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施晓渝先生是个从事贸易的企业家,不善于舞文弄墨,但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有着敏锐的观察。他发来一篇题为《中国正在发生幻胀》的文章,幻胀这个词使人难以理解。西方国家80年代曾经发生过滞胀。滞胀就是经济增长停滞,但物价却在上涨。今天中国的问题远比滞胀复杂,施晓渝先生可能感到滞胀一词难以描述中国的问题,于是用了一个幻胀来形容。今天中国的现象是:GDP在增长,物价马上也要上涨,只有老百姓的收入和财富在下降。这种经济增长实在不是普通老百姓的福音。因此,不管是施晓渝还是牛刀等先生,都感到了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怕,都忧心忡忡地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其实当前整个世界都是用这种方法在应对危机:美国正在通过泛滥美元来掏空世界,各国都在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中国正在用宽松货币供给掏空穷人。总之,这一场经济危机的结果就是用通胀席卷穷人的财富,就是最终由底层大众来买单。就象元代张养浩诗(《山坡羊·潼关怀古》)中的一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个世界到头来都是穷人在买帐。在这个时候,中国唯一能弥补的办法是加强社会保障水平。但如其让人们依靠社保,不如让人们依靠自己的储蓄。

    本期文章还值得一看的是杨晓陆和赫德森先生对央行行长周小川的批评,以IMF特别提款权作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是荒谬悖理,更是异想天开。周小川的设想只能蒙骗一些不懂专业的平民大众,看看杨晓陆 和赫德森的文章就知道我们的行长是多么幼稚。除了幼稚,就是给本国国民作秀,但愿这种作秀不要蒙骗了温总理和胡主席。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周围净是这么一批不学无术、恬不知耻的蹩脚官员,看看杨文对银监局主席刘明康的揭露,就知道这些官员是多么善于表扬自己了。

    格林斯潘的文章也值得注意,这个老狐狸还清晰地意识到股市的力量。美国股市为什么迟迟不跌到5000点?只能说明美国民间资金的雄厚。尽管美国政府已经破产,但美国藏富于民,社会仍然有足够的力量支撑股市不一泻千里。格老看到了这一点。仲大军先生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最近的和讯财经访谈讲话中曾经指出:一旦美国社会的资金与美联储新印的钞票结合一处,今后的世界就是又一个资金泛滥的世界。目前这两股力量正在靠近,通胀随时都会发生。

    政治思想文化栏目中知原、张博树、章立凡等先生的文章都值得一读。关于对泰国事件的评论没有一篇是切中事弊的。泰国目前发生的事情对中国很有启发意义。红杉军的命运很可能是悲惨的。在与权贵资本的较量中,泰国农民肯定要败下阵来。泰国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军人专政的国家,下层的平民大众从来就没有取得话语权。当这两种力量的矛盾冲突达到顶峰时,军队就用暴力来维护权贵的利益。所以,泰国是个有限度民主的国家。如其说泰国需要“威权”,不如说泰国更需要民权和民主。总之,看完了这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文章,你所获得的感觉只有无奈。]

中国正在发生幻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4月15日

目录

    经济:

牛刀:《滥发货币会让穷人更穷》

伍凡 草庵:《美国和中国谁在滥发钞票?》

施晓渝:《中国正在发生幻胀》

杨晓陆:《美元加速贬值再无悬念,SDR难救我外汇资产》

迈克尔·赫德森:《中国最大危机是汇率风险》

吴晓鹏:《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损失不会达到80%》

高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下下策》

李春林:《中国正在积蓄自己的“次债危机” 》

格林斯潘:《股市将引领经济复苏》

 James Saft:《美英提振经济努力可能在公债市场遇到障碍》

威廉·恩道尔:《撒切尔政府“自由经济模式”的垂死挣扎》

王钧临:《试解美国赖账行为》

王維洛:《國民經濟GDP8%增長等於綠色GDP零增長》

王如晨:《上广电衰败揭秘:日企“绑架”大陆面板业》

    政治 思想 文化:

知原:《新社会主义宣言》

查韦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委内瑞拉总统发人深省的演讲》

傅一河:《危险至极!官员正在成“公敌” 》

王利平:《从蒋经国到戈尔巴乔夫:因顺应世界潮流而伟大》

杨恒均:《你没有说混话的自由,也无权保持沉默!》

宋宝玲:《到北大抗议孙东东教授的访民持续不断……》

张博树:《纪念耀邦,推进转型----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角色》

章立凡:《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

《泰国政治问题研究文集》

郑永年:《中国应当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

王大豪:《乌鲁木齐教育局强迫小学生记住市委书记的名字》

冼岩:《新左派和民族主义的启蒙运动——对〈中国不高兴〉的三点看法》

四十个儒家单位:《不许胡玫剧组拍孔子三角恋爱的感情戏》

中新网:《8000多人公祭轩辕黄帝陵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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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4-14 09:57:26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yangxiaolu_8"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抄送:标题: 滥发货币是在掠夺民众财富,恶化两极分化

滥发货币会让穷人更穷

牛刀

    货币要不要增发,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M2的增长目标为17%,现在的实际情况呢?2009年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3.06万亿元, 同比增长25.51%,增幅比上年末高7.69个百分点,比上月末高5.11个百分点,比全年目标高出了8.51%;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7.65万亿元, 同比增长17.04%,增幅比上年末高7.98个百分点,比上月末高6.41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0.88%。

    天哪,如果靠猛印钞票就能解决经济问题,还要国务院其他部门干什么,一个央行不就解决所有问题了吗?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加印了这么多的人民币,从市场上的表现来看,除了股票从1800多点涨到了2400多点,房地产成交量又在非理性放大以外,不知道这么多钱流向哪里?央行数据表明,3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36.56万亿元,同比增长26.97%。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4.96万亿元,同比增长29.78%,增幅比上年末高11.05个百分点,比上月末高5.6个百分点。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4.58万亿元,同比多增3.25万亿元。

    从分部门情况看:居民户贷款增加4223亿元,同比多增1817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347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875亿元;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4.16万亿元,同比多增3.07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9714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68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48万亿元。3月份当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1.89万亿元,同比多增1.61万亿元。从这个数据分析,真正流向实体经济的贷款不是很多,占比不高。

    贷款增加了4.58万亿,相当于我们一年GDP的七分之一,但是,并没有改变CPI、PPI双降的局面,中国经济全面通缩时代正在来临。我们有理由发问,如此滥发货币,人民币的货币体系还能经受得住吗?有谁做过这样的评估,需要加印多少货币,才能填平虚拟资本被蒸发后留下的窟窿?如果没有详细具体的研究成果,现在的滥发货币是盲目的。

    我们不妨用凯恩斯理论来解释央行的滥发货币,本质上是在向全体民众征收铸币税,也就是在发行货币并吸纳等值黄金等财富后,促使货币贬值,使持币方财富减少,发行方财富增加。在现实中国,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在这种非理性的财富分配中,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两极分化,表面上看持币越多者财富缩水也越多,但是同样持币越多者拥有的黄金和不动产也越多,在一升一贬中,富人的财富是处在均衡状态,而穷人却没有这种回旋余地,升值的资产他们没有,贬值的货币却是真的缩水,因而穷人就更穷了。这是不合理的,也是缺乏社会公平的。

    在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面临转折的严峻关头,我们宁可加大反腐力度,没收贪官的家产以资国力,也不可滥发货币。人民币和美元不同,美元的加印钞票是在向全球其他国家进行财富掠夺,而人民币的滥发货币是在掠夺本国民众的财富,并且,还会给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以可乘之机。那么,我们对美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而通过滥发货币,又让本国民众的财富大量缩水,滥发货币实际上成了掠夺本国民众的财富去填补外汇资产的缩水。回过头来,再来看看央行加印了数额如此巨大的钞票,对实体经济有什么样的拉动作用呢?社会就业水准会因此而提高吗?民众的社会保障因此得到改善吗?如果作用不是非常明显,还是不要如此滥发货币为好。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4-14 06:25:1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美国和中国,滥发钞票程度的比较

美国和中国 谁在滥发钞票?

伍凡  草庵

    伍凡:本次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媒体批评美联储利用世界货币发行权的地位滥发美元稀释财富,掠夺世界人民“铸币税”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特别是中央电视台和主要报纸连篇累牍地在报导和评论,那么,事实真相是什么?今天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把事实的真相揭开。

    草庵:其实这个事实真相很容易揭开,关键是我们要看看实际上的状况,以我的观点看,美联储在危机中“救市”一直克己,是个标准的好机构,是无私的国际货币机构。美联储一直在自律,极力避免额外增发货币。在中国早就宣布2009年货币增量17%的情况下,在各国央行纷纷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直到几乎穷尽所有手段后的2009年3月19日,美联储才宣布将在未来的6个月内购买至多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伍凡:2009年 3月11日美联储资产为1.9万亿美元,负债为1.857万亿美元,资本为439亿美元。其中流通中的美元货币为8482亿美元,美联储手里的美元货币为 1765亿美元。资产负债额比3个月前下降17%。而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总额在2006年就达到了12.8万亿人民币,按当时汇率算,约为1.56万亿美元,而同期的美联储资产负债总额为8734亿美元。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总额比美联储高78.6%。

    草庵:很多事情都需要比较才能知道真相。到了2008年12月份,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总额膨胀到了20.71万亿人民币,约3万亿美元。而同期,也是历史最高水平的美联储的资产负债总额为 2.31万亿美元。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总额比美联储高30%。这个真实的数据非常让人吃惊,但又很多百姓是不知道这个真实得数据,因为大家毕竟不是经济学者,也不会去阅读中美的经济报告。但只要是愿意了解,各位观众自己就可以到网络上查找以下几个关键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各位很容易找到这两个机构公布的正式文件,可以很轻松地看到真实的数据,然后用小学三年级的数学计算就可以得到上面的比较数据。

     伍凡:美联储是世界经济的神经中枢,担负着给世界各国供应贸易和储备货币的任务。美联储所发行的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元发行规模应数倍于人民币发行量,是容易理解的事情。自从美联储成立以来的95年中所发行的8000多亿美元货币中,约有60%以上被海外持有,也就是说美国境内所持有的美元货币不到3200 亿美元。而人民币的海外持有量不到0.1%,也就是说中国境内所持有的人民币货币超过5200多亿美元,比美国多60%以上。

    草庵:美国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大3倍,照常理来说,美联储所发行的美元货币比人民币货币多6倍以上也是“合理”的( 3/0.4 =>6 )。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具体见下:中国的人民币货币: 2009年1月份,流通中的人民币现钞量为5942亿美元(4.1万亿人民币),M1货币量为2.39万亿美元(16.5万亿人民币),M2货币量为 7.19万亿美元(49.6万亿人民币)(注释:按照1:6.9的汇率折算)。至于M3货币量,中国央行从来没有公布过。

    伍凡:美国的美元货币: 2009年1月份,流通中的美元现钞量为8341亿美元,只比人民币货币多40%; M1货币量为1.575万亿美元,反比人民币货币少33%; M2货币量为8.244万亿美元,只比人民币货币多14.6%。至于M3货币量,美联储在2006年3月宣布停止监测,统计和发布M3数据,当时的M3货币量大约为16.7万亿美元。

    草庵:2009年1月份,流通中的人民币现钞量,M1货币量和M2货币量分别为2008年中国 GDP的14%;55%和165%。流通中的美元现钞量,M1货币量和M2货币量分别为2008年美国GDP的6%;11%和58%。显而易见,两者分别相差2倍多,5倍和近3倍。如果计算中美境内货币量和各自GDP之比,那么差距更加大得惊人。

    伍凡:美联储拥有8134吨黄金储备,却迄今一共只发行了8000多亿美元的货币,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却被一些人污称为“大规模滥发货币”。美元还被一些人说成是没有任何支撑物的“白条”。

    草庵:说美国打白条的人如果知道了中国的真实数据,恐怕按照美国的标准看中国问题就不是打白条的问题了,美国还打了一张白条,中国是连白条都没有。中国央行拥有约600吨黄金储备,却发行了相当于6000亿美元的人民币货币。如果说美联储是“大规模滥发货币”,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岂不就是“大规模泛滥空气 ”?如果美元是“白条”,那么人民币岂不就是“空气”?尽管世界各国都已经抛弃了黄金做货币的准备金,但是,每个国家还都拥有相当数量的黄金储备以被应急之需,至少黄金也是稳定货币的手段之一。

    伍凡:讲经济一定要有数据,一定要有可靠的数据,否则空口无凭,别人也不会相信。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只要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中国钞票发行的数量 是惊人的。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4-12 18:43:3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hougaige" <hougaige@gmail.com> 标题: 施晓渝的观点供参考(有所修改)

中国正在发生幻胀

浙江  施晓渝

    我国每经历一次经济困境,中央所采取的挽救政策,都使我国的病态经济的弊端更上一层楼。我国是经济形情况好些时当官的和老板捞钱,经济形势差时百姓受掠夺买单,犹如炒股票,大跌时百姓斩仓割肉赔钱,股市涨时追高买单。如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靠国企私有化国企工人下岗吞食国企工人的福利来化解的。这次经济和 金融危机能由谁来承接代价呢?如果是靠增加贷款和鼓励出口来化解,其结果是中国可能发生“幻胀”。

    “幻胀”即GDP在增长,股价在长,公务员和高管的工资在长,甚至物价也在长,但生产总量在减少,库存积压增加,失业却增加,穷人的收入减少,百姓手中的钱被摊薄, 货币的实际价值贬值,贫富悬殊加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当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措施的贯彻都要伴随着政治上的反自由化、反“普世价值”、反精神污染 、言论网络整肃等,乃至社会主义民主都被视为异端。总之,权力的巩固和稳定是发展经济的第一要务和根本目的。

     中国可能发生的“幻胀”的原因是钞票印多了,贷款激增,贷款通过非民主的渠道到了与权力接近的富人手中,厂家有了钱,不用负责任的钱,就一面囤货,一面享受,如某私企老板,早已是负资产,全靠国家银行因稳定经济保他,却买起了 六七百万元的宾利轿车享受,又一面提价,或变相提价,即换个花式包装涨价。

    我一朋友年收入30-50万,他说他两三年前买东西都要在大百货公司买,现在他突然发现买不起了,以前300元左右一双的皮鞋,现在怎么都要600-700元了,他说他现在只敢在专卖店里买了。





发件人:"晓陆 杨" <yangxiaolu_8@yahoo.com.cn> 2009-04-15 17:25:39 +0800 收件人: " <zdjun@263.net>, " 抄送:标题: 杨晓陆传文(附件)

美元加速贬值再无悬念 SDR难救我外汇资产

杨晓陆

2009年4月15日

    3月18日,美联储宣布将于半年内购进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7500亿美元抵押支持证券,及1000亿美元联邦机构债券。美联储此次以收购国债等有价证券方式放出12500亿美元基础货币,无疑开大了美元加速贬值的阀门。美国当局尽可以数万亿美元买下注定无力偿债的美国消费者和投资者及金融机构的一些亏损,但建立在以根本无力偿债的超前消费为可永久持续基础上,并将此荒谬预期放大几十倍几百倍的金融衍生毒瘤,早已将此不可持续消费(当作可持续预期)透支了几十年,如此巨大的资金支付黑洞又岂是区区几万亿美元能填上的?因此,美联储大量增加基础货币供应才只是个开始。

    有国外学者Eric Carbonnel 指出:“2008年9月初,在美联储开始定量宽松之前的真实的美国国内货币供应量,美联储网站公布的流通中的货币量为8330亿美元。这意味着5830亿美元在国外流通(70%),2500亿美元在国内流通(30%)。由于银行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为120亿美元,因此到2008年9月为止国内货币基础是2620亿美元。到2009年9月注入美国国内的基础货币是38180亿美元〔45000-5830(国外流通的美元)-990(其它美联储负债部分的货币供应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计划导致了15倍的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长(38180亿除以2620亿)。”[注1]

    Eric认为,因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充斥着大量有毒的垃圾资产和行将大大贬值的国债,真正有价值的交换物没有多少,因此,无法再通过出售资产收回这些流通中过多的美元,这“15倍的货币增长将无法逆转。”[注2]

    美国当局收购有价证券扩大货币供应以拯救其金融危机,无非是将其金融机构及美国消费者的损失承接过来,再以滥发货币美元贬值的方式将这些亏损转嫁给全世界。美国这样做是必然的,(而且此必然性也并非今天才显现,)这正是美元以其一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剥削全世界后其币值必然崩溃之前的一个阶段表现形式。美国之所以将其国债等金融证券推销全球,正是为了以此支持美元强势,对抗美元贬值从而失去其世界货币地位的宿命。现在之所以又回过头来收回这些证券,再放出大量美元并任其贬值,标志着其以强势美元政策拯救美元的彻底失败,此举足见其与规律对抗徒劳无益力不从心。

    美国放弃维护美元强势而任其贬值的必然性还表现为:不如此它就走不出这个危机。此次金融危机全是美元惹的祸,是其以一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必然导致的结果,也只有将其数十年强势美元政策积累的贬值动能全部释放,那些支撑起美元的金融垃圾衍生毒瘤彻底死光,美元彻底贬值到位,(并使其信用尽失,彻底丧失其世界财富储藏手段功能,)美国经济才能重新具有竞争力而起死回生。

    事到如今,美元加速贬值直至崩溃已无悬念。Eric预言:“由于美联储将货币基础增加了15倍(逻辑上黄金价格至少是今天的10倍),…… 未来一年内美元可能失去十分之九的价值。”[注3](即使美国国内流通中的货币确如美联储网站公布的是8330亿美元,而非学者Eric所分析的只有2620亿美元,到今年9月注入美国国内的38180亿美元基础货币只增长了4.6倍(38180亿除以8330亿)而非增长15倍(38180亿除以2620亿),4.6倍基础货币的增长也足以导致美元贬值过半,何况仅注入38180亿美元基础货币尚远不足以使美国就此走出危机,类似的货币注入以后还会有。因此美元最终贬值大半甚至90%并非耸人听闻。)可现在的问题已不仅是美国自己的问题,美国还成功的拉上了全世界(包括最冤大头的中国)为其垫背。

    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地缘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Brad Setser 和 Arpana Pandey于2009年1月完成的一份报告称,截至2008年底,中国持有的外汇资产总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其中七成为美元计价资产,规模约为1.7万亿美元。该报告称,截至2008年四季度末,中国在2008年底持有的外汇资产达到2.3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当年GDP的一半。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外汇资产余额达到2.1万亿美元,包括1.9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以及规模在1080亿--1580亿美元之间的其他外国资产;此外,国有银行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外汇资产共约为2500亿美元。

  Setser和Pandey估算称,上述资产约70%已投资于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这意味着相当于中国2008年GDP(国内生产总值)40%的国民财富投向了美国市场。这项庞大的投资组合中,包括9000亿美元美国国债(包括短期美国国债)、5500-6000亿美元机构债、1500亿美元公司债、400亿美元股票以及400亿美元的短期存款。

    上述计算结果明显大于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两位研究人员认为美国的官方数据低估了中国持有的美国资产规模。该委员会的这个研究机构惊呼:从未有一个穷国借这么多钱给美国。[注4] 而“美国财政部近日发布的公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金额由此前的6962亿美元,调高至最新的7274亿美元,”[注5](因中国政府未公布持有美元资产的各项数据,以上美国方面(包括对外关系委员会和财政部)的数据皆仅供参考。)

    显然,因美联储收购巨额有价证券对美债价格的支撑远远抵消不了美元的大幅贬值,我国这17000亿美元资产,共价值11万多亿人民币的财富正面临一两年内损失大半(甚至90%)之厄运。可奇怪的是,我国不仅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又继续增持2000亿美元美国国债,在今年1月(除中国外的)其他外国投资者净卖出美国国债15亿美元的情况下还继续增持了122亿美元美国国债。(从而使全部外国投资人1月份购买美国国债净增加107亿美元。)[注6] 而且在美联储宣布以收购美国国债及其它有价证券方式扩大1.25万亿美元基础货币供应5天后,央行副行长胡晓炼仍宣布还要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注7]。

    央行周小川行长第二天(3月24日)及此后发表谈话和文章指出以一国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悖理之处:1.一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量(等于其国际收支逆差),否定着该国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性质(逆差形成的该货币贬值趋势否定着其世界储藏手段功能)。2. 由一国货币与世界货币完全不同的性质,导致一国货币供应量与世界货币供应量的对立。(这些我们已讲了多年的道理,今天终于得到货币管理最高长官周行长的共识,我们为此感到欣慰。但欣慰之余也为周行长省悟过晚而深感遗憾!如果不是周行长现在才觉悟,又如何解释我高达1.7万亿美元的美债及胡晓炼副行长还要继续买美债的决心?不像银监会刘明康主席,据称三年前就预测到此次金融危机,却置银监会金融总把关职责于不顾,不仅不向中央汇报,使我高层缺乏防备;而且偏偏要提前一年与国际金融接轨,并强令我所有股份制银行必须接受外资参股,直至发展到鼓励外资对我银行控股并给以优惠,造成我银行业天文数字的财富利权外流及与国际接轨后巨额外汇投资的惨重损失,刘主席显然有明知故犯之嫌。)

    (编者按:刘明康这种做法简直无耻之极!看看中国官员这些无耻的嘴脸,都是些事后诸葛亮!)

    尽管周行长终于对美元霸权的悖理有了深刻认识。尽管全球美元资产持有者(包括美国人)为规避美元崩溃的惨重损失正将其美元投向黄金、石油等大宗资源产品市场和中国等新兴国家股市及民族产业,以抓住最后的机会将美元换成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却仍未对1.7万亿美元资产(价值11万亿人民币的财富)面临灭顶之灾的前景采取断然措施,周行长只是寄希望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以将其特别提款权作为超主权储备货币。这能规避美元危机对我巨额美元资产的吞噬吗?

以特别提款权(或其它类似之物)作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荒谬悖理

    理论逻辑方面的荒谬悖理:特别提款权如作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也仍难摆脱不断贬值的趋势。即各种主要国际储备货币都大量发行,并保持这些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都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特别提款权也必对金、银、石油、有色金属、矿产品等大宗基础产品不断贬值,从而也与将一国主权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荒谬悖理一样,每一个特别提款权的量,都在否定着其世界储备货币的性质。这是因为:

    1.以多国货币为基础而发行的特别提款权,其性质仍是多国货币,以此为世界储备货币,也就是以多国货币共同为世界储备货币。只不过是统一计算且发行有限量的多国货币。正如我在《关于新的世界货币制度》一文中所说,“少数几国本位币成为世界货币与一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同样悖理。要起世界货币作用,就必须以逆差流出国门。因此形成要么组成世界货币体系的几国货币都在贬值,从而否定其世界货币(财富储藏手段)的性质;要么这几国消除逆差,则没有世界货币。”特别提款权的发行基础是各国一定数量的本位币,这些流出国门的本位币仍然是一种逆差性质,只不过是大家都逆差,都是以纸币换财富。这些额外增加的纸币无疑都是贬值因素。

    2.货币最本质的功能是其与大千商品世界对立的流通手段,真正的世界储备货币也必须是真正的世界流通手段,不具备世界流通手段的储备货币很难具有真正意义的财富储藏功能。而特别提款权要想成为世界流通手段,其发行量必须大大增加,从而形成多国货币共同成为世界货币而都大量发行的荒谬,即其每一个(特别提款权或每一种储备货币)的量都在否定其世界储备货币的性质。

    3. 以多国货币为基础而发行的特别提款权,也就是以多国货币共同为世界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在这里实际上只起一种计算货币的作用,然而就是此计算货币作用,比起黄金完全客观地表现出一切货币的相对交换价值,即所有货币相互间的市场汇率,不论是从公平还是从效率的角度,这人为的计算货币都远不如黄金。正如我在《关于新的世界货币制度》中所说,“不能实际成为交换媒介的观念货币也不可能具有价值尺度功能。”

    从国际政治经济势力冲突的角度看:

    4. IMF一向为美国所控制,美国有一票否决权,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对美国不利的改革。

    5. 即使增加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的权益,也很难改变此二国际金融机构为美国及西方国际资本所控制并为其利益服务的实质。在此二国际金融机构基础上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将使美国等西方国际资本在丧失美元等剥削工具后,又找到愚弄剥削世界各国人民的新道具。

    6.特别提款权如何构成?如何计算?如何分配?各国利益和义务如何体现?每一个细节都关系到世界各国互相冲突的利益,如何能达成共识?

    以上前三点是将特别提款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理论逻辑上的荒谬悖理,注定其即使出世也好景不长。后3点则是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形成其难以逾越的障碍,使之难产。

    当特别提款权像以往一样为有限的目的小规模发行时,它并无荒谬悖理。但要将其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并为此发展为世界流通手段而必须大量发行时,其荒谬就是显而易见的:大量发行,则其相对于大宗商品不断贬值,如何具有财富储藏功能?限制其发行规模,则缺世界(储备)货币。所以,即使有特别提款权作储备货币,顶多也只能分配给我几百亿,至多一、二千亿美元的规模。如何能够我二万亿美元外汇资产避险之需?

    任何信用货币只有靠政府权力才能强制流通,因此都不能不是主权货币。只有黄金、白银等实物货币,才是实实在在“客观”的超主权世界货币。只有在成立世界政府对全球有效管辖的情况下,才会有真正的世界信用纸币。而在没有世界政府有效管辖的情况下,由彼此利益互相冲突的各国协商出一个统一的世界信用纸币,不管它是否叫做“特别提款权”,都是不可能的幻想。人类为此美好幻想尽可无休无止地谈下去,扯下去,奋斗下去。但要将拯救巨额美元资产面临灭顶之灾的希望寄托于此,岂止远水不解近渴,而是画饼充饥。水中月,镜中花,梦乎?!醒乎?!对IMF及特别提款权改革以找到将来替代美元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是一回事,拯救我巨额美元资产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又是另一回事。

建立大规模金银和战略资源实物储备方能挽救我外汇资产

    真正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根本用不着煞费苦心去“寻找”,金、银等实物货币就是存在了几千年实实在在的超主权货币。不管人们是否称其为“世界(储备)货币”,只要它能保值增值,并广泛为世界各国所接受(事实承认),可随时兑换成各国货币,它就是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反之,不管人们赋予特别提款权或其它类似物何等“世界(储备)货币”的光环,将其炒作打扮捧上天,但如其不争气,老贬值,起不到财富储藏的作用,如此“世界(储备)货币”又岂能不昙花一现?因此,寻找真正的超主权财富储藏手段以避险,还是非金银等莫属。黄金价格与美元基本上呈互为倒数的反向变动关系,美元贬值90%即黄金价格上涨9倍,而白银则是黄金的补充品和替代品。以金银等实实在在的硬通货作为世界货币,即使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大量黄金储备,也难以再继续靠印刷纸币欺诈剥削全世界。

    除金银外,石油、金属产品、粮、棉等其它大宗必需物资,因其并未彻底退出一般等价物的角色,(每逢饥荒、战乱和危机,就经常排挤货币而充当一般等价物,)因此其既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特殊时期最具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因而也是规避美元崩溃风险的重要保值手段。只要能将黄金、白银储备增加到占全部外汇储备的20—30%,就可基本对冲掉美元大贬值造成的损失。(虽然国际市场黄金供应太少而难以短期内大规模增持,但我可以大量储备白银弥补黄金不足。)如再加上石油等其它战略资源储备,我们就完全不怕美元贬值。

    现美元贬值已加速,国际资本正将其即将崩溃的美元投向黄金、石油等资源产品市场抄底建仓,全球性恶性通胀已指日可待。届时我若无金银、石油、其它金属产品、矿产品、橡胶、粮、棉、油等等雄厚的战略储备,必因美元暴跌吞噬我巨额财富而无力抑制全球恶性通胀对我国的灾难性影响,导致经济崩溃。

    但我在此严重形势下,并对美元危机已有深刻认识之时,至今仍对储备黄金、石油等战略价值资源三心二意,却宁可寄希望于飘渺无期的特别提款权。不仅我仅有的600吨黄金储备仍在美国存放,而且现仍在限制金银进口,鼓励金银出口。进口金银要有人民银行的批件,还要收17%的增值税。进口半制成类黄金,不论条块,不分成色,都要征收50%的进口关税。而出口金、银却无任何关税。(这对民间外汇自发分散地进口黄金、白银,以增加我境内金银储备是最大障碍。)

    对未抓住时机大规模储备石油,有关专业公司解释为储油库不够。为何在石油140美元/桶时能积极储备石油,而40美元/一桶时却强调那么多困难?仓储条件缺乏,可一方面先将资源储备在期货或期权形式上,一方面立即大建石油及其它资源产品储备库。这不既能增加资源储备,又能以此大规模仓储建设拉动内需吗?如此一举两得,况且战略资源储备设施也是国家最重要的一类基础设施,早晚都必须完善,建设这类项目总比那虚增空置房屋的房地产项目效率更高,更有经济和战略意义吧!

    《新法家》网站陈乐波、翟玉忠、徐光宇等提出中国应以自己的财力储备成为全球资源产品的平准库,稳定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维护初级产品基本生产条件,抑制全球性通胀。这既有利于全世界(尤其第三世界),也是中国不可多得的重要发展机遇,利人利己。这是很有远见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实物货币材料和大宗产品储备制度的继承发扬。

    现美联储大量收购美债,从而使之易于出手,这无疑也增加了美债持有者(也包括我们)的解套机会。全球美债债主都在利用此最后时机将美债先变成美元,然后投于黄金、石油等资源商品市场,及中国等新兴国家有前途的产业。我也应毫不迟疑地抓住机会减持美债,不仅应减持我较多的美长期国债,尤其应立即减持麻烦最大的巨额机构和公司垃圾债(包括两房及更垃圾的债券),能减持多少是多少。如不便直接减持,也可通过第三方以迂回的方式间接减持。

    在减持美债同时,我应立即以现有美元在国际金银及资源市场抓住一切有利价位逢低建期货期权多仓,然后以减持美债所得美元接现货。即使我美债减持不到所指望的程度,但因美债已易于出手,以其抵押贷款也将较此前更容易,条件也会更优惠。因此,减持美债与将其抵押贷款双管齐下,仍有可能抢在美元暴跌(资源暴涨)之前将相当大一部分美债资产转变为金银、石油等资源储备。

即使人民币与美元等同步贬值,中国仍丝毫避免不了惨重损失,仍是最大输家

    欧元、日元等尽可与美元同步贬值以共同向世界转嫁损失,而我人民币如效法欧、日盯住美元贬值,虽可减缓我出口衰退及境外热钱流入,但这丝毫转移不了我巨额外汇资产的贬值损失。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外汇储备中并无大量人民币,而我外汇储备主要由美元等西方国家货币构成,因此,不管人民币如何盯住美元、欧元、日元等共同贬值,如何保持与其汇率同步,我巨额外汇资产相对于金、银及大宗资源产品的严重贬值损失还是一点都规避不了。而西方国家在此共同贬值游戏中除向世界共同转嫁危机外却不会(因人民币贬值)有任何损失。

    不仅如此,因美欧诸国外汇储备中黄金都占较大比例,尤其美国(占76.1%),其它如:德国(占63.2%),法国(56.9%),意大利(66%),瑞士(43%),荷兰(55.3%),欧洲央行(24%) ,葡萄牙(77.4%),西班牙(40.7%)奥地利(45.8%),比利时(36.2%),希腊(80.5%),英国(13.1%),因此,在西方货币竟相贬值中,黄金因反向变动而大幅升值,使美、欧足以对冲其外币资产贬值损失而能有较大赢余,唯我黄金仅占外汇储备1%,远不够对冲西方国际货币(不仅是美元,还有欧元日元等)资产的贬值,而注定是大输家。

    加强外汇管制,防止国际资本涌入廉价控制我经济命脉,转嫁美元等贬值损失。当前,国际资本为摆脱美元危机除将其美元转变成贵金属及各种大宗资源产品外,还竟相涌入新兴国家参股控股其民族产业,而中国则是其首选目标。近来境外热钱涌入大增,已有专家发出警告。如央视2频道3月29日《经济半小时》节目《国际资本加仓中国》:中华全国律协经济委员会主任肖金泉:“今年二月份开始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热流的涌动,我们的同行就感觉到,就是最近国际资本包括一些产业资本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们寻找一些就是在国内的一些投资店,或者他们找好了投资店以后,让我们给他们做净值调查,做一些并购和收购的方案,这个和我们去年相比,应该说有一个很大的回升。”肖金泉认为,美联储购入国债的举措,拉响了美元贬值和通胀回升的序曲,所以资本欲选择逃离美元,寻找新的出路。那么纵观全球,最可能的答案就是:中国。[注8]

    摩根大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日前明确表示,在美联储宣布施行数量化宽松政策,买入3000亿美元国债后,美元汇率下挫,国际资金会寻找其它市场进行投资,而基于对中国经济的乐观判断,全球基金经理都在秘密加仓中国,大宗商品和A股将是首选。[注9] 瑞银也明确表示:我们的确在加仓中国[注10]。等等……因此,当前无疑应严格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尤其要堵住境外热钱涌入渠道,防止国际资本向我转嫁美元等贬值损失,及廉价控制我民族产业经济命脉从而在丧失其美元霸权后仍可继续对我大量剥削吸血。

    我现所持即将严重缩水的外汇资产已经很庞大了,切不可再以人民币购入大量非出口顺差外汇而方便投机热钱。前几个月我在出口严重下降的情况下却仍买入巨额美债,说明除进口也下降外还是有大量金融投机资本涌入。我之所以应在国际贵金属和大宗商品市场大量购进战略资源,既是为建立储备,更是以建立战略资源储备规避美元崩溃造成的巨大财富损失。而决不应以建立资源储备为名再增购大量外汇,放进大批热钱,助他人向我转嫁危机。

美元加速贬值过程绝非平缓之途

    因货币的社会属性与私人所有的尖锐对立,个人往往会做出与货币的社会性相反的选择。每当银根紧缩(社会最需货币)时,人们为财产安全竞相撤出资金,使流通速度下降货币供应缺口更大。而当通货膨胀开始时,人们为获利反而又竞相投入资金,使流通速度加快货币更多。总之,不是雪上加霜就是火上浇油。因此,美元加速贬值过程也绝非平缓之途,一旦其流动性缓解,大量过剩美元将迅速涌出泛滥,原在美国境外执行其世界货币职能的美元,及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后释放出来的多余美元,再加上此次美国为拯救其金融危机大量注资的美元,将一起构成货币市场供给远远超过需求的庞大的过剩美元,美元币值将崩溃,我将再无解套机会,凡大量持有美元资产者都将惨遭洗劫。

    无奈的结束语:天岂能一再赐良机于浪费机遇者?

