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在改革开放30周年到来之际,发出下列文章,以志纪念。]

中国改革30年后的矛盾与分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9月5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改革30年后的矛盾与分化》

胡联合 胡鞍钢:《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 ———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及其改革完善》

 郭树清:《关于中国经济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

 程恩富:《中国经济学的重建与改革流派》

姚洋:《改革中机会主义严重》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市场化三十年论坛” 》

汪丁丁:《社会过程及其评价》

黄卫东:《美国金融危机是中国外汇财富消失的危机》

黄卫东:《如何评价不同时代经济:新中国前后三十年比较》

黄卫东:《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措施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

田忠国:《自由经济机制原理分析报告》

曾加宁:《龚方雄建言是误国之策》

梅兹尔:《北京奥运给美国的震撼》

《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被"双规",商务部腐败案,京官变洋买办》

《中国博士数量达到世界第一:一半做了公务员》

章东生:《对下一步改革的几点设想》

康新贵:《对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倒塌房屋的质量调查结果应当予以公布》

施晓渝:《质疑当前的政府挽救中小企业的融资措施》

范桂华:《遭遇购房陷阱,谁应承担责任?公道何在?》

杜光:《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

 马丁•沃尔夫:《全球失序与失衡》

秦晖:《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回事?》

田广清:《儒学之本意与封建统治者的利用》

裴宜理:《中国式的“权利”观念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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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30年后的矛盾与分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9月5日

zdjun@263.net

    在改革开放30周年到来之际,中国社会各色人等纷纷撰文总结纪念,各流各派也纷纷举办会议研讨总结。8月最后的两天,天则所纠集中国最右的一批学者齐集北京顺义郊区开了个会,9月6日乌有之乡也将集合一批偏左的学者开个会。中国的改革已经阵势分明,各执一端,已经难以沟通和对话了。

    对这种局面我是痛心疾首的,因为我是一个走过来的人,是一个有比较的人。我总是怀念过去那个曾经能够坐到一起的年代。譬如,20年前的1989年,那个时候学界和理论界的人还是都能坐到一起的。1989年4月,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理论精英会议,有400多人出席,我就是在那个会上认识的 曹思源、茅于轼、周其仁、杨帆、石小敏、黎鸣、温元凯、陈锡文等人。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李克强、李源潮同志也参加了那个会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同志还到会上讲了话。那么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界的学者会聚一堂,那个热闹,那个气氛,与今天的中国形成了天壤之别。

    从那以后,中国的思想界理论界就开始分化,到了今天已经进行了大分化。如果说改革30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思想理论界再也不是铁板一块。一部分人成为主流,占据了主要的话语权力,一部分沦落成非主流,但客观地评价起来,在这几派之间,主流派今天应当是比较心虚的,因为中国经济日后发展的结果,可能证明主流派早先的一些主张是有问题的,并已使中国经济遭到了较大的损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谁对谁错,历史总在不断地给人提供答案。下面发出郭树清、胡鞍钢、程恩富等人的文章。郭树清是官员型的学者,写的东西很值得看,胡与程都是学院派的学者,这两个人都是左派,有共同的特色,即都是官家左派,但风格又有不同,程恩富已被誉为海派马列主义,胡鞍钢看来要被誉为牧歌左派,看他的文章就可以看出这种牧歌式的特点,他们和民间那些左派最大的不同是缺少批判性,即使有也仅仅是就资本主义而言。这就是官家左派的特点。

    相比较左派学者,本集有篇文章的汪丁丁教授简直应当叫抽派,汪教授的文风历来是云里雾罩得让人看得不知所云,因为他写文章 从来都是以哲学性的思维在思考,所使用的大多是抽象语言,就是没有具象的词汇,梁小民教授就对丁丁教授的风格提出过尖锐的批评。真不知道汪先生小时候是否学过中国文学。

    这些年来,就是这样的学者在知识圈里叫得响,才有人崇敬,这是中国改革后搞精英崇拜的下场,再差一点就要掉到魏晋玄学的时代了。 中国历来有仕大夫传统,仕大夫传统的核心文化是什么呢?就是等级!不平等,玩玄。他们高雅,富裕,有文化,有才干,所以他们在封建社会里高人一等,要与平民百姓拉开距离,长而久之,中国的封建等级特权文化就这样形成了,这种意识至今深深地渗透在权贵层的骨子眼里,蔑视大众,鄙视大众是毫无奇怪的。今天中国的右派大多由这样一些人所组成。这就是中国右派学者的传统。这种传统不与平民文化相冲突才怪了。

    如果说学术界的一些学者们已经远远地离开了现实,已经发展到只能抽象地谈事情的境界了,那 么留在现实中的还有施晓渝、田忠国、黄卫东、章东生这样的小人物,这些人还能说出点老百姓能听得懂的真真实实的话。这就是当前中国现代化的悲哀,越是现代化,越是非人化,抽象化。今天的中国精英以一堆堆让人眼花缭乱的语言符号,打造出一个个伟大的光环和追星的偶像,蒙唬着平民大众, 抽取着“奖金”,用英文prise来代替这个词比较合适。而那些难以鉴别的小民们也只有匍匐到他们的脚下顶礼膜拜了。

    这就是等级社会,已占据高层的精英们拼命打造名、利、禄的光环,下层社会拼命奋斗向这个顶层攀爬,中国改革的30年就是要打造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目前这样一个宝塔尖形的等级社会已显现雏形。但是,精英文化越是强大,越要遭遇平民文化的激烈对抗。中国今天社会上所有的思想分歧和文化对抗都是由于改革分化而导致的。当中国封建仕大夫文化越向极端发展,具有现代意识的平民大众越反感这种优越和不平等。

    至于说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社会矛盾和分化到何种程度,举个例子便可以看出,在8月31日召开的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会上,两个著名学者周孝正和韩德强在吃晚饭时因观点严重冲突,坐在饭桌边就差点动手打起来。用韩的话说,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用语言的问题,而是要用拳头 、肢体语言或决斗来解决。两个学者都挺绅士风度,但在观点上已没有任何调和余地。这就是当下的中国,右派反攻倒算已经30年了,有些人还嫌不够,还要再踏上一只脚,但是,他们也许还没意识到,再骂毛泽东就真要把一批人惹急了。

    而天则所开会就很高明,左派人士就根本不请,请得全是气味相投的右派学者,如张五常也被从香港千里迢迢请来了。这样也好,省得打仗了。在这个时候,谁犯得上和谁积气啊!左右两派已经阵营分明了。这个阵势很象30年前的华国锋时代,四人帮和老干部剑拔弩张,当矛盾达到顶点时就发生了政变。今天的中国何其相似乃尔!但在今天看中国的这两个派别,谁将是当年的四人帮?谁将被大众和时代淘汰和唾弃?现在还搞不清楚,是张五常、茅予轼等人吗?以后再看分晓吧。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种种迹象使我想起中国的文化根源。孔子的弟子颜回曾经说过一句很值得关注的一句话:“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 意思是薰草与莸草不能同在一个器皿中收藏,尧和桀不能共同治理一个国家,因为他们的类别不同。

    《易经》第四十九卦是“革”卦,为什么要革呢?因为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所以革成了自然界更替的规律,“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中国的古代智慧不能不重视。但人类社会毕竟是进步了。容纳不同意见者在一个社会里共同生存,在现代政治学要解决的大课题。如果永远象中国古代政治那样,一帮人革另一帮人的命,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应该怎么办?有没有出路?我认为是有的,关键是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法,增强基本人权。

    譬如开会,就很能体现中国的文化。前几天,我参加徐景安等召开的“重建中国文化”第八次论坛,晚上吃饭时,老徐对我说,你的说话要注意点了,有人跟他反映说,要是仲大军再那样说,我就不来了。我听后感到愕然。什么人这么不容人?这不是中国传统的“有我无他,有他无我”的思维吗?这不是二女同居一室其志不相得,非要把别人赶走或干掉的思想吗?这种专制精神至今仍然严重地流行在当今的中国,连一个小小的民间文化论坛都呈现出这种不宽容状态,要是上升到国家层面,会是什么样?

    所以,你要是理解了中国社会是什么文化,就会明白中国政治为什么会是这个样。今天的中国已经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出现了分化。如果再不产生一个能够容纳各种派别自由说话的文化共识,不从基本做起,那么中国的政治高压就是必然的。但是,熏陶了中国人几千年的“革”的思想,能够轻易地从人们心里消除吗?

    关键是这个社会在物质和财富层面上不要再分化了。有了这物质基础,意识形态的分裂就更厉害了。所以,我还是怀念大同社会。一个相对均等的社会不会产生这么大的矛盾,没有今天社会这么多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讲,30年的改革需要好好反思。千总结,万总结,只要差距不拉大,就是改革最宝贵的宗旨,这就是我在改革30年之际发出的一点感慨。



附一封读者来信: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仲先生的文章发出后,收到这样一封读者来信,看来中国社会总是有形形色色的卫道者,这些人冒似中立,实则异端,但却打着不偏不倚、客观的幌子,实在是虚伪之极。我们希望你们在骂左派文痞的同时,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痞子?]

发件人:"你的样子" <bzh1211@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10 16:30:20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仲大军先生,你好。

    大军先生你好:我是大军网站的老读者了,最近感觉你写的文章火药味很浓,是不是“上面”又出什么情况了?我感觉讨论问题可以用很中性的词语来表达观点,而你的文章中一些词汇偏于贬义--在说“右派”知识分子或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时候。尽管先生一直自称非左非右,可是你最近写的几篇文章文风越来越像一些左派文痞,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问题分歧的讨论不是针对问题本身,而是对持不同意见的人的人身攻击。

    先生既想超脱,便不宜过多倾向于某一面。作为大军网站的拥趸者,我希望大军先生及网站编辑能够不偏不倚,客观。
 

 

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

———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及其改革完善

胡联合 胡鞍钢

    胡联合(1968--),男,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稳定与现代化;胡鞍钢(1953--),男,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研究方向为中国发展战略和国情。2 北京

    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的社会制度,是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社会制度。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的比较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明显,不但实现了更高的效率,而且实现了更好的公平,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改进得到了更好的统一和相互促进。

   关键词效率;公平;改革开放;社会制度

    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是一个事关正确评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大而基本的问题。只要坚持用历史的、长远的、科学的眼光看问题,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不但可以实现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实现更好的公平。

一、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效率与公平两方面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完全正确的选择,可以实现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的有机统一。这既可以从理论上得到证明,也可以从世界和我国的历史与实践中得到证明。

    一是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科学揭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制度,是更高的效率与更好的公平之有机统一的社会制度,从而不但可以使物质文化财富更加丰富,而且可以使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公平分享。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实际中社会主义往往是在落后的国家先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因此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要看到现实中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在效率方面还是在公平方面都肯定会存在诸多的不足和欠缺,其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改善必然会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特别是还要看到,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其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还不可能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地步,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效率与公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不可能完美无缺。对于资本主义的不足,人们往往将注意力放在公平的缺陷特别是财富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上。这其实是很不够的,因为在效率方面,资本主义的效率也是残缺不全的,主要表现为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较高的劳动生产效率,而大多数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效率并不高。对于资本主义的缺陷,即使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当中,一些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或者更明确地认为资本主义将灭亡。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趋于毁灭其本身”,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当然,这里说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有差异)。1 在美国相当有影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斯、费尔等人坦承:“关于私有制和竞争市场是有效率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系列非常严格的假设......但就效率而言主流派经济理论也并没有得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完全成功的结论。”2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在经济学神话中,也许没有哪个神话像产权神话这样居于支配地位了。这个神话认为,人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正确地界定产权。做到这一点就能保证效率。----这是个非常危险的神话- 因为它使许多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错误地把重点放在产权问题)即私有化问题,上。”这种产权神话和认为使国有企业私有化会提高效率的观点“没有科学依据”,因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且这一点在企业不改变公有性质的情况下就能做到”3。即使是一度鼓吹私有化的有“休克疗法之父”之称的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近年来也承认,西方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以及自以为发现了“资本的秘密”的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等人宣扬的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是经济成功的原因所在的观点是片面的,很多没有解决产权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却“增长很快”,走了与西方显著不同的“发展之路”;他称“那种仅仅想单独依靠市场力量来管理经济的试图也注定要失败。所有成功的经济都是混合经济,依赖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混合经济等模式“迟早(希望是早一些)将会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上风”。4

    二是从实践上看,资本主义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未能取得成功,它不但没有有效地提高效率,而且也未能较好地实现公平。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不到全球人口16%的30余个少数国家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主要利用殖民剥削和有利的国际制度安排),但大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欠发达国家在过去两百年中并未取得多大成就,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有些甚至恶化了。据统计,1960年以来,在全球推行私有化的进程中,与所谓“普遍认为”私有化有助于促进增长的观点相反,40年的“私有化造成的是增长率的下降而不是增加”(全球人均GDP增长率由20世纪60年代平均约3.6%下降为90年代平均约1.2%),同时还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失业等社会问题。5

    立即引起的问题是为什么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沿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所常见的资本主义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6 答案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有形无形的破坏、剥削和支配。这除了其在历史上赤裸裸的殖民统治和掠夺造成的严重消极影响之外,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更多地利用垄断企业、跨国公司、国际贸易等种种“现代的、也更先进、更加理性化的帝国主义剥削体系”,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是以牺牲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7

    事实上,西方“社会不公、精神痛苦以及人类自然资源的浪费,乃是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工业迅猛扩张的意外后果,而且,原来崇拜西方工业的人越来越多地开始怀疑,为了从西方物质财富中分沾微不足道的份额,却要付出同样痛苦的代价,这种做法是否明智”8。即使退一万步说,资本主义制度对美国等少数发达西方国家还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这些“在本土无害或有益的文化因素,如果被分离出来,闯入异国的社会环境后,往往会变得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这正是谚语“彼之甘饴,吾之毒药”所表明的道理。9

    “在某些社会与经济条件下运转良好的制度安排,在其他条件下可能是极为糟糕的。”10 对美国民主制度赞赏有加的法国资产阶级学者托克维尔也坦承一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必须与该国的民情适应,他认为:“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11

    中国古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更一针见血地说明了条件和环境的极端重要性,不顾条件和环境的不同而全盘照搬照抄别国的社会和政治经济制度,其结果必然走向失败。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许多非西方世界的移植实践表明,它不但在经济上是失败的,效率低下,物质匮乏,民众穷困,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失败的,导致不少国家不是动乱频发,就是暴虐肆行,腐败盛行。在比较社会制度的优劣时,既要看到与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差距,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也要坚持历史的、客观的、长远的、辩证的全面比较方法,看到少数西方国家的发达是各种国内外因素长期作用形成的,并非一日之功。但也不能把眼睛仅仅盯在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而看不到大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至今仍然欠发达,甚至经济衰败、社会问题成堆。对于中国而言,近代的实践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资本主义只会使中国陷入贫穷落后的附庸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三是从中国与美国、印度的比较来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效率与公平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优越性。1949年以来,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可以从中国与印度甚至美国的比较中得到证明。当代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总体上比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要发达得多;但是,也应看到美国有极好的地理自然环境,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了两百多年,且利用了并仍在继续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对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包括利用甚至控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以极低的价格进行盘剥;挖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优秀人才为其服务;利用英语等在世界文化中的优势地位占据信息主导权,特别是以此影响非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力和影响力。虽然如此,仍不妨先将中国与美国作个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等机构提供的统计数据2(参见表1),虽然美国自然条件好,人口密度小,人均可耕地面积大,生产力发达,科技教育发达,2004年国民总收入(按购买力力平价计算)占全世界的20.8%,以占全世界7.19%的面积,只养活占全世界4.2%的人口;而能源消耗占当年全世界能源消耗的21.63%,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世界的23.96%,经济发展付出了很大的生态代价。"同时,美国经济发展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仅犯罪问题一项就足可窥见一斑。美国的犯罪率和罪犯率都位居世界前列,犯罪总量和罪犯总量均居世界第一位。据联合国的犯罪调查数据2000美国有已定罪的监狱犯人132.1万人缓刑犯380.8万人假释犯65.2万人共计578万余人,罪犯率高达十万分之二千零五十;美国犯罪案件更高得惊人,1999年发案量2367.78万起每天发案64871起;犯罪率达到十万分之八千五百一十七,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缺乏保障。

    而社会主义中国却在成立短短2( 多年的历史中,在一穷二白、自然条件较差、可耕地面积少和国际环境差的情况下,以占全世界7.17%的国土面积养活了占全世界20.36%的人口,2004年国民总收入(按购买力力平价计算)占到全世界的13.56%,国民总收入已达到美国的65.29%,人均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只有美国的13.95%和13.37%;并且在科技落后的情况下实现了单位能量使用产生的GDP与美国相同的水平,人们预期寿命也与美国接近。

    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代价较小,社会秩序好,犯罪率和罪犯率分别只有美国的3.39%和5.67%,广大人民安居乐业。即使仅从经济发展来看,虽然2004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14.79%但假如在其他所有因素都不变的前提下,假定两国建国时间长短一样、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现今我国不足美国的1/5)一样,那么我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会高于现今的美国人均国民收入。而进一步考虑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生态因素、违法犯罪等社会因素,计算“绿色国民收入”或“安全国民收入”,那么我国的发展优势将更加显现。

    再从经济发展速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速度总体上高于美国。据英籍世界经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及世界银行的数据进行计算,1950-2004年,中国、美国的GDP分别增长27.4和5.0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4%和3.4%,中国与美国的GDP之比由16.47:100上升为77.96:100。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快3个百分点,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在加速缩小。在比较美国、中国的差距时,希望人们至少也应考虑到建国时间长短、自然条件、人口密度、社会安全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不公平秩序等因素,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实际上,如将中国、印度这两个起点相似的发展中大国放在一起比较,直接可比性更多一些。比较后,可见社会主义的中国比资本主义的印度更有优越性(参见表1)。新中国的成立与印度建国时间大体相当,经济发展水平起点相近(中国略差一些),中国国土面积较大,但人均可耕地面积不足印度的3/4,两国实行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经过50多年的发展,到2004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和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已是印度的226%和188.78%,并且在城市化、人口预期寿命、教育、科技、卫生等社会发展占据优势(但我国在犯罪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方面相对印度的表现要略差一些)。另据英籍世界经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及世界银行的数据进行计算,1950-2004年,中国、印度的GDP分别增长27.4倍和10倍,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6.4%和4.5%,中国与印度的GDP之比已由1950年的108:100变为2004年的279:100。这就更显著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突出的优越性,它不但有较高的效率,而且也有较好的公平。

二、关于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效率与公平状况的改革完善

    1978年以来,我国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应该说成绩是全面的。不过,国内外都有一些论调,认为中国只对社会动力机制进行了改革,只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使国家的经济效率提高了,而没有对社会平衡机制进行改革,没有进行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公平反而下降了。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也不符合我国改革的真实历程和现实情况。

    实际上,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针对的问题不但有效率较低(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也有公平较差(平衡不当)的问题。因为公平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机会公平”、“成就自赋”、“得其所得”,使人们有追求自己物质文化财富、实现个人发展的公平机会,使其取得的报酬与其本人的贡献(而不是被家庭背景、地区、性别、民族等先赋性因素所限制)相适应,贡献越大,报酬就应越高;贡献越小,报酬就应越低。所以,决不能说改革开放以前相当程度地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盛行是公平的,恰恰相反,这是与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背道而驰的。正因为公平度较差,影响了人们的积极性,导致人们的动力不足,个人的效率不高,并影响国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效率的提高。

    在这里,人们也看到效率与公平在消极层面上的统一,即效率低,影响公平的实现;公平度差,反过来又影响效率的提高;两者互相强化,形成效率(低)与公平(差)的恶性循环。所以,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效率与公平状况的双重改革(虽然在形式上开始往往偏重于强调效率的重要性,甚至中间出现过某些误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就是开始推进社会效率与公平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会议决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2 由此开始启动全面的改革。

    改革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发展经济这项中心工作,按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办事,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权力过于集中”的缺点,下放权力;大力恢复与发展农业,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二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明确指出“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保障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四是强调要解放思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13

    可以看出,不但在每一个方面的改革中都有涉及效率与公平的各有关主体和客体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如涉及国家、地方、企业和个人等的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分配效率与分配公平、政治效率与政治公平等),而且在后三个方面更多的是强调要改革平衡机制,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政治保障问题、思想支持问题,以促进生产与消费、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不同子系统的平衡有序的协调运行,即“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4。随着改革的初步推进,1980年国家又专门部署深化政治体制改革。15 在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重点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邓小平强调:“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6

    从此,全面推进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建设,逐步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等。这些改革是我国平衡机制的重大改善,既提高了政治体制的效率和公平,又促进了其与经济、社会、文化体制的协调及这些体制的效率与公平。必须清醒地看到,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着力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解决的一些有利于巩固阶级统治的制度建设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制度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压迫绝大多数民众的剥削制度,它从根本上是缺乏长期稳定的群众基础的,但是要客观地承认,它巧妙地通过资产阶级宪政和“民主”形式已经维持了三百多年的较长时间的统治。社会主义制度是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迄今本质上最民主的社会制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可以长治久安的。但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几十年就解体剧变的惨痛教训,深刻地揭示了不加强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和法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权也不可能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善于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治国理政的优秀文明成果,吸取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加强民主法治制度建设(特别是要使宪法真正有最高权威),发展和改善各种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全面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以确保社会主义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意志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17

    总的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领域,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从内政到外交,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几乎涉及社会动力机制(效率)与平衡机制(公平)的各个方面。主要内容有:打破“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奖优罚劣;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解散人民公社,在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村民自治;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推行承包制、股份制;允许和鼓励个体经营、私营民营、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共同发展;建立健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体系,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放开农村居民到城市就业、经商,并在一些地区改革户籍制度,废除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分类,实行城乡居民统一的户口身份制;实行分税制,规范国家(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的划分与征收;全面实行和不断完善一视同仁的高考制度,扩大招生规模,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开放留学;推动科技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强化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推行城乡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精简机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人事改革,实行公务员制度,公开招考选拔领导和管理干部;改善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健全民主集中制,创设并不断完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建设;加强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1982年修订宪法并至今保持总体稳定,逐步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人民参政议政机制;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以德治国,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强化新闻舆论监督;加强检察院和法院建设,保障其依法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发挥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保障作用;加强军队武警部队和警察等其他人民民主专政力量建设,实行军队武警、政法机关与所办经商企业脱钩,多次裁减军队员额,加强科技强军建设;实行公职人员收入申报制度,建立健全预防、教育与惩治并举的反腐败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面对外开放,改善与各大国、周边和其他各国的关系;等等。

    回顾这些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重大改革举措,不难发现,虽然各方面的改革举措实施有先有后、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最根本的是加强各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着眼于利用好国际国内各种资源,努力消除一切不利于社会物质文化财富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障碍,最大限度地增进广大人民和方方面面的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公平竞争的机会,在全社会确立机会公平与成就自赋的社会流动原则,推动各方面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组织,不断提高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效率,不断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公平,使效率的提高促进更多更好的公平的实现,使公平的实现促进更多方面效率的更快提高,从而使广大人民都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大潮中去,或直接增加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或为增加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提供有力的政治法治保障、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强大的精神支持,共同致力于创建一个以人为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现代化中国。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随着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和政策的实施,一系列统筹经济社会、城乡、区域、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稳定的惠民、富民、安民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使效率与公平机制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得到了空前显著的加强。完全可以说,“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和一条宝贵经验。目前,虽然我国面临的困难与问题还很多,效率与公平的协调一致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毋庸置疑的是,改革使我国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而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今天的社会和以前比,不但大大改善了动力机制,使动力更强了、效率更高了,而且大大改善了平衡机制,从宪法和法律上保障了国家根本制度的稳定性,实现了法治基础上的动态有序平衡和更高层次的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一种论调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这就是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为理由,宣称我国(在效率提高的同时)社会公平程度下降了。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首先,应当承认,现在的收入与财富差距比改革前大,但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打破“吃大锅饭”这种不公平的平均主义后因人们在劳动工作中的贡献有大有小而形成的收入差距,这部分差距是合理,目前不存在什么问题;另有一部分是因不合理但合法的制度安排(如垄断行业工资一般偏高)形成的差距,这部分差距不合理,需要采取制度改革来依法进行调整;还有一部分是不合法的原因形成的差距(如贪污受贿),这需要加大对非法活动的打击来取缔。因此,对收入与财富差距不能简单地一概说不公平,只能说其中部分不公平。而且,对于非法的收入国家一直在打击,对不合理而合法的差距,也已经在逐步采取办法加以遏制。更为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自主追求财富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机会比以前多得多,个人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大都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对收入与财富差距的不公平要引起高度重视,但不宜不加分析地说公平度下降了。

    其次,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制度提供的公平的发展机会比以前多得多,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各方面都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公平,人们更多地拥有了获取财富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公平机会,很多以前因先天性因素而受限制的制度被取消,人们可以自由流动、自由经商、自由创业、自由报考公务员、自由留学,等等。同时,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就是人民整体的物质文化生活大幅提高了,绝对贫困大幅减少。自由公平的机会和绝对穷困的消除,对人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和基本价值,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和发展前景。!因此,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今天社会的总体公平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比以前高得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的平衡机制(公平)没有问题。我国城乡、地区和居民收入的差距、就业、教育、卫生、文化、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其中有些确实是公平(平衡机制)出了问题,但不能说都是公平出现的问题,应当说相当程度上是效率不全面的原因造成的。

注释:

1,本部分的数据是作者根据世界银行《!""% 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年)、联合国第七次犯罪调查报告(+,,-. / / 000$ 12345$ 367 / -48 / 569:; /<;=;2,+><16=;? / @<5$ -48 @-5$ -48)和安格斯·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等提供的有关数据资料整理或计算而来的(数据截止!""( 年,犯罪资料为’A#!""" 年的年度数据,其余为!""( 年数据及此前可获得的最近年份数据)。#参见世界银行《! ""% 年世界发展指标》,第!"!!##A"’"’!’"’!’(’"’%’#B"!B"# 页。$这还不包括已被逮捕而未被起诉审判定罪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判罪后尚未送监的看守所犯人,两者小计每年还有数十万人。参见+,,-. / / 000$ 12345$ 367 / -48 /569:; / <;=;2,+><16=;? / @<5$ -48C 并尽量使用该联合国报告提供的最近年度数据。

2, !""#$ % % &&&’ ()*+,’ *-. % #+/ % ,-012 % 3242)"!53(-426 % 73,’ #+/

3,"参见世界银行《899: 年世界发展指标》,第8988;;<9=99=98=89=88=>?=:9=::=:;@98@9; 页。

4,当然,这是假设在其他所有因素都不变的前提下的一种最简单的估算。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很多很复杂的(如科技实力、人力资源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在现实的不利的自然资源环境和其他科技人才劣势条件下,真正要超过美国,还需要中国人民长期的持续不懈的艰苦努力。

5, =<>9=<<; 年的原始数据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899?年)第8><8:8 页;=<<<899? 年的原始数据来自世界银行《899: 年世界发展指标》第=<?=<: 页。=<>9899? 年的中国、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等数据系作者根据上述原始数据计算。

6,美国学者希尔顿·A’ 鲁特等人对印度的研究发现,实行西方式的“自由、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印度的民主不能产生负责任的政治组织或者拥有制定有效政策的能力”,相反公共机构被腐蚀,“最终导致受贿和权力的滥用、违法、腐败、非制度化和治理不力”和“市场经济的失败”。引自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希尔顿·A’ 鲁特主编《繁荣的治理之道》,叶娟丽、王鑫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97 年版,第=9=== 页。详细的论述参见《繁荣的治理之道》第<= B ==> 页。

7, =<>9=<<; 年的原始数据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8><8:8 页;=<<<899? 年的原始数据来自世界银行《899: 年世界发展指标》第=<?=<: 页。=<>9899? 年中国、印度经济增长率等数据系作者根据上述原始数据计算而来。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8<? 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直接把发展定义为“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参见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9@ 年版,第= 页。

8,参考文献D

9, = D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CED’吴良健F 北京:商务印书馆,8998’C8 D 凯斯F 费尔经济学原理CED ’郭建青,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C@ D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关于转轨问题的几个建议CGD ’

 

 

关于中国经济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郭树清

国际经济评论 2007. 5-6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提示: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郭树清15年前书的再版序言带有个人亲历的政策回顾,很值得一读。

    《国际经济评论》编者按: 以下是郭树清先生为其著作《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而做的再版序言的摘要。作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考。本刊旨在推动学术讨论,特邀了几位经济学界同仁对该序言进行评论,希望能够推动学术界对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关于中国经济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 *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逐渐引进借鉴宏观经济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争论的是基本概念和原理。至于应用于中国经济分析,困难就更多了,最大的问题是,研究的对象本身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这带来双重危险,要么不注意这种差别,这往往会导致生搬硬套;要么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最后就可能走向任意解释和发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外国同行们事实上很难全面沟通。当然更重要的是,以不完整的理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势必会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因此,我一直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事情,但是日常工作总是脱不开身。

    1989年初,我受命负责一个“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研究小组,开始务虚,重点讨论发展战略问题,之后越务越虚,时间愈加宽裕。我花了将近一年时间,研究国民经济核算和投入产出矩阵,把国民收入的统计数字按新的定义和方法进行整理,与我的同事韩文秀一起写出了《中国GNP的分配和使用》一书。由于时间不再紧张,分析经济运行的文章也可以不慌不忙,深入到基础层面去探讨。三年治理整顿,改革的步伐放慢了,但是对改革的思考更有可能全面一些了。1991年秋天,天津人民出版社与北京的几个学者编辑联系,策划了一套“改革————面向新世纪”丛书,并请薛暮桥先生为主编,刘国光、吴敬琏两先生为副主编,给我分配了一个题目,正好使我有机会把前面所说的研究汇总加工,在半年的业余时间里写成本书。

    本书的前半部分可称之为实证性规范研究,或规范式的实证研究。本来实证与规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是在这里似乎能够较好地结合在一起。总需求、总供给、消费、储蓄、投资、存货增加、净出口、货币供应与通货膨胀等等,都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范畴,需要人们有清晰的理解和把握。然而我的研究发现,不仅中国人的理解千差万别,外国经济学家同样也并不一致,事实上并不存在现成的准确无误且众所公认的概念定义。例如,总需求是否包括存货增加;科技支出及购买软件是属于消费、中间投入,还是属于投资;居民建房和租房对储蓄、消费、投资各有什么影响;教育和培训的费用算什么性质的支出,等等。另外一些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判断或结论,甚至是称之为公理的东西事实上也存在着分歧。例如,说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似乎强调货币供应过多就会导致物价上涨,这在 80年代的中国经济中很容易找到证明,但是到了 90年代看到了很不同的情景,货币供应增长很快但物价上涨很少。通货膨胀的“货币供应说”与“价格预期说”如同冰火难以相容,但是中国的实践表明,两者都有道理,但也都不是绝对唯一的。改革开放以来,两次大的通货膨胀,主要靠控制信贷与实行保值储蓄予以化解,既证明了控制货币供应量的重要,也证明了改变人们心理预期的重要,而且还证明了其他更多东西。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价格粘性和供求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困难,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存在着类似现象。显然,我们不仅要回答中国经济的特殊问题,而且还要探究宏观经济学的一般问题。(参
见本书第1—4章,附录1)

    对经济数据和事实进行实证分析后取得的一个最突出的结果是,我们发现,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在总体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有意义的表象是,长期以短缺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出现了消费品库存过高及全部商品库存过高,而且外贸由多年入超转为出超。价格上涨的主要根源来自于结构性失衡,例如,粮食、能源、交通的瓶颈约束,已经不再是商品供求关系的普遍紧张。然而这种情形为多数人所忽视,因为总的物价指数一度确实高得吓人,可惜当时还没有核心消费物价指数的概念。利率、汇率等等要素价格信号在 8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尽管这种作用必然还是非常有限的。不过,上世纪后期两次治理通货膨胀都采取了储蓄存款保值补贴的做法,其功效可能超出了多数经济学家的评价。除了对统计信息的分析和理论性研究之外,作者当时也去过许多地方实地调查,包括东北三省、湖北、广东、浙江、内蒙古,等等。感性经验比之理性推导常常更有说服力,经济运行机制确实发生了质变或部分质变。如果这个结论能够成立,其意义非同小可。首先,它意味着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或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转轨已经走过了一半的路程,实现完全转轨虽然还有许多艰难险阻,但终将不再遥遥无期。第二,对中国经济的管理,不能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而应当将重点转移到运用间接调控办法上来,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操作方式不得不改变。第三,渐进式的经济体制转轨方法有利有弊,应当尽可能地改进我们的实践,兴利除弊,实现更平滑更快速的过渡。(参见本书第 5章,附录1)

