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由于看了项观奇先生的一篇文章,仲大军先生有感而发写下了他的一篇政治前瞻文章,这篇东西应当说是中国民间智库向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政治改革建议,也是当今中国最高的政治智慧。仲先生的文章从不长篇大论,总是言简意赅,这是政策建议稿的典型特点。相反,吕超先生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总略》洋洋洒洒几万言,让人不忍卒读。希望大家日后投稿时尽量将篇幅压缩,既节约了我们网站的空间,也节省了读者的时间。今天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没有时间看长文章,罗嗦文章。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仲大军先生最近在和讯财经网做视频节目时指出,中国要随时迎接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在这种时刻,中国要在政治和经济两条战线做准备,防止未来走向的偏颇。]

中国政治改革的切入点:第三次国共合作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4月11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政治改革的切入点:第三次国共合作》

吴庆:《比适度更宽松的货币政策面临调整》

东方日报:《请外来和尚念经 中国难怪走歪路》

郑联盛:《G2与中美互动》

刘罡:《请让我穷得有尊严》

一生糊涂:对《中国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一文的几点质疑

王志浩:《中国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 》

郑联盛:《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反思》

豆瑞星:《中国大豆的进退之间》

舒琛:《蒙牛的困境》

晓坤:《高房价将拖垮中国》

施晓渝:《反普世价值首先要纠正国企私有化的错误》

项观奇:《中国政治领域里的反封建任务 》

余英时:《一滴泪》序

吕超:《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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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改革的切入点:第三次国共合作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9年4月10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说,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政党消灭了另一个信仰资本主义的政党。革命胜利后,人们都期望中国会出现一个更加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更加平等和公平的经济制度。

    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理论指导下,以一个政党(中共)用军事和武力的手段推翻驱除另一个政党(国民党)而完成的,不是通过议会政治协商和平手段达成的政治统一。所以,这种形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后果是造成了国内政治力量的严重失衡,共产党过于强大,其他政党微不足道。这种状态就埋下了日后一派政治力量清算另一派政治力量、一党独大的伏笔。当一党力量过于强大之后,必然会出现不平等的政治竞争和力量失衡的政治斗争。

    力量失衡的政治斗争对于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是一种悲剧。因此,中国今天最需要建立的是力量制衡政治。中国人最需要建立的政治学思想是力量平衡。力量失衡的政治往往都 会导致独裁专制,只有力量制衡才能避免独裁和专制。

    加上建国后执政党遵循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于是,一党专政和一个阶级专政成了20世纪后半个世纪中国主要的政治模式。当然,这种政治模式在执政党看来有着充分合理和正当的理由。因为,这个理由是建设一个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个信仰和社会,无产阶级甚至可以消灭一切反对它的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是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顺利改造和完成。于是,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政治信仰和奋斗目标的过程中,伴随着中国的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迫害。一个阶级美好理想的实现,是伴随着另一个阶级痛苦的改造与消亡。这种状况持续了三十年之后,执政党终于发现这种方式方法的错误,以及共产主义理想的 超前。所以自上世纪80年代后,放弃阶级斗争和阶级迫害,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

    阶级斗争和公有制逐渐放弃了,但延续多年的政治模式没有相应的改变,并且,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民主专政更多地变成了官僚资本专政。社会主义革命本来应当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是中国反封建反专制的继续,本来应该建立更加民主的多党制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继续清除封建专制特权的残余,但我国的历史实践却走了一条极权专制回归的道路。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期间形成的现代民主政治的框架,重新被一党专政的极权专制所取代。这就是说,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现代民主制度的雏形,被一党专政和领袖政治完全替代。一党专政,一个阶级专政,成为中国当代主要的政治模式。

    这种状况与当代国际潮流格格不入,也与人民的政治要求不相适应,既造成了生产力的低下,更造成了国家领土的分裂。因此,当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年,当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必须恢复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未竞的事业,将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继续进行下去。 但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首先要解决理论问题,即放弃一阶级专政理论,采取全民共和理论和多党协商协作理论,在这样一个思想共识的指导下,完成现代的民主政治改革。

    摆在当前中国社会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国内战争和阶级斗争时期留下的历史遗产太多,国民思想和行为中的历史包袱太重,许多人的心理被严重扭曲,左和右的极端,撕裂着一个正常国家的肌体,模糊和蒙骗着人民正常的心志。沉浸在这样一种历史氛围中的民族是难以轻装上阵的。缺乏理解、宽容和相互妥协的民族是难以和睦共生的。

    毫无疑问,中国未来的政治进步取决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开明与思想解放。并且,只要执政党采取了正确的方式方法,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进步完全可以平稳与和平地完成。这一方法就是第三次国共合作。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三次联起手来,中国当前的一切政治纠纷才能应刃而解。中国国土的统一大业才能得以完成!

    这是中国人千秋万代的功业,这是中国人、中华民族历史性的大福大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再也不能为了两党的“主义”而置国家分裂而不顾。

    任何一个有眼光的人都可以看出我国未来的历史机遇。中华民族再也不能放弃这一国家复兴的历史机遇了。

    以国共合作启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这既是方法,又是路径。这是两个现成的大党,中国的政治改革,不需要冒出无数个小党。中国的政治格局和政治派别无须做大的调整和整合。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只有沿着这一思路才能成功完成。在完成这一宏伟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各政治集团最需要统一的是一个共同的政治主张和经济制度,必须寻找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识形态。如果中国今后不能找出一个新时期的意识形态,便永远难以摆脱分裂与专制的状态。但这一切都可以在两党的磨合之中实现和完成。

    只要两党开始磨合,只要人民开始思考,中国的希望便会到来。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3-19 13:39:2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传发文章以供参考

两岸需积极培养统一的新生力量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所教授  蔡逸儒

2009-03-19

  本月13日,中国总理温家宝于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公开表示,真心希望有机会到台湾走一走,“……如果有这种可能,走不动,就是爬,我也愿意去”,至于台湾方面关心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问题,他也说大陆会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北京愿与台湾方面就此进行协商等等。

  除此而外,在月初的全国人大会议中,温家宝也就北京的对台政策多所着墨,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从军事互信、结束敌对状态到签署和平协议都有说明,说是要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而国台办主任王毅后来甚至引用台北媒体社论,说是“不搞一厢情愿的请君入瓮,而要搞互利共赢的与卿共舞。”

  中国大陆当然有追求国家统一,争取台湾民心的战略考量,但一个六十多岁的长者讲出这种话,听来还是让人动容,而过去一段时间北京对马英九政府改善两岸关系政策的配合也是有目共睹,但是民进党仍然是一路批评、反对到底,CECA就是个例子,温家宝的温情喊话也被骂成两面手法,北京就是霸权、扩张主义。

  讲白了,对民进党人及其支持者而言,除非中国大陆同意台湾独立,尊重台湾的主权,全面撤除飞弹,同意台湾以主权国家身份参与国际组织,否则一切免谈。再多的善意也是虚情假意,再多的示好也是猫哭秏子、鳄鱼的眼泪,再多的忍让也是统战阴谋,民进党绝不妥协。

和平发展各说各话

  过去,当中国大陆高举统一大纛的时候,在林洋港院长及温世仁董事长的嘱托之下,笔者奉命担任《两案双赢》杂志总编一职,当时就大声呼吁,在两岸统一之前,要先共同努力和平发展,如今和平发展成了北京对台政策主轴,笔者又要讨论和平发展和和平统一之间的辩证关系。真的不是余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如今,两岸都要和平发展,北京释出极大善意,少谈一中原则,不过度强调统一,但目标没变;而马英九的重点则是维持现状的不统、不独、不武;民进党同样主张两岸和平发展,但其最后目标是和平分裂、台湾独立。三者即使方法一样,但目标仍南辕北辙。事情或许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单纯。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机遇,强调的是正面因素,但反面困扰仍然存在,并在扩大之中。大陆学者证称,台湾成为独立国家的客观现实几乎已然完备,唯一的顾忌是大陆的武力威胁及国际的反对。年轻的台湾民众对大陆越来越有疏离感,以前不愿统一是对中国的政经落后反感,但如今即使中国在各方面多有改善、超前,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与我无关,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

马英九有选举的压力,有时发言不当、过当,比如说194、195国(指世界主权国数目)就是个例子,各界或许可以不予计较,但台湾所谓统派媒体在报道两岸新闻时,行文多称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于两岸棒球比赛,大大的标题就是“台湾输给中国”,硬生生地把中国和台湾摆在对立面,长期下来,当然会有积非成是的不良影响。一般民众哪分得出,台湾是个国家的说法只是英文中的地理概念,除非台湾独立成功,台湾始终不是个法理上的主权国家。自立和独立是不同的概念。

慎防台湾的异化

  上周,和西方国家驻台官员对话,彼等一再询问,在当前两岸关系改善,台湾需要大陆协助改善经济,时间对台湾不利,中国将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台湾将要如何寻找自己的定位与利基,十到十五年后,台湾究竟要以何等身分、立场,并列世界各国之林?统一、独立或变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台湾有无更好的出路?如何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尊重?台湾当前的内斗、内耗,让外人都感到忧心。

  大哉问!对此笔者只能说,在经济方面要好好透过租税、财政、金融政策,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争取外商、台商,发挥台湾的地理优势和附加价值;在政治上则要持续改善自己的民主发展,但与此同时则该教育民众,中国不是外国,透过教育、考试,建立起大家对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识,让台湾为中国的现代化,中华文明的复兴做出贡献,同时当然也要坚决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为了中国及台湾的共同的未来,不做无谓的让步。

  简单的说,即使马英九当选,但台湾社会仍在缓慢的往异化的方向发展,主张统一变成异类,政权与国家不分,大家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两岸政府都应努力,有方法、有步骤、有计划地培养出一批主张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新生力量,消极的因循苟且、无所作为,以拖代变,或是为了和平发展而和平发展,到头来或许会发现,大家只不过拖延了冲突的时程,并没有解决问题。忠言或许逆耳,乌鸦聒噪当然不如喜鹊悦耳,看看当前台湾异化乱象,届时莫谓笔者言之不豫也!

  (全文见新加坡《联合早报》)

 

 

发件人:"浩 金" <revolution198964@yahoo.com.cn>  2009-04-09 09:38:01 +0800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请外来和尚念经 中国难怪走歪路

    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嫉妒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但是我们非常有必要检讨自己——包括我在内,都没有预测到国际油价竟然会崩盘,我当时真的以为油价涨过200美元/桶只是时间问题。体制外的我们享有独立思考的权利,所以我们更有必要,更有义务寻找正确的答案。这样我们终究会打败旧体制的“智库”,夺占话语权。有创意,才有未来。金浩

请外来和尚念经 中国难怪走歪路

《东方日报》

    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内地由宏观调控到救市,政策进退失据,暴露了决策一再失误。显然同信息混乱、智囊无能有关。

    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北京当局病急乱投医,刚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计划于六月下旬在京召开「全球智库峰会」,邀请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五百强企业领袖为平稳增长出谋划策。在当局眼中,外来和尚会念经,殊不知,这些和尚很可能将中国引入歪路。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来头很大,由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领头,成员包括原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春正、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等人。据说该研究中心将成为北京当局最为倚重的经济智囊团。

    遗憾的是,高人云集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一开张,却没有给中国重病缠身的经济开出任何药方,反而要请全球各路神仙给中国「病夫」问症,显示这家来头很大的智库,研究水平也不过如此。

    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有崇洋媚外传统,以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然而事实证明,有些洋和尚根本不知中国国情,开出的药方往往水土不服,不仅不能给中国对症下药,反而让中国误入歧途。至于一些心怀叵测之人,则不断给中国灌输错误观念,以此影响中国的决策,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服务。

    颠倒是非 屡屡误判

    事实上,中国研究机构在今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屡屡误判,部分原因就是由于中国听信了洋和尚的馊主意。比如,在美国次按危机爆发之初,中国主流智库大部分都相信了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联储局的宽慰之言,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甚至提出「脱钩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公开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出口影响不大」,导致国务院在去年仍然出台降低出口退税政策和提高劳工待遇标准,致使外贸企业倒闭潮加剧,失业人口上升。

    再比如,去年七月份,当国际油价突破每桶一百四十七美元,有美资大行危言耸听地提出二百美元一桶的预测时,国内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机构几乎异口同声,跟在国外分析家后面鼓噪二百美元一桶的预测。为此,国内不少大型国企与国外投资银行和有关机构进行燃油套期保值的对赌,损失极为惨重。

    国外势力通过资助的方式,影响中国智库的观点,再通过中国智库影响中南海的决策,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的一次调查,发现某中央级政策研究机构主管的基金会和某部门级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其将近百分之五十的资金来自外资。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因此,很多中国智库人员刻意粉饰太平不说,而且颠倒是非、指黑为白,误导决策。

    数据造假 国家癌症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之所以罔顾事实,公然造假,就是为了通过发布数据,编织谎言,以达到所谓「鼓舞信心」的目的。但这个拙劣的愚民政策,在事实的映衬下,一捅便破,政府反而失去诚信。

    类似的情况在前年经济高速通胀的时候也出现过,当楼价、粮价、肉价拚命上涨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通胀数据却相当温和,与老百姓的现实感受完全相反,国家统计局因此被老百姓骂得狗血淋头。事实上,这几年宏观调控之所以屡屡失效,甚至几经反复,主要是宏观经济的统计数据失真,致使决策被误导,政府出台的政策自然不能对症下药,甚至离题万里。

    中国的数据造假,已成为国家癌症,上行下效,从中央部门到地方政府概莫能外,但最终受害者是执政当局。当谎言不断被戳破时,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必会大打折扣,甚至给政府扣上谎言政府的帽子。

    诚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亦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很多时候,老百姓不惧现实的残酷,而是更担心政府造假,因为这让大家失去安全感与方向感,缺乏相应的稳定。可以预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全球智库峰会」,来的未必全是诸葛亮,其中部分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徐庶。

 

 

发件人: Wu Qing [mailto:wuqing@drc.gov.cn] 发送时间: 2009年4月10日 11:47 收件人: 'wuqingdrc@googlemail.com'主题: 一篇小文
 

比适度更宽松的货币政策面临调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  吴庆

2009年4月10日

当前实施的货币政策比适度更宽松

    据报道,工、中、建、交四大银行3月份信贷投放新增近8000亿元。市场传闻银行业新增信贷1.87万亿元。按照以往工、农、中、建占银行业新增贷款一半的比例验算,这两个数字大致相符。若果真如此,一季度的新增信贷创出了4.5万亿元的“天量”。

    一位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也坦言“大得很可怕”。 若按第一季度完成全年信贷增量70%的比例计算,全年新增信贷将在6.5万亿元上下。与之对应的广义货币(M2)年增长率接近21%。如果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广义货币增长17%左右”理解为“适度宽松”的话,那么货币政策的执行结果比“适度”还要宽松。扣除今年的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今年的货币超额发放可能会提高到10个百分点,因此中国的流动性充沛预期更加强化。 为了防止传说中的通货紧缩,中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成了全世界广义货币供给(M2)增长最快的国家。2月底人民银行的广义货币供给存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而同期美联储虽然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基础货币存量翻了一番,创造了连续两个月MB>M1的奇迹,但是美元广义货币存量同比增长也还不到10%。扣除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指数的差距,中国的流动性也比美国增长得迅速。

充沛的流动性先推高资产价格,再提高通胀预期

    充沛的流动性不能直接推动经济复苏。在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市场条件下,大多数企业的理性选择是减少投资。因此宽松的流动性很难推动理性的实业投资。另一方面,宽松的流动性也很难促进消费,除非付出泡沫经济或者严重通货膨胀的高昂代价。资产泡沫膨胀之后出现的财富效应能够促进消费,通货膨胀预期也能够导致居民提前消费、企业增加存货甚至囤积居奇。但是这样的选择得不偿失,无异于用另一场更加严重的危机来替代这一场相对温和的危机。 充沛的流动性也不会立即导致通货膨胀。即使在封闭的短缺经济时代,过于充沛的流动性不会立即导致通货膨胀。由于价格粘性和有限信息,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会让通货膨胀滞后于货币供给超量增长。在短缺结束之后的开放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制约着国内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还导致了中国的物价下跌。因此充沛的流动性不容易推高可贸易品的价格和物价指数,但是比以前更能集中力量推高不可贸易品价格和资产价格。 充沛的流动性正在推高资产价格。在过去和未来的几个月中,有关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消息大多是利空,但是股价不仅已经上涨了很多(指数上涨了50%),而且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上升的动力就是来自比“适度”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的出乎市场意料的流动性。

信贷过快增长可能引发货币政策调整

    如果严格把广义货币供给降低到17%,那么后三个季度不得不采取比较严厉的信贷紧缩。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和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公开表示,两行年度新增贷款规模要分别控制在去年的水平和17%左右。但是工商银行全年信贷增长计划5300亿元,一季度的全部信贷投放已经达到6500亿元。人民银行本周开始微调。央行28天期正回购规模800亿元,中标利率为0.90%;91天期正回购800亿元,中标利率为0.96%,利率水平均与前期持平。 如果实施信贷紧缩,则与商业银行的预期不谋而合。去年11月份国务院决定“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之后,商业银行预期规模控制迟早会恢复,因此乘机做大规模,导致信贷规模“井喷”。连续四个月的信贷超高速度增长已经暗示商业银行的信贷机制与改制之前差别不大。由于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货币政策工具不仅不一定奏效,而且有可能导致意外结果。取消信贷规模控制之后,人民银行在与商业银行的博弈之中并不占优势,货币政策目标缺少可信度。当前不是推进银行改革的好时机,重新启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代价又很大。拿捏货币政策力度很不容易。

    (文中所述为个人观点,不代表其工作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的看法。)

    附图: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4-10 14:26:11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 09027 G2与中美互动

G2与中美互动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郑联盛

Apr. 10, 2009

zhengls@yahoo.com.cn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四大经济体和第二大贸易体,GDP年均增长率超过10%,是全球经济历史上最好的增长记录。更重要的是,中国从一个固步自封的国家逐步融入世界,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雄踞世界榜首,同时开始对国际事务提出合理恰当又具有利益诉求的政策建议。在本次G20峰会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得到了与会各方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峰会上,除了1.1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加强金融监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议题颇有成绩之外,更令人注意的是,国际经济格局发生的悄然变化。金融时报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这是G20和G2的博弈,本次金融峰会体现的是G20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起伏,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微妙关系。马丁·沃尔夫撰文讨论G20落幕了,是否意味着G2的隆重登场.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在2008年夏天就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与美国、欧洲并列的三大超级经济大国之一,并对全球经济秩序提出挑战。在过去几年的经济扩张过程中,中国与比之强大很多的美国分享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导地位。随着美国经济的减速,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无可厚非的主驱动力。

    更重要的是,伯格斯坦认为,中国对于现行的全球经济秩序中越来越多的标准、规则和习惯带来的挑战,可能(将被证明)对美国和世界经济运行本身就是颠覆性的。

    这种挑战将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和其国家自信度的快速增长,以及美国政府执政效率和其全球领导地位的逐步下滑,变得日益明显。2004年,他就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建立中美之间的机制化对话,即G2。实际上,2004年末,基于所谓的G2 框架的中美对话已经开始,并逐步升级为战略经济对话(SED)。中美之间的合作最近几年得到长足的发展,奥巴马执政之后,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又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美关系的发展和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紧密联系起来,成为更加令人注目的重要双边关系。

中国:秩序挑战者?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逐步深化,伯格斯坦的判断也逐渐明朗。现在中国还不是一个超级经济大国,虽然中国可以明显影响世界经济并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一定的动力,但是中国还无法充分开放贸易和资本项目以使得中国因素对其他国家造成进一步的影响。虽然在国家定位中,战略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是基于中国经济规模给予中国世界经济强国的定位,并认为中国在上升过程中不可避免将要打破现有国际秩序并可能引发经济冲击,即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者。G20峰会之前,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被国际社会广泛热议。有媒体甚至解读为,这是中国对美元霸主地位的明确挑战。

    虽然中国已经意识到现行体系的弊端和自己不利位置,比如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国2万亿外汇储备中的大量美元资产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但是中国并没有立刻改变现行世界秩序的雄心壮志和相应能力。实际上,周小川行长的文章更多的是表达中国对外汇资产安全的关切和对美国不审慎的货币政策的一种质疑,套用流行语就是中国不高兴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体,他的行为因而具有复杂性。在享有世界经济强国美誉的同时,13亿人口、人均收入不足欧美的十分之一、市场经济发展仍然不充分以及对国际事务处理的陌生等因素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复杂心态,这也是中国数次重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国际社会责任”的原因。引用伯格斯坦的话,中国现在表现为“具有较小的系统性影响和系统性责任的小国家”。基于现行的国际秩序和中国的现状,中国这种“小国家”的角色还会延续较长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不论是现存或是新立的经济秩序,中国都会为了防止广泛的经济冲突,而寻求稳健的合作或改革途径。从中国过去对IMF的“善意忽视”到目前将为IMF注资400亿美元的转化看,中国还是希望遵守国际规则,进一步发挥国际机构所发挥的作用。因此,中国对于参与现有机制并对现行体系的建议,可能是恰当合理的,而并非是一种颠覆性,中国的确可能对现行秩序带来挑战,是一个挑战者,但不是颠覆者。

中国的未来角色

    目前在国际事务上,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具有较小的系统性影响和系统性责任的小国家,即中国对于其在世界经济地位上的注意力还没有跟上其国际经济影响力的上升。尤其在邓小平“韬光养晦”原则的引导下,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是避免国际纠纷,尽可能保持战略机遇期的稳定与发展,以防止外部冲击削弱中国集中力量处理国内事务的能力。

