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中国今天不仅需要硬实力,更需要软实力。本期文集文章大多提供的是软实力,是高超的政治智慧。当然中国的政治进步是需要技巧的,有些事不是不能做,而是没有技巧,一旦掌握了技巧,中国是会在政治方面逐渐取得进步的。下面就是各方面的一些意见,但读者可以看出来,这些意见左中右都有,哪种意见最正确、最中肯、最适宜操作、思考得最全面、最有可行性?现在看还是以仲大军先生为代表的中间路线。他在政法大学最近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的发言,是他最近一个时期的主要思考,内容相当重要。我中心将提供 更多综合性的观点意见提供给社会。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中国走上一条安全、安康、富裕、民主、自由的现代化之路,而不是一条危险的偏激之路。朱学渊先生发来的西藏历史研究很有价值,可以开拓人们的思路。]

中国需要政治进步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320

目录

仲大军:《中国需要政治进步:改变落后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方法》

孙立平:《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杨芳洲:《走出买办化歧途----买办化道路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威胁》

杨君起:《大凶之兆----连续日食》

 詹国远:《AIG是华尔街寡廉鲜耻文化的典型》

何帆:《该死的金融危机》

张明:《试看 G20 伦敦峰会上的三方博弈》

蒋志敏 李孟刚:《中国产业安全面临外资并购狂潮》

李涛:《金融危机,我们反思什么?》

协作者文化中心:《农民工眼中的金融危机调查报告》

北京协作者:《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做什么?》

张宏良:《陷害乌有之乡的背后是什么?——关于乌有之乡声明的按语》

戴晴:《在中国当公民》

梁京:《温家宝演累了》

李云初:《中国要崛起,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

朱学渊:《藏民族中的北方诸族成分——兼证“西羌”与“北狄”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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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李雪梅"snowplumli" <snowplumli@163.com>  2009-03-18 23:17:0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论坛发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2009314--15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和京鼎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社会敌意事件与调控·犯罪学高层论坛”在北京中国社会主义大学文华大厦举行。仲大军先生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重要发言。在一天半的会议中,有四五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科研院所、司法公安界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大家对皮艺军教授提出的“敌意事件”从概念到现实进行了深入讨论,仲大军先生对社会敌意的产生到消除进行了重要阐述。

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有: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专家教授罗大华、皮艺军、公安部老干部戴宜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卢建平、北京京鼎律师事 务所张星水、杜兆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储槐植、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夏吉先、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严励、岳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媒体知名评论员鄢烈山、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卢国显、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于建嵘、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教授张荆、江西公安专科学院教授周良沱、章健、刘须群、浙江金华人民警察学校高级讲师中国犯罪学学会常务理事付跃建、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杜雄柏、山西公安专科学校系主任廖满堂、犯罪学学者冯树梁、王牧、赵可、卜安淳、席小华、谢勇、吴宗宪、于国旦等。仲大军的会议发言纪要如下。具体情况请点击“照片” 仲大军先生在京出席“社会敌意事件与调控·犯罪学高层论坛”查看。

中国需要政治进步:改变落后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方法

----在中国政法大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9315

    大家开了一天会,取得了很多的成果,特别是对“敌意事件”一词进行了慎重的斟酌。我是接到会议通知的时候才知道“敌意”这一提法的,昨天才写起一篇文章发到会务的邮箱中。我认为于建嵘先生和单光鼐教授刚才的担心和解释是没有必要的,就好象抚摸政府神经一样,生怕“敌意事件”这一词汇吓着政府,我认为没有必要,不要修饰今天的现实,现实是什么就是什么。学者不要矫正、解说甚至歪曲现实,爆发了什么事件就是什么事件,不要因为政府神经紧张,我们就换几个温和的词语,就能改变这种现实,要实实在在,政府现在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

     我认为目前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已经足够了,对社会动态都有足够的了解,所需要的是更深入的认识 以及聪明的智慧,即社会产生敌意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消除这些产生敌意的根源?用什么办法才能既保证社会平稳,又化解了社会积怨,缓和了社会矛盾,使中国的政治改革走出一放就乱的历史宿命?摆在中国政治家面前的需要是前所未有的政治智慧和方式方法。

     谈到敌意,敌意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大家有非常多的阐释,敌意就像空气一样,就像每天要呼吸的空气,如果生活在充满敌意社会氛围里头,这个社会存在很大的危险性。一个社会尽量减少这样的情绪。我把敌意定位于情绪,因为敌意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剧烈非常明显的矛盾冲突,仅仅是一种情绪,如果这种情绪长期蔓延的话 ,对社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要给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情绪,解除心理上各种障碍,不仅仅是减少恶性爆发事件,不仅仅是解决泄愤性的事件,平静生活中连敌意都没有是最好的。

    我们要深刻地研究当前我国越来越多的敌意,敌意在加深加重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改革30年之后我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我今天讲三点,当前敌意存在的三大原因,第一个表现是官民对立,官民之间的对立。第二个敌意产生在社会贫富分化之间,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一种对立情绪和敌意。第三,思想文化战线,知识界群体仍然在分化和对峙,特别是改革30年,围绕改革争论,围绕前30年后30年各种各样的思想争论,也产生了对立,今天的思想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中国当前的社会中,内在的矛盾对立和敌意情绪大体就在这三个方面,而这三方面哪一方面最严重?我认为都非常严重,但官民之间的敌意应当是首位的,但三者同样重要。

    为什么官民之间的敌意和对立情绪、愤恨情绪越来越严重?就是我们的改革,改革30年,改出来一个权力更加庞大甚至更加特权的政府,改革方向需要从根本上进行调整和扭转。

    我在这里是直言不讳的,不能因为有些话领导不高兴听,我就不说了,我这个研究中心就是为政府做政策建议的,我们非常多的观点、意见都是给政府做决策参考的。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经济利益上,改革30年来,政府部门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政府部门的条件越来越好,社会保障福利各方面都好,并且政府对资源的掌握依然很大。

    有经济数字可以说明,过去国企的利润只占GDP1%多点,现在已经上升到7%2007年中央大企业的利润达到了1万多亿,垄断利润是非常多的,与民争利,导致官民之间的对立。

    特别是下面的一些地方政府,侵民扰民严重。我这几天被外地上访的人和外地电话所缠绕着,福建晋江和江苏述阳的农民土地被侵占,有的亲自上访到北京,地方政府对农民侵犯的程度是非常厉害的,不仅仅是中央垄断企业,攫取庞大的垄断利润,还包括地方政府贪官污吏对当地的群众的侵扰。

    据上访的群众说,纵观晋江历史,进行历史性的比较,最坏的政权也没去抢占民房民地,最反动的政府都没有这么干的,但是今天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打着发展的旗号,横行霸道。

    由于政府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越来越大,导致现在的政府已经非常专横,有些官员已经无法无天,这种制度造成官员的素质太差了,就是政府说得算,老百姓算什么,哪有一点尊重民权的意识,民权越来越薄弱。如果我们对照一下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我们今天的政治都是一大倒退,连皇帝倒了之后的程度都达不到。因此,我不得不尖锐地提出来,不要怕领导人听了不高兴我们就不说了。

    由于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导致现在非常多的政府官员骄横无比,目中没有法没有民,专横霸道,这和毛泽东时代焦裕禄式的干部差得十万八千里,为什么今天出现怀念毛时代的现象?福建晋江的上告农民说现在黄世仁南霸天又回来了,很多群众用很朴素的语言表达社会现实,这样一种官民对立和官民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事实。要改造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府,官权泛滥的状态,必须根本上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制度改革落后了30年。到现在迟迟不动,这次人大会一再提出来,不搞多党制,不搞西方的政治模式,我也赞同,我们可以不搞多党制,但是必须要搞民主化,在一党专制下照样可以搞民主政治。

    社会间另外一种敌对情绪就是贫富差距,这种矛盾相对于官民之间的情绪要弱一些,官民之间的矛盾是最主要的。贫富间的敌意也是存在的,这些年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特别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衡,穷的穷、富的富,社会拉开较大的差距,因而出现了群体对立甚至敌视,甚至很多社会学者也谈到,中国的阶级对立再次形成等,很多社会学家都指出这种情况,这也成为一种事实,贫富群体的敌视,对社会生活也是很不利的。

    第三,当前思想文化界严重的对立,当前社会思想存在很大分歧,改革30年之后,中国社会突然产生巨大的分裂和矛盾,左的、右的、中的,各种思想涌现出来,并且在这种分歧中看不到什么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改革又失去方向。象李白说的:多歧路,今安在!

    我们今天的改革又在重新寻找道路,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中国社会还形成一个共识,我们现在的改革又失去了共识,这是今天最大的问题。改革向何处去,中国怎么走?正是在这种分歧下,出现了左右之间的严重对立。现在闹得比较厉害的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左派群体,胡星斗教授最近向乌有之乡发起的批评,但遭到极其激烈的反击。回应中充满着谩骂声,多少年前阶级斗争时期的语言都出来了。

    这样的对立和敌意状态,可以看出当前我国改革的分歧。走到30年之后,忽然感觉失去了共识,要重新寻找我们的道路,不管从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上,包括思想文化层面,甚至认识方法,我们的哲学,都需要重新创建。这表明中国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抓经济、不抓思想文化、不抓政治建设的改革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已经到了历史转折的关口,在这个时候需要广大的学者、官员、社会民众都静下心,好好对待冲突和分歧,面对重重冲突和分歧,找出新路来。

    学者们的分歧还好一点,最多是打打嘴仗而已,而那些生活在基层的民众是最难过的。那些整天面临着拆迁、征地的市民和农民,可想而知他们是多么得痛苦!他们是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平民百姓。被扒房和被拆迁的居民们,他们是最痛苦的,他们的生活就是在煎熬。江苏述阳的农民天天有镇政府干部上门来强迫签字,出让土地。有些农民不开门,干部就翻墙进来,强制签字。

    我们要密切关注人民群众在民生方面忍受的痛苦,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深入研究社会敌意问题,我们的会议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希望我们的会议能真正拿出好的思路、有见地的看法,提供给社会和政府,走出一条新路。

    主持人卢建平:

非常感谢大军先生,几年不见,发言还是这么慷慨激昂。我们今天安排两位点评人给今天会议留下宝贵自由发言和相互交叉讯问的时间,这是我对皮艺军老兄提出一点批评意见,虽然大家对问题高度关注,做了精心准备,要求发言者积极,但是给人感觉,就是一个敌意不断地累计,但是得不到释放,这样是很危险的进程,所以我建议,这一节在感谢两位点评人自动放弃之余,我们珍惜他们给我们提供宝贵、难得的机会。

 

    仲大军第二次发言: 中国的政治改革用不着搞什么竞选和多党制,只提高一下政治文化和方式方法就可以了。

当前我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方法落后到极点,但有人总以此自居。就以中央电视台新址大火这件事,元宵节晚上着了这么大火,没有一个电视台现场报道。从世界横向比较来说,哪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对这种时件能不现场报道?我们不但不报道,甚至连网站上放照片都不让,这是什么做法?这种愚昧的做法使民众产生什么样的反感心理?除了对我国落后的新闻文化产生敌意之外,还能有什么?

那几天,我的邮箱收到大量的信件,对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着火都是幸灾乐祸的态度,我们国家的公共财产遭到这样重大的损失不仅不感到痛心,反而拍手称快,幸灾乐祸,原因何在?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写文章时也谈到这种现象,民心是随着世界文明一齐进步的,固步自封,跟不上世界潮流,只能遭人遗笑。

    还是政治文化落后的原因。我国可以不搞多党制,可以不搞西方式的政治选举,但要搞新闻民主,新闻公开!要搞信息透明!世界上今天有这么多好的政治方法个手段,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借鉴?什么时代了还搞得这么愚昧?

    中国人今天是有对比的,谁先进,谁文明,一比较就感觉出来了。9.11美国世界贸易大楼被撞的时候,那第一时间香港的凤凰卫视就现场直播了,我因为住在新华社的宿舍,能看到凤凰卫视,所以那天晚八点多钟就看到美国世贸大楼着火了,凤凰卫视从晚上8点多就开始转播,一直到9点多,一直在现场转播,我亲眼看见世贸大楼在浓烟和大火中坍塌下去。

可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着火了,火光映红了北京东边半个城区,出了这么大的一档子事,那天晚上不管是北京电视台还是中央电视台,没有一个现场报道的。只有北京电视台5套和3套打出了一行字幕,这些电视台的记者们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能直播?为什么要瞒着人民?到什么年代了,还搞愚民政策!这件事最典型地显示出一个国家的政治水平和政治文化,如果整天这么搞愚民政策的话,老百姓能没有敌意吗?

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用不着搞什么竞选和多党制,只提高一下政治文化和方式方法就可以了。

 

    仲大军第三次发言:中国需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

    刚才公安部门的同志做了激情洋溢的发言,我们为公安战线有这样杰出的人才而高兴,发言题目是“社会敌意的消解机制”,我的理解是从公安战线本部门的角度,谈如何消解敌意的方法。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自身做起,公安部门这些年也遇到很多问题,如袭警、杀警事件,所以消除敌意是公安部门的重要任务。如果社会各个部门都能做好本职工作,这个社会就和谐了,敌意就消除了,这也是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重要的是落实。

    通过刚才的发言,我们知道公安部门这几年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大家都很高兴。通过学习香港、学习国际经验,公安部门的管理、干警的方式方法都在改善,中国的确需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方式方法。如果我们是经常出国的人,到国外感受一下,就会知道国内国外做法多么不一样,说到底我们的落后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落后,很多落后是在方式方法上。方法方式的调整也不难,但要宏观微观一起入手。

   讨论了这么半天,如何消解敌意,单单从微观去做非常难,成本很高,我认为干什么事要寻找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办法。我们必须站在最高的高度来解决问题,从高处入手,基层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个高度就是政治文化,只要我们国家高层的政治方式方法进步了,改变了,下层的不满情绪和敌意情绪就可以迅速消解。

    我们刚才讲了贫富差距、特权和不平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产生敌意的根源。但今天社会的不满还不仅仅是由于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而是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在世界大的政治文化环境比较下,我们的社会每天都在进步,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标准都在提高。在封建社会见了皇帝都要下跪,今天见了官员不仅不下跪,还要觉着他是个服务员,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整个社会认知的标准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人民的要求标准在提高,所以当今的中国政府要不断改进落后的政治手段、落后的政治模式,否则就要产生不满的情绪。

    这就叫与时俱进,政府管理的方式方法手段要与时俱进,中央电视台着大火,我们的媒体无动于衷,仍然不报道,仍然采取六十年代阶级斗争时期的模式处理,人民群众能满意吗!这是政治文化的落后,方式方法的落后!我也主张共产党一党制,因为一党制照样可以搞新闻开放和新闻自由,照样可以搞政治民主,在一党制的模式下,可以有很多内容。

    前几天我在日本,半夜两点多钟在房间里看美国CNN实况转播英国首相布朗在国会的激情演讲,一讲两个钟头,也不拿讲稿,即兴演讲,人家的政治家真正是选出来的,那演讲水平,滔滔不绝。英国的议员们也非常绅士,他们鼓掌不是坐着,一鼓掌都站起来,非常虔诚,整个演讲现场充满了虔诚和激情。

    他们的政治领袖怎么诞生的?是选出来的,不光是官员还有议员,都要经过民选,有民众的支持和赞同,所以才有发自内心的虔诚和支持。

    我们政府官员身上有这样的东西吗?我们的官员是怎么来的?中国有这样的政治文化吗?上个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晚上半夜里在房间里看电视,看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实况转播。盖特纳走马上任美联储主席,但要通过国会参议院这一关,一个个参议员轮流质问、讯问,盖特纳一一解答。在这种形式下,官员称不称职,合不合格,大家一看就知道。

    中国改革开放引进了外国这么多物质文明,为什么政治文明不引进一点!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有这种政治文明?为什么在私天下的政治传统中迟迟走不出来?根本的原因是缺少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如果有了这样的制度和氛围,老百姓有什么怨气和不满?社会有什么不能顺畅!我们的社会还会充满着敌意吗?

    我们的会议要落实到一个主题上,那就是中国必须政治进步,才能解决当前的社会敌意。中国不仅需要经济发展,也需要政治进步。两条腿走路,国家才有希望。如果仅仅追求GDP和物质财富,在这样落后的政治方法中,在这样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下,在贪污腐败的风气下,我国的经济发展会产生无穷无尽的经济矛盾和利益纠纷。经济矛盾必然空前剧烈,最后导致政治危机。

    我的办法很简单,不要复杂化,也不要纠缠在小小的词汇上,“敌意事件”一词该不该用?我认为完全可以,没有必要在概念上纠缠。我们选择语言都是为了正确地描述社会现实,哪个词语能正确描述社会现象,反映社会的问题,我们就使用哪个语言。

我们开了一天半的会议,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有这么多部门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出不少重要的思想观点。我想这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消解社会敌意的最好的方法。参加这个会的学者们、法律界人士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大家要齐心协力,解除这个国家的火药味,解除社会的定时炸弹,创造一个人心舒畅的政治环境,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附 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起火照片:

 

2009年春节元宵节晚上,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因燃放烟花爆竹,引燃起火,抢救两小时后被扑灭。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2-13 12:19:4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资料]新央视大楼的确是按照男女生殖器设计 

新央视大楼的确是按照男女生殖器设计

中国房地产报

2009-1-7

“这是一个不卑不亢的方案,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无排他性。其结构方案新颖、可实施,会推动中国高层建筑的结构体系、结构思想的创造。实施这一方案,不仅能树立CCTV的标志性形象,也将翻开中国建筑界新的一页。”这是专家评委当时对新央视大楼中标方案的评语。

然而,新央视大楼从诞生之初就招至骂声不断。这个北京奥运时期已开始部分使用的怪异建筑,虽然在一些人眼里显得“时髦”、“新奇”,且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世界十大建筑奇迹”,但大多数的中国民众还是对其难以“消化”。

业内人士对于新央视大楼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每天上班路过这个建筑时我都感觉到很丢脸,知名建筑评论人史建如是说。潘石屹则说:“我觉得这是灾难性的建筑,天外来客,张牙舞爪,两个‘Z’扭在一起,235米高,电梯也是斜的,与生态趋势背道而驰。”

方振宁就此作出了回应:“我为库哈斯喝彩,不仅是对他的建筑作品,更是对他这个人。他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的未来,能让人振奋!”

建筑理论家王明贤的观点则相对比较中立:“对于库哈斯很难评论。建筑师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性,另一类是商业性。来到中国的很多外国高水平建筑师是商业性的,可以说把中国糟蹋了。而库哈斯是学术性的建筑师,他是新闻记者出身,所以更能从社会形态来关注建筑,更具有社会意义。”

新央视大楼的主楼和副楼据说是设计者库哈斯根据男女性器的形状设计而成。而这一说法也从库哈斯的弟子之一、MAD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马岩松处得到证实。马岩松表示,“当时库哈斯没有想过自己的方案会中标,可这个最初有点玩笑性质的设计最终竟成了定标方案。”

新央视大楼引起的争论涉及各个层面,除了造型,新台址可能带来的交通问题、工程的设计和造价也颇受争议。而在各个网络论坛,争议则辐射到项目之外的更多话题,情绪也更加非理性化。最近,新央视大楼公布的最终命名“智窗”又因与“痔疮”谐音而引起新一轮的口诛笔伐。

也许,我们同库哈斯一样,在设计初期未曾预料到后来会有如此激烈的争论。但在主大楼即将完工时,诸多的争论已再无意义,它们都挡不住这个钢铁怪物的崛起。

新央视大楼引起的冲击波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另一座与之境况相似的巨型建筑——国家大剧院。这座现代建筑因与周边其他建筑群风格相去甚远而引起的风波也似乎刚刚平息。在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看来,中国就是盖100个国家大剧院或1000CCTV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

 上榜理由:新央视大楼的效果图自公布之日起就引起了无数口水,其怪异、扭曲的“身形”无疑在挑战人们的审美底线。而这个矗立在北京CBD的庞然大物也总是能够引发人们新的争议点,近一段时期更是因其冠名风波引发网友新一轮的声讨。

 

 

 

发件人: "yanjm01" <yanjm01@126.com>   2009-03-19 17:03:3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q_email@163.com> 抄送:标题: 社会学家说社会 

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2009-02-28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见http://www.blogchina.com/20090210664016.html)。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发件人:"晓陆 杨" <yangxiaolu_8@yahoo.com.cn>  2009-03-20 20:03:59 +0800 收件人: "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杨晓陆传文(附件)

走 出 买 办 化 歧 途

——买办化道路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威胁

杨芳洲

2009年3月20日

    买办化的发展道路即殖民地化道路。我在此前的文章中,通过对晚清买办化道路的历史回顾,及考察当代我们在此不归之路上的可怕发展,已指出此民族沉沦,国家衰亡,人民苦难之死路,乃我当前最大危险。走上此歧途已别无选择,必须彻底摆脱此厄运。

    凡走上买办化发展道路之民族,皆因其以助长腐败之法纪废弛方式对外开放,以致内外勾结,产生出势力日益坐大之官僚买办阶级,并取得政治支配地位。这个阶级不同于任何根植于社会不可或缺的生产关系而必然产生的阶级——农民、蓝领工人、白领职员、民族资本家、小资产者等等,官僚买办阶级纯属社会肌体中腐败寄生的异化毒瘤,其职能只是为外国吸血服务而祸国殃民亡天下,没有丝毫存在的合理性。健康社会肌体中绝不应有其位置。

    官僚买办阶级一旦得势而使国家走上买办化歧途,如同民族精神意志被外人主宰,必然在其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内政各个方面呈现殖民地化全面恶果。

政出多门的权贵寡头腐败政治

    在政治上,因买办权贵与外国势力相勾结,导致外国意志操控买办内奸而主导国家政治格局,形成依附于外部势力之最腐败权贵寡头政治。此政治结构政出多门,互相挚肘,已丧失维护国家利益之国家意志。有人说这是“民主”形成权力制衡。此言谬矣!此非民主,(因其与民权毫不相干,)而是权贵们作主,所维护者乃其共同利益,而非国家人民利益。寡头互相制衡,则不能集权肃政。“民主”限于权贵,则无民意监督制约。既无集权肃政,又无民意制约,此政治结构向为藏污纳垢腐败养奸之最好温床。贪官污吏无不托庇于可拒王法之显贵,欺主显贵则为结私党而纳奸腐为其羽翼。此内奸卖国之天堂,他国谋我之乐园,谈何严明法纪?

    凡民权缺失之国,如无外部势力干预,权贵多头政治一般不能长期维持,三架马车总要趋于一架马车。若此体制中权贵多头政治得以长期维持,则多为外部势力有意平衡维系,以从中渔利。如晚清太后垂帘,如民国军阀割据,皆徒有“集权”虚名,而无集权实效。

    外国势力既需要权贵互相制衡而无法集权肃贪安内御外,又要使其内争不止以乘隙利用。挟洋自重之寡头权贵无不竟相媚外,争先卖国邀宠以获强国支持而助其内斗。这恰恰是最糟糕的政治状况,此秦灭六国政治渗透之首计也。(战,则其有内奸弄权,猛将安能立功?和,则有其买办卖国,何暴利不可得?)

    中国之所以在1949年彻底清除买办政治势力摆脱殖民地化厄运后,又于当代重走老路,也是因腐败而被外部政治渗透的结果,买办内奸窃据高位,反利用我之行政资源和无监督专权体制缺陷对我反控制,并更深入地对我渗透。正因我政治上被严重渗透,使官僚买办阶级重新走上政治舞台。才导致我经济、文化、外交、内政各个方面全面而迅猛的买办化发展。维护国家利益之国家意志正趋于瓦解,唯一还体现国家统一意志(维护国家民族最重要的安全利益)的政府部门——军队,也在最高决策层中缺少发言权。

     我今政治体制已形成多核心之弊,显见外部势力有意平衡维系。反腐若涉高层大员,须经高层共识方准调查。此政治现状已使最高领袖清除腐败之雄心退为“将腐败降至最低限度”之无奈。只要中国永远保持腐败,就永远无法清除腐败的买办势力而摆脱殖民地化道路,外国列强就可永远勾结买办势力剥削压榨中国人民。

为国际资本和买办利益服务日益衰败的殖民地经济

    在经济上,由于官僚买办的内奸性质,将国家命运私授他人主宰,自弃经济主权以寻租,必导致严重的财富利权外流,经济命脉被外国控制,利益尽归他人,而穷困、破产、失业、动乱、屈辱、衰亡,则留给自己的祖国。这条买办化殖民地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得到发展的只是买办和外国的经济利益。晚清和民国,官僚买办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从穆彰阿、李鸿章,到四大家族,皆富可敌国。但中国却丧失了几千年的财富积累,由世界最富庶之国变成最贫穷的国家,到新中国成立前已是衰微破败,百业雕蔽,民不聊生;造不出一辆汽车,一台机器,更遑论飞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官僚买办阶级再度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又重新开始了依附外国的经济殖民地化道路。美国等国际资本在渗透进我高层并掌控我经济政策主导权后,就勾结我买办权奸,以长期的紧缩货币及高税率政策,将我企业利润空间压缩殆尽,使其大半倒闭,制造出大量失业人口形成庞大劳动后备大军,以将我国工资水平及出口商品价格压至最低,成为美国的廉价商品供应国。并造成我股市长期低迷,瘫痪其融资功能,使我大量民族产业(包括金融机构)在普遍经济和融资困境中只能被外资廉价兼并,幸存企业再也无力研发技术而只能满足于国际分工的穷苦力角色;我大量储蓄资金也因无投资机会而流往海外支撑美元,我们的黄金储备被运到美国存放,我们的外汇储备只能买美国债券。我原本为内需服务的国民经济变成了为美国及西方利益服务的经济体系,美国等西方国际资本因此而享受着一切利益,而中国人民则为此承受一切苦难。

    我国杀鸡取蛋式的高额税收基本被用来对冲因买美国债券产生的(外汇放款)通胀因素,因美国债利息不抵贬值,等于将巨额税收都给美国人白使。仅此就已彻底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发展权。而美国等西方国际资本则用我之资金控制我经济命脉而获超额暴利。早在三年以前,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就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玻璃行业、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20%的医药企业在外资手中。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见丛亚平《利用外资八思》)

    这还仅是2006年上半年以前的情况,现在外资兼并又有了新的恶性发展。我国银行业无一例外均被外资较大比例参股,其中有些已被控股。我国现已没有一家独资的中资银行,却有数百家外资独资银行。我买办大员勾结国际资本,频繁制造经济波动洗劫中国人民,并鼓励我贪腐非法收入造成的资本外逃,导致我国前所未有的财富利权外流。我们的股市总是让外资坐底而获暴利;在国际商品和外汇市场,我们总是低抛高买,利益尽归外国及大小买办,而亏损全留给国家;外资廉价控股我民族产业造成的财富外流也是巨大的数目,其中仅廉价参股我银行金融系统一年就赚走我1.7万亿元[注1];我大量海外上市公司将国内垄断暴利给美国等海外股东分红超过其国外融资额数倍乃至数十倍;我参股外国银行金融机构的股价比外国参股我银行金融机构的股价高数百倍。此次美国金融海啸,美国竟勾结我内奸向我转嫁危机,为其垫背,压我继续以数千亿美元购买其必将崩盘的美债。现我所持美债已超过1.7万亿美元,合11万亿多人民币,其中8000亿美元公司机构垃圾债和股票已损失惨重(仅外汇管理局海外股票投资一年就亏损800亿美元),这1.7万亿美元美债正面临被美国当局必然(蓄意)实行的史无前例美元大贬值吞噬大半之厄运。
所有这些都不是以正常的经济手段,而是充分利用我民主和法制的缺失,收买我政府官员造成的。这条买办化道路继续走下去,中国必为美国等西方国际资本淌干最后一滴财富之血!

堕落自贱摧残民族文化的买办文化

    在文化方面,买办化的发展道路必然生出殖民地买办文化毒瘤,它瓦解着民族精神意识,扼杀民族文化,破坏道德根基,泯灭民族自尊自信,以使国人自任低贱而甘为外人之奴。

    中国买办文化的产生源于晚清腐败的买办化道路丧权辱国,致使民族衰亡;洋人在华趾高气扬且享有特权而愈尊,掠我资财而日富;而国人则受尽屈辱而愈卑,财富外流而日穷。上层社会因之弥漫崇洋媚外之风而丧失民族自尊自信。尤其上层文人讳言腐败者,将因腐败造成的巨大民族灾难统统归咎于民族文化。而这却完全符合列强欲泯灭我民族自尊自信之文化渗透意图,因而为之鼓噪传播者众多。此等舆论流传扩散,使我传统文化皆成买办腐败之替罪羊。汉奸、买办文化也随之兴起泛滥,形成近、现代植入我文化肌体中之最大糟粕和毒瘤。民国时期买办汉奸势力及买办文化继续发展,买办们总是以宣扬中国人低劣因而必须依赖洋人来证明其卖国有理。

    新中国成立,官僚买办阶级被彻底打倒,买办文化也偃旗息鼓,但其并未根绝,旧上海十里洋场崇洋媚外之风依然散发着遗臭。随着对外开放及我腐败的发展,新的官僚买办阶级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百余年买办文化毒瘤终又起死回生,再度恶性发展,扩散溃烂。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无疑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值得自豪的民族。中国人文化上的优越感除其巨大的历史成就外更有其深刻的道德根源,中国人的道德观――德乃道体现于人,完全是基于自己独有之现实世界观(诸子百家莫不如此),而不同于其他民族以非现实的宗教信仰为道德基础,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深刻领悟到宇宙最普遍的同一性――道,及其在人和人类社会的具体体现――德,即个人与他人和社会高度的同一性,利人爱人与利己的内在同一性。

    中国民族文化由于其天然的人道基础及因此而产生的道德优越感,形成根深蒂固内在的民族自尊心,因而中国的民族精神更追求道义纯洁,以及气节操守的完美忠贞。反映出我民族精神独有之不惧强不欺弱而只认天道人心是非正义之高尚品质。中国人民从几千年的历史教训中深知:任何国家民族利益的损失最终都会由民众承受痛苦。因此,我国人民历来是坚定的爱国者,视国家兴旺和统一为最大最根本之人民利益,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因而也是爱国主义的文化传统。那些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灵魂和脊梁。而卖国贼则只配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千秋万代唾骂。爱憎分明,忠奸分明,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中国民族精神文化的沃土中产生如岳飞、文天祥、杨业、苏武、于谦、袁崇焕、林则徐、左宗棠、邓世昌、杨靖宇、赵一曼等千千万万民族英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一个民族依靠自己100多年的自强奋斗,由受尽欺凌衰微破败而走出殖民地化歧途重新崛起,其不屈之民族精神必有超强凝聚力为其文化内核。惟道德情操高尚之民族,才有其内在骄傲自尊。惟内在高度道德自尊之文化传统,才会产生如过草地的红军和上甘岭坑道的志愿军那样的精神凝聚力――在绝粮绝水之绝境舍生取义而把生存希望留给战友。这是令一切对中国不怀好意的列强最为恐惧的精神力量。要使中国永远低下高贵的头,只有诱导其人民道德堕落,灵魂卑劣,才能使其丧失内在的精神自尊而自认低贱。

    因此,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及其道德根基,摧毁其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尊心,颠覆其(崇拜民族英雄憎恶汉奸卖国贼)爱憎分明的是非荣辱观,改变其大一统的国家民族意识,就成为妄图侵略、颠覆、分裂、压榨中国的国际政治势力最重视的问题。他们扶植中国内奸所主导的殖民地化进程迫切需要以汉奸买办下流文化来彻底颠覆中国高尚的民族精神文化。凡是中国人引以自豪,及一切可凝聚中国民族精神之事物,都要彻底否定。凡是中国及人类所不齿之龌龊卑鄙,见利忘义,叛国卖祖,甚至乱伦、同性恋、换妻等文化糟粕全在鼓励之列。

    为此目的,美、日等西方国家以数十年渗透之功,在我文化教育和学术界、及文艺、宣传等所有意识形态领域培养了大批文化汉奸,对我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卑劣的精神渗透战,并产生了严重后果。我国社会崇拜的内容已被彻底颠覆,从英雄品德和学者智慧崇拜蜕变为财富虚名崇拜,演艺明星和富翁因此而成青少年偶像。大量外来的和买办文化催生的垃圾文化侵蚀着青少年的心灵。我民族忠奸善恶荣辱是非标准虽还未被彻底颠覆掉,但已造成巨大混乱,不时有汉奸文人公然为秦桧、李鸿章等平反鸣冤,汉奸买办言论在公开场合也堂而皇之。大批官员学者厚颜无耻,以卖国依附洋人为荣,以中国人及其民族精神为耻。

    外国敌对势力甚至亲自出马,利用我国现阶段道德伦理基础的真空对我青少年进行大规模邪教洗脑。近几年许多大中城市都已发现大量外国(主要是美国)人办的各类非法“培训班”,专以邪教手段诱导我国青少年道德堕落,教唆其自私自利,背信弃义,怯懦苟且,鄙视一切社会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其所传播之精神毒品不仅完全与我国文化传统难容,也与全人类(包括西方)公认道德准则相悖。其用心显然是在瓦解摧毁我民族精神和灵魂,把年轻一代都变成“范跑跑”,为彻底分裂、瓦解、毁灭中华民族创造精神条件。现此类“培训班”已发展到数千家之多,至少对我百万青少年进行了毒化洗脑。

    而我们的教育部门(如上海、北京等地),却对这些精神文化渗透予以了配合,教育部竟否认岳飞、文天祥是民族英雄,上海的教科书自删除了《狼牙山五壮士》后,又继续删减淡化关于毛泽东、长征、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殖民侵略以及南京大屠杀等内容,而代之以经济全球化、摩根大通、比尔•盖茨、纽约股票交易所、美国航天飞机以及日本子弹头火车、领带等等。而北京的教科书也不甘寂寞,以低俗的金庸代替严肃的鲁迅,以大量当代白话垃圾代替千载流芳的文化精品。北京、上海两地中小学教科书明显的去中国化倾向,比台独并不逊色。其庸俗低劣倾向更是有过之无不及。

    近来在美国出动军舰横行我海疆,并支持日、菲、越、马、印尼侵吞我东海、南海领土主权的严重时刻,北京市教委竟将《奇袭白虎团》“打败美帝野心狼”等唱词选段从北京中小学京剧教材中删除,理由是与时代脱节。(如此明目张胆的汉奸行为,这是谁家的教育部门?!)

   传统的中国是道德的深渊,而买办汉奸文化泛滥的中国则出现几千年未有之巨大道德蜕化,尤其读书人道德蜕化使民族精神民族灵魂受到致命打击。以往最受人尊敬的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之灵魂工程师)和医生(行救死扶伤之仁术),许多人蜕变成了不惜误人子弟甚至谋财害命的敛财高手。范跑跑之自私卑劣居然受到吹捧。更有大批无耻文人受外人豢养而成汉奸。

     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读书人所学、所敬者,莫不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其大义。士子若有投靠外帮卖国求荣者,必以国贼、败类之恶名享千秋万代唾骂。从未有如今日,读书人竟有大批自贱之徒成群结伙甘为外敌走狗。其所追求之虚荣与其自贱之卑劣形成买办文化特有之精神变态分裂症――以自卑为尊,自贱为贵,自非为是,自毁为誉,自辱为荣;

    在科学学术领域,对洋权威的盲目崇拜,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有无洋权威的认可成了“科学”的标准,洋人不认可就不敢说,不敢想,不敢做。自己先进的东西也不敢坚持。中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中医中药学及武术、气功、养生学的理论基础――经络系统及气血循环理论,既是中国人独有之阴阳对立统一世界观之具体运用,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人的哲学和宇宙观,成为其组成部分。(世界其他一切民族的哲学由于未能抽象出宇宙最根本之阴阳对立范畴而只能用于解释世界,只有中国人的哲学才有实际应用意义。)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此体现先进世界观之人与自然系统科学体系,及其令西方人困惑不解的种种神奇功效,已受到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普遍的推崇。(若非受外国人偏爱,中医恐早已难逃失传泯灭厄运。)因此,不彻底否定中医及其理论体系,就难以彻底泯灭掉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并瓦解其民族精神。(如同不贬低岳飞、文天祥,不抬高秦桧、李鸿章,就无法彻底颠覆中国人爱憎分明的是非荣辱观一样。)于是,文化汉奸们利用各种传媒(主要是网络)展开对中医的疯狂诋毁……迄今为止,所有对中医的种种非议除暴露出蓄意诋毁者的恶毒及无知者的浅薄外,却仍未见有任何有学术价值的论点。

    由于买办文化产生的崇洋媚外心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日渐淡漠,大量我独有之人类文化瑰宝已失传,其残存的也要以其范畴并不兼容的“洋科学”去规范,失传的速度反而加快,水平也因此而迅速下降,这又反过来动摇了国人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助长了崇洋媚外。形成文化失传和崇洋媚外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总之,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具有我中华民族那样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也没有一个民族如我这般自贱文化、自贱祖宗、自贱灵魂。

    买办殖民地文化毒瘤的恶性发展,潜移默化地不断泯灭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自信,有些人因民族自尊自信丧失殆尽而堕落为汉奸。不论高层还是社会底层,民族自卑心理现都已广泛存在。开个奥运会我们居然要把世界上多半国家领导人请来,视洋人赏脸为奥运成功标志。为此而使美国日本等趁机窃取我巨大利益。日本仅一次象征性的地震人道救援,在买办内奸借此煽起对日谢恩潮鼓动下,就使相当一部分人受宠若惊,以至要“涌泉相报”,此因自卑而生一厢情愿之亲善幻想,是使日本得以顺利窃取我东海巨大主权权益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中国人的崇洋自卑心理,中国生产的大批洋品牌商品对中国人的售价可比卖给外国人高出数倍。……这些事实进一步证明:越自卑就越丧失民族利益,越丧失民族利益则越自卑……卑则愈穷,穷则愈卑;此恶性循环将永远困扰着买办精神文化充斥的国家!

