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文章非常反映中国当前的问题,我们都是选择能说事的文章编辑上网的,这期文章最大的内容是探讨中国思想文化的混乱和空洞。现在,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都感觉出了这一问题。为此,仲大军先生还亲自写了一篇特写。其实说来说去,都不过是围绕着中国思想文化自由的空间有多大 以及能否建立一个更加宽容的政治制度。执政党也未尝不喜欢百花齐放,只要不打架,花越多越好。现在的问题是互相打架, 只能搞屏蔽,搞的社会往往只有一面之词。在这个时候,只有那些最有耐心最有献身精神的人忍辱负重,趴下身子探索这些问题。这些人是不幸的,也是伟大的。当人们都去抓钱的时候,当社会一任堕落无耻的时候,精神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工作永远都是需要的!]

中国应建立共享价值和共和政体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4月25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应建立共享价值和共和政体

仲大军:《审判格林斯潘》序

郑永年:中共当改造宣传部门  确立社会共享价值

施晓渝:并非计划经济让人吃不上饭

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及经济政策

胡星斗:中国是制度性浪费最大的国家

洪护礼:拉动内需要靠公务员加薪?

刘济齐:宪法的混乱导致了政体的混乱

宋宝铃:无产阶级两党制为什么不属于多党制?

评论员:本质是推销资产阶级多党制——评项观奇教授的《半社会主义论》

陈申申:中西方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

伟哉:北京市公安局应该欢迎各地声讨孙东东的上访群众

谢盛友99%中国访民不高兴

韩尚义:精英,不要挑战平民社会的心理底线

 徐斌:学者的良知、政治正确和社会反应

胡星斗支持抵制5月1日北京鸟巢的成龙演唱会

欧仁 鲍狄埃:《国际歌》完整版

易富贤:请关注空前的人口危机,呼吁停止计划生育!

张新光: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式道路”历史终结及其启示

信力建:欧洲遍地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熊自干:近十五年来改革方向争论中的是非

朱四倍:中国人得GDP 外国人得利润很荒诞

吴晓波:农民将第六次牺牲自己拯救中国,拯救美国

谢鹏:中国的索尼招致业界一片嘲笑——上广电巨亏启示

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梁文道:汉字、国家与天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党爱民:懒惰的资本——分析货币供应量猛增的后果

张小鼐:我对泰国局势的时评之己见

苏中杰:茅于轼们怀抱两个怪物

新毛:欧洲左翼:建设替代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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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敬告:此文仅仅是初稿,仲先生还会不断修改,不到一周之后,暂不要转载,特告!4月25日,

中国应建立共享价值和共和政制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9年4月25日

    近年来,中国民间思想建议不断涌出,去年有右派的《零八宪章》出现,今年有徐景安等起草的《21世纪伦理宣言》出笼,还有左派人士的《新社会主义》方案、新共产党宣言等等,至于零零星星的各种思想理论,更是五花八门。面对中国众多的思潮涌出,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先生提出:中国应由国家宣传部门出面,确立社会共享价值。我认为这个建议是很值得考虑的。这也是最近我心中每每生出的一种感觉。社会思潮这么繁荣,这么对峙,人们的头脑又是这样空虚,政府干什么去了?政府缺位,在这里体现得一览无余。

不争论和无所作为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邓小平同志的一句“不争论”,使中国的政府理论部门和宣传部门都放了假。这些年里,政府部门都去抓经济去了。从来没有哪个部门哪个机构开过思想文化和政治改革方面的会。中央宣传部只知道审查,管制,表扬先进,从没见到宣传部出面召开研讨会,解决当前社会上出现的热点问题。政府的无为,已经使中国社会陷入愈演愈烈的分歧、混乱与虚无。

    的确,当前的中国思想界真是太混乱了。看看大军观察网站上每期发出的文章,各色人等的观点都相去十万八千里,都在各说各的话,你说我不好,我说你不对。幸亏政府是个高压政府,谁都不许动,要是真的松动起来,那又是一场国内战争。

    在这么一个局面下,中国谈何政治改革,谈何政治进步!所以,摆在中国面前有两个任务,两条路。一是尽量寻找各派都能接受和遵守的共同价值,二是寻求一个能容纳各种价值体系的国家制度。这两项任务都离不开国家的参与,政府缺位的状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任何比赛都需要裁判,需要仲裁,需要评委。中国这么大的一件事,怎么能没有评委和裁判呢!中国的思想纷争必须摆开擂台,和平地讨论和辩论,公允的裁判。中国今后需要花一段时间好好地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怎能只抓经济不抓思想呢?思想理顺了,经济才能顺畅。这就需要国家政府部门的出面和操办。

    当然,我这样说官方的理论宣传部门,他们或许感到委屈,因为这些部门的学者日复一日没有一天不在出成果,也很辛苦,但请他们扪心自问一下,这些所谓的国家课题除了空洞无物,除了伪科学,还有什么有?因此,郑永年先生的呼吁还要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政府宣传部门到底能不能办事?如果仍然是搞花架子,走过场,就根本不能指望政府再产生思想。

思想由政府产出,还是社会产出?

    但我还有一个疑问:即使政府真的努力了,是否就能由政府一手制定出一个要人民都接受和遵守的共享价值?从历史看,政府是思想的产出者吗?人类历史上各种思想有哪一个是政府的思想?

    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墨、老子,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地、柏拉图,以及印度的释加牟尼和希伯莱的耶稣,到近代的康德、黑格尔、罗素,人类或者正走出一个伟人的时代,而进入一个世俗的时代。但在这个世俗的时代,思想的产出是否也不需要个人或伟大人物了呢?我想个人的力量仍然是重要的。 特别是在今天,民间学者的参与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人民的价值必须由人民来选择。如果都是政府包办,一定搞不出好的东西。

    但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府不与民间合作,政府总是摆着传统的架子高高在上。中国的民间智库民间学者不仅不被重视,相反却倍受歧视。而政府学者多是孙东东一类的人物,动不动就弄出一些让社会抗议的观点和舆论。靠这样的政府机构和御用文人,已经难以产出当代中国需要的思想和价值体系。

    这是因为,改革三十年后的中国精英已经完全变质,在这种垄断、特权、专制的政治体制豢养下,很多精英已经利益集团化,甚至卑鄙无耻化。这期文集中发表的韩尚义的《精英,不要挑战平民社会的心理底线 》和徐斌的《学者的良知、政治正确和社会反应》两篇文章,都深刻地揭示了这方面的问题。

    在一个一味追求学历和分数的年代,即使头衔再高,也不过是一群食洋不化、不懂常识、没有大众感情的书虫。中国目前这种精英选拔机制的发展已经到了危机的地步。

应当打造多元价值观,建立共和政体

    上面两段分析了建立共同价值的艰难性,甚至不可能性。要想把人们象毛泽东时代那样再度整齐划一地团结起来,统一到一个主义、一个信念之下,在今天的时代十分困难。 并且,这种思想本身可能就是一种过时的思想。于是,我们设想能否建立一个容纳多种价值体系的政治制度,使多种价值在一个社会里相行不悖,相安其事。 这就是民主共和政体。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建立这种政体的实践失败了。在国共两党势不两立的流血与军事搏斗中,中国走上了传统的一极政治。这是一种宽容性和自由性较小的制度。很显然这种传统政治和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的中国。

    但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存在的一些价值也都是不宽容的价值,都是只许我存在而不许他人存在的价值。请看宋宝铃 《无产阶级两党制为什么不属于多党制?》和 评论员《本质是推销资产阶级多党制——评项观奇教授的半社会主义论》 这两篇文章,都是传统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都有点不让阿Q革命的味道。这样的思想坦率地说,不能算是先进的思想,因为一旦这种思想占了上风,很可能又要出现专政、专制等阶级斗争的现象。

    因此,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解构传统的极权政治,在建立一个共存共容的社会政治制度上下工夫。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最需要的是共享的价值目标。矫正各个价值体系中互不相容的东西,在尽可能使社会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的情况下,让多元价值和谐共存在一个社会中。

    那么,什么是共存体制呢?那就是一个容纳多党、多信仰、多种思想的民主自由共和政治制度。这个政治制度一天不建立,各派之间的对立与纠纷就一天不能平息。所以,制度是最重要的结果。只有建立这种制度,多元自由民主共和的中国才能出现。

    到这个时候,中国真正意义的现代化就算完成了。这是一座雄伟的高山,一条宽阔浩瀚的长江,中国人只有再度建造了自己的思想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中国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

    目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如果共产党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那么这个党将永垂青史。它决不可能象苏共那样悄然消弱,共产党在中国的力量以及在各党派的力量对比上仍然是庞大的。共产党巨大的文化遗产仍然是不可撼动的。尽管历史会有波折,但共产党这个政治力量及思想价值在中国大地上仍然有着深厚的土壤。只要不是传统的封建专制,只要有了现代民主共和制度,人民的力量永远是强大的。

    什么人害怕竞争?只有那些腐败官僚,真正的共产党不怕竞争。影响今天中国政治改革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腐败了的党。这种腐败既误党又误国。

    有了这种文化共识和价值共识,中国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制度就会艰难地建立起来。而一旦制度得以巩固,思想和价值也会得到更好地保障。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设想,我们所憧憬的美好前景。

    然而今天的中国是一片空白,一片混乱!这组文章里刘济齐先生的文章《宪法的混乱导致了政体的混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官方的价值体系已经虚伪化,空洞化。民间的繁杂列陈,不成气候。然而,人们开始看到问题,开始动手解决问题。这就是希望!

建议中宣部定期召开思想理论研讨会

    说了半天现象,最后给中宣部提个建议,要由政府部门出面定期召开各方面学者、各种观点学者、各派别学者思想沟通会,通过开讨论会,沟通思想,寻找共识,影响社会舆论,打造和谐社会。政府应该组织民间学者共同研究一些问题,再也不能关门搞宣传了。

    现在一些思想性的会议都由民间人士来召开,例如前两年博客中国经常开会,这两年徐景安先生也经常开会。这些民间行为与政府泾渭分明,互相不搭界。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民间与政府不沟通的做法也不能继续下去。中国政府的宣传部门应当与时俱进,改变传统的工作做法,跟上时代需求的步伐。为统一再造中国新的价值观和新政体做贡献。

    总之,中国政府的宣传和科研部门再也不能闭门造车了,要敞开大门,邀请民间学者甚至是不同意见学者讨论问题。中国政府只有采取了这样的姿态,中国才会出现和谐社会,民主共和社会。

    压制、排斥、屏蔽不是科学态度,也不是聪明的方式方法。官民分家,官民不合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政府部门感到自身有难度,可以让民营部门参与。

 

 

 

  [大军中心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为高木先生的新书《审判格林斯潘》一书写的序言。此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审判格林斯潘》序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9年1月

    有些思想家是天生的。我最早认识高木先生,是通过他传来的一篇长长的论述改革的文章。通过他的文章,我感觉他是一个考虑整体问题的人,思考大事情的人。当然,他的思想特征是社会主义的,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的特点。

    由于这种思想特点,加上他的天资聪明,许多问题都进入了他的批评眼帘。到了近几年里,他的研究集中到金融领域。在他的认识中,或许是金融工具的错误,导致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错误。所以,颠覆这个传统的金融体系,换一种金融工具便会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好。他设计出了自己成体系的一套金融理论,并到处推销。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人们往往感觉他的设计有些脱离实际。但当美国金融风暴爆发后,他的思想开始值得考虑了。

    在世界上,有些学说和科技发明,往往有着漫长的时间过程才被接受、被承认和被应用。伽利略因为认为地球是围绕太阳转,而被烧死。他太超前了,超前得使人难以接受。第三代无限通讯要等到第二代的设施投资充分回收后才能被起用。高木的金融学说可能也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才能逐渐被社会接受。

    说真的,我十分喜欢高木,这倒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山东同乡,而是他的天赋、勤恳、谦和、创造性和人生魄力。高木是通过基层工作一步步走出来的学者。在干中学,在干中思考,是这批独立学者的最大特点。他们的学识和眼光不受学院派陈规旧习的束缚,他们的头脑中没有机械教条,他们的研究完全是开放的、自由的,根据现实需求考虑问题,从人本需求考虑问题。这样,他们的思想观点就会与当今占据社会话语霸权的主流学派产生冲突。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给人最大的启示是:一个正常思维的普通人的感觉,往往比那些高级专家们的深奥理论更正确。在美国金融泡沫甚嚣尘上之际,少数人已经看出它存在的危险,但更多的人茫然无知。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往往被一些高级而聪明的骗子玩弄于股掌之中,经济活动中充满着迷信与盲从。直到骗局暴露,直到真相大白,人们才会恍然大悟。

    我想在这些凭着直感和学识认识问题的人中,高木先生就是一个。他不是圈内人士,但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可以发现,凡是看到问题的人,往往都不是圈内的人。占据着中国话语霸权的主流学派,没有一个人对这场金融风暴有事先预告。这就是中国主流学派被西方经济学集体洗脑的结果。这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

    相反,一再对美国金融风险发出警告的,大多是民间的学者。民间学者由于受海外利益集团的影响小一点,所以大多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在美国,非主流派学者林登•拉鲁旭先生十几年前就明确地指出美国存在的金融问题和金融危机,这些年来他一再大声疾呼警惕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在中国,有这几年社会上冒出来的杨晓陆、刘军洛、高木、党爱民等。当然也有一些圈内专业人士,如我所在的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还有身在香港中信泰富研究所的王小强,原摩根斯坦利公司的谢国忠。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突然使人们意识到,莫测高深的华尔街原来是个骗子街,不论是制造了500亿美元骗局的前纳斯达克前任主席麦道夫,还是雷曼、美林等投资银行以及一些基金公司,统统都是行骗高手。

    然而在华尔街之上,美国还有一个最大的行骗和敛财高手,那就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这个德高望重的美国前经济首脑,如果不是他的放纵、纵容和默许,华尔街骗局和美国的金融泡沫不会达到这个程度。因此,美国金融崩溃最大的罪魁祸首应当是格林斯潘。中国对美国问题的研究,一定要追究到格林斯潘。

    现在高木先生就在从事这一工作了。他的这本书《审判格林斯潘》是对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此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以前被西方金融理论弄歪斜了的思维拉回正确的轨道。

    人们质疑美联储、质疑华尔街远不止一年两年了,就象医生警告病人一样,只不过这个病人犯病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最后才暴露出来。也就是说,这场理论和实践的大争论,直到十多年后才见分晓。现在我们可以对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美国金融界进行彻底的再认识了,而高木先生的这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考。

    美国金融风暴的发生,给人最大的启示是:早先所有华尔街高深莫测的金融理论和衍生工具,不过是一小撮人类贪婪野心和攫取财富欲望的骗术工具。只要人类陷在赌和骗的游戏规则中,这个世界便不会有一刻的安宁。

    那么答案到底是什么?毫无疑问,摆在人们面前的有许多选择,包括高木先生的思想。我们应当把这些思想归纳为一个词:未来思想。的确,当今的世界已经需要新的未来思想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的老路已经穷途末路,人类如果不挣脱出这种畸形而贪婪的制度,那么迎接我们的可能仍然是一个个的灾难。

    简单的往往是最正确的,复杂的往往深藏骗局。但愿高木先生的思想能够被大家所接受,但愿人类社会走出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

    仲大军, 2008年12月31日星期三,于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4-22 15:45:2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共当改造宣传部门确立社会共享价值

中共当改造宣传部门  确立社会共享价值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09-04-21

可怕的是中国整体意识形态的消失和主流价值体系的缺失

  本栏曾经谈及中国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崛起及其对执政党所带来的挑战。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各种思想层出不穷,既有世俗的,也有具有宗教色彩的;有传播于大学校园的,也有流传于民间的。

  各种思想往往各执一端,吸引着各自的认同者和支持力量。就是说,和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思想往往只吸引一部分社会群体。但对部分社会群体来说,一个特定的思想就成为其意识形态。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社会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属正常。经验地说,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处于像中国那样的大规模的转型,都会产生多元思想。这也同时说明,针对多元的思想,有关方面无论使用怎样的政治或者行政控制,都不会有效。

  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既属正常,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整体意识形态的消失和主流价值体系的缺失。在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核心意识形态。在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强调过了头。因为用意识形态来衡量一切,导致社会发展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导致了衰落。

  再者,尽管执政者在当时也试图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但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领域的主题一直是去意识形态化。这在一定历史阶段非常必要,因为抓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一旦出现争论,执政党的方法是“不争论。”经过了那么多年,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已经没有了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中国社会也没有任何共同或者共享价值观。

干部党员当中缺乏有效认同感

  这是对执政党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最大的威胁。执政党没有一整套可以让大多数党政干部所接受的意识形态,表明这个党在其干部党员中没有有效的认同感。

  的确,多年来,执政党在“不争论”的构架中努力建设其官方的“意识形态”或者主导思想。这样的努力贯穿在建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方面。

  但是,这些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因为它们或者是为了论证新政策的合理性,或者是为了引导新政策的制定。它们所能影响的是党政官员的政策行为。或者说它们并不能构成一个政党的认同感。正是因为不是认同感,它们就很难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尽管中共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另外一些方面的意识,如“德治”和“党性”等,但远远没有能够成为党政官员的内化价值。物质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党政官员唯一的意识形态。正因为这样,腐败变得不可避免。

  这些年来,反腐败运动连续不断,并且往制度化方向发展,建立了很多反腐败的专门机构,但现实情况是腐败越来越严重。同样严重的是因为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共享价值,社会对执政党也没有基本的认同感。这是各种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并不仅仅是因为少数传播者,而是因为社会的接受。任何一种思想不被社会或者社会的一部分人所接受,就很难生存下来,更说不上影响力了。

  “领导权”这个概念笔者曾经谈过,这里有必要再强调一下。这个概念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根据葛兰西的研究和(历史)反思,一个执政党的权力由“领导权”和“统治权”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既互相关联但又具有不同的政治性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它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

  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但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统治权往往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于社会群体之上。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是通过自由竞争,而是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

  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再者,要造就一个执政党的领导权,该政党就要超越本身的利益,而能代表其它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利益代表因此也不能有选择性的,而是要反映整个国家甚至民族的利益。如果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大多数自愿接受的,那么该意识形态也表现为这个社会的共享价值。

涉及党和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

  要取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涉及到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但不能光把党的知识分子狭隘地理解为为党的政策和行为辩护,他们更为重要的角色应当是要超越党本身的利益而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后一方面可能和党的眼前利益发生冲突,但则是党的长远利益之所在。即使在多党制国家,这一点也一样。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反映社会多数的意志和代表社会多数的利益,其执政的合法性会成为问题。同样,如果其不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也会很快衰落。

  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要长期执政,党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尽管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可以产生在任何一个领域,但现实地说,中国必须对宣传部门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制度化组织。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执政党有了坚实的统治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党政官员,就很少去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

  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容忍竞争,往往是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更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多官员并不想去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统治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更为严重的是,宣传部门往往把自己的角色定义为党的政策作宣传,而忽视了对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创新和创造。

  实际上,在党本身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宣传部门连宣传什么都出现了问题。这更使得宣传部门往往沦落为纯粹控制的机制。有关部门只知道这样不可以,那样也不可以,但并不知道什么是可以的。宣传部门尽管经常遭致社会各界的不满,但实际上一直处于防御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宣传部门确立社会的共享价值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不能光靠统治权

  这就要求改革和改造宣传部门,使之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制度化机构。如何改造?首先就要对党和政府部门的功能作一调整。宣传部门要把新闻控制和监管的各种功能移交给政府的相关部门,例如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和广播电视媒体部门。任何国家都要对新闻和媒体进行监管,但这些功能由政府部门通过法律和规制的方式就可达成。现在的宣传部门对知识领域的控制和监管有些是因为政治原因,更多的还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宣传部门作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机构必须从具体的行政和管理事务中解放出来,负起更大的责任。更为重要的是,宣传部门要敞开大门,把全社会最优秀的学者和专家吸引进来,通过有组织和系统的调研,专注于思想的更新和创造。

  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来自不同部门的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通过理性的争论、讨论、交流等等过程,达成共识,不仅重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可造就社会的主流价值。

  有了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执政党就可以开放更多的思想空间给社会,增加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创造能力,同时减轻有关部门监管的压力,减少社会抱怨,使得有关部门和社会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状态。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创造能力,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崛起的前提条件,也是下一波意识形态和社会共享价值更新和重组的资源。

  每一个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更需要拥有一大批有机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不是依赖政治权力或者行政权力,而是通过创新和创造,专注于意识形态或者共享价值事业。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对任何国家都需要,是一个国家各社会群体之间、各民族之间的整合力量。没有这样一种力量,光靠统治权,国家的治理成本就会非常高,甚至变得无法治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尤其显得重要。

 

 

发件人:"刘济齐" <loliiiu@hotmail.com> 2009-04-20 11:31:26 +0800 收件人: <bijiao@citicpub.com> 抄送: <zdjun@263.net> 标题: 正确的宇宙观

宪法的混乱导致了政体的混乱

----确立正确的宇宙观

刘济齐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日,谷雨

     2009年的中国,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从年初《求是》的政协主席文章、到“两会”期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从《求是》的“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到光明日报的“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从人民日报的“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再到光明日报的“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这些信息会给人们一个怎样的解读?至少我产生了这样的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似乎是受到了挑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似乎面临着困难的抉择。中国的“政治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恐怕要比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要严重的多。现在重申“两个坚持”,即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另一面的反应无疑是对“两个坚持”产生了质疑,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了质疑。

     中国恐怕有着世界上最糊涂和最混乱的政治体制。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楚,中国有着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和机制。从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能明白一些。中国的……机构里,共有几套(领导)班子,有这样的回答:有四套(领导)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也有这样的回答:有五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还有这样的回答:有五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军方(在省省军区、在市军分区、在县人民武装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的——国家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我咨询哥们,他们给我解释机构与班子的区别、党委与纪委的关系,是指当地还是指外地。我们这里有个特例。

     国家机构——领导机构?还是权力机构?怎样理解宪法(2004年)的国家机构里并不存在的“党委”和“政协”(注:共产党和政治协商制度只出现在宪法的序言里),它俩到底算是“机构”还是“班子”;或者怎样理解这两个“机构”或“班子”在宪法里的“隐性”表现、在宪法之外的“显性”表现。现行宪法的“序言”里有这么一句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怎么来理解宪法“序言”里的这句话,这个长期有多长。什么是序言?序言的作用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序言的作用是什么?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什么只出现在了宪法(2004年)的“序言”里?目前,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班子”共和、……。还是实行的实际上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党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让中国的政治体制混乱和糊涂了有近六十年。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坚持。这跟搞不搞“三权分立”恐怕没有什么关系。什么样的“三权分立”才叫“三权分立”,恐怕也不太好说清楚,世界上也没有统一的样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的文字表述上来看,宪法原则上也体现了一定的“三权分立”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立法的、行政的、司法的,都有了,还都是最高。如果觉得最高人民法院不够高可以修改宪法使最高人民法院成为最高国家法院,最高国家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

    “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有误导人的嫌疑,好像搞了“三权分立”就不能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了。不知在这种人的眼里,他们认为的“三权分立”又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不可以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三权分立”,就当是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不过大家可能都心知肚明,从“三权分立”那里真正想解决的不仅仅是权力、选举、监督、腐败等的问题。还有一个最高的根本问题,一个让中国的政治体制混乱和糊涂了六十年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既然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那么,中国共产党有没有权力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里也引出了三个概念:领导、制度、权力。这三者有何关系,哪个大,谁管谁。制度能不能制度领导、领导能不能遵守制度、权力能不能权力领导、领导能不能支配权力、领导有没有权力制度制度、权力有没有制度制度领导、……。一般来讲,当领导的就有一定的权力,有权力的不一定是领导。领导也许可以炒你的鱿鱼,你同样世可以炒领导的鱿鱼,……

    宪法赋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并没有赋予中国共产党是最高(国家)领导机关,也同样没有赋予中国共产党什么权力。宪法没有赋予中国共产党有领导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必须用权力支配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也许有权力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可根本就没有权力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换个角度说,如果中国共产党有权力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也绝不可能有权力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执政党有权力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就不仅仅是违反宪法的问题了。

    坚不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跟搞不搞“多党制”又有什么关系呢,“多党制”是针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言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就是不同的两回事。宪法也并没有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托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各个民主党派,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如果乐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是两厢情愿,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不实行“多党制”风马牛不相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通过法定程序乐意实行“多党制”,中国共产党也无权干涉。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乐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就必须先修改宪法或废除宪法。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开篇写道:“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 鳎嵌檬挛锏纳

    我引用这么一大段话只是想说明,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只出现在了《宪法》的“序言”里的根本原因。如果说“毛泽东思想”对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影响的话,这便是最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可能也是寄望中国共产党最终不是被推翻的。“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他在同年六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毛泽东关于《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六十周年了,应该能明白了一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只出现在了《宪法》的“序言”里了;六十周年了,如何重新审视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正确认识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应该不仅仅是深思的问题了。中国不能没有王法;中国不能不讲王法。

    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宣称自己领导的是多党合作,就一定是封建的独裁和专制,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做到附庸风雅,不会给世人造成称王称霸的印象。我曾问过,共产党的干部是公务员吗,几个哥们想了想,有些茫然地说,现在好像没有专职的党的领导。我觉得也是,也因此认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即是附庸,更是寄生。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傀儡。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是彻彻底底地蜕变了,蜕变成了一个幽灵,一个被推向了神坛的幽灵。

    “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对“两个坚持”产生质疑,可能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一、自身的问题、二、民主的述求。三、经济的影响。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需要中国共产党来遵守,需要全国人民来遵守,恐怕更需要人大代表来遵守。习水县县人大代表在内的公职人员嫖宿女生案。包括基层人大代表在内,全国共有多少人大代表,不要说全国十三多亿人来遵守、就是只求全国的人大代表来遵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什么都成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出了什么问题。汕头潮南村支书毁林占地200多亩建豪华墓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莫以恶小而为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抵御和阻挡来自自身的腐败和官僚的产生和侵蚀吗。

    民主的述求可能是质疑中国政治制度的导火索。民主的形式主要体现在投票选举上。但在中国,民主的表现形式则要低级的多,给你以说话的权利了,就已经表明对你够民主了。这也造就了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本质区别,中国的民主是个死东西,主要表现在权力上,体现的是少对多、上对下的民主;而西方民主主要表现在人的权利上,体现在多对少、下对上的民主。拿搞不搞“三权分立”、多党制来做为中国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标准,只能是对民主的无知和对社会主义的践踏。

    还有匪夷所思的,中国的政治、理论大家和精英在论证中国为什么不能搞西方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的问题时,基本上都能举例到1840年前后去,历数从那时起到现在搞了西方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后的惨痛和失败,指出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搞西方民主后的如何相互攻讦、如何不择手段、如何大打出手。让人搞不明白的是,在中国的政治、理论大家和精英眼里,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低级、落后、无能、笨蛋的党。搞了西方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中国难道就会跌回到1840年去不成;搞了西方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中国共产党难道也会在主席台上大打出手不成。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真有那么不先进吗?我还以为,中国共产党不搞则已,要搞就一定搞的比过去要好,比外国人要好呢。不过,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言人的政治、理论家们恐怕更清楚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我恐怕是有些抬举中国共产党了。

    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恐怕也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建设的,而不是更多的为了政治而政治。为政治提供政治保障的恐怕也反而是经济。中国始终在强调着与外国政治制度的不同,那么不同的政治制度在同样的国际环境下,对经济的影响恐怕也应该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和特征。可是面对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却也不能独善其身,面临的经济问题却也与不同的政治制度国家无异。而且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在中国也似乎都存在(比如毒品、艾滋病)。还有糟糕的是,中国人却也更多地想跑到国外去定居。更甚的是,国外的贪官逃到中国的不知有几个,倒是有不少中国的贪官逃到国外。中国人向往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吗。

    中国和外国,或者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现在的中国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那里,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的政治学家眼里,非中国不学(即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学);完全相反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眼里,非外国不学;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不举出外国的经验来,恐怕都愧对经济学家这个名号。也因此中国的政治学家是极力阻挡属于政治范畴的外国东西;中国的经济学家则是倾力吸收外国东西,深怕不能与国际接轨。这也便全然忘记了政治与经济之间存在着的必然联系。政治根源于经济,一定的政治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并且经济基础还决定着上层建筑。然而奇怪的是,中国恰恰是学了对“主义”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却又能保持自己的主义不变。也许决定外国资本主义的也是上层建筑,只要不学外国的上层建筑,中国就不会变成资本主义的缘故吧。更便宜的做法,就是把学来的东西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就行了,这样中国就依然还是“社会主义”的了。

    据说有个高呼“中国万岁”的国家总统在以中国为榜样,进行宪法修改和国有化改造,在努力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给别人造成了这种印象,掌握着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某人或某党长期执政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恐怕就走了回头路。如果资本主义国家都过渡到了这样的社会主义,人类便走了回头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中国人也往往会这样说,中国“社会主义”在它的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还要多,还要大。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并不比资产阶级差。

    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性,就是可以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了某种成绩或成果,就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遇到了困难和问题,尤其面对腐败,则会说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困难和腐败太狡猾。不知将来的资本主义,会过渡过社会主义的什么阶段。……

    在写“再读《共产党宣言》”时,决定的过于匆忙,十天左右时间、每天十几个小时地趴在电脑前。写完之后,头像裂开似的疼,头重脚轻,总有栽倒的感觉,一礼拜都没敢出门。很多时候我都非常困惑,我这样莫名地写,究竟是为了什么。有时候也真的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精神有了问题。也因此很多时间也都是在写与不写之间犹豫。再找工作,才知道过了四十五岁的人,对自己意味什么。感到一丝欣慰的是,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则要年满四十五周岁的,只是没听说哪有招聘。在目前来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似乎只有“政府”。中国必须重新制定一部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法,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需要,也是正确的宇宙观的必然要求。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日,谷雨。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4-20 08:37:5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 标题:有一篇文章,望上网

并非计划经济让人吃不上饭

----公允地看待前30年的经济成就

施晓渝

2009年4月

    改革,这词听起来太疲倦了。回忆74-75年,谁把“改革”这词叫得最响呢?是四人帮, 当时四人帮大肆宣扬改革,商鞅变法,而邓小平叫得呢?是‘整顿、恢复”。可见“改革”这词是人人都能用的,是个人人都可梳妆打扮的小女孩,并不一定就是个好词,最喜欢叫改革的人是抢权的人,抢权的人或清除挡道的人都拿改革当幌子。现在“改革”早已成了”按权分配的“的代名词。

    看问题都有一参照物。侈谈改革的人立论的基点就是76年前一无是处,全是极左。我就讨厌这种侈谈改革的人。实际上76年以前也有几个经济发展较不错的时段。

    49年至57年,这个时期毛泽东运用人民战争打歼灭战的方式治理黄河,淮河等都是可圈可点的,62年至67年文革大动荡前,这段时间毛泽东运用人民战争打歼灭战的理想主义搞经济的方式不适用了,而让位于刘少奇的现实主义抓经济的方式,取得了很大成效,在文革中,72-73年,72-73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李先念力主抓了一把发展经济。

    74四人帮觉得不对,又搞批林批孔,说林彪的实质是极右,搞什么评法反儒,又搞了一把极左,不准搞经济。75年邓小平出山搞整顿,都是强调发展经济的.我记得 63年至66年,人们日子过得很好,我记得那阵肉油不要票。那段时间全国生的孩子最多。极左,如毛文革时代多喂几条猪,长徒贩运水果要坐监,叫作”割资本主义尾巴“,并未贯穿76年前整27年。发展经济和搞极左,两条路线总是在斗争,一会发展经济占上风,一会搞极左占上风。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了刘少奇的作法,恢复了刘在62-66年的做法。搞了土地承包,物质刺激等。人们生活又上去了。

    人们得益在于恢复了刘少奇的作法,就是说两条路线,发展经济派取得了最终胜利,而不是什么改革。也只听说77年“恢复高考”,从未听说过因改革搞高考。有的理论家为了歌颂邓小平把恢复高考说成是邓的改革成果。你们年龄小,记不得刘少奇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就不要想当然。我建议大家要回忆刘少奇,他用生命换来了大家的几年好日子,不要把什么功劳都说成是邓小平的。86年以前,只是恢复了刘少奇的作法,而不是什么改革。这点一定要搞清楚。不要贪天功为己功。如刘少奇搞,就不会像邓那么乱搞。我可以说,没有改革,只要有了刘少奇的“恢复”,人们的日子肯定比现在好。

    这么多人,谈了这么久,连”改革“和”恢复“都分不清。我是说和好些年轻人就是扯不清。再重申一遍,85,86年前叫“恢复”。如把86年以前也叫改革,实际上就是说,改革就是改四人帮的不完善,不健全,就是把毛泽东的极左当作合理的东西来改,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四人帮的合法地位,不敢承认毛泽东有严重错误。从某种意义说,讲改革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本来你可直接说毛泽东有严重错误,我们抛弃,批判他那套极左路线,就是要恢复发展经济。85,86年前就应叫“恢复”发展经济。只能从86年以后什么价格冲关后才能叫“改革”。而且有限发展私有是刘少奇搞的,刘讲过“剥削有功”(原话不知怎么讲的),肯定私有制的贡献,是刘少奇在刚解放就做了的,不是什么邓的新发明。

    我说粉碎四人帮这二十来年,为何有成绩?是因恢复了刘少奇的作法。为何有错误?就是邓朱背离了恢复了刘少奇的作法。看样子必需大讲刘少奇。建国以来,发展经济有一条以刘为首的主线。毛的文革是畸形形态,不能把反对这种畸形形态叫改革,只能叫”拨乱反正“,叫恢复。“改革”这个词被用得太烂了,四人帮和毛泽东对刘的路线也大喊“改革”,搞出来了极左。邓以后,特别是一些理论家又针对四人帮和毛又喊出来“改革”。现在不能搞这么多“新发明”,有的“改革”是在搞新的”畸形形态“。

     我记得所谓的86年一开始改革就是"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我当时教书,大学毕业,不如工人的工资,日子之难过,不堪回首。后发展到在无社会保障下叫工人下岗。现在的“改革”已变成了官僚集团排除不符合它利益的借用语了。不要乱弹”改革“了,也不要抢功了,历史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要恢复,一定要退够,要恢复,与其谈“改革“不如先找回刘少奇的经济发展主线,搞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同时搞民主,在有民主的情况下,渐进改革。

    文革前27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一直想走围绕中国国情的一条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的,毛泽东想的是一条理想主义发展道路,不是计划经济,至少是不切实际实现不了的计划(如大跃进),最后实践证明毛的路走不通.文革前27年虽然毛的思想在宣传上占主导,但在实际发展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一大批老干部还是在千方百计的走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的.所以文革前27年经济还是有较大发展。

    当初批判毛泽东的错误,为刘少奇彻底翻案,由于极左反对,批不动,邓提出了,“不争论,向前看,闷着脑袋搞发展”,因而有了‘改革’ 之说,改革本身是个妥协,折衷的产物。是各种矛盾宗和,交织的一锅夹生饭。就是因不敢明目张胆批评毛,恢复刘的作法,而实际上要这么做的代言词。现在又发现“一块石头两只猫"受到广泛的责难,没理论走不动了。可惜为刘少奇彻底翻案始终有“不敢批毛”挡路。不敢理直气壮地为刘少奇平反,批毛,又有人羞羞答答地来找毛的片言只语当挡箭牌,想找点理论根踞,自以为高明,却毫无说服力,其实就是文革中运用“最高指示”那一套,真令人寒心哪!极左尚在,始终是个问题。批毛的错误始终是个禁区。由于历史问题没解决,没有理论指导的“改革”造成了以权为大,物欲横流今天这种效果。

    主流经济学家全盘否定76年前27年,全盘否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积极作用也是一种极左的表现。76年前27年有三条路线在斗争.一是以刘少奇,陈云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发展道路, 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发展道路。三是四人帮的极左不准发展经济破坏路线。76年前27年是在这三条路线斗争中发展。这27年亟待有人,有条件研究(如公布这27年党内斗争的档案)。但迄今有毛泽东的形像的光辉挡着,这27年不能研究.主流经学家讲改革,就把改革吹上了天,把这27年的三条路线斗争混为一谈,把四人帮的极左破坏说成是计划经济的错误。

    这27年是有吃不饱饭的时侯,但那是四人帮的极左破坏,并不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错误,恰恰相反,这后者在和前者作殊死的斗争,怎么能把这二者混为一谈?主流经济学家们连这点常识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作学问?把这27年说成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也不符合事实。如建国以来,没有毛泽东的那些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四人帮的破坏, 一直发展经济, 搞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不知现在该有多好? 有人能说吗?

