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当中国沿着一条有问题的重商主义创汇战略发展道路走到底的时候,必然招来外汇上的麻烦和利益上的损失。在这种时候埋怨和指责国际货币体系有问题,不如反躬自省检查这些年里为什么自己没早点看出问题。如果早听仲大军先生这些人的意见,何止于此!中国政府今天必须认识到,当今的世界是个各自为政的世界,远未进入大同社会。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都是强国的 理论。一旦对自己不利,什么原则都会抛到一边。任何幼稚的主观愿望,都会遭受惨痛的损失。如果早点看出美元是个虚弱的货币,是个靠不住的货币,中国会走到今天这种被动的境地吗!为什么 中国的某些学者早就指出了这一问题,但没有引起主流和政府的注意?晚了!所以,不管今天中国高不高兴,G20都不会有 什么结果。不信我们等着瞧,中国的好戏还在后面。倒是王建先生的文章值得注意,他已经想到了对付国际热钱的方法。如果中国还不早做准备,还象农业银行那个傻瓜(见本文集“中国挑战美元现在不是时候”)那样幼稚,还象宋襄公那样讲究仁义,那就早晚等着 倒霉吧。中国直到今天还没弄清在国际上做事应当秉持的原则:我说服不了你,你也损害不了我。为什么等到自己受损害了,才哭着叫着去规范别人。为什么不早做提防? 田忠国先生写出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国家战略博弈时代的富民强国之道》,文中提出“战略搏弈的核心是强化国内消费能力”的观点,消费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准。这种观点 真是发聋振聩! 不过对有些文章的观点也难以苟同,如胡泽国先生的想法,简直又是一个乌托邦。改革户籍制度就是了,为什么要再来一次土地国有化?这和黄亚生的立场正好相反。所以还是看看业界高手陈乐波先生的文章吧,中国更多需要的是真知灼见,而不是空想。]

中国为世界建立平准库的考虑

中国不高兴影响不了20国峰会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4月1日

目录

陈乐波:《中国为世界建立平准库的考虑》

曾飚:《中国不高兴影响不了G20》

田忠国:《国家战略搏弈时代的富民强国之道》

潘宏斌:《这是一场人类目前生活和生产方式不能继续的危机》

王钧临:《试析美国对华战略的五年规划》

罗伯特·韦德:《“解围之神”:特别提款权》

郑联盛:《G8、G20、GX 和中国的政策选择》

王建:《以资本市场回暖扩内需促增长》

魏后凯:《要防范产业集群出现衰退》

曹军:《当前我国企业效益及并购情况》

何志成:《中国挑战美元现在不是时候》

胡泽国:《关于城乡一体化改革的思考和研究——取消户籍隔离制度,土地国有化,全民一体化》

张雪忠:《中国“经济奇迹”的隐忧》

开心果:《信 访 法(草 案)》

菲利普:《哈佛的工商末日硕士(MBA)》

殷辂:《灾异、天谴问答录》

刁大明:《危机下奥巴马经验方恨少》

陶短房:《马达加斯加:没有不可能的事》

张昕:《俄罗斯集中精力“追兔子”》

沈宇哲:《香港:议会暴力下的民主派危机》

洪振快:《晚清以来北京的房地产价格》

金鼎鼎:《如此“申博”,还不叫停》

Jim Rogers:《罗杰斯给宝贝女儿的12封信》

黄亚生:《私有制: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源泉》

牧川:《评马立诚等极右派的狭隘》

朱永嘉:《从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说起》

韩钢:《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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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陈乐波" <lebo88@163.com>  2009-04-02 17:28:30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陈乐波文章

中国为世界建立平准库的考虑

上海 陈乐波

2009-3-16

一、中国具备稳定世界初级产品市场的能力

    国际金融的动荡,使得一些大宗的初级产品变成了金融活动的避险品种,于是价格暴涨暴跌。半年左右,石油价格可以冲高至每桶140美元,也可跌落至40美元。初级产品的这种价格变动,使得整个产业链上的供应商和采购商的生产和销售失去了稳定的信号,都难以组织经营,而只要猜中走势,选对做多、做空,获利即可大大高于常规经营所得,于是更加剧了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在这样加剧的动荡中,专业型的企业和弱小的国家雪上加霜,处境更加困难。

    实体经济的情况艰难,金融机构的选择空间也非常有限。当美元和美国资产被看淡时,国际游资只能寻找新的避险品种,于是初级产品价格随之高涨,而“去杠杆化”成为主流时,金融机构又不得不出售资产换取现金来抵偿债务,初级产品的价格随之暴跌。金融机构的这些活动,也很难完全归因于“过度投机”。

    金融操作难免追涨杀跌,与传统的低买高卖取向完全相反。现在金融力量造成价格暴涨暴跌,原因是反向的操作能力严重不足,形成市场失灵,那么,中国能不能建立国家级的平准库,来缓解世界性的价格混乱呢?

    更能反映实际购买力水平的是以购买力平价(PPP)进行的统计和比较,下表以此比较中国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相对地位。

       表.1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之比 (PPP ;%)

国家和地区

2003

2005

粗略的表达

美国

74

69

四分之三

日本

229

217

二个多

俄罗斯

667

549

六个

印度

193

225

二个

西欧(欧元区)

78

95

四分之三

拉美

197

 

二个

非洲

468

 

近五个

    资料来源:2003年和西欧的资料摘编自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第1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2005年和欧元区的资料摘编自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国际统计年鉴2006/2007》

    从表中不难看出,中国对初级产品的消耗,接近四分之三个美国或欧盟,二个多日本,六个俄罗斯,二个拉美或印度,五个非洲,是世界初级产品最主要的消费地之一。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同时还是世界上经济成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国际一些权威机构预测,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达50%左右。

    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又是世界上名列第一的外汇储备国。所以,若要建立稳定世界经济的平准库,中国的条件名列世界第一。

二、为世界建立平准库,也是中国获得持续发展的绝佳机会

    为世界建立初级产品的平准库,反过来对中国自身的影响如何呢?我把正向的影响罗列如下。

    中国多年双顺差,外汇储备过多,占有美国国债的比重过高,形成巨大的风险,建库可使中国的储备结构合理化。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中国扩大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必然的选择,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顺差就是别人的逆差。当世界经济发展停滞时,我们的增长就是别人的衰退。中国2008年的顺差已近3000亿美元,如果进一步扩大,世界将很难承受,而中国在扩大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同时加大对初级产品的进口和储备,形成对冲,中、外双方的压力则可大大化解。

 最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是那些经济结构单一的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而中国产品的性价比最能适应这些国家需求,所以中国建库,一方面帮助这些国家解困,加强了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也给中国过大的生产能力创造需求。中国是初级产品的贸易大国,但多年来无缘这些产品的国际定价权,经常处于高买低卖的被动地位。中国建库,可以彻底改变这种局面。

    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与全球消费类工业向中国转移关系密切。现在这类工业的转移基本结束,而重化工的国际产业向中国的转移刚刚启动。中国若能建立初级产品的平准库,稳定此类产品的价格和供给,则可以大大强化中国作为受让国的地位,有利于中国经济今后二、三十年的长期成长。

  高科技产业的投入很大,没有产业规模便无法摊销成本,中国稳定了消费类工业,又提高了重化工的国际份额,便给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外部的规模条件。中国是个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如果能够建库,中国自然资源保护和开发的水平都能大大提高。

     现在中国的物价一路走稳,但即使以此轮经济周期而言,中国也很难说已经摆脱了物价暴涨的阴影。如果中国为世界建立起平准库,中国也可大大减轻输入型物价上涨的压力。

三、中国建立平准库可以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

    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不能指望得到一致的支持,更不会得到竞争对手的支持。中国的建库行为必须考虑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初级产品出口国的态度,二是美国作为金融大国的反应。

    初级产品出口国的反应如何?我想中国建库,他们应予以支持。现在一些第三世界的农产品出口国,突然遭遇产品价格暴跌、销售无门,经济转型艰难,是非常痛苦的。这些国家当然不会反对中国建库,至于石油一类产品的出口国已形成价格同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国建库防止油价过高过低,他们也不会完全反对。大多数初级产品并无OPEC这样的国际组织。所以总的来说,其中没有决定性的障碍。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中国此举主要是联合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对抗金融操纵,共同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提高了这些弱小国家的地位,所以应能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那么,建库能否得到美国这样的金融主流国家的支持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由美、中两国带动。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并用顺差所获的美金购买美国国债,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和货币环流。这种格局使美国可以简单地开动印刷机获得财富,并避免物价上涨,而中国积累了财力,发展了经济,提高了国际经济地位。长期以来,这是一种美、中双赢的局面。

    现在世界经济面临衰退,对美国利益也是巨大的损害。而中国此时建库,只是对原有的格局略作调整,将从美国流入的美元分散到缺少外汇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中国加上多国共同对美的格局。更多的国家像前一时期的中国一样从中受益,同时维护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使美国获得政策调整的空间和时间,所以美国也是得益者。中国联络多国共同对美,改善了原有格局,努力使世界摆脱经济衰退,所以不在流程之内的国家也可受益。因此可以说,中国建立平准库,是世界共赢的选择。

四、其他一些相关的问题

    1、中国有没有足够的财务能力为世界建立平准库?

    以笔者的匡算,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用不掉新增的外汇储备,而不是购买能力不足。世界经济衰退,国际物流业深受打击,所以中国除了购买初级产品,还应进一步考虑与此配套,购买闲置的航海船队和航空机群,包括仓库和港口。如果我们更聪明些,还应设计出更多使用外汇的方案,进一步改善中国的外汇储备结构。

    2、建库会不会使中国承受过大的财务损失?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建立平准库绝对不是新鲜事务。早在二千多年前,汉武帝准备抗击匈奴,又担心税收过重而重蹈秦国覆灭的老路,就把平准与“均输”、“盐铁官营”、“铸币”等配合起来,为国家积累军费。此后,中国历代政府的“军仓”、“平仓”等,都有对抗价格波动以积累财务能力的功能。

    当然,今天再谈平准库,对抗的不是农产品价格的季节波动,也不是常规的“以丰补歉”,而是金融操纵。平准库能否赚钱,很大程度上是金融资本在多大程度上操纵市场,金融操纵能力越强,价格波动幅度越大,平准行为就越能挣钱,平衡市场的功能也越大。没有平准库,中国已经付出了过大的代价,而对于建立平准库的财务亏损,其实不必过分担心。

    3、中国已有战略储备计划,是否还需要另外考虑建立平准库?中国是否在“抄底”?能否用期货操作来取代?

    平准库和中国的战略储备,会有一个交集,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两者的目标、品种、行为都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完全替代。平准库只以平稳世界初级产品的价格为目标,战略储备考虑的是国家安全;前者选择世界上价格波动较大的品种,后者选择中国短缺且难以替代的品种;前者低进高出,一方面平稳价格,一方面赚取差价,后者进货可以不考虑价格,赢利也不是主要目标;前者的规模要能影响国际产品的价格,后者只需考虑中国的最低供给。

    进一步说,建立平准库与期货操作、“抄底”运作等,也有类似的关系,也有个交集,但又有极大地不同。建立平准库,就不能像期货操作那样“逼多”、“逼空”,也不能像“抄底”运作那样大搞投机,建立平准库的首要目标,是稳定市场,稳定价格。

    当然,当“去杠杆化”造成初级产品价格暴跌时,中国建立平准库的时间窗口才真正打开,否则建库行为将与目标背道而驰,将会成为扰乱世界经济秩序的力量。

五、需要分析,更需要行动

     如果真正考虑建库,那么基本的分析必不可少,品种包括主要矿产品、主要农产品、主要工业原材料,关注的问题包括全球产量、全球贸易量,各国和地区所占份额的变化,各国、各地区在贸易额中贡献给率的变化,历年价格的波动,以及各国战略储备的情况和曾经发挥过的作用,等等。然而,更重要的不是这样一些数据的分析,而是各国的态度,是我们与世界各国的沟通。

    中国历史上使用平准库多年,现在未必大家都了解,世界上的事情就更不好说了。我们为一些农产品出口国建立农产品收购的保护基金,别人的想法究竟如何?与其在家里算帐,不如先去问问别人。

    中国为世界建立平准库只是一个设想,但影响面会很大,世界各国的专家会比我们更了解具体的影响。天下的事情要天下的人一起来办,多听取别人的建议没有坏处。
 

    (编者按:中国现在成了世界的大工厂,中国还要成为世界的一个大商场,大仓库,大市场!义乌当年靠建市场兴市,今天中国也要靠建市场兴国!不建市场只建工厂的国家,只能是最低档的国家。)

 

 

发件人:"Michael Anti" <antisblog@gmail.com> 2009-04-01 00:43:28 +0800收件人: <blogmail@googlegroups.com>抄送:标题: [Anti's Blog] 纵横周刊200909期《危机下奥巴马经验方恨少》( 更正版)

    20国峰会已经落幕,在中国一片喧嚣的报道声中,再也听不到对周小川行长建议的评论。20国峰会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议也理都没理,中国的官方媒体们也只有哑口无言了。

中国不高兴影响不了G20

纵横周刊 研究员 曾飚

zengbiao@fawjournal.net

    中国人民高兴与否,暂时不会影响伦敦G20(伦敦20国峰会)。

    从本周一开始,中国人行行长周小川先生连续发表三篇文章,评论国际金融秩序,引起国际媒体热议,瞬时间关于中国在G20 峰会的立场,成为会前一个热点。在前天,中国主管金融事务的副总理王岐山在《泰晤士报》,中国愿意为IMF 注资,但是要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周日,中国驻英大使傅莹女士出席BBC1 九点档Andrew Marr Show的访谈节目,她说中国政府没有为本次峰会带来厚厚的支票本。

    实际上,超主权货币一出炉,就遭到回击。美国和欧盟都已经拒绝讨论中国提出的“超主权货币”方案,作为东道主的布朗,也表示超主权货币不是本次会议优先考虑的议题。周小川先生的三篇文章,细读起来,温文尔雅,学术腔十足,按照傅莹女士的话,那是发表在中国银行网站上的,是一个长久争论话题,用太极手法轻轻化解。王岐山先生的注资论,才是关键。随着布朗政府赤字激增,布朗下一步很可能要向IFM 借钱。

    这次中国峰会前的对策,表述极富中国特色。相应成趣的是,中国大陆推出一本名为《中国不高兴》的时政类畅销书,首印25 万已经告罄,作者鼓吹“仗剑经商”,对于国际规则以愤怒掩饰无知,一副民心可用,为国征兵的姿态。然而这点,中国政府远比不高兴要有头脑。来自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否可能转换成政策层面的措施?目前,看起来绝无可能。事实上,中国政府与民间情绪的互动,已成模式,从1999 年美国轰炸驻南使馆开始,到2008 年火炬传递、家乐福、四川地震等事件,中国民间民族主义情绪,从来没有主导过政府的决策;相反,政府对待民间情绪的利用,形成了一种以“中国人民感情”为标签的民意。

     在BBC 访谈中,傅莹女士同样以人民为理由,强调中国的美元储备是中国人民放在银行的钱,政府不能够随便开支票。

     中国人民高兴与否,暂时不会影响伦敦G20。因为不管是所谓的精英,还是草根,在中国还很难影响到国家外交博弈和国际关系。基于这样的原因,除了国内的图书市场,没有谁会把《中国不高兴》当真。在“精英”无法进入的政府层面,从周小川行长的商榷文章,到王岐山副总理的乐意贡献,到傅莹大使的低调出镜,中国政府的姿态已经明显,高举低打,愿意拿钱换影响力;而对自己的在国际政治中的实力也有非常清楚的估计,韬光养晦这么多年,已经没什么高兴不高兴,本来大国崛起是忽悠别人,千万别把自己绕进去。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gmail.com>  2009-04-01 10:14:4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国家战略搏弈时代的富民强国之道

山东枣庄煤矿  田忠国

2009年3月27日星期五

    我国学者也跟着美国学者一起,成天喊全球一体化,但认真读了中美两国学者有关全球一体化的文章,我发现,中美两国学者所说的全球一体化,虽然同是一个词,但概念完全不同。因为,美国学者的全球一体化,是个边界明确,战略搏弈目标清楚的一体化,而我国学人的全球一体化,却是个清除边界,自由竞争,而不是战略搏弈的全球一体化。

    前者的理论,使美国越来越强,而后者的理论,却使我国从主体精神到价值观念,从主权经济到主权空间却越来越弱。这种情况引起了我对同一个理论产生不同结果原因的研究兴趣,并最终认为,我国学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滑进了全球一体化的圈套。因为,在全球一体化中,国家边界是为战略目标服务的。失去国家边界,一个国家也就失去了战略目标,而一个失去战略目标的国家,只能成为另一个边界明确、战略目标明确国家的经济殖民地。

    我个人认为,维护国家利益、提升民众均衡的消费能力不是个左右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发展能力问题。所以,任何以反左的名义解构国家发展能力的行为,超越的不仅仅是个获取高占有率的问题,而且超越了一个国家能够允许的底线。因为,任何国家的生存基础都是发展能力,解构国家的发展能力,就是解构国家的生存能力。所以,我一直认为,我国必须永远坚持立国原则,因为,这是我国在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判断体系,是我国人民群众共同的理想和共同追求的意志。

一、明确的国家边界是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基本战略

    前面说过,没有明确的国家边界,就意味着一个国家战略目标的丧失。但是,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边界是什么呢?我以为有如下几条边界:一,意识形态的边界。意识形成是一个国家的立国基础,失去这个基础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垮塌,所以,意识形态的边界在全球化时代不仅不能模糊,反而更应该明确。有人可能认为,我国如果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意识,对于处理中美关系不利,其实,明确的意识形态,坚强的国家意志,清晰的战略目标,不屈的捍卫国家利益的战争精神,才是处好中美关系的关键。二,清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边界。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各民族早就融合为一体,有民族主义情结的人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极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爱国主义完全不同于民族主义,因为,前者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也就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利益的旗帜,后者则对国家利益有损无益。在我国,总有一部分人故意模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概念,并视爱国主义为眼中钉肉中剌,一概斥之为民族主义。三,明确主权经济边界。任何国家,都是由主权空间、主权政治和主权经济构成的整体,所以,所谓全球一体化,是指物质、信息交流的一体化,而不是主权经济的一体化,如果主权经济一体化了,国家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国家存在,而一个国家主权经济的消失,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消亡。

    明确了以上三个边界,还必须明确一个目标,也即,物质信息的交流,只是为了增强国内消费能力,提升国家综合发展能力。如果相反,交流则意味着自毁。

二、爱国主义是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边界的重要力量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如果失去爱国力量,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失去了维护国家边界的力量,而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维护国家边界的力量,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步入了殖民化时代,同时意味着这个国家意识形态被其它国家解构了,在精英或民众的大脑中植入了别国的价值判断体系。所以,一个国家维护爱国主义,就是维护这个国家的生命。

三、战略搏弈的核心是强化国内消费能力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国家与国家的战略搏弈时代,但战略搏弈的核心,就是强化各自国家的消费能力。因为,一个国家民众的消费能力,其实并非是个吃喝问题,而是个发展与生存能力的问题。因为,民众的消费能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内在动力,也即消费能力,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生存能力的枯竭。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个左右之争的问题,其实,这根本不是个左右之争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我认为,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为什么一再强调扩大内需、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平等分享的根本原因。因为,任何国家,提升消费能力都是走向强国的唯一途径。

结束语

    我个人认为,全球化时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失去国家边界。因为,国家边界关系到全球化时代是富民强国,还是穷民弱国的天大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个国家战略搏弈的富民强国之道的问题。本文并非寻求解决全球化时代国家战略搏弈问题,而是旨在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共同探讨我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富民强国之道。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4-02 15:07:5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美国精英vs中国精英 》

美国精英vs中国精英

----这是一场人类目前生活和生产方式不能继续的危机

潘宏斌

2009年4月2日 于美国田纳西

   近几日的“中美互动”颇有新意。先是美国玩上了一种冒险游戏叫“次级贷危机”,后来玩大了演变成世界金融危机。中国高层不顾海内外民众的强烈反对号召各国领袖们学一回“舍己救美”,这当然是应者寥寥。为了起到“表率”作用,在美国众议院刚通过7000亿救市方案后仅8小时,中国率先宣布承担2000亿美元的“救济金”,主动地当了回冤大头。

  可美国并不领情。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人将此视为“自愿”,用美国前联储主席的话说就是:“中国担心它的货币也随之贬值,所以才会主动增持美国国债”。中国的一些“专家”和“无耻文人”们也随声附和,大肆鼓吹投资美国债的N大“好处”,还能扯到中美战略的高度,俺真是服了你!

  笔者这里使用“无耻文人”并非有意冒犯某人,而是专指那些为精英们拍马屁的酸臭文人。在笔者《解读中华民族千年辉煌与悲剧》中描述了1793年英国派英王的表兄弟马戛尔尼勋爵来华渴见乾隆时,马戛尔尼等人坚持不行跪拜之礼。而中国的“无耻文人”却将事情戏剧化成这样:马戛尔尼原本不想跪,但一见乾隆爷的天子龙威,就“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我靠!

  按理说,此事本该告一段落,可美国不答应。贪婪无度的华尔街把美国政府的“救济金”都变相地塞进了私人的腰包,甚至拒绝透露“救济金”的去向。诧异之中有人透露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光是给职员发放奖金就达数亿美元,国家到了这个份上华尔街还惦记着大发国难财,这样的金融系统不垮简直就没天理了!

  没有什么从政经验的奥巴马对此也束手无策,只好由着财长的性子滥印美元来“填补”这一笔笔烂账。美国究竟还要印多少美元?这个问题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最近的一个版本是美联储正计划通过一些重大举措将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一倍以上,即从1.9万亿美元增加到9月的4.5万亿美元。美联储公布的流通中的货币量为8330亿美元,大约5830亿美元在国外流通,2500亿美元在国内流通。从理论上来说,到2009年9月份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计划导致了国内通货膨胀达到15倍。

  换句话说,这次美元真的“崩溃”了!

  笔者在《金融战争:中国还有机会吗?》料到美国必定要“赖账”,将“绿花花的美元变成一堆废纸”,并一再警告中国精英们“不要太低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造纸能力”!不幸被笔者言中,而且中国精英们那么容易中套、乖乖就范的原因就是“相信美国(政府)是守信用的”。不客气地说,这简直就是用屁股(立场)而不是用脑袋思考才能得出的结论。

  有中国精英无不天真地说:“我好担心我们(在美国)的资产的安全啊”,奥巴马嘴上回答:“放心吧老兄,你难道对我们还没有信心吗?!”,心里却说;书呆子,你就等着去喝西北风吧!嘿嘿...

  如果读者还没有明白中国目前的处境,笔者可以打这样一个比喻:就像杨白劳用卖喜儿的钱帮黄世仁办酒宴,黄世仁借口说酒宴钱还不够,干脆就连杨白劳的棺材板钱也给抢了,连个欠条也没给留下...

  就连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的一篇文章称,中国应该带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难”,不能再让少数发达国家(暗指美国)在这场危机中通过乱印钞票来损害金砖国家们的利益。对中国官员近来的发言,《华尔街日报》解读为“委婉的担忧”,评论说,“这个声音太弱了,作为最大的潜在受害国(一万四千亿的美元资产要“泡汤”),中国必须大声地向国际货币基金提出,因为你是世界180多个国库的守财神,不是一个发达国家的看门狗!”

  在海内外强大的压力下,中国的精英终于开始“呛声”。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提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此举终于让人感到中国的精英终于发力,赢得了不知情的中国民众的一阵阵兴奋。甚至有人宣称:此举将“终结美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精英们的智慧和勇气还真的令人刮目相看了!

  其实周行长的这一“思考”也根本不是什么新发明。业内人士都知道,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元危机不断爆发以来,有关类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方案和建议就一直源源不断,但根本没有其可操作性。因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格局是各经济体之间博弈的结果,是一种自然的、历史的、市场的过程,而不是谁谁谁强加的。换句话说,你有实力和美国争霸权、争经济主导地位才有可能与美国叫板,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实力。所以,任何威胁美元霸权和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方案,根本就不现实。

  作为中国的首席金融官员,周行长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估计摆下这个“迷魂阵”的真正用意:一是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将国债问题成功地转移到货币上来,以掩盖精英们在投资上的失误;二是反攻为守,将国际上对中国的指责转移到美国身上;三是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建立一个和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如果不出笔者所料,这次伦敦G20会议各国领袖心怀鬼胎:英国等西方国家设套让中国“输血”;俄罗斯更是会以周小川的建议为借口和美国私下讨价还价,以求在这场游戏中得到好处;有的西方国家甚至已经和美国达成某种私下协议...所以笔者料定此会议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国家之间根本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而中国精英集团缺乏战略思考,只是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随着美国的指挥棒起舞的蹩脚医生。他们根本不懂“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这门真正的学问,在国际事务中一味地妥协退让,“不搞对抗”,致使被人牵着鼻子走。经济领域是这样,国家安全也是如此。中国的血汗钱交给美国保管,连黄金也不例外,因为美国“讲信用”。到了这个份上,精英们不仅是国家战略上的失败、执政能力的失败,更是做人的失败!

  究其原因,中国精英集团因其阶级本性所限,在帝国主义面前所表现的软弱性是举世闻名的。满清有慈禧太后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民国有“和平未到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轻言牺牲”;现在有“搁置争议”“不搞对抗”,还有一条“相信美国是讲信义的”,真不知道这些“歪理”都是从哪学来的?!

这是一场人类目前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不能继续的危机

  这次的经济危机的不同于1929年的那场危机,那次才是一种单纯的生产过剩。而这次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金融缺乏监管而导致的过渡投机,但实质上是人类目前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不能继续的危机。简单地说,地球上有开采价值的石油只能大约供应20年,核燃料只能供应20年,而二氧化碳这样排下去...所以这样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我就不信!千万不可轻信周小川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触底”的美丽的谎言,那充其量只是发布了又一轮通货膨胀的特殊信号。

  想想当年这些精英们是怎样忽悠民众的吧:什么按照这个增长速度,中国2015年会如何如何,2050年会如何如何...我想请问这些可爱的精英一个最简单的问题:2050年我们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石油在哪里? 不要给我说到时候全世界会把石油省下来供你一家用!

  今天对中国精英们开了一通炮,因为实在看不下去。对中国精英们在腐败问题、国家主权和国际事务的暧昧态度,对他们在社会、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的政策,80%的中国民众不满意,要讨个说法。近来有一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流行,虽然对个别问题看法不同,但基本观点还是对的。建议精英们买本回去仔细研读,不要觉得把头埋进沙堆里或进行互联网的封杀就能解决问题。

  我就不信,要是一些官员和其直系亲属的万贯家产来得正大光明,为何公布官员财产那么一个简单的小事,办起来就比登月还难!
 

 

 

发件人:"北京钧临智业" <junlinzhiye@hotmail.com>  2009-04-03 11:55:59 +0800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试析美国对华战略的五年规划
 

试析美国对华战略的五年规划

王钧临

2009年4月3日

    美国是一个高度重视战略规划、战略实施的国家。有理由相信,美国目前对 华的外交、经济策略,根植于美国的整体对华战略而展开。当然,实施过程 中因应内外环境变化而不断修订和完善,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战略诉求

    对中国实施演变,使中国成为一个亲美的国家,对当前的美国来说,已越来 越有必要性和现实迫切性。这一点可能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诉求。为 此,美国必将进一步加速此进程,并采取诸多组合手段。

    (一)从经济上来看:

    1、 美国经济已经高度依存中国经济(进出口和在华投资),美国需要为这种稳定性提供更多的制度性保障;

    2、 本次经济风暴极大刺激了美国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美国认识到, 只有稳健的同盟关系,才能成为应对下一个危机的避风港。

    (二)从外交上来看:

    1、美国的实力和话语权已有所下降,因而亟需更多外部盟友;2、真正威胁美国全球地位的对手(俄罗斯、欧盟)有所抬头,需要加强遏
制;3、在常任理事国中增加支持数量,从而进一步控制表决权,影响国际社会 。

    (三)从中国国内情况来看:

    1、 因腐败、贫富差距而导致的民众意见,较前几年已进一步增多;2、 未来几年中国将陷入经济的调整和不景气中,从而可能压缩政府应对 危机的措置空间;3、 异见力量已因08年底的签名运动而有所联合。

    二、战略蓝本

    根据目前的诸多线索,美国对华实施演变的战略蓝本,可能为捷克的77宪章运动。

    三、战略实施的推演(2008-2012):

    (一)2008:试探与伏笔

    这种试探与伏笔,在具体举措表现为:1、2008年3月的藏独运动;2、对北京奥运会的抵制;3、2008年底的签名运动(不排除美国在背后的参谋和支持)。

    目前来看,这种试探和伏笔,应已达成其目标。

   (二)2009:初步交手

    1、2009年的六月四日,伴随着20周年的到来,有可能成为美国支持国内反 对派实施和平演变的一次初步交手,并借此完成对火力的侦察(政府的反应 ,民众的反应);

    2、不排除美国正会同国内异见力量为此进行积极谋划,须知08年底的签名 运动绝非孤立存在的;

    3、美国政府必将对此进行积极配合:

    (1)在南中国海、中国周边领土上制造事端甚至使冲突升级,并转移当局视线;

   (2)在人权问题上进一步施加压力;

   (3)唆使藏独势力届时兴风作浪(而非普遍认为的3月份);

   (4)在经济上给中国制造麻烦。

   (三)2010-2012:正式较量

    经过前两环节后,2010年有可能迎来真正的较量期。而此时的条件,对美国 可能更加有利:1、通过美元贬值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做空,在让自身走出危机的同时,加速中国经济的下滑。这时已无需中国救美国的市,而相反中国却需要美国来救 市。从而使美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空间进一步加大;2、中国的经济下滑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民众的不满情绪;3、国内异见力量经过前几次交锋,会进一步联合和成熟。

    这个过程中会有多回合的较量。但有理由相信,美国必将在外交、经济、政 治上进行积极配合。

    (四)2012年之后:规划的修订和重启

    2012年之后,美国将对之前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分析、评判,总结经验、教 训,并制定、实施新一轮的战略。

    (笔者系独立观察家,北京钧临智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4-02 09:29:49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中文版:Robert Wade评索罗斯2002年特别提款权建议

“解围之神”:特别提款权

罗伯特·亨特·韦德 (Robert Hunter Wade)

黄海峰  李希强 译

    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 在其新著《索罗斯论全球化》一书中,提议对国家和国际公共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 以提高世界经济的效率和发展水平。在这项提议中, 索罗斯将扩展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特别提款权(SDRS) 体系的计划放在重要位置, 并建议改变特别提款权的使用方式。

    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用途的货币形式,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 通过向其会员国账户存入一定数量的特别提款权来建立(兑换率由一揽子主要货币确定) , 并严格按照各国配额比例进行分配。对此, 罗伯特·特里芬在特别提款权被采用时评论说, 对于按照配额自动分配特别提款权这种做法,“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按配额分配, 就意味着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将得到全部特别提款权的三分之一。

    他批评特别提款权的设计者们制造了使富人更加富有(一九六八年,《我们的国际货币体系: 昨天、今天和明天》, 纽约,兰登书屋,194 页) ) 。特别提款权具有特定目的,不作为一种交易货币,只用来作为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巴黎俱乐部的债务,并且通过放松硬通货管制来增加外汇储备,以使硬通货可被用于其他用途,避免被用来支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巴黎俱乐部的债务, 但是所有包括向私人代理商提供借贷服务的费用都必须用硬通货支付。

    首创于一九六九年的特别提款权一直处于较小规模的应用范围,因为美国和其他富国对此并不热衷。虽然富国获得了多数的特别提款权,但是他们却不能花费。由于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拥有大量硬通货,并不需要用特别提款权来增加外汇储备, 所以既没有必要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也不会欠巴黎俱乐部的债务。

    索罗斯提议将特别提款权变成用途稍加广泛的货币, 但与硬通货相比, 其使用将受到严格限制。索罗斯强调富国应该使用这种新创造的、用途较广泛的特别提款权来增加“全球公共货物”的供给。因为现在来自公众运动和选民的压力越来越大, 目前的取消最穷国债务新世纪运动就是迫于公众运动和选民压力的结果。索罗斯认为通过发动运动可以支持新的用途较为广泛的特别提款权发行。