    总之,因我思想文教领域国家意志缺失,买办文化肆虐,国家利益(软实力)所受损害十分巨大,瓦解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并潜移默化严重侵蚀着一切国家利益领域。如晚清买办文化毒瘤之阴魂再现,其趋势发展下去当更甚于苏联解体,即使无外敌入侵和经济灾难,仅民族精神意识瓦解,民族魂魄消亡,也足以导致国家因此而四分五裂。即使我们以后能彻底清除买办汉奸的政治经济势力,摆脱买办化发展道路,在文化上仍面临根除买办文化毒瘤,彻底荡涤其污泥浊水之长期艰巨历史重任。

屈辱的买办洋奴外交

    在外交方面,因该领域直接关系到对外利益交涉,因此凡买办势力坐大之国,其外交皆为外国大举渗透,及买办力图全面控制之所在。晚清李鸿章包揽外交,在朝廷和洋人之间充当掮客,挾洋自重,左右逢源,甚至帮洋人吓唬清廷,其洋务大都借公事而谋私,吃里扒外。另一方面,因腐败而致国家衰弱,弱国无外交,因此买办势力主导的外交必定是软弱屈辱的让步送礼外交——即洋奴外交,国家主权利益原则让位于息事宁人原则。晚清因此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因此而滑向殖民地深渊。应指出的是,这些不平等条约并非都是战争失败的产物。其中有些是胜仗败约(如1874年《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和1885年《中法新约》),有些则纯粹是买办官吏腐败受贿所致(如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1896年《中俄密约》、1896年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就是崇厚、李鸿章等腐败受贿所致)。

    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彻底摆脱了弱国外交困境。彻底清除了买办势力的新中国,不仅一扫百年屈辱,敢于同时强硬抗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而且能充分利用其矛盾纵横捭阖,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开创了我世界强国外交地位和广阔国际空间。可惜当代官僚买办势力重登政治舞台后,又渐起晚清买办外交遗风。毛主席、周总理为我国外交格局打下的良好基础遭到破坏。

    原本维护我国家主权原则,禁止美国对台军售的互利的中美关系,变成了美国以对台军售等手段操控台独,勒索我巨大利益,从而单方面有利于美国的中美外交关系。台湾统一大业因而受阻,岌岌可危,海峡两岸同胞为此都向全世界付出了巨大代价。

     钓鱼岛及其海域因我单方面搁置争议而被日本控制。东海本是我国内海,现在日本不仅不付任何代价与我共同开发,而且我若在其所谓“中间线”以东与其共同开发,须拿出完全无争议的其他权益(如春晓气田等)交换。事实上承认了日本的所谓“中间线”原则。我外交软弱鼓励了周边国家蚕食我领土,现南沙岛礁大部分被外国(甚至弹丸小国)占领,并堂而皇之大肆盗采我石油资源。韩国也侵占我苏岩礁,意图据此侵占我东海海域。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势力对我外交领域各机构进行了长期大规模渗透,外交精英们普遍接受国外资助,胳膊肘外拐之人不在少数。在美国联合日本支持台独,严重威胁我国家安全,并策动我内部分裂势力阴谋分裂颠覆我国的严重时刻,外交精英们却不断忽悠我高层妥协退让,反对增强国家军事实力,以“韬光养晦”“珍惜和平发展机遇”为最高原则,取代国家主权利益原则。[注2] 他们破坏国家外交战略,鼓吹帮美国制裁伊朗、朝鲜,不惜自断臂膀,陷国家于危局。为日本利益,他们则煽动一厢情愿无原则的“亲善”,使日本得以在“友好”的气氛中兵不血刃毫无风险地窃取我重大主权权益。

    另一方面,由于我政治腐败,不能有效肃贪除奸,势力强大的买办内奸既得利益集团吃里扒外,更有大野心家以列强为靠山而谋其超政治地位出卖国家重大利益,从而大大削弱限制我自强攘外之软硬实力,也使我难以对外强硬。从而又再度使我外交沦为送礼外交、让步外交。有些政府大员不带大礼(大订单等重要利益)就不出国访问。如晚清一般,似乎只有“送礼”一种外交手段。对此日本外交界有颇为直率的形容“中国考虑的是何时向何人送出大礼才最有效果。”[注3]

    软弱的买办“让步”“送礼”外交,必导致晚清丧权辱国失利的严重局面。众列强纷纷以欺我之恶招压我让步、送礼,参拜靖国神社、台独、藏独、疆独、人权、饺子、包子、出席奥运会、侵我海疆、窥我军情等皆为其筹码。我则今天以大礼送甲,以冷落报复欺我之乙;明日甲又欺我,我再以大礼送乙,以冷落报复欺我之甲。如此以我重大国家利益轮番相送以夷制夷,众列强则轮番享受欺我之利而乐此不彼。甚至刚受我大礼即得寸进尺翻脸提出新要求。

     在日本宣布其军舰常驻我钓鱼岛,并从美国确认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后,对此侵我领土主权赤裸裸侵略行径,我外长居然说钓鱼岛问题不影响中日关系,中日两国海军反而要加强合作巡逻亚丁湾。(受人欺辱还要强颜欢笑,耻乎?贱乎?) 我金融管理当局也仍然承诺继续购买即将崩盘的美债,为美国垫背。(以我之财,资敌铸造宰我利剑,真愚乎?装愚乎?) 如此自轻主权尊严,岂能获他国尊重?!

    就连菲律宾一第三世界小国也不把中国领土主权和尊严放在眼里,在菲总统签署法令将中国南沙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领土后第二天,我新任驻菲大使就向其递交国书,不仅转达我最高首脑的“亲切问候”,而且竟不知羞耻地称这位刚签署了法令侵吞中国领土的总统“高度重视中菲关系,为中菲战略性合作关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方表示赞赏。”(人不自贱他人何以贱之?)

    在美国间谍船在我南海专属经济区窥我军情,并派驱逐舰为其间谍船护航,兼为日、越、菲、马等侵我领土主权撑腰打气后,我外长竟奴颜媚骨,与此踢上门来恶霸达成共识,要避免与其发生冲突,非但如此,而且还要继续配合美国拯救其金融危机(还要买美债资敌欺我?)。世上任何国家之间,首脑会见之前总要先改善关系,营造友好气氛;唯独西方国家与中国领导人会见之前要寻衅找茬恶化关系,以增其压我让步筹码。(领导人愿忍气吞声,十三亿有民族尊严之中国人民甘忍外辱乎?!)

    新中国顶天立地之大国形象已荡然无存,晚清买办外交衰亡之道今又再现。

腐败混乱风雨飘摇的内政困局

    在内政方面,买办化殖民地化道路,其实质就是外国势力和腐败的官僚买办阶级相勾结,形成共同剥削压迫人民的政治经济联盟。买办寻租一分,则洋人必获数倍暴利,国家则更受十倍以上损失,因此必导致国家民族财富利权外流如涛涛江河难以遏止,国内社会矛盾因此而更加尖锐激化。又因法纪废弛,腐败泛滥,买办贪官巧取豪夺,人民遭受外国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双重剥削压迫而陷于苦难贫困,社会日益动荡。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官僚买办重登我国政治舞台,“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注4],导致了我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财富外流,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及人民的普遍灾难就已注定了。巨额的财富流失和为外国利益服务的经济政策,彻底封杀了我国的社会利润空间,使原有的经济关系已无法维系再生产,只有拼命压缩成本一条出路,有些地方甚至倒退到以暴力维系强迫劳动的奴隶制。而数亿人民失业、贫困,及破坏环境资源,假冒伪劣,野蛮运输等等一切中国人民的灾难,也都不过是为了将中国出口商品成本压至最低,从而为美国等国际资本贡献最大经济价值,并使其可廉价控制我经济命脉的“必要”安排。

    在此大环境中,所有个人、家庭、及整个民族的不幸其实都不是偶然的事情。不同的只是厄运降临对不同的个人家庭具体时间和场合的差别。他们或下岗失业,或为破产业主,或为遭人算计损失惨重的投资者,或作挣不着工钱的民工,或作包身工,或去黑煤窑,或被拐卖黑砖窑作奴工,或为娼为盗,或被黑了良心的医生谋财害命,或子女学费导致家庭负债破产,或吃了假冒伪劣食物药物而中毒,或因环境污染生病早逝,或被黑社会威胁、压迫、盘剥、残害等等。用过去最通俗的政治术语来说,所有这些灾难都是“阶级仇民族恨”,这个罪恶的阶级就是官僚买办阶级。

    腐败导致官匪勾结欺压人民,基层政权日益黑社会化。不仅买办权奸贪腐大吏无视王法,就连臭名昭著地方腐败典型,如地震垮塌学校豆腐渣工程责任者,瓮安贪腐黑恶势力等至今仍逍遥法外。时至今日,民众尚有几人无怨无愤?几人不受害维权?社会矛盾越尖锐激化,人民抗争及对其压制也越强烈,难以调和解决的大量对抗性社会矛盾使当局为求一时之安而封杀了一切可与人民和平对话的窗口——禁止上访,对媒体及互联网严格控制。民众申冤无门,只能与当局暴力对话,大规模群体暴力事件因而层出不穷,整个国家如遍布火药干柴。

    而互相勾结的内外分裂势力则意图趁此危局分裂国家,非法暴富的买办权奸因惧怕日后人民清算,也阴谋盘算拆庙裂土,消灭祖国债权人,在洋人庇护下划地为王。为此,买办权奸阴谋将一切国家实力统统交由美国控制,黄金交给美国保管,外汇储备也都借给美国,现在(通过军工企业全球招聘高管)连军工秘密也要交出去,……买办汉奸卖国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而民众爱国却常遭杯葛。因买办卖国导致财富利权外流还在迅猛发展,且势不可挡;因此而聚积的尖锐社会对立使局势越来越具爆炸性,孕育着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变革风暴……

    总之,现中国已被美国、日本等全面渗透,这条买办化殖民地化老路已走到尽头,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内政,不论哪方面的危机均足以导致亡国乱天下,更何况各方面危机交织在一起发作?惟跳出此歧途,国家民族才可获得新生。

路在何方?——关于如何摆脱买办殖民地化厄运

    中国之所以再次走上买办化道路,皆因官僚买办重登政治舞台并掌控大权。若要摆脱买办化殖民地化厄运,首先必须在政治上彻底铲除官僚买办阶级的势力。这个阶级完全是社会腐败形成的夺命毒瘤,你不折腾它,它就要折腾老百姓,折腾光国家民族最后一点财富而亡国祸族害民,我们的和谐社会中决不应有其位置。正如马克思所说:“要使人民革命与市民社会个别阶级的解放相吻合,要使一个等级成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点就必须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须成为一般障碍的化身,成为一切等级所共通的障碍的体现;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就必须被看成是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等级相反地就应当成为明显的奴役者等级。”[注5]

    现在,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这个欺压剥削所有社会成员而无任何存在合理性的社会毒瘤,以其人民公敌的反动角色跳上政治舞台,胆敢充当阻碍中国进步的唯一民族罪人,集一切社会愤怒和诅咒于己一身,必将从反面动员凝聚中国人民的一切反抗力量,使之团结联合起来,同仇敌忾组织起强大的人民救国运动,将其彻底铲除而进入崭新的人民主权时代!

    铲除了买办阶级的政治势力后,为防止腐败再度滋生官僚买办,还须建立真正体现人民主权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民权缺位,无民意监督制约,是导致我腐败难以遏止之主要原因。这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官僚集团对文革的反动,剥夺了人民原有民主权利造成的恶果。要永远彻底摆脱买办化殖民地化厄运,必须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

    在完成清除买办政治势力,及建立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这两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后,还须彻底根除百余年所形成腐烂的买办文化的恶劣影响,防止其不散阴魂一旦条件适宜便又借尸还魂,死灰复燃,瓦解民族精神,催生新的买办阶级和汉奸文化。为此须付出长期艰巨的努力,至少要几代人上百年不懈之功才能彻底根除这个买办文化毒瘤。

    由于官僚买办阶级的强大,铲除其政治势力谈何容易,中国人民要对付的不只是几个大官,几伙人,而是与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际势力勾结在一起,并掌控我巨大行政和经济、文化资源的整个官僚买办阶级,其利益交织盘根错节,沆瀣一气,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这无疑是一极其艰巨的历史重任。其艰难程度不亚于1949年胜利的中国民主革命。只有充分依靠人民伟力,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我们的人民之所以要爱国,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家园。中国人民深知:任何国家民族利益的损失最终都会由民众承受痛苦。因此,我国人民历来是天然而坚定的爱国者,在当今美国及西方列强、国际资本妄图分裂中国,收买汉奸剥削掠夺压迫中国人民的危机时刻,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更是高度一致。因此,当代中国人民反对买办化殖民地化道路的伟大斗争,不但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而且更是一场伟大的人民解放运动!可以说,这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自1949年胜利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纠正买办化歧途的再版!也是当代全世界人民反抗西方垄断资本国际剥削和压迫的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或许还要经历无数挫折和磨难才能真正成熟和壮大起来,但其前途无疑也会因此而更加辉煌!

反对买办殖民地化斗争的三个基本要素: 人民、人民领袖、人民军队

    中国人民的敌人无疑是强大的,对此我们决不可心存幻想。但一切反动派毕竟是逆天道悖人心的纸老虎,一旦人民团结组织起来,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都不在话下。但在人民未团结组织起来时,千千万万民众又不过是一盘散沙,沦为受压迫被剥削的弱势群体。而互相勾结的买办汉奸与国际剥削和压迫力量则有高度发达的组织资源,其强大也正在于此。因此,人民必须组织起来,而组织人民并指挥使用其力量的核心,就是人民的领袖。由于人民的敌人——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势力,既可支配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力(美国及西方国家军队),又可利用我国内庞大的行政组织力量。因此,人民也必须有能对抗一切暴力机器的高度专业化组织——即人民的武装,人民军队。

    爱国的人民,人民领袖,人民军队,这是组织人民力量进行斗争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必要条件只有紧密结合在一起,才可凝聚为反对买办化殖民地化斗争的伟大力量,人民才可战胜强大的内外敌人。

    这三个条件中,最关键的是人民的领袖,人民是天然存在的,如无领袖组织指挥,则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惟真正可担负起历史重任之人民领袖——即“真命天子”,才能组织、指挥人民及其武装,使之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进行胜利的斗争。上个世纪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就是在选择了毛泽东为领袖后才走上胜利的坦途。

    比起毛泽东领导的艰苦卓绝的中国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今天纠正买办化歧途的斗争有着更多的有利条件。中国人民毕竟历经百年奋斗曾经站起来过,并且富于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我们毕竟有毛泽东打下的核武大国家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已经是令所有西方列强不敢小视的武装力量;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仍有爱国爱民情怀,而不愿同买办势力同流合污。但有一利也有一弊,也正因存在上述有利条件,人民对迫在眉睫的严重民族危机才缺乏强烈忧患意识。此外,当局对舆论(包括互联网)的严格控制,也是造成民众尚未觉醒的重要原因。于是,买办卖国导致的民族危机必将因缺乏有效的遏制力量而继续发展,只有当买办卖国真正造成经济崩溃和民族灾难时,人民才会普遍觉醒。

     中国目前的民族危机,是由于人民、领袖、军队三者未能紧密结合,甚至彼此隔绝造成的。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之所以对官僚买办阶级无可奈何,也正是因其未能完全掌控军队,并且与人民群众之间隔着一个腐败的官僚机构,而此官僚机构却更多地被官僚买办阶级所控制。官僚买办阶级之所以得势,正因其阻断了最高领袖与人民的联系,因而欺上压下,以“刁民作乱”恐吓领袖,离间君民;借“君权王法”压迫民众,狐假虎威。从而使领袖无人民支持而成孤家寡人,身危心悸;使人民无领袖组织而成一盘散沙,任人鱼肉。只要官僚买办阶级永远控制君、民联系渠道,领袖和人民就永远可被其玩于股掌而皆成弱者。

    毋庸讳言,当今我国统治权力来源于军事力量的支撑而非民意。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因此,领袖只有完全掌控军权,成为真正的军队总司令,才是名符其实的一国之君。军权即君权,就是最民主的西方国家,国家最高领袖也兼军队总司令。“君”之所以被“臣”封闭阻隔于朝堂(所谓政令难出中南海),正因其军权有限而无奈于臣强君弱。因此,只要我最高领导人能完全掌控军队,进而突破官僚买办阶级的封闭而与人民建立紧密的联系,就能形成足以清除买办阶级的强大政治力量。只要此希望尚未彻底破灭,就仍存在避免社会动乱严重的破坏和流血代价而走出买办化歧途的可能。此可能性尚有几何?人民、领袖、军队能否结合?还取决于这三者之作为。因此需分析这三个方面。

    1.人民

    我们的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也必将是铲除买办势力最伟大的力量。买办卖国造成的一切民族苦难都要落到人民头上,现人民已在承受这些痛苦,并且还将继续承受更大的痛苦,因此人民坚定的爱国精神毋庸置疑。正是美国和西方国际资本勾结买办权奸对中国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促进了并继续促进着中国人民的觉醒。这个觉醒就是由崇高的爱国心所体现的公民意识。

    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市场化程度越高,人们的社会联系越广泛越密切,人的社会性也就越强。社会越发展,就越要求其成员的公民本质,缺乏公民意识的纯私人社会,只有衰亡一途而无发展可能。任何个人财富,如果不能成为社会财富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具有社会财富的一般性而与社会的具体财富相对立,相联系,就不是财富。不论是富翁还是普通民众,其钱财失去与其所对应的社会财富的联系即一文不值。而财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不过是其所有者——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纯粹的私人或许能够保住并增加自己的钱财形式,但无法保住其私产的财富内容。例如:当这些私产所对应的社会财富大量流失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时,所有的私产尽管形式(及其数量)未变,也与遭洗劫无异。因此,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公益精神,无疑是维护社会及其所有成员利益最重要的精神条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之魂。

    从民众自发组织出海保钓,到2005年全国十几个城市数十万民众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游行示威,到2008年春海内外华人排山倒海般反对西方分裂我国阴谋的爱国浪潮,及汶川特大地震百万志愿者及全国人民表现出的公益精神,均体现出这种由伟大的爱国心和公民意识产生的社会责任感。正是国家民族及人民利益受到的严重损失和威胁,唤醒了商品经济社会千千万万私人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不是作为经济社会的私人,而是作为公民而呐喊奋起。并且这种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将是构成我民族崛起及建立人民民主制度最伟大的精神支柱!和“五.四”运动一样,这种崇高的爱国热情和公民意识标志着我中华民族新的觉醒!

    另一方面,由于近十几年来买办文化兴起泛滥,境外腐朽文化输入,及大量美国“培训公司”对我国青少年的大规模邪教洗脑;以及城市独生子女因特殊环境形成的性格弱点,且社会又未能采取针对性教育措施对其纠正;我青少年崇拜的对象和人生追求目标(价值观和人生观)已普遍被严重颠覆。我国社会最具活力的80后、90后青年似乎已普遍缺乏“五.四”运动时青年学生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和志气,因此未来中国还能不能涌现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改天换地的杰出人材?如果很难,则无疑将大大增加中国铲除买办势力而重新崛起的困难,并延长这个痛苦而悲壮的历史过程。但有一条规律毋庸置疑:不论前途多么艰难曲折,只要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问题没有解决,人民的斗争就永远不会停止,并且在其前赴后继的斗争中终将涌现出国家民族所需要的一切人材。(就是80后、90后青年,他们毕业即失业而陷入生活困境,其所承受的太多民族苦难也必将促使他们迅速觉醒,而投入反对国际资本和买办阶级剥削压迫的斗争。)正如毛主席所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中国人民的斗争必将依此逻辑取得最后胜利!

    2.领袖

    领袖并非最大的官,领袖是君不是臣。领袖肩负民族和人民的希望重托,须有超乎寻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须有包容宇宙之志,恩泽八荒之心。现民族和人民最大的愿望就是彻底铲除勾结国际资本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官僚买办势力,以重新获得解放。此重如千钧之神圣历史使命,责无旁贷落至领袖双肩。此即天命!天命非任何位高权重者私授,而是天下人心所系;勇于承担此历史重任,得天下人之心,即真命天子。人民的领袖必须有为人民降妖除魔的勇气和抱负!

    惟领袖才能统帅军队,组织人民,从而凝聚民族和人民伟力。人民盼领袖救其于水火,解其于倒悬,如盼救星望眼欲穿。人民与官僚买办阶级势同水火,不可能和谐。对人民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领袖也只有与人民和军队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领袖,才可行其君权而有所作为。失去与人民和军队的联系,则如无根之木,孤家寡人,可任人摆布;非但于其君责无能为力,而且身危处险,稍有不慎,轻则被废,重则遇害。

    君有军权,则真君也。但仅有军权而无民心,则暴君也,必不久长。有君权而得民心,则圣君也。惟圣君可创继往开来之盛世,国运长久,名垂青史。谁都可以洁身自好,远离是非,惟独领袖不能。君位乃政治漩涡中心,天下最大是非之地。处君位而谋避是非,如穿飓眼而图躲风雨,南辕北辙乎?谁都可以混几年退休,唯独领袖混不得,其他人都是对上级负责,惟领袖是对历史,对天下,对民族和人民负责,这个责任是躲不掉的。一旦被历史推上这个舞台,其历史责任重于泰山!如愧对其历史重任,百年后自有后人评说。面对人民的敌人,领袖如思与其和谐相处,犹欲孤身而处群狼,自寻其险乎?

    领袖不用其君权堂而皇之清除奸臣民贼,则奸臣必隔绝君民之交,狐假虎威,借君权之威剥削压迫人民,祸害民族国家,使人民怨及领袖,领袖离民愈远则其势愈孤,进而危及其自身安全。领袖不领导人民为民为己除害,则君权必为人民之敌利用而害民害己,没有第三条道路。君权自用,则志行天命,威服四方,恩及宇内,功在人心,千秋传颂,圣王比肩。君权他用,则狐假虎威,祸乱天下,君危民怨,愧恨初衷,史书见责,君名何谥?可见:领袖者,须有为国为民除害惩恶之坚定决心方可为之!有此决心,则自保之,天佑之,民拥之。无此决心,则自毁之,天弃之,民离之。

     我最高领导即位之初,就面临前所未有之政治困境,处于买办贪腐势力重重包围之中。现一晃六年,政治环境险恶如故,其与人民隔绝依旧,军权仍未巩固,官僚买办朋比环伺,于此困境中苦撑危局实属不易。惟冲破官僚买办封锁阻隔,紧密联系人民和军队,君权才可名符其实,由弱转强。

    如何联系人民,以获其有力支持?通过互联网等技术渠道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人的联系。互联网也是由人管理,如无可靠之人,互联网作为工具也如其它传媒一样,可基本被官僚买办控制,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惟人与人之间的坦诚之心才是最可靠的社会联系。但人心又难测,此乃为君者困惑所在。因此,是否知人善任,乃明主与暗主之区别。

    为君者不可能直接接触芸芸众生,其职责性质要求有一个不受外界干扰,却又能了解联系外界的安全工作环境。知晓治理天下,却不能被天下熙攘纷乱所扰;君处天下中枢,又须有严格的安全措施。因此,国君与民间,只能是某种封闭程度的有限渠道联系。“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注6]

    君主与外界(包括属下的官吏机构)的联系,只能通过身边的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勤杂人员等等);而与民众的沟通,则是通过政府机构官员的间接联系。身边工作人员和官僚机构,是君主联系民众的两个必经环节,也是可封闭君主于铁幕高墙的两把锁。
荀子曰:“人主无便嬖左右足信者谓之暗,无卿相辅佐足任者谓之独,所使于四邻诸侯者非其人谓之孤,孤独而暗谓之危,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注7]

    所谓“便嬖左右足信者”,指君旁忠诚可信之随员。“卿相辅佐足任者”,指足以胜任辅佐君主职责之贤臣宰相。君旁无可信之人,则受蒙蔽而成暗主。朝中无贤臣辅佐,则与民隔绝而成孤家寡人。外交人员不得其人,则国家孤立。三者具备,国家没亡也和亡了差不多。何以我最高领导即位六年仍被官僚买办封闭而没能结合人民力量,以获其有力支持?无非也是身边随员与朝中大臣,此二必经环节的问题。

    君旁随员自古就是内外一切政治阴谋拉拢腐蚀的对象。中国又是大国,大国领袖“便嬖左右”更是列强渗透之首选目标。曾有一台湾人炫耀,说他在我最高领导人身边工作人员身上花的钱每年高达数百万美元。一台湾人如此,美、日、英等列强又当如何?不仅列强如此,国内更有大吏权奸,当涂重臣,及垂帘弄权者,于君侧安插收买亲信耳目,窥探误导领袖一举一动;与君旁“便嬖左右”互相利用,互不得罪,互相包庇。并非君旁就无一可信之人,但因其皆为内外政治势力最重要渗透目标,被收买为他人所用者恐不在少数。君旁多一人为他人所用,则多一定时炸弹。若人人为他人所用,君遭劫持也!

    朝中当涂重臣扼天下内外事要,控君民君臣之交。又如韩非子所说,有君旁“左右为之匿”,“敌国为之颂”,“群臣为之用”,“学士为之谈”,“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饰也。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注8]

    敌国、君左右随员、群臣、学者,此四者皆因有求于当涂重臣而为其美言,是其“四助”。邪臣因而享有美誉,重臣不可能忠君而栽培自己的对头,而君主对大臣考察又难越其“四助”之围,因此君愈受蒙蔽而大臣权势愈重。最高领导之所以六年未能结合人民,皆因官僚机构一套制度,将其束缚局限于官场体制之内。用人考察皆难破重臣“四助”之围。“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我今官场腐败至此,任人唯亲唯钱,裙带贪腐。已足证此体制内人事组织制度之失败。(举荐制若无举荐者责任制弥补缺陷,腐败必不可救。)若仍指望以此失败人事组织制度选拔“忠臣”为领袖联系人民桥梁,所用者仍属谋私之人而有求于重臣,领袖则依然难破重臣“四助”之困。何谓当涂重臣?如韩非子所言“重人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注9] 重人于官场无人能制,若仅局限于官场及其规则,君在其股掌之中。

    惟爱国爱民之“智术能法”之士,乃当涂重臣天敌。因其为民谋利,体现民意,联系人民,乃领袖联结人民桥梁。这些理想主义者不谋私利,很难为当涂重臣所用;却秉公依法,乃当涂重臣致命之患。

    如韩非子所言,“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注10]

    智术之士听用于君,则明察重臣阴谋;能法之士听用于君,则纠正重臣违法罪行。君用智术能法之士,当涂重臣必被绳之以法。因此,“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君主为改变臣强君弱之困局,常急功近利拉拢权臣,或未辨贤愚而任人唯亲,以期加强君权。殊不知臣之权势来源于君,古人对此喻之以狐假虎威。为君者若虎看狐势,则本末倒置,事与愿违。而不辨贤愚任人唯亲,则其仍可能因谋私利而与重臣互相利用。对此荀子有精辟论述:“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故明主急得其人,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注11]

    “有乱君,无乱国;”是说国乱的责任,只能落到国君头上,而落不到国家头上。“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指法的具体化)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是说法治要靠人去实行,法不能自己落实;执法者得其人,则法存;执法不得人,则法亡。

    “故明主急得其人,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是说明君用人重其是否胜任职责,暗主用人则重在得权势。用人以材,“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如此君权自然势大。而用人重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则君权反而危险。因此,为君者主要工作是寻找可托大事之人,而不是辛辛苦苦使唤下属。

    中国自古以来,从不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智术能法之士”。主明政通时,这些人多在朝堂;而主暗政弊时,这些志士仁人多在草野。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史,就是一部爱国爱民的理想主义者与当涂权奸斗争的历史。简言之就是忠奸斗争史。忠臣得势,则明君在朝与民意较多沟通,能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均较缓和,社会经济文化得以发展。而奸佞得势,则壅主擅权,隔绝君主与人民,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日益尖锐,导致天下大乱,乃至改朝换代。

    古往今来,有抱负的志士仁人总是思得明主。忠君,也被中国人当作一条道德准则。因为君权强大可抑制贪腐权奸,冲破其封闭阻隔更多联系民众。今天,如为君者总墨守成规,陷在失败的精英组织制度怪圈里用人,就永远无法突破买办权奸“四助”之围而选贤任能知人善任,也就永远不能联系人民,从而也越发看不到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而只看到狐假虎威的权势者,陷入用人重势,“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的恶性循环。爱国爱民,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国家公务员从业准则,也是最重要的用人标准。不爱国爱民者,理应除其公职。应学习毛泽东,对重臣发现其严重的谋私之心,尤其政治野心,则坚决将其从政治上拿掉。而对身边工作人员,应学习毛泽东首先要求其讲真话,忠诚可靠。并对其经常更换,筛选其中忠实足信廉洁无私者,可留身边工作较长时间。

    总之,如果我最高领导能利用其统帅军队之威,名正言顺之利,结合人民力量,自上而下完成历史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从而使国家民族避免再付出几十年动乱及千千万万人流血的代价,则无疑将名垂青史,与伟人同列。反之,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坐视买办卖国造成巨大民族灾难,并导致长期流血动乱,那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也是为君者个人的悲剧。此历史责任百年后自会有后人评说。难道有爱国爱民之心之最高领导,在有幸为国家民族建立旷世奇功而成为历史伟人时,愿放弃此他人绝无而自己仅有之天赐机缘,却愿承担历史悲剧的重大责任,并听任权奸害民害己吗?

    3.军队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人民在1949年获得的解放,就是将解放人民作为其使命并以此命名的人民解放军的辉煌业绩。今天,人民和民族的再次解放,也仍将依赖人民军队谱写新的历史篇章!毛泽东创建指挥的人民军队之所以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能战胜最强大的国内外敌人,而始终为人民利益英勇奋斗,前赴后继,就因其有理想主义的军魂。

    军队乃社会最强武力,若无为国为民之理想为其军魂,则必堕为军阀。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党指挥枪”,就是为使我军有一理想主义军魂,永保其人民军队本色,因为过去的共产党是一为理想主义奋斗的党。军队的理想主义军魂,乃党指挥枪之真谛。(就是现在,“党指挥枪”对于加强我最高领导与军队的联系仍有积极意义。)

    卖国内奸,乃卫国军队背后暗箭黑枪,不可两存之仇也。内奸得势,虽猛将难免风波之难,虽精兵难避败军之险。(现军工企业向全球招聘高管,岂非对军队及士兵生命之严重威胁?!巨额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买美债,岂非资敌?)惟拥君除奸,为民除害,彻底铲除买办汉奸势力,军队才可无后顾之忧。

    铲除强大的买办汉奸势力无军队之力难以实现,而军队若不拥君顺民积极除奸,则其后背寒刃森森,前途危难重重。买办权奸当道,我军虽勇,必毁其手。或因朝臣弄权于内而难以立功于外,军旗蒙羞;或因坐视内奸政客分裂国家而无用武之地,军人忍辱;或为官僚买办利用而与人民敌对,军誉玷污。或被秦桧陷害而再现风波毒手,将领蒙冤。难道我打遍天下无敌手之英雄人民军队愿坐视买办权奸颠覆国家,分裂民族,荼毒人民,劫持领袖,毁灭军队,羞辱军人吗?尤其我军一些骨干将领,乃开国功臣之后,愿坐视先辈奋斗之荣耀丧于己手乎?

    目前许多地方腐败已使政权黑社会化,官匪勾结欺压鱼肉人民,不断激起民变。民众翘首以盼,希望人民军队能铲除各地黑恶势力而再次解放人民。去年瓮安民变各族群众对“红军师”的热情期望就印证了这一点。当前外有美、日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买办权奸卖国,并勾结内外分裂势力阴谋分裂颠覆国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买办化送礼外交让步外交,以息事宁人苟且偷安取代国家主权利益原则,使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面临新中国前所未有之严重挑战。人民军队内临除奸扫恶,外临捍卫领土主权之艰巨救国救民历史重任。

    这些年来,我军武器装备和现代化建设发展很快。但毋庸讳言,我军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在当前官僚机构全面腐败的形势下,军队也在滋生着腐败,甚至是非常严重的腐败。因此,很多人质疑,军队还能否完成其历史使命?能否外御强国,内平奸贼黑恶势力,再次解放人民,拯救民族?这一切均取决于我军是否还有其军魂——救国救民之理想。有此军魂,我军将一如既往,服务人民,战无不胜,为军徽增添新的荣耀!无此军魂,则军队变质,如旧式之军,攘外弱旅,军民对立。

    因此,我军军魂在否,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至关重要。如果我军因腐败变质失军魂而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则中国人民的斗争就会更艰苦而漫长。但人民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人民还会在自己的斗争中产生新的人民军队。如同我军的一些骨干曾来源于旧军队中的理想主义者一样(如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彭德怀等),若再有全新的人民军队,也将会有一部分骨干来源于我军现在的理想主义者。因此,尽可能抑制军队腐败的发展,并有效地在军中灌输救国救民理想,尽可能使更多部队能保持或再聚已淡漠的军魂,哪怕只是使一部分做到这一点,对中国人民新的民族和人民解放斗争都具有极重大的意义。(爱国主义理想教育是学习岳飞、文天祥、狼牙山五壮士……,而不是参观扼杀民族产业引进敌国昂贵过时技术的京沪高铁。)

    通过以上对人民、领袖、军队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知,此三者都是官僚买办阶级的对头,都有将其铲除的要求,其中以人民为最坚定彻底,因为人民是买办卖国的最终承受者而无任何退路。而领袖和军队,此二者于买办势大而使之彼此完全隔绝并与人民也隔绝时,则或被其完全控制,或殊死一搏,或与其妥协。人民是中华民族反抗殖民地化道路铲除官僚买办阶级斗争的强大动力和源泉。人民的斗争不达胜利目的则永远不会停止,无明君胜任其责,则人民斗争会再涌人民领袖;无武装除恶降魔,则人民斗争会再现人民军队。

    当前我国能否避免社会动乱的严重破坏和千百万人流血的代价走出买办化歧途,关键在于领袖与军队和人民的联系。而领袖联系人民和军队的关键却在用人。如前所述,用人得法,则不乏贤才良将联系人民和军队,既得下情,又行上意,民主集中,一同天下之义,政通人和。人才得用,赏罚自明,何愁奸佞不去,天下不治?反之,仍局限于失败的组织制度中惑于“四助”伪言,则买办权奸壅主自重,欺上压下,狐假虎威,内外勾结,天下必大乱而不可救。

    领袖联系人民和军队,除用人关键环节外,还应抓住一切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出现)的有利时机,解放人民。现在人民被捆着手脚,受着压迫,惟解放人民才能获其强有力支持!

    近年民变频频,皆告状无门之民众心怀不满自发反抗,与当局暴力对话。而我每每只求息事宁人,既惩闹事之首,也换当事官员,却往往顾忌牵涉大员势力而不敢依法公正处理,更不能深究根源铲除贪腐黑恶。“乱”虽暂平,但民心不服,黑恶贪腐势力依旧,民怨依旧。

    民变者,乃民众与地方当局矛盾激化之产物,其中必有贪腐黑恶积民怨惹民愤。因此,凡民变皆领袖联系军队和人民,以获其支持,并解放人民之良机。每逢民变,最高领导应速派爱国爱民干练廉洁钦差大臣(如果还有的话)去当地公开审理案情。钦差应带警卫部队(维持秩序,联系群众,监督当地公安),并带全套办案人员,包括法医等技术人员。接管保护全部案卷及在押疑犯,杜绝当地公安(已成一方当事人)可能采取的逼、供、信,及串供。若处理得好,公正解决,不冤枉好人,不放过坏人,则可重获失之已久之民心,使一方长治久安。一地处置得当,则天下归心,稳定大局。(相反,若一地以压服求稳定,使贪腐黑恶逍遥法外,或可暂稳,但人心不服,终酿天下大乱。)

    民变固然有其破坏性,但其使矛盾暴露,而且民众的自发反抗正说明其强烈的变革要求,正可趁此时机在人民支持下公开审理顺藤摸瓜,揭开地方黑盖,牵出幕后黑手,清除贪腐黑恶势力。并就势利用民众的政治热情进行公正的选举,(因各地出现官黑勾结的地方黑恶势力,现基层民主选举往往有名无实。而民变恰恰提供了借此铲除地方黑恶势力之良机。)重建真正代表人民的各级民意机构和当地政权组织,如此可摸索出一条基层民主改革之路,并从中发现真正为人民谋利益为民众信任的领袖人物,作为联系最高领袖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加以培养历练。执政党若有整党意愿,也可就此广采民意,去腐纳贤,纯洁其基层组织。

    如此一箭数雕,君权因有人民和军队支持而得势,成为强有力的人民领袖和军队统帅。人民因有领袖组织和军队撑腰而重获解放,确立民权;人民的斗争因而受到鼓舞,并规矩约束其暴力破坏因素转化为推动历史进步之积极斗争。军队也因有领袖统帅和人民支持而空前强大。如此可剪断官僚买办阶级之根基羽翼——沆瀣一气的地方买办贪腐黑恶势力,使买办阶级在政治上陷于孤立。领袖、军队积极配合人民的斗争,挣脱了枷锁而重获解放的人民必将焕发出移山倒海之伟力,给领袖和军队以极大的支持。

    抓住各地方民变之机为其民主改革试点,变坏事为好事。数次之后,即可总结经验,聚揽人才,培养骨干,逐步向全国推广(铲除贪腐黑恶势力的)真正民主改革。这实际上是1949年胜利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再现。各地方的民主改革是中国人民反对买办殖民地化道路的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领袖不能统帅军队组织人民自上而下完成此民主改革历史使命,则人民的斗争必会自下而上(在产生自己的领袖并组建自己的军队后)完成此民主革命历史重任。人民盼望领袖救其出水火,如希望破灭,就会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历史选择哪条道路,取决于最高领袖的魄力和决心!