    对于处在“三年治理整顿”时期的经济学家来说,如何评价始于 1979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成为一件敏感和复杂的事情。有“好得很”的观点,也有“糟得很”的看法,多数人可能处于中间地带。相当多的人感到苦闷,因为觉得改革已经停滞了。然而,笔者根据对改革三条战线的仔细考察,得出了审慎乐观的结论。毋庸讳言,这个时期也是理论界、政策界激烈争论的时期,经过十多年的实践,也确实需要有一个较系统的总结评估。一些人希望,这种总结评估最好集中在改革的推进方式上,但是多数人最关心的仍然是改革的目标模式。计划和市场、公有和私有又成为热点和焦点。谁都无法否认,这些问题不可能回避,也不应该回避,但是仅只纠缠在这些抽象的问题上并不能解决建立正确的改革目标模式的问题。

    “计划不是万能的,市场也不是万能的。计划和市场应当结合而且也能够结合,但是,计划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其形式,市场也应不断完善其体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计划或政府干预,场及市场组织形式,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有意义的,是迫切需要我们去探索清楚的。”(参见本书第8章)

    能够对经济改革进行较系统的再认识并形成文字材料,实际上还得益于最高决策层的关注和思考。邓小平同志 1992年初进行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南方视察。在此之前,从1991年10月到 12月,江泽民总书记陆续召开了十多次专家学者座谈会,就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听取大家的意见。我有幸参加了这些会议,并做了三次发言,题目分别是,《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原苏联东欧经济停滞的历史教训》,《一个高效率有特色的新体制就在前面》。(参见《改革攻坚的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北京,1997)这些发言稿对于写作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也可以说是奠定了一部分内容的基础。所幸的是,十四大召开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改革明确的目标模式,这方面的争论在规模上和性质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那以后,尽管不时还有波动和反复,但是越来越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了。

    中国的宏观管理之不同于西方,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不能局限于短期平衡,必须关注中长期变化,而这一领域更靠近所谓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一方面需要分析中国的特殊条件,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需要参照世界的发展历史;一方面要回顾以往的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要展望未来的增长方式。“只有充分了解和比较国际社会的经验,认真总结中国过去的成败得失,我们才可能去‘设想’”。设想什么呢?“设想一条中国道路”。(参见本书第 7章)

    如果说各国在经济体制上存在着较多差异性,那么在经济发展方面则更显著的是共同性或普遍性。也许在某些方面曾经有过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过头做法,然而许多时候,主要的偏向可能在于过度强调了中国的特殊性。事实上中国不可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会完全重复任何外国的经验。我对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理解是,由于科技进步和世界的结构调整、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以及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中国不应该重走发达国家所走的三次产业阶段鲜明依次推移的老路,应当是“三业并举”,或者说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平行前进”。换句话说,就是“使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阶段融合为一个过程,即在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就尽可能地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参见本书第 7章)

    这种构想遇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即使考虑统计低估的因素,迄今为止中国的服务业增长速度也没有明显地超过工业的增长速度,而且也达不到其他国家几十年前或几百年前工业化时期的比例水平。基本的原因或许有两个,首先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和总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其次是教育的普及远低于潜在可能的速度。因此,重读下面这样的文字,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作者当时太一厢情愿了———“世界上目前处于绝对主导和上升地位的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衡量一国经济水平和潜力的标准越来越倾斜到科技和教育,而不再是资本和物质。中国虽然在资本和物质方面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但是在科技和教育方面的综合力量上却并不那么悬殊。特别是考虑到这方面的潜在能量,中国是非常有竞争力和挑战力的。”(参见本书第7章)从理论上说,这样分析和判断似乎并非没有道理,然而从实际上说,能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似乎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十几年前最乐观的人也无法想象,今天中国的资本积累规模和物质消耗数量都赶上甚至超过了某些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最近发表的经合组织( OECD)的一篇报告估计,目前中国的研发费用已超过日本而名列世界第二。尽管使用购买力平价方法来做测算总会引起争议,但是中国的投资和科技支出绝对额无疑已达到很大规模而且增长飞速,问题在于真正的创新并不能与之相对应,而且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机构和企业仍然凤毛麟角。

    中国的城市化之落后于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 50多年里工业化的道路非常独特。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的国家,几乎都会发生投资和建设的混乱现象,越早越如此,但是一般说来,在其他国家,工业首先在城市和矿山兴起,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向郊区或其他低成本的城镇转移。但是中国的工业化从 50年代兴办人民公社时就开始向广大的乡村分散,“大跃进”失败后,为了调整经济,不得不动员大量人口返回农村,而且不得不实行最严格的城乡户籍隔离,实际上经济体系也被分割开来,城市工业是自我服务的,农村工业被允许自成一体。 70年代就已形成“社队企业”,改革开放后更如决堤之水,波涛汹涌。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它所带来的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冲击既是致命的,又是温和的,没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中国经济改革不可能很快地且持续地见到发展成效,市场经济机制也不可能稳步地不可逆转地取得支配地位。但是,由于制度和政策上沿袭了“二元安排”,乡镇企业及其资源被挤到城市经济体系之外的地方寻求出路。以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为特征的农村工业化,导致了工业组织在空间上的过度分散,90年代初期大约87%的乡镇企业分布在村,直到今天仍然只有 30%左右进入城镇和园区,服务业的市场形成相对延迟,乡村人口的非农化自然也放慢了步伐。这种过度分散的工业化道路对整个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及内部的结构平衡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在最近十多年里越来越严重地显现出来。除了当期的资本投入浪费和持续多年的银行贷款坏账之外,资源、环境以及人口质量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只从这一角度来观察,就可以看到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几乎在所有国家都不容置疑。欧洲和美国用于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府资源居高不下,瑞士政府多年实行着一套严格到僵硬的农田保护政策,直到最近才开始有所松动。中国如果不主要依靠自己力量解决食品供应问题,那可能为全球市场带来灾难。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必须用先进的科学的生产方式来改造农业,使之适应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在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者看来,多年来困扰中国各级政府的“三农”问题,其实质无非是工业化国家早已遇到过的城市化问题。离开城市化(特别是人口的非农化),长久地增加农民收入和不断地推进农业现代化都是无法想象的。基于这种分析,“我们推测出的9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主题是:多样化和城市化”。所谓多样化,既指农业的产业化,也包括农村各种非农经济的兴起;而城市化在实际过程中循着两个路径,一是农村居民进入现有城镇务工经商,一是乡镇企业高度发展的农村地区事实上在逐步转变为新的城镇地区。但是,与外国不同,与中国历史上也不同,进城的外来人员长期不被城市所接纳,而被称之为“农民工”;经济上早已由非农产业占据统治地位的乡村地区,仍然被当作农村来管理;虽然多年来一直有数量可观的“地”或“县”被改为“市”,但是城镇居民身份与农村居民身份仍然泾渭分明,身份差异最强烈地表现在就业市场、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领域。“二元制度”调整和改革的缓慢很可能根源于思想上的偏差或恐惧。

    50年代的“大跃进”,数千万人涌入城市,之后不得不进行剧烈的调整,这已成为我们头脑中最深刻记忆的一幕。另一个痛苦的印象来自国外,南美、非洲和东南亚大城市中的贫民窟,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当重复这种错误。但是,对于这两种悲剧情景产生的原因我们很少深究,实际上,现时的中国已有许多条件来避免这种可能,如果政策主动,情况就更会有本质的不同。(参见附录4、附录 5)国际比较发现,所有国家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都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但是即使在英国,如果考虑当时的技术水平,改善的速度也非常之快,德国、美国震荡要小得多,日本、韩国速度更快,代价更小。此外,中国人在文化传统上就更不倾向于盲目流动。最近一些年来,城市化在政策上的认可程度日渐提高,但是战略尚有待清晰,法律和规划尤其需要加强,改变城镇化的自发盲目状态,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除了大的产业结构问题之外,仅就工业或制造业本身来看, 90年代初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失衡。一是基础工业严重滞后于加工工业,这个问题在价格、税收改革之后逐步得到解决,到了本世纪初,人们甚至开始担心重化工业是否已经过度。二是加工工业的升级缓慢,就是说产业链条短,低端集聚过多,附加值不够高。三是工业的布局过度倾斜在沿海地区,在其他工业化国家普遍可见的区域梯次转移,在中国很难看到,而且相反的趋势,即所谓“孔雀东南飞”现象倒是比比皆是。后两个问题紧密相联,死死缠绕在一起,直到最近两年才看到好转的势头。从 1999年开始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推动“中部崛起”方针,中央政府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发展的意愿非常强烈,实际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例如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巨大,但是产业升级和转移远不如预期,市场的推动力明显不足。究其根源,仍然在于体制,要素市场化的步伐受到拖延,而且主要因为一直以来实行的一部分政策,特别是所谓的“优惠政策”,扭曲了市场参数,从地价、工资,直到税收和汇率。(参见附录 5)正视并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转变增长方式,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基础和根本的意义。障碍在于,有人担心沿海地区产业空洞化,有人担心外商直接投资受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还有许多人担心就业机会要减少。其实,正是为了扩大就业,才应当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的地域如此辽阔,沿海产业结构升级后,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及大量的服务业就会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中西部可以在新的起点上接续许多转移出来的产业,当地的就业条件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好转,全国总的就业岗位会绝对地增加。而且,当产业结构真正依照市场发生变化,经济的地区均衡状况会日益好转,人口持续向东南沿海的迁徙会放慢步伐,一些特大城市的超载问题才有望缓解。

     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分割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原因,在带来严重的社会道义问题之前,首先是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率和国民福利可能达到的水平。然而,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甚至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外国经济学家认为,工资水平的停滞和就业保障的缺乏,是中国经济的优势所在。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是那些言之凿凿的论据其实大都似是而非。一是所谓“原始积累论”,套用工业革命时期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起飞国家的情形,强调资本的极端稀缺性,显然与中国连续多年资本净流出的状况有天壤之别;二是所谓“劳动力无限供给论”,违反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资源都是有限的,劳动力资源更是有限的,而且供求均衡取决于价格水平,在“民工荒”的呼叫声中这种理论已经听不到多少动静了;三是所谓“劳动力市场弹性说”,把劳动者区分为城镇的和农村的、本地的和外地的、固定的和临时的,同工不同酬,只能增加摩擦和风险,降低工作效率,这种“弹性”决不是经济生机和活力所需要的;四是所谓“有利于城乡双向流动说”,实质是期望城市和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一旦经济波动有人失业,他们能自动返回老家,然而没有看到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现代化过程;五是所谓“保持竞争力理论”,现代经济竞争靠的是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靠的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如果把市场优势长期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这种经济注定会走向衰败;六是所谓“保护农民理论”,认为如果进城务工者的待遇好过在家务农者,那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农业基础,岂不知农业产业化之所以步履蹒
跚,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土地上滞留的人口太多..类似的高论还有许多。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1995年以后的10年里国民经济增长
1.38倍,但是数以亿计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那么多新生产出来的产品谁来消费呢?不要考虑道德和良心,暂不讨论生产目的和社会价值,仅就经济自身循环的要求来观察,难道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高工资高福利曾经在发达国家导致高物价和增长停滞,但是,大概不能因之就说我们期望的是一切都相反。值得庆贺的是,去年以来终于出现了好转的势头。

    与劳动力市场统一密切相关,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建设,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国在养老、医疗、失业等基本社会保障领域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和其他国家一样,原有的现收现付体制在财政上难以为继,而且造成严重的低效率;二是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没有被纳入任何保障体系。与城市化进程人为拖延不无相互关联作用的是,坚持排斥农民进入统一社会保障体系,而这样做的理由之一是农民的承包土地可以成为其最好的社会保障。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会发现,此说难以成立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1)土地是农民家庭的生产资料,如果用来养老或医疗,那就得出卖;(2)土地在法律上并不是农民可以自由出售的;(3)国家垄断非农用地的一级市场,农民并不能得到大部分土地出让收益;(4)土地有级差,不同条件不同地段的土地出让价格可能有天壤之别;(5)农民从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得到的现金收入可能储蓄也可能消费,但两者都不属于社会保障;(6)任何国家,特别是工业化有所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无视公民缺乏最基本保障的事实,否则经济社会稳定就难以维持,换言之,政府要对所有农村居民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障责任,这是不容讨论的既定前提。

    由于经济高速发展,人口还比较年轻,又不存在高福利国家那样的负担,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相对说来更容易解决。首先必须确立起预筹积累的模式,不能重复欧洲的“大锅饭”制度,但是不应搞成自由分散的基金运作;其次,必须保持开放形态,把进城的农民以及没有进城的农民逐步纳入基本保障体系。疑问马上产生:哪来那么多钱呢?谁会为过去没有积累的中老年职工以及农民提供积累呢?因此,结论似乎只能是,新体制要么不能转动,要么只能“空转”。我从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沉迷于一个所谓的“一石三鸟”的幻想:把一定数量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收益划拨给社会保障基金,使预筹积累模式立即运转起来,可以为每一个人算账到每一年每一月,不需要所谓划分老人、中人、新人的过渡办法;使国有企业立即改变“所有者缺位”状况,而且可以通过市场更顺利更平稳地调整产权结构;使农村人口城市化持续平稳,避免土地用途转变收益被各级政府挪作它用,甚至也可避免补偿给农民的资金被农民自己挥霍一空。这种思路的要害在于把存量资源盘活并与增量资源相统筹,使新机制完全彻底地运行起来(参见附录3)。幻想如果不能变成现实,那就只能是幻想。我自然期待着它能变成现实。遵循类似思路的贵州住房改革取得成功之后,可能更增加了理由去期待。

    二十多年前,我们在研究起草经济改革总体规划时,就把教育和文化与科技一道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这与其说是富有前瞻性,还不如说是稍微有点历史感。因为当时我们这样做,与后来所说的“知识经济”、“信息产业”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在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工业化与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平行前进,而且互相促进。然而,在我们这个历史上曾经最重视教育和文化的国家,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强调经济、科技,但是不太愿意提及教育和文化,可能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前者是创造价值的,而后者则是消耗资源的。毫无疑问,科技创新能力之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教育落后问题。

    我关心并参与了有关教育的许多争论,而且基本上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要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想象不出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奇怪的说法。举几个例子,首先,“教育是消费部门,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先把生产搞上去,先挣钱才能说花钱”,但是,根据许多国际机构和学者的研究,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益无论就国家整体,还是居民家庭自己来说,第二,都是最高的;“中国提出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脱离实际,财政性教育支出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目标更是空想”,但是,欧洲主要国家立法实行义务教育的时候,其人均收入水平比当时的中国高不了多少,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行强制基础教育时,经济发展一概低于我们80年代的水平,中国教育相对于经济水平实际上早已落后了;“学校和学第三,生质量最重要,数量不重要”“教育越发达,..第四,就业就会越困难”..第五,社会越不稳定”并“大学生越多,..类似的说法,不是市井闲言,而是足以左右政策的流行观点。文化问题上的争论就更加激烈了,10年前提出文化的经济意义这个命题本身就足以令一些朋友寝食难安,在鼓励科技创新许多年之后,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听到“创意产业”这个说法,然而成百成千年之前,文化含量就如同科技含量一样决定着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在更古老的时候,在结绳计数和作画叙事的年代,文化和科技本身就无法分开。

    1997年在研究启动国内需求时,我曾花了许多笔墨于非工业及非传统的经济部门。 2001年写了一篇《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几个决定性因素》(参见附录4),列举了六个最要紧的方面:一是教育,二是文化,三是投融资体制,四是城市化,五是社会组织,六是公务员队伍。之后,在分析未来改革的挑战时,内容更加有所拓展,然而,不论多么宽泛,则一概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密切,而且自认为一定是非常密切。

    2004年春季我获得了一次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参加了为期两月的经济研究班,重点学习了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论述,听取了专家教授的讲座报告,与有关部门及在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市县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根据要求,学习结束时,提交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均衡发展需要解决的若干特殊问题》的论文(见附录5),分析了最主要的经济结构问题及体制政策原因,除了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之外,还探讨了对外贸易、国际收支、土地利用、城市规划等等颇具现实紧迫性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情形,在中国讨论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结果常常取决于计量方法,也就是收支核算或成本比较。我不得不经常进入这个自己极不擅长的领域。例如,为什么不能取消城乡的二元制度安排,为什么不能尽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什么不能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为什么国家不能保证义务教育经费,为什么不能提供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答案都是一个:国家还穷,这是基本国情。在一个经济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国家,储蓄率高达40%的国家,财政收入连续多年双位数增加的国家,如果做不到这些事情,世界上就不会有其他条件更好的国家,实际上解决了类似问题的国家大都是在它们处于更低发展水平的时候做到这些的。更重要的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不解决上述问题,现在每年的实际损失要大得多,而且未来的代价更会翻上几番。我们通常不这样去考察问题,然而,既然是算账,当然应当考虑到各种机会成本,只要足够全面,利弊得失就会非常清楚。

    1995年,在研究“九五”计划时,曾经提议要把特大城市的轨道交通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进行考虑和安排,然而由于要控制通胀率和投资规模,地铁规划和投资很快被宣布为冻结类项目。在许多人看来,地铁是发达国家奢侈的交通工具,发展中国家绝对不应模仿。事实上,在伦敦和纽约建设地铁网时,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几百美元,而且地铁从一开始就是大众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在1995年时的上海、北京、广州,每年由于交通堵塞所造成的所有直接和间接损失就已经达到几百亿元人民币。

    今天,在这三个城市同时建设的轨道交通线路分别都有五条左右,每个城市都有数十个车站在同时施工。全国则另有十几个城市忙于这类投资和规划。我们确实在每个方面都创造着世界纪录。前面提到的许多事情并不需要政府包揽全部支出,一些需要纳入财政预算的事业,今天的政府资源应该说已经绰绰有余。以义务教育为例,根据权威部门测算,每年需要2500亿元,而财政收入去年已突破3万亿元,当年新增为5000多亿元,今年新增预计更多,全部收入有可能接近4万亿元。当然,政府预算永远是越多越好,而且很可能会越多越不敷分配,在这一点上,世界各国大概都是一样的。

    还有许多重要而且也有意思的问题,都拿来讨论,可能需要再写一本书。如果做一个总结,谈一谈研究上述问题的共同感想,我想可能有这么几点:(1)特殊性和共同性都很重要,但是不能说哪一个更重要,因为无论强调哪一方面,过了头都会成为偏见,而偏见据说比无知离真理更远;(2)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外国的历史也可以是中国的镜子,经常需要照一照,否则我们不知道会把自己涂抹成什么样子,能源、交通、土地、规划、环境,我们经常在重复别人的错误;(3)经济学家必须会算账,而且要会算大帐,在小农经济影响深重的国家,可能尤其需要防止“拣芝麻丢西瓜”的事情;(4)知道存量与增量的区别和联系,许多的改革方案和政策设计之所以失误,不是因为原则立场不对,而是因为把存量和增量混为一谈;(5)在向学问家请教的同时,也要向最普通的劳动者学习,他们往往懂得另一些最深刻的道理。

    1999年贵州农民就告诉我,由于每人只有一亩多地,他们每年只有十几天用于种田,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工副业;2005年我回我的出生地,内蒙古一个国定贫困旗(县)的村庄,惊奇地发现,两所学校空无一人,其中一所还是几年前刚建的漂亮楼房,据说孩子们都跟着父母进城了; 2006年“五一”,在密云山区看到一个养鸡专业户,他们一年收入的绝大部分(大约两万元左右)用于支持二儿子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习。最重要的信息是,他们认为那样做非常划算。

    经济学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学问,造诣高深者和初出茅庐者经常处在同一起点上,许多问题的解决不需要多么复杂的理论,与此同时,大量习以为常的知识,不时会发生很大的问题。

 

中国经济学的重建与改革流派

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 程恩富

2008年9月04日

    中国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革与若干不良倾向是并存的。改革前的主要不良理论倾向在于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后的主要不良倾向在于模仿西方经济学。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

  1994年,我曾发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育成熟,系统地科学反映这一经济实践变化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在20世纪末的反思与论争及方法论的变革后,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21世纪初。近10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热烈而又深刻,表明中国理论经济学经过50年的多阶段的曲折发展,现在确实到了全面重建的新时期。

   中国经济学理论模式的缺陷是什么?

  新中国50多年,理论经济学总体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源泉,取得了人类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成果,并对高绩效的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经济智慧,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具有“中国学派”色彩的系统经济理论。

  然而,中国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革与若干不良倾向是并存的。改革前的主要不良理论倾向在于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后的主要不良倾向在于模仿西方经济学。总体上,我对传统和现有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模式缺陷作如下概括:

  第一,在规范分析层面,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缺乏研究深度。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第二,在实证描述层面,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高度重视数学方法的优良传统,缺乏定量分析。凡是了解外国经济学说史的人都确认,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以及德国的李斯特等人相比,马克思是同时代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典范。那种以为马克思经济学不重视定量研究的看法是一个误点,那种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大量采用数学方法来抨击马克思经济学,则属于一种无规则和反认识论的苛求。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在过去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的确没有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一学术特色,没有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分析工具,不少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运行和经济行为的阐述毫无量的规定性。

  第三,在政策研究层面,一味地“唯上”和“跟风”,并作辩护性的解释,缺乏反思意识。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倘若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推导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学界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第四,在学科重构层面,以所谓市场经济学取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缺乏本质揭示。西方国家搞了数百年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并未出现市场经济学,尽管其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一直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分析背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是研究计划经济的,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自然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过,这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实经济体制及相关内涵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理论经济学,而用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市场经济学这门具体学科,来替代作为各门具体经济学科理论基础和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笼统地以经济运行或资源配置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经济关系的揭示,以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经济关系本质和根本经济制度的揭示,是不足取的。

  第五,在方法变革层面,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缺乏创新精神。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但现有的某些中国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济案例或实证资料,即为改革成功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这种“短平快式改革”的思潮比较时髦,操作起来也省力,迎合了出书快和出名快的市场价值观。可是,这终究不是严谨的思想和学术创新。

重建中国经济学的思路是什么?

  究竟应当怎样科学地重建中国理论经济学,也就是说,依据什么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来创新呢?我们主张,以中外经济实践为思想源泉,以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创的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广泛借鉴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方法,构造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主要反映中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

  (一)思想源泉: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多种实践

  经济实践是经济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经济学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永远是在经济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经济实践的内涵丰富多彩,并非单指一国一时一地的具体经济活动或实践。然而,人们在辨别某一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时,往往固执地引用某一时空范围内具体经济实践的案例来确立检验其真理性。局部的或短期的经济实践并不能全面检验某一经济学原理的正确性。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西方哲学中关于理论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的认知方法有一定道理。即使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也只能不断地被部分证实下去,而不可能通过一次或若干次具体实践就得到全面和永远地证实。

  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有效结合的重要命题为例。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持否定意见,并援引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苏东国家改革后的蜕变和我国公有经济比重下降来佐证。其实,与西方私有产权学派张五常在此问题上混乱的逻辑相比,该学派的创始人科斯讲得比较客观,指出过去已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验,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结合,这一点目前不能证伪。观察中外现有市场经济实践的表象和本质,可以部分地得到实证的说明,即社会主义或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有效结合。

  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尽管恩格斯揭示过不成熟的经济关系与不成熟的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某种前瞻研究。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及其体制的不断完善,正有赖于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变革与创新。即使是作为中国经济史的计划经济实践,也需要继续进行客观的实证分析和辩证的规范定性,以便成为新经济学的经济史基础。

  (二)理论基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假设

  在19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定义有100多种。其中有资产阶级右翼和左翼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其实,每个经济学流派均或多或少地确立了特定“主义”的价值判断。斯密主义与李斯特主义,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等等,难道没有价值判断的“主义”之争?所以,症结不在于要不要“主义”一类的价值判断和思辨,而在于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如何。

  过去,由于人们强调马克思经济学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因而一律偏好使用“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之类的词汇,不愿或不敢退一步,把其某些经济思想同时也视为一种“理论假设”,似乎假设都是脱离实际的或无意义的空想和幻想,进而贬低了马克思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性。出于同当代西方经济学对话或论战的需要,应当改变近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用语习惯,经常采用“理论假设”一词及其逻辑叙述方法。如同西方经济学同时把“生产三要素”、“私有高绩效”、“自私经济人”等说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设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劳动二重性”、“公有高绩效”、“集体经济人”等说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设。在某一经济学理论假设算不算作公理的问题上,渗透着研究者主体的不同价值判断。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立场,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拿出再硬的实证史料和逻辑证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一定承认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会确认其为理论假设,这有益于讨论的简化和深化。

  此外,马克思经济学上某些被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经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以及属于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或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均必须在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进行检验及展开逻辑体系的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原理、公理或理论预见,不妨都可称之为理论假设。

  简言之,采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二重性”、“公有高绩效”和“集体经济人”(与西方经济学的“自私经济人”不同,“集体经济人”是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等主要假设为理论基点,积极包容古今中外合理的经济思想,并由此构筑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新假设和新范式,便能实现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目标。

  例如,从马克思经济学中概括出来的“公有高绩效”假设,是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从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概括出来的“公有高绩效”假设,是指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但其中均存在多种复杂的假设前提,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需另行核算,政府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等。只有大体同时具备这些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才能呈现高绩效。倘若过去或现实生活中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假设条件不存在而导致低绩效,这并不能证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不可行。可见,重建中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表述“科斯定理”、“帕累托最优 ”或“市场效率假设”等方式,精心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经典和社会主义新经济理论所必然涉及到的这类假设及其前提条件,大幅度提高理论的科学解释力和预见力。

  (三)学术渊源:古今中外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

  广义地说,沿用式的继承、批判式的发展和否定式的摈弃等,均呈现出某种学术渊源联系。狭义地理解,也可将学术渊源界定为一种学术与另一种学术相互继承和发展的来源关系。重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不能采取传统的做法,只强调马克思经济学经典作家的学术地位和渊源关系,而盲目排斥其他;或者反过来,只强调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经典作品的学术作用。

  综观人类经济理论变迁的历史,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学术体系均难以彻底抛弃前人的思想,而往往是将超越和创新同继承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不同程度上有扬有弃。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

  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西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譬如,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和加尔布雷思的制度主义,英国的凯恩斯左派经济学,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依附”和“不平等交换”等国际贸易理论,日本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以及关于经济全球化悖论的经济思想,等等。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

  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我国古代的消费思想、人口思想、财政思想、生态经济思想,康有为的社会主义“大同”经济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济理论等,均有一定的合理颗粒。台湾学者构建的“新儒学经济与管理”思想体系,加拿大华人学者倡导的“中庸经济学”理论,也值得高度关注。

  (四)方法泛化: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

  马克思精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但在最后构建《资本论》3卷本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并未主要沿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一套方法,尽管这些经济学方法也曾被视为学术前沿和最新工具。这是因为,马克思要实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决不能用那套新方法。事实上,马克思在重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重点是批判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采用原创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政治经济学旧程式的。

  要真正实现同时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必须学习马克思的这一独创精神,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其中,我认为有以下10个关节点:

  ——借鉴现代哲学的方法和知识。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哲学方法对理论经济学的功用将逐渐凸现为最大和全面性的。人本主义、解释学、总体异化论和范式说等,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借鉴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和知识。尽管政治经济学名称中的“政治”原意并非指现代意义的政治,然而,理论经济学不是不要汲取政治学的营养。关于市场与国家或政府的关系,关于经济周期与行政推动或政治选举的关系,关于经济全球化与政治霸权主义的关系,无不需要结合一定的政治学方法和观点去透彻地解释之。

  ——借鉴现代法学的方法和知识。理论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权利时,必定要涉及到中外法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尤其是有关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国家决策制度的问题。

  ——借鉴现代社会学的方法和知识。社会学中关于社会阶层及其分化理论,人的交往理论,社会发展的综合动力理论,财富和收入分配及贫富分化理论等,对理论经济学深入阐发阶级、交换和交易、经济制度变迁以及国民财富,不无学术意义。

  ——借鉴现代伦理学的方法和知识。倘若说市场是第一只“看不见的手”和第一种调节经济的机制或力量,政府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和第二种调节经济的机制或力量,那么,伦理便是第二只“看得见的手”和第三种调节经济的机制或力量。在个人、企业、市场、政府乃至全球经济活动中,伦理紧紧地与经济行为掺糅在一起,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义与利、诚与信等不同理解。理论经济学理应纳进“道德”和“至善”等伦理学的概念(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已接受“败德”和“机会主义 ”的术语)。

  ——借鉴现代美学的方法和知识。美是事物具有的某种形式、结构、属性和法则,是一种能产生某种美感的客观性质。经济活动中存在美与丑的现象,也有股市这类“野兽之美”的状态。“经济美”可归属为与自然美相并列的社会美范畴,是指人类经济活动中具有制度公正、运行有序和发展和谐等属性。“经济学美”是指经济学理论体系形式上的完整和谐与该理论所揭示的内容上的完整和谐。应当用中外美学的某些思想来提高理论经济学的科学抽象度和学术品位。

  ——借鉴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和知识。要改造西方经济学使用的“心理预期”、“心理偏好”和“主观效用”等范畴,吸收消费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和商业心理学基本理论层面的东西,并以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去拓展理论经济学。

  ——借鉴现代数学的方法和知识。不仅作为理论经济学重要内容的实证经济研究需要借助于各种数学方法,而且规范经济研究也需要采用数学工具。博弈论可以论证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和宇观经济(全球经济)的许多理论问题。

  ——借鉴现代生物学的方法和知识。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其经济活动和演化过程仍有与生物相似的一面,呈现为一定的仿生性。按照恩格斯的提示,在废除私有制和市场竞争制度之前,人类没有最终脱离动物界。凭借现代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的方法和理论,理论经济学可以充分发掘“利己人”、“利他人”、“自由人 ”、“市场人”和“计划人”等经济行为特征,从而更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演进规律。

  ——借鉴系统论、信息论和场态论之类的方法和知识。依据系统优于非系统的特性,将经济对象和经济行为作系统化分析;依据层次系统优于非层次系统的特性,将经济系统作层次化分析;依据开放系统优于封闭系统的特性,将经济系统作开放状态分析。不确定性、风险、信息的对称与不对称等信息学观点,“场”等物理学观点和“社会场”的观点,均对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层面考察具有方法论的价值。

日渐成型的三大改革理论流派

  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就与问题都是明显的,对于下一步如何发展和改革,不同的中国学者有着差别较大的思路,从而日渐形成了三大改革理论流派。在我看来,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是各种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可以供决策层科学选择或综合采用,也可由国内外公众自由评说。

  第一种:“四主型”的市场经济改革观

  “海派经济学”等许多学者主张,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初级社会主义经济公式是“四主型”的,也就是说:1、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改革观,强调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2、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改革观,主张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3、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改革观,提出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和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4、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改革观,主张处理好多方位开放并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等关系。

  第二种:社会公正的市场经济改革观

  也有一些学者以国际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以北欧国家为心目中的样板,主张“社会公正+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公式,即1、公退私进的社会所有制改革观,认为公有制为主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标志,且不可能同市场经济相容的。2、市场竞争收入均为合理的改革观,强调凡是通过市场获得的财富和收入都是合理的,贫富两极分化只要进行税收调节即可解决。3、一味淡化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观,认为市场的作用越大越好,国家调控的作用越小越好,否定日本和韩国战后高速发展的国家主导作用和经验。4、全球化完全有利于中国的开放观,认为加入世贸组织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否认发展民族企业和民族经济的重要性。

  第三种: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观

  还有一批学者以西方资产阶级保守党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导向,以美国为发展楷模,主张走俄罗斯激进改革道路,建立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或卖或送给私人。2、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3、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的市场经济改革观,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巡警”的范围,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4、保护即落后的完全开放观,主张中国的一切产业都无需保护,高新技术和建设资金也完全或主要从外国引进,比较赞赏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子。

 

改革中机会主义严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姚洋

2008年9月04日

    关于如何看待国有资产流失,我这里主要想通过自己的调查谈谈国有资产到底如何产生,如何治理。国企本身的资产流失,我们现在老讲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我们好象忽略掉国企本身资产的严重流失,国企本身资产流失表现在哪几方面呢?

