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随着各国纷纷开动印钞机,用货币洪流救市,下一波全球性的高通胀已经象一把悬剑高悬头上,其根源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随着经济危机的暴露,社会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

警惕世界货币洪流的泛滥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4月28日

目录

世经政所:增长反弹超出预期 结构改善未尽如意 警惕经济增长出现反转

 蔡历:现在说经济回暖不是无知,就是懦弱

博讯: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似乎流产

宋鸿兵:第二波金融海啸肯定来临

王钧临:论规则与潜规则的关系

高木:国际记帐货币是和谐世界基石

李树泉:倡导世界货币,终结美元霸权

江宜淸:走出世界经济危机的困境:货币工具简论

揭开“坚守南京”之谜

蔡历:重估五四的价值

赵永泰:初级社会改革宣言----第一次世界经济大战下的历史性抉择

知原:政治公有制+经济私有制=制衡?——和熊培云先生商榷

吴思:历史上的平反周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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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4-27 12:55:37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宏观经济季度报告:2009年第1季度

增长反弹超出预期 结构改善未尽如意

警惕经济增长出现反转

宏观经济季度报告:2009 年第1 季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2009年4月28日

(请点击查看)

 

 

发件人:"cljixiang" <cljixiang@126.com> 2009-04-26 22:06:21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稿件:《现在说经济回暖不是无知,就是懦弱》、《重估五四的价值》

现在说经济回暖不是无知,就是懦弱

共道战略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 蔡历

    这一段时间,“经济见底回暖说”开始出现并逐渐强烈。而且不仅中国有人在说,全世界都有人在说。基于此前对这场经济危机根源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两个原因导致,一个是无知,一个是懦弱。

    想必大家还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有一批人在谈什么?在谈次债危机见底了,甚至结束了。我们不清楚去年谈次债见底的和现在说经济回暖的是否是同一伙子,但是可以确信的是,现在大说经济危机见底的人将像去年大谈次债危机见底的人一样最终所为人不耻。因为他们存在一个共性,就是无知,对这次经济危机爆发真正根源的无知。一个对经济危机产生根源不清楚的人,甚至压根不想去弄清楚的人,有何资格去对未来走势去判断?一个勤于预测,疏于研究的人,他的预测能够不闹笑话吗?

    无知的一个表现是将这次经济危机归因于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连带了实体经济。只要把金融系统的问题解决了,经济也就自动恢复。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完全忽略了、忘记了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金融系统,无论它如何发达,无论它怎么创新,它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这个是它的本质、身份和地位。就像古代的一个丫鬟,无论她长的多漂亮、打扮的多光鲜她也是为小姐服务的。然而,现在我们却有很多人被丫鬟性感的外表和华丽的衣着迷惑了,把她当成小姐了。危机发生之前,金融领域的确辉煌,收入高、受社会尊敬、会玩数学模型等等,但这丝毫更改不了金融的本质,它只是一个工具,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工具,它是寄生于实体经济的。尽管,发达的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之间必然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是,这种作用和影响并不能消除它们之间的主次之分、本末之分。谁是主?实体经济是主!孰为本?实体经济是本!不可否认的是,单纯的金融系统的波动也一定会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定,但是,大规模、大范围的经济危机的根源一定不在金融上,而在实体经济自身。这个时候也金融系统也会出现大规模的动荡,正如本次危机所表现,但是这也是起源于实体经济问题的爆发。也就是说,是实体经济牵着金融系统在走,而不是相反,是金融系统牵着实体经济在走。

    一旦把问题定格在金融上,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实体经济是没问题的,至少问题不大。这导致很多人缺乏深入研究本次经济危机真正根源的动力。专家们稀里糊涂,官员们稀里糊涂,全球范围内规模空前的刺激政策也就稀里糊涂的出台了。现在,他们又都在稀里糊涂地说回暖了。透过稀里糊涂的喧嚣,我们清楚地看到的是,全球局势正在一步一步滑向失控的深渊!

    无知的另一个表现是,把眼前的这场危机看成一次例行的经济周期波动。这一点有点奇怪,我们的主流媒体一边厢在说这次危机百年不遇,一边厢却有在努力寻找回暖信号。其他的不说,但说这个百年不遇,如果现在就能够轻易见底回暖,那它怎么还配得上这个百年不遇的招牌?4月22,IMF发布了它的2009年全球经济展望的前四章。这里不想谈他们的结论(也不屑于谈,老变,不靠谱),只说他们的方法。这次比较进步的是,他们终于着手于探求危机爆发的根源了,其方法是,对二战以后所发生的历次经济衰退进行剖析,总结出一般规律,然后再套到眼前这次危机上。如果但就规模来说,二战以后的经济波动都和百年不遇相去甚远,这意味着IMF的方法潜在地是以“平常心”来看待这次危机,如此选择样本,如此的研究态度又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难怪乎他们对经济危机趋势的判断一变再变了。在“与时俱进”上倒做的不错。

    说完“无知”说“懦弱”。

    当前的这场危机也是一个变局,一个大变局。如果说,这场经济危机是百年不遇,那么你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我们已经身处又一个历史“大拐点”。当阅读历史时,对伟大的转折总是清晰而强烈,一旦身临其境,却又浑然不觉了。要接受如此规模之大的变革,需要接受利益关系上改变、习惯的改变、以及思维的改变。能做到这些,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更多的人在本能地拒绝着改变,所以他们拼命搜寻经济见底和回暖的蛛丝马迹,希望能够快速再次重温旧梦。这是什么?这就是懦弱!下面就经济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来分别阐述。

    毫无疑问,这场危机对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堪称滑铁卢,没有人提前进行稍微的预警,相反,他们一直在说“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事实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危机早在2004年就已经很明显了,只是,高傲的他们那时还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遭民众的唾弃的原因是民众的“非理性”、“仇富”情节作怪,他们还可以拿从西方生吞活剥而来的貌似高深的经济理论为自己辩护,而他们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则将这块遮羞布撕个粉碎,于是他们就一丝不挂了。

    如此窘境何以发生?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学家在学习西方经济理论时,只做到了知其然,而没有做到知其所以然。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因应当时的自然、社会环境而提出,这些环境便构成了这一理论的前提假设。研究经济学,除了研究经济理论本身外,更重要地是研究这些理论得以产生的背景和环境,提炼出这一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但是做到这一点非常负有挑战性,原因在于,这一切在经济学教材中并不存在,而需要你自己去探索。只有你准确提炼出,一种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你才能够知道它的局限在哪里,它的解释边界在哪里?一旦环境变化,该如何调整以使其在新环境下重获解释力。而我们的经济学家显然离这个要求相去甚远。在亚当?斯密去世2个半世纪后,他们还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将《国富论》如圣经(见《当代亚当斯密主义者错在哪里?》http://gongdaozhanlue.blog.hexun.com/30916121_d.html),他们毫不怀疑地奉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直流的言论为圭臬。他们不去问,亚当斯密时代的环境是什么,现在的环境是什么?西方的环境是什么?中国的环境又是什么?在他们的脑子里,经济理论可以穿越时间、穿越空间,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古今而皆准。

    他们的思维已经僵化,更重要地是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僵化,他们只能说一些老生常谈的话,只能重复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所以,在骤变的经济形势面前,他们手足无措,惊慌失措。他们觉得眼前的这一切都是非正常的、非常态的,可能很快就会过去。确切地说,他们没有勇气正视,而只能懦弱地期盼这一切很快地过去。他们已经没有勇气和能力改变自己的思维了,而只能寄望于社会能够适应自己的思维而做出改变。所以,他们对经济尽快见底和回暖情绪高涨。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有几位对形势突变嗅觉异常敏锐,令人钦佩,华为的任正非和万科的王石应该名列其中。但是,更多的却是庸碌之辈,他们的成功只是撞大运而已。2008年,也是堪称中国企业界的一个滑铁卢。很多标志性企业家都在这一年颜面扫地,甚至身陷囹圄。遭遇如此难堪,根源在于,他们缺乏战略思考,他们对中国近年出现的巨大变化没有觉察和没有理解,他们只会按自己的习惯行事,他们的思维还沉浸于已经杳如黄鹤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在变化的环境面前,他们战略决策显得异常幼稚和荒唐。更重要地是,他们也在本能地拒绝着改变,不愿意接受投资已经失败的事实,不愿意根据环境的变化,检讨以往的决策假设,而寄希望于经济的尽快回暖,这已经是懦弱了,哪里还有企业家的样子。

    以主流经济学家做智囊,中国的政府官员在此次危机中注定难逃狼狈。中央政府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在2008年连续急剧转向,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双防”的定调也沦为笑谈。事实上,我们在2008年3月份的“两会”还在坚持这一基调,此后经过几次仓促而急剧的调整后,至10月份便转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变成全力保增长。一个国家,一个人口超越13亿的国家,一个人口超越13亿的经济大国,其经济战略知道想象居然可以在区区半年内完成180度的大掉头,想必很多官员会感觉如在梦中。

    当然,我们的媒体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对此进行诠释:决策层深具决策魄力和决策灵活度。真的如此,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但环顾一下周围,尤其是美国,你会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急剧转弯的经济政策并非是基于我们自身独立独特的判断而做出的,我们只是对别人,尤其是美国政府亦步亦趋而已。这意味着我们的决策层可以依然缺乏独立、自信的判断,而只能继续选择追随。事实上,中国国内近期回暖说的风生水起,和受美国方面的影响不无关系。迅速的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始敞开胸怀拥抱变化了,像经济学家、企业家一样,他们可能也在内心身处默默祈祷着混乱局面的快速离去。

    政治家的懦弱性还表现在他们惧怕经济决策引发社会不安和动荡。所以,他们看问题的出发点,是维护眼前稳定,而非彻底解决经济危机。经济已经见底和回暖,显然是他们所朝思暮想。

    归纳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我们举国正在或多或少地秉持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此经济危机。未来如何,不得而知。最后,还是引用我们在今年2月份发布的2008年度宏观形势研究报告——《经济危机将引领全球和中国进入新的大变革时代》——中的观点作为结尾:

    “全球的经济危机诱发因素是美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信用膨胀(货币因素),而根源则是于全球普通劳动者,尤其是美国和中国有效消费购买力不足,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又主要在于全球收入分配两极化程度的加剧。”“全球和中国已经陷入经济危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全球范围内经济、社会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也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同时还会深深波及社会及意识形态领域,将引发这三个领域出现重大变革。”

     博客:价值中国http://www.chinavalue.net/caili/Home.aspx,和讯http://gongdaozhanlue.blog.hexun.com/
网易http://cljixiang.blog.163.com/

 

 



发件人:"浩 金" <revolution198964@yahoo.com.cn>  2009-04-26 13:48:24 +0800 收件人: "大军观察"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这些消息,事关重大,酌情考虑刊发!

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似乎流产

博讯

2009年4月26日

    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4月15日召开并布置了下一阶段经济工作的重点。但让外界大跌眼镜的是,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如期而至。只是以“结果比预料的好”外交辞令来草草应付外界的质疑。之前温家宝却多次表示,中国“弹药”充足,随时都可以提出新的刺激经济方案。

    为什么在首季经济指标相当不理想(具体数字如下)的情况下,总理反而失言,不敢再“放卫星”了。记者获悉,数据统计结果表明,旨在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4万亿投资方案实施以来并未有效拉动内需。今年前两个月,代表居民消费意愿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减少,而且前两个月的同比增长率也出现下滑。而另一关乎居民消费意愿数据消费者信心指数也持续环比下降。因此,第一次经济刺激计划已引起国内经济学家强烈反弹,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导致“国进民退”是开历史倒车,完全背离民间投资比国企投资更有效率的经济规律。包括许小年、王小广在内的多数中国经济学者认为第一次经济刺激计划治标不治本,并认为出口主导经济增长的中国无法在全球经济萧条滑坡中独善其身。如果再推出第一次经济刺激计划,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产生对财政政策的过度依赖型,一旦政府投资枯竭跟不上,经济反而会加速下滑。

    目前,温家宝领导下的中国国务院对经济决策已出现束手无策、进退两难境地,只能把最后希望寄托于民间投资。如果继续推出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靠印钞机再加大政府投入会影响人民币币值稳定,从而影响人民币走向世界计划。因为自去年12月以来,中国央行已经与六个国家签订了总价值6,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的目标是为全球贸易中更广泛地使用人民币打下扎实基础。该互换协议背后的想法是向各国央行提供人民币,使之注入到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另外,这个一季度的贷款的发放,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可能产生大量的银行坏帐,这种短期行为,不顾金融体系的长期健康,不顾国家经济的长期健康,追求短期业绩,这是非常糟糕的。

    如果不推出,只能眼睁睁看着经济状况继续恶化,失业率继续上升。不过,即使第二季经济统计数据不佳,还可以把责任推给美国金融危机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冠冕堂皇挡箭牌。当然,乌纱帽是最重要的,如果宣布推出新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如果再无明显成效,恐怕总理宝座难保。两害相权取其轻,无论如何,温家宝是不敢冒这个风险了。

    中国一季度经济统计数据具体解析如下(一季度GDP是6.1%的年增长幅度,回落了4.5个百分点,但GDP造假水分太多,已经完全没有公信力):1、为国务院所看重的经济先行指标之一的用电量,在今年头两个月回升后,3月中旬开始又逐旬减少,4月上旬降幅升至3.57%。面对外界质疑社会用电量减少与工业生产增长5.1%的矛盾,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虽然强调统计数据是「准确的」,但无法自圆其说这种反向变化。

    2、中国财政部公布的2009年第一季中国税收总收入持续减收,但月跌幅逐步减少,增值税也持续减收,进口税收大幅减收,消费税和出口退税则快速成长。根据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第一季全国税收总收入为人民币1万3023.58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0.3%,减收达1496.1亿元。除消费税外的主体税种依然减收。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部分地方税种收入呈现较快成长。税收数字是无法造假的,可以看出,鼓励炒楼让楼市回暖的最大受益者是政府。

    3、中国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首季度,一季度中国出口较上年同期下降19.7%,进口下降30.9%。其中中国钢材出口514万吨,比2008年同期下降54.9%。三月,出口钢材167万吨,进口钢材127万吨,而钢坯净进口46万吨;累计下来,中国钢铁产品净进口6万吨。由于首季度出口的钢材有很多是2008年的结转合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预计,2009年全年的出口形势将比首季度更差,全年出口量将下降80%。

    4、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工业生产,今年一季度数据不容乐观。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上年同期微幅增长5.1%,增速大大低于2008年一季度的16.4%,也低于2008年全年的12.9%。

    5、而受需求疲软和物价下滑影响,中国第一季度的零售额增速也减缓。今年一季度零售额的增速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20.6%,而且首季消费增长是财政拨款的结果,包括家电下乡补贴104亿元、汽车下乡补贴50亿元,还有各地的旅游券、消费券及现金补贴。首季全国财政收入减少8.3%、支出增加34.8%,这种由政府补贴带动的消费,能持续下去吗?

    6、一季度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30%。


 

第二波金融海啸肯定来临

宋鸿兵

2009-4-27

  表面来看,全球股市似乎出现见底信号,但我个人认为,全球经济尚未见底。这场危机的暴风眼,已经从美国13万亿美元的按揭抵押贷款市场,移向了27万亿美元规模的企业债、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及其他资产支持债券。大家要密切关注今年9、10月份的时间点,关注可能引爆危机的几个关键信号。

    美国经济一旦陷入经济衰退,如1991年、2001年衰退期,都出现了垃圾债违约率的急速上升。目前美国企业债中的垃圾债违约率,已从2008年10月的2.68%攀升到了4.5%,预计今年9、10月份违约率将再上涨3~5倍左右,欧美的大型商业银行体系将首当其冲,有理由判断,其冲击力不会亚于次贷的冲击。

    东欧目前的情况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期非常接近,这些危险征兆显示,第二波金融海啸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袭来。现在在中国玩股票,一定要有全球视野。2007年股市“2.28”、“5.30”前夕,都是美国次贷违约的高峰期,目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密切关系,股市投资不能再对全球经济视而不见。要密切关注今年9、10月份的时间点,关注可能引爆危机的几个关键信号。

  假设第二波金融海啸来袭,将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企业该做何准备呢?如果真的发生了更进一步的危机,会对美国、欧洲带来更大打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依然主要表现在出口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可能会进一步弱化。由于中国地区之间有相互的联动效应,一旦东部沿海地区受到影响,对西部消费和生产的拉动效应也将下降,间接影响西部的企业。

    目前关键是要把经济动力转移到内部消费上来。经济周期与人口消费高峰期有密切关系,数据显示,人在48岁前处于消费攀升期,在48岁达到顶峰后消费能力开始下降。美国1961年出现婴儿潮,照此计算,从2009年后将步入长达14年的消费能力下降期;而中国正处于消费的攀升期,预计将在2015年进入一个更大的上升期。

  这对中国其实是一个机遇。中国要在经济结构上做重大调整,并解决部分人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如果抓好了机遇,中国可能最先走出经济衰退;而谁先走出经济衰退,谁就很可能成为未来全世界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聚集地。而在危机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企业应遵循“现金为王”的策略,即保证足够的现金流,危机中谁有足够的现金流能够撑得住,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从历史上来看,越是出现重大危机,优秀企业对其他企业的兼并就越突出,中小企业要准备好现金流过冬,大企业则要准备现金流抄底,抓住并购良机。

  改变理财观念 货币≠财富。钞票并非财富,而是钞票能交换的物质。目前大多数人对金钱的理解就是“货币”,大家要改变理财观念,要弄明白什么是财富,什么是货币,才能谈理财。如果把国家看作一个公司来研究其资产负债表,那么国家的财富本质是资产项下的商品和服务,而负债项下就是货币。从这个角度来说,货币永远不是财富本身,货币实质是对商品和服务的追索权。当我们说挣到很多财富,绝不意味着存很多钞票,对应的实体才是财富。

    上世纪70年代初,一个中国人获得7000元人民币,如果他把钱存在银行吃利息,30年后他将由当时最有钱的人变成最穷的人,假设他当时把钱全部换成黄金,7000元到现在已经变成了480万。货币目前处于剧烈贬值的趋势。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50元人民币,要乘以10,到90年代中期才能相当于10年前的购买力;要乘以100,才能相当于2005年对20年前的购买力,当你不理解钱意味着什么,如果现在手上有100万,你以为按目前的生活水平可以退休,但实际上再过10年,你的100万可能只有一、二十万的购买力;再过20年,可能只有几万元钱的购买力。

  中国人一定要深刻理解货币、金钱的概念,这是每个人理财的起点,如果不理解,不拼命去挣钱,不去想怎么保住自己的财富,在3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财富不够,因为通胀对你的财富所有权悄悄发生了转移。全球救市和美国3月19日回购国债,是否会导致全球通胀重演?这是肯定的,从2008年11月以来,美联储创造了历史上令人惊恐的货币发行量。

  1913年到2008年长达95年时间里,美国基础货币发行量7000亿;而2008年10月后的两个月时间内,增发了同等数量的基础货币,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印钞纪录,这将对全球通货膨胀形成越来越大的预期和压力。目前的通缩只是暂时现象。市民应该找到抵御通胀的工具,他个人看好石油、白银、黄金及部分地段的房地产,石油可以考虑买一些,很有可能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美国要摆脱经济衰退,一定会找一个新的经济发动机,目前看来应该是低碳经济,石油价格一定会上涨,因为石油价格低于75美元,低碳经济的企业一家都活不下来,因此大家可以关注原油相关类的投资产品。由于白银是低碳经济能源装置中最核心的材料之一,因此投资者可以考虑投资白银,白银用量很小,价格弹跳力很大。另外美元地位日益素衰落,黄金作为避险工具,在通胀下将有较大上升空间。

  而对于房地产,已经有一些回落,有的确实已经到了比较诱人的价位,尤其在稀缺资源的地段,可能机会更大一些。

 

 

 

发件人:"北京钧临智业" <junlinzhiye@hotmail.com>  2009-04-24 14:39:32 +0800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论规则与潜规则的关系》

论规则与潜规则的关系

王钧临

    今天的中国社会,受规则与潜规则二者的共同作用。要剖析当前的诸多社会现象和文化问题,就离不开对规则与潜规则间关系的辨析。

一、二者的同一性

    规则(不论是书面形式还是约定俗成)是供社会公众所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潜规则则相对于“显规则”而言,如吴思先生所说,它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则也好、潜规则也好,从同一性上讲,二者都处在一个统一体中(即社会),共同构成广义上的行事规则,都对所适用的社会人群发挥着作用;

    其次,规则与潜规则彼此紧密相联,相互渗透,规则中孕育着潜规则,潜规则中也同样包含着规则的成分;此外,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只有规则而没有潜规则,更不会只有潜规则而没有规则。二者因彼此对立而保持相互依赖性,并借以维系自身的特定属性。还应看到,现实中很多潜规则其实是作为规则的特定伴生物而出现和存在的,它们要么扩大规则的权利,要么抵消规则的责任和惩罚;再者,当规则本身已失去公平性、公开性和正义性,则其在本质上已与潜规则没有区别。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失去公正性的规则,在实质上就已成为潜规则;

    最后,规则与潜规则的同一性还表现在,有时对规则的鼓吹程度和潜规则的空间大小成呈正比关系。正如如不大力鼓吹水面上的规则,则人人皆争先恐后潜伏于水下,那么少数潜泳者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

二、二者的对立性

    (一) 二者代表不同的利益属性

   规则是一种大众政治、大众文化,代表着公意。它从全体出发,对全体适用,具有公开、公平、公正的特点。潜规则则是圈子政治、圈子文化,代表着少数人的意志,是圈子里的规则。它从圈子成员的整体出发,并对其适用,在圈子内具有一定的公开、公平、公正的特点,而对圈子外则不适用。圈子内往往是潜规则的受益群体,而圈子外往往是其利益的输入地,甚至是利益受害群体。没有圈子,就没有潜规则,没有潜规则, 也就难以形成圈子。这也就是很多人削减脑袋要钻入圈子的缘故。

    卢梭曾说过,每种利益都有不同的原则。事实上,规则、潜规则都是一种对利益的划分方法。规则代表着公共的利益、多数人的利益,而潜规则则代表着私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从本质上讲,潜规则因其利己性而与暗箱操作、贪婪私欲相伴生,而规则本身就是要打破一切权力定势和暗箱操作,即规避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权力游戏。规则与潜规则间的强弱对比关系,恰恰揭示出社会中对利益分割的不同取向和不同结果。

    (二)二者的相互转化性

    事物的发展是运动的、变化的,规则与潜规则间的关系,除力量上的此消彼长外,还具有相互转化的特点。首先,潜规则可以转化为规则。这可能包括两种情况:1、当潜规则已强大到足可揭掉遮羞布而在光天化日下堂而皇之之时,潜规则就转化为了规则。这时候的规则看似公开、公平、公正,实则是最大的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2、也不排除“潜规则”中部分合理的内容“浮出表面”,为大家所共同遵守,从而上升为规则。

    其次,规则也能够转化为潜规则。当原有的规则已废止、或名存实亡、或已不具备可执行性或虽具备可执行性却被利益集团有意束之高阁,其中的一些利益诉求 点则在现实中继续得以保留并适用于一个既定圈子,规则就转化为了潜规则。这时的潜规则不仅未受到规则的任何侵害,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披上规则的外衣。

    (三)二者的相对性与绝对性

    事实上,没有绝对的规则,也没有绝对的潜规则,二者都只是针对一定的场合而言。潜规则在其适用范围内,可等同于规则;规则在其适用范围外,也具有某些潜规则的特征。

三、二者的实践性

    毛泽东说过,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显著特点之一。规则及潜规则,都是为一定实践服务的。下面,我们再把规则与潜规则的关系,放在“制定—执行”的矩阵中进行分析:制定 执行  规则 1 3   潜规则 2 4

    (一)象限1+象限3 ——制定了规则,并执行规则:这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境界,也是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应大力提倡的。这要求既有好的规则,更要有确保规则执行的好的管理体系。

    (二)象限1+象限4 ————制定了规则,执行的却是潜规则:这是今天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首先,对既定规则予以不作为;其次,在不作为外还对原有规则予以抗拒和扭曲。从而构成了叠加的负面效应。

    (三)象限2+象限4————形成了潜规则,执行的也是潜规则: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当规则还没有出现或者已经废止,形成了潜规则的知行合一。

    (四)象限2+象限3————形成了潜规则,执行的却是规则:如潜规则中部分人跳出了既得利益圈子的窠臼,而按照规则行事,甚至会同广大公众共同揭露潜规则、鞭笞潜规则,则将会出现这样这一情况。这同样是我们应 大力提倡的。

   所以,要想在最大程度上杜绝潜规则,追求社会的和谐和公正,我们就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和提倡第一种、第四种情况,极力规避和衰减第二种情况,而对第三种情况加以区别对待和合理引导。
 

 

 