    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本来是有危有机,国际市场资源产品价格比危机前大幅下降,及一段时期内美元的暂时坚挺,给了我们足够的机会纠正此前的严重错误,可我们总是步步驱已于危(金融危机爆发后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增持2000多亿美元美债),而又一次次放过时机。我们总将每一次可纠正错误的机会,当成可继续坚持错误的理由。不进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我们的精英大员可以骂美国人可恶,可以说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荒唐,但就是在最有效,也最简单,可直接迅速解决问题的措施方面:即增持黄金、白银,增持石油等大宗初级产品资源这些关键之处,推三阻四,磨磨蹭蹭,别别扭扭,百般推诿,无所作为。难道是因其太有利于中国(避免巨额外汇资产损失)而太不利于美国(绑架中国为其垫背殉葬)?

    直到现在局势已彻底明朗,仍有精英跳出来忽悠中央,如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近日居然说:“中国外汇储备不能买黄金……黄金基本上还是供大于求……只要IMF卖黄金这个潮流一启动,黄金价格下跌这个情况就非常容易发生;”[注11]

    李扬还说:“靠购买大宗商品的方式来减少外汇储备是不行的。目前大宗商品的投机因素已经消退,价格已经下跌,长期来说也无增长的潜力,更何况国内的储藏能力恐怕也到极限了。”[注12]

    我们是该为黄金供应有限发愁还是该为其“供大于求”发愁?我国就是把IMF的 3000多吨黄金储备全买下来,也不过仅占我外汇储备的5%—6%,仍远远低于西方国家平均的黄金储备比例。如果西方国家敢抛售上万吨黄金甚至更多,我们全买下来也占不到我外汇储备的20%。若真能如此,我们还不该大大庆祝一番吗?居然还有堂堂社科院金融所所长以此我求之不得美梦吓唬我高层。

    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黄金、石油等大量储备,买价越低越好,怎么还以“投机因素已经消退,价格已经下跌,”“黄金价格下跌这个情况就非常容易发生” 为借口,反对建立战略资源储备呢?难道还要像前些日子等石油涨到140美元/桶时再建立储备吗?至于“黄金基本上还是供大于求”,资源产品“长期来说也无增长的潜力”,这就是我们官方最高专业研究机构负责人的专业水平。这些不伦不类的借口已经不是牵强,而是实在找不出理由的强词夺理,颠倒黑白。

    总之,我们已经白白错过了低价建立金银、石油等大规模资源储备的最佳时机,但今后还会有这个机会,(只要美国还不愿彻底放弃美元霸权,而还想抵抗美元加速贬值势头;只要这场金融危机还未完全释放其全部隐患能量,或许机会就还未最后消失,)如在美元流动性缓解前我仍不能抓住时机低价建立雄厚的资源储备以对冲美元崩溃,(相反倒让他人抓住机会控制我经济命脉,)那我们怨不得天,恨不得地,只能怪管事负责的太轻易亵渎每一次不可多得之天赐良机!而如果大祸临头还要继续增持美债,那就再无药可救,只有眼睁睁看着经济崩溃了。

注释:
注1:《市场预测》《美国基础货币毁灭性地增加了15倍》(《Market Oracle》《Fed Planning Inflationary Dollar Destroying 15-Fold Increase In US Monetary Base 》By: Eric_deCarbonnel 2009年3月27日 )
http://www.marketoracle.co.uk/Article9594.html
注2:同注1。
注3:同注1。
注4: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地缘经济研究中心(center for geoeconomic studies)工作报告《中国的1.7万亿美元赌注》
http://www.cfr.org/content/publications/attachments/CGS_WorkingPaper_6_China.pdf
注5:见《新华网•新华财经》2009年3月2日《中国08年底持美国国债7274亿美元 12月增持142亿》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3/02/content_10924806.htm
注6:“今年1月,外国投资人购买美国国债净增加107亿美元,而中国净增持122亿美元,也就是说,假如中国没有购买,外国投资人1月份实际上是净卖出美国国债。”——见《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18日《中国1月再买122亿美国债 总额增至7396亿美元》
注7:见《凤凰卫视》3月23日新闻。
注8:见CCTV 2频道(2009.3.29)《经济半小时》节目《G20猜想(1):国际资本加仓中国?》
注9:同注6。
注10:同注6。
注11:见2009年4月13日《东方早报》第B02版《李扬:外管局已抛400亿美国长期债》记者 罗晟 发自北京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09-04/13/content_124463.htm
注12:同注11。

 

参考文章:

中国最大危机是汇率风险

迈克尔·赫德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周馨怡 采访

2009-4-14

  “在美元泛滥的情况下,中国最大的危机是汇率风险,而不是美元资产贬值。” 4月12日,美元霸权奠基人、俄罗斯杜马顾问、《金融帝国》作者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专访时指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指维护美元资产的价值),中国政府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这并不是赫德森第一次为一国政府如何应对危机出谋划策。除了长期担任俄罗斯杜马顾问外,这位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密苏里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还是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等国政府以及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经济顾问。

  赫德森是美元霸权问题最权威的学者,奠定此地位的是他在1960年代末完成的一个研究项目。当时由于深陷越南战争,美国财政赤字日益增加。哈德讯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拨出经费,要求赫德森研究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可能带来的后果。他的研究结论是,大量国际收支赤字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但是对美国却是有利的。“尼克松政府把我对美元帝国主义的分析转换成了一本‘操作手册’。我完成的是一个‘不那么做’的报告,但是有能力从事剥削的国家更有兴趣掌握如何运作美元帝国的方法。”

  在赫德森看来,当前的这场危机和1970年代初的危机十分相似。“危机导致各国政府都在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规避美元,但是只要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不发生根本改变,美元霸权的地位将一直持续下去。” 美国在1971年8月15日全面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从此美国可以放任自己的国际收支赤字无限扩大,并通过美国国债吸收其他各国央行的盈余美元为其预算赤字融资,一举奠定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美国政府只需加速印发美元,就能将大量美元注入其他货币区来迫使其他国家提高本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从而促进美国的对外投资和出口。”在赫德森看来,这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最大隐患。

“三剂药”稳定人民币汇率

  面对隐患,赫德森开出的“药方”用了三剂药。停止积蓄美元被赫德森列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关键一步。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两点建议:拒绝美国投资进入中国市场;避免在和美国的贸易中使用美元,改用本国货币或者采取商品互换的方式。

  “一旦巨额美元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政府只能面临两种选择,人民币升值或者又一次把这些美元借给美国财政部来为其国内的预算赤字融资。而这些预算里的一半将会被用于军事研究。”赫德森进一步指出,“强大的军事实力将成为美国政府日后威胁中国政府接受更多美元时的筹码。”

  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3月18日中国商务部否决可口可乐和汇源的收购案便是中国所迈出的正确一步。“另外,正在开展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也是非常好的政策。”赫德森表示。加入WTO之后中国廉价的商品出口一直起着维持美国国内低通货膨胀率的作用,因此一旦拒绝中国商品,那么美国政府必须应对显著上涨的国内物价。而如果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课以非法关税,那么中国政府有权采取报复性手段。考虑到这两点,赫德森预测,美国对中国开展贸易战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政府不用担心停止吸收美元之后美国的回应。

  双重汇率制则是赫德森为中国政府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提出的第二条建议。双重汇率制的典型做法是一方面采用固定的商业汇率,这样进出口商品价格和出口竞争力不会受到资本流动带来的汇率波动影响;另一方面,采用浮动的金融汇率应对资本流动,这将显著提高中央银行控制官方储备水平的能力。

  “一旦黄金支付被中断,美元投机就不再对美国具有经济风险。因此美元投机已经成为美国官方的国际政策。”赫德森表示,在国际投机资本频繁运动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双重汇率制将同时解决保持汇率和官方储备余额稳定的问题。 由于美国面临巨额且持续的预算赤字,中国和其他国家央行对美元的信心正在逐渐丧失。今年3月两会召开期间,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美国媒体提问时,公开表达了这种担心,希望美国“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情况和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各国要求得到美国政府的保证相似。

  “一旦美国政府不能给予中国政府一个美元兑人民币、黄金或者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担保,那么中国政府应该很明确地告知美国政府,将以账面价值买下美国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投资。”赫德森提出了他的应对之策,“这样不仅能帮助中国政府摆脱持有的美元,而且可以用这些美元换回适合的价值。” 但对于通过外汇储备多样化来保护中国资产价值的呼吁,他持怀疑态度。“欧元和英镑兑美元都出现了贬值,无论选择哪种货币都避免不了损失。而除了泡沫严重的资本市场,美国不会允许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在美国的利润行业里投资。”

  赫德森指出,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三菱在收购洛克菲勒中心的交易中遭受巨额亏损,和近期中投败走黑石等失败的投资案例便是他的观点最好支持。因此,赫德森一再强调,中国应该用这些外汇储备购买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设备。

  “全力发展国内市场,拉动内需,改变依赖出口的经济特征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所以在如何处理现有的外汇储备问题上,也应该为这个目标服务。”赫德森说。

IMF没有真正帮助过任何一个国家

  在刚结束不久的伦敦G20峰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了最大的赢家,其资金规模将扩大至现在的3倍。但赫德森毫不客气地表示,注资IMF根本不可能帮助各国应对危机。因为从根本上说IMF反映了美国的利益,与其说美国是援助者,不如说是政策的制定者。对于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IMF都强迫受援助国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最新的例子是,匈牙利、拉脱维亚等国接受了IMF贷款。但是这些资金很快进入奥地利银行、瑞典银行的口袋,来补偿这些银行不负责任发放房贷而遭受的损失。但这些受援国却因为接受贷款而必须接受苛刻的条款。”赫德森毫不掩饰对IMF的质疑,“过去的50年来,IMF没有真正帮助过任何一个国家。”

  由IMF领导的新全球金融体系在赫德森看来是一个无比“疯狂”的想法,他表示,美国之所以愿意加入联合国、IMF和世界银行仅仅因为美国被赋予了否决权。这样美国便可以阻止任何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政策通过。这些名义上的多边组织只是反映了一种放大的民族主义。“世界需要的是一个建立在良性理论上的新金融体系,各国都可以在其中互惠共赢,而不是成为某个单一国家获取特权的工具。”

  赫德森再次强调,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无法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讨论建立在特别提款权(SDR)基础上的新世界储备货币没有意义。“关键在于如何分配各国的特别提款权。但是现有的体系下不可能阻止某个国家获得特权。”

  “坦率地说,我甚至对特别提款权这个名称感到反感,因为仅从字面上也能了解到,这是美国为了免于清偿债务而创设出的概念。”赫德森表示。

中国需要独立的道路

  赫德森最后强调,现在是中国专心提振本国经济、探索独立发展道路的最好时机。“中国不应该也不需要和美国竞争,或者挑战美元。而是采取符合自身利益的独立行动。”赫德森说,“这也许不是最理想的世界金融体系,但是却最符合现实。”

    反对意见:

赫德森策略不可行

益西彭措

2009-4-16

    停止积累美元,双重汇率制,扩大内需,这是《金融帝国》的作者赫德森为中国政府开出的药方,但这个药方只能把中国治成将来的三等国家。打个比方,在国际世界中,如果美国这样的国家是政府,那么中国这样的国家就成了梁山聚义,迟早被美国招安,最后被统统杀掉。这么比喻不是藐视中国,而是赫德森的药方是这个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就是赫德森药方的实行者。但是由于处于同一文化圈,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与美国有共同的起源关系,并且这些国家愿意由美国来安排他们的命运,可以做到相安无事。但中国既不是西班牙、也不是葡萄牙,更不是英国,因此,中国没有那么幸运地在国际舞台上有成为二等公民的机会。

    赫德森策略如果用战例来形容更好理解,美国相当于侵华日军,中国相当于游击队。游击队躲来躲去,最终无处可逃,全体壮烈牺牲。赫德森策略的根本就是“躲避”,在无处可躲时被美元吞噬。正确的策略是发展八路军,用八路军的壮大发展,推翻美元霸权。这个八路军就是人民币。

    赫德森说的不错,中国面临汇率问题,但汇率问题怎么解决不是方法问题,而是战略问题。在非战争状态,货币就是突击力和杀伤力。美元突击了英镑、日元等任何试图崛起的力量。希特勒的德国试图依靠非货币的易货手段突围出美元集团给德国造成的巨大压力和包围圈,但招到了美元集团致命战争打击。因此,正如美元战略是美国的系统国际战略一样,中国对汇率的解决之道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小打小闹,而是制定相应的国际战略——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1、 扩充人民币容量:这个问题无论专业、学者、帝国代言人、雇佣者如何反对我们都必须执行。一谈到扩充人民币容量就有无数小丑跳起来高喊通货膨胀,而完全不提美国扩充了百年美元,现在不是活的很滋润么?肯定有貌似专家者煞有介事地说那是因为美元有国际结算地位。但美元结算地位是在美元扩充了五十年以后的事情。扩充人民币有如下几个基础:

A、 中国从中央到各省,尤其是大多数省份,货币预算十分短缺;
B、 中国企业从金融到一般商业,货币支付能力严重匮乏;
C、 中国一般居民严重短缺货币收入;
D、 中国又生产了大量商品需要卖出。

    因此,中国目前洽似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样,一方面积累了庞大的生产力,另外一方面急需货币供给。只不过美国在二十初世纪达到了这个处境,中国尽管晚了一个世纪也在二十一世纪初达到了这个处境,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中国目前可承受的扩容基础是100万亿人民币,最大扩容量是200万亿人民币。持续扩容需要十年到二十年时间完成。扩容首先从国有商业银行和重点大型企业的注资开始,完善尖端、战略、重大民生实体的资本充足率。完善民生保障系统的资本自给率。然后,把扩容推进到各省、各县的重大、特色产业和民生保障体系。最后把扩容推进到一般公民收入。按照这个顺序是为了避免货币扩充的溢浮效应。

    2、 持续推进军事战略、军事技术、军事战术、军事训练的发展:如果只有人民币的扩充和一般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提高而没有军事的配套发展,那么我们可能被各种借口的战争打断发展过程。军事力量的强有力是经济和货币的根本保障。

    组织施行的问题:如此庞大的历史性工程不是中国央行这样的机构所能够领导的,应成立专门的中央委员会来专门领导——可以称之为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元扩充了一个世纪,并将继续扩充下去,任何逃避的办法最后只能自取灭亡,只能知难而上,刀对刀枪对枪。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4-15 10:11:10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yangxiaolu_8"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抄送:标题: 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损失不会达到80%

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损失不会达到80%

吴晓鹏

 2009-4-15

    北京时间4月14日,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美元贬值可能导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损失20%-30%的资本。“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损失不会达到80%,但实际上最终可能损失20%-30%”,克鲁格曼说,中国在美国投资最大的风险是美元贬值。

    克鲁格曼将在今年5月份访问中国,他告诉本报记者,“中国陷入的美元陷阱非常深,以至于中国想要进行多元化的配置,一定会造成资本损失,这是中国最担心的。”这位敢言的经济学家最近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奥巴马政府的金融救助措施,引起广泛影响。美国《新闻周刊》上周对克鲁格曼进行了封面报道,称他是奥巴马的“诺贝尔烦恼”。

“中国做的事情正是我不断催促奥巴马政府要做的事情”

    《21世纪》:中国总理温家宝说有点担心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安全。你认为中国在美国投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另外,中国如何更好的管理这种风险?

    克鲁格曼:中国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热情很高,也购买了很多机构债券,这些是有政府隐性担保的。如果以美元来计价的话,中国不会有太多的资本损失。这些投资最主要的风险是,美元相对于一篮子(中国希望购买的)货币大幅贬值。中国陷入的美元陷阱非常深,以至于中国想要进行多元化的配置,一定会造成资本损失,这是中国最担心的。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损失不会达到80%,但实际上最终可能损失20%-30%。这不是一场灾难,它相当于中国近些年来经济以10%-11%的速度增长,但投资回报非常低甚至是负值。有人说美国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我相信这将是最糟糕的结局,但我并不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在我看来,收购这么多的美元资产真的不是明智的策略,但还谈不上是灾难性的策略,只是浪费了钱。

    《21世纪》:你说经济刺激方面欧洲错了,美国对的。对中国的刺激方案怎么看?

    克鲁格曼:中国宣布了非常激进的经济刺激方案。而官方正在公布各种积极的成果,如银行信贷猛增,经济好转。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中国确实做得非常好。但是这种经济形势的逆转来得太快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我很难相信这么短时间内银行信贷和市场情绪变化如此之快。中国做的事情正是我不断催促奥巴马政府要做的事情,即通过大规模刺激来逆转经济。所以关于中国我也要做一些研究工作,看看情况是不是真的如此。

美国还需要对银行进行大清理

    《21世纪》:最近股市大幅上涨你如何看?经济基本面出现了转变吗?

    克鲁格曼:目前只是经济下滑的加速度确实在减缓,也就是说情况恶化的速度在减慢,但实际上经济并没有任何转折点的迹象出现。

    《21世纪》:伯南克说美国经济将在今年年底前触底,而奥巴马上周说美国经济已经初现曙光,你同意这些乐观的看法吗?

    克鲁格曼:伯南克可能会是对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今年下半年某个时候可能会宣布衰退正式结束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正式的衰退定义,所有指标都向下就是衰退,但是只要有一些指标开始向上了,我们就宣布衰退结束了。2001年时,官方宣布的衰退在当年11月结束,因为工业生产和GDP当时出现了小幅上涨。但不幸的是,在衰退结束之后的一年半,失业率仍然不断上升。所以,假如官方在今年10月份宣布衰退结束,我是不会感到奇怪。衰退结束会让伯南克看起来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经济恢复。失业人数在明年一整年都会继续上升。失业不断增加,消费需求会进一步下降。接下来你不知道还有什么鞋子会掉下来了。如果某个国家(如奥地利)违约,如果一个大型金融机构倒闭,如果商业房地产比想象更差,经济可能还会进一步下跌。上两次衰退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失业一直增加,同样的情况这次也会发生。所以我预计失业增加会持续到2010年和2011年。

    《21世纪》:很多人希望你能提供建议,如何能走出经济下跌。

    克鲁格曼:如何走出来有两方面。一是如何缓和这场危机,如何防止危机演变成真正的大萧条2.0。我们可以做的包括,使用强有力的政策解冻金融市场,拓宽货币政策,扩张经济刺激。这些事情做了会比不做要好很多很多,但这些措施的规模都还不够,只是暂时减轻痛苦,但如何让这一切结束就不同了。如何走出来,我们并没有学习的例子。大萧条之所以结束是因为二战。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日本失去的十年,它的结束是因为出口的繁荣。现在这场经济下滑是全球性的,除非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星球去出口,否则这一招也行不通。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对银行进行大清理,对经济进行持续刺激,直至人们开始消费。我们正在不断的尝试。我的基本观点是,看看哪些动作可能会见效,然后都尝试一下。

    《21世纪》:美国政府最近宣布修改按市值计价的会计规则,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应对危机时也用了类似的措施,你如何评价?

    克鲁格曼:从我的渠道了解到,这个动作是想买一些时间,但无法帮助经济复苏。金融系统损失不再增加的话,必须把这个乱局彻底收拾干净。银行或许情况很糟糕,或许他们也可以自己走出来。这个是给他们一些时间。如果我们在1982和1983年危机中实施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当时那场危机中我们可能就会让花旗银行,以及很多其他银行倒闭。这一修改行动确实有点像日本,实际上,从现在看来,美国遭受的如此高的失业率,使得日本失去的十年比较起来还要好很多,我们比日本要糟糕很多。

激进救市后遗症

    《21世纪》:美联储的救市措施使得资产负债表膨胀,造成的通货膨胀风险有多大?

    克鲁格曼:我不认同美国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的说法,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确在急速扩张,但是这个可以很快逆转,而且美联储也愿意尽快这么做。所以更大的威胁是通货紧缩,不是通货膨胀。

    《21世纪》:欧洲央行也采取了类似美联储的措施,如何比较在欧洲和美国投资的风险。

    克鲁格曼:风险应该是同等的。其原因与美联储以及欧洲央行的政策无关。主要因为欧元经济与美元经济相当,欧元债券市场可以与美元债券市场可转换。所以可以看成是同等的。但欧元的安全资产池,比美元的安全资产池更小更脆弱。如果你要美元的安全资产,你可以买美国政府债券。虽然世界有担心,即便是美国政府都可能违约,但是全球已经没有更安全的资产了。欧洲发行债券,德国和法国的债券比较安全,但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等国的债券就不如德法。

    《21世纪》:你认为G20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是真正的成功还是只是政治戏法。

    克鲁格曼:G20比其他一些国际会议的成果要多无数倍,因为它确实达成了一些积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为国际金融组织提供了足够的资源,几千亿美元对于小的经济体,对于东欧意义完全不一样。G20与我们担心的相比要好很多。我们还希望有经济刺激,以及未来的金融监管图景,这次会议没有太多这方面内容,但是现实来看,成果已经相当好了。

 


发件人:"高木" <gaom@263.net>  2009-04-12 23:20:4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下下策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下下策

高木

2009年3月31日星期二

    在美元危机日益显露的今天,很多国人热切地盼望人民币国际化。但是,《审判格林斯潘》已经揭示,如果我们也按照美国的强盗逻辑,不断人为推进人民币的强势地位,强力谋求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故意扩大中国公民、企业和政府的信贷额度,放任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放任政府不断扩大财政赤字、鼓励世界各国积极用人民币购买中国政府国债、放任中国的企业携带人民币大量投资海外和贸易、放任中国的公民携带人民币去海外度假旅游。表面上看这虽然会导致大量海外实物财富流入中国境内,中国的经济会加速发达,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会加速越高,国内矛盾会加速缓和、军事力量会加速增强,中国可以有力量在国际社会上谋求进一步的霸权。等到人民币外流的数量积累到一个天文数字后,我们也可以让人民币贬值,让汇率自由降低,那么中国欠世界各国的外债就会缩水,海外流入中国境内的大量实物财富就可以赖掉不再归还了。那么,中国似乎也可以成为比美国还要强大并霸道的国家。

    但是,中国有句古训:多行不义必自毙。美国人走的那条不义之路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有目共睹,陷入今日危机也是咎由自取。如果中国也步其后尘,必然会成为美国真正的竞争对手,必然会加剧与世界各国的矛盾和摩擦,中国就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各国仇视的目标,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会急剧增加,未来世界经济同样会重新陷入今日般的动荡,人类的整体毁灭指日可待。同时,勤劳的中国人也会被铺天盖地轻易到手的财富娇惯成象美国这样只重视虚拟经济而不重视实体经济的世界寄生虫。世界各国也会认为我们倡导和谐世界的做法是一个虚伪的骗局。

    因此奉劝国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下下策,积极推动公平合理且易实行的国际记帐货币才是上上策。另外,仲大军作序的高木新书《审判格林斯潘》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正在积蓄自己的“次债危机”

李春林

2009-4-14

  全球金融危机加大了拥有巨量外汇储备的中国的话语权,刚刚闭幕的G20会议显示出,中国正在成为这个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布朗和奥巴马甚至在决议中承诺,将在今年9月在纽约召开的G20会议上,正式讨论中俄联手提出的“超主权货币提议”,一些国际研究机构也对中国的前景表示出了少见的乐观,认为中国会在今年年底率先走出低谷。

  但是,与国际一片乐观的声音相反的是,国内评论界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却忧心忡忡,在一些一直在跟踪中国经济一线动态的研究者眼里,中国经济呈现出来的是另一番景象,在他们看来,从2003年6月央行发出预警后,长达6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都没有从房地产的陷阱中挣脱出来,即使在全球危机危机爆发,俄罗斯、美国、英国等国不动产价格已相继暴跌,中国的商品房价格也因为宽松的金融环境,依然在高位徘徊,甚至部分一线城市出现了小幅上扬。而这意味着,中国正在积蓄自己数额惊人的次贷危机。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国大部分城市商品房在最近十年一直处于强劲涨势,除了受益于中国连续多年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倾斜性支持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开发商利用金融政策提供的便利,通过与银行串通,实现销售的途径是以违规交易等方式对投资进行套现。

  早在2005年,就有当地媒体报道,北京市地产市场有超过5成的售房合同属违规合同,2008年“深圳断供风波”中,当地业内律师更爆出“深圳有6成合同违规”的新闻。不过,蹊跷的是,尽管有关“开发商通过违规合同骗取银行贷款”的说法几乎已人所共知,但无论在北京,还是深圳,相关管理部门都没有提出清查房地产的违规交易。

  由于缺乏具体的数据,所以即使最熟悉房地产的专家,也说不清这些违规交易到底涉及多少资金,最多只能大致给出“数额巨大”的结论,而且,有迹象显示,房地产正在充分利用这场经济危机政府所急于保证的GDP增长速度,侵吞政府为刺激经济而拨出的数万亿贷款——

  为刺激经济,自2008年11月以来,中国人民币贷款已经连续4月高增。2009年3月5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新增贷款计划定为“5万亿元以上”。而2009年的头两个月,贷款规模已连续超过万亿,总额达到了2.69万亿元,但据称,这些资金多数并未进入制造业。而在一些城市成为了开发商的盘中餐。北京有开发商甚至又开始出钱雇人排队购房,通过制造虚假繁荣,掩盖背后进行的违规交易。

  针对最近几年的房地产乱象,有激进的评论者断言,如果中国继续放任开发商利用倾斜性的金融政策进行违规交易,中国将在两年内爆发严重的次贷危机。而这一危机一旦爆发,不但将使中国的经济陷入较长时间的萧条,也将把中国已经从国际社会争取到的话语权丧失殆尽。

 

 

发件人:"panyi043" <panyi043@gmail.com>  2009-04-12 11:06:35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的GDP算法当中掺入了太多的水份

股市将引领经济复苏

美联储前主席 艾伦·格林斯潘

英国《金融时报》 2009-04-10

    目前,全球经济决策者正面临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令人生畏的挑战。市场上有相当多人担心,这一系列空前的刺激计划以及利用主权信贷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的努力将无法成功。因此,相对于这一令人沮丧的结果,考虑一下其它措施是有益的。

    在过去200年里,全球资本主义遭遇过类似的危机,而且迄今为止也总是能够复苏,并实现更高水平的物质繁荣。如果我们让目前已内置于多数经济体的市场机制和自动稳定机制,在没有任何其它帮助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而不是通过大规模政府政策努力来遏制危机的爆发,那么我们今天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设想与现实相反的情形,至少是很有问题的。但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可能性给人带来安慰:即使其它一切都失灵,全球经济也不会走向多年的停滞或更糟。

复苏的种子

    在一种可信的情形下,在过去一年半财富空前蒸发的背后,埋藏着复苏的种子。全球股市肯定已接近一个转折点。即便股市相当温和的复苏(我是这样认为的),它也很可能产生巨大(而且正面)的经济后果。

    在2007年8月危机爆发前的几个月时间里,危机完全局限在金融领域。全球非金融领域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都处于良好状态。但2007年秋,危机开始从金融业蔓延。全球股市在2007年10月底触顶后逐渐下跌,历时近一年,直到雷曼(Lehman)破产。当时全球公开交易的公司股票亏损达16万亿美元。在雷曼破产后的10周内,亏损增加逾一倍,这导致全球累计亏损高达近35万亿美元,股市市值蒸发逾一半,企业实际杠杆比率也提高一倍。再加上数万亿美元住宅股本损失以及未上市公司和非公司企业的亏损,股本亏损总额很可能远远超过40万亿美元,占去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二,令人震惊。

    上述总亏损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瘫痪至关重要,因为股本为所有企业和按揭债务及其衍生品提供根本支持。这些资产是推动全球金融中介的抵押品,其过程将引导一国储蓄流向各种生产性投资,从而促进增长。

    我认为,以全球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形式考虑全球经济的股本是有帮助的。所有债务(公共和私人债务)和衍生品互相抵偿,按市价计算的知识和物质资产位于资产负债表的左侧,股本的市值位于右侧。股本价值的变动,导致资产负债表两侧出现等量变动。债务和衍生品最好被视为一个整体,反映金融中介的规模或杠杆倍数。

恢复放贷就是最大“刺激”

    从结构来看,全球合并股本也是所有单个公司、其它企业、家庭以及政府独立但可累加的股本的总和。在某一时间,全球股价将触底反弹。全球私营部门股本增加,往往会提升几乎所有企业实体的资本净值(以市价计算)。在牛市,绝大多数股票会上涨。新创造的股本往往被用来在全球企业之间套利。在目前的环境下,新股本将开启被冻结的市场,并在全球向所有企业(特别是银行)提供资本金。在解决了银行资本净值短缺的问题后,股本增加将支撑比目前数额更大的银行放贷、提高抵押品(债务以及股本)的市值,还可能重启奄奄一息的债务市场。简而言之,流动性应再次出现,偿付能力的担忧应消退。让全球放贷恢复正常,其刺激效果可能不亚于我所知道的任何财政刺激方案。

   普遍的资本利得,将增加资产负债表上的股本,但除了增强流动性和减少破产以外,它们本身不会令经济活动升温。但资本利得实际上为企业实体带来购买力,这一事实能促进经济活动。打个比方,多数汽车经销商想必会接受股票作为购车款,只要自己的麻烦得到恰当补偿。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我们会在所谓的财富效应中看到这一过程:资本利得的创造,促进支出和GDP,而资本损失则会减少支出。

    太多时候,我们从“纸面”利润和亏损的角度来看待股价的波动,似乎这些利润和亏损与现实没有关联。但过去18个月,这些“纸面权利”价值的蒸发,对全球经济活动产生了深远的通缩影响。几十年来,金融中介的失灵曾让许多经济体步履蹒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上世纪90年代时的日本。家庭财富对个人消费支出的效应有据可查,但从统计上看,股价对私人资本投资也有十分重大的影响。这些分析表明,近期全球经济活动的减缓,很大程度上可与股本价值下跌直接或间接联系起来。

人类情绪左右商业活动

    当然,要厘清资产市值变动与经济活动之间复杂的因果顺序,并非易事。如果股价全面反映经济变量的变动,那么资产价格的波动可借助一个内生过程的模型来预测,因而几乎不会受到关注。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股价变化的推动因素是人类的天生倾向,即在兴奋和恐惧之间间歇性摇摆,这种摇摆尽管也深受经济事件的影响,但它本身也自有一定“生命力”。根据我的经验,人类情绪的这种摇摆,往往不仅仅是对未来商业活动的预测,还是左右未来商业活动的关键起因。

    在经济周期的多数时间,股价由利润预期和经济活动决定。然而,在转折点前后,股价似乎越来越独立于经济活动。正是这种特性让它们成为先行指标,这是多数经济周期分析师得出的结论。

    主权信贷取代私人信贷的做法,有利于防范这场偿付能力危机的一些极端情况。但我估计,当我们回顾这段时期时,被视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力量,将是部分逆转全球企业股本价值亏损的35万亿美元,这种亏损极大地破坏了金融中介的正常运转。股市复苏(其驱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恐慌逐渐消退)很有可能成为这场危机的一个根本转折点。

经济恶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关键的问题是股市何时复苏。按任何一种历史标准来衡量,目前全球股价肯定相当低廉,即便在最近股价上扬之后也是如此。但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在股价明确回归至比较正常的水平之前,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继续大幅下跌。不可否认的是,自20世纪初以来不曾经历的恐慌(令人想起1907年和1932年)正抑制着目前的股价。但历史告诉我们,恐慌在何种程度及多长时间能够瘫痪市场参与者,都是有限度的。经济恶化的速度不可能无止境的持续下去。

    正是这种产出、劳动力和金融市场的下滑速度,产生了大量不确定性,进而加剧了恐慌。对于一位有工作的人而言,引发就业不安全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回应的,是裁员速度,而非失业率水平。目前的经济恶化速度肯定将放缓,恐慌程度也将相应减轻。恐慌的原因之一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反映在公司债券收益率与美国国债之间的利差上。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数据清楚表明,这一利差一直呈现出稳定的上限和下限。如今,我们正处于历史信贷风险的极限。

    随着恐慌程度的减退,股市市值将回升。即使我们仅仅收复35万亿美元全球股市亏损的一半失地,新创造的股本价值数量及其可支持的额外债务,也将是银行融资的重要来源。就像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意识到的那样,恢复某种可行程度的金融中介是复苏关键。如果无法做到这点,财政刺激带来的任何积极影响都将大打折扣。

 

美英提振经济努力可能在公债市场遇到障碍

路透专栏撰稿人 James Saft  

2009年 4月 9日

    提振美国和英国经济的努力可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公债市场。市场对政府近期进行的公债标售可谓意兴阑珊,令两国政府借款成本上升,并削弱了其通过回购公债来拉低市场利率的努力。这对英国和美国挽救经济的行动是个很大的风险,且如果政府公债持有人受到惊吓,这种现象还可能再次引发自我加强式的下行压力。

    两国都在实行规模巨大的扩张型财政刺激措施,这将需要通过庞大的政府发债来融资.与此同时,两国指标利率都已很低,美国是0-0.25%,英国是0.5%,因此只有购买自己发行的债券,即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寄希望于这将降低消费者和企业贷款利率,并鼓励人们消费或投资。不可能确切知道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毕竟我们无法知晓若没有这些政策,利率会在什麽水平。不过,有两点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美国和英国求购自己发行的公债时卖家众多,但当政府进行规模更大的发债来满足资金需求时,投资者兴致钝减。

