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现发出仲大军和张博树先生的重要文章,这些文章都应当供中国政府以及有关研究部门好好参考。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总结反思的历史阶段,改革30年了,该从一个新的认识高点来梳理下一步改革的思路了。而张博树同志的文章就可以提供这样的视野。]

(有关文章已经删除!)

今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权力的蜕变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9月2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改革中心的转移:解决权力蜕变》

香港明报:《“还权於民”,张春贤一鸣惊人》

张国:《徐州一区委书记竟逼妻子看自己和情妇做爱》

李广庆:《强烈要求政法委重新公开审判杨佳!----上海一审法院审判杨佳是否有效?》

《华国锋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上仍然有两个“没想到”》

《中国投资600余亿美元抄底日本》

黄河:《我眼中所看到的中电投改革》

吴铭:《实现社会公正不能只靠市场》

戴开元:《华人应有正确的爱国观──从奥巴马演说说起》

《泰国民主频遭动荡缘于草根与中产利益冲突》

《北京到台北就像城市到农村》

《亲美派在历史与现实间的精神分裂》

王逸舟:《对格鲁吉亚危机的若干看法》

老枪:《俄罗斯强势突破美欧重围,能不能激励中国?》

韩德强:《正是全球化造成了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

东方百拜:《从墨翟到毛泽东,照耀世界的民族“侠”光》

杨不风:《被憎恨的国度——关于两德统一的历史性反思》

吴强:《中国社会组织的结构政治学:四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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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权力的蜕变

----中国改革中心的转移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9月2日

zdjun@263.net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模式,从来都是从一个优秀的政治集团走向一个腐败的政治集团,从而出现一个个政权的更替。中国共产党自从执政以来,就从来没有忘记过与腐败和蜕化做斗争,但这一核心政治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不同。如果说毛泽东时期过度注重了对权力集团的 制约,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的约束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

    这里所说的权力主要指官僚群体。在任何国家,对官僚群体的监督和约束都是政治的首要任务。但偏偏在我国,现行政治已经解除了民众对官僚群体所有的制约方式。

    到2008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已进行整整30年,我国的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政治领域却进入了一个建国后从来没有过的腐败和极权时期。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文化大革命后,为了矫正前一时期过分残酷的整治干部运动,我国进入了一个权力反抗和权力报复的历史阶段,具体表现就是将一项项对权力有制约力的民主权利一一取消,宪法里抽掉了“罢工”的内容,社会上明令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在这些基本权利被限制之后,官僚集团空前强大,特权与腐败卷土重来。

    第二,为了集中精力抓经济,几届政府相继采取了少谈政治或不谈政治的发展战略,以精英政治替代了大众政治, 以经济增长代替了阶级斗争,使得中国经济得以在一个阶段内保持高速和平稳增长。这种政治模式更象政治学中所描写的极权政治,并且,极权政治往往是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时期特有的现象。中国在这种特有的现象中已经持续了30年。 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精英和极权政治隐埋下的社会问题也不少。

    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是两个极端,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精英政治具有高效率的特点,但也极易产生腐败。种种事实表明,30年间权力集团的腐败已经达到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官民矛盾也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任何事物走到极端,都要向回返。目前,精英政治的历史钟摆已经走到极端, 再继续走下去已经十分困难,大众政治和民主政治正在呼之欲出。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经济和贫困的问题,公平、公正、合理已经成了社会的主要诉求。政治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对现状进行了简要分析后,我们对各个历史时期变革的主线还要进行清醒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主要有两条历史主线,第一条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防止干部群体搞特权和腐化堕落。第二条主线是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千方百计追求GDP,追求经济增长。这两条主线都是在其发展到顶峰时期而转向。如果说第一条主线是以文化大革命为顶峰而结束,那么第二条主线将以经济高增长的改革30年为分水岭,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将不得不进行 适当的转移。

    回顾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两大任务:防止官员腐败和经济建设,这两条主线分别由毛泽东和邓小平代表。历史表明,单抓哪条主线都不行,忽视经济一味抓清正廉洁不行,而一味抓GDP,放弃权力制约也不行。实际上在江泽民接班之后, 也并没有放松对权力腐败的治理,但由于整个工作重心不是以遏制权力为中心,又缺少相应的政治体制做保障,所以,十几年里政治上的努力比不上权力蜕变来得更快。

    胡锦涛执政后,更是面临着抓经济增长还是抓政治腐败的问题,以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管理手段,实在难以取得好的效果。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因此,政治建设将成为中国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而没有政治保障的经济改革,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经济增长只是一个惠及权力财富增长的无底洞。

    经过30年的改革,人们开始理解毛泽东,开始理解为什么当年毛泽东要那样做。人们看到了失去毛泽东之后的权力蜕变是一件多么现实的事情!直到今天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时期的共产党是一个历史上任何政党都无法比拟的执政党,它敢于以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来制约权力的蜕变和干部的变质。历史哪一个政权敢于这样做?只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

    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有一个从革命到腐败、从优秀到昏庸的过程。共产党政权也不例外。富有理想主义的第一代革命领袖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因此,建国后,毛泽东发动了一次又一次针对执政党自身的革命。但是,毛的理想主义超出了权力集团的忍受力和接受能力。四人帮被粉碎后,毛的理想和主义基本被放弃。中国进入了一个世俗主义、物质主义、特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盛行的极权时代。

    权力上的专制和物质上的世俗,使一部分共产党的干部放弃了理想主义,转而发展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少有的滋生腐败的温床,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高增长就是权力群体的财富高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成了权 贵精英群体的发展。因此,这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自21世纪以来遭到了社会越来越多的抵触。

    2008年到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变革的呼声已经变得不仅高涨,而且成熟。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总结反思的历史阶段,改革30年了,应当站到一个新的认识高点来梳理下一步改革的思路。

    建国后,毛泽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防止权力群体的腐败和特权, 但随着他的去世,先前的一切努力都化做了泡影, 遏制权力腐败的力量从党内到党外都消失了。改革开放的30年, 是权力群体权势大解放的年代,随着民众权利的被收缩,以前所有的监督和约束都消除了,官僚群体获得了任何历史时期都难以比拟的自由伸张。伴随着这种权力的扩张,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毛泽东,才能对这一领袖人物作出公正而准确的评价。

    拥护还是反对畸形的改革,已成为当前人们态度的试金石。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会对这种改革大唱赞歌,坚决捍卫,而在改革中受损的平民大众,却饱尝了这种精英改革的苦楚。

    何去何从,胡温政府已经需要慎重选择。如果说文革时期反对的对象仅仅是政权中的走资派,那么今天政府需要清理的对象应当是政权中的贪腐分子 ,甚至是产生贪腐的制度根源。如果说当年毛泽东运用的是群众运动的手段,那么今天要将法制与群众监督相结合。两种手段结合并用,一方面放开社会监督,依靠社会力量,一方面调整组织路线,在现有的组织体系上,只要换掉一批人,换上一批人就什么事都办了。

    从毛泽东当年的一条腿走路,到今天的两条腿走路,中国政治今后可以动用的资源还很多。特别是大民主,中国还要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形式和内容,决不能因官僚集团的反对而放弃。

    总之,传统的办法已经无法遏止官僚群体做大,中国必须寻找新的途径和办法。中国没必要照搬西方的多党制,还是老方法,听取群众意见,组织换人。中国传统的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极权政治的核心是人,只要选对人,问题就解决了。东方政治与西方政治的差异就在这里。否则,即使搞得天下大乱,问题也仍然解决不了。

    革不革自己的命?是对一个政府和政权的严峻考验。中国的改革如果是光革社会大众的命,而不革政府自己的命,这种改革是难以持久的。

 

 

还权於民”,张春贤一鸣惊人

香港《明报》

2008-09-01

    奥运结束,内地年内的下一场大骚就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继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之后,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上周在全省干部的视讯会议上,亦一鸣惊人,他比汪洋更进一步,除了“解放思想”,还喊出了“还权於民”的大胆口号。

政制改革呼之欲出

    张春贤在会上的讲话中说,“改革开放30年我们经历了两次解放思想。前两次解放 思想�重於‘破中立’,这一次解放思想�重於‘立中升’!”他指的前两次思想解放,就是指1978年关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前关於“姓资姓社”的讨论。用他的话说,“前两次解放思想偏重於还利於民,这一次解放思想在继续注意还利於民的同时更偏重於还权於民!”张春贤特别强调说,这次解放思想注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现年55岁的张春贤,从交通部长外放湖南,被认为是中共政坛未来之星。以他在高层的人脉关系,应不会乱喊口号。他这番大胆的讲话,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味已经呼之欲出。

    无独有偶,与张春贤同龄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中央党校也有一篇关於改革开放30年的讲话,其中特别强调“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各方面建设,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业上展开的”。把改革开放与毛泽东联系起来,这是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的一大创举。由此可见,中共在“大胆改革”和“不能忘本”这条钢线上走得多麽小心翼翼,一步三摇。

 

 

发件人:"祖国网每日推荐" <admin@zuguowang.com> 收件人: <admin@zuguowang.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2 00:40:4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一夫二妻”区委书记竟然逼迫妻子看自己和情妇做爱,不看就狠揍

徐州一区委书记竟逼妻子看自己和情妇做爱

徐州“一夫二妻”区委书记因妻子举报落马

本报记者 张国

    区委书记董锋“出事”了。住在他辖区内的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王培荣相信,这与自己的网上举报有关。在互联网上,年过五旬的董锋流传最广的名号是——“一夫二妻”区委书记。

    8月29日,江苏省徐州市纪委一办案人员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该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涉嫌“严重犯罪”,已被正式逮捕。据他介绍,7月接到举报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市纪委就对董锋采取了行动。8月中旬纪委结束调查,将董锋一案正式移交至市人民检察院。

    8月31日下午,江苏省副省长、徐州市委书记徐鸣通过秘书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在网上举报之前,董锋已向市领导承认了错误。市委立即安排调查,恰在此时发现了网上举报。网上的帖子促使市委加快对董锋采取措施。市委随后召开常委会,通报了此案。

信函实名举报近两月未见答复,网上举报第三天纪委上门调查

    作为徐州风华园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王培荣最早的维权行为,源自小区的建筑质量问题。8年来,经过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民告官”诉讼,他成为远近闻名的维权人士,常有人找他帮忙。

    2006年,董锋之妻睢传侠托人给王培荣发去求助邮件。这对夫妇失和多年,她咨询王培荣“能不能告倒他”,以及是否会遭到报复。 2008年年初,睢传侠再次找到王培荣,提供了关于董锋的经济和作风问题的部分证据,决定揭发“禽兽不如”的丈夫。

    王培荣与习惯躲在暗处的网民不同,他不愿利用互联网的匿名优势。每份材料他都尽量辅以佐证,开头和结尾处着重标出自己的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与那些千里迢迢的上访者相比,王培荣又充分利用网络时代的便利。他没有放弃电话、信函等传统方式,同时选择上网这条途径。

    今年5月11日,王培荣将举报董锋的材料快递至一些纪检机关和领导。“证据很铁”,他告诉记者。在随后近两个月里,王培荣没有等来答复。

    7月6日傍晚,他开始在网络论坛发帖,揭发“全国最荒淫无耻的区委书记和全国最牛的黑恶势力”。文中描述了董锋的种种劣迹,还公布了此前寄出的举报快件号码,可供网友查询。那晚,王培荣“一个通宵到处发帖”。7日凌晨,一网站的站长看到举报材料,遂编发文章“江苏徐州:区委书记演绎荒唐‘一夫二妻’制”。一些网站予以转发。

    8日上午,市纪委秘书长赵兴友和干部谢晓东前往王培荣处做笔录。此后,徐州市常务副市长李荣启到校与王培荣见面,做出两点说明:董锋的问题是严重的;举报的渠道是畅通的。据悉,徐州市纪委成立了董锋专案组。9日上午,徐鸣通过手机短信,对举报人王培荣说,“知道了,我们了解处理”。就在这一天,董锋被停职。 10日,徐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了董锋的问题。列席的中国矿业大学党委一位负责人,这天下午受委托向王培荣传达了会议精神。 11日,董锋遭到免职。17日,董锋被正式“双规”。

    调查期间,市纪委陆续从举报人睢传侠手中调取了部分证据。 一网站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董锋7月7日试图通过一名记者传话,要到北京请自己吃顿饭,给点“小意思”,然后“处理”掉该网转发的有关举报材料。“结果,等来的是董锋落马的消息。”

荒唐书记的荒唐事

2008-9-1

    听到本报记者提起董锋,一位徐州律师当即表示:“董锋作恶太多,经济问题太大。个人生活方面太烂,而且作风霸道。” 这位律师指出,自己经手的多起案子,背后都有董锋的影子。但他仗着有权有势,十分嚣张。

    董锋东窗事发,在徐州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记者的采访并不顺利,许多人三缄其口。 一些采访对象对董锋的涉案金额莫衷一是。举报人王培荣和另一人士都告诉记者,董锋仅受贿房产少说也有十几处。