    但中国在专心致志地发展国内经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时刻,外部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一向默默无闻的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却具有与日俱增的地位,中国甚至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救世主。但是,全球化下的世界和全球经济变得更加复杂而风险重生,但是无论是WTO、IMF、世界银行还是G7,在近几年甚至几十年内都没有形成有效的应对模式。比如,从关贸总协定到多哈谈判漫长的岁月仍然无法达到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彼岸。因此,期望中国成为新的救世主可能是一厢情愿了。

    因此,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中国的未来角色日益成为热议的话题。从1997年,G7吸收俄罗斯的时候,就讨论是不是要吸收中国加入,到目前广泛的共识:任何重要国际经济事务协调缺乏中国的参与可能多是无效的。在面对国家经济力量急剧改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的治理结构都是不完善的,因为其合理性、代表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所以,IMF在2006年新加坡年会之后,正式启动了IMF的第二阶段改革,提高了中国在IMF中的份额。即便如此,中国的经济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恰当的反映,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仍然被严重低估。

    中国高层领导人在对外交往中已经更加熟悉相应的规则和技巧,已经越来越擅长与其他国家打交道而且尽量保障国家利益,并将国际因素纳入到国内发展的框架之中,将内外两个大局相互统一起来,中国更加自信、积极而从容。这无疑是非常重大的进步,因为开放的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因素已经到了不得不纳入政策框架之中的时候了。而且,中国已经意识到现行体系的问题并试图作出批判、抗争与改变,周小川的文章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中国非常明白自己的政策建议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全球经济的整个秩序。重要的是,中国在作出这些抗争的时候具有一条重要的底线,就是不能产生严重的经济冲突,以妨碍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改革国际秩序的重要原则就是稳健,中国的角色是一个平和的积极参与者。

G2:弱化概念、强化合作

    对于美国而言,重要的不是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起伏是否得到充分反映,而是中国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美国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最大收益者,比如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是美元本位制,美国可以从美元的国际使用中征收铸币税,并且作为这种N+1 体系中的第N+1 个国家,美国不需要通过汇率政策来调整国际收支失衡,而将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全部推给与美国保持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外围国家。

    幸运的是,美国已经认识到了中美双方彼此的存在和重要性,而且认识到正面的冲突对双方、对世界都是不利的,最为妥善的途径就是加强合作,在合作中妥协。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政府对华关系几经波折,但合作的基调总是占据主导,尤其是克林顿总统以来,中美合作得到良好的发展,这也充分说明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合作的必要性。

    因此,建立两个国家的机制化对话与合作就十分必要。伯格斯坦的文章指出,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基本战略可能需要实行一次微妙而巨大的改变,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而不是纠缠于双边关系中的众多问题和相互抱怨。只有这种“G-2”的模式,才能准确定位中国的新角色,让中国人准确地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全球经济巨人,是国际秩序的合法建设者和维护者。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也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的重心将来必须坚定地从泛大西洋转移到泛太平洋。

    在这种所谓的G2模式的探索中,中美关系和合作的确得到更快的发展。2004年末美国政府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现世界银行行长)同中国代表进行了高层对话。2007年,中美两国提升了对话级别到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由美国财长保尔森和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共同主持。这样,一种制度性的合作框架日益成型。

    伦敦金融峰会期间,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重申双方对话的重要性,并将启动战略与经济对话,G2机制化对话的模式得以延续,中美合作将持续深化。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此前在《华盛顿邮报》上共同撰文指出,没有G2坚实的成果,G20结果一定会令人失望。佐利克曾认为,中国是美国“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但是,伯格斯坦认为在融入21世纪的全球经济过程中,中国必须被认为是一个真正被赋予完全权利的领导性伙伴。不管谁的表达更加贴切,但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而且美国需要将与中国的合作提高到更高的层次上。

    但是,国际社会如果将中美之间的这种对话定义为G2,那可能将中国置于一个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境地,显得只有美国和中国才能解决众多的国际问题,同时需要中国承担更多更大的系统性责任。对于中国,这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因此,中国在深化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同时,需要弱化G2的概念,以防止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捧杀”。在与美国和世界的对话与互动中,应该铭记的是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

 

 

发件人:"CSR Global"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04-14 17:40:41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 <socialenterprisecn@googlegroups.com> 标题: CSR Global 信息简报第60期

请让我穷得有尊严

刘罡

    渣打银行王 志浩博士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的《中国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一文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其原因恐怕正是王博士在文中指出的,当今中国最大的收入不平等不在城乡之间,而在城市和乡村内部。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很多读者是城市人口,虽然他们的收入水平绝大部分应该已处于贫困线之上,但与他人收入的巨大落差却使很多人无法摆脱贫困感。

    客观地说,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应该是当今世界致富机会最多的国家之一,但致富机会多也就意味着人们贫富差距拉大的几率相应增大,那些在致富竞赛中相对落后的人产生比较大的贫困感也属正常,虽然他们可能实际上并不贫困,甚至还是“小富”。一定程度的贫困感不是坏事,它可以成为人们致富进取的动力。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有贫困感的人还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挫折感、甚至屈辱感,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无法清贫但却有尊严地活着。

    王博士在随后发表的《再谈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一文中援引美国学者Albert Park的观点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并不比城镇居民低很多。但为何进城农民工却普遍存在较强的贫困感呢?其原因恐怕正如王博士在解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时所说的,这种差距体现在享受的服务 (而不是工资收入) 方面,这些服务显然构成了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农民工因无法与城里人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所以他们的贫困感被放大;推而广之,中国的中低收入阶层由于享受不到有质量的公共服务,他们的贫困感、甚至屈辱感也会被放大。如果自己要屈辱地去获取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如果自己无法避免受到公职人员粗暴、无理对待的恐惧,如果自己的财产权得不到合理的尊重和保护,很难想像一个人能够以豁达之心对待自己的贫困。

    应该承认,近30年来,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为什么贫困人口越减越少,而 念毛泽东时代“好日子”的人却似乎越来越多了呢?这说明医疗保健改革这类惠民措施还是太少。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回忆说,自己少年时代其实家里很贫穷,但他一家却并未觉得自己贫穷,他们处处遵循着中产阶级的思维和处事方式。恐怕正因为如此,里根才能一生保持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

    如果政府暂时不能帮百姓摆脱贫困,至少要让他穷得有尊严。

 

 

发件人:<hejianglin119@sina.com>  2009-04-11 12:16:0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不同看法

对《中国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一文的几点质疑

一生糊涂

    大军观察网前一期“文章汇编”中有一篇名为《中国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的文章,该文作者历经千辛万苦,无非是要证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有着较大收入差距的。“改革开放前中国是收入十分平等的社会主义天堂的神话或许可以被打破。当时不仅经济基础薄弱,百姓生活贫困,而且也有收入差距。” 读完文章后,产生了一些疑惑。

    疑惑一:30年前,改革的理论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根据这一理论,可知改革前人们的经济收入差别不大。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走上了改革之路。可是《中国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的作者认为毛时代存在收入差距,按照作者的观点,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毛时代实际上也有富人和穷人或者较富裕的人和较贫穷的人。既然社会上已经出现富人,那么邓小平同志复出后要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且他要使之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又怎能算先富呢?

    疑惑二: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各种媒体都在猛烈批判毛时代的“平均主义”和“铁饭碗”。如果毛时代存在收入差距,那么对“平均主义”的批判岂不是空穴来风?那时的媒体人思维出了问题吗?

    疑惑三:作者是要否定毛时代呢,还是要否定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呢?

 

 

 

 

发件人:"CSR Global"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04-09 12:33:23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socialenterprisecn@googlegroups.com> 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59

中国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

渣打银行中国区研究主管  王志浩  

华尔街日报

中国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地方之一吗?有时候真有点这种感觉。上海的街头,似乎一夜之间冒出很多外乡的少年,在红绿灯的间隙,穿梭在拥挤的车流中,向宝马、奥迪兜售小商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似乎就以城市的桥洞为家。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的首都,这是司空见惯的景象。而在上海,这种情况在过去是非常少见的。但是,他们的存在仍然令人记起,还有8,000万中国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在当前经济低迷的景况下,可想而知,他们的生计将更加艰难。

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为代价的,尤其是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根据官方数据,中国基尼系数(用于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分析指标)从改革前的0.2-0.25上升到0.45。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实际基尼系数可能还要高过这个数字,接近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水平(拉美国际基尼系数一般为0.6-0.7)。胡温政府在执政之初,就将城乡收入差距视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 并一直致力于通过刺激农村地区的内需来扭转这种失衡局面。

但是,也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我们将介绍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争论。

没有过去的好日子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是收入平等的时代,真是这样吗?在那个时代,农村家庭通过参加集体化农业劳动,根据对集体的贡献大小(工分)分配得到相应收益。公社医院和赤脚医生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保障,实行义务教育。这样,在同一个村子内部,农民得到大致相同的收入。由于中国南北气候土地差异很大,耕种高质量土地的农户的收成就会好于土地贫瘠的农民,所以不同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有人估算,某些村的农业收益是其他一些村的6倍多(当时的数据不足以估算基尼系数,但明显体现了收入的不平等)。

在毛的时代,大多数城市居民有固定工作。从单位领取工资和劳保(以及分配住房),享受医疗教育等待遇。城市就业者的收入基本相等,不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很低。不过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地区缺乏工业,全国大部分农副粮食市场被关闭,意味着农村人口整体上比城市人口更为贫穷。据托马斯?罗斯基估算,这一时期城乡收入之比已高达56倍。

所以,改革开放前中国是收入十分平等的社会主义天堂的神话或许可以被打破。当时不仅经济基础薄弱,百姓生活贫困,而且也有收入差距。

1980年代以后的变化

中国社会在1980年代以后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的实行意味着,资本、技能、一个好的创意、或者有能力获得某个执照,都可以迅速地增加个人收入。没有这些条件的人日子不太好过,特别是国企打破铁饭碗,取消福利分房、社会保障和其他补助之后。在准市场经济中崛起的国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得以增长,未能适应新形势的国企职工的工资降低,其他福利消失。因此,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随着整体收入增长而被拉大。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图中数据来源于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Dwayne Benjamin与其合着者的估算(参见‘Income inequality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Loren Brandt, John GilesWang Sangui合着,20057月),他们的研究显示,1987-2001年期间,中国城镇平均收入以约6%的速度稳步增长,同时基尼系数也由0.22上升到0.34

 

 

 

 

    在农村地区,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勤劳的、擅长务农并获得了肥沃土地的农民有机会创造更多收入。乡镇企业家和奔赴城市寻找机会的农民兄弟也得以改善经济状况。这种情况自然导致了收入差距拉大。但同时,农民工和粮食市场的发展意味着,土地的质量如何,对于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性降低。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农村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在下降。90年代初期农产品价格上涨使所有农民受益(同样90年代末,粮食价格下降也伤害了所有农民的利益)。

    世界银行的学者Martin Ravallion和陈少华的研究发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76%下降到1987年的22%(参见 ‘China’s (uneven) progress in poverty reduc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 (1), 2004)。但在这之后,减贫方面的进展陷于停顿。农村地区整体收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得到增长之后,保持平缓态势(见图2)。198716%的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农村平均收入的一半。1995年,这一比例降至7%。但90年代后半段开始又出现了反复,2001年家庭收入不足平均收入一半的农村家庭所占比例又上升到11%(见图4)。黄亚声指出,90年代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加深。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开始超过了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收入的增幅非常有限。根据Benjamin 等人的数据,1987年农村地区基尼系数(衡量不同农村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异)为0.32 ,到2001上升到0.37

    城乡之间收入不平等有什么变化?图3显示了中国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状况。1987年到2001年,整体基尼系数由0.37上升到0.44。但是,这些数字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争议较大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收入指标中应包括哪些内容──仅包括工资性收入,还是也包括所享受的社保福利?是否需要考虑生活成本的不同?城镇地区生活成本高,无疑会侵蚀一部分城镇职工的收入。另一个问题是数据本身。由于数据敏感性等原因,国家统计局并不公布所有采集到的家庭收入数据。而且,即便是发布出来的数据,收入水平高的人可能倾向于低报收入,以免惹来税务官的注意,低收入家庭也有可能低报收入,以免失去低收入补贴。

 

 

                                           

    另一个问题是,近些年,随着城市扩张,大量的农村地区划归入城市或城镇。在这一进程中,距离城镇较近的农民(他们相对富裕)被农转非为城镇人口。由于农村人口样本中较富裕的群体转出,农村地区平均收入下降,城乡收入比因而上升,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拉大。Benjamin与其合着者将城乡家庭分类保持不变,重新估算了城乡收入比,结果发现,1987-2001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增加很多。

当今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在城乡之间,而在城市和乡村内部

Benjamin与其合着者指出,当今中国最大的收入不平等出现在城市人口之间和农村人口之间,而不是城乡之间。一方面,部分沿海农村与内陆农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的农民非常富裕,农业经营繁荣(至少在80年代),农民家庭通过较早进城务工积累了一定资金。中西部地区的农民的情况要差很多,部分地区非常贫穷。

第二类不平等的程度要高一些,即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在上文提及的各种市场力量作用下,居住在同一条街道的家庭,收入差距可能非常大。根据Benjamin对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现阶段,城镇地区工资性收入占平均收入的68%,占收入差距的72%, 我们将具体情况绘制在图5 中。换句话说,工资决定着你是贫穷还是富裕──而工资又更多地取决于你所受的教育水平、社会关系网络、机会等因素。农村地区也体现出了同样的趋势。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42%,占农村收入差距的44%。另一方面,来自农业劳动的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21%,但仅占收入差距的6%。也就是说在农村地区,农民家庭是否有经营性收入,对其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经营项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21%, 占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29%。(见图6)。

 

 

 

 

    收入不平等的衡量还存在其他难题。在谈论收入差距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和意义之前,我们先来看西澳大学的Terry Sicular做出的发现(参见‘How large is China’s urban-rural gap?’, Terry Sicular, Yue Ximing, Bjorn Gustafsson, Li Shi2007),他们指出官方收入差距统计还存在以下问题:

1. 官方收入统计没有包括城镇家庭获得的住房补贴,或居住自有住房的家庭的房租价值。这一项应该是包括的,因为农村地区很少有类似补贴。加上住房类补贴的话,城镇居民的富裕程度很可能高出他们的现金收入所揭示的。

2. 只有城镇居民能够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养老金也应纳入到城市居民收入统计口径中,加入这一点的话,也能够体现城镇家庭收入高于实际。不过随着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推广和改进,这种状况将会发生改变。

3. 现有口径没有考虑生活成本的差异,这一点也应该有所体现。月入4000元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可称得上是高收入,但在任何一个大城市,这样的收入水平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某研究发现,城市物价水平较农村高出35-40%(但对这一说法有争议)

4. 农民工被排除在家庭收入调查官方样本之外,这意味着城镇家庭收入有所夸大,农村家庭收入存在低估。Sicular等人指出,国家统计局城镇收入调查的样本设计包含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但在实际数据采集中,可能忽略了建筑工地或服务行业的外来务工者,后者可能也从未做城镇暂住人口登记。某调研显示,当今中国的城市人口中,13-20%为农民工,而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城镇职工平均收入水平低60%(但比农村居民高出40%)。统计数据中忽略农民工意味着估算出的城镇家庭平均工资可能高于实际。同时,农调队在进行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时,可能再次将不在家的农民工排除在外,并且,农民工家庭可能不会如实报告全部汇回收入。综合下来,农村家庭收入统计可能低报了农村家庭收入水平。

 

     Sicular教授和他的同事对以上问题中的三项进行了调整(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未能对城市公共服务和养老金进行调整)。通过分析调整后的数据,他们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没有官方数据揭示的那么大(他们的结果显示在表1中)。他们发现,1995-2002年期间,城乡收入之比稳定在2.24-2.27倍之间,而不是像官方数据所体现的超过3倍。 他们还发现,2002年,在全部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仅占到25%,与Benjamin等人的结论基本一致。但贫富差距仍较大幅度地高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后者在1.3-1.8之间,但也表明,至少贫富差距没有继续恶化。

(作者王志浩博士(Stephen Green)是渣打银行中国区研究主管。本文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渣打银行保留该报告版权。)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4-09 09:11:41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Working Paper No. 0904 美国金融危机的监管体系反思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反思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郑联盛

Apr. 9, 2009

zhengls@yahoo.com.cn

一、引言

    2007 年夏天以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问题不断恶化逐步升级,已经演化为全球金融历史的一次极其严重的危机。虽然,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美政府和欧洲等经济体大规模的救援效果仍有待观察,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次贷危机已经演化为新一轮金融危机,格林斯潘甚至认为美国已经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在格林斯潘的眼中,它甚至比大萧条更为严重。

    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升级中,住房抵押贷款标准放松、金融产品过度证券化、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不到位、货币当局的货币放松和监管放松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的渎职等因素都是重要的原因。归根溯源,美国的金融制度层面也存在一些缺陷,众多因素交互影响,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在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研究之中,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放松和监管不到位受到的极大的批判。在任何一个金融体系中,金融监管是保证金融体系健康稳定有效运行的最后“堡垒”。美国新金融危机中,这一最后堡垒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一个方面,这一监管体系已经不适合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带来的金融体系发展的要求,即是不合时宜;另一个方面,堡垒本身出现了缺口和漏洞,使得金融风险有机可乘。本文主要讨论金融市场结构与金融监管的匹配,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的要求,以及美国新金融危机中的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的错配。

二、美国现行金融监管体系

    目前,美国实行的是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伞形监管模式。该模式是以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为依托、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各专业金融监管机构为组成的监控体系,即所谓的双层多头金融监管体系。

    大萧条以后,美国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确定了美国金融体系分业经营的法律基础,同时也奠定了美国金融行业分业监管的框架,并逐步形成了双层多头的金融监管体系。1999 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恢复了混业经营,但是金融分业监管体系没有进行调整。

    在该监管体系下,金融监管分为联邦层和州政府层,两个层面都有相关的法律规范,并设有金融监管机构。由于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更多地受制于联邦层面,或者说联邦层面更加专注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因此在联邦层面的监管就更加完善。“多头”实际上是针对联邦层面的金融监管机构及其职能区分的。美国联邦政府针对分业的需要设立了多个监管主体,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财政部货币监理署、美国储蓄管理局、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监管者协会等。虽然,各个监管机构有比较明确的行业分工,但是,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存在一定的重叠。比如,美联储既监管商业银行,也承担对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等的部分监管权。同时,各个金融机构不仅要受到多个联邦监管机构的监管,还需要接受不同州政府的不同程度的监管。

    从次贷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来看,伞形监管对金融风险的预警、披露和防范并非有效,美联储也没有真正处于监管的核心,至少是没有发挥监管核心的作用。主要监管者美联储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专业监管部门的牵制,监管效率还不能达到最佳。总体而言,美国双层多头监管体系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明显问题。

    一是缺乏统一监管者,无法防范系统性危机。在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下,由于监管目标和监管文化的不同,各监管机构在金融机构新设标准、信息报送格式和程序、内部风险控制制度、资本充足率标准、高级管理人员资格审查、金融机构兼并收购等各个方面几乎都存在不同的规定。在该体系下,没有任何单一金融监管机构拥有监控市场系统性风险所必备的信息与权威,现有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在应对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大问题时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赵静梅,2007),因此无法应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要最大限度地防止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导和扩散,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做到金融风险的全覆盖有效监测金融市场的局部风险和系统性风险,而分业监管和机构主导的监管模式在次贷危机的蔓延与恶化中暴露出了局部性风险监管的巨大缺陷。保尔森(2009)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称为是几个金融监管机构拼凑而成的。

    二是金融监管职能的重叠造成金融监管死角。例如,商业银行通过实施证券化,就可以将风险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转出,从而规避美联储对资本充足率的管制。与此同时,由于相关ABS 和MBS 的发起人是商业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未全力介入对此类资产支持证券的监管。证券化将信贷风险由信贷市场转移到资本市场,但由于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是彼此分割的,从而不能充分识别和控制证券化的风险。本来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设置的职能重合是为了强化对特定业务的监管,到现在却成为扯皮的领域,从而造成监管的死角。比如,美国金融危机中的CDO(债务担保权证)和CDS(信用违约掉期)就是由于缺乏到位的监管而成为金融海啸的重要推动力。

    三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和效率较低,尤其是缺乏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有效监管。尽管美国各个金融监管当局也努力推行了一些金融监管方面的改革,比如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对于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监管更加关注其高风险的领域;加强了美国各个监管者之间和跨国监管者之间的沟通。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和混业经营日益繁荣的条件下,美国并没有建立功能监管或者统一监管的标准和体系,并改变其金融监管架构,目前分散的监管体系对一些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的监管一定程度上是低效的(GAO,2004)。正是诸如贝尔斯登、美林、雷曼、房利美、房地美、花旗和AIG 等大型金融机构的过度冒险,才酿成如此重大的金融海啸。

三、市场结构、经营模式与金融监管:美国金融危机的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是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金融危机,学术界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美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住房抵押贷款标准放松、金融产品过度证券化、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不到位、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的渎职都受到极大的批判,同时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责任也被认为是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Baily 等,2008;Goldstein,2008;Eichengreen,2008)实际上,对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批判是同美国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经营模式等制度性因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和美国金融体系、市场经营模式和其他制度因素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甚至背离,从而导致金融危机越演越烈。