  一是腐败现象,老百姓所了解的国企资产流失主要是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真正与高管有关的腐败现象是资产转移,褚石健出事更多不是他本身贪污了多少而是他的妻子、女儿转移了很多资产。
  二是通过关联交易的手段,把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腰包,特别是这些上市公司很容易做到。我有很多学生在证券公司或国企工作,在国外上市公司标书写明的用途是不得轻易改变的,而中国是借壳上市,已偏离了标书,但这在中国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才会出蓝天公司的现象。你去蓝天不知道公司在做什么,吹得神乎其神,在股市融了一大笔钱用做他用。国企从股市捞钱,从国家的左口袋转到他私人的右口袋,这是国企资产流失的重要手段。

  以上几方面的国有资产流失都没有银行坏帐大,现在官同统计银行坏帐25000亿,少说其中有80%都是国有企业欠下来的。对社会来说前面那种左口袋倒在右口袋,资产还在社会中,第二种情况大部分钱等于是灭失掉了,所以这25000亿的银行坏帐需要平头老百姓在未来的几十年间要还的,四个资产公司处理坏帐,基本是以低于帐面价格的 20%甚至更低的价格卖出去,所以80%都要我们来负担,这是最大的国有资产的流失。

  很多人事实上并未将其作为国有资产的流失,因为很多情况下是看不见摸不着,而且都在公共口袋转好象跟平常老百姓没有关系。那么国有企业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坏帐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地方政府盲目投资,属于政绩工程。许多国有企业开工之日就是亏损之时,有些干脆别经营,一经营就亏损,所以只好关门,一关门设备就闲置下来。

  另外国企效率极低,我自己在国企做了两年,在西安电力制造公司,现在是187家中央管的直属巨型企业之一,3万多人,十几个厂子十几个研究所,我在变压器厂工作两年。我刚去的时候是3个人,两后年我走的时候已变成了八个人,我们那个办公室已坐不下了。我在班组里还工作了半年,我们那个班组十二个人,经常上班的有七、八个人但从来没有听说耽误工作。所以国企的低效实在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国企经理没有什么权威性,十几年前我们的厂长都快累死了,他没办法开除人,甚至开除一个员工会搞得满城风雨。

  在这方面我很同意周其仁老师的说法,国企改革能否成功不能看国外,中国的政治环境、法制环境要么就是使得国企经理根本不是经理,不过是政府指来指去的兵而已,政府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要不就可能是飞扬跋扈,因为根本没有一个好的治理结构来约束他。整个的政治架构并不允许我们向管理雷诺来管,雷诺一旦亏损了,可能总理就丢官了。之所以187家国企还可以赚钱,张维迎教授告诉我一个数据,前十家国企所创造的利润是十几万家国企总利润的一半。187家中央管的国企占的利润是全国国立的60%,剩下无数的国企创造的利润只有40%。

  为什么所有利润集中在少数几家国企中呢?因为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垄断企业赚取的不是效率而是垄断的租金。所以99年我到顺德调查,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敢做第一次吃螃蟹的人?92 年邓小平南巡后他们第一次开始了国企的改制,当然还有很多国企的改制他说再不改国有资产就流光了,当时也在讨论。98、99年也是国企的大讨论,但很快给压下去了,国有资产流失也是当时提出来。他说我们的改制其实是止血工程,否则血就哗哗地流,只有改了才不会再流了,这是国企资产流失。

  改制中也当然存在资产流失,一是资产低估,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愿意掏评估人,企业出钱评估当然传统低估资产。第二是MBO的空手套白狼,但有投资者愿意给他投钱买公司,再由他转手把企业卖出去,从中获利。

  成都一个很年轻的经理,当时他占的股份很低,我说你为什么不增加股份搞MBO,他说我要搞的话到手赚2000万,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不愿意,我出生于工人家庭,我不愿意欺骗我的这些职工。当然这是好人,我们不能期望所有的企业家都像他这么好。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资产打折。

  这里最大的原因是人员安置问题,地方政府不愿意背人员的包袱,你雇的人越多打的折越多。有的地方打折甚至可以打到四折。这样搞下去就会造成新买家增加谈判地位,因为你让我雇这么多的工人,我就会要求你必须打折。地方政府往往因为在改制过程中赚不到钱也不愿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我们没看到哪些城市从口袋掏钱改制,都是由单个企业就地解决。另外是增加内部人信息机制,我们老说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是因为政府给了他这个优势,我们调查重庆南岸区首先是剥离人员,将净资产拿出来拍卖,拍卖有两个好处,一是发现真实的价格,二是有利于资产的重组。有了公开的拍卖要求新的买家回聘一定的人员,剩下未被雇佣的职工进了再就业中心,这部分的担子就落在政府身上。

  现在国有资产流失板子大部分要打在地方政府屁股上。因为他们不负责的态度才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这样说地方政府可能不高兴,我想加一句,中央政府机会主义倾向非常严重,中央政府为什么只管187大型企业?好象是抓大放小,为什么你只抓赚钱的企业?上行下效,你到河北,河北把秦皇岛所有的企业都下方了,单单一个秦皇岛港务局没有下放,因为这是一个稳赚的企业。

  四川成都陈华区原来没有国营企业,一改制下方了20多家国有企业,区长和经贸委主任说如果把这32家企业都改制完他们要1.2亿。对省和中央来说1.2亿是小意思,但对一个去的财政来说是天文数字,所以财政收入是层层上收,我听说山东一个地方税已收到了2007年,如果大家看一下GDP的增长速度,税收的增长速度差1倍,税收增长速度只有GDP 增长速度的一半,从93年开始已维持了十年。事权下压,税收上提,政府不负责任的态度和机会主义的态度是造成当前国有资产流失的最重要的原因。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在顺义召开“市场化三十年论坛”

消息

2008年 9月 4日

    2008年8月30日,31日,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和广东省人文学会共同举办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在京召开,会议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实行市场化三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变迁展开讨论,回顾了市场化改革的得失经验,展望了我们今后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与会学者汇聚了我国经济学界、法学界以及社会学界的知识精英,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周其仁、樊纲等都在会上有精彩发言。

    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09月03日发出文章:《正确判断改革的现状与趋势》,内容如下:

    进一步变革的动力究竟何在?究竟怎样才能推动制度的良性变革?这恐怕需要执政党、学界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奥运会结束之后,不论是高层、还是学界,注意力迅速转回国内,着手认真地应对复杂的经济问题,以及更重要的,回到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成败得失的思考上,希望通过这种反思,回答一个问题:三十年之后,中国下一步应当如何变革,才能够真正地建立起支持中华文明持续繁荣、社会长治久安的制度框架?

    近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广东省人文学会在北京召开“市场化三十年”论坛,长期关注、甚至参与各个领域改革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包括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秦晖、周其仁、樊刚、张维迎等知名学者。因而,这个会议是观察学界未来关注点的风向标。与会者一致承认,三十年来,中国各个领域的规则、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举其大者如:私人产权获得一定程度保护,公有经济迅速缩小,私人企业逐渐发育以至于占据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制度变化释放出企业家的创造性,由此导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私人财富与政府财政收入以较高速度增长。与会者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这一增长奇迹。

    专程参加这次会议的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以这种增长为依据,断言这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但是,在公开或者私下场合,所有大陆学者一致认为这个看法过于乐观。与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过去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未必能够持续。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其根源不完全是周期性因素,还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与制度性因素。

    如果视野超出经济领域,不是只看财富,而是观察社会、政治领域,则会发现,问题更为复杂而繁难。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承认,过去三十年间,人们在各个领域的自由有所扩张,广泛的权利获得政府的尊重和保障,社会自我治理范围不断扩展,文化、精神的自主性不断强化,法律与司法体系趋向完善,政治参与的渠道也日益增加。但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是:相对于经济领域,这些领域的变革尚不够完整。

    也正是因为政治、社会领域改革的滞后,初步发育的市场遭遇了扭曲。比如,政府部门过度卷入经济活动中,经营城市、经营土地,导致政府成为利益当事人,商业纠纷转化为官民冲突。“双轨制”使得官员和接近官员的商人大规模进行“寻租”,腐败现象在政府、商界乃至全社会蔓延。权力介入经济过程形成秦晖教授所说的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其经济社会后果则是较严重的贫富分化。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实教授扎实的数据表明,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

    正是这些现象,曾经引发了2004年到2006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贫富分化”“看病贵”“上学难”“住房难”。很多人不加分析地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归咎于“改革”本身。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所做的未加深思熟虑的辩解,也没有使公众释怀。

    在“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再只是向后看,拿今天中国的富裕与三十年前的贫困相比而沾沾自喜;相反,更多的人向前看,思考中国还需要那些制度变革。学者们普遍相信,惟有通过进一步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革,才能够完善市场,进而使中国社会继续良性转型的进程。

    学者们提出的策略包括,减少政府部门控制资源的权力;严格限定政府的职能范围,政府应当谨守自己的本分,不能充当公司,不能利用权力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改革财政预算制度,给公众以更畅通的财政民主参与渠道。江平教授进一步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人权同样也是硬道理。总而言之,与会学者都同意吴敬琏的说法: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改革,完善宪政的制度框架。

    也就是说,中国要保持稳定增长就必须完善市场制度;要实现社会繁荣,就必须建立某种程度的普遍福利制度。但是,满足民众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却必须依靠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

    我们认为,惟有法治能够保障市场之正常运转,惟有民主能够保障民众的政治权利,确保政府服务于民众,政府财政收入按照民众的意愿花销。惟有致力于完善法治、民主制度,方能有效地解决当下所面临的种种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精神问题。然而,进一步变革的动力究竟何在?这是困扰每一位与会者的问题。樊纲在自己的转轨经济学框架中,将变革的阻力归结于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两大因素,这两者也经常混杂在一起。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推动制度的良性变革?这恐怕需要执政党、学界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

    最重要的是,假如社会不能形成进一步改革的政治意志,则一切无从谈起。

 

吴敬琏间谍案祸起龚方雄“刺激经济方案”?

媒体文章

2008-09-02

  “吴敬琏教授被捕了!”8月29日,一条惊人的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流传。消息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因涉嫌为美国担任间谍工作,已被带离调查。

  8月29日下午,吴敬琏教授所属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其网站首页显著位置刊出声明,就“吴敬琏卷入间谍案”一事公开辟谣。声明称,“近日网上流传吴敬琏教授的一些不实传言,也有不少人来电询问并关心吴教授的近况。我们刚刚与吴敬琏教授通过电话,他目前工作及生活一切正常,并将于2008年8月30日如期出席相关学术会议。”

  8月30日,周六。在北京郊区顺义的一家宾馆一间会议室里,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广东人文学会一同举办的改革开放30年的研讨会准时召开。吴敬琏、茅于轼、江平、张五常、张维迎等知名经济学家济济一堂,只能容纳30多人的会议室被挤得满满的,许多人只能站着听。满头银发的吴敬琏第一个发言,他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政权力的运作等,并继续肯定市场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

  会后,吴敬琏立刻被一群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有记者追问其间谍案一事时,他神态平静,微露笑意。“我4天前在外地开会就得知了这个谣言,觉得莫名其妙,回去一问家人,说是十多天前就有了这方面的谣言,一直没有理会,没想到越演越烈。”他对媒体表示,当前正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当口,对传谣者的动机,“很有疑惑”。他觉得谣言传播的过程也值得研究,到底是什么人在传谣。

谣言起于“刺激经济方案”?

  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83至1984年为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4年至今,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上世纪80年代末因力挺市场经济而被起了“吴市场”的绰号……已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之一的吴敬琏,为何会与“间谍门”谣传拉上干系?

  记者了解到,此事不仅吴敬琏教授几天前就有耳闻,北京多家媒体的记者在近10天来,也都听到了这个传言。8月29日下午,吴敬琏涉嫌间谍案谣言传出后,又有谣言传出,说此事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师龚方雄发表的“刺激经济方案”有关。

  8月20日,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的研究报告爆出中央政府“将出资2000~4000亿人民币刺激经济”的猛料。此事被媒体广泛报道后,当天沪指一扫连日低迷,大涨将近180点。但随后,该报告被斥为无依据,股市迅速打回原形,被业界普遍认为外资投行趁此机会出货。

    传言称,龚方雄的消息是吴敬琏透露出去的。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接近吴敬琏的人士称,这种联想非常荒谬,是别有用心的人蓄意捏造的,目的就是想给一些人士头上泼污水。曾在8月30日的研讨会后专访了吴敬琏的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张剑荆也表示,龚方雄的观点,与吴敬琏一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完全不同,“两者之间根本不可能有必然联系。”

 

社会过程及其评价

----为天则会议---改革三十年的评价问题撰写

北京大学教授 汪丁丁

2008-09-01

http://wang-dingding.blog.sohu.com/98768011.html

    摘要:社会对它自身演变的评价,长期而言,决定了它自身的演变。最早定义了这样一个主动过程的经济学家,是奈特(Frank Knight),他的思想影响了阿罗(Kenneth Arrow)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阿罗系统地批评并颠覆了公共政策的“卡尔多-希克斯”判据的合理性。布坎南则确立了数量远大于帕累托改善之可能性的帕累托不可比的社会状态之间的政治对话理论。最后,可以视为对布坎南政治对话理论的支持,森(Amartya Sen)提出的一个命题表明,在社会成员对诸如“自由”、“效率”、“民主”这类理想或“美好社会”(good society)诉求的指引下,社会在特定信息结构的制约之内对自身演变的任何评价,或者是不能自洽的,或者在帕累托不可比的社会状态的集合上无差异。将上述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演变,根据中国社会的三重转型特征可推测,中国的经济发展或迟或早将改变多数中国人对各类价值的重要性排序并且,以不很高的概率,可能逐渐降低物质利益在价值排序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根据物质利益在人群之内的不平衡分布可推测,由于物质利益在“已经富起来的”和“尚未富起来的”人群的价值排序中的显著不同位置,并且由于帕累托改善机会的耗竭,在帕累托不可比状态的集合上的不同价值排序所导致的政治对话与政治冲突,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一.引言:关于人类社会

    社会生活或生命的群性,与生命的个性相对而言,成为人类的两大特征。作为“社会性哺乳动物”,人类的每一个体的生活可分类为:(1)情感生活。这一生活的“生理-心理”基础是人类在物种演化的哺乳动物阶段形成于脑内的“外缘系统”(Limbic Systems)。脑科学的当代研究(来自不同学派的报告)的最令人信服的一项共识是,人类的情感生活与理性生活密不可分。不仅如此,因病患所致的情感障碍将显著地降低行为主体的理性程度。也就是说,情感是理性的基础和前提,并且根据一般哺乳动物远低于人类的理性程度,我们推测,理性不是情感的基础和前提;(2)个体生活或“私域”(private domains)内的生活。这一生活的“物理-生理-心理”基础是生命“体”边界之内的主动过程,即亚里士多德(拉丁文本)谈及“动物”(anima)时使用的这一语词的另一涵义——“灵魂”。有灵魂的过程,从奈特的思想体系之内推断,可称为“主动过程”。就动物而言,主动过程意味着关于生命的常见的“三层次”定义——每一生命体必须有身体的“边界”、边界内部复制自身的过程、以及边界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能量交换过程;(3)群体生活或“公域”(public domains)内的生活。这一生活的“物理-生理-心理”基础尚未令人信服地澄清。一种可称为“套套逻辑”的演化论的解释是,社会性哺乳动物之所以演化为“社会的”,是因为使它们在与其它物种的竞争中得以生存的策略之一是个体之间的“合作”。对这一假说的实证支持是晚近发表的一部分演化心理学、胚胎脑科学和关于人类情感的脑科学研究报告,其中,人类脑容量增长在大约50万年前的停滞和此后人类大脑的前额叶占大脑比重的迅速增长,以及前额叶在社会认知与情感协调方面的主导性功能,可用来支持人类大脑的社会交往决定论。

    哺乳动物之外的动物也可以有社会性,典型地,动物学家们特别关注白蚁、蚂蚁和蜜蜂的社会性。非哺乳动物的社会交往及其可达范围,依赖于它们使用的可称为“语言”的各类信号的性质。与哺乳动物不同,非哺乳动物的脑,缺少“情感中枢”。因此,我推测,它们的社会认知行为唯一地由它们的“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能力及其性质决定。根据动物行为学及脑的胚胎学原理,我们不难推测,社会性昆虫类的语义记忆能力是遗传决定的,并且在后天发生的特定情境内习得语言的具体内容。也因此,这些昆虫社会,与原始人类社会一样,被纳入涂尔干所谓“机械团契”,与现代人类社会所表现的“有机团契”形成对照。但根据关于昆虫分工和人类分工的比较研究以及语言和情感的记忆理论,我推测,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有机团契,并非由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而是由于社会情感的发展。许多迹象表明,有一种被辛格(Tania Singer)在最近发表的一份脑科学报告中命名为“共享的神经元网络”的脑内信号系统,可视为普通灵长目脑内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在更高阶段演化的产物。这一共享式的神经元网络束,应是人类在范围远超血亲家族之外的社会交往能力的“生理-心理-语言”基础。与此同样具有启发性的一项脑科学事实是,在迄今为止被人类研究过的各物种当中,似乎只有人类和数目有限的“会唱歌的鸟类”(singing birds)的脑,有“场景记忆”能力。后者完全不同于“语义记忆”,因为它使行为主体有了关于“时间”或“历史”的感觉。

    综上所述,我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推测,“情感生活”、“场景记忆”、“社会交往”,这三类现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甚至不可分离的联系。正是这一目前尚未澄清的联系,为人类社会提供了“物理-生理-心理”的基础。并且也是在这一联系的基础上,才可能在人类个体的心理世界里形成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1930年代提出并成为社会行为学、社会心理学和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原理之一的“社会自我”(social self)。

    回顾人类社会的历史,韦伯认为这些社会及其权威的正当性来源可有三类——传统型、法理型、奇理斯玛型。与此相对照,奈特认为人类社会可分为下列三类:基于习俗的,基于威权的,和基于共识的。这一分类导致阿罗在建构“社会选择”理论时,将“不可能性”定理的现实背景限制在“共识社会”(consensus society)的集体行动的范围内。在其余两类社会里,由于“习俗”和“威权”的内在和外在特征,集体偏好不是如同外部强加的就是独裁的。

二.社会过程

    就我的阅读所及,奈特是最早阐述“社会主动过程”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哲学家。他1942年发表于《伦理学》杂志的长篇论文“科学,哲学与社会过程(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以及1944年和1946年他在同一杂志发表的另外两篇论文,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演化学说。

    根据奈特的社会演化学说,社会变革往往源于它的上层人士对占据主导位置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的不满——古代巴比伦的僧侣、中世纪人文主义者、以及当代都市里社会批判家们。一般而言,任何社会,在任何时段内,有一些社会成员被全体社会成员认为是“重要的”——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力相比而言。这些重要的社会成员们关于某些公共事务的“重要性”可能达成共识。这些达成共识的具有重要性的事务,成为社会的首要目标并为此而引发社会变革。

    关于“重要性”(importance),学术活跃时期稍早于奈特的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晚年曾提出一个命题,我称之为“演化理性的哲学表达”:在任何理解(understanding)之前先有表达(expression),在有所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feeling of importance)。此处,“有”是存在性的描述。如果一个人关于某一具有重要性的问题尚未有感受,那么基于这一感受的表达是不可能的——注意,怀特海使用的是“ex-pression”,与“im-pression”相对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外在表达,后者是休谟哲学(怀特海哲学的两大思想渊源之一)由以出发的概念——在任何“观念”(idea)之前先有“印象”(impression)。

    上述的奈特社会演化学说,在两方面需要更详细的叙述。首先,如果一个社会格外缺少社会学家所谓的“纵向流动性”(vertical mobility),那么该社会的重要成员的集合就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群体,从而基于该群体共识的具有重要性的事务,未必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重要性的事务。其次,奈特指出,现代的理性社会的真正基础是“自由讨论”(free discussion)。真正自由的政府,不是根据美国人通常相信的与林肯总统的伟大名声联系着但缺乏实证准则的“人民的和人民参与并为着人民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而是根据“基于讨论的政府”(a government by discussion)——这是一项可实证准则。奈特强调指出,我们判断一个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阻碍着人民的自由,不应根据它的文字宪法或它遵守文字宪法的程度,也不应根据它的政治不民主的程度,而应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压制或操纵着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讨论”。奈特想象的自由讨论,十分类似于我们已有了足够多体验的“互联网社会”的自由讨论。只不过,与奈特的理想境界尚有差距,今天,我们期待着互联网讨论的参与者们对自己的言论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责任感。

    在自由讨论的过程中,可以自发涌现出一些权威意见——被参与者们公认为“重要的”意见。奈特相信,这是理性社会最初的政府形态,因为这些意见的权威不需要强迫性力量的支撑,它们的权威是韦伯所谓“内在权威”——多数社会成员发自内心地希望服从的权威。

    关于“(主动)过程”这一语词——procedure,奈特指出,它不同于“(被动)过程”——process。后者是无意识的和机械的,前者是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奈特认为,一个社会的宗教、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及这些活动的文字或符号描述,都是社会主动过程的外在特征,都是“overt”(外在的)。
 
    在奈特想象的理想情境里,只有自由讨论才构成社会主动过程。能够参与自由讨论的人,是摆脱了习俗和威权束缚的现代人。根据奈特的社会演化学说,一个社会可能达到的文明程度依赖于它的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文明和批判文明的能力。

三.重要性的感受、政治表达、社会过程

    诸如“发展是硬道理”和“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表达,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无疑代表了足够多的重要社会成员关于最具重要性的问题的感受,从而成为关于重要性的感受的“政治表达”。在韦伯看来,群体行动使社会成其为社会,“政治”则是群体行动的社会理论概括。在韦伯“政治社会学”视角下,任何社会现象都有政治的维度,并且任何政治活动都是社会的。

    在奈特、阿罗、布坎南的叙事传统内,韦伯的政治社会学视角可转换为采取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立场的“新政治经济学”视角:每一社会成员感受到的重要性,也就是小米尔(John Stuart Mill)关于“效用”的定义——utility is importance felt(效用就是感受到的重要性)。对一切被感受到的重要性加以排序,就是我们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偏好”(preference)。经验地,一个社会的各成员具有的偏好的差异程度,或每一社会成员被允许形成的各种偏好之间的差异程度,以简单的方式测量着该社会的“自由”程度。如此界定的自由,我称之为“简单自由”或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所谓“天真的自由”(na?ve freedom),与吉尔伯特界定的“复杂的自由”(synthetic freedom)相对而言。

    假如每一社会成员已在公共事务方面具有自己的偏好,共识的达成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能否通过任一形态的“公共选择过程”——不论那是“以手投票”还是“以脚投票”——就各项公共事务的重要性形成一套可称为“社会偏好”的关于重要性的表达。阿罗早年的“社会选择”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偏好的理性程度与社会偏好的其它性质(自由、民主、效率)之间可能的冲突。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研究,关注的是这些冲突之间各种可能的达成共识的途径。

    中国以往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在上述的理论视角下,可表述为这样的社会主动过程:主要利益群体关于各自重要性感受的不同政治表达之间的冲突及因冲突的协调而获得的福利增长,为政治对话提供了理由。由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表现为习俗、威权、理性共识等不同类型的正当性资源的并存,参与政治对话的那些被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可借助习俗社会和威权社会的政治资源,也可借助“奇理斯玛”类型的个人魅力以及各种偶然因素提供的说服力。总之,只要某一政治表达获得足够大的认同,社会就可达成它在重要性排序上的选择。也是由于上述过程充满着偶然因素,社会选择不可能服从任何“历史必然性”。我同意波普(Karl Popper)的观点,历史不是决定的也不是无决定的,而是“非严格决定的”。

四.价值排序、情感生活与美好人生

    关于每一社会成员可能具有的价值排序,我提出一种主要受了海勒(Agnes Heller)思想的影响的观点——这种观点将“美好人生”(good life)嵌入在三维度的空间内。第一个维度刻画每一个人“先天禀赋”获得后天发展机会及被实现的(materialized)可能性,第二个维度刻画每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political life)关于“正义”的感受,第三个维度刻画每一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情感生活的深度(emotional involvement)。类似地但有重要差异的,是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描述的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三维想象:物质维度刻画社会成员对物质利益的诉求,精神维度刻画社会行动的价值取向,社会关系维度刻画权威的正当性资源的类型或谱系。

    每一社会成员都追求自己想象中的美好人生,这一追求在不同文化之内的客观存在是不能否认的,尽管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及不同的表达。每一社会成员在先天禀赋获得了发展之后,关于自己的美好人生可有十分不同的想象从而导致生活理想及生活意义的演化。

    每一个人的先天禀赋的最重要的发展机会是“教育”,它的外在特征便是受教育的权利——当这一重要性在社会主动过程中获得共识之后。不过,正规教育可能“失败”,恰如中国目前的状况。失败的教育可能压制了一个人的先天禀赋的发展。于是,正规学校之外的各种生活经历,包括家庭教育和在职培训,就成为最重要的发展机会。

    教育之外,对先天禀赋的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发展机会是“卫生”,它维护和延续劳动能力和享受幸福的能力。依赖于不同社会可能达成的关于卫生之重要性的共识,卫生可以主要表现为公共卫生,也可以主要表现为私人卫生或公共努力与私人努力的混合。

    与幸福感有直接关系的,是美好人生的情感维度。许多关于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之间正比或反比关系的研究表明——例如罗贾思(Mariano Rojas)2007年关于西方人幸福感与精神诉求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和浙江省2006年关于“老年”人口和“老老年”人口幸福感的调查报告,涂尔干担忧的因劳动分工的发展而有的个人主义及物质利益追求对精神生活和社会关系造成的损害,正是导致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之间反向变动的因素之一。

    不仅在培根和边沁的著作里,而且在当代脑科学研究报告中,我们知道,人类情感大致可分为若干层次。首先是三种“原初情感”(primary feelings)——幸福、恐惧、悲哀。其次是许多“次生情感”(secondary feelings)——希望、怜悯、羞愧、嫉妒、内疚、仇恨……,还有或许层次更高且更细腻的情感——惆怅、无奈、爱恨交加、悲喜掺半、百感交集……。至少就人类的脑结构而言,三种原初情感分别源自三个不同的脑区,几十种次生情感则接受来自不同脑区的信号并由此形成远比原初情感复杂微妙的次生情感。

    已知的人类情感,多数是负面的,少数是正面的。可名的情感——不是“无以名之”的情感,通常由许多因素联合作用而生,并且在不同情境内可分解为不同因素的组合。如前述,人类是社会性哺乳动物的一种。哺乳动物的情感中枢是“外缘系统”,它的解剖位置在大脑之外,它只接受理性中枢(大脑)的调节但不能被理性完全控制。在脑的各项功能当中,只有“理性”是一种可将具体感受抽象为普遍规则的能力。与此相比,一般动物和植物只生活在具体情境内,它们的情感离开了它们生活的具体情境就可发生障碍——“精神症状”。在目前的演化阶段,人类行为不能也不应完全地理性化。因为人类情感与哺乳动物情感一样,离开了本土社会就可发生障碍。

    在方法论个人主义视角下,一个“美好社会”(good society)其实是它的社会成员寻求更好的社会选择(也称为“社会集结”)从而使每一社会成员实现美好人生的过程。

五.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过程评价

    中国社会处于三重转型之中——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经济转型是市场主导的,政治和文化的转型则意味着权力正当性的基础由威权的和习俗的向理性共识的过渡。

    在政治和文化的转型期内,我们看到中国人的价值诉求沿着韦伯三维空间的精神维度有了显著的改变。相应地,伦理和行为规范也有了显著改变。传统价值瓦解的过程,在20世纪下半叶与一种被强烈地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诉求重合,随后是价值诉求的幻灭。至“文化革命”结束时,产生了普遍的“精神虚无”或“价值真空”。此时,这也正是“虚无”的含义,如果不“对外开放”就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价值诉求。因此,至少在中国“开放”与“改革”的初期和中期,韦伯意义上的“价值诉求”演变为物质利益导向的,或“效率”导向的。但此时改革派人士的心态,已完全不同于一百年前那些尚可坚持“中体西用”立场的改革派人士的心态。因为“中体”早已被半世纪之久的意识形态化了的新价值诉求遮蔽。并且这一新价值诉求来自西方,它很难避免“幻灭”的结局。

    当社会行动主要是物质利益导向的时候,经济效率及其价值倾向于被高估。这一“同义反复”命题的论证,需要回顾前述关于“社会行动”的韦伯和奈特的学说,即社会行动之可能,完全取决于政治领袖们是否能够找到足以动员达成变革共识的政治表达。或许是偶然,提出了这一政治表达的领袖人物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高估了物质利益的价值,那些倾向于低估物质利益的价值的政治领袖们则由于个人品质不足或错失了机遇而未能在不同方向上发动一场社会变革。

    只要不是“革命”,任何社会变革,从来只是“自上而下”的,只是由于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成员们关于新的重要性达成了某种足以发动变革的共识,虽然,这一共识的达成往往需要来自下层的“非重要”社会成员的支持,或直接就是非重要社会成员对旧体制普遍抵制的结果。这是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事实判断,它可以导致但并不等价于“精英主义”的政治态度。

    随时间的延续和纵向流动性的增加,社会重要成员的群体构成和重要成员能够达成共识的价值排序都会改变。假如我们将政治领袖们竞相获取的正当性资源视为一种“社会资本”,那么,借助于贝克尔(Gary Becker)和墨菲(Kevin Murphy)的“社会经济学”分析,这些正当性资源对领袖人物们提出的政治表达的影响类似于“时尚”对个体消费行为的影响,当关于某一价值诉求的社会资本积累至某一阈值时,这些相互竞争的领袖人物可在极短时间内提出具有相似价值诉求的政治表达,从而导致相应的价值诉求在社会过程中成为主导性的并进一步外化为法律和政策,例如“三个代表”和后来的“和谐社会”等政治表达对法律和政策的重大影响。

六.价值排序的冲突与政治生活

    不同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和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的物质利益之改善程度,在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之内,有显著差异。由这些差异导致的物质利益在不同社会成员价值排序中的差异,或更一般而言,不同社会成员在海勒三维空间中的位置差异,可以显著到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中,即在公共领域内,引发冲突的程度。

    在诸多的公共事务中,公平和效率,在许多重要社会成员的价值排序中的位置有显著差异并导致了“公平优先”和“效率优先”的不同的政策思路。

    关于“公平”和“效率”存在十分不同的定义,并由此导致不同的公共政策。在经济学分析框架内的效率是静态的,基于一般均衡存在性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或者,当一般均衡模型偏离现实很远时,(弱的)帕累托改善被认为是效率的增加。这一思想表现在社会选择理论中,是所谓(弱的)“帕累托条件”——就可想象的社会状态A和B而言,若没有社会成员认为A比B差,并且至少一位社会成员认为A比B好时,由社会过程得到的社会偏好将选择A,也就是说,在作为社会选择的结果的社会价值排序内,A比B的位置高。

    在公共事务的争论中,人们对“公平”的理解远比对“效率”的理解有更大差异。不仅在字面上而且在日常运用中,汉语“公平”这一语词既有英文“fairness”(公正)的涵义又有英文“equality”(平等)的涵义。由于与“正义”概念的密切联系,我们可将人们的“公平”观念分解在两维度之间——“程序的公平”和“实质的公平”。后者涉及每一特定情境内每一社会成员的特定需要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满足,前者涉及在一切逻辑可能的情境内每一社会成员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同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谓“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以及其它正义观念,它们之间的差异,我认为,可以表达为它们在上列两维度的投影的差异。

    同时,或许主要由于经济生活的市场化,在许多重要社会成员的价值排序中,“民主”和“自由”——姑且不论它们在中国和在西方的表达之间的差异,在公共领域内或在公共事务的每一特定情境内孰先孰后,成为参与社会过程的社会成员们的另一主要议题。

    在关于自由的许多定义中,可能容纳于阿罗和森的“社会选择”分析框架的,如前述(第三节),是基于个人偏好的被允许程度的“自由”定义。根据这一定义,当社会过程允许一切逻辑可能的个人偏好时,社会是自由的。多数社会成员很可能根据逻辑学以外的诸如康德道德分析这样的理由,不允许某些类型的个人偏好。例如自杀和杀人的偏好,在公共领域内通常不予考虑。假如我们相信逻辑可能的世界包含了现实可能的世界,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社会选择理论家定义的自由是最广义的自由。

    与关于自由的理解相比,人们对民主的理解有较小差异。因为,所谓“一人一票”,在给定的群体之内首先意味着对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对一部分人的尊重。其次,与对正义的理解类似,人们对民主(即“对每一个人的尊重”)的理解可以分解为两维度——“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前者无视具体情境和特定个体,后者则依赖于具体情境和特定个体。在梅(Kenneth May)、阿罗和森的社会选择分析框架内定义的“民主”,是最广义的程序民主——任意两位社会成员在集结过程中的编号被互换不会影响社会选择的结果,这被称为社会选择的“匿名性”(anonymity)。

    森指出,一个美好社会的特征,至少应包括“帕累托条件”——即当全体社会成员认为A不比B差并且一部分社会成员认为A比B好时社会选择A,此外,这个社会还应尽可能地“自由”——允许一切逻辑可能的个人偏好(所谓“全域性”条件),并且或多或少地满足“匿名性”——社会成员的民主诉求。

    但是,如前述,价值排序的冲突意味着,对最主要的公共事务而言,就任何两个社会状态A和B之间的社会过程而言,当一部分社会成员认为A比B好时另一部分社会成员认为B比A好。这样的状态A和B,被称为“帕累托不可比”。森证明了一个命题:假设每一社会成员的个人偏好具有“传递性”(即任意三状态X、Y、Z,当X不比Y差并且Y不比Z差时一定意味着X不比Z差)和“完备性”(即任意两状态X和Y,要么X不比Y差,要么Y不比X差),假设社会选择满足帕累托条件、匿名性、“全域性”(自由)、以及“独立性”(即社会在任意两社会状态X和Y之间的选择仅仅依赖于社会成员关于X和Y的价值排序从而与X和Y之外的任何社会状态无关)和“拟传递性”(即满足完备性并且对任意三状态X、Y、Z,当X比Y好并且Y比Z好时一定意味着X比Z好)条件,则在这一社会选择的价值排序之内,任何帕累托不可比状态都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当满足上列条件时,在“社会”看来,任意两个帕累托不可比状态A和B,是无差异的。

    上述的森的命题意味着,此处不能讨论技术性假设——独立性和拟传递性——的现实世界涵义,首先,理性共识基础上的社会偏好,只要它是充分地顾及效率、民主和自由的,它就不能判定任何两个帕累托不可比状态之间的优劣。这样的不可判定被称为“无决断性”,它在现实政治中意味着“僵局”。走出僵局的途径,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布坎南鼓吹的“政治对话”。其次,森的命题所要求的每一社会成员的偏好的传递性和完备性意味着每一个人的理性(传递性,逻辑无矛盾,决断性)和每一个人可利用的信息的充分性(完备性,关于任何两个可选状态的信息不缺乏到无法选择的程度),这是社会成员能够达成理性共识的前提。

七.结语

    关于帕累托不可比状态的森的命题,是阿罗《个人价值与社会选择》第四章关于“拟序”概念与“补偿原则”的论述的扩展。在那一章里,借助于西多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关于“社会无差异曲线”之间可能相交的观点,阿罗指出了“卡尔多-希克斯”判据的逻辑错误——这一判据可导致社会选择的非理性或无决断性(僵局)。

    但是,在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下,我们运用“卡尔多-希克斯”判据的最初动机仍是正确的。这一判据意味着,我们相信基于补偿原则的“谈判”过程可能导致理性共识。只不过,由于逻辑错误,这一判据所要求的谈判过程,很可能是以利益冲突为前提的政治对话,旨在走出僵局。我认为,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处境。

    围绕教育体制和公共卫生体制而发生的一系列政策论争和在更广泛领域内发生的对“三十年改革”的不同评价,意味着在“效率优先”和“公平优先”之间实施“补偿原则”的谈判,正从经济的转变为政治的。

    我们中国人为缓解政治冲突而参与的政治对话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导我们到想象中的美好社会?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取决于对话参与者的想象,但他们能够想象的通常是西方社会的政治图景——不必定与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保持和谐。

    网友评论:

我认同丁丁老师的最后一句,西方的不一定是最适合我们的,但是西方的是要去经历的。

喜欢汪老师的跨领域手法,佩服您的渊博信手拈来。纵横捭阖!

