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本文集发出几篇从宏观到微观看问题的文章,以帮助我们认识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加入国际体系过程中只不过是一个被廉价利用的对象,甚至是一个被玩弄的对象。中国总觉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很少看见自己付出的巨大代价。今天,这场在西方货币主导下的改革蜜月终于走到了头,中国终于意识到自己重商主义发展模式被西方轻易地瓦解了,西方利用货币的优势轻易地利用了中国的发展成果。不管央行行长周小川如何发出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要求,都无疑于是在与虎谋皮。吃了这一亏之后,人们很难再傻乎乎地高喊经济全球一体化 了。实际上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战争、纠纷,都是全球化惹的祸,有人打着全球化的旗号对全世界实行统治。阿富汗、伊拉克被入侵都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悲剧。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能理解邓小平当年所说的话:中国不能被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但在这些年里,中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 完全丧失了这一意识,缺少独立发展的意识,只想卑躬屈膝地加入富国俱乐部,但对自己的身份命运并不清醒。实际上中国政治家的认识水平甚至连巴西总统卢拉都比不上!不搞政治进步,只搞经济依附和文化附庸,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中国不能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

警惕国际资本对我国财富的掳掠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3月30日

目录

包宇:《中国不能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

张宏良:《G20峰会:危机中的世界民主化进程》

高木:《20国峰会中国有一张重量级底牌!》

郎咸平:《西方国际金融炒家以唱双簧的方式掠夺中国!》

蒙代尔:《为中国提出建立国际货币体系三声喝彩》

蒋佩春:《警惕国际资本对我国财富的掳掠》

蒋佩春:《金融风暴掩盖下的欺诈----渣打银行有毒理财产品剖视》

孙连华:《我国各类学者的思想观点》

李玉山:《创建全新的世界(联合国金元)货币金融体系势在必行》

时寒冰:《中国的一切问题受困在政治改革上》

王长江:《中央党校最近究竟触动了谁的神经?》

晓坤:《一场演给“乡下人”看的戏》

张祥龙:《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

熊自干:《是反对改革开放,还是批资产阶级自由化?》

宋石南:《中国确实不高兴》

黄纪苏:《中国当西方徒弟,钱钟书做文化泰斗》

黄纪苏:《王小波已矣,他的“门下走狗”却该长进长进了》

纪红:《聂绀弩与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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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BaoYu" <leeca2008@hotmail.com>  2009-03-29 20:34:0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学习摘选

    现在大家对经济政策、改革开放的评价讨论很多,我们不妨从邓老的原话中,先考虑什么是当时中国希望推动的改革,对比一下今天学术界的思维和讨论,以及当时他领导的改革运动,对当今社会面貌以及政策取向诸多深远的影响。

中国不能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精选语录

中兴通讯 包宇 整理

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

    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 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

    我们实行的民主不是搬用西方的民主。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干部的新老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国际上一些人在猜测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经济建设的政策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从长远看,粮食问题很重要,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题。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农村这一套不能完全搬到城市,因为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它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

    我们也意识到,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些差错。但这影响不了大局,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

    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现在机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设立许多公司,实际是官办机构,用公司的形式把放给下面的权又收了上来。机构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权不放,下边搞不活,企业没有积极性了。

    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困难比较多,特别是人口太多,现在就有十亿五千万,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

    中国发展经济从何着手?有位日本朋友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先把交通、通讯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第二点,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后面这一点,我们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现在全国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

国际关系和对外事务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

    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

    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

 

 

发件人:"tianyang001" <tianyang001@sina.com>  2009-03-30 14:10:47 +0800 收件人: "大军中心"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张宏良

G20峰会:危机中的世界民主化进程

——答新华社记者问

中央民族大学 教授  张宏良

    记者:自去年二十国集团华盛顿峰会以来,巴西、印度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在国际金融改革过程中赢得更大发言权和决策权,以赋予国际金融机构以更大代表性和合法性。您认为本次伦敦峰会会推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举措吗?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自身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方有助于减轻负面影响?

    张宏良:指望本届G20峰会能够提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举措是根本不可能的,峰会只要能提出几条减轻金融危机打击的有效举措就已经属于奢望了。就当前而言,能够有效减轻目前金融危机的打击,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国家最大的帮助。虽然本届G20峰会还不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什么积极作用,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和G20峰会成为主角,都说明了世界民主化进程不仅适合于国内,也同样适合于世界,如果说这次金融危机是少数发达国家滥用世界垄断权利的结果,那么G20峰会取代8国首脑会议成为主角,则是世界民主化进程发展的初步结果。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滥用世界金融垄断权利,造成了世界金融危机,他们又无法控制和摆脱危机,便形成了全世界所有主要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对付危机的状况,由此便让G20峰会扮演起了主要角色。

    如此背景下成为主角的G20峰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眼里自然具有不同作用:在发达国家看来,G20峰会不过是解决金融危机的工具;在发展中国家肯来,G20峰会是一个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国际平台。这是G20峰会与8国首脑会议具有不同性质的地方,它一开始就是一个斗争和谈判的场所。虽然就长期来看,G20峰会作为世界民主化发展的产物,必然会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民主化方向发展,但是就目前来讲,G20峰会还很难摆脱受发达国家控制和主导的状况,短期内不要指望它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明显利益。

    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金融危机重灾区的问题,应该说不是可能,而是必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条规律,就是灾难永远打在穷人头上;就国际社会而言,灾难则是打在穷国,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头上。这次金融危机的灾难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元资产贬值的灾难,二是虚拟经济破产的灾难。这两个灾难发生在美国,灾难的结果却是打在发展中国家头上。

    首先,就美元资产贬值的灾难来讲,美元对于美国自身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意义完全不同。美国手里的美元是美国印刷厂印制的;而发展中国家手里的美元是用资源和劳动收入换取的。美元贬值,对于美国来讲只不过意味着印刷厂多增加些产量而已;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则意味着十几年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付诸东流。中国近2万亿外汇储备最为典型,中国近2万亿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相当于半个中国的经济总产值,是中国60年经济建设3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成果。按照众所周知的5%的外贸利润分配比例,中国积累近2万亿外汇储备的同时,为世界主要是为发达国家(出口发达国家的商品超过80%),贡献了40万亿美元的利润财富,即便利润构成商品价格的一半,中国积累近2万亿外汇储备出口的商品量也有80万亿美元,相当于近20个中国的总产值。用如此天文数字的资源和商品换取的外汇储备,一旦发生损失哪怕是损失掉一半,对中国的灾难性影响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损失。2007到2008年一年美元就从7.8元贬值到6.8元人民币,贬值幅度近13%,如果按照2万亿外汇的70%美元资产计算,损失近1800亿美元,超过1.2万亿人民币,再加上超过美元贬值损失的投资美国股票债券的损失,财富损失相当惊人。

    其次,就虚拟经济破产的灾难来讲,表面上看是美国金融公司破产,实际上损失的是别国财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财产。虚拟经济取代实体经济占据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本来是社会历史的伟大革命,它解决了现代化大生产的集中管理和财富共同占有之间的矛盾,消除了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边界,奠定了大同世界的经济基础,使人类终于看到了消除彼此争斗杀伐的希望。可是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在虚拟经济基础上的各种金融创新,完全变成了少数精英和资本集团进行金融欺诈的手段。反映在国际经济格局上,就是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控制虚拟经济,将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实体经济主要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虚拟经济完全是吸纳商品价值,从而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生产财富,而发达国家占有和消费财富的殖民经济循环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如同国内中小散户与控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之间的关系一样,中小散户把钱投入到上市公司,大股东从公司中把钱拿走(即所谓占有上市公司资金),当大股东拿走的钱远远超过中小散户的投资,公司经营难以为继时,就会陷入破产。表面看上去,是大股东的控股公司破产了,是大股东的损失,而实际遭受损失的却是广大中小散户。今天美国大量金融公司的破产,给发展中国家和美国自身造成的不同影响也是如此。

     比较目前金融危机给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造成的不同结果,就会明显看出真正遭受财产损失的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拥有1.95万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与此同时,外资在中国拥有相当于1.9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资产(中国社科院统计)。中国拥有的1.95万亿外汇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公司债券和股票等虚拟资产;而外资拥有的中国1.9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资产,主要是工厂、超市、房地产、银行、保险等实际资产。现在金融危机一来,中国拥有的美国虚拟资产的泡沫在不断破灭,资产大幅缩水。

    据美国外交协会提供的数据,中国外汇储备的15%都是股票垃圾债券等虚拟资产,大约2900亿美元,相当于2万亿人民币,投资时间恰恰是2007年9月美国股指14100多点的最高峰,目前最低已下跌到6400多点,跌幅近55%,由于中国投资的大都是大型金融类股票,而跌幅最大的恰恰是此类股票,跌幅几乎都在80%以上,像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跌幅超过90%,花旗银行跌幅超过96%,美国银行跌幅超过93%。跌幅90%以上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还剩下一个零头,像操控世界金融市场数十年的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在此期间已尽数灰飞烟灭。

    目前中国那相当于2万亿人民币的股票类投资,究竟还剩下多少甚或还有没有剩下,恐怕只有上天知晓。而与此同时,外资在中国1.9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资产,却在大幅增殖,因为外资投入的大都是拥有暴利的垄断性行业,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收、法律和行政的大力支持,获利能力远远超过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结果就是,美国金融公司破产,遭受损失的却是中国人;中国实体公司盈利,赚钱的却是美国人。

    至于说如何减轻金融危机的损失,由于各个国家面临的困难和遭受的损失不同,应采取的措施也不同,没有适合各个国家的统一应对方法,比如东欧面临的问题是资金短缺和出口堵塞的困难,中国面临的是内需乏力和外汇损失的困难,各个发展中国家只能根据本国情况选择减轻危机损失的措施。如果就摆脱金融危机的共同任务而言,包括本次G20峰会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应关注和解决以下2个根本性问题。

    一是要逐步改变二战后由发达国家控制世界所形成的不合理的贸易、金融体制,建立与世界一体化相适应的有利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发展和繁荣的新的世界经济体系,目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世界结算货币问题。世界货币必须由世界统一发行和统一监督,不能由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些国家来决定。美元要继续成为世界货币,就必须脱离美国控制,不能由美国单独印刷;美国要继续单独印刷美元,美元就不能继续成为世界货币。世界民主化进程必须从这里开始,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世界,世界货币必须是世界各国共同管理的货币,现在这种一家随便印钞票,大家生产商品换钞票的荒谬制度,完全违背了现代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金融危机就是这种荒谬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荒谬制度是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根源。不过,在新的世界货币替代美元之前,中国首先要实现美元外汇资产的安全着陆,把现在的美元资产变换成其他资产,最好是资源资产和商品资产。

    二是要建立起能够有效约束精英集团的大众政治制度。农业社会人们遭受政治精英组成的权利集团的控制,工业社会人们遭受经济精英组成的资本集团的控制,现在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开始遭受知识精英的组成的管理集团的控制。但是,与能够有效约束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的法律制度相比较,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约束知识精英的法律制度,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掌控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知识精英造成的。突然而来的知识经济浪潮将极少数知识精英推上了金融金字塔的塔尖,金融衍生品的高度私密性和复杂性,又在客观上废掉了传统金融监管制度的制约,不受任何制约的知识精英只拥有权利和享有利益,而不承担任何风险。不仅如此,他们为了安排好将来退路,专门制定了“金降落伞计划”,所谓“金降落伞计划”,就是规定公司高管将来离开公司时,有权获得一笔巨额补偿金的计划。如此一来,这些知识精英便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开始了各种闻所未闻的金融欺诈活动,把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推向了金融危机的深渊。

    当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知识精英乘着“金降落伞”飘然而去,不仅没有承担任何责任,最后离去时还发了一大笔财。把美国最大的两家房贷公司搞到破产境地、成为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两房”高管,就是在没有承担任何责任遭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携带着上千万美元的补偿金离开了公司。这个月,美国30个洲爆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席卷法国全国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就是由精英集团的不负责任引发的,与民众收入下降和劳资纠纷等传统的抗议因素完全无关。由知识精英组成的现代管理集团,越来越类似于中世纪的僧侣阶层,只拥有巨大权利享有巨大利益,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不接受社会任何监督(还没有找到有效监督方法),公众的不满就是由此而来。可以说,能否建立起有效约束知识精英的监督体制,是21世纪新经济时代能否顺利发展的历史关键。

    目前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以平安保险老总马鸣哲(年薪6800万,还不包括数倍于此的股权收入)为代表的管理精英超乎寻常的巨额年薪,之所以不能被社会公众接受,就在于他们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里的“不均”不再是指财富分配不均,而是指权利和责任之间,收益和风险之间不均等。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只要权利和责任之间,收益和风险之间相均等,即便是贫富差距再大,社会也能够接受。中国民众对马鸣哲6800万年薪不满意,但是对于科学家袁隆平的亿万资产却只有钦佩没有不满;美国也一样,AIG公司发放1.65亿奖金引发全国抗议,而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拥有数百亿资产,却没有引发任何社会不满。所以,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引发社会不满和动荡的,从来都不是富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寡,而是占有社会财富的不良方式,是违背社会基本道义的巧取豪夺。

    记者: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均承诺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显示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在欧美一些大国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并可能通过加大印钞推动货币贬值的背景下,中国这种负责任的做法会在哪些方面造福其他国家?是否会给中国自身造成压力乃至损失?

    张宏良: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确放过了许多历史机会,有些历史机会如亚洲金融危机,属于主动承担风险,牺牲自己,挽救邻居;有些历史机会如美军侵占阿富汗,则属于战略失策,任凭美国在中国西部建立了四个军事基地,形成了对中国的铁桶包围。但无论怎样,在别国遭受危机和灾难时,中国不乘人之危,不落井下石,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帮助受灾国摆脱危机,的确显示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保持人民币稳定,以及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仍然坚持人民币升值,其实质是向中国转移危机,由中国主动承担危机的风险和后果。这对于外贸比重超过GDP70%的中国来讲,压力和牺牲都是十分巨大的,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不可能做到的,这就是中国崛起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国家崛起的根本特点。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是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唯独中国崛起是建立在世界共同发展的础上,绝不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就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说,换做任何一个西方大国,都会利用这个机会贬值货币,放弃保卫港币,让一路凯歌的对冲基金带领国际金融资本,乘胜杀向已经风雨飘摇的日本,迫使日本抛售美债回国救市,让美国这个当时世界唯一的资金避风港陷入动荡之中,中国可以乘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可是中国却摈弃了西方社会流行数百年的弱肉强食、自私自利的丛林法则,主动承担责任和风险,帮助亚洲各国共度难关,对亚洲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巨大贡献。可以说,中国为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大国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历史角色,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

     目前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世界正在进入经济民族主义时代。危机必然导致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又必然加重危机,这是危机发展的内在规律。虽然大家都知道贸易保护主义是饮鸩止渴,会把大家拖入更大的深渊,但是又争先恐后地构筑贸易壁垒,想让危机的浪头打在别人身上。这种时候,正是大国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也正是G20峰会应该承担协调作用的时候,消除保护主义的群体自杀政策,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目前世界上具有两种不同性质的保护主义:一种是各个国家能够普遍选择的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另一种是只有发达国家才能够确立的单向保护主义,诸如技术、品牌等知识产权,以及许多国际规则、惯例等,就属于发达国家确立的单向保护主义 。

    目前,不仅要反对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更要反对发达国家拥有的单向保护主义,后一种保护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损害更大。因为发达国家拥有的所谓知识产权商品,一般不具有市场定价机制,是垄断方单向形成的的垄断价格,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没有任何选择余地;而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一般贸易商品,则可以通过期货市场人为操纵现货价格,或者拉高或者压低价格,人为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损失。正是通过知识产权和一般商品的不同定价机制,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财富,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本国手中。所以,对于目前世界来讲,比垄断美元印钞权更可怕的,是对于规则、惯例的垄断,对规则、惯例的垄断所形成的单向保护主义,已成为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繁荣的最大枷锁,成为世界殖民经济体系的现代翻版。包括中国在内的俄、印、巴等“金砖四国”,必须联合G20峰会的发展中国家,在反对普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基础上,坚决反对和改变发达国家单向的贸易保护主义制度。

    在当前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兴起、西方大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仍然拒绝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大国。中国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继续保持对外开放格局不变,甚至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极大地稳定了世界对未来经济的良好预期,这是中国对当今世界努力摆脱经济危机的最大贡献。当今世界经济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由心理预期决定的,预期决定价格,预期决定市场,预期决定经济走向,就稳定心理预期和提振人们信心而言,中国正在对世界克服金融危机做出着巨大贡献。只是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和打击。中国外贸占GDP比重超过70%,是世界上外贸比重最高的国家,自然也就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国家。西方大国纷纷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至少在结果上对中国的伤害最为严重。中国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最根本的出路是改变经济结构,变外向型经济为内需型经济,把目前中国庞大的生产机器转向主要是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停止出口退税等补贴出口的政策,出口退税实际上是用中国老百姓的钱补贴外国,在外汇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出口换汇已没有必要,并且还会加剧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发展,压低出口商品价格,与人与己都越来越有弊无利,必须立即改变这种做法,成立国家贸易公司,包下出口企业的产品,如此一来,企业开工、商品销售、国民就业等问题,都将会一并得到解决。

    记者:在金融危机肆虐,发达国家日益减少对发展中国投资之时,中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度过难关方面挺身而出,免除了46个最不发达国家400多亿元人民币的债务,提供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超过2000亿元,并承诺继续免除截至到2008年底最不发达国家未偿还的全部中国债务,对这些国家出口到中国的95%的货物实行零关税。中国在自身面临挑战的时刻为什么会采取这些“反周期”做法?向世界传达了怎样的信号?这些措施会对受援国产生怎样影响?

    张宏良:中国帮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不是“反周期”做法,所谓“反周期”做法是西方大国思维方式的概括,中国帮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典型标志。许多人总以为中国选择和平崛起,是说给西方国家听的,是对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的安慰,其实不是,中国和平崛起影响更主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是要带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崛起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根本区别。许多人没有注意到或者根本不愿意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胡锦涛主席领导下的当今中国,再次回到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穷兄弟当中,其标志就是2007年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那句话:“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这一新的外交准则,取代以往“韬光养晦,绝不出头”那个旧的外交准则,可以说是掀开了中国外交史上崭新的一页,重新恢复了新中国曾经拥有的大国尊严和正义形象,再次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信赖的真诚朋友。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也继70年代以后再次形成了新的历史高潮。今年伊始,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副主席就相继出访亚非拉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与这些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协议,反映了中国新的世界经济战略正在稳步推进和有序展开。

    自新中国建立至今,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风雨相伴的数十年,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中国需要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中国。特别是最近数十年的风雨坎坷告诉我们,每当世界发展的关键时刻,穷兄弟往往比富朋友更加可靠!目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商品等,加快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二是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改变造成世界贫富分化的不合理经济体制和贸易规则,中国承诺免除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债务,对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货物实行零关税,本身就是在带头创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制度和新规则。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坚决反对那种极端实用主义的小人战略,鼠目寸光地以蝇头小利来衡量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同关系,绝不能仅仅以经济互惠的要求,来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是要从战略互惠的高度,从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大格局中来看待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帮助。

    记者:商务部今年2月派团赴欧洲采购,达成150亿美元协议合同,为经济严冬下的欧洲国家带来暖意。在一些国家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时刻,中国的欧洲采购之行向世界释放了什么信息?表现了怎样的姿态?

    张宏良:在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危机情况下,中国在欧洲的大单采购的确是引人瞩目。中国在欧洲的大单采购,与援助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等行为,都在向世界发出完全相同的一个积极信息:就是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面前,中国气定神闲,充满自信,完全有把握很快摆脱危机的困扰。相比之下,处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倒是一幅小家子气的显出了暴发户的无底心态,连议会都在叫喊要“购买美国货”,喊得奥巴马都有些不不好意思,表示不同意如此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喊国家崛起,现在比较一下各个国家在危机面前的态度就会发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真的开始崛起了。大国如同家长,当所有家人都在危机面前手忙脚乱时,家长必须能够依然有条不紊地布置各自的角色,这样才能形成家长的地位和资格,目前中国就不由自主地扮演起了这种大国的角色。

    谈到这里,肯定会有许多国人不以为然,担心中国不是在扮演大国角色,而是在以身饲虎,引火烧身。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只是目前中国只能率先跨出这一步,防止世界完全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闭关锁国”时代。况且目前中国的大单采购,与数年前大单采购的意义完全不同,因为美元正在贬值,越来越不值钱,并且还以国债的形式攥在美国手里。与其我们挣钱让美国花,还不如买成商品我们自己用,只要大单采购回来的不是高能耗、高污染和用处不大的商品,就是减轻外汇压力和减少损失的一个有效途径。并且,在大单采购、挽救欧洲经济的同时,还可以换取欧洲市场对我们也更加开放,努力维护世界贸易关系的良性循环。

    要知道,目前最让中国人举国揪心的,就是手里的美国国债了。一般人往往只看到美元贬值的经济损失,而看不到其经济、政治和战略等方面的综合损失,很少有人能想到我们购买美国国债的钱最终会被分成四份:一份变成了美国人的信用卡,到超市去购买中国的廉价商品,增加美国人的日常消费;一份变成了中国周边美国十大军事基地的军费,用来威慑和打击中国;一份变成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用来培养伪自由派颠覆中国;一份变成了进入中国的外资,用来收购中国企业和控制中国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讲,不仅是在欧洲大单采购,即便是在美国大单采购,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把中国的外汇资产,尽可能变成能源和资源资产。

    最后,祝G20峰会能够完全取代G8峰会,实现世界历史的划时代转变——由少数发达国家支配世界,转变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管理世界。

 

 

发件人:"高木" <gaom@263.net>  2009-03-30 17:07:2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20国峰会中国有一张重量级底牌!

20国峰会中国有一张重量级底牌!

高木

2009年3月30日,星期一

    无论山姆大叔多么的恋恋不舍,美元霸权都必行将就木。但是,美元纸币把全球经济裹胁在同一辆马车上毕竟已经近40年,如果不给美元寻找到一个体面的下台台阶,不仅崩溃的美元会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灾难,而且困兽犹斗的美国权势集团还会给世界制造出更多的政治军事麻烦。因此,集思广益构建出一个公平合理的,让美国有识之士也心悦诚服的国际货币新体系是当今世界的当务之急,因此全世界目光自然都聚焦在了几天后将在伦敦举行的20国峰会上。

    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是,20国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终于勇敢且直率地代表中国向全世界发出了应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呼声,从而赢得了世界的一片欢呼。

    但在高兴之余,希望周小川行长及其智囊不要对特别提款权寄予厚望。这是因为特别提款权(SDR)的记价基础就是美元,即便是吸纳了除欧元、人民币、日元之外更多的国家货币进来充当篮子货币,也还是以纸币为基础的,因为任何一国的纸币都是没有实物资产做发行基础的无根的浮萍,改良后的SDR仍然是在沙滩上面盖高楼,楼越高,塌方的危险就越大。即便是今后SDR的发行也可从纸币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但这需要漫长的时间世界也需要付出更巨大的成本。并且,要想在拥有众多成员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内部迅速通过一个达成共识的协议也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是达成了协议,由于SDR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使用起来也非常困难。因此,为什么我们不能一步到位,从现在就开始推行以实际资产记价的国际记帐货币呢?因为国际记帐货币比SDR有更多的优越性。

    关于国际记帐货币的具体内容,网上可以搜索到,此处不再赘述。今天需要向大家说明的是:

    1 推行国际记帐货币比推行比特别提款权(SDR)更加容易。

    2 国际记帐货币可以在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

    3 国际记帐货币可以避免美元崩溃从而给美国经济一个平安渡过危机的机会。

    首先,推行国际记帐货币比推行比特别提款权(SDR)更加容易。如果国际记帐货币决议无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内部获得通过,中国也可以在更小的范围内率先实施。比如,中俄两国、或者金砖四国、或者上海合作组织、或者亚洲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内部,都可以率先签订一个国际记帐货币的雏形协议,规定成员国家之间共同承认一个公共货币记帐单位,并规定每单位公共货币对应的实物财富量和每个国家允许透支的最大额度等,各个成员国今后的国际贸易就以此为单位进行结算或储备或透支,实行计算机联网管理。由于国际记帐货币具备多种优势,一旦某个协定区的国际记帐货币成功运行,就会吸引其他周边国家积极加入,进而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其次,国际记帐货币可以直接用于协定区范围内的国际贸易结算。每个国家可以自由确定本国货币与公共货币的汇率关系,每个拥有较多贸易盈余进而拥有较多的外汇(公共货币)储备的国家,国内每个企业或者个人可以不受限制的自动计算机换取外汇直接用于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支出;一般情况下由于每个国家都拥有较为宽松的公共货币透支额度,限制国内企业或者个人的用汇额度的情况较少发生。

    再次,国际记帐货币可以给美国经济一个平安渡过危机的机会。如果美国决策层能够看清大势,积极加入到国际记帐货币体系中来,成员国可以给美元一个喘息的机会。比如,可以规定每单位公共货币对应美国自然禀赋较高的某单位玉米、大豆、石油等为最终清偿物,美国政府只需书面承诺已发行的每单位美元纸币与某公共货币单位的汇率在一定年份内保持固定,或者美国政府直接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各国政府或民间持有的全部美元货币和国债收回后兑换出等值的公共货币。虽然美国政府的帐户上外债数字会累加到一个可怕的程度,但是美国经济自此就会走向正途,世界也会真心感谢美国的明智,人类的也就自我化解了一大劫难。

    如果美国拒不加入国际记帐体系而其他国家迅速形成的国际记帐货币的贸易圈,美元就会加速崩溃,美国被国际社会加速边缘化,世界新格局照样会形成。

    希望这个建议,能够成为20国峰会上的中国底牌。更多技术细节,期待深入交流和探讨。

    www.rrhp.net,gaom@263.net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03-29 18:40:3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92期-孔子2560年暨耶稣2009年3月28日

西方国际金融炒家以唱双簧的方式掠夺中国!

郎咸平

2009年3月

    最近出了一连串的事,像金融海啸,我突然发现在金融海啸发生的过程中,国际金融炒家又开始新一轮的席卷。

亚洲的阻击目标

    80年代亚洲经济强权是日本,日本当时非常的嚣张,不但出口汽车、家电到美国,而且还创造了大量对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国的老百姓简直气疯了,区区的日本四个小岛的国家,能创造如此多的外汇存储,而且给美国带来这么大的经济压力,这是很难受的。最难受的是日本的三菱,竟然收购了美国的洛克菲勒中心。洛克菲勒这几个字不是一般人可以收购的,这几个字代表美国的精神,像麦当劳、可口可乐一样。我以前曾经特别谈到过个话题,最近我把这些问题全部都聚拢在一起,和各位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日本出口达到最高潮、最旺盛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场金融战。我过去没有提是如何开始的,其实就是国际炒家与美国政府合谋来联合攻击日本。你知道日本受到那次打击之后有多少年的萧条吗?20年的萧条!!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我把当时的情况简单的和各位讲一下,当时美国政府要求和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联合签订了一个广场协议,按“广场协议”的条款,协议五国将联手实现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有序升值,以矫正美国估值过高的局面。

    其实“广场协议”就是要求日本货币升值,而日本一旦签字确认之后,就送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号给国际金融炒家,那就是日币要升值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大量购买日币,就有大量的国际热钱涌进日本炒日元,越炒日币越升值。就是在这个时刻,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新闻,而我们平常人是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美国财政部压迫日本央行降低利率、放宽信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意思就是国际金融炒家炒汇率,那就是美国政府通过财政部给政治压力,压迫你利率降、放松信用,这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也就由于利率降了,信用放松的结果,使得日本信用泛滥,日本各大商社借钱,然后做大做强,日本老百姓借钱炒楼炒股、买产品,因此你看这么多的钱流入市场的结果是炒什么什么就有泡沫,所以到最后,在国际金融炒家和美国政府的合谋之下,我发现日本产生了几个现象,第一汇率上升,第二股市泡沫,第三楼市泡沫,第四通货膨胀,之所以产生这四个现象,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美国与国际金融炒家操纵之下,形成了流动性过剩,信用泛滥就叫流动性过剩,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钱太多了,我在我的文章里从来不讲专用名词。所谓我们学者用的流动性过剩的本质的意义,就是这个社会的钱太多了,整个泡沫,楼市泡沫、股市泡沫还有通货膨胀,而且日本的商社借了太多的钱,像资本负债比例有的时候高达四五百倍,那是不可想象的。高负债的结果就是使得这个企业经营风险过大,轻轻用针一刺就破,所以日本被美国轻轻一刺就使的经济到现以也没有恢复元气,永远成为美国的“附庸国”。

    日本之后到了1997年之前,亚洲又出了四小龙跟四小虎共八个国家,他们又透过出口和日本当初一样,给美国造成极大的压力,结果索罗斯开始从97年玩弄泰铢,而阻击泰铢的结果是产生了一场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而亚洲金融危机过了之后四小虎死了,四小龙死了两只半,后果惨不忍睹。我就以香港为例,香港经历这一次打击之后,股指从18000多点跌到了6000多点,然后楼价平均跌了六成,这一切都被国际金融炒家全部席卷而走,一直到七八年之后透过中央政府的自由行才慢慢恢复的。在这个之后,到2008年之前,又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兴国家叫做越南,也是由于外来资本大量流入炒楼炒股,形成楼市泡沫、股市泡沫、通货膨胀,越南盾汇率不断上升,结果在去年四月,外资一起有秩序、有纪律的撤出,结果楼市跌了,股市跨了,但是通货膨胀没有走,使得金融危机摧毁了越南经济。

    从07年11月27号开始,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收购了富通银行5%左右的股权,花了238亿人民币。到了08年底的时候股票市值还剩10亿,也就是说亏损了228亿,所以平安去年在国内要死要活的融资1600亿,如果放在国际市场上的话,多么可以图利国际金融炒家,那是一大块肥肉。在07年我们中国对外收购矿产是8起,08年是21起,而且收购矿产不管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基本上绝大多数我不敢讲是100%(因为有一两家资料我还没有收集到)都是在油价高达147美元一桶之前所签订的合同。注意,是在油价在147美元一桶之前签订的合同,我给你们谈几家你们都很熟悉的公司。2008年1月,中国铝业公司透过旗下的子公司以140亿美元收购了西方的力拓矿产集团公司,各位看到力拓矿产集团公司应该会很熟悉,那就是非常重要的铁矿砂供应商之一,必和必拓也是另外之一,还一个是淡水河谷。那么他们准备用140亿美元去收购,实际上08年1月已经购买了,你知道现在亏损了多了吗?以140亿美元收购的结果就是现在已经亏损了110亿美元。

    还有,中石油和中石化在05年时候联合收购了了加拿大的安第斯油田,安第斯油田有5处油田在厄瓜多尔,他们用14亿美元收购了。但是突然下了一个总统令,在厄瓜多尔这个国家规定99%的超额收入全部归属于国家,不归中石油与中石化,也就是当你的油价格高于某一个价格的时候,全部收归外国国有,所以这14亿美的投资就是14亿美元的投资巨亏。还有,在08年圣诞节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加拿大一家油田公司叫TYK,我们翻译叫坦根伊卡,中石化花了130亿人民币,大概20亿美金不到收购了这家公司,被收购的这家外国公司在圣诞节时候开了盛大的晚会来庆祝。因为他们在油价147美元的时候,把自己卖给了我们中石化。4年前这家公司想出价格把自己卖掉,出价是2亿美元,卖不掉,07年因为情况好了,想卖7亿美元,也没有卖掉,而08年卖给中石化将近20亿美元,这就是我们(某些精蝇)干的事。

    我不想说的太专业化,那样好多人看不懂。我举个例子,像中信泰富,签了一个澳洲币的合同,他的学术名字叫累计期权,这个大家不要管。比如澳洲币现在是100块,对方付10%的钱,而且每天结账。如果第二天涨到200块,对方再付10%,第三天涨到300块,再给你10%,第四天涨到400块,再给你10%,也就是说只要澳洲币不断的上升,每一天就按当天的价值给你10%的好处,而且每天结账,很爽的。而前一阵子美元大跌,我告诉你,美元大跌,我本身都觉的是有问题的,怎么可能这么跌呢!!美元大跌的结果是澳洲币不断的上涨,涨到最后快要像美元一样了,突然之间澳洲币大跌,最后跌了30%以上,但是你拉到最高点的时候,比如说是400块,他给你10%也就是40块钱的好处,也就是360块加40块等于400块,当你一跌价的时候就是根据400块减掉10%,360来赔偿,跌到300块就赔60块,跌到200块就赔120块,反正怎么跌就怎么赔,理解我的意思吧!很不幸的是澳币狂跌,跌的没有停,中信泰富由此亏损了180亿。赚没有赚多少钱,而且这个赚还是有上限的,比如赚了几千万就不能再赚了,赔是无限制的。你怎么敢签呢?