    (一)金融市场体系与市场监管

    美国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市场体系的长足发展是在20 世纪80 年代之后。这个时期,金融部门最为重大的转变是证券化过程扩大,非市场化的资产转换为市场化的证券(剑桥史,2008)。银行和存贷机构提供的有特色的系列服务,比如发行、服务、持有以及贷款分配被分解了,监管漏洞也开始出现。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又一个高潮(剑桥史,2008)。出于金融市场的全球竞争和逃避金融监管,不断的金融创新产生了新的市场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子市场,同时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并促进了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资源在全球进行配置,使得美国金融市场的外延不断扩展。各国的各个产业之间的界线已经大大模糊,各个金融机构甚至企业成为多样化的金融混合物,这也造就了极度繁荣的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

     1、资本市场主导金融体系的风险因素

    在这个高度发达的市场主导金融体系下,商业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保险公司、从事证券和期货交易公司以及其它金融机构,通过在资金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提供资金中介服务,通过使资金以一种高效方式找到其效益较高的使用途径,这些机构及其得以运行的市场共同对经济活动构成了支撑。可以说,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在美国经济中起到极其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

    但是,该体系同时也存在着重大的风险。首先,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使得投资者的资产更多地暴露在风险之下,市场信息、市场情绪和短期流动性的变化将导致资产价格的较大波动。资本市场本身对信息和流动性的需求更大,对资产价值波动的敏感性更大,尤其是在监管放松的条件下,金融市场的过度交易使得市场的脆弱性加大(Minsky,1992)。在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中,市场动荡的来源是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市场危机来源于资产价格与基本面的偏离和持续性的资产泡沫(Allen and Gale,1997)。比如1987 年美国股灾、2000 年网络泡沫和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中,危机的诱发因素都是资产价格泡沫,而且美国和英国等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受到的冲击远远大于以德国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损失。

    更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可能存在更大的系统危机。该体系下,各项金融业务的界限模糊,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组成了金融风险链条的各个环节。资本市场由于金融创新、杠杆操纵和过度交易等带来的风险,自然地转移分散到银行业市场之中,这样资本市场的风险就演化为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Baily 等(2008)指出,金融机构在信息不透明的条件下进行高杠杆操作,致使流动性更加脆弱,加上这些行为都是规避性质的金融活动,系统风险就被放大了。另一方面,该体系存在着商业银行和以投资银行、担保机构、基金等为代表的资本力量之间的竞争。由于资本市场是以资金交易为对象,而商业银行和存贷机构是以资金为经营对象,尤其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还必须面对全球的竞争,这样,各金融机构过于大胆地进行业务创新和资本运作,而忽略了对风险的防范,最后使得整个金融体系由于过度的竞争造成风险定价过低的局面,蕴藏了更大的系统风险。

    简言之,在美国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形成中,金融风险不断地在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中介向资本市场转移和集中,尤其是在证券化之后,银行业作为独立的中介的地位已经丧失。在金融创新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美国金融市场更加一体化,同时以市场为主导的美国金融市场的范围和影响也不断向外围扩散。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金融风险逐步积聚、转移并分散的过程。因此,对这些金融机构和相关行业的监管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和资源配置作用的发挥是十分必要的。

    2、金融市场体系与金融监管

    不同的金融市场结构,应该有不同的监管体系相对应。而在银行主导的金融市场中,金融稳定的挑战性在于银行的脆弱性。造成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的主要原因除了系统性的宏观经济不稳定之外,还有银行自身管理和经营的结构性环境的弱点。银行体系本身的弱点主要表现有五个方面,一是银行管理不善引起承担过度风险,二是缺乏充分的财务状况信息,三是公共部门对银行负债提供银行或者明确的担保,四是无效的银行监管环境,五是过于集中的所有权结构和关系贷款(IMF,1998)。与此相对应的监管体系是建立在“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之上的,即是建立在资本充足率基础之上的审慎监管原则。其目标是保证银行资本充足、公司结构透明、风险管理机制健全、股东与管理人称职以及监管有效。

    而在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金融市场显示出高度的异质性,金融产品远比银行主导的体系要丰富而且复杂,如果将这些产品看为信用商品,那么信用商品所代表的权利远大于某种资产或者资产组合的所有权,而且还包括了一个赋予其他人或者代理商的委托管理权(Spencer,2000)。这一体系下的“最优监管框架”,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监管,市场稳定监管(market stability regulation)、与政府担保有关的安
全和稳健监管(safety and soundness),以及商业行为监管(business conduct regulation)(美国财政部,2008)。

    但是,在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尤其是美国的金融市场,是多头的伞形监管,各监管当局在分业监管的模式下,无法充分有效地实行监管,尤其是混业经营日趋繁荣的时候,美国金融监管不到位日益显现。而美国监管机构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金融风险的传递和累积,同时又因为监管体系的不匹配和监管措施的缺失,尤其是没有认识到信息不对称、过度金融创新、过度交易、杠杆操作和流动性易变性等带来的风险,“监管之堤”如同虚设。在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出现问题之后,迅速蔓延至整个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和中介机构(投资银行、抵押贷款担保机构等),进而又冲击持有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最后升级演化为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在反思这一市场体系与金融监管关系就认识到,保证金融部门的安全和稳定运行将是监管当局最大的挑战1。在新的形势下,美国需要对其金融监管架构进行检查和再检查2(美国财政部,2008)。

    可以看出,两个不同的金融市场体系,其监管的重点和体系配套的制度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全球金融市场体系从银行主导的体系向市场主导的体系加速转变的过程中,监管的调整是落后于市场本身的发展的,因此,就可能存在市场体系与监管体系的不匹配,进而造成严重的监管不到位的风险。

    (二)金融经营模式与金融监管

    美国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之后,相继出台了1934 年证券交易法和投资公司法等一系列法案,这些法案不仅确定了美国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市场结构,还确立了金融分业经营的法律制度基础。随后分业监管的实施,也逐步强化和完善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了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模式。但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英国、日本和美国等原本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纷纷修改法律,允许金融机构进行混业经营,因为混业经营获得更好的金融效率和金融发展(Diamond,1991;Merton and Bodie,1995),而且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全球金融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

    1、混业经营的风险

    众所周知,混业经营管理难度大、成本高,金融风险更容易在各个业务之间传递,并且存在比较严重的道德风险,因此,在监管方面,混业经营比分业经营的不确定性更多。混业经营有着自身内生性的弊端,更重要的是,美国80 年代以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模式的转变,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金融创新、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的博弈结果。在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中,混业经营仍然是危机爆发和升级的一个制度因素。Kansas 联储主席Hoenig(2008)认为,资本市场主导和混业经营的体系,加上金融监管落后,是次贷危机爆发的基础性因素。

    1, 剑桥美国金融史(2008)指出,在金融一体化和全球竞争的条件下,各产业的界限模糊,机构成为多样化的金融混合物,20 世纪初期主要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金融部门的安全和稳定运行,这监管当局面临的主要政策问题。

   2,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摘译,美国财政部关于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架构的蓝图,2008 年9 月22日。

    第一,混业经营的信息优势是不均衡分布的,可能恶化信息不对称问题。不管是银行主导体系还是资本市场主导体系,不管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都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但是资本市场主导体系和混业经营模式对此要求更高。

    一般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传统方法有:与借款人建立长期关系,要求提供担保,提供一定水平的资产或者资本,对借款人行为和贷款使用进行限制。但是,在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中,借款人和贷款人的距离越来越远,基础资产越来越模糊,限制和监管难度越来越大。Hoenig(2008)指出,一家著名投资银行发行的抵押贷款信托产品是由次级抵押贷款组成的,而借款人的担保资产几乎为零,其中超过一半的贷款只有很少的文件证明,有的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证明。但是,却有93%的抵押资产被两大信用评级机构捧为“投资级”,而截至2007 年9 月底,该信托产品中的贷款就有18%成为坏账。

    第二,范围经济效应可能成为委托代理问题的土壤。金融中介理论中,委托代理问题同样是影响金融中介功能的重要问题。在分业经营模式下,比如银行,可以将委托代理成本内部化;但是在资本市场主导、混业经营模式下,委托代理是更为普遍的市场关系,尤其是金融创新、金融一体化和国际化以及金融投资者复杂化,还有金融投资的日益专业化,使得个人甚至是领域外的机构无法熟知金融产品投资的过程,必须采取委托代理的方式进行。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标的不一致(利益冲突),将导致中介过程的不稳定,进而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Puri(1995)对混业经营的全能银行与投资者的内部潜在利益冲突进行分析发现,全能银行有机会并有动机利用中介身份与职能,通过捆绑产品和隐藏内部信息等不道德手段,引起利益冲击损害投资人利益,引发委托代理的不道德风险。

    第三,混业经营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期限和流动性错配。最近几年,许多美国抵押贷款都是在储蓄贷款体系外进行的,也有利于基于商业银行监管的体系之外。很多金融机构像商业银行一样借短贷长,而且由于没有储蓄来源,这些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资产抵押商业票据或证券化,在短期货币市场融资。在市场出现动荡之后,期限错配使得金融机构陷入流动性短期,被迫低价卖出持有的长期资产,造成巨大损失和连锁反应。由于这些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是在监管体系之外,而且不受传统的金融安全体系的保障,即无法获得贷款保险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支持,如果不是美国和欧洲等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和“攀越藩篱式”的信贷工具支持,这些金融机构将陷入更加严重的流动性危机。

    更严重的是,混业模式下,银行体系外的机构出现危机迅速传递到商业银行。因为,商业银行为了在混业经营模式下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大肆扩大了表外业务,甚至直接参与证券化。在混业经营下,投资银行、对冲基金、担保机构、公共基金乃至商业银行,都更加依赖资本市场获得流动性,而本身资产的流动性是不足的,他们更容易陷入流动性危机,尤其在以市定价的会计准则下,混业经营对流动性更为敏感。IMF(2008a)指出,在危机期间,流动性传递各个机制将在各个金融市场之间放大并传播流动性冲击,进而产生系统性风险。

    最后,混业经营外部性更为明显。混业经营具有外部性,在金融繁荣阶段,该外部性是正的,而在信贷紧缩和金融动荡阶段,该外部性是负的。在混业经营的链条中,各个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和支付体系中具有天生的内在联系,一个子行业的冲击或倒塌,在外部性效应下,可能导致其他行业的不稳定,即是产生系统性冲击(systemic implications)。由于混业经营的外部性解决需要政策部门强有力的措施保证体系的透明、效率和稳定性。在微观层面(比如清算、盯市)和宏观层面(监管)都需要有明确而有力的政策,如果没有,那么混业经营负的外部性将更具冲击力。因此,混业经营首先需要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微观投资者,尤其是中小储户的利益保护问题,二是宏观的金融稳定问题,以维持流动性的安全和稳定,尽量最小化外部性的冲击(Rochet,2008)。

    2、混业经营与金融监管

    在分业经营的模式下,金融风险相对单一,金融监管更容易标准化。各个监管机构可以制定标准的监管方式,要求各个金融机构提供“标准”产品,以将不同金融机构分别纳入到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之内。监管当局可以充分利用专业化和标准化,以达到有效监管的目标。其二,在分业经营模式下,监管当局更容易出台风险管理措施。比如,针对银行业可以出台存款保险制度,这样就可以防止小储户的破产。

    从理论上讲,分业经营模式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是建立在金融体系不确定性参数、风险回避系数、外部性因素和监管成本等减小的基础之上(谢平等,2003)。但是Coffe(1999)指出,混业经营的风险可能被低估了,而且如果是以功能监管为主,可能出现监管目标和机构之间的竞争,而不是紧密的协调与配合,那么混业经营的理论基础可能就动摇,甚至可能导致监管体系的分裂。

     在分业经营中,针对监管的金融创新是一种非生产性利润追求行为,是创新与监管的一种博弈,势必降低了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但是在混业经营下,金融创新往往导致杠杆化操作,效率提高下损失了稳定性,风险回避系数的变化趋势不明确。再次,混业经营促进金融行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但是,却可能导致道德风险的泛滥。最后,监管成本问题更是混业监管面临的最大现实挑战之一。因此,政府作为整个市场投资者的监管代理人遭遇了较为复杂的监管难题。

    更重要的是,在混业经营的条件下,金融监管的力量相对薄弱。因为当前金融体系的监管是建立在股东对债务负有限责任以及提供公共存款保险的基础之上,股东和储户、投保人等市场主体对代理人的监管积极性不足,金融机构运作的内部监管部分缺失。这样就造成了市场规则、保险、监管和流动性援助之间的平衡关系受到扭曲,导致了公众对监管功效和资产安全性的不现实的预期(Spencer,2000)。由于内部监管人的职能丧失,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不到位,加上混业经营中金融体系日益复杂化,即使存在合适的机制激励监管人进行充分的监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股东为代表的内部监管人和以货币当局为代表的外部监管人逐渐丧失进行充分监管的能力。另外,Hoenig(2008)认为美国主要的法规、监管政策和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工具主要是为了处理传统的银行危机,在应对资本市场产生的危机和外部银行危机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而且,监管和政策框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跟上金融市场的发展步伐,这使得混业经营的风险不断暴露和传递,最后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市场主导、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背离

    自去年夏天,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金融体系动荡迭起,已经演化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与此同时,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及其职能的发挥也受到众多的非议。一些研究(IMF,2008b)认为,在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升级过程中,美国金融监管模式和金融经营模式的一定程度上的背离,加上监管当局的监管放松,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次贷危机的爆发是难则其咎。

当前的金融机构监管框架是在70 多年前建立的架构基础之上产生的,可能已经无法适应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混业经营的模式。对存款机构监管的基础绝大部分基本构架与20 世纪30 年代构架相似。证券业和期货业同样实行分业监管,该监管模式也是在70 年之前就已基本确立。然而,目前资本市场全球化使得其他国家正在向“市场主导型经济体”不断发展成熟,提供了美国以外具有深度和流动性的资金来源,却带来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信息技术和信息流的改善导致了创新型、风险分散及通常较为复杂的金融产品和交易策略的出现。然而,这些创新其复杂的内在属性可能阻碍投资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对其风险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估。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日益增多给市场带来了流动性、提高了定价效率和改善了风险分散,并鼓励了产品的创新和复杂化。但这些机构可以使用较高比例的杠杆操作和更加相关的交易策略,这对广泛的市场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这些发展状况正暴露出监管的差距和冗余,给美国金融服务业及其监管架构施加了压力。(美国财政部,2008)

    其二,当前的以业务功能划分功能监管制度无法甄别系统风险。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和升级过程中,功能性监管暴露了其最明显的缺陷:没有一个单独的监管部门拥有监督系统性风险所需的全部信息和权利。(美国财政部,2008)任何一个监管部门都无法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采取协调行动,这使得解决与金融市场稳定性有关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美联储未曾也没有真正处于监管的核心,至少是没有发挥监管核心的作用(Cecchetti,2008)。而目前的金融体系中,与金融机构有关的事件可能触发更大范围的混乱或一系列的违约,这会严重影响金融体系、以至于实体经济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还有,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中存在比较严重的监管冲突与监管疏漏。目前,美国实行的是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伞形监管模式。该模式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各金融监管机构为组成的监控体系。但是,伞形监管对金融风险的预警、披露和防范并非有效(Cecchetti,2008)。主要监管者美联储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专业监管部门的牵制,产生监管冲突;另外,由于职能分工,又疏于对交叉业务的监管,监管效率还不能达到最佳,往往出现监管疏漏。例如,商业银行通过实施证券化,就可以将风险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转出,从而规避美联储对资本充足率的管制。与此同时,由于相关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是商业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未全力介入对此类证券的监管。证券化将信贷风险由信贷市场转移到资本市场,但由于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是彼此分割的,从而不能充分识别和控制证券化的风险。金融监管的不充分、无效率和监管“死角”,尤其是缺乏对MBS、CDO 等结构化金融产品和相关机构的有效监管,使得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过度暴露于风险之中。

    当然,金融创新的复杂性和金融机构经营的多层次使得金融监管的能力受到挑战,金融监管也不能代替金融机构进行风险管理。最后,还有监管准则的问题,虽然美国银行业将巴塞尔协议II 当作监管的重要准则,但是,巴塞尔协议II 本身是鼓励证券化(以分散风险)和表外融资,而且巴塞尔协议将内部评级置于外部评级之上(IMF,2008b),而金融危机的发展表明证券化是重要的诱因,而那些采取内部评级的机构往往是监管不足的机构。

    除了体制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监管当局的监管放松。最近几年,抵押经纪人和贷款人在没有联邦监管的情况下发起了全部抵押贷款的大部分和超过50%的次级抵押贷款。这些抵押发起人受到的监管程度是不尽相同的(在某些情况下监管程度有限或者没有监管)。2007 年和2008 年次级借款人的贷款拖欠、贷款违约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比率较高,这凸显了美国抵押贷款发起的监管制度存在的缺陷。在上面几个因素的相互影响下,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问题日益严重化,其与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混业经营的金融市场经营模式的不匹配逐步凸现,甚至发生比较严重的背离,最后金融监管体系的问题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和升级的重要推手。

四、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反思与改革

    从次贷危机演化为金融海啸,美国金融市场受到极大冲击,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责任受到极大的非议。美国财政部因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于2008 年出台了改革监管机制的“蓝图”,提出了相关的短期和中长期的政策选择,以期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系统性改善。

在短期内,美国政府将主要注重和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强化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在金融市场监管和政策问题上保持了一种有效和有用的机构之间协调人的角色;二是解决抵押贷款发起监管中存在的缺陷,建立一个按揭监管委员会、全国按揭贷款法律起草条例应该继续成为联邦储备银行的专有职责、明确并加强联邦法律的执法权限(enforcement authority)。三是联邦储备体系提供流动性。联邦储备银行需要解决金融体系总体流动性供应方面有关的某些根本问题,在保持市场稳定性和考虑扩大安全网的相关问题之间取得平衡(美国财政部,2008)。

在中长期,逐步废除并将联邦储蓄宪章转变为国民银行宪章,因为美国消费者居民按揭贷款已经具有足够的来源,联邦储蓄宪章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的要求3。加强对州注册银行的联邦监管,应该对州注册银行的直接联邦监管进行合理的调整。要么将对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州注册银行进行所有这类银行检查的职责交由联邦储备银行来负责,要么对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州注册银行进行所有这类银行检查的职责交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来负责。

3,作为应对大萧条的举措,1933 年国会创建了联邦储蓄协会宪章(federal savings associationcharter)(联邦储蓄宪章)。起初联邦储蓄宪章专注于为居民按揭贷款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联邦储蓄贷款的权限扩展到居民按揭贷款之外。例如,20 世纪80 年代国会扩大了联邦储蓄宪章的投资权限,并于1996 年批准将非按揭资产纳入其中,以通过合格储蓄贷款人的检验。(美国财政部,2008)

还有,加强对对支付结算系统的监管,美国的主要支付结算系统往往不受到任何统一的、专门制定的及全局性的监管制度的监管,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对支付结算系统的监管具有异质性。另外,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管,美国保险业主要由州监管机构进行监管,而联邦政府几乎没有介入监管。全国保险监管者协会更多是一个零散的组织,而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监管机构。

最后是期货和证券业的监管,在其当前的监管架构之内和在其当前的权利之下,证券交易委员会应该采取若干特定举措使其监管方法现代化,以实现一种机构之间更加无缝的合并,以防止监管疏漏。

上述改革提议是在布什政府任期内提出的,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财政部可能会对上述方案提出修改。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已经在2009 年3月底表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将是制定一个新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对旧体系进行修修补补,并向国会提交了金融监管体系全面改革方案。美国可能致力于建立一个功能型的统一监管机制。

但是,市场人士预期,新方案和2008 年的方案可能差异不会太大。新方案更多体现两个理念,集中监管和深化监管(Treasury,2009)。一方面,将将建立强大的“单一机构”,把大型金融机构、重要的支付和清算系统等都纳入其监管之下,以改变过去美国金融体系多头监管造成重大监管死角的状况,保证任何金融机构的破产(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都不会威胁整个金融体系。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计划扩大监管范围并提高监管深度,对大型金融机构制定更严格的监管标准,并拟将金融衍生品和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等纳入到新的监管体系中,同时还要求规模较大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等在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登记,并按规定披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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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SR Global"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04-09 12:33:23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 <socialenterprisecn@googlegroups.com> 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59期

中国大豆的进退之间

豆瑞星

     2008年中国大豆产量1650万吨,进口量3743.6万吨,两者之比约为1:2.3,也就是说在2008年中国大豆消费中,进口大豆占了约70%,这与1996年之前中国大豆完全自给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人说“中国大豆对外开放的历史,就是中国大豆被进口大豆打败、定价权旁落的历史。” 现在你如果在百度里搜索“国产大豆危机”,你可以看到53000条信息,这都说明国产大豆面临危机这一说法已不是危言耸听,也说明有很多人都关注这一问题。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各种各样,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支持大豆进口,一种是反对大豆进口,一种是主张增加国内大豆产量,同时适当进口。下面分别阐述并分析。

支持大豆进口的观点及分析

    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他阐述了经济学的十大原理,其中有一条是“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支持大豆进口的人就认为,进口是互利互惠的、双赢的事情,大豆的进口是正常贸易的结果,不应该人为加以干预。美国的大豆有竞争优势,因为美国大豆价格较国内更低,进口大豆可以降低大豆加工企业的生产成本,并进而降低其产品的价格,最终惠及中国的消费者。