    按照索罗斯的提议, 发达国家可以将特别提款权捐献给一个信托基金。该信托基金由一个理事会或由杰出人物(非政府代表) 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来管理。理事会将列出一份体现较高全球公共利益的有价值工程项目清单(例如,非洲的消除肺结核病项目) 。捐献者们(富国政府)将从工程的项目清单中挑选它们各自愿意支持的项目。当特别提款权被分配到各个工程项目时,提供赞助的发达国家将(按照由一揽子主要货币决定的现行的特别提款权交换汇率) 支付给收受国(或信托基金)
美元或与各自等量的(硬) 通货。

    因此,新的方案并不改变特别提款权的经济特性: 一旦使用特别提款权, 发达国家就必须用自己的货币支付(在这一点上,特别提款权成为国家预算中的一项费用) ;这样对于富国来说,特别提款权就并非“免费午餐”了。(笔者想知道特里芬抱怨特别提款权的背后实情(见起始段) ,表面上看起来,特别提款权被假定为对富国而言是免费的。也许早期的特别提款权倡导者曾假设在某些重要的国际交易类别中,特别提款权可以替代美元,并且还可以成为某些新生货物和服务的所有权。如果是这样, 按照配额比例分配特别提款权的规则将果真等同于让富国获得新所有权的最大份额。但是特别提款权没有朝着此方向发展。)

    该提案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表面神秘的货币发行上, 尽管这些货币发行还仅仅受到较小范围的公众关注, 但是它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效率和水平却有着巨大的影响。该提案的一个宗旨是要表明, 世界货币体系的变化确实能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好的效果,其提法适度,而且切实可行(在第一次发行中,只有相当于二百七十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 。

    索罗斯提案在货币/ 支付发行与全球公共货物供应之间建立起了有机联系。毋庸置疑, 世界将拥有更为可靠的全球公共货物供应。此外, 如果将其同现有安排放在一起时, 索罗斯机制的意义在于, 能使选择提供什么样的货物,该货物由谁提供,由谁资助等问题得到落实。

    目前, 世界银行是全球公共货物的一个主要提供者。它的议程大部分由发达国家的代表们确定(特别是由财长们组成的“国际发展委员会中的各位执委”) ,穷国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发言权。很少有实质性的分析来证实“国际发展委员会执委们(the IDA Deputies) ”的选择正确与否, 例如他们对世界银行最优先考虑的四项全球公共货物的选择:“遏制传染病,改善环境,促进贸易,保持金融稳定。”事实上,西方七国集团、国际发展委员会中的各位执委和世界银行的高级管理层在考虑什么是全球公共货物的优先选择时有很大自行裁决权。令人忧虑的是,这样的自行裁决权往往会首先体现私人利益, 即挪用国际组织的收入为自己提供狭隘的私人产品,同时,这样的自行裁决权也会导致出现对北方国家政府最具号召力的现象。索罗斯机制将有助于减轻世界银行机制的困难,还可提供一个能用于其他方面的国际性模型。

    虽然索罗斯提案要求在规模上保持适度, 但是在原则上它可以很快扩大其规模, 从而为解决世界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生产过剩即需求不足做出贡献。尤其是使用特别提款权的可能性一旦得到拓展, 将有利于凭借欠发达国家的特别提款权分配来极大地提高不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这种分配方式可以提高低收入国家对北方工业产品的需求, 这与当初为提高欧洲在战争之后的需求而为美国工业产品营造市场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 十分类似。

    然而, 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 即使充分实施这种特别提款权方式,也不可能改变一切,它只不过是“小人物”,因为它基本上是富国向穷国支付补助金的一种方式。其实, 所有的夸夸其谈都围绕在这样一个非常熟悉的想法上, 即人们认为诸如信托基金、独立评审委员会、为收受者采购项目以及向较贫困会员国储备金中增加特别提款权的设想, 而且这些想法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索罗斯尚不清楚的一个关键问题: 即为什么美国政府总是反对进一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配给?几年来,尽管多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已经在扩展(常规的) 特别提款权方面签字, 但是美国国会一直拒绝签署。对于美国而言, 富国给予穷国更多补贴的想法是否更加符合美国国会的意愿?如果美国国会不信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它为何会信任由“杰出人物”组成的理事会呢?美国大概可以使用特别提款权来从他国购回其政府债券, 从而消除美国的一些外债。

    上述方案能否在公共竞选压力下获得国会的批准?眼下,在一种单边思维定势占优势的框架下,有什么方法能让美国政府从一些特别提款权中获得更直接的利益?索罗斯很少谈及穷国应如何处理他们的特别提款权分配, 即他们从中能获得什么样的利益(除全球公共货物项目利益之外) 。他们大概能获得的直接利益全部来自常规的特别提款权, 不过在这方面索罗斯的建议没有包含任何新内容。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 他们可以将特别提款权用于如下领域: (一) 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 (二) 偿付巴黎俱乐部债务; (三) 帮助外汇危机中的国家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硬通货, 即他们可以用其特别提款权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换回美元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向它们提供美元; (四) 动用硬通货储备以供交易使用(进口、支付国外私人债务) ,目前由特别提款权组成的部分储备金需要被用来对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巴黎俱乐部的债务以及对付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直接) 利益具有什么样的吸引力?一场公开竞选不是比索罗斯更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吗?

针对治理问题,索罗斯仅只谈及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即由理事会或杰出人物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来掌握治理权。对于如何优先设置全球公共货物这样密切相关的问题, 索罗斯建议应考虑传染疾病、司法改革、教育和弥补数字鸿沟。西方七国和国际发展委员会执委认为, 世界银行应该优先考虑的事务是传染疾病、环境改善、贸易促进和金融的更加稳定。由于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活动,所以笔者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多地传播社会科学知识”。在世界银行经济发展银行年会(ABCDES) 上,从论文作者和讨论者加盟的地点分布中可以发现,这里存在着两极分化。

    一九九五年到二○○○年, 与会者中共有七十六名论文作者, 四分之三加盟到美国中心, 20 %的人加入北方中心(不含美国) , 只有5 %的人加入南方中心, 即这些文章差不多全是关于南方的。在八十一位讨论者中,仅有20 %来自南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大会也存在着同样的比例失衡。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把“发展”作为直接努力目标的结果,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看上去仍然缺乏能力去思考未来关键发展的事务, 布雷顿森林体制(t he Bret ton Woods Sys2
tem) 就与这种失败有关连,这大概反映出它们缺乏这种想法,即,将提高某种特定全球公共货物的供给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上。

    笔者关注该提案(特别提款权提案) 的宣传可能会冲击其他对于有效推动世界经济运行方面更为重要的一些提案, 这些提案与后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一样, 与导致金融动荡和世界经济内在增长缓慢等问题有着密切关系。

    特别提款权提案并未触及到金融的脆弱性以及世界宏观经济方面,尤其没有涉及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制中(对国际投资者具有吸引力的不发达国家中) 低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令债务国(并非硬通货国家) 在面对汇率变化时脆弱不堪。这是因为一旦国内货币贬值,将导致以美元为主导的债务负担上升,国内公司将迅速面临破产的境地。

    此外,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也使其美国不顾及别国利益,相反其他国家却要倍加关注美国的举动, 这乃是全球化中最突出的矛盾。这一体系迫使所有国家以低利率借钱给美国, 因为他们主要持有美国政府债券的外汇储备。他们对囤积美国政府债券(不能以美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赎回) 的期望使得美国足以在实际拥有财富的基础之上生存发展。这样,造成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依赖进口商以及吸引全球储蓄的聚宝盆。事实上, 世界各国的存款正在纷纷汇入这个最富有的国家,而让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各国陷入穷困境地。一方面,由于大量欧洲存款流入美国,导致欧洲的投资水平下降。另一方面,美国的“白金卡”只要求支付(低额) 利息,而根本不要求偿还本金,这就允许美国从事巨额投资,以增强军备,巩固霸主地位。

    为了解决这些困扰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我们需要设计一种方案,即允许各国使用本国货币从事跨国支付,在国际收支方面让公共机构负责重要的管理职能(各国中央银行和一个全新的国际清算机构) 。在新方案中有一个关键,即收到外币支付款额的各个银行应将其全部兑换成国家中央银行的国内货币存款;反过来,各国中央银行将支付的外币呈送国际清算机构, 再由该机构将净收支记入成员国储备账户(以该国的本币为计量单位填写) 的借方或者贷方。汇率变化会定期地随各国储备情况的变化而做相应调整。这样的汇率就不是对未来资本运作的投机行为, 而是反映了生产成本以及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巨额资本会有条不紊地进行, 这样经济会比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更加稳定。

    除特别提款权提案之外,在全球化进程中,索罗斯议程表还存在进一步的问题, 例如世界银行和其他一些多边发展银行的作用问题。因为贷款会带来债务,索罗斯希望这些银行能多发放补助金,少发放一些贷款。此外,索罗斯希望世界银行能加快步伐,即从基础设施工程转向人力资本和社会慈善事业。诸如向发展小额信贷、远程教育、克服艾滋病方面提供资助以及利用非政府组织(N GOS) 和私人机构, 而非只是政府作为代理人等, 这些社会化新举措在有资金保障的条件下得以向前发展。世界银行应该拒绝向“残暴腐败的政权”提供贷款。

    笔者表示怀疑的是在这份议程表中所涉及到的世界银行具有广泛社会基础运作的含义。我们要记住,对于发展而言,尽管某事至关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银行就应该去做某事。值得提出的是, 对于国际发展委员会执行委员们(仅代表国际发展委员会捐赠国) , 他们在给世界银行贷款(包括特许国际发展委员会贷款和接近商业化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 所设定的附加条件中,似乎不乐于认识到这一点。在最近确定有关下一轮份额大小的国际发展委员会十三国谈判中, 执委们对此设立了五十三项条件和建议, 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世界银行对发展应该“增加选择范围”。

    至于其中所提出给予更多补助金的提议, 它的危害甚至比对外贷款更大。由于拥有补助金, 不发达国家官僚机构减少了在建立有效税收和提供服务方面所遭受的社会压力。从广泛的意义来看, 这些官僚机构通过建立这些机制, 可以在不发达国家政府与民众之间建立起更加广泛的社会契约关系, 使得政府中的当权者们有理由宣称自己是为“公众”服务的,并且通过行使征税来实现此目标,这样的社会契约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对于政府而言, 依赖补助金将轻易维持其权利,从而形成不了一支社会的支柱力量。

    我们应该考虑这样一个基本提案: 一方面, 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除了最穷的国家) 将会放弃援助和特许资金,他们将会同意放弃适度增加在“积极自由”方面所获得的援助和特许资金;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将会同意扩展不发达国家依赖低关税的“消极自由”, 即发达国家在处理来自于不发达国家的货物时,他们会降低关税壁垒,减少对知识产权和专利的要求,不再将环境和劳工标准作为一种潜在贸易壁垒等等。

    为什么说这项重要的协定有益于发展呢?首先,对于“残暴腐败”的政权而言, 将促进它与民众之间建立一种社会契约关系; 其次, 经扩展的“消极自由”具有比目前所采取的适度扩展援助和特许资金这样的“积极自由”更具有意义, 诚然问题的核心在于对谁更有利?短期而言,资金援助有利于政府, 而消极自由的扩展能带来更广泛和长期的利益。同样,在捐献者方面,发达国家政府可以缩减不发达国家的“消极自由”(即通过抑制不发达国家出口、加强知识产权等) , 以为本国某些既定利益集团带来利益或者避免所造成的损害。即使发达国家缩减援助预算,但是作为“捐献者”依旧可以宣称自己的慷慨行为。毫无疑问,如果缺乏许多公共压力, 发达国家就不会扩展不发达国家的“消极自由”。当前,也许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事物就如同适度采取的索罗斯特别提款权提案一样得以实现。

 

    小典故:此韩非彼韩杨宇

    贵刊二○○二年十二期《讲史的门庭》一文中有一句“如韩王信、彭越、陈之徒”, 看其文中意思, 韩王信应指的是淮阴侯韩信,而《史记》上韩王信另有其人,原文“韩王信者,故韩襄王孽孙也”, 后入匈奴, 被汉军斩。而淮阴侯韩信曾自封齐假王, 再徙为楚王, 最后为淮阴侯, 未曾做韩王。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4-01 13:35:58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 09024 G8、G20、GX和中国的政策选择

G8、G20、GX 和中国的政策选择1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郑联盛

Apr. 1, 2009

zhengls@yahoo.com.cn

    21 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区域一体化持续深入发展,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不断提高。尤其是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者和推动者之一。相应地,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这将进一步加速世界经济体系、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

    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势必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同时也将成为日益重要的参与者。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其对外合作的思路,并制定相应的全球战略。长期以来,联合国对中国而言是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因为它的代表权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在联合国,中国可以找到更多的朋友,共享中国的愿望和忧虑,而且在安理会上的否决权让中国感到安全和舒适。

    最近几年,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已经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IMF),世界银行(WB)和世贸组织(WTO)是世界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与它们的合作已经全面深入地展开。同时,中国还意识到一些非正式的国际性论坛,比如七国/八国集团(G7/G8)和二十国集团(G202),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国际性论坛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和重要国际问题的推动作用甚至超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注1, 韩立群、刘晨晖在本文前期整理工作付出大量努力,在此表示感谢。

     注2, 这里讨论的是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论坛。实际上G20 已经有华盛顿和伦敦两次峰会,但是G20 尚未正式机制化升级为G20 峰会(即所谓的L20)。

    加强对这些国际性论坛的了解,掌握其发展动向,并加强和它们的沟通与合作是中国融入世界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一、 八国集团的发展与改革

    1、G8的产生及发展

    20 世纪70 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是导致七国首脑会议成立的两个历史背景。1975 年,应法国的邀请,英、美、德、日、意政府首脑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了国内和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经济、政治议题,并一致认为需要加强合作。1976 年福特总统召集六国首脑以及加拿大政府首脑在波多黎各会晤,G7 开始机制化。1997年,俄罗斯的加入使得G7演变为G8,但是俄罗斯并不参与经济问题的首脑闭门会议,此时的G8被称为“七个半”(或7+1)。直到2002年,俄罗斯才参与全部议题的讨论,G7真正演变为G8。

    2、G7 的性质及机制

    Hisashi Owada (1994)认为,从G7 成立开始就对其宗旨有两种理解。其一,主要是以G7 创始人之一—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为代表,他构思着G7 峰会能够成为一个场所:让主要西方经济体的领导关注他们经济和政治责任,并对相关行动的可能性交换意见。其二,是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代表,他号召一种长久的机制:定时在峰会上提出我们的政策方向,以审视一下我们是否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决定。G7 峰会是有共同思想的国家的领导人的俱乐部。从一开始到现在,峰会建立的初衷是提供一个非制度化的论坛,让有共同思想或者相关目的或者对世界秩序有相同理解的国家的领导人能够聚在一起,以相互分享各自的想法和对相关问题的关注,通过这样的途径,以便在自愿的基础上能够实现政策集中和政策协调。

    建立G7 的目的主要在于共同管理世界经济、缓解由于相互依赖对各国带来的压力,使得政府首脑能够摆脱官僚体系的束缚更有效地决策。G7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只是一个非制度化的论坛,主要由“具有相同意向的国家”的领导就重大国际问题交流看法,达成共识。(何帆,2004)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各国之间政策协调的加强,G7 已经逐渐演变为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就性质而言,G7是一种多层次的国际协调机制,其主要任务是协调西方大国间的政治、经济政策,统一各自对外立场,以达到维护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和强势地位。

    就G7 的运行机制而言,G7 是一个国际对话机制,参加该论坛的国家和组织每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议以及若干次部长级会议,每次峰会确立一个或几个主题进行对话和讨论,会议宜言或决议等对成员国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就会议设置而言,G7 一直没有成立常设机构,也没有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但是,G7 首脑委托专门的私人助理进行相当频繁的会晤,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定期不定期地召开各种部长级会议,为峰会做准备。此外,为这些私人助理服务的工作组、专家组和任务小组也不断壮大。

    除了冷战期间创建的国际能源技术工作组、金融行动任务小组等,又新建了有组织跨国犯罪专家小组、恐怖行动专家组、数字机遇任务小组、再生能源任务小组、教育工作组、安全和核安全小组、运输安全专家组等近10 个小组。

    3、G8 的局限性

    G8 作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非正式国际协调机制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重大国际问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在新形势下,G8 也存在一些重大的局限性。首先,G8 代表性和合法性日益降低。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G8 作为全球经济问题的论坛已经无法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G8做出的声明、倡议和行动计划往往被认为是“富人的把戏”,而无法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所接受。

    其次,G8 缺乏有效的执行力。G7 三十年来虽然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做出的决议、声明、宣言也很多,但是真正付诸实施的并不多。由于G8 的政治协议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G8 峰会往往成为夸夸其谈和政治作秀的场所。再次,G8议题日益政治化。Bayne(2003)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G8较多地考虑恐怖主义、毒品、反洗钱、核扩散、国际犯罪等非政治问题,但总体而言政治化日益明显,G8从一个以经济问题为主的论坛向政治性论坛转变并不是积极的信号,比如商讨如何更牢固地掌控国际机构是极其令人反感的。

    最后,G8 内部矛盾不断深化。G8 因不同的利益关系还存在各种内部矛盾。不但俄罗斯与其他西方七国有矛盾,就是西方七大国内部也矛盾重重。如美国出手阻止德日谋求“入常”,德法联手阻止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等。在是否邀请中国加入G7 的问题上,不同成员国也有不同的声音。

二、 二十国集团的发展与改革

    1、G20的产生

    G8在全球经济问题上的代表性不足是G20产生的历史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崛起,全球经济问题和政策协调的广泛代表性是至关重要的。G7在20世纪末期,已经意识到仅仅G7是无法应对全球经济问题的,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普遍认为G7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作用逐渐减弱。G7 由于缺乏杰出新兴市场的代表,在处理与国际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发展议题上的能力受到限制。

    1999年6月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财长在德国科隆提出建立更具代表性的全球经济论坛,目的是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该建议受到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大力支持。1999 年9 月25 日在华盛顿G8 财长创造了G20机制,即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这个论坛包括G8的八个成员,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等11个国家和欧盟,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列席会议。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85%,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 G20首次会议在12月15-16日在德国柏林举行。

    1、 G20的性质及机制

    G20发起人之一、加拿大前总理马丁认为,这个财长和央行行长论坛包括19 个国家、欧盟、IMF和世界银行,是一个可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让主要国家进行对话的非正式机构,旨在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为有关实质问题的讨论和协商奠定广泛基础,以寻求合作并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

    G20 就新兴市场或工业化国家政策议题方面举办讨论、研究和探讨,也着眼于促进国际金融的稳定。G20 期望通过广泛的参与能够促进在主要国际金融问题上得到广泛的共识。G20 还积极促进观点的非正式交流和国际经济与金融问题协调信息的共享。G20 的出现代表了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非正式磋商的新阶段,可以为不同意见的交流搭建平台,促进更深入的相互理解,以便于国家间形成更广泛的共识。

    二十国集团以非正式的部长级会议形式运行,不设常设秘书处,主席采取轮换制。二十国集团一般在主席国召开两次副手会和一次部长会。第一次副手会于上半年召开,年中召开第二次副手会,下半年召开部长会议。一般每年都要举行若干次工作组会议和研讨会,作为副手会和部长会的基础。会议的议题由主席国预先拟定,并向各成员国征求意见,之后确定部长会议的议题。德国于1999年和2004年主办了两届会议,加拿大于2000年和2001年连续两年主办会议。2005年,中国是二十国集团的主席国,2008年和2009年的主席国分别为巴西与英国。

    由于美国次贷问题引发了美国金融风暴,并蔓延至全球,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全球经济体需要加强政策协调,因此美国布什政府提倡召开二十国峰会,该峰会于2008年11月在华盛顿举行。这是G20的首次峰会。为了进一步细化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救援并加强政策协调、强化对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以及深化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建设,G20第二次峰会于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举行。

    3、G20的局限性

    在过去近10年里,G20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对话、共商国际经济大事的平台,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瞩目和重视。 从G7到G20,国际社会可能出现了从一极到多极的转变,在以经济问题为主的国际组织中,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得以一定的体现。但是,G20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是集团化日益明显。G20成员都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成员,也是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利益均沾者,作为发达国家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集团的结合体,既有相同的利益诉求也有明显的利益冲突。二是规模较大,效率低下。G20主办国在议题设计上需要协调20个成员的意见,议题设计往往非常宽泛,无法集中于较小的特定议题上。另外,20个成员很难以在特定时间内,对特定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往往是议而不决,效率十分低下。

    三是权威性不高。G20是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对话机制,但G20成员国的政治体制迥异,财政部和央行在各国政府中的地位大相径庭,G20形成的共识在各国国内的权威性大不一样。比如,美联储是独立于美国财政部的,英格兰银行法律上是英国财政部的一个机构,而中国财政部和央行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相对较小。虽然,目前G20已经举行两次峰会,但是G20峰会是否可以机制化尚没有明确。四是被特定国家左右。发展中国家在提出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G20议题设计主要还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这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保障。虽然,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发展中经济体提出了较有建设性的议题,但是G20的大部分议题仍然是被欧美国家所主导。

三、GX 的改革

    由于G7 和G20 本身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对全球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的协调上无法体现出足够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因此,对G7 和G20 的改革近年来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热议的问题,即对G7 和G20 的组成进行改革,两个论坛的成员国将发生变化,即出现了GX。

    1、G4 扩大为G6

     在讨论GX 之前,首先要介绍一个在G20 机制下的一个子论坛,即四国集团财经论坛(G4)。G4 始于2003 年,是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国际经济论坛。该机制是一个背靠背(Back to Back)的论坛,是在G20 召开之际进行对话的机制,用以协调四国集团在某些议题中的立场。在中国,G4 是由财政部主导、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参与的机制,已经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议题讨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机制。

    对于G7 和G20 的改革,都与G4 有关系。而G4 是中国深入参与且掌握一定主动的机制。对于中国而言,关于G4 的定位和改革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G4 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作用有待加强。G4 是发展中国家现行协调国际经济事务的多边平台,目前G4 对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稳定的贡献日益加强,但在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中的地位并没有充分体现,G4 的自身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

    其次,G4 定位于财经论坛,所能讨论的问题较为有限。G4 讨论的议题多为经济议题,尚未将货币金融问题纳入,这也是该机制主要由财政部主导的原因。财政、货币、金融和经济等相关议题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G4 讨论议题的扩大是G4 改革的必由之路。

    再次,G4 成员的扩大势在必行。从全球水平来看,这四个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40%和全世界总GDP 的10%,它们还占全部发展中国家人口的60%和40%的GDP,全世界超过30%的资产储备集中于G4 国家。俄罗斯、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的“缺席”使得G4 尚无法比较充分地代表发展中国家。从中长期看,G4 应该考虑吸收其他发展中大国加入,将G4 扩大。现在最普遍的观点是G4 应该吸收俄罗斯和墨西哥加入,将G4 扩大为G6。不过短期看,俄罗斯为G8 成员而墨西哥为OECD 国家,吸收这两个国家进入G4 有一定困难。

    最后,G4 内部的竞争关系亟待改善。G4 同为发展中大国,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但是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一定的此消彼长、相互平衡的竞争关系,G4在一些问上的立场难以达成一致,这弱化了G4 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力量。

    2、G8 的改革

    关于G8 的改革在1997 年G7 吸收俄罗斯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热议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 之后,关于G8 的改革和中国是否加入G8 等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G8改革也出现很多的版本,最受关注的方案为以下两个。

    G8 缩小为G4。有观点认为,G8 成员国中的欧洲成员可以以欧盟作为实体出现,加拿大、意大利由于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格局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应该退出G8,而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强,也没有必要继续成为G8 的成员。在剔除不重要的成员之后,G8 应该吸收中国(或印度)而成为G4(或G5)。

    实际上,G8 缩小论的建议已经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但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2008)在外交杂志上撰文称,全球治理的秩序应该建立中国-美国对话的G2 机制。而世界银行前副行长约翰斯·F·林的观点更为激进,他认为,G20出现之后,G8 已经过时了,G8 可以寿终正寝。

    G8 扩大为G13。近期内,中国对于加入G8 实际上并不感兴趣,中国不愿意被世人认为它加入了一个由工业化国家所组成的富国俱乐部。中国认为自己代表着一个更广泛的世界团体,即发展中国家整体。因此,G8 应该吸收具有“全局重要性”的发展中国家(即上小节的G4 或G6)加入到G8。最流行的观点是G8 吸收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成为G13。该观点认为,这形成了一种所谓的8+5 的格局3,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自己的阵营,也有利于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出各自的利益诉求,并促进协商。

    注3, 2005 年G7 英国峰会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五国参加峰会,已经形成了8+5 模式的雏形。(Kirton,2007)

    3、G20 升级为L20

    G20 在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G20 仍然是一个松散的机制,一个部长级的对话机制,缺乏强有力的执行力,因此,对G20 改革的出发点就是提高G20 的效率和权威。

    这样,G20 部长级会议升级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L20)的方案应运而生,以建立一个由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形成共识和决策的机制。很多学者和政治家认为,G20 升级为L20 是最为现实可行的改革。一是这个升级没有打破现有的任何组织框架,对G8 的生存不存在正面的冲击,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不会反对;二是L20 中的新兴经济体可以作为主人而不是客人参与国际事务的讨论,给予发展中国家一个平等的待遇;三是L20 体现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力量的相对均衡,使得发展中国家可能作为一个整体与发达国家进行平等对话。

四、中国的政策选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不断深化,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将持续扩大。GX 的改革,是一个全球政治经济利益格局变化的过程,也是中国拓展国际空间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不仅要加强传统的双边交流,更要进一步强化与多边协调机制的沟通与合作。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更需要一个全局性的战略框架和系统性的参与策略。

    1、掌握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是工作之首要。

    未来几年,主要国家将在国际格局的分化重组中占据主导地位,大国对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夺将更加激烈。美国为继续主导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其依托美洲、主导欧亚、控制中东、影响非洲的全球战略日益显现,同时将继续控制能源国家,分化发展中国家,渗透转型国家。而欧盟欲以统一的欧洲和强货币共同主导全球秩序,日本将继续加强实现正常大国的梦想。美、欧、日“铁三角”的合作和矛盾共存。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全球化的参与者,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势必提出相应的政治地位诉求,这将加快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深入调整。

    2、“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仍是对外战略的基石。

    协调好与周边国家、世界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战略机遇期的主要依托。中国应通过走双边、多边道路来谋求安全,以实现国家和平;通过走互利合作的道路来谋求发展,以实现国家繁荣;通过走相互包容的道路来谋求多种文明的和睦相处,以共建友好环境。

    3、强化多边机制的重要性。

    传统上,中国的对外战略是一个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格局。在外交战略上,多边是舞台。中国在多边机制下,主要的目的是表达参与的态度,展示中国的姿态,而实质性参与的程度不深。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时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多边机制对于中国不应该仅仅是一个“舞台”,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平台”。在新形势下,中国不再是扮演一个角色,而是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提出自己的关切。因此,在坚持双边为主的条件下,中国应该凸出多边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强化和多边机制的交流与合作。

    4、战略定位和战略研究不可或缺。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对外交往不断深入,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共同利益交集越来越大,在特定条件下,中国与G8等国家已经成为伙伴,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认为中国已成为“西方的一员”。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该加强自我定位。另外,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尚没有指导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中国应该加强对外战略的研究,以掌握主动、把握机会,化解压力、增强动力,缓解分歧、促进合作。GX是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重要的协调机制,是重要的多边论坛。GX机制关注中国、希望中国参与甚至加入的并发挥更大作用是必然趋势,中国进一步关注、参与和融入GX中的一些机制也是大势所趋。GX和中国的关系是相互的,双向的。面对人类共同的话题时,任何一个GX机制,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充分的。同样地,缺乏众多的GX机制,中国要解决自身的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也是困难重重。但是,中国在参与GX的过程中需要运筹帷幄,把握轻重,协调长短。

    1、做实发展中国家集团是基础。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增长、区域合作、全球性问题和国际秩序的作用日益加强,发展中国家整体兴起将成为未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演变的突出力量,将强化世界格局的深层次调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夯实中国对外交往的基础。在多边框架下推动和建立同盟力量,是削减中国独立承受西方发达国家的系统性压制的有效手段。

    对应地,在GX机制上,中国应该做实G4。在现行G4的机制下,虽仅限于财政部长层面的交流与合作,但G4的确是发展中大国协调立场的有效的多边平台。在G4的改革上,中国应该积极推动G4的扩大,适时吸收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壮大发展中国家集团力量。在G4的内部建设上,中国应推动G4的内部对话和合作机制,不断扩大议题的范围,不断提高G4对全球经济议题的影响力和参与度,比如可以建立联合公报机制,对重要的议题发表G4联合声明,以一个声音说话。在G4的权威上,G4可以考虑领导人峰会,使得G4升级为L4,使得G4的立场更具权威性。

    2、发挥中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纽带作用。

    在一些国家的视角中,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这给中国对外交往带来较大压力,但这也提供了一个契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有利益的交集,可以成为两个集团的中间人。

    在GX机制中,G20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缓冲带。应该充分利用G20,加强和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尤其是应该加强和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合作,同时加强和发达国家的沟通。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大国的声音与其实力及发展潜力极端不对称。发展中大国在全球秩序的参与中处在一个积极还是消极的两难处境(何帆,2004)。一方面,发展中大国对于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有批判的倾向和改革的要求,这与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指向。另一方面,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大国具备了一般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大国特征和快速增长特征,如较大规模的经济总量和较强的综合国力、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某些领域的高精尖技术能力、较强的机构执行能力、大量的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等等,这些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又有重合。

    G20升级为L20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应该支持G20的升级改革和机制化,但是中国不应该成为G20升级的领头羊。G20本质就是发展中国家集团和发达国家集团的对话机制,中国特殊的情况决定了中国是G20框架下最重要的角色之一。2009年3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的三篇文章引起的轰动程度实际上也是中国独有的角色所决定的。因此,在该机制下,中国更多地考虑是如何主动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特定议题上的立场,而不是作为机制改革的推动者。况且,协调20个成员的工作并不简单。

    3、加强和主要国家的合作是关键。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的主导力量必然是主要大国,利益的重新分配几乎全部是在大国之间进行的。在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同时,中国需要处理好与相关大国的关系,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

    在GX机制上,中国必须加强同G8的沟通与合作。但是,中国与G8的合作应该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目前暂时不宜考虑参加首脑峰会。正式参加首脑峰会意味着我国的外交战略有本质的调整,由于其他首脑会议很多,加入G8的相对重要性也不大。国外学者在考虑中国是否应该加入的时候,更多地考虑的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理念是否和G8 一致。如果G8 邀请中国加入,估计将会是因为一些过去难以通过其他途径争取中国的合作的问题,因此需要慎重。

    另一方面,中国应该理性参与部长级会议,加强和G8 的联系。其一,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和中国相关议题的部长会议。部长会议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如全球经济失衡、防范金融危机、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主权财富激进等都和中国有密切联系,中国应该积极应对。其二,中国应有选择地参与。G8部长级会议一年一般有四次,并非都讨论经济问题,当涉及到其他于中国严重不利的议题,中国应该有所回避。其三,警惕制度化建议,G8一些国家建议,在部长会议机制上应该建立G8与中国的对话机制,该建议即是所谓的8+1,中国对此应慎重对待。最后,要创造机会与G8接触。在特定议题上,中国可以发挥主动性,邀请G8和其他发展中大国参与,比如国际发展问题。

    4、内部建设是根本。

    首先,加强国内的能力建设和机构协调。国际谈判的大部分准备工作是和国内各个部门的协调。但是,在参与国际谈判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部门利益导致的部门保护、信息阻隔和误导,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也是导致中国在参与对外谈判时难以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深层次讲,这需要对中国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有更明确的定位。

    其次,提高中国提出议题的能力。在参与国际组织的时候,一国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提出议题的能力。由于中国缺乏相应的研究、经验和准备,在过去参与相关的国际谈判时往往处于被动状态,或是仅能就原则性的问题发表一般性的讨论。2009年3月,周小川关于“超主权货币”的建议被认为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最有见地的建议之一,英国卫报认为,中国的建议可能是1944年以来国际金融合作的里程碑式的议题。不过,在提出有关的提案时,中国不应该仅仅关注和本国利益有关的问题,也应该更多地主动提出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的议题。

    最后,加强人才建设。国内应该强化对国际财经研究和交往人员的培养,完善队伍的年龄结构和层级结构,提高其专业技术水平,锻炼语言能力,提供国际组织工作机会,使队伍中的每个人都能能够独当一面。

 

 



发件人:"wangmiao711" <wangmiao711@188.com> 2009-04-01 00:00:00 +0800 收件人: "139信箱" <wangmiao711@139.com> 抄送:标题: 中国改革报深化改革扩大内需专栏之20—24

以资本市场回暖扩内需促增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 王建

2009年3月18日

    2009年初,面对中国股票市场出现回暖的现象,有人认为,股市是宏观经济晴雨表的功能又恢复了,这样的评价未免过度乐观。然而,股市回暖确是发展资本市场的契机,政府审时度势制定稳定资本市场政策,打破股票市场欲涨还休或低位震荡的格局,恢复股市的融资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和财富效应,有利于扩大国内投资和就业,提高居民实际收入和资产性收入、增加消费需求、特别是个人消费需求,还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投资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带动效应,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发展资本市场能够有效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稳定和发展资本市场,可以有效增加投资、迅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进而增加就业、提高国民收入、增加个人消费。

    1.资本市场回暖可以有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扩大内需。

     股市具有直接融资功能,直接影响社会投资。当股市回暖,处于上升周期时,融资功能强,社会投资增加,就业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当股市低迷,处于下跌周期时,融资功能减弱甚至消失,社会投资减少,就业下降,相应地收入下降。2007年1--12月,股市处于上升时期,企业从A股市场融资7848.63亿元,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30,658.7亿元,A股市场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额(38,507.33亿元)的比重20.3%,当年就业岗位增加,收入增加。2008年2月以后,随着股市暴跌,A股市场融资功能尽失,企业基本上靠银行贷款融资,社会投资减少20%,社会就业岗位减少,居民收入也相应地下降。

    如果股市恢复增长,股票指数回到4000点以上,股票市场融资功能恢复,社会投资至少增加20%以上,那么,扩大内需就从4万亿增加到5万亿。实体经济投资增加1万亿,相应地就业增加、收入提高、个人有支付能力消费增加,内需扩大。

     2.资本市场回暖可以显著提高个人消费能力、刺激经济增长。

    个人消费增长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工资、津贴和奖金等实际收入增加;二是股票、基金、房地产等资产性收入增加。稳定和发展资本市场,促进股市回暖,不仅可以增加就业提高实际收入,而且可以增加资产性收入,刺激消费增长。一方面,随着资本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从事资本市场的经营机构大幅度增加,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人员就业。资本市场高风险带来的高收益,提高了其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从而拉升了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股市恢复带来财富效应和资产性收入增加会刺激消费需求较快增长。如股票价格在短期内较快上升,股票持有者感觉自己财富迅速增加,消费欲望扩张、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增强,消费支出迅速地增加,促进社会消费需求扩张。

    2008年资本市场发展受挫,中等收入阶层资产性收入大幅度收缩,消费能力明显下降。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同,本次危机对国内的影响是:股市最先受挫,随后房市、车市受股市所累,消费低迷,进而原材料行业又受车市、房市的需求下降影响,价格大幅下跌,销售困难,亏损严重。2008年1月~12月,上证综合指数跌去2/3,房地产成交量大幅度萎缩。作为消费主力军的中等收入阶层,大多将资金投向股市和房市,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其财产大幅度缩水,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的消费能力。

    资本市场回暖可以增加个人消费能力。稳定金融和资本市场,将股市的财富负效应转为正效应,可以快速地增加个人消费能力。只要股市能恢复到上证指数4000点以上,股市财富效应相应增加,股市投资者的资产性收入恢复性增长中有20%用于消费,即资产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20%,可以新增消费约3.6万亿元,将有力地促进消费增长,刺激经济增长。  

    3.股市回暖将带动房地产市场复苏

    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将有效地扩内需促增长,然而,产业振兴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长期的、不可能立竿见影,从短期来看,股市回暖和房市复苏能够较快地刺激经济增长。

    房市先复苏后再带动股市回暖的概率则非常之低。与股市相比,由于房市进入门槛高、流动性弱,房市复苏不仅需要大量有购买意愿的消费者、而且购买者需要有实际的支付能力。因而,除了政府以财政资金直接或变象地购买开发商积压的、闲置的空房,直接增加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可以调节房地产市场供求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复苏。否则,现有的刺激房地市场的政策无法实质性地调整房地产市场供求,也无法打破房地产市场困局。房市的刚性需求是个令人困惑的命题,刚性需求必须与相应的收入相对应:对月收入2千元的家庭来说,面对每平米2万元的房价仅有购买的欲望而没有支付能力,这个家庭对购房市场来说根本不是具有支付能力的刚性需求,仅对房屋租赁市场产生需求;对富人而言,住房需求已接近饱和,他们有投机炒房的需求,然而,在房市低迷时,他们是不会轻易在房地产市场上投机的;中等收入阶层对住房需求,有调整和扩张住房的需求和投资需求,然而,当股市低迷、这个阶层的资产性收入是负增长时,缺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何来刚性需求?