不敢苟同。西方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经历?这才是文明唯一论的霸权!社会的东西,其运行轨迹是要深深根植于文化传统---特别认可钱穆先生的这方面观点---西方的理论直接拿过来时会水土不服的。会把我们这个病人治死的。我相信,欧美的文明发展轨迹一定不是唯一的!我期盼的是,象汪老师这样的学者们,能够给我们华夏文明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主席从建国到逝世一共是27年。他领导中国人民初步建立了现代中国的基本雏形。期间的国内外反动派的干扰破坏全世界都知道。不用提醒你了吧。你们用了30年的时间侵吞改毛老人家那点微薄的家底,个个吃得肥头大耳,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来。还要时刻防备无产阶级的东山再起。可见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永远是侏儒。去学学谢国忠吧,多少讲点子人话。

回到我们所争论的普世价值与传统价值的争论了,西方的东西不一定是只是适用西方的东西,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走的发展阶段,和西方的发展历史中是类似的话,那么,他们发展的中的一些经验,是可以适用于我们的。

没办法,人家已经站在国家进化的高级阶段了,我们只能在后面追.

其实你还是不明白,否定普世观念强调阶级斗争的,都是一些故意而为之的阴谋.恶意而已!!其实他们自己更清楚哪种更有利于人民!所以,没必要和他们解释!!

大家都是爱国的,爱的方式爱的心理也许有不同,然而爱国最终的体现是中国的发展和文明。中国发展的结在哪儿呢,不就是个“垄断”造成的吗。可以说垄断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中国民主和文明 的进程就是让13亿中国人都明白什么让我们的发展举步维艰。

汪丁丁在上文中提到:我们中国人为缓解政治冲突而参与的政治对话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导我们到想象中的美好社会?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取决于对话参与者的想象,但他们能够想象的通常是西方社会的政治图景——不必定与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保持和谐。

闭门造车。无法对话,因为我没空、也懒得去弄懂这些西人术语的意思,也不知道那些绕来绕去的空话,到底让人类知道了生还是不生......也不想去想象西方社会的政治图景 —— 我只想活着时,读读南怀瑾老师的《人生的起点和终站》,据他老人家说:2008年9月1日,北极首次变成孤岛!

文字堕落,始于人心滥情。

不敢苟同。西方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经历?这才是文明唯一论的霸权!........我期盼的是,象汪老师这样的学者们,能够给我们华夏文明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提出自己的建议。

汪老师在某种程度上飘逸着学霸的气息而不自知,南怀瑾老师已经指明了华夏文明的后天,咱就不劳动学者们啦。

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走的发展阶段,和西方的发展历史中是类似的话,那么,他们发展的中的一些经验,是可以适用于我们的。

反之亦然。如同完蛋的西医体系。

毛主席从建国到逝世一共是27年。他领导中国人民初步建立了现代中国的基本雏形。期间的国内外反动派的干扰破坏全世界都知道。不用提醒你了吧。你们用了30年的时间侵吞改毛老人家那点微薄的家底,个个吃得肥头大耳,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来。

 

 

发件人:"Weidong Huang" <huangwd@ustc.edu.cn>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4 20:24:4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paper from 中科大黄卫东

美国金融危机是中国外汇财富消失的危机

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 黄卫东

2008-09-04

huangwd@ustc.edu.cn 

http://www.sciencenet.cn/blog/huangwd99.htm

    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相信美国会爆发金融危机。人们非常关心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影响。根据笔者提出的发展国家经济的七原则,笔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对美国财富的影响远远小于对中国财富的影响。

    美国的金融市场虽然花样繁多,其本质与中国股市类似,并不产生财富,实际只是一个超级赌场,进入赌场资金远远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赌场而以。在这场金融赌博中,最终损失的是中国等国外投资者。美国国内的金融损失是美国国内一些人的货币财富输给了另外一些人,从国家总体来看,实际总财富并不损失。这是因为美国金融赌场坐庄的是美国人,美国人还能印刷纸币无限补偿自己的赌资,在这种金融赌博中,美国人是不会,也不可能使自己的财富流失的。对其他国家投资者来说,进入这个赌场以后,其命运就不掌控在自己手里了。中国作为全世界拥有美元最多的国家,有大量美元在所谓的经济专家的忽悠下,进入了这个赌场,已经有三千多亿美元被套在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其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个人认为这个损失是无法挽回的,至于现在还没有成为现实,那是因为,这个超级赌场并不满足仅仅套住中国三千多亿美元,还在通过多种方法忽悠中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投入更多资金,与美国政府一起“救市“,实际是将更多的中国外汇财富送进去。笔者更担心的是中国会不会损失更多外汇。

    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实际是赌场,不生产财富,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实际上是很小的。发生所谓危机,对财富生产和消费市场实际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美国政府有多种办法控制其对生产和消费的不利影响。美国的实物生产能力和人们的生活仍然会一如既往。除了少数投机者可能因赌博破产,绝大多数人所受影响很小。通过这个所谓的市场,美国资本家不断吸取别人的财富,特别是美国以外国家的财富。

    如何应对美国的金融危机,首先绝不应当向这种赌场增加赌资。已经进入的,该损失的只能当损失,应尽快寻机从中逃出,避免更多损失。现有外汇应尽快使用,无法使用的,也应存以美国国债等保值方式,今后应根据需要进口的物质对应的外汇安排出口,将外汇存量保存在非常小的合理范围。
对国家来说,购买不能投入工业生产的黄金同样会掉入西方炒作的圈套中。黄金价格波动同样被西方控制,过多黄金本身并无使用价值。由于从储存到使用之间的价格波动被西方控制,就会带来损失。储存黄金本身实际是将自己的财富换成没有使用价值的黄金,对国家发展经济是有害的,我们不能想象将实物财富变成黄金储存1万年是有益国家经济发展的。国家发展经济,应以内需为主,以内需为主,就不会受外界所谓的金融危机影响。毛泽东时代,西方的金融危机与我国经济毫无关系。如果我们实行的是量入为出的策略,从国家发展需要出发,进行商品进出口,通常国外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市场会萎缩,虽然我们出口商品会利润减少,但进口商品价格同样会降低,我们所受影响并不大。

    笔者并不反对与外界的经济交往,但是,这种交往应以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主,而不是为了出口获得外汇,更不应当进入美国的金融市场。一旦外汇进入美国市场,等待我们的必然是财富损失。国内很多人,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盲目崇拜西方,特别是美国。虽然他们应用的经济学理论是以人的自私性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却相信美国的金融市场是公平公正的,忘记了资金家自私的本质,忘记了美国政府实际是被美国自私的资本家控制的,美国的金融市场是被美国自私的资本家控制的。将中国的银行出售给美国,更是这种观念的体现。不经过一次大的损失,很多人是不会醒悟的。好在中国目前生产财富的能力已经非常大了,这些损失对中国经济发展虽然有非常大的影响,但不会影响根本。希望经过这样的财富洗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能醒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上正确的轨道。

参考:关于国家发展经济七原则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3010
关于美国的自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34ba900100b4vh.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34ba900100b04o.html


 

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措施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

黄卫东

    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物价上涨,消费需求下降、大学生就业难,商品供过于求的状况日益严重,企业不断倒闭等问题,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论证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

一、 不断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一个健康发展的国家经济应是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都在持续同步增长。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单纯增加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必然导致物价上涨,产生通货膨胀;然而,单纯增加生产能力,不增加消费者(劳动者)收入,新增产品没有市场,必然导致新增生产能力闲置,同样实现不了经济持续发展。增加当前我国消费能力就是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尤其是民工的收入。因为高收入者的主要需求已基本满足,增加高收入者收入,实际是增加资本,对增加消费能力贡献较小。

    我国当前生产能力远大于消费能力,必须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以提高消费能力。多年来,我国生产能力持续增长,而普通劳动者民工收入一直很低,消费能力增长缓慢。国家采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和住房产业化,名义上GDP增加了,实际使普通老百姓在这些方面支出增加,反而使其余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能力减小。国家为了使不断增加的生产能力能够运转,加大出口力度,使外贸顺差不断增大,人民的劳动只是换来了大量存在美国银行或放在手里的纸币。由于国内市场容量小,无法使用这些外汇为国内经济服务:换回商品无法销售,换回设备等新建生产能力无法运行,因为产品在国内没有市场。现在连发达国家普通消费品市场也被中国大部占领,如果我们还不增加国内普通劳动者收入,不知中国今后增加商品产量还销售给谁。

    将目前我国外向型经济转向内向型经济已刻不容缓,我们必须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以扩大内需,降低出口。我国目前是外向型经济为主,已经带来了多重矛盾,国内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长期改善缓慢,近年来,受国际资源价格持续上涨影响,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在下降,很多普通劳动者生活艰难,已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国际上,发展中国家作为竞争者意见很大,发达国家也针对中国采取反倾销措施制约中国商品。发展内需是国家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有效方法。扩大内需的唯一措施就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只有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才能提高国内消费能力,从而扩大内需。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增加了生产成本,使部分产品竞争力下降,对外出口将下降。国家可通过汇率控制,以减缓劳动者收入增加带来的出口下降问题。通过汇率控制,我们可以控制出口下降速率,从而实现平稳过渡。

    我国近年来外向型经济已逐渐走入了死胡同。发展出口是为了进口必须的商品,包括国内没有的资源和少量设备,从而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近年来为了外汇而出口,挣来的外汇投资在美国市场,每年的外汇顺差不断扩大,目前已达到近2万亿美元。而国内又制定种种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外资实力雄厚、技术先进,又有交税少等优惠政策,在这样不平等竞争下,国内企业在放开的领域已逐渐难觅踪影了。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结果是很多产业已成外资天下。而实际引进的外资仅6千亿美元,远远少于外汇顺差。外资企业发展的收益归外资,不归中国人民,其发展并不代表中国经济的发展。难道我们的产业都被外资占领,我们只能成为打工者,才是发展经济。这种荒谬的经济政策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是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关键。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都成为民工,现有的民工低工资和城市高房价政策,使他们无法在城市购买住房安定下来,形成的格局是民工工资除满足个人基本需求外,积蓄主要用于农村建房,带来孩子教育、家庭分离等社会问题,严重威胁社会稳定。我们不能永久地让民工在城市工作,却无法在城市安居。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必然是从事农业人员大幅度减少的同时,农村居民同步减少。解决农村问题的前景必然是农民成为工人,全家搬到城市。国家只有强制提高民工工资,压低房地产价格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二、 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有利国家经济发展和资本家利益:

    从寓言故事开始。

    寓言:从前有二个与外界隔绝的小岛A和B,都是由一个资本家统治。两岛主要区别在于A岛资本家愚蠢而又贪婪,对劳动者剥削比较厉害,劳动者收入只能解决吃饭穿衣等基本生活需求,而B岛资本家给劳动者的收入比较高,是A岛收入2倍。一段时间以后,A岛和B岛资本家都积累了大量利润投资建设生产电视等高档消费品的工厂(实际情况是两岛工人完成了同样工作,建好了生产电视的工厂,与利润多少无关),假设两岛都只有一个资本家,产品无法运出岛外,大家可以预料两岛资本家投资生产电视的命运。A 岛资本家必然不能收回投资,因为电视机没有市场,而B 岛资本家必然获得了更多财富,因为劳动者生产了更多商品,创造了更多财富,虽然部分归劳动者,而资本家总是获得财富的另外一部分。

    从寓言故事可以看出,A岛劳动者收入低,无法购买电视,电视机工厂必然破产,资本家也无法收回投资,而整个岛经济也无法发展。而B岛劳动者收入高,能够购买电视,从而电视机厂实现了产销,经济必然得到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提高劳动者收入,不仅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也是一件有利于资本家的事情。而压低劳动者收入,使商品市场萎缩,既不利于国家发展,也不利于资本家获得财富。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主张压低劳动者收入,鼓吹所谓的低收入比较优势,这是造成我国内需不足,经济逐渐走向困难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一方面老百姓收入低,大量失业,一日三餐都无法果腹,另一方面,资本家生产的大量产品无法销售,只能白白扔掉,例如,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就发生了富人向大海倾倒牛奶,而穷人饿着肚子的情况。社会生产了足够的粮食,而老百姓还饿着肚子,原因很清楚,财富分配出了问题,因为每一个资本家都是自私的,它们不愿意提高劳动者收入从而提高生产成本,使自己在与同行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资本主义早期历史说明市场经济不能解决财富分配问题,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所证明的。一些经济学家鼓吹市场万能,是误导中国人民。罗斯福上台后,通过公共工程增加劳动者收入,从而为资本家准备了产品市场,使美国经济发展加速。从那以后,西方国家正确地认识到问题所在,从而制定了最低工人收入制度,并逐年提高,再也没有出现粮食生产丰富却产生饥饿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经常爆发的经济危机得到了良好控制。二战后发生的经济危机,其原因与收入分配无关,影响比较大的危机是美国入侵越南战争引起的美元危机,石油涨价引起的石油危机,以及股市虚涨引起的危机,这些危机虽然对经济有影响,却没有发生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动荡。

三、 日本发展历史经验表面,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发展经济的基本措施。

    日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制定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其理由是生产出来的商品,只有被消费,才能实现其商品的职能,才能不滞销,才能继续生产而实现经济增长。然而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打败竞争对手,会尽量压低劳动者收入和收入,导致劳动者无足够的收入去增加消费。这个矛盾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不管是外来的资本家,还是国内的资本家,还是马克思描述的自私自利的资本家,并没有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环境中进化,在自私自利方面与日本的资本家并无多少区别。当时,日本政府内有识之士决定由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制定政策提高农民和劳动者的收入,这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空前举措,后来,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采取类似政策。

    日本当时增加劳动者收入的措施包括:1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日本大米价格和农产品价格指数从60年到69年,提高了95%,到68年,与美国相比,大米价格是美国的2.7倍。同时也相应提高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约上涨30%。此外,通过普及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农民人均粮食产量,这样使农民收入有了很大增加。 2 提高劳动者收入。确立最低收入,按地区和产业不同,将全部劳动者分成若干集团,每个集团确定同意最低收入,制定每年增加量,使70年平均收入是61年2.7倍,收入差别也很小。同时期通过技术进步,使发展的商品价格与劳动者收入比较匹配,还配套消费信贷政策,促进了商品销售。十年间,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加16%,大大超过其他国家。至于投资资金,大企业主要由资本家自己解决,国家采用高折旧政策,减少收税,促进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即企业新购设备的支出算以前设备折旧,不交税)。国家制定法人累进所得税制,为中小企业留下存在生存空间。政府增发货币通过银行提供贷款支持。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劳动者主体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民工承担。在扣除价格上涨因素以后,他们的收入几乎没有增加,导致的结果是,很多商品在农村无法销售,农村市场始终没有发展,生产能力长期空置,工厂开工率逐年下降。近年来,一系列改革政策出台,城市劳动者也下岗了,使收入情况更加恶化。政府为了增加GDP,确保8%增长率,对策不是增加收入,而是将住房,教育、医疗等必需服务推向市场,还不断推高住房、教育和医疗服务价格,虽然提高了GDP,却将老百姓手里积累的财富一扫而空。政府所得不断扩大,与政府消费相关的产业不断繁荣,而普通百姓生活则逐渐陷入了困境,近年来已逐渐发展成为社会问题。我们的资本家就像寓言故事中愚蠢贪婪的A岛资本家,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使经济无法发展。

    我们过去2500年历史上的王朝几乎没有一个能延续250年以上。我们的贪婪精英,在王朝建立以后,就开始不断聚集财富,直到从老百姓手里夺走每一个铜板,使普通老百姓无法生存,导致全国性造反,起来反对这些官僚精英,最终使精英大部分命丧黄泉,使整个国家毁灭,从而开始新的王朝。今天,我们的精英又走回了老路,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显示了惊人的相似。

四、一个人一生消耗的财富有限,积累过多财富对个人和整个社会来说,都是无益的。

    对这些愚蠢贪婪的A岛资本家和精英,我这里也给一个寓言故事:

    寓言故事:有两个人躺在沙滩上晒太阳聊天,其中一个人是远道来旅游的亿万富翁,另一个人是当地渔夫。富翁问:“每天需要多少时间打鱼?“渔夫说:“大约2小时。“

    富翁又问:“那么你一天剩下那么多时间都在干什么?”渔夫说:“我呀,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抓几条鱼,回来后跟孩子们玩一玩,再睡个午觉,黄昏时晃到村子里喝点小酒,跟哥们儿玩玩吉他,我的日子可过的充实又忙碌呢!”

    富翁帮他出主意说:“我倒是可以帮你!你应该每天多花一些时间去抓鱼,再买更多的渔船。然后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渔船队。到时候你就不必把鱼卖给鱼贩子,而是直接卖给加工厂。然后你可以自己开一家罐头加工厂。如此你就可以控制整个捕捞、加工和行销的产业链。然后你可以离开这个小渔村,搬到墨西哥城,再搬到洛杉矶,最后到纽约,在那里经营你不断扩大的企业。”

    渔夫问:“那要用多少时间呢?”富翁回答道:“15到20年。”

    “然后呢?”富翁说:“到那时你就可以退休了!你可以搬到海边的小渔村去住。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随便抓几条鱼,跟孩子们玩一玩,再睡个午觉,黄昏时,晃到村子里喝点小酒,跟哥们儿玩玩吉他。”渔夫疑惑地说:“我现在不就是这样了吗?”

    这则寓言说明了,财富对一个人来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个人消费有限,过多的财富对个人来说并无多大意义。而无限膨胀的财富欲望对社会和个人都是十分有害的。君不见有多少人为财富权力绞尽脑汁,从而损害了自己的身体,损害了自己的精神。更严重的是这种行为最终将导致社会崩溃。

五、增加货币发行量是解决发展资金不足的主要途径

    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实质是要将新增生产能力产生的商品销售出去。不提高劳动者收入,生产力进步增加的生产能力及生产的产品卖给谁?如果卖不掉,怎么能实现经济发展?因此,与此对应,国家每年必须为新增生产能力提供对应的货币。国家是全国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管理者。所谓货币,作为国家来说,是国家管理经济时,提供的一种管理分析工具。从实物管理角度来看,国家根本不存在负债问题。当货币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增长速率,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当国家确保基本生活资料生产能力同时确保所有居民有生活保障方面的收入,这种通货膨胀是不会引起1929年经济危机这样的问题或历史上发生的饥荒问题。货币发行过多,还可通过国债收回。与此相反,当货币发行量不足时,国家经济活动必然受到阻碍。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只需增加货币发行量,根本用不着发行国债,因为发行国债,实质上是减少了居民手里的购买能力,反而会减小消费能力,使发展停滞。除非产生需要抑制的通货膨胀,可以发行保值国债,减少货币流通量。正确的经济管理方法是国家根据生产力发展情况,增发人民币。经济学家应通过研究发展一种方法,判断每年需要增发量,例如根据通货膨胀率,当通货膨胀率高于某一指数,就减少货币增发率,低于某一指数,就增加货币增发率。股市和储蓄也有类似减少消费能力的作用。

    总之,一切减少居民消费的举措都是有害经济发展的,包括促进储蓄,发展股市和国债等措施。西方国家储蓄率都很低。一些学者鼓吹高储蓄有利经济发展,显然是受西方经济学所谓资本是紧缺资源的误导,其目的是误导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大量引入西方投资,从而减缓甚至控制我们的经济。至于西方国家的股市和国债,也很难证明对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因为所有通过这两种方式筹措的资金,都可由国家银行增加货币发行量,通过商业银行借贷提供。其中国债,如前所述,可在发行货币过量情况下,减缓物价上涨。取消股市,还消除了股市投机行为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我国的股市,客观上减少了中低收入者收入,降低了我国的消费能力,近年来,外国金融机构还从中大量夺取中国人民的财富。如果我们在制度上能够消除这些不良影响,扩大股市在引导投资方向上的辅助作用,也许保留股市还有意义。

    我国居民喜欢储蓄,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降低了消费能力,不利经济发展。国家需要增加更多的货币发行量,给劳动者更多的工资,以抵消储蓄带来的不利影响。发展各种福利制度,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是降低储蓄率的有效措施。

六、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是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低收入增加市场竞争力的卖国谬论,多年来,在这一谬论指导下,我们国家采用压低劳动者收入的方法,实际导致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缓慢,竞争力下降。最近出台的劳动法,仅对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增加了要求,就引来众多经济学家的反对。由于购买力低,国内价格始终低糜,企业利润低,无力发展技术,出口商品也是以低价为主。如果国内价格高,很多低价商品自然就不会出口,顺差自然就会减少(过多外贸顺差对国家有害),出口商品的价格和利润必然增多。企业也有余力发展技术,从而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国内通信行业是少数从业人员文化水平高,收入高和企业利润高的行业,出口利润也较大,其主要原因是原先技术由西方垄断,国内销售利润特别大,我们的企业进入以后,虽有下降,但国内价格仍然较高,保持较高利润,这是企业得以发展的基础。保持高收入和高利润,是我们国家通信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目前通信产品较高利润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主要原因。

    我们必须立足国内市场,通过国内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没有一个国家会大幅度对外开放自己的市场。我们的商品在国外的销售,主要是国外的公司,我们只不过是生产者。对中国的企业来说,妄想直接进入国外市场,控制一个国家某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整个产业链,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国家的政权被我们控制。只有扩大国内市场,才能为国内企业提供发展舞台。日本是美国的附庸,我们不能模仿日本。

    在生活资料生产能力充足的条件下,增加收入,即使产生通货膨胀,也不会产生比较严重的问题。目前我国在人们基本生活资料生产方面,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在食品生产方面,基本满足自己的需要。据报道,我国人均年消费肉60公斤,排名世界第八,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由于我国居民在饮食方面以粮食为主,以个人经验来看,基本接近饱和。在住房方面,我国城乡人均居住面积到2004年已超过24平方米,超过日本,达到了世界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在这些方面继续增长,即使继续增加生产,也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或者说国家不宜把人力物力投入到房地产了。例如,新生产的房屋成为炒卖的对象,对全体人民来说,并无使用价值。从国家层面来说,应制定政策限制,例如在贷款方面,禁止家庭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制定税收政策,家庭第二套住房加重收税等,打击炒房活动。

    只要保证了生活资料的生产,人民生活是不会陷入挨饿受冻的地步。维持我国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的人员,主要包括全部农业从业人员,全部肥料生产人员、建筑从业人员中相当比例,能源生产中少量人员、机械工业生产人员中少量人员、纺织业人员中相当比例,在我国总劳动力中的比例已经很小了。农业从业人员似乎较多,实际情况是农村青壮年基本进城打工,农业生产是由留在农村的老人和孩子负责,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青壮年劳力基本没有了。

    我国的大部分劳力,除了部分是为国内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科研及工业生产等以外,很大一部分人是为其他国家服务,生产大量产品出口换汇,换回来所谓美金储存在美国人手里,在美元不使用时,这些劳动实际上是损失财富的无效劳动,应停止这部分无效劳动,由国家负责发给相关劳动者,包括以前失业在家人员工资,从事有益国内的工作,如植树种草等活动,还减少物资出口,减少环境污染,交通等方面公共支出,其效果仅仅是GDP下降,但国家和人民得益。

七、当前通货膨胀原因与解决途径

    当前我国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包括三个方面:过多外汇对应过多的人民币发行量;楼市和股市内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国外金融资本炒作资源物价阻碍中国发展。根据我国外汇管理制度,外汇收入都由国家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在国内流通,这导致目前近2万亿美元外汇对应15万亿元以上人民币在国内流通,却没有对应物资,这是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之一。

    我国的房地产已经成为一个炒作的市场,价格严重偏离成本,导致畸形发展,相关产业如钢铁水泥蓬勃发展,价格膨胀。人均建成住房面积超过某些发达国家水平,但价格高,老百姓无力购买,很多楼盘空置,成为滞销产品,中等收入者多年积蓄被房地产淘空。低收入者打工一辈子也买不起城市住房,改变不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

    国外资本炒作石油、矿石等资源价格,带来我国很多商品价格上涨。对我国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肥料价格的上涨,将对我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须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包括提高粮食价格和劳动者工资,以应对当前资源价格上涨。粮食生产利润薄,肥料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太大,对粮食生产产生严重威胁,必须提高粮食价格,抵消肥料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影响,稳定粮食生产。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抵消粮食等基本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

    通过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增加生产成本,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出口商品成本增加,从而减小出口和外贸顺差,这是今后几年我们应该进行的工作,是转变我国经济以内需为主的必由之路,外贸顺差的减少,将减少人民币的投放量,从而从根本上减少通货膨胀,同时减少了需要进口的石油矿石等资源的需求。

    让股市楼市回归本身的基本职能,消除股市楼市炒作引起的虚拟收入增加,带来的物价上涨。这些虚拟收入没有创造财富,没有对应的物质基础,是靠相互炒作产生的,必然会有破灭的时候。炒作越大,虚拟增殖越高,破灭时产生的危害越大。国家必须通过法律严厉制裁各种炒作行为。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就是提高消费能力,从而减小消费能力与生产能力之间的差别,逐步达到平衡,使经济走上持续发展之路。

八、建议

    政府工作职能应以民生为主。目前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招商引资,为中外资本家服务,忘记了政府的基本职能。资本家追逐利润是天然的,马克思指出,有30%的利润,资本家就会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就会践踏人类良知;有300%的利润,就会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去为之。只要我们准备好了消费市场,资本家会千方百计进行投资的,根本不用政府去支持。由于站在资本家一边压迫剥削老百姓,导致民怨沸腾,国内暴力事件不断发生。这是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出现的根本错误所致。国家应尽快更改现有政策,加快胡温执政以来推行的社会保证制度的建设,将社会保障尽快覆盖全体国民,提高社会保障质量。

    国家应转变观念,以普通劳动者收入为地方政府工作评估标准,制定劳动者最低收入增长率,不断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尽快改变目前的收入制度,大幅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最低收入,压低资本家和管理人员收入,减小收入差距。只有低收入劳动者增加的收入才是用于消费的,高收入劳动者增加收入,只会增加投资。在生活资料充足的条件下,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是解决我国目前生产能力过大,市场容量较小的唯一途径,不仅不会产生任何问题,而且会促进国家的快速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指望资本家良心发现,给劳动者增加收入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资本家都是自私的,都要通过压低劳动者收入降低成本,以获得竞争优势,打败竞争对手。国家应该学习日本,强制企业提高劳动者收入。

    当前大幅度增加我国劳动者收入,从而提高物价,是促使出口企业转变为对内销售的良好措施,这是应对当前国际金融风险的良好对策之一。我国国内物价过低,是导致企业重视出口的主要原因。通过大幅度提高收入从而提高物价,人民币也无需升值,还可打击境内的热钱。增加收入,不会导致基本生活用品产生过分上涨,其他消费品上涨并不会影响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

    发展经济,还应注意均衡发展,降低商品积压,防止泡沫经济。只有实现了销售的商品,才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应根据市场销售情况,不断调整产品,以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房产价格应在成本基础上核定,应允许企业建房,打击房地产暴利。使房地产业能为大多数人服务。应采用累进税制,鼓励企业发展技术,更新设备,从而不断提高生产率。

    对区域经济发展来说,首先应支持现有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成本,提高现有产业竞争优势。为应对未来消费热点,根据地区优势,筛选行业发展方向,为发展这些行业进行公共设施建设,促进这些产业发展。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5 06:08:0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自由经济机制原理分析报告

山东枣庄煤矿 田忠国

2008年9月4日星期四

    吴敬琏、张五常等先生,自视为学界泰斗,坚持自由经济改革观,但又不深入研究自由经济的机制原理,或者说明知自由经济的机制原理必然会给中国带来重大灾难,但却睁着双眼说瞎话,把中国误导到危机重重、灾难重重的边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一大悲剧。有人可能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现在拥有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经济放量增长是改革的最大成就,但如果从系统经济的角度上说,比如,以建国之日的经济基础上算起,如果每年10%的平均速度,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总量,我想吴敬琏、张五常等经济学家是一定能计算出来的,如果计算不出来,他们就没有资格当经济学家,但如果能计算出来,偏偏不去计算或故意隐瞒历史的真实数据,那就是个大是大非问题了。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基础上的放量增长,也就是说,如果按中国前三十年平均10.2%的增长速度(没有物价上涨因素,系纯增长。本数据来自剑桥大学的统计数据),到目前为止,比如说到2008年,中国的GDP总量也是可以测算出来的。但是,经过后三十年的改革,外国在华投资也算到了GDP总量当中,如果外资占到GDP的30%的话,所谓GDP总量就要大大缩水,因为,人家的东西终归是人家的,算进来也只能是个令人痛苦不堪的“面子数字”,离真金白银还差十万八千里。

    搞经济学研究,只有以纯客观的态度,当然,在纯客观态度的核心,还应该一个学者必须具有的良知,而不是从满足私欲或达到某个政治目的的角度出发,就能研究出真正的成果,因此,一个经济学学者,可以能力差一点,但不能没有道德良知。如果一个学者没有道德良知,他的研究成果也一定是没有道德良知的,甚至是邪恶的。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我写了本文。

一、自由经济的概念

    没有任何规制约束、可以自由发展的经济,叫自由经济。如果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经济状态是自由经济,而美国的经济是规制约束下的经济,就不能算是自由经济。但为什么美国还要以自由为名,向所有国家推销自己的经济学假货呢?韩德强在以“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成因、趋势”(地址: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809/49570.html)为题的视频讲座中,已有明确答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掠夺阴谋。但问题是,做为经济学家一族的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在明明知道是美国的掠夺阴谋还要在本国大肆推销呢?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但推销自由经济的经济学专家一定能回答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也一定能回答得了。当然,就目前看,两者都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回答了,谜底出来了,“已知方向”就会因中国人民的愤怒不得不改变。

二、自由经济的权杖

    从世界范围看,自由经济是美国掠夺世界财富的一根权杖。这根权杖是什么?一是规则制定权,二是美钞发行权。美钞发行权起到逗引世界贪欲的作用,而规则制定权则又世界性贪欲规制了美国需要的方向性渠道,使人类像追星一样追逐着虚假的财富梦想。但是,这种财富梦想,由于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实体经济的实现,一旦美元梦破灭,整个世界将会经受一次灾难性的沉重打击。因为,按照系统程序逻辑的观点,每一个闭环的程序,在其程序链中,都会隐藏着无数负程序接口,一旦负程序接口被打开,又没有在有效的时间内控制负程序增长的话,就会发生极变。这种极变效应,不论是自然界还是政治经济问题,都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对原有的增长秩序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

三、自由经济的枢机

    自由经济有没枢机?一般情况下,极力主张自由经济的学者,都不承认自由经济有什么枢机,但是,不承认不等于没有,因为,如果自由经济没有枢机,那么,美国制定的一切自由规则将全部失效。但是,这个神秘的枢机是什么呢?我以为,这个神秘的枢机不是别的,就是规则的执行力。因为,如果规则缺乏执行力,就是失效的规则。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使之完整的执行下去,那么,要想使规则收到应有的效果,就必须执行规则,从这个角度说,培养美国利益的代言人,使规则秩序有效的执行下去,就成了整个自由经济的枢机。或许,这就是世界各国都有美国利益的代言人的重要原因。

四、自由经济的机制原理

    我曾在“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与抑制措施”一文中谈了这样的观点,资本追逐利润目标是个永恒的主题,只要资本存在,因为,资本的内在机制就是资本欲望膨胀的过程。有人可能反对我说,资本是死的,是没有欲望的,但是事实上,资本机制本身,就是一个欲望逻辑,并在这种欲望逻辑的演绎下,激活了人类的占有欲望。正因为如此,所谓自由经济,其本质资本的逐利自由。在资本逐利过程中,资本目标一方面盯准原有的目标,通过资本方向性投入的方式,扩大生产或创新产品交替运作,达到提升利润的目的,但是,在扩大生产的过程中,当产品达到某个峰值时,其利润的高点随之呈下降趋势。在这个下降过程中,如果不及时更新产品,利润空间在逐渐萎缩的同时,或趋向零利润或负利润。但资本为了保持自己的利润空间,一是采取扩大再生产,二是创新新产品,三是资本的机制效应,必然制造物质短缺推助利润空间的上扬,或者,通过物价膨胀的方式达到保住利润空间的目标。在这个资本自由运作机制过程中,任何美好的愿望都会被资本欲望弄得粉碎,所以,我以为是资本的机制欲望制造了人类的灾难。韩德强先生认为,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促成了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事实确实如此,但是,我以为,激烈的竞争只是个速度问题,并非造成大萧条的本质,而造成大萧条的本质在于资本的机制欲望。

    因此,限制资本的机制欲望,就成了全人类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

五、自由经济会不会终结?