    主流经济学家说起来还真无知, 把76年四人帮造成的经济崩溃说成是"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为辅"导致了经济崩溃, 主流经济学家完全在颠到黑白, 污蔑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四人帮根本不搞经济而且还破坏经济。只要没有四人帮的破坏,只要搞经济, 哪怕是全计划经济, 76年前决对不会吃不上饭, 何况76年前还有自留地, 自由市场等东西。正确的研究计划经济的弊端改革才能走正道。

    首先,计划经济不是四人帮搞的那种“不要抓经济”,改革不是简单的反"四人帮"之道而行之,改革不是鲜明的和"四人帮"对着干。主流经济学家的基本思路就是:"四人帮'不许搞市场经济我就偏要搞,"四人帮'不准搞资本主义我就偏要搞。计划经济的弊端是官僚主义,并不是不搞经济,如把公有制理解为托管经经,把计划经济理解为趋势经济,把市场经济理解为自发经济,那么这三者也是可协调的,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这协调的关健就是民主政治.用市场化来取代人民普遍的诉求,如对民主政治,文化道德等的追求是一种误导。其实"四人帮"也不是一句讲对了的话都没有, "四人帮"说抓经济就会形成官僚主义,这话本身并没错,但"四人帮"以此因噎废食,不许搞经济就大错特错了.但主流经济学家们以"抓经济就会形成官僚主义"为理由,干脆把属于人民的国有资产给当官的,就跟"四人帮"一样大错特错了。

    问题的焦点本应是:怎样在抓经济的时后避免官僚主义?这才是我们改革的关健.发展市场经济并没有错,但我国是计划经济的根底,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不是一两个行政命令就能解决的,怎么把握好这个过渡,可能要全国人民集思广益才行。牵涉到全国人民利益的问题,就让几个当官的和专家学者拍脑袋来解决,还不是官僚主义的再版。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gmail.com> 2009-04-20 19:59:24 +0800收件人:<huxingdou@gmail.com>抄送:标题:转发: 弱势群体经济学及经济政策——兼在燕山大讲堂的演讲;

弱势群体(政治学)经济学及经济政策

——兼在燕山大讲堂的演讲

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  胡星斗

2009年4月18日

    弱势群体指在社会地位、财富分配、政治权力行使、法律权利享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以及发展潜力相对匮乏的人群。按照国际学术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所谓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群。从这个意义上讲,弱势群体应包括老年人、儿童、妇女、残疾人、失业者、生活贫困者、农民工等等,他们主要表现为社会权力的匮乏,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比重很小。阿玛梯亚森认为权利的缺乏导致了饥荒,由于信息不能自由传播、人民不能自由迁徙、食物不能通过国际和国内的市场互通有无,因此会产生大规模的饥荒,比如前苏联两次饥荒、中国六十年代的饥荒。

关注弱势群体的研究

    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其评判标准和包含对象都是相对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包含不同的群体。弱势群体可以分为自然性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自然性弱势群体是指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或者天灾等所产生的贫困人群;生理性弱势群体主要是指由于生理性障碍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的人群,主要是残疾人;而社会性弱势群体是指由社会性和制度性的原因所产生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工人、农民,特别是下岗工人、农民工。根据研究方式的不同,学术界也有人按照市场竞争主体划分出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等弱势群体。

    我们认为,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来界定弱势群体。广义的弱势群体就是自然性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他的涵盖面大、包含对象广。本文所说的弱势群体是指由社会性和制度性的原因所造成的社会性弱势群体,它也可以被认为是狭义的弱势群体。这类弱势群体多是由于权利机会的缺失所产生的,他们真正需要的往往是公平的机会以及合理的权利供给。
弱势群体的产生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所研究的弱势群体即狭义的弱势群体之所以产生,完全根源于社会因素和制度因素。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包括财富分配和权利供给等方面的社会制度不合理。社会制度最基础的就是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而正是他们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社会权利的划分。弱势群体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应归咎于财富分配和权利供给制度的缺陷。比如中国71~78%的财富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人民掌握的财富很少;我们的外汇储备也是国家的,民间几乎没有,而日本的国家外汇储备虽然没有中国的多,但其民间还有两三万亿,实际上日本的总外汇储备比中国的多。再比如中国的一次分配,工资占GDP的11~12%,很低,发达国家占60~70%,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很穷。

    二次分配,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中国只有20%左右,前几年只有百分之十几,而发达国家为60%。还有,中国的税制、慈善制度都不太有利于穷人。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根源在于公民权利的缺乏,比如为什么工人的工资低,有人说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剩,没有达到刘易斯拐点,找工作的太多,但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团结权、罢工权、博弈权的匮乏。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产业低端化、区域不平衡,而产业低端化主要是金融权的国家垄断造成的,美国有上万家银行,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国有银行,垄断的国有银行由于贷款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不可能给中小企业、农民贷款,这样就造成了中国的中小企业只能低端化、永远不能长大,农村无法创业等困境;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是由于官本位的财政制度造成的,大官都住在京城、省城,所以京城、省城发展得好,其他地方难以获得资金。我们没有建立科学的规范的透明的民主的财政制度,实际上还是公民权利缺乏的表现。

    其次表现为缺乏完整有效的实施机制,也就是缺乏公开的竞争机制、有效的执行程序,导致政策上应给予的权利无法传递到被给予者手中。诺贝尔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软政权”问题,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虽然政府庞大、官员众多,但行政效率却很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行效能层层递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而发达国家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最后是社会保障机制、社会救济机制的缺失。在欧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时间较长,在发展的早期社会问题已经充分暴露,贫困人口大量涌现,失业问题、养老问题相当严重,并且引发了社会动荡。为此,西方国家不断探索对策,从济贫政策到社会保险机制,从俾斯麦到英国工党、从美国罗斯福新政到瑞典的福利社会,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社会救济福利制度。中国由于工业化起步较晚,社会保障机制、社会救济机制很不完善,使得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弱势群体大量产生。

    比如农民成为弱势群体的原因:

    (1)历史因素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制度一般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加速工业化、重工业化的战略需要,但实际上户籍制度最初是为了镇反运动的需要。1951年为了镇压反革命,开始在城市建立户籍制度,目的是让反革命分子不能成为漏网之鱼,1953年又开始在农村建立户籍制度,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则将户籍制度严密化了,农村劳动力几乎不可能向城里转移了,这也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的原因。有文献估计,在改革前的1950年-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7000亿元收入。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剥夺农村的局面继续,劳动用工制度、教育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基础设施建设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都不利于农民,每个农民工每年向城市提供的剩余价值为1.6万元,两亿农民工每年为城市贡献了三四万亿,占财政收入的一大半。2007年当时说,中国的城乡差距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值,2008年又比2007年扩大了。也就是说,由于户籍栅栏、户籍堤坝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城乡差距越来越大,那种认为要等到二元差距缩小再废除户籍的主张是多么的可笑。

    (2)错误的经济政策。改革以来,仍然以农补工。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农业税收、征地从农民那里占有了二三十万亿元收入。从1998年开始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以及此前的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以“私商不得进入”的名义,将农民赶出了粮棉交易和加工领域。朱容基的改革是反市场化的,主张国家垄断市场,导致了严重的结果。当时农民办的粮食加工企业大量地倒闭,农民的损失惨重。

    (3)不均衡的教育。城乡基础教育水平差距不断扩大,一个农户培养一个大学生,往往意味着全家更多的人陷入社会的更低层。教育的不公,无疑从起点上使农村子弟处于“不能翻身”的境地。农村中学软硬件差,学生英语差,大多数考不取大学,所以最近重庆有万人弃考的事件。目前中国留守少年儿童近6000万,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他们长期不能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心灵受到伤害,同时他们又是极懂事的孩子,希望尽早挣钱为父母分忧。他们放弃了高考,也放弃了改变自己身份(户籍)的几乎唯一的机会。

    (4)落后的“社保”。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等方面根本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在城市里下岗的市民和贫困的居民,政府有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在农村,现在也有了低保,但是覆盖面只有3%左右,保障水平也很低。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也很突出。据一些调查资料显示:在贫困地区,农民患病未就医的就达72%,应住院而未住院的89.2%是因为没钱支付医药费。农村中因病致贫、返贫的农民占贫困户的30-4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60%。有不少先富起来的农民往往因一场大病而又重新陷入贫困。尽管刚刚出台的医疗卫生改革将大大地改善农民的状况,刚刚推出的中国人权行动计划如果能够落实,也将大大地改善弱势群体的地位。

    (5)农民及农民工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罢工的权利。没有迁徙自由(2003年前),没有话语权、谈判权,农民的投票权不完整,以及我国的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人大制度的不完善,对于农民都是不利的。

研究弱势群体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问题,有违社会公正。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不能把稳定作为社会的首要价值。如果以稳定为借口,牺牲社会正义,损害政府的信用和威信,那么将导致社会长期的不稳定。所以,必须以社会正义作为首要价值,为此,我主张在中国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中国文化本身就是缺乏社会正义意识的,中国人有正气感没有正义感,有为皇帝、为国家牺牲的“浩然正气”,没有为真理、为大义牺牲的凛然正义。中国人信奉“难得糊涂”、“心中泯灭是非心”,庄子主张“齐是非”——“是”就是“非”,“非”就是“是”,孔子主张父亲应当包庇偷羊的儿子,因为在孔子眼里家庭伦理高于社会正义。所以我说,中国文化是没有什么正义、真理观念的,现在我们必须改造文化,在中国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市场经济总是倾向于优胜劣汰、两极分化的,会产生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而国家应当维护公平公正,扶持弱势群体。

     第二,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世界银行于2007年12月1日在北京发布将完成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由于世行专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后的数据,研究仍在进行。有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这个研究颠覆了发展经济学的滴流效应理论,水涨船高的理论,也就是随着富人收入的提高,穷人的状况也会得到改善,现在看来不是这样。我国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不断得到强化,使得群体性事件频发,2005年公安部统计全国共发生群体性事件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

    第三,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问题,不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目的,违背了社会生产发展的根本目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以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的牺牲作为代价或成本。

    上面我讲了研究弱势群体的意义,下面我讲弱势群体经济学的内涵与特征。我提出弱势群体经济学的新学科。弱势群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弱势群体的权利现状以及如何将有限的权利、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科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针对社会权力缺乏所引起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现状,以保证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达到可以满足正常生活的最低值和尽量提高他们的社会满意度及生活幸福度为目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经济学假设、原理,构建新的模型,得出有益的结论,寻求科学的解决方法,并以此作为理论依据,指导社会权利供给和社会财富分配等方面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及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济制度的建立,从而对有限的权利、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从根本上改善弱势群体的地位。

     弱势群体经济学具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它以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为出发点,以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和谐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为最终落脚点。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充分考虑来自经济、政治等方面实施的可行性。因为如果社会选择了超出其经济实力的目标,那么此目标必然行不通。正是考虑到人口众多以及经济实力的限制,因此,我们才选择把对社会中由于社会性和制度性的原因所造成的最困难的这部分社会群体的权利现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更多倾斜于弱势群体利益的制度设计,让尚有自立能力的人实现自立,以便政府使用最低的成本,改善这部分人的生存现状,达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目的。

    弱势群体经济学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行为及有限、稀缺的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关系在内的经济关系;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政治选择、政党、利益集团、选民、官僚、议会的模型与行为特点;而对于西方经济学来说,微观经济学是将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则是以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为研究对象;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研究穷人物质条件的匮乏,医疗教育的改善之道;而我的弱势群体经济学更加重视对权利匮乏的研究,不仅医疗教育的权利,而且更多地研究话语权、迁徙权、投票权、组织权等。可见,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弱势群体的权利现状以及有限的社会权利、资源。

    弱势群体经济学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研究是以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为直接目的的,它与其他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不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解释市场经济,探索市场经济制度,而政治经济学探索政治中的经济含义(公共选择理论)或经济中的政治含义(马克思),探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研究任务是揭示经济政治共通的规律,就这点来说,弱势群体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有着相似之处,都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

    弱势群体经济学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各种经济学都有着各自的研究方法,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主要表现于:第一,注重建立理论模型,即通过观察进行概括和抽象,构建理论模型,该方法能抓住影响效用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将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以便于研究;第二,使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即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确定一个最优的函数值。在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还使用了其他一系列科学的方法,如概率分析、计量经济学方法等;三,进行权利分析、权利的边际效用分析。

    关于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研究大纲:

    弱势群体经济学,是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加之人本精神,建立弱势群体经济模型,对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福利进行分析。所谓人本精神,就是社会发展要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成果要合理满足人的多种需求或效用,满足人性、人道、人格尊严、社会正义的要求。

    个体分析方面,我们侧重于弱势群体中个体得到的效用,从收入到消费,再到效用的流程,分析弱势群体中个体的生活状态。首先,在弱势群体经济模型中,分析个体的收入与消费的关系。突出在低收入下,弱势群体消费倾向的特点。然后,进一步分析弱势群体通过消费得到的总体效用。我们认为,效用水平是表达个体在生活中幸福水平的有效指标。通过对个体总效用的分析,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于弱势群体中个体的生活状态更加明确。

    社会分析方面,我们从制度、分工、资源三个方面,对模型做出解释,分析弱势群体权利缺失的社会原因。制度是规范人与人之间责权利关系的各种规则及其实施机制的总和。制度通过维护人的权利、明确人的责任、协调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来引导人的行为。资源是能够被人利用、提高人的行为能力和改善人的行为条件的物质。我们这里提到的资源,是广义上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资源通过提高人的行为能力、改善人的行为条件和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分工是对组织的活动进行有效分割,对组织内的人进行差别定位,将特定活动分派给特定的个人,进行协作的活动。分工通过创造就业岗位和提高就业岗位的竞争力来决定人在社会中的安置情况,从而决定人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况。三者相辅相成。其中,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决定着资源的配置和升级,还决定着分工的水平。所以,我们以制度为起点,来分析弱势群体权利的缺失水平,进而分析制度与分工的关系,再通过分析分工与群体所得资源水平的关系,最终分析在所得资源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状态。

    弱势群体经济学的制度研究范围包括:权利,教育,医疗,养老,低保,新闻,话语权,博弈,税收,金融,户籍,暂住证,劳教,信访,农民工,生态,环境,小产权房,小企业,公共选择,投票权,迁徙权,公益,慈善,组织,公益诉讼,集体诉讼,社会正义,平等权利,人大改革等等。下面我简单讲讲弱势群体经济学的原理:

    一是个体分析:从微观经济学中,我们知道,个体消费产品所得的效用u=f(c),其中c表示个体用于消费的商品数量,这一数量也可以根据商品的价格水平被个体支出的货币来表示。为了分析方便,这里,我们所用的c直接指用于消费的货币支出。在凯恩斯经济学中,个体的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即c=g(y),其中y代表个体收入。

    我们知道,弱势群体在消费方面,是达不到社会平均水平的,消费得不到满足,所以弱势群体的个体在消费时商品的边际效用虽然是递减的,但是是正的,即商品消费的总效用是递增的。用数学表达就是

     u’>0,u’’<0

我们给定弱势群体个体效用的值域

Umin≤U≤Umax

    其中,最小值表示所达到的商品效用仅能维持生存,最大值表示u’’=0时u的取值。

根据凯恩斯对人的消费的分析,弱势群体个体的消费边际倾向是正的,即消费会随收入增加而增加。当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充足时,弱势群体本身不需要再投入自己的收入来维持对公共产品的消费,所以随着收入的增加,个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当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时,弱势群体由于其权利的缺失,得不到充分的公共产品,只能通过自己花钱来不断补足公共产品的缺失,所以个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是1,也就是说所有的收入都不得不用于消费。

    我们可以将消费函数代入到效用函数中,由此得到一个复合函数u=f(g(y)),它表示了收入与效用之间的函数关系,则u’=f’×g’。因为u’>0,所以收入增加时,个体所能得到的效用是会增加的,生活会有改善。在收入相同的条件下,得到社会提供的充足公共产品的个体,因为得到的消费品更多,所以要比得不到的个体的u’要大,也就是说,社会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会让弱势群体的个体在收入提高时得到更多的效用,生活改善程度更高。

    二是社会分析:在上文,我们对弱势群体的个体分析是从效用到收入的潜入式分析。下面,我们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分析是从制度到效用的上浮式分析。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制度。制度,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规则和实施机制两部分。其中,规则包括法律和习俗;实施机制包括组织、管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基于对人性的研究,提出了“政治人”假设,强调人的“合群性”和自觉性,强调社会需要“法治”而不是“人治”。我们根据“政治人”假设,同时加入人本精神,对制度给出两个评价要素:人本水平和法治水平。其中,人本水平是针对规则的,评价规则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促进程度,是否体现人本精神;法治水平,是针对组织管理的,评价管理组织的规范化程度。在一个社会当中,根据人本水平与法治水平之间存在的关系,我们把弱势群体得到的社会资源的水平用一个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来表述。

     T=AKaLB

    其中,T代表一个国家的弱势群体享有的资源的比例(我们称之为享有权参数);K代表该国制度规则的人本水平;L代表该国制度组织管理的法治水平;A代表该国所处国际环境;α、β代表政府对弱势群体在人本精神和法治水平上的倾向,α+β=1。该函数旨在说明,人本水平和法治水平的提高都可以促进弱势群体享有的社会资源的比例,但是,人本精神与法的统治本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所以政府在对这两个要素的侧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然后,我们将弱势群体的享有权参数代入弱势群体的消费函数当中。在此,我们将弱势群体的收入用其享有的新增社会资源来代替。表述为:

    其中,c代表弱势群体消费的资源量;θ表示新增资源的总量。进而,将弱势群体消费的资源量代回效用函数当中,得到弱势群体在社会当中得到的效用,即u=f(c),完成了对弱势群体社会分析的建模。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模型。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影响新增资源给弱势群体带来的效用提高的因素有边际效用水平、边际消费倾向和制度。而边际效用、边际消费倾向都是心里倾向,受客观影响所起到的作用不稳定,稳定的只有制度的影响。所以,我们想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只能从制度入手。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享有权系数T。

    ,K和L与一个社会的历史发展历程有着必然关系,所以在短时间内对这两个要素的改变是不现实的。国际环境是外部因素,改变也是不现实的。所以想在短期内提高弱势群体的福利,只有改变政府对两个要素的侧重程度,即α和β。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T的变化最直接的办法是α和β的改变。通过对个人分析与社会分析,我们可以了解改变弱势群体的被动地位的直接手段是政府改变对人本精神和法治建设的态度,也就是一方面要以人为本,另一方面完善法治制度;一方面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一方面进行社会改革,另一方面进行政治改革。目前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政治改革方面踟躇不前,这不利于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

最后,我提出一些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经济政策及民生建议。

    对于生理性弱势群体,主要指残障群体,他们由于身体或精神方面的缺陷而不能正常参与社会生产分工,甚至不能依靠自己劳动维持生计,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型社会机制边缘化,成为社会的弱者。

    这部分弱势群体已丧失部分甚至全部的劳动能力,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社会不能单纯从经济学成本收益理论出发,考量负担他们生存的社会成本和他们所创造出的社会价值,把他们看成社会负担,而是应该把对这部分弱势群体的保障工作看成一种社会责任,维护这部分人的正当利益。

    具体而言,应该实行社会、家庭相结合共同救助弱势群体的政策。如果把社会和家庭所提供的对弱势群体的帮扶看做一种产品,社会和家庭所能提供的同一种服务产品所付出的成本是有差异的,按照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需要促成社会和家庭之间的“贸易”,也就是说,社会和家庭分别为弱势群体提供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服务产品,用最小的总成本创造出满足这部分弱势群体的服务。

    从社会层面看,政府作为社会的主导,应该发挥主要作用。对于有工作能力者应优先安排合适工作,对于无工作能力者应进行适当救济,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认同感,避免进一步“因弱致贫”。同时完善收容福利制度,对于无依靠的弱势群体,政府应全面保障其基本生活和人权。从家庭层面看,家庭应该在社会的帮助下,承担起照顾弱势群体日常生活的主要责任。

    科斯曾经在著名的科斯定理中提出了产权划分的重要性,同样,弱势群体也有自己的归属权,归属权不同,对社会和家庭之间贸易的理解也不同。若弱势群体的归属权在社会,那么政府对于弱势群体的补贴和一系列救济可以看作社会对家庭服务的购买;若归属权在家庭,那么家庭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和哺育可以看作家庭对社会帮扶的支付。不管归属权在哪一方,最终结果是一致的,就是社会和家庭对自然属性弱势群体的共同保障。

    关于社会性弱势群体。社会属性的弱势群体在人的自然属性方面与非弱势群体没有差异,他们是随着社会的分工、发展和变革逐渐沦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属性的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对于这部分人,可以从相对弱势群体和绝对弱势群体两方面分析。

    相对弱势群体是针对近年来网络、社会上“弱势群体”一词被过度使用的现象而提出的。一些在普通人看来非弱势群体的群体也自称为弱势群体,如警察、法官、下级官员、企业老板。原广州地铁老总卢光霖曾说,农民工讨薪,“动不动就上桥”,以死相逼,“一上桥老板就害怕”,现在老板难当,不仅面临市场风险,也要面临这样的复杂考验,“老板也是弱势群体”。这种言论的出现是有其社会意义的,在公权力未被规制的今天,任何人任何群体都是弱势群体。相对弱势群体是暂时的,常常是针对某个具体事件而产生,在大多数时间内,这个阶层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仍处于一个相对优越的地位。

     这部分弱势群体是伴随着公权力的混乱而生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随着公权力的逐渐规制,这个弱势群体也将逐步消失。绝对弱势群体是指那些被普遍认同的、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等。这部分弱势群体是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造成的。经济的贫穷和权利的缺失是这个群体的基本特征。

    在帮扶这部分弱势群体的工作中,应该把权利保障问题作为重点,这些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利、对公共产品的使用权利、自由迁徙的权利、投票的权利等等。考虑到权利的边际效用,应该注意权利在分配过程中向弱势群体的倾斜。所谓权利的边际效用,是指在对权利理论化后,每单位的权利所能给权利拥有着带来的效用,这是权利概念在传统经济学边际效用理论中的延伸。同一产品,分配给富有者微不足道,分配给贫困者却能满足其基本生活,产品的不同配置方式给整个社会的总效用带来的变化是不同的。同样,权利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同样的权利配置给非弱势群体和绝对社会属性弱势群体所带来的社会效用是不同的,绝对社会属性弱势群体得到这些权利产生的效用远大于非弱势群体得到同等权利所产生的效用。已经拥有的权利越多,权利的边际效用就越小;已经拥有的权利越少,权利的边际效用就越大,因此将权利、资源更多地配置给弱势群体将大大地增加社会的总效用。

    在为弱势群体制定政策时,应该以帕累托改进作为依据,但又不能局限于帕累托改进,应该制定出一套准帕累托优化的弱势群体政策。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削弱每一个社会成员效用的前提下通过资源的配置增加社会总效用。弱势群体相关政策的制定不仅仅是对具体资源配置的规范,更是对社会无形资源的配置,需要照顾到社会各阶层的发展,而不单是不损害各方利益,因此,弱势群体政策的准帕累托改进可以表述为:在保证各个阶层发展的同时,通过对各种资源的配置,加快弱势群体阶层的发展,从而增加社会的总效用。

下面我提出一些具体的民生建议:

    我提出立法保障弱势群体合法罢工的权利。罢工可以分为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政治罢工是出于政治目的的罢工行为,经济罢工是为了争取经济利益和福利待遇而进行的罢工行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禁止政治罢工,允许经济罢工。中国未来也应当立法允许经济性罢工。没有罢工权立法,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的稳定、人权的保障都将造成负面的影响。

    从1982年取缔宪法中的罢工权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初国有企业几乎一统天下,但到2007年非公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8%;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仅占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24.3%(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29日发布的报告)。当初不存在的劳资矛盾现在已经成为影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据新华网北京2005年12月28日电:自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实施以来10年间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132万件,涉及劳动者443万人。

    古人云:“时移则世异,世异则备变”,如今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同时劳资冲突愈演愈烈,面对强势的资方,劳动者必须拥有团结权、罢工权,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没有罢工权立法,怎样才能遏止企业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侵犯劳动者的权利?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资本家有钱有势、劳动者一无所有,倘若劳方没有团结权、罢工权,那么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或者只能依靠所谓的举报、申诉,等待别人的恩赐。因此,现在工人农民成为弱势群体,完全是由于权利的贫困造成的,而罢工权的缺失,使得劳工的权利更加贫困。罢工是工人维护自身权利的最激烈的手段,也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如果剥夺了工人的罢工权,劳资关系就失去了制衡的力量,资本的危害将大大地加剧。

    没有罢工权立法,将经济性罢工当作“政治事件”、“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当作“闹事”来对待,加以弹压,把劳资矛盾动辄上升为官民冲突、政府与工人的对立,政府替资本家背黑锅、承担责任,这种做法是极其不明智的,不但加重了政府的工作负担,而且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败坏了政府的形象。

    没有罢工权立法,就不能保护正当罢工,制止无序罢工和各种怠工、停工现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有人担心罢工立法会引发大规模的罢工浪潮,这种担心是由于对罢工立法不了解造成的。罢工立法并非鼓励随意地罢工,而是对罢工的行为加以法制规范。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对罢工权的承认和保护而导致罢工浪潮的,相反,由于对合法罢工的保护,平衡了劳资关系、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改善了福利待遇,社会变得更加稳定了。退一步说,罢工权立法即使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些风险,那也是局部的、微小的风险,它是推动劳资关系改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实际上,罢工权立法可以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我主张中国应当实行、也有条件实行免费基本医疗的制度,也就是全体公民有权利享受较低层次的免费的医疗保健预防服务。从而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义务教育的“三免费”制度。

    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低得多,但是印度基本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教育,印度的老人包括农村老人也都享有政府的津贴。据专家估算,较低层次的全民免费基本医疗一年大约需要资金1500亿元。目前,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达到6万亿元,每年的“三公”(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出国)支出近1万亿元,只要节省一点,免费基本医疗的经费就有了。

    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改革的方向是基本正确的。以后要坚持国有医院的公益性,强化政府的责任,医院决不能惟利是图,抛弃病人;政府部门要做好对医院的监管、确保对国有医院的全额投入;实行医、药分离,将医院药房改革成为零售药店。以后还应当允许社会资金在医院周围开药店,杜绝以药养医、开大处方、进高价新药、重复检查、医疗特权等问题。

    这次改革强调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卫生主管部门与医院不再是父子关系,这样有利于公正地处理医疗纠纷。方案还强调完善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改变医院管理高成本的问题。目前医院后勤人员占了30%,医院财务不透明,人事管理不公平。

    加快多元化办医格局,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医院,要扶持私立医院的发展,在急救业务、医保定点等方面对之一视同仁。过去医疗改革的失败,不是因为产业化,而是因为没有民营化的产业化,没有鼓励民营医院的平等发展。一方面,政府想甩掉医疗的财政包袱,另一方面又不给民营医院平等的发展空间,因此就放任垄断的国有医院靠高价卖药或过度检查来取得收入。以后,国有医院只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普通老百姓都看得起病,有钱人如果想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可以付高价到私立医院去看病。即便是私立医院,普通人也能看得起病,因为通过激烈的竞争,它的药价也会降下来。而且在私立医院,医生、护士的服务会更加到位。

    方案中提出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不再统购统销、定点生产,而是各个地方公开招标采购,这样有利于平衡地方的利益。除了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城市居民及农民工大病统筹、医疗保险等制度之外,我还主张——取缔公立的公费的高干病房、疗养医院,只允许私立医院搞,但必须自费医疗;——在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公平分配医疗资源。

    应鼓励慈善医院的大力发展。改革慈善体制,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允许公民设立慈善基金会和慈善医院。美国有公益组织120万个,慈善机构73万家,慈善基金会56600多家。中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官办慈善机构,2005年有了全国第一家私人慈善基金会和第一家慈善医院,以后应当继续大力发展至数十万家、数百万家,才能满足中国弱势群体的现实需要。

    我的另外一个政策建议是建立农民养老金退休金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改革开放之前,农民通过义务交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为国家贡献了7000亿元左右,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亿元;改革开放之后,农民通过低价卖粮、乡镇企业税费、征地等方式对国家的贡献也在二三十万亿。可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考虑农民的养老保障。1951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也把当时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排除在外。

    中国现在完全有财政能力解决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2008年,中国新增加的财政收入也将近1万亿元,现在中国的财政总收入早已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全国农村的养老金一年需要2000多亿元,只及一年新增加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完全可以安排。另外,只要节约每年上万亿公款消费的五分之一,也能够解决全国农民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了。

    建立农民养老金制度,其意义非凡。它体现了中央政府以民为本、重视民生、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可以促进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它能够调整农民的消费预期,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扩大农村内需,启动农村市场;它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降低城镇化的成本与风险;它有助于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实现计划生育的目标,调整男女人口比例失调的现象。只要农民有了养老保障,一般来说农民也不愿意多生,生男生女一个样,计划生育的难题迎刃而解。

    我的民生建议还包括小产权房也就是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商品房应当逐渐地合法化。小产权房是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打破垄断性歧视性房地产制度的结果,它有利于农民的土地开发自救,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中国城市的繁荣是以农村的萧条为代价的。人们常说,现在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帮助农村的时候了,而我说,不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帮助农村,只要还农民平等权利就行了。为什么只有城市人可以进行房地产商业开发,农村人不行?为什么只能政府征地、然后把土地卖给开发商,而农民不能直接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农民也不能对土地开发建设?符合了土地利用规划也不行?

小产权房的合法化才符合现代文明潮流,即打破城乡分治、二元隔离制度,走城乡一体化、城乡互动、城乡均衡的发展道路。如今在发达国家很多城市居民住在了乡村。城市化并不能够仅仅理解为农村人口到城市生活和择业,还应当包括很多的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甚至创业、投资,这是城乡人口互动交流的双向的过程。这样才能带动起农村的发展。

    有人担心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危及耕地安全。这是坚持小产权房不能合法化的最主要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我主张小产权房主要在宅基地、荒地、山地、林地上开发,不会影响耕地安全、粮食安全。山地、林地上开发也要经过审批,要符合规划。少数的小产权房在经过批准的由农用地转变而来的建设用地上开发。

    总体上来说,土地市场化、资本化只要管理得好、规划得好,反而会增加耕地,“创造”和“新生”出大量的耕地,农民会保护爱惜耕地,开发利用荒地。而土地的产权不清、模糊所有、总体所有,才导致了土地的荒芜、浪费与肆意侵占。

有人说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减少地方政府的收入。这是地方政府最担心的,也就是土地出让金会减少。解决的办法有三:一是尽快出台不动产税,也就是所谓的物业税,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不动产税。二是出台法规,从小产权房的合法化收取一定的集体土地建设费,类似于国有土地出让金,但数额要比出让金小得多。三是改革分税体制、财税体制,调整收入分配机制,保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目前中央税收占总税收的58%,地方占42%,地方是四级政府,加起来才42%,太少,所以他们要征地获利,以后必须平衡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

    总之,我的弱势群体经济学一是研究弱势群体的生存规律、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民生政策,二是帮助弱势群体伸张他们的诉求,提出合理的主张,引起决策者注意,维护弱势群体权利,进而带动整个国家发展、进步。弱势群体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资源在社会中的配置,解决效率问题,那么弱势群体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社会中的再配置,解决公平问题。

    (注:参与弱势群体经济学研究和本文撰写的还有我的研究生霍霆、张赫、张悦。)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www.huxingdou.org。www.huxingdou.net。)

 

中国是制度性浪费最大的国家

遏制国有浪费、设立浪费公款罪

——在陕西卫视《开坛》的发言

胡星斗

    一位德国学者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贫穷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浪费国家”。此言不假。譬如春节,到处可见讲排场、讲面子、比阔、浪费的局面,餐桌上整盘整盘的菜倒掉。难怪中国餐饮已经连续15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

    当然,这只是“小浪费”。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畸形化是“大浪费”。据报道:2004年,中国大陆公车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还有公费出国3000亿元,以上“三公”消费占中国财政支出的1/3以上。另据最新数据,2006年,中国大陆公款吃喝高达6000亿元。

    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监察部的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党政国家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读书、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两万亿元,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50%。

    广东陆丰市某豪华公宴一桌吃掉15万元,还赠送礼品,开餐费发票,包括10万元一块的劳力士手表。广东清新县教育局以人头马招待扶贫志愿者。新快报报道:广州市政府办公厅177人就拥有172辆公车,市科技局日常支出达1.58亿元,工商局的台式电脑预算每台竟达2.5万元。

    现在基层的公车基本都是索纳塔、捷达、飞度,甚至丰田霸道,车费可以随意报销。老百姓即使再有钱,都说:我的车哪比得上公车?公车是用公家的钱办自己的事。公车私用基本全面失控。

    除了“三公”消费,其实还有公款建房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可谓“四公”消费正如火如荼。沈阳客运集团前总经理夏任凡动用公款2000万建私人庄园;国家级贫困县准格尔旗政府为旗领导建9幢别墅;河南信阳“农开扶贫办”为领导建豪华别墅……

    甚至四公“大浪费”也不算什么,中国还有更大的“特大浪费”——大量的政绩工程、停建缓建工程、烂尾工程、错误决策工程、浪费工程。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七五~九五”期间政府投资的失误率为30%。另外,大量的国债用在了没有回报的形象工程上。

    重庆黄金镇的“天安门”投资500万元,而该镇的财政收入仅为400多万元;山西某国家级贫困县的检察院办公楼造价2000万;河南郑州惠济区耗资6亿元建成“世界第一区政府”,而该区一年的财政收入仅2亿元;浙江安吉县透支十年财力,建成30万平米的政府大楼,县城中心的广场投资1.2亿元,面积相当于天安们广场的3/5。

    据《法制晚报》2006年10月18日报道: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仅为30年,建了拆,拆了又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家。而发达国家的建筑平均寿命为130年。

    据《南风窗》2004年8月16日报道:2003年经过对526个使用国债资金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审计发现,在已经建成的320个项目中,有32个没有运营,18个试运营,开开停停,69个没有达到设计生产能力,34个存在严重问题,各项问题率达到50%。

    中国大多数的国有工程项目开工前都没有象样的“可行性报告”,作为行政下级的设计院、研究院也不可能得出“不可行”的报告,一些地方甚至对不同意见的专家进行排斥打击。于是,一个个的国有投资黑洞数不胜数: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亿,无法形成规模;中州铝厂投资19.8亿,负债35.2亿;中原制药厂投资13.26亿,负债30.6亿;珠海机场投资95.6亿,可没有多少乘客;湖北荆襄化工投资40亿,无人收场;二滩电站过木机道工程耗资12.6亿元,被废弃;川东天然气氯碱工程损失13亿元;黑龙江政府投资5.6亿元的牡丹江煤气工程因盲目建设、管理混乱而停产;黑龙江子午胎项目投资十几亿,建成后每年亏损3亿元;沈阳投资几十亿的浑南市场报废;投资5亿元建成的辽宁轮胎厂载重子午胎项目一运行就陷入了困境;吉林化工花几十亿元建成的阿尔法—高碳醇项目,产品没有销路,4万职工下岗;

    投资30亿的吉林1号工程“大液晶”项目刚建完即陷入困境……。

    国有浪费与贪污几乎成了无底洞。据《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部分外逃国有企业贪官资料如下:萧洪彬,上海大东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涉案7.6亿美元;广东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副总经理,涉案13亿港币;高山,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涉案8.39亿元;徐晓轩,福建八闽通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理,涉案4.6亿元;于志安,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涉案1亿元;丁岚,中国银行北京劲松分理处主任,涉案1.95亿元;蒋基芳,河南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涉案2亿元;余振东,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涉案4.83亿美元;钱宏,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涉案5亿元;黄清洲,陈满雄,广东省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涉案4.2亿元;钟武剑,海南省橡胶中心批发市场总裁,涉案5亿元;刘佐卿,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涉案1亿元……

    国有造成的浪费与贪污,触目惊心!

    极左们说:以上浪费及贪污不是国有制度造成的,根源是管理不善、监督不力。但稍微懂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国有企业的产权模糊、政企不分、激励和约束机制不足、治理结构不科学、企业家精神缺乏、短期行为严重、企业中的官僚体制、人性的弱点等等都是无法改变的。所以,贺卫方教授说:这样的企业要走向发达,实在是天理不容。纵观世界,那些百年老店无一例外都是私人企业,当然不是偶然的。

    为了遏制国有浪费,我们建议修改刑法渎职罪,使之适用于国有企业负责人,并且设立浪费公款罪,出台渎职罪和浪费公款罪的实施细则。遏制浪费,还要完善制度,一靠人民群众的检举揭发、媒体的监督,二靠问责制度。国家应当立法保护举报人、鼓励老百姓举报浪费公款的行为;应当建立公民财政诉讼制度或者叫纳税人公益诉讼制度,鼓励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就可起诉浪费公款及腐败行为。

 

 

 

发件人:<sohuyahoo2008@sina.com> 2009-04-21 14:54:4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完善社会保障才能够解决就业

拉动内需要靠公务员加薪?

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才能解决就业问题

广州  洪护礼

2009年4月20日

    当前,全球遭遇金融危机,就业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大规模的失业就会演变成社会问题, 因此,保障就业将是一个政治考量,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效率决策,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呼吁稳定就业,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各高校的校长们分别发出公开信,呼吁其担任一定职位的校友们尽量吸纳大学生毕业生就业,以缓解就业问题的社会矛盾。

    就业问题其实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人的尊严问题、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分配制度问题,劳动岗位也是稀缺资源,劳动岗位就是财富,道理非常简单,即资源是有限的!资源就那么多,蛋糕就那么大,张三多了,李四就必然少了。我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太过于强调市场经济,商品琳琅满目、激起人们消费以及占有的欲望,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弘扬社会责任少了,加上司法腐败、政府管理缺位,社会上互相攀比,争创高薪,无序竞争形成主旋律,为了金钱利益,道德、良心都可以抛弃。学生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根本就不要指望找到能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的岗位!