    其实这没有考虑美国国家政策的因素。事实上,美国大豆的生产成本并不比中国低,美国大豆价格低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的补贴。“以1998-2005年平均生产成本算,美国每吨生产成本为222.9美元/km2,中国黑龙江为187美元/km2,美国生产收益为-50.3美元/t,中国黑龙江为25.6美元/t。可以看出,美国是通过农产品生产的直接补贴、季节补贴和收购保护价政策,提高其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也就是说,美国之所以能保持如此低的大豆出口价,是美国政府支持的结果。这让人联想到倾销策略,因为美国不可能坚持做赔本的买卖,美国政府的收入也来源于美国人民,因此,美国不会一直保持很低的大豆交易价格,而更可能在占领大豆市场之后,采取提价行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大豆种植面积相当于全部农业作物播种面积的6%,如果要补上3743.6万吨的进口量,就要把播种面积提高到18%,而这样就要挤掉其他作物。这确实是事实,耕地是有限的,多种了大豆就意味着少种了其他作物,而大豆对资源的消耗量是谷物的3倍,从资源节约的角度讲,确实应该少种大豆,多进口。

反对大豆进口的观点及其分析

    一种观点认为,大量从国外进口大豆,会降低国内大豆的价格,进而危害到豆农利益,因此反对进口大豆。国内豆农由于缺乏必要的政府补贴,他们的收益微薄甚至亏本,这个是有事实支撑的。黄云鹏(一位豆农)说: “我有一年在1.3元/斤时买的豆子,感觉还挺好,结果进口的豆子不但价格更低,而且出油率还特高,豆子的价格一下子跌到八九毛钱,豆粕的价格降到六七毛钱,那年就亏了不少。”他感叹,“进口豆子把中国农民给冲击了。”

    然而这个观点解释不了中国大豆种植面积扩大和持续增产这个事实。“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发布7月份报告预计,2008年中国大豆、玉米、稻谷、小麦、油菜籽等农作物产量较2007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大豆产量增幅最大,预计为1650万吨,同比增加26.93%。”国家粮油信息中心还预测,“2008年中国大豆播种面积为950万公顷,较2007年的802万公顷增加148万公顷,增幅18.52%。”这说明进口大豆确实会冲击国内大豆市场,然而国内豆农仍然有利润空间,国内大豆产业仍然有一定的竞争力。



蒙牛的困境

舒琛

2009年4月

    港交所的一文公告印证了神牛的落地传言。“估计本集团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有可能录得介乎约人民币9亿元的亏损。”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HK:2319,下称蒙牛)写道,“亏损主要是由于发生三聚氰胺事件,对本集团的业绩表现造成了不利影响。”这还仅仅是个开始。随着特仑苏OMP事件的恶性影响进一步扩大,2009年度的蒙牛业绩的滑落会更甚。

  蒙牛需深刻思考的,不止于产品质量问题,也不止于品牌信任危机,还有企业为追求超高速发展所采用的“营销机器”模式,是否能支持乳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质量门”致资金困局

  对于仍未从三聚氰胺阴影中缓过劲来的蒙牛来说,特仑苏OMP事件的爆发无疑是雪上加霜。根据蒙牛方表述,受三聚氰胺事件影响,“销量下跌和撇清若干存货,以及在处理原奶和促销产品宣传活动时产生了额外成本”,下半年集团出现了近15亿元的亏损。“要知道在下半年总体亏损的情况下,特仑苏是盈利支撑产品。产品的净利润率很高,至少有10%。这两年蒙牛65%的液态奶利润都来源于此。”一位奶业咨询人士透露,“2009年,特仑苏原本是市场主推产品,所以OMP事件对蒙牛的打击是致命性的。市场特仑苏牛奶销量的下降造成了大量的库存积压,企业资金链遭遇紧张也属情理之中。”而中国奶业协会理事王丁棉的说法印证了特仑苏牛奶之于蒙牛的至关重要性:“这是蒙牛的一个暴利产品,特仑苏牛奶产品的成本最多不到2块,而销售价格却到了5块,毛利润达到了150%以上。由此带来的利润是其他常温奶产品的十倍以上。”

  重击下,蒙牛财务压力之大,可从其试图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考虑中略见一斑。在上述预亏公告中,蒙牛明确提及,集团务求巩固财务状况,积极开拓多项机遇,其中包括与多名独立第三方进行初步接触。而实际上,在三聚氰胺、特仑苏OMP等质量门事件爆发之前,蒙牛经营业务的资金链状况就已不理想。根据其半年报数据,2008年上半年蒙牛经营业务产生的现金净流入为89.68亿元,相比于2007年同期额141.24亿元,下降了36.5%。而2008年上半年,伊利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27.27亿元,相比于2007年同期额131.97亿元仅下降了3.6%。

  “其实,即使特仑苏事件没有被捅出来,蒙牛产品出问题也是迟早的事。这和企业的发展思路有关,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不断地以子虚乌有的概念来忽悠消费者。”某业内人士表示。“很多所谓的高端牛奶产品和看似高新的技术,都是在误导消费者。”王丁棉说道,“打个比方,某企业在宣传产品时提出采用国际先进的闪蒸技术,不破坏牛奶营养价值,口味又更香浓。实际上,闪蒸本身就不是什么国际先进技术,在国外闪蒸技术一般只被运用于直接式的常温奶和炼乳的生产加工过程中,甚至有些国家在常温奶正常的生产加工过程中也是禁止使用的。闪蒸破坏了牛奶营养的平衡性和合理的组合,只会使产品的营养价值降低。而闪蒸牛奶更为香浓的味道实际上是通过人工调香方式调配出来的。更重要的是,闪蒸后,乳汁在高温条件下灼热灰化所得的各种无机矿物质被提高,长期饮用这些物质后,会使人体的消化系统与肾脏功能受到伤害。”

  蒙牛不惜以产品质量为代价,只顾望着盈利目标一路狂奔,与风险资本的“鞭打”驱动不无关系。2002年10月、2003年10月,摩根士丹利、英联、鼎晖三家国际投资机构联手分两次向蒙牛注入了约5亿元资金 。而与资金投入相对应的蒙牛与投资方签订的对赌协议:在2004年至2006年三年的时间内,如果蒙牛的每股盈利复合年增长率超过50%,3家机构投资者就会将最多7830万股(相当于蒙牛已发行股本的7.8%)转让给蒙牛管理层,或者向其支付对应的现金;反之,如果年复合增长率未达到50%,蒙牛管理层就要将最多7830万股股权转让给机构投资者,或者向其支付对应的现金。正是在这种资本压力下,蒙牛的销售额扶摇直上,从2003年的40亿元攀至2007年的213亿元(见图一),奔出了超乎寻常的速度。

  “营销机器”过速

  自然而然,如何用最少的投入撬动最快最高的回报,成了其后几年蒙牛整个经营模式运作的出发点。

  据王丁棉介绍,从整个奶业产业链环节来看,奶牛养殖生产、奶品加工、奶品销售的资金占用比例大约为6∶3∶1,而三个环节的利润比则为0.8∶3∶6.2。具体以一个日产量为100吨的中型乳品工厂为例,在养殖环节,达到100%奶源自给率,至少需要7000头牛,按照每头牛1.5万元的投资来计算,总投资大概为1亿元以上;而加工环节的厂房设备投资,只需5000万元左右;销售环节的投入更低,大约仅为设备投资的1/3。

  由此而看,蒙牛依照高投资回报率原则采用的“轻资产”杠杆战略便不难理解。在产业链上游,蒙牛通过“公司+奶站+农户”的产业运作模式,抛开奶牛这项低投资回报率的重资产,把控制力和波动风险转嫁给奶站;在产业链下游,进行大规模的营销投入,通过市场销售来拉动生产。法国巴黎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欧文?尚夫特(Erwin Sanft)曾在报告中这么形容蒙牛:“它就像是一部‘营销机器’。没有把重点放在牛奶生产上??蒙牛乳业本身不拥有奶牛场,而是同近3000个牛奶供应商签订了供货协议??而着重宣传乳品是可乐类饮料的替代品,是一种时尚和趋势。”

  这种经营模式反映在财务报表上,就是高净资产周转率和高销售费用。根据蒙牛公布的财务报表数据计算,2008年上半年,集团的净资产周转率为2.25(137/{(63+58.3)/2}),这意味着每1元资产能带来2.25元的销售收入,而普通牛奶养殖行业的净资产周转率则小于1。集团的销售及经销费用为22.88亿元,占到了总收入的16.7%,期内的广告及宣传费用占到了总收入的9.2%。按照港交所要求采用的国际会计准则,上市公司的促销费用计入销售成本,这意味着,蒙牛实际上下游用于营销等的费用要高于报表数据。

  业内人士的推算更印证了这点。“过去十年,蒙牛、伊利等乳制品企业,在奶源建设的投入上最多在3亿元左右,而在营销和生产基地的投入上,两家企业均达到了百亿以上。”王丁棉说道。

  “但是长此以往,该模式下企业过速运转后,营销依赖和资源倾斜会使得其在奶源供应和产品质量管理等基础环节上存有不足和风险,而后者恰恰是乳制品加工企业求得长远发展的核心点所在。”一位业内人士指出。

  下游进退两难?

  引人注意的是,在三聚氰胺和特仑苏OMP事件爆发前,蒙牛的财务报表已经开始显示其销售环节存有的难题。与往年相比,2008年上半年蒙牛应收账款陡然超高增长引人关注。根据蒙牛公布的财务报表,截止2008年6月底,公司应收账款的余额为4.57亿元,比2007年同期余额2.61亿元上升了75%,其中账龄在三个月以内的应收账款额比2007年同期额上升了93.4%。2008年上半年蒙牛的销售收入相比于2007年的增长率为36%;净利润相比于2007年的增长率为20%。而2007年底、2006年底、2005年底,蒙牛应收账款的余额分别比去年同期额增长了40%、7%、-3%;2007年、2006年、2005年,蒙牛收入的增长率分别约为31%、50%、50%;2007年、2006年、2005年,蒙牛净利润的增长率分别为28.7%、59%、43%。

  在上市招股书中,蒙牛曾明确表示:对大多数经销商实行先收款后发货,或者货到收款的销售政策。2004年,蒙牛曾将与经销商约定7-15天的信贷期延长到了30天,以促进销售。“现时,应收账款的再度高膨胀意味着蒙牛在快速加大赊销的比例,将资金让给渠道,以带动市场销售。”一位财务人士一语中的。

  通过赊销促进下游销售的方式背后,蒙牛通过营销投入对于销售收入的拉动力正在减少。据蒙牛公布的年度财务数据,2007年销售及经销费用为33亿元,相比于2006年23.8亿元的投入增加了9.2亿元,而该投入增加额所带动的销售收入的增长量为50.7亿元,由此计算,单位销售及经销费用的增长所拉动的收入增长为5.5倍。以同样的方式计算,2006年、2005年、2004年单位销售及经销费用的增长所拉动的收入增长则高得多,分别为6.1倍、8倍、7.7倍。

 

 


发件人:<fmhh625@sina.com> 2009-04-06 21:25:38 +080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文章投稿(晓坤)

高房价将拖垮中国

晓 坤

2009年 清明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给我们什么启示呢?,不是什么疯狂的金融衍生产品,也不是什么神秘的金融大鳄,也不是美国人无节制的消费。也不是什么市场自由主义的失败。可悲的是我们的民众和学者都在这些问题上口诛笔伐,同时对我们没有完全开放市场而沾沾自喜。孰不知,美国这次危机的核心根源就在于,美国民众、政府、地产商,尤其是联邦政府。由于多年受前工业时代的自由经济学思想的蛊惑,虽然,通过1929年经济危机学到的经验,加大了政府对经济方面的宏观调空。比如:降息、政府信贷、对濒临倒闭大企业的国资金注入等等手法。但总体上来讲还是以前工业时代的自由经济模式为主导。但现实是在目前后工业时代,房地产已经由一个私人产品,逐步转化为准公共产品。它的外部性的加强已成为现代民族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石。它跟农业一样,坦白的讲全世界的农业收益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讲都是很低的。甚至是亏钱的。但是很多国家还是不能取缔农业生产,同时还要给农民大量补贴,原因何在?没有粮吃,国家和社会就无法运转。

    有人说,咱可以花钱买吗?但人家不卖你怎么办?高价格你买不起怎么办?所以没有那个聪明国家会自己不生产粮食,完全靠钱来买。房地产跟粮食一样,它应该是一种战略商品,准确的来讲是一个国家稳定基石。应该跟石油一样,它是一种战略商品,必须由国家进行监管。美国金融危机的核心原因,就是美国想用市场的职能,去替代政府的职能去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通过金融衍生产品来增强穷人的购买能力,只不过这种能力是虚拟的罢了。

    战略商品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一定条件下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时间上具有期限性。就像一辆开往医院的救护车,它是烧汽油的,没汽油了,用柴油是不行的。车上病人只能等20分钟,不能等30分钟。后工业时代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城市化和人口的集中性。这样必然会导致土地价格的高额性和建造成本的昂贵性。人们已经不能像前工业时代靠自己去解决居住问题。当高房价和高租金让他们在城市里无法获得住所的时候,他们只能靠外部力量去解决居住问题。后工业化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农业的无利可图。无论现在有多少学者在宣扬农村大有作为,但全世界的农业多半是靠政府补贴勉强度日。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尤其是农村出来的人口,他们就是后工业化时代农业衰败的典型现象。

    那种让农民城里打工回乡养老的想法是非常愚蠢和无知的。中国城市化是任何人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规律。印度和墨西哥的贫民窟就是那些城市化过程中,买不起和租不起人们自己解决住房的措施之一。有人说,看咱中国多好,没那样的贫民窟。其实。印度和墨西哥远比美国和中国聪明。它们没有美国有钱,也没有美国的金融天才,不能靠金融衍生产品去解决穷人住房问题。也没有像中国这样通过户籍和城市严格管理来驱干大量外来人口。他靠穷人自己在属于国家的公地上解决自己的住房。这种办法不管有多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印度不会因为穷人买不上和租不起房子而发生社会动荡。美国人买不起房子会引起金融危机,中国人买不起房子会怎么样?我不敢去猜想。

    现在买不起房子的穷人靠租房来勉强维持。但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不仅仅房价不降反而在升,租金也在攀生。可是工资却在下降,企业徘徊在破产的边缘。而我们的政府还在迷信什么房地产回拉动多少产业,解决多少就业。其实,这句话本身没有错误,而是我们忽视了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当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合理的房价和租金得到住所的时候,人们才会安心的去消费,才能拉动很多企业,进而带动就业。那些心黑的地产利益集团只去强调地产企业本身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进而为地产高房价和高地租寻求理论根据。可惜的是我们的政府已经被这些利益集团绑架。这些利益集团就像郎咸平先生说的那些金融炒家一样狡猾和阴险。他们很会作show.他们与某些腐败官家勾结,搞香港、新加坡那种公屋、搞公积金,学美国放贷款。

     香港、新加坡那种弹丸小地,人口有限。搞搞公屋对平抑地产价格比较有效。可在中国靠公屋去解决中国人的居住问题不仅工程浩大、滋生腐败、僧多粥少更关键的是并没有解决最核心群体的住房要求,而成为某些群体改善居住手段的方式之一。其实我们把公屋弄错了,他是社会的安全阀,是解决由于住不上房屋而引发社会危机的最后一道门槛。而不是弄成120平米卖给公务员的福利房。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地方不能像印度那样有地方搞贫民窟,才只能由政府盖公屋来解决。中国是大国靠这种东西去解决住房时间会非常漫长,同时腐败如不能有效控制,搞这种东西反而更加激化社会矛盾。所以茅老把公屋不要建厕所的办法都想出来了。

    个人认为中国解决穷人住房问题的模式应该是:新加坡(公积金)+香港(公屋)+印度(自建)+美国(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要把居住问题当成战略问题来对待。建立国家房地产租售价格预警机制。中央、省、市三级监控。同时出台《战略商品价格法》对房地产、医疗、教育这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产品进行法律规范。对那种高价牟取暴利的开发商给予法律上的严惩。那些信誉好合理赢利的企业国家给予免税等相关政策支持。对于建设普通住宅的中小户型住宅项目,可以低土地出让金优惠开发企业。对于个人首套自住型购买者国家给予减免税费同时给予补助。同时,国家要建立地产平准基金及国家公民住房贷款机构。把目前公积金受益人群扩大,业务范围扩广,不仅买房可以贷款,租房也可贷款。总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政府要赶快转变思想,从战略角度去看待中国房地产的问题,不然,中国必被高房价拖垮。

    2009年 清明写于北京晓坤草堂,E-mail:fmhh625@sina.com.cn,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4-09 12:37:55 +0800 收件人: "hougaige" <hougaige@gmail.com> 抄送: "zdjun" <zdjun@263.net>, "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标题: Fw: 施晓渝的观点 hougaige

反普世价值首先要纠正国企私有化的错误

施晓渝

    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三权鼎立,美式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三十多年前我在文革读中学时就背得烂熟。但我不明白的是,你一方面搞国企私有化的所谓改制,搞国企工人下岗,即你一方面大量的制造资产阶级,一方面却大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反资产阶级的制度,我实在不知这两者如何结合。今天举起右手搞国企私有化,明天举起左手反普世价值,而且反普世价值最积极的恰巧是搞国企私有化最积极的人,叫人理解不了。76年四五就说过,人们愚不可及的年代以过去了,是非曲直总得给我们个解释,到今天还能不争论?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里有句话,“墨索里尼总是正确!”这样搞是不是有点墨索里尼?四人帮就是这样,今天为达到这个目地这么说,明天为达到那个目地那么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在反普世价值的浪潮中,四人帮文革余毒最高兴,他们弹冠相庆,四处奔走演讲,跃跃欲势,想重新登台,大有重返文革的法西斯专政之势。

    因此,我不得不说,总结文革十年浩劫的原因,反普世价值必须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之上。绝不能为了反普世价值而丢掉社会主义民主,从而恢复四人帮。民主也是社会主义的属性,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丢掉社会主义民主来滥反普世价值,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我国就翻了个个,有权有钱的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共产党员,无权无钱的是资产阶级,农民工讨薪的抗争被说成是西方敌对势力的颠复活动,这叫人怎么能活?这不跟四人帮扣帽子,打棍子一样了吗?

    而且,从根本来讲,反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三权鼎立,美式民主等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首先要铲除资产阶级的根,首先要纠正国企私有化的错误。国企私有化的错误是客气的说法,这实际上是犯罪,其对下岗工人的伤害已清楚太多了,其危害,对资产阶级的东西的发展的促进人尽皆知。请问,不纠正国企私有化的错误怎么反普世价值?

 



发件人:"文采 李" <xiaoliwencai1966@yahoo.com.cn> 2009-04-09 13:18:28 +08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转发: 半文

中国政治领域里的反封建任务

----把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完成到底

项观奇

2009年4月5日

电子信箱: xiangguanqi@yahoo.com.cn

第一, 社会主义应该彻底解决人权问题。

    等级的、特权的、专制的政治形式,是一种封建范畴内的东西, 而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范畴。 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中,到处都存在着这些东西。 破除封建主义的等级、特权和专制文化,只有靠现代政治的人权思想。

    在前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里,劳动人民的人身权利, 是被剥夺的,奴隶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农奴部分失去了人身自由, 国家不仅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 而且劳动人民的人身权利和人身自由也在国家的控制之内。这在中外历史上是一样的。 中国古代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就是这种人身占有在法权观念上的典型表现, 臣的本义就是奴隶。 但是,这种超经济的人身占有,被资产阶级革命所打破。这不是偶然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殊要求,这种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大生产,这种经济关系所处的历史时代, 都决定了中世纪的、古代的人身束缚的旧的剥削、统治形式已经过时。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提出来了,人权提出来了, 而且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实现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 这个进步在继续,并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分不开,不再单独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追求。

    可是, 我们缺少这样一个比较完整比较长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 我国1911年才结束了封建帝制,又接上了充满封建性的军阀割据。 就是在大资产阶级统治的短暂时间里, 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 封建性依旧强大, 从经济, 到政治,到思想,在各个领域里,一直严重地存在着。 人权没有提到应有的地位。自由、平等、博爱,不如等级、特权、专制更能为社会接受。 而1949年之后, 我们除了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之外, 根本就没有谈论过社会主义的人权,好像这从来就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内的东西, 无产阶级碰不得, 社会主义要不得。

    这是误解,天大的误解。这个误解,导致了一系列的悲剧发生,而且至今还在重演。以致于,今天不能不认真探讨这个问题。社会主义是要人权的, 而且是要最彻底的最高的人权。

    资产阶级的理论说,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社会主义的理论不这样讲,社会主义肯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一切财富的主人, 主人当然是国家、是社会财富的最高主宰。主人当然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 主人们之间的权利当然是平等的。 这样的人权,这样的自由、平等观,显然是最彻底的最高的自由、平等观, 是资产阶级人权观不可比的。 资产阶级的人权,一旦涉及私有财产,就只能承认不平等是不可侵犯的,而社会主义的原则,正是在这里,也要把平等观贯彻到底,把人生而平等贯彻到底。 在私有制面前,人不可能生而平等,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面前, 人不可能生而不平等。

    有这样超越资本主义的优越的原则,搞社会主义,怎么不敢谈人权呢? 怪事。说怪也不怪,那是封建思想、体制在做怪,从封建思想的框框里看问题,怎么能看到人权呢?