    美国财政部周二标售了60亿美元九年零九个月期的通胀保值公债,收益率为1.589%,条件优于当时二级市场同类债券,但投资者对此反应甚为平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间接投标者--多数是外国央行--仅买下26.1%的标售额,而在1月进行的上次类似标售中该比例为47.2%,在那之後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FED)宣布了购买公债计划。

    全球最大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执行长Mohammed El-Erian对CNBC表示,政府公债"目前不值得持有",因为美国将势必发售"巨量"公债。美联储将在未来数月购买至多3,000亿美元较长期公债,以帮助把利率保持在低位,但在其从市场购买公债的同时,市场也深知财政部今年需要发售大约2万亿美元公债。

    英国的日子也不好过。同样,英国央行计划未来三个月最多买入750亿英镑资产,其中多数是公债,但同时英国还计划在未来一个财政年度发行1,470亿英镑公债,创下发债的最高纪录规模.如果即将公布的预算中包含刺激支出的新举,那麽公债发行规模还可能膨胀。英国3月末计划发行逾1亿英镑40年期公债,但未获足额认购,这是1995年以来首次公债发行失败,也就不得不在本周初的标售中做出重大让步。

    纳税人可能意识到,他们将来会被迫为现在获得的小恩小惠买单,这将减弱刺激计划的效果.同样,眼下的债券回购也需卯吃寅粮来应付,需要通过未来的税收、债券发行进行融资,或者干脆通过通胀使债务缩水,使得当前的政策路线充满挑战。在其它可选投资也很糟糕的背景下,这两个国家可能以合理价格出售债务,但伴随着汇率波动以及与汇率波动相互影响,这也成了重要弱点。

 

 

发件人:"panyi043" <panyi043@gmail.com>  2009-04-12 11:06:35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的GDP算法当中掺入了太多的水份

撒切尔政府“自由经济模式”的垂死挣扎

威廉·恩道尔

    20世纪70年代末, 面对经济危机,英国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她幕后的财团们,引进了“私有化”、“减免国债”,“改革劳资关系”,“采取通货紧缩的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她采取的政策和美国总统里根倡议的经济改革是同出一辙的。撤销经济管制和精简机构乃重中之重。近30年来,英美大学的经济学的教授都把撒切尔夫人的措施看作行之有效的模式,并逐渐地放弃长期以来社会安全、公共卫生、养老保险等努力争取的成果。如今大英帝国,撒切尔经济革命的完美典范,就像传说中的泰坦尼克在不断下沉,这恰恰验证了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不足之处。

     新自由主义革命是在美国和英国境内发生的。那么你对以下事实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现在不断扩散的全球经济危机的中心是在美国和英国,以及最近几年热烈拥抱自由经济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等经济实体。很明显,布莱尔政府执行撒切尔的金融改革并撤销经济管制的人正是英国的财政大臣戈登·布朗。

    英国近期经济发展的例子就很有启发性。英国的经济将遭受自1946年以来的最低谷。根据欧盟最新的调查,今年降低了2.8个百分点。英国比欧盟的任何国家经济都要损失惨重。

    由于人们对对英国经济衰退和银行系统紊乱越来越恐慌,造成英镑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急剧下降。英国银行危机日益严重,政府赤字不断增加,现在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仅为1.4,下降到七年半以来的最低点。2009年英国国债将超过118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8%。

    撒切尔革命的直接结果是国家经济转变成外包、非工业化、服务型经济。加之英镑贬值,英国不会出现贸易顺差。和美国一样,在过去二十年,金融和银行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现在这个发动机已经破损了。

公债飙升

    国家银行的紧急救助更是火上浇油。到2010年,英国的国债将达到1.06兆, 占GDP的72%,比现在要剧增70%。戈登·布朗政府三个月前还踌躇满志地宣称要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全球金融危机,昨天不得不宣布一揽子银行救助计划,来挽救全国的银行系统。他拒绝透露最终需要的资金上限,这让布鲁塞尔和欧盟对他很不信任。英国银行总计有4.4兆美元的外债,这是英国经济的2倍。英国的外汇储备仅仅是660.6亿美元。怪不得外汇交易商和对冲基金决定了英镑只有一条路走:贬值。

    上次英国消减国债是在14世纪早期,爱德华三世决定拒付意大利银行的欠款,导致意大利两家最大的银行─Bardi 和Peruzzi─破产。

    英国的内阁部长说,布朗政府承认不知道刚刚推出的第二个挽救经济的一揽子计划是否有效。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事情的真相是我们也不知道是否可行,但是我们必须满怀信心。我们完全处于大航海时代。总之,英国对国内的经济失去了控制。

    政府拒绝透露要消耗纳税人多少钱。 官员们驳回了2000亿美元救助金的说法,宣称采取的措施风险还是很低的,数据也是经过仔细计算的。英国下议院工党的普通议员承认很难说服有抵触情绪的国民接受救助方案。毫不奇怪,调查显示,反对布莱尔和工党的势力很大,在大选中保守党将超过工党9%-13%的选票。49%的英国人今年害怕失业,这个数字真是令人震惊!

    政府进行快速持续改革、控制银行危机的主要障碍是撒切尔主义一直占统治地位。工党甚至像宗教一样信奉它,而布莱尔首相在工党中堪称撒切尔夫人的化身。而反对党保守党对过去的措施的大力支持使这种荒唐的思想进一步的巩固,尽管他们当心国债太多而否定了政府用于拉动经济的2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

    同时很显然,随着去年Northern Rock 公司的国有化,皇家苏格兰银行的国家控股成分也占了70%。现在要做的是尽快采取20世纪90年代瑞典银行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国家银行很难筹集私人资本,无力偿还。当时瑞典的银行分为资产负债暨营业和特定不良债权。资产负债暨营业贷款给实体经济的业务并没有减少,而特定不良债权大部分是住房抵押贷款。政府会严格控制这些资产流动,等到经济复苏了才允许在健康的市场环境运行。所有的收支平衡起来,这种转化为商业型资产投资银行的模式所耗费纳税人的资金几乎为零甚至还是稍微盈利的。

    工党政府现在固执己见,拒绝承认现实情况。现在一些工党的议员呼吁银行国有化,政府却说这并不是他们的目标。内阁大臣 Darling 说,我们很清楚, 英国的银行是管理最好的银行,是商业化的,而不是属于政府的。 这是我们一贯执行的政策。

    英国议会特别财政委员会的工党主席John McFall, 认为银行国有化势在必行。Vince Cable, 自由民主党的发言人说,政府现在的行为像亲吻尸体唤醒死人一样。政府现在已经有效的控制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它当然要投入更多的钱,也许还要控制更多的银行。Cable 还预言房价会上升,个人债务会上涨,他还预言了Northern Rock 的国有化。

苏格兰皇家银行

    同一天布朗政府宣布第二个银行救助计划。苏格兰皇家银行签署了一份大大出人意料的报告——2008年的损失达280亿美元。这引发了主要银行的进一步的大甩卖。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巨大损失主要是 2007年对荷兰银行的收购。 苏格兰皇家银行高价收购了荷兰银行,昨天公开承认这笔生意仅值200亿美元,比预期的要低得多。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造成其股票下降了67%。可悲的是,布朗为转移批评, 说他对苏格兰银行的损失及外债的呆账表示非常气愤。据传言,如果经济继续下滑, Lloyds 银行将是下一个需要紧急救助的银行。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起源

    撒切尔政府1979年提出的新自由经济模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捷克英美大学的经济权威和圈子里人的决定。他们都认为是要夺回30年代大衰退和战后英国经济危机时转让的权利的时候了。

    这一切可以追溯到大富豪洛克菲勒家族的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出版的叫做《第二次美国革命》一本重要的小书。在这本书里,他使用了麻木不仁的逻辑讲述了创造“善心资本主义”的逻辑,他还呼吁政府在经济中应该尽力减少扮演的角色。这一思想是通过洛克菲勒帝国有效的宣传传播的,还得到了洛克菲勒的经济导师——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教授的大力支持。

    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间,人们错误地把当时的经济定义为发展滞缓、高通货膨胀的“滞涨”时期。那个宣传机器,很方便地绕过了石油恐慌的重要角色。而这种石油恐慌是由洛克菲勒家族操纵的。正像我在《石油战争》一书中详细阐述的一样,他们责备“大政府”的种种弊端。洛克菲勒的门徒,在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沃克尔,1979年10月被大卫?洛克菲勒派往卡特政府,负责解决经济系统的通货膨胀问题。恰恰就是这个时间撒切尔政府推出了令人震惊的经济疗法。

    真正的经济灾难被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阵营掩盖起来。另外媒体大肆宣传里根和撒切尔政府时期对通货膨胀的抑制要归功于美联储前主席沃克尔和撒切尔推出的坚决的政策。另外,我们还不断地被告知市场不受政府干预的原因。

    不受限制的“善心资本主义”和格林斯潘支持的 “金融革命”给新自由主义的“圣地”英美的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在自由经济和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之间应该有着更好的路可走。

 

 

发件人:"北京钧临智业" <junlinzhiye@hotmail.com> 2009-04-12 10:03:49 +0800收件人:"大军中心" <zdjun@263.net>抄送:标题:试解美国赖账行为

试解美国赖账行为

北京钧临智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王钧临

2009年4月12日

    笔者在今年2月底所写的文章中(《论美国经济将在几个月内出现“复苏”》),曾预言美国经济将在上半年出现“复苏”的迹象,因为这将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需要。从目前已公布诸多经济监测数据看,美国经济“复苏”的预期已如约而至,特别是作为晴雨表的美股已经连续上涨5周,道指重返8000点,经济回暖的脚步正在临近。“复苏”到了,那么赖账还会远吗?笔者有理由相信,美国已经按下了启动赖账倒计时的按钮!以下,将从为什么赖(WHY),怎么赖(HOW),赖什么(WHAT)和何时赖(WHEN),对美国赖账行为的关键点进行解读。

一、为什么赖

    作为常用的战略分析方法,相信美国政府或智囊机构在对赖账进行分析时,也使用了SWOT(自身优势(strength),自身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下面,我们就照此进行下推演,对美国赖账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

    自身优势(S): A、美国和美元的强大霸权地位;B、对石油市场的有力操控;C、大量的黄金储备;D、强大的军事实力后盾。

    自身劣势(W):A、近年来话语权已有所下降;B、正经受深重的经济危机;C、美国经济已经高度依存中国经济(进出口和在华投资);D、美元已存在贬值的确定性风险。

    外部机遇(O):A、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B、中国已持有大量美元性资产;C、中国的经济高度依存出口;D、中国在石油供给和输送上需要美国的保障。

    外部威胁(T):A、威胁美国全球地位的对手(俄罗斯、欧盟)有所抬头;B、全球不稳定性因素进一步增加;C、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令美国深感不安。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美国如选择对中国外汇储备进行赖帐,则将使不少自身劣势、外部威胁得以消除或转化,并最终成为自身优势扩大的要素。在进行内外环境分析后,美国进行赖账一定还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自身承受的危机足够大。2、利绝对大于弊,包括在短期、中期和长期上。

    第一点已毋庸置疑。对于第二点,需要进行下利弊分析。先说说对美国的好处:1、从短期看,通过美元贬值、石油等战略物资升值,完成对自身危机的转嫁;

    2、从中期看,赖账后的中国,出于继续促使经济发展的需要,必然在出口上(特别是美国人需要的廉价生活品)、引进外资上,更加依赖美国;同时美国也将迎来更多、更好的在华收购甚至抄底的机会;

    3、从长期看,建立更加稳定的中美盟友关系,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诉求。美国政府高级智囊、《五角大楼的新地图》的作者托马斯•P•M•巴尼特就曾表示,要让中国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而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做空,加速中国的体制变革,使中国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亲美国家,正是实现此战略的最佳途径。

    再说说对美国会有哪些不利影响:1、会在短期内使美国的国家信誉度有所下降(当然,具体程度还要看美国如何“表演”); 2、会在短期内动摇美元信用及其霸权地位;3、会在短期内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基于本币贬值)。

    综上可看,不利因素似乎更集中于短期影响上,而且与美国因经受金融风暴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相叠加。所以从整体角度上看,赖账对美国绝对是一个高投入产出比的买卖。

二、怎么赖

    奥巴马曾经表示过要对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负责。那么,如何在赖账的时候还能自圆其说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在回暖后再次处于更加惨烈、程度超出预想的危机中,一片风雨飘摇、摇摇欲坠之景象,自顾都不暇,如何还管得了他人?此种情况下的美元大幅贬值,“实属无奈之举”。笔者相信,危机的惨烈程度,将和美国通过赖账获取的收益程度成正比。既然耍了流氓,就无所谓仁义礼信、正人君子。所以可以想见,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会扩大化,甚至将登峰造极。

三、赖什么账

    1、 中国的美元储备。这个最简单,通过美元贬值,直接使中国丧失大量购买力和资产储备功能。当然,投给IMF400亿美元之后,估计已所剩不多。

    2、 美元国债。中国目前持有近7500万亿美国国债。美国可能最希望中国能在危机中抛售美国国债(因为以美元形式进行贬值将更加简单、直接、见效)。途径可能包括两个:A、美国通过打造经济危机还会进一步加剧、未来通胀风险增大的预期,诱使中国提前抛售美国国债;B、基于自身所承受的风暴,中国可能需要更多现金流来救市,从而兑换成美元。即便中国仍然不为所动、继续持有美国国债,美国也毫发无损,因为这部分庞大资产仍然处在美国掌控中,后续还可继续采取对策。

    3、 两房债券。中国目前持有3500多万亿两房债券。应该看到,直到今天为止,两房的风险仍未解除,而风险的阀门直接由美国政府控制。危机中打开阀门,让最下游的投资去买单,或是中国出于债券还会进一步贬值的预期而予以抛售,都未尝不能发生。

    4、 石油进口。从战略高度上看,石油已成为中国的软肋。美国将通过大幅提升油价,让中国以低价美元购进高价石油。特别要指出的是,出于此前经济的短期回暖,中国必然在石油需求上较前有所提高,此时还会有一个惯性效应,车不会很快刹得住。

    5、 黄金储备。金价的暴涨,使中国进行黄金储备的成本急剧摊高。中国要想避险,就只能用低价美元高价买进黄金,否则就只能无所作为。此外,有理由相信,在整个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必将实行更加严格、苛刻的贸易保护,限制中国的出口,减少自身的贸易逆差。而目前的贸易保护动议,可视之为对后续实施的一次试水。

四、何时赖

    第一阶段:美国经济出现“复苏”。时点上可能出现在今年的第三阶段。此阶段的特点:1、美国经济呈现回暖迹象;2、美元指数继续维持高位,油价小幅上涨(上限在75美元左右),金价震荡下行;3、美国借此继续兜售国债;

    第二阶段:美国迎来“更为惨烈的”经济危机。由于加引号的“复苏”本身支撑不了多久,实体上的和蓄谋中的经济危机,到来的时间不会太久。此阶段的特点:

    1、惨烈程度前所未有;2、危机进一步蔓延到实体经济;3、美元大幅贬值,石油、黄金极度暴涨,甚至超过历史最高水平;4、危机呈现后续还将进一步加剧的景象;

    第三阶段:美国经济迎来真正的复苏。可能会在明年上半年出现。其到来的具体时间点,则和上述目标达成的效果和时点相关。复苏的到来既和美国应对金融危机所作出的努力相关,也和对中国的赖账不无关系。

五、尾声

    有读者可能会问,美国会因为中国一个国家,就制造出一场危机吗?笔者这样认为:危机是自发的,而美国对危机的利用和有限度的控制则是自觉的。美国将应对危机与遏制中国间建立的联系,及基于此的诸多表演,则更是本次危机背后最大的看点。

    (笔者系独立观察家,北京钧临智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发件人:"panyi043" <panyi043@gmail.com>  2009-04-12 11:06:35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的GDP算法当中掺入了太多的水份

8%增長還是0增長?

----國民經濟GDP8%增長等於綠色GDP零增長?

王維洛

    中國政府為何一定要保八? 二○○九年三月五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向人代會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其中一個重點就是今年GDP增長目標是百分之八左右。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在兩個星期的時間內,討論的重點是百分之八的GDP增長。中國媒體宣傳的重點也是百分之八的GDP增長。一時,談論GDP百分之八增長,成為中國社會的重中之重。

    中國政府為什麼要把GDP的百分之八增長看得如此重要?中國政府為什麼一定要保八?有人認為這是政治上的需要。中國政府不是民選政府,沒有執政的合理性。最近三十年的經濟發展,GDP的高速增長,成為中國政府執政合理性的唯一依據。有人認為這是經濟上的需要。失業是中國的大問題。

    中國每年新增勞動力二千五百萬,其中三分之一在城市。要保證這三分之一新增勞動力的就業,就必須保持GDP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長。也有人說,這是心理需要。社會要安定要和諧,首先要心理安定和諧。世界各國GDP的發展都沒有中國高,GDP增長百分之八左右,能給中國老百姓「信心」。本文將從另一個角度討論這個問題,從過去幾年在中國流行一時的綠色GDP來討論:百分之八的國民經濟GDP增長等於綠色GDP的零增長。

GDP和綠色GDP

    GDP,是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縮寫,中文為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國內生產總值,中國和西方國家使用的方法不大一樣。西方國家多使用收入法計算GDP,就是從收入的角度,把勞動所得到的工資、土地所有者得到的地租、資本所得到的利息以及企業家得到的利潤相加來計算。中國主要是使用支出法計算GDP,同時也配合使用收入法予以補充。用幾個例子來解釋中西方計算GDP的不同:

    第一,比如農民家裡養幾隻雞,養幾隻鴨,養幾隻狗,西方不計算在GDP之內。中國原來也不計算在GDP之內,後來為了展示農業GDP的發展,中國就把家庭養殖、自留地的收入都計算在GDP之內。更有甚者,把農民從井中河裡取水(生活飲用水供應)、農民向院子裡潑水(廢水處理)、農民使用垃圾糞便當肥料(垃圾處理)都算做是GDP。因為這些數據根本沒有、也無法統計,都是由鄉、縣兩級政府任意估計,然後上報。

    第二,比如房地產市場上的新建的房屋,未能賣出而空置。西方國家使用收入法,空置房屋的收入未能實現,不計算在GDP之內。中國使用支出法,新建房屋雖然空置,但是支出已經實現,所以全部計算在GDP之內。中國目前起碼有六億平方米以上的空置房,以一平方米一萬元計算,就多出六萬億GDP。在中國,新建房屋的GDP,不是按照實際支出計算,而是根據國家統計局每年規定的統一價值計算。比如說,一平方米學校建築一萬元計算,雖然四川地震中坍倒的學校建築的造價只有五百元,都是按照統一價值一萬元計算。但是坍倒的學校建築並不會從GDP中減去。

    第三,西方國家私人駕車上班、購物、旅遊,都不計算在GDP內。只有購車、修車、汽車保險、汽車稅、燃料費等等在GDP中有體現。中國各地駕車都要交納買路錢,五公里、十公里交一次,都計算在GDP內。單單這一項,就為中國增加很多GDP。
那麼什麼是綠色GDP?

    綠色GDP又稱可持續收入,就是在現行的GDP中扣除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成本。具體公式為:可持續收入(綠色GDP)=傳統GDP-(生產過程資源耗竭全部+生產過程環境污染全部+資源恢復過程資源耗竭全部+資源恢復過程環境污染全部+污染治理過程資源耗竭全部+污染治理過程環境污染全部+最終使用資源耗竭全部+最終使用環境污染全部)+(資源恢復部門新創造價值全部+環境保護部門新創造價值全部)

    綠色GDP核算就是把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成本納入國民經濟統計中,用以表示社會財富真實的變化和資源、生態環境狀況。

     綠色GDP曾經是中國政府和媒體十分常用的概念。比如綠色GDP是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九五」重點研究課題。他們對北京一九九七年的GDP進行了重新計算,結果表明,綠色GDP只為傳統GDP的四分之三。換句話說,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成本,即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損失和破壞,為傳統GDP的四分之一。國家環境保護部和國家統計局也曾號稱,最終要用綠色GDP替代傳統的GDP。但是雷聲大,雨點小,隨著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的下台,這個綠色GDP也就在中國媒體中消失了。

物質資本增加 環境資本減少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國民經濟GDP確實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是為之付出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成本,也是十分高昂的。英國經濟學家沃夫德曾指出:「一個國家如果只有物質資本增加而環境資本在減少,總體資本就可能是零值甚至是負值,發展就是不可持續的。」 比如,淮河沿岸曾建有一千至二千個造紙廠,促進了GDP高速的發展。但造紙廠造成了淮河的嚴重污染。政府要求造紙廠增建污水處理場,企業建了,再一次促進了GDP的發展。但是,嚴重的污染已經使得淮河失去了自淨能力,淮河流域一億多老百姓再也喝不上乾淨水,不少居民由此得了癌症以至死亡,不少嬰兒生來就有缺陷。中央政府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把淮河污染治理作為中國環境治理的重點工程,資金投入了不少,但是沒有明顯效果。淮河水資源的損失遠遠超過這些企業所創造的GDP。

    「六四」之後上馬的長江三峽工程,其工程造價從一九九二年批准的五百七十億元上漲到一九九三年的兩千億元,對拉動中國的GDP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三峽水庫淹沒了一百多萬居民的住房和幾十座城市,這一百多萬移民要重建住房,幾十座城市要重建,這些都大大促進三峽庫區的GDP發展。但是GDP的高速發展,改變不了三峽庫區貧窮落後的狀態,因為這裡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被破壞了。最支持長江三峽工程上馬的張光斗教授寫信給中央政府,要求中央政府關注三峽工程帶來的三峽水庫水質污染問題,要求中央政府投資三千億元治理水污染問題。三峽水庫蓄水,導致了三峽水庫兩岸的地質災害問題。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指出,三峽工程上馬前,三峽庫區的庫岸崩塌、滑坡殘體和危岩體,一共有四百零四處。三峽水庫形成後水位上升、新城建設、移民安置建設,導致庫岸崩塌、滑坡殘體和危岩體迅速增多。二○○三年六月,上升到二千四百九十處。到了二○○八年底,僅重慶庫區的庫岸崩塌、滑坡殘體和危岩體就達到九千三百二十四處!水位的上升和地質災害的加重,將迫使二百五十萬至四百萬居民遷移。

從傳統GDP來看,無論是水污染治理還是移民再搬遷,這都將繼續拉動GDP發展。從綠色GDP來分析,長江三峽工程環境資本的減少,超過了物質資本的增加,總體資本是負值。

根據德國WDI的資料,一九七○年中國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約為十億噸。根據荷蘭尼德蘭環境評估機構的估算,二○○六年中國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約為六十二億噸,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長速度並不亞於GDP的增長。其實中國自己將是二氧化碳排放和氣候變暖的最大受害者。海平面上升、水資源減少、災難性氣候增加等等,都直接威脅中國人的生存環境,特別是人口密集的經濟發達地區。如果從現在起,中國把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減少百分之二,中國還需要九十年的時間,才能回落到一九七○年的排放量。

8%國民經濟GDP增長等於綠色GDP零增長

    從綠色GDP來看,百分之八的國民經濟GDP增長,等於綠色GDP的零增長。這個計算其實很簡單:中國水土流失相當於GDP總量的百分之三;中國環境污染的損失相當於GDP總量的百分之五;兩者相加等於百分之八。傳統的GDP增長百分之八,等於綠色GDP的零增長。

     中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水土流失面積達三百五十六萬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一。根據二○○八年由水利部、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聯合撰寫的《中國水土流失與生態安全綜合科學考察》報告,專家以二○○○年的數據分析認為,水土流失帶來的經濟損失,相當於當年全國GDP的百分之二點二五。水利部水土保持監測中心主任郭索彥說,根據亞行估算,水土流失給中國帶來的總體經濟損失相當於當年GDP總量的百分之四點一。取上面兩個數字的平均值,水土流失的損失約為百分之三。

    至於中國環境污染損失相當於GDP總量的百分之五這個數據從何而來?國家環境保護部對二○○四年的GDP進行分析,公佈的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綠色GDP數據表明,二○○四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五千一百一十八億元,佔全年GDP的比例為百分之三點零五;另外,要將這一年排放到環境中的主要污染物全部去除,需要付出的成本佔當年GDP的百分之一點八。兩者相加,約為百分之五。其實,這是一個十分保守的估算。原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說,這個數據僅僅是反映了環境方面的因素,還不包括自然資源的耗減因素,如果把資源與環境因素都核算全了,這個比例還要更大。

非理性GDP增長的沉重代價

    把GDP增長速度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目標,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預測經濟發展速度是經濟學家的事,而非政治家的事。再者,GDP增長速度是百分之八,還是百分之八左右,都只是數字遊戲,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百分之八的國民經濟GDP增長只不過是等於綠色GDP的零增長,沒有什麼可以吹噓的。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特別是最近十年來,中國追求的是一個非理性的GDP的高速增長,其代價是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破壞,是對子孫後代的犯罪。中國政府的任務應該是改變這種非理性的經濟發展模式。

 

 

发件人:<baiyimin001@sina.com> 2009-04-14 09:18:55 +0800 收件人: "tou_yl" <tou_yl@188.com> 抄送:标题: 上广电衰败揭秘:日企“绑架”大陆面板业

上广电衰败揭秘:日企“绑架”大陆面板业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王如晨

2009-04-09

专家解读上广电衰败

    因亏损而被上海仪电“托管”的传闻,正让上广电集团陷入一场被动。谈及这一消息,上广电集团一位内部人士有些感慨地对CBN记者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每个人都能直面这个残酷的事实。”

    他所说的“这个残酷的事实”,倒并非被“托管”传闻本身。在他看来,多年来的产业发展模式,尤其是借力日本企业发展的模式,才是急需反思的根本。“大陆面板行业,已经被日本企业牢牢绑定。”昨天早晨,日本跨国企业研究专家、《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一书作者白益民对CBN记者表示。

上广电:不自由的“龙头”

    白益民对CBN记者说,上广电集团已是一个“不自由的‘龙头’”。以上广电NEC为核心的平板产业布局,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一步步成了日本三井、住友两大财团的“蓄水池”,早已失去产业链自主性。

    白益民表示,这一局面由来已久,上广电本身的诞生、发展过程都充满日本企业力量,几已积重难返。上广电集团有着足够辉煌的历史。其前身是上海电视机厂一厂,1978年从日本日立引进中国首条彩电生产线,10多年后,上海市政府在该厂基础上组建了上广电集团。

    2002年12月,为实现产业链整合、锻造SVA品牌,同时为从CRT时代向液晶显示时代转型铺垫,上广电集团与日本三井物产签署战略合作,合资成立了物贸公司;一年后,上广电集团再度携手日本住友财团旗下NEC,在上海投资80亿元,设立第五代面板生产项目,即上广电NEC,上广电控股75%,NEC持有剩余股权。

    由于技术依赖日方,上广电NEC的技术量产部门几乎为日本工程师控制,本土员工主要是参与日常管理与业务部门。不过,当初,上广电集团的思路是:借助NEC的技术,上广电NEC负责面板,上广电光电子负责中游产品以及部分上游企业的投资,广电信息负责下游终端企业。因此,上游关键零部件、设备及材料,不得不依赖NEC在日本建起的采购关系。这意味着,除技术外,利润最高的采购端已被日本控制。而日企更是步步为营,围绕上广电NEC,逐渐建起由其控制的合资企业。

    2004年,住友金属与广电电子成立广电住金,生产电路板,上广电只拥有30%股权;2006年,住友旗下日本电气硝子与广电光电子成立电气硝子广电公司,生产玻璃基板,中方仅持有20%股份;同年,日本富士联手上广电成立上广电富士光电材料公司。日方还不动声色地向财务层面渗透。2006年,由三井、住友金融集团联手日本大和证券成立的大和证券SMBC,对上广电NEC注资2500万美元,成了新股东,以帮助其在国际市场融资,同时筹划第二条生产线。不久,大和证券SMBC则一跃成为上广电集团财务顾问。

    白益民对CBN记者说,在技术、采购被掌控之后,上广电的融资模式、未来规划也已被锁定。由于进口设备昂贵,加上每年折旧压力沉重,这是导致上广电NEC亏损的最大缘由。

京东方:自主知识产权尴尬

    当上广电遭遇托管传闻后,“有自主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成为京东方人士言必称的竞争优势。2006年争夺康宁玻璃基板落地时,面对上广电的阻击,这家公司也是打了这一旗号。看上去,它已走在自己奠定的自主知识产权大路上。

    京东方此前曾借助收购韩国现代旗下显示企业BOE-Hydis获得核心技术,由于BOE-Hydis不久之后破产,其核心技术团队早已流失殆尽,京东方的核心技术升级能力有限。

    白益民透露,液晶面板技术最早诞生在美国,但技术升级、产业化尤其是配套材料环节基本由日本人掌握。而韩国、中国台湾面板企业的专利技术,也几乎全部来自日企的转移,包括当初韩国现代旗下的BOE-Hydis,它们每年要向日方缴纳许多专利费。

    京东方规划进入液晶面板业时,最初的谈判对象曾是住友旗下的松下、三洋,但两家日企均不答应转移核心技术。这让京东方颇为无奈。事实上,京东方也早已被日企渗透多时。2003年9月,这家投资12.5亿美元的第五代面板项目在北京破土动工,2005年第一季投产。但因设备与材料均为进口,生产成本过高,加上市场竞争惨烈,该项目一投产便亏损。

    这时候,日资悄然浮出水面。当年3月,日本百年商社丸红收购京东方母公司——北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0%股权,成为战略投资者,在董事会拥有一名董事参与决策。同时,它与京东方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其中规定,丸红将为京东方提供面板所需材料、部件信息,根据需要为其吸引海外配套企业。京东方由此将采购权交给了丸红。而丸红早已在中国完成渠道布局。2002年成立的丸红信息技术(上海)公司,几年来,一直代理着海外尤其日本的材料及关键部件。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CRT仍统治市场时,丸红也曾与京东方达成合作,参与成立北京旭硝子玻璃公司,此后还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专门跟踪京东方的未来面板项目。

面板业整合之难

    中国另一座第五代液晶面板厂——昆山龙腾,更是充满日企力量。该项目由昆山当地政府、鞋子代工大王台湾宝成等联手投资。但负责初期建厂、无尘室与设备采购等关键任务的一方,却是脱胎于索尼液晶面板制造部门的NVtech公司,作为龙腾光电技术投资方,这家公司的领军人桥本孝久目前正担任着龙腾总经理。而中国正在规划上马众多新的生产线。半个多月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王勃文在上海公布了在建与规划建设的面板项目:深超创投5代线已投产;京东方、彩虹集团规划着6代线,深圳天马、京东方规划着4.5代线;龙腾、TCL规划着7.5代线;而上广电、京东方则宣称进军8代线。

    由于本土企业在设备技术环节没有核心竞争力,上述项目注定要依靠海外力量,而这给了等待技术、设备、材料输入的日本等海外企业以机会。上述项目背后,几乎全部闪烁着日企的身影。就像目前上广电与夏普的谈判一样,或许它们会要求海外合作方必须转移核心技术。但即使是拿到生产的核心技术,在大部分产业化尤其配套材料环节,本土企业仍无法完全实现自主性。

    白益民表示,在传统的合作模式中,中国企业扮演的是生产、贴牌(终端),而利润最高的环节均被日企等海外企业控制,这一模式,多年来一直重复上演,直到今日,本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没有因此得到显著提高,已经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候了。此前,上广电、京东方、龙腾曾一直试图整合,但在白益民看来,这一举动反而更像三井、住友、丸红及其旗下NEC、索尼、东芝等日企财团的背后大会师。事实上,为了更具有渗透性,这些日本财团早已在金融、技术、产业联动、产业化合作方面铺垫多时,它们之间几乎都有合资企业,已经形成了多个牢固的攻守同盟。因此,简单的规模化整合难以突破日企的封锁。

    当初,京东方无法获得技术转移,正是松下与三洋的协同阻隔。而前不久,消息人士透露,上广电与夏普的最新谈判中,中方要求必须获得核心技术转移,夏普背后的三和财团竭力阻隔,而索尼、东芝等其他三井财团下的企业也是紧张万分。

    台湾电子时报社长黄钦勇前不久在上海强调,大陆目前的路子,有点像多年前台湾地区的模式,他不希望看到大陆再走这种模式。

    “在友达、奇美与上广电、京东方之间,可以实现合并。” 黄钦勇说,这只是面板环节,两岸整个平板高度互补,台湾有技术,大陆有市场与终端,有望形成一个自主性的产业链。这也是目前业内期望的一幕。但两岸模式目前还难以真正达成,因为,台湾地区至今仍禁止面板后段业务西进大陆。黄钦勇表示,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先从行业协会,或者独立的产业组织开始做起来。不过,本土企业确实也在艰难前进。王勃文此前强调,中国在电视芯片、模组、玻璃基板、专用材料设备等环节,以及OLED领域,已有很多企业有所布局,只是成长、真正产业化,尚需时日。

 



发件人:"知原" <ctk3@qq.com>  2009-04-14 13:01:2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新社会主义宣言

知原

2009年4月13日

一、从何新转向新社会主义说起

    前几天在乌有之乡上看到《何新最新言论:用新社会主义取代新国家主义》一文,我本人对“新社会主义”这个提法是很感兴趣的,因为早在五、六年前我著的《中华复兴方略》(http://www.pc812.com/zhfx/)一书中已经构建出了“新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但这次由何新提出来着实让我甚感惊奇——何新怎么成了变色龙,又转向了“新社会主义”?上兴华论坛(最初本是我请周文帮我建立的,后来却成了何新的官方论坛)证实此文确实出自何新的言论,而并非有人假借何新的名誉发出的。

    我们知道,89之后何新站在政府这一边倡导新保守主义批判自由主义,从而成就了其人生的顶峰;2000年,正值国内民族主义运动高峰期,何新又鼓吹新国家主义,似有改变民族主义方向之意(何新与国内民族主义在当今的兴起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而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又是两种十分接近的政治思潮),并专门批评了汉网的民族主义,在“论政治国家主义”中还专门论述了为什么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定为治国理念,而必须以国家主义为本位;我们知道,何新曾对西方民主多有批评,并专门写有《“民主”为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是2008年的台湾大选给了何新极大的震撼,何新一转眼成了西方民主的热衷者,并由其助理在兴华论坛上代言要与左派划清界线,由此得罪了兴华论坛上的左派,而这些左派之前一直视何新为“同志”,另外还将何新的一些早期文章翻出来以此证明何新早年本身就是一个自由民主信徒;现在又突然转向了“新社会主义”,真让人有些不适应。几大主义都被何新玩了个遍,我不知道将何新的政治思想总结为“新爱国主义”的何新的信徒看到后会怎么想?另外,何新常爱在各种主义前面冠之以“新”,却让我们又看不到什么新东西。

    上面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但后几天的思考中我有些理解何新、同情何新了。因为,自由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这每种思想中,都确实各有自身的价值和问题,由于社会的变化、形势的变化,我们的思想在这些主义之间变动也是很正常的。我在学校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很排斥,但后来却逐渐有所认同;我以前对自由民主主义很抵触,但现在也逐渐有所接受;我以前将自己主要定性为民族主义,但现在却有所保留。我们不能苛求何新的思想一以贯之,何新敢于说出自己思想的重大变化,敢于否定自己,这是好事情。去年何新转向民主主义是受到了台湾大选的震撼,这次转向新社会主义,我想可能是受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这次美国金融危机,连我的一位并不大关心政治的朋友就说,“如果经济危机继续下去,这可以成为新共产主义革命的开端”,更何况像何新这样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人?