    股市回暖能够有效地带动房市复苏。与房市相比,由于股市进入门槛低、流动性强,因而,股市回暖比房市复苏要容易得多,见效也快得多。股市低迷,中等收入阶层的资产被套牢在股市中,中等收入阶层有购房欲望而无购买房产的支付能力,房地产市场就会继续低迷。促进资本市场回暖,增强投资者信心,中等收入阶层的资产收入出现恢复性增长,对购房市场产生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房市才可能真正回暖。这些人能够承担得起合理购买自住普通商品住房负担,重新启动房地产市场,发挥房地产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

稳定和发展资本市场的政策建议

    当前稳定和发展资本市场主要面临二大问题:一是救市过程中外资抄底,小股民受损失;二是股市回升后出现“胜利大逃亡”,股市在低位反复振荡。为应对这两大问题,稳定和发展股市必须分步骤进行:第一步,人民币迅速贬值,以利益引导国际游资撤出;第二步,连续出台救市政策,拉动股市实现渐进式地稳定回升。

    1.人民币贬值,防止外资抄中国股市的底,让救市的好处切实落在国内老百姓的身上。

    政府现在立即救市,国际游资会成为主要获利者,而且会导致股指低位震荡,增加股市的投机性。从目前情况看,人民币至少有10%-15%的贬值空间。人民币贬值,豪赌人民币升值的国际游资预期汇差收益减少,会获利撤走。中央银行可以选择双向浮动汇率政策和低利率政策的组合。一方面继续降息,利率至少降到2%以下,或者与美国利率相同,逐步改变中美利率倒挂现象,减少流入国内套取利差的美元游资;另一方面在人民币贬值10-15%后,实行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改变人民币单方面升值预期,积极引导游资撤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可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责难。

    游资撤出带来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可以靠贴现票据解决,游资撤走之时正是央行票据兑现之日,已经累积起来的7-8万亿元的央行票据贴现后,完全可以弥补流动性不足。与此同时,要严格外汇流入管理,控制外国热钱流入股市和房市,抄中国股市和房市的底。

    2.控制救治股市节奏,将投机市转变为投资市。

    发展资本市场要与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治理水平相结合,以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实现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1)发展资本市场,将投机市转变为投资市。发展资本市场,当前需要救股市,要控制救市节奏,使股票市场稳健、渐进上涨,避免暴涨暴跌,实现股市稳健发展。

    救股市的思路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可运用的政策相协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稳步下调银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资本市场可运用的政策是:股市平准基金、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大股东增持、限制大小非解禁、暂停新股上市等多种鼓励证券市场发展的政策。

    救股市需要政策协调:一是稳步下调银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二是综合运用股票回购、大股东增持、限制大小非解禁、暂停新股上市等多种政策。这些政策协调的预期目标是:股市小幅、持续、平稳回升,逐渐建立股市信心,促进股市稳定发展,让逃离股市的股民和基金“踏空”,将投机市场转为投资市场。这样,可以避免股民胜利大逃亡,解决股市暴涨暴跌的问题。让A股指数每天平均回升2-3%,坚持数月,股市逐渐回到4000点上。这样,相当多的逃离股市投机性资金所有者都会“踏空”。“踏空”的投资者在利益诱导下重新进入股市,只要股市源源不断地有资金注入,就能推动证券市场不断地回升,重塑股民信心,不断回升的股市让长期持有股票的投资者获利,最终实现股市稳健发展。
 

 

 

发件人:"wangmiao711" <wangmiao711@188.com> 2009-04-01 00:00:00 +0800 收件人: "139信箱" <wangmiao711@139.com> 抄送:标题: 中国改革报深化改革扩大内需专栏之20—24

要防范产业集群出现衰退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  魏后凯

2009年3月25日

    产业集群是推动我国沿海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和增长极。然而,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以浙江“块状经济”和广东“专业镇”为代表的沿海产业集群正面临着衰退风险,有些已出现衰退迹象。因此,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产业集群衰退风险,提高集群持续竞争力,将是当前急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沿海产业集群面临衰退风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福建等沿海新兴工业区来推动的。在这些新兴工业区中,产业集群对扩大出口、提供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研究,广东省工业总产值的近1/3是依靠专业镇来创造的,浙江省工业总产值的50%是依靠“块状经济”创造的,福建各类“准集群”实现工业总产值约占全省的52%,江苏该比重接近40%。可以说,产业集群已经成为推动沿海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然而,由于沿海产业集群本身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受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沿海产业集群面临着严重的衰退风险,一些集群已出现衰退迹象。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集群内企业出口受阻。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前国际市场需求急剧下降,订单大幅度减少,出口增速迅速回落。自2008年11月以来,我国出口总额已连续几个月出现下降。其中,11月份和12月份分别同比下降2.2%和2.8%。沿海产业集群因产品大多以出口为主,所占国际市场份额较大,因此,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较为明显。特别是,在专业镇集中分布的珠三角地区,2008年出口仅比上年增长9.3%,其中深圳只有6.6%,东莞只有8.9%,均远低于全国17.2%的平均水平。由于订单大幅度减少,2008年广东省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同比下降25.3%,一些服装产业集群的整体状况普遍不好。

    二是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面对近年来要素成本的全面提升,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一些以制造业为主体的集群增长率明显下降。以“块状经济”占据工业半壁江山的浙江省为例,由于“块状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回落,2008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仅有10.1%,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8个百分点。从月份看,2008年3月份浙江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9%,6月份回落到10.2%,8月份又回落到6.1%,10月份则回落到2.2%,11月份和12月份分别只有0.9%和1.1%(见图1)。目前,浙江省不少“块状经济”均处于增长“低迷”状态。

    三是企业停产和倒闭数量增加。由于国际市场订单大幅度减少,加上汇率变动和要素成本上涨,导致一些中小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企业倒闭数量增加。据广东省经贸委的数据,2008年1月~9月,广东省企业关闭总数为7148家,10月份停产企业数则达到8513家,比前9个月的总和还要多。浙江许多中小企业也因订单取消和资金周转不灵而纷纷停产或倒闭。据温州市对全市10个重点乡镇的调查,最严重的乡镇有14%的企业倒闭,最轻的乡镇有5%的企业倒闭,平均倒闭率为8%。温州瓯海区693家规模以上企业,停产的有42家,占规模以上企业的6.1%;半停产73家,占规模以上企业的10.5%。在绍兴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不仅一些中小企业倒闭,而且华联三鑫、江龙控股、纵横集团等龙头企业也濒临破产。

    四是企业向外迁移增多。近年来,由于土地缺乏,能源供应紧张,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要素成本全面上涨,导致沿海产业集群部分企业逐步向周边和中西部地区迁移。自“十五”以来,浙江的许多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企业就在加快向江西等中西部地区转移。珠三角企业也开始向广东中西两翼、粤北山区和中西部转移,佛山的陶瓷企业则外迁到江西、湖南、四川、山东等地。据东莞市外经贸局统计,2008年前3季度,东莞累计关停、外迁外资企业627家,占全市外资企业总数的4.2%。惠州市关闭的中小企业,外迁企业占1/4。

集群衰退风险产生的根源

    当前,我国沿海产业集群虽然还没有出现衰退现象,但已经面临着衰退风险,有些已出现衰退迹象。导致这种衰退风险的出现,既有外部原因,如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要素成本全面上涨和金融危机的影响等,也有其内部原因,如现有集群的结构性缺陷。可以说,这种结构性缺陷是导致产业集群创新乏力,缺乏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根源所在。而具有持续竞争力则正是集群保持长久不衰的根本。因此,我们不能把集群衰退风险完全归之为金融危机的影响。事实上,在金融危机出现之前,这种衰退风险就已经存在。只不过金融危机加剧了这种趋势,使过去隐藏的集群结构缺陷暴露无遗。

    我国沿海产业集群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产业低端化。目前,沿海产业集群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领域,产品档次低,附加值不高,技术含量低,价格低廉,集群规模增长主要靠价低量大取胜。可以说,现有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还局限于中低档生产制造环节,仍处于产品价值链的低端部分。

    二是链条断裂化。从纵向看,目前沿海产业集群大多呈现出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菱形组织结构,即生产制造环节能力较强,而研发、设计以及市场营销、品牌等环节较弱,产品价值链是断裂的。从横向看,集群内大量中小企业同质化过度竞争,缺乏有机联系和专业化分工协作,产业组织分散,配套体系不健全。

     三是生产贴牌化。目前,在沿海产业集群,大量的企业都采取贴牌的方式进行生产,不少企业缺乏自主品牌。比如,绍兴嵊州是我国最大的领带生产基地,其领带产量占世界的40%、中国的90%,但至今为止嵊州的自主品牌出口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在大量“贴牌”的情况下,集群内企业大多在为跨国公司“打工”。企业获得的仅仅是少量的加工费,绝大部分利润都被跨国公司攫取了。

  四是技术模仿化。集群内不少企业创新意识淡薄,跟风仿效之风盛行,模仿多于创新产品,创新人才高度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在浙江省“块状经济”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R&D)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有0.45%,不仅低于全省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0.52%的平均水平,更比全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平均水平0.61%低0.16个百分点。

    由于这种结构性缺陷,导致沿海产业集群主要依靠低成本(工资、土地、政策优惠等)、低价格获取竞争优势。随着大规模产业集聚造成的要素成本上升,如土地价格和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以及各种优惠政策的到期,很容易促使现有集群内企业大规模向外迁移。同时,由于缺乏自主品牌和自主创新,大量同质的中小企业在生产制造环节过度竞争,靠产品数量多和价格低取胜,由此导致利润摊薄,大量企业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的边缘。由于利润很薄,致使集群在价格上抗风险的空间非常小,也导致企业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品牌和技术开发。

如何防范集群衰退风险

    在当前新的形势下,要防范产业集群的衰退风险,避免产业集群走向衰退,关键是提升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强自主品牌建设,促进集群升级和转型,增强产业集群的持续竞争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摆脱目前产业集群依靠低成本、低价格求生存的状况。

    一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现有的高新区、大学科学园和软件园等为载体,按照专业化、特色化、集群化的思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使之成为推动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基地。对集群内高新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应在财政贴息、投资补贴、税收减免、土地供应等方面给予相应支持。

    二是促进低成本型集群向创新型转变。要强化技术创新,推进柔性生产,依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现有集群由低成本型向创新型转变,走多品种、小批量、高质量的道路。尤其是,对于那些以贴牌为主的集群,要推动企业从OEM(原始设备生产商)向ODM(原始设计制造商)转变,进而向OBM(原始品牌制造商)转变。

    三是鼓励集群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要鼓励集群内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广泛吸引各种人才尤其是归国人员,并采取多种形式建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和工程技术中心;鼓励发展专业化的中小科技型企业,促进企业与相关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合作,推动多个企业共同合作研发;完善金融担保、风险投资和创业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和配套服务,缓解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中面临的资金瓶颈矛盾。

    四是加强社会网络和中间组织建设。鼓励采取多种模式,在集群内建立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强化信息服务、产品开发、设计示范、培训服务等功能,搭建关键共性技术和行业技术支撑平台;加快信息咨询服务设施建设,支持建立多层次的公共信息平台和为生产者提供技术培训、技术支持和市场信息的公共机构;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积极培育各种社会化的中间组织,特别是投资咨询、市场研究、技术信息服务、专利代理、法律服务等中介组织。

    五是实施产业集群品牌工程。要强化技术创新,推进集群形象建设,逐步在全国培育一批有深厚技术创新能力支撑的区域集群品牌;鼓励集群内现有贴牌企业发展自主品牌,支持现有知名品牌做大做强,逐步形成一批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打击仿冒,加快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增强企业的核心能力。

    六是构建虚拟产业集群。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并采取合作、分包、战略联盟等方式,构建网络化的虚拟产业链体系,把某些不适合本地发展的生产制造甚至服务环节转移和分包到其他地区,或者在区外建立研发、设计和技术服务基地,逐步形成网络化的虚拟产业集群,以缓解要素成本上涨的压力,弥补其区位劣势,增强集群核心竞争力。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09-04-01 13:32:5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各位好友,敬请查收最新的《云汉月刊》。曹军

   本期月刊致辞:美国的危机从07年12月算起,已经16个月了;从中国政府通过提高退税而开始正面危机也已近10个月了。虽然尚未见底,但是“危中的机”已 经随着对危机的攻坚与人们的痛定思痛而开始慢慢的显现。譬如,美国政府对于通用汽车的强硬态度不光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来的,还有就是迟迟没有妥协的工会与债权人。再譬如,中国政府也正式推出了市场等待了N年的创业板。又譬如,全球所盼的G20也马上就要召开了。众多的努与未知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样大的一个全球性危机,绝非一代人所造就的;老子所说的“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对于全球的官民们或许就有了鲜明的时代意义了!

当前我国企业效益及并购情况

北京云汉经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曹军

2009年4月1日

1,今年头两个月我国企业效益状况

    据本月26号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09年1-2月,纳入本月报统计范围的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以下简称国有企业)在去年利润连续五个月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营业收入和税金多年来也首次出现下降,实现利润降幅进一步加大,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的影响还在进一步加深。1-2月,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7409.1亿元,同比下降8.1%,为多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从实现利润看,1-2月,实现利润1217.7亿元,同比下降43.7 %,降幅比去年同期加大43.3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059.6亿元,同比下降33.3%;地方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58.2亿元,同比下降72.5%。

    1-2月,国有企业应交税金2840.6亿元,同比减少272.7亿元,下降8.8%。受企业利润下降影响,应交所得税下降36.1%。已交税金3047.1亿元,同比减少233.2亿元,下降7.1%(见图2)。其中:中央企业已交税金2349.1亿元,同比减少117.9亿元,下降4.8%;地方国有企业已交税金698亿元,同比减少115.3亿元,下降14.2%。1-2月,国有企业成本费用总额为26270.8亿元,同比下降5.6%。其中营业成本、销售费用同比分别下降7.2%、8.2%;管理费用同比增长5.3%,但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8.4个百分点。销售利润率为4.4%,同比下降2.8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为4.6%,同比下降3.1个百分点;净资产利润率为0.9%,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企业销售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和净资产利润率为6.1%、6.5%和1.2%,地方国有企业为1.6%、1.6%和0.3%;中央企业盈利水平仍高于地方国有企业。

    1-2月,国有企业平均总资产周转率为0.2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存货同比增长17.2%,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9.6个百分点。存货周转率为0.6次,比去年同期减慢0.2次;应收账款周转率为1.7次,比去年同期减慢0.4次。截至2月底,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33.5万亿元,同比增长13.6%。资产负债率为57.7%,同比上升1.1个百分点;流动比率为1.0,速动比率为0.8,均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1-2月,电力、交通、钢铁、有色行业呈现亏损,石油、汽车等行业利润继续大幅下降,目前,只有煤炭行业利润保持增长,但增幅下降明显。中央企业仍有116户实现盈利,比2008年1-12月盈利户数减少26.1%。

2、宝钢获7.5亿元并购贷款用于收购宁钢

    宝钢集团2009年3月3日将与交通银行公司签署并购贷款合同,宝钢将获7.5亿元并购贷款,用于收购宁钢。据中国证券报3月3日报道,交通银行3月3日与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并购贷款合同》。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交行上海市分行将为宝钢集团提供7.5亿元并购贷款,用于收购宁波钢铁有限公司56.15%的股权。交行人士介绍,合同签署的同时,并购贷款就将实时划拨到宝钢账户上。此次并购贷款的成功签订,成为中国银行业向钢铁企业发放的首例并购贷款。交行并购贷款业务也借机正式开闸。此次宝钢收购宁钢56.15%股权共需资金20.214亿元。

3、华润雪花收购琥珀啤酒布局山东

    继2008年底,将扩张触角伸向国际啤酒巨头百威英博集团在中国市场的大本营——上海之后,华润雪花再次出手,在本土啤酒巨头青岛啤酒(600600,股吧)的腹地——山东布局。3月13日,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透露,将通过成立一间合资企业向山东琥珀啤酒厂(简称“琥珀啤酒”)收购与啤酒业务有关的资产。这次收购的总现金代价约为人民币2.85亿元。最初,华润雪花拥有上述合资企业90%股权,至于剩下的10%股权,其合资伙伴已经承诺,在合资企业成立后三年内出售给华润雪花。

    位于山东省北部的琥珀啤酒年产能为27万千升。2007年琥珀啤酒的销量约为5.5万千升。华润雪花表示,收购完成后,将会投入约5400万元人民币对新收购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并增加产能至30万千升。在此番收购琥珀啤酒厂之前,尽管在山东市场尚未建立生产基地,但华润雪花已经对这块市场渗透多时。据了解,华润雪花已在山东设立分公司,并且早已开始布局销售渠道。据华润雪花方面透露,去年仅“雪花”啤酒在当地的销量就达8万千升。而此番收购将使华润雪花在山东市场拥有首个生产基地,并以此覆盖山东北部的大部分城市。

    山东是啤酒生产大省,一直是国内外啤酒巨头觊觎之地。据悉,早在大半年前,华润雪花就与琥珀啤酒洽谈并购事宜。琥珀啤酒所在的邹平县县委、外经贸局等部门还专门组建工作组详细商谈相关细节。除雪花啤酒外,青岛啤酒、燕京啤酒(000729,股吧)等啤酒巨头也曾与琥珀啤酒有过接触,不过,都因价格、收购条件等难以达成共识而没有下文。直到华润雪花以2.85亿人民币代价,全资收购才最终谈拢。

  “山东省是现时全中国啤酒销量最高的省份,而收购琥珀啤酒可以提升我们在山东市场的占有率。这为我们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建立完整的分销网络迈出重要的一步。”华润雪花母公司——华润创业董事总经理陈朗说。

   当华润雪花酝酿在山东市场积极扩张之时,盘踞山东多年的青岛啤酒并非无动于衷。就在去年11月,青岛啤酒收购了烟台啤酒朝日有限公司39%股权,组建了烟台啤酒青岛朝日有限公司。据了解,新合资的啤酒公司生产的青岛啤酒和烟台啤酒两大品牌的销售业务均由青岛啤酒方面全面负责。青岛啤酒此举被业内看作是其巩固山东大本营的一个信号。青岛啤酒方面也表示,此举将加快其对山东地区啤酒市场的整合速度。如此看来,在群雄争霸的山东啤酒市场里,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4、民营航空国有化 川航2.3亿收购鹰联

    鹰联航空有限公司昨天正式获得来自四川航空集团公司2.3亿元注资,后者由此成为鹰联的绝对控股股东,这也是国内民营航空公司中首家因经营不善而被国企收购的企业。据悉,川航注资后将以76.2%的股权成为鹰联的头号股东。此前,川航在鹰联的股份为20%。而改换门庭后,鹰联股权结构也将相应发生变化。原占股43%的广东鹰联投资有限公司将退出,成都华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则以15.13%的股份成为第二大股东。广东空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安微联公关咨询有限公司、美林控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均瑶航空投资公司分别占3%、2.67%、2.67%和0.33%的股份。与此同时,鹰联的管理层也将发生变动。

5、中行并购贷款三天下两单 总额超7亿元

    中国银行(下称“中行”)近日宣布,中行北京分行3月11日向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成功发放6.8亿元并购贷款。这是中行成功叙做的第一笔国内并购贷款,也是我国银行业针对电力行业发放的首笔并购贷款。仅在两天后,中行第二单并购贷款也尘埃落定。3月13日,中行浙江省分行与电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电联集团”)并购贷款签约仪式在杭州举行。

    根据协议,中行浙江省分行向电联集团提供并购贷款2600万元,贷款期限5年,用于收购浙江通普特种车有限公司。这是中行浙江省分行发放的首笔并购贷款,也是浙江省内银行业发放的第一笔并购贷款。 而此前,中行行长李礼辉在两会期间还透露,将考虑为中铝并购力拓高达195亿美元的资金提供贷款。不过,中行并未透露华能集团6.8亿元贷款的并购对象,仅称华能集团对贷款审批的时效性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在并购方案敲定后十几天内,中行须发放贷款”。

    中行与华能集团有长期合作的历史,曾参与过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和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大部分电力项目的开发、建设,也在过去几年对华能集团有大额授信。而另一单2600万元的并购贷款将用于通信业收购,通过此次并购,电联集团将协议收购通普特种车52%的股权,成为通普特种车第一大股东。据介绍,电联集团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具备通信塔自主研发生产能力的设备制造商与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的服务商,在全国通信基站高端塔领域市场占有率第一,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0%。

    去年12月底,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正式宣布银行并购贷款开闸。尤其是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陆续出台后,国内并购贷款项目频频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已有6家银行签署了10份并购贷款协议,除了中行上述的两单并购贷款,此前工商银行曾与首创股份、上海百联、天津创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还有国家开发银行与中信集团,华夏银行与中国节能投资公司,建设银行与中国建材、宝钢,交通银行与宝钢等签订协议或者发放贷款。其中,2009年签约的并购贷款金额约达42.86亿元,而银行与产权交易所的并购贷款授信额达300亿元。

   建银国际近日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并购贷款将成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2009-2010年间国内并购贷款业务将获得加速发展。建银国际认为,在首批兼并重组浪潮中,大型央企将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与之配套的并购贷款风险低、收益期短,目前以3年期为主,低于一般基建项目期限。即使按照基准贷款利率定价,考虑到财务顾问、并购咨询等关联收费,并购贷款业务仍将提供较好的利润空间。从贷款对象上看,目前商业银行发放的并购贷款主要集中于规模较大、信用等级高的国有企业,而贷款项目则遍及各个行业,包括能源、钢铁、百货、地产、建材等。但也有业内人士警示并购贷款的风险,银联信总经理符文忠此前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金融危机令大多数行业的景气度下滑,企业处境艰难,虽然其中蕴含着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并购重组的良机,但仍然加大了银行在并购贷款风险管理上的难度。

6、平安参与汇丰世纪供股 中信海外并购将扬帆

    在欧美国家为了流动性不足而绞尽脑汁之际,两万亿元外储却在中国人的口袋中跃跃欲试。经过重新思考,中国金融企业选择了再次远征——以参与增发或设立合资公司的形式“出海”。虽然曾经阻击中国金融企业的“次贷风浪”仍未平息,但经历了波折后重新出发的中国金融企业在收购价格、参股方式等方面却胜算大增。 在美国次贷爆发两年后,中国金融企业开始了第二轮出海。据媒体报道,平安集团新闻发言人盛瑞生表示,平安集团宣布响应汇丰控股世纪供股计划。所谓供股就是指公司发行新增股票给予现有股东,股东可以按照自己的持股比例去认购。由于这是历来最大型的供股集资,汇丰此次供股被外界称为“世纪供股”。据悉,盛瑞生表示,平安参与汇丰供股计划是看好其发展前景。汇丰的供股计划,已经得到多位香港富豪们的相继响应。

    有报道称,长实主席李嘉诚、恒基主席李兆基、新世界主席郑裕彤等人相继表态担任包销商。 几乎是与平安同一时间,中信证券也再次迈出了海外并购的步伐。其香港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宣布,已和美国投资银行Evercore Partner Inc.(EVR)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专注中国与海外市场之间的并购咨询服务。新成立的公司名为CITIC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Partners(CSIP),主要办公地点设在香港,将由前贝尔斯登副董事长兼亚洲董事长唐伟执掌。新公司还计划成立一支针对中国公司、规模为5亿美元的私募股权基金。目前已圈定的投资领域包括能源、食品、农业和医疗保健。 此外,据报道,外管局的下属公司在全球股市也有“斩获”。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8月底,外管局通过其在香港注册的华安公司持有了近50家英国上市公司各不到1%的股权。相关公司包括英国石油公司(1.6%)、英国保诚保险(1%)、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0.5%)、英国天然气公司、吉百利(0.97%)、英国电力公司(0.72%)、泰特利乐(0.75%)、联合利华、乐购、传播公司、英国法通保险公司、国际金融服务公司英国耆卫公司等。在英国伦敦交易所同时挂牌的澳大利亚铁矿公司力拓(0.52%)、必和必拓(0.5%)亦名列其中。除了英国,华安公司还购入了澳大利亚三家最大银行的少量股权:澳新银行和澳联邦银行不到1%的股权,以及澳国民银行约0.33%的股权。而且华安公司还购入了世界第四大石油天然气公司道达尔1.6%的股份。 虽然与两年前一样同为金融企业出海,但是此番中国企业的胜算大增,而决定成败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已经发生了十分有利于中国金融企业的变化。

    从天时——整体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的次贷危机虽然还不能判断何时结束,但是相关国家的各项救助和刺激政策已经开始实施乃至发挥效力,经济形势转暖。从地利——股权估值来看,经过了两年的大幅下跌,国外金融企业的股权的价格和估值已经相当低,进一步下跌的风险较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中信证券和中国平安的选择来看,中国企业对于风险的防范意识很强:中信侧重于寻找低风险的农业、能源等项目,且属于在孵化期等阶段较早进入,资金成本较低;中国平安再次出海选择了汇丰作为对象可谓是一石二鸟,因为汇丰集团的汇丰保险也持有中国平安的H股,支持汇丰也意味着降低自己的被减持压力。从人和——对于并购的态度来看,海外各国出于资金压力,对于外资并购的态度也由两年前的充满担忧转为比较欢迎。而中国商务部等部委的多次表态也在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7. VC/PE青睐清洁技术 三年投资年均增长67%

    “2006至2008年中国的清洁技术市场投资年均增长率为67.0%。”清科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2008年中国清洁技术行业投资研究报告》显示,有关政策刺激了中国清洁技术行业发展的速度,新能源行业成投资热点。地域投资呈阶梯型发展,长三角位居第一梯队。从投资案例数来看,2007年,VC/PE投资内地清洁技术市场案例为20笔,2008年投资案例激增到55笔,比2007年增长了175.0%;从投资金额来看,自2006年以来,VC/PE对内地清洁技术市场投资处于不断上升状态,2007年投资额为5.90亿美元,2008年投资额为13.00亿美元,同比上年度增长120.3%。

    2015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新兴行业,潜在市场价值约1000亿元。清科预测,今后十年,提高技术创新、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清洁技术将成为带动清洁技术行业投资显著增长的领域。 清洁技术投资覆盖了九个一级行业,分别是新能源、水/污水处理、空气/环保、新材料、环保废物处理、能源设施、能源储备、新农业、建筑节能。其中新能源在投资额上占了69.8%,为16.46亿美元。近三年来,水/污水处理在清洁技术行业投资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在12个投资案例中涉及投资额达2.87亿美元。

    在地域分布方面看,近三年来中国清洁技术市场的投资案例分布在18个省级地区,主要分布在以江苏为代表的长三角和以北京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三年来清洁技术行业有28家中国企业在海内外各市场上市,其中17家有VC/PE支持。2008年全球清洁技术行业中新能源上市企业的平均市盈率在100倍左右,是全球股市平均市盈率的四五倍。 中国清洁技术市场的投资今后将出现大幅增长。2008年全国的清洁技术投资总额约达13.00亿美元,清科预计,2009年将超过20亿美元,其中VC/PE投资将由2008年的11.67亿增至15亿美元。由于中国特别是华北地区在水质及水资源方面面临严峻问题,水及污水处理将继续成为继新能源之后在投资排行榜上排名第二的领域。

8.正泰集团获赛伯乐及联和投资5000万美元PE资金注资

    3月4日,浙江正泰集团旗下子公司——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杨立友透露,基于看好第二代薄膜太阳能电池产品,一笔5000万美元的私募资金最近入驻该公司。 受金融危机影响,温商代表、温州最大民营企业正泰集团去年两大上市计划——低压电器A股上市、太阳能纳斯达克上市,相继往后延期。在这个非常时刻,私募基金反而对其巨额投资,无疑给正泰新能源战略、产业转型升级打进一针强心剂。 私募“逆市”助阵 杨立友说,2008年前10个月,正泰太阳能公司几乎每天24小时在生产,其多晶硅电池产品主要出口欧美等国。

    10月份之后,订单急剧下降,公司如今只开通了一半产能。与此同时,国内9家在海外上市太阳能企业市值大幅缩水,一些企业的晶硅电池产品毛利率甚至下降至零。这对投资了这些企业,但还未完全退出的PE和VC们来说,是一个噩梦。此时,上月初下线的正泰第二代薄膜太阳能电池产品,被视为第一代晶硅产品的替代品。受到了私募基金、投资公司的青睐。杨立友透露,这笔私募基金的两位领衔投资者为:赛伯乐中国投资基金和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技术和广阔市场,是吸引私募‘逆市’投资的两大基础。”杨立友介绍。正泰第二代薄膜太阳能电池产品,其技术填补国内空白,走在全球前列。该产品最低的每瓦成本,只使用相当于晶硅产品1%的原料用量,然而光电转换率可达到9%,以后可上升至12%。 杨立友说,在今后3-5年中,薄膜太阳能发电成本与传统能源(比如火电)持平。

    预计到2020年,全球太阳能发电年产值达50万亿元,占总发电量比重由现在的0.7‰飙升至10%。其中,薄膜发电产值至少占半壁江山。 在此基础上,赛伯乐对“太阳能服务业一体化”另有想法,即联合政府、民间机构等投资方,成立薄膜太阳能发电企业。一旦产业和应用完美结合,正泰只需提供发电产品和技术,得到的回报可是源源不断的发电分成比例。杨立友认为,吸引私募不仅仅只出于融资考虑。他说,主要是这两大机构,具有很强的深厚背景和运作能力,对正泰太阳能市场延展、技术服务、海外上市等提供强大的后台支撑。

9. 风投撒网县域城市 江苏溧阳6家企业获得2.7亿元投资

    截至3月15日,溧阳共有6家企业吸引了11家创投企业2.7亿元的战略投资。这表明,风险投资开始在县域城市“撒网”,从二三线城市中寻觅更多的成长型企业。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过去外资风险投资大框架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并主要以互联网业、IT业为主要方向,但金融危机的冲击引发了“洋风投”的倒闭风潮,投资紧缩。而日益崛起的本土风投,往往利用地缘优势,开始转入二三线城市的精密机械、生物医药、酒店等行业。省高投下属的弘端投资公司投资2800万元入股天容股份,当年就获得了10%以上的净收益。

    在此次溧阳投资的大多是周边的本土风投,如苏州元风、浙江汇得丰等,投资的领域也不再扎堆,而是向装备制造、精细化工、旅游业等多重领域拓展。在二三线城市,有相当一批企业具有完善的自主知识产权,主打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地位突出,极具发展潜力,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处于稳步提升期。“风投就像种子,不论地域,不论城市大小,看中的是行业、企业。”一位风投基金经理这样说道。

    溧阳一家精细化工企业瑞阳化工,年销售达数亿元,是目前国内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生产季戊四醇系列产品的专业企业,其产能及产量居全国第二位,其仿生农药沙蚕毒素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此次引入风险投资资金6294万元。“除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外,风投激活了企业发展的多重效应,给企业带来了很多隐形帮助,是金融危机下县域经济提档升级的催化剂。”溧阳市发展改革局负责人介绍说,风险投资企业拥有各行各业中极为丰富的人脉和资源优势,可积极为所投资的企业在其产业上下游寻找合作伙伴,参与行业整合。

   月融资要闻与分析 本栏目由云汉经略董事任思求先生负责编写 01084899529 15011591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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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3-30 21:48:41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白痴专家公然当众乱喊“不差钱”!