    社会主义的人权,首先是公民的人身不可侵犯。这是从我们建国以来的实际情况提出问题的。直至文革结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在我们这里, 简直不知人身是不可侵犯的,甚至直到今天,在有些人的眼里,人权也是一钱不值的,或者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因而我们可以不去尊重。 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下面,什么侵犯人权的事都变得可以去做。尤其文革期间,这方面的教训最大。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 公民的人身权利得不到法律保护。从最简单的办学习班、隔离审查,到抓进监狱, 判刑、枪毙,公民人身权利得不到法律保护。真正的是无法无天。 人治代替了法治,专制代替了民主, 领导人的一句话,一个批示,就是最大的法,就可以草菅人命。 这种落后性、反动性, 有时甚至超过了封建社会。 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蒙垢的最主要的原因, 也是人民群众抛弃这种假社会主义、真封建专制的主要原因。 教训是非常沈痛的。

    必须指出,就是今天,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抓不抓人,判不判刑,还是领导人说了算,而不是人民代表大会授于权力的法律部门说了算。 这就难免继续侵犯人权。而且错误是从高层发生的。

    公民的人身都可以侵犯,那公民的其它的权利,例如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等权利,就更可以侵犯了,而劳动权、参政权、监督权、居住权、迁徙权等等权利也就更没有保证了。人权具有广泛的内容,但首先是人身不可侵犯。 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其它的人权就更不可能做到。

    要保证人权,保证人身不可随意侵犯,最根本的是根除封建性的人治、人治大于法治。人的权利要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高于法律,去侵犯别人的权利。立法的权力在人大,一旦立法,神圣不可侵犯,独立于任何个人、政党、行政之外。这实际就是把任何个人放在了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保护之下。这是人民民主的具体形式。

    错误不是出在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上,恰恰相反,错误正是出在歪曲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上。 毛主席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 对于民主和专政的关系的论述是很正确的,但后来,在实践过程中, 封建的习惯代替了马列毛主义的理论,文革中,正是主席自己随意定人罪名,把人打倒,把人抓起来,都不办手续,这就背离了他自己写过的正确的道理。 他批评打倒一切,这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以会打倒一切,就是因为没有法治,没有法律保护人权。他对斯诺说,他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样想,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

    要克服专制、等级、特权等封建性的弊端,高扬社会主义人权是非常必要的。只有每个人的权力都是一样的,每个人地位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专制、等级、特权才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空间。我们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洗礼,但是,我们可以继承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等级特权的思想遗产, 并提升到社会主义人权的高度, 把我们的人民真正保护起来, 而不受封建主义的蹂躏, 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 不能再付出更多的代价。 这是一个我们并没有深刻认识的大课题, 我们先要学习、继承, 再做发展。

第二, 社会主义必须真正做到言论自由。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 人民没有言论自由, 这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但是, 这是从苏联、东欧到中国、朝鲜,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生活的事实。至今在中国还是没有真正的完全的言论自由。言论不自由,出版不自由,舆论一律,从上到下一个声音,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应有的政治形式,而是一种地道的封建专制的政治形式。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 宣传马克思主义是自由的, 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自由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当然知道,这是一种敌对势力, 但当还没有危及它的政权时, 它还是有勇气给予这个民主, 而不是剥夺、封杀。但是,号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采取了简单的废止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封建专制的方式。 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系列悲剧发生,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甚至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失败。

    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还不能主动放弃强加在人民头上的这一封建枷锁,这是对马列毛主义的背离,是对历史的极端的不负责任, 是对中国人民的极端的不尊重。鲁迅先生的时代,有一个『把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的历史任务,没有想到, 七十多年以后,在共产党夺取了政权的情况下,竟然依然面对这一历史任务。

    这里有一个必须搞清楚的理论问题。 就是言论自由有没有限制。应该说有。但是,这个限制只能是宪法,只能是法律,只要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里,任何公民都有发表任何言论的自由。 离开宪法和法律,另外规定一些政策去限制言论自由, 例如制造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去限制言论自由,就是完全错误的,历史证明, 这一错误已经在中国多次造成了很大的历史悲剧,丑化、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的革命的含意。

    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有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公民并不只有选择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权利,也有选择其它的任何的社会制度的权利。这就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共产党,你没有权力要求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必须跟共产党走,必须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一样,一切只能以人民群众的意愿为前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只能这样。不能说,共产党人在没有夺取政权时,承认必须尊重人民的选择;一旦夺取了政权,就翻脸不认人,剥夺了人民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这是不符合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原则的。

    这实际是封建思想在作怪,只有封建主,才不把言论自由当做一回事,只有自己说话的权利, 没有农奴说话的权利。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何论百姓。 百姓有口饭吃,就要感恩戴德。人口,称人为口,和称猪为口属一类。 统治人民称『牧民』,和放牧牛羊同意。 『礼不下庶人』, 对人民谈不上人权。 万万想不到的是,今日的中国共产党,竟然继承了这些观念,称人权是生存权,温饱权,吃饭权。让欧美资产阶级看了如此妙言, 难免啼笑皆非,目瞪口呆,岂不知,这正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人不仅很容易理解,而且还要对党感激涕零。以这样的封建心态,哪能给你说话的权利。那是不可能的。

    国民党统治区, 还能有无产阶级文化旗手鲁迅的落脚之地, 虽说『吟罢低眉无写处』,但文章到底还能在报刊上发表, 还能印刷出书, 实在不行, 还能开天窗。 但是, 我们现在的专制超过了国民党, 不仅不能写, 不能印,不能说,还可以人身迫害。这是借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行封建专制的实质, 表现的是落后、残酷、反动。这不是坚持马列毛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违背马列毛主义,违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历史倒退。 言论自由, 一日不解决, 一日是共产党的耻辱 。

    第三, 社会主义应该实行组党自由、实行多党制。

    这本来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这只有对封建专制主义才是一个问题, 但是, 在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被歪曲的情况下, 这竟然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个问题。一个荒唐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是,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派, 他们从来也没有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一党执政,更不会赞成一党专制。 结社自由,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动摇的权利, 而且,他们的本意就是全体劳动人民自己来管理国家, 从而走向国家消亡, 哪里给一党专制留有余地? 二是,社会主义的宪法明确写上了结社自由,政党是社团的一种形式,这是宪法明确保证的人民的权利, 怎么人民就不能组党了呢? 制定宪法就是为了要搞民主制。 民主,是政治,是人民作主。怎么作主却不能组党呢? 我们的宪法是社会主义的宪法, 只要是以搞社会主义为目的的、而不是以推翻社会主义为目的一切政党都可以存在,都是合法的。

    政党是政治的工具,正是通过政党,各阶级才能把自己的意志统一起来,参与政治竞争。政党要参政, 组党就是为了参政, 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哪个党执政, 不是这个党自己说了算, 而是人民选举, 人民挑选,人民说了算。宪法要保护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力, 不仅最高权力机关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而且人民有权挑选为自己执政的政党。执政党执政的权力是人民给的, 执政党能否执政,能否存在,权力在人民。 怎么能由一个执政党宣布:只有我的存在是合法的,别人无权组党。 这样的话本来是应该由人民来说的。 人民管理国家,人民考虑是否允许组党。 而不是党考虑是否允许人民组党。这是不能颠倒的。任何政党都是无权说这样的话的,这个话只有封建帝王才会说,而这已经是历史, 是过时的理论,是反动的理论。

    三是,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都解决了的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是允许多党存在的, 是允许无产阶级政党存在的, 因此,恩格斯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的形式』。 一种最低的特殊的从资产阶级借来的政治形式, 都允许多党制, 为什么搞起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反而剥夺了劳动人民自由组党的权利了, 这不是完全违背了恩格斯的教导了吗? 答案只有一个。剥夺人民组党权利的一党执政, 是一党专制, 是反动的封建性的, 是背离马列毛主义的。 不要说社会主义革命, 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也必须革掉它。

    不应该再把多党制简单看做只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也应该有自己的多党制,当然,二者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 性质是根本不同的, 社会主义多党制,是在社会主义宪法指导下的多党制。 多党政治活动,是在社会主义宪法规定的范围里进行的, 这只会有力于抵制资本主义倾向的危险性,而有力于加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四是,多党并存,多党制衡,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民直接管理国家这个根本目的上来。如果人民连组党的权力都不能保证, 那就更谈不上管理国家了。这是一个颠倒。 本来应该是, 人民允许执政者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 现在反了过来, 是执政者, 允许人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权力超越人民, 掌握在了执政者手里。

    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本质的颠倒。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对敌对阶级的专政, 是这个阶级的成员联合起来, 共同实现本阶级的统治, 也只有依靠整个阶级, 这个统治才是稳定的巩固的。 这是和已往的剥削阶级专政根本不同的地方。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的劳动人民享有民主权利, 其中最根本的是管理国家的权利。

    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这种权利, 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实现。 因为在国家还没有消亡、 社会还不是靠习惯进行管理的条件下, 谁也不会认为全体劳动人民都去做政府官员, 只能选举部分官员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执行管理国家的职能。 接受劳动人民授权, 为劳动人民工作, 如此而已。 巴黎公社, 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 就是这个原则的体现, 所以才叫巴黎公社原则。 马克思才说, 巴黎公社的全部秘密就是:『是工人阶级的政府』。 可是, 在半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这个原则经常被模糊。 所出现的等级的特权的专制的政治形态, 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背叛。 本来资产阶级民主都不够用,可是现在用封建主义的理解替代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只看到了专政, 却剥夺了无产阶级,走向了反面。

    这就要反封建, 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且要超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贯彻巴黎公社原则, 实行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里, 最重要的就是人民代表大会。 党可以执政, 党可以领导,但只有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至高无上的情况下, 由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去实行,而且,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的相应机构去执政,不是以党的形式去执政。最高的立法权力, 最高的监督权力,最高的行政权力,都在人民代表大会,并找到互相制衡的形式。

    现在讲, 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上的历史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组党自由,是为了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 有一个能够反映自己意见、保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坚持由人民群众自由选举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产生的常务机构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是为了把国家的最高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

    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可以创造。这种创造不是靠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靠人民群众的智慧,靠群众路线。巴黎公社、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就都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创造,而不是恩赐。革命导师也反复讲过这个道理,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无论何种形式, 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使国家机器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为人民服务,彻底改变现在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历史颠倒。

    第四, 要进行这一政治改革、政治建设,有一个思想上必不可少的更新的前提。这就是必须克服封建专制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民主思想。从封建专制思想看问题,总是认为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搞民主的问题? 从无产阶级政治思想看问题,则不存在能不能搞民主的问题, 只有不能不搞民主的问题、 怎样搞民主的问题。

    现在在中国,如果一提要搞民主,总是有人说,现在条件不具备,什么文化落后啊,群众觉悟不够高啊,会发生动乱啊,等等,不一而足,一句话, 就是应该暂时不搞民主。这是违背反马列毛主义的错误观点,这个观点的实质就是不搞民主,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 在马列毛主义看来, 只有实行不实行民主的问题, 只有民主形式的高低的问题, 没有是否要实行民主的问题。

    如果一个政党,自说自话,借口不具备条件不搞民主,那实际是搞封建专制的托词。要不要搞民主,不是执政党自己说了算, 而应该问人民, 在逐步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今天,在我们中国,人民早已经不是不需要民主,而是强烈地需要民主,强烈地反对专制。这实际是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 是反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的突出表现。

    全世界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敢搞民主,都敢给自己的对立的阶级力量以组党的权力,并允许参与政权竞争,连我们自己的同胞,台湾的资产阶级, 也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为什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理应超越资产阶级民主、实行更高的无产阶级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却没有这个胆量搞民主、实行多党竞争呢?这不是对自身的共产党性质的一种否定吗?不是一种天大的讽刺吗?

    要反封建,就是搞民主。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历史任务,共产党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时,对于必须在中国实行民主, 早有很好的说明,从来也没说过中国现在还没有资格搞民主。六十年前的诺言,六十年后还能不兑现吗? 要不要马上实行民主制, 答案不是来自执政党,而是来自人民。 如此重大的问题,应由人民在完全自由不受压制的条件下自己决定。人民不需要恩赐,也不需要自上而下的为民作主,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如果还能和历史同步,还有资格和其它民族并列于这个世界, 只能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03-28 01:44:33 +0800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 FW: 余英时:《一滴泪》序

《一滴泪》序

余英时

    大约十年前,我便读了《一滴泪》的英文原本A Single Tear。当时感受很深,至今犹在记忆中。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部‘右派分子’的自述。运用高超的文学剪裁,把二、三十年的苦难——从个人、家庭到亲友——生动地勾勒了出来。作者文笔的流畅自然,显示出他在英美文学与语言上的深厚造诣。他将三十年的坎坷人生归结为“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尤使我为之击节。在中国文史传统中,这正是所谓‘春秋笔法’。当然,作者的隽语是从西泽(Julius Caesar)的名言:“I came, saw and overcame”(拉丁原文是veni, vidi, vici)脱化而出的,经过莎翁的引用(As You Like It V.ii),在西方早已家喻户晓。但作者融合中西的文学修养和匠心独运,即此可见。

    这是我在未识作者之前对于《一滴泪》的认识,应该说是相当客观的。我当时对作者Wu Ningkun的中文姓名也茫无所知,更不必说他的身世背景等等了。但在读《一滴泪》原本时,我发生了一点悬念,使我渴想一见作者其人。什么悬念呢?作者是应燕京大学的西语系教授赵萝蕤电召,回到燕大任教的,而我则恰好于一九四九年秋季考入燕大历史系二年级,读过一学期的书,当时教我英文的便是赵教授。一学期下来,我感到她是一位既热心又亲切的老师。我记得她曾请全班同学去她家中吃过一次饺子,也见到了她的先生陈梦家。后来我的专业使我时时有机会阅读陈梦家有关甲骨、金文、汉简的著作。阅览之际,我总不免怀念在她班上受教的情景。陈梦家不甘受辱而自杀后,我更想知道赵教授的处境。我曾听说她一度陷于精神崩溃的状态,但传闻不详,终成为我的一个悬念。我想《一滴泪》的作者一定会告诉我不少关于她的事情。

    几年之后,我偶然在《吴宓日记》(第九册,页八六、一○八)中发现了‘巫宁坤’三个字,下面注语说:‘成都空军第三路司令部翻译’,我才确定了作者的中文姓名。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大陆或海外。二○○五年十月我在华府国会图书馆读书期间,由于高克毅先生的介绍,我才有幸与巫先生同席,这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接谈之下,我不但知道了关于赵萝蕤老师后半生的遭遇,而且更欣幸结识了这样一位才华洋溢而宅心仁厚的前辈作家。当天听巫先生谈论,真有‘咳唾成珠玉’之感。他心直口快,表里如一;一席话之后,我便完全懂得:他为什么绝对逃不过毛泽东的‘阳谋’了。

    回到普林斯顿之后,承巫先生寄赠《一滴泪》的中文本,我才知道他在二○○二年曾用中文将此书重写了一次。中文本的大纲领虽与英文本不殊,但在叙事方面则详细多了,使中国读者能由语境而深入情境,尽其曲折。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我断定中文本比英文原本具有更高的原料的价值。本书有五章是根据夫人李怡楷的口述而写成,其中事实都在作者的闻见之外。作者运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式,把他全家苦难的经历完整地呈现了出来,好像是佛经上说的‘两束芦苇,互倚不倒’。这不但是文学的技巧,而且有象征意义。巫先生之所以终能‘幸存’下来,如果没有夫人的全心全意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夫人给他寄寒衣,恐怕他在北大荒非冻死不可;如果不是夫人千里迢迢的‘探监’,送食品之外更为他的病情而向原单位要求早日释放,他也可能饿死在清河农场。(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中所写清河农场的情况恰可印证。)作者和夫人在二十多年受难时期,也一直是‘两束芦苇,互倚不倒’。

    但是本书的最高价值并不止于保存了一人一家‘受难’的真相。更重要的,它写出了中国知识人在历史上最黑暗期间的‘心史’。在毛泽东‘乾坤独御’的二十八年中(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老、中、青三代知识人都在炼狱中受煎熬。大致说来,中共政权成立之初,五、六十岁的属于老一代,三四十岁的属于中年一代,二十岁前后的则是青年一代。但在一九八○年代左右,大陆思想气氛开始松动的时候,老一代知识人或死或衰,已发不出什么声音;中年一代则已进入晚景,惊魂甫定,战战兢兢地保持着刚刚得到的‘皇恩浩荡’,不敢越雷池半步;青年一代此时正进入中年,精力虽然旺盛,但成长在一个绝对封闭的社会中,一时还没有足够的精神与思想的资源,作为反思三十年劫难的凭借。巫先生独能在一九八六年写成〈从半步桥到康桥〉自传初稿,五年以后又扩大成《一滴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从客观条件说,作者的‘劫后余生录’不但是在英国和美国撰写的,而且用的也是英文。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由于具有这一客观的优势,作者才能捷足先登,写出这部深刻反思的名著来。这里必须重视的是作者的主观条件。

    巫先生的《一滴泪》是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人‘泪海’中之‘一滴’。然而这《一滴泪》也如实地折射出整个‘泪海’的形势,也可以说是‘泪海’的具体而微。这是我断定《一滴泪》是知识人‘心史’的主要根据。能写出这样‘心史’的作者,必须具备一项最重要的主观条件:即在精神和肉体都被践踏了三十年之后,还能很快地重整旗鼓,恢复了精神上的自我。一九七八年以来,我曾会见过不少老一代的知识人,而且还包括过去在哲学、史学、文学方面卓然成家者。稍一接谈,我便发现他们在精神世界中已到了方向莫辨的状态(disoriented)。在几十年以暴力为后盾的不断‘思想改造’下,他们原有的精神自我竟彻底散灭了。就我所见到的文字记录而言,似乎也只有陈寅格、吴宓等极少数的人还能至死不失其故我。这使我不能不五体投地佩服巫先生的巨大而坚韧的精神抗力,能够数十年如一日,顶得住铺天盖地而来的胡言乱语。他并不是在一九八六年开始写自传时才神定气足:早在‘右派’尚未彻底改正之前,他便已‘故态复萌’了。一九八○年十二月在成都‘全国外国文学会议’上,他语惊四座,发出了狮子吼——‘选取自由的文学,谢绝奴役人的革命!’事实证明,他说出了人人心中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所以会后许多同行纷纷向他致敬,有的还含着眼泪。正因如此,我才毫不迟疑地认定他的《一滴泪》写出了整整一代知识人的‘心史’。

    巫先生在一九五一年回国之前,已具备了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他的价值意识及由此而衍生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也已大致定型。但难能可贵的是:他经过无数劫难而始终保持住原有的价值系统。他好像庖丁解牛所用的那把刀一样,‘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他也像庄子所描绘的‘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他和大多数同难知识人的分别便在于此。我当然不是说,巫先生是唯一经得起‘党天下’炼狱考验的知识人。仅仅就五十五万‘右派’而言(事实上远不止此数),其中不肯向‘党天下’屈服的人必然占有一个很高的比例,但他们却不像巫先生那样,能够‘幸存’下来或留下文字的记录。最近受到大家高度注视的北大‘右派’学生林昭,她为民主、自由而殉道的精神便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青年一代‘右派’写回忆录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

    但是我写这篇序文,却时时联想到今年出版的《吴宓日记续篇》(共十册,北京,三联,二○○六年)。这部晚年日记始于一九四九,终于一九七四,中间虽有残缺,但大体上延续了二十六年,恰好涵盖了毛泽东的当权时期。吴先生记述了每一次所谓‘运动’的实况,包括‘思想改造’和‘检讨’中的种种胡言乱语;他也巨细不遗地写下了他自己和其它同事备受凌辱的经过。以个案而言,这是我见到的内容最丰富的一部记录,把中国知识人在这一时期的苦难镜头一一摄取了下来,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但更重要的是他自始至终都抱着‘殉道’的精神与征服了中国的斯大林体制——‘党天下’——相抗争。他所谓‘道’即建立在对中西古典文化的体认之上的价值信仰。在《吴宓日记》前十册(一九一○—一九四八)中,他曾屡屡自誓‘殉道’的决心,而《续编》则充满了实践的事迹,两相对照,他的‘知行合一’是无可怀疑的。在暴力威胁之下,表面上他自然不能不向‘党天下’低头。但是在日记中他则一再为此自责,而且自比于‘身降心不降’的吴梅村。限于篇幅,让我举两三个实例来说明他的殉道精神。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写道:宓4-6至柑园赴三组学习会,续研《实践论》。念古今东西哲学之伟大而奉此一册为不易之真理、无上之精思,竞事赞颂发挥,可笑尤可耻也。(《续编》第 一册,页200)

    能在日记中对毛的〈实践论〉作此大不敬之语,他非具有强大的自信力不可,而当时哲学名家如金岳霖、冯友兰则无不奉此文为‘不易之真理、无上之精思’。相形之下,真信仰与观念游戏之辨已无所遁形。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日记》中说:2:30-5:00大礼堂聆(1)郭豫才北碚市人民代表会议传达报告;(2)周西卜宣布‘中苏友好月’庆祝办法;(3)张伯华‘中苏友好’之意义,解释(i)花布倾销(ii)旅大占领(iii)长春铁路经营皆为助中国而非利苏俄之举动。末言庆祝及欢迎苏联文艺团办法,极详尽。呜呼,古今亡国之速且易,又其国人之甘心亡国,惟恐人之不我取,未有如今中国之亡于苏俄者也!(同上,页462-463)

    当时毛泽东正在全力推行‘一边倒’政策,从体制到作风,没有一处不是奉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为楷模;至于苏联侵夺中国权益的种种举动,如日记所列的事实,中共则一概为之文过饰非。吴先生对此表现了最大的愤怒;他认定中共是心甘情愿地使‘中国亡于苏俄’。以后几年他在日记中反复论述这一观点。一言以蔽之,他痛惜中国古典文化已彻底毁灭,而西方古典文化也不复有存身之地,他‘心目中的中国’正在迅速地消失中,而‘今日或未来的中国’或将成为‘苏维埃联邦之一部分’,或‘苏联之羽翼’。(见同书,第二册,页148-149;第三册,页138-139)‘反右’运动展开之后,他写了一首〈记学习所得〉诗:

    阶级为邦赖斗争,是非从此记分明。层层制度休言改,处处服从莫妄评。

    政治课先新理足,工农身贵老师轻。中华文史原当废,仰首苏联百事精。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将晓作(同上第三册,页131)

    中国的现况和知识人的处境都浓缩在这一首诗中。吴先生与‘党天下’抗争从未停止过。文革时期,他屡遭毒打,右腿一度折成三截,日记中自不敢畅所欲言。但即使在这种极端恐怖气氛之下,他仍然坚持以曲折方式传达他的反抗。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宓读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参考消息》。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在Detroit宣言:闻知国内‘批孔’,使我心中悲痛云云。(第十册,页511)这显然是借《参考消息》的报导来表示他反对当时的‘批孔’运动;自己未着一字,但满腔孤愤已藉此宣泄出来了。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郑重介绍《吴宓日记续编》呢?这有三重理由:第一、吴先生是巫先生的老师。我曾向巫先生求证过,他说他在西南联大时选过吴先生‘欧洲文学史’的课程。第二、前面已指出,毛泽东虽能恃其‘党天下’的暴力逼使大多数中国知识人‘降志辱身’,但老、中、青三代中都有特立独行的豪杰之士,自始至终不为威势所屈。巫先生属于中年一代而吴先生则代表老年的一代。所以这部新出的《吴宓日记续编》正好与《一滴泪》互相印证。第三、巫先生之所以能写出一部知识人的‘心史’,我深信是由于他原有的精神价值从未为政治上的狂风暴雨所撼动。这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吴先生晚年只要有机会便闭户读中西古典文学或重读早年师友以至自己的诗文集。这正说明,他必须不断地回到他的精神世界的源头,去汲取和增强与暴力抗争的动力。

    巫先生在《一滴泪》中没有明确点出他的精神抗力从何而来。我最近曾向他提出一个很严肃的请求,希望他能再写一本劫难中的心路历程,与《一滴泪》互为表里。我盼望他不会让我失望。但是细心的读者并不难在《一滴泪》中找到线索。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他向半步桥劳教所报到的时候,行囊中便带了英文本《哈姆雷特》和《杜甫诗选》。这两本书便是支持他渡过半步桥、北大荒、清河农场三处艰苦岁月的精神伴侣。他把女儿取名为‘一毛’,即出于杜诗‘万古云霄一羽毛’之句。在北大荒,他又从难友那里借到一些沈从文的小说,他的精神世界也更丰富了。从他在一九六二年的回忆,他在劳改营里,一直是‘与《哈姆雷特》、杜甫的诗篇、和沈从文小说相依为命’的。(第十章〈暂回人间〉)这和吴宓先生的精神奋斗岂不如出一辙?