    徐州市纪委一办案人员说,由于该案仍在侦查阶段,董锋的犯罪情节、涉案金额等不便对外透露。可以肯定的是,“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都有”。 董锋是徐州的名人。用一宣传部门人士的话形容,他就像文学名著《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从底层爬上来的人物。

    据了解,董锋生于徐州农村,12岁成了孤儿,上有两个兄长。他1977年参军,1980年与公社干部之女睢传侠结婚。1981年退伍后,曾任苹果园会计、种牛场场长、镇党委书记等。1995年当上铜山县委组织部部长,2000年就任泉山区区长,2006年任区委书记。

    睢传侠说,董锋个人作风极不检点,情妇先后有支某、王某、黄某、陈某等。 早在1994年,董锋就与称呼自己“三叔”的支某发生关系。董锋还强迫妻子观看他们做爱,不看就报以拳脚。这种“一夫二妻”的同床生活长达数年。

    陈某比董锋年轻22岁,但他们长期以夫妻名义同居,“在当地处于半公开状态”。2006年5月起,董锋就再也没有回家。 情妇黄某1999年生下私生子,就是关于这个孩子,陈某曾向“我亲爱的老公”董锋写下承诺书。她以“爱妻”的名义落款,日期是2004年12月6日。

    陈某写道:“我向你保证,一如既往的(地)爱你、疼你,不再提以往的问题。永不再提,一切以夫妻和睦为基石。相伴到永远,爱你一生。既往不究(咎),以全新的心态迎接新生活。对于孩子,我会用仁慈的心去善待。象(像)亲生儿子一样待,只会更好。以上承诺,时效到永远。”

    睢传侠说,随着官位越来越高,董锋“每次回家都耀武扬威”,不止一次对人讲:在徐州还有我董锋办不成的事情?据她举报,董锋利用批地的权力疯狂受贿,有房地产开发商甚至在南京购房送给董锋。他还公开对开发商表示,谁不出个十几、二十万元就别想拿地。在董锋担任铜山县委组织部长时,睢传侠多次向县里反映情况,均不了了之。丈夫多次吓唬她:“北京、南京、徐州我都拿钱买通了,你敢举报,我一个电话,就叫你坐牢。”

举报人屡遭恐吓

    8月30日,徐州市纪委秘书长赵兴友告知王培荣,董锋及其情妇陈某均已被批捕,进入司法程序。 但在王培荣看来这只是“暂时的胜利”。他对记者说:“我一直担心的是能不能真正查下去。”

    因为举报,王培荣本人曾遭殴打,生活和事业均承受压力。他还不止一次接到恐吓电话。“有时我感到灰心,家人也提心吊胆。” “有人给我抹黑,说我是泉山区不安定因素。可我是‘逼上梁山’的。”

    “董锋被‘双规’一个月左右,徐州市纪委就把材料移交给市检察院,可称为快速,但是否会影响办案质量?”他表示,由于董锋在当地的势力盘根错节,希望案子能交由更高一级纪委查处。 眼下,睢传侠也有同样的担心。董锋停职之后还给她打电话,希望被他抛弃的妻子能出面作伪证,把网上的照片说成是合成的。

    董锋是一个“双面人”。一方面生活作风长期不正,存在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在各种会议上喊反腐败“很坚决”。今年4月,他在全区纪检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党政部门要准确把握十七大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的新要求,把改革创新、惩防并举、统筹推进、重在建设的基本要求贯彻到泉山反腐倡廉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提出了四个“紧抓不放”:一是紧抓不放廉政教育这一基础工作。要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为重点,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党风党纪、廉洁从政和艰苦奋斗教育,自觉抵制腐败。二是紧抓不放制度建设这一根本措施。三是紧抓不放监督这一关键环节。四是紧抓不放惩处这一重要手段。重视和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严肃查办土地违法、虚假招标投标、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等方面案件,并针对案件暴露的问题建章立制、堵塞漏洞,达到查处一案、治理一线、教育一片的效果。

    根据泉山区纪委6月17日发布的信息,“泉山区董锋书记提出‘四抓四促进’,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年’活动”,他对部分机关干部的作风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强调“奖要奖得怦然心动,罚要罚得刻骨铭心”。

    这也许是董锋最后一次在作风问题上教训他人。 而区委书记董锋的名字最后一次登上传统媒体,是在6月21日。《徐州日报》一篇谈解放思想的专访稿中,董锋提出“三看三想”,其中“一看一想”是“看干部政绩评价标准、考核制度、奖惩制度和作风建设情况,想一想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观”。也许他当时没想到——半个月后,他就成了网上名人、阶下之囚。

    本报徐州8月31日电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3 14:42:1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2008 年8月26日上海审判杨佳一案无效!

强烈要求政法委重新公开审判杨佳!

----上海一审法院审判杨佳是否有效?

李广庆

    2008年8月26日上海审判杨佳一案我认为无效!理由如下:

    1、杨佳去上海杀警察,有说10人,有名字的11人,最后变成10人,究竟杀死杀伤多少人?

    2、杨佳为什么一个人能杀多名警察?没有深仇大恨,咋来那么大勇气?咋来那么大力气?只有深仇大恨的人才抱着必死的决心,愿意用命用死去杀人或者去引起人们关注。俗言说: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杨佳杀了几个人,作为普通人,当然认为他已经高兴了!这里我要问:究竟上海因为什么给杨佳造成了愿意以死去报仇雪恨、一死去引起人们重视呢?

    3、据调查,杨佳去上海行杀戒之前,先是上访告状。有关信访部门是怎样对待的?如果有关部门重视解决杨佳反映的问题,还会发生杨佳以必死的决心,要和给说法?

    4、众所周知,杨佳疑案,全国人民家喻户晓。外国媒体也很关注。为什么对于全国人民都很关注的疑案,上海竟敢暗箱操作、在全国人民翘首以待的关注下不顾法律尊严、暗箱操作不公开审判,连新闻记者都拒绝到庭听审。如此审判,全国民众同意吗?

    5、杨佳杀警,震动全国上上下下,都为之震惊,都为之气氛!并引起海内外新闻媒体的贯注。

    审判杨佳疑案,群众呼吁公开公正公平的审判,上海不听群众的呼声,一意孤行!怎么才能实现公开公正公平的审判?我认为:应该交异地公安立案调查,异地检察院公诉,异地法院审判。异地执法单位不是上海,也不是北京两个直辖市,而是中央政法委指定的其他省市。

    审案前,首先应发布信息,公布审判日期,接受关注本案人们的旁听和新闻记者的采访,海外媒体愿意旁听的也应该大开绿灯,提供方便,以此良好的机会,展示中国的公正及透明度。展示中国对待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少叫外国朋友看笑话;以此展示中国的形象,公平的体制;展示中国依法治国的决心。

    审判,应该实况录像现场直播,让每一个关注的人们,都能看到审判时的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审判情况。上海是怎么做的?

    另外还应该把杨佳杀警的原因,在事前发布出来:如,杨佳2007年去上海旅游时租赁自行车,被上海公安带到派出所,隔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放他出去,上海公安应该从把杨佳带进派出所的那一刻起,到第二天送出派出所为止,把全部录像发到网上,让全国关注此案的老百姓了解:上海公安在那长达一夜以上10多个小时的时间里都干些什么!对杨佳是否依法办案?

    杨佳是中国首都北京的市民,上海竟敢如此对待,不以法办案!让首都群众感到去上海没有安全感,让其他省市自治区的老百姓,更感到没有安全感!老百姓还敢到上海去吗?上海随心所欲的把人带到派出所"住"一夜,出来后为什么变成杀人犯?

    杨佳第二天出了派出所,回北京后上访,给有关部门和上海方面写了一些上访材料,上海本来应该把那些上访材料原原本本的发布出来,叫网民过目、评议!上海方面发布了吗?有关部门为什么收到杨佳的上访材料,不出面给杨佳协调解决?难道没责任么?

    杨佳在派出所的十几个小时当中,究竟受到派出所的什么待遇?他为什么多次上访?上海方面为什么两次去北京给杨佳母子二人道歉?有没录像?录音应该有吧!为什么不拿出来发布到网上叫全国的老百姓网民、国际朋友知道真相?

    上海方面派人到首都北京给杨佳母子二人赔礼道歉未达成协议。然后杨佳成为震惊全世界的以一杀十一的凶手,被世人瞩目。该案唯一知道杨佳在上海被当成偷自行车贼的知情人――杨佳的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

    杨佳的母亲,北京电视台报导:被带去上海配合调查。杨母被带到上海调查什么去了?8月26日审判杨佳,杨母到庭旁听没?这么多地问题,既没在庭审前报导,也没在庭审中提及,请问:这是中国的特色吗?这是毛泽东主席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的本意吗?全国爱好和平有血有肉的人们看着袖手旁观吗?上海方面想叫国家领导听之任之是白日做梦!请中央政府严查此案中的违法办案人!

    杨母也是全国人们关注的焦点。上海方面到北京是如何赔礼道歉的,杨佳是如何上访的,有关方面是如何答复的?杨佳母亲被带到上海是怎样配合调查的?请问上海方面:你们通报了吗?另外我再问:你们准备何时把带到上海的杨母送回北京来?北京1000多万人可是都等着你们回话呢!你们可不要叫首都老百姓失望啊!

上海方面暗箱操作意味着什么?

    是否意味着上海利用强权可以为所欲为?展示强权可以随意践踏法律?展示强权可以随心所欲的残害北京市民和全国去大城市上海地老百姓?展示强权可以不顾事实真相任意塑造庭审结果?展示强权可以压制老百姓的知情权?展示强权可以压制人民的喉舌不叫说话?展示你大上海的威风杀气?

    这里我还要问:北京电视台报道的杨母被带到上海配合调查。调查完了没?上海已经"审判"杀人凶手,说明杨佳母亲已经配合调查结束,上海方面打算什么时候把杨母送回北京?送回北京没?北京的新闻界干什么去了?你们是被买通了?还是害怕上海强权打击你们?请放心,以胡锦涛主席为首的中央政府是会支持你们的正义行动的!

上海方面审判杨佳,杨佳的母亲应该旁听而未参加"审判"杨佳的旁听?难道不是叫配合调查的知情人也不知情?这是什么审判?这是什么公平?这是什么公正?这是什么公开?这是什么正义?你们上海这种暗箱操作与掩耳盗铃、与此地无银有什么区别?究竟谁是违法犯罪分子?究竟谁是造成杨佳杀人的元凶?

    最后,我呼吁:爱国爱民的高级干部和法律界正义人士,重申上海方面目无民众的知情权,暗箱操作的违法行为!对既当运动员又要充当裁判员的庭审的非法活动!――上海2008年8月26日的"审判"无效。

    强烈要求中央政法委指定,非上海、北京以外的省市,重新立案调查与公开审判杨佳!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3 09:39:4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华国锋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上仍然有两个“没想到”

华国锋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上仍然有两个“没想到”

人民网强国博客

2008-09-01

    华国锋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8月31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华国锋自辞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后,已淡出政界二十七年之久。即使如此,华国锋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上仍然有两个“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华国锋告别仪式的规格如此之高。其一是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九常委全部出席华国锋同志告别仪式,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告别仪式;其二,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已经退休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出席告别仪式;其三,告别仪式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华国锋同志于8月20日去世,而北京奥运会是24日闭幕,闭幕式的第二天,胡锦涛总书记就展开了早已安排好的、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主的出国访问活动,8月30日刚刚回京,他回京后的第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参加华国锋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

    如此高规格的告别仪式,既正常也让人感到激动。说其正常,是因为华国锋同志毕竟曾经担任过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而且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口碑。说其让人激动,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华国锋同志退出了政治舞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少人对他了解并不多,很多青少年对他甚至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因此,如此高规格的纪念活动,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使历史更加真实,也让历史能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第二个没想到,是在与告别仪式同时发表的华国锋同志的生平里,我们主要看到对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中的重要贡献和以后在拨乱反正、维护大局中的历史作用,而没有看到与“两个凡是”有关的表述。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同志的生平对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作用作了这样的叙述:“粉碎‘四人帮’ 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

    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2 22:33:3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杨晓陆传网上下载文章(附件)

    各位!网上下载的文章传给诸位过目,中投公司真是送钱机器,给美国雪中送炭不解气又给日本雪中送炭,正为资金发愁的日本金融大臣感激得不得了。另外外汇管理局又以25亿美元投资德州太平洋新成立的(200亿美元规模的)收购基金。不知德州太平洋是否又要用我们的钱收购我国企?