     还不止这个,还有我们的国航、东航。国航和东航签的合同叫做燃油套期保值合约,其实按我们所收集到的数据,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期货操作,如果是正规的期货操作可能还会好一点,他没有公布这个细节,我也不敢讲一定,但是按照我们所收集到的讯息显示,它基本上和中信泰富这种澳币的合约是一样的,也就是油价不断上涨的时候你可以赚钱,一跌之后你就赔钱。他们签这个合同也是油价在147美元之前的时候签的,所以油价不断上升的时候他赚了,一下跌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大赔,赔到08年底为止国航帐面亏损了31个亿,东航亏损了18个亿,而国航在07年总共赚了33个亿,08年一下全赔光了,这就是我们的水平。如果你们看最近的报道的话,还有深圳南方电力叫深南电,他和美国高盛对赌。高盛是国际金融炒家的马前卒,你怎么敢和他对赌!?就在当时油价八九十块一桶的时候,他对赌62美元,如果跌破62美元,深南电输,62美元以上高盛输。请各位注意一下,美国高盛竟然敢跟你赌62美元一桶,你记住我的话,他们和国际金融炒家之间的关系之暧昧是你不可想象的,他敢赌62美元一桶,真实的油价肯定在62美元以下,所以赌完之后深南电大亏,现在都三十几美元了。大家想说历史的低位在十几年之前也只不过是70几美元一桶,现在拉到147,再跌就算跌到历史低位的话,也不过70几美元,我甚至怀疑当时在签这个合约的时候,他们还讥笑高盛傻子、傻帽。不知道谁傻,签完之后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跌到30多美元一桶,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便宜的石油吗!为什么?操纵!

    我当时就在研究,你怎么就会签这些合同?为什么都在油价147美元的时候签呢?我发现这种情况,当油价从七八十美元开始向上走的时候,这些国际投行包括我刚才讲的那几家说:要不要购买矿产,要不要去签订远期石油合同,我告诉你油价会涨。当时开始时他们肯定是不信的,已经七十几块涨到八十几块,如果说再涨的话他们也肯定不信的,结果过了一个月又涨到了快要九十块了,所以心里就有点痒了,心想如果当初当签了就会赚了,因为觉的确不放心,所以还是不敢签。涨到了90块,这些公司又来了,叫你70多块签你不签,现在涨到90多了,赶快签吧,或者赶快购买吧!!去买别人的矿产,去买别人的银行,或者签远期合同,结果还是不敢,他们对你早就在预料之中了,然后油价再拉高,拉到100块,心里更痒了,就在想如果70块签了到了现在就可以赚30块。这些公司再走回来说,快签吧,下礼拜油价还会涨的。还是不信,结果真涨到了110美元。他们懊恼死了,但是还是忍住没有签。这些投行又回来说,还要再涨的,结果真的涨了120美元了,他们更懊恼死了,但还是不签。到了130美元,控制不住,就是签了。心里那种极度的挫败感,就在这个时候签了,签了之后就涨到了140块,赚死了。

    我突然发现我讲到的这几个国际金融炒家的马前卒包括罗杰斯等人就在媒体上宣布,油价会涨到200美元一桶,亡羊补牢,犹时未晚,现在赶快签。所以我注意到这些交易,都是这么签下来的。也就是说透过国际金融炒家的马前卒不断让你心痒,一直给你讲油价要涨,然后另一个看似独立的马前卒开始说200美元,你看的心里痒的不得了,一听别人说有200美元的可能就签了,一签了就套牢了。你们平常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油价147美元一桶的当儿,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美国政府突然宣布,举行国会听证,调查油价为什么会飚高到147美元一桶。然后听证会上就把这些所谓美国籍的国际金融炒家全部叫过来,表面上是痛骂一顿,表面上说要判刑。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他们在干赵本山与宋丹丹干的事,在唱二人转,简单说就是二个人串谋,在那演双簧。从这一天开始,我竟然发现当美国政府介入之后,油价从147美元一路跌到30多美元,可是拉到147美元的时候把中国这些企业全部套牢,一下卷走中国人几千亿的血汗钱。

定价权决定输赢

    从80年代的日本开始到亚洲金融危机、越南危机到油价147美元一桶算计了这么多的中国企业,你可以亲眼看的出来,这一切都是国际金融炒家的操纵,而且国际金融炒家与各国政府之间尤其是美国,关系之暧昧是你不可想象的,他们的手法之复杂是你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那你要问我一句话了,这些国际金融炒家为什么这厉害?那我可以告诉你,从这几年开始,国际金融炒家的最高战略指导思想就是取得定价权。所谓定价权就是国际金融炒家取得了这些大宗物资包括石油的定价权。定价权已经不是由你们在课本上所学到的由供给跟需求所决定的,而是由国际金融炒家所决定,也就是说国际大宗物资的价格以后各位不要再用供需原理来做判断,书本上基本都是错的。由国际金融炒家操纵定价权是非常可怕的,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建行最大的外资股东美国银行,美国银行在07年的时候是这么宣布的,他说由于次债危机,他们亏损了很多钱,可是建行的上市让他们赚了1300亿。也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亏损了100元,而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这就是水平。透过中国的银行改革一下席卷了1300亿,为什么可以席卷这么多呢?建行上市叫IPO,上市的价格是谁定的?是国际金融炒家的马前卒定的,其目的一定是图利国际金融炒家。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2009-03-29 12:55:00 +0800 收件人: "icaogen" <icaogen@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蒙代尔来信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

    按:在我和美籍华人罗蔚年先生的合著《钱的死循环》即将出版之际,我们写信请蒙代尔教授给中国的读者讲几句话。蒙代尔教授回信了。这封信非常重要!信中阐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理论见解,最后表示对中国提出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表示强力支持。

中国提出建立国际货币体系三声喝彩

蒙代尔来信

亲爱的爱民

    谢谢你的来信。 你说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是保持现代纸币的信用和信心的重要平衡部分,这是对的。生产力越高,就会有越多的货币需求,也就可以印刷越多的钞票而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伟大的货币象征着伟大的国家。货币的盛衰代表着国家的盛衰。纵观历史进程,伟大帝国的崛起,使它们的货币也变得妇孺皆知并被全世界所广泛使用。一旦国家在生产力和安全保障上失去了它的强盛,它们的货币的重要性也就减弱了,同时失去了全球的意义。

  如同阿拉伯世界的第纳尔和迪拉姆那样,波斯、希腊和罗马的货币在它们那个时代是很重要的。在中国,强盛的唐朝有可能最早使用纸币。元朝忽必烈汗的纸币遍及他的帝国所扩张之处,如同世界已经见到的那样强盛。这让马可波罗非常吃惊。但是,通货膨胀的诱惑太大了,最终元朝忽必烈汗的纸币失去了信用。接着,到了明朝,就退回到了金属货币,清朝也是一样。

     纸币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发明,但我们仍然没有学会如何适当的管理它。今天中国的伟大之处,在于最近它的高度的货币信誉与令人惊讶的生产力的增长率的结合。这种生产力的增长率,可与历史上任何国家相比。

    (党爱民评论:金属货币制度或现代以实物抵押发行信用货币的制度,虽然可以保证不会过多发行货币,但却不能保证少发货币。货币注入口的选择,关系到货币发行成功的关键。供给不足时,可以选择投资作为货币注入口,而需求不足时,理应选择消费作为货币注入口。)

    对一个国家的有利的东西,对整个世界会更加有利。但很难通过谈判找到一个对大家都有利的政策规则。中国提出要研究为全球经济创造真正的国际货币。我要为中国在G-20会议上的这个提议叫好喝彩三声。祝你在这个迷人的研究领域里好运连连!

    致意

    罗伯特?蒙代尔

From: "Robert Mundell"  To: dammos Date: 2009-03-27 22:18:24 Subject: Re:Consumption Ticket - China

Dear Aimin,

    Thank you for your nice letter.
  You are right that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entire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quation for maintaining the credit of and confidence in a modern paper currency. The higher the productivity, the greater the demand for currency and the more of it can be issued without creating inflation.
  Great currencies are identified with great nations and they also rise and fall with great nations. Over the course of history great empires have sprung up and their currencies have become know and used over much of the world. When the countries lose their greatness in productivity and security, their currencies diminish in importance and lose their global significance.
  The Persian, Greek and Roman currencies great in their day, as were the dinars and dirhams of the Arab world. In the greatness of Tang Dynasty China there appeared the first use of paper currencies. The paper currency of Kublah Khan spread over an Empire as great as any the world had yet seen and Marco Polo was amazed at it, but the temptation of inflation was too great and it was finally discredited and the next, Ming dynasty went back to metals, as did the Qing.
  Paper currency is a marvellous invention but we still haven't learned how to manage it properly. What is great about China's recent history is that it has managed to combine a high degree of currency integrity with the most spectacular productivity growth rates known to any nation in history.
  What is good for one country can be even better for the world. But it is hard to find the right political formula for negotiating it. Three Cheers for China's proposal for the G-20 to study ways to create a truly international currency for the global economy.
  Good luck on your researches into this fascinating field!

Best regards
Robert Mundell,

 

 

 

发件人:<xinchi9205@sina.com>  2009-03-28 00:36:2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渴望关注与支持

    大军网:建议关注一下国际资本围猎中国财富的问题。尤其是渣打银行利用代客理财协议侵吞客户资本金的欺诈之事。渣打利用雄厚财力和借助权力,现在到处灭火,银监会态度暧昧,屁股坐偏。我作为受害苦主,正联系全国和北京的受害者讨回公道。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解放以来我国最大的诈骗案件,数额最大、范围最广、民愤极大。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关注和支持。我认为该事件乃是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中的重大事件,我希望中国经济名人参与助推我们正义事业的洪波。谢谢!致以崇高敬礼! 蒋佩春 2009.3.27

警惕国际资本对我国财富的掳掠

蒋佩春

2009-2-8

    国际金融大鳄围猎中国财富。对赌协议——华尔街精英们炼就的创新金融衍生品成为他们屡试不爽的锐利武器。从中国著名企业到普通的银行投资理财者,正在经受这些大鳄们的饕餮围歼,鲜血淋漓,断肢残躯。

一、中国名企折戟对赌协议

    “潮落时才知道谁在裸泳”!金融海啸冲击波之下,中国企业千亿国资陷金融衍生品对赌困局!

    中信泰富倒在澳元门下,外汇杠杆式合约使其巨亏186亿港元;“双铁”遇到了同样的麻烦,中铁报损20亿,铁建损失3.5亿;国航燃油套保巨亏68亿,两年的盈利一朝付水东流;东航的燃油套保亏损62亿,将不久前70亿的政府注资基本打了水漂;纷纷中招的还有深南电、太子奶、中国高速传动、碧桂园等等,一个个国内著名企业劫数难逃,折损在国外投行的马下,什么东西,成为外国投行的“屠龙刀”,让国内名企鲜血淋漓,断肢残躯?

    导致国内名企纷纷落马的致命武器便是华尔街精英们的杰作,一种对于国人来说新异而陌生的金融衍生品——对赌协议。

    对赌协议是在期权概念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种金融衍生品,顾名思义,同时也加入了赌术中博弈双方的对决:对赌的双方对于未来不确定情况进行一种约定,约定的条件出现,一方可以行使一种权利,约定的条件不出现,另一方可以行使一种权利。

    对赌协议的出现最早是投资方与融资方之间展开。国际投行作为金融领域的食肉动物,通过情报寻猎目标,物色有潜力而又亟待融资的对象,在充分掌握对方详尽资料后,利用对方一时的困难或急切的需求,切入时机出击,以苛刻的条件与对方签立城下之盟,从而获得超常规的利润。

    蒙牛和大摩的对赌协议曾被称为成功的模式受到吹捧。摩根士丹利、鼎辉、英联三家投资机构2003年与蒙牛签订对赌协议,再次通过“可换股文据”向蒙牛注资3523万美元,折合当时人民币2.9亿元,约定未来换股价格为0.74港元/股。双方约定,2004-2006年,如果蒙牛复合年增长率低于50%,蒙牛管理层要向3家国际投资机构支付最多不超过7830万股蒙牛股票或支付等值现金;反之,3家国际投资机构要向蒙牛管理团队支付同等份。 2005年4月由于蒙牛业绩增长迅速,国际投资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股权激励计划提前兑现,蒙牛管理层获奖6260万余股蒙牛股票。三家机构表面上输给了蒙牛管理层,实际上只以支付本金为598.76万美元的可换股票据的方式提前终止了双方协议。而他们对蒙牛的投资因为蒙牛业绩的高速增长获得了550%的高回报。

    受到蒙牛成功的鼓舞,有些企业以为这样的超常发展之路可以同样效仿,他们不知道铤而走险的成功注定是特例而不是常态。当时信心满满的企业如太子奶、碧桂园等很快就尝到了对赌协议的杀伤力!破产的魇影已经把他们缠住,多年的辛苦经营成果付水东流。

    对赌协议中的布局者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们就像过去街头摆设棋局引人对弈赌博的骗子,无论你作何选择,他们都不会输,所有的变化都在他们精研的掌握之中。相反,他们会让你选择看似优势胜利在望的一方,一旦走下去,等待你的是落入陷阱任凭宰割的结局。

     近年来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剧烈震荡,一些企业为了避免受到商品价格走向的波动,采取期货套期保值的方式,维系生产经营的稳定。于是国际金融资本又开始瞄准企业这方面的需求,以高端客户名义向中国企业兜售并不适合它们的所谓高端金融衍生产品,攫取超额利润,而将风险和危机转嫁给他人。中航油、中信泰富、国航、东航、深南电等一批中国企业纷纷中招,成为华尔街金融危机的买单者。

二、对赌协议——国际投行屠龙中国财富的致命武器

    对赌协议的特点是什么,它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杀伤力?深南电与高盛旗下的新加坡子公司杰润订立的协议很能说明问题。

    2008年3月12日,深南电与杰润签订了对赌协议。协议有两份,第一份协议有效期从2008年3月3日至12月31日。双方约定,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位于62美元/桶之上低于63.5美元/桶时,深南电每月可获杰润(油浮动价—62美元/桶)×20万桶的收益;高于63.5美元/桶时杰润需每月向深南电支付30万美元;如果石油价格低于62美元/桶,则深南电需要向杰润支付(62美元-浮动价格)/桶×40万桶。第二份协议约定从明年1月1日开始,为期22个月,红线抬高至64.5美元/桶,且杰润公司具有优先选择权。

    协议签立时,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在108美元/桶之上,且油价呈上升趋势。但7月中旬油价见顶,10月下旬跌破62美元/桶,深南电的噩梦开始了。协议开始最初7个月,深南电每月收到杰润30万美元,总共不过210美元。油价跌破62美元后,每跌1美元,深南电就要赔出40万美元;以2008年12月原油价格收盘价44.60美元计算,差价17.40美元桶×40万桶,仅12月份深南电就要付给杰润696万美元!而7月份油价上升到145.78美元时,油价曾高出红线83.78美元,但深南电的收益钉死在30万美元。7个月的收益不抵一个月的亏损的1/3,其收益风险不对等如此!如果第二协议实行,深南电必陷万劫不复的深渊!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清楚华尔街精英们设计的的金融衍生品——对赌协议的本质。其特点为:一,双方的利益是互逆的,你赔的就是我赚的;只有你损失的最大化,才是我利益的最大化。二,条件的不公平不对等。限制你的利益,设置我的防火墙;开阔我的利益闸门,置你风险最大化境地。 三,华尔街的精英们不仅目光锐利,视线长远,还有强大的国际活动能力和巨量资金的调动能力。期货金融市场的潮起潮落宽幅震荡,其中不无金融大鳄们在中兴风作浪。他们善于将舆论的宣传、权力的借助、经济名人的效应完整地构织一个美丽的陷阱。否则无以解释中国名企们短短时间内飞蛾投火般地落网。四,上当的企业在最初的蛊惑之下,还被这些国际投行玩弄金融法律的协议文件搞得晕头晕脑,上百页的故弄玄虚的名词术语让搞实业的企业家门一时间根本无从懂起,云山雾照下稀里糊涂地签了字。从此被牵上了噩梦般的风险之旅。

    对赌协议表面上披着期权协议的外衣,实际上是逸出于期货市场之外的场外交易,属于私下交易,不受监管和保护。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说,场外交易是个无底洞,一旦中了圈套就没有办法解套。鼓动企业签署这些华尔街骗子们兜售的这些协议的是谁?有关方面要挖挖这个黑洞,这样坑蒙拐骗我们的企业是不行的!

三、鬼子已经悄悄进村:对赌协议进入银行理财领域

    胡教授及大多数人所不知的是,其实鬼子已经悄悄进村。进村的对赌协议不再是场外交易、私下交易,而是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以银行代客理财名义渗透到我国的大中城市,正在大肆网渔我国的民间资本。急先锋则是一家英国的老牌银行。

     这家外资银行推出的一期期理财产品已经造成一批批客户损失惨重,其对客户资金的重创因为金融风暴的掩盖尚没有被大多数人觉察,但明白上当的苦主之抗议声已是风起潮涌。试析其众多产品中的一款作一剖视。

     该产品以年收益40%招揽客户,分为两期,一期1.5年,二期1年。一期名称为“瑞银1.5年期美元内需动力股票篮子挂钩可转换结构性票据”。一大堆故弄玄虚的专业术语拼盘般堆砌后面,其内容也简单:合同规定观察四只香港的股票,以2007年9月7日为初始日,只有四只股票中表现最差的股票的价格位于初始日收盘价的85—96%之间,客户该日才有相当于年化30%的利息收益。一期协议声言保本,但表现最差股票价位跌破了初始价的65%便触发不保本警戒线,客户本金按股票到期价位与初始价位的比例计算,转入不保本的二期,风险提示:二期可能全部本金会丧失。

     魔鬼藏在细节中,合同条款表达了仇视客户收益的特点:一、只允许客户的利益与四只股票中表现最差的股票挂钩;二、股票上涨对客户是有益的,但当股票价格达到初始价位的96%时合同便自动终止,截至了客户利息收益的延续。对赌协议的核心特点在协议中十分鲜明:银行与客户利益互逆,股票上涨对客户有利时,合同设置了防火墙,抑制客户利益继续发展。股票跌破初始价位的85%,银行可以不付息白白占用资金;跌破65%触发不保本警戒线,银行可以不还本吞占客户本金。在这两道线合同敞开了无底洞,没有任何止损措施,因为只有让客户风险最大化,才是银行的收益最大化。

    为了使得合同条款满足银行利益的最大化,该银行还坐庄“表现最差股票”。2007年9月7日正是香港股市自2003年以来这波牛市的冲顶时期,此后两个月恒生指数涨了7976点,涨幅达整个牛市高度的1/3,正是上冲最凶最猛的时期。参照的三只股票分别涨了46%、36%、17%,而这些与客户利益无关;与客户利益系牢的“表现最差的股票”被庄家从9月7日就打压下来,与大盘走向背道而驰,步入漫漫熊途,3个月后破掉65%的触发线,最终跌到3.5—4元间盘整,使得客户资金损失7折以上。

    耐人寻味的是该协议虽然是欺诈合同,却也有着西方强盗特有的率直,其在合同中毫无掩饰地注明:“根据美国1933年证券法,本理财计划并未且不会进行登记注册。因此,本理财计划既不在美国境内发售,也不向居住在美国境内的美国人提供。本理财计划仅向中国公民提供。”

    该理财协议不容于西方民主社会完善的金融市场和法律秩序,而公然宣称只对中国公民发售!他们为什么这么有恃无恐?他们如此胆大妄为依仗的是什么?令人深思!

    受欺诈的中国投资者正在醒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事情的真相,义愤的潮流正在酝酿涌动。如何面对金融领域的新问题,时代将考验我们。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历史将记录这些事件!

 

金融风暴掩盖下的欺诈

----渣打银行有毒理财产品剖视

蒋佩春

2009-2-18

    金融风暴肆虐下,QDII金融理财产品走入低潮,亏损已经成为众多投资者心头难以挥去的黯淡之云。但是,偶然间却存在着必然,无论金融危机是否发生,有些投资者的投资注定损失惨重,因为他们遇到的是有毒产品。

    时过一年余,越来越多的渣打银行的投资者对他们银行理财的金融资产折损大半,甚至血本无归的态势陷于焦急、惊讶、愤怒的情绪变化之中。他们交涉、投诉、乃至走上了诉讼之路。多次交涉使得他们对于“外资银行”的面目有了清醒的认识。通过互联网交流的空间,全国各地的渣打苦主得到了共识,他们遇到了混迹于投资理财形式下的吞噬客户资本金的巨鳄,金融市场中披着羊皮的狼。这样的断言绝非耸人听闻。

    试举其“QDII200706”产品剖视。该产品分二期,一期1.5年,二期1年。一期名称为“瑞银1.5年期美元内需动力股票篮子挂钩可转换结构性票据”。一大堆故弄玄虚的名词拼盘般堆砌,最后落在票据上。也就是说,客户的钱,渣打没有自己去理财,而是买了瑞银出的“票据”。从法律上,渣打玩了个“金蝉脱壳”。客户的利益,便由“票据”决定了。

    瑞银的“票据”有没有真出?出的票据都卖给了谁,有谁会去买这种票据?除了渣打还有瑞银,无人知晓。但客户签的合同条款,则是渣打与瑞银联合密谋搞出来的。至于所卖的对象,合同条款明目张胆地挑明——只卖给中国公民。

    洋洋数十页半个米粒大小的中英文对照协议云山雾罩,其核心内容规定观察四只香港股票,以2007年9月7日为初始日,只有四只股票中表现最差的股票的价格位于初始价的85—96%之间,客户在该日有年化30%的利息收益。股价超过96%,合同自动终止。跌破85%,没有利息;跌破65%,触发不保本警戒线,1.5年到期后转为二期不保本票据。风险提示:届时可能丧失全部本金。

    渣打银行的“代客理财”的协议条款强烈地表达了仇视客户收益的特点:一、无论其真买还是没买观察的四只股票,客户的收益并不和平均的收益挂钩,而是系牢在“表现最差的股票”上。二、股票上涨代表客户利益方向,但是当表现最差股票价格达到初始价位的96%,合同规定自动终止,截止了客户收益的持续。

    换句话说,如果表现最差股票价格超过96%继续上涨,银行就要按合同按日付息给客户,银行在此设置了“防火墙”,为自己做了“止损”。

    银行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客户利益的对立面,双方利益互逆。银行希望的方向,也就是股价下跌。跌破初始价位的85%,银行可以不付息白白占用客户资金;跌破65%,触发不保本警戒线,银行可以不还本金,到期按初始价的百分比例转换到不保本的二期产品,在那里等待客户的是“可能丧失全部本金”!在有损客户利益的方向,银行毫无止损措施,而是敞开了无底洞!

    这就是渣打银行为中国客户设计的代客境外理财产品!这种以侵吞客户本金为目的的欺诈合同,却混在以信托为理念的代客理财产品中!与信托法“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的规定大相抵牾。

    渣打银行通过短信等方式招揽客户,吹嘘自己的理财产品。自称具有150年历史,具有丰富的国际投资经验,理财业绩位于国内同行之首。去年的理财收益率达到48%,该产品预计可年收益率达到40%。客户心里想,达不到40%,达到30%也好,哪怕只做到一半,达到20%年收益也可以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渣打银行微笑面孔的后面,是画皮中朝着生吞活剥客户本金去的精魅原形。

    他们为了引诱客户买他们的产品,声言一期产品保本。但又在诺言后面,埋伏了“触发”不报本的“扳机”,最后他们亲自扳动了不保本的“扳机”。

    说是观察四只股票,假如四只股票都涨上去,客户的收益虽然因合同的防火墙而自然终止,渣打的如算盘还是要落空。他们设计了该产品的条款,就希望条款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收到网里的大鱼不会跑掉。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在合同之外还亲自坐庄标的股票。

    被他们选中作为“表现最差的股票”的是汇源果汁。合同中规定2007年9月7日作为观察初始日,这一天,汇源果汁经过前数日慢推,达到11.82港币,次日便被打下来,在初始价的90—85%间徘徊。9月21日是合同开始生效日,在合同生效满一个月,让客户拿到整一个月的利息后,10月22日,股价跌破初始价位的85%,从此便步入漫漫熊途。3个月后跌破不保本警戒线初始价的65%,最后跌到3.5—4元间,使客户资金损失70%以上。

    2007年9月7日,正是香港股市自2003年来牛市的冲顶时期,短短两个多月,恒生指数涨了7976点,涨幅达5年牛市的1/3,正是上冲最凶最猛的时期,其它3只观察股票分别涨了47%、36%、17%,而“表现最差股票”汇源果汁却早早背离大盘反向下行。

    是汇源果汁基本面不好吗?综合指标排列中位居第三,比它还差的国美电器冲到20元之上,汇源果汁价位不足其1/3,其异常走势除了人为控制原因,无从解释。有人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在压抑股价,而坐庄的大股东中,渣打银行的名字赫然在目!

    2008年9月3日,一条爆炸性新闻公布:可口可乐准备以12.20元收购汇源果汁。汇源果汁股价冲天而起,最高达到11.28元。渣打银行紧急通知,将把汇源果汁股票从股票篮子中剔除出去。对于客户利益有利的事情,对于他们就是坏事情,这就是他们的理财观念。他们一方面宣布剔除汇源果汁股票出股票篮子,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加紧增仓,大量购进汇源果汁股票。

    好在蒙牛遇到了有毒奶粉事件,蒙牛可以替代汇源果汁坐在“表现最差股票”席上。蒙牛的初始价位是31.5元,毒奶事件后,蒙牛股价掉到7元,不足初始价位的1/4,客户赎回就要折损八成以上,渣打银行松了口气:网里的鱼不会跑!这就是合同设计中为什么要选四只股票的缘故。

    金融风暴下,国际大银行纷纷宣告亏损。渣打银行不但没有亏损,反而赢利超预期,2007年全年赢利40.35亿美元,增长27%。其中贡献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开发大陆市场,贩卖有毒产品的“功绩”。

    但是渣打银行忘记了银行的生存之本——信用与声誉!没有了生存之本,带上骗子的帽子,它还能笑多时?让我们拭目以待!
 