    至于何新常爱在各种主义之前冠之以“新”,而又未能提出什么新东西,我们也应该理解。像何新、王小东、汪晖这一代学者的意义,我想历史会证明他们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打碎改革年代自由主义泛滥成灾和一统中国的局面,为民族主义、新左派争得了一席之地。而建立完善的民族主义、新左派思想体系,乃至最后的集大成——整合民族主义、新左派、自由民主主义等思想体系,不是他们这一代学者的任务,而是我们这一代的任务。事实已证明他们做的很成功,现今民族主义、新左派已经成了两股强大的力量,正从两翼夹击自由民主主义。何新喜欢在各种主义之前冠之以“新”,说明他对各种旧的主义不满,至于提出新东西,则自然会有后来者们去完成。

    至于思想体系的构建,我认为目前正在我们这一代的人中进行着,有的已经基本构建出来了。比如民族主义,我们从汉网那里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成体系的理论框架——以汉服为复兴传统文化的契子,论证汉族血统的纯真性、汉文化的优越性,批判伪中华主义,批判蒙元满清侵略者,与满独主义、疆独主义、蒙独主义、藏独主义等各种分裂分子做斗争,主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等等。尽管是以大汉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复古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但思想体系在他们那里已经基本构建出来了却是事实。这是我对汉网比较关注、比较感兴趣的重要原因,但我本人并不是大汉主义者,也反对复古,在一些重要观点上也和汉网存在根本分歧。比如,汉网的民族主义持血统论,而我却一直极力批判血缘治国。另外,我以前从士柏网的公主那里也曾感觉到了成体系的民族主义理论。而这是在被号称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旗手的王小东那里看不到的。

    何新说,“我建议你们有信仰有良知的年轻学者研究新社会主义”“我何新老病无能,无力对此身体力行”,我相信何新这里的话是很诚恳的,是发自内心的心声。何新将研究新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我们这一代的年轻学者,我相信我们这一代的年轻学者是不会辜负其所望的。

二、我心目中的新社会主义

  何新号召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研究新社会主义,既然是新社会主义,当然也就同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这两大旧社会主义是不同的。我前面已说过,早在五六年前我的《中华复兴方略》(http://www.pc812.com/zhfx/)一书就已经构建出了新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如果以“新”的标准来看它是完全够得上资格的,只是它不一定是何新心目中的新社会主义,而只能算是我的一家之言。不过从这些年的宣传来看,其中的一些观点已逐渐被一些网友接受,并在使用其中的部分概念。

  我在《中华复兴方略》一书中构建的新社会主义基本框架是这样的:

  1、将所有制概念从经济领域扩充到政治领域,提出了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的新概念,认为我们以前所说的公有制、私有制只是经济公有制、经济私有制,而忽视了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这种更为重要的公有制、私有制。

  何谓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呢?就是指建立在权力或社会地位公有、私有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制度。wdyan网友看了我的《论政治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应当用“权力公有制”、“权力私有制”代替知原的“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他讲的理由完全是错误的,我认为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和权力公有制、权力私有制的差异,只不过一种是宏观性概念,一种是微观性概念的差异,两者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后来网友们通常用的是权力公有制、权力私有制这样的微观性概念。

    同理,“经济私有制”和“经济公有制”则是建立在财产的“私有”和“公有”的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制度,它们的微观性表述就是财产私有制、财产公有制。这种概念的扩充会让我们弄清楚很多重大问题,我们将在下面看到。

  如果我们按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的概念来看,民主制显然是一种政治公有制(权力公有),而专制制则是一种政治私有制(权力私有)。近代西方的民主运动是一种反专制,建立政治公有制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则是继“政治公有制”战胜“政治私有制”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的运动——“经济公有制”战胜“经济私有制”的运动,只是这场运动,目前只取得了一半胜利——在西方国家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

  自由民主主义者一般都认同民主制是一种政治公有制(权力公有制),但他们却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经济公有制(财产公有制),信奉经济私有制(财产私有制),认为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除非他们像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认为矛盾是合情合理的,而不是要解决的问题,否则他们是不应该容忍这种矛盾的。然后,他们却又是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强烈否定者。这是自由民主主义的要害,他们要坚持民主制就没有理由否定经济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相反他们更应该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上述观点主要集中在《中华复兴方略》一书的《论政治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再论政治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民主制与公有制》等文里面。

  2、区分出了个人性质的私有制与家族性质的私有制的区别。

    传统的私有制是个人性质的生产资料意义的私有制,即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私有制的标准,是看生产资料是否归个人私有,如果归个人私有,那么就是私有制;如果归社会公有,那么就是公有制。

  而家族性质的私有制是看权力和财产是否实行的是世袭制,如果权力和财产是在家族(血亲)中世袭,那么这种制度就是私有制社会;如果都不能世袭,那么就是公有制社会;如果权力不能世袭财产能世袭或财产能世袭权力不能世袭,那么就是半私有制半公有制社会。

  我个人更喜欢用家族性质的标准来论述人类社会的演变和分析社会问题,因为我认为如果权力和财产是完全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获得的,那么这样的社会是合理的。一个不合理的社会是,权力和财产是子女从父母那里直接继承来的。因为这样使得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完全失去了意义,人的命运完全由其父母决定。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悲剧都是由此造成的。

  因此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消灭财产世袭制,而近现代西方的民主运动的重要作用就是消灭了权力世袭制,这是很多人没搞清楚的。事实上,近代西方自由民主学说的始祖——洛克,其著名的政治著作——《政府论》,就是以批判君权神授说和王权世袭制而开始构建其自由民主理论的。

  当然,从个人角度批判私有制,与从家族角度批判私有制,从而构建公有制社会,这两者是有很紧密关系的。一个是基于人的生存,另一个是基于人的繁衍。人需要生存所以必然有私利性,这是私有制产生的人性论基础;另一方面人还需要延续,所以必然有血缘关系,这是私有制得以延续和发展壮大的家族基础。消灭了权力和财产的世袭制,私有制就无法延续和发展壮大;消灭了人的自私本性,私有制就无法产生。但消灭权力和财产的世袭制,我们只要改变社会制度就行了,而消灭人的自私本性却需要我们改变人性,这至少是我们目前无法做到的。因此,社会主义者更应该从家族角度批判私有制,而不是从个人角度批判私有制。

  很多私有制的拥护者也都是从人的自私本性角度为私有制辩护的,他们认为我们无法改变人的本性,因此也就无法否定私有制。但他们忘了,人是一种群体动物,而不是老虎之类的个体动物,既然是群体动物,那么其本性就不仅仅只有私利性,而还必然具有利他性、共利性。也正因为人的群体性,所以人类社会必然具有公共领域,而这一公共领域不仅包括公权领域,还应当包括公产领域。

  如果说民主制的作用是将独裁者家族霸占的公权领域(他们是将这当作自己的私权领域的,居然还有很多傻瓜认同了他们的这一观点)回归公共领域,那么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将少数富人家族霸占的公产领域(他们也是将这当作自己的私产领域的,居然也还有很多傻瓜认同他们的这一观点)回归公共领域。

  传统社会主义者一直持有的观念是,能使社会财产增值的生产资料应属于公产领域而不应被少数富人霸占为自己的私产领域,而消费资料则应保留为私产领域。新社会主义在继承传统社会主义者的观念后,还要强调,消费资料虽然保留为私产领域,但只能供自己享用,而不能世袭,从而导致子女的命运完全由其父母决定,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

  3、认为新社会主义社会是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下的能力治国社会。

  将社会主义与能力治国联系起来肯定会让很多人感到纳闷,但从科学的角度讲,这恐怕是唯一能站得住脚的。一个理想的、合理的社会绝非是平均主义的无差异社会,如罗素所说,这样的社会是缺乏生机的、令人生厌的,而是按每个人的能力、兴趣、爱好、性格等特点,最大程度、最合理的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的差异社会。

  差异的作用是能使人们之间相互互补、分工协作,人类社会正是靠这种差异互补、分工协作才凝聚成一个强有力的利维坦——国家的。而人和人之间最有价值的差异就是能力的大小和种类的不同。另外,人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其兴趣、爱好、性格等与其能力的大小、种类差异一般是相匹配的。这就使得一个能力治国的社会才是最符合每个人的特点的社会。因此,新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下的能力治国社会,而非其它。

  社会主义社会从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理想社会、合理社会的代称,孔子的大同社会、墨子的尚贤尚同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督教的天堂都是其古代诉求。只是伴随着新科学、工业文明在近代西方的诞生和发展,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一些人开始相信,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将要到来,并以实际行动为之奋斗,而这在古代最多只能想象一下而已。

  这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说到底是科学乐观主义的产物,从科技进步的角度讲,这种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完全可能的。

  在古代,人类一直面临着马尔萨斯难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远远高于获得食物的能力(其实一切生物都面对这个难题),只有疾病、灾害、战争这样能大规模死人的方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必须大规模死人的社会当然不会是好社会。近代西方的科技进步使得一些人相信这个难题能够不通过死人的方式解决了,而是通过生产力的极大提高。

  但说了大家可能会很惊讶,科技进步解决这个难题更重要的手段是避孕技术,而不是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生产力提的再高恐怕也很难超过人口的自然增长速率,反倒用避孕技术降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更有助于解决这个难题。再结合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实现“物质极为丰富”、基本生活物质按需分配的社会是完全能实现的。

  不过,即使是这样,我觉得一个“按每一个人的能力、兴趣、爱好、性格等特点,最大程度、最合理的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的差异社会”,也要比“平均主义的无差异社会”更好。因此,按需分配只能是基本生活物质,而不能是其它,其它东西还得靠每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去获得。其实现今的福利国家制度已经实现了基本生活物质的“最低保障”制度,离基本生活物质的按需分配已不远了。

  共产主义社会绝对不能是“平均主义的无差异社会”,而应是“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下的能力治国社会”。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可以看作是对“能力治国”的另一种表述。

  4、提出了第三波社会主义运动的概念,只是由于当时正处于苏东社会主义崩溃后,社会主义成了“20世纪最大的讽刺画”,以美国为代表的被称之谓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值高峰,因而底气不足。

  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又沉重的打击了资本主义,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确实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就是走向社会主义。上次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一半转变。这次金融危机,西方国家的振救方法是“国有化”,如果国有化得以完成,那么西方将转变成真正意义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相反,苏东等国所建立起来的是有极大问题的社会主义。

  其实按个人性质的生产资料意义的私有制概念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早就不是其初期的个人私有制,而是股份制,股份制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现今,美国金融危机的振救方法向我们展示了股份企业的最终出路——在其运转不灵,发生大危机后,由政府出面振救而国有化。个人私有制→股份制(集体所有制)→国有制(公有制),是西方企业发展的轨迹。

  当然信奉自由主义的人一般对国有制抱不信任的态度,我认为这是他们对其民主政治制度缺乏信心导致的。国有制(公有制)是一种政府性经济,只要能管好政府就能管好企业。相反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之所以失败,我认为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没能管好政府,没能建立民主制这种权力公有制,从而使得国有制变成了官员所有制。经济公有制必须建立在政治公有制之下,如果是建立在政治私有制之下,那将是一种最糟糕的制度——不能管好政府,从而导致企业也犯同样的毛病。

  按家族性质的私有制来看,西方国家同样也是在走向社会主义,比尔?盖茨、巴菲特这些顶级富豪都不愿将其财产世袭给其子女,而是“裸捐”,他们以实际行动在向我们宣告新社会主义即将到来。

  5、论述了新社会主义是中西方等一切文明的最终归宿:

  我前面已经说了,我认为的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下的能力治国”社会,但我在《中华复兴方略》一书中并没有使用“新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而是直接使用的“能力治国”社会、“理想国”这样的概念。

  我在《中华复兴方略》/《能力治国与血缘治国》一文中论述了,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血缘治国(权力世袭制、财产世袭制)经历了一个倒“U”字型发展历程,能力治国则经历了一个正“U”字型的发展历程,人类未来社会必然是完全能力治国的社会。

三、用新社会主义整合自由民主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

    自由民主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是当今中国的三大政治思潮,我认为他们可以用新社会主义来整合。

    新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是“政治公有制+经济公有制”,而民主制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公有制(权力公有制),因此自由民主主义本应是新社会主义的最佳拥护者。但由于自由民主主义者很多都继承了他们的理论始祖——洛克的错误,一方面极为崇拜民主制,另一方面却又极为崇拜私有财产权,认为私有财产权是民主制得以建立和保障的基础。

    在近代民主政治中,确如洛克所说,保全私有财产是设立民主政治的原因,因为当时的“议会民主”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在与国王的斗争过程中逐渐建立的,他们建立“议会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保全他们的财产”。洛克的政治理论正是对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总结。但问题是这样的民主只是少数资产阶级享有的民主,在这一阶段的民主社会里,只有财产达到一定数额、缴纳了高额所得税的人才享有民主权利,广大无产者、妇女和某些种族是不享有这种民主权利的。这种所谓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资主”,即资产阶级作主。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逐渐壮大起来了,但是直到19世纪广大工人仍然被排斥在议会大门之外,因此争夺选举权成了广大工人阶级的现实所极需。作为代议制基础的普选制是英国最先提出的。在大宪章运动中,广大工人阶级提出了,实现选举区平等,废除财产的资格限制,男子应有选举权。但是即使这些并不彻底的要求,在英国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逐步实现的。1832年关于改革英格兰和威尔士代表制的法令通过后,当时20岁以上的居民中只有7%的人享有选举权。1867年选举改革降低了财产资格的限制,享有选举权人数的比例提高到16%。1884年再次降低财产资格,具有选举权的人提高到28%。1918年规定30岁以上的妇女享有选举权,这一比例提高到78%,直到1970年才实行18岁以上的男女公民平等地享有选举权。由此可见,在英国,仅普及选举权就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国家,但直到1974年才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18岁以上的男女平等地享有选举权。而在美国,达到这一标准已是1971年。

    从近现代西方民主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最初的民主只是极少数男性资产阶级的民主,广大人民是不享有民主权利的。民主只是在摆脱了财产、性别和种族的限制之后才成为广大人民的民主。如果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享有民主权利,这样的民主制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只有消除了财产、性别、种族对民主权利的限制的现代民主制才是我们追求的,而英、法、美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达到这一标准。我们现今的许多民主主义者还仍然张口闭口私有财产是民主的基础,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民主,真不知道你们是生活在现今,还是生活在洛克时期?你们难道还想恢复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想为资产阶级张目?

    正如被尊称为二十世纪的智者——罗素所说,洛克政治哲学的缺陷是财产崇拜,在未来洛克的政治哲学还会适用,但私有财产观不会适用。因此自由民主主义者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当前世界普遍建立了民主制这种政治公有制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追求经济公有制,从而成为新社会主义的最有力支持者。

    在当今中国,新左派的成份十分复杂并缺乏强有力的统一的理论武器,这是自由民主主义瞧不起他们的重要原因。但事务是发展变化的,如果说以前的新左派缺乏自己的东西,都是套用西方左派、老左派的一些理论作为武器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创建一种新的完善的理论,并将新左派的各分支统一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认为新社会主义很可能就是这样的理论武器,因为左派本身就属于维护社会主义的一派,新左派当然就应该维护新社会主义。老左派的社会主义已被历史证明是有极大问题的,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而不应该是我们继续维护的对象。

    新左派应当认识到老左派的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将经济公有制建立在了政治私有制之下,从而将其没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权力不属于人民,而属于少数集团所有;缺乏监督等)带入到了经济问题之中,造成经济公有制变成了官有制,变成了少数集团所有。新社会主义认为经济公有制必须建立在政治公有制的基础上,必须先政治公有制再经济公有制,而不能相反。因为经济公有制是一种政府性经济,必须先建立良性政府,才能保障经济的良性运行;如果是建立在恶性政府之下,那么必然导致的也是恶性经济。

四、政治私有制+经济公有制是一种最坏的组合

    事实上,“政治私有制+经济公有制”是一种最坏的组合——比“政治私有制+经济私有制”的组合更坏。因为“政治私有制+经济私有制”的组合,广大人民虽然没有民主权利,但却还能有自己的财产,但“政治私有制+经济公有制”的组合,经济公有制变成了官有制,广大人民不仅没有了民主权利,而且也失去了财产。只有在政治公有制之下才能建立真正的经济公有制,因为实行政治公有制,政府属于人民,政府所管理的财产才能真正属于人民(公有),才能得到有效管理和服务于人民。

    民族主义的最基本诉求应该是强本民族、强国,然后再进而强世界。而强本民族、强国的最重要方法是建立最先进、最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新社会主义提出的“政治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的组合正是这样的制度。因此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应当统一在建立新社会主义、建立“政治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的大旗之下。否则是很难成气候的。

    民族主义不应该是面向过去的、复古的、不健康的民族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主义应该是面向未来的、胸怀开阔的、健康的民族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才是中国的希望。我们必须认识到,近现代西方文明、工业文明是一种比中国古代的儒家文明、农业文明更高级的文明,我们应当积极吸取其中的有益成份,剔去其糟粕,从而为本民族的进步而努力。

    当然,我们也应该从中国传统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成份,比如郡县制和科举制。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要比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和封建制更优秀,西方的地方分权的联邦制是我们要摒弃的,我们早在二千多年前的秦朝就摒弃了地方分权的封建制,现今千万不能让它以另一种形式——联邦制而死灰复燃。我们不能在学习西方优秀文明的同时将其糟粕也学进来了。

    科举制则是中国古代取代权力世袭制而发明出来的一种优秀方法,这也是我们要继承的。事实上,现今的西方官员分两大类型: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是通过民主选举或民选机构任命产生的,事务官则是西方学习中国古代的科举制而建立的现代文官制的方式产生的,并且事务官占了绝大部分。但不论是西方的有益成份,还是中国传统的有益成份,都应该包容在新社会主义、“政治公有制+经济公有制”这一组合之下。因为只有这一组合才是中西方等一切国家民族的最终出路。

    我们现今比西方落后,因此建立新社会主义、“政治公有制+经济公有制”更是我们的迫却需要,我们只有赶在西方之前建立了这种最先进的社会制度,超过了西方,我们才有资格对西方说不,才有资格进而强世界,从而为世界人民的发展做出有益贡献。

    [大军网站编者按: 作者没有搞明白,只要有了真正的政治公有制,就会解决经济私有制的问题,政治公有制会动用税收、社保等等手段均衡国民财富,保障社会的均衡发展。所以,不一定非要经济公有制,因为经济公有制会导致社会发展缺少动力,缺乏效率,公职人员很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上人类难以克除天然的私欲,这种社会也会产生很多问题。]

 

 

发件人:"panyi043" <panyi043@gmail.com>  2009-04-12 11:06:35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的GDP算法当中掺入了太多的水份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委内瑞拉总统发人深省的演讲

乌戈·查韦斯

2009年4月10日

刘婷(南京大学历史系) 摘译

    来自巴西、拉美、加勒比国家的人们,来自北美、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人们,你们都怀着“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这样一个梦想,并且在为之奋斗着。我提议向地球上所有的人民,尤其那些正在抗争的人民,那些和我们有着相同和相似梦想的人民,致以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在世界社会论坛这里,我非常荣幸有机会向大家表明:要拯救整个世界,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但首要的一点就是促进南方的觉醒。或许很多北方国家并不理解这一点,但北方的未来依靠南方。因为如果我们真的不能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如果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刺刀下,在布什先生的毁灭性轰炸下,我们不幸失败了;如果南方没有足够的力量、觉悟和必要的组织来抵御新帝国主义的进攻;如果布什主义被强加于整个世界,那么,世界将直接被毁灭!

    现在我来阐释一下最近在委内瑞拉所发生的事情。2003年,即我上次来阿雷格里港时,我们当时仍处在抗击帝国主义的激烈战斗中。帝国主义分子破坏了炼油厂、油塔和输电网络,他们妄图用饥饿来制服我们,妄图引爆我们国家的内乱以驱逐我们自己的政府和总统。

    在经历了军事政变后,经历了帝国主义的恐怖和侵略后,经历了经济入侵和资本外逃后,我们冻结外汇交易长达两周,在这两周之内,我们建立了严格的系统来控制外汇交易。两年过去了,这一系统运行良好,没有任何失灵迹象。金融投机和资本外逃已迫使不止一个国家宣布破产,委内瑞拉则通过控制外汇交易使自己免遭其害。

    在那段时期,我们身陷战斗之中,没有什么能保证我们必胜,但我们坚信自己有获胜的希望。人民和武装力量支持我们,石油工人支持我们。他们以保护石油为己任,前往接管炼油厂,接管油田和输油系统。全国人民,还有士兵们向委内瑞拉的资本寡头们庄严宣告:委内瑞拉人民没有屈服,而且永远不会屈服!

    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残酷地压迫我们:经济破坏,媒体恶意诬陷,制造社会动荡;恐怖主义,炸弹,暴力,流血和死亡;策划军事政变,操纵各机构制造国际压力等。他们企图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将委内瑞拉变为一个附属国;他们企图扶植一个只知道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殖民总督;他们企图建立一个凌驾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宪政之上的跨国政权。所有这些,都被我们抵制了。

    2003年,委内瑞拉收回了自己的石油公司,而在此之前它一直掌控在委内瑞拉的寡头和美帝国手中。那是一场真正的战斗,涉及经济、社会、媒体、技术、民众甚至军事等各方面。

    在刚刚过去的2004年,我们直接拨款40亿美元用于社会投资,用于发展教育和健康事业,用于提供小额贷款,用于为赤贫者建造房屋等。举两个例子就够了,我们已在实施一项特别的奖学金制度。我们已号召每一个委内瑞拉人去学习,实际上每个人都在学习,无论祖父母辈、儿女辈还是孙子辈。没有完成小学教育的正在完成小学教育,没有完成中学教育的正在完成中学教育。无论男男女女,也不论他是50岁、40岁、20岁,还是80岁、90岁甚至更老,他们全都在学习。这些人当中,99%的人是穷人或赤贫者,很多人生活境遇悲惨。为此,我们创立了奖学金制度。我们每月发放50万份奖学金,每人每月100美元,我们每月的奖学金拨款达5000万美元。新自由主义者说我们正在白白浪费钱。此前,这些钱总被他们从我们这里窃取过去;但现在,我们把这些钱分发给穷人,以提高他们的自立能力,帮助他们战胜贫困。

    这只是革命反攻的一小部分。今天我们有了城镇医疗救助团,这是一项人人参与的全国性改革运动,市民、军人、年轻人、老年人。各种团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社区组织等都参与进来。城镇医疗救助团还得到古巴的援助,近2.5万名古巴医生(包括牙医)活跃在委内瑞拉的赤贫区。所有的医药费用都由国家开支,人们不用花一分钱去看医生;人们还可以免费使用交通设施、通讯系统、流动健康中心以及各种医疗设备等。这些开支的大部分来自石油业的收入,此前这些收入都流到了国外。整个2004年,城镇医疗救助团共向5000万病人提供了完全免费的医疗服务和药品。

    委内瑞拉革命的另一个例子,就体现在刚刚成立一年的玻利瓦尔大学的学生身上。这些孩子多年来一直等待上大学的机会,但始终不能如愿,其原因在于大学都被私有化了。这是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案。卫生系统也被私有化了。其实这些都是不能私有化的,因为健康、接受教育、洁净水、能源、公共服务等都是基本的人权,所有这些都不能够转让给否定人民权利的私人资本。

    我日益坚信的是我们需要越来越少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我毫不怀疑超越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但我必须补充一点,即资本主义不会从内部超越自己。资本主义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超越。超越资本主义强权的道路在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平等和正义。

    有些时候,帝国虽然没有被我们包围,但是从内部一点点地腐化了。总有一天,内部腐化将根本上摧毁美帝国。巨人哥里亚不是不可战胜的,帝国也不是不可战胜的。三年前的美洲国家首脑峰会就像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唱诗班,只有我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唱反调。今天,几乎没有人敢再为新自由主义模式辩护了。帝国的外衣之下掩盖着许许多多的缺陷,意识形态方面的缺陷非常明显,经济方面的缺陷也很明显。种种迹象表明,更多的缺陷还会日益暴露出来。

    这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拉丁美洲,它已不再是五年前的那个拉丁美洲了。出于对在座各位的尊重,我不能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国内局势妄加评论。在委内瑞拉,特别是在最初的两年间,许多狂热的支持者批评我,让我的改革步伐再快些,再激进些。但我认为时机未到,因为改革的过程总是要一个一个阶段地来推进。改革步伐的快慢不仅仅与国内形势相关,更与国际形势相关。我相信,卢拉和巴西人民,基什内尔和阿根廷人民,巴斯克斯和乌拉圭人民,将与我和委内瑞拉人民一起,共同为拉美联合之梦的实现开辟出一条道路。

    切-格瓦拉曾经说过:现在我们艰苦斗争,但未来一定属于我们。“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让我们为之共同奋斗吧!

 

危险至极!官员正在成“公敌”

傅一河

2009年4月

原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多年前有民谣:官员一个挨一个杀,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有漏网的。每天的报纸你看看,那一段丑闻没有官?民间仇官,那是官员自己挣来的。瞧:温州官员低价购拆迁安置房,改建指挥部49人买房。

  网上发帖披露老家河南灵宝非法征地,遭当地警方跨省追捕,在看守所被囚8天。贵州习水县7名基层官员不是嫖宿,而是强奸,因为很多女孩子都在14岁以下。

  新疆天山网评论编辑王大豪以“豪哥”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批评乌鲁木齐教育局要求小学生背会市委书记的名字。这篇评论经中国青年报报道,他被迫辞职。

  中国博士,世界第一,而官员居多。近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拒绝授予奥巴马学位,理由是他刚刚就任总统,“没做任何应得荣誉学位的事”。中国官员的博士文凭,来得太容易。

  官员,什么好处没有你?捞文凭,享“二奶”,公费出国赏色情,玩赌博,一把手气,泡洋妞,醉生梦死,还要成为“逃跑书记”。有的拿到了美国护照,有的建立了“跨国家庭”,你做裸官好惬意!

  官员,台上你口口声声说社会风气不好,百姓仇官,洪洞县里没好人。言下之意,你怨百姓瞎了眼,猪油蒙了心,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再言下之意,是你们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让百姓吃饱了肚子,百姓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没了良心。

  你们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到“不明真相的群众”身上!根子就在这里:是百姓养活了你们,不是你们养活了百姓。有总理的那声怒吼为证;“人们养你们,你们看着办!”

  下岗的,失地的,失去家园的,无数访民一次次上访,一次次被打回原籍处理,信访官员都是些中国太极高手。人生一世几十年,花上几十年去上访,有什么意思?竟然被孙东东那样的无耻文人说成“精神有问题”,活该被送进精神病医院,享受人道主义保护。

  重庆一外来家庭,女主人死亡三天,一对孩子便饿了整整三天,差点饿死。85%农民工看病首选黑诊所,因为便宜,大医院看病太贵。河南民权乡下孩子患了手足口病,家长没带够钱(或说就是交不起住院费),医院拒绝救治,而失去幼小的生命。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矛盾尖锐,改革越来越成为负面的东西,官员日益成为人民“公敌”--这已经很危险了。

    怎么办?拯救官员!

  “三讲”讲到哪儿儿?三个代表代到哪儿了?今天惩治贪官远远没有超过朱元璋同志的水平。《人民日报》说的很对,“郡县治,天下安”。不折腾基层百姓,不与民争利,才是好官。说句大实话,培养一个官员不容易,要吃农民伯伯多少粮食,要穿工人叔叔多少衣服,培养到后来不仅党性没了,连人性也没了,丧了组织,甚至丧尽天良。有的官员高喊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和平演变”,有的官员瞎嚷嚷“警惕网络汉奸”,看看他们犯罪的轨迹吧,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还是自己腐败的?他们才是真正的“汉奸”,共产党的改革成果,已经被这些贪官侵占;共产党的天下,将要被这些腐败群体毁灭,而绝对不是“不明真相的群众”。

  勤劳、善良、有文化、有思想的中国公民,已经很不高兴了。这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官员添乱,居心险恶,罪大恶极。逃的想逃,溜的想溜,想摇身一变的摇身一变,想让“城头变幻大王旗”,让百姓一次次为腐败买单,用血汗钱,用养老钱,用风雨飘摇的日子。把监督官员的权力,交给公民吧!单是建立起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一项,就可以割除多少个毒瘤子,减少多少官员胡作非为的腐败。

 

 

从蒋经国到戈尔巴乔夫:因顺应世界潮流而伟大

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王利平

2009年4月

原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人类社会自进入二十世纪后,民主宪政大潮滚滚而来,澎湃地奔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领袖,都面临顺应还是抗拒世界大潮的历史抉择。蒋经国和戈尔巴乔夫,两个极权社会的领导者,本可以像过往历史中的其他独裁者一样,为了不失去自己手中的权力,抗拒世界大潮的到来,如果这样,他们的结局就是湮没在世界大潮里,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很快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然而,蒋经国和戈尔巴乔夫毅然告别极权,让台湾和前苏联融入到世界民主宪政大潮之中。如今,台湾已成为"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蒋经国先生已离开这个世界二十二年,台湾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不仅仅是台湾地区而是中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都应该缅怀的伟人。同样,前苏联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戈尔巴乔夫,这位带领他们奔向自由的人。

一、蒋经国——亚洲和世界民主灯塔的奠基人

  2008年3月22日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开票后,美国总统布什在给马英九的贺函中赞誉台湾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这与蒋经国先生当年推动民主改革、解冻两岸关系,有绝对的关系;没有蒋经国先生奠定基础,台湾在国际间就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与形象。

  1972年蒋经国先生接任行政院长后,开启了16年的"经国之治"。1972年到1988年,成为台湾发展的关键时期。蒋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6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动十大建设,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1986年10月7日下午4时,蒋经国先生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发行人葛兰姆(Katherine Graham)女士及其友刊《新闻周刊》(Newsweek) 的记者,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陪见。那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经国先生沉稳地告诉外宾:"我们准备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开放组党。"负责传译的马英九,一字一句审慎地翻成英文,马英九自己整个人感觉犹如遭电流通过般的震撼,他告诉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台湾历史。"9个月之后,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先生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同时正式解除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台湾脱离非常时期,回归宪政常态,终于迈出了一大步。

  马英九回忆到:"经国先生宣布解严后,各机关忙着制定"国家安全法"。有一天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来问我,'到底将来管制的尺度如何拿捏?'几天后经国先生接见完外宾后问我:'有什么事吗?'我就向他报告,新闻局在讨论这个问题,希望能请示一下。经国先生说:'既然要解严,当然就是越来越宽,不能越来越严,我们绝对不能换汤不换药!'我就赶快告诉张局长,他听了很高兴。后来也印证了经国先生的谈话并非随兴所至。他说过'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那一次我很感动,因为他态度坚定,语气诚恳,一听就知道是真的要走向自由民主的大道,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蒋经国先生是一位前瞻、魄力的领袖,他曾说过:"权柄,很容易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他也说过:"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再做总统"。他还说过:"世上没有万年的执政党,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

  1988年1月13日下午,蒋经国先生辞世,蒋经国逝世那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1988年1月30日公祭当天,马英九父亲鹤凌先生奉派担任宣读祭文的工作,当他读到 "其任劳怨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其赴事功也,敢行人之所不敢行。呕心沥血者垂四十载,其所树立,实来者之典型。"这段文字时,现场多人啜泣落泪。20年来,仅2240万人口的台湾,每年有100万人前往蒋经国暂厝的大溪凭吊。

二、戈尔巴乔夫——带领前苏联人民奔向自由的人

  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报告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苏式)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层地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经济改革方面,他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只有实行私有化,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才能"恢复社会公正",同时果断推行政治改革,取得了三个重要成果: 1、解除舆论控制,实现了言论自由; 2、开放党禁,形成多党;3、 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国家趋向法治化。戈尔巴乔夫果敢的改革举措,终于撬动起苏联帝国这块巨大的顽石,各加盟国家纷纷掀起了民主化浪潮。

  1990 年和1991年春天,立陶宛、格鲁吉亚决定脱离苏联。1991年8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亚美尼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决定脱离苏联。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呼吁苏共中央"做出艰难然而诚实的决定,即自行解散"。次日,苏共中央和书记处解散,执政74年的苏共由此下台。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和武装力量总司令职务。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正式解体。

  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说:"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后悔他所做的一切,他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戈尔巴乔夫最终使地球上1/6地区的居民汇入世界民主大潮。

  从蒋经国到戈尔巴乔夫,人们看到,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大潮前,在关乎人民福祉的历史抉择前,一个地区或国家的领导人最好的选择就是顺应世界大潮。正是由于蒋经国和戈尔巴乔夫顺应世界潮流,他们因此而伟大,因此而被人们永远铭记在心。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04-15 10:13:2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参考:言论自由是宪法制度下每个公民的权利,但要什么样的言论自由,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认识上的缺失,有必要补上这一课.请大军网选评 发件人;西村烟树 (转贴)

    大军中心编者按:官僚学者说假话还是有情可原的,因为政治有时就是要靠假话来维持。当前的问题是,一些官员和精英出来说胡话,说混帐话,这就会引起人们更大的不满和痛斥。中国精英之所以骄横到说胡话和混话的地步,其根本原因是欠教育,欠揍 ,即欠民主政治的教育。在一个没有民权的国家,他们高贵惯了,飞扬跋扈惯了,所以才导致他们说话如此令人反感。网民骂两句还算轻的,要是在那种可以游行示威的国家,这些砖家和叫兽可能早就人身不保了。不是被人扔鸡蛋,就是被人砸石头。]

没有说混话的自由,也无权保持沉默!

