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文集发出仲大军先生重要的经济观察文章《中国 政治经济的危险性在哪里?》,对经济问题我们已经很少说话了,该说的早在几年前都说了。看着问题一步步的形成,实在是无奈。 中国的经济一步步走入仲先生早就指出的危险状态。倒是徐景安老先生活跃异常,高产多产,今天搞个东西出来,明天弄个名堂出来,这不,今天又弄 出了个《21世纪伦理宣言》出来。应徐先生的要求,我们把他和茅于轼先生的对话重点发表出来。看看这些老先生都在想什么。但是坦率地说,今天能发表出来的大多都是些浅薄的东西,深刻的东西是很难流行的。]

中国政治经济的危险性在哪里?

21世纪伦理宣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3月18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政治经济的危险性在哪里?》

徐景安:《强烈呼吁:政府制定社会保障长远规划》

徐景安与茅于轼对话:《21世纪伦理宣言》

徐景安:《关于起草《21世纪伦理宣言》的说明》

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 》

余永定:《中国给 IMF 提供贷款应量力而行》

矢吹晋:《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丛培华:《公正的国际货币:商品的保值代表》

鞏勝利:《誰能監管中國主權基金?》

郑联盛:《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反思》

佟凯敏:《日资全球统合资源---三井物产在行动》

胡星斗:《反对查抄乌有之乡》

宋宝铃:《为“乌有之乡”负责人的进步声明叫好 》

欧阳君山:《主流经济学根本不懂市场!“为富人造房”错在哪》

苏冀宁:《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设想》

任新根:《创建哈尔滨老工业人文家园》

横舟:《“四个坚持”,还能在宪法中坚持多久》

夏小林:《拿事业单位养老金标准高说事难以服众——警惕“廉价劳工”制度扭曲养老金改革》

王元京:《应按“均等化标准”重构教育投入政策》

高一飞:《官员申报财产是政治道德最底线》

高一飞:《何不设立法庭电视台直播审判》

朱健国:《勿忘五十年前的信心》

米尔军情网:《南海疆域丢失,中国不敢用兵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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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应《华夏时报》约稿而撰写的文章,放到本网后,内容又有所增加。文章除了评价中国应对危机的手段的对否,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中国面对的危险。而这些危险,目前国内是很少议论和认识到的。实际上中国面临的风险很大,而应对的危险的方法如果不对头,那么危险就会更大了。因此,当前的中国应当从这两方面认识问题。]

中国政治经济的危险性在哪里?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9318日 星期三

    提要:中国必将成为这一波美国金融风暴最大的受害国,但这一严酷的前景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始终不愿想象,也不敢承认。美国是不愿让中国顺利崛起的,这场彼此利用的合作与婚姻随时随地都面临着危局。无论是南海洋面上中美两国船只的对峙,还是美联储哗哗开动的印钞机,都是中美两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搏杀。这种搏杀已经到了快见分晓的时候了。但中国方面始终是一厢情愿,充满幻想,缺少战略性的应对策略,以致于今天陷入如此的被动,巨大的国民财富由美国操纵着,小辫子捏在人家手中。未来事态一旦恶化,中国面临的必将是国内外双重的挑战。特发出此文以示警醒!

    近一段时期,人们经常想象中国政府还会出台哪些刺激经济的政策,在这些想象中,更多的思路是中国将放出更多的货币,上马更多的项目,把经济搞得红红火火。而在我看来,一味使用这种纯经济的刺激手段,很可能是饮鸩止渴。

    实际上中国更需要思考的是另一种调控手段,即利用均衡财富的方法来活跃经济,使大多数的穷人也有钱消费,有钱创业,这种大众消费带动起的经济增长,恐怕要比纯粹的政府国债项目效果更好。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思路,原因在于这些年里,我国利用低人权优势制造了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政府赚取了大量外汇,资本和精英群体积蓄了巨额财富,但一般民众的消费能力却没有相应地提高,以致导致当世界金融危机来临时,国内产能过剩,内需严重不足。在这种时候,如果不注意调整财富的均衡配置,仅仅靠政府加大国有部门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很可能既消耗的宝贵的资源,又会产生民生等社会问题。

一、我们有必要对经济增长数字看得这样重吗?

    3月初,我在日本东京时,住在新宿闹市中心的王子饭店,楼下就是庞大的地下地铁站商业区,东边是灯红酒绿的歌舞妓町,西边是一片繁华的商业大厦。天天行走在地铁、商店和街道里,周围永远是密密麻麻的人群,餐馆和商店里永远是熙熙攘攘的消费者,傍晚时分,路边总是一堆堆喜气洋洋的年轻人。

    我常常在想:“这是经济严重衰退的日本吗?” 看当时日本的经济数字,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经济增长同比下降了12%!一些企业纷纷裁员,即使不裁员的也大多停产半停产。但是,在经济状况变得如此糟糕的情况下,日本人照样吃喝玩乐。那琳琅满目的商店,那精美的商品,一点也没有萧条冷清的迹象。

饭店里常常是宾朋满客。到东京的第一天晚上,朋友带我到一家老字号饭店吃饭,排队等了半小时。最后一天我离开东京时,朋友请吃饭,又在一家饭店前坐着等了半小时。这就是经济衰退中的日本。日常生活丝毫没显示出衰退。这种现象告诉我们:GDP增速和人民群众生活往往是有很大出入的。GDP负增长不一定带来消费负增长。GDP下降不一定就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

鉴于此,我常常怀疑:中国有必要对经济增长数字这样敏感,这样在乎吗?即使我们的经济出现了负增长,社会生活又能坏到那里去呢?最多是一些大项目停止建设了而已,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并不会有多大影响。

坦率的说,按我的判断,2008年最后一个月和今年第一个月的GDP肯定是负增长,只不过统计局没有报道而已。但在这两个月里,中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多大影响了吗,有多大改变吗?完全没有。你就报出个低增长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还不是照样该吃该喝吗?

中国和日本一样,是个高储蓄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从本质上说是不怕经济危机的。这样的国家本来应该有较强的抵御能力。所以,经济危机爆发它几年,这些国家也完全可以猫起来过冬,靠吃老本也可以过上几年。

明白了这个道理,统计部门就可以大胆地通报经济运行数字,不要把经济数字神秘话,恐怖化。经济工作者们一定要把GDP与国民实际生活水平区分开,完全没有必要死死盯在一个数字上,好象GDP增速掉下来天就要塌了。这种思维是错误的,甚至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看看我国消费占GDP多大的比例,就可以知道维持我国一个象样的消费水平大约需要多少财力物力了。这些年里,我国的消费比例已经降到了GDP35%左右。以去年30万亿的GDP来算,消费仅仅需要11万亿的国民产值就够了。也就是说,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只需要十几万亿的产出就够了。往年一大半的GDP都是投资和出口。投资尽管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关联度往往不是很直接。有些投资完全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无关,但这样的投资往往消耗相当大的GDP

而出口对人民生活更是关系不大,出不去少挣点外汇就是了。挣那么多外汇有什么用?还不是埋在美国整天提心吊胆吗?谁敢肯定这么多年来积累的国民财富还有多少可以保全?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将一些与国民生活关联度不高的经济活动即投资和出口撤下来(还包括一些投机性的虚拟经济),社会仍然可以维持一个不错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这也就是我的看法和判断:今年的经济增长即使降到零增长,对我国国民生活的影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目前,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速度都降到了零以下,中国有什么必要非要保持8%以上的高速度。按我的看法,2009年保持个百分之三四的速度也可以。

我完全不同意流行多少年的一种看法:中国经济增速如果低于8%就要出问题。这种说法多少年来一直象魔咒一样束缚着政府以及经济界的头脑。但是它到底有多少道理,它是何等得陈旧,从来没有人质疑过。所以,保8成了人们言不由衷的一种意识,不由自主的一种行动。我们思维能力的低下在这一点上清楚地反映出来。

由于我们对数字有着不正常的恐慌症,于是,在对危机的应对上就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反映和紧张动作,而这些反映最大的可能是消耗危机时期本该保存的国民体力,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这场严冬将有多么漫长。

二、我们真有可以大量动用的资源吗?

    我发现我们的同胞至今缺少一种与狼共舞的思想准备,即与世界各国一起在经济危机中共沉浮的思想,我们总有一种超然的置之度外的盲目心理。的确,三十多年来的省吃俭用,我们积攒下了不少储蓄,但这些储蓄有不少存放在不安全的地方,并时时刻刻经受着消失的威胁。

    譬如,我们购买的各种美国债券资产,这些资产目前既不能撤离,还要为了维护这些资产的安全而不断地向里输入。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增持美国国债近2000亿美元。但出于对美国经济的担心,目前国际资金已经开始从美国流出,最近的一个月大约有1500亿美元流出美国。

    我估计我国目前在海外的国民资产至少有2万亿美元,光是在美国就有1.7万亿。这些国民财富有些已经很难拿回来了,有些仅剩下帐面财富的意义。我们购买的美国国债,现在不但不能抛售,还要为了保全它而不断地往里投入。至于购买的将近4000亿美元的美国“两房”债券,据说现在已经可以抛售了,但能抛出多少还不可得知。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发展过程中,走向了一条被绑架的道路。

    即使可以收回这些海外投资,但结果也可能是贬得一钱不值。美国政府目前已经黔驴技穷,在没人买国债的情况下,只有滥印钞票一条路,最近,美联储目前已经大开印钞机,狂印美钞9万亿美元。美国的这种做法,后果只有一条,那就是日后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其他国家所掌握的美元资产大贬值。中国人民辛辛苦苦攒下的两万多亿美元外汇储蓄,早晚要贬没有了的。   

    国内目前大约47万亿元人民币的金融资产中,大约十几万亿不是本国所有,甚至有五六万亿元是国际热钱。这一笔可动用的资源也存在着可流失性。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的报告,20091月,我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2008年第4季度相比出现了显著变化,短期国际资本流出可能达到350亿美元。另外,由于美元对欧元大幅升值,这种估值效应会导致以美元计算的外汇储备存量缩水。20091月,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额为-279亿美元。

资本帐户开始净流出,外汇储备不再增长,而是减少,这都是从未有过的新现象。假如这种现象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常态,我们就要反向思维了。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所储备和所拥有的金融资源,有些是难以动用的,有些是随时可能流走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时代可能已经完结。所以,我们在动用刺激经济手段的时候,头脑一定不能发热,一定不要认为我们还有多少储备的弹药。如果说某些地方政府在上起项目来对宏观情还况茫然无知,上边的人就不能被他们的热情所左右了。

在我看来,目前的中国不仅不是财大气粗,而是随时随地都要战战兢兢。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对外部情况的盲目之上。然而,对外部情况的缺乏研究和清晰了解,正是我们今天如此被动的原因。

早在7年前,我就呼吁中国要警惕美元这种虚弱的货币,不能再一味地搞创汇战略,要适当升值人民币,适当地增加进口,避免持有太多的危险货币,但我那时候的呼声没有任何人理会,整个中国政府和主流学派完全沉浸在陈旧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里面。

等到发现问题,再采取应对措施已经太晚了,外汇储备不可遏制地迅猛增长,国际热钱大量涌入,人民币面临着一场狙击已经成为事实。现在,这道铁幕已经高高悬起,何时落下还不可得知。我们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处在一种虚胖的状态,人民币丧失了2003年升值的最佳机会。发展的结果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虽占世界第三位,但人均GDP值极小,宏观上是GDP大国,在人均值上却是极端贫穷的小国。这就是在发展过程中多年来不适当升值本国货币的后果。现在等大批的马后屁学者再来总结经验时已经太晚。

我们今天和今后的危险在哪里?那就是一旦将钱花光后,外人抛售人民币,你怎么办?存在国外的钱要不回来,国际热钱又在用脚投票,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经济就真的要发生大问题,今天我们到底有多少这种防范意识?

我的朋友杨新英先生曾经说过,“美国的问题是用刺激消费的办法去推动经济增长,大量使用投资银行的价值发现方法和商业银行的信贷创造手段,通过无限贴现和透支每个人未来的方式来刺激消费者提前消费自己的未来。中国的问题则是用刺激和放纵投资的办法来拉动经济增长,大量使用公共财政的直接投资方法和金融行业的信贷放纵手段,通过无限放大公众的未来和高估机构的未来的方式来放任消费者消费公众和机构的未来。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花别人的钱都会因没有责任约束而可能挥霍无度,而花自己的钱则会因约束硬化责任明确而精打细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潜伏的危机将比美国少不了多少:美国最多是个人和企业破产,而中国则可能是政府和社会的破产!”

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不敢把丑话说在前头,总要象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总是夸奖孩子如何好。这样一种文化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的往往是被动和巨大损失。假如中国政府和中国主流早早接纳了我的意见,我国的今天不会搞得这样被动。

所以,对于我国目前来说,最需要防范的是过早地消耗了体力。新英兄说得非常好:“我们都毫不怀疑我国政府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大资源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也相信按照目前的财政与金融境况,支撑经济两三年的增长没有太大问题,但我们极其关注这两三年的增长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人民公社大食堂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也觉着没有问题,都能不负责任地吃个肚儿饱,但一年后就开始了大饥荒。这就是过早动用资源的案例。如果今天的所作所为是以牺牲持续增长为代价,那么,人们是否想过:过度使用政策流动性和严重透支个人未来会造成什么后果!通过大量使用公共财政的直接投资方法和金融行业的信贷放纵手段,通过放大公众未来和高估机构的未来,放任消费和刺激经济,这种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全球经济在经历了美国式的崩溃之后,还能再经受一次中国式的崩溃么?”

我们必须要敲响警钟。因为我们目前所依靠的美国那堵墙太不牢靠了。美国政府负债十几万亿美元,企业和民间负债几十万亿美元。美国今天的情况是有钱人不拿出钱来,政府只有发行钞票。等钞票印多后,必然是一场美元大贬值。这种前景并没有什么复杂的,但我们就是不愿这样认识,并且,政府宣传部门还不让媒体报道反对购买美国国债的意见。我在凤凰卫视的发言就不敢放到网站上。六个现场嘉宾,偏偏没有我的视频。但现在形势的发展,完全应验了我的预言。

我曾在凤凰卫视节目里说过,中国要准备壮士断臂。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战略家的眼光,是一眼看到底的应对方略。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是我们今天应有准备。但是,这种思路政府清晰吗?有充分的准备吗?

三、V字型之后又会怎么样?

    从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三月份,我国经济走了一个急剧下降然后回升的V字型曲线。这说明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发挥了效用,但这次曲线回升后又会怎样走?会不会再次掉头向下?

    中国今年的外贸如果比往年掉下三成,那就是大约三万多亿的GDP要放空。如果硬要填上这个窟窿,就需要刺激起三万亿的内需。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填不填这个窟窿?