中国投资600余亿美元抄底日本

新闻综述

2008年09月02日

    今年以来,由于美元不断贬值,我国外币资产严重缩水,但这并未使掌握这些资产的主权财富基金望而却步,相反,近期随着全球经济陷入低谷,海外投资又现高潮。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将首次涉足日本证券市场;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也计划投资25亿美元入股美国基金公司知名基金——德州太平洋集团(TPG)成立的新收购型基金。

中投和外管局双双再出手

    据日本媒体报道,中投目前正与日本有关银行讨论开设交易户口的细节,积极办理与日本证券公司相关的结算手续,以争取在今年内对日本企业作股权投资。中投表示,将拿出2000亿美元资产的1/3用于海外投资,包括投资日本等海外市场,涉资总额600~700亿美元。

    日本分析人士指出,中投公司投资对象将主要集中在资源和环境技术关联性强的企业。并且认为,中投投资日本企业并不是要获得其经营权,而是单纯的财务投资。

    就在中投窥伺日本市场的同时,国家外汇管理局也计划投资25亿美元入股美国基金公司知名基金——德州太平洋集团(TPG)成立的新收购型基金。该集团是为深发展的外资股东——新桥投资的大股东,联想前首席财务官马雪征是其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和合伙人。

    据悉,TPG是将于下月宣布成立的新收购型基金,规模达200亿美元,外汇局已承诺投资25亿美元。此前,外汇局已经展开了一系列并购,包括今年4月斥资20亿美元收购英国石油公司1%股份,斥资24.5亿美元收购法国石油公司道达尔约1.3%股份。

中日合作促货币结算多元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看好中投的选择。资源和环境技术是日本的强项,日本经济转型的时候,由于污染很严重,政府采取了财政补贴,支持企业投资环境处理工程。因此日本企业对环境污染的处理能力是世界顶级的。此外日本主要搞产业,实实在在做东西,因此有基本面支撑,其核心产业很强,像节能型的个人汽车在国际上收益也非常好,因此其制造业的附加价值很高。

    “中投已经认识到把投资资金全部压在美国比较单一,日本股市目前处于低位,现在进场,收购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时机还不错,”孙立坚说,“其实中日双方以前也有过这方面的谈判,但是因为知识产权的问题,没有谈拢。最近这段时间中日交流比较密切,因此这一举措也可以看成是政治外交在经济层面的有力推动。另一方面,日本目前缺钱,美国经济疲软,日本对中国的依赖性更大,而中国则缺乏技术,因此这一合作存在双赢的空间。”

    孙立坚还指出,双方合作可以促使货币结算避开美元,这将为货币多元化结算方式提供环境。消息人士透露,中投与日本相关银行正在洽商开设日元结算账户的细节,中投公司智囊团也在听取有关投资意见,包括日本金融机构对中投的投资取态,例如中投一旦取得日资上市公司两成股权后有关公司的反应等。

应总结投资黑石的失败教训

    对于中投的这次出手,孙立坚表示,“不要以为中投在黑石失败,海外资产运作就要停下来。国内资本市场不可能肩负金融价值财富创造的舞台,应该正面看待这些多元化的投资,抓住国际市场上的机会是对的。但问题是,我们的金融运作能力特别差,这其中应该吸取教训。我认为,到底是国字号投资还是民间去运作,是值得商榷的,应该采用更多的运作方式。”

    对于中投的计划,日本证券界一直存在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期望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加盟,可为日本证券市场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又担心中投可能涉足其敏感行业,因此对中投的一举一动仍十分警惕。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中心教授潘席龙也认为,中国金融机构像如今这样大规模进入海外市场,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需要不断总结和反省。目前虽然浮亏比较多,但这种账面上的损失并非真正的损失。而且,国内金融机构也面临着新的机遇,比如债券市场上,中国机构就可以伺机向债券发行方施加一定的压力,做债务重构,重新谈判,寻求债转股或类似的金融安排,实现自己的利益。国内投资机构也可以团结起来,就共同利益同海外谈判。

中投抄底首次进军日本 日金融大臣感激

    日本股市去年表现不佳,今年累计下跌16.59%。如果中投公司投资于日本,将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情,在中投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高西庆今年访问日本期间,日本金融大臣渡边喜美(Yoshimi Watanabe)表示,中国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而日本则相形见绌。

  “今年以来,日本股市的下跌主要受美国经济的影响,近日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也显示,油价高涨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日本的出口需求疲软,压抑了企业获利,汽车等出口类股价下跌,日本经济可能在今年第四季与明年第一季陷入衰退。”前述东海东京证券人士分析道。

  金融厅的文件显示,相较美国和德国,日本人股票投资比重偏低。因此,金融厅认为有必要吸引庞大的储蓄流入,以振兴日本股市。截至今年3月底,股票及基金只占日本家庭金融资产的9.3%,现金占52%;而同期美国的股票及基金占家庭金融资产25%,现金及储蓄占14%。截至去年12月底,两者在德国的比重分别为20.6%及36%。

PE弃华尔街招募本土政商界精英

中国GDP持续高速增长,短短数年成为全球资本最向往的地方,华尔街规则、华尔街“俚语”、华尔街风格蜂拥而至。有着广泛成功经验的“华尔街”们坚信,他们一定在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收获累累硕果,但事实未必始终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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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随着中国投资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变化,“华尔街”和外资私人股权基金(PE)们开始感到困惑:这个他们曾经攻无不克的市场,已经并不能单一的依靠经验和操作技巧取胜;而更多的时候,那些对政策门清、完全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会成为问题的关键。

  9月,华尔街日报刊载的一条消息称,TGP(TexasPacificGroup,即此前的德州太平洋集团)聘请在中国声名赫赫、在国际上也享有颇高声望的联想原高管马雪征,作为中国的董事总经理和合伙人。

  TGP进入中国并不算晚,但多是无功而返。为了改变这一颓势,TGP向马雪征伸出了橄榄枝。马雪征是中国最有商业价值的职业女性之一,她和柳传志一起被写在联想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史上,但这似乎并不是TGP最看重的。TGP 最想得到的,或许是马雪征在联想的平台上积累的广泛的商界和政界关系。

  招募本土拥有广泛商界与政界关系的人士,已经成为外资PE在中国顺利开展业务的保证。在马雪征之前,有被黑石集团招募的梁锦松,以及被KKR招募为顾问的柳传志、田溯宁。而在马雪征之后,有离开高盛、因为自身深厚的政界关系而致力于组建PE的方风雷。有了熟悉的中国面孔出现,外资PE的业务顺利了许多。

  梁锦松加入黑石集团上任仅4个月,就促成筹备中的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斥资30亿美元入股黑石基金,这也成为中国利用庞大外汇储备投入国外金融机构的首个案例。而联想到此前步步风波的凯雷徐工收购案,各国PE可以自信地得出结论:这是一招高明的棋。而在未来,或许也将有更多的“马雪征”成为外资PE追逐的目标。

外资PE的难题

  事实上,之所以外资PE广泛招集本土政商界灵通人士,是有着许多原因的。PE在中国是个新生事物,并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新的法律法规是伴随着PE的发展而出台的,这注定了PE要冒很大的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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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陈道富认为,各监管部门为了促进本部门所管辖的机构进入PE市场,纷纷出台了自己的规章制度,规则不统一的恶果也势必延伸到PE市场,给PE进一步发展造成严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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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道富举例说:“虽然在我国的《合伙企业法》中已经允许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合伙人,但在《公司法》第15条中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那么,《合伙企业法》是否属于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证券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是否可以普通合伙人的身份参与有限合伙企业?这些都需要政策进一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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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PE市场上屡有斩获的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就在接受采访时隐晦地说:“国内做PE最大的困难在于制度层面,因为不少政府部门不清楚PE引入后对企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在很多时候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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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hxhx120" <hxhx120@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2 15:46:3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中电投的改革

我眼中所看到的中电投改革

黄河

    我所工作的水电厂在西北地区黄河中游,以前隶属甘肃省电力公司,全厂约600人。2003年划归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后划归黄河上游水电开发公司。2005年初,由黄河公司主持,分为五个专业公司。原来电厂的生技、安监等部门,包括后方一些重要职能部门,如财务、人资,摇身一变成为业主,代表国家管理水电站,也就是所谓的发电公司。运行分场成为运营分公司,现在成为运营部。原来的水工分场,以及电气分场的高压试验班、仪表班,组成了电测科技公司。以前的电气分场、机械分场,组成了检修公司。以前单位的辅业公司,则变成了受业主管辖的民营企业。当然,前提是五个公司都是三级单位,受青海的黄河公司及各专业公司的二级单位管辖。水电厂的概念不再存在,只有代表国家管理水电站的甲方和与甲方签定合同,对电站建筑、设备负责运行、检修、测试的各个乙方,以及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看别人脸色过日子的辅业公司。

    原来电厂有大约100人的管理层,应该说是相当庞大的了。可五家公司成立后,各公司的管理层可以说是捉襟见肘,于是乎,跑关系、送礼、甚至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一些原来在电厂并没什么真实水平的人物一夜之间驻进了办公楼,有的甚至连智商都没有,坐在那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对着昨天还一起穿着工装劳动的同事吆五喝六,跑到现场指点江山,颇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架势。 很多人当了领导、干部,现场工人减少了,而有的专业,工作量却大幅度增加,工人们似乎觉得开始喘不上气,可是工人阶级是伟大的,为了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他们塌实地站在自己的岗位,干好自己的工作。可青海的管理层觉得这样还不够,青海电站都是百万级的,每台机组检修,50人足以,甘肃宁夏的小电站,每台机组也要50人,这样人均产值太低,可他们似乎不明白,麻雀虽小,五脏具全。

    三年多了,检修班组没有输入新鲜血液,老同志还继续在奉献自己所剩无几的青春。古人云: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我们的管理层在干什么呢?!就是这样,青海建设新电站,如拉西瓦、格尔木、积石峡,大通河小水电,还有准备建设的班多、茨哈峡、玛尔挡等,都从宁夏、甘肃的电站调人。注意,是调上去,也就是说,被抽中的,以后就变成了青海人民,从此告别养育自己的年迈的父母,告别妻儿,去高原奉献青春、奉献生命。 刚开始大家都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拉西瓦工地第一次要人时,大家还不愿意报名,甚至还上演了抓阄的闹剧。一年后,工人群众看清了前途,拉西瓦已经成了热门,想去还要凭关系,呵呵,毕竟全国有多少台70万的发电机,多少条750KV的超高压线路呢?格尔木则成了谈及色变的地方。从西宁到格尔木是800多公里,到甘肃和宁夏就更远了,谁愿意去呢,在海拔2800多米的地方生活,不是件舒服的事。 和热闹的人事调整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工人的工资似乎一直原地踏步,客观的说,略有上浮,但和增加的工作量、考核量以及艰苦的工作环境相比,这就有些微不足道了。检修工人在为检修公司创造效益,而拿到更多收入的却是那些在办公室上网、玩游戏、聊天的人。偶尔心血来潮,弄份题目,拿到前方,再折腾你们考考试,用考核、扣月奖这样的伎俩来刺激一下大家脆弱的神经。

    工会在这样的企业已经不复存在,借用葛优的一句话:“有纪律,无组织”。从2006年9月30日黄河汛期结束后,一直到现在,工人们加班、值班,再没有夜餐补助,值班补助,也没有换休,冬季是水电的检修期,大扩修一般都在这个季节,还有春季大检查,劳动量和劳动强度是相当的大,这样明目张胆的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工会无动于衷,职代会成了痴呆会,代表提不出意见,领导不解决问题。工人成了纯粹的生产资料,拿着不到2000的全部收入,默默地在岗位上奉献。我欲哭无泪。 这场改革,是领导权利再分配的闹剧,无产阶级工人,成了这场闹剧中最大的被伤害者。我老子是文革的受害者,我却成为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电力改革、中电投体制改革的受害者。 刚从学校踏入社会的小弟小妹,千万不要来中电投,不要来黄河水电。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3 09:42:4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21 世纪经济报道社评: 实现社会公正不能只靠市场

实现社会公正不能只靠市场

吴铭

2008-9-2

    如果说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仍在进行,这个辩论的要点就是,大多数人上得起学、看得起病等等"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否应该成为政策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是需要政府介入,还是要排斥政府介入。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不支持改革开放,关键问题只是,是否认同近年来追求社会公平和平衡发展的改革大转型,是否认为科学发展和建构和谐社会也是改革开放。至于那种动辄认为会回到1976年以前的警示,不过是为了回避这一真正问题的虚张声势而已。

    新学年开学的9月1日,中国第一次实现全国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这是中国在文明复兴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从最紧迫的问题入手到全面铺开,这一步迈得很快。2004年,国家启动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攻坚计划;2007年春,免除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到2008年秋,全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兑现此前修订颁行的《义务教育法》"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的规定。

    就在三四年前,"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民生难题,曾经引发有关改革发展的社会大辩论。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里,"上学难"的问题已经因为全免学杂费而大大缓解。也是在9月1日,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指出,全国卫生系统要全面推进以三大体系(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和一项基本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为重点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并将选择部分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用三年时间探索出公立医院改革思路,既要切实让人民群众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看得起病,减轻其经济负担,又要调动医务人员增加服务和改善服务的积极性。