    最后,我要借美国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二○○二年六月对巫先生的访问,作为这篇序文的结束。但这必须从何伟的新书谈起。何伟是《纽约客》(New Yorker)驻北京的记者,他的第一本报导文学《江城》(River Town),通过许多小故事,写变动中的中国,十分生动深刻。其中单篇文字在《纽约客》上刊出时,早已脍炙人口,集结成书后更是好评如云。今年他又把最近的散篇集成《甲骨》一书(Oracle Bones, New York: Harper Colins, 2006)。这部新书的有些篇章也是先在《纽约客》上刊出的。书名《甲骨》,因为其中一个主要故事是写陈梦家的。因陈梦家而涉及他的夫人赵萝蕤,再从赵萝蕤蔓延到《一滴泪》作者,所以才有对巫先生的专访。何伟的研究精神实在令人钦佩。他不但访问了陈梦家、赵萝蕤的亲友,而且连领头迫害陈梦家的人也不肯放过。由于陈梦家打成‘右派’的罪状是他反对文字改革,何伟竟遍访与文字改革有直接关系的人,包括一位九十多岁老先生;他对有关陈梦家的每一件事都非追到水落石出不止。这件事恰好又与吴宓发生了瓜葛,让我引两条日记为《甲骨》一书添一点有趣的证据。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吴宓记道:

    午饭时,接张天授剪寄(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上海《文汇报》陈梦家撰〈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文,(2)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上海《文汇报》专电〈首都学术界激烈争论‘汉字要不要改革?’记〉。即复函申谢。宓读此剪报,始知宓一向太过慎重,太为畏怯,愧对自己平生之志事矣。即致唐兰、陈梦家一函,述感佩之意。写示‘不死惊看汉字亡’一诗。(第三册,页88-89)

    吴先生是誓死捍卫汉字的,陈的文章和唐的发言给他陡然增添了无限的勇气,竟写信去支持。但八月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说:北京有陈梦家,以反对文字改革为其罪。按宓于五月二十日致唐兰、陈梦家一函,似因浆糊潮湿,邮票脱落,该函竟以‘欠资无人收领’退回,宓幸免牵连矣。然宓自愧不如梦家之因文字改革而得罪也。(同上页,152-153)

    吴先生因‘邮票脱落’而幸免打成‘右派’的可能,这种事实在太巧了。但他并不‘自幸’,而是‘自愧’,这又是他‘殉道’精神的充分体现。巫先生便是和陈梦家同时落入‘阳谋’的陷阱的。

    何伟‘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尚不止此。由于甲骨的发现地是安阳,他亲到安阳考古站访问,希望找到和陈梦家相识的考古人员。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终于在那里找到了一位已退休的老杨,老杨是当时看守陈梦家的人员之一,他向何伟回忆了陈自杀前后的一些事迹。但是何伟并不照单全收,他要和其它的采访数据互相比勘,才试作推断或存疑。更不可思议的是,为了进一步理解安阳发掘,他竟于二○○一年十二月亲至台北中央研究院访问了百龄老人石璋如先生,因为他是当年参加发掘的仅存人证了。

    只有介绍了《甲骨》一书是怎样写成的,我们才能认真对待何伟对巫先生的专访。巫先生初到燕京大学时,暂时寄居在陈梦家、赵萝蕤的家中,直接和陈先生交往过,并且亲身听到他说:‘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这一切何伟早已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是有备而来的。但何伟此书并不是专写陈梦家一人;他不过是借陈的个案为线索,来探索在党天下的蹂躏下,几代中国知识人是怎样活下来的。因此他每访一位与陈有关的人,除了搜集资料之外,笔锋一转,便以被采访者为主体;对于巫先生,他也是如此。被采访者对于中共一浪高于一浪的‘运动’,特别是‘文革’,反应各有不同。他只作现象学的描述,不下任何道德判断。但对于巫先生,他显然另眼看待。他说,他特别尊敬巫先生的宁静。正是由于内心的宁静,他才能在回忆录中把自己的经历清理出来,并循此而寻求其苦难人生的意义所在。在这一方面《一滴泪》体现了极高的价值。何伟也很想知道:巫先生怎样在监狱和劳改营中还能保持住坚韧的精神。巫先生说,他常常想到杜甫、莎士比亚和迪伦.托玛斯。他特别引了托玛斯〈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的诗句,也就是他在《一滴泪》中译出的几句:

    当筋疲腱松时在拉肢刑架上挣扎,虽然绑在刑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见第三章)

    这又再一次证实了上面关于他的精神世界源头的推测。巫先生对于‘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的人生并不悔恨,他对何伟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或反右运动,我也许会是一个更有成就的学者,也许我会写出几部有关英、美文学的专著。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关于这一方面的专书早已汗牛充栋了。《一滴泪》也许是一部更重要的作品。(p.456)

    我完全同意巫先生的看法。王国维曾引尼采的名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人间词话》卷上)《一滴泪》便是‘以血书者’,巫先生以‘受难’的全部人生为中国史上最黑暗时代作见证,这是他个人的不朽的盛业,然而整个中华民族所付出的集体代价则是空前巨大的。我不禁想起了赵翼的两句诗,引之以为序文的结语:国家不幸诗家幸,吟到沧桑句便工!

    二○○六年耶诞日

 

 

发件人:"jxjmlc" <jxjmlc@126.com>  2009-04-07 19:06:0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Re:回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总略

    作者吕超, 年50整,担任教育行政工作,先后用十六年的时间写成这组文章,各分篇先后在刊物和网上发表。今天在乌有之乡看到一篇关于国际共运的文章,文中提到国际共运缺乏新指导思想, 感到看法与我一致.在网上搜了一下,作者属大军网站, 就把我的文章通过邮件寄给您.以期得到理解,并希望得到贵站同仁的指导和支持。此致敬礼,山东 吕超。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总略

山东莒县 吕超

2009年4月

电子邮件:jxjmlc@126.com

     民主政治论:民主政治=中上层代议制(间接民主)+基层人民民主制(直接民主)。(现实人民民主制)

     经济民主论: 经济民主 =(全民所有制资本 + 集体所有制资本)的均股分红制 + 按劳分配制

    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制。

    地方自治论: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限:宪法 法律)。

    宪政体制论:建立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形成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三权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政体制。使党的领导实现法治化、程序化,使国家的立法、行政机构实现民主化。

建立中上层代议制和基层人民民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题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立人大基层组织。形成中上层代表制(代议)和基层人民民主制(直议)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
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实现小康社会,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因此党中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强调提高生产力水平。但发展经济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做保障,因为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人是决定因素。这种政治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式的政治,不是搞群众运动,而是科学的民主政治。科学的民主政治被认为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也是调动千百万人民群众积极性,凝聚千百万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的政治体制。

    但民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其作用也各有不同。民主与社会具有双向地适应性和选择性。不同的民主政治只有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适应不同的社会。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也不是孤立的,它必然在世界先进民主政治的基础上生发。所以,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吸收世界先进的民主政治的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

    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设立,城镇工会组织的加强,农村村民委员会的直选,无不显示着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辉煌成就。但由于我国封建专制历史久远,近代民主政治发展过程曲折,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缺乏先例等因素,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始终在试验中进行,探索中发展,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在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方面有无与伦比的权力,但它的常设机构只到县级,县以下的代表以个人身份参政就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恰恰就在这个层面上。我国的工会,基层组织比较健全,但由于是群团组织,在参政方面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农村村民委员会由群众直选产生,选举过程体现了民主精神。但村民委员会原则上是行政机构,村委选出后,村民参与村务管理就失去了组织依托。近来一些地方成立了村民代表会,成为村民的议事机构,村民通过民主理财和村内重大事务集体表决来参与村务管理,这是农村民主建设的一个很大进步,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村民代表大会刚刚产生,还不规范,相对城镇集体单位来讲又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孤立性。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系统的、科学的、稳定的、有效的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组织体系,将民主政治的重心下移,实现“主权在民”的民主目标,使广大人民群众都有参与民主管理的机会。这个问题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遗留问题,现在又是历史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

    由于近代民主政治产生在西方,所以这个问题还得回到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两大思想派别的主张中找根源(因为它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一是伏尔泰、孟德斯鸠的代议制,主张由成年公民选出代表,组成议会,代表人民讨论国家事务,行使立法权。二是卢梭的人民民主制,主张直接民主,是个人直接面对国家,象古希腊人那样经常集会来行使主权和部分行政权。代议制和人民民主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自己的成功之处和不足的地方。代议制有利于参与者的整合和组织化,所以,为现在的大多数民主国家所采用。但它的缺陷就在“代”字上,它是有限的民主体制。一方面,由于代表的意见具有个人倾向性,很难代表公意;另一方面,由于公民的意见的多样性,代表又不能全面的表达公众的意愿。现在西方一些最早实现议会制的国家所出现的种种矛盾也证明了这一点。人民民主制虽是直接的民主体制,如卢梭所称赞的“日内瓦的民主共和制度”。但在当时看来在大国实行这种制度是不可能的,其原因是:无法实现参与者的有效整合,必然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

    二百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代议制和人民民主制是对立的,似乎没有多大改变,这种对立是因为在实行民主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里,资本的高度集中,表现在政治上的代议制就不可避免。而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的大多数劳动人民,就是真有“直议”的权力也没多大意义。况且,一直以来,人民民主制在大国的范围内还没找到有效整合的方法和组织形式。 但我认为,代议制和人民民主制的对立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还没有出现交合点。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它们是完全可以统一的,甚至统一是必然的。代议制和人民民主制的统一将成为一种既有有效整合的组织形式,又有广泛民主的更科学、更完美、更理想的民主制度。

    时至今日,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形式所有制经济,农村的村集体和城镇的企事业单位成为大多数公民工作、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如果人民群众能以有效的组织形式参与本单位的管理,并能通过特定的组织形式参与管理国家,那么我们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民主。我认为,这种有效的形式就是在农村村集体和城镇企事业单位建立基层人大组织。在全国构成以基层人民民主制和中上层代议制(代表制)相结合的具有广泛民主性的人大工作体系。把每一个公民都纳入到这个体系之中,发挥其主人翁作用。从而巩固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础。加强人大议事、立法和监督的力度,使公民权和政权达到平衡,使社会步入正常的民主法制轨道,使人民民主在组织上得以保证。建立起基层人大组织,就能使公民通过“经常的集会,讨论和决定自己的事情”成为可能。使卢梭称道的那种只能在小国里才能实现的日内瓦式的直接民主在我国的基层集体单位中得以实现。现在无论是农村村民还是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在经济收入和文化素质上都有很大提高,特别是城镇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已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和参政能力,这为我们在基层单位建立人大组织提供了必要条件。

    关于基层人大内部组织形式,工会和村民代表会的组织方法可以参照,在农村村集体和城镇企事业单主建设得以同步发展,相互促进。也有利于机构的简化和相应的制度建设。

    从古希腊到日内瓦的民主体制,以及最近某些地方出现的村民议事会所发挥的作用,不难预测在农村村集体和城镇企事业单位建立人大组织对社会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它可以将诸多问题解决在基层单位,最大限度地减轻行政和执法负荷。在基层人大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用法律赋予它权力和责任,规范它的组织机构和运作程序,检测它的各种运作参数,适时进行宏观调控,这样就可以根据各基层单位的经济情况,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对民主法制的认同程度来比较稳妥的推进这项工作。

    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同时用社会主义民主稳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能得到最根本的保障。

主要参考文献:

1、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
2、伏尔泰《哲学通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3、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书印书馆1996年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2年
5、吴家麟《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
6、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7、陈志平主编《中国革命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8、陈先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
9、宋铖《欧洲启蒙思潮中的两大派别之比较》,《文史哲》2001年第二期
10、刘瀚《民主政治即法治政治简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1、金嘏主编《西欧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

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必须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

    建国六十年来,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和开放市场的经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我国的国民总产值已跃居世界首列。但是在我国经济飞速地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在人们整体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出现了城乡、地区、行业收入差距逐渐拉大,逐渐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还是社会存在着分配不公等诸多的因素。传统的思想认为按劳分配制度“劳动者向社会提供劳动,社会以劳动为尺度,向劳动者个人分配消费品,实行多劳多得”是公平的。但是单纯的按劳分配忽视了社会(主要指国家和地方政府)资本的积累(包括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和社会生产资料地投入),而这些社会资本在再投入中大部分已与原来的劳动者脱离了关系——原来的劳动者已无法直接享受这些资本在进行再投资中所带来的利润。所以在解决了按劳分配问题后,在分配问题上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资本分配不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了“均股分红”这个设想。

    按劳分配是生产资料占有者对雇佣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一种分配形式。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对雇佣农民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分配都采用这种形式。而地主和资本家对自己继承者的分配则主要是土地和资本的分配。以农耕为主的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行土地的平均分配或按人口(主要是占有土地的人口)和劳动付出分配,比较合理的体现了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然而,当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农作物的生物化特征限制农业生产的亩产量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提高。而工业化的现代化大生产以其高效率使其产品在国民生产中占有较高比例。以生产粮食为主的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退居次要地位。以土地为主的分配形式其不足之处逐步显现出来。占国民生产总值较大比例的资本分配被凸显出来。资本的分配成了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期体现主人翁地位的主要分配形式。所以说: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这两种分配形式.

    一、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全民均股分红制

    实行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全民均股分红制,作为公民与生俱来的生存保障基金。使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具体的形式得以体现。变政府所有、政府管理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资本,为全体公民所有、政府管理的公民资本。使全体公民都成为国家和集体财产的合法拥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将国家和集体资本通过“均股”的形式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国民身上,符合这一原则。投资“分红”是所有股份制公司企业遵循的一般的原则。既有利公司企业的发展,又能使投资人获得相应的回报。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均股分红制度,一方面,国家或集体可以集中资金投入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另一方面,使全体国民或集体成员在参与国家和集体的投资中获得实在的经济效益,从而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确立广大劳动人民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主人翁地位。全民分红是公有制的本质要求,也是公民权利的经济民主的表现。

    国家和集体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制度,是本着谁投资谁受益,谁劳动谁受益的原则。国家投资属全民所有,地方和基层单位投资属地方和基层的单位每一个成员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和基层集体单位的领导根据国家地方及基层单位的投资比例,按照一般股份制公司入股分红的规则对所属成员实行均股分红。

    均股分红可进行系统量化,可进行计划和调控,现代化信息技术为使其在全国和地方的全面实施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实行均股分红制,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人民更加关心国家和集体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去。同时,也加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监督。我们可以此为契机,利用公众对共有资产的关心,推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公有资产审查委员会,审查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的预算,进而实现真正的公共预算。保证国家和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国家和集体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制度,能大面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扩大消费需求。从而激活国内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地发展,使国内形成良好有序的供求关系。以减少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是我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始终处于自立自主的主动地位。

    国家和集体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制度,从根本上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利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团结。有利于我们建设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中国将通过亿万人民的资本积累而走向繁荣富强。

    国家和地方实行均股分红的分配制度是现代化社会大生产替代个体的、手工的、低水平的、繁杂的体力劳动的一种货币表现形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它会将广大人民群众从整天为生计而奔波的沉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使其有时间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进行生产技术的改造。有时间去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和其他社会活动。有时间去参加文体活动和艺术创作。总之,实行均股分红的分配制度将推动国民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根本转化。促进公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彻底的改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质量,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虽然目前大部分国企已经改制,未改制的国企的利润刚开始恢复,但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字,2007年全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62万亿.中国现有十三亿人口,人均利润也1200多元.由于参与分股的国民资产目前还没有明确界定,我们还无法具体统计参与均股的国民资产的具体数目,但我可以无可置疑的告诉大家,国民资产均股后每个公民的股份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这份资产将极大的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信心.