对赌合同能否进入银行代客理财领域的法律思考

 

    对赌合同是在期权概念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种金融衍生品。对赌双方对于未来不确定情况进行一种约定,约定条件出现,一方可以行使一种权利,约定条件不出现,另一方可以行使一种权利。

    对赌合同的出现基本是投资方与融资方之间展开。国际投行作为金融领域的食肉动物,通过情报寻猎目标,物色有潜力而又亟待融资的对象,在充分掌握对方详尽资讯后,利用对方一时的困难或急切的需求,切入时机出击,以苛刻的条件与对方签立城下之盟,从而获得超常规的利润。

    近年来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剧烈波动,一些企业为了避免受到商品价格走向的波动,采取期货套期保值的方式,维系生产经营的稳定。于是国际金融资本又开始瞄准企业这方面的需求,以高端客户名义向中国企业兜售并不适合它的所谓高端金融衍生产品,攫取超额利润,而将风险和危机转嫁给他人。中航油、国航、东航、深南电、太子奶、中国高速传动、碧桂园、中信泰富等一批中国企业纷纷中招,成为华尔街金融危机的买单者。

   金鹏期货董事长常清教授说:“衍生品本来就很少人懂,一份合同100多页,表述云山雾罩,还加上一大堆数学公式,企业能看懂吗?表面上看没有任何风险,稀里糊涂签了字,这实际上是一个打着衍生品名义的金融诈骗。”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认为,中信泰富、深南电、国航、东航曝出的亏损,包括以前的中航油事件,都是起因于不受监管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OTC),国外投行在其中起的作用必须追究。他们做的根本不是期货市场的套保,而是场外交易。场内市场是有标准的合约并被监管,而场外交易往往只是交易双方私下的协定,不透明,是个无底洞,一旦中了圈套,面临的就是亏损的万丈深渊。

    就在人们惊呼中国企业接连栽倒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设局中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外资银行已经不甘寂寞,在在投资理财的合法形式下开始了对于中国民间资本的屠掠。某外资银行买了投资理财产品的客户惊讶地发现,他们的投资理财的本金令人惊讶地缩水下去,折损巨大,趋势显示他们的投资有可能全军覆没。

    这家外资驻华银行采用的就是在格式合同下设计的对赌条款。以极不对等不公平的条件规定了双方的利益,通过暗设陷阱,将客户资金引入极为危险的境地。对赌合同是零和博弈的游戏,客户资金的损失正好是银行获得的收益。大多数客户开始以来一直以为投资的亏损乃是金融海啸的缘故,但超乎异常的巨额亏损使得一些投资者开始觉察到欺诈的可能。去年以来,上当的客户一片哗然,抗议声不绝,有愈演愈烈之势。尽管大多数客户对于这种侵吞模式不能深明其理,但投资理财资本金在短短数月损失殆尽的结果还是让他们在震惊中觉察到中了圈套,纷纷然寻求说法,要求讨回公道。

    事件处于发展之中。金融风暴已经造成社会诸多不安定因素,这家外资银行又给国内社会激增了不和谐的因素。作为金融监管部门的银监会不可掉以轻心。假如默认对赌合同可以进入代客理财领域,势必引起其他银行群起效尤,引发更大的信任危机和社会动乱。

    银行利用代客理财形式推行暗含陷阱的对赌合同作为谋财之道,是将银行经营导向一条危险之路,于理于法皆难说通。

    代客理财作为一种金融关系的建立属于信托关系,银行凭借自身的诚信、专业的金融知识和丰富的理财经验,接受客户的信任和托付,行使理财职责。他们的天职就是帮助客户资金获得最大化收益。我国信托法和金融监管法规条例都有明确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受托人????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第十一条:“商业银行????确保个人理财顾问服务的各项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措施体现了解客户和符合客户最大利益的原则。”而这家外资银行却朝着客户资本金亦即信托标的下手,通过设立对赌协议攫为己有,完全违背了代客理财关系原则,贪婪嘴脸毕显,陷自己于不义。

    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生存的根本是信用。这家外资银行,刚刚批准进入中国大陆,得到批准可以开展投资理财的业务,竟然利欲熏心,舍本求末,抛弃自己的信用,追求利润的冲动忘了作为银行业生存的根本,朝着自己的衣食父母——客户大下杀手攫取不义之财。他们忘了自己是银行!却做了等同于路边小贩、皮包公司的一锤子买卖的短期行为!显示了他们办行理念之不智。

    在信托关系中,受托方的身份决定了其对于委托方的委托标的负有责任。就像企业经理人对和董事会负有责任一样,管理好企业使企业赢利并得到发展是其职责。假如企业经理人凭借自己对于企业的了解,利用其中的漏洞谋算企业,将企业的财富转移到自己的名下,他就是破环了这种信托关系,不仅没有尽到应该信守的职责;还触犯了法律,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同理,这家外资银行的“投资理财”业务已经构成了“不法”的事实。

    所以,在代客理财领域引入对赌协议,完全破坏了其本身的信托关系属性,而将委托人与受托人从利益一致的关系转变为对立的互逆关系:只有损坏委托人的利益才能使得受托人获利,委托人损失的利益部分正好是受托人获利的部分。这种对立互逆关系的确立,作为受托银行必然利用自己强势的一方的权利,设计不对等不公平的协议条款,将对方陷于资本金危险的境地,让对方遭受损失从而扩大自己的收益。

    这种做法在是违背我国法律的。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五十九条规定,对于显失公平的、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于显失公平或者合同当事人因重大误解签立的合同,也做了同样的规定。《信托法》第二十七条也规定: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受托人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的,必须恢复该信托财产的原状;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刑法上来说,利用构设陷阱合同欺诈钱财,数额巨大,将触犯刑律。银行公然以代客理财名义设立对赌协议欺诈客户资金,将走上犯罪的危险之路。

    由上法律分析得出:在代客理财领域引入对赌协议是行不通的。它破坏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信托关系,其发展还将近一步与民法、合同法、信托法等产生抵触和冲突。现代化市场条件下的市场行为必然要受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只能在其适当的环境下运行,超出规范之外就会引起混乱,造成秩序的破坏。金融创新绝不能以破坏现有市场规范为代价,相反,所有的金融创新,都必须要有新的市场规范去维系它,这是实现金融市场繁荣与和谐的保证。

    附件:

集体走访紧急请求

    事由: 关于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涉及重大社会影响、情节特别恶劣、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的金融违法行为,提出共同的走访事项。
    走访人:
    联系人:
    1 ......
    2...... 女,岁,汉,住所地及联系地址:...... 电话:

    请求:

    一、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十八条 走访人定于2009年2月10日上午9时,就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涉及重大社会影响、情节特别恶劣、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的金融违法行为,采用紧急信访方式推选代表5人,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请求贵局依法指定接待场所予以接待。

    二、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第五条,因走访事项的特别重要性,请求贵局主要领导亲自接待来访、听取信访工作汇报,研究解决信访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并根据第二十六条、必要时,立即报告国务院,通报有关主管部门。

    三、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第二十二条,自收到信访事项之日起15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受理情况。

    事实和理由:

    2006年起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获取人民币经营业务,同时开展境外理财业务,然而该行却不思依法经营,并故意采用虚假事实,虚构理财计划的宣传和介绍材料,预期收益率的测算数据、测算方式和测算的主要依据。并诱使普通投资者投资境外理财产品,涉嫌:

    1、QDII产品为诱骗投资人特别设计,该美林风险指标没有被实践检验过(风险指标失效)。
    2、涉嫌产品的资金没有根据合同进行投资(或按标的额)存有合同欺诈行为。
    3、故意不作风险披露:(1)、不按约定投资目标、范围、组合和限制交易情况;(2)、故意隐瞒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及时披露。
    4、故意就格式条款对投资人权益有悖交易的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
    5、故意设置障碍不让投资者按合同进行基金赎回,故意不作有关市场监测指标作为理财计划合同的终止条件或终止参考条件时。

    综上,为维护法律尊严,维护金融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经部分利益相关人的授权,推选代表5人,根据贵局法定职权范围、管辖关系,提出集体走访紧急请求,望贵局依法书面告知信访人受理情况。

    此致  敬礼

    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联系人:

    2009年2月日

    抄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办公厅

 

   附件:

关于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销售QDII境外理财产品过程中涉嫌重大违规违法行为的投诉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渣打银行”)在销售其QDII境外理财产品过程中主要涉嫌如下重大违规,违法行为。

    1. 理财合同中的有关条款,明显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和遵循公平的原则,以及《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要求商业银行在开展理财业务时,要遵循符合客户利益和审慎尽责的原则。渣打银行在其QDII境外理财产品销售合同中载明:“境外产品发行人对其文件是否完全准确,详尽不承担责任,境外产品发行人就投资于理财计划的合法性和合适性并无责任。” 渣打银行在理财产品销售合同中载明的上述条款显然十分无理和荒谬,为自己日后不负责任的行为埋下伏笔。通俗地讲,也就是说理财产品发行人在理财产品出现任何问题时,都可以对因自己的过失或任何其他不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们可以说当初合同的表述因为某某原因而不准确或不够详尽。那么根据该条款,他们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显然有悖于公平和审慎尽责的原则。依据正常交易习惯,理财产品的发行人应该本着审慎尽责的原则,对其理财产品的表述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以及理财计划的合法性和合适性负完全责任。试想,如果我们投资者购买了一款理财产品,日后发生了亏损并证明的确是因为理财产品的文件表述不准确,不详尽而误导投资者购买的,或日后证明此理财计划的投资是非法的或不合适的,因为在合同中有上述条款,所有责任都由投资者自负,卖者不负任何责任,天理何在?此条款显然有失公允。纯属“霸王”条款。

    2. 渣打银行在QDII产品销售过程中,客户风险测试不规范,风险评估流于形式,风险揭示不到位,并且涉嫌虚假宣传误导投资者购买其理财产品。据众多投资者反映,在做风险测试时,多数情况都是销售人员引导投资者选择答案以便投资者顺利通过测试,能成功购买其发售的理财产品,个别销售人员甚至帮客户做风险测试,然后要客户签个字。渣打银行在2007年11,12月份发售了两款名为 美林“聚焦亚洲”结构性投资,理财计划编号为:QDII200710(USD) ,QDII200711(USD)的境外理财产品,渣打银行在发售此两款产品时,其销售人员对客户均宣称两款产品有做空机制,涨跌无惧,具备攻守双重策略,在预期上涨市况下,可1.25倍放大投资,增加收益,在预期市况不佳的情况下,可启动做空机制,卖出指数组合,获得收益。正所谓涨跌无惧。而正是这两款所谓“涨跌无惧”的理财产品却出现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严重亏损,在2008年10月份亏损一度达到将近70% , 到2009年3月4日时,此两款产品仍然巨亏将近60%。既然当初渣打银行在其销售产品时宣称涨跌无惧,而面对现实的巨大亏损,渣打银行就应该主动出来给广大投资者一个交待,然而让人十分失望地是,渣打银行不仅没有主动地给广大投资者一个说法,而是对广大投资者的投诉采取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即:推脱责任,相互推委和拖延。这从另外一方面也暴露了渣打银行的投诉处理机制不完善不健全。还有一个让人费解的现象就是,在渣打银行多款QDII产品东窗事发,被曝巨大亏损的2008年9-10月间,据多数投资者反应,当初销售这些QDII产品的销售人员都不约而同地离职了或调换了原先的岗位。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这种“巧合”不得不让人深思。

    3. 信息披露不充分,严重缺失。 依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要求商业银行在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内,有义务向客户提供其所持有资产的相关帐单,账单上应列明资产变动,收入和费用,期末资产估值等情况。而渣打银行在其理财产品QDII200704, QDII200705, QDII200706, QDII200707, QDII200710和QDII200711中的每月理财产品月结单中,涉嫌故意隐瞒重要信息,误导投资者。上述几款产品中除QDII200704,QDII200705和 QDII200706在最初的几个月的产品月结单中有显示产品在月结单报告期末的市值。而其他三款产品一开始在产品月结单就没有产品市值这个重要的信息。而QDII200704,QDII200705和QDII200706在随后的产品月结单中产品市值这个重要的信息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在渣打银行理财产品月结单中仅仅显示了一个含糊的信息“结束日之结余”,每个月在此信息项下所显示的金额和投资者当初投入的本金是一样的,除此含糊不清的信息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这种月结单明显流于形式,月月相同,涉嫌故意误导投资者。因为多数投资者看到这种产品月结单都误以为投资的本金还没有损失,只是没有收益而以。正是因为渣打银行这种信息披露的严重缺失,造成了广大投资者错过了及时止损的黄金时间,被动深套,造成了现在的巨大亏损。再者,渣打银行在其2008年9月份的一份宣传资料中声称他们在2008年1月份就预警了“全面金融风暴”,渣打银行在明知有“全面金融风暴”的情况下,不但没有及时对其广大的理财产品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而是瞒天过海,在月结单中静悄悄地把最重要的市值信息给缺失了。这不仅明显违背了其在“代客境外理财协议”中所承诺的“银行有义务按照其管理自身财产相同程度的谨慎管理客户委托其投资的资产”。而且也明显有悖于商业银行应有的职业道德。

    综上所述,渣打银行的上述恶劣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破坏了社会稳定,国内各主要财经媒体对“渣打事件”都进行了系列跟踪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多个省市的受害者自发成立了“渣打苦主”联盟将进行集体维权。渣打银行为推脱责任一味强调“买者自负”,而忽视了银监会反复强调的“卖者有责”的大前提。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避免出现大规模投诉,上访等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3.15消费者维权日来临之际,恳请上海银监局有关领导责成渣打银行依据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相关精神,立刻限期整改,建立全面、透明、方便和快捷的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并对上述投资者反应较为集中的投诉立即在公开媒体上给广大投资者一个合理的解释,并对因其不当行为或过失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进行全面赔偿。如渣打银行在近期内仍然不能给投资者一个合理,满意的答复,我们全体渣打苦主将进一步联合起来去国家相关部门上访,一定要讨回公道,维权到底。

    此致  敬礼!

    2009.03.09
    投诉人:
 

 

 

发件人:"孙连华" <sunlianhua@pku.edu.cn> 2009-03-30 20:15:12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仲老师好!《“按需生产”经济学》PK《“先产再卖”经济学》请您指导,以我们的学者责任尽快破解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希望得到您的指导、合作 独立学者 孙连华 1352 193 1166,

     摘要:经济危机来临,消费者购买力降低,则自然导致生产环节滞销、压缩生产、裁员,继而造成购买力影响面的继续扩大、恶性循环、继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理顺“购买力---生产”链条,是当前的迫切形势!《“按需生产”经济学》希望给大家一种有别于当前“先产再卖”经济学的一种新思路,反其道行之,就像大禹治水与尧、舜思路的不同那样!类似于给人民“发券”以提升购买力,但同时强调人人“权利-义务”关联制衡,使一个人有了“索要”(负债),自然对应出来他的就业,即此券不是白给,它既是到商店买东西的凭证,以削减库存,也是去上班付出劳动的凭证!否则在岗的人白干、吃亏!把市场、公平放在“人”层面,把效率、客观统计计划放在“企业”层面,而不是传统的“主观计划经济”,不再“以企业为本”,而是“以人为本”---不提倡“收益/成本”低且大量挤占消费领域资源的小企业投资创业,而是倡导大、中型企业,希望大家共同探讨!

我国各类学者的观点思想

孙连华 归纳

2009年3月

 

姓名

教育

医疗

环保

扶贫/救穷

救灾/救急

心灵/孤儿

志愿者/出力

慈善家/出钱

/

1

现状(此前)

一对一助学

病后再治,募捐

先发展经济/污染,再治理

贫困人口在减少

 

 

在发展

在发展

物质发展,精神下滑

2

被助者一般想法

改善教学环境、需要优秀教师

需要钱治病

需要环境整治

需要钱,以便买需要的物,不要涌来太多的新鞋(单一物品)

 

 

 

 

 

3

一般爱心者

支教、出钱

捐款、讲授安全套使用方法

多背一公斤

节日看望、邮寄实物(如鞋)

志愿者

 

 

支持壹基金、红十字会等

力所能及

4

孔子/老子等古人

建立、传播《论语》

针灸、锻炼身体

天地人和谐

 

 

 

 

 

高端渔:建立、传播《论语》等

5

雷锋

 

 

 

 

 

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

支援公社建设

 

6

毛泽东

上山下乡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一个芝妹子要救,成千上万个芝妹子也要救

(唐山地震)不要国外的援助(?)

学习雷锋

同吃同住同劳动

 

高端渔:制度建设

9

孙连华

先免费入学,毕业后再收税。多教道德、能力(实践),少教知识

多预防、锻炼,病人少了就可全免费了(手术、药费免,但床位不免费)

植树的同时要挖河,保证树活

不要头痛医头救穷,而要使他们在制度上能自力更生

 

 

全民义工

不要对慈善家鞭打快牛,要由鱼到渔升级、事半功倍

 

 

 

姓名

三农

就业

教育

医疗

住房

环保

以人为本

国家安全

文化

1

樊纲

“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农产业化

创造就业中国必须成为世界工厂

就业市场急需“灰领”

 

要救楼市应先减少购房者按揭负担

高效环保的制造业大有前途

慎待“城中村”

 

 

2

胡鞍钢

宜用“三公”体系解决“三农”问题

就业模式应走非正规化之路

教育是民生之基 开发人力资源乃政府首责

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与率是实现小康的重要指标

(地震灾区)以人为本,科学重建

中国需要最严厉的环保政策

平均数掩盖贫困户胡鞍钢提出“以人为本”新发展观

大陆力争2020统一台湾

 

3

郎咸平

放弃财政补贴 将地下金融合法化

中国本科生毫无创造力

真正的天才要像你这样问问题才能成为天才

医疗市场化导致医生看钱不看病

虚拟资金致房价高涨 引新一轮楼市泡沫

 

一亿人的富裕致使十二亿人更加的贫穷

 

中华文化不养高科技

4

厉以宁

8亿“待富”农民群体正在跨越藩篱

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

厉以宁猛批应试教育

现在重新提共同富裕,合作医疗,充分就业,这是不是在开历史倒车

中低档住房不应限制购买对象

对于环保的投入目前尚不够

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现以人为本

 

 

5

林毅夫

农民欲增收应减少数量

中国的就业突破口 到大中城市去

研究型教育才能够使学生满意

 

限价房不会造成房价下跌

目前遇到的环境和资源问题不会阻碍中国的未来发展

 

 

 

6

龙永图

龙永图建议发行土地票

金融危机下要把就业放到第一位

建设和谐社会平等受教育机会不可或缺

 

保障性住房比例超过一半时才会现“拐点”

国际化必须注重环保和劳动标准

 

龙永图再驳斥外资威胁论:不能滥用国家经济安全

先进文化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7

茅于轼

不是要帮助他们发展农业,而是要把他们变成“城市人

政府有钱应解决就业 裁员是最糟糕办法

教育贷款应扩大到初中

对病人不利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特别明显

现在应该努力发展廉租住房

环保要讲经济学

我们仅以增加社会财富为目标是不对的

 

网上骂人的多半文化低

8

温铁军

农村改革关键是农民有发言权

通过市场来解决农民就业的想法是错误的

农民利益最需保障 教育体制不能产业化

医疗就是一把刀,当然因病致贫这是必然的

 

大规模养殖模式的污染之痛

 

粮食安全是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任务(袁隆平也谈过)

我早就不认可所谓现代化了

9

吴敬琏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

解决就业问题必须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教育商业化令人不安

医疗如治安,不可市场化

解决住房的根本办法是提高收入

中国发展与环保的平衡点远没到来

 

 

文化企业要有社会责任

10

张维迎

 

提高工资很危险 减少就业机会

 

医疗体制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垄断

房地产交易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决定

 

 

 

企业文化就是要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

11

孙连华

农村合并、农业连片、减少农民,才有规模,适应有限资源(有“十字城镇”理论体系做为支撑)

人人按需生产、权利-义务关联就业,无失业(有“以人为本”的《按需生产经济学》做为支撑)

毕业后再收税(养鸡下蛋),不要入学前交费(杀鸡取卵)

(反发展)注重锻炼、预防为主,少建药厂。国人健康则国强。病人很少了则可实现全免费

大力发展中型城市(目标:宜居),弱化大城市(目标:经济)和农村

除了植树,还要挖河,保证树活(有“河流双下游”理论做为支撑)

人人先需再产,企业将只是场地,不再倒闭、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公平、市场放在人层面,效率、计划放在企业层面

(反发展)用10-15年时间,参考世界碳减排模式,各国逐渐降军费实现低危险平衡,人民税收压力也小(大禹治水思路)

必须在社会主义大环境下(偏物质文明),重建信仰(偏精神文明),成为立交桥关系,而非平面十字路口冲突关系

 

 

姓名

局势预计

眼睁睁看

宏观调控

主动改变

就业/社保

住房

产业

税收

银行

股票

国际化

1

您观点

 

 

 

 

 

 

 

 

 

2

樊纲

这次有大危机不会有大萧条。中国经济明年保八不成问题

当前政策主要取向应是防止紧缩过度

创造就业中国必须成为世界工厂

要救楼市应先减少购房者按揭负担

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轻言放弃

微调个税税率累进制 对中等收入阶层减税

明年我国可考虑发7500亿国债用于基建

 

 

3

胡鞍钢

 

中国扩大内需根本宗旨是富民为本

就业模式应走非正规化之路

(震区)以人为本,科学重建

 

 

 

 

 

4

郎咸平

2008年中国面临八大危机

4万亿投资应偏向制造业

中国本科生毫无创造力

虚拟资金致房价高涨 引新一轮楼市泡沫

企业投资应量力而行

 

 

 

国际化不等于收购

5

李荣融

 

 

明年尽力不裁员

 

央企应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央企要抓住机遇实施低成本并购

6

楼继伟

 

 

 

 

 

 

 

 

目前不适合海外抄底

7

马云

经济危机过后将诞生新商业文明

 

鼓励青年人“创业促就业”

 

现在应开始经济体系的重建

 

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

 

 

8

茅于轼

经济危机无关GDP解失业是关键

 

保就业比保GDP更重要

住房土地70年使用权相当可笑

 

个税起征点调到8000都低

 

 

 

9

蒙代尔

中国经济缓慢增长期将持续两年

发券

 

 

 

 

 

股票市场不可能永远保持着牛市

 

10

莫里斯

经济危机两年就会过去

中国应该降低投资增加消费

 

 

 

政府应减少税收来鼓励刺激消费

中国政府应引导银行过剩资金向股市分流

 

 

11

乔依德

所有的政策可以概括为5词:增长、内需、结构、改革、民生

消费才是终极目标

 

 

 

以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

 

 

 

12

宋鸿兵

继续恶化

sina网该专题未收录)

 

 

 

 

海啸二波更烈 中资银行将“赔惨”

全球股票和信用市场未来三月崩溃

谨防美国向中国转嫁经济危机

13

孙连华

 

把先产再卖调整为按需生产。外部表现:减少销售人员、广告

同左。人人按需生产:权利-义务关联则无失业问题。

十字城镇体系(注重远期)

由需求向重工理顺。企业不再倒闭,只是分工合作场所

 

 

可以长期持有,但避免短期频繁炒卖(可收高的交易税)

反对国际化比例太多:除非国内不能生产

14

吴敬琏

宏观调控须先判断局势大方向

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型

重化工业模式不利就业 加剧贫富分化

内地房地产业有崩盘危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根本。帮扶中小企业是经济转型关键

中国税收连续18年高速跑 吴敬琏呼吁减税

谁在鼓噪“银行贱卖”

 

过度出口造成空洞和气泡

15

许小年

维稳失败的根源在监管层

4万亿投资不如每家发1万购物券

发展服务业解决就业问题

 

 

 

国有银行上市是银行体制改革的有效手段

股票不是全民能炒的

 

16

张宏良

中国有可能进入大的历史动荡期

sina网该专题未收录)

 

 

经济民族主义。外资开始控制中国最要命战略物资:粮食

 

银行业引进国外战略投资导致国家损失1万亿

应该让股民临刑前吃顿好饭

停止赴美救市

17

左小蕾

明年保八没问题

最好不要用投资拉动保增长

保增长 关键是要保内需保就业

开发商依靠银行贷款建高档住房太不公平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个过程

 

 

 

发件人:<tianbo@sina.com> 2009-03-30 19:51:12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仲大军先生收李玉山上网论文(金合元)

在金本位意义上,在联合国主导下

创建全新的世界(联合国金元)货币金融体系势在必行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化危机

李玉山

    摘要:美国9.11事件七年04天之后,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一年之后,美国发生雪崩式下滑,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百年一遇”的美国金融风暴横扫华尔街,横扫全世界,一切都如约而至。美国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没标志着全球自由(投资商)资本主义时代的彻底终结。从美国次贷危机到美元危机,从美国危机到全球化危机,划时代的历史巨变,帷幕已经完全拉开,全球贸易将遭遇沉重打击,全球经济大萧条即将到来。未来五年,美元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将彻底终结,美国用纸币搜刮世界的历史将彻底终结。美元的崩溃就是美国的崩溃,美利坚的“帝国”时代将已经一去不复返。对自然社会经济演化规律一无所知的西方经济学也将走进历史。重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势在必行,在联合国主导下创建全新的在金本位意义上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势在必行。建立联合国世界货币发行与管理储备委员会和发行联合国金元(金合元),统一世界各国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在联合国主导下的全球化——真正意义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民主时代将开始。

    关键词:金融风暴;美国衰落;美元崩溃;全球化危机;联合国世界货币发行管理储备委员会;联合国金元(金合元);全球化民主。

一、小序

    在2008年2月,根据我的测算,美国将在9.11事件七周年的纪念日之后(10月前后)发生雪崩式下滑。在美国9.11事件七年之后仅4天的9月15日,随着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申请产,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之一的贝尔斯登公司在3月份破产倒闭之后,有着158年历史的并有着6400亿美元账面资产的美国雷曼兄弟公司9月15日正式宣布申请破产保护,相应雷曼股价一日内暴跌94%,收于0.7美元。而一年前,雷曼的股价还在80多美元。随后美林证券公司则被低价收购。9月21日,剩下的两家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在惊慌中获准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这标志着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的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彻底终结。鉴于投资银行的风险性,这项银行法把投资银行业务和零售银行业务严格分开来。至此美国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没——这标志着全球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将终结。“百年一遇”的美国金融风暴横扫华尔街,一切都如约而至。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美元危机,从美国危机到全球化危机,划时代的世界历史巨变,已经完全拉开帷幕。美利坚的“帝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时代将终结;对自然社会经济演化规律一无所知的西方经济学将走进历史。重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势在必行,重建金本位意义上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势在必行。在联合国主导下的全球化——真正意义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民主时代将开始。

二、美国次级贷款危机问题的根本原因

    “美国整个住房抵押贷款的规模为7—8万亿美元,次级贷款存量约为1.5万亿美元,这部分贷款的规模只占整个住房抵押贷款的20%,目前估计直接损失为4000亿美元”。这与美国13万亿多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25万亿的债权市场规模相比应该是比较小的,并不是一个可以引发崩溃的数量。“美联储目前对金融体系注资的规模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比次级贷款的存量规模还要大,欧洲中央银行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注资规模累计也超过1万亿美元。但是,次贷危机问题还远没有结束。”

    根本的问题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确立了美国的霸主地位,而1944年世界金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得美元等同于“软黄金”,成为了“世界货币”——世界各国贸易和储备的“基础货币”。虽然“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价值体系已经瓦解多年,但是美元依旧是世界各国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依然是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依然维持着世界金融霸主的地位。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所持有的美元(包括国家外汇货币储备与民间持有美元),累计已经达到十几万亿美元,有资料表明,仅在日本国家美元外汇储备为9000多亿美元,而民间则有3万多亿美元;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为1.9万亿美元,且大部分为美元,而民间仅有1000多亿美元。欧洲和产油国都持有数以万亿的大量美元。而美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3万多亿美元。数十年来流入世界各国和民间的美元总量现在应该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这就意味着几十年来,全世界各国有相当于100多万亿人民币的社会财富流入美国,相当于近十几年来中国生产的全部财富都送给了美国,如果再考虑到几十年来数十倍通货膨胀的因素,这个数字不知道还要放大多少倍。

    这正是构成美国富甲天下的主要原因。而美国支付给世界各国的仅仅是一种“信用”——纸币,这相应满足了世界各国国际贸易结算和储备的货币需求。世界各国的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入美国,使得美国财富的“马太效应”愈演愈烈。但物极必反,美国的财富“神话”不可能是永久的,美国用纸币美元搜刮世界的历史是不可能永久的。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美国低端产业逐渐消失,高端产业的竞争力也在不断衰弱,而美国人的消费却有增无减。美国人的储蓄率连续多年在零上下波动,大部分美国人没有任何储蓄,挣多少,花多少,还要贷款超前消费。寅吃卯粮,借贷消费,这样的“末日消费”经济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后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世界金融格局正在开始发生质变。由于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商品供给能力不断上升,从而导致人民币信用不断提升。而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商品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商品兑回世界金融市场上的美元,从而导致美元“信用”大幅度贬值。一旦美元贬值达到一定幅度,就会引发美元持有者恐慌,抛售美元的人就会急剧增加。历史的转折已经到来,随着美国极为严峻的经济危机的到来,人们对美国的未来将彻底丧失信心——美元崩溃就会发生。美元崩溃就是美国的崩溃。美国将再也不可能用“白条” (纸币)像“强盗”一样地掠夺世界了。

三、美国危机如期爆发,全球化危机将全面展开

    在2001年我就根据我所发现的“人类社会长波运动演化定律” 研究计算,明确指出:发生于1999年的科所沃战争表明“美国已经开始从顶峰上滑落”[1]。随后我又在2003年发表的论文中明确地论证了美元将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对美元将不断升值。“人民币适度合理的对美元升值——改善人民币的购买力,同时有效地改善中国的医疗与教育的社会保障水平,是有效提升中国国力和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是使人民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金融货币市场‘硬通货’的重要举措;更是使中国成为对人类21世纪负责任的世纪大国的重要举措。美元的命运就是美国的命运。世界金融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多年,是该重建以黄金为本位的世界金融体系的时候了。”[2]2006年,我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长期上升,中美国力正在发生历史性演化 ——走向和谐发展的全球化新时代》一文中,论述了中国与美国国力正在发生历史性演化,及美国走向衰落的历史原因和对世界各国经济的严重影响。文中指出: “美国如果不改变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并实行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必然导致在本世纪初叶发生社会经济雪崩式的下滑,而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一年前的2007年8月,在美国次贷危机刚爆发时,我则进一步研究指出,“在本世纪初叶中期或晚期,美国经济将完全进入长期衰退,由于美国次贷危机问题的出现,这就有可能提前到来(2008年就将进入高危期)。衰落深度取决于美国经济政策与时俱进的调整水平和经济结构的改善状况。”[3]而在今年3月发表的文章中则明确指出,“这场极为严峻的全球化危机,将在2008年的9.11事件纪念日后(10月份前后)开始”[4]。9.11事件发生的七年04天之后,美国危机爆发——全球化金融危机爆发,一切都如约而至。全球化危机已经拉开序幕,未来将步步加深,全面展开。