    这些改革努力,也是中央政府对社会公众的核心诉求的敏锐感知和迅速到位的反应。这些举措调整了此前在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牵扯社会大多数的民生问题上,重新通过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老百姓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遭遇的种种困难,让改革成果惠及社会大多数人,促进社会公平。

    这些改革不仅仍然是改革的继续深化和推进,而且是近年来最重要、最受公众支持和好评的改革。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改革本身的转型,提示了一个最基本的"改革学"道理,即如果要追求社会公正,要让社会大多数人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就必须要靠政府的介入,要有公共财政的大量投入。如果寄希望于市场之手到未来的某个时间,自然会让大多数人都看得起病,上得起学,那么等得起的人不会有多少,三四年前中国的社会公众就已经等得不耐烦,明智的执政者不会为了试验一些教条而牺牲一代人的幸福。

    现在很少有人会公开反对让大多数人上得起学、看得起病的改革诉求了,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些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日子里,一些资深经济学家对改革经验的总结却是,要实现大多数人上得起学、看得起病的社会公正,政府就不能再介入经济运行,民众最好还是在市场机制中等待均衡时刻的自动到来,这一进程不能再耽搁了。不过,这种专家话语有点言不由衷,其实可以说得更坦率一点(在改革转型之前他们一直就是这么说的):市场机制应该成为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运行机制,经济效率最重要,社会公平自然会实现,也可以兼顾;至于多数人的分享,这并不是现代经济的主要政策目标。

    如果说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仍在进行,这个辩论的要点就是,大多数人上得起学、看得起病等等"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否应该成为政策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是需要政府介入,还是要排斥政府介入。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不支持改革开放,关键问题只是,是否认同近年来追求社会公平和平衡发展的改革大转型,是否认为科学发展和建构和谐社会也是改革开放。至于那种动辄认为会回到1976年以前的警示,不过是为了回避这一真正问题的虚张声势而已。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2 19:00:5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FW: 概念

华人应有正确的爱国观──从奥巴马演说说起

海外学者  戴开元

    毫无疑问,只要国家存在,在特定条件下,爱国主义具有正面的意义,是凝聚本国人民抵御外敌侵略、对抗天灾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团结在爱国主义大旗下,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这次汶川大地震,全世界的华人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向受难同胞伸出救援的手,谱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救灾交响曲。

    然而,爱国主义好像一件美奂美轮的金缕玉衣,东施穿上也可以变成美女;又彷佛是一件百战百胜的法宝,能使敌人或对手俯首称臣。它经常被某些政客和民众滥用,成为美化自己的化妆品和攻击对手的利器。难怪两百多年前,美国政治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说过一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的最后藏身处。」他批评的正是这类滥用爱国主义的政党和政客。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对这些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答案。今年六月三十日,美国民主党的准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密苏里州独立城发表的长篇演说,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他的爱国观,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迪。

爱国主义含法治自由人道主义

    奥巴马认为,爱国主义的最重要内容是忠于美国的立国理念。他说,「爱国主义并不只是忠于地图上某个地方或者某一类人,更是忠于所有美国人愿意捍卫、做出牺牲或者奉献一切的美国理念。」

    这种美国理念是什么呢?奥巴马说:「正是下述信念导致了美国革命:我们可以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可以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与任何人组团结党,可以信仰任何宗教,我们有权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有责任帮助我们的同胞追求他们的梦想。」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须信奉并坚持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界定的现代民主自由制度的最重要内容:法治,言论、结社、信仰的自由以及人道主义等。

    奥巴马认为,爱国主义者不仅要看到美国的伟大成就,而且要正视美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种族不平等、贫富悬殊、政客道德的堕落等等,他说:「美国之所以伟大,并非由于它完美无缺,而是由于人们相信它可以不断地得到改进。」因此,勇敢揭露并致力于消除美国缺陷的人也是真正的爱国者。

爱国不包括爱领袖政府和政党

    奥巴马指出,不能把国家与领袖、政府或政党划等号,爱国主义不包括爱任何领袖、政府和政党。因此,对政府、执政党持异议的民间人士,也可能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说:「对政府的政策持异议并不等于不爱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六十年代反对越战的人士、不久前勇敢揭露巴格达监狱虐待囚犯的美军和反对布殊的伊拉克政策的人士,都是真正的爱国者。

    近百年来,华人社会一再上演滥用、误用爱国主义的闹剧,经常出现「汉奸」与「卖国贼」的帽子共舞、「反华」与「叛徒」的?声齐飞的奇观。在中国大陆,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共攻击国民政府「假抗日、真投降」,是「美帝的走狗、傀儡」;国民党也指责共产党是「苏俄的代理人」。中共执政初期,大陆的学校提倡「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多少还有点原始爱国主义的影子。但后来「五爱」变成「三爱」,即爱党、爱政府、爱领袖。文革中更变成七亿人只爱一个人──毛泽东。

爱国主义是中共权斗的工具

    另外,爱国主义也变成中共内斗和镇压异议的工具。彭德怀被毛泽东打成「里通外国、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大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的「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为逃避毛泽东迫害、坐飞机逃跑的中共副主席林彪被定为「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集团头子」,至今尚未平反。文革中,前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不堪红卫兵批斗,偷渡香港后到美国定居,被打成「叛国犯」。至于升斗小民因「不爱国」而获罪者更是不计其数。一九六○年,笔者母校的一名高中毕业生,在苏联留学时爱上一名苏联姑娘,立即被定为「叛国分子」押回中国,送到农村「监督改造」。

    邓小平执政后,滞留海外不归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偷渡出国的移民不再被视为「叛国犯」而受惩处,这是中共的一项进步。然而,大陆官方宣扬的「爱国主义」没有任何变化,依然等于「爱党、爱政府」。

海外华人应端正爱国观

    近年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官方的煽动和纵容下,民族主义情绪急剧膨胀,而且扩散到国外。李安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被大陆学者斥为「美化汉奸的大毒草」。前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主力队员郎平退役后,到美国女子排球队担任教练,被许多华人骂为「卖国贼」。今年三月,美国杜克大学两派学生为西藏问题示威,中国留学生王千源没有完全赞同多数中国学生的立场,就被大陆官方和华人骂为「最丑陋的」「卖国汉奸」,其国内的家门口也被人泼上粪便。

    一些海外华人认为,爱国就必须拥护祖国的政府和执政党,甚至拥护祖国政府的一切政策。中国政府对异议者的态度众所周知,毋庸多说。海外某些华人也落井下石,助纣为虐,动辄给异议人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奥巴马的爱国观,也许能为他们提供某种新视角。

    爱国主义是把双刃剑,政府煽动和纵容极端的爱国主义,最终可能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近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合作开发东海油田的协议,被左、右两派异议人士斥为「卖国条约」,就是一例。

    其实,卖国是当权者的「专利」,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出卖国家利益的权力。如果「不爱国」是指认为地球上存在比自己祖国更好的国家,「不爱国」则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人民觉得祖国不如外国好,他们有权「用脚投票」,移民外国。

    《新世纪》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2 09:35:2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泰国民主频遭动荡缘于草根与中产利益冲突

泰国民主频遭动荡缘于草根与中产利益冲突

国际先驱导报

2008年09月01日

    “泰式民主”缘何遭遇动荡轮回,泰国动荡的根源在于占人口70%的草根阶层与占人口约30%的中产阶级及地方世袭领主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张学刚发自北京。

    弥漫在泰国上空的依然是动荡不安。8月31日下午,泰国军方最高司令汶森、陆军司令阿努蓬表示,军队不会介入和发动政变,但要求政府与民盟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五天前的8月26日,泰国反政府民间政治组织人民民主联盟(民盟)领导的反政府示威升级,示威者不断冲击国家电视台、总理府等政府部门,导致电视信号中断,部分政府部门瘫痪。

    27日,总理沙马和刑事法院下令逮捕组织示威的民盟9名领导人,但为避免局势失控,未强行逮捕示威领导人及使用武力驱散示威者。29日,约两千名示威者在冲击曼谷警局总部时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使用催泪弹。当天,泰国国家铁路局248名火车司机和技工宣布“集体请假”,导致该国近四分之一的铁路运营受影响。

动荡导火线仍是他信

    其实早在2006年,民盟就因不满前总理他信而发动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导致社会不稳。在此形势下,泰国军方于当年9月21日发动政变,推翻他信政府,取缔民盟示威,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政治洗牌”。

    2007年12月23日,泰国举行政变后的“回归民主”大选,亲他信的人民力量党获胜。今年1月28日,在竞选期间公开宣称“我就是他信代理人”的人民力量党主席沙马宣布牵头组建联合政府。

    沙马上台后,迅速迎接流亡海外的他信回国,大刀阔斧地推行他信时期的诸多经济惠民政策,并坚持推动修宪,试图从立法上根本禁止反对派示威、终止对他信涉贪案件的调查。种种举措再次引起民盟的强烈不满。今年5月25日,民盟恢复反政府示威,强烈抨击沙马为“他信的傀儡”,要求沙马辞职,并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7月31日,他信的妻子被法院以“偷税罪”判处3年徒刑,他信于8月11日携全家二度流亡海外。此举令民盟大受鼓舞,以为可乘胜追击,迫使沙马政府辞职,或逼军方再度出手,推翻政府。

动荡本质是利益冲突

    与2006年的他信执政危机相同,沙马执政危机的深层根源是泰国社会面临的“亲他信”与“反他信”两派间的经济利益冲突。

    泰国人口约6300万,其中约70%的是农民和城市草根阶层。无论他信,还是沙马均面向这部分民众大力推行惠民政策,在经济理念上强调刺激消费、鼓励出口、大力吸引外资的经济开放政策。这些选民成为他信和沙马赢得大选的关键性支持力量。

    而占人口约30%的中产阶级、知识阶层以及地方世袭领主等,则对他信势力一味“讨好”基层选民、损害中上阶层的利益不满,他们有的受到“惠民政策”的冲击,利益受损;有的则在政治上不满他信、沙马,认为他信和沙马“利用小恩小惠收买草根阶层,纯粹出于选票考虑”。在人数上,他们处于少数,因此在每次大选中均难撼动他信势力;但在经济上,他们控制的财富占该国经济的80%以上,在政治、经济和舆论上影响力更大,因此每次他们“组织起来”,总能对以多数票当选的政府形成巨大冲击。此次示威同样如此。

泰式民主”的困境

    自1931年实行君主立宪制改革以来,泰国民主制度大体经历了军人执政、官僚掌权和新型资本集团管理等发展阶段,形成了独特的“泰式民主”机制。其主要特点是:国王一言九鼎,拥有绝对权威;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反对派斗争异常激烈,双方常陷入鱼死网破式的对决,导致国家陷入周期性动荡。军方仅效忠于国王而非政府,在党派斗争达到无法调和时,常扮演“收拾残局者”,发动政变进行“政治洗牌”,经过过渡期后重新举行大选。而新的民选政府往往又会陷入新一轮恶性争斗,导致新的政变。这一现象就是所谓的“泰式民主的困境”。

    反对派此次之所以敢向政府叫板,就是看准了泰政府迫于国王、军方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不敢强制驱散民众示威的软肋,因而有恃无恐。不过,民盟的做法也有偏狭:其一,明显带有政治私利与个人恩怨色彩。民盟领导人林明达与他信曾是“生意上的伙伴”,后因利益分配反目成仇,这在泰国人所共知。其二,民盟为达到政治目的,鼓动示威者突破和平方式,冲击和占领国家机构,并引发动荡蔓延。

    面对民盟摆出的“鱼死网破”架势,相对理性的沙马政府已陷入困境。泰国政治困境何在?最急需的还是各方都要有“妥协精神”。其中,遵守法律和游戏规则十分重要。

    8月30日沙马觐见国王,31日上下两院召开联席会议共商解决办法,均有助于寻求妥协。倘最终能暂时化解争端,则意义重大,堪称是“泰式民主”重生的开始。否则,“泰式民主”可能再度陷入动荡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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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2 09:42:3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佛里曼: 北京到台北 就像城市到农村

北京到台北就像城市到农村

《中国时报》2008-08-31

    《世界是平的》作者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纽约时报》文章中写道,7年间中美之间形成强烈对比,两岸也是。 “观看奥运开幕数以千计锣鼓手带来的震撼,我轻易得出两个结论,‘天啊,大陆的活力真是无与伦比’;还有,‘开始教孩子说中文吧’!”