杨恒均

2009-4-15

    最近有朋友来访,说网民真厉害,一会对口不择言的官员群起而攻之,转眼之间又对信口胡说的专家学者紧追不放,他也注意到,连我都耐不住寂寞,加入到批评一些官员和学者的网民行列,从乌鲁木齐书记到福建政协领导,从副外交部长再到北京大学的教授,我都口诛笔伐了一遍。

    然后,朋友说出了他的担心,如果那些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在公共场合积极表达意见的官员和体制内学者,说了错话就被揪住不放,会不会使得今后所有的官员和专家学者都保持沉默?或者象以前一样照本宣科,又或者干脆啥也不说?如果那种情况出现,不是更加不符合公众的利益?

   朋友最后带点质疑的口气问我,当你们这些网民在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力的时候,那些官员和体制内学者们的言论自由是不是也应该受到保护?

    有这种看法的大有人在。我听说某大学担心孙东东事件重演,竟然对专家学者们下了禁声令:今后不得私自接受媒体采访。而据说,深谙明哲保身为官之道的官员们一早就噤若寒蝉,闷声发大财去了。更有甚者,我还听说日前在北京一大牌专家学者们的聚会上,这些“砖家”和“叫兽”们个个忧心重重,担心稍微不小心自己也重蹈了孙东东的覆辙,说到后来可谓群情激愤,大有联合起来为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而限制网民们自由言论的势头。

    对于这种情况,我首先说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我认为,网民们虽然对官员和体制内的专家学者们显得浑身上下哪儿都敏感,有时甚至“很黄、很暴力”,看上去颇似“多数人的暴政”,但迄今为止,我不但没有看到任何乱象,而且感觉到有中国特色的言论自由正在萌芽开花之中。

    所谓言论自由,是公民个人表达意见的自由,绝大多数时候是个人相对于政权和强势集团而言的。官员和体制内的专家学者本来也应该和普通公民一样享受相同的言论自由。然而,由于这些官员和体制内专家学者的特殊身份,他们的公开发言多少代表了政府或者执政党而受到严格的限制。即便不代表政府,由于他们是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公务人员(或者研究人员),他们的“自由言论”也不应该与纳税人的利益和情感相抵触。这是当我们谈论言论自由的时候必须意识到的基本常识。

    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插曲,并没有引起外界应有的关注,但却很能说明问题。麦凯恩选的副总统候选人佩林在一次访谈中对奥巴马使用了稍带有污蔑性质的语言,结果被美国一个大媒体抓住不放,大肆抨击佩林说话过分,犯了严重种族歧视的错误。这件事对佩林的支持率有一定影响,所以,她感到很委屈。

    在稍后的一次记者会上,佩林指责这家媒体严重违反了美国宪法补充条款,侵犯了她作为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她说,难道我想表达意见都不行?难道我没有言论自由吗?

    她的话一出口,我已经感觉到她犯了大错误,但直到后来美国媒体出来指出他错在哪里,我才彻底明白过来。原来,作为一位美国普通公民,谁都有批评奥巴马的言论自由权(只要不人身攻击),甚至可以喊他黑鬼,这些是美国人的天赋人权。可问题在于,当时佩林虽然不是副总统,但却是副总统候选人,她已经受到联邦调查局严格的保卫,她已经不再是一名普通的美国公民。

    作为使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保护的副总统候选人,她已经失去了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应该享受的言论自由了!而且更糟糕的是,作为一名副总统候选人,她竟然去批评一家媒体对自己的批评——正是她自己在侵害一家媒体的言论自由权!面对强势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任何个人和媒体,都拥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权。言论自由,不是国家、政权和政党对个体公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是正好相反的。

    佩林只是一位副总统候选人就被剥夺了如此之多的“言论自由”,可以想象台上的总统和副总统就更是没有多少自由的言论可言了。而且,更有趣的是,由于你是纳税人的钱供养的,你不能享受充分的言论自由不说,你还不能保持沉默,在很多问题上,你必须表态,你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你的解决办法。这方面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身为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必须面对镜头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和那个女人有过性关系吗?

    可怜的克林顿,他哪里有权保持沉默?可他又不想说自己用雪茄烟弄过那个女人,于是他说了假话:我没有和那个女人性交过。

    其实,上至美国总统,下到普通公务员,他们中经常有人说错话而被公众指责的,例如有些官员说了种族言论,结果受到公众讨伐,严重的往往是灰溜溜地下台。可大家知道,美国的普通公民就享有说出种族仇视思想的言论自由。甚至连三K党都是合法的,因为他们有表达自己讨厌黑人的言论自由。可作为联邦政府官员,或者政府出资的智囊机构雇员,你就不再享有这种言论自由。否则,要就是你滚蛋,要就是雇佣你的政府部门倒霉。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这些年,一些政府官员经常接受媒体采访,出来和公众交流,这种做法值得鼓励,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他们都是按照文件照本宣科地忽悠民众,加上从中央到地方,很多官员几乎连基本常识都缺乏,所以,一开始出来,常常说出假话、错话和离谱的话,弄得舆论哗然。这个时候,有些人想用言论自由为他们辩护,那同样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而至于普通民众(包括借助媒体表达的公民意见)在表达意见时的自由言论,即便有些过激,只要没有触犯法律(例如危害个人安全,损害个人名誉,或者泄露国家机密等),都是无可非议的。

    有人说,一些体制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专家学者难道不应该和普通公民一样享有言论自由?我认为应该,而且作为学术研究人员,他们往往应该享受更加宽松的言论自由(所谓学术无禁忌),但我们却也不能忽视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特殊的政治体制。请问,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是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掏经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和公务员有相同的处境,言论自由是要打折扣的。(例如西方国家公立学校的老师就绝对不比私立学校老师享有更多“言论自由”,他们就不能在学校自由宣传宗教)

    那么到底要不要官员和专家学者们出来说话?当然要说,你拿老百姓的钱,或者说老百姓雇用你来管理国家,为他们服务,你在很多事情上不能保持沉默,或者以糊弄外国政府的“无可奉告”那种态度糊弄国内民众,你更不能闷声发大财,你必须说出自己的看法,或者政府的观点和立场。

    最后,我请那些靠纳税人养活的人“砖家叫兽”记住,我并不是说你不应该享有言论自由,我是说,你没有说错话和说假话的自由。如果你已经习惯了说错、假、大、空的话,那么我奉劝你,先闭上你的嘴巴,等你学会说真话、说体谅民情的话的时候,再来享受你的言论自由权。

 



发件人:"aiqun368" <aiqun368@126.com>  2009-04-15 11:11:11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到北大抗议孙东东教授的访民持续不断……

到北大抗议孙东东教授的访民持续不断……

宋宝玲

    最近几天听朋友们说有很多访民到北大“闹事”,有空可以过去看看。因为我一直比较关注民生问题,对类似群体性抗议事件比较敏感,而且工作的地方离北大又不太远,就决定亲自到北大附近看个究竟。

    4月9号上午11点左右我正好有点空,就想到北大东门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从中关村出发向北,越往北大门口走看到拥挤的人群越多,从远处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数百位穿着普通的访民与保安、警察彼此互相推搡,拿着各种资料的访民被警察驱赶着,有的访民在挣扎中和警察们理论,有的访民已经被强行带上了公交车,哭叫呐喊之声不绝于耳。这些来上访的访民,有年轻人,也有年老的,还有拎着大小包裹的妇女,他们大多数手里都拿着一踏材料,在和警察和保安的追逐中撒向过路的行人,或者展示给拿着相机的国内外媒体的记者们。

    大概到了11点40分左右,记者们陆陆续续地都走了,我正在天桥上,这时一个警车和一辆公交车开向了一大群访民,我正好看到,一帮警察,一大堆便衣,还有从学校大门口赶过来的保安,蜂拥而上把一大群没有被赶走的访民,连拉带拽一起被强行抓到了车上,有几个见势不妙的年轻访民本来想跑,却被隐藏在周围的便衣警察给逮了个正着,然后也被扭上了公交,一阵骚乱之后,那辆警车和公交呼啸着开走了。

    接近中午时,北大东门口基本上恢复了平静,我就来到了北大南门附近的小饭店吃饭,在饭店了正好碰到了两个中年的访民,一位姓孙,一位姓刘。在吃饭的过程中,他们告诉了我一些我不了解的被警察带走后的情况。他们说:那些被抓上公交车的访民,都被拉到了马家楼救济中心,昨天(也就是4月8日)我们也被抓了,不过下午四点多就被放了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又来了,刚一看到抓人就躲了起来。

    我说:那是你们有了经验。两位访民都笑了。

    接下来刘姓访民告诉我:他们被抓后都被送到了马家楼,警察对他们还算客气,在救济中心,所有被抓的访民聚到一起,大家就一起合唱《东方红》、《国际歌》、《国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雷锋好榜样》、《社会主义好》、《少年壮志不言愁》、《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那些警察都被气坏了,也羞坏了,他们也感到了无地之容。刘姓访民当时就对那些警察厉声说:你们作为堂堂七尺男儿,昧着良心,连一句实话都不敢说,你们活的太可怜了,太可悲了,你们敢不敢拍拍胸脯说,你们是依法办案!如果这里有你们的父母亲朋你们又当做何感想。

    刘姓访民接下去又质问那些警察:我们犯了哪门子法?我们抗议孙东东教授侮辱访民是治安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你们警察管的着吗?你们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不管我们怎么说,那些警察们就是一句话也不说。

    刘姓访民接着说:由于有十几个访民因为到马家楼的时候过了12点,警察连饭都没给他们,尽管我们和他们斗争了半天,但是他们就是不给,后来下午又有100多人被抓了进来,还是没给饭吃。唉,这群警察真他妈没有人性了,就是一个死囚也得给饭呀,何况我们找孙东东讨说法又没犯一点错呀。

     孙姓访民接着说:我们被非法拘禁了一天,到了下午四点多的时候,就都被放了出来。放出来的时候,四个黑龙江省来截访的要强行带走一个78岁的老太太,两个年轻的截访人员把老太太摁在汽车的地板上,想要强行带走,这一下子把我们激怒了,我们100多个上访群众拦住了截访人员的汽车,这时候马家楼救济中心跑出来两个警察和20多个保安,想帮黑龙江省的两个年轻的截访人员带着老太太强行逃跑,我们就是不给让路,争执不下,截访人员实在无奈,就把老太太扭送到救济中心,我们还是围住黑龙江省截访的警车(黑F0232警)不让离开。我们说:不把老太太交出来就是不让车走,他们看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把老太太交了出来。当时黑龙江省截访的年轻人把老太太打伤了,我们打了10多次110,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也没有出警。我最后一次报警时,把接警的工作人员痛斥一顿,他还解释了一番,我也向他道了歉,因为我当时太气愤了,现在我请他原谅。过了一会,一个女警察用01087504776给我回了电话,她问了我的名字。我问:什么时间警察过来?她说:和你有关系吗?我问她:和你有关系吗?她就把电话挂断了。访友说,派出所其实就在马家楼救济中心,他们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他们是不管的。无奈,我们只好护送着老太太回到了北京南站。

    孙姓访民接着说:请有良知的人们给评价一下,在堂堂北京城,天子脚下,光天化日的,截访的就可以强行带走上访的人。而且马家楼救济中心的警察不但不保护上访人,还帮截访的抓上访人,真是天理难容啊。我们多次报警后,马家楼救济中心的派出所却拒绝出警,这叫什么警察?要他们有什么用?

    刘姓访民说:不过,他们的非法行径丝毫没有动摇我们声讨孙东东的决心和勇气,我们声讨北大孙东东取得三项胜利;第一、我们得到中外媒体的关注,北京警方抓人是非法执法,在媒体的监督下,他们不敢抓人;第二、我们战胜了黑龙江省截访的和马家楼救济中心的警察的非法行为,成功营救出了老太太。第三、我们总结出了经验,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他们还是害怕的。明天继续声讨孙东东,达不到目的我们决不收兵!

    吃过中饭,和两位访民告别之后,又来到了北大东门口,东门口仅有的空场上错落地停放着五六量警车以及一辆公交车,警察们有的躲在车里,有的徘徊在大门口的公交站和伸缩门附近,学校的保安也是三五成群地靠在伸缩门边上,让人产生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因为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了,我就回了公司。

    后来在网上搜索的情况大多是就北大孙东东事件展开的评论,或者是他没有诚意的道歉。我基本上没有查到访民到北大声讨孙东东教授的相关报道,偶有几篇博客出现,但也被删除了。

    就在昨天(4月13日)晚上8点左右,孙姓访民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在上午警察带走访民的过程中,有人又被打伤了,现在正躺在南站附近的破帐子里,连买药的钱都没有……但尽管如此,孙东东不给我们个说法,我们的抗议活动绝不会停止。听罢,心中一阵凄凉,我们这些义愤填膺的“正义之士”,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孙东东事件回放:

     孙东东:男,1959年12月20日生,北京人。司法精神病学专家,目前任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主任医师,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市委会委员、司法精神病学专家、教育部和北京考试院顾问、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等。

    3月23日北大孙东东教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公开宣言:“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孙东东说:“把他送到医院就是最大的保障。他危害社会,对他自己也是危害。我们把他关起来进行治疗,促进他精神康复。这就是保障他的人权。”

    4月6日北大孙东东教授通过中新网发表了道歉声明,就其最近在接受采访时一些内容因表述不当引起争议和误解表示遗憾。他表示,如果因这些内容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诚恳地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歉意。

    4月7日数百名访民齐聚到北大东西门口开始了声讨北大孙东东教授的抗议活动,并引来数十家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同时北大各个校门处都加强了保安。

    4月8日,访民涌聚北京大学东西门口,当天至少400位访民被抓,未抓走的人数更是无法统计,据当天维权人士描述,当时现场混乱,连警察都开始对孙东东表示不满。

    4月9日上午,来自中国各地访民继续到北大声讨孙东东,数百访民在北大门口高呼“打倒腐败,还我人权,我们要个家”,“打倒孙东东”等口号,有访民声泪俱下痛诉,有跪在地上举材料呐喊,现场抗议声浪一波又一波。

    4月10日,来在外地和北京的访民继续到北大东门找孙东东理论,警察拉出警戒线禁止访民逾越,上访民众齐声高唱《东方红》。

    同一天,卫生部新闻办公室主任邓海华周五说:“卫生部没有‘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卫生部只有相应专业领域的一些委员会,或者专家咨询委员会。”这包括:卫生部政策与管理专家委员会、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等等。邓海华称:“每一个委员会都是有特定专业领域的。我们在这些专家委员会的名单里面目前还没有找到孙东东的名字。”

    4月11日、12日、13日、14日均有数百名访民来到北大声讨孙东东,访民到了北大东西门即被守候在附近的警察和保安扭送到公交车上带走,在冲突中有数名访民受伤。

    到4月14日止,北京大学及孙东东教授还未作出任何正面回应……

 

 

发件人:"张博树" <zhangboshu@263.net>  2009-04-12 14:19:2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博树致意

纪念耀邦,推进转型

----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角色

张博树

    (本文是为《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一书所作的导言,这本书已由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以纪念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20周年)

    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内少见的开明领导人,改革派领袖,当代中国转型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1989年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八九公民维宪爱国运动和六四 天安门//事//件,遂成为中国当代史的分水岭。

    今年是耀邦先生逝世20周年,写作、编辑、出版本书首先是为了寄托有良知的中国人对耀邦先生的怀念之情。但是,又不仅此。胡耀邦去世20年,中国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造成权贵资本泛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结构失衡,在根本意义上阻碍中国回归人类普世文明,当年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且其严重、恶劣程度已经远甚于当年。20年来所取得的所有经济成就在一个助长贪腐的体制面前,均显得黯然失色。这就是我们当下面对的现实。它意味着,我们今日纪念耀邦,必然怀着一份深深的现实关怀;这种纪念,除了缅怀故人,更是为了推进耀邦先生未竟的事业,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宪政转型。本书题为“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其意即在于此。

    我更想提醒读者关注的是本书的作者。这是一群老共产党人,他们有的曾是耀邦先生的老战友、老部下,与耀邦有过密切的工作联系或私人接触;有的是耀邦主政时重要的党政官员、学者专家。作为赞成改革的体制内人士,他们当年都是耀邦主张和政策的积极支持者、践行者。20年后,这批可敬的老人大多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但忧国忧民的衷肠一点也没有变。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他们对这个党、这个体制有了更加透彻的体察和认识,对中国要走什么路有了更加清醒、明确的理性自觉。这样一个老共产党人群体的出现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我把它理解为中共党内民主派形成的某种准备,甚至起点。

    这篇导言,我就想结合纪念耀邦,谈谈“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角色”这个话题。我们将依次讨论:什么是“党内民主派”(党内民主派的定义)?何以说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面旗帜?耀邦去世20年,当今中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形势出现哪些新变化、新特点?为什么人们希望党内民主派能引领中共实现自身的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这些问题的澄清,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和许多重大课题的理解。在这个基础上,我将很荣幸地向读者介绍辑入本书的各篇鸿文,与读者分享我的阅读体会,并以此表达晚辈对这些老共产党人的敬意。

中共党内民主派的界定

    中国共产党是根据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创建的革命政党,在政党分类上,属于现代极权主义政党类型。严密的组织、服从领袖、禁止一切派别活动是极权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毛泽东当政时的中国共产党曾经把这些特征发挥到极致。在那时,不大可能出现对立于党的最高领袖的不同政见。比如刘少奇,即便他在建国初期有一些不同于毛的主张,但遭到毛的批评整肃后迅即俯首称臣,紧跟唯恐不及。林彪揣度毛的心理颇有心得,大智若愚的“韬晦”之术也算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但最终仍不免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功亏一篑,成了中共历史上又一次“路线斗争”的牺牲品。总之,在毛那个时代,中共党内甚至没有按照它自己的党章规定应属正常或起码的“民主生活”,出现不同政见、形成有组织的党内派别更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专制性政党内部出现分化,产生不同的政治主张,只有在这个党生逢的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作为极权主义政党的党本身也开始走向衰落时,才有可能发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形。

    从大的时间尺度看,20世纪是中国的大变化、大动荡期。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特别是制度转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个转型的目标本来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用来取代在中国延续了2000年之久的皇权专制制度。但是,历史发展本身往往充满了悖谬。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把西方激进的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并与俄式革命战略相结合,形成共产党自己的改造社会的理想和纲领。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党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竟然取得非凡的成功, 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打败了自己的对手,从而获得按照党的既定理念去改造中国的现实机会。

    当然,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是一出乌托邦悲剧。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从告别专制、走向共和意义看,本来代表着中国现代社会政治转型的正确选择;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致力于建设一个“阶级专政”基础上的“新社会”,其实倒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扭曲,乃至背离。可叹的是这样一个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真理,中国人是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方才认识。――当年的中共领导人和千千万万普通的共产党员,不是都曾真诚地相信自己所要建设的,才是“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么?!1949年的成功,赋予中国共产党巨大的政治合法性,也成就了一个革命政党向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极权主义执政党的身份转变。这个党曾经是强有力的,不仅因其“革命”理念的深入人心,而且因其出色的组织控制和动员能力;而这两者,又都与一个魅力领袖的存在结合在一起,并互为因果。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条件,那就是中国社会这块巨大的土壤。这是块富含专制文化基因的土壤。一个极权主义执政党只有植根于这样的土壤中,才能根深叶茂,如鱼得水。

     然而,时代在变,中国也在变。既然这个党的理念追求在历史哲学意义上本来是错的,虚幻的,那么历史本身就总要创造出纠正这种错误的条件和机会。1976年毛泽东去世,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样的机会终于开始显现。改革开放其实是对当代人类普世价值的回归,也是对1912年所代表的制度选择的回归。尽管当政的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意、也不太可能一下子就承认,但套用一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这是一个历史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还要看到,这个伟大进程不但对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对执政党本身的影响同样极其深远。社会选择和价值倾向的多元化会在执政党内部引起反响,引起党内成员认知和组织意义上的分化,从而最终改变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态。社会的民主化要求执政的共产党自身也必须发生变化,执政党的自我转型已经被提上日程,而这必然意味着,共产党作为专制主义政党的衰落将不可避免。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分化首先是认知意义上的分化。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共产党内出现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当年参加革命本来是为了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大半生的经历证明,这个他们亲手参与创建的体制非但建不成这样一个“新中国”,反倒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只有宪政民主,那个原来被马克思主义批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建构,才是人类的光明正道。他们是这个党的成员中的最早一批觉悟者。“两头真”可谓对这批老共产党人的如实写照,那就是,当年参加革命、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是真;现在提倡宪政民主、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同样为真。正是这样一个“两头真”老共产党人群体的出现,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形成做出重要开局。

    对中共体制内变化素有研究的旅澳学者冯崇义先生曾经把判别中共党内民主派的标准归纳为如下三项:“第一,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体系,尽管在学理上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程度可以有深浅不同。第二,反对一党专政。从民主的角度反对个人迷信、领袖独裁但并不明确反对一党专政的人,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民主派。第三,在行动上从中共内部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区别于有思想而没行动的党内潜在民主派、也区别于作为公开的反对派从事民主运动的党外民主派”。“严格说来,中共党内民主派实际上指的两部分人,即极少数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派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主义民主倾向但未必完全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半民主派’”。(参见冯崇义“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中共党内民主派”等文)

    我基本上赞同崇义兄关于中共党内民主派的这个界定,需要补充的是:这里的“派”只是广义而言,指具有相同或近似价值取向的党内成员所组成的松散群体;识别他们的“共同性”的,首先、而且(就目前而言)主要是他们认知上的特征,而不是组织上的特征。这就是说,广义的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出现,首先是中共党内认知分化的结果。它有可能发展为中共党内的某种组织派别,甚至导致中共的组织分化,但这是未来的事,远不是当下。但党内认知分化作为一个事实的存在,仍然意义重大。在当代中国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孕育产生乃至隆重登场,就将以此为始。

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面旗帜

    中共党内民主派有两面旗帜,一面是胡耀邦,一面是赵紫阳。二位都曾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又都在这个职务上被党内保守势力拉下马来。
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有名的“红小鬼”,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耀邦当年曾颇受毛泽东器重,长期主持共青团工作,尽管在60年代特别是文革中受到过迫害,却从没有动摇他对共产主义的原初信仰。文革后复出,耀邦积极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大力平反冤假错案,重新评估党的历史,极力反对个人崇拜和“终身制”,倡导“说真话”,爱护和保护知识分子,营造宽容的社会氛围,坚持“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在经济、科技、教育、农村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国家发展战略、和平外交等领域提出广泛的改革设想或举措,凡此种种,均是为了拯救这个党,试图重新恢复这个制度的生机,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耀邦确曾真诚地相信,经过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党的原初理想的实现仍然是可能的。

    当然,耀邦的局限也在这里。耀邦先生虽勤奋好学,但在认知方面未能超出传统马列意识形态的囿限。耀邦为人真挚、坦荡,人格高尚,这在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是极其难得的。但是,他的独立人格一旦与“组织原则”发生冲突,就往往发生变形,这使耀邦内心深处充满痛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自由化”问题上,耀邦虽尽力与邓、陈周旋,乃至抗争,但也免不了委曲求全,对两个“左王”反击不力,所以如此,除了现实政治斗争的复杂、残酷外,耀邦自己并未从根本上反思一党制社会主义的弊端,是重要原因之一。认知方面是一个因素,心理方面是另一个因素。长期的党内生活、巨大的意识形态传统和禁锢使得即使耀邦这样的人也未敢触动心灵深处的禁区,这种无意识的自我防卫机制是尚待科学研究揭示的重要秘密。1987年胡耀邦含冤下台。在生命的最后两年耀邦同吴江、李锐、于光远等人的交流说明他已在思考一些更深层面的问题,可惜历史没有能给他足够的时间完成这种思考。

     总之,无论就认知层面还是就组织行为层面言,胡耀邦仍然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人,是一个并未同旧体制决裂、仍然试图在传统轨道内为这个党和这个国家寻求出路的探寻者。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说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面旗帜呢?我以为,可以从下面两个含义上理解这个命题:

    首先,耀邦的认知理路虽然总体上仍未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羁绊,但他的思考中已经包含大量可供挖掘的新的思想元素,这些思想元素或认知元素带有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因子,经过提炼、提升,完全可以转化为当今中国政治改革和宪政转型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和体制内动员力量。

    举个例子。早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1977年,耀邦就曾指出:“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直到‘两个凡是’,都是教条主义的。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历次政治运动积累起来的冤假错案,各种错误的组织结论,把干部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属、朋友,被剥夺了担任适当工作的权利,无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页56)

    “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此话讲得何等之好!虽然耀邦这句话有它特定的语境和所指,但却蕴含了太多可供思考、可供挖掘的东西。关于民主,耀邦曾坦率承认自己还没有“研究清楚”,但他明确指出“民主问题没有研究清楚前,各种各样看法都可能提出来,但都不可当作定论”。(同上,页330)这里表现的是一种开明态度,因为既然还没有“定论”,就应当允许人们就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发表不同的见解或主张。关于“党性”,耀邦曾这样讲:“以前我们很长时间把党性理解为听党的话,任何情况下服从组织决定,理解为就是组织性纪律性。看来,这不应是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我想,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才是党性的核心。”(同上,页729)尽管耀邦自己也没有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提出这个观点本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十分难能可贵。关于这个党的现状和未来,耀邦则时不时表露出深深的忧虑:“现在是我们当权,现在是我们登台表演,今后10年中间,我们这些人究竟演出什么戏来?是演出一场威武雄壮的话剧来,还是演出一场悲剧来?是演出一场笑剧来,还是演出一场丑剧来?”(同上,页332)耀邦对这个党走向衰退心存警惕,对党内越演越烈的腐败现象痛心疾首,大声疾呼“不要忘记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几年就垮台的教训”。(同上,页1092)虽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言,耀邦尚未将自己的沉思上升到从理念和制度层面为共产党另寻出路的高度,宪政、多党制、建设一个强大成熟的公民社会等尚未系统进入耀邦的思考视野,但耀邦主张大胆探索,不要为这样的探索设置禁区,已经预设了一个人道的、理性的观察问题的立场和出发点。而且,我们不要忘记,耀邦是顶着多大的压力在做这样的事情啊!

    只有深入体察耀邦当年处境之险恶,才能理解耀邦精神之可贵。耀邦去世后两年,六四突变,软禁中的赵紫阳继续了耀邦的思考,把耀邦很多还没有来得及想明白的问题彻底搞清楚了,赵紫阳也成了中共体制内第一个公开与专制体制决裂的前领导人。胡、赵的思想遗产,是当今和未来中共党内民主派的重要精神财富,是中国改革事业的宝贵精神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面旗帜,难道不是恰如其分么?

    其次,更重要的是,胡耀邦和一大批以他为代表的力主改革开放的共产党人,是极权政治达于顶峰后走向反面的产物,是这个党痛定思痛过程中产生的体制内新生力量。尽管这个力量还很弱小,在认知、行为方式等方面远未挣脱旧体制的影响,但他们却在客观上代表着某种新的方向。共产党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执政党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和转型,才能从一个专制政党转变为宪政民主体制框架内的民主政党。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对中共来说,这也是一个痛苦、艰难的自我解构和重建过程。它需要一系列的刺激和推动,包括来自自身内部的刺激和推动。胡耀邦和他的党内改革派同事恰恰充当了这样一种推手的角色。尽管在当时,他们自己也未必清楚意识到这种角色,但历史发展往往是这样的,行动者在大的历史转变年代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进步的工具,甚至火车头。

    耀邦曾经痛切地指出:“要看到,我们的国家野蛮落后。一个国家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首先执政党有正常的政治生活。”“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正常的政治生活,就等于灭亡,实际上是一个躯壳。”(同上,页211)正是基于这一点,基于对文革等痛苦经验的深刻反思,耀邦坚决反对任何个人崇拜,力主废除事实上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耀邦曾表示,希望中国也能有自己的华盛顿,“我一定只干一届,到70岁就退下来,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同上,页790)事实上,过去30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所取得的为数不多的进展,其中之一就是结束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现象,至少在形式上。这与耀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然,邓小平也积极主张废除终身制,但他的言辞和行动并不一致。邓在十三大后名义上退出了政治局,实际上却仍然是共产党的太上皇。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要改变之,谈何容易?!

    耀邦倡导全面的改革观。他主张中国的改革必须“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同上,页826)1986年,耀邦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文件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参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页426)应该说,这如实反映了胡耀邦和80年代主张改革的一批共产党人的共同认识。他们希望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凡此种种,均在客观意义上有助于推进执政党的自身转型。后来历史又一次发生大的逆转,六四//天安门//事//件结束了80年代的改革蜜月,但历史却记录下耀邦和他的改革同道的奋斗足迹。今天和未来中共党内民主派对改革事业的继续推进,都是对那一段历史的承续和拓展。

    在这个意义上,把胡耀邦视为党内改革派的前驱和中共党内民主派的旗帜,也显得极其自然,并符合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

当今中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形势出现哪些新特点?

    耀邦逝世20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正面看,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了很大增长,国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经济生活中的自由选择度在加强,这个国家已经从开放中领略到市场经济的无限好处。但是,与此同时,贪腐也在增长,也在膨胀,而且这个膨胀的速度远快于国民财富总体增长的速度,更快于普通国民收入提高的速度。人们用“权贵资本”来形容这个日益庞大的贪腐集团,因为他们很多是靠非法利用公权力发的财,然后再凭借这些不义之财进一步染指、控制公权力。这股巨大的贪腐势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躯体上最大的毒瘤。

    那么何以至此?这就要回到六四发生后执政者对自身状况的基本估计和他们采取的应对之策。六四无疑是中共当政者建政40年遇到的最大危机,用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普通市民,几乎使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邓小平何尝不懂得这个道理?所谓“大气候”、“小气候”不过是给武力镇压找一点说辞,他自己也清楚,老百姓对“官倒”、腐败的愤恨才是这么多人走上街头的真正原因。为了稳定局面、收回人心,六四后、特别是邓小平南巡后的中共执政者采取了两套并行的办法:一套是狠抓经济,促进增长,我们可以称之“GDP”战略。执政者的逻辑是,经济发展了,老百姓得到“实惠”,人心就可收回,政权就可稳定。这样,人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GDP会成为过去20年中央考核地方各级政府“政绩”的硬指标。另一套办法就是体制内的反贪腐战略。尽管信心不足,党的领导者至少希望这样的努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体制内腐败的蔓延趋势。体制内反腐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把它作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挡箭牌和替代品。党的领导人努力让他的党员和普通臣民相信,似乎依靠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就可以解决权力监督和权力制衡的难题。两套战略的总目标是维持“稳定”,说的再透彻些,是为了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也就是执政地位。而这样两套战略的实施必然同时意味着,上个世纪80年代党内曾经酝酿过的政治体制改革将被长期搁置,因为今天的领导人甚至不再具有勇气领导这样的改革;至于多元化和以宪政建设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则更是被彻底否定,因为这样的改革被解读为要从根本上“革”共产党的“命”。党的“第三代”或者更新一代领导人肩膀太嫩,心胸又太小,他们似乎扛不起“丢掉祖宗江山”的恶名。

    那么,这样的战略能否真的奏效?既可能,又不可能。说它可能,是因为市场经济毕竟没有被否定。尽管远谈不上健全,市场经济还是在“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下踉跄地发展着,并给中国带来了机会和财富。更何况,中国还有足够多的低价劳动力,可以在国际贸易领域尽显某种“优势”。在上述意义内,GDP的连年大幅增长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只是到了最近,这种增长模式内含的危机才逐渐暴露出来,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则给国内公开的或潜在的经济疮疤添了一把盐。说它不可能,又因为体制内反贪腐绝无成功希望,否则人性就该改写,人类的历史也早该是另外一幅模样。30年来,体制内反贪不可谓不努力,但贪官越整越多,贪术越整越高,反“反贪”的手段越来越精明,也越来越无耻。中国的官僚权贵集团、产业权贵集团和文化权贵集团已经在六四后短短的20年间分别坐大,以至有人说,中国的几百个权贵家族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命脉!

    究竟谁在“革”共产党的“命”?不是什么“民运分子”,也不是什么“敌对势力”,而恰恰是这些凭借专制体制飞黄腾达的权贵资本和各个领域的官僚权势集团!――这一点,人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因为正是他们的为所欲为,造成增长中的GDP的不良倾斜,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官民冲突,造成让党的最高领导人寝食不安的“稳定”危局。不过30年啊!当年那么昏庸无道的大明帝国,还维持了276年之久;大清帝国也延续了12帝,如果不是外力压迫、内部变化,也许还会多维持个一代、两代。中共建政不过60年,改革开放仅仅30年,领导人更替也不过三、四代,虽然外表还摆出一付“盛世”模样,骨子里却已经腐朽。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历史一幕?!