关于建立人民民主制度

    不论任何国家,须首先为一强权组织。惟强权方可外御其侮,内安其境;否则无法维持国家存在与社会发展最基本之安定秩序,无强权无以立国。何谓民主?社会自身有力量制衡国家强权,并形成民权制度,乃民主是也。这是国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在此之前,在社会自身无力制衡国家强权时,则为独裁;即使有民主之形式,其执政权力也非来源于民,而仍旧来源于支撑政权的强力组织——军事力量。其民主也是上面的赏赐。(如文革,尽管有许许多多群众组织,但能存在下去的群众组织均有上层权力支持。到文革结束时,大鸣大放、罢工、结社等赏赐的民主权利就都被收回。)

    由此,我们也可明白,为何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尽管有民主的形式,却仍是个人独裁。而成为民主国家的关键——社会自身形成制衡国家权力的力量,则必须有以下几方面条件的成熟:1.社会成员强烈的公民意识——对公共公益事务的关切和热情(先有主人之精神,方可有主人之地位)。2.言论自由,传媒业的非垄断。人民的知情权和发言权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前提。3.社会成员非官方的组织程度。主要标志有二,其一是社会成员为维护自身及社会公共利益,及其它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形成大量非政府组织。其二是社会自身广泛而紧密的经济联系。4.社会成员一定的受教育程度。(即对国家大事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认识水平。)

    当这些条件基本具备时,社会就有力量制衡国家强权而进入民主阶段。现在,这些实现民主的基本条件正在逐渐成熟。人民在其历经国家民族和自身的苦难中,其公民意识正迅速觉醒;社会的经济联系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而密切;中国人民为维护自己遭受侵害的权益和国家民族及公共利益,正在形形色色的维权斗争中形成各种(不为当局正式承认的)非政府组织;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当局难以完全控制舆论;民众受教育的程度也有了显著提高。尤其人民从其无基本民主权力导致饱受内外黑恶势力压迫剥削的惨痛经历和深重的民族危机中深刻认识到人民民主的可贵。产生出对民权的迫切要求,社会民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目前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薄弱之处主要卡在两个环节:其一,传媒业的官方垄断,限制言论自由。(互联网虽不能被彻底控制,但也大部被严格控制。) 其二,民间非政府组织无合法地位。这两条反映了当权的官僚买办阶级对社会自身力量的压制和恐惧。也必将是今后人民争取民主权利斗争的焦点。那些巧言令色的伪民主派妄图在官僚买办势力绝对控制传媒业的条件下,煞有介事地搞所谓宪政或党内民主,其实质无非是在蔽民耳目,塞民之口后,欺骗愚弄不知情的民众为其篡权并分裂国家披上一件“民意”的合法外衣。人民的知情权和发言权是一切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最基本民权。凡无此基本民权的民主都是假民主。对此基本民权的态度也是识别真假民主的试金石之一。凡剥夺此基本民权,垄断着舆论玩民主和政治改革之人,多为别有用心的阴谋家野心家。

    目前官方对舆论(包括网络)的控制,更多地是针对民众对贪腐黑恶的揭露和对买办卖国的指责;相反,买办汉奸卖国,其言行却打着官家招牌堂而皇之。网监网管对涉及高官大员卖国贪腐的文章不仅随意勒令删贴,而且动辄封网,全无法度,网络管理规定形同虚设。

    网络有倾向性的片面严格控制关闭了人民与当局最后一个和平对话窗口,于是各地群体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去年瓮安及前后一系列民变恰值(以奥运为借口)封网,删贴高潮,岂是偶然。古人言“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今则“封网正酣贵州乱,刁民也可不上网。”防民之口如防巨川,剥夺了民众知情权和发言权,使贪腐买办无所顾忌,人民有冤难鸣,有愤难泄,恰恰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动荡难安之首要原因。那些刻意标榜亲民,奢谈政治改革之大员,若真有诚意,请先管住任意妄为之网监网管,还民最基本之发言权与知情权!

    人民的结社权也是最基本民主权利之一。长期以来,以稳定为由不准民间团体合法登记,甚至爱国团体也无合法身份,民间一切自发爱国及维权社团活动均受严格限制,尤以爱国团体为甚。如此平白无故限制维护主权之人权,自毁执政形象及合法根基,徒增不必要对立情绪,以自失人心而求稳定,可长久乎?

    人民作主之日,即买办垮台之时,官僚买办阶级与人民民主水火难容,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最大障碍。铲除买办势力有赖于人民力量的壮大,在清除了阻碍民主制度的最大政治障碍——买办阶级后,强大的人民力量必将主宰自己命运,人民民主则水到渠成。铲除买办势力是建立人民民主的必要条件,而实现人民民主则是消灭了买办阶级的必然结果。

    当然,民权的建立并非一定要等官僚买办阶级完全清除后,可一方面清除阻碍民权之买办贪腐黑恶势力,一方面就势进行民主改革,以解放人民而获其政治支持。指望不触及买办黑恶势力就可建立起民主制度,则只能是异想天开,与虎谋皮。买办势力占优的政治现实,必使任何“民主改革”都不得与其阶级利益相悖。并且互相勾结的内外分裂势力也会在惧怕人民追究其卖国孽债而妄图消灭祖国债权人的买办权奸配合下,以民主、自由、宪政为旗号,搞分裂国家的“颜色革命”。另一方面,买办阶级都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罪犯,这个应受法律追究的阶级根本不具任何享有政治民主权利的资格,更遑论其政治支配地位。因此,只有彻底消除这个压迫剥削人民的阶级,才能有人民民主制度最起码的自由空间、社会正义和公平基础。只有当人民主权原则真正确立起稳固而不可逆转之民权制度后,中国人民反对买办殖民地化道路的斗争才算取得基本胜利。国家才能基本防范内奸渗透进高层掌控国家大权而产生的各方面致命安全威胁。

民主所为何事?人民利益也!国家民族利益乃中国人民最大公共利益,凡讳言国家民族利益而高谈民主宪政者,多为洋人豢养利用“民主”分裂国家之道具,亦伪民主主义者。爱国与否,是区别真假民主的另一试金石。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支持中国人民“人权”“民主”,则不过是其压中国政府出让中国人民利益的筹码,完全是其用来压榨、剥削中国人民,及分裂中华民族的道具。

    吸取惨痛历史教训,避免再入买办化歧途。走出买办化殖民地化歧途的中国人民必将痛定思痛,吸取汉奸卖国的惨痛教训,效法韩国严惩韩奸之范例,彻底清算汉奸。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正对此迅速形成自己的原则共识: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中国人民一定要永世追究一切卖国者及其子孙后代!因其卖国收益无疑由其子孙继承,其卖国孽债也将同样由其子孙后代继承!而其卖国孽债决不能仅以其卖国收益计算,而是以其为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失+时间因素计算。

    卖国必殃及子孙!卖国必家破人亡!卖国必遗臭万年!事实证明,汉奸思想意识是有遗传的,或言传身教,或潜移默化,当代一些汉奸其祖上就曾是汉奸,汉奸子孙无疑是再产生汉奸比例最高之群体,最起码很难保证其有爱国心。因此,除其必须偿还祖辈卖国孽债外,对其职业和社会活动也必须有所限制,不得许其从事任何必须以爱国心为从业基本要求的一切职业和社会活动。汉奸子孙五代之内不得从政参军,不得作国家公务员,不得有各级民意代表的候选人资格,不得成为企业法人,不得从事文化、宣传、教育、司法和史学工作,不得公开发表对历史和公共事务的言论。

    再次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为永远彻底告别买办殖民地化道路,必将深刻反省二次入此歧途之精神根源——买办文化毒瘤。而铲除此百年毒瘤比之清除买办势力和建立民权,将是更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过程。须几代爱国英才至少百年兢兢业业不懈之功,铲除买办文化垃圾,消除其恶劣影响,实事求是地澄清纠正史学及各领域学术被买办文化颠倒混淆之处,继承发掘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并吸收他国文化精华,开创前所未有之崭新中华文明,以光复汉唐盛世,为人类文化作出超越古人之最大贡献,重塑失之已久之民族文化自信,再执人类文明大旗。

    为此需培养大批有理想抱负的爱国文杰才俊,从事教育、科研、宣传、文艺、史学等工作。既要全面开创第一流的学术研究,走在世界科技及文化发展前列,又要寓教于乐以雅俗共赏之文艺形式普及优秀文化至千家万户,潜移默化再造民族精神之魂。

    精神文化思想意识不同于其他,不能强迫人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人们要改变已有之思想意识需要时间及环境变化,因此对腐朽的垃圾文化的消除将是长期而艰巨的历史重任,(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只有下一代人在幼年全新的环境中接受优秀文化教育,才能有对上一代旧的文化糟粕明显的清除效果。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教育子孙后代,真正把教育当成万世立国之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必须超过德国、日本、以色列,以最大的财力投入和最优秀的人才搞全民教育,选择最优秀的教材,不漏掉任何一个孩子,并彻底改变现行教育制度对青少年的摧残和误导。必须吸取我国长期轻视教育,将其视为包袱而最终导致买办文化泛滥的沉痛教训,至少需要几代人卓有成效的爱国主义和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教育,我们的民族才能得到真正脱胎换骨的改造,彻底铲除买办文化毒瘤造成的“劣根性”——民族自卑自贱心理。

    文化与科技不能分离,任何民族文化都扎根于一定的科技发展水平上。中华民族的文化,原本就是包容性最强,以人类大同为理想,最适合人类共同发展的优秀文化;也是最重视宇宙普遍的同一性,最能吸取任何科技和文化精华的博大精深的科学哲学系统。买办文化造成的民族自卑心理极大地压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再次站起的中国人民将恢复民族自信,敢想敢说敢做,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举世皆惊的科技奇迹,并在此基础上将自己的传统文化——最优秀的科学哲学系统,推向全新的高度,再次成为人类文明的代表和学习的榜样。

    古代中国先进的文化曾同化了众多民族(包括我周边很多邻国),再创辉煌的中华新文明也必将同化更多的民族,而共同走向人类大同。也只有到那时,中国的民族自信才算得到彻底恢复,买办文化的毒瘤才算得到彻底铲除,才不会再产生汉奸。中国人民也才算永远告别了买办化殖民地化厄运!

    腐败是滋生买办的环境土壤,买办文化是滋生汉奸买办的精神土壤。在消除买办文化毒瘤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其恶劣精神影响虽会沉寂一时,但却并未根除;只有坚决抑制并始终不断地清除腐败,彻底铲除一切滋生买办的腐败土壤,始终保持政府廉洁,确保不再产生新的官僚买办阶级,才不致因买办得势买办文化又死灰复燃而使消除其毒瘤的长期努力前功尽弃。而要有效抑制腐败,又必须确保人民民主制度制衡监督作用。因此,永远维护国家制度的人民主权原则,坚持随时清除不断萌芽滋生的腐败,坚持长期不懈地消除买办文化的历史影响,是在扫除官僚买办阶级的政治势力后,永远彻底摆脱买办殖民地化道路的三个紧密联系的必要环节,缺一不可。而中国之所以在1949年彻底清除了官僚买办阶级的政治势力后又再次误入买办化歧途,也正是上述三个环节的问题。

    补充附录:关于买办化道路与对外开放

    中国再次走上买办化道路,并非始自1978年改革开放,但产生官僚买办阶级及其两个不可分割的原因——腐败 + 对外开放,却正萌芽发展于此时。中国真正开始再次走上买办化的发展道路,始自1993年6月开始的(不惜以巨大的经济灾难)紧缩货币的宏观调控。这就是美国前驻华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所说的“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的开始。[注12] 因此,“改革开放30年”这个概念是错误的。中国真正为自己民族利益进行的改革开放只有15年,1978—1993年。这期间的改革开放虽有很多错误,尤其是未能建立起商品经济必不可少的法纪基础,从而滋生了严重的腐败并迅速蔓延发展,并开始出现了侵吞国家民族利益胳膊肘外拐的买办;再有就是牺牲国家安全和产业战略,下马了大量尖端武器和战略工业项目,造成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以及合资政策不当造成一定程度的财富外流。尽管有这些严重错误,这15年仍基本属于中国为自己的民族利益而改革开放的年代,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也都发生在这个时期。而美、日等外国势力此时还只是在暗中渗透,还不能主导中国的经济政策。

    而93年6月以后,以紧缩货币宏观调控为标志,中国几乎所有的“改革开放”都是在为美国及国际资本利益服务,而且买办权奸在动手紧缩货币的同时,以“必须与中央宏观调控保持高度一致”为名控制了几乎所有传媒,在西方舆论的密切配合下为其灾难性的买办殖民地道路大唱颂歌,因此而产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传遍全球的神话。实际上是成了气候的官僚买办阶级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整整走了15年买办殖民地化道路。

    总之,这两个15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而非一个性质相同的30年。但这两个性质不同的15年又有其必然的因果联系,后一个15年之所以走上买办化道路,其一切必要条件均萌生孕育于前一个15年,这也是中国仅15年(任其腐败)的改革开放最沉痛的教训。

    对外开放并非导致买办化道路的必然原因,只有以法纪废弛而必然产生腐败的方式对外开放,才会产生官僚买办阶级。而如闭关锁国,则失与世界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交流科技文化之利,国家必因此而落后。对外开放理应是国家发展的有利因素,但只有在具备严肃的法纪环境和监督机制,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有效抑制腐败,而不滋生吃里扒外的官僚买办阶级的情况下,才能确保国家民族的命运由自己主导而不落入外人手中,对外开放也才是真正的国家民族利益。

    新中国之所以20多年未对外开放,不是我们不愿开放,而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而以后之所以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主导对外开放,恰恰是长期坚持独立自主政策维护民族利益,从而大大提高了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的结果。我们平等地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机会和地位正是我们自己长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对外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红利。

    对外开放也存在适度问题,适度与否的标准就是国家民族利益。而买办为外国利益服务,必然会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而单方面过度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开放适度与否也要受腐败程度制约,腐败越甚,财富外流就越严重,如此开放愈甚则衰亡愈速。

    只有彻底清除了腐败及因此而产生的财富外流,才可有更积极的对外开放而与国际接轨。如:取消外汇管制,人民币因实现自由兑换而真正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之一。(而在彻底根除了腐败和财富外流之前,惟有一定的外汇管制才能保证最基本的经济安全,人民币就不能自由兑换而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金融也必须在保证国内充足的流动性的同时,对国际金融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状态。因为没有一个欲走向富强的大国能够将其庞杂而开放的经济体系建立在腐败混乱的基础上。)

    另一方面,清除了买办势力而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中国,也必将彻底扭转损害民族利益的单方面过度开放。

    (全文完)

注1:见张宏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注2:有个叫冯昭奎的“精英”作诗妄言:“资源诚可贵,环境价更高,若为和平事,二者皆可抛。”(忽悠为“和平”而抛弃主权权益。)
注3:《共同社》10月25日文章,原题:麻生访华为众院选举预热“……对于中方而言,此次能与麻生就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加以确认已算是取得了成功。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中国考虑的是何时向何人送出大礼才最有效果’。”
来源:环球网http://www.huanqiu.com《日媒:麻生改变强硬 访华渲染友好》2008-10-26 http://china.huanqiu.com/eyes_on_china/politics/2008-10/263088.html
注4:美前驻华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美国有力量与时间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参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
注5: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注6:见《荀子•君道》。
注7:同注6。
注8:见《韩非子•孤愤》。
注9:同注8。
注10:同注8。
注11:同注6。
注12:同注4。


 



发件人:"yang_jun_qi" <yang_jun_qi@163.com> _ 2009-03-20 21:41:02 +0800 收件人: "大军网"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大凶之兆――连续日食

大凶之兆----连续日食

杨君起

2009.3.19

    新闻报道:7月22日,一场壮观的日全食将上演,全食带横扫我国中部长江流域。中国将成为2132年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日全食东道主国家。我们可以不在乎次贷危机,可以不在意金融海啸,可以不关注南海争端,可以不重视社会矛盾......但我们必须重视日食!而且是将连续发生四年的日食!

    本人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思想文化,而古人对天象的观察研究是孕育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端之一(和《周易》齐名的三易之一《连山易》就是起源于古人对天象的观察总结),由此衍变而来的知识可以分做两种用途:一是掌握节气、温度的变化规律用来指导农业生产或是作息起居。类似于现代人应用科学知识改善生存条件等。

    二就是用于占卜或者叫预测未来。那么根据天象进行占卜的依据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古人认为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而且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其在占卜领域的应用则体现为: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因此天象就是提前告知人们以吉凶祸福的征兆。

    占卜算作玄学范畴,由于其知识技巧基本采用单传或密授,因此在古代也经历了几盛几衰,唐代的《开元占经》应该算是古代天象占卜的集大成者了,而我个人最喜欢《推背图》。到了现代,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技术的发展,占卜完全没落了。但科学知识无法解释的未必就是虚假的和错误的,更何况在康德的二律背反真正得到解答前科学本身是否站得住脚还是个问题。因此我始终坚信“事实胜于雄辩”。那么以天象对人事是否可信,就以本文的主题”日食”来看个究竟,请看我转载收集来的文章:

    历史上日食出现的年代的前后基本都有大的灾难和标志性事件出现,日食集中发生的年代发生乱和战争的概率为95%,发生各种自然灾害的概率为95%以上

    2007年11月22日,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在于广州大学召开的“中国天文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上透露,2008年、2009年中国将连续两年出现日全食。一般来说,同一地点见到日全食要平均相隔300年左右,因此中国连续两年日全食非常罕见。

    2008年8月1日18时20分左右,日全食持续约2分钟,日食带从新疆开始,到哈密地区、甘肃、酒泉往下,会经过嘉峪关,直到西安与郑州之间,之后出现“带食日落”的奇观。朱进说,这次日全食的观测地点不太好,大多位于戈壁地带,但是天气良好利于观测,推荐的观测地点是嘉峪关。

    2009年7月22日8时左右的日全食则是百年一遇,更为壮观。这次日全食是前后百年持续时间最长的,将持续到6分钟,日食带沿着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横着走,经过成都、武汉、重庆、合肥、苏州、杭州、上海等大中城市,沿途约3亿人口的地带“笼罩”在日食阴影下。同时,全国都处于偏食带,在广州等城市如果天气好,市民还可看到日偏食。

    相关阅读:

我国日食观测史近4000年

    我国观测日食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948年就有人观测到了日食。中国在公元前2300多年前就有了当时最先进的天文观象台。中国历来重视日食的预报,据说夏代一位天文官因沉湎酒色,漏报日食,被砍首以警示玩忽职守者。

    我国有世界上最早、最完整、最丰富的日食记录。光是古书(至清代)的史料(不包括甲骨文),就有1000多次日食记录。最早是《尚书》记载的发生在公元前1948年的一次日食。《诗经》中更是详细记载了发生在公元前776年9月6日的日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世界天文学家普遍承认中国古代日食记录的可信程度最高,为世人留下了珍贵的科学文化遗产。我国古代夏、商、周时期因历史久远,缺乏精确的文字记录,因此难以精确地断代,而日食天象就像是一座相当精确的历史时钟,可以帮助确定一些历史事件的时间。

    1842年7月8日日全食
  鸦片战争(1840-1842)
  1849年2月23日日环食
  1852年12月11日日全食
  1857年9月18日日环食
  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
  淮河特大洪水(1850,死亡无数)
  四川西昌大地震(1850,7.5级,死亡20652人)
  黄河特大洪水(1855,黄河最后一次改道,死亡无数)
  十省大蝗灾(1852-1858)
  第一次英法联军(1857)
  
  1869年8月8日日全食
  1872年6月6日日环食
  1874年10月10日日环食
  1875年4月6日日全食
  长江特大洪水(1870,规模超1998年,有记载的长江流域最大一次洪水,死亡无数)
  四川巴塘大地震 (1870)
  西藏大地震(1871)
  丁戊奇荒(1876-1877,超级大旱灾,受灾人数1.5-2亿,约占全国人口一半,只华北各省饿死病死就达一千万)
  甘肃武都大地震(1879,8级,死亡3万,引发大洪水淹死10830人,方圆2000里六省140县市受影响)
  华北大瘟疫(1878年,河南十人九病,受感染人数高达一千万以上,死亡无数,清政府救灾大臣也死于疫病)
  
  1882年5月17日日全食
  1883年10月31日日环食
  中法战争(1883-1885)
  西藏大地震(1883)
  
  1887年8月19日日全食
  云南石屏大地震(1887,死亡二千人)
  渤海湾大地震(1888)
  黄河决口(1887,沿黄三省死亡人数达93万人)
  
  1894年4月6日日环食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四川道孚乾宁大地震(1893)
  新疆塔什苦尔干大地震(1895)
  四川石渠洛须大地震(1895)
  山西大旱(1892-1894,死亡100万人)
  
  1898年1月22日日全食
  1903年3月29日日环食
  戊戌变法失败(1898)
  义和团兴起(1899)
  八国联军(1900)
  淮河特大洪水(1898)
  新疆阿图什北大地震(1902)
  台湾大地震(1902)
  四川道孚大地震(1904)
  
  1907年1月14日日全食
  1911年10月22日日环食
  新疆沙湾大地震(1906)
  西藏大地震(1908)
  台湾大地震(1909)
  全国性饥民爆动(1906,抗捐抢米)
  甘肃浙江饥民爆动 (1909,抗捐抢米)
  长江中下游五省饥民爆动(1910,抗捐抢米)
  武昌起义(1911,中华民国成立,改朝换代)
  
  1936年6月19日日全食
  1941年9月21日日全食
  1943年2月5日日全食
  抗日战争(1937-1945,死亡三千五百万人)
  黄泛区大蝗灾(1942-1947)
  中原大饥荒(1942-1943,死亡三百万人)
  广东大饥荒(1943,死亡五十到三百万人)
  花园口决口(1938,死亡893303人)
  
  1948年5月9日日环食
  三大战役(1948,双方死亡人数百万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改朝换代)
  西藏察隅大地震(1950)
  
  1955年12月14日日环食
  长江特大洪水(1954,死亡人数一万以上)
  黄河特大洪水(1958)
  反右倾政治运动(1956)
  大跃进开始(1958)
  
  1965年11月12日日环食
  1966年5月20日日环食
  1968年9月22日日环食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政治大动乱,死亡人数估计有几百万人)
  七级以上大地震十次以上(1966-1976)
  刑台大地震(1966,死亡8064人,伤38000)
  云南海通大地震(1970,死亡15621,伤32431)
  
  1976年4月29日日环食
  唐山大地震(1976,死亡24.2万人,重伤16万人)
  三大巨头去逝(1976)
  东北坠下大块陨石(1976)
  拨乱反正(1976-1978,一个时代结束,另一时代开始)
  
  1980年2月16日日全食
  黄河特大洪水(1981,1982)
  中越战争(1979)
  
  1987年9月23日日环食
  中越海战(1988)
  自由化风波(1986-1989)
  XXXXXX风波(1989)
  
  1997年3月9日日全食
  长江流域特大洪水(1998

    2008年8月1日日全食
  2009年7月22日日全食
  2010年1月15日日环食
  2012年5月21日日环食

  2007-2012年中国境内连续发生多次日食,其中四次是笼罩全国大部分面积的日全食或日环食。根据对近代中国境内发生日食的研究,连续数年发生大面积笼罩全国境内的日全食和日环食的事例非常罕见。这样强烈的天象信号不得不引起人高度地关注。历史上发生日食的年份,其前后往往有大的灾难发生,并且连续发生的次数越多,灾难越大越多。
  
  注: 上面所说的日食是指笼罩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日环食和日全食. 扫中国一个角的日偏食, 威力大大减弱, 不在考虑之内.

    总结:

  (1)有大的灾难发生并不一定有日全食或日环食发生,但有日全食或日环食出现的年代的前后基本都有大的灾难和标志性事件出现。
  
  (2)日食集中发生的年代发生**动乱和战争的概率为95%,而发生各种自然灾害的概率也为95%以上。
  
  (3)2008-2012年连续发生四次日食,历史上可比拟的时代是1849-1857(发生三次,太平天国运动,大洪水,大地震,大蝗灾,外国入侵),1869-1875(四次,大洪水,大旱灾,大瘟疫,大地震),1936-1943(三次,抗日战争,大蝗灾,大饥荒),1965-1968(三次,文化大革命,很多次大地震)
  
  今后4年中,我国大部分地区可见5次日食天象,这5次日食分别是:
  
  第一次:2007年3月19日日偏食。除南海诸岛外,全国各地均可看到日偏食。
  
  第二次:2008年8月1日日全食。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河南等省(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可以看到日全食。此外,全国除台湾和南海诸岛的部分地区外可看到日偏食。
  
  第三次:2009年1月26日日环食。我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在日落前可以看到日偏食。
  
  第四次:2009年7月22日日全食。如果天公作美的话,这次日全食将是这5次日食中最精彩的一次。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可以看到日全食。全国其他地区都可看到日偏食。
  
  第五次:2010年1月15日日环食,云南、四川、贵州、重庆、陕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等省(市)的部分地区可以看到日环食,全国其他地区可以看到日偏食。

《后汉书•丁鸿传》: 日者阳精,守实不亏,君之象也。
  
  《晋书.天文志》: 日蚀,阴侵阳,臣掩君之象,有亡国。
  
  唐.李淳风《乙巳占》: 日蚀,必有亡国死君之灾。
  
  《晋书•天文志》: 帝曰:……故日月薄蚀,明治道有不当者。

    看完上文后,相信大家的感受应该和我差不多,那就是震撼,不是全部至少也是部分认同“天人合一”思想中有关天事及自然的各种变化必然在人事上有所体现的理念吧!在如今这个被技术严重异化、理性极端狂妄的年代里,最自然也是最及时的信号往往不被人重视,但等意识到时,已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汶川地震前,一直有关于上万蟾蜍大迁徙、井水沸腾冒泡等的报道,人们不但毫不在意甚至大有专家跳出来给予“科学”解释......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其能经地住历史的检验,虽然文中所列举的日食发生时所对应的历史事件基本是近、现代的,但在古书中也不乏记载,《资治通鉴》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就不一一列举了。

    今年是逢九年,所谓逢九必难(参见我写的《逢九必难》),加之愈发恶劣的内外部环境,真是替中国的未来担心;更为生活、奋斗在神州大地的自己和亿万同胞们的未来捏一把汗。或许担心是多余的,所谓是祸躲不掉,有福终要享,顺其自然吧。但若真遇上灾难,我们必须时刻谨记独善其身,绝不做恶,则佛祖、上帝、阿门自会佑护。

    下面在发一达人于08年2月发的相关文章,也颇值得我们借鉴和品位:

如何应对今后四年

    2008年2月4号立春,正式进入鼠年!天灾人祸将在今后四年里接踵而至。今后四年里,也许是最黑暗最可怕的四年,洪涝、地震、战争、瘟疫、饥荒是主题,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是大部分人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在灾难来临之时,人是渺小脆弱无力的,只能任由命运的宰割玩弄。可叹众人迷信于科学,自以为科学是万能的,恣意践踏着自然万物,豪不畏惧因果报应,率性而为放纵自己的欲望。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话不少人放置口头。可如何把握却没几人清楚。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才是救己掌握命运之道。冥冥中自有善恶之报,行恶者难走出今后四年,行善者自会受庇佑。都火烧眉毛迫在眉睫了,绝大多数人依然沉迷不醒,一头扎入财色名利的角逐中,还在为汲汲于其得失中,患得患失。看来还真不要命了。 没办法,现在的人都相信科学,都认为自然灾害就是自然灾害,它们的产生与个人无关,现在也不想再多言。还是着眼未来,讲讲如何度过未来的四年吧!

    现不妨以天象的出现为界粗略划分,以下时间都是重要时刻。

    2008年8月1日18时12分前后将发生日全食,甘肃省张掖市可目睹日全食。2009年1月26日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可看到日偏食。2009年7月22日长江流域可观赏到日全食。2010年1月15日将发生日环食,云南、四川等地区可看到。2011年1月4日下午和6月2日上午将出现日偏食。2012年5月21日环食带横扫广西、广东、江西、福建等地。

    2008年是一个过渡时期,洪涝、地震将很严重,南方大部分地方受灾异常严重。近年不要再投资股市、楼市,一定要在2008年上半年退出来,甭管亏多少赚多少。也不要去北京现场看奥运会比赛,不然自讨苦吃。现在可以考虑拿出钱购买日常生活物资以为将来做准备,别人笑话没关系,未雨绸缪,受害的往往就是那些不做准备自以为是的人。

    2009年后一切将更加黑暗,诸位好自为之。记住,一定要冷静沉着,不要人云亦云,不要随大众行事,依靠自己坚定的信念。不然,遭罪受害的便是自己。不要为了自己保命而不对伤者伸出援助之手,万一亲朋离去,也不要情绪失控过于悲伤,不要移动摇动即将咽气者的身子,更不要大声哭喊,这只会图增死者的痛苦。让死者安静地离去,若给以宗教的祈祷最好。

    处于最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坚信,冥冥中自有神灵庇佑自己,给自己精神支持,给自己鼓励。万一遇到绝望几乎无生机时刻,不妨反省这一生做了些什么对众生有益的事,自己命该不该绝,大生忏悔心,向神佛菩萨祈求重生机会,此时得全身放松,不要绷紧神经,痛就让它痛着,然后静心专注默念佛号,如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等,奇迹往往会不可思议的发生。

    到了2012年,一切将会转好,此年之前不久,奇迹将会在中华大地发生,乾坤陡转。可短短的数年里无数的众生……。

    心存善念身扬正气,上天自会庇佑。恳请诸位能够积德行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多吃素少吃肉,举手之劳能给人帮助时不要懒于伸手。时下,雪灾暴虐,不妨捐助些钱财以做功德,真心希望我认识的人都能平安度过这数年。希望见此文者能够发心忏悔,向善去恶,少些势利铜臭淫秽之气,多做好事,有益他人有益众生万物的事。不然谁也救不了你!能见此文者也是一种机缘,一定要相信自己,能平安度过这劫运!不要嗤之以鼻,到时后悔是救不了自己的。

    以推背图第四十二的谶做个结尾吧:

天美人自西来
朝中日渐安
长弓在地
危而不危

     祝好人一生平安!
     2009.3.19

 

 

发件人:"詹国远" <szzgy163@163.com>  2009-03-20 01:04:3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关于AIG发巨额花红的探讨

AIG是华尔街寡廉鲜耻文化的典型

詹国远

2009319日晚 

仲老师您好:冒昧给您写信。原因是刚刚看完您做客凤凰连线,谈美国AIG发巨额花红的事。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想就这片这个话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第一、花红该不该发的问题。企业发放花红的前提是企业赢利。AIG已经亏损到申请破产,何来利润而言?没有利润,何来花红?这些所谓“人才”为企业、为社会创造的是负效益,而非正效益,何来花红而言?而所谓花红非企业利润而是美国民众的纳税钱。这就好比一个好心人施舍一个叫花子,那个叫花子却拿着这钱去下馆子、住酒店。那你让这些好心人怎么想呢?

第二、美国华尔街文化是资本主义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典型。这次金融海啸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危机,这就是道德危机。通过这次危机海啸,我们看到了自由民主的表象背后所隐藏的极度自私和贪婪。当今社会虽然已不存在资本家和阶级的说法,但还是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阶层:既得利益阶层和弱势群体阶层。既得利益者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不择手段的巧取豪夺别人的利益和社会财富;而弱势群体只能被动的接受被剥削和压迫的事实。

这样所产生的结果就是社会贫富分化将越来越严重。那些既得利益者会通过“裁员、减薪、申请破产等手段”把危机转给弱势群体,而使得自身损失降到最小。“道德危机”产生的根源是当今社会缺乏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一定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这种信仰的缺失正越来越被“全球化”。我们应该看到“道德危机”是无法用经济手段、政策调控手段来解决的,他有赖于一个民族传统的延续。“革命”固然是好,但“革”的太多了,就会导致信仰的缺失。

第三、AIG现象在中国并不少见,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国泰君安高管发千万年薪和AIG如出一辙。看看胡润百富榜,你就会发现中国人攫取财富的能力绝不亚于美国人。那些趁着国企改革,拼命鲸吞国有资产而让自己身价一夜翻千倍的例子就更多了。

 

发件人:<goinghome2002@sina.com>  2009-03-20 13:08:4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仲先生好!

仲大军先生:昨天看了您在凤凰卫视连线节目的访谈,说得太好了,现在的所谓“人才们”,大部分都是罪犯和骗子,大家早都应该清醒了。我认为您应该去当总理。 祝健康! 袁小卫,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3-20 09:10:3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 09021 该死的金融危机

该死的金融危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何帆

Mar. 20, 2009

hefancass@gmail.com

    为了跟踪金融危机的最新发展,我们还得补习补习世界地理的知识。在所谓金融海啸第二波的议论之中,人们突然开始关注远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小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加起来面积不及江西省,人口大约相当于一个青岛市。这三个小国在历史上或被瑞典占领、或被德国侵略、或被俄国瓜分,它们曾经是苏联最小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直到1990 1991 年才相继宣告独立。还没有过几年消停的日子,波罗的海三国就被卷入了这场金融海啸。拉脱维亚政府已经因为金融危机下台了。但是,这一切和我们有何相干?拉脱维亚的人口只有230 万,不过相当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人口,我们为什么要去操心遥远的北方的烦恼?

