不太在意技术和体制创新,追求技术和管理进步是其能够生存发展的唯一途径。80年代,我国社会相对来说处于一个比较活跃的因素,就与此相关。但是最近若干年来,民营企业在国有垄断企业、国外巨型企业和官僚寄生寻租阶层的三坐大山压迫下日渐式微,除了少数象华为等个例企业成长为巨人外,大量的企业都半途夭折。与此同时,大量的年轻人在这样严酷的社会现实下,也不得不过早地学会一些社会适应规则,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学会了委曲求全,学会了口是心非,学会了见怎样的人说怎样的话,而激情与创造力的耗散程度与他们的年龄不成正比。

    我这些年来一直在直接或者间接地从事教育工作,看到一些青年人明哲保身的思想现状,感到很担心:一个青年人过快心理衰老的民族有未来的希望吗?这样也许对于一些特权管理阶层来说觉得管理听话的人成本会更低一些,但这样是以牺牲民族的长久发展为代价的。目前许多年轻人的机会不是拥有真才实学就能把握住的,往往更多地体现在其亲属的人脉关系上,父母和出身往往关键性地决定了其未来道路。我们先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革除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这种流毒,可多少年过去发现又走上了老路,还是无法走出这个怪圈。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并不简单地体现在时髦的“基尼系数”上:香港的这个系数高于大陆内地,但是没有人认为香港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甚于大陆。原因何在?公平的核心就是起点的公平问题。有的人勤勤恳恳工作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也有的人觉得生活过得去就可以而不愿意付出太多,这必然造成很大的收入差距,但这些人民群众都是能够接受的;所不能接受的是由于血缘关系所带来的初始不公平。如果民众对于这种社会现象习以为长,则劳动创造的激情必然会被泯灭:诚实劳动将不再被得到尊重,投机取巧将横行,中国几千年来的兴衰周期史将没有尽头。

    从经济层面上来看,官僚社会体制所造成的财富严重向既得利益集团倾斜,“有钱的人不需要花钱,而需要花钱的人手里没有钱”,导致中国最近20年来消费所拉动的经济增长乏力,只能依靠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外贸出口。当全球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增长急剧减速,社会失业大量产生,平常被繁荣景象所掩盖的大量社会矛盾集中爆发;而对于那些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尽管表面上经济下降速度远远超过我国,但是由于社会不公平现象不是很明显,加上体制上的柔性,使得社会并不是很紧张。民主制度使得制度的相对公平性向全社会展开,更容易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国的改革开放的关键就是实现了经济民主,劳动者的能力被充分发挥;而如果政治管理体制上实现了民主,则会在更加广泛的层次上创造更多的机会。

官僚社会体制影响了我国被国际社会接纳的程度,无形中提高了经济与社会成本

    再次,官僚社会体制影响了我国被国际社会接纳的程度,无形中提高了经济与社会成本。当今社会世界先进主流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采用民主体制:官员必须由民众真正选举得到,并直接受到选民的监督。这种体制的核心是人的价值高与一切。我国目前的官僚体制使得国际社会经常会以异样的眼光看待大陆所发生的事情,有形或无形之中带着有色眼镜。特别是由于许多西方社会人士认为我们的宣传机构不够公开、透明,只是行政当局的传话筒,不代表人民的心声。

    以去年的西藏骚乱事件为例,尽管我们站在正义的一边,但由于初期只是简单的政府社论形式发表看法,被西方社会所不接受和歧视,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随后网络上的民意凸显,以网络民主的方式大规模反击西方的不实之词,并且在奥运火炬海外传递受到藏独分子阻挠的时候,大批留学生和海外华人自发地捍卫祖国的荣誉,直到此时,那些西方人士才真正意识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因此可以说,2008年群众性自发民主运动多次拯救了危机中的祖国:西方社会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对于民意,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会形成一种习惯性的尊重。对抗民意,就是对抗民主,这是最基本的价值观。

    另外,我国一些企业这几年大规模进军海外参与收购国外企业,但是也是由于受到我国独特的社会政治体制影响,在海外审批时屡屡受到刁难,大幅度提高了企业扩张成本,影响了国际化发展。尽管我们都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政治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就会越来越复杂:一个不被国际主流社会普遍认可的政治制度,必然会增加其经济国际化发展的人为阻力。不能不承认,目前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权掌握在西方大国手中,这也造成了许多人的一种抵触意识。其实只要认清这种政治制度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积极吸收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将制度问题与民族问题分离,消除一种长期处于劣势地位所产生的民族自卑感所带来的逆反型制度顽固性,真正融入以人的价值为最高核心利益的世界潮流,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便利。西方社会对于我们的许多偏见不是只针对我们这个民族,而更多的是针对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当我们走上这条路并享受到它带来的好处之后,我们在将来看待民主政治制度就会象今天看待市场经济一样,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官僚社会体制影响了我国的和平统一进程

    最后,官僚社会体制影响了我国的和平统一进程。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是中华民族的追求,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步。在目前两岸关系逐渐好转的前提下,台湾当局认为以大陆为主体实现和平统一的两个前提: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相当,大陆政治民主化。按照大陆目前经济的发展势头,前者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太大的困难,而且也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两德统一的时候经济发展水平也相距较大。但更难的是后者:台湾已经从蒋家王朝独裁统治片面发展经济过渡到了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尽管还有许多不完善性,特别是民众意识还没有完全适应民主规则,要让已经过这种体制熏陶的民众重新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无疑会使其产生洪水猛兽的感觉。目前台湾的许多民众对于大陆保持一种警惕性,政治体制的巨大差异是一个很关键因素,这个问题不解决,统一进程将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我国的政治体制在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初期以及面对突发型重大事件时,便于统筹决策,集中行动,在效率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是在细致入微的日常工作中,这种体制的缺陷被广泛的暴露出来:使得官僚日趋成为一个寄生阶层,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人民负担日重,社会发展成本增加;社会不公加剧并有向危机转化的危险;社会诚实劳动与创造性精神逐渐黯淡,投机取巧的行为日盛;在国际上由于政治体制差异,被主流社会所歧视;影响两岸统一进程。这一切,特别是被挤压了的机会空间,使得大批的80后等青年一代为了适应这个社会,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不得不做出一些唯心的选择,身不由己,言不由衷,过早地丧失了作为青年的热情、挚灼与正义感等。青年一代决定了国家的未来,如果他们出了问题,则未来国家的发展堪忧。

    在这种情势下,许多旁观者、过来人特别是当权既得利益者,往往很空泛地给青年人提出一个口号:青年要以国家发展为指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或者自主创业。但是有多少想过国家如何给青年人,推而广之是普通民众创造更公平开放的环境问题?我们的官方媒体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时候,总是强调这是一场青年爱国运动,但往往有意或者无意忽略它的民主意味。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出,“五四”运动更强调的是人的全面解放:国家和社会充分尊重人的权利,以人为先,人才有爱国的义务;一个不尊重自己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是不值得爱的。在国家与民族的概念上,许多人往往混淆二者的概念,以为一个不“爱国”的人就是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事实上,民族是一个历史传承的感情,是一个大多数人与生俱有的对于自己血脉起源的寄托;而国家的概念更多的则是针对具体行政体制管理国家的方式。解放前的旧中国造成了中国人民的巨大苦难,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撒热血地进行抗争,在执政当局眼中,他们都是不“爱国”的,因为执政当局代表着“国家”,但他们对于民族和人民的感情是最深厚的。当然,我们的社会本质还是健康的,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得国家的体制发展更有利于青年人以及平民大众的生活与发展,如何进行自身完善与演化。一个国家只有充分爱护她的民众,民众也才会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这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不让民众承担过多的辛苦,也才能使他们对于国家的感情更加真挚,才能使他们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这就需要我们的体制转向“民主,民生,民享”,尤其是最前者是核心。

    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是走向真正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但往往难以从感情上接受,或者经常把许多问题搞得很混淆。

    第一点,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几千万的既得利益集团能否无私地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长久发展出发,放弃一己或者小集团的私利,做民主政治改革的践行者。我们党内进行教育时经常使用的一句话是“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希望党内干部能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教育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党员干部都能坐清官,以保证政权的长治久安。但是这也无疑浸透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创建并维护一个政权,而不是创建一种不具有政权特色的管理体制以保持“门枢不蠹,流水不腐”。我在这里想起了美国的宪法,制订到今天没有更改过一个字,核心意思就是公平民主自由;最初参与制订宪法的几个人后来经商不善而背负巨债,但都从没有想到过因为是开国元老而希望享受一些特权,为他们赢得了后世永远的尊重。中国近代史上也不乏这样的无私者:晚清的谭嗣同,父亲是湖南巡抚,但为了民族大义,倒在了掘父亲祖坟的维新事业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澎湃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由于其父亲就是地主,也是这场运动的被冲击对象。这些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当他们意识到更广大人民的利益与自己小阶层的利益相矛盾的时候,一种公民良心和责任感能够使他们顾全大局,舍小家,顾大家。我经常碰见这样的一些朋友,当他们很卑微的时候,一个劲埋怨国家;而当他们成为官僚阶层一员或者利用垄断地位得到好处的时候,又拼命说这个制度的好,并且还以炫耀某种特权为荣耀(这也与中国的文化有关,显示自己能力的重要手段就是让别人仰望自己,而缺乏一种平民主义修养)。这就是在野与掌权的区别;关键问题是这两个方面哪方面更有代表性,孰轻孰重?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发展经济之后,也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对于权力的垄断,经过八年在野之后,重新上台之后面貌涣然一新:失去专制的只是一个已经腐朽的党,而经过民主熏陶后则凤凰涅磐。中国共产党作为曾经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力量,理所当然能做得更好,并在中国历史上写下民族伟大复兴的浓艳一笔。

    第二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情节问题:几千万革命志士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否变质,他们的牺牲是否值得?这就需要开阔思路。历史上尤其是几十年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仁人志士所为实现的目标就是一个公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就是一个不受外辱的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各样的道路都尝试过,但限于当时黑暗独裁的统治以及外国侵略者法西斯式的镇压,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武装革命对抗武装反革命的道路才是唯一可行的,并且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共产主义作为几代人的一个精神图腾和崇高的信仰,在最黑暗的年代成为了一盏指导人们前行的明灯。我一直为那些过去的伟大时代和牺牲精神所感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信仰所附带的一些体制只是适合于极端条件下的抗争,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特别是前面分析中指出的那样,对于一个已经步入正轨的社会来说,弊端日趋增多,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当我们有一天最终享受到民主政治的光芒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为了那些建立这些基础而奋斗以至牺牲的先人,那些为了国家更强大人民更幸福而出过力出过汗出过血的人们。俄罗斯每年胜利纪念日都要举行仪式,缅怀那些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先烈,这就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举动:只要一个人为了国家和人民做了好事,就永远值得人们的怀念。在这里,应该蔑视那种妄图将历史割裂开来,为了泄一己之私愤,以所谓的民主改革否定过去的历史,以小道消息污蔑诽谤逝去先人的行为,特别是那些躲在外国洋大人的裤裆里对祖国历史妄加指点的小人,例如去年西藏事件中那个在Duke大学胡说八道的丫头片子。我们是中国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我们背靠着一个日渐强大的祖国和质朴的人民,我们尊重祖国的历史、现状和民族感情,我们自己完全可以独立地将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在中国付诸实践,而不需要做洋买办,但对于一些国外朋友的良好建议要积极思考吸纳。如果我们真能无私地为了国民的福祉而推动祖国的民主建设,自觉地与那些自私小人划清界线,我们将会得罪很多人,但我们的朋友会更加广泛!

    第三点,就是人民群众的素质问题和国情问题。许多人总爱以中国的国情特殊,老百姓的素质还难以达到民主政治的要求为借口,反对在现阶段推行民主政治改革。回想起40年代我们曾经反驳过国民党的同样借口,就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多可笑,只是一种既得利益者不想放弃寄生生活的托词。20年前,我们的人均GDP在300美元左右的时候,民主的实施机会还不是很成熟,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率;但是当我们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3经济大国,并马上就要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2,人均GDP已经突破3000美元的时候,再不推进民主改革就实在无话可说了。这样拖延下去只能使大量社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不断深化,甚至可能激化成社会事件,国家难以得到本国公民和国际社会的尊重,老百姓难以从国家发展中获益,并最终会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目前阶段,效率问题已经让位于公平问题,而后者是目前的体制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但是也稳定地实践民主制度,从这次大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所以国情绝不能成为实践普世价值观的借口。至于说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的精英们,建议你们回顾一下2008年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人民的表现,就足以使你们闭嘴了:那些面对着巨大就业、医疗和住房等压力的普通百姓,那些平时被你们瞧不起的平头百姓,在国家危难关头给予了祖国母亲怎样的支持!Google有一个流量统计,在为512地震遇难者举行全国哀悼的3分钟内,从中国大陆发出的查询搜索降到了绝对的0: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

    因此,只要你确实是一个希望国家进一步向健康方向发展的公民,是一个怀有真正“天下为公”理想的人,一个希望普通老百姓能实现幸福的人,加入到为支持中国的民族民主政治改革进程中去。尽管实现这一理想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有希望就有奋斗:为了“五四”的精神,为了青年人的祖国。

 

 

发件人:<zhuminglai@sohu.com> 2009-05-10 15:40:57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请教

大军网站的思想最前沿、最客观、最有包容力

朱明来

2009年5月10日

大军先生:您好。

     刚刚看了您的大作《改革开放,还是历史回归?》,颇有同感。但对该文最后一个标题“对弱者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基本尺度” 我觉得应该将“发达”改为“文明”似更为妥当,请您斟酌。

    我个人苦心孤诣研究各派理论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也与思想界左中右各派进行过交流探讨,还与各派领军人物如杨帆、韩德强、李昌平、孙大午、张星水、胡星斗、陈子明等人直接面谈过,最后我认为大军先生及大军网站的思想最前沿、最客观、最有包容力。

    虽然我通过反复比较,觉得乌有之乡网站的文章思想深刻,综合性强,但又觉得其稍嫌左了点,攻击性大于思辨性,如对胡星斗教授的批评有点过头,虽然我对胡星斗教授对毛主席的批判不完全苟同,但我很赞同胡星斗教授关于左派不重视个人维权的批评。

    而大军先生您就显得高度深刻和豁达包容了,这可能与您的年龄有关,亲身体验过三十年河东(1949-1979左)和三十年河西(1979—2009右),《改革开放,还是历史回归?》就是您思想的集大成。希望完善定稿后,能广为宣传转载。

    刘仰先生的《俄罗斯强硬姿态的背后》中最后写道“一个国家的复兴和强大,除了经济实力之外,还需要精神的力量。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在这个方面提供重要的精神养料,成为当今中国人精神力量的重要内涵之一。”我觉得这正符合您提倡弘扬国学包括儒学、墨学的主张,故发来共享。

 

2009年4月份中国经济数据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5月22日

    2009年4月份我国 CPI 下降1.5%,前4月累计同比下降0.8%。 4月份PPI 降6.6%,前4月累计同比下降5.1%。 4月份PMI上升至53.5%,制造业PMI连续5个月回升。4月份发电量2747.63亿千瓦时,降3.55%,4月发电量同比环比双降。

前4月国企利润同比降32.3%,烟草及地产业仍增

国家财政部

2009年05月20日

    2009年1-4月,纳入本月报统计范围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和实现税金仍处下降区间,但营业收入、实现利润降幅逐渐收窄。

  一、营业收入和实现利润继续下降,但利润降幅减缓趋势较为明显

  1-4月,全国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9789.2亿元,同比下降7.3%,降幅比1-3月缩小0.3个百分点,4月比3月环比下降5.1%。其中: 中央企业(含部门所属企业,下同)实现营业收入38447.8亿元,同比下降5.8%,4月比3月环比下降10.5%,其中的137家中央管理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1749.6亿元,同比下降9.5%,4月比3月环比下降2.4%;地方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1341.4亿元,同比下降9.8%,4月比3月环比增长5.5%。

  从实现利润看,1-4月,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3236.4亿元,同比下降32.3%, 降幅比1-3月缩小4.5个百分点, 4月比3月环比增长0.5%。其中: 中央企业实现利润2600.3亿元, 同比下降24.7%, 4月比3月环比下降4.8%, 其中的137家中央管理企业实现利润1713.7亿元, 同比下降37%, 4月比3月环比下降0.6%;地方国有企业实现利润636.1亿元,同比下降52%, 4月比3月环比增长20.4%。

  二、应交税金和已交税金仍处下降状态,但应交税金月度环比有所增长

  1-4月,全国国有企业应交税金5540.7亿元,同比下降4.4%,4月比3月环比增长2.3%。其中:中央企业应交税金4297.3亿元,同比下降1.3%,4月比3月环比增长2.2%;地方国有企业应交税金1243.4亿元,同比下降13.8%,4月比3月环比增长2.8%。受企业利润下降影响,应交所得税下降20.8%,降幅比1-3月缩小0.2个百分点。全国国有企业已交税金5776.2亿元,同比下降9.1%,4月比3月环比增长37.2%。

  三、成本费用和盈利水平继续下降

  1-4月,全国国有企业成本费用总额为56862.7亿元,同比下降5.4%。其中,营业成本同比下降7.1%;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长2.4%、15.9%,但增幅比1-3月分别减少1.4、1.5个百分点。销售利润率为5.4%,同比下降2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为5.7%,同比下降2.3个百分点;净资产利润率为2.3%,同比下降1.4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企业盈利水平继续高于地方国有企业,中央企业销售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和净资产利润率为6.8%、7.3%和2.8%,分别比地方国有企业高3.8、4.3、1.6个百分点。

  四、存货增幅趋缓,资产负债率略有上升

  1-4月,国有企业存货同比增长13.1%,增幅比1-3月减少1个百分点,4月末比3月末增长0.4%。平均总资产周转率为0.2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存货周转率为1.4次,比去年同期减慢0.3次;应收账款周转率为3.8次,比去年同期减慢0.6次。截至4月底,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34.7万亿元,同比增长14.1%。资产负债率为58.3%,同比上升1.5个百分点;流动比率为1.1,速动比率为0.8,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五、重点行业实现利润情况

  1-4月,烟草、施工房地产行业实现利润进一步提高;煤炭、建材、商贸等行业实现利润较为稳定;石油石化、机械、汽车等行业实现利润降幅收窄;钢铁、海运行业继续亏损。

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

国家统计局 2009-05-13

  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比上年同期回落8.4个百分点。
  一、从主要行业看,纺织业增长7.8%,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9.5%,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11.7%,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7.1%,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9.6%,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增长11.1%,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1%,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下降1.7%。
  二、从主要产品看,原煤和原油分别为2.3亿吨和1559.4万吨,同比分别增长7.9%和0.8%;发电量2712.9亿千瓦时,同比下降3.5%;生铁和钢材产量分别为4163.1万吨和5291.5万吨,分别增长0.4%和2.6%,粗钢产量4341.3万吨,下降3.9%;水泥1.5亿吨,增长12.9%;汽车118.1万辆,增长17.9%,其中轿车58.9万辆,增长17.3%。
  三、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97.83%,同比提高0.0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共实现出口交货值5662.1亿元,同比下降14.3%。
  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

4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6.6%

国家统计局 2009-05-11

  4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6.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下降9.6%。
  在工业品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下降8.1%。其中,采掘工业下降21.5%,原料工业下降10.3%,加工工业下降5.4%。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7%。其中,食品类价格下降2.7%,衣着类价格下降0.1%,一般日用品类价格下降0.4%,耐用消费品类下降2.7%。
  分品种看:
  ——原油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3.6%。成品油中汽油价格上涨4.6%,煤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下降32.5%和11.7%。
  ——化工产品价格类中,顺丁橡胶同比下降34.6%,聚苯乙烯价格下降22.1%,涤纶长丝下降19.4%。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8.7%。其中,原煤出厂价格上涨8.9%。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8.7%。其中,普通大型钢材价格下降26.0%,普通中型钢材下降25.5%,普通小型钢材下降19.6%,中厚钢板下降29.5%,线材价格下降28.4%。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5.7%。其中,铝下降17.3%,铅下降36.3%,锌下降35.6%,铜下降38.0%。
  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中,有色金属材料类、燃料动力类、黑色金属材料类和化工原料类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9.0%、13.7%、14.0%和9.4%。
  1-4月份累计,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下降7.7%。
 

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5%

1-4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0.8%

国家统计局 2009-05-11

  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1.5%。其中,城市下降1.7%,农村下降1.0%;食品价格下降1.3%,非食品价格下降1.5%;消费品价格下降1.5%,服务项目价格下降1.4%。从月环比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3月份下降0.2%;食品价格下降0.8%,其中鲜菜价格下降4.9%,鲜蛋价格上涨2.7%。
  一、食品类价格同比下降1.3%。其中,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下降13.5%(其中猪肉价格下降28.6%),鲜菜价格上涨10.9%,粮食价格上涨5.5%,油脂价格下降24.3%,水产品价格上涨3.4%,鲜果价格上涨0.4%,鲜蛋价格上涨5.5%,调味品价格上涨4.6%。
  二、烟酒及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6%。其中,烟草价格上涨0.2%,酒类价格上涨3.8%。
  三、衣着类价格同比下降2.3%。其中,服装价格下降2.5%。
  四、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其中,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1.3%,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服务价格上涨5.6%。
  五、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0.9%。其中,西药价格上涨1.1%,中药材及中成药价格上涨2.3%,医疗保健服务价格上涨1.0%。
  六、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下降2.2%。其中,交通工具价格下降1.9%,车用燃料及零配件价格下降6.6%,车辆使用及维修价格上涨1.6%,城市间交通费价格上涨1.3%,市区公共交通费价格上涨0.5%;通信工具价格下降18.7%。
  七、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下降1.0%。其中,学杂托幼费价格上涨1.6%,文娱费价格上涨1.7%,旅游价格下降4.6%,文娱用耐用消费及服务价格下降10.1%。
  八、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4.0%。其中,水、电及燃料价格下降2.2%,建房及装修材料价格上涨0.7%,租房价格上涨1.2%。

  1-4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0.8%。其中,城市下降1.1%,农村下降0.3%;食品类价格持平,烟酒及用品类价格上涨1.9%,衣着类价格下降2.4%,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上涨1.8%,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价格上涨1.2%,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下降2.5%,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下降0.6%,居住类价格下降3.2%。

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8%

国家统计局 2009-05-13

  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343.2亿元,同比增长14.8%。分地域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6329.6亿元,同比增长13.9%;县及县以下零售额3013.6亿元,增长16.7%。

  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7895.0亿元,同比增长14.4%;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1323.2亿元,增长17.9%;其他行业零售额125.0亿元,增长3.1%。

  分商品类别看,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吃、穿、用商品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9.2%、13.9%和9.7%。其中,粮油类增长4.8%,肉禽蛋类增长6.5%,服装类增长14.0%,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1.9%,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5.0%,日用品类增长13.7%,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0.6%,家具类增长22.8%,化妆品类增长18.2%,金银珠宝类增长10.4%,汽车类增长18.5%,石油及制品类增长0.3%,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10.8%,通讯器材类下降8.4%。

  1-4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741.2亿元,同比增长15.0%。

1-4月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5%

国家统计局 2009-05-12

  1-4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7082亿元,同比增长30.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16055亿元,增长39.3%;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7290亿元,增长4.9%。

  从项目隶属关系看,中央项目投资3466 亿元,同比增长29.3%;地方项目投资33617亿元,增长30.6%。

  从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583亿元、15992亿元和2050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2.1%、27.8%和31.6%。

  从行业看,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464亿元,同比增长36.6%;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投资2107 亿元,增长18.0%;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投资492 亿元,增长10.1%;铁路运输业投资967亿元,增长94.2%;非金属矿采选、制品业投资1245亿元,增长58.6%;黑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818亿元,增长4.7%;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556亿元,增长26.3%。

  从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投资33624亿元,同比增长34.6%;港澳台商投资1439亿元,增长0.3%;外商投资1843亿元,下降1.2%。

  从施工和新开工项目情况看,累计施工项目172473个,同比增加34597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248893亿元,同比增长29.8%;新开工项目86420个,同比增加26744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36797亿元,同比增长90.7%。

  从到位资金情况看,城镇投资到位资金50038亿元,同比增长34.6%。其中,国内贷款增长31.2%,利用外资下降0.7%,自筹资金增长37.4%。

一季度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7399元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2009.04.29

  2009年第一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注为7399元,与2008年同期的6524元相比,增加了875元,同比增长13.4%,与去年一季度增长18.3%相比,增幅回落4.9个百分点。

  从行业门类看,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是:金融业16048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3972元,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11604元。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是建筑业5109元,住宿和餐饮业5125元,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5855元。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为3.1:1。

  与2008年第一季度相比,各行业的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回落十分明显。其中,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增长4.4%,与去年一季度20.1%的增长速度相比,回落了15.7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8.2%,与去年一季度18.8%的增长速度相比,回落了10.6个百分点;金融业增长19.9%,与去年一季度30.3%的增长速度相比,回落了10.4个百分点。

  注:根据现行统计制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统计范围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尚未包括城镇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工资总额是指这些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不论是否计入成本,不论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均包括在内。工资总额统计的是个人税前工资,并且包括个人交纳的养老、医疗、住房等个人帐户的基金。平均工资为工资总额除以单位的年内(季度内)平均职工人数。

1-4月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

国家统计局 2009-05-12

  一、房地产开发完成情况

  1-4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7290亿元,同比增长4.9%,增幅比1-3月提高0.8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回落27.2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完成投资5114亿元,同比增长3.4%,比1-3月提高0.2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回落31.8个百分点,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70.2%。
  1-4月,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20.1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2.4%,增幅比1-3月回落0.3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回落13.0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2.78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5.6%,降幅比1-3月缩小0.6个百分点;房屋竣工面积1.32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7.1%,增幅比1-3月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住宅竣工面积1.09亿平方米,增长28.5%,比1-3月提高1.6个百分点。
  1-4月,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土地购置面积726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8.6%,而去年同期则是增长11.1%;完成土地开发面积707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2.2%,而去年同期则是增长5.9%。

  二、商品房销售情况

  1-4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762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7.5%。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增长18.6%;办公楼销售面积下降10.5%;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增长13.1%。1-4月,商品房销售额7996亿元,同比增长35.4%。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额增长38.6%,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分别增长14.0%和20.0%。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情况

  1-4月,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13512亿元,同比增长12.4%。其中,国内贷款3255亿元,增长12.4%;利用外资166亿元,增长11.6%;企业自筹资金4893亿元,增长10.2%;其他资金5199亿元,增长14.6%。在其他资金中,定金及预收款3013亿元,增长10.3%;个人按揭贷款1462亿元,增长28.7%。

  四、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

  4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下降1.1%,比3月份降幅缩小0.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4%,比3月份涨幅扩大0.2个百分点。
  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1.7%,比3月份降幅缩小0.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3%,比3月份涨幅扩大0.2个百分点。
  分类型看,与上年同月相比,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上涨0.4%;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下降2.0%,比3月份降幅缩小0.2个百分点,其中普通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下降1.5%,高档住宅销售价格下降3.8%。与上月相比,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上涨0.1%;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0.3%,其中普通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0.4%,高档住宅销售价格上涨0.2%。
  分套型看,90平方米及以下的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7%,环比上涨0.5%。
  分地区看,与上年同月相比,新建住宅销售价格上涨的城市有26个,其中涨幅较大的城市是:银川6.7%、西宁5.0%、锦州4.8%、兰州4.7%、烟台3.6%;价格下降的城市有44个,其中降幅较大的城市是:深圳下降8.8%、石家庄下降7.4%、广州下降6.7%、桂林下降6.3%、徐州下降5.6%。与上月相比,新建住宅销售价格上涨的城市有47个,其中涨幅较大的城市是:广州2.1%、深圳2.0%、大理 1.7%、丹东1.3%、兰州1.2%;价格下降的城市有14个,其中降幅较大的城市是:温州下降2.0%、泉州下降0.9%、杭州下降0.6%、湛江和济宁均下降0.4%。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持平;环比上涨0.8%,比3月份涨幅扩大0.5个百分点。
  分地区看,与上年同月相比,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上涨的城市有30个,其中涨幅较大的城市是:三亚11.9%、郑州8.4%、南宁7.3%、哈尔滨6.6%、西宁5.9%;价格下降的城市有40个,其中降幅较大的城市是:深圳下降11.5%、吉林下降9.8%、济宁下降6.0%、石家庄下降5.9%、厦门下降5.2%。与上月相比,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上涨的城市有44个,其中涨幅较大的城市是:深圳3.3%、昆明2.2%、温州1.8%、西安1.8%、重庆1.5% ;价格下降的城市有12个,价格降幅均在0.1%-0.3%之间。
  新建非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4%,环比上涨0.3%。
  与上年同月相比,办公楼销售价格上涨1.1%,商业营业用房销售价格下降0.6%,其他用房销售价格下降5.2%。与上月相比,办公楼销售价格上涨1.2%,商业营业用房销售价格下降0.2%,其他用房销售价格下降0.4%。

  五、全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

  4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简称“国房景气指数”)为94.76,比3月份提高0.02点,比去年同期回落9.31点。
  从分类指数看:房地产开发投资分类指数为91.20,比3月份回落0.80点,比去年同期回落13.08点;本年资金来源分类指数为94.30,比3月份提高0.59点,比去年同期回落7.26点;土地开发面积分类指数为92.70,比3月份提高0.50点,比去年同期回落4.18点;商品房空置面积分类指数为91.20,比3月份回落0.83点,比去年同期回落19.34点;房屋施工面积分类指数为93.47,比3月份回落0.03点,比去年同期回落14.31点。

 

 

发件人:"金煊" <ta997@hotmail.com>  2009-05-18 21:49:08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民控制官”解决官民矛盾

金煊

2009年5月

  从历史上看,任何政府都有自发的扩大权力的倾向。因此,限制政府的权力就显得极为重要。波普尔认为,现代自由民主的关键不在于权力的归属,而在于权力的使用方式。只要他不滥用权力,我们可以容忍;如果他滥用权力,我们先批评他,下次再把他换掉。

  如果让你们托付的话,你们会把权力托付给一个出身好的人,还是把权力托付给一个无法滥用权力的人?所以,现代民主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何把权力得到手,而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制度工具、怎么样的手段来确保这个权力不被滥用。那么,权力被滥用的时候,看看用什么办法能够把它纠正过来,而不是把这个希望托在统治者的出身上面。这也是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本质区别,同样也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的分野所在!

  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无数实践证明:国家若想强大,人民若想幸福,最重要的就是驯服统治者,把他们关进笼子里。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就是让人民掌握监督权。统治者只能享受有限的隐私,没有暗箱操作的机会,从而大大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其有悖职业道德的行为将会成为众矢之的,严重者会遭到弹劾,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成为公众孺子牛。

  1215年英国的贵族联合起来,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英国公务员制度有一条成功的秘方。例如管治印度,1947年英国撤出的时候,印度人口4亿,英裔公仆却只有1.4千,平均1个英国人管理近3百万印度人,印度种姓阶级和宗教语言复杂万端,英国的公务员制度的优胜何在?