    仅靠目前出台两年四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恐怕这个窟窿填不满。那么填不满怎么办?继续启动第二套刺激方案吗?如果看了我上面的陈述,人们可能会谨慎起来。

    我的意见是明确的,中国没必要再出台第二波刺激方案,即使出台,也要以民生和消费为主导,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就可以了。中国决不能过早地耗尽体力。中国必须要与世界共沉浮。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我们当然也看到经济衰退时期资源要素价格的低廉,如果有能力,最好趁着国际市场价格低落的时候尽量多利用一些外部资源。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上些投资项目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增大消费,多买些便宜货,也是合算的。这主要取决于实力。如果中国的确有实力,我们决不反对在外国经济衰退之时中国大干快上和大手笔消费。

    但外部发展的形势,都很难让我们有放松的感觉。美元很可能结束短暂的升值期,欧洲许多工厂目前都处于半停产状态,重启国际经济必然有一场货币币值的大变动。美联储研究人员已经在发表美元贬值未必对美国经济有害的文章。这一切说明,美国正在为美元贬值做准备。

    中国需要做什么准备?国际上的货币战争已经是阴云密布。国内的形势也令人担忧。今年1月以后,消费物价CPI同比已经掉下来了,但连续三个月大量的货币发放(总计3.5万亿元),使人不能不担心通胀的再度抬头。这对那些低收入和没收入的社会群体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国际市场的价格回升,国内CPI马上就会翘头。这应当是一场默不作声的经济博弈。中国要有长期的作战准备,但目前看国际市场的价格短期还难抬头,中国有利用国际市场低谷价格的机会。

     总起来看,我国经济下一段的运行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国外经济形势的演变。西方的金融泡沫还在继续破灭。据一些研究机构测算,这场诞生在美国的金融风暴已经使全球50万亿美元的财富泡沫化为乌有,并且全球金融资产的价格还在进一步下跌。随着一些对冲基金投资人不断赎回资金的浪潮,对冲基金行业有可能出现大规模清盘破产。美国股市跌到5000点是早晚的事。

    而在国内,这一波刺激经济的手段主要放在投资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更加强化政府主导的投资结构和国有企业的逆淘汰机制,使投资效益出现问号。单纯的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主导型的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拉动,很可能既消耗了弹药,又没有实际经济效益,并削弱我国未来的抗风险能力。

    因此,遏止经济衰退,还是要以广大民众的基本需求为标准,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即使经济增速降到5%以下,这种调整与发展也是合理的。但是,仅有经济手段恐怕还难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任何经济危机时期往往都伴随着政治和思想的变动。在这个时候,如果不重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改善,甚至一些税制的改革,经济问题便可能变成社会问题。

    说到底,我的调控思路顺序是:先民生,再建设;先消费,再投资。这不失是衰退时期最稳当的选择。我的目标是,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5%应当是最合理的。即使我国的经济运行曲线再次掉头向下,也没必要大惊小怪。我们今年必须对W型走势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但说到消费,最难平衡的是消费能力。不解决目前我国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不缩小我国较大的贫富差距,任何刺激经济政策都会事倍功半。当然,这个问题涉及的已经是改革思路以及发展共识问题了。没有政治水平的经济学家只能是最蹩脚的经济学家,可惜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专家都是单一型的专家。

政府今后还会出台什么样的刺激经济方法,无非是从经济到社会两手而已。而其中的宗旨就是劫富济贫,要让雨水流入穷人田。

最后我想总结的是,中国必将成为这一波美国金融风暴最大的受害国,但这一严酷的前景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始终不愿想象,也不敢承认。美国是不愿让中国顺利崛起的,这场彼此利用的合作与婚姻随时随地都面临着危局。无论是南海洋面上中美两国船只的对峙,还是美联储哗哗开动的印钞机,都是中美两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搏杀。这种搏杀已经到了快见分晓的时候了。但中国方面始终是一厢情愿,充满幻想,缺少战略性的应对策略,以致于今天陷入如此的被动,巨大的国民财富由美国操纵着,小辫子捏在人家手中。未来事态一旦恶化,中国面临的必将是国内外双重的挑战。特发出此文以示警醒!

 仲大军: 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 邮编 100031。)

 

 

 

发件人:<xujingan@vip.163.com> _ 2009-03-20 16:49:0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Re: 回复:Re: 回复:Re: 网站已上网

强烈呼吁:政府制定社会保障长远规划

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  徐景安

2009.1.21.

    我国已制订了十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发生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折,指标也由工农业产值改为了国内生产总值。但是,重生产、轻消费,重发展、轻民生的倾向一直延续至今。这已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

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我们搞了60年的社会主义,该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socialis”,意为社会的、公共的、共同的、集体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就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都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而唯有社会主义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国家的宗旨。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

    过去我们重生产资料生产,把发展重工业放在第一位,建立了工业化的完备体系,研制成功两弹一星,不能说没有成就。但把民众的消费压得过低,以至广大农民不能解决温饱,城市居民消费凭票供应,导致人民生活普遍贫困,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所以,改革初期引发了一场“生产目的”的大讨论,以纠正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现在我们重发展经济,财政资金大量投向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带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长期投资不足,形成“新的三座大山”。由于没有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广大民众消费能力很弱,成为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重发展、轻民生的倾向,至今没有得到克服,有必要开展一场“发展目的”的大讨论。

    坚持发展第一的理由是,只有经济增长,才能保障就业;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改善民生。这忽视了两个核心问题,什么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发展成果以什么原则来分配,才能解决民生问题。这两个核心问题不弄明白,可能越发展,贫富差别越大,民生问题就越严重。

    全世界政府都重视发展,而发展为谁,发展成果如何分享,则有姓“社”姓“资”的区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所称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首创了社会保险制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英国率先建立了福利国家。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也迅速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资金向公共保障倾斜的原因,一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二是为了争取民众的选票,可以说是被动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理念。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却长期轻民生,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严重滞后,这是值得深思的。

    对当今中国来说,是否尽快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关系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的问题,而且是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保持社会公平、和谐、稳定的关键。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再迟疑不决,就有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可能。用血的代价来催生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不应付出的社会成本。资产阶级出于理性,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建立了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尽管发生过各种经济、政治危机,但都没有引起社会动乱。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放到议事日程上来解决呢?

以经济为重点的财政分配政策有损于民生

    从广义来讲,我国财政支出的三大部分,即行政性开支、经济建设投资、社会保障投入都属于社会公共利益。但这三部分在保障公共利益的职能、作用上是不同的。

    行政性开支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成本,以尽可能少的行政性开支建成一个廉价政府是现代政治的原则与目标。在民主国家里,行政预算成为议会审议的重点。美国马薩诸塞州艾默斯特镇2008至2009年财政预算居然审议了一个半月,由议会代表对开支逐项审议表决。连警察局增加人手、更换车辆,也要审批。结果前项否决,后项通过。我国财政预算也由人大审议,但形同虚设,预算也不向民众公开。由于财政资金分配不透明,必然发生向政府自身利益倾斜的倾向。从1978年到2004年26年间,我国财收入增长了23.3倍,而行政开支增长了82倍。我国行政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19.03%,加上预算外支出,行政开支的实际比例达37.8%。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10%以下。可以说,我国政府是全世界政府中运行成本最高的政府。

    经济建设投入是我国财政支出的大头。以2005年为例,财政支出总额为3.4万亿元,用于经济建设投入是9317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7.5%;行政开支6512.3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9.1%;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事业经费8953.4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6.3%。由于行政性收费、土地出让收益、国有资本收益以及地方变相举债收入等没有纳入预算,政府可支配财力实际大大超过预算开支。以2004年为例,地方预算内收入为11893亿元,地方预算外收入为4323亿元,土地收益为6150亿元,中央转移地方收入8000亿,后三项收入为18473亿,是预算内收入的1.55倍。若以发达地区政府的实际支配收入与预算内收入相比,更令人吃惊。以东部沿海某县级区政府为例,2006年预算收入为3亿,而实际支出的政府性资金总额达29.3亿,竟为预算收入的近10倍,而这部分支出是不受人大监督的。这笔巨大资金成为各级政府的“合法”金库,用于地方的经济建设,也成为公款吃喝、公车支出、公款出国、公款建房以及形象工程的“五公”开支来源。经济建设投入应该属于公共利益。我国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大大改善,省会以上的大城市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由于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海内外投资,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民众从就业中分享了经济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改善。但是经济建设的成果不会自动公平分配给每一个公民,不具有普惠性与公平性。某一项建设,只能使一部人受惠,不可能使全民受惠;必然是一部分人受惠多,而另一部分受惠少。在经济成果的分享中,我国一次分配向资本倾斜,劳动所得比例下降。1991年至2005年全国职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5.3%降至11%。二次分配本应校正一次分配的不公,但我国财政分配却是逆向支付,先满足政府部门的开支,再以发展第一的名义、把饼做大为理由,加大经济建设投资。这样发展的结果,政府首先受益,GDP每上升1个百分点,政府行政开支就上升2个百分点,其次资本所得增加,1983年至2005年资本收益占GDP比重上升了20%,而同期劳动所得却下降了5%。“发展中的问题用发展来解决”,成为各级政府以不变应万变的对策。结果,“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变得越来越严重。

    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公共开支,是保障民众生活的基本需要,具有普恵与公平的特性。作为社会主义的我国,理应把社会保障放在第一位。但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仅为11%强,福利国家达40%以上,新兴工业化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占20%以上。这就发生了非常反常的现象,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而美国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为18%,如果加上国有资产收益与土地收益,我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大大高于美国,而在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上不仅低于美国,并且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高于我们。

    如果把行政开支称为官家财政,经济投入称为经济财政,社会福利则是民生财政。在政府自利倾向得不到抑制的情况下,以经济财政为重点的分配政策,必然有利于官家,而有损于民生。

财政民生投入不足且不公

    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公共投入长期不足,使得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造成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民众也就越来越不满意。

    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5.2%,高收入国家为5.5%,低收入国家为3.6%。《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达到4%。可是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一直在2-3%,低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与我国确定的目标相距甚远。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996年占17.8%,此后一直下降,2006年占12.8%,十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我国在初、中等教育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将教育经费大量投向高等教育,使得我国高教投资比重,不仅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且高于发达国家,造成基础教育薄弱,尤其农村义务教育严重投资不足,以至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农村中小学危房比例很高。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全世界平均为5.4%,而我国只有1.9%。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卫生投入却是世界卫生总投入的2%。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188位,列倒数第4。公共卫生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份额持续下降,从六五时期的2.86%降至2004年的1.66%。

    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不仅保障程度低,覆盖面窄,而且很不公平。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公费医疗制度,由国家全保,其中850万党政干部花费了全国医疗费用的80%。这是我国医改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自愿参保”、“大病统筹”,“自愿参保”的大都是富裕群体,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最需要医疗保障的经济困难群体恰恰因缴不起参保费而被排斥在外。在医疗卫生支出中政府投入的比例递减,1980年至2005年从36.2%下降到17.2%,个人卫生支出的比例从1/5上升到3/5。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医院采取各种办法高收费,导致看病越来越贵。

    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因缴不起费而放弃治疗人数占应住院未住院人数的近40%。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包括门诊和住院两部分医疗费,但保障程度低,个人自付比例高,且覆盖面窄,至2005年3月底,参保人数达1.2亿,仅占7.7亿全部从业人员的15.5%,大部分职工,尤其是农民工被排斥在外。农村实行合作医疗覆盖面虽达85%,但是农民实际受惠很少。合作医疗实行大病统筹,由政府出40元/年人,农民出10元/年人,参与者小病自理,大病按比例报销。大病患者占参与者3%,报销比例为40%,大约是100亿元/年左右,占全国农民医疗总费用1600亿/年的6%。从中央到乡村建立的庞大管理费用,也需要100亿元/年左右,并没有起到改善97%的农民医疗的作用。另据调查,全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实际医疗费用的补偿率平均为25.31%,即75%的医疗费要自己出,2005年对河北等地的调查,医疗费用的补偿水平仅为8%。

    我国养老金保障制度,同样存在严重逆向支付倾向。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由政府全额支付,不需要个人缴交,且与在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增长挂钩,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由企业与员工按工资比例缴交,缺乏合理增长的机制,与公职人员的养老金差距越来越大。1990年至2005年企业人均退休费从1664元增加到8803元,增幅为5.29倍;事业单位人均退休费从1889元增加到16000元,增幅为8.47倍;机关人均退休费从2006元增加到18000元,增幅为8.97倍。2005年机关事业单位人均退休费分别是企业人均退休费的2倍、1.8倍。我国还有农民工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以及老年津贴等,但制度体系残缺、杂乱无序、漏洞很大,覆盖人群很少。总体估算,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近60%没有任何养老金,有70%以上的从业人员没有养老保险。农村领取的养老金水平很低,2006年1484个县的参保农民人均领取的养老金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有120万人月领取额在10元以下。

    “居者有其屋”是一项社会公共政策。按照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设计,对高收入者供应商品房,对中低收入者供应经济适用房,对最低收入者供应廉租屋。但各地政府重视房地产拉动经济的作用,尤其是从中获得土地转让收益,而忽视了政府对住房建设承担的公共责任。我国住房建设94%为商品房,经济适用房为6%,廉租住房不足0.5%。全国13个省区没有将廉租房建设纳入目标责任制,70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占总数的1/4没有建立廉租房制度。北京迄今为止,总共建了14000多套廉租房,占1400多万人口的0.1%。《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规定,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各地的土地收益无从监管,净收益更是一笔糊涂账,所谓的10%也就成了一句空话。2007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约9130亿元,至2007年11月底全国累计投入廉租住房资金仅有154亿。

    综上所述,事关民生的教育、卫生、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投入与国力增长很不相称,并且本来就少的公共投入又分配不公,使得收入多的群体多保障,收入少的群体少保障,收入无的群体缺保障。关注民生问题成了社会的焦点。

改善民生措施零敲碎打力度不够

    一个社会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建设。早在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作为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为此,政府对改善民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006年9月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贫困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对校舍进行维修改造。从2008年秋季起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3.01%,比上年的2.81%增加了0.2百分点。

    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相适应的救助标准调整机制。2006年,1509万农民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3400多万农村居民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2008年12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对用人单位和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作了强制性的规定,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也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这个法对城镇从业者实行强制保险,将大大提高覆盖面。我国社会保障的瓶颈,主要是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尽管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社会保险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应当对社会保险事业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但对政府仍缺乏有效约束。

    2009年1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3年内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2010年,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提高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加强县级医院(含中医院)、乡镇卫生院、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和困难地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从2009年开始,逐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增加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提高经费标准。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监管机制,提高公立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为保障上述改革,3年内各级政府预计投入8500亿元。这是近年来推出的社会保障措施中实质性重大利好。3年内各级政府平均投入2800多亿,比过去5年全国财政用于医疗卫生支出年均1258.8亿元,增幅为2.2倍。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全世界平均为5.4%。我国2008年GDP为30万亿,2009年按增长8%计为32.4万亿,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仍不到1%。如果850万党政干部花费全国医疗费用80%的状况不改变,分摊到13亿人头上依然是杯水车薪。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比过去农村合作医疗每人每年补助40元提高了3倍。但人均一年120元作为大病统筹,又实际能改善多少?我国卫生医疗保障欠账实在太多,原来的水平实在太低,真正要改变“看病难”“看病贵”还需采取更大力度的措施。

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方向有误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政府从保经济增长的目标出发,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18000亿,占45%;灾后的恢复重建1万亿,占25%;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3700亿,占9.25%;生态环境投资3500亿,占8.75%;保障性安居工程2800亿,占7%;自主创新结构调整1600亿,占4%;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400亿,占1%。部门、地方纷纷出台投资计划,2009年交通部投1万亿,铁道部8000亿,建设部3000亿,民航总局2500亿,国家能源局2000亿……广东省1.3万亿,北京1万亿,山东8000亿,浙江3000亿,重庆3000亿……粗粗一算接近11万亿,若所有省份、部委的投资计划加起来,恐怕要到20万亿。这说明什么?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十分高涨。这正是我国经济的可喜可忧之处。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国力大大提高,可忧的是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可喜的是政府的财力足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保障制度,可忧的是政府的兴趣仍在发展、不在民生。

    内需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庞大的投资计划是为了扩大内需。而内需分投资、消费两部分,我国内需不足是消费,而不是投资。2005年我国投资占GDP比率为48.6%,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平均在20%~30%、15%~20%。我国投资占GDP比例全球最高。可是,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的52.1%,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7年的36%,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并且低于世界平均消费率78%—79%的水平。一个是投资比重畸高,一个是消费比重畸低,我国产能严重过剩,唯一的出路是扩大出口。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例,2007年高达67%,其中出口占37%,这两项指标,美国为29%和12%,日本为27%和15%。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是全球化美国的2.3倍,出口导向日本的2.5倍。对外依存度畸高是我国经济又一个病症。投资、出口比重世界最高,消费比重世界最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正常隐藏着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是不可能持续的。

    世界金融危机袭来,出口大幅下降,是调整发展模式的大好时机。可是,我国不正常的经济发展模式背后的经济、社会、政治因素没有得到深刻反思,更来不及改革,所以应对危机依然是惯性使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尽管中央4万亿投资中,包括了很大一部分民生投入,但并未改变以投资为主的结构,再由部门、地方层层追加、放大,那就是雪上加霜,火上加油。这场投资“大跃进”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型,产能更加过剩。纳入国家监控的650余种商品类别,产能严重过剩的就有620余类,主要靠向国际市场“低价倾销”维持。由美国引发的欧洲、日本三大经济体衰退,已经表明我国过分庞大的产能不可能依赖出口消化。可是我们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依然按照原来的轨道滑向。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说:“对中国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通过建设足够的铁道线路、港口、管道及住房,以度过这场全球性衰退,即是中国的经济模式需要重新进行重大调整。”“目前,中国公布的财政剌激计划,并没有试图提振公共和私人消费,而是旨在使中国经济度过难关,直到可以再次出口。这是行不通的。”“对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而是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现在,正是做出改变之时。”

    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文章说:“当我们在认识中国5860亿美元刺激计划的意义时,很想理解为何每当需要促进增长时北京总选择基础设施、大楼和大项目。”“中国的新刺激计划突出重视基础设施,而漠视医疗保险和教育等社会计划,尽管它们可以减轻家庭的储蓄压力,刺激私人消费。”“今天中国拥有了像样的基础设施、令人称赞的建筑和过大的工业基础。所缺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足够的个人消费。要扭转这种局面,中国需要加强其人民对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使个人收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应地提高。应发展国内需求,而不应太搞建筑。”

    我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居民消费比重大幅下降,首要原因是由于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急剧下降,其中工资所占比例下降幅度最大。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53%下降到了2005年的41%。这是一次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其次是政府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没有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居民负担过重,不敢消费,这是二次分配不合理造成的。我国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变,要从重出口、重投资、轻消费向重消费、保民生,即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的方向转变。

    财政资金分配以保障民生为重点,既使民众直接受惠,也带动经济增长,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对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是修铁路、筑公路、建港口吗?是产业振兴吗?当然,这都是好事,但还是没有跳出重发展、轻民生的巢穴。基础建设改善、产业振兴实施,最终是要有人来消费的。无疑,基础建设改善、产业振兴实施,会增加就业、刺激生产,民众也能受惠,但现行体制下受惠最多的依然是政府与资本,官民差距、贫富差别,不仅不会缩小,还会扩大。这已为30年的实践所证明,还要走老路吗?