发件人:"高木" <gaom@263.net> 2009-04-27 16:39:57 +0800 收件人: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请仲老师接受三篇文章

国际记帐货币是和谐世界基石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研究员  高木

2009年4月28日

    摘要:近些年来,中国弥漫着一种“出口第一”和“引进外资第一”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只要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资金就会越多地流入本国,就越能增加国民财富,就能克服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就能让中华民族昂头天外。但是,这些朋友忘记了一个大前提,忘记了美元是个什么东西。

    关键词:货币制度、国际贸易、美元霸权、人本化电子货币、国际记帐货币

一、美元体系是世界不和谐的根源

    (一)美国政府已破产N次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起步阶段的16、17、18世纪的确是通过大规模的世界贸易来发展本国经济的,但是,他们进行的不仅仅是奴隶贸易、鸦片贸易等等非公平的野蛮贸易,更重要的是,哪个时候的贸易是用黄金白银等硬通货做交易的。单从经济意义上讲,的确是出口越多,获金银越丰。但是,随着布林顿森林体系在上世纪70年代的瓦解,纸币美元偷梁换柱,基本充当了世界货币的角色。目前是出口的顺差越大,引进的美元投资越多,虽然获得的美元纸币越丰,但是风险也越大。

    按理讲,纸币只能是金属货币的符号,一个国家货币的发行量应该与它的金属货币量相当,每一元的纸币都应对等着实际的法定的含金量。但是,大家如果读读美元的历史就会发现,美元不仅早就与含金量脱节,而且在赤字财政,赤字贸易,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等的长年影响下,美元的理论购买力已经远远的低于了它的表象价值。并且,美国是一个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土地、矿山、工厂等基本上都属于私人所有,黄金储备也很有限,因此美国政府虽然长年累月负债发行了庞大的美元货币和美元国债,却几乎没有任何适用适销的国有财产做物质准备。虽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经常公布美国国内美元货币供应量,但是流到美国境外的美元到底有多少,只有天知道。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先生介绍,流出美国境外的美元数量是很难估算的,因为这个数据无法从美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中直接查到,只能从国外经济学家文章中间接得到。虽然美国财政部经常公布美国国债总额,但其中有多少美国政府国债是被外国政府或机构个人所持有的,也是一个未知数,这说明美国政府一直有意识的向全世界隐瞒美国赊欠全世界的外债总数量。正是由于美元纸币和美元债券的发行量早已经没有了标尺,已成为一个纯粹的被政府操纵的心理概念,假如,世界上所有的美国政府国债的持有者同时要求兑换回美元,美元持有者同时按照目前的价格购买美国国内的有使用价值的实体商品,那么,就极有可能卖下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美国。

    (二)盲目迷信美元把美国娇惯成世界寄生虫

    美元的实际购买力只所以表现的还不弱,主要得益于世界各国对美元的迷信和由此形成的庞大的美元资本虚体。由于种种原因,美元成为世界贸易结算货币,各国政府也形成了储备美元、购买美元债券的惯例,各国的民间也普遍地形成储备美元的习惯,例如有资料显示,2003年前世界贸易的2/3都是用美元来计价的,各国中央银行储备的2/3也是美元形式。同时,美国国内的美元也在股市等虚拟经济领域大量沉淀,这种世界范围天文数字流通美元、储备美元和沉淀美元虚体资本而不是去购买美国实体商品的行为,极大地助长了美元的泡沫性扩张,有效地掩盖了美元的头大、脚轻、腹中空的真实面目。尤其是各国政府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行为,一方面极大的堆积着美元泡沫破裂的杀伤力,另一方面又很大幅度的拖后了美元泡沫的破裂时间。这就是美国虽有贸易巨额逆差但币值依然坚挺,财政赤字巨大但没有引起通货膨胀,股市市值虚高不下美国政府也不出面干涉的结果和原因。也是说,中国和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大,各国引进的美元投资越多,美国人得到的实惠就越多,美国的经济实力就越强盛,美国就可以利用世界各国变相进贡来的实物财富壮大军事力量,被汲取完精粹财富的世界各国经济的泡沫就越大,各国经济就越是弱不禁风受制于人。

    (三)理论上,美元可以吸净他国财富

    小孩子间最常玩的一个骗人把戏就是用纸钱换糖块,其实美国政府也正在通过扩大美元供应量的方式大规模的换取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实物财富。美国扩大美元发行量的方式有多种:一是美联储直接扩大基础货币的发行量(这种方式往往秘而不宣暗中进行),二是向外国政府极力推销美国政府国债,三是降低贷款准备金率让商业银行用信用创造出更多货币,四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或再贴现政策收购商业银行票据以吐出美元等。总之,只要美元能被其他国家政府和臣民忠实的视为永恒保值的财富,印刷美元和登记美元符号就是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情了。

    由于多年来很多国家的货币往往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和强制结汇制度,并随着各国国内市场分配悬殊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持续严重,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本国企业积极主动的把优质产品销往美国。相当比例的美国国民、政府甚至军队成员,不生产任何产品,就可以从不同的渠道获得源源不断的美元,从世界各国买进品种繁多价廉物美的产品,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

    (四)理论上,美元可以把他国收购一空

    由于人民币多年坚守盯住美元的汇率和积极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由于美国国内银根宽松游资规模巨大,那么美国人可以很容易地大规模地携带源源不断的美元来中国进行投资收购,由于中国在主流经济学家和国外研究机构的劝说下,国有资产的产权改制已经基本完成,股市全流通也全面解禁,银行股份制改革也正翘首企盼着国际战略投资者,因此理论上美国人或其代理机构,可以凭借源源不断的雄厚美元纸币花花纸,把中国的企业、银行、房地产、矿山土地资源收购一空,控制住中国的经济命脉。据首创集团总裁徐建介绍,一家美国投资银行家就曾亲口向他炫耀,如果中国完全开放金融市场,我就能买半个中国,卖半个中国。

    (五)美元把美国变成天堂,把中国变成地狱

    表面上看美国对中国贸易出现逆差,导致一部分工厂倒闭一部分工人失业,但是美国政客非常清醒的认识到,纺织品等生产属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低附加值型行业,在国际分工序列中属于低端行业,美国政府早就有意把这些行业转移出去,而专心于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高附加值型的高端行业。至于在转型期间,国内某些低端行业出现的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放量发行货币和增加财政赤字等办法,对失业工人实施各类保障福利政策,用轻易到手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实物产品减缓美国的国内矛盾,依然让美国成为人人羡慕的人间天堂。

    表面上看中国对美出口获得了大量的贸易顺差,但是为了这些来之不易的贸易顺差,中国耗费了天文数字的资源、环境和劳动消耗。由于生产出来的优质财富被大量的输往了美国,中国的国民财富总量是相对减少的,为了争夺越来越小的蛋糕,中国的企业主就会苦心竭虑压低工人的工资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因此造成劳资矛盾尖锐。中国政府为了GDP的增长大计,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偏袒企业主利益而漠视工人利益、、、

    (六)把通货膨胀压力转移给中国

    由于中国生产出来的优质财富被大量的输往了美国,换回来的美元结汇后又变成人民币投放给了国内企业,美元投资也结汇成人民币投放到国内;一方面导致了中国实体商品的大量减少,另一方面又导致国内人民币货币供应量(外汇占款)大幅度增加,一减一增的反向异动,极大的加剧了中国通货膨胀压力。例如,据国家统计公报显示,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1%。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1.4%,货币供应量比上年末增长14.7%。14.7%-(-1.4%)-7.1%=9%也就是说,仅仅1999年一年,人民币的理论购买力就贬值了9%,更可怕的是,十多年以来,类似的情况几乎每年都在发生,中国通货膨胀压力日积月累已经空前巨大。

    (七)中国是帮助美国实现繁荣稳定的活雷锋

    对于美国来说,一方面由于中国生产出来的优质财富大量输往了美国导致美国境内实物财富大量增加;另一方面虽然美国为了购买这些实物财富大量增加了美元供应量,但是这些美元旋即就大量流出了国外,成为了中国和亚洲诸国的外汇储备或企业个人的手头留存,根本不会在美国境内购买实物产品而造成物价上涨。即便是亚洲国家的美元外汇储备进入到了美国境内,也往往是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或股票,反而进一步增加了美国支付贸易逆差和担负财政赤字的货币量,不仅不会对物价上涨造成压力,反而会进一步促进美国虚拟经济的虚假繁荣。另外,大量输入美国境内的低廉进口产品也拉低了美国国内的物价指数。因此巨大的贸易逆差和美元货币供应量和政府国债的大量增加不仅没有加剧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反而减轻了美国通货膨胀压力。记性好的朋友应该还记得,2002年美国人还在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可是今天中国仍然在输出通货紧缩,却帮助美国几乎完全消减了因为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上贬值和美元计价的石油铁矿石等产品价格上涨而造成的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可笑的是却没有美国人继续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了。可以说,中国和亚洲诸国是牺牲本国利益帮助美国维持经济持续繁荣稳定的活雷锋!

    (八)出口顺差越大顺差国损失越大

    在世界纸币霸权的阴霾下,顺差国以低廉劳动力和牺牲环境资源换回来的外贸出口顺差,逆差国必然要用其本国纸币(如美元、欧元、日元等)或其有价证券当作欠条支付差额。由于当前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几乎都已经与金本位脱钩,并且其货币的国内购买力也经常性地与汇率严重脱钩,因此大量持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美元、欧元、日元等)或有价证券的都是具有极大风险的。并且,大量实物商品输出境外以后,顺差国的资源就会逐步枯竭,顺差国家还要发行基础货币把企业出口换回的外币结汇成本国货币,国内的货币发行量就要增加。由此可见,盲目执行出口第一政策,虽然可以让顺差国获得世界工厂的赞誉、获得外汇储备的增长、获得国际贸易排名的提升、获得GDP的大幅度增长,但是顺差国真正收获的却是:时刻都有贬值或化为乌有风险的巨额外汇储备、因为结汇而致使本国货币外汇占款急剧增加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劳动投入和收入回报不成正比的亿万国内劳动力的辛苦劳动、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破坏,因此,顺差国民众总体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因为出口贸易顺差的增大而获得实质性的提高。由此可见,生活在世界纸币霸权环境中,出口贸易顺差越大,顺差国整体损失也就越大。

    当然,在巨额贸易顺差形成的过程中出口企业主收获了利润、出口企业所在地区的政府收获了税收、官员收获了政绩、表面上也解决了部分就业。但是,这些收获与整个国家付出的代价相比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只要国内建立起完善的信用体系,通过拉动内需,同样可以收获到这些利润、税收、就业和政绩。因此,谋求巨额贸易顺差的政策和行为无法实现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

    由此可见,在世界货币体系存在严重缺陷的当今世界,只有保持贸易基本平衡才符合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也只有在保持贸易基本平衡的前提下比较利益学说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西方国际经济学的创始人,基本上都生活在金本位货币时代,他们的比较利益等理论也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纸币的虚伪性认识不清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国内主流经济学家继续照搬书本上的比较利益等教条,教书育人指导国策,是非常缺乏明智的。

    (九)招商引资越多引资国受损越大

    要发展经济,就需要招商引资,这种观念在国内经济学界和政界已经根深蒂固。其实,一个国家如果在一个行业或一个项目上既不缺资源,也不缺技术,那么这个国家永远也不应该在这个行业项目上缺少建设资金。因此,在世界纸币霸权的阴霾下,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在本行业项目上的招商引资也就成了十足的开门揖贼。因为货币只是一种可调动人力物力的欠条,这种欠条是完全可以在一国之内通过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而被有秩序的大量扩张出来,因此,如果不是为了引进外来特种资源和技术的话,单纯的招商引资不仅毫无实际意义,而且还有损国家整体长远利益。例如一个风景区游人如织,非常适合建一个宾馆,可是中国人由于没有钱,只能招商引资。假如一个美国人带着100万美元来到中国的这个风景区,在国家外汇局把这100万美元换成800万人民币后,美国人雇佣中国管理人员拿着这800万人民币,全部使用中国的建筑工人和建筑装饰材料建成了独资宾馆,并且全部雇佣中国管理人员和劳动力80个人开业运营,这个美国人根本不用到中国来,三年后实现净利润800万人民币,美国人让管理人员拿着800万人民币又到国家外汇局换成100万美元寄回美国国内。由于这个宾馆的产权仍然是美国人的,因此这个美国人仍然每年要从这个宾馆赚回净利润300万,直至永远。由此可见,美国人只是把代表信用的欠条拿到中国来恍惚了一下,几乎没有付出任何的实物、技术和劳动,全部利用中国的资源就拥有了一座现代化的宾馆和常年的收益,并且中国政府还要主动为他们提供减免税收等等优惠政策,我们中国人到底是真聪明还是真愚蠢呢,由此小例可见一斑。可惜的是,目前这种例子在中国大地上比比皆是。

    假如80个中国人每人都拥有10万元的创业信用额度,这80个人就可以把各自的信用额度捆绑起来集中投资800万建成宾馆,80个人通过网络民主的方式选举出了管理层,并利用网络民主工具高效有序地协助管理层实施着企业管理、决策、监督、激励等功能,三年后挣回全部投资800万人民币,80个中国人全部还清了债务,并且这个宾馆永远归80个中国人所有,并且除了工资收入外,每年还给80个员工带来300万的红利。并且,由于这80个人拥有比较丰厚的收入,他们在享受比较富足生活水平的同时不断产生着旺盛的需求,因此中国宏观经济就会长期保持旺盛活力。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如果既不缺资源,也不缺技术,那么这个国家永远也不应该缺少资金,因此盲目招商引资不符合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

    主流经济学家从不愿意从理论上分析清楚盲目招商引资的严重后果,反而为盲目的招商引资摇旗呐喊极力鼓噪,因此,主流经济学家在这一个错误的政府决策上难辞其咎,到是有几位非主流的经济学者,如余永定、左大培、仲大军等教授就多次提请政府关注盲目的招商引资和贸易出超所带来的严重弊端,可惜得不到重视。

     (十)汇率升降货币弱势国都进退维谷

     如果人民币继续以比较低的汇率水平盯紧美元,为了维持低汇率政府就必须强制结汇,一方面会继续增加国内人民币的供应量和美元外汇储备。再一方面刺激国内价廉物美的产品继续源源不断出口美国,同时刺激国外美元资本收购国内优质企业、为争夺资源而增加直接投资规模。第三方面,若美元继续贬值,人民币也就相对于欧元、日元、石油、黄金同步贬值,这也就意味着从世界市场进口石油、铁矿石、粮食以及各种原材料的价格也要同步的上涨,国内黄金、钢铁、水泥、煤炭、小麦、大豆等早已与国际价格接轨的物资价格也要同步上涨。第四方面,对美外贸顺差越大,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的预期值就越高,大量美元游资(不排除美国政府操纵坐庄游资的可能)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兑换成人民币。如果这些人民币只是存放在中国的银行里,中国的银行无非是多支付一些利息,但是如果这些资金大量在国内投资、疯狂购买国内的实体商品,如房地产等,那么也会诱发国内物价的上涨,甚至最终将导致物价上涨,经济全面过热,人民币严重贬值,宏观调控失灵,甚至金融风暴爆发。

    如果人民币升值,在较高的汇率水平上盯紧美元,一方面造成本国企业的出口困难,经济停滞,失业问题加剧,国内矛盾尖锐,中国境内多年积累的富裕货币就会形成更大规模的伺机而动的投机货币。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就意味着美元贬值,中国1万多亿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购买力就严重缩水,极大消减了美国的外债负担。第三方面,即便是人民币在较高的汇率水平上盯紧美元而升值,但是美国仍然可以凭借发钞权从中国大量进口实物产品,可以更顺利的向中国大量出口高附加值产品,仍然可以大肆收购中国的企业、银行、土地,或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直至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命脉。第四方面,进入中国境内以人民币形态潜伏起来的国际游资和国外资本在中国境内投资形成的利润,以及流出境外的人民币等外国人手头拥有的人民币现金和存款,为了套取升值差价,或者是利空消息的影响,甚至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在某些关键的时节很可能会纷纷抛售人民币以购买美元或欧元日元,将导致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严重贬值,也带动中国境内富人的富裕人民币争先恐后兑换外币,政府为了稳定汇率就必须用外汇储备大量回购本币,但是由于抛售兑换的规模很可能及其庞大,很有可能会导致多年积累的外汇储备消耗殆尽,也无法扭转人民币崩盘,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悲剧很有可能再次上演。因此,仅仅为了应对人民币抛售危机中国也不敢大幅度减持美元等外汇储备,中国就被套在了笼子里。

     如果本币采取同时盯紧美元、欧元、日元等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政策,那么除了受美元霸权的欺凌之外,又要遭受欧元、日元等货币霸权的玩弄,更增加了应对的难度,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弱势地位。由此可见,若不改变现行的世界纸币体系,若不从纸币霸权的屋檐底下勇敢走出,人民币升值与否中国都进退维谷。

    (十一)全球经济一体化毁掉了发达国家工人运动的成果

    在纺织品生产上,中美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平,比如美国一个熟练工人一小时可以生产一件中档体恤,中国一个熟练工人一小时也可以生产一件中档体恤衫。但是在工会的保护下,美国工人的最低工资是7-8美元/小时(见中国商务部贸研报告《美国政府对招聘临时性外籍农工的有关规定》)。但是由于中国工会形同虚设,中国工人无法享有最低工资标准的保护,中国普通工人一小时工资常年在2-4人民币元/小时之间徘徊,甚至更低。由此以来,同种面料同样做工一件体恤衫,在美国生产的成本至少是7美元,在中国生产的成本却常常只有2/8.3=0.24美元,两者相差接近30倍,如此低廉的中国纺织品销售到美国去,美国纺织工人怎能不失业?美国纺织企业焉能不倒闭?美国工人上百年的抗争成果自然就被世界经济一体化给毁掉了,因此反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自然就会风起云涌。例如,2004年1月8日,尼日利亚政府发生“禁止进口商品名单(包括温州鞋)”事件;2004年2月12日,俄罗斯发生查抄莫斯科“艾米拉”大市场华商货物事件;2004年9月17日发生“西班牙烧鞋事件”,这几起案件让中国企业损失数千万美元,而这一系列“劫难”都是低价竞争的结果。海关综合统计处有关数据表明,浙江鞋对欧盟出口均价常年在1.6-2.5美元/双的范围低价波动,同样档次的鞋,西班牙当地生产的价格往往是中国货的2-5倍。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美国制造业主和制造业工会,是美国境内发起限制中国产品进口,敦促人民币汇率升值呼吁的基本力量,因为低廉的中国商品对他们的生存威胁最大。而其他行业的美国人,更乐于享用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升值,是否应该对中国纺织品进口设限,对于他们来说无关紧要,这部分人占美国总人口的大多数。美国政府在对待纺织品争端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往往扮演千面人的角色。当政客们需要制造业主和制造业工人的选票时,政客们往往摆出迫切希望人民币升值的表面姿态,甚至制定一些限制中国产品进口的贸易壁垒,但在美国政客内心中明白,在这场中美国家利益的大博弈中,美国是最大的赢家。

    (十二)美国国债是欠条的欠条

    AB两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时,如果B国纸币约定俗成充当了结算货币,那么A国就会处于严重不公平地位。具体表现在:无论B国是否拥有国际贸易盈余,B国都可以凭借发钞权从A国大量进口实物产品,可以大肆收购A国的企业、银行、土地,或在A国进行大量投资,甚至控制A国经济甚至政治命脉。而A国除了向B国大量出口实物产品这一个权力外,其余的主权几乎全部被剥夺。以中美贸易关系为例,由于美元是约定俗成的世界货币,即便美国不拥有国际贸易盈余,但是美国仍然可以通过向他国支付美元纸钞就可以从他国大量进口实物产品,直接并购他国的企业产权、银行股份、土地使用权或在中国进行大量有利可图的投资,甚至可以用美元收买学术代言人来影响中国的决策,最终控制中国经济甚至政治命脉。而他国却不可以直接用本国货币从美国购进实物产品或技术,更不可以直接携带本国货币到美国境内并购美国的企业、银行、土地或进行直接投资,更无法用本国货币控制美国的经济政治命脉。即便是他国牺牲资源环境和劳动力汗水生产出大量物美价廉附加值低的出口产品换回了宝贵的美元,但是,美国政府除了很乐意他国政府不断用美元外汇储备购买美国政府的国债外,严格限制他国公民携带美元进入美国境内购买实物财富,严格限制他国的企业购买美国有投资价值的企业产权,更是极力阻止他国购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国债的本质是欠条的欠条,美国一只手用美元纸币不断向中国等其他国家购买实物产品,第二只手又千方百计向中国等世界各国政府兜售美国政府国债,第三只手又用出售国债换取来的美元纸币继续向中国等其他国家购买实物产品,第四只手又极力阻止外国公民和企业携带美元进入美国境内购买美国实物财富和有投资价值的企业产权。如此以来,就可以用一元美元纸币从他国和其他诸国攫取到二元、三元甚至十元二十元的国民净财富而不会引发国内通货膨胀。

    (十三)纸币霸权国成为世界战争新策源地

    最知道美元秘密的人就是美国政府自己,他们知道,要掩盖这个精心策划的弥天大戏,就必须维持全世界对美国的信心指数。为了维护这个指数,美国政府就在世界面前不楞装楞、不横装横,歇斯底里维护大国形象,甚至连联合国也不放在眼里,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美钞镀金,欺骗全世界。也就是说,美国决策层非常清楚,如果世界各国一旦对美元丧失信心,各国政府和民间大规模抛弃或抛售美元和美国政府国债,那么美元霸权就会瞬间丧失,而美国经济一旦丧失美元霸权的支撑,美国市场也就同步地丧失掉贸易逆差的供养,也就无法用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美元在世界各地投资建厂收购企业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美国人的总体生活水平就会一泻千里,美国苦心经营的世界霸权也就会烟消云散。

    如果美国人有能力一直把这个泡沫维护下去,那么世界经济还有可能在虚假中苟且地“繁荣”下去。但是,要想让骗局维护一天,就得要付出一天的成本。从国内来说,财政赤字、消费信贷、债券发行、贸易赤字、军火购买、政府投资、福利政策等等这都是有极限的,虚假的气球越吹越大,负担必然越来越重。从国际上开说,美国要想维持世界对自己的信心指数,就必须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全面出击,也必然会在世界各个角落处处树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欧元区和东亚经济崛起,世界各国日益看清美元霸权的真实面目以后,气球的膨胀就接近了极限值。目前,以石油为主的世界主要商品的价格大幅攀升,美元对各国货币汇率大幅度滑坡,世界纷纷减少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比例,许多国际贸易领域改用欧元计价结算,以及美国国内经济出现的种种不景气迹象都已表明,气球离爆裂不远了,事实上,美元的贬值,早已经开始。

    (十四)希望今日中国是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但弄不明白的是,虽然国际市场以美元计价的石油黄金等商品价格大幅度攀升,虽然美元从2001年9月1欧元兑0.9202美元跌落到2007年1欧元兑1.42840美元,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却从2001年9月的1957亿美元,到2003年底4033亿美元,再到2005年底8000多亿美元,到2007年9月中国外汇储备更是高达 14336亿美元。这14336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中国人民银行冒着通货膨胀的风险在国内多印发了11万亿元的人民币,全中国人不吃不喝为外国人打了半年多的工、输出了优质资源、牺牲了环境才换来的,如果这些外汇储备还主要是以储备美元和美元债券形式存在,中国的金融资产有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危险,这必须引起政府和国人的高度警惕!