    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就会使以美元标价的商品大幅度涨价。从2002年开始,世界世界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商品,特别是原材料都上涨了一倍左右,而石油和黄金则上涨了几倍,而美元相对于世界各国货币则贬值50%左右。这将使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大幅度缩水,使世界各国的外汇支付能力——消费能力大幅度缩水,从而使世界各国有效需求大幅度减少。而以美元标价的商品价格将大幅度上升——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将一浪高过一浪;全球性的消费能力将一波弱过一波。虽然在2008年下半年全球商品市场出现大崩溃;美元汇率出现强劲反弹,但是这不会改变美元最终崩溃的结局。随着新一轮美元贬值的危机的到来,美元崩溃的问题将越加严峻。全球经济大萧条——全球性的“滞胀”危机将到来。

    虽然美元的贬值会推动美国出口,美联储主席伯克南2月27日在国会中讲话中提到,美元汇率走低对美国2007年下半年出口增长11%起到积极影响,帮助改善了美国经常项目下的赤字状况。但如此有限的“积极影响”,不过是杯水车薪,不可能会消除美国的经常项目项下的巨额赤字,不可能会改变美元最终崩溃的结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经济全球化时代将终结。历史不会倒退,历史将发生跃迁,在联合国主导下的全球化民主的时代——真正意义的全球化时代将开始。

    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不过是剜肉补疮

    而美国政府现在又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9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专门为救市计划发表讲话。他承认美国政府提出的救市计划是前所未有,也带有风险。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布什警告说,“美国经济生命来到关键一刻”。然而,等待美国的将是更为严重的危机。诚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惊呼:这场危机“百年一遇”。

    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无疑是剜肉补疮,非但不能根本挽救美国金融危机,还将进一步导致美元崩溃。如果通过,必将导致美元在未来几个月中随着美国经济指标的恶化,而导致急剧贬值直到彻底崩溃;如果不通过,美国金融体系将立即完全崩溃,并在世界各国产生连锁反应。

    今日美国危机崩溃的内在原因,实际上与当年前苏联的危机崩溃如出一辄。前苏联的崩溃,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的恶果。由于美国有“硬通货”美元的滥发钞票权,所以美国暂时赢得那一场“冷战”的胜利,而前苏联却因为财源枯竭而崩溃。得意忘形的美国,把这一切仅仅认为是“意识形态”的胜利,并变本加厉的继续连年扩大军备,在世界各地驻有大量军队,不断发动战争。而财政赤字、外贸赤字连年剧增。2007年全世界用于军火购买合其他军事用途的支出共计为13390亿美元,而美国的军费支出则达到了5470亿美元,或者说占全球总量的近41%。而美国经济的GDP仅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9月24日,当美国国会围绕财长保尔森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激战正酣之时,众议院却以392比39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价值6120亿美元的2009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没有来自于民众的公开批评,也没有来自于媒体的意味深长的评论,由此看来军事和国防的相关费用支出似乎并未受到金融危机带来的显著压力。” “在麦凯恩和奥巴马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政策纲领中都没有暗示要大规模削减军费支出。相反他们都支持扩大军队的规模。似乎传统上在美国的国防预算中占最大份额的作战经费和后勤保障费用仍然将在高位运行。”“此外,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将国防开支看作是能够给选民带来直接利益的增加就业的手段。”[5]过度的耗费(连年的双高赤字)使美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出现连年的“负增长”。2007年,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实际上是—5%,而非名义上的2.2%。

    这是西方经济学的“罪过”。把消费计入GDP是有条件的,在健全的财政和外贸平衡或盈余的条件下,消费的增长是积极的健康的,是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而在财政和外贸双赤字的条件下,过度消费对经济发展效应是负值,是虚假的增长,应该从该国的GDP 中扣除,并计入债务(赤字)。因为相应额度的GDP已经计入对外贸易盈余国家的GDP中,对整个世界而言,GDP就会发生重复计算。现在,流通于世界的美元已经严重过剩,早已经是物极必反,因而才不断贬值,现在更是已经到了垒卵之危的地步。毫无疑问,美元的崩溃仅仅是时间问题。由于美国政府的1680亿美元的退税效应,使得二季度经济指标有所反弹,同比增长1.9%(环比增长为2.8%),加之金融危机使得美元的市场流动性出现严重短缺,这也进一步支持了美元的需求,导致已经严重贬值的美元出现强力反弹,从1.60美元对1欧元回升到1.35美元对1欧元,现在则在1.35美元对1欧元上下波动,但这不过是回光返照。

    随着美国2008年第三第四季度经济数据出台,美国GDP的负增长,双高赤字再创新高,7000亿美元付诸实施对美元的稀释作用,美元又将开始新的一轮贬值,伴随者美国危机和全球化危机的日渐加深,美元的崩溃就不可避免了。这个问题将在2009年的下半年变得极为严峻。美国经济2008年将出现负增长(也可能有名义上的微弱增长,因为美国的财年截止到9月末),而实际上仍然是负增长。不断增高的美国双高赤字,将使美国2008财年实际经济增长将达到-7%左右。而未来五年(或七年),由于严酷的危机,使得美国消费将急剧萎缩,美国将步前苏联(俄罗斯)的后尘,出现连年的大幅度负增长,约为每年-5%~-10%。美国经济的相对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比)很可能会缩水近一半,衰落到15%左右(美国股市的道琼斯指数将要下跌到6000~3000点之内),所有发达国家都将发生严重的经济衰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率都将永久性地明显下降)。而中国经济的相对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比)要从现在的近6%发展到9%以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相对经济规模都会有所提高,大约增加10%~20%。美国经济的崩溃将导致美国在全世界各地(海外)的军事存在终结,“美帝国时代”将彻底终结。

四、这次全球化危机的性质与1929年根本不同

    “这次全球化的危机与80年前的1929年开始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有些相似,但却有着本质的不同。相似的是两者都是产能过剩危机,但1929~1933年的危机是‘生产能力过剩’——商品过剩——消费不足,结果导致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大批商品被抛进大海、毁掉。而这一次危机也是‘生产能力过剩’——金融过剩——资源短缺——消费过度,因此将导致世界市场商品价格大幅度上升——消费下降——全球性的‘滞胀’危机发生。危机持续的时间可能与上次相同,即2009~2013年,”[4]但对美国而言的危机则为七年(2007~2013)。“80年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是以大英帝国衰落,美国和苏联崛起为标志。而这次全球化危机,是以美国衰落(苏联已经提前衰败解体),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崛起为标志。这是自然演化的本质效应,是人们所无法改变的。”[4]未来一年,全球化危机将逐步加深,全面爆发。

    西方经济学将从“显学”走进历史

    近一年来,美联储连续七次降息,联邦利率从5.25%降到2%,以图改变美国经济不断恶化的软弱问题。但是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了。由于目前美国和全世界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当然应该加息——降低人们的消费欲望。可是,由于美国经济低迷,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则需要降息,以扩大投资和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繁荣。显然,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美国政府现在已经成了无头的苍蝇,在乱飞乱撞。实际的问题根本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能够说明的。这些简单的经济杠杆无论如何使用都无济于事。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消费(消耗)过度,债台高筑——美国双高赤字的多年累积效应,使得世界市场的物价有增无减。这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是盲区,西方经济学是无法解释这样复杂的自然社会经济演化现象的,而所提出的对策方法更是毫无用处。

    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诞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让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起死回生以来,消费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然而时过境迁,现在过度的消费和军事耗费制造了美国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泡沫。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就是美国消费者长期以来过度消费的结果。而且,次贷金融模式的设计使用,正是不懂得社会演化基本规律的包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经济学盲目滥用的结果。所谓的金融创新,不过是一场金融骗局。它像一个毒瘤,消蚀了世界经济的健康机体,必然导致经济的大崩溃。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连续降息,全然不顾美元不断严重贬值的道德责任。美国国会批准布什政府的1680亿美元减税措施,都是吃错了“药”。因为造成美国双高赤字的根本原因的有增无减的庞大军费开支和美国人挥霍无度的疯狂消费。如果美国总统布什能够立即宣布从伊朗和伊拉克撤军,而不是等到美国候选总统奥巴马宣布的:只要一上台,就立即撤军。那么,美元崩溃的危机就会得到有效的缓解(同时还要公布消除美国双高赤字计划及召回世界上的过剩美元计划)。全世界都会欢迎美国经济软着陆,而不是崩盘。如果等到美国新总统就任时再撤军,那就什么都无济于事了。但是,美国人的“理性惯性”是不会改变的,“不撞南墙不回头”,一切都在等待着“天意(上帝)”的安排了。

五、在金本位意义上,重建世界金融体系势在必行

    在美国9.11事件7年04天之后的2008年9约15日,从美国华尔街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迅速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进一步则演化为政治危机。重建世界金融、经济、政治新秩序已经是势在必行。这是世界历史巨变——历史转折——历史跃迁发展的必然结果。联合国当然地要走到世界的中心,走到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全球化的政治的中心。公元21世纪的全球化,是没有“帝国”的全球化,是全球化民主的新时代。

    今天世界的危局正是美元纸币的滥发造成的,没有一定含金量的纸币恰如一个魔鬼正在掏空我们的世界。正如联合国主管经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沙祖康10月13日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书面发言中指出:“将美元作为全球的主要货币以及发达国家掌控主要国际经济机构是导致全球金融失衡的重要原因。”他说,现行的全球经济管理机制无法避免全球金融失衡,对于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体制性问题,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其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并具有高信用和高效率的世界经济管理机制。

  沙祖康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由发达国家掌控,发达国家所出台的政策只寄望于本国的政策调整,缺乏通盘考虑,很多措施仅停留在挽救单个金融公司的层面上,这些政策只能是暂时的修补,却不能带来一个透明的全球机制,以协调政策制定,提供管理和对金融的监督。 当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中的权重已经大大增加,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净债权国, 并努力推动建立一个规范的公正的债权体系。 金融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活动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联合国预计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低于2%,2009年的前景更糟糕。[6] 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金本位的意义上,创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已经是势在必行。

     建立联合国金元(金权)货币金融体系: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重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建立以联合国金元(简称合元或金元或金合元)为主体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全世界所有的国际贸易都必须用联合国金元(在开始阶段,金元与美元并列定价,实行货币双轨制)结算。而联合国金元与黄金和世界市场上的主要基本商品(如石油、粮食等)价格挂钩;世界各国货币与联合国金元(金权)挂钩。联合国金元与目前世界各国储备的各种外汇同时作为世界各国储备的货币。所有市场炒作都将因为联合国金元的出现而大大弱化,振幅明显缓和,从而极大的改善世界各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这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极为重要。这项社会经济工程运作程序设计如下:

    一、联合国金元首先作为一种国际贸易结算价值符号进入市场实施,这时联合国金元可以称为联合国金权,以保证各国贸易不因美元等货币贬值或巨幅波动而导致出口与进口国家国结算遭到实际损失。这也将大大弱化世界货币市场的投机炒作。经过一定时间运作后(至少三年),世界各国金融基本稳定时,联合国金元将成为实币,世界各国以黄金和本币兑换,用于国际贸易和国家外汇储备。这时,世界各国必须承诺本币的含金量,如1美元=1/300~1/500盎司黄金。

    二、联合国金元将逐步进入世界各国的储备系统。世界各国要获得联合国金元,须向联合国货币发行管理储备委员会交纳等量的黄金换取,并交纳1—3%的世界贸易税。用本币兑换的部分,要求该国的通涨率必须连续三年控制在2%以内。所有国家的货币发行必须在联合国货币发行管理储备委员会的监控之下,以避免世界各国滥发货币,导致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保证世界经济的稳步有效发展。

    三、整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联合国金元世界金融系统运行一定时间成熟后,联合国可以发行一定数量的纸币,由世界各国用本币兑换,以满足世界各国普通人士国际旅游、购物等方面的需求。

    四、如果2009年联合国金元开始实施运作,预计到2073年,联合国金元将会像现在的欧元一样,成为世界各国主要的流通货币——全球经济货币共同体将形成。单一的世界货币使得世界各国金融和贸易成本大大降低。

    联合国金元(金权)货币金融体系中金元的定价

    联合国金元(金权)的定价,以黄金和世界贸易中的100种主要商品七年来的价格变化为依据加权计算。

    联合国金元加权计算价值H=A(七年平均价)×50%+B(五年平均价)×25%+C(三年平均价)×15%+D(一年平均价)×10%

    例如,每盎司黄金七年均价为400美元;五年均价为500美元;三年均价为640美元;一年均价为850美元,代入上式,则联合国金元加权计算价值为每盎司黄金H=506金合元。相应的各国本币与金合元比价,如果当日金价为800美元,则美元兑金合元汇价为800/506=1.5810,即1.5810美元兑换一金合元。如果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6.7562:1,则人民币兑金合元比价为10.6815:1,即10.6815元人民币兑换1金合元。如果当日美元兑欧元汇价为1.3152:1,则欧元兑金合元汇价为1.2021:1,即1.2021欧元可以兑换1金合元。

    H值还可以根据各种国际贸易主要商品的价格水平,进行加权修正。这时Hj=H•j,修正系数j根据在世界市场中主要的30种基本商品物价水平制定。如j值选取0.92,则上面的H值相应为H=506×0.92=465.52,即1盎司黄金价值为465.52金合元。相应计算结果,则美元贬值更甚。当然,还有必要用13年黄金均价进行修正,那么金合元的价值将更高。如果为了计算上的方便,可以直接将金合元与黄金比价定为:

    1盎司黄金=300金合元

    然后,再用上面的方法适当允许金合元对黄金比价有所浮动,尽管这种浮动必须非常小,以适应世界金融货币市场从美元本位过渡到金合元本位。只要金合元一入市,就会对所有的市场过渡投机形成有力的抑制作用,使全球经济开始进入一个高度有序的世界市场新环境,将对实体经济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由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金融、经济和政治体系开始正式进入运转。一个全新的全球化时代开始跃迁发展。

    世界各国必须以黄金和本币兑换金合元

    世界各国在承诺本币含金量的前提下,并且本币发行接受联合国货币发行与管理筹备委员会的监管的前提下,可以用本币兑换联合国金元。在初期阶段(本世纪初叶),金合元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应保持在1/3左右。可以用本币兑换金合元的世界各国通涨率必须控制在1~2%以内,显然,在联合国金元实施运作初期,很多国家是不可能用本币兑换金元的,甚至刚开始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国家能够达标。这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世界金融稳定过程后才能出现。大部分国家的联合国金元的货币储备,只能用黄金换取或从国际贸易中得到。

    各国本币对联合国金元的汇率浮动必须控制在3%以内,由于所有货币都是趋于贬值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货币在金本位意义上的每年贬值的幅度不得超过3%,以保证世界各国经济的有效发展和世界贸易的有效发展。为了保证金合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流动性需求,可以允许世界各国在其通货膨胀率不达标的情况下,用国家基本财富和保证含金量的货币双重抵押,获得不超过该国国际贸易需求1/10的金合元。

    联合国货币发行与管理储备委员会应建在中国

    由于中国中央银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并且还在不断增加,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金融的一个主要的中心。同时,现在所有的联合国组织机构都设在发达的西方国家,这不符合公元21世纪世界发展的实际状况。正如第29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次在中国召开一样,体现了21世纪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因此,联合国货币发行管理储备委员会应建在中国。建议中国无偿为联合国货币发行管理储备委员会建设办公机构设施和黄金与货币储备库。

    联合国将开始具有半主权独立国家政体权力。如此,联合国将逐步减少或停止收取各会员国会费。世界贸易税和联合国金元的铸币税收益完全可以满足联合国的各项开支,包括联合国军费用、建立联合国千年目标发展基金以帮助贫困国家发展费用等等。

六、结语

    世界历史巨变,“2008年,将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突现’之年,全世界人民都要和衷共济,努力创造新未来。世界经济论坛2008年1月23日至27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本届年会主题‘合作创新的力量’,突显出‘合作’是人类未来走出危机、创造新时代新发展唯一的最重要的选择。”[7]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美元危机,从美国危机到全球化危机,预计整个历程要经历整整七年(2007~2013),需要到2014年(最迟到2016年)世界经济将开始全面复苏。美国雪崩式下滑,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接着必然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再接着就是全球政治危机,重建全球金融、经济和社会政治新秩序,将历史性地摆在全人类面前。公元2009年,注定要揭开人类文明史上这划时代的一幕。

参考文献:

[1] 李玉山 著《人类社会演化发展运动论——人类社会四维空间生命系统》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322页,第233页。
[2] 李玉山《改善人民币购买力是有效提升中国国力的重要举措》,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摘要发表文章《人民币汇率,调控势在必行》北京《中国经济周刊》2004年第1期。
[3] 李玉山《关于世界造船市场长期走势的分析》北京《船舶经济贸易》2007年第6期(部分内容);葫芦岛《渤海造船技术》2007年第4期(全文),第3页。
[4] 李玉山《从世界演化大势看未来世界造船市场》北京《船艇》2008—3(下半月号),第19页。
[5] 转引自(未标作者)《美国国防开支膨胀的时代即将终结》北京《参考消息》2008年10月16日,第五版(原载于日本《富士产经商报》题:金融危机给美国高科技武器信仰画上休止符)。
[6] 转引至腾讯网:腾讯首页 > 腾讯财经 > 速递 > 正文(http://finance.qq.com/  2008年10月14日08:06 外汇宝网)(未标作者)。
[7] 李玉山《为中华和世界2008选一个汉字:和》北京 《科学时报》2008年2月29日,第五版。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3-29 21:44:4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时寒冰上海理工大学演讲以后答同学问全记录

中国的一切问题受困在政治改革上

我们缺乏的是优秀的人才被选到领导岗位上

上海理工大学演讲以后答同学问全记录

时寒冰

时间:2008年12月8日

    现在天气比较冷了,我们出门都要带手套,那,一副手套如果丢了一只的话,整副手套就没有用了。我想在这次经济寒流中,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正好可以组成一副渡过经济寒冬的手套,如果丢了政治改革这只手套的话,经济改革就不能持续下去。这次经济危机是否能成为我们国家推进民主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呢?

     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了奥巴马。奥巴马,一个黑人,他那种活力,那种光芒四射的那种激情,那种流畅的口才,那种翩翩的风度,你看到这样的人被选到总统位置上,你可以感受到一个民族的难以抑制的这种活力、这种毅力、这种凝聚力。你反过来再看看!如果一个连话都说不好,连断句都不会的人坐到领导的位子上去,或者说一个垂死的人,一个垂死挣扎的人坐到领导岗位上去,他给你带来的感受是什么?

    实际上中国真正的问题在于,政治改革也好,我们现在一切受困在政治改革上,因为没有好的这种领导,没有这种优秀的人才被选到领导岗位上去,他只会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不会出台对民生有利的东西,你不管怎么提都不行,我给上面写信,甚至提建议,有很多东西都是流着泪写的,但是,眼泪打动不了他们。

    西方国家的行政开支为什么这么少?因为人民有选举权,他有几个制约机制。第一是司法制约机制,你看克林顿那点事情,司法机构就可以审问他,我们这里可以吗?第二,他有议会制约机制,第三,他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民选举权,这一项制约机制,第四,他有宗教制约机制,西方国家基本上都信宗教,他觉得自己做坏事会受到上天惩罚,而我们是无神论,是没有底线的。而且对于实际上在措施上我们也应该调整,对于一些好的宗教我们应该扶持,不应该抑制。对于邪教应该打击,如果所有的宗教都抑制,反而容易失去这种制约机制。比如说,我们为了管理宗教这一块,我们成立了“破邪办”,就是“破除邪教办公室”,很奇怪的是,它是国家宗教局下面的一个办公室,国家宗教局是副部级编制,而它这个办公室却是正部级编制。所以,我们这里很多事情都很奇怪的。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制约机制,归根结底需要归到选举权上。当人民有选举权,我们能把自己喜欢的人选到领导岗位上,有这一条一切都好解决,没有这一条,什么都解决不了。谢谢!

    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所有的政策导向都是向着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一方倾斜的,如果你研究房地产和股市你就会发现,不管股市是涨也好、跌也好,它都是以某一方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美国股市它有严格的退市机制,如果这个上市公司不行,它就给你赶走,你要退市,你不能继续在这上面招摇撞骗。另外它还要求你分红,就是每季度要分给你的股东多少钱,规定是硬性的,每季度一次。我们这边呢,这一块是很少的。从1990年到2003年这13年中,流通股东分红分了600多亿,他们付出的代价是1万多亿。

    我们再比一个例子,中国石油在美国上市,从美国市场融资29亿美元,他给美国人分红分了119亿美元,4年分红分了119亿美元。中国石油在中国上市,融资了是97亿美元,分红分了6亿人民币。

     中国这个股市不是让老百姓能够收益的一个场所,所以我尽量呼吁中国的老百姓不要进到这个市场里面去。去年我有几个老师,因为看我在证券报,打听到我的电话。我这点做得不好,毕业后没有及时跟他们联系。他们想炒股票,让我给他们参考参考,我辗转反侧,睡不着,给老师怎么回答啊?后来我最终还是告诉他们不要介入股市,然后,今年他们都很感谢我:说,因为没有进入股市,所以没有赔钱。

    它(政府)现在在救楼市,因为楼市牵涉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为什么要救楼市?因为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是来源于那一块,来源于跟房地产有关(的那一块)。但是,它为什么又必须要依靠这一块呢?很多人研究经济问题,老是研究到半截就不往下走了,我是那种喜欢一铲子挖到底的人。 因为在1988年那时候,我们当时还没有土地出让金,当时叫土地出让费。那时候的分成是中央和地方,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1989年改成四六分成,1993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把所有土地出让这一块的收入全部都给地方政府。干吗啊?就是让它卖地!因为当时地方政府不服管,你比如说广东,有些地方政府不服从,它有钱,有钱就财大气粗,就刚才讲的那个民穷民富的理论。中央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威,就实行分税制改革把这个钱给收走了。收走以后,事权没收走,就是,这个事还是地方在做,地方却没钱。没钱怎么办?就卖地!搞拆迁,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说,如果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呢,从根源上来讲,分税制改革还需要调整。不从这一块调整,如果地方政府在一种逼良为娼的机制之下,它只能依靠卖地,只能靠提高地价,提高房价(维持)。这种机制就改变不了,所以说,(地方政府)现在积极的在救房地产、房市。他永远记住,它永远都会救房地产,但是它有时候救不了,根本救不了,因为老百姓被掏空了。

    股市这一波下跌,60%—70%的中产阶级,中等收入的都消灭掉了,房子下跌就没有支撑。再一个,房子年年上涨,透支了居民收入。联合国在1995年对50多个国家进行了一个调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一套房子的价格和一个两口之家一年的收入的比,在2至5之间是合理的,就是,一个家庭2年到5年之间买套房子是合理的。超过6就比较麻烦,而我们国家很多城市都超过20,40都超过了。

    当时有个经济学家说:时先生,你的研究太片面,中国国情跟他们不一样。我说你这是扯,为什么所有的国情都是对老百姓不利的?所有的跟国际接轨也都是对老百姓不利的。这就是我们的研究者在误导政府,有时候政府也是一个容易犯错误的孩子。他说他是人民养育了他们的,他就是人民的孩子。他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也会犯错,你应该指导他,错了应该跟他说,而不是拍他马匹屁,天天拍得都拍成公子哥了。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属于这种症状。好下一个问题。

    谈到刺激经济,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阜阳机场,我说的是飞机场,现在已经是鸡场养鸡场了。它是1998年用3.8亿投入,3.8亿建的。当时建的时候,要求跟北京、上海比,达到每小时进出港的人数600人。他是按照高标准建的,建完之后没有飞机飞。然后就是组织小学生赶到假期、节假日去弄纸飞机在那里扔,因为为资源不能浪费啊!后来还不能利用起来,有人发现这个资源浪费太可惜就养鸡在上面。就这种东西它是无效的,它是无效拉动。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3-30 09:31:11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 标题: 转发: 中央党校的神经 发送时间: 2009年3月29日 9:53

中央党校最近究竟触动了谁的神经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  王长江

2009-03-28

    近年来,社会上关于中央党校的议论颇多。既有学员管理方面的,也有思想倾向方面的。前者的起因,与社会上久行不衰的单位创收风有关,批评也好,指责也好,自有它的道理。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个部门,自己去从事经-济活动,总有谋取部门利益之嫌,任何单位这样做了都不正当,大众“不高兴”、“不赞成”、“不拥护”理所当然,理应接受大众的批评。但关于后者,即思想倾向的问题,笔者却有忍不住想说几句的冲动。

    对于中央党校的思想倾向,最严厉的指责,莫过于把中央党校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本营。这是有关政治责任和政治生命的问题,开不得半点玩笑。因为如果真是那样,中央党校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前几天看过一篇对某高校教授的访谈,在他看来,中央党校发出的声音,有倾向资本主义的,有倾向资产阶级国家竞争式选举的,有说社会民主主义的,说什么的都有,是社会势力利益多元化在党内的反映,宣扬的是多元价值观。

    我不知道这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所使用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只知道,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所谓姓“社”姓“资”的标准已经-过时,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个新认识的框架下,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探索。中央党校的学员来自执政的第一线,他们把从自己工作领域带来的问题交给中央党校的学者,希望他们提供观察、认识这些问题的方法论。这就迫使中央党校的学者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认识上,而必须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的方向是否正确,内容是否贴近现实,提出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是否符合实际,都不能由党校学者自己说了算,而必须回过头来接受学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评判。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党校这些年的教学和研究能够获得广大干部和学员的认可,至少说明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要在学员依据切身实践得出的判断和个别教授在书斋里设计出来的所谓标准之间作一个选择,该取舍哪一个?答案不言自明。所以,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大概不是某个大学教授可以盖棺论定的。

    至于说中央党校的“多元价值观”,恐怕更是个“无厘头”的判断。就拿上面被提及的“资产阶级国家竞争式选举”来说吧。竞争也好,选举也好,都是选人的一种方式,怎么上升成了“价值观”?众所周知,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基本价值。作为成体系的制度,民主首先体现在人民授权上。实现人民授权最基本的方式是选举,这是稍懂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的道理。正因为此,我们的宪法才鲜明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条款,并且制定了专门的《选举法》,党章中才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的要求。那么,选举的本质又是什么?选举的本质就是由大众来挑选掌权者。既然是挑选,自然就应是从多个人当中进行选择。于是,就有了竞争。有竞争,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所以,竞争是选举的题中之义,就像选举是民主的题中之义一样。我们可以说现阶段让人们挑选国家领导人(即普选)的条件还不成熟,也可以论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挑选方式更适合中国国情。但把竞争式选举说成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专利,就有些莫名其妙了。难道只有不竞争的选举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竞争怎么体现选择?没有选择叫什么选举?难道只有搞没有竞争的选举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恕笔者直言,有些人表面上好像在为我国现行制度辩护,其实是将“社会主义”的价值由民主换成了不民主。这样的“价值”我们是万万不可接受的。

    对中央党校的研究和教学方向之所以存在这些非议,其实并不是这种方向真的有什么问题,真的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真实的情况是,这样一种研究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这其中,有两类人最为典型。

    一是僵化观点的代表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党校义无反顾地扛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几次大的思想解放,都和中央党校或直接或间接地有关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是中央党校首先发表的;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肯定,也首先是在中央党校透露的;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冲破姓“公”姓“私”的迷雾,率先主张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还是中央党校的学者,最早提出了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吸收借鉴国外政党治国理政经-验、研究政党执政规律等等观点。这些观点,尽管今天已为广大党员、干部接受,但对于那些固守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固守传统思维的人来说,这些观点不合过去的说教,冲击了他们死抱着不放的陈旧观念,无疑是一种大逆不道。如此看来,抓住一切机会,对制造这种冲击的始作俑者大加讨伐,也就不奇怪了。

    二是既得利益代表者。从政治行政管理学的角度讲,有部门,便有部门利益,这可能是科层体制难以摆脱的副产品。就此而论,中央党校作为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也跳不出这个规律,这是毋庸讳言的。上面讲到的许多为群众所诟病的问题,都与此有关。但是,从全党的角度,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去研究、探索和思考执政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毕竟是党中央赋予中央党校的基本职责。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这通常意味着中央党校不能不对改革现有的体制、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提出自己的看法。问题也便由此产生。因为,既要改革,就不可避免地会冒犯一些个人和部门的既得利益。从本质上看,这种冒犯,只是在关于如何改善党的领导、党如何科学执政方面的建言献策,既扯不上放弃“党的领导”,也扯不上削弱“党的权威”。那么,为什么总有人把两者似是而非地联系在一起?说穿了,无非是一条,那就是:借“坚持党的领导”之名,维护和扩张个人和部门的既得利益。你动我的既得利益,便是削弱党的领导,便说明你的方向有问题,这就是一些人的逻辑-。

    以上感想,纯属笔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笔者只是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如果以为自己有观点便可以随便给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扣政治大帽子,乃至否定中央党校在几十年探索的基础上确立的,被广大党员、干部所认可的研究方向,至少是有些狂妄了,有必要作个回应。

 

 


发件人:<fmhh625@sina.com>  2009-03-27 21:51:3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文章投稿(晓坤)

一场演给“乡下人”看的戏

晓 坤

    有些事情本不想去说,但看到一场滑稽无比的闹剧还是忍不住要说一说。前不久上海户籍改革的“壮举”本人看来就是一场演给“乡下人”看的闹剧。在一些上海人眼里,那些没有上海户口,不说上海话的外地人都可用“乡下人”来看待。“乡下人”在官方的词典里,很中庸。可是在现实生活的语意中和“小姐”有异曲同工之意。

    这次上海官家给“乡下人”的恩惠大概是:住满一定年限符合相关规定,持有上海居住证者可予办理上海长住户口。我们那些善良的“乡下人”激动不以和一些不知道是天真,还是拿上海官家“卢布”的学者文化人,为此歌功颂德,称之为Ice-breaking trip“破冰之旅。”