    台湾《中国时报》1日刊登的题为“大陆7年拼奥运,台湾仍陷泥淖”的文章写道,奥运闭幕,佛里曼想到鸟巢里澎湃场景说,“看着他们魔幻般表演,我不禁思考中美两国过去7年怎么度过的:中国在为奥运做准备,我们在为基地组织做准备。他们建造更好的体育馆、地铁、机场和公园;我们建造更好的金属探测器、装甲车和无人飞机。”

    两岸7年变化 形成强烈对比。花了300美元进鸟巢看田径的Peggy,来到中国正好7年,上海、北京各半。“奥运成功,不像发现石油那么偶然的运气,而是靠国家投资计划,倾全国之力努力工作的结果”,Peggy感叹说,“两岸七年来的变化,也是对比强烈。”

    “每当从熙攘的首都机场回到桃园机场,就像从城市回到乡村,一年年看着桃园机场的冷清,心里很沉重。”Peggy说,“七年来,北京、上海进步岂止10倍速,身在那环境连喘气都很难。回台北的确像休息,不是没工作等着你,而是步调就一个慢。”

    7年前去过上海的人大抵知道,城市像个大工地,建设飞快。老百姓谈股论金,除了赚钱还是赚钱。和北京人不同,上海人不聊政治,于是,跨国企业总部一家家设立,于是,财富累积效应就出来了。“这段时间,台湾在干什么?打口水战。为了政治需要,制造假想敌,给对手戴帽子”,Peggy说,“在大陆就好象坐往上的电梯,你想下都行;在台湾就好象坐往下电梯,想上都不可能。”

    7年下来,台湾GDP以不变应万变,但上海从3000美元跃升为9000美元,北京朝阳、海淀区更达到19000千美元。财富效应让大陆人越来越富。为什么短短七年,大陆人突然变有钱?因为从2001年开始,大陆已形成了财富效应的急速膨胀。

 

 

亲美派在历史与现实间的精神分裂

荷风掠影

2008年8月30日

    俄罗斯以其南奥维和行动,引起了一场俄格冲突。这轮冲突及其连锁反应,实际是巴尔干之乱的一次翻版。即俄罗斯在竭力反对西方干预科索沃民族问题无效后,也在北约东扩的峰线上、即前苏联传统势力范围的外高加索地区,跟西方搞了一次模拟接轨。尽管西方总是采取双重标准,但俄罗斯事实上已经退无可退,必须作出类似反应。无论我国政府如何进行外交周旋,但国内一些亲美人士,只看到俄罗斯在外高加索的行为在后,却看不到西方在巴尔干的行为在前;只看到沙俄对华武力侵犯的历史,却看不到美国始终对华武力讹诈和政治要挟的现实,这就反映出亲美人士在历史与现实间的精神分裂。

    亲美人士的精神分裂主要表现为,他们没有站在中华民族的基本立场上,没有考虑中华民族的现实威胁究竟何在,而是一味采取为人作嫁替人消灾的代办手法,仅仅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任意摘取可供利用的某些片断,为自己的辩护立场进行铺垫。当他们需要渲染俄罗斯的邪恶时,就把沙皇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历史问题摆了出来,而根本不顾中国的基础工业体系建设曾经得益于前苏联,也根本不顾当今俄罗斯与当代中国已经消除现实冲突的种种事实;当他们需要称颂美利坚的友善时,就习惯性地忘了当年的八国联军同样也有美国,忘了当年武装和支持国军打内战的就是美国政府,忘了帮助中国抗日战争也把大批装备运送到西北等前线地区对付共产党的都是美国空军(陈纳德),忘了当年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主要推手是美国,并且习惯性地忘了谁是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和南海问题等的幕后主使,谁把主要军力部署到了西太平洋和中国周边。可见亲美人士在历史与现实间的精神分裂何等严重。

    严重的精神分裂,还不仅仅表现在对待国际问题的病态上,甚至也是对待国内问题的一种典型症状。只要符合接轨与普世的需要,再陈旧的历史和再远古的神话,也可以拿出来修订校正,再稍稍打磨一下,当作祭品;也可以新编或重构一段历史,就算粗制滥造到不免贻笑大方时,也毫无廉耻;就算造谣中伤到让人瞪目结舌时,也在所不惜。真正属于民族的大众的延续的进步的历史文化,又以陈腐和狭隘为借口,不断进行肢解和割裂,似乎把英雄变作狗熊、将汉奸拜为师祖,方可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地晋见上帝;似乎把民族精神、道德文化一扫而空,才能心安理得地去做世界公民。但这终究只是一种歇斯底里。

    我承认我对美国很有看法。一是因为,假如说中国清朝是闭关锁国的,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不但是要被迫去打几场大仗,而且还要打着别国(如古巴)国旗偷偷摸摸去搞外贸,这时的独立自主又是被逼无奈的,毛泽东主席洞察到了封锁中的机遇,表达出了与众不同和高屋建瓴的伟人思维:“封锁吧,封锁它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也刚好印证了魔鬼消灭种子的荒唐逻辑,说明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封闭本身,而是封闭背后丧失了自强意识。二是因为,我们不是对美国始终抱有先天成见。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我们是最早欢呼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年轻一代,但冷酷事件反复地教育我们:幻想总是天真的。看看当代中国的哪一个麻烦不是美国制造的或跟美国没有关系?而当代俄罗斯却在事关中国主权和诸多国际事务中,基本尊重了中国立场。假如还有正常思维的话,只要美国真诚支持中国统一台湾、真诚支持中国妥善解决藏独疆独等问题,不对中国构筑包围圈,不把主要军力用于西太平洋的铁壁合围,不把各种反华势力豢养起来,等等等等,那么我宁可见着每一个美国人,都管它叫山姆大叔,媚美我也认了。

    实际远远没到这个时候,假如对于美国当今的所作所为熟视无睹,将美国对华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断章取义,却又容不得人们表达自己的一点反感。那么,这类亲美人士的基本状况,除了是在历史与现实间的精神分裂以外,再没有别的更好的善意解读了。

 

对格鲁吉亚危机的若干看法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王逸舟

2008年8月31日

  我们既不赞成俄方宣布支持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地独立的唐突做法,更不能苟同(和事实上助长)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

  今年八月初以来,由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对抗引发的危机,已演变成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及整个西方阵营的新一轮对峙。它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也对中国的表态带来复杂微妙的压力。中国外交上迄今为止对此事的回应十分谨慎,保持了客观中立、主张对话解决问题的立场。

  明确中国的原则立场无疑是必要的。我个人认为,如果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阐述并有所行动,可以更充分地表达中国的基本利益所在和公众的实际倾向性,显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权衡各种大的利害关系,这里提几点看法。

  首先,凡事要有个大的是非判断。格鲁吉亚危机的性质及根源究竟何在?格鲁吉亚8月6日就已宣布出兵南奥塞梯,从7日深夜到8日凌晨,政府军大规模集结,攻入南奥塞梯首府和占领了周围的地区。经过12个小时的战斗,南奥塞梯首府变成了一片废墟,上千名平民在战火中丧生。此举无视俄罗斯部署在格鲁吉亚的维和部队,直接向俄罗斯发出了挑衅,俄军很快介入。而与此同时,美国连连发表声明支持格鲁吉亚,要求俄方撤军。

  这件事表面上由格俄两国的长期矛盾所引发,深层次上是美国及西方多年来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特别是北约东扩的恶果之一。

  其次,格俄战争反映了俄罗斯对北约无休止东扩的反抗。中国适当而公开地表达出这种看法,是有必要的。这里的分寸在于,我们既不赞成俄方宣布支持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地独立的唐突做法,更不能苟同(和事实上助长)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国与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及周边黑海一带的对峙,将不仅加剧欧洲安全形势的紧张,也可能威胁全球的和平与发展。所谓的“拉回冷战”,其实是由美国和西方最先诱发的,而绝非只是俄罗斯一方的责任。

  这场对峙仍远未结束。俄方手中至少握有三柄“杀手锏”,可以适时加以反击:一是加强军事压力,依靠其令人生畏的核武及海空力量,对北约、欧洲一些国家及美国的行动加以反制;二是减少甚至切断对西欧及中东欧支持北约扩张政策的国家的天然气供应,这些天然气占有相关国家天然气消费量的四分之一左右;三是退出与美国达成的各种军控与裁军协议,尤其是中断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美国和欧盟立场的协调。

  不过,这些杀手锏都具有“双刃剑”性质,弄不好也会对俄罗斯的利益和形象带来重大伤害,因此莫斯科方面在使用时会十分谨慎。

  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可选择的对抗方式看,也主要有三种:一是加大对俄罗斯经贸领域的制裁和技术方面的封锁;二是增强对俄近邻地区(包括一些独联体国家)的援助和渗透,利用类似“颜色革命”的事端进一步压缩俄战略伸缩空间;三是凭借其优势地位,在国际舆论和国际组织里造成一波又一波谴责俄罗斯的声浪。简言之,与俄罗斯的“硬抗衡”有所不同,西方的裁制更像是一种“钝刀子割肉”。

  考虑到危机事态仍有可能深化,从中国自身的国际战略根本利益出发,我们必须对此事有更加明确的表态,适时给予俄罗斯以必要的声援,特别是对北约的无休止扩张行为予以适当谴责:

  第一,中国主张以和平的、对话谈判的方式解决各种争端,反对任何有可能激发矛盾甚至引起军事冲突的举动(不论是经济裁制还是政治压力)。

  第二,中国不会像俄罗斯那样马上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正像中国不会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立即承认科索沃从前南联邦的分离一样。

  第三,中国主张,在俄方中止涉及格鲁吉亚领土完整之行动的同时,美国及其盟友相应停止北约的东扩进程,双方展开对话、减缓对抗,以共同增进欧洲安全。

  第四,据此立场,中国可以在安理会有别于俄罗斯和西方的不同方案,以一种积极建设和调解性的姿态促进危机的缓和,在危机解决过程适当突显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发件人:"祖国网每日推荐" <admin@zuguowang.com> 收件人: <admin@zuguowang.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2 00:40:4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祖国网』全球十五亿华人团结起来,掀起全面反掠夺反帝高潮——!9.1.1

俄罗斯强势突破美欧重围,能不能激励中国?

老枪

    俄军对格鲁吉亚的进攻,在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的:“维和部队和公民的安全重新得到保障,侵略者已被惩罚并遭受重创,侵略者的武装力量已被瓦解。”命令之下鸣锣收兵。然而,硝烟似乎并没有散去,弥漫趋势却逐级扩大,可以说,俄对格的沉重打击已直接将其幕后的主子打到了前台,撕破脸面的美军已顾不得道貌岸然。的确,在它撑腰之下的萨卡什维利被打的一蹶不振,这着实让美国脸面丢尽,于情与理作为主子它再不跳出来真的要被骂缩头乌龟了。

    笔者前文中提到:美国政府面对俄军采取闪电方式攻击格鲁吉亚,确切的说,是没有预料周全的,在它看来俄决不会硬的如此坚强。在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际,也只有谴责加呼吁停火,而美国防部长盖茨发言也显示出美军没准备参与干涉。只是强调:如果俄国不停止在格鲁吉亚的行动,美俄关系将受到损害;但在被问及美国的态度时他说:看不出美国有什么必要在格鲁吉亚问题上与俄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并表示,美国不希望和俄罗斯有新的冷战。

    然而,也许正是美军的“软弱”莫斯科面对华盛顿“维护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的高调,置之不理。反之大力渲染格鲁吉亚政权在南奥塞梯地区大搞“民族清洗”和造成难民流离失所;并以欧美违背联合国明文决议,推行双重标准,导演科索沃“独立”,导致肢解塞尔维亚领土完整成功。由此可见,格鲁吉亚问题当然也就好解决了,26日,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宣布,承认格鲁吉亚南奥塞梯自治州和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独立。

    对于俄罗斯此举,美国注意到了其严重的后果。综观俄格冲突所带来的纷争,已不仅仅是格鲁吉亚脱离独联体和加入北约的问题;这次战争几乎给了俄罗斯重整军威的亮相舞台,让他发挥的淋漓尽致,这一仗打给美国看的战争让俄罗斯扬眉吐气。俄罗斯再次崛起的确需要一场战争来展示自己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的地位,而美国恰恰让格鲁吉亚给了俄这次机会。

    美国总统布什终于站出来作了最强硬表态:“美国一直期待俄罗斯遵守停火承诺,结束在格鲁吉亚的一切军事行动,并撤回所有进入格境内的军队,如果俄罗斯不这样做,那么它在21世纪的外交、政治、经济及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将受到威胁。”紧接其后,美国军舰“麦克福尔”号、第六舰队旗舰“惠特尼山”号和海岸警卫队情报船“达拉斯”号27日抵达格鲁吉亚;而美军对外宣称的则是,军舰驶入格鲁吉亚是为了向格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但也有小道消息称(某军事评论家透露):美国总统布什以人道救援为名派兵到位,「神盾舰」「麦克弗伦号」和两栖指挥舰等三舰进入格鲁吉亚巴统港,在电子战方面形成优势;随后有德国导弹防卫舰「吕贝克号」、西班牙导弹护卫舰「博本上将号」和波兰导弹护卫舰「普拉斯基将军号」等纷纷驶入黑海战区。不管其消息真伪,但有官方报道:地中海俄航母逼近美舰队司令部;