    中国农业银行的一个白痴专家公然当众乱喊“不差钱”,人民银行的官僚称好!

中国挑战美元现在不是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现代金融

----在新华社“2009环球财经论坛”现场激辩的内容

中国农业银行 何志成

    在G20开幕前夕,新华社环球杂志在北京举办了2009环球财经论坛,主题是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在未来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地位。由于该会召开的时间恰逢大国首脑讨论改革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之前,而中国央行行长又刚刚发表关于建立超主权货币的建议。因此,会议讨论的焦点很容易地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而实事求是地讲,由于本轮金融危机的性质,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最急迫之处,就是金融监管和货币市场改革。更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占有全球外贸增量的70%,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30%,美元储备的40%。因此中国客观上已经成为美元的最大做市上、美国国债市场最大的做市商——我们的一举一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可能做什么?怎么做?官方的学者智囊怎么思考?这成了媒体注意的焦点。因此昨天,全世界主要国家的主要媒体都有记者出现在现场,提问踊跃。

    而事实上,在昨天会议的前半段,会场是沉闷的,因为国家级专家大都是照本宣科,没有新意,以致有外国记者在发言中讥讽:中国走出经济危机的关键不是财政投入多少,而是提高国民素质。到会议的下半段,高潮来了。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研究室主任刘煜辉公开指责美联储不负责任,他把美联储近日宣称购买3000亿美元国债的行为比做吸毒:“一旦开始购买美国国债只会在印钞和美元贬值这条路上越陷越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庞大的美元储备,不得不作为一种制衡的工具和政治筹码来使用了”。同时,他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大规模地减持美国国债,而对外汇储备应该买什么的建议,他明确提出可以买原油期货。

    对此,当时有美国记者发言:难道中国人不怕世界大战嘛!而会议的最高潮是我的发言,英国伦敦金融时报用:“挑战美元 中国准备好了吗?”的标题发表了评论,关键词是 何志成 美元。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评论:如果今天没有何老师的发言,这个会议将是失败的,何志成的出场使我们振奋。我今天发回的文章标题,就用了何志成讲话的原话。

    我讲了些什么?很简单。因为时间已经接近6点,就要开饭了。以下是发言记录:

    时间很少,我的发言只能围绕八个关键字,三个关键词:冷静、参与、加快改革

    冷静——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市场风云变幻,各种势力和利益集团乘机兴风作浪,各种观点包括流言蜚语对市场行为产生了强级别干扰,比如3月18日在美联储宣布购买美国国债和政府担保债券后,市场立即恶炒美元将大幅度贬值,中国外汇储备将大幅度缩水等,甚至将随后周小川行长最近关于建议“将IMF特别提款权改革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文章描述为对美元地位的挑战——这是唯恐天下不乱,不排除是恶意挑拨离间。

    刚才有记者谈到战争,前几天卡恩也说,这次金融危机最终的解决可能要靠战争。这使我想起一个成语:完璧归赵。中国的外汇储备能不能在美国获得安全,完璧归赵。另外,2500年前因为一块宝玉而爆发的秦赵之战,会不会对今天有所借鉴。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必须保持冷静,不能被小人所左右。我们既要看到,我们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有全球第三的经济实力,我们不差钱,也不需要借钱刺激本国经济。这是我们理直气壮,成竹在胸的本钱。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的确有利益集团在挑拨离间,希望中美裂痕扩大。这不仅是唱衰美元的问题,而是人类之祸!因此我在此提出,希望媒体冷静,经济学家冷静,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我们要有“泰山崩于侧而无动于衷”的气概。尤其是我们的学者,你们的话语影响着公众,甚至影响着国家领导人。什么阴谋论、妖魔论,需要谨慎——这不是黑色幽默。

    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本次中国外汇储备安全性大讨论中是冷静的,我还告诉大家,大多数战斗在第一线的国有银行的外汇交易员也是冷静的。他们都不同意在目前阶段大规模地抛售美元储备,很多人支持政府继续购买美元。当然,是在有安全保证的条件下购买——比如购买可以根据通胀指数变化情况而调整回报率的债券。

    参与——合作而不是拆台,科学而不是照搬书本。比如刚才有经济学家批判美联储如同吸毒,开动印钞机狂印美元。你有什么根据,你看过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嘛?根据人民银行总行的研究,美联储在2008年底有9000多亿的现金储备,其中就包含国债减持的3500亿现金。这说明什么?美联储决定购买3000亿美国国债,其拥有的国债数量仍然没有超过2008年的高峰值;若其在今年购买11000亿的各种债券,也不用额外多发行货币,更谈不上所谓:“狂印钞票,坐着直升飞机撒钱”。我们对美国的批评要实事求是,不要太愤青,太主观。

    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思考,首先也是在参与的前提下思考,不是旁观者的胡思乱想。如同我主张人民币要逐步地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之中,这样才可能获得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发言权。你在外面,坐而论道,人家想不听,就不听。新的经济秩序的建立当然离不开中国,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大国的小弟弟,相比美国,我们大约是四分之一,相比日本欧盟外贸大约是二分之一,还是弱者,小弟弟;更重要的是,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到“新桃换旧符”的时候,中国也不应该充当“造反派”、拆台者。我们要批评,要争取有利于中国的改革,但这不是一厢情愿,不要太掉中国人的胃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参与,要学习,是要建立“负责任、好合作”的大国形象。

    加快改革——积极参与的条件是加快我们自己的改革。怎样更好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之中?目前世界经济包括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当然需要改进,货币体系也需要改革。但这种改进是互动的,不能仅仅认为一切按中国的要求办就好。比如新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建立,当然是三足鼎立好。为什么现在美元独大,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货币可以制约美元。这么多的国家如果一起抛美元,且不说美元储备将化为泡影,不要美元要什么呢?刚才有专家说,我们可以买原油期货。我不知道这位专家做过市场没有?原油期货一年的交易量仅仅只有2万亿——4万亿美元,而外汇市场的交易量每天就有2万亿——4万亿美元。流动性谁大谁小,不言而喻;另外,原油期货根本用不了百分之百的现金,它是保证金交易,一般10%即可。

    如此分析,莫说中国用减持的美国国债增加购买原油期货,既是只用增量外汇储备购买原油期货,该投资品的价格也会被炒到300美金一桶——中国今年的外贸盈余大约在2000——2500亿美元。更糊涂的是,国际原油市场是谁在操纵?是比美国政府坏一百倍的美国金融机构,设想让中国政府现在去和这样一支巨大黑手去博弈,说轻了,是草率、无知,说重了,则是卖国!制约美元,制约主权货币可能出现的不负责任,客观上呼唤第三股力量的崛起,比如亚洲货币的崛起,人民币的崛起。人民币保持强大,美元就不敢兴风作浪;人民币走向世界,中国的美元储备就相对安全。为什么?请看我的一系列文章。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币改革已经加快,人民币从本国结算货币走向区域性结算货币,再走向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是大势所趋,而通过货币互换,已经有一些国家在考虑人民币发储备地位。当然,这需要人民币彻底地走向自由兑换。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是不是洪水猛兽?我不这样看,我觉得中国政府已经有筹划。为什么要求上海在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中心有没有国际性的货币市场,这个市场能不能自由买卖人民币。这是不言而喻的。我相信,人民币一定在2020年前可以实现自由兑换。这不仅是世界货币体系的需要,也是中国的需要。我们必须看到:改革是走出金融危机的灵丹妙药,也是避免金融危机席卷重来的灵丹妙药。中国要成为世界经济大家庭重要一员需要改革,中国要稳定持续地发展,也要依靠改革。而这改革的关键环节很可能就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随后是记者提问,焦点当然是我。

    有新华社记者问:未来美元贬值,会不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我答:美元会贬值,但大幅度的贬值,崩溃性的贬值面前看不到。至于面前大家最担心的通货膨胀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问题,我的看法相反。我们都知道,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漫长,源于所谓的“去杠杆化”、“去库存化”,我还要加上一化“去套牢化”。什么意思?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主要的损失表现在虚拟金融领域,据测算,全球投资者损失的 财富大约为50万亿美金,相当于全球一年的GDP。许多中产阶级已经沦为赤贫,很多劳动者一生的积蓄化为泡影,当然还有更多的投资者的资产被套牢在股市中、外汇市场中,甚至期货中。可以预见,2008年的疯狂在以后的几年不会发生,因为套牢的人太多了,没有解放军去解放他们。因此,非常多的人不得不重新攒钱,购买力不是那么容易恢复的。因此我不认为恶性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主要的防范对象。

     有美国记者问:你对周小川行长关于建立超主权货币的设想怎么看?我答:还是要学资本论,货币都是有主权的,而且是国家主权。即使是欧元,也通过欧盟稳定条约凝聚了各个主权国家的意志,何况,欧元仅仅是尝试,能不能成功,还要看。当然,周行长写这样的文章,很可能是最翁之意不在酒。这属于政治博弈,是试探。当然也包含了警告的意味。但我们绝不能将它解读为:对抗美元,挑战美元。中国挑战美元现在不是时候。我们需要韬光养晦,没到出头的时候。

    有英国记者问:对即将召开的G20会议,您有什么期待,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亮点?我答:我最希望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与美国奥巴马总统握手时灿烂的笑脸。这也可能是本次会议最大的亮点。

    随后是记者的蜂拥而上。随后是晚宴,大多是与会者对我的表现评价很高。如人民银行官员说,我百分之二百地同意您的观点;伦敦金融时报副总编辑说,没听何老师发言前我非常年紧张,甚至有些后背发凉,以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要求政府抛售美国国债。听了何老师发言我放心了,中国还有负责任的经济学家,理性的经济学家。

 

 



发件人:"liaoyuan48" <liaoyuan48@sina.com>  2009-04-02 16:44:2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胡泽国:关于城乡一体化改革的思考和研究(2008-09-25)

关于城乡一体化改革的思考和研究

——取消户籍隔离制度,土地国有化,全民一体化

胡泽国

2008-09-25

    城乡一体化改革是扩大内需市场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共产主义事业建设的目标(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三大差别,其中就包含消灭城乡差别),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现有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水平进步和发展。

     要解放生产力,首要是解放人,因为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要解放人首先要解放束缚人的工具;要解放束缚人的工具就必须解放中国户籍制度;中国户籍改革应该说是解放人的关键步骤,户籍改革已经势在必行,要改革户籍,必须改革户籍利益;要改革户籍利益,必须解放中国公民隔离和等级制度。

一、从政治层面讲: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天赋人权下公民应该是平等的,但实际是不平等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还有企业家是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宪法明确规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被领导阶级,为什么?这里我们不必要去追究和谈论,只要大家认识到他们的不平等就行了。

    国家为什么需要限制农民进城?为什么进城了也不能享受同等待遇?那就是城里人享受着农民不可比喻的特殊福利待遇。这种国家待遇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在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养老等方面,这系列待遇来源是什么呢?是国家。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于什么地方?一是国家企业创造利润;二是国家税费收入;三是国家资源销售和经营收入等,请看这些来源那一项与农民没有关系?国家财富本质上是全国人民的财富,凭什么只分配给城里人?农民天生低人一等吗?中国从十九世纪开始有多少人祖辈不是农民?多少人不是农民出身?

    如今“南非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但是中国却还存在着类似于种族隔离制度的户籍隔离制度,户籍与暂住证规定类似于南非的人口注册法、通行证法;我们的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安居,只能回到农村,以及城乡二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金融制度、基础设施制度等,与南非的隔离与差别待遇制度十分相近。”(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语)中国必须废除户籍隔离制度,而不是改革户籍制度。

二、从发展层面讲:

    改革中国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不仅仅是解放农民,让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解放农业生产力,为开辟农村农业市场扫清道路和障碍,为农村农业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在农村土地改革中农民可以获得相应土地补偿金,农民可以选择已经掌握的资金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继续发展科学农业生产,也可以拿着钱进城务工,或开创新的产业以及农业工业商业配套产业。

    中国户籍改革和农村土地改革为农村市场打开大门,也为扩大国内内需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为劳动力市场合理流动创造机遇。

    户籍隔离制度不利于打破城乡互动,产业互补,尤其是不利于发展农业产业,不利资金、科技和人才向农村转移,其实农村有更广阔的天地,农村有更大市场,农村有美丽蓝天和清新空气、甘甜的泉水,更有广阔的土地。那里是知识人才和资金的天地,是理想飞翔的天堂。

     废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积极现实意义,农村土地国有化符合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更适合未来社会资源和管理社会化发展要求。

三、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在代表全国政协视察团发言时指出,这些问题包括:(1)土地经营承包关系和耕地保护、(2)国家粮食安全、(3)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系、(4)改革农村金融体制、(5)引导城市资本有序进入农村、(6)改革城市户籍制度和完善农村社保“六个命题这些问题。

    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农村土地产权集体所有制成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严重障碍,是影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大重要阻力。

    统筹城乡的“第一块深水里的硬石头”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中很大一部分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保证基本土地制度不变动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其流转;还有部分右派经济学专家鼓噪直接把土地私有化,考虑土地资源完全自由化在市场流转;在这里我们提倡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化,土地不实行流转办法,农村国有土地实行国营、股份制企业、个体承包、集体联合经营等办法经营农村土地。

 四、国有化产权改革的优势

    农村土地产权国有化与土地集体所有和土地私有化改革具有不可比喻的绝对优势,利国利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共产主义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是我国经济制度根本。

    首先农村土地国有化符合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原则,符合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的原则,使用权可以在国家有计划发展的要求下在整个社会流转。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失去了巨额国有资产所有权,不能再失去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所以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同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对城乡政治、经济、文化的隔离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阻碍农村经济进步和发展,所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必须改革。

    (二)有利国家有计划发展规划农业农村经济建设。

    只有国家所有制才有利于合理合法有计划调整和规划我国农村农业的科学发展,有计划实现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代替当前小农经济。当前集体个人承包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我国农业已经严重落后国际先进农业很多,所以必须迅速改革我国农业发展环境,尤其是土地所有制形式。更不利于国家整体规划发展。

    农村土地私有化将可能进一步恶化农村土地环境,激化农村矛盾,扩大两极分化,要有效预防国有企业改制的矛盾,防止土地再次轮为国家资源三步曲。先股份制,后私有制,最后被国外企业侵吞。农业发展有可能进入混乱无序状态,不利于国家有效宏观调控和规划。

    (三)有利于解决土地矛盾纠纷。

    农村土地国有化有利于解决因为土地征用而产生的系列矛盾。国有化只存在一次性国家给予农民补偿,以后国家和企业征用土地仅仅需要支付地上附属物补偿,以及违约补偿,且具有明确的补偿对象,克服了过去农村土地征用中承包人与村集体、企业、国家等的矛盾。并且土地使用严格按照国家发展规划使用土地。

    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不具备解决和克服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条件。

    (四)有利于解决户籍矛盾和方便户籍管理。

    农村土地国有化,国家依法给予补偿,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可以根据自己发展需要在城乡流动,城乡居民可以依法承包经营农村国有土地。城乡居民在户籍权利上逐步统一,消灭城乡户籍差别。从管理角度更加方便快捷,实现全国电子身份卡管理办法,进入所在地仅仅需要在当地户籍管理部门刷卡登记。户籍登记地址仅仅代表出生地或是居住地。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私有化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土地与农民有着紧密的利益关系,谁也不会自动放弃,尽管很多农民不从事农业生产,土地荒废,但他也同样不会主动放弃土地。如果国有化以后企业和农民不按照合同要求经营土地,国家有权收回土地,考虑重新承包经营。

    (五)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中国工农政治矛盾。

    农村土地国有化有利于解决农民被隔离在城市以外,有利于工农政治权利的平等,包括享受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可以在国有化过程中,一次性对农民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基本教育、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过去我们的政治体制一直是工人阶级领导,那么实现土地全部国有化以后,工农地位平等,也可以自由流动,消除了城乡隔离。

    很显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都无法真正摆脱阶级划分,城乡隔离,无法摆脱城乡差别。

    (六)有利于农业农村经济产业化集约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农村土地国有化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将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等引入农村,积极迅速发展农业产业化,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实现农业集约化发展,可以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农、林、牧主体发展方向。

    如果按照集体土地个人承包制和私有制,不仅很难实现城乡资金、技术、人才流动,而且对发展农业企业会人为增加大量成本,而且企业会按照利润最大化方向发展,不可能按照有计划的发展,农产品市场就会经常性发生大幅度波动,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巨大影响。

   (七)有利于城乡公民利益一体化。

    只有当所有公民与土地脱钩以后,每个人的条件和环境是基本一致的,那么社会统筹和社会利益才可能一体化。城乡居民社会福利和保障平等也才是公平的,才可能为居民自由流动创造条件,尤其是城镇人员希望到农村去享受美好自然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如果是现有土地集体所有体制和土地私有化,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不仅不可能把农民解放出来,调整分配格局,扩大内需,反而可能农民真的地也失去了,生活的根据也没了;要不就可能把农民束缚更紧,不利解决农村问题,扩大内需市场。

    (八)有利于农村土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农村土地国有化可以因地制宜,有计划的发展农林牧渔业,尤其是充分利用我国现有土地资源。比如农村部分土地退耕还林以后,耕是退了,国家补偿也拿了,但是林却没还;还有大量山区地区人员稀少,由于过去毁林严重,至今山山都还是光秃秃的;还有农村大量土地个人承包以后,不管不问,耕地荒芜,人都进城好多年没回去看过。国家应该怎么办?只有建立国营林场,灵活承包制度,严格执行承包经营责任等。

    集体土地承包制度和私有制国家就很难进行土地有效利用和管理,因为土地都属于个人绝对使用权和相对所有权。

五、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化改革的要点:

    (一)、农村土地国有化,村、乡只是参与政府土地管理的机构,不是所有权机构,是协助政府管理和合理使用土地的管理机构。

    (二)、农村土地国有化,不是将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土地,而是更加强化土地和合理合法使用权力。土地国有化可以避免征用土地补偿矛盾,一切以政府管理机构为中心。农村土地使用国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实现有效宏观调空。

    (三)、农村土地国有化更有利于国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逐步消灭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消灭我国自古以来的等级制度,也可以有效促进户籍改革和城乡资金、技术、劳动力、居民、市场等互动,有利于产业互动互补和集约化经济发展。

    (四)、农村土地改革后农民那里去?愿意种地的还是种地,愿意进城可以进城;城镇居民也可以自愿选择到农村去发展农业事业。

    (五)、土地改革以后相应配套管理办法是一卡管理制度,经理人管理制度等,土地改革有利于促进三大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差别)的消灭,同时有利于从政策上推进公平正义建设,比如:劳动保障、医疗保障、 教育、住房、社会福利等改革。尤其促进消灭工农等级制度具有积极意义,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等级和阶级歧视的弊端。

    (六)、农村土地国有化并非并非是加重农民负担和消灭农民生产资料,相反国家政策鼓励和奖励农民科学种地,不得以国有土地名义增加农民负担,反过来我们需要直接补偿农民耕地费用以及其他费用,一旦土地荒废一是要追究荒废责任,二要收回土地。农民使用土地会根据国家政策补贴和奖励。土地是不是商业化,要根据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来决定。土地使用用途将更加详细和明确。

六、土地国有化意义重大而深远

    农村土地国有化,对促进当前和谐社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以及未来社会化发展趋势具有决定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和谐社会建设创造条件,为实现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创造条件。把农民和工人从等级制中解放出来,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也把城市工人解放出来,农村农民进城和城市居民下乡产生良性互动,城乡优势互补,扩大下岗工人就业面,也给进城农民生活工作提供合理合法依据,尤其是以农村创业面带动就业面,发展农村产业,建设真正新农村。

    二是为建设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注入活力。一方面在土地转化中,农民可以取得部分土地补偿金,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和开展经营活动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为城镇资金、技术、人才下乡创造条件,解善农村发展面临的资金、技术、人才环境。

     三是为未来高科技农业产业发展创造条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提高,人类达到科技生产力水平必须实行发展与控制时期,是产业化、信息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农业时代,社会就必须对生产发展、消费物资分配与资源管理等必须实行计划管理,必然要求资源社会化所有和管理社会化。

    四是从政治上具有绝对积极进步意义。由于全国土地国有化,将标志着全国人民身份和地位的平等,法权平等拉开了序幕,从实质上来说国家政策将消灭建国以来的工农等级制度,城乡差别制度,建立创业就业城乡互动制度。

    五是户籍改革和农村土地改革也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城市建设也需要大量劳动力

七、户籍改革必须坚持制度改革

    为迎接国家户籍制度改革,积极适应城市人口增长趋势,把城市中的流动人口纳入城市人口进行同一管理,实行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改变过去二元制户籍制度的各种弊端,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保证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享有同等权利,让所有在城市居住、就业的人都能够平等参与城市管理,享受城市居民平等待遇,履行城市居民同等义务,是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内,做好户籍制度改革和人口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也是促进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早日实现的必然要求。

    计划经济时期所实行的二元制户籍制度,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人为地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差别。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人力资源潜力很大。但由于农村人口流动,长期受到户口限制,人力资源不能按市场规律正常流动,形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农民贫困买不起城市所生产的工业品,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流通不畅。城市人力资源匮乏,城市建设发展缓慢。

    伴随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各项惠农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农村的各项社会保障不断增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同时也创造出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农村人力资源市场活跃。良好的政策环境和丰厚的物质基础,为户籍制度改革铺平了道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担忧户籍制度改革后,农村人口会大量涌向城市的因素不断减少,各级政府要抓住机遇,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是牵动全体公民的大事、喜事。研究户籍改革试点单位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是喜忧各半,改革往往处于两难境地时又退了回去,究其主要原因,是受到了附加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困扰。我们只有大胆抛开那些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保障政策,户籍制度改革才能顺利进行。

    各级人民政府要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对于在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拿出解决方案。 如:对城市容量、城市资源、城市管理、城市就业等重大课题进行研究。怎样让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与城市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无缝衔接,拿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预测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风险评估,提出规避和化解的方法,为政府决策出谋献计。要加强政策、理论研究,用科学的理论成果,积极推动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使负责城市管理的政府各部门,特别是人口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能得到转变,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得到更新。由原来只管理户籍人口,兼管流动人口的模式和方法,向整体管理、统一管理的方向发展。由原来的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方向发展。

    研究广东、浙江、河南等地户籍制度改革中途停止的经验教训,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是: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多年来存在着很大差别,由于户籍不同,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就不同。其次户籍管理的方法与模式也有所不同,农民户口在迁移和流动中受到了很多限制,如农村户口不得迁移到城市,异地迁移的农民只能迁往农村,男性农民迁移会受到更多的条件限制等。城市居民的户口迁移,此城市迁往彼城市的居民,也要受到很多条件限制,基本无法正常迁移。给老年退休投靠子女,夫妻两地分居,带来了许多麻烦。

    多年以来,在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控制全国人口流动,严重地浪费了人力资源,阻碍了生产力向前发展,遗留下许多历史问题,造成了诸多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二元制户籍制度背后,存在着各不相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各不相同的社会福利待遇,已成为现时户籍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障碍。

    农民,本是职业划分中所用的名词,不是户籍管理中的专属用语。在二元制户籍制度下,农民进城务工难、子女就学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虽然可以进城务工了,但被称为是农民工,不能享受城市工人所享受的各种社会保障,同工却不能同酬,事实上形成了劳动领域里新的不平等、不公正。要解决好各种社会矛盾,就必须积极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笔者对户籍制度改革工作,有以下几方面建议供大家商榷:

    一,要做到全国人口居住、迁移、流动、就业、自由选择,首先要做到管理有序、公平对待、服务周到。管理有序,是自由选择的保障;公平对待,是以人为本、尊重人权,发挥人力资源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占主导作用的关键;服务周到,是政府办理公益性事务中的效率标准。只有改变原有的户籍管理职能,才能建立城市和农村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才能彻底改变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二元制户籍管理制度。目前情况下,首先要取消农民户口,改变户籍管理中的二元制为户口登记制度。户籍登记的作用只是证明:人的国籍、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出生地址、居住地址、生存与死亡状况,不能作为其他证明,更不能成为享受各种社会保障的附加条件,还户籍管理于本来面目。

    二、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央政府提出的,是一项政策性非常强的改革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要走向农村,走向社区,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服务,为百姓提供相关政策信息、劳动市场需求信息、城市资源配置信息,努力做到信息透明、信息对称。

    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户籍制度改革工作的领导,防止出偏差。防止借取消农民户口之机大刮集体腐败风,非法侵占农民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防止农民农转非后成为新的三无人员(无土地、无职业、无社保);防止无居住、无就业、无就学条件的人盲目进入大、中城市;防止出现城市资源紧张、城市管理混乱。

    三、应对户籍制度改革后带来的城市人口增量,政府要提前做出工作安排,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要预先做好城市各种资源的配置。组织建立好各种管理和服务机构,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户籍改革工作,充分发挥各级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帮助、支持政府完成这一重大的改革任务。

    四、各级人大、政府要适时制定政策、法规,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保障。

    五、户籍制度改革前后需要大量的人口信息,各个政府部门必须积极协调、密切配合,做到信息资源共享。信息管理需要大量的技术支持,必须具备高科技含量的技术装备。技术装备以及所需资金必须提前到位,这是户籍改革成功的必备条件。

    六、要明确户籍制度改革是为人口合理流动、迁移、居住、就业、就学、保障公民的自由选择权,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服务的。必须和各种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相剥离,必须和某些政策限制相区别,这样人口登记、人口统计才能真实、准确,户籍制度改革才能达到应有目标。

    户籍制度改革所涉及的各种资产、产权的转换,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转移,要依靠城乡政策的调整来解决,要靠市场经济杠杆来自然平衡。决不能搞强制命令,更不能搞一平二调和共产风。不能靠一次户籍制度改革就把历史遗留问题全部解决掉,户籍制度改革也不能因这些问题困扰而停止。政府在这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向大家解释清楚,取得人们的支持与理解。

    七、 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城市化建设进程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市扶植农村政策的出台,加之取消了各种农业税收,农村的各种社会福利、义务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社会保障近年来明显提高。这些都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条件,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也为城、乡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做好了前期准备。

    人们所担心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后,农村人口会大量涌入城市。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可能出现,要靠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来调整。人类就像候鸟一样,哪里适合自己生存发展就落户到那里,政府要尊重公民这一自由选择权,决不能再搞强制命令、画地为牢。

     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我们要大胆尝试、大胆改革,决不能半途而废。改革将会使人民的思想更加解放,社会生产力更加提高,社会将变得更加公平,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社会主义根基更加稳固。只有坚持制度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4-02 15:00:23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经济奇迹”的隐忧》

中国“经济奇迹”的隐忧

上海大学教师  张雪忠

2009-04-02

  在过去近三十年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其他国家很少见到的持续高速增长势头。不少人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甚至将中国罕见的经济增长过程视为一个“奇迹”。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决策体制的优越以及经济政策的高明。本文则旨在探讨这种快速增长背后的隐忧。

  经济增长代表的是一国潜在GDP的增加,或者说当一国生产可能性边界(PPF)向外移动时,就实现的经济增长。以生产法统计的GDP由个人消费支出、国内私人总投资、政府消费和投资及净出口四个部分组成,而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以及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四个要素。通过分析与这些因素有关的数据,人们可以大致看出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

劳动力再生产水平过低

  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到90年代,这些人口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根据中国国内一些机构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这一因素带来的经济增长显然难以归功于制度优势或决策高明。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据世界银行统计,自2000年到2006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排名第三。但这种增加主要源于大量工人从农业等相对低效的行业转移到制造业,而不是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高。实际上,中国劳动生产率2008年在全世界排名第85位,比俄罗斯(51位)和巴西(65)都要低(印度的数据尚无法获得),只是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强。

  过低的劳动力再生产水平,对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在工资水平相应提高,劳动者无法合理分享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在利润总额和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中国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却持续减少。近年来,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在中国,城市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约有三分之二是通过非工资的方式所取得。这些非工资收入经营、技术所得外,很大一部分是以腐败形式表现出的转移收入。如此巨大的灰色或腐败收入可以从庞大的政府财政收支规模中找到原因。

  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31%左右,是GDP增长幅度的近三倍。中国政府一年花的钱约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或12亿3000万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而美国政府财政税收只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中国经济增长呈明显政府支出主导型模式,经济增长并不是自主性的。在主要的经济体中,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以及政府投资占国内投资的比重都是最高的。实际上,中国一直因为投资增长率过快、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而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由于不存在对政府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各级政府多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兴建政府机构所用的楼堂馆所,并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大量投资,这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过低,这说明民众收入并未普遍地伴随经济增长而相应提高。正因为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同时政府预算中民生开支比例过低,使得与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起来。

贫富差距过大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直伴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财富及收入分布不均程度逐年升高并达到危险水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07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3。

  中国的资产性财富约四分之三由国家拥有,加上中国政府庞大的财政收支规模,政府本来最有能力缓解贫富差距,但中国却成为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最快的国家。这表明,尽管政府在再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却没有缓和而是扩大了第一次分配导致的贫富差距。

  另外,GDP不能全面反映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有些时候GDP核算中可能存在一些非常荒谬的数据。比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可能提高GDP。环境污染使病人增多,医疗产业大幅度增长,GDP也随之增加。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不能反映整个社会为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成本。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1997年中国仅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约为54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8%。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则认为,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8.13%。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几乎被环境污染完全抵消。

  如果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的消耗与环境污染来维持的话,从自然资源的开发中所获得的收入将产生收入效应,使得经济体生产制造的技术能力丧失。当比较优势的优势禀赋为自然资源和低环境保护水平时,对高技术、低能耗企业将产生挤出效应。

  同时,在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下,由于出口顺差将导致汇率上升,从而对技术进步的可持续增长领域产生挤出效应。一旦人口红利、自然资源消耗殆尽或生态系统难以支撑之时,这种国家将变成一个无增长潜力的工业废墟。

  上述数据读起来可能非常枯燥,但却能够提供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的真相和隐忧。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来自政府,一些掌握或接近政府权力的人不顾一切地推动经济的增长,是因为他们能够从经济增长中分得最大的份额。这些人基本不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作用,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能够远离环境恶化带来的后果。另外,中国各地经济政策的推行,时常伴随着对民众社会、财产甚至人身权利的漠视乃至侵犯。对于任何国家的政府和政府官员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是他们无比向往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却一直难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效仿对象。因为一个国家的民众若有较为充分的经济决策参与权,这种经济增长的方式和结果则不可能具有制度上的可行性。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反而变得越来越尖锐,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质。如果科学发展观能够真正得到贯彻,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更趋合理,但在此次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各级政府表现出的莫名兴奋,却让人感到不安。我个人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家附近的那条街道路又要施工了,尽管它在过去两年内已经被整修了好几次。不幸的是,我竟然猜对了!