    非常遗憾的是,据《上海证券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在2007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的卡托研究所发表演讲时称,中国不会改变以美元为主要外汇储备货币的政策。美元将继续作为中国1.4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希望易纲和国家货币当局,使出的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或者是为未来的摊派贮备炮弹,要不然,中国要出一批民族罪人。

    (十五)美元绑架了全世界

    但是,又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即便是美国政府挽救美元的努力失败,美元发生了崩溃,但是美国仍然有利可图。因为中国、香港、台湾、日本、韩国、中东诸国等政府的外汇美元储备,以及世界各国民间和企业储备的美元,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外债,这个数字极其庞大,美国政府却从来不愿意向世界公开这个数据。如果美元支撑不住而大幅度贬值或彻底崩溃,那么各国政府和民间手中的美元就成了废纸,各国政府用美元购买的美国政府国债也将化为乌有,中国和世界各国老百姓用血汗资源环境换来的数万亿美元现金、美元存款或债券,将化为真正的泡沫而打了水漂。但是,美国人在世界各国用美元投资和收购建立起来的企业,无论美元崩溃与否,其产权仍然归美国人所有,无论美元崩溃与否,这些企业创造的利润仍然归美国人所有。到那时,世界各国政府数年来的心血,数十亿人的劳动、各国有限的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消耗,都无偿地奉献给了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  

    (十六)石油美元将更不公平

    从趋势上看,美国政府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是尽最大可能防止美元崩溃,继续玩弄用美元纸币花花纸骗取世界财富的把戏;二是一旦纸币美元发生崩溃,就用石油本位在世界建立新的美元货币霸权。美国政府要想一石二鸟达到这个目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控制住一种最大众,最稀缺,最容易流通,最适宜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20世纪中叶以前,这种商品是黄金白银,当今这个时代就是石油。

    伊拉克和伊朗拥有巨大的石油储量,加上尚待探明的储量将更加可观,如果美国征服了伊拉克,进而征服了伊朗,沙特等产油大国也就更加无可奈何地拜倒在美国强权的石榴裙下,欧佩克也自然不在话下。到那时,美国就很有可能推出以石油为本位货币的世界货币--石油美元,以取代美元,或者是不取代美元,而是宣称每单位美元所对应的含油量,以堵众人之口,胁迫世人恢复对石油美元的信心,一种更不公平的世界货币体系就会由此成型。

    石油美元充当世界货币后,不仅更具有欺骗性,还将具有威胁性。现在越来越多的世人不是指责美元是没有物质储备,没有保值保证的泡沫吗,美国人就可以点油成金的向世界宣称:储藏在地下的,受美国控制的石油就是美元保值的保证,每单位美元都对应一个法定比例的含油量并随时随地可以兑现成石油或成品油,因此美国发行多少纸币美元都不算多。

    由于中东石油埋藏浅,开采成本抵,因此俄罗斯等其他产油国永远都无力与美国竞争,从此后,阿拉伯世界将永远失去和平安全和自由,美国就会长久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沙皇,世界多极化将永难梦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不顾世界的反对贸然入侵伊拉克,近来又制造伊朗核危机的原因了。可以说,已经吃惯了纸币霸权甜柿子的美国人,是不会轻易让世界安宁的。

    正如2006年2月13日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先生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嘉宾访谈中,当被我问及自己对世界货币新体系有什么构想时所回答的那样“现在的世界货币体系还不是一个很健全、很好的体系,因为世界上有一些很大的货币变动和浮动很大,它的摇摆会给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我认为这样的状况需要进行改革。”

二、国际记帐货币是和谐世界的基石

     中国要想促进世界和谐,就应该推动国际社会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货币新体系。

    帐户唯一、财产登记、钱物环流、网络观控、限用现金、民意上帝的人本化电子货币如果能够实施,由于国内物价涨跌通过最低和最高限价的方式能被有效地掌控在一个相对窄幅的范围内,物价长期平稳,人民币就会成为世界币值最稳定最可靠的货币。因此,在理论上,人民币就有实力取代美元成为世界最强势货币。中国的每个企业或个人,都可以挺直腰杆要求海外贸易方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即便是外方坚持使用外币结算,中方也可以根据人民币购买力做标准,衡量世界各国货币的实际和理论购买力以及其国内物价指数,有理有据地把汇率生成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放开资本项和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国家可以只汇总各帐户实际成交汇率,作为指导性的基准汇率公布出来,国家也无须强制结汇。中国一旦拥有了人本化电子货币这种世界最优秀的货币体系,就要面临四种选择:

    (一)成为不负责任的霸权大国是下策

    人本化电子货币实施后,人民币就会成为世界币值最稳定最可靠的货币,那么世界各国就会把人民币当作储藏财富的手段,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就会升值,人民币就有实力取代美元成为世界最强势货币,如果我们自己把握不准,中国很有可能也滑落成一个强盗无赖国家。这是因为,按照美国的逻辑推论,如果我们也依据人民币的强势地位,故意扩大中国公民、企业和政府的信用额度,放任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放任政府不断扩大财政赤字、放任中国的企业携带人民币大量投资海外,放任中国的公民携带人民币去海外度假旅游,总之,通过让人民币大量输出境外的方式欠很多的外债。虽然这种方式会导致贸易逆差增加,但是从海外流入中国境内的实物财富就会越多,中国的经济就会越发达,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就会越高,国内矛盾就很容易得到缓和。政府也可以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和增发货币的方式发展武装力量,在国际事务上谋求霸权。虽然海外人民币也有可能集中回流,引发国内通货膨胀,但是如果这些资金只流入股市或债市场等虚拟经济领域,对中国经济不仅有利无害还可以促动市价上扬,因此无须干预。对回流入实体经济领域的货币,虽然有可能会对国内物价形成一定冲击,甚至形成金融危机,人民币崩溃,但是由于已经实现了中央观控数据库的掌控,这些热钱永远也无法在中国肆虐。并且,等到人民币外流的数量达到一个巨大的数量后,我们也可以通过统一调低人民币国内购买力的方式,让人民币贬值,让汇率自由降低,那么中国欠世界各国的外债就会缩水,海外流入中国境内的大量实物财富就不需要归还了。因此,如果按照这个不负责任的无赖逻辑走下去,中国完全可以成为比美国还要强大并霸道的国家。

    中国有句俗话:多行不义必自毙。美国人走的那条不义之路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有目共睹,如果中国也采取这种方式,中国必然会成为美国真正的竞争对手,必然会引发中国和美国,以及与世界各国的矛盾和摩擦,中国就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恐怖组织袭击的重点目标,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会急剧增加,人类的整体毁灭指日可待。因此,强烈建议国人如果有一天我们国家实行了人本化电子货币,拥有了世界最强势货币的地位,也绝对不能为了自家眼前私利而不顾及人类之大义,步美国后尘走上一条强盗无赖的道路。

    (二)长期坚持国际贸易平衡的原则是中策

    中国要想既不谋求霸权,又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应该长期坚持国际贸易平衡和既不盲目招商引资也不过分经济扩张的原则。具体措施是:

    a不故意扩大中国公民、企业和政府的信用额度。虽然人民币通过人本化电子货币的实施拥有了强势地位,如果中国不故意扩大中国公民、企业和政府的信用额度,那么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就会维持在一个有度的范围内,各种事态就不会发生。

    b不放任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由于人民币的数量是有限的,因此,即便是国外企业非常踊跃向中国出口,但也无法大量输入境内,无法造成中国出现巨大的贸易逆差。中国仍然主要依靠自己的能力生产绝大多数产品,只有选择性地进口必要的资源性或技术性产品。如石油、高性能计算机等。发展外向性经济是被国内市场长期的需求不足逼出来的。人本化货币制度实施后,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解除,大力发展外向性经济也就失去了意义。为了换回中国需要的特种资源和技术,可保留并增强真正具有比较利益优势的产品和项目的出口。

    C根据外资在华投资规模等量允许中国企业携带人民币投资海外。已所不欲勿施与人。总之,中策的目的是让中国人不再盲目为别人做嫁衣裳,也不欺骗别人为自己做嫁衣裳。

    (三)打造出人民币为基础的世界货币新体系是上策

    中国人要想为促进世界经济政治公平公正新秩序的建立有所贡献,也利用人本化货币体系的独特优势,打造出世界货币新体系。人本化电子货币在中国实施后,人民币就会成为世界币值最稳定最可靠的货币,那么世界各国就会把人民币当作储藏财富的手段,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就会升值,人民币就有实力取代美元成为世界最强势货币。如果我们有信心打造公正的世界货币新体系,也可以依据人民币的强势地位,有序有度地扩大中国公民、企业和政府的信用额度,有选择地放任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有选择地放任中国的企业携带人民币大量投资海外,放任中国的公民携带人民币去海外度假旅游,通过让人民币大量输出境外的方式把人民币推向全世界。让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基本上都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创造出一个长期稳定的货币体系,维持国际贸易环境的长期稳定。同时,从海外流入中国境内的实物财富就会很多,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就会极大越高,国内矛盾就会得到基本彻底的缓和,综合国力就会极大提高。政府也可以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和增发货币的方式发展武装力量,在国际事务上谋求更大的声音和主动权。由于中央观控数据库的掌控,海外人民币也无法集中回流,不会会对国内物价形成冲击,更不会形成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崩溃。为了永远不欺骗世界人民,无论人民币外流的数量达到何种程度,我们都不能通过统一调低人民币国内购买力的方式,让人民币贬值,让汇率自由降低,让中国欠世界各国的外债缩水,只要不是投机的热钱集中回流,任何一种兑现行为都要尽力给予满足,让世界各国对人民币永远充分信赖。海外流入中国境内的大量实物财富中国时刻都要有归还的精神和物质准备,更重要的是,中国要全力利用这种货币和财富双优势,资助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护和促进全人类的和平、公平和进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担负巨大的责任,也将遭遇巨大的挑战。

    (四)推动世界建立永不贬值的国际记帐货币体系是上上策

    按照人本化电子货币的基本原理,推动世界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记帐货币新体系。

    A 由联合国制定一个世界货币单位:世界元。
    B联合国为每个国家设立唯一的世界元帐户。
    C每个国家都可以负债发行世界元,但每个国家负债发行世界元的最高限额,须经过联合国大会的讨论,并根据每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来最终确定。每个国家都可以使用本国世界元帐户上的负债限额向其他国家购买本国需要的产品或劳务。
    D每个负债发行世界元的国家都必须以国家的名义承诺每单位世界元包含一个公认且稳定对应的实物价值量。例如,1个世界元应稳定的对应1公斤普标小麦、或 1.1公斤普标玉米、或1.2公斤普标大米、或0.5公升普标原油。这个对应关系一经确定就应保持长久不变,除非经过联合国大会2/3多数表决通过后做适度修改。
    E世界元取代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充当世界法定国际结算货币。当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出现盈余时,其国家的唯一帐户上出现正数。当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出现逆差时,其国家的唯一帐户上出现负数(赤字)。每个国家帐户上的世界元货币结余额就是本国货真价实几乎永不贬值的外汇储备。每个国家既可以使用本国帐户上的世界元储备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或劳务,也可以使用本国帐户上的世界元负债限额向其他国家购买本国需要的产品或劳务。本国政府若鼓励出口,可以通过相应的结汇制度,把本国货币与世界元的汇率制定在较低水平上,反之制定在较高水平上。

    F每个国家的中央政府负责最终清算。当一个国家国际贸易发生巨额逆差时,债权国要求债务国清偿时,债务国必须按照世界元的实物价值包含量,按照承诺向债权国支付相应数量和质量的实物产品。
    G 两个国家之间,或者某个地区几个国家之间,或者一个大州内部,可以先行达成地区记帐货币协议(如亚洲记帐货币-亚元)。通过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向世界产生示范效应。

    国际记帐货币同时具有如下特点:

1 国际记帐货币圈是一个自愿组织,不愿服从监管的国家,可以不加入这个组织,但是他将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很被动。
2 国际记帐货币不需要印刷成纸币形态,只是记录在联合国中央银行数据库中每个国家唯一帐户上的电子符号。
3 国际记帐货币原则上只在国际贸易中独立充当国际结算货币。
4 一个国境内每个涉外企业和自然人帐户之间买卖的国际记帐货币总额不得高于本国实际的世界元帐户总额+信用额度总额。
5 美元、日元、欧元、人民币等任何一国政府发行的纸币不再流出本国境外。
6 每个国家根据出口政策确立本国货币与国际记帐货币的对价关系。
7 每个国家在自己的大帐户下为本国每个涉外企业或自然人设立世界元外汇分帐户,这些分帐户汇总形成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额或外债总额。
8 每个企业或自然人可以根据对价关系,决定出口、进口、越境投资、越境收购事宜,并利用各自的外汇帐户完成跨国交易。

    国际记帐货币这种新型的世界货币新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就会给全世界带来如下利益:

    (a)任何一个国家都丧失了依靠强悍的军事力量,通过印刷本国纸币而向世界攫取铸币税收入的特权。都无法通过向世界发行国债和增加贸易赤字维持本国经济的虚假繁荣和维持穷兵黩武的经济开销。
    (b)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都无法形成投机基金在世界各地流窜作案,无法破坏他国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稳定。
(c)国家间的贸易结算都以价值恒久稳定的以实物为本位的世界元为结算单位,国际商品价格波动、汇率波动造成的世界经济不稳定的现象几乎将彻底消失。
    (d)弱小的国家也可以获得负债发行世界元的一定额度,有助于经济起步。
    (e)每个国家都只能依靠本国的自然禀赋和本国人民的劳动和智慧进行公平竞赛,谁能向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货真价实的比较利益最大的商品和服务,谁的国家帐户上的正货币数值就大,谁就为世界经济的健康繁荣作出的贡献大,谁就能受到世界的真心尊重。

    依靠联合国为每个国家设立国家唯一帐户,并用石油等实物做本位建立世界货币新体系,是一个不包含私心的,是一个力图每个国家都处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公平国际贸易的,有利于世界经济持久健康稳定增长的,有利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有利于理顺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真正造福全人类的和谐世界新设想。可以预见,哪一个国家能够以国家的名义率先提出这个宏伟设想并积极促成设想的实现,谁就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谁将会受到世界的广泛欢迎。做为一个中国人,我渴望中国政府能成为率先提出这个宏伟设想。当然,这个设想虽然暂时不会受美国政府欢迎,但是由于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的存在,并且美国希望中国不减持美元国债,并对人民币汇率有所求的情况下。尤其是随着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持续疲软、随着次级债危机的不断加深、随着以美元计价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杨、随着伊拉克危机的持续恶化、随着美国国债总额的不断攀升、随着《货币战争》等书籍的连续热销,美元纸币退出霸权地位,世界必将迎来后美元时代的征象已经愈发明显。真心希望中国,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的立场上,不失时机分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为推动人类社会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打下坚实基础。

    (五)纸币状态下的人民币国际化是下下策

    在美元危机日益显露的今天,很多国人热切地盼望人民币国际化。如果中国在不改变人民币纸币体系之前,也按照美国的强盗逻辑,不断人为推进人民币的强势地位,强力谋求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故意扩大中国公民、企业和政府的信贷额度,放任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放任政府不断扩大财政赤字、鼓励世界各国积极用人民币购买中国政府国债、放任中国的企业携带人民币大量投资海外和贸易、放任中国的公民携带人民币去海外度假旅游。表面上看这虽然会导致大量海外实物财富流入中国境内,中国的经济会加速发达,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会加速越高,国内矛盾会加速缓和、军事力量会加速增强,中国似乎可以有力量在国际社会上谋求进一步的霸权。等到人民币外流的数量积累到一个天文数字后,中国似乎也可以让人民币贬值,让汇率自由降低,那么中国欠世界各国的外债就会缩水,海外流入中国境内的大量实物财富就可以赖掉不再归还了。那么,中国似乎也可以成为比美国还要强大并霸道的国家。

    中国有句古训:多行不义必自毙。美国人走的那条不义之路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有目共睹,陷入今日危机也是咎由自取。如果中国也步其后尘,必然会成为美国真正的竞争对手,必然会加剧与世界各国的矛盾和摩擦,中国就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各国仇视的目标,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会急剧增加,未来世界经济同样会重新陷入今日般的动荡,人类的整体毁灭指日可待。同时,勤劳的中国人也会被铺天盖地轻易到手的财富娇惯成象美国这样只重视虚拟经济而不重视实体经济的世界寄生虫。世界各国也会认为我们倡导和谐世界的做法是一个虚伪的骗局。

    因此奉劝国人,既不实行人本化电子货币,又想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下下策,只要率先在几个国家之间达成一个都承诺并指定石油粮食等具体的实物商品为贸易赤字最终清偿物的准国际记帐货币新体系,就可以示范带动世界建立起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高木新著《审判格林斯潘》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六)不要对特别提款权寄予厚望

    无论山姆大叔多么的恋恋不舍,美元霸权都必行将就木。但是,美元纸币把全球经济裹胁在同一辆马车上毕竟已经近40年,如果不给美元寻找到一个体面的下台台阶,不仅崩溃的美元会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灾难,而且困兽犹斗的美国权势集团还会给世界制造出更多的政治军事麻烦。因此,集思广益构建出一个公平合理的,让美国有识之士也心悦诚服的国际货币新体系是当今世界的当务之急,因此全世界目光自然都聚焦在了几天后将在伦敦举行的20国峰会上。

    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是,G20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终于勇敢且直率地代表中国向全世界发出了应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呼声,从而赢得了世界的一片欢呼。但在高兴之余,希望周小川行长及其智囊不要对特别提款权寄予厚望。这是因为特别提款权(SDR)的记价基础就是美元,即便是吸纳了除欧元、人民币、日元之外更多的国家货币进来充当篮子货币,也还是以纸币为基础的,因为任何一国的纸币都是没有实物资产做发行基础的无根的浮萍,改良后的SDR仍然是在沙滩上面盖高楼,楼越高,塌方的危险就越大。即便是今后SDR的发行也可从纸币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但这需要漫长的时间世界也需要付出更巨大的成本。并且,要想在拥有众多成员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内部迅速通过一个达成共识的协议也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是达成了协议,由于SDR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使用起来也非常困难。因此,为什么我们不能一步到位,从现在就开始推行以实际资产记价的国际记帐货币呢?因为国际记帐货币比SDR有更多的优越性。

    (七)构建超主权货币有一条捷径

    幸运的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事实上已经为国际社会建立超主权货币新体系提供了一条便捷途径。例如,中俄两国、或者金砖四国、或者上海合作组织、或者亚洲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内部,无须经过联合国、无须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可以率先建立一种雏形的国际货币。以上合组织为例:

    A 由上海合作组织制定一个货币单位:上合元。

    B 上海合作组织为每个成员国设立唯一的国家帐户。

    C 经过上海合作组织大会的讨论,并根据每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最终确定每个国家可负债发行上合元的最高限额。每个国家都可以使用帐户上负债限额内的上合元向其他国家购买本国需要的产品或劳务。

    D 每个负债发行上合元的国家都要根据本国禀赋,以国家的名义指定每单位负债发行的上合元所承诺兑现的实物价值量。例如,甲国承诺1个上合元可兑现1公斤普标小麦,乙国承诺1个上合元可兑现1.1公斤普标玉米或1.2公斤普标大米,丙国承诺1个上合元可兑现0.5公升普标原油。这个对应关系经各成员国充分协商后一经确定就应保持长久不变,除非经过上海合作组织2/3多数表决通过后做适度修改。

    E上合元取代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卢布充当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国与国之间法定的结算货币。逐渐发挥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职能。当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出现盈余时,其国家帐户上出现正数。当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出现逆差时,其国家帐户上出现负数(赤字)。每个国家帐户上的上合元结余额就是本国货真价实几乎永不贬值的外汇储备。

    F本国政府若鼓励出口,可以通过相应的结汇制度,把本国货币与上合元的汇率制定在较低水平上,反之制定在较高水平上。如果各个成员国逐渐都采用帐户唯一网络观控人本化电子货币制度后实现了国内物价长期稳定,可能会出现每个成员国的本国货币与上合元汇率长久稳定的状态。

    G每个国家在自己的大帐户下为本国每个涉外企业或自然人设立世界元外汇分帐户,这些分帐户汇总形成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额或外债总额。每个企业或自然人可以根据对价关系,决定出口、进口、越境投资、越境收购事宜,并利用各自的外汇帐户完成跨国交易。

    H上合元不需要印刷成纸币形态,只是记录在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数据库中每个国家帐户上的电子符号。

    I 每个国家的中央政府负责最终清算。当一个国家国际贸易发生巨额逆差时,债权国要求债务国清偿时,债务国必须按照当初的承诺向债权国支付相应数量和质量的实物产品。

    上海合作组织货币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就会给世界传递如下信息:

    (a)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丧失依靠强悍的军事力量,通过印刷本国纸币而向世界攫取铸币税收入的特权。都无法通过向世界无限度地发行国债和增加贸易赤字维持本国经济的虚假繁荣和维持穷兵黩武的经济开销。
    (b)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都无法形成投机基金在世界各地流窜作案,无法破坏他国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稳定。
    (c)国家间的贸易结算都应该以价值恒久稳定的以实物为本位的世界元为结算单位,让国际商品价格波动、汇率波动造成的世界经济不稳定的现象消失。
    (d)弱小的国家也可以获得负债发行世界元的一定额度,帮助其经济起步。
    (e)每个国家都只能依靠本国的自然禀赋和本国人民的劳动和智慧进行公平竞赛,谁能向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货真价实的比较利益最大的商品和服务,谁的国家帐户上的正货币数值就大,谁就为世界经济的健康繁荣作出的贡献大,谁就能受到世界的真心尊重。

    1 推行国际记帐货币比推行比特别提款权(SDR)更加容易。
    2 国际记帐货币可以在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
    3 国际记帐货币可以避免美元崩溃从而给美国经济一个平安渡过危机的机会。

    首先,推行国际记帐货币比推行比特别提款权(SDR)更加容易。如果国际记帐货币决议无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内部获得通过,中国也可以在更小的范围内率先实施。比如,中俄两国、或者金砖四国、或者上海合作组织、或者亚洲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内部,都可以率先签订一个国际记帐货币的雏形协议,规定成员国家之间共同承认一个公共货币记帐单位,并规定每单位公共货币对应的实物财富量和每个国家允许透支的最大额度等,各个成员国今后的国际贸易就以此为单位进行结算或储备或透支,实行计算机联网管理。由于国际记帐货币具备多种优势,一旦某个协定区的国际记帐货币成功运行,就会吸引其他周边国家积极加入,进而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其次,国际记帐货币可以直接用于协定区范围内的国际贸易结算。每个国家可以自由确定本国货币与公共货币的汇率关系,每个拥有较多贸易盈余进而拥有较多的外汇(公共货币)储备的国家,国内每个企业或者个人可以不受限制的自动计算机换取外汇直接用于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支出;一般情况下由于每个国家都拥有较为宽松的公共货币透支额度,限制国内企业或者个人的用汇额度的情况较少发生。

    再次,国际记帐货币可以给美国经济一个平安渡过危机的机会。如果美国决策层能够看清大势,积极加入到国际记帐货币体系中来,成员国可以给美元一个喘息的机会。比如,可以规定每单位公共货币对应美国自然禀赋较高的某单位玉米、大豆、石油等为最终清偿物,美国政府只需书面承诺已发行的每单位美元纸币与某公共货币单位的汇率在一定年份内保持固定,或者美国政府直接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各国政府或民间持有的全部美元货币和国债收回后兑换出等值的公共货币。虽然美国政府的帐户上外债数字会累加到一个可怕的程度,但是美国经济自此就会走向正途,世界也会真心感谢美国的明智,人类的也就自我化解了一大劫难。

    如果美国拒不加入国际记帐体系而其他国家迅速形成的国际记帐货币的贸易圈,美元就会加速崩溃,美国被国际社会加速边缘化,世界新格局照样会形成。更多技术细节,期待深入交流和探讨。

    正是由于国际记帐货币具备多种优势,一旦在上合组织内部率先成功实行,就会吸引更多国家积极加入,进而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取代美元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货币。

    注:本文初稿最早发表于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界贸易大楼案当晚,2005年曾获新浪经济学人论坛举办的首届优秀论文竞赛一等奖。

    作者简介:高明,论坛笔名高木或泰山高木,独立思想者,山东泰安人,1998年创办大幸福工作室,把人人幸福最大化当作个人学术追求的最高目标,先后提出了网络观控、网络民主、生命激励、信誉帐户、人本化电子货币、国际记帐货币、轮流上岗制度、网络民主化股份合作制、网络大幸福主义等理论观点。发表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三大任务》《警惕世贸大楼案加速美元崩溃》《中国政府的十大压力》《中央建立民意预警机制迫在眉睫》《私有财产需要保护更需要登记》《诸城国企改制走错了一步棋》《人大代表构成比例是和谐社会成败关键》《我理想中的人人幸福未来社会》《什么是幸福》等文章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或被《中国青年》《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体改纵横》等收录,著有书稿《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误区》《人本化的道途-新型市场经济探索》,新书《审判格林斯潘》2009年4月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联系方式:电话:15300217995,Email:gaom@263.net,主页:www.rrhp.net。

 

   附文:

支持周小川:倡导世界货币,终结美元霸权

李树泉

2009-3-19

    关于世界货币问题,我曾经提出:倡导发行以统一口径GTB为锚的世界电子信用货币——TB(《通宝》拼音字头)。谐音替币即可以代替美元执行国际结算功能的世界货币;瞬间冻结各国汇率,实行固定汇率;此时TB与美元等值,施行替换。推动区域货币的发展以为过度。这些设想,与朋友交流。并且认为:此举是中国逃出白条美元陷阱的战略反攻点。

    在《货币战争》和讯博客上,看到《华尔街日报》09年2月19日的一篇文章:《周小川呼吁发展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文章写到:“周小川在吉隆坡出席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应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并应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我在文章的后面做了批注:《华尔街对我国金融政策动向了如知掌。可叹!可怕!可恶!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其根源是美元霸权。制度层面变革是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美元发行没了锚;1976年1月牙买加协定: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实行浮动汇率。美元世界流通没了定海神针。从此,美元霸权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但广收铸币税,操控物价,掘取垄断利润;还搞双赤字,滥发美元,打白条,世界采购,贬值赖帐,尽吃免费午餐;更可恶的是金融洗劫,掠夺世界。造成世界两极分化,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华尔街闹地震---金融危机。

    世界各国联合救市,是为了稳定金融市场,而不是救美元,美元霸权自取灭亡是谁也救不了的,所以我们的对策应该是:

    1,最简单易行,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批判﹑否定牙买加协定,世界尽快尽早恢复固定汇率。汇市炒作立刻停止。再立定海神针。

    2,只要恢复固定汇率,TB---代替美元的世界无国别货币,自然水到渠成。提升特别提款权职能,可以做为过度。其实在世界货币问题上,60年走过一个之字: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协定准备过程中,凯恩斯就曾提出过世界货币的构想,但大国定理起了作用: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成全了美元霸权;斗转星移,美元霸权危机,捅了680万亿美元的大窟窿,十几倍于世界GDP总值,正是因为美元霸权地位,才形成了世界经济危机。所以TB---世界货币的诞生就成了大势所趋。

    3,采纳廖子光先生的建议:我国出口用人民币结算。对待美元霸权,惹不起躲得起。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是我国主权。且商量与对方实行固定汇率(例如中俄之间)。实际上就开了以GDP为锚的固定汇率先河,为TB---世界货币的诞生奠定基础。

    4,一月份我国又增持122亿美元的美国债券是错误的。黄金比美债可靠。首先把我国产的黄金控制起来,我国金矿必须收归国有;再开通黄金进口渠道,增加黄金储备。为了世界的稳定,暂不抛美债就不错了。

    5,制止卖汇源品牌是正确的。我们还应该收复失地,重新确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3月23日,24日,26日,在央行网站,周小川连发三篇署名文章,分别是:《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行文委婉﹑含蓄,但棉里藏针,剑指造成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元霸权。明确提出:“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倡导世界货币,终结美元霸权。好啊!找准了战略反攻点,打响了反对美元霸权的第一枪!坚决支持!