    路透社报道说,本月早些时候,一支俄海军战斗群停靠塔尔图斯,其中包括“库兹涅佐夫上将”号航空母舰和4艘核导弹攻击潜艇。以色列媒体28日报道,俄海军进驻塔尔图斯港,该港正对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司令部驻地及以色列近海,其战略意图不言而喻。

    莫斯科报道:俄方指责北约以物资援助为幌子在黑海集结海军,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助理德加洛27日说,在导弹巡洋舰“莫斯科”号带领下,俄罗斯黑海舰队部分军舰驶入阿布哈兹的苏呼米港,幷将在指定安全区内执行维和任务。另据报道,面对北约方面最新的军事部署,俄罗斯近期也对等作出航母进驻叙利亚地中海港口、黑海舰队“莫斯科”号进行导弹试射等部属。同时,俄罗斯战略空军和俄西部地区的前线空军也全部进入战备状态。

    由此可见,一场俄格之间的冲突大摊牌就在眼前,之前所有的幕后者都相继露面亮相,好戏也刚开场!更大的冲突就在眼前。俄美、乃至俄罗斯和北约、欧盟的冲突也许今天就要正式大摊牌,而这轮冲突的结局很可能只有这两种结局,其一,俄罗斯从前苏联解体的阴影中挣脱出来,再次崛起。其二,俄、美以及北约和欧盟国家之间爆发新一论的冷战。

    笔者认为,俄罗斯的处境也类似于中国,次举显示出其反遏制突围的决心。当然,强过对手就必须要拿出实力,让对手有所顾忌并知难而退,必要时拿出玉石俱焚的气概。而中国作为多级国际格局中最重要的一级之一,在国际冲突中理应要扮演力量平衡“缓冲器”的角色,但中国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及俄罗斯的实际盟友战略伙伴,在对俄罗斯宣布承认南奥塞梯及阿部哈兹独立决不会附和西方的声调,而是恰到好处:“面对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希望俄格和有关方面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这一国际大和谐的话语谁都能接受;另据报道称,中国也发挥人道主义精神,对南奥塞梯地区实施人道援助,这就不难看出天平的一方倒向何处,要知道,南奥塞梯地区是在俄控制下。

    应该说,尽管我们不希望俄罗斯再次变成超级大国,但可以透过俄罗斯协同向美国霸权发出挑战这是不争的事实。东西方世界必须平衡,这是世界和谐所首选的原则,只有多极世界平衡,才有和睦相处绿色地球。说白了,鼓噪美国和北约势力统领欧洲的,实属为西方效犬马之力者也,因为这样会加速国际力量的失衡,最终灾难将会落到中国人自己的头上。

 

正是全球化造成了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

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德强

2008年9月

  在谈论全球化时,我们常常注意到一种貌似中立的观点,即,全球化虽然会带来两极分化,但却能使世界经济增长,因此只要注意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全球化将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然而,在我看来,全球化不但会造成全球两极分化,而且会使世界经济衰退。在本文中,我将试图阐述以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为核心的全球化如何导致世界市场需求萎缩,进而使世界经济全面衰退的历程。本文还进一步论证,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十年,其烈度将超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2000年4月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崩盘为标志,大萧条已经到来。本文的观点是以对竞争和危机关系的全新理解为基础的。

一、竞争激烈导致经济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词典中,没有一个词比竞争更好的了。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经济需要。在这一视野中,供给自动产生需求,或者说供给和需求自动平衡,经济像一架精密的机器运行良好,不会产生经济危机。

  然而,事实上,竞争恰恰是危机的来源。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酝酿、爆发和解决过程,都是主导产业投资过度,竞争激化,以致主导产业原材料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利润萎缩,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酿成危机。而随着企业大量破产,加以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或新的市场的开发,市场重新供不应求,同业竞争缓和,经济危机才能得以解决。

  竞争的核心是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或企业争夺同一资源。在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中,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将自动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争夺同一资源如目标市场、待分配利润、原材料等的竞争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换成戏剧性的语言便是“你死我活”。因此,竞争也可以看作是战争的日常化。我们知道,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双方人员伤亡和武器损失最大的时候,相似地,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各方利润大量萎缩,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时候。然后优胜劣汰,在大量资源被浪费掉以后,剩余资源才被配置到竞争力最强而且最善于运用竞争谋略的企业或个人手中,该产业将形成相对垄断格局。由于相对垄断,企业的利润率上升,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招工人数增加,并吸引新的竞争者来抢夺垄断利润,该产业将再一次出现生产过剩,竞争再度激化,产业再度陷入危机。就这样,每一次危机结束,垄断程度都将上升,垄断范围都将扩大。事实上,二百多年经济竞争的结果,是《财富》杂志500强在世界范围内垄断了煤、石油、钢铁、汽车、飞机、船舶、化工、机床、发电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电信、传媒等各主要行业。最近十多年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强强联合的大规模兼并潮,以案值3500亿美元的美国在线购并时代华纳案为最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产业陷入危机并不意味着全局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全局经济危机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产业都陷入危机。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如十九世纪初期的纺织业,十九世纪中后期的铁路,二十世纪初期的汽车、化工,二十世纪后期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电信等,陷入危机,则常常意味着全局性的经济危机。那些非主导的产业在某个局部地区陷入危机,例如纽约的旅馆业,或东京某区的餐饮业,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可能因为投资过剩、竞争激化而陷入危机。在经济危机时期,某些新的产业可能在悄悄生长,例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铁路危机导致全局经济危机时期,石油工业却由于洛克菲勒完成托拉斯化而利润丰厚。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竞争缓和导致经济繁荣,而竞争激化导致经济危机。由于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繁荣会被延长,而危机也会被加剧。在竞争缓和时期,金融业发放大量贷款,扶植新竞争者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由此带来相关设备和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使就业增长,消费旺盛,从而给利润丰厚的下游产业扩大市场,形成良性循环。随后,由于需求增长跟不上投资扩张,到某一点良性循环就终止,而恶性循环却开始了。企业纷纷打价格战,降低成本,削减工资,从而缩小了市场,为争夺缩小了的市场,只好进一步打价格战,进一步降低成本,削减工资,直至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陷入全局性经济危机。

二、竞争缓和是二战后黄金时期的原因

  二战结束以后直至七十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个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高达4.4%,是其后二十年(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2%。这使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多乐观想法,例如劳资矛盾解决了,经济危机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经济将实现自动和无限的增长。这段黄金时期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中引起广泛注意,在中国,人们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产物。

  然而,从竞争与危机的角度看,这一黄金时期无非是西方各大国经济竞争缓和的表现。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拥有世界50%的生产能力和70%以上的黄金储备,其竞争实力远在欧洲各国和日本之上。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3倍,德国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倍,为日本的30倍。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4倍,是法国的7倍。因此,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摧毁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夺取这些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独霸西方世界的美梦。为达此目的,美国对盟国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帮助盟国重建生产体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并且在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中,美国不让各国为平衡支付而限制贸易。最重要的是,美国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国为名,制定了拆毁德国、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从根本消灭这两个新兴工业强国的竞争能力。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则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欧洲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地,那里的经济需求将无法增长,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繁荣期也就不可能出现。

  事实上,美国的这一商业野心并没能实现。随着美国商品大量输入各国,随着拆毁德、日两国军事工业的进程的开始,欧洲和日本国内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各国共产党势力迅速壮大,美国不得不更弦改张。美国统治精英终于发现,他们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消灭竞争对手为扶植竞争对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着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是停止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三是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例如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360日元,从而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又成为美国军火的前线供应商,发了一笔战争财。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贸易保护的友好态度。此后,欧洲和日本生产能力得以重建,内需扩大,给美国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产品输出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仍不足以平衡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出口仍然保持大额顺差,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美国之所以能够采取扶植竞争对手的作法,客观上是由于美国工业的竞争力远高于日本和欧洲各国。然而,由于高工资成本和低积累率,美国的优势逐渐在丧失。1955年到1970年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57%,西欧主要国家增加了116%,日本增加约500%。1960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成本约相当于西欧的3倍,日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国外贸顺差不断缩小,黄金储备不断下降。到1971年时,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为36.3%,1960年为33.7%,1965年为31.3%,1970年为30.2%,1975年为24.5%。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美国竞争力已经衰落到与欧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

  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冷战需要,美国做出了重大的战略牺牲,培养了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然而,恰恰在这一段培养竞争对手的竞争缓和时期,世界经济经历了大繁荣。

三、竞争激化造成世界经济螺旋下降

  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同时便是美元贬值。从那时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从1:360曲线跌至1:120左右,与英镑、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的比值也一路下跌。美元贬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国手中的美元储备购买力降低,能购买的美国货物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增强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削弱各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并增加向美国出口的难度。同时,美国企业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资比例,从而使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势得以减轻。第三,美国迫使各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但与此同时,却用特别301条款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

  这三条措施实际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国经济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由于采用浮动汇率制,美元贬值引发了一场汇率大战,日元、马克、英镑争相贬值,造成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美国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对美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经济增长自然放慢;美国的处境则是略有改善,贸易逆差增长放慢而己。第三,不仅美国,而且日本、欧洲各国都竞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国内外需求萎缩,这是最具破坏性的。当美国将汽车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时,本国失去一个30000美元的工作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27000美元成为汽车公司的收益,该收益将用来降低车价,增加高级雇员薪水,增加企业利润。由于工资是消费需求的来源,而利润则是投资的来源,就世界范围而言,需求减少了,投资却增加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就墨西哥而言,得到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机会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技术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资,可以使墨西哥本国汽车业破产,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长而是萎缩。

  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新的产业革命,随着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滞胀将持续下去,直至各国企业大量破产,演变成世界经济大萧条为止。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大萧条推迟到来,那就是寅吃卯粮,赤字消费。

  从里根上台起,美国一方面减税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又扩大军备以增强内需。这一增一减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由发行高利率的国债来补偿,使里根任内美国国债大规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荣”。布什总统萧规曹随,继续赤字财政。到1994时,美国政府债务即高达4.6万亿美元,每年仅支付国债利息就需要3000亿美元。这还仅仅是狭义债务。如果算上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广义债务,则债务数量更加惊人。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公司债务和个人信贷消费的数额也不断膨胀。1980年,全美工商企业负债总额还只有1.4万亿美元,到1991年3月,已达3.5万亿美元。同期,全国居民负债总额从1.4万亿美元上升到4.1万亿美元。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各项负债继续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31.6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7.08万亿,企业债务15.18万亿,居民债务7.23万亿。不仅美国如此,日本以及欧洲各国都债台高筑。日本国债已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30%,企业和居民负债也数额惊人,特别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已经达到使日本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务比美、日都少,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总负债不得超过60%,其代价是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但欧洲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却不低。例如,在九十年代后期的电信投资热潮中,银行向电信企业发放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这些贷款只有1%能够收回。

  在发达国家债务惊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也在继续上升。从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墨西哥、巴西、东亚、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这些被西方国家视为经济自由化模范生的国家一个个在金融危机中倒下,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出售国家的土地、矿产、电信、铁路等有垄断利润的主权性资产,紧缩财政开支,削减福利措施,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早已被视为第四世界,除了饥荒、战乱的消息,已经没有什么能引起外界的兴趣了。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升至10000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20000亿美元。

  如果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企业、居民的债务都已高得惊人的话,那么谁是债权人呢?债权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垄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大财团。换言之,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是这一小撮大财团发放贷款,维持了微弱的世界需求增长,使本来可能于八十年代初期、最晚九十年代初期就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得以拖延至今。

  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已经十分严重。从1987年股市大暴跌开始,美国经济就走下坡路,至1990年正式进入衰退,企业破产倒闭的数量不断扩大,失业率不断上升,几经反复,于1993年第二季度才出现强劲回升,开始所谓九十年代的新经济繁荣。然而美国九十年代繁荣的国际背景却十分暗淡,欧洲低速增长,日本零增长,中南美洲、东南亚经济危机,前苏东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降低。在这个全球经济互动十分密切的时代,美国经济何以能一枝独秀呢?难道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重新恢复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伴随着美国新经济的是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巨额逆差。贸易逆差在1999年高达3389亿美元,2001年更将高达4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则是日本、欧洲、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资金流入美国。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没有启动国内投资,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国追逐高额利息。欧洲经济的低增长也使欧洲金融投机家把资金注入美国。经济总量只及美国十分之一的中国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就有800亿美元,俄罗斯经济垮台后大量资金也涌入美国。据估计,仅1997年金融风暴后,从东南亚地区流入美国的资金就高达8000亿美元。

  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循环,各国出口赚美国人的钱,然后又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借钱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美元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股市却越来越高。这一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由于这场大萧条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两次被推迟,一切可用的财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尽,其烈度将超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不一样的是,这回再也没有财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