    当年,印度尼西亚发生海啸的时候,很多人不是死于第一波,而是死于第二波。当第一波海啸过去之后,人们的警惕性就放松了,但第二波海啸的到来,和第一波一样突如其来,很多刚刚回到海滩的人们被卷入了滔天巨浪。如今,金融危机的新冲击波可能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更严重的打击。在第一波金融海啸到来的时候,有张流传甚广的照片:一个雷曼兄弟的年轻雇员,抱着自己的纸箱,黯然走出公司的大楼,不知自己的前途何在。到第二波金融海啸袭来的时候,受到影响的已不再仅仅是华尔街的小伙子们。

    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正在悄然变动,而真正的受害人将正式登场。许多遥远甚至偏僻国度的穷苦人们,或许就要遭受缘起于金融危机的灭顶之灾。回到波罗的海三国的故事。这三个国家曾经是东欧的“明星”,被誉为波罗的海三虎。尤其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20022007 年间,它们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是9.1%9%,几乎要赶上中国了。但2008 9 月之后,它们突然遇到了危机。外资大量流出、贸易逆差急剧扩大、国内银行间货币市场突然流动性干涸、其国债违约的风险大幅度提高。到2008 年第四季度,拉脱维亚经济增长已经变成负10.5%。去年11月,IMF 和欧盟突然提供了75 亿欧元的贷款给拉脱维亚,这相当于给冰岛提供的贷款的两倍。

    时移事异。当年波罗的海三国的风光,主要源于外资的大量投资和巨量的信贷扩张。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些国家的金融命脉均由外资银行,尤其是西欧的大银行控制。外资拥有拉脱维亚银行53.2%的所有权,在爱沙尼亚和立陶宛,这个比例甚至高达99.2%92%。外资在波罗的海国家大量投资,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劳动力价格便宜,而外资银行忙于在这里开疆拓土,主要是因为在这里贷款的收益率更高。由于这些国家的本国货币从长期来看有升值的压力,因此如果能借外汇,波罗的海国家的企业甚至居民都乐意借外汇。在拉脱维亚,如果你向一家外资银行贷款买房,你能借到的是外币,比如瑞典克朗!而且,外资银行在这里发放的按揭贷款,很多都不要首付、不查信用,活脱脱是美国次级贷款的翻版。在信贷急剧膨胀的刺激下,这些国家的房地产市场泡沫越来越严重。在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一般的公寓房子,能够卖到140万欧元,赶上了伦敦的价格。想象一下延边的房子卖到了上海的价格,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欧洲那些经济发达的富国从2007 8 月就已经陷入了金融危机。欧洲的很多银行在投资抵押贷款金融产品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流动性严重不足。为了收缩战线,它们不得不从东欧国家往回撤。所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有序的撤退很快变成疯狂的溃逃,资本纷纷“逃向质量”,抛售东欧国家以本币发行的债券,转向美国国债、德国国债等更加安全的资产。欧洲央行为了挽救信心,对欧元区的银行提高了贷款保护,相形之下,本来已经风雨飘摇的东欧显得更加不安全。更加棘手的是,由于波罗的海国家的企业和居民借了大量的外债,出现了严重的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欧洲进入经济衰退之后,东欧国家的出口陡然下滑,贸易赤字不断扩大,这给其货币带来了贬值的压力。贬值本来是一种常规的经济调节手段,但是要命的是,他们又借了那么多的外债,一旦本币贬值,他们还债的压力就会大幅度提高,甚至可能带来全民破产的局面。

    金融危机环环相扣。一旦波罗的海国家的金融体系崩溃,欧洲的银行体系将再度受到重创,尤其是瑞典的银行。瑞典的两个银行,一个是瑞典银行(Swedbank),一个是北欧斯安银行(SEB)在波罗的海国家的风险敞口高达800 亿美元。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等也在中东欧有大量贷款。“里加流感”可能很快会传染到全球金融市场。

    有没有办法救波罗的海国家呢?欧盟东扩的时候,已经拉拢波罗的海国家成为成员国。如果听任这些欧盟的新成员国破产,则欧盟会丧失政治基础。而如果要救,欧盟缺乏财政调节机制。很难想象让英国的老百姓多交税来帮助波罗的海的银行。如果让波罗的海国家立刻加入欧元区呢?欧元区内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如果通过这一途径救波罗的海国家,就意味着要向他们几乎无限制地提供欧元,而这酝酿着整个欧元区崩溃的危险。小小的波罗的海三国,很可能动摇欧盟和欧元的前途命运。再看更吊诡的地缘政治。波罗的海国家对俄罗斯有着特别的意义。这三国是俄罗斯屏蔽德国攻击的战略屏障。二次大战刚刚打起来,苏联就借机和爱沙尼亚签订了“互助条约”,随后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但西方始终不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统治。铁幕两边围绕波罗的海国家一直在暗暗较劲。当年苏联解体,就始自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俄罗斯对这三国仍然念兹在兹。更微妙的是,波罗的海三国都有大量的俄罗斯居民。立陶宛的俄罗斯人大约占总人口的9%,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俄罗斯人分别占35%30%。如果欧盟无力救助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能够作壁上观吗?这三个国家如今经济严重危机,愤怒的人们纷纷上街游行,亲西方的拉脱维亚政府已经宣告下台,俄罗斯如今的势力又和当年苏联解体之后不可同日而语,这些都是必然出事的温床。

    再把视野拉得宽广一些。从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来看,凡是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的时候,最终都要靠一场战争才能拯救美国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非罗斯福新政,才让美国真正走出了大萧条。二战之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直到最近的海湾战争、入侵伊拉克,无不有相似的故事。如果美国要走出这场旷日持久的衰退,但又找不到新的技术革命,那么一场新的战争就离我们不远了。如果这场战争是发生在阿富汗,那么巴基斯坦很可能会被牵扯进来,如果这场战争是发生在中东,或许会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直接发生冲突,无论是这里面的哪一种情况,都会涉及到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如果动荡发生在波罗的海地区呢?假设波罗的海国家动荡不已,俄罗斯乘虚而入,欧洲和美国会坐视不管吗?当事态恶化到战争的边缘,谁能保证不会出现偶然的走火呢?

    当东亚金融危机几乎接近尾声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发生了暴动,学生上街游行、商店被抢、银行被迫关门,最终导致苏哈托下台。当这次的美国金融危机一点点塌陷之后,金融海啸会带来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可能引发政治地震。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动荡和地震不会发生在金融风暴的台风眼,反而会出现在偏僻而遥远的地方。闭上双眼,我仿佛能看到成千上万的家庭陷入困顿和绝望,衣衫褴褛的人们流离失所,手无寸铁的平民生灵涂炭。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场该死的金融危机。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3-18 23:53:32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 09020 试看G20伦敦峰会上的三方博弈

试看 G20 伦敦峰会上的三方博弈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Mar. 18, 2009

zhangyuxuan@gmail.com

    将于下月2 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注定将成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大国就核心政治经济利益进行的一次多方博弈。现在看来,这次峰会被参与各方寄予了太多期望,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功利心态,最终可能成为“不可承受之重”,进而重蹈G20 华盛顿峰会覆辙,难以达成任何有关危机救援或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实质性方案。

    相比于去年年底低调参与G20 华盛顿峰会,雄心勃勃的奥巴马政府本次必然会高调参与并试图主导。美国政府的基调很明确,期望世界各主要国家能够协同实施刺激性财政货币政策,尽快将全球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从危机中解救出来;此外,美国希望敦促其他国家继续为美国政府融资,但前提是不能损害美国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国地位。

    作为次贷危机的策源地与爆发国,美国政府救市可谓不遗余力。货币政策方面,联邦基金利率已经降低至00.25%,美联储通过多种创新机制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导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在雷曼兄弟破产后的一个季度之内扩张了两倍。财政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先后推出了1680 亿美元减税方案、7000 亿美元问题资产纾困计划、7890 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以及2 万亿美元金融稳定方案。美国政府2009 财年财政赤字将达到创纪录的1.75 万亿美元,超过美国GDP 12%。然而,要尽快稳定美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仅靠美国一国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不够的。美国需要其他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配合,即各国协同在本国实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救助问题金融机构,这样有助于尽快恢复全球金融市场的投融资功能,维持全球贸易与资本流动的稳定。例如,如果欧元区与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则美国通过重振出口来拉动经济的计划就将落空。

     同时,美国政府还面临如何为本国救市成本融资的难题。现在来看,美国政府不外乎增发国债与印刷钞票两种选择。虽然发国债相对于印钞票的负面冲击更低,但美国政府能不能继续销售国债,则取决于主要债权国(中国、日本、英国、中东国家)是否愿意进一步购买。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一直致力于说服上述国家继续购买。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把第一次出访的地点锁定于东亚,就被媒体解读为是国债推销之旅。不难想象,美国将在伦敦峰会上进一步敦促其他国家购买美国国债。

     欧元区国家把国际金融危机看成是撼动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核心国家地位的重要机遇。所以,在国际货币体系重建问题上,美国将遭受来自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德)的强烈冲击。法、德将会提出一些致力于削弱美元、增强欧元地位的重建策略。美国核心地位也将遭到东亚货币合作加速的冲击,清迈协议的多元化,已将实质性的亚洲货币基金提上议事日程。

    不过对欧元区国家而言,现在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应对中东欧国家即将爆发的金融危机。由于外债负担沉重、贸易持续赤字、资本大规模撤出,部分中东欧国家可能重演1997 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欧元区国家拒绝了中东欧国家的大规模援助要求,这被中东欧国家视为是欧元东扩的欺诈与失败。欧元区国家的如意算盘是,希望动员东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充裕的外汇储备为IMF 增资,用IMF 的资金来援助中东欧国家,从而降低自己的援助压力。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强烈要求,要将对IMF 的注资与IMF 份额重新分配及投票权改革相结合。这点中了欧元区国家的要穴,因为,美国在IMF 中的份额是与美国的经济地位相符的,IMF 的份额改革意味着欧元区国家必须让出部分份额。

    欧元区国家之所以危机深重,与欧元区没有及时出台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有很大关系。不少分析师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增强欧洲国家争夺国际货币体系领导权的砝码,因为危机在削弱美国的同时,更大程度地削弱了欧元区。迄今为止,欧元区国家还不能推出泛区域的财政刺激方案。在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差异化日益增加的东扩背景下,欧元区货币政策被核心国家利益所绑架,是欧元区在危机中越陷越深的根本原因。尽管如此,部分受冲击较浅的欧元区大国还是提出了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就连平日的小表弟英国,也在这个问题上开始与美国老大哥分道扬镳。

    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参与G20 伦敦峰会有两大迫切任务。第一是敦促发达国家承诺放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全球外需萎缩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无疑令出口导向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模式走向尽头。毫无疑问,G20 伦敦峰会难以就对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达成任何实质性承诺,未来几年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将遭受显著冲击。第二是要求美国政府就美元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的市场价值提供承诺,并将此作为是否继续购买美元资产的前提条件。从温总理在两会闭幕后答记者问中可以观察到中国政府的类似立场。这包括要求美国政府将美国国债价值与通胀挂钩、要求美国政府发行可转换国债(债权人有权将美国国债以合理价格转换成被美国政府收购的美国商业银行股份)等。此外,如果其他国家要求新兴市场国家为国际金融机构注资,新兴市场国家将会要求进一步将IMF 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份额与投票权分配进一步向自己倾斜。

    当然,本次伦敦峰会也会提出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提案,例如将IMF 的宏观监测与国际清算银行或巴塞尔委员会的微观监管相结合等。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危机救援依然重于重建。美国、欧元区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将就救市成本的分担、如何刺激经济增长以及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等内容激烈博弈。这种三方博弈将加速国际货币体系三极鼎立局面的形成。

 

 

发件人:"panyi040" <panyi040@gmail.com>  2009-03-19 11:45:08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从可口可乐与汇源交易受阻看改革进程变迁

    编者按:针对国家商务部禁止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我国汇源果汁,社会涌出许多看法,大多数都是站在微观角度看问题,十分浅薄,还是看看这篇文章,从宏观角度思考一下问题。

中国产业安全面临外资并购狂潮

蒋志敏 李孟刚

    中国面临“井喷”式外资并购浪潮,“市场换技术”的预期未能实现,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压缩,经济安全面临外国家战略性产业的蚕食和侵吞后可能造成的严重的后果。

    据中国产业安全中心发布的2006/2007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中指出,最近几年,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态势。该报告说,自1993年以来,外资在我国市场上的占有率呈直线上升趋势,到2006年已超过31%,占有率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不但在某些行业形成垄断态势,并且进入我国钢铁、金融、水泥、等支柱企业进行并购,重点转向并购大中型企业或整体并购同一行业的骨干企业。种种迹象表明: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浪潮已经来临。

    随着这种并购的迅猛增长,我们所期望的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也未如预期,而我国产业对外依存度迅速攀升,相当一部分市场和原创品牌被外资掌控或取代,国内企业对产业的控制力受到削弱,面临外资对于国家战略性产业的蚕食和侵吞可能造成的严重的后果。

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新趋势

    最近一个时期,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直指产业控制权,呈现出新的趋势。

    第一,外资并购重点转向我国重要行业的排头兵,一些行业的国有龙头企业陆续被并购。外资企业利用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争相并购我国一些重要行业中的国有龙头企业,抢占制高点,其意图已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具有明显的操控中国市场的战略指向。例如,工程机械制造行业的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轴承行业的西北轴承公司,化工机械行业的锦西化机,油泵油嘴行业的无锡威孚有限公司,电机行业的大连电机集团,齿轮行业的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常州变压器厂,陕西鼓风机有限公司等,这些在我国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已经或正在被外国跨国公司并购重组。

    第二,外资并购的要求条件越来越高,一是必须控股,二是并购对象是行业龙头企业,三是未来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条几乎成为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并购的普遍要求。

    第三,外资在华并购还表现出整体并购、“全行业通吃”的战略意图。美国的卡特彼勒公司,从1995年开始,与徐工集团建立第一个合资企业起,就着眼于对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整体并购,已并购了山东工程机械厂,最近又试图通过控股投资方式收购厦门工程机械公司,还在谋求并购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如果美国这家公司的这一布局得以实现,就可能“通吃”我国工程机械行业。

第四,外资在华并购还出现了联合行动,既有外国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也有它们与有关国家的投资公司或基金的配合。例如在卡特彼勒公司并购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同时,美国凯雷投资集团于去年10月收购了徐工集团的股权。凯雷作为风险投资机构,很有可能将其股份转卖给卡特彼勒。

4-4-22006年外资在部分行业的市场占有率

                 行业             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亿元)        外资工业企业销售收入   外资市场占有率(%
纺织服装//帽制造业            5910.22                       2681.2               45.3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    4014.38                       2128.55              53.02
家具制造业                      1829.16                        935.43              51.1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703.7                       1050.06              61.63
塑料制品业                       6226.06                      2570.21              41.28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0137.34                      9442.13              46.89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  33054.43                     27126.14              82.07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3497.17                      2298.36              65.72

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外资并购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外资并购带来的一个突出的负面效应,就在于它很容易形成外资垄断,削弱我国产业及其对市场的控制力。近年来,外国跨国公司在我国形成的垄断现象已相当突出。

    在钢铁行业,产能规模全球排名前两位的米塔尔公司和阿塞洛公司,目前都已完成了它们在中国的并购布局。20057月,米塔尔以26亿元收购华菱钢管37%以上的股份;20062月,阿塞洛以20.86亿元收购莱钢38.41%的股份。阿塞洛虽然没有取得控股地位,但是已经与莱钢的另一大股东莱钢集团的股份持平。有消息指出,米塔尔、阿塞洛等已广泛接触国内地方钢厂等二线企业,如包钢、昆钢等,大有“将并购进行到底”的势头。

    在机械行业,200510月,国际著名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美国凯雷集团,宣布以3.7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控股权,这是国际投资基金收购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控股权的第一例。徐工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开发、制造和出口企业,徐工机械则是其最核心的企业。而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卡特彼勒已收购了山东山工机械有限公司40%的股份,并正与广西柳工、潍柴动力、三一重工、厦工等一大批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展开收购谈判。

    在水泥行业,并购风潮也不断涌起。200616日,海螺水泥发布公告称,摩根士丹利旗下添惠亚洲有限公司与国际金融公司,分别买下海螺集团持有的海螺水泥10.51%3.82%股权;3月初,世界第二大水泥企业瑞士豪西蒙公司宣布以1.25亿美元接下华新水泥为其定向增发的1.6亿股,如若审批通过,豪西蒙在华新水泥的股权将由原来的26.1%增加到50.3%,从而实现对华新的绝对控股;418日,世界水泥业老大拉法基公司一举收购了贵州本土3家大型水泥厂,此外拉法基公司还控制四川双马89.72%股权。外资在我国水泥行业的并购及参股已到了全面开花的地步,我国前五大水泥企业,除了浙江三狮外,其他4家企业均被外资并购。

    在流通行业,2005年商务部共批准流通行业外资企业并购项目24个。其中,上海永乐电器公司一次性向外商转让61个店铺;英国TESCO公司在境外收购了我国内“乐购”25个大型超市50%的股份。

    全国工商联并购工会会长王巍认为,在未来两三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资本市场将形成一个由外资并购主导的格局。如果外资通过收购获得主导地位或垄断地位的市场份额,或者收购与之竞争的市场领先企业,将导致外国跨国公司在当地市场份额迅速扩大并形成垄断,包括制定垄断价格,操纵市场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等现象都可能发生。对于外资的纷纷并购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不能低估。

    外资力图通过并购控制我国市场,将会对我们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一个国家产业的安全程度,从根本上取决于该国对产业的控制程度。在一个产业中,当外资企业的控制力大于本国企业的控制力时,该产业就是不安全的。首先,外资可利用其优势产品和垄断地位操纵市场,左右价格,获取高额利润,从而将大量财富转移至国外。其次,外资市场控制率的提高意味着民族经济生存空间的相对缩小,对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发生西方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大量并购,势必对我们民族经济的成长与发展形成遏制,影响我国经济的自立能力,特别是在能源、基本原材料、交通等基础产业和金融、流通等关键行业,外资市场控制率过高,将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不可忽视的威胁。第三,由于西方跨国公司技术优势的挤压,将会妨碍我们民族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使之在重要产品和关键技术上有可能长期受制于它们。如果我国的一些关键装备部门如轴承、齿轮的骨干企业被外资并购,甚至还有可能对我们的国防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2006年在中国39个行业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已在多数企业中拥有了股权控制权。而且随着独资企业在三资企业中比重的逐年提高,外资股权控制率将越来越高。(详细见表4-4-5

外资并购容易导致我国技术的空心化

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是引进先进技术。但在实践中很难实现,首先对外资而言,技术是其在东道国的立身之本,自然会对技术产生强烈的控制意识,并会采取一切手段防止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外溢。东道国通过示范和模仿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难度也正在增加。以并购换技术的目的,不是一厢情愿所能实现的。如果盲目地对外资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将会贻误本国产业发展的最佳时机。

4-4-52006年各行业外资股权控制率(资料来源: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

   行业        企业数( 投资总额(亿美元注册资本(亿美元) 外资股权  外方控制率(%)
总计               274863    17075.65              9465         7406       78.25
农、林、牧、渔业   5821        257.1                127          106       83.46
采矿业             970          81                   52           35       67.31
制造业             187458     10412                5924          4681      79.02
电力、燃气及水生产 1980         866                 332           195      58.73
建筑业             3876         308                 171           118      69.01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4743         572                 306           184      60.13
信息传输计算机软件 7045         349                 207           191      92.27
批发和零售业       15786        378                 223           181      81.17
住宿和餐饮业        6194        282                 153           112      73.2
金融业              182          59                  50            30      60
房地产业            14438       2271               1134           920      81.1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2070        396                265           225      84.91
科研技术地质勘查    6954         322                188           158      84.04
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 786         102                 60            41      68.33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3311        100                 65            49      75.38
教育                 196           5                  3             2      66.67
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 210          22                 12             8      66.6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308        138                 78            63      80.77
其他                 535         154                114            105     92.11

    现实情况说明,外国跨国公司投入或转让给我们的大多是所谓“适用技术”,而这些技术在国际上往往是属于二三流甚至是已经过时的技术,真正的高新技术、上游环节技术、产品开发技术是很少在我国转让或投入的。另一方面,国内受资方企业由于过于依赖外国跨国公司母公司开发的现成技术,自主开发动力不足,因而对促进自己的技术进步并未能发挥太大的作用。我国汽车工业中的不少大中型国有企业与外资合资已20年,至今一款自主车还未开发出来。这种现象在其他行业也存在。不仅如此,我国有些企业尽管花费大量时间、资金,已开发出属于自己的创新技术,但由于被外资并购,很快就被人家的技术所代替,随之而来的自主技术创新的力量也受到削弱甚至消失了。这种状况长此以往,我国的技术空心化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

外资并购容易对我国的产业品牌形成控制

    西方跨国公司在进入东道国时,大都会采取各种手段推广自己的品牌,通过强大的营销能力,排挤和打压东道国本土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我国在引入外资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也不仅仅是市场份额,还有尚未成熟的民族品牌。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以其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以及先进的营销手段,凭借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平台”,通过遍及全球的生产与销售网络,牢牢控制了世界品牌市场的格局,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自己拥有的品牌的生存环境正在空前恶化。

    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规模小、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化经营水平低等问题,很难从根本上挑战西方跨国公司业已构成的全球市场品牌格局,在与这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也很容易受到它们品牌的打压。

    在开放的全球环境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往往不得不接受跨国公司的所谓全球化分工安排,放弃自主品牌,长期为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贴牌加工,或者长期作为地域性的小品牌存在,艰难地寻找和填补市场缝隙。而那些具备成长潜力或可能对西方发达国家构成竞争威胁的企业或品牌,又往往容易成为西方跨国公司兼并或收购的目标。我国曾经活跃一时的国内知名洗涤用品品牌活力28、白猫、熊猫、天津加酶等,如今大多已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国际上规制外资并购的经验及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外资并购审查是相当严格的。它们以严格的法律程序和国家意志来保护本国的产业安全。

    美国是全球第一个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的国家,其并购法规体系包括国会规制并购行为的法律和政府规制并购的行为准则。2005年,中海油试图收购美国的优尼科石油公司,引起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致使这一收购计划被搁浅;2006年,阿联酋迪拜港口世界公司,出资68亿美元收购管理美国6个港口码头业务的英国铁行轮船公司,虽然该交易获得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批准,但是最终也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20073月,为进一步加强审查和控制外国公司投资美国敏感的经济和技术领域,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23票对0票的结果通过了《2007年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资改革和增加透明度法案》。该法案扩大了政府对计划投资美国涉及国家安全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外国公司的审查和管理权限,也加重了对违规的外国企业的惩罚措施。新法案还加强了国会对政府有关部门的控制。法案要求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要把对外资的审查结果上报国会。此外,如外国公司欲收购属于国家所有的美国产业,审查期将由原来的30天延长至75天。据悉,参议院不久也将提出相关法案,预计参议院的法案将更加严厉。由此可见,作为头号经济大国的美国,把产业安全、经济安全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德国,法规规定外国跨国收购达到25%50%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时,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当收购产生或加强市场控制地位时,这种收购将被禁止。在加拿大,任何超过2亿美元的并购协议,都必须经过加拿大政府批准方可生效。

 

 

 

发件人:<cccf_china@facilitator.ngo.cn>  2009-03-05 00:11:09 +0800 收件人: <cccf@facilitator.ngo.cn>抄送:标题: [CCCF] 农民工眼中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我们反思什么?

协作者之友理事长 李涛

20093

有一个游戏,有助于我们找到生命中最值得去做却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事情:问问自己,大难当头之际,什么事情是你最无法割舍的?那么这件事情就是涉及你人生发展中的最关键,也是最脆弱的因素。社会如人生。10 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先后遇到了两次殃及全国的灾难,一次是6年前的SARS 危机,一次是今天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冲击。这两次危机中,我们都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农民工。

SARS 到金融危机,我们再次看到社会各界痛心疾首的思考与呼吁,媒体铺天盖地的渲染与关注,透过“关爱”、”善待”、“加强”……慢慢的品出这其中渗透的不安:“农民工会不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把农民工当作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一个容易失范的群体。事实上,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正是在家乡无法实现就业、无法获取现金收入的农民,他们早就是失业群体,而他们选择的却是背井离乡,用自己的双手争取体面的生存。如果他们要偷、要抢,当初何必出来受这份窝囊气?!

没有一个农民是揣着卖猪换来的路费,进城去打劫,“流动人口”是个大范畴,城市出现的一些流动人员犯罪,他们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是两码事。常识告诉我们,大多数农民工都很老实,你拖欠他一年工资他都在那老老实实的,偶尔上个街讨个工钱,大家都觉得这事闹大了。调查显示,大量农民工都表现出一个共性:在城里面找不到工作,通常是在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左右,就马上往别的城市流动,或者选择回到家乡去。他们都不愿意流落街头。道理很简单:他们觉得,如果流落到街头,这事让老乡知道了,传回老家就抬不起头了。在乡村熟人社会,传统伦理约束机制依然在发挥作用。这是一个知廉耻讲礼节的群体。

同样,没有一个农民工在外找不着工作就返乡犯罪,这道理也是常识。因为农村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一套固有的传统伦理道德,这些伦理道德约束了他们的言行。农民工在农村不像在城市是流动人口,返回家乡有一种空前的归属感。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常识!相反,近日看到的报道,却是一位找不到工作、钱财被窃的农民工在广州火车站选择了割腕,而不是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去打劫、去报复。放弃自己的生命,这已是最后的抗争,如果鲜血还不能让我们改变谬论,我实在无话可说。

常识告诉我们,农民工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有一位乡干部总结20 年的乡村工作经验时告诉我,农民不患贫,患不均。这话直白的说法就是,农民从来不怕受苦遭难,最怕的是遭遇不公。受城市文化的影响,农民工为人处事规则和对问题的分析判断,更加讲究公正性和是非人情的法理性。所以,不公才是导致农民工成为不稳定因素的关键因素。

我们要警惕有人试图制造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神话。这同样不是第一次把农民工当作没有经济理性、缺乏进取精神的群体了。从十几年前,就有人提出了“筑巢引凤”、“以创业潮促返乡潮、发展潮,一潮带三潮”,背后的思考却是怎样提防农民工与城里人争饭碗,确保城市下岗人员的就业,“腾笼换鸟”!回归到生活的常识中去看生活,该创业的农民工实际上都创业了,没有条件的也不会因为金融危机的到来就能创业!

市场经济是一个制造欲望的东西。创业当老板始终是农民工的梦想,这么多年来,遭受底层生活的压抑之后,恐怕没有一个群体像农民工这样如此强烈的渴望通过职业地位的上升进而改变社会地位了。农民工进城之后,大都有一个自我创业的梦想,只要条件成熟就会果断的去做,事实上,从乡村到城市,我们看到的非正规就业领域内的自我创业单位,从小卖部到包子铺,60%以上属于农民或农民工的自我创业的产物。而此次
返乡是一个非正常现象,因为能创业的农民工早就回家创业去了,而条件不成熟的也没法创业。相反,大量的社会舆论影响,加上失业的压力,会迫使一些正在犹豫的人迫于形势压力,过早的开始创业,对这些不具备创业条件的农民工而言,如果是因为找工作难而促使其创业,那么在目前整体经济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其面临的创业风险比平时更大。一旦创业失败,对于这些失业的农民工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们也要警惕“就业救世主”的神话。当金融危机表现为失业加剧,当我们开始号召帮助农民工就业,我们更需要警惕:是否在习惯性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否正不自觉的以“救世主”的姿态对待“弱者”。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把农民工当作缺乏就业能动性的群体了。建立一个全国有序、规范的劳务市场的口号已经喊了20 多年,但农民工的无序流动却从未停止过。

20 多年来,全国大部分的农民工自己解决就业,或者通过老乡介绍工作,他们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找的就业机会,真正依靠相关部门有组织的实现就业的农民工不到10%。而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是我们“帮助”了农民工就业,现实却是农民工创新了中国的就业模式!

这些都是常识。在理论与资讯泛滥的时代,我们需要回归到常识去看我们的生活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一个人,背着简单的行囊,告别故乡,走向陌生的地方,找工作,挣钱,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租房子,看病,识别各种陷阱,受气……这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生活智慧与勇气、值得尊敬的人。问题是,他们不是一个,而是上亿个,他们不仅改变着自己的命运,而且推动着一个国家的变革,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上,也同样
表现在推进就业模式变革、流动儿童教育改革、社会文化变革、消除城乡差别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创新。而这样一个被称为“弱势群体”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力。

他们不需要同情与可怜,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平等的发展环境。只有回归到这个基本的常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与还原农民工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

我们需要反思,我们追求的发展究竟是谁的发展?当我们追求无限上升的财富指标的时候,是否可以同等重视最底层的保障网的建设?我们并不反对每个个体都可以得到上不封顶的财富积累,但我们至少要保证每一个向下坠落的弱者都得到最下限的生存安全的保障。我们对社会保障的跨地域转移的改革期待了太久,以至于商业保险公司已经可以实现全球化的转移,我们依然在期待社会保障的跨省转移。

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金融体系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当我们努力注资帮助一些“500 强”更强的时候,为什么视最需要资金的穷人于不见?我们并不反对强者可以得到更强大的资本的支持,但我们至少也要满足穷人的最基本的发展资金的需求。我们认为穷人是没有信用的,那么,那些使大量财富蒸发,最终酿成了这次空前金融危机的人,信用又在哪里呢?

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就业用工体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我们出台各项优惠落户政策吸引凤毛麟角的精英人才的时候,为什么视那些在城市里已经生活了十几年的流动人口于不见?我们曾经感叹“农民工都回家过年了,这城里连个卖菜的都没有了。”而今天,我们终于发现,“农民工都走了,我们的房子租给谁?我们的东西卖给谁?”卖与买,读音之差,却是“廉价劳动力”与“生活消费者”天壤之别的角色定位。如果我们对社区的邻居充满防范、排斥,我们的这个邻居也不会热爱这个社区,当这个社区遭灾的时候,他将跑得比谁都快。城市只有把农民工当作家人,农民工才会把城市当作是自己的家,同患难,共担当。城市如此,乡村如此,国家亦如此。

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治理结构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我们努力转变政府职能发展市场部门的时候,是否应该同样重视第三部门的发展需求?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需要自由的经济市场,同时我们也需要填补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社会真空。通俗的说法是,一个稳定的国家,如同一只三条腿的凳子,其中一条腿是政府,一条腿是企业,一条腿是社会组织,从而构成社会稳定的保障。当凳子倒了的时候,祸及的不仅仅是位于凳子最边缘的人,而是坐在凳子上的所有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培育第三部门,发展社会组织,并非是边缘群体、困难群体的需要,而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共同需要。

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社会服务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我们日益加大公共服务设施投入的时候,是否可以同等重视服务的有效性?中国改革的焦点正在从经济问题转移到民生问题,传统的静态的社会服务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高度流动、分层的社会结构需求,而社会服务的创新,需要技术化、专业化、社区化、社会化,其中,核心的问题是培育社会组织,推广社会工作,开放社会服务——由行政化的社会服务转变为专业化
的社会服务,由政府包办的社会服务转变为公开采购的社会化的社会服务,由自上而下的运动式社会服务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参与式社会服务。

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政策落实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全民对某个问题达成认识上的一致,这没有问题,但问题出在我们为了凸现对该问题的重视,往往会过分强调全社会各部门采取一个步调去做一件事情。我们的潜意识里是否依然希望通过运动、口号去解决社会问题,而非技术、方法、理念?面对金融危机,解决就业、促进创业似乎成为各个部门的首要任务。实际上,每个部门、每个组织按照社会赋予的角色期望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的本份,自然就是对问题最好的回应。“国家的政策是好的,到了下面就走了样儿”——这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农民工信赖政策,却怀疑基层部门政策执行能力的复杂心理。这是一个理性的群体,他们践行实事求是的真理,以可操作、可衡量、可实现的评估标准考量政策的成效,这些常识的智慧,远非某些专业评估精英能力所及。

灾难面前,人人平等。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稳定和谐的标准,不是只看这个社会的精英得到了什么待遇,而是我们要审视底层的边缘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只有灾难让我们刻骨的感觉到,我们每一个人是如此的平等,从SARS 这样的瘟疫性灾害,到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性灾害,从华尔街的精英,到流水线的苦力,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受难者。从这个角度上讲,不要再以救世主的姿态面对弱势群体、面对农民工了,需要拯救的实际上是我们全部的人。这是常识的判断。

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平开放的就业制度,建立更注重雪中送炭的金融信贷机制,培育社会组织发展社会工作,剩下的事情,放手让农民工自己去做吧,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么,不如放手,相信他们可以发展得更好。痛定思痛,这是我们对待历次危机与教训最正式化的反思态度,而好了伤疤忘了痛,却是我们对待历次危机与教训最生活化的处世态度。

某项政策的改革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社会服务模式的创新可以有一段时间的探索,而城乡分割、贫富差距造成的文化、心理的差异,隐藏在背后的“等级意识”,却是需要一个民族拿出百年的勇气去直面的。亡羊补牢,犹为未晚。我们毕竟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开放社会,我们旗帜鲜明的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我们一如既往的体恤这个国家最底层人群的利益保障。我们相信,SARS 过去了,金融危机也终将会过去,两会正在召开,我们还会迎来并创造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

而形式各样的危机也会始终存在。人类的进步并不在于我们存在了多长时间,经历了多少事,而是我们记住了多少,借鉴了多少。

   (协作者之友通讯,如需转载,请注明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供稿,并请告知电话:010-8621-9405;电邮:cccf_china@facilitator.ngo.cn
 

 

 

发件人:<cccf_china@facilitator.ngo.cn>  2009-03-05 00:11:09 +0800 收件人: <cccf@facilitator.ngo.cn>抄送:标题: [CCCF] 农民工眼中的金融危机 

农民工眼中的金融危机调查报告(数据篇)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课题组

2009年2月

概述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作为居民,他们推动着我国城镇化的持续发展。08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我国众多实体企业遭遇重挫,由此影响到农民工的就业问题。2008 12 月,国务院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做好农民工工作提出了更加细致的政策规定;2009 2 3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这是近几年由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民工工作部署政策力度最大的一次,不难看出当前做好农民工工作的重要性所在。那么,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工在务工过程中的主要困难有哪些,又是如何克服的?他们怎样看待金融危机?现行的社会服务对他们又有多少影响?他们是如何评价的呢?