    就业问题如此重要,但能够为就业提供岗位、真正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企业,却在近十年的市场化改造中逐渐萎缩、举步维艰。在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环境下,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企业职工举步维艰、自负盈亏、缺乏保障,党政机关公务员却一枝独秀。

    2008年的中国,全国公务员(包括离退休)普遍加薪,各大城市平均上调一千二百元,尤其金融风暴来临,公务员加薪美其名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而企业职工就得减薪、下岗,农民工就得失业回家?可以说是荒唐绝伦!公务员成为了中国最稳定最富有的高收入群体,享受终身制待遇,退休后由国家财政直接负责退休金的领取,根本就不用考虑自己的工作是否得到公民的认可,他们既是政策制定者、也是实施者,任凭市场经济急风暴雨,都影响不了公务员队伍,因为他们在体制内,一个萝卜一个坑,无论调到什么部门都带着体制内的特权。目前在大城市、尤其省会城市局级党政机关的公务员队伍,根本就不用考核其贡献,混十来年就自然晋升为科级、二十年后自然晋升为处级,或者享受与其实际职务高一级待遇的所谓跨级干部,如:什么局级巡视员、处级协理员、科级办事员等等(实质上利用职权占有社会资源!),此外,公务员还享有惠及全家的公费医疗,个别大单位设有价廉物美的机关食堂、幼儿园、甚至医院门诊、疗养院、宿舍大院等等等等。

    据2007年《统计年鉴》反映:至2006年底,全国有完全意义上的公务员1550多万; 估计没公务员名份、但从事公务员工作人员有1360万以上,合计2910万;加上40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即:吃公共财政和收费供养的人员达7000万。2006年,全国就业人数7.8亿,差不多每10个非财政供养就业人员要养活1个平均收入高几倍的、由财政、收费等部门供养的公职人员。

    与此同时,企业职工却陷入困境,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就业人员绝大多数是国营企业职工,尽管工资不高,但较有保障。在职和退休人员的公费医疗(基本全额)和退休金(不低于退休时工资的70%)比较接近,国企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样,工资-福利体系是由国家来统一经管,费用由财政负担(我们不妨将此称之为“国家财政统一负担福利体系”)。这是一个基本统一的体系,有些行业的国企职工甚至享受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要高的福利,比如未成年子女可以报销优于公费医疗的医疗费用。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国企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革,如以厂长、经理责任制为代表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等,国家实际上把对原国企职工的福利责任推给了企业。九十年代实行“政企分开”, 导致政策性失误,企业职工经历了转制、分流、下岗、轮岗、失业、退养、甚至违反《行政许可法》24、83条的“行政划拨、资产重组”等一系列“改革”新名词的忽悠之后,被随意宰割,什么“关、停、并、转”等等,国企的问题突出起来,造成很多企业和职工失去保障,也就是说,国企无法按照原来的标准供养包括退休职工在内的职工,也没有财力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只好默许“各村出自己的高招”,政府实际上推卸责任。一时间,提前退休、内退、下岗、待岗甚至还有轮流上岗五花八门,把国企职工折腾得五花八门。

    在这种局面下,尽管我国于1995年建立了城市社保体系,缓解了社会矛盾,但企业职工退休后的微薄退休金却要依靠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美其名曰由社会保障机构负责),带来的很现实问题就是,在如此缺乏保障的社会里,想依靠企业单位承担社会责任,多吸纳学生就业得打个问号。

    首先,各个地区、政府部门、企业、团体都努力守住自己的势力范围,守住自己控制的资源。即使在自己的服务质量满足不了社会要求、或者自己的能力根本顾及不到的情况下,反过来大力压缩人力成本,尽量减少单位在编人员;尤其以改革为名精简异见人员或者不称职人员,以利于留下来人员的分配利益最大化,人少好分配;或者腾出岗位安排自己的亲朋好友、或吸纳其它社会关系;又或者拼命延长在位的任职时间、尽量多捞一把。

    在目前过度竞争、欠缺公平、又缺乏社会保障的环境下,即使某单位的领导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吸纳多一些大学生就业;即使单位新吸收的博士、硕士创造了社会效益,都可能会引起单位内部怨恨,生怕被抢饭碗或分薄了利益。即使某个单位愿意降低收入、为社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在整个社会缺乏保障的大环境中,这个单位的领导无异于自绝于社会、自绝于同事,这个问题暴露了人性的黑暗面。

    其次,各地区、各行业、各级党政机关、国家的企事业单位、甚至同一单位的不同部门都不可能自动降低自己的收入,尽管他们提供的公共产品(甚至可能不作为、人满为患、人浮于事)满足不了社会的要求而受到公民的批评,他们都会利用权力努力增加自己的利益,垄断着公共资源,肥水不流别人田!

    另一方面,在我们这个号称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举世瞩目的持续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各级政府却以减轻财政负担为由,把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等基本福利制度作为社会弊端给改革掉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党政机关公务员身上,造成新的贫富悬殊,也反映了政府调控能力的荒唐、无奈。它给有志于国家建设的人们提出一个重要课题: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各个阶层公民的参与,才能够体现出公平与正义!

    鉴于公务员与企事业单位的福利过分悬殊,特别是退休以后待遇的天壤之别,各级党政部门自然成为大学生就业抢夺的独木桥,一方面人满为患,另一方面无法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如:医疗、卫生、教育、交通、工商、城监管理等等等等。再次,在整个社会都以经济指标衡量业绩的情况下,不可能寄希望社会以及外资、合资机构吸纳大学生就业。在市场经济鼓励消费、物欲横流、人格扭曲、贫富悬殊的社会氛围中,谁愿意到贫困地区工作?即使有人愿意,谁对他们家属负责?

    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向阳院的故事》,里面有一首歌“今天是红领巾、明天是工农兵”,在那个年代,城里的孩子们的理想普遍都是长大当工人,最高境界就是当一名人民警察、解放军战士,农村的孩子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拖拉机手。在那些年代,能够当上一名邮递员骑上自行车给人送报纸就已经非常令人羡慕了,而今天,这些行业中除了警察外,其它早已成为弱势群体。农民成了失去土地、没有组织、没有保障、没有地位的无业游民,工人成了地位低微、低薪、下岗的代名词,解放军同样面临复员、转业安置问题,而民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甚至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很多是国家政策、尤其是劳动法规顾及不到的角落,如此巨大的地位、贫富悬殊的反差,谁愿意将自己置身于低收入的、没有话语权、甚至被剥削的弱势群体呢?教育部门如何贯彻教育方针,如何培养孩子们尊重劳动者,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意识,端正就业观念?

    所以,如果政府不能够保护默默无闻、安分守纪、脚踏实地、艰苦创业、勤奋工作、尤其保护那些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人们,弘扬诚实劳动的美德,我们的社会就必然陷入浮躁、急功近利、投机钻营、道德缺失、做假卖假、自私冷漠之中。长期下去,政府就必然失去公信力。

    最后,这几年国有企业的改制,已经将原来的国有骨干企业卖得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很少工厂、很少看见产业工人了,已经没有机构愿意接受大学生就业了。归根结底,就业问题实质上反映了我们的社会体制问题,在缺乏社会保障、或者缺失公平的环境下,希望企业吸纳就业、和谐稳定、让利于民、共同富裕就等于天方夜谈!

    我国社会保障(包括医保)缺失,关键是养老(包括医保)体系的双轨制造成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所谓保障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为那些被排除出由国家财政支付费用的养老体系的人做政策性安排,开始时仅适用于国企职工,后来扩大到那些从来没有机会被纳入国家养老体系的其他人群。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决定这个政策的人本身的自身利益却是与该社保系统无关的官员,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始终处在国家财政负担体系之中,我国的社会保障根本没打算成为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

    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社保系统都是针对全体国民,公务员另有一个财政负担的福利系统是“中国特色”,但很难说是“社会主义”。决策者应该痛下决心,制定一个把公务员纳入社保体系的时间表。代表人民不是靠宣传就能被人民认可的,要代表人民必须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继续保持养老、医疗方面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只会形成政府收入首先保障的是官员们利益的印象。决策者应该知道,如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国家的统一就没有基础,听任下级政府与自己规定不符的抽象行政行为合法化,中央政府就会越来越没有权威。

    我们经常说,党政干部是人们的公仆,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但现实生活中,为什么那么多人放着好好的主人不做,却千方百计争当仆人呢?显然这里有很大的误区!这种情况不由得让人们深思:一个自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现实却是:谁都不愿意当工人、农民!工人、农民成了受剥削群体,可想而知,这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还是先进文化的代表? 所以,扩大就业,首先必须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扩大就业,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必须平衡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 将公务员的工资收入纳入法治化轨道,不能让有权者的自肥式分配再继续下去,公务员提升工资必须得到人大常委会的讨论批准(问题:人大常委会的机关干部也是公务员,人大也是既得利益者,如何解决?)
    (2) 对公务员、以及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分配制度、医疗制度进行规范、统筹,强化各项社会保障,中央政府应该通盘考虑,建立一套公开、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保障方案。
    (3) 不能让既得利益者游离于体系外,既不交费,还要享受终身制的特权!既然建立了社会统筹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就应当覆盖全社会,党政机关公务员也是社会的一分子,更应加入社会统筹养老、医疗保险体系,交纳养老、医疗保险费。
    (4) 认真重视数千万自费参加社会统筹的自由职业者的养老金、医疗保险金过低的问题,他们也是纳税人,他们自我谋生、自己创业,创造就业机会,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创造社会财富,自费参加了社会养老、医疗统筹体系,同样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才能够使我们的企业更加健康,企业职工才能够得到相对比较公平的保障,才有可能吸纳大学生就业。

 



发件人:"aiqun368" <aiqun368@126.com> 2009-04-23 09:16:39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宋宝铃: 无产阶级两党制为什么不属于多党制?

无产阶级两党制为什么不属于多党制?

宋宝铃

2009.04.23

    有许多同志提出一个问题:无产阶级两党制为什么不属于多党制?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回答。(一)字面意义。从古至今,中国人习惯上一直有这种说法:“三者为多”。(二)核心意义。无产阶级两党制要求两个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兄弟政党,并且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及封建法西斯主义复辟的客观需要;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求其成员大公无私、不谋私利而惩戒蜕化变质分子。(三)时代意义。是无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客观需要。

     五六十年前,共产主义政党建立的国家一般都被称为“民主国家”,有些从国名上就体现出来了,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2]等等。因此,民主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题中之义。由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前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仿照其样式,采用一党统治、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的“斯大林模式”。由于“斯大林模式”从娘胎里就带有僵化弊病以及新政权逐渐出现了腐败现象。但此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吸取了经济危机时的经验教训,开始吸纳了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上的一些优点,相比之下,就使原来较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逐渐落伍了。所以,这就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对社会制度本身进行必要的自我完善改革,以重新显现其先进性。但是,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却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阻碍了改革的进行,同时,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阴谋又企图从右的方面进行干扰破坏。此时此刻,单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就显得很力不从心了,因此,客观需要另外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协助、监督,以保证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永不褪色。

    至此,无产阶级两党制就呼之欲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本来就有很好的思想理论基础资源——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这些国家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是先进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只是由于资本主义阶段经历时间较短甚至没有经历过,就使得经济基础和生产力不够完善发达。所以,改革必须要在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对社会制度本身进行自我完善。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后者对前者具有反作用。”单纯强调经济基础、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反作用,那是机械唯物主义,在现实社会里就表现为庸俗发展观即“唯生产力论”[3];但如果片面强调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却漠视经济基础、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如文革初期所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三分错误,同样对国家有很大的危害。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正确处理好前者与后者的关系,有机地厘清其中的奥妙,科学地把握好彼此的火候。

    鉴于前苏联和东欧改革失败、国家解体的深刻历史教训,无产阶级两党制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了。试想,当时前苏联如果还有另外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在起牵制作用,戈尔巴乔夫的胡作非为就不可能一路畅通无阻了。

    “斯大林模式”的特点是一党独大、权力集中,优点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尤其是战争时期。缺点是谁掌握了最高权力,谁就能完全把握党和国家的命运,同时为封建专制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毛泽东为什么晚年极端重视接班人问题,主要原因均由于此。无产阶级两党制从制度上解决了前人想解决而未能彻底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发展。

    我们国家相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具备许多优势,这也是之所以没有跟着走“苏、东坡” [4]的根本原因。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尽管是个摆设,但从制度层面上却对“一党独裁”起着消极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马列主义思想大普及过,毛泽东思想哺育了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客观上阻止了“苏、东坡”的发生。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英明之举。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后解体,反衬出毛泽东反修防修思想的伟大。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为无产阶级两党制的革命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养分。

    无产阶级两党制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治制度改革的有益尝试,与资产阶级多党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无产阶级两党制与资产阶级多党制格格不入、不共戴天,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绝对不能搞多党制。这是有历史上的军阀混战、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和前苏联和东欧解体时的深刻教训作为前车之鉴的。

    无产阶级两党制是无产阶级民主的一个伟大创举,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解决了“一党独裁”与多党制混乱的矛盾,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未来的政治模式,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注释

    [1]前东德的全称。

    [2]越南最初的国名,现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3]我在《“乌有之乡”希望探索的将会是一条什么道路?》一文里说过:“只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提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那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就是在文革中被批臭了的“唯生产力论”。就象在哲学上只承认从实践到认识,不承认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一样,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知行统一观”之认识论的“真理标准”的。”

    [4]民间称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为“苏、东坡”。

 

 

 

发件人:"aiqun368" <aiqun368@126.com> 2009-04-20 15:48:27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本质是推销资产阶级多党制——评项观奇教授的《半社会主义论》

本质是推销资产阶级多党制

——评项观奇教授的《半社会主义论》

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特约评论员

 二OO九年四月二十日

    一位素不相识的欣红斉先生一再通过电子邮箱向我们推荐项观奇教授的新作《半社会主义论》,并要求我们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登载《半社会主义论》,且说明这是项教授的意思。

    我们与项教授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深知其为人及其为文的积弊——经常文理不通且词不达意,附带错别字连篇和倚老卖老。因此,我们答应在欣红斉先生代替项教授做好文字梳理工作后予以全文刊登。

    《半社会主义论》洋洋洒洒一万一千余字,摆出一副理论大作的架构和阵势,确实把左翼中的相当一部分同志给唬住了。我们认真拜读了《半社会主义论》,绕开项教授设置的各种障眼法,看清楚了项教授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在列宁和毛主席早已表达清楚了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概念的情况下,项教授俚语化地表述为“半社会主义”;而且,在这个“半社会主义”里必须实行资产阶级多党制式的“民主”,此外别无他途(项教授如果认为我们的概括有错误,敬请批评指正)。项教授为我们国家展现的是一幅多么美妙似曾相识的的前景啊!

    这幅情景,《O八宪章》里就有!

    有同志一定会为项教授抱不平了:项教授是批《O八宪章》滴!是的,项教授确实在一些文章里说了《O八宪章》的不是,但是,《O八宪章》为什么不对,错在哪儿?《形式逻辑》没有学好的项教授从来就没有讲清楚过,就象他批“民主社会主义”却讲不清“民主社会主义”的要害一样。正因为从来就没有讲清楚过《O八宪章》的危害之处,项教授当然就不可能想清楚了,因此,项教授就自觉不自觉地一次次叫卖多党制了。

    多党制为什么不好,清华大学电真空专业毕业的吴邦国委员长空喊了几句口号,招来一片骂声;中国社科院的大专家房宁把旧文修改一番重新发表,尽管又得了一笔稿费,但老百姓依然不满意。

    实际上,宋宝铃同志早在2005年8月18日发表的著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阶段——农民共产党阶段和工人共产党阶段》里就明确指出:“由于整个世界已被资本主义所包围,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已占统治地位。所以,一般来说,一旦施行多党制,就必然是资产阶级多党制。由于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本性,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事件屡见不鲜。如果在不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施行多党制,那肯定是一片混乱,甚至会出现封建法西斯全面复辟的局面。历史上的军阀混战、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和前苏联解体时的情况就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多么浅显的道理,为什么有身份的人却讲不清楚呢?不是讲不清楚,而是讲话人的脚跟站歪了,脚跟歪身子必然就斜,大家可以认真想一想,一个脚歪身斜之人讲的话,老百姓会买帐吗?

    据说项教授也很有身份,习惯拜服于显赫地位和名声的国人另眼相看了,请看看欣红斉先生的介绍:“著名历史学家、历史科学学者、德籍华人和德国共产党友党党员的身份”。乖乖隆里咚,够吓人的头衔。然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伟人的提醒:“高贵者最愚蠢”。为什么高贵者愚蠢?不是他们的智商有问题,而是他们的屁股位置坐的不对。咱们也来句俚语试试:“屁股决定脑袋”。底层老百姓为什么聪明?他天天接触客观实际。象项教授那样整天呆在德国洪思吕克(据说现在改译为“红思屡克”了)啃着奶油汉堡包,能想出对中国人民发展有利的思路来吗?依照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回答一定是否定的。

    实事求是地说,把列宁和毛主席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概念简化为“半社会主义”是项教授的一大贡献,至少能使许多同志知晓何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里,应该为项教授记上一功。但是,项教授《半社会主义论》的实质是推销他一再推崇且自称为“改也难”的根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多党制”即资产阶级多党制“理论”的。对于他的这种理论,本网的许多同志曾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特别是宋宝铃同志曾多次苦口婆心地劝说批评过,大家应该记忆犹新。

    大家苦口婆心,甚至有时候烈药罐顶,击一猛掌,而项教授为什么依然如故、油盐不进呢?据其文说,是要坚持“民主”。项教授在许多篇文章里反反复复说过,要坚持民主,就要坚持多党制;且自诩为这是坚持了列宁主义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项教授把民主与多党制划上了等号。

    民主真的等于多党制吗?

    一贯号称坚持阶级斗争学说的项教授,为什么在这里不见了阶级斗争的影子了呢?众所周知,民主历来是有阶级区分的: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尽管民主的形式会有许多种不同,但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出发点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资产阶级民主的出发点则是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

    有些号称“左派”的人们为什么对“不以执政参政为目的”的无产阶级两党制竭尽攻击之能事,原因就是想有朝一日上台当政,过一把“执政”享福的瘾,而对只做事不想获取报酬的无产阶级两党制却没有丝毫的兴趣。咱们姑且不论这种人能不能上台执政,退一万步说,就是把国家交在你手里了,你是否有能力管好呢?有人讲了几回“大讲堂”,跟着喊几句口号,挥了几下“旗帜”,当了几天网站站长,就不认识自己是谁了,梳了个毛式奶油大背头,以为自己已经置身斯莫尔尼宫了,可以对无产阶级发号施令了。

    无产阶级政治真的那么简单吗?

    无产阶级政治的本质是什么?毛泽东说的最透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说起来是非常容易的,只有五个字,但真正做起了就不那么容易了。雷锋用二十三年的年轻生命实践了这五个字;唐山丰润机务段铁路工人、被人誉为“活雷锋”的劳模贾潮江顶住了多少冷嘲热讽,坚持四十六年为人民服务,实践着这五个字。还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天天在为社会付出辛劳,他们才是最值得尊敬的人,他们应该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主人。

    为人民服务就是时时刻刻想着人民群众,点点滴滴为人民群众谋福利。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外患,层出不穷。多少仁人志士为救国救难竟折腰,从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一直到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等英雄豪杰奔走呼号,甚至揭竿而起。只有中国共产主义政党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帮助下,才逐渐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积累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几代人的辛劳和无数中国人民的鲜血和汗水,尽管目前还很不完善,甚至仍存在许多缺陷,但基本思路和线条是很清晰的。我们决不能走极端,象倒洗澡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那样,全盘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做,不但对不起先烈,同样也对不起自己。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没有毛泽东、周恩来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就不会有西方国家争先恐后的对华建交热;没有四届人大上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就不会有现在的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描绘“四化”蓝图,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没有众多共产党人,包括一些被认为犯有“左”右倾错误的共产党人在探索中以身心殉职殉国,就不会有今天绝大多数人民的幸福生活。这些都是不可抹煞的历史事实,不容夸大或缩小。不然的话,就容易发生右的和“左”的偏差。

    现在,无产阶级两党制的创立和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探索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无产阶级两党制既避免了“一党独裁”的弊病,又防止了多党制的混乱,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改革之路。

    中国新生代的共产党人庄严宣告:“我们不以执政参政为目的,而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为出发点,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真诚地协助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不谋私利。”

    这是多么豪迈的语言啊!任何自私自利心胸狭窄之辈是既不能度量,也不会想象得到的,唯有坦荡无私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才会有如此的气魄和胸怀。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4-22 11:15:54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中西方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 发件人: 陈申申发送时间: 2009年4月20日 20:41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主题: 中西方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

    各位好!我这些天刚刚完成了一篇文章。很抱歉,长了点。大家要辛苦了。 当“中西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这个题目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无力自己完成这项研究。可是,现实生活已经把这个问题放到了我们面前。我们必须要去面对了。且当抛砖引玉吧!申申
2009年4月20日,

中西方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

陈申申

2009年4月15日

    研究一个事物,首先要了解这个事物的结构,这应该是常识。可是,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基本上都在套用对于西方社会的研究结论。中国和西方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生搬硬套的做法禁锢了我们的思想,产生出了太多似是而非的理论,导致了普遍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的错误。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在理论上正本清源,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做起。本文打算从对中国和西方的社会结构分析开始,来讨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

1,中国社会是家庭结构的社会

    古有诗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于我何有哉!”好一个逍遥自在的庄稼汉!中国古时候的庄稼汉,虽然没有今天人们羡慕的的财富和地位,但是,他在心理上可以与君王平起平坐。你帮不了我的忙,我为什么要恭敬你呢?凭着自己的双手,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就是在与上天打赌。他们都是敢于直接和老天爷做交易,论公道的英雄汉。丰衣足食都是“赢”来的。这些立于天地之间的庄稼汉,就是我们的祖先。

     古时候,千千万万这样的农民组成了中国的农耕社会。千千万万这样的农民家庭组成了家庭结构的中国社会。家庭,大概应该是最自然和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了。可是,要把家庭结构推广到整个社会,形成家庭结构的社会,就只有在中国才做到了。农耕作业和定居生活为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农耕社会里,人是最宝贵的财富。家庭成员是最可靠的人力来源。多子多孙,家庭就兴旺。男耕女织,各尽所能。财产共享,人人有份。这些都是家庭结构社会中的自然现象。战争总是破坏家庭的。战火弥漫,家庭就会破裂。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有战乱,但是,相对西方的游牧民族的社会来说,中国人的生活环境要安定得多。农耕作业,定居生活,和平环境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状态下,家庭结构变得越来越稳固。

     中国的家庭,融生活与生产于一体,寄今生与来世于一身。幸福家庭,永远是中国人追求的生活目标。中国人生在家庭中,长在家庭中。家庭,是中国社会的细胞。家庭结构,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都是与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联系在一起。几乎中国所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成就,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起点。

     在家庭结构的社会里,社会的凝聚力来自亲情。中国人崇尚慈爱,忠孝,俭朴都来源于家庭生活的体验。慈爱忠孝之情,首先就是对家人。上对父母,下对子女。再推广到对祖宗,对后代,对亲属,对朋友,对社会。

    家庭结构的社会中,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社会观念。什么是中国人独有的社会观念?借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三件宝贝值得我们永远持有,这就是慈爱,俭朴和不敢为天下先。由于慈爱而勇敢,由于俭朴而能戒除浮华虚荣,做到实事求是,从而广博智慧,由于不敢为天下先而能戒除争名夺利,从而能谦虚忍让,团结人办大事。反过来,心怀鬼胎,骄傲急躁,咄咄逼人,唯我独尊,都是不好的品格。

    不过,家庭生活中永远都是七嘴八舌的。中国人对于慈爱,忠孝,完全没有统一的标准,都可以各家有各家自己的解释。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有百家争鸣。近一千多年,小的不说,大的至少有儒释道三家。与西方历史上的宗教对立和战争相比,中国的各家学说,包括外来的宗教理论,在这里都能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互为补充,都是中国蔚为奇观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好像是很脆弱的。任何外来的宗教文化都不会在这里遇到顽强拼死的抵抗。这种文化好像又是很强大的。任何借助强权实现“一个主义”或者“统一思想”的企图都最多只能昙花一现,然后就在它面前不攻自破不战而亡了。

    在家庭里,没有永远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父母在家庭生活中有着与生俱来的权威。家庭成员也都有着与生俱来的长幼秩序。这样的家庭秩序是天成地就的。可是,造物主让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来就是家长,也不可能永远不做家长。天生如此,时候不到要争也争不到,时候到了要躲也躲不开。

     在这样的家庭组成的中国社会里,国家与家庭有着几乎相同的基本结构:家,是缩小了的国;国,是放大了的家。在中国的家庭中,最能干的子女就会成为未来家人心目中的家族领袖。一个人的辈份是与生俱来的,可是他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是凭能力获得的。中国旧式的大家庭中的家族领袖一般都不是辈份最高,或者年龄最大的人,而是家里公认最能干最能得到家人拥护的人。以这样的观念推广到了社会,就是中国政治的基本信念:“得人心者的天下”。 中国历史上的古代帝王的楷模尧舜禹都是因为能干而且得人心才登上王位的。

     历史上中国人心中的帝王并不是一个权力无边的征服者,而是一个大家长。做皇帝,首先要能干,而且很辛苦,不是很有吸引力的好工作。帝王的威望并不来自权利,而是来自爱民。忠君并不是对于帝王权利的迷信,而是对于家长的拥戴。中国历史上曾经一再出现过的国泰民安,帝王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情景并不是政治高压的结果,而是自然形成的社会气氛。政治的高压,只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因此,在家庭生活中的孝道,就自然的转化成了社会生活中对于帝王的忠心。

    在中国的家庭结构的社会里,祖祖辈辈为家庭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总是被后代铭记在心。一代又一代,他们就成了后代子子孙孙的崇拜对象。祖宗崇拜是中国人的宗教。家家的祖宗都不一样,想象中的祖宗的在天之灵,就是中国人家家户户都有的保护神。这或许就是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的社会根源。

    在家庭生活中,中国人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来源,也找到了精神的最后归宿。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孙后代又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即使没有上帝,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是安详自在的。今生来世都在自己的眼前。有神仙保佑当然更好。即使没有神仙保佑,只要能看着家业兴旺,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生命的希望都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后代的幸福,就是中国人的人生的价值,就是未来,就是中国人的上帝和上帝的天国。

    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几乎不能想象出还有什么能比家庭幸福社会和谐更值得追求的理想。甚至,中国人想象的神仙世界里,神仙们也生活在中国式的家庭里。中国人想象出了玉皇大帝,也没忘了要给玉皇大帝配个王母娘娘。神仙也要有家,要结婚生孩子。只有中国人才会为神仙想得那么周到。

    中国人心里的和谐世界是天人合一的。中国人对于天堂的想象就是和谐的人间。破坏和谐的理想世界的不是上天,而是人自己。因为有人做坏事,才惹得天怒人怨。所以,避免灾难的办法就是人自己不要闯祸,特别是当权者不能闯祸。因此,中国的历史研究和政治学说几乎全是教皇帝不要犯错误的告诫,而不是像西方的学者那样一遍一遍的用严格的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说明权力制衡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我们从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可以得到的逻辑关系是:农耕民族,家庭结构,亲情关系,祖宗崇拜。这些是中国现代工业化的社会起点,也是中国现代政治的起点。

2,西方社会是团体结构的社会

     西班牙著名的小说里的主人翁唐吉柯德实在令人印象深刻。一个贵族后裔,从小接受贵族式的教育。可是,在小说里他不仅没有财产,而且成了有上顿没下顿的流浪汉。他无家可归。

     在西方社会中家庭绝对没有象在中国那么重要。过着战斗生活的游牧民族散布在古代的西方世界。游牧既是生产活动,也是军事行动。后来,航海业发展,西方的海船上的商人们既做生意,也做海盗。这样的生活高度军事化,战斗化,家庭的地位一定会下降,就像在中国的战争年代,投身军队的人们常常只能抛开家庭。

    在西方的历史上,战争是常态,甚至是谋生手段。中国有古训“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样的古训说明中华民族是很幸运的,幸运到经常有机会可以忘记战争,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所以,需要有高人来指点,教导大家不要忘记战争。西方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战争时时伴随着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忘记战争。

     和中国家庭中所有家庭成员共享家产的传统完全不同,西方社会一直实行长子继承权。当年欧洲的贵族们住在古堡里。古堡既是战斗工事,又是居住地。古堡就是高大一些的碉堡。很难想象中国古时候的有钱人会让自己住在碉堡里,毕竟太不舒服了。可是,早年的欧洲,只有有钱人才可能住在古堡里。进攻和防守都要依托古堡。家庭也就成了战斗团体。分家意味着解散军队,也意味着任人宰割,成为别人的奴隶,是万万做不得的事情。所以,只能是长子一个人有财产继承权。他的弟弟们就只能象唐吉珂的一样被赶出家门了。

     家庭的凝聚力在于每个家庭成员出自内心的亲情。团体的凝聚力,则在于外来的压力。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下,人们只能舍弃亲情。在西方,家庭破裂了,团体就成了最小的社会组织。团体,是西方社会的最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团体结构,是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

    在西方的团体结构的社会中,人们必须要结成团体才能成为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任何个人都要以团体为依托才能有所作为。重要的社会活动是以团体活动的方式出现的。个人必须服从团体。因此,中国式的逍遥自在的庄稼汉在西方是没有社会地位的。

    在长时间的战争,谈判,缔约的过程中,有的团体胜利了,有的团体失败了。不论胜利还是失败,维护社会稳定的都不会是中国式的亲情,而是团体之间的契约。社会契约反映的是各种社会团体的利益,既被各种团体所维护,也会因为团体利益的冲突而破裂。

    产生于中国家庭的祖宗崇拜不会成为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在长年的战火中,面对严酷的现实,人们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持他们。于是,一神论的宗教终于在西方诞生。宗教是凝聚团体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宗教在西方有着比在中国重要得多的社会作用。

    在工业化开始之前,欧洲最强大的社会团体就是宗教团体,其次就是贵族。神权曾经在王权之上。“君权神授”曾经是欧洲君权的合法性来源。欧洲社会曾经被分成等级森严的团体,贵族和平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等等。阶级社会就是这样产生的。阶级就是特定的社会团体。

    在西方,国家只是一个放大了的团体,是由许多小团体组成的大团体。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西方的国家仅仅是一个临时的战争联盟。战争结束,联盟也就随之解散。直到一百多年前,整个欧洲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有固定疆土的国家,只有各种各样的维持时间或长或短的贵族联盟。
维护团体间的契约要依靠各方都承认的法律。法律也是一种契约,是一种社会共同承认的契约。不论法律本身是否合理,违法者必究,是维护法律权威所不可缺少的。由此产生出了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关系。因此,平等首先就成为了西方社会追求的价值观。这种平等的观念扩大到团体中的每个人时,就是对于个人自由的肯定。由此发展下去,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等就成了西方社会的普遍的社会诉求。这些社会诉求被今天的西方学者总结为普世价值观。

    总而言之,我们从对西方历史的研究中,得到的逻辑关系是:游牧民族,团体结构,契约关系,上帝崇拜。这些是西方现代工业化的社会起点,也是西方现代政治的起点。

3,社会结构不同,问题就不同

    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产生出了中国的农耕民族和西方的游牧民族。

     社会环境中最为根本的不是社会制度,而是社会结构。因为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的。不研究社会结构,就不会知道社会制度产生的原因,也不可能知道社会制度演变方向。研究事物,从结构入手应该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我们不会用杀牛的方法去杀鸡,也不会用造房子的图纸去造船,就是因为工作对象的结构不同。可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把对西方社会研究的结论套用在对于中国的研究中,以至于出现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怎么划分也分不清楚的问题,出现了抓阶级斗争却怎么也找不到阶级敌人的问题,出现了在中国文化中寻找西方的民主自由的元素,可是怎么也找不出来的问题,出现了一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想要来个轮流执政,可是除了现在的执政党能够执政,根本没有替代者的问题。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由于对社会结构认识不清,从问题的提出开始就已经错了。不知道问题的所在,要找出解决困难的办法就太难了。

    不同的社会结构孕育出了不同的人类文明。由于中国和西方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产生出的基本的政治制度和要解决的政治问题都是完全不同的。

4,西方社会中民主与专制是永远的主题

    总的来说,西方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应付外来的竞争。团体是西方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每个团体的发展都要面对其他团体的挑战。在竞争的环境中,一个团体不是胜利,就是灭亡。一个团体要发展,就要与尽可能多的团体结成联盟来反对自己的敌人。民主的原则是为了确立团体联盟中领导者的合法地位而被承认和被推广的。因此首先,这样的民主是一种决定谁做领导者的议事程序,而不是一种价值观。民主权利只有联盟内部的各个团体才能享有。在联盟之外的团体是绝对不可能享有民主权利的。同样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不仅不会因此而互相赞赏,还完全可能是敌人。比如,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之间首先爆发的。今天,美国虽然把民主作为价值观在世界上推广,但是,对于在中东唯一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伊朗却恨之入骨。

     同时,民主原则要解决的问题是让某些团体的利益代表者成为联盟的合法的领导者,而不是要保证能选出为多数人服务的执政者。直到今天,西方社会的政治领袖还都是作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表者来执掌政权的。在这些人中间,能够有全局眼光,有历史感,能够为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的人凤毛麟角。因为社会是团体结构的,没有哪个团体的利益天然的就与社会的整体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即使有人能够超越团体利益去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很难获得支持成为领袖。

    还需要指出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选举也完全不可能产生出为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着想的政治领袖。因为候选人都是利益团体推选出来的。这样选出来的当政者一定是为推选了自己的利益集团当政的,而不是为选民当政的。选举只是一次决定候选人中谁当政的裁决。选民是作为裁决者出现的。不论谁当政,当政者都不会成为选民的利益代表,就像各国的球队在国际比赛中不论输赢都不会是在为裁判赛球,也不会把荣誉归于裁判。中国人以自己的政治经验来看西方国家,常常不能理解这一点,总以为选民选出来的领导者自然就会为选民办事。可是,西方人是非常清楚的。在你承认选举制度的时候,就已经准备接受一个坏的当政者来执政了。在西方人眼里,当政者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谋利益是理所当然的。否则,谁还要花钱去参加选举?对此,选民们即使不满意,也只能容忍。

    这一点小布什当政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为了石油财团的利益,小布什不顾一切的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战争输赢都没有关系,只要把油价打上去就是石油财团的胜利。为了发动战争,布什政府捏造了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美国人虽然为了受骗而气愤,但是没有人会控告小布什为了石油财团的利益而发动战争的罪行。在美国人看来,小布什为石油财团谋利而损害国家利益是很自然的。虽然丑恶,但不犯法。美国总统有权利这样做。西方的法律是保护这样的权利的。

    在西方团体结构的社会背景下,执政者只可能因为代表某些社会团体的利益而获得执政地位。这样的执政者上了台就一定会损害其他团体的利益,被其他团体看成一个专制者。因此,民主政治每过若干年就会产生一个合法的专制政权。这不是理论,也不是政治主张,而是西方的现实。

     从某种角度看,民主制度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让各种利益集团分享权力的制度。为了分享权力,出现了限制执政者任期的制度。在美国,总统最多只能有两届的任期。为了分享权力,还出现了三权分立的制度。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力的分离,既是权利的相互制衡,也是权利的分享。如果我们把总统任期限制看成是国家最高权力在时间上横向的切割的话,那么三权分立就是一种纵向的切割。可是,不管怎样切割都改变不了权利的性质,就像一块木头,不管你怎样切割,还是一块木头。专制权力不管怎样切割,也还是专制权力。在立法和总统选举中都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好像很合理,可是,谁又能说多数人的暴政就不是暴政呢?司法权掌握在法官手里,依法判案,总应该合理了吧?其实不然。需要拿到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就是因为对于法律的解释不清楚,理解不一样。最高法院凭什么就能比别人更正确呢?美国的一位大法官曾经这样说过“联邦最高法院不是因为正确而有权威,而是因为有权威所以正确。”有权威所以正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正确呢?这离“指鹿为马”还有多少距离呢?