    为了配合“均股分红”分配制度的实施,国家应设立国民资产委员会。并逐步将参与全民分红的资产从国有资产中分离出来,以便于实行单一的核算和管理。国家要通过立法,严格界定国有资产,国民资产和政府资产(指维持政府机构运作的资产)的范围。要严格各类资产的转化程序‘防止单方面权力的滥用而对其他资产的侵蚀。要明确各类资产的来源。国家和政府的资产主要来源于税收。国民资产主要来源于国家部分税收的投资和国民资产利润的再投资。政府要明确对各类资产的权限。国有资产属政府管理国家使用,国民资产属政府托管国民享用,政府资产属政府管理政府使用。实行国有资产 、国民资产、政府资产的单一核算,有利于保护国有国民资产,为建立廉政府奠定基础。

    分股或均股早已有之,只是目的和效果有很大不同。俄罗斯在1991年大规模推行私有制过程中所实行的人均股份制,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凯尔索律师提出的“职工劳动股权计划”ESOP)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工人的有限分股。英国学者詹姆士.米德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倒转的国有股所有权”,通过政府对资本有限的“剩余要求”权,从资本家的残羹剩饭中筹措经费,再作为“红利”,“无条件”地分给每个公民。以此来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维持劳动人民作牛作马的社会地位,巩固苟延残喘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海尔集团所实行的“把资本量化到个人“的分股制,是集体对本单位职工的分股。我所提出的“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分配制度“是在保障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资本的前提下,分红给全体国民或地方及基层单位全体成员。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成员所有制这一理念。旨在消除或基本消除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不均衡所造成的巨大的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低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差别。使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将基本解决公有制条件下的诸多分配不公的问题。避免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者变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无产者。均股分红的目的是在保证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实行均股分红分配制度还要兼顾国家的储备和现代化建设的再投资。分红要按比例,也要区别当时当地的不同情况。当然,再投资公民还要有相应的增股。

   均股分红的原则是公平、公正。公民不分年龄、性别、职务、和民族,只要是在其行政所属范围内,就人均一份。其目的就是突出公民对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最基本的权利。使公民的生存权通过拥有国家和集体资本投资所获得利润而得到最基本的保障。社会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实行按劳分配政策。本着多劳多得的原则,鼓励公民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创造发明。公民通过劳动所创造的利润,归公民所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调动公民的劳动积极性,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均股分红和社会福利属于不同一范畴。社会福利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和维护社会成员一定的生活质量,满足其物质和精神的基本需要而采取的社会保障政策以及所提供的设施和相应的服务。在这里国家和社会起主导地位,社会成员处于受施的地位。社会福利具有个体和个案的特点,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均股分红是全体公民通过投资社会化大生产来分取经营中所获取的利润。这种投资分红是公民遵循市场经济规则所获取的任何人不可剥夺的合法经济利益。在这里公民既是投资者又是收益者。公民处于主导地位。均股分红也是社会保障,但它具有兼容性和综合性。公民可自主的支配投资所获得的利润。

    通过对前苏联、东欧诸多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基布兹,和我国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研究,参照西方一些政治和经济管理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单纯的实行平钧分配或按劳分配制度都是不合理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才能得到巩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的生活才有保障。总之,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主体。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实行均股分红和均股分配。

    二、实行按劳分配制度

    对于按劳分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明文规定,现在已普遍实施,在这里不在详述。我写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必须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一文,自二00七年起,先后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中华网中华杂谈,新浪网国是论衡,中国网和平深水分别以“晴朝”和“jxjmlc”的网名连续发表,首次提出“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必须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并逐渐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共识。一种新的分配方式(分红)被逐步提上日程。继2008年1月上海市政协委员建议全国每人发千元,以抵消涨价之后,2008年4月30日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刘志庚表示拟向市民发红包抵消GPI高增长。 据最新消息,东莞市已在7月份开始这项工作,估计8月份基本完成。届时当有十几万人口从中受益。虽然这些分配方式还不完全符合“均股分红”理论,有些分配还是带有尝试性的。但有一点可以证实,“均股分红”理论的建立是分配制度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它必将被广大民众所拥护,它必将使广大民众受益。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后,社会主义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经济民主 =(全民所有制资本 + 集体所有制资本)的均股分红制 + 按劳分配制

    实现:县级直选 有限自治

    关于地方自治,各家有各家的解释,虽有些微的差别,但由于地方自治这一政治体制已趋于成熟,其组织形式也基本定格,所以各家解释大同小异。《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认为,地方自治是“在一定的领土单位之内,全体居民组成法人团体(地方自治团体),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监督下,按照自己的意志组织地方自治机关,利用本地区的财力,处理本区域内的公共事务的一种地方政治制度。”
地方自治最早起源于罗马的自治城市,后来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实现参与和人权保障的表现形式。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和不断的完善,现在在世界上已进入民主法制化的国家里,已成为普遍实行的政治制度。地方自治在近代成为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权力在宪法范围内,在实现横向分权的同时进一步实现纵向分权不可缺少的一环。

    地方自治的基本特征:一是分权,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有划分明确的事务范围,并且在各自事务范围内,享有充分自主权;二是制衡,即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宪政保障或政治实力,可以反制中央的随意干预,使之不能单方面削减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三是合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某些事项上联合作业或混合财政;四是民主,实行地方自治,公民可在相对较小范围内更加方便直接的进行民主参与。这样公民的意愿就很容易通过民主程序反映给当地政府,公民的政治经济权益就能得到比较可靠的保障。

    由于地方自治体制形成的历史漫长,所以在国际国内都有很多先例和法律法规可以参照。1985年通过的多国条约《欧洲地方自治宪章》,1985年通过、1993年再次通过的《世界地方自治宣言》都加重了对地方自治的关注,这反映出一种潮流和趋势。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是实行联邦制的美国、德国,还是实行单一政体的法国和日本,包括前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所实行的地方自治都可以从理论、实践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面为我们提供可参照的依据。使我们在比较中选择适合自己的自治道路。

    在整个的中国的古代政治体制中没有纯粹的自治政体,在国势衰微时倒时常出现地方割据。近代的地方自治思想来自西方,中国人对地方自治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探索已历百年。“其发展过程可分为清末时期、民初及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四个阶段。”从清末开始历届政府、各政治派别、众多学者从不同的利益出发都介入过地方自治运动。各种地方自治主张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但大体可分出一些经纬。那就是,反对派或在反对派压力之下的政府多主张省级自治(有的甚至提出联邦制或联省自治);而执政者则主张维护中央集权或实行县级自治(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县级自治)。但由于旧中国反动势力的强大、社会矛盾的复杂、以及传统思想的因素,地方自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从没得到切实地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实行的民族自治政策,香港澳门的特区自治,以及村级自治,都属于特殊、个别和部分地方自治。(当然,这些地方自治实践可为我们全面实行地方自治提供经验)。我国实现全面地方自治尚处在探索阶段。
纵观中国的历史,分裂(特别是局部分裂)的时间较长,而统一的时间相对较短。地方割据所造成的内忧外患屡见不鲜。中国近代百年所受的列强的欺辱,直到现在国内国际反动势力明里暗里还在进行着分裂中国的活动。维护国家的统一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实行地方自治首先要把维护统一放在第一位。我国的一些省份无论从人口数量、经济实力还是所辖地域面积都有与国家政权抗衡一段时间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省级自治很容易造成一省动而惊天下的局面。

    我国市地一级长期作为省一级的派出机构,作为独立的一级地方政府机构时间较短,实行县级自治后,地市级事务将变得很少,地市级政府将逐渐淡出中国的行政机构,这也为纳税人节省一笔庞大的行政开支。而乡镇在近几年的机构调整也有较大变动,且乡镇作为一级地方政府机构很不健全,作为永久性的地方政府尚不成熟。更不宜作为实现地方自治的重点。且在我们这样的大国里,国家、省、市地、县、乡镇直到村社多级行政机构都用繁杂的程序实行自治也不现实。我的主张是:在完善村社级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县级自治。以村社级自治实现个人与团体的分权;以县级自治实现团体和国家的分权。从而实现国家权力的大体上的纵向分配。

    县级直选包括:县级直选、乡镇级直选、村级直选。直选范围:县级及县级以下的人大、政府领导人,县级及县级以上的人大机关分配给地方的各级人大代表。有限自治是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县级以下地方政府自主处理本地事务。

一、自秦设县以来,县级政府作为地方政府有比较健全的行政和执法功能。建国后县级政府又得到全面发展。政府、人大、检察、法院以及这为县级实现有限自治独立处理本县事务奠定了基础。

二、县级直选的条件:范围相对较小,人口比较集中便于组织。交通信息传递便捷,便于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间的交流。城镇职工和农村农民分别都有参加工会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的经验。县乡级直选只要宣传到位认真组织是能够成功实现的。

三、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建立高效、廉洁、民主的地方人民政府。

四、公民通过直选各级人大代表,可使代表最大限度的表达公民的意愿,使公民间接的实现对国家事务的民主管理。

五、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后,可赋予公民在县级范围内倡议和复决的权力。公民倡议权包括:公民主动创制、修改或取消某些县级范围内的制度和规定。公民复决权是公民对县级人大制订的制度和规定的认同和否决的权力。无论是公民倡议或公民复决都必须在法定的人数和法定的范围内进行。

六、实现县级直选。能将大量的人才吸引到基层,有利于地方的发展。减轻人才以倒金字塔的形式向高层聚集,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和内耗。

七、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订政策,促进本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形成地域性发展的多样性,也有利个性化人才的培养。 并通过建立比较宽松的人口流动制度,使公民能够根据生活的需要在国内比较自由的迁移,初步达到公民在实现用手投票的同时,实现“用脚投票”。使公民对生活环境有自由选择权。以此促进地方政策的调整,达到人口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八、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能加强城乡统一规划,促进城乡同步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九、县相对省来说虽然较小,但数量庞大。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可大量减轻中央人民政府的负担,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军事、外交等重大的国家事务和省市级的事务。

十、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不但可以减轻省市领导的负担,而且还直接促进省市级的廉政建设。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可切除腐败“食物链”中最基础的部分。使廉政建设得到根本的好转。

十一、县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具备地方割据能力。以民为本的政治体制,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能避免大起大落的群众运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而为建立繁荣富强的国家打下牢固的基础。

十二、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必须有健全的基层公民直议组织做保证。建立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的公民大会制度(可为人大基层组织),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直接的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保障县级直选、有限自治的顺利实施。以健全的人民民主制保障县级直选有限自治。

十三、设立宪法法院,监督和规范县级直选、有限自治。保障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后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依法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依法维护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十四、鉴于我国各地政治、经济和公民对民主法制的认同程度存在着一定差异。县级直选,有限自治需因地制宜由点到面地逐渐展开。中国的民主改革可从百强县开始。

十五、关于省级自治。中央可先在人口大省、经济强省以及面积较大的省份增设直辖市,等时机成熟再进行分省。使各省实力基本均衡。逐步达到各省势力与全国相比有较明显的梯次。待全国的省级建制在数量上增加三分之一左右时,方可实行省级自治。省级建制数量多,相对范围小,对国家形成多支撑点。以避免由于省级势力太大而对全国政局的产生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实行省级地方自治,可最大限度的扩大地方自主权。从而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

十六、在县区级直选基本实现,地方政权基本巩固,各种社会矛盾得到进一步解决,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群众对选举程序能够熟练运用的情况下,可进行省级和国家级领导的直选.国家的重要法律和国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事务可实现全民民主决策。从而完成中国的民主改革。

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政治上实行人民民治是社会主义的两个必要条件

    五百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从英国蔓延到欧洲,而后席卷整个世界。成为人类社会在面对资本主义的黑暗的时候所看到唯一的光明大道。但这条大道并非天然生成,是人类自己去探索,去开拓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经过了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理想变成现实艰难曲折的过程。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是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共经历了300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有:16世纪英国的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7世纪英国的温斯坦莱,18世纪法国的摩莱里、马布利,19世纪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以及英国的欧文等。其中,莫尔在1516年写的《乌托邦》一书,欧文于1844年写的《新道德世界》一书影响最大。在这一阶段,空想社会主义者相继提出了“公有制”“按需分配”“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原则。 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方案先后是手工工场、农村公社到机器大工业生产等原型。空想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先驱者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但却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

    19世纪30—4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发展,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主要标志是1831年和1834年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年开始的英国宪章运动和1844年的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工人运动的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无产阶级革命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深入工人群众,揭露并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广泛汲取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对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加以批评继承,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

    1848年,以《共产党宣言》的诞生为标志,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由空想变成科学,由理论变成现实。欧洲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使无产阶级革命越来越成为可能。1917年,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隆隆炮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变成了多国实践,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从而结束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些国家,一度在全球占了近五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四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

     近代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赢得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解决世界大战这一灾难性课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政权及其影响下的各国社会主义力量,对于20世纪人类的第一个大贡献,就是粉碎了法西斯蹂躏全世界的企图。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苏联付出了占人口10%以上的生命,而英、美最多也只有1%。二是在辽阔社会主义国土上完成了“城市工业社会”和农村合作化进程。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各国民族民主革命相互配合,推动了世界各民族的独立运动,战后亚非拉有79个国家先后取得民族独立,建立起民族独立国家。四资本主义国家部分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和福利思想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五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到了二十世纪末,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这种阶段性的低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二帝国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三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缓慢。四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总方向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导火索。但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人类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导致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完善。特别是攸关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部分的缺陷,使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挫折。所以,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首先要做的就是继承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人类社会民主体制实质

    人的社会活动是由社会能决定的,社会能主要的构成是经济资本。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是相对有限的,所以经济资本的占有具有排他性。个体的大量占有必然挤占群体的资源。经济平等是自然人享受自然赋予的与其同类平等的自然资源的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维护这种公平的权利,就需要依靠群体的力量遏制个体的无限膨胀,这种非暴力的群体力量的组织形式就是民主体制。遏制个体的无限膨胀是为了群体的生存,所以说民主是合理的是必要的。民主的特征是:多数、组织、平等、规则、程序、非暴力。民主能化解社会矛盾,延缓暴力革命。但民主不能解决社会的全部问题。如;科学研究,尖锐的领土、主权之争(这些最容易导致暴力),尖锐的阶级矛盾,个体利益的保护等。所以说,民主是好的制度,但好的制度还要合理运用。

    从社会经济关系看民主政治的终极目的

    社会经济关系可分为四个方面,即:生产、所有、分配、消费。在这个经济关系中,谁生产?谁所有?谁分配?谁消费?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以生产、所有、分配、消费演绎出来的社会关系,可以从根本上解释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政治的关系.

    毫无疑问,无论在什么社会,生产当然都属于广大的劳动人民。所有和分配权则往往被统治阶级所掌握。奴隶社会,奴隶主及其奴隶主王朝掌握着所有权和分配权。封建社会,地主及其封建朝廷掌握着主要的所有权和分配权。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府掌握着大部分所有权和分配权。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是阶级社会,所有权和分配权多数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统治阶级通过自己所掌握的所有和分配的权力,获取最大的利益,成为社会的最大的消费者。而处于被统治地位广大劳动人民仅仅被统治者视为生产工具。他们的消费也仅仅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生产所必须的最低投入。

    社会主义社会所有权归集体和国家所有。其分配和消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分配权完全属于政府领导和集体领导。政府和集体领导独立决定分配方案,独立支配国家和集体财产。领导的行为,完全靠自己的政治觉悟和个人修养来决定。领导人若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广大的劳动人民则有可能是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有可能成为社会最大的消费者。若是领导及其领导阶层把本集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则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很有可能被一些腐化分子通过自己所掌握的权利(公共权力私有化)无偿的居为己有(这也是在剩余价值之外的一种剥削形式),使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又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财富基本集中在国家和集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利益所受的侵害有时会超过私有制(在私有制社会里个人还有一部分私有财产)。如果是这样,那些既得利益者很可能把他们的非法所得投向土地或企业,重新靠剥削地租和剩余价值生活,变成新的地主或资本家。人民将受双重剥削的灾难。社会主义很可能要走向它的反面----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前苏联在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使我们对待此类问题上更加清醒。二、若是分配权掌握在广大劳动人民的手里,情况则大有不同。人民群众可以通过民主制度选举分配者(一般是国家和集体领导人),审查分配方案,监督分配过程,将分配权通过民主程序始终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从而保证自己在分配中获取最大的利益,而充分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在实行民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公有财产由于没有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的一次剥削,也没有拥有特权的政府官员和集体管理人员的二次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同政府官员和集体管理者同样根据自己的劳动一次性分配国家或集体的劳动成果。同样,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财富基本集中在国家和集体。在劳动人民有权力支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成为社会上最大的消费群体。只有这样生产才能获得最大的动力,社会才能得到持续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才能得到最根本的体现。在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民主制度决定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可以概括为:民主决定政治,政治决定经济,经济决定民生。简式:民主决定民生。这也体现了人在经济活动的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公有制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政治问题:要实行专制体制它是极端的专制,要实行民主它是真正的民主。怎么解释呢?在公有制国家里要是实行专制的话,专制者有大量的公共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可以随意支配,这些公共资源比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还要多(因为在私有制社会里专制者所直接支配的资源还要除去私人占有的部分)。那么这种专制将是无所不能的专制。虽然有时能在短时间内集中人力物力创造奇迹,但也最容易滋生暴政和腐败。如果在公有制国家里实行民主制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人民可以通过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支配公共资源,从而获取最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得到保障,人民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总的来说,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从发展前景看将超过任何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所以说,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民主政治。

    人民民主制在发展过程中的三种不同形式

    一、古典人民民主制阶段。是指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这段时期。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在雅典,国家不设国王,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公民大会。大会由公民抽签产生,共同对国家事务进行商议。雅典实行民主化程度最高的“直接民主制”。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所有的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抽签选举方式(十将军除外)担任政府中的各级官职。雅典的政府官员都有任期,通常为一年,而且大多数的官职,不得连选连任,以避免结党营私。雅典还实行委员会制,凡是重大事务均由集体作出决定,由集体负责。而不是由一个人说了算,从而避免了专制独裁和官僚主义。为了保证民主政治不受侵害,从克利斯提尼时代开始,雅典还制定了陶片放逐法,用陶片投票选举出可能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构成威胁的人。如果某人得票数超过6000,就会被放逐到国外,10年以后才能返回,从而使政治野心家无机可乘。从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连任首席将军15年间,史称“伯里克利时代”。在波里克利当政期间,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呈现出繁盛局面。马克思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政治实质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它的民主是建立在对二三百个属邦和二十万奴隶残酷压榨和剥削之上的,这种局限性使得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军事形势越来越不利,城邦危机日益加深,最后斯巴达获胜,,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古希腊雅典的民主虽然是建立奴隶制、性别歧视和地区霸权基础上的,但它创造了有史以来实行民主化程度最高的“直接民主制”。为后世的民主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一个来自遥远古代的钟声时刻在告诫人们: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最成功的民主文明!

    二、空想人民民主制阶段。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卢梭及其以后的学者、派别主张的人民民主制。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期的思想先驱,最卓越的启蒙运动人物之一。卢梭设想的理想国是领土小、人口少的民主共和国。只有这样,人民才能直接制定并修改法律。才能直接选举政府,任命官吏。也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按期集会和表决公共事务。当然在这个共和国里,须保证人们享有富足与和平,在人人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实行直接民主制。他的民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人民直接制定并修改法律,实行法治。立法权属于人民并且只能属于人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永远可以作主改变自己的法律,哪怕是最好的法律。凡是不曾为人民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二人民选举政府,任命官吏,但官吏无决定权。行政权力的受任者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托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对于这些官吏来说,绝不是什么订约的问题,而只是服从的问题;他们只能消极的执行法律,而无自主决定的权力。 三固定、按期的集会和表决。 在该民主共和国内,除去意外情况所可能需要的特别集会之外,他们必须有固定、按期、绝对不能取消或延期的集会。在人民合法集会而成为主权者的那个时刻,政府的一切权限便告终止;于是行政权也就中断;于是最渺小的公民的身份便和最高级行政官的身份是同样的神圣不可侵犯。而为了防止政府篡夺主权权力,卢梭认为,在每一次定期集会上,都必须首先讨论下列两个议案: 第一个是:主权者愿意保存现有的政府形式吗? 第二个是:人民愿意让那些目前实际在担负行政责任的人们继续执政吗? 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完全有权作出是与否的回答,并付之行动。这样,那些篡权者将被推翻。 卢梭政治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确立的平等和多数源至高权威的学说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鼓舞力量,《人权宣言》与法国宪法均在很大程度上是卢梭思想的产物,同时,卢梭的影响决不限于他自己的国家,在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中亦可找到卢梭的理论。卢梭的这一理论首先遇到的就是地域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事实上,随着社会发展,国家规模膨胀,他设想中的国小民少的国家越来越少。致使卢梭及其后来的学者、派别所主张的人民民主制只能停留在理论上,而始终不能实施。不但资本主义的美国法国实行代议制,就是后来的以实现人民民主制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得不实行代议制。这就是卢梭的人民民主制的尴尬所在。

    三、现实人民民主制阶段。是指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吕超在《中国必须走的民主之路》(曾用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立人大基层组织》、《探本求源话民主》)中的提出“建立中上层代表制(代议)和基层人民民主制(直议)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这篇文章首次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孟德斯鸠主张的代议制和卢梭主张人民民主制两大对立的思想派别的理论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从此结束了自古希腊以后2000千多年来因国家的膨胀而无法实行直接民主,而使人民民主制陷于停止状态的局面。为人民民主制在大国的范围内实施找到了可行的载体——基层单位。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跨越。创造了一种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型的民主政治体系。这个民主政治体系是属于全民的,有了这个体系人民才能真正实现当家做主人。

    社会主义的三大分配体系

    社会分配体系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和阶级关系,社会生产决定着财物多少、分配的规模和分配是否具有可能性;阶级关系则是决定着分配者和被分配者的社会关系,决定着分配形式,决定着被分配者在分配中所取得份额。总之,社会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的分配。

    总结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所提出的各种分配方案,和在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利弊,结合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在社会分配中有益的成分,我们可以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分配形式归结为三类。一是生命体保障分配。主要指全民医疗保障和对老弱病残的特殊生活补助。这一部分将基本实现按需分配,体现人的生命价值的平等。二是生存条件的保障。主要是靠对全民所有制资本和集体所有制资本的均股分红。体现人们对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社会积累所具有平等的继承、所有和消费的权利。均股分红体现人们社会地位的平等,体现公民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主人公地位。均股分红是按资分配的一种特殊形式。三是生活质量的保障。主要是指人们的社会、家庭、个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位的保障。这一部分取决于人们对社会物质生产和文化发展的贡献,实行按劳分配和竞争上岗制度。按劳分配体现能量转化的合理性,体现社会对劳动的尊重。按劳分配是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个性发展的动力。竞争上岗制度使全体公民具有平等的就业机会,能够优化劳动力资源。按劳分配和竞争上岗制能从根本上调动公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以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享受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

    我在这里提出了按需、按资、按劳分配三种形式,是以保障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主要适应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只有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全体公民才会在社会分配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三大途径

    一、暴力革命。

    根据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原理,在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里,在资本绝对垄断,统治阶级进行残酷的黑暗专制统治,广大人民同统治者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人民只有实行暴力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夺回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国家的公民所具有的政治权利,和作为一个社会自然人所与生俱来的对自然资源所有的权利,夺回自己应有的劳动过程中剩余价值。再通过整合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建立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所建立的15社会主义国家中,其中大部分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历史已经证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是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

    二、议会道路。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强大的力量推动世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一些地区逐步建立,人民的革命力量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统治者采取部分让步,民主制度已基本建立,人民拥有基本的选举权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可联合社会上各阶层劳动人民,组成多数人的政党,通过选举从资产阶级的手里夺回国家的领导权,建立起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政府。然后通过逐步对自然资源的国家(全民)垄断经营和国家投资,建立起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在和资本家的竞争中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议会道路在某些情况下是行得通的。现在南美的一些国家和尼泊尔正在走着这条道路。只是议会道路很难动摇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

    三、 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国家的两个必要条件。一、在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二、在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制。