    前不久在人民大学听《血酬定律》作者吴思讲血酬历史观,吴先生提到过“两脚羊”这个词汇,什么是“两脚羊”呢?宋庄季裕(庄绰,字季裕,于神宗至高宗间历任地方官)《鸡肋编》记载: “自靖康丙午岁(1126),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意思是说这种人肉老,需要多加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不羡羊(意思是说这种人的味道佳美,超过羊肉),小儿呼为和骨烂(意思是说小孩子肉嫩,煮的时候连肉带骨一起烂熟):又通目为两脚羊。”其实,这是人们面对这种人吃人道德沦丧的行为,概念转移行为。人称“两脚羊”就食起来天经地义,羊吗就是给人吃的。我们目前户籍制度迟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什么中国的国情不允许废除户口、改革户口要慢慢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户口等等,其实跟那个“两脚羊”没有什么区别而已。前者是活生生去吃,后者是无形的去吃。前者是在饥荒时吃,后者是任何时候都吃。

    有专家说什么户籍还是要保留的,只是要剥离跟其相关的利益。初听起来好象很对,仔细一看,这话问题很大。“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春秋时晋惠公的舅父、大夫虢射说的这句话,已经把户口这个鬼把戏揭穿。如果一种体制把好和坏都拧在一起,分不出你我。索性就把根挖掉,不然恶必然重生。上海户籍改革这场大戏,可跟当年梅博士的“贵妃醉酒”一样,让人假寐痴迷。历史本没有好坏,但本人认为在历史中有一种叫“垃圾历史”。这种垃圾历史是专门给人吸取教训的,让后人看看前人是如何残暴昏庸的。就像法国的巴士底狱和波兰集中营,参观者看到这些历史佐证多半不会有什么欢快的感觉。同样“垃圾历史”当中有很多“垃圾法政”同样也不会给人什么快感。美国早期的奴隶制度以及Nazi迫害犹太人的政策,同样,那些受益者从没有去怀疑这些政策的残暴性。美国白人和日耳曼人很多人还为此欢呼。中国的户籍问题,尤其是大城市的户籍问题,不仅仅是官家的问题。也是大多数有户口土著的问题。像上海和北京,土著认可某个“乡下人”或 “外地人”会说:“你很像上海人呀或者你很像北京人呀。”

     2003年“非典的北京”我亲耳听到两个当地中年妇女说:“都是这些外地人传的,应该把外地人都Delete。”我当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两个看是很有文化修养的人竟然说出这样可怕的话。其实,这样的话决不是说说而已。中外历史有很多这样的悲剧。有种族的、有阶级的、有文化的等等。差异性在太平盛世可以和平共处,一旦天下大乱差异就是致命的。98年经济崩溃的印尼,那些没有饭吃的马来人把他们失业的原因归结于比较富裕的华人,一场灭绝人寰的悲剧上演了。我不知道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一旦经济崩溃,那些当地人会如何对待那些“外地人”和“乡下人”。台湾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台湾人和外省人的问题。中国目前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乡下人”和“城里人”的问题。有一天如果因为这个户籍问题而导致同族相残,那可是人间特大悲剧。

    2009年春写于晓坤草堂,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03-29 18:40:3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92期-孔子2560年暨耶稣2009年3月28日

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

——2005年秋季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演讲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祥龙

    张祥龙按:这是2005年秋在北大为学生们做的一次讲座的记录稿。由学生根据录音整理,我本人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并在少数几处补足了语意。

    主持人:首先要感谢大家对哲学系“社会·文化·心灵”主题活动的关注和支持。“社会·文化·心灵”主题活动的前身是哲学系文化节,至今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从这个学期开始,每个学期都会举办一次。这个学期的主题活动,继楼宇烈教授之后,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张祥龙教授。相信大家对张祥龙教授都有一定的了解,也不用我多做介绍了,不过大家可能一般会觉得张祥龙教授在西哲方向比较“术业有专攻”,其实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中西方哲学比较、西方现代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东西方宗教哲学,真的是学贯中西。所以我们在私下都比较叫他“祥龙大师”。我想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领略大师的风采了,让我们掌声有请张祥龙大师为我们带来他的讲座。

    张祥龙: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本来是计划讲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原因,今天也还是以那个题目为主,当然最后我会再谈一点衰落之后中国文化的出路。这个题目我曾在某个地方讲过,包括十个部分,再加上出路。我去年在德国讲学的时候给德国学生开过一门课,名叫“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中的危机”。这次讲座会引用那门课中的一些观点,所以比较长,不像我以前的讲座。这里的很多观点只是一己之见,和主流的看法很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多提尖锐意见,我也愿意回答。

第一、首先要讲的是,中国人缺少对自身历史处境的基本认识

    当然我指的是现代的中国人。到目前为止流行的多种对人类历史处境的描述,无论是历史唯物论、进化论,还是乐观的全球化,总之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进步观,都是非中国的。而且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大多数情况下,是非民族文化的,也就是政治化、党派化或者意识形态化的。太多令人痛苦的东西被遗忘、被压抑了,后果是精神和思想的失神。关系国家和文化命运的讨论,往往打不到点子上。一个民族的精神,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成长不起来的。我用一个比喻,就是像精神分析讲的:在童年期,如果受过重大创伤,造成了一些压抑性的遗忘,就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成长,这其实也包括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思想的成长。所以真实的历史,包括文化,是一个民族迎得自己的精神健康和深邃的思想能力的前提和途径。

第二,传统文化的衰败和危机的表现

     我只能做一简单概括。首先讲我理解的“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含义。现在流行的看法,一般是比较中性的描述,比如认为一种文化是由习俗、传统、理想、价值观念组成的,是一个相关网络。我的看法则是这样的:文化是一群人长期生存的独特方式。也就是说,一群人借以获得生存意义的结构,还有这种结构的各种表现;也就是说,这一群人通过这个生存的结构能够连续不断地获得生存意义,即便是在这个民族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样看来,文化是有生命的,是一个活体,它是会生长、上升、衰落,也会死亡的。并不是说只要中国人还在,中国文化就一定在,这是没有保证的。而且,就我们现存人类来说,文化一定是有族群个性的,也就是有多样性和地方性的。至于是不是只有人类才有文化,而其他动物就没有,还须要研究。比如,北京的一群麻雀与纽约的一群麻雀,有没有生存方式上的区别呢?或者,用离人类比较近的例子,生活于相互隔离状态的两群黑猩猩,会不会具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传统文化衰败和进入危机的表现。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出衡量文化生命力的四个指标,一个是它的传人,看还有没有传承它的“道统”的团体。历史上儒家有儒士来传它的道统,道家有道士或者道教徒,基督教则有教士、牧师和信徒。第二个是看这个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在现实生活中是否还存在。第三个是看它的价值观念,即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在做重大选择的时候还依重于这些价值。最后就是看它的语言,也就是人们在表达最关切的问题时,是否还在用这种文化的典型话语。

    今天我没有时间都讲,我就讲第一个指标——传人,也只能很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是儒家,而儒家的团体消失了,几乎是在历史的瞬间,即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消失的。一个有过两千多年传统的文化载体,对中华文化有过巨大影响,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团体,居然就在几十年内荡然无存,实在是一个历史奇观。其原因,我后边再讲,这里只指出一个现象,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体在文化传承上的哗变。

    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明确地把自己的文化视为仇敌,视为一种“吃人”的文化,这是鲁迅先生的话。这方面有很多代表人,我就随便选了一个,只是觉得他说话比较爽快而已。他叫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胡适也很欣赏他。他说过很多,下面我讲新文化运动时可能会再涉及一下。他基本的意思就是,中国不如西方,根本就不只是像主张洋务运动的人所说的“器具不如人”,而是全面地不行。比如他说中国的道德尤其不如人,不如西洋,公德私德都不好,等等。他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文化亡不见得民族也随之而亡”。它表示出现代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文化与民族及国家的分离,与民族生存问题的分离。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理论是有代表性的,不只是一种极端观点。尤其是从方法和基本的路数上,它依托的是自清末以来的一个主体思潮,即一种崇拜强力的进化论式的思潮。到新文化运动时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出现,先后进行了两次文化革命,搞完全的现代化或西方化,等等,下面会逐次讲到。

    我今天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原因的方式,主要是历史的回顾,但同时也是某种哲学的回顾。上面提到,这个衰落是在全世界有过悠久文化的民族中,非常罕见的、几乎是唯一的文化自戕,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民族精神的分裂症,抑郁和躁狂的交替,很值得研究。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流对自己的文化最势利,最冷漠,最残忍。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些朴素感情的,只是一些所谓落后地区的落后人民,真实的农民,一些草根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而那些实用化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既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士”,也不是真正的文化人,而是意识形态的人,科技人,高级工匠。所以中国自近现代以来,就没有出现过像泰戈尔、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作家、思想家,也缺少像甘地这样伟大的有文化意义的政治家,而且也提不出像“甘地主义”、“东方主义”这样的东西。当然我觉得“新儒家”还是很不错的,有一些本土文化意识,但它毕竟是在重大方面被西方文化驯化了的,完全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也就是把政体上的和知识上的权力完全交给西方,儒家只留一块“心性”或道德修养。

    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北大讲一次这个问题。我们北大产生于民族危亡之际,1898年,作为京师大学堂成立,是在庚子赔款之前,在废除科举制之前,所以它当时还带有最后那么一点要挽救自己文化的意味。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学子,你们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天下”这个词在我们中国古代思想中更重大的是文化意义,而不是政权意义。一家一姓、一党一派的政权朝代可以换,但是天下的士子还是要担当天下的文化重责。我觉得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应该以文化中国和她在世界历史中的命运为己任,因此必须反思自己的文化遭受过的灾难性的命运,正视它,不然不就跟专科大学一样了吗?

第三,我来讲这个文化衰败的主要原因。

    其一就是西方的全球化。什么是西方的全球化?它仅仅是这几十年,或者这半个世纪、这几百年才出现的吗?我觉得不是。它是西方从古希腊就开始的一个文化过程。

    西方的语言、文化是一种形式突出的“文”。大家学过外语,知道西方语言(它的比较典型的形态是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和我们汉语的区别。它的语法和文字都有形式突出的特质,即语言上有意义的特点大都有形式上的指标。例如动词有依人称、数量、时态、语态的形式上的变化,名词有单复数和性的形式指标,构句要有主语和谓语的搭配,依靠“是”或系词来形成判断句,等等。这都是古汉语没有的。这种形式突出的语言,让使用者体会到语法、也就是变化的语言现象下面的不变者的重要,相信这些可以被从形式上对象化的语法代表着语言中最本质性东西。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刺激一种思想,它寻求世界变化现象背后的不变本质,而且通过一种形式对象化的方式来把握,比如说通过数、理念、范畴、概念、判断、推理等。古希腊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语法这种普遍化的东西,相信它普适于古希腊语的所有语言现象,所以这样一种寻求普遍化的真理的思想就从古希腊开始,在数学中先开始,然后在哲学、科学、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中不断得到展示。这种思想方法,还有西方的宗教,一种有强烈普遍化追求的宗教,都感到自己抓住的是可以普遍化、形式对象化的绝对真理,要向全世界推广。当然后来还有共产国际,也是这样一个大脉络上出现的现象。

    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和倾向,通过工业革命、现代科技,以及与它们匹配的交流、组织方式,就变成了物质力量和现实力量。尤其到了现代,它的对象化和形式化的方式能通过符号化实现,比如资本流动都可以表现为名字和数字的传送,用电脑就可以划账,靠这种方式来取得一种当代的力量形式。谁都看得到,因特网正在伸向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我认为全球化发源于古希腊、犹太基督教,实质化于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实现于工业革命,通过信息化而加速。它的方法上的特点就是标准化、充分的对象化、自动机械化、信息化,还有力量的符号化、高效化、无限化、扩张化,没有尽头。它生产的东西总是供大于求,没有自己对自己的限制,所以一定要扩张。“科学就是力量”,培根的这句话不是白说的。它的知识形态一定要能转化成力量,而且能普遍化、标准化、大批量生产化。

    这样它就造成了一种向全球扩张的需要和趋势。从殖民时代起,全球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交流。而我从来就认为,交流是有危险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弱势的本土文化,带有巨大的危险。交流只有在很罕见的情况下,即在不带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益。像我们的丝绸之路,像丝一样细的路,不带有生存压力,而且很缓慢,很自然,它能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中不断地产生有益的文化交流。而如果带有生存压力——你不学我,你就落后,你就要死,如果带有这种生存压力,就会造成文化多样性的减少,弱势文化的消失。所以用“洪水猛兽”不足以形容西方化、全球化的这种去多样性的狂潮。

    我们经过了文化革命的这一代人,对于这种全球化的力量有奇特的印象。当时似乎是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专政强大无比,不管你怎么想,中国好像也就只能这么下去了。可怎么70年代就要和美国建交呢?那是死敌呀!从我上小学时,满耳朵都是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声音,文化革命时更是喊翻了天。可居然就在毛泽东生前就有了变化。我觉得背后也还是经济、资本和科技全球化的压力(尽管无产阶级专政与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全球化,但它在某些重要的方面竞争不过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当然具体讲也有很多因素,比如中苏争端、中越争端,等等,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与科技的全球化。我们觉得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那一代人中发生了,这并不一定要到文化革命结束。我记得最震撼的就是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的报纸,当时中国人看了,内心之复杂真是难以言表,既有惊愕,又带有希望。那是一个很朦胧的时代,人们对新时代的憧憬就此开始了。

    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象征在中国,我举一个地名为例,就是广东。它是我们中国现代化的发源地,是革命思想和改革思想不断涌现的地方。因为鸦片战争在传统中国这艘船的底部(最南部)凿了一个洞,一个当时觉得不大却堵不上的洞,结果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第四个,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文化与民族的错位

    这表面上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是它造成的后果是重大的。中国在共和国之前的最后一个朝代是非主流民族执政的朝代,当权者是当时被视为异族的满族,当然现在它和汉族已经没有多少区别。可是当年满族入关,多少知识分子宁死也不从。后来因为满族完全采纳了中国文化,所以就像以前多次发生过的情况那样,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还是认同了这个政权。中国最后一朝就是这么一个民族为主体在掌权,这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最后一朝不是清朝,而是明朝,或者宋朝、唐朝,它遇到鸦片战争这种事情会怎么反应呢?为什么清朝就是那样一种反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上下不通,就是说虽然这个掌权集团通过各种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但它总感觉不安全,觉得自己人数少,而且后来满人自己的文化都渐渐被忘掉了,所以它一定要维持满族人的特权,一定要压制汉人。从大臣开始,甚至包括一层一层的知识分子,它都要限制汉人的政治能量。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它如果做出什么重大的改革,首先受惠的就是那些汉族大臣和汉族知识分子,他们的势力就会上涨,这是满族人特别不愿意的一件事情。这样一种格局就造成了后来我们所感觉到的,它应对挑战,总是迟一步两步这样一个让人特别绝望的结果,实际上与一开始就有的一种扭曲和错位有重大的关联。

    首先是人才渠道的上下不通,后来又有太后专政。慈禧太后治国的本事不太大,但是抓权的能力特别强。还有一个因素最终导致了儒家文化的衰败,就是到《辛丑条约》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突然科举制就被废了,而且就是在慈禧太后手上。戊戌变法要改革科举,很快被她中止,可几年后,她自己居然就整个废了科举。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有了义和团,有了八国联军侵华,有了自己的逃亡经历,有了更深的政权危机。为什么有了官方支持义和团的事情呢?因为慈禧太后反感于西方人干预她废光绪,等等。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致的东西,我就不讲了。

    上下不通造成内外不通。它对西方侵略的反应受到它的种族意识的干扰,它总是怕大权旁落,“宁予外寇,不予家奴”,“防民甚于防[外]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圈,中国的文化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激进。从鸦片战争开始,广东三元里有一个歌谣,意思就是说,洋人怕老百姓,官府怕洋人,老百姓怕官府,形成了这么一个压力流向的循环圈。如果只有侵略的西方列强和受侵略的中国这么两极,就像许多非西方民族经历的那样,情况就简单得多,也正常得多,政府与民众就都会将自己的文化看作自己的东西,就是实行改革,也会对自己的文化手下留情(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但一旦形成这么一个三极结构,在外患加剧时,内部就很快分裂了,因为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集体心理的作祟。代表传统文化的官府与激进知识分子及民众的裂隙越来越大,而后来为什么只有共产主义能收拾残局,我觉得跟这个结构很有关系,因为为在这个结构里面,只有最激进者的声音最响。

    这样的民族错位的政权,就禁不住国耻。1840年的鸦片战争,签了一个耻辱的条约——虽然赔款相比于后来不算最多,两千多万两,但那只是相比于《马关条约》的赔款两亿多两,割让台湾;《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39年还清,而且允许西方人在中国分12个地方驻军,从北京一直驻到山海关。鸦片战争好像是在很南部的一个很远的地方,影响好像也不是很大,但是这是一个很致命的创伤。就像当时一位反对签约的大臣上书所写的:“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异族统治的情况下,一个政府和别人签了这样一个条约,不管里边用什么措辞,比如说什么“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就已经受到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国威已丧,乱民即老百姓就要生乱心了,所以从此开始,政府只能越来越靠高压来控制,而它控制的结果就是老百姓——以农民为主,包括某些知识分子——产生了越来越激进的思想状态。最后很可悲但又没有办法的是,这个政府又确实在那个时代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命运。那为什么在这里知识分子的趋向就不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了呢?这就是后来发生的国家和文化的分离。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建立新的国家和文化,和传统文化就分离了。

    我再举一个地点,象征民族和文化的错位,这就是日本。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极为不利的。它总是在一些比较关键的时刻打断中国不是文化上太激进的现代化的努力。而且日本当时还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中转站和加速器,很多革命者和一些后来很激进的思想者都是从日本获得了他们的庇护、知识和灵感,包括孙中山、鲁迅、吴虞、俞岩等都是这样,但却没有学到日本人维新后对自己文化命脉的保护。

第五,我来讲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是后来的中国革命模式的预演,对一种新的国家形态的追求与传统文化发生了背离。先简单说一下洪秀全的经历。他是广东人——从这里开始广东将要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他年轻时还有愿望去考秀才,但屡试不中,总处于落第文人状态,心里很不高兴。历史上这样不满的人太多了,但关键是他所在的地方有新思想出现。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次到广州赶考,碰上了传教士,得到一本《劝世良言》,由一名叫梁发的中国基督徒编撰,里面包括一部分基督教《圣经》译文,和一部分对于基督教基本原则的阐释。洪秀全回家后得了一场病,据说在梦中上了天,和天主发生了实质性的交流,后来获得天命,就回到人间来改造世界。在这之后,他又去试考了两次,还是不中。回去以后,仔细读《劝世良言》,深受启发,觉得灵感成熟了,于是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

    中国史学界在1949年之后对太平天国这个领域特别重视,而且有一种说法好像很普遍,比如我看范文澜所写和一些近代史书上评论说,基督教的外衣只是一个借用符号,洪秀全只是用它来号召组织民众造反,所以它还是一次农民起义。我觉得不然,太平天国的信仰基础代表了一个新的文化形态,整个运动有文化革命的趋向,所以它和以前的李自成或者更早的农民造反都不同。

    我们来看他的理论。首先看他的《十款天条》,还有基于他的《救世歌》、《醒世书》和《太平天日》等等所总结的思想。他说有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至上神,这个至上神有明确的可对象化的意愿,派基督和洪秀全下凡救世——基督是他大师哥。而且洪秀全还说他在天上看到天主把孔子关禁,不允许下凡,后来他又看到孔子逃下去,想传播思想,天主就将他抓回来鞭打,孔子求饶,天主就饶恕了他,但是罚他永远留在天庭,不准下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寓意的征兆,不准孔子下凡似乎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未来。这样一个天主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精神实体。虽然明末清初用过“上帝”、“天主”这些词来翻译“耶和华”,但它们是不一样的。洪秀全讲的这个“天父上帝”,是更靠近中国人讲的“天”,还是更靠近的基督教讲的上帝呢?我觉得是后者。虽然西方人也不会承认洪秀全的基督教就是正宗的基督教,它肯定是被改变得很厉害的基督教,但毕竟,它已经从西方文化中吸取了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第二条,他说其他的一切神道、仙佛、神祇、社稷,甚至圣人,都是妖,叫阎罗妖和邪魔。这一点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所以曾国藩要在《讨粤匪檄》里攻他,说李自成过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进潼关还要拜文昌,但是太平军到的所有地方,一切孔庙道观、社稷神坛、甚至关帝庙等,都统统扫荡,全要烧毁,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曾国藩在《讨粤匪檄》里面就用了最大的篇幅从文化上讨伐它,说中国的士子、文化人绝对不能容忍,“神人共愤”。当然我下面会讲到,太平天国也用了民族大义来讨伐清政府。

    第三点,他说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当然实际上只是教内名义上的平等,但毕竟这种说法以前是没有的。我们在《墨子》里面可能看到过一点,但是后来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没有这种平等观。

    第四点,建立了教会——拜上帝会,它是一个从行为、思想到经济收入都控制得很严密的组织。这个组织有日常的仪式,每七天就要礼拜一次。这是基督教教会化的,甚至还有过之,和中国自古按季节和天时来祭拜祖先社稷的风俗仪式,以及中国本地宗教的组织方式是大大不同的。

    第五点,他认为自己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受命下凡救世,而且具有神功,所以不时地要出神,上帝要附他身,口出圣言,大家都要跪下来听。因为他和天父有这样一条专门的线路来沟通,所以就有极大的号召力。但是正是这里后来出了问题。杨秀清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抓住机会也通起神来,说上帝也附了他的体,于是也说起这种神知的话来,这样洪秀全就没有办法了,也只能跪在地上听。这种对象化的东西可以被别人模仿。这就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即“洪杨内讧”,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大分裂,给了清政府一个还手的余地,把他们灭掉了。后来的革命运动领导人都非常惧怕这种“分裂中央”的“阴谋家、野心家”的出现。

    洪秀全组织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出自一种非常坚定的、系统的异文化信仰,反对儒家乃至所有的传统文化,把一切传统的牌位都砸掉。这一点是它跟其他的传统农民运动都不一样之处。另一方面,聪明的杨秀清利用了清朝和中华大多数人民——汉族人民――的文化错位来攻击它,在他的《奉天讨胡檄》里面主要也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他说清朝人进关以后,先让我们削发留辫子,像猴子一样;衣冠、人伦、制度、言语都要改变我们,清政府要把北京话当国语,他说这都是胡语。所以他说满洲人愚弄中国、欺侮中国,无所不用其极,这也很有力。杨秀清的文化倾向与洪秀全也有所不同,不同意对儒家经典的彻底铲除,但他也无法改变这个运动的基本文化走向。

    由于有如此严密的组织和信仰崇拜,再加上利用了满汉文化矛盾,太平天国一开始虽稍微有一个顿挫,但后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从两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一下子席卷了道州、武昌,一直到南京,夺了中国的半壁江山。然后他们马上又开始北伐,清政府几乎就快完蛋了。而西方国家那时都持观望态度,英国人甚至还去访问天京,实际上就是南京。如果太平天国成了大气候,这就不仅是一个新朝代,而是文化上一个根本的置换。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对此也做了某种展望。

毛泽东绝不是封建帝王,而完全属于新的意识形态

    在这里可以尽量作一个比较中性的描述。我觉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泽东,与洪秀全之间很有一些可比之处,只是他更成功、更运气。我这里不做详细的对比,但是有人在四十年代中期、文化革命后批评毛泽东,说他有封建帝王思想,一直到现在这样的议论还有。而“封建”或“封建主义”在我们现在这个文化符号系统中,就意味着传统文化,因此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毛泽东根本就不是什么封建帝王,他青年时起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最深影响,要做“新民”(他组织了“新民学会”),尽管是唯我独尊的新民,但毕竟是新的或新文化的。有人举出毛泽东1936年写的诗《沁园春·雪》——这是他写得最好的诗,1945年国共和谈时写给柳亚子,一公布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说能从中看出他想做封建帝王,尤其是下阕:“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等等。”但他下面举的是什么呢?“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你们看,他最想做的乃是“风流人物”,也就是开创新文化的一代天骄,而他批评人物都是从文化的角度。说历代帝王缺的是“文采”、“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你们只会使力量,我不但会用力量,而且还要代表先进的文化,要进行文化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怀有的最大抱负。毛泽东著作中最值得读的,一个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个是《新民主主义论》,大家可以从中看出他最基本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计划,他一开始的思想走向。前者鼓动在农村中扫清传统文化,后者(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则明确规定文化革命的性质与步骤。所以他绝不是封建帝王,而完全属于新的意识形态,是反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最激进代表人物之一。

第六,改革的困境——“图强力而放斯文”

    清末以来,关于是该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既为体也为用,还是中西互为体用,人们争了好长时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比较有见地的知识分子,从魏源开始,意识到中国必须作重大调整改造。中国人并不傻,但是最后选择的途径好像只有一条——强国。“强”这个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最有魔力的,“强国会”以及包含“强”的团体的出现、乃至严复《原强》的著述,都体现了这一点。直到现在,还在为强国而奋斗。

    有一个很有名的争论,就是康有为要变法,因为官职太低,光绪皇帝想见而不能,就派几个大臣去见他。他们在当时的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进行了交谈。一开始,荣禄就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有一句很有名的对白,说:如果祖宗之地都不能守,那要祖宗之法还有什么用?这在当时就算很有力的回答了,可实际上他是把祖宗之地和祖宗之法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了。但祖宗之法就完全依存于祖宗之地吗?我们守不住祖宗之地,那祖宗之法就一定要丢了吗?印度人被异族和异文化统治近千年,犹太人在两千年中无地可守,但一直未丢“祖宗之法”(印度教、犹太教)。当然这些都是问题,下面所讨论者与之也有关,我自己也曾经很困惑。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全盘西化了,不是到新文化运动才开始,实际上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有了明确的“中国要走强国之路来抵御外患”的思想。这好像是没有错,但是背后还是可以有多种考虑。救中国的途径,是只能像现实中所表现的那样,还是有别的可能?

    我举些例子。比如说,很有名的一个就是胡林翼先生之惊恐。胡林翼是湘军大将,很有才气。有一次他好像是去见曾国藩,在安庆城边乘船马上就要离去的时候,看见码头上正好有两艘西方的轮船,它们接了另外的客人,风驰电掣,一下子就开走了。胡林翼就惊呆了,问是什么,有人告之是西方的轮船。他当时就倒地吐血,过不久就死了。胡林翼感到,最可怕的不是长毛或太平天国,而是这个西方技术武装的势力。他是中国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具有对这种强力文化的敏感,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力量的敏感。

    另外就是曾国藩。他用一切力量削平太平天国,铲除了一个异己文化的威胁,但是在这之间和之后,他马上又要改革,向西方这个更大的异己文化学习。当然他还是认同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而跟着他走的李鸿章是个机灵人,创建淮军,然后马上就大搞洋务运动。

    严复在中国的改革和革命运动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连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都不能相比,因为他通过翻译不仅启发了那个时代的人,而且还对后来几代人都有重大影响。大家都知道《天演论》里面介绍的是赫胥黎讲的达尔文的思想,而且那翻译基本是意译,传达的思想既有赫胥黎的又有他自己的,并且作了很关键性的改变,而这改变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化走向。

    他的《天演论》和《原强》,对进化论作了一种解释,即强力型的“物竞天择”观,就是说生物的物种都要去争得生存,但是只有适合自然规律,适合当时的自然状态的那些物种才能够存活下来。这点没有错,也是达尔文的思想,也是赫胥黎、斯宾塞等主张社会进化论的人的思想。但是他解释说只有强种才能留下来存活,弱种就要被灭,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赫胥黎的原意。我觉得这就是他很关键的一个改变,他说:“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就是说,弱的被强的当作肉来吃,愚的被智的当作奴隶来使用。而且,他在《天演论》的导言中还讲:“物各争存,宜者自立。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我觉得这是狭隘的、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的一个解释。实际上赫胥黎并没有说只要强,因为光强是不够的,他还讲了在自营和伦理之间维持平衡的必要,所以他原来的书名叫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而严复将题目改成《天演论》并加以新解,就很有些不同意味了。

     进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一个时间的长程演替,不能被一眼看透,我把它叫做时间之幕,或者未来之幕。现在物种具有的知识没有哪个可以穿透这层幕,看出哪种生存方式最适合未来某个时间的生存形势。现在光追求强,就只是现在适合生存,但以后天下大势一变,现在的适应就可能反而成了不适应,而以前的不适应反而可能变成适应了。

    这种情况严复并没有充分考虑,而他的简单化的解释,造成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就一定要强国,而且相信这种强是可见的,是器物上的、思想上的、组织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强,是按西方化的标准的强。由于严复垄断了对西学的解释权,辜鸿铭也没有去跟他做这方面的辩论,使当时和现在的绝大多数人们相信这种说法是天经地义的。它影响了以后各种颜色的革命派和改革派,而且商务印书馆80年代纪念严复的集子里还是这样讲,一直到现在还是大有人这样讲。

    实际上我觉得真正的进化论应该是和老子的思想相距不远的。比如恐龙倒是强,但是天下大势一变,它的强使它无法转舵,就一下子灭绝了;而开始时弱势的哺乳类倒兴旺了。一个民族要想在极其曲折的历史中存留下来,就要像老子所说,要惚恍虚柔,多留存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当时和改革派争论的有一些所谓“死硬”的顽固派,像倭仁、张盛藻,不识时务。他们认为光追求强,真的仁义就可能被丢掉,所以不要光羡慕西方的器具等等。这些人一直到现在都被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嘲笑。我觉得他们是有泥古不化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光守着枯槁的仁义已经不够了,但是他们的话里难道没有一些对的地方吗?我觉得也不是。如果对于进化论或者天演论这种思想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那么就会明了当时国家应该采取的对策不仅仅是洋务运动了。所以,洋务运动作为一个只追求强国的运动,在文化上也出了些问题,尽管当时还是可纠正的。

    就像春秋时的范蠡,越国面临马上就要被吴国灭亡的危险,在这个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首先要“定倾”,就是保住文化的活种,这在当时就是国家的代表——勾践。他被保留下来是相当屈辱的,要去给吴王当马夫等等。但是范蠡给他出了计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说到中国文化,如果有这种见地,我们百年生聚,百年教训,那中国文化还有未来。所以从近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就越来越激进,崇尚强力。康有为、梁启超等我认为都不是真正的儒者了,他们是价值取向已经大变了的改革者,但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毕竟还有些藕断丝连。到后来1905年废科举,然后就是满清复亡、袁世凯弄权和失败,接着就是新文化运动,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就江河日下、一泻千里了。

    我们来看严复本人的经历。他在壮年时翻译《天演论》,然后提出了变法三策:鼓民力——去鸦片去缠足,开民智——废八股崇科学,新民德——设议院崇自由。但是到了晚年,他给别人写的信(1918年)中说:“觉彼族[西方]三百年来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鲜廉寡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而且他还将欧洲三百年来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真是一百八十度的文化上的转弯,也是他文化良知的某种发现,但已经完全无助于大局,因为他放出去的文化虚无主义已经成了大气候了。

七、传统文化遭到了失败小人的附身

    下面讲第七个问题,传统文化遭到了失败小人的附身,小人指的是袁世凯。我觉得这也是传统文化衰危的一个契机。清王朝于1905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八年在张之洞的提议之下,废除了已经实现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这是一个很激进的措施。戊戌变法只是说改革科举考试,废八股而讲策论,但是到这里就全废掉了,鼓励开办新式学校,预示了以科举为儒家政治桥梁的传统文化的灭亡命运。于是,从儒家的角度看,文化传承的官方渠道完全关闭了,中国的政治从此走向政党政治,刚开始是军阀政治。由此可见清朝异族统治的衰落和传统文化的衰落确实是紧密相关的。

    自从清朝政府签了《辛丑条约》,沦为只是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一个看守政府。为了让中国能够交够那四亿多两银子,外国人也要维持这个政府。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绝望的状态。后来发生了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在这之中,袁世凯上下其手,从南京政府那里争得了权力,但是这个人后来又是中国文化的罪人。我们设想是南京政府得了权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讲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这里面没有多少文化的含义——他要驱除的只是满族人,他恢复的中华实际上也并没有多少传统文化含义,但是它毕竟不至于公开全面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他讲民权主义,已经把中国文化的政体去掉,但是起码还有君主立宪这样的其他选择,虽然当时的共和制不会实行君主立宪,但逻辑上还有这种可能。而袁世凯则是一个满腹权力私欲的人,在满汉裂隙中求得个人利益。一开始他出卖变法,然后逼宫篡权,最后又背弃了共和的协议,自己要做皇帝。所以按照儒家的标准,他实属一个奸臣篡逆,是比王莽还不如的大盗。但就是这个人为了给自己的洪宪帝制作理论准备,借了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传统文化稍有回潮的时机,开始尊孔。在他的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等等。而且袁世凯同时还在出卖中国国家利益,勾结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在他称帝之后的很短期内,就在穷途末路中死去,随身带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最后一点信誉。

    随后的张勋复辟就只是闹剧了,反而使中国激进的主流知识分子似乎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威胁。加上另一些因素,就有了新文化运动。这里面的一个教训就是,儒家文化在当今要特别地小心,不可随便依靠某种政治势力来求自身的复活。枯枝是发不出新芽的,儒家文化如果想依傍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来复兴,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及未来,都是不明智的,最后只能适得其反,把自己的声誉败坏。像孔子讲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难道我们祭孔只是为祭祀本身的意义吗?如果背后都没有活生生的生活来支持,祭祀和官样文章的尊儒又有什么意义呢?