 

 

 

发件人:L_C_colon"开心果" <348575640@qq.com> 加入地址本L_C_addtoaddr | 拒收L_C_refuse 2009-04-02 21:49:45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L_C_colon 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恳 请 国 家 审 议《信 访 法》(草 案) 恳 请 国 家 审 议《信 访 法》(草 案)

    全国人大、国家信访局各位领导好:鉴于当今社会,从上到下一片散沙,各自为政,有令不行,有法不依,有禁不止,不能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相互推诿,敷衍了事,恳请国家审议《信访法》(草案)。

信 访 法(草 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信访人的信访行为,有效地监督政府及各部门尽快依法处理信访事项,畅通信访人与政府沟通的渠道,积极支持有理信访,严厉打击无理信访,营造健康有序的信访环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政府,是指党委、人大、一府、两院及各部门。
第三条 本法所称的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走访等形式,对政府各部门的执政行为提出批评要求改正的行为,对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的违法乱纪的行为控告、检举揭发的行为。

第二章 信访局

第四条 国家只设立国家信访局、省市县信访局,不再设立其他信访窗口;任何信访事项都统一由信访局受理,再由信访局交有关的部门依法处理。
第五条 国家信访局建立《中国信访》网站,各级信访局联网,为全体网民提供信访人、地点(信访局全称)、信访时间、信访事项、接待人员(名称职务)、交付单位、接办人员(名称职务)、法定办结时间、是否办结、办结结果、信访人评价等。
第六条 各级信访局的信访接待室都配备一个大屏幕,和《中国信访》网站连接,天天(上班时间)显示全国的信访信息,包括信访人、地点(信访局全称)、信访时间、信访事项、接待人员(名称职务)、交付单位、接办人员(名称职务)、法定办结时间、是否办结、办结结果、信访人评价等。
第七条 国家信访局的领导机制:在全国人大委员会统一领导下,从上到下垂直领导,人事任免、工资待遇都由上一级局管理。
第八条 信访局的人员组成: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九条 信访局组成人员的权利:信访局每个受理员都有提出处分、开除不能作为不作为乱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的处理意见,提请同级政府落实,在《中国信访》网站上公布,在当地党报公布,在电视电台通报。
第十条 各级信访局是民主监督的组织;是一台巨型摄像机,全方位地具体地真实地记录社会生活,在摄像机镜头前,使违法违纪行为无法生存,使社会更公正、更公平、更透明;是社会活动的总指挥;是社会活动的监督员和公证员。
第十一条 各级信访局的职能:是接收任何信访事项;定期指派有关单位定期处理,和信访人一起评议存档;定期向同级政府提出处理意见并在《中国信访》网站信公布,在当地党报公布,在电视电台通报。
第十二条 各级信访局的受理范围:合理化建议、行政审批、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申诉、控告揭发、新闻曝光。
第十三条 各级信访局对有理信访的坚决支持依法尽快作出处理;对无理信访的进行耐心地说服教育;说服教育两次以上仍不服劝的,信访局必须组织相关社会团体、法律援助单位、相关专业人员、社会志愿者等共同参与,信访人委托代理人(可十人内),通过召开听证会的形式,依法、及时、合理说服信访人。如果信访人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再进入信访程序;如果信访人的诉求不是合理合法的,信访局出具警告书,在《中国信访》网站信公布,在当地党报公布,在电视电台通报,警告书阐明无理的事实和理由;警告书公布之日起,还以原来的信访事项第一次信访的,向110报警,警察义务送回家;第二次信访的,向110报警,拘留15天;第三次信访的,向110报警,劳教一年。(承办单位已经开过听证会的除外)
第十四条 各级信访局必须向社会公布全国各信访局的通信地址、电子信箱、投诉电话、信访接待的时间和地点、查询信访事项处理进展及结果的方式等相关事项。
第十五条 各级信访局必须在其信访接待场所和网站向社会公布与信访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信访事项的处理程序,以及其他为信访人提供便利的相关事项。

第三章 信访人

第十六条 采用书信、电子邮件、走访等形式,对政府各部门的执政行为提出批评要求改正,对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的违法乱纪的行为控告、检举揭发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称信访人。
第十七条 任何组织、团体、法人、个人(以下简称信访人)都有权对政府各部门的执政行为提出批评要求改正的权利,对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的违法乱纪的行为控告、检举揭发的权利,通过信访的形式行使权利。
第十八条 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必须载明信访人的姓名(名称)、住址和请求、事实、理由;采用口头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必须记录信访人的姓名(名称)、住址和请求、事实、理由。
第十九条 信访人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信访,不得捏造事实陷害诬告,否则,交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严肃处理。
第二十条 信访人必须遵守信访秩序,不得在信访局长时间滞留,不得损害接待场所的公私财物,不得纠缠、侮辱、殴打、威胁接待人员,不得携带危险品、爆炸品以及管制器械进入接待场所,否则,交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严肃处理。

第四章 信访程序

第二十一条 信访人必须在信访事项涉及的事和人的最高级别的同级或上一级的信访局信访。
第二十二条 走访信访的信访人携带合法身份证明和证据材料直接到管辖局办理受理手续;用书信信访的信访人,把所有证据材料用信访专用信封邮寄到管辖的信访局,邮政局用特快专递的形式邮寄到指定的信访局(邮资免费,统一由国家财政拨付);用邮箱信访的信访人,把证据材料直接传到管辖的信访局的电子邮箱。
第二十三条 信访局的受理员无条件地随时开具受理单:注明受理类别、证据材料的份数和页数、信访人名称和结案时间,复印信访人出具的材料,留复印件,原件签字盖章确认后交信访人。
第二十四条 信访局的受理员必须在收到信访事项的第二天起5日(节假日除外)交有关单位依法处理,承办单位在受理单上签字盖章。
第二十五条 承办单位必须在法定的时间内结案:合理化建议60天,行政复议15天,行政审批15天,检举揭发30天,新闻曝光5天,诉讼30天,申诉30天,仲裁30天。期限是从收到信访事项的第二天起到期满。
第二十六条 对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承办单位可以组织相关社会团体、法律援助单位、相关专业人员、社会志愿者等共同参与,信访人委托代理人(可十人内),通过召开听证会的形式,通过质询、辩论、评议、合议等方式,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依法尽快处理信访事项。
第二十七条 承办单位办结后,把结果交给信访局,信访局通知信访人,和信访人一起填写评议书存档。承办单位在法定的时间内办结,信访人满意的,结案息访;信访人不满意的,给承办单位一把手、直接工作人员扣分存档。
第二十八条 对结果不满意的信访人可在存档之日起15日内交上一级信访局处理,原信访局无条件地开具介绍信,并给一份档案资料复印件。
第二十九条 上一级信访局受理后,必须在5日内(节假日除外)交有关单位定期处理。
第三十条 承办单位办结后,把结果交给信访局,信访局通知信访人,和信访人一起填写评议书存档;承办单位在法定的时间内办结,信访人满意的,结案息访;信访人不满意的,除受理单位一把手、直接工作人员扣一分存档外,自存档之日起5日内(节假日除外)由本局直接交同级检察院依法处理。
第三十一条 同级检察院办结后,把结果交给信访局,信访局通知信访人,和信访人一起填写评议书存档。同级检察院在法定的时间内办结,信访人满意的,结案息访;信访人仍不满意的,除给同级检察院一把手、直接工作人员扣分外,自存档之日起10日内,由本局直接再申请上一级信访局交上一级检察院定期最终依法处理。
第三十二条 上一级检察院办结后,交同级信访局,同级信访局通知信访人,和信访人一起填写评议书存档。上一级检察院在法定的时间内办结,信访人满意的,结案息访;信访人不满意的,给承办单位一把手、直接工作人员扣分存档。 同级信访局出具结论书,在《中国信访》网站信公布,在当地党报公布,在电视电台通报。

第五章 信访局的监督机制:

第三十三条 信访局运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好坏,所以,对信访局的监督至关重要。
第三十四条 每个单位、个人对信访局都有监督权,对信访局全体工作人员在办公场所内的活动,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可以录音、录像和拍照。
第三十五条 信访局的上一级对下一级全体工作人员在办公场所内的活动全方位监控,必须留下视听资料存档备查。
第三十六条 当地媒体对本级信访局的过错有曝光的义务和权利。

第六章 信访局的处罚法规

第三十七条 监督固然重要,有法惩处更为具体到位,处罚的总原则是:不能作为不作为就开除,乱作为不好好作为就受罚,总乱作为不好好作为就开除。总之,干不了活的不养,不干活的不养,不好好干活的不要。
第三十八条 信访局无故不予受理或没有按期交有关单位处理一次,本局一把手、直接工作人员都被开除。执行人为上一级局领导委员会,揭发人监督。
第三十九条 在法定时间内,信访局的处理意见没有交同级政府处理,没有在《中国信访》网站上公布,没有在当地党报没有公布,没有在电视电台没有通报的,本局一把手、直接工作人员都被开除。执行人上一级信访局领导委员会,揭发人监督。
第四十条 上一级局对下一级局全体工作人员在办公场所内的活动的视听资料遗漏5分钟的,本局一把手、直接工作人员都被开除。执行人为上一级信访局领导委员会,揭发人监督。
第四十一条 承办单位按期结案,信访人不满意一次,承办单位一把手、直接工作人员都扣1分,扣满20分的人被免职或开除;在法定时间内,承办单位没有结案,承办单位一把手、直接工作人员都被开除。执行人为同级政府,揭发人监督。
第四十二条 如果当地媒体对同级信访局的过错没有尽到曝光义务,而被外地媒体曝光一次,当地媒体一把手都被免职;当地(同行)媒体自曝光之日起,10日内一次给付曝光媒体50万元奖金,单位有困难的同级政府财政垫付。执行人为同级政府,曝光媒体、揭发人监督。如果到期落实不到位,曝光媒体有权曝光。曝光后,当地政府一把手被免职。执行人为上一级政府,曝光媒体,揭发人监督。(曝光媒体在曝光之前,必须告知当地同行媒体)
第四十三条 开除、免职之惩处必须在处理意见公布之日起30日内落实,如果到期不落实,同样开除执行人中一把手。执行人为上一级政府,全社会监督,依此类推。

第七章 信访法的意义

第四十四条 由于信访局的领导机制是垂直领导,人事任免、工资待遇都是上一级信访局管理,它具有独立性;因为有严格可操作的法规,即使社会信有黑恶势力捣乱破坏,为了自身的利益,工作人员也会誓死拼挣。所以,信访局能使社会更公正、更公平、更透明。
第四十五条 信访局使民众成为领导干部的考官,对领导干部的工作可以直接地批评,真正地行使了自己的民主监督权利。信访局的公告是腐败分子违法乱纪的最具体最有力的证据;处罚法规是惩处腐败分子的法律武器,为民众控告腐败分子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和可操作的法律依据。
第四十六条 信访局使领导干部成为虚心的考生,使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是民众的公仆,必须虚心为民众服务,否则被民众淘汰。
第四十七条 信访局积累了丰富的档案资料,打开档案,功过是非一目了然,为我们提拔任用干部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档案资料。
第四十八条 本法从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其他法律与本法抵触的依本法为准。

二00八年三月十五

《信访法》讨论结果

经各位访友的充分讨论,,《信访法》增补以下两项:第十七条增补第二项: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拦截、打击报复信访人;个人拦截、打击报复信访人一次,对其劳教一年,对信访人造成人身伤害的,依照《治安处罚法》和《刑法》加倍并罚;是单位领导指使的,单位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同罪处罚。第四十三条增补第二项:被开除的工作人员终身不得从事本行业;被免职的干部终身不得启用。二〇〇九年四月一日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03-29 18:40:3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92期-孔子2560年暨耶稣2009年3月28日

哈佛的工商末日硕士(MBA)

菲利普·德尔夫斯·布劳顿 著

吴万伟 译

     既然哈佛MBA同学们这么聪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身败名裂呢?

     如果罗伯斯比尔从地狱里爬上来寻找当今押上断头台的候选人,他可能从一份名单开始,名单上的人的名字前面都有三个字母缩略语MBA(工商管理硕士)。这个满口专业术语,破坏价值观的金融家和顾问们所组成的庞大阶层在造成我们现在陷入的经济苦难的困境中犯下的罪行比其他任何人都多。

     从皇家苏格兰银行到美林银行(Merrill Lynch),从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HBOS)到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最近的每一场金融惨败都留下这些灾难大王的烙印。

     我是以手拿哈佛工商管理硕士证书的身份写这篇文章的,这证书从前被认为是发财的金字招牌,如今更像是表明耻辱的红字。我们这些MBA被看作种种不同解释的缩略语的标签,比如“平平庸庸目空一切”(Mediocre But Arrogant)、“非常傲慢的态度”(Mighty Big Attitude)、“我比谁都强”(Me Before Anyone)以及“偶然性管理”(Management By Accident)。就本文来说,或许应该是“工商末日硕士”(Masters of the Business Apocalypse)。

     哈佛商学院校友包括美林的最后两个头目斯坦?奥尼尔(Stan O’Neal)和约翰?赛恩(John Thain)、优异成绩毕业的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安迪?霍恩比(Andy Hornby)。当然还有乔治?布什、美国前任财政部长保尔森(Hank Paul-son)和前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夫?考克斯Christopher Cox(SEC),这是一引人注目的三位一体,他们超额完成了母校的使命“培养能够给世界带来变化的领袖。”

    只不过这个变化不是哈佛所希望的那种。哈佛商学院已经表现出眼看着经济灾难来临而巍然不动的超强能力。

    在1990年代末期,学院老师们争先恐后给安然公司(Enron)唱赞歌,宣扬它是未来之星,是新经济模式。这种羡慕是双向的,安然公司从首席执行官杰夫?斯基林(Jeff Skilling)往下里面塞满了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当已经从根子里腐烂的安然公司倒塌后,从前的案例研究被从课程表中删除后扔进阁楼,教授们赶紧写描述安然公司灾难的道德和会计问题等的新案例分析。

    同样的事情似乎发生在皇家苏格兰银行。

    我回忆起当我2004年到2006年在哈佛商学院读书时,讲组织行为学的著名教授乔尔?波多尔尼(Joel Podolny)自豪地吹嘘他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弗雷德?古德温爵士(Fred Goodwin)的合作。当时,苏格兰皇家银行看起来像公司超级典范,波多尔尼热心于吹嘘自己在转型中发挥的作用。哈佛商学院关于该公司的案例分析的题目是“皇家苏格兰银行:合并大师”,它写于2003年,开头是我们现在知道的“玩完的弗雷德”(Fred the Shred)或者“世界最糟糕银行家”所说的话:“努力工作、认准目标、讲究纪律、千方百计满足客户需要,这确实是非常简单的原则,但我们一直非常严格地遵守它。”

    这个案例的两个作者,哈佛商学院的教授描述皇家苏格兰银行在兼并(NatWest)后形成的“新建筑”面向顾客的部门系列、成功的员工“买入”等。古德温成为管理大师,他说“领袖的工作是创造条件让人们在心里和思想上相信在他们在做的事情的价值。”  接着,就在去年12月,哈佛商学院修改和重新出版了另一个对于皇家苏格兰银行的敬意:“皇家苏格兰银行:人力资本战略”。

    现在再看从“脉搏调查”到记录员工表现到“大声说谢谢”,经理可以认出客户服务中优秀个人的网站等所有古德温所做的努力显得非常可悲。每个时髦的商学院都在搞这些玩意儿,对于真正重要的东西如银行的风险评估、现金流、资本结构等,让它们见鬼去吧。公平地说,无论波多尔尼还是案例研究的作者都不是金融学教授,但宣称讲授普遍管理的学校竟然不能看到他们深入研究的公司中存在的惊人问题仍然让人吃惊的。

    这里有先例可循吗?回到1980年代,你就发现哈佛MBA在席卷华尔街的内部交易丑闻中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这使得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任主席认为资助几百万美元在商学院讲授道德是个好措施。一次又一次,一个丑闻接着一个丑闻,似乎这个每年只毕业900个学生的学校成了培养坏蛋的大本营。令人吃惊的是,它似乎没有多少忏悔。

    去年十月,哈佛商学院庆祝100岁生日,在波士顿举行了全球高峰会。虽然华尔街和华盛顿陷入经济地狱, 商学院院长和黑石私人股票公司董事杰伊?莱特(Jay Light)为庆祝活动开幕,把自己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他说“我们都没有能明白(金融体制)在过去十五年里发生的变化,因为金融市场世界的三个最重要因素的变化:不断增加的杠杆、削弱的透明度和减少的流动资金:它已经变得多么脆弱。”

    “我们都没有明白这种脆弱性是如何表现在僵化的短期信用体制的,这是自1907年以来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也很可能过高估计了一旦真的麻烦形成后,处理现实问题的政治过程的能力。”

    “我们见证的是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很多层级的金融领袖以及金融保障的让人吃惊和清醒的失败。我们将把追究罪魁祸首的工作交给他人,那不是很有趣。不过,我们必须实际参与处理这个问题的活动中。”

    你可能认为在这么多方面都失败后,这个比任何其他学校培养出的商界领袖都多的学校或许会感到羞愧的吧,但一丁点儿都没有。它还在向前,向上前进呢,正是这些把世界金融泡沫吹破的人现在却要求修补漏洞。

    你能列举一个最近历史上最伟大的企业家的名单,从谷歌的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微软的盖茨(Bill Gates)到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钢铁公司米塔尔(Lak-shmi Mittal),这些人没有一个拥有 MBA学位。但是MBA产业继续在增长,商学院能为大学提供迫切需要的收入来源:全世界现在每年毕业500,000个MBA学生, 150,000在美国,在全球商界创造出自己的管理阶层。 考虑到现在的混乱局面,难道我们不应该问一下商学院教育是否是浪费时间呢?是否实际上破坏了我们的经济健康呢?如果医生和律师在积极的专业领域捅出这么大的篓子,我们肯定要重新考虑在医学院和法学院讲授的课程了。

    在我读书期间,挑选出50个学生参加详细的发展调查。负责这个调查的教授斯科特?斯奴克(Scott Snook)报告说三分之一的学生倾向于完全根据其他人在做的事情来判断是非。他说”他们不能真正后退一步采取批评性的视角,他们完全被他人定义了,被他们在做的事情的后果限定住了。”一群不能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看到自己的行为,一个根本没有自我管理的行业恣意妄为。金融服务产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

    在我们MBA团队中最高兴的人是那些在2006年经济条件蒸蒸日上的时期毕业的同学,现在他们当然开始去做并不时髦的工作:一个曾经闯荡华尔街,加盟一中西部工业公司的朋友目前在经营一家印度公司的农业分部,一个加盟创业基金会的朋友进入波士顿市政府,还有一个朋友到俄罗斯经营电影连锁店。但是,这些是少数情况:42%的同学进入金融服务领域,21%的同学进入咨询服务业,这两个领域在当今和可以预见的将来都是糟糕的地方。

    进入美国和欧洲商学院求学的申请还在增加,因为人们在经济衰退中寻求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他们在想什么呢?许多MBA工作机会再也没有了。两年MBA出来就赚到六万美元的学生需要长久等待才能看到好日子再回来。

    对于那些即将从商学院毕业的学生来说,现在可真是倒霉的时刻。从前吸纳一流商学院三分之二MBA毕业生的金融和咨询公司现在都从大学校园中销声匿迹了。突然之间政府和非盈利组织的工作成为学生热烈争抢的好工作,在此之前学生们都认为这些是可笑的低收入工作,根本看不上眼。

    MBA和商学院早就应该具有一点谦恭的姿态了,但哈佛的商学院不会。莱特在十月对听众讲到“当今世界对于领袖的需求至少和从前一样大。对我们所做的需求至少和从前一样大。”

    对这种吹牛,许多人可能说:求求你,饶了我们吧。

    作者简介:菲利普?德尔夫斯?布劳顿(Philip Delves Broughton)著有《哈佛商学院教会你什么?》维京出版社£12.99. 译自:Harvard’s masters of the apocalypse,

 

 

 


发件人:"yinkx" <yinkx@126.com> 2009-04-01 15:55:18 +0800 收件人: "大军网"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殷辂来稿

灾异、天谴问答录

殷辂

    问:四川大地震后,上海某教授出来说是天谴,国外某艺人也说是报应,这招致了世人的愤怒,难道没有天谴和因果?

    答:在救灾、救难的当头,不明事理的嗔恨、幸灾乐祸,这其实是最应该谴责的。如果是天谴,谴的是谁?是人类!而人类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贪婪、野蛮和堕落。看不到野蛮化的源头,化者谴责被化者,这种所谓的“天谴论”极不理智。明了天谴之理,应该反省时代,对个体的嗔恨并不能解决问题。知道因果报应之理,应该去恶从善,岂能幸灾乐祸?如果那个艺人真的懂因果,更应该忏悔演淫秽电影的行为。

    问:人们批上海教授的时候,连“天人感应”也一起否定了,这说明什么?

    答:世界的天灾人祸越来越多,难道是和人无关的偶然现象?如果和人无关,为什么要人受?一边批“天人感应”,一边又说“多难兴邦”“天佑中国”,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古人在灾难之后多采取“普遍联系”的观点,检点过失,认真反省。今人将一切归咎于外,学愚狂以逞强,这岂能解决问题?被私欲所制服,又以私欲征服于外,这正是天灾人祸的根源。人类社会斗来斗去,真正面临灾难时,却发现找不到敌人,连同仇敌忾的“崇高感”都建立不起来。敌人是谁?是自己。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惩罚者,感应而已。人心之灾感招外灾,发出战天斗地的吼声,又有谁会去回应?

    问:古人有“天降大任必有磨难”之说,现在的灾难是否也是如此?

    答:古人将反常之灾看成是“天降大任”的磨难,所谓“治世之灾皆为祥瑞”,该有祥却反常地出现了灾,这就是磨难。磨难未尝不是因果,但却没有可见之因,所以说反常。磨难不改其志,则必有大任。反观人类现在的灾难,反常吗?行路之人都觉得要出问题,这不是磨难,这是警示!天变不能不畏!

    问:灾难发生在某地,为什么是对人类、对社会的警示?

    答: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地方的问题都是世界问题的缩影。当今之弊是时代之弊,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无论症状的强弱,都是被时疫所染。人心大坏,以贪鄙、争夺为发展动力,“徇物制我”、“纵我制物”,蛮化代替文化,并且与制度相互强化。主导“文”化、流行“教”育不能化除野蛮,知识、技能、职位乃至金融手段成为掠夺工具。人与人相互倾轧,权势者胡作非为,积怨冲天;富者垄断资源,穷者无立锥之地。这种状况持续下去而没有警示,其结果就是全面的崩溃。视某地的灾难与己无关,这其实是被私意蒙住了眼睛。

    问:既然是警示,为什么不能说“灾难兴邦”?

    答:灾异之因不除,如何兴邦?难道灾难就是兴邦之因?对待灾异,古人的态度是“畏之而不恶”,今人的态度是“恶之而不畏”,畏之是归咎于己,恶之是归咎于外,归于外则无动于衷。天变、灾异是警示,如果能促人反省,改过自新,这是兴邦之动力。没有真心悔过,“谴告之”、“惊骇之”而不知变,就只有殃咎,哪里会兴邦?大地震将人们的本善之心、恻隐之心震出来了,并且在救灾中体现了真情,如果能顺其真情而见真心,将良心政治发扬光大,就会成为转机。如果不能持续,只救外灾而不救人心之灾和政教之失,如何兴邦?

    问:有人说,异象说明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的关口,这是否意味着新旧力量的交替?

    答:如果是大变革之下的新旧交替,就不会仅仅像猴群那样,在不变的旧秩序和格局下解决谁当猴王的问题。大变革不是秩序内的权力转换,而是秩序之革,是新旧时代的交替,直指现存秩序的“文”化基础。单纯的主义、阶级及主导权的“革命”实际上是时代框架内的轮回,不可能触及时代之弊。真正的变革是人心之革,是文明的复兴。“天无私覆”,岂会独佑某国?不自新自明,昏聩于末俗流弊而觊觎天命之新,不亦蠢乎?人类社会已经到了不以文明化除野蛮就将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地步,“天之谴”不可不知。

    2009年3月30日。作者殷辂,字恺玄。

 

 


发件人:"Michael Anti" <antisblog@gmail.com> 2009-04-01 00:43:28 +0800收件人: <blogmail@googlegroups.com>抄送:标题: [Anti's Blog] 纵横周刊200909期《危机下奥巴马经验方恨少》( 更正版)

纵横周刊 Editorial 纵论

危机下奥巴马经验方恨少

研究员 刁大明

diao@fawjournal.net

  3月21日,美国康涅狄格州总检察长理查德·布卢门塔尔向外界公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之一的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上周发放分红奖金的实际数额高达2.18亿美元,比此前本来就已经令人乍舌的数字还要多出5300万。此讯一出,全美哗然。事实上,作为“世界保险和金融业领导者”的AIG已经接受了美国政府1700亿的巨额救助,并被奥巴马政府掌握了80%的股权。换言之,AIG给高管的分红事实上是用普通纳税人的血汗钱支付的,这令本来对华尔街愤愤不平的美国民众出现了明显反弹

  早在1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就采取“非常规审议”2/3通过的方式,迅速通过奖金税法案,要求对受政府援助超过50亿美元的金融企业今年所发放奖金征收90%重税。该提案在众议院的通过,得到了民主党人的强力支持。相比于共和党人势均力敌的分裂投票而言,全部253位民主党众议员中仅有10人未赞成。这一“乱世重典”旋即遭遇华尔街“不公平”的抱怨之声。这些大公司将对立法机构下一个环节——参议院展开游说,希望软化甚至阻挡法案。

  客观讲,AIG分红问题只是美国政治多重矛盾的一个爆发点。处于整个事件中心,负有监管不力责任,正是曾誓言“带来希望”的奥巴马。上任2个半月以来,“危机总统”奥巴马利用危机造势的能力被证明未必比其前任技高一筹。在支持率微跌的同时,不支持率却从就职时的12%飙升至3月21日盖勒普民调中的26%。一般而言,当“危机总统”现象出现衰退时,担负分权制衡责任的国会将会摆脱“立法图章”的窘境,回归宪政常态。而讽刺的是,如今民主党掌握的国会,代表民意推出奖金税法案,恰恰是在给民主党总统奥巴马难看。事实上,奥巴马总统与国会民主党领袖始终存有分歧,前者希望两党团结,以推动经济复兴,而后者则倾向于两党泾渭分明,以确保下届国会选举中的“优势席位最大化”。本党控制下的制衡,可以窥见奥巴马眼下的孤立与无奈。

  除了宪政环境的阻力,奥巴马领导的行政团队本身也流露出明显的瑕疵。毫无行政经历的奥巴马在组建行政团队之初,就面对着新与老的两难。一面,他需要启用新人,以彰显“希望与变革”;一面,他必须倚重前朝老臣,于是内阁的“克林顿化”被批评“新瓶旧酒”。在AIG分红中,显然存在着行政监管乏力的责任,新手盖特纳难逃其疚。而奥巴马虽心知肚明,却不得不公开为盖特纳站台,以反复强化民众对新政府的信心。有消息称,表现不佳的盖特纳有可能将于7月提交辞呈。到那时,奥氏行政团队或许还没有全部完成提名程序。目前需要奥巴马点将的373个高官职位仅有6.7%获准上任。如此缓慢的“组团”速度,在面对空前经济危机时难免捉襟见肘。

  困局重重的奥巴马只能延续求新求变的风格为自己解套:利用YOUTUBE在全世界面前向敌手伊朗传递善意;作为现任总统破天荒地走进CBS的《60分》,大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之势,但却因出现口误,不得不向特奥会道歉。或许,美国选民应该有所反思,为危机中的国家选择变革,就不得不经受经验不足的代价。AIG就是最好的体现。

 

 

马达加斯加:没有不可能的事

研究员 陶短房

taoduanfang@fawjournal.net

纵横周刊 (FAR & WIDE JOURNAL) 2009 年No.09(总149) 2009年3月30日

    部族、社会阶层和既得利益的冲突,令许多非洲国家政局往往倏忽骤变,可谓“没有不可能的事”。

    就在1 年前,各国官方、非官方的调查评估机构仍把马达加斯加评估为“政局稳定,有发展潜力”的非洲新兴国家,人们谈论的是大米种植合同和石油区块勘探等话题,尽管实际上,在首都塔那那利佛,总统拉瓦卢马纳纳(Marc Ravolamanana)和市长拉乔利纳(Andry Rajoelina)间的对峙业已开始,但当时谁也不会相信,这种“小打小闹”有可能在有朝一日,让整个马达加斯加的政治面貌彻底颠覆。

    即使到了今年1 月底,年轻气盛的拉乔利纳自封“总统”,并在2 月7 日进军总统府,酿成40 多人死亡的惊天血案,人们也不会想到,这个赤裸裸追逐权力的年轻人,居然可以在短短两个月内真的入主总统府。可这一切真的发生了:3 月18 日,刚刚从“事实上辞职”的总统手里接过权力的海军副司令拉马罗松上校(HyppoliteRamaroson),就在总参谋长恩德利亚里乔纳上校(André Ndriarijaona)的围堵下不得不把实际上仅具象征意义的权柄,如烫手山芋般赶紧扔出,志得意满的拉乔利纳迫不及待地对阿尔及利亚《论坛报》记者称“你可以叫我‘总统’了”。

    对于拉乔利纳完成这一“不可能的事”,拉瓦卢马纳纳的支持者显然愤愤不平,设在邻近的法属留尼汪岛、亲总统的SOBIKA 网站上,流传着一首《兔八哥之歌》,暗指法国幕后操纵了事件,目的是消除中国和其它亚太国家的影响力,还有人举出某南非公司放弃在马达加斯加10 亿美元投资项目的例子,称“马达加斯加和其它国家都输了,法国看上去赢了”。然而事实恐怕并不那么简单,法国因素不能说没有,但马达加斯加内部问题才是主因。马达加斯加经济形势堪虞,新年以来通涨惊人,物价飙升,而失业率却因缺乏拳头产业和人口增长率过高而一直居高不下,曾在上台时许诺改善马达加斯加经济,重建年久失修的公共基础设施,实行土改的拉瓦卢马纳纳面对这一切不仅显得束手无策,而且他所拥有的蒂科公司(TIKO.GROUP),以及他女儿所拥有的MBS 传媒集团,均成为这些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扶植的大型项目的既得利益者。就在民怨积郁、反对派摩拳擦掌之际,总统却耗费6000 万美元购置专机,这被认为是“向人民示威”,而引发更强烈的不满。

    拉乔利纳原本是一名DJ,口才无碍,颇具动员力,发迹后经营数码印刷、网络广告,并成为多家通讯公司的大股东,和拉瓦卢马纳纳一家既是政敌,更是经济上的死对头,此次为期24 个月的政治对峙,导火索正是拉乔利纳通过自己的私营电台、电视台播放前总统拉齐拉卡(Didier Ratsiraka)的谈话,总统以此为口实封闭了拉乔利纳的电台、电视台,而在对峙期间,两个舆论内行更是彼此较劲,政府可以封住反对派的口,而反对派则会利用外媒,制造诸如“政府把国家土地长期出租给韩国大宇种粮”之类耸人听闻的谣言,并通过各自的海外支持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让本已饱受经济萧条、物价飞涨之苦的马达加斯加民众莫衷一是、情绪失控。