    (一)社会主义是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天下。在经济上,主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离开公有制谈社会主义,只能是伪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是确保社会的主要资源始终掌握在全体公民手里的主要手段。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另一个意思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以对公有制经济起补充参照作用。也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不但象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庞大的国有工业体系,就是现在的一些西方国家在国民经济中也有相当大的国有企业资产存在。其中法国占比重最大,“1990年,法国拥有国家直接控制、控股50%以上的国有企业共2268家,其中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有108家。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投资额占全国总投资额的27.5%,出口额占25%。在西方主要国家当中,法国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国有企业管理最好,“瑞典政府拥有57家国有企业集团,其中全资企业4 3家,控股和参股企业1 4家,职工总数2 0万人。国有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占国家GDP总值的7%,公司价值总额占国内所有公司价值总额的2 5%(瑞典工业部管辖的国有公司总价值大约为5 0 0 0亿瑞典克朗)。近年来,瑞典国有企业经营情况良好,2004年经营业绩创历史新高,净利润达到316亿瑞典克郎。”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里,建立以公有制为主的国民经济是可行的。当然民主政治保障应是前提(关于民主保障下面还讲)。

    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后,首先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建立起全民人均一股的公有制经济分配体系。将公有财产量化到每一个公民的头上,做到人均一股。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落到实处。均股分红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唯一分配形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三大分配体系:均股分红分配体系,竞争上岗和按劳分配体系,老弱病残生命保障(按需分配)体系。只有实行这三大分配体系,公有制国家才能在经济层面称其为社会主义。也只有实行这三大分配体系,国家的利益才能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关心和支持。社会主义才能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制。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全体公民必须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起主导着。适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民主形式只能是直接的民主形式——人民民主制。单纯的代议制间接民主形式,只能适应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公民对公共事务的间接模糊管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公民没法通过民主渠道解决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利益分配问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采取代议制,人民不能通过民主权利直接管理经济,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上背叛人民利益的道路。所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建立可实际操作的直接的人民民主制形式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加强社会主义民主,首先应建立起基层人民民主制和中上层相代议制结合的民主政治体系。基层的人民民主制体制以公民大会的形式为主。公民可通过基层公民大会组织直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中上层代议制的代表,应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代表公民和基层公民大会参加中上层议会,并接受全体公民监督。代表参加上级代表会议其议案应包括:个人意见和符合法定人数签名的公民的议案。由广大公民参加的基层公民大会和中上层代议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强大的民主体制,将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维护人民的利益中发挥无与伦比的主导作用。再就是确实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给全体公民在政治上以公平竞争的权力,优化政府的人才结构,提高政府效能,促进廉政建设。三就是在进一步加强立法、司法、和行政分权的基础上,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在纵向上实现初步分权。为实现具有直接性质的人民民主制度搭建一个大的平台 ,促进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四开通公民倡议和复决的渠道,确保每个普通公民的倡议和复决权。确保公民在国家重大问题上有直接表达的法定渠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应设立专门的网络签名认证机构,每年的全国人大和各省人大例会都要对符合法定签名人数的公民的倡议和复决案进行表决。以保证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的高质量,低成本,少失误。确保社会主义社会的稳步发展。五对国家的重要法案要逐步尝试全民公决。实现建立法由人民制定,又由人民遵守的自觉的法治国家。事实证明直接民主成分越高的国家,政府就越清廉,社会就越公平,社会发展就越快。瑞典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国内大多数专家,在总结西方国有企业得失的时候,片面强调在代议制体制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这些组织或多或少的都带有私有背景)的等组织中的少数人的作用,看不到直接民主制度下广大人民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因此,他们看不到国有企业的希望。事实上,在一个实行直接人民民主制社会里,是容不得贪污、渎职和腐败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切敢于挑战公民利益的人,失掉的不止是名利,而是整个社会。瑞典的国有企业之所以成效显著,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在瑞典民主体制中,直接的民主成分占有较大的比例。所以说,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必须实行人民民主制。

    总之,建立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实行人民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应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选择。 社会主义论 社会主义: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制。

建立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

    提要:建立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形成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三权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政体制。使党的领导实现法治化、程序化,使国家的立法、行政体制实现民主化。从革命到宪政的过渡,是每个民主法治国家进入现代政治社会的必由之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所谓的宪政就是以宪法为前提 , 以民主政治为核心 , 以法治为基石 , 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法的实施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 , 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 , 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表现 , 实行法治是宪政的基石。

    关于宪政

    英国是近代宪政的策源地,英国宪法被西方学者誉为“近代宪法之母”,英国议会有着长期不断的历史,它由国王、上议院(贵族院)、下议院(众议院)组成,是英国的立法机关。在英国产生了议会统揽一切的现象。英国强调的是议会集权制,而非分权,他们的分权原则是在集权原则之下的有条件的分权。一切立法必须由下院提出法案并通过,然后交上院批准,再以英国国王的名义发布,此环节缺一不可。英国是最早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但也是实现普选最晚的国家。从地主和资本家的民主开始,到全民普选走了二三百年。美国实行的是宪政联邦共和制。"联邦"体现在美国的体制是由一个全国政府和50个州政府组成。"共和制"则是指一个由人民掌权、但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执政的政体。《合众国宪法》诞生于1788年,是美国政体的蓝图。它规定政府由三个分支组成(立法、行政、司法) 。《宪法》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创立了三权分立的制衡体制,使政府的任一分支都对其他两个分支具有某种约束力。美国虽然实行联邦制、三权分立、代议制原则,也赋予了一些人民的权利。但总统在国家政治体制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在美国,总统只向宪法负责,统揽美国的行政大权。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军事统帅、及执政党领袖于一身。参政两院也时常被党派所掌控,成为大资产阶级代言的工具。法国第四共和国于1958年6月立法授权总理戴高乐起草新宪。1958年制宪法原则:普选为权力唯一来源,无论立法行政需遵循此原则;立法及行政权应确实分离;政府须向国会负责;司法保持独立。在立宪之初,制宪者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稳定并能运作的政府,它并未被设想去保护《人权宣言》及其后的宪法与法律所包含的公民权利。但在1971年,宪法委员会决定:基于“共和国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则”,判决侵犯结社自由的议会法案违宪。此后,宪法委员会对人权保护的司法审查构成了其案例法的重要部分。当然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西方的学者在研究宪政时都以欧美为样板,并把欧美的宪政作为标准。其实宪政无定式,切合实际就是标准。搞宪政,欧美的经验当然要学习,亚洲的创造也应得到重视。宪政是手段,达到民主法治才是目的。

    中国的国情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人口众多,多民族,国土面积大,地域差别大。近代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和封建政府的没落,国力衰微,遭受了近百年的列强欺辱。从清末到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各族人民经过近百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坚苦卓绝的奋斗,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过八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取得的,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宪政改革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宪政改革的关键是要科学地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在宪政体制下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二是处理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关系。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宪政国家就是要实现:党的领导法治化、程序化,立法和行政体制民主化。实现这个目标关键的一环是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形成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三权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政体制。

    关于违宪审查

    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是为监督和保障宪法实施而设立的专门机构,普遍的提法是违宪审查机构。现在国际上行使违宪审查权的主要有下列机构:立法机构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宪法委员会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在美国,1803年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中做出的宣布国会制定的法令是违宪的裁决通常被认为是最高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首例。从此正式确立了法院审查立法合宪性的权力,美国最高法院有时甚至成了有效制衡立法行为的“超级议会”。议会违宪审查源自英国。在英国,议会拥有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的权力。英国实行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新法对于与之冲突的旧法有自然的替代作用。1920年奥地利首先设立了宪法法院。同英、美等国不同,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如奥地利、意大利、联邦德国等约26个国家是在普通法院之外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来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法国革命沉重的打击了掌握司法权力的封建贵族(“第二等级”),法官被认为是旧体制的遗产,因而,其干预立法和行政事务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在法国,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是宪法委员会。法国于1958年现行宪法专设宪法委员会一章对宪法监督委员会的组成,职能和运行机制作了详尽的规定。法国宪法56条规定“宪法委员会的成员为九人,任期九年,不得连任。宪法委员会每三年改选三分之一。三人由共和国总统任命,三人由国民议会议长任命,三人由参议院院长任命。除上述规定的九个成员外,历届前任共和国总统为宪法委员会终身当然成员。宪法委员会主席由共和国总统任命。在裁决时,如双方票数相等,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法国宪法委员会的职能主要体现于四个领域:选举、总统紧急权力、立法与执法分权、法案审查。

     我国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旨在依法保护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制度。

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构想

    一、基层公民大会

    基层公民大会由基层单位全体公民参加。基层公民包括:农村村民、国有单位企事业职工、城市居民等。基层公民大会选举基层公民大会委员会。选举村长。评议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对本单位党员和党员候选人进行民主评议。直接选举全国、省、县各级人大代表。直选国家主席、省长、县长、乡长直至村长。参加全民公投批准宪法修正草案。参加全民公投批准国家重大事务的解决方案。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一切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力。基层公民大会,以直接的人民民主为主要形式,是人民权力高于一切的重要体现。

    二、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

    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由六名社会主义理论专家和六名法治专家组成。六名社会主义理论专家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提名,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表决决定;六名法治专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投票表决决定。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委员长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其他委员不得有任何社会兼职。为了保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和宪法原则,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有权审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一切决议和提案,监督国家主席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全民公决投票。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有权批准和否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和提出的关于修改宪法的全民公决议案,有权批准和否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国家重大事务全民公决议案。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颁发国家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委任状,在国家主席有渎职行为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国家主席政治上无能的条件下罢免国家主席。地方宪法监督机构可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设置,其职权由上一级宪法监督机构根据实际情况依法授予。

    三、中国共产党

    成立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中共中央党校和国家舆论宣传机构。协调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任免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任免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社会主义理论专家成员。

    中国共产党是宪法规定的执政党,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决定着亿万人民的福祉。《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党必须自觉的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宪法在赋予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利的同时也必须规定中国共产党接受全体人民一定形式的监督。公民大会评议制度就是很好的监督制度。一、所有党员必须接受一年一度的公民大会评议。民主评议票数不过半的,在党内不得享受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接受党内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一年一度(建议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由五年一次改为五年一届每年一次)的民主评议,民主评议票数不过半的,终止本届任期内在党内的领导职务。三、入党候选人必须接受党支部所在单位的全体公民的民主评议。评议票数不过半者,不得转为正式党员。通过民主评议制度的实施,使我们的党更具有先进性、代表性。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公民大会通过对党员和入党候人的年度评议也间接的实现了人民对党的领导的在法律程序上的认可和授权。

    四、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批准中央人民政府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协议、和合同。随时对国家主席和各部部长进行质询和弹劾。批准政府需要采取的紧急措施等。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任何议案都必须得到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批准后才能成为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国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最高审计署署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决定。为了避免专权和保障立法的公正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任期为两年,可连选连任两届。

    五、中央人民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中央人民政府设主席,副主席。主席可委派第一副主席管理日常国家事务。民选后的中央人民政府不设国务院,实行主席内阁制,由主席直接领导政府各部委工作。中央人民政府依照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处理一切国家的行政事务。

    中国的宪政改革要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一是在全国城市企事业单位和农村村集体等基层单位建立基层公民大会。使人民民主实体化。形成中上层代议制和基层人民民主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为全面的进行宪政改革奠定组织基础。二是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宪法监督委员会。为行政体制民主化和议会(人民代表大会)体制民主化做好组织准备。三是根据县级直选有限自治的条件,先期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县级直选包括:县级直选、乡镇级直选、村级直选。直选范围:县级及县级以下的人大、政府领导人,县级及县级以上的人大机关分配给地方的各级人大代表。有限自治是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县级以下地方政府自主处理本地事务。

    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宪政方案得到全面实施的基础上,全面实施各级人大常委会领导(委员长副委员长)的直选,全面实施各级政府行政领导(国家主席、省长、县长、乡镇长、村长等)的直选。完成中国的宪政改革。实现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三权一体的国家政权体系。

    在中国建立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意义:

一、通过基层公民大会对党员评议和对立法、行政机构领导的直选,实现了“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这一宪政基本原则。基层公民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区别于资本主义代议制贵族化最主要的标志,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做主的最根本的体现。
二、在公民大会基础上通过民主的途径建立起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并使其在宪法范围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形成相互相之间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使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纳入了宪政体系。
三、在中国建立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使中国共产的领导由单纯的理论指导上升到法制管理。不但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根本的保障。通过法制手段和法律程序实现党的领导,可以使党的领导更加规范,更具有权威性。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可以避免国内外反动势力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使国家实现长治久安。
四、在中国建立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进一步得到巩固,必将鼓舞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心,有力地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必将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宪政体制后掀起新的高潮。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将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事实上,中国的宪政改革,既不能回到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也不可能跨越现行国家体制去建空中楼阁,它是现行体制的发展和继续,是对现行体制的完善。在中国要实现宪政改革,就必须“建立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形成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三权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政体制。使党的领导实现法治化、程序化,使国家的立法、行政体制实现民主化”。这是最佳选择,也是唯一选择。

村民会议组织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和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需要,我们制订了《村民会议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制订旨在完善村民会议的组织体系和活动程序,理顺村民会议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使议政和行政者权责分明,各司其职。以此加强村级民主法制建设和村民自治的政权建设。
第三条 本《办法》所规定的村民会议的职责和任务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

第二章 村民会议组织

第四条 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
第五条 村民会议设常务委员会。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由村民会议直接选举产生。村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不得作为本村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成员人选。
第六条 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五人组成。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根据需要设立秘书组和理财小组,组长一般由委员兼任,也可由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村民会议可以按照村民居住状况分设若干村民小组,小组长由村民小组会议推荐。
第七条 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成员不脱离生产,根据工作需要,实行误工补贴制度。
第八条 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届满应及时举行换届选举,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可连选连任,但主任连选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第九条 村民会议活动经费由村财务支出,有条件的乡镇也可给予适当补助。
第十条 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向本村村民会议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监督。
第十一条 村委会议接受乡镇人大和村党支部的领导。

第三章 村民会议的职责任务

第十二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赋予的村民会议的权利,依法选举本村村民委员会和罢免不称职的村民委员会委员,直接选举同级和县、乡两级人大代表。
第十三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十九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
(一)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
(二)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助标准;
(三)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
(四)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的筹集使用;
(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
(六)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
(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
(八)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
第十四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二十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制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会讨论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第十五条 根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五条的规定:村民会议除讨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所列事项外,开展下列工作:
(一)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和公益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二)听取和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年度工作报告、村财物收支报告;
(三)评议和监督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
(四)讨论、制定计划生育方案;
(五)撤销或者改变村民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六)撤销或者改变村民代表开会决定的事项;
(七)行使法律、法规决定的其他职权。

第四章 村民会议的活动规程

第十六条 对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村民按规定人数提请村民会议审定的议案,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必须在三日内将议案的复印件及《召开村民会议申请表》呈报村党支部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如需开会,由乡镇人大秘书组和村支部协助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搞好会议筹备组织工作。
召开村民会议,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应在三日前将要讨论 事项通知村民。村民会议小组组长应及时征求本组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并在村民会议开会时如实反应。
第十七条 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过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必要时,可邀请驻本村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组织派出的代表列席村民会议。
第十八条 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提议,应当召开村民会议。
第十九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罢免要求应当提出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村委会委员有权提出申辩意见。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应当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需经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条 村民会议所做的决定,送乡镇人大和村支部备案。属于村民委员会职权范围的事项由村民委员会执行,其它方面的事项由相关的部门和人员执行。
第二十一条 村民会议至少每年召开一次。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村民会议秘书组,成员由专职与兼职人员组成,具体人数根据实际需要而定。乡镇村民会议秘书组协助下属各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筹备和组织村民会议。

     我这里只拟订了《村民会议实施办法》,主要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会议在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等方面权力有比较明确的规定,这为我拟订《村民会议实施办法》提供了相关得法律依据。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这就给了村委在召集村民会议时有很大的选择权。而村民会议因没有独立的领导机构在组织会议时处于被动地位,这就使其很难发挥法律赋予的权力,因此,我拟订了本《办法》。城市企事单位人员素质较高,经济条件较好,搞民主建设要容易的多。但拟订城市基层单位民主建设实施办法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四个基本原则

    一以集体经营为主,二实现机械化现代化 ,三实现民主管理,四是实现规模化。

    在城市靠着机械化现代化信息化和群体劳动而得到飞速发展今天。农村以联产承包为主的小片经营方式,已不利于农村的发展,特别不利于农业的机械化生产。一户为单位的经营方式,使生产工具重复购置加大了生产成本。由个人的小本经营,多数农民很难有大的作为,也难以承受生产中大的风险。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使农民很难脱离土地束缚,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解放。小经营小收益使大多数农民只能在温饱线上徘徊,很难有大的发展。所以,集体经营应该是农村的主要的经营方式。有了大片的土地,农业生产才能实现机械化大生产。有了集体经营,才能集中人力物力搞农田基本建设;才能搞一些大的副业项目。只有这样农业才能有大发展。农民才能靠着机械化生产彻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民才有时间从事文化学习和政治参与。农民的素质才能提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在当前的情况下,农业集体化最好的方式是“农业股份合作化”。农业股份合作社既能适应现代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又能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国际国内都有成功的范例。在西方国家合作社已发展了160多年。1834年英国先后组建了包括著名的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在内的四、五百家合作社,为此,威廉?金被誉为“销售合作社之父”。 现在英、法、德等国,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已经占据本国农业经济的半壁江山。法国90%的农民参加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社。丹麦合作社的农产品已占据全国农产品市场的95%以上的份额。韩国的农业合作化搞得有声有色。以色列的基布兹,集体化程度更高。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建设曾一度取得辉煌得,虽然还有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也有许多成功的先例。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另一个标准就是政治进步。一个村支书一干就是几十年,一个村庄靠一门一户的几代人连续统治,不利于农民群体的发展。选举制,任期制,必须得到普遍实行。农村的村民会议制度必须得到普遍重视。有条件的村庄应成立独立的村民会议领导机构,独立的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赋予村民会议的各种权力。使农村的领导机构达到议行分开。使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确实落到实处。农村只有实行民主管理,才能彻底的解放农民的思想,才能集中广大农民智慧建设新农村。也只有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才能保证集体经济不受侵害,使集体积累不断扩大,使广大农民的利益得到保护。话要说回来,古希腊的民主靠奴隶制支撑,那是建立在人剥削人的基础上的民主,那是奴隶主的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民主应靠机械化现代化支撑,靠彻底的解放劳动力来实现的民主,是劳动人民的民主,是世界上真正的民主。

    现在的村庄是徒步时代和牛耕时代的产物。其主要特点是规模小,家族化。既不利于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也不利于民主管理。养老、托幼、教育、医疗、环保以及各种社会服务系统很难建立。由于大多数农作物可以进行间断性管理,而现在的农村交通工具也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人们出行比较方便。这就为村庄的合并创造了必要条件。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建立三至五千人甚至上万人的村社势在必行。这样,既便于机械化生产,又有利于民主化管理,还节省了行政成本,节省了道路、水渠、场院等用地。使社会服务系统逐步完善起来。村庄拉开一定距离,为各种动植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一定空间,为生态多样化创造了条件。村庄的规模化使农村的村社逐步走上城市的社区管理。可大大缩小城乡差别。为了便于合村农民的权益保护,在合村初期可以参照城市的生产单位和居住社区分离的办法.在保证土地产权不变情况下进行合村.以后再进行土地合作化整合.这样实行起来可能更加顺利. 合村需要政策支持,国家或集体通过对新建房户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鼓励村民到迁往新规划区居住.合村后的领导机构,党支部书记实行异地委派制和民主评议制,村民委员会(村政府)和村民大会委员会实行任期制和定期选举制.从而加强农村的政权建设,带动新农村发展.

    综上所述,以集体经营为主,机械化现代化,民主管理,规模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具备且又互相依存的基本条件。

    按照以上四个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骤是:首先进行大村庄规划。大村庄的规规划既要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要吸取城市社区系统服务的长处。通过规划在先,逐步迁移,最后合村的步骤实现村庄的规模化。再就是实现民主管理。在村民委员会之外(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村庄的行政组织),设立村民会议独立的领导机构,实行议行分开的村级管理体制。使村民会议独立的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赋予村民会议的一切权力。为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供组织保障。为村级经济建设打好政治基础。关于村民会议领导的待遇问题。小的村庄可实行义务制,大的村庄可给予适当的误工补贴。再就是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在大片的平原土地上,大机械耕作能成倍的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村庄可有计划集体购置农业机械,逐步的实现农田耕作的机械化(山区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也离不开集体化和机械化)。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为形成一定规模的村民副业项目提供机械化服务。从而逐渐实现农村的机械化生产。三在村级管理基本实现民主化和农田耕作基本实现机械的基础上,村集体可直接投资搞一些大型的副业项目或组织村民集体对外承包一些适合本村村民技术水平的工程项目。以在增加村民的收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集体经济,为村民走向共同富裕打下物质基础。

    我们倡导以集体经营为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建立在尊重个体基础上的。集体经营是指只有通过集体经营才能收益最大的那部分。那些靠个人的简单劳动能够完成的项目就没有必要集体经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充分尊重个体的选择,在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上,促进个体的发展。

    附:合作社的基本原则

    1844年12月21日,在英国成立了著名的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它创立的一些实务规则,一直被奉为合作社发展的基本原则。其中主要原则有:(1)社员资格开放,入社自愿,退社自由;(2)实行民主管理,重大决策采取一人一票的议事规则;(3)资本报酬有限;(4)盈余按交易额进行分配;(5)保证货物的质量与分量,按市价进行交易,只接受现金;(6)保持政治和宗教中立;(7)注重社员的教育等。1995年国际联盟将合作社的基本价值确定为:自助、民主、平等和团结。合作社社员信奉诚实、公开、社会责任和关心他人的道德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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