    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之所以能起这么大的作用,能有那么强的力量鼓吹全盘西化,与这最后一口气的吐出很有些关系。后来还有段祺瑞等等军阀混战,不断以各种方式出卖中国国家利益。

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文化运动

    连一次大战也没能挽救中国传统文化的颓势。一战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短暂的反思,比如梁启超以前也是很激进地推行改革,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地方都不如西方,基本上是个全盘西化论者;但是他一战后到欧洲走了一趟,回来就写了《欧游心影录》,他说:中国青年齐步走,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正在嗷嗷待哺,等着我们用中华文化去拯救他们咧。整个一个翻盘。

    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为整个非西方民族带来了重大的生存机会。在文化上,世界大战使得西方人看到了自己文化的重大毛病,就是一味追求强力的文化是不可能和谐和持久的。我刚才讲过的工业革命产生的无限化、标准化等特点决定了它的经济一定要争夺原料和市场,当原料、市场等都争夺完了,他们就开始互抢。而强者与强者对抢起来,弱者就有了机会。西方人按照自己的现代化逻辑走到了尽头,然后造就了一战和二战。最后西方人痛定思痛,就成立联合国,又搞欧洲统一,这是他们避免在西方再开战的措施。

     这在文化上就有重大的意义,从《辛丑条约》签订开始,到1919年中国作为战胜国去参加凡尔赛协议,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最屈辱、快要被瓜分灭亡的角色一下子成了一次大战的战胜国。不到50年,中国又成了二次大战的战胜国。所以中国两次站对了队,二战还没完就成了名义上的世界五强之一,后来联合国成立,中国就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直到现在。难道中国就强了吗?怎么物竞天择一下子就不灵了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世界近代史中一个极为值得重视和总结的政治现实,而且有重大的文化含义。

     但是中国又发生了新文化运动,抵消了一战带来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效应。我现在严格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分开: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发起的,毫无疑问是爱国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新青年》创刊,是另外一种运动。所以我现在就谈新文化运动,从它开始,中国的激进主义要改变自己反对传统文化的理由,不再是康有为曾提出的三保——保国、保种、保教。对于康有为这样人,我们要搞文化改革,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要亡,我们中华民族的种要亡,我们的文化要亡。一战以后,保国保种基本上没有问题了,那时候对中国唯一有重大威胁的就是日本。日本要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后来还侵略我们,但是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使得西方也开始帮助我们打日本。所以那时候已经完全不是清朝末年,西洋与东洋的列强一起来瓜分中国的时代,也就是一个庞大的弱者面对一群豺狼,却毫无办法,所以李鸿章在里面用尽心机维持困难局面。

     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站错了队,成了战败国,那中国后来会怎样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文化上也可能不会搞那么激进的革命。德国是两次都站错了队,现在还在反省。所以德国和日本都因为战败而造成了文化扭曲,他们的主流派姿态一高马上会引起国际上的负面反应。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两次都是战胜国,我们完全有政治理由发扬自己的文化,而且我们的文化确实是不会造成世界大战的,甚至是可以预防它的。可是不,我们的知识分子主流自己不要这个文化了,只是因为她不善于打现代化的战争。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改革的理由不再是三保,而是所谓的客观真理标准。这些新文化人说:中国的文化本身不好,为什么?因为按照某些客观的标准——西方来的科学、民主等等,中国的文化不好。这样就为反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找到了一个超时间、超历史形式的存在理由。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客观标准,所以在今天中国的贸易反压西方的形势下,这样一个反自家传统文化的运动还在进行。这确实是一个不寻常的历史的现象。西方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的一种,它向世界扩张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非西方文化,比如印度文化、日本文化、阿拉伯文化、伊朗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也要应对西方全球化以获得自身生存的能力,但是它们的策略和中国的都不一样。在力求摒弃自己的文化主脉这一点上,中国是相当独特的。

第九,我来讲两次文化革命。

    有一次我在电视里听到上海的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先生说,中国的文化革命被称作是封建的思潮,其实不然。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搞的那次文化革命与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相像,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也有外在的相似。这也正是我多年来就主张的。

     我来谈我的看法。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以后,这种激进化的文革态势已经发展到了全面的、自觉的、“客观的”程度。所以中国的文化,既包括思想上,也包括社会结构,尤其是农村的结构,都被急骤地“去中国化”(这里“中国”指中国的传统)。所以我特别看重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讲,革命一定要从农村开始,贫苦农民要起来,把乡绅阶级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由于这样一种激进化,整个中国的文化生态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就像毁林开荒导致沙漠化。那最后靠什么才能止住流沙呢?只有靠最全面地控制、组织、动员人民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才能维持住基本的秩序。

     我们来看两次文化革命。第一次文化革命即新文化运动,是全盘西化的思想。陈序经指责那些学西方不到位的人,说他们改革的思想还不彻底,要学西方的民主自由,又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强权主义和金力主义。这相当于,既想学帝国主义的好处,又想摒弃它不好的一面,这既不可能、不明智,也不合逻辑。所以他提的一个口号就是,用帝国主义来打倒帝国主义——要想打倒帝国主义,自己就一定要先成为帝国主义。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比较中肯的,但又不够深入的。现实的逻辑倒是,只有能在某种意义上既全盘西化,又似乎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力量才最有号召性。那什么政治力量能同时扮演这个很困难的双面角色呢?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出在西方全球化力量造成的生存危机,一个强权的、普遍性的文化压过来,要取代一个地方性的、不追求普遍化的文化,这样就发生了被侵略被压迫的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的争端。但是,由于以上讲的传统文化与民族政治的分离,以及各种历史因素,这样一个中西文化的冲突大局被遮蔽了。而要同时反帝国主义(西方正统)和封建主义(中国传统),那这个角色只有共产党才能比较好地扮演;国民党也曾经想扮演,但扮得不好,达不到合适的效果。

    当时知识分子主流立志要铲除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倾向在四九年之后也都被延续,我举几个例子:一是傅思年先生讲的话,可以代表当时的思潮,他说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这就把中国的儒家文化的社会结构的根子给否定掉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家》、《春》、《秋》及鲁迅的杂文等等,都在体现着这个流行的看法。

    另外,瞿秋白讲,汉字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鲁迅讲,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后来也确实发生了中国汉字的拉丁化运动,导致了文字改革。《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规则》第一条写道: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民众的工具之一。我们中国研究汉字的权威、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也有相似的看法,就是汉字必亡。80年代初,他们这一派还在认为电脑的使用一定会带来汉字的灭亡,因为汉字无法电脑化。当然,现在这些技术上的反对理由已不成立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农民运动,但是居然里面有不小的篇幅讲文化问题。《新民族主义论》讲的是建国问题,但我觉得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在讲文化问题,所以文化的建设在毛泽东的心中是最强烈的抱负——我不仅要建一个新政权,我更要开创一种新的文化。于是他在其中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纲,而和旧民主主义的那种只反封建,不有力反帝的形态作了区别。所以我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主要是一个文化过程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思想和文化的格局中,左倾――即同时反传统和反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一定会占上风。红色的“太平天国”在前面等着这些“打倒孔家店”的追随者们。当然文化不仅涉及到意识形态,还涉及到方方面面。如果从这个角度领会,对于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有一种新的眼光。

    毛泽东后来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孕育已久。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从他年轻时的经历和各种表现,就可以知道他受到了新文化运动何等深刻的影响。他像朝圣一样到我们北京大学,宁可在这里做一名图书管理员。

    在文化革命初期,很多青年写过一些力图去理解文化革命的深层理由的文章,而且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也表达了各种各样的看法。1967年初,文化革命进行的第一阶段刚要作一个阶段性的结尾的时候,上海出现了“上海公社”——好像是巴黎公社在中国的实现,而毛泽东对它非常支持,后来又说“革命委员会好”。再往后,还有“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同下山”、“合作医疗”、“教育改革”等,虽然名不符实,被现实政治扭曲,没有真正的生命力,但他毕竟做了体制上、文化上的各种各样的探讨,以代替传统的文化。

    这两次文化革命的共同之处,都是大破大立,不破不立——这个口号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有。而阶级斗争的理论,则要求出身不好的青年要背叛家庭,投向新的革命阵营。除了个人性的背叛家庭之外,还有民族文化意义上的背叛家庭,因为新文化人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出身不好。这都是割断历史,而且是按照西方某个意识形态的标准来重造文化,重造新人,塑造全新的一代青年。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的上台和掌权,也和当时推翻帝制、造成了文化空档有关。而苏联主宰的“第三国际”向全球、包括中国输出革命,深刻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和文化走向。所以这两次中国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将全球化进程的逻辑深化到了自觉自愿程度的内在相关的运动。

第十,我来讲一下教训

    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一个民族政治命运的改善和它的文化命运的改善完全可以不是一回事,有的时候还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我刚才说到,两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政治命运和生存状态,但是并没有改变它的文化命运和文化走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如果没有上面所讲的这些阴差阳错、历史偶然所造成的厄运,应该是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的。现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状态比俄国、甚至越南都大为不如,据说越南共产党对儒家还是比较温和的。我这里把文化理解为一个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的破坏是一种非常客观的现象和现实,并不是说哪天想恢复传统文化,就能恢复的。而现在,传统文化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状态。关于这方面我就不再多讲了,想省点时间和大家讨论。

    最后我想讲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何在?”。现在有一种文化乐观主义,认为中国的国力增强了,那么国家命运和文化命运的分离,甚至是背离终于可以克服了,中国人不必再处处从思想上去仰人鼻息了。实际上我们从政治上早就不必这样了,可这个去中华文化的过程并不稍歇。现在有人相信,中国人开始有钱了,从文化上也就可以崛起了。所以他们说,现在传统文化正在复兴,甚至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等等。

    我尊重这些人的意愿,也乐观其成,但是不同意这种估计。我感到我们文化的状态和趋向并不好,我们的端午节还要靠出口转内销(即韩国某地到联合国申请当地的端午节传统为世界文化遗产),才能引起一点注意。中国节日的总体状态也不佳。节日是一个民族相当重要的文化表现,但是现在为中国官方承认的十个节日,只有一个是传统文化的——春节,其他九个都不是。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如清明、中秋等都不是官方节日,而且连春节在北京都被“禁哑了”。当然最近有一些呼声开始回潮,好像从明年春节开始可以部分开禁。中国人、北京人终于能在北京的除夕之夜又听到响了千年之久的爆竹声了。当然,如果再有反传统文化、主张过“文明的”节日(好像我们中华文明的更悠久文明已经“不文明”了)的人们的鼓噪,没准儿还会再禁。

    造成中国传统文化危机有几个原因,有的是跟我们中国的特殊情况有关系的,还有的是根本性的,而最根本的就是全球化的趋势。这个趋势根本没有减弱,而且还在加强。中国现在是特别自觉自愿地参与这个过程,表面上从中受惠——受了很多经济上的惠,但是前面有“时间之幕”,我们看不出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估计中国的传统文化会通过全球化有某种程度的复活。现在北京人痛定思痛而想到:如果北京的城墙不拆,当年的老城像梁思成先生建议的被保留,那我们北京就可以像巴黎一样,全面开放旅游——老城开放旅游,另外建一个新城来执行国家首都的职能,而老城就成为一个文化的圣地。实际上大家都在怀古,出于旅游的目的或商业的目的,或者还有点文化怀旧的感情等。但是这都是在大局已变,或是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发思古之幽情而已。全球化会在一个贫乏化了的平台上,比如因特网上和商业文化中,保持、甚至重新激活世界上某些文化的多样性,但同时抽筋吸髓,使原生的民族文化、本地文化失去生活的基础和真实的活力。千万不可相信这个夷平一切的过程会带来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一切都是在按照全球化的统一口径来生产和包装的,像张艺谋的电影。

    现代化的过程在可见的将来是不会转向的。中国人以高呼“我们胜利了!”的热情来主办西方文化的而又被全球化了的节日――奥运会,从这种变化了节日感(可简称为“变节”)中也可见文化走向之一斑。中国人参与现代化的热情也不会降低的,而且出于利益的考虑,在参与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会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缓和一些的态度。韩国电视剧的受欢迎也反映了重视自己文化资源可带来的某种好处,可以期待将来中国也会学它,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搬上屏幕。但是这改变不了什么实质的东西,家庭还是在缩小,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还在西方化。用我先前说到的那四个衡量文化生命力的标准——传承的的团体、相应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独特话语的活力――来衡量,真的会有中国文化复兴的趋向吗?我很怀疑。即便看到一些表面的传统再现,它是真的还是利益集团的操纵所为?儒家与道家的传统价值观,真的会在人们做重大判断的时候发挥作用吗?比如,我们应该全力发展现代化生产,争取更高的GDP,还是像儒家、道家说的首先要维持家庭、保持生态平衡、天人合一?不是说要生态平衡吗?那么你的国策就要调整,经济政策要调整,你愿意承担减慢经济发展来保护文化与自然生态的后果吗?你愿意做这种选择吗?这是真正的选择,是你真正的价值观起作用的时候。在这些问题上,我不抱什么希望和幻想。而且,对于这个过程,我这里也没有强烈谴责的意思(那种批判要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它毕竟是我们这个崇尚力量的时代的主导潮流。我要说的只是,把我们全部的家当押在这一个宝上太不聪明了。应该还有别的可能,尽量多几处“投资”,“狡兔”还知要“三窟”嘛。

    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改变思想方式,从以前的单一文化观[即一国只能有一种文化形态]转向文化的多元观。 这种单一文化观自清末以来,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吃了最大的亏。当时的洋务运动,后来的戊戌变法、民主革命等一系列的运动,其主导人都觉得中国只有一块,全国只能有一种文化形态,或者是以中学为体,或者就全盘西化;或者守旧,或者就全改,而且是全国一起改。这是大为失策的。我们应该有一个见地,就是文化完全可以分成多块。这什么意思呢?

    设想一下我们回到了1845年,假如你有一个决策权,或者你能够进谏,那么该怎么办?我觉得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应该看得很清楚,中国在正规的、全局的意义上打不过西方,我们传统文化的长处不在于工业革命和发展高科技。如果拥有现代工业和高科技是一个民族在现代生存的必要条件,那么中国就必须在这些方面向人家学,富国强兵。这就意味着,要让我们国家的主体或者是一大部分走现代化或西方化的道路。我们必须要以各种方式来“以夷制夷”,那就去学西方、搞洋务、变国体、崇科技,发展让列强不敢欺负你的利器。但是,如果我们还能认识到未来是不可测的,那就不应该要求全国一盘棋式地去学西方,而是应该尽量保持文化与生存形态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在某个范围之内和某个层次上,应该尽量把传统文化原汁原味地保留起来,比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和地方文化,我们都保留起来,让它们是活的,让人们在里面休养生息,现在也叫特区或保护区。如果1905年废科举之时,决定在某地,比如偏远的云南、贵州、四川的一部分,保留科举和传统教育,所取人材由当地使用(其实这些人材在主流社会的一些方面――文学、国史、编辑等――也大有用武之地),那么现在中国的文化局面就会有质的不同。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就有这个智慧,叫“通三统”,就是同时让几种不同族群与朝代所代表的文化存在,以应天命、顺人心。从古代一直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都是这个中华独特的政治与文化智慧的表现。其实早就该有文化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一国多制,让一个国家有多种文化体制并行。这是我所看到的中国文化的出路。

    有些人认为现在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出现空档,信仰缺失,只有向儒家回归,才能够怎么怎么样。我个人认为这种想法其志可嘉,其情可悯,但这条路在主流层面上似乎行不通。现行的主导意识形态走的那条路,完全在按照它那个逻辑在进行,即便它宽松你一下,也仅仅是它的统一战线的表现而已。它不会感到有必要让整个共产党改名为“儒党”,或者整个国家体制儒家化。像蒋庆先生讲的搞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三院制,既体现民意又体现文化和历史传统,当然好。但是我怀疑这是否能在主流政治中实现。

    因此,我几年前提出,中国应该建立文化保护区或文化特区,应该搞文化上的一国多制。主流文化可以按目前世界大势的需要,搞现代化、全球化,当然立志复兴传统的君子仁人也可尽量在其中传播传统文化,使得社会尽量和谐一些。但是另一方面,应该在文化保护区或文化特区里,尽量保留中国自己的原本文化形态。未来也许会发生不可测的事件,我们须要多手准备。就像袁隆平搞水稻育种一样,他的稻子无论性状多么优越,他也会尽量保留野生的或古远的稻种,为的是保留更多的生物基因,这样才能在亟须时有多重选择,或通过杂交产生有新的适应力的种子。

    这就是我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出路,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大家提问。

问与答

    听众:我想问您三个问题。今天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和出路”。本来我想听您追忆中国传统文化致命的缺陷到底在什么地方,它为什么在今天渐渐衰危了。您今天主要是从社会的角度讲,分析了鸦片战争以来,在社会的进展与政治的运作之间出现的一些客观原因。您说主要原因可能是政治的命运与文化的命运纠缠在一起,认为政治是重要的,[因为政治上的失利,]就感觉到文化不怎么样,就把它推翻了。您又提出政治命运和文化命运可以脱离发展,请您解说一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传统文化的衰危仅仅是由于鸦片战争以来政治地位的跌落而引起的吗?有没有别的原因?比如说是不是它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不适合现在生产力的促进呢?

    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您最后说到的中国可以设一个文化特区,多种文化自由发展。但是我想问,在您这个文化特区里面,哪一种文化可以作为一种独立文化?哪一种文化当作它的主流?您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哪一个部分我们应该保留,不能丢掉?西方文化的哪一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吸收进来?西方文化的哪一个部分我们应该丢掉?

    第三个问题就是,假如确定了一种比较优化的文化策略,这种文化策略我们应该怎样执行?您认为在这样的文化社会、素质发展、信息化的今天,我们像这样在教学楼里面把教材改编一下,再进行灌输化的教育,可行吗?那您认为文化策略应该怎样执行?

    张祥龙: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衰落与文化和国家政治命运的分离有关系。你看印度人或者日本人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印度人是把建国和恢复传统文化合为一体,这在甘地的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日本搞明治维新要学西方,它能够把很多从中国学来的东西丢掉,包括中医,但是它的最主体最核心的神道教是不会丢掉的,所以靖国神社、天皇还在。而中国的近现代主流知识分子恰恰认为自己的国家的命运、民族命运可以和自己的文化命运完全分开,甚至是对立——我们要通过打倒孔家店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这点我先澄清一下。

    你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是不是有非政治的原因,比如它不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等等?当然有,如果“政治”是在狭义上使用的话。我以上已经一再讲过了:决定现代状况的最重要力量是西方文化――包括经济、科技、意识形态等――的全球化。它刚开始是以殖民化的面目出现,现在是全球化。共产国际也是包含在这一个大的框架之中的。而全球化,如我在前面第三个问题中讲的,是西方那种“形式对象化”思想方式和构造方法的表现,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不适应这样一个由它主宰的现代格局,我承认这一点,一直到现在还是不适应。所以从主流文化上看,它走向衰落几乎是无可避免的。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应。

    第二,你问中国的文化特区是以哪一种文化为主,要不要丢掉一些东西?我的设想是文化特区及其所保护的文化应该是各种各样的。不过,现在最亟须设立的特区,依据与生态保护一样的原则,就是特区中的文化要有珍稀性。珍就是珍贵、有价值;稀就是稀少,表现为你如不保护它,它很快就会死。所以濒危珍稀物种就要首先保护;而从中国文化角度来讲,儒家文化是濒危珍稀的文化物种。道家文化虽然很弱,但还有道教在道观里维持,所以现在还看不到道家文化有很快灭亡的迹象。还有佛教文化也还在,比道教的状态还强得多,更不必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了。所以只有儒家是最需要保护的,当然其他的某种地方宗教、地方文化或是真正的禅宗也需要保护。

    还有,是不是文化保护区里面要做某些调整,这个问题很好。我想了很多年,现在还在想——保护区里怎么管?是不是要恢复帝制?等等。当然要调整。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与时偕行”的,这是儒家自己讲的话,现在被不很恰当地改成“与时俱进”(加入了“进步”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很根本的思想。所以,如果保护区里有政治或管理形态的调整,它并不是用[比如]西方的制度的东西来顶替,而是一种有自己文化依据的形态。在这个保护区里为什么还叫它儒家文化呢?比如说不要皇帝了——起码不要一个绝对父子相传的帝制了,那它还是儒家文化吗?我说还是。因为那种父子相传的帝制并不是儒家完全认可的,也不认为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形态。比如尧舜时就不是那样的,他们是传贤而不一定传子。所以儒家文化里就有这种可能,做这些调整是可以的。所以首先是要抛弃从秦代以来的这种大一统的思想。它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公羊春秋学的一个被后人误用了的口号。公羊春秋学主张“通三统”,反对消灭小国,反对减少文化的多样性。

    抛弃皇帝和三宫六院,这是不是民主制和西方式的法制?不一定。以家庭家族为社会的基本结构,家庭家族推举一个类似于委员会的组织来对执政者形成某种制约;下一届执政者不一定是这个人的儿子,而是通过选举贤者来当,等等。秦代以来的政治体制里的某些东西要被去掉;造成中国政治里最不好的一面的东西,要以这种很和缓的形式,在不损伤整个文化的基本形态和基本特点的情况下做一些必要调整。因为我觉得儒家的根在家庭家族,而不在皇帝本身。另外它的经济体制是什么?它的技术手段是什么?我都做过一些思考。

第三,是如何调整,只有教材显然是没用的,所以必须做体制上的调整。当然我说的可能有点空想的味道,可既然中国人可以有“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国多制这种看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胡思乱想。

    听众:张老师,您对儒家文化的这种判断,包括蒋庆先生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更多的是对儒家制度化、社会化的一种描述。您说新儒家是被西方驯服了的,我对此保留一点意见。熊十力先生认为自从明末以来,儒家的传统遗失,但是他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来接上这个传统。后来他的弟子牟宗三先生对此作了很大的发挥,他甚至认为内圣可以开出外王,我认为这也是儒家文化在当下生存发展的另外一条道路。这就跟您讲到的判断一个文化能否生存的第一个标准有关系,也就是是否有一个代表文化生态的传道统的团体出现。我觉得你说的文化保护区可能只能解决外部的条件,而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内部的道统,请您指教。

    张祥龙:非常合理的一个意见,而且是现在新儒家的主流思想。我80年代在美国第一次读牟先生的书,它给我带来了希望,而且他们六君子在1968年还发表过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非常有影响。所以我一直非常尊重他们的工作和努力。但是新儒学已经把真正能干预现实的两个东西让给了西方,而把柔性的、可从各种方面解释的留给了儒家。它自我“坎陷”掉或舍弃掉的那两块就是儒家的政统与学统,而用西方的民主、科学来顶替。

    他说儒家传统中没有政统、学统,只有道统,这个我不赞同。而且我觉得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一个标志。连这么同情儒家,这么以传播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都这么主张了,那儒家的未来会怎么样呢?如果从知识论角度来讲,他的心性之学最后还要用西方的科学来衡量,虽然他认为自己的心性有自主权,但毕竟里面有冲突的地方——心性与知识的冲突,还有和现实政治体制的冲突。整个家庭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改变,价值观念的改变都可以不影响心性吗?可能因为我的素养比较低,我觉得这点我做不到。光做心性的修炼,我会觉得不安。

    这是一个提醒,提示这里面有问题。现在国内外有些自认是儒家的代表,在国际上发言,把儒家解释为以个人发展为主旨,是为了个人修养和个人潜能的实现,这能算做是真儒家吗?儒家是以家庭而不是以个人为根基的。他们可能是为了让儒家现代化,让西方人能听得懂,使儒家能在全球传播,但是为此而失去了儒家的最根本的东西,那传播有意义吗?这是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新儒家织就的这张网是有漏洞的。至于你讲的牟先生和熊先生的理论方面,当然我是非常尊重,但是你仔细读熊先生的书,他讲的心性、佛学和儒化等都非常好,但是他讲西方哲学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个人认为熊十力先生是中国近代最出色的少数哲学家之一,这毫无疑问。

    听众:我对您对新儒家的论述还有一些问题。在今天,我觉得内圣和外王是要打通起来——从内圣到外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关于您所说的文化保护区。福山否认历史的东西,很多人反对历史的东西,是因为认为历史终结在一种自由民主的制度之下,而不是依据某种具体的历史事实。我觉得这里面有很严密的论证的逻辑,当然您可以说这是西方的全球化的知识形态,但是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形态,而且也不仅仅就是一种普遍性的意识形态的架构,而且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追求幸福,使整个世界更为可取的一种政治社会构架,虽然民主自由本身还是有内在的分裂,是有裂缝的。在这个大体的框架之下,那么您所说的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制度,在内圣和外王之间,通过外王来保证我们的心性,得到历史的培养、滋养,那么我们有哪些人可以进文化保护区?而保护区的基本制度构架如何来挑战经过现代性的熏染之后,现在比较普遍的民族意识形态呢?