    有货币交流,自由经济就不会终结,但自由经济绝对不是资本自由的追逐利润,而是战略计划规制下的市场行为。从这个维度说,美国之所以玩转自由经济的原因,并非是政府退出了对经济的管理,而是在战略计划规制的维度内,用法律的强制精神,使自由处于可控的战略计划之内。如果不是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美国拥有那么多对经济的限制。

总结

    由此可知,中国的自由经济,只能是战略计划下的市场自由,也就是说,战略产业必须有目标、有计划,而不是交由资本任其解构战略产业。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一个资本自由解构战略产业的三十年,现在到了必须结束资本自由解构战略产业的时候了,如果中国不想亡国的话。

 

 

发件人:"曾加宁" <nickzeng@eyou.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5 18:22:5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供稿

龚方雄建言是误国之策

加宁

    继抛出千亿元经济刺激方案之后,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近日又抛建言,主张政府用国家外汇储备购买“大小非”,以维持股市稳定。初看起来,龚之建 言是一剂良药,因为股市暴跌确实是因大小非减持(当然还要包括新发股票的发起人股)所致。由政府接手大小非,一能保证较大的资金供给量,二能提振以政策为生命的股市各方的信心。如果大小非们贪心一些,忍忍不卖,如果被套者重燃发财欲火,那中国股市说不定又会出现一波牛市行情。但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由于“股改”而爆发的“疯牛”行情。实践表明,大小非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反而越发严重。而牛市行情和“股改”成功完全不是一码事。中国股市需要的不是再来一波疯牛行情,而是通过实质问题的真正解决,使股市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龚之建言能解决大小非问题吗?能救股市于危难吗?它到底是灵丹妙药,还是误国之策?

1. 托得起吗

    按目前的价位估算,“股改”前存量大小非总市值仍在四万亿元左右,这是十几年累积下来的。另据有人统计,截止8月中旬,解禁的新股限售股已超过六万亿元。大小非由于近乎于零的持股成本,从正常的理念来讲,在大于零的任何价位减持都有合理性。真正不会大量减持的理由只有一条,就是国有体制的限制或曰意识形态的约束。在国家掌控下,国企资产不大可能转化为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资产。但是非国有企业(法人和自然人所持有)的发起人股怎么办?非控股国有企业的发起人股怎么办?不断上市的新股发起人股怎么办?控股国有企业的发起人股以各种诡计设法减持怎么办?所有这些加起来是多大的量?1000亿美元够吗?国家还要拿出多少外汇来才能承接住这些不断增加的减持?万一接不下来进退维谷怎么办?龚方雄(们)那时还有胆量站出来给我们的政府加油鼓劲吗?

2. 买什么股票

    龚方雄说是专门购买大小非。我们知道,在股改前除了上海老八股外,所有股票都有大小非,包括ST股。那政府该买什么股票呢?如果只买具有投资价值的国有股票,那不具投资价值的,或非国有的大小非股票大量减持怎么办?难道还指望有别人去承接吗?只有部分大小非被承接,股市能止跌企稳吗?如果政府也买非国有性质的大小非,那被买者当然喜不自胜了。可大小非是不义之财,政府高价去接手,我们的股市成什么了?中国股市的本质问题是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其原因之一就是国有成分比重过大。如果按龚之建言搞下去,我们的股市将更加国有化,而且政府也将正式成为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如此下去,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不是发生了逆转?

3. 进来容易出去难

    政府进场购买股票可能会得到市场的热烈反响,尤其是倍受煎熬的被套股民们,他们会觉得有了希望。但是政府最终还是要退出股市的,否则岂不成了股市中最大的股东了?那么在什么时候退出合适呢?如果在高价位退出,刚进场的新股民必然被套,当然还会有贪心不足的原有股民。此外具有绝对优势的政府如果赢利退场,必将引发巨大的道德风险。如果在低价位退出,将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如何向全国老百姓交代?股市大体来讲是零和游戏,赢的钱就是输的钱,所谓双赢、多赢实际上是痴人梦话。在市场博弈中,人们在理性上能够接受输赢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公平的交易规则,如同奥运比赛的竞赛规则一样。由此可知,身负公平交易裁判者重任的政府如果进场参与博弈,不管人们能不能意识到,都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如果再赢点儿、赚点儿离场,恐怕就不是钱财那么简单的事了。与本小题有关的最后一问是,如果股市在政府退出时再次崩盘(在信息越来越透明的情况下,这完全有可能),那又该由谁来解救?是国外金融寡头吗? 不知龚方雄们想好了没有?

4. 股民能解套吗

    从07年10月16日的6124点到今年8月19日的最低点2356点,不算其中的反弹回落,上证指数已下跌了3768点。如果以100点为一级台阶的话,快够39级了(比做地狱更形象)。级级(层层)都有被套者,该救谁呢?救套得浅的不救套得深的似乎还是不道德,可要救出6000点被套的,那在3000点被套的就有可能获利翻倍,这可能更不公平。到底怎样才能比较公平、比较公正?又该由谁来主持这里的秩序和公道?谁又能给出一个真正可行的救市办法呢?对于解了套不走又被套了的股民怎么办?对于大小非们无时不在的拦路打劫怎么对付?还有就是,被套股民散布在1400多只股票中,救市资金总不能像观音菩萨那样普洒甘露吧。所以呼吁救市其实只是一种痛苦情绪的宣泄,托市的结果只能使大小非们更多地掠走社会的财富。当然那些具有权力优势、信息优势、或技术优势、或心理优势的少数人也有可能进入赢者行列,但绝大多数被套股民是不可能获救的。广大股民被深套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在于自己,这是需要认真总结、吸取教训的;另一方面在于高溢价发行所构筑的高风险投资环境,这就不能畏疾忌医,必须对症治疗。中国股市大起大落并逐渐走向荒芜,是由于自身病症没有得到解决,不是有钱就能救得了的。正像得了癌症的患者,最重要的是正确的治疗,仅靠输血、输液不行。救市论者有救人之心,无救人之识,往往帮倒忙。

5. 政府买股票合理合法吗

    股市跌了能用全国老百姓的钱救市吗?动用国库救市,是不是应该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批准呢?对于一个逐步法治化的国家来说,国家资金进入股市的确 存在着一个合理合法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三公原则”的实施与维护。

    中国股市灾难深重,不仅坑害了数千万股民,糟蹋了数十万亿元宝贵的社会财富,而且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对外形象和政府的信誉。

    龚方雄只是一介学者,更加需要谨慎的是手握权力的管理者。中国股市的“试错”实在是太多了,对老百姓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为了真正解救中国股市和促进 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需要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需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5 09:46:1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克林顿政府成员撰文:北京奥运给美国的震撼 主题: 克林顿政府成员撰文:北京奥运给美国的震撼--感觉是在说美国终于可以正式把中国当作

北京奥运给美国的震撼

梅兹尔

《联合早报》(2008-09-04)

    作者简介:Jamie Metzl是美国亚洲协会执行副主席,克林顿总统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英文原题:America's Sputnik Moment in Beijing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2008年)

    有朝一日人们回想起2008年8月8日时,可能会认为它象征着后美国时代的开始;或者是一个类似苏联于1957年成功发射Sputnik人造卫星的时刻。当时,美国人民意识到国家已经失去优势,认为应该是奋起直追的时候了。

    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震撼力和象征意义是非常清楚的。这一多媒体盛会绝不仅仅是在回顾中国的5000年历史,它是在向世人宣布,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理应在全球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美国总统布什在看台高兴地挥手,中国主席胡锦涛端坐在好似御座的位子的象征意义,人们也绝对不会忽略。中国政府一向对外交礼节锱铢必较,因此,人们很难想象,这不是中国政府的刻意安排,抢眼地比照,美国相对于它欠了1万4000亿 美元的中国,已经是没落了。我们很难想象罗斯福或者里根会接受同样的位置。

“美国不能保护你们”

    布什在看台上挥手的时候,俄国正入侵美国在高加索最亲密的伙伴格鲁吉亚。俄国对倾向西方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发出了明确的信息是:美国不能保护你们。可怕的是,俄国很可能是对的。因为身陷伊拉克泥沼,美国已经难以在全球投射其军事力量。此外,美国不断增加的债务、与敌友的冲突、对正在改变的世界没有任何应对策略、其政治体制对处理这些挑战看来似乎无能为力等因素,也使美国变成一个疲于奔命的巨人。

    如今,在伊朗、达尔富尔、津巴布韦及格鲁吉亚,人们正目睹逐渐出现的“后美国世界”所带来的结果,但这画面并不好看。过去五十年,美国不论有多少缺陷,毕竟还是一个善良的强国。尽管我们重视中国和印度等新强国的崛起,它们是否会像美国一样成为善良的强国还有待观察。

    新殖民主义正重返非洲,全球人权事业正在倒退,而世界贸易体系则变得更不 开放。因为受到需要其天然资源的大国的保护,残忍的独裁者得以逍遥法外。扭转这一趋势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因此,美国人必须从头做起,确定并克服美国所面对的巨大挑战。美国的政治竞选经费制度,导致大量政府资金分配不当,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高度不平衡和经常停滞不前的教育体系,也需要注入新的活力。美国也必须建立一个能积极从全球招募顶尖精英,迅速赋予他们公民资格的移民体制。此外,还必须建立全国能源政策,使美国更快地达到能源自立。这些都是往正确方向迈进的重要步骤。

美国须重建两党共识

    重新建立起传统的两党外交政策共识,也会让美国成为一个对于全球友邦和盟 国而言更容易预测的伙伴。而且,美国也必须是个尊重他国的伙伴,以便鼓励中国和印度等正在崛起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具建设性的角色。世界尚未为“后美国时代”做好准备,印度和中国等国家必须在巩固现有维持世界和平的机制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适当的时候建立新的机制,在全球推动安全、尊严、人权和繁荣的目标。

    国际社会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而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世界需要一个新的美国 领导人――一个能够激发美国人民解决国内问题,并和全球伙伴推动一个像60年前从二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秩序一样果敢和先进的共同议程的领导人。北京奥运对美国来说,可以是一个新的“苏联发射Sputnik人造卫星的时刻”,激励它面对改变中的世界。但只有当美国认识到它所面对的巨大挑战,并在国内外采取果敢的步骤克服它们,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5 09:43:2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中纪委亲抓郭京毅案 首次涉及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受贿

中纪委亲抓郭京毅案 被曝涉嫌外资并购利益输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滕晓萌

2008年09月04日

    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被"双规"已经超过20天,有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郭京毅案件确实是因为受贿,但并非之前传言所指的某特定外资并购项目,而是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司法解释。

    郭京毅在商务部任职22年期间,一直参与以及负责外资法律和投资法律的制定以及修改。如果他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受贿罪行成立,将可能波及中国所有外资并购项目。这也可能成为中国史上第一起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官员受贿的案件。一位司法界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郭京毅案并未如之前媒体报道已移送北京市检察机关,而是由中纪委和最高检察院直接负责,目前一切案情皆处于严格保密阶段。至9月3日,检察机关尚未正式批捕郭京毅、张玉栋、刘阳三人,据中国目前法律规定,批捕前公安机关拘留最长不得超过37天。

可能涉及多部法律法规制定修改

    一位对郭京毅和张玉栋较为了解的人士向本报记者回忆,1986年郭京毅和张玉栋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21岁的郭京毅进入外经贸部条法司外资处,比他略小的张玉栋进入长城律师事务所。而长城律师事务所其实是1985年成立的当时外经贸部下属正局级事业单位,与条法司有广泛合作,因此两人仍然来往密切。

    1990年代,当郭京毅当上条法司外资处(后演变为投资法律处)负责人时,张玉栋已经是长城律师事务所第三业务部主任。1996年,长城律师事务所改制分离,张玉栋在此基础上,成立思峰律师事务所,出任主任。

    如今郭京毅和张玉栋案被揭露之后,令一位当时的老同事颇感惊讶:"我记得张玉栋曾经说过,对于一个律师来说,声誉比什么都重要,没有想到过他会出这种事情。"据他回忆,张玉栋与郭京毅都有较强的能力,非常熟悉法律和司法解释,"郭京毅当时话不多,但办事能力很强;而张玉栋更为稳重,工作也非常出色"。

    该案另一位涉案律师刘阳,1995年进入外经贸部条法司投资法律处,直接在郭京毅领导下工作,8年后,从商务部辞职,到张玉栋手下的思峰律师事务所工作,由于只有美国纽约州律师执业资格、而没有参加国内司法考试,他一直以高级顾问的名义为外商企业提供服务。

    目前尚不得知郭京毅案究竟事涉哪些法律法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郭京毅几乎参与和主管了中国此前20多年来的外资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而刘阳的公开介绍中更是指出,刘阳参与起草了自1995年以后中国重大的利用外资方面的法律、法规。一位律师向本报记者透露,近年来按照惯例,有关部门起草法律法规时,会邀请一些律师参加或者提供咨询。据他所知,张玉栋领导的思峰所曾经参与多部法律起草,包括2006年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俗称"10号文")这样对外资并购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法律起草。

利益输送?

    "10号文"(《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是中国近年来关于外资并购最重要的法律,于2006年8月8日由商务部、国资委、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证监会和外汇管理局6部委联合公布,2006年9月8日正式实施。当时商务部表示,此法规是在2003年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2003年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后来被认为对"假外资"、红筹上市模式以及热钱进入没有提供有效监管。根据刘阳的公开介绍,他自己正是这部法规的主笔起草者,而从时间推算,郭京毅当时任外经贸部条法司副司长。

    一位业内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由于此前2003年的规定不够明确、操作性也不强,导致政府一度对外资并购缺乏监管。2006年,由于一系列跨国并购案引起关注,维护中国经济安全、防范热钱流入和外资控制关键行业的呼声高涨,商务部制定了"10号文"。在当时,"10号文"的制定出台得到了业界肯定。不过上述人士也表示,即使根据"10号文",可能也有一些外资企业通过特定法律安排进行操作,但他说,尽管中国的一些外资法律法规在制定中,可能留有法律漏洞,令外资尤其是国外热钱轻松进入,或者变相进入敏感部门,威胁到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法律法规的制定部门存在问题。

    另一名律师明确向本报记者表示,此前中国从未发生过法律制定程序中的职务犯罪,此类犯罪第一极难取证,第二按照现有法律无法定罪。目前尚不清楚,郭京毅案中,除了上述三人之外,还有哪些政府部门、法律界人士以及外资企业牵涉其中,但是有消息显示,此案已经涉及其他有关外资并购的政府部门和部分律所。

商务部腐败案 京官变洋买办

东方日报

2008-09-05

    商务部条法司官员郭京毅腐败案有惊人进展,据内地媒体透露,郭是因为在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订和司法解释时,收受外商贿赂,在法律上留「后门」偏帮外商在中国进行行业并购。如果消息属实,那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宗曝光的经济汉奸案件,这也是中国经济主权沦陷的一个重要标志。郭京毅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精通国际商法,他在商务部任职二十二年期间,一直参与以及负责外资法律和投资法律的制订、修改。如果他在法律制订过程中受贿罪行成立,将可能波及中国所有外资并购项目。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由于法律法规缺失,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在中国跑马圈地,大肆进行行业斩首式并购。这些垄断集团瞄准各行业市场占有率的前五名企业,进行合资并掌握控股权,然后使合资企业长期处于亏损或微利状况,迫使合资的中方撤出,最终,外资达到控制垄断企业的目的,并在此之后「神奇地」使独资公司恢复盈利。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在工业主要产业的三十九个分行业中,外资市场占有率有两个行业超过七成,四个行业超过五成,九个行业超过四成。因此,一些学者惊呼,中国面临八国经济联军的入侵,国家经济主权已然不保。相比之下,中国资本在西方国家的并购,却处处受到刁难和攻击。

收受好处影响立法

    正是对国家经济主权的担忧,内地不少学者和舆论指摘主管外资并购的国家商务部监管不力,但商务部官员却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外资并购是大势所趋,而且「有利中国」。在外界压力下,当局在○三年和○六年先后推出《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和《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两部法规,而郭京毅正是这两部法规的主要操刀者。

    这两部法规出台,规定不够明确,操作性也不强,并没有改进政府对外资恶意并购的监管,令外资尤其是国外热钱轻松进入,或者变相进入敏感部门,威胁到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

从目前情况看,很可能有人在制订相关法规时,故意留「后门」让外资钻空子。有学者就曾揭露,跨国垄断集团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効力,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

当时,外界还以为这只是耸人听闻,但如今郭京毅案件的揭发,已是最好的证明。这也说明,中国很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站在前台制订法律的是黄皮肤的中国人,但幕后操控的却是白皮肤的洋人,前台的中国人,只是一名行尸走肉的傀儡。
 

郭京毅案,糖衣炮弹掷向立法者?

殷国安

每日经济新闻 2008-09-05

    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被“双规”已经超过20天,有知情人士透露,郭京毅案件事涉受贿,但并非之前传言所指的某特定外资并购项目,而是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司法解释。郭京毅在商务部任职22年期间,一直参与以及负责外资法律和投资法律的制定以及修改。这也可能成为1949年以来我国首起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官员受贿的案件。

    一讲官员受贿,我们总会猜测这背后的权钱交易。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官员腐败所涉及到的通常都是具体的行政行为,但这一次却是个例外:郭京毅受贿,并不是涉及到某个具体的外资并购项目,而是他利用自己负责商务部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司法解释起草的权力,为外资收购国内企业谋取利益。简言之,导致郭京毅犯罪的是抽象的行政行为。

    于是我们有这样几点推论:第一,郭京毅主持起草的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一定能够为外资收购谋取利益,不然的话外方不会向他行贿,他也没有受贿的可能;第二,一旦郭京毅主持起草的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能够为外资收购谋取利益,那就不会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外资老板,而是一批人。如果他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受贿罪行成立,将可能波及中国所有外资并购项目。这正是作为“红头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基本特点。正因为如此,网友将此行为说成“卖国”,并且认为这些法律漏洞与目前国外热钱轻松进入,或者变相进入敏感部门,从而威胁到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存在因果关系。

    郭京毅提供了我国官员腐败犯罪的新类型,使我们懂得,只要权力不受监督,腐败就没有禁区。但这一事件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第一,我们要增强对立法监督重要性的认识。过去,我们只知道部门立法的危害,出现了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却想不到立法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的新问题。第二,我们的立法程序存在漏洞。即使郭京毅为了贪图一己私利而牺牲国家利益,他负责起草的损害国家利益的法规也不应该轻易闯过层层关卡而出台。

    等到郭京毅案水落石出时,我们就会知道,他究竟是如何利用自己起草法律法规的权力来为外资服务的,我们也会明白,立法程序的漏洞究竟在哪些环节。把上述漏洞堵起来,显然是一件很迫切的事。

以“阳光法案”对立法领域腐败打“探头”

杨涛

    我们听说过行政腐败、司法腐败,但很少听说立法腐败,其原因就在于立法是分配一类人而非特定人的利益,而在以往,社会上很少有利益集团能组织起来争取阶层利益,因此,立法领域很少出现腐败现象。但是,立法游说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半公开的行为了:《劳动合同法》制定的过程中,在华外资企业不仅表现出了高度的参与意识,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立法进程;而 《邮政法》在修订过程时,上海多家民营快递公司联名向全国人大、国务院、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陈述自身的主张,意图影响立法。

    今天我们面临的状况是,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利益集团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为争取自身的利益而对立法、行政机关进行“立法游说”,腐败开始向立法领域渗透,郭京毅涉案就是一例明证;另一方面,我们还是不敢直面“立法游说”,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不愿提及“立法游说”,更不用说为“立法游说”建章立制。因此,“立法游说”在畸形的发展中,立法腐败也可能会伴生而来,令人猝不及防。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利益并非铁板一块,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带来法律上的博弈,各个利益团体之间就需要将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通过一个正常的渠道反映到立法过程当中,凝结在法律当中。

    在承认“立法游说”合法性的基础上,一些国家通过法律来防范“立法游说”弊端和从中产生的立法腐败现象。美国颁布了《游说信息披露法》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对 “立法游说”进行规制:其一是“游说立法”必须信息公开。说客和议员两方面都要求及时披露信息,意在让每一桩游说的行为都暴露在“阳光”之下,其对错与否由公众自行审视判断。《游说信息披露法》规定,说客在首次进行游说接触后或在受雇后45天内,要向国会秘书处登记。凡违反《游说信息披露法》没有及时准确披露信息者,将被处以6万美元罚款;其二是防止金钱的不当干扰,防范利益集团向议员行贿,向政治组织与政客不当捐赠政治捐款。如在2005年美国政坛曝光“说客门”事件,主角阿布莫夫被判犯有共谋、欺诈、逃税三项重罪。法院认为他向议员行贿、拉政治捐款,以换取对建立印第安赌场的支持的行为非法,被处以五年十个月的刑期。

    目前,立法领域腐败现象还没有露出明显苗头,但郭京毅的涉案足以给我们敲响警钟,提醒我们必须警惕立法领域通过行贿受贿来影响立法,进而损害公众利益的现象。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直面和正视客观上已经存在的“立法游说”现象,承认“立法游说”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给利益集团影响立法提供一个公开和正常的渠道;另一方面,要警惕在“立法游说”中滋生立法腐败现象,并就此制定相关的法律,为“立法游说”建章立制,要求其信息公开,并防范金钱的不当干扰。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5 09:29:2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中国博士数量超过5万,达到世界第一:一半做了公务员

中国博士数量达到世界第一:一半做了公务员

中华网 

2008-09-03

    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院士日前透露,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 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

    资料显示,中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大学超过310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中国培养的博士达4.9万人;2007 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 已超过5万人.

    有大陆学界人士猛烈抨击说,博士更是对国民教育资源滥砍滥伐,“博士大跃进”带来的就是博士的贬值。这些话或许并非只是一时的激愤之词.例如,媒体曾经热烈报导中国大陆有了第一个“烹饪博士”,其论文题目为“试论菜肴味道和加热温度之间的辩证关系”,但中国是否需要这么一位烹饪博士颇令人质疑;无独有偶的是,“论菜市场在城市中的定位”也赫然成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指出,中国的博士若以这样的速度激增,即使能保证人员素质,也难免会大材小用. 他说,最令人忧心的是,以往1个教授带领2、3个博士生,现在却是1个教授要带领20个博士生,每人每天只能指导几分钟,而这些博士生日后都将为人师表, 除非自学成材,否则,未来的教育素质恐怕会一代不如一代.

 

 

发件人:"zhangdong19721010" <zhangdong19721010@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3 22:20:0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e:您的文章已附到张宏良文章的后面,谢谢,

对下一步改革的几点设想

中国改革以到了临门一脚 过去了就是自由的故乡

章东生

    经过五年的快速发展2008年全球受到油价,矿产品,农产品的多重涨价冲击全球经济陷入了通货膨胀的泥藻,美国次贷危机更是火上加油,西方大国经济基本上陷入了衰退,以低价出口为主的中国经济同时就受到成本上升和市场缩小的双重打击,出口从去年26%的年增长率下滑到6%的增长,这还不考虑产品价格的上升实际上以商品角度来讲以是负增长。

    国内以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为主的投资受到产能过剩的打击后续乏力,房价稳步下落,另一个推动经济的引劲股市以然跌落了63%的世界超低纪录,在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冲击下中国经济发展脚步逐步放缓,渐露疲态。这一切一切都让人忧心,都让人思考,中国经济如何走到今天又如何重振雄威是每一个关心国家兴衰的人不得不面对的大事。中国现阶段遇到的经济困难,认何人都认为是体制造成的,改革政治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深圳开始区县选举,各地实行差额选举,其实这是一党制下从一人掌权定调向多人定调方式转变,一人还可以负责任,多人就只有利益收卖,而这种收卖不是对人民的收卖而是对拥有权力者的收卖,从长期来看反而强化了利益集团与人民的对立,对走向民主不仅不利反而有害。第二种改革倾向是走多党民主制,我们都知道中国当官的收益非常高,在同党差额选举下各地发生了竞选人拉拢黑社会势力枪杀竞争对手的事,如果放开多党竞选肯定血流成河。两种改革的后果都不是走向长治久安,稳定民主,那哪一种改革能达到长治久安,稳定民主呢?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虽然上层建筑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总是斗不过经济基础,时间长了上层建筑还是要跟着经济基础走。七十年代起全球的民主化就是私人经济超过了国营经济,不改革不行了。八十年代的台湾同样走着这个程序。相反的例子查韦斯的国有化导致了他想要实行终生总统制。如其强求于破坏性的政治改革,倒不如经济基础民主化了,政治改革不就顺水推舟。不能破解过去高速经济增长之迷以及失败的原因也就不能对症下药。经济增长是由出口,投资,消费三项决定的,其实有时候投资也是消费但大部分经济学家不承认。中国经济的一个最大引擎是出口引导的经济,出口是相对于世界而言的在全球经济收缩出口受阻时在讨论这个问题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把我们引入歧途。国际上的经济我们无法去治理,但国内我们可以治理,我们只谈国内的投资和消费,这一点再我们手中,我们完全可以解决。

    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是贡献了世界50%年增长率的国家,是有十三亿巨大消费人口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如果不能独单一面而是随世界经济浮沉,那是世界的灾难也是中国的灾难,治理好了中国也就为世界贡献了另一个经济引擎。经过二十年的改革中小型企业以经卖完了,由于土地没有私有化在法律上讲土地是国家的事实上也是国家的,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就拥有土地要素的处置权,如是地方政府以三个方式打土地的主意第一以低价出让土地引进资金,苏州是始作蛹者各地互相仿效竞相压低价格甚至于白送,各地开发区林立,浪费了大片平坦肥沃的土地,中央政府不得不规定“最低土地出让金”来遏制这个趋势。

    第二开发房地产,土地是国家的政府只要圈来就行了,房地产的巨大利润和开发的无成本引诱所有地方政府一拥而上,各地商品房如雨后春笋般的拔地而起,房价向坐火箭样的上升,搞的无房的人怨声载道,权贵集团笑逐颜开,遭秧的又是肥沃的土地。不过看着一栋栋空至的商品房,决策层或者不知道,但下层人民还是窃喜,多建一点吧最后送一套给我,我还要东挑西捡。地方政府第三个办法就是利用土地资本结合中国特色的财政软约束和国家金融的软约束来套利。土地;财政;金融是软的但政绩是硬的,软的包装硬的还不容易,软的永远看不见,而硬的一眼就看出来了,在政绩和私利的合谋下地方大搞城市建设,城市变漂亮了,政府大楼一个比一个豪华,小城市都建了一环二环路。主政者挂着满满的政绩加官进爵了或装满一兜的钱转到国外再也不回来了,次一点的先把老婆孩子转到国外自己国内做一个裸官。身后满目苍茫的土地,黑洞般的政府赤字,堆集如山的坏帐交给了中央和人民。这些发展的结果是金融的危如累卵,中国金融坏帐估计在30%—50%之间,随时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地方财政的赤字,一般估计在13万亿,人均达1万元。

    近几年的开发消耗了9600万亩的高产田,中国从粮食出口国转变成粮食进口国,社会成本更难以计算,拆迁引发的怨气是毫毛,高房价引发的问题才重要房价无论涨跌都有一大部分人受损。中国经济困境的第一个原因是地方以出让土地来拉动经济的结果。在房价跌跌下降中预似着土地要素作用的下降;眼看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危机国家金融安全,地方政府留下巨额赤字引发了通货膨胀,产能过剩导制了大最企业倒毙,银行坏帐堆集,中央政府必须制定地方财政硬约束和建立现代金融制度才能渡过难关;产能的大量过剩,出口的极巨下滑地方政府以土地招商引资来表现政绩的办法无处下手;这三点就削弱了地方发展经济的能力同时也失去了大部分利益。地方政府在没有能力引领经济发展又失去大部分中饱私囊的机会情况下,也就不能成为阻碍政治改革的障碍。地方政府无法引领经济发展,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增长主要靠中央和个体来推动。

    个体推动经济一是要有消费能力,二是要有投资欲望。在主流媒体一片赞扬声中,广东,浙江把最低工资提高到960—1000元,可是这些精英忘记了一个在外打工者要维持最低生存需要700——800元左右,(房租100——150元,不论是自己做饭还是在外吃饭,最低五元,普通的快餐以是6—12元,一月吃饭最低450元记住450元很少有晕菜,人总要吃点晕菜吧,偶尔抽点烟,出个门,总要买几件衣服,过年还要回家吧!)十三亿国人有三亿打工者(包括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以这样的工资生存,这样如何有消费能力?如何扩大内需?大多数论者都说要扩大内需唯一办法就是国家向下层人民转移财政提供福利,提供多少呢?如从经济上生存和消费比率来看,消费能力是在生存需要的1,5倍以上个人才开始有消费能力。1000元的1.5倍是1500元。以经验来看,拿1500元工资的人一个月上一次饭店机会都少,这样能拉动内需吗?即使是这个水平3亿人口每月500元一年就是1.8万亿,国家有这么多钱吗?