    不仅如此,拉瓦卢马纳纳总统是马达加斯加第一位并非脱胎于法国殖民地精英教育的草根总统,其上任后推行的政策也带有一定“去法兰西”色彩,而拉乔利纳则是传统的“法兰西系精英”,彼此间隔阂很深;总统自称“超级农民”,极力推行土改和中央集权,这对大多是大地主和一方诸侯的“法兰西系精英”而言难以接受,而后者在军界、政界根深蒂固。政变最关键时刻,军方选择了拉乔利纳,而总统竟不得不自掏腰包雇人自保,胜负悬念至此已经全无。可以说,部族、社会阶层和既得利益的冲突,令许多非洲国家政局往往倏忽骤变,可谓“没有不可能的事”。尽管国际社会还不肯承认拉乔利纳政权,尽管即使按照马达加斯加宪法,34 岁的他也无权上台(总统须满40 岁),但这些都不是问题,在非洲,没有不可能的事。

    真正考验他的将是经济。拉乔利纳已宣称“不向外国出卖大米和石油”,并宣布将臭名昭著的总统专机拍卖,以建设一间医院,但马达加斯加人均GDP 不足300 美元,即使在非洲也属落后,拉瓦卢马纳纳总统的执政虽颇富争议,毕竟一度为这个岛国带来6-8%的年增长,如果拉乔利纳不能迅速带领国家走出因动乱造成的经济混乱,前途恐不容乐观。由于对政局不稳感到担忧,自2007 年起纷纷涌入的外资又纷纷出逃,拉乔利纳即将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毛里求斯快报》称,他已向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求援,但素来对非洲国家出手慷慨的卡扎菲,是否会为一个相隔遥远、且70%人口为基督教、穆斯林仅占人口数8%的东南非洲岛国大撒金元,实在是个未知数,而一旦经济搞不好,建立在反拉瓦卢马纳纳基础上的政治同盟便岌岌可危,原本有利于拉乔利纳的民意也可能转向,毕竟在非洲,没有不可能的事。

 

俄罗斯集中精力“追兔子”

研究员 张昕

zx@fawjournal.net

    如果纳布科项目继续被无限期搁置,那么俄罗斯仍然将保持、甚至进一步强化自己对于欧洲能源市场的垄断供应商的地位。

    自2007 年以来就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纳布科” (Nabucco)能源管道项目在 刚刚结束的欧盟外长会议之后显得更加遥不可及。欧盟27 国的外长们在3 月16 日的会议上没有能就35 亿欧元的能源项目预算达成一致,这意味着最初预计将要拨付给“纳布科”项目的2亿5 千万欧元也被搁置。该项目的再次受阻意味着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在经济外交上的暂时胜出,也是欧盟在当下财政紧缩的背景下在能源安全和经济成本之间权衡之后作出的无奈选择。

    纳布科天然气管道[巴库(阿塞拜疆)—第比利斯(格鲁吉亚)—杰伊汉(土耳其)]一旦建成,将打通从里海、经由南高加索地区(饶开俄罗斯和乌克兰)到黑海再通往欧洲的能源通道,不仅为欧洲打开对里海地区能源的窗口,更有望借此摆脱对俄罗斯在能源供应和输送管道上的双重依赖。去年夏天的俄格战争和年底的俄乌天然气纠纷使得该项目对欧洲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现。

    但是目前经济危机让欧盟感觉财源匮乏,而俄罗斯对于欧盟内部各国的公关工作也颇见成效。在所谓的“老欧洲”国家中德国早已明确站到“纳布科”项目的反对者一边,更热衷于和俄罗斯一起建设通过波罗的海通向德国和奥地利的“北溪管道” (Nord Stream)项目。此间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被聘为“北溪管道”项目公司的董事局主席被视为俄气公司经济外交的一个成功。同时,意大利和包括保加利亚、匈牙利在内的若干东南欧国家也在和俄罗斯开展穿越黑海到东南欧的“南溪管道”(South Stream)。虽然这两个项目的参与方都否认这两个项目和“纳布科”存在竞争关系,但当本次欧盟外长会议对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发出加入“纳布科”项目的邀请之后,俄气公司副总裁给出的解释却清楚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以俄罗斯没有心思同时“追赶两个兔子”的比喻来拒绝欧盟的邀请,并表示俄方对于追到“南溪”项目这个兔子有更大的把握,因此希望集中精力。

    如果纳布科项目继续被无限期搁置,那俄罗斯仍然将保持、甚至进一步强化自己对于欧洲能源市场的垄断供应商的地位。 剩下的对俄罗斯和欧洲的能源关系的中长期决定因素将是:俄罗斯如何确保新建项目的巨额投资——尤其是在经济危机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如何保证新建管道输送的能源来源——尤其是中亚和里海地区国家是否愿意合作;欧盟能否在俄之外找到新的稳定的能源供应源。

    纵横周刊 (FAR & WIDE JOURNAL) 2009 年No.09(总149) 2009年3月30日

 

作为民意测试的补选

研究员 刁大明

diao@fawjournal.net

    民主党的胜出,将肯定稳住奥巴马的阵脚,为其营造更为自信的施政氛围;而若共和党胜出,奥巴马则将面临更严峻的舆论压力与执政危机。面对奥巴马上任两月以来的表现,不知选民会否对去年大选中自己投下的一票作何感想。3 月31 日下周二,纽约州将再次上演一场类似“奥麦”的对决,民主党新人将与共和党自身政客争夺替补进入国会山的门票。但是否能上演同演的结局,却仍是悬念。

    随着奥巴马选定希拉里入主国务院,纽约政坛随即产生了连锁反应。视力受限的纽约州州长佩特森的选择却出人意料:他指派纽约州第20 选区的国会众议员克里斯滕·吉利布兰德填补希拉里在参议院的空位。同时,佩特森宣布了补选国会第20 选区众议员的时限。随后,白宫易手后两党的首次较量马上拉开帷幕。

    共和党方面,选择了现任纽约州议会少数党领袖的詹姆斯·泰迪斯科。这位意大利裔美国人是土生土长的纽约州人。58岁的年纪,却已从政生涯长达30 年以上,1983 年便选入了州议会,2005 年以来一直担任共和党党团领袖。在斯皮策时期,泰迪斯科是这位民主党州长的梦魇,在众多政策议题上代表了来自共和党的声音。2008 年3 月,当斯皮策身陷召妓丑闻时,泰迪斯科旋即向其施压,最终迫使斯皮策黯然下台。如此可见,泰迪斯科其人是在民主党主导的纽约政坛上相当具有话语权的共和党人,可谓州层次上的重量级人物。反观民主党的提名人,的确又是一位经验相当有限的新人。现年39 岁的斯考特·墨菲,生与密苏里州,哈佛大学高材生,现在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先后从事IT 和风险投资等行业。墨菲唯一的政治经验来自在密苏里州州长竞选团队中的助理工作。

    纽约州国会第20 选区,涵盖的地区大多属于乡村,民风淳朴,特别是在持枪等社会议题上往往持温和甚至保守的态度。从选举历史上看,该选区的两党政治均衡:1993 年至2007 年的14 年中始终是共和党人的天下。直到2006 年中期选举时,民主党内的温和中间派吉利布兰德战胜共和党在任者,将该区翻蓝。如此可见,作为长期代表这一区域的共和党人泰迪斯科而言,在选区意义上颇具优势,甚至有报道指出,共和党在注册选民上就已超出对手7 万多人。面对传统优势,民主党人墨菲则试图重演奥巴马的“变革”神话,甚至在其竞选网站的欢迎页上也突出了来自白宫的鼎力支持。

    有趣的是,这场补选无论是争论议题还是声势,并不像一个6 万人选区的选举,俨然堪比总统或州长选举的大气。一老一少两位候选人,并不是在谈论地方事务,而是围绕着7870 亿的经济刺激计划、AIG 的分红丑闻等国家大事唇枪舌剑。跑来分别为两党候选人站台背书的也都是大牌人物,如两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两党的国会两院领袖、甚至是奥巴马和拜登都以信件或讲话方式直白地送上支持。据报道,仅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就为泰迪斯科募款10 万美元,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更是阔绰,他们为墨菲的获胜押宝了15 万。

    总体事实上,这场国会补选,虽完全不能撼动民主党人在国会山上的多数地位,但却令共和党人看到了复苏的一丝希望。客观讲,奥巴马执政团队2 个月以来的努力,成效甚微。一度风光无限的奥氏在民众中的反对率也在持续上升。经济刺激计划不确定的风险与压力,被共和党人视为2010 年甚至2012 年夺回政权的最好契机,而纽约州国会第20 选区的补选,作为新政府上任以来的第一次两党角力,被视为是对奥巴马的民意测验,具有风向标意义。

    直到今天,民调结果仍不足以让任何一方高枕无忧。但需要承认的是,泰迪斯科最初超越对手21%的优势,已沦为4%的劣势;而墨菲在3 月25、26 日的民调中第一次超出泰迪斯科,很可能正是选战中的“黄金交叉”。无论如何,民主党的胜出,将肯定稳住奥巴马的阵脚,为其营造更为自信的施政氛围;而若共和党胜出,奥巴马则将面临更严峻的舆论压力与执政危机。4 月1 日,当奥巴马踏上英伦三岛时,无论天气如何,这次补选的结果都将肯定更为影响他的心情。

    纵横周刊 (FAR & WIDE JOURNAL) 2009 年No.09(总149) 2009年3月30日

 

香港:议会暴力下的民主派危机

研究员 沈宇哲

bonnae@fawjournal.net

    社民连的抗争路线,是建立在香港政治制度非民主化的客观环境下的。自2 月下旬,香港财政司长曾俊华发表年度财政预算案时,遭到社民连立法会议员黄毓民、梁国雄粗暴打断以来,香港立法会议事厅内的肢体、语言暴力有增无减,进而发展到了只要港府高官出席会议,“狗官”、“仆街”等侮辱性言辞就会如影随形。政务司长唐英年屡屡致信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无效后,特首于近日公开点名批评个别民选议员违反立法会《议事规则》,并向所有官员下令,今后若遇“冒犯性言词”应即时要求会议主席裁决,若情况再失控,领头高官可考虑集体离场。

    然而,就在港府向社民连三位直选立法会议员“宣战”的同时,泛民主派内部对激进暴力抗争的做法也深表不满,只是碍于团结对外的惯例,数次拒绝附议建制派政党联名谴责的动议,导致民主党、公民党备受舆论批判重压。直到27 日,社民连议员梁国雄、陈伟业又一次以污言秽语奚落官员,遭到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刘慧卿制止未果后,依照《议事规则》第四十一条:不合乎规程,并会指示该人停止使用该等言词,如该人士不听从指示,而继续使用该等言词,可根据情况的严重性,命令其立即退席之规定,驱逐两位议员。至此,社民连与泛民其余友党的关系濒临决裂。社民连的抗争路线,是建立在香港政治制度非民主化的客观环境下的。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不断强化市民对政府非民选的认识,把一切施政错误都归咎于官员颟顸、政府无道。利用一部分对港府绝望的市民情绪,把街头运动带入议会质询中,直接以粗口侮辱官员人格,令左派报章得以频频用台湾议员乱局来升高香港立法会趋于混乱的主流焦虑,而民主派为此头痛不已。

    其实,最近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已有一组数据从市民角度对立法会议员提出了警示。据港大长期跟踪民调显示,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整体不满意率攀升至39.9%,较去年12 月的调查急升11 个百分点,是回归后第三高。一直以来,社民连的暴力抗争都诉求自己是市民直选的,相对于产生自功能界别的议员有民意基础,更遑论政府官员了。所以,仰仗10%不到的民意,社民连三议员频频向体制发起挑战,并以此为筹码成为近年来立法会议员数成长最快的政党。

    这组民意调查数据可以证明,主流社会对议员问政品质的评价,根本不在于是否出自直选区,而是进入立法会行使职权的具体表现。既然已成民意代表,对当前不能立刻改变的政治体制,也不能采取人身攻击式的羞辱策略,官员的人格必须得到充分保障。尤其此类行为在立法机构中蔓延,对向来视法治健全为骄傲的香港社会,是莫大的讽刺。

    对此,香港《明报》发表社论,直接呼吁立法会尽快收紧《议事规则》,严打议会暴力,保障立法会正常运作。社论认为,议员在立法会上有言论自由,但这权利不包括使用粗言秽语,或刻意破坏议事厅的正常运作。这是社会的共识。议员对社会事务不满,绝对应该抗爭,可以在议会外发起社会行动,在议会內也可以向政府提出尖锐的批评,甚或提出动议谴责,但使用粗言秽语,只求“搏出位”的政治秀,跟“抗争”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必须受到谴责及制止。

  纵横周刊 (FAR & WIDE JOURNAL) 2009 年No.09(总149) 2009年3月30日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4-01 10:02:53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晚清以来,北京的房地产价格

晚清以来北京的房地产价格

洪振快

2009-03-30

    唐代诗人顾况曾经拿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居大不易”。长安是首都,生活成本很高,文坛领袖顾况拿文学青年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倒也并非完全是戏谑。中国历代首都,都有“居大不易”的情况。那么,导致首都“居大不易”的原因是什么呢?从历史上看,原因主要是米贵———这一点在“长安米贵”、“米珠薪桂”之类的成语中可见一斑,至于“居”,却并非那么让人苦恼。这一点,从百余年来北京的房租与大米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出来。

    晚清光绪年间,名士李慈铭在户部任职,他租住了一套大房子,是已故闽浙总督季文昌的住宅,地段很好,房子宽敞气派(曾朴在《孽海花》中有详细描述),每月的房租只有6两银子。当时京城的米价是一石3两银子。这就是说,住这么一所大宅子,月租仅相当于2石米的价钱。一石米大约是现在的155斤。这座宅院除了花圃、庭院之外还有20多间屋子,以单间计算,每间的月租金大约是15斤米。这个房租还是光绪六年(1880)涨价以后的,此前每月只需4两银子,还要便宜1/3.民国时候,鲁迅在北京生活。1923年8月他搬入砖塔胡同61号,三间正房,不算厨房等公用空间,房租每月8圆。按当时的米价,8圆可买100斤多一点的米,算下来每间房的月租是30多斤米。这个租金看来有点偏高。据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的调查,1927年北平10户小学教员家庭平均人口5.2人,住房平均4间,房租平均6圆。当时白米每斤约需0.1圆,算下来每间房的月租金是约15斤米。按照1932年官方数据,当时每间房的租金,楼房是2—4圆,瓦房1—3圆,灰房0.5—2圆。

    这种状况一直沿续到解放初期。北京历史上有许多会馆,多是京官为了方便家乡士人来京应试及候补官员暂住捐建的,同乡求居例不交租,或只交很少一点管理费,而多余的房子则用来出租,用于修理等费用。解放后,由于会馆拖欠房地产税极为普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故北京市政府要求各省成立“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之后要求住户正常交租,据其后的整顿报告,各省会馆房租每间每月通常是十几斤米,云南、陕西则为21斤光景,算是高的,这个租金大致就是当时的房租市场水平。

    我们可以看到,从晚清到解放初期,北京的房租通常就是每间房月租金十几斤米。货币可以涨跌无常,而用米来衡量,则房租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变化不大。那么,同时期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李慈铭当京官的正式收入不算高,大致是每年100两银子和7.8石的米,但他每年有数百上千两银子的灰色收入,因此,尽管租住大宅院,年租72两银子还是不值一提。鲁迅当年月收入有300圆光景,房租8圆自属小事。1927年接受调查的十户北平小学教员月均收入为56.39圆,房租6圆也不是问题。解放初,1950年11月13日政务院通过并下达的中央人民政府各直属机关新参加工作人员试行工资标准规定的每月工资,主席的1级工资是米3400斤,21级到16级的科员工资是240—400斤米,最低级别的25级勤杂人员工资是120斤米。由此可知,哪怕是一个最低级别的勤杂人员,即便单位没有给他房子,他需要自己去租一间房子住,房租也不是太大的压力。

     由于房产产权归属个人,而个人情况千差万别,存在充分的市场竞争,所以房子的租金及售价不致于背离市场规律,历史上人们生活在北京并没有感到住房的重负。但随着土地、房产的国有化,近半个世纪却成了大问题。福利分房时代,由于建设严重迟滞,住房成了稀缺资源,人们为了一套住房要争得头破血流,即便是被称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先生,都曾为此与人打架。福利分房取消之后,住房建设力度加大,供应大幅提升,但房价却又成了人们不堪承受之重。据北京市统计局信息,2008年1—3季度,北京四至五环之间住宅期房均价为16215元/平方米,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需要97万元。2007年,北京人均工资收入约22000元,家庭平均为2.7人,家庭年收入为6万元。以年结余3万元来算,买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需要33年。而60平方米是国务院文件上的温饱型住房标准,四五环之间也不算特别优越的地段。于此可见,房价与居民购买力之间相距确实太远,一家人一辈子的辛劳可能还买不下一套地段一般的温饱型住房。

    综上所述,现在北京的房价之高,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位,也远远超出了人们能够承受的水准了。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现在的房价是不正常的。这从横向比较上也得到验证,纽约、东京房价虽高,但相对于收入来说,也远远不如北京这样离谱。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答案是:房地产已成为权力瓜分社会财富的盛宴,普通老百姓的个人福利被无形中削夺了。

    高房价后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呢?前不久,全国政协委员、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分组会时披露了房价成本构成,指出房价之高高在三个方面:一、地价,占房价的平均比已达30%左右;二、税费,房地产开发环节征收的各类税费高达一百多项,加起来占到房价的30%至40%;三、利润,房产商的高利润率,远高于房地产企业利润不超过5%的国际通常情况。由于地价、税费都转嫁到购房者身上,所以房价畸高。其实,还有一项费用也转嫁到了购房者身上,那就是房地产开发的“灰色成本”。地价、税费、“灰色成本”,加上房产商的高利润率,所以房价不得不高。从这些导致高房价的因素可以看出,地价、税费的享有者是政府,“灰色成本”的享有者则是围绕着政府权力的人群,而房地产商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拥有权力背景,所以,高房价实际上是权力攘夺民财、瓜分社会财富的结果。

    那个时候米贵,米价是市场化的,不像现在是人为压低的,这个是关键。

 

 

发件人:"jindingding915" <jindingding915@163.com>  2009-03-31 23:02:5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re:稿件

如此“申博”,还不叫停

苏州职业大学教师 金鼎鼎

    由“申博”而导致的徐州师大教授委员会罢教事件(见3月25日《南方周末》),令人吃惊。其中,所透露的种种信息,更令人吃惊。

    大学设博士点,应该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自然过程。可现在弄虚作假、拔苗助长,非正常地突增高级教师;突增论文数量;乱盖别墅大楼,“制造”种种材料:真可谓是急功近利、乱象丛生。长达数年的“申博”准备,搞得鸡飞狗跳,一地鸡毛。正常的教学科研次序被打乱,教育质量更无人过问,一切为了“申博”,“申博”统治一切,这种“运动式”的不计一切后果的“申博”,扰师坑生,简直成了灾祸。

    但,这决不是学校广大教职员工的错,而是制定“申博”政策的那些决策者的错。笔者实在不理解,为什么非要把大学分成三、六、九等,一旦“申博”成功,就阳光灿烂;一旦失败,就一团漆黑,成败之别为什么要设计得如此之大?指标、评奖、基金项目、学科人才都与此息息相关,有这个必要吗?“申博”还要事先设定成败的比例,这不是故意制造矛盾,分裂族群,唯恐天下不乱吗?因为有太多的虚假、太多的作秀,其实根本不仅仅是在比优劣,而是还在比关系,比“演戏”的水平了。如果去掉造假作秀这层皮,大家都按真的来,那就不要人为地设置比例,符合条件的该上的都可以上,不该上的一个也不能上。

    看现在的“申博”条件,无非是两条:一是教师职称,有多少多少正高级、多少多少副高级,二是论文多少,什么级别刊物刊登的论文多少多少,那么职称从何而来,也主要从论文中来,所以归根到底还是论文问题。可你看看当前论文世界,还不是一片乱象?造假论文暂且不论,就说刊登论文,杂志都要收版面费,过去有吗?我们以前只知道登文章拿稿费,做梦也没有想到还要倒过来付版面费,这不是彻头彻尾的腐败又是什么?收了版面费,还有什么质量保证?那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这一条就是反不掉?不仅反不掉,而且变本加厉,版面费大涨价。甚至有干脆卖文章的,你付钱,我送你文章,署你名,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申博条件,还有多少真实性可言!笔者丝毫不想否定真正有价值的论文,也肯定存在这样的论文,但同样无可置疑的是,有价值的论文是少数,而且淹没在这一大堆垃圾论文中,也贬低了其自身价值。

   应该反思了,大学教改中的咄咄怪事够让人揪心的了。不仅“申博”,还有“申硕”“申本”“申专”……还有扩招、评估、院校大合并、大迁移,全是一个样,一个套路:好大喜功、追大求洋、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图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这类恶习已深入骨髓,根深蒂固。堂堂大学堂“官场化”、“行政化”,已成了追求职称、官职和金钱的名利场。

    如此“申博”,还不叫停!如此教改,还不叫停!长此以往,校将不校啊!
 

 

量子基金 Quantum Fund 创办人、投资大师罗杰斯给宝贝女儿的12封信

A Gift to My Children: A Father's Lessons for Life and Investing

吉姆·罗杰斯 Jim Rogers

不要让别人影响你 --假如每个人都嘲笑你的想法,这就是可能成功的指标!

专注于你所爱 --在真正热爱的工作上努力,就会找到你的梦想。

普通常识并不是那么普通 --大众社会相信的常常是错的,不要盲目听信别人的话。

将世界纳入你的眼界 --保持开放的心,做个世界公民!

研读哲学,学会思考 --训练自己去检验每一种概念、每一个事实。

学习历史 --因为以前发生过的事,以后也还会再发生。

这是中国的世纪,去学中文 --参与一个伟大国家的再现,购买这个国家的未来!

真正认识自己 --了解你的弱点和觉察你的错误,才能找到对的路。

认出改变,拥抱改变 --改变的功能就像催化剂,保持觉知是重要的功课。

面对未来 --看得见未来的人可以累积财富。

反众道而行 --检视事实和机会,不随乌合之众心理起舞。

幸运女神只眷顾持续努力的人--用功读书,学得越多你才知道你懂得越少。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4-01 10:29:32 +0800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私有制: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源泉 ——这是一种说法,其实也是基于西方经济学常理的说法……

私有制: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源泉

黄亚生

《麦肯锡季刊》 2009年3月

    作者简介:黄亚生,麻省理工学院Sloan管理学院副教授,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创建并管理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和印度实验室,该实验室旨在帮助本土企业家提高管理技能。本文摘自其《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精神与国家》(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一书。

    甚至连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与控制的繁荣之路。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

    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可信性是全球金融危机中最早的牺牲品之一。随着雷曼兄弟银行的破产倒闭,全世界的权威评论家一窝蜂地唱衰美国经济理念――有限政府、最小限度的监管和对信贷的自由市场分配等。在考虑以何种模式取代没落的美国模式时,有些人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在中国,市场受到严格的监管,而金融机构则由国家控制。在经历了华尔街的溃败后,焦躁不安的弗朗西斯*福山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撰文指出,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看起来越来越有吸引力了。”《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的专栏作家大卫*伊格内修斯为基于孔子思想的“新干预主义”在全球的出现而高声欢呼;伊格内修斯引用理查德*尼克松间接称颂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话说:“现在我们都中国化了。”

    但是,在宣布新的中国世纪的曙光到来之前,全球的领导人和高管们需要好好再想一想,中国活力的源泉到底是什么。说到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获得广泛认可的看法――那是专家治国论的胜利,共产党依靠国家控制的企业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型――从各个重要方面来讲都错了。这种标准的看法认为,企业家精神、私有财产权、金融自由化和政治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但是,基于对中国政府的调查数据和中央及地方政府文件的详细分析,我的研究结论是,财产权和私营企业是高速增长和贫困水平降低最主要的激励因素。

     我们经常读到这样的文章,认为渐进主义是中国成功地从马克思主义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关键因素;许多文章称赞北京摒弃了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采用更加务实的方法,创建了良好的商业环境,让私营企业有机地发展。这种观点认为,通过在上世纪80年代首先进行小范围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由度和市场导向水平逐渐提高,并在90年代后期积蓄了发展动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金融自由化和私营企业的早期地方性试验,催生了乡镇企业最初的蓬勃发展。正是这些早期的收获――而并非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90年代的城市化――为中国奇迹奠定了真正的基础。

     尽管有许多专家将中国宏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利用外国资金建设的崭新工厂与印度破败不堪的公路和微不足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进行比较,但这种观点夸大了公共开支和外国投资对中国发展的贡献。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前,这两种因素在中国的影响力所占比重都不大――它们的出现比80年代宽松的金融控制和最初的乡镇企业发展大潮要晚得多。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比90年代快得多,并且产生了更好的社会效益:贫困人口下降,贫富差距缩小,而且劳动力在GDP中所占份额――衡量从经济发展中人均获益的指标――显著上升。从1978年到1988年,生活水平低于中国贫困线的农村人口减少了1.5亿以上。而在90年代,尽管GDP几乎都达到了两位数增长,并且实施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贫困人口数量却只下降了6,000万。此外,在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而不是消费驱动的程度远不像今天这样严重。

    换句话说,企业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不同,它不仅带来了增长,而且还对增长所带来的利益进行了广泛的分配。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既充满活力,又符合社会道德。

    西方媒体总爱把像北京、上海和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称颂为生机勃勃的发展中心(见图表)。而中国的农村地区,即使被提到,也通常被形容为贫困的穷乡僻壤。但是,只要对经济数据进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对中国现代化城市高楼大厦的这些令人震撼的描述完全是一种误导:事实上,中国的农村才具有最大的经济活力,而政府的强势干预已经窒息了中心城市的企业家精神和所有权。

    后一种观点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事实上大部分都可以被描述为两个中国的斗争:由市场推动的、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与由国家主导的城市之间的斗争。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中国农村占据优势地位,中国的资本主义就是企业式的、独立于政治的,并且是充满竞争活力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中国城市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资本主义就会朝着依赖于政治和国家集权的方向发展。

    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显著的象征,其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外国奢侈品商店和全国最高的人均GDP使其成为中国的模范城市――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最好例证。事实果真如此吗?采用更具有实际意义的经济成就指标来衡量,上海的发展远不及温州。温州是位于上海南边数百英里以外一个浙江省的城市,这里是企业资本主义的一片乐土。上世纪80年代初期,使温州闻名于世的仅仅是它那勤劳的农民。当时,在温州的500万居民中,城市人口还不到10%。如今,温州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其数量众多的企业主宰着欧洲的服装市场。而相比之下,曾经是中国最早的实业家乐园的上海,如今却很少涌现出本土企业家。

    温州的转型几乎完全是靠自由市场政策来实现的。早在1982年,当地官员就开始试行民间借贷、自由利率、存贷款机构的跨地区竞争,以及向私营企业提供贷款等。温州市政府还大力保护私营企业家的财产权,并从其他诸多方面使城市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本土企业为民生福祉带来了什么变化吗?非常多。按人均GDP计,上海几乎是温州所在的浙江省的两倍(难以获得温州人均GDP的详细数据)。但是,如果衡量家庭收入――一般居民的实际的支出能力――这两个地区的繁荣程度就旗鼓相当了。2006年,一个典型上海居民的家庭收入比一个典型浙江居民的家庭收入高13%,但上海居民的非工薪收入水平(如政府福利)却几乎是浙江居民的两倍。两地居民的平均劳动收入大体相当。平均来看,上海居民从经营企业中获得的收入比浙江居民低44%,而从所拥有的资产中获得的收入则要低34%。这就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提高城市高楼大厦的楼高和GDP的统计数据,但并未提升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如果研究一下浙江省与其北部近邻江苏省的经济状况,这种对比就会更加清晰。这两个省份可以进行近乎完美的比较。它们的地理条件差不多相同:都是沿海省份,江苏位于上海北面,而浙江位于上海南面。它们还拥有相似的企业发展历史:都对解放前上海的实业家和企业家阶层做出过重大贡献。然而,在改革以后的若干年里,江苏省吸引了外国投资并从公共建设工程开支中受益颇多,而浙江省却不然。这种差异产生了令人吃惊的结果。

     20年前,江苏省比浙江省更为富庶,但如今却比浙江穷,在每一项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指标上都落后于浙江。平均来看,浙江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要大大高于其北方邻省的居民,他们居住的房子更大,拥有电话、计算机、彩电、相机或汽车的比例更高。浙江的婴儿死亡率更低,浙江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更长,识字率也更高。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远远低于江苏。应该如何解释浙江更胜一筹的繁荣呢?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在江苏,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歧视本地企业而青睐外国资本;而浙江的官员则让本土企业家拥有自由支配权,允许他们构建更大、更富有活力的本地供应链。

    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难解之处并不是其经济如何发展,而是西方专家为何对其发展历程的理解错误百出。一个原因是,这些外来旁观者误解了构成中国经济体系最基本的元素之一――乡镇企业――的性质。一些西方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将乡镇企业称为具有中国特色――具有创新意义的混合体,在政府的控制下实现了高速增长――的资本主义象征。例如,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里兹就称赞乡镇企业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型时最常见的问题――私人投资者的资产剥离――提供了具有独创性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这些企业既具有公有制的形式,可以避免被掠夺,同时又能实现私营企业的高效率。

    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家常常认为乡镇企业归乡镇政府所有。就在2005年,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罗斯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乡镇企业“与经济学中的标准企业很少有相似之处”。但有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国务院1984年3月1日发布的一份政策性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到了乡镇企业的名称。该文件将它们定义为“由乡镇主办的企业、由农民组成的联合企业、其他联合企业和个体企业。”“由乡镇主办的企业”一词指的是归乡镇所有并管理的集体企业。该政策文件中提到的所有其他企业均为私营企业:个人所有的企业或有多个股东的较大型企业――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中的标准企业”。官方对“乡镇企业”一词的使用具有非常显著的一致性:它一直是既包括私营企业,也包括政府主办的企业。

    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会犯错误,是因为他们认定该名称涉及到所有制。但中国官方却从地理含义上去理解它――位于乡镇的企业。中国农业部的记录证明,私人拥有并管理的企业实体在乡镇企业中占绝大部分。在1985年到2002年期间,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数量于1986年达到顶峰,为173万家,而私营企业的数量却迅猛增长,从大约1050万家增加到超过2,000万家。换句话说,在改革时期,乡镇企业数量的增长完全归功于私营企业。到1990年,在改革的头10年中,此类私营企业雇用的劳动力数量占到了乡镇企业雇用劳动力总数的50%,而税后利润则占到了58%。

    对中国发展的真正源泉的思想混乱也搅乱了外国人对中国企业出现在国际市场上的理解认知。人们常说,中国为全球竞争带来了新的企业模式,国家所有制与明智的运用政府对金融的控制相结合,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竞争力源泉。计算机制造商联想公司就经常被赞颂为中国非传统商业环境中的一个杰作。

    但是,联想的成功大部分要归功于其早期便在香港注册并在香港募集资本的能力,而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1984年,联想公司从中国科学院获得了第一笔启动资金,但其后所有重大投资的资金均来自于香港。1988年,该公司从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技术公司获得了90万港币(11.6万美元)的投资,成立了合资公司,使联想能够将香港作为其法定的公司所在地。1993年,香港联想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上市,集资1,200万美元。联想公司是香港基于市场的金融与法律体系的成功故事,而并非中国由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的成功案例。

    当中国在汲取华尔街崩溃的教训,并准备应对全球经济低迷之时,它可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去接受它已经发现了比自由市场更高效的发展模式的说法。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经验其实非常传统――基于私有制和自由市场金融。中国的经验为全世界提供了非常及时的提示:旨在鼓励这些力量发展的改革的确奏效。

 




发件人:"牧川" <antintheheaven@163.com> 2009-04-02 09:35:11 +0800收件人:"北京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认识历史,放眼世界——兼评马立诚等极右派的狭隘

