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随着美国向美联储发放债券,全球股市一片狂涨,美国道指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大涨20%,日本股市也从7000点的之下迅速拉回8800点。国际大宗产品期货价格也随之上涨,石油在不经意之间每桶价格已跃上55美元。国际市场刚刚出现的一 个短暂的低价局面转眼就要被通货膨胀淹没。中国刚想趁低买点便宜货,外部市场瞬间便将价格升了回去。这种局面当然是最不利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不会让中国捡便宜的。在西方人这一片躁动中,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向中国转嫁危机的得意笑脸。在中国国内一片茫然之际,仲大军先生写出了他无奈的文章。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视野只有拓宽一点了,请注意本期文章的内容。央行行长周小川已经摆出一幅向西方叫板的架势,官方学者们也开始琢磨起人民币自由流动来,这看来是被逼无奈的举动,实则是多年保守的后果。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是会咬人的,只是这帮兔子早干什么去了! 另外,此文集中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即杨继绳先生的《中国改革现状、问题及前景》,这是一篇深思熟虑的思考,值得大家关注。]

西方的狂欢建立在中国的悲哀之上

试看西方如何转嫁危机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3月28日

目录

仲大军:《欲哭无泪的中国经济》

张明:《透视中美货币博弈》

田丰:《关于中国出口退税的童话》

杨继绳:《中国改革的现状、问题和前景 》

 甄理:《政企分开后资产划拨伤害企业和职工利益的问题》

吉林油田职工:《一个弱势群体酸涩的泪水和凄惨的呼声----83名因公致残职工走投无路,哭诉无门 》

袁剑:《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施晓渝:《对我国该否搞西方民主的看法 》

高一飞:《腐败官员在法律面前有太多的特权》

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会议纪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是多元化的福利社会 》

苏中杰:《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种部队》

星岛日报:《郭京毅案续发酵:外管局新闻发言人被双规

张小鼐:《重建个人所有制》

汇编:《中国核力量总览》

《大陆核武库到底有多大?》

《中国陆海空三军资料》

《中国最新战术导弹性能简介》

闲逛:《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美国飞机坟场》

-----------------------------------------------------------------------------------------------------------------

 

欲哭无泪的中国经济

----面对国际市场的狂欢,面对美国的危机转嫁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9年3月28日

一、中国将迎接第二波金融风暴的袭击

   对于中国来说,西方的经济衰退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廉价利用国际资源的历史机会。在经受了两年通货膨胀折磨之后,中国人民最需要的是解除高物价的折磨。但是,正当房价、油价开始下落,正当日用消费品刚刚稳住了价格,美国便开始了货币放水政策,中国老百姓渴望已久的物价稳定不久便要破灭。

    最近,美国财政决定向美联储发行3000亿美元的债券,这表明美国已经无路可走,只有开动印钞机器,大肆印刷美元钞票。伴随着美国如此不负责任地滥印钞票,全球股市和期货市场最近一片高涨,股票和大宗期货产品的价格一片上涨,这预示着未来全球性的一场通货膨胀即将到来。

    这对于中国这种在美有大量债券投资、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噩耗。对那些渴望不再通胀的老百姓来说更是噩耗。西方股市和期货最近掀起的这一场狂欢, 更多地是建立在中国欲哭无泪的哀伤之上。中国多年来靠重商主义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点外汇家底,将在美元的一场大贬值中丧失殆尽。这不仅将极大地削弱中国的进口能力,也是对中国多年来奉行重商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沉重打击。

    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钞票轻松地赖掉所欠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量债务,而中国在这场金融风暴之中,无疑将成为最大的受损者。如果第一波金融风暴诞生于美欧,那么第二波金融危机波及的便是一批发展中国家。象中国便可能首当其冲。

    早在7年前,我就呼吁中国政府要警惕美元这种虚弱的货币,不能再一味地搞创汇战略,要适当升值人民币,适当地增加进口,避免持有太多的危险货币,但我这些年来的警告没有任何人理会,整个中国政府和主流学派完全沉浸在陈旧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里面。等到发现问题,再采取应对措施已经太晚,2008年以前的几年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可遏制地迅猛增长,国际热钱大量涌入,人民币面临着一场国际游资的狙击。现在,这些热钱何时撤离中国,还不可得知。

    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实际上已经处在一种虚胖的状态。人民币丧失了2003年升值的最佳机会。发展的结果正如一位日本学者矢吹晋教授所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虽占世界第三位,但人均GDP值极小,宏观上是GDP大国,在人均值上却是贫穷的小国。这就是多年来不及时升值本国货币的后果。

    现在等大批的马后屁学者再来总结经验时已经太晚。现在就让我们等待这场即将来临的第二波金融风暴吧。它必将对摧毁中国的国民储蓄产生严重的影响。

    中国官方到现在才如梦方醒,才想象起发挥人民币的作用,恐怕已是为时已晚。周小川行长到这个时候才向世界发出建立全球货币的呼吁。请问:中国的这位央行行长,你早先干什么去了?为什么等到事情暴露了,才急来抱佛脚?

    从这一系列的表现看,中国政府和金融界事先没有一点准备。为什么搞得如此狼狈?为什么不早做防范?为什么今天才看清了美国的嘴脸?为什么不早听听美国另一派学者林登·拉鲁旭的意见?

    我的网站上去年登出了近十年来拉鲁旭写的一系列文章仲大军:《中国在美国金融崩溃时的反思和检讨》,北京新闻办竟然来电话要求将这组文集撤下。请问:在这么一个言论体系下,中国的最高决策层能听到一点正确的声音吗?中国社会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吗?

    中国真是到了需要检讨的时候了!

二、中国是否也存在金融风险?

    靠内需拉动经济,必须动用本国储蓄。中国有多少储蓄可以投入刺激经济?这些储蓄大约可以使用多少年?这都是当前中国政府没有公布的数字。目前,中国国内的居民储蓄有22万亿元,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储蓄有25万亿元,外汇储备2万亿美元。到2008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7.52万亿元,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32万亿元,金融机构拥有大约15万亿元的存贷差。资金相对充裕。

    以每年发放贷款5万亿元的数量来衡量,目前中国金融机构的存款量足以支撑这一规模的资金需求,但受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银行也存在着贷款效益的问题。譬如,从刚刚公布的企业年报看,我国企业的利润都出现了大幅下滑,大中型企业的利润率同比下降了大约40%。 铝业全行业年利润下降99%,钢铁和有色金属等行业出现亏损。而整个基金业,去年的亏损额达到1.5万亿元!

    中国经济中的泡沫也开始破灭!

    2009年,我国企业的效益更将受到影响。这种局面必将对银行业的效益带来巨大的考验。如果经济继续下滑,银行的不良贷款会大量出现,中国的金融行业也面临着威胁。

    在这个时刻,中国既需要活跃经济,使经济运行保持在一个平稳的增长状态,又需要确保银行的贷款质量,避免中国产生金融危机。所以,如何正确地使用银行现有的资金,是否大量投入到一些低收益的项目上去,直接关系到中国银行机构下一步的安全。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最大的威胁来自国际货币币值的动荡,特别是美元未来的变化。美国决不会使用对他国负责任的方法来度过难关,只能采取损人利己的办法来应对危机。这就是印制美元钞票。目前中国在美国的资产高达1.7万亿美元。这些海外财富已面临着巨大风险。

    中国在不知不觉的发展过程中,走向了一条被绑架、被玩弄的道路。所以,尽管从帐面上看中国还有不少金融资产,但实际可动用的筹码已经不多。 中国的金融依然面临着风险。

三、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

    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我国政府在今年3月人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许多预期指标,概括起来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几个亮点:

    一是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其中中央政府拟新增1.18万亿元,保证2009年的GDP增速维持在8%左右,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6%以内。中央财政拟投入420亿元资金,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二要增大政府开支,政府认为这是刺激经济的最好办法,今年的中央财政的赤字预计要达到7500亿元(比上一年高出5700亿元),地方政府发行债券2000亿元,两者加起来有9500亿元,约占当年GDP的3%。同时加大国债的投放,全年发债额大约为1.8万亿元。届时,中央财政所发放的国债余额将达到6万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相比起其他国家(如日本的国债余额已是GDP的1.6倍),中国政府还有较大的发行国债空间。

    三是实行结构性的减税,采取减税、退税或抵免税等多种方式减轻企业和居民税负,加上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共可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约5000亿元。

    四是适当增大货币供给,将广义货币增长率维持到17%的水平,新增贷款要达到5万亿元,同时,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4%左右。

    五是今年中央政府将投资9080亿元,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教育、卫生、文化等民生工程建设以及节能环保、生态建设、技术改造、科技创新、农田水利、铁路、高速公路、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和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

    六是大幅度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今年拟安排7161亿元,比上年增加1206亿元。中央财政拟安排1230亿元进一步增加农业补贴,比上年增加200亿元。

    七是努力扩大居民消费,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对城镇低收入群众和农民的补贴,培育消费热点,积极发展信贷消费,中央财政拿出400亿元来促进家电下乡、农机下乡和汽车下乡。

    八是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力保人民群众的生活不下降,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人均每年增长10%。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中央财政拟投入社会保障资金2930亿元,比上年增加439亿元。

    九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认真实施汽车、钢铁、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等十大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小企业发展资金从39亿元增加到96亿元。中央财政将安排20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企业的技术改造。

    十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中央财政科技投入1461亿元,比上年增长25.6%。加快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尽快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加强节能环保工作。

    应当说相比起来,中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中国经济自去年底出现反转局面,政府的一系列应对措施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四、我国经济的运行情况

    到2009年3月末,中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长速度大约在6.5%左右。如果要想让全年经济增速达到8%,那么后三个季度的平均增速便要达到8.5%。如果第二季度的经济速度上升到8%,那么后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速必须是9%才能实现全年的8%。

    从经济走势看,2008年的12月,中国经济进入了谷底,之后,各项经济指标逐渐恢复升势。这主要体现在电力和物流指数上。2008年11月,中国的用电量同比下降8.6%,12月下降8.93%,2009年1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2517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2.88%,但2009年2月的用电量结束了连续负增长的趋势,同比增长了6%。

    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自2008年8月降低到50以下的水平,11月创下38.8的低点,之后连续3个月呈回升态势,2009年1月上升到45.3%,2月上升到49%。

    从这两个指标看,中国经济似乎已经走出了谷底,但从物价水平看,中国经济似乎仍处于底部。2009年2月,CPI和PPI两大指数双双出现负增长,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下降百分之1.6%,工业品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下降4.5%。这是自2002年12月以来CPI首度告负。这种连续下降的价格趋势使人们开始担心通缩是否会出现。

    中国经济出现V字形的反转,与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政府紧急出台的各项刺激经济措施密切相关。光是从货币供给角度看,连续三个月的货币高投放,给实体经济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2008年12月,新增贷款8000亿元,2009年1月份,新增贷款1.62万亿元,创历史天量,2月份新增贷款1.1万亿元。3个月放出3.5万亿元的巨量资金。这使广义货币(M2)的增速连续两个月持续回升,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同比分别增长17.8%和18.8%,达到2006年6月以来最高。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V字形的经济反转是否会持续下去?国内的经济指标出现好转,但国外的经济指标主要是指进出口贸易的情况并没有变好的迹象。

    2008年10月,中国的进出口还同比增长17.6%,但到了11月便急速下降到-9%,12月份为-11.1%。2009年1月,中国的财政收入6131.61亿元,同比下降17%,海外直接投资同比减少了32%,进出口总值为14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9%,其中出口904.5亿美元,下降17.5%;进口513.4亿美元,下降43.1%。也就是说,今年1月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出现了最大的降幅。2月份的情况也是一样,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下降了25%,三月可能也是负增长。

    受外贸萎缩的影响,中国经济主要靠内需来拉动了。但中国经济今后是否会沿着目前这种V字形走下去,还难断定。

 

 

 

透视中美货币博弈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Mar. 27, 2009

zhangyuxuan@gmail.com

    近来的国际金融领域可谓精彩纷呈。在G20 伦敦峰会召开的背景下,中美之间在货币领域的角力倍受关注。3 月18 日,美联储宣布,将在未来6 个月购买3000 亿美元长期国债与8500 亿美元机构债。尽管市场对此早有预期,但美联储规模如此之大的注资举动,还是引发了市场关于中长期内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风险的担忧。而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拥有巨大外汇储备的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对之中国政府很难袖手旁观。

    继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公开对美国国债市场价值表示忧虑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3 月23 日至26 日四天之内,密集在央行网站上发表3 篇个人署名文章,分别谈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高储蓄率与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周行长的文章随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议,各种解读与评论纷至沓来。

    笔者认为,这3 篇文章,是中国政府对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的表态与行为的具有针对性的回应。只有在中美货币博弈的大背景下,才能更好地解读这一点。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试图将金融危机爆发的责任往外推。保尔森关于中国储蓄过剩是导致次贷危机重要原因的指责言犹在耳,盖特纳就悍然指出中国政府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他们的逻辑是很清楚的,由于中国政府操纵了人民币汇率,获得了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导致中国居民压低消费(增加储蓄)而增加出口,从而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造就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进而压低了美国金融市场利率,推动了美国房地产泡沫与衍生品泡沫的形成。因此,中国的人民币低估与储蓄过剩应该为次贷危机的爆发承担责任。

    而周小川行长关于中国高储蓄率以及金融监管的文章,实际上是在正面反击上述指责。高储蓄率一文指出,中国高储蓄率的形成具有多种要素,例如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家庭结构、人口结构等。中国的高储蓄率与外汇储备,一定程度上是对掠夺性投机的被动防范,是应对未来金融危机与资本流动逆转的结果,是国际货币体系不完善造成的。那种认为中国高储蓄率是由汇率低估造成的,并认为人民币升值就能降低高储蓄率的观点是片面的。金融监管一文指出,由于美国国内的金融监管存在若干缺陷,导致对金融创新监管不足,导致衍生产品发展过度,从而直接酿成危机。这些监管不足可以归纳为微观与宏观的顺周期性,包括信用评级、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新巴赛尔资本协议的内部评级法等。言外之意非常明显,美国政府应该反思自己在金融制度设计与金融监管层面的失误,而不要一味地推卸责任。

    由于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着中心货币角色,这就赋予美国政府一种独特优势,使之能够将自身危机的成本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推卸给货币体系的外围国家。虽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但由于这些债务多以美元计价,美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印刷钞票、制造美元贬值,来降低实际债务水平。正如美国一位前国务卿所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美元贬值是你们的问题”。次贷危机爆发至今,美国政府用于救市的资金承诺规模巨大。市场担心,一旦其他手段不足以为救市成本融资,美国政府将采用印刷钞票与制造通胀的方式。当美联储宣布直接购买美国国债后,一切昭然若揭。

    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政府自然会对外汇储备面临的市场价值缩水风险保持高度警惕。温总理已经在人大会上要求美国政府提供保证。而周行长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文章,实际上也是在向美国政府施压。如果美国政府再一味利用美元的核心货币地位来转嫁危机成本,最终美元可能被其他国家所抛弃。这篇文章的提议是创设一种超越国别货币的全球货币,来永久解决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特里芬难题”。周行长的提议,直接呼应了六十年前凯恩斯的清算联盟与Bancor 倡议,是对美元霸权的当头棒喝。

    当然,中国政府在G20 伦敦峰会召开之前发表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要增加中国政府在本次峰会上的主动权。积极提出并推动上述倡议(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与加强金融监管),要比被动地赞成与否定其他国家提出议案更为主动,更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博弈中占据先机。


 

关于中国出口退税的童话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田丰

March 27, 2009

Tfde9999@yahoo.com.cn

    关于童话,我小时候一直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往往一到“从此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的生活”诸如此类的话语,故事就结束了,那时常常追问:“然后呢?”“然后”自然是没有的。后来渐渐明白,有了“然后”,童话就不是童话了。在目睹了戴安娜式的悲剧后,我进一步发现,要是再加上一个“如果”——如果公主没有嫁给王子生活是否会更幸福呢,童话就越发不是童话了。

    童话仅仅给孩子带来向往,而在世界经济的一片阴霾中,一些闪烁着童话般光芒的经济刺激政策似乎正在成为惶恐不安人们的现实依靠,可是当我们带着孩子般的执著对这些政策继续追问一个“然后”和一个“如果”,情况又会怎样呢?

出口退税:童话中吻醒睡美人的王子

    出口形势严峻是当前中国经济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之一。2009 年1-2 月中国出口1553.3 亿美元,下降21.1%;其中2 月份出口648.9 亿美元,下降25.7%。相较于2008年11 月以前月均高达20%以上的出口增幅,这种下降只能用惨烈来形容。更加不幸的是,在短期内我们看不到什么外部因素有利于这一状况的改善:世界经济前景不佳,IMF的最新预测是今年将出现60 年来首次负增长,降幅大约为0.5%-1%;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加大,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即使G20 这样具有广泛代表性并且明确承诺避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经济体,也有17 个成员自2008 年10 月份以来实施了47 项贸易限制措施。

    两个数据能够充分体现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一是出口在数量上占中国GDP的33%;二是出口部门就业总人数大约为7、8 千万,我们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保出口就是保增长和保就业”这一提法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与响应。在外需不振、主要出口市场贸易限制增加的情况下,出口退税成为中国“保出口”的排头兵。首先,2008 年8月——2009 年2 月短短半年内,中国五次大规模上调了纺织服装、玩具、家具、机电和化工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尤其是自去年11 月起,出口退税率月月都有大动作,如此高的调整频率罕有先例。在此基础上中国还将于2009 年4 月1 日起再次提高部分纺织服装等六大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其次,在近期出台的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轻工业、电子信息产业、有色金属业、钢铁业和纺织业均包含了调整商品出口退税率的内容。按照规划,纺织业已于2 月1 日将出口退税率提至15%,而即将出台的实施细则中很可能继续将该行业的出口退税率抬升至17%,从而不仅达到纺织业出口退税率的历史高点,而且真正实现了“全征全退”。第三,从政策取向来看,商务部已经明确宣布中国将按照国际惯例逐步恢复出口商品零税率。这意味着,除了“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产品)产品外,其它出口商品退税率将逐步全面上调至17%,实现完全退税。

    出口退税在诸多“保出口”的政策选择中之所以备受青睐,概言之是因为其在有效性、精准性和可操作性上具有相当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覆盖面广,涉及到全部的一般贸易和部分加工贸易,影响的出口额超过中国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2)相对于国内税和汇率调整等政策手段,出口退税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最少,调整效果却最为显著。并且诸多实证研究均已证实出口退税率调整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刺激作用,尽管对于这种作用仅存在于短期还是具有长期影响尚存在争议。(3)直接面向出口商和生产商,传递环节短,政策刺激能快速见效。(4)便于根据出口商品的特性进行针对性调整,从而兼具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功能,例如3 月20 日公布的《钢铁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细则》中明确提出适时适当提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钢材产品的出口退税率。(5)操作简便,不需要另设机构和配置专门的工作人员。出口退税手段以外,目前在外贸领域为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可供选择的其它政策工具包括: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鼓励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解决贸易融资难题,进一步降低企业出口保费负担;重点关注受冲击大的地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这些政策显然远不如出口退税简便易行,其中部分成败还在两可之间。并且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此前曾困扰中国出口退税政策选择的一系列问题,如财政负担沉重、贸易顺差过高、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和骗税等,其在政策考量中的地位已经微乎其微。出口退税政策的优点,尤其是调整效果显著、见效快的特性使其成为了当前最适宜的调整工具,是吻醒中国出口这个沉睡美人的英俊王子。

关于中国出口退税的第一个“然后”:利益分配

    我们不怀疑出口退税率提高将带来中国出口量的增长,然而问题是:谁将直接享有中国出口增长带来的收益?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将沿着下面的政策传导路径前进:出口退税率提高——出口商品价格降低——出口收入增加。为了简化起见,我们首先假定中国的出口退税全部用于降低商品价格以增加出口。

    2008 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4285.5 亿美元,按照1 美元=6.9480 元人民币的兑换汇率①,该年中国出口收入为99255.65 亿元。同年中国出口退税总额为5865.9 亿元。这样,2008 年中国出口退税在数量上占出口收入的5.9%。由于出口收入是出口数量和出口价
格的乘积,在假定退税完全传导至价格的情况下,占中国出口总额5.9%的出口退税将导致出口价格降低5.9%。

    要估算出口价格降低带来的出口收入变化,关键在于测定中国商品出口的价格弹性,即1%的出口价格变化导致的出口收入变化百分比。借助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相关课题组①的成果,我们对中国的出口价格弹性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科学估计,其优越之处主要在于考虑了出口商品的质量和种类变化。②我们计算出,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是-0.46。也就是说,出口价格每下降1%将导致出口收入上升0.46%。依此推算,出口退税带来的5.9%的出口价格降低将使中国出口收入增长2.714%(2693.798 亿元),消失的占中国出口总额3.186%的支出(3162.285 亿元)进了外国消费者和进口商的腰包。

    ①, http://www.chinamoney.com.cn/column/waihui/hqxx/rmbypjhl/index.html。在2008年汇率月度数据上的平均,其中月度数据来自中国货币网。

关于中国出口退税的第二个“然后”:经济增长

    当然,“然后”之后还有“然后”,出口退税带动出口增长后GDP 也会相应提高。我们关注的第二个“然后”问题就是:出口退税将在何种程度上推动经济增长?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然后”,我们将把其与“如果”进行组合分析,即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将是:如果数量相等的财政资金分别用于出口退税、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哪一种方式最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我们的基本模型如下:

     

    其中(1)式代表GDP 的支出法构成,C、I、G、X 和M 分别表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出口和进口。(2)-(6)式中,a、b 分别表示自主性消费和自主性进口。c 和m 分别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t 代表边际税率,TR 代表政府转移支付。TR、I、G 和X 均为常量。

    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分别计算出1 单位出口变动、政府购买变动和政府转移支付变动将带来的GDP 增长(参见表1)。依据1978 年~2006 年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我们得到c=0.4,m=0.2,t=0.2。①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边际进口倾向是指收入增加和总支出增加引起的进口增长部分,而加工贸易进口的目的是出口,所以我们在计算中国的边际进口倾向时,排除了加工贸易的影响。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应急课题《美国金融危机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与宏观稳定的冲击》,姚枝仲主持,成员包括宋泓、田丰和苏庆义。

     ②估计价格弹性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一些早期的相关研究(Houthakker and Magee, 1969; Krugman,1989)使用出口的平均单价来估算出口商品的价格水平变动。这种估算方法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忽视了产品质量变化引起的出口商品单价变化;二是忽视了新旧产品的区别。事实上一国的出口商品组合是动态的,是一个不断淘汰老产品和增加新产品的过程,仅使用出口商品平均单价无法体现出口商品的同质可比性。特别是在中国,由于出口商品结构的快速变化,平均单价法的上述两个缺陷将导致估算上的较大偏差,因此我们对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水平变动的估算主要建立在Feenstra(1994,2004)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得性,课题组所选的贸易伙伴仅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东盟五国和印度等。2007 年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额已占中国当年总出口额的71%,因而据此的计算结果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我们对新旧产品的区分在HS1992 六位码上进行。样本期为1992年--2006 年。

    为了比较起见,我们计算了相当数量的出口退税、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对GDP的影响,这个相当数量指的就是2008 年中国出口退税总额5865.9 亿元。在计算出口退税对GDP 的影响时,实际上计算的是出口退税引致的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5865.9 亿元出口退税所引致的出口变动是2693.80 亿元(99255.65*2.714)。

表1 相当数量的出口退税、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引起的GDP 变化



    ΔGDP(亿元) 3205.62 6980.42 1396.08

    从结果(参见表1)可以看出,5865.9 亿元的出口退税将通过出口途径导致GDP增长3205.62 亿元,而相应数量的政府购买将导致GDP 增长6980.42 亿元,政府转移支付将导致GDP 增长1396.08 亿元。可见,作为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手段,出口退税的作用远不及政府购买,原因就在于中国出口商品的低价格弹性导致政策传导过程中利益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出口退税的经济刺激作用又显著高于政府转移支付。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出口退税的“然后”和“如果”分析,我们发现,(1)在出口增长带来的利益分配方面,中国较低的出口价格弹性导致一半以上的出口退税支出事实上补贴了外国进口商和消费者;(2)在经济刺激效果方面,较低的出口价格弹性同样导致出口退税政策显著劣于政府购买手段。综合考虑,以出口退税手段通过刺激出口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远不如看上去那么诱人。事实上我们还有更好的替代性政策选择,例如政府出资购买消费品分配给低收入者,此举不仅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强于出口退税,并且不存在政策支出的国外漏出。

    我们分析中隐含的一个前提假定是仅将出口退税视为一种财政支持政策,从而忽略了出口退税避免双重征税、保证国际竞争公平性等其它重要作用,这些作用也正是出口退税制度设立与存在的基础。但我们假定的合理性在于:(1)中国虽然于1994 年税制改革后确立了“彻底退税”的指导思想,可这一指导思想在实际运行中并未得到全面贯彻实施,反映为中国的出口退税率随出口收入、财政状况和产业结构优化需要而时有调整,并且存在部门和商品间的重大差异;(2)尽管从长期看中国努力的方向是以稳定的方式施行出口商品零税率,可这一目标在短期内无法实现,中国目前的出口退税政策仍然带有浓郁的宏观调节色彩;(3)保增长保就业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突出问题,衡量重要政策的效果都应该从这一点出发而不是其它;(4)2009 年中国财政收支紧张状况突出,财政赤字预计为9500 亿元。根据预算草案,今年出口退税总额为6708 亿元,从数量上看占全国财政收入(66230 亿元,不含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的505 亿元)的10.24%,占全国财政支出(76235 亿元)的8.8%。在当前情势下,这笔庞大的资金应该有更好的去处。

 ① 来自于社科院世经政所课题组的计算结果。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3-26 10:22:52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在城市大学的演讲

中国改革的现状、问题和前景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 杨继绳

2009211  于香港城市大学

 

第二部分:三十年来政治的演进和倒退

演进

¡        1,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2,政治身份的废除;

¡        3,废除了干部终身制。1982年通过的《宪法》规定,各种国家最高职务的每届任期为5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        4,由家长式的极权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到集体负责制。

¡        5,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

¡        6,权力中心不再是真理中心,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逐渐松动;

倒退:

¡        人大监督力量减弱;

¡        政府权力进一步扩张。

¡        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用化同时并进。但是官僚阶层没有国家雇员化,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担忧的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情况。

 

当今现状: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本来是配套的。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使中国社会走入了困境。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这正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

    在这种制度条件下,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不公正。社会不公正的表现为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之一:贫富收入差距过大

¡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在05左右。据王小鲁博士《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的研究报告:

¡        如果把家庭收入高低分为五个组别,2005年,城镇最高10%的家庭组和最低收入10%家庭组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是31倍;全国10%最高收入家庭组和最低收入10%家庭组之间人均收入差距在55倍左右。

¡        美林和凯捷集团联合发布的2008年度《亚太区财富报告》显示,,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名富裕人士(拥有100 万美元以上资产,不包括自住的房地产),较2006 年增加20.3%2007年中国富裕人士拥有的财富总值达2.12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22.5%,平均资产为510万美元。报告还说,中国共有6038 位超级富裕人士,其 平均拥有的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权力市场经济一面制造富翁,另一面制造贫困。在减员增效中,4000多万国企职工被赶出了工作多年的企业;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4000多万失地农民。为中国经济发展城市生活做出重大贡献的农民工的工资一直压得很低,有时这点血汗钱还横遭拖欠。

  收入差距过大的第一个原因: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

¡        灰色收入来源主要有以下方面:

¡        财政、社保、国有固定资产等公共资金的流失。在国家投资的项目中,层层转包,层层剥皮最后用于工程的不到工程原拨款的三分之一。在交通部门,在1998年-2005年期间总共完成3万亿元投资,流失了多少无法统计。全国31个省级交通厅长中就有17个因贪污而落马;

¡        金融腐败普遍存在。贷款人在付正常利息之外,还要向贷款人员额外付费已成了一项潜规则。(各种付费占贷款总额的9%)。据推算,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可能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灰色收入2万亿元;土地收益流失:2005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卖占出让面积的13招拍卖的价格比其它方式的出让价格低很多,总价值流失5400亿元;

¡        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现象,即权钱交易成了普遍现象;根据1989年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5万亿元。

  收入差距太大的第二个原因:不公平交易

¡        不公平的交易机制收入差距拉大的制度原因。与权力相关的的强势群体和普通交易者的弱势群体的交易必然是不公平的。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进入了市场。没有经过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和资本联姻,成为市场上的强势。

¡        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当然是指社会能量。权力这种社会能量的分布,最类似中的势能势能大小依在中所处的地位呈梯度分布:离权力核心越近,势能越强;离权力核心越远,势能越弱。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一旦进行市场交易,势能就变成了动能。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为此,市场上的人们就千方百计地接近权力、收买权力;官场上的人们也不择手段地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挤入高能位置。有这样一个传说:某项专利技术长期无人问津,一个聪明的商人得到这项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发明,很快订单如潮。这位商人把同一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放到了权力场的高能位置,交易状况立即发生了变化。买者意不在技术,而是把买技术当作高攀的梯子,提高自己在权力场上的势能

¡        权力场上高能位的人群就是当今人们说的权势集团。我曾经著文称他们为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聚敛财富共有四个高潮

30年的改革过程中,权势阶层聚敛财富有几个高潮:

¡        在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主要是进口商品的国家垄断)。在1994年以前,官定汇率下的人民币币值一直是高估的,进口商品赚钱、出口商品亏损,国家统进统出,盈亏互抵。外贸放开以后,有些企业可以自营进出口,但进口商品必须有国家发放的许可证。有权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进口商品许可证,一张薄纸,价值千金。

¡        在双轨价格时期。商品的双轨价格从1984年一直实行到1993年。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1988年上述三项价差达3569亿元,占当年同民收入的30%。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拿计划内商品、贷款、外汇以市场价格转手,很快成为富翁。

¡        在金融资本时期。1992年以后,权势集团在金融和房地产市场中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双轨格时得到的财富。原始股的赠送,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市场的操纵,都给权势集团巨大的敛财空间。土地的批租,银行贷款的取得,城市旧区拆建权的取得,也是权势集团大有作为的机会。

¡        在国有资产重组时期。1997年以后国有经济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这是一场持续几年的大规模的私有化。它的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不民主,不公正。由此制造了大批亿万富翁。国企管理层收购中,企业高管和政府高官勾结自卖自买,瓜分国有资产。

¡        新世纪以后的公司并购,是权势集团侵吞国有财富的盛宴。鲁能集团案例。

¡        除几次敛财高潮以外,寻租活动一直贯串整个改革过程之中。吴敬琏先生说,根据1989年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5万亿元。

 

问题之二: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

¡        第一,官员犯罪人数逐年增加,职务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腐败已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人事领域、司法领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已泛滥成灾。

¡        第二,群体腐败,窝案、串案多。一个执掌公共权力部门的若干成员,共同谋划、共同行动、利用公共权力为私人谋利。 由主要领导人带头、多名成员联合行动的集体作案。要烂,烂一窝;要抓,抓一串

¡        第三,涉外案件增多。腐败分子内外勾结,为案发后铺好后路,一旦查处,就逃往国外。据公安部资料,到2004年底,共500多名贪官外逃,卷走资金700多亿元。

¡        第四,带提拔、带在岗。一边大喊反腐败,一边大搞腐败。

¡        透明国际发布的国际腐败洞察指数:中国大陆1998年在所调查的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2位比1997年排名倒退了11位。1999年排在59名,比1998年倒退了7位。2005年排在第78位,上一年是68位,比上一年又倒退了10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腐败数字

¡        2001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从1998年到2003年,5年来检察机立案侦查贪污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20多万起,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12830人,其中有六七宗涉及省部级干部的大案。

     2008年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从20032008年,五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2094872007年有罪判决数与立案数的比率比2003年提高了29.9个百分点。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

¡        我们不仅要看到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一年又一年的增加,还要看到犯罪金额年年在大幅度提高。几年以前,几万元就立案,现在这样的事就不能进入高检案件的数字之中。

¡        这些被查处的数字仅实际腐败的冰山一角。据有关专家估计,被查处的贪官仅占贪官总数的5-20%,80%-95%贪官不仅逍遥法外,还继续掌权,继续贪污腐败。

 

中国面临问题之三:国企、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损害了底层利益。

¡        医疗改革:改革前由单位、人民公社、企业共担的医疗责任失去了共担,国家财政一时难以跟上。政府放弃了责任,把负担转嫁给病人。老百姓中有49%的人有病不去医院;29%的人应该住院却不住院;国家用于公共医疗的支出居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末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而高级干部的医疗条件却在不断提高。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指出:国家投入的卫生费用只为20%的人提供卫生服务,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的80%仅为850万党政干部报享受,其中,50万人又享受了这些80%中的50%。也就是说,50万人享受了国家整个医疗费的40%,即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占有医疗费的大部分。

¡        教育改革:中央财政对义务教育不拨款,义务教育成了农民的义务。企业办学校在企业减负中抛向了社会。教育产业化成了政府摆脱财政困难的手段。许多地方教育的增量主要是收取学生的高额学费来维持。这个问题最近两年有所改善。

¡        住房改革:改革以前房租很低,这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2000元房租,实际只付10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190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住房面积就越大,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1998年开始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转化为个人财产。当时,1998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米,而卖给原住户的价格是1平米1450元,每平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100平米,差价就是45.5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行政级别越高,原来住房面积就越大,得到的差价就越多。中国政府规定到199871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即低价将房买给原住户)。但是,2008年公务员还在进行福利性分房(以经济适用房的低价购买高档住宅)。人们戏称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问题之四:权势集团左右改革继续制造社会不公

¡        改革中,一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一点一点地推卸国家财政应当负担的责任。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推进。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

¡        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他们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十多年以前就提出了遗产税的问题,但是,一年又一年的过去,遗产税不断没有如期实现,其脚步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凡是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难的,凡是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出台就相当快。

¡        住房改革、公车改革中就显示出权势群体的力量。

 

  住房改革: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国家明文规定,自1998年7月1日起停止福利性分房,一律实行住房商品化。这一规定在老百姓中实行了,但在干部中至今还搞福利性分房。老百姓说国家干部有吃不完的最后晚餐。北京大批高级住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国家干部。

¡        仅仅我家附近的是在马连道附近,就有一两百万平方米的新住宅仅市场价格的四分之一,卖给中直机关和国务院机关的干部。在北京其它地方、其它中央部委,也筹资建子大量高标准住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机关干部。这些新房子不仅价格只有市场价的四分之一到三分这一,还有很多商品房没有的优越条件。如:公摊面积小、不收物业费和暖气费、低价的车库等。

¡        其它各地也有向国家干部出售经济适用房的情况。

¡        信阳市领导干部的小别墅,其它各地都有。

  公车改革十年毫无进展

¡        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统计: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据中纪委、公安部、监察部、审计署公布的数字显示:20071130日止,中国公务用车为5221755辆。一辆公车一年的费用约20万元,公车总费用超过万亿元,全国人均7987元。公车的消费远远超过了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的总和。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而正是这些官员决定着改革方向。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问题之五:底层群众利益受损引发阶层冲突

¡        国有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近80%下降到上世纪中的25%左右,可以说是私有化的速度是很快的。没有私有化,就没有市场经济。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反对私有化,实际上,中国不仅发生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而且由于中国的的私有化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不民主,所以最不公正。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谁承担的?是老右姓。即工人、银行储户和中小股民。近40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他们在企业工作几十年,低工资、低福利,离开企业后只得到很少的补偿。买断工龄。银行的储户(2000年,对58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债转股总金额为4050亿元;将银行的14万亿不良债权剥离出来,交给新成立的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理。这14万亿都是国有企业的欠债。 剥离以后又产生了新的不良债务)储户的风险加大了。股市的小股民(向国有企业倾斜的上市政策,把上市当做对国有企业的扶贫解困的手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是国有企业原来的经营者到及与此有关的政府官员。但是,承担改革成本的工人、普通银行储户及小股民,却没有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中自己应有的那一份。

¡        城市化过程中,4000万失地农民几乎成了三无人员种粮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他们得到了一点补偿,但很快花光。据张晓山研究报告:近年来绝大部分出让交易的土地是从农村征来的。在征地收益分配中,失地农民仅得到总交易额的1015%。

¡         12亿农民工承担着城市生活的半边天,却是城市的二等公民。据粗略估计,2005年农民工提供给国家的财政收入为33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0%左右。北京市的财政收入至少有五分之一是农民工创造的。但是,在GDP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多年来农民工一直拿着几百元的低薪。

¡        利益受损形成弱势群体,他们不仅是经济贫困,更重要的是权利贫困。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响应,他们在市场博弈中没有力量。他们只有上访。上访不解决问题就引发阶层摩擦和阶层冲突,从而大规模的群体事件。

 群体事件越来越多

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干群矛盾。干群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所谓仇官仇富就是这样发生的。这两大矛盾不断造成社会冲突。

¡        全国范围的群体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后几年几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200360000宗,200474000宗,200584000宗,2006年达到90000宗。以后几年一直在9万宗以上。平均每天250宗以上。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事件约占了全部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全国总工会调查显示:当企业发生集体劳动争议导致群体事件时,有61%的职工表示有参加的可能。

贵州瓮安“6•28”事件

贵州瓮安2008“6•28”事件,造成瓮安县委大楼被烧毁,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另外还烧毁包括22辆警车、15辆摩托车在内的54辆车辆,150余人受伤。

陇南事件

200811月17日陇南事件。闹事者冲击了陇南市委大院,69名武警、2名民警和3名记者被打伤,其中11人住院治疗。闹事者砸烧房屋110间、车辆22辆,市委大院各单位办公设施及其他损失(不含房屋及车辆损失)500余万元 。

以上问题是怎样产生的?