    带着上述问题,协作者于2008 1 月中旬开始,委派工作员、农民工志愿者,在返乡的同时开展当地“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现象调查”;同时,针对京津冀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主要劳务输入地的打工者进行调查访谈。本次调查以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方式进行,历时一个月,共有33 名调查者参与。其中,重点邀请了16 名农民工志愿者,在自己生活、工作的地区以“生活者”的视角进行观察、了解,并参与撰写报告。

    调查问卷共设计了38 个问题,涵盖了农民工就业情况,对金融危机的认识和返乡情况,社会政策支持与服务情况,以及对未来的计划情况四个部分。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56 份,回收问卷465 份,其中有效问卷422 份,问卷发放区域主要集中在劳务输出密集的地区,包括安徽、江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鲁西南)、山西、湖北、湖南、广西等10 个省;以及涉及农民工劳务输入的重要城市群:珠江三角洲的深圳、广州等,长江三角洲的南京、苏州和无锡,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以及福建等共16 个省市。作为致力于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于城乡社区的民间机构,我们希望此次调查能够为全社会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协助农民工平稳发展提供现实依据,为我国社会公共政策的改革和服务创新尽绵薄之力。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中男性268 人,占63.4%;女性150 人,占35.5%(见图1);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16-30 岁的占了73%。文化程度以初中毕业为主,占45.9%;高中、中专以及职业技校占到32.4%;小学文化程度占到7.1%;大专、本科生占到12.3%;文盲占到1.7%(见图2)。结合协作者于2004 年进行的“京粤青三地农民工生存与发展基本状况调查报告”的相关数据比较显示,当时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上的占21.3%。时隔5 年,本次调查显示,农民工中“高中、中专或职业高中”的比例上升了近10 个百分点,达到32.4%。同时,农村青年学校毕业(或辍学)后的第一选择依然是外出进城务工。

1:被调查者的性别比例

 

 

2: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

    根据问卷数据显示,其外出打工的方式是,“一个人在城里打工”的占到52%;“夫妻一起进城打工,孩子老人留在家里”占到23.9%;“和亲戚一起进城打工”的占到14.4%;“全家人一起进城打工”占到8.5%

422 份有效问卷中,农村户口占70.5%;城镇户口占11.4%。这一数据和2004 年协作者“京粤青三地农民工生存与发展基本状况调查”的数据基本一致,表明农民工绝大部分是来自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省份的农村。同时也可以看到人口密集且就业压力大的中西部城镇的青年居民,也会将到东部沿海大城市务工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选择。

   
从问卷的统计分析看,在外流动打工时间在3 年以内的,所占比例为45.7%3-5 年的占23.2%5 年以上的占29.7%(见图3)。而2004 年协作者“京粤青三地农民工生存与发展基本状况调查”中,时间达到5 年以上的比例是22.5%,从中可以看到农民工长期稳定在外务工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

 

3:被调查者外出务工时间长度

 

 

就业渠道

    调查分析显示,接受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也涉及一部分非正规就业领域。其中,从事流水线普工的占21.6%;技术工人占21%;从事建筑行业(包括装修、打零工)的人员占14%;服务业(包括厨师、服务员、家政、美发等)占7.1%;自己做小生意的占6.6%;管理人员占8.5%;销售人员占8.3%;文员占4%

    结合深度访谈,调查者发现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就是第二产业(工业及建筑业),特别是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企业缩减工作时间、放长假或裁员。而金融危机对于第一产业农业及农村的影响并不明显,农村相对封闭的环境,尚可自给自足的生活,使得部分村民对金融危机毫无概念,即使了解到同村的外出打工者年底被裁员提前返乡了,也并不觉得其中有何不同的意义。同时,乡镇企业在当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就地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而金融危机对第三产业的影响也尚未突出显现出来,金融危机尚未广泛波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在1000-1500 元间。在422 份问卷中,有158人集中在该范围内,占37.4%1000 元以下的占15.6%1500-2000 元的占22%2000 -2500 元的占9.7%2500-3000 元的占6.2%3000 元以上的占6.4%(见图4)。收入在3000 元以下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行业、服务业工作,或是流水线工人;收入在3000 元以上的主要是企业的管理人员、高级技术工人。

 

4:农民工月平均收入水平

 

    就整体收入水平来看,2004 年协作者“京粤青三地农民工生存与发展基本状况调查” 显示,当时农民工月平均收入水平主要集中在500-800 元,占58.1%,月平均收入在1000 元以下的占调查总人数的84.4%。本次调查,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15.6%,相比较2004 年,所占比例减少了68.8%。说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整体上有一定的增长,同时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开始显现出来。

    另外,在“当外出收入平均每月达到多少元时,您更愿意外出务工”一项调查中,有44.7%的农民工选择在1500-2500 元范围中,选择1000 元以下的占到5.7%1000-1500 元的占到12.3%2500-3000 元的占到12.3%3000-3500 的占到10.4%5000 元以上的占到11.4%(见图5)。这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城乡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农民工群体对于自己的收入水平有了新的期待。

     在进行访谈时,调查者也感受到,农民工对于工资水平的期望越来越高。一方面由于物价上涨,生活开销不断加大;同时,他们的需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从单纯地满足临时性需要到发展性需要。另外,借助手机、网络等现代化的沟通途径,他们的“人脉”更广,工作选择余地更大,有更便利的条件实现自己对高工资的追求。在北京东城区某家餐馆做主厨的小魏春节后将到海淀区的一家餐馆工作,这次工作的换动将使他每月的收入增加至少500元钱。“这是朋友给介绍的。我们厨师有个QQ 群,平时没事就上网聊几句,北京各家餐馆的状况都知道得很清楚。”

 

5:农民工期望的月平均收入水平

 

 

农民工眼中的金融危机

(一)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认识

    本次调查中,有233 人认为自己了解金融危机,并认为金融危机已经对他们的工作生活造成了影响,占55.1%;而了解危机,但认为目前没有什么影响的有153 人,占36.2%;还有33 人表示不了解,没听说也没受到影响的,占7.8%(见图6)。相比较而言,东南沿海工业区的打工者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而身处内陆的打工者并未受到明显影响。这一点也印证了大多数调查者的感受,金融危机对于沿海工业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工业区影响是比较大且明显的,对农民工的生活也造成了直接影响,对内陆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尚未明显显现出来。

6:农民工对金融危机的了解

 

    在进一步了解中,我们发现,当听到金融危机这个词,“工资降低”、“工作难找”是农民工最直接的两个反应,分别占到53%50.4%35.9%人次想到“企业裁员”,29.8%人次想到“物价上涨”, 28.4%人次想到“生活受到影响”,也有5.2%的人没有想法,认为没有什么影响(见图7)。

 

7:农民工对金融危机的第一反应

 

 

对于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工作所造成的实际影响,24.8%的被调查者表示因为金融危机的来临没有班加,工资收入明显降低;45.8%的人感到找工作的难度增加了;20.3%的人觉得生意不好做了;8.5%的人因为金融危机而失去工作;另有3%的人觉得没有影响(见图8)。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已经对农民工造成实际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大量农民工收入降低,其次是就业困难。同时,调查也显示,基本工资以外的加班收入是农民工收入的重要组成。

 

8: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实际影响

 

    而在涉及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中,却有45.4%的人选择了受到一点影响,但没什么变化;12.5%的人认为金融危机对自身没有影响;37.6%的人选择每月支出明显增多,影响比较大。农民工尽管遭受着金融危机造成的工资下降等直接影响,但并未将其视作严重性的危机,他们正在通过自身调节,努力将遭受到的不良影响自我化解掉。这也说明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严重地影响到日常生活领域,但是随着其持续存在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他们的生活也将受到影响并引出一系列问题,这一点在个案访谈中调查者感受较深,因为市场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子,其中某个环出现问题,其他环节也将受到影响。比如现在一些沿海城市工业区的主要企业因为金融危机订单骤减,直接影响了公司的生产经营。为了降低成本,公司开始裁员、降薪,迫使工人不得不离开工厂,工人的减少直接影响到工业区的餐饮、商店和文化娱乐场所的经营等,这种影响,又进一步反作用于农民工的社区生活。

    (二)提前(非正常因素)返乡人群的基本特征

此次调查的422 份问卷中,包括非正常因素导致的提前(非正常因素)返乡农民工和未提前(正常返乡或留城)返乡农民工。其中非正常因素导致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161 人,占总体人数38%。其中男性112 人,占69.6%;女性46 人,占30%。未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239 人,占总体人数57%;男性144 人,占60.3%;女性95 人,占39.8%;另有5%的人难以判断自己是否属于非正常因素导致的提前返乡(见图9)。

 

9:是否提前返乡

 

调查显示,提前返乡的人群中,从事流水线普工的占22.4%;技术工人占24.8%;建筑工人占19.9%;从事服务业的占8%;做小生意的和管理人员各占7.5%;销售行业的占8.7%;文员占1.9%(见图10)。不难发现,今年提前返乡情况存在于各个行业,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发现金融危机正渗透到各个行业,随着经济一体化发展,没有哪一个行业可以独立于经济链条之外,避免危机波及。

 

10:提前返乡人群职业分布

 

调查显示,相比以往的春节返乡时间,农民工提前7 天以内(含七天)返回家乡的占29.8%;提前8 天到15 天的占24.8%;提前16 天到30 天的占9.3%;提前30 60 天的占13.7%;提前60 天以上的占10.6%(见图11)。通过调查者集体的访谈信息反馈,08 年底提前返乡现象的确比较明显,往年的回家时间一般是在距离春节一周内,但是08 年春节近60%的打工者是提前近两周回家的,他们自己也归因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或直接或间接。比如,一名安徽籍打工者在广东东莞是以收废布条为生的,由于金融危机,服装厂的生意受到直接影响,订单减少,他的生意也受到了间接影响,收不到材料,不得不提前返乡。

11:农民工提前返乡时间长度调查

 

提前返乡的原因中,29.2%的人是由于工厂停产,提前放假;24.8%的人因为工资降低,不想做了,选择提前回家。由此可以看到,农民工群体有比较强的自我调节机制,当某一处的就业环境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时,就会自发选择其他道路,迅速向选择性更高的地区流动。调查中有4.4%的人已经被辞退;深度访谈折射出部分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不足,部分被裁员工的劳动权益并未得到充分保护;值得注意的是,有6.8%的农民工是由于政策吸引想回家创业。这些农民工身处异乡,通过媒体了解到返乡创业的信息。如果因媒体的过度渲染而使大批农民工盲目乐观辞职返乡,在当前经济形势不景气的状况下,他们面临的创业风险显然更大。一旦失败,生活无疑雪上加霜,同时对城市或乡村造成更大的压力。另有8.7%的人因为天气寒冷选择回家,这部分人主要在北方从事建筑行业工作(见图12)。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工厂效益,使得工人“没活儿干”,提前放假回家的农民工占多数,留在城市生活物价上涨,收入减少,“挣的不如花的多”,是农民工选择提前回家过春节的主要因素。

 

12:农民工提前返乡原因

 

当问及“您如何认识农民工提前返乡的现象”时,认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得不提前返乡”的,在提前返乡农民工中占65.8%,在未提前返乡群体中占53.6%;认为“属于目前金融危机下正常现象”的,在提前返乡群体中占15.5%,在未提前群体中占22.6%。在农民工群体对金融危机的了解中,已经将“提前返乡”与“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但并不认为“提前返乡”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必然影响,认为“原来工厂就不景气,工厂倒闭”的在提前返乡群体中占13%,在未提前返乡群体中占12.1%;认为“非金融危机因素,由于家中有事先回家”的在提前返乡群体中占11.8%,在未提前返乡群体中占7.5%;另有认为是“天气寒冷,工作受到影响”的在提前返乡农民工中占6.8%,在未提前返乡群体中占6.3%(见图13)。从上面的数据和调查者的整体访谈情况来看,提前返乡者均是一定程度上涉及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特殊性的因素,像北方地区冬季寒冷天气的影响。比如一位农民工在分享时说到,“我们在山东烟台,今年那边天气比往年太冷了,工地不让施工,所以就先回来了。”对于北方地区建筑工地上的工人,这就属于正常的季节性提前返乡。

 

13:农民工对提前返乡现象的认识

 

返乡后遇到的问题与困惑

(一)提前(非正常因素)返乡群体

    调查显示,提前返乡群体中,有57.1%的人返乡后表示家乡和外面一样,就业形势严峻,工作难找;33.5%的人回乡后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就业情况;5.6%的人回乡后工作比较好找。结合深度访谈分析表明,由于外出务工农民的家乡,本来都属于就业途径缺乏的劳务输出地,因此,即使没有金融危机的影响,对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岗位供应本来就非常有限。而5.6%的回乡就业情况较好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近年内陆地区的就业存量上升,农民工就业区域呈现多元化。

    针对农民工返乡,当地有哪些优惠政策及服务支持,调查显示,提前返乡群体中34.8%的人反应是不知道;了解家乡提供小额贷款创业的占22.4%;有定期提供就业信息的占15%;鼓励创业,提供技术支持的占12.4%;免费提供就业培训的占13.7%;了解到可以及时简单办理创业注册手续的占8.1%;有25.5%的人则表示家乡没有任何支持。

对于家乡对返乡农民工的相关支持政策与服务,接受调查的提前返乡农民工中,36%的人担心只是形式,没有实际作用;34.2%的人认为这些信息很重要,也很有帮助;21.1%的人觉得对自身没有影响和帮助(见图14)。一位来自安徽的志愿者在对8 名打工者进行访谈中了解到,他们对于当地有关部门有关返乡农民工的优惠政策了解得比较模糊,也只是听到电视里会播放“致返乡农民工的一封信”,但也没有实际的帮助,“都是口号,不管用,要是真的办实事,就应该到乡里到村里来招生做培训,你说电视里喊来喊去有啥意义。”返乡农民工大都是回到农村社区,而不是在县城,所以培训、就业政策服务的落实需要找到符合农民工的途径与方法,而农民工最担心政策只会成为口号和过场。

 

14:提前返乡农民工对家乡相关支持政策的评价

 

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在工作受到影响后更迫切需要外界的支持。调查显示,提前返乡农民工中,74.5%的人没有接受过培训;17.4%的人表示接受过培训(见图15)。在参加了培训的人中,14.9%的人接受了职业技能培训;11.8%的人接受了就业信息方面的服务;10.6%的人接受了创业指导培训;3.7%的人接受法律方面培训;人际关系、生活技能、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均占6.8%;健康知识(含职业健康)培训占1.2%;适应城市生活能力培训占3.1%;人生与职业规划培训占2.5%(见图16)。从总体数据来看,大部分的提前返乡农民工尚没有享受到相关部门的服务,接受了的服务主要集中在培训,主要涉及的是职业技能方面的,法律、健康、适应城市生活能力等综合保障性知识比较少。

 

15:提前返乡后是否参加了有关部门提供的培训

 

 

 

问卷显示,返乡后,农民工的困难体现在对2009 年的打算比较渺茫,占53.4%;工作难找占42.2%;习惯在城里生活,回老家不适应占23%;家里没有土地占6.2%;回乡后没有房子住的占3.1%;回乡后孩子上学要重新找学校的占6.8%(见图17)。

 

17:提前返乡农民工返乡后的主要困难

 


   
问卷显示,在影响农民工长期在家乡发展的因素中,选择挣不到钱的占44.1%;没有发展资金占37.3%;不好找工作占33.5%;不知道该干什么的占29.2%;家乡靠人情,不习惯的占18%;老家生活封闭不如城市机会多的占25.5%;在老家生活没意思占4.4%;孩子不习惯家里生活环境的占1.2%

     此次调查的提前返乡农民工最需要的培训分别为:外出打工的各种实用技术,占51.6%;创业指导占32.3%;法律法规占22.4%;人际关系占16.8%;生活技能占12.4%;健康就医占13%;适应城市生活能力占14.3%;农业生产技术占15.5%;人生规划占5.6%(见图18)。对于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主要源于他们对依靠技术过上更好生活的期望,掌握一技之长是其最基本的就业保障条件,也可实现工资的提升。

 

18:提前返乡农民工最需要的培训

 

调查显示,农民工认为,对于金融危机影响的缓解或消除,最有效的方法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有34.2%人次选择;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给予支持,占24.8%;创造农业生产条件,占16.2%26%人次选择中央加大农村惠民措施;17.4%人次认为要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制;23.6%人次选择创造更多创业机会;13%人次选择宏观经济政策倾斜,拉动内需; 9.3%人次选择加强社会服务(见图19)。

 

19:提前返乡农民工眼中缓解、消除金融危机影响的方法

 

    这组数据显示了返乡农民工对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的期望和需求方向,首先是他们就业问题的解决,这是根本。在深入访谈中访谈员了解到,现在返乡民工的基本需要就是“希望这些好政策能够得到真正的落实,把实惠真正送到返乡民工的手中,现在的政策得说到做到才是真正的好!”调查过程中,我们感受到农民工信赖政策,又怀疑基层政策执行力的复杂心理。

    (二)未提前返乡(正常返乡与留城)群体对于正常返乡与留城的农民工群体,调查显示,他们对于家乡就业情况的了解,45.6%的人觉得和外面一样比较严峻,工作难找;39.8%的人并不了解家乡的就业形势状况;6.7%的人觉得家乡工作应该比城市好找。

对于家乡针对农民工的相关支持政策与服务,39.8%的人表示不知道;17.2%的人表示家乡没有任何政策支持;18.4%的人了解到家乡有小额贷款;12.1%的人了解到家乡鼓励创业,提供技术支持;6.3%的人表示家乡定期提供就业信息;9.2%的人表示家乡提供免费就业培训;5%的人表示家乡对创业注册手续进行简单及时办理。对于这些家乡政策,31%的人觉得对自身没有什么影响和帮助;27.6%的人觉得这些政策很重要;24.7%的人担心只是走形式,并不能发挥实际作用(见图20)。

 

20:未提前返乡农民工对家乡相应支持政策的评价

 

大家面临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对明年打算渺茫,不知何去何从”、“工作难找”、“习惯城市生活,在家乡不适应”分别占36%30.5%24.3%(见图21)。对于新一年的经济形势,农民工普遍感到茫然,因此也需要更多的信心支持。这一数据也说明了为什么部分打工者舍弃了回乡过年的念头,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来年再进城找合适的工作比较难了,他们要“守住”自己的工作,同时超过1/3 的未提前返乡农民工和因故提前回乡的民工有个共同的感到迷茫的地方:明年做什么,我将何去何从。因此对于社会和企业来讲做好这部分人的培训和人文关怀是很必要的。农民工精神心理层面的关怀,以及人生规划和社会归属感的服务急需加强。

 

21:未提前返乡农民工设想回乡后困难

 

    对于影响农民工在家乡发展的因素,未提前返乡农民工中,35.6%的人认为老家生活封闭,不如城市机会多;27.2%是因为挣不到钱;25.1%的人因为没有发展资金;23.4%的人不知道干什么;17.2%的人认为家乡工作难找。也正是这些方面单一或综合因素的作用,使得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选择外出打工而非在老家发展,这是比较现实的想法和做法。城乡二元分割体制造成的差异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城市化以及现代化发展的阻力。在培训需求方面,37.7%的人最需要外出打工的各种实用技术;28%的人选择创业指导;24.3%的人选择法律法规;19.7%的人选择人际关系。这一点是和提前返乡的农民工保持一致的,因为这是共同的群体需要,他们追求的首先是客观的收入,更好的发展。访谈中很多地方的老乡也提到“外出打工的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没他们不行,但是现在靠蛮力也不行,不学点技术怎么能行呢。”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农民工对未来前途的困惑、对发展的迷茫,说明仅仅只是职业技术培训,并不能完全解决农民工的发展需求。

对于消除当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方法,接受调查的未提前返乡农民工群体中,有19.7%人次选择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30.1%人次选择创造更多就业机会;26.4%的人选择创造更多创业机会;22.2%的人选择中央加大农村惠民政策;20.5%的人希望创造农业生产条件;14.2%人次选择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制;18.8%认为应该靠宏观经济政策倾斜,拉动内需;10.5%建议加强社会服务。(见图22)这和提前返乡农民工的选择基本一致,农民工最需要的就是平等的就业机会。因为这是生活的最基本保障,特别是对第二代农民工来说,土地已经不在他们的生活经验里了,他们的需求和追求正在慢慢提升。这也是为何很多农民工“宁愿到城里继续找工作也不愿返乡”的一个原因。

 

22:未提前返乡农民工眼中缓解、消除金融危机的方法

 

未来的打算

过完春节,59.3%的人选择继续回城市打工;13.2%的人决定在家里呆一段时间,看形势;7%的人决定自己在家里找份工作;12.3%的人想要创业;3.3%的人准备学门技术再出去;2.1%的人打算在家务农(见图23)。因此,进城打工还是农民工的首选。

 

23:农民工春节后的打算

 

      留在家乡不打算外出的调查对象表示,20.3%的人想自己做一番事业;18.4%的人认为城市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18%的人认为城里虽然收入高,但消费也高;17.2%的人认为现在农村政策好了,国家重视,因此选择在农村发展;15.6%的人觉得金融危机影响大,回城找不到工作;15.4%的人认为现在经济形势不稳定,想稳定后再做决定;13.5%的人认为在家工作能挣钱又能顾家;8.8%的人打算无论怎样未来都要在城市长期发展。

    在选择继续回城打工中,28.4%的人认为城市机会大,发展好,虽然有危机影响,但仍比在家里好;23.9%的人认为老家没有出路,还是在城里好一点;18%的人认为金融危机对我在城市打工没有影响;13.2%的人是公司还留着岗位,会继续回去;11.4%的人认为“农村虽有政策,但跟我没关系,改善生活还得靠自己打工”;10.2%的人是上一年的部分工钱没要回来。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倾向于回到城市的想法或欲望是比较强烈的。从这组数据也可以看到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依然存在,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障工作仍需要加强。

    对于如果条件许可,是否愿意留在城市长期发展的问题,40.4%的人因为城里机会多,发展快,愿意留下;22%的人为了给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选择留在城市;17.7%的人认为城市生活丰富充实、13.7%的人认为城市设施齐全,吸引人留下生活。24.4%的人不愿意留在城市发展,认为村庄是他们的根,更有归属感,而城市生存压力大,消费高,买不起房子,人情冷漠等。无论农民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都应当给予尊重,在管理和服务上,需要创造城乡一体化的平等发展环境,以使该群体有更加多元化的发展途径。

    关于对未来两年的工作、生活规划,32.4%的人因为金融危机而调整自己的原有规划;22.9%的人的规划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但不大;15.4%的被调查者,规划未受金融危机影响;26.5%的人没有明确的规划。在接下来的一年计划中,27.4%的人认为受金融危机影响比较大,收入会降低,生活受影响;18%的人认为外界因素与我无关,不会受影响;40.9%的人认为一切都不可预料,可能好可能不好,也可能没有变化。这一点告诉我们其实有相当部分农民工对金融危机并没有深刻的思考,就如一位调查对象所言:“没有金融危机我要生活,有金融危机我也要生活,也要进城,要不然家里谁养,孩子上学怎么办?”调查说明,农民工处于较被动的发展状态,对自己未来的预期难以判断和掌握。

    在回答你是否有信心应对金融危机给工作、生活带来的影响的问题时,39.2%的人认为金融危机会马上过去,对未来充满信心;14.7%的人认为至少要持续2-3年,对城里影响比较大,对农村没有影响;22.7%的人认为对城市农村影响都一样;7.3%的人认为金融危机影响大,几乎恢复不过来,15.6%的人认为没什么区别,还跟以前一样(见图24)。个案访谈表明,大部分农民工对生活依然充满期待,他们或许不明白金融危机到底会带来什么,但他们知道凭着自己的双手,可以开创自己的生活。

24:农民工如何看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农民工眼中的金融危机调查报告(建议篇)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课题组

 20092月

     在本次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的基础上,我们结合自己多年服务农民工的实践经验,提出以下感受与建议:

     感受与建议

    1、感受:与协作者2004 年进行的“京粤青三地农民工生存与发展基本状况调查报告”的相关数据比较显示,时隔5 年,农民工中“高中、中专或职业高中、技校”的比例上升了近10 个百分点。农村青年学校毕业(或辍学)后的第一选择依然是外出进城务工。人口密集且就业压力大的中西部城镇的青年居民,也将到东部沿海大城市务工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选择。

    建议:加强社会宣传,转变对农民工“廉价劳动力”的职业定位,及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没有素质”、“没有文化”的偏见认识,增强该群体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进而提升其参与社会发展的动力。

    2、感受:随着长时期非农化转移的沉淀与影响,农民工举家迁移进城务工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5 年以上长期稳定在外务工的农民工比例也呈现上升趋势。他们的需求已经不再局限于就业领域,而是涉及城市社区生活的各个层面。建议:农民工构成的重要变化,需要城市转变“暂住人口”的管理观念,创造平等参与的社区生活环境,将农民工服务纳入到城市社区服务,并改革传统的静态的社区服务方法,不仅有利于农民工的发展需求,也有利于推动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乡村部门应加强针对留守老人、儿童的公共服务,减轻农民工的发展压力。

    3、感受: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最大的是第二产业就业的农民工,特别是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企业缩减工作时间、放长假或裁员;而金融危机对于第一产业农业及农村的影响尚不明显;东南沿海工业区的打工者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身处内陆的打工者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建议:在保持对返乡农民工以及乡村发展关注支持的基础上,应着力拓宽沿海输入地城市的就业途径,做好失业农民工的心理安抚工作。除了从劳动权益保护的角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利益,还需要从社会工作的专业角度协助企业妥善处理好因为裁员、收入降低造成的劳资关系紧张与冲突。

    4、感受: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农民工收入降低、失业。同时,调查也显示,基本工资以外的加班收入是农民工收入的重要组成。建议:尽管因为金融危机影响,就业岗位呈现总体减少,但收入减少、“挣的不如花的多”却是导致农民工自动辞职的主要因素。因此,适度提高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农民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促进就业并不发生根本性冲突,反而可以促进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增强其抵御非正常因素带来的波动,拉动城乡消费,减少企业因工人非正常流动而产生的额外人力资源成本。

    5、感受:时隔5 年,农民工工资收入整体上有一定的增长,但随着城乡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代农民工对就业(技能)投入的加大,农民工群体对于自己的收入水平有了新的期待;另一方面,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开始显现出来。建议:加强对农民工聚集的工业区的卫生、教育、交通、邮政、商业等生活服务的投入,降低农民工生活支出成本。同时,着重开展对农民工群体中的低收入人群的细分,给予相应优惠政策与社会服务。

    6、感受:由于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家乡,本来都属于就业途径缺乏的劳务输出地,因此,即使没有金融危机的影响,对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岗位供应也非常有限,进城打工还是农民工的首选。而随着信息服务的发展,农民工借助手机、网络等现代化的沟通途径,“人脉”更广,工作选择余地更大,当某一处的就业环境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时,就会自发选择其他道路,迅速向选择性更高的地区流动,就业区域、领域将进一步呈现多元化趋势。

    建议:除了对返乡农民工的政策、服务支持,同样需要加强对留城农民工的服务支持,提升其适应城市生活、自我开拓寻找发展机会的能力,并对处于困境的留城农民工开展社会救助性服务。加强对非正规就业领域农民工的扶持与保护,在保证安全、卫生的基本前提下,城市管理方面应致力于创造宽松的服务环境,尽量不要干预农民工在社区经济中的自我就业。

    7、感受:农民工尽管遭受着金融危机带来的工资下降、失业等直接影响,但并未将其视作严重性的危机,他们正在通过自身的调节,努力将遭受到的不良影响自我化解。

建议:转变对农民工“可怜”、“同情”的施舍型的服务观念,正视农民工自我发展的能动性,在社会服务、经济建设中,创造适合农民工的参与表达渠道,征求农民工的意见,珍惜农民工群体蕴含的生活智慧、发展经验,鼓励开发农民工参与社会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创新的潜能力。

8、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关扶持政策的出台,以及媒体的宣传使农民工长期积淀的创业意愿空前高涨,农民工中出现小部分乐观辞职返乡创业的倾向。

建议:在当前经济形势不景气的状况下,条件不成熟而提早创业的农民工面临的创业风险显然更大。一旦失败,生活无疑雪上加霜,对城市或乡村造成更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加强对农民工创业尤其是适合农民工的小本创业的信息指导,协助其树立创业风险意识。改革金融信贷体系,鼓励商业银行依托社区部门、社会组织、工会的服务网络,开展低抵押、无抵押、信誉担保等小额信贷服务。

9、感受:国家对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关注,以及由此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使农民工倍感温暖与鼓舞,并初见成效。与此同时,一些政策在具体落实中与农民工的实际状况很难契合。农民工也表现出信赖政府政策,又怀疑基层执行力的复杂心理。

建议:实现公共服务社会化,采取政府采购、公开竞标的方式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确保资源使用的有效性。加强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管理,制定开放性的评估体系,尤其是加强农民工直接参与的服务成效评估。培育非政府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将政策落实为贴近农民工的生活细节、以农民工需求为导向的自下而上的专业化的参与式服务模式。

10、感受:农民工处于较被动的发展状态,对自己未来的预期难以判断和掌握。对于未来的自我发展趋势,农民工普遍感到茫然、困惑,大部分处于“走一步看一步”的状态。

建议:在关注如何短期内促进农民工就业问题、提升农民工就业技能的同时,社会部门与企业应做好农民工的精神心理层面的关怀,加强提升农民工人生规划、职业规划的能力。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的制度性改革,增强农民工的未来安全感、发展参与感、社会归属感。

(特别感谢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的大力支持;感谢韩进、张艳艳、李德书、钱传标、晏翔、汪映林、张伟伟、王海英、孙振亮、王瑞海、王双奎、张令航、弓利娥、弓家如、李霞、李明宇等农民工志愿者的参与。)

 

 

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做什么

北京协作者

 2009年2月

返乡、返城,一年又一年,他们往返奔波,从城市、工业区到田野乡村。而这一年似乎有所不同,他们的迁徙格外牵动人心。金融危机来了,一些工厂倒闭或提前放假,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农民工会不会成为这场危机中脆弱的一环?08 12 20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农民工工作的通知》,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作为一家以社会工作专业手法服务于流动人口的机构,希望能尽一己之力,
和农民工朋友们共度难关。

我们的行动从春节前开始。1 月中旬,北京协作者启动“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现象调查”,委派16 名返乡过节的农民工志愿者,于安徽、江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广西等地乡村,开展调查。他们以问卷及访谈的形式,回归生活的视角关注周遭变化,亲自拿起笔撰写调查报告,描述自己眼中的金融危机。同时,协作者工作员于北京、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针对未返乡农民工开展调查,展现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的生活现状及具体需求,为政府公共政策与社会服务创新尽绵薄之力。危机还在持续,我们的调查也会持续进行。我们相信,这份来自民间视角的农民工参与撰写的记录,将是金融危机下中国图景的重要构成,它的存在,本身即构成一种意义。

2009 年,协作者将一如既往推动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服务工作。除夕,我们与无法返乡的在京打工者一起包饺子、放鞭炮,共度除夕。探望社区孤寡老人,走访城郊流动人口聚居区,为留守他乡的打工朋友送上祝福。2 9 日元宵节,我们在协作者小院儿又一次迎来节后返城的农民工朋友。“团团圆圆闹元宵”联谊活动上,打工朋友、志愿者、社区居民等80 余人欢聚一堂,回顾我们共同走过的2008,并对新一年开展的各项活动及可参与的志愿服务工作进行展望。面对危机,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希望从具体服务与情感支持两方面,为农民工朋友提供帮助,使大家平稳、坚强而积极的面对压力。在协作者的小院,日常服务活动每日进行,我们与街道、社区居委会继续携手共建社区流动人口服务平台。很多人惊讶,在地地道道的老北京胡同里,竟然居住着1300余名流动人口。除了如去年一样服务社区流动儿童,09 年,工作员将深入家庭,着重提升倚靠社区经济为生的社区困难居民与流动人口的发展能力,大家在这一平台上彼此了解、接纳,使社区新老居民彼此团结互助,在具体的社区服务中消解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

2009 年,协作者将一如既往的以社会工作专业手法加强流动人口的情感心理层面服务。2 14 日情人节,我们组织了“爱你一万年”打工者情人节联谊晚会,为在京打工者提供交流平台,分享彼此情感故事。这些在工作压力、生存压力下,将自身情感需求压缩至最低限的打工朋友们,“头一遭,过上了洋节”,在执子之手的温情里,携手走进这个春天。随后,2 15 日下午,协作者启动“坚持美丽梦想”电影成长小组活动。选取一系列励志电影,借助每周日电影小组的平台与打工朋友们彼此分享工作生活,相互鼓励,树立信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

2009 年,协作者将继续开展农民工能力建设服务。为在京流动人口组织的社区英语小组将于3 月启动,以提升打工朋友的多元化就业能力。我们相信,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自我提升,将压力化作动力,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促进发展。在我们日常开展探访服务的城市边缘社区,一些农民工朋友的工作已经受到影响。

08 年,协作者“新市民培训”走进这一个个社区,与打工者们分享了人生价值、法律知识、城市生活技巧、职业规划等等课程。在此基础上, 09 年,我们将针对居民需求,深入开展城市新生活能力主题培训活动,发掘农民工自身潜力,动员社区的互助力量。2009 年,协作者将继续广泛动员、整合社会资源,募集二手衣物、生活用品等,针对生活困难的农民工家庭进行发放,并募集图书、学习用品等,为服务的流动人口社区筹建活动中心,通过公共设施与自我服务模式的配套,增强社区凝聚力,建立社区互助机制,增强大家的生活信心。

2 月底,协作者“流动书桌”助学计划09 年第一学期的走访工作已经完成。这项与爱心人士携手进行了5 年的助学计划,致力于为家庭贫困的打工子弟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08 年,有22 名流动儿童因此重返校园。09 年,我们希望这个数字可以增加,而这一愿望的实现,需要更多爱心人士的支持与奉献。

我们也在与更多的机构、合作伙伴分享着我们的经验。09 1 月,协作者首席统筹李涛赴广西,为当地职业学校教师开展TOT 培训(培训者的培训),并作为顾问主持指导当地职业技术学校编写准青年农民工进城务工培训教材的修订研讨会。珠海、南京等地的社会工作者也分享了北京协作者的社会工作服务经验,并会将此经验运用于社区流动人口、工业区流动人口的服务上。

在金融危机之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与支持,更看到了农民工群体自身不抛弃不放弃的努力。对于这个群体,风险似乎格外多发。真正平稳度过危机,最根本的力量来自他们自身。我们相信农民工群体自身蕴含的潜能,希望通过专业的服务,协助他们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危机必然孕育着机会,而这场转型漫长而艰难,协作者愿与所有农民工朋友一起走过。

农民工是“廉价劳动力”,更是社区的生活者;农民工是“弱势群体”,更是蕴含巨大潜能力的建设群体。

   (协作者之友通讯,如需转载,请注明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供稿,并请告知电话:010-8621-9405;电邮:cccf_china@facilitator.ngo.cn
 

 

 

发件人:"tianyang001" <tianyang001@sina.com>  2009-03-19 23:28:30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张宏良  查抄乌有之乡,包括查封我的许多博客,完全是横向政治陷害,与上面没有任何关系,一是属于典型的公权私用,二是有一只大手在统一指挥。

陷害乌有之乡的背后是什么?

——关于乌有之乡声明的按语

中央民族大学 教授 张宏良

2009年3月20日

(不明白为什么这篇文章发出不到10分钟即被删除,并且一上午删除数遍。国家面临危难,请广为转载此文。)

    最近针对乌有之乡国内外敌对势力掀起的排空浊浪,绝不是孤立的一个政治诬陷事件,而是西方反华势力、国内汉奸买办势力联合进行的一场折腾中国的动乱大演习。最近在中国周边的一系列军事演习,如美日军事演习、美菲军事演习、美韩军事演习等,无论就规模还是频繁程度来讲,都达到了冷战后的最高水平;专门用于测量战略武器的美国测量船公然侵入中国南海并拒绝离开,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和战略威胁;美国最先进的F22F35战机和核潜艇,源源不断地进驻包围中国的十大军事基地,声称能在15分钟内打击中国任何一个目标;日本公开占领和封锁钓鱼岛,美国宣布把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美国和欧盟分别通过涉藏决议,公开进行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中国陷入了空前的军事包围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大国成功包围另一个大国的现象。见下图:

    所有这些军事基地和军事演习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威慑中国不敢动用武力保卫稳定,以便操纵中国内部分裂势力和动乱势力和平解体中国。包围中国的军事基地和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只不过是一种威慑力量,毕竟中国是一个核大国,再严密的包围圈也难以完全抑制住中国的反击力量,所以不敢轻易在军事上打击中国,对中国真正致命的打击,是目前陷害乌有之乡、图谋消灭中国左派的动乱大演习。2007年,国内外敌对势力出台了“联合左派,推翻政府”的动乱战略。联合左派的战略图谋失败后,便掉转枪口向左派开火,由“联合左派,推翻政府”转变为“利用政府,消灭左派”。发动境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和媒体力量,新年伊始,便开始了对中国左翼爱国力量的疯狂攻击,攻击的矛头一起对准乌有之乡。采用的仍然是制造政治谣言和进行政治诬陷的传统方法,这是他们30年来对待政敌屡试不爽的传统法宝:用铺天盖地的谣言和诬陷将对手置于死地。先是诬陷乌有之乡在搞邪教活动,把亿万人民群众纪念毛主席诞辰的活动诬蔑为是邪教活动;而后又诬陷乌有之乡密谋成立政党,要以暴力手段“粉碎中南海”。出手之狠辣决绝,若非美国对外渗透两大工具——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民主基金会这样绝顶的颠覆高手,很难设计出如此灭顶的滔天大罪,在任何一个国家,从事邪教活动和暴力反叛,都属于坚决镇压的刑事重罪。这两项大罪的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将任何人置于死地,现在把这两项大罪同时加在乌有之乡头上,乌有之乡纵有天大神通恐怕也难逃此劫!并且,这还是一个让共产党和老百姓彼此遭殃的双输格局,无论是否达到关闭乌有之乡的目的,他们都可以在设计陷害之后发表一个“反对关闭乌有之乡”的类似声明,反手把屎盆子扣到共产党头上,煽起民众对共产党的仇恨,成为他们发动政治动乱的借用力量,无论结局如何,他们都是赢家。如此歹毒周密的大手笔设计,显然已完全超出了对一家普通民间网站的打击范围。

    不仅在罪名设计上超出了对一家网站的打击范围,在排兵布阵上更是动用了搞乱中国所能动用的全部政治力量:由伪自由派罗织罪名、诬告陷害打头阵;由买办力量指使相关部门接受诬告,把诬告变成“行政事实”;发动海外媒体实行戈培尔战术,把诬告变成铺天盖地的“舆论事实”,让人感觉到国内密谋造反已迫在眉睫;党内准备“换装”的叶利钦势力再以海外媒体制造的“舆论事实”为依据,诱骗逼迫党中央改弦易辙,重新竖起反左旗帜,为叶利钦势力、买办势力、汉奸势力以及伪自由派联合镇压左翼爱国力量创造政治环境。如此行云流水的一盘大棋,党内党外、境内境外、国内国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协调一致,已绝不仅仅是要搞掉乌有之乡,而完全是一场旨在搞乱中国的政治大演习。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十分清晰:先消灭左派,瘫痪中国的爱国力量,“搬掉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最大绊脚石”,然后再推翻共产党就易如反掌,失去了统一政党领导的中国立刻就会变成一盘散沙,成为任人宰割的软弱羔羊。

    对中国和平演变30年的目的就是在等待这一天,而这一天已经刻不容缓地到来了。

    之所以说刻不容缓,就在于战后西方国家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不会缓和和结束,而且很快就会演变为政治和社会的综合危机,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大危机,政治大动荡,国际关系大裂变的最终格局已不可避免。西方国家在自身陷入动荡之前,一定要先搞乱中国,无论如何也要避免30年代大危机期间苏联乘势崛起的历史在中国重演。从去年底分裂祖国“宪章”的政治信号弹,到目前陷害乌有之乡的政治大演习,如此短暂时间内便对中国急切动手,反映了西方国家陷入大危机大动荡的矛盾随时都会爆发。就这次危机发源地美国来讲,不算民间的债务大头,仅美国联邦政府所欠债务就已超过65万亿美元,对于GDP总额才14万亿,财政收入不过2.6万亿的美国来讲,意味着财政上美国政府已经破产,对外债务可以赖帐,对内债务却不能不还,如果美国政府不能找到偿还内债的50多万亿美元,社会大动荡将不可避免。美国如同一个开设赌局正在赔掉老本的庄家,除了掀翻赌桌重新洗牌之外,已经没有了其它任何选择,而美国超越全世界军力总和的强大军事力量,使他成为全世界唯一有胆量有能力掀翻桌子重新洗牌的庄家。美国的赌局已走到尽头,欧洲陷入大动荡的日子同样在不断迫近。东欧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后建立起来的“借债加出口”的发展模式,因外资大规模撤离而陷入绝境,经济随时都可能崩溃,继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后,东欧正在第三次成为世界火药桶。东欧有可能率先爆炸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东欧与北美西欧不同,危机和动荡不是内部原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而完全是外部世界“忽悠”的结果,如同范伟的瘸腿不是自身疾病造成的,而完全是赵本山“忽悠”的结果一样,那种上当受骗的历史愤怒一旦爆发将特别猛烈,有可能再次成为整个世界矛盾爆发的动荡导火索。突然爆发的危机和动荡,正在彻底打乱甚至会全部葬送美国征服世界的殖民规划,本来,征服东欧,解体苏联,占据中东和中亚,最后把中国变成一个内部相互摩擦的松散联邦,将世界绝大部分财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让欧盟和日本两位管家分别来管理东西方两大世界,再让已落入金融陷阱的俄罗斯用洲际导弹逼迫欧盟和日本效忠于自己,这是一幅十分美妙的由美利坚合众国主导的世界一体化图景,是数百年前征服美洲新大陆的现代升级版。然而这一切努力都会在即将到来的大危机大动荡中灰飞烟灭,美国岂能善罢甘休,岂能眼看着百年心血付诸东流!