    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基本形势。当然,对同一个现象,往往会有不同的解读。面对“盛世”外表下的深刻危机,仅就中国共产党党内言,已经出现三种不同的声音,每种声音代表着一个特定的立场,一种回应危机的方案。

    第一种声音,党内民主派的声音。他们认为,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跛足”改革路线最终是难免要失败的。体制内反腐解决不了体制性贪腐的顽症;只有宪政民主,中国才有希望,而宪政民主意味着不能再继续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老路。

    第二种声音是党内“毛派”的声音。“毛派”指责30年改革背叛了社会主义理想,制造了大批“新生资产阶级”。他们认为,只有回到毛的“继续革命”立场,回到“公有制”,回到文革式的“大民主”,中国才有希望。这个中共党内“左翼”派别的出现和近几年来的“当红”,一方面证明了毛的遗产的复杂性、多面性,另方面也证明,中共压根儿也没有对这笔遗产做过真正认真的、够水准的历史清理,以至在许多最基本的问题上竟然还歧见迭出,一团混乱。

    第三种声音则是通过“主流传媒”传达的党的“主旋律”声音。这种声音过于熟悉,在此就不必赘言了。总的说,只要党的最高领导集团还没有从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中找到出路,或者即便内心明白但一时半会儿还不便说出,也没有真的下定决心走出历史决定性的一步时,他们就只能继续维持那套自欺欺人的“特色”神话,既忽悠全国的老百姓,也忽悠当权者自己。所谓“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要用“核心价值观”对抗普世价值,用“特色社会主义”对抗宪政民主,不过是此类装腔作势立场的最新表现而已。今年“两会”期间围绕吴邦国的人大工作报告在官办媒体上展开的铺天盖地般的反“西化”、反“三权分立”、反“两院制”的宣传,则再一次暴露了官方意识形态色厉内荏的虚伪性质。

    以上三种不同声音的并存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党内认知上的分化已经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这是当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出现的一个新特点,也是中共作为老牌专制主义政党正在走向衰落的明显标志。

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责任:引领中共实现自身的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

    那么历史如何继续往前走?去年12月,民间发表了呼吁推进中国宪政改革的《零八宪章》,代表了自由知识界和广大公民追求民主、自由、公正、建设一个宪政中国的心声。就体制内改革言,人们则希望,党内民主派能逐渐发展壮大,在中国社会转型的伟大进程中,担负起引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实现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的历史责任。这种“希望”并非虚妄,它是对中共党内三种立场各自会引出何种结果进行客观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首先,“毛派”主张的无出路性是明摆着的。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回到文革,除非中国人都是弱智,中华民族是一个健忘的、不可救药的民族。我并不赞成对毛泽东年代的全盘否定,对毛本人和毛时代的遗产确实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历史清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用“继续革命”的办法解决不了“新生资产阶级”的问题,过去如是,今天仍然如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虽然它曾反映了一代共产党强人领袖的冲天豪情。更何况,毛时代也从来没有过什么“人民民主”或“大民主”。独裁者半是出于乌托邦想象、半是出于党内斗争需要恩赐给他的臣民的“上海一月革命”式的“民主”,与真正的公民自由民主相差十万八千里。

    其次,“主旋律”主张的无出路性也是明摆着的。面对深刻的社会矛盾,采用鸵鸟政策,坚持“特色”神话,无助于化解执政者的危机,却在客观上保护了权贵势力,等于共产党的慢性自杀。君不见建国60年,如此“乾坤扭转”的“历史纪念”年头,我们的中央政府却是以“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为全年工作的总纲,还先后把全国200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公安局长招来北京,接受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培训,执政者危机感之深刻、之切肤由此可见一斑。但为什么不敢在政治改革方面勇敢地向前迈出一步呢?须知,将错就错,抱守残缺,犹抱琵琶,硬充好汉,既不敢在国际场合公开与世界民主大趋势叫板,又在内部死守专制政治的底线,这是最无能的选择,也是最糟糕的选择。

    只有党内民主派的主张切中时弊,他们的见解与民间自由力量关于中国前途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代表了良心尚存的体制内人士对形势的清醒判断。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希望在宪政民主;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在中共党内民主派。

    关于中国未来政治演变,我在我的那篇《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报告”结尾处,曾分析了这样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中共党内民主派与温和的民间反对派联合起来,共同主导中国的改革,通过较平稳的制度转型,达致宪政改革的成功;
第二种可能:当权者拒绝宪改,社会矛盾激化,最终走向崩溃;
第三种可能:当权者拒绝宪改,但用更加纯熟的手段维持统治,使专制体制死而不僵。

    显然,只有第一种可能,才是我们要尽力争取的,因为它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这条路既是中国的出路,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出路。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必然死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组织却有可能获得新生。这种新生的前提和途径则是成功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那么,何为理念转型?何为组织转型?理念转型指中国共产党放弃过去的专制逻辑和敌对思维,认同普世价值,也就是自由、民主、公正、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价值观,认同多党制和权力的可替换是监督、制衡公权力的最佳制度安排。组织转型,则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解构原来作为极权主义执政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按照现代民主政党的建构原则实施组织改组,使这个党变为一个全新的、可以在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内运作和行动的党。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党内民主派显然肩负着引领中国共产党完成这样两个转型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当然,今天的中共党内民主派还很弱小,阻碍中共实现两个转型的党内对抗力量(特别是权贵资本的力量)又十分强大,这容易让人感到悲观。中共党内民主派要能够左右中共的发展方向,引领中共的未来,就必须在中共组织内的各个层级上产生自己的代表人物、领军人物,特别是在中央决策层产生这样的人物。由于这个体制的腐朽和它所特有的逆淘汰人才选拔机制,产生这样的人物和这样一种力量似乎显得越来越困难。这些都是事实,不可视而不见。但我还是相信一点:历史总是要向前走的。中国要实现宪政民主,这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执政党或是自己主动改,或是被历史推着改,或是被历史所淘汰。无非是这几种可能。如果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拥有数千万党员的、诺大的中国共产党里边竟然产生不了几个像样的改革者,产生不了一群真正以中华民族未来为己任的、敢于向旧体制宣战的大智大勇之人,产生不了能够引领这个党走向新生的一支健康力量,那只能证明这个党真的气数已尽,无可救药了。果若如此,则不独是这个党的悲哀,也实在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结果。我相信,众多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也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结果。本书作者们的努力,就是在向相反方向,也就是使中国共产党获得新生的方向,所作的努力。它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本书各篇鸿文的大致介绍

    本书共辑入12位老共产党人的大作。

    李锐先生和胡绩伟先生是读者十分熟悉的中共党内改革派元老。李老以一部《庐山会议实录》名扬天下;胡老上个世纪80年代执掌《人民日报》,为“人民性”振臂呐喊。二人都是中共党内著名的改革先锋。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经90多岁,但仍然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这个党的前途。记得在两位老人家中,晚辈与他们切磋书稿的主题、结构时,两位老前辈都极其认真。稿子也都经过反复推敲、修改。李老的文章题目是“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这是对耀邦先生人格的赞美,反过来也是对这个体制培养了大批“奴才”的尖锐批判。李老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专制王朝,老百姓当惯奴隶,少数官员效忠当奴才。过去共产党是必须当驯服工具,群众学雷锋当螺丝钉,少数奴才们助纣为虐”,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是胡耀邦开始打破这个传统。“胡耀邦能在共产党内出现,非常了不起,战争年代出来的人,服从惯了,更不容易了。他独立思考,他不当奴隶,更不愿意当奴才。延安抢救运动时,到处大抓特务,他当时担任总政组织部长,自己做了个试验,找几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年青人,一逼供信,就都承认是特务了。于是他立即找毛主席说,不能再干这种事情。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李老还在文章中引用了88岁寿辰时自己写的诗“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并再次呼吁,“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计,为国家、民族和天下苍生计,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胡老这些年来在老伴狄沙女士的协助下著述颇丰,不断有新作问世。这次胡老给本书提供的文章是“要自由民主,还是专制垄断?”胡老认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是自由民主的路线,一条是专制垄断的路线。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他实行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路线,追求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后者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他搞的是一个专制垄断的社会。”据胡老看,胡耀邦、赵紫阳当政的12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好的12年;这个“胡赵新政”,是对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建设路线的继续,可惜后来被党内的保守势力腰斩。对于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胡老认为,2007年谢韬提出中国应该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观点引起很大反响,但“我左右寻思,感觉使用‘新民主主义社会’一词更为合适,虽然多少有些不得已”。事实上,胡老近年来一直主张用“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提法来概括今天的改革,认为这种提法执政者更有可能接受。值此耀邦去世20周年,也是“六四”20周年纪念之际,胡老呼吁,应该从为胡耀邦、赵紫阳平反开始,走向平反六四,为中国的改革开出新局。

     谢韬先生也是我所尊敬的共产党人老前辈。我和谢老还有一段师生缘分。那是20多年前,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时,谢老是研究生院的第一副院长。1987年,我们曾同乘一列火车到襄樊游览古隆中诸葛亮故居,后到湖南张家界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有机会向谢老当面讨教,包括那个把谢老牵连进去的胡风案件。时隔多年后师生再次见面,谢老已因他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名噪海内外。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去谢老家拜访谢老,讨论谢老为本书提供文章的主题。谢老当时精神非常好,与晚辈围坐沙发,侃侃而谈近两个小时。我们商定谢老这篇文章的主题将围绕执政党的组织转型话题展开。谢老已经就这个话题写过一篇短文,发表在第20期《领导者》杂志上,但言犹未尽,很想就此机会做一个更深入的探讨。谢老还索要了一些有关耀邦的资料,表示在访谈、写作前再做些研究准备。遗憾的是,这件工作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谢老就突发脑血管病住进了医院。幸亏抢救及时,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谢老的病情已有很大好转,但继续原来的访谈、写作计划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有鉴于此,本书收录了谢老在《领导者》刊发过的那篇文章“共产党组织转型的思考”供读者分享。这篇文章指出,共产党强调自己的“先锋队”性质,组织上奉行“集中制”和“集权制”,在政党组织形态上其实是极其落后的。“先锋队”理论完全不能适用于建设一个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开放的、群众性的现代政党。这样一个政党应该强调“民主”而不是“集中”,强调“分权”而不是“集权”。谢老还以国民党为例,指出“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党,已经经历了从革命党到专政党再到宪政党的转变。1948年‘行宪’后,本来国民党就应当向宪政党转化了,由于在内战中失败,国民党先是在大陆后来在台湾实行了四十年‘戒严状态’,延误了组织转型。中国共产党要获得新生,也必然要走国民党走过的宪政之路。觉悟越早,转型越及时,对于党的未来发展就越有利。”――这真是一位老共产党人拳拳爱国、爱党、又企图去“救党”的肺腑之言。我们衷心希望,谢老能早日康复,继续为我们这个民族展现他的良知,贡献他的智慧。

    何方先生1950年代曾在张闻天身边工作,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有重大建树。这次何老为本书提供的重文是讨论耀邦对民族政策问题的贡献。众所周知,民族问题历来是十分敏感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话题,最近由于西藏问题的凸显,这个话题尤其具有格外的尖锐性。何老并没有做任何回避,而是严肃批评了执政党在民族政策制定和实行中的许多自相矛盾之处:“60年来,我们一直宣告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但这只是表面的和对外宣传用的,实际情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所谓自治,就得允许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但我们实行的则是‘党管一切、汉人当政’。”“党历来在所管辖的地区,都强调和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建国后不但没有放松,而且还随着各种政治运动得到不断加强。所谓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就是一党专政的人治,也就是党管一切和以党代政。在内地如此,对少数民族地区更不放心。既然党管一切,哪里还谈得上‘民族自治’?”“我们不只是要‘党管一切’,而且还要‘汉人当权’。例如以前苏联也是实行一党专政和以党代政的,但它的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把手大体上都是该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出身,党委和政府成员也多由本地人组成,很少由中央和外地派来。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工作都是担任实职,而不是虚位。有的全党和全国领袖就出身于少数民族,如斯大林、铁托。这在中国,既没有发生过,也不能想象。”就西藏而言,何老并没有否定共产党本意在“解放百万农奴”的初衷,但“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和内地一样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还以救世主自居,这本身就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原理。从外面输入的这种制度变革,大大超出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觉悟和认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强加。”“我们长期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看待民族问题,也一直用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的观点看宗教,所以对宗教总是不信任,总有一种近乎自发的排斥心理,不但要加以控制,还要按自己的模式进行改造。这当然只能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对。我们又习惯于不从自己方面找原因,只知道强制教育和进行镇压。但是压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矛盾就越来越激化了。”想想近年来西藏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这位老共产党人的金玉良言真值得我们的当政者驻足沉思!何老在文章中回顾了耀邦对民族问题的主张,认为应该继承当年耀邦的精神,尊重和信任少数民族,实行真正的充分的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实行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何老特别强调,“所有这些旨在使各民族团结友好、爱国家爱民族,使自治区和平稳定、繁荣开放的政策与措施,能够实现的先决条件,还是整个中国的民主化。也就是经过政治改革,变成一个宪政法治的国家,否则没有可能。”这篇材料翔实、说理充分的两万字的长文,很难想象出自一位87岁高龄的老人之手。何老写此文时,由于精神高度集中,导致失眠,曾一度住院。即便是在病床上,何老的思考与写作也没有停止。其情其景,实在令人感佩。

    钟沛璋、辛子陵、林京耀三位先生的文章则从耀邦与知识、知识分子,耀邦反对文化专制,耀邦对发展民营经济的贡献等不同角度,对耀邦先生做了深情回忆,强调要继续耀邦未竟的事业,把中国的改革推向深入。

    钟老上个世纪50年代就在《中国青年报》工作,80年代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与耀邦有不少工作上的接触。“当时中宣部也在中南海办公,有机会见到耀邦同志。我看到香港报刊登载许多以胡乔木为代表坚持极左观点的一些领导,对耀邦的攻击活动,感到很担憂。一次我带了几本香港刋物去见耀邦,想请他看一下。耀邦却坦然明确地对我说:‘我不看!’。有一次去看耀邦,他正在案前思考,他说:‘不要夸大文艺作品的作用,应该允许创作自由,不要把文艺创作看成洪水猛兽。’可以看出为了保护文艺创作自由,耀邦想了许多。”钟老是著名的“两头真”式的老共产党人,他的回忆让我们不由得生出几多思考,又几多感慨!

    子陵先生的大作则在纪念耀邦的基础上,把论题直指当代中国的新闻体制改革。“长期以来,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钳制舆论,万马齐喑,众口一词,党犯多大错误都是‘伟、光、正’,领袖犯多大错误都是‘万岁、万岁、万万岁’,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再遭受严重挫折,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30年了,经济建设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言论自由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纪念耀邦同志,我们要继续反对文化专制主义,为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而斗争。”事实上,这些年来,子陵先生自己就创作了大量独立研究基础上的严肃作品,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在为本书提供的这篇文章中,子陵先生回顾了建国6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和被扭曲的坎坷历史,呼吁新闻改革不能再拖延,公民要有“臧否时政的自由,有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批评的自由”;还应该“设置对立面,扶持民营报刊”;再就是“制定新闻出版法,新闻出版彻底摆脱人治”。共产党真的要惩治腐败,新闻自由是最好的良方。“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的党内反腐机构管不住党内的官员,官员监督官员,等于用白猫监督花猫,是靠不住的,多年来‘越反越腐’就是证明。真想反腐败,就把对官员的监督交给群众,交给媒体。希望中央以此表明反腐败的诚意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

    耀邦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积极支持发展民营企业,把个体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发展誉为当代中国的“光彩事业”,这些,林京耀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做了宝贵的回忆。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城乡的个体买卖活动出现并且发展迅速,“有人把从事贩卖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人称为‘二道贩子’,对此,耀邦同志说:‘什么二道贩子?是二郎神!农民手里只有点粮食,不贩卖粮食还有什么好卖!应当允许长途贩运,应当帮助农民出卖余粮!’这样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和个体商贩贩卖农副产品的活动,在当时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事实上,耀邦还系统地提出了有助于改善民生的“富民政策”。当然,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富民”最后变成了“富官”,这是后话,也是今天中国宪政改革必须解决的难题。

    中国的对外关系与外交政策制定,是普通读者通常不熟悉的领域;耀邦在这个领域的贡献,恐怕就更少为人知晓。宋以敏女士的长文“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为我们展示了这个领域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堪称是一篇深入研究基础上的有分量的作品。以敏教授的文章上来就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人们都归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内工作方针作了根本性的拨乱反正,也就是改‘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长期以来,人们却提得不多,可能重视不够。其实,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这两个拨乱反正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对世界形势的根本判断,是我们制定对外和对内政策的基础和前提。试想,如果我们一直认定,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那还能放心大胆地埋头于经济建设吗?正是在这个世界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拨乱反正上,胡耀邦在当时中央领导人中是认识比较清醒、也提出得最早的一位,对我们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在这方面极为丰富的思想和实践,或被抹杀,或被歪曲,人们很难看到历史真相。”以敏教授用大量史料证明,正是胡耀邦,较早得出关于世界形势和时代问题的新判断,那就是应该用“和平”代替“战争”,用“发展”代替“革命”,并以此作为制定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基础;正是胡耀邦,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要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一改过去外交政策中的“一边倒”或“一条线”。在外交思想、外交业务和外交风格上的拨乱反正,耀邦也有很大功劳。而“胡耀邦所以能为对外关系拨乱反正做出巨大贡献,是因为他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前面,具备非凡的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有一套正确的政策思想和具体做法。他的贡献,有些是我们今天外交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有些没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接受,因此没能收到应有的成效。这是他本人的遗憾,也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损失。”我想告诉读者的是,以敏女士是何方先生的夫人,夫妇二人同在外交部工作多年,所以这篇文章自然也倾注了何老的心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这对老夫妇、也是两位诚挚的老共产党人联袂向读者做出的奉献。

    在讨论了内政、外交诸领域耀邦的杰出贡献和它对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后,我想换个角度,提请读者关注一个更具思想意味的话题。一般而言,关于耀邦与这个体制的关系,关于这种关系所具有的矛盾的、乃至相互错位的性质,迄今为止还缺乏有深度、有力度的研究和反思。张显扬和杜光两位先生为本书提供的重文,则对此做了有意义的探索性开掘。

    显扬先生在本书作者群中,是很特殊的一位,因为他既是一个老共产党人,却又因“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而于1987年被开除党籍。不过,这倒也成就了显扬先生作为叛逆者和独立思想者的英名。显扬先生这次提供的文章标题是“胡耀邦下台的意识形态背景:人本思想与党文化的分歧”。这篇三万字的长文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胡耀邦是一个真诚的“人民主体”论者,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转移;那些批评耀邦的人则是“党国主体”论者,或“权力主体”论者,一切以党国的权力、实际是他们自己的权力为转移。而耀邦在和这些人抗争时“只觉得他们这样做很不正派,却没有把这些恶行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背景联系起来。其实,这正是他们所服膺的以‘党性’为标榜的党文化使然。见利忘义,出尔反尔,趋炎附势,落井下石,是这个党文化在党内斗争中很正常的表现。几十年来,党内斗争无数,有哪一次不是这样对待不幸沦为斗争对象的人?何况,他不是别人,而是被认定为离经叛道之人。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去反思,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心中,还深藏着一个与党文化完全不同的以彰显人性为指向的人本思想。这个人本思想,类似于一种潜意识,看似默默无闻,实际上一直在引领着他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为无意识支配着耀邦行动的个人人格与现存体制的明显错位。显扬先生还指出: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点;他所关注的,是革命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他是革命家、思想家,不是理论家。他的人本思想,不成体系,甚至连“人”这个人本思想的核心概念,都是借助于“人民”、“群众”、或“人民群众”这些普通的政治术语来表达的,但它绝对符合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他所理解的人民,不是抽象的集合概念,更不是可以拿来自我标榜的符号,而是由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实实在在的群体。所谓人民的幸福,人民的痛苦,都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幸福和痛苦。他的“人民主体”思想,真正是以“人”为本的,是人本主义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独特表现。显扬先生特别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民主、自由、人权和人道主义传统、而封建主义流毒很深的民族,胡耀邦留下的这份人本思想遗产,显得格外珍贵。它对于我们沿着由普世价值铺就的世界文明大道,进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进行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按照党文化,即‘阶级本位’论和‘党国至上’的国家主义建构起来的。这样的政治制度,和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封建主义遗毒互相适应,互相促进。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民主主义,正是改革这种政治体制的最好的指南:它们既是‘阶级本位’论和‘党国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对立面,又是封建主义遗毒的强大的消毒剂。”

    杜光先生也是我很熟识的著名学者,活跃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党内老前辈。杜老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深入分析了作为“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的胡耀邦。这篇文章首先指出:胡耀邦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从来不隐瞒或美化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的政治家,“满身透明,满身阳光”。但是,如何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高度,来观察胡耀邦的杰出贡献的性质,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是一部曲折复杂的、至今远没有完成的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史。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不难发现,从洋务运动到现在的一百多年岁月里,充满着民主主义同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在这个历史时期里,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物,都不能不在这个矛盾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并在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展露自己的真容。所以,评价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都应该把他们放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揭开各种各样的粉饰和伪装,从他们对民主主义还是专制主义的取舍抉择里,记录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这个基础上,作出褒贬臧否的结论。”杜老指出:“我说胡耀邦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根据的是他的实践,是他对社会和历史所作的巨大贡献的性质,而不是他的理念。”“胡耀邦是一位真诚的共产党员,他相信自己一生都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在客观上,他为之穷尽毕生的聪明才智,献出全部精力以至生命的事业,却是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华大地还笼罩着专制主义的迷雾的历史时期里,任何一个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都不能不屈从这个不可违抗的历史规律。所有真诚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者,大概都处于这样的历史错位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给人以启迪、又可能引发争议的观点。杜老接着探讨了“民主主义的实践怎么会以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为旗帜”这个更具历史纵深感的话题,讨论是从两个层面进行的:一是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二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这位老共产党人、如今的自由派学者认为,共产主义这种19世纪的理想在沉寂一段时间后再度出现,而且出现在世界的东方,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和不幸。“如果说,19世纪40年代在欧洲出现的共产主义,由于缺乏应有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不得不流于空想乌托邦的话,那么,在更加落后的东方,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来引导革命,就显得更不合时宜了。也许,历史的讽刺就在于,越是贫穷落后的国家与民族,企图改变落后面貌的善良愿望就越发强烈。因而,在理念的选择上,很容易趋向于虽然高不可攀、却被认为是有可能迅速达到的目标。于是,通过暴力来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就成为革命家的最佳选择。但是,由于根本不具备实现这个理念的客观条件,结果不能不跌落在更加落后的泥坑里。共产主义并没有把俄罗斯和中国带进天堂,却引出了专制主义的魔王。在这个历史事实里,渗透着多少血和泪的教训啊!”

     这样,问题仍然被归结到当代中国的主题,那就是结束专制主义,建设一个符合人类普世原则的宪政民主国家。本书最后给读者奉献的两篇重文――王家典先生的“历史实践严酷检验马克思主义”和周成启先生的“缅怀耀邦,把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推向前进”――就分别从理论研讨以及制度设计和转型战略两个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王老原是江苏省社科院的民国史专家,这些年专攻晚年恩格斯的思想和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历史贡献。在“历史实践严酷检验马克思主义”这篇大作中,王老提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分野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以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为基础,在过去很长的时期里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宗。列宁和第三国际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们强调这种“社会主义”不可能在旧社会内自发地、自然地生长出来。事实上,第三国际共产运动和各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体制的产生和形成,最突出的历史特点,就在于它完全是以这套东西作为意识形态和模式而自觉地、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构建起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巨变则标志着这套东西的彻底破产。“有些共产党的政治家、忠诚信仰者和理论家认为:苏东事变并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失败,只不过是一种局部性失败、暂时性挫折而走向了它的低潮时期。是这样吗?不,不是的,绝对不是这样的。苏东事变,是一种全局性的、不可逆转的、永劫不复的失败,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彻底失败,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彻底崩溃。”而晚年恩格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则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自我修正、成熟发展的新阶段。王老认为,“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直接继承了恩格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继续领导了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就是他们最杰出的思想家代表。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选择和判决,无疑地,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已经出局,民主社会主义却正在并继续显示它的生命力。”就中国而言,文革后胡耀邦给亿万“政治贱民”摘帽平反,事实上抽掉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专政对象。“没有了专政对象,专政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专政对象消失了,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基础瓦解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周老原是经济理论专家,也是基于时代的召唤,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位置退下后,开始倾全力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于近年推出《中国民主建设研究报告》,这是一个由中共党内人士提出的、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和实践操作价值的重要文献。当我向周老建议把这个研究报告的部分内容纳入这次为纪念耀邦而作的文章中时,周老欣然同意。周老认为,“我们今天缅怀胡耀邦,最好的办法,是继承他的遗志,把他一直关心和倡导的民主化事业推向前进,把中国实现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政治改革推向一个新阶段。我认为,实施宪政,建立民主政治,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标,也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周老的文章列举了民主政治的若干基本通则,着重分析了中国民主化应该争取的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长期目标当然指按民主政治的共同游戏规则,全部达到民主政治的各项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达到或者没有达到,这不能由哪个人说了算,而是按照共同的游戏规则进行衡量。也就是说,不管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要是实行民主政治,就必须做到:1,少数服从多数,又保护少数;2,人民代表和政府负责人要通过选举,包括差额选举、竞选执政,有时是一人一票的直选;3,多党制或一党多派制;4,三权分立,权力制衡;5,实行自由平等原则,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各种自由;6,实行严格的法制和法治;7,人民议政参政;8,军队国家化;9,实行自治,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和群众自治。做到以上各点就算实行了民主政治,达到了民主政治的长期目标。”近期目标则是指近期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那些东西,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我意可以先易后难,由低级到高级,一步一步地来。先实行邓小平已经提出过的,后实行邓小平还没有提出过的;先实行已取得共识的,后实行意见分歧大的。譬如:先允许言论自由,让人民群众有‘话语权’,能自由地发表意见,能使每人说真话,做到思想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再进而允许结社自由,成立新的党派,和共产党展开竞争。应该说,做到第一步是容易的,它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权,影响一党专政。它不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让大家说说话而已。大多数人是好心的,可以建言献策,为国家出主意、想办法,排忧解难,化解矛盾。这有利于国家加强执政能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周老强调:“一个明智的政治家不会不搞政治改革,也不会忽视党内思想派别的客观存在,更不会动用国家机器、采取‘专政’办法消灭政治异见者。在台湾,统治者尚知吸取教训,面对历史上的惨败与大陆和平统一祖国的呼声,励精图治,并适应人民的民主要求,解严开禁,允许多党竞争,而不敢重蹈历史覆辙,不敢实施专制独裁统治。中国内地已今非昔比,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已日益增强,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更臻成熟。只要今日执政党的当权领导人,能抛弃个人的权位观念和私心杂念,顺应历史潮流,做到民意至上,那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实行民主政治,是大有希望的。”

    以上是对12篇大作的一个基本介绍。我们已经大致领略了这些老共产党人、老前辈的宽阔胸襟。当然,更仔细的阅读后读者会发现,在总的立场、价值判断大致接近的前提下,各篇文章的观点也有不尽相同之处。在一种开放的讨论中,这是完全正常的。重要的是,它们如实记录了一代老共产党人的反思,关于耀邦,也关于这个时代。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民族总是要向前走、向前迈进的。如果说《零八宪章》是民间自由力量为中国转型做出的努力,那么党内民主派的努力,本书就是证明。它们都代表了一种伟大的历史担当精神。

    我愿意把这些可敬的老共产党人的真诚反思推荐给读者,并相信,在纪念耀邦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对本书的阅读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次重要的心灵之旅。

    (本文完稿于2009年3月16日)
 




发件人:<plato2nd@hotmail.com>  2009-04-12 23:25:58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立凡近作(2009年4月)

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

章立凡

    今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曾称为“新政协”,以区别于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召开及《共同纲领》制定六十周年。有必要让人们知道,当初开国先贤们想建立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还原这段历史并汲取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推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 民主宪政的共识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在大后方重庆利用国民参政会等机构,与中间党派合作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达成了实施民主宪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共识。当时除拥有军队国共两党之外,还存在一些持中间立场的党派,形成于各个历史时期,兹简介如下。

    民主社会党:主要成员为民国初年国会中梁启超的进步党人士,以及梁系知识分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张君劢整合成国家社会党。1945年又同旅美人士中的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民主社会党。

    致公党:陈炯明与孙中山分裂后,组合海外洪门人士,在美洲洪门致公堂的基础上,于1925年在美国成立了致公党。

    青年党:五四时期,受西方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结社,成为一时风尚,以少年中国学会部分成员形成的国家主义派,于1923年由曾琦、左舜生、李璜等组成青年党。

    第三党:大革命后期国共分裂,邓演达、谭平山等原国民党左派及中共脱党人士,在国共两党之外另组第三党。邓被蒋介石杀害后,改由章伯钧、彭泽民等领导。

    在这些党派以外,还存在一些有独立政治主张或利益诉求的团体。如沈钧儒、章乃器等知识分子于1935年发起的救国运动,主张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形成救国会派;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学会,被称为乡建派;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国职业教育社,被称为职教派。

    除致公党有较多的会党特征外,中间党派的共同特点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有独立政治主张或利益诉求,主张英美式议会民主,对国共两党的政策皆有批评,但不具备军事实力。他们曾在大后方发起宪政运动,不断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宪政,逐渐形成了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

    1939年11月,第三方面的三党(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第三党)三派(救国会派、职教派、乡建派)负责人及个别无党派人士,在重庆举行会议,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会上通过了左舜生、章乃器起草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提出实施宪政、党派平等、学术思想自由、计划建设、军队属于国家、反对内战等十二条主张。该会于1942年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建立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受到第三方面的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也敦促国共双方联合其他国内政治力量建立联合政府,并就此于同年11月9日在延安与毛泽东达成五项协议。

    毛泽东曾主张“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并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对于当时中间党派所主张的“军队国家化”,毛也表示了谨慎的赞同。

    中共是当时拥有军队和地盘的最大在野党,其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三三制”政治样板,与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统治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吸引了第三方面人士。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中共媒体上,当时也有大量呼吁民主政治的文章。1945年7月,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员联袂访问延安,当黄向毛提出如何摆脱政权更迭的“历史周期律”时,毛泽东声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中达成的《双十协定》及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令社会各阶层对国内和平及民主建国充满憧憬。与此同时,在国内形成了一股组党风潮: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组成了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建国会,马序伦、王绍鳌等教育界人士组成了民主促进会……,第三方面的阵营扩大了。

    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中的原则,后来被应用于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的政纲等文件,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政、人权、经济民主、军队国家化等理念,都有完备的体现。“中间路线”是第三方面人士的共识,例如张东荪曾主张:“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 对于中共的暴力革命路线和土地改革模式,第三方面一直持反对立场。

二 联合政府的政治框架

    1946年国共两党内战的爆发,导致了第三方面的重新组合:国民党中的反蒋人士,组成了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中的青年党、民社党及一部分社会贤达,参加了国民党政权召开的国民大会;其余党派则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并进一步受到国民党的压迫。民主同盟于1947年被当局宣布为“非法”,以这一事件为转折,迫使部分第三方面党派逐渐放弃中间路线,选择了与中共合作。这些党派后来被称为“民主党派”。

    随着国民党的军事失利,中国的政局开始重新洗牌。关于未来的政权组成,中共与“老大哥”苏共曾有所切磋。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斯大林于1948年4月20日覆电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

     斯大林一锤定音,决定了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格局。中共的军事胜利比预计提前了两年,但作为一个以农民为群众基础的政党,文化教育的平均水准低于国民党,缺乏接管一个大国的人才储备,因此,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合作,也是时势使然。

    中共中央于1948年5月1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日,毛泽东就召开新政协致函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务负责人沈钧儒,提议“发表三党联合声明”,并附声明草案,就是否增加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署等问题征求意见。

    中共的主张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积极回应,认为符合它们以往提出的相同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不是某一党一派的道路,而是全国人民共同的道路;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以达到民主联合政府之实现,也不是一党一派的要求,而是一切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党派、团体和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 但民主党派中对共产党能否真正实行民主,历来存有怀疑。储安平曾指出:“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政党”。 施复亮也曾担心:“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 。谁都不希望在结束旧的一党专政之后,又产生新的一党专政。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于同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强调,“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当时国民党内一些反蒋人士曾倡导在李济深、冯玉祥等领导下的“国民党整体复兴运动”,认为若没有一个强大政党与中共“发生平衡作用”,即使组织了“容许若干小党参加以为点缀”的联合政府,“中国民主宪政之真实基础将永久不易确定”。 中共坚决反对这种主张,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主张“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同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他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出发,反对破坏工商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仍主张“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他同时主张“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在这篇文章中,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及推行计划经济的思路初现端倪,与《论联合政府》一文的立场有所不同。此后,他还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章,开始对主张英美式民主的中间路线提出批判。

三 筹备新政协

    1948年9月,在香港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民主党派领袖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乘船秘密北上,抵达哈尔滨。哈尔滨在地理上与前苏联接近,中共中央曾考虑在这里召开新政协,并宣布建立新中国。后来因平津战役迅速获胜,才决定改在北平开会和建都。

    中共与沈钧儒等就召开新政协的协议草案交换了初步意见,又将修订后的草案向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征求意见,于同年11月25日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决定了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及人选。不久,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等四十余人分三批先后到达。