¡        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原有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是事实。但有些人不了解这个事实,却认为这些问题是改革造成的,是市场化的结果,从而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争论。

 

怎样看改革中的争论?

 

¡        虽然邓小平要求不争论,但改革争论一直贯穿整个改革过程,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近三十年来持续不断的争论中,有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19811984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搞产品经济还是搞商品经济?最后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结论而造终;第二次高潮是在1992年前后,争论焦点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最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告终。自上世纪末到现在,特别是2004年对国企改革的争论白热化,就是第三次争论高潮。这场争论提出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30年改革的时限。恐怕第三次高潮今后难以平息下去。2007至今,争论进一步白热化。理论思维十分活跃。双主争论的内容不仅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关系到中国改革下一步如何走,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第三次争论高潮的特点

第一,前两次争论中多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指摘改革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什么内容,进而批评改革的现实;这次争论以现实社会问题为基础,由对现实的批评进而上纲到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上。

第二,前两次争论的主力是理论界和思想界,是左派理论家和改革理论家的争论;这次争论有广泛的群众参与;

第三,前两次争论的阵地主要是报刊等纸质媒介,这次争论的阵地主要是网络媒介;

第四,前两次争论中质疑改革的人主要是老一代人,这次争论中质疑改革的人当中有一批年轻人。

第五,前两次高潮每一次持续时间两三年,这次高潮持续时间有六七年了,目前还没有退潮,在中共十七大前更现高潮。

 第三次争论高潮的焦点

¡        争论双方都承认现实社会问题,都对现实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满意,想改变它。这是共识。但是,一谈到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原因和解决办法时,双方的看法就尖锐地对立。争论的焦点在于:目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弊病和偏差从何而来:是来自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不到位,还是由于市场化、民主化本身就是错误的方向?:同样是不满现实,有的人是想回到过去,有的人是想走向未来。左派中的一些人是想回到毛泽东时代,改革派是想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制度。

¡        改革者认为,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得到改革的垄断性权力结构。改革开放20多年以后,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上层建筑几乎没有什么触动。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交易的根本原因,也是继续产生社会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强调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基础,强调让公共权力退出市场减少寻租机会,强调建立对政府权力有效监督与制衡的政治体制。

¡         左派把社会不公正的原因归罪于市场,归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认为当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竞争造成的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使强者可以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对弱者进行压榨和剥夺。因此,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但是,在质疑改革的人当中,也有不同的情况:

第三次争论的具体内容

¡        对改革开放的总体评价的争论

¡        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

¡        关于私有经济的发展和地位的争论

¡        关于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和外资收购国有银行股份的争论

¡        关于公平和效率的争论

¡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指导思想的争论

¡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

¡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华盛顿公共和北京共识)

  金融海啸对争论的影响

¡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轮番左右着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三十年代,国家干预主义指导了罗斯福新政,使发达国家走出了那场危机。二战以后,国家干预主义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流;但国家干预主义过了头,使市场受到损害,效率下降,出现了滞胀。这时经济自由主义抬头,出现了英国的撒切尔政策和美国的里根政策。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是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        现在金融海啸发达国家又倒向了国家干预主义。这一情况,使得中国有些人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已完全失败,美国的制度不行,中国现在的制度是最好的。进一步改革已无必要。这一看法正符合既得利益群体的愿望。另一种看法认为,中美两国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美国是经济自由主义过了头,现在的调整不能说自由市场经济换败;中国是政府干预一直太强,二者不能等同。

 

  持左派观点的人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        对那些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广大群众来说,是利益诉求。他们对某些改革政策的质疑是对上述种种社会问题的不满,是利益受损的倾诉,是对不良社会现象的谴责。

¡        对那些持左派观点的青年来说,他们是出于对底层群众的同情,他们想当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想实现社会公正。但是,他们是从抽象的道德出发质疑改革的。他们不懂得改革以前中国的状况,不了解改革过程中是如何探索、如何作出艰难的选择。他们太年轻,他们不懂历史。这类青年一般是爱读书的,但是,他们读不到记录历史真相的书。他们读的书大多是粉饰改革以前历史的。他们还吸收了国外后学的思想资源,把批判后现代社会某些问题的理论武器指向中国当前社会。

¡        在质疑改革者当中,的确有一些原有体制的卫道者。这些表面上以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自居,实际上,他们是以群众中的不满情绪为依据(不再是像前两次那样以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断为依据),由质疑改革措施和政策上升到质疑政治路线和政治方向,从而全盘否定改革。甚至有人明确提出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回到毛泽东时代。他们不断向中央上书,给中央领导人扣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向中央施加政治压力,希望中央按照他们的主意行事,或者至少采纳他们的一些开倒车的意见。大家已经看到,中央领导人近一年的多次公开讲话中,没有理采他们的意见,我估计,中共十七大的指导思想,不会采用左派人士的意见。问题很简单,开倒车是没有出路的。

  当前的争论中两种不明智的倾向

¡        一种是把争论双方简单归结为草根精英两大集团,把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和权贵集团捆在一起而加以挞伐。

¡        另一种倾向是把有不满情绪的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代言的知识分子和反对改革、否定改革的人捆在一起,统统说成是反对和否定改革、否定党的路线。

¡        这两种不明智的倾向共同的问题是没有看到中间的大多数,不能走出极端,理智地、心平气和地讨论中国的前途。

  从三个三十年看中国改革的前景

¡        第一个三十年的制度是:

¡        极权政治加统制经济

¡        第二个三十年造就的现状是:

¡        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市场经济)

¡        第三个三十年将建成:

¡        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今后的改革的任务除了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变威权政治为民主政治,我说的是宪政民主政治。

 

 后邓小平时代的特征

¡        后邓时代的根本特征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具体特征是:

¡        一,还是沿着邓小平所规定的路线: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一方面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但在不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引入了三个代表的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思想,从而政治上比过去宽松;

¡        二,中国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经济放在重要位置,但人们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得不更加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即更关注民生和社会公平。

¡        三,邓小平开创的改革还在继续,但改革不是像当初那样,由战争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根据某种理念来推动,强人政治转向了常人政治。改革方向由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来推动。

¡        四,权力中心不再是真理中心;官方意识形态再没有昔日的那种神圣性和权威性。重建意识形态的历史任务已经提出,但在后邓时代又不可能完成意识形态的重建。

¡        五,后邓时代是一个高风险时代。由于权威政治和市场经济并存,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和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的恶性结合,使得中国社会空前腐败。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的私下结盟,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剥夺,也加剧了弱势群体的反抗。在权威政治体制下,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没有表达自己意志的合法渠道,社会冲突有可能加剧。说后邓时代是风险更高的时代,还是因为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先易后难,最困难的改革留到最后。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相比,后邓时代的改革是风险较大的改革。

¡        六,中国更加融入世界,自从成为WTO成员国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来自国外的思想,以更大的力度涤荡着中国的历史积淀,更多的人类文明的成果进入中国。当然,中国也更容易受到世界风潮的侵蚀。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中国应当承担更重的世界责任。作为经济大国,妥善处理好国际关系需要不同于邓小平时代的新理念、新作法、新智慧。

¡        后邓小平时代从1994年邓小平因健康原因不能视事时开始,估计还要持续10年到20年。结束后邓时代的根本标志是走出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实现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这样,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常人政治的困境和出路

¡        最高执政集团再不是战争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而是靠机遇、性格、才能、品质走入最高层的普通人。常人政治的出现,一方面是历史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任期制,最高领导者没有积累权威的时间。常人政治的的最高领导人不能按照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既定的主张,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推动下作为。由于权势集团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 常人政治的领导人就可能成为权势集团的车夫。如果按权势集团左右的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中国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不能由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

¡        常人政治要走出车夫困境,就必须到民间寻求支撑力量,用选票来证明自己的民众基础,这就需要民主。

  中国改革的任务-制衡权力

¡        要防止公权进入市场,最紧要的是权力制衡。

¡        权力制衡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也就是掌握公权这批人以外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自己是不能制衡自己的。中国现在也有权力监督体系,但都是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之下开展工作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监督力量都是内力。

¡        外力制衡就需要民主政治。也就是破除政治垄断,开展政治竞争。没有政治竞争,就没有权力制衡。这正是延缓了多年的政治改革的任务,也是政治改革的核心课题。

  中国改革的任务-驾驭资本

¡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用化同时并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一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稳定的规则被铜臭锈蚀,潜规则广泛取代了显规则。资本原则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人情的温暖。

¡        现代民主制度也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今天,民主国家劳动者的谈判地位比我们劳动者的谈判地位高得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时,应当吸收国外成功的经验。

 从威权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的五条路径

威权政治怎样转变为宪政民主政治呢?摆在我们面前有五条路径。

高层领导集团形成共识,自觉过渡(最理想,可能性小);

最高领导人带领领导集团自觉过渡(蒋经国模式,已不可能)

底层社会剧烈震动,高层出现黑马,冒着风险实现过渡(现在都是假面舞会,一旦社会出现重大变动,各种人就露出真面目,挑头的人会站出来)

底层革命。(已不可能,且有害)

最稳妥的还是一步一步地和平演进。

  和平演进的的步骤(一)

¡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风险的,但不改革使社会矛盾不断积累,风险更大。为了减小改革造成的社会震动,我认为政治改革可以分为几步走:

¡        第一步,党内民主化。党内民主化的空间很大:从舆论一律,到党内可以公开发表反对意见;从党政不分到党政分开;从议行合一,到党内权力三分,从代表直选到总书记直选。如果真正做到党政分开、党内权力三分、总书记直选,党内不同意见畅通无阻,中国的政治生态就会别开生面。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时间。顺便说一句,目前很多改革者把我说的第一步当作政治改革的目标。如果做成了这一步真正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仅靠党内的力量能不能实现我这里说的党内民主化的目标,即使实现了这个目标又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不是很乐观的。不乐 观原因就是我上面说的那条简单的力学原理:内力不能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比较紧密的集团,这些改革是不过是改变内力结构的分布。

     和平演进的的步骤(二)

¡        如果走成了第一步还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走第二步: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

¡        毛泽东早就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现实中,党内是不能有派别的。不仅没有派别,连非组织活动也不允许,分裂党更是弥天大罪。如果党内因政见不同而分成不同的派别,并在党章中承认派别的存在、规定派别的政治竞争的规则,这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        如果走成了这一步能解决中国问题我是乐观其成的。做成了这一步,就为多党竞争创造了条件。

     和平演进的的步骤(三)

¡        现代政党政治是多党竞争。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治化,就是多党竞争的刍型。因为中国的精英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再没有真正的政党。将来的多党最开始是从中国共产党内分裂出来的。当然也会涌现出一些新的政党,但再造有执政能力、有竞争力的新的政党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        多党竞争实现以后,相应的法律会随之而来,枪杆子、笔杆子也就为国家、为社会所用。言论自由也会随之而来,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也就有了框架。

 

又一个三十年展望

¡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已经六十年了。这六十年可以划分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建立了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后三十年对前三十年的制进行改革,形成了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又一个三十年来了,它的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加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新的三十年会怎么样呢?我们不是算命先生,只能比较两个三十年的起点情况。即1979年和2009年的情况。

两个三十年的起点比较

1979

有改变现状的共识。对文革造成的现状不满,计划经济体制难以持续下去。

有具体的起步点,起步的阻力和风险较小。起步点和后面改革的方向大体相容;

强人政治。政治家左右着改革方向。

党的执政合法性没有解构,政治认同感没有消失。

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很有效,对其仿效共识较强。

 

2009

承认危机,但对产生危机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没有共识。

没有任何的起步点,任何改革都带有全局性质,都有极大的阴力和风险。

常人政治。利益集团左右改革方向。

党的执政合法性已被解构,政治认同感消失。

金融海啸,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质疑加深。

 

  中国改革的前景 具有不确定性

¡        就目标而言,宪政民主加市场经济应当是多数人的共识。但怎样从威权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还没有一条看得清的路径。

¡        如果路径不清就冒然行事,就可能造成天下大乱。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循环。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        社会矛盾的尖锐和社忍耐性的比较。忍耐的过程可能是变革条件酝酿的过程。忍耐到一定的时候,变革的条件成熟了,变革就会发生。

¡        广场效应:总是激进者成为一时的领袖,但是短命领袖。乌尔凯西、柴玲不会有号召力,叶利钦在坦克上登高一呼,军队才会响应。还得靠党内民主派中有影响的人物。现在都是假面舞会,党内民主派挑头人物现在不可能露面,只有在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站出来。

¡        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他的传世之作《乌合之众》中说过: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他们执政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

  政治改革需要积极、稳健

¡        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变革。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的代价要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的进程。更重要的是,执政集团要坚持民主政治的方向,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改革。民间的积极态度和执政集团的主动态度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        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作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软弱的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这样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恶性循环。

 

第一部分: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

 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        到改革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运行了20多年,在改革初期的状况是:

¡        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工业总值中,1979年,全民所有制占81.0%,集体所有制占19.0%,没有私营工业。1978年,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占90.5 %,集体所有制占7.4%,个体商业只占0.1%。

¡        第二,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了国家计划。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由国家统购包销。工厂赚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财政,工厂花钱由国家财政支出,这就是财政统收统支,此外还有劳动力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

¡        第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资金、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不能参与分配。

¡        第四,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国家决定。工厂的一切技术改造,甚至连盖一个厕所,也得报上级批准,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得到资金。

¡        第五,在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行政机关决定指标。

¡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受到压抑,全民的智慧和才能受到压抑。 

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二):名为共和实为专制的政治体制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有共和两字。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

¡        中国当时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宪法》,一部是《婚姻法》。毛泽东(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宪法》而不顾,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        宪法上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宪法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际上,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讨论过了的。……

¡        毛泽东这一代人在中国王权文化的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制度。这个金字塔结构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尽管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现代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了一切边远的乡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到了每一个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        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实际是现代中国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历代皇帝更加强大,统治更加严密。

  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的。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        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田头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党组织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行政领导人对同一级的党委书记俯首听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        中国虽然也有民主党派,但这些民主党派的一把手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主党派的干部任免要经中国共产党统战部批准,从经济上,是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社会团体。

¡            中国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党的利益。按照社会学的看法,一个集团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就不可能成为集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它除了谋求国家的利益以外(因为它是执政党),也得顾及本身的利益。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面对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就得处理好这个集团的种种利益关系。

  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四):党指挥枪

¡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率全军。中央军委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对中国历代的监军制进行了完善,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

¡        一、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

¡        二、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        三、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        四、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军队不能就地筹饷。

¡        五、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实力,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

¡        六、双长制,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相互制衡。

   七、司、政、后分离。作战指挥,干部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各自负责。三者都服从同级党委领导,同时接受上一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

¡        八、强干弱枝。在军队部署上,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力量。

¡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军委主席这个职务是中国的权力之柄。谁握住了这个,谁就有可能保持或改变中国的面貌。

  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五):严密的思想控制

¡        全国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实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即是国王,又是教皇,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谁发表不同的意见,谁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        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

¡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

¡        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发什么,不发什么,全由上级党组织决定。各省报纸的夜班编辑在每晚确定版面时都要打电话和《人民日报》夜班编辑对表,以求版面语言的一致。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播,除了国家设立强大的干扰电台以外,还以偷听敌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全国各地图书馆,一切与中共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

¡        除了一次又一次地思想整肃以外,在经常情况下靠文化官僚阶层来保持思想的统一。文化官僚阶层专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监督,牢牢地掌握着知识分子产品的发布权。文化官僚阶层不仅存在于政府管理文化的部门,还在各个文化专业的领导岗位上,在知识生产的第一线进行监督。

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六):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和身份社会

¡        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都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两省的一个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个性完全消失了。一旦出现问题,都是全国性的。

¡        改革以前是一种身份社会。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身份一经确定就很难改变。它决定这个人一生的命运。那时,中国人有以下几种身份:

¡        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下的政治身份。 在农村: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在城市: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城市贫民、店员、小业主、手工业者、职员、高级职员、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等。。

¡        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 户籍身份把城里人乡下人划成两个等级差别很大的阶层。就城市户口而言,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的户口也有很大差别。

¡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 工人和干部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这两种人在工资类别、福利待遇、住房面积、医疗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

¡        因单位的资源占有多少不同,而形成的单位身份。单位的级别高、地位高,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地位也随之高。在中央单位、省级单位、县级单位的工作的身份各有不同。工作在局级企业、处级企业、科级企业的人,也有身份差别。控制资源多的单位、接近权力中心的单位,社会地位就高,其职工的社会地位也相应较高。

¡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 工作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街道企业的职工,工资、福利、医疗及养老保障有很大差别,在社会声望上也高低不同。国营企业职工集体企业职工街道工厂职工是高低不同的社会身份。

    改革前工农生存状况

改革以前中国的制度不仅使中国停滞不前,和其它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群众生存状态也十分恶劣。

¡        全国人均粮食产量1956年为310公斤,1960年下降到215公斤,1978年达到32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

¡        到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树木都砍光烧尽。

¡        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收入仅有76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另有一些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中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

¡        1975年,天津工厂的生产第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它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 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下降到3平方米。五十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八十年代后期。

¡        工人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对天津市981个工厂的37720人的不完全统计,对四种作业(硅、铅、苯、汞)的工人中查出: 铅吸收 343人;苯中毒 39人;白血球降低86人; 汞中毒和汞吸收134人。.天津干电池厂干汞电池车间的125名工人几乎每人汞中毒,一度造成停产。天津红卫皮鞋厂、十月皮鞋厂苯中毒十分严重。天津化工厂周围1500米的范围内空气中汞的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电解车间85人中有76人汞吸收,占总人数的79%。

¡        除了贫穷以外,还有不自由。农民终生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

 从历史方位看中国改革的目标

¡        中国改革前的情况一是极度贫困,二是高度专制。制度基础是专制制度加统制经济。不改革就难以为继。

¡        改革初期,除了农民自发实行大包干外,一是采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老办法,扩大企业自主权;二是学习发达国家的某些做法,搞点市场调节;三是从日本和四小龙学来的出口加工区,叫做对外开放。至于说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没有很明确的目标, 只是摸着石头过河

¡        抛开意识形态的束缚,总结20世纪100年的实践,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就十分清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类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作出了种种思考和探索。其中变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有四条道路。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种实践

¡        希特勒提倡国家社会主义,用政府的权力来消除不平等。在经济上对大股分公司实行国有化。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实行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承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实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他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 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种实践

¡        这是列宁批判过的第二国际的思想在北欧一些国家的实践。它主张放弃以革命的方式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倡按照现行的政治程序实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渐进的演变。德国理论家伯恩施坦在其《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观点提出异议,指出资本主义正在克服自身的缺点,如失业,生产过剩,财富分配不均等。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一些国家执政,如联邦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等。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        北欧的实践已经获得了成功。

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是第三种实践

¡        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博弈、试错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断地演进和改革。在二十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战前夕英国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1935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        一、工会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一支社会平衡力量。工会不是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        二、实行社会福利制度。

¡        三、在市场无效、无力的领域,国家干预经济,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补充无形的手 这一项改造是和凯恩斯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        四、私人独资企业逐渐变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所有权社会化。

¡        五、经理阶层取代了私人资本家的管理权力。大企业再不是由资本家本人来管理,而是由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来管理。 

¡        资本主义这些演进无疑是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它使资本主义百年来持续不衰,至今还有旺盛的生命力。

¡        第二种实践和第三种实践都很成功,并且合流,已经成了当今人类社会的主流体制。

 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是第四种实践

¡        由列宁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二战以后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在1929年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但是,从六十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纳二十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没有力量进行有效地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缓慢;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耗尽了精力;在辉煌表象中掩盖着深刻的危机。 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只剩下中国、朝鲜和古巴。中国改革前的危机正是社会主义总危机的一个局部,中国的改革不仅是国内难以为继,也是国际社会主义总危机的压力下被迫进行的。

 

从以上四种实践中看中国改革的目标

¡        通过人类在二十世纪一百年的实践,中国的改革目标就很明确: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这一点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        将专制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不仅有半个世纪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的阻力,还有两千多年积累下来的专制思想的阻力。因此,中国的改革者只能避重就轻,不触动政治体制,只改经济体制。而由于意识形成的阻力,经济体制改革中市场经济的目标也是在改革的第十四个年头才确定的。

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

¡        中国改革最有意义的成就不在于上述数字,而在于配置资源方式的转变,其意义不仅在经济上,而是走出国家主义的开始。

¡        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1958年,为了使钢铁的年产量达到到1070万吨,倾全国之力,闹得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向了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1978年的3178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48966万吨。从2000年开始至今,中国的钢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显示了限制国家权力、增强社会活力的巨大意义。

资料:中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化(略)

 

 



发件人:"binstormrice" <desertstorm7788@hotmail.com>  2009-03-22 09:59:26 +0800 收件人: <puzhiqiang@vip.sohu.com> 抄送:标题: 反映国有企业“政企分开”之后的行政划拨伤害了企业和职工权益的问题

政企分开后资产划拨伤害企业和职工利益的问题

广州一群国有企业职工代表  甄理

2009年3月

    1999年,中央政府提出“政企分开”,将原来属于政府各个部门的企业与政府机关脱钩,目的在于打破垄断,但在实践中,各地方政府以做大做强企业为名,以行政划拨的方式将脱钩后的企业强制性地无偿划拨给地方政府所属的企业集团(特别是国有的控股公司),如此的行政划拨、无偿兼并实际上加速垄断,而且,政府在所谓“资产重组”过程中基本上未经被划拨企业、以及广大职工同意,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83条,造成企业、职工利益受到侵害。

    计划经济时代,尽管各个企业分别属于政府不同的工作部门,但绝大部分原来都是国家正式职工,以及享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企业,各个企业经历几代职工的辛勤劳动,大部分都是资本结构比较好的企业,但被政府强制地行政划拨给各个利益集团之后,实质上演变为无偿兼并,基本丧失了独立法人的地位,资产总值锐减,职工被辞退,党、政、工、人、财、物等资源全部被利益集团控制,这些利益集团从经营者变成一个合法的掠夺者,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不花任何代价,完全违反市场经济法规,这与共产风有什么区别?

    中央政府提出“政企分开”目的在于打破垄断,但在实践中,如此的行政划拨、无偿兼并实际上加速垄断,而且带来一系列法律问题:

    1、根据中央和国务院2002年6月颁布的“公开条例”规定,未经职工大会同意的决定可视为无效决定。所以,政府未经被划拨企业的职工大会同意便强制“拉郎配”,将企业划拨给利益集团、无偿兼并,是否属于侵权?

    2、根据“行政许可法”第24条、第83条的原则:无论政府委托、行政划拨,其接受委托、划拨的单位都必须是政府行政单位,但在“政企分开”之后、被委托、划拨的过程中,这些接受委托、划拨的企业集团都不是政府单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博奕者,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必然会利用非法获取的行政权力,为自身利益打压其它竞争对手、或转嫁危机到竞争对手身上,那么,对于被委托、划拨的企业来说,其上级主管充当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角色,比以前政府管理,更加荒唐!更加不公平!如此的政企分开、资产划拨实际上更加高度垄断!更加弱肉强食!

    鉴于这种以行政划拨的方式处置国有资产在我国十分普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我们请求纠正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政府行政划拨问题(或者进行违宪审查),并对后续问题给予关注。

    利益集团(控股公司)掠夺下属企业的典型手段:

    1、控股集团涉嫌操控股价,用强制手段禁止属下被划拨企业的正常交易以及上市流通,通过左手转给右手的游戏,用行政权力强卖强买被划拨企业的项目到其控股的上市公司名下,导致其股价飙升!

     2、以资产重组为名将各个企业的优质资产、优质物业整合到集团、或者上市公司名下,无偿剥夺被划拨企业的优质资产,导致其职工面临减薪、留守、分流、下岗、甚至破产危险之中,或者被重组到劣质企业的危险之中,如此的整合实质上是损人利己的掠夺!

    3、强行抽调被划拨企业的资金,“支援”控股公司的项目;最后,以行政手段迫使上述 “借款”变成“投资”,难以回收。

    这个事例说明:这些企业被划拨之后,彻底失去主人翁地位,无法真正走向市场、权益受到损害!

    我们要求澄清:政企分开、资产划拨之后,广大职工脱离政府管辖,被划拨到这些政企不分的利益集团,我们到哪里伸张自身权益?!政企分开之后,珠实集团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我们失去政策保护,谁来保障我们的权益?

     这样的“资产划拨”、“委托管理”、“资产重组”反映了体制上的漏洞:从政府的角度:资产划拨属于政府行为;说企业是国家的,政府可以随意划拨等等,但却忽视了广大职工对企业的贡献,忽视了国有企业是经过几代人无私奉献,几十年艰苦奋斗,勤俭持家才发展起来的事实。而当国家的资源受到践踏,企业被折腾得严重亏损,企业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却没有人站出来制止,因为国家不是人格实体。因而,造成了国有资产管理者(实际上是看守者)以改革为借口,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违法划拨、随意处置。

    从社会公众的角度,由于企业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当一个企业既是经营者,又是管理者,必然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所以无论政府如何授权,人们宁可相信政府,而不会轻易相信企业。政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将一个优质企业划拨给一个自身危机四伏、经营不善的企业,只能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政府如此使政治与经济权力集中于经营不善的企业身上,使人怀疑“官倒”是否合法化。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上看,本来,政企分开的目的在于打破垄断,实现社会公平,但是,由于公司是以盈利,追求利润为目的,在公司之间如果没有经济关系,这种政府强制划拨的所谓强强联合,没有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企业管理模式,实质上加速垄断,更加弱肉强食,完全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更容易出问题。对于管理企业来说,它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既是经营者,又是管理者;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对于被管理的企业来说,这个既是国有资产代表者、管理者、监督者的上级,已变成了经济利益的博弈者,加上自身经营不善,就远比纯粹政府行政管理还要做成更大危害,随时可能被管理企业非法兼并,永远不能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

    从实践效果的角度,许多公司原来经过几代职工的努力以及几十年积累,是资产结构比较优良的企业,但被资产重组、资产划拨后,失去主人翁地位,经营效益大幅度下跌,从盈利到亏损、甚至职工下岗(包括留守)、企业破产!

    从政企分开的角度:党中央提出“政企分开”目的在于打破垄断,但在实践中,如此的行政划拨、无偿兼并实际上加速垄断!许多企业集团作为控股公司,是典型的党、政、经一体化,政企不分的翻牌公司,隶属于政府,其领导人由政府任命,按政府相应行政级别套级,内部运作按行政管理模式,实际上官商混合,不是真正按市场经济规律操作。所以,政府如此将众多的公司资产划拨、委托给利益集团或者控股公司管理,所谓政企分开成了空话,这些利益集团或者控股公司实际上成为“二政府”。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利益集团为何没有实行“政企分开”?
所以,如此资产划拨、无偿兼并,如果不按市场经济规则,没有以资本为纽带,又没有严格的规范约束,必然存在很多敝端。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政企分开之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种行政划拨行为在我国非常普遍,导致许多企业被政府打着做大做强的旗号、在欠缺公平的情况下被非法兼并、职工被迫下岗(或者留守),企业亏损。

    我们许多优秀企业,就是被政府强制拉郎配搞坏,企业一旦上市,就成为政府得到资本资源的通道,必然全力维护,并将优秀企业强制性的与之合并,把本已稀缺的优质资产注入去填窟窿,消耗掉优秀资产后,又剥离出体外,然后破产。所以,被划拨、整合的公司所受到的伤害就不可避免。

    我们要求:各级政府重新审视政企分开之后的资产划拨问题,因为,每个企业的权利都需得到政府平等的对待和保障,法律也应该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只能以资本为纽带,如果政府个别官员以自己的主观意志考虑,人为地在各个企业之间,主观地设定这个企业重要,应特别照顾,另一个企业不那么重要,可以暂时牺牲一下,人为地在各个企业之间制造矛盾,这根本不是市场经济,更不是改革!如此荒唐的“改革”严重违反法律精神,违反市场经济的规则,实际上加速垄断,使政府行为引起争议,从而使公众对政府的公正性引起怀疑!所以,必须纯洁政府的行政权力,真正地依法办事,发挥职工的积极性,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改革。否则,我们就无资格称作负责的政府!

    问题的实质:政企分开、资产划拨之后,广大职工脱离政府管辖,被划拨到这些政企不分的利益集团,我们到哪里伸张自身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我们请求对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政府行政划拨问题进行审查。我们希望,深入对这种行政划拨现象进行探讨,纠正错误,完善我们的改革措施,使我们的改革少走弯路,让国家和人民共同进步!

    广州一群国有企业职工代表  甄理,

 

 



发件人:<mengqingbo560620@sina.com> 2009-03-25 19:57:29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zdjun@263.net>抄送:标题:一个弱势群体酸涩的泪水和凄惨的呼声(跪求,帮我们说句话吧)

一个弱势群体酸涩的泪水和凄惨的呼声

----83名因公致残职工走投无路,哭诉无门

吉林油田职工

2009年3月

    吉林油田采取欺诈手段违法解除83名因工致残职工劳动合同引发的动争议一案,松原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已经裁决,案由是“伤残待遇及解除劳动合同纠纷”。就这样一个典型的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的劳动争议案件,由于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松不依法立案,把我们这些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有残疾的伤残人员逼得是走投无路,哭诉无门,其合法权益不但得不到保护,而且一直受到侵害。解除劳动合同后伤残部位复发,现已无力支付高额的治疗费用(与本案有关的所有证据附后)。本案焦点:

一、吉林油田(企业)解除83名因工致残职工劳动合同是不是违法?
二、吉林油田违法解除83名因工致残职工劳动合同是不是劳动争议?
三、法律有明文规定,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拒不执行,就是不依法立案!
四、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本案,没有政策依据!
五、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什么要为被告(吉林油田)提供故意隐瞒事实的假证?
六、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介绍信,把原告交被告管理,逼83名原告多次进京上访!
七、法院、企业、政府之间互相推诿,能解决而不解决,是不是激化矛盾,给社会增添不稳定因素?

    下面用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分别论述这七个问题:

    一、吉林油田解除83名因工致残职工劳动合同是不是违法?

    83名被解除劳动合同人员原系吉林油田因工致残职工(有《吉林省职工伤残等级证书》为证)。2000年9月吉林油田为了达到把因工致残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的目的,先后采取了三项欺诈措施:

    一是吉林油田于2000年9月5日与因工致残职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在这之前吉林油田于2000年7月2日印发《吉林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企业与职工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有关问题的通知》,和由吉林油田提供的格式条款《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都故意隐瞒了企业与因工致残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吉林油田于2000年9月18日印发了《吉林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关于企业因工致残职工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给予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规定》,由于该文件是吉林油田与因工致残职工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印发的,因工致残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时没有看到。吉林油田这种故意规避法律条款,以为造成既定事实就可以逃避法律责任的作法是极为恶劣的欺诈行为。

    二是吉林油田2000年9月与因工致残职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之前,先把1994年12月订立的《劳动合同书》由个人保管那份收回,统一由吉林油田保管(解除劳动合同至今,吉林油田也没把1994年订立的《劳动合同书》返还给因工致残职工个人)。因订立《劳动合同书》第六条第四款第2项中有不能解除因工致残职工劳动合同的条款,如不收回,怕欺诈行为败露。

    三是对已经因工负伤,并上报工伤报告等待评残的职工,采取先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后由吉林油田统一评残定级,(2000年解除劳动合同,2001年评残定级,有解除劳动合同时间和伤残评定时间为证),对评上伤残等级的职工,发给在职时就应享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视为同意按伤残解除劳动合同,但不发给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吉林油田采取欺诈手段解除83名因工致残职工劳动合同,违反了《劳动法》第二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违反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违反了国家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有关政策: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的规定。同是中石油下属企业,大庆油田和辽河油田等在与因工致残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时都依法与因工致残职工进行了协商既。

    二、吉林油田违法解除83名因工致残职工劳动合同是不是劳动争议?