    逼上梁山,此次世界经济危机,又一次财富大洗劫,美国伤的是皮,发达国家伤的是肉,广大发展中国家伤了筋骨,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伤的是五脏六腹。我国的损失最大,处境最危险。伯南克坐着飞机撒美元:“ 18号,美联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并宣布将增购7500亿美元的房产抵押债券、1000亿美元的房贷机构债券和总额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以支持房地产市场和改善信贷环境。”总注资1。15万亿美元,大搞债券货币化,转嫁危机,让世界买单。社科院研究员孙学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上,发表文章《中国持有的美元债券损失严重》,他的结论是:“美国金融危机引致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拥有的美元外汇储备随之大幅度缩水。与此同时,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和公司债券的市值也在大幅度缩水。按2009年1月5日1欧元兑换1.3685美元测算,与1999年发行欧元时1欧元兑换1美元相比,美元贬值36.85%。这样,截至2008年12月底,中国持有的7274亿美元国债实际贬值约2680.5亿美元(浮动损失)。中国持有的美国企业(如雷曼公司、黑石集团等)、“两房”和次级债券约为6426亿—12510亿美元,按贬值70%估算,损失约4498.2亿—8757亿美元。以上两项加总,我国持有的各种美国债券总计损失约高达7178.7亿—11437.5亿美元。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和公司债券,仍存在贬值和损失的巨大风险。”

    为何中国力挺美国国债?哈佛大学经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透露玄机——已酝酿了十年的中华美利坚国(Chimerica)构想。实质是建立一个新的罗马帝国式的奴隶制国家,美国人以主人公精神当好奴隶主,中国人心甘情愿当好负责任的奴隶。

    设想我国买美国债券打了水漂,外资裹胁私人资本﹑腐败资本夺路而逃,中国还能顶得住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就是我为什么坚决支持周小川:倡导世界货币,终结美元霸权的原因。我坚信,世界经济一体化,必然催生世界货币,这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大决战,中国必须金融战胜,也一定能够战胜。因为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有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支持。

    第一:到现在还深不见底的世界经济危机,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完全证实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论断,是正确的。马克思又回来了。

    第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没有过时。1971年8月15日,以尼克松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为标志,世界进入以美元霸权为主要特征的跨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华尔街三板斧(收铸币税;双赤字﹑打白条采购世界;金融洗劫)剥削掠夺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危机。现在是拉清单算总帐的时候了。美元霸权必须终结。

    第三。学习和应用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战略上藐视:金融危机把华尔街是纸老虎的本质暴露无遗。华尔街的贪婪,造成金融危机,不思悔过,反而一手拿那税人的巨额补贴,一手给自己发奖金,犯众怒,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攻击大肥猫--美国最重要的全民运动》(作者陈文茜);英国民众喊出的口号是“绞死银行家!”;战术上重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美元好比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老虎是要吃人的。

    (1)必须选准战术突破口。周小川选的是特别提款权,不足之处是,容易受制于人,因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里,美国有一票否决权。那么,我们出400亿美元,增资它的基金,必须同时提出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重新分配投票权,把美国的16。77%,削减2%,剩14。77%。或把通过票数从85%改为80%。总之打掉美国的一票否决权是我们出资的前提条件。我看,丛亚萍同志提出的八条诉求都很好,其中第一条:稳定汇率就是最好的战术突破口。要求美国保证汇率稳定,首先是美债保值。根本的意义是迈向世界货币重要的一步。当今的货币仅是信用凭证,世界货币就是世界信用凭证。世界货币出台的意义就在于世界各国之间汇率归零。达到稳定世界金融﹑经济秩序的目的。所谓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正是美元霸权的组成部分,千万不可上当。

    (2)持久战,敌强我弱。世界货币从倡导到发行,将是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与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密切相关,也与我们政策和策略正确与否相关。

    (3)保护好自己,防范金融洗劫。妄图人民币世界化代替美元,是错误的。任何主权货币充当世界货币,都有特里芬悖论。人民币可以对外贸易结算用,还可以和对方协商,实行以一篮子商品(即统一口径的GDP)为锚的固定汇率。从而摆脱美元的桎梏,两国间就可以自由贸易。在世界货币和固定汇率还没有实现之前,还必须紧把国门,千万千万不能让美元与人民币自由兑换----即人民币世界化。也不能出台诸如“港股直通车”,“股指期货”等外币可以自由进出国门的政策。

    (4)组织落实。建议央行内成立《世界货币促进协调局》。推动此事。

    (5)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6)敢打巧斗,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金融帝国》的作者迈克尔。赫德森认为:在美元泛滥的情况下,中国最大的危机是汇率风险。他建议,停止积蓄美元,拒绝美国投资进入中国市场;避免在和美国的贸易中使用美元,改用本国货币或者采取商品互换的方式。 双重汇率制则是赫德森为中国政府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提出的第二条建议,固定的商业汇率;采用浮动的金融汇率应对资本流动。“一旦美国政府不能给予中国政府一个美元兑人民币、黄金或者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担保,那么中国政府应该很明确地告知美国政府,将以账面价值买下美国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投资。”赫德森提出了他的应对之策,“这样不仅能帮助中国政府摆脱持有的美元,而且可以用这些美元换回适合的价值。”我看赫德森的话很中肯,所提三条建议可以选择。

    第四。学习和应用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孤立一小撮敌人。首先必须明确,我们的目标是终结美元霸权。对于美元霸权的定义,廖子光先生定得很准确:它是华尔街剥削和掠夺世界的一套制度安排。廖先生在他的著作《金融战争》第9页写道:所谓美元霸权,实质上是美国政府通过没有任何实物支撑﹑没有任何纪律约束的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中的首要储备货币地位,引导和塑造一系列有利于其领导和支配全球的制度安排。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始,横行霸道世界65年,岂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把一切受美元霸权欺辱的国家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美国总统不过是华尔街的马仔)。团结在终结美元霸权的大旗下。我们并不反对美国,更不反对美国人民。全世界的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联合成世界最广泛的反对美元霸权统一战线。

    在反对美元霸权的斗争中,我首先想到的一个人,就是蒙代尔---欧元之父。欧元的诞生就是反对美元霸权的成果。他是领取中国绿卡第一人。北京市公安局马振川局长亲自给蒙代尔颁发绿卡。我猜想,他的余生晚年落在中国度过,是为了未竟事业---世界货币。我注意到,他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多次谈到世界货币问题,倡议在2010年借上海世博会之机,讨论研究世界货币问题。周小川的文章在网上发表以后,世界热议。他给党爱民回信说:“中国提出要研究为全球经济创造真正的国际货币。我要为中国在G-20会议上的这个提议叫好喝彩三声。”蒙代尔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应该聘请为央行《世界货币促进协调局》的顾问。欧元的经验是可借鉴的。

    在国内,联合组成反对美元霸权的爱国民族统一战线。包括爱国华侨,不论过去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不论左中右,只要爱国,反对美元霸权,都应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曾经帮助华尔街设计金融衍生品计算公式的李祥林,已经回国银行任职,专门负责预防风险工作。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第五。学习和应用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币保卫战》,是全民战争,只有相信﹑依靠﹑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才能打赢战争。

    (1)。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不动摇。“特色”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两极分化﹑行贿受贿﹑干部腐败﹑卖淫嫖娼﹑工人下岗﹑农民扒房。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好。当今世界,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能保证中国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就是能让世界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就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就是共同富裕和谐的社会主义。这次世界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是美元霸权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我国之所以受到波及,损失惨重,是因为西方新自由主义干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结果,在此严酷的世界经济形势面前,我国还能够保持8%左右的正增长,一枝独秀,是因为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我们可以挺胸自信,科学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好的社会制度,我们阔步向前,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必然磅礴于世界!

    (2)。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政策调整不折腾。首要的是落实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据原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赵华荃同志最新统计结果:截止2006年底,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成分只剩下44。3%。他认为,所谓主体,应该在55---60%。所以到2010年央企从167家调整到90----100家的任务,不能执行了,请李荣融同志,不要再卖国企了。更重要的是坚决落实按劳分配主体地位不动摇:把劳动者从雇佣劳动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重建国家和企业两个层次的自主联合劳动生产方式。读了赵华荃同志的文章《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读后感是:权威发布,赵华荃同志的统计数据还是比较可靠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严重削弱;更要从生产条件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即生产方式,研究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是为了保证劳动者的主人公地位。我国的改革自从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始,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强制推行雇佣劳动制,本质上是按资分配即否定了按劳分配,更甭提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啦!所以改革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大方向。

    当务之亟是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坚定不移地搞好公有制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但应该强调公有制经济在数量上的主体地位;更要强调:在生产 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落实劳动力个人所有制,重新构建国家和企业两个层次的自主联合经济制度。端正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把劳动者的主人公地位落到实处,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凝聚人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克服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屹立在世界东方!

    (3)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外向型经济转移到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上来。以人民为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专为了追逐剩余价值。把劳动者从住房看病上学三难中解放出来:国家给企业减税,企业给职工涨工资,认真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实行五年工资倍增计划;给穷人盖房子,给农民工盖房子,农民没钱怎么办?我的朋友民间思想者胡泽国提出大胆设想: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把农民集体土地征归国家所有,创办大型国有农场,农民所得大笔征地补偿款,可以到城里买房子;实行全民低保,共产党执政,就要保证不饿死一个中国人;加快全民享受医保的步伐;提高普及义务教育年限,大力发展成人技能免费培训,把培训与失业救助挂钩,不但不收费,而且还发钱;高木同志更有奇思妙想,他提出“人本化电子信用货币卡”制度,和身份证和一,从出生到上学,都可以有一定额定的透支消费。总之,提高最终消费才是治本之策。要大幅度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只有如此,才能全党全民同心同德,共克时艰。

    第六。学习和应用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和道路。世界力量对比,敌强我弱,TB和固定汇率,美国肯定不同意,欧盟认为还不到时候,日本是随从。俄罗斯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我们的盟友,有可能先搞TB和固定汇率圈。如果我们能够把石油美元掐断了,就是决定性的胜利。随着经济危机的继续恶化,如果出现谭雅玲预计欧元可能消失的情况,欧洲就可能加入TB区,日本也可能尾随而来。今天,世界大势变了,世界人民都在思索,世界向何处去?

    美元霸权,恶贯满盈,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美元霸权不除,世界永无宁日。物价飞涨,犹如坐上翻滚过山车;金融洗劫不断,经济危机连连;现在到了必须终结美元霸权的时候了。发行世界货币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周小川这一枪打得好!贾贵站起来造反了!中国打响了战略反攻第一枪,吹响了终结美元霸权的号角!开启了后美元新时代!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一切被美元霸权欺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

    地球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决不允许华尔街大肥猫们横行霸道!

    发行世界货币,终结美元霸权!

    世界元的时代即后美元时代,必将是公平正义和谐的新世界!

    一个认真的共产党员 李树泉

    2009-4-10 编写,4月16日修改,

    渴望和同志们交流。我的信箱:Lisuquan2008@sina.com,

 

 


发件人:"zhangyuqing820" <zhangyuqing820@163.com>  2009-04-28 11:03:50 +0800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稿件

走出世界经济危机的困境:货币工具简论

江宜淸

2009-4-28

    通常,我们把经济划分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大部分。那么,无论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离不开货币的运用。货币既非完全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也不完全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而是引导和运作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领头羊和工具。货币如何供给和分配,基本上可以决定社会经济的走势。货币是所有经济领域运动的起点和归宿,是人类操控经济和促进财富增长的绝妙手段,进而也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发展变化。当然,货币工具能否运作得好,这首先取决于人们对货币经济的认识是否正确。货币也是双刃剑。

    在这个世界上,货币显然已经居于高位,它的发行数量、投向和流通分配情况如何,极大地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未来。正确认识货币问题,基本上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处理好了一切都可以好,处理不好一切都成为问题。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引爆,无论近看远看,都与货币运作出了问题有关,而要解决问题,仍然必须以正确运作货币工具为手段。

    我们知道,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大背景仍然是全球的生产过剩(??)但这也是由于各方面长期存在的货币运作失误累积起来造成的。其中尤其是对虚假生产过剩的处理不当和对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引导不利。对这两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未能加以正确的认识,人类社会存在的贪婪更助长了错误趋势的发展。比如,因为错误使用货币工具,以至于各国都存在大量有需求而缺乏购买力的社会群体,市场的空间被人为局限了,所以就造成部分商品和服务的虚假过剩。这是因为在货币分配当中存在的严重不合理所导致的问题;反之,对于那些早已经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真实过剩行业,社会却没有及时运用货币手段引导他们转入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经济领域,没能为早已十分拥挤的货币资金寻找到正确出路,致使大量的过剩资金为寻求利润在世界上四处乱串惹祸,扰乱世界经济秩序。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世界经济出问题只是迟早的事情,而且一定会首先从货币链条的薄弱环节引爆。

    所以,今天无论社会的什么问题,最终都会与货币问题相联系,如今的市场经济就是货币经济。对货币的发行、分配和流通的正确认识和操作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货币是特殊商品,是高于一般商品的信用商品。世界上几乎没有人会拒绝它。世人需要货币是因为它代表着通行于世的一种特殊权利,是社会认可的价值总代表,可以用来储藏财富,分配财富,完成购买,实现拥有者的多重目的。而且,在如今,在生产过剩的时代,货币甚至已经从财富的代表完成了向财富化身的升华,也就是说货币本身甚至已经成为财富了。谁掌握货币就掌握了权利,也掌握了财富,且远远胜过掌握一大堆具体的商品财富。一大堆不需要的商品,如果不能变卖成为货币,就不仅没有用处,有时反而会像垃圾一样,成为令人厌烦的负担。

    货币因此更加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甚至成为一些人的生命追求(尽管这十分错误)。所以,任何具有强大信用的货币,人们都会对其具有极大的需求,而且是多多益善。人们还会利用不同货币之间的差价变动来赚取更多货币,并自发地将不具有可靠信用的货币,及时兑换成具有可靠信用的货币来加以储藏。因此,货币作为特殊的商品,可能是如今这个存在严重商品过剩的世界上,唯一的不会过剩的商品,并成为人们摆脱困境的必需品。

     强大的货币币种作为主导和运作社会经济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运用它就可以调动全社会,这也成为货币的特殊使用价值。社会运行无一日不需要货币。其主要具有三大互相联系和不可分割的功能:一是流通媒介;二是储藏价值;三是分配财富。货币这三大功能是不可分离的。举例来说,社会无法专门建立一项只具有价值储藏功能,却不能流通的货币币种,若强行设置,则仍须得到可流通货币的强力支持,并必须与流通中的货币形成兑换关系。所以,与其如此就不如直接储藏流通中的货币更加简单有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只是货币流通媒介功能的表现或重要组成部分。

    货币的信用保障。在今天,一是国家的权力;一是社会的综合实力。后者主要体现在社会生产力方面,换句话说,如今货币的物质的信用保障,也就是它的发行国所拥有的,能够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需要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及其生产能力等等;而其非物质的信用保障,则是这个国家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国家政权发行一定的货币,只要政权存在,货币也就存在;社会综合实力越强大,社会产品越丰富,货币的价值就越稳定(但不是说不波动),社会就越是愿意接纳它。因此,货币发行的条件必须具备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性。没有政府的许可,再强大的经济实体都不能够发行货币;反过来,仅凭政治设置,缺少经济实力,也不能发行货币,比如联合国目前就不能发行自己的货币。

    在过去短缺的经济条件下,过量发行货币必然引发社会物价高涨;而在生产过剩的条件下,过多发行的货币常常并不至于引发物价的高涨,多发的货币人们会存储起来或者用于生息或生利的活动。虚拟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再多的货币,都可以找到游戏的地方,或者增值更多,或者被蒸发掉。在过剩的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各种具体的商品需求已经得到极大满足,而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却越发显得无限度。

    从短缺到过剩是人类经济发展的质的转变,也使货币作为价值符号的地位更加稳固,功能也更加强大。货币经济如此的发展,也可以看成是过去人类对货币工具的操作基本正确所产生的成果。这一发展成果必然影响到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也使我们可以更加方便地利用货币工具来调整今后经济发展的结构和方向。

    综上所述,只要国家政权稳定,社会产品供给充足且过剩,那么只要有正当的社会需要(甚至可能常常是由于一些社会问题所引起),无论该国的货币流通范围有多大,都可以按照合理的分配方式和渠道增加货币投放,即使有所过量也基本上是没有风险的,反而会受到过剩的经济社会的欢迎。反之,若不能及时适度地向出现货币短缺的社会部位增加货币投放,则必然造成扩展性的社会伤害,产生的是连带的社会不良效果。这也就形成社会危机。

     顺便提一句,以金或银为货币信用保障的年代早已成为过去。这主要是因为金或银的局限性太大,实在是不能充分满足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们不妨以粮食的生产消费与货币供应的关系来看这个问题(其实医疗保健、环境保护等行业也都如同此理)。假如现在社会有1亿人从事粮食生产,且完全可以满足13亿人吃饭,即粮食生产已经完全饱和。但是,如果此时社会上有5000万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收入,买不起粮食。那么社会应当怎么办呢?假设此时社会其他方面也不能提供货币支持,那我们就只能依靠增加相应的货币发行来解决问题了,如果此时不增加发行则对社会健康发展不利。原因如下:

    1、从社会的角度看。5000万人得不到粮食,就会生存不下去。任何社会都不应当眼看着有人饿死而不救助,人的价值必然高于货币和其他商品的价值,因为人本身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再者,人没有饭吃,就必然导致社会犯罪的增加,社会就会受到伤害,代价可能付得更大,即使只是增加警力也必然会增加货币支出;如果一些人犯罪,被关进监牢,社会也不得不供养他们,等等。

    2、从粮食生产者的角度看。生产出来的粮食卖不掉,价值就得不到实现,占用的资金收不回,该赚的钱也赚不来,也必然给生产者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对有些生产者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他们也成为受害者,不仅其劳动产品的价值得不到实现,作为人的存在价值也受到伤害,所从事的农业经济也受到损害,农村农业也难以繁荣。

    3、从货币所担当的职能看。该发的货币不发,就必然构成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一方面社会存在消费的需求,另一方面社会也存在相应的产品,却只是缺乏相应的货币媒介,这样的货币原本就是应当发行的,不发行就必然造成社会经济的局部僵化。如果不加以及时解决,就必然扩大成为社会的危机。反之,若及时增发合理的货币数量,则必然有效支持和稳定了农业的发展,也化解了社会各方的危机,并充分实现了各方的价值。除此之外,其实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可能社会上有许多人的疑问在于,这是不是太便宜了这5000万人?因为在这些人当中,有些可能是因为懒惰不愿工作而没有收入。其实,无论什么原因,他们终归是存在不幸。如今的社会很多人甚至不愿意看到一条流浪街头的狗被饿死,更何况人呢?而且我们无论同情或不同情,此时的道德评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必须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否则对社会就有害。我们不能总是指望满街的乞讨者都靠着人们的怜悯,用街头施舍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且,要知道,还有一些人是不会向人乞讨的。所以,政府必须代表社会出面,通过建设正常的社会机制来妥善化解矛盾。

    或许,这样的问题也一直受到传统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的局限。人们总以为要获取货币就必须通过劳动来换取。听人说,甚至凯恩斯也有一个看法,就是在一些人没有工作可做的情况下,为了解决就业,可以让人挖坑,然后再填上,如此就可以给人发工资了。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个说法的正面意义,但仍然认为这未免过于僵化,尤其是在今天商品生产已经严重过剩的社会里。其实无意义的劳动也并不具有价值,有的是浪费,有的甚至具有破坏性。

    我认为,价值就是能够满足人类一切正当需求的有用性,既可以凝结在人类劳动的产品中,也可以凝结在自然物或其他什么当中。简言之就是需求创造价值。只要能够满足人类正当需求的东西,就都具有价值。人类的劳动产品如果不是人们所需求的,也不具有价值。或者虽然具有价值,但是因为缺少货币媒介,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也无法实现其价值。白送虽然可以实现产品价值,但却亏了生产者,这属于非经济领域的慈善做法,对社会和商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必须要用正确的方式,使人们得到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各方面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所以,人们获取货币的途径不可僵化,要根据个人和社会的合理需要,能够满足正当需要的,就有价值,就应当去做。

    所以,尽管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通过劳动来换取货币,但是他们有正当需求,其中包含延续生命的需求,前面说了,人的价值高过货币的价值;同时,社会也积压了大量足以满足这些人正当需求的产品,且这些产品也正需要实现其价值,这本身也是一种需求,还很紧迫。那么我们只要把货币用正确的方法提供给消费者一方,各方就都可以皆大欢喜,货币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当中具有的最大价值,就是使人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满足,实现了和谐。这正符合多年来我们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如今的经济条件也终于使得我们可以更多地实现这样的目的了。

    我以为,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不错,但却不够完善。应当是凡能够满足人类正当需求的就都具有价值,否则就不具有价值。所以,我们不要斤斤计较货币,只要有正当合理的要求就可以发行,而且应当达到足量发行。这样的货币一投下去,立刻就产生良好的流动性,就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

    当然,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人们理应通过从事有意义的劳动来获取货币收入。但社会确实不应当僵化。这个问题与劳动就业方式与观念的改变也存在密切关系。

    在人类生产力高度发展,相当多的生活消费产品和服务日益饱和的今天,劳动就业方式和观念也必须逐渐有所改变。长期以来,劳动就业率一直对社会和政府形成很大压力和负担。为了提高就业率,社会常常甚至不惜盲目刺激已经高度过剩的经济部门继续运作,并号召人们花钱消费。这其实等于是饮鸩止渴,会给人类社会造成许多的危害,比如过度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同时也造成社会的错觉,一些人已经过度消费,造成了严重浪费,自己却还以为是在为拉动经济做好事;而另外许多人因为缺钱,又不敢大胆消费,号召也不起作用,甚至造成社会反感。所以,我们应当是通过正确的货币供给方式,造成社会均衡的社会购买力布局,使缺钱的不再缺钱,扩大有效的市场空间,并达到刺激社会就业的目的,使我们具有更健康的经济循环。

    但是,在日趋饱和的经济条件下,生产力持续高度发展,社会已经不需要更多的人来从事传统的劳动,传统的就业岗位也容纳不了更多的劳动力,有一天如果自动化更加普及,人类的就业方式更将完全改变。如今连打仗都在使用机器人了。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即使一些人不从事任何工作,社会也仍需要给他们提供有尊严的生活保障。因为这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我们不应在不具有合理性的情况下,强行创造就业机会和强求提高就业率。