    如果投资计划以民生为重点,比如制定振兴农村教育规划,大规模建设农村中小学,全面改造校舍危房,配以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同时由国家招募大学毕业生去农村任教。这样既增加了对钢材、水泥、木材、教具等的需求,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又解决了很多大学生的就业,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农村的教育水准。农村脱贫致富,最终取决于农民素养的提高。这是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

明智统治阶级的明智选择

    建设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是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会上说:“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无疑是群众的呼声和愿望,会得到人民拥护和赞成。这就需要国家制定长远的社会保障规划,5年、10年、20年以后,全体国民在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等方面达到什么水平。各级政府有了这样一个规划,就是给老百姓的承诺,政府在财政分配上逐步向这个目标倾斜。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可以此替代GDP,因为解决民生问题依然需要发展,不用担心政府不重视发展,只是使发展有了正确的目标,使广大民众受惠。这就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落实和体现。

    我国有没有财力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不少人疑虑的。以美国为例,1970年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险和老年医疗保险两项的支出,为GDP的5%,加上对个人的其他支出也占GDP的5%,共为10%。2007年我国GDP达24.6万亿,如果按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占GDP10%就是2.4万亿。2007年我国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约1.2万亿元,按照我国的国力可增加近一倍的投入。我国教育、医疗卫生等财政支出增加到2.4万亿,也只是当年财政收入的47%。用不到一半的收入解决13亿人的民生问题算多吗?美国用于公民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75%,而我国仅为25%,提高一倍到50%,应为正常。2007年我国财政税收5.1万亿,若加上土地可支配收入与国有企业利润共计10.6万亿,政府可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以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现在的比重23.5%计,政府可支配总收入15.7万亿的23.5%就是3.6万亿,可比现在的社会保障投入增加两倍。若以3.6万亿为基数,保持与GDP的同比增长,我国还有什么民生问题不能解决?我国的民生问题如此严重,解决如此困难,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克服政府的自利倾向,向保障民生倾斜,要靠经济、政治民主制度的建立。经济、政治民主的首要问题是财政的透明与分配的公平,这需要公众的监督、民意的畅达。可是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现实十分紧迫,社会矛盾激化,保持稳定、度过危机是当务之急。制定长远的社会保障规划,使民众有预期,并从当下做起,改变投资方向,增加民生投入,是符合民意,又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

    我国很多问题意见分歧,但改善民生已达成高度共识,几乎没有人反对。可是进展迟缓,这涉及到利益分配。保障民生必然是对政府利益的限制。然而,今天保障民生恰恰符合政府的长远利益,这是明智统治阶级的明智选择。看看我国经济方面的数据,不是世界最高、就是世界最低。从政府角度,无论控制的财力,还是自身的开支,比重最高;可从民生的角度,无论公共消费还是私人消费比重却最低。这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在人类历史上,改变这种情况,一种是通过暴力、动乱、斗争,一种是靠统治阶级的明智,即主动、自觉地建立对自身利益的约束机制,这就是改良、改革、仁政。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来说,前一种支付的社会成本高,后一种支付的社会成本低。自然,我们应选择后者。中华民族已迎来百年振兴的曙光,确实不该折腾了!

  (本文由《经济观察报》以“政府应尽快制定社会保障长远规划”为题,于2009年2月23日与3月9日第16版分两次刊登,文字有刪接)

    这4万亿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是2800亿;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大体是3700亿;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是18000亿;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是400亿;生态环境这方面的投资是3500亿;自主创新结构调整是1600亿;灾后的恢复重建,重灾区是1万亿。这一次的投资方向,第一是民生工程;第二是农村农业农民的需要;第三是基础设施的建设;第四是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的投资;第五是生态保护、保护环境的建设;第六是用于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投资。

 

 

 

发件人:<xujingan@vip.163.com> 2009-03-16 17:20:42 +0800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Fw: 徐景安 徐景安与茅于轼对话:《21世纪伦理宣言》

徐景安与茅于轼对话:《21世纪伦理宣言》

2009年3月1日

    2009年3月1日下午,徐景安与茅于轼就人的终极追求与伦理体系的出发点、道德的起源与道德的作用以及如何实现幸福最大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对话记录公布如下:

徐景安:您在1997年写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我起草了《21世纪伦理宣言》,算是我的一份答卷。您当时在那本书里就提出“道德观念重整”,今天这个问题更为迫切,也更加严峻了。这是我写伦理宣言的动机和目的。我没有称中国伦理宣言,而是从全人类的视野出发。中国改革30年融入了现代文明,中国遇到的问题也是当今世界的问题。我力图超越阶级、民族、国家的局限,建立一种普世的价值伦理。

人类历史上写了很多世界宣言,有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还有共产党宣言等等。具有世界意义的宣言,都是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中国的问题十分严重,就有了这种需要。我们有几千年的儒学传统,还搞了30年的社会主义,30年的改革开放,这种经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也就有可能写出世界性的宣言来。希望茅老对宣言做一个总体的评价,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讨论。

伦理体系的出发点

茅于轼:我的这本书,头一版是针对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而写的,在两个制度下道德是有区别的,所以我着重在这个转变上。第二、第三版,补充了很多内容,重点是现在新出现的问题,已经不是来自制度转型的问题。我和你的看法大体相同。中国的道德问题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我们讨论的是普世的道德观,不光是中国的。看了你这个宣言,我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有点不同的在哪呢?我们的方法不太一样。我是非常理性化的。我的理论是从人与人平等为起点。人与人不平等就有高有低,处于低位的人一定向上爬,这是社会不稳定的基本原因。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人与人不平等,帝王将相跟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嘛。我们可以从逻辑上推出来人跟人必须是平等的,人跟人平等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人是自由的,因为人不自由就是有人干涉你的自由,或者他的自由比你的的自由重要。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就是平等、自由。

有了平等自由,接下来就是一个人和他周围人是一个对称关系。人跟人平等嘛,我是人,你也是人,适应于我的,也适应于你,我不能做的你也不能做,这就出现了人权。这就可以为自由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自由恰好不是为所欲为,而是限制自己,不侵犯别人的自由。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生活在没有人干涉自由的环境中,每个人就是自由的。我觉得这一逻辑特别重要。

徐景安:您以平等作为出发点,推向自由,再推向人权。

茅于轼:自由更严格地定义就是不侵犯别人的自由。我说当官的必须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是为所欲为,而是约束自己,不侵犯别人。一个人老想管别人,他不是自由主义者。我接下来写了一本书,叫《给你所爱的人自由》,跟你的想法很接近。我是从这样的逻辑系统出发,普世价值的基础就应该建立在这个上面。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到底什么是平等?经济上的平等是不是平等?现在大量的不平等现象是从财富引起的。财富的不平等有其合理的一面,如果财富平等,就变成吃大锅饭。这个我们领教过。但是,财富的不平等需要有限度。我的结论是财富的平等是有限度的,要保留。但是财富的不平等同人跟人的地位的不平等是两回事。财富的不平等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越来越大,比尔盖茨的钱比穷人不知多了多少亿倍。但是人和人地位的不平等在缩小。美国总统,人家给他倒茶,他得谢谢。李莲英给慈禧太后倒茶,她不会道谢的。人跟人地位的不平等是在缩小,而财富的不平等是不能完全消除的。

徐景安:您从平等、自由、人权出发,然后回到人的地位平等、人的权力平等。这有一定道理,人类发展的趋势是在向平等的价值目标靠拢。但把平等作为人的终极理念,就与绝对平均主义划不清界线。您说财富可以不平等,但需要有限度。以财富为唯一或主要价值目标的当今世界,财富不平等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财富不平等必然带来人的地位不平等、人的权力不平等。马克思就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平等是强调人的权利,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强调人的责任。权利可以是平等的,责任就不能讲平等。我的意思是平等是价值目标之一,但不是终极理念,就像自由一样,也是价值目标,但不是终极理念。如果自由是终极理念,那就去荒岛野岭好了,那多自由啊!

我的逻辑体系是,从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作为出发点。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个问题争论了几千年。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最后归结为人的本性是阶级性。这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学术界的一个核心问题。所有的伦理、道德、文化都是从人性出发的,都是人性的追求。人性究竟是什么?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什么是人性?简单来说,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换句话说,人的本性是通过人的需要反映出来。人的具体需要很多,而且千差万别,人的本性体现在人的终极需要、人的终极追求中。我看您的书里面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作为您的理论出发点。

第125页有一段话说:“只有对学识的追求,对德行的追求,才应该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在这方面的任何一点进步,都会使人感到高兴和满足,这才是永不枯竭的幸福源泉。”第299页又讲到:“道德是一个人真正幸福的源泉。”尤其是第二章的标题:“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道德、法律和利益”。似乎是说人的终极追求是幸福,可惜您没有就此展开,反而写了这么一段话:“19世纪英国伦理学家西季威克说,任何一种站得住脚的伦理学体系最终都得建立在那些无法依靠推理获得的原则之上,他的意见至今仍是正确的。”我认为,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伦理体系是无需推理、无需证明的,即“诚则明”。但世俗的伦理体系是需要理由与证明的,也就是您说的理性判断和逻辑判断,即“明则诚”。

人的本性,当然包括动物性,因为人也是动物。食色性也,实际是讲人与动物的共性。人的本质,讲的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呢?有的说,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人是有思维的动物。但是,人用工具做什么?人为什么思考?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人要追求幸福。动物没有幸福追求。猪吃饱了就睡,人不是这样,人吃饱了,还要吃好,要有色香味,川菜、粤菜、杭帮菜,还有早餐、中餐、晚餐,中餐和西餐。人的穿着,不仅保暖,还要个性化、时髦化,什么晚礼服、睡衣,中装、西服。说住的话,狗有一个窝就行了,而人的房子要舒适、安全、豪华等等。所以,人对物质有无穷的追求、无限的欲望。这就是人要幸福。人还有对情感、精神的无限追求,以至于考虑到人的生命怎么能无限延长,希望有来世,还要上天堂。所以,人的终极追求是幸福。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幸福的历史。人类的知识,就是追求幸福的知识。人对平等、自由的追求,也是为了幸福。因为不平等、不自由,人就不幸福。至于道德、伦理,也是为了幸福的需要。这也是您文章里讲的,道德是幸福的源泉。这是我的伦理体系的出发点,而这恰恰为理论界和学术界所忽略。

一说到幸福,从学界到民众普遍的反映是,幸福是个人的主观感受。比如我饿了,吃个馒头就幸福。我病了,身体健康就幸福。没有钱,有钱就是幸福。对于每个人来说,幸福是千差万别的。但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从主观愿望说,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富人还是穷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追求幸福的动机和目的。二是从客观内容说,幸福是人的需求满足而产生的感受,人的需求尽管千差万别,但具有客观实在性。人不会无缘无故哈哈大笑,不会无缘无故产生幸福感。承认了幸福感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幸福就可成为研究的对象,从而成为一门学问、一门知识、一门科学。懂得了幸福知识和学问,不管是你是做官、还是平民,老板还是员工,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会活得快乐、幸福。相反,你官再大、钱再多、名再响,也一定不快乐、不幸福。当今人类就是在对幸福的认知上出现了偏差,走进了误区。

道德的起源

茅于轼:你说的幸福追求提到各式各样的东西,无非还是人的动物本能的延伸,不是人和动物的差别。猪不需要空调,但是猪也需要凉快,这个还是动物本能的延伸。人跟动物本质的区别在人有道德、有伦理,而动物是没有伦理的。为什么人产生了伦理呢?这点我同意你的看法,追求幸福是人的根本的要求。但是,追求幸福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人跟人之间发生了冲突、斗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法律上、制度上维护人权,也要从伦理上来解决。原始人的伦理观是怎么产生的?如果大家都不讲道德,都胡来,对所有人都不利,大家守规矩对大家都好。于是定出一些规矩,不要杀人等等。但是这些规矩很容易被破坏。

你可能知道,叫囚徒困境这个模型,它说明了合作比不合作好。但是这个约定很容易被破坏。大家合作得蛮好,但是有人来个不合作,马上就捡便宜了。这么一来,道德就垮掉了。要重新建立一个规则。从猴子变成人最大的困难在于道德的建立。我特别研究过这个问题,我看了好几本书,讲道德的起源,就是反复从垮掉到再重建的过程,这需要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现在社会道德已经深入人类的遗传因子,人最终变成了人,脱离了动物。我们这个社会虽然有非常多不道德的事,但道德还是深入人心了,变成遗传了。人做坏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不对,心虚。而动物在抢食的时候没有道德的约束,它一点儿也不感觉心虚。

徐景安:道德的产生,是人生存的需要。人为了生存,必须合作,合作就必须讲道德。人跑不过老虎,牙齿也没有老虎厉害,抓子也不锋利,人必须联合起来才能生存。打到了猎物,就要公平分配。如果一个人老是占便宜,遇到危险就跑掉,谁愿跟他合作?这种不讲道德的人,就活不下去,就会被淘汰。相反,一个人讲道德,分东西能想到别人,有危险能冲在前面,这样的人就被尊敬、爱戴、拥护,就会在情感上产生幸福感。所以,道德就成为文化被承传下来。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是在生存博弈中逐步形成的。讲道德的就生存、延续下来,不讲道德的就灭亡、淘汰。今天的人类同样遇到了生存持续的问题,需要新的伦理准则。《21世纪伦理宣言》就是这种需求的反映。

茅于轼:道德的确立是反复博弈的结果。道德的特点就是可以钻空子。它不像法律,法律是防止你钻空子,道德没有这个。大家都讲信用,我不讲信用,我就可以捡便宜。几十个人在排队,有一个人来加塞,他捡便宜了。这时候这个队能不能维持?你可以观察,大体上能维持,有一个人加塞,后面人不会太怎么样。但是五个人加塞,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是很典型的一个模型,可以描述社会道德的稳定性。整个社会的秩序,有个别人破坏还能不能维持?如果个别人破坏道德,大家跟着学,社会的道德就完了。我们这个社会虽然有那么多的坏人,但是大家还是排队的。因为道德已经深入人心了,每个人有一种自我的约束。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会跟着个别人不守道德。因为我服从道德也无济于事。就好像红绿灯面前,红灯不走,好让绿灯的人通过。如果红灯也在走,绿灯边的人通不过,我遵守道德也无济于事,我会跟着大家一起走。道德反复博弈了几十万年,人类之所以脱离动物是因为道德,而不是因为用工具。

徐景安:人从生存需要出发,要合作。要合作就必须既利己,又利他。我没有利己的需要,还谈什么合作?但不利他,又怎么能合作?

茅于轼:我觉得不仅仅是合作,道德最本质的是不侵犯别人。

徐景安:我为什么不侵犯你,因为侵犯你,就不跟我合作了。反过来,不合作的人就侵犯,部落之间的战争就是这样爆发的。

茅于轼:你不能说道德就是要求合作,道德是要求不侵犯人。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被成为“道德的金律”。没有合作的需要,也不能侵犯人。

徐景安:如果没有合作的需要,我随时把你杀了、吃掉也可以呀。

茅于轼:这点可以讨论。道德是为了合作而产生的吗?我觉得不是。

徐景安:从道德的起源讲,单个人不需要道德。我一个人在荒岛上需要什么道德?或者说,人能以单个人生存,不需要与人发生合作关系,也不需要道德。人需要合作,才变成社会人,成为社会人就需要行为规范,这就是道德。我觉得,不是道德使人脱离了动物,而是从动物进化为人的过程中产生了道德,从这个意义讲,道德的产生标志着人脱离了动物。

茅于轼:你把道德看成是合作的需要,这个跟我们所习惯的各种道德的要求有区别。道德的金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多人照顾别人,守规矩,他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不侵犯人。我觉得这点,我跟你有很大的不同。不侵犯人是最重要的道德。你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多大利益都可以追求,但是你不能侵犯别人。平等自由也是这个意思。

徐景安:为什么人不能侵犯人?