    根据《劳动部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规定:“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包括因执行、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这里明确指出“解除”劳动合同是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吉林油田“解除”83名因工致残职工劳动合同(有《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为证),是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是劳动争议。

    三、法律有明文规定,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拒不执行,就是不依法立案!

    83名因工致残职工不服松原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依据《劳动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共同向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服一审裁定又向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可一、二审法院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却下发了不予受理的《民事裁定书》,之后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又下发了《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起诉,必须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既符合民事案件立案条件又符合劳动争议案件立案条件,可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和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拒不执行国家法律,就是不依法立案,这不是典型的违法执法又是什么?

    四、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本案,没有政策依据?

    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和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本案,不但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也没有任何政策依据。众所周之,国家在制定任何政策的时候,都要以现行法律为前提条件,不能与现行法律相抵触;另外政策不能废止法律,如果用政策废止法律,其结果就是拿法律当儿戏,就是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给国家制造混乱,破坏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所以国家根本就不能制定“劳动争议案件不由人民法院主管、审理”的政策。

    五、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什么要为被告(吉林油田)提供故意隐瞒事实的假证!

    83名因工致残职工不服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民事裁定和驳回再审申请,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派代表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人民来访接待室上访。全国人大办公厅给吉林省人大办公厅开了一封介绍信。吉林省人大办公厅要求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复查,可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然给吉林省人大和全国人大呈送一份故意隐瞒事实的造假报告。

    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给吉林省人大和全国人大呈送的故意隐瞒事实的造假报告,其造假证据有三一是故意隐瞒、歪曲事实。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报告中说83名原告不是因工致残职工。把吉林油田违法解除83名因工致残职工劳动合同这一事实,篡改成吉林油田解除83名非因工致残职工劳动合同;把松原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吉林油田违法解除83名因工致残职工劳动合同一案的裁决(该裁决书附后),篡改成超过申请仲裁时效的规定劳动仲裁不予受理。

     二是篡改案由。吉林油田违法解除83名因工致残职工劳动合同,经松原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案由是“伤残待遇及解除劳动合同纠纷” 。83名因工致残职工的申诉和上访,是因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依法立案和枉法裁定造成的。可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报告中把退养职工、家属工的诉讼请求强加到83名因工致残职工身上,并混为一谈。83名因工致残职工的诉讼是因“伤残待遇及解除劳动合同纠纷”引发的独立的劳动争议案件,和退养职工、家属工没有丝毫关系。

    三是编造法律依据。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断章取义,曲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和李国光(原)副院长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意。《解释》第七条和李国光副院长的讲话都特殊强调,“不是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不应以民事案件立案审理。”而吉林油田违法“解除”83名因工致残职工劳动合同,是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所以说,《解释》第七条和李国光副院长的讲话不能作为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受理本案的法律依据。

    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给吉林省和全国人大呈送的报告中为什么要故意隐瞒事实造假呢?这说明吉林油田解除83名因工致残职工劳动合同确实是违法的,法院应依法立案审理,裁定不予受理本案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以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才用故意隐瞒事实和造假来掩盖其违法执法的丑恶行为。自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呈送造假报告之后,83名因工致残职工再到吉林省人大上访,得到的答复是“此案已复查结案”,并出示松原市中级法院呈送的造假报告。83名因工致残职工拿着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造假报告到全国人大上访,全国人大信访办接待人员(自称是吉林来的)只是口头答复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不出具任何书面文字方面的信函。我们真不明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在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造假的情况下还要求对本案进行复查,当得知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呈送的是一份故意隐瞒事实的造假报告时却不管了(不出具)!这种黑白颠倒的执法监督究竟保护了谁?!

    六、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介绍信,把原告交被告管理,逼83名原告进京上访!

    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依法立案已是违法执法,又把被吉林油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因工致残职工(原告)交吉林油田(被告)管理(有松原市中级法院给吉林油田开的介绍信为证,该介绍信附后),实质是让被告管原告,创司法腐败之最。由于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依法立案,对吉林油田违法行为不予以追究,83名原告被逼无奈,只好依法逐级上访,直至进京。

    七、法院、企业、政府之间互相推诿,能解决而不解决,是不是激化矛盾,给社会增添不稳定因素?

    违法案件人民法院不管,并推给企业。83名因工致残职工只好派代表到吉林油田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上访,吉林油田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依据《信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出具了《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单》,明知法院不受理,又把此案推给了法院。83名因工致残职工拿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出具的不予受理告知单,又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可国家信访局明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不受理此案,却又给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开了一个《来访事项转送单》,把本案又推回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和吉林油田。

    至此,83名因工致残职工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一案是法院不管、企业不管、政府也不管。自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至今,83名因工致残职工曾多次、反复到吉林省和北京有关部门上访,其中: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访4次;
吉林省人大信访办公室上访8次 ;
吉林油田上访2次;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上访2次;
国家信访局上访2次;
最高人民法院上访3次;
全国人大信访办公室上访3次。

    每次上访都有相关部门的来访登记和出具的信函为证,被堵截回来的上访还不算在内。历经五年多诉讼、申诉、上访,由于法院、企业、政府之间故意推诿,敷衍,把我们这些伤残人员折腾的是身心疲惫,万念俱灰。无奈83名因工致残职工只好成年累月的奔走于申诉和上访的无间道。83名因工致残职工始终坚信法律是公正的,那种违法不究怨声载道,法外施恩天昏地暗,强权胜于公理,权力大于法律的现象迟早会得到纠正。有人说“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即便是这样“迟到的正义”我们也要极力争取。

    83名因工致残职工

    2009年 3月 25日

83名因工致残职工代表姓名、单位、电话号码:
孟庆波,吉林油田钻井工程服务公司,13596918717
金立仁,吉林油田机械总厂
王春和,吉林油田保卫部
刘恩华,吉林油田机械总厂
高庆才,吉林油田钻井工程服务公司

     附:83名因工致残职工已掌握与本案有关的全部证据(证椐有原件和复印件)

一、《吉林省职工伤残等级证书》。
二、吉林油田欺诈、违法证据:
证据(一)、2000年9月5日签订的由吉林油田提供的格式条款《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吉林油田解除劳动合同之前统一发给的;该《协议书》故意隐瞒了企业与因工致残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证据(二)、吉林油田于2000年7月2日印发《吉林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企业与职工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有关问题的通知》(吉油劳字[2000]40号文件),该文件是吉林油田解除劳动合同之前下发的;该文件故意隐瞒了企业与因工致残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证据(三)、吉林油田于2000年9月18日印发《吉林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关于企业因工致残职工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给予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规定》(吉油办秘字[2000]26号文件),由于该文件是吉林油田与因工致残职工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印发的,因工致残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时没有看到。
三、吉林省松原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
四、83名因工致残职工《民事诉讼授权委托书》。
五、法院不依法立案证据:
证据(一)、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下发的不予受理本案《民事裁定书》。
证据(二)、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不予受理本案《民事裁定书》。
证据(三)、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该《通知书》维持不予受理的裁定。
六、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吉法接访字第0921号介绍信。
七、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No:040006147介绍信。
八、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办《人民群众来访转办单》。
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介绍信(访字第200503230054号)。
十、吉林油田信访办公室《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单》,吉林油田把本案推给法院证据。
十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信访办公室《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单》,中石油把本案推给法院证据。
十二、国家信访局来访转京部[2005]502号《来访事项转送单》,国家信访局把本案推给中石油证据
十三、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给吉林省人大和全国人大呈送的故意隐瞒事实的造假报告。
十四、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本案由吉林油田自己管理的介绍信,法院把本案推给吉林油田证据。

 




发件人:"Eugene Zhou" <zyq@phoenix-bicycle.com> 2009-03-26 11:25:03 +0800收件人:<zhangboshu@263.net>, <zdjun@263.net>抄送:标题:你可知道,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袁剑

  2004年8月27日,美林集团亚太地区负总裁马蓉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发布最新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已经接近24万,比上一年猛增12%。这个增幅不仅大大超过中国9.1%的经济增长率,也顺利地为中国赢得了又一项世界第一:全球百万富翁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正如这份《全球财富报告》的名称所要显示的那样,美林显然是想借此说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个特别能够满足虚荣心的头衔也正是许多中国人特别想得到的。而这种虚荣心由一个国际投行巨头所赐予,则更显得其确凿无疑。然而,就在这个令人陶醉的报告发布前几天的8月24日,在离我的住宅不到30米的地方,一位46岁的男人跳楼自杀了。原因是:他每月300元的下岗工资已经无力支付他女儿的学费。几乎是在同一天,南京市区的另外一个小区中一对父子因为同样的原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许,我们很难将上面两起悲剧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但不管如何,贫困以及贫困所带来的人类尊严的丧失肯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此类悲剧事件屡见不鲜,已经很难成为轰动性的新闻。但上面两起自杀悲剧的独特性在于,它发生在中国南京——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说明,由于贫困所导致的自杀现象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城市蔓延。这个趋势与近年来中国不断攀升的自杀率相吻合。很清楚,这类耸人听闻的自杀事件已经不再是中国下层阶级出于生存恐惧所杜撰出的预言。

  如果美林的《全球财富报告》渲染的是一个财富不断膨胀的中国,那幺,上面两起自杀事件则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呈现了另外一个中国——一个马尔萨斯式的古老世界。千真万确的是,它们同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我们不想在一部分人的暴富和另外一部分人的绝对贫困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几乎天天发生的让人难以安枕的人道主义灾难,却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在中国财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发生了什幺?

    《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一篇文章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者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大约20450亿元资产,也就是说,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这些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5个最重要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证券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高干子女亲属仅在海外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他们拥有6千亿美元以上的财产,在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的配偶和子女就达20多万人。

一、滚烫的土地

    及至1990年代初期,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还仅仅是徘徊在书斋中的不详推测。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幽灵开始悄悄步出书斋,啃噬中国社会。短短的十多年之后,贫富悬殊已经变成一只巨兽,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噩梦。反应在资料上就是中国的吉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左右。据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杨宜勇等人预测,2005年,中国的吉尼系数将迅速逼近0.47.对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在所有对中国吉尼系数的估计中,杨先生的估计并不是最严峻的。有更严峻的估计判断,中国的吉尼系数在近几年已经超越0.50.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由一个整齐划一的平等社会,转瞬之间完成天壤之别的角色巨变,是中国1990年代创造的又一个世界级奇迹。不过,与那幅已为世人熟知的经济奇迹的炫目图画相比,这个奇迹带给我们的却要阴暗得多。在这幅图画中,在绝望中挣扎的底层与志得意满,奢侈挥霍的上层构成了中国颜色的两极,仿佛来自不同世纪的人群突然聚集在一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是这个民族对两极社会最深刻的历史记忆,不幸的是,21世纪的中国真的在开始演绎这种历史记忆的现代版本。的确,当人们发现中国的官僚们动辄用下岗工人一年的工资轻松的打发一顿饭局,同一个小区中的人们收入可以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为数众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底线上下沉浮的时候,我们相当确信,中国现实中贫富悬殊已经极具爆炸性,它远远不是冷静客观的吉尼系数可以描述,它正在展开的,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活剧。有必要询问:中国人20多年创造的财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有理由相信,中国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中期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分配问题,而这个分配问题的性质已经与改革前期截然不同。这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分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现象。中国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用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改革,但实际上,这个令人愉快和怀念的时光已于90年代中期嘎然而止。当人们仍然沉浸在改革初期代给我们的历史幻觉之中时,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已经为一种新的逻辑所取代。这个逻辑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长是以另外一部分的绝对损失为代价的。这与我们1990年代中后期所观察到的现实相当吻合。在这一时期,一部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开始在绝对水平上恶化,但非常不协调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富豪也不断涌现。这表明,部分中国人不仅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果实之外,而且还受到了蓄意的剥夺。

    检视1990年代中国的财富流向,中国的贫富分化实际上有迹可寻。这首先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与毛泽东时代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实施的剥夺不同,改革时期农村财富向城市的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一是深入农村基层但实际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体系对农民所进行的收刮,这一点由于各种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但事实上,在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种最为著名的剥夺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剥夺。第二种途径,则是通过对流入城市的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来实现的。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数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获得的财富数量相当惊人,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城市地区就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卷走财富4400亿。在中国吸收农民工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这种财富转移的一个力证。财富有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第三种途径,是通过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来实现的。这种财富转移一直存在,但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加剧,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然提速而进入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是中国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当局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中国国土资源部一项调查说,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有资料估计,近三年来仅此一项,城市就从农民手中取得9300亿元。

    而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体系中饱私囊之外,全部流入了中国农民完全无权享受的城市基础建设之中。如果将历史时期拉长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土地流入城市的财富就更加惊人,统计表明在近20年以来,农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9800亩,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10万元计,那么近20年,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万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改革前23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000亿。不过,中国农民的损失不是用静态的数字可以衡量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关闭了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大门。完全可以预料,对农民工的剥削以及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将是未来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形式。作为中国弱势农民所拥有的要素,剥夺了农民劳动力权利和土地权利,也就彻底剥夺了农民在未来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潜在资本。这就从根本上将中国农民排拒在经济发展的果实之外。而这一剥夺可能导致的更加危险的后果在于:它剥夺了中国农民以主体身份(而不是客体)参与现代化的可能性。这等于人为的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在这个意义上,后面两种隐蔽的财富转移要比第一种形式远为紧要。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尤其是土地的丧失),换言之,农民的财富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有受损者,就一定有受益者。这两年,夹杂在“经营城市”的喧嚣之中,某某或某某的朋友突然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又开始绘声绘色的流传起来,其中大多数都与土地投机相关。这与1992年之后的市井故事具有结构上的相似。与此对应,中国城市中又出现了一次高温度的繁荣。不过,深入在这背后的土地故事,我们就不难了解这种城市繁荣是建立在什幺样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贫富悬殊首先表现在城市与农村贫富悬殊上。这种差距在1978年到1984年的短暂时期一度缩小,不幸的是,这个短暂的历史现象将中国改革者麻醉了长达20年之久。与中国众多改革者们的想象不同的是,改革之后财富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实际上并没有停止,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更大的规模、更加迅疾的速度在持续进行。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丝毫不会对中国城乡差距持续刷新世界之最的事实感到惊讶了。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为缓解城乡差距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治标之策。2004年之后,中国各省政府纷纷推出减免农业税的试点,以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城乡差距的爆炸性。但诚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并不能消解中国农民人力被剥削、土地遭剥夺的困境。2004年10月,中国四川省汉源县发生仲共建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农民暴动事件,其起因就是土地问题。我们不能确定,具有明显古典“农民起义”性质的汉源事件,是不是预示着农村土地财富转移过程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时期,但它的确将这个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相当紧张的高度。如果不能将土地升值收益以某种形式(例如以各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成立土地基金)转换为农民的投资,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农民在现代化中的主体性问题,中国的城乡分配差距在未来十数年中将长期处于燃点状态。

二、向市场阶级寻租

    财富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只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财富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转移,或者说财富从社会不同阶层向官僚利益集团汇聚。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完成。一是官僚利益集团对市场阶级的剥削。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我们姑且将称之为市场阶级。正是这个阶级创造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绝大部分财富。然而,这些财富中的相当部分却流入了官僚利益集团的口袋。

    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为例。有记者曾经计算过,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按照中国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时间出勤,每月收入约6450元,但其成本却达到7000元,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工作一个月下来,不仅不能盈利,还要倒贴550元。如此,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称“现代包身工”。那幺究竟是什幺让出租车司机们沦落为“现代包身工”,简单的答案是成本。然而,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000元成本中,“份钱”却占到了4800.而在这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3300元之多。很清楚,这种特许权利润流向了围绕出租车管理部门以及出租车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官僚利益集团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经计算:北京近20万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

    这种对市场阶级的剥削不独于北京,也不独于出租车行业。另外一组资料可以从宏观上印证这种深重的剥削。根据仲大军先生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在2002年中国10万亿的GDP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其余的4.4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这本来应该分配给劳动者但却流向了少数人群的4.4万亿中,有多少是属于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特许收益,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劳动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其它”收入如此悬殊,难怪有人直指,中国存在一个负价值的白领阶层。白领是一个打击面相当宽泛的说法,在中国,这个负价值阶层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官僚集团及其市场代理者。

     在中国西部的四川万源市——一个每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的贫困县级市,官方为了举行一场所谓“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的演出,竟然集资2000万元。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门票而已。在这个贫困县,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不过区区400多元,而在这次演出中出场的一位明星获得的酬金却达到42万元之多。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财富士如何通过政府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

    像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市场特许权收益以及万源的集资演出等等案例,虽然纯属敲诈勒索,但毕竟是“半合法”的。相较于此类对市场阶级的“半合法”剥夺,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另外一个信道则要赤裸裸得多,这就是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官员腐败。有学者估计,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GDP的10%以上。与上述对市场阶级的直接剥削不同,腐败收益主要是通过对国有存量及流量资产的侵吞,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巧妙贪污,通过对属于社会公众的银行资产的盗窃而来。这种腐败收益是通过“负性”的政治机制来实现的,而其代价则表现为“中性”的银行坏帐和日渐深重的税收负担。2004年,仅181家中央企业申报核销损失就达4000亿之巨,占中央企业净资产的10%以上。毫无疑问,这些在企业损益表上表现为损失的财富相当大部分已经转变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个人收益。在中国,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而讥称:“改革即分赃”。对于此类假改革之名行分赃之实的手法,大多数人早已了然于心。需要指出的是,当权贵们的盗窃和抢劫在事实上合法化的时候,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官僚上层汇聚,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

  在解释“中国人为什幺勤劳却不富有”这一问题时,华裔学者陈志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国现存制度设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北京出租车行业的案例是这个解释一个非常贴切的例证。不过,陈先生的观察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勤劳而不富有。事实上,部分中国人的富有已经达到让发达国家都瞠目结舌的程度。在美国,在澳洲,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秘富豪在置业时一掷千金的故事早已不是什幺新闻。一位在华尔街顶级投行服务的朋友曾经告知,一位自称“没有什幺钱”的中国大陆客户一次拿出的理财金额是1000万美金。这给这位去国多年见识过不少发达国家富人的朋友留下了极其深刻甚至是具有震撼性的印象。如果说,大部分中国人的贫穷是因为制度为他们设置了昂贵的交易成本,那幺同样的道理,少部分中国人的速富则是因为制度让他们的交易成本降低到了几乎为零。进而言之,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一手为中国市场阶级的交易活动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另一手却放任和鼓励内部人进行盗窃和抢劫(在科斯的世界里,这实际上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一种至高境界)。这无疑是科斯定理在现代中国一种最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演绎。一边是交易成本为零,另外一边则是交易成本高昂,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不出现急剧扩大的贫富鸿沟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在中国,少数人贪索敛聚,富可敌国的故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演一回。今天,当中国人自以为自己的时代充满了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却从那一扇从未封闭过的后门回到了过去。

三、宁赠友邦

    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公司领导人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问:“中国的一些城市提供免费的水电给外国投资者,新加坡政府能否在地产出租和水电费方面也同样给予一些减免?”吴作栋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们不能进行这种以提供不计经济回馈为基础的竞争。假如我们要求新加坡能源公司提供免费的水电,新加坡能源公司从哪里取得资金?它会向政府拿钱。然后,我们再和另一个人在很不经济的基础上竞争,最后,我们就破产了。”吴作栋强调说,“政府必须计算过后,使竞争在一个可行的长远的基础上进行。”

  与吴作栋的“吝啬”相比,中国的政府官员就要显得阔绰和大方得多。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口号。当有记者问该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时,这位领导的回答与吴作栋总理的回答同样干脆:“没有”。

  两种回答虽然同样干脆,但却将那位中国地方官员的荒唐衬托得一览无余。不过,放在中国的具体背景中,这位官员的荒唐却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对于这位掌握了辖区土地控制权的地方官员来说,土地是一种无价格的要素,却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是一种毫无价值的“闲置资源”(至于为什幺会这样,则是一个需要篇幅讨论的问题,在此不赘),但如果卖掉,哪怕再廉价,土地价值就进入了核算体系,就能导致GDP的净增加,然后引进投资,又可以增加一次GDP.这样算起来,廉价卖地甚至白送,就是一桩合算的买卖。不过如此一来,流进来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则是真实的财富。很难确切的计算这种以“优惠政策”的名义送出去的财富,但考虑到中国一年6~700亿美元的FDI,数目恐怕相当惊人。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的测算,这些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当于人民币升值20%。送出去那幺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国内居民用于住房的土地价格自然就越是高涨;送出去那幺多税收,加诸于国内居民的税赋自然就越重,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金来源自然就越少。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很容易推论,任何财富流失都将最终传递给中国的弱势阶层。

  除了对“友邦”的直接馈赠之外,中国向外输出财富的另外一个通道是对“家奴”的出口。在持续增长了26年之后——据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之一,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经济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的将此理解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所谓比较优势,但大量来自中国出口工厂中的新闻报道则证实:这种所谓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自由使用奴隶的比较优势。据《华尔街日报》记者王必得(PETER WONACOTT)发自中国南部的一篇报道称,在那里的一个中国出口工厂中,许多工人每天经常要工作18个小时,而他们每月的工资起薪仅仅为32美元,这甚至比当地极不人道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40%。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的10%),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不管这种低估的原因是什幺,严重低估的劳动力价格都意味着财富的巨大流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而言,就尤其如此。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财富流失越大。无法估计中国由于劳动力价格低估所造成的财富流失,但以中国现在每年5000亿美元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出口规模来看,这个流失不仅巨大还会越来越严重。人力资本之所以是一种最重要的要素,乃是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最能动的要素。如果将“人”贬低为一种自然资源(甚至“贱”于自然资源),并作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加以出口,不仅是一种最大的财富流失,也意味着这个经济体长期竞争力的丧失。从历史的常识出发,我们似乎从来还没有看到过那种依靠虐待本国人民就能够发达起来的国家。然而,问题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种以财富流失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经济,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这很可能说明,无论在经济结构上,还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组合上,中国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引进外资、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里是一种国家战略,而在地方政府那里,则成为扩张地方财政能力和创造政绩的最快捷手段。在整个改革时期,只有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央和地方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两股力量合在一起,终于使这个战略扭曲到不计成本的地步。

四、锈蚀的团结

  在经过26年的改革之后,中国虽然形成了以一个以市场交换为主导的财富创造机制,但具有强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结构却纹丝不动。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制的财富创造能力成级数放大,于是,传统政治结构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现级数放大效应。这毋宁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阻止贫富分化,而且主导和加剧了这种分化。这实际上是中国1990年代后期以来贫富剧烈分化的内里乾坤。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由旧式政治结构主导的“新”的分配机制趋于定型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机制初步发作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体制化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而这个体制为他们设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种仅仅能(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标准。中国各省设立的所谓“最低保障线”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近乎残忍的标准。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阶层继续对这种危险的社会分化熟视无睹,一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的洪流,中国庞大的底层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走险的生存绝境。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当有人一点都不脸红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为穷人确立的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的1/4左右。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而这正是当今中国贫富问题最为凶险之处。在中国的都市人口及上层精英那里,经济繁荣不但习以为常而且理所当然,但在那些主流媒体看不见的底层那里,生存危机却无时不在,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分化至此,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非常脆弱。不幸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却仍然生活在“繁荣永无止境”的幻觉之中。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险恶的程度,并且马不停蹄地不断刷新经济史的记录,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甚至转引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0.59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身存灾难。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的确是准确的话,那么以血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结局却非常讽刺,他们获得的回报被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底线。

    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正在以代际的形式向下迅速传递。位于中国城市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贫困女生,2004年一年的饭卡消费记录只有8.35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之中,没有人发现这位女生是以捡剩馒头才能勉强度日的。这个故事曾经震惊了许多人。然而,这个看上去似乎十分极端的故事并不孤单。有资料披露,从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间,中国首都某大学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贫困生的比例从16%激增到41%.作为新一代人的一个抽样群体,大学生中的贫富差距不仅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现实,也是对中国社会未来阶级图景的一种勾画。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将肯定不是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温和,而是更加暴烈,更加激进。

    中国的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在危机时刻才会显示出它的政治打击性,经常的情况是,它只是给一个脆弱社会结构的最后一击。而在这之前,它往往会以一种不那么具有爆炸性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国,它就是消费能力的长期低迷。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为“原因不明”的内需不足而深感困扰。表现在宏观上,则是消费率长期低于正常水平。更为反常的是,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没有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反而不断显著下降。到2003年,中国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只有55.4%的超低水平。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0.1%,而且也远远低于发展阶段相似印尼、菲律宾等国。现在,那个“不明”原因终于开始浮出水面,许多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源自于中国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源自于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几乎没有消费能力的底层社会。这个在改革时期创造了最多财富的底层,被不由分说的剥夺了应得的份额,成为在消费上无足轻重的阶级。

  在一个国家,当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占有的时候,这个国家低得离谱的消费率就不是什么难以索解之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逆向异动的服务业比率(这个比例在2003年是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穷人是消费不起什么服务的。对于中国低迷的内需和畸形的经济结构,一向喜欢发表惊人之言的中国学者王建解释到:“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王建虽然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矛盾”,但在我们看来,它与收入差距指的几乎就是同一回事。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在如此低迷的消费率之下,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鸦片一样地不断提高投资率(包括不计成本地吸收FDI)。这进一步扭曲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而提高投资率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维持速度,但会形成更加庞大的过剩产能,而为了推销这些过剩产能,就只能以剥削本国下层人民以及掠夺本国自然资源为代价,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这又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可见,中国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资率,畸高外贸依存度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恶性循环过程。而其总源头,则是中国国内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换句话说,中国怪异的产业结构不过是中国国内异常分配结构的外在表现。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主要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率已经被推至极限位置,低劳动成本以及剥削本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已经被挤压至极限位置(中国2004年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民工荒”现象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提醒我们,持续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一片喝彩声中正在迅速冲击它的终点。而最近两年中国经济令人诧异的强劲表现,很可能就是这种模式盛极而衰之前的最后一缕光芒。深刻而痛苦的经济调整近在眼前。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在中国,这种经济调整将首先意味著作为源头的分配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与分配结构共生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没有这种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分配结构按照官僚集团的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又一场革命。近20年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誓,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他们非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让中国经济深深的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还远远没有理解这样一个隐蔽的线索,即:在相当程度上,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这种倒逼效应是以激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展开,则取决于政治结构的适应能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乐观。

  严重的分配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多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杜撰了一个非常牢固的谎言。他们将平等和效率描述为一对天生的敌人,言之凿凿地认定,平等会导致效率损失。仿佛平等多一点,效率就会少一点。这个可疑的理论假设不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权贵们蓄意解释成,只要是效率的,那么抢劫和盗窃就是应该允许的。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按照这个逻辑,为了达到经济增长,我们不仅应该容忍不平等,甚至应该主动地去制造不平等。然而,早在四十年之前,缪尔达尔就在《亚洲的戏剧》中断言:“均等化的增加将比在西方国家更多的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而中国学者秦晖也曾经以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为例证,雄辩地证明过,公正和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是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秘诀。事实上,凭借常识,我们也能够推论: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比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游戏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平等可以增进信任,信任可以促进合作。没有潜在的基本信任作为基础,合作不可能,竞争也不可能,甚至连社会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论从这种竞争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抽去了正义,一个社会就从核心处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团结。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从他们置身的那种秩序中获得他们认为基本公平的回报,他们就不可能信任这种秩序,而当他们不信任这种秩序的时候,这种秩序就绝对不会是有效率的。除非他们受到了某种强制。而强制的秩序,不管是计划形式出现的,还是以某种受到操纵的市场形式出现的,都不可能表现出长期的效率特征。相反,它所激发出来的破坏性则可能是长期的。在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和无处不在的政治腐败所培育的,正是这种对社会信任具有毁灭性的阴暗文化。这种文化足以消解任何一种合作或者竞争秩序,从而使它们趋于无效。在当今中国社会,对在改革中确立的竞争和合作秩序的普遍不信任情绪正在广泛蔓延,逃避、消解、抵抗这种秩序的现象随处可见。就此而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从最基础的源头上遭到瓦解。令人奇怪的是,当严重的不平等已经将中国社会锈蚀、离析到如此地步的时候,“中国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甚至50年”的高谈阔论却仍然在被四处传播,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中国奇迹”的传教士们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3-26 19:34:5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hwd99" <hwd99@netease.com> 标题: 施晓渝的观点

对我国该否搞西方民主的看法

施晓渝

    最近我国大争西方民主之事,从中央到民间,故我也来说说。

    对比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国的制度与经济发展,中国是专制型,新加坡是集权型,印度是民主型,这三国,新加坡发展最好,中国次之,印度更次之。集权专制也有经济发展快的时段,从经济这个角度论证宪政民主制度好于集权专制显然不行。我的观点是如果领导人的水平高可以搞点集权独裁专制,如领导人的水平低则只有搞民主,当然领导人的水平高也要有民主科学的决策程序,而其实如领导人的水平高就喜欢集思广益,兼听则明。

     另外,集权,独裁,专制这三者是否也该区分开来?民主集中制说起来不坏,但唐太宗用起来好,而明崇祯用起来就不好,这一要看领导水平,二要看集体智慧和道德,三要看历史沉淀,所以人构成的社会还是要看人,单讲体制是不行的,宪政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也是同样。集权的优越性的发挥必须具有两个条件,一是领导者的水平,二是没历史包袱,新政权往往能发挥集权的优越性,如唐太宗,旧政权,由于历史包袱太重,任凭你再怎么努力,却老是只能发挥集权的弊端,如明崇祯。特别是面临积重难返的社会该怎么办,算老账就大要动干戈,不算老账气又理不顺,旧的网络和新的网络与其冲突不可能简单的修补替换,解决这些问题要大智慧,没有简单的药可医。

    我对摒弃西方民主制度的优点和夸大我天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以为然。我希望在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同时,看看我国领导人的水平,看看我国背的历史包袱。不要老扭着制度谈,制度不是万能的。不要一根筋在改变体制上下功夫,若从体制着手打不开突破口怎么办?如在蒋介石手里,台湾搞不成民主制,但在蒋经国手里却行,我希望大家能换个角度思考。现在,我认为要多谈问题,一解决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包括了领导人的水平和决策问题。二解决社会的沉苛问题。这两者谈好了,解决制度问题才有可能。

 

 

发件人:"高一飞" <gaoyifei1216@hotmail.com> 2009-03-25 10:02:53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高一飞投稿

腐败官员在法律面前有太多的特权

高一飞

    为进一步规范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处理,依法从严惩处严重职务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3月19日发布《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最高院有关负责人说:“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轻刑适用率偏高的趋势。其中有多方面原因,包括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运用不够规范。”意见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部分职务犯罪案件处理上失之于宽的问 题。”(新京报,2009-3-20)

    官员职务犯罪被轻判,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最近《检察日报》发表了《“职务犯罪”缓刑适用的宝鸡调查》的文章,陕西省宝鸡市人民检察院对2005年至2008年全市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的判决情况进行了专项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职务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相比,“缓刑适用率偏高,罪刑失衡。”(http://news.jcrb.com/xwjj/200903/t20090318_194717.html)

    文章中的数据表明,四年间反贪案件的缓刑率最低是44%,最高达到63%,其中有3年超过了50%。而在同一时间段中,公安机关侦查的一般刑事案件缓刑率最高只有33%,最低只有26%,贪贿案件缓刑率平均高出普遍刑事案件27个百分点。与几种典型的普通犯罪相比,盗窃罪的缓刑适用率最高只有15.7%,最低只有9.5%。数据显示抢劫罪的缓刑率稍高一些,但最高也只有33.9%,仍然远低于贪贿犯罪。

    “职务犯罪”缓刑适用偏高,原因何在,调查报告的作者分析认为:一是侦查无奈。一些办案人员固定证据的意识不强,加之缺乏必要侦查手段和技术设施,使得办理的案件存在较多的漏洞,一旦翻供就无力应对,最后只好降格处理。加之贪贿犯罪者的特殊身份有时也会给办案人员带来心理压力,办案人忌惮于某些因素。二是法院方面的苦衷。贪贿犯罪者案发后经常穷尽各种资源给法官施压或诱惑,有些压力法官自身无法抗拒;有些法院为了减少涉法上访问题,就干脆轻缓地对职务犯罪者从宽处理。三是其他因素的干扰包括:辩护人不端介入、单位袒护、家属活动。

    《检察日报》这篇宝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超的文章,是一篇敢于说真话的文章,表达了一个正直的检察官对中国打击职务犯罪问题上的深深忧虑。真话表达的是真实的情况,也往往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对贪污贿赂犯罪打击不力,是全社会有正义感的公民们长期以来非常痛恨的时弊。

    由于文章主题的限制,其实这篇文章还没有谈到另外两个问题。首先,文章谈的是已经进入刑事诉讼法程序的案件,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有大量职务犯罪其实是根本没有被发现。据公安部课题组于1985年、1987年、1988年对15个省、市300余个派出所进行为期三年的刑事隐案调查,其结果显示我国犯罪黑数问题相当严重,犯罪明数最多只占实际发生的1/3,(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67.)。他们的调查针对的是普通刑事犯罪,而职务犯罪则由于没有直接被害人、单位不配合、行政权力干预等复杂的原因,犯罪学界普遍认为其黑数比普通刑事犯罪要高,也就是说,真正被发现并立案的职务犯? 锟赡懿坏绞导蚀嬖诘闹拔穹缸锏?/SPAN>1/3。

   其次,即使进入了刑事诉讼程序,立案后可能会不合理地撤案一批、不诉一批。2002——2007年,内蒙古全区全区刑事案件不起诉率为4.6%,无罪判决率为0.5%;而职务犯罪案件撤案率达到1.9%,不起诉率只有18.73%。可以找到的这个地区的资料,是全国情况的一个缩影。从这个地区看,与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相比,职务 犯罪的不起诉率是刑事案件总不起诉率的4倍多。

    司法机关对职务犯罪不适当地漏掉一批、撤案一批、不诉一批、缓刑一批,打击不力的现状令人忧虑,检察日报的文章认为应当通过两个方面即完善立法和加强监督来解决。两高的意见只是一个关于量刑的实体性规范,但刑事实体的立法只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没有留下自由裁量权,也只有给执法、司法人员留下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才能让法律适应于千差万别的个案,才能实现实质公正。但是,自由裁量权又容易被滥用,所以,如何实现司法公正,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实现打击职务犯罪方面的司法公正,需要三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检察机关应当确实承担起对职务犯罪的侦查起诉的责任,不能以纪委交办为主,而是要认真对待群众举报、主动通过监督机制发现犯罪,更不能对已经发现的犯罪视而不见;二是侦查、起诉、审判都要接受监督,特别是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更不能出现象程维高案件中那样的情况:执法和司法机关不仅不接受监督反而成了贪官打击举报者的帮凶;三是党委政府要保证执法司法机关独立办案,行政长官不能进行非法干预,充当腐败的保护伞。

    上述问题,牵涉到民主监督、司法独立与司法受监督,甚至于政治体制上的问题,需要通过司法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最终解决。由此看来,解决对职务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任重而道远。

    2009-3-18.重庆烈士墓。
 

 

 

 

发件人:<xujingan@vip.163.com> 2009-03-26 20:23:23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是多元化的福利社会

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会议纪要

第十一期 2009年2月28日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是多元化的福利社会

    2009年2月28日下午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一次研讨会召开,39位学者与媒体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康新贵主讲,提供的论文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是多元化的福利社会》。蔡维钧副教授作为嘉宾发表评论,会议由徐景安主持。与会者发言纪要如下:

徐景安:

    今天下午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举行第十一次研讨会。前十次研讨会,主办方是价值中国网。没有他们的支持,论坛举办不起来。从这一期起,他们退出主办方,作为协办方,但依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会标、桌签、速记,以及会后的专题片都是他们负责,在这里我对价值中国网总裁林永青表示深深的感谢。从本次研讨会起,主办方是文化纵横杂志与天益网,今天我请来了文化纵横的主编、孙治方基金会干事长杨平和天益网总编琼虎,请他们致辞。

杨平:

    感谢徐景安老师给我们杂志社和基金会机会,也感谢各位能够来参加今天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我们对徐景安先生非常钦佩,他六十多岁了,仍然对研究国家的根本问题保持高度的热情,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非常难得。今天的社会是货币化的社会,也是非常专业化的社会,能够有这种情商来做这个既不赚钱,又没有明显利益的事情,很可贵。所以,我们杂志社愿意作为主办方之一加盟这个论坛。

    我们这个杂志叫《文化纵横》,它是去年9月由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一个期刊,刚出了两期。今年是双月刊,准备明年改成月刊。我们的宗旨就是一句话,叫文化重建。我们认为在当代社会,伴随着财富的增长,越来越迫切地感觉到精神文明、文化价值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应该说,不管是长一辈的还是中年一代的,还是年轻一代的,都有一种普遍的感觉:面对世界却不清楚,我们有怎样的核心价值?我们应有怎样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成什么样的社会?洋人希望我们走他们的路,而我们有社会主义的主张,也有自由主义的主张,也有回归传统中国的主张,争吵不休。国民对于究竟要建设怎样的国家,建设怎样的社会,没有共识。上层精英没有意识形态,底层的百姓没有是非标准。我们必须考虑,这个民族国家最需要什么东西,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杂志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第一,文化和价值重建,也就是意识形态和道德体系的建设。第二,政治文明和政治发展模式探讨。第三,生产方式和发展道路探索。这是我们给自己确定的使命、愿景和宗旨。

琼虎:

     各位老师下午好!非常荣幸天益网被徐老师纳为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的主办方之一。我不太喜欢参加活动,虽然跟徐老师合作有一段时间了,今天还是第一次参加会议。我2000年北大毕业,在北大在线做燕园评论和名叫三角地的论坛,03年开始自己做燕南网,05年改名为天益网。这些年来,跟中国思想界不同学科、不同流派、不同年龄层或者说代表不同利益的学人打交道,感觉有价值的东西很多,但是在网络大潮中,我们还是显得非常弱小,需要学界同仁共同努力。整个思想学术环境应该说是泥沙俱下的状态,非常混乱。从这个角度上讲,徐老师倡导创建中国新文化,我觉得非常有现实意义,给大家提供一个平等、理性、宽容的交流平台,不管左中右也好,老中青也好,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不一定非要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而是让参与者和受众自己去比较、鉴别、选择,这样的话,我相信有助于早日走出普遍的迷惘和集体无信仰的状态。我觉得,把大家的智慧和能量聚集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成为一座灯塔。这个灯塔它本身不是目标,但是能够照亮大家的行程,让那些左顾右盼、东张西望的、还有低头原地徘徊的人,能够目视前方。最后希望大家多支持咱们的论坛,也多支持天益网站。非常感谢!