     民主制度确实给各种利益集团提供了表达自身利益的合法途径。但是,谁都在担心上台以后的执政者将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每一次民主程序的实施,既能让各个利益团体表达自身的要求,又不可避免的让某些团体利益的代表着上台,即让一个专制者上台。所以,越是在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民主就越是社会普遍的呼声。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在西方就成了永久的课题。

     民主与专制是西方团体结构社会的政治制度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如果我们把只代表某些利益团体的执政者看成是专制者的话,那么,民主制度只是让专制者有了合法性,而不是消灭了专制。因此,在西方民主永远不够用。倡导民主的话怎么说都不过分。

    少数服从多数的选举,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都摆脱不了西方社会的团体结构的制约。这不是说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完全没有意义。西方的民主制度是非常有意义的。民主制度的实施,政治决策过程的公开化,不仅有益于社会了解高层政治,还给予了社会各界改革社会的热情,尊严和信心,为西方社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现在无法预料的可能。可是,在今天的西方,要想让政治决策着眼于社会的长期的和整体的利益,让执政者为全社会的利益服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中国社会中人治还是法治是永远的主题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儒家的礼法主张和道家的道法主张之间的争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实行人治,还是要实行法治的争论。

     中国社会长期面临的社会问题,不是能不能在世界上联合一些国家去征服另一些国家,而是如何解决中国社会这个大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讨论的“天下事”同西方人讨论的世界战略几乎完全不是一回事情。西方人的世界战略是要在世界上确立自己的敌人和盟友,是要想去做征服者。而中国人讨论天下事是为了平息纠纷,让天下太平。出于自身的经验,中国人总是把天下事当成家务事来讨论的。在家庭中,虽然有长幼秩序,但是绝对没有征服与被征服的问题。历史上,中国的学者们不仅把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问题都看成是一个大家庭内部的纷争,在面对南方和北方的民族入侵的时候,也抱着“天下一家”的想法,十分自然的把他们当成家务事来处理,能争取人心的就尽可能争取人心,即使使用武力,也不放弃抓住机会争取人心,以求长期的太平。

    既然一切政治问题都被看成是大家庭的内部问题了,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理论的讨论真正关切的问题就不是怎样建立某种法律程序来和平的实现轮流执政,而是怎样让当政者吸取前人的教训,制定得人心的政策,来巩固现有的政治统治,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儒家礼法和道家道法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针。首先是世界观不同。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可是自古以来,对于天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儒家认为世界是有主宰的。天上有北斗七星主宰着宇宙,地上有皇帝天子主宰着社会。道家则认为天道圆圆,万物相生相克,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主宰不了谁。

    不同的世界观,是为了支持不同的政治制度。儒家认为天子就是天的代表,天人合一的结果自然就是全社会对于天子个人意志的绝对服从,社会对于政府官员的绝对服从,家庭中对于长辈的绝对服从。这就是儒家主张的君臣父子的礼教秩序。儒家并不完全抵制法律,只是把法律当成工具来使用。执政者可以完全不受法律的约束,就像人完全不必受到工具的约束一样。

     道家认为法是人们对大自然对社会的知识和经验的总结,用古话说法就是天道的体现。任何人无视法律都会受到惩罚。因此,立法和执法的过程就是执政者领导社会的过程。执政者不需要在法律之上或之外建立自己的权威。服从法律,不仅是对老百姓的要求,更是对执政者的要求。如果执政者总是以破环法律来显示自己的权威,法律就名存实亡了,执政者的有效统治也就名存实亡了。这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绝对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求执政者不要标榜自己的英明伟大,不要以破坏法制来显示自己的权威。

    不同的世界观,还导致了决然不同的社会政策。儒家认为自己的学说已经反映了天道,其他的学说就必然都是异端邪说了。因此,天人合一的结果就一定要求“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认为世界是变化无穷的。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没有人能够说他已经掌握了天道。任何人都只能在生活中发现和理解天道,然后要求自己顺应天道。天道在哪里?不在天上神仙那里,也不在古代圣贤书中。“大道隐于市”,天道就在今天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让社会各界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社会矛盾充分暴露的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在顺应天道。所以,主持制定国家政策的执政者必须具有“不为天下先”的品格,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才能顺应民情。即使有了伟大的社会成就也要把功劳记在别人的功劳簿上,执政者决不能因此而自夸自大。这样的执政者才会得到社会真诚的拥护。

    在实际生活中,儒家主张执政者不仅自己要成为倡导仁义忠孝的道德模范,还要动员全社会对执政者感恩戴德,去积极的发现和反对一切违反礼教有损执政者权威的行为,用这样的办法来巩固君王的执政地位。在儒家看来,只要全社会都感受到君王道德高尚,臣子们一心报国,父母们勤劳勇敢,孩子们聪明听话,社会自然就长治久安了。

    道家认为,执政者的这些行为只会导致社会风气败坏。因为,执政者大权在手,你提倡什么,社会就会把这变成时尚来追求,一哄而上,弄虚作假,做尽坏事。更不用说还一定会出现一大批阿谀奉承之徒拉大旗作虎皮,迎合你的需要,以谋取私利,从而导致社会风气的普遍的败坏。执政者如果背离法制一心只想抓坏人,社会上就会有人把好人当坏人,抓起一大堆来邀功。这就像文革时期抓阶级斗争,抓坏人,几乎抓到了无人能够幸免的地步,结果那些抓坏人的人自己反倒成了人们心目中最大的坏人了。

     道家认为,执政者要想巩固执政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两个字“不争”,就是执政者不要争着在世人面前表现自己很伟大,很高尚。执政者不去倡导任何时尚,就没有人能够为此而弄虚作假。执政者没有为自己歌功颂德的需要,社会上的阿谀奉承之徒就不可能从中得利。只要你自己不争,那些污泥浊水就不战而自退了,社会也就得到长治久安了,从而执政者自然就可以立于无人能与之相争的不败之地了。道家说的“不争”,是无为而治的另一种说法。执政者必须领导社会。可是,对于社会的领导,不体现在对于自己的伟大正确的大声疾呼的标榜,而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的根据社会的需要完善法律,依法办事。执政者对于社会的领导是应该通过这样的“不言之教”来实现的。

     总而言之,儒家要求处于至强地位的执政者,同时还是至尊。以至尊来保持至强的地位。道家认识到执政者已经是至强,在“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作用下,已经处于了不利的地位。掌握着强权的执政者,最容易遭到攻击,最容易遭到利用,最容易犯大的错误。所以,为了长治久安,执政者一定要向社会示柔示弱。这才是长远之计。

    一个要执政者恩泽四海,一个要无为而治。一个主张人治,一个主张法治。一个要领先群雄,一个要不为天下先。一个要标榜自己是战斗英雄道德楷模,做走在社会的最前面的先锋队,一个要融入社会,“不争”,“行不言之教”。其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这些差别反映了家庭结构的中国在政治制度选择上的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

    这两种政治主张都产生于中国的家庭结构的社会。既然是家庭结构的社会,社会就是一个大家庭。执政者就是社会这个大家庭的大家长。不论法律多么完善,维持这个大家庭的稳定,都离不开家长的权威。特别是在突发情况下,执政者直接干预社会生活也会是必要的。同时,只要有法律,就会产生法律和执政者意志的冲突。这种时候作为执政者,往往更倾向于维护自身的权威,而不是法律的权威。这些都是儒家礼教制度的社会基础。可是,如果执政者的权威总是与法律发生冲突,法治长期得不到推行,受损害的就不仅是社会,执政者也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越来越多的困扰,甚至可能从根本上动摇执政地位。有智慧的执政者都会发现依法治国才是巩固政权的根本出路。这些又构成了道家的法治主张的社会基础。执政者的权威与法律的权威之间的冲突,是中国这样的家庭结构的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主要问题。儒家和道家之间的争论反映的正是中国政治生活的这一对矛盾。可以预见的是,只要中国的社会结构没有根本的变化,人治和法治的矛盾就会存在,儒家和道家之间的争论就会以各种形式持续下去。

    说到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和西方的社会结构不同,中国的人治绝非西方的专制,中国的法治也绝非西方的民主。西方的专制是某些利益集团对另一些利益集团的合法的特权和压迫。中国的执政者是社会这个大家庭的家长,要的是政权巩固天下太平。人治固然弊端丛生,但是执政者不是任何其他人的代理人,并不需要一心帮着谁去压迫谁。西方民主是为了轮流坐庄,中国的法治是为了巩固执政者的地位。如果混为一谈,就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了。

6,理解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际意义

    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西方强大的文化冲击下展开的。因此,今天的政治理论讨论已经不可能离开西方的政治术语。可是,我们讨论的毕竟是中国的政治问题,所以,又离不开中国的现实。这两者都离不开,其结果就必然是西方的政治术语到中国生根开花,被加入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内涵。所谓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实现中国政治生活的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而推行法治,是离不开民主制度建设的。民主是法治的起源,也是法治的保证。所以,可以简单地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实现民主化。民主化,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的过程。

     可是,什么叫做民主?西方的民主到了中国,要在中国生根,首先就不可能还具有原来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含义:利益集团间的权力分享和轮流执政。因为中国不是团体结构的社会,不具备实现西方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那么,民主在中国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了实现民主政治的一切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当然不是。

    民主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已经扎下了根。民主已经不是少数人熟悉的专用名词,而是普及到了大街小巷,人人熟悉的生活用语。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而是要从实际出发。在实际生活中,民主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含义。

    首先在中国,民主是指一个人的作风。作风民主,是中国人的发明。西方人从来不用民主来形容一个人的工作作风。因为在西方的契约社会中,民主制是一种表达利益诉求和实现政治权利转让的法律制度。这都和个人的工作作风没有关系。只有在中国这样的亲情社会,民主才会被用来形容一个人的作风。在这里,民主的含义和中国古人所说的礼贤下士,和我们现在常说的亲民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其次在中国,民主还可以用来表达一种有明确的决策程序的能让社会广泛参与的政治协商的制度。我们应该感谢西方政治制度给我们的启示。西方社会为了实现权力分享,建立了明确的决策程序。任何党派和个人都没有不受这种制度约束的权利。自古以来,中国即使在最开明的年代,也缺少明确的能让社会广泛参与的决策程序。所以,当西方的政治制度被中国人了解以后,立刻就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民主政治立刻就成为了中国人追求的理想。中国清朝末年的变法,毛泽东当年论联合政府,我们今天的政治改革,要实现的都是这样一种决策程序明确的政治协商制度。在这样的民主制度面前,所有的人,不论是执政者,立法者,还是执法者,或是老百姓,都必须按照明确规定的决策程序来工作。谁也没有权利犯规。按照明确规定的法律程序决策,这就是现代法治和古代法治的区别。因为有了这样的含义,人民才会对政治生活有参与感和责任感,才能从中获得应有的热情,尊严和信心,民主才会成为人民追求的政治理想。

    还有,民主还展示了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它所体现的是发生冲突的各方既有明确的社会责任,同时又谦虚忍让,尊重他人的生活态度。社会上具有这样的基本素质的人们共同努力,民主制度才能建立起来。民主的这种含义虽然不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原始含义,但是,如果当年没有一大批具有这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西方绅士们在热情无私的贡献,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断然建立不起来的。中国今天的民主制度的建设,也需要倡导这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有人认为,只有实行西方那样的多党轮流执政才能从根本上制衡执政者,让他们不做坏事。其实,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西方实行轮流执政是被西方社会的团体结构所决定的,为的是分享权力,而不是不犯错误。民主制的西方国家犯的错误还少吗?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现在还在进行中的美伊战争,都是在民主国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当然,我们不需要把这些都归罪于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本来就不是为了不犯错误而设计的。

    一个国家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执政者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在美国建国的历史上,就有人提出过要建立总统终身任期的制度。因为终身任职的总统才会为国家的长期目标着想,也最不容易被利益集团收买。可是,在美国做不到。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历任四届,经过了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重大历史考验。历史虽然证明总统的任期长是有好处的,可是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很快就通过法律限制了总统的任期为两届。这不说明美国的民主。总统都是选出来的,根本就说不上禁止谁参选就会更民主。这说明了在团体结构的西方社会,利益分享比社会稳定更重要。西方社会情愿赶走英明的政治领袖,也不会放弃轮流执政,哪怕冒风险让蠢材上台闯大祸。西方社会不是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只是没有办法来解决而已。把这样的西方制度的弊端当成优点来学,实在没有必要。

    造就出一个利益与全社会整体利益一致的领袖不容易,造就出一个这样的政党更不容易。虽然利益的一致并不能保证行为的正确,但是总比不一致要好得多。在中国有一个政党长期执政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优点而不是缺点。还有人认为,中国的事情只能少数人说了算。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一定会天下大乱。特别是不能实行多党制度,甚至连民间组织也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只要我们睁开眼睛看看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就会知道在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不可能避免的,多党制度是必然出现的。自古以来,中国就是民间高度自治的国家。民间组织举不胜举。放在执政者面前的选择从来都不是要不要承认民间组织,而是如何与民间组织共处。是站在社会的上面指手画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还是融入社会之中,受到人民的拥戴?这才是执政者要回答的问题。

     民间组织会不会成为天下大乱改朝换代的动力?可能性的确存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样的道理说了几千年了。真的翻了船,只能说明执政者无能,还能说明什么呢?中国的儒家和道家都不否认老百姓造反的合理性。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安抚一方百姓是官员的首要职责,激起民变从来都是官员的死罪。执政者可以更换,老百姓是换不掉的。社会生活的自然结果,从来都不会舍弃老百姓来保全执政者。可是,即使改朝换代,新的执政者还会面临现在同样的问题:人治还是法治?

    结论:一个执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协商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最好的政治制度。

7,维护宪法,实现人大的功能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人治还是法治,在中国争论已经几千年。可是即使是道家,也没有说清楚法治的“法”究竟应该从何而来。如果法律都是执政者自己决定的,人治取代法治就易如反掌了。历史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历史上不缺少法治清明的年代,可是只要换了一个皇帝,就会立刻天昏地暗。
在学习了西方的民主与法治以后,我们要再次感谢西方给了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向西方学习,中国人才懂得了要制定宪法,创建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体现在人大有立法权,同时还有政府预算的审批权和政府重要官员的决定权。这些都是宪法明文规定的。这样的制度设计是中国现代政党政治和古代帝王政治的根本区别。这是历史性的进步。由此出发社会对政府的监督才可能被制度化,法治的精神才可能贯穿决策过程的始终。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呼声有了法定的渠道进入各级政府的决策机构,社会管理就可以日益改进,适应工业化技术化的要求了。

     中国的人大和西方的议会有所不同。西方的议会是纳税人的议会,里面是利益集团的代表,这些人不需要有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心。中国社会不存在利益关系决然分明的利益团体。各种社会阶层和团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需要的是既能反映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需要,又能全局在胸的有世界眼光的政治领袖。因此,人大的决策过程,不是西方政客们尔虞我诈利益交换的过程,而应该是各方政治领袖顾全大局协商共进的过程。

     虽然宪法已经指明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可是,直到今天,宪法颁布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还是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还是习惯于自己发现真理,自己敌我鲜明,自己伟大正确,自己一马当先,自己功勋卓著。为什么还要争这些?已经是执政党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的光荣自然都是你的光荣,这个国家的每一份伟大自然都是你的伟大,还要争什么?作为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执政党,还需要拿这些来取悦什么人吗?上行下效,各级党政领导花着老百姓的钱,做出的成绩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难道就不怕别人说你是贪天功为己有吗?要说执政党的党风不正,这就是最大的党风不正。要说社会上的歪风邪气,这就是现在社会上歪风邪气弥漫的根本原因。

    让人大发挥作用,首先需要执政党把自己放在人大之中,而不是在人大之上。人大必须有决策权。执政党的意志不通过人大就不能成为法律。政府重要官员没有人大的决定就不能任命。各级政府的预算不得到人大批准,就不能执行。执行了就是犯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人大没有这样的决策权,就不可能有监督权。道理很简单,你不是决策者,人家为什么要听你的?人家自己就能决定的事情,凭什么要接受你的监督?
人大要成为最高权力机关意味着现在的“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决策体制就要被彻底改变。党政必须分开。执政党要依法治国。国务院只是一个行政机构。没有人大的授权,国务院就什么都不能做。做了就是犯法。现在各级政府的行政首脑权力极大,各级人大都不具备应有的监督各级政府行政部门的功能,其原因就在于中央政府的“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体制。目前,国务院几万亿的预算都不需要人大讨论通过,这样的坏榜样给全国各级政府的是什么样的示范?从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到各级政府机关都可以“自力更生”,凭着手中的权利自己挣钱自己花,这样的政府还能不腐败吗?这样的制度性的腐败仅仅依靠纪律检查委员会那几个人是不可能制止的。

    让人大发挥作用,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全社会都要学习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参与社会决策。古代中国,没有人大这样的常设的民意机构和权力机构,社会的需要没有固定的渠道进入决策过程,老百姓或是盼望政府官员的清廉公正,或是忍无可忍揭竿而起造反。直到今天中国的社会情绪还是在这两个端点上摆动,还是很少去考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改变政府。很显然,让老百姓学会相信人大,运用人大需要时间。这将是一个中国社会在今天的工业化技术化年代中的自我教育的过程。这一步如果迈不开,中国就不会有政治制度的进步。在这里,人民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人民,才会有什么样的政府。

     执政党要改变执政思想,从人治到法治,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体制转变到人大决策体制。老百姓要改变传统,从或是期盼清官,或是揭竿而起造反,转变到学会通过人大来表达自身的意愿和监督政府的行为。有了这两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基本完成了。政府官员作乱,从不停号令,到贪污腐败,甚至篡党夺权,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政治顽疾。简单地说,中国社会执政党,政府和老百姓这三者中,执政党要巩固政权,老百姓要安居乐业,这两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对于社会的稳定来说,问题常常出在政府这个环节上。中国几千年来改朝换代的痛苦经验中都能看到政府腐败的坏作用。在制止政府腐败方面,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完整的成功的经验。

    直到西方的议会制度传到中国,才让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今天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依靠人大。政府的不作为和坏作为,都是在损害百姓的。因此,改造政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人大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监督政府。西方社会,政党轮流执政,政府官员都不是自己的子弟兵,可是从来没有政府官员能够篡党夺权的,也不会因为部门利益之争争到政令不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国会在监督他们。我们国家一党执政,干部都是自己培养的子弟兵,可是全社会看着政府的胡作非为却束手无策,实在没有道理。

    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执政党通过人大完成社会决策过程,为政府制定行政方向,同时执政党又通过自己的党员在各种民间企业和团体中的积极活动来动员和组织社会,监督政府,这样才可能为解决各级政府中的问题创造出必须的社会条件。这就是执政党对于社会的领导。

    我们完全不需要对中国的今天持悲观的态度,更不应该拿西方的标准来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半个多世纪以来,执政党和中国社会推行法治的努力是真实存在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样的文件出现。国际竞争环境和国内生活的需要,都在迫使中国实现社会管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中国古代有智慧的皇帝都懂得法治的重要性,没有理由说今天的执政党就不能明白这样的道理。

    只要人大政协的会议年年开,就会有成果。因为执政者和社会都已经没有别的出路。治大国如烹小鲜。不求突飞猛进,只求年年进步。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大政协会议在滴水穿石。我们有社会力量的持续推动,有执政党的因势利导,前景光明。中国社会正在走向法治,已经没有人能够挡得住了。

2009年4月15日

主要参考文献

    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本文中对于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的归纳,以及对于西方社会的“团体结构”的归纳,都是来源于此。
    2, 杨鹏:《老子详解》。这本书中把老子的执政思想和老子所激烈抨击的礼教制度都做出了详尽的解释,对于老子和孔子的学说,从他们的世界观到执政思想都做了详细的比较。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若不是看到了这本书中对老子思想的详尽说明,就根本不可能理解中国政治的历史渊源以及今天的变化。
    3, 钱穆:《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晚学盲言》,《灵魂与心》,等等。这位老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以及他对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广泛的比较研究,他对于儒道两家的精彩评论,展现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开阔的胸怀和广阔的视野。本文对于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比较,从方法到内容,都得益于这些著作。

 

 

 

发件人:"runzhiweizai@gmail.com" <runzhiweizai@gmail.com> 2009-04-22 19:35:3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北京市公安局应该如何热烈欢迎 全国各地声讨孙东东的上访群众

北京市公安局应该欢迎各地声讨孙东东的上访群众

伟哉

一、 叫兽孙东东是否应该声讨?

    2009年4月1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刊发了北大叫兽孙东东的访谈录, 《孙东东:把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大的保障》。孙东东叫兽是“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主要从事精神病学方面的司法鉴定,他每年要给不少死刑犯人做司法精神病的鉴定”。孙东东叫兽将99%的老上访户定义为偏执型精神病,潜台词便是应该送精神病院。

    他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把他(们)送到医院就是(对他们人权的)最大的保障。”

    对于这样的叫兽是否应该声讨?我想,只要是具备起码是非感和道德感的人,在看到孙东东叫兽这样的言论时,都会赞成上访群众的声讨。在这个专家日益缺乏道德感和是非感的时代,在这个专家被称为“应该挨板砖的砖家”的时代,孙东东这样的叫兽必须被清除出教育界,必须被逐出北京大学!

二、 上访群众到北大声讨叫兽孙东东,犯了哪条王法?

    只要是一个具备起码是非感和道德感的人,在看到孙东东叫兽这样的言论时,都会赞成上访群众的声讨,赞成把孙东东逐出北京大学。

    从4月7日开始,全国的上访民众陆续汇集到北京大学,抗议叫兽孙东东。但是,对于上访群众的抗议行动,北京市公安局出动十多个派出所两百多人的警察及便衣,出动几十辆警车、六辆公交车,想尽办法,防止上访群众聚集成堆,防止抗议行动。

    大批警察、便衣和保安守候在北大各个大门前或其它隐蔽场所,或守候,或围追,或堵截。他们劝访民回去,不要聚集成堆。若是访民不愿意回去,他们便将其扭送公交车拉去派出所或救济中心。在这期间,时不时的发生扭打访民的事件。一位78岁的老太太甚至也挨了打。各个地方政府也来了很多截访人员,想要把访民带回地方。

    对于想要采访访民的境内记者,警察同志熟门熟路,自有办法;对于境外记者,北京市公安局也会想尽办法让记者无法采访到访民,无法拍摄到有价值的照片。

    很多人会问,北京市公安局根据什么法律法规来把上访人员抓进派出所或者救济中心。答案很简单,《治安管理条例》。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方针下,人员的聚集、尤其是上访人员的聚集在官方开来本身就是一个敏感事件,北京市公安局尽可以依照此法规劝说人员离开。若是访民拒绝离开,警察便开始强抓人。虽然,访民都是从全国各地而来,和平的聚集,和平的抗议。

三、 北京市公安局舍本逐末,违背科学发展观

    北京市公安局的这种做法其实是舍本逐末。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激化矛盾,制造矛盾的方法。全国各地访民的愤怒的源头是孙东东叫兽。目前在我们的国内,像孙东东这样的叫兽大有人在,他们泯灭良知、大放厥词、颠倒黑白,为利益集团服务。孙东东叫兽的言辞,即使放在资产阶级的国家,也会被严厉批判,并追究直接责任。而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却没有任何后果。

    北京市公安局不去追溯源头,不去管管这样的砖家,相关的部门也不去追究孙东东叫兽在去年三鹿奶粉事件中的虚假言辞,孙东东作为卫生部专家组成员、卫生法学专家也没有被问责,而现在全国的上访民众们要伸张正义,抗击孙东东,北京市公安局却要将上访民众抓起来。这是什么逻辑和道理。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激化矛盾、制造更大的矛盾的方法!2008年因为一个女孩的意外身亡,瓮安县城的几座地标性大楼遭遇大火。若是北京市公安局继续这样的方式,是否会让这把大火烧到北京头上?

     科学发展观讲: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最高理想和根本宗旨的集中概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所提倡的以人为本,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人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最全面表现以人为本精神的做法是坚持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

    试问,北京市公安局对待上访民众的方法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

四、 北京市公安局应该热烈欢迎 全国各地声讨孙东东的上访群众

   为了伸张正义、惩恶扬善,北京市公安局应该热烈支持全国访民的抗议活动。热烈欢迎和支持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北京市公安局只需要划出几条规定的道路,让访民到这几条道路走一圈即可。中国老百姓向来是忠厚老实,上访十几年的老访民也不曾采取过什么过激举措,而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大开方便之门、宽厚仁德之门、正义之门,老访民们不感激涕零才怪,哪里还会去做出什么过激举动?哪里会烧出什么瓮安之火?

     素有所谓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博雅文化”的北京大学,也应该积极配合,不仅让上访群众在自己的校园里领略一番博大精深的北大文化和精神,让上访群众接触一下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的教育成果;同时北京大学应该发挥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精神头,发扬中国最先进、最高尚、最伟大的精神和传统,将害群之马孙东东踢出教育界,在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的面前好好展现一回自己(北京大学)的无限风采和姿态。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五、 北京市公安局热烈欢迎 上访群众声讨孙东东的巨大社会效益有哪些?

    北京市公安局热烈欢迎 全国各地声讨孙东东的上访群众,不仅仅是一举两得。不仅惩治了恶,而且发扬了善;不仅疏导了访民的怒火,而且展现了政府的良好姿态。同时,北京市公安局的做法还将在民主建设、大学教育、道德建设、文化生活等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上访群众的自发聚集、自发抗议活动,在北京市公安局的组织下,必将成为中国民主建设里程碑的事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这部分人,在国家公检法部门的配合下,胜利完成监督、管理上层精英人士的伟大行动,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他们的伟大壮举,不仅会得到国家领导层所倡导的民主建设的支持,也会获得全体人民的称赞!

    大学教育被国人诟病已久,学生脱离实际、理论远离实际的倾向愈来愈明显,此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众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扎堆和行走,必将引起学生的深刻兴趣,这不仅可以缓解和点缀他们无聊的大学生活,对于学生了解社会、了解中国、了解世界更是具有巨大的意义。这个意义的巨大性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为过!

    处于社会底层的上访群众,却将上层精英孙东东叫兽逐出教育界,这必将颠覆由主流精英所控制的话语权,改变他们所宣扬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观念,这对于道德文化领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前次种种,意义非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北京市公安局何乐而不为呢?

    是不是因为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的领导还没有发话,官僚体系的惯性还在运作,即使有同情心,也是空有同情心。领导的领导还没有发话,以前的惯性还在继续?此时,哪个领导敢于“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哪个领导敢于“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哪个领导敢于“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04-22 11:26:4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发一个资料,对照看看我们的信访制度,就知道问题的实质.

99%中国访民不高兴

谢盛友   

写于2009年4月6日

    有一本书叫做《中国不高兴》,中国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人,一个国家怎么会不高兴呢?应该是中国人不高兴。根据媒体报道,99%以上的中国访民不高兴,这回真的不高兴了。

     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最近负责任地表示,“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 —— 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见《中国新闻周刊》3月18日)。孙东东是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他此番言论在中国社会上迅速引起广泛争论。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的中国访民表示强烈不高兴,访民们前往北京大学,决心与孙东东教授就“老访民是不是精神病”的问题进行理论。

    有访民说:“谁家要是被拆了,被抢了,谁家要是死人了,他要是不找,那才是神经病呢!所以从孙东东这个理论来说,要我说孙东东是神经病。所以我们坚决要求,给孙东东去做鉴定。”

    根据于建嵘教授《精神病学专家孙教授的拍脑袋学术》(来源:南方都市报)的文章,2003年时任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接受《半月谈》杂志采访时亦指出:“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者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这和孙教授的说法显然存在矛盾。

    我认真阅读了国家信访局的文宣资料,其中,信访局的职责: 处理国内群众和境外人士的来信来访事项,保证信访渠道畅通;反映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重要建议、意见和问题;综合分析信访信息,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制定有关方针、政策的建议。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中国信访局有一半的工作类似德国县一级的初级法院的免费法律咨询机构(Rechtsberatungsstelle)的工作。

    一个国家是不会不高兴的,一个人肯定有不高兴的时候。不高兴肯定有很多原因,中国的弱势群体,因为物质贫困、因为权利贫困,会有不高兴的时候。 在中国,法律成为富人游戏人生的工具,成为富人逃避责任的利器。在中国,法律对于弱势群体来说,是逐客令,因为他们支付不起昂贵的诉讼费。在中国,有些穷人也将认真进行到底,讨个公道,赢了官司,却输掉永久的生计。中国的信访局是接纳中国访民的地方,但并不能真正解决访民的问题。

     德国经验。德国再穷的人也可以打官司。每个初级法院都设有一个公开对外的免费法律咨询机构,在这个部门工作的人,基本上只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没有法官资格或律师开业资格,也有退休的法官或退休的律师。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公民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只提供建议,不接纳案子。 

    若你没钱打官司,可以按照《诉讼费补助法,德文:Prozesskostenhilfe》(以前叫做《穷人法德文:Armenrecht》)向法院申请补助,不管你是被告还是原告,只要证明你是穷人,你就可以获得补助。不管是民事法庭还是行政法庭,不管是劳工法庭还是社会法庭,都同样对待。 如果你委托了律师办理案子,你是穷人,律师代替你到法院申请,你只要签字就行。当然,这样的补助是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被批准的,不仅审查你家庭的财产,还要审查你银行里的定期、活期存款,等等等等。

    一旦补助申请批准了,开庭费、律师费全部由国家承担。外国穷留学生基本属于这种。也有比较穷的德国人,法院视其收入状况,或半免诉讼费,或批准同意四年内分期无息支付诉讼费。

    笔者特殊经历: 2001年6月30日早上吃完早餐后,我准备像往常一样去上班,突然间,我发现我的钱包不见了。为什么?我很少丢东西,这次怎么把自己的钱包给丢失了。我拼命地回想在此以前去过的地方和做过的事情。对了,昨天晚上八点在银行打印Kontoauszug(银行结单)时,我把结单拿回来,却将自己的钱包忘记在银行打印结单机的旁边。我赶紧回到银行,我多么希望会再次看到我的钱包,一个陪伴我走过多年岁月的钱包,可是,我失望了。

    冷静了以后,我写了一贴“告示”,张贴在银行打印机旁边。“本人不慎,昨晚八点在此丢失钱包,好心拾者若归还,本人不追究刑事,而且还重金奖赏......”

    三天过后没有任何消息,我到银行问管理负责人,我到底应该怎么办。负责人告诉我,先到市政府失物招领处看看是否拾者已经将钱包送到那里。失物招领处回答,没有任何钱包。

     我想起银行天花板上的监视器,于是,到警察局报案。警察记录下我的口供,并答应为我调查。警察与银行合作,从监视器的记录和打印银行结单的情况,判断出谁是顺手牵羊者。警察立即传讯拾者,明确地告诉她,警方有证据证明是她与另外一个女性共谋侵吞了他人的钱财。

    我的律师 8月 8日给她写信: 我的委托人不慎将钱包遗失在银行,里面有一定数额的钱财,警察局已经证实是您拿走钱包,至今仍未归还,这是侵吞他人钱财,是严重违法的。我们正在调查您违反刑法的程度,当然从民法角度来看,您有义务归还失物,所以我们要求您在8月18日之前归还钱包。同时我们提醒您,若您按期归还钱包,这将大大减轻您刑事违法的程度。

    好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音信,最后检察院决定,拾者已经构成盗窃罪,公诉。初级法院决定开庭。开庭时我才知道被告常年失业,生活潦倒,当然她的所有官司费用、律师费用都按照德国《穷人法》而被减免,全部由国家承担。

     尽管法院判决,被告两个星期之内必须归还钱包和钱财,但是,我放弃追回。 走出法院门口,面对德国法院门口庄严的国徽,我深深地呼吸德国的新鲜空气。我发出来自内心的震撼:德国《穷人法》万岁!

     一个失业者、生活潦倒的人也有能力堂堂正正地在其律师的陪同下站在法官面前,振振有辞。这位德国人被告是高兴的,因为她有德国《穷人法》支撑着。如果中国也有《穷人法》作为访民的法律后盾,我相信99%以上的访民是高兴的。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4-19 13:34:0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精英,不要挑战平民社会的心理底线

精英,不要挑战平民社会的心理底线

韩尚义

2009-04-19

    近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出现一个重大变化:从以前那种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治分层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分层为主,先富起来的新社会阶层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

    社会公众对精英的态度大体上是既欢迎又防备:一方面需要精英群体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担心精英群体的思想会将社会引向错误的方向,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

    虽然精英群体人数不多,但在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中处于中坚地位,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他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更容易影响社会的发展。随着我国政治领域的不断开放,民主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新阶层人士以人大代表、政D委员的身份角色,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公共事务拥有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发言权;越来越多从事研究工作的?济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等,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精英们正从不同的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履行着社会责任。

    但“精英”不是名号,更不是职称,而是社会公众对有抱负者的一种冀望。笔者认为,要成为值得人们尊敬的社会精英,就得有更高的精神和道德追求,进而塑造社会精英更加鲜明的集体特征:把社会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利益,把长远利益看得高于眼前利益;不但有较高的个人素质,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能站在时代和社会的前沿,还要善于团结周围的人共同进步。精英们应更广泛地关注社会的底层,以自己的实事求是与平民达成共识,以自己的代言和担当团结更多的民众。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精英发挥了较大作用,他们利用自身影响力为援助灾区、参与重建大声呼吁,并将人们迅速组织起来,为灾区募捐,很多人至今仍然在持续地关注着灾区的重建工作、关心着灾区民众的生活状况。

    事实上,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由于经济危机、就业压力等新矛盾的出现,公众对于精英群体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进步和成熟,民主和自由正逐渐回归民间,社会将走向"共同治理"的公民社会。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有不同阶层、不同利益诉求存在的,但公共政策必须要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身居社会高处,拥有众多资源和较大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应负有超出普通公众的社会责任。越是对社会有重要影响力的人,就越应当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虽不至于一言兴邦或一言丧邦,但其言行往往会造成较大社会影响。如前两年,北方某任姓房地产大亨放言“房地产商就是要给富人建房子”,这种尽管在理论上有其道理,且从纯经济学层面看甚至可能是真理的话语,却在有意无意中触及了普通民众的心理底线,在公众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鸿沟。再如,近年"两会"上部分代表、委员提出的一些只顾维护本行业甚至本企业利益而不顾公众利益的“本位诉求”,也遭到公众的质疑和诟病。

    笔者无意批评精英可能犯的错,也不赞成对精英过多苛责,因为除了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外,他们也是食人间烟火的平常人。但需要指出的是,某些精英如果一味地为自己所处阶层的利益代言,或者只为富人代言而不顾社会实际、不顾大众的利益和心理感受,那么他们所做出的事情和所发出的声音,甚至再好的规划、理论,都可能成为自说自话的独角戏。

    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在主体权利上是平等的,无论社会关系多么复杂,任何阶层都不应挑战平民社会的心理底线,这也是维系国家凝聚力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必须。否则,作为先富起来而且拥有更多话语权的社会新阶层,将可能与民众相背离。

    作者韩尚义简价:韩方明,字镇泽,号无忌,又号坝上鞭羊子,并以韩尚义行世。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任中国经社理事会常务理事及中国-非洲经济技术合作小组召集人、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理事、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并曾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4-21 17:18:0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学者的良知、政治正确和社会反应

学者的良知、政治正确和社会反应

中央财经大学 徐斌

2009-04-20

   近来经常有学者专家对国家政策进行政策解释,并且动辄以“学者的良知”发表意见,其目的无非是说明学者的意见不被利益集团绑架,利益集团当然包括政治利益集团和经济利益集团。当然,这些“学者的良知”发表的意见开始时候倒是有点价值,老百姓也希望学者们真正发挥“学者的良知”的作用,但是不断发生的“睁眼说瞎话”的效应使得老百姓逐步对“学者的良知”产生怀疑,到后来已经成为“睁眼说瞎话”的代名词,一点诚信都没有了。与此相反的是,一些学者发表意见的时候却没有把“学者的良知”挂在嘴巴上,却起到了“学者的良知”的作用。

盘点学者“雷人”高论

  记得以“学者的良知”发言的“大家学者”很多,不仅仅国内的学者,还有归隐国内的海外华裔。例如大名鼎鼎的Nobel奖金获得者扬振宁先生经常说出“学者的良知”的语言,并且大有“坚持真理,不惧威胁”的味道,首先扬先生刚回国在清华大学筹建高等研究中心的时候,说“中国不适合民主”,说出多少道理;在谈到中国教育问题的时候,公开声称“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美国有好多人念不完高中”云云,还有很多语录。窃以为扬先生挟Nobel之威,实在应该起到众望所归的作用,向国家政策制定者献计献策,发扬扩大民主,针对国家症结,开除有效药方,让国家不仅仅经济与国际接轨,政治文明也应该早日与国际接轨。可惜先生或许深明“中国特色”个中味道,开出的药方却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实在可悲可叹啊!

  前一段时间,香港致命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发表言论,说“中国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引起国人大哗,也使得张先生获得了很多的收获,即国人的鄙视以及某些人的“尊重”。张先生的话模糊十足,确实有几份“道理”。细微分析,确实如张先生所言,中国的民主确实前进了,虽然说人民很不满意,那由于人民对民主的“胃口”大了,太“贪婪”了,应该知足了。但是,显然人民的民主概念是与人民切身体会相对应的,人民的意志究竟是否贯彻到当政者的决策中取决于人民的感知,而不是当政者的宣传。

  四川地震的时候也有很多学者专家以“学者的良知”发表“金石之言”,说学校地震倒塌不是“豆腐碴”工程造成的,而是地震烈度太大,建筑物的朝向等模糊两可高深莫测的理论解释。可是老百姓的疑问更大了,为什么同样朝向的政府机构却没有倒塌?真是越解释越是疑问多,只得用不争论来了结了,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了”,怀有别有用心了。

  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国务院要出台十大振兴行业,说房地产也进入了十大了,消息使得老百姓大为恐惧,好不容易有期望有购买能力的房家刚露出一线曙光,难道又要终归价格高企了?某民主党派领导人经常以“学者的良知”发表肺腑之言,劝导老百姓买房子,说房价不能再降了,再降对中国的经济有很大的损害,增加失业率,等等。其实,房价迄今为止也没有多大降价,只是不升而已,但是损害了房产商以及绑架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用各种手段散布“谬论”,北京科大的赵晓教授发出强烈的“学者的良知”,说“买房就是爱国”,房子已经关乎于爱国政治高度了。瞧,谁硬扛不买房,那就是政治不正确了。可是老百姓的反应已经对此进行了回答,当然是无奈的回答,谁不想爱国啊,谁不想买房啊,只是囊中羞涩啊!