  1859年,投考印度政务官的笔试试卷有这样一条题:“试论达致权力快感的几种环境情势”( Describe the various circumstances of situations which give birth to the pleasurable sentiment of power )应考的人,全是牛津剑桥的毕业生。然而,对“权力的快感”夸夸而谈的考生,不论词藻如何漂亮,言论怎样精致,一概不及格。

  原来考官有心试探这些高材生对“权力”的看法立场:承认权力会带来快感和乐趣的,将来必易受权力腐蚀;反之,考生一提笔就胆敢于驳斥这条题目对权力快感之前提,从而否定此一命题而显示批判眼光者,优先录取。英式公务员的优胜,在于面对权力诱惑时理性的自制。英国的文官制度,许多人一知半解,说是借鉴了中国的科举。但中国的科举考试会出这样的题目吗?中国的宫廷政治,嗜权、滥权、恋权;英式的公务员体制,首重对权力的看破和限制。

  美国从建国伊始,美国人民就想方设法防止政府的强大。不相信政府,对政府满怀戒心,唯恐政府变得过于强大,这是美国政治的传统。早在独立战争与制定宪法的时期,美国人就打定主意,不是打江山坐江山,不是用新的权力去代替旧的权力,而是创建一种崭新的制度,确保人民对政府的控制。以美国的宪法为例,人民有颠覆政府、推翻政府的革命权利,人民有持枪对抗不公不义政府的权利,人民有诋毁元首与政府的权利,这些人民的权利,都是人民对抗不公不义政府的最基本依据。

  美国信上帝的人远远多于信政府的人,怎指望它相信党?美国人民不相信政府,他们说政府是必要的恶。政府是必要的恶,就含有政府是人民潜在的敌人的意思。圣经说,爱你的敌人,对这个敌人似的政府也要爱。爱的方式就是监督、批评、罢免和推翻。民主政府也有腐败,不过他可通过制度改革消除同样的腐败,专制国家永远做不到。

  民选政体衍生民主机制,施政自然是以民为本、以民为纲;造就百姓为王、公民至尊的民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政党、官员最怕失去民众的信任与支持;百姓的好恶褒贬和支持率是评价施政水平、政策方略的唯一准绳,民主机制导致当权者往往挖空心思地改良政策“为人民服务”,亲民、厚民甚至媚民;民主机制既是亲民机制也是强国机制。

  1998年克林顿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见站在两米高台子上的小姑娘壮壮,等她走下后,克林顿握住她的手问她为什么站那么高的地方。壮壮说:“只有站在那儿才能看见你”。克林顿笑着问:“你很想看见我吗?”壮壮说:“是的,因你是美国总统。”“你知道美国总统是做的什么的吗?”“美国总统是管美国人的,权力很大。” 当时,克林顿正因自身的问题被弄得焦头烂额,听了这话,不免触动了心事。于是他说:“不对,应是美国人民管美国总统。”

  这个中国孩子,小小的年纪,当奴隶的思想已经深深印在他的脑子里了。可不是吗?美国总统管美国人民,中国的官老爷管中国人民,老百姓只有被管的份,只有当官的才可以胡作非为,游离于法律之外。这管与被管之间,哪里有什么公正和平等可言。这种根深蒂固的等级(奴隶)观念,虽然与现代文明相悖,但在中国人当中却表现得非常自然,以至于一个小孩子可以顺口说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一个只知权力压倒一切的民族是可悲的。中国人到现在都弄不清权利(Rights)和权力(Power)的区分。

  2004年“7.4”美国国庆日,布什总统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是第一个超国家机构给各国统治者的行为划上了禁区,统治者不得进入个人自由的领域,而且规定统治者有义务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否承认并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已被看作各国是否接受人类文明基本准则的一个重要尺度。人权是驯服统治者的笼子,是捆绑统治者乱说乱动的绳子,给他们套上人权的紧箍咒,统治者就会驯服。

    金煊简介:原名陶林实,男,1951年出生,扬州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副研究员(1998年即可申报高级工程师,但由于忙于承包电脑公司未报),培训部主任。江苏省党校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毕业并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进修过研究生课程。曾任当地科技杂志总编辑.从事数学(set_theoretic tology)及其在中观社会分析中的应用(applications on the theory of dynamical system and applied regression analysis )、科技管理等专业研究,1984年后特别在中等城市系统科学发展和社会科学化科学社会化上颇有建树,并力求实践。到1997年前已在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和专业学会上发表集论拓扑(set theoretic tology)、科技管理和情报调研等论文50多篇,发表科普文章、科技小品文80多篇。新世纪前后在新华网.人民网.中华网.青年网.中国思维网.猫眼看人.学而思.关天茶座及与网友合办的民主社会主义论坛( http://jinxue.xilubbs.com) 等诸多论坛上系统书写发表了批判苏式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式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强国方针.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等近百篇关于民主社会主义专论以及突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线性哲学等10多篇(不包括其他文章)。被《中国百科学者传略》,《中国人才辞典》,《世界华人重大学术成果公报》,《中国专家大辞典》,《当代中国人才库》等收入。

    1985年以来,多次组织了本市热处理学习班,科技情报学习班,工程师进修班,新三论(系统论,)讲座,包揽了从招生,报名,登记,宿舍食堂安排,排课程表,聘请老师,课堂管理,到结业送行全过程的管理,并亲自讲授了科学研究方法论,科学论文的书写格式,集合论,耗散结构与浑沌论,协同学,突变论;并担任过当地工学院国际贸易系科技辅导员和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中国未来学会和中国行政管理学院曾写信邀请担任客座或特邀研究员,现为中国情报学会会员,江苏省系统科学学会会员,江苏省科学学与软科学学会会员,江苏省和扬州市逻辑学会会员,扬州市数学学会会员,扬州市人才学会会员。Email:ta997@hotmail.com,zjbwb@hotmail.com,通讯处:扬州市科技情报研究所陶林实。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05-02 10:52:27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95期-孔子2560年暨耶稣2009年5月2日邮发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殷辂

2009年4月27日

    有一老者,每当看见权势者滥用权力、胡作非为的报道,即扼腕叹息,连说可怜!我以为是可怜被虐者,然而他却说,施虐者也极其可怜。老者修学多年,恶言从不出于口,此语发自恻隐之本心。自贱者贱人,凡骄横欺下者,对上必然是奴颜婢膝,观其嚣张气焰,就想到摇头摆尾的样子,对上失身,对下亦失身,难道不可怜?凡有官职者,必是祖上有德,然而却于福作罪,其贪狼狠毒,不但辱及先祖,还贻害子孙,难道不可怜?有职有权,最容易积德救人,然而却狗苟蝇营、倒行逆施,连基本的还报之理都不顾。为私利、私愤,甚至为奉迎邀功,就丧失良心,拿人不当人,欠下还不清的孽债,难道不可怜?

    蛇蝎以其毒令人惧怕,走狗仗势狂吠让人绕路,不反身循理而以权势压人、畏人,人即便畏惧,也是躲避蛇蝎走狗。令人畏若蛇蝎,反洋洋自得;倚势凌人,反以为能;心毒手辣、堕丧其身,反自比为“丈夫”。如此自毒毒人,岂能无报?权位本无毒,自投毒于其中,反说“身不由己”。难道权位是造恶之因?恶果也会由权位代受?善恶由己,报应之来才“身不由己”。以精明自诩者时刻算计得失,哪晓得连最基本的前因后果都混淆了。古人云:“审心而善恶自见,观行而祸福可知。”以祸心得势,以辣手求利,这是获罪于天,其势其利皆为祸殃之兆。费尽心机而不知造罪不能得福之理,以危为安,以灾为利,造祸而求福,贱身而求贵,这是典型的颠倒错乱。

    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那些哭天抢地的老人也是人父人母,为何夺其生路还不准上访告状?那些绝望无助的女孩也是人子,为何不顾哀求而肆意污辱?那些冤而获罪者也有家庭,为何明知冤枉而不给人平反?人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为何所作所为却像无父无母之物?自我膨胀、视民如“屁”,为“政绩”不顾人死活,为私欲滥入人罪,以拷掠使人诬服,以暴力拆人之家,用权势压制真相。如此作为,则置父母亲人于何处?古代君子一旦进入公门,必积德行善、救人危难,“上思何以资祖考,下念何以荫儿孙。”如今公门中一些人不但自己造孽,还使后代遭殃,使先辈遭人诅咒唾骂。“耻之于人大矣!”即便无愧耻之心,难道不考虑后果?

    古代官衙有戒石铭:“尔俸而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虽然只有数语,意义却非常丰富。食于民而祸害于民,怎能不受天谴人恶?如果以为造恶因没有恶果,这岂不是想欺天?虐民即是欺心,欺心即是欺天,欺心、欺天,如何昧蔽?即使侥幸躲过世间惩罚,也躲不过天罚。“自作孽,不可逭”(逃避),自己种下恶因,岂能不发芽结果?俗语告诫说:“摸摸心头惊不惊”,愿公门中人时时事事问心无愧!

    (作者殷辂,字恺玄。)
 

 

发件人:"胡星斗" <huxingdou@gmail.com> 2009-05-05 12:30:00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户籍观察

中国应彻底破除户口特权

上海户籍改革的丑陋性

钟海之

美国《侨报》文章

    每个人在国境之内完全平等,在境内任何地方都能够享受到国家法律的平等保护,他可以在境内自由迁徙,任何地方政府不得对此施加不合理的限制。仅对特定“人才”开放户籍,就属于不合理的限制,因为它取消了普通人的迁徙权。而在一个现代国家,如果人们不能自由迁徙,怎么能算是“国”民?

    上海最近的所谓户籍改革,就是完全歧视普通人的一个改革。这种改革的丑陋性是一目了然的。户籍改革遵循的原则应该是落实宪法精神,保障公民自由迁徙和自由谋生的权利,谋求社会协调公平发展。只有当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体公民都能自由选择落户地时,改革才有特别的意义,否则,任何松动政策都显得苍白,甚至是一种“做秀”。

    上海当前的做法,其貌似可以解决一部分受户籍歧视人群的现实问题,实则是以新的身份划分,人为树起了又一道藩篱。无怪乎,有人感慨:“最可悲的,莫过于我们大多数人都在为自己的特权而奋斗,而不是为平等奋斗”。

    依理而论,生长于计划配给经济肌体中的大陆传统户籍制度,应随着30年的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而逐渐消亡,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不应成为改革的难点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在早已不再为庞大的城市人口吃饭问题发愁的大陆,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再按城乡地域来管理人口了。换言之,传统户籍制度在今天暴露出的弊端已不是城市户口资源的稀缺问题,而是对依附在户口中的社会福利待遇(如教育、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享受的不平等保护,这是对外来人口的一种歧视政策。

    大陆当前户籍改革急需做的,其实不是各大城市各自为战降低落户门槛问题,而是全国一盘棋,坚决取消附着于户口上的社会福利差别, 让全民享受同等“国民待遇”,彻底破除户口特权。

 

中国应当废除农民工制度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09年5月

    很多年来,农民工问题给中国政府带来无穷的压力。在农民工问题上,中国现在的趋向实质上是要把目前的二元社会转变成三元社会,即在现有城乡差异之上再附加一个非工非农的社会群体,就是农民工的制度化。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对付眼前的问题和危机当然有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远景中来考量。如果像现在这样下去,中国社会势必变成三元社会。 这个三元社会要比过去的二元社会还要难以治理。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废除农民工制度,有计划地、渐进地通过城乡整合向一元化社会发展。

正义的社会必须是开放的社会

    农民工是中国户籍制度的产物。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户口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历史上,尽管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但人口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里不仅仅是人口的区域流动性,更重要的是社会分层意义上的流动。

    中国传统没有西方那样的阶级概念,更没有印度那样的身份等级概念,个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往上流动。今天的户口制度是1949年建国之后特定历史的产物,是政策的产物。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但这个制度未来如何发展,则是一个必须加以严肃考量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农民工还可以说得过去。他们本身是农民,因为农村改革,他们从农业人口中分化出来。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今天,第二代农民工开始逐渐成为主体,并且第三代也开始处于成长阶段。除了“农民工”这个人为的身份,他们和城市居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一个正义公正的社会不会是个绝对平均的社会或者毫无城乡差别的社会,但必须是个开放的社会。也就是说,社会必须是包容性的而非排他性的。农民工制度的存在,不管其有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说明了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排他性质。排他性社会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强势社会群体)的生活品质水平的提高或者维持一方面必须依赖于另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弱势社会群体)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同时又排挤后者的进入,阻止后者来分享前者的生活品质,并且社会群体之间的界线往往是通过各种制度化途径来划定的。

    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排他性的社会在很多国家的各个阶段都存在过。尽管人类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但社会的排他性往往会通过不同形式保存下来。存在排他性的农民工制度安排既违背人本原则,也违背生产力解放原则。再进一步说,这样的社会绝非和谐社会。废除农民工制度就是要保持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就是说,如何对待农民工关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朝开放社会发展还是倒退为一个封闭社会?

农民工制度化的隐患

    例如在党代会和人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农民工的代表,尽管人数极少,比例极小。农民工俨然已成为一个“界别”或者功能社群。就是说,大趋势是农民工这个社会群体的制度化。然而农民工制度化对中国来说是长期之痛,甚至是隐患无穷。如果农民工制度化,那么中国社会就会在传统二元的基础上成为三元社会,即城市与农村和流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非工非农的农民工。

    农民工制度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现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从传统二元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都要求农民转变为现代公民。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效地吸收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举世无双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和消化农民的速度则极慢。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能力这样做,而仅仅是因为人为的农民工制度之所为。

    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结果就导致了制度上的歧视。可以说,农民工制度不废除,这个庞大社会群体的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这表明了政府要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但建设新农村绝对不是意味着要诱导农民工回去。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减少农民。

 



发件人:"shangshanruoshui8" <shangshanruoshui8@gmail.com> 2009-05-22 18:48:36 +0800收件人: <shangshanruoshui8@gmail.com> 抄送:标题: 转发: 我们呼吁:邓玉娇事件成为中国社会正义运动的开端;给假冒胡星斗之名诽谤邓玉姣的骗子:你的灵魂叫无耻! 朋友们:胡星斗的电子邮件有变,使用的邮件有:huxingdou@gmail.com;huxingdou@sohu.com。不用的是依托个人网站的信箱:huxingdou@huxingdou.com.cn;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谢谢,胡星斗

呼吁:愿邓玉娇事件成为中国社会正义运动的开端

胡星斗 张星水 杜兆勇 李文采

2009年5月22日

    邓玉娇事件,举国关注,民众愤怒,她已经成为观察、衡量、判断中国社会的标尺。她揭示了一些基层官员的丑陋面目,反应了社会道德尤其是官德的濒于崩溃,表现了中国庞大的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凸显了一些基层政府与民众的进一步的对立,也证明了我们多年前的判断——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

    我们期望并呼吁:推动邓玉娇事件,使其发展成为中国的社会正义运动。中国缺少一场社会正义运动,所以,我们看到种种非正义、不公平的事情每天发生,发生在国家层面、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底层生活之中以及我们的身边;我们不由得不感叹:中国经常是个是非颠倒的国家。

    是非颠倒、正义难伸源于宪政(对公权力的约束)与法治的匮乏、新闻监督与公民监督的匮乏,源于特权与官本位体制,源于户籍制度、劳教制度、信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房地产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不公平的制度设计。而治理国家,应当把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放在第一位。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长期以来,中国把GDP、经济的畸形增长、依靠打压获得的暂时稳定作为首要价值,为此不惜牺牲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如此持续下去,中国社会将继续溃烂,官民矛盾将更加激烈,那么中国离动乱不远了。

    中国该到了改弦易辙、洗心革面的时候了。中国必须开展社会正义运动与平等权利运动,必须批判特权与官僚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建设宪政社会主义(以维护宪法尊严、制约公权力的宪政来实现正义、共富),确立公平市场经济制度,立法保护弱势群体,以民主宪政惩治贪官淫官,让邓玉娇事件推动中国社会正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只有这样,中国才有长治久安的可能。

 

 

 

发件人:"guoxingbang1945" <guoxingbang1945@163.com> 2009-05-19 18:52:5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郭兴邦发的文件

大农经济是中国农村的发展新路

----新农村发展激活工程宣传提纲

中国农村发展激活工程研究所(筹) 郭兴邦

2009年5月

    一、 什么是新农村发展激活工程?

    简单地说,新农村发展激活工程就是以县域为单位,首先选择土地适宜使用农业机器进行耕作的连成一片的1%或者是3—5个村庄,使用适当的国家政策允许、农民能够接受的措施加速土地流转,通过适当的措施调整,使土地集中到1%—3%的农民手中,使一个农民有自己的一整套农业生产机器的情况下可以在连成一片的500亩左右的土地上进行粮食生产,一步到位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这样,农民在付给转让给他的农民的应得的收入后,在北方他得到的农业生产的收入在10万元以上,在南方是15万元。其他的农民通过政府的帮助进行小手工业、家庭工业以至于大工业生产,这样他们的年收入就也可以在10万元左右。这样做就是一个县域农村经济的激活剂。从经济发展的效果说,是非常巨大的,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区一样,能够非常快的带动全县农村的迅速发展。从全国来说,逐渐实现全部县域这样做,就是全国的一个发展经济改变农村面貌实现新农村的一个措施,这就是新农村发展的激活工程。当然,如果从一个省或者一个地、市来说,也可以说是省或者地、市的新农村发展的激活工程。

    二、为什么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激活?

    从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是活跃了,这只是从政策方面来说的。它的作用是巨大的,农村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农民多,相对而言,土地就显得奇少,农民已经由小农变为微型小农。在生产力已经现代化的今天,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严重矛盾。所以,他们收入在应该得到的收入1%—3%左右。他们的生活贫困,决定了农村没有市场,也决定了农村缺少就业岗位,没有分工,决定了农村经济死滞,缺少活力。这样,农村的发展空间非常小,决定了农村发展的案例只能是个例,只是适用于已经成功的村庄或个人。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在当前的农村经济体制下,没有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使经济基础改变,政策所给与的宽松就显得单薄,远远达不到预期效果。农民的数量与土地的多少决定了国民工资的高低,也决定了农民必须依靠城市增加农业以外的收入,决定了城市成为农村的主要市场,决定了农村经济发展速度的滞后。农村的发展活力被这些因素限制了,政策的效果被这些因素缓冲几乎殆尽,因此,农村经济发展空间非常有限,生产力的发挥远远达不到应有水平,所以,需要采用试点的办法予以激活。

    三、为什么激活农村发展活力要以县域为基本单位?

    首先,,县域经济是以农村经济(注意,不等于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可以说,县域经济就是农村经济。农村经济如果发展了,县域经济一定发展了。农村经济如果没有发展,就是县域经济发展了许多工矿企业,县域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但是,农村经济还是落后的,城乡发展剪刀差没有办法改变,县域经济仍然有一大块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可是,农村经济发展了,是一箭双雕,县域经济就全面发展了。所以,县域经济如果不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主要任务,是走错了路,是不务正业。其次,我们常说:“国太大,村太小,县域正好”,正因为如此,县域经济问题才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热门话题。县域经济既然是农村经济为主,当然农村激活工程就必然以县域为基本单位了。还有,因为县域是中国行政划分的基本单位,有基本的经济力量,也可以根据特处情况制定政策措施,所以是基本单位。

    四、为什么要求以大农和现代化标准才能有激活效应?

    这样做了之后,由于这个地区农民收入的大大提高,需求的增加,就会增加就业岗位,其他农民因为专心二三产业,成为小企业家或者大企业家,收入提高,这几个村庄就会形成有效的集中整合,形成市场;二三产业大大的发展起来,为周边村庄提供就业发展机会,加上县域以后的调整引导,周边的村庄的大农经济现代化就非常容易形成,形成一个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新农村的建设不断加速的实现过程。所以,大农经济现代化能够激发农村经济发展活力。

    五、为什么一个县域要求是1%或者3—5个村庄而不要求全部县域?

    首先是因为资金的不允许。再者即使资金允许,由于在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必定是一二产业占的份额越来越小,第三产业在发展中将占绝对大的比重,但是,第三产业是在一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开始时只有着眼点放在一二产业上,如果开始时全面启动,一二产业的比重过大,就比例失调,就形成经济过热,是不科学的。由1%开始,在发展中逐渐扩大范围,会根据发展需要自动调整比例。最后,一个县域的1%,就是全国的1%。这样,全国到处都是,形成全国开花的局面,影响力和作用力就大多了,恰如酵母一样,把酵母放在一块,力量虽然大,但是作用只在周围。如果在面团中均匀揉散,整个面团非常快就发酵了。

    六、对新农村发展激活工程的效果的预测

    如果县域能够这样做,在第二年试点中大约1000户左右的农民家庭的收入就都在10万元以上。粮食增加,没有土地抛荒现象。由于收入增加,农民的消费增加,在试点里各种服务业兴起,就业岗位增多,就影响周边农村开始自觉的仿效试点里的做法。由于试点里的就业岗位增多,会使周边村庄形成大农经济农业现代化非常容易。试点在三年以后,农民能够接受所得税和各种税收。如果国家在搞好试点取得切实可行措施的基础上,每年能够把三分之一拨给农村发展的资金用于新农村发展激活工程,就能够辅助1000—1500个县域。如果连续三年,就可以遍布全国,农村至少有两千亿的发展基金。连续10年,农村的发展基金就有7000—10000亿,一方面为农村的发展打下坚实的资金基础,农村将会有20%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开始改变农民出外打工的局面,农村经济向城市靠近,中国人开始摆脱廉价劳动力的局面,农村强劲发展是必然的趋势。20年以后,中国城乡差别基本消失。由于农村市场形成,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成为工业强国,虽然人均收入还赶不上日本美国,但是由于中国是人口大国,总GDP将超过日本美国许多倍,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第一是一定的事实。

    七、县域经济这样发展同一般县域经济发展的比较

    这样的办法我们可以叫做县域农村经济,以区别于过去说的一般县域经济。虽然说,县域经济也可以说是县域农村经济,但是,当县域经济只是发展二三产业而不是为打造大农经济现代化的时候,就只是发展县域经济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但使用的资金多,效果小,且面临激烈竞争,因为它是需要市场而不是开发市场的,并且,在运行上用的人才多,使用外地工人多,收益不是完全在本县域。县域农村经济发展使用的资金少,见效快,收益基本在本县域。它是开发市场的,面临的竞争小。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引进生产力的,而县域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改变和提高本县域的落后的生产力的。在全国市场饱和的时候,县域经济容易引发经济过热,给经济的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危害。而且,县域经济对外地以至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大,而县域农村经济的发展则相反。在当前,我们面临世界经济萧条的时候,县域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有力的支持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能够解除世界经济低迷的对我国的影响。其他的如加快新农村建设,给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创造条件,等等,就不用说了。

    八、希望省、市、县率先试验和推行,为国家取得成功经验

    本来,这个激活工程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战略,好像是国家的事情,但是,它的落脚点是省、市、县,所以说,是省、市、县本身的事情。希望省、市、县为了自己的发展,能够率先去做,不但自己率先发展起来了,也为国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况且,先行者道宽,容易做好,是一箭三雕。有开拓精神的省、市、县,为什么不去做这些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的事情呢?

     《新农村发展激活工程》计划的提倡者研究者发起者简介:

    郭兴邦,原籍河南省孟州市城关镇寺村人;现年66岁,农民经济学家,中央和地方媒体-多有报道。最近的是2009年2月27日的《农民日报》第三版发表的记者专题采访《农民经济学家郭兴邦——以企带村引导农民致富》。有专著出版。近7、8年专攻农村发展问题,有《中国农民,年收入应为20万》、《分羹经济论》、《中国急需农业革命》、《小岗村、南街村、华西村讨论文集》、《打造大农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途径济》等许多关于农村发展的手稿,正在联系出版中。如果首先希望实施新农村发展激活计划者,本人愿与其单位共同研究实施方案。也希望能够应邀与大家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他也组织筹建中国农村发展激活工程研究所,希望仁人志士从各方面给与支持,能够早日建成。电话;13121216557。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5-20 09:44:27 +0800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对比3天狂赚400万人民币的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教授连访华的机票都自己解决。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中国目前就是出了这么一批烧包,让一个外国学者狂捞400万人民币,还说没没时间了解中国。中国的资本界已经腐烂透顶了!

克鲁格曼中国3次演讲狂捞400万

并且还没时间了解中国

羊城晚报

2009-05-14

    2009 年5月12日,由中国民生银行举办的“保罗?克鲁格曼中国周”在上海威斯汀酒店举行,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主题为“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的演讲。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大师保罗·克鲁格曼(Paul Robin Krugman)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被人称为经济学鬼才曾预言金融危机。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所作的贡献。当克鲁格曼降落在广州之后,记者就一直在“追星”。对于这位炙手可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充沛的精力让人吃惊。

    三天里,从北京-上海-广州,每天一个近40分钟的演讲,以及1个小时的“辩论”,还有参观赞助商的公司,与相关人士吃饭……就连他的秘书,也不得不在他演讲后从一楼走上四楼接受采访的时候,才喘了一口气:“我现在才有时间发个邮件回去给我的家人,我还活在地球上。”她坦言,从来没有想象过克鲁格曼在中国如此受欢迎,“很抱歉,安排的时间太少了,太少了。”

    秘书还透露,在广州呆不到18个小时的克鲁格曼,必须在傍晚6点前到香港,然后飞台北,接下来,他还要飞东京,然后去越南……根据内部人士透露,克鲁格曼一场演讲加论坛,开价19万美元,如此计算,这三天下来,他的钱包里,大概已经吸纳了近400万人民币。

    如此匆忙的脚步,克鲁格曼根本没有时间了解中国,难怪每次问及中国情况,哪怕是人或者风景,他都只会说:“我不太了解中国。”

 

斯蒂格利茨教授连访华的机票都自己解决

张庭宾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穷国,我不能给中国增加负担。---- 斯蒂格利茨

    对比3天狂赚400万人民币的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教授连访华的机票都自己解决。斯蒂格利茨在清华的几次讲演都是无报酬的。

    纪沫是一位兰花般气质的东方女子,她是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博士生,在过去的4年中,是教授中国行的助手。当聊到近期克鲁格曼中国之行的20万美元的出场费时,她相当地吃惊,她说,据她所知,斯蒂格利茨教授从未收过出场费,“不要说出场费,就是教授每次中国之行的机票都不是中国出的,这次他来中国的往返机票,一张是意大利的学术机构,一张是德国的学术机构赞助的。他以前来中国的机票也没有花过中国政府的钱”

    “我也曾经很奇怪教授为什么这么做,曾经问过他原因。”她说:教授的回答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穷国,我不能给中国增加经济负担。这真的很让CBN记者感到意外。斯蒂格利茨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在中国政府征询国际经济学界意见时,他总是座上宾。在2008年3月份的中国发展论坛上,温家宝总理会见了斯蒂格利茨教授,仅仅6个月后,温总理赴纽约会见美国经济金融界知名人士时,教授还是座上嘉宾。

    对于这样的中国贵宾,会议主办方出来回的机票,那是情理之中的义务,但是教授婉拒了,他宁愿自己出面去找赞助买来回的机票——这是一个过去无人知晓的小秘密,如果不是这次十多分钟的闲聊,或许这个小秘密永不为人知。

良知、勇敢和坦率

    相对于这个鲜为人知奇怪得有点执拗的小习惯,教授广为人知的是他的良知、勇敢和坦率。教授并不是一个会顺着主人意图说法的客人。2006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警告说: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将会继续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要防备利益集团的作用,要把利益集团对经济的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他还认为,目前在能源价格等领域,利益集团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

    教授也不是一个顺着本国政治家意图说话的学者,在小布什政府热衷于中东石油,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后深陷泥沼,却觊觎伊朗时,在2008年3月,伊拉克战争5周年的纪念日,教授与哈佛大学的琳达·比尔梅斯合著的新书《耗资3万亿美元的战争》出版,该书揭露,“战争将耗费美国3万亿美元的巨资,另外还有3万亿美元的代价要由世界其他国家来埋单———这比战前布什政府的预期要高出许多”。他严厉地批评布什政府——不仅在战争可能的代价问题上对世界进行了误导,而且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一直试图掩盖代价惨重的事实。

    教授更不是一个顺着老板的意图说话的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博士曾经写过《斯蒂格利茨:失败的官员和成功的学者》一文,文中有两个故事,一个是讲他与大学“老板”的关系——他为人飘逸不群,很少在一所大学任职五年以上,而是像侯鸟一样不停地在美、英的著名大学经济系中迁徙,他在每所大学都获得终身教授荣誉。他为人我行我素,令他工作过的大学经济系又爱又恨——从有关他的一个笑话中即可见一斑:据说他在耶鲁大学担任教授时,学校和他签订的聘用合同中居然包括这样的附加条款:在课堂上必须穿鞋子;必须开具自己已经租房的证明——他经常工作到深夜而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以至于人们认为他故意蹭公家的房。

    更众所周知的是,教授与他最知名的老板——世界银行的冲突。1997年,他出任了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很快世界上相继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IMF与世界银行“适逢其时”的出现,他们都带着同样的“四剂药方”,要教授去推销:第一剂:私有化。受援国领导人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就将得到10%的佣金,且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第二剂:资本市场自由化。这意味着资本在当地市场可以自由地流入和流出,而往往流入的自由资本会向房地产市场、股市和汇市汇集,从而形成资产价格泡沫,而当危机来临之际,这些流入的投机资本会最先逃跑。这使得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抽干。紧跟的IMF的“帮助”——包括紧缩银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谬程度,这样高的利息只会无情摧毁房地产价值,破坏工业生产能力,吸干社会多年积累的财富。第三剂:市场定价。当受灾国被IMF拖到半死不活之时,IMF会伺机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须的产品大幅提价,使得社会动乱,投资环境恶化。投资资本逃离四散,留下一片便是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外资张开血盆大口。第四剂:缩减贫困策略——自由贸易。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这些药方与教授的研究成果刚好相反。他认为,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市场运转有时会失灵,因而绝对不是万能的。因此斯蒂格利茨一贯强烈地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政府干预是多余的,因此应该实施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教授认为这恰恰是全球化时代最危险的敌人。

尊严拒绝收买

    与老板的冲突意味着选择:要么妥协顺从,要么愤然离开。这实际是教授要在学术尊严和地位金钱间做出选择。如果他选择了妥协,并以行动否定自己的理论——哪还有比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学界领袖自食其言更令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如获至宝的呢,作为回报,他很可能成为最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最推崇的大师和真正的掌权者。

    这样的事情并非没有先例。1966年,40岁的格林斯潘出版了《黄金和经济自由》一书,他写道:“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将没有安全的财富栖息地”。但他在投入了IP摩根的怀抱后,再也没有提过黄金的货币地位,并从此平步青云,于1987年成为美联储的主席,并在其后18年成为美联储最辉煌的掌权者,西方经济世界的金融沙皇。

    可是,教授选择了说“不”,身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资深副行长的他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华盛顿共识“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身为“华盛顿共识”机构之一世界银行的重要成员,而又公开批评“华盛顿共识”,显然开罪了IMF和世界银行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世界银行已经容不下他了。他一度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围攻。因此,他很快被要求辞职。

  作为一个学者的斯蒂格利茨是成功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斯蒂格利茨是失败的。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中仅有的几位敢于替发展中国家正当利益说话的正直学者之一。他维护了自己的道德和良心,但不得不离开。此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开始教学和研究。

    重新归为学者的教授更加犀利勇敢,因其良知和勇气赢得了世人的信任,也赢得了大众领域内的更大话语权。他出版了著名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是公开声讨IMF的檄文。他在书中倡导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公开性,要求改革主要国际金融组织。更为重要的是,他向权威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政策的制定者发出了道德挑战,指出了他们将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置于贫穷国家利益之上的错误行径,呼吁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向人性回归。其后,他在《喧嚣的90年代》一书中进一步预警:如果国际经济金融界不做出改变,未来更大的危机很难避免——可谓一语成谶!