徐景安:

    第十一次研讨会现在开始。我们是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今天为什么要讨论福利社会这个主题呢?广义的文化应该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化,就是为了实现终极目的,就是人生幸福。物质需求在基本层面的普遍满足,应该是实现中国人普遍幸福的一个基础条件。所以,建设一个公平的福利社会是创建中国新文化的应有之义。

    对当今中国社会来说,福利社会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长远目标问题,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紧迫需要。说得再严重一点,这个问题不解决,也可能使我们航行30年的改革大船沉没。所以,能不能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个福利社会,不只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下面,请康新贵律师主讲。

康新贵:

    谢谢徐教授,谢谢二位主编,谢谢各位老师和前辈,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按照王占阳教授讲的社会主义社会从价值上说是普遍幸福主义,徐教授从社会心理方面所讲的民众满意度的问题,如何实现普遍幸福与普遍满意?从社会结构上说,目前比较现实可行的是多元化的福利社会这种结构。

    一、多元化是当今社会最本质的特征。

    每个社会都有最本质的特征。本质特征是指控制或对社会发展变化影响最大、表现最突出的要素。如在原始社会,本质特征是财富的全体共有;奴隶社会是奴隶主拥有奴隶人身和土地;中国封建社会是皇权至上的封建专制;传统的资本主义,资本是主要控制社会的要素,拥有资本便拥有一切。这些社会的共同特征是控制社会的主要要素是单一的。当今社会控制社会的力量或要素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和状态,表现在政治力量的多元化、经济成分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等方面。

     社会的名称应当体现社会的本质性内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些名称,都很好的体现了所代表社会的本质性内涵。从社会结构上说,当今西方各国,在本质上已不同于资本主义初期的私有制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是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各种因素和力量。这种多元因素控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再冠以“资本主义”社会已不相符合,至于“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名称,也不能体现其本质性的内容,称为“多元化社会”可能更为合理。北欧各国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名称与实际社会结构无任何实质性的关联,词不达意,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传统名称,而称为“多元化的福利社会”能够很好的刻画其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当今中国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下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概念上实在是过于模糊不清,我们如何能建设好一个概念模糊的社会?中国社会目前正在向“多元化社会”转变,只是中国目前尚处于多元化社会的初期,多元化控制的状态还未形成,目前依然是政府主导型社会。
中国社会多元化的到来,首先从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开始,产权的多元化,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产权主体、产权所有人的多元化,公有、私有、外资、合资性质的股份制等等;二是产权内容本身的多元化,产权所涉及的标的多元化,有无形资产、有形资产,资本表现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相应的拥有这些不同的控制社会发展要素的人们,就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层。依据对控制社会的不同稀缺资源的多少,中国社会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

    稀缺资源包括政治权力、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拥有政治权力的阶层——国家管理人,这里是指拥有实际控制权力的人,如省长、市长、镇长等,不包括机关的办事员、打字员等。资本家是指拥有经济资本等,有二个含义,一是拥有资本,二是资本有一定的数量,如50万、100万以上,这个最低数字很难确定,也没有必要。但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是必须的,哲学上讲,量变引起质变。这个数量决定资本家是否以资本的运作为主。开小卖部的、摆地摊、擦皮鞋的,也有生产资料,但他们不是以资本运作为主,他们是以劳动为生的自我雇佣的劳动者,他们不是微型资本家,不属于资本家阶层。中产阶级,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一般指拥有知识、技能的高级人才,这个阶层,既有职业的划分、又有收入的多寡。如教授、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知名律师、医生、影视明星等。劳动者,分为三个子阶层,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发展型:既有职业特征,又有收入的多寡。如一般的脑力劳动者,如一般律师、评估师,高级技术工人等。一般的评估师,月收入大概2、3千元,很累的,是体力劳动加脑力劳动,评估师、会计师、税务师比打字员累。他们是准中产阶级,有可能上升到中产阶级行例,也有可能被淘汰到温饱型、贫困型。温饱型:一般体力劳动者。如商场营业员、工厂的工人等等。贫困型:贫困山区农民、下岗工人、摆地摊的、擦皮鞋的。

    划分阶级是为了区别我们这个国家存在哪些社会群体。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生活需求,对社会的期望也就不同。资本家希望国家把钱拿出来投资,下岗工人希望国家提供社会保障,降低大学学费。国民收入的总量是一定的,如何分配?这就需要国家管理人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如何平衡?有个原则问题,以什么为最高原则,即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什么。是以公平、正义为最高准则?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个原则问题。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出现偏差,社会就会倾斜,就会激化阶层矛盾。普通民众就不会幸福,就会不满意。现在大家都在讲中国是法治社会,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法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就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区别良法和恶法的试金石。不公平正义的法就是恶法。所以法治社会只能以公平正义为最高价值准则。

    二、现代西方多元化福利国家产生的历史原因——福利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马克思曾预言社会主义将首先在发达的英、法等国家实现,但这些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前苏联、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为什么?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该理论认为:人的各种需要分为五个层次,依次序上升。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社交需要;4.尊重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是人的各种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的一种,是对生存的基本需要,它是推动人的行为的最强大的动力。如果人的这种最基本的生理机能需要得不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人的生存就会很困难,他的生命就缺乏最基本的保障。他的生命的存在缺乏最基本的保障,他就会为此而无视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同一个时代,大部分人的对低层次(生理和安全)的需求构成了社会平均的低层次需求水平。当人的低层次需要,生理、安全需要不能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时,人就可能会挺而走险,尤其是对青壮年来说,青春的血液使他们不可能坐以待毙;当这个人群占人口的较大比例甚至是占多数时,暴力革命就必然爆发。这正是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为什么共产党能发展红军闹革命的根本原因。英、法、德等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没有发生这种持久的、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因为他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逐步开始建设福利国家。英国1601年颁布《济贫法》,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先后颁布了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通过社会福利避免社会出现大规模的、庞大的生活在贫困线上的群体,减少他们的暴力倾向。对于一般人来说,都不愿意冒生命危险,只有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不顾自己的生命。国家提供福利,调整利益分配,是国家行使对内安全的职能。

    福利国家在西方社会出现了二种不同的模式,一种传承英国的《济贫法》传统,以有选择的补救、扶助贫困者和贫困家庭作为政府社会功能的基本出发点,一种因袭德国的《社会保险法》,以制度性的阶级调和作为政府社会干预的基本措施,使社会各阶级都承担工业社会的风险。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变福利国家为福利社会。不论那一种福利,福利社会缓和了阶层矛盾,避免了大规模、长久的暴力革命的爆发。因此这些国家都相对平稳的发展了资本主义。中国的蒋介石集团、前苏联的沙皇没有建设福利国家的想法,饥民造反,只能选择跟共产党进行暴力革命。

    三、社会主义社会或多元化社会对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追求的概括性实际结果是普遍幸福主义,实现普遍幸福的基础性保障是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同时,建设和谐福利社会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王占阳教授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是普遍幸福主义,这种价值体系包括使广大社会成员能够普遍享有效率、公平、富裕、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人道、正义、民主、自治、和谐等等基本价值。普遍幸福主义实际上是追求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概括性实际结果。实现普遍幸福,普通民众也就满意了。

    建设多元化的和谐福利,目前的重点是对国民收入分配进行调整。我国的现状是一次分配中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比例过低。瑞典在二次大战前是1:1,以后是3:1左右,最高是4:1,我国在2004年是0.65:1。资本主义,即使在初期,也很少低于1:1。目前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为41%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为50—60%之间,如美国,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二次分配,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12%。在发达国家中,社会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财政支出的30%左右。

    在英国中央财政支出总额中,社会保障支出约占32%,卫生及社区服务支出约占17%,教育支出约占12%。2004,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5%,美国为75%;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高于我们。所以,当前,调整国民收入的第一、二次分配是建设多元化和谐福利社会的重点。

    从民主的角度来说,民主的核心原则是多数人的统治,而中国的多数人——劳动者阶级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调整国民收入的第一、二次分配,使之达到当代应有的公平正义水平,解决他们具体的生活困难且达到当代应有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的普遍幸福和普遍满意,这是当今中国社会所必须追求的价值目标。而建设福利社会,是实现普遍幸福和普遍满意的基础性保障。

    四、改革的三条道路:一是回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一些人主张搞民主的计划经济,但迄今为止,未有一个成功的典型。二是维持现在改革方式。目前的改革在发展了经济总量的同时,造成严重的二极分化,基尼系数已达0.47。且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的低层次的生理、安全需求未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这是极不合理的,这使他们对改革产生不满情绪。据凤凰网的网络调查,在11343人中,赞成改革的仅占29.5%,为3346人;而反对改革的竟占70.5%,即7997人(80%的人是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从八十年代大多数拥护改革,到今天大多数反对改革,形势发生了逆转。发展经济已失去改革共识的作用,民众没有从GDP增长中分享应有的成果,相反更多地感受环境污染、腐败犯罪、道德丧失的恶果。徐教授提出“将民众幸福、满意作为目标,容易达成改革的新共识。”实际上,普通民众不满意的直接后果就是不断发生群体事件,并且数量和规模不断的扩大。翁安事件、孟连事件、重庆等城市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就是典型的代表。如果要讲民主,如此改革不可能继续进行,坚持如此改革,就只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既得利益者对利益受损者专政。

    三是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尽管这个理想在今天还远不能实现,但它作为人类追求的最高理想是不能放弃的。正如物理学中的理想状态,汽油发动机通过汽油的燃烧产生热能,并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最理想的状态是100%的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目前的转化率大约只有30%左右,但100%的转化——这种理想状态是科技工作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尽管最终也不可能实现100%的转化,但99.99%的转化率,就是十分理想的成就。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最高理想状态,是人类社会,尤其是劳动者阶级及其政党应当追求的目标,最终可能也无法实现“完全的按需分配”,但大部分的实现将会使劳动者阶级获得极高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

    总而言之,福利社会制度是按人的低层次需求(生理和安全需求)进行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即按人的全部合理需求进行分配。因此,从社会财富的分配角度讲,福利社会制度是“按需分配”制度的初级形式。

    五、当今中国制约经济发展的颈瓶是内需不足,扩大内需应当是一个基本政策,扩大内需的必要前提是劳动者阶级有钱并且敢于花钱。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是实现扩大内需的基础和前提,理应写入宪法,成为全社会追求的目标。

    内需有二种,一是投资,二是消费。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直接生产个人消费品或者生产个人消费品所需要的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等等,归根结底,源头是个人消费品的被购买消费。很明显,如果个人消费能力不足,投资生产的消费品或为生产消费品而生产的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等就会发生产品积压和滞销而影响投资的效益,从而影响人们投资的热情和信心。

     实现个人消费有二个基本前提:一是个人要有钱,二是敢于进行花钱。很明显,在四个阶层中,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的个人消费水平已经满足了他们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需要,大幅度的增长个人消费的数量总额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因此这部分人购买商品进行消费的总量不会有太多的增长,况且他们毕竟是少数人,消费数量有限。占总人口90%的劳动者阶级,他们的实际消费水平,包括数量和质量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对生活的需求和期望,他们最有可能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大量购买商品使企业的产品销路畅通;但他们也最不可能增加购买商品的数量和提高消费水平,因为他们没有钱或者有一点钱而不敢花。对温饱型劳动者来说,他们除了购买低档的生活必需品外,已没有多少剩余的钱可供个人消费,况且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或者干脆没有能力进行考虑安排,他们目前不可能大幅度的增加个人消费;对于贫困型,不说也罢;至于发展型劳动者,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外,他们尚有一些存款结余,但面对高昂的学费、医疗费、住房以及对未来养老生活的考虑等等,使他们捏紧了手里的一点存款而不敢消费。他们中三十岁左右的人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买房,四十左右的人面临的是子女的学费、本人及家庭的养老、医疗以及个人可能被淘汰提前退休的生活问题。这一切,使这部分人也不大可能在目前大幅度提高消费水平。如此,占总人口90%左右的劳动者阶级没有能力增加个人消费,占总人口10%的强势阶层没有增加消费数量的需求,这如何能够实现扩大内需而拉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式让劳动者阶级有钱并且敢于进行消费,扩大内需就是一句毫无实质意义的空话。

    从哲学意义上讲,普遍性是人类共同具有的共性,特殊性是地域的、民族的个性。特殊性应当是优于普遍性至少是对优秀的普遍性没有实质性损害的才有存在的必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什么?应当是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的富裕和精神生活的快乐,是普遍幸福和普遍满意。普遍幸福、普遍满意当然不能忽略占总人口90%左右的劳动者阶级,福利社会是实现普遍幸福的唯一途径。

    六、建设福利社会,提高劳动者阶级的收入和增加财政支出中对社会福利的比例,是很有必要也是必须的,这是扩大内需的最佳方式和途径。建设福利中国,具体的说就是要政府干预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通过提高劳动所得与资方所得的比例提高工资;在第二次分配中减少行政公务支出、减少经济建设支出,增加对教育、卫生、廉价出租房屋等社会福利的投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将农民纳入福利保障体系,降低大学学费、医疗费,让劳动者阶层能上的起学、看的起病。只有让他们的收入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他们才有可能扩大自己的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具体的说,在第一次分配中,对于劳动者阶层中的工薪族来说,就是要大幅度的提高他们的工资收入,尽可能的让他们在企业中占有一定的股份,增加其财产性收入。提高劳动所得与资产所有方所得的比例,2004年我国为0.65比1,应将这个比例调整到1比1,逐步调整到3比1左右。第一次分配比例过低,是劳动者阶级普遍贫困化的首要原因。国有企业率先大幅度的调整这个比例,使私营企业不得不随行就市为工薪族增加工资。二次分配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国有企业比较发达且占据优势行业地位。全民所有,既全民皆股东,国有企业理应向全体国民分红。2006年国有企业利润超过9600亿元人民币,2007年国有企业利润超过16200亿元人民币,2008年1-11月实现利润11994亿元人民币。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一般都要求将国有企业的红利转给财政部门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

    面对目前的经济危机,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增加投资4万亿元(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安排为34831.72亿元)。假设平均在2009、2010年支出,每年2万亿,相当于增加一半多的财政支出。其中有一些民生工程和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的内容。这些投资,应当重点用于社会福利方面,至少在今、明两年内使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比例达到国际平均水平。按照国务院目前出台的十大措施,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投资比较多,也有一些关于社会福利方面的。这次应该多拿出一点钱搞社会保障,至少在今明两年内达到英国多一半的水平。

    谢谢各位老师,欢迎批评指正。

徐景安:

     新贵是律师,他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这样的问题,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建设,提出了有积极意义的看法和建议,应该属于我们的同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需要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以全社会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下面,请蔡教授作为嘉宾评论。

蔡维钧:

    主讲者首先从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形成过程开始其文章的逻辑演绎,并指出未来的社会发展形态是多元化社会。他提出多元化社会概念,从目前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有一定道理,但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商榷。第一问题是关于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概念。

    私有制、公有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形成以及概念的提出,是以生产资料占有形式来划分的。这种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划分公有制和私有制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否科学?是否有道理?本身就是需要商榷的问题,如果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私有制占主要地位的美国、西欧的福利,比我们公有制的福利搞得还好,或者说比我们还社会主义。而我们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国家,结果比资本主义搞得还差。所以用生产资料所有的占有形式来演绎出今天的社会形态,并给这个社会形态下定义,又在这个定义下,给出各种政治指标和经济指标,其本身就不具有科学性。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自身演化出来,然后人们给它定义了一个名字。它本身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事实过程,而社会主义是人空想、臆想出来,然后为了验证这个空想的东西而不断实践。现实说明这种臆想出来的东西就是乌托邦,所以,“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们为了证明其自身臆想出来的东西具有正确性,就造出更多幻像。最终只能用事实才能打破这个幻像,俗话说通向地狱之路从来都是用鲜花铺成的。这有深刻的道理。

    资本的基础是物质,它建立的社会是以物质为基础的,它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公有制支配社会是权力,权力是跟人联系起来的,人是变化的。这个社会形态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一个变化的基础上?这是需要考虑的。

    从上面的分析看,要建立一个公平稳定的社会,不在于公有制、私有制的问题,也不在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而在于这个社会是否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多元必须平等!如果没有平等,一个强势与一个弱势之间没有真理可谈,也不可能有和谐的社会、多元的社会。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社会分层问题。主讲者提出了社会分层问题,国家管理者、资本家、中产阶级和劳动者。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成分被忽略了,国有企业的高管算什么?国有企业的高管,你说他是国家的管理者,他是企业高管,你说他是企业高管,他履行着政府的某些职能。这个模糊的边界是我们国家存在问题的最致命的地方。

    关于劳动者的分类,还是比较有道理的。但是,文章中提出目前总人口90%以上的人员处于生活底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是自然形成的,其原因和机制是什么?如果是政府主导形成的,则政府的主导思想是什么?作者没有详细分析,连相关的结论都没有给出。

    第三个是关于多元社会问题。如果把整个社会多元进行大类划分,可以划分三个要素所组成(或者说是三元)。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企业,一个是个人。当然这个企业组织也可以把社团组织包括在内,这三个要素就构成一个三角形。当政府和个人拧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企业了,这就是过去计划经济的公有制形态,社会没有独立的企业,结果是社会财富极度贫乏,生存都有问题,更不要说是发展了。如果企业和个人结合,而没有统一的政府,那是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就是军阀混战。如果政府和企业联系起来,官商勾结,腐败堕落,道德沦丧,两极分化,最后有可能推翻政府,走向推倒重来的结局。在这个模型当中,只有这三个独立了,才能形成多元社会,而且政府是社会公器,在企业和个人之间形成中立状态。企业和个人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就必须共同监督政府,使政府在劳资之间形成一个公平、平等的状态。这就是社会多元化的基础。否则多元社会就形成不起来。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金融海啸。发端于美国的金融海啸是世界金融结构的大调整,目前世界金融结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布雷敦森林会议所建立起来的,它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WTO)所组成,但是这个金融结构框架建立有个前提。苏联这个天敌的存在,是这个金融体系的外部约束,使其不可以任意发展。现在苏联天敌没有了,外部约束没有了,它就膨胀起来。膨胀到一定的时候,这个泡沫就必然会破,泡沫破了以后就会重新建立起一个具有内部约束的世界新的金融体系。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国家通过30年的改革,并没有建立起适应世界的本国金融体系,我们国家改革之前是没有金融体系的,只有财政。我们刚刚有了自己的金融体系,就面临着国际金融体系的大调整,这就导致了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国际金融体系结构大调整的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建立一个和正在调整的国际金融体系相融合的国内金融体系,还是建立一个自己独立封闭的金融体系?如果我们要融进国际金融体系,我们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一个体系不可能有两个规则。只要你遵守规则,就可能改变国家的结构。如果不融到西方经济体系,我们必然要自己搞个体系,那么我们必然走闭关锁国的道路。所以,中国走上世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启动内需的问题。

    进入金融危机以来,启动内需成了朝野的热门话题,当局砸出4万个亿,各地政府也相继提出振兴的计划和投资。如果采用远距离的视角来看,这些措施是路子不对。或者说,决策者并没有读懂中国的经济。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内需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是社会发展动力不足问题。动力要有动力源。中国的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出了毛病。

    宏观是微观的集中体现。现在宏观出了问题,就说是宏观的事情,是什么消费不足等等。不是的。中国目前的经济形态中,凡是能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都被大大桎梏住了。就像把一个运动员被捆住四肢,然后你那里说,你翻跟头,你翻跟头。没有用的。要真的启动内需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将五级政府管理改为三级。目前我们国家采用五级管理,中央---省----市-----县-----乡。改为中央-----省-----县(市),这样就取消了二个管理层次,因为增加一个管理层次,成本会增加一倍,效率会降到原来的六分之一。采取这个措施就会将整个社会的管理成本降下了,降下来的成本就成为民间的利润,从而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动力。

    二是取消全国的公路收费。据有关资料,全国收费公路超过19万公里,收费站有6千多个,平均30公里有一个收费站;来自网络上的google地图统计,全国收费站是86053个,二级以上公路353306公里,如果二级以上公路都不放弃收费的话,平均4.1公里就有一个收费站。中国公路收费里程占全世界公路收费里程的82%,把公路这个国家运转的动脉切成像香肠一样,好像肠梗阻。如果取消全国的公路收费,综合效应能提升GDP1.5个百分点。取消公路收费后,不仅生产成本、社会运行成本大大下降,更重要的是会引起一种心理效应,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积极性会大大提升。各种运输工具会引起极大的市场效应,从而导致社会财富的增加。

    三是凡拥有员工5个人以下(当然也可以设置销售额在200万元以下)的企业,免收一切税费。这个规模的企业基本上是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消税费后,显然增加其生存的动力,从而大大扩大了新企业产生的土壤,就会有更多的新企业出现,从而增加社会财富,也解决了就业问题。

    四是开放社团组织和消除教育垄断。现在的社团组织是需要有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社团是一种民间的组织行为,人们需要一种除了赚钱以外的精神载体。在现在这个信息化的全球时代中,人们对于精神的追求将会成为一个整体的需求,由于增加和普及知识的教育被垄断,就阻碍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再加上社团限制,就堵塞了知识的出口。这样社会就显得拥挤、焦虑和不安,这时危机就会出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整个社会除了物质方面在增加财富,精神领域也在增加精神财富。这个社会就活起来。同时也解决了每年那么多的大学生毕业就业问题。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不需要接受那么多年的教育。只有增加精神财富才需要更多的教育。

    以上四个方面如果能实现,基本上解决中国内需的根本问题。当然解决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问题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其实启动内需就是解放生产力,把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取消,生产力就会大大发展起来。启动内需是中国的问题,和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是一回事。我们是社会发展问题。中国有四句话: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信息畅通,则国家兴也。

徐景安:

    蔡教授做了精彩评论。他的发言提出了三个很有价值、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第一、究竟怎么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不是人臆想出来的?维钧先质疑以生产资料占有形式来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否科学?是否有道理?然后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公有制支配社会是权力,权力是跟人联系起来的,人是变化的。”以此证明,社会主义是“臆想出来”的。维钧把社会主义定义为“计划经济公有制”,这就没有把社会主义的理念与事实、价值与实践、目标与途径区分开来。“计划经济公有制”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被实践证明失败的,但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的失败,更不能说明社会主义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掀起200多年并对当今世界产生广泛、深刻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没有客观需要,凭空想象出来,那是无法解释的。资本主义其本质上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占有为依托,维护资本所有者利益的社会,马克思认为这必然带来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由于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带来周期性危机。无产阶级必将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与目标,就是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马克思的设想是计划经济加“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计划经济加公有制”则是斯大林的发明。这种社会主义曾经辉煌一时,最终归于失败。但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却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及自由主义的美国,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的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美国就占了75%。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号称社会主义的我国却只有25%。

    这就引伸出维钧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在政府、企业、个人的三元结构中,政府如何成为公平、平衡的调节器?政府是由人组成的,凭什么不追求自身的利益,而“执政为公”、“执政为民”呢?西方的政治理念认为,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政府是必然会侵犯公众利益的,所以对待政府像“贼”一样防范,尤其是公众的钱袋子看得非常紧,美国国会对预算的审议要九个月,美国一个小镇对财政预算居然审议了一个半月。然而,我们的政治理念认为,权力是公平的化身,政府是天然代表公众利益的,3/2以上的政府收入是不纳入预算的,纳入预算的,也是人大代表看不懂、弄不明的,更是对公众保密的。我国开人大,是听报告,谈体会,不是审议预算。结果,政府成为凌驾于企业与个人之上的追求自身利益的集团。这就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卫生等等问题长期解决不了的症结所在。所有问题追问下去几乎都归于一个:政府如何成为公平、平衡的调节器?也就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尖锐分歧。一派要求推进改革,另一派却要坚持专政。

    由此引伸出维钧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内需不足只是表象,而是社会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他提出4个建议,都是为了校正政府行为。其中第二条讲的是公路收费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行为与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一是政府部门可以利用权力随意设公路收费站,把它当作政府的提款机。今天中国只要有一条路,就有部门想方设法设站收费,然后再加种种罚款。据12省市的35条经营性公路调查,仅凭延长收费期限所获取的通行收入高出投资成本数倍乃至10倍以上。二是由此造成我国的物流成本高于日本、美国一倍左右,不仅使公路运输业难以为继,而且压缩了制造业的利润,运输业、制造业为了生存就挤压劳动者收入。三是政府部门创收的动力,源于可以不受监督地花钱。所以,在财政分配中,必然向自身利益倾斜,同时对基础建设投资,尤其是修路的积极性十分高,而对民生的投入不感兴趣。这就形成了今天的局面,投资畸高、消费不足、民生严重。

杨平:

    我给主持者提个建议,这个会议要界定清楚究竟从哪个层面讨论?我们在价值层面来讨论社会主义,即把它作为意识形态,作为价值理念,作为制度形态来讨论。第二个层面,我们谈现实社会中建立福利社会的可能性、必要性。这就涉及到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财政收入是多少,人均GDP是多少,然后就可以进入福利社会了。这就要请财政部门、社会保障部门来谈中国福利保障体系的建设问题。这样讨论才能形成焦点。

徐景安:我想,不一定要定一个框框,在价值层面上有意见可以说,在操作层面上有意见也可以讲。我们毕竟是论坛,不是国务院的参谋机构。不过,这个问题我会从价值层面、操作层面上来回答。大家还是畅所欲言。

程伯霖:

    非常感谢论坛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向在座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学习。刚才康先生讲的关于建设福利社会的问题,蔡教授做了很好的点评。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充分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但提出要建设福利社会并将做为当前解决社会各种矛盾、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核心举措,恐怕要慎重。

     改革开放30年来,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我们走出了一条通过改革开放建设国家的新路子。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特别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抓住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确保了国民经济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人们普遍感到改革发展极度不平衡,特别是腐败蔓延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公,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贫富极度分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导致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内需严重不足、对外依存度过高,一些行业的垄断和行业的管制导致第三产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制造业,人们深深感到在物质极大丰富条件下的看病贵、上学贵、社会保障严重滞后,人们的幸福感普遍下降。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加上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而社会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的利益集团间的制衡机制,使得一些利益集团利用其特殊的社会位势,过多地占有社会的资源和成果,导致人们普遍感到置身于改革开放成果之外。因而社会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即回归传统社会主义甚至是苏式社会主义,怀疑改革开放的种种举措,甚至否定改革开放,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我们必须看到,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也是人所共知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有一部分是改革不落实的问题,比如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早于1992年就已提出,但实施不坚决、措施不落实,特别对农民工等群体完全忽视,以至于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有一部分是改革不彻底、甚至是回潮的问题,比如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导致政府对微观经济过于频繁地干预、行政审批过多、过滥,导致相当一部分地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失去了改善民生的经济基础;还有一部分问题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比如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扩大内需,特别是针对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以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应该倡导在建构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形成各利益集团间的制衡机制,以确保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这些并不仅仅是建设福利社会所能解决的。

    这次金融危机,从我们所掌握的一些资料来看,除了金融体系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外,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问题。欧洲,特别是西欧的一些国家,有着社会主义、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社会成员的福利比较高,以致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工作,国家的负担相当沉重,社会创造的财富不够社会成员的支出,相当一部分企业是国有企业,其活力与竞争力都无法与现代企业相比。更有甚者,一些社会成员追求享受,而不是创业,社会创新动力不足、人力成本极高,导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间竞争处于劣势。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些既是大英帝国在上世纪6、70年代与日德竞争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是欧洲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的重要原因。

    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在这次经济危机中遇到巨大的困难,就是工会的工人要求的福利太高,而且在当前危机的情况下,即使企业到达了破产的边缘、寻求政府救助的条件下,也不愿意做调整。中国一些企业到欧洲去收购公司,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的不是生产技术、制造技术问题,而是它的雇员福利高非常难摆平。就是说,这种高社会福利制度,最终成为社会发展与转型的严重障碍。欧洲的人口极度老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有很好的福利,不愿意生养孩子。有人说,德国再过五十年成为伊斯兰国家。为什么呢?土耳其移民在那里大规模的生,而所谓的日耳曼人不生了。所以建设福利社会这个口号提出后,作为社会的目标以及政策,我们不但要看十年、二十年,而且要考虑其运行一百年、二百年所带来的效果。我们不仅要看到他的积极效果,而且要看到对社会发展以及整个国家的消极方面,有些政策当前看是十分迫切的,但从长远看,必须适度,否则执行长了,会产生无法逆转的消极后果。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想对今天也是适用的。关于建立福利国家或者福利社会的提法,我建议要慎重,不能盲目跟着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跑。

    至于有人希望针对当前的经济困难,提出要建立福利社会,我觉得这只是一种药方,但不一定是正确有效的药方。为什么?大家知道所谓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市场和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过大,消费严重不足,这只是社会经济运行的结果,要改变这种结果,并不能仅仅靠改变分配制度,而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社会的运行模式,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而这些转变、转型和改变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如果没有资金支持的话,就会出现08年下半年“经济休克”的现象,大量的员工失业,还谈得上社会福利吗?也就是说当前最大的民生问题是就业充不充分的问题及与之配套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问题,而不是单打一地建立福利社会的问题。目前为了促进经济的转型,必须改革税费制度,坚决扭转税收的增长长期数倍高于GDP增长的状况,为企业减税;对员工的保障和福利提高应该循序渐进,没有的要坚决补上,收入的增长和福利的提高,应该与企业的发展相适应;全民的福利提高应与社会财富的增长相适应,只有这样,既保持市场竞争所带来的活力,保持社会财富的持续稳定地增长,又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及其他配套福利制度、保证全民享受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成果。

    近10来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在一次分配中,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大幅提高,财政预算中,行政支出占了绝大部分,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支出所占的比重过低,直接导致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这里既有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在各级人大审议政府财政预算的力度过小,把关不严,也有缺乏真正公共利益代表的问题。因此,我坚决支持将政府的所有收入(包括土地收入、发债收入、各类收费等)纳入财政预算,扩大人大代表在审议财政预算案中的权利,对各级财政预算及执行情况加大舆论监督。特别是要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从而将改善民生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当然,这些措施也应该通过立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从而确保广大民众的利益,从根本上保证民生的不断改善。

    这次金融危机在中国出现了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回归传统社会主义的倾向,其中就是提出建立福利国家和福利社会的要求。当然,改革开放30年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前面徐老师谈到的,我都同意。现在需要尽快解决相当一部分民生问题。但是如果要把西方的,特别是北欧的一些福利国家的思想搬过来,无异于对整个民族未来多少年以后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第二种倾向就是强化政府的地位,进一步强调宏观调控,强调万能政府的理念,把本来属于市场解决的都要求政府来解决。本来中国就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次我们遇到的困难,不少教授认为,就是宏观调控的失误,应该占70%的因素。而现在一些人认为,很多困难是金融危机导致的,所以要更加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而这种宏观调控是打压市场,限制加入WTO提倡的国民待遇原则,解决困难的措施可能进一步误判、误操作。其实第一种倾向也将间接地扩大政府的职能,在无法根本改变当前利益格局的条件下,提倡建设福利社会,无疑给政府提供了开征社会福利税等新税种的理论基础,从而进一步加大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增加社会成本。这些都是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所以我建议在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首次分配必须坚持以市场化调节为基础,实现税费改革,以税代费,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保证社会的生机与活力。同时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所提出的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在二次分配中,要以公正、公平、公开为导向,调节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救助弱势群体,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当前必须强化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民生。

    徐教授提到政府是利益集团,如何规范其行为的问题。确实政府是一个利益集团。怎么来约束这个利益集团?其实在成熟的社会和国家中都有一个宪法。宪法是什么?就是政府和民众的一个契约。而我们是不是遵从这个契约?是谁不遵从这个契约的问题?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充分体现纳税人的意志。所谓纳税人的意志,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离开了这一条,那么政府的行为是无法得到规范的。我想在实践过程中,比如小区的业主们拿钱养着物业管理公司,而少数的物业管理公司不仅不提供必要的服务,反过来不断提高物业管理费,你怎么办?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当然现在社会运行中比这个复杂得多。中国的终极权力没有得到必要的制衡,这都导致了现在的“政府万能论”在中国很盛行。这是当前改革的一个重要误区。这是我参加这个论坛想谈的两点感想,向各位请教。

    建设新文化这个论题,我认为非常重要。中国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是被迫的,西方文明带者工业文明强行进入中国,使得中国从农业文明被迫转入工业文明。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工业文明,还包括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到五四运动,革命救亡图存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断裂,使得中国文化的问题更加突出。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是致命的。

     在文化大革命后,小平同志实施改革开放,提出了几个分离。政企分离、政经分离、政教分离。政教分离没有像政企分离一样真正的推向社会,如果你再不推向社会,这个问题就解决不好。刚才蔡老师讲的,政事能不能分离?政府做不了,导致了许多公共产品的极度短缺,能不能让大家来做?能不能推向社会,由社会来做。刚刚我们讲的建设新文化依靠谁?如果继续依靠政府,由政府来做的话,仍然无法解决,甚至无法摆脱政教合一的状况,这对社会发展和转型是极度不利的。

     文化对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北美和南美本来在一百年前差距是不大的,基督教文明和天主教文明在不同的地方,发挥着根本的影响,一百年之后北美和南美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当前的问题并不完全是文化的问题,很多是制度和管理的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都归结为文化问题,实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提到很多的实际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变迁的问题。回避制度变迁,是不行的。比如,深圳与香港是一河之隔,香港的管理比我们水平高得多。香港的殖民文化、封建文化比深圳还浓厚,但这并不影响他现代化的管理。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文化在整个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又要看到文化的建设与变迁必须有制度的变迁与人的素质的提高相配合。一个国家中人是第一,第二就是制度,第三是文化,第四就是环境。我们单一强调文化的话,很可能误导我们忘却推进制度转型的重要性,回避制度创新,包括前面我看到谈到很多的,比如所谓的实行宪政,推进民主,加强法制建设。

    我感觉到重要的是要进行哲学和方法论的创新。我们现在多数思想方法上还是按照马列主义,所以有很多东西谈不清楚。恐怕要革新一下我们的思想方法,或者我们的哲学背景。我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学马克思主义的,他不仅是我们意识形态,也是我们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十九世纪科学基础上的,有相当的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性,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哲学与方法论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导致了近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政党治理国家出现的诸多问题,这值得我们深刻的反思。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也无法完全解释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实践需要创新理论……

徐景安:关于文化和制度的关系问题在历次讨论中已经谈过无数遍了。今天就围绕福利社会的主题谈。

甘泉:

    我跟一位老革命朋友讲,从信仰集团向利益集团的蜕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病根。我说,当年你们参加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并非因为饥寒交迫,而是为了一种信仰,即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为建立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在取得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信仰集团。即使普通战士,不懂共产主义,就为了解放全中国,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也是一种信仰。可是在取得政权之后,便一步一步向利益集团蜕变,如今成了一个彻底的利益集团。现在人们入党,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利益,因为入党以后有很多好处。这就跟你们当年完全不一样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并非共产主义革命,而是一次成功的农民起义,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

    什么是利益集团?企业是利益集团,但正规的企业都有产业支撑,还不至于太“邪乎”。黑社会是利益集团,由于没有产业支撑,因而往往很“邪乎”。作为一个执政党,如果变为利益集团,那就比黑社会还“邪乎”,因为它有政权的支撑。在这种情况下,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弊端必然大肆泛滥。

    刚才有人认为开放社团能够解决问题,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社团一放开,共产党就倒台了。因为,一切政党都属于社团,共产党也是社团,而社团之间是平等的,是可以唱对台戏的,那共产党还怎么领导呢?