茅于轼:因为别人也是人。你不希望被侵犯,你也不要侵犯别人。这就是人与人对称。合作也是道德的一方面,但是它是已经比较高级的阶段了。

徐景安:茅老,现实生活中,自己的人不侵犯,别人、别的部落、别的国家的人就侵犯。儒家文化是怎么来的呢?当时社会以家庭作为一个合作的基本单位,然后是一个家族。维护家庭的团结与合作是生存、延续的需要。所以儒学倡导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再向外扩展,朋友有信,君臣有义。你说的不侵犯任何人,古时做不到,现在也做不到。美国最讲人权,却最霸道,老向外侵犯。当然,不侵犯任何人,作为道德原则是成立的,也是要追求的。我们的分歧是作为道德的起源是不侵犯合作的人,对不合作人就是要侵犯。人类的战争不就是这样发生的吗?

茅于轼:照你的说法,没有合作要求的时候,就不存在道德问题了。合作是利人利己,是符合道德的,但是道德并不一定要求利人利己,而是不可损人利己。关键在不可损人。这点我跟你区别很大,是值得研究的。商品经济是合作,要订合同,所有的买卖,所有的投资都有一个信用在里面。这个不错。在商品经济以前,自给自足的时候,合作不是很重要的。

徐景安:商品经济是交换合作扩大的产物。有剩余,才有交换,才有分工,然后才有市场经济。生存是人类早期的最重要的需要,为了生存必须合作。合作早于交换,更早于商品经济。从人的基因来说,首先是自利,吸取营养,生长繁殖。其次就是合作协调,不能无限膨胀,否则就变成癌细胞了。人类社会实际上也是两个最基本的因素,一个是自利,一个是合作,然后社会才能协调发展。您的书里专门写了一节“合作比不合作好---道德的萌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茅于轼:这个问题可以继续探讨。

幸福最大化

徐景安:我以人类共同追求幸福为出发点,然后提出人类面临的共同困惑,即财富增加了,并没有带来幸福的相应增加。英国的一个学者说,近50年来,物质财富在不断增加,人类的自由度也在增加,然而幸福感没有相应提高。幸福问题成为世界的热点,讨论用幸福指数来代替GDP。

为什么财富增加没有带来幸福的相应增加,这就是宣言说的人类面临的共同痛苦: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物欲膨胀、资源枯竭、气候变暖、物种减少、贫富拉大、犯罪严重、人情冷漠、自杀率高;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过富裕生活是人的欲求,现代化潮流席卷全球;人类的物质欲求超过了地球的承载力,全球现代化之日就是人类文明崩溃之时。面对这种情况,平等、自由作为伦理原则就不够了,相反还有问题。人与人是平等的,人与人都是自由的,那好,你有汽车、别墅,我也要有;你当千万富翁,我为什么不能当?你有这个权力,我也有这个权力。那就竞争呗!以这种价值观搞全球现代化,人类文明就崩溃了。全世界像美国人那样生活要20个地球,中国人像美国人那样生活要6个地球。这是当今人类最大的悖论,各国都要现代化,否则就落后、挨打,就像人人都要当百万、千万富翁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有个持续发展的宣言,各国领导人都签字了,但中国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持续增长,美国说也要持续增长,不增长的话,怎么向选民交待?宣言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世界向何处去、中国怎么办?

茅于轼:你讲的资源问题,经济学有办法解决的,资源有限通过价格来解决,价格越来越贵,用的就越来越少了。但是环境问题没有价格,这需要政府或者民间组织来帮助,需要道德。经济学的目标是增加财富。非常简单的办法,双方平等自愿的交换。平等自由人之间的交换必然产生财富。这样的交换不损害任一方,各方面都获利。市场经济的奥妙就在此。我国经济30年发展这么快,就是这一条。现在问题在哪呢?财富增加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财富增加很多,但是并不愉快。所以,我主张用经济学财富增长的道理使快乐增加。如何实现全社会财富的极大化?只让它增加,不让它减少,只增不减,当然越来越多。快乐极大化怎么实施?很简单,使人快乐,不要使人不快乐。全社会中没有一个人不快乐,至少有一个人快乐一点,全社会的快乐就增加了。我们要追求一个快乐极大化的社会,而不是财富的极大化。财富极大化很好,但不等于快乐极大化。

徐景安:怎么做到呢?

茅于轼:自己享受生活,帮助别人享受生活。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从道理上讲,每个人的快乐增加了,快乐的社会总量就增加了。每个人的快乐怎么增加?不光是你自己,还要周围的人。有人跟你搞阶级斗争,你快乐得起来吗?所以,你要帮助别人快乐,不能影响别人快乐。结果就是全世界快乐的极大化。毛泽东搞的一套,谁也没有享受快乐,而是很多人享受痛苦,变成痛苦极大化。文化革命不只是经济崩溃,而是全社会痛苦极大化。现在搞改革,全社会财富极大化,这个不够,要变成快乐极大化。

徐景安:我们的观点接近了。经济学原理是资源有限条件下财富极大化,幸福学原理是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你说快乐最大化,我说幸福最大化。我建议用幸福来代替快乐。快乐是感官层面的,比如我今天吃了鱼翅、鲍鱼,我很快乐,但不能说我很幸福。幸福是既有感官的,也有情感的,还有精神的。把幸福最大化作为目标,这篇文章就好做了,世界难题就可解了。

物质享受可以给人带来幸福感,这一点佛学是不接受的,儒学也不赞同,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人类痛苦的根源,这有一定道理,过度的物质追求确实是当今世界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但是,完全否认人对物的追求,那就走向另一个极端。对物的追求需要必要的肯定,物质享受给人带来的幸福感,是真实的存在,但是是有缺陷的,幸福感是短暂、递减的,并且过度是有害的。您的书第81页谈到,“物质享受特点是很容易达到饱和的,过度的物质享受反而造成痛苦。而精神享受的特点是永远不会饱和,相反,越多精神享受的追求,会引导人达到更高的欣赏境界,从而得到更大的满足。”这就是说,人除了物质享受可以获得幸福以外,还有另外的一条路就是情感的幸福、精神的幸福。当今人类的认知误区,就是人只要有钱就一定幸福,有钱就有一切,有钱就是成功,什么精神、道德、情感都没用。中国13亿人、全球64亿人都挤物质追求一根独木桥,怎么不出问题呢?出路就是引导人们从物质追求的大潮中分流,除了物质以外,也追求情感的幸福和精神的幸福。这对个人和社会来说,就可以实现幸福最大化了,地球也可以承受了。

茅于轼:从微观上来讲,物质享受有饱和点。太多的物质并不能带来同样多的快乐。从宏观上讲,物质享受又受全球自然资源的约束。

徐景安:只要人们真正认识到人的终极追求不是金钱、物质、财富,而是幸福最大化,这个世界难题就有解了。可是,今天中国的学界与民众普遍对幸福问题缺乏认知,执政当局更是不觉悟,还是抱着发展第一不放,把GDP放首位。宣言进行了以幸福为主线的启蒙宣传,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如何实现幸福最大化呢?我提出了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爱自己的问题,您讲了很多,说“自利成为社会中每个成员的普遍权利”,“自利原是人的本性,用不着教育也用不着提倡,只要允许自利之门一开,就会像洪水一样冲刷涤荡每一个角落。”但是,我认为不仅要承认爱自己,也要引导爱自己。宣言提出了爱自己的三个要求:“身心要健康”、“活得有意义”、“自我要升华”。您的书里,对如何爱自己的问题,也作了探讨,您批评“用毁坏良心的手段去赚钱,又用毁坏健康的办法去花钱。”您还引用了台湾一个学者的话说:“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病态是:大家在追求利润和财富的过程中,忘却了生命的意义,也就糟蹋了自己一生。”所以,要从本能的爱自己,提升为理性的爱自己,再提升为感悟的爱自己。

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一定会爱他人。因为“爱他人与被他人爱是幸福的源泉”。77页上您讲得很好,“在今天需要我们用批判精神来反思中国传统道德观的时候,我认为仁的基本精神是万万不能抛弃的。”如何爱他人?宣言提出了三个要求:“人要感恩一切有恩于自己的人,从孝敬父母做起。”,“人要根据自己的角色承担责任,从亲近周围做起”,“人要有怜悯心与同情心,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做起”。

宣言还提出了爱大家。不少人提出,爱他人与爱大家怎么区分?爱他人是落实在一个个具体的人,比如配偶、孩子、兄弟、姐妹、同学、朋友、同事、邻里、顾客,爱大家指的是公共利益,宣言也提出了三个要求:“遵守公德”、“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以及“爱集体、爱国家、爱地球。”总起来说,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实现幸福最大化的途径。

善于从自己做起

茅于轼:善于从自己做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徐景安:第268页上,您说“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有坚定道德责任感的人,应该是在社会中多数人都不提供道德服务时,他仍能坚持自己的道德信条。认为有人做坏事,自己不做就吃了亏,因而也跟着去做,或将有人做坏事作为自己做坏事的借口,都是缺乏道德的人。”这是当今社会加速堕落的关键所在。现在我们的社会确实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民主化不够,贫富差别大,贪污腐败严重,道德状况不好。于是,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强烈地要求改革社会,这个不好,那个不对,这非常可以理解,但是不愿约束自己,对谈道德的文章一概排斥,不仅认为无用,还认为有害。这种观点在学界与民众中很普遍,只想修理他人,拒绝修理自己。并且把讲道德,设定很多前提,就是人家讲,我才讲,人家不讲,我凭什么讲。二是成为行恶的借口,你杀人,我放火;你抢劫,我造假;你贩毒,我走私。总之,你不仁,我不义。所以,宣言专门写了一段:“人世间的不平不应成为行恶的借口。人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都存在恶,并不妨碍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大家。”

茅于轼:政府贪污腐化,你交不交税?你贪污,我就不交税。我反对这个做法。你不交税,就放弃了做一个公民的权力,你就没有资格批评政府。方才你讲,人家做坏事,我也做坏事。这就糟了。比如刚才我讲的,大部分社会上的人不排队,我还排队,这个社会才维持住。多一个人坚持原则,这个社会道德水平就上升一点。

徐景安:您在书里非常强调这一点,我看了很感动。您说:“在一个正常生活的群体中也总是不断地有道德败坏的人做种种坏事,这个群体之所以没有垮下去,正是因为有多数坚守道德信条的人在起作用。越是在社会道德风气败坏时,仍能不为所动,越能显出一个人的道德水准,鲁迅称这些人为民族的脊梁。”可现在讲善、讲道德很无力,讲恶的反而振振有辞。所以出现了真小人、伪君子的争论。讲道德的都是伪君子,还不如做真小人。范跑跑受到很多人的支持。

权利与责任

茅于轼:范美忠这个事情,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觉得对他的批评有点过分。

徐景安:这可能是我和您分歧最大的地方。你的理论出发点是讲平等,人和人是对称的。范跑跑正是以这个理由作为依据,他说,我的生命和学生的生命是平等、对称的,我的生命和母亲的生命也是平等、对称的,大灾来临的时候,我凭什么要关心学生,凭什么要救我的母亲呢?他们的生命并不比我重要啊?他强调的是权利平等,人人都有爱护自己生命的权力,这个道理对不对呢?这没有错。但是,人除了讲权利以外,还要讲责任,人有关心别人的责任呀!你跑掉了,但是你应该叫学生一起跑,或者跑到楼下后想到好多学生还没有跑掉,应该关心一下呀。可是,他什么事都没有做。等学生出来问他的时候,他一点内疚之心都没有,反而大讲了一通不救的理由,居然理直气壮。他的理由就是平等、自由、人权,他恰恰忘了人的道德、责任、义务。一个光讲权利,不讲责任的人跟动物就没有区别了。

茅于轼:我同意你的分析,权利是人人平等的,但人有社会责任。以泰坦尼克号为例,乘客中生还的男性比女性少,头等舱也是这样。很多男士拒绝登救生艇,让女士先登。他们中有一些是阔佬,受了英国的绅士教育,相当于我们的君子教育。我的批评在哪呢?马路上汽车不让人,见空就钻,对这种现象很少有人批评。你批评范跑跑逃命,开车的时候却寸步不让。这是什么心态?这是唱高调,脱离实际。范跑跑还算好的,那些人寸步不让,把别人挤在一边去,还不是要命的时候。如果是要命的时候,他们会让人先逃命吗?不可能!

徐景安:这两种现象都应该批评。

茅于轼:但是首先要批评在和平时期寸步不让的人,批评缺乏绅士精神的人,然后才批评危急时候不让人的人。

徐景安:问题是寸步不让的人,没有一个敢讲,他有理由这么做,因为他明知不对,就是您说的心虚。而范跑跑却大讲了不用关心别人的理由,并且受到很多人的支持,说是真小人,比伪君子好。伪君子当然不好,唱高调让人厌恶,但是明目张胆地反道德,连这种“伪装”也不需要了,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堕落得十分彻底了。泰坦尼克号的例子表明即使在西方,也不光是讲平等、自由,也讲责任、义务。

茅于轼:我们这个社会高调唱得太多,不注重绅士教育、君子教育。

善的理由

徐景安:叫人当君子,得有理由呀?为什么要当君子,也就是为什么讲道德?共产党搞先进性教育,就得讲为什么要先进?凭什么执政为民而不是为己?讲不出让人相信的理由,凭什么善?人类历史上有这么几种理由:为了上帝要善,这是基督教伦理。为了真主要善,这是伊斯兰教伦理。为了来世要善,这是佛教伦理。为了祖宗要善,这是儒家伦理。这就是说,一个人讲善、讲道德,是有终极追求的,受某种信仰的约束。

茅于轼:我不信基督,不信伊斯兰,也不信佛教。但我相信我不是道德败坏的人,我是讲道德的。

徐景安:我认为信教是一件好事,但世界上不信教的还是大多数,他们怎么办?我写宣言就是为了大多数非宗教徒。

茅于轼:我不信宗教,我遵循什么呢?就是全社会幸福的极大化。

徐景安:这个就是我们的共同点。宣言倡导为自己的幸福而善的新伦理。所谓自己的幸福,不是对自己好就是幸福。宣言强调“人需要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幸福,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幸福,长远的而不是短暂的幸福,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幸福,世代的而不是当代的幸福。”为了你自己的幸福而善,这阐述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讲道德并不吃亏,因为你得到的是幸福。所以,宣言称“幸福与道德同在”。

茅于轼:这个幸福就是全社会幸福极大化。

徐景安:您在书里讲了很多这方面的道理。您说“道德比法律重要十倍”,“道德是无处不在的,道德高尚的社会根本不需要动用法律。法律是行为的规范,但它最好是看而不用;道德也是行为规范,它却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

茅于轼:有道德不需要法律,这句话后来有人批评了。我觉得他们的批评是对的。

徐景安:有道德不需要法律,这样讲,当然不合适。但是现在的主要倾向是不重视道德,认为讲道德无用,讲道德是空话。现在官方提倡的道德不起作用,这正说明了建设新伦理的重要。不少人认为宣言太虚、太空,我觉得宣言讲的道理一点也不空,作为行为规范,关键在于实行,不去做,当然是空的。大家公认的道德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去实行,岂不也是空话?当前急迫的问题是先建立起符合理性判断、价值判断、逻辑判断的新的伦理体系,然后才是如何推广、实行的问题。现在的批评者大都认为道德无用,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像茅老这样重视道德的很少。您讲:“唯有德行给予人的愉快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你越是沐浴在道德的光辉下,你就越是远离了一切烦恼。”“把无私的爱波及到家庭的一切亲属和邻居,他将成为周围人群的感情中枢。爱具有不可穷尽的感召力量,可以化解人间的种种纷争和烦恼”“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能否生活得幸福,当然由许多条件决定,但爱人和被爱是一个基本的条件。”讲得多好、多实在啊!可是,有些人也许认为这都是空话。

茅于轼:你要幸福,就要让别人也幸福,这是道德的核心。

徐景安:这个道理很浅显,也可以为生活中大量的实例所证明。这比证明上帝、证明来世容易的多。可是道德与幸福同在的道理,很多人不信。

茅于轼: 什么是天堂?天堂就是幸福极大化的地方。

徐景安:这个和市场经济是一个道理的,每个人从自利出发进行交换,然后实现了全社会物质最大化。怎么实现全社会幸福极大化呢?承认、鼓励每个人追求幸福,但一个人要真正获得幸福,必然的逻辑是从爱自己,提升为爱他人,再提升为爱大家。每个人这样做了,就实现了全社会幸福极大化。

茅于轼:自己享受人生,帮助别人享受人生。没有什么国家,国家跟我无关,什么全人类,跟我没关系。商品经济也是这样的,别人我不管,我就跟你做买卖,咱们两个都得好处,这就行了。你关心得太多了,就可能犯糊涂。恐怖分子就是一个例子。他把人类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牺牲自己去救人类。结果做了傻事。

徐景安:从商品经济来讲,两个人做买卖,双方都得好处就行了。但从伦理的角度,这就不够了,还要顾忌外部、顾忌环境。您在298页说:“爱家人推广到爱邻里,爱家人而不爱邻里的人不是真正有道德的人。而且这个范围不但推广到了全人类,甚至推广到了动物、植物和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要爱一草一木……”

茅于轼:我这本书的第一版还没有谈幸福的极大化。

终极的敬畏

徐景安:讲善也好,讲道德也好,还有一个终极的敬畏。基督教要敬畏上帝,伊斯兰教要敬畏真主,佛教要敬畏来世,儒学要敬畏祖宗。改革之前,我们都敬畏毛泽东。可以说,没有敬畏就没有道德。现在我们敬畏什么?没有什么可敬畏的,如果还有敬畏的话,那就是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为了钱可以在牛奶里加毒,为了钱可以无法无天。宣言提出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他人的生命”、“珍惜人类的生命”,即要敬畏人的生命。一个人生命来之不易,一个人生命十分短暂。怎么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也就是活得幸福,是每一个人需要考虑的问题。一个人不能白活一辈子,更不能背后被人咒,死后被人骂。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啊?赚再多钱又有什么意义啊?三鹿的老总要能这么想,还能胡来吗?要珍惜自己的生命,这可不是空道理,总应该接受吧!如果一个人真正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必然会珍惜他人的生命,珍惜人类的生命。所以敬畏生命、追求幸福,是我伦理体系的核心与主线。

茅于轼:我的理由很简单,GDP极大化这个大家都是同意的。现在是GDP最大化了,但财富的分配上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既要改善财富的生产,又要改善财富的分配。但这还不够,要追求幸福的极大化,可以像GDP那样一点一滴地加上去。

徐景安:商品交换是GDP极大化,也就是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物质极大化、财富极大化。幸福学问是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极大化。现在,追求物质极大化、财富极大化,已经过了头,忘了资源是有限的,地球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危机。出路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实现幸福极大化。

茅于轼:我有一点建议,就是把我的目标写进去,即幸福感极大化。GDP有两个大毛病,它会饱和,还受资源的约束,追求幸福感的极大化没有这个约束。而且这个目标很明确。我帮助周围的人享受生活,这个是可以实施的。用不着想着人类社会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跟这个没有关系。不要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叫人难受。

徐景安:我们理念完全一致。

宣言有什么用

茅于轼:这个宣言起什么作用?