    在当今华尔街金融大危机后一切欺诈和谎言水落石出的时候,诸多经济学家金融学家随之声誉扫地,只有教授等很少的学者获得了世人更多的尊敬和信赖,他们的存在为经济学捍卫了最后的尊严,也成为世人在巨大财富灾难后的寒冬中最后不熄炉火,最后不灭的蜡烛——正是这个微弱的火苗为点燃人类新的光明未来保留了最后的火种。

    作为一个青年经济学家的张明在电话采访中表达了对教授的敬仰,他说:斯蒂格利茨虽然在政治斗争中遍体鳞伤,在书籍出版后引来骂声一片,但是他“九死而不悔”。他的经济学成就固然值得敬仰,他坚决捍卫真理和良知与不向强权妥协的作风,更值得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尊重和警醒。他对社会公众尊重而亲和的打交道的方式也值得我们借鉴。

    他的最后一句话提醒了我,和教授面对面,肩并肩的时候,教授没有台上演讲时的严肃,圆圆的脸上络腮胡子花白,圆圆的眼睛里充满了慈祥。

    两张机票,又给了中国人认识斯蒂格利茨的新角度。

 

 

 


发件人:"科学发展观专用" <kxfzg2008@vip.163.com> 2009-05-20 10:51:58 +0800收件人: "chinape1" <chinape1@126.com> 抄送:标题: 推荐文章∶“应急管理”和“教育改革”两篇文章

     科学发展观丛书编委、首席专家和10本书编研组成员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研究等相关课题组:现将《中国未来大流感防控的政策分析与建议》、《 郑永年∶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 》两篇文章推荐给你们。科学发展观丛书编委办公室 , 2009年5月20日,

中国未来大流感风险性的应对措施

清华大学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

2009年5月

     未来流感大流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大体相当于2003年SARS情况的1-6倍。

   面对墨西哥、美国等地接连爆发的甲型H1N1 流感疫情,中国充分吸收了2003 年非典疫情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快速反应和紧急部署。当前,面对我国已经出现确诊输入性甲型H1N1 流感病例的紧急情况,学术界和实务界急需尽早群策群力,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智力支持。为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在2009年5月12日举办了“中国防控甲型H1N1 流感疫情政策研讨会”。会议特别邀请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王二平等十余位专家,围绕“甲型H1N1 流感疫情对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未来风险”、“甲型H1N1 流感疫情防控的已有措施及其绩效评估”、“中国甲型H1N1 流感疫情防控的未来战略、策略与具体政策建议”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讨,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一、科学认识甲型H1N1流感疫情及未来的大流感风险

  该疫情需要受到高度重视的四点原因:第一是甲型H1N1 流感属于一个新毒株,具有人群普遍易感性,很可能在全球范围大流行。其目前的死亡率大概在1%左右。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美国是0.08%,而墨西哥约在2.7%左右。

  第二是甲型H1N1 流行病目前尚无有效的疫苗可以预防,并且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足够的医疗人员、设施、设备和病床可以应对该疾病可能引发的全球大流感。

  第三是流感大流行或大流感的历史记录臭名昭著。它曾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甚至可以改变人类的社会结构和文明进程。如果将流感大流行与艾滋病进行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同样造成2000万人左右的死亡人数,艾滋病要用24年的时间,而流感只需用两年的时间。

  第四是未来流感大流行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的破坏性可能也较大。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大体相当于2003年SARS情况的1-6倍。

二、当前大流感防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建议

  我国对大流感疫情的准备虽然起步较早,但长期主要是卫生部的部门战略。现在我们虽然已经大大加强了跨部门的联防联控机制,并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但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国家层面具有更强协调指挥能力的疫情防控指挥部或指挥中心尚未成立;整体的国家专项准备与应急预案尚未出台;各部门各行业、各基层单位的准备与响应预案也没有完全制定出来;山东确诊病例的出现暴露出我们的条条与块块之间的协调机制尚不健全与完善;风险沟通策略对社会承受力过分担忧,忽略了大流感沟通内容,从而影响到沟通的完整性和及时性;对于甲型H1N1 流感未来的相关风险还缺乏具体的评估,因而疫情防控中的经济准备、治安准备、法制准备、外交准备等还相对薄弱。

  改进疫情防控的具体建议主要有:

  第一,尽快制定国家层面应对大流感的专项准备、响应战略与预案。该专项预案一经制定,就可以在必要时及时加以启动,并尽快在国家层面成立真正由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甲型H1N1 流感疫情防控指挥部,明确由一位副总理级的国务院领导任总指挥。

  第二,应该尽快充分利用电视、报纸、广播和网络等媒体对民众进行与疫情相关的风险沟通和卫生科普宣教,提高全民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素质。还要尽快启动国内的甲型H1N1 流感疫情预警机制,及时按有关预案发布疫情预警信息。同时也要注意防范疫情可能引发的社会恐慌,及时做好信息沟通,真正做到公开透明,如详细披露确诊患者过去几天到过的有关场所及其时间段;及时、准确通报疫情,确立政府信息的权威性;既要报告疫情,又要报告采取的防控措施,还要向公众提出行为要求;针对不同时期公众关注的问题,提供相关信息;依法杜绝谣言传播等。在防控过程中,还要及时邀请专家正确解读疫情,特别是要突出最有意义的疫情信息、纠正可能的错误理解,同时采取“专业信息轰炸”。

  第三,注重流感疫情病理学研究,科学防疫。首先,我国快速诊断的手段已经形成,但需尽快普及、应用到各个省、市、自治区层级,否则车站、机场、宾馆等公共场所就可能滞留积压大量人员,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面。其次,要避免滥用抗病毒药物。这是可持续应对流感大流行的关键之一。欧洲已经发现季节性普通甲型H1N1 流感病毒对达菲产生耐药性。如果新型甲型H1N1 流感病毒产生耐药性,后果不堪设想。其三,要抓紧疫苗研制,以更好地应对流感第二冲击波,同时也不能过高期待流感疫苗所起的作用。疫苗是目前最明确有效的预防手段之一,但其开发研究、大量生产、保温运输、人群免疫都存在困难。最后,在没有有效的疫苗之前,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目前是最好的疫苗。要求国民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不扎堆,咳嗽和打喷嚏时用纸巾是预防的重要方法。

  第四,全方位统筹部署疫情防控力量。目前有些地方光依靠几个定点医院力量可能是不够的。各个医院应分类承担各自的责任。对于密切接触H1N1 的人员,主要依靠家庭的力量和社会力量隔离观察;对于有可能感染H1N1 的人员要充分依靠各个综合性医院,特别是发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病科的力量,而真正确诊或基本确诊的可以依靠定点医院。如果一味依赖定点医院,很可能初期在一般医院很难发现和隔离疑似病例。所以要分别发挥社会、综合性医院和定点医院的作用,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第五,制定更加明确的财政经济支持计划,加大合理投入与准备力度。比如:提前考虑好预防阶段应投入的资金规模;在危机应对预案中要有明确的经济工作预案;根据危机程度迅速调整宏观经济与财税减免与优惠政策等;维持供应链的基本畅通;为影响突出的产业制定专门的产业维持及恢复计划;大流感中易受影响的行业企业也要尽早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等等。

  第六,考虑到未来大流感可能出现的严重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现在我们需要及早重视研究紧急状态的具体立法问题。特别要关注未来大流感爆发后一旦出现超出现有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相关应急预案应对范围的情景时,如何根据需要援用相关具体法律及条款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丛书编委会办公室网址:http://www.chinape.org/kxfzg.html,电话:(010) 66047027 电邮:kxfzg2008@vip.163.com,信箱地址:北京西长安街35号信箱(100031) 。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5-21 08:42:19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 09036 人类的历史即传染病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即传染病的历史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何帆

May. 21, 2009

hefancass@gmail.com

     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传染病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甚至比战争、革命、暴动的影响还要更猛烈。历史学家们发现,在大部分有记载的历史中都找不到人类社会持续进步、后人的生活水平会比前人更高的观念。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传染病的爆发。传染病使得人口数量无法持续增加,生产效率难以有效提高。大规模的瘟疫爆发甚至影响到历史的演进。传染病首先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疾病摧毁了人们的身体,使得人们失去了工作能力或是无法提高生产效率。目睹瘟疫过后哀鸿遍野的悲惨场面,人们不由得发出“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慨。对寿命短促的预期使得人们失去了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兴趣,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非洲国家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至少会增加1.3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如果从现代化的起点(假设为1800年)算起,健康状况好的国家要比健康状况差的国家富裕13 倍。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东亚经济从20 世纪60 年代到80 年代末的增长奇迹中,大约有1/3的贡献来自于健康状况的提高。

    从短期来看,传染病只是一种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高估,但是,疾病可能会影响到制度的演变,甚至文明之间的存亡。资本主义的兴起,其实和中世纪的黑死病有着紧密的联系。14-17 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长达300 多年。1348-1349年,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之内黑死病几乎传遍欧洲,有1/3 以上的欧洲人口死于这场猝然降临的灾难。传染病的爆发使很多土地空闲出来以后,产权一下子就变得容易界定了:土地无主,谁占了就是谁的了。农奴逐渐获得了自由身份,成为自由劳动者。瘟疫爆发之后,实际工资提高而地租下降,在农民和地主的博弈中,地主的讨价还价能力逐渐受到削弱,这才给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机会。

    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谈到,正是病菌而非枪炮帮助了欧洲人征服美洲。由于缺乏畜养家畜的经历,美洲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许多由动物带给人类的病原体,对这些疾病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欧洲人战胜印第安人,靠的不是枪炮,因为那时候枪炮的技术并不发达,真正战胜美洲土著的是欧洲人带来的一连串瘟疫:1518-1526 年天花流行,1530-1531 年爆发麻疹,1546 年斑疹伤寒、1558-1559 年流感。据估计,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白人带来的疾病。如果说瘟疫毁灭了玛雅文明,可以说一点也不过分。当欧洲人在天花的帮助下,开始了在美洲的殖民统治。西班牙人首先掠夺了大量的金银,然后接管了印加(Inca)和(Aztec)的贡品制度,而且还在当地强迫劳工开发矿山。其他欧洲国家也相继采取类似手段,包括强迫奴隶从事大种植园的劳动。显然,如果没有快速的大量人口的下降和相关的社会崩溃,欧洲人征服美洲的进程将会缓慢得多,或许也没那么完全。相反,欧洲人对亚洲和非洲没有大的疾病上优势,因此欧洲对它们只能采取贸易的关系,比如东印度公司以及非洲的奴隶贸易,而且他们必须依靠与当地统治者的合作。因此,美洲和欧洲的疾病环境在欧洲征服美洲过程中扮演了首要的决定性的角色。

    传染病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传统的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基本上忽视了传染病对国家安全的深刻影响,而是片面地关注国家间的战争、各国军事力量对比等等。但正如理查德.奥曼(Richard Ullman)指出的,“片面地从军事方面定义国家安全带来了对现实的深刻误解。这种误解使得国家仅仅考虑军事威胁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或许更为致命的威胁”。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为健康投资》提供的资料,1990年死于传染病的全球死亡人数达1669 万,占总体死亡人数的34.4%,而死于战争的人数仅为32 万,占0.64%。死于传染病的人数是死于战争人数的50 多倍。事实上,战争总是和传染病相联系。战争能够帮助传播疾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军队的行程,流感随之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并导致大约4000 万人口死亡。直到20 世纪,在历次战争中死于瘟疫的士兵几乎都比死于敌手的士兵更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作战的效率和士气。在很多时候,军队是被病菌而非敌人打败的。比如,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 万人以上。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

    事实上,李自成进入北京城乃是不攻而克的。后来,清兵入主中原,在很大程度上亦是乘虚而入。展望未来,必须看到,由于工业和其他工业的迅速膨胀,大规模污染问题层出不穷,21 世纪传染病可能会卷土重来。首先,即使传染病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了相当有效的控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传染病仍然在为害人类的健康。欧洲每年死于传染病的人口仅占总死亡人数的5%,但是在非洲,60%以上的死亡人口是由于染上了传染病。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传染病将随着商品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传播到发达国家。其次,过去已经控制的疾病如霍乱、鼠疫、疟疾、肺结核和白喉等开始重新出现。原有的一些传染病如疟疾、登革热传播的范围大大扩大。再次,一些“新”的传染病粉墨登场:比如艾滋病(HIV/AIDS)、SARS、禽流感和这次引发
世界恐慌的甲型H1N1 病毒。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染病也随之周游列国。携带病菌的病人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时间往往比传染病的潜伏期还要短。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隔离方式根本无法生效,也使得一国爆发的传染病会迅速地传播到其他地区。我们消费越来越多的加工食品,这些食品可能来自遥远的他乡甚至异国。在种植、采摘、加工、包装、运输、储存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如果出现污染,都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疯牛病和口蹄疫是非常著名的例子。气候等自然生态环境变化和生态系统失衡,可能恶化原有传染病或引发新的传染病。1860 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升高0.6℃,气温升高和降雨量增多,增加了传染病病原体生长繁殖的机会。生态系统失衡,环境质量下降,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污染环境的有害物质,如废气、废水、废渣、放射性物质等的过度排放,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而且也会引起生物体变异,产生新的致病微生物,导致突发急性传染病的发生。

    尽管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尽管科技有了日新月异的进步,但是人仍然只是一根脆弱的苇杆。正如威廉姆·麦可尼(William McNeill)在《瘟疫与人》中警告的:“才智、知识和组织都无法改变人们在面对寄生性生物入侵时的脆弱无助,自从人类出现,传染性疾病便随之出现,什么时候人类还存在,传染病就存在。传染病过去是,而且以后也一定会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基础的决定因素。”
 

 

 

发件人:"科学发展观专用" <kxfzg2008@vip.163.com> 2009-05-20 10:51:58 +0800收件人: "chinape1" <chinape1@126.com> 抄送:标题: 推荐文章∶“应急管理”和“教育改革”两篇文章

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09-05-19

    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包括大量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加入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农民工队伍,中国高等教育的泡沫破灭了。尽管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世界各国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像中国那样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队伍为世界所少见。 同样,尽管大量的大学生失业和这次金融危机有关,但只能说金融危机使得大学生就业雪上加霜。就是说,金融危机并非大学生就业危机的根源。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很多年里,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已经有很多迹象显示大学生的就业危机,只是有关部门没有加以重视罢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大改革和大变革。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升级(如从学院到大学)、大学的大合并、大规模的校园建设(大学城)、无限制的大量扩招,中国的大学改革者们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企业家精神。的确,种种发展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中国的教育成就令海内外人士感叹不已。多少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者们本身也沉醉在年年攀升的各项数据指标上。

    在海外,受中国惊人发展的影响,许许多多高等教育机构的目光转向中国,视中国为一块新的财富宝地,要不到中国办教育,要不大量吸引中国学生到国外就学。

教育资源迅速向少数人集中

  中国的教育取得了举世成就,但同时也造就了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克服和解决的恶果。恶果不仅仅是大学生失业那么简单。其实,从总体看,失业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隐藏着的危机更令人担忧。

  企业家式的教育改革已经给中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路径依赖,那就是教育的产业化精神和与之相关的GDP主义。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这是社会的共识。建设高等教育基础设施、扩展教育使得更多的人获得接受教育的权利、为国家的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这些都是社会所接受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改革的结果和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甚至相反。

  很难否认,改革的结果是,教育资源加速向少数人集中,越来越多的贫穷人家的子弟上不起学,而培养出来的人也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在国际层面,中国急起直追,但教育科研水平实际上离国际先进水平越来越远。除了“山寨版”式的模仿(如各种教育评估体系),中国本身并没有任何教育创新。山寨版的特点就是比原版的功能更“全面”和“先进”。中国教育的评估体系就是这样,把世界上的东西拼凑在一起。

  尽管是向西方学习,但在西方的任何一个地方,找不到中国版的评估体系。例如,西方的学校也会鼓励博士生去发表文章,但绝对没有像中国那样硬性规定博士生要在特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后才能毕业的。类似的荒唐不堪的例子举不胜数。名目繁多的学术的恶性腐败也因此而生。

  为什么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会导致泡沫的破灭?这就要看谁来改革的问题。在中国,从事教育改革的并非教育专家。企业家式教育改革的主体是政治企业家,商业企业家,再加上一些带有浓厚商业气或者政治气的教育界人士。 商业企业家强调数字,政治企业家也强调数字。他们各自获得了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但却牺牲了教育本身的利益。

缺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结合

  公平地说,如果没有政治企业家和商业企业家精神的结合,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所有其他方面的教育)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例如前些年炒得沸沸扬扬的遍布各省的大学城就是政治和商业利益结合的杰作。政治人物给政策,商业人士借此圈地发财。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两方面力量的合作,中国的银行能够提供给大学那么庞大的贷款吗?结果怎样呢?大学背上了数以千亿计的债务。要是在其他国家,中国很多负债累累的大学早已经破产了。因为有各级政府在背后强行撑着,才没有倒下来。大学的负担成为政府的负担,政府的负担最终还是社会的负担。就是说,大学拿着从社会的钱财来搞大跃进,但负面的恶果还是要转嫁给社会。社会一次又一次成为受害者。

  利益导向的教育改革可以造就大跃进和泡沫,但泡沫的破灭也是期望之中的。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方式的教育改革是不可持续的。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这种教育体制培养的并不是社会的有用之才。原因在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同中国本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任何的结合。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教育的GDP而改革。

  在今天很多发达国家,教育的改革总是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中国没有这种关联,因此造成了一方面企业缺乏技能人才,而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在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都发现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具备一、两种有用的技能。很多外资企业需要亲自到中国培养有用的学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大学抢走了中国大量的人才,但却把这些人才“培养”成无用之才。这是中国人才的大浪费。实际上,缺乏有用的人才已经成了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一大障碍。中国的很多基础研究并不错,但就是转化不了有用的技术。一种产品在中国加工和在德国或者日本加工,其附加值相差万里。

大学、政府和社会走上恶性循环

  粗放式、低层次的教育扩张也使得生源的不可持续。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低品质,大多数人是非常了解的。很多年来,从政府官员到一般有钱人家,纷纷送子女出国留学,希望子女能够在国外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当然,他们的子女能否真正学到东西拿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因为很多的国外大学就是看准了中国父母的口袋,也在搞教育的产业化。)

  今年在重庆等地一些高中生不想参加高考,这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示了对大学培养无用之才的抗议。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工比很多大学生更有用。 农民工至少不会对工作有太多的要求,但大学生则不然。化了那么多的钱拿了一个学位,找到的工作还不如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实在是悲剧。 这种教育制度在财政上更不可持续。教育发展的资源一来自政府财政,二来自社会。现在看来,这两方面都难以为继。很多的大学都已经背负沉重的债务。

  政府的财政支持不可能毫无限制。从很大程度上说,如果没有好的教改政策,政府投入越多,教育品质就越坏。社会的投入更少。教育部门一直在利用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从民间收取钱财。但如上所说,从干部和普通民众已经开始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失去了信任。 一般说来,如果学校能够培养社会有用人才,社会和政府就会对教育有更多的投入,这应当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中国的大学不能履行这个功能,大学、政府和社会之间已经开始走上恶性循环。

  现在泡沫破灭了,然而中国的教改方向还是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推进教改方面上实际上是有很多优势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几代领导人都强调在路线方针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这也适用在教改上。 中国的教改现在面临的困境是,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层,既没有能力去纠正已经被证明为无效的路线和政策,更没有能力去确立有效的路线和政策。 如果不能改变现存的路线和政策,引入真正能够从事教改的干部,中国的教育还是会依赖现在的路径衰落,直至出现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

 

 

发件人:<xujingan@vip.163.com> <zdjun@263.net>, 2009-05-18 20:06:26 +0800抄送:标题: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三次会议通知

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三次会议通知


地点:北京海淀区苏州桥南侧北京理工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三层第2会议室

(地铁十号线黄庄站下转乘365或355公共汽车)

论文:中国教育的文化更新和体制改革

主讲: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杨东平

时间:2009年5月30日星期六下午2点至6点,讨论中国教育的功能与价值定位

2009年5月30日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讨论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目标及重点

2009年5月31日星期六下午2点至6点,讨论中国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如何起步

 

中国教育的文化更新和体制改革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杨东平

2009年5月

    积百年之功和近30年来的建设,教育正在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强劲的动力和资源。与此同时,教育面临巨大的危机和挑战。更新和改革教育,成为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目标需要突破的重要瓶颈。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有赖于先进的、可以兴国的教育。

    一场真正的教育改革必须解放思想,敢于触及和解决重大问题。这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指导思想、教育价值的更新,一是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没有解放思想、树立新的教育理想、教育价值,改革就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如果没有实质性的体制改革,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事倍而功半。

一、挑战和危机: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1、我国教育发展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我国教育发展取得巨大成就。2007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99%,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合计约1.6亿人,小学在校生约为1.06亿,初中在校生约5736万,初中毛入学率均达到98%。高中阶段在校生达4527万人,毛入学率为66%。各类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3%,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21%,教育人口约占世界的26%(其中学历教育约占22%)。长期以来,中国以全世界3%的教育经费,支撑起占世界1/5人口的教育,是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2、我国教育的主要问题

    在我国各级各类教育高速发展的同时,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日益令人关注。它既表现为专业人才数量的不足,国民素质仍然偏低,也表现为教育在机制、价值和品质等方面的问题。

    (1)整体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较低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不高。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低水平和脆弱的,一些已经“普九”验收的地区,近年来出现初中生流失辍学的反弹。我国仍然拥有一个庞大的文盲人群。2005年底,我国文盲人数已达1.16亿人,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1.3%。

    由于劳动力结构中高级人才、创新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不足,致使我国劳动生产率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人均劳动生产率仅为日本的1/26,美国的1/25,德国的1/20;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相当于日本的5倍,美国的2.6倍,德国的3.6倍。 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5%左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9%,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值在社会总产值的比例仅为2%。 中国曾以廉价劳动力而获得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但较低的劳动力素质和国民素质终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制约。

    (2)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和“体制性短缺”

    国家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资源垄断造成的“体制性短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2%-3%左右,与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形成鲜明的反差。中国成为世界上政府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之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占GDP的平均水平,1960年为2.3%,1970年为3.3%,1975年为3.9%,1980年、1985年为4.0%。 我国1993年提出在2000年达到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4%的目标,至今尚未实现,2007年达近年之最高,为3.31%,预计将在2012年实现4%的目标。

    面对旺盛的教育需求,国家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妨碍了海内外社会资源向教育的流动。2002年,我国全部教育经费中只有56.83%来自政府预算内拨款,小学教育的这一比例为74.51%,初中为68.28%,高中为38.63%,高等学校为44.68%。公办学校利用不公平竞争和灰色手段向社会强势地汲取资源这一现象,被研究者称为“小的非公共部门,大的非公共投入”。 2007年各类教育中民办学校学生的比例,幼儿园阶段为36.99%,小学阶段为4.25%,初中阶段为7.19%,普通高中为9.75%,中等职业教育为12.97%;普通高等学校约为18.55%。 由于缺乏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民办教育的发展步履艰难。

    与此同时,巨大的教育浪费令人触目惊心。许多地方包括贫困地区花费数亿元打造一所“示范学校”、建造豪华校园,缺乏有效的成本控制和绩效评价,致使公办高校和中小学不惜代价盲目扩张和管理效率低下,是一种典型的“国企现象”。高额的教育负债,不仅会酿成金融风险,而且极大地抬高教育成本、加重了学生和家长的教育负担,扭曲了学校的教育行为。

    (3)“应试教育”降低国民素质、教育质量

    应试教育是一种以考试为目的、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它以考试分数和升学率作为评价教育的唯一标准,赋予义务教育不应具有的强烈的竞争性和淘汰性,沉重的课业负担、激烈的升学竞争和考试压力损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人格养成和智力发展,剥夺了许多孩子的童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极大地异化了教育功能,败坏了教育品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

    智育至上、书本至上、考试至上、分数至上和重理轻文的价值取向,使得学校和家庭的教化作用逐渐削弱,青少年在“做人”的能力和公民素质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荒废了以树人育人、培养健康人格为主的教育宗旨。

    应试教育模式对于智力发展和培养优秀人才同样是不成功的。死记硬背,读死书、死读书的教育,破坏了众多学生的学习兴趣,扼杀批判性思维和创造的萌芽,削弱了儿童的适应能力、动手能力和学习能力,难以培养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拔尖人才,遑论大师巨匠。

    (4)教育公平问题突出

    在我国教育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教育公平问题逐渐凸显。这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呈现加大之势。单一的升学率导向和两极分化的学校系统,“转制学校”、“名校办民校”等做法将基础教育阶段的高收费和用金钱换取学额的做法合法化、制度化,高昂的择校费、炽烈的择校热竞争扰乱了整个基础教育的气氛,出现新的“上学难、上学贵”问题。获得“优质教育资源”逐渐成为金钱和家庭社会背景的较量,重点学校制度正在形成一种凝固和扩大社会阶层差距的机制。高额的学费和薄弱的助学贷款制度,形成约占高校在校生20%左右的庞大的贫困生阶层。在农村建立了义务教育经费新机制后,数以千万计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最为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

    (5)高度行政化体制影响教育和学术活力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在90年代教育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行政化、官本位回潮,教育管理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呈加剧之势。行政权力越来越大,对学校直接的微观管理无所不在,“教育部办大学,教育局办中小学”的现实,使学校教育成为层层贯彻落实文件,主要对上级负责的过程。不仅造成千校一面,学校缺乏活力和特色,而且很大程度异化了教育依据生活需要、因地制宜生长发展的属性。

    传统的政校关系没有改变、官本位价值回潮的典型事例是强化大学的行政级别,出现了一批所谓的“副部级大学”。在高等学校内部,由于缺乏基层民主、学术民主的制度和文化,行政化、追求数量的学术管理和“计划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按其自身规律的健康发展。高度行政化、官本位的管理,削弱了高校的自主性,影响了学术发展和创造性活力,损害了研究型大学的向世界一流进军的努力,“把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几年取得的基本共识都给破坏掉了”。

    由于缺乏社会参与、社会监督、公开讨论等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机制,缺乏问责制,近年来的一些重大教育政策——如高校扩张合并、建大学城、示范性高中、中小学撤校合并、民办教育政策等等——随意性较强,科学性较差,在实施中操之过急,用行政化、运动式的方式推进,忽视各地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3、回顾和总结

    中国教育在资源供给和教育品质两方面的突出问题,学校教育在国民基本素质养成和产生优秀人才两方面的明显不足,凸显了教育落后于经济领域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状况。对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的理论起点。

    (1)未完成的拨乱反正

    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标志着中国教育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恢复整顿并得到重新发展。值得认识的是1979年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教育界却是一场“未完成的拨乱反正”。我们仅仅在“要不要教育”的问题上恢复了常识,而对于要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却未能产生新的思维,而采取“回到50年代”的简单做法,错失了一个历史性机遇,这是教育领域与经济领域最大的不同之处。直至今日,我国的教育体制、指导思想仍遗有计划经济体制和“左”的思想的明显影响,被诟病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

    (2)被停滞的教育体制改革

    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新时期教育的真正起点。《决定》指出“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陈旧落后,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认为教育体制的弊端主要是: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活力;政府部门应该管的事却没有很好地管起来;确定了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思路,实行简政放权、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改革。 但这一改革后来被中断。

    此后,1993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也提出了一些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而言,缺乏实质性的进展,而且不进则退,在一些方面出现严重的回潮。可以说,1985年《决定》所提出的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改革任务和目标,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完成的。

    (3)教育产业化:特殊的发展路径

    90年代中期之后,教育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被舆论称为“教育产业化”的路线。它被视为是一种 “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或者说是一种“经济主义路线”的发展模式。主要动机是通过市场机制扩大教育资源,弥补教育经费不足,学校的实际兴奋点集中在教育收费、经营创收、后勤社会化等方面。

    在体制改革停滞,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人民教育人民办”、“教育产业化”的发展路径,对于当时改善办学条件具有实际的作用;但它对教育的负面影响也十分深刻。计划经济时期管理体制、官场风气与市场经济时代急切的功利主义相结合,破坏了教育发展、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对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经济效益的追求,压倒了对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品质的关注。公办学校通过“改制”实行高收费、改变义务教育和公办学校的公益性等种种营利行为,扭曲了学校的教育功能。对数字、数量的片面追求,造成前所未有的学术浮躁和学术泡沫。日趋严重的教育腐败、学术腐败损害了教育质量和教育的内在品质,致使教育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问题领域。

    (4)教育价值观的失衡

    在我国严重教育问题的背后,透射出的是国家对教育的根本态度。

    需要改变对教育功能“工具论”的狭隘认识。80年代以来,教育方针从为政治服务转而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进步。强调现代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功利价值,对于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无疑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应该看到,现代社会的教育不仅具有促进经济、科技发展,开发人力资源的经济价值;同时,通过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具有促进社会凝聚和社会整合,促进人格养成、心智发展的重要价值。通过教育改变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使教育成为实现社会平等的主要途径。教育不仅是经济建设的“发动机”、科学技术的“孵化器”,而且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平衡器”和“稳定器”。

    人的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是现代教育同样重要的两翼。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教育的功利价值和非功利价值的平衡,防止教育价值的失衡、教育品质的异化,沦为“见物不见人”的教育。

    (5)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日益倚重知识权威的过程。教育作为“文化再生产”的主要场所,其职能不仅是培训“劳动者”或“科技人才”,而是通过各种建设性、创造性、批判性的交往活动,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知识界与政府、社会的良性互动,促进思想和文化的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虽然我们已经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但是,知识权威、教育权威的真正确立却并非易事,成为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检验和考验。

    政治与教育、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仍有待真正改善。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清除在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年代形成的“左”的思想障碍,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学术规律办事。当前,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改变排斥和限制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发展的“左”的思维,扩大教育对内对外的开放,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从而有效地扩大教育资源,促进办学体制、办学模式的多样化。二是提倡学术自由,在高等学校实行学术内行的自我管理、学术本位的管理。这是现代科研制度、大学制度的基本要义,也是创造性人才和创造性成果产生的基本土壤和制度环境。这也是改变人才流失的状况,吸引更多的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工作的重要机制。

    以上种种,凸显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落后的教育体制的尖锐矛盾,先进的社会发展观与落后的教育体制的尖锐矛盾。教育问题具有很大的“外部性”,不能单纯就教育谈教育。同时需要认识,长期以来,教育经费不足的外部问题压倒和掩盖了教育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当前,教育问题正在从外部逐渐转移到以内部问题——教育自身的体制和机制问题——为主。

    近年来,我国改善教育的主要努力是在增加教育投入上,这无疑是必要的。同时,应当看到教育领域各种深层次的问题,不是靠增加投入可以解决的。无论是进一步扩大教育资源、解放教育生产力,还是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以及提高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遏止学术腐败现象,都直接指向了新的制度安排,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教育体制改革。

二、中国需要新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学

    1、教育文化的生长:从近代到现代

    中国的传统教育,本身是一种高度伦理化的教育,科举制度即使一种考试制度,也是一种选官制度,教育之体则附于国家政治之体,缺乏的独立社会地位。传统教育所固有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在新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境遇中中被极大地激发和强化了。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中,无论洋务派的官僚还是维新派的志士,都高张“教育救国”的大旗,主张变科举、立学校、兴西学。近代兴新学的主张,重视的主要是富国强兵的技艺之学,教育被视为主要是一种人力资源的开发,被赋予了强烈的技术主义、国家功利主义价值,个人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被动的工具。“科教兴国”的战略与“教育救国”的思潮一脉相连,但是,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立国、兴国,仍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源自强大人文主义传统的西方教育,在近代发育出来科学教育之后,在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两个方向上发展,形成现代教育功利和非功利的两重价值、目标和二元结构。作为现代教育的两翼,这两种教育价值应当是相辅相成的,从而保持教育协调健康的发展,防治教育的失衡和异化。人的现代化,才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真正基础。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突显教育的主体性;在教育过程中,如何实现人的培养,突现人的主体性,是中国教育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教育新文化的重建,有两个主要的对立物,一是国家功利主义的立场,立国还是立人,人力资源开发还是人的发展,培养顺民还是公民;二是教育文化的转化,从知识本位、学科中心到“以人为本”、儿童中心。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的教育理念开始得到传播和生长。1908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国家振兴“首在立人”的理念,从科技、器物、制度到人,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和起点。认为西方列国之强盛,“曰非物质,曰重个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第一次强烈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

    1919年,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中提出儿童教育的理念:认为对儿童的教育,主要是“理解”、“指导”和“解放”;要培养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伴随西学的传播,西方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成为新教育的主流。二十年代,深谙西学之道的蔡元培热情洋溢地鼓吹“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 其原则是“展个性,尚自然”。 蒋梦麟认为,教育的产出是造就“活泼的个人”、“能改良社会的个人”、“能生产的个人。”

    教育学由近代进入现代、建立现代性的标志,是超越知识本位、“学科中心”的传统立场,确立了“儿童中心”的价值。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所主张的“儿童中心”,是对西方18世纪之后建立的规范教育学的反动,它打破了“教师中心、课堂中心、课本中心”的金科玉律,主张依据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而非知识体系——来组织教学,使儿童重新成为教育太阳系的中心。

    作为杜威的学生,陶行知是杜威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与五四教育文化联系的典型代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脱胎自杜威“儿童中心”的教育哲学,却是在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中形成的。陶行知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教育要应对的基本问题,就是重建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主张“教育以生活为中心”,而不是以书本为中心,是“为了生活而教育”、“依据生活而教育”,主张培养活生生的人,有行动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人,反对那种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少爷小姐书呆子的教育,提倡创造教育、民主教育。

    另一个杜威的学生,陈鹤琴倡导的“活教育”,目的是教学生“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具体地,他认为“现代中国人”应具备五个条件,即要有健全的身体,要有建设的能力,要有创造的能力,要能够合作,要为人类服务。

    近代教育脱旧入新的标志性事件,一是1922年新学制。它反映了社会发展对新教育的要求,并直接与西方现代教育运动接轨。新学制确定的“七项标准”是:(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伸缩余地。 从其中“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等条款,不难看出“儿童中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表现。1922年确定的美国式“六三三” 基本学制(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一直沿用至今。在新学制制定过程中,本土教育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五四前后,北京大学建立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此后,包括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国立大学、南开、复旦等私立大学,以及金陵、沪江等教会大学均以欧美大学为模式,基本确立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大学制度,以及实行通才教育、选课制、学分制等教学制度。这一变革的突出成就,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本土扎根生长的实践,显示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其所具有的普适性,而且不存在所谓水土不服的问题。这一教育文化重建的过程,后来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而被中断,至今仍未完成。

    2、新中国的教育文化

    1949年《共同纲领》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虽然没有真正实行过,在后来全盘移植苏联、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变革中很快就过时了。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上,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劳动者”的提法,是具体针对当时大量城乡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困难、鼓励他们回乡务农而提出的。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一个新的教育方针:“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随着阶级斗争的升级,“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到60年代初“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课”,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最后在文革中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在五六十年代形成“党的、阶级的、政治的”教育文化。教育的高度政治化,完全背离了教育教化陶冶、树人育人,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的功能和使命。

    80年代教育的恢复重建,大致是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的翻版。伴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转变,教育价值也发生的宏观的转变。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新的教育指导思想:“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 显然,它是对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的否定和替代。强调教育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教育从为政治服务转而为经济建设服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教育仍然只具有一种服务性、从属性,而且明显偏重人力资源开发。“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是两个时代教育价值的折衷调和。1989年之后,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断,重新陷入高度政治化的旋涡,教育发展低迷缓慢。从1989年至1991年,研究生和本专科招生数连续三年低于1988年。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在规模、数量上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使教育更具有全民教育的价值;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变迁中,民办教育的兴起,消失已久的学在民间、社会办学的传统开始恢复,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空间正在逐渐形成和发育之中。与此同时,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并没有改变,甚至出现官本位价值的回潮。在实现国家主义的发展目标与追求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教育的行政化和“市场化”并举,“官场”和“市场”的价值并行,人的目标乃至国家的目标在现实的运作中逐渐模糊,教育价值观和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异变。教育乱收费、炽烈的应试教育和择校热、严重的教育公平问题,新的“上学难、上学贵”,使得教育成为严重的问题领域。

    2003年以来,“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的提出,将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以及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教育公共政策发生了宏观的转变,优先发展和投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正在成为新的价值。但是,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远未形成共识。教育不仅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也面临方向不清的危险,亟待构建向未来的新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学。

    3、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学

    这需要重新审视现代教育的功能和价值,超越政治本位和教育的经济主义模式,更新主要“十七年”形成的那些教育价值,通过创造性地继承和转化,弘扬中国古代教育文化的大传统和五四新文化的小传统,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合拍的、能够兴国的教育。

    (1)传统教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最重要的是孔子怀抱“人皆可以为圣贤”的道德理想,开创了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的先河。由此,全民族极其高涨的教育热情,尊师重教、兴学办学、对子女较高的教育期望等等,形成儒教社会的一种特质和精神面貌。与此相连的,是著名的科举制,在一千多年前便已确立知识优先的准则,根据人的教育程度、学习水平来划分人的社会地位,分配社会资源,是一种知识社会、学历社会的雏形。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另一个特别值得认识之处是书院制度。与官学同样源远流长的私学,体现着“学在民间”的传统。私人办学、自由教学、注重个性、思想活泼自由的书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学的功利主义、陈腐刻板,成为富有活力的学术和研究中心。

    传统教育的弊病也很突出,如教从政出、教育的政治化与伦理化,读书做官的功利主义价值,以考试为中心,死记硬背、僵硬刻板的教育方法,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脱离,劳心与劳力相脱离等特征,它们都成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主要对象。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传统教育弊端的激烈批判,集中在教学方法、考试制度、师生关系等方面,对满堂灌、填鸭式、死记硬背、考试至上等刻板僵硬的教学方法十分不满,主张少而精,启发式,减轻学生负担,保证身体健康。这些改革教学的主张基本是与现代教育的理念是大致合拍的。

    80年代以来,全民族高涨的教育热情迅速转化为“应试教育”的强大动力,而且失去了批判和制衡的力量。传统教育在当代的复活和强化,一是应试教育的现实,一是国家功利主义的价值和教育政治化的遗留。它提醒我们,未经更新转换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不能自动地成为社会现代化的动力,批判和改造传统教育,是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任务必须补上的一课和不容忽视的现实任务。

    当下继承优秀教育传统,最重要的是恢复教育的人文性,即教育的“人性化”。 从而将人格陶冶、道德养成、文化传承等放在教育的中心地位,恢复教育树人育人的基本宗旨。它所要制衡和抵御的,是强势的技术主义、工具主义价值,以及行政化、商业化等对教育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的侵蚀和伤害。

    五四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号下,真正被打倒的是以礼教为中心的宗法伦理;而非以“仁学”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价值,后者正是今天我们足以珍惜和传承的。在各级学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培养青少年对祖国文化的认知和情感,传承“文化中国”的特质,培养具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中国人,确立文化立国的概念,促进形成多元一体、和睦的民族大家庭。

    作为社会的文化系统和道德源泉,教育的本质是文化性的。科学技术必须有人文主义、价值理性、良知、情感乃至常识的制衡。需要改变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偏重智育,独尊科技,计算机、英语至上的价值取向,重视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交往能力、合作精神、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和感情。迫切需要改变轻视职业技术和基层工作,缺乏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追求成为“人上人”的狭隘价值,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精神、服务社会的公益心,弘扬平民教育的精神,使教育真正成为社会文明的灯塔,成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源泉。

    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不仅是学习古代经典,而应转化一系列操作性的安排,如提倡书法、象棋、京剧、民族乐器、国画、武术、中医,乃至剪纸、对联、灯谜之类的传统技能和艺术,以增强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归属感。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是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中能够与当代生活合拍、或者在后工业时代重新获得价值的生活传统,包括重视家庭和亲情,重视道德和人格养成;节约资源的生活方式,有益于健康的低脂肪的饮食结构,等等。从而使“中国人”具有一整套的生活习性和文化特征,使现代化的中国仍然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文化家园,而非商业化的、恶俗的“世界公园”。

    (2)重温五四的教育文化传统

    由晚清开始、五四彰显的社会现代化过程,要应对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西方这样的主题。中国的现代教育从建立之初,一直有食洋不化、照抄照搬、非驴非马的批评;但融会中西文化、将外来的西方教育资源民族化、本土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早期的“中体西用”是一种模式;二三十年代蔚成大观的平民教育、生活教育、乡村建设运动,以及1922年新学制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都是将西方现代教育与中国现实相融合的成功实践。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建的革命教育,则提供了完全不同的版本。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格局之中,教育界形成了流派纷呈、思潮迭起、生机勃勃、多元的文化生态。五四知识分子开创的现代教育运动,奠定了与民主、科学、平等、发展个性等西方现代文明价值体系相适应的新的教育思想、教育文化,产生了中国自己的现代教育理论,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等等。民间社会和地方力量的崛起,知识分子教育家集团的形成,教育组织、教育社团成为教育变革的主体,构筑着现代教育新的生长机制和发展空间,实现了近代教育向现代的转型。

    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阵容强大,团体和组织众多,并且形成了一种可以辨识、具有共性的人格特质和价值系统,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重视躬行和实践的践行精神和平民性。在千年儒家教育的大传统之后,五四教育文化构成了一个晚近的“小传统”。重温和接续这一中断已久的“小传统”,对于21世纪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中国有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文化吗?