评马立诚等极右派的狭隘

----认识历史,放眼世界

牧川

2009年4月2日

一、右派的狭隘

    马立诚先生最近写了篇文章《有人想为四人帮平反》,被乌有之乡揭批的具有外部势力背景深青社把这篇文章置顶,改为《有人想为四人帮平反,号召民众造反,呼吁二次文革》。这篇文章提到前鞍钢总经理马宾的《纪念毛泽东》、梅俏的《毛泽东的“珠峰”》,提到张宏良、巩献田等人,马立诚先生将乌有之乡归纳为极左思潮,并且说“我们却不可因此低估了极左思潮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破坏作用。一段时间以来,这些“左”的人物利用种种现实问题兴风作浪,抹黑改革开放,千方百计鼓吹“回到过去””。

    这一段时间以来,像马立诚先生这样的污蔑乌有之乡的文章可谓是前仆后继,他们制造事端,制造一些不实之词和无稽之谈,给政府施压,从而将乌有之乡等一大批爱国人士打压下去。我不想过多涉及马立诚先生的个人问题,不讨论他过去的诸多言论《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等等是否是汉奸言论。我不愿意为马立诚先生个人过多浪费笔墨。马立诚先生本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他个人,而在于他代表了一类知识分子,他们——这些扛着独立、自由、平等、民主大旗的知识分子,他们其实是狭隘至极。

    1. 制造谎言

    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制造谎言,传播谎言,他们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在他们眼中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直逼希特勒;马立诚先生说“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非正常死亡两千万人”,这样的谎言充斥着主流精英所控制的一些媒体。马立诚的言论还算是客气的,在一本《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这个数字更是被夸大为“非正常死亡七千万人”。还有毛泽东亿元稿费事件、“饿死三千万事件”等等,这么多年,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疯狂的传播着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数字和事情。这样的人被称为“学者”,实在是辱没了“学者”这两个字。

    他们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的奠基者。如果这个党与国家奠基者都被说成是恶魔,如果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被妖魔化,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意识形态宣传都会不攻自破,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必然走向瓦解。“他们借否定文革全面否定党的历史,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借赞美改革开放,鼓吹全盘西化;他们全盘否定毛泽东,全盘否定中华历史和文化;凡此种种,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构成了严重威胁。”

    2. 扣大帽子

    他们说别人是极左,其实他们自己却最深谙扣大帽子的技艺。乌有之乡不仅有马宾和《毛泽东的“珠峰”》,不仅有要求对文革历史重新认识的人士,乌有之乡也有在资本主义世界混迹了许久的廖子光、宋鸿兵、郎咸平、王小强老师,有关心国计民生的仲大军、时寒冰、曹建海老师,有关心三农问题李昌平、温铁军老师,有文化界的黄纪苏、张承志、祝东力、孔庆东老师,有关心中国在世界关系的宋晓军、王小东、宋强、刘仰老师,乌有之乡聚集了一大批爱国人士。根据乌有之乡范景岗经理的原话:

    “五年多来,乌有之乡经营人文社科类图书,免费举办文化讲座和沙龙活动,创办大众学术网站,联系了大批爱国学者和老革命家,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批判否定党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揭露西方帝国主义欲肢解我中华民族的战略图谋,维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理论探索,为世界和人类的未来道路进行探索,成为在全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一面进步旗帜,乃至在世界范围内的进步知识分子中都有一定的知名度。特别是,乌有之乡网站如今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了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网络阵地。”

    乌有之乡聚集了这样一大批爱国人士,聚集了这样一批致力于中国和世界前途的仁人志士,而马立诚等所谓的学者却故意忽略,直接给乌有之乡扣上一个极左的大帽子,可见其人的狭隘和阴险。

二、认识历史

    这些学者中,许多人无视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无视由美元霸权所造成的超级帝国主义霸权(迈克尔•赫德森称之为超级帝国主义),无视第三世界国家在欧美制定的规则中受到的盘剥和苦难,无视假借着“市场化、全球化”、“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话语权所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苦果。

    他们以“自由、民主、人权”推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推行弱肉强食的经济,而后便是政治——以上层建筑维护弱肉强食的经济。我们不能说“自由、民主、人权”就是错误,但是在他们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下,我们必须加上一个定语“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自由,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民主,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人权”,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才不是弱肉强食的剥削社会。

    他们自诩扛着为独立、自由、平等、民主大旗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从来也不会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总结分析新中国60年的历史。他们妖魔化新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为了反击他们的妖魔化,我们对于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时期必须有所认识。在此,我以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九十年、胡锦涛主席执政到今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4个时期,简要分析4个时期的精神潮流和社会价值取向。

    1.文化大革命

    关于建国初、文革、毛泽东,一些所谓的独立、自由、平等、民主大旗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可以说是全盘否定。而官方的态度,可以说是三七开,官方提到毛泽东时是“功过三七开”。不过在教科书中,关于文化大革命却只是三个词,一曰“浩劫”,二曰“混乱”,三曰“倒退”。另外因为近二十年左右官方对于妖魔化毛泽东的潮流从来也没有进行过有理、有据的反击,所以“浩劫”、“混乱”、“倒退”这些腔调更是大行其道。

    我们对于历史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史为鉴。可是对于新中国历史上波动最大的一个时期,我们却明显的缺乏这个态度。“浩劫”、“混乱”、“倒退”这几个词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发生、发展、结果,这样一来怎么以史为鉴、以史为镜?戚本禹在文革初期即被打到,但是他在回忆文革时却说:文革的发生是必然的结果,文革之前的诸多事件决定了文革的必然发生,那么这些事件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导致了文革的必然发生?

    文革十年,中间有很多事件,诸如文斗、武斗、扩大化等等,究竟什么导致了这一切,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不理解这些,如何以史为鉴,以史为镜?不了解文革,如何理解改革?三十年的改革,有几个青年知道其中的具体过程,知道今天的中国是如何在过去的基础上一步步走过来的?不了解这些,今天的青年如何带领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要让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一批无知无识、对历史一无所知的青年来建设?

    1)一些左派对文革的反思

    在目前一些左派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浪潮中,在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人民监督官僚机构的伟大创举,是中国为了防修反修、防止中国成为苏联修正帝国主义的一场演习,是改造人的思想和行为、触及人的灵魂的一个伟大运动,是狂飙的196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的抗击资产阶级文化的旗帜和领导。左派对于文革有许多评论和分析文章,在此我不过多涉及。我只提出几个他们常常向对历史没有什么了解的人提出的问题:

    武斗是由谁挑起来,若是两派红卫兵都自称坚持毛泽东思想,那么他们之间是否会发生武斗?那么是有一派真的坚持毛泽东思想,另一派假坚持毛泽东思想,那么武斗到底是哪一派挑起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矛头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群众、知识分子挨整?这个批判的矛头为什么转向?转向是由谁造成的?

    红色恐怖组织、联动是什么样的组织?形左实右是什么意思?联动怎么敢发布这样的通告,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 003;1967.01.01。并且提出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为什么主张对联动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下令把抓的联动分子全部释放?

    武汉720事件,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武汉的时候,为什么有人敢“逼宫”?为什么在周总理主持了江西四方代表(造反派代表、保守派代表、当地武装部代表、准备进驻当地的部队代表)谈判之后,调令抚州当地部队去上饶时,部队却抗命不从,后来竟然发生抚州8.24军事叛乱。这是为什么?

    全国范围的乱只是1966年至1967年,为什么一说到这十年就说“十年浩劫、十年混乱”,为什么要这么模糊化文革?

    文革十年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6.8%,为什么一说到文革就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一个一个的疑问都需要人们解答,历史也需要人们重新认识。客观、公正、全面的认识。

    2)党内人士对于文革的反思

    邓力群曾经做过刘少奇的秘书,在文革中也曾经受过冲击,他参与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99年他曾经做过一个“国史谈话录”。这个讲话稿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讲到文革历史。第五章开头他说“现在的看法,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比,在某些问题上可能多少会有点变化,提出来供大家考虑和研究。”在第七章,他集中讲了文化大革命,讲了国史书如何起草。他集中讲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从1966年至1976年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时期。这10年中,从党和国家的工作来讲,有三件大事:一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二是经济建设的进展;三是对外关系的发展。不能认为10年中,只有"文革"运动一件事。而且,不能因为"文革"运动搞错了,就认为10年中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也都错了,整个10年一切全错了。实际上只能说,10年"文革"运动搞错了。当然三件事是互相影响的。"文革"初期经济建设受到干扰破坏,但经济建设的进展,正是贯彻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方针,采取一系列抵制"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政策、措施的结果,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坚守岗位、努力工作、维护稳定的结果。对1972年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整顿,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整顿,毛主席都是支持的。

    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指的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运动这件事。不能因为"文革"运动错了,就说10年中的经济建设、对外关系也属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能把毛泽东在10年中各个方面的工作和思想都归入"晚年错误"。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之《历史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不仅仅写了"文革",也写了经济建设和对外工作打开新局面的情况,只是写后者的篇幅很小,在大约10页的篇幅中,讲经济建设和对外工作,不到1页。《历史决议》大量篇幅是讲"文革"运动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讲了经济建设和对外工作:"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局面"。

    现在看来,在布局、结构上,国史书要同《历史决议》有所区别。在国史书中,经济建设、对外工作的内容,可以占到三分之二以上,"文革"运动的内容至多占三分之一。这样一个布局、结构,有助于真实准确地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1966年至1976年的全貌。

    《历史决议》是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决议,用较大的篇幅来反映"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必要的。当时,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等重大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论断,进行集中的、充分的论证,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在此基础上,国史书则应该更丰富更具体地展现这10年的历史全貌。作为国史,如果也像《决议》那样分配篇幅,"文革"的内容写得过多,经济建设、对外工作的内容写得很少,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10年历史的本来面貌。

    第二个问题……随着时局的变化、认识的变化,毛泽东逐步意识到了自己的一些错误并逐步地、程度不同地加以改正。要正确反映毛泽东在"文革"运动中的情况,既要写他所犯的错误,也要写他不断地改正错误。

    第三个问题:从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中,毛泽东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对某些人和事的处理上,有多次变化。但是,始终没变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采取的方法是实行大民主。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始终不改变、一直坚持的两个基本点。搞"文化大革命",一是要整"走资派",二是要搞大民主。

    第三个问题邓力群分了十点来论述,在第八点他说:再重复一句,不能因为有以上错误,就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要把"文革"的内乱、所造成的严重错误,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区别。

    他总结文革失败的原因为: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目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在于,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一是对敌情估计得过分严重;二是对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对群众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对群众理解和执行正确政策的能力估计过高。在第九点他提到曾经起草并定稿《历史决议》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一段的胡乔木,也改正了自己原来的认识(《历史决议》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认识)。

    1986年,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我向中央提出书面的补充修改意见。胡乔木同意我的意见,并在我的书面意见上加了几句话:"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100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的。"这说明,经过实践的教育,胡乔木已经改正了、否定了前述的观点。

    第四个问题:在第四个问题中,邓力群主要讲了文革十年中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外交事业的成就。这10年中,国民经济还是发展的,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年平均为6.8%。1976年比1966年增长77.4%。他集中讲了十年中对外关系的成就,由于中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反对美帝霸权,从而赢得了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打破了美苏对中国的夹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些成就都是举世瞩目的。

    2.八十年代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中国,对于文革的兴趣远远超过八十年代,这一方面是因为文革是历史上波动最大的一个时期,一方面也是因为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敏感事件不可以进行讨论。不过对八十年代进行分析,了解八十年代的精神潮流和社会价值取向,对于我们了解今日中国也是必不可少的。

    黄纪苏在最近的文章《中国当西方徒弟,钱钟书做文化泰斗》中写到: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中国革命在“文革”时期被推上高峰,接着跌下了深谷。于是这个革命的一切迅速褪去了原本诱人的光泽。而西方,这个小时候觉得黑咕隆咚几盏昏暗路灯的所在,一下子大放光明。大家普遍的感觉是被革命忽悠了,如今人财两空,得赶紧改邪归正,跟西方师傅好好学手艺,再不旷课逃学了。记得1977年天安门广场群众一圈一圈开什么“民主讨论会”,我们那圈黑眼睛、蓝的确良围着一双蓝眼睛、绿衣裳(我后来碰巧知道那是个澳大利亚海员,大概是来天安门广场看热闹顺便泡妞的),大家结结巴巴向他打听中国向何处去。我记得有人跟他请教“政治体制改革”的事情,还问周围人谁知道“体制”英文怎么说,当时“黑眼珠”你望我,我望你,最后都惭愧地垂下了眼帘。

    这个场面其实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以玄奘译经的态度认真咀嚼、仔细钻研。

    祝东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写到:从1949年到1966年,经过十几年时间,中国革命已经日益体制化。就思想领域而言,由于中国在国际范围进行武装割据,理论同其它产业一样受到国家权力的高度保护,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同对立的观念体系进行真正的思想交锋,并通过这种交锋使自身的理论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因而日益封闭、教条和僵硬。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到1966年,中国社会主义本来就面临一个自我更新的历史任务。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场天命所归的革命内部的革命运动。但是由于这一运动全面溃败,导致革命理论及其价值系统在年轻一代的意识中发生动摇,并渐次瓦解。拨乱反正,无非就是回到“十七年”的思想模式,这种在文革前夕就已经难以为继,因而日益僵化的意识形态,又如何能应对文革之后更为复杂的局面呢?

    进入70年代末,在自身理论严重单一和信仰危机的情况下,重新返回国际主流社会的中国,迎来了西方思潮的大举涌入。

    1980年我上北京大学,此前的高中生活非常单一,视野也十分狭窄。入学不久,恰逢北大学生竞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加上几乎每晚必有的学术讲座,各种观念、理论、思潮环绕左右,身如浮萍,似乎只能随波逐流。这些观念、理论和思潮尽管纷纭复杂,但其总体的价值取向又是相当明确的,即怀疑和反抗现实体制,这是文革造反精神夭折之后在新时期的延续,同时也多少契合了我们正值青春期的躁动心理。

    文革造反传统在新时期扭曲地延续——整个八十年代由启蒙知识界发动的全部思想和文艺运动都可以放在这个框架内来理解。对峙的一方是现实体制,另一方是激进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这同文革造反运动的结构惊人地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文革依托的是毛泽东本人及其晚期思想,而八十年代启蒙的背后则是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以及各种若隐若显的境外政治势力。也就是说,从左翼的方向对国家体制进行反省、批判和吐故纳新的运动失败以后,取而代之的是右翼方向的持续努力。从激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到鼓吹多党制、私有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启蒙知识界从抽象到具体,从历史到现实,从课堂书斋逐步走向街头政治,最后迎来了1989年的广场风暴。…………

    事后看来,八九运动明显分为两个层面。西化派知识精英依托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势力,在经济改革之后,以政治改革的名义,企图颠覆现存体制,从右的方向改造全能主义的国家。而普通民众则激于八十年代以来经济改革政策所造成的恶果,比如官倒(权力资本化)、恶性通胀和贫富不均,而吁求社会公正和政治廉洁,表达了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倾向,因而在他们的游行队伍中竟纷纷打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符号,即毛泽东、周恩来甚至华国锋的画像。学生群体比较复杂,他们表面上被知识精英的西化理论所蛊惑,而其大多数人的根本立场实际是接近民众的。但是在当时,八九运动的话语权和解释权被西化派知识精英所篡据,掩盖了运动的复杂性,从而影响到对这一事件的定性。

    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为了说明八十年代的精神潮流和价值观取向,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曾经是89年事件的学生运动领袖们的言论,比如刘晓波(刘晓波亦是《08宪章》的起草者):汉学家中98%是废物,学(术)素质极差,很多人在向中国政府谄媚。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以哲学而言,西方有最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思辩哲学家、宗教哲学家、非理性哲学家和逻辑学者,他们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创造力,都发展到一个极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要非理性,就有尼采式的那样全非理性的学说;要逻辑,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有罗素的数理逻辑,有笛卡儿、莱布尼兹的逻辑,精细严密到你毫无办法!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混蛋的地方是,它说这理明天就会实现:资本主义准备好一切物质条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理想太廉价了。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中国现在的“文化热”是虚幻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一个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国家,在十年内走完了西方两千年的精神进程,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么也没有接受,什么都玩了,什么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词只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等等。

    此处列举这些言论,并不代表对处置八九年事件的捍卫。在这件事情上,刘晓波等人的错误在哪里,政府的错误在哪里(究竟是否可以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老百姓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人之常情,老百姓对于镇压学生的态度是明白的。而现在政府内部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开始分化,因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政府内部也已经分化。这样的分化对于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的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八九年事件是极其敏感的问题,对它的定性的转变必然会造成国家的转变。

    3.九十年代

    八九年的事情,使得八十年代某些人在政治、文化、体制领域谋求改革的努力失败了,政治体制改革终结了。此后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改革在经济领域发展起来。毫无疑问,九十年代的主流精神潮流和社会价值观取向是在“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话语下主导的改革。这期间以致近期,主流的话语权都被林毅夫、张维迎、张五常等一批经济学家和官员所垄断。这样的改革虽然造就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在分配领域、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领域却造成了根本的变化。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根据网络上的诸多资料,总结如下:

    1) 全面“私有私营化”,股份制改造,酿造出一个一个利益集团。2) 借口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制经济进行了全面的私有、私营化改革。低价贱卖国有资产,将民众的“公共共同资产或是财产”捞入个人腰包。(据2000年3月-4月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的对何新的访谈,国有企业的税率接近30%,甚至40%;而私营企业大多逃税;外资企业在某些方面更是免税,享受超国民待遇。)3) 国有企业三千万工人下岗,社会迅速实现贫富两极分化。民众的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权力被剥夺。4) 全球化的过程,国民经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经济主体性被绑架。5) 全面的“市场化改革”,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使得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公用品变为政府和私人资本家洗劫民众的手段,形成新时期“三座大山”。6) 全面私有私营化改革,为“以公权力谋取私利”打开了方便之门,腐败猖獗。7) 唯GDP和短期的经济利益至上,很长一段时期内遗忘了农民,使得三农问题积重难返。

    4.本世纪初

    胡温新政以来,采取了许多惠民政策,包括免去农村粮食税,采取农业补贴;医疗改革,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城市酝酿新的医疗改革;免去九年制义务教育学费,并增加教育投入;住房领域的改革发展缓慢,最近开始的廉租房政策到底能为公众谋取多少利益,还需要时间才可以看出来。虽然采取了这些政策,赢得了一些民气,但是从根本上讲,经济的基础和导向还是依据九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一套体系和制度,并且在一些领域还取得了大进展,如金融领域。只是在九十年代过于残酷的丛林法则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温情和人性。可以说,在九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体制基础之上,在利益集团控制的局面下,在腐败猖獗的范围内,胡即使想做出彻底的变革,暂时也是不大可能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产生了一系列巨大的隐患和危机,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三农问题;道德衰落,文化腐化、精神虚空;还有官僚系统的腐败丛生,官僚、资本家、精英的勾结,官僚、资本家、精英和境外势力的勾结,外汇储备的损失,国家利益被外人轻易拿去。国家的整体凝聚力空前的衰落,整个国家缺乏一种凝聚人心的精神和文化,缺乏建国之本,缺乏继续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理论基础,缺乏一个明确的前景和未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兴起了一股反思改革开放的潮流,一些爱国人士和左派的声音日渐壮大,要求重新审视林毅夫、张维迎等主流媒体的话语,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的市场化、全球化,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揭露西方帝国主义欲肢解我中华民族的战略图谋,揭露美元霸权和欧美制定的规则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维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维护世界的安定和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理论探索,为世界和人类的未来道路进行探索。

    在世界日益动荡的今日,在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危机的今天,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作为具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堂堂大中国,中华民族理应承担起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美国那里夺过来世界的领导权,领导人类走出危局,建立真正的和谐世界。

    这就是目前正在兴起的一个潮流,是每个人正在参与其中的历史。只要国内贫富两极分化、腐败等等矛盾不能解决,只要目前的发展模式没有好的转变,只要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盘剥没有结束,只要美元的霸权体系没有改变,那么这个思潮就不会中断,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不公正,哪里就有抗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毛泽东主席,必然会被亿万人民抬起来,作为他们要求公正、美好生活的旗帜,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三、放眼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六十年的世界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八十年代之前,这一个时期的主要潮流可以归纳为,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殖民地运动,美苏争霸,中苏论战。在历史教科书中,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殖民地运动和美苏争霸都有所涉及,通过大众传媒也可以对这些有初步了解。
不过对于中苏论战,对于中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反对美帝霸权),从而赢得了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打破了美苏对中国的夹击的事情,历史教科书没有涉及,媒体也涉及的不多。中苏论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对于中国有巨大意义。若是没有中苏论战,若是没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防修反修的努力(文化大革命也是防修反修的一次大演习),中国也很可能在苏东剧变中改弦易辙。1958年赫鲁晓夫要求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搞长波电台的企图失败后,中苏关系渐渐恶化。

    据邓力群《国史谈话录》,1961年以后赫鲁晓夫利用他的指挥棒,组织世界范围内58个党,在他们的代表会上,在党刊上公开批判中国党。中国写了8篇文章回击,最重要的是两篇,一篇是《列宁主义万岁》,一篇是《再论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这两篇是陈伯达起草。《再论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写一段毛主席改一段,改的很多,有些段很长,凡是经毛主席改过的地方,明显的不一样。

    从1963年上半年到1964年7月14日,中苏公开论战。从1962年7月至10月,苏联中央一级的报刊便发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材料七百多篇。中国共产党从1963年9月指1964年10月,只写了九篇文章评论文章,即《九评》,以及一篇《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

    吴冷西有一本书《十年论战》,这本书详细讲述了中苏论战的历史,讲述了社会主义中国和社会主义苏联、修正主义苏联的分歧。十年论战是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讲起的。1956年,中国党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和修改下,对这两起事件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问题写了两篇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吴冷西的另一本书《忆毛主席》曾经提到过这两篇文章的起草过程。

    第二个时期是从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一个阶段虽然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但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的渗透从来也没有停止,区域性的冲突从来也没有停止。苏东剧变之后,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衰落,美国一极独大,在军事上入侵阿富汗、南斯拉夫、伊拉克。在这些冲突的同时,美国积极推动华盛顿共识,积极推动全球化和市场化,以经济和贸易为主导方式,货币代替枪炮成为战争的主角,将传统的军事侵略改变为经济侵略和经济殖民,在浑然不觉间,将一国的资源和财富洗劫一空。

    美国奉行此种战略的基础是以军事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国家力量,以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国竭力阻止欧洲和亚洲建立区域性货币清算集团,维持全球经济美元化)。以这两种力量作为基础,美国积极推动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控制他国的资源和关键产业(但是美国自己却从来也不允许他国购买美国的关键产业和资源);同时推动金融去管制化,金融衍生品创新,将各个国家的外汇美元回流到美国;同时推动以粮食为基础帝国战略,资源武器和粮食武器结合,推行自己的战略意图。

    第三个时期可以从近几年算起,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这一个时期目前还仅仅处于兴起阶段。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的左转及对美国的强硬,尼泊尔左派政府的建立,印度等南亚国家左派的兴起;美国深陷伊拉克、阿富汗的泥潭难以脱身;美国经济上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并导致严重的信任危机;第三世界及一些资源大国在现有的国际规则中被盘剥——与此相对,第三世界及一些资源大国要求建立新的国家秩序的呼声愈来愈高,人们要求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我们目前就处在第三个时期的兴起和上升阶段。

    在中国,民间爱国人士、左派对于这种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发展模式的批评由来已久,他们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生产商品、美国生产纸币购买商品的发展模式、对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的市场化、全球化倾向的批评由来已久。现在,在政府内部,通过此次金融危机的巨大教训,他们也已经深刻意识到以欧美主导的全球经济规则的不合理,要求建立新的世界规则。

    伴随着全球范围内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反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思,拉美、俄罗斯、欧洲等国家必然会在自己国家的内部以及国际关系领域做出一些重大调整。而中国,作为有着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国家,也必然会要求改变。

   近几年中国国内左翼力量的兴起,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造成了巨大偏差,贫富两极分化、腐败、新三座大山等等社会矛盾的结果。这一波左翼力量的兴起恰好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思,也就是说这一波左翼力量的兴起和世界的潮流是相符合的!内因和外因都要求一个结果,前途蔚为可观!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 2009-04-02 09:42:57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朱永嘉--从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说起(上) 主题: 朱永嘉--从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说起(上)

从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说起(上)

朱永嘉

    在我们党内,大家都承认毛泽东是最懂得中国历史的领导人,周恩来建国初在共青团会议上介绍毛泽东时这样说过,第三国际派来的李德也承认这一点,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与彭德怀交谈时,彭德怀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文革中邓小平疏散到江西时,他就带了一套二十四史去看,这大概也是受毛的影响。薄一波在毛去世以后还说:“毛经常阅读中国的古书,而且很讲究读书里的学问,从来不是无所谓地去读,而是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常常把书里可以借鉴的内容自然而贴切地运用于指导实践。”毛读那一些历史书已有很多人作过介绍,但在什么时候读,为什么选择这些内容读,读了以后毛从中吸取了什么?如何从中探索毛晚年思想路径的历程,却很少有人在这方面作过具体的探索。我在前面《从毛泽东晚年读史我们能学到什么》那篇博文的末尾,曾提出要以六九年三月以后,他重读《南史》中有关梁史的一部分纪传作为案例来分析毛为什么会挑选这一段落来重读,从毛重读这些纪传过程中所加旁圈及批注的地方,可以看到他是怎么读历史的,他从这些历史记载中提炼了什么内容,这些内容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要从这个案例中得到收获,那就有二个条件,一是要懂得毛读的那段历史是什么回事,你要如毛那样钻进古史中去,认真地掌握那一段历史,也就是南北朝时梁朝建国前后那段历史。二是要知道毛读那些史传时的时代背景,毛所面临的急待处理的问题,毛怎样沟通古今之间联系的,我这篇博文试图从这二个方面去努力。这些话就作为这篇博文的开场白,向有兴趣的读者交待一下这篇博文的宗旨。由于这篇博文字数较长,只能分段登载了。

(一)

    毛泽东读的《二十四史》,不是清代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这是他五二年购置的,毛在这部《二十四史》上圈划批注得最多,它没有标点,所以毛读的时候边读边圈、边划,有的圈是他在给文字断句作标点,有的旁圈是表示此处文字重要,在重要传记的天头,他有时会圈上几个圈,那是表示这个人物传记很重要。他在《南史•陈庆之传》的天头圈了四个圈,还批了“陈庆之传”四个字。可见他很重视这篇传记。翻过这一页的天头上,毛泽东批了一句“再读陈庆之传,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毛在阅读《二十四史》时,虽有阅读时间的批注,但也不是很具体,唯这一篇有他具体阅读的时间,而且有批语。说自己再读这篇传时“心神往之”。为什么毛在这个时候读这篇传会“心神往之”,这个“心神往之”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内涵呢?这就要联系他读书的历史背景来理解。
毛是不是在那个时间段,仅仅读了这篇传便“心神往之”呢?显然不是。那时他在《南史》这部书上,读了一系列传记,他圈阅和批注最多的,在《南史》中还有梁武帝萧衍的本纪,曹景宗传、韦叡传把这四篇纪传综合起来,可以知道毛那时关注的是梁武帝前期南朝的形势,而曹景宗,韦叡、陈庆之三个人都是萧衍与北方相抗衡最得力的将领。可见毛关注的是那个时候南北朝军事对峙的局面,而那时在北朝军事力量又明显占着优势的情况下,南朝如何在军事对抗中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呢?

    在具体阐释毛读《南史》这几篇纪传之前,我先把南方六朝的形势作一个概括。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自东晋南迁以后,南方建立的政权,前后有二百七十多年。如果加上孙吴这个政权,在金陵建都的六朝,则有三百三十多年了。有两个人在位的时间最长,那就是孙权和萧衍。孙权,如果从建安五年(公元二〇〇年)算起,至其终年为五十三年,是六朝时期在位最长的一位帝王了,他能在东汉末年天下攘攘而乱纷纷的局面下,在南方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与比自己强大的魏和在自己上游的蜀国相抗衡,也实属不易。故辛弃疾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那首词中会讲:“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孙权当年还是一个可以与曹刘相对手的英雄啊!在孙权之后,当算梁武帝萧衍了。在南北对峙的局面下,从军事力量上讲,大部分时间都是北方强大,南方处于弱势。而梁武帝萧衍在位的四十七年,南方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得到较高的发展。梁武帝去世以后,南朝便一蹶不振,南北军事上的均势消失。四十年后北方便并吞了南方。由此可见,梁史特别是梁武帝在位时,南北对峙局面的变化有其极为重要的影响。这大概是毛泽东对南史偏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南史》这本书,我先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全书共八十卷,唐人李延寿所撰,这是一部私人修撰的史著。他一个人撰写了《南史》和《北史》二部书,概括介绍了南北朝的历史状况。《南史》起于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四二〇年),终于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五八九年),记述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共一百七十年的历史。李延寿在唐初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和《晋书》的编撰工作。介绍梁朝历史的史书,我们现在常看的除了《南史》以外,还有收在《二十四史》中的《梁书》,这本书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由姚思廉在贞观十年(公元六三六年)完成的。李延寿在编撰《南史》时,参考了《梁书》的相关篇目,毛读的《南史》与梁武帝相关的纪传,与《梁书》在文字和内容上基本一致。《南史》的长处,在于它能根据当时的“杂史”即所谓“小说短书”补充一些比较生动的历史资料,因而口语化较强,故事生动,使人物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这大概也是《南史》更能吸引毛的一个原因吧!