  时下正是学生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找工作已经成为学生和家长的一块心病了,自杀者时有所闻,真是毕业就是失业啊!可是,却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说,大学生找工作不成为问题,关键在于学生的期望太高了,能力太差了。人民大学的学生每一个就有六个工作排队等着挑选呢,并且工作都不简单,都是世界500强大公司啊!果真如此,也可说明观念之正确,可惜社会反映惊人的一致,校长大人已经“政治正确”,说“鬼话”了,这让人寒心不寒心,学子们更是满腔愤怒无处倾诉!

  近来更有雷人之言,北京大学法学教学孙东东说“上访户中99%是精神病患者”,惹得国人震惊,卫生部首先说明孙不是卫生部聘请专家,等于说孙的高论实在是谬论了。国人都知道,鉴别精神病的职责在于卫生部,而如今卫生部如此表态等于孙成为鲁迅先生笔下的没有主人的“泛走狗”了,真是可叹可笑之极!

学者的良知与政治正确

  学者的良知本来是社会运转的矫正器,一旦缺少了学者的良知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充满了“鬼话”,虽然“鬼话”被包装成为“学者的良知”,但是毕竟没有社会“良心”的功能,老百姓的眼光是雪亮的,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一旦被老百姓看扁了,那么再要重振老百姓的信心就很难了,即使说了“学者的良知”作用,也其不到作用了,其实已经贬值了。市场贬值规律是相同的,即劣币驱逐良币了,老百姓再也不敢于相信任何以“学者的良知”发表高深理论的专家了,而专家成为了“砖家”了,一块砖头到处扔了。

  其实,历史早已把“学者的良知”定义的很清晰了,历史是人民写的,不是专家写的。即使一时掌握了历史的撰写权,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但是总归会回归本来面貌的,容不的虚假,即使再“政治正确”的翻案,但是老百姓的心中已经是一把秤,一旦实际成熟,自然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

  学者良知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推动作用,无论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还是近现代中国历史都说明了这一点,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使得学者的良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例如传统封建王朝的忠君思想,君就是国家的思想都应该得到历史的宽容。但是,当历史早已发展到现代的社会,用各种各样的借口为自己辩护就不会得到人民的谅解了。文革期间多少造反派实在也是执行最高领袖的指示,但是邓小平却认为这些人在文革中的表现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决定把“三种人”排斥在团结对象之外,说明了历史的局限性不能够作为挡箭牌的。

  因此,政治正确的学者应该站在对历史对人民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引导人民的思想,使国家的前进始终跟上时代的潮流,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正确。显然,屈服于权力和利益的政治正确,其实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中国现代史上很多学者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代价,例如王造时先生是一位为民主呼吁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这样,在中共统治时期依然没有改变其理想。虽然中共给予其高位和待遇,但是他依然发表自己民主言论,终于成为大右派,不幸连累家人。但是历史终于给予他应有的评价,他的光芒依然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相反,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郭沫若先生却由于其始终保持一种“政治正确”,说了许多震撼人民的高论,现在对他的评价已经有了变化,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社会民主潮流的前进,人民的评价会越发对郭老先生“不利”的,但是已经还其本来的面貌了。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为了人民的利益去政治正确,去冒可能牢狱之灾的风险,但是总可以选择不说话吧。这样虽然也带来不利,但是损失却肯定不大,但是对人民的利益却是巨大的,因为学者坚守了学者的良知,说就说出内心的真话,而不为未必人民利益的谬论背书,其实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当然你得准备远离荣华富贵风光无限的好日子了。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gmail.com> 2009-04-22 14:25:56 +0800 收件人: <huxingdou@gmail.com> 抄送: 标题: 转发: 支持抵制5月1日北京鸟巢的成龙演唱会

支持抵制5月1日北京鸟巢的成龙演唱会

胡星斗 

 2009-4-22

     香港影星成龙日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大放厥词,声称香港、台湾“太自由,很乱”,“太自由了,就变成香港今天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中国人是要管的,否则便会为所欲为”。由于成龙的奴才言论,我支持抵制5月1日在北京鸟巢举办的成龙演唱会,也呼吁民众都加入到永远抵制成龙的演唱会、电影、电视及各种文艺活动、商业活动之中。

     成龙的言论完全否定了两岸三地人民一百多年来不屈不饶追求自由的伟大精神和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竟然将香港、台湾社会对政治人物、演艺人物的监督污蔑为“很乱”,熟不知其乱中有序,保证了自由社会的长治久安。

     成龙完全代表了权贵的价值观、自由观——只许有权贵的自由,不许有老百姓的自由;只许权贵为所欲为,不许老百姓“为所欲为”;成龙忘了:如果没有自由的香港,他哪来今天的权贵地位?真是人一阔,脸就变。

     成龙公然为剥夺人民群众的话语权、知情权、上访权、参与权撑腰。他在香港、台湾受到狗仔队的追踪,不胜其扰,由此他当然十分感激在大陆作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享受的副部级待遇与特别保护,“慢慢觉得”很有必要“管”一下举报腐败、维权上访、追求国家正义与自由的“添乱之人”,认为只有这样国家才很“和谐”。但是我要问的是:如果成龙的亲人遭遇冤屈无法伸张,如果成龙受到打击伤害无处讲理,如果成龙家的房子土地被人强征而没有什么补偿,如果成龙是弱势群体,不能享有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政治权利,举报腐败会被迫害,网络揭露地方乱象会被千里抓捕,上访会被送进精神病院,他还会这样嚣张与猖狂吗?当然,这些仅仅是假设,他成龙事实上是强势群体,是权贵,是既得利益者,他在大陆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歌曲作伪装,日进斗金,实际上是在歌唱强者对弱者的蹂躏。

    一位缺乏最起码公民意识的影星居然成为成千上万民众崇拜的偶像、成为中国人的“代表”,一位奴才的丑陋表演竟然赢得台下工商领袖们的热烈掌声,大陆中国人该反省一下了,该加入到抵制成龙的行列中去了——为了捍卫大陆的自由、香港的自由、台湾的自由。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www.huxingdou.org。www.huxingdou.net。)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4-22 11:15:1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国际歌完整版

     "英特纳雄耐尔"是“international".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要 “解放全人类”的普遍主义理论,和单纯“民族主义”不同, 这个“完整版”是在作曲家郭文景博客上看到的,几句说明也是作曲家加上的:偶然在网上看见这完整版的歌词,方知自己在社会主义中国唱了几十年半拉《国际歌》。感谢原发者。

《国际歌》完整版

欧仁 鲍狄埃

(一)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三)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四)

压迫的国家,空洞的法律,
苛捐杂税榨穷苦;
豪富们没有任何义务,
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
受监视的“平等’呻吟已久,
平等需要新的法律,它说:
“平等,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五)

矿井和铁路的帝王,
在神坛上奇丑无比。
除了搜刮别人的劳动,
他们还做了些什么?
在这帮人的保险柜里,
放的是劳动者的成果。
从剥削者的手里,
劳动者只是讨回血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六)

国王用谎言来骗我们,
我们要联合向暴君开战。
让战士们在军队里罢工,
停止镇压离开暴力机器,
如果他们坚持护卫暴君,
让我们英勇牺牲,
他们将会知道我们的子弹,
会射向自己国家的将军。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发件人:From:Fu-XianYi[mailto:fuxianyi@gmail.com]Sent:Wednesday,April22,20092:02AMTo:fuxianyi@gmail.comSubject:请关注空前的人口危机,呼吁停止计划生育!

请关注空前的人口危机,呼吁停止计划生育!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的研究员 易富贤

2009年4月25日

您好!

    我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的研究人员易富贤,中国公民。由于专业与生育相关,近年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发现计划生育威胁中国持续发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其后果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现在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中国人口锐减。率先在海内外掀起反思计划生育的思潮,最开始是一面倒反对我的观点,现在网络民意已经逆转,目前我的文章有数千万人次读者。

    这次冒昧给您写信的目的是请您关注中国空前的人口危机,挽救中华民族!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和《环球》杂志、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主页、解放日报的《新闻晚报》、凤凰周刊、南方周末等都曾发表过我的文章,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给我设立了个人文集。《中国税务》(国家税务总局)、《社会科学论坛》(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会刊)、《有色金属再生与利用》(中国有色金属协会再生金属分会会刊)、《社会观察》(上海社科院)等专业期刊也发表我的文章。国家发改委的《改革内参》、国家税务总局的《香港传真》、北京大学的《研究报告》、中国区域战略发展决策委员会的《决策内参通讯》等内参发表或连载了我的文章。

    在王小强老师(原国家体改所常务副所长)的建议、支持下,我将这几年反思计划生育的文章系统化整理成《大国空巢》一书,经济学家茅于轼、社会观察家仲大军作序,已经由南怀瑾支持、王小强主持的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http://www.strongwind.com.hk/product/978-988-99725-3-0.aspx)。

    独生子女政策是中国最“独特”的国情,这项政策引起中国畸形的人口结构从而“独特”地影响着中国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结构畸形。但是由于人口政策在中国长期被视为禁区,学者主动或者被动避开人口问题,结果导致学术没有根基。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战略”,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台湾、韩国有“民主”,香港、新加坡有“自由”,“五年战略”似乎还不错,但是这些地区生育率只有0.9-1.1,远远低于世代更替的2.1,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制度是自绝的制度,这些地区将面临严重经济危机,社会将彻底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千年战略”的大失误)。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人口只有1700万;吐蕃(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然而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喇嘛教),现在藏族人口只占中国人口的1/233。元朝的时候蒙古族人口占中国1/15到1/10,也是因为人口政策的失误(黄教),现在只占中国人口的1/218。500年前人口仅为400万的英国,现在英裔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英裔)超过2亿,主导世界格局超过两个世纪;500年前人口仅为600万的原苏联地区,由于高生育率,后面崛起为人口在2.89亿的超级大国苏联;而人口两千多万、欧洲政治格局的长期主导者法国,由于采纳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现在法裔人口仅仅为6000万(还是因为寿命从二、三十岁延长到七十多岁),逐渐失去了欧洲的霸主地位。由于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22%下降到现在的19%,每年出生人口从1980年代的2500万下降到现在的1300万左右(只占全球1.3亿出生人口的10%,只是印度的一半),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急剧下降,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将不断下降。

    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近13亿,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主要是因为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不是“生的太多”,是“死的少”,是人口“蓄洪”。但是寿命不会无限延长。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将出现一个长达五十年的人口“泄洪”期,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

    主流家庭需要生三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但是中国目前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7了(台湾、韩国、日本等地的生育意愿都超过2个,但是由于有不孕不育等人群存在,实际生育率只有1.1到1.3)。目前中国每年只出生600万女孩,扣除生育前死亡以及不孕妇女,今后生育妇女将不到500万,如果仅仅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今后中国的生育率(每个妇女生孩子数)将比现在的台湾和韩国的1.1还要低(台湾和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要先进20多年,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破坏得更加严重),意味着每年最多生育600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而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每年死亡2000-2700万,每年减少一千多万--雪崩,大国空巢!一个传统上占全球人口1/3以上的伟大民族(1830年曾占全球40%)将迅速萎缩成无足轻重的民族!千年一毁!

    社会保障部提议将男女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遭到网民一面倒的反对。比较世界各国,发展中国家退休年龄普遍在55-60岁,而发达国家当年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都没有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比如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还只相当于日本1960年代的水平;而日本1970年代的法定退休年龄才为55岁,1980年代提高到男性60岁,女性56岁。世界规定女性的退休年龄为60岁及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占77%,60岁以上的只占23%。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刚好位于世界中游。那么为什么中国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在退休年龄上要如此“大跃进”地赶超发达国家呢?这就不得不提中国的基本国情: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未富先老。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有1.5亿,其中只有城市的4000多万享受社会养老,即便如此养老金缺口已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的1/4;2030年后,60岁以上老人达到4亿,劳动人口又大为减少。中国目前是8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今后将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将是一个极端老化的国家。

    计划生育破坏了建立了几千年的人伦体系,使得年轻一代性格缺失。计划生育让当代人很多断子绝孙,让下一代人举目无亲!

    1980年之前中国出生性别比正常(男女比为105:100左右)。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1996年到2005年出生的性别比高达127(而二胎试点的山西翼城等地出生性别比却维持在正常水平105左右),加上一些单身女性,意味着今后将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男人打光棍,四千万光棍将被判无妻徒刑!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可想而知。

    计划生育虽然口头提倡优生优育,但是由于提倡晚婚晚育等原因,中国出生缺陷儿畸形比例不断增加。现在是世界上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每年出生1300多万人口,占全世界每年出生1.3亿人口的10%左右;但是中国每年的出生缺陷儿数量却约占全世界的20%。

    中国失业压力比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计划生育减少了年轻消费者,导致生产与消费失衡。大多数国家生产者(劳动力)与消费者(总人口)的比例在50%以下,而中国却是高达63.5%(世界第一高)。由于内需不足,就业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就能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中国是唯一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家,也是啃老现象最严重的国家。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实际上是人口(1950-1970年代出生的),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就是仗着如此大量的劳动大军,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生产基地。全球经济都得益于中国的人口红利。但是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开始消失,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全球经济也将受到重大影响。

    中国还在第一次产业革命阶段,但是却面临了年轻劳动力短缺(虽然总劳动力暂时仍充足),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小学在校人数自从1998年开始急剧减少,2009年在校人数不到1998年的60%。高中年龄人口也自2006年开始减少。大学生源也已经开始减少,今后将有大量高校破产。

    计划生育名义上是提高妇女地位,其实是损害妇女身体(比如强制节育、堕胎)。计划生育视生育为邪恶,使得妇女在生育上没有任何回报,养育孩子成了“业余爱好”,这是对妇女最大的歧视。女人不得不在职场拼搏,忙里又忙外,心理压力大,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世界上男性自杀率平均是女性的3.7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

    当年谭嗣同、陈天华、孙中山时期面临的是制度问题,现在面临的是民族生存问题,现在所面临的民族危机远远超过当年。但是由于城市化在加速,虽然农村已经像战争年代一样萧条(育龄人口大多已经进城),但目前城市似乎仍然“人满为患”,很多知识精英没有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李银河最近发表文章认为农民还会像1970年代那样“五男五女”地生、生、生;其实国家调查数据显示现在农民平均生育意愿不到1.8个了)。当年计划生育出台,虽然遭到农民普遍的反对,但得到了知识精英一面倒的拥护。现在又有很多学者用种种荒谬的理由(如就业,环保,资源)阻止人口政策调整。比如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最近提出要实行更加严格的计划生育(城乡一胎化,奖励少生)。

    相对于人口问题这个大问题来说,目前的意识形态之争根本不算什么。“面粉”(人口)都没有了,而各派还在争论谁的“面包”(经济政策)做的好。我们每个人都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计划生育让大家都损失了儿女或孙子女)。但面对这场空前的、人为的、可以预见的民族危机,没有人是无辜者!今后肯定会有一支历史学队伍来专门研究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并且这方面的研究将经久不衰),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是历史罪人!如其让今后的学者研究历史,不如我们现在改变历史!

    一些人口学教授曾提出放开二胎,我认为他们的案是错误的(他们的方案将使得人口政策调整变成夹生饭,今后非常被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八百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从1980年代开始实行"二胎方案",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只有1.47,承德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了。这些地区出生性别比都正常(说明中国出生性别比确实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这八百多万人口的试点地区早已证明二胎方案是不够的、是错误的了。新疆建设兵团普遍可以生二胎,但是整个十五期间生育率只有1.1左右。湖北省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在全县实行普遍允许生育二孩的生育政策以来,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07年这两县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了,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自然增长率接近于零,出生性别比保持正常。越南的二胎方案也证明是错误的。

    韩国、台湾、伊朗等"提倡二胎"的方案也证明是错误的。为什么要用一个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方案(放开二胎)取代另外一个错误的方案(独生子女政策)?可见,需要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并通过改善民生以鼓励生育才行。2008年和2009年《南方周末》的“开年十大猜”都有我的关于放开二胎的文章,但是这些题目是编辑部取的,并不表示我认为只需要放开二胎。

    我不认同开明派人口学家的“妥协”方案。学者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判断,而不是根据价值判断。中国人口政策长期纹丝不动,原因之一是人口学界太注重妥协了(他们妥协了很多年了,但对政策调整没有推动作用),而没有坚持事实判断,让决策层和公众无从知道人口真相。

    当我们庆祝取得辉煌的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人口),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计划生育的后果远远超过任何一场战争,需要站在民族救亡高度看待这场空前的人口危机。时间就是生命,人口政策每延误一年,就将损失数百万可以世代相传的人口(而汶川地震损失的是数万人口)。人口问题是大是大非的大事情,请您关注人口危机,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撤销计生委,挽救中华民族!“停止计划生育”已经不是禁忌话题,我的题为《与其推迟退休年龄,不如停止计划生育》的文章2008年11月9日被人民网(人民日报网络版)收录为精华,并推荐到人民网主页,被数千网站转载,讨论热烈,并被《南方周末》发表。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发表了我多篇以“停止计划生育”为标题的文章(http://guancha.gmw.cn/author.aspx?id=265)。

    2009年人民网E两会提案,我的347号提案《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有796人联署(还是因为人民网关闭了我的提案的联署功能),4万鼓掌支持者,近10万浏览者,在人民网3500多个提案中高居榜首,说明停止计划生育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2008年国家部委编制调整,国家计生委缩编到只有143个,不到国家发改委的1/7,是所有部委中最少的。国家计生委也说,全国计生系统也只有50万(相当部分还是兼职)。撤销计生委并不是难事。并且不能因为顾忌到这50万人的利益,而每年损失数百万可世代相传的人命(由于计生委的阻拦,累计已经损失上亿人口了)。计生委利益集团的阻拦是天然的,根本不必看他们的眼色。关键是需要依赖最高决策层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最高决策层来说,停止计划生育和放开二冲击力是一样的。放开二胎将使得人口政策变成夹生饭(比如韩国的人口政策调整由于变成夹生饭而没有任何政绩可言),停止计划生育才算得上历史性政绩。停止计划生育的阻力不见得比放开二胎大。我现在担心的是,即便中央真的停止计划生育,但是用一个肯定过去计划生育的成就、平稳过渡的方式,由于不能触动生育文化,那么今后生育率像韩国那样也很难提升,民族萎缩仍然难以避免。

    1996年韩国总统金泳三调整人口政策,放开对生育的限制,这本来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但是可惜的是,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强调“政策连续性”,担心会出现“堆积生育高峰”,将目标生育率定在1.6,缩手缩脚,没有出台提升生育率的的政策,韩国的人口政策变成了夹生饭,生育率不升反降,现在生育率只有1.1了(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2/06/content_885224.htm)。坐失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如果当初金泳三果断行事,将生育率恢复到世代更替水平,那么金泳三很可能成为韩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附件是我的文章目录、《大国空巢》幻灯片、一些学者对《大国空巢》的评价。祝好!

    易富贤上2009-04-22

 

 

 

发件人:"zhangxinguang" <zhangxinguang@mail2.xytc.edu.cn> 2009-04-25 00:16:15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zdjun" <zdjun@263.net>标题:《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式道路”历史终结及其启示》(河南张新光稿件)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式道路”历史终结及其启示

信阳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新光

2009.04.24

    摘 要: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式道路”是在最大限度地保留农奴制残余的基础上,把封建领主制经济缓慢地转化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容克地主经济。这种改良的道路使农民长期遭受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双重剥削,还多次把德意志民族带入军国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二战结束后,民主德国通过实行民主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彻底铲除了容克地主阶级的生存土壤,“普鲁士式的道路”走向历史终结。东西德国再度实现统一后,德东地区进行的土地私有化和经营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像德西地区那样完全实行小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而是继续保持大型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在土地经营规模、机械化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优势。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小农经济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奴制残余;容克地主;普鲁士道路;农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农业改造。

    农业向资本主义关系的演进方式,在世界各国或一国不同的地区,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明显特征。从已经走完农业变革道路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看,主要有四条古典式的道路:英国式道路、法国式道路、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所谓“普鲁士式的道路”是指贵族地主阶级通过自上而下地实行一系列农业改革,在最大限度地保留农奴制残余的基础上,把封建领主制经济缓慢地转化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容克地主经济,进而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和崛起之路。它的本质和特点在于,“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关系不是一下子被消灭掉,而是慢慢地适应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长时期保存着半封建的特征。普鲁士的地主土地占有制没有为资产阶级革命所粉碎,而是得到了保全,并成为容克经济的基础。这种经济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它也必然存在农村居民的某种依附关系,如奴仆规约等等。因此容克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在1848年革命以后又维持了数十年之久,而德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比美国慢得无法相比。”[1](p113)我国一些学者对于长期垄断史学界的“普鲁士范式不如美国范式”或“革命的法国范式优于改良的普鲁土范式”的陈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普鲁士范式是在纯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的成功之路。除普鲁士德国外,英国、俄国、荷兰、意大利、日本以及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走的也都是普鲁士式道路。这种范式的内在机制转换较之法国范式或美国范式既契合又稳妥,它是按照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质变。它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既避免了革命期间的动荡和波折,又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同时,由于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比较稳固,也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2]本文试图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变化中去认识和评价“普鲁士式道路”的历史局限性,以期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有所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普鲁士式的道路”看作只是一个例外

    马克思认为:“资本关系是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的。资本主义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把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生产,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经营方式。……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3](p774-784)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般把英国式的“地主大地产——租地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组成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业看作是现代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形态,而把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式道路”看作只是一个例外。在这里,虽然“几百年来一直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农民也是日益被‘驱逐’,或者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被排挤到次要地位”[4](p484),但是农民却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隶属或从属于他人而不能自由地支配自身。因此,德国的农民境况比起英国要坏得多,“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3](p10-11)

    恩格斯曾经对普鲁士农民的历史和近代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独特方式做过系统考察和深入研究。德国易北河以东、厄尔士和理森山脉以北的地区,是中世纪下半叶从入侵这里的斯拉夫人手中夺过来并被德国移民重新日耳曼化了的一个地区。这个原来不属于日耳曼人的地区,只是到了12世纪时才由以德意志骑士团为先导的德国移民所占据,从事所谓“东方殖民”(Ostkolonisation)活动。起初,这个地区的人口还很稀少,荒地很多,跟随封建领主迁移过来定居的日耳曼农民,通常可以得到2倍于德国其他地方的农民平均拥有的土地,并且这些分赐给农民的份地(即胡菲)还具有世袭占有或转让的权利。而参加征服行动的德国骑士和男爵则以“创业者”的身分自居,他们享有向农民征收贡赋、收取固定不变的代役租、派遣工役等权利。贵族创业者拥有的土地,与农民家庭经营的份地不相混淆,主要是驱使被征服的斯拉夫人以徭役形式直接经营。因此,这个地区的农民生产生活状况总的来说比西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农民所处的状况要好得多。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尔克社员除了拥有平等的土地份额和平等的使用权以外,当初他们在马尔克内部在参加立法、管理和裁判方面都拥有同等的机会。”[5](p359-360)但到了14、15世纪,随着城市迅速勃兴和富裕阶层的崛起,封建主不断增长的对货币的需求,自然也产生了违反过去的契约、压榨和剥削农民的企图。于是,“他们就对农民开始了新的压迫,增加代役租和徭役,越来越热衷于再度将自由农民变成依附农民,将依附农民变成农奴,把公有的马尔克土地变成地主的土地。在这些事情上面,君主和贵族得到了罗马法的助力。”[5](p364-365)这样一来,“易北河以东的自由农民,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起初是在事实上,很快又在法律上变成了农奴。同时,封建贵族愈来愈资产阶级化了。”[6](p279)

    从16世纪中叶开始直到17世纪上半叶,在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西里西亚等地区,不仅发生了从实物地租倒退到劳役地租、甚至出现了“农奴制再版”的历史逆转现象,这个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场领主制”(Gutsherrschaft)。1653年,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列•威廉赐予容克地主贵族以完全支配农民的权利,并给予他们许多经济上的优惠政策,这样就使原先处境较好的日耳曼农民逐步沦落到与斯拉夫农民相差无几的地位。从18世纪初开始,容克地主贵族依靠身兼立法权、裁判权和判决执行人等不受任何限制的封建特权,他们用欺诈、诺言、威胁、暴力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地有系统地“驱逐农民”,其结果是“地主的田庄越来越大,农民的徭役劳动自然也越来越重。农奴制现在成了普遍的制度。自由农民正如白色的乌鸦那样少见。”[5](p366)这样,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的资本主义时期,“在农村中是作为以农奴徭役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经营宣告开始的”[5](p366)。

    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拿破仑军队称霸欧洲大陆,对这种极度落后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报复临头了。特别是“1806年10月14日,整个普鲁士国家一天之内就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被打碎了。只是到这时,被赶到俄国边境的普鲁士政府才终于模糊地理解到,依靠经常处于被逐出自己家园的威胁之下的服徭役的农奴的子弟,是无法战胜自由的、占有土地的法国农民的子弟的。只是到这时,普鲁士政府才终于觉察到,农民竟也是人。现在应该采取措施了。”[6](p283)按理说,“德国贵族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贵族的一切大地产,都是由掠夺来的农民土地构成的;即使把这些土地无偿地从掠夺者手中夺回来,也不能说是使他们完全得到了应有的恶报。实际上,还应该向他们要求赔偿。”[6](p282)但在事实上,战败的普鲁士与法国缔结的“和约刚刚签定,宫廷和政府刚刚回到柏林,高尚的意念便像三月阳光下的冰雪一样化掉了。有名的1807年10月9日敕令虽然在纸面上废除了农奴制或世袭依附关系这种名称,但是实际上几乎一切都依然如故。事情至此就停了下来。怯懦透顶、昏庸透顶的国王照旧万般听命于掠夺农民的贵族,结果从1808年到1810年就颁布了四个命令,不顾1807年敕令,重新允许领主在一系列场合下驱逐农民。”[6](p283)一直到1848年法国第三次革命终于也带动了德国的时候,普鲁士政府才迫于压力于1850年3月颁布了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该法令允许农民以高额赎金赎免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

    恩格斯指出:“所谓赎免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这么一回事。老爷向农民收取一笔钱或一块地以后,就应该承认农民剩余下来的土地是他的自由的不担负赋役的产业,尽管过去属于老爷的全部土地都是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5](p367-368)据统计,从1816年到1848年,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有70582个农户面积总计达5158827摩尔根土地被赎免了,这个数目占负有徭役义务的比较大的农户总数的6/7。而小农户中获得赎免的只有289651户,他们每年赎免的徭役总计:畜力劳役5978295个工日、人力劳役16869824个工日。容克地主贵族由此得到的补偿是:应清偿资本化的款额18544766塔勒,每年应交纳货币地租1599992塔勒,每年交纳的实物地租黑麦折合260069舍费耳,最后还有农民让出的土地1533050摩尔根[7](p423)。这样一来,除了其他各种补偿以外,原来的封建领主还得到了从前属于农民的土地的整整1/3。从1850年到1865年底,通过赎免而获得自由的是:(1)剩下的那部分比较大的农民土地所有者只有12706人,土地面积为352305摩尔根;(2)包括无地农在内的小土地所有者,大农户所赎免的畜力劳役只有356274日,赎免的人力劳役是6670507日。用土地作补偿的也只是比较大的农户总共113071摩尔根,必须用黑麦交纳的年地租是55522舍费耳。同时,容克土地贵族还得到了3890136塔勒的新的年货币地租。此外,在农民最后清偿了资本化的数额时,他们还得到了19697483塔勒[7](p432-434)。

    根据奥•麦岑的计算,普鲁士所有的封建地产(包括国有农庄在内),为了自愿地把过去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土地的一部分归还给农民,而迫使农民从口袋中掏出的赎免款额是213861035塔勒[7](p437)。不过,这个数目大大缩小了,它掩盖了容克地主贵族对农民的剥削程度。恩格斯认为:“农民为了摆脱非法地加在他们身上的赋役而交付给贵族和官厅的款额,至少也有3亿塔勒,而且可能达10亿马克。10亿马克,只不过把在四百年内掠夺去的土地以免征赋役的形式挽回很小很小一部分!这是很小很小一部分,因为贵族和官厅已把大得多的部分作为世袭领地以及其他贵族领地和国有农庄攫为己有了!”[6](p288-289)由此可见,“这个‘理性的国家’的有名的开明土地立法只追求一个目的:从封建制度下挽救一切还可以挽救的东西。”[6](p285)正如马克思对此评价说:“1848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对1789年法国革命的讽刺。1848年7月11日,三月街垒战后过了4个月,封建义务战胜了德国人民。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保存封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这就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真是雷声大雨点小!”[8](p331)

     但最妙的是,“这批新的自由农民(他们的份地和活动能力被大大缩小了),正好出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太晚的德国,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不单是科学的农业,而且还有那新发明的农业机械,日益使小规模的经营变成一种过时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经营方式。换句话说,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器,就是使目前在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5](p368-369)总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者的命脉,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一个又一个农民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越来越普遍,而且每个人的债务越来越沉重——一句话,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4](p487)特别是到了19世纪的最后20年,美洲和印度的廉价粮食充斥整个欧洲市场,“不管是德国负债的小农,或者是德国同样债台高筑的大土地占有主,都是无法进行竞争的。全欧洲的农业经营方式,在美洲的竞争下失败了。欧洲农业只有在社会管理和社会经营的情况下,才可能继续存在。”[5](p368-369)

     到了20世纪初,列宁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上述分析和判断,主要是从土地所有权变革的角度,提出了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形式可能有两种:“消灭农奴制残余可以走改造地主产业的道路,也可以走消灭地主大地产的道路,换句话说,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是逐渐资产阶级化,逐渐用资产阶级剥削手段代替农奴制剥削手段的大地主经济,也可能是在用革命手段割除农奴制大地产这一长在社会肌体上的‘赘瘤’之后按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道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的道路,可以叫作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在前一种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同时分化出为数很少的‘大农’,使农民遭受几十年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所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在前一种情况下,演进的基本内容是农奴制转变为盘剥,转变为封建主——地主——容克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在后一种情况下,基本背景是宗法式的农民转变为资产阶级农场主。……不言而喻,同按地主的办法实行的农民改革相比,在后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较广泛较迅速。农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实质是一场争取美国式的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反对普鲁士式的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的斗争。”[9](p205-207)

     随后,列宁根据1907年德国的农业统计资料,又对整个德国的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体性的深入分析。列宁认为,在德国尤其是在普鲁士,由于农奴制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体系体系同时存在,不仅严重地阻碍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使大批的农业“业主”变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失业后备军的一部分。然而,“作为经济体系来说,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正是在于,前者给予劳动者土地,后者使劳动者脱离土地,前者发给劳动者实物(或强迫劳动者本人在自己的‘份地’上生产),后者发给工人货币工资,作为工人购买生活资料的费用。……显然,在没有农奴制传统的情况下(或者在比较坚决地消灭了农奴制一切残余的情况下),在地租对于农业生产的压迫已经不存在(或者已经减轻)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在农业中能够生存下去甚至能够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也不会形成千百万有一份份地的雇农和日工。”[10](p325-327)

    因此,“现代德国农业的经济制度的概貌是:金字塔的底层是广大的群众,是几乎占农户总数3/5的无产者农户;顶端是极少数(1/20)的资本主义农户。这个极少数的资本主义农户占有的土地超过全部土地和全部耕地的一半。他们占有1/5的从事农业的一半以上的雇佣工人。”[10](p323)这就充分地说明了,“虽然资本主义能提高农业技术和推动农业向前发展,但是它要做到这一点,不可能采取其他方式,只能用欺侮和压榨广大小生产者,使他们破产的办法。”[10](p336)换言之,“虽然资本使农业摆脱了封建制度,摆脱了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停滞落后状态,使农业加入了商业周转,从而进入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但是,资本不仅没有消除群众所受到的压迫、剥削、贫困,反而以新的形式制造了这些灾难,并且在‘现代的’基础上复活了旧的灾难。”[11](p230)这也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阐明的一个真理,即“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并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形式。资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封建的、‘份地农民的’(即依附农民的)、克兰的、村社的、国家的等等。所有这些土地所有权形式,资本都使之服从于自己,只是采取的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11](p153)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占领是以一种完全的商品化(即土地的商品化和农业生产者之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先决条件的,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决定性的胜利是农业对整个市场机制的依赖,这种依赖乃是建立在土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农业生产者的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总归一句话,“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路线就是:小经济变成大经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无论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是如此。”[11](p230)而只有通过实行“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只有到那时,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才会随着它们所由产生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社会将变成自由生产者的联合组织。”[12](p67)所以,“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对农业问题进行探讨,其要点在于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们必须研究,资本是否掌握农业,假如能掌握住,那么它又是怎样掌握的;农业是否会发生一种变革,是否要摧毁旧的生产形态,是否会引出新的生产形态。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判断马克思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农业,是否注定要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过程恰好就在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之前停止下来。”[13](p12)列宁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特殊形式和资本掌握农业全过程所作的全面系统分析,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演进的基本规律和特征作出准确的合乎实际的总结和结论来。

二、“普鲁士式道路”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终结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式道路”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欺骗性和历史局限性。这种改良的道路不仅使德国农民长期遭受资本主义和半封建制度的双重剥削,而且把德意志民族多次带入军国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对此,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人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步骤地、毫无顾及地施用暴力。……由于容克—资产阶级分子占优势,土地国有化计划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玩物,甚至变成了容克地主掠夺群众的工具。”[9](p389-394)那么,自18世纪初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普鲁士德国为什么会走上与众不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呢?