    中国应当坚定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作为地球村的一员,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另一方面,每一种区域的文明和民族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只能从自己特定的历史和传统出发并加以转化,并不存在唯一的模式。因此,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是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而言,民族化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如果不同民族不是自觉地、强烈地保护和发展自身的文化,所谓文化多元化的局面并不会自动到来。

    现代教育在“民族化”方向上的生长,可能有这样两个比较重要的源头:一是对传统文明、传统智慧的承继和借鉴,如上述的两个重要传统;二是对地方化、地区性、民间性的知识、经验、智慧的吸收,应地制宜和融会变通地使用外来文化,创造出新的实践。这对于中国农村和少数民族的教育特别重要。当然,这有赖于一种多元化、地方化的文化生态和制度环境。

    1949年《共同纲领》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文化方针的表述,尽管表述还可以完善和准确,但仍具有某种可继承性;因为它是为当时各种社会力量所共同接受的,而且此后并没有真正实行过。将这一对历史的补课作为当前新的出发的起点,不失为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今天的问题是:中国究竟有没有自己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文化?

    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前述在五四运动之后,陶行知融会中西教育理论,在中国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实践中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与许多更为微观的、分门别类的教育理论(如幼儿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生活教育理论是能够统辖教育基本问题的顶层理论和教育哲学。它不仅是指一些具体的教育方法(如“教学做合一”),它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改造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书本与实践相脱离的基本问题,重建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联系,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实施民主的教育、有用的教育、活的教育、创造的教育,从而“把教育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教育”。

    与“素质教育”的概念相比,“生活教育”理论更具科学性、理论性,对克服应试教育弊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考试至上、智育至上的“应试教育”,其理论基础是学科中心、知识本位的。学校教育应当转变为“学生中心”而非“学科中心”; 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而不仅仅是学科知识——组织教学,实行“为生活作准备”的教育。

    生活教育理论脱胎于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但却是本土的、民族的教育理论,曾在中国长时间、大范围地实行过,不仅得到广大知识分子、教育人士的认同,也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与社会主义教育有很重要的“亲缘性”,曾被视为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由于1950年代对陶行知、胡适、杜威的错误批判,使得这一五四教育文化和民族教育文化的瑰宝长期蒙垢,不为人所知;至今仍远没有成为教育理论的主流。这一局面需要改变,需要重新认识陶行知,认识生活教育,使之成为引领中国教育走向未来的教育哲学。

    (4)一些具体的教育价值和目标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必须具体体现为新的教育方针、教育价值和培养目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以下方面。培养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开展公民教育
“以人为本”的教育,不仅是为了培养更多的专家、提升国家的经济和科技能力;首先在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造就一代身心健康、有道德、有情感,能够自立于社会的现代社会的公民,营造较高程度的社会文明。

    我们目前沿用的“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目标,反映了过去时代对教育的认识。“接班人”的表述是比较政治化和针对特定人群的,与中小学教育全民性、基础性的价值不尽一致。“劳动者”、“建设者”的表述则较缺乏科学性、理论性,并且隐含了对人力资源价值的偏重和对人的发展的忽视。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相一致,学校教育新的培养目标,可以表达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

    公民教育是指将社会成员培养成合格的社会公民,培养公民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价值、知识和技能。作为传统德育的转型,通过公民教育可以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民主素质、公民道德、法治意识,使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协调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作为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校工作的实际方针,在现实生活中它容易走偏为要求学生门门优秀的“平均发展”,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特长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倾向于塑造整齐划一的“标准件”不同,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体的活力和创造性上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自主性、主动性,这有赖于个性的充分发展。从教育规律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出发,新的教育方针可改为“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协调发展”。

    “以人为本”意味着以每一个人为本。学校教育明确地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人的发展、快乐和终身幸福,是最重要的教育目的。为此,需要改变强烈影响我国教育现实的国家主义、经济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教育价值,不应将学生视为是单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要更加尊重学生的权利和选择,围绕青少年生长的实际需要进行教育。

    平民主义和大众主义的教育

    教育面向全体公民、全体学生的大众主义价值,源自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也是建立在义务教育、全民教育的价值之上的。目前我国已经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并将构建终身教育体制和学习化社会,这一转变势在必行。
为此,需要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分治、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改变主要面向城市、面向重点学校、着重培养少数尖子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教育绝不仅是为了选拔少数尖子生,为了能够升学的学生,而要面向全体学生。政府要为城乡人民提供基本均等的教育公共服务,优先关注农村地区和弱势人群的教育,强调教育的公平性和民主性。

三、促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目前中国的教育现实是:要求改革的压力巨大,社会发展和改革的目标明确,教育环境比较宽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追求理想的教育、好的教育,应当不失时机地启动教育体制改革。

    1、教育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教育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建设责任政府、有限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的目标,改变政府包揽过多、权力过于集中的高度集中计划的管理体制,建立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教育治理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责任,保障教育公平,建立教育公共财政制度,逐渐提供基本均等化的教育公共服务。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建立科学、民主、高效的行政管理。重建政府、社会、学校的关系,通过向学校赋权、向家长和学生赋权,恢复学校的自主性,建立新型的政校关系。通过向地方和学校赋权,促进教育因地制宜的自主发展,促进办学体制的多样化,增加教育的丰富性和选择性。

    教育体制改革包括许多不同层面和复杂内容。比较重要的是以下内容:教育法律制度 奠定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社会环境中,教育公共治理的法治框架,公共教育政策形成的制度和机制,对教育公权、私权的划分和限制。公共教育财政制度 实现政府教育责任、教育投入的法治化,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的划分和转移支付,建立透明、公开、民主的公共教育财政制度,逐步实现教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教育行政制度 强化政府公共教育服务的责任和义务,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治理模式,建立教育依法行政的架构,建立新型的政校关系,提高政府教育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社会参与制度 发育教育中介组织,建立公民、其他利益集团民主参与、表达的渠道,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发展民办教育、社区教育、社会教育,实现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高等学校管理体制 建立新型政校关系,确立大学法人治理结构,恢复大学的自主性,摒弃行政化、官本位的价值,建立教育本位、学术本位的价值和管理制度。中小学现代学校制度 以校本管理为核心,建立起“政府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参与教育评价”的现代教育制度,倡导教育家办学。高考制度改革 改革一卷考众人、一考定终身的弊端,逐步建立高校分类考试、多次考试,高校自主招生、学生自主择校的高校招生选拔制度,改变高考指挥棒对义务教育的负面影响,促进基础教育正常化。构建学习化的教育制度 打破唯学历的和一次性教育的障碍,建设开放的、灵活的教育制度;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建立和完善以能力为本位的就业培训制度;建立多元的人才评价体系,为学习化社会奠基。

    2、教育行政制度改革

    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主要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计划体制的制度性弊端比较明显。在教育行政管理中,政府的“缺位”和“越位”主要表现在:

(1)长期以来对教育公共产品——义务教育的供给、保障服务不足,教育部的管理重心过高,对75所直属高校的直接管理,占用了教育部主要的管理资源,教育部的实际关注主要是在高等教育,尤其是部属高等学校;(2)对教育的管理限于学校教育、学历教育,缺乏大教育的视野,对社会教育、社区教育的关注;缺乏适应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构建的体制、制度架构; (3)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方面,政府教育行政中“管理”过多,服务功能过少,对学校微观的直观干预、管理过多,近年来随着教育资源不断增加,由于行政化的工作方式没有改变,出现行政权力膨胀,行政管制强化的趋势,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4)对教育资源的控制、垄断,对促进民办教育发展,对内、对外的开放不足;(5)缺乏社会广泛参与的机制,致使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较低;同时,缺乏现代行政管理所要求的信息公开、绩效评价、问责制等。

    教育行政改革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何扩大教育供给的资源能力和提高教育公共服务的水平,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必须承担起更多的公共服务财政责任,同时必须对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进行多元化改革。
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重新配置政府教育管理职能;改变对学校的直接管理,下放教育部直属高校;改革和强化教育督导体系;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服务质量。

    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建立社会参与教育治理的机制;建立科学民主决策的程序和制度;培育、发展教育中介组织,改善公共产品提供方式。
改革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扩大教育开放,全社会共同参与教育发展;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促进公办高等学校的体制改革。

    探索在转型社会和市场经济环境下,有效的教育治理结构和机制。通过向学校赋权、向社区赋权的改革,扩大和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恢复学校的自主性和学术的独立性,建立政府宏观调控,学校自主管理,社会广泛参与的新的治理机制,即由政府、市场、教育实施者和参与者共同治理的复合模式,重塑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

    探索面向未来、与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相衔接的新的教育制度。需要打破建立在以往计划分隔、部门利益之上的行政掣肘,建立大教育、社会教育、学习型社会视野中的教育管理。

    3、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是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继续扩大教育机会,满足人民群众接受更高、更多教育的需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另一个方向,是一批研究型大学以创造世界一流大学为追求,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重要作用,培养高质量的创造型人才和创造性成果,参与国际竞争。

    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是政府投入不足和政府包揽高等教育的局面仍未改变;政府直接管理高等学校,妨碍了高等学校按照自身规律的发展。高度集权、行政化和官本位的管理,对规模、数量、速度、数字,对大楼、大校园的追求,压倒了对教育质量、学术水平、教师和学生成长的关注。计划学术、量化学术盛行,损害了学术自由、学术的活力和创造力。它反映了深层的制度性障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陈旧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仍在束缚、制约着教育的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经过10年左右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的框架中,建立现代的教育行政管理和现代大学制度:(1)实现教育行政法治化,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新型的政校关系,改变长期存在的政府对高校“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实现高校自治,恢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2)建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为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党委治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实行高等学校的分类管理;建立大学拨款委员会;改革大学评价和学术制度。大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恢复高校的自治性;制定高等学校章程;高等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实行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和校长职业化;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

    编者的话: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三大关系恶化。我国需要对30年来的改革作出理论解释,并就未来的改革达成新的共识。为此,需要建立交流、对话的平台。本论坛的宗旨是求同存异,重在建树,寻求共识。创建中国新文化是个大题目,需要不断地、有序地进行探讨,决定召开系列的座谈会进行讨论。主讲人先把论文发给大家,邀请两名嘉宾评论,然后围绕主题展开讨论。主讲人不论资历,要求论文有思想、有新意。会议主席与嘉宾轮流担任。

    欢迎提供论文,欢迎参与讨论,欢迎推荐人才。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秘书处,秘书长过永鲁:lucas618@yahoo.com,主席助理徐艳红:xyh0999@126.com,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主办:文化纵横杂志、天益网,协办:价值中国网、今日关注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公司、燕京华侨大学、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        。

 

 

发件人:朱戈良<zhuminglai@sohu.com> 2009-05-10 15:40:57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请教

强化战略大局意识,优先公民基本就业

朱戈良

2009年5月


    一、97年大学扩招为今天的就业难埋下隐患

    为应对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采取了大学扩招政策,为今天大学生就业难埋下了隐患。有官员、学者认为中国大学生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低于发达国家大学生占其国家总人口的比例,扩招能提高中国劳动力素质,所以有必要。但动机不纯而缺乏战略大局意识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比较和提高又有何意义?慨言之,当时利用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的心理,让老百姓为亚洲金融危机买单,而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教育现实和社会保障预期都不适宜大学扩招。

    中国是农业人口大国,底子薄、基础差,国家财政对教育投入有限,因此必须结合自身实际,不可盲目求大、求洋。中国领导人原本有清醒认识和理智头脑。80年代末、90年初的巩固基础教育、提高高校教育质量、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发展战略是正确的。中国是人口大国,财力有限,除保证基础教育和适当优化高等教育,关键是发展成本相对低廉、经济实用的职业教育,培养大批合格的劳动技术人才,以满足中小企业和农村需要。

    在充分就业(时至今日还有专家反对)正确发展战略指导下,全国各地职业教育方兴未艾,县、乡及大中城市开办了大量职业中学、中专和部分职业大学。

    97年突然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一下使决策者方寸大乱。为扩大内需,确保GDP增长,必须鼓励老百姓消费。当时的住房货币化改革和医疗改革,已经使人们对社会保障预期看低,金融危机又来势汹汹,百姓自然将钱包捂得紧紧。病急乱乱投医,动机不纯的大学扩招政策出笼了。中国老百姓什么苦都能忍受,唯一不能忍受孩子的教育被耽误,“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只有孩子(何况大都是独生子)的教育才会让可怜的父母拿出血汗钱甚至保命钱。

    大学扩招的确救了经济的急,中国GDP又突飞猛进,但因中国大学从教学到后勤对扩招准备不足,导致教学质量下滑、后勤保障(尤其住房)不及,于是各高校又大兴土木,负债累累,更严峻的是大学生人数陡涨,给社会就业带来极大冲击,经济年份好的时候勉强维持过去,碰上世界金融危机就惨不忍睹。

    大学扩招,能救经济增长一时之急,也能一度延缓就业压力,但实际是将就业压力转嫁滞后,最终的就业大潮迟早要来,一旦碰到经济危机,就表现突出。今年的金融危机将隐藏在冰山下的大学扩招加剧就业危机的深层问题暴露出来。如今众多大学生找不到对口职业,不得不干民工的事,导致极大的人才浪费,偏有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忽悠付出了昂贵学费的大学生应放下姿态向民工看齐。武大前校长刘经南公然以“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放言“大学生喂猪并不可笑,是一条适合自己的成功之路”。个别大学生喂猪并不可笑,一次数百个大学生甚至研究生竞争卖肉摊位呢?农业大学生养猪是一条适合自己的成功之路,之乎者也的北大学生养猪呢?名牌大学校长说出如此糊涂话,难怪有人说中国教育失败。

    二、扩招5万研究生可能有量无质

    今年的金融危机百年未遇,高校扩招的历史遗患惯性难收,无论怎样的战术修补调整,都难济大局,如果仅仅外科手术式地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如上所述,大学生只有去做民工的事情,既是巨大的人才浪费,还会挤占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引起连锁反应,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毕竟中国人口主体是农民和农民工。

     国家决定扩招5万研究生,固然必要,但现行研招体制只会使其有量无质。研究生收费教育是教育产业化的产物,已经堕落为权贵教育,只要有钱有权,不学无术、弄虚作假之徒居然也能忝坐硕士、博士之列(这还需要举例吗?),严重违背社会主义国家教育方针,甚至不如免费教育的西、北欧等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自己标榜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即介于美国和苏俄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国家曾经通过大学扩招政策度过了金融危机,有了一定财政积累(如高额外汇),现在大学扩招导致大学生就业危机,国家是否应该礼尚往来给他们买点单!

    研究生考试,尤英语考试极大扭曲了研究生教育的本质。研究生教育是研究性教育,研究生考试是选拔性考试,选拔具有研究能力的人才接受教育,可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堕落”成语言(英语)教育。考过研究生的人知道,研究生考试关键是英语考试,很多有研究能力的人却被英语拦在研究生教育门槛外,而很多英语天分好的学生(尤其女生)却能轻易过关。据说,某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某专业录取的17名研究生中竟有16名女生,导师苦笑自己是妇联主任。以致当时的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在2005年的两会上呼吁研究生录取不能过于注重英语,武汉大学准备试验根据考生综合素质招录研究生。

    降低门槛招录研究生,有人会认为人数太多,大学难以承载,教育质量下降。大学难以承载,社会就能承载?1997年高校扩招收费,本承载不了的高校不是都承载了?人数太多,导师指导不过来,当初为何能一个导师带几十上百研究生?

    三、恢复并优先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是解决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关键

    大学不宜扩招,真正应该扩招的是职业教育。

    一个社会的健康全面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对国家固然重要,但需求有限,周期长、成本高;职业教育周期短,见效快,需求旺,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就业率。前几年大学扩招,本科以上大学生已经超饱和且眼高手低,难于就业。目前社会急需的是周期短、成本低、善操作、心态平的实用技术人才,据有关资料统计,现在武汉缺口200万职业技术工人,职业教育发展空间很大。

    中国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高新技术产业有其重要地位,也取得长足进步,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尚有广大的市场空间,客观需要大批合格的实用技术人才,职业教育对国民经济尤其对民生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原本确立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正确战略,因为97年亚洲金融危机没有持续下来,相当部分职业学校关停并转成基础教育,或在职高和电大中开设普高班,如今形势逆转,大学生面临就业难,这些普高班甚至普通中学又该如何应对?

    中国家长尤精英家长有个错误思想,将基础教育当精英教育,考大学当大官发大财,而职业教育是平民草根教育,将来没有辉煌前途。这种社会观念极其落后,人的成功要受多种因素影响,教育只是给学生提供学习的环境和思考的方式,它对人的成长不能说没有影响,但不能说是决定影响。毛泽东中等师范毕业,最后却成为开国之主,众多国内外名牌大学生反受其领导。
李先念仅读了三年私塾,接着去学木工,是典型的职业教育,不也成了国家主席?

    四、严控房地产等泡沫产业是缓解就业压力、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

    前不久,网上炒作房地产赶上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末班车,引起网民极大关注。很快房地产业又意外“落选”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成思危出面表态:房地产列入国家产业振兴规划是误读,但有关部门和专家还在为楼市打气,以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说要警惕开发商代言人制订房产振兴规划。

    房地产业在中国已成暴利行业,近年财富榜上名列前茅的不少是房地产商。不法开发商往往金钱开路、权力寻租,搞掂地方政府合法拿地(失地农民补偿款相对于政府征地收益和房产商开发利润是一毛九牛),再以此抵押贷款,做房(很多情况下是层层转包)套现,空手套白狼,一本(无本)万利。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居然冠冕堂皇地成为公开的秘密和趋之若骛的效仿对象。因此,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天然有托市炒作房地产的动机,房地产巨大收益主要被此二者获取,而矛盾和负担则转嫁给农民和中央政府,致使房价愈来愈高,高不可攀。

    问题是,房地产业的兴旺或振兴,会导致社会整体消费的萎靡。因为房地产的暴利被少数官僚和房地产开发商获取,他们数量有限,消费有限,房价却无限,普通公民越来越买不起房子,所以,房地产业与社会消费能力成反比例关系。如此产业竟成了支柱产业?还需振兴规划?以此扩大内需,岂非饮鸠治渴?弄不好又会重蹈97年为救金融危机而饥不择食的高校扩招覆辙。

    中国人口多,房子需求量大,但房子只能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一旦成了奢侈品,房价离奇扭曲,只能说明我们的房地产业政策已经走向误区和反面。在行业处于调整、房地产业落选十大产业规划的时候,在呼吁国家救助楼市的同时,在中央领导鼓励企业不裁员不减薪的政协会议召开之际,地产大鳄潘石屹违背承诺,变相大幅裁员,部分地产高管大幅加薪遭质疑,业内专家还称房地产规划将以更重要形式出现。你还敢相信房地产开发商及其代言人的信用?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山河建设集团程理财建议取消高档房消费限制,税率太高、银行不提供按揭服务,限制了高档房消费。按其逻辑,西方国家征收高额遗产税都是限制消费,如此只代表小集团利益的混蛋何能称职人大代表?据说,排除土地因素,一般房产造价不到700元/平米——房价远未见底。二套房政策要慎重,不能为了应一时之急需而随意更改既定战略大局。

    五、培育内需为主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和县域经济是解决就业压力的根本

    中国是大国,尤其是人口大国。大国经济必须有相对独立性,并以内需为主,唯如此,方不可受制于人,切不可因为入世和全球化而丧失了自我保护意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第一代领导人,最大的贡献是依靠自身的力量(有人说是依靠剥夺农民的剪刀差,那也是为了国家利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虽然受苏联影响,管理高度集中,但毕竟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主权(内需为主)。

    问题是,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格局逐渐改变,沿海重点发展外向性经济,虽引来了部分外资和技术,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竟高达70%,接近或超过美、德等发达国家,这对于一个大国是极其不正常的。这一格局与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有关。第一个大局,即改革开放初,内地要服从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局;第二个大局,即改革开放到一定时期,由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沿海要服从这个大局。正在进行的开发大西北和中部崛起、两型社会建设正是第二个大局战略构想的产物。

    第一个大局导致中国经济中心向沿海倾斜,这次金融危机打击最大的就是沿海外向性经济。今年百岁的李先念主席,当年别人建议他去看看东南沿海时说:“都去沿海,大西北不要了,大西北的沙漠丢给外国人吗?……沿海要引进外资,不要将内地的钱吸进去太多,不然国家背包袱”——李老主席可谓英明可敬!

    应大力扶持自主创新的民族产业,节制外资企业。外企虽带来一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但其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严重冲击民族产业和国民就业。有人老说外企也安排了国人就业,殊不知它让一个国人就业往往以十个国人失业为代价。缺乏整体思维的人甚至可能认为污染企业可以扩大内需,杀人放火利于计划生育。

    中国外向性经济区域中心集中在沿海,不仅对外依赖,而且缺乏战略纵深,安全系数低。中国爱好和平,希望和平崛起,但总有一些国家或地区觊觎中国,世界并不太平,不久前,北方船沉人亡,南海岛屿被占……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温家宝语),谁又能保证世界或局部会出现什么国际意外!我们固然不要危言耸听,但更不能武备松弛。

    在中西部建立内生性区域经济中心,相比沿海地域纵深大,安全系数相对高,尤其对内地民众有利。由于沿海与内地差经济距大,内地大量人才和民工都涌向沿海,不仅削弱了内地竞争实力,导致内地农业基本是3860部队(妇女老人),而且民众长途奔波,就业成本高,国家交通难以承载(春运),更重要是影响分居夫妻感情和子女生存教育,产生很多社会问题。刚刚在重庆市南岸区长生镇发生的小姐妹躺身亡妈妈臂弯里3天的悲剧,难道与此没有一点关联?

    应建立半径1000里的区域经济中心,加强半径100里的县域经济发展中心,人才和民工在中短距离流动,甚至农民离土不离乡,才是真正的安民之本。在中西部建立内生型的区域经济中心,中国的就业压力才会根本解决。不要为扩大内需把钱盲目投到中心城市搞重复建设,修了不同类型高价路,结果车少路闲,其实更多地方尤其县域和广大农村更需要建设,更需修简易路桥。

    虽然邓小平有内地服从优先发展沿海和沿海富后反哺内地的两个大局思想,但市场机制本身并不天然具备富帮穷的基因,相反人们见得更多的是“为富不仁”和吸附效应,正如城市富了反而吸附了农村资源使农村更穷,特大城市的发展没有辐射周边,反而造就了周边贫困地带。市场经济本质是马太效应,两极分化。

    为避免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应培养党员的党性意识和官员的大局意识,加强转移支付力度,工资补贴作为行政行为,应该向老少边穷倾斜;更重要是政府要制定科学的城市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控制人口过千万的特大城市发展,重点控制它对周边资源的吸附力度,有限控制重复建设;重点发展50万-100万人口的中小城市,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化劳动力全国性流动为局部性千里、百里流动。同时打破行政分割,限制地方保护主义,以经济文化为纽带整合相关资源,如隶属大别山地区的新洲区道观、问津书院与团风县的大崎山和杜皮烈士陵园等景区本来山水相连,文脉相承,方言相通,历史上同属黄冈县,但因为如今分属武汉市和黄冈市,资源难以整合,道路难以相通,新洲有文缺景,团风有景缺文。有人建议两县四点联合互补开发,是不错的思路,关键在两地如何协调发展。

    提振信心、沉者应对。随意支招可能填乱,过于随机应变不如强化大局意识,权力财富难敌战略头脑,无形难算的社会效益更胜有形可数的经济GDP。正如聂卫平指斥中足队员,缺少大局意识,即使身体素质再好也没用。 决策容易执行难,窃担心:两会时群情振奋,不说白不说;两会后各归各营,说了也白说。但愿我和李先念一样是杞人忧天(大跃进时毛主席戏说李先念)!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5-20 09:27:07 +0800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L_C_cc:标题: 转发: 当年毛泽东向全党推荐枚乘的《七发》今天仍值得我们好

毛泽东向全党推荐枚乘的《七发》仍值得好好品味

朱永嘉

   2009年5月17日

    枚乘是汉初楚人,家乡在今江苏淮阴,汉初文景时期重要的辞赋家,今存《七发》是他的代表作。赋与诗不同,诗是用来吟唱的,赋是朗诵的,所以要登高,《诗》的毛传叫做“登高而赋”因为登高以后,声音可以传得更远一些。而刘勰在《文心雕龙》则认为“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这里他把登高解释为可以远眺,可以高瞻远瞻,见物起情,而情思才能雅正。故汉赋带有一些批判的色彩。毛泽东对赋有偏好,早年他就喜欢读赋,而且他喜欢背赋,在晚年临终前他还背庾信的《枯树赋》,借此以抒发其抑郁的心情。记得毛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写过一篇短文,推荐大家读枚乘写的这篇《七发》,而且把这篇短文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所以在那时我就读过《七发》。毛在短文中说:“我少年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毛泽东把汉赋看作是骚体的流裔,而又有所创造和发展,他认为 “屈原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今天我们再读枚乘的《七发》仍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枚乘初为吴王濞的郎中,后来是梁孝王的门客,汉武帝即位时,他年事已高,以安车蒲轮征其赴京,结果死在半路上,《七发》是汉赋正式成形的第一篇作品。汉晋的作家写了许多以七为题的作品,《文心雕龙》提到的有傅毅的《七激》,崔骃的《七依》,张衡的《七辩》,崔瑗的《七厉》,曹植的《七启》,仲宣的《七释》,桓麟的《七说》,左思的《七讽》。可见枚乘的《七发》开一代风气之先,然而后来作品的品位都不及枚乘的《七发》。

    《七发》是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国的客人前往问候的对话体,《七发》的意义,刘勰认为是“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之子也,七窍是指眼、耳、鼻、口,也就是人之七情六欲,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告诫太子们不能因贪心而追求物质生活上无比奢侈豪华的享受。文章的主题是告诫富贵人家的太子们,那种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奢华腐败的生活方式是他们一切病痛的根源。这种病不是针灸药石所能治好,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对“要言妙道”的学习,端正自己的世界观转移自己的情趣,才能使他们“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文章的第一段是序言,介绍楚太子的病候,下面分七段,叙述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游览、观涛这些奢侈、新奇豪华之事,作为全文主旨的反衬,广陵观潮那一段达到了全文的高峰,第九段是结论,指出前面那些邪道旁门都不能治好太子的病,只有“要言妙道”才能收到“霍然病已”的效果。今天我们读枚乘的《七发》,其所揭示诸侯各国太子们的那些腐朽糜烂,享乐至上,不务正业的种种病态心理,仍有非常巨大的警示意义。毛在短文中说:“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那么我们不妨先读一下该文的首段,然后再读该文的第九段。下面我就介绍它首段的文字和内容,包括它的原文,译文和分析。

    其首段云: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太子曰:“惫,谨谢客。”客因称曰:“今时天下安宁,四宇和平,太子方富于年。意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邪气袭递,中若结轖。纷屯澹淡,嘘唏烦酲。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聪明眩曜,悦怒不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太子岂有是乎?”太子曰:“谨谢客。赖君之力,时时有之,然未至于是也。”客曰:“今夫贵人之子,必官居而闺处,内有保姆,外有傅父,欲交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脆,脭醲肥厚;衣裳则杂沓曼煖,燂烁热暑。虽有金石之坚,犹将销铄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间乎哉?故曰: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宴,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承间语事,变度易意,常无离侧,以为羽翼。淹沉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诺。病己,请事此言。”

    以上是《七发》首段的原文,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先把白话译文引述于下:楚国的太子有病,来自吴国的客人去问候他,吴客说:“听说太子玉体欠安,稍好一些了吗?”太子说:“还是感到疲乏无力!非常感谢先生的问候。”吴客趁机给太子进言说:“现在正是天下安宁,四方都很和睦。太子正富于青春年华的时期,看来由于你长期处于太平安乐的生活环境,所以你日日夜夜都忙于享乐的生活。因此使邪气侵袭,郁结于胸中,反而终日心情郁闷,思绪烦躁不安,人整天似醉酒那样昏昏沉沉。由于情绪不安宁,使自己晚上睡眠也失去安宁。气虚而耳鸣甚至厌恶听到人们的声响。由于精神涣散,所以各种病痛都一齐发生。耳目昏眩迷乱,成天都头昏脑胀,时时皆喜怒不定。如果这种状况长久持续下去,恐怕性命也难保。太子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太子说:“我很诚恳地感谢客人,托国君的福,我虽然有这样的症候,但还没有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吴客接着楚太子的话题,进一步说:“现在那些富贵人家的太子们,必定都住在深宫大院,家里有保姆照顾自己的生活,在宫室之外有教习他们的师傅陪伴,连想一个人外出随意郊游,也没有这样的机缘。吃的都是重味油煎的食品,饮的是酒精浓度很高的酒,肥厚的大块肉。穿的衣服料子则又都是众多轻细而又柔软,但又都是保暖而不透气,使湿热郁积在体内。人的身体即便有金石那样的坚硬,也还是会被湿热焙化而消解的。更何况这一切都发生在人的筋骨之间呢?所以说,如果放纵人耳目的欲望,放纵肢体安逸的人,必定伤害自身血脉运行的平稳。况且你出门时有车代步,进门时,有桥辇抬着你行走,实际上这是让双脚瘫痪的兆头;你住在深宫大院阴凉的地方,实际上是使你不能抵御气候寒热的变化;让你贪恋嫩白峨眉的美女,实际上这是伤害你性命的利斧;让你在饮食上享受甜美油脆的食物,成天喂给你浓酒肥肉,实际上这可是腐蚀你肠胃的毒药啊。如今你太子皮肤的颜色是那么苍白,四肢是那么无力,全身筋骨松弛,血脉不通畅,手足也懒散乏力;同时你有越国的美女侍奉在身前,齐国的美女侍奉在身后,每日都忙于往来饮酬之中,而且还不分昼夜地在深幽曲折的密室中放纵自己的淫慾。这可是你甘心于毒药,戏耍于猛兽的爪牙之间,在给自己玩命呀,随之而来对你健康的影响将会非常深远。这种状况如果拖延久了,不知终止,那么即便由名医扁鹊来治你的内伤,巫咸来治你的外感,也未必能保全你的性命!如今你太子的病害,只适宜让这世上的君子,以他们的博见强识,乘机给你讲明事物的道理,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并让他们陪伴在你的周围,作为你的羽翼,帮你摆脱那种沉溺于娱乐,端正自己的心情,改变那种怠惰的意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太子说:“好啊。只要能治好我的病,就照你这话去办。”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枚乘的身份。他原先是吴王濞的侍郎,他在文章中是以吴国的客人给楚国的太子对话,其生活的时代是汉代文景时期,汉初经过几十年的太平,由于没有战乱的破坏,社会经济生活慢慢地走向恢复和繁荣,那时的楚国太子是楚元王刘交的儿子,刘郢客。楚,在汉初是韩信的封地,刘邦灭了韩信以后,封自己最小的兄弟刘交为楚王,有薛郡东海彭城三个郡,下辖三十六个县,相当于今天淮河流域,包括苏北与淮北。当时那里可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彭城的沛县是刘邦起家的地方。这个地区文化也很发达,北面就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受儒学的影响,他们都好《诗》。楚元王与其子郢客都好《诗》,申公是他们的同学。申公为《诗》作传,号《鲁诗》,《诗经》的传承有他们一份功劳。所以那时楚国的文化在全国还处于领先的地位。到了楚王的第三代刘戊,生活慢慢腐烂堕落了,楚王戊《汉书》称其淫暴,因此而削东海。薛郡,以后参与吴王濞的叛乱,兵败自残。枚乘这篇作品当是看到楚王戊为太子时,已显露出生活糜烂的迹象而写这篇作品的。再说吴国,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早年他追随刘邦有过功勋,封在吴。有三郡,是会稽,丹阳,豫章三郡五十余城,地域在长江以南的苏南浙江皖南及江西部分地区。在各个诸侯王中,吴的地盘最大,而且这可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汉书?吴王传》称“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景帝时,吴王图谋叛乱,枚乘曾上书劝说。因此而远去梁孝王那里为门客。