    张祥龙:你提出了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从政治角度讲,自由民主在经过中国化的调整之后,是不是我们追求幸福的可取的主流形态?这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人在政治追求中的主旋律。不过也不要忘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政治形态已经是西方化的。自由民主有它相当合理之处,它在某些层面上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发生,但是有时自由民主在极端情况下也可能自己否定自己,比如说希特勒上台。一个民族在情况非常不好的时候,就可能通过投票这种自由民主的程序,自己否定自己,把权力让给极权者,来使民族渡过难关,这在希腊历史上也出现过。不管怎样,现代人可能觉得在所有政治体制中,自由民主好处最多,坏处最少——有时候它的操作不方便,不太有效,有时候人民的抉择是非理性的、短视的,或被大财团和媒体操纵,等等。比如说美国入侵伊拉克,我们看来是不正义的,但是从投票来看,大多数美国人民认为是完全正义的。

    但是我对你的基本前提有个质疑,自由民主是西方人想到的在当代可能是最好的——在古代并不是,柏拉图就在那时认为依法行事的君主制是更好的。我只能说,它在西方现代的情况下,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虽然它也有自己否定自己的一面。但是对东方人,对中国人、印度人来说,它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它是不是我们追求人民幸福的逻辑上的结论?我觉得不必然。但是从现在来讲,我们的主流形态已经走在现代化的路上,在这个已经西方化的格局下,它有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我们文化已经变了。但是如果我们还有别的可能的选择,如果未来的情况又在变,还有如果我们退回到19世纪,那样我们会有什么选择呢?历史不能重演,那我们就考虑未来,难道个人主义化的自由民主对中国人来讲一定最能适应未来的挑战吗?我不敢说不是,也不敢说就是,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讲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命运都放在一架飞机上,而应该尽量保持多样化的原因。而且,从合乎人性的角度,从给人民的生活增添幸福、稳定和精神文化上的满足等等方面综合考虑,你觉得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就不如它吗?我们以前的制度——当然也有很多层次,有尧舜、周朝、先秦、汉代以后等等,这里面难道没有哪个时代,人民的生活不差于或优于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制下的人民?比如说西周、汉代、盛唐和北宋的时候,有很多指标都可以说明。那时候人没有自由吗?在基层没有社团式的民主吗?不是的。所以不要以近代以来的很多情况来想象古代的情况。多保留一些可能性,不要让自己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套在一个框子里,这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一个主要目的。

    听众:对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是认同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确实是现代化的产物,而且我也很尊重您希望提供另外一些可能的主张,这非常重要。而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的可能到底是哪种意义上的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经过了现代化的洗礼,这不仅是西方,也是中国的现实。那不管是向过去的回撤,还是向未来的跃进,或者逐步的改革,那您说的文化保护区的制度创新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祥龙:这就是一个重大挑战,需要各种考虑。比如说我设想保护区应该尽量少用现代技术,而用传统技术;尽量用中医,不用西医中的污染技术——但是如果认得了重病怎么办呢?所以这就是一个挑战,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可以以后再谈。

    听众:我的提问可能和刚才的有点相似。我听了您整堂课,觉得你们的思路有点不一样。他[可能是斯特劳斯]的思路是跨过西方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等,又回到了古典的柏拉图时代,贵族统治,一直到现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民主自由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它可能是最不邪恶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自由民主是要确保一个最不邪恶的状态,但是它并不能解决价值观和思维方法。所以他想回到过去,我感觉您的想法也是那样的,就是说现在的一切当然是历史形态发展的趋势,但它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您想回到中国古代儒家,去寻找古典经典之源——甚至并不一定只是中国两千年来的文化,要回到孔子或者说孔子以前的那个时代,比如说尧舜禹时代。我个人感觉您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刚才的两位同学所提出的关于内圣外王的问题,其实很多学者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关于新儒家的道统和政统——儒家的思想统一可能只能提供一个道统,但是政统就没有办法提供了。您刚才说新儒家被西方驯化了,他们认同了西方的宪政和民主能够在任何文化体制中实现,但是作为一个主导文化、一个有自己核心的文化,它还是保存了道统。新儒家是主张心性和修身的,这是儒家关系到个人的部分,而对于外部,他认为宪法和民主可以借用。可能您反对这一点,那大家都想知道的是,您怎么把您的儒家那套东西从道统延伸到学统和政统呢?像朱学勤先生写过文章说,为什么中国的儒家发展到后来就跟我们后来看到的西方的政统和学统完全不一样?因为西方有两个文化源头,一个是古希腊,一个是希伯来。古希腊时期的人探讨世界的根源是什么,到了希伯来时期,就创造出了一个上帝。西方的世界是超脱出现实的,从另外一个世界看现实的。

    张祥龙:你的问题就是怎么从心性之内圣到外王吧?在我们以上讲的意义上,我恰恰是要否认它。在现代的这个已经西方化的格局里,从内圣开出外王,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儒家从来没有将心性与外王分离,再想出一个从内到外、从道统到学统和政统的实现途径。我说文化要有异质性,要多选择,宁可小,但却是内外不离、五脏具全的活体,就像当年周朝把商朝灭了以后,马上分封商代的后裔为小公国的诸侯王,让他们在那里保留活的商文化。我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所以不能说只要其中一块,不能说只要心性,不要政体和知识技术,这是不可能的。我很赞成你的说法,这个活体应该以某种方式让它活下去,而不是想将它的一个器官移植到当代社会,来对其加以控制,这是做不到的。我从没有想把“儒家文化能够满足我们更高的需求”、“传统的体制是好的体制”等这样的观点强加给别人,虽然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有一点是我坚持的,即为了我们未来的生存,多一些异质的文化选择,是更安全、更保险的,这与在生物物种层次上对于人类生存的考虑是一样的。

    那就到这里吧,谢谢。

    (录音整理/仪玟兰)

 

 

发件人:<xiongzg@sina.com> 2009-03-27 17:08:32 +0800收件人:"北京大军观察中心" <zdjun@263.net>抄送:标题:稿:是反对改革开放,还是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

是反对改革开放,还是批资产阶级自由化?

熊自干

2009年3月

    [提要] 关于改革开放方向的争论一直不断。在争论中,相当长时期以来,一股把对自由化的批评说成是反对改革的强大舆论垄断了话语权,然而,那些被一些所谓“主流”话语认定为是反对改革的言论,到底是反对改革还是批评自由化呢?这里整理了被这些“主流”认为是反对改革的言论,看看这些到底是反对改革还是批评自由化。

    [关键词]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 资产阶级自由化 话语权

    胡总书记在17大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的十个结合中指出,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后来他在纪念党的11届3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但是,十多年来,关于改革开放方向的争论一直不断。在争论中,相当长时期以来,一股把对自由化的批评说成是反对改革的强大舆论垄断了话语权,并成为“主流”。然而,那些被一些所谓“主流”话语认定为是反对改革的言论,到底是反对改革还是批评自由化呢?这里从近年几位记者160万字关于这场争论的五本书,整理了被这些“主流”认为是反对改革的言论,看看这些到底是反对改革还是批评自由化。

    这五本书,有的搜集的资料很全面,有的则是专门搜集被认为是反改革的言论,这些资料对研究这个课题可以说是很充分的。虽然为避免过长只摘录了很有代表性的言论,但大体上也反映了十多年来争论的主要问题。
以下就是这些摘要。

    1991年第二期《当代思潮》的文章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的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在不问姓社姓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会把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交锋三十年》142、143)

    这年第7期《真理的追求》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交锋三十年》143)

    这年8月7日《光明日报》的文章说:“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和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和改革。”(《交锋》176)

    这年《求实》第16期和22期的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交锋三十年》143)

    这年9月2日的《人民日报》文章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交锋三十年》143)

     被“主流”话语认为是“‘左’派纲领”,是“声讨改革开放檄文”的1994年第一份万言书说 :“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八九’风波以前。在理论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用现代市场经济论来对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实际上是主张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区别的市场经济;否认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以便把私有制说成是同社会主义本质相容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攻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狂想的、极左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为理由,要求实行私有化;提出公有制不是目的,主体地位不是自封的,来反对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全面否定建国4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把中共建党60年来的历史说成是‘左’祸横行,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说成传统的过时的理论;宣布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是空想和幻想;……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近两年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明确的见解,即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交锋》249)

    1995年的第二封万言书:“作者认为,在我国面临的几种主要威胁当中,和平演变最为关键。谁是推动和平演变的主要角色呢?作者的回答是:新的资产阶级与党内资产阶级化的利益集团(亦即‘党内走资派’)联盟”。(《交锋三十年》183)

     1996年的第三份万言书说:“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近年来,在我们的不少书报刊物上频繁地出现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这样的宣传……它从思想深处动摇着人们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交锋》312) “当前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交锋》315)

    1997年的“第四份‘万言书’认为,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锋头,越来越健。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已逐步占据了北京一批重要报刊,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在《人民日报》、《求实》这样的党报党刊上也已经绝迹。”(《交锋》353)

    这年《中流》杂志第一期发表了龚一舟批判王蒙的文章:“王蒙说,‘20世纪的一大遗产正是理想主义的碰壁’。所谓‘理想主义的碰壁’‘指的就是贯穿整个20世纪,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灭和失败’。王蒙说的‘旧的价值体系的失败’,‘难道不正是指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舍己救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些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价值体系的失败吗?”(《交锋》368)

    2001年《真理的追求》、《中流》和一些公开信发表了反对吸收私营企业主人党的言论:“作为社会政策,应当团结各种力量,作为组织建设则要纯洁,党内不能容许有私营企业主”;吸收私营企业主人党,“ 党内阶级成份将会多元化,这就意味着政治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在党内获得了相应的基础”,这“涉及到根本改变建党学说、共产党的基本性质,严重违反党章规定和组织原则等大是大非问题”, “是坚持马列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奉行民主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局之争。”(《交锋三十年》200-202)

    2003年的两会上,个别代表、委员要求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遭到声称最早宣传改革开放的人之一、曾任《人民日报》编委兼总编室主任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总编辑的喻权域的反对。喻权域还反对提“政府为纳税人服务”强调应该坚持“为人民服务”。(《争锋》170、171)

    2005年4月,新的一份“万言书”指责“非公经济36条”的基本内容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说“一旦私有制经济占据主体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挖空了,则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迟早要变质”。(《大碰撞》131)

    2005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一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指责《物权法草案》提出废除宪法第12条和1986年《民法通则》第73条,“在形式上是平等保护全国每个公民的物权,核心和重点却是在保护极少数人的物权”,“它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和反映的根本倾向,必将进一步加速私有化进程”,“是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开历史倒车的”。(《大碰撞》251)

    早在2003年,位列200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27名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遭凶杀事件后,就引发了对民营企业家原罪争论的高潮。许多人认为,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上榜者不断落马,据说都与财富品质有关;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是一个暴富阶层,从一起家便是违法乱纪,他们创业初期的财富都是靠违法犯罪取得的。位居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首的国美掌门人黄光裕被调查后,又掀起了新的争论。活跃的“乌有之乡”网还特意开辟了“中国暴富阶层原罪”的专题,讨论原罪问题。曾经做过编辑、记者的郑现莉发表文章说“清算原罪是和谐社会的前提”。他认为,“在一个市场制度完善、法律健全并且得到良好遵守的国家,一个富豪的诞生往往需要几代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而在中国,这些富豪财富的攫取大多是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内完成的。他们除了利用法律的漏洞或者直接违法犯罪之外,是根本不可能如此迅速地积累财富的。他们的财富根本不是辛勤劳作得来的,靠的是对国家、集体财产和弱势群体赤夥夥的掠夺积累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原罪’”。2006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胡德平对争论表态说,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以后,胡德平成为舆论的焦点。“与赞成的声音比起来,反对的声音要大得多。与支持的声音主要来自学界政界不同,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民间,而且,这些民间的声音主要来自网上。”“一个自称‘是一个老资格的公务员’的人在网上发表《致工商联负责人胡德平的一封公开信》,认为国企被‘承包责任制’搞得亏损累累、遍体鳞伤,‘股份制改造’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次大规模的免费午餐,‘改制’更是‘简直是不像话’!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不管讲得有多好听,上面的政策有多英明,最后的结果都演变成了一场以‘内部人’(权力者)为主体,以国有资产为掠夺对象,以权力为参与手段,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大规模寻租活动。”(《争锋》81-94)

    2004年8月9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复旦大学演讲中说,现在的产权改革,无法使国企走上正路,成了民企瓜分国资的一场盛筵。国企绩效不比民企差,硬要把国企转成民企的根据在哪里?……现在是国企和民企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剥削全国人民。因此,他坚决反对‘国退民进’,建议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他认为,目前国有资产民营化存在两个误区:一是缺乏相关法规,二是买卖双方暗箱操作,私下定价交易。8月28日他在一个研讨会上说,“我要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参加会议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相继发言支持郎咸平说,国企产权改革实际是国有资产廉价大转移,是把50多年来职工用心血与汗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转移到极少数权势者手中,说得直白点,就是一些官员和企业家合伙盗窃国有资产。(《交锋三十年》248、249)

    2004年8月28日网上一篇《左大培、杨帆、韩德强就阻止国有资产流失、搞好国有企业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说:“郎咸平教授的分析客观、公正,反映的问题涉及11万亿国有资产去向,直接关系到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共和国的国体,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声誉和成败,关系到‘三个代表’的郑重承诺、关系到执政党的性质。我们认为,在郎咸平没有注意到的非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改制和拍卖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更加严重,更加明目张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强烈批评这股侵吞、瓜分国有资产的歪风,强烈批评那些将这股歪风美化成改革的观点,强烈批评鼓励、纵容甚至教唆国有企业领导人侵吞国有资产的经济学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议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大碰撞》47)

    郎咸平回到香港以后,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他不否定国有体制本身,没有效率是因为过去一些政策的错误,而不是我们的国有体制有什么问题。在他看来,国退民进了,整个国有资产转成私有体制了,是一种倒退,一些人在利用“国退民进”合法地夺取国有资产。在他眼里,MBO就不能称之为“改革”,“这是一个最可恶的盗窃国有财产的办法”。他告诫人们,不要对民营企业抱有幻想,民营企业也没有那么神奇。对国有企业来说,应该做的,是政府退出市场,而不是企业退出市场。国企留在市场,国有股留在市场,政府行政命令退出市场。他认为“这2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他说“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大碰撞》49)

    时任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的程恩富,2004年6月,曾就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课中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还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需要,一些学术领域存在的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值得高度重视,建议中央高度重视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9月14日由他领衔的十位学者,发表了《关于郎咸平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说,对郎咸平观点的基本精神、高度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声明说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分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领下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观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观及其“华盛顿共识”的界限。声明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出来的”郎咸平教授抨击西方产权理论和产权改革误区,反对把企业、金融和产业方面存在的一切问题归咎于公有产权,以为转制为私有产权便可实现高效率这一流行做法,是及时和正确的,“我们不能鼓动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层收购来推行一种比俄罗斯更不公正的私有化”。他们主张“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来推进改革开放,而不能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来进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他们认为笼统主张“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是违反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历次指示的错误思潮。“我国国有企业大量亏损、破产和效率低下的现象,主要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而且是由于一些非本质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也包括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利用‘自私经济人理论’鼓动经营者和干部所致。……他们痛斥当前正在推行的MBO“实际上是让国企老总无能或有意做亏后自卖自买,这无异于纵容监守自盗,必然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私人腰包”。(《大碰撞》80-82)

    2003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课题组研究新自由主义,编写了《新自由主义评析》集。2004年11月9日《光明日报》刊发长篇访谈录,介绍了三位经济学界的老学者和五位中青年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与内涵、流派与代表人物、产生与演变的过程及其影响。就当前美英新自由主义学派而言,其主要观点:在经济理论方面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理论方面强调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对新自由主义,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从国情出发,有批判地吸收、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原所长苏振兴指出,美国利用经济援助、贷款的附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便最终被美国当局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发展中国家必须高度警惕。十天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发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及我们应取的科学态度》的报告说,新自由主义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适应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逐步成为美英两国的主流经济学;以“华盛顿共识”的出笼为标志,新自由主义由经济学理论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近年来海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及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内外呼应,利用某些论坛,借介绍新自由主义之机,狂热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全盘西化,“当前正是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传播走向深化的阶段”。一项针对国有企业改制和产权交易的调研从这年8月开始悄然进行,12月13日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大型国有企业不搞管理层收购。2005年2月2日,国资委主任李融荣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他完全反对MBO,认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关键问题在管理层收购。而且他认为,所有制不是国有企业搞不好的理由。(《大碰撞》101-105、111、112)

     2003年7月,并不否认是“非主流”领袖的杨帆发表《非主流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文章,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国内学术界树立起了话语霸权,他所指称“新自由主义,共同理念是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让国际资本在中国掠取利润,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蛮最残酷的私有化,导致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暴富,国际资本统治和盘剥中国”。他指名道姓地称某些经济学家有“崇美倾向,不同情人民群众”,激烈地批评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在高教领域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统治,重用“海归”,甚至要打破本土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饭碗。杨帆这样描述新自由主义的崛起:9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学术界强调规范性,与国际接轨,年轻化,全面引进外国学科,通过破格提拔,培养了一批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且给他们特殊待遇。官方政策通过放宽对经济学的控制,导致了经济学思维对整个社会科学的控制。对传媒的行政控制和传媒自身的产业化炒作相配合,进一步以经济思维控制了社会舆论和思想。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为了形成利益集团,也吹捧一批经济学家。经济自由主义者获得了政府、国际和民间资本的大量资源,得以通过学术会议,办论坛,评职称,学术奖金等手段,排斥不同意见,对其他经济学家封锁、制裁和妖魔化。大批“海归”占据国家要害部门。在官方政策鼓励下,新自由主义迅速成为思想学术界的主流。他把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归纳为坚决反对以国家力量发展战略产业,主张以外资弥补比较劣势产业;进一步对国家霸权妥协,以强制办法在国内推行接轨;反对进行利益格局调整,主张继续扩大两极分化;反对民主改革,主张以强权保障资本自由,把中国推向拉美道路;反对政府必要的干预,鼓吹无政府主义。(《大碰撞》28-30)

    2005年7月15日,一份《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掀起了轩然大波。也是我国最早提出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经济学家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说:“当前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和边缘化”,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在外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美国不断地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行了,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行。在内部,高等院校经济学的教育方针不明确,目标不明确;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冲击国内经济学的教学,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教育体系;‘海归’派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只要领导权掌握在西化的人手中,他们就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还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里,在思想领域始终把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当作主要任务,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在思想理论领域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来自‘左’的干扰已经日渐式微,当前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反‘左’反右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左’和右发展下去都能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所以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目前主要的倾向是什么,要不要提出反右防‘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重大的问题,中央应当考虑,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 《大碰撞》的作者写道:“尽管讲话内容以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为主,但直接触及西方理论是否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问题,矛头直指目前风头正劲、对政策制定颇有影响的‘主流’经济学者。”(《大碰撞》133-135)

    2005年3月24日, 在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颁奖大会上,刘国光说:“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在中国,还是起过光辉历史作用的。但是历史也证明,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但市场的缺陷很多、很多,也不能迷信。完全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协调的发展。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有效的调控干预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就是说要有‘看得见的手’的补充。”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能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好像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在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效率优先方面相对多了一些;而强调它的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方面相对少了一点。这是不是造成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背景之一?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制不完善的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邓小平早就告诫我们,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当然我们一定能够避免这个前途。我以为要做到这点,只有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努力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作者写道,与他同时领奖的吴敬琏的讲话,对上述观点“明显与刘国光不同”。(《大碰撞》123)

    2005年11月23日,在130多人参加的第三次“刘国光经济学新论研讨会”上,刘国光说,我的兴趣主要在宏观经济方面。多年来,对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问题比较关心。在反通货膨胀和反通货紧缩的问题上,前些年同经济学界一些朋友们进行了友好的交锋,“软着陆”的经验与扩大内需政策的采取,表明我国对付通胀和通缩的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趋于成熟,短期运行问题可无大虑,问题在于中长期农村与城市、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等能否协调发展,不致引起各种潜在的经济与社会的危机。我想这是当前我们要着重关心探讨的问题。(《大碰撞》210)

    2005年11月25日,刘国光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认为,党的14届3中全会开始提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一个时期的说法,到了一定阶段,效率优先的负面作用就出来了。社会上的一些人以效率优先、将“蛋糕”做大为借口,忽视公平,先富没有带动后富。最终导致贫富差距在扩大,社会矛盾突出。他说:“我主张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有人说,我要回到计划经济。这实在是笑话。主张更加注重公平,就要加大政府干预的作用,这与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不矛盾。市场有好的一面,也有缺陷,如它不能很好地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所以要政府施加力量。怎么能说这是回到计划经济呢?当然,政府必要的干预,同官僚主义、权力资本化的问题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大碰撞》214)

     在邓小平逝世10周年前夕,刘国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在转发这篇文章时,把题目改为《将改革定义为“市场化改革”是错误的》说:“一些人把中国改革叫‘市场化改革’。如果是‘市场化’作为改革的简称,这免强可以接受,但要注意这种提法有很大的毛病。如果不是作为简称,而是把它作为中国改革的全称,把中国改革定义为‘市场化改革’,那显然是错误的。我们改革的目标,是邓小平同志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包括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政府改革等等,不能都叫‘市场化改革’,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领域的自我完善。就是在经济领域,也不完全是‘市场化改革’,而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起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市场化改革’所能概括的。”文章刊登不到半个月,周瑞金就在《经济观察报》的采访中反驳了刘国光的上述说法。(《争锋》111-113》)在近年的争论中《学习时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呼吁“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认为目前中国的严峻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完全市场化”,提醒人们当前特别需要注意“民粹化”、“向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后退”的倾向。遭到一些网站的批评。(《争锋》121)

     《经济观察报》2005年10月3日发表采访高尚全的《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的两个月后,又发表了采访刘国光的《反思改革不等于反改革》。二者针锋相对。刘国光明确提出,“完全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不是我们改革的方向。所谓完全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发生着变化,通过政府的政策或计划的干预使市场经济不那么完全,不像19世纪那样典型。有些人提出完全市场化的主张,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过去我们迷信计划,犯了错误,于是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我们同样不能过分迷信市场,要重视国家计划协调、宏观管理与必要的政府参与和干预的作用。如果不这样我们就要走弯路了”。吴敬琏等学者认为,腐败的根源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权力过大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过大,刘国光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腐败的发生与政府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掌握资源配置权力大,或者权力小,都可能发生腐败。只要法律制度和民主监督不健全,管不住政府官员的行为,就可能发生腐败。政府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大或小,只影响腐败规模的大小,不是产生腐败的原因。根治腐败,要从健全法律制度、民主监督入手,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才是治本之道。他还认为腐败和权力资本化、权力市场化,不是计划经济固有的东西,而是市场改革以后才盛行起来的东西。 源于法治不健全、民主监督欠缺外,市场环境也是腐败和权力资本化、权力市场化的一个温床。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干预、计划与规划(这些都属于广义的计划),同某些官员滥用权力搞权钱交易、搞官商勾结、搞权力资本化市场化,这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不能借口政府对资源配置权力过大为权贵阶层提供了获得腐败寻租利益的条件,来否定国家和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与管理经济的职能(广义的计划)。他进而推论,“用市场发展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来解释是可以的,但是有点不够,有点勉强,倒是用市场缺陷和市场扭曲来解释更为合理一些。而市场扭曲和市场缺陷,是市场化改革中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尽量减少引进市场的代价,所以要强调政府来过问,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作用,采取措施纠正市场扭曲,弥补市场缺陷”。最后他不平地说:“除了给批评新自由主义戴上否定改革的帽子,现在还时兴把这顶帽子乱扔,说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反对改革的思潮。……对改革进行反思是为了纠正改革进程中消极的东西,发扬积极的东西,将改革向正确的方向推进。不能把反思改革说成是反改革,你把那么多群众和代表他们的学者,说成是反改革的人,硬往反改革的方向推,后果将是什么?我们要注意团结一切愿意和努力使中国进步的人,要使得大家都来拥护改革。要大家都拥护改革的办法是是什么呢?就是要使得改革对大家有利,就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大碰撞》215、216)

    2005年10月7日,《经济观察报》全文刊登了高尚全《用历史唯物主义看待中国改革》的长篇访谈不久,高尚全在第三届中国改革论坛再次批评“有人说什么中国的改革是按新自由主义设定的,是‘搞和平演变’”。他透露,“我向中央主管领导同志反映过这个意见,他说,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代价是最小的。我们有邓小平理论,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加强了宏观调控,所以不能否定改革。”于是网络上出现了许多批评高尚全的文章。署名“书桥”的人指责高尚全是新自由主义的推销员和卫士。署名“信言不美”的人说“高尚全们”鼓吹和追求的是假改革和假社会主义。(《大碰撞》185)

    2005年12月,程恩富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后在接受外国报刊采访时,特别提到去年7月刘国光的讲话和郎咸平抨击MBO引起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与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激烈争论后说,现在的主要争论是改革开放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问题。有三种选择:一种是沿着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真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种是主张走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仿造苏东国家走的路,也就是走拉美已经抛弃的新自由主义道路;第三是主张以私有化和非调控化为基本特征的中间道路,即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主张搞私有化,但又要注意公平。关于这三种改革观的争论较多。还有个别学者主张某些“左”的观点,对文化大革命一些基本做法持肯定态度。(《大碰撞》234)

    2005年7月,原中宣部部长王忍之为《“郎旋风”实录——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一书当总顾问。有人撰写文章《王忍之为什么要亲自出马当“总顾问”》说,“一是因为大量出卖国有企业、把大批国有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这件事,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性质、中华民族的前途。二是因为我国一些党政领导人天天高喊‘依法治国’,却不把宪法放在眼里。那些公然违反宪法第6条、第7条,大搞‘国退民进’、私有化的人畅行无阻;而维护宪法第6条、第7条,反对私有化,坚持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言论和书刊,却受到压制和封杀。《真理的追求》和《中流》杂志就因为维护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被迫停刊四年了。《‘郎旋风’实录》这本书,触及今日中国最敏感、最重大的问题。理亏心虚的权势人物,可能要逼迫主管宣传、出版的部门出面压制。中宣部老部长王忍之亲自出马担任《‘郎旋风’实录》这本书的总顾问,也许可以起到‘泰山石敢当’的作用。”(《大碰撞》149、150)

    2005年7月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完成一份“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报告,报告的结论非常干脆——“中国医改不成功”。《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都存在很大问题,其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 《大碰撞》的作者写道:“‘医改不成功’的说法撩起公众话题,人们争说医改之短。在广州市民生活中影响最大的《羊城晚报》从报道‘医改不成功’的那一刻起,五条热线一刻都没有停止,电话几乎被打暴。市民对医改评价普遍不高,有市民说,“我们不认为是中国医改不成功,而是中国的医改犯了方向性错误。以前的医疗保障体制尽管有问题,但本质上是要给百姓可靠的医疗保障。而医改把这种保障性质变化了,变成为了钱治人”。(《大碰撞》151、152)

    以建设银行与美洲银行签署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为导火线,一场关于“是否贱卖国有银行”以及“外资入股是否危及国家金融安全”的争论在2005年岁末愈演愈烈。安邦资讯首席分析师陈功指出,100亿美元换来国内三大国有银行10%-15%的股权,这简直会成为世界银行界的历史性事件!仅4年多,外资入股国内股份制银行的比例已达50%;如果算上4家在谈的股份制银行,这一比例高达83%。以工商银行为例,在国内拥有2.2万个网点,控制着中国银行业近20%的资产。入股工行,将给予外国投资者一个极大的共享影响力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分享中国金融潜在的爆炸式增长。他说:“我们正在‘出卖整个银行业。银行的价值主要在于网络、品牌和信用度,客户是银行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在中国,由于监管当局对银行业进行管制,银行特许权本身也有很大的价值。而对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讲,其巨大的网络、品牌和信用度的价值,以及十亿人的客户资源,都远未体现在股权溢价上。在中国的银行业海外上市过程中以低价被出售的策略亟需调整!”德邦证卷有限公司的余云辉和上海银行的骆德明说,中国金融业向外资贱卖股权宛如一场招商引资的大跃进,谁向外资出售的速度快,出售的比例高,谁就能得到执政的政绩和媒体的掌声,丝毫不顾可能带给中国金融业的灾难后果。(《大碰撞》203-205)

    2005年底,《赢周刊》梳理一年来改革的全局大势,指出国企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三大改革在这一年暴露出的问题,使得2005年几乎是中国改革最多遭受质疑的一年,“改革年”演变成为“质疑改革年”,“显示出中国改革已经歧路重重,已经临身到十字路口上,必须有所扬弃,有所抉择”;文章引述国家主席胡锦涛“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和总理温家宝“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的话,认为“改革需要再造,要有一个新的改革来取代20多年来的这一个改革,在终结的地方开始”。(《大碰撞》235)

    2006年春节,郎咸平在新年感言中说,“我国改革开放了27年,一方面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安,这两种极端现象的同时出现必然对我们过去所认同的改革思维产生了极大冲击。”他问道:“是否我们过去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有问题呢?”他认为,改革的第一阶段,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第二阶段的改革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只谈效率,不谈公平,带来了严重财富重新分配不均的结果,他主张“在当前中国,要解决经济长期的发展问题就必须先系统性地解决社会问题”。他批评学术界有两种怪现象,第一种是忽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第二种是很多学者掩耳盗铃,根本有意忽略社会环境恶化的现实,这也是网民批评这些学者的主因。他说,我发现,教改和医改与国企改革中的问题有惊人地类似性。例如教改图利大学,而改革成本由最贫穷的农村子弟负担,医改图利民营医院,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病人负担。其他的改革是不是也有少数人得益呢?例如股改、房改、金融改革。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他呼吁全社会行行业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精英放弃门户之见,和个人的虚荣心,尽其所能地发挥自己擅长的技能,共同为营造谐和的社会献计献策。(《大碰撞》238)

    在议论声中,社会学家孙立平惊叹改革共识基本破裂。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市场与公平的关系大体是和谐的。到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朝向市场经济的一些努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公平的对立物。特别是利益对于改革的扭曲变形,使得一些改革的走向已经不是朝着一种新体制的建立,而是不合理的利益瓜分。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他认为,现在问题就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因为改革策略的转换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我们在面临一种选择:要么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形成转型阶段所需要的改革策略,从而推进其它方面的深入改革,要么在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情况下暂停其他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其他改革很可能将这个社会引入歧途。他断言,在20世纪80年代激起无数人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对改革的讨论和反思不可避免。他的主张是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对此前的改革进行治理整顿,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并重建改革的动力与机制。比孙立平更激进的是《董事会》杂志执行总编袁剑,他认为,在80年代,改革是为所有的人而生的。因为这种共赢的性质,改革不仅受到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拥戴,也同时成为社会团结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它汲取的是全民的动力。于此,改革也作为一种不容亵渎的意识形态被奉上神坛。然而,以80年代末期那一场特殊的历史变故为界,中国改革开始脱离它原来的精神指向,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垄断工程。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在90年代中期的又一次重要蜕变。从服务于全民的改革,变成了服务于短期经济增长(GDP)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以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改革为倒,这些改革虽然有利于赎买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有利于推动在广阔范围内的货币化进程(这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其结果,却是将更多的人抛到了改革之外。改革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以及历史动力。他警告,在27年的改革中,整整一代人成长起来,他们从一开始就面对着高企的房价、严峻的失业压力和昂贵的教育,从一开始就目睹四处蔓延的不公、不义等种种改革后遗症。“新一代人将不可能对改革感恩戴德,也没有理由宽恕改革。这种态度,很可能在未来某一个不起眼的时机对改革形成致命一击。”(《大碰撞》230-232)