    众所周知,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分合无定的国家,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在16世纪初,从古老的法兰克王国分离出来的德意志虽是一个拥戴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头衔、但却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诸侯联盟,全国除了由7大诸侯选举产生一个徒具虚名的皇帝外,还有上千个大大小小的邦国,它们都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长期割据一方,互相混战。经过1618~1648年这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德意志境内共有360个独立邦国和1500个半独立的封建领地。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加冕为德意志皇帝,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包括:4个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6个大公国(巴登、黑森、麦克伦堡—施威森、麦克伦堡—施特雷利茨、萨克森—魏玛和奥尔登堡)、5个公爵领地(不伦瑞克、萨克森—迈宁根、萨克森—阿尔腾堡、萨克森—可堡—哥达、安哈尔特)、7个侯爵领地(施瓦茨堡—鲁多斯塔特、施瓦茨堡—宗得斯豪申、瓦尔德克、老系罗伊斯、新系罗伊斯、绍姆堡—利珀、利珀)、3个自由市(吕贝克、不莱梅、汉堡)和1个直辖地(阿尔萨斯—洛林)。当时最大的邦国为普鲁士,人口3000万人,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最小的邦国为罗伊斯,人口仅为6.2万人,面积316平方公里。由此可见,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和经济上的互相独立是德意志民族的主要特征。这对于一个身处在列强环伺和诸侯林立的德意志民族中间且被戏称为“欧洲战火灰烬中的不死鸟”的普鲁士来说,摆在它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列宁指出:“在资产阶级发展道路已完全确定的德国情况下,民族问题是统一等等问题,而不是土地问题。”[14](p116)1862年9月30日,以“铁血宰相”著称的俾斯麦在就职演说中赤裸地宣称:“当代重大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的。德意志所瞩望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普鲁士的武力”[15](p248)。

    总的来说,现代意义上的普鲁士“仍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16](p315)。它之所以沿着“复古与改良”、“兴盛与灭亡”这种二律背反的极端逻辑一路走来,这与德意志民族“分裂、统一、崛起——冒险、失败——再分裂、再统一、再崛起”的特殊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科恩曾对此评价说:“普鲁士在19世纪60年代的胜利,为1918年和1945年的失败打下了基础。”[17](P35)

    在19世纪初,拿破仑军队横扫欧洲大陆。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战役中遭到毁灭性失败,首都柏林被法军占领,领土丧失近一半,还要承担1.5亿法郎战争赔款和供养15万人法国占领军的费用。这样就使普鲁士封建王朝面临着亡国的政治危机和财政崩溃的经济危机。特别是经过战争的破坏,普鲁士很多地主庄园被摧毁,封建贵族变得穷困潦倒,“有些乡绅很聪明,为了逃避破产,他们和新出现的资产阶级地主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地主——企业家阶级。这个阶级在农业经营方面没有封建主那些幻想,也不像贵族那样疏忽大意;他们把农业当做实业,当做工业来经营,并采用资产阶级的手段——资本、专门知识和劳动。”[18](p52)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出身骑士家庭的施泰因男爵告诫国民:“如果国家要想在迅速改变的世界中保存自己,就必须对封建秩序进行改革。”[19](p54) 出身容克贵族家庭的哈登堡侯爵直接上奏腓特烈•威廉三世呼吁:“陛下!我们必须自上而下地做法国人自下而上的事。”[19](p54)“施泰因—哈尔登堡”改革就是在来自上层和下层、外部和内部多种压力下,迫使普鲁士政府和容克地主联合起来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由于他的大陆体系,由于在他的压迫下普鲁士必然实行的经营的自由,德国人才有了工业,并扩大了矿藏的开采。只过了几年,这些新出现的或是原已获得了发展的生产部门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这些部门而诞生的资产阶级也取得了相当的势力。……对德国人来说,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18](p53)

    普鲁士农奴制改革从表面看是一场“解放农民”的运动,但其实质是通过建立“自由地产”制度,吸引城市资本下乡,促进农业资本主义化,把过去拥有家奴、长工和日工的“领主制农场”逐步改变成容克地主式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经营。1807年10月9日和28日,普鲁士政府相继颁布了《关于放宽土地占有的条件限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的人身关系的敕令》和《关于废除国有土地上农民世袭人身隶属关系的法令》(简称《十月敕令》)。该法令宣布解除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并赋予农民人身自由和自由迁徙的权利;同时废除了土地买卖的封建限制,允许农民和市民获得骑士庄园,自由购买容克的地产,接受地主贵族的土地抵押。1808年2月14日,普鲁士政府又颁布了关于限制容克地主贵族随意侵吞农民土地的“二月法令”。1811年9月,在哈尔登堡主持下通过了《关于调整农民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敕令》(简称《调整敕令》)。该法令第10和第11条规定:封建领主应当同意世代占有少量耕地的农民把这部分土地转归自有,并解除他们应负的劳役地租,其条件是把他们原来占用全部土地的2/3割归领主,也可由领主和农民双方协商用一次付款或以后按期交纳实物或货币地租的办法来偿付。

    1821年通过的《公有地分割敕令》规定:对以前领主和农民共同使用的土地,可根据当时的使用情况在领主和农民之间加以分割,进而把它变成私有土地。这一时期,普鲁士政府围绕调整和赎买等问题共颁布了10项法令、2项公告、5项内阁令、2项条例和2项规定,它的实质是废除了以往按居民出身划分身份的农奴等级制度,使旧的等级社会逐渐转变成了以土地财产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从而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化、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但由于这些措施遭到容克贵族的强烈抵制,一再拖延了改革的进程,致使一些以“自由人”身份占有土地或由特定契约而担负封建义务的农民被束缚在领主庄园里,“容克贵族地主在几百年来以暴力和欺骗手段强加于农民阶级身上的封建腐朽制度的全部重负,依然压在农民身上”[20](p97)。直到1850年3月,普鲁士政府才迫于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压力颁布了《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法》。该法律无偿废除了20多种封建义务,并把赎免的对象由富裕农民阶层扩大到下层农民,同时要求他们交纳相当于每年应付地租额25~30倍的赎金以换取人身自由。容克地主则通过收取农民高额的赎金,并以“地产自由”的名义收回以前由农民使用的份地,他们经营的农场规模比改革以前扩大了很多,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逐渐变成了资本主义大农场主,大批农民纷纷破产而沦为雇佣工人。

    这样到了19世纪60年代,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容克地主大地产和富农经济已占绝对优势,标志着近代农业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60年代初,仅普鲁士的雇农人数就已达到350万人之多;到了19世纪6O 年代末,占德国农户总数71.4%的小农户只拥有耕地总面积的 9%,而占农户 28.6%的地主和大中农户却拥有耕地总面积的 91%。随着土地抵押制和土地租赁制的发展,土地所有权和地租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1887年,仅普鲁士17个土地信贷公司发行的土地抵押债券就达到165000万马克,而整个德国发行的土地抵押债券1875年是9亿马克,1888年是25亿马克,1892年是34亿马克[13](p88)。这些数字表明,“德国农村中为数众多的小高利贷者日益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让位给那些垄断抵押贷款的庞大而集中的资本主义机构或公共机构。”[13](p89)当然,此时的容克地主——资产阶级并不满足于对农民进行农奴制式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把本该用于扩大农业生产经营的资金转移到了盈利性更高的其他经济部门。比如在东普鲁士,“酿酒业提供了另一个发展方向。过去在只能生产马铃薯和土容克而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其他东西的土地上,酿酒业居然能够经受得住世界的竞争。从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的普鲁士,竟能达到全世界中心烧酒厂的地步。1827年,普鲁士容克们的烧酒工业产量为12500万夸脱,总值为1500万塔勒。马铃薯酒精之于普鲁士,一如铁和棉织品之于英国,这种酒精在世界市场上是代表普鲁士的商品。可见,酿酒业是以现代普鲁士的真正物质基础的姿态出现的。没有酿酒业,普鲁士的容克们就会灭亡;他们的一部分领地就会被土地大王所收买,成为俄国式的少数贵族,另一部分就会被分散,成为独立的农民等级的基础。……

    简单说来,普鲁士能够逐渐消化1815年所吞并的易北河西岸的领土,在1848年镇压柏林革命,在1849年尽管爆发了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起义而仍然领导着德国反动派,在1866年对奥地利作战,在1871年使整个小德意志听从最落后、最保守、最愚昧、而且还处于半封建状态的那一部分德国的领导,普鲁士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应当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酿酒业。”[21](p45-53)。这说明,“普鲁士式道路”最大的特点是城市工业资本与农业大地产的密切结合,进而为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创造了物质条件。就整个德国而言,1870 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已占到世界13.2%,仅次于英国(占32%)和美国(占23%),超过法国(占13%),一跃而居世界第三位。这样到了19世纪末,德国统治当局为保证农业和国防的需要于1890年制定了《租佃农场法》。该法律规定:容克地主原来拥有的大地产可以分割转让,改由农民从事中小规模经营,鼓励和吸收来自邻近的沙俄和波兰等地的大量移民到易北河以东地区从事“东方殖民开发”。在这一时期,容克贵族把原来占有的土地以转让或出租方式纷纷脱手,100公顷以上和不到5公顷的农场数量逐步减少,5至20公顷的自营农场数量不断增加,出现了“两头缩减、中间增大”的中农标准化倾向,致使地主大地产在资本主义大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减弱。只是由于容克地主的大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是结合一起的,这种大规模的农业资本解体过程显得比较缓慢。到1895年,德国拥有50公顷以上的大农业经济仍占土地总面积的1/3[22](p72)。

    1882~190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由53%下降到40%左右,但在全部农户中仍有76.5%的家庭占有土地在5公顷以下,如果加上占地5~10公顷的中农,那么这一比例更高达86%,他们所占有的耕地还不到全国的一半。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纳粹德国大肆鼓吹“无代价地没收和重新分配容克地主的土地以供移殖自由农民之用”,并要求“无偿废除地租、制止一切土地投机活动”等欺骗中下层农民的口号,1933年9月颁布的《世袭农场法》还试图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发展小型自营农场,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全国250万个最小农户所占有的土地比为数只有千分之一的容克地主大庄园还要少,他们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130亿马克。这说明,“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一句话,农民的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23](p681-683) 但也正因为如此,“把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对于我们仅仅是时间问题,而且甚至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题。而当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德国立刻就会改变风向。”[4](p504)

    历史的发展是残酷无情的。为了纠正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式道路”所形成的历史差错和沉重代价,促使其最终取得独立地位的还是革命而不是改良。因为,“资本主义性质日益发展的农业大生产占据大片土地,租佃制和抵押制的发展,农业的工业化——这就是为农业生产社会化准备基础的各种要素,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同工业生产的社会化一样,必然是无产阶级统治的结果,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将在更高级的统一中融合起来。我们已经看到了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如何掌握农业,以及现代农业大生产在资本主义大庄园如何达到自己的顶点。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把农业从私有制、军国主义等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使农业得到充分的有知识等等的劳动力,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创造条件。”[22](p72-73) 1945年纳粹德国战败投降后,由前苏联红军管制下的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率先开展了民主土地改革,全部没收了纳粹战犯和容克地主的大地产,并把超过100公顷(即250英亩)以上的私人农庄土地收归国有,100公顷以下的土地所有权仍保持不变,实行家庭经营方式。据统计,苏共占领区先后取缔了11500个容克地主大农庄,总计没收土地300万公顷。这些土地 1/3交由公用事业机关使用(后来在这些土地上办起了500多个“人民农庄”),其余的土地按每人5~8.5公顷的标准无偿分配给21万名农业工人和来自东方无地或少地的移民使用。从1952年春季开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把60万个家庭私有农场改造成了大型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LPG)。这样到了1960年代初,东德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拥有土地面积已占到全国的92.5%,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至此,容克地主这个曾经严重阻碍德国社会经济发展并成为军国主义赖以生存基础的社会力量终归被历史所埋葬了。

    德国易北河以西地区,是美、英、法三国占领区。1946年9月,美国占领当局最先颁布了《关于向居民提供土地和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翌年,英、法占领当局也相继发出了《关于分配大土地所有主的土地的指示》,德国西部地区的土地改革也全面展开。但是,这个地区土改效果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多数容克地主的大地产基本未受触动。1949年5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时,约占全国农户总数55%的下层农民仅得到10.9%的耕地,而占0.7%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主却拥有全部土地的29.7%。当时,西德共有165万个农户,其中68.9%的极小农户占地在0.5公顷以下,有将近一半的小农户占地在10公顷以下,有1/3的中等农户占地在10~30公顷之间,只有5%左右的大农户占地在50公顷以上。与东德相比,西德农业的基础是以中小家庭农场经营方式为主。为了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加速推进土地和资本的集中,联邦德国于1955 年9 月颁布了《农业法》。该法律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出租,鼓励已经在非农部门就业的农村人口出卖和转让土地,促使原本规模很小、没有生命力的小农户转变成为拥有10~20公顷或规模更大的有竞争力的核心农户。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到1980年代初期,联邦政府继续实施《土地整治法》,进一步调整零星小块土地使之连片成方,加速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据统计,西德约有700万公顷土地进行了调整和合并,经营规模在30公顷以上的大中农场数量增加了41.9万个,经营规模在1~30公顷的小型农场数量减少了8.2万个,每个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规模由8 .06公顷扩大到14 公顷。为此至少花费了100亿马克,其中联邦政府投资60亿马克,各州地方政府投资40亿马克[24]。从1950年到1987年,西德农用拖拉机数量由14万台增加到147万台,平均每4.9公顷耕地拥有1台大型农业机械,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达到420.7公斤,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4倍,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西德农业就业人数由1950年的502万人减少到1989年的103.9万人,所占全部经济就业人口的比例已由24.6%下降到3.74%。为使农业部门与其他部门保持相对平衡和稳定的收入,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对农业补贴的项目包括:小型农场合并补助、低收入农业企业平衡补贴、农民养老、医疗社会保障和意外事故保险、休闲地环保补偿、农业合作组织启动资金等。这样到了1980年代末,西德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3万马克,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5%,开始进入一个以就业、教育、医疗、政府高额补贴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

    1990年10月,东西德国分裂长达45年之久后重新实现了统一。德国政府在欧盟农业体制和农业政策的总体框架下,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对原民主德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全方位的转型改革。但是,由于东德民主农民党极力主张“不能改变社会主义民主土地改革的成果,更不容许农民再一次落入容克地主手中”,因而德东地区并没有像西德那样完全实行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而是对已经具有先进生产力水平和经营规模的大型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予以充分的保留。其主要做法是:把在原民主德国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时带进去的私有土地,面积不超过100公顷的按“二战”以前的地契面积退还给原主所有,而对面积超过100公顷的土地,其超过部分不再归还给原主,而由德国政府给予原土地所有者少量的补偿转为国有土地。

    据统计,原民主德国拥有130万公顷集体耕地和77万公顷国有林地,经过改革后90%转为个体或私营农业企业经营,10%转为农业股份公司经营。德国政府为此每年要为德东地区提供60亿欧元的财政补贴和金融贷款,主要用于农场主维修农田、种草种树、避免土地荒芜、购买牲畜、建设棚圈、改造危房、社区修路、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失业者自办小企业、搞园林园艺和瓜菜经营投资资助和老年职工退休补贴等。经过最近十几年的努力,东西德国基本形成了统一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

    2006年,德国农业产值达到400 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1%, 其中农作物产值占 46.8%, 畜牧业产值占 53.2%。目前,德国农场总数为 35.3 万个,平均经营规模为 32 公顷。这其中有55%是兼职农场,平均经营规模为13.7 公顷,全职农场平均经营规模为55 公顷。大型农场占西部农业土地总量的 50%, 占东部农业土地总量的 67%,经营规模超过1000公顷的大型农场占农场总数的0.7%, 但其拥有耕地面积却占到全国的 15.8%。全国从事农业人员仅为 124万人,占经济就业人口的比例为 2.8%, 这其中约有32万人是“全职农民”。 2007 年,德国农场经济总收入达到200亿马克,年均增长率为13.8%,平均每个家庭农场纯收入已达到41125欧元,在欧美发达国家中属于上等水平[25]。总的来看,经过“二战”结束后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大变革,德国农业彻底走出了“普鲁士式道路”的历史阴影,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农业与资本主义农业的互相融合,而且实现了小农制与现代大农业的有效衔接,目前正朝着资本化、企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社会化、信息化、生态化的现代资本主义大农业方向发展。

三、几点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与启示。(1)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范式”,实质是一种资本主义和农奴制度的“奇怪混合物”。这样就“造成了并在维护着官僚和军官的道地普鲁士性质;他们的傲慢、狭隘和骄横,使得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尽管显而易见,此刻它之作为惟一可能实现的民族统一形式是无可避免的——在国内如此被人憎恨,而在国外虽有其光辉的胜利,但却如此不受尊敬。”[4](p504)(2)这种改良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充分暴露出容克地主——资产阶级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的不彻底性和保守性。这样就使得普鲁士乃至以后实现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封建主义的烙印和军国主义的色彩。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只有彻底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势力,才能推动农业资本主义化,进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列宁指出:“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惟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就不能消除战争的灾祸。”[9](p392-396)恩格斯也指出:“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所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4](p503)即使“在万不得已时我们也能像资本家所做的那样收买这些人来为自己服务。比方说,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大庄园,可以在必要的技术指导下毫不费力地租给目前的短工或雇农集体耕种。”[26](p694)(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德国实现统一前夕的1990年,原民主德国4700个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已占到了全部农用地的96%以上,私有土地面积仅占2.5%,土地公有化程度相当高了。但是在对德东地区进行以“土地归还原主”为核心内容的土地私有化和经营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德国政府对于原德东地区大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改造,并没有像德西地区那样完全要求实行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形式,而是继续保持其在土地经营规模、机械化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高等方面的优势,这样就使大马力、全程化、自动化作业的大型农机具非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不断增加。因此,德东地区的农场经营土地规模一般可达3~4千公顷,即使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也拥有40~50公顷土地,而且随着土地等生产要素加速流动和市场竞争加剧,大农场兼并小农场的进程逐步加快。目前,德东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仅剩下13万人,比原民主德国时期的80万人农业劳动者,减少了67万人,这样就使德东地区的农业在土地经营规模、农场经济效益、市场竞争力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德西地区中小型家庭农场的水平[27]。这种做法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小农经济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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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04-23 10:02:3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欧洲遍地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值得讨论了。推动政治改革, 这个问题恰恰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看看信力建先生的文章, 也许会有一点启发。王悦林,

欧洲遍地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信力建

    欧洲遍地都是第二国际留下的社会主义政党,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所处国家的执政党,他们源于工人运动,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参政议政之时积极推行保障工人权益的政策,努力提高工人阶层的生活福利。正是由于这些社会主义政党(一般他们被称谓为社会民主党),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工人阶层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他们拥有更为全面、更为实质的权利。如果这些国家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还能有哪些国家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呢?

    欧洲社会党国际是社会主义政党联盟。当第二国际成立之时,以马克思思想为基础的政党超过100个,而作为执政党角色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竟然也有66个。社会党国际这个名称源自1889年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如今的社会党国际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是一个由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工党、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国际组织。此外,活动于欧洲议会的欧洲社会党为社会党国际的联盟组织之一。目前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和组织约161个,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政党组织。

    社会党国际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思想基础。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众多分支之一。最初的社会民主主义阵营中有主张革命的列宁和主张渐进式改革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在社会党国际中,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属于同义词,他们所主张或标榜社会主义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制度。

    欧洲社会党是一个泛欧洲的政党,其成员是欧盟和挪威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工党。目前拥有来自25个欧盟国家和挪威的32个政党成员,8个准会员和5个观察员,共45个政党。欧洲社会党宣称的四大任务其中一条就是要加强欧盟内部和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运动。有欧洲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德国

    德国有个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简写SPD,是社会党国际和欧洲社会党成员之一。社民党来源于工人运动,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特征,起初更加明确社会主义性质,现在依然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整合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协助,到现在依然以马克思为精神领袖,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主张为政党纲领的蓝本。1998年莱比锡发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原则纲领中声称,他们希望建立一种没有阶级…的社会;社会民主党谋求建立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自己的个性的社会;他们谋求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特权的团结互助的社会。他们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并通过取消特权和完善民主制来实现摆脱阶级限制的社会。诸如此类的思想,均源于马克思的思想。

    目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近半数是工人和公司雇员。在施罗德领导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40.9%的支持率成为1998年德国联邦选举最有力的政党,通过与绿党的联合,重回执政位置。在执政期间,该党积极推行促进就业政策,继续坚持社会福利和经济政策的正义性。

    从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推行的政策以及执政之后的表现,都很难让人怀疑该党具有社会主义鲜明特征。因此是否就可以说,德国是有联邦德国特色的(多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呢? 

二、英国

   英国工党创建于1900年2月,是社会党国际和欧洲社会党的成员之一。工党是由工会、合作社组织和社会主义团体联合组成的。英国工人运动比较早,早在1868年就建立了全国性的统一组织----职工大会(工联)。1900年成立了“工人代表委员会”并推选出自己的党选候选人。1906年正式改名为工党。因此英国工党也具有非常鲜明的工人阶级特征。

    1924年工党组成了英国历史上首届工党政府,工党执政期间,内阁大多数是工人出身,因此推出的政策多同情工人阶级,增强工人的政府社会保障力度。在近十几年,英国工党一直是执政党。英国工党纲领的传统理论基础是费边社会主义,推行国有化,主张建立福利型国家,致力于工人福利、失业救济、社会保障等方面。本质上看,其实就是主张渐进式改进资本主义制度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不可否认的是,英国工党仍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工人政党。那是不是可以说,英国是具有君主特色的(多党制、君主立宪制)社会主义国家?

三、瑞典

    瑞典一直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模范。瑞典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是与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于1889年,是社会党国际与欧洲社会党的成员之一。社会民主党成立之处时主张通过改良的途径去实现社会主义并在后来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社会民主党主张通过议会斗争提高工人的地位,实行普选权等民主制度改革推进社会进步,并在他们的党纲中也明确表示主张改良主义(见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党纲的“改良主义与革命”一节)。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有着坚实的工人阶级基础。瑞典社会民主党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致力于全国人民的福利和民主水平。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写道:“社会民主党是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自由、平等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团结的社会里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直至发展到今天,社会民主党也没改变这个立场,并依然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党纲中明确表示,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模式是一个科学理论,像所有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其能否成立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此外,就阶级理论,瑞典社会民主党认为经济生活中产生的阶级结构是理解不平等问题的关键,因而平等政策必须包括反对阶级差别的斗争。

    不管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还是政府实际政策体现的精神,瑞典都体现了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过去我们对进入社会主义方式问题上认识有错误,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现在瑞典的成功实践,我们不能全盘否定社会民主党的努力,应将瑞典模式作为世界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四、法国

    法国社会党是由工人国际(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发展而来的,至今仍是社会党国际与欧洲社会党的成员之一。法国社会党从其一出生就带着工人阶级的明显特征。第一国际解散后,在恩格斯的组织下,法国社会党参与了第一国际的恢复,成立了第二国际。法国社会党一直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法国社会主义道路,成立初期自称是工人阶级政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但并不主张一元化思想。

    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党主张实行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人的解放和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80年代以国有化、权力下放和自治管理为三大理论支柱,90年代强调以“调节资本主义”为纲的“现代社会主义”。由此也可以看出,法国社会党是主张通过改良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法国社会党主张摒弃无产阶级专政,通过赢得议会选举胜利,建设有法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政府主导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工人阶级政党执政组建政府,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社会民众的福利水平高,社会总体生活水平高;成熟的民主宪政让公众有更多的民主权益和更为广阔的权益诉求空间。法国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可否认取得很大的成效。

五、瑞士

    瑞士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8年,现为社会党国际的成员之一。该党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欧洲社会党的准会员之一。瑞士社会民主党强调国家集权,主张社会平等。瑞士社会民主党在加入第三国际问题上发生了内部分裂,左翼退出成立瑞士劳动党。瑞士社民党提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党纲里确定该党是各界人民的政党,主张通过协调劳资关系建设民主社会主义。

    瑞士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富裕、经济最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最高、最为民主的国家之一。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并不是制度层面上的形式主义,而是本质上的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还要社会分配公平、社会正义、全民社会保障全面等。有这些标准衡量的话,瑞典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换个说法,瑞典是有瑞典特色的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而且社会主义需要有发达的资本主义作基础才能实现。当前的社会主义主要有三个流派,分别是朝鲜的主体思想,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

    朝鲜的主体思想甚少见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子,其主体思想的根本思想是:人是一切事物的主体,人是一切事物的决定力量。尤其突出的是主体思想里的“革命首领观”。“首领观”称:“人民是革命建设的主人。人民应当接受首脑的指导。首脑是头,党是躯体,人民是手足,躯体和手足应当听从头脑的智慧。如果没有头脑,就是失去了生命。”其“社会政治的生命体论”称:“父亲给人肉体的生命,领袖赐予人政治的生命。领袖是父亲一样的恩人。如同在家庭中应当听从父亲的绝对领导一样,人民应当无条件地忠诚团结在领袖周围,应当以忠、孝来爱戴领袖。领袖是赐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上文也详细阐述了,其实就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主张通过合法斗争逐步进入社会主义。

 

 

发件人:<xiongzg@sina.com> 2009-04-20 16:26:08 +0800收件人:"北京大军观察中心" <zdjun@263.net>抄送:标题:试论十五年来改革方向争论中的是非

近十五年来改革方向争论中的是非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离休副教授  熊自干

    对于改革方向的主要干扰,近十多年来已由改革初期“左”的僵化变为自由化。其原因主要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同我国部分“精英”新的僵化、片面性相结合,错误地解读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和邓小平南方谈话,把对自由化的批评说成是反对改革。虽然胡总书记阐释了改革正确方向的内涵,仍有人坚持错误观点。必须以17大总结宝贵经验十个结合正确认识改革方向争论中的是非,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近十多年来主要是自由化干扰改革方向

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清理形而上学的新僵化思想

    十多年来造成上述恶果的自由化泛滥的根源又是什么呢?除了改革中的利益和阶层分化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些需要专门研究)外,就思想领域讲,主要是形而上学、片面性,表现为右的形式的新僵化。

    自发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资本主义。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虽然要引进市场机制,但必须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是,曾在资源配置由产品计划向市场机制转变过程中宣传市场机制起了一定历史作用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不能与时俱进,“吃老本”,产生了新的僵化思想,陷入了形而上学、片面性。由改革过去只适应发达社会主义的纯而又纯公有制和产品计划经济走向了另一极端,受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缺乏效率论的影响,排挤马克思主义、贬低公有制,反对国家调控、推崇自由化,鼓吹新自由主义。他们中一些受自由化思想影响、身居官方研究机构显赫地位的“名人”,和少数媒体人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片面解读两个基本点,以其垄断的话语权,把对自由化的批评硬说成是反对改革。

    例如一位“资深”记者所著声称是全面描述争论的书《交锋》和《交锋三十年》,就只字不提自由化的干扰,一方面把批评自由化的言论打成反对改革开放,一方面拚命鼓吹自由化(《交锋》P281、《交锋三十年》P145、195、247、253、259、260、338),说:“问一问姓‘社’姓‘资’,实质上是否定改革”(《交锋》P181),说“2004年以来,一些反对改革的力量逐渐聚集起来……否定改革开放” (《交锋三十年》P247)。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会长高尚全,竟然公开露骨地说批新自由主义是对改革的干扰(2005-3-1中国改革论坛:“改革是不断排除干扰的过程”―― “2005中国脑库年会”上的发言 )。

    一些“名人”和媒体人还挑拨批评自由化的人士与中央领导的关系,把对自由化的批评说成是矛头对准中央,甚至说成是“反动思潮”,把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说成是对批评自由化人士的“痛击”,还屡屡在媒体上呼吁中央打击对自由化的批评。例如说“万言书”是把矛头指向小平同志,说江泽民总书记的“五二九讲话”和15大报告主要是、甚至只是对“万言书”的痛击。(《交锋三十年》P203、247、259、286、302)美国之音就为此叫好,欢呼15大前后“改革派”发动了强大的、密集的宣传攻势。另外一位记者写的《争锋》和《大碰撞》,虽然提供的资料比较全面,但作者的评论仍然受自由化观点的影响。例如说胡总书记的“六二五讲话”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这被认为是对否定改革开放大方向和成就的回答”。(《争锋》P279,《大碰撞》P262、269、270、273、276)

    《大碰撞》在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对自由化思潮受到批评“忧心忡忡”后,讲了他“通过特殊渠道”写给中央领导的文章,说他在文章中“剖析”了“郎旋风”的性质:“一些20多年来一直反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左’派,把科学发展观歪曲成‘新发展观’,纷纷著文‘批判旧发展观’,实际上就是批判邓小平发展观。他们……实际上是‘反对改革派’。他们……以‘分配不公平’、‘贫富悬殊’为民请愿,最容易煽动‘草根群众’不满。可矛头对谁?是执政党!……这是一股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反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反动思潮。”文章在引用刘国光批评自由化的言论后说:“这声音与‘文化大革命’前,说什么农村60%和工厂60% 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手中’,何其相似乃尔!”众所周知,后面所引的话乃是毛泽东的话。刘吉不但污蔑刘国光批评自由化的言论为“否定改革开放”的“反动思潮”,而且也把毛泽东同志的话说成是“反动思潮”。(P269、270)。

    尤其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 吉为《与总书记谈心》和《交锋》作序,特别是前者取的书名,故意让人误认为真的是作者与总书记促膝谈心的实录,以为其观点是得到党中央认可的。原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周瑞金,故意宣扬其笔名“皇甫平”是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时“辅佐”邓小平的意思。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方研究员吴敬琏则顶着“吴市场”的桂冠,每每在改革方向争论激烈的时候频频在媒体亮相。他们常常按自己自由化的观点以官方权威架势解读中央领导的话,并挑拨批评自由化的人士与中央领导的关系。尤其是高尚全、刘吉和周瑞金多次讲他们对反自由化的批评是中央领导授意的(《大碰撞》P185、267)。吴敬琏还频频攻击对自由化的批评是“煽动弱势群体”;高尚全更攻击对自由化的批评为“利用群众不满情绪来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刘吉攻击批评自由化的“非主流”经济学家“自称是代表弱势群体的‘草根经济学家’,不仅全面否定党和政府领导的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而且把矛头直接对准党和政府。”(《大碰撞》P266、262、270)他们以“名人效应”并以代传“圣旨“的架式扩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对批评自由化的人士施加政治压力。

    因为我国的形而上学思想影响较深,容易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类似文化大革命中以“造反大方向正确”作虎皮打倒一切一样,在所谓主流媒体散布的我国改革开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交锋》P424)的舆论氛围中,以改革开放“大方向”正确为掩护,一方面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评自由化说成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舆论铺天盖地,以“反对改革开放”的大棒打击对自由化的批评,一方面放肆鼓吹自由化,相当时期竟然在社会舆论上对批评自由化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

    例如许多媒体不敢报道批评自由化的言论。我国最早提出向市场经济转轨,与吴敬琏同时获得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刘国光的文章,就因为批评自由化多次被“主流媒体”和官方研究机构的刊物拒绝发表(《大碰撞》P211、275,《争锋》P273)。而吴敬琏却广受媒体吹捧,频频在各种会议宣传他的观点,甚至到香港凤凰电视台贬低他过去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玄耀他到美国镀新自由主义之金的历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万言书”被认为是“非法宣传品”,不能印刷出版,只得口传、手抄。站在批评自由化前线的《真理的追求》和《中流》杂志被迫停刊(《争锋》P169)。这就更助长了自由化的嚣张气焰。

    更为严重的是,强劲的自由化之风把官商联盟推向了既得利益强势群体,一些媒体和所谓“学者”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把持着话语权,在“反‘左’”口号掩护下,凭借其强势地位进一步扭曲改革,形成恶性循环,终于导致以上严重恶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解放思想,就应克服新的僵化思想,摆脱既定框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如实认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把批评自由化说成是反对改革开放是对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主要干扰。

    近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基本保持正确的方向,取得辉煌成就,与党内外广大群众,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顶着强大的压力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展批评,抵制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对促进中央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都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诸如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叫停大型国企领导层收购和拒绝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等,广大群众的呼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人士契而不舍地开展批评,自由化的恶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正确解读中央领导关于改革方向的内涵

    尤其是有些人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仍然不顾中央的声音,坚持其错误观点。例如《人民日报》早在2007年5月10日就实际上批评了谢韬鼓吹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错误;而胡总书记在17大报告和“12•18讲话”中又先后郑重声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但是先后在2008年10月出版和2009年1月第二次印刷的《交锋三十年》,仍然不理采中央的庄严声明,而继续挺民主社会主义,贬斥对它的批评,并说北京盛传高层指示不转载、不争论、不批判(P326),制造中央不支持批评民主社会主义的印象,继续干扰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交锋》和《交锋三十年》说是描述争论全过程,但支字没有从正面意义提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话,也没有辑录自由化的言论,更没有批评自由化;而且把90年代中期以后对自由化的批评说成是“反对改革开放”,这无疑说明他是肯定这些自由化的言论,从而说明从总体上讲他是以自由化的观点撰写这两本书的。而《交锋》印数之多(据说卖了200万册),说明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决不能小视。而《大碰撞》和《争锋》的作者,虽然注意了两种观点的平衡,但作者的议论中,却在17大明确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以后,还竞说胡总书记的报告“没有预设的固定答案”,问“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争锋》P282、284);尤其是为扩大发行量找明显倾向自由化观点的吴敬琏作序,让吴敬琏和高尚全修改,并由吴敬琏、高尚全、刘吉和周瑞金以显眼的广告联合推荐,充分说明自由化影响之大。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还必须在分清是非并肃清影响上下大功夫。

    实践是认识及其发展的源泉。人民是认识的主体。真理越辨越明。我们党中央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理论创新,不断总结丰富的实践经验,汲取改革开放中空前广泛深入讨论的成果,丰富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因而不仅加深了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辩证关系的认识,而且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提到了空前高度。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总结宝贵经验的这十个结合,全面、具体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模式在各个领域的十对主要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精辟地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这些辩证关系实际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各个领域的表现,或者是基本路线贯彻的保证。这也就更深化了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辩证关系的认识,提供了正确评价改革方向争论中是非的武器。让我们认真学习讲话,把认识统一到讲话上来,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保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

   【作者简介】 熊自干 汉族 男 1931年4月出生于湖南 中共党员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离休副教授 1980年起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学和研究【通信地址】 汉口后九万方三村32号老三栋二单元401 邮编 430019 电话 027-82639740,E-mail: xiongzg@sina.com ,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4-21 15:31:51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yangxiaolu_8" <yangxiaolu_8@yahoo.com.cn>, "quantum6" <quantum6@yeah.net>抄送:标题:中国人得GDP 外国人得利润很现实

中国人得GDP 外国人得利润很荒诞

朱四倍

2009年04月21日

    实践中,对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政绩考核过分强调GDP指标的权重,而对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供给者以及弱势群体福利保障者的角色,缺乏应有的重视。笔者以为,“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还是这种制度积弊根源的显现。

     同国外汽车业巨头“联姻”,曾被不少中国汽车企业当作是发展壮大的一条捷径。但是,中方在合资企业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少,逐渐退化为一个简单的财务投资公司,而所谓的合资企业也只能老老实实做个加工厂,挣点制造费。通用汽车总裁曾不无得意地表示,“我们与中国企业各取所需,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瞭望新闻周刊》4月20日)

    这是一个让人尴尬的新闻,也是一个让人无奈却又似乎熟悉的场景: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如此的话语,把国人对GDP的追捧形象描绘得入骨三分,也一下子捅到了国人的“疼处”。

    应明确,GDP只是一个描述经济增长情况的统计概念。社会应当关注它却也不能过于看重,更不能只看其增长速度,而是要追求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美国学者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在1972年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第一次试图打破GDP情结,将GDP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好的减掉坏的才是社会净经济福利,如扣掉都市污染、交通堵塞等产生的社会成本,加进休闲、家政、社会义工等传统上被忽略的一些经济活动。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GDP似乎成了各级政府官员竞相追捧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有了它,就有了光明的前程。GDP在很多官员眼里,几乎成了政绩的代名词。可以说,“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汽车行业。近年来,公众对GDP的局限性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认识——— 如GDP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财富的变化,不能反映某些重要的非市场经济活动,不能全面反映人们的福利状况,更不能反映事关民生的就业状况等,但是,在政绩幽灵的蛊惑下,所谓的理性政绩追求往往只能是空话。

    必须看到,作为标志着社会财富增加的GDP中还有一些消极的内涵。如由于违章建设造成楼房倒塌,发生大量人员伤亡的恶性灾难和矿难事故之后,抢救人员的劳动、医务人员的治疗、殡仪馆的火化等,都会拉动服务业、建筑业和工业的增长,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都表现为 GDP的增长,而这种增长难道不是灾难吗?“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的怪相难道不是给了我们一种提醒吗?

    实践中,对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政绩考核过分强调GDP指标的权重,而对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供给者以及弱势群体福利保障者的角色,缺乏应有的重视。笔者以为,“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还是这种制度积弊根源的显现。试想,当GDP成了官员升迁的指挥棒,他们焉能把公众福利和幸福放在心上?

    资源消耗支持的GDP增长,尽管数字上令人激动,实际上却是竭泽而渔。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国每创造100元人民币GDP所付出的投资代价越来越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以GDP论英雄,会造成一种不持续的、片面的、畸形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的怪相。

    “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的荒诞,我们还要沉迷到何时?还要沉迷到何地才能止步?根治隐藏在其背后的制度性积弊应成为整个社会努力的方向。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4-23 02:07:4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农民将第六次牺牲自己拯救中国,拯救美国

农民将第六次牺牲自己拯救中国,拯救美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2008-11-18

    1989年,我第一次行走中国。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成长在江南城市里的文学青年,我只读到过课本上的中国,在用5个月时间踏遍南部中国之后,我在社会底层触摸到什么叫贫困、什么叫绝望、什么叫不可更改的生活。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对于中国的意义。在江西井冈山,我找到了袁文才的儿子,他的父亲在1927 年把毛泽东迎到了山上,从此拉开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农民革命。我们在一堵泥墙前交谈,墙上涂着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它是60年前的遗迹,虽已褪色,却仍然无比醒目,如附着一个不灭的灵魂。我是在很多年后才恍然,袁文才和他的农民兄弟们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地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就是因了这六个字的鼓动。

    这六个字赢得了中国农民的心。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土地又一次回到了政府的手中,在其后的二十年里,农民以消极怠工来应对新的土地政策。到1978年,中国开始本轮改革开放,也是在那一年,安徽和四川的农民冒死开始包产到户,土地以承包制的方式再次回到农民手中,它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寻常,三十年间,中国改革数次峰回路转,却始终没有爆发粮食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农民在一开始就自行解决了产能问题,这一景象与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1990年推动休克式市场改革的时候,曾经爆发过严重的粮食危机。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二次拯救了中国。随着土地分包到户,耕作效率大为提升,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土地中溢出,可是当时的城市实行的是“围城政策”,严格控制农民进城,因为户籍制度的执行,农民在城市无法找到工作,无法享受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因此,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洗脚上田” 后,“离土不离乡”,就地办起了乡镇企业,它很快构成了国有工业体制外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是如此灵活和充满生机的力量。就在拥有所有资源优势却体制僵硬的国有企业长期徘徊在放权让利的试验路径上的同时,乡土工业的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变革最重要的推动力,也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魅力所在,到1987年,邓小平承认,“在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人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第238页找到这一段话。以今视之,如果没有乡镇企业的出现,中国经济变革的格局是不堪设想的。

    乡镇企业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三次拯救了中国。进入80 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城市体制的改革,大量的农民被招进工厂,他们很快成为最廉价的、最没有保障的劳动力,因此而形成的成本优势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最大竞争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商品横扫全球,靠的正是比美欧日工厂便宜4到8倍的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学上,它有一个很动听的名词叫“人口红利”,红色让人联想到鲜血,这个比喻因此十分恰当。

    依赖于农民工人的“中国制造”,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四次拯救了中国。再说到了1998年前后,房地产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发动机,农民再次成为“城市经营”的利益奉献者,政府以数万元的低廉价格征用无数农田,然后再以数倍、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价格出让给开发商。地产的繁荣,造就了富可敌国的地方政府、造就了无数的富豪、造就了无数全世界最崭新的城市,以及造就了无数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一切都基础在中国农民的土地贡献上,在过去十年里,他们成为惟一没有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社会阶层。

     因征夺农民土地而形成的地产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五次拯救了中国。现在,轮到他们第六次拯救中国。

     正在眼下,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员,从10月份开始,百万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他们将为这轮经济调整付出最大的代价,他们极可能是最受伤的群体。据估算,如果经济在明年6月份前无法复苏,新增失业农民工人将超过2000万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数据,早在1961年底,因“大跃进”运动失败,中央政府曾经发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将2600人已经进城的农民全数精简下乡,而在1998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造中,也曾造成2250万工人的下岗,在当年这都酿成剧烈的社会动荡。

    近期的政策动态表明,中央政府在对外贸易和地产消费无法复苏的情景下,试图以巨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强行拉动中国经济,其成效实在让人担忧。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消费――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市场――没有复苏,对交通、能源性企业的投入都将是无法保证有效产出的,它除了让少数垄断企业获得大量机会以及造成新的投资浪费之外,很难有正向的效应。

    在我看来,当前政府最应该提出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就业保障计划”,以此为核心,实施企业减税、社会保障及失业救济等一揽子救援方案,并对各地政府进行刚性化的考核监督。这样的方案也许比拿出数万亿元救市要复杂得多,但却是根本之道。当然,政策的轨道似乎正铺向另外一个方向。

    在充满了无穷变数的2009年,一个似乎确定下来的事实将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将一如既往地、以无比惨烈的方式第六次“拯救”中国。

 

不要把农村当成“泄洪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2009-03-03

     每次去县镇乡村行走,总会问当地人一个问题:“你们到底需要什么东西下乡?”我听到的回答大同小异,在这篇短文中,我把答案放到最后一节揭晓。最近,很多东西在下乡。一类是商品,二类是人。

    商品是工业品。在财政部、商务部的规划下,彩电、冰箱、洗衣机和手机制造商纷纷跑到乡间促销,政府按销售价格的13%给予补贴,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负担80%、省级财政负担20%。工业品下乡的成效如何,现在还不好说,不过它听上去很象是为城里的工厂企业在解困,所以出了不少的纠纷,譬如列入下乡名单的都是大企业、国营企业云云。

    人是大学生。每年600多万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几乎已经成了“天下第一难”,于是,让大学生下乡当“村官”成了一个急救办法。这些村官不是按《村民委员会选举法》选出来的,而是“由政府部门正式发文、筛选的专科以上学历应届或往届毕业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主任助理或其他两委职务的工作者。”(却出处)为了推进这项工作,各省都出台了一些优惠的政策,譬如广东就宣布为每个村官每年补贴6000元。大学生当村官的成效如何,现在也不好说,不过它听上去很象是为城里的就业难题在解困。

    工业品下乡了,大学生下乡了,再加上数千万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返程农民工,这些景象在告诉人们,中国农村正成为本轮经济危机的“泄洪区”。人人都说中国的危机比美国、欧洲和日本要小很多,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如此庞大的“泄洪区”。

    但是,这种办法能解决问题吗?我的答案是不能。农民手头的钱本来就很少,现在还要把那么多的耐用消费品促销给他们,用于生产的资金不是就更少了吗?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以及对农村缺乏热情、仅仅为了谋个职业而下乡的大学生当村官,除了在板凳上多坐一个人之外,到底会给农民有多大的好处?