    仍以前述的粮食生产为例。如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社会只需要1000万人从事粮食生产就可以满足全社会的需要了,这原本是大好的事情,但其他9000万人就被挤出来了,当社会其他行业的就业也严重拥挤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就只能失业了。这似乎又成了不好的事情。但这种情况在如今的社会已经越来越变得正常,我们恰恰应当把生产力发展的好事情继续下去才对。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改变人们就业的方式和观念,还必须调整整个经济运作的方式、方向和货币供给、分配的观念和作法。因为,未来随着生产力的更加发展,直到有一天社会真正出现完全的生产过剩(充足),那时人类“各取所需”的时代可能也就到来了。人类没必要仍然像今天这样来勉强就业。货币作为财富分配工具的特点届时就更加突出了。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但现在已经开始了,人类现在就必须逐步开辟全新的经济领域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了。

    为此,人类的就业观和就业范围现在就应当扩展。我认为,任何人做任何有意义的事,都可以算为就业了,就业的方式也应当很个性化。如今丰富的社会产品也足以使每人都能得到一份基本的生存资料,这首先也就体现在可以拥有一份足以保持尊严生活的货币供给份额上面(以更高标准的社会保障来体现的)。至于货币供给数量,此时也完全不必考虑与社会产品的平衡问题,因为产品是完全充足的,厂家商家也是欢迎的。而且无需用什么消费券之类的东西,因为消费券可能产生许多麻烦的问题。比如在流通中与货币的兑换问题、使用者和消费券本身可能被歧视的问题、账务核算方面的问题,等等。

     当其就业的观念和现实改变了,人们获取收入的领域和方式也应当随之改变。比如,受教育也可以视同就业,哪怕终身受教育也可以领取足够生活的收入(以前我国就曾实行过带薪学习,如今也有在职学习。);或者个人从事某些有意义的科学技术研究、艺术创作,乃至空想等活动,即便终身也未能产生任何有效成果,社会也可以提供相应的货币支持。因为这些活动都是有价值的。甚至从特定意义上说,只要不犯罪就都具有某种社会价值(罪犯不是也被供养着吗?)。甚至即使有人愿意终身任何事情也不做,社会也不妨将之当作特殊病人抚养起来,实际上,正常的人也没有愿意整天无所事事的。而且对每一位社会成员,社会都应当提供日益充足的医疗保障(正如我们今天正在做的)。这些货币的投入也必将有利于刺激医疗卫生行业的就业和收入提高,甚至还可以大大减少用各种不法或不道德手段来谋取利益的情况发生。

     当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有保障之后,他所选择从事的工作(事情),往往也是他最愿意从事的,创造性会最强,个人的能力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社会也会因此而更加丰富。这会更加符合如今建设创新性社会的要求。在物质产品高度丰富的时代,人们都有条件受到体面尊严的对待,我们也就应当及时这样去做。否则,就可能制造出社会的破坏因素,对谁都不利。所以,正确运用货币工具是实现社会良性运作的重要手段。但前提是首先需要人们能够普遍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状况和正确改变观念。

    当然,这也更要求社会合理调整在岗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如果那些被人们认为的不劳动的人们,都应当得到基本体面的生活保障收入,那么劳动者的货币收入就应当更多。社会必须拉出足够的收入等次,以便鼓励人们摆脱懒惰乐于工作。同时,社会的货币供应数量和分配也应为此创造条件,使之能够满足流通中的货币需求。

    有一个很简单却很重要的经济学道理。危机期间,由于经济过度膨胀,商品生产严重过剩,导致企业大量裁员或破产,这使得人们的收入反而突然间大大减少,使原本就已经不足的市场空间更加缩减,结果就如同雪上加霜,必然更为加重了商品过剩的危机。

    所以,此时的社会货币供应方向:一是应当通过社会失业救助和医疗养老等保险体系,普遍帮助失业人员和低收入人群等一切有迫切需求的群体,尽可能使他们仍然保持相对正常的收入水平,努力维持社会正常的经济需求规模不至于降低过多,并适度释放扩展出仍然存在的社会需求空间,这包括适度的投资建设;二是向社会生活所需的必要企业提供维持性的救助,即以政府财政性贷款来保障社会必须的企业的存在,防止其大量破产,并仍然能够从事社会必要的经济活动,使社会危机不至于加重,更使社会不至于突然又跌入短缺。但应注意不使其盲目生产。

    对那些社会不必要产业和企业,社会可以不必专门救助。因为危机本身也是调整社会经济的过程。

    所有救助性的援助和新领域的开拓性的资金来源,都应当由政府出面承担。此时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因为其赢利性质并不具有能力直接救助企业或个人。危机中的商业金融机构本身也常常成为救助对象。但他们拥有的存量货币资金却应当成为政府公债的募集对象,使其转化为政府救助社会的资金来源,这可以使得已发行到社会上的存量货币得到有效利用,减少了不必要的货币新增发行;同时也使危机中的商业金融机构得到生存机会,广大储户也有利可图。形成良性循环。

    如此一来,社会应当可以比较好地保持相对正常的消费需求和经济规模,并释放社会仍然存在的市场空间,缓解过剩的经济危机,为企业和社会下一步调整产量和寻求新的投资方向留出可以缓冲的空间。

    这一次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进一步表明,人类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从普遍的短缺转变为局部的短缺,并开始出现了普遍的剩余。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这样富足过,这是好事情;但是,人类经济发展的观念和方式也面临着实质性的变化。如今,人类必须要致力于开拓新的经济发展方式、道路和空间,并建立正确的财富观,极大地降低对财富的贪欲,使贫富差距缩小,乃至消除。不然我们就无法完全摆脱目前所陷入的危机,今后也会频繁发生这样的危机。

     在过剩的经济条件下,哪怕增加发行的货币有些过量,导致出现通货膨胀,却并不至于引发物价普遍高涨,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并不见得会下降。而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则不同,通货膨胀肯定会导致物价普遍高涨。这也是一个本质性的转变,对货币工具的使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社会如果确实需要增加货币发行或者提供救助性资金,仍必须准确投递到有基本生存需要被满足的人们手中,他们才是特别需要货币的人们,也是社会还存留的市场空间。如果货币被发放到已经比较富裕的人们手中,这些钱就只能被存起来或用作他途了,并不能有效地刺激所谓的消费,当然也刺激不了就业。一般来说,如果人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我们就不应当刺激其进行不必要的消费,那是浪费,靠这样刺激起来的经济其实是有害于社会的。真正的经济是讲求节约的。节制消费就是节约能源、资源,就是环保。节约才是发展经济的健康方法。人类经济发展的希望在于开拓新途径和新领域,而不是不顾一切的消费。必须把货币投递到真正有用的地方,实现货币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在微观上,不需要的商品就不要购买,以免造成需求假象诱使企业继续盲目生产,将来必然造成不可回转的社会危机。人们应当把多余的钱存起来,由个人或社会来合理利用才是正确的途径。

    如今,赚钱存钱几乎是人人都愿意做的事情,鼓励人们用正当的途径赚钱和存钱才是刺激经济的好方法。如前所述,社会则应当正确运用货币工具,及时、适量、准确地投入货币,媒介经济健康发展。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其实并不在意这些货币来自于何处,如有过量,人们也总会为其找到被占用的处所,有价证券市场就是投资、占用和蒸发多余货币的最佳场所之一。人们也会创造出许多玩钱的方法,比如次贷实际上就是一些人创造的赚钱游戏,只可惜漏洞太多,链条太长,超出负荷能力太大,没玩成功。

    货币是高于一般商品的商品,是一般等价物,是几乎可以通吃的一种权利,谁掌握得越多,谁就在世俗社会中显有更高地位。所以只要发行国政权稳定,又有过剩的经济实力作为保证,货币就是一种不会过剩的特殊商品。人们劳动就业,企业从事生产,直接目的都是为了获得货币,一些人甚至不择手段地攫取货币。对货币的拥有也是人们心理的强大安慰剂,即使没有实际的用途,人们也想多多拥有。许多人只要想到自己家里或存款帐户上的巨额金钱数字心里就会大感快慰。所以,无论从何种角度观察,货币的社会需要量在主客观上都几乎是没有止境的。社会只要处理得当,使缺钱的人们不再缺钱,有钱的人即使更加有钱,社会也不会出现严重问题。社会收入差距是不可消除的,但贫富差距却是应当消除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社会上还有许多人缺乏基本生活的保障。这是必须尽快加以消除的。所以,所谓贫富不均的问题,主要出在贫困者缺钱,而不是富有者有钱。所发行的货币如果能使缺钱者足够过体面的生活,仇富现象将会大大减少。人人都是有产者的社会往往是最容易稳定的社会。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时代,如果还有人过着穷困悲哀的生活,那是非常不应该的,也表明这个社会缺乏应有的爱心、智慧和能力。

    虽然如今的货币发行风险极小,但货币发行仍然必须是慎重严肃的,必须在严密的监测下进行,必须要与社会物价变动和社会经济政治等情势密切配合。必须要遵循三性:一是严肃性。就是要严格依法进行,要设立一套科学的法律来约束;二是正当性。就是要有社会可以普遍理解的正当理由;三是合理性。货币发行一定要有正确的方式方法。

     货币首先仍然是信用产品,任何产品也都需要拥有信用,否则就不能存在下去。任何产品都必须要对全社会乃至全世界负责。货币商品更是如此。信用是无比重要的。因此,增发货币在任何时候都要谨慎进行,能够避免新增发行就应尽量避免,而是应当尽可能利用流通中已发行的存量货币来完成社会经济任务。这才是更加负责任的,也是维护货币信用和正确运用货币工具的必要;这也可以促成社会中更多的生息资本形成,造成个人或机构资金的盈利机会,有利于储蓄和金融投资,形成良性的货币流动性。当然也减少了不必要通货膨胀。

     一般的顺序应当是:首先通过税收手段来满足各项救助的需要;其次针对金融机构发行公债或直接对民众发行公债;第三,向海外发行国债;最后才是增加财政性的货币发行。

    如前所述,在危机中对公民个人和企业所需要进行的救助,任何赢利性机构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主要由政府出面,利用减税、财政补贴、国债、失业救济、社保、医保等手段来解决,如果资金不足,则应优先考虑发行针对金融机构或公民的公债。这都属于运用存量货币的社会资金范畴,可以有效回避新增货币发行。如果确有必要增加货币发行,也不应迟疑。在过剩的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也是安全的。

    如此看来,随着人类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将来政府财政的经济调控功能应当会更加增强,政府财政性的货币投放可能会增多,因为这在今后可能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而且早在凯恩斯时代这个问题就已经显现。别的不说,单单随着国债的积累,仅靠税收就可能不足以偿还到期的国债本息,当其用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也不足以偿还时,就只能增加货币发行了。

     如今美国政府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是最大的美元储备国,美元被赚到了中国。如果未来美国的逆差国地位不能改变,美国就永远也还不清对中国的负债。现在美国的经济出了问题,需要美元救市,要发行公债,如果自有的不够,就只能从中国借回。如果我们不肯买他的国债,或者虽然买了,但仍然不够,他就只好自己增加发行,这就造成通货膨胀。有人认为我们吃了大亏。但前面分析了,在过剩的经济条件下,虽然通货是膨胀了,但购买力却不一定下降。这在国际大宗商品的贸易价格上必然有所反映,比如油价的变化就会有所体现。另外,也要看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动情况。所以,要综合考虑之后才能确定我们是否发生了巨额损失。目前看来,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元仍然是最硬的。但这确实有利于逼迫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因而有利于改变美国目前的逆差地位。人民币升值对我们是有很大好处的,可以极大地减少本国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可以更多地利用他国资源,美方早就要求人民币升值。当然由于不利于出口,可能对我国的就业形势造成很大压力,但我们可以开拓国内市场,在国内合理投放货币(正如我们正在做的),提高国内的市场购买力,这虽然可能造成人民币贬值的因素,但是中国2万亿的外汇储备却是更加强劲的升值后盾。所以人民币还是应当升值。过去,许多国家不愿意本国货币升值,总想多赚外汇,该升值也不升,这是不妥的,对自己也是不利的。国际间的贸易最终还是要达到基本平衡才公平,如果让人欠债欠到还不起,吃亏的就总是自己了。实际上如果没有综合实力做后盾,也不是谁的货币想升值就生得上去的。

     但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各国要从维护世界经济安全的总体出发,通力合作消除危机,这才符合各方的利益。世界经济不可能永远不出问题,再硬的货币也不可能不波动。不能一出现问题就过于紧张慌乱,对内对外互相指责。这不利于合作解决问题,问题已经出了,如果解决不了,那才是伤害我们的大问题。应当说目前国际社会彼此配合得还是不错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拥有近2万亿的美元积累,恰恰是我们今天能够在国际上有分量的重要因素。无论怎样分析,今天美元仍然是最硬的国际货币。如果我们今天还像改革前那样穷困,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资源储备,我们在国际上讲话的分量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大;如果不是有大量的美元外汇积累,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我们也很难顺利度过。所以,拥有巨额美元外汇,连同其他我们所取得的好处,这都是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不能看不清楚这一点。我们的确存在问题,也应当常常反省,特别是国内市场开发晚了一些,但仍是可以纠正的。目前的举措应当说基本上都是合理的。

     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始终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常常也必然是最后的收拾局面者。但政府应当以建设、维护和巩固健康的市场经济基础和框架,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为出发点和归宿,而不能有意无意破坏这样的基础。在今后的经济运行中,政府必然会担当更多的经济管理和调整职责,尤其是宏观经济的预警功能和必要干预功能要积极发挥,传统的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也会有很大改变,但市场还远没有到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时刻。

    所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虽然政府干预必然会更多,但这仍必须是出于社会总体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合理要求,而不是政府的随意或任意干预,市场能解决的仍然必须让市场来做,市场做不到的,又必须要做的,政府也能够做到的,就应当及时出手

    无论货币资金来源于新增还是流通中,其投放的重点首先是民生的各个方面,然后就是要用来引导生产力转向可以无限成长的领域,比如教育科技、医疗健康、休闲娱乐、文化艺术、太空开发、环境保护等领域。在保持合理适度和必要的生存性经济规模的前提下,逐步使社会经济结构完全调整过来,彻底摆脱商品过剩的纠缠,最终完成人类社会经济的历史性转型,这才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虽然目前世界各国采用增加货币投入的方式来恢复经济的方法是基本正确的,但这只是第一步,真正能够使世界更为彻底地摆脱经济困境的方法则是努力构造可永续发展的经济体系,并形成顺畅的与之配套的货币供给系统。

    另外,就目前而言,我们还应当改进经济控制方法。应考虑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尽快设置有效的防火墙,隔断双方的不良影响,要随时防止虚拟经济领域的资金大量转向实体经济进行投机炒作,致使社会物价飞涨(垄断和炒作是如今可能导致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因素),经济失序。但同时又不能限制虚拟经济的资金正常健康地向着实体经济溢出,比如炒房应阻止,但建房却应允许。反过来对实体经济也一样,也要防止突发性的大量转移资金冲击虚拟经济,导致金融市场的不正常异动。社会应设置有效监管机构,全方面加以有效的监督,基本保证双方的良性互动性质。否则就极容易引发危机或造成相互间的拖累。当然也要防止监管机构本身干扰正常的经济活动。在实体经济或虚拟经济内部,若有必要,也可以设置细化的防火墙隔断。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具体探讨。

    总结起来说,未来经济调整和发展的要点大致如下:

    1、运用财政金融等一切合理与必要的手段,尽可能满足社会上缺乏购买力的群体对货币的需求,释放仍然存在的市场空间。

    2、利用市场力量,合理缩减社会经济当中确实过剩的经济部分,但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金融措施,切实维持合理的经济规模不受伤害,确保足够的社会生存能力。

    3、把未来的经济增长点,摆放在可以永续发展的领域,如教育科研、医疗健康、环境保护、太空开发、文化艺术、 休闲娱乐等领域。社会必须动用财政金融力量,并引导社会其他资金力量投向这些领域,构造新的可无限发展的经济体系,并形成良性循环。这是世界经济未来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

    4、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以及所属各经济部门之间,设置必要的防火墙,来隔断互相的不良影响,增进良性互动。以上四方面,要求各国对现行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进行全面调整和改革,其过程很难预料,时间也不能预定。但是必须开始了,否则后果严重。

    最后,列举一个在极度短缺的时代,国民党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手段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例子。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采取了特殊的财政货币政策。当时的战争开支十分浩大,而且必须保证,战争是无一日不支出的。可是当时的内债已经借到国内民众不能承受的程度;外债也已经不能再借到;物资又极度缺乏,那是一个真正的短缺经济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只能采取增加货币发行的办法。其主要路径是:中央政府汇总各级政府财政的支出赤字,然后由中央财政用来年的税收为担保,向中央银行借钱。而中央银行在并不掌握足够的可资借贷的存款资源的情况下,于是就只能靠增加货币发行来满足政府的借款需求,并通过财政系统发放出去。

    这在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必然引起社会商品价格快速上扬,这是很无奈的,但却避免了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因资金不足而导致的无所作为的情况发生,也保持了财政金融秩序的基本稳定,使所有的社会必要领域的运作得以维系,所以这样的举措是合理也必要的。于此同时,为了配合实体经济的运作,以对付物价上涨,当年的职员工资全都采用发放实物的办法。这就尽可能地避免了社会基本生活的混乱。这样的通货膨胀政策,打劫的只能是有钱人,客观上也调正了社会的分配格局。希望这个真实的案例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我们知道,其实真正能够给人类造成问题的仍然是能源、食物、矿物和其他一切实体资源的供给局限。如果有一天所有的资源全部枯竭,人类的生产和消费都无从进行,那么货币就没有了可以代表的财富,也没有商品或资源财富可供货币来分配,货币也就不会再流通了。我们但愿这样的时刻永远不会来临,但愿人类临到的是人们可以各取所需,各尽所能,不再刻意追求财富,不再贪图货币权利,不再你争我夺,货币自然消亡的时代。

 

 


发件人:"悠闲导师" <crdchz@163.com>  2009-04-26 10:54:08 +0800 收件人:"北京大军战略研究中心"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真给中国人长脸的南京

真给中国人长脸的南京!

我思故我在

2009-04-22

     陆川确实有点拿国人残酷命运来做秀的成分:“南京不是没有抵抗,而是抵抗的太惨烈了!”。这句不负责任的话,让我鄙视。

    载入史册的衡阳保卫战惨烈的程度直逼中日交战以来之最{有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之说},怎么没见倭奴屠城?

    方先觉将军率领的国民革命第十军将士坚持苦战47天,斩杀日寇五六万人,为了保存第十军的种子后来被迫举了白旗,怎没见倭奴斩杀战俘?倭奴非但没杀十军的战俘,还好吃好喝好招待,故意放跑了近两万十军将士,使得他们得以重返陪都,而重庆万人空巷隆重欢迎英勇归来的第十军将士。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佩服忠勇果敢的勇士而鄙视肉喇吧唧的做秀之徒。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原因是买办集团战略上误国,战役指挥上一帮肉头,紧急关头唐生殖以及团以上军官出卖了基层官兵,导致官兵们扯掉军服,扔了德械美械苏械的武器装备,纷纷抢夺百姓服装以图混过去,保条小命。结果谁的命也没保成,酿成国殇!

    试想,莫说屠杀三十万拥有现代武备的军民,就是宰杀三十万条猪狗,也会不小心弄出不少的工伤事故来。可是日军在屠城时遭受过任何抵抗吗?若真的抵抗了,日军也就不会屠城了。南京屠城表达了日军对拥有现代装备的中国军人的极大蔑视!日军屠城罪大恶极,花生米将军国大事视同儿戏又极为可耻,十数万国军轻易放下武器投降,丢失了军人的尊严和男人的骨气,又不能不让人感到十分得可怜。

    蒋介石、唐生殖是历史罪人,应该成立战后法庭追杀他们的后人!!无论是孔二小姐买飞机还是宋三小姐组建空军,都捞足了民脂民膏!致使民国空军将士血撒长空酿成国殇!!!这个祸国殃民,扒黄河\烧长沙\折磨死四百多万抗日壮丁的花生米肉头政权!!!还有那个做绣的湖南混混肉头上将唐生殖!早就该成立战后法庭追杀肉头们的后人.以彰国魂,以伸民意,告慰三十万冤魂!

    现在来说说南京这个给中国带来无法洗刷的耻辱的战役。当时在南京的15万多守城大军中,仅安全撤退了47000余人,损失了10万人以上。其中,放下武器后遭日军屠杀的约在九万多人。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曾指出:“(南京沦陷) 不到三天,日本鬼子把中国投降的军人枪决了七万多人。”依据冯玉祥当时的 高层官方身份,他的话当非信口开河,而应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此外,日本 大本营公布的南京“战果”为,中国军队伤亡86000人。日本上海派遣军于12月 18日发表的“战果”,则进一步明确,“敌人遗弃尸体不下于八九万具”。 

  当日本面临战败,美国准备攻击日本本土,我们对比一下日本人为抗拒美国人对其本土的打击占领,在1945年的冲绳岛战役,日本人是如何表现的。

  战役前,日本守军10万余人,战役历经3个多月,日军亡9万余人,被俘7400人,损失飞机7830架,被击沉舰艇16艘、伤4艘;岛上居民亡约10万人。岛上日军最高长官第32集团军司令牛岛满及其参谋长剖腹自杀。美军伤亡7万余人(含非战斗减员2.6万人),损失飞机763架,被击沉舰艇36艘、伤368艘。美军由于伤亡太重,冲绳岛战役胜利后,根本没有心情去庆祝胜利。 

    对比一下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军的表现,我们守城的军队有15万人之多,我们不是战死沙场,而是作为战俘被日本人屠杀九万多人,日军则是战死沙场9万余人?我们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唐生智是逃跑!人家的是最高指挥官自杀殉国?我们军队的官员甚至带着弹药库军械库钥匙逃跑?弹药军械根本无法分发,士兵甚至无法进入已经修好的永备工事。

    南京大屠杀过去70多年,我们想到此心情是否郁闷!如果国民党战略高层认为南京不可保、如李宗仁建议那样直接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军队全部撤出南京,并向全体南京市民通告南京陷落可能带来的恶果,也算是对南京对市民有个虽属无奈,但却是良心上的交代。如果战则因该如日本人抵抗美国人的冲绳岛战役,真的与南京共存亡,可是我们的南京保卫战只是用士兵和人民的性命装饰门面。。。。。。

    自己守不住南京,还要拿平民垫背:唐生智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使得大量平民不能撤离。  国民党战略高层在战术上输给日本人,战略上其实早已经输给日本人。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就发表《御笔信》宣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这一番豪言壮语不仅代表了天皇个人的心声,也代表了整个日本民族的呼喊。所谓“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既反映出民族意识高涨的日本国民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和渴望国家强大的迫切心态,同时也表达日本不满足弹丸小岛的生存空间,准备向海外侵略扩张的勃勃野心。只是当时的清朝及后来的国民政府根本没有掌握这一情报,或者没有意识到日本雄霸亚洲的主导思想已经形成,已经从军事上开始准备。为了学习西方,他们决定派遣一个庞大的使节团,前往美国和欧洲各国进行考察,使节团在1871年11月启程,到1873年9月前分批回国。他们通过对西方的考察提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建国的指导方针。到1927年7月25日当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中,更是对明治天皇“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内容进行了更明确的诠释,其军事战略目标已经明确。主要内容为: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因此,至今其靖国神社内供奉着二战期间的战犯为其民族的神,就不难理解日本的用心。对于日本侵略吞并中国的野心,通过国民政府在“9.18”事变前表现,就知道根本没有洞悉,或者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情报-----日本将视自己为刀俎,中国为鱼肉。 

    “9.18”事变前,张学良{中国现代史第一大肉头汉奸}正在北平协和医院治病。他命令东北军“尊重国际和平宗旨,避免冲突”;“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12日,他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事变发生后,国民民政府军政部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当时机场接到上级的电话命令:“今天不准飞机起飞,以免出事”。 

    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军仅以伤亡24人的代价,就取得当时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2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事后张学良为自己辩解:是估计错误。从1931年9曰18日“9.18”事变到1932年1月2日,张学良部队完成从锦州的撤军,到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3个多月的时间内,张学良对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均无任何抵抗行为!把东三省拱手让给日本人。尽管张学良这位军阀公子哥在西安事变中“兵谏”蒋介石有功,但是此次事变却让日本人真正摸清中国战略高层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和军队实力:1万多人对16.5万东北军,死24人就可以取得占领沈阳的战绩,并且硕果辉煌,古今中外大概绝无仅有!!!至今是否让国人汗颜! 

  不可否认,“9.18”事变让日本人重新审视了以前对华政策,奠定了全面侵华的决心和信心,培养了日本人对中国人和军队不屑一顾的心态和傲气,为南京大屠杀埋下伏笔。 

  据张学良讲,“9.18”事变前,在沈阳,我在那个时候的钱,虽然不能说称亿吧,反正我有五六千万家产。日本人把我的家产都要还我呀,“九一八”以后要还我呀,他们弄了三列火车把我的东西都送来了,我那画都很值钱呀。我跟本庄繁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上日本也是他陪我去的。他给我写封信,说你那东西是我花钱给你包上的,都包得很好,三列火车,送到北京正阳门外车站。张大公子还有脸说,大概本庄繁这位张学良的日本“好友”,对张学良把东三省拱手送给日本,无法表达感激之情,以这种方式表达,才能心安。如果军阀张作霖天堂有知,对张学良这种“军事天才”不知如何感想?! 