    特别是最让美国恼火和不甘心的,就是美国百年打造的这幅世界走式图,只差解体中国这最后一个环节就要大功告成,而解体中国的政治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30年来在中国培养的美国鹦鹉、汉奸买办,所掌握控制的腐败官僚,其规模已远远超过19世纪洋务运动造就的卖国势力,特别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民主基金会长期组建的伪自由派,其战斗力也远远超过抗战期间的伪军队伍,解体中国本来已经是水到渠成,可现在却是自己率先陷入了危机和动荡。并且中国正在回归社会主义大道和迅速恢复东方文化自信,这意味着美国的全球一体化战略有可能会变成“到头来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成为中华民族乘势崛起的世界基础。这是美国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世界格局,所以美国一定要在自己陷入动荡之前先搞乱中国,如同去年8月份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先在中国制造了史所罕见的巨大股灾一样。当时,为防止在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数十万亿产业资本乘机向外扩张蔓延,必须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先行消灭中国股市中数十万亿产业资本。于是,由外资控股的中国平安公司推出了圈钱1600亿元的天量计划,1600亿是个什么概念?接近当时全国军费的一半,一个外资公司一次增发就要砍掉中国一半军队,如此血盆大口股民如何承受得起!其他外资公司也纷纷呼应,仅一个合资的浦发银行就叫喊也要圈钱400亿元,监管部门的最高领导层也公开支持,将有关增发配股的法律规定踩在脚下,为天量圈钱计划摇旗呐喊。在天量增发和大小非解禁的双重打击下,中国股市轰然倒塌,4千万股民被埋葬在股灾废墟之下,成为名副其实的另类灾民,20万亿资本瞬间化为乌有,中国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经济调整和扩张的历史机会。

    20万亿资本即便通过股权置换的办法,也能将中国境内的全部外资收归国有,并可以通过股市和金融这个资本平台,占领西方跨国公司的资本和市场。可惜盎格鲁•撒克逊人毕竟棋高一着,通过“特罗伊木马”和“第五纵队”,在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先搞垮了中国股市。现在,又开始在政治领域复制同样的过程,在西方国家陷入动荡之前,先把中国推入动荡之中,对此,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如果说成功制造一场股灾,让中国损失的是20万亿资本和经济调整扩张的机会;那么成功制造一场政灾,中国所遭受的就不仅仅是经济损失,而有可能是造成亿万人民血流成河的恐怖世界,彻底失去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机会。这就是当前陷害乌有之乡,制造政府与左翼爱国力量之间彼此对立,企图借政府之手镇压左翼爱国力量的战略目的和历史作用。

    从去年底那个“宪章”,到目前陷害乌有之乡,只不过是一场巨大历史风暴来临的政治前奏,用事实印证了此前我们多次强调的一个基本判断:中国人民同极端右翼卖国势力及其西方主子之间的斗争,已经由思想领域的斗争转变为政治领域的斗争;世界进入了文化转型期,中国进入了政治转型期;转型期的斗争将是十分激烈和残酷的。这个时候发生陷害乌有之乡的政治事件,既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个悲哀。所谓好事就好在,第一,它暴露了目前中国伪自由派的虚假面目,暴露了他们完全是一帮打着自由民主旗帜的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们一方面叫喊言论自由,一方面又罗织罪名进行诬陷,要求和诱使政府关闭爱国网站;他们一方面叫喊政治民主,一方面又陷害告密,要求政府部门镇压左翼人士;他们一方面叫喊宪政制度,一方面又诬陷不同政治力量是邪教是暴力谋反,不留任何活路地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所有这些十分宝贵的反面教材,都再好不过地证明了中国伪自由派所代表的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完全是由西方资本豢养的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团伙,他们所谓的自由民主不过是西方资本掠夺和肢解中国的政治工具。所有不愿意中国被掠夺被肢解的爱国人士,所有希望中国成为真正自由、民主、强大国家的爱国人士,都应该抓住伪自由派这个反面教材,揭露极端右翼势力自觉充当西方反华势力掠夺和肢解中国的邪恶本质,捍卫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判断一个政治力量,不要看他打着什么旗号,而要看他把枪口对准谁的胸膛,日本鬼子进行南京大屠杀时,刺刀上仍然挂着“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漂亮口号,可是刺刀却是毫不犹豫地插进中国人的胸膛。今天伪自由派所做的,就是为未来无数个城市的南京大屠杀扫清道路。

    所谓好事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暴露了目前中国伪自由派的流氓本性,政治派别的流氓化,是中国伪自由派的典型特征。一是思想上的流氓化,没有任何固定的政治主张,完全是不管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原则。比如,一方面,为了配合西方国家肢解中国的战略任务,他们高喊人权高于主权,要彻底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向政府揭露和告发左派的目的是要改变根本制度,声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只能完善,不能改变。再如,一方面,他们搞“宪章”要推翻共产党的一党领导;可是另一方面,又声称打倒左派是为了支持政府改革。一方面,在同政府斗争时高喊反对暴力手段;另一方面,在要求政府镇压左派时,又呼吁政府要及时采取暴力手段。在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关系上,他们斗争的矛头对准中国政府;在国家和百姓的关系上,他们斗争的矛头又对准百姓对准左派,声称政府完美无缺,甚至连腐败问题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和当今政府完全无关。中国伪自由派这种变幻无常的流氓手法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任何人都弄不清楚他们究竟主张什么。打开人类政治发展史就会发现,像目前中国伪自由派这样没有任何固定政治主张的政治派别,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虽然伪自由派没有固定的政治主张,却有着美国资本这个固定的主人和爱国力量这个固定的敌人,只要是美国资本需要,只要是能够打击中国爱国力量,中国伪自由派就会立刻扑上去疯狂撕咬,根本不管对方政治主张是左是右,为此,中国伪自由派哪怕是一天更换8 个政治主张也毫不犹豫。二是手段上的流氓化,伪自由派雇佣了大批化名的街头流氓,专门采用流氓手段打击所谓“爱国贼”。并且打击对象从来不是针对某个政治观点,而永远都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个法人的人身攻击、侮辱谩骂、造谣栽赃、告密诬陷等等,这是政治团伙流氓化的典型特征。政治批判和人身攻击,是政治派别和流氓团伙的根本区别。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伪自由派已堕落成一群彻头彻尾的流氓团伙。流氓化的政治派别,无论就其政治派别本身而言,还是就其成员和观点而言,都不会有任何光明前途,只能充当国际反华势力和国内买办势力的政治打手。他们不仅是打击左派,同时也会打击真正的自由派,凡是爱国力量统统都在他们打击之列。大家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让更多的人们看清楚这一点,以免在今后他们发动的肢解中国的政治动乱中上当受骗。

    至于说到悲哀,诬陷乌有之乡这件事情的确有让人心痛的地方。从年初伪自由派对乌有之乡发动突袭,诬蔑乌有之乡搞邪教活动,到目前诬陷乌有之乡密谋“粉碎中南海”,乌有之乡如同当初“皖南事变”中被包围的新四军一样,完全处于各种敌对势力的肆意打击之中,各种敌对势力的肆虐横行已经达到了匪夷所思的极端地步,甚至超过了抗战时期伪满力量对共产党的肆意围剿。无论站在不同政治立场上怎么看待乌有之乡,认为她左也好右也罢,至少她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爱国网站,这一点连她的敌人都不否认。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爱国网站,竟然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被美国民主基金会操纵的各种卖国势力肆意打击到了难以为继的危机地步。最让人感到痛心的是,恶意陷害乌有之乡,肆意打击爱国力量的这些卖国势力,并非是暗藏的各种政治力量,而是公开打着解体共和国旗号的动乱势力。就是这样一些公开的反华乱华势力,竟然在13亿中国人民的眼皮底下肆意摧残爱国力量,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任何约束。环顾当今世界,在没有外来入侵的情况下,任凭卖国势力肆意摧残本国爱国力量,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现象。在没有外敌入侵的和平年代出现大批汉奸已属罕见,和平年代的大批汉奸反过来摧残爱国力量,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究竟是国家的悲哀,还是国民的悲哀?

    当看到西方国家操纵的各种卖国势力扑向乌有之乡,扑向那些年仅20多岁的热血青年时,脑海里不禁轰然响起了当年龚自珍的那句悲愤呼喊:完了,亡国灭种的大祸就要临头了!在政权、军队完好俱在的情况下,汉奸势力就能够肆无忌惮地摧残爱国力量,一旦发生外地入侵,国家还有什么指望!那一刻,忍不住的泪水滚滚而下,仿佛看到了新八国联军的巨大装甲隆隆驰过长安街的路面,仿佛看到了城镇大街小巷流淌着的汩汩鲜血,仿佛看到了乡村原野的沟壑中堆积的百姓尸体,仿佛看到了汉奸买办那扭曲变态的刺耳狂笑……,就在那一刻,恍如参禅悟道般地突然理解了什么叫“反左”,为什么要“反左”,为什么境内外所有邪恶势力都要“反左”!虽然“反左”的不一定都是坏人,但是所有坏人无一例外地都会“反左”。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左翼政党,社会主义中国是左翼国家,只要坚持“反左”,就能把共产党反成人类公敌,就能把中国反成世界法庭上的永久罪犯,就能把中华民族反成劣等民族,就能把中国人反成劣等人种!“反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能够反掉中国的国界,把中国变成一个不设防的国家。现代社会的大国较量,决战不再取决于军事战场,而是取决于思想文化战场,取决于意识形态战场。与此相适应,国界的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国界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地理概念,而成为一个政治概念,也就是说,真正的国界不再是设在大地上的国土界限,而是设在每一个国民心中的精神防线,是每一个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现代国家最牢不可破的国界防线。美国的强大并不在于她的核潜艇和洲际弹道导弹,而是如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样,来源于全体国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反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妖魔化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把崇洋媚外打造成国民的普遍心态,把西方文化看作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终极真理,如同妓女迎接嫖客一样主动迎接西方国家的掠夺和蹂躏,西方国家虽未派驻中国一兵一卒,中国的国界防线却已全面崩溃。所以国内外敌对势力把“反左”看成是首要任务,当看到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断然放弃“反左”口号时,不甘失败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便通过制造反毛浪潮和诬陷左派力量,迫使中国至少是迫使中国文化界,继续高举“反左”的亡国大旗,为西方资本集团控制和解体中国开辟道路。

    30年来,西方资本集团和国内极端右翼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基本手段就是“反左”,只是他们不懂得,与其他政治派别根本不同的是,左派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是人民群众的政治存在形式,是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的表达方式,哪里有人民,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一定有左派,这是根本不可能反掉的。虽然30年“反左”把中国推入了经济殖民化的美元陷阱,让中国遭受到重大经济损失,但是同时也唤醒了中国人民,警醒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意识正在复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意识正在复归,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正在复归,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正在复归。中国如同一个正在逐渐恢复神志的迷醉巨人,一旦完全清醒过来将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战胜的,不仅不会被解体被消灭,而且会带领整个世界完成文化转型,结束精英统治时代,走向大众政治时代,以此来摆脱危机和动荡,彻底改变由资本集团控制世界、掠夺世界,并最终把世界推入灾难深渊的恐怖格局,实现主席生前的愿望:中国要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乌有之乡所代表的中国左翼爱国力量目前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努力让中国这个曾经迷醉的巨人尽快清醒过来,彻底粉碎西方国家向中国转嫁危机和动荡的战略图谋。这就是西方反华势力和国内极端右翼势力对乌有之乡充满恐惧和仇恨的根本原因。

    请点击下面链接阅览乌有之乡声明和乌有之乡答网友问。

    乌有之乡严正声明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903/73922.html

    乌有之乡负责人答网友问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903/74037.html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03-20 11:46:58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 FW: 申纪兰精神。。。 From: James Zhu

     学渊评:申纪兰当然是可以有她的精神的,她与一个政党永远保持一致,那是她自己的事情。至于山西省要研究什么‘申纪兰精神’,我以为她是什么精神力量也没有的。然而,申纪兰没有人民的选票,却能在‘人民代表’的位上坐了五十五年,那就是非法的了。戴晴女士反对三峡大坝,只是反对一个工程,而她反对一个无知的村妇,却是反对了一种愚昧的制度,愚昧是专制主义最好的丫头,因此后者的意义更重大。当然,我更反对‘先进的阶级’的说法,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先进的阶级和落后的阶级,只有先进的个人和落后的个人,先进与否是指思想,何阶何级仅仅是指财富的多寡。制造‘先进的阶级’,就是要制造沉渣泛起。过去说愈穷愈先进,申纪兰就泛起了,今天说发财的是精英,赖昌星又泛起了。

在中国当公民

戴晴

    在中国当公民不容易。最难之处当属不知道自己的利益由谁来代表——党?政府?老板?还是街道?

    当然眼下已经好多了。如果是三十多年前,在上世纪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恐怕连“个人利益”这一说,都没人敢想--当然更不敢提。虽然执政的共産党自诩“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但怎麽个代表法呢——有没有标准?有没有检查?而且,最重要的,这标准与检查谁说了算。还好自一九五四年我们中国就制定了《宪法》,规定了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是民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最能以人民的利益爲出发点而参与议政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但它们不是一个空壳子,要有具体的有血有肉、有头有脸、有头脑也有感情的“代表”和“委员”们来加以具体化。问题于是变成,这些血肉和头脸们是谁。

    虽然近年来揭出不少案子,让公民们知道已有不少贪官、恶棍、流氓钻进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靠著“最高权力”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一旦现身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些坏家夥们都代表资格也就到头了。而这回,感谢广州的报纸,终于从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上,为我们发掘出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另一类代表,一个从五十多年前就代表著我们“群?”,估计还会一直代表下去的代表——申纪兰。

    申代表今年八十岁,除了全国人大代表之身份,还担任著山西省长治市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在她们平顺县西沟村任党总支副书记。自从她换上新布衫,骑驴坐敞篷车,连走四天赶到北京,见了毛主席,同时感动得眼泪蒙住了双眼,已经过了五十五年。五十五年,中国发生了多少大事啊。

    先不说反右、大跃进、文化革命这一连串连人大委员长朱德、董必武都管不了的灾难,也不说山西六十年代初饿死的农民和近二十年枉死在小煤窑里的矿工,甚至不说长治五阳煤矿冒顶,申纪兰住在一个不断有国家顶级领导周总理、朱总理、江主席、胡主席,以及全国妇联、人民日报直接关照的样板村,关于城市农村户口差别、关于土地管理、以及作爲富饶的煤铁之乡长治的资源所有权……总该有些建设性的意见吧?

    但据申代表与记者谈话,对这些属于全局与抽象思维的大事,申代表因爲识字有限或者要“领导妇女,追求平等解放”,全都无暇顾及。她对自己代表资格最自信的资历是“当了干部还跟农民在一起,还劳动。还种地”。既然如此,对自己撒下了汗珠子村里地上小麦的亩産,总该知道吧?知道归知道,申代表说出口的,还是照她捉摸出的党和领导喜欢听的说:每亩三千斤。

    但全国人大代表五十五年连任怎麽说也非同小可。她给出的解释是,“我一直代表农民的利益,跟农民在一起”:如果这也算是代表标准,一百个人大会堂也挤破了。还好申代表资格虽老,人却直率,这句之后,又说出更爲根本的:“我几十年都不谋私利。全心全意,跟党保持一致。跟中央保持一致。”可是,要和这个今天打土豪分田地,明天又把分了的田地收归国有,政策常常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共産党保持一致,还真不容易。申代表朴实农妇一个,怎麽能保持得这麽好呢?

    对此,申代表再度给出了干脆利落的答案:“我非常拥护共産党。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原来如此!这也难怪山西省正筹备建立申纪兰精神研究中心,要把申纪兰精神保持发扬呢。现任山西省副党委书纪李小鹏,当年他老爹李鹏的大case三峡工程,就在人大吃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反对票。不投反对票,这才是党要的好代表呀。

    以前有申纪兰这样的模范代表,今后还要培养更多的申纪兰式的代表……在中国当个被如此代表的公民,容易麽?

 

温家宝演累了

梁京

    温家宝今年会见各国记者,精神大不如前,注意力欠集中,反应也不够敏捷,不但没有留下信心十足的印象,反而让人感觉他内心很累。毕竟,这已经是他的第七次表演,新鲜之感全无,加上六年的劳碌岁月,温家宝显出疲态,在情理之中。

   
不过在我看来,温家宝打不起精神,应有更深刻的原因。最深刻的原因,就是温家宝今日所处的大环境与当年朱容基相比,已大不相同。如今咨询之发达,民智之开化,非昔日可比,敏感的温家宝应该明白,靠总理的独角戏来撑起一个国家的面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胡温执政六年,时间虽然不长,但中国和世界却经历了一场空前的信息革命,这场信息革命彻底改造了人类获取资讯和知识的传统渠道,颠覆着以上智下愚时代的各种政治游戏。事实上,中国正在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上愚下智格局∶民间社会的敏感人士,汲取资讯和知识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当权者和当权精英。一年来,胡锦涛和温家宝都象征性地与网民进行了第一次网上交流,说明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局的压力。此次人大会议前,温家宝在和网民交流时,一定听到不少尖锐的问题,他知道今天的百姓已经不大容易被“忽悠”了。

    金融危机的爆发,揭示了胡锦涛和温家宝再也难以自欺的一个冷酷事实∶他们执政六年,错过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良机,那就是奠定全民社会保障的基础。过去六年,中国经济获得空前的发展机会,完全有财力实现这一重大的社会改革,但是,由于他们的无知和无能,由于他们对官僚和国际资本利益的屈从,中国把大量农民工血汗积累的财富,白白送给了富国。中国如果早把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一半,投入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农民工,也不至像今天这样脆弱,中国经济的内需也不会如此不足。温家宝现在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当金融时报记者提问农村依然贫困的中国为什麽要借钱给富国的时候,他真正刺到了温家宝的痛处。温家宝答非所问,回避了问题的实质,说明他深知这一问题的敏感。

    今日的中国,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把如此巨大的财富转移给富裕的国家,他们有限的金融知识以及他们的生活常识,让他们很难理解这样奇怪的经济现象。但是,温家宝心里一定清楚,中国民凶苡幸惶旎崦靼渍庖坏悖?苡幸惶旎崽岢瞿歉夤?钦咭谎?奈侍狻V泄?诩敢谂├窈廖奚缁?U系那榭鱿拢??哿 元的巨额外汇储备,是中国领导人无能的明证,是胡温时代抹不去的耻辱。

    历史将如何评价自己,显然是温家宝越来越经常想到的问题。如果温不是一个自大狂,他没有理由对这个问题感到乐观。胡温“新政”下的这一轮高速经济增长,是中国官僚和富人的财富增长最快的时代,也是中国相对贫困发展最快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借用最新一期《南方周末》的语言,这是中国“政治道德败坏,社会价值观分裂”发展最为快速的时代,因为胡锦涛以空话治国,温家宝以真情作秀,导致“中国官方话语与私下非议相异,言语与行动背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常人的意义上,胡锦涛和温家宝都不是坏人,他们对弱者存有几分真正的同情心,但是,作为国家的领导,他们信奉的奴忠哲学,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的道德和文化灾难。胡温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矛盾与危机快速发展的时期,他们以维持稳定为名,系统打压各种支持正义和公正的社会力量,把社会良心当作社会公敌,而让贪官和各种黑势力如鱼得水,大行其道。正是在当前治下,官僚贪腐和黑恶势力勾结一体,成了气候,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制造了极大障碍。

    事到如今,无论是胡锦涛更圆满的空话,还是温家宝更真情的表演,都不能亡羊补牢,况且,温家宝已经演累了。中国唯一能期待的,是民智开化和资讯发达时代的危机能催生一代敢作敢为的政治领袖。

 

 

 

发件人: "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3-19 14:04:43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传发文章仅供参考,此文很有见解,望诸君都能一阅。 

中国要崛起,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

李云初

2009-03-19

   中国人最常提到的国家目标就是“伟大复兴”和“和平崛起”。然而,复兴和崛起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复兴大约是指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水平恢复到中国鼎盛时期在国际上的地位。崛起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指国力的提高,更意味着国力的提高带来的对国际秩序影响力和掌控力的提高,意味着中国的位置在当今世界食物链条中的提高。中国崛起的最终目标,必然是要建立“中华主导下的全球和平”(Pax China)。

  然而,要实现Pax China,光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如果中国以为仅仅靠单纯追求成为发达国家就能实现崛起的话,那么最终中国将发现自己面临跟今天的日本相似的困境,即发达了但是没有崛起,富强了但是仍然遭受国际秩序的盘剥,甚至越富强遭受的各方面的(能源、金融)盘剥越严重。这是因为旧的秩序秩序是西方列强通过二战和冷战建立的,这个秩序被以英美为核心的西方主导并且为西方服务的,其他的国家民族都是西方主宰和压榨的对象,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个秩序不改变,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主导下的世界和平”(Pax China)就无从谈起。又因为政治的延伸是军事,当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政治层面上无法缓和的时候,必然通过战争来解决。一旦中国跟西方国家发生冲突,关键时刻,西方国家之间由于彼此制度、人种和信仰上的相似性,以及即存的制度(北大西洋公约)的有效性,可以迅速团结起来一致对付中国。由于中国自身掌握的资源的有限性,中国未必能对付得了整个西方。这就是亨廷顿宣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原因,也是很多西方人宣称“中国类似于二战后的德国,正走上纳粹道路”的原因,还是中国国内的亲美派总是居高临下的警告中国人“搞民族主义是玩火自焚”的原因。

  西方压制中国,部分原因是经济竞争,但是恐怕更多原因是中国崛起的性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崛起的性质完全不同,具有非同以往的革命意义。西方从根本上无法接受中国的崛起。西方媒体的对中国的刻意曲解,与其说一种无知,不如说是一种恐惧、仇视和焦虑情感的展露。

  那么中国的崛起,跟美国相比,有哪些不同,又有那些所谓的革命意义呢?试着简单的列举一下:

  1,首先,对金融寡头的态度截然不同。在19世纪末,欧洲的银行家们,譬如罗思柴尔德家族,就已经通过国家债务控制了美国联邦政府。换句话说,从金融角度来说,美国在成为世界霸主之前,就已经向欧洲的银行家们俯首称臣了。欧洲的金融寡头们,只不过在美国的崛起过程中向美国转移了部分资产,通过美联储控制美国联邦政府的方式把宿主从英国逐步转换为美国而已。所以,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讲,美国的崛起对欧洲并没有什么革命效应,跟苏联的崛起不一样。

  相反,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则没有向西方的金融巨头们屈服,具体表现在:金融体系长时间不向国际资金开放,人民币小幅升值了两年后就重新回落,四大银行不让外国资本控股等等。除此以外,北京还收紧银行对房地产的信贷,在今年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上把国际热钱牢牢的套住,然后再勒令房地产商降价,结果反过来狠狠地咬了国际银行家们一口。这一切都表明,如果中国崛起,那么西方银行家们垄断世界的日子恐怕就到头了,这将对全球的经济秩序来说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

  2,其次,社会制度不同,使得对待现行国际秩序和过去的历史的态度天壤之别。

  作为19世纪的霸主,英国与美国都搞帝国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他们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所以,19世纪末美国崛起的时候,英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没有设法彻底消灭美国,而是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通过把美国逐步纳入自己操控的国际体系,即类似于“互相持股”的办法,默认了美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则完全不同。中国的身份首先是唾弃西方民主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其次是饱受西方殖民主义羞辱迫害的发展中国家。

  如果中国崛起了,将在客观上为广大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展示第二条不通过西方民主制度也能走向繁荣的道路,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走上毛主义道路,没收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控股的矿山、土地、森林和工厂,终结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也将排除西方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来维持繁荣的可能,这将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产生致命的打击。

  如果中国崛起了,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有对自身主权的控制,不太可能实行西方那种资本化了的民主制度,免得被资本独大的西方渗透和控制。西方资本控制不了中国,就不会对中国产生信任,从而不太可能主动地分配更多的资源和市场给中国。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想发展,要保证自己的能源和资源供应,就得打破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能源的垄断,就不得不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对抗西方的帝国主义,这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也将是一场革命,决定了中国无法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如果中国崛起了,西方的殖民历史的评判将按照中国这样的饱受殖民主义羞辱的发展中国家的视角重新书写,这将牵扯到目前主要由西方建立的国际秩序是否合理,是否应该延续的问题,是否殖民历史应该被清算的问题,对世界秩序的冲击也是革命性的。

  3,种族不同、信仰不同。美英同文同种,都是盎格鲁-萨克逊族,都信奉基督教,都是白人,所以无论从民族、种族还是意识形态来讲,都存在广泛的合作可能。中国和美国则没有这种可能,双方的世界观完全不同,哪怕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也无法倾力合作,就好比日本再怎么亲美,也被美国视为威胁,必欲通过《广场饭店》协议除之而后快一样。

  综上所述,中国崛起的过程,不仅对于美国而言,对于整个西方而言,都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性质与当年苏联的崛起有过之而无不及(苏联人毕竟也是白人)。

  借鉴马克思的话“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才能最终得到解放“,中国要想崛起,光提高自身还不够,(那将使得中国最终走上苏联谋求民族主义霸权的老路),更得让广大的占人口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感受到,这个新秩序是为他们服务的,才能得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跟随中国一起推翻当今的世界旧秩序。甚至应该这样说,中国崛起本身还是小事,关键是得带领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解放,摆脱发达国家对他们的盘剥,推翻发达国家的主宰,建立发展中国家当家作主的世界新秩序。当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获得解放的时候,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必然会拥护带领他们的解放的中国建立的新秩序。所以中国要想推翻当今的世界旧秩序,让自身水平向发达国家水平看齐仅仅是第一步,更关键的一步还是团结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和其他不处于当今世界秩序顶端的国家,组织反对旧世界秩序的统一战线。第三世界国家占据了全世界资源的70%,人口的80%,地球土地面积的90%,并且常年的受到西方国家的倾轧和盘剥。如果中国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一致,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夺回属于自己的土地、矿山、森林、牧场和油气田,钩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公正的贷款,中止西方国家向第三世界转嫁经济危机,则中国必然能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跟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打破西方主导的世界旧秩序,建立世界新秩序,翻身作主人。这跟当年国共内战,共产党把土地牛羊通过土地革命全都无偿分给贫苦农民,从而在农民的全力支持下夺取政权的道理是一样的。

《联合早报网》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03-19 07:52:33 +0800收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任乃强的建议。。。

    学渊评:任乃强先生建议治理西藏‘不可学赵尔丰,可以学刘文辉’,但是请不要忘记任乃强先生是右派,学问太好的人就要成为阶级敌人,党曰‘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先定义敌人,再定义是非,我党就应该‘要学赵尔丰,不学刘文辉’,事实也如此,今天的中国政府不就象赵尔丰吗?治理西藏的办法就是蛮干和洗脑,要喇嘛控诉达赖,说‘西藏自古是中国的领土’。

请注意:西伯利亚自古就是俄罗斯的领土?加利福尼亚自古是美国的领土?可是天下有谁挑战它们的归属呢?治理异族真该学的还是英国,它在印度香港既没有洗脑,也没有蛮干,而是用文治和法治,而留下的是英国的制度和人民的怀念。中国历史上最凶的时代已经人亡政息了,但留下的遗产也有些,那就是一批洗过脑的白痴。附文是一篇关于西藏的论文,敬请赐读指正。

任乃强先生谈西藏

丁一夫

    一九八一年,文革结束后开始拨乱反正。时年八十七岁的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回忆的是一九四九年四川刚解放的时候的一件往事。贺老总是贺龙,解放西南的解放军总指挥。一九八一年的知识界,好像还不是流行写这样回忆解放初的文章之时。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知道,经历几十年风雨沉浮的任乃强先生,文革结束后为什么突然回忆起这件往事,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回忆文字。这篇回忆文章说到,当初解放军指挥官们入藏前召见这位著名藏学家,请教大军进藏的注意事项。他曾经告诉这些将要管理西藏的共产党官员们一个历史经验教训:治理藏地藏人,不可学赵尔丰,可以学刘文辉。

    任乃强先生一八九四年出生在四川南充县,一九二八年在南充中学教书时,表现出对四川乡土历史的了解,受川康边防指挥部胡子昂的邀请,入藏地康区考察。历时一年,任乃强先后考察了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等十一个县,返川时,记录了数十万字的资料。考察期间,任先生娶了瞻对藏族头人的女儿为妻。婚礼期间,藏人说唱,任先生通过翻译记录说唱内容,遂成我国第一篇《格萨尔》的汉译文。

    任乃强先生一辈子研究藏学,论对藏人藏地的了解,可谓汉人中不可多得的佼佼者。他所形容的藏地藏人,和一般汉人认为藏地为边远蛮荒之地,藏人为粗野肮脏的野蛮人大相径庭。

    任乃强先生写道:藏人藏地,“多保存有我国古代社会之遗风”。他说,藏人人性质朴,有四种美德,即仁爱,节俭,从容,有礼。就仁爱,他举例说,“藏人受佛教影响,深戒杀业。偶误杀一虫蚁,常为之数刻不安。战争抢劫,亦不尚杀人。待遇俘虏,甚为宽厚。汉人流落番地,随处可得食宿。”
关于节俭,“康藏人之能撙节俭用,若无足多。然其所积,不以遗之子孙,而布施于佛事与贫民,则非他民族所能及矣。平时积俭所蓄,随时散去,不为盖藏。”从容,“康藏人社会交际,活泼可喜。心有不悦,绝无疾言厉色,怒目切齿等表现。遇任何艰难困阻之事,在他族所必废寝忘食,绕室而走者,康人皆宴如无事,徐为应付,载言载笑,丝毫不觉烦恼。至于哭泣哀号,跳踯奔突等着急表现,竟未曾见之。”

    有礼,“康藏人应对进退,恭逊非常,决无踞傲粗率之举。仇怨之家,偶然聚首,在拔刀相砍以前,几难识其有仇怨。至于骂人之语,藏族中甚少,有之,语气亦甚轻微,不似汉人之尖酸刻毒。”

    对于藏人不同于汉地的风俗习惯,任乃强先生都以一个文化学者的眼光,正面观之。如衣服装饰,“皆具古风”;如男女关系,“至如丘明所记,‘上蒸下报’之事,今日西康社会中,皆寻常事耳。男女相悦,不避父母,报李投桃,携手唱和。则东门通车之风,宛然在也。”

    也许你会以为,这是任先生娶藏女为妻,爱屋及乌,偏爱藏文化。其实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任先生就是藏学界公认对康藏史地有很深造诣的权威。一九四三年任乃强先生集几十年考察研究资料,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此图成为当时国内外最精确之权威性康藏地图。一九四六年,任乃强任四川大学教授,发起组织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组织社团——康藏研究社,被推选为理事长,担任《康藏研究月刊》主编。任乃强对于康藏史地和人文的渊博知识和精深见解,如今读来都常常叫人拍案叫绝。

    正是听说任乃强先生对藏地的了解无人可比,当解放军解放四川后将进入藏地之前,要请教任乃强,大军进藏需要注意什么。除了贺龙以外,当时在座的还有李井泉,廖志高,李大章和胡耀邦等人。这些人将在中国和西藏的历史上,留下他们执政的痕迹。

    解放军指挥官们主要关心的是部队渡江(金沙江)的地点,过江以后前进的路线,一路上的注意事项,有利和不利条件,诸如此类。任乃强凭自己对藏地的知识,尽可能地提供参考意见,特别是他亲自绘制的地图,成为解放军进军的重要依据。他特别指出了西藏和康青大高原,高海拔对部队的影响:“清雍正、乾隆时入藏部队,与清末赵尔封的边军,和解放前陈遐龄、刘文辉等经边部队,绝大多数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晕山’的。”

    这些知识,对于部队指挥官当然很有帮助。不过,任乃强先生却想对解放军指挥官说,解放军进藏,最大一重困难,是汉藏文化上的基本矛盾。他指出,藏传佛教统治西藏人心,已经一千多年,深根固柢,牢不可拔,这是事实。希望解放军要保护寺庙,尊重高僧,宽容土司头人。这时,贺龙说:“我们宣布信教自由,这行了吧?”

任乃强看解放军指挥官显然还没有懂得他的一片苦心,于是举了赵尔封和刘文辉这两个例子。

 

•清末赵尔丰经略川边

赵尔丰是清末最后一个驻藏大臣。关于他的生平,史载清史稿卷四六九、《驻藏大臣考》、《辛亥殉难记》、《西康建省记》、《光绪东华录》等书,此外,他在四川的“赵屠户”名声,又在民间留下了一些传说,这传说就是,说赵道台来了,能够吓得小孩子不敢哭。

    赵尔丰此人,简单地说,是一个相信铁腕镇压效果的人,他的事迹,就是以血腥镇压,以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以屠杀得出人意料的残酷来达到镇压效果,平定了四川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为即将土崩瓦解的晚清王朝维护了川边的江山太平。正是这一功绩,使得他官至钦差驻藏办事大臣,也正是这一功绩,早年有章士钊诗句赞扬:“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而此后汉人知识分子,至今仍然津津乐道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功效:“计尔丰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三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初具”。

    也就是说,后来之所以有西康省这一大片土地,这一大片土地之所以能够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而不是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来统治,全有赖于赵尔丰经略川边的成就。汉人比较倾向于站在中央政府立场上看问题。即使后来改朝换代了,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赵尔丰的功绩还是不可否认的重要。然而,墨写的历史,如果没有了细节,就把血迹掩盖住了。

    赵尔丰在官场上的发迹,是他知道,在朝廷担心的边区为朝廷效劳,必须有军功。要有军功就必须杀人。早年镇压四川哥老会,他奉命进剿苗沟,“带着大队人马,由泸州杀奔古蔺而来,沿途没有打一仗,放一枪。他一到古蔺,就打开监牢,倾出人犯,连同各屯团总送来的所谓匪徒,在他‘送来不误,有名即杀’的原则下,不问是否冤屈挟嫌,即令全数屠杀示威。随即杀到苗沟。冷清清的苗沟,纵横数十里,荒草凄迷,渺无人烟。可是案情报大了,要耳级验功,于是赵尔封下令搜山,将所有的小沟岩洞,草垛林盘,搜查得地覆天翻,不论男女老幼,捉到就杀。”(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31页)

    赵屠户的名声,就是这样来的。

    历史记载,赵尔丰在西康镇压藏民,起源于巴塘的藏民杀害了经过康区前往拉萨的驻藏帮办大臣(相当于中央派到拉萨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凤全。杀害朝廷命官,而且是如此位重的封疆大吏,当然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稍微有点头脑就应该知道,杀了朝廷的钦差大臣,不会那么容易过去的。问题是,这钦差大臣怎么就在半路上就给人杀了呢?

   
凤全的作为和遭遇,在史实上应该并不复杂,但是后人的记忆重点却有点不一样。一种说法是,一九○四年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驻藏大臣有泰慵懒无能,处理失宜,朝廷乃派张荫棠入藏查办,又命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以加强人力。凤全走到半路的理塘,还没有走出四川,就接到川督锡良的要求,望与有泰商讨收复瞻对(今四川新龙县)。瞻对位于康藏交界处的康区,以前由藏人土司管辖。同治二年土司肇乱,十二世达赖喇嘛派兵敉平,据为藏有,至清光绪中叶才收回,但不久又划归藏方管辖。现在川督锡良希望驻藏大臣出面把瞻对从藏方手里收回,以巩固四川边疆。有泰胆小畏缩,凤全却志在大干一场,主张立即把瞻对收回。达赖和拉萨政府始终企图向川边扩展,于是暗中唆使康南的土头和喇嘛伺隙生事。巴塘丁宁寺的喇嘛首先出来煽动,发动驱赶凤全。凤全的作法是依仗武力,在边区“拨乱反治”。他见川边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于是决定搞“屯垦”,即招募内地农民,进入康区藏人地方,侵占牧场,垦荒居住。这就激起藏地三大势力,即土司,头人和喇嘛的共同反对,酿成巴塘七村沟的动乱。凤全在和藏人冲突的混乱中,在距巴塘东十余里之鹦哥嘴地方,被埋伏的藏人杀死。

    这种说法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史实的,后人从中却不能理解,为什么那里的藏人敢杀朝廷钦差,他们难道愚蠢到不知道这必然会引来杀身大祸吗?为什么那里的藏人敢杀朝廷钦差,他们难道愚蠢到不知道这必然会引来杀身大祸吗?