    说说两个老人对农村经济的看法。一个是陈云。他是著名的“计划经济大师”,他的很多经济观点,例如对民间商品流通的限制是当今的我们所不敢苟同的。不过,他对中国农村则有很精辟的观察:1950年,中国城乡经济陷入萧条,转不动了,情况有点象今天,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拿了钞票去乡村收购东西,然后又刺激农民进城来买东西。他说,“繁荣的重要之点是收购农副产品,这是主要的经验。农村这个百分之九十动了,百分之十也就有办法了。基本动力是农村的力量,这一条道理我们摸到了。” 这条道理到现在还灵的,农村要振兴,首先要提高和保护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政府在这方面是有所作为的,所以,应该是农副产品进城,而不是工业品下乡。

    一个是费孝通。费老是全世界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人类学家兼经济学家,他在1935年就看到了这一点。在著名的《江村经济》中他写道,“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他说的多好,这段话应该重申一万遍。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是走了费孝通指明的这条道路,改革的开始阶段就是乡镇企业崛起的过程,是农民在乡土上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在中西部地区才刚刚萌芽,所以,农村要振兴,首先要振兴农村的工业经济,政府在这方面是有所作为的。

    要提振农村经济的造血能力,办法就是陈云和费孝通指出的两条,一是保护和提高农民生产农副产品的积极性,二是加快农村工业的建设。这些都是战略性的措施,是真正的振兴之道。而要做到这两点,农村最缺的是什么呢?大家都应该跟我一样找到了答案,让我们异口同声的说――是钱。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09-04-21 06:33:24 +0800 收件人: "tou_yl" <tou_yl@188.com> 抄送:标题: “中国的索尼”招致业界一片嘲笑

中国的索尼招致业界一片嘲笑

——上广电巨亏启示

谢鹏

     三井物产与上广电签订战略协议,目标是将它打造成中国的索尼。日本企业牢牢控制着全球液晶面板产业的上游环节,国内企业在没有资金和人才积累的情况下各自为政,造成全行业无法成功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追赶,陷入集体困境。

液晶豪赌败阵

  4月13日,上广电集团总部大门口,身着日式制服的保安加强了对进出人员的检查。这里的建筑设计也带有日式风格,有日本人进出时保安们会以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他们。短短几年时间,这家国内平板显示巨头,曾以成为“中国索尼”为目标的上海最大的电子企业,却因旗下中日合资上广电NEC公司的巨额亏损,陷入了被上海仪电托管的惨境。保安们被要求阻止最近不请自来的记者们,否则饭碗将会不保。

  在上广电保持沉默的时刻,业内已经盛传——从2008年底开始,上广电着手裁员,留下人员需自愿降薪20%,否则走人,并开始考虑给部分员工放假。而大部分银行已经不再给其贷款,员工工资的发放已成为难题。

    目前,上广电集团2009年正职领导岗位薪酬下调20%,2008年度绩效薪酬下调50%;副职领导年薪也下调10%。上广电当初投资10亿美元上马五代线,主要资金来源是银团贷款。这些资金有些已经到期,各家银行都在抓紧催款。

  4月13日正是周一上班的日子,厂区却几乎没有人员进出。上海媒体报道说,上广电NEC去年10月份高峰期内员工高达5000人,但目前只有3000人。

  上广电NEC是成立于2003年11月的中日合资企业,中方控股75%,拥有中国第一条五代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生产线,是目前内地主要液晶面板生产线商之一。它的出现曾被业内视为中国家电企业进军上游的标志。合资项目的中方股东是上海广电光电子有限公司”,由上广电集团和旗下上市公司广电电子、广电信息三方共同持股,比例分别为62.5%、18.75%、18.75%。

  4月15日,广电电子和广电信息同时发布公告表示,由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国资委成立的工作小组制订的解困方案初步获得通过并停牌一个月。方案具体内容目前尚不得而知。资本市场预计,如若保证这两家上市公司2009年业绩盈利,必须剥离液晶资产。

  据这两家上市公司的2008年报披露,广电信息2008年预计亏损9亿-10亿元人民币;广电电子预计亏损额为9亿-11亿元。至于巨亏原因,主要是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下半年液晶面板的销售价格与市场需求大幅下滑。其实2007年上广电就出现巨额亏损,该集团领导班子也于这一年换届,新管理层上任后,延续了前任的平板转型战略,同时要求合资公司采取措施止亏为盈,但除了2008年上半年盈利外,其余时间差不多都处于亏损状态。

  这与上游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有关,上广电一直都依赖NEC公司先前与日本材料供应商的关系,在日本进行采购,采购成本过高。而去年金融危机来袭,全球液晶面板市场价格大跌,顿时令上广电雪上加霜,陷入亏损泥潭。

生不逢时

  2003年以来,液晶、等离子电视在中国持续升温,并在2004年底实现了平板电视对传统彩管电视的市场逆转。2003年,台湾液晶面板产业紧随该地区全球领先的笔记本电脑和显示器制造业,获得了蓬勃发展。随着台湾笔记本电脑和显示器企业进入内地,友达广电等台湾液晶面板制造商也纷纷紧随客户在内地设厂。

  实际上,上广电NEC项目跟台湾企业西进运动同在2003年启动,并在2004年和台湾面板商几乎同时投产。南方周末记者查看广电电子的财报发现,2003年成立上广电NEC公司之前,上广电一直在传统显示器件领域顺风顺水,直到2005年公司开始向平板转型才出现预亏。从2005年开始,公司虽然迅速剥离了传统显示器件业务,但液晶产品快速发展,产能不断扩充,价格持续下跌,从2007年开始,出现严重亏损。

  两岸的面板产业,几乎同时起步,结局却南辕北辙,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橘生淮北则为枳?根源在于上广电自身实力不济,上广电虽然是个液晶面板的急先锋,但当时只是国内家电企业的二线梯队,以至于当时日本人把它称为“中国索尼”时招致业界一片嘲笑。一个产业的升级,必须得天时地利人和。上广电固然有贴近中国市场之便,但缺乏液晶面板领域的技术人才。另外,国企色彩浓重的上广电在公司决策和市场反应速度上,也较很多竞争对手来得迟缓。

  2005开始,台湾、韩国、日本液晶面板厂商的第六代、第七代生产线纷纷量产,相对上广电的第五代生产线,它们的液晶面板的成本优势非常明显。2006年底,上广电规划在上海莘庄附近的平板产业显示基地再建一条第六代生产线,并于2007年得到上海市批准。原定2008年9月底要开工建设,却没有解决资金问题。此时,日本夏普又提出要和上广电组建第7.5代生产线,于是又开始与夏普的谈判,之前的规划被束之高阁。尽管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但上广电一直无法解决资金来源的问题,毕竟上马一条生产线需要近百亿元的投入,这让它只能对日方马首是瞻。

  2006年6月,日本大和证券SMBC株式会社向上广电NEC注资2500万美元,占3.64%的股份。作为交换条件,大和证券担任了上广电集团的财务顾问,作为回报,大和证券拉来了结构复杂的TFT-LCD项目银团贷款,这使上广电集团肩负巨大的财务压力,在销售下滑之后,上广电的债务危机终于爆发,并导致政府不得不指定上海仪电接手托管。

核心技术短板

  “面板产业对经济危机很敏感,行业波动特别大。但主要问题在于不掌握核心技术。”长期关注彩电产业的西安交大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张胜对记者说。

  从2003年以来,上广电的液晶豪赌可谓煞费苦心。在上游元器件和下游消费终端业务上不断出手,围绕着上广电NEC进行布局。摊子不可谓不大,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但与京东方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不同的是,上广电选择合资模式发展液晶面板,因此处处受制于人。实际上,日方卡住了两个主要环节,一是关键原材料和设备,二是技术和资金。

  为了掌握合资企业的主导权并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日方通过掌握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对合资企业的供应来强化实际控制,上广电NEC公司所有的关键零部件都是进口,其成本占了总成本的70%-80%,而上广电NEC的生产技术及专利也全部都从三井-住友财团的NEC公司引进。在液晶设备方面,包括清洗设备、显影设备、湿刻蚀设备和抗蚀膜剥离设备等,相当一部分也掌握在日本厂商手中。上广电NEC在自己的上游关键零组件配套上也主要是与日本三井-住友财团企业的产业相配套。

  在全球液晶面板产业链条中,日本企业控制着上游环节,让出了中间的总装环节给中国台湾和内地,而国内企业原本可以在占据下游后逐步向中游靠拢,但却最终失败。

    在三井物产工作过12年的《三井帝国在行动》一书作者白益民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说,上广电等国内液晶面板企业失败的根源在于,大家只想着进一条生产线,在没有资金和人才积累的前提下,企业各自为政,造成全行业无法成功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追赶,陷入集体困境。面对中国液晶产业发展的困境,2006年12月,上广电、龙腾光电和京东方宣布将各自旗下的第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剥离出来,合并成立合资公司统一运营,但最终因地方政府利益难以协调未果。

   可喜的是,前不久的《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让液晶面板产业看到了曙光。但张胜提醒说,电子信息规划要落到实处,最重要的是解决基础工业配套问题,这也是台湾和日韩面板产业战无不胜的精髓。

    (来源:南方周末 2009年04月16日  )

 

    背景资料:

谁在打造“中国的索尼”?

摘自《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

白益民

    2006年5月30日,日本三井物产驻中国总代表副岛利宏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表示:“三井物产是一家贸易类公司,其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多为负责‘推销’。三井物产在全球贸易上的优势可以帮助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三井物产已与上海广电集团(简称:上广电)签订战略协议,目标是将它打造成中国的索尼。”上世纪60年代,索尼公司正是依靠包括东芝在内的三井财团企业群的支持,借助欧美市场发展壮大的一家日本消费电子类制造企业。

    三井物产通过发达的商业网络时刻关注着全球信息产业的变化,为日本财团企业的扩张提供坚实的基础。仔细查看三井物产旗下的“三井信息电子公司”(原MBK Microtek公司)的80多位交易客户,就会发现很多熟悉的名字,其中包括:东芝、索尼、NEC、富士通、松下、三菱电机、佳能、三洋电机、夏普、日本IBM、富士胶片、中华映管 (台)、三星(韩)、LG(韩)、上广电NEC(中)、京东方(中)、联想(中)、龙腾光电 (中)、英特尔(美)、苹果(美)、德州仪器(美)、西门子。

    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上广电和日本财团的合作都仅限于生产设备的引进。1978年,国家批准上海电视机厂(上广电的前身)从日本富士财团的日立公司引进全国第一条彩电生产线,1982年10月份正式竣工投产,生产出第一台“金星牌”彩电。1987年,三井物产携手其财团旗下的东芝公司,帮助上广电成立了投资额达27亿元的“上海永新彩色显像管公司”,其设备全部从东芝公司引进,项目完成后成为1992年的上海市1号工程。

    在当时,27亿元的投资是相当巨大的,但是三井财团没有参与投资,三井物产只是将东芝的设备卖给了中方。此后,“上海永新彩色显像管公司”由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永新彩管(香港)有限公司、上海上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久事公司和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资经营。但是,围绕“上海永新彩色显像管公司”这个钱箱,许许多多的中外合资零部件企业相继发展起来,其中最典型的是中日合资的“上海新芝电子有限公司”。

    1993年2月,“上海新芝电子有限公司”(简称:新芝电子)正式成立,由上海永新彩色显像管公司、三井物产、东芝公司、东芝(中国)有限公司合资经营,投资比例分别为65%、17.5%、15.75%、1.25%。合资公司一、二期总投资7,983万美元,注册资本3,159.9万美元,引进了东芝公司荫罩生产线成套设备及技术,采用先进的光化刻蚀方法,主要生产和销售彩色显像管用平板荫罩。新芝电子生产的平板荫罩是彩色显像管的关键部件。

    三井财团的一贯做法就是在这样的关键零部件企业中进行投资,可以用很少的资金投入渗透到产业链上下游的很多环节,同时建立起与当地众多相关制造企业的联系,及时把握市场的需求和变化。新芝品牌的荫罩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三分之一,先后与咸阳彩虹、天津三星、上海永新、长沙LG、东莞福地、深圳三星和深圳赛格日立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与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德国等国建立了全新的销售渠道及供货关系。

    除了“新芝电子”以外,上海永新彩色显像管公司还先后投资成立了另外几家配套企业,如上海永新爱奇电子有限公司、上海永新灵奇电子有限公司、上海新李园电子玻璃有限公司等,分别提供彩管用电子枪、金属零件和与显示器件相关的产品。其中,上海永新爱奇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为上海永新彩色显像管股份有限公司配套生产电子枪,有多条日本东芝、三菱和韩国LG的流水线。

 

 

 

发件人:"James Zhu" <aiguozhu@bellsouth.net> 2009-04-21 09:52:20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aiguo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FW: 评《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From: James Zhu [mailto:aiguozhu@bellsouth.net] Sent: Monday, April 20, 2009 6:35 PM Subject: 评《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评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朱学渊

     对于无心中国古文化的人,文字改革当然会带来更大的文化断裂,实际上文字不改革他们对古书也是没有兴趣的。但之于有心学问的人,英文字、俄文字、日文字、甲骨文字……都不能断其志,何况繁体字呢?我不想评价中国古文化的之于中华新文明有无进步的意义,但是为了千年国故,就要世世代代认繁体字,实在是太没有必要了。

    说‘新月诗人陈梦家’反对过简体字而被打成‘右派’,所以文字改革就等同反右斗争、共产革命;那么‘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之’最支持文字改革,我们又能不能说胡适之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同路人’了呢?

    所以,文字改革是学术问题,不要朝政治问题上去扯。不过我还是要告诉朱大可先生,简体字并非共产党发明,它是在三十年代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中就被推行过的东西,不过国民党实行不下去,是共产党把它办成了,把它说成是‘毛体字’是非常不恰当的。

    拼音文字也不仅仅是共产党所好,‘西学东渐’以来想搞拼音汉字的人很多,国民党共产党里都有,但那不是什么恶意,毛泽东也并没有以改革文字来投靠苏俄的‘政治目的’。他们只是没有估计到汉字系统以拼音表意的困难,如一个音符da就无法表达‘搭’‘达’ ‘打’‘大’的四种意义。

    汉语是‘单音节’语言,或者说是一种‘一音多义’的语言,我们的祖先因此走上‘图形文字’ (甲骨、篆、隶……或‘象形文字’)的道路是不得已的事情,或曰‘太简单的语言,必生太复杂的文字’。一般来说,蒙古人种的各种语言,能表达完整意义的语词的音节都太短,因此日本语、朝鲜语的拼音文字仍有许多不足,所以日文必须保留部分汉字,而南韩最近也有此议。

    汉字是‘表意的图画’,能表意即可,就不必太复杂,这就是‘简化字’受欢迎的原因。拼音文字不能成功,是因为它不能区别表达汉字的语义,但是它仍然很有用,今天谁又不用它来拼字作文呢?繁体字作为‘文化遗产’是很好的事情,要‘提倡’就大可不必了。

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朱大可

    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后果,就是引发了现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它一方面确认文化在国民改造中的重大地位,一方面又以为只要通过“革命”式的清洁手段,就能一举扫除文化弊端,为政治制度转型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针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思维”更加甚嚣尘上,从一九五○年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开始,到一九五六年《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公布,在短短七年时间里,便完成了从秦帝国以来近两千年的文字变革,为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大跃进,以及一九六六年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

    我们已经被告知,这场汉字革命,仅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种序曲而已。一九六○年,毛泽东主席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件中宣称,“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这是最高领袖的战略设计。毛以最简洁的语言,公布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划案。

    就在胡风先生宣称“时间开始了”之际,“创造一个全新世界”的乌托邦梦想,燃烧在整个中国,而汉字是这场“文化高烧”的首席目标。在不懂“科学”的“科学院长”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汉字成了文化献祭的第一头羔羊。它被送上行刑台,接受严厉的审判和肢解。新月派诗人暨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因反对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沦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愤自尽,成为汉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简化运动的战车,碾碎的并非只是陈梦家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右派”群体,以及所有敢于对文化大跃进说“不”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只有少数过繁的文字(如“鑼”、“纜”、“驤”、“鑽”、“鑾”等)需要进行适度手术,大部分汉字笔画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但这场拼音化运动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自身的变革,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诉求,它一石数鸟地实现了下列战略目标:第一,向民众显示了文化大一统的威权,成为与嬴政“书同文”媲美的历史伟绩;第二,向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表达了“字母共产主义化”的决心;第三,彻底划清了跟港台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文化界线。

    在一九五六年完成汉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七年,汉字拼音化被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吴玉章领导的文改会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上报国务院,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不宜操之过急,便删除“文字”两字,从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剧变为“拼音文字”。但为了实现拼音化目标,直到一九六○年,当局还在顽强地推动拼音文字的地方实验,在山西万荣等地组织培训班,甚至创办全部由拼音文字组成的报纸,指望这场简化字运动能导向拼音文字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毫无疑问,汉字简化运动无非就是拼音化运动的阶段性成品,不看到这点,就无法对这场运动的本质做出准确的判定。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但这场拼音文字革命最终无疾而终。与拼音化运动同时宣告失败的,还有所谓“亩产万斤”的农业革命,以及全民大炼钢铁所代表的工业革命。这三场革命彼此呼应,俨然是神圣的三位一体,企图从不同角度完成乌托邦蓝图的刻画,却都因违背“天意”而以失败告终,并给民众留下巨大的创伤记忆。但作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简化字却被保留了下来,与反右斗争的伟大成果一起,成为引致文化衰退的种籽。这种“简体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一九五○年代下半叶入学的小学新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受简体字的规训,并且以简体字为文化认知的根基,这就是所谓“简体字世系”。该世系成员对“繁体字”文本的敬畏已经退化,历史情感日益淡漠。这种文脉承继链索的断裂,为文革的大规模爆发奠定了文化基础。在简体字推行了整整十年之后,也即一九六六年革命风暴降临时,已经长大的“简体字世系”便挺身而出,轻易地与历史决裂,宣判繁体字文本“有毒”,成为焚烧“封建主义”旧书的文化杀手。在文革“扫四旧”运动和“简体字世系”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逻辑关系。

    更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出现过两种文字并存于教科书的双胞现象,而文革的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繁简混血系”的成员,跟繁体字文明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但他们对繁体字所表现出的强烈敌意,却超出人们的想象。为了显示其政治纯洁性,他们做出了比年轻的“简体字世系”更为激越的革命姿态。

    竖排繁体字图书的大焚毁运动,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繁体字图书几乎荡然无存,只有极少数文本,被无畏的民众偷藏,侥幸残留下来。一九七二年以后,它们开始在渴望读书的人群中闪现,仿佛是一种地外文明的馈赠。地下阅读者往往把繁体版和简体版的区别,当作判定图书价值的标准。而繁体字文献的稀缺性,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代码,就是它重获珍视的原因。旧版《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被包上各种“革命”封皮后秘密传递,犹如从灰烬中复活的文明火焰,照亮了阅读者饥渴的灵魂。而那些“文化吸毒者”(其中许多人正是当年参与焚烧图书的红卫兵),日后成为新三届大学生的主体。在极端纯洁的革命年代,繁体字文献就是文化复苏的秘密摇篮,它的文化贡献,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阐释。

    文革期间出版的革命读物,无疑都是以简体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种《水浒》简体字本。它们是古典文献简体化的范本,向广大“无产阶级”昭示了文化现代化的图式。以横排简体的方式印刷古典文献,就是一次政治鉴定,它要从文字学的立场,判处《水浒》乃至《红楼梦》无罪。而更多的繁体文献,则将继续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革的极端语境中,繁体文本自身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文明的记忆、流逝的岁月以及柔软温存的部分,而简体字则是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字形是一把时间之刀,制造了文明的分裂。

    这种经过简化改造的文字,恰恰成了意识形态的重大隐喻和谶言。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从“愛”到“爱”的转型,正是“心”和“灵魂”大步沦丧的象征;而“聖”向“圣”的转型,则意味着精神高度(耳代表谛听,口代表言说,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学表征)向更为低级的土木建筑高度退化(又土,就是土的简单叠加,预言了当代城市所展开的高楼竞赛)。而由“陸”成“陆”,则预示着阶级斗争(“击”)和内讧型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盛行。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 x”和“又”渗透到文字内部,腐蚀着它的灵魂,把它们变成一堆可笑的杂碎。神鸟“鳳”改成“凤”就是一个范例,它以类似否决(“又”类似“ 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话、神性、想象力和隐喻关系,并切断阅读 /书写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但这种粗暴的断裂模式,却完全符合革命式进化的原则。

这断裂直到一九七七年起才开始逐步弥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学名著,简体字退出激进的“文化革命”程序,跟旧文明达成古怪的和解,并开始承载它的精神成果,而简体字原罪自此得到了掩蔽。这一文化妥协重塑了简体字的面容,使它看起来显得十分无辜,犹如一个道德纯洁的杀手。简体字是一个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汉字的面目在世,在现代性的名义下,篡改着汉字的隐喻天性,阻止着传统文化复苏的进程。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那些喝简体字奶汁长大的一代,缺乏对繁体字的文化亲情,更遑论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他们无视简体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认它作为汉字灭绝工具的历史。新简体字世系甚至公开指控说,“恢复繁体字是对八○后的摧残”。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罪名。繁体字一旦无法获得年轻一代的支持,便注定要在冷漠或声讨中消亡。不仅如此,它还要腹背受敌,被迫面对国家语委的行政威权——繁体字属于“不规范”汉字;学校教育中禁止书写繁体字;公共场合禁止使用繁体字,如此等等。这些律令就是文字修正和华夏文明复苏的坚硬屏障。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只剩下唯一的“救赎之路”——立即追认繁体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早在五十年前,它就已经死于那场大跃进的狂欢。

    (附识:繁体字的正确叫法应当是“本体字”,而简体字则应当称为“毛体字”。但为了交流方便,本文仍然沿用这两个约定俗成的名词,但并不意味着笔者认同这种不当的称谓)

    二○○九年四月一日写于上海莘庄,

    朱大可:崛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二○○六年九月号的《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五十华人榜”,“中国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选,与李敖、余秋雨、王小慧、程抱一等人一起,成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4-22 07:17:15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梁文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汉字、国家与天下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梁文道

2009-04-20

    如果说真有什么东西极具“中国特色”,不该轻易让步于“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那一定就是传统的汉字了。自从今年两会有人提出分批废除简体字,重新推广繁体字,一个困扰中国人达百年以上的老争议一下子就又成了大家关心的时髦话题。比起简繁之争,更有趣的其实是它背后的思潮转变;夸张点说,这种思潮的变化甚至与近年“普世价值”对“中国特色”的讨论有隐隐呼应的关系,是中国民族意识崛起在另一层面的表现。

    今天大家在辩论汉字繁简之争时,往往忽略了当年中国政府推动简体字,除去扫盲等种种便利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长远更终级的目标:那就是汉字的拉丁化。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曾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也就是当局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理由了,它不只可以为全国上下的普通话树立标准,还能让大家逐渐适应拼音文字,令它终有一日取传统汉字而代之。也就是说,简体字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汉字的拉丁化才是现代汉字改革最后的目的地。

     晚清以降,从世界语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一直到汉字拉丁化运动,各种废除传统汉字的激进方案层出不穷。而且他们的推手虽然政治立场迥异,但却有志一同,所据的理由也大致相似。例如钱玄同,他认为传统汉字“和现代世界文化格不相入”,主张“学校从教字起直到研究最高深的学术,都应该采用拼音新字,而研究固有的汉字,则只为看古书之用”。又如瞿秋白,他更嫌白话文运动的结果不彻底,无法做到完全的“文言合一”,于是激烈地说:“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破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我们可以把一切用汉字写的中国文叫‘旧中国文’或者汉文,而把罗马字母写的中国文叫作‘新中国文 ’。或者简直叫作‘中国文’”。

     为什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这批名人如此痛恨汉字,非欲除之而后快呢(尽管他们一辈子也在使用繁体字)?用现在的说法,那是“受到了西方的毒害”。当年的语言学家受到粗俗版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全人类的文字系统都可以列进一条单线进化的轨迹,从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再从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最后则进化至表音文字。汉字是种表意文字,比起拼音的西方文字,实在落后太多。在那年头,中国知识界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真可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于是连沿用数千年的汉字也被他们拿出来当作革命的对象,似乎汉字不改就不得富强。

    如果说真有什么东西极具“中国特色”,不该轻易让步于“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那一定就是传统的汉字了。由于汉语以单音节为主,同音字的数量太多,所以汉字的发展走向了表意的道路,着重字形构义,以免同音字造成误会与不便,这种特征和语音辨义的拼音文字大异其趣,开发了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视像世界。欧洲学者很早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且据此联想推论出种种中西文化差异的玄谈,很富“东方主义”色彩。他们有的嫌中国思维方式过度联接自然现实,所以缺乏逻辑推理能力;有的则反过来说汉字形体只需三两个具体模件,就能表达极抽象的意念,是种适合哲学的文字(例如现代普通语言学之父洪堡特,他曾赞誉汉字形体 “自有哲学工夫在其中”。无论扬抑,他们都晓得汉字是欧洲人的异己,与拼音文字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世界。

    我的老师,哲学家关子尹先生就曾在《论汉语古文字中的哲学工夫》一文中以“几”为例,说明汉字抽象思维的特点:“‘几’的金文从从戍,从二幺,即两条细丝并列之形,意会一些‘细微之极’的事情或事态,《周易·系辞上》中‘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中的‘几’,即是此意;‘戍’则解持戈防守。二者合起来,便意会吾人对‘细微之极’的事象保持警惕。”一个“几”字,在中国哲学里的重要,真可以“微言大义”形容。“例如《周易·系辞下》中有‘知几其神乎 ’、‘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等语,很清楚的道出了‘几’的认识与掌握于世道人生的重要。”又如《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后世号称‘十六字心传’的经典名句,因为此中提到的‘危’和‘微’,正是‘几’一字从从戍的要旨所在。”为什么一个字就能表达如此精湛深微的想法呢?这正是汉字以形构义的结果。

     假如真把汉字拉丁化,变成一套拼音文字,不仅会造成一字多义等种种实际的麻烦,更有可能改变了汉语思维世界的特质。我无意在此比附汉字拉丁化和汉字简化同样会遇上的问题,因为我不想正面介入当前的繁简之争。我感兴趣的,始终是当年中国知识界改革汉字呼声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使得他们宁愿中断汉语思维本色的传统,也要奋力推动一场惊天动地的语言规划呢?

    与今日大谈“中国特色”的情况相反,早辈中国知识界中的“进步分子”以粗糙的演化论为世界观基础,把他们心目中的“西方”视为普世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它既高级又普世,我等不得不从。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左派,尤其用心于旧中国的改造甚至扬弃,尤其钟情于普世大同的国际情怀。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政治口号,一直到汉字拉丁化的倡议,尽见这种心意的急切。所以蒋介石虽也曾动过简化汉字的念头,但始终不及共产党人的坚持决绝,未能真正推行革命大计。

    然而,这么说还是太过简单,很容易让人以为那些“进步分子”只是盲目追求西化,从而忽略了汉字革命里头的复杂面向。

    首先,汉字拉丁化的主张和白话文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语言优先于文字,声音优先于字形。之所以要读写白话文,是为了“我手写我口”。不只要让我手上的文字臣服于我口中的语言;更要一反古代文言分离的传统,达致言文一致的境界。瞿秋白和钱玄同力主汉字拉丁化,其实是这种想法的合理延伸:既然要我手写我口,那么我使用的文字就不该是表意文字,而是能彻底地透明地传达语音的表音文字。如果借用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这实在是一种非常西方的 “ 逻 各 斯 中 心 主 义 ”(logocentrism),以语音为绝对根源的玄妙形上学。

    但是,如此激进的西化方案却又吊诡地服务了建国的目的。因为要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口,真正实现汉字拉丁化的长程目标,我们说的语言就不能不统一;否则大家按照各自方言不同发音拼写出来的文字又如何能通行全国?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改变书面语,也不能只是改造汉字,还要同时推行遍及全中国的“国语”或“普通话”,使中国人先说同一种语言,再以此为基础写出同一种文字。

    以往的中国人虽有不同方言,却能凭脱离口语的文言文彼此沟通,而且还发展出广被东亚的汉字文化圈。从日本、朝鲜一直到越南,莫不在汉字的影响范围之内。可是和这种汉字文化圈相适应的“天下观”,却与现代东传而来的民族国家观念有矛盾。按照现代民族主义的常规,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有统一而标准的国语,又必须有能够准确表达这套国语的文字系统。所以除了日本保留部分汉字,朝鲜和越南都先后放弃了汉字,按自己的国语改采一套新造的拼音文字(就连日本也曾有过完全弃绝汉字的“新国语运动”)。至于中国,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更是民族国家建立计划的一部分。可别忘了,自清末开始,“中国不算是一个国家”和“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哀叹就已渐成共识。要让中国人团结起来,语言统一是极其必要的;要让中国人没有内在的区隔,把本属士绅阶层的书写能力交还给大众,也是不可避免的。白话文的推行,汉字的改革,以及标准普通话的成立,全是中国建成民族国家的核心工程。

    虽然这样的叙述太过简略粗糙,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现代汉字改造计划背后的种种张力。它不单单是为了扫盲(其实,即便扫除文盲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常见步骤),更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把中国从过去的“天下中心”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之林的一员。问题是外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总是要求我们统一国语,并以语言驾驭文字,仿效西方民族国家在语言上的种种规划。但这种举措却与传统中国文言分离,以文字形体为思维核心的现实差得太远。这是现代民族主义不可排解的内在紧张,一方面想要树立自我,另一方面却不得不跟随现成的模式;每一个民族国家都要宣称自己的独特,但每一个国家宣称自己独特的方法却是一模一样的。

    围绕汉字汉语的种种争议正源自这种深层的矛盾:如果它要成为一套现代的民族国家语文,它就必须放弃自己固有的特色;如果它要保持字形构义、言文分离的传统,就不得不违反现代民族主义的惯见模式。所以语言和文字的问题总会特别敏感地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从媒体上的方言和口音之争,到汉字该不该回复繁体的论战,再小的涟漪下面都是汹涌矛盾的暗流。昔日我们以改革汉字为代价,换回民族国家大舞台的入场券,于是留下了难忘的创口和难解的矛盾,与现代中国建立过程中的各种耻辱一起进入集体记忆。今天我们自觉强盛,自然就有抹除伤口的冲动,以回复汉字原貌为崛起象征。近年有不少学者重提古人的“天下”秩序,觉得它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国际”秩序外的另一选择。把“天下”的重现和汉字的复原这两种提法放在一起并观,实在是件别有兴味的事。

 

中国文字是否应该弃简就繁?