    2006年初,15年前以“皇甫平”署名写了系列评论阐释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解放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以一篇《改革不可动摇》高调呼吁继续推进改革,“随后中央高层出面,以类似文章标题的结论,一言定调”的时候,另一位曾为改革作出杰出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却提醒人们中国存在着两种改革观的较量。这一年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包括《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不是什么》、《跳出三农看三农》和《不是任何发展都是硬道理》等。他在接受香港《紫荆》杂志记者采访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集中阐释:“改革中意识形态的变化,就是两种改革观的较量。……邓小平的改革观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观,是我们要坚持的。但是,确确实实还有一种非社会主义的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观,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小平同志所说的‘政治思想教育一手弱’的原因,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逐渐滋长蔓延。什么追逐私利的经济人假设的‘人性论’,什么唯一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私有制永恒论’,什么市场化的‘市场教旨主义’,什么政府只能执行守夜人职责的‘政府职能最小化论’等,不一而足。这些新自由主义思潮,虽然没有能够达到他们臆想的主导中国经济运转的能耐,但是,它正在向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渗透,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实践施加影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某些市场化的媒体也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营盘,拒绝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声音。这种情况……激发中国许多学人和学者,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的义愤,在不同领域广泛地自发地发动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击。这样我们就看到如此规模对改革的反思,和对新自由主义的质疑了。有人说,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改革’。不错,中国人民要反对的正是这种导向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要坚持的正是邓小平的以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为方向的改革。”《紫荆》杂志为这篇文章所定的标题也与周瑞金的文章标题针锋相对——《两种改革观的较量不可回避》。(《争锋》108-110)

    2006年3月4日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孙立平有些惋惜地说:“皇甫平可能到现在也不太明白90年代写的文章和这篇文章的调子是一样的,为什么在90年代受到人们普遍的赞同,而这次挨了那么多骂?因为时代不一样,背景不一样了。这次主要是利益的矛盾和利益的冲突,你说改革不动摇,另外一边可能将此理解为你还要改,包括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造成很大损害的改革,你仍然要坚持,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对我这样一种利益的表达不屑一顾?”作者写道:“孙立平隐含的话语是,不对改革进行反思,‘坚持改革不动摇’的说法就容易被误读。”(《大碰撞》262)

    2006年3月6日,胡总书记在两会上关于“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引起了不同的解读。杨帆说,胡总书记的讲话“与我们‘非主流派学者‘多年以来强调的新改革开放观,完全是一致的”。他还提出了“新改革开放观”的要点是,揭露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误导,继续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将改革从经济改革扩大到政治与社会改革;以公平优先原则纠正一系列社会不公,进行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但不能影响国家安全,要摆正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防止经济依赖性过强,在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坚持技术和经济的自主性。(《大碰撞》274)

     新华社发表了评论《中国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特别提到,“随着改革深入,由于各种原因已积蓄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则开始浮现开来,民间部分质疑和反思改革的声浪业已被纳入高层视野。发轫于国企产权改革,演变至‘改革去向何方’的这场有关中国改革的第三次大讨论其实伏脉已久。进入‘爬陡坡’阶段的中国改革无疑触及了普通大众的敏感神经,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被学者视为新民生三大问题,贫富、城乡差距的拉大亦令‘改革普惠性’打上折扣。(《大碰撞》275)

    2007年2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刘吉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以非常肯定的口气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使得刘吉陷身于舆论风暴。上海的退休工人王炼利发表了《公民王炼利致公民刘吉》的公开信说:“刘吉对人民大众太为冷漠,对中国低层社会的民生太为隔膜,不可能体察中国的真实国情民情。”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原主任高为学发表万言长文《揭穿刘吉‘继续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慌言》,他说:“从1978年12月召开党的11届3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近30年的过程中,右的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多次上升为主要错误倾向,成为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他引用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2004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说,现在右的倾向的“影响正在上升”,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已经成为“危害”、“威胁”党的事业的突出倾向,假如丧失警惕,“我们党难免步他人的后尘,犯下历史性的错误”。他认定刘吉所“鼓与呼”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而是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争锋》97-102)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2006年3月4日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被一些人指控为可以“与81年前国民党右派召开的西山会议相提并论”,被冠名为“西山会议”,招来了一片批评声。“乌有之乡”网的文章说,“现在确已形成了新时代的西山会议派。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尚全主任和世行驻中国代表张春霖为核心,以张维迎、李开发、贺卫方等人为骨干。他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就是私有化,在他们看来,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已经完成,非公经济已经占了主导地位。下边就是要继续大胆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以消灭国企和实行土地私有化。……今后应该深化到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暂时消灭不了,就希望共产党分成两派,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化等等,实质上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刘国光也为此发表文章,直言不讳地说,所谓的“西山会议”,“某些人暴露的野心比这(指市场化)更大,不只经济领域,还有政治领域,是要颠覆共产党的政权”。(《大碰撞》277、278)

    7月1日,包括许多老领导共约230人的“深情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刘国光旋风实录》出版座谈会”上,呼吁展开“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讨论”。中宣部理论局原局长发言说,改革开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对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反对私有化,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一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书面发言指出,在目前,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意识形态领域,都存在着阶级斗争。要提醒全党同志不要忘记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要忘记工人阶级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对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采取回避态度不能迷惑国内外敌对势力,只能麻痹我们自己的队伍,其后果是严重的。(《大碰撞》279)

    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在《中国工商时报》的专访时说,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做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做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那样的话,是不可能在经济学领域作出独立的研究来的。他认为,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学研究,而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丁学良的批评不过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一样,说出了一个真相而已。“总是香港的教授做那个勇敢的‘小男孩’,不但是大陆学界的悲哀,更是大陆学人的悲哀。”《广州日报》甚至开出了一份在国内利益集团中担任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的名单,并披露北京的一些一流经济学家的年收入在百万元至数百元。(《大碰撞》189、191)

    刚刚进入2007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就刊登了文章介绍刘国光的近况。在这篇名为《刘国光:守住经济学人的良心》的文章中,记者写道,刘国光认为,经济学也存在一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经济学家要为大众服务,为弱势群体服务,这是经济学家的本分。现在有的经济学家为企业和个人的私利服务,这是个人自由选择,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为了私利害公众利益就应受到指责。一些‘媒体经济学家’(刘国光对那些经常在媒体上露脸的以经济学家自居的人的称呼)为少数人吹捧、说假话,这是可耻的。(《争锋111》

    1997年《中流》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冯宝兴批判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作序,据说发行了几十万册的《与总书记谈心》一书:“《与总书记谈心》主张的‘新社会主义观’删去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述中‘消灭剥削,清除两极分化’的重要观点”,“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走到一齐去了。……这本书还割裂、曲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完整论述,按照作者所说的股份制等于私有制的否定、等于公有制的逻辑来看,跨国公司就是公有制超国界发展的新阶段。”(《交锋》371)

    2006年9月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会后,“一直在致力于批评‘新西山会议’的 某些人士就召开了所谓的批判会,集中攻击‘人民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普遍幸福社会主义’等等。”一直活跃在强国论坛的马门列夫在网上的文章中说,所谓‘人民社会主义’就是伪科学,不是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是歪曲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批评高尚全‘翻来覆去地鼓吹什么‘大社会,小政府’,只要私有制经济,不要公有制经济,只要小政府,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资本家控制资源剥削人民积累财富,不要人民占有生产资料自己为自己劳动。” “信言不美”的网上文章《驳江平先生的“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说,江平的矛头是对准四项基本原则的,江平鼓吹“社会主义是多元的”就是要建立社会民主党的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争锋》35、36、39)

    2007年初《炎黄春秋》刊登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这篇文章先前在网上发表时题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引来了一连串的批判会。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说,民主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与新自由主义性质相同,都可以叫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更危险。在中国公开宣传资本主义化多数人不会赞同,但讲民主社会主义有的人就分不清是非了。有学者分析了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五个不同:指导思想不同、政党性质与作用不同、终极目标不同、变革现实道路不同、所有制观点不同;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会专家认为,苏东剧变固然有对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没有及时改革的原因,但主要是执政党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泛滥,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的恶果。原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高为学认定,谢韬文章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其要害是以资本主义冒充社会主义,妄图在中国通过民主社会主义来复辟资本主义。与会者认为,在党的17大即将召开之前,蓄意抛出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其目的是要按照去年“新西山会议”的意图进行所谓“政治改革”,颠覆党的领导,颠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因此谢韬文章所代表的绝不只是谢韬一人,而是一批人、一股势力。(《争锋》218-222)

    在这一波批判浪潮中,刘国光说:“现在不讲社会主义的少了,任意解释社会主义的东西多起来了。比如‘人民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等。由于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有崇高地位,逼得反对它的人也不得不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他重点批判了“国家体制改革的重要研究机构领导人提出来的人民社会主义模式”。熟悉中国改革的人都知道,“国家体制改革的重要研究机构领导人”指的就是曾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刘国光说,‘人民社会主义’模式五个特征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了,还叫什么社会主义。一堆不着边际的辞藻,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能接受”。(《争锋》272)

    以上所引,都是相当长时期被“主流”话语作为“反对改革开放”证据的言论。虽然其中也有思想不够解放的成份,对这些进行批评也是必要的,但是,从总体上讲,基本上这些都是呼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思潮的。如果对照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及其恶果,尤其是联系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及其恶果,更可以看出,这些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评,对于我们中央,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提出科学发展观,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让我们认真学习17大报告,分清争论中的是非,把认识统一到17大报告上来,把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向深入。

    【作者简介】 熊自干 汉族 男 1931年4月出生于湖南 中共党员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离休副教授 1980年起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学和研究
   【通信地址】 汉口后九万方三村32号老三栋二单元401 邮编 430019 电话 027-82639740 , E-mail: xiongzg@sina.com ,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3-30 09:28:4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中国确实不高兴 主题: 转发:中国确实不高兴

中国确实不高兴

宋石南

2009-03-25

    上两月,“中国”不高兴,搞掉了我们中国人的BULL 博。

    上星期,“中国”不高兴,搞掉了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学BLOG。

    上两天,“中国”不高兴,搞掉了我们中国人无障碍观看YOUTUBE的权益。

    今天下午3点,“中国”不高兴,搞掉了我们中国人的德赛网。

    “中国”不高兴,我们中国人当然更不高兴。不高兴,当然不可能不折腾。

    另,随着德赛被“不高兴”,冉匪在墙内的博客数量再次锐减至零。

    还好,他的独立站点正由朋友建设中,不日将放出,请敬候佳音。

 

 

 

 

发件人:"牧川" <antintheheaven@163.com>  2009-03-29 09:44:35 +0800 收件人: "北京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时代和文艺 两篇

中国当西方徒弟,钱钟书做文化泰斗

黄纪苏

    其实我们的用意根本不在个人,我们是通过具体的人来看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不妨把这几十年文人的谱系简要地捋一捋。

    先说钱钟书。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父亲去欧洲参加那里的汉学家会议,带回来不少资料,其中有一本俄文书,说是翻译中国一个作家的小说,叫“围城”,译者托父亲把书转给作者,作者叫钱钟书,一个很陌生的名字。我父亲把书寄给他,他回了封信,信不长,好像净是打趣的话,忘了怎么说的,大约是“为国争光”什么的吧。我略感诧异,因为我爸并不认识他。后来不久他就成为知识界的泰山北斗了,这比电视剧《围城》让蹬平板车的都知道他可早了小十年。

    他的蹿红在中国社会的山河巨变中有深刻的根据。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中国革命在“文革”时期被推上高峰,接着跌下了深谷。于是这个革命的一切迅速褪去了原本诱人的光泽。而西方,这个小时候觉得黑咕隆咚几盏昏暗路灯的所在,一下子大放光明。大家普遍的感觉是被革命忽悠了,如今人财两空,得赶紧改邪归正,跟西方师傅好好学手艺,再不旷课逃学了。记得1977年天安门广场群众一圈一圈开什么“民主讨论会”,我们那圈黑眼睛、蓝的确良围着一双蓝眼睛、绿衣裳(我后来碰巧知道那是个澳大利亚海员,大概是来天安门广场看热闹顺便泡妞的),大家结结巴巴向他打听中国向何处去。我记得有人跟他请教“政治体制改革”的事情,还问周围人谁知道“体制”英文怎么说,当时“黑眼珠”你望我,我望你,最后都惭愧地垂下了眼帘。

    这个场面其实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以玄奘译经的态度认真咀嚼、仔细钻研。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人群中忽然背着手走来一位同胞,说了一段英文,接着又说了一段法文,接着又是德文,大家能不傻么?于是他再接再厉——意大利文、古希腊文、拉丁文,把“蓝眼”都听得溜圆,大家能不疯么?这是钱钟书暴得大名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中国革命转为改革开放,文化思想上虽然不少人扔掉老主义投奔了新主义,但一般知识分子打心眼里对“义理”有些瞧不上了,具体的知识相对升值,这跟清初朴学的兴起是差不多的道理。梁晓声多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自己写的另一篇几百字的文章用了三四十个希腊典故,想想也没什么劲,无非是想说明本人也是读过点书的。王蒙当时也向文学家发出了“文学学问化”的呼吁。当时的小说报告文学不由分说,上来就是一则《辞海》条目,就跟给孩子取名查《现代汉语词典》一样。大家后来提高了点水平,散文杂文又都以《世说新语》打当头炮了。在这种普遍的文化氛围里,钱钟书能不是巨匠么?那一代读书人急于拥有却还没拥有的古今中外各种小摆设,都快把四卷本的《管锥篇》挤爆了。

    黄裳先生对钱的定位客观而中肯,说他是位学人兼才人。钱的确不比这高,但也不比这低。钱夫人杨绛先生回忆当年在清华园初识钱钟书的情景,钱当时就表明了胸无大志、唯愿终生向学的心迹。对此杨很认同,两人遂结百年之好。钱的学问平心而论是颇有可观的,首先像他这样博览群书而过目不忘的,当世还真找不出几个,当然有了孤狗、搜狗这样的助手之后寻常人也有可能达到那个境界,但这两样利器在他生前都还没普及。当然了,不少人批评他没有建立大的理论体系,但就文史的既有传统而言,能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把材料找出来,功劳真的已经不小了。而且他做的都是很基础性的工作,投入了生命岁月——用他的话说,属于“冷淡生涯”。他的劳动是应该肯定的。

    但钱的文学创作,的确没夏志清捧得那样高。他只是个戴着镣铐跳舞的才子,练的娶青妃白、烹文煮字的手艺,津津乐道于小世界的鸡飞狗跳,气象不能算大——他给胡乔木改诗词,自己也颇慨叹“仁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区别。历来文艺作品的评价,作家的境界怀抱都是要算在内的。其实这境界也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艺术质量。举个例子,鲁迅说:“婚礼不过是同居的广告。”何等的简括有力!钱钟书的连类比喻一般是没完没了,一直连到读者都夸“他可太有想象力了”才肯罢休,这跟爱打扮的娘们一天换八套衣服没什么两样。鲁迅的比喻是为了更有效地表达思想、说明问题,而钱则是在表演才艺。一繁一简,反映出境界的高低。其实钱先生的现代汉语写作相当匠气,多少于此有关。倒是看他的古文比较舒服,古文比较程式化,谁写都跟小老头似的,个性相对容易掩藏。

    钱无论作为一个学者还是文人都算是不错的,而且也没听说他坑过谁害过谁、干过什么缺德事。只是把他当作“泰斗”,却多少说明那些年社会文化的某种病态。在一个胸无大志的时代,钱这样的人很容易领袖学林,就像清代的阮元。不过平心说,由他坐第一把交椅,真够对得起当代文化史了。在这个周老虎三聚氰胺的年代,哪天韩寒做了文坛祭酒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或者上面愣派个人事处长来当文联主席,不也得接着么?钱先生到晚年颇悔少作,是可以理解的。但轻薄亢躁的当代文坛偏就拜倒在他的“少作”前,也是可以理解的。

 

王小波已矣,他的“门下走狗”却该长进长进了

黄纪苏

    王小波的小说我真没读过什么,读的基本上是上世纪90年代登在《南方周末》或《读书》上的文章。应该说,他的文字有一般学者所没有的聪明,我年轻时很爱看罗素的文章,王显然受过他的影响。另外,他能把身段放低,自己不过是人生道边的一名看客,坐着观望,蹲着指点,比那帮老在高音区不下来的精英要可爱不少。其实还不仅仅风格,他的一些观点,我也有所同情。比如他讽刺海外左翼留学生,说他们放暑假回国探亲,顺路主张一通“社会主义”,然后打飞机回美国继续“资本主义”。读了令人莞尔一笑,这样说固然不全面,但也没瞎说。海外的左翼学人,由于利害关系不在这儿,他们所持立场、所提主张便往往透着一些轻巧和便宜,而且那洋腔洋调本身,坦率地说,也够“右翼”的了。上世纪80年代有位台湾来的歌手叫侯德健的,记者请他说台湾(其实就是声讨台湾),他回答说,我要批评台湾就回去批评,既然在大陆就批评大陆。当然没必要那么拘泥,但这股敢豁的劲儿挺让人佩服。王小波对中国的现实不满,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本来没错,读书人就应该不满,有不满才可能有社会的改进。但王的不满又真的有点病态了——跟爱之深责之切还不是一码事。对病态的东西,我能理解甚至谅解,但我不会喜欢。他笔下的中国从古到今好像一无是处。他既然以理性自居,怎么就不能理性地想想,中国真差成那样,能混到今天么?读他字里行间的情绪,感觉就像贫苦家庭的子弟,由于扒富人家窗户见过点世面,便成天摔门摔碗,骂骂咧咧,怨他爹多此一举,伙同他妈把自己绑架到这么个破地方。他有句诗,“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我的感觉是他太不把中国这块天地当回事了,纯粹是破罐破摔,在祖国的语言文字上随意小便。当然,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小波的未亡人李银河女士就觉得这句诗美不胜收,想必有她特别的理由。记得还看过他的一篇文章《百姓•洋人•官》,以小时候都玩的游戏“石头•剪子•布”做比——说的是“政府”“百姓”“西方”之间一物降一物的罗圈关系,写得挺漂亮,但对同胞百姓的那种刻毒令人反感。中国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弱者,对西方发点不满的声音,怎么就招来他们这样的挖苦呢?

    没过多久他就病逝了,大家觉得非常惋惜。小波活着的时候他的名字一年也听不到两次,等他死了之后,一天到晚老听人说起他。臧克家那两句诗稍微改改,放他身上倒挺合适:活着的时候约等于死了,死之后超过了活着。我对王小波多了些了解也是近两年的事,因为认识了一位朋友,她从前是王小波迷,现在是王小波专家。据她的调查,小波在美国陪读,过得相当狼狈,好像在大学的汉语部混了个学位文凭。这位朋友对王有深入的了解、激烈的批评。她觉得小波十分可憎,惨成那样还美化美国、忽悠中国。我倒觉得小波挺可怜,不妨多些同情。我是这么想,在中国这样的性别文化里,一个男的娶了个李银河那样冒尖的老婆,就相当于娶了一把尺子和一根鞭子,合一块就是一位“女版马俊仁”——日夜提醒自己的不足,日夜驱赶自己马不停蹄。有一天那尺子/鞭子——也就是女千里马——一个大跃进跃到了美国,你说小波跟进还是不跟进呢?不跟进吧,“留守男士”的苦果不好下咽;跟进吧,那可就是进高压锅——他们夫妇是社会、家庭、两性方面的专家,对此应该比谁都清楚。别看王小波外表五大黑粗,里边想必也是“玻璃易碎”的传统文人心性——据说插队云南边陲的日子里曾在月光下、镜子上用蓝钢笔打过不少诗稿。80年代中国还没崛起,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可远不如他们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但男女还有很大的差别,美国的性别文化跟中国差别不大,基本上也是男的往下娶,女的往上嫁——我也用数学形式表达一回:M≥F;F≤M。这种性别文化,对于处在北美社会底层的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影响,虽没到家家着火、对对冒烟的地步,但变化是切肤的,痛苦是铭心的。女的,只要确实是女的,没听说有嫁不出去的;稍有点模样的,嫁不到中产白人总可以嫁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男的则往下再没女人了,有也净是橡胶的。他们只能靠死啃硬拼数理化,一点一点改变命运了。陪读的小波,他的压力只会更大,不会更小。小波那些年从这家中餐馆到那家中餐馆,终日在厨房里与鸡腿鸡翅、菜刀菜板为伍,这样的生涯对于他这样家庭出身精英、本人成分精英、不但读书还打算写书的人,究竟算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我不知他开瓜切菜的时候想没想过,如果想过,但愿他没有切着自己的手指。

    我过去读过以色列小说家写的一部移民史诗,讲一群知识分子上个世纪初从俄罗斯来到以色列,船到码头,这些灵魂工程师像碎石子一样被倾卸在社会最底层。他们白天“曳尾于涂”,为牛为马,夜晚爬上沙丘,靠着棕榈树,把自己如歌的心事一件件摊在星月下晾晒。其实今天躺在工棚里、蹲在马路牙子上的农民工,其中也有这样情感丰富的乡村知识分子,我多少年前就碰着过,有个在家具店蹬板车的给我送书柜,他喜好文学,正学英语,我最后送他一本英汉词典。心与境的强烈反差所造成的紧张,从来都是文艺写作的原动力。不是说志得意满的人干不了文艺,但他们干起来确实没精打采,干出来的东西缺少活色生香,就像莎翁笔下的那个私生子把自己与嫡出兄弟做的比较:播种我的时候,我爹心突突乱跳;播种他的时候,老头都快睡着了——收获能一样嘛!小波不缺生活的刺激,他的文学创作我不了解,但猜想是属于不写就疯的那类。

    他死时刚40来岁,正当盛年。一个人在这个年岁上虽然内心世界已大体布置就绪,但也还可能吸收、整合新的社会人生经验,这对于一个剧变社会的记录者、思考者和表达者来说尤其重要。你要是跟不上时代和生活的变化,你就不能实事求是,就会被甩在后面。坦率地说,文化思想界很多人认识上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址原地踏步,踩出的坑够把自己活埋的了。中国社会已经走了那么远,但很多作家依然没走出“文革”的阴影,依然祥林嫂似的没完没了说“伤痕”,依然在唱80年代的“人性解放”之歌。如今十四五岁的小丫头一个个早都“解放”得跟风流寡妇似的了,文化人应该睁开眼睛、面对现实、唱点别的了吧?90年代中期之前大势如此,小波也只能在那个框框里载歌载舞。我不知道,如果他还活着,这十年会不会给他的精神世界带去新的视野,给他的创作带去新的机会。我总觉得他人生最后一二十年的经历,应该能营造出比伤痕文学更广大、更丰富的世界。小波已矣,我们不必过多要求他什么了,批评也可适可而止,因为时间已经对他够苛刻的了。倒是王小波众多的“门下走狗”来日方长,真希望他们拣王小波的长处学学,长进长进,别老冲自己的民族反咬一口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3-30 09:48:28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纪红:聂绀弩与告密者

聂绀弩与告密者

纪红

1967年聂绀弩因人告密而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十年,后顶替特赦“国民党战犯”名额出狱。但他始终没有对告密者进行追究,其原因何在?但他对“告密”是敏感的。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章诒和写道,她有天去看望聂绀弩,谈及她的监狱生活: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

“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什么后果?”“把人给毙了。”

    接着章诒和叙说了她如何受命记录一个叫张家凤“被一个首长搞了以后,甩了,从此对共产党怀恨在心”的女犯人恶毒攻击毛泽东的言语,从而导致她被枪毙的过程。章诒和接着说:“聂伯伯,你知道吗?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枪毙张家凤的那一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罪不在你,错不在你。”聂绀弩语调平缓地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稣下手。”

    对于告密者,聂绀弩想得更深一些。在胡风事件中,舒芜因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使势态迅速转向而成为人们眼中的“犹大”不被人原谅。但是,舒芜却是聂绀弩的朋友。聂绀弩当年认为舒芜这样做是为了泄私愤,这样做不对,但是对后来对胡风事件上升到反革命集团的高度,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1982年,聂绀弩还有诗赠舒芜:“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他认为,人们把舒芜比作胡风的门徒是不对的,奇怪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他说:犹大的故事是编造的,这样使人转移目标。正如他系狱十年,源于某人告密,而他出狱后从不去追查告密者。

    这就是聂绀弩对待历史“抓大放小”的态度,也是他对人性的弱点的彻悟和宽容吧。但这还是停留在理性认识的层面,不足以描述聂绀弩对自己被告密而入狱的内心感受。他真的那么超然?他当然知道,告密者一定是亲近的人,还是有学问的亲近者,否则,告密也告不到点子上。而他着意回避深究,是不是他的理性说服了自己不再去揭这个内心深深的伤疤?作为智者,他把自己交给了历史,交给了未来。

    在聂绀弩去世后22年的今天,寓真成为这个历史之谜的揭幕者。曾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寓真,是聂绀弩的“粉丝”,因工作之便,能够查阅聂绀弩的刑事档案。他在《关于聂绀弩的三首打油诗》(《山西文学》 2006年第1期)曾引用了从聂的档案中发现的三首诗,一首是写给丁聪的,另外两首是写给黄苗子的:

    丁玲未返雪峰穷,半壁街人亦老翁。不老不穷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

    周末京华袋自携,大街随意吃东西。忽思扬邵田阳夏,能享一餐烤笋鸡。

    同苗子晚餐,即就其语成二绝,赠之,并希哂政。半壁街人未定草。

    寓真注释道:“第一句是怀念丁玲之下放,雪峰之窘困,第二句是指绀弩自己的衰老,第三、第四句是说苗子年壮身康、悠悠自得。苗子出生于1913年,当时还不到50岁,比绀弩整整小10岁。从个性上说,苗子开朗乐观,有‘笑面佛’之称,不像绀弩那么桀骜不驯,尤其‘反右’以后比较识时务,较早摘了帽子,文化部一位领导夸奖苗子说‘你这几年改造成绩不错呀’的话,未必全是客套。那时苗子工作在美术出版社,同夫人郁风住在芳嘉园,日子比较安稳,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困难。由于这种情况,苗子在饭桌上大概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不穷不老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这正是当时绀弩眼中的苗子,虽似调笑口吻,感触却在其中。”他还指出,这两首绝句中,前一首,被司法机关定性为“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的反动诗”。

    寓真在《聂绀弩为何焚诗》(《文学自由谈》2007年第1期)一文,说:“聂绀弩的诗稿得以遗存,是非常侥幸的。在1965年初,他有过一次焚诗的举动,把他的诗稿都烧掉了。遗留到现在的诗稿,大多是他烧诗前就寄送给了朋友的,所以才有幸保存下来。”“1965年2月某日,聂对某某人说:‘我的诗烧了。……圣人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但是,我烧了诗,诗亡了,我也不作春秋。余生不是从此没有可消遣的,一天可以用酒醉他一场。我们‘人贱’,不是受欢迎的人物,就没有权利做诗。’某某当即表示: 诗烧了可惜,希望他起码把那几首关于《水浒》和《红楼梦》的诗留下来,这种无伤大雅的作品抄下来没问题。聂说:‘你真要,我可以抄给你,我还记得。不过,水浒红楼的诗,人家要挑起来也成问题。拿那首写林冲的诗来说,人家问你‘英雄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是什么意思?‘脸刻黄金印’不是指戴右派帽子吗,你怎么答复?再问你‘白虎堂’指的是什么,你怎么办?所以要有问题都有问题。”

    人们不禁要问,聂绀弩写给黄苗子个人的诗,怎么会进了聂的刑事档案呢?今年《中国作家》(纪实文学卷)第2期,寓真发表了《聂绀弩刑事档案》,立即震撼了文坛!文中指出,当年告密者中就有黄苗子,黄还对聂诗还作过详解,政府也因此就坐实了聂绀弩的所谓“现行反革命”的罪行。

    黄苗子的老朋友廖冰兄,自从黄苗子被打成右派以后,一直为他鸣不平。他常对人说,苗子当年是国民党财政部的要员,“吃国民党的饭,办共产党的事”,但共产党对不起黄苗子,晚年想在北京换一处大一点的房子,还要给全国政协李主席抄诗,有朋友看过那本厚厚的册页,黄苗子“从头抄到尾”。

    对早年黄苗子的“反水”行为,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和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廖冰兄只读出了其中正面的意义,却不曾想到“反水”也是一把双刃剑。脚踏两只船的结果,只能是自己不幸落水。黄苗子给杨宪益诗集《银翘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纪红编辑)所作的序《读杨诗》中写道:“但我之为人,一向狡猾狡猾的,我用的是‘抛砖引玉’之法,目的是把宪益的佳作引将出来。我自己也搞不清这算是‘阳谋’还是‘阴谋’,但宪益在那个时期,确实诗兴颇浓,写了不少好句。”“一向” 云云,现在好像能落到实处了。如果把“宪益”换成“绀弩”,你还觉得这幽默吗?

    聂绀弩当年写下“不老不穷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时,心里有没有闪过一丝怀疑黄苗子的念头?这个“只”字大可玩味。如果没有寓真揭示,我们只能信其无(甚至根本也不可能这样联想);而今天,我们面对事实,又不得不宁信其有了。聂绀弩是何等智慧的人,他只是没有去揭破罢了。

    寓真终于把这个谜底揭开,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感谢他。对于长眠于地下的聂绀弩,时间终于给出一个交代。但对于许多活着人而言,这篇文章又具有太强的杀伤力。把黄苗子当作知心朋友的人中,许许多多当属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让这些多已是七老八十,风烛残年的老人面对这个事实,是不是太残酷了些?而令我首先想到的九十五岁的杨宪益先生和七十六岁的邵燕祥先生,他们还和黄苗子一起出版过《三家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纪红编辑),此时此刻,心里该多堵得慌啊!

    2009-03-18于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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