    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5.1万亿,据统计与国民收入相比此比率以是世界最高。财政收了5.1亿能拿的出1.8万亿吗?所以说国家向下层人民转移支付只给贫困人口一个安慰,至于想以此来扩大内需只怕事于愿违。即使于此我还是要感谢此论者,必尽下层人民得到了一些实惠。他们唯有希望国家强大不做外国的打工仔后命运或许才有改变。工资仅能维持生存,国家又不能大力提供福利,扩大消费的第二个办法就是让人民拥有财产性收入。马克思说“社会主义就是人人拥有股份”,让人民拥有股份不是理论上的问题,而是实践上的问题。中国一直实行政府中心主义发展战略,所谓社会主义能办大事吗!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这种体制以成发展的障碍,必须改革。还好除了这几亿下层人民之外,还有1—2亿中等收入者吧,中小企业主,一部分外资私企的白领和技术工人,大型垄断国企工人,政府公务员,以前的退休人员,他们是有一点积蓄,但是这些积蓄又不足以开办公司,只能做为小额投资者,扩大这些人的收入才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所在。

    工资是刚性的,于是消费也只有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上加上利率率,工资又不能随便增长工资螺旋式增长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螺旋增长(只有在生产力提高下的情况下)而投资就不同了,投资基本上超过利息率,有时达到好几倍,扩大他们的投资渠道才是扩大内需的最主要途径。2007年股市爆涨时中国中小投资者达到了1亿户,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多的投资人国度,中国内需的市场大的惊人。作为小额投资者只有开放股市,但是中国绝大部分企业是国营企业,小额投资者无处投资,相对多的小额投资者去投资开放很小的国营企业,在供需不平衡时,上市公司股票不合常理的增长,例如中石油只开放了600亿元的股分却有几千亿资金争抡,在供需极不平衡的情况下中石油的股票市值收益达到了50倍,使中石油一举超过埃克森,成为世界市值最大公司,这种投资方式不是增加中小投资者的收入而是剥夺他们的收入,中国投资股市的人99%是亏损,这样如何扩大内需。这是中国经济的第二个困境。

    失败的地方往往孕育着成功的萌芽,在经济一片恐慌中,我看到了彼岸坚实的土地。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困境在土地资源被挖的接进尾声时,以无起死回生的余地。中国经济的第二个困境是受付于股票市场的混乱,这里孕育着巨大的生机。极权主义政府是拥有全国的生产资料,个人只有仰国家鼻翕,如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个人连养一头猪都不许可,都要国家统一分配,如果要想活下去唯有仆伏在国家脚下。

    威权主义政府是国家拥有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政府可以养活自己,用我自己的钱谁有权干涉,于是自作威风。不论是台湾蒋金国时代还是现代的俄罗斯普京;委内瑞拉的查维斯大型的重要的生产资料都要国营的原因;剩下的几个君主制国家都是出口石油的国家,丰厚的石油收买了人民要自治的要求。不稳定的民主是少数几个人拥有国家资源或者世袭的家族政治,如泰国,韩国,巴基斯坦。所有稳定的民主国家都是财富相对公平分配,政府以人民创造的税收来运行,政府必须看纳税人的脸色和依赖全民的创造力。不看纳税人的脸色他可以到别的国家投资,不依靠全民的创造力,政府财政就要枯竭。阻碍改革的地方政府在第一次中央末收了金融权和自己放手了企业经营权后,剩下的土地资源利益又被挖的接进尾声,在财政尽乎枯竭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利益反而要压缩开支的情况下,民主改革顺理成章。中央在内需不足不得不归还人民的财产,国营企业必然大量私有化,在政府只拥有少量财产时,只有更看重人民的脸色。堆集如山的金融坏帐逼迫政府很下决心,建立金融硬约束,金融的硬约束如没有公司的硬约束配套那是纸上谈兵,一事无成。

    国营企业如何私有化,金融如何硬约束,一般的公司又如何硬约束,股市这个平台能公开,公平,公正地完成这个使命。股市是透明的市场,上市公司必须批露一切信息。股市是国家最容易监管的地方,只要提供统一的准则就行了。股市是脱离地方政府利益纠缠的地方,股市是中央和投资人监管,地方政府影子都没有。股市是人民增收的一个主要渠道,是提供消费能力的一个产所。股票的自由买卖是企业兼并企业扩大的最简单平台,是以自有市场经济以来就产生了股市,股市市值越大,国家越强大。股市是市场经济的命脉,是企业长大的命脉,同时也是底层人民富裕的一个手段,搞好股市也就搞好了市场经济。

    中国股市在6000点的高位下下滑到2300点除了对经济形式的担忧外就是对企业软约束的不满。中国上市公司至今对分红可有可无,对筹来的钱又没有说明用去。个人又如何能理性投资,企业又如何理性长大,国家经济又如何强大。中国的股市成为一个赌市,个人在赌,企业在赌,浑水摸鱼者在赌,国家也在赌。在一个赌市中国家以经失去了有效治理的能力,赌博是按运气摸牌不是按规矩摸牌。治理沪;深股市如按国外严格操作要求去做,不分红的上市公司不仅不能再筹资,而且要求退市,资不抵债,超低价股的要强行拍卖,那失败者的肯定愤愤不平。改良股市的政治压力空前大。如是中国继希望于股市引领经济发展,公平分配财富,扩大国民消费能力以经是水中月镜中花。

    沪深股市已经无法良性运转。悖论的是无法良性运转的股市恰恰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关键。如果打开中国的经济蓝图,中国经济以经明显的发展出四大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中上游的武汉重庆成都经济圈;(还有几个小的经济圈如郑州经济圈,西安领导的西北经济圈)四大经济圈中珠三角有股市,长三角有股市,其他两个经济圈没有股市。虽然说股市是调节整个国家的但沪深两股市本地企业占40%,如果放大到这个经济圈那比例更高,这为这两个地方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中西部地区筹资无法与他们相比这也是落后的一个原因。

    我们再以国外的例子来说,欧盟二十六国有26个股市,全球知名的就有伦敦,法兰克福,巴黎三大股市,中国土地面积,人口都超过欧盟没有理由中国就不能开办4—5个股市。而且台湾香港都有股市吗?美国也有三大股市吗?纽约证券,美国证券,纳斯达克证券,另加上芝加哥股票期权,柜台证券就是五大证券。分别分部在大西洋岸,华盛顿特区,五大湖中部,可见美国的股市也与美国的经济圈吻合。中国在长江上游选一城市比如武汉,环渤海湾比如天津。中国新开张几个股市对中国的经济有三大现实的好处和一个潜在好处。

    第一;以严格规范的新股市运作去化解旧股市的弊病。严格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上市公司必须透明运作,最少半年必须分红,无利润者不得筹资,严格规范基金运作。以纽约,新加坡的股市榜样来运作。在这种透明,公正,有利益保障的股市下,投资必然弃沪,深两地而到这里上市。过去国外的榜样成不了压力,那在一国内发生的事情,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压力了。在这种压力下的两地股市改良,投资失败者也没有多大好怨言,这就为改良股市解除了政治上的压力。

    第二;中国地区差距过大是无人否定的事实,开办武汉有利于缩小沿海与内陆的差距。武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经济中心之一,内陆最大的交通枢纽。

    第三;中国还有一长串的公司等着上市,苦于没有机会。新的三大股市必然缓解这种局面,在这种严格规范锻炼下的公司必然巨有巨大的生命力,为中国的经济腾飞作贡献,我们畅想一下,五个股市平均每个市场有1000家公司也就是5000家公司,平均每家产值20亿美元那就是1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并不大,中国目前以有两家超过120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就与美欧并列。一个潜在的好处是,重多的上市公司运作以脱离地方政府的管辖,成为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公司,必然伴随法制的透明化和脱离权力的牢笼,例如今年广东佛山对陶瓷生产企业野蛮的搬迁做法就行不通,这种用完了利益就一脚踢开的做法不是专制做法还是什么做法。如其耗资巨大的搬迁不如技改来的便宜。

    私人企业无法对抗这种政府行为,但公众公司这必须要对抗,不然他无法向投资者交待,而且做多的投资人总有人出面打抱不平。如此规范地方政府行政行为中国的民主不就水到渠成。建立四大股市好象给人有分裂中国的想法,四大股市对应四大经济圈,其实不然股市是全国流通,全国人民买卖,这就很难制造诸侯经济。另外国家用法律规范四大交易所本经济圈上市公司总数不得超过60%不设下线,两个方法就彻底遏制了这个趋势。

    点评:没有信用和制度保障谈何改革创新。)

 

 

 

发件人:"wangshizhou0503" <wangshizhou0503@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3 19:13:3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重庆读者向仲大军先生问好!

    仲大军先生:你好!我是你网站文章的热心读者,你发表的每一篇网文我均仔细阅读,内容丰富,受益匪浅,并推荐给其他朋友阅读。扩大了视野,开阔了眼界,启发了心智,对纷纷繁繁的世景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为假象所迷惑,善良正直公平公正,真值得钦佩。我也有一件困绕十年的烦恼,1997年12月在重庆市房交会购房,无辜蒙受诈骗,控告十年毫无结果。近来我又写了更为彻底的控诉信,现网传给我认为值得信赖的仲先生,希望你能够百忙之中抽闲指点迷津,不胜感激!此致,范桂华, 2008年9月3日

在重庆市人民政府97年房交会上

遭遇购房陷阱,谁应承担责任?公道何在?

范桂华 (女,78岁,重庆市人)

2008年9月3日

    1997年12月22-24日重庆市政府举办第三届商品房交易会(地点:渝中区上清寺中安大厦),新闻媒体事前广泛宣传、会场气氛十分热烈,重庆市级领导及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出席了盛大的开幕式。人们坚信这是重庆市政府举办的房交会,重庆市房管局具体操办,群众可以放心选购自己中意的房屋。

    我和老伴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原住重庆渝中区较场口,因修建德意广场而成为撤迁户。怀揣补偿金及儿女们的孝敬款,看了报纸上的宣传,满怀信心参加了这届盛况空前的房交会。

    通过参观、询价、比较,我们看上了重庆金鹏物业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重庆江北区嘉陵四村46号的竹林村商住楼的房屋。当时楼房主体建筑已经断水,施工方渝中区第一建筑公司的人在留守现场,就剩水电气等附属设施的安装,开发商在现场设置有售房处,称1998年4月份可以交房入住。

    在房交会现场查看了金鹏公司的所有法定手续:有重庆市房管局1997年7月10日为金鹏公司颁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字第0108号);以及《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公司经过年检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营业执照》等合法证件。合同文本使用的是重庆市房管局监制的、房交会上统一使用的、规范化、格式化的《重庆市商品房预售合同》。

    我们在房交会上购买了竹林村商住楼902号三室一厅的房屋。总建筑面积112.738㎡,单价1150元/㎡,价款129648.70元,加上水电气三通费用、大修理费用、交易税费规费等,总价约14.38万元。在交易会期间我们分两次共计付款11.6万元。支付了大部份房款,有金鹏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合同约定1998年4月底交房时支付全部尾款,再换成正式税务发票,三个月期限办理房管证、国土证。

一、发现被诈骗的经过

    买房后一直盼望着交房入住,但现场静如止水,根本没有人进行水电气等设施的施工。事后核实,该商住楼早在1996年已被全栋抵押给重庆敏洁公司等与该工程相关的单位,并在1996年12月重庆市政府第二届房交会上金鹏公司与敏洁公司双方签定商品房预售合同,经重庆市房管局江北区分局核准登记。之后双方又纠纷不断,江北区法院为此作出一系列判决(见附件原文),又分别将该商住楼判给敏洁公司,渝康公司和施工单位渝中区第一建筑公司,这一系列法律纠纷作为主管机关的重庆市房管局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不知情。因为在其下属重庆市房管局江北区分局核准登记已经有一年了。

    此时金鹏公司已无任何一套房屋可以合法出售,然而重庆市房管局却于1997年7月10日为金鹏公司颁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字第0108号),批准其参加市房交会,个中内幕希望市政府及检察、纪检机关彻底清查,体现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宗旨。这一违法的行政行为造成严重后果,使我们信赖政府、信赖房交会、不了解其中黑幕的购房户顿时陷入市政府房交会上的特大诈骗案之中。案发后金鹏公司人去楼空,卷款前逃。

二、住进购买的房屋,被强行驱赶的遭遇

    由于中国社会信息资源不对称,大众很难知道内幕,事实真相往往锁在烟雾中,开发商恶意隐瞒,官商勾结,暗箱操作,套取一系列“合法手续”,官制售房合同,充当骗人道具,在重庆市政府房交会上出售已经抵押、变卖并登记的所谓“商品房”,使我们陷入苦海,十年来苦不堪言。
98年3月等开发商的入住通知书已经无望,我们只好强行搬进自己买的房子入住,既无水电、又无天然气,基本的生活条件均不具备,生活的艰辛大家尽力克服,坚信问题总会解决的。

    敏洁公司,渝康公司和渝中区第一建筑公司的人,不断来骚扰,强行驱赶。声称房屋是他们的,你们只能去找金鹏公司。此时金鹏公司的一帮人已逃得无影无踪,我们到哪里去找?我们唯一的办法只能将自己购买的房屋占住,等候党和政府出面来协调化解。

    赵良福夫妇花20多万元买的底楼一套房,1998年6月29日,敏洁公司的一帮人会同两个穿着法院制服的人,对赵良福夫妇强行驱赶,将其家具一古脑儿摔出门外,赵良福不服气,据理力争,夫妇俩竟然被强行戴上手铐,推出大门,推攘殴打。戴着手铐的赵良福夫妇面对围观的人群大声哭喊“花钱买房子,居然戴上手铐,这是那家王法”?围观群众愤愤不平,痛恨世道艰难,老百姓权利无人维护,有的人大喊“不要取,戴到市政府市委去,请重庆市长书记来解决”。人们不知道穿着制服的是哪一家法院的人,竟敢如此擅自使用警械,做贼心虚,一小时左右解了手铐,扬长而去。人们看到敏洁公司的一帮人与穿着法院制服的人在街边一家酒店同桌共饮,咄咄怪事一桩!匪警沆瀣一气,与黑社会有何二异?

    2004年8月12日渝中区第一建筑公司组织的一帮人强行撬铁门,事情闹到了所在的江北区华新街派出所,购房户代表据理力争,居然被关进禁闭室两个多小时,我们不禁质问:底层群众的人身利益是谁在代表呢?底层群众的合法权利是谁在维护呢?

    我们仍然相信党、相信政府,在重庆市政府房交会买房子,居然撤迁安家费被诈骗,若是在其他场合被蒙骗,只好自认倒霉,自叹警惕性不高。但在市政府房交会被诈骗,我们心不安、情不顺、意难灭!我们心在滴血、泪已流干。悲从心中起!我们要上告,要到替市民做主的重庆市政府去告!要到为大众主沉浮的北京中南海去告!

三、向公安局、法院上诉的结果

    多年来我们不停地向各级政法机关控告申述,我们像秋菊打官司一样向各级机关讨“说法”,但总是让我们失望、让我们迷惑、让我们更加不知所措。我们于1999年5月21日将所有材料递交到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局经济侦察处,接案人员要么找不到人、要么说属于经济纠纷,不是诈骗,要么故意拖延,冷处理,迄今也不予立案。

    我们中有10多人次向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起诉,最后结果败诉的总是我们。其理由总是这个案子法院1997年之前早就判过了,不可能改判,金鹏公司人也找不到,法院说找不到财产执行;要我们自己去指认,法院才可以判归我们。我们在哪里去找金鹏公司的财产?法院的专职人员来干什么呢?纳税人的税款供养着你们的吃喝,你们就这样为群众服务的吗?

    2002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第16号)的发布,使我们一度看到了曙光。“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我们在房交会上购买的房屋,被重庆市江北区法院以金鹏公司拖欠工程价款为由判给渝中区第一建筑公司,显然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我们不禁质问:重庆市江北区法院为何不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撤消原来的判决,将房屋判归我们购房户,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就破解商品房纠纷的司法解释在重庆市就不管用?不产生法律效力?重庆市的法院可以拒不执行?

四、艰难困苦的维权上访

    我们真的不想成为所谓访民,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如此消耗。在重庆市政府房交会上被诈骗,我们难以咽下这口气,“心中有了不平事,山歌如火出胸膛”,当年刘三姐尚且如此,我们还不如她!出事后,我们不停上访,重庆市委、市政府信访办不知去了多少次,材料不知递交了多少回,时间在一天天过去,一晃已经十年了,解决的希望还遥遥无期。

    我们向重庆市各级人大、政协上告、向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求助,向政法委、纪检、监察机关写信控诉,仍然是音迅渺茫。我们的私有财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诉求被官案公文式的批来转去,云里雾里,不了了之。

    十年来我们不停地在以后举行的市政府房交会上举行集体抗议,举着标语牌和横幅,手拿扩音器表达我们的诉求,展示我们的愤怒!1999年10月7日《重庆晚报》作了专题报道:“江北区一栋住宅楼居民因开发商不履行卖房时的诺言,集体在展厅外声讨……”

    无奈之下我们在重庆市区广为张贴《通缉令》,引起重庆市民的广为关注,重庆的晚报、晨报、青年报、华西都市报等重庆市的各大新闻媒体均作了详细报道。(《通缉令》原文见后)十年来我们不停地向各级政府部门控告申述的同时,向重庆市直辖以来的各届市领导张德邻、蒲海清、贺国强、包叙定、汪洋、王鸿举、蒲熙来写信控述,向中央电视台到重庆维权咨询的记者王小骞、肖薇及焦点访谈栏目投递材料,最后总是批转到重庆市房管局。(五、主管机关重庆市房管局的答复 略)

 

 

发件人:<xujingan@vip.163.com> 收件人: <maoysh@mail.ied.ac.cn>,, <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4 10:33:3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杜光: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

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

——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

北京中央党校退休教授 杜光

2008年8月31日

    这次新文化论坛的主题是普世价值问题。在7月5日的第七次论坛上,好几位专家都对这个问题作过精彩的论述,今天再把它列为论坛主题,进一步深入地探讨普世价值问题,是十分必要的。王占阳在上次论坛的发言中,把普世价值分为应然的、观念的、实然的三个层次,并且指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把应然的普世价值转变成为实然的普世价值的发展阶段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普世价值的重大意义之所在。如果现在再不确立普世价值观,中国就绝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我很赞成王占阳的这个判断,确立普世价值的社会观念,并付之实践,确实是我们现阶段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仍然坚持着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严重地阻碍了改革的全面而深入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找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没有找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徐景安在主题发言中说:“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是改革方向之争!”我十分同意这个见解,想在这里作一些补充论述。

(一)改革开放就是实践普世价值,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在“猫论”和“摸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至于改革开放的性质、目标,它的时代意义、发展前景,却格于“不争论”的禁忌(首先而主要的,是姓“社”姓“资”之争),缺乏深入的探讨,至今模糊不清。所谓“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都没有点中改革开放的要穴;“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指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远景和途径,是指导思想的一大进步,但仍不能说明改革开放的性质,也没有描画出改革开放的明确前景。

    我在近几年来有一个看法: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百多年前由洋务运动肇始的民主革命的继续。民主革命就它的民主主义性质来说,它的任务就是彻底推翻专制极权的社会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在专制极权的社会制度没有彻底推翻、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没有全面建立以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只能是继续推进民主革命。回顾一百多年的民主革命的历史,由于存在着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权的深厚传统,我国民主革命的进展显得十分曲折、十分艰难。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三次以暴力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都出现了专制极权势力的复辟。这里面的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表示要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个崇高的理念和壮丽的前景,吸引了无数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下,民主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当时,在经济上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政治上,中央政府的构成里,非共产党员的民主人士占了将近一半的位置。这样的政治经济格局,是比较符合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主主义发展前景的。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民主主义,就有可能彻底消除专制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打断了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在经济上,通过“三大改造”,剥夺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建立起全面垄断的经济体制;政治上把大批非共产党员排挤出政府权力机关,实现一党专政;文化上通过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批胡适、反胡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树立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于是,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社会领域则垄断公民权利。这样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吗?当然不是,相反,却具有专制极权的所有特征。“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专制主义的复辟。中国人民刚取得民主主义的胜利,就又一次地被推回专制主义的泥坑。

    改革开放就是要摆脱专制主义的羁绊,回到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来。袁伟时教授2002年9月25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报告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话:“我们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什么是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就是宪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而且拟订了实施这个大纲的逐年筹备事宜的清单,列出君主立宪的九年规划,但这个进程被辛亥革命打断了。袁伟时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无非是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既不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因为中国的社会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社会优势、政治优势都已不复存在,而资本主义早期的固有弊病,如血汗工厂、两极分化、贪贿腐败、赌毒黄娼、假冒伪劣等等,则已经无法避免。“新民主主义”已经被历史淘汰了。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改革开放,就是王占阳说的要实践普世价值。所以,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他们拒绝改革的民主主义方向,希望中国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那个专制独裁的毛泽东时代去。徐景安把普世价值之争归结为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改革方向之争,是非常恰当的。

(二)普世价值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

    我们承认普世价值,是因为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差别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例如趋利避害、珍惜生命、恻隐之心、对真善美的追求等等,正是这些共同的本性,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

    改革开放以前,主流意识形态否定人性,大批人性论。抹杀人性的结果,是兽性大发扬,这是专制制度带来的恶果。马克思曾经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 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挖空心思地罗织罪状、陷人入罪的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时群殴无辜、屠杀生灵的红卫兵、造反派,都反映了专制制度的发扬兽性的本质。

    为什么人性和兽性会共存于同一个主体之中呢?斯宾诺莎曾指出:“人们都有一种欲望,要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论理学》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24页) 马克思也认为:“致富的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3页) 斯宾诺莎说的“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马克思说的“致富的欲望”,都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但是这种本性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向:一种趋向是,人们在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的时候,如果不顾社会或他人的利益,甚至采取有害于社会或他人利益的办法来谋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发展到极端,就会使人性蜕化为兽性;相反,如果能够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关心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有利于社会和他人,至少无害于社会和他人,那就意味着保持了或发扬了人性。在社会生活中,甚至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也会表现出人性和兽性的对立和转换。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兽性的发展往往带来社会的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崩溃,赖有人性的发扬才得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苦苦寻求发扬人性抑制兽性的良药,以保持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和谐生活。古代社会的习惯法、自然法和近代的法律体系,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著书立说,都表现了这个共同的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是人类社会直到几百年前的近代才终于发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

    王占阳说的应然的普世价值、观念的普世价值和实然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反映了普世价值的三个历史进程。应然的普世价值说的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品性,但人们对它并没有认知的自我意识。随着文明的进步,出现了在观念上的、在一个地区一个民族范围内的普适价值,如中国古代的仁爱、诚信、忠恕、和为贵等等。基督教在“人人都有‘原罪’”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下建立起平等的价值观。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培根、卢梭、潘恩等人通过自然秩序论,申述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天赋权利,对经济、政治、宗教、社会及伦理道德诸方面的专制统治,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于是有了自由、民主、平等、个性、人权等等观念形态的普世价值。由于当时亚非两大陆的文明还十分落后,普世价值只有在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革命洗礼的欧洲和后来的北美新大陆,才有可能由观念的普世价值发展为实然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真正具有普世性是与全球化分不开的。一方面,全球化使小小寰球上的一切国家和民族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剧变都可能在全世界引起反响。另一方面,作为观念形态的普世价值,由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引进本国本民族,并力图在本国本地区加以实践。这才使由欧洲发端的普世价值真正具有普世性,并且出现了普世价值这个用语。1979年的新版《辞海》和1986年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都没有收入“普世价值”这个词条,可见这个词是是近几年才兴起的。

    我在前几天读到一篇题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的征求意见稿,作者把价值划分为四个层次:个人价值、群体价值、社会价值、全人类价值。他认为普世价值“应该是指普天下的人共同追求的价值”。我认为这样划分是有道理的。否定普世价值的人承认有个人价值、群体价值、社会价值,但不承认有普世价值。这个见解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他们浸染很深的阶级斗争观念。在他们的眼里,人只有阶级性,没有共同的人性,人类没有共同的爱好、利益和追求,所以也没有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在理论上指出价值的层次性,承认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同时也标明存在着超出阶级范围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追求,就可以避免阶级论者的片面性。温家宝总理不久前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是对普世价值的很好的说明。

(三)马克思的普世价值观

    在上次论坛的一些发言里,有一个明显的分歧,有的认为马克思否定普世价值,有的发言则不同意这个观点。《价值中国》网发表上次论坛的发言后,有一位网友跟贴提出:“要有人去研究和发展马克思关于普世价值的理论。”徐景安在这次主题发言里谈到: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普世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但没有展开论述,我愿意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马克思主义是否包括普世价值观(我这里说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不包括被列斯毛等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答复应该是肯定的,这可以从他们对自由的大量论述里看出来。马克思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的宝贵遗产,肯定自由是人的本质特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同上第1卷第67页) 他认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使人们成为理性的存在物”。(同上第101页、第105页) 他把自由列为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将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同上第23卷第649页) 在这个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恩格斯也谈到: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0页)使他们“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同上第19卷第247页) 在他晚年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他以赞许的口气引用摩尔根的话说:“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同上第21卷第203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未来的人类社会,正是实现了普世价值的社会,只是当时还没有“普世价值”这个词罢了。

    对于民主问题,马克思在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曾有过较多的论述,如他认为民主制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同上第1眷第281页、第316页) 马克思在这里是把民主制作为专制制度的对立物来充分肯定的,恩格斯则不同,他对民主基本上是否定的。就在马克思写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1843年,恩格斯在他的《大陆上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里说:“依我看来,民主制和其它任何一种政体一样,归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骗人的,也无非是一种伪善”,所以,“民主制和任何其它一种政体一样,最终总要破产,因为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同上第576页) 在第二年写的《英国状况——英国宪法》里,他一方面认为“在英国,民主制反对贵族制的斗争就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英国的最近将来是民主制”,但同时也指出:“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治愈社会的痼疾”,进而得出结论:民主制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同上第705页) 40年后的1884年,他在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说:“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同上第36卷第131页)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十九世纪,对民主制度抱有这样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欧洲的资产阶级高举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引领广大民众,开展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但在革命胜利后,他们号称要建立的“理性的王国”,却不过是有产阶级的王国,无产者依然没有自由民主的权利,这就不能不使一切追求公平正义的思想家感到失望。恩格斯在上述给伯恩斯坦的信中,认为“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同上) 这个观点来源于马克思,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谈到民主共和国时,指出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国家形式”(同上第19卷第32页) 对照《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同上第4卷第489页) 就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所推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用工人阶级统治的民主,取代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这样来理解民主,当然还不是普世价值意义上的民主。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曾提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民主制的具体措施,如:公社由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该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等等。(同上第17卷第358页) 恩格斯认为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和只发给他们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是“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两个可靠办法,(同上第2卷第228页) 也是保证国家民主性的可靠办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指出的无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制的重要措施,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世界,有些已经成为事实。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它可以说明,现代民主制已经突破了原有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制的藩篱,使民主日益成为普适性的政治制度。

    马克思对于民主问题的认识,从理论观念上看并没有局限在上述的范围里。在他看来,民主是人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在国家制度上的表现,这从前面引述的关于民主制是“人的自由产物”的论断就可以了解。他后来说的“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同上第19卷第30页) 是对自由和民主的关系的更为明确的表述。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是承认民主的普适性的。

    有些人往往用当代某些民主国家的不足之处来批驳民主的普世性。他们不了解,普世价值的实现是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的。马克思说过:“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的。”(同上第3卷第507页) 民主自由的实现程度都不能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欧美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自由的实现程度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逐步提高的。以美国的选举权为例,1787年通过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规定只有自由人和3/5的非自由人可以计入选举议员的人口数;1870年宪法修正案才规定,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为奴隶而加以拒绝或剥夺”;1920年的修正案解除了公民投票权在性别上的歧视;1969年修正案规定“不得以未交人头税或其他税为理由”而否认或剥夺公民的投票权;1971年的修正案规定18岁和18岁以上公民的选举权,不能因为年龄关系而加以否定或剥夺。(〈中外宪法选编〉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8页)

    更有启发意义的是,马克思在1880年向法国工人党领袖盖得口授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时说:“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这个深邃的见解揭开了了民主自由何以在许多国家不能普遍实现的谜团。纵观到目前为止的世界历史,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始终是有产者的权利,无产者是很难实现自己的自由民主权利的。所以,只有社会上的大量无产者发展成为有产者,自由民主的普适性才能实现。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把人类解放同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直接联系起来,意味着劳动者不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没有自由民主权利,就不可能得到解放。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提出,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应该是在联合生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让每个劳动者都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为这是实现自由民主权利的经济基础。现在当政者把劳动者毫无所有权的国有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且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完全是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它已经成为建立民主政治、实现普世价值的基础性障碍。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意义。

简短的结语

    马克思的这些关于自由的论述,可以加深我们对普世价值的认识。首先,我们只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所规定、所容许的范围内,争取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不能有过高的期许。但这是就实然的普世价值来说的,而目前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需求是观念的普世价值。只有全社会从上到下普遍地树立普世价值的观念,改革开放才有明确的方向。目前这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本身,就足以说明树立普世价值观念是多么必要。我同意徐景安的意见,普世价值应当从三方面着力:一是吸取西方的文明成果;二是发掘优秀的传统文化;三是创新发展。徐景安的“三爱”理论,可以说就是创新性的普世价值。

    其次,自由、民主、三爱等普世价值同民众从无产向有产的转变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我们在提倡普世价值的同时,还应当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和公民有产化的进展。黑龙江大学熊映梧教授在生前曾经提出“公民产权本位论”,主张每个公民都应享有一定的产权;有些学者呼吁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这些正是争取公民产权的理论阐述和实际行动。公民有产化的推进有助于普世价值的实现,普世价值观念的树立和实践也有利于公民有产化。这两个方面的进步,都有待于我们的努力。

    最后,我认为,普世价值的理论探讨和广泛宣传,应当成为现阶段启蒙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的民主革命,包括改革开放、维权运动、启蒙运动,都需要推广普世价值的观念,推动普世价值的实现。在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也好,民主革命也好,都是争取实现普世价值的过程。只有普及普世价值,使它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才能找准明确的方向,民主革命才有完成的希望。

    这是我在读了上次论坛的发言和有关文章,听了徐景安的主题发言后的一点看法,是否妥当,请各位指教。



 

 

发件人:Libailiu <libailiu2000@yahoo.cn> 日期 2008年9月5日 7:56 收件人:kaijuan365@yahoo.cn <kaijuan365@yahoo.cn> 主题 0905

全球失序与失衡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

2008-09-03

    “70年代初之后的多年里,就大宗商品、货币、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波动,金融危机的频繁程度和严重性而言,是一段史无前例的时期。” 罗伯特•艾力伯(Robert Aliber)

    “回顾起来,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可能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痛苦的阶段。”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金融时报》,2008年3月16日

    “无论何时何处,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政策现象。”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两场风暴在同时冲击着世界经济,一是通胀效应的大宗商品价格风暴,二是通缩效应的金融风暴。如何解释美国发生的“信贷紧缩”与世界各地不断飙升的大宗商品价格和通胀率这一组合?这些是互不相关的事件,抑或都是一个更大格局中的组成部分?我认为,答案是后者:它们互相关联。它们尤其是通过两种现象相互关联——全球储蓄过剩和全球“失衡”,即经常账户盈余和赤字的分布模式,它们本身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全球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功能失调所导致的。此外,我认为,这些失衡现象是一种“赤字恐慌”导致的结果。这本身就是全球货币政策及金融体系未能成功将资金安全转移至新兴经济体的后果。

通胀抬头

    通胀是价格水平的持续上升:过多的货币(或者过剩的购买力)追求过少的商品或服务所导致的结果。大宗商品价格一次性跳升,当然不能算是通货膨胀。这种跳升也未必导致通胀。然而,大宗商品相对价格的持续上涨,却是通胀过程的一个征兆。无论何时出现过剩需求,最先涨价的是一些具有灵活价格的货物,其中大宗商品是主要例子。大宗商品价格于是成为一个压力表。如果我们查看一下近年来发生的情况,该压力表指针已指向红色。

    自2007年初以来,高盛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已经翻倍。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已持续六年多。看起来似乎确实是因为太多额外需求,正对全球增加供应的能力不足施压。

    通胀是过多需求追逐过少商品和服务而造成的结果:简言之,以当今的科技和资源,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这些年来超出可持续水平。当然,扩大供应的能力是一种真实现象。能源供应是所有真实经济现象中最重要的一种。毕竟,我们的工业文明完全基于化石燃料之上。

    自2001年末以来,石油的实际价格已上升约6倍。今天,该价格已经高于上个世纪初以来任何时期的价格。正如世界银行在其《2008年全球发展金融》(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8)中所指出的,全球石油供应量在2007年停滞不前。报告说,这“加剧了2007年下半年库存大量减少和价格陡增”*。这些价格增长可能最终证明是短暂现象,就像1970年涨价后的情形,也可能是永久现象,而最糟糕的是,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对此我们还不知道。

    需求对供应的压力所导致的结果是,整体通胀上扬幅度之大出人意料:2008年世界消费物价通胀率共识已从2007年2月预测的2.4%升至2008年6月预测的4.3%。在食品在总消费中占据较大权重的新兴经济体,2008年预计通胀率涨幅还远高于这一涨幅。然而,当美国经济及其他重要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减缓时,我们又怎么会遭遇全球通胀进程初现端倪的呢?最直接的原因是后者目前的重要性已不如以前了。最根本的解释可以在推动全球供需的驱动力中找到。

失衡的角色

    对于供应,就我刚才所讲,我没有进一步的补充。然而,对于全球需求,两件大事正在发生:一是融合,二是失衡的后果。融合带来加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失衡带来旨在维持竞争力的货币市场干预。伦敦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指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正常年份,中国目前产生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四分之一以上,而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一起共产生70%。就算是按照市场汇率,在两个国家的正常年份,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与美国等同。

    这是世界经济平衡中的一种根本转型。新兴国家也处于保持增长的有利地位,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如此强劲的对外收支盈余。这一因素对全球通胀之所以重要,原因是双重的:首先,这些经济体的增长模式是极其资源密集型的——举例来说,中国的能源使用量几乎和美国同样多,尽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一半,按市场汇率计算则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其次,这些经济体正持续快速增长,尽管美国及(在较小程度上)其他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在减速。