    汉代在文景时期诸侯王之太子们的生活都比较腐败了。枚乘这篇作品的首段,确实反映了那时地方诸侯王及其太子们生活腐朽败落的一面。这在《汉书》相关诸侯王的传记中可以得到相关记载的印证。而诸侯王及其太子们糜烂腐朽的生活,一方面是建立在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是建立在贫富二极分化的基础之上。与枚乘生活在同一时期,还有两个头脑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就是贾谊和晁错。贾谊是汉文帝时的人,他写过一篇《治安策》,记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写信给田家英,建议他读一下《汉书?贾谊传》,毛称赞贾谊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方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势,值得一看”。

    其中最精彩的一段,便是对当时,号称文景之治的时候,社会繁荣背后二极分化的严重状况,他说:“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

    从贾谊这一段话中,可以知道富商大贾,贵族子弟极端奢侈豪华,糜烂腐朽的生活正是建立在贫富二极分化,对贫民百姓的欺榨压迫和剥夺之上。他们既无情地掠夺社会财富和自然资源,又肆无忌惮地骑在劳动人民身上无穷无尽地寻欢作乐,这就是文景之治表面繁荣背后深重的社会危机,过去只要供应一个皇帝与皇后家族生活的负担,现在则要供应成千上万个超过帝后糜烂的生活享受,百姓的苦难也就十百倍地增长。故贾谊对那时的社会风气表示忧虑,他说:“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严重的“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社会治安的状况已极其恶劣,群体性的恶性事件连续不断。这就是枚乘写这篇《七发》的社会历史背景,盗贼群起也只是时间问题了。而社会矛盾的焦点则在土地问题上。地主豪强对农民耕地的兼并,以及土地资源的破坏日趋激烈。

    《汉书?食货志》也记载了贾谊的一段话,他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晁错略晚于贾谊,他到景帝时才显露头角。毛泽东也曾推荐过晁错的作品。晁错在景帝时,对社会贫富二极分化的矛盾,说得更加透彻,他说:“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这些极其沉痛的语言,都是在文景之治这个大背景之下讲的,那时富贵子弟穷奢极侈的生活就是建立在由于分配不均而社会另一端极端贫困化的基础上,董仲舒则表述得更加清晰,由于土地可以流转买卖,其结果正如他所说:“富者田连扦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群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汉书?食货志》)近日见报上有关煤老板们斗富争艳事件的报道,杭州出现飙车一族,在闹市区横冲直撞,撞死了大学生。我也亲眼目睹了自己小区周围出现飙车者不顾交通规则地风驰电掣,根本不顾路人安全。还有《中国青年报》五月六那些被煤场吞食农田的报道和山西亿元村的困惑之报道,真有当年董仲舒所言之那种困境的感觉,而枚乘只是描述了富贵子弟穷奢极侈糜烂生活的一个侧面,他不是从潜在的社会矛盾侧面来告诫众太子们,而是从养生之道的视角,从维护他们自身的健康出发,告诫他们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危害自己的身心健康。战国时,吕不韦所撰《吕氏春秋》的《本生》篇也讲了这个道理。

    他说:“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彊,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富贵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如果富贵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追求个人奢侈挥霍糜烂的享乐生活,仅仅是为了追求感官的刺激,那只是慢慢地砍伐自己的灵性和生命。败坏社会风气,是自掘坟墓而已。

    《吕氏春秋》的《贵生》篇说:“圣人深虑天下,莫贵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於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吕不韦这一段话很有道理,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必须管住自己的耳目口鼻,不能放任其慾望,以四官喻官员;国家和政府要管好官员,不让他们胡作非为,才能使国家和睦安康,百姓有安宁的生活。

    毛泽东在推荐枚乘《七发》这篇短文时,专门引述了文章第一段描述的那几句话:“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并说:“这些话一万年以后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那就是对党员干部讲,要锻炼身体,到工农大众中去,参加一点劳动。这无论对改善个人的身体健康还是保持自身良好的精神状态都必不可少。五十年以后,我再读这些话还是感到那时毛的用心何其良苦,对照今天我们的官员和富豪家族的太子们表现出来的不良习性,更是意味深长,仍然具有警示的意义。如果能把他们下放到劳苦大众中去,到农民工的工地中去,到农村去过一段艰苦的生活,历练一下思想意志对他们会是非常有益的。不用时间太长,一年半载即可面目大变。

    最后,我们将再来读一下《七发》的末段,如今引述其原文于下:“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濯、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观览,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

    今以白话译文表述于下,以便大家理解:“吴客说:‘那么我将给太子引荐一批知识渊博而又有学术修养的士大夫,诸如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这一类知名之士。让他们议论天下精辟微妙的道理,清理明辨万事万物的是非,再让孔子和老子来评论以上诸人的理论,让孟子拿着筹来核算,那就万无一失了。这就是天下的要言妙道了,你太子是不是想听一听这些道理吗?’听完吴客说的那一番道理。太子扶着几案一下子就站立起来,并说:‘先生这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好象已经理解那些圣人辩士所讲的道理了!’这时他混身出了透汗,豁然病就痊愈了。”

    枚乘那个时代还处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所以诸子百家的各种学术还是能兼容并包,故枚乘所举的学者都是战国时期知名之士。如庄周是楚国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魏牟是魏国的公子,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与公孙龙交好。墨翟是墨家的领导人物,杨朱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主张“为我”,是世界最早提倡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他著名的命题便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它比西方经济理论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要早两千年了。当时它是与墨子“兼爱”的学说相对立;便蜎,即蜎渊,是楚国的思想家,据说是老子的弟子,属道家学派;詹何,是与魏牟同时的思想家。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真理愈辩愈明,枚乘在那时还是让各家来辩论,最终让权威人士也就是老子与孔子来评断各家学说的是非,并且让孟子来为各家打分。这里讲的是贵族子弟们在思想意识上的问题,也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上的问题,还得通过认真学习诸家学说,辨明道理,从思想上解决认识上的误区。现在似乎缺少那种自由辩论充分说理的空气。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便借题发挥了,他说:“我们应该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最终让马克思来评断,列宁来“持筹而算之,万不一失。”可惜的是他没有请赫鲁晓夫一起来说说他的道理,用现在的话讲那就是让大家到党校去,或者在原单位一起坐下来,一起学习和讨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倾听各家的学说,然后到工农群众中去,特别是要到工地上去体验一下农民工的艰苦生活,在工厂农村参加几天劳动,做一点调查研究,最终结合实际解决工作中各种矛盾问题。

    千万别把党校变成吃喝玩乐的场所,变成搞关系网成为日后升官发财的场所。应该把枚乘的《七发》作为党校每个班级必读的课文,这可是送给太子们一服很好的醒酒良剂。枚乘在《七发》提出的给楚太子治病的方案是最温和的了。比起贾谊、晁错用削藩的办法对付诸侯王公贵族的太子们要客气温和得多。晁错那次削藩的建议结果是吴楚七国之乱,一王被杀,六王自杀,斩首十万余级,而晁错自己也因此被族。汉王朝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稍后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提出的方案那就更厉害了。他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因辽东高庙及长安高園便殿火起,他在家中推演这二场灾异,曾起草一份草稿,认为“天灾若语殿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这份草稿没有送上去,“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后来汉武帝对其身边有严重过失的旁仄亲贵和诸侯王们还是大动干戈,如淮南王狱,就是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去处置的。那些极端的办法大概也是双方矛盾激化以后不得已而为之。后来汉武帝采取的措施更要凶狠得多,他在全国设十三部州,每州派刺史一人,分别监察十三州,其职位相当于今天从中央纪检委派到各地的特派员,刺史秩只有六百石,而六百石的刺史可以监督秩二千石的郡守,刺史到了地方上便以“六条问事”其:“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案,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薄,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今”。这些条令和处置的办法就比较凶狠厉害了。汉武帝对各地豪强打击杀戮的,何止成千上万人哪!他造就了张汤、杜周这样的一大批酷吏。班固的《汉书》便设有《酷吏传》,为这群酷吏们立传以戒权贵不得横行不法。所以文景那个时代,即便那几个著名的士大夫,从枚乘经贾谊、晁错到董仲舒,比较起来还是枚乘最为厚道,枚乘一生也最为平安,在汉武帝即位时,还能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以高寿而终。

    我们当然不希望出现矛盾激化后如汉武帝那样采取那种极端的办法。关键是富贵家族的公子们要自觉一些,低调一些。作威作福甚至作恶多端,最后遭殃的还是他们自己。要主动想办法多做一点善事,以帮助填平因贫富悬殊而引起之社会心理上的鸿沟。总之要多积一点德,不要忘记夹住自己的尾巴,千万不能逞强眩富,这样才能减少一些民众中自然产生的仇富心理,改善一些对你们的口碑。

    2009年5月17日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5-20 09:41:13 +0800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讲一点与李锐不同的观点

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

——讲一点与李锐不同的观点

朱永嘉

2009年5月10日

    庐山会议离开现在已有五十年了,当年上庐山亲历其事还健在的人实在不多。李锐是亲历其事之一,他留下了当时在山上参加会议的原始记录,并写有《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使后人得以窥见会议的过程及其变化。在庐山会议上受批评和处分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早已平反了,这件事本身已事过境迁。它已成为党史上的历史事件。从事件本身讲当然是一个悲剧,无论从那一方面讲,都是如此。但从何以会发生这个悲剧的原因,那还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凡事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唯知其所以然才能为后人取得有益的经验教训。到现在再去追求当事人的责任,其实已毫无实在意义。因为当事人都已离开这个世界。但李锐则不同,耿耿于怀地追究毛的个人责任,这既不利于党的事业,更不利于大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五一劳动节三天节假日,我休息在家,闲中读书,便找了李锐的书来读,总有一点不是滋味的感觉,我只是想从这个事件的所以然上做一点个人的思考。

    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看,也能清楚地看到,毛召开庐山会议并非是为了整彭德怀他们,而是为了继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以后纠正左倾方面的错误,继续处理人民公社与大跃进方面的遗留问题,形成一个这次会议的《议定纪录》,以便于做好今后的工作。毛提出希望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也是为解决实际工作中左倾方面的错误,从五九年七月一日毛上庐山,到七月十日,在庐山上召开的是神仙会议,放开大家的思想,讨论如何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何统一认识,加强党的团结。没有任何要整人的迹象。七月十日,毛在庐山上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毛有长篇讲话,彭德怀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毛这个讲话对会议上讨论的许多问题,一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讲到形势问题时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党内要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至于党内,他讲到“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实际上反映了毛对党内越来越多对形势估计的不同意见,已表示出他有些不满了,故他不准备把会议开得太长,打算十五日就结束会议。在这个背景下,毛指定一些同志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以便结束这次会议,李锐也是参加起草的人员之一。彭德怀的信是十四日送给毛主席的,彭自己讲写信的原因是小组会上经验教训探讨得不够,而且十五日便要结束会议,情绪上有点急躁,故写了这封信。这表明双方对形势的看法不一致,党内团结要建立在对形势认识一致的基础上,所以会议便不能结束,这样才有了后半段的庐山会议。

    从彭德怀写信这件事本身讲,是正常的,从言者与听者的角度讲,这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言者的目的是如何使对方听从自己的意见,从听者角度讲如何善于倾听与自己不同却又合理的意见。对双方讲都有一个修养的问题,都需要有一个换位思考,应为对方设想一下。对于听者而言,要去掉自己已有的成见,才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吕氏春秋》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去宥》,宥通尤与囿,去尤是去除对自己的蒙蔽。文章说:“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听话者已有成见,那么听人言时已有好恶,“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之所恶。”由于有成见的局限,那么听话时,在主观上便有好恶。毛那时听话时对形势的判断已有定见,对与其相近的意见容易接受,与其想左的意见便听不进去了。毛十日的讲话实际上已经在给这次会议定调子了。故对与其在十日关于形势估计相反的意见,他会感到刺耳。这是从听者的角度讲,毛有不足之处。彭写信是扮演言者的角色,对言者来说言者不能是单方面的强加于对方,否则往往会走到自己愿望的反面。你讲的话是否正确是一回事;如何在说的技巧上,选择的言的时间和场合上,使对方能接纳你的意见又是一回事,不能简单地骨梗于喉,一吐为快。《吕氏春秋??顺说》讲到:“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从说话的技巧上讲,要善于揣摩听众的心理,顺其思路,让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你的意见。因为你说话的目的是使对方接受你的意见,不是促使听者与你对抗。彭德怀这封信属于直谏的范畴。所谓直谏也就是极言,把话说到尽头,《吕氏春秋??直谏》说:“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非贤者就肯犯危?而非贤者也,将以要利矣。”

    这里面的思想有好几个层次,一是“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那是讲言者不能极言而使听者发怒呀!如果你的坦言刺激听者发怒的结果,只能使自己出于极其危险的境界,因为听者与言者都进入了情绪化的阶段,也就是非理性化的阶段,对双方都是危险的境地。非到紧迫无可回旋的余地,那就没有那个必要极言而谏,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犯颜直谏以取得积极的效果;另一种情况是故意用极言来激怒对方,那是有它的个人目的。那样做的结果是把事态推向进一步恶化,那就属于别有用心了。这是古人关于如何说话的经验总结。尽管彭德怀信的内容今天看来基本上是好的,但在选择说话的时机、场合,技巧上还是有缺陷,所以连赞同彭德怀那些思想的黄克诚在七月十七日上庐山看了这封信也讲:“你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还讲“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可见黄克诚尽管他赞成彭的意见,但在当时对彭德怀写信的提法和做法是有保留的。即这封信表达的技巧,写信的时间和场合都有不当之处。所以此信没有达到彭所希望的效果,却促成了一场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从言者的角度讲,这个教训还是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因为你说话的目的是让人能愉快地接受呀!不仅仅是个人情绪化的宣泄。《韩非子?说难》之末有这样一段话值得让人记取。它说:“夫龙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鳞则几矣。”其实,这不仅仅对人主而言,与任何人对话时,都有一个说话的技巧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迎合对方,而是为了使对方高兴的接受自己正确的意见。《战国策·赵策》与《史记?赵世家》都记载了左师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赵太后是不愿意自己小儿子长安君去齐为质以争取齐国出兵救赵的,而左师去见赵太后。太后盛气相待,他能顺着赵太后疼爱小儿子的思路将心比心地慢慢说服赵太后改变她原来的态度,同意长安君去齐国作质。最终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之。”于是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如彭德怀那样带兵的将领们,不仅要在战场上勇猛作战,也应该有一点文化,如何在言论上,善于达到自己目的,不能以个人脾气和性格原谅自己的不足。

    庐山会议的事,是在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信以后,矛盾才慢慢地不断激化的,它也有一个演化过程,毛批示将这封信印发给全会同志,并且提出通知林彪、黄克诚、宋任穷、安子文等人上山,重新编组,放手让大家议论这封信提出的是非问题。促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是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的发言,张发言前,田家英已经与他通电话,给他打了招呼,那就是别再火上添油了。结果张闻天说:“不去管它!”张在二十一日的小组会上,一个人整整讲三个小时,结果矛盾升级了。张闻天直言极谏的勇气可佳,但从效果上讲于己、于毛、于彭、于党,于国都不可能是正面的。张闻天在毛心目中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了解张个人经历的人都能理解这一点,张这一通发言给他换来了副帅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实在得不偿失。这不仅仅是讲话内容的是非问题,同样也有一个从会议的实际状况出发,如何争取一个比较好的结局的问题。把这一切置之肚外,也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吐为快,那么这个场子就很难圆了。《韩非子?说疑》有这么一段话:“若夫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此六人者,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而不行,则陵其主以语,待之以其身,虽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从个人讲,充当关龙逢、王子比干这样的角色,可以因直言极谏而付出极大的牺牲,使自己名垂青史,从国家和民族的视角讲,这并不一定是吉祥的预兆,问题是如何扭转这个垂败的大局。这样的办法,对改变败局未必有益。张闻天那次慷慨激昂的发言,不仅帮不了彭德怀所处的困境,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进一步促使毛在七月二十三日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以非常激烈的态度,一反上庐山时纠正左倾错误的那个初衷,变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反右倾,从效果上讲,于国、于民、于毛、于彭,于自己都是一着败棋。直言极谏,要看对象、看时机;要讲究方法,不能只图个人情绪上的一时痛快,而不考虑实际效果;应该既要达到目的,又要保全自己,要善于因势利导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既定的制度环境是客观给定的,不是你想象的;即便要改变制度环境,也急不得,不能乱了自己,故张闻天那天的发言,仍有不少值得总结的地方。

    促成毛七月二十三日在庐山会议上转向的还有复杂的国际因素:我们知道一九五九年一月,苏共二十一大的召开,赫鲁晓夫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大会上不点名地发言攻击中共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公开了中苏之间的分歧。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一个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发表演说,借讲苏联当年成立公社的情况攻击中国,苏联《真理报》在二十一日全文发表赫的讲话。这与张闻天在庐山会议的讲话发生于同一天。次日,美国《纽约时报》与台湾中央社都对这件事有反映。上述情况迅即通过内参反映到毛那儿,对毛能不有所触动吗?所以毛在七月二十九日批了新华社《内部参考》的三篇报道,其中有《赫鲁晓夫谈苏联公社》、《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现在我们可以认定这一切都是巧合,但从当时看,能不引起毛的疑忌吗?《韩非子》中有一篇文章,它的题目叫《八奸》,而八奸中的第八条叫四方,它说:“八曰四方。何谓四方?曰:君人者,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所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此之谓四方。”把这段话说简单一点,那就是外有强者压境,借外力以逼迫国内,难免有里应外合之嫌。毛问过彭,是否从外面取经回来;周总理在八月一日的会上,还问过当年他与彭总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斯大林送彭出门时,说过什么话。由此可见涉外关系上之敏感到了何等程度。因为这一类事,从毛的视角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还是多一分小心为好!这也许就是促成毛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出现那么激烈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一个重要原因。

    促成毛生这一分多疑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此之前彭与张的行踪。彭在此前,四月间曾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与东欧各国,而张闻天也于此时要出席华沙条约缔约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会议。两人同一天起程,目的地都是波兰华沙,张闻天及其随行人员搭乘了彭德怀的专机,二人同在前舱。彭德怀在东欧与苏联访问期间,二次受到赫鲁晓夫接见,彭于六月十三日回国,几天后又与张闻天同在中南海不期而遇。六月三十日启程赴庐山时,二人又是同乘一节专车,在车上随便交谈,在庐山上两人又是相邻而住。这一切都是巧合,没有问题时,都不成其为疑点,一旦有问题,就不期然地成为疑点。何况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处于关键位置。苏联当初是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支持,赫鲁晓夫才得以转危为安摆脱危机的,这对毛不会没有印象。再说,我们都知道苏共一直有干涉中共党内事务的传统,特别是第三国际时期。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中苏关系出现分歧迹象后,毛对这方面的任何迹象都会非常敏感。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民族的尊严,这方面的警惕性还是应该有的。断然防患于未然也只是一种防卫措施,问题是错在防卫过度,伤害了自己的同志。

    七月二十三日毛讲话以后,提过不同意见的同志,当然会思想不通,有一些背后议论也是很自然的。李锐在他那本《实录》中也讲到:“自己那天晚饭后,千不该万不该,又到了小舟和周惠住处去了。这当然是由于思想不通,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去找他们谈谈,平息一下情绪。小舟同我一讲,比较激动。他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专断独行,这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我们都同意这种看法。我又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啊?小舟也认为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使人转不过弯来,不仅他们三个在那里背后瞎议论,而且跑到黄克诚那儿去,又说了这番话。李锐还说毛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反而劝他们不要激动,要他们多想想自己的错误,有意见还是当面去找主席说。后来彭德怀来找黄克诚了,他们退出来时,周小舟又在路边碰到了罗瑞卿。罗瑞卿可是公安部长,这说明毛已在注意彭和黄的行踪了,李锐他们几个人去得实在不是时候,怎么不知道避嫌呢?如果我们现在想一下,在那样的场合,几个人到处瞎议论对自己,对会议可能产生什么结果啊!以后八月十日,黄克诚在自己组内检查时看到李锐进入会场,后面还跟着罗瑞卿,因为李锐不属于这个小组。黄克诚立即会感到李锐已把那天晚上他们的瞎议论和盘托出。黄克诚便说:那天晚上,李锐说我们现在是否像斯大林晚年。这句话还不像一颗炸弹一样,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吗?他们这些背后的小广播,瞎议论不是反过来坑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他们吗?正如一滴水滴在沸腾的油锅里,炸开了锅。我回顾这些事,并非是要责怪在庐山会议上受委屈的各位同志,是为了说明庐山会议这场悲剧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是许多因素偶合的结果,要避免重演这方面的悲剧,不能简单的责难某一个人,不能把所有责任推在毛一个人身上,而是如何共同来吸取这样的历史教训,在党内营造一个和谐的民主的政治生活氛围,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时,如何避免任何情绪化的因素,冷静地依照一定程序慢慢地冷处理,才是正确的方式。对于李锐那种一味责难毛泽东个人的说法则本人不敢苟同。我不否认毛晚年有不少缺点和失误的地方,从党的根本利益看,我们可不能倒旗,因为如李锐那样一味情绪化的倒旗,会危害我们党的基础,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更不利于方方面面从这件事吸取有益于后人的教训,研究历史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应该为后人如何行事多提一点有益的启示,而不是一味地去追究死者的责任,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也是如此。应有一个理解的态度。

    再说毛在这次庐山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有七十万个生产队,七十万条错误,都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完蛋,专办讲坏话的报纸,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所以,今天我们办刊物也是这样,如《炎黄春秋》那样专门把毛妖魔化,如辛子陵那样专讲毛建国以后的错误,并把许多道听途说无中生有的东西添油加醋无限放大,那可真是祸国殃民啊。我真诚希望这些朋友能知过即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希望他们不再往佛头上著粪,少作一些孽吧!新闻和言论的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但它本身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只是公民维护自身权利和社会公正的一个工具,是我们营造社会和谐的一种手段。而作为手段,则有一个熟悉和掌握的过程,所以它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应该有一个慢慢营造良好氛围的过程,它只能在共和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在言论上多一点理性、客观的东西,少一点偏激而又情绪化的东西;在新闻报导上,多一点正面引导,少一点负面问题的报导,对大局稳定还是有利的。为了加快对各种负面问题的及时处理,确实需要一些负面问题的报导及批评的言论,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应该有一个宣泄的口子,但这一切应是有控有序地进行,这对大局稳定也是有利的。

    庐山会议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年了,冷静地看待和总结其方方面面的教训还是有很多事情可做,本文只是从言者与听者这二个不同的视角讲一点这次会议的教训,使人们懂得如何在言者与听者之间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换位思考是正确处理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条件。这篇博文没有就这次会议争论有关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这个实际问题的是是非非来讲,这决不是我这篇区区短文所能完成的使命。而且有一些复杂的事情,亦决非是或非二个字所能下定论。需要作方方面面的评估,所以本文的这一缺陷只能请读者谅解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5-21 09:29:5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沙叶新的讲话

    这个权力也应该涵盖金钱的权力,30年改革使得我们的社会成了金钱至上、财富崇拜的社会,为官的权力也为此折腰,更遑论知识分子和作家了……

不为权力写作

——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沙叶新

2009年5月18日

    各位前辈、各位同行、各位朋友们好!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荣誉、这样的机会,站在这样的讲台上,来和大家见面、聊天。谢谢,真诚的谢谢!

    苏州有个德源文化研究所,是个民间机构,上个月四月十一号举行学术年会,请了这个文化研究所的五位导师前来演讲,其中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章诒和先生,她在讲台上,甫一站定,便环视台下,问道:「下面有卧底的吗?」哗,此言即出,全场哑然。先声夺人,平地春雷!

  我今天站在这里,相信台下没有卧底的。我多次说过,我天下无敌,普天之下我无敌人,来者都是客,交往都是友。我不怕卧底,也不怕告密。章诒和问过有没有「卧底的」之后,就举起手中的讲稿说:「我所有的演讲都有讲稿,白纸黑字,如果要现场查我,我就以讲稿为据,但我出门就不认账!」

  我不像章诒和,没有讲稿,只有腹稿,全在肚子里。如果查我呢?我只好剖腹产。其实我肚子里什么都没有,没腹稿,没文章。有的倒是一颗不改的痴心、一腔滚烫的热血,一根心口如一的直肠子,外加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毛泽东宣称的文艺作用和目的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不为权力写作。为什么要写作?写作的目的又是什么?因人而异,无奇不有。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了赚钱,有人为了升官。有人把写作当作一种习惯,有人把写作视为一种乐趣;还有人说他年轻时写作为了泡妞,中年是为了提级,老年是为了宣泄。甚至有人把写作看作是一种生理需要,就如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爱了就上床;写欲如同性欲。

  职业作家们呢?王朔写作是为了心理治疗,王小波是为了追求智慧,刘震云写作是为了以文会友。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同志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他还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他又说:「要使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首先认为文学艺术是分阶级的,有资产阶级的,有无产阶级的,他们是敌对的,是你死我活的。而写作目的呢?是为了教育人民消灭敌人!古今中外,有哪个帝王、哪个君主、哪个总统、哪个元首,敢像毛泽东主席这样公开宣称文艺的作用、文艺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什么是消灭敌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杀掉被认为是与你为敌的人!

  不但要消灭战场上的敌人,消灭敌对阵营中的敌人,还要消灭自己队伍中甚至消灭自己文艺队伍中的「敌人」。只要你的言论,你的作品,你的文艺观念,你的写作目的,不符合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不符合党的文艺方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文艺政策,也会把你当作敌人,也会让你挨整、判刑,甚至被杀。延安的王实味不就是这么杀了吗?一九四九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都以文化界为对象,反胡风,涉案几千人,死了多少人?反右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化人,是作家艺术家,死了多少人?「文革」当中,仅以反对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歪曲革命样板戏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就枪毙了不少人。当时全国各地的剧团、电影厂、文联、作协自杀的又有多少人!为什么?就认为你的文艺观念是资产阶级的,你的写作目的是反动的,你的作品是有毒的,就把你迫害致死。

  怎能想象在最需要真善美,最需要自由、博爱、平等的文艺百花园林之中,会像在中国这样充满暴力、充满血腥,充满屠杀呢?园林变成了刑场。邓拓有两句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对权力的蔑视、嘲弄、解构

  我为什么写作?起先目的很「纯正」,很「崇高」。我受中国古代传统文艺观的影响。曹丕的《典论?论文》上的一段话,我至今不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此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写作干吗?为了「经国」,就是治理国家,而对作家本身来说,就是为了声名传之于后,永垂不朽。所以中国古人,要立功、立德,立言,我当然也要立言,就是这个道理。

  后来,尤其在文化革命中,我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政治服务,为革命写作。因此写了个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边疆新苗》,还参加写作歌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话剧《农奴戟》。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吧,我甚至还参加写过攻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戏,虽然我极不愿意,是分配的任务,但我毕竟参与了。我在文革中的所谓作品,都是垃圾,都是帮闲甚至是帮凶之作。

  现在真是「悔其少作」,其实那时我已经不「少」了,二十多岁了,快步入中年了。

  虽然「悔其少作」,但还没有「悔之已晚」,还没有「悔之莫及」;还不「晚」,还可「及」,这是因为正当我悔之当初,就欣逢三中全会,让我脱胎换骨。那时国外各种文艺思潮、各种文艺流派,纷至沓来,相继涌入洞开的国门,什么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的荒诞剧,法国的新小说,加缪、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川端康成、村上春树……五光十色,令人惊艳!中国也相继出现了朦胧诗、裸体画、小剧场,恶搞片,还有「超级女声」歌唱,「芙蓉姐姐」跳舞,以及「下半身」写作。前年还诞生了梨花体诗,去年又出现了「山寨春晚」。争奇斗艳,炫目刺眼。今年更轰动,爆出了「草泥马之歌」:

  在那荒茫美丽的马勒戈壁,
  有一群草泥马。
  他们活泼又聪明,
  他们调皮又灵敏,
  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泥马戈壁,
  他们顽强,克服艰苦环境。
  噢,卧槽的草泥马!
  噢,狂槽的草泥马!
  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
  打败了河蟹,河蟹从此消失,
  草泥马戈壁。

  用的都是谐音,全是粗口,有辱尊耳,幸勿见怪!这不是我写的,我无此大才。 但我对这一切都很理解,并不排斥,甚至还支持,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的主义、流派、思潮、表现,这些诗歌、戏剧、舞蹈、视频和「草泥马」,都是对权力的蔑视,对权力的嘲弄,对权力的挑战,都是对权力的解构;使得权力者不安,使得权力者无奈,使得权力者惶恐,使得权力者愤怒。所以「山寨春晚」的出现,才使得「央视春晚」以及一些权力机构、权力官员,甚至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准权力者都如临大敌,加以阻止。

生活在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

  当然我说的权力,是指极权。极权或者极权主义最早出现于一九二五年,它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独自裁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专制独裁。极权主义的政府不仅要控制国家所有的政治事务和经济活动,还要控制人民的思想信仰和日常生活。一般来说,极权主义有三类:有种权主义,或者叫种族主义,比如以前的南非共和国;有神权主义,比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党权主义,比如已经完蛋的纳粹德国和现今还在世袭着的金氏政权。一九九四年南非共和国经过民族和解终于放弃了种权主义,可喜可贺。如今世界上只有极个别的国家,还残存着神权主义和党权主义这两种极权主义。

  中国属于哪一种呢?有人说中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又有人说中国是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人说中国是这两种的主义的混合体。这是从经济形态来分析的。我也早就这么分析过,写在了很早的文章里。 如果从政治形态来分析,从权力结构来分析,有人说中国是共和国,有人说中国是极权国。

  我现在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变化、正在转型的国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从三十多年以前的以「文革」为登峰造极的极权社会在转向改革开放之后的后极权社会。但我喜欢把如今一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当代中国称之为前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不但好听一点,同时也表达我的善意和期待。

  正因为我们生活在经济已经逐步开放的年代,也正因为我们的时代正在蹒跚前进,变化得已经不完全是僵硬的全极权社会,而是松动的后极权社会,或者如我所说的是逐步多元的前民主社会,所以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有限制的自我选择,才有可能部分地调整了文艺观念,每个人也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写作目的。但不论我们现在的写作目的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为政治集团、为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不再为权力而写作了。

权力:腐败、愚蠢、折腾、残忍

    为什么呢? 