  1939年,中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一直主张“北进战略”的日本陆军,积极准备对苏联的进攻。日本陆军认为可以在中国东北集中兵力与苏联作“武力侦察”式作战,于是挑起了诺门坎战役。而苏联在苏联元帅朱可夫的卓越指挥下,使日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伤亡和被俘了61000人,损失了660架飞机,被迫向苏联求和。9月16日,苏联与日本根据达成的停战协定结束了诺门坎战役。从此日本人知道不是苏联人的对手,放弃北进苏联的计划。试想,如果诺门坎战役苏联打败,那么以后希特勒发动的对苏联代号“巴巴罗莎”的进攻很有可能得到日本东西对进的支援,可想而知苏联的结局!至今日本人也不敢武力收复北方四岛?是否诺门坎战役记忆犹新?大概日本人自己明白! 

    如果张学良以16.5万军队、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2架飞机。对日本人1万多人的军队实施围歼?那将是什么结局?也许以后日本人蹂躏中国14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将改写?!但是历史不承认也许!

    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个反思与创新的民族,我们曾经是那么的伟大,现在我们的同胞们失去了多少呢? 国家在发展,又有多少人理解执政者的心啊? 我们需要漫长的积淀准备,需要反思,才能崛起!

 

揭开“坚守南京”之谜  

 

    曾6赴台湾搜集史料的杨天石对当地的抗战史料存放非常熟悉。据他介绍,目前保存在台湾且比较重要的史料包括: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档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全会和常务委员会的速记录,还有台湾“国史馆”保存的蒋介石个人档案,共有30万卷,按照“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整理好分成几十个专题。此外还有蒋介石日记的摘录(原件寄存在胡佛研究所),摘录分5种,全部对外开放,其中1937年到1943年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抗战的史料。

    台湾珍藏的抗战史料可以为我们揭开许多抗战中的不解之谜。杨天石在研究中就有很多新的发现。比如在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失利之后,蒋介石为什么明明知道南京守不住,还一度主张坚守南京?一般都能想到的原因是,南京当时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孙中山的陵墓也在南京,如果守不住蒋介石没法向国人交待,但杨天石在台湾史料中发现了一个更隐秘的原因,就是蒋介石寄望于在南京坚守几个月就能等到苏联出兵。{秦汉刀客评语:花生米一生都在依仗洋人,无论事体大小,皆以洋人伪中心。淞沪会战是打给洋人看的,南京也不例外。可惜了几十万历经十年内战血海洗礼的国军将士。也造成花生米滚下大陆的命运。}  

    据杨天石介绍,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1937年11月,苏联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告诉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联当出兵,决不坐视。{苏俄是何等嚣虐的族群?历史上华夏屡屡被苏俄蒙骗敲诈,这样的洋人花生米竟也能心存幻想?}11月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怎么就忘了1928年的脱苏投美的劣迹了呢?还好意思赞扬感谢?你的黄埔军校和黄埔生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无知弱智的花生米!}“当时,蒋介石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为鼓舞身边的高级将领,蒋曾电令新任命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蒋所说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包含苏联出兵在内。  

    为何台湾缺少研究抗战的人?![刀客评阅:台湾在日据时期,曾出动三十七万皇协军在我华东、华南、中原战场和东南亚为虎作伥。南京大屠杀不仅有歹毒的棒子,更有来自台湾的帮凶。至今仍有两万多丑陋的灵魂被供奉在东京的靖国神社。所以,他们羞于研究抗战。] 保存在台北的当时国民政府与苏俄的电报往来、蒋介石给唐生智的命令等文件为揭开这一谜题提供了重要佐证。

    然而,作为抗战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史料集合,对这些档案的研究在台湾却受到冷落。荣维木说,由于台当局的去中国化政策,台湾研究抗日战争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转向台湾史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与大陆的交流,为台湾日益萎缩的抗战研究提供了一块重要的再生土壤。据荣维木介绍,现在每年都有学者互访,学术交流会议也比较多,关于“战时外交”“汪伪政权”两岸都举行过专门研讨会。

    十几万德械苏械美械国军怯于四万多倭奴被吓得丢盔卸甲假装平民以逃命。

    国民党是欧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和帮凶, 要他们勒紧裤带发展重工业和科技, 建设自己的国防,那才是做梦呢.他们想的就是一个卖字!卖原料和劳动力{与现在的买办官僚简直就是一窝子}, 做买办代理一下西方的工业品, 然后在上海搞搞金融啊, 三产啊. 说说英语, 接接鬼, 过鱼肉人民的奢侈生活就行了. 外敌入侵, 想的首先就是怎么妥协, 怎么靠英米干爹来调停. 认真抵抗是不可能的。

    就这么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乌龟+买办党. 先被日本人打得扔掉大半河山,接着又被共产党以小搏大, 一脚踢出了大陆, 偏安台湾,没想到这么点基业也守不住, 被民进党的一帮街头流氓给夺了政权. 就这么衰的一个破落政权, 帝国主义的代理和帮凶, 却总有人异想天开的给它的僵尸抹脂图粉,完全不顾历史的美化.把工业退化, 经济买办化, 以外敌节节入侵,丢东北,南京屠杀为结局的蒋买办统治时代称为”黄金十年”.
好得很,大家就来看看这个黄金十年的结局是怎么开幕的.

     1. 计划。12月8日蒋拜陵时问众人谁愿守南京?无人答,蒋大怒,说那么我来守吧,如果我牺牲了,你们继续抗日。唐此时才跳了出来。(邱为达,74军51师306团团长,回忆)

    关于唐的目的是否是沽名钓誉,大家大可不必追究。别管他目的如何,打好仗就成。但首都保卫战实在是凶险,如他守不好,一世骂名就跑不了了。11月29日,蒋和众人出城看了地形,蒋认为:至少可以守两个月。12月7日蒋在师以上军官会议上说只要坚持到云南援军到,他必亲自带队解围。唐在会上说誓与南京共存亡。但会后又对蒋说: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会下令撤退,仔细分析一下蒋唐的讲话就会发现,高层根本没有具体的计划。谁能保证云南的援军2个月就一定会到? 蒋何时会下撤退命令? 可以得出结论:名义上南京是死守,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防守计划,只能说守到蒋下令撤退为止。这让部下如何去准备?

    我们已经知道,南京保卫战的计划不是死守(有蒋下令即可撤退这个活口) 。但实际执行时却变成了死守。大概唐只记得自己的豪言壮语了。唐下令:所有南岸的船(包括卫戍长官部)均交36师控制,以坚定死守的决心。城外的部队不许退入城内,城内的部队不许出城。北岸胡宗南的第一军可以射击偷渡江北的船只。这方法尽管死板(有的军军长师长在城内,部队却在城外,只能隔着城墙用无线电指挥),如果真能贯彻,到也绝了大家撤退的念头,一门心思的死守。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其一,唐的长官部偷留了条小火轮,各师均偷留了船,但只有师旅长们 知道,所以高级军官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只有前线的国军士兵是真正抱定死守的决心。

    工事准备: 先是准备坚守外围工事(在复廓工事外),花了很大力气去修,多日后又说兵力不足,改守复廓。复廓有部分水泥构建工事。且一直在加强。12日夜守军已散,居然仍有民工在赶工期浇铸水泥构件。

    居民安排:居民逃走的不多,卫戍司令部也没有下令疏散市民。既然准备打巷战,就应该把老弱病残疏散出城,一来避免不必要的平民伤亡,二来可以节省城内的资源。不疏散居民带来了巨大恶果。

    物资储备: 较好。没有弹药不济,粮食不够的报道。“储备相当丰富”。

    2. 战斗 大家都知道衡阳,常德是如何死守的。国军的进攻不行,但依城死守相对较好,南京的守军10万余,装备也不错,尽管多数是淞沪打残撤下来的部队,如果死守打巷战,守一个月应该不是问题。真到巷战时,双方搅在一处,日军的炮火优势便没有了。事实上,南京保卫战12月5日打响(以外围战开始算) 到12月12日下令撤退时,南京的防守态势并没有极度恶化。真要是下定决心死守,日军不损失几万人恐怕拿不下南京。 11日蒋开始通过顾祝同下令撤退,老唐不愧是老生姜!怎么会上这套,蒋只好亲自下令。唐不但向部下出示了蒋的命令,又让各位军师长们在下令各部队撤退的会议记录簿上签字盖章。让大家捆在一起了。

    这里唯一让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只守了7天蒋就下令撤退?当时的大盘并没有崩溃,巷战还没有开打呢。有可能的是:唐向蒋谎报了军情,谎称城防已经崩溃,要求撤退,蒋认为既然崩溃了,那就撤吧,至少还可以撤回些人来。唐又害怕事后真相被发现,罪责难逃,於是又让军师长们签字盖章,呵呵,集体讨论的结果,蒋不会把大家都杀了吧?

    桂永清反对撤退:说左翼(他的防区) 没有问题,光华门也守住了。只有中华门有危险,但我们还有紫金山北麓的预备队可调。(12日国军还有预备队没有用!)

    12月12日南京城并没有被攻破,日军不但没有攻进城,甚至没有控制一半以上的城外地区。12月12日凌晨的具体情况是(最好拿张南京地图) :宋希濂部撤退是居然下令关城门,过江后又下令烧船。根本不管其他部队。当时的命令是各部队从正面往外突围,36师掩护卫戍长官部从下关过江突围。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部队都往下关跑,为什么?因为军长师长们都知道,那儿有他们偷偷保留的船!所以都往下关撤,部下听说长官往下关去了,自然也就跟过去了。

    被全世界军校引为经典反面教材的南京保卫战,即使是国军精锐部队其兵员构成也大多是刚穿上军服的文盲农民。而且大多是被拉壮丁强拉来的,有的是被执法队逼上战场的,官兵斗争意识还没有正真的树立,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感没有深入到骨子里,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打日本鬼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都不爱我,官僚买办天天压迫我们小老百姓,我们凭什么帮你卖命?国家利益?扯淡!我连自己的权利都没有,凭什么要我付出?相对来说,解放军在这方面一直都做的很好。典型例子就是邱少云烈士当年所在的部队,在国军时士气低下,最后山穷水尽时起义。在朝鲜战场作战英勇,短短2年之内,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相对于几乎是职业化的日军,国军很多人都是盲目的听从上级指挥才晓得改怎么做,训练水平低下。结果司令部逃跑后,下面的部队就失去了主心骨。后来十数万国军集体投降,说可耻也可以,说无能也可以。不过都是可以理解的。这应该是一个教训,对当代人也是个警示!对待战争,应该要有战争的心态!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把命操在自己手里,还是被别人宰割?投降了,命运就不在自己手里了。其实,国人对我们可爱的花生米和唐生殖们要求太高、太多了,倭奴、苏俄,德国,美国的军事训练官都没让国军学会怎么打仗:

    倭奴教会了花生米嫖妓、生杨梅大疮{这个杨梅大疮是那么可爱,竟被宋三小姐仰慕,遂结为中国最丑陋的政治婚姻,遂发生与苏俄恩断义绝,投入英美怀抱的四一二大屠杀!真正贻误中国前途的就是这个罪恶的四一二政变}、教会了唐生殖们按照倭奴的教条、本本站队列、出操

    苏俄人让国军知道了枪要瞄准才打中敌人

    德国人让国军知道了打炮要计算标尺

   美国人让国军知道了飞机可以扔炸弹,

    但是可爱的花生米、唐生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传统——人海战,一线防御,官跑兵溃等清朝时代的作战方式,担当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敌人作运输大队长的角色,且一直用到1949年-----网络上曾有网友怀念莫斯科保卫站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感叹花生米唐生殖之流不能像斯大林\朱可夫那样率领国军浴血奋战,救民救国.但是他们忘了: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就是人!

    斯大林与花生米,朱可夫与唐生殖,简直没有可比性.苏联的卫国战争无论多么惨烈,苏军每月都有百万人被德军歼灭.但是斯大林没有像花生米那样拍屁股走人,而是和守护莫斯科的将士门一起,镇守首都.苏军和苏军将领也表现的不凡.花生米\唐生殖若能有斯大林\朱可夫的一根脚指头的能力,南京也不致成为国殇!这就是人与人的根本差别。

 

买办是亡国之祸

——蒋介石和日本的秘密投降接触

    近年来不少买办和右派为蒋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开脱, 不顾历史事实, 妄图给把中国带到亡国灭种边缘的蒋买办政府翻案.最搞笑的就是引用蒋的什么日记, 白天卖了国, 晚上在日记里面慷慨激昂.好啊, 咱也来披露些日记内容。[1] 1938年的”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主动要求同日本进行的”和平交涉”。

     1938年夏,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蒋介石获悉,深感兴趣。因为蒋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宇垣一成曾对他给以照拂而结下友谊。蒋执政后,曾多次派张群去东京、汉城(朝鲜京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鉴于沪宁、徐州失守,日军猛扑武汉,形势严峻,蒋介石命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于1938年5月电贺宇垣一成就职,张群说:阁下就任外相”实为极其重要的大事”。”过去多次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余确信此次阁下定能将一向抱负付诸实施。”

    宇垣回电说:”余昔日谈及想法意见,今后定当尽最大努力予以实现。”张群再次致电,说:”能让我们进行和平交涉吗?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铭或者我本人出面接洽。”(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东京1970年版,第1245页。)
宇垣答复: “我们期望和平谈判。””由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需慎重考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说张群或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日本人同您和汪兆铭在交涉前列对话,很容易谈拢。但贵国国民却会谴责这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6页。)宇垣指名要”与日本关系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面交涉。

    6月26日,”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行政院秘书乔辅三之间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议”的形式进行。
这次交涉有两个特点:一是日本宇垣外相要求中国:(一)承认满洲独立;(二)华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三)对日赔偿;(四)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五)在某些地区驻兵;(六)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而孔祥熙院长在”满洲独立”问题上对日本做出从无先例的大让步;二是日本试图将7月8日五相会议新决定—“蒋介石下野”作为中国中央政府 “屈服的条件”之一(注:五相会议决定 :《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1938年7月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493。),强加给中国方面。

    《宇垣一成日记》是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交涉当事人宇垣外相在其日记详细而具体地记述了这次交涉的经过。该日记揭示,孔祥熙”希望和平在汉口失陷前迅速实现”,急切谋求妥协。7月18日,他回答日本外相如下:“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如遇众多政治问题,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关于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

    孔祥熙说:在华北设置特殊地区不适宜,中国无力支付对日赔款。日本要求”蒋介石下野”是这次交涉的焦点问题,也是难于达成妥协的症结。孔祥熙说:”蒋先生果真下野,将由谁人同日本签订条约呢?”他提出一个退让方案: “目前,我本人为行政院院长,居蒋之次席”,”可否由本人以行政院院长负全责而辞职”。至少在履行条约完毕之前,蒋先生依然居于其原有的地位。(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可是,日本方面断然拒绝。

    为了达成妥协,孔祥熙答应乘日本军舰亲自赴长崎与宇垣外相直接会晤。最后,日本陆军强硬派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并以成立”兴亚院”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辞职,使这次交涉告吹。

    《宇垣一成日记》这份第一手资料确凿地记录孔祥熙答应日本外相:国民政府将悄悄逐步地承认”满洲独立”,”派公使或大使”同伪满建立邦交;国民政府认可日本 “共同开发”中国资源和向中国政府派遣顾问;内蒙”特殊化”,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及其代理人对日交涉作出放弃领土、主权的重大退让,难道这是 “正常之举””并没有错”?

    有的”战时正常因应”论者也使用《宇垣一成日记》这份原始资料,但只引日方提出”承认满洲独立”等六项无理要求,却不提《日记》所载孔祥熙在对案作出”派公使或大使”的承诺。(注: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四章《日本诱降与中日秘密接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196页。

    使用《宇垣一成日记》原始资料又掩盖国民政府面目者不仅这一处。第四章作者引用《宇垣一成日记》资料,却避开张群提名汪兆铭”出面交涉”和宇垣称汪兆铭、张群在中国人看来是”亲日派巨头”,他们出面交涉会被”贵国国民谴责亲日派卖国求荣”两段重要情节。其表述是:”后来宇垣又顾虑张群的亲日名声可能会把事情弄糟,遂又建议改请行政院长孔祥熙出面”。(见该书第194页)类此改变第一手资料原意而”为国民政府讳”的做法是严谨学风所不宜采取的。)这岂不是”为国民政府讳”吗?

[2]:1939年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的香港谈判。

    1939年1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注:《蒋介石致杜石山》(1939年3月4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1—612页。)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

    (一)平等互让;(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三)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四)(日本)撤兵;(五)签订防共协定;(六)中国赞成经济合作;(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八)对满洲另行协定。(注:《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3月18日),同上书,卷2,第614页。)

    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日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注:《小川平吉致东京诸公阁下》(1939年4月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8—619页。)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 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3月末),《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5页。)

    诡谲的小川试探蒋介石的诚意,指出:”方案内容极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蒋委员长心腹要人不能详细议谈。”蒋介石听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现逡巡不前。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蒋之”嫡系人物”所秘密进行。柳云龙是蒋委员长姨母之子,直接与蒋以密电联络。且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 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请蒋派要员来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教。(注:《小川平吉致蒋介石函》(1939年5月11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24—625页。)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介石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中国共产党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6月6日及9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34、635页。)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是日本谈判者收集蒋介石在秘密议和中所发大量”密电”及其代理人杜石山与日本人“笔谈”手迹编纂而成的历史文献。它揭示出蒋介石指挥香港谈判诸多秘密活动,内容翔实,具有说服力。这一文献反映出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蒋介石确曾允诺日本谈判对手可以”首先讨伐共产党”,双方”用密约办理”。这是国民党统帅背离他本人向国人庄严宣布国共合作,”共保国家的生命与生存”诺言的铁证。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揭示蒋介石与敌密谋签订”讨共”密约的历史事实,很值得肯定蒋介石对日议和的研究者深思:所谓”为了结束战争而进行交涉并做出一定妥协并没有错”的论断是否符合实际?显然,”并没有错”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3]:1940年”桐工作”(又称”宋子良工作”)香港、澳门谈判。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次日蒋”和平交涉”。这里仅简略地列举一些历史事实,来论证蒋介石在敌人提出更为苛刻的亡华计划的情况下,他为谋求妥协是怎样作出重大退让的。

    1939年底,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蒋介石侍从室亲信幕僚唐纵在其日记这样记载:雨农(戴笠)说: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寻求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来重庆”。(注:《唐纵日记》,1940年3月2日条,第115页。)于是,军统局派曾广冒充”宋子良”在香港同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挂上了钩。日蒋双方持官方证书的代表于1940年3月、6月在香港、澳门进行两轮交涉。

    日本代表提出经参谋总长载仁批准的”停战先决条件”:重庆政府应当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保证与汪精卫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与中央政府合并;正式调整邦交,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中国承认”满洲国”;日军驻扎于华北、蒙疆要地;华北、长江下游实现日中”经济合作”;在治安恢复后日本始能撤退防共协定以外的兵力。(注:参谋总长载仁:《对实施桐工作的指示》(1940年2月21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335—337页。)随后,日本方面又增加一条要求:日本在海南岛设置海军基地。

    显然,这是比先前两次”和平交涉”更为苛刻的亡华条件。它有两个特点:一是要求”汪蒋合流”;二是将对华军事占领扩大到全国范围,而且长期化、合法化。其实质是:要求蒋介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让日军占领从东北四省、华北、内蒙乃至海南岛的中国国土;听任日本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沦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的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此外,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 “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此外,重庆代表指出:汪精卫问题”纯为中国内政问题”,无庸列为和平条件之一;绝不承认日军驻兵华北。日本军部实行以战迫降的故技。日军占领入川门户宜昌;猛烈轰炸重庆;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在这种高压之下,蒋介石于6月22日同意与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举行三人”长沙会谈”,解决中日之间”所有问题”。

    此刻,米国”制日援华”动向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反对中途妥协的势头强劲。举棋不定的蒋介石在最后关头决定”暂时搁置”他已同意举行的”长沙会谈”。

    蒋介石在”桐工作”交涉中对日退让范围之广泛,性质之严重是空前未有的。同前两次议和中让步相比较:在满洲问题上,由应允”派公使或大使”进一步退让到缔结协定,认可”满洲国”是日本的”保护国”;由同意签订”讨共”密约升格为承诺”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吐口日本”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把”经济合作”地域具体化,同意日本在”华北、长江下游”开发资源;明白表示招聘日本军事、经济顾问;听任”日本臣民”自由地在内地居住和经营……这些重大退让牵涉到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上的大是大非,实为民族大义所不容,极端有害于抗战事业。这表明蒋介石把自己一贯标榜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个字快要丢光了。

    苏俄、美欧乃地球万恶之源, 官僚买办乃华夏亡国之祸。


 

 

发件人:"cljixiang" <cljixiang@126.com> 2009-04-26 22:06:21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稿件:《现在说经济回暖不是无知,就是懦弱》、《重估五四的价值》, 按:本文写于三年前,三年后重读此文,颇有感慨。在又一个“五四”即将到来之际,与各位分享之。

重估五四的价值

共道战略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 蔡历

2009年4月

    中学历史课本告诉我们,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其历史进步性和积极性似乎是权威地不容置疑的。80多年过去了,回顾中国秉承五四精神所走过的路程,我们却可以发现,五四的伟大更多地是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虚假光环。透过这层虚假的光环,五四的消极一面正俞来俞清晰地凸现出来。本文无意从一个极端滑入另一个极端,从彻底肯定五四转向彻底否定五四。但是,80年后的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我们的确有必要重新反思一下五四了。因为形成于那个历史时期的一些思想观念,现在依然在指导和约束着我们的行为。80年的风雨似乎已经将五四精神积极进步的一面冲刷殆尽,唯余其消极的一面正在羁绊着我们继续前行的脚步。换句话,现在的五四和80年前的五四已经不是同一个五四了。黄万盛教授说:“所以,五四的反省不应当只是一个思想领域的课题,它必须为中国当代的灾难承担必要的责任”(《启蒙的反思》34页,2005,黄万盛)。

一、五四的界定

    一般认为,五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巴黎和会并未将原先由德国侵占的胶东半岛租界特权归还拥有一战战胜国身份的中国,而是通过《凡尔塞和约》将其转让给日本,并拒绝讨论二十一条。这一远低于中国预期的消息经由梁启超电报给国内后,激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慨,引发了北京的青年学生于1919年5月4日自发地走上街头,进行强烈的抗议,后来这种抗议活动席卷了全国。这就是狭义的五四运动。而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在围绕五四的从191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了。五四精神便是经过这些思想运动后,在中国所形成的一套崭新的思想观念,中国以后的社会发展深深地为这套思想观念所影响。余英时老先生曾认为,五四在中国思想领域形成了一个类似库恩范式的东西(《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2005,余英时),这个库恩范式便是指这套思想观念了。本文所讨论的五四是针对广义的五四。

二、五四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

    整部中华民族历史,按深层的道德价值体系的不同,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道德价值体系是指深层的支撑具体社会制度演进的基础,支撑着具体的、有形的制度,属于斯诺教授对制度定义的非正式制度范畴,我把其定义为“制度核”,即是说,道德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制度的核心、内核,更详细的讨论见<中国企业产权改革的理论失误与补救>制度核理论部分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6/2/14/20301.html。

    第一个阶段是从远古到西周的建立(前770年),第二个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前769年到前221年),第三个阶段是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到鸦片战争(前220年到1840年),第四个阶段则为鸦片战争到现在(1841年到现在)。从远古到东周建立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是没有明确系统的人为设计的道德价值体系的。这不是说那时的中国没有没有道德价值规范,而是说那时的道德价值规范没有经由系统的规划设计,而更多地是依靠人类本能的指引而展开的。或者我们可以称第一个历史阶段为本能导向的道德价值体系阶段。

    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先人开始对以往的历史即第一个历史阶段进行深刻系统的反思,并籍此有意识地尝试道德价值体系的设计,以期指导后世社会制度的演进,保障子孙后代的安全、稳定、和谐幸福的生活。在多代思想家的努力下也的确形成了一套道德价值体系。孔子主张效法西周,强调“礼”和“仁”;墨子则激烈反对孔子,其为后世开出的药方是“兼爱”、“节用”等;而老庄却从大自然的运行中受到启发,认为人类的痛苦来源于人类的自己所创造的文明本身,应该效法自然,“弃圣绝智”,反朴归真,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杨朱看到人的本质是自己的欲望,人应该努力去做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的事情,应该去“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等等。诸子白家是在为后世的制度设计原则进行积极的探索,用现在的话,他们都是伟大的制度经济学家,同时这个阶段也就是雅斯贝尔所指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由于强调社会的不同侧面,他们的主张也就各有侧重。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则集百家之大成,为后世的制度演进找到一系列可行的原则,这就是韩非的法家思想。于是,中国步入了第三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一个梁启超所说的“百代皆行秦政治”的、我们一般称之为万恶的旧社会的封建时代。