徐景安:今天福利社会这个议题,你说怎么办吧?

甘泉:福利完全应该搞,即使为了共产党的统治也应该搞。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稳定。我们现在还不能说什么福利社会、福利国家,那太遥远了。只要有起码的社会保障就不错了。今天,我在地铁里面遇到一个瞎子老头,拉着胡琴,要点钱。当时五六个人都给了钱。一会儿,过来七八个“便衣”,先是叫他下车,后来又不准他下车,最后把他送到西单派出所了。人家不偷不抢,拉拉胡琴求点钱,从宪法来说,他违反了哪一条呢?强行把人家押送派出所,未免太霸道了吧!如果共产党希望统治得长久一些,一定要尽量缓和一下现在的社会矛盾。缓和矛盾也有个量的问题,量太小了,是不行的。

    今天的主讲人谈到,国有企业既然属于全民所有,其利润就应当用于全民的福利保障。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大财源应当用于扶持弱势群体,这就是个人所得税。从法理上看,个人所得税属于社会的二次分配,其本质属性就在于“劫富济贫”,因为穷人是不缴个人所得税的,只有达到一定的收入以上才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这个税种应当全部用于扶持弱势群体,不应当汇入财政的总税收,然后拨那么一点给民政去搞救济。只要把国有企业的利润,加上个人所得税,都用来搞社会福利,尤其是拿来照顾90%里面的20%(生存没有保障的人群),问题就解决了。当然,这是在讲道理,若是不讲理,那就没有办法了。

张能立:

    我从武汉来,是武汉理工大学的老师。参加此次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我是抱着小孩而来。我之前跟徐老师通过几封信,对徐老师所做的工作非常认同。刚才几个老师说得很好,中国的一切问题关键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的话,包括康律师好的建议没人听。对待共产党,概括为三种态度,有人是无原则拥护共产党,有人是希望共产党下台,我个人是持第三种态度:共产党做的对,我就支持,共产党做错了,我就反对。我为什么要持第三种态度,因为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国民都要流血,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们有没有第三种道路可以走?中国历史上,第三条道路从来没有成功过。

    刚才那位程老师说宪法是政府和人民的契约,我是学理科,是搞计算机程序的,但对徐老师这个课题我也很感兴趣。我打个比方,一个富人请客人到他家去吃鲍鱼,那个客人很高兴,觉得今天有鲍鱼吃,然后就去了。但是到了以后,却没有鲍鱼,却是小鱼。客人就很不满意,说不是吃鲍鱼吗?怎么给我小鱼吃?网上报道的刘晓波被抓起来的事件就是这个比方的注解。我曾经看过徐友渔老师的一篇文章,说08宪章上所有条款跟现行宪法都不矛盾,我认为刘晓波和徐友渔这类知识分子书生气十足,把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力当真,比如宪法有结社的自由,新闻的自由,他们没有考虑到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我们能不能争取一点真正可以量化的权力?我们来跟执政党讨论一下,我们不用吃鲍鱼,就从小虾开始吃起。我给徐老师发了篇“ 一种新的民主方式”文章,建议我们老百姓放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鲍鱼),争取否举权(小虾),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不要求“海选”,但要求“海否”。这篇文章也劝执政党与人民分享权力。执政党与人民如何分享权力呢?这里用婚姻的三种形式来类比:第一种是包办婚姻(目前中国的政治状态),第二种是自由恋爱(刘晓波、徐友渔他们的政治主张),第三种是介绍婚姻(我提出的“海否”)。第一种婚姻(独裁),年轻人(老百姓)不爱,第二种婚姻(自由选举),老年人(执政党)不爱,第三种婚姻(海否),老人(执政党)和年轻人(老百姓)是否都可以接受?

    我支持康律师提出的福利社会主张,但老百姓没有任何可以量化的政治权力,怎么搞呢?康律师的文章里面讲到,西欧之所以能搞福利国家,是因为公民手中有选票。我觉得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应该是从独裁,到半独裁半民主,再到民主。对于眼下的中国,我们从吃虾开始,不要去吃鲍鱼。总而言之,老百姓需要可以量化的政治权力,如果老百姓没有可以量化的政治权力,中国的一切深层次问题都会无解。

张利华:

    刚才康律师讲了多元化福利社会的问题。他认为多元化是当今社会最本质的特征。这点我有些置疑,衡量一个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它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已往各种理论学派有不同的回答。有的以生产力为决定性因素,譬如青铜器时代的奴隶社会,铁器时代的封建社会,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有的以生产关系为决定性因素,从所有制的角度看一个社会的最本质特征。西方经济学从经济形式的角度看一个社会的本质特征,即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实际上,多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很难说多元化社会本身是当今社会的最本质特征。

    刚才有人说资本主义是自然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是人为臆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是不是人为臆造出来的?我对这个问题也有置疑。因为现在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瑞典等西方国家的所有制关系与100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欧洲国家,之所以搞民主社会主义,主要是其所有制的变化,一些大的股份公司已经由原来的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资本主义,以后可能还会发展为资本社会主义。恩格斯在19世纪末曾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也就是说股份制包含着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因素。当然恩格斯的话语不能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但是,就西方国家所有制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而言,社会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主义不是人为地臆造出来的,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外,理想的社会主义应当是一个适应人的本质需求的一种社会形态。我认为,人的本质需求包括人的社会性、劳动的创造性、自主选择性和理性四个方面。其中,人的社会性起主导的和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高度社会化,应该是一种适应人的本质需求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适应人的本质需求的价值观。所以,社会主义社会有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有价值层面三方面的结构。而福利社会制度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分配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也建设福利社会或福利国家。福利社会只是一种社会形态的一个方面,主要是分配方面,不是一个社会形态的最本质的特征,应当说,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或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包括社会福利,还包括价值目标。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也就是实现人的本质需求。这种社会价值目标是令人向往的,鼓舞人心的,而且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我国目前达不到这样的价值目标,但是它可以成为我们不懈追求的价值目标。

    关于福利的概念,我认为应当弄清两个概念,一个是福利国家的概念,一个是福利社会的概念。欧洲社会民主党大多强调建设福利国家,动用国家即政府的权力和力量搞福利。我们国家已经是大政府、强政府了,如果完全依靠国家的权力和政府的财政建设福利国家,政府的权力就会更大。再加上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腐败严重,公共权力就会异化。我国应该建设福利社会制度,国家应继续适当地下放权力,减少税费和企业的负担,用制度和政策杠杆鼓励企业搞福利,动员社会的和民间的力量搞福利,而不是完全指望万能的政府搞福利。

徐景安:

    我对这个问题,事先作了一些研究,写了“强烈呼吁:政府制定长远社会保障规划”一文,《经济观察报》分两次发表。康文说:“私有制的贪婪、剥削和公有制的权力异化、集权专制都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实现,尤其是对劳动者阶级。遗憾的是人类在这个问题上别无选择,不能完全超越这两种体制进行选择,只能在某一种基础上进行社会改良。”这是对人类现代历史的精辟概括。

    西方社会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进行社会改良,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建立了不同模式的福利社会。值得研究的是“万恶”的资产阶级怎么会甘愿损害既得利益,进行改良和改革,建立一个普惠大众的福利社会?有如下原因:一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取得胜利时选择了民主政体。资产阶级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不希望出现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民主政体也就成为了西方国家的共同选择。一个国家一旦实行普选制,就不得不考虑处于绝大多数的民众的利益,在财政分配上向民生倾斜。二是庞大的中产阶级的诞生为建立福利社会奠定了经济、社会、政治基础。三是工人阶级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在财富分配上作出妥协与让步。而民众的普遍富裕也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需求,符合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四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是西方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尽管在实践中受到利益集团的操控,但政府、精英、民众在主流价值理念上没有严重分歧。

    我国30年改革是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社会改良,面临与西方社会在私有制基础上进行改良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条件,上述4个条件都不具备。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我国要建设一个普惠大众的福利社会,问题要复杂得多、任务要艰巨得多。但是,我认为我国制定这一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时机已成熟。为什么?

    一是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已达到了转折的临界点。与世界相比,我国投资、出口占GDP比重最高,消费却最低。2005年我国投资占GDP比重为48.6%,发展中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在20%~30%,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是15%~20%。我国投资占GDP比例全球最高。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例,2007年高达67%,其中出口占37%,这两项指标,美国为29%和12%,日本为27%和15%。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是全球化美国的2.3倍,出口导向日本的2.5倍。我国对外依存度全球最高。而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的52.1%,低于世界平均消费率78%—79%的水平。投资、出口比重世界最高,消费比重世界最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正常隐藏着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

    我国政府控制的财力占GDP比重高于美国,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而美国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为18%,如果加上国有资产收益与土地收益,我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大大高于美国。然而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却是世界最低。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为11%强,福利国家达40%以上,新兴工业化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占20%以上。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上不仅低于美国,并且逼近世界倒数第一。这就表现在教育领域:我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最低,世界平均水平为5.2%,高收入国家为5.5%,低收入国家为3.6%,而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一直在2-3%,低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与我国确定的4%目标相距甚远。卫生领域: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世界最低,2000年全世界平均为5.4%,而我国只有1.9%。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卫生投入却是世界卫生总投入的2%。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188位,列倒数第4。民生支出世界最低,而财政支出用于行政开支的比重却是世界最高。我国行政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19.03%,加上预算外支出,行政开支的实际比例达37.8%。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10%以下。概括起来说,政府控制的财力,与自身的开支,比重是全世界最高;可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比重却是全世界最低。

    这就可理解,为什么社会对民生问题的呼声强烈,为什么我国内需不足,为什么民众对政府不满,为什么对改革的共识丧失,为什么群体事件频发,为什么出现神化毛泽东的思潮?民生问题已演化为经济、社会、政治问题。而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使我国主要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照旧运行,就会使社会矛盾激化,导致政治危机。这就是说,我国已不能照旧的模式统治下去了,存在改革的迫切需求。

     二是具备了建立福利社会的经济物质条件。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准与政府掌握的厐大财力,完全能够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与美国作比较,197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险和老年医疗保险的两项支出,为GDP的5%,加上对个人的其他支出占GDP的5%,共为10%。2007年我国GDP达24.6万亿,如果按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占GDP10%就是2.4万亿。2007年我国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约1.2万亿元,按照我国的国力可增加近一倍的投入,即我国教育、医疗卫生等财政支出可增加到2.4万亿,也只是当年财政收入的47%。用不到一半的收入解决13亿人的民生问题算多吗?美国用于公民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75%,而我国仅为25%,提高一倍到50%,应为正常。2007年我国财政税收5.1万亿,若加上土地可支配收入与国有企业利润共计10.6万亿,政府可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以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现在的比重23.5%计,政府可支配总收入15.7万亿的23.5%就是3.6万亿,可比现在的社会保障投入增加两倍。若以3.6万亿为基数,保持与GDP的同比增长,我国还有什么民生问题不能解决?现在的全部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愿不愿意放到议事日程上?不是不能也,实是不为也。

     三是需要寻求实现的途径和方法。早在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作为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会上说:“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为此,政府对改善民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06年9月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贫困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对校舍进行维修改造。2008年12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对用人单位和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作了强制性的规定。2009年1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3年内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等等。但总的来说,采取的措施零敲碎打、力度不够。所以,我呼吁国家制定长远的社会保障规划,5年、10年、20年以后,全体国民在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等方面达到什么水平。各级政府有了这样一个规划,就是给老百姓的承诺,政府在财政分配上逐步向这个目标倾斜。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可以此替代GDP,因为解决民生问题依然需要发展,不用担心政府不重视发展,只是使发展有了正确的目标,使广大民众受惠。

    四是修正保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投资计划。近期中央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虽然包括一部分民生问题,但依然是从保经济增长出发,以基础建设为重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仅投400亿,只占全部投资的1%。部门、地方纷纷出台投资计划,粗粗一算接近11万亿,若所有省份、部委的投资计划加起来,大概要到20万亿。这场投资“大跃进”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型,产能更加过剩。纳入国家监控的650余种商品类别,产能严重过剩的就有620余类,过去主要靠向国际市场“低价倾销”维持。由美国引发的欧洲、日本三大经济体衰退,已经表明我国过分庞大的产能不可能依赖出口消化。可是我们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依然按照原来的轨道滑向。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说:“对中国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通过建设足够的铁道线路、港口、管道及住房,以度过这场全球性衰退,即是中国的经济模式需要重新进行重大调整。”“目前,中国公布的财政剌激计划,并没有试图提振公共和私人消费,而是旨在使中国经济度过难关,直到可以再次出口。这是行不通的。”“对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而是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现在,正是做出改变之时。”

    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文章说:“当我们在认识中国5860亿美元刺激计划的意义时,很想理解为何每当需要促进增长时北京总选择基础设施、大楼和大项目。”“中国的新刺激计划突出重视基础设施,而漠视医疗保险和教育等社会计划,尽管它们可以减轻家庭的储蓄压力,刺激私人消费。”“今天中国拥有了像样的基础设施、令人称赞的建筑和过大的工业基础。所缺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足够的个人消费。要扭转这种局面,中国需要加强其人民对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使个人收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应地提高。应发展国内需求,而不应太搞建筑。”

    国内外学界与舆论都对投资计划的方向提出了疑义,值得我们的执政当局的重视。总起来说,我国高度集权体制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府,既造成了民生问题的恶化和严重,也为解决民生问题创造了经济、政治条件。这一切取决于明智统治阶级的明智选择。在人类历史上,改变这种情况,一种是通过暴力、动乱、斗争,一种是靠统治阶级的明智,这就是改良、改革、仁政。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来说,前一种支付的社会成本高,后一种支付的社会成本低。自然,我们应尽力选择后者。

廖里纯:

    我是《国力方程》一书的作者,平时主要研究教育问题。我觉得社会福利的概念没有问题,但中国很不容易做到。为什么?首先是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人均财力很有限,如果一个人真要额外给一千块钱福利的话,算起来就是一万三千、一万四千亿,对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支出;其次是标准难定,不是每人给了一千块钱,老百姓就会满意,到底给一个什么标准才符合当今人们越来越膨胀的欲望?所以,福利并不能解决当今老百姓真正的问题。真正要想解决人们的福利,我觉得还在于生产,在于真正的两只手创造,而真正的两只手创造取决于国人的用心和努力,人的用心和努力完完全全来自于文化,来自于教育。中国当今缺乏的是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当今的文化在不断拉低人们的境界,我们在周围不乏见到那些只吃不贡献的“爬虫”及那些不光吃、没有贡献,而且把周围的一切都咬烂的“蛀虫”。我们党中央的一些政策是挺好的,但是为什么执行不下去?因为中间层很多已经是“爬虫”和“蛀虫”。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的境界的提升。

    人跟人是不同的,战争时期有些人真正能够为国家拼死,有些人就是汉奸。现在和平时期,人的不同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些问题来自于哪里?我觉得还是来自于文化。我觉得“创建中国新文化”这个题目非常好,真要解决中国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文化。我们知道传统的文化中有糟粕有精华,这里面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我们必须分清。我们可以继承儒教,但能不能说清楚继承什么,否定什么,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一个正确的继承。传统文化的糟粕,把以前的勇士变成了猪和爬虫。中国那么多次的亡国,那么多次的灾难,就是来自于人们境界的降低。真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和福利方面,也不在于政策和制度方面。关键要解决中国人的境界问题。

李延明:

    看起来,对于康律师的观点存在着不同意见。刚才有位评论人说,因为欧美国家实施福利政策存在一些负面作用,所以中国不应该实施福利政策。我认为不能因为胖人需要减肥,就反对瘦人增加营养。对于康律师发言的基本倾向和基本观点,我是赞同的。刚才老徐举的很多数字,很有说服力。康律师在发言里提到了四个阶级,我觉得可以成立,但是不够确切。比如“国家管理人”这个概念,欧美国家也有国家管理人,在那里能算一个独立的阶级吗?

康新贵:我们国家管理人和欧美的国家管理人是不同的,因为他的权力太大了,他是一个独立的群体,而在欧美是不独立的。

李延明:康律师所说的“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是可以成立的。但我觉得用“雇主阶级和雇员阶级”更为准确一些。再加上中间阶级。中间阶级是既不雇人,也不被人雇的,例如个体户。中间阶级中的相当多数人属于劳动者。

康新贵:个体户如果干得好的,他也可能变成资本家。

李延明:刚才张教授等人提到了“社会主义”的概念问题。我觉得康律师发言中使用的王占阳教授的社会主义概念属于价值社会主义派,这是与科学社会主义派相并列的一个派别。从莫尔、康帕内拉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都是价值社会主义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才出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派。当前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是价值社会主义派。这两派都有存在的合理性,都可以作为一种视角。康律师有个提法,就是“权力的异化”。这个提法不好理解。

康新贵:社会组织的最佳结构就是金字塔型的,如果人控制的组织不受约束的话,最高权力很快就异化了。

李延明:那么唐太宗的权力怎么异化?

康新贵:我的意思是:权力本来是为什么什么服务的,后来背离了这个出发点。像前苏联,它本来为人民服务的,后来变了。

李延明:“代表什么”那是一种自我宣称。有人自我宣称“代表天命”、“奉天承运”,有人自我宣称“替天行道”,有人自我宣称“代表人民利益”,实际情况怎么样,则是另一回事。“权力异化”这个概念虽然不是康律师发明的,很多人都在用,但是用这个概念说明现实并不准确,或者说明不了。我认为要想说明权力问题,关键是弄清它的来源,弄清主权在哪里。你的权力是选民赋予你的,还是按照“丛林法则”,凭着胳膊粗、拳头硬,自己抢来的?刘邦、李世民、朱元璋、李自成的权力,都是通过武斗自己抢来的。就像狮王争霸,新来的雄狮把原来的狮王打败了,连原来狮王生下的小狮子都咬死了,胜利者就成了狮群新的统治者了。我们中国过去的权力更替就像是个狮王争霸的过程。

康新贵:我主要特指社会主义的权力异化。

李延明:国民党的权力和共产党的权力都不是选民赋予的,都是自己抢来的。既然不是选民赋予的,那么对于选民来说就不存在异化问题,或者说不存在对于选民的背叛问题。这种取得权力的方式同山大王收取保护费、票贩子集团在医院挂号处或者车站售票处控制挂号或者售票很相似,都是凭借自己的实力,通过对一种秩序的维持或者一种活动的组织而实现对参与活动的人群的控制,从而掌握权力。

甘泉:不是异化的问题,它本身就是异类,它没有化。

李延明:

    康律师的发言还说:“在单纯的公有制经济社会中,社会上只有两大集团,官僚集团和普通人民,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我对这种分类法比较赞同。所谓“单纯的公有制社会”,在这里不应该是指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而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所建立的那种没有私有制,同时又实行一党专政的社会。我认为,这个表述应该改变一下,就是把“普通人民”改成“平民阶级”,把“官僚集团”改成“官僚特权阶级”。之所以把它称之为“官僚特权阶级”,是因为它的权力不是通过竞选由全体选民赋予的,而是自我决定的。自我产生,自我决定,又通过培养和指定接班人的方式而自我传宗接代。不由选民赋予又不受选民监督的权力,自然是特权。这个特权阶级自我封闭,外人对它的内部活动很难干预,与平民阶级形成了互不相容的两个世界。这是纯公有制社会的情况。经过改革以后,我国大陆出现了私营企业主,那么这个平民阶级里现在就包括了资本家和雇员。在企业内部,雇主和雇员是有矛盾的。现在好多雇主,把工资压得很低,还有卷款跑了的,雇员几十个、上百个,拿不到工资,这是一种阶级矛盾。然而,在全社会,在全局的范围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则是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的矛盾。企业内部雇主和雇员的矛盾或者叫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当前处于从属的地位。我和康律师想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换一个说法。

    另外,康律师说:“当今社会称为多元化社会比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更为合理。”张教授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觉得康律师说“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有合理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是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那种样子了,已经有所变化了。往哪个方向变呢?我认为就是往社会主义方向变,而不是往封建主义方向变。当然,按照斯大林主义或者列宁主义的观点,对此是绝不承认的,认为只有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有了共产党一党专政,即便存在着剥削和压迫,存在阶级,也是社会主义。谁要是不同意这种观点,谁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趋同论”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之一。如果你不持斯大林主义的观点,而是按马克思的观点来看,那就能够看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看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往社会主义方向演变,它已经不是马克思心目中那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康律师把它说成是多元化社会,我觉得是看出了这种现象。但是这个命名是否恰当,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康律师对福利国家制度与普选制度相互关系的论证也很好。如果我们《宪法》规定的公民利权由假话变成真话了,执政者的命运,当不当官由选民决定,而不是由他们这个集团内部自己决定,刚才你们说的很多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现在我国官方媒体对于民主国家在民主实现过程中存在的弊病总是津津乐道,什么打架啦,贿选啦,那些事情确实存在。但这是在执政者的命运由选民决定这个前提下的弊病。咱们这里现在没有这些弊病。原因是执政者是否执政并不是由选民决定的,而是由执政者自己决定的,在他们的操控下,选举是假的,选民不感兴趣,选举对执政者根本不起作用。选民在当权派的眼里等于零,所以当权派连忽悠选民都用不着,连贿赂选民都用不着,只由各级党委和组织部的少数人关着门捏咕捏咕,就把所有的“代表”都给决定了。

    至于康律师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概念我是不赞成的。但这不是康律师一个人的用法有问题,对这类问题我不想较真。我的专业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如果较真,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去衡量,值得质疑或者商榷的地方就多了去了。

艾永利:

    我来自辽宁省本溪市。我刚才听了康律师、徐老师和这几位老师的发言,特别有感触,觉得今天没有白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康老师今天说的概念,我觉得也有一些问题。咱们应该超越一下制度。文化是有结构的,它分三个层次。首先,文化有一个核心层,核心层外围是中间层,再外围是一个器物层。制度是中间层,制度也是文化。整个人类创造的,无论是精神上的东西,还是物质上的东西都应该是文化。咱们探讨的问题应该是在核心文化上,也就是精神文化上。我来参加新文化北京论坛,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咱们抛开制度文化,不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讨论文化,更重要的是核心文化。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核心文化的角度,应该分成五个时代。

    第一个是图腾崇拜的时代。因为古代人都有图腾,都有祭祀,祭祀活动曾经是人类活动最重要的活动,它是一种精神。当时的制度是在图腾下发展、建立的。后来,人类社会转变了,进化到什么呢?进化到宗教信仰的时代。比如基督教的出现,还有伊斯兰教、佛教的出现,进入到这么一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毕竟是过去了。

    我觉得中国至少在文革那个时候是处在一种宗教信仰时代。我们信仰共产主义,那个时代中国人有没有精神寄托?有。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进入了大的转型时代,也就是大的过渡时代。应该说从1840年就开始了,但是,共产党这个时期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间的阶段,它转变为一个宗教信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又从宗教信仰时代步入到转型这个时期了。这个时期,我觉得应该起一个名字,叫做民主敬畏或者民主敬重时代。民主怎么就拿不到中国来呢?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吗?这个问题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人心。就是看人,是不是敬重民主?你不敬重它,你就把民主当成工具了。看民国史,无论是军阀也好,还是政党也好,没有把民主当作一种敬畏,而是当做一种工具,是一种打击对方的工具。你不民主,我就打击你。我现在考虑这个人心问题,也就是文化心理,你无论是崇拜也好,信仰也好,还是敬畏也好,就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存在。现在的人就缺少一种文化心理。如果大家都把它当成工具了,再好的东西,最后也不行。

程伯霖:

    刚刚提到经济困难面临福利社会的问题。大家知道,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对外依存度大,消费不足,这种经济的转型是需要支柱、支持的。我们现在的税收制度,包括税费制度,实际上是税费加上土地这三个组成的。这个很高导致企业大量破产,2007年出台的《劳动法》也是。这个时候,如果加大福利的话,就是减少就业。现在最大问题是就业不充分。失业了,你什么都没有了。当前政府应该降税,支持企业转型。这个应该作为大的战略,保持社会的活力。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强调牺牲效率,强调蛋糕怎么分,分到福利方面来,恐怕社会会遇到的问题更多。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在20年前我在书里面谈到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但是这应该是逐步建立的。目前来讲,这一部分钱不拿去推进企业转型的话,我觉得走出金融危机的时间会更长。

徐景安:四万亿投资里面,用于创新的投资远远高于民生的投资,你根本不用担心我国政府对发展的倾向和偏好。

李冰:

    我极其不赞成程老师的说法,中国的福利(基础性全覆盖的社会保障)是有和无的问题,并不是标准高低的问题。我们的讨论不要进入一种陷井,打个比方,面对一个快饿死的人,有人却大谈吃肥肉是如何的不利于健康。在自我限定的、自我封闭的条件里,几乎任何理论都可以完美演绎,但并不利于解决现实问题。这种所谓“智力的优越和游戏”不要也罢。首先,建立一个福利型(普遍的公民社会保障)社会体系,既是政府的责任又对摆脱此次金融危机有重大现实意义。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正是由于《全国劳工法案》、《社会保障法》、《税收法案》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的出台、保障体系的建立,为美国最终走出萧条提供了重要支持。

    其次,此经济危机,无论是其它国家还是中国,实质都是一样,都是过剩危机。如果继续采用投资拉动策略,短期数据可能会比较好看,而长期必然是过剩更加恶化,。同时,政府主导的投资必然扭曲市场信号,资源配置将更加不合理,落后产能不被市场的自由选择淘汰,根本不能形成人们希望的产业升级。再次,以维稳为第一目标的政策,必然使政策出台的取向越来越短视化,也就是所谓的“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比如家电下乡、匆忙的4万亿投资计划。

    最后,权贵资本主义集团——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已被相对固化形成了现有体制特点,这一切都直指政治体制。所以,即使体制内有改革的愿望,但受体制的限制很难突破。但是,当危机影响到稳定之时,体制也会选择性的让步。在建立福利社会的问题上,还要看到政府是否有钱,表面上看连续几年超过30%增长的财政收入,一年6万亿人民币的财政收入,好像很有钱,但军警大幅度的工资上调、日益庞大的公务队伍、不断壮大的城管队伍以及庞大的对外宣传计划(450万亿预算)、甚至引导网络的“5毛”都需要财政支出,当下更是被迫扩大赤字,所以,钱很紧,投入方向自然会有所选择。目前,社会保障必定还是修修补补,建立福利型社会既有条件局限又无主动意识。

丛亚平:

    我觉得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权力的约束,尤其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只要对权力者有好处的,就能够迅速推行下去。比如车改,不仅当官的不缺车坐,而且工资又增加好几千。但对权力有约束、对民众有好处的改革,可以说是千难万难,在法律阶段左改右改,最后很多好东西都没有保留下来。医改、教改、房改等等,大都是民众的利益被剥夺。我赞同中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正义性来讲,改革30年了,全国老百姓没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对于劳动保障法的修改,我也认为是必须的。当然它碰上了金融危机这个不利时机出台,引起许多老板反感,但我觉得从大的趋势上来讲,应该为职工和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建立保障。中国的工人包括农民工,是最辛劳也为这个社会贡献最大的,在改革开放30年,建国60年的时候,难道他们不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生活和工作保障吗?难道应该继续让中国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吗?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讲,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也是必需的。之所以老百姓手里的钱不敢花,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的安全底线。 社会保障体系为什么没有建立?像刚才徐景安先生讲的,很多数据非常充分的说明了中国财政有很多钱,但没有选择在民生上多投入。

    中国的投资比例越来越大,而教育、科技、医疗、工资、消费的比例越来越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基建、工程、项目、投资中,官员的利益可以最大化,寻租受贿可以更容易,而向民生多投入,权力者没有好处。这是权力没有约束所造成的后果。尤其近10年来,中国许多政策法规基本上都受利益集团的牵制,民众的话语权越来越弱。好在世界创造了一个互联网,民众还有表达意见的地方。但网上的东西,毕竟可听可不听,不能从制度上形成对权力的真正约束,老百姓基本上处于求告无门的状态。比如我前段时间接触天津蓟县官庄镇几个村的农民,因为搞农家乐,接待周边旅客,家里建得像小宾馆一样,每户每年大概收入都能上15万左右。但2007年起,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要在那儿建别墅和宾馆,和当地政府达成一致,在农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野蛮征地,农民既没有拿到钱,也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工作安置。农民们问我们以后怎么活?我们的子女怎么活?农民怎么告也没有用。中国老百姓是最守法、最老实的,他们一开始都是一级一级的向上告,但是没有用,最后选择上北京,但是一到北京,就有人马上把他们抓起来押回去。即使写信告到国务院信访办,信又一级一级转到当地,不仅不能改变任何现况,而且还让百姓受到地方官的进一步打击迫害。

    这样一个高压锅的封闭状态,又没有散气的安全阀,是很容易爆炸的。现在许多地方形成了这样一种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状况。事情出了错误以后,几乎没有纠错机制,只能积累到事情的总爆发。这就是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的真正原因。美国的纠错机制还比较灵敏,可能在两三年之内,不仅能够处理危机,还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诞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奥巴马的救市方案,不仅看到眼前利益,而且注重环境、科学、新能源等等,把长远利益和救急结合起来。近十几年形成“一美独大”的格局,世界各国对美国无法制约,美国在国际上不民主、不公正的混蛋行为不少(这正说明了任何事务缺乏制约就会走向反面);但美国国内,由于民主机制和权力制衡,在国内受到非常多的约束,纠错机制也比较灵敏。而我国恰恰是在权力制约方面出了问题。我历来是个改良主义者,不希望社会有大的动乱,希望通过改革制度,社会公正能逐渐建立起来,进而使国强民富能早一点实现。最根本的就是从制度上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按理说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民众利益的一种机制,但是现在好多地方的人大主任是书记兼的,很多的人大代表都是政府官员,自己能监督自己吗?如果连最后一点约束也没有了,权力对民众利益的侵犯就会成为必然。只有建立了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腐败丛生才能够从根源上受到遏制,民众的声音才能强起来。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民众的利益才能真正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来!