    一、权力使人腐败。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常识,而且已经在当代中国被越演越烈的腐败所证明。中纪委、反贪局,反腐多年,破案无数,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你立案侦察,贪官就远逃国外;你实行双规,污吏就上下勾结。一两个贪污犯倒下去,千万个贪污犯站起来,越反越贪,恶性循环,前「腐」后继,奋勇向「钱」。这是因为权力不受监督,无法制约所致,因为贪污是和权力共生的,你怎么反?又怎么能反彻底!目前的反腐只是维持在百姓不至于造反而权力不至于失控的限度之内。有些地区完全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或者说是潜在的腐败分子在反已经暴露了的腐败分子。

  二、权力使人愚蠢。美国学者乔纳森?本道用数学理论证明,在日理万机的国家要找到良好对策,就应该尽量扩大民智,鼓励官员独立思考。但权力者的本性就爱独裁,一言九鼎,钟爱「圣断」;自以为天纵聪明,其实是反智低能。他们总以自己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总爱在不同的时期提出各种不同「主义」、「思想」、「理论」、「荣耻观」、「代表观」、「发展观」,来统一全国思想。因此不可能民主选择,不可能科学决策,于是在政策的制定和行政的措施上往往就显得愚蠢。使得权力者和智囊团,无法发挥正常的政治智慧,无法施展聪明才智来应对社会难题,都变成了可笑的蠢才。他们的水平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造座大桥过河。

  三、权力使人折腾。也正因为权力使得唯我独尊的权力者和唯唯诺诺的智囊团的智商下降,所以在治理国计民生时,不但会反复无常,还会倒行逆施。明明是风调雨顺,偏说是自然灾害;分明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都打错了,还坚持说反右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明明近几年来农民为了土地,城市居民为了拆迁,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每年都发生千万起悲剧,可官方背景的《社会蓝皮书》居然说近八成城市居民感到生活幸福,而农村居民幸福感更强于城镇居民。这是无耻的谎言!这种思想上的反复无常,认识上的反复折腾,带来了社会的极大不安定,不得不使「草泥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而打败了河蟹」。

  四、权力使人残忍。所有的权力者都会被权力聚焦效应放大,而因此获得成就感或幸福感或快感这样的高峰体验。按照马斯洛的理论,这种高峰体验不会持久,更无法忍受它的消失,所以只有不断地攫取权力、使用权力、扩大权力,才能满足对权力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如同吸食海洛因。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会丧尽天良,无所不用其极。权力者为了夺取和扩张权力也不惜使用最残忍的暴力。夺权和吸毒的过程完全一样,只是权力的毒害大大超过吸毒。吸毒者不可能依靠自己戒毒,需要他人的强制。权力者也不可能依靠自己来消除权力所产生的毒害,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当权力者不接受权力之外的监督和制衡时,它就立刻会变得毫无理智,毫无人性,如果你还想共享权力或者更迭权力,它就会变得疯狂,变得残忍,甚至动枪、动炮、动坦克,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

  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为权力写作,你就是为腐败服务,为愚蠢服务,为折腾服务,为残忍服务。如果你是被迫的,还情有可原;如果你是自觉的,那你怎能逃脱帮凶之责、贩毒之嫌?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权力是极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是不由民主选举所赋予的极权。

  不为权力写作,包括不为权力意志写作,不为权力的意识形态写作。

  六个一、主旋律、献礼作品、政绩节目等等,都是权力意志、权力意识形态在文化政策上的表现。真正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真正能传之久远、为中华文化的积累作出贡献的,绝不可能是权力意志的产品。老舍写过《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方珍珠》等等,都是主旋律的、权力意志的作品,至今还有谁记得呢?后来他的《茶馆》恰恰不是根据权力意志,而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写出来的;是抛弃了原来的政治任务,选择了自己的创作计划,所以才成为经典的。

  今年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诞生五十年,上海在隆重庆祝。当初创作小组上报了好几个题材,其中排在第一个的是《大炼钢铁》、第二名是《女民兵》,而《梁祝》排在最后,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孟波却点了这最后一个。这一圈一点相当重要,是起死回生,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梁祝》。《大炼钢铁》、《女民兵》光听名字就知道是权力意志的题材,而《梁祝》表现的却是深刻的人性,恒久的爱情,才能感动了好几代人。如今在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优美的旋律,但不是主旋律,是真正的艺术旋律。她是今世的经典,也将是传世的经典。如今还有孟波这样的领导者吗?真应该向他鞠躬致敬,他维护的不是手中的权力,而是心中的艺术,才有这可敬可爱的一圈一点!

  性格即命运。作家的性格决定着作品的命运。你的性格是怯懦的,你的意志是软弱的,你低三下四,你左右逢迎,你唯命是从,你讨好巴结,你怎么能够写出有尊严,有个性、有生命、有艺术的作品呢?不可能。可见作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

  总之一个称职的作家,一个有尊严的作家,一个真正想为这片多灾多难的热土、为你深爱着的人民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必须:独立苍茫,顶天立地。天马行空,无傍无依。无拘无束,豪放不羁。不当奴才,不做工具。不接圣旨,绝不遵命。敢想敢说,敢于直笔。敢爱敢恨,敢于犯忌。敢哭敢笑,敢于放屁。只信科学,只服真理。心灵自由,不为权力!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5-21 09:01:44 +0800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研讨会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面对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编出新一期文集。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一直摇摆在两极之间, 一极的顽固保守,导致另一极的武力革命,君主立宪搞不成,联合政府也搞不成,只有一极的专制与专政。改革开放后,本来这种局面有可能改变,本来80年代的改革进行的有声有色,但另一极端硬要激化矛盾,酿成流血冲突。这就是中国的极右翼对中国的危害。二十年过后,如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极右翼学者是否已经正确地总结了经验?我们认为没有。他们的语调没变,方式没变,总是一贯正确的样子。这样就很容易误导社会。所以,我们在发出他们的一些文章之前,必须告诉读者要正确地认识他们的思想观点。中国人如果不改变近代以来形成的极端思维,那就永远会搞得社会残破,永远内战不休。 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学人就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永不反省,一副永不妥协的架势,总是想以一个革命代替另一个革命,一个政权代替另一个政权。其实正是这些走极端的人打乱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演变进程,二十年前破坏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大好形势,对中国的发展带来伤痕与灾害。真正有头脑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到这些问题了, 一定要对下面某些学者的言论有清醒的认识。]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简报

2009年5月18日

    2009年5月10日,“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徐友渔、莫之许、崔卫平、郝建、徐晓、周舵、梁晓燕、秦晖、郭于华、李海、刘自立、钱理群、滕彪、田晓青、王俊秀、许医农、殷玉生、张博树、张耀杰参加了会议。这天正好也是母亲节,会上全体与会者起立,向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致敬;并静默3分钟,向六四遇难者志哀。研讨会涉及了丰富的议题,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真相、它的后果和意义、六四之后的社会形势、中国民主进程及前景等。

    第一个发言的钱理群教授深情地说,他来参加这个会议有两个动因。一是出于教师的良知,20年前,许多学生为中国民主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作为教师,未能保护他们,一直心怀内疚,因为保护受难学生是教师的天职,也是北大的传统。90年前的“五四”,当学生被捕,挺身营救的就是蔡元培校长。学生牺牲而不能保护,已经欠了一笔债;学生蒙冤至今不得昭雪,如果再不说话,就是愧为人师。其次,是出于学者的良知。政治家可以不为六四平反,而学者却必须将六四写入历史,进行学理的讨论与研究。

    周舵讲了他在1989年从4月中旬到6月4日的经历,其中包含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重要事件的细节,这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和各自的回忆,并引发了关于“拒绝遗忘还是保持集体沉默”的热烈发言。

    徐晓回顾了自己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参与民主运动的经历,并向大家发问:“作为个人,我们可以做到拒绝遗忘,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延续记忆;但是,面对一个看起来日益强大、甚至可以影响世界格局的政权,面对一个以实用主义、犬儒主义为主流的社会,我们能够在什么意义上坚持与坚守对抗的姿态?”

    崔卫平认为,“这么长时间,我们对于六四集体保持沉默,实际上参与了隐瞒这桩罪行,这使得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已经有了一定的责任。”她还问:“在六四20周年之际,我愿意向周围所有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二十年来的沉默和隐瞒,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给我们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带来怎样的损害?而我们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损失又是什么?我们还打算继续沉默吗?”

    莫之许说,20年来抵抗遗忘的斗争获得了显著成果,这既来自于市场化、全球化的社会进程,还来自于互联望网的恩惠。这一胜利的成果已然进入了新一代的生活,当他们遇到权力的暴虐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将之与20年前的悲剧联系起来。从而,六四日渐成为当下反对垄断权力,反对专制政体的精神资源、象征符号和认同基础,通过这一纽带,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之路。

    李海谈到了六四如何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在六四之后生活、工作受到了直接影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感到现在需要考虑如何降低这种影响,回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轨道。

    刘自立从历史纵深的维度,以“启蒙、秩序和反革命”为题,从思想文化角度解读从五四到六四的重大变化和事件:“从五四开始的国家主义和个体主义争夺话语权,转变成为人民革命;废黜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又转型为红色革命文化,继而消灭一切文化;1949年代表民主转变成为独裁极权;1966年文革代表极权主义人民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统治的结合;改革之1978年,代表极权主义取消革命。后六四政权,以建立中国价值,对抗普世价值。”

    张耀杰论文的题目是“根本解决与点滴改良”,对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的渐进改良主张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的激进革命态度,认为六四时“假如绝食学生及时撤退的话,既给当局提供了考虑其它选项的余地,也可以消解开枪镇压的理由和借口。”并建议现在“维权人士也应该提出‘刚性抗争’和‘韧性抗争’的概念”。

秦晖在发言中将六四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在运动模式、结果等方面做了比较。他认为六四民主运动发生在一个组织资源极度贫乏、政府与民众极度缺乏互信、互动关系的社会中,但中国的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组织较快,诉求和行动都十分理性、和平,干得不错。针对六四镇压产生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说法,他从历史学者的角度出发,认为不能从一次事件就总结出历史规律,他指出,六四镇压与经济发展只有时间的先后关系,而很难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研讨会多篇论文指出,六四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史的一个分水岭,六四带来一个视野是质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田晓青提出,六四之前的合法性虽然不是建立在民意的自由表达之上,但有一种借助于革命权威的合法性:自称争取自由民主,反抗反动派的压迫和不义;由宣传造成的想象——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当家作主,专人民的敌人的政;以及实行改革得到拥护产生的合法性。但六四的暴力却是纯然非法的,取消了有关合法性的想象,自此,权力之依托从合法性转向有效性(去意识形态化):暴力之有效性和利益之有效性。改革之道义(政治)目标被取消,党也从意识形态集团转变为利益集团。

    徐友渔宣读论文时指出,六四开枪性质严重,意义深远,旧有的意识形态源远流长、精致牢固,如果没有六四的鲜血,人们并不容易挣脱;支撑1989年学生运动的精神资源,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个学生运动领袖面临即将到来的残暴镇压时说,要用鲜血来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此话不幸而言中。六四事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但它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昭示了紧迫性,并准备了思想条件。

    六四之后社会形势的变化发展以及对于现状的认识和分析,是与会者讨论比较集中的话题。殷玉生认为,六四之后,政府的意识形态基本失效,统治靠武力支持下的经济高速发展,这掩盖了几乎所有的矛盾,但从发展中权贵获益多,底层民众获益少,当民众的觉悟和要求提高时,反抗的成本会降低,而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将引发社会动荡进而引发政治转型。王俊秀说,六四以后中国的变化有两点,第一,20年来形成了一个畸形改革的“中国模式”,经济上表现为低人权福利保障的出口发展战略,形成了一个资本与权贵结合的新垄断阶层;第二是2003年以后兴起了公民维权运动,《零八宪章》是公民维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梁晓燕谈到了“八九”一代年轻人和今天的年轻人思想、精神状态的差别,她曾经请几个年轻人看卡玛拍的《天安门》,他们对于“八九”一代年轻人眼神中透露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眼神,感到十分陌生和吃惊。今天年轻人遭受现实生存压力,生活、思想空间受到极度挤压,精神状态呈现荒芜景象。不过,在这种大的冷漠气氛中也出现了某种希望,这就是近几年大量志愿者的出现,他们身上体现的承担责任和献身的精神,与“八九”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接。

    维权律师滕彪指出,现在的维权运动是建立在八九民主运动的基础上的,80年代民主运动采取当时的形式,是与那时的政治环境相联系的,而现在的维权运动主要通过个案参与、网络媒体、民间联合等方式,推进人权、法治,从而推动政治体制转型。通过维权抗争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受到侵权的人越来越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极权-后极权体制与人性是敌对的。在互联网时代,维权的方式更多元化。从瓮安事件、杨佳案到三鹿奶粉事件可以看出,现存统治的基础正在逐步丧失,公民社会力量在渐渐成长,政治转型形一定会发生。

    郭于华指出,想要结束历史悲剧,惟有真实、彻底地记住历史——真实的民主运动。惟有历史的真相是“狼奶”的解毒剂,而在这方面我们依旧任重道远。郭于华还指出,当下抗争的空间是在抗争过程中撑开的;抗争能力是在抗争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不能指望统治集团自动地放权,或释放空间。

    郝建的发言题目为“从六四民主运动看中国执政者与百姓的受迫害妄想心态”,他试图借用心理学中的“受迫害妄想症”(Persecutionparanoia)来分析这种心理状态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分析走出这种负面心理状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六四前后中国执政者的种种言行来看,他们中的主要决策者存在着夸大威胁、有偏见地选择证据从而走向偏执反应的情况。受迫害妄想心态在中国百姓中也有表现,而在六四之后,过分夸大执政者的能力,过分夸大执政者的非理性状况成为中国百姓的普遍心理氛围。

    张博树在其论文中指出:“六四的结局,显然与当时的中共最高决策者的‘敌对思维’逻辑直接有关。在这个逻辑中,真正的爱国者变成了‘颠覆者’。20年后的今天,党专制的体制已经发生深刻的衰变,‘敌对思维’逻辑对当政者来说已经彻底转化为抗拒宪政民主、抗拒人类普世文明、维护党专制体制的手段。然而,这些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民间民主力量已经开始挣脱原来束缚自己的‘敌对思维’传统,我们一方面主张现存体制是没有出路的,它最终将被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所取代;另一方面,我们不把当政者视为‘敌人’,而是人们顺应历史大势,成为改革的促进者而不再是阻碍者。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基点,体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文化。”

    在会议自由讨论的环节中,针对“以流血换取稳定”的说法以及六四镇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大家展开了认真严肃的讨论。对于这些为开枪镇压辩护的说法,与会者不予认同,认为这样的逻辑是拿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实际上目前中国社会严重贫富不均,充满各种危机。围绕“敌对思维”的提法,研讨会进一步展开了有关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讨论。

    附件:

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钱理群

2009年5月

    时间愈久,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历史意义愈是能够得到彰显。而且其意义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本文所要强调与讨论的是,1989年的这场有学生、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国家公务人员广泛参与的民主运动,在建国六十年来中国人民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伟大斗争中的意义。

(一)

    我们先要做一个历史的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它的一个主要诉求,就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揭露与批判:“在国民党一党统治区域,-----那里一切讲学、读书、出版、发行的自由,被残酷地摧残。复古成为时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学校中,秘密侦探、欺诈迫害、武装威胁、金钱收买的特务作风,盛极一时。教育与学术的尊严,扫地以尽”,“多少年来,中国法西斯派拼命把这种(“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罪恶的教条灌输给纯洁的青年,一切不接受这种法西斯特制的思想模型的,都是异端,都被认为该杀。拿着枪杆子对着中国人民的脑袋:这就是中国法西斯派的政治与所谓‘文化’”(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6年5月4日社论《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并且有了这样的“庄严承诺”:“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边区过去早已注意保护,今后仍当循此前进”,“人民不仅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有武装自己的权利,我们不怕人民的组织与活动。只怕他们不能积极动员起来”(《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的文章《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可以说,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中间派的知识分子,最后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高举了以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为核心的民主旗帜;大权在手的国民党也就是因为剥夺了人民、知识分子的自由,终于被人民、知识分子所抛弃。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1954年所主持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居住与迁徙等广泛自由,强调“必须更加发扬人民的民主,扩大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规模”,这都是在履行当年的承诺,似乎预示着中国将走向一条“依宪治国”的道路:这也是许多善良的人们和知识分子所期待的。

    但以后的历史发展却走了另一条“阶级斗争为纲”的“专政”之路。就我们这里讨论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问题而言,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转折。首先是1955年5月(距离宪法公布不到一年)发动的镇压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以及随后开展的“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两个运动不仅开了一个剥夺知识分子、普通百姓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先例,而且提出了“舆论一律”的原则,从而为任意罗织“反革命”罪名,剥夺公民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违反宪法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1956年,又借所谓“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私营出版社、书店、报刊完全变成国营,实行国家对新闻、出版的全面而严密的控制,这就从根本上淘空了言论、出版自由的经济基础。人们不免要想起中国共产党人当年是怎样为民间出版自由而鼓吹、辩护的:“文明国家决不以其政府出版物为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事业之兴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物品质之优良,种数与数量之众多而自豪”,“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书,其任务在保障民间的出版事业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间出版事业为自由的事业,成为人民的自由的机关之一,成为文明的母胎”(《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专论:《出版法之修正》)。现在,却要将民间出版事业根本摧毁,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权力,就需要国家垄断,而不要人民自由了。而这样的垄断,对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就是致命的。

    这样的违背承诺,违反宪法,在1957年的鸣放中就自然成了众矢之的。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提出“要向三个主义(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索还被它蹂躏的新闻自由”,“应该喊出‘民主办社’、‘民主办报’的口号来,使中国出现更多的非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出现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或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而打破党和国家垄断,办“同人出版社,报纸,刊物”更成为普遍的要求,南京的几位作家并且已经行动起来,筹办同人刊物《探索者文学月刊》,还发表《启事》,公开发表自己的文学主张和办刊方针。(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在大学校园的民主运动中,学生除自出壁报,自办刊物外,还试图建立学生自治组织,像北京大学的《广场》,就不仅宣布自己是一个“同人刊物”,提出“舆论自由”,“取消出版检查制度”,“确保言者无罪”等要求,还提出要“使自己的社团成为当前群众运动的核心”,“成为长久性的组织”,并“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影响”,直到“校外”去的设想;因此,我曾经指出:“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由青年学生发动的民间自觉的政治参与“(参看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1957年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这正是“六四”的先声:由此而开启了建国后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伟大斗争。

    而这样的斗争,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所有提出“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要求的知识分子,以至同情者,无一例外地都被打成“右派”。同时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批判,据说“不论用什么说法,主张新闻自由也好,主张办同人报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摆脱共产党对报纸的领导。而不受控制的民间报纸,是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并存的”(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由此而确立了两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党对言论、出版、结社的绝对控制,国家对新闻出版的绝对垄断,这就是反右以后所确立的“五七新闻体制”,是一直坚持到今天的。

    这样的新闻体制,就为毛泽东所设想的“舆论一律”的统治秩序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一切具有独立思想,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视为“敌人”,而一旦宣布为“敌人”,就要实行“专政即独裁”,“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让他们“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毛泽东:《驳“舆论一律”》)。而且,这样的被“专政”的“敌人”是越来越多的,可以说,毛泽东每发动一次运动,就增加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的“敌人”,从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1964年四清,直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从党外到党内,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到“修正主义总头目”国家主席,都被公开剥夺一切自由。而普通的工人、农民、市民,在严密的思想控制下,也不可能有任何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就是毛泽东所追求的“全面专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里需要略作澄清的是,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所实行的“大民主”,使中国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不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为了达到发动群众反对党内反对派的目的,对响应他的号召起来“革命”的青年学生(红卫兵)和普通民众给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以后又发展为“大串联”的自由,成立“群众组织”的自由,等等,这对冲破反右以后所建立的党的官僚体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样的“大民主”,从一开始就具有“群众专政”的性质。我在分析了当时的“红卫兵宣言”以后,曾有过这样的判断:“这样的根本排斥‘人情,温情’的,反人道主义的‘造反’,这样的‘无法无天’(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斯诺说的名言),不受法律制约,不受限制的,以‘乱天下’为目的的‘造反’,这样的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的,将异己者视为‘右派’,要利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的‘造反’,和‘民主’和‘民主精神’可谓南辕北辙”(参看《一九七八——一九八O年大陆社会民主运动》),也谈不上真正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何况到了运动中后期当毛泽东已经不需要红卫兵和群众组织时,又收回了“四大自由”,不但将红卫兵赶到农村,还将一些坚持“造反”的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集团”,实行专政,重新剥夺一切自由。

    因此,在人们起来反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时,又首先提出了“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提出“不应当害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真正维护“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1974年11月广州街头大字报: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由此开启的,是继1957年之后的第二轮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

    如果说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揭开了序幕,那么,中经1976年的“四五运动”,到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就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民主运动,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民间刊物和民间社团的大量出现,完全打破了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形成的“舆论一律”的局面,更加自觉地提出了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诉求,如《四五论坛》的《发刊词》所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让人民讲话,尤其不是不让人民讲真话”,“(我们)要行使宪法赋予人民监督和管理国家的权利,是宪法由一纸空文,变成我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打破“以言治罪”的禁锢。《四五论坛》曾发表《反革命和言论自由》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将所谓“反革命言论”纳入“反革命活动”的范畴,“宪法明确规定的言论自由这一公民权利,便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明确提出:“政治上的发言权是言论自由的灵魂”,要冲破“政治问题不许讨论”的禁区(郭罗基:《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这样的争取思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呼声,在1979年12月邓小平下令封杀西单民主墙以后,曾一度受到压制;但1980年8月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又迅速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9月,“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宣告成立;10月,《光明日报》召开的理论问题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要制定新闻出版法,保证人民通过报刊批评党和国家工作的权利”的要求;10、11月间的校园竞选运动中,北京大学当选代表胡平发表了《论言论自由》的长篇论文,明确提出要以争取言论自由为推动中国改革的一个“杠杆”;11月17日徐文立在他起草的《促进庚申变法的建议书》这一纲领性文件里,以三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结社、组党自由)作为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要求,也就把我们所说的第二轮斗争推向了高潮。

    结局是可以预料的:在邓小平指令下,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行业有关问题的指示》,将一切民间出版物和民间组织宣布为“非法”,并同时逮捕了其组织者和骨干分子,彻底地剥夺了民间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从而也将自己也意识到的本应立即进行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搁置起来,为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发展埋下了祸根。

    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倒退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争论。据邓力群在其回忆录中所透露,在讨论“自发组织”的时候,时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主张“要给那些自发组织一合法地位”;胡耀邦主持的书记处主张制订《结社法》和《出版法》依法管理;陈云则坚决反对立法,他的理由是:“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斗争,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由此而定下一个‘法规’:无论如何不能给人民以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无论如何也不能制定《结社法》与《出版法》,一定要迫使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始终处于非法的地位。应该说,这样的‘法规’是一直延续到今天,为各代共产党的领导人所坚守不渝的维护一党专政的‘不二法宝’”(参看钱理群:《一九七八——一九八O年大陆社会民主运动》)。

    但这仅是统治者的逻辑,历史的发展则另有逻辑:一切具有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历史任务,是要一再提出,并且一定要完成的,而不管有多大阻力和曲折。于是,就有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第三次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

(二)

    毫无疑问,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是贯穿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根红线,是运动的基本诉求,被认为是迫在眉睫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和突破口。

    于是,我们注意到以下事实:早在1989年2月首都科教界人士致中共中央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就提出“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条件,是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这是安定团结的唯一可靠的保证”,并提出了“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的预警。在4月22日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游行中所提出的主要口号,一是“惩办贪官污吏”,一是“新闻要讲真话”。5月1日,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自治委员会发表《对话要求声明》,提出的主要诉求,是“反贪污,反腐败”和“尽快出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同日,《上海市高校联合会公告》也明确宣布,他们的“纲领”是“发扬‘五四’光荣传统,支持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民主进程”,“目标”是“1,结社自由,我们的组织应是合法的;2,游行自由,废除限制游行的条例;3,新闻自由,开放报界,解除报禁,如实报道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4,出版自由,允许私人办报”。5月4日,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自治委员会发布的《五四宣言》,重申其基本立场:“我们促请政府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能得到保障,实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铲除官倒,加强廉政建设,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科学立国”。同时又提出“学生积极参政,坚持要求与政府对话,促进政府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5月16日,首都知识分子大游行,在所发表的《五。一六声明》里所提出的主要政治主张有三条,一是“以民主政治的形式处理目前的政治危机,其不可回避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在民主秩序下产生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二是“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并非教育,而在于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党和政府应该吸取深刻教训,切实按照人民要求,果断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特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三是“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实行新闻自由,不准民间办报,一切关于开放改革的愿望与允诺只能是一纸空文”。宣言最后号召:“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的每一个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以上具有纲领性的文件表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实际上是1978——1980年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延续。如前文所述,1981年初邓小平下令宣布民间刊物与组织为非法,从而将政治体制改革悬置,其结果就是《五。一六声明》里所分析的:“未经根本触动的官本位、封建特权进入流通领域,才造成恶性腐败,这不仅吞噬了经济改革的成果,还动摇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正是“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这样,1989年民主运动所要完成的,正是九年前被迫中断的历史任务:发动民间的力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的相互结合与制约。而“发动民间力量”的关键,就是要“还政于民”,保证宪法所赋予的人民权利,而居于首要地位的,就是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的权利,因为唯有拥有这些基本的权利,人民才有可能在改革中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真正享有改革的成果,成为改革的主人与受益者。因此,争取“五大自由”成为1989年民主运动的两大中心口号之一(另一中心口号是“反腐败”),就绝不是偶然的。

    而且,仔细考察1989年民主运动的全过程就可以发现,对运动的发展和结局起到关键作用的,是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自然为参与运动的学生及其领袖不能接受,并不可能退让,同时,更起到了动员全社会参与的作用,学生运动由此而发展为知识分子、工人、市民、国家公务员广泛参与的全民运动。其实,《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是很容易使人联想起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那是反右运动的发号令,而1989年的邓小平实际上也是将“闹事”的学生和支持者视为“右派”,他判断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他看来,这就是又一次右派“进攻”。但1989年要发动“新反右运动”,就不可能如1957年的毛泽东时代那样,一呼百应,时代毕竟已经不同。四二六社论引发的只是一片质疑;更重要的是,人们因此更看清了体制的弊端:它可以利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随意地歪曲事实,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任意宣布在民主秩序下产生的群众自治组织为“非法”,并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而横加罪名。无情的事实,使人民终于懂得,如果不能充分地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自由,自己就处在一个随时可能被宰割的地位,于是起而反抗。这就是为什么四六二社论发表以后,反抗的民主运动的诉求越来越集中到要求“五大自由”这一点上,而且越来越多的各阶层的人都走上街头,声援学生,更为自己争取自由的原因所在。同时,北京知识分子、工人也成立了“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更进一步组织起来,到运动后期还成立了“首都各界联合会”。这样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各阶层广泛参与和行动的自觉性和坚决性,是1957年和1978-1980年所发生的前两次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斗争所不具有的。这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中国各阶层人民(而不只是少数先觉者)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开始自己起来斗争。特别是群众自治组织的出现,更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必须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从另一面说,执政者也因此认识到自己利益之所在。据有关材料介绍,邓小平为首的决策者,之所以认定学生运动是一场“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其主要依据,就是两条:一是学生提出要求“实行普选,修改宪法,开放党禁报禁,取消反革命罪”,二是“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学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北大成立‘团结学生会’”(参看张良:《六四真相》中《邓小平与四六二社论》一节)。这都是犯了大忌的。绝不允许不受党控制的舆论存在,绝不允许不受党控制的组织存在,党必须成为“唯一者”:唯一的舆论(即所谓“舆论一律”),唯一的组织,这是一党专政的生命线;一要实行“报禁”,二要实行“党禁”,这是不能放弃,必须坚守的“底线”。如要逾越,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简言之,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必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镇压。1957年如此,1980年如此,1989年也是如此。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在坚持一党专政问题上,是绝不动摇,绝不手软的:他们已经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维护统治一切,垄断一切的既得利益,这是最重要的,他们之所以那么轻易地违背自己当年关于维护人民权利的承诺,原因就在于对他们来说,利益是高于理想的。

    但中国共产党人中仍有坚持革命理想者,他们至少还有“不能违背人民意愿”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因此,1989年的这第三次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但有更多,更为广泛的普通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参与和同情,而且在党的最高决策阶层出现了分化。时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几乎在一开始就对群众游行中提出的“新闻要说真话”、“新闻属于人民”、“不要逼我说谎”的呼声,给予了积极的响应:“我觉得新闻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新闻一定要说真话,千万不能制造假新闻,不能隐瞒事实。新闻报道要真正做到:客观,全面,真实,及时,这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部分”。后来,赵紫阳始终坚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大概应该包括制定《出版法》、《结社法》、《游行、集会法》,对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提出的五大自由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这就可能如赵紫阳所说,“能够在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沟通和互动模式,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使我们国家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丰硕成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将出现一种新的局面”(《给中共十五大的信》)。这样,中国就能够在政治民主化的路程上迈进一大步。

    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决策阶层作出了武装镇压的选择,而其镇压的范围、规模与强度远远超过了1981年初,他们坚持的仍然是陈云的原则:不给民间舆论和社会组织以任何合法的地位,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更加肆无忌惮地剥夺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游行、集会自由,变本加厉地加强党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次被搁置。而这次搁置的结果,就是将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结合为一体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与强化,并占据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主导地位,改革利益的垄断者,由此造成的两级分化和环境、资源的破坏,都是空前的,其所导致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的全面危机,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二十周年的今天,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于是,又有了第三次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同步推行的任务的提出,这固然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任务;但这第三次提出,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也就具有了先天的不足。于是,我们注意到,谈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民营企业,仍不允许私人经营出版社和报刊;谈法制建设,仍将《出版法》、《结社法》、《游行、集会法》的制订悬置;只谈所谓“知情权,发表权,监督权”,而着意回避“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等等。这表明,今天的执政者仍然要坚持党对舆论的绝对控制,坚持国家对出版的绝对垄断,坚持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压制和控制:维护党的唯一者地位,维护一党专政,仍然是他们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时代毕竟不同,要完全剥夺人民的五大自由,越来越困难,成本也越来越高了。网络的出现,就在信息封锁、舆论控制上撕开了一个裂口,而面对群发事件采取直接的高压付出代价太大,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已成一个必须考虑的选择,等等,都为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提供了某种空间。但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而不能期待政治家的恩赐。何方先生在他的《从延安一路走来》里说得很好:“要搞政改,消极等待是不行的,必须积极起来争取,老百姓团结起来,督促推动当权派一起搞政改”,“就是要和现在的顽固派作斗争,希望通过‘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想不经过斗争,自然就可以实现宪政,那只能是梦想”。

    中国的改革,必须走一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人民行使宪法赋予的以五大自由为核心的民主权利,实行广泛政治参与为基础。将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市民排斥在外的,由国家与党掌控一切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以巩固一党专政为目的的改革,必然走向歧途,必然导致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的全面危机。这就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以后的中国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附文:

从1989到2009:中国20年思想演进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徐友渔

2009年5月

    1989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是当代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分水岭,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思想的分水岭。六四事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它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准备了思想条件,它是政治制度根本改变的起点。

    以“人民民主专政”相标榜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反人民、反人性,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的本性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所谓“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以及“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习惯于长期忍受专制和苦难的民族,再加上执政党制造的意识形态神话形成了控制思想的天罗地网,长期以来,除了像林昭这样的先知先觉,很少有人在制度层面上深刻反思,认识到需要作根本改变。六四事件使事情发生了变化,刺刀、枪弹和鲜血酿成的惨剧惊醒和教育了人民,其作用远远胜过一场启蒙运动、一百个启蒙思想家和一万本启蒙著作的教导。

    中国要摆脱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统治,需要深刻的变革,而社会和政治变革需要以思想变革为先导。思想水平的关键在于以下三方面:一、对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认识;二、对人类政治文明和普世价值的认识;三、对追求的目标和达致目标方法的认识。除了思想认识水平,还要有抗争的勇气。我们看到,不论是思想认识还是抗争勇气,1989年都是标志性的新起点,而这20年则见证了艰苦的探索和长足的进步。

六四使中共彻底丧失合法性

    经历了6月3日、4日屠杀之夜,人们在谈到流血开始时刻的情况时不约而同有这样的回忆和感受:“士兵端起枪准备射击,这是我们预先已经想到的,他们一定会警告和镇压,他们会发射橡皮子弹,我准备着遭受剧烈疼痛。枪响之后,我们中间还有人继续谈笑,但突然发现身边有人倒下,再也站立不起来,有人腿断了,有人肚皮上穿了个洞,这时人们突然大叫:‘妈呀,是真子弹!’”

    以上情况说明,人们预料到了镇压,但完全没有预料到屠杀;人们对政府有批评和抗议,但决没有把政府当成死敌。也许可以作这样的比喻:人们把当政者看作顽固、专横,习惯于包办一切的大家长,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家长要杀自己的儿孙。一家人的幻觉瞬间灰飞烟灭,既然政府把人民当敌人,人民也只能把政府当敌人。

    六四镇压者手握重兵,但毫无历史感。他们没有想到,以天安门为中心,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自五四以来几乎具有天然的、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具有“爱国、民主”的性质,镇压学生除了被视为国民公敌,落得“反动分子”的骂名,不会有别的下场。他们甚至不想一想,仅仅在13年前,同样在天安门广场,被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骂为“万恶的四人帮”也使用残忍无耻的手段镇压了一场性质相似的群众运动,而这一次的血腥程度是前一次无法比的。

    六四时期的实际最高当权者的政治合法性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们文革期间受害和或多或少抗拒的经历,他们充分地,甚至夸大地宣传利用这笔政治资本,把自己的复出和“结束法西斯专制”、“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但六四的屠杀证明他们和“四人帮”没有区别,如果有,那就是他们敢做“四人帮”没有做过的事: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北京的时刻,使用国防军大开杀戒!