    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炸毁了我们的先秦祖先为我们所设计的制度的基础,中国也就随之被动而屈辱地被拖进她的第四个历史阶段,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近现代社会。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制度基础原则设计的探索,企图寻找一个崭新的可以取代韩非的道德价值体系,作为指引中国继续前行的航标,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行进在这一探索的征程之中。不难看出,第四个历史阶段和第二个历史阶段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说,春秋战国和从1840年到现在的中国均处于尝试制度设计基础原则的探索过程之中。不同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探索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而目前探索则是要站在我们先秦祖先的肩膀上。一旦我们形成可以真正取代韩非法家思想的崭新制度核,中国将跨入第五个历史阶段。

    五四则在第四个历史阶段中占据着一个枢纽位置,一刀把其砍为两段。五四前,尽管深受西方的冲击,但中国依然保持着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充分自信。譬如,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使后来的严复激烈批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而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看法,但精通西学和中学的他在内心深处并没有为西学所折服,相反,随着对西学理解的深入,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学的厚重。但,五四后,中国的这种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则彻底崩溃。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鲁迅等人坚决地、疯狂地否定中国一切的传统的东西,认为中国5000年的文明一无是处,应该深深将其埋藏。反映到道德价值层面,中国进入了一个无视自己的历史而企图单纯模仿西方的崭新阶段。

三、五四精神的内蕴

    所谓的五四精神,就是指五四时期所形成的那套思想观念,也就是上文提及的余英时老先生所说的思维模式上的库恩范式。

    一提五四精神,首先应入我们脑海的可能会是“德先生”和“塞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这是为历史课本的影响所致。民主和科学并非五四精神,民主和科学只是五四的抽象而又空洞的愿望。你希望是什么和你本身是什么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事实上,8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和真正的民主和科学相距甚远。民主和科学只是五四时期的那批精英所认为的西方的现代的道德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现在看来,这种判断是肤浅的。民主和科学只是西方的现代的道德价值体系的表层,并非最核心部分。它的核心是“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需要个人权力和物质财富做保障,民主为保障个人权力行使所需,而科学则为保障物质财富增长所需。也就是说,个人自由是目的,而民主和科学则为手段。显然,我们的五四精英有把手段当目的的倾向。相比之下,严复对西方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判断更有洞察力,更接近西方制度基础的实质。

    实际上,自严复翻译《天演论》始,西学东渐逐渐兴盛,随着中国更多了解西方的社会制度,被长期压抑的国人油然对其产生极其羡慕的心态。国外别人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而国内的自己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拙劣。从而形成一种“自卑、羡慕和自强”三味一体的复杂心理结构。自卑来源于两千多年来以韩非制度设计原则为基础的中国封建制度对个性的压抑。而强烈自卑往往容易导致对别人的盲目羡慕,或者说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譬如,在红楼梦中,作为大家公子的贾宝玉第一次见到作为小家子弟的秦可卿的弟弟秦钟时,却产生一种深不如他的感觉,很羡慕他。按当时即使是现在的价值标准,前者在各方面都优越于后者。贾宝玉的这种盲目羡慕心理就是起源于一种深深的自卑,而这种自卑又缘自贾政日常的严厉苛刻的管教和呵斥,即对贾宝玉个性的压迫。自强则是一种本能,任何人都希望自身被认可和尊重,自己的群体被认可和尊重。新文化运动是这种“自卑、羡慕和自强”三位一体的复杂心态的爆发。这也是五四精神的内蕴。

    对于属于中国传统的自己的东西,五四则采取了将婴儿和洗澡水一块倒掉的做法,而对于属于西方的别人的东西,五四则又采取了将婴儿和洗澡水一块拿来的做法。高举“科学”大旗的五四前辈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而以“自卑、羡慕和自强”为核心的五四精神,也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单纯地盲目羡慕的“崇洋媚外”的“民族自卑”的意识形态。在精神和文化上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所依靠的茫然失措的流浪儿,而拼命地忽左忽右地抓住西方泊来的根根思想稻草囫囵吞枣地当成自己心灵的寄托。在这种民族自卑的意识形态下,我们不由自主地将属于自己的中国一切传统的东西边缘垃圾化,而将属于别人的西方的东西权威神圣化。

四、五四的影响

    杜维明教授说:“假如你对你自己的文化传统是粗暴的,你对西方文化的接纳一定是肤浅的;假如你粗暴到将传统资源统统弃之不顾,而糟粕又洗刷不掉,那么西方能够进来的也就以糟粕为主了”(《启蒙的反思》,2005,34页,杜维明)。我觉得杜老先生的话概括了五四对中国的实际影响,下面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这一影响过程。

    由五四所形成的否定中国一切传统的民族自卑的意识形态,为西方的种种思想在中国获取神圣权威的地位扫平了鄣碍。五四以后的历史也就表现为被两种西方思想所统治的历史,其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其二就是西方经济理论。籍此,我们可以再把五四后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就是马克思主义阶段,而后一个阶段则为西方经济思想阶段,如果非要找个临界点的话,它就是1978年。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一种粗略的概括的分法,说1978年前是马克思主义阶段,并不是说中国人人都绝对地信奉马克思主义,要知道那时的国民政府是以三民主义为口号的;同时,说78年后是西方经济思想阶段,也不是说中国真的绝对依靠西方经济思想为指导了,要知道,理论上我们立国基础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样分是因为相应阶段的对中国拥有相当的或绝对的影响力的精英是以此行为的理论基础的。

    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经济思想均一度在中国获得异常权威和神圣的地位。但是,表面的权威和神圣的地位下,却又隐藏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它们又均被中国化了。那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有多少成分是马克思主义,又有多少成分是中国传统呢;在中国化的西方经济思想中,有多少成分是西方经济思想,又有多少成分是中国传统?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改造自身的传统,还是中国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延续?是中国以西方经济思想为指导改造自身的传统,还是中国传统在西方经济的名义下的延续?是西方思想解除了中国的对人性的压迫?还是中国的对人性的压迫在西方思想的名义下依然如故?

    目前我们的事实和80年前五四前辈的愿望相距千里。郎咸平说中国5000年来最坏,如果说郎咸平是疯子,但他又深受大众的追捧和尊敬,我们总不至于说尊敬郎咸平的大众都疯了吧。此时,不由得让人想到“邯郸学步”这个古老的故事,在五四精神的指引下,我们没有学到西方的优秀传统,却又丢掉了自己的优秀传统;我们没有摆脱掉自己的糟粕传统,却又沾染上西方的糟粕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郎的中国5000年来最坏绝未言过。

五、建设性看五四

    胡适曾回应针对其的“全盘西化”的指责说,他并非真正地希望中国全盘西化,而且那也是不可能的,他只是想“矫枉过正”。“矫枉过正”是一种无奈的、粗陋的、急功近利的态度。即使真的想矫枉过正,也必须首先弄明白枉在哪里,正在何方?但是,8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对我们的五四前辈苛求太多。不顾及时代的变迁而一味地指责他们同样也是一种肤浅和不负责。相反,他们为中华之崛起而表现出的图强变革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怀念和敬仰。但是,处于不同的时代,我们应该总结五四的成败得失,否则,如果以刻舟求剑的态度,五四精神将成为阻碍中国继续前行的绊脚石。

    当五四时期所强调向西方学习的态度已经演变为现在的盲目权威神圣化西方的一切的新的传统时,当貌似美好的西方思想总被为五四的前辈所否定的中国传统假之而继续延续的时候,当整个中国已经表现出邯郸学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五四时期弃自己的5000年传统于不顾的态度是错误的。这样说并非是说要企图复古而维持一种虚荣的虚伪的民族自信,而是因为弃自己的5000年传统于不顾的态度将使我们产生一种浮躁心理,在这种浮躁心理下,我们无法准确辨认自己5000年传统的糟粕之处究竟在那里,优秀之处又在哪里,同样我们也无法准确辨认西方的优秀之处究竟在哪里,其糟粕之处又在哪里,于是,我们便无法找到移植西方的优秀的传统,屏蔽西方糟粕传统,继承自己的优秀传统,洗刷自己的糟粕传统的切实可行的思路。

    我们应该静下心来补习五四拉下的功课了,或者说站在五四前辈们的肩膀上继续前行,而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的传统了。在整个人类社会演进历程的的框架之下,找到能够保障我们和后世的个人幸福的制度设计的基础(制度核)。相信这个制度核不仅属于中国,也必将属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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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社会改革宣言

----第一次世界经济大战下的历史性抉择

赵永泰

2009年4月草

    在人类社会处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一场席卷全球,百年来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了。这充分表明,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态运行已经进入了疲惫不堪的严重状态,几乎走到了体制的尽头,一个旧世界体系行将就木了。在旧的社会体制面临崩溃的关键时刻,人们已经认识到必须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的社会秩序来应对困局,否则就无法摆脱这场危机。过去的每一次危机都要通过某些制度性变革才能得以化解,无论是政治、文化还是经济危机都不大可能照愿样得到复苏。所以危机其实是迫使人类社会创新的动力,是重大的历史性机遇。事实上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一场社会变革的风暴正在悄然展开,我们已经来到了建立崭新价值观念的重要时刻,只有彻底打破传统观念格局,重新认识世界才可能实现新的突破。在金融风暴的演义中心美国,几十年前的非洲裔人还在为基本生存权利艰苦奋斗着,而今天,他们已经有人坐上了总统的宝座!这对全世界渴望社会公平和正义理想的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是人类社会进入历史新篇章的前奏。

    本人认为,第一次世界经济大战已经拉开帷幕,这很可能与上世纪世界军事大战的演绎过程极其相似,因为冲突的基础原因都是人类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矛盾已经到达了一个激化的爆发点。所不同的是,现在的战争已经不能单靠通过枪杆子解决问题了,而更多的是经济手段的决斗。谁能够打赢这场战争,谁就将成为新的世界主宰,就能担负起推动社会进步的更大责任。这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争夺过程,我们还不能准确预见时局的发展,也许需要等若干年以后才能见到端倪,也许要通过两次以上的世界经济大战才能分出高低,但我们可以尽量做好充分的准备。这将是一场多层次的精彩较量,而我们每一个个人都有可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经济战争的特性所决定的。

    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自然将面临着更重要的抉择,事实上,很多中国人正在思考着在危机中寻找前进的方向。那么,中国人的挑战和机遇到底在哪里呢?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认清当前的中国现状。看看河北威县固献乡刘河北寨村女大学毕业生不堪压力自杀前的日记吧:“感觉好累,好累……每天都感觉不到生活的美好,看不到未来和希望……总是没有信心,没有目标,过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前方的路如何,就这样消极地度日……再这样下去,不知道将是什么样的恶果。”这就是一个纯真少女的真实感受,是多么生动的心理描述呵!无独有偶的是,2009年3月8日凌晨,江苏常州北郊中学一名16岁的优秀高中男生也跳楼自杀了。他的死前日志这样写道:“我想死是有一段历史的了,只不过之前受到诸多事的牵制一直未实施/临死前是什么感觉呢?/终于要解脱了!我会这么说/人怕死是与生俱来的,但我觉得活到现在只感觉眼前一片黑……”。感谢她们在那样的痛苦情绪下还给我们留下了绝望的直切感受,她们的直觉是最敏感的,因为她们青春的灵魂是比较纯洁的,还没有遭受到严重的污染。年轻一代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炼狱煎熬,但他们很难想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走过来的人有义务解开迷雾。性情刚烈的人们仓促逃离人间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是不是说明我们已经来到了死马当活马治的关口?怎样才能摆脱行尸走肉样的生活?我们这些还好意思坚持活下去的人不得不重新考虑人生的意义了。

    当下,刚刚走出残酷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国人民已经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场残酷的经济斗争,这可能同样是一场浩劫。难道中国人之间的斗争一定要这样残酷吗?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总是表现得如此残酷?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们不得不去认真思考一番。想一想吧:人类在人与人斗的过程中虽然可以找到其乐无穷的快感境界,而在过去的政治斗争中,尽管有人能够悉数干掉对手,却没有一个人是最后的绝对赢家,他总要付出某种沉重的历史代价。在现在的经济斗争中也不会有最后的赢家,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走火入魔欲罢不能是必然的结果。因此,只有超越了残酷斗争的梦魇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才能获得较为健康的社会生态环境。好在世界正面临着RESET的命运,中国也必须RESET自己了。在这场凤凰涅盘浴火重生的严峻考验面前,全世界人民来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大家都有了同样的机会,这才是我们的真正机遇之所在。现在的问题是看谁能够领跑新的世界。

    什么是RESET?那就是在我们的现有条件下一切从零重新开始,就是要创新!当然,RESET并不意味着砸烂旧世界,因为不是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同时失效了,可能只需要部分更新,而且有些硬件和软件我们一时还不能得到更好的产品,有些还要通过进一步测试和磨合。从这个角度出发,也许我们就不用再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瓶颈而忧心如焚了,因为政治寡头们作威作福的时代可能正在成为历史,一旦政治斗争的社会大环境改变了,那么政治家们也就不得不无可奈何花落去,黯然失业下岗了!至少本人认为,这样的预言并非天方夜潭,因为在信仰危机之下的中国,只要政治投机的社会基础动摇了,也就是政治斗争丧失了利益驱动性,不再有那么多人愿意为少数人摇旗呐喊甘心抬轿子,政治博弈的平台就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各派政治家们如果不改变传统观念就将被历史的发展无情地淘汰,到那时,政治自然就不再能当做人压迫人的工具了。因此,每一位立志投身政治领域的人都要开始认真反省了。对于腐朽的体制,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立刻消灭它,就远离它好了。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离开了它,那个体制就自动失效了,而且不会留下隐患。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一向认为,在惹不起的情况下,躲得起也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很有智慧的选择。

    那么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方向在哪里呢?很显然是生活方式的最优化选择,是人民价值观念的革新。任何一次政治或经济危机后的重生都不能离开生活方式的转变。这次危机给中国人创造的机会是最大的,因为中国人为了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已经折腾了一百多年了,我们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几乎都实验了一遍,除了中国特色的变革以外,我们学习了美国经验,又学习苏联经验,又回过头来再学习美国经验,于是就变成了今天的模样。现在好了,孔家店被砸烂了,大家又想修复谢罪;苏联没了,美国也自身难保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已经套牢在美国战车上了,今天只能靠自己拿主意。孔孟之道真的能救命吗?没人说得清。这一百年来我们最沉痛的经验教训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没有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足够营养,我们像狗熊掰棒子一样,总是一条路一直走下去,直到走不通才肯掉头,从来不在途中调整方向。于是,中国人通过血泪创造的历史一次次地被封存起来,成为百年后的评书,没有人能够充分、及时地品味我们的宝贵实验成果。其实,越是人间浩劫越是宝贵的资本呀!怎么能够让以生命代价换来的财富流失?怎么能够让血泪白流呢?当今的发达国家哪个没有自己的血泪史呀?真正可怕的是我们不愿意去客观、勇敢地面对它!

     中国人的一个重大经验教训是人们曾经把社会制度高度绝对化、理想化了,以为有了好的社会制度就有了一切,而这种理想的疯狂追求不啻是作茧自缚,因为形形色色的政治骗子会利用人们的美好愿望乘虚而入,推销甚至强行灌输他们精心炮制的理念,其结果必定是因社会的乌烟瘴气导致理想的彻底破灭。事实上,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理想是各自不同的,每个人自己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的理想也是有巨大差距的,而更重要的是理想和现实生活的感受之间又是两回事。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追求到的理想在实现过程中却往往是一场噩梦味同嚼蜡,于是人们就会困惑、彷徨、背叛过去的自己。其实,理想社会只能从自然生活的比较中体现出来,而不能是想象出来的,更不能靠什么精英设计出来。这就是时世造英雄的道理,而不能是英雄造时世,人造的时世多是灾难性的,这是中国历史反复证实过的。过去每个大陆人被要求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是对的,但改造世界观应该是自我的主动修行和体验过程,决不能被人实行精神控制,更不能用自己的世界观对别人进行精神控制,那是最卑鄙的事情,更是一种反人类犯罪,因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宝贵东西就是人更具有独立的思想能力。

     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化应该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之道,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是如此,要想尽量满足每个人的不同理想就必须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各自的不同生活追求。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权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也是人权之首。只有在一种选择性极其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每个中国人才能够不断地建立自己的奋斗目标,及时逃避掉自己感到憎恶的社会环境。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才有和谐的希望。要实现这个目标一定要靠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绝不能依靠什么人的安排和恩赐,因为只有自己真实的感受才是每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唯一依据。其实,中国一直有人在大胆地实践着自己的追求。比如近年来安徽凤阳小岗村的联产责任制度和江苏华西村的按需分配制度等典型案例在当时当地都是相当成功的,而两者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也是脱离主流社会形态被他人频加诟病的。这说明,社会制度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分。即使社会制度有优劣性也是相对的、次要的、暂时的,而且是有利于社会群体间的优势互补的。有人说,某些社会制度是历史的倒退,这是非常糊涂的认识。

    从本质上看,人类的社会制度只有那么几种基本类型,不可能有什么太另类的形式,人类只是在其中根据现实需要反复选择,做一些变通而已,社会制度作用的重要性显然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利益主体长期夸大、利用了,但每个个体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是非常重要的,是决定其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本质上不过是不同社会制度的杂交而已,这种杂交无疑是积极性的创新,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多样互补性,出现严重问题也是正常的。历史总是会重演的,但不会是简单的重复。人类需要不断寻求有内涵的革新,从而达到流水不腐的效果。为什么有效率社会群体的出现总是凤毛麟角呢?因为自然界天时地利人和之势的形成概率是很小的,所以我们有必要主动地寻求创造条件来构建有效率的社会圈。我们既需要积极的行动,又要尊重人性的自然倾向性,还要随机应变,来不得半点勉强,所以,局部理想社会的实现是需要艰苦的甚至是相当长期的努力的,而群体内世界观的瞬时趋同性是最关键的因素。请注意:人的世界观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只能寻求瞬时趋同。人类社会经常会发生内讧或接班人思想变质现象还经常会发生剧烈的社会革命,就是因为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是我们中国人必须特别需要重视的真理。当今的国人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正面临着捐弃前嫌、多赢发展的最佳时机,让一切恩怨都成为历史才能开辟中国社会的新篇章。说到底,人的生活方式是为了自身感受服务的,不是为摆样子的。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会导致每个人生活质量的天壤之别,更会影响整个社会生态链的平衡。人生价值的自我心理实现是让每个人选择高尚道德的唯一理由。所以我们必须先搞清楚自己需要的是怎样的生活,这就是价值观或曰世界观的选择,然后再选择前进的道路。我们中国人最庆幸的是现在已经基本争取到了这种选择权,怎样履行自己的选择权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重要问题。其实必须承认,我们在任何社会环境下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选择空间,所以学习选择是每个人的必修课。

    本人认为,我们目前已经进入了建立DIY社会圈的黄金时代,这是因为第一,国人已经普遍感受到了失去奋斗的目标,有强烈的追求欲望;第二,国人对不同生活方式的高度宽容是百年来前所未有的,这是满足多样化社会圈之间相互包容和平共处的重要条件之一;第三,贫富差距的扩大趋势急需扭转,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的改革欲望日益强烈;第四,经济危机和能源紧张迫使人类追求更加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第五,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时间、空间和地理条件的限制;第六,经过多年的社会变革洗礼,中国不乏优秀的人才,特别是那些在经济斗争中打了大胜仗的人,更有能力推动、引领社会改革的步伐;第七,在缺乏理想工作机会的大背景下,国人会更有精力和热情去思考社会革新的问题并投入其中,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第八,长期积蓄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只有通过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软着陆才最有可能避免社会动乱。中国是个大国,人力资源丰富,自然环境各异,因而社会体制越多样化,个性化发展越繁荣,人民对生活方式的可选择性就越强,各社会圈相互间的补偿作用就越大,社会和谐度就会越高,国人的生存成本就会比较低廉,人们才有可能轻松愉快地生活下去。多层次生活方式的合理选择有益于人民的身心健康,有利于消除不必要的社会压力,有利于形成丰富多彩的公平、自由、民主、与世无争、远离欺骗和谎言的优良社会氛围。只要我们能够走上自己喜欢的独木桥,何必为寻找虚无缥缈的阳关大道而自寻烦恼呢?我们完全可以任凭人说人话,鬼说鬼话,各得其所,少纠缠口舌,多正视现实,活出自我的尊严,活出自信,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要趋权附势,这样才能做到不再苟活。我们应该重新认识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美妙社会幻梦,防止再次出现阴谋诡计陷阱,避免疯狗肆意狂咬的悲剧重演,不要再发生类似过去姓“社”姓“资”争论和意识形态斗争那样荒诞离奇的闹剧了。一旦良性循环的社会大环境形成以后,中国就有可能成为领导世界社会改革的领袖。只有契合主流价值观的国家才有可能被国际社会所首先认可。要进行一场绿色和平的社会改革,避免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白色或红色的狂烈社会躁动,就一定要在理念上有根本性的创新,要有最大限度的社会宽容性,要脚踏实地地建设符合人性需求的多元化社会圈。我们一定要远离主观空想的那一套,更要防止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必须一切尊重客观现实,彰显每个人的独立价值观。

     最近我注意到有些进步学者提出建立政治特区的构想,这当然是很好的创议。但本人以为,应该先从生活特区开始着手,因为只有生活才是最基础的。政治改革是不等于社会改革的,政治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需要更多权势的作用,而社会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是每个人都能主动参与和推动的,有更强的自发性。两者又是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问题解决不好,怎么会有好的政治环境呢?光有民主权利没有生活目标也是不行的。其实,现在中国社会表现的基本特征是非政治化倾向,这是因为多年的残酷斗争在人们心中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所以我倒认为先离开政治顺应潮流为上策,从非政治化特区开始搞起可能是明智的选择,例如,可以多创造些类似北京通州宋庄艺人村那样的特色社区。从理论上来说,建立什么样的特区都有实验价值,只要国人有参与的愿望,只要是有利于社会和自然生态的生活方式,只要是不侵犯其它人群的利益,只要具有可持续的基础生存条件就好了。另外还需要保持最大程度的自发性,因为自发性强的社会才可能是充分有效的。

     我早已认识到,现在中国的核心问题主要不在上层建筑,而是在社会基础、文化基础和经济基础上,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国民素质的整体性提升。一百年前,当时的日本外相佐藤对李鸿章先生作过一个历史性研判:“如果贵国不能进行彻底的社会体制改革,则我国必将后来者居上!”他的断言不幸而言中了,而今天,历史又惊人相似地展现在了我们的国人面前。中国一百年来的求索,是对五千年文化的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国人的思想长期被少数人所垄断,消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有毒精神资产。在这些有害思维方式的制约下,国人是很难在科技、文化和艺术方面建立不朽功勋的。我们可以把中国近年的改革和周边主要大国的改革历程做一个简单对比。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的重要区别是中国没有进行彻底的基础性社会体制改革或曰休克式疗法。两国所经历的总体波折都是很大的,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任何改革都是利益主体的激烈博弈过程。俄国人的社会改革主要体现在价值观的革新上,这是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看起来中国的改革初期没有俄国那样的剧烈阵痛,而且似乎俄国人的经济发展非常缓慢。但逐渐地,我们可以发现俄国人一旦走上轨道就后劲十足,相当稳健,而中国的社会矛盾却日益明显:如贪污腐败、民工讨薪、暴力拆迁、食品掺假、城管斗小贩、官府劫上访等怪象,都是挥之不去的社会顽疾,而且丝毫看不到缓解的迹象,这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中都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大陆的改革是缺相运行的,虽然看起来浪潮汹涌,但随时都存在着不平衡性过载的巨大风险,一旦出现系统性崩溃,一切成绩可能会顿时化为乌有,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再看印度的社会状况:印度人民是非常平静地接受贫富差距现象的,这充分说明印度的分配制度是建立在比较公平竞争基础上的,难怪最近印度领导人为自己的社会体制大感自豪,对国家的前途信心百倍。所以,只有社会改革和生活方式的创新才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关键一步,清理有毒精神资产是每个国人面临的最艰巨任务。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大陆的经济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中国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港澳台的不同社会体制发挥了巨大的互补作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陆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才有可能被大大削弱。这种互补性对港澳台方面是有巨大好处的,至少他们得到了大陆广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甚至大陆官方还给予他们极其优惠的外资待遇,于是中国社会达成了一种怪异的动态平衡。即使是在洋人的公司里,港澳台人士也是最为活跃的代理人,这就大大降低了经济殖民化色彩,促进了外企的本土化进程。没有港澳台的作用,中国的文化和文艺复兴及经济发展的道路都很难想象会成为什么样子。因此,中国能够在上个世纪的国际政治大风暴洗礼之后保留下来不同的社会体制是不幸中的一大万幸,那才是真正的奇迹之所在,否则中国的命运实在是不堪设想的,经济奇迹更无从谈起。不过在经济战争爆发的今天,中国社会这种暂时平衡的现象可能已经告一段落。

     我们必须要借鉴历史,又要跳出历史,不要自做历史人物,因为只有先跳出历史才能超越历史,才能进步。现在就让我们做社会改革的先行者吧,行动的时刻来到了,不能再等待,因为社会改革之路也许比经济改革之路更漫长、更崎岖。只要国人都能积极地投入这项神圣的事业,只要我们的心不死,只要我们还有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要我们对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中国就大有希望,我们就能创造社会改革的奇迹,中国将有希望开创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倡议:我们可以从开展广泛的社会考察活动起步,让我们更了解社会,让社会更了解我们,让我们在社会的最基本细胞中成长壮大。广大的弱势群体必须寻求创建自我适应的、互助性的、多层次的小气候社会群,团结起来迎接社会转型的巨大挑战。我们还可以主动地把休闲性旅游活动演化成不同生活方式的体验活动。只要我们打开了通向新生活的大门,我们的精神就能振奋起来,我们的情操就会得到充分地陶冶,无限风光就会展现在眼前。

     RESET!