    这带出了我的第二个论点,储蓄过剩和失衡的角色。我已在即将出版的《理顺全球财务》(Fixing Global Finance)一书中对此作出详细讨论。我们要明白两件已经发生的事。首先,就如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正确指出的那样,过去十年中,全球性储蓄过剩出现了。这种过剩的最佳单一指标,就是在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之际,实际利率却很低。

    这种过剩背后隐藏着三种现象——储蓄盈余,更确切的说,发达国家企业部门留存利润高于投资,造成过剩;一些成熟经济体持续存在的储蓄盈余,尤其是日本和后统一时代的德国;最后但同样也很重要的一点是,新兴经济体转而拥有空前多的经常账户盈余。后者又具有三个要素:受危机打击的新兴国家由赤字转而变为盈余,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崛起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尽管它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近期还有石油出口国的盈余。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相当于德国和日本的总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今年20个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共计约1.7万亿美元。据我的粗略计算,这些盈余相当于约七分之一的世界总储蓄,接近这些资本盈余国本身储蓄份额的两倍:这些资本流动是巨大的。

    储蓄过剩如此集中出现在相对较少的国家,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将只讨论两点。首先,不用说,世界收支平衡或储蓄盈余赤字模式加起来应该为零。这个事实往往被遗忘,甚至被一些经济学家所遗忘,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节俭引以为傲,并谴责有些国家肆意挥霍,花掉别国公民节俭下来的积蓄。

    在实践中,这些数字在过去10年加起来的结果是符合理论的,它们是相对少数高收入国家的家庭储蓄和支出反应灵敏的后果,其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国家。房价快速上升又进一步刺激了这些支出,而房价快速上升则由低实际利率、低通胀和低名义利率,以及弹性非常高的信贷供应所造成的。长时期的经济成功——再加上“大稳健时期”(great moderation),催生了巨额过剩。低实际利率和金融创新刺激了弹性信贷,使美国家庭部门(也包括英国家庭部门)在多年期间保持空前巨大的财务赤字。结果是,我们已经知道,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金融危机。

    诚如哈佛大学的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所认为,这只是另一场新兴市场危机,只不过这一次新兴市场就在美国境内。它也再次提醒人们,为什么大额净资本流动已被证明是这么大的不稳定因素:只有在借款人所做的投资可以支付贷款利息时,资本流动才管用。不管借款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新兴经济体,这都一样真实。这一次,与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同的是,没有汇率危机。但外部资本流动的国内对应部门存在着危机。

    同时,资本提供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在新兴经济体中,答案是它们一直在以庞大规模干预其货币市场。在截至2008年3月的过去7年中,全球外汇储备跳增4.9万亿美元,其中仅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上升了1.5万亿美元。几乎所有的这些增长都发生在新兴国家,这些国家参加了肯定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自我保险”计划。的确,今天70%的储备是在上述这段时间内积累起来的。

    它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会认为,政府在推行一项合理的汇率政策,以此作为一个货币锚定手段,而国际收支盈余过剩完全是储蓄过剩的结果。但很多新兴经济体大规模干预货币市场,主要是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和大额经常账户盈余(或者压低经常账户赤字)。“永远不要第二次,”80年代和90年代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新兴国家说道。“一次都不要,”中国表示。

    我与罗纳德•麦金农的观点有所不同,基本上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他认为实际汇率是由储蓄盈余决定的,而我认为,对那些瞄准实际汇率的国家(这正是他们正在做的,毫无疑问)来说,因果关系恰好相反。换言之,这些国家瞄准一个名义汇率,并试图保持低通胀率。他们通过执行货币、财政和监管政策以遏制国内需求,给净出口盈余制造空间来达到以上目标。我并不是说他们可以永远这么做。但他们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么做。

    经常账户的尾巴摇动了经济之狗——这是我能想到的美国在过去十年中发生的真实写照。毕竟,美国资产一直是干预货币政策的国家瞄准的目标,所以他们一直支撑着美元汇率,并且一直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融资,还一直将美国的长期利率保持在低位。贸易赤字是收缩性质的:对于任何给定水平的内需,它都降低国内产出。因此,美国需要扩大内需,以抵消对外赤字的收缩影响。经济体中的一些人群需要支出比收入更多的资金。


    这些最重要的群体就是家庭。因此美国家庭负债的增多导致今天的“信贷紧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全球失衡的直接结果,也是大量新兴经济体汇率目标政策的直接结果。其次,我认为,瞄准实际汇率的主要动机不是提供一个货币政策锚定,而是要追求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积累储备,最重要的是尽量减少历史上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带来的风险:换言之,这与其说是“浮动恐慌”,还不如说是“赤字恐慌”以及对于它们几乎肯定会带来的金融危机的恐慌。这些政策的后果是什么?总言之,它们是扩张性的。结果通常包括净出口快速上升、旨在遏制资本流入的低利率,以及货币基础的膨胀,尽管有冲销的尝试。中国经济过热就是这三种政策影响下的直接结果。

今天的通胀困境

    今天,美联储试图重新扩大后泡沫时代美国经济的内需。其货币政策的主要影响开始产生,然而,它是通过弱势美元以及与之相连的过热经济体的扩张产生的。简单地说,本•伯南克在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但至少可能适用于美国的政策(我不打算在此加入辩论),却非常不适合中国,而且还不适合几乎所有捆绑在非正式美元区内,或者像一些经济学家称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内的其他国家。因此,失衡不仅已证明是过去的不稳定因素,而且还将证明,即使美国的泡沫已经破裂,它们将是更厉害的不稳定因素。当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需要更紧缩的货币政策时,他们被迫进一步放宽这些政策。结果导致这些国家的实际利率为负值,而它们明显应该是正值的。

    结果我们所见的,是全球通胀开始抬头。而美联储虽然对全球货币政策影响最大,却不得不面临后泡沫时代的信贷紧缩。由于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导致能源价格飞涨,它的后泡沫窘境因而变得更加糟糕。因此,这是一个全球性挑战。发达国家已不再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它们在进口通胀。如果世界有一个单一央行和单一货币,前者肯定会按照潜在的全球供应增长率受限的证据,收紧货币政策。我们并没有这样一个全球中央银行。最接近这个角色的中央银行是美联储,负责约世界经济的四分之一。当然,它的区域,也是经济最不景气的一大地区。这就像是欧洲央行制订其货币政策以单独满足西班牙的条件一样。结果将会导致高通胀率。

怎么办?

    让我们回到首要原则。首先,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进口通胀:如果每个中央银行假设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其它地方政策带来的后果,结果很可能会是经济的整体过热。更糟糕的是,如果上述情况成为期望,世界将会同70年代非常相似。我们目前还没有到这一地步。政策制定者必须保证我们永远不会到这一地步。

    其次,全球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尽管信用危机对高收入国家存在不利影响。在很多新兴国家,产出迅速增长,同时通胀也强劲增长。如果世界经济不能如人们一两年前希望的那样快速增长(这看来很有可能发生),新兴经济体必须成为调整的一部分。当高收入国家最终全面复苏时,这将变得更加明显。

    第三,货币政策的最大要求是新兴经济体收紧该政策。现在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实际利率都是很大的负值。政策收紧的一个前提是放松汇率目标。第四,如果放松汇率目标不可能发生,美联储必须考虑其货币政策的全球影响,即对世界其他央行的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至少基于这个原因,美联储目前的降息规模似乎已经太大了。

结论

    目前情况是:全球货币系统不连贯协调,准全球性央行美联储只关心世界经济的一个地区,以及汇率目标带来的经常账户失衡所导致的货币和金融后果。我曾在此表示,无论是今天的金融危机还是通货膨胀,至少部分是由这个系统的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变革将会发生,也必须发生。让我们希望,这种变革会在20世纪70年代的噩梦卷土重来之前到来。

    *罗伯特•艾力伯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癫狂、恐慌与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帕尔格雷夫,2005)。译者/红岭

 

 

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回事?

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 秦晖

2008年9月03日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临时的措施,是内战时的抗暴权。更不意味着否认议会民主。 欧洲各国当时尚未完成民主化、无产阶级没有民主权利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以暴力革命对抗统治者的镇压。但对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治理、采取什么政治方式则没有明言,不但没有“专政”之说,而且“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身”这句名言,显然表明“无产阶级”不会像他所认为的以往统治阶级那样得势后就要镇压异己。

  西文“解放”与“自由”二词同根,“解放”即“使其自由”。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解放论与后来的阶级专政论( 即解放了的无产阶级至少要对人类的一部分实行专政, 而不能允许他们“解放”) 是矛盾的。

  自马克思有了明确的“主义”后就是以“自由个性”为核心价值的。如今有了电脑检索手段后人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全部著作尤其是前期著作中作为肯定性价值出现的“民主”词频要远远高于“ 专政”, 而“ 自由”又远远高于“民主”( 也高于“平等”、“博爱”等当时西方文化中流行的其他正面价值) 。马克思弘扬“自由”价值时前面几乎从不加“阶级的”这种限制词,而多是说“每个人的自由”、“一切人的自由”、“自由个性”等等。

  当1848 年德国革命发展到内战状态时, 马克思曾在《新莱茵报》的时评中多次提到“专政”。当时普鲁士自由派首领康普豪森在群众支持下于3 月18 日上台执政,但他忙于筹备立宪议会而没有用强硬手段控制局势,结果反对宪政的各邦当局举兵反扑,很快于6 月20 日推翻了康普豪森政府。马克思就此评论说: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 ”,“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时已经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么,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 ”

  显然, 在“ 公开内战时期”不适于搞立宪, 没有“ 专政”,“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站不住脚。专政这个词源于古罗马,后来被雅各宾派以及布朗基借用。但马克思恩格斯是反对布朗基式“少数人专政”的。赞成暴力革命( 因而也赞成赢得内战所必须的“专政”措施) ,但反对“革命成功后的”“优秀分子专政”---这是马、恩的共同态度。

  如果说两人有差异的话,那就是似乎恩格斯一方面比马克思更强调内战和“专政”不可回避,这从他公开称巴黎公社为“专政”、坚持公开发表含有“专政”内容的《哥达纲领批判》都可看出,总的来讲恩格斯公开讲“专政”的次数也多于马克思。但另一方面,恩格斯对布朗基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批判也比马克思严厉,其中包括批判所谓“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尤其在俄国问题上,现有材料表明马克思对民粹派比较热情而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相对冷淡, 而恩格斯则相反,他不仅从1870 年代就开始尖锐批判特卡乔夫,而且后来普列汉诺夫等人与民粹派决裂并抨击“人民专制”,也是得到他支持的。

  马克思其实很少谈“无产阶级专政”。尤其在他本人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正面提到这个概念的似乎只有前述《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其余就是在不公开发表的书信里谈过几次。

  “专政”( dictatorship) 一词意出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 dictator, 音译迪克推多) ,这本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一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于议会, 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在独裁期间的行为。由于“专政”是战时的应急状态, 因此它与“ 专制”( autocracy) 即当时人们在波斯等地以及此后的帝制罗马所见的那种常规独裁制度不同。待战争结束,就回复议会民主的常轨。罗伯斯庇尔就曾明言:专政“是自由与它的敌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而宪政则是胜利了的及和平时期的自由政体”。

  恩格斯作为那时当局的反对派,他在日益看好议会民主前景的同时保持对统治者的警惕, 不放弃公民的抗暴权利, 这有什么可怪的?这其实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普遍倾向, 而不仅为特定“主义”所有。例如美国从《独立宣言》起就承认人民有革命权( 如果政府损害人民,“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 ,从当年抗英革命时的民兵传统延续而来的公民自卫权承认民间有权持枪,就是基于这种逻辑。尽管滥用持枪权确有大弊, 今天应当探索更好的办法,但是,难道美国人会因肯定持枪权而否定议会民主、会因肯定革命权而推翻宪政、会因承认公民自卫原则而拥护“迪克推多”式的统治吗?

  恩格斯不是甘地,后来的社会民主党同样不是。在宪政条件下他们与对手共同承诺遵守民主规则, 但从未承诺碰到暴政也不反抗。相反,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思想家如鲍威尔等人都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必须视对手而定,即以民主对付民主, 以暴力对付暴力。所谓的“恩格斯转变”虽有思想变化的因素, 主要还是形势和历史背景的变化。马克思时代无产者缺乏民主权利, 因此他重视暴力革命, 恩格斯晚年民主发达了, 他转而重视议会斗争。

  自恩格斯以后随着宪政民主国家民权保障的日益完善,左右派斗争采取文明的议会民主形式逐渐成为通例, 以暴抗暴也就逐渐没人提了。更重要的是: 即便需要暴力革命,它与革命后在和平时期搞“专政”也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英、美、法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都经历了暴力与战争,但和平恢复后他们都建立了宪政民主和法治秩序,“无产阶级”就做不到、或者不想这样做吗? 就一定要在和平时期无限期地搞“迪克推多”吗?

  如前所述,“专政”的定义就是战时临时独裁,和平时期的独裁就不是“专政”, 而是真正的专制了, 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竟然设想过“无产阶级专制”吗?

  马、恩所谓的“专政”无论多么激进,它从来只意味着以无产阶级的暴力反抗统治阶级暴力,而从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会以暴力取缔民主,哪怕是取缔“资产阶级民主”——如果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享有言论、结社、竞选等权利而无产阶级却没有( 应当说许多国家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情况) 的话, 那么马、恩的主张显然只能是把这些权利扩展到无产阶级中( 假如这个过程遇到暴力镇压而无产阶级以暴抗暴,那就是“专政”了) ,而不是靠暴力使资产阶级也失去这些权利,同时又把所谓“无产阶级的权利”集中于“先锋队”乃至领袖之手, 民众只能服从。

  因此如果说后来民主国家在野的社会党人摈弃暴力而从事议会斗争还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对马、恩的政治预期有所“修正”的话,他们执政后遵循宪政民主规则就完全是顺理成章, 当年巴黎公社如果存在到和平时期也会这样, 设想他们会像列宁、斯大林那样行事倒怪了。

 

 

儒学之本意与封建统治者的利用

田广清

2008年9月04日

    [摘要] 在许多问题上,儒家的本意是不错的,但常常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如原始儒家的“忠道”观、“天命”说、礼制思想、教化论、“正德、利用、厚生”思想、“农本商末”主张等,其初衷本来是有利于民众与社会和谐的,但由于没有合理的政治体制和制度来实现和保障,所以被统治阶级利用来维护其专制统治。今人应当把儒家本意与封建统治者的歪曲利用区别开来,既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所有恶果都归咎于儒家,也不能因为某个思想曾被封建统治者利用过而否定其内在的价值。

    [关键词] 儒学 本意 封建统治者 歪曲利用

    在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中,儒学是守旧派,孔孟是腐朽势力的代表;直至今日,在反思中国近代以来何以落后挨打的原因时,亦常常将儒学视为罪魁祸首,儒学成了封建主义和保守思想的代名词。当然,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应当负有一定责任的,其学说的内在缺陷与中国长期专制落后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对于这一点亦不能笼统论之,而应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善加分析。其实,在许多问题上,儒家的本意是不错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彰显,并常常被封建统治者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例如,儒家的“忠道”历来是备受非议的。但实际上,在原始儒家的“忠道”中,愚忠的成分很少。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孔、孟、荀的著作和春秋典籍里,“ 忠”并非仅指对君主尽忠,它还含有多方面的含义和应用范围。如:作为一个国民,应忠于民族社稷;作为一个公职人员,应忠于职守,敬业奉公;作为社会群体一分子,在人际关系方面应忠诚待人,真心实意地为人谋事;作为先人后裔,应忠于列祖列宗,承继和光大祖先基业,等等。《说文》对“忠”的解释是:“忠,敬也,尽心曰忠。”这正是“忠”的本义。第二,原始儒家所言之“忠”,往往与国家社稷相联系,常常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民众的代名词。只是后来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忠”才逐渐成为对封建统治者愚忠的专有词汇。第三,原始儒家即使在讲忠君时,也并非不分是非,不讲独立人格,盲目愚忠。他们的所谓忠君主要是指:勤于职事;一心一意,不“身在曹营心在汉”;无野心,不越权;不居功自傲;贡献有益政见,匡正君主过失,而不谄媚取宠;不谋私利;为国进贤;不结朋党,等等。这些,恐怕直到今天仍然是下属的必备素质和下级对待上级的正确原则。特别是孟子和荀子,还主张对那些无道的昏君暴君起而黜之、逐之、伐之、诛之。但由于那个时代缺乏最高权力更迭的合法制度,这些主张难以实现;加之专制君主对儒家这些主张十分反感,使得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思想隐而不显。例如,朱元璋对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2]一类观点就极为恐惧,害怕这些言论的传播会危及他的极权统治,所以下令将《孟子》删节了85处。第四,原始儒家的“忠道”,并非是对臣下单方面的要求,而是君臣双向的权利和义务,是有条件的。譬如,他们把君主能否公道正派、以礼待臣、爱护臣下作为忠君的前提条件,如孔子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意谓大臣有被君主礼敬的权利,这是前提条件;君首先对臣以礼相敬,臣才谈得上忠于君主。

儒家的“忠道”后来之所以演变为对君主的愚忠,主要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需要,促使“忠道”向着有利于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方向畸形发展。本来,“忠道”是广泛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道德原则,但由于统治阶级看到臣民恪守“忠道”有利于君主的专制独裁和防止臣民犯上作乱,因此随着君主专制权力的不断强化,便将“忠道”逐渐改造成为君主对臣民单方面的道德要求和政治钳制工具。其手法是:首先,他们有意不讲或少讲“忠道”中忠信待人、敬业守职、公忠爱国等涵义,片面强调重于君主这一面。其次,他们把原始儒家所强调的“和而不同”、“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以及君主对臣民应尽责任义务等思想从“忠道”内涵中一概除去,只保留对君主竭诚尽己、无有二心的内容。于是,本来是有条件的、有原则的、体现君臣双方道义的“忠道”,就演化为无条件的、无原则的、强迫臣民单方面尽忠的政治枷锁了。其三,凭借家国不分的社会政治制度,将爱国与忠君划等号。统治者的逻辑是:爱国必定忠君,不忠君即是不爱国。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宗法制社会里,政治结构呈家国一体状态,家族制度就是政治制度,父子关系就是君臣关系,家庭家族道德就是国家政治道德,治家的活动和手段就是治国的活动和手段,家族秩序就是国家秩序。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4]在这种条件下,将家与国、君与国、忠君与爱国等同起来是很容易的。其四,通过“移孝作忠”、“忠孝合一”,消弭“孝道”与“忠道”的冲突,增强愚忠的合理性。统治者把忠君上升为社会的最高价值,这必然与社会原来的另一最高价值 ——孝道发生冲突,于是他们竭力将忠与孝混同起来,移孝作忠,使忠孝合一,从而既消除了两者的冲突,又能使愚忠容易在心理上得到全民无条件的认同。与“忠道”和“孝道”相联系,汉代以后,整个“三纲五常”都在专制帝王长期的别有用心的利用下,成为培养驯服人格的工具。

再如,孟子为反对专制暴政,说“汤武革命”是正义、合法之举。理由一是这种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符合“民意”和“天命”;二是这种革命是以“德”得天下而非以“力”得天下,是“王道”而非“霸道”。孟子这个“天命”说和“王霸之别”本来是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统治阶级的,但由于当时没有合理的政治体制、科学的权力变更程序作为民意和天意的体现与保障,所以很快就被统治阶级利用了。后来,历代“武夫豪杰”也好,“独夫民贼”也好,在实行暴力夺权或宫廷政变、进行改朝换代时,都打着孟子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大旗。这样,所有“英雄霸业”的非法、非正义之举都成了合法、正义之举。于是,天下者,不复为天下人之天下,而是一被逐之鹿,在几个颟顸武夫的马蹄下,追来逐去,成为可射可夺可挟可持之猎物。所谓马上夺天下,马下治天下,只不过是说:武夫逆取,儒生顺守,逆来顺受,变非法革命为一次又一次的合法批准而已。汉、唐、宋、明,漫漫千年,都是这个英雄打天下、争天下、失天下、夺天下的恶性循环。……天下不复为公,可藏于一宗一姓之筐筴,藏得住为合法,流于别宗别姓,也是合法。

孟子的“天命批准”,以“天不言”为内涵,则是空洞无物,无法规范任何实在的政治变动,……那么任何一场政治变动都可以获得合法批准,只要它用各种手段做到“天不言”、“民不言”就可以了。事实上,中国历史中的历次“造反”“作乱”又有哪一次不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呢。这种“天命”批准的理论,其危险不在于削弱了“政道”,而在于给任何一种践踏政治规则的暴力行为提供了相对主义的诡辩。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儒家几代人深恶痛绝的“打天下,夺天下”的恶性循环,不正是以孟子的“天命批准”为其滥觞,为其肇始?[5]

又如,董仲舒为限制君主滥用权力,沿袭先儒的“天命观”和“天人合一”,发明了“天谴”论,企图利用天的权威给君主以一定的制约。一是要求君主的情感好恶、行为举止和政治决策符合“四时”、“五行”等天道规律。二是以“天人感应”来警告君主:假如你滥用权力,逆天而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你若仍不加理会,我行我素,就会受到上天惩罚。实际上,这种“以天限君”的办法所能发挥的心理和道德威力是微不足道的。更吊诡的是,封建帝王想的却是如何利用“天命观”来作为皇权合法性的依据,论证其个人及其“家天下”乃是“天命所归”,于是现实生活中的专制帝王便戴上了“圣王”的金冠,变成民之天,民之师。这样,在政教合一的运用下,儒家的“天命观”和“天人合一”便成了为专制权力一元化合理性进行论证和粉饰的理论了。

还有,儒家重视礼制也没有什么不对。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一套可资遵守的行为规范,儒家冀望通过人们行为的规范化来促进社会的道德化和有序化,其本意也是好的,“礼治”的治国方略反映出原始儒家已有一定的制度意识。礼制之弊,一在以礼为法,以礼代法,即以血缘等级色彩浓厚的伦理纲常排斥和代替国家法制,以私德代公德,以私法代公法。二是片面强调弱者对强者单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无平等性可言。尤其是“三纲”将等级权威化,“皆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6],使君、父、夫形成绝对的权威。三是演变成僵化的教条,不仅形式繁琐,而且违反人权,摧残人性,如说寡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故被鲁迅斥为“吃人”的礼教。封建统治者敏锐地意识到,儒家礼制的这三个方面的缺陷,恰好与封建政治制度保护特权、维护压迫剥削、强化专制统治的目标和功能相一致,于是,他们便将“三纲”不平等的一面放大到极点,并整合到封建政治制度中去。

到专制社会后期,这些纲常礼制变得愈来愈残酷无情,原始儒家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变成了“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夫在从夫,夫死从子”,等等。于是,本来作为儒家促进社会道德化、有序化的行为规范的礼制,与时代要求和民众权益的矛盾愈来愈突出,成为桎梏人民特别是劳动者的枷锁,成为封建统治者驭民、牧民、制民的工具。但由于封建统治者对礼教的歪曲和利用是在幕后进行的,于是人们便以为儒家是吃人的宗法等级制度与官僚等级制度的始作俑者和顽固维护者,同时也就导致今人将儒家关于合理差别的主张亦统统以等级论视之,从而将儒家打入保守派。这个结果,恐怕也是儒家始料不及的。

再以道德教化为例。儒家感到仅凭自己在野士大夫的身份和力量,是不足以教化天下的,于是谋求教化与权力结合,途径无外乎儒者从政和将教化的权力与责任交给政治系统。这就等于赋予了统治者以教主身份。故而最高封建统治者既是政治领袖,又成为道德化身和精神领袖。历代帝王不管其教化职责履行得如何,无不披上儒家道德教化的外衣将自己打扮成英明的“圣主”和道德高尚的“圣人”,以增强其专制统治的合法性。这既是儒家政教合一诉求实现的必然形式,也是政教合一社会框架下的必然结果。

儒家的“正德、利用、厚生”也是每个当权者都必须挂在嘴边上的口号。李自成造反时,就说我要打倒明朝皇帝,因为你皇帝不“正德、利用、厚生”;皇帝也发表言论说,我要镇压你,是因为我要“正德、利用、厚生”。至于他们实行不实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儒家重农轻商,提出“农本商末”主张,本意为保障民生。而封建统治者推行“农本主义之目的,非有厚爱于农民也,主要为谋国家或统治者与官僚阶级之利益,盖别有所为也。史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魏以富强。秦用商鞅农战之策,卒并六国。汉高祖重农抑商,文景劝农,与民休息,及武帝而国力充实。”“西通西域,北弱匈奴,威震四裔,此重农之效也。然农民生活之善否,初无与于此。文帝减免田赋,而受惠者地主,非佃农也。汉律重农抑商,惟稍抑商人之势,农民之疾苦自若也。且以累代抑商之故,商不得盛,农亦交困。国用取自田赋,而农业生产受天然之限制,设遇暴君污吏,诛求无度,农民不能安生,流为盗匪而大乱作矣。此亦重本抑末之果也。”[7]

类似这种“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事例,在儒家那里还有很多。

儒家和新儒家皆有卫道精神,皆有救天下苍生之志,对社会风教、传统文化、民族前途皆有强烈的使命感,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思以其道易天下”的使命感倘过于强烈和迫切,则很容易与权力结合在一起,从而跌入权势的陷阱,屈服于权贵之下任其摆布,结果不但“易天下”不成,连学术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丧失了。历史上无数儒者都没有逃脱这个结局,便是明鉴。社会发展史昭示我们,时代愈向前发展,一个学术流派所起的作用愈有限,谁也做不到“以其道易天下”。一个学派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命运如何,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选择的结果,而不取决于这个学派自己的主观愿望,更不应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与权力结盟,成为权力的附庸。

所以,今人应当把儒家本义与封建统治者的歪曲利用区别开来,把儒家主观上的美意与客观上的效果区别开来,既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所有恶果都归咎于儒家,也不能因为某个思想曾被封建统治者利用过而否定其内在价值。

参考文献:

[1]孟子•尽心下.
[2]孟子•万章下.
[3]论语•八佾.
[4]孟子•离娄上.
[5]朱学勤.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J],张荣明:道佛儒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79.184.
[6]陈独秀.宪法与孔教[J].新青年.二卷三期.
[7]万国鼎.传统的农本主义[J].中国论文下载

 

 

发件人:Libailiu <libailiu2000@yahoo.cn> 日期 2008年9月5日 7:56 收件人:kaijuan365@yahoo.cn <kaijuan365@yahoo.cn> 主题 0905

中国式的“权利”观念与社会稳定

裴宜理

  编者按: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是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大学亨利•罗佐夫斯基政治学讲席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曾任亚洲学会主席、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是裴宜理教授近期有关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重要论文。裴宜理试图通过探讨中国哲学家、政治领袖和抗议者对权利概念的伦理学诠释(同时与美国式对权利概念的理解进行比较),对时下在西方甚为流行的关于中国政治秩序脆弱性(fragility)的假设提出一些初步的质疑。裴宜理认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思想、政策和抗议运动都把获得社会经济保障置于中心位置。结果是,在中国式的政治话语中,"权利"的意义与英美传统迥然相异。置于历史大背景中观察,中国当代的"权利"抗议活动所具有的政治威胁性似乎是相对微弱的。中国的政治体(polity)本身也显然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空洞和虚弱。

      近年来,美国报刊杂志时常充斥着对中国林林总总的群众抗议活动的生动报道。这其中有在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地区由受损害的农民发起的抗税暴动;有在重工业和制造工业地区由不满的工人发起的罢工活动;亦有愤怒的退休人员因为退休金低于预期水平而进行的请愿;还有村民因对集体土地被非法出售感到愤慨而进行的抵制,不一而足。

     关注这一议题的并非仅是新闻工作者。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界,探索当代中国的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已然在晚近发展成为一个快速成长的研究领域。从近期出版的许多关于此课题的著作中,我们可以读到一种深受英美人权语言影响的标准论调。一方面,很多新闻工作者(亦有不少学者)把当代中国的抗议活动描述成在这个国家无处不在的所谓"道义真空"的外在表象之一。在他们的描述里,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乃是这样的社会:在那里,马克思主义业已失去说服力--但西方式对个人自然权利的崇尚亦付阙如--因而,中国人缺乏一个道德指针以指引他们急剧变化而又充满困惑的生活。

     这些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告诉我们,由于这个所谓的道义和精神的真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已开始寻求其他形式的慰藉(比如XX功,基督教的地下教会等)--他们的人权本来就受保护不足;而参加这些非法宗教活动往往又导致国家对其权利的进一步损害。另一方面,许多学者(以及另外一些新闻工作者)从毛泽东之后中国群众抗议活动的兴盛之中发现了"权利意识"的萌芽。他们认为,这种对权利意识的觉醒标志着所谓自下而上的对公民权的诉求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根本性突破。基于这些美国分析家的判断,中国抗议群众的"权利话语"乃代表着一种饱含力量的新社会现象--而这种力量势必对共产主义国家政权的存在构成潜在的严重挑战。

     中国政府官方自然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就在2000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题为《中国人权发展50年》的白皮书。在这份白皮书里,中国政府把人民所享受到的前所未有的人权--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公正方面的显著进步--归功于人民共和国的赋予。有意思的是,这份官方的白皮书没有主张说这些权利在共产主义革命前并不存在;相反,国务院的这份报告认为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之前,中国人民业已享有某些最基本的权利保障--然而这种安全保障体系在19世纪中期中国开始遭到外部入侵之后被摧毁无存。 白皮书指出--

     旧中国深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奴役,国家主权沦丧,人民的人权失去起码的保障。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将帝国主义列强赶出了中国,从而为中国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扫清了道路……真正完全的国家独立的取得,为中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地选择社会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进而为人权的不断改善创造了根本前提。

     撇开这份文件的明显宣传色彩不谈,这段话至少揭示了数方面的内容。首先,白皮书认为,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封建王朝确实维持了对人民基本人权保障的承诺。第二,白皮书同样清楚地指出,在当代中国政府看来,西方并未致力于为中国带来新的人权实践。相反,西方的入侵剥夺了中国人民在这之前本已享有的权利。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被看作是进一步改善人权的先决条件;而人权的改善最终只能建立于中国自主选择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基础之上。

     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和其他人权团体当即把这份中国白皮书称为"洗刷之辞",并谴责中国并未达到其在人权方面所主张的标准。美国国务院指责说,中国人权的记录由于存在"无数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而显得不尽如人意。作为回应,中国政府也发表了一份同样不讲情面的美国人权状况报告,来攻击美国臭名昭著的种族歧视、对穷人和无家可归者的残酷忽视,等等。这种互相指责的交锋在这之后的数年内不仅持续进行,而且有所升级。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评价中国或者美国的实际人权状况--无论是中美当下还是以往的人权记录,都不在本文的考虑范围之列。笔者的关注仅限于探讨通过中国哲学家、政治领袖和抗议者的伦理学诠释所反映出的"权利"概念(并与美国式对权利概念的理解进行比较)。"道义真空"说(moral vacuum)和"基于权利的挑战"说(rights-based challenge)这两个观察维度,对许多有关当代中国的西方学术著作发生了较大影响;通过考较这些标准观点和论调,笔者试图就这两个维度提出质疑。笔者认为,中国传统上对集体社会经济正义的强调把主流的中国政治思想与强调个人权利的英美思想区分开来;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并不像通常被描绘的那样空洞和脆弱。

     2000年的白皮书--以及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一系列中国政府出版物--均非常清楚地阐释了一个观点,即: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对社会经济权利的考量在所有相关事项中享有最优先的地位。2004年发表的《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继续把维护和促进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置于首位。"就在这个文件发表的前两周,中国宪法中增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

     换言之,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人民首先有权享有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生存");进一步,人民亦有权期待这个水平会逐步提高("发展")。第一个观念--即首先,人民有生存权;其次,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满足人民生存权要求的基础上--实际上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由来已久。这一观念根植于孔子(前551~前479)的教导,后被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家孟子(前372年~前289年)所发展。尽管孟子从未使用"权利"话语本身来构建他的主张,但他却突出强调了经济福利与合法统治之间的联系。第二个观念--即国家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则是一个相对较为晚近的概念。这个观念由中国的政治领袖们从19世纪晚期开始提倡,被毛泽东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过程以及后来的实践中加以特殊系统化。然而,这两个观念--生存和发展--都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唱颂的阳春白雪;在普通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中,它们同样占据中心位置。

     当然,对社会经济正义的关注绝非中国所独有。T•H•马歇尔(T. H. Marshall)在探讨西欧公民意识兴起的经典著作里,曾提出"社会公民权"(social citizenship)--即对经济福利和社会安全的集体权利--是公民权最高形式的表达。根据马歇尔的递进式论述,最低程度的公民权,即"市民社会公民权"(civil citizenship)--亦即对个人财产权、人身自由和司法正义的保障--出现在18世纪的欧洲。19世纪涌现的则是更进步的概念"政治公民权"(political citizenship)--即对政府权力行使的参与之权。然则只有到了20世纪,对完整的"社会公民权"的主张才因现代福利国家的实践而在欧洲广泛流行起来。