四、全球化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加速激化铺平了道路

  七十年代美国应对竞争力相对衰落和经济滞胀的三大措施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也意味着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了灵活地运用美元的贬值和升值,这就需要资本流动自由化;为了顺利转移生产基地,需要第三世界各国的配合,这就有投资自由化;为了加强美国商品的出口,这就有贸易自由化。这是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三大支柱。

  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不再局限于技术、成本的竞争。一国汇率贬值意味着该国的全部商品对外出口竞争力增强,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则意味着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不仅如此,资本流动自由化还使一国调控经济的货币杠杆失灵,使国家的货币主权受到严重威胁。资本流动自由化还有一个加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世界市场需求萎缩。1966年美国的全部外汇交易额中,商品进出口额所占的比例为80%以上,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近三十年后,这一比例降到了1-2%。这意味着大量资本停留在外汇市场,投入实际生产的资本下降,投资需求萎缩。

  由于投资自由化,跨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最低税收,迫使各国争相向跨国公司减让税收、压制劳工运动、减低工资。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工厂关闭、转移的威胁,被迫接受资方裁减员工、降低工资、增加工作量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则在跨国公司的打击下大量破产倒闭。其结果则是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萎缩。

  由于贸易自由化,各国中小企业和农业跨国界相互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工资成本不断被压缩,大量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倒闭,造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

  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又系统地加剧了国际竞争,为国际竞争的空前激化铺平了道路,一步步将世界经济推向大萧条。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呢?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到,全球化是以各国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共谋存在的证据。

  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通。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存在下去。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主权,听任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

五、结束语

  有可能使这场危机程度减轻或时间缩短的可能因素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然而,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电信、互联网、计算机和软件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释放完毕,并在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中转化为危机因素。生物和医药技术似乎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源泉,但是由于该项技术高度垄断,既不能迅速扩散形成投资繁荣,又不能产生类似铁路带动钢铁、机车、煤炭业那样的连锁反应,反而会加速财富向这些生物、医药公司集中,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新能源开发是不是有可能担负起此重任呢?如此新能源开发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一定是石油供应发生严重短缺之时,而后者常常意味着加剧经济危机。

  所以,我看不到摆脱大萧条的经济和技术可能。预测未来是危险的。有的学界朋友告诫我,不要把话说得太满,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的衰退只是普通的周期性衰退,明年或后年某个时候就会复苏。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次美国经济的衰退比较严重,可能走出衰退的时间会长一些。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可能会象九十年代的日本经济一样,进入漫长的零增长时期。至于预见一场超过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人,则更是寥若晨星了。你就那么自信?不怕出错,毁了自己的学术声誉?

  我不是赌徒。无论做事还是做学问,我都会作两手准备,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结果。所以如此自信,是基于与经济学两大范式都不同的竞争和危机理论,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这两大范式内思考。通过阅读二百年来西方各国的经济危机史,我有把握地说,我的危机理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如果说,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居然没有陷入大萧条,我将反思自己的危机理论,反思自己全部的经济学理论。

 

从墨翟到毛泽东,照耀世界的民族“侠”光

东方百拜

    主导当今世界格局的西方文明,全部来源于古希腊。其无论在社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至今无能跳出古希腊文明的框架。近闻有学者断言:一个中国的墨翟,大等于整个古希腊。从一定的角度判断,此言不无道理。

    古希腊人研究、思考的广阔范围,造就了古希腊文明的博大。而在古希腊文明的最辉煌时期,东方中国也正处于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春秋战国时代。在“百家争鸣”的“诸子”之中,人格最贵、智慧最高者,非墨子莫属。墨子的朴素唯物主义外加其简单、自然、健康的“敬天”世界观,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人、外国人看来也不乏真知灼见。同时,在墨子的方法论中,亦不时闪耀出“朴素辩证法”的光彩。对于人类思维方式的研究,墨子的不名之为逻辑学的逻辑学,比他同时期的远方“同仁”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也毫不逊色。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墨子则远远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于科学的基础上大幅度地深入到技术层面,在工程、工艺等众多领域创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墨子的社会主张,和柏拉图的比较接近,都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只是柏拉图比较看重“君主”、而墨子则更看重人民。墨子主张的行为方式,也与柏拉图的“清教徒”式有共同之处。然而,“清教徒”主要是约束自己;而墨子及其门徒则不仅约束自己,更要约束别人----一切实施强权的人。凭借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坚实的能力,不畏牺牲、以暴制暴,抑强扶弱、除暴安良。这,就是侠。

    墨子,以其旷古难遇的德、才傲行天下,令包括大国君主在内的所有强势人物以及团体敬三分、惧三分、让三分。墨子辞世,他的思想、学术、门派,不可避免的受到所有非弱势阶级的强大联合力量所打压、排挤、封杀。当两千年来,孔孟门徒哭丧“焚书坑儒”的时候,没有人听见墨派传人的哭声,因为墨派已经没有了。并且,从“独尊儒术”始,强势阶级自然而然的不容“巨子”再生。

     普通的劳动人民,没有“食不厌其精”的条件,也没有“听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的闲心;重重压迫下的人民,心中渴望着“巨子”再现。于是,民间就不停的传说“侠”的故事。但是,经过知识分子“加工”的“侠客”,大多已经失去了“巨子”的神髓,嫁接出“富贵侠”、“风流侠”、“匪盗侠”、“鹰犬侠”等等怪物。潜移默化中,淡化、转化、毒化着人民的正直心灵。在当代广泛流行的“武侠”文艺中,弘扬真正侠精神的作品并不多。比较好的有香港梁羽生的一些原作小说(虽然我本人并不欣赏梁羽生先生的文学表达),长影的电影《江湖妹子》等。

    司徒美堂,著名华侨领袖之一。这位美国的“洪门大佬”,17岁徒手打死欺辱华人的白人壮汉,聘任后来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为其“安良堂”法律顾问,抗战期间为国内筹资数千万。蒋介石、日本鬼子对其毕恭毕敬,而他则在上海滩对杜月笙说:“你告诉他(蒋介石),我司徒美堂也不好惹”!在国共开战前,司徒美堂对双方进行了全面考察后。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优厚礼遇,投入了毛泽东的阵营,直至建国后去世。正是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第一个发言并强烈坚持运用我们现在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们称他为“大侠”,他说,毛主席是人类世界最大的侠。

    毫无疑问,新中国的建立,终于实现了“侠者”们的终极愿望。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彻底摆脱了所有的压迫者。纯粹的工人、农民,可以担任副总理;而高官、大知识分子也可以参加工农业劳动(好像有的不太情愿)。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不仅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也让全世界人民热血沸腾。骑在人民头上几千年作威作福的“官”,沉痛地度过了一个风险最高,收益最少的时代。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侠!

    侠的精神,侠的业绩,将永远照耀着人类前进的道路。

 


发件人: dpjournal@googlegroups.com [mailto:dpjournal@googlegroups.com] 发送时间: 2008年9月1日 19:08收件人: 读品发送专用主题: 【读品】第六十一辑 Readings No.61 2008-09-01【读品】2008年第17辑 总第61辑 9月1日出版

被憎恨的国度——关于两德统一的历史性反思

杨不风

2008年9月

    公元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坨在他的《历史》中声称,“日耳曼尼亚”是北邻大海、南至多瑙河、西接莱茵河、东临维斯图拉河的广大土地,日耳曼人则是自不可考的年代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群血统纯正的人。与后来德国的种族主义者相似,古代日耳曼人以血统纯正而自豪,一个例证便是“日耳曼”一词在西文中具有“拥有同一祖先”、“发散自统一根系”、“关系密切”等含义。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许多国家都以“日耳曼”(Germany)称呼德国,日耳曼人自然就是指德国人,但对于以“德意志”(Deutschland)称呼自己国家的近代德国人来说,“什么是日耳曼人”或者说“德国在哪里”,始终是需要回答的问题。1848年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全德意志国民议会就是以完成这一任务为口号而召集起来的,其后俾斯麦通过三次战争实现了德国统一,但这一任务并未就此完成。统一后的德国并不包括奥地利,日耳曼人还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其他许多国家。宣扬“大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具有越来越强的感召力,以至于1890年成立的“泛德意志同盟”对马科斯·韦伯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颇具吸引,包括韦伯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纷纷鼓吹“帝国的扩张”,一战由此爆发。这样的环境最终催生出希特勒,酿造出犹太人大屠杀这一清除非日耳曼人的“最终解决”方案。

    所以,一个当代德国人会说,“德国人是谁”这个问题不能问,一旦问了就会带来血与火。他甚至会说,德国不能被爱,只能被恨。当联邦德国建立时,总统豪伊斯会反对沿用以“德意志高于一切,高于世界上的一切”开头的《德意志之歌》作为国歌,后来也有人建议用布莱希特战后写的一首诗来替代。

    对于向来以爱国感凝聚在一起的中国人来说,显然难以想象对于自己国家的憎恨。而认为统一具有不言自明的正当性的我们,也会想当然地以为,德国人双手拥抱了1989年的两德统一。加上一直对冷战结束、东德民众重获自由进行正面叙述,两德统一的多重历史含义远没有被我们所认识。因此,当我们翻开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的德裔学者米勒的著作《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看到战后许多德国知识分子拒绝统一,激进者甚至要求保留柏林墙,一定会倍感惊讶。

一、德国的罪责

    拒绝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是德国人对战争罪责的反省。这种反省在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战后发表的《罪责问题》一文中得到最深刻的表达。雅斯贝尔斯认为,德国人沾染了无法去除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罪责。之所以称为形而上学的罪责,意味着,一方面,德国人犯下了这一滔天罪行,便已经使自己的历史成为一条邪恶的“独特道路”,另一方面,正如历史学家梅涅克在《德国的浩劫》中所反对的,独特道路并非必然也并非仅仅会从德国文化中发展出来,德国人并未因此被贬为贱民,德国文化也并非黑暗反动。罪行具有普遍性,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产生一定的社会环境,都可能再次发生,它源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即人人都有作恶的自然倾向,一旦受到某些经验的刺激,就会成为现实的恶。尤其当人们身陷群体性的狂热时,罪行极易发生。

    罪责成为一桩债务,需要一代代德国人去清偿,但德国人有勇气承担起自身的罪责,也必须防范罪行再次在德国发生,而对罪责负责任首先就要拒绝民族国家。雅斯贝尔斯说:“走到头的是德国民族国家的历史,而不是德国人的历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能够为自己和这个世界做的一件事就是,让人们意识到,民族国家的理念如今对欧洲和其他大陆意味着灾难。”

    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在战后成为相当普遍的共识,许多统一论战中的知识分子都是在这一共识的背景下进行论辩,在他们看来,正如19世纪俾斯麦领导的帝国统一一样,两德统一很可能导致催生威权的民族主义精神复兴,即便统一势在必行,也必须弄清,它的正当性何在。所以,即使两德统一已经过去十年,在米勒教授写作此书的2000年,德国知识界围绕统一问题仍旧是一片众声喧哗。事实上,质疑统一不仅仅源于对德国“独特道路”的防备,从18世纪以来,德国政界和知识界就一直在围绕国家和民族认同问题进行错综复杂的历史性讨论,如今的论战不过是历史的重演。米勒教授也因此自觉运用日耳曼学术里最通行的政治论证研究法——历史化分析,将战后德国知识界关于统一的各类主张与延续两百多年的各个问题传统勾连起来。在这样广阔的历史视野下,我们会看到,德国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反思统一、对抗民族国家的知识资源。

二、文化民族vs国家民族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德国历史学家梅涅克在其初版于1908年的名著《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开篇区分了德国思想史上两个重要的范畴:文化民族和国家民族。前者主要基于某种共同的文化经历而凝聚起来,后者则建立在一种普遍的政治历史与法则的统一力量之上。数百年来,德国一直是一个小邦林立的国家,尤其是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后,分裂为1789个拥有独立主权的政权,但德国很早就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尤其在宗教改革之后,形成标准德语,在18世纪更发展出灿烂辉煌的文学、艺术以及哲学。所以一直有德国思想家持有这样的观点:德国是一个文化民族,一个“去中心化的过度”,她无需建立国家即可完成。德国的分裂等于“我们政治生活美丽的多样性”。

    上述思想在赫尔德和席勒的著作中处处可见,19世纪初影响巨大的法学家、政治家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也曾提出一种浪漫主义的政治观点,特别表现了文化民族的存在形态。哈勒推崇封建的小邦制,认为小邦体现了真实、简单的自然秩序,邦国越多越能保留美、善和多样性,惟有在小邦中精神的“教养”才能达到顶峰,因此他痛恨一切大一统的政治目标。这种看法保留在每个普通德国人的文化血液中。每个德国人都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故乡,对他们而言,对故乡而非对国家的爱更加真实。