(二)

    毛泽东在六九年春夏之交开始读《南史》中与梁武帝相关的部分,他已不是第一次读《南史》了,这次是重读,所以重读当是有感而发,触发他去重读《南史》的动因,当是当时国际国内的大局。当时国际上最重大的事件,便是六八年八月二十日,苏联公然出兵布拉格,直接使用军事手段干涉捷克斯拉夫内政,勃列日涅夫露出了血腥的狰狞面目。六九年三月,最大的事件便是中苏在黑龙江珍宝岛上的军事冲突。比较激烈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发生在三月二日,是苏方先开枪,我方巡逻队伤亡了六人,接着进行激烈的边境冲突。战斗进行了三十多分钟,根据苏方的统计,苏军被打死三十一人,被击毁的装甲车一辆,指挥车一辆,卡车一辆,中国边防军阵亡十七人,负伤三十五人,失踪一人,以后在三月十五日,三月十七日,又发生二次更加激烈的武装冲突。那时苏联在远东地区进入临战状态。三月上旬,有一次苏方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动了几十辆军车,几十辆坦克、装甲车,于是我们打炮回击,打了半个小时,珍宝岛成了一片火海,把苏军击退了。三月十五日那次冲突,苏军出动五十辆坦克和装甲车,打了上万发炮弹,还出动了三十六架次飞机,中国边防军只出动了步兵和部分工兵及炮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没有出动空军支援,双方打了九小时,苏方三次冲锋都被打退了,苏方在这次冲突中死六十人,伤八十人,我方牺牲十二人,负伤二十七人。三月十七日苏边防军再次发动进攻,出动了五辆坦克,七十多名步兵,被我方炮击而退却。这三次战斗,共击毁苏方坦克、装甲车十七辆。在三月二日第一次珍宝岛冲突以后,毛就提出“要准备打仗”。毛强调这次冲突不仅是一个珍宝岛的问题。他们的胃口很大,是对着整个中国。我们从精神上物质上都要准备打仗。要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要进行动员,提高人民的战斗意志,敌人来了,要给他一点便宜、甜头,这样就造成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准备好了,他们不来也不要紧。准备一下有利,我们要后发制人。还说如果苏联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从苏联这方面看,在珍宝岛事件之后,他们建立了针对包括中国西北和东北的新军区,把其在亚洲地区的一百一十万军队的百分之八十部署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在远东部署了二千多架军用飞机,占了他们空军的四分之一。苏方还扩大太平洋舰队,在远东部署了中远程导弹。当时苏联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扬言要“一劳永逸的消除中国的威胁。”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则曾透露莫斯科曾向东欧国家通报了苏联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实施打击的设想。美国还通过波兰大使馆将苏联准备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消息告诉中国驻波兰的大使。美国所以这样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这个问题暂且不论,将来再谈。所以当时我们政府曾声明敌人“胆敢袭击中国的战略要点”“七亿中国人民将奋起抗击,将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随着苏联在中苏边界加强兵力部署,中国也在苏联边界加强了兵力部署。毛读《南史》有关梁的纪传,就是出于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梁建国以后就处于北魏的直接威胁之下。这些纪传的内容正是讲述梁武帝如何抗击北魏的过程,他扭转了南朝积弱的局面,使南北的对峙保持均势,并一度取得优势。

(三)

    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篇幅来描述珍宝岛事件的过程呢?而且那个事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四十年了,更何况今天中俄关系与当年中苏关系完全不同了。然而对历史事件的考察往往要拉开时间来看,在当时往往很难看得清楚,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不能孤立地看,要放到历史长河去观察,如果把珍宝岛事件,放到中苏关系的历史长河去考察,那就大不相同了,如果再扩大一些,放到对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来看,那就更不一样了。因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演化的格局,不仅是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它直接关系到世界大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这样放开来看,把这件事向前和向后延伸,那它所显现的社会历史意义便大不相同了。而且中苏两党之间关系的演化,不仅仅是两党之间的关系,而且影响到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中共的建立最初是在苏共,特别是第三国际的支援下建立起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共是第三国际属下的一个支部,在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十多年处处可以看到苏共与第三国际的影响,那时中共的高层实际上是由留法和留苏回来的二部分组成,另一部分那就是以毛为代表的在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条件下成长壮大的。早期的领导者如陈独秀便不得不接受苏共和第三国际的指挥,此后的李立三、瞿秋白、王明都有苏共和第三国际的背景。在第三国际解散后,中共才能保持比较大的独立性,只有中共七大是我们完全自主的条件下召开的。中国革命则是依靠自身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取得胜利的。从苏联与东欧关系看,苏联经常在东欧各国按排自己的代理人,过去苏联也曾希望中共党内有他们的代理人,如斯大林与赫鲁晓夫都谈到过高岗,他们为高岗说话,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党的警惕。所以从中共自身的历史情况看,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演化,势必影响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毛泽东执政年代,我们党内的一些重大斗争,如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一九六五年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出警惕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人物,都可以或多或少看到有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也就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分歧和矛盾影子在作祟。而珍宝岛事件则是标志着两党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而结束了,而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也处于僵局,并且爆发战争的危险也在逼近,世界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局面也结束了,中国在世界的国家关系上,也需要重新定位了。那么珍宝岛事件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世界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格局将由它而成为向着新的方向转变的起点。那时中苏、中美关系,中欧之间以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都要重新组合了。从毛此后和此前读史的线索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毛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宗旨,那就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如何保持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如何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毛去世以后,改革开放三十年国际国内的格局状况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历史演化的必然结果,任何个人都跳不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建国六十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前期的斗争,也不可能有后期的巨大变化。所以一定要懂得毛在那时读《南史》中与梁史相关纪传的大背景,我们才能籍此进入毛当时的内心世界,才能理解他读《南史•陈庆之》时“心神往之”之所在。才能感受到历史前进的方向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下面我想具体介绍一下梁武帝萧衍建国前后南北之间形势的具体状况。梁武帝是在天监元年(公元五〇二年)夏四月即帝位建国的。萧衍从雍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起兵后,据《通鉴》载,当时北魏的车骑大将军源怀上言:“萧衍内侮,宝卷(即齐废帝东昏侯)孤危,广陵、淮阴等戍皆观望得失。斯实天启之期,并吞之会;宜东西齐举,以成席卷之势。若使萧衍克济,上下同心,岂唯后图之难,亦恐扬州威逼。何则?寿春之去建康才七百里,山川水陆。皆彼所谙。彼若内外无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当也。”可见当时北魏希望在萧衍尚未站稳脚跟时,便起兵南进。如果让萧衍站稳脚跟后,那么北魏在淮河地区的统治,随时都能遭到威胁。所以北魏便派任城王元澄为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准备经略南下之事。但事与愿违,萧衍很快便进入了建康,建立了梁朝。然而齐的一部分残余力量,逃向北方投靠北魏了,如齐国的鄱阳王萧宝寅便逃亡到北方,齐国的江州刺史陈伯之先是骑墙于南北之间,接着便降于魏。

    在天监二年初,北魏决定利用萧宝寅与陈伯之南下攻梁,以萧宝寅为扬州刺史,配兵一万,屯东城,以陈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江州刺史,屯阳石。并以任城王元澄发兵二万,马一千五百匹,加上在寿阳的三万军队,准备全面进攻梁朝。这就是梁武帝建国初年在北方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天监年间,梁朝与北方对抗的将领主要是曹景宗与韦叡这二位名将。下面我们先说曹景宗,然后再说韦叡。(待续)

    2009年3月31日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3-31 10:12:29 +0800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发送时间: 2009年3月30日 16:37主题: Fw: 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韩钢

2008年10月18日 三味书屋讲座

  刚才李老师介绍了,我是主要研究中共历史和当代中国史的。原来曾经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两个单位工作,刚刚调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所以今天是以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历史教师这么一种身份跟大家做这个交流。我今天要谈《还原华国锋》这个题目,恐怕有些先生会认为是不是因为华国锋刚去世,这个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我要谈华国锋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年来,大概三四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中国1977到1978年的历史。这个研究让我感觉,我们从80年代以来,对华国锋这样一个人物的一些历史事实的叙述以及结论,或者是不符合史实的,或者是不公正的。当然今年正好赶上华国锋去世,所以,李老师和刘老师希望我能来跟大家做个交流,我马上就想到我应该把我这些年来对于华国锋的一些研究心得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和汇报。当然,特别要说明,就是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其实有很多困难,这个大家都知道,一个是意识形态的限制,还有一个是档案文献的封闭。包括像华国锋这样的人物也是,别看他离我们非常近,但实际上关于他的很多历史事实,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包括我今天谈也还有很多疑问,我愿意把我的研究心得,同时把遗留的一些疑问跟大家做个汇报,也请大家来做个分析、判断,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提供更多的材料。

  我今天的题目叫《还原华国锋》,副标题叫《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华国锋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二个集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于一身的领导人,还有一位大家都知道,就是毛泽东。除了这两位人物以外,在中共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曾经集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于一身的。那么,他是1976年的4月当国务院总理,算是政府的第一把手。1976年的10月6日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党、军两个第一把手。然后在1980年辞去国务院总理,1981年辞去中央主席,然后到1982年,连中央副主席都不担任了。所以他集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于一身,大概可以说是五年的时间,但是真正主政只有两年,就是从1976年的10月到1978年的12月。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国锋实际上已经不处于中共高层权力核心。所以我要谈的主要是华国锋主政的这两年。华国锋主政的这两年,官方从80年代以来的评价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给予了他肯定的评价,这肯定的评价就是一句话: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这是前半句,后半句是:后来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这就是官方给华国锋这两年的评价。这算是正面的评价了。接着官方给了华国锋四个方面的负面评价:第一,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第二,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的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第三,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和接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第四,对于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以及其他一些左倾政策也负有责任。长期以来,关于华国锋官方的评价正负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几乎所有的,从官方到民间到研究者的著述,这些年来,大体都是按照这两个方面的评价来叙述的。我过去也相信,因为我学党史比较早,从78年一考大学就学党史,我本人从80年代以来所接受的关于华国锋的历史叙述和评价一直就是按照这个正反两面来做的。最近三四年来,我的研究让我感觉到官方的这个评价既有不足,还有背离事实,还有非常不公道的地方。所以,今天的这个讲座我就想就华国锋的一些史实来谈哪些地方不足,哪些地方背离事实,哪些地方不公道。我就还原事实,至于价值方面的判断,我认为研究历史是非常难做的。那么待会儿在我们交流问题的互动过程中,也许我可以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粉碎“四人帮”或者叫逮捕“四人帮”。官方的表述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功。我还告诉大家,还有比这更轻飘的说法,当然不是正式的说法,中共高层元老某人说,粉碎“四人帮”对于华国锋来讲,仅仅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事。这就更轻飘了。而事实上,我的研究,我对于史料的研究发现,实际上,在整个逮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是一个最具有关键作用的人物。这个里面当然有很多具体史实可以讲。第一,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我们过去都讲是叶剑英叶帅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其实不是。叶剑英当然在中共元老之间有过私下的交流和议论,但那都是个别的议论,没有正式提出来。真正正式提出来的是华国锋。具体的时间有两个说法:第一个是华国锋本人的说法,是1976年9月10日;第二个是李先念和吴德的说法,是1976年9月11日。都是当事人,华国锋是当事人,李先念和吴德也是当事人。究竟是哪一天,存疑。但不管是哪一天,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动议的是华国锋。是他去找了李先念,请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向。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第二,跟中共高层政治局委员的沟通是华国锋。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共是16位。刘伯承病重住院,他基本上根本没有耳闻解决“四人帮”问题。其他五位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王(王洪文)、张(张春桥)、江(江青)、姚(姚文元),还有一位是吴贵贤。吴贵贤是因为华国锋感觉到她是听从“四人帮”的,所以这件事情根本没有让她知道。其他10位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先后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跟他们沟通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是华国锋做的工作。第三,具体考虑、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时间,以及方案甚至包括方案的细节,是华国锋跟汪东兴与吴德分别商量的。第四,最后,定在10月6日晚上八点实施,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同时在怀仁堂主持的。当然,具体组织是汪东兴。我讲的实际上都很简单,有些细节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这四个方面能够说明,华国锋是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主导者。怎么看这个事情,怎么评价这个事情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官方仅仅把华国锋说成是有功,这是淡化了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的作用。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逮捕“四人帮”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邓小平复出的问题。80年代以来,从官方到研究者,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说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直到最近华国锋去世,我在网上看到还有文章这么写。我对史料的研究发现,这个史料既有档案文件,也有当事人的回忆,我发现,这是一个100%的谎话,是一个100%的背离事实的结论。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恰好跟长期以来流行的这个说法完全相反。华国锋不仅没有阻挠邓小平的复出,而且,最早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大家一定会问,你有什么根据,我讲有三个根据。第一个是当事人的回忆。当事人最权威的回忆是吴德。吴德在前些年出版过一本叫《十年风雨纪事》的书,在这本书里面,他专门提供了自己的一则回忆。他说1976年的10月份,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明确宣布了三条,这三条分别是:第一,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要让邓小平堂堂正正地出来工作;所谓堂堂正正,就是要经过中央的正式会议,比方说,中央全会,这样的形式、程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三条,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邓小平在1975年年底开始,被认为是搞右倾翻案,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他都是处于待罪之身,叫做右倾翻案风的总头目。因此,如果现在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转弯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华国锋注意到了,说要做好群众的工作。然后吴德说,这次会议以后,李先念、陈锡联和他三个人,就到了玉泉山,去看望邓小平,向邓小平转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意向。吴德是政治局委员,是当事人。他的这个叙述,我认为是非常可靠的。第二个算一个口述回忆者,在刚刚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登载了熊向辉的女儿熊蕾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透露到她的父亲熊向辉在1976年的10月底,曾经跟叶剑英元帅有一次私人谈话。在这次私人谈话里面,叶剑英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央已经在考虑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就是粉碎“四人帮”的当月。这是第二个属于口述文献的依据。

    第三个是我看到的文献,是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这个讲话非常明确地宣布,说中央在考虑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是这个事情有个过程,中央准备在正式的中央全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上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是1977年3月14日,离粉碎“四人帮”仅仅不过半年时间。而且,就在这个讲话里面,华国锋专门说到,他说实际上在粉碎“四人帮”当时,中央政治局已经准备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答复为什么没有马上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候,华国锋特别讲到,他说是因为中央有个考虑,第一,要有个转弯子的过程,第二,要考虑防止有“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利用这个做文章。因为刚刚逮捕“四人帮”,实际上在中国社会是有一种关于华国锋和叶剑英搞宫廷政变,或者说叫右派政变的说法,有很多流言。这个,中共高层是注意到了。不仅国内有,海外也有。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1976年11月,美国革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就明确地说,华国锋在中国国内正在搞右派政变。另外,在西方,在英国、西德、法国都有舆论认为华国锋逮捕毛的遗孀是在搞非毛化。法中友协主席有个非常有名的亲华人士叫做夏尔·贝特兰,可能在座的有些人知道,贝特兰就公然宣布辞去法中友协主席职务,他认为中共现在的中央在搞非毛化,认为“四人帮”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甚至到什么程度呢?当时中国有个芭蕾舞团到西德去访问,他们的演出剧场被欧洲的左翼分子挡上大标语,标语的题目就是:“四人帮”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代表。

    那么,高层考虑到海内外舆论对于中国政局有可能会发生影响,而引起政局的不稳。在这种情况下,高层考虑,邓小平的出台要缓一缓,否则就会坐实社会上以及海外关于华国锋在搞宫廷政变的流言。这是我讲的华国锋和高层的考虑,至于大家是不是认为它是宫廷政变那是另外一回事。出于这个考虑,所以高层没有让邓小平马上出来,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华国锋有意拖延邓小平复出。而事实上呢,华国锋已经在为邓小平重新复出做一系列的准备。我讲一些历史情况,比方说,在1976年12月马上改善邓小平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76年的12月,经华国锋批准,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待遇。这个很难得。因为批邓以后,邓小平已经看不到中央文件了。12月份华国锋亲自批准恢复,当然是叶剑英提议的,后来专门由叶剑英办公室主任叫做王守江,由他负责转送中央文件。这个中央文件当然不是我们看到的县、团级的文件,也不是什么省、军级文件,而是中央常委能够阅读的文件。改善他的政治待遇。第二,改善他的生活待遇。76年的12月份,邓小平患了严重的前列腺炎,而且有严重的尿毒瘤。经华国锋批准,送北京301医院医治,而且是由著名的泌尿科专家来做这个手术。邓小平的手术方案是华国锋亲自批准的。而且在邓小平动手术之前,华国锋专门安排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集体面呈粉碎“四人帮”经过。

    我认为这个规格非同一般,一个中共中央主席,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两位政治局委员,一个是李先念、一个是汪东兴,四个人向邓小平集体面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我认为这个规格相当高。而我们想,要想向邓小平转告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可以有很多方式,比如给一份文件,或者,要面呈的话,让中央办公厅派一个主任或副主任就够了。但是华国锋不是这样的。华国锋采取了高规格的,向邓小平集体面呈的方式。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充分说明了华国锋,当然包括叶剑英在内,高层就是要改变原来对邓小平的待遇,为邓小平复出做准备。事实上,1977年的元月份,中央秀才班子在为华国锋起草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里面,华国锋已经把让邓小平复出的内容写进了这个稿子里面。1977年元月份就写进了稿子。后来是因为中央党政军干部会议推迟了,没有在元月份召开,改到3月份,所以到3月份华国锋才宣布。这个过程表明华国锋没有在任何时候要去阻挠邓小平。至于没有让邓小平马上复出,那是出于策略考虑,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不是要有意地拖延。而且很快邓小平在1977年的7月份,就是十届三中全会就复出了,离粉碎“四人帮”仅仅九个月的时间。这个也说明,官方,包括学界长期以来说华国锋要拖延和阻挠邓小平复出这个说法是不实的。这是第二个要还原的华国锋的事实。

  第三个,关于“两个凡是”。华国锋这些年来,80年代以来,最遭到诟病的问题就是“两个凡是”。我前面说到的官方对华国锋的四个负面评价,第一条就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当然,华国锋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是有责任,怎么评价我们另外再说。他的确讲过“两个凡是”,但事情远没有像官方做的结论这样简单,也更不像很多研究著述所说的那么简单。我的研究让我发现,“两个凡是”,实际上一共只说过四次。第一次的确是华国锋说的,在1976年的10月26日,这一天华国锋召集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负责人开会。在这个会议讲话的过程当中,华国锋谈到揭批“四人帮”的问题,因为他召集中央宣传口开会主要是商议粉碎“四人帮”以后怎么揭批“四人帮”。在谈到揭批“四人帮”的时候,华国锋说了这样一句话:“批判中要注意,凡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都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演,某个演员不好,换人就是了。”我讲的这段基本上是华国锋的原话。我不敢说每一个字都对,但基本上是华国锋的原话。这是第一次提出“凡是”。这次“凡是”我们只要从华国锋说话的语境就可以看出,他是专门针对揭批“四人帮”的具体问题谈的。因为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八个样板戏”要是停演的话,华国锋担心会引起人们非毛化的议论。

    我前面已经讲了,海内外已经有这种议论了。所以他说毛主席点过头的你就不要去批了。特意讲了“八个样板戏”,某个演员不好他是讲的刘庆棠和钱浩亮。因为当时汇报当中有人说了,这“八个样板”戏现在能不能演?因为这“八个样板戏”里面有刘庆棠和孙浩亮。他说电影可以不演,但是在舞台上演换个人就是了。所以这次提“凡是”完全是华国锋在部署揭批“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一个具体的工作策略,跟后来研究者所说的华国锋第一次提“两个凡是”,要用它做“政治棍子”,我认为毫无关系。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76年的11月30日,是政治局委员吴德,也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这一天召开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汇报粉碎“四人帮”情况的时候说的。他在最后说:“凡是毛主席指示过的,凡是毛主席说过的,我们都要去做,而且要做好。他说过去‘四人帮’给我们很多干扰,现在清除了‘四人帮’的干扰,因此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这是第二次讲“两个凡是”。

    吴德后来解释他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候说“两个凡是”,他说也是考虑到要用毛泽东的指示来证明华国锋采取粉碎“四人帮”的举动,完全是遵循毛泽东的意志,而不是背离毛泽东的意志。也就是吴德要用“两个凡是”来证明粉碎“四人帮”的正当性。也跟后面讲的他要用“两个凡是”来做政治棍子毫无关系。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1977年的2月7日《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是“两个凡是”最经典的表达,后来广泛援引的是这个社论的说法,叫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最经典的表达。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就是我刚才说的,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这次讲话。在这次讲话的最后,他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注意,华国锋在1977年3月讲到的这“两个凡是”跟二七社论那“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有半句是不一样的。那么好,从这次讲话以后,很快华国锋自己感觉到“两个凡是”的表述有问题。这是华国锋自己后来说的。后来当然是在“两个凡是”受到批判的时候说的,但是华国锋是不是因为“两个凡是”受到批判他才这么说呢?不是。我注意到1977年3月份以后,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中央文件的叙述没有再提“两个凡是”,就是华国锋,从此以后再也没提“两个凡是”。所以我觉得“两个凡是”作为一个方针在1977年3月份已经结束。至于“两个凡是”作为一种观念普遍存在着,从中共党内到党外,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华国锋已经意识到“两个凡是”的表述有问题。当然他认为“两个凡是”有毛病、有不周到的地方是不是就证明他对中共文革的意识形态有反思,我没有这么说。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恰好有局限。但这跟他要继续坚持和维护“两个凡是”是两码事。这是第三个问题。关于“两个凡是”的方针问题。

  第四个问题,关于压制真理问题讨论的问题。长期以来,就是从80年代以来,有一个好像是铁板钉钉的结论,认为对于1978年5月份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华国锋采取了压制的态度。我这三四年就去找华国锋怎么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献根据,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找到任何华国锋严厉指责真理标准的只言片语。我没有找到任何材料。汪东兴有,汪东兴,当然材料很多。吴冷西有,熊复有,张平化有,我就是没有找到华国锋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材料。那么好,华国锋压制真理标准的这样一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呢?我后来发现,是在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1980年中共中央高干讨论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有些人提到了几件事情。几件什么事情呢?第一,在1978年6月份,当有人向华国锋请示说《红旗》杂志要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的时候,华国锋说不要表态。这是一次,算是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有人揭发说1978年的10月16日,海军政委苏正华在海军党委会上传达了华国锋的六点指示。其中第一点指示就是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不要急忙表态。我查了很多材料,虽然我查的材料可能有限,但是查来查去,大概最能说明华国锋对真理标准讨论态度的材料就是这两个。我个人认为,这两个材料丝毫不能说明华国锋要对真理标准讨论采取压制的态度。相反,我认为这可能跟华国锋一贯的对意识形态的谨慎态度和性格有关系。

    我举一个例子。1978年的4月7日,中央宣传口向华国锋、汪东兴汇报关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筹备情况的时候,张平化、廖井丹和朱牧之三个人两次请华国锋对理论争论问题表态。因为当时对理论问题有很多议论,很多讨论,比方说,关于按劳分配的问题,关于唯生产力论的问题,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当时在揭批“四人帮”的时候,理论界就已经提出来了。但这些问题都跟毛泽东有牵连,所以就引起很多非议,说这些问题能不能讨论,说这一讨论就很容易牵涉到毛主席。张平化、廖井丹和朱牧之,这都是新任命的中宣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两次在谈话和汇报当中请华国锋对这些理论问题做表态,华国锋两次谢绝,而且华国锋说得非常明确,他说我啊,不便于过早地对理论问题表态,他说理论问题啊,理论界思想活跃是好事,这都是他的原话。他说放开一些,活跃一些对于理论有好处。如果我现在就对理论问题表态,别人就不好说话了,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这是1978年4月7日,所以,后来有人说华国锋对《红旗》杂志和海军党委的那个关于真理标准不表态的说法,我认为同他在1978年4月份的这个心态、这个性格、这样一个主张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丝毫不能证明他要通过不表态来压制真理标准讨论。这是第四个问题。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就是关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问题。关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这些年来,我的研究也让我发现找不到100%的根据。有汪东兴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有这样的材料,但是华国锋阻挠老干部恢复工作,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到现在为止找不到这种材料,倒是有相反的材料。就现在当事人披露的材料倒是让我发现华国锋在恢复老干部工作的问题上,还真是做了不少正面的事情。我就讲三个人,第一个,胡绩伟。胡绩伟是文革前《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文革当中当然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文革后期被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去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还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这个时候有人推荐,说希望胡绩伟回到《人民日报》工作,因为当时《人民日报》的主要负责人叫做鲁英,可能有些年长的朋友知道,这个鲁英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水平极低。尤其他是跟随“四人帮”走的。所以《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都纷纷强烈要求罢免鲁英,要调胡绩伟回来。胡绩伟不愿意回来,是华国锋亲自找的胡绩伟谈话,这是胡绩伟自己披露的。

    在1976年的10月底,华国锋就亲自找胡绩伟,胡绩伟推脱说自己能力不够。华国锋当时用了个激将法,他说你能力不够,总比得上那个草包主编辑吧?因为《人民日报》那些记者、编辑对鲁英的评价极低,认为他是草包主编辑。这一下把胡绩伟给激起来了,他说我水平比他当然还是要高一些。华国锋说,既然他能干你就能干。胡绩伟就这样回到了《人民日报》,是华国锋亲自谈的话。第二个例子是胡耀邦。胡耀邦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就靠边站了,他的职务没有被罢免,还是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但是已经不是实务,靠边站,在家里赋闲。后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推荐要重新启用胡耀邦。谁谈的话呢?也是华国锋。这是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书中自己说到的,说华国锋亲自到胡耀邦家里登门拜访,请胡耀邦出山,被胡耀邦拒绝了。后来华国锋又请叶剑英来做工作,因为叶剑英与胡耀邦私交甚好,有很深的私谊,所以经过叶剑英的动员,胡耀邦答应了。紧接着,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谈话,而且明确地告诉他派他去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这也是华国锋亲自找的胡耀邦谈话。

    第三个例子是张爱萍。张爱萍也是华国锋亲自找他谈话。张爱萍这件事情是他的儿子张胜在他的书中披露的。他说1977年的3月份,华国锋亲自找他父亲谈话,召见他父亲,而且华国锋跟张爱萍的谈话气氛非常好,张爱萍一去,他就讲,你还有件东西在我这。张爱萍说我有什么东西在你这?华国锋就掏出张爱萍在文革当中蹲监狱的时候写的三首诗。这三首诗当然都是很愤怒地表达了他的心情。张爱萍一看果然是自己写的。他很奇怪,这诗怎么到你手里了?因为华国锋是1972年接替谢富治,担任公安部长,所以很有可能是华国锋在担任公安部长的时候,什么人把张爱萍的材料汇报上去,被华国锋留下来了。然后华国锋说完璧归赵,你这诗写得不错,所以我把它留下来了。然后华国锋告诉他说,中央专委决定由我来接任,中央专委全称叫做中央专门委员会,是专门领导原子能工业的一个中央机构,是1962年11月成立的,一共15个委员。文革当中这个专委当然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文革前是周恩来担任中央专委的主任,粉碎“四人帮”以后,由华国锋出任中央专委主任。当然华国锋肯定是兼任,中央专委得有个主持日常工作的人,谁呢?华国锋和叶剑英同时考虑由张爱萍来接替。所以华国锋就请张爱萍出任中央专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重新请张爱萍出山。就在这个月,华国锋下达了张爱萍的任职命令。这三个人都是文革当中有名的走资派,特别是胡耀邦和张爱萍,是刚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作为邓小平“四大干将”的两个人。

    邓小平在批邓反右运动中被认为有“四大黑干将”,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的胡耀邦,一个是国防科工委的张爱萍,还有一个是教育部的周荣鑫,还有一个就是铁道部的万里。这“四大黑干将”有两位是华国锋亲自谈话请他们出山的。据说,我没有得到证实,就是口头听说,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也是华国锋亲自谈话。所以,我没有找到华国锋阻挠、拖延恢复老干部工作的材料,倒是通过现在披露出来的材料发现,他在推动恢复老干部工作的问题上真做了不少事情。还有冤假错案的平反。我看到的材料有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内蒙古文革时期最大的冤案,内人党冤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这个冤案的平反是华国锋推动的。内人党冤案的平反报告是华国锋在中央批准前自己做的修改,然后整个为内人党冤案平反的中央批语是华国锋亲自起草的。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1978年,当胡耀邦领导的中组部跟中央专案组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央专案组是汪东兴负责的,1978年,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当中,就要求中央专案组把原来冤假错案的材料转到中央组织部,但是被汪东兴拒绝了。后来,是中央常委开会决定,要求中央专案组把所有材料转给中央组织部。这个会议就是华国锋主持的。这个是有文献证明的。所以我觉得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这个问题上面,说华国锋拖延和阻挠也跟历史事实不符。这是第五个问题,关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

  第六个问题,关于引进和开放。80年代以来,官方的著述和研究者的著述都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实际上,我这几年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引进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了。这个开放和引进与华国锋有直接关系。我们都知道,1976年中国的经济急剧滑坡,文革十年中国的经济有三个负增长年:1967年、1968年和1976年。1976年的经济局面非常严峻:粮食、棉花都减产,原材料、燃料、动力和交通严重滑坡,所以当时的经济非常紧张,财政状况也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叫借钱搞建设。借谁的钱?当然不是借中国自己的钱,中国财政本来就紧张,就是借西方国家的钱。所以华国锋从1977年开始就提出,引进国外的设备、资金和技术。我们知道,1973年的时候,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家计委曾经提出一个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华国锋在1977年把这个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大大扩大了,从43亿扩大到65亿美元。然后,到了1977年的10月,又把这个引进方案从65亿美元扩大到100亿美元。到1978年的2月,又把这个150亿美元扩大到180亿美元,3月份又扩大到200亿美元,四月份更大了,扩大到500亿美元。这个过程啊,跟华国锋的指导有直接关系。

    华国锋从1977年开始,反复强调说,我们要借助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来搞四个现代化。因为华国锋觉得时间非常紧迫,周恩来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目标,到1976年的时候,仅仅剩下23年的时间,因为宣布的是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所以华国锋提出借助国外的力量来搞自己的建设。而且1978年这一年,华国锋力主中国国内从政界、学界到企业都应该到国外去看看,去开眼界,所以1978年中国形成了一个出国考察潮。其中华国锋亲自提议,派了两个代表团出国考察,一个是李一氓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哪呢?访问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那么这个代表团主要是考察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建设。另外一个是以古牧为团长的,古牧是当时的副总理,中国政府代表团,考察西欧五国:法国、瑞典、比利时、西德、丹麦。这个考察团长期以来搞不清楚是谁派出的,后来有个当事人就是张更生,这个人当过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后来当过吉林省长,他在回忆中说,他当面问过华国锋,这个团就是华国锋亲自提议的。所以1978年才有出国考察潮。而且华国锋在引进的问题上最早提出了“四个一点”。我们都知道,1978年,有“四个一点”的口号,叫“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四个一点”最早就是华国锋在1978年7月中央政治局听汇报的过程当中提出来的,当然一开始没有这么完备。所以,要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引进,华国锋也在1977年就开始了,不是到1978年三中全会才开始的。这是第六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就是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我们过去长期以来有一个结论,也是从官方来的,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这个倒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正式宣布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我认为真正要还原历史啊,我的研究让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实际上这个重点转移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开始了。长期以来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说法也不完全错。的确,华国锋在讲话当中,在报告当中,在文章当中的确提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你要看华国锋的政治实践你就会发现,华国锋实际上并不是把阶级斗争作为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关注的重点,除了一个运动,就是揭批“四人帮”运动,除了这个运动例外。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是什么会议呢?叫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农业问题非常严重,我刚才说了,政治运动加上灾害的影响使得粮食和棉花大幅减产。所以华国锋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就是1976年12月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干什么?就是要把农业搞上去。至于他用学大寨的方法,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另外来做评价。

    第二个会议就是1977年3月份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的议题有两项,第一项是揭批“四人帮”运动,就是部署1977年的揭批“四人帮”,第二项就是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十年规划。讨论的重点在十年规划,就是从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第三个会议就是1977年4月到5月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前面不是已经抓了农业嘛,然后又抓了十年规划,紧接着就抓工业。紧接着召开的就是工业行业系统的会议,什么煤炭、石油、电力、机械。紧接着召开的是全国财贸系统学大庆会议,然后到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我梳理了一下华国锋在1977到1978这两年,除了揭批“四人帮”运动以外,他没有搞过任何以阶级斗争为主题为内容的政治运动。所以我认为他实际上从1976年开始就已经把重点放到了经济方面,也就是说他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在阶级斗争上了。这跟他在报告中、在讲话中一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我认为是要做具体分析的。

  还有就是维护个人崇拜。在这个方面,我也找到一些材料,但不是非常全面。我找到的材料是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因为实际上所谓关于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主要不是他本人制造的,官方的结论是华国锋制造和接受个人崇拜。我觉得接受多少还有一点事实根据。但是制造个人崇拜实在是怪不到华国锋头上。那么最早要把华国锋作为新权力核心的实际上是叶剑英和汪东兴。这一点,叶剑英自己也承认,叶剑英说这个英明领袖就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这个一点不错。我看到的材料,1976年的10月7日这一天,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第一次提出华国锋是我党的领袖,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领袖这个概念最早就是叶剑英提出来的。而且叶剑英提出来我们要宣传华国锋主席,我们要大造舆论宣传华国锋主席。当然后来包括汪东兴、纪登奎在内的政治局成员都表示要大力的宣传。而且纪登奎表示要像宣传毛主席那样宣传华主席,宣传毛主席要有多高的规格,宣传华主席就要有多高的规格,这是纪登奎的原话。纪登奎一度是在中央政治局分管意识形态的。所以他要求中央宣传口大力宣传华国锋。倒是华国锋本人有点不适应。我看到一个材料,就是1976年的11月15日这一天,他专门跟汪东兴有次谈话,他说宣传我宣传得太多了,都宣传得不适当了。汪东兴很不以为然地说,一点都不多,说这是政治需要,一下就把华国锋顶回去了。华国锋就再也没说话了。但是这是我唯一看到的华国锋对宣传他自己表示的不同态度,后面我没有看到。而且后来的事实是对华国锋个人的宣传的确达到了一个不适当的程度,但是华国锋本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看法、意见我没有找到材料。

  所以从这八个方面讲,我觉得对于华国锋这两年的历史事实应该重新做还原和研究,当然也可以重新做评价。在1978年11月到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认为对于华国锋的评价也是不公道的,实际上,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华国锋有很多批评。尽管对于华国锋的批评不如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的纪登奎那样尖锐,但事实上很多批评已经涉及到华国锋。但华国锋在1978年的工作会议上采取了一个非常包容的姿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央全会如此尖锐的直言批评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这在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我是研究党史的,至少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但是华国锋并没有压制这些批评,甚至没有对他本人遭到的批评做辩解。别人还有些辩解,关于具体的事实,具体的情节可能还有些辩解,但是华国锋没有。华国锋完全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态度。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的11月开始到12月的15日结束,华国锋一共讲过三次话,11月10日第一次,11月25日第二次,12月13日第三次。这三次讲话里面有两次,他都做了检讨。11月25日和12月13日。都认为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在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还有在一些冤假错案问题上,他作为中共中央主席负有责任。所以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才开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空前,我不敢说绝不绝后,从来没有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如此民主、如此放开言论去批评中央高层的政策。这跟华国锋本人的包容态度有直接关系。所以后来,包括当年参加会议的胡绩伟、于光远都承认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所以能够开成一个民主的会议除了其他原因以外,跟华国锋本人的民主姿态和民主精神有着直接关系。所以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能够具有这样的地位,我觉得也应该肯定华国锋的作用。

  好,我前面要讲的史实部分就是这些。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文字整理:黄冬兰。本演讲稿转自三味书屋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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