     萨缪尔•弗赖莎克(Samuel Fleischacker)在最近撰写的《分配正义史》中指出,承认"所有人都有权享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一观点,实际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著名思想家卢梭、斯密、康德和巴贝夫(Babeuf)的著作。然而就弗赖莎克看来,"在大部分的人类史实践中,即便作为理想而言也沒人坚持过每个人都有权使自身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这一观点。"也许弗赖莎克对于早期西方思想的批判是正确的,然而他的论断却全然忽视了儒教主义传统的存在--事实上儒家思想对分配正义的关注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曾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思想。与马歇尔所描画的西欧图景正相反,在中国,对"社会公民权"的推崇在数百年来一直远远高于对政治公民权的崇尚。

      同古代中国和现代欧洲比较而言,美国对社会公民权的信仰则要微弱许多。历史上,美国政治哲学家们在探讨政府的基本功能时,向来就突出对个人自由的保护(亦即马歇尔所论及的最低形式公民权)。强调对国家干预必须施加严格限制的观点,亦极深地浸染了美国的群众政治情绪。政治理论家路易•哈慈(Louis Hartz)曾把美国的生活方式描绘为一种"对洛克理论的民族主义表达",但往往"并不知道洛克本人曾被牵涉其中"。洛克政治哲学之根基即是强调自然权利不但高于而且先于由国家所执行的法律而存在。洛克对于自然法的理解更是突出个人所具有的不可让渡的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在他看来,政府的作用必须是有限的;国家只应简单地保护社会秩序以保障个人自然权利的行使即可。当政府不能保障公共秩序抑或扩充一己之权力来图谋对抗社会时,国家即违反了"社会契约"--而此时反叛也就成为合理。洛克的观点与他同时代的欧洲主流政治思想是全然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国家的权责应当是高度受限的。

     相反,从孟子时代开始,中国的治国之术(statecraft)期望政府扮演更主动角色--即政府应积极推进经济福利和保障。此种期望带来的实际后果也是显著的。如王国宾(R. Bin Wong)在他对欧洲和中国国家构建的比较研究中所观察到的:"当我们讨论物质福利问题时,就政府应对农业经济不安全性的成效而言,我们发现(中国)在生存问题上的干涉主义传统确实使欧洲的政府相形见绌。"从孟子到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之后,中国政治哲学和实践的一个标志就是认为好的政府必须建立在保障普通群众基本生活的基础之上。这个观念不仅反映在政府的公告和政策里,同样也反映在群众的抗议之中。(本文稍后再回到这个问题。)

     除了对于社会福利的清晰关注,古代哲学家孟子和现代革命家毛泽东的另一项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把民众起义解释为对政府没有完成其社会责任的合法回应--对毛泽东而言,民众起义甚至是值得庆祝的。当一个焦虑的君主向孟子求教如何保住王位时,孟子简单地回答,"保民而王"。孟子进一步解释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在这里可见非常清晰的儒家"道义经济学"观点,即: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乃是治国理政的基石。

     与孔子一样,孟子的许多重要思想均受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尚书》的启发。《书经》中包含的天命(the Mandate of Heaven)思想实际上将反叛活动予以合理化,认为民众反叛和起义其实是上天藉此撤销不道德统治者之统治权并把这权力赋予品德足够高尚的领袖以取而代之的途径。天命观念被作为对反叛活动的解释,在中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1世纪周朝建立时。七百多年之后,孟子通过建立上天权威与人民支持之间的理论联系而扩展了天命的观念。当学生请教孟子一个统治者究竟是怎样获得天下时,孟子回答说,"天予之,人予之"。他进一步解释说,"民为贵……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把政治合法性植根于民众支持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或许并不足道;在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之后,大多数现代国家都提出了远比孟子学说更为大胆的人民主权的主张。但如果考虑到孟子是在两千多年前提出此种观点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对人民主权的强调的确难能可贵。

     若比较孟子的天命思想与欧洲王室的君权神授论,或者日本皇室关于皇统自天照大神万世一系的观点,其中的对比则相当清晰。在孟子看来,皇族血统并不构成政治合法性的持续性基础。天命是可以改变的(所谓"天命靡常"),亦必须通过民众支持不断得到经常性的确认和更新。而统治者如何获得这种支持呢?那就需要施行仁政和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孟子以崇古的笔意写道,古代的君主经常为了确保丰收而进行"巡狩":"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 只有在粮食丰收、农民满意之时,统治者才能心安理得地承受天祚;而忽视人民的基本生活的必然结果就是爆发叛乱--正所谓"饥者弗食……民乃作慝"。统治者最重要的德行乃是"仁"或者说同情庶民的苦难。如果统治者不能够向他的子民提供经济福祉,叛乱即是对他最自然的回应。正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指出的那样,"《论语》和(尤其是)《孟子》,都在这一点上表达得足够清晰,即群众的道德行为取决于他们的经济福祉"。

     正如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欧洲和日本)的皇权体系之间存在着明显不同一样,它与许多现代共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差异亦同样显著。举例来说,让我们比较一下孟子和托马斯•杰斐逊关于反叛的理论。孟子和杰斐逊都强调反叛活动拥有民众藉此赋予或撤回对统治者支持的功能--但却认为这种赋予或撤回乃是基于不同的原因。杰斐逊对革命的理解并非源自《尚书》,而是来自洛克的《政府论•下卷》。在杰斐逊的鼓动演说里,造反被认为是当然有理的--但其合理性在于造反是对政治暴政的制约,而非对社会经济不公的抗议。作为启蒙运动所哺育的一代,杰斐逊认为定期的武装起义是保持民主自由存续的关键之所在。他写道:"如果统治者不被时时警告他们的人民仍然保持着反抗精神的话,在哪个国家自由可以得到保障?让他们拿起武器……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暴君的鲜血来浇灌才能常青。暴君的鲜血是它的天然肥料。"在托马斯•杰斐逊看来,暴政--而不是贫穷--才是时常发生正义反叛的根源。

     毛泽东在杰斐逊之后一个多世纪登上政治舞台。从起先的无政府主义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自然而然深受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但是毛泽东的许多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颇与他自身的文化传统相一致。正如史华慈强调的那样,尽管毛主义的很多看法主要源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排除在很多方面,(毛主义)仍和某些中国式的思维和行为习惯相吻合"。实际上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共通之处远不止简单的几点。例如,相信人类内在本质是社会性的,以及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冲突既非自然亦非必要,就在两种理论中都占有中心位置。

     在这里笔者想突出强调毛泽东和孟子之间的两个相似之处:第一,在建立政治合法性过程中民众--特别是农民--支持的重要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第二点,经济上饱受压迫的人群具有通过起义反抗贪腐官员的天然趋向。这些观点,毛泽东在他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表达得最富有感情和雄辩。这个报告发表在1927年3月。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大多数同事都还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工人而不是乡村农民身上。基于在他家乡湖南省5个县为期32天的调查,毛泽东描述了他对农民阶级重要性的崭新认识。他写道--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毛泽东在此把农民阶级描绘成自然的力量--"骤雨""暴风"。他认为革命要胜利就必须承认和接受农民的自然倾向--即使这种倾向可能是粗野的和暴力的。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在毛泽东看来,农民阶级的革命本能来自他们的贫穷。因此最穷苦的农民,或可以失去的东西最少的农民,才是自然最具有革命性的。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在这些充满鼓动性的段落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和列宁不同的革命理论;对于马克思而言,城市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对于列宁而言,共产党扮演了这个角色;毛泽东在这里则把革命先锋队的角色赋予了贫农。用他的话说,"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尽管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欢呼使他与孔孟之道对和谐的推崇格格不入,他和孟子仍有重要的一致之处,即强调农民是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力量,并且相信农民的贫困是革命的根本原因。(现代汉语里面"革命"这个词本身就带有"改变或者革除天命"的意思)。在中国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之后,毛泽东的思想由革命向发展问题转换。然而他仍然继续强调农民的枢纽和驱动作用。在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用跟他30年前描绘农村革命一样的热情书写着农业集体化运动。他写道--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 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全国也即将到来。……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又一次,农民,而不是干部,天然地与革命的要求相适合。又一次,是贫困激发了对革命的理解和热情。贫农,他们分得了土地,比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生活仍然感到困难,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相反,那些物质生活优裕的人并不能认识到群众运动的巨大潜力。从另一层意义上说,他们没有能够抓住"天命"。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

      在这里,仅仅在新的共产主义政府建立之后六年,毛泽东又一次把农民的穷困确定为驱动历史性变革的发动机--但现在的目的不再仅仅是政治革命,还包括了以农业集体化为形式的经济发展。

     我们当然可以质疑集体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造福了中国农民;但不论如何评价中国集体化农业的实际纪录,仍有必要回顾一下隐藏在这之后的政治逻辑。毛泽东告诉他充满怀疑情绪的同事们,驱动集体化的力量来自贫苦农民对于更好生活的不可压制的渴求。再一次,与他20年前调查湖南农民运动一样,毛泽东坚持农民已经远远走在了共产党前面--如果党不想被在冲向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躁动的群众力量碾为齑粉的话,党的干部必须迎头赶上。毛泽东欢呼:这些贫困的农民正在做着从前被认为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鸡毛也要飞上天去!正如孟子认为的,宇宙("天")的权威与农民的处境交织在一起--对于政治领袖来说,如果他们要保持自己的合法性,就必须循农民要求的步伐来保障和改善他们的基本生活。

     对于孟子来说,农民的诉求被局限于"生存"(subsistence)。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民被认为不再仅仅要求生存,同时也要求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思想当然是推崇经济转型的原动力。农民非常期待看到他们经济状况的改善--并且迫使政府官员对这个更高的标准负责。毛泽东提醒干部们,如果他们想要满足农民不断上升的期望,就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裹足不前。

     在毛泽东逝世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的思想可能显得过时,古代思想家孟子的学说就更显古旧。而在这里重温他们思想的原因,在于笔者相信它们为理解今天中国的政治提供了有启发意义的线索。毛主席的接班人们--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温家宝--无一例外都强调经济发展的关键意义,特别是深受压迫的农民阶级脱贫的重要性。他们把这看作政治合法性的基石。这也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发动历史性的以支持贫苦农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前锋的经济改革之时的隐含逻辑。当1980年代早期农民经济收入大幅度增长时,邓小平庆幸改革有了一个非常有希望的起点。

     尽管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层常常被西方观察家指责为没有能够推进民主化以及扩大人民的政治权利,而领导人本身更关注的却是积极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特别是保证贫苦农民过上体面生活和让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当邓小平发动他与苏联戈尔巴乔夫形成鲜明对比的经济改革时,他谈论的不是公开化(glastnost)或重建(perestroika),而是"小康"。

     四个现代化是高度概括改革开放总体目标的一个表述。四个现代化最先由已故总理周恩来提出,号召发展中国的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一些中国异议人士,比如魏京生,批评中国领导人没能在这个宏伟计划里增添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但当日本首相在1979年12月向邓小平询问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确切含义时,邓小平丝毫没有提及这些事情。相反,他回答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小康"这个词也有传统的渊源。它在儒家的经典里曾反复出现。在《礼记》和《诗经》里,小康被用来指代这样一种社会:它虽然并不如乌托邦式的"大同社会" (大同社会是孔子和毛泽东都很推崇的社会形态)那样完美,但仍然是次优的选择--因为一个小康社会可以给每个人都提供最基本的经济舒适。在《诗经》里,"小康之家"被描绘为一个家庭的劳作可以为全家提供比较体面的生存条件。

     1980年1月,邓小平赋予这个概念以具体的含义。他把小康的标准定为到20世纪末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四年后,邓小平作了一些让步,把前述的目标减去了数百美元。他在1984年10月指出:"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8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在1986年6月,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到2000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

     邓小平的继承者江泽民在1999年6月宣布西部大开发战略时,也使用了同样的解释。江泽民的西部大开发号召大规模地把国家投资、外国贷款和私人资本从富庶的沿海地区转移到贫瘠的内地农村。这个计划的既定目标是"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和"各民族共同富裕"--在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最后一次讲话里,江泽民更新了邓小平的小康目标,指出到2020年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拥有4万亿美元GDP总值的小康社会。

     在2002年秋天十六大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网站在一份英文稿件里宣布"中国古代关于小康社会的理想,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重新注入活力,势必成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热门话题"。在十六大上,中国新的领导层按照江泽民提出的设想,提出了在2020年前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实现这一设想,十六大宣布了十六项具体目标。例如,在2002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000元人民币。到2020年,这个数字计划上升到24,000元人民币。在2002年,农民人均收入仅为2,476元人民币,到2020年,这个数字预计上升到6,860元人民币,等等。与江泽民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兴趣相比较,他的继任者们更强调社会经济的福祉。在上一次党代会上,数位中央领导人都不讳言农村居民不仅在收入上落后于城市人口,而且在获得医疗保障、教育和其他人居福利方面的指标都也都全面落后。

     尽管小康社会的目标或许不及乌托邦式的儒家(或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理想大胆,江泽民之后的领导人在关注贫穷农民困境方面,其举措从孟子学说得到的启发至少不会比从江泽民而来的灵感少。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主席都对曾经作为毛泽东革命根据地的贫穷农村地区进行了高调的公开视察;以此强调了中央政府持续关注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以及对促进社会经济公平的公开承诺。

        在2003年夏天访问一个前江西苏维埃遗址时,胡锦涛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继承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胡锦涛指出:"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而且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刊载在《人民日报》头版的这篇报道进一步引述胡锦涛的讲话说:"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当今中国领导人正是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农民在促进--或阻碍--整个国家进步方面的关键作用。2006年3月,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导方针。在人代会闭幕后会见中外记者时,温总理解释说--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把农业和农村工作放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更加突出的位置……促进农村的小康和农业的现代化,这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步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要把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贯彻始终,并且作为检验的标准。"

     2007年3月,温家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两小时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论述了这个主题,反复强调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农村)的关注。他指出:"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要靠政策、靠投入、靠科技、靠改革。一要巩固、完善和加强支农惠农政策……二要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力度……三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四要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中央领导层并不羞于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里毛泽东式的真诚。一份描述新农村建设运动给农民带来好处的政府报道写道: 瑞金市沙洲坝镇沙洲坝村,红井旁。几棵硕大的古榕泛着新绿,掩映着一排排整齐的农舍。杨庆波老人总是喜欢在新建的水泥村道上遛达,他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生活了六十多年的村子,怎么一夜间变了个样呢?破旧的厕所、猪牛栏拆了,房前屋后的垃圾没了,新建的房子漂亮整齐了。厕所是干干净净的水冲式厕所,倒垃圾要倒到村头的垃圾池里。老汉虽然显得有些不习惯,但他打心眼里说好:"新农村建设给我们老表带来的实惠太多了,感谢共产党啊!"抚摸着红井旁镌有"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石碑,老汉充满感情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在实践中,间或被强制推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复制了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某些广为人知的特征,如有欠温和和细致,等等。然而,更重要的是,从理念上这个运动表现的乃是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的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关注。让某些西方观察家感到失望的是:中国领导人看起来对政治改革并未投入像对社会经济目标那样大的注意力;然而对于那些最直接受到这些政策影响的人--也就是普通的中国人民--来说,感触则或许相当不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最近在中国爆发的一系列抗议活动,我们发现这些活动所使用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更接近于毛泽东和孟子,而非洛克和杰斐逊。

     在许多的农村抗议活动中,天命的象征意义仍然十分明显。仅仅几年之前,湖南的农民抗议者们--正如公元前3世纪中国历史记录上最早的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所做的一样--对天发誓并在他们要求乡镇政府降低税收的游行中,打出一幅写着"替天行道"的标语。他们的抗议语汇亦充满着孟子学说的回响:"民怨大于天","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

     同样有意思的,是地方官员回应这些挑战的方式。在湖南的一个县,当局在税务所外张贴的告示写道 "皇粮国税不可抗"。自然从皇权时代到今天,很多事情都已经改变。当代的农民抗议者拥有更晚近的批判武器来打响他们的战斗。今天的抗议者的很多口号都让人想起毛泽东,比如:"造反有理""一切权力归农民""农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及"打倒新生地主"。

     农民并不是唯一从毛泽东和孟子那里得到启发的抗议者。重庆一家棉纺厂的下岗职工在1992年发起的抗议活动,是近年在全国很多衰落的工业中心城市爆发的类似事件中的一起。这家工厂在1992年11月宣布破产清算,3000名工人将不得不自行另觅出路。同时,退休工人的退休工资将从原来的150元~200元减少到每月50元。为了抗议这些倒退,工人们开始了一个请愿行动--

     参加示威游行的退休工人跪在全副武装的警察面前,含泪诉说他们只求上访以恢复他们原有的退休工资;他们只要求生存权。在职工人说,国家应该对工人的未来负责,应该为他们提供工作和培训,以保证工人的基本生存权……退休工人说,退休金代表他们在过去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劳动,而且也属于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职工人说,我们就是按指令生产,亏损是由于指导生产的经济计划失误,工人不应该受到指责。国家要对工人的前途负责而且应当为他们提供工作和培训,以保证工人的"基本生存权"。

      尽管关于剩余价值和经济计划的用语仍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然而以下跪的方式来要求最基本的生存权,则是代表了一种更为古老的传统。在当代中国城乡的抗议活动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诸如此类可称之为孟子思想之现代表达的话语。1995年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辽宁和四川的工人经常走上街头通过示威游行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的口号是'要生存要吃饭'"。社会学家李静君(Ching Kwan Lee)在调查了最近中国的劳工抗议活动后指出:"生存权是所有口号里最具优先地位的"。

     通过突出对生存权的要求,今天的中国工人实际上回应着一种早已建立起来的抗争模式。在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人罢工--1922年安源煤矿工人罢工--中,罢工工人(当时也是报酬最高的工人)在发布的宣言中宣布:"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而在最近安源煤矿的退休金抗议事件中,要求提高补偿水平的退休矿工,也强调共产党领导人描绘的小康社会繁荣图景和他们自身悲惨境况之间的鸿沟。

     在当代中国的工人抗议活动中,道义经济学式的对生存权的主张,常常被装饰上马克思主义的花边,诸如:"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对社会主义说是,对资本主义说不!"或者"工人阶级万岁!"。经常地,中央领导层的用语会被引用--正如在最近的安源退休工人抗议口号中所表现的一样:"加强三个代表!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奔小康!"。但是那些看起来最能和官员产生共鸣的口号,仍然是许多世纪前早已被孟子提出的对基本生存权的主张。一份报纸在对北方工业城市沈阳的一系列抗议活动报道时这样说--

     工人们在政府大楼前游行抗议他们恶化的生存条件……心软的官员无法拒绝(工人们)关于津贴和工资的要求……沈阳市长宣称"人民是我们的人民。他们必须有饭吃"。

      可以肯定的是,今天遍布中国城乡的抗议活动,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运作方式。在中国农村,在最近取消农业税之后,土地纠纷已经取代抗税成为集体暴力的最主要诱因。即使这样,农民对社会经济公平的坚决要求,仍是把这些原本看起来纷繁复杂的各种事件连接起来的一个共同轴心。这种对社会经济公正诉求的表现形式,往往是道义经济学意义上对生存权的要求。土地纠纷虽与财产权有关,但他们却常常以道义经济学的词汇表达。

     例如,在最近广东顺德县发生的反对征用集体土地的抗议活动中,村民们向上级官员反映说当地干部"并不关心农民是不是有办法生存下去。"在深圳附近某地的土地纠纷中,一名抗议者告诉西方记者:"我别无选择。我有责任和村民一起为我们自己的土地而斗争。我们要一直斗到拿回自己的土地为止。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

      作为对大量的土地纠纷的回应,温家宝总理宣称"一些地方违法征占农民耕地,不给农民合理的经济补偿和生计安置,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 在土地问题上,我们决不能犯历史性错误。"温家宝的讲话发表前,国家签发大量关于建设新的、更平等的社会主义农村的法令。

     这种对追求体面生活权利的表述,在我看来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即使中国政府对美国人所习惯于划定的那些个人人权不以为然,中国也并不一定就存在着所谓的道义真空。

     尽管美国也存在着持续的贫困和无家可归等问题,我们看到在现代美国并没有多少要求经济公平的社会运动。相反,美国的集体行动往往围绕着对个人民权的诉求而展开。举例来说,让我们考虑一下围绕堕胎问题的冲突。这些冲突有时候甚至是非常暴力的。"反堕胎"派(Pro-life)代表未出生的婴儿主张对生命的"自然权利";而"支持堕胎合法化"一派(Pro-choice)则以支持"生育权利"来立论--或者换句话说即主张妇女拥有控制自己身体的"自然权利"。不管冲突有多么激烈,对立双方都承认政府在这个争议领域里的合理角色乃是保护不可让渡的个人人权(无论是通过维持还是推翻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在Roe v. Wade一案中的判决)。

      再来考虑当代美国另一个社会动荡的源泉--近年来在美国各地蔓延的极端主义民兵组织。这些武装民兵组织自称建立在杰斐逊的政治原则基础上,并和一系列针对美国联邦政府的恐怖主义袭击都有瓜葛。他们坚持说自己的活动与美国革命的精神是一致的。他们珍视个人为捍卫自由而持有武器的权利(由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规定),认为这也是美国革命的中心原因和持久遗产。一名"密苏里州51民兵组织"(the Missouri Fifty-First Militia)的成员说:"美国革命的基本诱因和今天一样:你不能侵扰一个自由人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在这些崇尚武力的民兵组织成员看来,他们非同寻常的组织乃是作为旨在保护个人自由权利不受压迫性的联邦政府之侵蚀的卫士而存在的。这些组织发表的文献经常引用18世纪的一个共和主义理论,即:武装起来的公民是对暴政最好的防范。托马斯•杰斐逊对公民武装的理念,更是被他们以特殊的热情而反复征引。

      在美国,即使是本质上属于经济抗议的活动,也往往以民权问题的形式表达。以"加利福尼亚税务暴动"为例。这个抗议活动以1978年13号建议的通过为标志,成功地挑战了财产税的大幅度增加,并引发了席卷美国的许多类似抗议。这个运动的领袖,霍华德•贾维斯(Howard Jarvis)并没有用社会经济的主张来解释他的行动。相反,他认为这是拥有权利的公民对暴政的抗争。他说:"美国自由政府的全部基础已经被无限制的征税破坏殆尽--这可能导致独裁。"暴政,而非贫困,被拿出来作为反抗活动正义性的原因。美国人强调:自由,而非基本生活,才是政治道义的基础。

      刚才我讨论了主流的中美权利观念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各自对民众抗议活动的影响。但这并非说中国人都仅仅(如果有的话)考虑社会经济安全而毫不涉及其他的关切。如果这样认为的话,那将是很可笑的一件事--这正像认为美国人只关心政治自由而避开所有的物质利益一样可笑。仅举出中国1989年政治风波的例子(由要求民主的学生所领导)或者美国同酬运动的例子(由要求同工同酬的妇女所领导)就可以很清楚地否定此种误解。但我相信,无论如何,在我们这两个重要的政治文化之间,的确存在"着重点"的显著不同--这种差异不但反映在抽象的哲学论述中,而且也反映在政治修辞和民众抗议之中。

      因此,我非常怀疑当下美国社会科学关于中国的学术成果里存在的一个主题,即:从中国近期抗议活动中观察到的关于"权利"的话语,显示了一种对公民权的全新诉求--这种诉求将对国家权威构成基础性的挑战。这样的论调,在我看来是过分估计了这些抗议活动的创新性以及它们所能够构成的政治威胁程度。欧博文(Kevin O'Brien)和李连江在他们的新书《中国农村的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tance in Rural China,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2006)中提出"身为一个公民的概念正在逐步渗透到大众话语之中"……"在一个传统上对权利保护很弱的国家,我们不应低估处于上升中的权利意识以及逐步完善的'权利'话语所可能造成的影响。"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今天的权利抗争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影响更深远的反对专权控制的工程。崔大伟(David Zweig)把中国的"现今的政治和社会上的两难局面"归因于"新出现的'具有权利意识的农民'和贪腐的企业家式干部之间的对立"。玛丽亚•黑莫尔(Maria Herimer)亦强调"中国农村不断上升的权利意识有可能会引致重要的政治变化"。戈德曼(Merle Goldman)在其新书《从同志到公民》中也提出,对于广大的中国群众而言,"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发生的主要变化之一就是不断成长的权利意识,特别是政治权利的意识"。迅速而广泛发展的公民权和市民社会,有可能"在中国制造跟东欧一样深刻的变化。"

      1995年中国劳动法的出台引起了大量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出现,这尤其引起美国观察家的注意。在玛丽•加拉格尔(Mary Gallagher)看来,这部新的法律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实际上加速形成"不断高涨的社会冲突和中国工人中的权利意识……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利用这些新的机制来迫使(资方)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 更为大胆的结论则出现在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中;一篇最近的《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文章在回顾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前例后甚至兴奋地宣布"一个新的劳工权利革命正席卷中国"。

     无可置疑,"权利"和"公民"这两个词汇充斥着当代中国的官方和大众的话语。但是那些宣称自己作为公民有权利吃饭的工人们,看起来更多地追随孟子和毛泽东所奠定的道义经济学轨迹,而非洛克或杰斐逊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毛泽东在1922年发表的一系列报刊文章里曾提出建立一部全国性的劳工法,毛泽东(使用当时国际社会主义的语汇)指出,三种"权"是这样一部法律可以保护的:(1)生存权;(2)劳动权;(3)劳动全收权。我们显然不应错误地认为,围绕中国的最近劳动法的争论体现了新的可以导致自下而上革命的公民权意识。实际上,当社会学家李静君(Ching Kwan Lee)因对工人在和地方官员的互动中经常援引法律和法律权利而告诉某些抗议领袖他们正在为公民的法制权利而斗争时,工人领袖不屑一顾地回答她:"工人的思想没那么先进!","法制权利?什么是法制,什么是法?" 1995年的劳动法十分清楚地表明,制定该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即"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在中国盛行的以"权利"语言构建起来的道义经济式的抗议,往往要求撤换不受欢迎的低级官员(偶尔成功)。但这些抗议者极少质疑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威。就这个方面而言,当代的抗议者与封建时代的造反者有不少相似之处。充斥着中国整个封建时期的各种地方性社会躁动经常导致特定官员的被解职(甚或时而发生的王朝倾覆),但却在同时维系和加强了儒教秩序的某些基本原则。英国汉学家托马斯•米德斯(Thomas Meadows)在19世纪中期解释中国皇权体制的持久性时写道:"在中国……恰恰是造反的权利成为维系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在世界史上是独特的。"如果预告中国目前的政治秩序会同样享受皇权体系漫长的生命周期,那将会过于大胆;然而,我们仍可以看出今天依然被广泛认可的"造反的权利"所鼓舞着抗议形式将可能被证明更有利于支持当前政治系统的存在而非相反。在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治体里,选举并不能为国家权力的滥用提供有效的制衡;抗议恰恰可以弥补这个功能--也因此抗议实际上是加强而不是侵蚀政治系统。况且,现今中国中央政府对许多抗议者的关键性请求予以回应的意愿--比如2006年取消历史久远的农业税和颁布新的物权法--所指向的乃是更大的政治灵活性,而非政治脆弱性。

     中国的国家本身,亦积极鼓励建立在"生活"和"权利"之间的观念联系。在2003年2月北京举行的一次由政府资助旨在庆祝官方批准的中国刊物《人权》创刊一周年的艺术展览上,总编辑(在悬挂的毛/邓/江肖像下)赞扬这个展览描绘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人权而斗争的故事。他们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人民为实现小康而奋斗的精神以及当前在中国人权状况的巨大发展。"

      这并不是说当代中国流行的"权利话语"(即使是官方鼓励的)可能会激发更多的基层民众抗议。从字面上说,中文里面"人权"这个词还可以带有"人民的权力"这样的意思。但期待国家提供社会福利(即T•H•马歇尔所称的"社会公民权"),显然并不等同于要求对抗国家权力的法制保护("市民社会公民权"),也不等同于要求在政治上参与到国家权力之中("政治公民权")。而且,在中国,即使是"政治公民权"也被普遍理解一种国家所赋予的特权,而非自然赋予或者不可让渡的权利。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认为:"在中国,政治权利一直被认为是国家对公民的恩赐,目的是使他们能够把能量献给国家的需要"。

     中文里面的"公民"一词--从字面上解释"公共人"--指代的是在政治体内的集体成员资格,而非针对可以对抗国家权力的个人不可让渡的权利。尽管"权"或"权利"这个词并没有在孟子学说里占有中心位置,它们在19世纪被美国传教士W.A.P.马丁(W.A.P.Martin,中文名"丁韪良",1827~1916)介绍到中国后即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权"这个词的涵义(也正如rights这个词在西方哲学里一样)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分歧。即使马丁本人也时常用"权"这个字既翻译英文的"authority"又翻译"rights"。而如玛丽娜•斯文森(Marina Svensson)所说的"从晚清时期就开始陷入在人权问题上丰富而斗争激烈争论"的中国学者,则通常在儒家思想--或更具体的孟子思想--的框架内使用"人权"这个概念。

     梁启超,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宣传"权利意识"的学者,更明确地把自己的权利概念与孟子对人类道德的理解联系起来。梁启超对权利的概念暗含对于公共利益的道义责任,而不是对个人自由的保护。他说:"权利思想愈发达,则人人务为强者。强与强相遇,权与权相衡,于是平和善美之新法律乃成。"这种把权利看作团体结合而非个人自由的表达,也可以从民国时期的公共言论里看出来。安源的煤矿工人在1922年的罢工宣言中,突出了生存权的主张。在他们宣告历史性胜利的复工宣言里,同样浓墨重彩地宣布将持续地为集体权利而斗争:"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

     梁启超显然不是唯一的把发展权利概念作为自己哲学思想基础的现代中国思想家。抛开各家不同的政治倾向不论,尽管近代中国的权利讨论不断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在中国,政治权利的概念一直与个人对更大的政治社群的道义责任紧密联系。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认为,孟子(由王阳明传承)的价值在于他对人类本性的伦理学理解。这个理解支持了他本人的一个观点,即无论对于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权利都是相互和共同的责任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的。

     中国共产党的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认为,为了国家,有必要"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也。"同样的看法--即国家既是公民权利的保护人和受益者--也同样影响着中国的国家官方话语。黎安友在研究了从晚清到今天中国的每一部宪法后即发现:"没有一部宪法认为权利源于人性;相反,权利源于在国家中的公民身份。"

      安靖如(Stephen Angel)对宋代新儒学以来中国人权观念的哲学渊源和影响的细致研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中国的权利话语并非对西方思想的不完美映射……它具有自身完整的发展历程,包含了诸多中国式的概念和关切……中国拥有丰富而独特的权利话语。"这自然不是说中国的权利概念是完全统一的、不变的或对外部影响绝缘的。尽管如此,并不能简单因为看到当代中国对权利的发现和实践具有和西方的人权和市民社会概念的某种接近性,就认为它们必然暗示对庞大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批判;相反,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其他文化情景下权利话语各自不同的来源和影响力。

     在中国,权利往往被理解为是由国家认可的,旨在增进国家统一和繁荣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赋予的,旨在对抗国家干预的保护机制。在此情景下,民众对行使自身权利的诉求很可能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不是挑战。因此,我主张将建构当代中国抗议活动的框架模式称为"规则意识"(rule consiousness)而不是"权利意识"(rights consciousness)。2004年,安源的抗议者在向萍乡矿务公司及其党委提交的请愿书里这样写道--

     (请)让我们能够同全国广大退休职工一样,享受着新的工资标准待遇。倘若你们置此仍然不顾,坚持不解决我们上述正当的权益问题,同时我们将申请市府取得批准和保护后,在适当的时候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我们会设法寻求有关媒体为我们说句公道话,或请有关部门核查集团公司内部有关的经济运作状况。这是中国共产党给予我们的民主合法的监督权利。当然僵局是下策,和气生财真为上!

     在他们历次的宣言书中,安源的退休工人总强调他们的抗议纯然是要求落实由国家承诺的经济福利;因此抗议不会对政治稳定造成任何威胁。一名抗议活动的积极分子解释说:"我们只是要求工资和福利,不是权力和政治。我们要求允许我们举行一次示威。我们的要求可能不会被批准;但是我们提出申请的权利是国家宪法规定的。"

     正如世界其他国家的抗议者一样,中国的抗议者完全可以--甚至很有可能--通过在抗议中使用国家的官方话语来增大他们得到有利结果的机会以及减少敌对官员进行镇压的可能。即便如此,非要从他们热情洋溢的宣言里读出某种与英美"权利革命"相似的语调仍然是无法保证(甚或误导)的。如果认真对待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国当下广泛发生的群众抗议活动所指向的,应既非内生的道德真空,亦非与国家威权的历史性冲突。

     【相关简介:本文由裴宜理教授的学生、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研究生阎小骏翻译,并经裴宜理教授校阅。限于篇幅,原文的引注和参考文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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