徐景安:这是很多人的疑问,写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学界中恐怕大多数认为,当前中国最需要是硬约束的东西,尤其是对权力约束,即政治民主化,政治要改革,对制度改革的呼声最高。问题是建立制度,需要有共识。现在,不少人还是要坚持无产阶专政,那还建什么制度呢?

茅于轼:你能不能把这段话写进去,我们要重建信仰。重建什么信仰呢?就是我们的伦理宣言。

徐景安: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制度,首先在意识形态上要占据制高点。在意识形态上站不住,怎么改啊?宣言讲的伦理原则,人人追求幸福,人需要物质的、情感的、精神的幸福,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善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包括今天我们提出的幸福最大化,都是超越阶级、民族、国界的普世伦理。你有什么理由反对,难道你主张人应该追求不幸吗,人不应该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吗?意识形态占据了制高点,成为了大家的共识,制度建设就有了前提。如果幸福最大化替代GDP最大化作为我国的奋斗目标,那就作用大了。凡是不让人幸福的,比如让一部分人永不翻身、还踏上一脚的专政理论就首先被淘退出局。凡是让人幸福的,比如分配公平、政治民主、为政清廉、社会和谐、思想自由、环境清洁就应该一步步实行。

美好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也得有好的伦理和道德来支撑。如果制度建立起来了,人们都以物质利益最大化作为追求的话,这个制度也很难运行。像您说的,人不讲道德,要多少警察、多少法院、多少律师来维系?如果警察、法官、律师也不讲道德,再美好的制度也垮了。美好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以前,要不要讲道德?也要讲道德。在有些方面像您说的会吃亏,但吃的都是小亏,不会因此而家破人亡,但不讲道德的会吃大亏,有可能毁了一生。昨天开会有学者说,道德与幸福的关系,伦理学界一直有争论,从概率上讲,肯定讲道德的人比不讲道德的人幸福,况且不讲道德的人的幸福,大都是物质层面的,不是全面的、长远的幸福。

一般认为,法律、制度这种硬约束可以立即发挥作用,而文化、道德这种软约束,一时半回起不了作用。但是法律、制度的建立不是一个人、少数人能说了算的,文化、道德要成为主流当然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来说,信奉什么文化、道德,就可以贯彻到行动中。比如我写的宣言,哪怕是一个人认同,并愿意照着做,就可以使他与周围的人幸福。如果一个企业家认同,能善待他的员工,就可以使更多的人受益。从这个意义讲,好的道德的作用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也有人会说,你这些道理不错,但理想的社会能靠说教建立吗?没错,这需要维权、博弈、斗争,但维权、博弈、斗争最后要落实在理性的社会共识中,成为大家遵守的规范,维权、博弈、斗争是手段,不是目的。就维权、博弈、斗争来说,也需要正义的理由、神圣的目标,才能集聚力量。以幸福最大化作为一面旗帜,我觉得很有正义性、神圣性。

茅于轼:如果只有几个人做那就没有意义了,要有成千上亿的人去做那才有意义。

徐景安:宣言的认同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一批人身体力行地去做。人们为什么信上帝?有虔诚的宗教徒推广,并给人做好事,说是上帝派来的。今天是第一步需要讨论,这个宣言在理性判断上是否正确,价值判断上是否有益,逻辑判断上是否自洽?与宗教相比,宣言完全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要经得起追问、批判、质疑,是明则诚,可能更有难度。但宣言正因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是可以得到实际生活验证的,每一个可以切身感受的,从这个意义讲,也容易得到认同。

幸福最大化是可以操作的,可以从个人、家庭、团体、地方做起。昨天开会来个朋友,叫王占郡是天下财联天使投资机构总裁,他发明了家庭成员快乐最大化,既有理念,也有实践,正在他家实施。我在深圳市农产品公司搞了提高员工幸福感计划,已开始实施。下一步,我想找一个城市试点,以提高民众幸福感作为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最后征求茅老的意见,昨天开会一些人建议把标题改为《21世纪幸福宣言》,您认为伦理宣言好,还是幸福宣言好?

茅于轼:还是伦理宣言吧,伦理对人类有约束感,幸福是目标,伦理是约束。

徐景安:伦理这个概念牵涉的面很宽,宣言不可能对伦理的全部问题作回答。幸福倒是这个宣言的特色,可以把幸福最大化写进去。这个宣言怎么处理?肯定有很多不同意见,就是签名的也有不少保留。我想先把它发出去,一边征求意见,一边征集签名。然后,到一定的时候再修改。对修改的不同意,也可以退出。传播一段时间以后,召开一次会,当然,最理想的是开一个世界性的大会来讨论宣言。如果发表以后,没有什么反响,就那么两三个人也就算了。但我至少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也是打了一个擂台,你有本事也写一个。我总感到对当今世界、当今中国批评的多,拿出建议的人少。我的立足点是创、是建、是立。这个宣言不是我心血来潮、头脑发热,是前前后后思考了十年,慢慢形成了这些想法,可以说已成为了我的信仰。对宣言也许很多人看不上,但倾注了我对自己生命的感悟。我愿意以自己的余生去推广、践行。愿意对自己的文字负责,愿意以自己的生命践行,至少这一点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愿以此与中国的文人共勉!

     附:《21世纪伦理宣言》及签名:99名

 

21世纪伦理宣言

(征集意见、征集签名)


    人类的共同追求:人生幸福;

    人类的共同困惑:物质消费与占有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幸福;

    人类的共同痛苦: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关系恶化;

    人类的共同难题:物欲膨胀、资源枯竭、气候变暖、物种减少、贫富拉大、犯罪严重、人情冷漠、自杀率高;

    人类的共同困境:过富裕生活是人的欲求,现代化潮流席卷全球;人类的物质欲求超过了地球的承载力,全球现代化之日就是人类文明崩溃之时,人类的出路何在?

    21世纪的人类需要吸取古人的智慧,继承优秀的道德传统;也需要与时俱进,奉行新的伦理准则。为此,特制订本宣言。

一、

    人人都追求幸福。

    人需要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幸福,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幸福,长远的而不是短暂的幸福,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幸福,世代的而不是当代的幸福。

    人需要物质幸福。食常饱而求美,衣常暖而求丽,居常安而求乐,是人的正当欲求。资源的有限与稀缺,决定了物质分配的主要途径是交换。敬业诚信是取财之道,弄虚造假必害人害己。竞争与算计是物质交换的必然,疲惫与挫折是物质交换的代价。物质带来的幸福是短暂的,过度的物质追求是有害的。将物质幸福当作人的唯一幸福,是认知的误区,是不幸的根源。

    人需要情感的幸福。人和人真挚的情感是幸福的重要来源。亲情、友情、爱情,信任、真诚、宽容、礼让,会给人带来幸福。情感的幸福与物质的幸福相比要长远,且不会破坏环境、不用消耗资源。不要忽视、舍弃情感的幸福,去争夺物质的幸福。一颗柔软的心、一个纯净的笑、一个尊敬的礼、一个亲切的问,都可以给人带来幸福。

    人需要精神的幸福。超越生命的有限而实现永恒是人的精神追求。人的生命存在能给他人带来幸福,就是实现了生命的延续,就是永恒。思想家的智慧、科学家的发现、艺术家的作品、企业家的成就、劳动者的服务都可以实现永恒。名、权、利,只有用来造福大众才具有永恒的意义。精神的伟大、崇高、无限可满足人世的追求、实现人生的意义、填补人间的不平。

    每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而作出的选择,决定个人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类的未来。

二、

    人生幸福的途径是:

    爱自己。珍惜自己的生命,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身心要健康:心态平和,睡眠充足,营养均衡,运动适度。活得有意义:人不仅以满足自我为目的,还以满足他人与社会的需要为追求。自我要升华:从本能的爱自己—利己而不惜损害他人,提升为理性的爱自己—利已而不损害他人,再提升为感悟的爱自己—利己也利他。社会要承认爱自己,保障爱自己,引导爱自己。

    爱他人。珍惜他人的生命,爱他人与被他人爱是幸福的源泉。人要感恩一切有恩于自己的人,从孝敬父母做起。人要根据自己的角色承担责任,从亲近周围做起,关爱配偶、孩子、兄弟、姐妹、同学、朋友、同事、邻里、顾客。人要有怜悯心与同情心,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做起,博爱他人。

    爱大家。珍惜人类的生命,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遵守公德,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保护环境,每天做一件有利于环境的事。节约资源,不浪费每一张纸、每一滴水、每一粒粮。爱集体、爱国家、爱地球。

    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是完整的人性追求。

三、

    善从自己做起。

    人世间的不平不应成为行恶的借口。人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都存在恶,并不妨碍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大家。善,是智慧、艺术、气度、心境、胸怀。善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

    尊重为上帝而善的基督教伦理。尊重为真主而善的伊斯兰教伦理。尊重为来世而善的佛教伦理。尊重为祖宗而善的儒学伦理。尊重一切向善的伦理。倡导为自己的幸福而善的新伦理。

    幸福与道德同在。为了自己的幸福,要自觉约束自己。对他人不道德,会遭报应。对自然不道德,会受惩罚。离开道德越远,人就越不幸。
人需要物质与精神,需要拥有权利与承担责任,需要外求拓展与内省自律。

    本宣言可刊登网络、媒体和翻印,可翻译成各国文字向世界传播。签名者承担传播本宣言的义务、身体力行的责任。

    签名不代表过去,只表示未来,也可随时声明退出。

    联络邮箱:xujingan2009@163.com

    2009.2.20
 

    《21世纪伦理宣言》签名:99名

徐景安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
茅于轼 天则研究所理事长
杜光 中央党校教授
辛子陵 著名传记文学家
周瑞金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
周孝正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所所长教授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张纯良 中国儒学研究会会长
乾泉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王殿卿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
邹东涛 中央财大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院长
谢茂拾 南京审计学院现代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黄秀清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周成新 深圳市法制研究所所长教授
于秀峰 深圳市国际商会副会长、深圳市人大代表
程泊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导师、高级经济师.
张能立 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
里维宁 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
王霄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高级经济师
胡赤怡 深圳市心理学会副会长
过永鲁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秘书长
李智杰 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副秘书长
蒋 平 深圳市灵通心理科学研究所所长
蒋美柳 深圳灵通心理科学研究所资深心理咨询师
张月武 深圳市情感护理中心副主任
铁流 北京作家
田奇庄 河北作家
袁剑 独立评论人
蔡维钧 独立学者、副教授
李庆明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深圳南山附属学校校长
夏兰芬 湖北鄂州职业大学教师
王颖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学术秘书
王立 律师
康新贵 律师
陈宜良 律师
朱兰春 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律师
华乔 上海 摄影师
陈泉芳 归国华侨、作家
法武 安徽作家
欧 波 作曲家
高国发 吉林省镇赉县委党校
谌毅兵 深圳龙岗党校
丛亚萍 新华社高级记者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欧阳劲 香港《太平洋》杂志社社长
鄢烈山 南方传媒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张学军 北京媒体从业者
智文学 中国商报社深圳记者站站长
老亨 因特虎中国民间智库看门人
姚刚 中国情感护理网副总编
李震 深圳电视台编辑
傅盛宁 深圳商报高级记者
李文采 价值中国网专栏作者
祝安顺 中华书局编辑
梁述华 重庆亚盟传媒
韦沐汐 海天文化合作社社长助理
涂伟明 景德镇《瓷都晚报》记者
陈栋基 上海退休编辑
熊国森 证券监管
王波 证券监管
鄢维民 深圳证券协会秘书长
王占郡 天下财联天使投资机构总裁
胡家奇 北京建磊集团董事长人类问题研究专家
李清振 北京本果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邓旗 郑州泰中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赖国全 深圳市育心经典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
黄硕权 忆城股份人力资源总经理
潭秋平 深圳市前景公司总经理
杨武成 深圳市大歌文化传播公司总裁
杜继光 上海为傲网络技术有限公司CEO
钟艳平 深圳市东道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爆竹 深圳市亿豪丰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闫根土 深圳市乐彩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
薛克俭 辽宁装备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周红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公司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惠洋 惠恒医疗董事会秘书
翟秋全 西安康明斯工程师
赵玉良 深圳创益科技
李平 安信证券
邓辉 深圳卓望数码技术(深圳)公司
李华 深圳利华时实业公司
袁向东 深圳外贸
吴艳峰 深圳赣峰物流
张明乐 山西商人
杜振 唐山工程师
阮基康 水利部四川水利水电设院高工
艾永利 本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师
孙忠恕 华夏新诗研究会会员
李玲 深圳民警
杨明燕 四川宜宾
潘力涛 深圳劳务工
鄧蘊才 農民
张楚楚 北京创和艺术团队(80后)
彭令 北京创和艺术团队(80后)
王柯 北京创和艺术团队(80后)
汪妍 北京创和艺术团队(80后)
聂志强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80后)
廖达霖 深圳九富投资顾问公司(80后)
梁聪 中山证券(80后)
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关于起草《21世纪伦理宣言》的说明

徐景安

2009.2.28

    在2008年1月27日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三次会议上,杨鹏说:“称得上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东西,都是作品。比如文艺复兴,它有哲学家、文学家、画家,当然还有音乐家。新文化运动归到根上,要出成果。”“徐老师推动新文化,总希望有一个既比现在中国现实好的,好像也能回避西方问题的更好东西的出现,然后往这个方面推,但是到了最终,在思想文化层面咱们还得拿出点东西,不能只是讲新文化重要,但看不到有价值的成果。”

    杨鹏的话启发了我,也推动了我。他说得对,创建新文化总得拿出东西来。自2007年11月3日创办论坛以来,已举行了十二次研讨会,在讨论、碰撞中逐渐形成了我的一些想法,也就斗胆写了《21世纪伦理宣言》。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算得上成果吗?那就算抛砖引玉吧!这也是我打的擂台,或是向学界的一个倡议。今天的中国,不缺批评者,讲起当今中国来,这也不行,那也不对,但最终得拿出解决的办法、思路、建议。我拿出这个东西,不管好不好、行不行,总是一种建设性的意见。

    当今中国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是大家认同的价值理念,可以说,当今中国已是一个没有信仰、灵魂、精神、道德、理念的国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描述了一个人类文明谱系图,图中中国文明的现状是一个“?”,中国成了一个没有文明属性、文化身份与文化方向的国家。撒切尔夫人针对中国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输出价值理念,永远不能成为大国。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九次会议上说:“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以一个经济大国崛起以后,没有道德价值,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就像一个泥巴可以塑成一个巨人,雪也可以成雪人,沙也可以搞一个雕塑,但是它没有支撑――精神的东西,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国。”

    形成大家可以接受的新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并由此而影响世界,也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说:“意大利贡献了文艺复兴,英国贡献了自由主义,法国贡献了启蒙思想,德国贡献了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国贡献了《人权宣言》,瑞典贡献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古代中国向世界贡献了四大发明,今天中国只能向世界贡献廉价商品吗?