康新贵:

谢谢各位老师的批评。从价值理念上说,我们现在是建设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至于这个社会叫什么无所谓。为什么多元化社会有可能实现民主平等呢?多元控制,多元因素,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体系内部也是多元的,所以我说是多元化社会。多元化社会就有可能形成民主平等,至少可以讨价还价了。单一因素控制的社会,组织就是一个金字塔结构,金字塔顶端就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说了算。多元化控制肯定要比单一控制要好。

关于福利社会的问题,我前面讲了因为太贫穷,人们就可能造反,当初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政府搞福利也是被迫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二次大战以后,普选的兴起。加速了这个进程。不管民众对也好,错也好,反正你不给我福利,我就不给你投票。民主社会就是一人一票,大家举手。法国的改革进行的很艰难,07年底萨克齐削减福利,受损体就罢工,这正是民主的精髓所在。所以,我们一定要民主。

我再三说福利社会对我们目前来说,就是分配比例的问题。我们跟全世界比较,与发达比不了跟中间比,跟中间比不了就跟差一点的比,或者跟平均数比。我们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要考虑一下这个原因,不一样的理由是什么?这个理由存在不存在?合理不合理?我说,我们至少应当向人家的平均水平看齐。

     附:参加会议名单

康新贵 独立学者
徐景安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
张纯良 中国儒学研究会会长
王殿卿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
王家典 江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李延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利华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黄秀清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廖理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MBA社会指导导师
程泊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导师.高级经济师.
铁流 作家
张能立 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
蔡维钧 独立学者、副教授
甘泉 独立学者
杨平 孙冶方基金会执行干事长《文化纵横》杂志主编
孙伟林《民主与科学》主编
王学会《经济与法制》《今日关注》报主编
欧阳劲 香港《太平洋》杂志社社长
赵虹 《社会科学论坛》杂志主编
王春海《经济信息报》副社长、主编
琼虎 《天益网》主编
丛亚萍 新华社高级记者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晨 《文化纵横》推广部主任
童海华 《中国经济导报社》编辑记者
李晶龙《中华联合新闻通讯社》记者
李冰 《瞭望东方周刊》编辑记者
天雪 《中国工业网》主编
谷亚光《中国改革报》理论部研究员
王占郡 天下财联天使投资机构总裁
邓旗 郑州泰中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金立佐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汪亦兵 良信良品(北京)文化促进中心理事
马万里 良信良品(北京)文化促进中心理事
陈春园 中华圣地建设促进会
徐艳红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助理
艾永利 本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师
彭令令 北京迪创咨询公司
祝菲北京迪创咨询公司
王慧珂 北京迪创咨询公司

 

 

 


发件人:"szj" <szjyxr@163.com>  2009-03-26 20:37:20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苏中杰: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种部队 同道分享——

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种部队

苏中杰

    在盛行酱缸文化的中国,有些进步的东西登陆之后,经过被感染,毒化,挤压,扭曲,腐蚀,霉变,诱淫,和权力交配,就生出一个个怪胎,丑胎,坏胎,恶胎和鬼胎。自由主义就逢此遭遇,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即令人侧目的伪自由主义。

    伪自由主义有着不可饶恕的罪恶!

    自由主义发展到当代,已由历来各领风骚的众多派别,经过各代大辩论,大容纳,大提炼,大整合,从其终极价值出发,形成了比较严密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体系,在制度、路径、经验、办法和道德伦理等各层面,得到了世界性认同,并由自由民主世界的实践所证实。比如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不可分开的整体性,以及这个整体性同社会正义的不可分割性,同社会道德的关连性,都已是自由主义的ABC。谁如果说他在非民主制度下能搞起一套市场经济,那会被当成智商不全的低级骗子而嗤之以鼻的。可是伪自由主义者,尤其是以一大批“精英经济学家”为主体的伪自由主义者,声称自己让当权者占有公产是为了搞市场经济,同时又把权贵掌控市场的经济格局说成市场经济,把贫富严重分化说成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把提高学费、水电费和春运火车票价说成是市场经济原则的需要,把大掏民众腰包说成是“与国际接轨”。伪自由主义协助权贵对民众进行残酷掠夺,同时,又以“改革”和“市场经济”为权贵高唱颂歌,为掠夺之下的一切罪过开脱。这个时时犯罪并时时为其罪过开脱的过程,惯穿于整个的“改革”过程。

    自由主义思想,是完全独立于体制之外的,是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者。而伪自由主义,在现实的要害问题上,和体制内的声音是一致的,和传统意识形态在现实中的聚焦点是重合的,和官方话语和意志是亲密而又投机的。关于改革言说便是其例。其实,中国的社会改革(不是行政改革和“党内改革”)只有两个,一个是1989年以前的那个虽然激动人心但还只是口头上和纸面上的改革,一个则是小岗村的分地到户。其他所谓的改革,主要内容是权力在经济领域里的扩张,是以权力为手段使社会财富朝极少数人手中转移。对这样的改革,人们就有必要,而且有理由进行质疑。但是且慢,你质疑不得,因为“改革”已被意识形态化了,同“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大革命”等各次政治运动一样,谁有意见,谁就是态度问题,立场问题。“反对改革”成了个大帽子。这当然是官方话语,经常出现在其报告和相关文章里。而伪自由主义对付改革的质疑者,正好用的也是这顶大帽子,动不动就说“这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从而把质疑者当成了政治反对者,企图一棍子打死。谁要反对他们协助权贵抢劫公产,掠夺民众,他们就说谁是改革的“阻力”,谁就是要倒退到“计划经济”和文革年代。正因为他们有媚上、媚官、媚权、媚势的良好表现,有压制他人的意识形态为强大后盾,所以始终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当他们遭到忍无可忍的社会公义批评时,他们就斥责别人“站在道德制高点”说话,是“诛心之论”。但是,他们没有看自己是站在政治制高点上的,和杀人差不多。

    自由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即不是所谓的穷人和富人的矛盾,而是统治权力与民众的矛盾。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因,在于对统治权力的制约和囚禁,而不是贫与富斗争的结果。解决贫富矛盾的办法,是通过对统治权力的制约和囚禁,从而建立起点公正的发展平台,制定略倾向于穷人的政策。自由主义的伟大也就在这里:只拿权力是问,不以贫富论理。因为前者解决了,后者就好办了。而伪自由主义者不是这样,他们不敢抬起眼皮正视强权,要么对社会不公从不发言,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要么用阶级矛盾掩盖统治权力与民众的矛盾,说当下“穷人要打倒富人”,所以,“要保护富人”,“把富人打倒了,穷人要永远受穷”,所以,我们的口号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此论者一方面向富人(权贵资本主义下的富人主体必然是权贵)媚笑,一方面演戏,欺骗穷人。他们脑子中根本没的“政治防贼论”和“权力制约论”,而全是阶级斗争论,可是还说别人要搞阶级斗争——把民众的维权和民主要求,视为阶级斗争。特别是关于穷人要“动乱”之说,几乎等同于提醒权贵时时准备镇压维权力量、力图囚禁权力的社会正义力量,即民主力量。没有比这更卑鄙歹毒的了。在大量的乱七八糟的鼓噪中,统治权力与民众的矛盾不见了,因而统治权力更强了,扩张性更大了,使中国一路狂奔,顺利步入权贵资本主义。如果查看他们这些人的实际身份,不难发现他们是高级官员的幕僚和顾问。据余杰亲眼所见,这些声名显赫的家伙,从京城到地方的时候,一般都是当地党政要员陪同,警车开道、威风八面。余杰还披露,这类人以善于敛财为荣,一场报告会开价数十万之巨,听众多是政府官员和富豪老板。(余杰:《追问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照来看,关于他们“人是好的”、“动机的善良的”之说,不攻自破。

    自由主义“人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和崇高追求,是通过起点平等和社会公正来实现的。如果在起点不平等、社会不公正的前提下,比如当下中国,让百分之四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九十的社会财富,那么百分之九十多的人,特别是穷人,发出的不满之声就是正义的了。可是当下伪自由主义眼中,“为穷人说话”就意味着保守,落后,可耻,甚至反动。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富之差,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为穷人说话就是否认市场经济,就是要回到“计划经济”和文革时期,就是开历史倒车。他们还认为,为穷人说话,就是“民粹主义”,就是煽动“义和团情绪”,就是助长“暴民行为”,什么又要“打土豪,分田地”了,什么“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维阴魂不散”,又想搞当年的“大锅饭”了。还值得一提的是,“左派”,他们的政治目标虽然是想恢复毛秩序,不能认可,但他们批判社会不公,不能说没有正义性。但是“左派”这个词,因为和文革与暴政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已几乎成了“恶人”的别称。伪自由主义在反攻时,便时常用这两个字诬蔑对手。总之,凡是历史中的破坏性行为和“共运”恶名,能想起来的就都加过来,一切脏水能舀起来的就都泼过来。在思想贫乏的中国,许多人,特别是不少单纯的、阅历有限而又愿追求正义的年轻人,初见自由主义,有一种新鲜感和冲动欲,在接受历史和“共运”反思成果的时候,在不分对象、不分历史阶段、不看现实环境的情况下,被他们利用,被他们引上伪自由主义贼船,在阴差阳错中随着他们叫喊。在他们引导下,形成了一股打击正义、维护权贵资本主义的滔滔逆流。而这些伪自由主义,口口声声反对文革语言,反对戴帽子,可是他们打压穷人维权时所用的上述语言,却是货真价实的文革语言和帽子。他们根本不会明白,自由主义的主张是,社会各阶层,无论贫与富,都可以对自己的利益进行表达,而在社会不公正的时候,弱势群体的表达更为重要;他们只明白一个关键:现实权贵的利益至高无上。

    歪曲自由主义各种概念的内涵,也是伪自由主义惯用的伎俩。比如宽容,本来是指各种不同意见都有表达自由权而言的,就是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保护反对者和异议者的权益。但在伪自由主义手中,宽容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谁要对权贵和邪恶表示不满,谁就是不宽容,宽容成了对权势和罪恶的放纵。再如理性,本来是指符合逻辑的、科学的态度,这同一针见血的判断和基于正义的感情是不矛盾的。但在伪自由主义手里,理性也成了对付民众维护其合法权益和争取自由的大棍棒。社会批评说你们这样搞的改革,是权贵资本主义,他们就写大块文章:《要理性认识中国改革》,把批评者推到非理性一边。民众喊冤叫苦,泣血呼吁,要求司法公正,他们说,你们要理性嘛!在他们的理性大棒下,锐利的透析和正义的呼喊都成了愚众的盲动,反衬着伪自由主义的高贵智慧和圣人面孔。再比如不属于战术范畴的妥协和让步,本来是宪政民主条件下一种政治智慧,指各合法利益阶层(注意:合法利益阶层!)在实力相当的相争过程中,各自让出一步,以成全其更大利益,从而不因小而失大。但伪自由主义的做法是,要求民众向权贵妥协和让步,向权贵专制下的各种邪恶妥协和让步,把面对非正义力量应使用的战术同面对合法利益阶层的政治智慧混淆起来,把对权贵和邪恶的妥协让步提高到价值高度。谁要是不这么做,谁就不是“理性”的、“温情”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喧嚣,已有多年,近日《凯迪网络》上突如其来地又出现一篇题为《妥协,让步,温情——理性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的文章,是不是伪自由主义同五毛的合作,存疑。

    伪自由主义,还善于玩弄诡辩花样,制造逻辑陷阱。如中国何去何从,讨论时,选择应该是多元的,在逻辑上存在着多个选言肢:要么搞文革前的计划经济;要么搞权贵资本主义经济,要么搞民主制下的自由经济。但在他们的欺骗宣传和坦护罪恶的诡辩中,隐藏“搞民主制下的自由经济”这个选言肢,用剩下的两个选言肢组成二元矛盾逻辑:要么搞文革前的计划经济;要么搞权贵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宣传为“市场经济”),非彼即此,两不相容。答案是:既然不能回到文革,那么,只有让权贵瓜分公产才是合理的、正确的、唯一出路。他们用这个招术,把反对者推入逻辑陷阱:你要反对他们名为市场经济的权贵资本主义,他们就说你要回到文革前,搞倒退。这个用白骨和血泪实践着的逻辑陷阱,为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也给中国当代哲学界带来奇耻大辱。此外,他们还有两个常用的诡辩花样。一个是偷换概念。比如中国的房产商实际是官商,贪婪残忍,臭名昭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可是,当记者就此特意问他们对房产商的看法时,他们闭口不说“房产商”这三个字,而是绕个大弯子,大赞中国企业家的伟大贡献,以此把房产商囊括进去,记在功劳簿上。实际上,“企业家”是集合概念,该集合所具有的属性,其内的分子“房产商”不一定具有。这正如说“中国人是聪明的,张三是中国人,所以张三也一定是聪明的”一样荒唐。老奸巨滑!其二是偷换论题背景。比如他们说,中国房价不算高,该涨!学费不高,该涨!水电价格,也该涨!春运火车票,更该涨!他们谈这些论题,自设的现实背景是市场经济,说一定要按市场规律办事,似乎这里没有权力介入,结果必然是公正的。但是,在廉房不建厕所问题上,他们就不说市场经济了,而是换一个背景:怕有钱人占有,只好让廉租房不建厕所。逻辑陷阱的歹毒和诡辩的花样,直接显现出以权贵利益为中心的可耻嘴脸。

    如同装神弄鬼,又像巫婆神汉一样神神秘秘,进行滑稽、可笑而又愚蠢表演,是伪自由主义的另一特点。他们主张把公产送给权贵,参与制定领导层收购政策,一肚子鬼胎,不少人都看出来了。可是,他们一个个却装扮出救世主的模样,似乎是在实现一个扭转乾坤、改变历史方向、拯救苍生的宏大理想,不是大智慧者和大圣贤者,是不可能理解的。别人责难他们,他们就说别人是“反智主义”;别人要是质疑,他们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你不懂!”即就是他们的专业同行进行质疑,他们也将其打入“反智主义”行列,也用这三个字:“你不懂!”别人有什么不懂的?不就是“以产权换特权”、以剥夺民众来“实现私有化”的歪招嘛!不就是用权力打劫嘛!不就是以“辉煌的目标”来遮盖罪恶的手段嘛!以为他人都是蠢猪,看不出来?普通人拿你们没办法,舆论被你们掌控着,何清涟们没有说话的地方。这批巫婆神汉借助官方提供的平台,经过一翻装神弄鬼的表演之后,很快成了“精英经济学家”, 很快就在政协、人大等荣誉机构和各类学术机构中享有一般学者得不到的位置,并在诸多大型企业和公司中担任“战略策划”和“独立董事”,中央、地方的电视、广播、报纸(可悲的是,还有比较进步的报纸也参与其中),像请天下第一风水先生一样,把他们当成“求师问道”的最高神圣,对他们那套浅薄、无知、混乱、邪恶的东西,进行现代化的和智慧的包装,让全国人接受他们的愚弄。结果,这些家伙的名字一个个在社会上如雷贯耳,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成了当代中国不可逾越的高人,超人,智人和改革的中坚,谁要是对他们提出批评,不管如何有道理,首先遇到的责问是:你敢批评某某某,你读了多少书?好好学些年头再说吧?此种无知和迷信,加上既得利益者、成批黑心老板以及为其服务的小金领和大白领有目的的吹棒和声嘶力竭的维护,便形成了一股通过维护伪自由主义——“精英经济学家”来维护权贵资本主义的滚滚浊流。其实,再高深的经济学,化为政策落实到老百姓头上后,马上简单化了,明了化了:刀刀见血!有的说这是“卖路钱”,有的明确说“要牺牲几代人”,这不是魔鬼语言吗?

    伪自由主义还有一个相当明显的特征,就是极力反对网络文化,甚至视之为仇寇,与官方对待自由媒体一样,恨不得除而铲之而后快。他们公开叫叫嚣,网络是垃圾场,配合对网络的打压;说“要坚决顶住网络舆论”,当作洪水猛兽而防之。公允地说,网络的确有不少不能恭维的东西,但这并不是应该打压的理由。人人都应有表达权,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首要的问题不在于说的对不对,而在于能不能说;人类就是在争取大家都能说话的奋争中前进的;真理就是在大家都能说话的环境中发展的;人们的情操是在言论自由中逐步净化的;人权是以说话权来体现的。网络为言路逼窄的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表达平台,在中国,应该是科技力量落实人权的小小起步。伪自由主义仇视网络的原因,从直接的利害关系上看,是藏龙卧虎的民间社会通过网络批评,揭穿了他们这批“精英”贪婪无耻的德性、巫婆神汉的招数和江湖骗子的伎俩;从价值追求上看,则在于他们反人权的本性。

    给自己身上贴个闪亮的标签,手上打出一个诱人的旗号,欺骗社会舆论,也是伪自由主义以售其奸的重要手段。他们贴给自己的标签是“改革者”,他们举的旗号是否定文革,否定计划经济。饱受文革和计划经济之苦的国人,怎不喜欢这样的标签和旗号呢?然而,历史的经验却是,否定满清者,未必拥护共和制度,否定文革者,也未必是为了搞宪政民主。这不过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一样,谋私者是借用对前朝的不满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经济目标的。事实也证实这一点,权贵资本主义者也是否定文革的,但他们否定的内容与民主主义者是不同的。他们只否定文革使他们失去手中的权力,要把权力再拿到手上;而民主主义者否定文革,则是其极权制度,是要限制和囚禁权力。前者当权力到手,可以以权劫公,用经济浩劫代当年政治浩劫的时候,对文革的“反思”也就被禁止了,成了言论禁区。所以,以后关于文革如何不好的言说,只能用于“今昔对比”,比出改革的成就,以掩盖权贵的掠夺。由此可见,伪自由主义对文革的否定,目的十分明确。还有,他们中的个别人,有时也喊几句民主口号,其言说的深度和广度,比延安对准国民政府的民主言说差十万八千里,不过是淡淡的、心不在焉的敷衍而已。可是,尽管是淡淡的、心不在焉的敷衍,在相信口号的国度,也能成为一种迷人的旗号,让不少人误认他们为民主派,从而当成“自己人”,并为他们协助权力劫掠公产的罪恶辩护。他们的上述欺骗之所以能得逞,是因为国人手中的一个照妖镜还没有举起来:透过你的标签和旗号,看你说的,做的,学术方向和思想进击目标,是不是给权力上镣铐。这个照妖镜举起来之后,那些家伙的五脏六肺就可以看清了。但是,很可惜,没有言说的自由,这个照妖镜就难以普及。

    看伪自由主义的上述表现,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 伪自由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种部队!

    权贵资本主义在其建立的过程中,固然要大批武装力量对付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维权行为和上访活动,在拆迁中要出动警力打击各种反抗行为,平时要用国家机器保护抢到手的财富。但是,没有这支特种部队,权贵资本主义是建立和发展不起来的。因为伪自由主义发挥了枪杆子所没有的力量。

    读完本文,有人也许要问,当代中国有没自由主义者?回答说,有,只是太少。如秦晖和何清涟们,贺卫方、李劲松、莫少平们。秦晖和何清涟们同上述伪自由主义有直接的对照性:秦晖的“低人权”论,具有正义和智慧的穿透力和爆破力,颠覆了“辉煌成就”。何清涟,是经济学界反击权贵资本主义最早的巾帼英雄!上述那些司法界人士,被民间舆论称之为社会的良心和民族的脊梁!

    我们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它知道鲜花应该献给谁;我们相信,历史也是无情的,它知道应该把谁推到历史审判台前,钉到历史耻辱柱上,而且一个也少不了!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3-25 08:50:20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问题的请教函

重建个人所有制

张小鼐

2009年3月

    我乃“桃花源中人,不知汉晋”也!还想麻烦各位的是,有一个可为我们学术上的“盲点”——即私有权、私有财产、私有制以及社会私有化等方面的问题,也可为人性化、真正以人为本之,很想向老师们求教如下:

    这就是我个人对有学者曾谈及到的、关于马克思所提出过的、有关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一重大社会发展课题(也是马克思理论命题),似深有体会之;仅管它在马克思著作中未能更有进一步或明确的论述过,而这却是在我们(主要乃中共学者)经过了过去的实践后、才又于重新再思考时被提出、并开始有了真正认识的一大具体性问题;也是我们过去实践失误的根本缺陷之所在——尤其于今全球化趋势中,我认为更为我国人民自己发展中的必由之路,否则,不利于大陆广大民众自己今后的长期性发展的——这当然会直接连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前途,以及和中国在世界上的真正竟争力等等诸方面(既软势力吧);谢韬先生年以逾80的高龄,近竟著文就此理论上的一些观点作了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很值得引起重视和探讨之,这是我的看法。

    过去那样的所谓社会主义在今天看来,最大的根本性问题我认为就在于没有能重建个人所有制,人权得不到根本保障(主要是民众的基本权利往往被剥夺);结果全民所有制成为政府所有制,政府成了万能政府;集体所有制成为少数人说了算的所有制,大多人并没有决定权,社会滞碍,真正发展不起来,只能靠行政命令发挥作用,用人治的绝端手段来控制所有人的思想行为,历史走了回头路,极权专制、领导人说了算,这些被革命所否定的东西反而大行其是。

    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专利,亦非马克思发现和发明的理论(过去那种“苏东中式社会主义”已然否定);而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和结果之,经济全球化已经证明这一点。东西方国家社会的根本区别,是所有制不同。——西方国家实行确立私有权、保障私有财产和实行私有制的社会私有化;即以法治国家的法制化管理来保障每个人的权利,从根本上就是确立了真正的人权,使每一个人都能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利,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上,经济开始走向社会化和全球化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已发现:没有大一统的集权制不行了;所以,其国家行为愈来愈多,社会主义于全民性福利事业中亦正在实际上发挥出作用,可以说,在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确实很多地方都超过了我们,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却显现出权力过于集中,民权没有根本的真正倮障,反而社会福利事业又走了回头路,社会公共利益如养老、医保等原来为西方国家所羡慕,现在乃成了改革开放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还有过去的那种行政命令和“吃大锅饭”、随大流等作风,根本上就是在于没有重建个人所有制(也既个人权利和责任之,这是人治社会与法治社会最基本的差异和区别),干好干坏一个样,平均发展水平结果没有发展也不可能再有发展了(在我看来东西方社会的根本区别也既人治与法治这一点上)。

    现在改革开放已进入“30而立”之后新的发展阶段,面临于所有制方面上问题明显显现,且引发大量的诸多严重情况,人们普遍关注的不仅是分配不公上,同时看到由于所有制缺位,而造成大量地鲸吞公有制资产现象等泛滥成灾;公有资产监管和发展,都是实际上严重存在的大问题。正是由于没有重建个人所有制,不仅过去吃大锅饭的苦头——老百姓个人无法自己能有发展而干熬苦捱;现在也因无法真正的具体监督和有效管理,直接影响到国有资产增值和国有企业发展与不公,尤其于国际社会竟争力方面等国家前途的诸多方面问题之;其中还有人学、社会学、人权与思想活跃和历史发展等等;成为我国历史发展上的社会独具课题,乃广大大陆学者(或中共学者)所面临着的历史责任与时代要求,它已是无可回避之地摆在我们面前了!

    这里,我指的国企至今也因无法真正的具体而有效地监管,就在所有制问题上,乃政府所有制造成少数人所有制,长期下去是走不远的,也不能真正地发展之(所以我提出建立政府责任制问题,就是要绝对明确国企国资所有制和政府责任制的具体规定及其内容了,如江西省就因此发生有一个省领导在全国第一个被判刑,和另一个副省长在全国首被枪毙的事,都与国企资产所有权不明而被攫取有关,即贪赃枉法腐败);再如现在的一些所谓之啃老族者,也与没有重建个人所有制有关,孩子们缺失自身责任感,父母有钱就可以由他们也享有了;特别严重的是由于没有重建个人所有制,个人的基本权利也无自身保障机制,权力成为无所不能之,民权始终只是一句空话,官本位、官僚体制盛行不衰,这样的社会总是要受到破坏的。不是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所有的理论课题,即适用于中国社会变革时代自身的发展之。它不是天生和由自己能全部解决的,因为中国是世界大家庭一员,离不开国际社会的环境需要,我们必须面对这一大气候的客观情况,作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抉择中华民族才有自己的未来。所以,我认为不能重建个人所有制,将影响到我们国家今后的发展、乃至生存之,应当深思!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3-27 10:26:14 +0800 收件人: "晓陆 " <yangxiaolu_8@yahoo.com.cn>,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收受新加坡人贿赂被双规 

郭京毅案续发酵:外管局新闻发言人被双规

星岛日报

    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管局)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邹林,因涉嫌收受一家新加坡公司二十五万元的贿赂,于上周五(二十日)被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从办公室带走,并已被免职。邹林曾主持港澳银行个人人民币业务方案的规划。

    这是继外管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刚被「双规」后,又一位涉案被查的外管局官员。邹林的案发是商务部条法司前官员郭京毅系列案的一个新突破。因这一系列桉被拉下马的司局级官员名单上,还有商务部外资司原副司长邓湛、国家工商总局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原副局长刘伟、外管局检查司原司长许满刚等人。

    接近司法机关的知情人士向北京《财经》杂志透露,邹林所涉案情发生在其担任外管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之时,涉嫌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已由检察机关掌握,且证据确凿。 另有知情人士称,邹林被查获收受一笔来自新加坡某公司二十五万元贿赂。外管局还有其他人涉案,但因为向纪检部门退还款项,未被追究刑责。

    邹林从厦门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加入国家外管局,去年下半年才调任综合司司长。外管局的同事称,邹林年轻有为,且处事得体,为人友善,曾是局里不少年轻人的偶像。 在外管局期间,邹林参与主持了多项重要法律的起草和设计,如人民币汇率监测系统,中国对外或有负债管理等,亦主持了港澳银行个人人民币业务方桉的设计、规划和实施。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邹林因涉嫌受贿,于上周五(320日)被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从办公室带走,并已被外管局免去职务。 这是继外管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刚被“双规”后,又一位涉案被查的外管局官员。邹林的案发是商务部条法司前官员郭京毅系列案的一个新突破。因这一系列案被拉下马的司局级官员名单上,还有商务部外资司原副司长邓湛、国家工商总局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原副局长刘伟、外管局检查司原司长许满刚等人。

    接近司法机关的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邹林所涉案情发生在其担任外管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之时,涉嫌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已由检察机关掌握,且证据确凿。 亦有接近外管局的知情人士称,外管局还有其他人涉案,但因为之前已经向纪检部门退还了款项,则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该知情人士称,邹林此次被查获是因一笔来自新加坡某公司一笔25万元的贿赂而起。

    邹林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是319日,当日身为外管局综合司司长的他在办公室接受了媒体的电话采访。320日被捕当天是星期五,邹林的同事称其一早正常出现在办公室,并无异样。 熟悉邹林的人士均对此案表示惋惜。在外管局同事们的印象中,邹林年轻有为,且处事得体,为人友善,曾是局里不少年轻人的偶像。 邹林从厦门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加入国家外管局,历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外资司(资本司)外债处副处长、国际收支司汇价市场处处长、国际收支司副司长、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并于去年下半年调任综合司司长。

    在外管局期间,邹林参与主持了多项重要法律的起草和方案设计,如中国适度外债规模课题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外债定义及余额调整、B股市场对境内居民开放、人民币汇率监测系统,中国对外或有负债管理等,亦主持了香港、澳门银行个人人民币业务方案的设计、规划和组织实施。 此外,邹林还起草和组织撰写了《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境内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管理办法》《银行卡条例》等政策法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法规汇编》《外汇管理业务操作指南》《中国金融实务》《中国外汇外债管理事务》等书籍,并先后在各类经济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邹林简历:邹林,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即加入国家外管局,历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外资司(资本司)外债处副处长、国际收支司汇价市场处处长、国际收支司副司长、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并于去年下半年调任综合司司长。

 

 

 

发件人:"hari long" <longharilongmarch@yahoo.com.hk>  2009-03-25 14:26:30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大陸核武庫到底有多大?(秘) 

中国核力量总览

汇编

2009.3.24

    中国提高其巡航导弹系统水平的努力得到关注。虽然中国已在制造先进巡航导弹上取得了进步,但来自俄罗斯等其它方面的帮助可能还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据信,中国在3年前就已成功地把一个俄罗斯巡航导弹工厂,包括这个工厂的研究和发展部门迁移到上海附近的一个地方。在俄罗斯攻陆巡航导弹射程为4000公里的技术支持下,中国将在这个领域里取得长足进步(目前中国射程为有限的200公里),在一两年里可望达到射程600公里,在2005年极可能研制出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巡航导弹。下个世纪的头十年里,预期在秘密技术消化的基础上,中国的巡航导弹将装备有常规及核生化弹头。

   弹道导弹的发展

   中国军队的学说及导弹的必要条件

   到1987年为止,中国在核武器的姿态上是达到最小的威慑力量(并非所有的中国战略核力量专家都用威慑力量这个词,大多数人较喜欢用防卫自卫这样的字眼)。这个名词使中国与美国及苏联的核姿态形成反差,美苏两国的核态度是建立在维持国家核反击力量最大限度的威慑之上,从而消除敌方发动第一次打击的危险。对中国战略家来说,最小的威慑力量意味着仅要求负担简单、较低开销的打击力量。简单的配备,即可因惧怕国家城市人口中心遭到少数弹头的核报复而足以不敢首先发射核弹。中国战略学家相信,通过维持一支拥有少数弹头的核打击力量,国家就可避免遭受核威胁。

   1987年开始,中国开始使用有限威慑这个词。最初,有限威慑被定义为与最低威慑力量没有很大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战略家们对有限威慑的定义更趋严格,在其内加入了在战争中的核反击因素。现在其定义为,有限威慑即为威慑力量的等级在最小与最大之间。中国出版中对有限威慑定义的展开是:

   能以数百个弹头对已被瞄准的对方城市和其它目标施予打击的能力。确保拥有有效的第二次打击的相互摧毁的能力。最近,还包括了拥有制止常规性,战役性、战略性核战争并在核战中进行控制和限制的能力。简言之,一种有限威慑可对任何类型、级别的战术攻击到战略攻击作出反应,而最初的攻击类型将确定最初的反应的程度。一个一致的看法是:有限威慑理论使中国能在报复对方的核反击中选择其硬或软目标。

   中国战略学家争辩道,有限威慑需要有:大量的小型的、高精度、高生存能力和高穿透力的ICBMSLBM(潜基导弹?-ncm)的报复性能力;战术战役核武器可用于反击战场和战役军事目标并制止战事的扩大;弹道导弹的防卫力量提高有限威慑的生存能力;天基早期预警及其控制指挥系统;反卫星武器攻击敌方军事卫星。

   随着中国核力量学说的发展和有限威慑核反击理论所固有的学说的明朗化(亦即,在战役军事力量被投入使用前即摧毁之最有利。),很多中国战略学家正试图在理论上打破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的限制。

   做为一种结果,近来的一些著作清楚地表明打算改革中国不首先使用承诺,允许在警告后实行报复性打击(后发制人)甚至在有明确危险时进行第一次打击(先发制人)。简言之,虽然中国不首先使用的政策还未遭到否定,但其已受到质疑,未来大有问题。

   做为一个战术及战役系统,波斯湾战争为中国的核学说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突破。伊拉克使用的常规飞毛腿和美国的战斧精确打击巡航导弹使中国人得出结论:短程的巡航和弹道导弹系统可以在对敌手进行令其无法承受的打击中扮演重要角色,使其在丧失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目标后士气下跌,内部矛盾加深,类似经历一场核打击。从本质上,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导弹在战争中的价值,并将其视为建立一支可靠的国家战略防御力量的纽带。

   摘要而言,中国在过去的5-10年里已在有限威慑理论上采用了一种新的核理论。这种学说不仅推动了导弹应用的发展,而且也是中国在未来战争中的理论。中国人在战略上感到受到危险的恐吓,他们期望未来的大多数在中国周边发生的战争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因此,中国希望建立一种军力结构:允许它打短期的地区有限战争,同时摆出一付要动用核力量的样子以威吓那些可能干涉的全球力量。附带说一下,中国想确定,如果一个全球性力量介入一场当地局部战争,中国有能力以其具有的核力量,包括有生存能力的第二次打击力量制止战争上升为全面大战,甚至在其已上升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并动用了核武器的情况下,仍能确保大战不会上升为世界大战。另一方面,中国的立场并非是完全统一的,一些中国官员还正就消除核武器进行争论。

   战略导弹力量

   过去(在最低限度核威慑理论之下),中国的核威慑建立在一个相应的低水平的弹道导弹力量之上。第一代导弹系统采用液体燃料火箭(采用苏联技术),每一个发展型号都对应于一个特定的目标区域。例如,东风2号为一种射程1250公里的可机动式系统,其针对的是用于打击日本。由于东风2是中国第一代核武器,美国为其起名为中国地地导弹1,即:CSS1。据信,中国已制造了160枚这种导弹。同样地,机动式东风DF-3CSS-2),射程2800公里,为一种单级导弹,理论上可打到美军在菲律宾的基地。据估计于八十年代部署了90-120DF-3(并生产了数量更多的)。根据传闻,1988年中国卖给了沙特36DF-3导弹(配备常规弹头)。同样地,二级的DF-4CSS-3)最初是设计用于打击美国在关岛的基地,后将其射程增加到4750公里,以便可以打到莫斯科。据信已有30DF-4弹道导弹被生产出来。同样的助推器被用于几个运载火箭的发射,包括CZ-2CZ-3CZ-4。许多DF-4贮藏于洞库中,在点火前必须运到户外进行燃料加注。加注过程似乎需要2小时。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DF-5CSS-4ICBM(战略弹道导弹-ncm)。这种导弹的第一试验是在1971年的9月份,其射程可达10,000-12,000公里,可打击到美国西部。1983年中国人决定改良这个系统以提高其射击精度和提升射程。作为结果,诞生了射程为13,000多公里的DF-5A导弹。DF-5A是一种液体燃料导弹。不幸地,似乎有一种共识,即中国的液体燃料ICBM在点火前需要有2个小时的时间来加注燃料。这种假设并非是绝对正确的。从中国DF-5A ICBM被置于发射井和其它发射筒内来看,其可能被改进为机动发射,当然这并不是说该系统可以不必有开火前漫长的准备。这只说明那些DF-5A可以平置或置于特定场所贮藏,极有可能必须在发射前才加注。

   中国的长征2C火箭结构(用于航天发射)用的火箭推进系统与DF-5A是一样的。这种系统使用带有贮藏液体燃料的助推器,其燃料为NDMH/N2O4。这种燃料与美国大型运载火箭大力神所使用的燃料类似。自从20年前起,NDMH/N2O4就做为一种可以贮存于铝或不锈钢容器内的燃料,避免了火箭结构受到腐蚀而损坏。这并不是中国无法使其筒(发射井-ncm)装导弹处于灵敏反应状态,以便一经警报后就可立即发射的原因。中国人面临的唯一难题是这种燃料的冰点为华氏30度(已装配的导弹的维护温度大约要在35-40度),虽导弹体的焊接部份能很好地适应但其内剧毒的四氧化氮则难以容纳,容易从不合格焊缝处形成的小孔泄漏。