    毕竟形势比人强,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1949年1月21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五十五人发表声明,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但民主党派中部分人士仍有所保留:民盟常委张东荪向毛泽东提出一套“新型民主”主张,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也持不同观点;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委陈铭枢提出:“任何一个参加革命的阶级,仍旧应该保持他们本身的利益和立场,这些自由权利及政治地位,在友党方面,必须真诚地尊重与承认”。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一份题为《新政协的阵营》的综合报告中,对内定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也做了这种分析。

   报告认为:民盟中央常委十一人中,“右派分子居多数,左派分子仅占两个,但其总部及各地区的实际领导权已逐渐转移到进步分子手里,现在它的组织内部主要是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与无党派分子,三者之中都有左、中、右”。文件认为沈钧儒、史良、胡愈之领导的人民救国会,“会员中进步分子占优势”;而章伯钧领导的农工民主党“上层多右派分子”,“民盟著名领袖除沈钧儒、章伯钧外,尚有张澜、黄炎培、张东荪、罗隆基,他们在民盟群众中的威信虽已降低,但仍成为右派及中派的中心。张澜与西南地方势力向来保有联系。罗隆基是亲美分子,主张联合政府中容许反对派。张东荪企图做民盟主席,拉拢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排斥沈钧儒、史良以至章伯钧”。报告建议对民盟“须采取改组中央常委、建立进步分子为主导的核心、容许共产党员在内等措施”加以改造。

    对于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报告也作了详尽分析:“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以李济深为首的右派集团,在政治上主张,以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原则,而不愿用新民主主义;希图结合资产阶级右翼,形成反对派,以防中共控制;主张保留蒋党‘起义’部队的编制,以图收集残余的力量,并联络地方军阀,策动地方武装,从而培植其争夺领导权的资本……”,“谭平山、王昆仑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比较进步的力量”,而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实际上是以李济深、蔡廷锴为中心的一个封建性小集团”,并提出应使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起积极作用”。

    报告对民主建国会的分析是:“其中下层中也有不少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及革命知识分子,但尚不能起决定作用。该会政治倾向一般代表产业界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黄炎培、章乃器为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章乃器、施存统曾经公开地主张中间路线与改良主义,章乃器于此,比施存统更来得坚决,他说‘在国共两条路外,自己要造第三条道路’。只在他们进入解放区后,言论见解,才有若干改变”;对民主建国会及产业界,“将只能以右派并力争中派居多,可以有个别的进步分子在代表团里面,但不可能单靠他们起积极作用。”

    报告还认为:“以马序伦为首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其政治倾向,迄今为止是代表中等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其组成分子中有一批进步的文化人,这是使它左倾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实际上属我党领导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与它相结合,推动它左倾。”

    对前身为美洲华侨洪门会党的致公党,报告溯及其领导人陈其尤与陈炯明的亲属关系,认为其内部分子复杂,“实际上支持李济深的政治意图”,“该党带有极浓厚的封建性质,其主要的组成分子上层为封建官僚,下层有小部分流氓无产者。”

    报告在总体表述上,长期目标是扶植左派,逐步孤立和取代右派。此外,刘少奇在1949年7月访问苏联时,给苏共中央斯大林报告中也谈到: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人,其中党员43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的只有12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还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

四 新政协与《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由各党派、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著名精英所组成的会议,虽不是经由选举产生,但较此前任何一届制宪会议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色彩。

    与会的四十五个单位,分为党派、区域、军队、团体、特邀五类。十四个党派单位中,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民建)、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等十一个党派,无党派人士也作为一派位列其中。

    以许德珩为首的九三学社,是一个以大学教授为主的政治性学术团体,有政治主张而无政治纲领;以台湾共产党创始人、“二二八”事件主角之一谢雪红为首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其成员皆系台籍反国民党人士。这两个党派并未申请参加新政协,但被安排与会。还有一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如民社党革新派、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中国少年劳动党、中国农民党,皆以“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等理由能获准。这些党派先后自行宣告解散,其代表人物被邀以个人名义出席。此外,对要求与会的光复会、中国民治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均以“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为由被拒绝与会。

    围绕新政协代表的提名,各民主党派内争不断,如身在上海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即因争取代表资格与沈钧儒发生争执;救国会代表宋云彬在日记中记载,沈钧儒对力争代表资格的庞荩青说:“名单必经统战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得。” 黄炎培也在日记中谈到,代表名单“取舍及先后完全以中共提出为凭”,民建内部多人反对提名冷遹任政协代表,但“潘汉年坚持,越反对越坚持,卒不敢有异议。” 嗣后成立的新政府,各党派在职务分配上也存在竞争,中共同样扮演了仲裁者角色。

    新政协召开前,即已传出救国会不久将解散的风声。会后不久,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民革;救国会宣布解散,其成员溶入民盟并掌握了领导权。救国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中共关系密切,事实上改变了民革、民盟的内部成分。据说当时还有进一步合并民主党派的方案,为此,民进的马叙伦等已被安排为民盟中常委,合并方案又被临时中止。新政协的十一个民主党派最终减少了三个,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八个民主党派格局。

    新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新政协及其制订的大宪章式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文件带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确认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共同纲领》保留了联合政府的理念框架,并未从字面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军队的掌控,其对新政权的性质表述如下: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

    对于国家的武装力量,《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从文字表述上与“军队国家化”并无抵触。对未来将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则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

    《共同纲领》最难产的是经济政策部分,几经修改,最后由毛泽东敲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通过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共同纲领》颁布后,各民主党派随即宣布以《共同纲领》为本党的纲领,并加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表述。

五 联合政府的人事安排

    新政协的召开被认为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范例,它显示出新政权的精英政治色彩及中共对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的尊重。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党外人士占56%.其中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中共以及“老大哥”苏共都承认新政权是一个联合政府。

    中共在新政权的领导作用,首先体现在人事安排上。各民主党派在新政协的代表名额分配与新政权的职务安排,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共。刘少奇在1949年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它们的组织散漫,内部极不团结。例如所有民主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争吵。它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党发表意见,才能提出。但各民主党派都有几个领导人物,这些人物因为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政治活动,在人民中是有些影响的,它们的党组织就靠这些领导人物来维系。在某(每)一个党派中都有左、中、右三种分子……。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除毛泽东出任主席外,六位副主席中有张澜、李济深、宋庆龄三位非中共人士;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约占半数;政务院名单中,非中共人士黄炎培、郭沫若出任副总理,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谭平山、蒋光鼐、朱学范、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沈雁冰、张奚若、李德全、史良、何香凝、李四光担任了政务委员和部长职务,联合政府的色彩浓厚。

    由众多委员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及其与政务院的关系,根据刘少奇同年7月访苏时向斯大林的解释:“中央政府主席团及主席团与内阁关系(即主席团是集体的总统,内阁服从主席团,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斯大林认为:“这个制度可能对于目前的中国是很适当的”。

    联合政府的人事安排,曾在中共党内引起不满,当时有“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之类的议论。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1954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共同纲领》相比,“五四宪法”首次明确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前提,以及“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内容,并对政府机构作出重大调整,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不复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大会所通过的人事名单中,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中共人士担任,实现了“党政合一”, 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的党外人士,皆转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联合政府色彩开始淡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日形突出。在1949年建国时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从此成为“统一战线团体”。

结 语

    在其后的曲折岁月中,历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政治协商制度遭到粗暴践踏,民主党派沦为“政治花瓶”,政治协商变成了“一言堂”,最终演变为党内外都不容任何异议的个人专断。共和国的建国共识是民主宪政,偏离了这一目标之后,民主法制建设长期滞后,历时六十年仍未建成一个公平和谐的公民社会。

英国历史上的《大宪章》和美国历史上的《独立宣言》,至今仍享有崇高的法理地位。《共同纲领》作为中国特色的大宪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法理依据,今天也依然有效。《共同纲领》中的建国目标,有的迄今仍未兑现(如普选产生各级人大),有的被摒弃后又重新恢复(如保护私营经济),有的仍未得到切实保障(如人民的自由权利)。

    没有民主监督的政治体制,必定会导致执政能力的自我削弱。在重新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今天,回顾这段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应该承认:从和而不同、表达异议到求同存异,都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应有之义。

    2009年2月14日 风雨读书楼,《炎黄春秋》 2009年第四期

注:

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第118期,1946年6月。
[俄]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
沈志远:《展开新政协运动》,《光明报》新1卷第8期,1948年6月16日。
储安平:《论共产党》,《客观周刊》第4期,1945年12月1日。
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观察》3卷22期,1948年1月24日。
转引自王德夫、楼开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第126页。
《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发表对时局意见》(1949年1月22日)。
《新政协的阵营》(中央统战部的综合报告),1949年2月28日。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宋云彬:《红尘冷眼 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五辑,第201页。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注释[1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4-14 10:34:06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这篇博文从又一个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有道理。

泰式民主不妨向台湾地区取经

七犀鸟

2009年4月13日于FJAU

   泰国1932年就实行君主立宪制,至今已经77年。而这77年当中,竟然发生过18次军事政变。而自2006年9月他信政府被推翻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泰国政府竟然更迭了四次。危机关头,泰国朝野本应同仇敌忾,却继续激烈对抗;贵客临门,红衫军反而包围峰会会场,导致东亚峰会流产,泰国国际形象遭到重挫。

    这个依靠“人妖”吸引全世界游客,出口“泰式按摩手法”的国家,国内民主竟然如此暴烈而缺乏容忍,实在让人不可思议。他信作为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理,由于所谓的惠民政策,大受基层村民的喜爱;然而与很多亚洲国家领袖相似的地方是,少不了为自己的家族捞好处。反对派发动军事政变,他信流亡,泰国政坛乱局至今难以收拾。

    值得拿来对比的是,比他信更加贪腐的陈水扁却在中国台湾地区遭到不同性质的待遇。想当年,台湾施明德同志为了反扁反贪腐,振臂一呼,百万红衫军在台湾地区游行反扁,可无论红衫军采取何种羞辱陈水扁的方法,阿扁还是从容地完成了他的任期。

    台湾红衫军没有实现拉陈水扁下台接受贪腐调查的目标,陈水扁家族弊案也一度成为中国台湾地区的耻辱。然而中国台湾地区对待陈水扁的做法,与泰国对待他信总理的作法一对比,孰优孰劣一看可知。

    台湾红衫军优于泰国红衫军的地方在于,台湾红衫军比较理性,有序,非暴力;而泰国红衫军却被情绪占据,破坏秩序,屡屡采用暴力。更宝贵的是,在台湾红衫军走上台北街头的时候,尽管一直谣传台湾军方可能干预,值得庆幸的是,台湾军方在对待阿扁问题上保持了强列的克制。这种克制保持了台湾地区政局的大体稳定。换句话说,台湾社会对待阿扁的贪腐,是采用了相对理性的法律手段来处理。而施明德的红衫军最后也成功的解散退出。

    尽管阿扁的贪腐问题直到卸任后猜得到追究,让台湾人们等待了太久的时间。可是,却避免了泰国式的泰国红衫军之乱和军事政变,却无疑是台湾地区人民之福。成熟的民主体制,是以法治为基础,各派在法律框架内,本着理性的基础辩论协商,人人尊重议事规则,而且充满了彼此妥协。中国台湾地区尽管蓝绿高度对立,立法机关里也每每发生肢体冲突,可相对于泰国,实在是有序多了。

    “泰式民主”与欧美民主有相当大的差距,学起来不容易,不妨从中国台湾地区取取经。起码可以学到几点:民众抗议有理有序;各派之间学会妥协;尽量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军方严守政治中立,不介入各派冲突。

    至于泰王,则应该多向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学习,尽量保持超然的立场态度,否则,过于热心干预泰国各派的党争,如果将来被泰国民众视为泰式民主的一大乱源的话,泰王这个称号很可能就真的走入历史了。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4-14 09:54:3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传发一组文章,供参攷。 一组有关泰国发生的政治事件的评论性文章,有很多观点也的确值得引以为借鉴,使民主与国家权力在法治的法制化中得到真正的统一性和解决之。张小鼐即日。

泰国民主VS台湾民主

凤凰网评论编辑  张恒

2009年04月13日

    在泰国有一个叫做素帕迪亚·孔努猜的农民,他今年32岁,来自泰国北部。在家里农活不太忙的时候,他抽时间去曼谷参加了示威游行。“我确实不喜欢阿披实政府,他不照顾我们的利益。”孔努猜说,“不过,很多人和我一样,不想闹太大。我们不久后还要回家种田。”

    可事实上,事情已经闹得很大了,甚至比上次黄衫军闹得还要大。要求泰国现任总理阿皮实下台的红衫军,不但与军方发生了武力冲突,甚至还扣押了总理秘书长——他们一度还想抓住总理阿皮实。更甚者,上千名示威者大闹东盟系列峰会主会场,要知道,东盟首脑和中日韩三国的领导人可都在会场里面啊,难怪香港文汇报会说,这次红衫军的示威游行,冲击东盟峰会,令泰蒙羞 总理、民众与东盟皆输家。

    搞这么大,他们到底想要什么?红衫军说,捍卫民主!在国外的前泰国总理,被认为是此次反政府示威游行活动的幕后支持者他信也呼吁军方“帮助我们让人民得到民主”。

    可是,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民主?要知道,就在4个月前,黄衫军发动反政府示威游行的时候,也是高呼着民主的口号进行的。仿佛拉锯战一样,上次要民主的黄衫军取胜了,被认为亲他信的总理下台了,阿皮实当上了国家总理。而现在,红衫军用同样的理由,走上了街头。而我们每一次谈论泰国的政治动乱和政治局势,也毫无例外的会谈到泰国的民主。

    在上次,黄衫军在街头打砸的时候,彭远文曾经做过一个专题,探讨当前泰国的民主状况以及未来的走向。里面将各方的力量角逐分析的很透彻了,我就不再赘述了——其实,我个人以为,试图对当前的泰国政治乱局进行分析和解读,也不会脱离4个月前的内容和结构。

    折腾来,折腾去,看起来都只是一场“民主戏”:泰国国内是利益搭台,民主唱戏。而我们则更愿意去看民主戏词——泰国的利益纷争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关键是我们能从当中汲取什么教训。

    《大公报》得出的结论是,“亚洲式民主”首先强调的是对权威的服从,强调纪律和秩序是保证社会安全的先决条件,也就是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放在个人权利和民主之上。恩,稳定压倒一切。

    不过要是说到民主的问题,在亚洲还有一个地区不得不提出来,就是台湾。正巧今天还是蒋经国的百年诞辰纪念日,马英九把纪念活动搞得很隆重。虽然,纪念大会上,促进两岸统一的声音很占主流,人们高调重温蒋经国希望两岸统一的言辞。但是马英九还是特意的提出了台湾民主化的这个议题。而蒋经国晚年促进民主,实现解严,更是被媒体称之为台湾的政治典范,《联合报》的社论说,台湾已经三易领导人,而蒋经国的典范却无人超越。但事实上,台湾的民主不过也刚刚经历过街头政治的阶段而已。并且,为了政治利益,蓝绿阵营间也一样能和泰国一样,去煽动族群的对立和仇视。很难说,这样的民主比泰国的民主就好多少。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写这么多,不是想批评泰国和台湾的民主,我没那个能力和资格。我只是很好奇,台湾岛内的民众,是不是关注泰国的现状呢?他们又怎么看待泰国的民主问题呢?我也很好奇,我那和孔努猜一样做农民的父母,那些在工厂里埋头苦干的工人,学校里的学生们,又怎么看待泰国的民主呢?
 

东亚峰会流产 泰式民主呼唤“威权”

大公报

2009年04月13日

    中新网4月13日电 香港《大公报》13日发表评论认为,泰国各政治力量在东亚峰会上的“争夺战”,政府与“反独联”都是输家,而更大的输家是泰国的民主制度。“泰式民主”已经走到了尽头,当政坛对立双方僵持不下时,恐怕只有靠威权,才能收拾残局。文章摘录如下:

    泰国这次在国际舞台可谓是颜面尽失,因为“红衫军”的闹场,东亚系列峰会被迫取消,千里迢迢前来参会的各国领导人,不得不两手空空打道回府,泰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受到极大影响。东亚峰会流产首开国际先河,“东道主”阿披实一面处理“红衫军”事宜,一面忙不迭地向各国领导人道歉。但事态并未因此而化解,“红衫军”挥师首都,芭堤雅紧急状态令刚刚解除,曼谷及周边地区又进入了紧急状态。

    这样的结果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连泰国政府也未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峰会举行前,“反独联”曾威胁冲击会议,迫使阿披实下台。但每次国际峰会,都少不了许多异见人士抗议示威,况且有八千名警察的保卫,安全应该是不成问题。就在“红衫军”冲进峰会新闻中心那一刻,大家才意识到局势已经全面失控。

    从二○○六年九月他信政权被军事政变推翻后,泰国政局就一直动荡不安,“要他信与反他信”之争从未间断。不过舞台上的“主角”发生了变化,过去,反政府的力量是民盟,通过街头运动成功把新他信的沙马、颂猜赶下台。现在的“反独联”则由过去的执政党变成反对派,发动“红衫军”誓把阿披实拉下马。泰政局反反复覆,却始终没有走出“泰式民主”的怪圈。

    孰是孰非,自然该由泰国人民来选择,但政治乱象持续数年,总要有解决的办法。泰国既然自认为是民主社会,那么解决乱局的首要原则就是民主的方法。民主代表着由人民统治,尽管基于统治方法及“人民”的构成范围,民主的内涵各不相同,但由多数进行统治恐怕是民主最一般的原则。

    在泰国,“要他信与反他信”之争实际上是泰草根阶层与中产阶级两大利益集团的争夺,由于他信代表的草根阶层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因此在每次大选他信势力在政坛上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既然要民主,就应该尊重这一结果,这也许是泰国走出危局的基本点。

    民主需要威权保护,才能有秩序。以东亚为代表的“亚洲式民主”本来说是嫁接的产物,与西方强调个人人权、自由、平等不同的是,“亚洲式民主”首先强调的是对权威的服从,强调纪律和秩序是保证社会安全的先决条件,也就是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放在个人权利和民主之上。

    民主只是工具,是实现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等更高目标的工具。“亚洲式民主”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有绝对权威的政府,以保证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看来泰国要想走出“民主怪圈”,首先是要回归“亚洲式民主”,重建秩序。

    此番东亚峰会“争夺战”,政府与“反独联”都是输家,而更大的输家是泰国的民主制度。“泰式民主”已经走到了尽头,当政坛对立双方僵持不下时,恐怕只有靠威权,才能收拾残局。

胡洁:泰国想要的民主是什么

    中新网4月12日电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1日泰国帕塔亚的反政府示威浪潮失控,上千名示威者大闹东盟系列峰会主会场,总理阿披实在束手无策下,一度宣布帕塔亚进入紧急状态,各国领袖纷纷撤离,会议取消。东盟系列峰会流产令泰国蒙羞,政府深表歉意。泰国媒体评论称,事件中无论是阿披实、泰国民众、东盟等各方全部都是输家。

    泰国又一次成为世界焦点。不过此次并非源自东盟系列峰会的救市举措,而是数千“红衫军”围攻会议中心致使峰会取消的“壮举”。此前的3月28日,泰国前流亡总理他信通过视频讲话指控2006年策划政变的人物是枢密院主席普瑞姆与前总理素拉育,并号召着红衫的泰国反独裁民主联盟(反独联)发动街头游行,要求总理阿披实辞职解散议会重新大选。昨日,泰国总理阿披实已宣布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而其本人在撤退时也遭遇冲击。

    上一次,仅在4个月前,同样是“捍卫民主”的口号,不同的只是黄衫,人民民主联盟将他信妹夫颂猜拉下了总理宝座。不过,历史总是轮回着相似。泰国政坛犹如一场旷日持久的拔河赛,拉锯的双方其实都在“玩一场游戏”,大家似乎都在为同一个神圣的目标“国家民主”奋斗,但任何一方的胜利却都是暂时与“非法”——因为,在这样一场混战中,已然没有制度标准的认可。

    议会是可以随时解散的,首相是可以被逼辞职的,宪法也是可以即时修改的。从泰国国旗上,也许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民选政府、国王、军队虽是三个平行的权力中心,却因另两极的稳固与制衡,实质上让民选政府成为摇摆不定的态势。因此,在泰国王的默许下,2006年的军事政变成为近年政局混乱的起点。然而,作为1932年即确立君主立宪制的现代国家,政府必须以推动民主进程为己任,如此一切即成悖论。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催生的堪称泰国史上最民主的宪法,推动和发展了他信政权及其广大的底层支持者,却继而侵蚀了传统精英的利益,并由此引发了政权争夺战。自2006年至今,泰国业已更迭了四届政府,目前看来阿披实也难以结束乱政。

    当然,也许可以将此种种抗争与波折看作民主进程的必要过程。英国政权由王权转至议会,历经清教徒战争、光荣革命至下议院掌权近三百年。但美国民主体制的确立,却在借鉴英法等欧洲国家的基础上通过三权分立迅速完成。相对而言,不能不质疑泰国民主的“诚意”。事实上,在表象的激烈抗议外,关于党派间利用金钱等利诱游行参与者也是不争事实。每一轮的幕后胜利者也终究会被继任者找到把柄。因此,可能还是那些局内人所说较为中肯:不要拿西方民主在泰国说事,闹得再凶,也不过是内政。只是,对于目前愈演愈烈的混乱局势,仅仅依靠政府的解决方案只会继续酝酿不稳定因子。泰国乱政的纠正,必须依靠三方权力的妥协与努力。

陶短房:红衫军冲击东亚峰会令泰国蒙羞

    当地时间4月11日下午1点多,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宣布,东盟与对话国领导人系列峰会因安全原因取消。这一峰会是东盟各国和中、日、韩等东亚主要国家间的对话磋商,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已影响到泰国和东南亚,峰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此重要的峰会被取消,是因为反政府的“红衫军”连日大规模示威、甚至直接冲击峰会新闻中心。

    “红衫军”的本意并非反对峰会,而是反对政府。峰会取消后不久,组织红衫军的“反独联”即表示,峰会搁浅,责任在政府,并声称阿披实总理若不在泼水节前辞职,“红衫军”将持续示威抗议。诚如东盟秘书长素林所言,示威活动是泰国国内民主所允许的,但不加节制的示威,在如此关键时刻和如此重大活动前夕举行,其后果却是影响泰国的国家形象和信心。

    泰国已经历多次政治变革,进入注重多元化、包容性的现代社会,不会也不应仅仅因别人反对政府的政策、作为,而加以打压、歧视和指责。组织红衫军的“反独联”,可以充当泰国现任政府的反对者,却绝不应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置于“泰国的反对者”之列。也就是说,“红衫军”可以对政府“呛声”,却不能因此损害国家和民众的基本利益。

    由于长期政治动荡,泰国的经济和投资环境本已饱受损害,国际形象更是大受影响,能否成功举办这次峰会,对泰国国际形象的修复关系重大,峰会能否顺利召开,更关乎泰国乃至整个东南亚能否早日摆脱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阴影,关乎全体泰国民众的切身利益。“红衫军”仅仅出于“要阿披实政府好看”,冲击会场,迫使峰会搁浅,因而难堪、因而利益受损的,又岂止阿披实政府?整个泰国包括“红衫军”及其支持者本身,也都将是受害者。

    事实上,由于泰国政局不稳,此次峰会已被拖延了几个月,许多和泰国战略利益、和泰国民众切身利益有重大关系的讨论、决策,也因此被拖延、被搁浅。成功召开这次峰会,原本是亡羊补牢,“红衫军”却让这一契机白白错过。

    其实就在几个月之前,当另一支“黄衫军”发动示威,瘫痪机场,包围总理府,令泰国一片混乱,旅游业瘫痪,政府无法履行职能时,“红衫军”曾严厉指责这种行为,认为此举非但不理智,且是对泰国国家、民众利益的粗暴侵犯。这种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几个月之后,“红衫军”却变作“冲击派”,究其原因,无非是当时的颂猜政府是“红衫军”盟友,而“黄衫军”则与阿披实及其政治派别有关,而如今则正好掉了个儿。

    政治团体和人物都应讲究政治诚信和原则,如果仅仅因执政和在野身份对换,就放弃原本坚持且本就是正确的理念,转而“为反对而反对”,只能在令国家蒙羞、民众利益受损的同时,也让自己的政治声誉受损。其实,如果泰国对立双方愿意合理对话,并不难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张智新:泰式街头民主的尴尬无奈

    提要当泰国政治制度化水平远未提高到政党政治所需的程度,民众政治参与的闸门却仓促打开这种无序的“参与革命”最终导致其陷入恶性循环式的政坛乱象。

    4月11日,由于支持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大闹东盟系列峰会主会场、泰国南部滨海城市帕塔亚,泰国总理阿披实在束手无策下,一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各国领袖纷纷撤离,会议取消。12日,泰警方以煽动抗议,制造社会动乱的罪名逮捕了反政府组织首领阿里斯曼(ArismanPongreungrong)。

    泰国尽管早在1932年就初步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但其后60年中文官政府短命、军事政变频繁,始终没有摆脱军事干政甚至军事专制的阴影。直至1992年,泰国才真正确立起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包括普选制、文官执政、政党政治等制度设计。从那至今的17年间,泰国政治除了延续以往政变频繁、军人干政、王权出位等基本特点外,又多了一个更为引人瞩目的标签:街头政治。

    众所周知,2006年9月,泰国军方发动不流血政变,推翻了被指控“贪腐”和“滥用职权”的前总理他信。这一政变就有浓厚的“街头政治”背景: 之前,反他信的黄衫军开展了长达近一年时间的街头抗议。此后,他信虽然流亡海外,但泰国国内支持他和拥护他的街头政治愈演愈烈。2008年5月起,反对派“人民民主联盟”(民盟)组成的“红衫军”发动持续数月的街头抗议,此期间导致支持他信的总理沙马下台。

    随后上台的总理颂猜是他信的妹夫、人民力量党副主席,仍然面临街头政治的强大压力,不过,这一次街头反对派主打色变成了黄色。“黄衫军”的持续示威抗议最终导致颂猜下台,现任总理阿披实上台执政。

    有了军队和王室支持的阿披实仍未能躲过街头政治的压力,从上月26日起,支持他信的街头力量反独裁民主联盟(反独联)这一次也穿上“红衫”,以阿披实政府为独裁势力“所有、所享、所治”(套用林肯“民有民享民治”口号)为由,要求其辞职并重新举行议会选举。“红衫军”不仅如法炮制“黄衫军”的做法,在泰国首都曼谷发起上十万人包围国会,还组织冲击此次东盟系列峰会主办地,最终迫使泰当局取消这次峰会。

    面对有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泰国陆海空军队、警察,仅数百人的“红衫军”此次能成功地让精心筹备的东盟峰会夭折,现实原因就是阿披实当局出于前车之鉴,不敢对示威者采取果断强硬措施;以往街头政治中无论参与者甚或组织者都安然无恙甚至鸡犬升天的例子,更给了街头民主组织者们有恃无恐的无限信心。

    当然,泰国“街头民主”如火如荼,行政当局对其进退失据、束手无策,还有泰国王室、军方以及政商集团之间复杂利益纠葛的原因,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政府权威缺失和“参与革命”。

    去年年底去世的美国知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经在他那本脍炙人口的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到:“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泰国的宪政权威尚未确立,政治制度化水平远未提高到政党政治所需的程度,但政治参与的闸门却仓促打开,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瞬间迸发,这种无序的“参与革命”最终导致其陷入恶性循环式的政坛乱象。

    被“红衫军”打停的东盟峰会终归会很快重启,东盟与中日韩合作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步伐更不会由此止步,但泰式“街头民主”给泰国以及东盟带来的尴尬无奈,却绝非短期内所能改变。被“街头民主”推上前台的阿披实,又该如何应对“街头民主”的强大威力,我们且拭目以待吧。

李开盛:泰国骚乱民主是最大输家

    4月11日,在泰国帕塔亚市出现了令世人瞠目的一幕,由于示威者的干扰和破坏,泰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取消本应于当天召开的东盟与对话国领导人峰会,已经准备开会的各国领导人在泰国领导人的致歉声中纷纷离开泰国。示威群众冲击国际会议司空见惯,但会议在即将召开的时候因示威而取消,却是很罕见的。此前,泰国政府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国内游行示威不会影响到峰会的举行,而示威群众硬是通过围堵道路、冲击会场等方式,在国际社会面前粉碎了这一保证,把泰国社会的混乱以一种更特别的方式暴露在世界面前。

    这不但让阿披实在东盟各国领导人面前丢了脸,更重要的是,他的总理职位可能不保。东盟峰会取消后,示威的红衫军声称取得了一次胜利,同时将继续进行示威活动,直至达到让阿披实下台的目标。12日下午,红衫军冲入设在曼谷的内政部,泰国总理阿披实在撤离时受到反政府人士的袭击。据传,阿披实的胳膊负轻伤,已经被送到医院治疗。很有可能,阿披实就将重蹈前总理沙玛和颂猜的命运。这两人都是在面对反对派示威的强大压力之下,被迫宣布辞职的。不同的是,沙玛和颂猜被认为是前总理他信的亲信或傀儡,当时的示威群众是在民盟领导下的黄衫军。而这次,支持他信的红衫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对泰国人民来说,谁当总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说,或许更值得关注和深思的是这场泰国骚乱引起的对民主与宪政的思考。如果根据是否存在真实、自由的选举来衡量,泰国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民主在这个国家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似乎也不曾被认真对待。对泰国来说,类似的骚乱已经不是第一次,军队的政变十分常见。远的不说,从2006年起,已经历了他信、沙玛、颂猜和阿披实四任总理,他们都是经过民主程序上台的,但前三位已被非民主的方式赶下台。这表明,在这个已经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里,民主似乎是最容易首先遭到否定的东西。当一些政治矛盾出现时,各种政治力量仍然主要求助于街头政治,甚至谋求通过军队政变解决问题,出现了所谓民主失灵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不是民主的失灵,而恰恰是民主的不完善,即缺少了宪政的支持。成熟的民主制度是宪政的民主,即崇尚宪法权威,与法治原则结合起来的民主。民主主要是用来解决政权更迭(如几年一次的领导人选举)和国家大政方针(如某些重大议题上公民投票)的,在日常政治中,主要原则是宪政,即在宪法的最高权威下,依法、依程序来施政与参政,执政者与普通民众均要受其约束。无约束的统治者可以破坏宪政,无约束的民众同样可以破坏宪政。没有宪政的民主,必将反过来破坏民主本身,泰国一年来的骚乱就说明了这点。按此例,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如果当前的红衫军示威继续发展下去,宪法法院也很有可能根据某一点指控,对阿披实作出某种判决,从而剥夺其担任总理的资格,以达到政治妥协的目的。在这样一系列的政治演出中,法院、军队甚至是泰国国王都有可能登场,但在他们博弈中的最大输家则是宪政与民主。

    因此,在泰国这类民主国家里,街头民主尽管正当,但必须有某种限制。宪政民主的另一个含义是限权民主,限权不但针对政府,也针对公民。即公民享有法律规定的合法权利,但不得要求法外之权。在这一年来的泰国骚乱中,民众上街游行示威的要求是正当的,但占领总理府、冲进内政部则是违法的,是对自己权利的滥用。事实证明,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都必须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行事,超过范围,便只能导致混乱与无序。公民如果对这种权利安排本身不满,则可通过民主的方式更换领导人或立法机构成员,推动权利的重新安排。对于街头斗争,必须限制在和平、合法、理性的范围内。特别是在已经建立民主体制的国家里,再去追求法外施政或法外斗争权,本身就已构成了对民主的蔑视和破坏,最终只会葬送民主。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4-14 11:37:1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传发文章,以供参考。

中国应当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09-04-14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中国的战略重点应当在亚洲。中国是亚洲国家,亚洲是中国的大后院。中国的崛起应当首先在亚洲。如果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在世界事务上扮演一个大国应当扮演的角色,那么就首先不仅仅要成为亚洲大国,而且有实实在在的能力来处理亚洲问题。对这些,人们应当不会有太多的疑问。但是,一旦当焦点转移到中国的实际外交政策、政策行为和政策绩效时,就会发现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方向并不十分明确,并且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说中国应当实行战略重点的转移,就首先要问中国的战略重点在哪里?但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不过,人们可通过考察中国的外交行为来得到一些答案。在很多年里,中国的外交重点有二,一是大国外交,二是资源外交。大国外交比较清楚,就是中国和主要大国的关系,主要是中美关系。可以说,这方面花费了中国最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国外交很重要,因为它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构架。中国要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支柱,就必须参与大国外交并且成为重要一员。

  其次在资源外交方面,主要是和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这些年来,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这两个区域。中国在这些区域有大量的投资,主要是国家资本。同时,中国高层也频繁而高调地访问这些区域。给西方的感觉是,中国的确崛起了,其影响力已经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当然,这里人们看到的也是中国高层的强烈意愿和这些区域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但是对很多亚洲国家来说,则是一种舍近求远的感觉。尽管中国是亚洲国家,并且是最重要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并没有感觉到中国对它们有足够的关注和帮助。

热点问题都出现在周边国家

  客观而论,不能说中国忽视亚洲。在中国的外交概念中,周边外交有特殊的意义,而周边外交实际上就是亚洲外交。在这方面,中国提出了睦邻、安邻和富邻的政策取向。实际上的行为也不少。 例如中国和东盟(亚细安)已经达成自由贸易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等多边组织上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以中国是亚洲最主要大国的角度,这些成果并不能说是显著。实际上,中国在亚洲正在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棘手的问题。

  可以说,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热点问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其中的很多和中国直接相关。人们可以列出长长的一堆,主要包括朝鲜半岛问题、东海问题(应当包括钓鱼岛问题)、和东南亚的南海主权纠纷、和南亚印度的边界问题、阿富汗问题、巴基斯坦问题、缅甸问题等等。还可以包括那些发生在中国境内但很容易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例如西藏问题和新疆的东独问题等。总的情况是,旧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又加上越来越多的新问题。

  在所有大国当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表现为非常特殊。例如和美国相比。美国北有加拿大,南有墨西哥,地缘位置非常简单。因为美国的强大,无论是加拿大还是墨西哥都需要依赖美国得到发展。但中国则不同。上述周边的这些地方和这些问题,都可以转化成为重大的危机,稍不注意,就会随时爆发出来。可以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中国除了应付,还没有发展出任何有效的战略和策略来求得问题的解决。

由地方政府官僚执行国家外交

  中国不能求得这些问题的解决,但外界则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例如在朝鲜核武器危机上,在缅甸问题上,世界本来对中国有很大的希望,期待着中国能够下大力气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非常吻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几年下来,人们发现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并且中国也并没有很强烈意愿来解决这些问题。倒是来自远方的西方国家则时刻关注着这些问题并施加影响力。

  中国被视为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尽心尽力”,这更使得西方国家有理由来干预这些问题。西方的干预当然会影响到中国。这是个悖论。你自己不想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那么别人就有了充分的理由违背你的意志来解决问题,结果对你不利。出现这种窘况表明中国在亚洲战略上有很大的反思空间。有两个问题很突出。一是与其他区域相比,对亚洲的人财物力投入不够。中国往往说得多,说得高调,但做得少。中国的周边外交中有很多很好的概念,例如上述睦邻、安邻和富邻,但实现这些目标的行为则很少。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结合自身的国家利益和亚洲的利益,出台了非常有效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外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视中国为一个负责任的亚洲国家,并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此后,中国对亚洲外交的投入很少。

  上面提到,中国的重点转移到了和大国打交道。而对国外的投资或者政府援助大多去了非洲和其他地方。中国对亚洲的穷国家有援助,但很多年里,中国的援助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多。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周边外交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很多问题。在同周边国家外交中,外交部似乎并非主角,或者被边缘化。地方政府和很多经济官僚部门则成了主要执行者甚至是决策者。

  地方政府和经济部门往往从短期的和物质的利益出发,很难把政策放在国家利益中来执行。在一些地方官那里,有些钱就觉得很了不起,对周边国家政府不尊重。也有地方政府大搞公共工程,对境外国家产生深刻影响。 在很多年里,周边国家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对中国的很多抱怨。只是没有办法,需要中国的继续帮助,没有发声罢了。这对中国影响的扩大反而产生负面的影响。

  中国出了钱和力,但因为执行不当,反而导致了很大的抱怨。但有一点很明确,很多国家觉得中国的“钱”很不好用,一旦有机会就去找日本和韩国的帮助。在这一点上,中国有关方面的确需要考量中国的软力量问题,问一问,花了很多精力,但到底哪些国家是你真正的朋友?