   另外一种说法,回答了这个问题。凤全此人性格一意孤行,少权变,而且从心底里看不起藏人和藏文化,特别是藏人视为珍贵的藏传佛教,凤全视为敝履,强令“每寺只许住喇嘛三百名,余则一二百名即行还俗,如不遵允,定行诛戮”(曾国庆《赵尔丰及其巴塘经营》)。逼僧人破戒还俗,这对于藏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据说凤全坐着绿呢大轿到理塘,当地土司头人的代表跪在地下迎接,他顺手把旱烟杆敲着他们的脑袋说:你们再不就范,我就杀你们的头。这些土司头人原来都是地方上的土皇帝,从没受过如此羞辱,怀恨在心,必加倍报复。凤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杀的。(李静轩《赵尔丰经边始末》)

   
凤全被杀,对川边藏人酿成大祸,引来了赵尔丰经略川边时期的疯狂屠杀。对于统治者来说,凤全被杀其实应该引出另一面的教训。一是任何人都不可轻易羞辱,羞辱别人就是在制造敌人;二是朝廷和边远地方少数民族,必须有行为上的互相可预测性,在专制制度的人治性质下,这种可预测性有时候会由于个别人的个别行为而变得很低。所以,专制制度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制度。钦差大臣凤全到川边,地方上的土皇帝土司头人是跪着来拜见的,不是他们愿意跪,而是凤全代表了背后朝廷的力量。可是,凤全拿烟袋杆敲他们脑袋训话,却超出了他们对朝廷命官行为的预测,恼羞成怒。于是,他们的报复也超出了朝廷命官对地方官民行为的预测,凤全大概到死也没料到,那些一贯看起来唯唯诺诺的藏人,竟会杀了他。

    赵尔丰奉命镇压,自然是大开杀戒。赵尔丰“平七村”,用诱骗办法把七个小村庄的青壮年杀个不分青红皂白,“因系诱骗前来,又是一个个先后杀害,藏民并无任何抵抗,清军方面也毫无损失。”(刘鼎彝《赵尔丰经营川边闻见忆述》)。此后,打乡城,围攻并攻破桑披寺,寺内僧俗几百人杀个鸡犬不留,金银财物抢劫一空。

赵尔丰就用这种几乎是不讲道理的杀戮手段,平定了川边,在朝廷眼中成了能干的人,能解决困难局面的人。于是,一九○八年(光绪三十四年)他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取道四川去拉萨上任。可是,走到川藏交界的时候,原驻藏大臣联豫就怂恿藏人官员向清廷请援,说赵尔丰的屠户名声让藏人害怕,还是继续让联豫干吧。赵尔丰也听说了,便向清廷奏请专办川滇事务。于是朝廷改任他为川滇边务大臣。所以说,赵尔丰名列驻藏大臣,却从来没有到拉萨上任。这样才有他为后人所称道的在康区“改土归流”业绩。

 

•改土归流为何人亡政息

    赵尔丰平定川边藏人的“暴乱”,两次捷书上达天庭,博得“御口”奖谕,被朝廷认定是个干员能人,委以川滇边务大臣后,在康区屯兵戍边。他有一番为后代汉人史学家称道的政绩。比如,在农业方面大力展开边区垦务,在四川召雇垦夫两千多人,带家眷进入巴塘、理塘等地开垦。他还设置农事试验场,调内地高手前去试验,据说那里种植蔬菜就是从此开始的。他还试办蚕、漆、稻。棉等新的农业品种。

    在交通方面,他设置尖宿台站,就是在康区的大道上设置住宿点,并有人管理驿递事务,还明定了乌拉差役的价格,一改以往藏民必须义务支应乌拉差役的做法。他还创建了河口钢桥,假设川藏电线,在交通和通讯建设方面,颇有雄心。

    在工矿方面,他创立制革厂,设立官药局,试办造纸厂并开矿产。在教育方面,他奏准设立川边学务局,开办初等小学堂、官话学堂,教授现代科目,如国文,历史,地理,算术,格致,体操等,在当时不失为先进的举措。(李静轩《赵尔丰经边始末》)然而,赵尔丰的历史名声却是和“改土归流”结合在一起的。

    “土”者,土司也。“流”者,流官也。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当地土司头人的权力结构,代之以名义上由中央朝廷委派的流官。前面所说的建设举措,是在社会层面上进行的,涉及的是“民”,改土归流却是在政权层面上进行的,涉及的是“官”,是政体。从朝廷的角度说,改土归流是涉及根本的举措。

    赵尔丰从巴塘巡抚衙门出发,直抵瞻对,驱逐了西藏所委的瞻对官吏,把地方政权收回,随即“进发甘孜,经炉霍、道孚、打箭炉等地,又将各土司的印信、号纸尽行收缴,设置流官。真是威声所播,全康震恐。”“例如夙号专横的瞻对藏官,素有权势的明正土司,都一个个俯首帖耳,驯服如同羔羊一般。”(李静轩《赵尔丰经边始末》)然后,他从打箭炉启程,“一路鸣锣开道的向四川进发,并且顺路收缴了鱼通、咱里、冷边、沈边各土司的印信,”“川边的土司制度,到此基本上全部改流”。于是,平定了康地藏人的赵尔丰,可以奏请朝廷建西康省了。

    可是,尽管赵尔丰依仗他的屠夫手段和屠夫名声,看起来是轻而易举地收回了“东西三千余里,南北三千余里”的土地,并且派设了三十几个“委员”流官来管理。西康省却没能在他的手上建立起来。这无敌的赵尔丰,毕竟看不出晚清王朝平静水面下的危局,辛亥革命正在起来。他最得意的时候,距离他在辛亥中被杀,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赵尔丰在辛亥革命中丧命,杀他的人把他的“死状”印了几千份散发,民间个个拍手称快。

    他死后,他的经略川边政绩,消失得飞快。除了引进的蔬菜,据说后来边民爱吃,也继续种植,制革和药材为藏人需要继续有人经办以外,其余的措施,几乎都荒废了。他召雇引入的垦夫多被残杀,耕地又变为荒土。尖宿台站废弃,河口钢桥被炸,川藏电线未成。即使是看上去无疑造福于民的教育,不仅免费,发放课本支付笔墨,还有奖励,却不能为藏民所理解,一开始就被藏民看成是一种被迫的苦差使,称为“学差”,有点钱的人甚至把自己的孩子藏匿在寺庙或者送到偏远牧场躲避,出钱雇穷人家孩子代为上学以逃避“教育”。也就是说,赵尔丰的政绩,即使在他执政实行的时候,也不过几个月时间,他死后人亡政息,并没有造福一方。即使改土归流,也“改”了回去。可是后来的汉人学者为什么对他的改土归流那么乐道,那么难以忘怀呢?

这就要说到“土司”和“流官”权力结构的区别了。说说这个区别,对于我们理解今日之西藏问题,或许是有帮助的。

 

•改土归流和地方自治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土司和流官的区别,不是百姓福利问题,而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施政力的问题。赵尔丰的幕僚傅华封在请建西康为行省的奏疏里就说:土司“皆同封建之规,虽有朝贡之名,而无臣服之实”,“夜郎自大,顽梗跳梁”,“各处土司、喇嘛只知有西藏,不知有朝廷。”而这个问题在十九世纪末英国对西藏的影响通过印度日益明显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涉及疆土安全的大问题了。

     傅华封的奏疏里说:“边地界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行,为西藏后劲,地处高原,对于四方皆有建瓴之势”。又说,“边地与西藏毗连,西藏与强邻逼处,外人狡狤,思启封疆,几不以藏为中国属土,殆因藏未建省,名义未定之故。”于是建议明确划分康藏,以康建省,“定名义而保领土”。(

    显而易见,那个时候朝廷上下就明白,康藏是有区别的。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朝廷鞭长莫及,中央政府的行政施政力到达那里已经十分薄弱。而康地紧邻四川,赵尔丰既然用兵已到,就可以将康地更牢地掌控在中央政府手里,那就是收回历史上“赏赐”给当地土司头人的管辖权,改设府、厅、州、县,从外面委派官员治理。

   
这样做的道理十分明显。问题是,在此以前,在历史上,中央政府为什么不早早在此设治派员呢?为什么要容忍土司呢?

    我国历史上和欧洲等地的封建时代不一样,很早就建立了中央朝廷的大一统政制。施政力从中央朝廷贯彻下来,直达郡县,因为这个结构里,郡县以上各级官员都是中央朝廷直接委派的。在这个结构里,大小高低的顺序概念非常明确,决不会乱套。

    这样强大的施政力,需要物质和文化上的条件才得以维持。物质上的技术条件,比如交通运输和通讯;文化上的条件,就是历史久远的儒家文化和源源不断的士大夫阶层。有了这些,朝廷派出的“流官”在人生地不熟,甚至方言也听不懂的地方,也照样能走马上任,令行禁止。没有这样的条件,“流官”的执政效果就不会那么理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可能缺乏这样的条件。可是,中央政府希望这样的边疆地区成为外面敌对国家或部落的屏障,需要一个安定的边疆,所以必须加以统治。在“流官”不怎么可行的情况下,就“赏赐”给当地的土司头人来管辖,其实就是仍然留给原来管辖此地的人,只要求他们有“朝贡”的名义,也就是在名义上臣服中央朝廷,经济上倒是可以倒过来,以朝廷赏赐的名义加以补贴。这就是“皆同封建之规”,中央政府对这些地方,相当于拥有宗主权。中央的行政施政力,到土司这里为止。土司管辖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一般会有自己的武装,自己实施司法权。中央政府不去、也不想干预土司内部事务,事实上天高皇帝远,也干预不了。

     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强势的外族,征服弱势民族以后,自己直接实行行政管理,往往吃力不讨好,效果不彰,麻烦不断,这和施政技术条件有关,也和文化认同有关。利用原有权力结构来施政,往往比自己直接管理更可行。这就是土司制度存在多年的原因。当代学者也认为,藏地的土司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维护边疆安定和国家统一的正面作用。

    (曾国庆《刍议清代藏区土司制度》)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03-19 07:52:33 +0800收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任乃强的建议。。。

藏民族中的北方诸族成分

——兼证“西羌”与“北狄”同源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之九

朱学渊

2009319

    藏民族自称“蕃”(音bo),汉史称之为“吐蕃”,“吐蕃”之名辗转流入西方后译作Tibet。藏族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但除雅鲁藏布江流域繁衍了一部分蕃系部落的先民外,其它藏区几乎都是古代的“羌地”。因此无人置疑:藏民族是“蕃”和“羌”两族系的融合。

    拉萨和日喀则两地区是西藏的中心,分别称“卫”(dbus)和“藏”(gtsang),合称“卫藏”(dbus gtsang,亦译作“乌斯藏”)。六世纪时,兴起于今山南泽当地方的雅隆部落,统一了卫藏,继而兼并羌系的“苏毗”和“象雄”部落,建立吐蕃王朝。这一事件成为西藏历史的界碑,此前称“象雄时代”,此后称“吐蕃时代”;羌系民族在成为吐蕃民族的成员前,曾经在西藏本土占过统治地位。

    七、八、九世纪间,吐蕃王朝又先后征服了“河源”、“河曲”、“河湟”一带的“党项”、“白兰”、“多弥”、“吐谷浑”诸部,使青藏高原全境,乃至今甘南、河西、甘孜、阿坝、迪庆的诸羌部落全面“蕃化”。吐蕃王朝的势力还一度远涉西域,危及中原;但由于穷兵黩武和宗教政策的失误,九世纪中叶它就败灭了。然而,藏传佛教继续维系着这个血缘复杂的高原民族。

    语言学研究指出,藏语与缅甸语,以及汉语和中国南方诸族语言有着不同程度的亲缘联系,因此藏语被归属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1]除有许多同源的基本词汇外,汉藏语系下属语言的一般特征是:语汇多为单音节且具有声调。藏语分“卫藏”、“康”、“安多”三种方言,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的“卫藏方言”可能是藏语之源头;而“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则是在吐蕃民族扩张的过程中,渐次蕃化了的周边诸羌语言。

本文对各藏族地区的氏族名、地名等广义语言数据,以及文化、习俗、历史记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分析。证据足以表明:与中国北方诸族同源的西羌民族,从中原历史的“史前期”开始,就陆续进入青藏高原,他们在六世纪开始的吐蕃王朝时代,全面融入了吐蕃民族,从而形成藏民族中的北方诸族成分。

一、西羌民族的背景

    西羌民族不仅是藏民族的重要成分,而且很早就参与了华夏民族的形成,甲骨时代就有关于“羌”的记载。《史记•六国年表》说:[2]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所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这虽泛泛之说,但它指出了除殷商源于中原外,夏、周、秦三代都是兴起于秦陇地区的“西羌”部落。因此,西羌与华夏的瓜葛,自古就不可回避。中国的历史、语言、人类诸学科,本该深究西羌民族的族属和语属;然而传统学术只以浅尝“姜姓即羌”或“西方牧羊人”[3]等文字古训为足,解析性的研究始终未能深入展开。本文则以藏民族中北方民族的部落或血缘成分,来证明西羌是与北方诸族同源的。

    基于羌系部落在青藏高原多融归藏族,在横断山脉(多称“民族走廊”)地区多成“藏缅语”民族的事实,“羌、蕃同源”已成约定之见。[4]二十世纪以来,语言学对汉语和藏语的亲缘关系的确认,更使人误会:汉语是在使用藏缅式语言的西羌民族的影响下,最初形成于西北地区的。如美国语言学者包拟古说:[5]

    中国的西北部在有史年代是操藏缅语的居民跟汉人发生接触的地域,在更早的时候也可能如此。张光直断定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是商族的早期领土,但是在征服夏族以后,他们的活动中心就向西移动了。……我们所假设的先藏语的影响也许就是来自河南西边和山西西边的夏族。而中国语言学者邢公畹认为,汉藏语的源头在华北地区,藏缅语是由南迁的古代羌族语言发展起来的,他说:[6]

    ……有一个与后世藏族有关的古种族在远古从华北向西南逐步迁徙,沿甘肃、青海、四川而入西藏,还有一部分顺川康之间的横断山脉而入云南。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他们的语言发展成藏缅语族……这个古种族就可以称为“原始羌•华夏族”。

    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都把西羌民族当做“汉—藏缅语”之祖。包拟古以为羌语之东来,即成汉语;邢公畹认为羌语之南下,则成藏缅语。事实与两人的说法都不同,西北诸羌是与北方诸族同源的,原始西羌语言就应属“阿尔泰语系”;而北方诸族又是从中原出走的,在北方汉语形成之前,古代中原居民也是使用通古斯、蒙古、突厥诸语的。[7]因此,华北和西北地区都不可能是汉藏语的源头;西羌民族也只能是屏蔽中原民族与吐蕃民族的壁垒。北方汉语只能是在藏缅式的“南蛮”诸语的影响下,率先形成于中原地区的。

    西羌民族大多蕃化或汉化,还有一些演变成如“白马”、“嘉绒”、“木雅”等似蕃的“藏族”,或“羌”、“彝”(倮倮)、“纳西”(磨些)等非蕃少数民族;只有一小部分,如甘青地区说蒙古语的“土族”和“东乡族”,保留着祖先的语言。宋代兴盛,元明之际就湮灭了的“西夏民族”,是“党项羌”的后裔,又是西北“回族”的源头。今世陕甘宁青地区汉、回、蒙、藏诸族并存的局面,是在吐蕃、蒙古等民族的入侵,兼以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下,西羌民族与他族血缘融合以及认同分化的后果。

    古代西羌部落本身种属有别,又先后或程度不同地蕃化,是致使“羌地”使用的藏语有“康”和“安多”两大方言的原因。藏北那曲、藏东昌都、青海玉树、四川甘孜和云南迪庆等地区,构成“康方言区”。青海果洛、黄南、甘肃甘南,四川阿坝诸州,及青海湖周边和河西走廊构成“安多方言区”。这两个方言区大致以巴颜喀拉山和大渡河上游诸支流分界。

    关于“康”和“安多”两字的来源,陈庆英曾说:[8] 吐蕃王朝后来征服的青藏高原的北部、东部,被称为“多康”(mdo khams),“多”(mdo)意为路口、河谷口,“康”(khams)意为区域,故“多康”意为吐蕃王朝向外发展的信道和基地,同时亦有外围地区之意。随着吐蕃王朝向东北方向的武力扩张,“多康”的范围逐步扩大,后来又把黄河上游到河湟谷地的地区称为“朵思麻”(mdo smad),即“多康”地区的下部,又因这一地区包含阿尼玛卿山(A myes rma chen)和多拉仁沃山(mdo la ring bo小积石山),故又称“安多”(A mdo)地区。“多康”的其余部分仍沿用“多康”的名称,即后来所说的“康区”(khams)。……乃至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青藏高原延续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中,青藏高原的居民习惯上把青藏高原分为“卫藏四茹dbus gtsang ru bzhi”、“多康mdo khams”、“朵思麻mdo smad”等三大部分。

简言之“多康”(亦作“朵康”和“朵甘思”)即是康方言区,“朵思麻”则是安多方言区;吐蕃王朝兴起前,前者是号称“女国”的苏毗部落联盟的领地,后者是为吐谷浑和党项主盟的诸羌部落所盘踞。

地图三 藏语方言分布

 

 

二、康巴藏族的“女国”和“霍尔”背景

    中国历史记载“苏毗”(sum-po,或译“孙波”)和“象雄”(shang,亦作“羊同”)都是深入青藏高原的西羌部落,苏毗原本从属象雄,它兴起后把盟主挤到阿里地区去了。许多证据表明它们都是北方民族。吐蕃王朝初为吐蕃、苏毗、象雄军事联盟。象雄对吐蕃的宗教文化有许多贡献,藏北的苏毗则是吐蕃王朝经济和军力的支柱。

    前吐蕃时代(或称象雄时代),象雄和苏毗曾于卫藏地区建立政权。但由于内争而力量削弱,松赞干布率雅隆部落将苏毗势力逐出,拉萨遂成吐蕃王都,藏北苏毗亦成为吐蕃属国。宋代成书的《新唐书•苏毗传》说:[9] 苏毗,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在诸部最大。东与多弥接,西距鹘莽硖,户三万。

    因此“鹘莽硖”很重要,它是萎缩了的苏毗部落(联盟)的南界,任乃强考证该地名说:[10] 在那曲、当雄界上之朗陇拉附近。盖吐蕃与苏毗旧界标,故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迎劳于此,为最远也。

    其实,它可能就是拉萨市当雄县东北三十三公里处之“乌马塘乡”,[11]由该地出发越念青唐古拉山,即至藏北重镇那曲。“鹘莽”、“乌马”与鲜卑姓氏“宇文”或族名“乌马”有关。当雄遗有许多蒙古语地名,如“纳木错”亦名“腾格里淖尔”,各是藏、蒙二语“天池”的意思,看来说蒙古语的民族很早就到了那里。当雄也是“达木蒙古八旗”之居地,十三世纪八思巴文书就有地名“达木娘”(Dam)的记载;虽然没有足够根据说这些部落是苏毗之裔,但有人说它们是十七世纪入藏的蒙古和硕特部,却有把时代推得太迟的感觉。

    藏语的“北”字读“羌”(chaan,与“西羌”之“羌”无关),念青唐古拉山以北,及至长江上游通天河滨的玉树州,俱称“羌塘”,古代是苏毗的地方。再北越巴颜喀喇山,便入党项羌故地(今青海省果洛州境),唐初党项羌灭散后,吐蕃势力通过当地与更北的吐谷浑接触。在唐、蕃争夺河西、陇右、川西的战争中,羌塘是交通要冲,也是吐蕃兵员和军需的供给地。同为羌系游牧部落的苏毗和党项,仅为巴颜喀喇一山所隔;但今山南的玉树州和山北的果洛州,却分属康方言区和安多方言区,这显然与两地蕃化时代不同的背景有关。

    象雄和苏毗之境,东及横断山脉,西及克什米尔。这一大片地方又以“女国”称之。《隋书》曾经说到位于印度河上游的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的一个女国:[12]

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此“女国”王名“末羯”和夫名“金聚”,分别与族名“勿吉”和“精绝”对音,是循了北方民族“以族名为人名”的习俗。《汉书•西域传》说的“南君罽宾”的塞种部落,希腊《地理志》说的“散居在远至东海和印度的地面上”的Scythian(斯基泰)人,大概也是对这些部落迁徙的纪录。

地图四 西藏阿里和南亚近邻地区

 

 

    玄奘也听说了“女国”,其于《大唐西域记•婆罗吸摩补罗等二国》中记云:[13] 此国境北大雪山中,有苏伐刺拏瞿呾罗国。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也。世以女为王,因以女为国。……东接土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多。

    喜马拉雅山南麓之“婆罗吸摩补罗”(Brahmapura)是印度教圣地,今分属印度北阿坎德(圣地)邦和尼泊尔国。现代居民Bhotiya(白狄)、Marcha(马佳)、Magar(靺鞨)等族祖先来自山北阿里地区,是即古代象雄民族之裔。今仅Magar一族人口即有一百七十万,为尼国第一大少数民族。以这些族名来看,山北若为“女国”,则应为通古斯民族部落。

    《新唐书•东女传》又说:[14] 东女,亦曰苏伐剌挐瞿咀罗,羌别种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称“东”别之。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西属三波诃,北距于阗,东南属雅州罗女蛮、白狼夷。东西行尽九日,南北行尽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为君,居康延川,岩险四缭,有弱水南流,缝革为船。

    该记载的前半部分是抄袭玄奘的听闻,而“东南属雅州女蛮、白狼夷。东西行尽九日,南北行尽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为君,居康延川,岩险四缭,有弱水南流,缝革为船”,则是横断山脉间群川南流的昌都、甘孜、迪庆地区的真实景像。而这“东西行尽九日,南北行尽二十日”地区的八十余部落,就是今世“康巴藏族”的祖先。

    现代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曾经归纳说:[15] 藏北羌塘地方,当六、七世纪时,有强盛牧部曰苏毗,曾征服附近农业部落,建立女性中心制之藩国。其极西之藩国在印度河上游,印人呼为“苏伐剌挐瞿咀罗”,华人呼为“女国”。其东南藩国在澜沧江流域,吐蕃呼之为“康”,华人呼为“东女国”。藩国同俗,皆奉巫教,信鸟卜,迎女王于苏毗。

这是将康巴藏族祖先之“女国”说成是以“女性中心”或“女权中心”的社会形态。其实,“女国”之“女”是“九”的谐音,“女国”和“女娲”则是族名“女直”的蒙古语叫法“女古”,本义是“九氏”或“九国”,且以“昭武”、“句吴”、“鬼谷”、“鬼方”等讹音在中原讹传。突厥语民族则以数词“九”tughuz意传,即是“通古斯”、“桃花石”。康巴藏族祖先的“女国” 即是“通古斯”、“九姓”部落。

 

地图五 横断山脉东部地区

 

 

    “康巴”亦称“霍尔”(hor),昌都、那曲地区的“霍尔三十九族”,和甘孜州的“霍尔”部落,构成康方言区藏族的主体,他们被公认,亦自认是北方民族的后裔。在清代的一段很长的时期,驻藏大臣直接管辖的三十九族,而三十九族也长期表现出亲中央政府的政治心理。任乃强说:[16] 藏人之云“霍尔”犹中国之曰“胡”也。举凡北方之异民族皆可以此称之。如今西康之甘孜、炉霍人,青、甘之羌戎,新疆之回人,皆用此称,又曾以之称呼成吉思汗之祖先。却未以之称呼汉族。……查此地带(按:指昌都丁青县周边地区),古为羊同苏毗之国,实为羌族,藏人呼羌亦为“霍尔”也;羌族自臣服于吐蕃后,未能再建国家。

     简言之,“霍尔”即是汉语之“胡儿”,也是藏族对“西羌”和“北狄”的通称。这貌似胡涂观念,实际是藏民族对“羌、狄同源”的清醒认识。

    《中国藏族部落》对“霍尔”和“三十九族”也有重要的记载:[17] “霍尔”为藏语的汉文译音,早期泛指北方民族,元代时此词专指蒙古人,明清时代用来指蒙古人或青海、甘肃的土族人,……“三十九族”实为三十九个部落,它们是:贡木休、比如、彭盼、达珠、热西、查仁、纳若、三擦、布作、杂玛尔、巴吴、格木、阿堆、阿麦、索德、朱雪、本塔、竹居、益塔、冲仓、玛荣、嘎堆、嘎麦、宁塔、宁木、斯布塔、玛如、嫩查、质达、央巴、顿巴、热松木、恰色、嘎尔康、冈如、那如、多尔堆、多尔麦、赤如等。

    这“三十九族”族名中与北方民族族名显然相关的,择要有:

巴吴 即“仆和”
比如 即“拨略”
彭盼 即“拔拔-n
赤如 、查仁 即“叱卢”、“叱卢-n”(蒙古语“石头”)
竹居 即“女直”
杂玛尔 即“且末”、“吉里迷”
达珠 即“达稽”
嘎尔康 即“骨力干”
玛如、玛荣 即“莫芦”、“莫芦-n
那如、纳若 即“纳兰”(蒙古语“太阳”)
嫩查 杨质夫记“奈木擦”,即《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之“尼马察”

    任乃强说三十九族之地“古为羊同苏毗之国,实为羌族,藏人呼羌亦为‘霍尔’也”。虽然后来“霍尔”一度专指“蒙古人”,但该字的出现却远早于元蒙时期。松赞干布(卒于650年)时,吐蕃朝廷即有“霍尔人”向布•杰季昌,“康人”拉斯•肖布登等人,为“内臣六桑”的成员。[18]这两位吐蕃大员的名字还是北方民族的族名,“肖布”即“锡伯”,“杰季”即“俟几”(见本书附录三《魏书•官氏志》)。这些具有北方民族血缘的部落成员,在吐蕃王朝初兴时就参与了它的政治运作。

    藏语称“蒙古”为Sog,三十九族聚居之索县(Sog)即是“蒙古地方”;康方言和安多方言之“牛”字为sosok[19]故蒙古民族亦为“牛族”,汉籍记载的“黄牛羌”、“牦牛羌”大概就是青藏高原上说蒙古语的部落。中原南朝《宋书》以“索虏”称呼拓拔鲜卑,世代不为人们理解,蒙古语中不复存在的Sog一字,却在藏语外邦方言中留下了诠释。

吐蕃时代藏北就是“蒙古地方”,至今藏北—羌塘地区还保有大量蒙古语地名,著名者如:巴颜喀拉(意“富饶而黑色的”)、可可西里(意“青色的矮山梁”),喀拉乌苏(藏名“那曲”,意“黑水”)等;它们虽然可能是清代蒙古族官员记载下来的,但更可能是苏毗时代蒙古语地名的传承。

 

图十二 康巴藏族的典型容貌

 

 

    康方言区的玉树、甘孜、那曲、昌都地区州、县、区、乡各级地名,许多都是北方民族的族名。如:

北方族名 康方言区地名
按出 安冲
拔拔 八帮
仆和 白垭、普悟、布甫、布卫
契丹 尺牍、查当
东郭 邓柯、东尕
屠各 德格
吐浑 打滚
鞑靼 德达、达尔唐(今“巴青”)
达斡尔 达哇、道坞(道孚)
弘吉剌 甘孜、岗查、刚查
吉里迷 扎玛、曲麻莱、直门达
夹谷 杂谷(今“理塘”)
结骨 结古(今“玉树”)
女直 竹节、秋智、措池
女真 竹庆、曲秦、值秦、周均
昭武 朱倭、觉悟、错阿
柔然 洛隆
抹颜 莫云
粘割 年古
纳吉 尼扎
室韦 歇武、雪吾、色吾
术甲 勒池
陆和 热火通、拉翁通
悉万 苏莽
肃慎 肖尚
须卜 所巴
厍狄 石渠、色扎
兀者 俄支
纥奚 阿须、俄西
乌古 窝公
叶赫 叶格

最近,中国复旦大学和云南大学的人类学者文波、石宏等,与美国分子生物学者金力、宿兵的人类群体遗传学的联合研究指出,使用“康方言”的云南迪庆藏族,与蒙古、土、哈萨克、维吾尔、彝、普米等族同属“北方人群”群体,则是又一重要的证明。[20]

 

地图六 四川甘孜州德格县区乡地名简图

 

 

 

三、苏毗、象雄宗教、文化、族源辩析

    西藏传统奉西方为“上”,东方为“下”,古代象雄也分上、中、下三部。“上象雄”在阿里,受印度佛教学说的影响,发展成苯教中心。“中象雄”在尼玛、申扎周边;“下象雄”在那曲、昌都和以东一带,即今之“康区”。

    苯教是西藏本土宗教,历史上苯、佛两教曾经长期争斗。尽管佛教后来在西藏占据正统地位,两教也渐趋融合,但至今藏北和康区仍然流行苯教。明季一六三七年,康区白利土司举兵护苯反佛,攻占类乌齐、昌都、察雅、德格、拉多、囊谦等地,酿成焚毁囊谦根蚌寺,屠杀僧侣三百的惨祸;囊谦土司出逃青海和硕特蒙古部求援,一六三九年和硕特部固始汗于进军卫藏途次,应请逐白利土司,平息事态,恢复了康区教序。[21]

    苯教的多自然神形态和驱邪的意识,都与佛教相左;其杀牲祭祀和击鼓跳神的仪轨,更显示它是源自通古斯民族的萨满教。通古斯民族的迁徙活动,使萨满教遍播欧亚大陆和美洲极北地区;而萨满形态宗教普遍存在古代象雄、现代康区,乃至四川羌区的现像,表明通古斯民族是西羌民族的重要源头。

    苯教虽然归顺了藏传佛教,但近世达赖教廷对大事的预测和要人的安危,都进行萨满教式的法事活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描述了一九三三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时的情景:[22]

    按照传统的习惯,当达赖喇嘛患病时,应请乃均护法神汉(按,即“巫”或“萨满”)来降神禳灾,当时所请的乃均寺护法神汉名叫洛桑索朗。乃均护法神汉到达之后便开始跳神问病,跳着跳着他便说,达赖喇嘛应当服用一种叫“感冒灵十七味”的药,并亲自准备了一杯汤药,大多数亲历此事的人都说达赖喇嘛拒绝服用这种药,开始护法神汉硬是把药倒进了达赖喇嘛的嘴里……

    二十世纪末,于阿里至那曲间广大地区,发现了数以千计以狩猎、游牧生活为题材的岩画,其风格与黑龙江、内蒙、甘肃、宁夏、新疆发现的岩画完全一致。阿里地区日土县鲁日朗卡岩画点,有一幅杀牲祭祀的宏大场面,画面中戴鸟头面具的舞者,是崇尚鸟图腾的萨满跳神的形像;画面下部刻着一百二十五只羊头,疑是祭礼的牺牲。不远之任姆栋岩画点的“豹逐鹿”组图,又尽现北方民族对“鹿题材”的喜爱。岩画本是中国北方民族迁徙的轨迹,西藏岩画当是北方游牧诸族从西域进入西藏地区的铭记。

    法国藏学家石泰安注意到,四川德格、甘孜藏民使用的刀、马蹬、带扣上的动物图案,与鄂尔多斯出土的青铜饰器,或阿尔泰地区出土的“斯基泰”金属镌刻艺术风格,均极相似。[23]松赞干布统一藏北后,“苏毗茹”长期向拉萨朝廷贡献铁器,“多弥”部落则以纳献通天河沙金制成的饰品为长。今康区制作金属饰物的艺术,可能是延承于“多弥羌”时代的。

    原苏联考古学者在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州”,也曾发现以虎、鹿等动物为形像的古代金属饰物[24],他们把这种“女真艺术”归结为“斯基泰艺术”的东传,却没有设想“斯基泰艺术”是中国北方民族艺术的外流。康巴藏族的这种艺术能力,也显示了他们与北方民族渊源。

     象雄很早就有了文字,并用它写就了许多苯教经典。既然象雄、苏毗与北方诸族有关,“象雄语”就应该属于阿尔泰语系,而“康方言”应是蕃化了的象雄—苏毗语,其中必有若干阿尔泰语成分的遗存。那曲地区敬语“谢谢”谓kho-zu,与卫藏、安多方言均不相同。经查,匈牙利语的“谢谢”曰Köszönet,满语之“鞠躬”曰“忽入”,[25]该字源自通古斯语,就不言而喻了。

    十三世纪后,蒙古武力统治西藏数百年,但藏传佛教却统治着蒙古民族的意识形态。反之,西藏历史上有不少僧俗要人又是蒙古人,如格鲁派(黄教)始祖宗喀巴[26](一三五七—一四一九)和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一五八九—一六一六),前者之父是元朝的达鲁花赤,后者是明末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的曾孙。

    蒙、藏两族后期的渗透,往往掩盖了北方民族参与藏民族形成的早期作用。吐蕃时代象雄十个千户中的“窝骨”、“杂莫”、“帕噶”,就显然是中国北方民族的“护骨”、“且末”、“仆骨”。象雄—苏毗的北方民族属性,也传承给一些现代藏族部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那曲县“巴尔达部落”的酋长称“金格尔”。《中国藏族部落》说:[27]

   
“金格尔”来自蒙古语,是“成吉思汗”的藏语音译,这里大约是表示成吉思汗后裔的意思。据巴尔达最后一任金格尔彭措旺多介绍,其祖先是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亲属,……还说,他们与拉萨大贵族霍尔•康家“同宗同族”……

   
“金格尔”(gin-gher)是“成吉思”(gen-ghis)的转音,《蒙古秘史》说:“成吉思合罕意为腾汲思合罕、达赖合罕二词,皆有大海合罕之意。”[28]匈牙利语的“海”是tenger,也证实这个说法。然而,持“成吉思”称号的人,未必一定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历史记载中,四川嘉绒藏区也有若干以“成吉思”为号的土司头人。如,乾隆年杂谷土司被清军所杀,由梭磨土司之弟“根濯斯•甲”继任。又如,嘉庆年党坝土司“根噶斯•丹增•姜初”率部众随清军平讨苗乱。[29]两例人物“根濯斯”和“根噶斯”(拟音gen-ghi-s)都与“成吉思汗”同号,而嘉绒藏族诸土司家族多系七、八世纪自藏北迁来,与十三世纪漠北“成吉思汗”毫无干系。

四、安多藏族之生成

    “安多方言区”是藏区的外缘,含青海黄南、果洛州、环青海湖地区,甘肃甘南州,四川阿坝州北部和甘孜州色达等县,“安多藏族”是唐代“吐谷浑”、“党项”等羌系部落蕃化而成的。有别于其它汉藏语言,“安多方言”的无音调特征,显然与吐谷浑和党项语言的非汉藏语背景有关。

     吐谷浑是魏晋年间自辽东徙至西北,在这片不相统属的“西羌之地”上渐成霸主的“慕容鲜卑”部,《旧唐书•西戎传》说:[30] 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六六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

    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西部,是吐谷浑部的中心,该地区东部为洮河流经,南方是阿尼马卿山(汉名“大积石山”),西、北两方为黄河包绕,故吐谷浑部也被叫做“河南部”;[31] 吐谷浑是一个说鲜卑语的部落,其今世后裔甘青“土族”仍操蒙古语,且自称“白蒙古”。[32]
上古时期就盘踞在西北地区的氐、羌诸落,纷纷归属新到来的吐谷浑的麾下。然而,源自北方而尚武的吐谷浑,却于公元六七○年“大非川”一役,未能抵御北进的吐蕃民族。《旧唐书•西戎传》记载:[33] 高宗谴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等救吐谷浑,为吐蕃所败,于是吐谷浑遂为吐蕃所并。

    唐军大败于吐蕃,吐谷浑从此走上了与胜利民族融合的道路,西北地区的人文结构也发生了彻底变化,大量西羌部落转换语言,改变认同,使大片“羌区”成为“藏地”。

    安多藏族的另一源头“党项”(拟音tdan-ghu)亦为西羌古族,查《旧唐书•西戎传》曰:[34] 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

   关于地名“析支”,《后汉书•西羌传》又曾说:[35] 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

    “析支”、“赐支”疑即“厍狄”(si-dji),其地于巴颜喀拉山与阿尼马卿山之间,含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境和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隅,这片俗称“河源”和“河曲”的地方是水草丰美的牧场。《禹贡》时代“析支”就已经在那里生息。吐谷浑入主“河南”和“河湟”地区后,这些西羌部落才相对微弱了。

    唐初,吐蕃军兴,党项部落奔散。其一部迁至陕甘宁边地,后于宋代建政,自号“大夏”,[36]史曰“西夏”,元蒙称“唐兀惕”或“唐古特”,西史记为Tangut[37]由于多数党项部落融入了吐蕃,故尔蒙古语称藏族为“土伯特”,而称安多藏族为“唐古特”;清朝早期文献则分记为“图白忒”或“唐古特”,可见“党项”或“唐兀”于藏民族构成之重要意义。而辨析西夏民族的血缘和语源,既是认识“安多藏族”,亦是认识“西羌民族”族源的判据
然而,吐蕃谓“西夏”为“弭药”或“木雅”,[38]其人类学内涵还亟待探究。

    成书于一三八八年的《西藏王统记》,在吐蕃和汉地的历史记述中,就有“木雅”的线索。作者索南坚赞写道:[39] 太宗皇帝与吐蕃松赞干布同时。太宗之女文成公主亦于此时来藏和婚。太宗有七子,次第继承大位。其后帝之嫡裔中宗在位时,唐已传至五代。中宗皇帝和吐蕃麦阿葱(按:即“赤德祖赞”)同时。帝女金城公主遣嫁来藏。到僖宗时,其臣下黄巢反叛,颠覆唐室。遂有所谓梁等五代突起称帝,凡五十余年。其后则为赵太祖出而称帝。赵宋以后,王都又为木雅所攻陷。太祖之裔,递传八代,均都汴梁……

    其中除“[]太宗有七子,次第继承大位”,是套用胡俗于中原,显得荒谬外,其它事序都大致准确。然而“赵宋以后,王都又为木雅所攻陷”,似乎攻陷汴梁的不是女真人,而是西夏人了。以吐蕃与西夏和两宋的密切关系,作者连二百年前的事都搞不清,实在匪夷所思。但“木雅”或“弥药”可能是“靺鞨”的转音,它若被用来通称通古斯民族,女真为“木雅”就没有错;而将西夏亦称为“木雅”,则表明藏民族认为西夏是女真的同类。
原苏联东干族学者也注意到西夏源自通古斯民族的可能性。十九世纪末陕甘回族起义失败后,流亡俄属中亚的余众被称为“东干人”。“东干”是“唐古特”或“党项”的谐音,也是维吾尔族对西北“汉回”(蒙古人种穆斯林)的称呼;这个称谓本身就暗示了西北回族与西夏民族的关系。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学者苏三洛院士认为:[40] 尽管外来的穆斯林在形成北方回回族方面起过明显作用,但是,我们认为,似乎当地居民,尤其是城镇和乡村的西夏遗民,是构成后来形成的新的和统一的回回族的基本主干。