    对人类进程发生重大影响的世界宣言有:

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
1789年8月26日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
1993年8月世界宗教第二次大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

    至今,我国没有制订出具有国际影响的世界性宣言。《21世纪伦理宣言》,企图填补一下空白,有否可能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宣言。

    称为《21世纪伦理宣言》,有两层意思,一是这不仅是中国的伦理准则,也是人类的伦理准则,就是超越阶级、民族、国界的普世价值。二是21世纪的伦理宣言,也就是与原来的伦理准则有所不同、有所创新,是人类进入21世纪后才可能提出并应遵循的新的伦理准则。

    《21世纪伦理宣言》的出发点是全球人类面临的共同困惑、共同难题、共同挑战,落脚点是解决当今世界的现实问题,也是探寻人类共同的终极追求,即追求幸福。当今世界的最大困惑是,世界各国都追求以物质生产、物质消费、物质占有为目标的现代化,因为“过富裕生活是人的欲求”;但世界不可能实现这种现代化,人类对物质的无限欲求超过了地球的承载力。人类的出路何在?对于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中国来说,又出路何在?

    《21世纪伦理宣言》把现代文明造成的困惑,归结为“对幸福的理解”。其实,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知识都是为了人的幸福。然而,人恰恰又对幸福缺乏正确、全面、完整的理解。现代文明把物质幸福作为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尺度,导致物欲膨胀,恶化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使人类陷于困境以至绝境的认识根源。挽救现代文明的唯一出路,就是在肯定人的正当欲求的同时,引导人类追求情感的幸福、精神的幸福。即“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幸福,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幸福,持续的而不是短暂的幸福,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幸福,世代的而不是当代的幸福。。”

    如何实现人生幸福?《21世纪伦理宣言》提出了“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伦理准则。“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从2500多年的中国传统文明、500多年的西方文明、200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归纳、提炼出来的。也只有中国拥有儒家传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经历,才可能提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伦理准则,并将“物质与精神,权利与责任,外求与内省”作为完整的价值追求与人性要求。

    人类文化都是惩恶扬善的,基督教倡导为上帝而善,伊斯兰教倡导为真主而善,佛教倡导为来世而善,儒学倡导为祖先而善。《21世纪伦理宣言》尊重一切倡导善的文化,同时提出了为自己的幸福而善的新伦理。对广大的非宗教徒、非儒学者来说,他们也需要善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并提出了“幸福与道德同在”的法则。针对当今社会的现状,《21世纪伦理宣言》指出“人世间的不平不应成为行恶的借口”,“善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

    《21世纪伦理宣言》面对的是全球人类共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我国来说,表现得更严重、更突出。可以说,世界的难题也是中国的难题,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的难题。当然,中国有特殊的国情、特殊的难题。中国学界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制度建设,谈道德、理念没有用。这是论坛创建以来一直争论的焦点。我一点也不反对制度建设,中国确实需要推进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我过去的大部分精力也是一直从事改革的。对此,没有任何分歧。值得深入思考的是:

    一是制度改革为什么推不动,或者说进展迟缓?谁都知道是利益问题。那么,冲破阻力靠什么,就要集聚力量,靠什么集聚力量?这就需要有一个正义神圣的理念。利益之争必然通过意识形态之争表现出来,不在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占据制高点,怎么推进改革?

    二是制度建设必须建立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并且制度的运行也必须依靠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如果人人把追求物质放在第一位,再好的制度也难以正常运行。

    三是制度可以约束人性的恶,但倡导不了人性的善。当今中国的问题不只是缺制度,更缺理念。当今世界更是不缺制度,而是缺理念。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这一点。

    四是“人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都存在恶,并不妨碍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大家。”制度是否改革不应成为行善的前提。

    五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为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改革提供支撑的理念,并且无论制度改革处于什么状态,改革停滞、改革启动、改革深入,向善的价值理念都可以起作用,决定人们的行为、举措,影响社会的进程。

    总起来说:《21世纪伦理宣言》全文贯彻了珍惜生命、追求幸福的理念。这是人生的真谛,文明的精髓。全文大约1800字,纵向反映了人类文明史,横向概括了东西方文明,既是对现代文明的肯定,又是对现代文明的超越,符合普适性、继承性、实践性、现实性、创新性、平民性、终极性、神圣性。所以,我认为可以作为创建新文化的成果。

    宣言将翻译成各国文字向全世界征集签名,签名者有传播本宣言的义务,有身体力行的责任。然后必要时召开国际性会议通过。我将用余生来传播这个宣言,并以身作则,努力践行。

    请大家批评、指正,并提出推广的意见与建议。
 

 

 

 

 

 

发件人:<akuijs@worldbank.org> 2009-03-18 12:46:48 +0800 收件人:<akuijs@worldbank.org>抄送:标题:China Quarterly Update

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

(全文请点击标题查看)

2009年3月

摘要

     中国的实体经济受到了全球经济危机的的巨大冲击,但目前还没有出现太大问题。

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但仍将继续高于其他大部分国家。

然而,持续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将会抑制中国2009和2010年的增长速度,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是来自出口的疲软和社会投资的减缓。

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为6.5%。

然而,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坚实,使得决策者可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而不是只局限于2009年。

短期和中期经济政策目标之间是可以协同的。

需要进一步改革金融体系。

 

近期经济形势

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在2008年秋进一步加剧。

当前的危机对生产和贸易的影响巨大且范围很广。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全球性危机的加剧对中国的出口冲击很大。

国内来看,由于政策空间很大,经济刺激政策看来对缓解经济下滑发挥了作用。

货币政策的放松使银行贷款增加,有助于刺激经济活动。

也正因为此,使得国内经济较国外需求来说保持了较好的态势。

政府主导的投资势头强劲,而社会投资放缓,这种模式还将持续。

自11月以来的经济活动使得企业的库存开始减少,但库存积压量看起来并不很大。

消费增长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

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弱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很大压力。

经济下滑进一步增加了通胀的下行压力。

公司赢利状况在2008年下半年有所恶化。

 

经济前景及存在的风险

全球增长前景很不乐观,充满不确定性。

2009年全球金融市场很可能仍保持紧张。

全球增长前景很不乐观,充满不确定性。

国际经济面临异常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中国国内综合来看,需要为保持经济活力提供支持。

闲置产能正在出现,并开始造成几方面的影响。

在社会投资减弱的情况下,政府主导投资将是关键。

我们预计私人消费增速将有所放缓,但增长仍十分可观。

农村消费增长很可能滞后于城市消费增长。

总的说来,尽管外部环境充满挑战,但由于大规模的政策刺激,中国经济应当会继续保持显著增长。

如果全球经济在2009年底或2010年回暖,中国经济将从中获得增长的助力。

由于原材料价格降低及产出缺口的扩大,2009年的通胀压力将非常小。

经济下滑造成的价格下降压力将挤压公司赢利空间。

在这种形势下,劳动力市场的疲软状况势必持续。

国内来看也存在若干风险。

 

经济政策

中国面临着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一系列重要挑战。

短期和中期经济发展目标存在一定的重叠,但中期目标应当主导2009年的经济政策。

从长远的角度看,投资驱动型的刺激政策并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报告讨论了为应对经济下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所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认为使用社会保障体系比其他政策更为有效。

金融部门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财政政策

2009年的财政政策很可能导致规模较大的政府赤字,但依然属于可管理范围。

如果2009年的增长目标难以实现,财政政策反应的力度应当多大?如何作出反应?

经济下滑造成的农民工返乡、失业等临时性问题可以通过使用并扩大社会保障并加强培训来缓解。

“十点刺激方案”下的支出项目正在进行。

作为十点方案的一部分,政府又出台了十个主要产业的产业规划。

最近出台的一些财政措施侧重于刺激消费和改善民生

首先,政府最近公布了医疗改革计划的纲要。其次,采取了一些加强社会保障的措施。

第三,政府看到了农村消费的巨大潜力,并已采取相应措施。

税收政策也进行了若干调整。

其他的减税政策尚在讨论之中,但不一定是有效的。如果要考虑进一步减税的话,有几点值得注意。

最后,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可以考虑提高一些税项,从而促进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建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今年很多地方政府的支出可能格外紧张。

 

货币政策

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及通胀预期减弱,中国适时放松了货币政策。

通胀压力减弱,意味着有一定的空间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尽管存在通货紧缩的风险,但中国政府可以使用多项政策工具来应对通缩。

决策者不需担心外汇储备增长放缓。

从中期来看,中国的高额经常帐户盈余将继续支撑人民币汇率。

从中期来看,改革货币和汇率政策有助于推动信贷平等。


金融行业政策

需要密切观察经济下滑对银行体系的影响。

不应向银行施加压力导致不谨慎的放贷。

一个良好运作的金融体系将有助于中国应对当前的经济下滑并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因此,进一步的结构性改革可以增加对中小企业、服务业和农业部门的融资。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3-18 10:34:11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 09019 中国给IMF提供贷款应量力而行
 

中国给 IMF 提供贷款应量力而行*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余永定

Mar. 18, 2009

yongdingyu@gmail.com

* 本文是余永定研究员在3 月16 日接受《中国日报》记者采访的谈话内容概要。

    在G20 伦敦峰会即将召开之际,各国都计划通过峰会将有利于本国摆脱危机的政策方案纳入到会议议题中。中国目前遇到了发达国家和游说集团的压力,要求中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大规模提供贷款,为陷入困境的一些国家提供援助。中国应该怎样做? 就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接受了《中国日报》G20 伦敦蜂会报道组的专访。

    IMF 计划将自己能够动用的资金从2500 亿元增加到5000 亿美元。目前日本已经向IMF 提供了1000 亿美元,剩下的由谁提供?不少人的眼睛已经盯上了中国的钱袋子。发达国家已经向中国传递了信号,是否给IMF 提供贷款,是我们必须事先想好的一件事情。

    为IMF 提供贷款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增加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另外,为IMF 提供的贷款要还本付息,并非无偿援助。从历史上看,通过IMF 提供的贷款风险是比较低的。

    “为了稳定世界经济、特别是帮助陷入困境的最贫困国家,中国应该尽自己一份力量。但是,希望中国大规模给IMF 提供贷款是不太现实的”余永定说。首先,中国还是一个穷国。“我们不要忘记,在联合国192 个成员国中国人均收入排名100 位之后,在为国际组织提供贷款的能力方面,中国不能同日本相比。”他说,“中国在IMF 中的投票权极为有限。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匹配的原则,在IMF 的的治理结构得到重大改革之前,要求中国成为其主要贷款提供者是不公正的。”

    另外,余永定认为,一般来讲,一旦中国提供了贷款,中国是不能控制这些钱的流向和用途的。这些钱未必会用在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相反,钱可能用于与发达大国利益攸关,但对中国并不友好国家的经济上。这些国家从发达国家大量借债,目前陷入严重困境。救这些国家实际上是救这些国家的债主—某些大国家的银行。而这些救援应该是由发达国家自己进行的。“无论如何,即便是相对贫穷的某些欧洲国家, 其生活生平比我们高得多。”余永定说。“他们自己首先应该勒紧裤带度过难关。”中国的发展需要很多的资金;中国公众更是不会接受将钱用在对华不友好的国家身上。第三,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目前正面临桌空前严重的债务危机。中国应该对这些国家施以援手。但是,通过什么途径对这些国家提供援助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四,即使中国给了IMF 贷款支持,中国目前还是改变不了美国在IMF 中的实质否决权的地位。“仅仅增加一点投票权没多大实质性意义,唯一的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是改掉美国的否决权地位,”余教授说。

    目前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在内的“金砖四国”在IMF 中的投票权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他坦言,他不知道目前政府在这方面到底都有哪些考虑。“挑战肯定是很多的。一方面,我们应该主动提出自己的方案。另一方面,我们应该针对发达国家可能提出的要求准备应对方案,”余教授说。

 

 

 

发件人:<yabuki@ca2.so-net.ne.jp>   2009-03-14 14:03:0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矢吹晋先生的文章

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日本横滨大学教授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矢吹晋

2009年3月16日

    1,没有及时升值人民币。

    中国经济这些年里最大的错误是没有及时升值人民币,从1994年汇率并轨人民币大贬值之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居然只有很小幅度的升值。这样错误的外汇政策 和经济管理明确显示在下面图表上。(图缺)

    到2007年为止,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虽占世界第四位,但GDP人均值极小。宏观上是GDP大国,人均值却是极端贫穷的小国,这便是中国的实像。执政者的课题虽说是维持百姓的生活安定, 但中国当局选择的路线不是令所有人生活改善,自然地为中国社会发展感到自豪,而是选择让穷人继续穷,富人无限富。

    (编者按:联想企业高管们迅速升高的年薪,平安保险总裁马明哲年薪6000万元,格力董事长朱江洪年薪4000万元。)

    中国何以出此下策,核心问题还是欠缺政治改革。中国共产党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歪曲所有政策。“XX门XX”后20年,中国只考虑经济发展、放弃政治改革,结果用毛泽东流派的话说,实行官僚阶级独裁,排除了“另一个选择”。

    2,全面垄断下的低效率。

    官僚主义者独裁好,还是以各种民意来反映政策,向更偏重生活和环保方向修正政策轨道好?以三鹿集团的毒奶粉事件为例,因为被害者的抗议不能抵达企业和行政当局,结果令被害 群体在社会上扩大。企业面临追求利益的残酷竞争,不断发生这类问题。为防止发生和万一发生时也能尽快发现和纠正,需要传媒正确地传递消费者的声音,需要敏捷的行政领导和惩处坏 人的司法。全面垄断下的传媒、司法、行政部门,发现问题太慢。被害扩大的事态,足以证明迟缓的政治改革是万恶之源。

    3,人民币除了继续支撑美元无路可走。

    回到人民币支撑美元的话题上来,美元是世界关键货币(key currency),美元在美国以外的流通量约在77700亿美元发行量中占51200亿美元(约66%)。美元的使用比例大约是美国国内只有3分1,国外 有3分2。美元因这次金融海啸受到重挫,尽管如此,并没预测表明未来美元将失去关键货币的地位。理由很简单,还不存在能取代美元的负责任的货币。正因为此,为了世界经济安定,当美元疲弱时, 人民币除了继续支撑美元以外无路可行。

    4,人民币应尽快变成硬通货。

    这是混淆“世界经济安定”与“美元支配”的诡辩,长期以来守着没法解决持有孪生赤字的美元的世界经济确实只有一个方法,但长远来看,或许还有一个更妥当的方法,那就是人民币应尽快成为硬通货(hard currency),摆脱低人一等的地位。中国经济应改变饥饿出口的体制,选择重视“牛油高于大炮”的基本政策;让仰慕美国绿卡的中国人向以中国人为荣的政策方向转换。真正守卫国家的,不是实际上不能使用的核武器,而是所有国民的爱国心。

    中国能这样的话,周边国家与中国就能构成人民币、日元、韩元的亚洲货币圈。欧盟已经构成了那样的世界,在亚洲创造类似的世界,如果石油输出国也能构筑石油货币圈的话,作为关键货币的美元重荷就能由多极货币圈分担,能令美元从弱势过渡到强势的,不是一味地持续购买美国国债,这是不再依赖美元能自立自强的关键。如果这样,对世界经济来说,就减轻了美元的负担,这也是既有助于美元,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安定的出路。

    5,中国不应犯日本犯过的错误。

    最后说一句,中国的愚蠢弄不好是仿效了日本的愚蠢。二十一世纪初的十年间,中日裸露着敌对感,上演着愚蠢的竞争剧。让人悲哀,令人厌恶。


 

 

发件人:"丛培华" <peihuacong@163.com> 2009-03-18 10:01:44 +0800收件人:"仲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zdjun@263.net>抄送:标题:投稿

公正的国际货币:商品的保值代表

丛培华

2009年3月18日

    由华尔街的贪婪引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如强寒流肆虐全球。这严肃地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现代国际货币的本质属性及公平实行的条件是什么?本文在原有成果⑴的基础上,从金本位时代各国货币与商品总体的关系入手,掀开其客观性质头上的面纱。并进一步引申、扩展,为改革现有先天缺陷和严重弊端的国际货币体系,清除黄金与美元拜物教的迷雾,在理论和思想上提供科学助推剂。