过分迷信多边主义

  还有一个重大的方面,就是过分迷信多边主义,而无意中忽视了双边关系。多边和双边关系有个发展过程。中国从前只相信双边,不相信多边。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拒绝接受多边主义。但经过这么多年的转型,中国现在更重视多边。

  在亚洲,中国不但参与和加入现有多边组织,而且更是积极地组织多边关系,例如上述的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但是实际上,很多问题不能通过多边主义而还是要通过双边关系来解决的。

  中国和周边国家中大多数问题需要通过双边关系来得到管理或者解决,例如领土纠纷问题。即使在经贸领域,因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也需要中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双边关系。

  多边关系是个基础,必须在多边关系的基础上在双边关系上多做文章。国家间的信任更需要双边关系的推进。和其他区域相比,中国没有把足够的精力放在和本区域国家间的元首外交关系。令人迷惑的是,中国传统本来在亚洲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正是在亚洲,中国的软力量严重缺失。

  很长时间以来,因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大国外交,中国的外交思维过于美国化,重大国,而忽视小国。中国的战略和外交必须考虑到中国周边的特殊环境。 即使美国,其大国外交也是有深刻的教训的。美国也没有从大国那里吃亏多少。冷战期间和前苏联对峙,美国没有吃亏。冷战后,中国和美国合作,美国更是图利。

  美国的外交和战略危机全都来自小国,在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都是如此。考虑到周边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的危机更容易来自小国。大国关系很重要,也不会被人忽视。但与小国的关系则不然,会不知不觉中被忽视。

  现在中国的实力还没有容许中国的影响力到达世界各地,但中国似乎已经成了西方富国的“救星”。这种过分卷入已经使中国力不从心。 中心问题是,中国要成为国际秩序构架的亚洲支柱,就必须把战略重点放在亚洲。一旦亚洲发生重大危机或者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出现重大危机,那么就会导致中国国际秩序的解体。根基不稳,哪能谈崛起。

    《联合早报网》

 

 

 

发件人:"树欲静风不止" <csscblack@qq.com> 2009-04-10 21:23:0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批评官员被辞退 昔日主编迫于生计拣垃圾

乌鲁木齐教育局强迫小学生记住市委书记的名字

我被迫辞职拣垃圾是炒作吗?

原《天山网》阿凡提评论的主编  王大豪

2009年4月14日

    我因为批评乌鲁木齐教育局强迫小学生记住市委书记的名字而被辞退,很多人不敢相信是真的,但对于那些我批评的官员来说,把我辞退已经是很仁慈的了。

    4月7日我被辞退,4月8日我即上街捡拾垃圾。拾荒者靠拣拾垃圾生存,我也能靠捡拾垃圾生存。这是迫于生计的需要,也是我要跟那些滥用权力的官员继续较量的需要。他们以为只要把我从媒体清除出去,他们就可以震慑天下,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再也无人敢评说是非。他们的权力因为没有得到有效地制约,所以傲慢;因为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愚蠢。

    那些被我批评的官员看到我捡拾垃圾,他们一定比过节还高兴。他们以为我从此就会变得像个驯服的羔羊,他们太低估我了。我虽然离开了我热爱的传媒界,但我不会离开互联网。

   互联网是属于每一个网民的媒体,每一个网民都是自己的记者,每一个网民都是评论家。某些官员虽然有权施压把我从新闻单位辞退,但他们永远无法铲除互联网,我的网民身份是谁辞退不了的。 只要互联网还存在,只要我还活着,只要还有官员滥用权力,我就绝不会沉默。我即使靠拣拾垃圾为生,我也绝不会放弃公民监督的权利。

    王大豪离开媒体,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我深知自己的声音很微弱,但我也知道,对于那些滥用权力的官员来说,我的声音很刺耳,因为他们容不得任何监督的声音,因为他们心虚,所以可以草木皆兵。 我相信滴水穿石。

    我因为批评乌鲁木齐教育局强迫小学生记住市委书记的名字,在压力下被迫辞职离开媒体拣垃圾,很多人认为我作秀和炒作。 面对这样的质疑,我很无奈。 有些人的想象力更让我大跌眼镜,他们认为天山网也有炒作之嫌。

    乌鲁木齐的市委书记叫栗智,只要上网查查就知道,他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凡是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想象一下:哪一个省级网站、哪一个省级部门的领导敢拿当地的省一级的人大副主任做炒作的题材?

    我写每一篇批评文章都做好了被辞退的准备,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我也不会写,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旦被辞退后我就会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我既然批评我就要批评到底,绝不会因为被辞退就噤若寒蝉。一旦没有媒体身份的束缚,我的批评会更大胆无忌。我都是一无所有的人了,我还怕什么?有些官员可以毫无顾忌地无视民意逼我辞职,我一个失去工作的人为何还要顾忌滥用权力者的颜面?那些认为我被辞退后就应该销声匿迹、想法设法避免“炒作”之嫌的人,只配给别人当一个忍气吞声的奴才。但恰恰是这种奴才,最大的乐趣就是诋毁不愿与之为伍的人。

    有些人不相信我是因为讲了几句真话被辞退的,他们把发生这一荒唐事件的原因归结为我一定是犯了其它什么本该受到处罚的事才被辞退的,我这个无辜的受害者反倒好像是个骗子。如果真是这样,那些恼羞成怒砸碎我的饭碗的官员至今会一言不发?如果我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他们早就公开发表声明让我声名扫地了,他们会找不到可以发布信息的媒体吗?

    谁如果认为我是炒作,我强烈建议他也如此这般炒作一下,让自己成为一个失去生活来源的失业者。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03-06 08:12:02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92期-孔子 2560年暨耶稣2009年4月日邮发

新左派和民族主义的启蒙运动

——对《中国不高兴》的三点看法

冼岩

    最近看到王小东先生的一个讲话,很有感触。有媒体问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出书,有没有时机上的考虑?他说:没什么时机考虑,我们一直想说话,但一直没机会说,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就说了。王先生的话很朴实,却揭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长期以来,主流媒体高度排斥类似《中国不高兴》这样的声音,全面亲西方。纵然对西方要有所批评,也只能宛转、曲折,生怕人家不高兴,或者触犯某种“政治正确”。谁要是主张对外强硬,立刻会遭到围攻或封杀。主流媒体就象一个养鸽场,里边只有鸽子才能生存,缺少鹰派的声音,有阴没阳,严重阴阳不调。

    《中国不高兴》的出版,给过于阴柔的中国知识界带来一股阳刚之气,起到了一种“补钙”作用。在这方面,王小东先生最具代表性。他的主张,无论是弘扬“尚武精神”,还是提倡“持剑经商”,都充满英武之气。中国知识界、舆论界对西方顶礼膜拜这么多年,太需要补钙了。知识界与民间不同,民间网络上的阳刚之气十足,不但不需要补钙,有时还需要降降火;但知识界在貌似冷静的背后,给人的感觉是缺少脊梁。

    为中国知识界补钙,重振阳刚之风,这是《中国不高兴》出版的第一大意义。

    《中国不高兴》代表的无疑是中国左派和民族主义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中国的新左派和民族主义发起的一场启蒙运动。这本书就是启蒙读物,目的是振聋发聩。但这种左翼的声音与13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相比,显得更加成熟、理性。在这本书中,我所熟悉的王、黄两位作者,都表示了对自由派核心主张,从市场经济到自由民主的高度认同,只不过认为其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有待商榷而已。

    衡量一种思潮、一种声音是否成熟、理性,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它怎么对待自己的对手,能否从对手那儿吸取营养。任何一种声音,能够长期存在,能够吸引那么多人的认同,能够与你形成对峙,必然有其合理内核。如果将对方贬得一无是处、一文不值,似乎对方已不耻于人类,只能天诛地灭,这恰恰证明自己的偏激与偏颇。只有能够看到对方的合理内核,进而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这才是成熟的标志。

    仅仅几年之前,左右两派都远比今天稚嫩,非理性的声音占据上风,左右之间势同水火,完全不能沟通,只能鸡同鸭讲。近两年,左右两派开始相互有所靠近,不是说极端的声音没有了,但是理性的人确实越来越多。考虑到整个社会情绪都在向左转,此时左派的理性与温和,更加难能可贵。与13年前《中国可以说不》时左翼声音的单薄不同,今天,左翼在民间尤其是网络上已经积累了宏大的声音。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不高兴》代表的是左翼的理性部分,这既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也是这本书的价值之所在。

   《中国不高兴》的主题是讲中国要有大目标,但在我看来,目标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中国早就有大目标,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缺少大目标,而是大目标太多。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大目标。王小东先生也说了,自由主义也有其大目标。西山会议的发言,就是贺卫方们的大目标;樊纲们所设想的让中国与美国“并轨”,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大目标;左翼如乌有之乡,也有自己的大目标。政府官员,无论口中说的,心中想的,都有自己的大目标。政府经常宣讲的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包括原来的四个现代化,当然都是大目标;而一些官员心中设想的,要把老婆孩子弄到国外,将国家财产变成囊中之物,让中国成为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乐园,也可以说是一种大目标。

    大目标太多,千奇百怪,要统一到一个旗帜下,基本不可能。目标的分化、混乱,主要由于两个原因。其一,利益分化,阶级、阶层的分化,造成了价值理想与现实目标的分化。不同地位、角色的人,目标肯定不一样。就算努力避开矛盾,寻找共同点,意义也不大。相对靠谱一点的是爱国主义,但也不能涵盖所有人。因为有些人就是以卖国为生、为荣,通过卖国牟利,就是不希望中华民族复兴,乐于看到中国对西方卑躬屈膝。他们嘴上不这么说,或者换了一种表达方式,但实际上就是在这么做。

    这种分化其实很正常,其他国家也这样,目标多元,却并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目标不但多,而且给人以混乱感觉。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讲到第二点:政府说的和做的不一样,造成了目标混乱。

    中国至今还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如果政府说一套做一套、这样说却那样做,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必然造成价值和目标的混乱。例如,政府说是要构建和谐社会,但一些官员老是在制造不和谐,就连乌有之乡这种思想学术的门户,也要来查抄、封网。政府说是要建设小康社会,但许多官员早就不是“小康”问题,他们的海外存款,美国的,瑞士的,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政府又无力遏制他们。这种时候,还忽悠老百姓“奔小康”,人家当然不服气,不感冒。

    官方的言行、表里不一,是当下中国价值观、大目标混乱的关键原因。由此来理解《中国不高兴》一书,它的作者或许是想在官方宣称的、不能兑现的大目标之外,另外找到一个既有可能兑现,又能得到官方和民间认可的替换目标,以此统合人心,凝集中华民族的战斗力。所以我说他们是在启蒙。

    我看到书中王小东、宋晓军都具体谈到大目标,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误?宋说的大目标有两点,一是经济变依附为自主,二是强化军工、军力,以保障这种转型。王的大目标也有两点,“内修人权,外争族权”。“外争族权”具体讲就是中国一要在世界上“除暴安良”,二要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换言之,就是要在国际上拥有更大的政治话语权,更多的经济资源分配权。王小东和黄纪苏两位说得很直接:中国就是要带头打碎现有的国际格局,不但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而且要重塑世界新秩序,造福人类。

    在这里,我们回头来看一看政府的所作所为,不难发现,虽然政府或许没有领导和重塑世界的底气与雄心,但在外争族权,争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和经济资源分配权这一点上,与《中国不高兴》的作者方向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他们很多时候是只做不说,或者说的时候比较低调。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涉及一个对实力现状的判断问题。

    在这个问提上,我觉得《中国不高兴》的作者本身也存在分歧。宋晓军先生所说的两大目标,换一种说法,第一个目标就是经济上摆脱对外依附,第二个目标是军事上免于外来威胁。既然把摆脱经济依附和免于外来威胁作为奋斗目标,说明我们的现状还是经济依赖于外,军事力量上不足以抗衡外来威胁。在这种现状下,如果还大声嚷嚷,要把人家怎么怎么样,这不是自找苦吃,自讨没趣吗?

    王小东先生显然不同意这种判断,他认为此次危机对中国而言只是“有钱不会花”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中国今天与西方在经济上的联系,也并非“割不断”。中国完全可以不靠美国市场,凭内需就可以为经济提供强大动力,不必在乎海外市场的萎缩,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创造出足够的有效需求。

    我相信宋晓军先生不会同意这种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宋先生的判断。中国这么多年积累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扭转的。拉动消费、改变分配结构绝非朝夕之功。4万亿听起来很多,但即使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直接分到国人手中,每个人也不过3千多元。3千多元在今天能干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钱到手后,恐怕大多数人还只能选择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吧?何况,4万亿还要分几年投入;何况,它绝对不可能分到每个人头上,弯弯曲曲后,贪官们总要拿去一大截,再浪费一大半,剩下来的,不知道还有多少,还能干些什么?何况,政府要投下4万亿就必须举债,很可能需要增发货币,带动通胀,老百姓钱还没见到,就已经贬值了不知多少?既然就连全部分配到人也解决不了问题,只拿其中部分出来解决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当然作用更加有限。

    投资方面也如此,据说失业民工已达到几千万。这么多人,总不可能都让他们去修路吧?凯恩斯主义也好,罗斯福新政也好,对今天的中国确实有意义,但也不能高估其意义。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中国经济顶住金融风暴的第一波冲击,让中国缓一口气,不至于一冲之下就土崩瓦解,缓过气来后,再徐图其他。一些人曾对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处境很悲观,认为会比美国更糟。确实,如果没有政府的计划顶这么一下,对外依附严重的中国经济有可能在外来冲击下崩解。那时候,人们看到的就是中国的火烧楼塌了——美国的楼塌了,还可能较快建起来,因为人家的那些砖、瓦还在,还能用;中国的楼塌了,可能就立不起来了,因为其中太多的豆腐渣。

    如果说通过这种罗斯福新政就能使中国经济实现自立,完成转型,那么市场“看不见的手”就可有可无了,历史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刺激经济计划之所以能起到缓和危机的作用,前提是中国经济受到的伤害还不太大,机理是与危机因素进行了一次对冲。如果此时我们主动将对外依附的部分停下来,就等于自己把自己的躯体切去一半,到时候,什么样的输血手段也将无济于事——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危机中美国对中国的需要增加了,中国仍然只能和美国好说好话,甚至还不得不增持美国国债。大家都在危机之中,彼此都增加了相互需要。比之危机前,中国更需要尽可能多地保持出口份额。尽管出口的减少已成定局,但能够少减一点,就必须尽力争取,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一点会不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现在我们经济上的对外依赖,并没有减少多少。就算全力以赴转型,可能也需要个一二十年。何况还不可能全力以赴,客观上其他目标会分散资源,主观上既得利益集团不会甘于简单转型,他们总要找到新的赢利模式,将转型引入他们新的赢利模式轨道上去。

    在转型站稳脚跟之前,中国还没有资格大声嚷嚷说要把别人怎么样。确实,你不大声嚷嚷,人家也未必就猜不到你心中所想,但至少不会激化矛盾,逼得对方不得不马上就把你怎么样。三国时,曹操明明知道刘备才是自己的对手,但刘备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味装傻,使曹操终于放过了他。不妨假设另一种情况,如果青梅煮酒时刘备自己跳出来说“天下英雄,老子和你”,曹操还能放过他吗?

    王小东先生有很多精彩论点,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他的逻辑最彻底,话听起来也最有劲,最过瘾。他习惯于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这种简单化有可能是抓住了本质后的一针见血,一语道破天机,但有时候也确实把复杂问题想得过于简单,打偏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与王先生商榷。

    例如,他说到国际贸易中有一“奇怪的事”:你天天给我干活,给我提供货物,我只需要打白条就可以,但我并不高兴,反而天天去你家敲门,说我不愿意打白条,愿意给你货物,给你干活——其实,这个现象一点不奇怪,因为国际贸易中的“白条”,并非“白条”,而是真金实银;“白条”能够兑换多少货物或服务,也绝不是由某一方说了算,而基本上只能等价交换。既然是等价交换,买东西就必须先赚钱。大家知道,只有卖东西才能赚钱,买东西只花钱。所以,各国都以赚钱——卖东西作为优先,喜欢顺差,不喜欢逆差。世界上惟一不须要赚钱就可以花钱的只有美国,美国拥有这种特权,为时也并不长,是从1971年尼克松政府关闭财政部“黄金兑换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解体后开始的。在此之前,持有美元可以兑换固定比价的黄金,美国政府必须兑付。所以,历史上世界各国争相获取更多出口的目的,绝不是害怕依赖进口会被对手“养懶了,养废了”,而是其他国家并没有美国这种不赚钱就可以花钱只须“打白条”的条件和资格。

    这种特权对美国来说,也不是无限的。过度运用的结果,就造成了今天的危机,并引发各国反弹。没有这种特权,美国人的过度消费不可能走到这一步。对这种特权的依赖与滥用(缺少制约的权力不可能不被滥用,因为它是最省力的“赚钱”方式——直接印钱),扭曲了美国的经济结构,使其建基在一种虚假的需求之上。就象黄纪苏先生描述的:楼越盖越高,但楼本身是歪的,所以越高越危险。

    因此,中国提出来的,建立超越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才是防止危机的对症良药,也正好打在美国的七寸上。大家知道,美国欠债很多,据说高达70多万亿美元,比全世界的GDP加起来还多。如果这个债要由美国人干活来偿还,不知要还到牛年马月?但只要国际货币发行权在手,美国就不怕还不了。一旦这个特权没有了,美国经济确实有可能被巨额债务及其连锁效应包括信任危机压垮,至少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要大幅倒退。现在,国际上的美国政府就象国内的中国政府,人们不怎么担心中国国有银行中的存款,就是因为有央行的货币发行权和政府的财政收入作后盾。

    所以,美国不出人意料地坚决反对中国的提议——贪婪者闻到腥味后,绝不愿意再回去吃素。那些以为美国高尚、文明,或者认为民主国家不会干坏事的人,不妨睁大眼睛看看这个案例:明明自己是引发危机的罪魁祸首,明明美元特权是祸根,是害人的东西,美国还死抓在手中不放,却妄言要继续保持世界领导地位。这与国际集团的高层不愿意放弃奖金,与一些专制国王“不管死后洪水滔天”,本质上是一样的。崇拜美国的人,总喜欢说中国这不行那不行,但现在就连中国的官员,也开始搞问责免职了。虽然其中有不少“假摔”,但总比美国连样子都不做一下,反而振振有词要强。

    在这个时候,在不愿意放弃祸害全世界,给无数人带来损失和苦难的特权的同时,美国却说什么它关注着西藏的“人权”,关心喇嘛们有没有机会给达赖下跪请安!美国的口是心非,这里且不多说它,我只提一点:美国总爱表示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所谓集权国家自由民主人士的支持与关爱,既然你这么关心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都接到你美国去呢?相对中国而言,美国地广人稀,绝不会装不下这些人;这些人既然如此在乎民主自由,应该也不会拒绝到美国去享受自由民主;那些国家可能正巴不得麻烦快点离开,也不会坚持不放人。这么一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美国为什么不做呢?

    还有,美国也爱表示自己对独裁、专制国家的痛恨,既然这样,它为什么不与其他富国联合,将财富让所有国家共享,实现世界大同?这样的话,什么独裁,专制,恐怖主义,贫穷,饿死人,等等苦难与罪恶,不就都没有了吗?美国为什么不做?为什么它每一个貌似正义的口号和行动背后,都是损人利己?为什么它每次都是要求别人,从不要求自己?在要求别人的行为与享有特权的它看齐的同时,却不答应与人家分享特权。就象国内的一些精英,只知道指责农民工粗鲁,贫民窟有碍瞻容,却不愿意或不能拿钱出来,让穷人住得体面,可以接受教育,过有体面的生活。

    民主自由确实是好东西,但其有效运行需要一定条件。有资料显示,人均收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是社会的矛盾高发期,这也符合第三波民主化一些国家的经验事实。如果美国真的热心支持中国的民主,可以先在科技上、经济上帮助中国,把这一道关口渡过去后,再来大搞民主,自然水到渠成。世界上新兴的民主政权,从二战后的日本到冷战后的台湾,都是走这种在外来帮助下快速渡过矛盾高发阶段的路子,所以其民主化进程才比较顺畅。当然,美国帮助它们,也不是因为价值理念,而是出于战略需要。可惜,对于今天的中国,美国的战略需要要求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的发展,还必须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一直没有松动。现有还维持的一些合作,只是因为中国的块头已经够大,许多事情少了中国不行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美国的期盼注定要落空,还必然把他们自己也拖入困境——一个不帮忙只捣乱的美国,不可能不遭到中国民众的反感,同时殃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对立,根由就在这里。

    可见,只有当我们有实力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多话语权和分配权后,我们才能大声说狠话。中国的尴尬是,当我们把拥有这种实力作为大目标时,我们不能说;当我们已经拥有这种实力可以说时,我们又已经超越了这个目标,目标已不成其为目标。

    不过,政府不方便说不等于民间也不能说。《中国不高兴》提出大目标的意义或许在于:说出政府只能做不能说的,告诉民众,我们有大目标,但不是官方表面宣讲的和谐世界之类,而是实实在在地崛起于世界,振兴中华。如果此目标能够统合民众的思想,将会发生什么?或许,中国人就会变得象危机中的德国人、日本人一样,充满集体主义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中国有不少人仇视日本人,但你不得不承认,在集体奉献精神方面,中国不如德、日,甚至不如南韩。中国人是能够吃苦耐劳,但主要是习惯于被动接受、忍耐,缺少主动牺牲、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需要大目标激发,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能无惧于外部环境的严峻、无惧于复兴过程的艰辛,才能实现跨跃式发展。

    但是,前景不容乐观。民众的牺牲与奉献,不可能在精英醉生梦死、狂吸民脂民膏的屋梁下上演。而精英,很难想象他们能够自我约束,违背“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用耶酥的话说:要富人放弃利益,比骆驼穿针孔还难。在政府不方便说,精英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政府在相当程度上还被精英挟持的背景下,《中国不高兴》所言的大目标,很可能只是一支悲歌,一曲绝唱。

    绝唱也要唱,悲歌也得歌。由此又引申出《中国不高兴》的另一重意义,那就是对精英们内则自私自利、外则奴颜婢膝的嘲讽、揭露和批判。这是这本书表达最有力,让人感觉最“爽”的章节。黄纪苏、王小东这两位语言大师,将骂人演绎成一门艺术。酣畅淋漓,让我们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思想与文字大餐。

    纵然《中国不高兴》所言的大目标最终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被耽搁,被葬送,但对于读者来说,此时能听得高歌一曲,已经是一种享受,已经拥有了一笔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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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拍孔子三角恋爱的感情戏

须尊重历史,宜敬畏圣人——致电影《孔子》剧组人员公开函

四十个儒家单位联署

2009年4月9日

电影《孔子》导演胡玫女士及剧组全体人员公鉴:
  
  知悉诸君正摄制电影《孔子》,此当有益于光大孔子圣迹、弘扬中华文化,故举凡我炎黄子孙莫不引领期待、寄予厚望。然则此间大众媒体传闻剧情间有所谓“孔子之感情戏乃至三角恋”内容云云,以至国人哗然、四海耸动,是以吾等海内外孔氏宗亲、儒教(孔教)信徒、儒家社团、儒学研究机构、儒学网站等特联合致函以示关注。
  
  吾等认为孔子其道无体,其德无量,其思无邪,其人已脱凡超俗、优入圣域,故能克己复礼而仁爱悲悯,雍宏典雅而庄严肃穆,从容中道,奔逸绝尘,实乃不可摹状与斗量者也,诚如颜子喟然所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贤如亲炙于孔子多年之颜子尚且对孔子作如是观,遑论去古已远、书缺有间之后世今人者乎?
  
  吾等固无权干涉与反对他人创作有关孔子之影视作品并对孔子进行适宜艺术化处理,盖孔子非吾等可得而私者也,亦非任何人可得而私者也。孔子者,中国之孔子也,世界之孔子也。然孔子绝非普通历史文化人物之比,乃德侔天地、道贯古今之万世师表、至圣先师,乃中华文化之象征符号与中华民族之精神寓寄,乃人类伟大导师之一,尤特是于儒教(孔教)信徒心目中,更系享有无上地位、不可亵渎之圣人与偶像。故举凡涉及孔子之影视作品,剧情设计兹事体大,断不可穿凿附会、无事生非。
  
  昔在民国十七年,林语堂氏编制独幕剧《子见南子》并后公演,然招致议论纷纭,甚至孔氏宗亲诉诸法律与政府。究其缘由,端在作者枉生是非、剧本粗制滥造,对孔子缺乏“了解之同情”(陈寅恪)与“温情和敬意”(钱穆)。二十余年前,梁漱溟先生断然否定艺术化孔子之可欲性与可行性,正是有见于此。前世之事,后世之师。今人不可不以林语堂氏和《子见南子》剧深以为戒也。
  
  详考历史典籍,孔子本无所谓“感情纠葛”之事;印以《论语》明德遵礼之言行,孔子亦断无可能有“感情纠葛”之事。倘若影视作品穿凿于此,以古论之则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以今论之当属颠覆历史、恶俗文化——非欺孔子不能复起为己申辩者何?故穿凿于此者,非但孔子之罪人,亦为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之大不敬,一并伤害孔氏宗亲之感情,亵渎儒教(孔教)信徒之信仰,贬损儒家社团、儒学研究机构、儒学网站之声誉——吾等实难接受。
  
  吾等认为,凡涉及孔子之影视作品,皆须尊重历史,尤宜敬畏圣人,进而予以得体编导和适宜之艺术化处理。须知,师尊则道尊,道尊则人尊,人尊则文化尊,文化尊则民族尊。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此千古不易之则也。孔子乃人类伟大导师之一,吾人与母邦倘若不加以尊重和敬仰,又何谈推动孔子走向世界?吾族又胡能为人类文明做出应有之贡献?舍孔子与历史文化,又能为人类文明做甚继往开来、别开生面之贡献?
  
  进而言之,庸俗化孔子,非特创作人员之自我庸俗,亦将受众视为与己同等庸俗,故不仅侮辱圣人,亦侮辱大众,毫无文化价值与艺术品味可言。真正有文化价值与艺术品味之作品,绝非仅顾及商业收益,更非一味媚俗取宠,相反却能卓然而立、以道自居,出淤泥而不染,贬流俗进崇高,凸显圣贤与文化之价值,给人生命、生存、生活以神圣启迪和优美教育,从而开风气,振道德,化民俗,引导人众日臻于文明,蔚为文化之幸事与时代之木铎。
  
  退而言之,庸俗化孔子,又于孔子何伤焉?诚如颜子所云:“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盖清者自清而浊者自浊,圣人自圣人而俗人自俗人。子贡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俗者则不识圣人甚或以贬损圣人为能事。然则此圣人之悲欤?抑或俗者之悲欤?判若明矣!
  
  顾炎武云:“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百余年来,中国之士大夫勇于批判孔子与割裂儒学,而疏于褒奖孔子和弘扬儒学,此乃国之一耻矣。值此中华民族复兴之际,今之知识人犹怀颠覆历史与恶搞孔子之心态,津津于俗众眼球与商业收益,此亦国之一耻矣。然则知耻而后勇,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勇于担当重建与复兴中华文化庄严神圣之使命,上不愧天,下不怍地,中不负圣贤与良心,此乃当下知识人之责任也,亦为时代之诉求与民族之重托也。
  
  上及乃吾等对涉及孔子影视作品——广而言之,举凡涉及孔子之任何作品——之一般意见,旨在说明摹状与把握孔子殊非易事。想必电影《孔子》剧组诸君亦同有此感,故剧本数易其稿,导演与剧组细心潜究,用心不可不谓良苦矣!故吾等致函,虽要求诸君对剧情传闻是否属实予以确认,并对吾等意见予以慎重考量,但与其说兴师问难,毋宁说与诸君交流与共勉。《诗》有云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朱子亦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斯之谓也。
  
  此函若致咄咄,皆因吾等为孔子和中华文化计心情迫切,尚望诸君雅涵与批评。顺祝剧组工作顺利,期盼大作早日问世。
  
  此致  敬礼!
  
  联署者:
  
  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
  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
  世界端木子贡后裔协会
  中华孔子学会
  国际孔教会
  国际儒学会
  马来西亚儒学会
  印度尼西亚孔子之家
  新加坡孔子之家
  台湾中国儒教会
  台湾中华文化生活学会
  高雄孔孟学会
  澳门人文科学学会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
  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
  陕西师范大学儒学-儒教研究所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
  曲阜儒者联合会
  曲阜儒家文化联合会
  山西当代儒学研究会
  广西儒学学会
  桂林孔子学院
  温州儒学研究会
  平和书院
  中和书院
  道里书院
  中华孔子网
  孔子二〇〇〇网
  颜氏宗亲网
  曾氏宗亲网
  当代儒学网
  华夏复兴网
  中华国学网
  儒家中国网
  儒家邮报
  儒学联合论坛
  儒教论坛
  儒教复兴论坛
  中国儒教网
  
  
  孔元二六六〇年三月十四日
  西历二〇〇九年四月〇九日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03-06 08:12:02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92期-孔子 2560年暨耶稣2009年4月日邮发

己丑年清明8000多人公祭轩辕黄帝

陕西省长恭读公祭轩辕黄帝文

中新网 2009年44日电

    44日上午九时许,来自海内外八千多名中华儿女聚集在黄帝陵前,共同祭拜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缅怀我们共同先祖。950分祭祀大典正式开始,寓意“九五之尊”。现场击鼓34咚,代表了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鸣钟9响,象征中华民族传统中的最高礼数。

    来自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代表,以及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陕西省各界的代表,依次在轩辕大殿前向轩辕黄帝敬献花篮。陕西省省长袁纯清恭读了公祭轩辕黄帝祭文。全体公祭人员满怀对黄帝的敬仰,向黄帝像行三鞠躬礼。

    以及200多名台湾同胞参加了此次公祭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中国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及夫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林丰正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际、陕西省省长袁纯清、国家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等万人出席公祭典礼。另外,台湾当局“中枢遥祭黄帝陵典礼”昨日在台北圆山忠烈祠举行,马英九一改过去由“内政部长”代表主祭的惯例,亲自主持遥祭典礼,也成为1949年后,第一位主持遥祭黄帝陵典礼的台湾当局领导人。陕西省省长袁纯清恭读了公祭轩辕黄帝祭文。全体公祭人员满怀对黄帝的敬仰,向黄帝像行三鞠躬礼。

祭文

    维公元200944日。岁次己丑,节届清明。薰风和煦,万物滋荣。海内外华夏儿女,云集桥山,敬献悃诚。谨以黄钟大吕之乐,清醴鲜花之荐,恭祭我人文初祖轩辕黄帝之陵曰:

大地回春,时运清明。五千年神州,人杰地灵;惟黄帝始祖,功德永恒。

回首戊子,感慨深衷。履险如夷,民康国宁。浓情凝聚,融化江南雨雪冰冻。

众志成城,创建汶川抗震奇勋。奥运圣火传五洲,禹甸喜圆百年梦。

神七飞天耀环宇,中华儿女遨太空。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强民富展雄风。

金融危机,全力应对;科学发展,积极践行。一国两制,港澳归宗。

海峡两岸,实现三通。放眼世界,互利共赢。看尧天舜土,海晏河清。

桥山凝翠,沮水融融。卿云烂漫,紫气飞腾。祖德煌煌,中华永隆。

大礼共襄,伏维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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