    另一位东干历史—民俗学者尤素罗夫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在陕甘回族形成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亚洲土著通古斯民族。[41]综合这两种见解,可以推及党项—西夏民族的重要源头是通古斯系民族。如果此说合理,“西夏”和“女真”同为“木雅”也就合理了。

    关于党项部落的内涵,《唐书•党项传》说其属部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42]其中“拓拔”出自鲜卑自不待说;“野辞”和“米擒”是通古斯族名“兀者”和“勿吉-n”也一目了然。因此,“党项”是通古斯系和鲜卑系部落,乃至诸多北方民族之融合,或许是更为恰当的推断。

    西夏与通古斯民族的关联,也有语言证据。《宋史》说西夏称“可汗”为“兀卒”,[43]波斯著作《史集》说西夏语“大”字为“绀孛”,[44]两字皆同通古斯—满语。二十世纪初,内蒙额济纳旗发现大量的西夏文献,其中骨勒茂才编纂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文—汉文音义对照的简易词典,对于西夏语文研究有重要的价值。下面我们选择了几个基本词义,在西夏语和有关联的通古斯—女真语、匈牙利语、芬兰、爱沙尼亚语间进行了一个比较:

    西夏语[45] 女真语[46] 匈牙利语[47] 芬兰[48]/爱沙尼亚语[49]

一 阿 额木 egy
天 鱼骨 阿瓜 ég
太阳 桑 孙
日子 能 能吉
手 臈 嘎拉
牙 个 畏可 fog
猪 讹 兀尖
牛 悟 委罕
马 领 木棱
ló
蜜蜂 谋率 mehilainen/mesilane

    尽管,宋代的西夏语已经含有大量汉语和吐蕃语成分,但西夏语存留了通古斯语成分,也是不可否定的。至今,藏语安多方言中还保有少量通古斯语词汇。例如,方向字“东”,安多方言和康方言分别为xharxha,它们与卫藏方言的cha不同,而与满语中的“左”字“哈速”相通;[50]众所皆知,北方民族是以“左、右”为“东、西”的。又如,安多夏河方言之“烟”(指烧火的烟)字to-wa,恰如满语之“火”字“脱委”。[51]而安多藏区地名“毛儿盖”和“俄界”就是通古斯族名“靺鞨”和“兀者”,则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八世纪中叶,吐谷浑和党项两部附蕃,“安史之乱”(七五五—七六三)年间,吐蕃、吐谷浑、党项势力趁虚蚕食西北地区,进逼长安。《旧唐书•吐蕃传》记载了“蕃羌合流”沦陷长安的事件:[52] 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吐蕃以吐谷浑、党项羌之众二十余万,自龙光度而东。郭子仪退军,车驾幸陕州,京师失守。降将高晖引吐蕃入上都城,……吐蕃居城十五日退,官军收上都,以郭子仪为留守。……

    尽管长安失而复得,河西走廊却从此落入吐蕃手中,

    二年……九月,叛将仆射、大宁郡王仆固怀恩自灵武遣其党范志诚、任敷等引吐蕃、吐谷浑之众来犯王畿。……河西节度杨志烈被围,守数年,以孤城无援,乃跳身西投甘州,凉州又陷于寇。

从此,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还须绕经漠北回鹘,大唐帝国就此一蹶不振;而吐蕃政权也没有维持太久,九世纪中它就败灭了。摆脱了吐蕃控制的党项部落,得以在陕甘宁边地崛起;而一个蕃化了的西羌群体—“安多藏族”,也在这四百年间于甘青川三省毗邻地区形成了。

五、安多藏族的氏族成分

    宋、明两代以来,正史和地方志对安多藏区的藏族氏族有大量记载,《中国藏族部落》全面整理了这些人类学资料。其中,甘南卓尼、迭部两县的记载尤为详尽。卓尼、迭部原合为卓尼县,其地秦设临洮、汉属陇西,晋始为吐谷浑踞,唐中为吐蕃占领,宋、元分别隶属洮州和吐蕃等处宣慰司。

    卓尼藏族各部落,原为杨土司所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统计,户一万四千,口八万六千余。杨土司始祖为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之裔,族姓噶氏。八世纪时噶•伊西达尔吉为四十二代藏王赤热巴巾派遣,至“佐尔盖令哇”(今“若尔盖”)一带征收税款,所经之处,土民降附,遂定居卓尼;明代归顺中央政府,正德年受赐杨姓。清初势力扩张,道光年间辖地几占甘南大半。光绪年间号称四十八旗,势力远及四川松潘等地。下面将卓尼藏族氏族和北方民族族名进行一个对比:

北方族名 卓尼藏族氏族[53]
呵不察 阿布岔
挹娄 冶彔、牙彔、牙路、阿路
安息 阿思、牙西
爱新 牙尔山
阿史那 阿及那、阿赤那、阿自他
仆骨 柏古、破古路
仆和 巴吾、怕哈、包吾什
伯岳吾 卜裕河、卜渔、博峪、泼要、盘园
白狄 拜扎、包在、班扎、板扎、怕子
泊咄 巴大
拨略 八路什、柏路他、巴龙、牌路、怕路、巴彔秀
女直 朱扎、癿家、措日什
女真 朱子那
昭武 竹吾、七哇、秋峪、朝勿、作爱
叱干 插岗、千杆
叱罗 出路、车路、茶路、初彔、癿彔
夹谷 七古、岔古、岔格、秋各
赤狄 七车、砦藏
契苾 其卜、洽卜
契丹 初代
准噶尔 纯哈
达稽 达子多、达川
突厥 多扎、多哲、答扎、桃日、桃及、土桥、图扎
唐古 东古、唐尕、冬盖、冬禾、冬禾索
屠各 多加、都盖、大沟
徒河 大哈、丹哈
吐火罗 大化路
达斡尔 达窝、豆吾
同罗 多力、多洛、多柔、代彔、驼洛、大路、他彔、答龙
吐如纥 多力禾、代如卡、东路卡
豆莫娄 多玛、多勿、大罔
拓特 桃代
斛律 壕路、何力、合力、夏路、灰老多
纥奚 夏视
弘吉剌 空自、空子、甘扎牙彔
穷奇 从地、纯扎、江车、章住
吉里迷 车力买、岔麻、自目、才木车
密须 木舍
靺鞨 麻牙、麦武、莫勿、买盖、奤盖、奤古、奤加多
勿吉 木扎、麻扎、麻的、麻的卡
篾里乞 奤力古、买力什
莫芦 麻路、麻龙、玛尔、木耳、目尔
莫那芦 麻乃
乃蛮 那麻
粘割 那盖、那加、那古、尼盖、念古、宁古、娘哈、娘下、娘夏
纳吉 那知、那子、尼住、尼占、尼藏、娘扎、娘知
纳兰 纳浪、捏仁
那拉 尼拉、尼力、尼彔、捏拉、娘里、那尔、娘如
纳坦 那旦、那丹
芮奚 纳索、脑索、尼什
纳尾 尼俄、娘爰
骆丹 彔旦、骆驼
术虎 肉甫、路哈
术甲 术扎那、皂日、皂子卡、杓扎
树洛于 术路、术彔、勺洛、坐洛什
柔然 如兰、术然、拉路、拉龙、肉龙、肉路、老拉哈、彔力茶
索伦 撒浪
悉万 术满、舍木、沙麻
厍狄 沙的、沙扎、西居、西州
室韦 沙爰、西吾、私吾格、私吾什
锡伯 思布、石八、术部、术怕初
薛延陀 尚多
回纥 哇、敖敖、甫吾、夏哈多
乌护 阿禾、阿夏
曷萨 郭索、郭勺
赫哲 哈扎、哈占、瞎地、夏扎
讹斥 牙子、亦扎、牙斋、崖藏、眼藏
兀者 吾子、哇占、火尔扎、阿吾茶、敖及力、甫扎什、甫扎哈、
歪住卡、歪则那、歪子那、无住那、哇占、哇藏、峪占尔、
峪柴尼等

    卓尼藏族出于羌地,它的氏族名大部传承于西羌民族,应属常理;而这些氏族名与北方民族族名的关联,则进一步揭示“羌、狄同源”的事实。这些记载不仅是追溯藏民族源头的线索,还是辩证若干问题的根据。其中“彔力茶”和“大化路”,就颇富演绎价值。

    “彔力茶”可从古代人名和族名中得其线索。司马迁疑“老子”是一位叫“老莱子”的楚国学者,故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54]而“老莱子”或“彔力茶”,又即是《庄子•外篇》记载的中原古族名“栗陆氏”,[55]也就是后来的北方族名“蠕蠕”、“茹茹”、“柔然”,西北地名“楼兰”、“鄯善”,西南族名“倮倮”等。

“大化路”当是“吐火罗”,《新唐书•西域传》说“大夏即吐火罗”。[56]我曾经指出“大夏”、“大宛”、“吐火罗”就是蒙古系族名“达斡尔”。有人说“吐火罗”是西来的印欧人种族名,而卓尼藏族有“大化路”氏,就更为“吐火罗”是东方族名释疑了。

六、出自“嘉绒藏族”的信息

    “嘉绒藏族”分布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小金、马尔康、理县、黑水等县和甘孜、雅安、凉山部分地区,主事农业,一九五四年才正式归入为“藏族”,族众使用汉藏语系藏缅语支属下的“嘉绒语”,它的祖先应该是《后汉书》记载的西羌远夷部落。嘉绒地区以石碉民居之雄壮,和女子貌美著称;乾隆年间大、小金川的抗清斗争因战事激烈而名垂青史。

    嘉绒藏族自称“嘉莫•察瓦绒”、“查可”、“嘉莫绒”、“嘉绒•康参”、“甲莫•峨溪”;吐蕃王朝划分蕃域时,当地又被称为“嘉尔木•察瓦绒”。与北方民族族名比较,“嘉尔木”、“嘉莫”、“甲莫”是 “且末”,“查可”是“夹谷”,“峨溪”是“纥奚”,这也是探索嘉绒藏族族源的一个线索。
嘉绒藏区曾有十四个“土司区”:梭磨、卓克基、松岗、党坝(今理县、马尔康)、绰斯甲、促侵(今大金)、巴旺、巴底、丹东(今丹巴)、赞拉、沃日、穆坪(今小金、宝兴);瓦寺(今汶川)、杂谷(今理县)。经过历代势力消长,特别是清末“改土归流”,到民主改革前,只剩下绰斯甲、卓克基、松岗、党坝“四土”。[57]上述嘉绒土司区名,大部可断为北方族名,如:

巴旺 即“婆莴-n
巴底 即“白狄”
丹东 即“鞑靼-n
促侵 即“女真”
梭磨 即“悉万”
杂谷 即“夹谷”
沃日 即“兀者”
瓦寺 即“纥奚”
卓克基(卓尔基) 即“主儿扯”(女直)

    嘉绒土司家系多有记载,其中绰斯甲土司经时最久,自“克罗•斯甲布”始,至“纳坚赞”止,历四十一世。第三十三世“索郎•罗布”朝觐清廷,是于康熙三十九年(一七○○);至第四十一世土司“纳坚赞”时,已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了,每世大约在位三十年,算来该土司家族约于七、八世纪间迁入该地区,是势力扩张中的一批吐蕃“英雄”。

    嘉绒藏族有谓远祖来自距拉萨十八日程的“琼部”,又曰琼部有“三十九族”,因人多地瘠而迁至康北与川西者众,后渐繁衍,遂有今广大地区云云。[58]“琼部”就是今昌都、丁青一带地方。按此说,“三十九族”既已七、八世纪定居藏北,则必为苏毗莫属;嘉绒藏族含内徙的“三十九族”,亦必为苏毗之裔。

    嘉绒土司家族,传说其先祖为大鹏鸟卵所生。中原和北方民族均不乏祖先为“卵生”之说,如“殷契,母曰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59]又如“秦之先,……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60]再如“夫余王尝得河伯女,……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壳而出,名曰朱蒙”[61]等。嘉绒藏族“鸟祖说”或“卵祖说”可能出自琼部苏毗,也可能就地出于西羌民族,但皆通古斯系民族“鸟图腾”崇拜之一说。

    绰斯甲的四十一世土司是:克罗•斯甲布(一),琼•帕克武(二),绰斯甲(三),阿尔世居(四),木赖克(五),尔克什(六),斯道克•拉甲布(七),克武钵(八),阿葛尔底(九),美旺•攸拍(一○),玛葛尔(一一),底•日加尔(一二),绰武•日加尔(一三),旺普(一四),斯丹增•日加尔(一五),杂可•穆尔武(一六),葛•拉白(一七),雍中游(一八),斯丹增•纳尔武(一九),葛尔•纳尔武(二○),兹格拉穆(二一),南木喀•斯丹增(二二),葛•拉些•日加尔(二三),思纳木•雍中(二四),纳武•日加尔(二五),南木喀•日加尔(二六),雍中•思丹增(二七),执喀•日加尔(二八),拉旺•思丹增(二九),木克•旺执克(三○),思纳穆•斯甲布(三一),鄂松(三二),资立(索郎•罗布)(三三),砒日丹卜麦尔(三四),雍中•旺尔吉(三五),纳尔武•斯丹增(三六),工噶•旺尔极(三七),苍旺•南木喀(三八),斯噶绒•木加尔(三九),拉旺•纳尔武(四○),斯噶绒•甲穆三(纳坚赞)(四一)。[62]

    藏族人名多寓祝福或佛教教义,北方民族则常以族名为人名。如剔除 “甲布”(王),“丹增”(官人)或“日加尔”(不明)等称谓,上述人名中的族名特征就突出了,这也是该土司家族有北方民族族源的一个外显:

帕克武 仆骨
绰武 昭武
杂可、执喀 夹谷(女真族名,[63]匈牙利姓氏Csaki
道克 独孤
克什 纥奚
克武钵 贺拔
罗布 罗布(Lopp[64]新疆地名和湖泊名)
木克、木加尔、玛葛尔 靺鞨
木赖克 篾里乞
美旺、穆尔武 蒙兀
纳穆、纳木、南木喀 乃蛮
纳武、纳尔武 纳尾(契丹族名,[65]俄远东族名Nivkh[66]
索郎 索伦
鄂松 乌孙
雍中 兀真、虞仲[67](兀者-n
王吉、旺尔吉 王甲(女真“完颜”部之别名[68]

    阿坝州北部藏族从事放牧,南部藏族主事农业;南北两地的藏语大相径庭,牧区说“安多话”,农区说“嘉绒话”,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嘉绒话”与“康方言”间的联系,石泰安说康地甘孜、白利等“霍尔五地”的语言更接近于金川土著(按,指嘉绒藏族)的语言。[69]从族源来看,阿坝牧区多为党项、吐谷浑之后,嘉绒则多通古斯“女国”之裔。

尽管,党项、吐谷浑、苏毗、象雄都是中国北方诸族的同类,但它们的血缘内涵还是各有侧重的。康巴、嘉绒族民众体格高大,长脸而俊秀,与山东人的体质面目相近,其祖先的通古斯血缘成分,较党项和吐谷浑可能更为浓重。

七、吐蕃文书简牍中的族名信息

    吐蕃时期,藏地初设四茹:拉萨河和雅隆河流域的“伍茹”和“约茹”,和年楚河流域、及日喀则以西以北地区的“叶茹”和“茹拉”,兼并苏毗后添设“孙波茹”(即“苏毗茹”)。此“五茹”和“羊同”分六十一个“东岱”(千户);它们都是由近缘氏族组成,既是一级政权,又是军事组织。关于吐蕃时代的“东岱”名称,之于藏民族的血缘研究也有意义。

    藏籍《贤者喜宴》记载,“伍茹”十东岱是:岛岱、岱界、曲界、章村、觉巴、支(必力)界、畿堆、畿麦、叶若布小东岱、东部近卫东岱;“约茹”十东岱是:雅隆、秦隆、雅界、玉邦、达保、尼雅涅、聂巴、洛扎、洛若小东岱、北部近卫东岱;“叶茹”十东岱是:东钦、象钦、朗迷、波噶、年噶、章村、波热、松岱、象小东岱、西部近卫东岱;“茹拉”十东岱是:芒噶、赤松、墀邦、拉孜、娘若、乞塘、康萨、开扎木、错俄小东岱、南部近卫东岱;“孙波茹”十东岱是:孜屯、布屯、上桂仓、下桂仓、上炯、下炯、上哲下哲、卡若、卡桑、那雪小东岱,还另设有一个通颊汉户东岱;“羊同”十东岱是:窝骨、芒玛、聂玛、杂莫、帕噶小东岱、古格、角拉、金藏、雅藏、几提小东岱。[70]

    “卫藏四茹”各有自己的茹旗。[71]上下伍茹,为花边红旗和红色吉祥旗;上下约茹,为红色狮子旗和白色黑心旗;上下叶茹,为画有鹏鸟和黄色花斑之黑色白心旗;上下茹拉,为白狮悬天旗和黑色吉祥旗,总计适为八旗。《贤者喜宴》还有本土东岱携旗参与蕃唐战争的纪录:[72] 从吐蕃每个茹中,共[结集]十八个东岱的兵力,携带各部旗帜,击杀了唐朝诸首领,战败了唐军。

    吐蕃征服河西走廊之后,对唐属西域进行大规模入侵,高潮为公元七九一年的于阗之陷;而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结束,它对西域的统治也告终断。近世南疆出土的藏文写卷和简牍,有许多入驻当地的吐蕃军民琐事记载,其中涉及二十余吐蕃本土东岱名,这些人事自然也是勘证藏民族血缘和历史的资料。

    唐代“鄯善”(今若羌)很早就为吐谷浑部控制,吐谷浑附蕃后,鄯善成为吐蕃控制西域的基地。二十世纪初,若羌县东“米兰”(M. I.)地方出土之藏文写卷及木简,多为斯坦因所获,其中记载了若干吐蕃千户名,《中国藏族部落》举陈如下:[73]“岛岱”、“朗迷”、“那雪”、“桂仓”、“通颊”。

    唐贞观年间置“于阗镇”(今和田),七世纪吐蕃与唐朝守军屡战无果;七九一年终陷于阗,于当地驻扎吐蕃部落,设置堡寨。和田东北一百公里的“麻扎塔格”(M. Tagh)地方曾经出土藏文简牍,亦为斯坦因所掠,其中有许多当地吐蕃千户人事的记载。这些千户是:“章村”、“畿堆”、“叶若布”、“达保”、“聂巴”、“洛扎”、“年噶”、“朗迷”、“波噶”、“象”、“芒噶”、“墀邦”、“娘若”、“乞塘”、“开扎木”、“金藏”、“雅藏”。麻扎塔格简牍另记有“倭措巴”、“喀萨”、“卓擦”等部落名。[74]

    下面我们将鄯善和于阗两地吐蕃卷简中发现的部落名,与《贤者喜宴》记载的相应千户,并按居地分类,并与中国北方诸族的族名做一个比对:

部名 简牍藏文 《贤者喜宴》 吐蕃千户地北方族名
岛岱 dor-te dor-sde 伍茹 拓特
章村 vbrong-tsams vbrang-mtshams 伍茹、叶茹
畿堆 skyi stod skyid stod 伍茹
叶若布 yel-rab yel-rab 伍茹 挹娄
达保 dags-po dags-po 约茹
聂巴 mnyal-pa dmyal-pa 约茹
洛扎 lho-brag lho-brag 约茹 术甲
朗迷 1ang-myi lang-mi 叶茹
波噶 phod-kar phod-dkar 叶茹 仆骨
年噶 nyen-kar nyen-kar 叶茹 粘割
shang shangs 叶茹
芒噶 mang-dkar mang-kar 茹拉 蒙古
娘若 myang-ro myang-ro 茹拉
乞塘 khri-dang khri-vthang 茹拉 契丹
墀邦 khri-boms khri-phom 茹拉
开扎木 gad-sram gad-pram 茹拉
那雪 nag-shod nags-shod 孙波茹 芮奚
那赤 nag-khrid 纳吉
通颊 mthong-khyab stong-khyab 孙波茹
桂仓 rgod-tshang rgod-tshang 孙波茹
金藏 spying-rtsang spyi-gtsang 羊同
雅藏 yang-rtsang yar-gtsang 羊同
倭措 vo-zo vo-co(羊同部落“火州”) 兀者
喀萨 mkhar-sar 曷萨、可萨
卓擦 bro-tshams 女直

    参与吐蕃王朝征伐活动的“岛岱”(拓特)、“洛扎”(术甲)、“年噶”(粘割)、“波噶”(仆古)、“芒噶”(蒙古)、“乞塘”(契丹)等千户,具有北方民族族名,却是来自“卫藏四茹”;这些组成吐蕃民族的最基本的成分,竟是一些北狄部落。因此,北方民族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应大大早于吐蕃时代。

八、结束语

    人类的祖先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史前图景是,一些使用“原始藏缅语”的人类群体,沿伊洛瓦底江上游诸支流和萨尔温江—怒江(那曲)河谷上溯,来到了西藏高原的腹地。另一些使用“原始阿尔泰诸语”的北方游牧部落,尽管他们的祖先出自中原,而且早早就离散到欧、亚、美三洲的每个角落;生存条件恶劣的青藏高原,也是他们无远弗届的追求。这两支人流在“卫藏地区”发生撞击,融合成了吐蕃先民的基本部落。

    在伴随血缘融合的语言融合过程中,原始藏缅语 “单音节”和“有声调”的音义特征,具有简单、明确的竞争优势。藏语卫藏方言是在原始藏缅语的主导下形成的。藏缅式语言也在黄河流域不断取胜,由于长江以南的南蛮部落不断迁入,他们的“单音节”和“有声调”语言改造了原生于古代中原的原生语言—阿尔泰语言,使统一的藏缅式的“北方汉语”得以生成。

    西羌民族,就是在中国西部活动的北方民族。他们究竟是经由北方草原地带而来,抑或是从中原地区直接出走的?乃至,中原古族是先务农,还是先游牧的?都是亟须探讨的问题。但是可以断言:“西羌”与“北狄”是同血缘和同语属的人类群体。在一个漫长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西羌民族参与了藏民族的形成,他们是藏民族内在的基本血缘,但是他们的语言却彻底地藏缅语化了。

注释

[1] 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476
Egerod S. C.,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Vol. 22, p. 723.
[2]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页686
[3]
许慎撰《说文解字》,香港,中华书局,影印本,1972,页78下。
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
[4]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上〉,页5219
曰“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后魏神瑞元年……樊尼招集余众,以投沮渠蒙逊……及蒙逊灭,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樊尼……为群羌所怀……遂改姓为
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
按:《旧唐书》是将北魏年迁入今青海果洛州的一个河西部落误说成是吐蕃之源,又将“秃发”指为“吐蕃”,即族号“吐蕃”源自北狄或西羌的部落名“拓拔”,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说法。
[5]
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潘悟云、冯蒸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页222,注8.
[6]
邢公畹《汉藏语概论
汉语篇》,马学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7]
本书第十篇〈古代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成分〉。
[8]
陈庆英,“汉文‘西藏’一词的来历简说”,燕京学报,第六期,1999
http://www.tibet-web.com/zangxue/zangxuejia/cqy/01hangweng.htm
[9]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下
苏毗传〉,页6257
[10]
任乃强,“隋唐之女国”,《康藏研究月刊》第六期,1947
http://www.tibet-web.com/zangxue/rennaiqiang/nvguo.htm
曰:“鹘莽,见同书(按《新唐书》)〈地理志〉鄯城县注,云:“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弥国西界。又经犁牛河,度藤桥百里至列驿。……四百四十里至婆驿……五百三十里至悉诺罗驿……三百二十里至鹘莽驿。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迎劳于此。又经鹘莽硖,以今地理揆之,鹘莽硖即今在那曲、当雄界上之朗陇拉附近。盖吐蕃与苏毗旧界标,故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迎劳于此,为最远也。”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
《当雄县地图》。
http://www.tibettour.com.cn/txxz/2003120031212142654.htm
[12]
《隋书》卷八十三,〈女国传〉,页1850
[13]
《大唐西域记》卷四,〈十五国
婆罗吸摩补罗等二国〉,台北,三民书局,1998,页207
[14]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上
东女传〉,页6219
[15]
任乃强,“隋唐之女国”。
此文结论有五:(一)藏北羌塘地方,当六七世纪时,有强盛牧部曰苏毗,曾征服附近农业部落,建立女性中心制之藩国。其极西之藩国在印度河上游,印人呼为“苏伐剌
翟旦罗”,华人呼为“女国”。其东南藩国在澜沧江流域,吐蕃呼之为“康”,华人呼为“东女国”。藩国同俗,皆奉巫教,信鸟卜,迎女王于苏毗。(二)印度河之女国,隋世已通于华,唐初亦曾入贡。曾被华人称为“东女国”。(裴矩与玄奘)。澜沧江之女国,唐世始通于华,并得“东女国”定称,以别于其西之印度河女国。两国虽同俗,唐人记载未赏淆乱。宋以后人始误混之。(三)两女国与其母国苏毗,并于贞观之世为吐蕃所征服,未废其王。开元、天宝间,始全夺其政权。东女与苏毗两王,曾率其亲信头领及部众奔依于唐,受唐封号。(四)天宝末,唐室衰乱,吐蕃拓地陇蜀间,诸部复降吐蕃。韦皋镇蜀时,东女联八国内附,时则已废女性中心制,为男王矣。其葱岭外女国,则同化于蕃。(五)东女国众,自韦皋时移居维、霸、保州境,自为部族。迄唐末犹以国王世为刺史。此后唐蕃衰乱,并无征伐,迄于今日,国仍当在。理县、茂县一带羌落,或有其遗民也。
[16]
陈渠珍着,任乃强校注《艽野尘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第三章。
http://www.tibet-web.com/wenxue/mzmp/qiuycm/3.htm
“校注十七”云:“三十九族,藏名‘甲得’。于义得解为汉人百姓,亦可作为别解。惟其土人来投诚于赵尔丰时,曾自称为汉人苗裔,其实非也。藏人在民族上称此地人为‘霍尔’。藏人之云‘霍尔’犹中国之曰‘胡’也。举凡北方之异民族皆可以此称之。如今西康之甘孜、炉霍人,青、甘之羌戎,新疆之回人,皆用此称,又曾以之称呼成吉思汗之祖先。却未以之称呼汉族。古知三十九族之自附汉裔为妄说也。查此地带,古为羊同苏毗之国,实为羌族,藏人呼羌亦为‘霍尔’也;羌族自臣服于吐蕃后,未能再建国家。唐宋以后,屡臣服于内朝,此或是其人自附汉族之原因,年羹尧暨文成、金城两公主从人遗种说,皆无稽,不足置论。”
[17]
陈庆英主编《中国藏族部落》,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页503
[18]
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注,民族出版社,2001,第十章。
http://www.tibet-web.com/lishi/xizangwtj/09-10.htm
曰:“大臣号称为三百人。……此中又分为外臣六赞,内臣六桑和四谋臣等。内臣六桑者:楚季纳钦
仁桑(原注:昌诸人)、向布杰季昌桑(原注:霍尔人)、觉若日比格桑(原注:觉若氏)、拉斯肖布登桑(原注:康人)、嘎伊聂敦丕桑。(原注:甲玛亚堆人)、贝江白季勒桑,(原注:亦称为贝季吉塔仁摩)。”
按,这“六桑”的名字和氏族,除“肖布”即“锡伯”和“杰季”即“俟几”外,还有 “楚季”即“女直”,“昌诸”即“穷奇”,“甲玛”即“且末”,“白季”即“白狄”,均可与北方民族的族名对比。
[19]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页479
[20]
文波、石宏、任玲、奚慧峰,李开源、张文逸、宿兵、司世恒、金力、肖春杰,“Y染色体、线粒体DNA多态性与云南宁蒗摩梭人的族源研究”,中国科学,C辑,200333(4)375-84
[21]
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页909-11
杨学琛《清代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页445-46
[22]
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斌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页143
[23]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
http://www.tibet-web.com/zangxue/03mjmy/xzdwm/01.htm#2
第一章“地域与居民”第二节“居民”曰:“霍尔人今天还占据着西藏的东部(德格、甘孜)和中部(罗布淖尔)地区,他们的标志是传播了表面上看来并不是属于‘藏族人’的两大特点,其一就是他们的糙石石柱与用石块砌成圆圈的坟墓(尤其是在羌塘南部边界的湖水地区);其二是他们的金属用具(刀、马蹬、带扣等)上动物图案的雕刻风格,这些都是在德格和安多发展起来的,它们明显与鄂尔多斯的铜器雕刻术和草原地区的斯基泰艺术相似。”
按:石泰安(R. A. Stein),法籍犹太人,19116月生于德国施韦茨。1933年迁居法国,是少有的能使用汉、藏两语史料的权威藏学家,他注重汉藏“民族走廊”(横断山脉)地区历史、地理、宗教、习俗诸文化领域的研究,代表作为《西藏的文明》。
[24] A. I.
克鲁沙诺夫主编《苏联远东史》,成于众译,哈尔滨出版社,1993,页405-06
[25]
贾敬颜、朱风《女真译语
蒙古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页290
[26]
按:藏族常以出生地为人名,“宗喀巴”即是“来自宗喀地方的人”。“宗喀”是藏语对青海省河湟地区的称呼,原先那里是吐谷浑民族的中心。我猜测“宗喀”即是族名“准噶”或“准噶尔”。“准噶尔”是一个非常大的,而且播散地域十分辽阔的北方民族部落,如新疆曾有蒙古“准噶尔部”,今遗有地名“准噶尔盆地”。
[27]
《中国藏族部落》,页521
曰:“民主改革以前,巴尔达九部统由巴尔达金格尔管理。‘金格尔’来自蒙古语,是‘成吉思汗’的藏语音译,这里大约是表示成吉思汗后裔的意思。据巴尔达最后一任金格尔彭措旺多介绍,其祖先是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亲属,云丹嘉措被迎至拉萨时,他们也随同来到拉萨居住,后来因气候不适迁至今址定居。还说,他们与拉萨大贵族霍尔康家‘同宗同族’,四世达赖时,巴尔达金格尔和霍尔康两家订立过文约云云。看来,巴尔达部落的先民很可能是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家族的人,出自所谓的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据说,金格尔家族世袭四品官爵,直至西藏民主改革前夕,彭措旺多家还保存着印有‘王堂之印’四个字的印信一方。”
[28]
《蒙古秘史》一二三节,策
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中华书局,1957
[29]
《中国藏族部落》,页454459
[30]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
吐谷浑传〉,页5301
[31]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页810
曰:“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初,慕容弈洛干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吐谷浑避之西徙,……,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
[32]
照那斯图《土族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页1
[33]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
吐谷浑传〉,页5300
[34]
同上注,页5290
[35]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页2869
[36]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页13996
[37]
《柏郎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耿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页253
[38]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上
党项传〉,页6215
曰:“后吐蕃浸盛,拓拔畏逼,请内徙,始诏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地乃入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
按:“木雅”即“弭药”之异写。
[39]
《西藏王统记》,第三章。
http://www.tibet-web.com/lishi/xizangwtj/03-04.htm
[40]
苏三洛《中亚东干人的历史和文化》,郝苏民、高永久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页61
[41]
丁宏《东干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页3
[42]
[38],页6214
[43]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页13998
曰:“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号。”
[44]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页214
曰:“扎阿绀孛(jakambu)原名客列亦台(karaidai)。当唐兀惕人捉住他时,见他十分机灵,便称他为扎阿绀孛,即‘国家的大异密’;‘扎阿’意为‘国家’,‘绀孛’(kambu)意为‘大’”。
[45]
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6]
贾敬颜、朱风《女真译语
蒙古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47] Magay T., Kiss L. English-Hungarian Dictionary, New York, Hippocrene, 1995.
[48] Wuolle A. Finnish-English/English-Finnish Dictionary, New York, Hippocrene, 1992.
[49] Kyiv K., Benyuch O. Estonia-English/English-Estonian Dictionary, New York, Hippocrene, 1994.
[50]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页417
《女真译语
蒙古译语汇编》,页307
[51]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页416
《女真译语
蒙古译语汇编》,页301
[52]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上〉,页5237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中华书局,校点本,页7150
曰:“……冬,十月,吐蕃寇泾州,刺史高晖以城降之,遂为之乡导,引吐蕃深入;过
州,上始闻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师震骇。诏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以御之。……子仪闲废日久,部曲离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骑而行,至咸阳,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众,弥漫数十里,已自司竹园渡渭,循山而东。……戊寅,吐蕃入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王守礼之孙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苗晋卿病卧家,遣人舆入,迫胁之,晋卿闭口不言,虏不敢杀。于是六军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乱,皆入山谷。……吐蕃既立广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众归国。……庚寅,悉众遁去。”
[53]
《中国藏族部落》,页398-408
[54]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页2141
[55]
《庄子》卷四,〈外篇
•胠箧〉。
曰:“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
[56]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下〉,页6252-53
[57]
《中国藏族部落》,页452-53
[58]
《中国藏族部落》,页448-49
[59]
《史记》卷三,〈殷本纪〉,页91
[60]
《史记》卷五,〈秦本纪〉,页173
[61]
《隋书》卷八十一,〈东夷
高丽传〉,页1813
[62]
《中国藏族部落》,页460-61
[63]
《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页1229
曰:“凡白号之姓,完颜、温迪罕、夹谷、
满、仆散、术虎……”
[64]
“罗布”初视常为地名,如新疆湖名“罗布泊”和县置“洛浦”(和田东)等,《马可波罗游记》将两者均记为Lopp;但细察之,发现其亦作人名或称号,如清代青海蒙古族人名“罗卜藏丹津”之“罗卜”,古代人名“吕不韦”和“吕布”皆是“罗布”。因此它可能是一个上古时代出自中原的族名。
[65]
《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页379-80
曰:“唐太宗置玄州,以契丹大帅据曲为刺史。又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分八部,并玄州为十州。则十部在其中矣。遥辇氏八部: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纳会鸡部、集解部、奚
部。”
按:“纳尾部”和“纳会鸡部”,应为同名部落。
[66] J. Forsyth,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Siber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09.
按:Nivkh(译作“尼夫赫”)部落,居黑龙江河口和库页岛北部,使犬、渔猎,语言与通古斯民族有差异。
[67]
《史记》卷五,〈周本纪〉,页115
曰:“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
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68]
女真氏族名“完颜”(拟音wan-yan),亦作“王甲”(拟音wan-jan)。其音变如,满语“猪”字作“兀颜”(uyan),亦作“兀尖”(ujan)。
[69]
同注[22]
曰:“……但此名(按指‘霍尔’)后来却是指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康地(甘孜和白利地区)霍尔五地的人都声称是他们的后裔。然而,除了几个蒙古文之外,如尊号达干(Tarkhan)等,这些霍尔人的语言则更接近于金川土著人的语言。”
[70]
张云《丝路文化
吐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页137-40
按,本文所列六十一个东岱名,引自《丝路文化
吐蕃卷》,为与《中国藏族部落》统一起见,本文将两书的汉译用字做了部分调整。如前书之“朵岱”作“岛岱”;“昌界”作“章村”;“叶尔热卜”作“叶若布”;“聂”作“聂巴”;“香”作“象”; “赤塘”为“乞塘”;“通巧”作“通颊”;“吉藏”作“金藏”;“亚藏”作“雅藏”;“上畿”、“下畿”作“畿堆”、“畿麦”;“泊噶尔”、“年噶尔”、“茫噶尔”作“波噶”、“ 年噶”、“芒噶”等。后书的“辗噶尔”改作“年噶”,“乞力塘”改作“乞塘”等。
[71]
同上注
[72]
《中国藏族部落》,页569-70
[73]
《中国藏族部落》,页565-66
“岛岱”(M. I. 0034号简)、“朗迷”(M. I. 23号藏文写卷)、那雪”(M. I. 0034号简)、“桂仓”(M. I. 85号简)、“通颊”(M. I. 00l号简)。
[74]
《中国藏族部落》,页567-69
“章村”(M. Tagh 0614号简)、“畿堆”(M. Tagh 0027号简)、“叶若布”(M. Tagh l616号简)、“达保”(M. Tagh 0332号简)、“聂巴”(M. Tagh 0075号简)、“洛扎”(M. Tagh 0028号简)、“年噶”(M. Tagh 0193号简)、“朗迷”(M. Tagh 0007号简)、“波噶”(M. Tagh 0291号简)、“象”(M.Tagh 0025号简)、“芒噶”(M. Tagh 0343号简)、“墀邦”(M. Tagh 0033号简)、“娘若”(M. Tagh 0016号简)、“乞塘”(M. Tagh 009号简)、“开扎木”(M. Tagh 0239号简)、“金藏”(M. Tagh 0016号简)、“雅藏”(M. Tgah 002号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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