一、视而不见:国际价值尺度,一直存在着。

    作为商品的代表,在金本位时代,金或银代表着包括它们自身在内的全部商品;在金本位之后的纸币时代,货币作为经济运行的工具,则是社会法定的、站在商品圈外的商品代表。

    在下提出的总体国际价值尺度,原是针对李嘉图比较利益评价方法——两个国家、两种商品2×2模式的缺陷而来,以各国都可生产的m种单位商品作为价值尺度,以此作为比较的基数,将某单位商品作为分子,以它们内在的价值量,或外在的以黄金、纸币表示的单位价格作为“通约”⑵的计量工具均可,求得的该商品在各国的相对价值,可直接比较。从而将2×2模式扩展为m×n相对利益模式。各国各种商品相对价值之差异,可从一览表上一目了然。长期实践形成的互利的国际贸易格局,也由此全面、客观地展现出来。

    总体国际价值尺度,也可由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引申而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以 2盎司金为等价物⑶,用等式表现的一系列相对价值,分别是20码麻布、1件上衣、10磅茶叶、40磅咖啡、1夸特小麦、0.5吨铁、x量商品A。这里将金在内的8种单位商品,用金表示的相对价值,或相应的纸币价格为工具合计起来,即是m种单位商品的总体价值尺度。用金表示,则总体价值尺度为2×8=16盎司金;用与金相对应的纸币表示,每盎司金相对应的某国纸币m元,则总体价值尺度为16m元。

    用这个总体作为价值尺度,将马克思用等式表现的相对价值,变成用分数表现的相对价值,其实质意义没有改变,但其功能丰富了。一是可以表现和比较各国各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及其结构⑷,并可延续到现代纸币体系。这同时表明,金本位时代,黄金作为价值尺度,只是一个小尺度。同时在各国存在着的,还有总体商品这个大尺度。其意义的重要性在于,金本位时代及之后,客观的国际价值尺度,一直存在着。

    二是清晰地表现出,以总体作为价值尺度,黄金的相对价值在各国相等。用上例表示,黄金的相对价值为1/8。资料表明,英国“在17l7年商品市场上1盎斯黄金的购买力和在1914年商品批发市场上的购买力大约相当。此外商品价格一直围绕着稳定的黄金价格上下波动,那段时间内商品价格变化的平均数近似于零”。而美国从1834年至1914年“商品价格水平的总体形状与英国相同。”⑸这同时表明,金本位时代,黄金能够作为价值尺度,不仅在于它的自然的理化属性,根本在于它的相对价值在各国相等。这是由金矿的存在方式决定的。如果某国可以象生产铜或铁一样地生产黄金,它就不会曾经那么荣耀地担任世界货币。

    三是总体国际价值尺度的时空不变性。总体国际价值尺度的使用价值量和它内在的价值量按同等劳动强度计算在各国相同,不必多说。总体中的一部分商品,如粮食,肉类等,在动态上改变的只是加工方式,实际内容变化不大。而其它老产品,则随时代发展逐步淘汰,新产品随科技发展不断更新。从动态上,可将总体这个“一包”或“一篮子”中的商品,定期更换。更换前后在具体操作中搞一个换算系数,使更换前后尺子的变化,通过换算仍然可比。在具体操作中,可从m种单位商品中抽取一部分,组成“小篮子”作为价值尺度, “小篮子”与“大篮子”之比,其相对价值在各国相等,可叫作代表品本位制,它是总体国际价值尺度的代表。

    联合国的国际经济比较方法,其缺陷的要害,是价值尺度在各国不统一⑹,但其方法发展、改进中的闪光点,以及几百种代表规格品的选择与更换方法,均可借鉴、参考。

    四是最重要的、根本的,即总体价值尺度的保值性。在金本位时代,总体这个大尺度与黄金这个小尺度的关系,表现为二者的比值的时空不变。黄金作为实物货币,除价值尺度、交换媒介等职能,在其行使贮藏职能时,就是它的拥有者所保有的使用价值量和价值量不变。因而可以简称为“量值统一”的价值尺度。

    对于国际价值尺度的计量单位,可以参考其它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里常用的方式,从方便计算和科学表述的角度出发,科学地规定计量单位。如在1方水=1吨的等式中,不仅规定了量(容积与重量)的计量单位,也有品质的规定:物质内容是水。在1篮子商品=1国际元的等式中,其物质内容是m种单位商品。为了方便,也可用100、1000或其它数字表示“一篮子”商品的价值。这样,就象马克思用等式抽象掉了等号两边两种商品的劳动量,同时也抽象掉了各国纸币的币值差异。

    金本位时代的纸币,是以黄金为基础, 对“一定重量的贵金属,如一盎斯金,由官方分成若干等分”⑺形成的。 纸币以实物为基础,以社会的法律规章作为保障,在金本位时代实施顺畅,在其后的纸币时代,本应顺利延续,简单地将其实物基础由黄金改为“一篮子”商品,将小尺度换成大尺度即可。

    遗憾的是,一直存在着的总体国际价值尺度,到现在才“千呼万唤”清晰可见。这也并不奇怪,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⑻
事实上,对于价值尺度的研究,经典前辈们是付出了巨大的艰辛的。马克思不仅其著作中提到了国际价值一词,并在论述中明确了国际间用劳动强度表示的劳动量和产品量、价值量、货币量的正比关系。在马克思的六册著作写作计划里,准备用最后两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遗憾的是,马克思未能完成他的研究计划。

    在李嘉图之前,斯密已提出过“不变价值尺度”问题。马克思说他把“作为内在尺度同时又构成价值实体的那个价值尺度,同货币称为价值尺度那种意义上的价值尺度混淆起来。由此就试图找到一个价值不变的商品作为后一种意义上的尺度.把它当作衡量其他商品的不变尺度——这是一个化圆为方问题,……这种混淆现象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有些地方也可以碰到。”⑼

    李嘉图针对“不变的价值尺度”的意义与作用,说到:“当商品的相对价值变动时,最好是能有—种方法可以确定究竞是哪种商品的实际价值上涨,哪种商品的实际价值下跌。这一点只有把它们依次和一种不变的标准价值尺度相比才能办到”。“如果我可以假定有—种十分接近于不变标准的标准,其便利就在于当我说明他物价值的变动时,不必总是要考虑用以估计价格和价值的媒介本身可能发生的变动”⑽。
由于斯密、李嘉图对绝对价值、交换价值、相对价值等的区别不清楚、不—贯,使其研究受到了局限。

    马克思之后较长时期,关于国际价值理论与尺度问题的研究,进展不大。上世纪后期,一些学者仅在基础理论上注意到,对于同量商品,各国的劳动时间不同,应当加以折算,但未取得实质进展。关于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说”,将在下面提到。

二、迷雾中的汇率:由等值被扭曲为不等值。

    金本位之后,虽然研究文献很多,但由于没有科学的理论和量化方法,没有公正的国际货币体系,汇率问题一直是个迷。金本位时期,历史和自然以及经济规模等条件,给人类社会提供了“天然”的国际价值小尺度和世界货币金⑾。由于小尺度与大尺度之比在各国相等,用两个尺度所对应的不同名的两国纸币,分别计算的汇率是相同的。两国纸币的名义数量不同,是同一国际价值尺度的不同外衣,在下称作等值汇率。

    将一篮子单位商品所含价值作为一个国际价值单位,记为1国际元,用某国币值表示的单位商品价格之和,就是它对1国际元的币值指数。

    两国两产品单位价值           1

 

       单位价值()

       价值结构

    j

    n

  j

n

  产品h

    24

     2

    0.6

   0.2

产品d

    16

     8

0.4

   0.8

    以表1数据为例,j国为40,n国为10。两国对国际价值尺度的币值指数之比,即为两国间的等值汇率。

    代入数据,j币对n币的币值指数,为40/10=4。等值汇率的变化,取决于两国一篮子单位商品总体物价水平的变化。但这里的物价指数,与各国用消费结构加权而来的物价指数是不同的。各国的消费结构有差异,而一篮子单位商品是抽象掉了结构差异的,或者说其结构是相同的。

    按表1相对价值格局,在供求平衡状况下,n国进口j国的产品d。按中值成交,为0.6 国际元。与成交额相比, 两国按各自本币计算,相对收益水平相同。即(24-16)/24=(8-6)/6。

    后来,发达国家压低价格,同时j国为与别国竞争,只得放弃相对收益,按0.4 国际元出售。其价格指数为0.4/0.6=2/3,其倒数即n国对j国的购买力指数,为1.5。n国的绝对收益为4,增加1倍,相对收益由1/3扩大为100%。

    现在进入具体场景,让表1中的n国与j国,分别代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令产品h和产品d,分别代表高端类产品和低端类产品。低端类产品,即简单劳动的成果,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技术要求低,它的实物劳动生产率在各国基本相同。其相对价值在两类国家间的较大差异,不是由其自身的科技水平和自然条件等等差异形成的,而是由两类国家总体科技水平,从而劳动者收入水平的较大差异,在相对于高端类产品相对价值的反差中形成的。

    发达国家压低价格,同时发展中国家竞相低价出售自己的低端类产品,实际采取货币对外贬值的方法。将前面等值汇率4,调整为6,仍按0.6 国际元成交,同样可形成发达国家的购买力指数为1.5的效果。先前用n币6元换得j币24元,买j国产品d一个;现在换得36元,买1.5个。

    与等值汇率相对应,将离开国际价值尺度,人为调整形成的汇率称为不等值汇率,代入数值,即6=4×1.5。即不等值汇率表现为等值汇率与n国货币购买力指数的积。

    不等值汇率对一方是贵买贱卖,对另一方是贵卖贱买,这是在发展中国家低端类产品供过于求,同时发达国家压低价格的条件下形成的。

    总体上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以及人均收入水平越低,则一个发展中国家低端类产品相对价值越低。在放弃相对收益的情况下,其货币对发达国家货币贬值的幅度就可以越大。

    世界银行公布的2001年购买力平价和汇率的比较资料,从趋势上可以反映各国等值汇率与不等值汇率的关系⑿。以美元=1,各国购买力平价与汇率的比值由高到低排列,其中,日本:157.63/121.53=1.297;英国:0.70/0.69=1.0027;法国:1.03/1.12=0.9224;俄罗斯:8.80/29.17=0.3016。中国:1.88/8.28=0.2268;印度:7.77/47.72=0.1629。

    上述比值与各国人均收入水平,可以表现为较强的相关关系。令y表示前述价格指数,其数值近似于上述比值,用x表示各国人均收入,若用直线形式表示其关系,就是y=a+bx 。

    上述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货币对发达国家货币贬值及其幅度,是以科技水平决定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为基础,以低端类产品供过于求,和发展中国家竞争为条件形成的。按劳动力计算,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占世界比例由60%变为30%,则低端类商品国际市场就会供求平衡,则完全可以采取等值汇率,获得本应获得的相对收益。

    随着与发达国家科技水平差距的缩小,发展中国家产业逐步升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等值汇率将逐步向等值汇率靠拢。但这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发展中国家“靠拢”的速度,应以人均收入的相对提高程度为基本依据,具体可用直线回归趋势值作为参考。由上也可推得:不等值汇率与等值汇率离差程度相同或相近的国家之间,其汇率是等值的或接近于等值的。

    在汇率理论与分析方法的研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购买力平价说和巴-萨效应说。

    购买力平价说,是卡塞尔在汇率理论的研究中提出来的,这一理论最初发表在1916年的《经济学杂志》上,在1922年出版的《1914年以后的货币和外汇》一书中,卡塞尔对购买力平价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的基本公式就是我们前面使用的币值指数,即等值汇率。但卡塞尔是排斥价值论的,例如他说:“正象在实际生活中拒绝按照‘价值’进行计算 ,拒绝采用无尽无休的交换比例,而采取以价格为依据的一般计算一样,经济科学也应该彻底推翻所谓价值学说,而发展价格学说⒀。”因此,他的方法没有被正确理解,甚至连“合理内核”也被许多人丢弃了。实际上,卡塞尔的“合理内核”,符合他所拒绝的马克思所论述的相对价值原理。对于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说”,我们应持的科学态度是,不应当把这内核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而是应当统一起来。

    与卡塞尔相比,在下仅仅多走了一步:用那“一篮子”产品作为一个国际价值尺度单位,来衡量各国各种产品的相对价值,将国际价值与世界货币以及国际贸易利益等问题,在李嘉图、马克思等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可通过量化具有可操作性。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是对1964年巴拉萨和萨缪尔森相同论点的简称。两人的论文分别是《购买力平价学说的重新评估》和《贸易问题理论短论》。他们将“一篮子商品”分为“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认为各国“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形成了现行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偏差,随着发展中国家“可贸易品”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其汇率应当相应升值。由于其理论和方法与实际脱节,致使后来学者们的许多实证研究,未得出确切一致的结论。

    与本文前述相比较,就很清楚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把“可贸易品”作为一个整体,抹煞了高端类产品和低端类产品的区别;发展中国家低端类产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一定有助于其相对价值的提高,反而可能加剧其供过于求的状况;同时,在放弃相对收入的情况下出口,使得收入水平慢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甚至长期不增长。

    然而,巴-萨效应说也包含着思想闪光点。其解释现行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偏差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将“一篮子商品”进行分组的思路也是对的。虽然卡塞尔拒绝 “价值”,但应当看到,“购买力平价”一词,从外在形式上通过“购买”和“平价”,表现了货币对商品的代表关系,和“平价”与等值汇率的联系。

    购买力平价说和巴-萨效应说的的共同局限,在于手中握着国际价值尺度,竞不知为何物,也就不可能由收入水平差异决定的总体相对价值差异,在供求与竞争作用下,引出不等值汇率。

    近几年,美国压人民币升值,借口是人民币币值低估甚至严重低估,又一个借口是外贸顺差较大。实际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等值汇率和顺差较大 ,都是美国所欢迎的——低价进口,能稳定和降低美国物价;顺差较大,能用它“购买”美国债券。买方市场的买主兼有定价主导权的美国,为什么不要求各国都实行等值汇率,唯独刁难中国?

    若各国都实行等值汇率,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仍会便宜卖,不过更换了计价方式而已。这就像郊区的菜农多,菜多只能便宜卖一样。

    综合上述,汇率由等值被扭曲为不等值,不仅是两国之间的事情,而是由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整体格局决定的,核心是资本操纵着定价权。因此,一些研究者仅从一国的就业、贸易顺差及外汇储备等因素入手,用数学方法拟合,其结果是片面的、含混的,是没有说服力的。
在人类走向高级文明社会的征途上,将会创造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公正的国际货币体系,目前的汇率迷雾也将随之消失。

三、消除货币拜物教迷雾,促进新形态因素的创造

    交换者根据隐藏在商品背后的劳动量确定它们的相对价值,这种方式从人类商品交换活动开始,一直延续至今。马克思明确论述了用劳动强度表示的劳动量和产品量、价值量、货币量之间的正比关系⒁。按照这种正比关系,就各国而言,其劳动成果总量与相对价值表现的货币总额,自然是正比关系。从动态上看,表现为二者的增幅一致。许多研究者用二者的增幅是否一致,作为判断货币发行量的依据,却不知道它是由马克思的相对价值原理而来,并且其内部比例也呈正比关系。

    一国纸币在一国国内,延续金本位时代大、小相对价值尺度及其纸币代表的保值属性,使单位货币保持它所代表的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量不变,即币值不变。在总体上表现为商品价格总水平不变。这就是保值条件下的“纸黄金”。

    保持币值稳定,在各国内虽未有科学理论奠定基础,并普遍通过法律形式加以固定,但实际上已成为各国基本共识。这是相对价值原理内在保值属性的表现,也是各国劳动者追求公正的体现。许多研究货币理论的文献,没有说清楚这一点,在于离开了相对价值原理及其保值属性。若一国物价涨幅大于收入增长,使实际收入下降,受影响最大的是普通劳动者家庭和弱势人群。有的国家在改革转型或市场出现物价上涨时,例如中国,就给予低收入户专项补贴,或按物价涨幅给予居民储蓄“保值补贴”。这就是按货币保值属性行事。

    一国货币同时作为国际货币,根据相对价值保值与公正原理,则该货币发行的操作者,在其国内保值的基础上,由交易双方或多方按互利原则商定价格,保证各国的公正利益,同时该国具备按照合同充分供应各种商品的条件;各国资本循正规渠道和方式,按国际间法律或协议进行国际流动。同时,对贸易差额做出规定。这样,该国货币可以行使国际价值尺度的职能。