    姑且不谈学生诉求的合宪性,不谈全民的同情和支持,就算学生有错,也不构成屠杀的理由。屠杀平民,天理不容,仅此一举,统治者的合法性尽失,其继位者除非平反昭雪——就像国民党对待台湾“2.28事件”一样,否则不可能得到合法性。

意识形态神话是被枪声粉碎的

    为了说明六四开枪性质严重,意义深远,我要说,旧有的意识形态源远流长、精致牢固,如果没有六四的鲜血,人们并不容易挣脱;为了证明旧意识形态不易为人觉察的渗透力,我要大胆说出一定会引起争议的我在1989年的观察和判断:其实,支撑1989年学生运动的精神资源,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效力毁灭于它自己的屠杀行动中。

    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冲出校门,走上大街和广场游行示威,其性质和后果之严重,学生并非不知道,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几十年一贯地在校园内宣传灌输的“五四”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种种说法则是学生精神上的动力,使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对运动与“爱国、民主”价值维度的天然联系深信不疑。

    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深谙占据民族历史资源之道,它把“五四”和“一二九”两场学生运动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它对这种资源具有双面刃作用估计不足。事实上,“八九民运”期间学生始终把自己当成“五四”和“一二九”精神的真正传人,在此期间,我多次直接听到和间接听说,一些中共官员,当年学运的参加者积极地向学生传授经验,双方在精神上的共鸣是非常自然的。另外还应该提到,在运动的大部分时间内,当局出于意识形态惯性,也一直抽象地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这无疑使学生感到自己的行动是在秉承而不是反叛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正统,直到枪响,他们才对当局的突然翻脸感到震惊。

    六四镇压之后,当局炮制了一幅“自由化知识分子”指使学生的“黑手”路线图:方励之—方励之夫人李淑娴—学生领袖王丹—普通学生,且不说这幅图画的牵强附会,就算有这么一条黑线,在加上承认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思想氛围对学生有影响,也不能解释成千上万经过政治审查进入大学并接受政治教育的学生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清楚记得,1989年5月下旬我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曾劝告在那里静坐示威的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返校,说军队即将进城,镇压就要来临。其中两个博士研究生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地说:“人民的军队,怎么会镇压我们?”学生的天真、虔诚,使我感慨至今。学生如此,一般民众也如此。北京市民在拦截军车,阻止戒严部队进城时,给士兵们送食送水,俨然是在慰劳子弟兵,部队开枪,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吃惊和痛心,然后才是愤怒。

     1989年的6月事/件中,一个学生运动领袖面临即将到来的残暴镇压时说,要用鲜血来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此话不幸而言中。以这样的方式和代价来获得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现实的认识,殊为不幸,但善良的中国人不经历这样残酷的打击不会猛醒。

从民主到人权和宪政

    1989年学生运动的核心诉求是民主,并带有浓烈的体制内弄清是非的色彩,这可以从学生们在4月18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7条请愿中看出来。其中第一条是要公正评价胡耀邦,第二条是要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运动,第三条是要公布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财产,第四条要求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第五条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第六条要求取消北京市制定的限制游行的规定,第七条要求公开报道学生的活动。这与20年之后关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形成清晰的对照。可以说,《零八宪章》就集中表达了对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

    从根本上说,民主和人权都是世界各国人民长期追求的人类普世价值,但在中国具体情况中,民主则更为主流意识形态所熟悉。中国共产党不论从自身的组织原则还是从实际施政手段上说,都与民主格格不入,但它在口头上却接过了五四的“民主”,而且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充分地、成功地利用了“要民主”这个口号。

    对于当政者而言,“人权”相对于“民主”是更为异质和敏感的概念,对于争取民主的中国人来说,是更为大胆的、更进一步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包遵信在其回忆录《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磐》中描写的场景:1989年1月28日,一群知识分子在北京都乐书屋聚会,方励之到会提出要争取人权,接着是全场鸦雀无声,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

    20年之间思想上的明显对比和最大变化是,20年前人们的着力点在文化层面,而现在的着力点是在制度层面。80年代笼罩整个社会的气氛是“文化热”,而居于中心的是“美学热”,其他的热点问题——诸如人道主义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性理论或中西文化的体用论——无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性,至于轰动一时的政论性电视系列片《河觞》,则更是以文明或文化类型说——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来解说中国的现实道路选择问题。这种情况既表现了局限,也折射了无奈。因为话语禁忌,人们不得不把反专制的现实问题转化为批判传统封建文化问题,而局限性则是,知识界还停留于某些“终极关怀”性质问题的探索上,完全没有兴趣和心理准备迎接社会的重大变化,知识界在1989年的缺乏准备——哪怕是思想上、知识上的准备,是非常明显的。

    2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这20年中国思想的重心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从抽象变为实际,从终极关怀变为关注制度安排,知识的重心也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从人文精神转向社会科学,从哲学和美学转向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宪政诉求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思想对于未来中国建国原则和制度安排的思考,而最近若干年方兴未艾的各种维权活动则说明这20年人权诉求的深化和具体化。

坚持理性和渐进的变革

    从1989到2009的20年间,中国人也有一以贯之、坚持不变的东西,这就是非暴力的、理性的、渐进的变革方式。非暴力抗争是1989年民主运动坚持始终、毫不动摇的原则,认同、提倡和坚守这个原则是那场运动的一大特色,来之并非容易,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暴易暴是不变的法则,而在民间,以“替天行道”为理由使用暴力的做法也深入人心;对于这一代年轻人,由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经典著作”的熏染,要摈弃暴力,寻求对话,考虑妥协,是需要头脑和勇气的,“八九”一代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反思和批判正统意识形态的结果。

    这20年来,人们对非暴力原则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入,经历“八九”洗礼的一代人在协助基层维权活动时宣传并坚持这一原则,并将其与通过司法手段维权结合起来,这对于近年来维权活动的成功和健康发展,对于中国的法制建设,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八九”之后,中国思想的一大突出转变是告别原有的革命和激进的意识形态,这种变化对于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具有长远意义。但是,在思想的发展中,另一种倾向也在急速地孳生蔓延,这就是犬儒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一场大的社会运动、群众运动被镇压和紧接着的清洗,加上威逼之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发财机会和快速兴起的“下海”潮,许多人很快把心态从悲愤调整为退缩与顺从,更有甚者,一些人在为自己当下生存状态辩护时以进为退,在思想层面、甚至形而上层面鼓吹一种历史观和人生观,似乎与旧有的激进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就是要排除所有的集体性抗争,还有人以“告别革命”为名提倡“吃饭哲学”即顺民哲学或犬儒主义。

    很明显,抛弃激进的革命理念并不等于不要任何变革,坚持理性和渐进的方式不等于无批判无抵抗地认同现状,拒斥整体性哲学不等于不要社会责任。在当局的统治完全依靠谎言和恐惧来维持的情况下,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活氛围和道德状况以不讲真话和不追求正义为特征的情况下,经历了“八九”民运和继承“八九”精神的中国人大力提倡一种积极的公民意识、公民道德和公民责任,坚持每个人都应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努力改变现状,而不能甘于生活在恐惧和冷漠之中,满足于自我保存和一己私利。

    从1989年到2009年,中国的社会面貌和社会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八九”之后上台的当权者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没有变化,他们没有从“八九”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看到方向,而经历了“八九”民运和继承“八九”精神的中国人没有停止学习、思考和探索,他们日益成熟,用坚毅的心承受黑暗,用思想之光迎接未来。

 

 

 

发件人:"高一飞" <gaoyifei1216@hotmail.com>  2009-05-21 08:25:37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高一飞投稿

邓玉娇杀官案中的媒体博弈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高一飞

2009年5月

     备受关注的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被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一案中,控辩各方频频接触媒体:先是巴东警方因12日、18日两次迥异的通报,接着,5月20日,邓玉娇母亲接受记者采访称:“坚决要求精神鉴定,女儿是被逼的”。同一天,志愿律师夏霖、夏楠抵达巴东他们将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接受记者电话采访表示:19日下午4点他们正式向巴东公安局递交了会见当事人的申请,鉴于这次情况比较特殊,估计巴东公安局很快就会给他们答复,精神病鉴定将会成焦点问题。(http://news.163.com/09/0520/07/59O727P40001124J.html,2009-05-20,华商网-重庆时报。)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网友认为警方的一些处理不恰当,部分网友不信任警方的一些调查。但无论如何,巴东警方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是及时、开放,又符合侦查规律的。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经指出:“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信息通信时代,个案就可能成为全球皆知的大问题。原来是关着门,咱们的媒体不说没人说,现在是你不说别人说,媒体不说网民说,国内不说国外说。所以警察必须学会面对镜头工作,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媒体。”(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谈如何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笑蜀,来源:南方周末来源日期:2009-5-14)公安机关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于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信息公开条例》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 政府信息予以澄清。”(第六条)公安机关及时发布案件情况信息,是政府的义务。也是联合国人权公约及《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的要求。

    邓玉娇案中,巴东警方不仅两次根据侦查进展的情况发布信息,而且还特别遵循了公安机关这一特殊行政机关公布信息的范围。根据国际规则和各国通行做法,警方发布的信息时有三种利益应当平衡:公众知情权;为公正审判个人权利;政府对司法进行有效管理的责任(如美国司法部《与媒体关系规则》)。“湖北省巴东县公安局关于“5.10”案件情况通报”在介绍了基本案情之后,又强调“媒体及公众从不同视角对本案的探访、报道、叙述、评论等均不代表本局意见。”“自首是否成 立,应经诉讼程序由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作出认定。”“本案未侦查终结,此情况通报的内容尚不能作为公安机关的最终认定结论。”(湖北巴东县警方通报女服务员刺死官员案,http://news.qq.com/a/20090518/001278.htm2009年05月18日)这些内容,在回应公众、接受监督、无罪推定、预防未审先判等方面进行了合理、谨慎地信息公开和适当评论,是有很高专业水平的。

    当然,另一方面,被告人亲属和网友对案件质疑和批评,甚至于网友自行组成调查组调查此案,这也是公民的权利。国际社会《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指出,“表达自由是每一个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媒体有职责和权利收集情况,向公众传达信息,并在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之前提下,对司法活动进行评价,包括对庭审前、庭审中和庭审后的案件。”考虑到侦查程序的特殊性,第4条对侦查公开可能存在的例外及其适用条件作出了规定,“本基本原则不排除? 诜缸锏鞑槠诩渖踔凉钩伤痉ǔ绦蛞徊糠值牡鞑槠诩浔C芊ǖ谋A羰褂谩钡安挥ο拗粕鲜鋈嗽保ǚ缸锵右扇撕捅桓嫒耍┯爰钦呓涣饔泄氐鞑榈那榭龌虮坏鞑榈那榭觥!?/SPAN>网友和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发表对案件的言论,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应有之义。只有在质疑中,才有可能使案情更加清楚,敦促公安机关负起应负的责任。至于网友调查,表现了公民对公安机关的结论不信任,他们可以采取一些非强制性的调查措施,这本来也是每个公民的权力。

    网友的激情应当容忍,警方的理性应当坚持,这就是法治社会中的政府与公民、权力与权利不同定位。但愿邓玉娇案能在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下,最终出现一个客观、公正的结果。

 

 

发件人:"高一飞" <gaoyifei1216@hotmail.com> 2009-05-19 18:40:47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高一飞投稿 人民法院不能成为迫害人民的帮凶

人民法院不能成为迫害人民的帮凶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高一飞

2009年5月

    我们先来看一则6年前(2003年5月10日)江苏徐州市下辖的铜山县委机关报《铜山日报》的新闻。标题是《非法集资集会,扰乱社会秩序,张本忠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内容如下:

    “5月7日,张本忠因非法集资、串联、集会,企图操纵群众集体上访,严重地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被我公安机关依法拘留。张本忠系我县大许镇退休干部,今年65岁。4月22日、25日,张本忠伙同张某(男,66岁)操纵我县部分人员非法集会,并由张本忠起草材料,在全县集资6350元集访用款,企图煽动群众集体上访,严重地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赞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为稳定社会治安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第五项之规定,县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本忠作出治安拘留的处罚决定。”

    2003年5月7日拘留张本忠,5月14日处罚期满,踏出拘留所的张本忠下定决心要用法律讨回自己的公道。2003年5月26日,他向徐州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7月1日,徐州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张本忠参与集会、集资,撰写上访材料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言行已超出法律规定,明显有鼓动、煽动作用”,决定维持原处罚。

    7月17日,张本忠向铜山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铜山县公安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2003年11月6日,铜山县法院判决维持铜山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法院认为:由原告从起草、复印、散发到在会上宣读两份上访材料,足可认定原告是这起上访事件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由于材料失实,在客观上,使不了解政策的退休人员大量加入到上访队伍中。原告所写材料有捏造或歪曲事实的内容,存在主观故意,客观上起到了煽动、扰乱社会秩序的作用和后果。

    2003年11月11日,在收到一审判决书的同一天,张本忠就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3年12月9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于2004年1月7日作出裁决。徐州市中院的判决书指出:“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被上诉人铜山县公安局作为治安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对上诉人张本忠作出行政处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处罚过程中认定上诉人起草了信访材料的事实成立。根据被上诉人举证的材料,上诉人张本忠起草的材料含有‘法理难容’等带有煽动含义的过激言辞,且在正常递交上访材料之前,即在性质并不完全相同的退休人员的集会上进行宣读,引起了一些退休人员跨地区、跨行业集会,并对政府产生误解。且张本忠亦两次参加聚会,宣读了信访材料,其行为违反了《治安处罚条理》第19条第5项规定。”终审裁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作为一个熟悉中国法律、从事过律师和检察工作的刑事法学者,我看了上述材料,对张本忠案件有一个基本的结论,这是政府与法院的一场合谋,深知张本忠企图组织部分教师上访的行为触怒了铜山甚至于徐州的领导,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张本忠是难以讨得一个法律的公道的。铜山地方政府以国家法律的名义,以“违法”之名,以“我公安机关依法拘留”为手段在打压民众正常的上访行为。

    从治安处理的事实根据来看,是因为“张本忠参与集会、集资,撰写上访材料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实,张本忠的行为仅仅是一般的上访行为。在牵涉到上访人的时候,通过将所有人的类似问题进行集体上访,可以节省政府的资源,可以使政府集中解决问题,对政府工作也是有好处的。要使这些问题集中解决,就必然要通过宪法所赋予的“集会”权利,共同商讨上访的形式和方式,这哪里有什么违法?而至于“非法集资”之说,则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如果这样的行为也叫做“非法集资”,则共同诉讼中的当事人的所有共同出资行为都是非法集资,我国法律规定的共同诉讼等公民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都是非法的。而任何人为本人或者他人“撰写上访材料”,当然都应当是合法的。所以,张本忠的所有行为根本就不构成非法。

    从治安处理的法律根据来看,公安机关所适用的2003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第五项的内容是:“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法煽动扰乱社会秩序”。铜山县法院判决书中认定“材料失实”。有意思的是,在徐州市中级法院的二审判决中,已不再认定上访“材料失实”,而是指出:“材料含有‘法理难容’等带有煽动含义的过激言辞,且在正常递交上访材料之前,即在性质并不完全相同的退休人员的集会上进行宣读,引起了一些退休人员跨地区、跨行业集会,并对政府产生误解。”将“法理难容”这样的言辞认定为“带有煽动含义”,这样的判决才真是“法理难容”!“在性质并不完全相同的退休人员的集会上进行宣读,引起了一些退休人员跨地区、跨行业集会,并对政府产生误解。”哪有容易被误解、这样脆弱的政府!

    两级法院裁判依据,发生过很大的内容变化。先是一审法院认定张本忠的行为“材料不实”,后来二审法院看“材料不实”之说实在太无理,又搬出所谓“带有煽动含义的过激言辞”和引起“对政府产生误解”的牵强理由,铜山、徐州两级法院对公安机关的错误处罚的偏袒已是明目张胆,而审理该案的法官是根本就不讲理的!人民法院是正义的守护和救济者,面对民众依照合法程序要求保护表达权利的诉求,应当公正裁判,而铜山、徐州两级法院却成了公安机关侵犯民众表达权的帮凶。铜山的公安机关没有依据的处罚决定和铜山、徐州两级法院含糊牵强的裁判,都是滥用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进行的粗暴践踏。

    由于张本忠老人的不断申诉,让正直的检察官拍案而起。2008年12月3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人民法院提出了抗诉(行政抗诉书,苏检行抗(2008)11号),抗诉书认为: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徐行终字第153号行政判决认定铜山县公安局对张本忠的行政处罚合法的主要证据不足。理由如下:

    1、铜山县公安局公行(治)决字(2002)第00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张本忠的行为具有煽动扰乱社会秩序性质缺乏事实依据。2000年前后,拖欠国家退休公教人员工资成为我省苏北地区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当时徐州市部分县市区退休公教人员围绕政府拖欠工资中省补、市补问题反应强烈。由十政府未及时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致使各地公教退休人员上访不断。张本忠作为铜山县大许镇一名乡镇退休干部,同样存在退休费待遇被拖欠、扣发的情况,他受铜山县大许镇公教退休人员委托,就退休费待遇被拖欠、扣发的情况,写了《铜山县政府大额克扣退休费待遇法理难容》、《致县四套班子十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公开信》等两份材料,虽然材料中含有“法理难容”激言辞,但是,张本忠所写两份材料反映的是客观事实,目的是要求政府足额发放退休费,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亦无扰乱社会秩序的主观故意。同时。张本忠在2003年斗月25日、斗月27日退休人员集会上宣读信访材料,征求意见,参加人员均是铜山县退休公教人员,并不存在“性质完全不同的退休人员”的情况,宣读之后,选派了三名代表将两份材料送至铜山县政府,等待给予答复。张本忠书写信访材料是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行为,并未对当地的社会秩序产生影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的规定。铜山县政府在收到信访材料之后,并未及时妥善处理。

    近年来,铜山县农村公教退休人员一直就全面落实退休待遇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徐州市人民政府2008年1月30日作出的徐核字(2008)005号《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证实:铜山县2001年实现了国标工资统一发放,2005年实现了省标工资统一发放,2006年实现了190元地补统一发放。这印证了县政府几年来在退休人员退休待遇发放上存在的“同县不同标’’的问题,亦证明张本忠所写,信访材料真实,不存在煽动扰乱社会秩序情形。

    2、铜山县公安局对张本忠进行行政处罚,程序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行政处罚必须首先查明违法事实才能给予行政处罚。查清违法事实,是处罚决定程序的中心内容,也是处罚决定合法有效的必要条件。经审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二审卷宗,审判人员就铜山县公安局有无审查张本忠所写材料是否是客观事实进行质证,铜山县公安局出庭人员回答“该事实不属于审查范围”,也未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说明铜山县公安局在作出处罚决定前没有审查张本忠的行为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第(五)项的情形即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明显违反了行政处罚先查证后裁决的基本程序。同时,铜山县公安局对张本忠进行行政处罚没有依法使用《传唤证》,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亦未向张本忠送达。 因此,铜山县公安局公行(治)决字(2003)第00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综上所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徐行终字第153号行政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特向你院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以上内容为抗诉书原文)

    江苏省检察院的抗诉书讲基本的事实、讲国家的法律、讲人民的情理,客观公正、义正辞严,代表了我国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检察官的形象。现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将此案发回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从2003年5月14日结束拘留处罚至今,6年过去了,退休教师张本忠老人已经从64岁告到了70岁。在张本忠一案中,公安机关先是滥用权力,把正常的上访维护合法权利的行为认定为“扰乱社会秩序”,在法院当被告时又横蛮霸道,居然对自己据以处罚的的事实答辩为“该事实不属于审查范围”。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及其公安机关,打着“维护稳定”这面绝对正确的旗帜,以表面上的政治正确对抗中央的精神,损害人民利益,激发社会矛盾,已经成为真正破坏和谐社会建设的最不稳定的因素。

    正如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书所言,铜山山公安局对张本忠的错误处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违背法定程序,但铜山县和徐州市两级法院居然“决定维持原处罚”,成了公安机关少数人滥用职权打压人民的帮凶。近年来,法院问题太多,丑闻不断。人民对司法不信任,从每年人大会的反对票和弃权票的惊人数量就可以看出。法院腐败,除了钱权交易这样触目惊心的司法腐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某些法官为了自己的升迁,官官相护。象铜山县人民法院和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本忠一案作出的判决书,先不说案卷里的材料,单看那判决书,就是丢了法律人的脸: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哪有一点专业水平!更不用说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

    好在近年来的司法改革特别重视加强对法官和法院的监督和制约,也处理了不少贪污腐化、渎职的法官。加强检察监督是监督法院和法官的重要的、法定的方法,也是当今检察改革的重点。在我看来,加强检察监督中,要把加强对法院的监督作为重点,检察机关要紧握正义之剑,依照法定程序,纠正一批错误裁判的案件,查一批渎职的法官,对于法官故意枉法裁判、成为打压人民的帮凶的,要原凶帮凶一起查,逐渐还中国司法以清风朗日,重建人民对司法的信心。

 

 

发件人:"金煊" <ta997@hotmail.com>  2009-05-18 21:49:08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对阶级概念的重新定义

金煊

一、人的阶级阶层性的重新分类

    马克思主义中人的阶级性是由人的生产资料所有关系(或经济关系)来化分的,诸如奴隶与奴隶主、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占有生产资料者有产者是剥削阶级,反之不占有生产资料者无产者是被剥削阶级,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显然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思想仅仅只是从经济关系分析的,而且把经济放到了基础决定的位置上去,疏忽了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关系的化分,特别是强化了各个阶级之间的对立性和对抗性,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不完整的。

    我们认为,人是具有特殊生物特性的一种动物。具有某种条件的人的集合,即可构成一个社会,人是社会的元素或成员。一个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和该社会构成了一个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除了经济关系外,还有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关系,所以,社会大结构又由子结构教育、科技、文化、经济、政治等组成,社会子结构处于同一层次上,相交但不包含从属。这些子系统互为目标手段、互为环境,相互作用关系是非线性的,而非一个是基础决定性的。这些子系统缺一不可,有一疲软也不可,必须相称并重,达到互相协调、相辅相成,任一子系统的滞后形成瓶颈,都会影响到其他超前子系统发挥效应,造成社会大系统的紊乱。因此在国家发展战略中不可忽视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而突出经济一花独放,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不可忽视只注重经济关系,而忽视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关系。

    1、阶级与阶层分类

     社会人群由权力关系分为特权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由文化经济教育科技关系分为不同的阶层及阶层对,如有知阶层和无知阶层的阶层对,教师阶层与学生阶层的阶层对,有产者和无产者的阶层对:地主阶层与农民阶层的阶层对、资本家阶层与工人阶层的阶层对,科技工作者阶层和科盲阶层的阶层对。阶层对中的阶层具备共生性,即不能一个存在,资本家阶层离不开工人阶层,有工人阶层必须有资本家阶层存在。

                       ┌──党政部门中的特权阶层
     ┌──特权阶级──┼──企事业单位中的特权阶层
     │                └──军警公安中的特权阶层
   │   
社会─
     │                ┌──资本家阶层
     │                ├──农场主阶层

     └──平民阶级──┼──工人店员阶层
                       ├──农民阶层
                       └──知识分子阶层

    2、人的阶级阶层属性的不确定性

    在择业自由度和变化性大的社会,个人的阶级或阶层属性不明显。在日本公务员任期只有五年,五年后需要干20多种其他工作后才能再考公务员,官僚不易形成特权贵族。而在苏式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社会,官僚皇权终身制世袭制,在权力的腐蚀下,形成特权贵族。而在择业不自由或变化性不大的社会中,个人的阶级或阶层属性是固定的。由模糊科学知道,分为两极的状态是少数,大多数显中间模糊态。

    3、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性质

    阶级矛盾多呈对抗性,阶层矛盾多呈调和性。

    1)、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对抗论,混淆颠倒了阶层对立和阶级对抗这两个不同性质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对抗论,既张冠李戴,又是以偏概全,与历史或现实不相符合。我们所调查或或走访过人告诉我们,地主与农民多是合作关系,资本家与工人关系绝大多是合作友好关系。恶霸地主或刁蛮的佃户,贪婪的资本家或偷懒的工人,并非常见现象。当双方感觉对方不公时,会采取协商办法解决,最多对簿公堂。双方矛盾严重到农民或工人揭竿而起,未尚闻也。例如,在农村插队劳动休息时,听农民讲,他们当年在东家做长工,东家都给夹饭拌荤油给他们吃,那时候打油用油壶,只是到了公社化后,整个夏天喝淮麦粥,麦上一条沟,放屁放到秋。一个月二、三两油,肚子中没油,饭也吃不饱,人干活没有劲。再说我们一个业主找木工打家具或是装修,业主和木工谈好价钱,双方满意即择日开工。业主一般都要把工人师傅服伺好,工人做好工符合质量要求结帐走路。质量上不满意,或是业主苛刻或是扣压工资,双方协商,大不了打架打死人,也不至于闹到成千上万的工人因为与业主资本家不满意,而都去罢工或造反革命。

    社会由于分工不同,人群有三百六十行之说。总有人做农场主,有人做农民,有人开工厂,有人去做工。几千年来,各阶层之间合作和睦共处,相安无事,大家并无你死我活的对抗。只是特权贵族鱼肉人民,才发生官逼民反。马克思把特权与平民之间的阶级对抗,用到阶层之间来。150多年来,一方面世界给他弄得不得安宁,各阶层之间斗得死去活来。一方面,无产阶级获胜的国家异想天开,从社会上把农场主、小业主和资本家们都清除掉,把整个社会成员都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社会的系统性丢失了,社会成了单一不健全死气沉沉的畸形社会。

    2)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对抗论忽视或掩盖了特权贵族与平民对抗的主要矛盾。

    历史说明,反而是特权阶级肆意压迫人民,逼得平民包括地主农民或资本家工人起义造反。从几千来的文明历史来看,特权阶级是社会上最为反动的阶级,阶级斗争主要是平民阶级与特权阶级的斗争;当特权阶级形成发展为荒淫无道的时候,平民阶级的反抗就上升为暴力革命。从古到今很少有革命和反革命是单纯一个阶层的行为,如奴隶社会奴隶主与奴隶联合的起义(如西周和奴隶的联合体反对商纣和奴隶的联合体)、地主联合农民推翻皇帝和农民的联合体(如军队)的起义(秦末平民起义、隋末平民起义、宋朝梁山起义等等)、资产阶级联合工人阶级的革命。过去我们把拥有资产的阶层参加革命说成是背叛了本阶层,或是说篡夺胜利成果和领导权,很难自圆其说。以资本(或经济)分阶级也很难解释反动阵营中有大量的工农人士的原因。

    当年我插队到农村,看到农民不仅贫困,而且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大队支书队长可随意辱骂农民,没有农民敢回嘴辩护,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解释,怎么也解释不通,因为我在庄上怎么找也没有找到一个地主或是资本家在剥削农民。据报道,有一个镇的镇干部吃垮掉一个饭店,老板倒闭工人失业。是谁剥削了老板和工人,正是有权的特权阶级。当初社会主义运动正是为了建立一个消灭了特权不公正的社会,认为对一个国家的危害,来自民间的犯罪危害要小于来自政府的犯罪危害,更重视对政府权限的限制和对公务员任期的限制并经常及时流动,赋予公民拥有的力量要大于政府的力量,重垠累垓,以难不律,而不是相反的力量不对称。1863年7月,法国工人回复英国工人的来信中说到:“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筑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堤坝,来抗拒把人类分成两个阶级――愚昧饥饿的平民和脑满肠肥的官吏――的害人的制度。”但是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却把工人阶级运动的方向指向了资本家阶层,很少的篇章去针对特权阶级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我们找不到反对特权阶级的思想武器,所以在整个苏式社会主义都变成了特权阶级的王国,毛泽东所痛恨的走资派,并非是想走资本主义的阶级,而恰恰是贪图特权享受的特权贵族而已。而资本家与工人阶级都是平民阶级,是反对贵族特权统治阶级的战友和同盟军。

    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把工人运动引向了歧途,他夸大了资本与劳动力其所谓天然的不平等决定了其所谓的天然的对立性,既否定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不平等的可平等化解决处理路径,而又忽视了特权贵族更是一种罪恶的险恶的剥削压迫人民的反动阶级!直到现在,极左派们仍然沾沾自喜说,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掠夺、剥削、压迫的本质!他们仍然把矛头指向资本家,以掩盖特权阶级压迫剥削人民的主要矛盾,甚至把平民与特权的矛盾也说成是与资本家的矛盾,扰乱视线,他们只承认“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掩盖起特权贵族这个最邪恶的阶级。就是不肯建立这样一种有效政治机制以反对特权的产生和发育生长,不肯建立这样一种有效政治机制反对政府滥用权力、腐败和犯错误,也不肯建立这样一种有效政治机制以保护人民权益不受到政府、特权剥削,甚至包括工人被资本家的剥夺。他们陷入在150多年前的陈旧不科学的理论中不可自拔,无法跳出造反腐败灭亡的怪圈,也无法走出毛-邓-毛-邓重复的矛盾怪圈。

二、 论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落后性

    马克思主义总认为资本家曾经是进步的阶级,但是(一个轻描淡写的但是就把一部分只读马列的人欺骗得晕头转向)几十年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制造成的财富了……使工人的工资愈来愈不稳定……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愈来愈没有保障,所以资产阶级成了反动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强大,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概言之,即资本家阶层的生产关系限制了生产力的过剩发展,剥夺了工人阶层的生存条件。因此就必定灭亡,这推断实在简单勉强。

    首先,资本家阶层是一个进步的阶级,表现在政治上反对特权最反动的阶级,在经济社会上的开创性。资本家不仅是剥削阶层,还是劳动阶层,是自食其力的阶层,他所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主要用来发展再生产和上交国家税收。

    打开现代史,我们看到资本家阶层创建的政治体制,是适合每个人公正公平发展的体制,任何人只要你努力,你都有前途有出息,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可出状元,从事每个事业都可安居乐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有权利义务都是平等的,甚至可摘取政治桅杆顶上的彩球。而且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个单位每个地方都能得到发展成功。在这里没有阶层和阶级是特权的、是优越的,这样的制度无疑是最好的制度。任何存在特权的制度,不管享受特权的这群人是什么样的阶层或阶级,都必然造成社会的不平等,不能使社会上的任何人都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必造成一部分人的痛苦灾难和贫困,这样的制度都不是一个好的制度。所以资本家阶级是进步的阶级,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其他的阶层和阶级率先创建维护了这样的制度。

    运作社会资源也是一种劳动。运作社会资源,发现社会需求信息,是真正的劳动。在国家无法承担面面俱到的时候,只有由私人通过市场来完成信息的收集和处理、降低资源运作的社会风险,社会资源的运作是必须被社会承认为一种劳动、一种存在风险的复杂劳动。

    其次,资本家阶层还是一个不断创新的阶层,经济创新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他们不断地开发市场,创立新意,发展生产规模,使人类社会生活水平和方式不断改变,把社会经济基础推向新的高度。他们为文化人,创建了自由文化,不断地生产出丰硕的精神食粮,开创出新文化新的知识。他们鼓励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开发新的科学知识和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甚至亲自动手开发创造,在资本家阶层中就有许多许多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因此说资本家是进步的革命阶层并不为过。

    再次,资本家是以自己的劳动养活了自己,他们的劳动类似于科学家的创新,类似于工程师的设计,类似于行政人员的管理,理应获得较高的待遇。他们含辛茹苦到处奔波日夜操劳,以实业报国,将自己的资金变成资本从事生产,安置工人工作,创税交给国家,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由于现代工业的大生产化和协作化,因此资本家更具有组织性纪律性,更具有协作性团结性和社会性。这样的阶层难道不是进步革命的阶层。

    至于说在资本主义才发展的几十年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私有生产关系容纳不下过剩的生产力,这已经不复存在。首先,资本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资本家使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挥。如果生产超过了私人能力,当个人力量不足以满足生产力发展时,他们联合起来组成包括工人参加的董事会,将企业办成集体性质的企业,以扩大生产规模,满足生产的需要。如果生产超过了社会需要能力的时候,他们通过计划来调节生产。在资本主义才几十时的那种无政府生产,和造成的被马克思认为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必亡的经济危机都已经被克服解决了。

    由于在民主国家,工人阶层有民主法制有力的保护,工人阶层的地位和资本家阶层一样平等,工人阶级和社会其他阶级阶层都享有同等的参加事务管理的权利和机会;工人阶层可以通过游行罢工和新闻自由等民主法律武器反对资本家和政府不合理的行为,特别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私有还是全民企业都实现了经济民主,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不再是雇用性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不再具有对抗性,他们的关系已经演变为合作投资者与合作劳动者的关系。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早已经发生了分离,生产资料的权力逐渐受到工会组织的监督和法律的约束。支配经济的权力逐渐脱离资本所有者,而转移到了经理和技术管理人员手中。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早已经不再是我们坐在封闭环境中从书本上所看到的那种决定意义。公有化已不能当作社会主义的同义词,公有化或私有化都不能当作解救所有社会苦难的灵丹妙药和先决条件。新的科技和管理技术的发展,为增加生产和消灭贫困提供了必要条件。管理职能的作用比法律上控制生产资料的作用,更具有决定意义。

    私营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是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件,资本家阶层和工人阶层一样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有机成分。当苏式社会主义国家缺少这样一个阶层时,社会就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相反,工人阶层更多地担当了配角的角色,他们和资本家一道把资本家的创新设计变成现实,是工业社会不可缺少的生产者和劳动者。由于他们处于从属地位,往往是受管理支配服从的角色(即使是处于工人岗位的股东、老板或资本家,也得服从厂长经理等管理人员的安排),这是社会分工的需要,不应也不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这不就是说工人阶层就一定是革命和进步的阶层。相当数量工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文化受教育程度低,由于从属地位特别是文化程度低的工人是不可能具备先进性,主导生产文化社会的发展方向。鄙视人权轻视生命,无视排斥别人的劳动包括前人的文化遗产和其他知识理论信仰,破坏性报复性极大,具有很强的无政府主义、盲从性。几乎在所有的封建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都表现得俯首帖耳,把党及其领袖看成是太阳、雨露、舵手、慈父、大救星,以狂热的热情盲从迷信服从领导,“元首命令,我们紧跟”、“紧跟党中央的部署”,“与中央保持一致”、“听元首的话、跟党走”,任何有独立性的真知灼见,都被他们的一呼百应而席卷一空;任何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都被他们打翻在地无情埋葬。

    受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无祖国思想的蛊惑,有的国家的工人阶级相信用战争来在全球实现社会主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社会民众党、全国劳农大众党等工人团体支持日本政府的侵略行为,公然提出,“把满蒙的权力从资本家手里夺回来,交给工人农民”。一些工人和农民还具有十分的狭隘性、报复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五类分子摘帽,一些贫下中农反对说,这些家伙摘了帽子,就和我们社员平起平坐了。这些低层可怜的人,还拿五类分子做垫背,才觉得心理平衡,才能情绪惬意。 

    工人阶层和资本家阶层一样都是社会中的一群人,各有优点和缺点,包括农民和农场主都是社会运行不可缺少的部分,应该相互平等和谐相处。资本家压迫工人不对,工人镇压资本家也不对。有矛盾可通过诸如罢工游行言论自由的法律民主的方式,也可通过和平选举执政,来维护每个公民的权益,而不是打打斗斗。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家已经不再能使用鞭子和饿死的威胁来把这种不平等强加在劳动者身上。劳动者也不再揪斗资本家地主了!