    虽然德国后来的历史抛弃了文化民族,转而谋求国家民族,梅涅克的著作亦是条析两个概念的发展史且支持后者,但并不代表文化民族成了过时的论调。统一论战的代表者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立论的核心便是文化民族这一概念。他回顾历史,认为18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在政治统一缺失的情况下缔造且保存了一个德国的文化民族,彼时文化的创造力基于政治方面的孱弱,而随着政治结构的强化,文化构造与其趋同,文化的创造力旋即被湮没。常常被抹黑为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代表的尼采恰恰也持这一观点,当第二帝国建立时,他在第二篇《不合时宜的沉思》中讽刺说,不要认为统一会使德意志文化胜过法兰西文明。因此格拉斯呼吁,用文化民族的共同意识取代政治上的民族意识,主张德国文化民族圈
内部的“一体而非统一”,在柏林枪倒塌后还提出两德以联邦制联合的渐进方案。

三、宪法爱国主义

    论战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哈贝马斯的观点则明显带有启蒙运动的理性国家观和世界主义的色彩。他支持统一,但认为新德国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不应该再聚焦于文化和历史,而应聚焦于以权利和民主程序为基础的爱国主义,他借用了宪法爱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表达此种爱国精神。宪法爱国主义最早由雅斯贝尔斯的密友施特恩贝格提出,表达的是对法律和公共自由的热爱,不过施特恩贝格更多关注共同体而忽视个体,哈贝马斯接手这一概念后,发挥了后一种意义,使其成为一种后民族的国家认同。

    公民经由自由平等的政治参与而非被动继承来的民族归属获得自己的公民身份,国家则通过法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有效促成公民的政治参与,同时保留并维护个人生活世界的多样性。这种主张的基础是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两分法:国家的法治作为一个工具理性系统与个人更多由价值理性主导的生活世界相互分离、并行不悖,互不侵夺对方的位置。国家维护了个人的生活世界,也就是捍卫了普世的基本价值,个人才认同国家。

    纵观整个现代史,就是个人反抗体系性强权,争取个人自由的历史,所以毫不奇怪会发现,如此兼具世界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思路早在18世纪就成为德国思想的主流,不惟康德,施莱格尔兄弟、谢林、洪堡、诺瓦利斯都隶属这一渊源。推崇个体生命之丰富性的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就曾说:“个体越有见识,越表现得生机勃勃,国家也就会变得更有生机,更具个性”,对他来说,“德意志特性是同最强大的个性混杂在一起的世界主义”。即便是发表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通认为唤醒了德国民族精神的费希特,在他那里,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也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他提出,德意志民族的特性就在于其普遍性,德国的统一并非源于任何形式的民族特征,而是为了公民实现自由,如果说民族国家是必经的历史阶段,那也是通向“国家的国家”的历史阶段。显然,在哈贝马斯看来,在民族传统受到质疑、历史发生了断裂、普世价值日益受到拥护的战后德国,是时候脱离民族国家的阶段,重续启蒙精神,融入一体的欧洲。

四、社会消解国家

    鼓吹民族国家复兴的保守主义者自然存在,而且势力不小。他们或多或少算得上纳粹的桂冠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门生或者崇拜者,也正因为继承并发展了施米特的思想,他们便与其他立场的知识分子分享了同一论据:施米特所称的“自组织的社会”正在不断消解国家。这一观察至早就已由黑格尔做出,市民社会或者说公民社会,是黑格尔国家理论的重要环节,现代政治运行的逻辑也常常被归结为公民社会崛起,制衡国家权力。施米特相当重视这一现实,他的所有思想就是捍卫国家的神圣性,避免国家被多元化社会侵蚀。他为民族国家辩护的论证可以简化为:政治即划分敌友,只有作为一个精神凝聚体的国家才能够划分敌友,所以只有国家是严肃的政治事物的惟一容身之所。由民族主义精神凝聚起来、对抗其他民族的国家显然具有这样的价值,联邦德国在施米特看来仅仅是一个不具有任何正当性的功能机制。

    施米特战后的追随者们——以法学家福斯特霍夫和曾坐镇联邦宪法法院的波肯费德为代表——都接受了上述立场,与施米特不同的是,面对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他们不再坚持保卫国家反对社会,而是接受了这一事实,进而认为国家只是对工业社会进行辅助和补充,它的正当性不再是在更高层次上代表整个社会,而是提供广泛的再分配和社会服务。然而他们由此却发展出一套技术统治论,认为国家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技术化官僚机制,脆弱的个人在其中没有任何政治活动的可能性。某些保守主义者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顾问约瑟夫·凯泽甚至将之接续上施米特程的一部分。

    可以看到,同是导向欧洲一体化,保守主义者与哈贝马斯的推论却南辕北辙。前者在放弃了以决断式的激进政治行动对抗工业社会对国家精神的侵袭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而默认技术化国家对个人生活世界的规制。哈贝马斯和其他知识分子则拒绝在彻底激进和彻底冷漠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他们不仅同意而且主张国家的正当性就是提供功能性的服务,但他们也认识到,国家作为一个系统,自然而然会侵蚀个人的生活世界,但个人对此并非束手无策。70年代兴起的环保主义已然弱化了技术统治论,在理论上,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批判了施米特的政治观。他否认只有国家才具有政治性,施米特所厌恶的自组织型社会恰恰成了政治事物的新容器。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的公民,不仅以合法的形
式对抗国家的技术化控制,也对抗社会自身产生的系统性规训力量,从而形成普遍的抗议政治。另一位战后著名的社会学家卢曼甚至将抗议政治的兴起视为联邦德国的辨识特征之一。对于坚持启蒙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国家以自我否定的形式,通过向公民提供抗议权,获得了公民的认同。

    百年前梁任公于《新民说》中倡言:“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彼时之中国民众,只对于朝廷方知有国家,而于朝廷,但知服从而不知朝廷之是否合法。百年后的国人,对于国家、政府之认识是否更加深入合理,尚存疑问。

 

中国社会组织的结构政治学:四个主题

吴强

一:什么是新社会组织?

    在过去的近20年里,中国的社会组织吸引了社会学者、政治学者和所有那些关心社会组织,关心1989至今在威权政权内部发生的,且仍在进行的国家-社会关系转型的人们的注意。在苏-东集团崩溃后公民社会概念重新复苏,围绕中国的转型社会研究也聚焦在可能的新兴公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组织。事实上,不能不看到,在1990年代,所谓政府组织的社会团体(即GONGOs)其增长之快远超那些自发组织的“民间协会”或者独立的非政府组织(NGOs),构成了官方认可的社会组织主体,从而在施密特的意义上“占据了政治空间”。然而,这样一种十分有问题的情形已经在过去的17年间导致了对中国社会本体性变化的相当混乱的认识。

    社会组织,在西方世界通常指代广泛的社会单位,包括政府、法庭、议会、政党、教会、工会、协会和他们的相互联系直至一个“更大的心灵”。但在中文语境下,社会组织有着特别的意义。根据官方分类,社会组织仅是三类官方认可的介于国家和大众之间的“社会中间组织”的集合:社会团体和协会,私人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在实践中,社会团体和协会与基金会作为社会组织的主体涵盖了“党”的“群众组织”,官方资助和科层序列的专业社团和产业协会,并通过社会组织规章的“社团登记的唯一性/排他性原则”占据了各类协会组织的政治空间。

    如此背景下,与主流社会组织兴衰平行的新社会组织的出现及其结构化也许是过去17年里城市中国最有价值的变化,标志着这一威权政权内部社会政治的从下而上的结构性转型。在这篇文章里,新社会组织指代那些自发成立、自我管理、独立的正式及非正式组织,既包括1990年代初之前开始建立的正式的非政府组织,也包括为数众多的非正式的互联网组织,以及兴起于1990年代末期的各类维权组织。至前为止,新社会组织,整体上并非源于主流社会组织,他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并建造了共享的共同组织特性、社会资源、认同和相互联系,从而将他们自己与主流社会组织区分开来。尽管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新社会组织是作为合法社会团体或是商业企业登记的,且更多的仍保留相当灰色的政治地位。

二:新社会组织企业家的行动主义

    关注于新社会组织的型态变化,我们可以从1989之后17年间的进化中分辨出三类组织变化:1990年代初兴起的非政府组织;1990年代末期出现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群落;以及与此同时各类新兴“维权组织”。从2003到现在,他们卷入“维权运动”并担当着社会运动组织的功能。这一维权运动是城市中国1989之后出现的新的抗争政治形式,不同于1980年代的民主运动,而是接近欧洲的新社会运动。

    在详尽的田野调查和结构化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新社会组织企业家的行动主义的形成和功能被认定是上述新社会组织的结构转型过程 (型态的、政治化的和异层的) 的中心。此行动主义养成于1990年代末期开始的惯习化的互联网交流行动,主要涉及一些容易被观察到的方式,比如公开信联署、静坐和抗议,赛博抗议、法律诉讼、和较少的示威游行,构成申张与要求特定权利的斗争的大部分。更重要的,另外一种行动主义——网络化鼓动,籍由他们的日常活动将他们转型为多重使命的新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的企业家——也许可以用来解释新社会组织的深层结构化,特别是,维权运动的微观动员和新生代运动(互联网)知识分子的形成。从这一双重结构,此项研究得出中国新社会组织的抗争政治是反威权和自耦合
的,排除了他们内部(与威权政权)的法团(合作)主义合作,而且这一令人兴奋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89年的民主运动。

三:互联网和抗争

    曼纽尔·卡斯特的三卷本里程碑著作《信息时代》(1996,1997,1998)已经提供了互联网和全球运动之间互动的全景性描述。然而,对于在威权政权内部的抗争政治,互联网是否以及多大限度地能够在一个严格的审查制度下发挥作用似乎仍有问题,无论理论上还是经验上。从我的研究,关于互联网如何在城市中国作为一个“大众到大众”的传播技术创造了一个远大于赛博空间的新的政治空间并重塑了中国新社会组织从1990年代末期以来的形态转变,互联网对抗争政治的结构性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认同:卡斯特曾经提出了认同建设的三种形式和起源的区分,即合法性认同,抵抗性认同,和项目认同。这些均在我的论文中被检验,堪以解释维权中心的和互联网为基础的认同建设。较特别的,如此三重认同建设的结果并不止于平行于从抵抗意识像项目意识的转换并由相对应的合法性认同、理性反对意识和维权斗争等三重认同建设所生成的“形成中的公民社会”,更产生了一个卡尔·曼海姆意义的通过集体修复和互联网政治讨论完成的集体记忆所形成的新生政治代。这一政治新生代也许是互联网结构化最重要的结果,即使新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在未来将面临越来越严苛的审查和控制都无法改变此重要性。

    事实上,如我的论文所揭示的,插曲事件不仅构成日常斗争,而且,功能如同系统分化的“扳机因素”。感谢互联网的超文本链接特性,几乎每一个BBS论坛上的争论或者现实世界的偶发事件都可能扩散到整个赛博空间然后放大为一个赛博事件或公共事件。从这一点,即“交流招来抗议”。在多对多的传播时代,如果说,具反威权和不可预测性质的互联网抗争已经借着不断穿透威权制度的边界而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一点也不令人惊奇。

四:威权主义和晚期威权主义

    如Brachet-Ma′rquez所言,“威权主义在20世纪早期曾经遍布欧洲和其他地方”。诚然,自林茨(Linz)精确定义了西班牙的威权主义作为一个“具有限、不担责的政治多元主义、缺乏精细和指导性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其中,领袖间或小集团行使权力其约束极模糊但却很好预测”,威权主义的视角就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把南欧和拉美区别于极权主义、苏丹统治、和民主国家的分类表,特例如奥唐纳的“官僚威权主义”,而且是一个方便后来进行转型研究的中间类型,因为威权国家更少倾向制度化,所以人们可以预期这些国家内部或在国际压力下出现许多变化。

    然而,最近十年来,在东中欧的后共国家的民主转型中,及在那些“缺陷民主”国家中,出现了各种样式的“新威权主义”,比如在一大批“半威权国家”出现的“选举威权”,分布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到埃及、新加坡、委内瑞拉等等,这些国家表面上都已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操纵选举泛滥以维持在位强人领袖的威权统治。从而,民主转型研究的中心问题“民主巩固”在实践中已被部分地换成“威权巩固”,威权政权和非民主政权的边界很大程度上也日益模糊。

    如此背景下,中国出现的“晚期威权主义”代表着新威权主义的一个极端变种。一方面,受益于市场经济的繁荣,威权主义变得如此强大并富有弹性以致人们可以预期它在长时段内保持权力并向世界输出威权主义,就像冷战时期的输出革命。另一方面,当精英集团谋求威权主义的完全制度化,即包含严厉控制和表面民主两方面的制度完善,由下而上的反威权的抗争政治,同时也作为全球社运的一部分,经由改变威权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已经改变了现行威权主义的性质。在这样一个晚期威权政权内部,公民社会的发展并不拘于威权的有限多元主义定律:有限的公民社会尚未也不会被统治集团完全制度化,也不作为独立公民和国家间的中介,相反,她显现为一个形态生成中的与长期制度化的威权统治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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