沈阳 邱清亮

2009-04-24



    闻今年人大会上有代表提案恢复繁体字,引起人们关注议论。我总体上不同意,这是一种倒退。但也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文字是依附于语言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一说七千多种,一说五千多种,一说两千多种,无一定论。使用人口超过100万的语言只有140多种,其中汉语的使用人口最多,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所以,汉语是联合国指定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另外五种语言是英语、俄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有些语言则只为几千乃至几百人使用,如美洲的土著印第安语,中国的鄂伦春语、赫哲语等。有语言但不一定有文字。例如我国壮族等二十个民族原来就是有语言语没有文字,后来国家帮助创制了文字。

  文字本身也是不断进化的发展的。我国文字从古代的象形文字发展到今天的汉字,中间是经过多次变化和改革的;但是历代的改革几乎都是有继承有创新兼收并蓄的,以致使汉字越积越多,文化也越来越丰富,语言的意涵也越来越准确。当前我国文字之多是非常惊人的。 公元100年(东汉) 许 慎《说文解字》收9,353个字, 加上重文1163字,共计收字头10516;吕 忱(晋)《字林》 12,824个字; 公元543年(南朝梁) 顾野王《玉篇》22,726;字头比较常用的《新华字典》就有10000多个汉字;1990年出版的《辞海》有14872个汉字;1716年编撰的《康熙字典》有47035个汉字;郭沫若生前曾根据日本朋友的估计,我国大约有60000多个汉字;1994年出版的《中华字海》有87019个汉字(其中重复字320个)。近来,根据北京国安资讯设备公司汉字库公布,共收入有出处的汉字91251个汉字。其中一级适用汉字21303个,包括国家标准提出的汉字、我国古今近1200个姓氏6699个汉字和当前乡村一级的地名专用字;二级适用汉字36581个,包括古今权威字典中音、义具全的汉字和十三经、二十四史等的古籍用字;三级备用汉字33367个,包括罕用字、异形字、音义未详字等。尚不包括杂书野史和各地地方志、名人笔记等自造汉字;还有正、草、隶、篆不同写法的异体字、同义字等。单据《说文解字》中就有别体字147个。有人估计实际汉字约在10万个以上;也有人估计在120000个以上;我国究竟有多少汉字至今尚没有定论。

  文字总是不断进化的,从甲骨文演化到今天,没有人说一定再回到甲骨文才好。解放后我国推行简化字为扫除文盲是做出了贡献的,现在绝大多数人是接受简化字的。在海外简化字也在逐渐流行起来,新加坡几乎全采用了简化字,台湾虽然用繁体字,但人们在逐渐适应简化字。现在如果回到繁体字,不但是文字发展规律上的历史倒退,而且有更多的人置于半文盲的境地,在文化的传播上不会有更多的益处。随着新中国的不断崛起强大,全世界各国及华人只能是产生对简体字的热爱,而不会弃简就繁。因此,恢复繁体字是没有必要的。

  当然,增强部分人对繁体字的运用能力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我建议对学历史、中文语言、考古及相关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学生,应该要求适当掌握繁体字,否则对古文献的利用传承是不利的。例如,我们现在看到西夏文就如天书,老满文据说已经很难有人认识了,甲骨文的识别很难研究。难得有象国学大师季羡林那么有水平的人还能把西域死亡的文字如“吐火罗文”搞明白的。有一部分人掌握繁体字的确是必要的,书法家门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运用繁体字也是可以的,但不是要求所有人都回去学繁体字,那也是不必要的。

  此外,现代简体字不甚严谨的,容易出现误解的也应更进一步修订,例如,“干部”、“干净”,繁体字是“幹部”与“乾净”,是有区别的,现在都混在一起用“干”了,梳理一下这些字也是有必要的。不过如老百姓认同了,就没必要硬要改,那就请文字学家们研究吧。同时也要整顿网络上流行的不规范的字,否则会扭曲我们的文化。例如“我的”凭什么网上写成“偶滴”呀?这不乱套了吗?当然这要靠教育引导。此外,我还是很不赞成中英混用给中国人起名字的,例如“张A”“王B”之类。中国人名字还是正统点,充分体现中国文化为好。如果定居国外,入乡随俗另当别论吧。

  以上就算我对文字改革及运用的一点想法吧。

 

 

 

发件人L_C_mailfrom:L_C_colon<dammos0192@sina.com> 2009-04-20 13:06:21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icaogen" <icaogen@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懒惰的资本——分析货币供应量猛增的后果

懒惰的资本——分析货币供应量猛增的后果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2009-4-16

一、背景

  央行数据显示,3月末货币供应量增幅大幅增加。其中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5.51%,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17.04%。一季度人民币新增贷款已达4.58万亿元,超过往年全年新增贷款金额,已经完成今年逾九成指标。

  权威人士透露,银监会和央行在对票据融资的检查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在一季度新增的1.48万亿元票据融资中,有少量存在“空转”的现象。未流入实体经济的占比大约在20%,其余绝大部分均到了企业手中。

二、靠狂增货币来保经济增长

  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是非常勤快的,为了高额利润甚至愿意冒杀头、坐牢的危险。同时马克思也说,生产仅仅是获取利润的一种不得不做的累赘事,如果可以不通过生产获取利润,资本完全可以放弃生产,直接去找利润去了。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资本天性是懒惰的。
  现在很多企业从银行贷了款,把钱不往实体经济里投,而是投资到一些非生产领域,不通过生产就获得利润。据统计,全世界的货币仅仅有1%-2%从事实物及劳务的交易,其它都从事“以钱生钱”的游戏。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中国为了保住8%的“经济增长”,不惜大规模动用货币政策,用天量的货币供应来推动GDP数字,好比是一辆汽车,其它档位全坏了,只能挂一档,靠狂轰油门来前进。

三、货币狂增的后遗症

  大规模货币供应的后遗症在哪里呢?有些人说是会导致通货膨胀,我反对这种观点。因为货币供应量再大,一般不会进入到那些迫切希望增加消费的中低收入者手中,货币供应量的迅猛增加并不会引起消费需求的显著增加,而没有消费需求的显著增加,投资需求也不会显著增加,因此,货币供应的迅猛增加就不会导致总需求的迅猛增加,便不会导致显著通货膨胀。目前统计数据也证明这种判断是对的,不仅不会通货膨胀,反而会出现温和通货紧缩。
  本人认为,大规模货币供应的后遗症可能会导致坏账、恶化银行资产结构,最后积聚金融风险。现在很多人讲,我国的银行资产是好的,有维持大规模货币供应的能力。但是,如果不加节制地恣意挥霍这种能力,最后必然导致中国版的金融危机。

  今年第一季度,几乎用尽了全年的货币供应额度,那么,剩下的三个季度怎么办?是不是继续维持目前的货币增长速度?明年怎么办?这是抱薪救火。用一个泡沫去包裹另一个泡沫,泡沫越来越大,总有吹不下去的时候。泡沫的破灭,不是因为银行的计算机溢出(玩笑),而是因为,所有的贷款都是需要资产抵押的,如果泡沫的增长速度大于资产的增长速度,泡沫就会失去依托。据了解,现在的贷款已经是“放宽条件”了,不按正常程序办事了,那么,泡沫越吹越大,就必然要求贷款的条件越来越宽松,到最后就不需要任何条件了!这样一来,资本就可以完全脱离实体经济,完全不事生产,实现自我繁殖的愿望了,就彻底变成懒惰的资本了,同时,懒惰的资本导致债务规模迅速膨胀、积聚金融风险。

  可以这样说,大部分的旧贷款是要靠新贷款偿还的。大部分的经济体,是“庞氏”经济体,一旦不给它们贷款,它们就会倒闭。因此,所谓的贷款是假的,送钱给它们是真的,而且每年要送,越送越多。

四、按人发钱势在必行

  既然我们的银行要把钱以“贷款”的方式送给企业,为什么就不能送给消费者呢?完全可以,问题就在于我们要解放思想。目前明显是投资过剩、消费需求不足,为什么老是要把钱送给企业呢?这是不对的。我们想尽一切,把钱送给消费者,让他们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货币注入口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生产不足、供不应求,选择以投资的形式把货币注入经济循环,消费不足、供大于求,就选择以消费的形式注入经济循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通过消费渠道注入货币,最好的办法就是按人发钱,或者叫一个更加学术化的名字:社会分红。有人说按人发钱会削弱国人的奋斗精神,难道大批劳动者只有永远匍匐在地上作奴隶的资格吗?劳动是人为了谋生不得不做的累赘事,生产是资本为了利润不得不做的累赘事,人是懒惰的,资本也是懒惰的,而经济发展需要印钞票,新印出来的钞票,究竟是给人,还是给资本,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有人说按人发钱是一次性的,不能形成良性循环,还有人更加学术化的描述为“是一个脉冲”。4万亿的投资也是一次性的,也不形成良性循环,也是一个脉冲。但是,我们要比较两者的作用效果或效率。4万亿能办到的事情,按人发钱,4千亿就够了。4万亿投资仅仅是一个脉冲,如果同样多的资金用来按人发钱,可以搞10个同样大小的脉冲。4万亿投资的好处,有哪些人享受到了?看不见。但如果4万亿按人头发下来,每人3000,其效率大约等于40万亿的投资。孰好孰劣,一目了然。

  坚持以人为本,让资本为人服务,把人从不得不做的累赘事中解放出来,让人获得最大的自由,这才是经济的目的。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4-20 10:39:5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我的点滴看法,仅供参考吧!

    大军网站回信:张先生, 你好, 来信收到, 谢谢。泰国前总理他信主要是表现了对王室的不尊, 便遭到了军事政变, 这说明泰国的王室已经违背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准则, 其根源在泰国这个传统的势力, 看来泰国国王不干预和参与政治,但他的影响力竟然大到军事政变。当一个世俗的平民总理显示出对王权的忽视,王室和军队便发动政变。根源在这里,而你对这个贵族势力大加赞赏, 并非合适。应当有一点平民大众的感情和立场。所以, 还是多了解点情况再说吧。 大军网网编,

我对泰国局势的时评之己见

张小鼐

2009,4,20

大军网站:你们好!

    下面是我对贵网4月15日一期文章按语的点滴看法,仅供参考吧!

    “泰国目前发生的事情对中国很有启发意义。红杉军的命运很可能是悲惨的。在与权贵资本的较量中,泰国农民肯定要败下阵来。泰国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军人专政的国家,下层的平民大众从来就没有取得话语权。当这两种力量的矛盾冲突达到顶峰时,军队就用暴力来维护权贵的利益。所以,泰国是个有限度民主的国家。如其说泰国需要“威权”,不如说泰国更需要民权和民主。总之,看完了这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文章,你所获得的感觉只有无奈。”上是贵网4。15发表的一期文章前所加的一段按语;该段文章即由我从网站上搜集发出。对泰国局势稳定我们乍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视野,各抒己见,乃无可厚非之;但其与中国而言,真谈不上什么“很有启发意义”的,所以我认为当去掉“中国”二字为是,即任何事物都对人们具一定的启发意义,这就不是仅对中国来说的。任何事出来后,有时很多问题会显得(或觉得)实在无奈,但认识应该是事实求是的。它与中国没有关连,不要联系去看,例如对中国的“文革”,外国也还在研究,那是普遍认识意义及曾经所发生过的社会行为,对全世界人民有其实际会产生的必然性影响,却并不就针对他们所在的国家之——只限于思想认识的一些反映,实际上在西方一些国家中是不可能发生这种运动的。也与台湾省的问题无关,台湾省的问题亦非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它当是不能于一的另外话题了。泰国是近邻,我们所要看在眼里的,事实上只是民主与政制上存在的具体问题而已,这何能说不是呢?一些国家历史所形成的现状,是不容我们能随便去说三道四之,泰国近些年发生的情况就正是泰国民众反对专政的结果,是泰国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真实过程——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不可能会不发生严重问题的。所以,任何结论都要保持一定的客观性,更不能太主观地去认识和看待,不是么?

    如果硬要把它结合于本国的政治来说事的话,大公报是中共在港的喉舌之一,所谓呼唤威权的背后,更是国内少数精英、即既得利益集团权贵化表现,反映出了他们的非常心态——只为既得利益集团需要,却以期能改变国内政治变革的方向;甚至用泰国发生的现状——以黄、红杉军作为市民与农民的分化,从而完全撕裂泰国社会,根本违背了泰国民众的真实心愿,并借机夸大事实,肆意攻击诽谤民主,歧义歪曲民主的本意,泰国人民看到后,我想对此也不会接受的。(从贵网加按用词中亦有欠妥之,与国内的情况是有联系的,即精英与民众的被分化。而泰国的黄、红杉军,实质上都是民众中不同阶层群体,却反而成为两大对立面了,这不行!)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成熟,民主和自由也正逐渐回归民间,必将走向‘共同治理’的公民社会。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有不同阶层不同利益诉求存在的,但公共政策必须要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而身居社会高处,拥有众多资源和较大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应负有超出普通公众的社会责任。越是对社会有重要影响力的人,就越应当注意自己的言行”。我认为他信下台在泰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泰国城乡差别显著,他信看似代表部分农民——例如——分给他们每人一部手机和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的农民“创业基金”;这些在曼谷市民为主体的“黄杉军”看来,就等于是用他们的钱去农村“买选票”。另外,他信个人操守也有问题——借此挑动社会矛盾、激化各阶层冲突,都不是一个政治家应当的作为,只会恰恰相反,所以,有人将其与台湾当局发生的陈水扁现象和类似问题去等同来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民主本身只是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目的;(但对中国以及一些类似问题的国家——正处于政治变革时代而言之,它是现时人们主要的政治追求,仅此则是我们对政治变革的一大目的了。)所以,民主出现的一切情况都不是民主自身的问题,它完全是问题被具体化之情况而已;人们的认识乃是多方位、多视觉和全面性地等等吧!泰国目前所表现出的严重情况,决不仅只是民权民主了,更乃权力博弈的明争暗斗;但泰局势还在可控范围内,“红杉军”也是理智的,充分显示出自己的诉求后,接受了理性地退出,这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使国家利益受到破坏性的影响,不排除有人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可能,这种命运当事人也必须要承担责任,不存在什么悲惨之言;换言之,更非只是“与权贵资本的较量中泰国农民肯定要败下阵来”。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它是从社会发展的现实中决定的,否则,便会滑向民粹主义的误区去。

    任何群体的利益诉求,都不得超越一定社会平衡聚合的可控制范围。他信是一任政府总理,造成黄、红杉军事件本身就负有最高的政治责任,也暴露出他作为一个政客的真实面目来。他于台上台下的所为,更完全证明了泰国人民的政治选择乃是完全正确的,也正是民主的作用力。处在一种变革时期的泰国局势,始终在可控之内,军队亦体现了民意的基本要求,否则,情况无法预测,甚至于不堪设想之。兵不血刃,没有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它正是民主的真实意义。不然的话,搞成我们过去那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则最终全社会都要遭到不能去设想的劫难(对此我国人民是深有体验和真正感受过的)。无论泰国政局或是台湾省的一些社会状况,都不是民主的错误,而正是民主的真实作用力及其正常的现象;否则,在权力政治下它又会是什么结果呢?弹压下的另一方可能表面被消灭掉,但将有多少人付出生命?我看,谁也不敢估计的。而那样的结果还能是发展吗?这些问题对我们而言,却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了。泰国的政局只有泰国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就此而言之,“泰国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军人专政的国家,下层的平民大众从来就没有取得话语权”,这种说法就并非完全事实求是了。

    我从有关媒体报导时评中看到过,有人这样明确地指出:认为“最近3年的泰国政局证明,谁对王室无礼,军队就毫不犹豫地反击谁。”“而泰王在泰国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尊严与权威。”所代表的也正是国家最高权力(即威权所在之);所以,泰王国局势稳定的基础是稳定的,泰国政府由国王任命,军队从不动摇国王的权力,这就谈不上只是权贵资本以及民众权利(包括农民与市民都是同等权利)的这些被单一化概念之,而无论黄杉军或是红杉军的行为,都是民众话语权在显示出力量的对比,并不是没有话语权,只是它的权限界定不能超出现实许可范围了——在泰国要维护于泰王的威权——即得到军队支持,在哪个国家也如此,尤其是泰国这样的国家,更当如此,否则局势无法稳定的,这种威权既是社会需要,也是在任何国家都有的。如果说泰国目前更需要所谓的威权,那就是对造成直接损失和犯罪行为的依法严惩不怠!

    上是个人己见,只就认识而言之,并非针对任何观点和个人进行批驳,不当之处,还请指正见谅!

 



发件人:"szj" <szjyxr@163.com> 2009-04-19 22:15:3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zyq" <zyq@phoenix-bicycle.com> 标题: 茅于轼们怀抱两个怪物

茅于轼们怀抱两个怪物

苏中杰

    茅于轼已今非昔比,已经成为中国“精英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以他的名字来指称这个群体。以茅于轼们为主流的中国“精英经济学家”,看似是要改变旧体制,但实际上却做了专制体制的宠儿;看似要决心朝着一个诱人的美好未来,但却遭到民众的唾弃;有人指着他们身上的耀眼的颜色夸奖,有人却说他们的五脏六肺难以恭维。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不少,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怀里却抱着两个怪物,因此而显得光怪陆离,乱花迷眼。他们怀抱哪两个怪物呢?

他们怀抱的第一个怪物——马克思主义

    也许有人为此而惊谔: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啊?不要急,比较一下就会明白。其实,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认知方法和求解方法,已渗入他们的骨髓。为了对照,我们先看一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是这样全面而系统地概括马克思主义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这个思想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内容如下: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一时代的政治和精神不可能超越其经济生产方式而存在);2、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而不是民众限制统治权力的历史;3、社会发展阶段论(每个阶段是必须经过的)。

    茅于轼们的思维方法、认知方法和求解方法,正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主要内容,表现如下:

     一、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和社会发展阶段论为主导,确立改革思想。厉以宁为什么说要牺牲一代人?有的说要牺牲几代人?

    张维迎为什么说“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就是要以残酷的方式搞“原始积累”,回头走不可超越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然后形成发达的资本主义,为改变“上层建筑”而夯实“经济基础”。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啊!许多人之所以暗合,或是从心底里表示支持,认为中国必须返回去从原始资本积累起步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前进,从而原谅“改革”中的血腥和罪恶,也正是这个理论在作怪。

    而自由主义根本就不认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和社会发展阶段论,当然也不认同阶级斗争论。从自由主义“人的价值至上,人的权利至上、社会公正至上、自由民主至上”的追求来看,不管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下,阶级差别所体现的不公只是表象,统治权力的介入才是社会不公的总根源。所以,自由主义从其古希腊时的原始民主到18世纪形而成作为意识形态的体系,总是把限制统治权力作为其使命的。人类关于自由平等的理念,也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也不是如许多人所说的,是在大工业时代才形成的。自由是生命的本能,也可以说是生命存在的方式,当然更是人类的重要天性,与生产形式无关。不要说人了,你看玩杂耍的猴子们,当同样参加一场演出之后,有的猴子因其主人给的奖品——香蕉比别的猴子少,还要以罢演的方式抗议哩。人类社会化之后,就把其本有的自由天性带到社会,在一定的生产形式下进行追求,关键是要建立公正的平台,以支持其追求。我们由此而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古希腊,会有原始民主。

    这就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认识社会发展、社会矛盾和社会出路上的根本区别。所以,本着自由主义,当下的中国,把思想观念和具体运作都集中到限制权力方面,才是正路。这真正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符合人间正义。非要“退回去”,进行历史“补课”,搞血腥的“原始积累”,其主张者不是撒旦又是什么?谁能相信罪恶的手段可以实现高尚的目标?中国当前的民众苦难和社会危机,不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来进行“补课”所带来的吗?

    二、从阶级斗争论出发来打击社会公正和自由民主诉求。

    近30年来,随着社会不公的加剧,苦难的民众在高压之下,不顾艰难险阻,历尽人间最大的困顿和重创,流着血,咽着泪,由当初“跪着递状”、“穿状衣”发展到散传单和有理有节的示威及法律诉求,掀起了一股又一股强劲不歇的维权浪潮,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公民篇章。他们的活动点,主要是各级人大、政府、法院、公安和国家其他部门,除了“讨薪”,几乎都不在“富人”的大公司或豪宅门外。而目的只有一个:找回个“说法”,即公正。这样的活动,集中了中国社会最主要、最尖锐的矛盾。双方身份清楚明白:官方,民众,属官民矛盾,而非贫者与富者的抗争——阶级矛盾。这样的维权活动,使我们透过血色和泪水,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晨曦:

     1、中国的老百姓,知道自己的权利了,了不起啊!2、他们知道社会不公的症结在权力,所以拿权力是问,而不是搞阶级斗争——打倒发了财的人。这是无暇读自由主义书的底层百姓从人间自然法、原始正义及其实践出发,自觉地走近自由主义,提高公民品质,更了不起啊!3、他们中间产生了一些社会活动精英,是实现宪政民主的可贵财富。4、他们的活动,影响到知识界有良知的人士,不少律师顶着风险走进来,成了他们的中坚。

    看到这样的晨曦,作为稍的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都会感到鼓舞并予以支持的。但是茅于轼辈不是这样,而是站在顽固的阶级斗争观念上,极尽歪曲打击之能事。他们把对准权贵的“仇腐”偷换成“仇富”,说穷人有仇富心理。说“要让穷人变富,就得保护富人”。“要为富人说话”。说“现在有些人,要打倒富人”。特别是茅于轼本人,语气最重,强调的最多,不遗余力地向民众维权的光彩活动上泼阶级斗争的脏水。更为恶劣的是,他说不让穷人打倒富人,是“怕动乱”。把面对官府的维权和“动乱”挂钩,等于提醒官府准备镇压。孙东东说,老上访者百分之九十九都有精神病,是为官方把上访者关到精神病院找“科学依据”的。茅于轼的“动乱说”要起到的作用,不是要把维权者往牢房里送吗?

    人们常说有些反毛的人,心里装着“小毛泽东”。我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茅于轼们,其身心则被马克思主义幽灵控制着。这种人更有迷惑性、欺骗性和危害性。

他们怀抱的第二个怪物——权贵资本主义

    他们确实宣称是要搞资本主义的,茅于轼本人就说他在1957年时就想搞资本主义。这都没错,问题在于,搞的是不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是:有一个公正的发展平台。否则,那是搞丛林主义。人的能力不同,机会也未必都能抓住,但发展的平台公正,起点公正,就可以建立起一个“以资本为本”而起飞的社会。因此,要建立这个社会,是先着手打造这个让人人都有条件谋取幸福的公正平台,形成“海阔鱼跃”、“天高鸟飞”的环境,而不是先站在权势一边,搞丛林主义,让权者先肥起来。

    而茅于轼们要做的,恰好是不要这个平台,让权贵先占,搞弱肉强食的丛林主义。请看:张曙光说:“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维迎说:“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张五常说:“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盛洪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厉以宁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厉以宁又说:“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

    他们的主张让权贵先占,而他们作为权贵的座上宾而使其主张化为二十多年的改革政策之后,中国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按照丛林法则,让权贵吞噬民众的过程。权贵以权力占有资本的社会,难道不是权贵资本主义?

    综上所述,他们口头否定马克思主义时所发出的亮色,肚子里马克思主义幽灵所透出的气色,吹捧所谓的市场经济时所幻化出来的霞色,中心部位射出权贵资本主义的黑色,已使茅于轼们的色彩够丰富的了。这正是他们怀抱的两个怪物杂以交后,生出恶胎的结果。但是,这还不是他们色彩的全部。再看他们维护这样的恶胎时所用的混乱逻辑,可以看出他们在为权贵资本主义效力的过程中良心被阉割、思维被扭曲后的诡谲荒诞之色。

    掖藏选项,偷换概念,转移论题,窃换背景,是这帮人最拿手的好戏,而尤其是以茅于轼本人为最。中国应搞什么样的经济?是一个有着多项选言肢的判断,可是他们是如何做的呢?我曾在有关文章中这样揭露:大前提:或搞管死了的计划经济;或搞权贵自由经济;或搞民主规则下的市场经济。小前提:不能搞管死了的计划经济。结论:只能搞或搞权贵自由经济。

    这是他们故意漏掉一个选言肢之后的结论。经过他们的努力实践,这个结论在中国已成为瞩目惊心的现实:让极少数人掠夺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贫富差距如天壤之别,社会极不稳定,充满危机。漏掉的那个选言肢,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行不通,也并不是如某些人说的“先民主再搞市场经济不现实”。因为市场经济与其关连的民主规则是血肉相连的,不可分开的,每一项经济改革都应有相对应的的制约性规则,所以在具体的每项经济改革中朝着社会公正进行规则化——防范和监督,就是在走“渐进民主”之路。这样在具体方面做得多了,民主的路子自然就越来越宽了。此路就是民主规则下的市场经济。

    再如茅的“为富人说话”问题。谁都明白,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富人的主体是权贵。那么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必然就是为这个主体说话。可是偷换成“富人”以后,就可以把民众反对权贵说成“仇富”了,也可以为“穷人要打倒富人”大造舆论了。再如,中国分明是权力经济,但为了说明富人没有“原罪”,就说富人是在市场经济的优越条件下快速致富的,把“权力经济”偷换成“市场经济”。再如在中国,房产商是不折不扣的官商,与实际上意义上的企业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其概念在分类上也是不同的,正如说大前提是“中国人是聪明的”、小前提是“张三是中国人”而不能得出“张三是聪明人”的结论一样。但是,当记者就国人诟病的房产商让茅于轼说说自己的看法时,精明的茅于轼闭口不说房产商三个字,而是绕着大弯子,大谈中国企业家在改革中的巨大贡献,从而把商产商囊括进去,以掩盖可恶的官商本质。对于说话的社会背景和条件,茅于轼根据个人需要,想如何更换就如何更换。比如,建经济适用房,必然降低其周边房价,对房产商不利,所以茅于轼坚决反对建经济适用房。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经济适用房在分配上要经过审批,容易引发腐败。在这个问题上,他认可了腐败的存在。那么,茅又极力主张高校提高本来已经是国人普遍难以承受的学费,说是高收部分可以用来补助穷人,难道这个过程就没有腐败了吗?茅还极力主张春运时火车票提价,难道提价的收入使用用就没有腐败了吗?

    茅还极力主张提高水费电费,说是多收的部分可以被贴穷人,难道这个运作过程就没有腐败了吗?茅反对建经济适用房的另一个理由是,“居民收入不能准确调查”,难道学费补助户、水电费补贴户的收入就可以“准确调查”了吗?还说“国家有限的资金应该照顾最困难的人,这个“最困难的人”收入能“准确调查”吗?——真没办法,论题的背景和条件,由他两片嘴随意更换。还说建经济适用房破坏了房地产市场的公平竞争,这话的背景条件是说房地产市场是公平的。是公平的吗?简直是要把中国人全当白痴和瞎子来捉弄了!完了吗?没有,茅在逻辑上可会玩了,花样多了。再如以虚题对实题。舆论上说中国存在各种危机,他为了证实“市场万能”,就不回答现实的中国是不是存在危机,而是把问题转到对待的态度方面,说“吓不住”,以态度这个虚题来否定实题——已存在的危机。还玩不对等因果关系。比如他要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图,推出的原因是“不缺粮食”。但是,不缺粮食并不意味着不缺土地,作为人口大国,土地永远是稀缺资源,而且堆上钢筋水泥之后,不知要限制多少代人的使用。而“不缺粮食”又是处于变数之中的,今天不缺,并不意味着明天和以后不缺。所以,这二者之间是不对等因果关系。

    在此,我们并不怀疑茅于轼们的智商。但是,正如樊钢所言:“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茅本身作为房产商的代言人,其同类各自附在某些“皮”上谋利,人格扭曲,昧着良心,就不得不说出一系列荒唐话和混蛋话,以让他们“颜色丰富”,“彩光纷呈”了。而茅与其同类相比,显得更耀眼的一点是,他还有个别政治性表演,还有未知其用意的网民把yangyizhqun先生“不如纳粹”的帖子挂上他的名字,还有所谓的“小额贷款”(见《茅于轼和天则经济研究》一文的揭露),因此而骗得了不少民主者的敬意。有些民主者在不得不批评茅的时候,不得不先表示对他的“敬意”,然后再小心翼翼的提出批评;有的人以受迷惑之下产生的道德认定,当成学理逻辑使用,来维护茅,根本不愿顾及茅在常识上的颠倒和混乱,也不愿正视茅为权贵资本主义效力的事实和本质。论其原因,都是不善于识伪,被太多太多的光色迷惑住了。

    我们说,茅于轼这批伪自由主义者,不过是一批色彩斑斓的毒蜘蛛而已!还要再赘上几句的是,莫要小看这批伪自由主义者,他们近二十多年来,一直掌握着话语权(直到现在,批评伪自由主义的帖文还时常被封杀),处于主流,误了一个时代啊! 

 



发件人:<neomaoist@hush.ai> 2009-04-19 13:40:38 +0800 收件人: <dajiao9999@yahoo.com.cn> 抄送:标题: 欧洲左翼党第二次大会共识

欧洲左翼:建设替代选择

新毛

    欧洲左翼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了,这一时刻意味着给欧洲人民带来了关键挑战,对于他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来说。这一挑战就是提供新的和具体的答案,为日后的欧洲联盟、整个大洲和世界。在我们国家及欧洲联盟中,每天面对的政策并不能展示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与众不同的道路,不能让我们走出新自由主义选择带人们进入的死路。

    每个人都希望活得有尊严,并决定他/她自己的命运。相反,统治政策拒绝给予欧洲公民权利以决定大洲的未来。一个政治方向的改变,是我们的战略目标。欧洲2009年的选举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让欧洲左翼来对欧洲事务方面的挑战提出政策,引入一方向的改变于欧洲。

一、欧洲左翼:另一项政策,为另一种社会

    A 我们的处境

    资本主义和个人解放之间的反差,军备和战争,气候变化和环境灾害,各个领域的私有化,让我们不禁再一次的问: "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该战争的战略,以预防、不扩散、及反恐斗争为名义,引起了一个危机,但欧洲及各国政府都无法打破这个逻辑。新的战略和一个有力的力量平衡,能带来国际争议以政治方式来解决,还没有出现。这证实于中东的悲惨情景,特别是在巴勒斯坦。这种无能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战争和恐怖主义的升级,加剧其恶性循环。这个逻辑,也导致军备竞赛和美国霸权下的欧洲政治的军事化。

    同时,在这个混乱和动荡的过渡期,一种新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的有机体胜出,削弱了政治的根本。当今资本主义的根本基础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企业代表着一个范式,一个模式来遵循:不仅在组织生产上,作为一个经济机构,而且在组织整个经济和社会方面。所谓的商业范式的“中立性”有意取代政治或彻底征服它。这样的话,政治将注定是无用的。

    现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有人试图肢解公共部门和恶毒攻击工会组织,目前正在进行在西欧国家,反映了一个观念,即所有这些部门都不再被认为是有"生产力"的,或者可能妨碍由这些新的政治行动者直接行使权力,都将被淘汰,“一劳永逸”。因此,重大经济问题,应交由大资产阶级,例如银行及金融机构,而政治要照顾穷人和被排斥的人:即,政治只应处理经济不管的事物。

    新自由主义的选择,概述于马斯特里赫特,已经侵蚀了广大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导致出现了拒绝欧洲一体化的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于此经济,生态,统治和社会的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产生难以忍受的不平等,环境灾难,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它不能够解决政治的死结,此死结存在于这个旧大陆的政治和社会交织的危机的下面。旧的政治力量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因为他们继续实行马斯特里赫特的政治。这产生了一个政治真空。

    这一真空和变化前景的缺乏,可能产生新民粹主义计划的胜利,其基于排外和种族主义元素与新自由主义的糅合。他们的煽动者利用恐惧和不安全感作为杠杆来挑起大众的民粹主义,沙文主义倾向,威胁到公民权利,民主,平等,其致命后果是威胁社会利益和福利国家本身。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要开展社会的,文化的和统一的行动,同全国人民一道,能够在当前情况下,使此项斗争能促进社会变革,并给予政治参与以意义。使欧盟被它的公民接受的条件是有更多参与的机会。欧洲左翼主张欧洲联盟和它的体制结构的民主化。

    这场危机影响到整个社会肌体,甚至在不同国家变化的条件下,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危机,欧洲原来是知道这一点的。这会产生冲突,分歧和紧张局势。它加剧阶级斗争。这些冲突采取新的形式和方式,与传统的政治类别不同,无论左翼或右翼。在这个框架内,欧洲左翼的地理正在深刻的变化,产生了一系列互相矛盾的效果。首先,国家政策在政治力量内正在重新获得重要性。欧洲一体化进程日益缓慢,充满更多的矛盾。国家干预经济、全民福利的目标、通过工会的行动达成社会妥协等受到质疑。相反,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和自由竞争的开放市场的意识形态主宰了当前的政治思维。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左派和社会民主政党按照这条路线,名义是"左派自由主义" 。

    政治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模式中一个最危险的和最不明的产物,这种模式已被强加给我们的大陆二十年了。政治,机构和社会三者关系造成了真空,因为缺少前景,让人觉得政治不能够面对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从这个实际出发,提供一个新的展望的时刻已经到了。我们的大会要解决这件事。它必须规划左翼党的未来,以应对这种挑战。

    欧洲左翼党已经建立,这是推动社会和取代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党的意愿,通过我们的积极参与体制上的竞争和各种替代性运动。我们想在欧洲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力量,我们的联盟能带来不同,以期真正的替代选项能出现。

    B 斗争、社会运动和欧洲左翼党的角色

    大众的斗争,全球范围的社会和公***动,已经把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醒目地提上议程。全球运动已经能够挑战国际上大的和跨国家机构,甚至经济力量。尽管不连续的发展,但这项运动对左翼政治再生来说仍然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法国和荷兰否定宪法条约,已经影响了欧盟各国,显示了一个深刻的危机,人们对欧洲政治的新自由主义方向缺乏信心。欧洲一直被社会文明和文化的剧烈冲突所困扰。工会运动面临着新的挑战。旧的劳资冲突又加上新的性别、代沟、文化和族群间的渴望和冲突,最重要的是人们还认识到了人类和环境关系方面的问题。

    但大部份这些斗争,并不会自动联合起来,或与各种形式的政治代表权建立联系。许多的要求起于年轻人,关乎工作、生活、被性别问题影响的人际关系。这些要求并不能自动转化成一种霸权文化,如同安托尼奥·葛兰西所说的。这些要求能成为社会的替代项目,只有当他们互动于一个转变的文化和足够的政治结构,其能够把社会变革的抗议者和推动者聚拢在一起。

    这就是欧洲左翼党的角色。

    我们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只有通过政治文化的深刻转型。这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努力,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工作上。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劳工将削弱成仅仅是经济因素,而不是作为一个解放、个人和集体自由的范例。这个左翼和民主的危机将更加尖锐。

    我们谈论的社会充满了要求变革的运动;充满了各种形式的分裂,隔离,暴力,特别是针对妇女的;充满个人主义和小团体自私自利。在这一情景下,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社会和文化制度,以促进要求变革斗争的阵营的团结,其有益于团结、社会化和共享的政治参与的进程。

    我们应把社会转型看作一个大的文化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引入新的共同生活的方式。

    C 欧洲和其机构

    政治的合法性的危机,危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对欧洲机构的信心从未如此之低。

    永远不变的,最近欧洲理事会主席团限制了自己,因其把欧盟的利益定位于劳动市场的、能源政策的、自然资源和其他领域的全球竞争。2007年3月 25 日的柏林宣言与2007年6月的欧盟首脑会议坚持施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的国内市场的基本规则和所确定的框架。这意味着,欧洲一体化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方向没有任何变化,随之新条约的政治上的做法也没变。此外,选择把这件事的决策交给一个政府间会议和欧洲理事会,没有进行民主争论的余地和透过公民投票来表达声音的办法,这只能加深鸿沟,把欧洲公民从欧洲世界分离。

    这样,欧洲各国政府正试图绕过---而不是解决---欧盟危机底部的政治死结。今天受到威胁的不仅有工人、妇女、和平与生态运动的社会成果,这些成果产生于东欧和西欧国家里战胜纳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甚至有工作和组织的权利。

    政治系统屈从于金融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利益、权力集中以及政治个人化的政治,损害了公民社会的传统组织形式。日益增加的压力,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提供更多的安全,是此一步一步删除民主过程中硬币的另一面。假如例外成为规则、假如紧急状态成为常态、假如自由的范围正被挤压,共和国的特殊任务也就(首要的,如果不是仅仅)变成了镇压以及法律和秩序。

    欧洲左翼不得不取得一个政治行动的有质量的飞跃。这依赖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反对右翼建议的致命的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概念运算,和使人相信这种环境是可以改变的。

    这要求一个永久的斗争来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解决各种运动的日常经验里产生的问题。这些斗争以其结果代表着欧洲社会和生态转型之路。工人运动、工会、反全球运动、欧洲社会论坛、女权主义者、环保和社会运动、科学与艺术社团,这些和欧洲左翼党的政治有显而易见的关系。

    这个事业要求我们各党在欧洲层面有更紧密的联系,新形式的交流和合作。它需要一个更加明显的政治形象,在我们的议会和非议会的斗争里。我们的雄心是粉碎民粹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大联合,直至今日他们已经决定了欧洲事业的模样。我们的目标是组织发起左翼替代选项的主张。

    社会破坏产生于劳动市场的改革和我们所谓的" precarity "快速增长,我们要建立我们的社会政策来反对这些。为此,我们不得不反对劳工绿皮书,这是再次企图来破坏集体谈判,目标是雇佣的个人化模式。朝不保夕,不仅是青年和妇女都在工作场所面临着,它也是社会,公民和文化条件的一个描述。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这个问题关乎文明的整体,人类存在的危机本身---如同以下尚无答案的问题:性别间的关系,世代和社团间的关系,个人与阶级间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处于核心地位的,实际上是一个文明问题。不平等的巨大增长正成为此问题的最重要特征。

    以同样的精神,使所有人都摆脱市场逻辑的教育和基本生活训练的容量的改造和发展,是一个进步发展事业的重要的一项。

    D 为了欧洲的民主重建

    欧洲左翼党一直是此大洲唯一一个对欧盟宪法条约持一元立场的政治主体。我们的反对来自于欧洲建设的不民主,新自由主义,家长制和黩武模式的批判(此模式被该条约制度化)。

    我们这之前已经说过,现在再说一遍:被法国和荷兰的公投拒绝之后,该条约已经死了。所有尝试体制性炼金术来挽救它的人,绕着拒绝的原因兜圈子—如同欧洲各国政府正试图做的—带欧洲进入了一个新的僵局。"修改条约" 的计划,实际上是重启被拒绝条约的实质,并不能解决当前共识的危机。此外,任何要排斥人民来评价该条约的行为,不仅是不能容忍的,而且为欧洲联盟的未来带来危险。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有危险,即"障碍" ,其由人民的意愿表达组成,所以要被清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真正的辩论,讨论涉及人民的新条约的内容,之后再作出决定,其批准要通过所有欧洲联盟国家的公民投票。根据欧洲理事会于2007年6月确定的方向,留出了一段谈判的时间来制定一项新条约,其要被批准于2008年法国主席任期和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之前。对于欧洲左翼党和推动别样欧洲的力量来说,危险是值得考虑的。

    欧洲左翼党反对该条约的计划,其实际目的是要维护在当前有效的条约和欧洲宪法条约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一个由自由和不受扭曲的竞争调节的社会 ——现在包括在另一个协议里。我们认为有必要在“重新发现欧洲”的意义上对未来道路进行全欧洲范围的辩论。要实现持久和平,要实现欧洲人民和国家的和平共存与合作,要实现欧洲大陆的民主,政治和社会的前途,唯一可能的途径是结束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并深刻地重塑欧洲的进程。这个讨论必须带来一个在欧洲层面的新的社会契约,被所有已经和想要生活在欧洲的公民和人们所接受。

    这个欧洲的公众辩论,需要立刻启动,并应是民主的。我们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众参与,在制定政策和欧洲事业中。这是唯一的走出横阻欧洲重建的深层危机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的欧洲选举,要构成一个政治时机,此时所有致力于欧洲的新前途的力量要做出干预,而欧洲左翼党要领头,使一种新概念的欧洲胜出,和社会的、政治的和公民的斗争相联系的。我们希望欧洲议会——欧盟当前的体制秩序里,唯一代表人民主权的主体——与各国议会真正的行动起来,在关乎欧洲体制和政治前途的决策方面。

    这个" 重建"必须由基础开始。它的核心必须是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女性主义和民主的模式,以确保和平,打破新自由主义政策,并确保人民在建设的所有阶段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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