  把阶级和资本等同起来是一种“左”的观念的无知!阶级是政治范畴,是指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社会集团和群体;资本是经济范畴,是指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的用以度量劳动价值的货币等价物。阶级是人,资本是物。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知识决定了劳动价值的大小,知识也成为人们创造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本钱”,称之为“知本”,“知本家”的社会地位价值并不亚于资本家。

   阶级的存在并不必然产生“压迫”,工人阶级并不“压迫”农民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实行股权制分配可以消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剥削压迫,使资本家、中产阶级(白领)和技术工人成为企业命运共同体的平等成员。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不断增长和积累,是最终消除阶级及由阶级造成的经济政治上不平等的根本途径。  

4、从无产阶级的悖论,谈社会公正公平

    马克思主义整个的意思就是人不该有财产,不能出现资本家和有产者,他们是反动势力和落后阶级必加以消灭,社会上的人都得是无产者,只有无产者才是社会的革命和进步的阶级。同时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又主张由无产者做天下的主人,掌管天下的一切。这样无产者又掌管了财物文化和一切,那么无产者又变成了有产者,又变成了反动势力和落后阶级(目前,先进国家的有产者—包含中产阶层,已经占人口总数的80%以上,只有极少数喝毒自甘落后的人才是无产者,让他们管理国家,只能把国家管得一塌胡涂,管得愚昧贫穷落后)。于是出现了悖论。

    如何克服这个悖论呢?我想大概只有把国家交给政党和政府来掌管,每个社会成员包括干部,仍然对生产资料是一无所有,个人财产也是一无所有。社会生产只需满足每一个人的生存即可,或者说建立完善的福利体制,以满足每一个的需要。那么,这样又出现一个矛盾,即,社会永远无需达到物质极其丰富,以满足人们的按需分配,或建立个人的财富体系。无疑,这是个贫穷愚昧的社会,与人的本性是相矛盾的,社会故然不能按满足人的贪婪奢侈,但是社会的进步理所当然的要使社会的每个成员,具有知识文化教养文明和一定财富的人。而社会永远保持其成员愚昧贫穷落后,是与社会的进步相悖,故所以是不能长久的,必然要被淘汰的。

    最为动摇马克思理想的危险是,把国家交给政党和政府来掌管,政党和政府的干部极有可能占有权力资本,成为有产者。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主要任务,或者说社会管理的主要工作,就是防止执政党、政府犯错误,以及干部成为有产者。而苏式社会主义恰恰在这个主要任务上,缺少防范的功能和具体的建设性对策。这样,我们姑且认为,社会只有公有经济,也会推断出我们的政治主张,即社会必须建立这样民主法律的政治体制,以防止政党政府犯错,和干部的蜕化变质--特权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才能保证社会的公正公平呢?我们认为:

    1、 民间必须拥有财产和枪支(公民当然不能是无产者了—这又是一个无产者悖论:无产者之所以无能力监督政府,是因为他们无产),以与政府抗衡,军队必须国家化。当政府犯错误,并固执地维护其权力或利益时,公民有能力推翻颠覆政府。2、 民间必须有自己的组织,公民有结社权利(如组织政党和工会)。当政府犯错误或资本家不能公正地对待公民或工人时,公民或工人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而不至于成为弱势群体。3、 政府必须由公民普选出来,而不是由少数政客们协商推选。当政府犯错误时,公民有可能和平地推翻颠覆政府,并改选政府。政府官员干部,只能有限期(5-6年)任职,不可终身做干部,从根本上防范特权阶级的产生和发展。4、 公民有罢工游行新闻言论自由,以监督政府少犯错误,或限制资本家过多的提成留利,维护公民或工人的权益不受侵犯。5、 公民必须掌握文化知识(不能无产—知识也是财富)和国家法律,具有文化知识识别政府的错误,必要时接管政府或运用知识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6、 国家的权力必须分割,即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以免权力过度集中,及至不可监督制衡。7、 公务员和国家干部必须由人大管理,而不是由上级政府或政党管理,以保证干部选聘的公正公平和监督。8、税收只能由人大管理,政府用钱必须向人大申请。防止政府的过度开支和乱收费用,及政府机构超编和臃肿。

    正当全国人民,坚持以工人阶层为主体的人民(包括遵纪守法的资本家阶层)执政,运用国家政权,痛击被权力腐蚀的陈良宇、邱晓华等一批腐败分子的时候。特权阶级的一些极左帮凶,装假关心工人利益,跳了出来以形左实右的面貌不分青红皂白,高喊消灭一切资本家。阴谋转移视线,干扰胡温为首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战略部署,破坏国民经济,造成社会混乱,以保护特权腐败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浑水逃脱。善良的人们呵,当提高警惕,不容这些极左分子的阴谋得逞。

    乱天下者,何进也!陈良宇、邱晓华等一批腐败分子相继落网,官僚特权阶级大小贪官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乎狗急跳墙网罗一批御用文人,以极左面貌出现,先是要消灭私有制和资本家的剥削,阴谋转移视线。最近又针对中央和谐方针,在他们控制的论坛上大举用极左思想篡改和谐精神,并提出斗争求和谐的极左口号。其用意是以斗挑动争,激化矛盾,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当引起世人极大的注意和警惕,同时我们呼吁受他们蛊惑的人,必须认清他们的诡计,不要跟随闹事。而是学习遵照胡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太极推手,民主法治和谐的方法,稳准狠的打击贪污腐化分子,以法办事,罪行多大处罚多大,依法量刑,而不是斗争对抗。

    资产阶级是依靠资本进行剥削的不劳而获的寄生虫阶级。这是一种极端的偏见。让事实来说话。先说台湾的首富王永庆,他父王长庚以种茶为生,生活颇为艰辛,15岁小学毕业那年,王永庆便到茶园当杂工,后又到一家小米店做学徒,第二年,他用父亲借来的200元钱做本金自己开了一家小米店,以后靠自己的奋发努力慢慢发起来了。再说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其家境贫困,16岁就到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每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后来到一家塑胶厂当推销员,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最后慢慢发起来了。看看社会上的那些大小企业主,有那个不是想方设法,起早贪黑幸辛辛苦苦的操劳呢?那种把资本家说成是不劳而获的阶级的说法根本是不符合事实,不能成立的。

    一个没有生产资料的阶级靠什么致富呢,个别人靠好的机遇得以致富,自己变成了资本家而已,然后才变得更富。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05-02 10:52:27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95期-孔子2560年暨耶稣2009年5月2日邮发

“新儒家”也不高兴

王达三

    《中国不高兴》一书出版以后,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各路高手差不多都已冲将出来,人虽殊言,意却一致:“五愤青”的“不高兴”纯属“没头脑”!结论出来了,戏却没有收场,因为据说“西学派”也有“五愤青”即将针锋相对出版一本“后改革版”的《中国人不高兴》,看来各路高手又可尽情拼杀一番了!在此,兄弟我也不妨趁机搅点浑水、凑个热闹,提出个“新儒家也不高兴”的话题,庶几对各路高手的拼杀不无小补。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儒家本无亦不分新旧,我之所以也提“新儒家”,乃是因《中国不高兴》五作者之一王小东先生在书中有“新儒家感化说是痴人说梦”的提法。或我孤陋寡闻,但我真的不知道还有“新儒家感化说”这么一说,更没有听说过“谁发展得更慢谁更节约资源”就是“新儒家感化说”。王小东先生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语焉不详,似乎是先自造了一个“感化说”,然后又栽赃到了“新儒家”的头上,这对儒家来说无疑是桩天大的“莫须有”冤案哩!

    按照王小东先生的意思,人类生存发展所依赖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要保护和节约资源,中国就必须领导和管理世界上更多的资源,这叫“天命所归”!问题是,凭什么中国就必须领导和管理世界上更多的资源?难道就凭国家大、历史长、人口多且发展前景良好?再说,中国怎么去领导和管理?其他国家不允许怎么办?难道要去抢和打?对这些问题,王小东先生同样没有明确交代,而是隐然间透露出一股杀气,所以也不能责怪有人怀疑他在奉行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领导和管理世界上更多的资源之后,又会怎么做?倘若十三亿中国人和现在的美国人一样人手一辆轿车,世界上的石油资源不出二十年就会耗竭,汽车尾气导致的温室效应和空气污染将提升到目前水平的十倍以上,世界上四分之一的沿海大城市都将被海水淹没,人类将不堪其苦,甚至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都会出现问题。质而言之,以“物欲”和“消费”为旨归的美国发展模式,是不足取法的。遗憾的是,目前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恰恰选择的就是这么一条文明不归路。

    因此,如果中国真是“天命所归”的话,就应该带头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或美国模式的别开生面的文明之路,而其中节约资源、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等乃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儒家称之为“天人合一”。但王小东先生显然不这么想,而是认为“天人合一”与节约资源等了无关系——即使有关系,也要等中国领导和管理了世界上更多的资源,亦即具备了改变世界“游戏规则”和“文明法则”的强大实力,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岂不是跪着反抗?

    不难看出,王小东先生似乎一直被这样一个问题所深深困扰:凭什么美国人就能铺张浪费、吃香喝辣,中国人就应勤俭节约、受苦受难?而且他似乎还认为,儒家的“天人合一”对中国种种不如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际上,儒家对现代文明的批评与抗拒,或者为现代文明所指出的光明路径,并不是针对哪个特定国家和民族的,而是针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是希望整个人类都能日臻于文明的。就此而言,儒家从来就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博爱的天下主义者,也是悲天悯人、仁民爱物的“天人合一论”者。

当然,儒家也并不是反民族主义者,因为孔子明明是主张“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然而,儒家又认为世界上尚有高于民族和国家的价值,即仁义道德和礼义廉耻,所以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民族和国家“仁义充塞”,那么就无异于禽兽,就生不如死、存不若亡,因此也就不值得爱和保!

    不值得爱和保只是一种说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哀也好,怒也罢,我们必须为之而奋斗,这是我们无可逃避的历史宿命。顾炎武又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保天下”就是保仁义道德和礼义廉耻,就是保儒家文化。《中国不高兴》里曾多次提及并批评的“毒奶粉”事件,实际上就是仁义道德缺位、礼义廉耻寡鲜的必然结果——贪污腐败、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等等丑恶龌龊之现象,皆是由也!“新儒家”不高兴的原因,端在于此——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胡秋原曾说:“民族是文化的肉体,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肉体和灵魂,乃是叶之两面、鸟之双翼,不可断然割裂。然相较之下,灵魂尤为重要,盖没有灵魂的民族,只能是行尸走肉、僵尸腐肉。《中国不高兴》的五作者,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子,并没有什么不对,儒家也不会予以断然反对,然因其缺乏对中国文化的同情和敬意,特别是没有儒家文化的价值持守,结果难免流为鬼谷子的“纵横术”,亦难免变得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而为人所不齿。

    此外,还有一个常为人所忽视的重要问题,即民族主义只是工具性的价值,不能作为信仰性的价值,不能作为安身立命的精神皈依。比如一个人,就不能说我信仰民族,而只能说我信仰孔孟之道或其他什么东西;就不能给亲朋好友天天讲民族大义,只能时时践行仁义礼智信或其他什么东西。即是说,无论什么民族主义,都要有个信仰的价值和终极的关怀,否则言亦无文、行亦不远,甚至被利用变成坏的民族主义。

    “西学派”的人,比如准备出版“后改革版”《中国人不高兴》的五作者,也同样把中国种种不如意的现状归咎于儒家文化,希望用西方文化来取代中国文化,这样我们的民族就仍有其灵魂,且会更有生气。如此看来,此“五愤青”与彼“五愤青”实乃一丘之貉也。或许我愚钝,但我确实想不通,中国种种不如意到底是根绝中国文化不彻底之故,还是过度西方化之故?况且,西方文化已经试验百余年,是不是也该给点儒家文化以试验下的机会呢?

    儒家绝非一般地和全盘地反对西方文化,因为西方文化对解决中国问题虽是隔靴搔痒,但毕竟有点搔痒之裨益。事实上,因为儒家文化没有一个人格化、宰制性的最高神,所以通常不会与外来宗教与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对外来文化包容性和吸纳力最强的一个大国——从洋务运动的器物学习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制度学习,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学习再到新中国无所不包的全盘学习,都是可以信手拈来的例子的。

    那么西学派为什么还是不满呢?因为他们的不满,本是对现实的不满,是对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等没有占据主流和掌握权力的不满,是想用彼种西方文化取代此种西方文化。然而,这些人虽然有雄心,但却没有民族主义者的泼辣和大胆——民族主义者没有意识形态的雄心,自然可以横陈现实、内外叫板、骂遍天下。所以,西学派只好采取多谈主义、少谈问题的策略,实在憋得难受时,就会拉出儒家文化当出气筒,荆轲刺孔和指桑骂槐,不是真正的勇士哩!

    然而,从儒家的角度看,不管什么派,仁义道德和礼义廉耻,都是坚决不能丢的。因为政治的设计,同样只是工具性的价值,不是终极性的价值,不能作为人安身立命的精神皈依。比如一个人,就不能说我信仰自由民主,只能说我信仰孔孟之道或其他什么东西;就不能给亲朋好友天天讲自由民主,只能时时践行仁义礼智信或其他什么东西。况且,任何政治必须奠基在人性、道德、信仰等人之为人的基本底线上,否则只能是沙滩上建大厦。在中国,这个基本底线就是孔孟之道和中国文化。凡是有及于此的政治设计,固不能说必然会导致王道和仁政,但必将会为王道和仁政奠定基础和开启大门,是有之未必可、无之必不可的问题。

    当然西学派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在经历了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文化等诸阶段之后,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学习和引进耶教以为终极的价值,这样就会解决我们民族的灵魂问题——目前中国耶教信众也确乎有从普通大众向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扩散的趋势。然而,陈寅恪先生早年已经说得很清楚:若耶教专行于中国,乃中国之祸而非中国之福。他还提醒说:中国应一方面不忘吸收外来之文化,另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独立地位!所谓“独立地位”,就是指孔孟之道与中国文化。丢弃了孔孟之道与中国文化,全民都去读耶经、信洋教,从中国人的情感本能而言,是断然不可接受的,也是不会实现的。

    人们常说扬长避短,多是指扬己之长而避己之短,但昔孔子欲行而天将雨,门人建议孔子向子夏借伞,孔子说:“商之为人也,甚吝于财。我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不难看出,在孔子看来,扬己之长亦应扬人之长,避己之短亦应避人之短。由此言之,儒家是不会完全否定民族主义和西学的,而是承认其各自皆是当下多元文化生态中的组成部分,承认其在某些层面和事功上的价值。

    但是,要解决“中国不高兴”式民族主义者或“中国人不高兴”式西学派的上述问题,只能是回归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使自己变成自觉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学会珍爱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并从中探寻与确立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道和人类社会的文明之路。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未必会以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为前提,但必然会以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为最高的和最终的标志。

    历史会证明这一点的——儒家向来不屑于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

    西历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日于北京





发件人:"声俊 陆" <shengjunlu1@yahoo.com.cn> 2009-05-08 09:21:03 +0800收件人:"仲 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中华文化的复兴序幕拉开

中华文化复兴的帷幕真正拉开

武汉  陆声俊

2009年5月8日

    孔子圣诞2560年、洋元2009年5月1日至5月4日是近代历史“五四”运动90周年倒孔忌日。在这个君子忌日、小人纪念日期上,由中国现代企业家自发聚集起来的“弘扬中华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第二届企业家论坛”在青岛海尔国际培训中心隆重召开,与会企业家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国际华商共计1200余人,涵盖各行各业企业精英。

    本次会议的筹划半民半官,主办方系国际儒商联合会,该会会长是数十年如一日弘扬中华文化,满世界宣扬孔子儒学能拯救人类,推动世界大同和谐,使举世接受和公认孔子儒学“是21世纪人类生存的必需”之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而筹划地的主人,则是活学活用祖宗道统文化直接受益的青岛企业家刘克成女士。该女士是青岛大洲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其体育运动产品深受国内外用户青睐,年产值逾数亿,有职工逾千人。这千余人的职工群体紧密团结在刘女士周围,亲如一家兄弟姐妹,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他(她)们相扶相帮,此危机不能对她的企业业绩造成丁点破伤。而一本祖宗的《弟子规》经典背诵与践行,则是其企业管理、人心凝聚的全部方案。他(她)们开会很少,甚至没有。可人人都是企业的真正主人,个个都知做人的责任道义,完全出自于自我良知的天性。即长期受到批判的“主观唯心”的自省意识。

    此种国学论坛的开办之所以说是半民半官,因为事实上推动此次论坛经验传播的后台人物,乃是叶剑英元帅之女凌子大姐和刘延东之妹刘延宁。其它共产党高官后裔出席的人等,更是举不胜举,尤以温家宝之甥胡小林先生用《弟子规》管理其企业的受益报告,用亲身的经历身传与言教,濡润了全体参会企业老总的共同心灵。他仿佛像中华人文道德重铸的天使,直接传播着当代高僧大德净空法师的布道真言。是谁说儒、释、道不是道统国学的整体承传?只有撇开“善本归一”的为我所用才会如此胡说。

    更使与会企业精英深受感动的是,所有传道的老师,人人都彬彬有礼,见人鞠躬致意,谦逊的都像小学生。她带动人与人之间的亲切之情与效仿,更复原了礼义之邦本该应有的礼义文明。他(她)们个个节衣素食,唐装国履,均用切身的孝道体会,讲授各自的亲身事历,牵动每个人的道德天良,每每让与会者听后热泪盈眶,掌声雷鸣。大家久久不愿离开会场,每天聚听专题讲座都到深夜,非便溺没人愿离开会场。且不少人原本就是批孔的斗争哲学精英,受教后幡然醒悟今是而前非。

    有意思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三得九,九十年正好是一个半天命花甲子,三个小三元、证明三才大道始归正元。天道己然昭示,圣道文明将开始重新复苏。首孝悌,次谨信,升国旗、奏国歌,与会者热爱国家民族的忠孝之心凝成气场,一时间感天动地,会场上空久久垂现罕见的彩虹日晕,是巧合?还是孔圣显灵?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

    敝人受邀,是国际天灾研究会成员之一,我曾与该会专家交流,很多自然天灾运用五运六气的祖宗天文历法之所以预测的相当准确(包括时间与地点分毫不差),而有时用同样的原理计算又不能那么准确,皆因人性的善恶因缘有了变化,君德的修省有了变化而没法预测与计算,所以孔子著述《易传》时回答子贡,“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十测而七准”其中隐喻回答的就是这层道理。因此,没有任何一个高明的术数家能够算准一个高僧大德的生命运程。而凡夫走卒,邵伟华基本可以算出其灾祸病死的运程日期。这就是道德对生命格局产生的反馈作用的区别所在。当前的金融危机,温总理总结是人性的缺德所造成,所以胡温最高当局总是在不遗余力的想方设法解决民生问题,道德重建问题。因此,今年又是九己之年,近百年的九己之灾历历在目,而专家也有同样的预测,可前几个月该发生的灾害预测一次都没显现。这已说明苍天有眼,亦即《尚书》和《孟子》讲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绝非虚言。只有满心都是邪恶念头的人,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不听不信,把为人的修身养性当成封建迷信。

    本报道的标题之所以称“中华文化复兴的帷幕真正拉开”,理由是国学的实践有了现代企业的主动参与。而十多年来的专家国学复兴呼吁,就从没认真的走入企业群体。假如老是只有书斋的研究与高谈阔论,那么永远都只能是帷幕拉开的前奏。更何况对祖宗道统文脉的传承,倘不诚恭敬之心,则往往就成了巧言令色,哗然取宠之徒的谋利工具。更有甚者,不知国学是何概念,也打复兴旗号拉人骗钱,天良丧尽。要不,虽也是正人君子,正如徐景安先生批评的一样,只会呆板的研究而“自娱自乐”,于世无补,只能独善其身。

    然而,央视记者陈大会(惠)却不是如此,他采访净空法师的七辑光碟《和谐拯救危机》才是劝人向善的国学之声。虽自今没见央视播放,这说明内斗确实不小,可老百姓哪管你这些,受教之人都无不欢欣受鼓舞,把它满世界进行自发的传播。因为他给人性送去了精神空虚的道德春风,人们争相传学,先使家庭和谐受益再说。这已充分说明“民视”“民听”是什么?而蔡礼旭的《幸福人生专题讲座》,周泳杉的《新世纪健康饮食》,却使小辈成为八十岁翁婆心目中的恩师大德。中央党校刘余莉教授讲演的《心态改变命运》之影响,让与会听众无不置疑:她为什么不能上央视《百家讲坛》去取代于丹、易中天,用以矫正他(她)们以丛林意识肢解祖宗文化,鼓吹人性极端自私自利的胡说八道?

 

 

发件人:朱戈良<zhuminglai@sohu.com> 2009-05-10 15:40:57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请教

俄罗斯强硬姿态的背后

刘仰

2009-05-08

    去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俄罗斯对不听话的格鲁吉亚采取了军事行动,强硬的作风令美国和欧洲无可奈何。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于当今的俄罗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俄罗斯总理普京依然计划保持同前几年一样的军费开支。普京非常明确地说:“成为强国是俄罗斯的唯一出路”。暂且不说俄罗斯对待美国和欧洲的强硬作风对未来会造成什么影响,本文只简单说一下,俄罗斯与欧美对抗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自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面临一个信仰的危机,这个危机延续了一段时间。在这一期间,一批俄罗斯的新贵,以欧美为榜样、为信仰,对金钱的崇拜代替了以往的信仰,唯利是图、利欲熏心,成为那个阶段俄罗斯的特征。与此同时,这批以发财为唯一目的的新贵,政治上投靠欧美,一方面在国内政治领域,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国内政治,另一方面以出卖国家利益换取自己的暴富。那个阶段是俄罗斯最痛苦的阶段。叶利钦下台时,把混乱的俄罗斯交给了普京。

    普京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态度与他对待外国势力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以毫不妥协的姿态,降伏受欧美势力操控的既得利益集团,将国家利益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因此而获得俄罗斯国内的高度支持。但是,普京在对待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并不很彻底,他只不过是拿拥护政府的既得利益集团,代替了亲欧美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做法暂时取得了一定得成效,从长远来说,会有什么后果,还要看俄罗斯政府如何处理与拥护政府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普京对于外国势力强硬态度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支撑,这就是宗教。

    经过前苏联解体所形成的一段时间的信仰空白,俄罗斯传统的东正教目前在政府支持下,已经开始了复兴,成为整个俄罗斯国家复兴的先声。仅在莫斯科,东正教堂的数量已经有几百个。而在前苏联时期,东正教处于气息奄奄的状态。如今,东正教的信徒在俄罗斯超过了1亿,而俄罗斯整个人口数量不到1.5亿,因此,东正教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强大的社会力量。东正教的牧首相当于梵蒂冈的教皇,它正与俄罗斯政府联合起来,介入俄罗斯的社会。如果我们简单了解东正教的历史,就会理解俄罗斯当前对于欧美强硬态度的这一个深层原因。

    东正教的形成,起源于罗马帝国的分裂。基督教最初被确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时,并没有后来的分裂状态。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与西罗马后,基督教也遭遇了一次巨大的分裂。由于东罗马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因此,东罗马帝国一直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的正宗延续,伴随东罗马帝国一起迁移的基督教,也认为自己才是正宗。他们将自己的名字叫做“正教”,从名字上就显示了其以正统自居的态度。然而,西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并不买账,它逐渐发展成为天主教,曾经有一段时间,两个教派还试图和解,但是,权力斗争使得双方的冲突越演越烈。两个教派互相开除对方教会首脑的“教籍”,显示出双方都以基督教正统自居。可以说,东正教与天主教的争夺正统的斗争,在1000多年前就开始了,并且延续至今。

    位于中东的耶路撒冷也是基督教的起源地,那里的一些基督教教堂保留有所谓耶稣的遗迹。由于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本质上都属于基督教,因此,这些存有耶稣遗迹的教堂,从理论上说,属于基督教的各个教派。但是,这些教堂由哪个教派掌管,意义就大不相同。在耶路撒冷的某一个基督教堂内,所有的财产都被天主教和东正教均分,但只是名义上的均分,实际上不能把一个“遗迹”一分为二。名义上的均分比较好办,一旦遇到共同的宗教节日,两个教派的教徒都要求圣地归自己使用。虽然两个教派的首脑人物经协调,可以达成时间、地点安排上的妥协,但是,教徒们常常因为对方教徒“超时”等原因而产生不满,甚至发生冲突。因此,位于西欧的天主教、新教与位于东欧的东正教之间,对立和冲突长期存在。

    东罗马帝国被阿拉伯人征服后,东罗马帝国的剩余势力大都搬迁到了俄罗斯。俄罗斯历史上的“沙皇”,其名称的来源,就是罗马帝国的“凯撒”。因此,历史上的俄罗斯一直以东罗马帝国的正宗传人而自居。随着东罗马帝国搬迁到莫斯科的“东正教”,也当然认为自己才是基督教的正统。基督教争夺正统的残酷斗争,在西欧经历了马丁-路德引发的宗教改革,经几百年后,基本实现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和平共处。但是,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很少触及俄罗斯的东正教。因此,东正教与西欧教派争夺正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前苏联时期,由于国家意识形态排斥宗教,东正教与西欧宗教的斗争实际上是被掩盖了。当前苏联解体后,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普京、梅德韦杰夫等人在意识形态上与东正教联手,东正教得以复兴,它与欧美教派争夺基督教正统的斗争,实际上成为当今俄罗斯对欧美强硬态度最大的支持力量,东正教如今在俄罗斯提出的口号就是“爱国爱教”,东正教已经成为俄罗斯爱国力量的重要源泉。

    如果没有宗教的支持,仅仅在国家利益上的较量,有时候还有必要采取妥协的技巧。但是,由于宗教正统的心态,使得当今的俄罗斯在对欧美表达强硬态度时,容易表现出毫不妥协的坚决。对此,在宗教上同宗同源的欧美国家,常常也无可奈何。除非再来一次宗教对立,而美国的宪法已经排除了教会对世俗政治的影响力。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近几十年来,教会势力在美国也获得了深入广泛的发展,小布什两次就任美国总统,与美国教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美国,一种被称之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势力,正在大行其道。这种态势预示着俄罗斯与美国的对立,由于有宗教力量在背后的巨大推动,将有可能难以化解。比方说,东正教的牧首站在俄罗斯政府的立场上,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严厉谴责美国的贪婪,并祝福俄罗斯领导人。而美国的一些教派也对美国的国家政策产生了日益巨大的影响。

    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除了对外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对内。目前,东正教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成为缓和贫富差距所造成社会矛盾的重要力量之一。东正教给大量低收入者提供食物和简单衣物,提供生活帮助和精神安慰。某种程度上,东正教在俄罗斯已部分承担了政府应该承担的职责。这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当教会势力足够强大,并能成为政府的左膀右臂时,它的好处可能会得到更多地体现。当教会势力强大到不听政府指挥时,它也可能成为俄罗斯内部的动荡之源。这是我们观察俄罗斯未来发展,观察俄罗斯未来与欧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着眼点。

    对于中国来说,利用宗教促使国家复兴的方式并不可取,但是,俄罗斯复兴东正教以实现内部团结的做法,对于中国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在于,一个国家的复兴和强大,除了经济实力之外,还需要精神的力量。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在这个方面提供重要的精神养料,成为当今中国人精神力量的重要内涵之一。

 

 

发件人:"quankunyidian" <quankunyidian@126.com>  2009-05-21 22:43:4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投稿

    北京大军观察网编者按:我们本来是不想用“左右”这些概念来说事,但此文作者还在用左右来划分人,还在用左和右来分析问题,就是跳不出这些传统的符号,可见传统概念对年轻一代的束缚有多大。之所以这些人逃不出旧的概念符号,主要是他们的社会实践太单薄,从家门到学校门,对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感受不深,只能沉湎于旧思维来思考问题,在传统概念中求生活。我们建议中国思想界有魄力的人们勇于改变这一现象,不要试图把复杂的社会现实用几个简单的语言符号就表现出来。

漫谈左右派、官民派与爱国者之间的关系

曹久强

    作者简介:曹久强,生于1981年,2007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经济学学士。现在中烟电子商务杂志做编辑。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哲学都有长期研究,有自己的专门论文。此外爱好诗词,善于写作。

    当前中国思想界有很多的派别,主要有两种:一是左右派的区分;一是官民派的区分。目前新出现的官民派否认左右派划分的合理性,认为官民派的划分才是正确的。目前左右派还没有对于官民派的这种态度做出回应。

    我认为两中划分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划分的标准不一样。左右派有明显的纲领区分,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区分。官民派的划分就是以目前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划分,具有很强的等级区分,很容易懂。民派的宣言认为今天的左和右已经是个伪问题,它是传统的产物,旧思维和旧政治的产物。左右之分,是典型的意识形态之争,它给当代中国带来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它既分裂着中国社会,又羁绊着社会 的前进,误导着人们沉湎于旧的历史图形。因此,民派反对官僚特权,反对垄断, 反对不公平竞争,反对过度依赖国外,仰人鼻息,主张政府要重视目前民营企业的困境,破除官员与国企的垄断。

    其实从民派的宣扬来看其实就是偏右的,但不同于极右。(编者按:能不能不用这种令人反感的老掉牙的语言?他们主张立足于发展壮大民族资本主义,从而既破除了官员与国企垄断,又破除了对于外国的依赖。他们认为这些的源头在于政府,政府成为他们针对的中心。民派与右派的明显区别在于:右派主张不顾一切的私有化以及市场化,民派只要求破除垄断、特权,并不把私有化与市场化作为中心任务。可见,民派也是看到私有化以及市场化的明显弊端,只是强调了垄断与特权。那么,不私有化、市场化,民派主张怎样破除官员与国企垄断呢?现在还不得而知。在我看来,民派为了打破他们认为的官员与国企垄断以及特权还是会回到私有化、市场化以及政治自由无限制竞选上来。除此之外,他们还是立足于壮大民营经济。同时,他们内部的民营老板是不会同意公有化自己企业的。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民派其实就是右派,只不过有不同于其他右派,不属于极右。

    至于他们说的官派中的国企,这些都是公有制企业,是左派主张的社会经济细胞。虽然民派不直接反对国企这种所有制形式,只反对国企垄断。问题是,除了国民经济命脉部门都已经对于民营企业已经开放了。剩下的是关于国民经济命脉,以及重要资源领域。社会主义经济已经没有了退步余地。左派也不主张在这些领域也向民营退让。在他们看来,目前已经到了社会主义退让的极限了。因此,左派肯定反对以私有化、市场化来打破国企的垄断。相反,左派主张发展公有制经济。至于官商勾结,左派也是反对的。这一点大家都没有争论的。于是,在左派看来,民派的主张跟右派几乎站在一起的。毫无疑问,左派不会认同民派的这种划分与他们的主张。

    另一个问题是,资本家是否属于人民。中国的资本家(民营老板)属于我国的公民,但是,不属于人民。因为资本家确实存在剥削。同时,虽然民营老板跟一般的工人一样,在社会中没有掌握公共权力,是平民。但是,民营老板与工人是决然不一样的社会地位。相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民营老板掌握着企业的公共权力,工人却是企业中的无权无势的平民。因此,民派要把工人与民营老板放在一起作为一样的平民显然是不行的。他们之间的利益之争就不可调和,是对立的。如果这样,民派之间本身就会分成左右派了。

    不过,不管是左右派,还是官民派绝大多数都是爱国者。真正的汉奸只能处于右派中与民派中。真正的左派,从他们的纲领来看,不可能成为汉奸。除去这些分歧之外,左派与民派还是存在一些共同点。左派与民派共同点就是反对过分依赖外资,反对官员特权。从这点来说,民派与左派又存在合作的可能。但是,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又是不一样的。左派是坚持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公有制,走计划经济之路。民派显然靠私有化、市场化来解决。

    对于民派与右派来说,他们解决国企与官员垄断的方式是相同的,都想营造一个更加有利于民营企业宽松的发展环境。只是对于私有化、市场化的理解程度是不一样而已。

    在官派中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官员主张私有化,主张市场化,而有的却反对。有的官商结合,有的却没有。有的想搞特权,有的却不想。因此,不加区分就以社会地位来针对他们显然也是不对的。因此,单纯以社会地位划分官派与民派本身就是不太合理的。抹杀左右派的区分也不对。世界本来就是从不同角度,得出结论就不一样。否认其他角度,只认同自己角度就有些独断了。

    由于大家基本上都是爱国者,不管是左右派还是民派,只要是爱国者就应该心平气和的争论自己的分歧,没有必要搞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肉体消灭。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同类,只是个人的社会角色不同而已。在社会角色可以相互转变的情况下,应该力求他人社会角色转变,而不是一味肉体处罚。对于一些难以确定的争论,应该放一放,在不断的实践中,历史自然会给大家一个谁对谁错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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