     中国,RESET!

    世界,让我们从头开始吧!创新必胜!

 

 



发件人:"知原" <ctk3@qq.com> 2009-04-24 17:00:5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投稿:《政治公有制+经济私有制=制衡?》

    注:前些天在网上搜索我以前写的《论政治公有制与政治私有制》一文,无意中搜索到了熊培云2004年写的《中国悲剧:和谐之上有国殇》一文中对我的观点的批驳,我认为这一批驳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特发出来并反驳。

政治公有制+经济私有制=制衡?

——和熊培云先生商榷

知原

  我认为,制衡应直接在政治公有制或经济公有制内部进行,比如“三权分立制”就是政治公有制的内部制衡方式。用经济私有制来制衡政治公有制这个很荒唐。我认为“政治公有制+经济私有制”,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互相制衡,而是互相干扰。导致政治不能完全公有——“政治公有制”受“经济私有制”拖累而变成少数富人的民主,经济不能完全私有——“经济私有制”受“政治公有制”侵犯而向“社会公共财产”转变。近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相互干扰,及向“政治公有制+经济公有制”转变的历程。

  在洛克时期,资产阶级组建民主政府确实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被以国王为首的旧贵族侵犯。但这一时期的民主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是广大人民的“民主”。因为,当时“只有财产达到一定数额、缴纳了高额所得税的人才享有民主权利,广大无产者、妇女和某些种族是不享有这种民主权利的”。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逐渐壮大起来了,但是直到19世纪广大工人仍然被排斥在议会大门之外,因此争夺选举权成了广大工人阶级的现实所极需。作为代议制基础的普选制是英国最先提出的。1832年关于改革英格兰和威尔士代表制的法令通过后,当时20岁以上的居民中只有7%的人享有选举权。1867年选举改革降低了财产资格的限制,享有选举权人数的比例提高到16%。1884年再次降低财产资格,具有选举权的人提高到28%。 1918年规定30岁以上的妇女享有选举权,这一比例提高到78%,直到1970年才实行18岁以上的男女公民平等地享有选举权。

  在英国,仅普及选举权就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国家,但直到1974年才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18岁以上的男女平等地享有选举权。而在美国,达到这一标准已是1971年。

  从近现代西方民主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最初的民主只是极少数男性资产阶级的民主,广大人民是不享有民主权利的。民主只是在摆脱了财产、性别和种族的限制之后才成为广大人民的民主。如果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享有民主权利,这样的民主制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

  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随着普选权的推广,资产阶级与工人的力量发生了根本改变。在以前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占主导地位,所谓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主”,议会的作用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利益;但随着选举权的普及,广大工人阶级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力量,民主从而成了真正的广大人民的“民主”,议会的作用主要是维护工人的权利和利益。

  自从这种力量发生颠倒之后,议会民主就不是洛克所说的“保全私有财产是设立民主政治的原因”。相反,议会民主变成了广大工人阶级逐渐侵犯、剥夺少数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利益的制度,比如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实行高额遗产税等,从而为广大人民建立了“社会公共财产”(社会福利等)。广大人民并没有多少财产,保全他们的那点可怜的私有财产没有多大意义,他们需要的是建立“社会公共财产”来为自己服务。

  资本主义的300多年发展史恰恰是我上面所说的,而许多人还停留在洛克时期。一定要注意,现今的西方已与洛克时期大为不同了,也与马克思时期大为不同了。马克思当时批评议会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的民主、富人的民主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但现今的西方已根本改观,这要归功于依马克思主义建立的苏东等社会主义对西方造成的外部压力,更重要的是依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对西方进行的内部改造。

    附:1、丁国岭 在2009-4-16 的发言:

  没有财力的公有,那么资本垂帘听政则是必然,所谓的公权不过是资本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没有权力的公有,那么权力拥有者必然越俎代庖,所谓的公财最终也必将沦落为权力拥有者的私物。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充分地证明了前者,而早早就提倡“天下为公”的中国历史发展则充分证明了后者。唯有充分地汲取资本主义发展的教训和中国历史发展的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和中国历史的弊端,建立财力和权力都是公有的社会,中国人民才不会“吃二茬子苦,受二茬 子罪。”

  今天,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三权分立模式的人,实际上是在把中国从权力私有的屎坑子里往财力私有的尿坑子里拉,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中国人 民是绝不会答应的。唯有发扬我们民族“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创新精神,探寻同时保证权力和财力公有的社会机制,才是中华民族唯一正确的选择。

2、关于“经济公有制”的概念:“经济公有制”的概念我在《新社会主义宣言》一文及以前的一些文章中实际上说的很清楚,马克思的“经济公有制”是相对于个人性质(或者说以个人为单位)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言的,是指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我则是相对于家族性质(或者说以家族为单位)的财产世袭制而言,即如果财产(不论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不能世袭就是“经济公有制”。

  这两种“经济公有制”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并非一样。比如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将生产资料收归社会公有,但却保留了消费资料的世袭制,因而按我的标准来看仍然是“经济私有制”社会。按我所说的“经济公有制”的标准来看,不论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都不能世袭才能叫“经济公有制”,不过个人可以拥有生产资料只是不能世袭。

  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主要是为了实现“平均主义”,而消灭财产的世袭制主要是为了消除父母的财产差异对子女的影响。
 

   附文:

中国悲剧:和谐之上有国殇

----评《论政治公有制与政治私有制》

熊培云

关于中国未来走势,出了很多理论。有位何新的追随者(知原按:把本人说成何新的追随着是不符合事实的,本人只不过早年读过他的几本书而已)写了篇《论政治公有制和政治私有制》的文章。其观点大致如下:除了经济有公有私有之分,政治也分公私。在近代西方伴随着反“封建制”,而兴起的两大社会运动——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其本质上都是在反“私有制”的运动。只是,民主主义运动反的是“政治私有制”;而社会主义运动则是继民主主义运动之后,进一步的反“经济私有制”。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没有在近现代取得根本胜利,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一个“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都非常严重的社会里,很难一下子就把这两大社会根基都消除掉。

该作者认为,人类历史上,马上就会迎来一个新的革命时期——“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时期。这场革命将比由于“铁器时代”的到来而消灭的“政治私有制”更具有革命性,也肯定会比“工业革命”更具有革命性。这畅大革命”肯定会完全消除“经济私有制”,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公有制”——既实现“政治公有制”,又实现“经济公有制”。

在我看来,这个推理看似有逻辑,其实是荒谬的,因为它忽略了人需要自由和社会架构需要制衡这个前提。没有真正的制衡,社会不会达到真正的和谐。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传播学的角度上说,虽然传媒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会走向公有制。恰恰相反,当个人能力借传媒之力扩大时,他的私有性或个体性反而会加强。所谓蚊子要成群结队,而狮子却会特立独行。这也是后现代理论所描绘的社会特征之一。人类基因组计划和生物圈二号计划虽然有公有制的某种特性,但是绝不会将社会带向一元化,人类幸福不会有一揽子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借助上面的概念(其所谓“政治”实际上是指公共权力),我们可以厘清为四种社会形态组合:

一、经济公有制和政治私有制。即一小部分人拥有天下的财产,这样的社会,必然引起其他一部分的不满,即使能建立,也必定会被推翻。

二、经济公有制和政治公有制。为什么行不通?因为当个人都归为公有后,个人的利益实际上被剥夺,公有制对公有制的制衡必将名不副实。

三、经济私有制与政治私有制。在这样的社会里,有政治资源的人会对其他人的财产进行抢夺。举中国古代例子,在王权主义盛行的社会,虽然有许多富人,但是政治与经济上的株连九族可以让这些富人朝不保夕。

四、经济私有制和政治公有制。我以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可能达到和谐。所谓政治公有制,即民主制度;经济私有制,即每个人享有自己的财富不受国家或他人之害。作为个人,他必须互订契约,以防范这种侵害。也就是说,在个人权益保护方面,他有双重保护,一是他自己(经济私有权),二是国家(政治公有制)。只有如此,社会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这就是我说的“天大为公、地上为私”“公私分明”的和谐);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个人与社会(或政府)之间制衡。即政治公有制与经济私有制之间的相互制约。在这样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人的依托。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的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公有制还未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仍是手臂的森林,政治权利为集团利益所左右。

    其二由于政治公有制未真正实现,宪法未得到尊重,经济私有制也不可能真正形成。如同民主不是定期选举,宪政不是制定一部宪法天下太平,它必须落实到有一种力量可以对违宪行为实施纠错与惩罚。所谓民主自由的社会,实际上是公共权利得到宪法保障,个人权利也得到宪法保障,公共权利是个人权利的集合。正因为如此,人们争取的个人言论自由,既包括餐桌上的自由,也包括在报刊杂志上言说的自由。

 

 

 

历史上的平反周期率

吴思

2009/04/27

    我和岳飞的一位后代聊天,问到宋朝给岳飞平反的时间。他开出8个日期,从初步昭雪,到发还田宅,到复官改葬,再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99年。首次平反是1162年7月,岳飞冤死21年之后。他笑道:正好和右派平反的时间一样。我心中一闪:莫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竟是平反的周期率?

  回家后查史书,1162年6月,宋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太子即位,是为孝宗。7月,昭雪岳飞。——原来最高领导换人了,冤案制造者离开了宝座。

  我在《明史》中读过无数平反昭雪的案例。有的几个月就平反了,例如因为骂皇帝而下狱论死的海瑞,以及为海瑞鸣冤的何以尚。有的拖延170多年,例如被明成祖灭十族的方孝孺和建文朝的众多忠臣。这些参差的时段背后有一个共性:制造冤案的权势不再阻拦。海瑞与何以尚能够出狱,是因为下令关押他们的嘉靖皇帝突然死去。建文忠臣得以平反,是因为推翻建文帝的明成祖及其子孙,作为权力传承体系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而褒奖敌方忠臣却有利于激励属下的忠诚,同时美化自身形象。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

  1630年,清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劲敌明将袁崇焕。1784年,乾隆皇帝下诏为他平反,这种时隔150多年的跨朝代平反,也可以用利弊的递增递减解释。

  以明朝而论,拖延百年的平反很少见,只有开国祖宗办错的几件大案。历代皇帝驾崩之后的平反和清算却如同常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确实不错。不过,明朝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16.2年,假定执政前期和后期制造的冤案同样多,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8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恰好对上八年之数的好汉,就有自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先生。当然,碰上在位时间特别长的荒唐皇帝,冤案的持续时间也只好跟着延长。例如嘉靖帝在位45年,就有一大批蒙冤43年的人。万历帝在位48年,真正说了算的时间30多年,也就有一些蒙冤30多年的人。

  一般说来,皇帝越荒唐,执政的时间越长,留待平反的名单也越长。执政时间长,冤假错案就难免多一些,不制造冤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执政时间短,冤假错案却未必少。天启皇帝在位七年,整天做他喜欢的木匠活,任凭魏忠贤胡作非为,结果留下300多人的平反名单,也留下了270多人的清算名单,其中判凌迟者2人,处决者25人,充军者11人,徒刑者129人……这等成就,比嘉靖和万历更加辉煌。

  平反和清算都是对正义的恢复。这种纠错机制的要害,就是避让权势。在皇权独大的帝国制度中,权势可以压倒正义,正义只能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退居二等。面对最高权势制造的冤案,正义最好保持沉默。碰上嘴硬的言官,拼了命也要鸣冤叫屈,他们很可能成为新的冤魂,下狱贬官,廷杖瘐毙等等。嘉靖和万历皇帝经常这样堵人们的嘴,也确实能堵住一时。但皇帝的寿命毕竟有限,任何权贵都无法永远掌权,正义最终还是有机会说话,把冤案翻过来。皇帝们也努力控制后世,下令千秋万代永不翻案,他们刻石碑,立铁牌,可那些石头铁块的寿命并不比权势长多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正义对权势无可奈何。权势对时间无可奈何。后来的权势又需要声誉和稳定,正义与声誉和稳定的铁打关联也让人无可奈何。各方都追求自身利益,又都拿对手无可奈何,于是,平反就成为各方博弈的一种均衡,大家在这里打了个平手。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时间的变化意味着利害主体的兴衰更替。

  倘若把三权分立看作彼此制衡的横向纠错机制,平反昭雪就是纵向的纠错机制。横向纠错并不排除依靠时间澄清某些难题,但帝国制度延续两千多年,主要用熬时间的办法耗赢权势,而不是澄清难题。不过,纵向纠错也是纠错,我们祖先毕竟有了改正自身错误的能力。

  据说西方有句谚语: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这要看对谁而言,还要看如何折旧。现代西方讲究个人本位,横向纠错机制发达,此论自有精益求精之妙。但就中国历史而论,迟到的公正不可低估。

  首先,对冤案制造者来说,平反的存在可以确立一种预期:既然权力不可能永恒地掌握在某个人手里,既然公正难免恢复,那么,错事就不应该做绝,免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知道了这种机制的存在,权势就可能稍微收敛一些。这是一种抑制大肆作恶的机制。这么说是有历史事实支持的。北宋奸相章对付政敌,企图将司马光曝骨鞭尸,摧残元党人和他们的子女。正是对冤冤相报的担心,才让他放弃了赶尽杀绝的计划。

  其次,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对于正义的追求者来说,确信公正终有实现的一天,人们就比较容易不计利害地追求正义。如果权衡利害,那么,仗义执言固然有一时之灾,但也可能成为对未来的投资,在平均迟到八年的公正中捞本甚至获利。在这个意义上,迟到的正义就是对高风险的高回报。如此投资获利的历史事实不时可见,以致古人创造出“沽名卖直”之类的术语。

  可惜的是,公正的行情通常不够好,八年之后官复原职,只能算捞回本钱,利息却损失了。更何况这八年还吃了许多苦。人的职业生涯有几个八年?假设有五个,净亏损20%。倘若圆滑地混下来,九年考满,本来还能升一级的。话说回来,行情如此不好的生意仍不断有人做,可见当事人未必想做生意。或者他们对人的本质及最高利益另有看法。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儒家教育的成就。迟到的公正有助于维持儒家世界观的说服力。

  再次,迟到的公正可以让受害者及其子女获得补偿,至少停止继续迫害。有所补救总比毫无补救更接近公正。按明朝规定,平反补救分为五等,即“赠、荫、祭、葬、谥。”复官赠官是初级平反,赐祭葬高一级,再加上追谥追封和荫子就更高级了。平反的逐步升级,往往对应着冤案制造集团的逐步淡出,呼应着人们对蒙冤对象的越来越高的尊崇,岳飞享受的逐步升级的平反就是如此。追补到最高级别,假如当事人还活着,并且感觉连本带利都能补足,公正竟近乎完美了。在当事人已死的情况下,如果他所追求的正是不朽的声名,迟到的公正也算不错的补偿。

  总之,“平反昭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迟到的公正虽然不是头等的公正,却不妨看作第二等公正。第二等公正的存在,可以维持人们对制造冤案的体制的信任,鼓励耐心和等待,缓解暴烈和绝望的反抗。问题在于,很多人连第二等公正也得不到,只能摊上第三等公正。

  御史王朴性格梗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拉出去砍了。到了刑场,又召回来问他改不改。王朴说:皇上看得起我,让我当了御史,奈何如此摧辱我!如果我无罪,凭什么杀我?如果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我今日惟愿速死!朱元璋大怒,催令赶快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冲着里面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住,本年本月本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随后被杀。

  朱元璋后来撰写《大诰》,里边还提到王朴,说他诽谤。《大诰》的地位近似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名列其中,自然难以平反。我在史书上也没有看到为他平反的记载。如此说来,王朴之流连第二等公正也享受不到了。但是,史家记载了真相,后人自有公论,这本身也是一种平反。这就是第三等公正。在我的读史印象中,能够享受这等公正的人,大概有办理平反手续者的四分之一。

  中国人喜欢说“让历史如何如何”,表达了对第三等公正的信赖。史家讲究隔代修史,距离作恶权势的时间已远,不用怕他们,于是我们就可以指望公正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数小民连第三等公正也沾不上,他们既无申冤的人力物力和能力,又无详加记载或考证的史学价值,便无声无息地白死了。史书上有大量杀人冒功或残害良民的记载,我们却查不到那些被害者的姓名。尽管被平反的官员多得难以计数,比起沉冤难雪的小民来,他们仍是露出水面的冰山。

  中国皇帝并不都是无法无天的家伙。有的文弱心虚,有的信仰神明,有的重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于是我们也可以发现最高权势的自我纠错。

  1425年,朱高炽刚当皇帝,弋谦就上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折子批评时政。皇上知道弋谦这人骨鲠,也不怪罪他,可是忍不住厌恶,见了他就没好脸。众臣看出皇帝的心思,便联合起来攻击弋谦“卖直”,要求皇帝法办他。皇上宽宏大度,仅仅剥夺了弋谦上朝的权利。没想到,消息传开,众臣纷纷闭嘴,一个多月没人上疏言事。皇帝急了,他刚刚登基,很想做好工作,众人自我保全,默不作声,这工作如何开展?于是皇帝下诏做自我批评,让众臣直言无讳,并恢复了弋谦上朝的权利。可惜,这位善于正确处理个人情绪与长远利益关系问题的皇帝不到一年就死了,我们无法把少见的好人好事讲下去。不过,一旦皇帝当久了,位子坐稳了,有了自信,谦虚的皇帝也难免霸道起来。这也是一种常规。朱高炽死前已经显露出这种迹象,他将一位劝他养病期间远离女色的大臣关入监狱,临死那天还痛骂他,要治他重罪,留下一个需要平反的冤案。

  嘉靖皇帝英察自信,果于刑戮,又颇护己短,弄死过许多要求他平反冤案的人。这样的皇帝可能为自己造成的冤案平反吗?可能。我知道有过一次。嘉靖迷信神仙,大兴土木修建大高玄殿,谁反对就把谁痛打一顿投入监狱。有三位跳出来反对,已被关押多年。又有两位跳出来营救,也被“棰死狱中”。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一月,大高玄殿发生火灾,皇帝上露台祈祷,火光中隐隐约约听到那三位的名字,说他们是忠臣。皇上赶紧传诏将他们释放。由此看来,皇帝怕天地神灵,也是小民之幸。碰上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皇上,大家就只好看着他一条道走到黑了。

  《明史》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在有名可考的记载中,清算力度不如平反力度。一正一反,同属让开权势的公正,善有善报如果还有七八成,恶有恶报似乎不足四五成。一些当时已经臭名昭彰的家伙,例如特务头子太监汪直,引导刘瑾作恶的焦芳父子,万历派下去搜刮的税监们,经常留下一笔“竟得良死”的记载,连清代史家的笔下都透出一股怨气。这是什么缘故?

  崇祯皇帝为人刚愎操切,惩罚的力度往往大于奖励。看看这位偏爱报复的人如何清算前朝阉党,可以明白恶报弱于善报的道理。

  《明史》说,崇祯收拾掉魏忠贤之后,开始清算逆党。他让大学士韩、李标和钱龙锡(近似总理和副总理)开一个名单。这三位大臣不想“广搜树怨”,仅仅开出四五十人。皇上嫌少,让他们重新讨论,结果又增加了数十人。皇帝不高兴了,亲自分出“赞导、拥戴、颂美、谄附”四项,让他们往里添人。皇帝还让他们把内廷宦官的同恶者列入名单。韩等人推脱说,他们不知道内侍的情况。皇上说:岂能完全不知道?就是怕得罪人吧。

  过了一天,皇帝将这几位召入便殿,只见桌上放着一个布囊,里边装了许多章疏。皇帝指着说:这些都是奸党颂扬魏忠贤的上疏,你们可以把这些人的名字整理出来,列入逆党。韩等人知道皇帝的决心难以挽回,就设法把此事推给别人,说:臣等的职责是起草文件,不熟悉法律条文。于是皇帝召来吏部尚书(近似组织部部长)王永光,让他处理,王永光也说自己“不习刑名”。皇帝又招来刑部尚书(近似最高法院院长)乔允升、左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曹于汴等人,这才开出一份包含270多人的逆党名单,并拟出了从凌迟到革职的处理意见。

  一件并不复杂的事,皇帝亲自布置,亲自推动,甚至亲自提供证据材料,居然让臣下连踩五脚刹车。假如皇帝拿不出那些“黑材料”,假如皇帝不一催再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结局不难想见。这其中的利害计算,皇上圣明,早已一语道破:怕得罪人。史家也写得明白,那些人不愿“广搜树怨”。

  清算与平反不同。清算可以为受害者出一口恶气,却不能带来官职俸禄,损人不利己的事自然人人回避。平反则不然,既光明正大又有正面好处,利人利己,愿意做的人自然比较多。这一利一害之差,足以解释清算力度不及平反的现象。设身处地想一想,面对利害屏障,皇帝尚且让人推来挡去,那些受迫害的当事人又能闹出什么名堂?这些前劳改犯,或者他们的文盲后代,满脸怯色一身灰土,让人家推三阻四折腾了几个月,究竟是出气呢还是找气呢?报复的心思能不衰减吗?衰减了,无人追究了,恶报又从何而来?

  更要紧的是:最高权势几乎是不受追究的。崇祯清算魏忠贤和阉党,却不追究他们的总后台、自己的长兄天启。嘉靖和万历皇帝是制造诸多冤案的主犯,但他们的接班人是亲儿子,大平反只能配以小清算,弄出几只替罪羊来就算交代了。最高权势清算前任是有底线的:他们必须尊重传位的先辈,必须维护皇权独大的体制,这是他们合法统治的基础。而且,恩归自己,怨归他人,这种体制正是最高统治者为自己精心设计的。既然这套报应机制的核心就是一个大漏洞,我们对整个体制的公正程度自然不能期望太高。

  清算不足和平反不足并非小事。在时间和力度方面的利害计算对当事人的选择大有影响。魏忠贤的死党之一,右佥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助理)刘志选,曾经挺身抗议万历皇帝钳制言论,为忠臣鸣冤,结果被皇帝贬谪,被贬之后又挨整,家居三十年不得平反。万历死后还是靠拉关系当上工部主事(近似处长),恢复到被贬谪前的官职。此时刘志选年过七十,弥补损失之心极其强烈,于是一改前辙,帮助魏忠贤钳制言论,冒着生命危险替他攻击皇后,迫害清流,吹捧恶棍同党。他也知道这些罪恶将遭到追究,但《明史》上说,刘志选认为自己年老,必定死在魏忠贤之前。那是天启六年,魏忠贤58岁,几乎比他小20岁,刘志选的利害计算透彻之极。奈何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年,天启皇帝23岁驾崩,魏忠贤败,刘志选被判死刑,自己先上了吊。假如天启不那么短命,假如崇祯不那么操切,刘志选就投资成功了。同样,假如万历冤案的平反更加彻底,让他的第一次投资得到合理回报,刘志选也就不必冒险改辙了。

  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话大体不错,但要打个折扣。从数目上说,前一句大概七八折,后一句大概四五折。接下来的话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何时才算时候到呢?一代权势淡出之后。时间越久,折旧越重。经过两次打折,尽管平反了,但是补救不足。尽管清算了,但是追究不足。这些不足部分,就是当事人的净损失和净收益。一代又一代地积累下来,这些损益必将产生影响,类似自然选择对不同物种的影响,就好像降水量减少三分之一将导致众多物种的兴亡及生态系统变迁一样。一年又一年,一轮又一轮,大好河山逐渐改变了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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