   从海军方面看,中国发展的第一代核动力,可携载12JL-1导弹的夏级SSBN(战略导弹核潜艇)已引起关注(JL-1DF-21的海军型)。这种潜艇的噪声很大(以致容易被发现),它的导弹射程仅为1700公里,而且该艇自持力较差。简言之,这种潜艇(型号092)不对美国构成威胁。

   也许与中国正转移其未来的战略力量发展方向有关,现在的战略力量是中国的一个问题。中国现在还没有早期的空间预警能力。它现有的系统由一些有限的地基雷达构成,因此,在报复性的发射之前,来袭的导弹很可能就已命中其目标了。

    中国如果对拥有的第二次打击力量有把握的话,它对维持现在最少数量的导弹配置就可能感到满意。为了努力增进其导弹力量的生存力,中国已尽量隐藏其导弹能力。它使用假导弹发射井,把导弹隐藏于配有可移动天花板的民用建筑内,将其置于洞穴或隧道中以确保安全,并考虑将DF-5配置于假的桥塔及火车车箱内。

    应归功于中国将其战略力量的隐匿,任何国家,包括美国都无法确定中国所有核导弹的位置。例如,多年来,几乎所有消息来源都认为,中国只有四枚DF-5处于战斗值班,其中两个已知配置于华中(其可能被毁于第一次打击)。然而,很多证据指出,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每年生产10-12长征火箭(长征LM-2C火箭结构适用于DF-5 ICBM和空间发射项目)。公开出版物上的照片显示,一次至少有九枚这种导弹在装配在线。通过简单的算术即可算出在19781996年间,可能已生产了180-216枚这种导弹。

    许多分析家指出,空间发射项目消耗掉了中国生产的大部分火箭。然而,19967月中国发射一颗卫星的报告中提到,这是中国自1970年掌握卫星发射技术后的第47第次发射。还有一个报告指出,中国在DF-5服役前进行了7次的试验。根据其它报告,1986年试验了携带有多弹头(MIRV)的改进型DF-5。假设这个试验需要超过7枚火箭进行试射,这仍然证明了中国可能有100-150DF-5DF-5A导弹。 然而,根据最近美国官方和杂志报纸基于被泄漏的材料的报告,中国现在拥有一支由17-20DF-5组成的力量,其构成为DF-5DF-5A导弹混编。甚至考虑到早期型号的导弹被废弃的可能性,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消失的导弹到哪儿去了?关于其ICBM(战略弹道导弹-ncm)的数量,中国可能成功地欺骗了世界。对于中国优先发展报复性ICBM的忧虑和考虑到中国良好的保密能力,且其军事学说也把战略欺骗置于一个重要的地位,所以如果说中国成功地在其战略核力量的规模上愚弄了西文情报部门的话,那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惊讶。

    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杨震的一个有说服力的文章(但未经确证)说,在1995年初,中国媒介即宣布名为长城工程的中国战略导弹力量建设已经完成。据报,一个中国预算情况反映近10年来,曾要求数万名军队工程人员在华北的一座山脉中开挖隧道。经过认真分析报告和对地图的详细研究,杨推测认为所说的山指的是著名的太行山脉,位于北京西南部400公里处,处于河北和山西省之间。该山脉的地势的主要特色是深1,000-2,000米的深谷和陡峭的绝壁。在对有关工程单位的施工能力进行计算后,杨认为长城工程可能即指该山脉地下将近5,000公里长的隧道网络。工程还包括12座导弹基地的建筑,包括最近用于反台独演习发射的DF-15发射架。如果这个推测被证实,它表示中国已经或正计划将其战略导弹力量置于深深的地下隧道系统,在那儿可防备敌方的第一次打击,而其ICBM又可方便地移出隧道进入周围峡谷的发射阵地。简言之,不排除一些数量不详的DF-5A已被秘密地布署于长城工程或类似的地方。这些类似的地方可能包括一些改建的地下矿井。

    例如,1994年中国突然取消了与西方公司的探矿合约。所提到的矿是地下的合成物,贮量极大,可开采上百年,其位于华南的云南和湖南省。中国人提出,矿脉已开采完毕并关闭矿井。做为响应,一些西方公司提出派遣采矿专家到中国调查并尝试重新寻找矿脉。中国人婉言谢绝了。当所有的提议被压下后,中国人的负面反应是如此的坚定,他们毫不让步地表示不想让任何人留在矿区内。问题是:这是为什么?中国人会把这些矿区改造为导弹发射井吗?经过推理分析,令人感兴趣的注意到,在杨的报告中也提到了中国自1960年以来就在全国各地大挖地下隧道,而一些战略导弹也被置于华中和华南的大山区中。如果这个断言是真的,它表明了华南的矿井突然关闭的最适当的解释是为了一些防卫工程的需要,也可能甚至是装备导弹发射基地。

    为了验证DF-5A从这些南方省份开火打击美国的可行性,进行了一场利用先进计算器模拟DF-5A从云南和湖南发射弹道的行动。由于DF-5A的设计射程超过13,000公里,这次仿真行动输入计算器的目标距离为13,500公里。弹着区域显示,世界上只有拉丁美洲和非洲西海岸极小的一部份能避免DF-5A的打击(从华南发射,有效载荷为3,200公斤)。

    当中国展望未来时,它正着力于增进其战备导弹的运载能力。在2010年前,据传中国计划以远程系统替代许多短程弹道导弹,以便它的弹道导弹力量里的75%-80%的导弹有能力对准美国和俄罗斯。在当前使用的DF-5A导弹上,中国正为其配备分导式弹头。由于DF-5A的第二级似乎有四个发动机(据报可在火箭主发动机熄火后工作190秒),DF-5A可以以一个相当大的弧形弹道来进行瞄准,这使其能将有效载荷对准数组分布在广阔区域的目标(点)。不幸地,其的精确程度还无法确定。根据DF-5A的弹头舱罩的大小来计算,它装备着六个分导式弹头,每个弹头重600公斤(为DF-21上的单个弹头大小)。这还有北京的一份报刊杂志提及的新导弹有9个分导式弹头。鉴于分导弹头的这种情势,一份材料认为已至少有4DF-5A具有了分导式弹头。这份材料与其它多数认为DF-5A尚未具备分导能力,其形成能力将是未来几年内的事的看法形成反差。

    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将拥有其新的一代战略导弹系统。这些系列的头一个为DF-31,据信已在19961228日进行了其的第四次飞行试验。这个系统为固体燃料、三级助推、机动式发射,射程为8000公里,运载一个700公斤、一百万吨当量的弹头。这个系统与俄罗斯的SS-25类似(其技术可能已被转让给中国)。据中国的一个导弹专家说,一连串的核试验旨在使中国的核弹头小型化,将其重量从2200公斤降到700公斤,以适应下一代固体燃料导弹系统。DF-31预计在1998年左右服役。一旦这种IRBM(ICBM?-ncm)投入现役,中国可以从其东北发射,打击其在美国西北角的目标。

    与该导弹相同的海军型定名为JL-2(巨浪2)。它的射程也为8000公里。这种系统将配置在可望于2003-2005开始生产的4-6艘新的094型核潜艇上。每艘094SSBN将携带16JL-2弹道导弹(DF-31)。

    这些新一代潜艇将融合多方面西方与俄罗斯的技术。因此,它们的能力比其上一代092SSBN引人注目。当装备有JL-2导弹的中国潜艇在库页岛东北面进行巡逻时,其可威胁到美国四分之三的地区。

   在经过DF-31/JL-2系统后,中国正发展射程为12,000公里的机动发射的ICBM─DF-41,其上装备有分导式弹头。例如,一个报导(来自驻北京特派员)说,新的固体燃料导弹将装备9个单体弹头(9个分导弹头-ncm)。然而,由于DF-41的有效载荷仅为2000公斤,看起来中国仍不具备在这种ICBM上携带超过3-6个弹头的能力(美国的民兵III3个分导头,在射程为12,900公里时有效载荷为1100公斤;MX在射程为11,000公里,携10个弹头时的有效载荷达3950公斤)。所以,如果来自北京的消息是真的,那么,可能是寓示着DF-5A可携9个弹头或是另一种液体燃料的火箭处于发展中。

   为了追求提高其战略核导弹力量,中国曾尝试从SS-18获得技术(SS-18为重型火箭,可携10-14个分导头,其有效载荷高达8800公斤,为美国MX潘兴式的2.2倍和中国的DF-5A2.75倍)。其意欲从乌克兰获得SS-18的发动机,尝试从乌克兰和俄罗斯购买技术。令西方观察家感到不解的是中国还对购买SS-18上的助推器用于其航天项目表示了兴趣。据信,SS-18发动机与大多有效载荷卫星上的敏感的电子设备不兼容。由于这个原因,SS-18要做商业发射,就必须对其高过载发射及有效载荷所受到的振动进行调整和做出补偿措施。这样,中国就可以合法地使用SS-18的助推器。但是,SS-18的使用,会使中国得到改良其ICBM性能的重要技术情报。

    除改良和发展其战略导弹的挑战外,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必须减少其弹头的雷达反射截面积的事实,提高其抗电磁波能力,并增进其突防导弹防御网的能力。中国人清楚地认识到导弹防卫能力的发展(除了俄罗斯在莫斯科周围布署的核导弹防卫力量外)。因此,为了促进他们国家形象的建立,中国人正致力于建设一个巨大的和更强的、一个更有生命力的、有足够致命能力核威慑力量以充分证明中国是一个世界性的独立力量。

    本质上,中国寻求拥有保护自己,反抗国际竞技场上外部强权和地区霸权主义企图强加在其身上的行为规则的手段。

    战役/战术弹道导弹系统

    做为中国军事学说教义上的发展,中国评估了1991年海湾战争中战术、战役导弹系统的潜在价值。中国战略家们得出结论,当装备常规弹头打击高价值目标时,其具有重要的强制能力。根据传闻,中国已经为这些类似的系统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弹头。除了核弹头外,还有报导说,拥有了高爆弹头战斗部、串行式战斗部、散播式布雷战斗部、电磁脉冲战斗部及用于反地下工事的深层侵透式弹头。虽然中国声明其不具备CW(化学弹头-ncm)或BW(生物弹头-ncm)能力,消息灵通人士照例将其列入装备有此弹头的国家名单中。如果中国在其武器库中备有CWBW,它还是有可能在其战役/战术弹道导弹上装备这些弹头的。它的战役/战术导弹系统包括:

    DF-21/21ACSS-5

    这种导弹本来发展于两级的JL-1。它设计用于配置在中国的SSBN上。无论如何,做为一种射程只有1700公里的导弹,其已被决定发展成为一种陆基型导弹,这就是DF-21的来历(其首飞于19855月份)。其后来的射程提高到1800公里(DF-21A),可携载一枚重600公斤,当量据信为20-30万吨的核弹头,其使用固体燃料系统,可从运输/起竖/发射车(TEL)上发射。据信已建造了100DF-21/JL-1。除此,一些DF-21还配备了常规弹头布署在华南和西北边境。从那些地方点火,DF-21可以打击印度北部、中亚各国和几乎越南全境及东南亚。相信已在着手进行以尖端末端制导系统改良该弹的工作。

    DF-15M-9

    DF-15是一种尖端的单级固体燃料、机动式导弹,类似于美国的潘兴I-A系统,发射反应时间为30分钟。9.1米的DF-21予期可装备多种多样的弹头并正成为中国战役/战术导弹力量的中流砥柱。

 

大陆核武库到底有多大?

2009.3.24

    据内部透露,大陆目前拥有2,350颗核弹头。这一数字是八倍于西方媒体所通常引述的300颗数量。在2,350颗核弹中,有550颗是战术核弹及1,800颗战略核弹。文件还显示在八十年代核弹头年产量大约是110-120颗,前几年大约140-150颗每年。这些数字是合理的。根据八十年代后期美国发行的“中国制造的核弹”(ChinaBulitTheBomb)一书及美国各情报机构的数据,中国至少每年生产800公斤的铀U-235和400公斤的(金不)PU-239:

  兰州气态扩散厂(GaseousDiffusionPlant)400公斤U-235/年
  贺兰山离心分离机厂400公斤U-235/年
  玉门增殖反应堆250公斤Pu-239/年
  包头增殖反应堆150公斤Pu-239/年
  广原增殖反应堆

  典型的核裂变装置(核弹)在美国和俄罗斯核武库平均用15公斤U-235或5公斤Pu-239,有数万吨TNT当量。实际上,核裂变装置可以只用1.8公斤Pu-239通过中子增殖反应技术及U-238/铍反射剂,但这种产品几乎达不到千吨TNT甚至次千吨TNT当量。然后,已经足够裂变触发高能原子核反应装置(即“氢弹”),除了裂变触发,氢弹可以不需要另加U-235/Pu-239,锂6-重化合物融合核心加U-238推杆和U-238外套作为标准的裂变-聚变裂变“氢弹”,或者以钨作为推杆和外套的裂变-聚变“中子弹”过生产的裂变材料(U-235/Pu-239)数量,很可能中国正每年制造140-150核弹头,并积累了2,350枚之多。

  在有关近来台海问题的军事讨论中,一位美国鹰派人物叫嚷“我们可以用核武器攻击中国人,我们不必担心中国的核武器,因为它们只能到达夏威夷也许加州。”多么凶残无知嗜杀的种族主义者。中国拥有ICBMs(洲际弹道导弹),有8000英里范围的SS18-classDF-5,能够达到任何拥有核力量的任何角落(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它拥有和用于发射中国间谍卫星成功率达100%同样的助推器(CZ-2C)(18次发射无失败)。1996年2月发射卫星失败用的是不同的CZ-3B火箭,有四个捆绑式液体燃料助推器(二月发射是CZ-3B的首次飞行)中国的DF-5洲际弹道导弹经过广泛的飞行测试后于1980年服役,1979年至少拥有五枚。根据《简氏战略武器》,它的投掷重量是3200公斤,我认为这远远低于它的实际承载能力。直到1991年,《简氏战略武器年鉴》对中国导弹给予了错误的说明,尽管中国在1985年公布了CZ-2/3火箭系列的完整说明,并被列于简氏太空飞行词典中。

  我认为,《简氏战略武器》的编辑之擅长制造有关中国出售导弹的谣言。他们这样做有着特别的目的,我将在后面详细阐述。根据简氏太空飞行词典,中国第一代侦察卫星(FSW-1)重量2,500公斤,用和发射(DF-5洲际导弹)同样的推进器CZ-2C发射。这一信息被中国提供用CZ-2C助推器发射2000公斤国际卫星所证实。500公斤的差值是由于卫星外表有保护其穿过大气层的覆盖物。FSW-1侦察卫星是可回收的,因此它的身体强度要能重返大气层,所以又需要另外一层防护。相比之下,法国的阿利亚纳Ariane-4有更长更宽的覆盖物,重达900公斤和520公斤用于飞行控制和制导的媒介设备舱(VEB)。可以合理的假设CZ-2C的媒介设备舱至少500公斤重。加上CZ-2C第二级火箭发动机4000公斤的干重,至少7000公斤的卫星加上媒介舱,发动机被加速到7900米/秒将卫星送入太空的速度。对于8000英里范围的洲际导弹,燃料燃尽速度大约7200米/秒。(下面是一段有关洲际导弹射程的论证,从略)

  中国知道,导弹发射井很容易被敌人的卫星定位,而且中国的早期预警系统是不完备的,报警中发射是非常危险的。中国认识到,加强、坚固发射井是必败之道,于是中国核潜艇技术于美、苏之后产生。中国为避免非常脆弱的发射井基地部署战略弹道导弹,取而代之的将洲际导弹藏入地下隧道和深山峡谷中加固后的洞穴。那些导弹在洞穴中得到保护,移出来发射。这种部署的命令控制要容易得多。1995年初,中国媒体报道了在北方著名山脉中经过十多年建设,完成了为中国战略导弹的“长城工程”。仔细的看看地形图读一读新闻报道,可以推断出,地下网络隧道工程在著名的太行山脉位于河北和山西省之间。根据新闻报道,数万名工程兵花费十多年在那里挖掘隧道。

  正常的一队士兵(大约100人)每月大约能挖100米隧道(根据有关铁路隧道的新闻报道)不用任何先进的隧道挖掘机械。于是上万工程兵(=数百队)经过十多年在太行山脉构筑了数千公里的地下隧道网络,隐藏着一部份中国战略导弹。我猜想之所以叫“长城工程”不会没有长城有至少5000公里长的原因。像其它所知山脉拥有提供给中国战略导弹的地下隧道网络,太行山脉有许多悬崖绝壁和山谷,在1000到2000米短距离内有很大海拔差。你可以很容易挖掘有1公里土地厚度的隧道网络。在美、苏兵工厂,一个典型的50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能够在地上挖”一个70米深300米宽的大坑,远能够足以摧毁导弹发射井或机常如果特别强化了针对地下目标,它可以制造一个有200米直径的球状弹坑于地下。如果要摧毁有1公里厚度土层覆盖的地下隧道至少需要3颗50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在同一点上连续渗透爆炸。即使俄罗斯的巨型2000万吨级核弹SS-18,也至少需要2颗在同一点上。而且,用三颗核弹,每颗只能破坏少于300米的隧道。假定太行山脉下的地下隧道只有1000公里长,一个就需要用10000颗50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以保证隧道网络的彻底摧毁。你要知道精确的隧道网络地区划是非常不可能的。而且这只是中国几个导弹基地中的一个。

  中国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山中挖掘地下隧道。挖隧道不需要高技术,只要炸药和混凝土,加上热情的从不缺乏的年轻士兵。中国各地有许多巨大的山脉。所以在中国的中部和南方山脉也有着用于战略导弹力量的地下隧道网络。即使你可以用数万颗核武器把它们统统扫除,问题是,这么多的核弹头在地面爆炸,如此多的尘埃被抛入高层大气,在平流层中向全球扩散,阳光将被阻挡,我们将进入真正的“核冬天”,这显然是个很不美妙的画面,即使我们在美国的“朋友”。

 

中国陆海空三军资料

2009.3.25

★中国陆军成立于1927年8月1日,

★陆军现役兵力为230万,分属 7个军区,

★编成24个集团军,其中7个快速反应集团军(1军、13军、21军、27军、38军、39军、54军),

★陆军有85个步兵师、10个装甲及机械化师、 10个炮兵师(含若干高炮师)、 1个山地师、50个独立工程兵团、19个通信团、4~7个独立特种兵团。

军区及集团军

北京军区:27军(淮河地区),38军(保定)、24军(承德),
28军、63军(太原),65军,
沈阳军区:39军(沈阳)、16军(长春)、23军(哈尔滨),40军(锦州),64军,
济南军区:54军、20军(开封),26军(莱阳)、67军(济南),
南京军区: 1军(杭州),12军(徐州),31军 (厦门同安),
广州军区:41军(柳州),42军(惠州),
兰州军区:21军(宝鸡)、47军 (陕西临潼),
成都军区:13军(重庆江津),14军(昆明),
陆军主战装备及简介(包括部分未装备武器),

★各型坦克:14000余辆
98式主战坦克 装备情况不明
90II式主战坦克 300辆
85II/III/88式主战坦克 484辆
80式主战坦克 519辆
79式主战坦克 1700辆
69//式主战坦克 3000辆
59式主战坦克 6000辆
62式轻型坦克 1200辆
63式水陆两栖坦克 800辆

★各型装甲车:6000余辆
90式履带装甲车
89式装甲输送车
WZ523轮式装甲车
WZ551轮式装甲车
85式(YW531H)履带装甲车
85式(YW309)步兵战车
86式(WZ501)步兵战车
77式水陆两栖装甲车
63式(A531)履带式装甲车
56式(BTR-152)履带式装甲车
55式(BTR-40)履带式装甲车
NVH-1步兵战车(未装备)
NFV-1步兵战车(未装备)

★各型火炮:16000余门
WA021式155mm加榴炮 203mm加榴炮
203mm自行榴弹炮 86式152mm加农炮
85式152mm自行加榴炮 66式152mm加农炮
88式155mm自行加榴炮 59式130mm加农炮
70式122mm自行榴弹炮 54式122mm榴弹炮
89式122mm自行加榴炮 83式122mm榴弹炮
D30型122mm自行榴弹炮

★各型火箭炮:1250余门
63式107mm牵引式火箭炮 85式130mm履带式自行火箭炮
81式107mm轮式自行火箭炮 63式130mm轮式自行火箭炮
81式122mm轮式自行火箭炮 82式130mm轮式自行火箭炮
90式122mm轮式自行火箭炮 80式273mm轮式自行火箭炮
89式122mm 履带式自行火箭炮 83式273mm履带式自行火箭炮
70式130mm履带式自行火箭炮 WS-1“卫士”320mm轮式火箭炮
A100式300mm轮式自行火箭炮

★陆航直升机:600余架
直-8 15架
直-9/武直-9 50架
直-6 30架
直-5 400架
AS-332超美洲豹 20架
S-70黑鹰 24架
小羚羊/霍特 8架
SA321超黄蜂 15架
米-3 40架
米-6 12架
米-17 38架
直-11 不详

★各型防空武器 HQ(红旗)-2 中高空防空导弹
HQ(红旗)-61中低空防空导弹
飞蠓80(FM-80又名红旗-7(HQ-7))低空防空导弹
HQ(红旗)-15防空导弹
LY(猎鹰)-60中低空防空导弹
KS1 中高空防空导弹
ET-2000反辐射导弹
PL(霹雳)-9低空防空导弹
HN(红樱)-5单兵防空导弹
QW(前卫)-1单兵防空导弹
95式25mm自行高炮防空系统
80/88式57mm自行高炮
89式37mm自行高炮
87式25mm牵引式轻型高炮
85式23mm牵引式轻型高炮

★各型反坦克武器 HJ(红箭)-73反坦克导弹
HJ(红箭)-8反坦克导弹
HJ(红箭)-9反坦克导弹
89式120mm自行反坦克炮
AT-3塞格反坦克导弹
80式80mm反坦克火箭筒
69//式40mm反坦克火箭筒

★陆军班用武器 81式班用枪族
5.8毫米自动步枪

★中国海军成立于1949年4月23日
★海军现役兵力共30万人,其中包括海军航空兵2.5万人,海军岸防部队2.5万人,海军陆战队4万人。
★海军的指挥机构是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
★海军作战单位为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以及海军航空兵和海防部队。
海军部队简介
★解放军北海舰队
★解放军东海舰队
★解放军南海舰队
★海军陆战队
★海军航空兵(包括6个战斗机师;3个轰炸机师;1个训练师)
★岸防部队

海军主要装备及简介(包括部分未装备武器)

★驱逐舰 现代级(956A) (8000吨) 2艘
旅海级(054) (6600吨) 1艘
旅沪级(052) (4200吨) 2艘
旅大级(051) (3670吨) 16艘
鞍山级(07) (2830吨) 退出现役

★护卫舰 江卫Ⅱ级(053H3) (3100吨) 6艘
江卫级(053H2G) (2250吨) 4艘
江湖级(053H/H1/H2/H1G) (1700/1924吨) 30艘/1艘
江东级(053K) (2250吨) 退出现役
江南级(065) (1600吨) 退出现役
成都级(01) (1460吨) 退出现役

★潜艇 夏级战略核潜艇(092) (8000吨) 4艘
汉级攻击核潜艇(091) (5000吨) 5艘
G级(6631) (2350/2950吨) 1艘
基洛级(kilo877/636) (2350/3000吨) 4艘
武汉A级(33G1) (1350/1700吨) 1艘
明级(035) (1500/1900吨) 15艘
宋级(039) (1700/2250吨) 2艘
R级(6633) (1350/1700吨) 13艘/90艘
W级(6603) (1080/1350吨) 退出现役

★导弹艇 红箭级 (542吨) 4艘
红星级 (480吨) 14艘
黄蜂级(021) (205吨) 65艘
河谷级(024) (79吨) 100艘
河岛级 (300吨)
河马级 (205吨)
河拉级 (205吨)

★鱼雷快艇 湖川级(025/026) (39吨) 105艘
P6 (56吨) 60艘
P4(02) (19.3吨) 20艘

★护卫艇 上海级高速护卫艇(062) (113吨) 320艘
海南级反潜护卫艇(037) (392吨) 70艘
海青级反潜护卫艇(037I) (480吨) 17艘

★登陆舰 玉康级(072) 坦克登陆舰(4170吨) 8艘
玉亭级(072II) 坦克登陆舰(4800吨) 8艘
SHAN 1511 美制坦克登陆舰(4080吨) 退出现役
玉登级 中型登陆舰(1850吨) 1艘
玉岛级(073II) 中型登陆舰(1650吨) 1艘/2艘
玉连级(079) 中型登陆舰(1100吨) 31艘
玉海级 中型登陆舰(800吨) 10艘
琼沙级 步兵运输舰(2150吨) 7艘
Hua 美制中型登陆舰 退出现役
玉南级(067) 小型登陆艇(135吨) 36艘/200艘
玉青级(068/069) 小型登陆艇(83吨) 8艘/30艘
271/271II 机械化登陆艇(100吨) 120艘/200艘
大沽级(722-2) 气垫登陆艇(80吨) 70艘
德萨拉(俄Tsaplya)级 气垫登陆艇(150吨) 10艘

★扫雷舰 Wolei级布雷舰 (3100吨) 1艘
T43级(010)舰队扫雷舰 (520吨) 23艘
连云级(058)扫雷艇 (400吨) 70艘
Wosao级(082)扫雷艇 (320吨) 10艘
抚顺级扫雷艇 (275吨) 20艘
延宽级扫雷艇
武昌级扫雷艇 2艘
312型遥控扫雷艇 (47吨) 46艘

★后勤补给舰 郑和级训练舰 (4500吨) 1艘
世昌国防动员舰 (9500吨) 1艘
南仓级远洋综合补给船 (37000吨) 1艘
福建级远洋油水补给船 (21740吨) 2艘
大运级远洋补给船 (10975吨) 3艘
琼沙级医院船 (2150吨) 2艘
油船 25艘
潜艇支援舰 8艘
修理舰 2艘
调查/研究/综合试验舰 35艘
破冰船 2艘
海洋拖轮 17艘

★作战飞机 歼-8 II/III歼击机 100架
歼-7 I/II/III歼击机 180架
强-5 攻击机 75架
轰-6D 中程轰炸机 30架
水轰-5 数架
FBC-1“飞豹”战斗轰炸机 24架
直-5 40架
直-8 12架
直-9 50架
卡-27 12架

★海军导弹 岸舰导弹 海鹰-1(HY-1) 0.85M 70公里 SY-1的岸舰型后通用

海鹰-2(HY-2)(C201) 0.9M 95公里 SY-2的改进型
海鹰-3(HY-3)(C301) 2M 130公里 超音速岸舰导弹
海鹰-4(HY-4)(C201W) 0.9M 150公里 HY-2增程改进型
舰舰导弹 上游-1(SY-1) 0.85M 40公里 中国第一代舰舰导弹
上游-2(SY-2) 0.9M 95公里 采用固体推进剂
海鹰-1(HY-1) 0.85M 70公里 SY-1的岸舰型后通用
海鹰-2(HY-2) 0.9M 20-95公里 SY-2的改进型
鹰击-1(C801)★ 0.9M 42公里 中国第三代舰舰导弹
鹰击-2(C802)★ 0.9M 12-120公里 C801的改进型
鹰击-3(C803)★ 1.4M 150公里 超音速舰舰导弹
C101 2M 45公里 第四代超音速舰舰导弹
C701★ 0.8M 15公里 电视制导的小型导弹
SS-N-22“日炙”★2.5M 160公里 超音速舰舰导弹
舰空导弹 海响尾蛇8MS★ 2.4M 13公里 法国汤姆逊公司制造
红旗-7(HQ-7/FM80)★ 2.3M 12公里
FM90 3.2M 20公里
猎鹰60(LY60)★
凯山-1(KS-1)★ 4M 42公里
红旗-61M(HQ-61M)★ 3M 10公里 HQ-61的舰载型
SA-N-7(无风)★25公里射程,15公里射高
空舰导弹 鹰击-1(C801)★ 0.9M 50公里 中国第三代导弹
鹰击-2(C802)★ 0.9M 12-120公里
鹰击-3(C803) 1.4M 150公里
C601 0.9M 110公里 第一代空射型导弹
C611 0.9M 200公里 C601增程改进型
C101 2M 45公里
C701★ 0.8M 15公里 电视制导的小型导弹
反潜导弹 长鹰-1(CY-1)★ 0.8M 18公里
潜舰导弹 鹰击-1(C801)★ 0.9M 8-40公里
巡航导弹 XW-41 0.9M 200-300公里 中远程巡航导弹

 

★中国空军, 成立于1949年11月11日

★中国空军现役兵力为47万人,包括战略部队和22万的防空兵在内。
★空军分为7个空军战区,分属7个军区。
★7个空军战区分别编成空军师、地对空导弹部队、高炮旅和雷达团。
空军主要装备及简介(包括部分未装备武器)

★歼击机
歼-6 2100架
歼-7 1000架
歼-8 100架
歼-8II 200架
苏-27(歼-11) 106架
FC-1
歼-10 6架

     ★空空导弹

★战斗/强击机
强-5 500架
FBC-1“飞豹”(歼/轰-7)
苏-30 15架

★轰炸机
轰-5 450架
轰-6 120架

★运输机 运-5 300架
运-7 25架
运-8 30架
安-24/26 60架
伊尔-76 36架

★教练机 初教6

歼教6
歼教7
K8

★防空部队 ★600个防空导弹营

★装备:
HQ-2防空导弹
HQ-3防空导弹
HQ-61防空导弹
HQ-7防空导弹
LY-60防空导弹
S-300(俄制)防空导弹
FD2000 防空导弹
FT2000反辐射导弹
KS-1/2
SA-15

★空降部队 ★3个空降师(第十五空降军)
新组成第十六空降军(金华)

★装备:

83式122榴弹炮
107毫米12管火箭炮
82毫米无后坐力炮
82毫米、60毫米迫击炮红箭-73反坦克导弹
红箭-8反坦克导弹
红樱-5单兵防空导弹
前卫-1单兵防空导弹
BMD-3空降战车

★巡航导弹: 红鸟系列,自力系列

 

中国最新战术导弹性能简介

2009.3.24

    大陆在1958年10月开始仿制K-5M(AA-1)---即PL-l空空导弹,1966年3月首次以歼7发射2枚,至今已经拥有大规模生产空空导弹的潜力,并且可以往技术上做出某些突破。以1998年的珠海航展为例,就展出了包括PL-5B、PL-5E、PL-9C以及天燕90(TY-90)等各式新研制的导弹。

    PL-5系列

    PL-5是大陆自行研制的第3种空空导弹,在发展的初期就规划分为半主动雷达导引型的PL-5A以及被动红外线导引的PL-5B,主要的研发单位为“洛阳光电技术发展中心(612所)”。PL-5A在1966年4月问开始制作首批样弹,1971年7月开始首次载飞试验,1972年9月则进行模拟弹空射试验,1981年4月制作第二批样弹,同年8月开始空中靶试,1982年3月结束发射试验。但是,PL-5A在1983年停止研护工作,同时期终止发展的计划还有同样为612所研发的高机动型被动红外线型导弹PL-6,它是以PL—5B为基础。

    PL-5B在1966年4月首先由605所试制首批样弹,1967年开始地面和空中载飞试验,随后又经过多批的样弹试制,以及各种地面和空中的试验,但是最后受到文革的影响,关键的技术瓶颈无法获得突破。其后,转至612所发展其抗干扰措施和红外线集成电路引信,于1986年9月通过“国家定型委员会”审查,同年底投产,提供大陆海空军使用并对外出口。PL-5B目前仍在改良生产中,是现役同类型武器发展时间最长的一种。

    PL-5B具有抗背景辐射的能力,弹头有杀伤破片型和连续杆型两种。前者配有红外线近发引信,后者则配备无线电近发引信,这2种弹头可与其它近发引信互换使用。弹头的有效杀伤半径10公尺,红外线近发引信的抗干扰能力不错,定点爆破位置准确,单发猎杀率80%以上。PL-5B具备不错的可靠性,维修方便,能在对太阳偏角不小于16度时进行攻击。为降低攻击的脱锁区,提高对新型干扰器材的抗干扰能力、全向攻击能力及猎杀率,在1990年代推出PL-5C,性能介于AlM-9H与AlM-9L之间。

    为了延长PL-5系列的寿命,1994年在PL-5C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更大幅度的改良,于1997年推出最新的PL-5E。PL-5E具有真正的全向位攻击能力,导引的精确度、抗红外线和背景辐射干扰能力较佳,偏离轴线发射能力、红外线导引截获距离和角隅速度不但远超过同族系导弹,甚至优于 AlM-9L/M。例如AIM-9L/M的最大G负荷分别是32G和35G,PL-5B/C则是30G,PL-5E则提升至40G。有趣的是,PL-5E只改装成双三角翼舵面,并没有加装向量推力喷嘴,其最短射程也从PL-5B/C的1.3公里减少至500公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厂方所指该型导弹具备第3代红外线导弹特征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虽然中航技(AVlC)指出PL-5E 是出口型导弹,不过从其性能和价格来看,大陆军方可能会加以改装或采购。

    PL-9系列

    PL-9C是一种备受瞩目的武器,其原型是大陆为了满足下一代战机高机动战需求,而研发的第5种空空导弹。该型导弹由612所和西安东方机械厂合制,1986年由黄秉印总设计师带头研制,1989年投产并服役,1991年首次在巴黎航空展公开。

    PL-9C的寻标器,基本上沿用从以色列引进生产的PL-8/巨蟒-3上的氟致冷锑化锢(InSb)光学组件,并改良电路技术。PL-9的弹身、弹泾以及滚转副翼与PL-8雷同,尾翼类似AlM-9L/M,可攻击区域、使用高度以及最大G值等亦与PL-8并无二致, 可视为巨蟒3的同门兄弟。PL-9的气动外型与PL-5C相似,双三角翼鸭式舵面位于导弹前部,梯型固定弹翼位于尾部,4片弹翼后缘外侧各有一个横向滚转稳定用的滚转副翼。导弹的结构与PL-7相似,将弹体分为前、后两舱段以便维护,而非一般同类导弹按个不同部件分为多个舱段。PL-9沿用比例导引方式,综合性能优于PL-7/魔术1,具有较佳的自动搜索截获目标能力、机动和离轴发射能力、更高的毁伤目标能力,单发猎杀率超过80%,与AlM-9L/M相当。PL-9具有4种作战方式:定轴(寻标器)扫瞄跟踪、定轴瞄准、雷达随动瞄准以及使用头盔瞄准具追踪。

    PL-9已经开始大量装备大陆空军歼7、歼8、强5等系列飞机,并且还被改良成野战防空武器,武器系统的型号为地空90(DK-90)导弹型号PL-9D,射程变更为8公里,射高4公里。由于DK-90机动灵活、价格低廉、性能较佳、维护方便,深受防空导弹不足的大陆陆军欢迎。由90式35公厘快炮、DK-90四联装导弹系统、雷达及光电射控系统等组成的390型团/旅级防空系统,可防卫近3,000平方公里的空域,同时对抗48个目标,拥有先进的抗多重干扰与饱和攻击能力,可填补红旗7/FM-80和肩射防空导弹的火力空隙。此外,原来配备于部份江湖1和江湖H级舰上的PL-8H,近年来也已经陆续改装成较佳的PL-9,这种舰空导弹称为PL-9J。由于PL-8H与PL-9J使用相同的接口,因此可以随时的互换。至于自走型的PL-9,在国内外这类导弹系统已呈现饱和的状况之下,恐难问世。

    为了最大限度发掘PL-9的潜力,1997年又推出最新改良的PL-9C,该型弹在零件精密度、可靠度及技术性能上都有改进。重量由115公斤增至123公斤,弹头重量由10公斤增至12公斤,最大射程也由15公里增至16公里,最小射程1500公尺,最大射速提高至3.5马赫,最大G负荷值也由35G增至40G,但是在外观上并无不同。PL-9C除了最大使用高度和最大射程稍逊于最新的AlM-9S外,综合性能至少都达到相同的水准,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武器。据闻,PL-9还在作换装红外线影像寻标器的尝试。

    天燕90

    TY-90是全新推出的空空导弹,连多数的技术人员都没有听过,相关的资极度缺乏。TY-90是一种直升机空战用的武器,外型类似前卫1号(QW-1),但两者之间毫无关系,其弹径则扩大至80公厘以上。据知,TY-90的最大射程小6公里,最小射程小于500公尺,最大速度超过2马赫,采用近发引信,使用高度低于5000公尺,弹头重量约3公斤,寻标器采用锑化铟红外线探测器和数字信号处理器,未来将更换红外线/紫外线双频寻标器或红外线影像寻标器。大陆陆军航空兵成军10年来,都缺乏直升机使用的空空导弹,从TY-90的问世显示大陆正强化陆航部队的防空能力。

    珠海航展之中,仍未见到服役多年的PL-8和PL-10导弹。从性能上来说,它们早已经没有保密的必要。不公开PL-8,可能是避免以色列的尴尬,引来人们对中、以军事合作的联想。至于PL-10,亦早已经被意大利腹蛇(Aspide)所取代,这种性能不稳定且射程太短的中程空空导弹,连大陆方面也认为没有什么值得推广。

    防空导弹在1998年珠海航展中共展出7种产品,其中实物有5种,有一种只有资料简介,可看性在3类导弹中居首位。

    前卫二号(Qw-2)单兵肩射防空导弹

    前卫二号(Qw-2)和QW-1同属单兵肩射防空导弹,虽然厂商否认它与俄国科洛姆那的9K310IgLa-1(针-1)/SA-16螺丝锥(Gimlci)有关联性,然而两者在弹、筒外型上极为相似,所以应该也是采用QW-1改良自刺针(Stringer)的方式来设计。

    针-1曾授权保加利亚生产,前苏联在1981年开始使用,后来推出改良的9K38IgLa(针)/SA-18。为何中共不以较佳的9K38为基础发展QW-2颇令人不解,但正如QW-1是以刺针作反向设计而来一样,推测QW-2是以国际军火市场上流通的9K310为基础所发展,并非从俄罗斯引入技术。

    QW-2的弹尾有4片折迭弹翼,导引头后方有二片弹出式小型气动翼面,构型亦与QW-l/刺针相近,只是折迭尾翼和导引头等略有差异而已。该弹采用双推力固态火箭发动机,助推发动机工作?br> 奔湫§?.1杪。之后,主发动机将导弹加速到600公尺/秒的最大速度。导引头设计与9K310不同,抗干扰能力较佳,但不清楚有否采用9K38上的双频导引头设计。不过,似乎没有QW-1和9K38上的末段前像偏移模式,杀伤机率稍低,然而仍具备全向攻击能力。QW-2可储存期8年,操作温度,40至+55度(QW-1为十60度)。系统全重与9K310、9K38同为18公斤(QW-2是16.5公斤),导弹重量比9K38的11公斤多了0.32公斤,弹头重量较9K310、9K38的2公斤轻l/4。导弹全长比前二者的1.7公尺短0.11公尺,弹径二者皆为72公厘,导弹速度与QW-1同为600公尺/杪,可能采用相同发动机。从行军转作战状态,QW-1及9K38分别需时10和13杪,QW-2则不详,但反应速度QW-1和QW-2分别是3秒及小于5秒。QW2和9K38有效射高同为10到3500公尺,比9K310高1,000公尺,与QW-1(30至4000公尺)相比,各有优点。上述各型导弹的最短有效射程均为500公尺,但9K310、9K38、QW-1、QW-2的最大有效射程分别为5、5.2、5和6公里。

     从上述的比较可以发现,QW-2虽然衍生自9K310,但是性能已经过大幅精进,除了导引技术、抗干扰能力以及命中率不明之外,QW-2的局部性能更超过了9K38。俄方称9K38的效能比9K34箭3(SA-14)提升6倍,因此推测QW-2的效能较老旧的红樱5号(HN-5)提高10倍以上,中共在这个技术领域上已经接近俄罗斯的水准,但是仍然不及欧美国家。观察中共同时采用俄国技术的QW-2和西方技术的QW-1,中共未来将融合俄国和西方技术研制出的全新导弹和其它武器系统。

    猎鹰60/60N(LY-60/60N)中低空点防御导弹

    猎鹰60/60N(LY-60/60N)中低空点防御导弹,分别展出了实物及两套模型。其原型是10年前从意大利引进的腹蛇导弹,取代第一代中共三军通用的导弹---红旗61(HQ-61,装备空军的是歼8Ⅱ的PL-10)。由于中共陆军不满意其性能,甚至俄制BUK (SA-11)也未能打动军方,于是与俄方合作开发更先进的红旗16(含全新垂直发射系统和相位数组雷达)。因此,LY-60只有海空军采用,装备歼8-2的PL-10严格来说是原厂进口的腹蛇导弹,未来可能只有新造的055G江卫Ⅱ级舰会采用LY-60,陆基型只能寄望于出口。

     LY-60的性能超过腹蛇导弹,接近1990年代水准。两者的弹径相同、弹重相近,但LY-60的弹体较长、翼展较宽、速度较高、G负荷较大(35G),拦截目标速度600公尺/秒,目标最大G负荷7G,拦截范围高度30至12000公尺,斜距1至18公里,最大俯仰角60度,反应速度9秒,配备钢珠式弹头,单发杀伤机率60%至80%。整套系统能同时处理40个目标,追踪具威胁性的12个,同时攻击其中3个。

    全套系统包括:电源车、运输装填车、导弹测试车、电子维修车、机电维修车、备件仪表车、工具车各1辆,搜索雷达车1辆、照射雷达车3辆、导弹发射车6辆等。其搜索和照明雷达与意大利制者不同,采用半主动连续波(CW)导引方式,导引雷达是I/J波段单脉冲式,具备移动目标显示(MTI),频率捷变(FW)等抗干扰技术。系统的最大特点是处理器智能模块技术,使全系统变成有人工干预能力的指令控制系统,使LY-60的抗干扰能力、目标识别能力、反应能力大幅提高,更具有改良弹性。

     整套LY-60除了导弹之外,已经没有大多腹蛇系统的影子,可视为全新设计。LY-60N的性能则与陆基型相同,能够对付掠波反舰导弹,设计上增加了发射器、双轴稳定设计、抗腐蚀能力,提高了其可靠性及可维护性。

    飞蒙90(FM-90)野战低空防御导弹

     野战低空防御导弹原称为FM-80M,后来在射控系统及计算机系统上大幅改良,导弹性能有所提升。为了证明它具有1990年代的水准,被改称为FM-90。在1998年珠海航展中,长峰科技工业公司以FM-90的实物及图片展出,其搜索雷达每天连续转动8小时以上,转速60次/分,全套系统的展示颇具动感,成为全场的焦点之一。

    其实,FM-90是中共现役红旗7号的改良型,在1995年开始研发,改良工程吸取大量波湾战争的经验。整套装备由搜索指挥系统(SS)、发射导引系统(FS)、和千瓦电站和导弹四部份组成,全部可装在总重11吨的拖车上,牵引时速50公里/时,另外也有自走型。使用温度一40至十60度,采用四级维护体制,平均故障修护时间(MTTR)小于30分钟,防御面积超于60平方公里,反应时间6杪,能拦射20公尺以下、最高速度500公尺、雷达反射截面小于1平方公尺的目标。

    FM-90能以三种不同导引方式同时对付三个方向的目标,导引方式有4种:雷达、电视/雷达、红外影像/雷达、电视或红外影像手动追踪。雷达搜索距离25公里、追踪距离20公里,对巡弋导弹、空地导弹、反辐射导弹追踪距离17公里。连发间隔时间3秒,导弹全程接受无线电指令导引,弹头为高能破片聚焦式,引信是多文件电子式,装药是TNT一黑索金-玻璃纤维混合炸药。导弹有效射高15至6000公尺(FM-80是15至5000公尺),有效射程0.7至15公里(FM-80是0.5至12公里),飞行极速3马赫(FM-80是2.3马赫),但单发杀伤机率从85%至90%降为80%。

     从外型上看, FM-90与FM-80M的区别只增加了数据链的垂直天线和发射车上的红外影像镜头。搜索指挥车由脉冲都卜勒雷达、数据处理及显示设备、车际数据传输及话务系统、无线电和敌我识别器组成,雷达为3波段脉冲都卜勒雷达,有良好的杂波环境移动目标显示和抗干扰能力,具扫瞄暨追踪功能,可为3辆发射车指示目标。发射车包括KU波段与毫米波结合的单脉冲雷达,电视和红外影像追踪系统、红外绵位置标定器、数据及显示处理设备,车际数据传输及话务系统、4联装发射筒、导弹顺序器等,其雷达具备频率捷变功能。

    从性能上看,FM-80已经超过了懈树、短剑、罗兰Ⅱ及响尾蛇,约略与后二者的改良型相当。自1990年9月17日服役以来,颇受中共陆军好评和欢迎,大幅改善了中共陆军的低空防御能力,成为苏联解体前中共第一种端得上国际舞台的防空导弹。更精进的FM-90,采用706所设计的超大规模电路(VLSlC)计算机代替原用LSIC电路的S-9计算机,同时大量采用数字化、模块化设计和其它改良措施,在严重主动、被动干扰和地面杂波、气象杂波等干扰条件下,该型导弹仍有很强的抗干扰、作战和生存能力。与其原型响尾蛇相比,FM-90已经大幅提高超低空、快速反应、伉干扰、反导弹等能力。

    近年来频繁出国访问的052型旅沪级驱逐舰,舰上的8联装同型系统,以外购的法制海响尾蛇导弹仿回溯设计(Reverse Engineering)而成,正如FM-80源自响尾蛇的情况一样,判断其性能亦应较海响尾蛇有局部的提升。该系统的红外角偏差追踪装置能克服海面镜像效应,并采用高精度电磁近发引信,在导引第1枚导弹时,可提前对第2枚导弹导引,据说能同时攻击8.5公里内的3枚掠波反舰导弹。但是该系统的追踪导引系统仍未臻完善,导弹主动段时间太短,速度较低,抗极高速机动掠海反舰导弹能力不足。采用倾斜护射架,也不容易对付全向攻击,因此正针对该系统上述弱点作改良,未来移植FM-90成熟技术的可能性很大。

    凯山1号(KS-1)中高空防空导弹

    凯山1号(KS-1)中高空防空导弹在航展中不但再次展出实物,且展出一个连级单位(4部发射架)及导引雷达模型。这是一种有多目标截击和追踪能力的武器系统,每个作战单位拥有24枚导弹,导弹弹头超过100公斤,能以20G转弯,最大速度小于4倍音速(小于1、200公尺/秒),可攻击750公尺/秒作5G机动的目标。导弹采用少烟药粒,减少尾焰对TVM导引信号哀减和干扰。

    江南航天公司在不太显眼的角落,首次展出了KS-1的SJ-212相位数组搜索/导引雷达。该雷达搜索距离115公里,追踪距离80公里,导引距离大于50公里(导弹有效射程42公里),方位扫瞄角120度,波束宽之度,工作频率估计是G波段,某些数据与爱国者的MPQ-5雷达相似,甚至雷达仰角(67.5度)也可能相同。两者的外型相似,都有一个接近圆形的主天线数组负责搜索,但是SJ一202的敌我识别(IFF)天线装在主天线上方,而非类似MPQ-53装置在下方,形状也不相同。但它们都以L波段工作,抗干扰的旁瓣对消数组SJ-202是3个矩形,置于主天线下方,MPQ-53则置于3个地方,数量为5个,形状6角形。

    负责TVM的导引天线,MPQ-53只有右下方的一个,但SJ-202则有左右上角和右下方共3个。前者能够同时控制3枚导弹,后者应能导引2枚导弹,整个雷达共计可导引6枚导弹同时攻击3至6个目标, 具有较强的抗干扰和对抗空地导弹的能力。近年曾有传闻指出,以色列已经把爱国者的技术转移给中共,从这种中共第一代使用TVM技术的雷达和导弹来评估,似乎有这一种可能性。但KS-1与S-300PMU1仍存有较大的性能差距,中共军方权衡后仍忍痛放弃这种革命性的国产导弹,并以红旗15之名仿制改良S-300pMU1,KS-1的未来只能寄托存海外。

    FT-2000反辐射防空导弹

    FT-2000反辐射防空导弹是98年珠海航展最受注意的产品, 但是会场内只有宣传品发放,没有任何模型或实体的展出。它应该是全球第一种“纯反辐射防空导弹”,全长6.8公尺,弹径0.466公尺,长径比14.6,介于S-300PMU1的15.5和爱国者的12.6之间,高速性能应该不错;重量1.3吨,介于S-300PMU1的1.048吨和爱国者的0.75吨之间。射程范围方面,FT-2000、S-300PMU1、爱国者分别是12至100公里、5至150公里以及3至100公里,有效射高分别是3至20公里、0.01至20公里以及0.06至24.2公里,从这里可以发现其最大射程和射高与美俄导弹相若。因为是反辐射导弹,美军曾认为它能够攻击近地轨道卫星,从上述数据可知这是错误的判断。导引段可探测2至K千兆赫S-Ku波段)的电磁波,其攻击目标为各型预警机、干扰机、电子侦察机和发出雷达波的飞机,其被动接收机涵盖频率范围仍应扩大。

    搜索雷达为全新的3D传统雷达,主抛物面天线由多个小型圆盘天线构成,采用高频操作,目前正与俄罗斯洽谈引进。有趣的是,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曾经指出:“FT-2000已开始配发防空部队”,上述雷达可能是用于出口的次级设备,该公司同时宣称正开发一种与S-300PMUl搜索雷达(64N6E双面机械旋转数组雷达)同样的系统。从中共已引进S-300系列来看,这段话可解释为仿制64N6E雷达, 也能解释FT-2000已经服役,却没有配备搜索雷达的情况。

    笔者认为, FT-2000的最好部署方式是与传统防空导弹混编,任务角色日益吃重的S-300PMUl与FT-2000不但是最佳的组合,且具设计相同的运输/发射车也能以近似的外形混淆对手的侦察。因此我们可以相信,目前FT-2000已经加入操作S-300PMUl的部队(如著名的防空导弹二营),它们能够共享64N6E雷达,也可以解释FT-2000已经服役却没有搜索雷达的情况。并实上,相同接口的导弹根本没有需要配备2种雷达!另外,最近有人在南京战区目睹该型导弹与S-300PMU1停放在一起,这就更加能够证明笔者的推测。在南京战区部署FT-2000,显然是用来对付台湾的预警机和电战机。

    无论导弹及运输车,仔细观察FT-2000和S-300PMU1仍可发现两者的细部差异,不能因为有俄罗斯专家辅助设计工作和相似的外形,就可简单认为FT-2000只是S-300的反辐射衍生型。这两套系统同样采用8轮载具,但FT-2000的国产载具除了和5P85SE外型不同外,推测性能应该也不同。

    导弹发射筒的直径较S-300小,长度也略短,外部的加强肋位置和数量也不同,底部的密封盖近似于早期S-300PPM,但加强肋的数量较多。相信其采用了端羟基聚丁二烯(HTPB)与壳体粘合的固体推进剂,极速大于5马赫。另外,两者无论气动外型及内部构造都不同,S-300系列各型导弹内部由前至后的设备排列都是半主动雷达接收机、仪器舱、引信弹头,但FT-2000则是被动接收机、弹头、引信、仪器舱,其中接收机有8条水平数组天线。弹底和早期S-300的5V55K、5V55R导弹同样采用4片燃气舵(Gas Vane)负责转向,并非S-300PMU1上48N6E导弹的液压舵。在气动翼面方面,5V55和48N6E导弹都采用折迭尾翼,后者更是负责转向的全动尾翼,FT2000则是使用形状类似爱国者的固定式小型尾翼,弹体增设类似标准导弹上的长形边条翼以强化水平机动性,并加强弹体结构。笔者判断其机动性可能超过S-300PMU1的21G和爱国者的25G,以大型导弹而言性能相当杰出。

中国最新战术导弹性能简介

     近年来,中国的反舰导弹发展很快,与西方的反舰技术差距迅速缩小,有部分局部性能甚至超过了,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完全超越西方。

    上游2号/飞龙3号(SY-2/FL-2)

    有关上游2号/飞龙3号(SY-2/FL-2)导弹方面,珠海航展的现场并没有展出其实物。这种由洪都集团(前南昌飞机制造公司)研制的次音速反舰飞弹,于1970年5月开始建案,该厂提出了采用液态燃料发动机、固态燃料发动机以及加长喷嘴的固态发动机等多种方案。1971年6月,首先开始研制液态发动机的上游2号(SY-2Y)小型超音速反舰导弹,1975年11月首次成功进行模拟导弹陆射试验,1980年12月在海军试验基地完成遥测陆射试验,SY-2Y在完成陆射后停止研制,以便全力研制采用固态发动机的上游之号“固”(SY-2G)。

    SY-2G自1977年11月正式试制,1984年8月列入国防科技“七五计划”,采用了SY-2Y的一些经验和成果,按照新的固态方案进行总体设计,由彭历中任总设计师。SY-2G的地面设备、射控系统、护射架与SY-1、SY-1A通用,改良重点包括:弹体和射控系统局部采用了冗余度技术;改良助推器提高推力轴线精度,FG-8发动机采用新药柱,提高了可靠性和可储存性;弹头使用新的聚能穿甲爆破技术,提高穿甲和后续爆破的破坏力。

    1986年9月,SY-2G首次成功进行陆上发射试验,1987年12月完成了海上发射试验,1987年6月的首次定型试验中,因主发动机连续故障而中止试验。厂方后来采取12项改良措施以提高其可靠性和环境适应性,于同年12月在海军辽西导弹试验厂,以7发中6发命中的成绩完成定型试验。1991年3月通过“军品定型委员会”审查,同年批准了生产定型并投产,正式更名为SY-2舰对舰导弹,随即加入大陆海军服役,装在双联装旋转发射架的053H江湖I、053H1江湖Ⅱ、053HT江湖Ⅳ、053HG江湖V型舰上,取代了原来的SY-1系列导弹。

    SY-2量产之后,洪都集团在90年代不曾停止过在该型弹的基础上进行改良设计。从1991年开始,先后提出了舰对舰、空对舰、岸对舰、空对地等4大类多种改良型号,如上游之号“改”,(SY-2G1)、上游2号“改2”(SY-2G2J)、上游2号甲(SY-2A)、上游2号乙(SY-2B)、上游2号丙(SY-2C)等等,若干乙型曾经进入大陆海军以及海军航空兵服役。

    SY-2采用与SY-1导弹相同的气动外型布局,由弹头罩、未导引段、引信弹头段、燃料和控制段以及动力段六大部分组成。与SY-1相比,其弹重减轻、速度提高、射程增大、破坏力增强,并有目标预选功能,在饱和攻击中防止多枚导弹同时命中一个目标的情况,增强了江湖级巡防舰的战斗力。SY-2基本型的性能如下:射程10至50公里,最大速度高于9马赫,中途的巡航高度小于20公尺,末段的掠海高度则降低至5至7公尺,采用惯性强化抗干扰的主动雷达导引,引信为机械触发引信加电子引信。其聚能穿甲爆破弹头重365公斤,其中炸药重270公斤。动力装置为一两级推力固体火箭发动机加一台固体火箭助推器,弹重1300公斤/1720公斤(含助推器),弹长6公尺、弹径0.54公尺、翼展1.7公尺,单发命中率大于75%。

    从SY-2A开始,其对弹体进行了重新设计,以高效率的涡喷发动机取代了原来的火箭发动机,射程增加到130公里以上,长度亦略有增加。SY-2A取消了火箭助推器,改良成为空地导弹,与鹰击8/C-801不同的是,其进气道安装在弹体后上方,外型有一点AGM-86ALCM空射巡航导弹的影子。导引方式采用地貌追沿雷达+GPS/INS,脱胎成为一种战术空地导弹,填补了大陆军方在这个领域的空白。SY-2系列服役以来,从来没有文字与图片公开过,显得有点神秘,有如海军航空兵的歼轰7一样。除了新型的抗干扰电路之外,SY-2在反舰作战中是否还有其它的突防手段?据说其改良型有不同的寻标器,并能在弹道末段进行10G的蛇行机动动作。

    飞龙7号(FL-7)

    飞龙7号(FL-7)和FL-2/SY-2一样,该型弹也没有实物的公开展示,但仍还有进行宣传。FL-7是以FL-2为基础而发展出来的全新反舰导弹,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它是一种用于攻击大中型舰船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实际上它只是SY-2Y改良,除弹翼设计不同且弹体较为修长之外,两者非常相似。FL-7以固态燃料助推器把导弹加速至超音速,然后以液体火箭发动机维持超音速飞行直至命中日标。该弹采用类似FL-2的聚能穿甲爆破弹头,即使有重装甲防护的巨舰亦能轻易贯穿,并有强大的ECCM能力,可以单发或者连发进行扇面射击。

     FL-7最大射程32公里,和其它超音速反舰导弹相似的地方,在于其巡航高度较高,达50至100公尺,最大速度1.4马赫,单发命中率大于75%,发射重量达1.8吨,弹径和FL-2一样是0.54公尺,弹长则增加至6.6公尺,江湖级的发射箱需要修改才能容纳它(SY-1系列单长6.42公尺,SY-2系列为6公尺)。FL-7迄今仍未加入入大陆海军,也许弹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然而FL-7作为大陆第三种超音速反舰导弹,有其存在意义。

    鹰击81(C-801K)

    鹰击81(C-801K)是有“中国飞鱼”之称C-801的空射型,近年因为被伊朗等国采用而锋头颇健。其中,C-801已装备在大陆售予伊朗的河沽级导弹快艇,而C-801K则被伊朗空军的F一4战斗机采用,成为受到美国海军关注的一种武器。1998年珠海航展虽然没有展出C-801K实物,但却是重点推广的外销武器之一,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促销。

    C-801的基本型性能较MM38飞鱼稍佳,比MM40略差;C-801K同样比AM38好,但比AM39差一点,所以仍在改良之中。空射式C-801K外型上与C-801不同,只采用一台固态燃料火箭发动机,取消了串行的火箭助推器;与近年出产的C-801A不同的是,C-801K仍采用固定弹翼。鹰击81目前提供给大陆海军航空兵的强5、歼轰7和直8三种飞机使用,与轰6D配备的鹰击6(C-601)和鹰击61(C-611)共同构成海航近程和中程的空射反舰火力。

    作为大陆的首种海基、潜射和空射的固态燃料多用途反舰导弹,C-801对大陆海防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1998年珠海航展只展出现役的C-801A改良型导弹,并没有展出能潜射的C-801Q。C-801A改用了节省空间的折迭弹翼,导引部份改用了装有行波管放大器的新型单脉冲频率捷变雷达,改善了抗电子干扰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以及改良了惯性导引控制系统,降低了未段掠海飞行的高度,可能正具备预编程序机动能力,并以提高多目标分辨力,反诱饵干扰的海上环境适应能力,性能较接近MM40,射程则增加至75至85公里。

     C-801K的射程为8至50公里,使用高度仍限制在500至1200公尺;弹重降为610公斤,弹长减为4.5公尺,翼展缩小至1.18公尺,弹径维持在360公匣。与AM38的诸元(弹重357公斤,弹长5.2公尺,弹径350公厘,翼展1.1公尺,最大射程42至56公里)或AM39的诸元(弹重670公斤,弹长4.69公尺,弹径及翼展同AM38,最大射程50至70公里),可见C-801K的火箭发动机效率仍有改善的必要。鹰击82(C-802K)是鹰击8的空射增程型,同样已经被伊朗空军采用,美国近年对鹰击8系列的反应成了它的绝佳广告。至于类似AGM一84ESLAM的精密空地导弹目前仍高度保密,型号可能是C-802T或C-802G。

     C-802K采用类似C-802的小型涡轮喷射发动机加上固态燃料火箭助推器,这点与C-801K不同。C-802K和C-802的区别仅在于弹翼和连接助推器方式的不同,前者采用固定弹翼,在弹体中部两侧并联2具火箭助推器,专用于低速飞机与直升机;后者的助推器连接方式与C801相同,采用与C-801A、C-801Q的同类折迭弹翼。在歼轰7和强5上使用时,也可取消并联的2具固态燃料火箭助推器。

    C-802的火箭不但维持C-801K体积小、重量轻、精度高、抗干扰以及全天候的特色,其载台可更多样化,使用范围涵盖海、陆、空各领域,射程更远并有多目标精确打击能力。该弹的研发时程,基本上与C-801K平行,且已于1990年代初服役。C-802K的射程达到15至120公里,弹重降为620公斤,弹长5.1公尺,翼展与C801K同样是1.18公尺,弹泾亦然,其它数据与C-802相同,目前仍在改良之中, 并且已经成为大陆出口的主力产品,后续改良与出口同样不应忽视。几年前出厂的产品,已经具备末段弹道的蛇形机动能力,抗干扰原件亦已经更换。

    鹰击7(C-701)

    鹰击7(C-701)是大陆最新推出的小型多用途导弹,是98年珠海航展的明星,外界对其性能几乎一无所知,备受各方面瞩目。C-701由海鹰机电技术研究院(航天部3院)研制,与C-801/802、C-601/611、C-101/301、HY-2系列相同。

    C-701可作为空对舰、舰对舰导弹使用,有体积少、机动灵活、抗干扰、操作维护简单方便等优点,主要用于近海战斗,攻击各型快艇或中小型舰船,它的问世填补了大陆海军在这此领域的?br> 瞻住U庵值嫉治庋Ф巍⒌缭瓷璞付巍氪┘妆频贰⒐潭ǖ怼⒐烫剂匣鸺⒍部份组成,性能与美国AGM一65A/B小牛和英国CL-834海贼鸥在伯仲之间。

    C701的电视寻标头在大陆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技术成熟可靠。光学段内有电视摄影光学系统、陀罗仪与聚焦线圈光学摄影管以及各种辅助零件,航展现场所见,并没有镜头光电摄影机之间涂上保护光电组件保护层,在镜头上方也未有光学零件。透过电视寻标器的放大图片分析可发现,C-701没有类似AGM一65B的电视影像放大寻标器,电子摄影管仍是较旧的透镜装置,由于摄影机视场较宽,在座舱显示器上的目标图像较小,清晰度较差;因此飞行员必须在较近的距离才能识别或锁定目标,增加飞机在敌人防空火网的滞留时间,有改善的必要。相关人员表示,目前已开发先进的红外线影像寻标器、毫米波寻标器和半主动雷射寻标器, 看来目前的电视寻标器只是权宜之计,未来C-701很有可能形成一个家族。凡此皆说明了它在研发的过程中,的确参考了小牛导弹的技术,该型导弹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弹翼形成了一个类似可变后掠翼(VG)的翼套装置,外侧小翼在护射后后才向外弹出,减少了对机载空间的影响。

    综合多方面的消息来源,C-70l的弹长2.507公尺,弹径180公厘,外侧弹翼张开时翼展0.75公尺,弹重100公斤,弹头重量290公斤,为半穿甲爆破型,采用触发延迟引信,最小射程约2公里,最大射程15至20公里,最大速度超过0.8马赫,飞行高度15至20公尺,单发命中率约95%,性能接近小午或海贼鸥导弹。虽然展场广告牌上指出,C-701是轻型反舰导弹,然而根据该弹使用的模块光学舱段型式、正在发展的寻标器、设计人员所言以及小牛导弹的特点,清楚地说明了它是一种小型多用途导弹,这点与海鸥导弹有所不同。

    鹰击l/C-101

    鹰击l/C-101是继FL-7的另一种超音速反舰导弹,近年一直大量宣传拓展出口。C-101分为舰载的基本型与机载的C-101K两种, 用在猿涂展セ髑鸾⒍治灰陨系拇笾行湍勘辏浞⒄褂厮葜?br> 1965年4月。当时钱学森和“中国海防导弹之父”梁守盘共同提出开发超音速冲压发动机计划,由3院进行研制,先后解决了低温启动、预燃室与燃烧室匹配、震荡燃烧、火焰稳定器烧蚀、供油系统与发动机匹配等难题,并进行600多次的地面试验,最后才定型并形成系列的产品。随着发动机技术的解决,3院于1969年5月提议为水轰5飞机研制配套所需的反舰飞弹。

    1971年9月,大陆海军正式批准研制低空超音速冲压反舰导弹的总体方案,但在预先研制不充分和受文革的影响下,试制时断时续。1978年在自控弹飞行试验中,两具冲压发动机首次同步点火成功,但出现偏离弹道、俯仰角过大等问题。为些总设计师沈世锦、副总设计师黄瑞松等选用死循环系统雷达高度表,实现了等高平稳飞行,认识了超音速飞行的特殊规律,并改良气动外型、结构和提高可靠性。

    1985年的飞行试验基本成功,并用终端导引雷达代替原来的卡赛格伦天线雷达,随着原型弹两次陆上试射直接命中目标,结束了地面护射方案鉴定飞行试验,正式转入C-101导弹的研制。从时间上可发现,大陆对该类型导弹的发展颇有先见之明,仅次于前苏联,但E于纬寤鳌⑷狈际醮?br> 备、工业基础薄弱才使得发展进度缓慢,1990年代随着俄制3M80E(KA-1)KR-1导弹的引进,加上缺乏经费和小型高速数字计算机技术瓶颈未能突破,C-101的发展陷于停顿。

    C-101射程达12至45公里,速度2马赫,平飞飞行高度50公尺, 单发命中率超过90%。舰载型的弹长6.5公尺,弹长7.5公尺,弹径约为0.54公尺,重量1850公斤,机载型弹重1,500公斤,两者的翼展皆为1.62公尺,弹头重量300公斤,C-101装有200公斤航空燃油,助推器采用六角星形内孔燃料火箭发动机,但使用较为落后的聚硫复合推进剂。C-101采用两具固态燃料助推器,透过连接短舱并联在二级弹体两侧下方;C-101K则使用一具固态燃料助椎器,透过连接短舱串联于二级弹体后面。C-101K被投放后,先下滑60公尺才点燃助推器,3至4秒后助椎器加速至1.8马赫且与弹体分离,导弹以50公尺高度巡航,在距目标3公里处降低高度至5公尺进行掠海攻击。其高能半穿甲爆破弹头和延时触发引信加上巨大的动能,只要命中一发即足以击沈驱逐舰等级的目标。C-101还具备必要时进行一次预编程序的终端弹道机动能力,后勤支持车辆包括技术阵地拖车、装弹车、燃油装填车、液压能源车、助推器对接车等。

    该弹在设计时突破了超音速、超低空的难关,解决了冲压发动机换组匹配、双助推器可靠分离、弹上震动环境下设备正常工作,电磁兼容、精准快速控制等关键技术,具备目前第四代反舰导弹的水准。虽然目前有缺少资金的困境,但是通过自筹资金与海外引资相互结合,终于在1997年完成了生产前的各项试验及定型工作,并已在024、021型导弹快艇上换装试用。英国“国际防务评论”对此亦曾加以报导,从该刊的图片上看来,发射箱类似于俄制SS-N-2,只是没有上部脊条及箱盖形状不同而已。C-101的少量服役是否也是中俄合作的结果,目前不得而知。至于开发中的C803仍缺乏相关资料,只知道已试射多次,目前还不到公开的时候,这种射程超过100公里的超音速反舰导弹,仍然受困在资金短缺的泥沼之中,其技术问题反而显得次要。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3-25 09:23:22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逛美国飞机坟场,个个奇形怪状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美国飞机坟场

闲逛

    神秘又壮观的飞机坟场,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山空军基地,全名是航空航天修复与保养中心。广阔的沙漠中,这个基地规划得井井有条,如同一个小型城市。下面是苏联卫星拍摄的照片。

报废的B-57

 

报废的S-2

 

A-7

 

            但有些飞机是指定来这里销废的,如在当年的苏美裁军谈判中,大量的B-52战略轰炸机成了这里的牺牲品。

这些B-52被肢解后,整齐地排列在一起

 

苏联的卫星拍摄

    与如说这里是飞机的坟场,不如说是美国的战机储备库,数量庞大的各种军用飞机在这里良好的储存,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平日与破烂为伍的飞机能迅速投入使用。

    美国的军用飞机更新换代周期短,退役的飞机卖的卖,做靶机的做靶机,剩下大量性能尚好的飞机都在飞机坟场得到了良好的储存,飞机坟场并非全是废物,这里蜇伏的各型飞机足以装备一个中等国家的空军,

 

     处于良好储存状态的A-10,它的不少同门兄弟仍然在战斗在第一线。这些B-52就不是专供苏联拍摄而支解的了,它们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投入使用。被肢解的B-52都是早期的型号,美国人不会傻到白白削弱自己的战略力量。

 

F-4F-14F-15。从航母飞下来的A-6,仔细看,下面还有钢缆固定着飞机。

    良好储存状态的F-16,可见飞机坟场只是掩人耳目的伎俩从英国原装进口的AV-8A,处于良好储存状态,它们没怎么用就在这冬眠了。

 

处于良好储存状态的A-10,它的不少同门兄弟仍然在战斗在第一线。

 

    与如说这里是飞机的坟场,不如说是美国的战机储备库,数量庞大的各种军用飞机在这里良好的储存,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平日与破烂为伍的飞机能迅速投入使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