    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美国政府实际上是资本的傀儡。美元发行的操纵者,通过美元对外贬值,让别国手中的美元不能保值,使“铸币税”成为现实;对本国有技术含量商品的出口设置了种种限制;投机资本伺机流窜偷袭别国,制造地区性金融危机;操纵决定着主要商品的国际价格,来折腾别国。石油价格涨跌100多美元,肯定不是生产成本或供求失衡形成的。由于资本与科学一样没有国界,当该国发生经济危机时,通过资本创造的现代金融网络设下圈套,由众多别国承担巨大损失。

    事实表明,一国货币同时作为国际货币,按保值属性,必须摆脱资本操纵;其资本不能出国捣乱,不得操纵国际价格;该国若发生经济危机,不得将其损害转嫁别国。显然,这样的条件,美国是做不到的。即使制作海外版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由美国政府操作,美元资本也不会答应。

    这样的条件,即使可以做到,一国货币同时作为国际货币,靠印发货币进口别国商品,靠贸易逆差维持繁荣,这样的方式也是不公正的。
按前述对贸易差额做出规定,资本按协议或法律进行国际流动,等等,这样的一国货币同时作为国际货币,当下人类生产力与文明水平还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

     国际货币改革之路走向何方?保值与公正,互利与共同发展的方向已经明朗。但其实现的路是漫长的。人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现代社会走向文明社会、高级社会的过程中,历次危机让人类觉醒,各国追求公正的合力,同时防止、抵制资本对这个合力的破坏、瓦解,使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走向文明,由美元资本操控的国际货币体系走向消亡,国际货币新形态因素逐步产生、成熟,走向公正。

    自目前到现代社会末期,国际社会通过公正呼声和各种方式,协力抑制美元大幅贬值和美元资本对重要商品价格的操控。主要国家、地区间逐步形成货币按等值汇率为基础进行互换,以及各种方式的货币多元化。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各国个人、集团形式的资本,以社会资本的形式,纳入公共管理。战争危险、历史宿怨等因素消除,国际间资源、科技与普通商品,按照生产条件差异,有序进行分工合作。各国不同名称的货币对内、对外都实施保值,汇率趋向于等值、固定。为方便计价、结算与信息处理,各国商定印制、使用作为价值尺度的统一的国际货币。具体办法由各国商定,重新建立操作机构。

    进入高级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各国军队消亡,各国货币连同使用的统一国际货币,转化为全人类统一的世界货币,它的主要职能是作为配置资源,安排生产,满足需求的计算工具。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会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主要内容是轻松地享受生活与科研的乐趣。而现代社会依然沉重。这个沉重,随着生产力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逐步减轻以至消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时期内,各国为实现公正利益,认识和运用正义手段,对国际国内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协调,也会由迷茫到清醒、轻松。主要表现为:

    一是消除货币拜物教迷雾,走向清醒。美元从英镑手中接过国际货币霸权的接力棒,其操纵者继续利用人类文明程度低下,对黄金、英镑产生的的迷茫,让美元占据着受人类盲目崇拜的宝座。与马克思分析过的商品拜物教一样,美元拜物教的迷雾,不仅让人类误以为美元是“天然”的国际货币,使其轻易地称霸至今,更掩藏着它背后的资本。

    在操控世界的位置上,在巨大的实际利益面前,唯独大资本是一直清醒的。资本主义初期,竞争、财富分配的不公、信息手段落后等,众资本“只顾低头逐利,不顾抬头看路”,形成了“无政府”式的危机。当下的危机,是不分国界,各国政府、中小资本都在迷茫中受损,唯独大资本在幕后安享利益与精神的双重快感。在台面上推崇宏观调控各式模型游戏,暗中使用的绝技和手段则不轻易示人。

    在对国际货币的探索中, 有“经互会”分工互利的长期实践,欧元在区内各国循币值稳定、汇率固定的途径,正式诞生。虽然其设计者未提及马克思及其相对价值原理,但币值稳定、汇率固定,正是保值与公正的体现。特里芬对于欧元方案展示的方向,曾给予高度评价:“它们是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部分,也为国际范围内货币体系整体性改革创造了条件与经验。⒂”

    欧元在区内各国尚未出现问题,然在美元操控、随时产生震荡的大环境下,币值稳定、汇率固定对外就没有存在的条件。

    消除货币拜物教迷雾,进行科学分析,在理论与方法方面,表现为国际相对价值与保值货币和人类生产力与文明水平的结合。离开了现实环境,片面追求科学与公正,易陷入空想。被动适应资本环境,则人类迷茫遥遥无期。就研究方法看,一些自诩信仰马克思的研究者,片面地仅将劳动价值理解为劳动量的绝对形式,拘泥于劳动时间概念,难以取得进展。看重数学方法的研究者,陷入资本主导的现实环境而不自知,玩一系列假设、模型、参数,用其结果牵强附会地解释现象,难以揭示事物的实质。这次危机做了证明。

    人类通过国际经济体系与货币体系的改革,保值与公正会逐步实现。不顾条件,只看利益,模仿美元模式,以一国货币争当国际货币,或只看形式,模仿欧元建什么亚元区,等等。则难有公正性,也难有可行性。

     二是有管理按比例发展。通过法律法规和职能机构,实施有效的管理,限制资本的贪婪面,使资本的“文明面”因素进一步扩展。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评价过资本的进步作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⒃”马克思所说的文明面,是指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的“方式和条件”,而不是表现贪婪面的“榨取”。现在,“榨取”的实质未变,变的是 “方式和条件”,更有利于 “榨取”。特征是技巧的隐蔽。

    对于国际金融资本的贪婪,人类进一步认识到 “金融创新”、“虚拟经济”这些华丽词语的下面,掩盖着投机诈骗的实质。判断标准,是能否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国在协力改造国际货币体系弊端的同时,重点是创造“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勒住资本野性的缰绳。

    管理资本是为按比例发展提供保障。按比例发展,在不同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下,都是经济顺利运行的内在要求。一国政府不根据社会需要,制定合理的规划和政策,任由权贵、资本坐大,就必然造成危机,现象上表现为生产过剩,实际造成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受到惩罚。这时,按庸俗经济学的教条,用利率、贷款工具等加以补救,也往往药不对症,难以奏效。

    按比例发展,重点在于区别轻重,分别对待。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项目,例如粮食、住宅、重要物资等,纳入战略管理。对一般商品,则由市场调节。以住宅为例,依据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土地的制约,以户为单位确定合理面积,例如90平方,免收或象征性地收一点土地使用税,以建筑成本加合理利润定价,使人民住有所居。对超过90平方的部分,加倍收税。这本来很简单,但凭腐败官僚、金融权贵与地产资本连环,形成暴利入囊之实,经济腾飞之虚。大量楼房闲置与买不起房并存,成为荒唐闹剧。

    事实表明,货币并不是“天然”的商品代表,一国政府不能代表劳动者的社会需要——用马克思的话说,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管住权贵与资本,按比例地使用货币工具,政府与货币都成了资本的代表。

注解:

⑴1991年,在国家统计局和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于上海嘉定联合举行的“国际统计和世界经济统计研讨会”上,发表《国际经济比较方法研究》一文;拙著《国际价值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现可在数字图书网上检索;《国际经济比较中量值统一的价值尺度———剖析联合国ICP 方法的缺陷》一文,《统计研究》,2007年5月;《国际价值:理论、量化方法与应用》一文,1997年9月第一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论文集,两文均可在中国知网上检索。
⑵“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 《资本论》第1卷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⑶《资本论》第1卷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⑷《资本论》第1卷第61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有一个注(64a),在该页下,马克思说:“我们将在别处研究,哪些和生产率有关的情况能够在个别生产部门使这一规律发生变化。”本文的总体相对价值及其结构,可以正确地反映马克思所说的“变化”。
⑸《黄金恒量或金本位制及商品价格水平表现》,[美]罗伊•威•贾斯特拉姆,载《黄金问题》一书第188页、189页。 [意]阿尔贝托•夸德里约•库茨奥主编,万鹏华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8年版
⑹见注⑴:《国际经济比较中量值统一的价值尺度———剖析联合国ICP 方法的缺陷》
⑺《资本论》第1卷第11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⑻《资本论》第1卷第9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140页,人民出版让l 972年版。译者注:化圆为方问题,是古希腊的一个著名问题。即求作一正方形,使其面积等于—已知圆的面积,一般指难以解决的问题。
⑽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35、37页,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⑾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42),这句活已为金银的自然属性适于担任货币的职能而得到证明。(43)” 《资本论》第1卷第10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从该页下注(42)看,系由加利阿尼的《货币论》中“贵金属……天然是货币”引申而来。
⑿余芳东:《人民币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关系分析》,《改革》2003. 6。这里说“趋势上”,是指联合国ICP 方法有缺陷,只能反映一个趋势。
卡塞尔:《经济学中的数量思维》牛津l935年版。转引自刘舒年主编:《国际金融》,对外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⒀卡塞尔:《经济学中的数量思维》牛津l935年版。转引自刘舒年主编:《国际金融》,对外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⒁“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越国际水平。(64a)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 《资本论》第1卷第61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⒂《国际金融学说史》第579页,陈岱孙.厉以宁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
⒃《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25—926页。

参考文献:

1、《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林毅夫:《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讨论稿,No.C2007001,2007年1月15日。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3、卢锋、韩晓亚:《长期经济成长与实际汇率演变——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假说及其经验证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讨论稿,No.C2006002,2006年2越20日。
4、余永定:《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历史性一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10 期。
5、《国际金融学说史》,陈岱孙.厉以宁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

邮箱:peihuacong@163.com
 

 

 

 

发件人:"s bj" <bjzcem@gmail.com>  2009-03-17 07:15:38 +0800 收件人: <bjzcem@gmail.com> 抄送:标题: bjs Mar 誰能監管中國主權基金,

誰能監管中國主權基金

鞏勝利

2009 年3 月

    一個正常的法制國家有兩大“主權”:一是政權,另一是財權,也就是這個國家、公民共有分享的財富權力。政權與財權,能够合法與公民分享,這個國家才能够立於世界强盛的民族之林。貨幣與外匯儲備,是除政權之外一個國家能够存在的重要權力。中國外匯儲備是指中國國家財富用另外的財富外幣儲存起來,以備萬一。

    外匯多本該是好事,但中國成全球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卻給中國帶來無限的困擾。首先是外匯2008年底突破20000 億美元,越堆越多成爲全世界越長越大的“堰塞湖”;把外匯花出去購買其他國家的國債,但第一商業帝國美國除了經濟不景氣之外,21 世紀以來美元一直不停貶值;再就是到國外去投資,但中國的外匯投資幾乎沒有幾單成功的案例……管理使用好13 億中國納稅人的外匯及“主權基金”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

    2008 年9月美國次貸危機海嘯讓中國這2 萬億美元外儲經受了一場嚴峻考驗;2008 年9 月末,中國還持有美國國債5850 億美元,爲全球第一。到2009年2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已达到7200亿美元。

    中國外匯交易買賣,中國“主權基金”進出海外,從來沒有給中國納稅人、“國家主人”——公民們任何交待,這是中國“計劃經濟”式的産物,像“文革”一樣神秘莫測。

“主權基金”誰的主權?

    2007 年9 月,中國首次成立了資産規模達2000億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公司(CIC,簡稱:中投),中國所謂“主權基金”就在近60 年“獨家壟斷”大背景下出籠了。在中投成立之前,負責管理全球最大規模外匯儲備的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Safe) 已經涉足全球股市、金融、資本運行,秘密收購了多家西方大型、有戰略資源意義的上市公司的少量股權。中國國家外管局還負有擬定外匯市場管理辦法,監督管理外匯交易的職責,在中投成立後,外管局迅速而隱秘地擴大了在一球最大公司建立少量股市參股、收購投資計劃,包括在英國石油(BP) 和道達爾(Total) 這類公司持股,另外還在至少3 家澳大利亞最大銀行持有股份。

    中國國家外管局、中投除直接參與“主權基金”運行之外,還在香港設有一家影子分支機構,購買了衆多英國及其它市場上市公司不足1% 的股權,其中包括力拓(Rio Tinto)、吉百利(Cadbury)、皇家荷蘭殼牌(Royal Dutch Shell)、泰萊(Tate & Lyle)、Drax 和水環純水務(Severn Trent)。

    國際資本市場擔心中國“主權基金”沒有透明度及中共黨的政治意圖,國家外管局很少發表公開聲明,從未透露過投資標準及已經投資的産業,像“黑道”一樣格外掩飾在世界各地的投資。“主權基金”與“台海事務”中共選擇了中國外管局作爲相關實體投資海外,儘管繞過中國法律沒有“陽光化”的基本原則,但海外國家與資本市場無法繞過“公告”原則。

    2008 年1 月和2009 年1 月,中國兩批購入3 億美元哥斯達黎加政府債券,以換取哥斯達黎加斷絕與臺灣的外交關係補償,與中國政府建交。多年來,臺北和北京一直利用“金元外交”博弈,勸說一些小國改變外交立場,但中國的經濟强大使這場“金錢”的“競爭”到達了臺灣及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全球所有能力與中國決一高下的國家可能不足10 多個,目前聯合國成員國爲195 個)都根本無力對中國展開“經濟戰”的新時期。

    2008 年9 月5 日,哥斯達黎加最大的報紙La Nación 贏得一場訴訟,法官下令哥政府向公衆公開中哥協議的相關信息。之後英國《金融時報》獲得了中哥協議的相關文件,報道了中國“主權基金”在哥的運行真相——這是中國“金元外交”無數地下絕對秘密中的一個,以金元換取建交,從而擊潰中國海峽對岸的中華民國政府。哥斯達黎加屬於被國際資本市場邊緣化的另外市場,也不受國際資本市場規則約束,幾乎等同於資本“黑市”——不與國際資本市場規則爲任何依據。

    2007 年4 月, 就在中哥外交協定簽署前一個月, 外管局成立了一家全資子公司Bo An Investment Company,由外管局官員擔任公司董事,注册資金僅爲1 萬港元(合1282 美元)。該公司一位知情人士表示,這家公司的任務是接收哥斯達黎加國債的利息付款。就是這種舉國神秘的“主權基金”運行一例,甚至比“恐怖分子”的任何運行還要神秘。新任“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也感知了這種“金錢外交”的無奈,提出不搞“金錢外交”的新務實方略。

持美國債現冰山一角

    中國國家外管局目前有旗下三家分支機構在運行操作中國“主權基金”在國際資本運行,概不公佈外匯交易,也不發表任何公報,更不告知13 億國民。前不久中國外交部就“主權基金”運行中哥建交事務聲明說:“中方購買哥斯達黎加國債的有關過程完全符合國際商業規則,是正常的商業活動,並嚴格按照中國國內相關法律法規和程序操作”。但中國大陸與早先是“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哥斯達黎加建立邦交,怎麽得來的?中國國家外管局至少有部分投資具有明顯政治意圖,國與國這樣買賣外交是如此用“金錢”來爭奪。

    中國購買美國國債、企業債券,在中國國內從未公告過,就是號稱最高權力——全國“人大”也從來沒有數字公佈。中國外儲在美國虧慘了,中國外匯儲備沒有公佈過任何數字。危機四伏的美國“兩房”( 房利美Fannie Mae 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外國債權人中,中國高居榜首。儘管美國政府通過了針對“兩房”的拯救美國住房市場的方案,使得“兩房”幸免於破産,使得中國有1/5多的外匯儲備尚未泡湯,但是中國有3760 億美元( 美國財政部公告的數字) 的外匯儲備投入高風險的“兩房”,不禁讓人感到震驚。在中國大陸高達1.81 八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中國外匯儲備的損失究竟有多大?中國官方始終沒有向外匯儲備的債權人中國公民公佈。

中國損失巨大

    2008 年9 月7 日,美國政府接管“兩美”,“兩美”股票跌到歷史的最低點,中國中央銀行持有外匯儲備最直接的風險莫過於這樣災難;再就是匯率風險。美元自1998 年10 月歐元出世開始流通以來,美元對歐元的比價已經貶值了約24% ;2005 年7 月到2008 年9 月16 日的3 年多時間裏,美元與中元比價貶值超過21%,若按近10 年美國美元對中國中元比價來計算,美元對中元至少也貶值在30% 以上。但中國央行從未公佈過中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和資産結構狀况公告,根據法制海外國家各自的公告數字、認爲中國擁有的美元資産比重遠遠高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佈的各國平均比重,估計大約占7—9 成之間。如果按照2008 年6 月底中國1.81 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來計算,那麽中國外匯儲備中大約有14000 億左右的美元資産。

    根據中國銀行間外匯市場的數據,以1 億美元總數爲例看,3 年前的1 億美元資産現在祇相當於人民幣6.8 億元,縮水近2 億元。2008 年美元繼續貶值,中國外匯儲備的帳面損失仍將高達數千億美元。根據美國財政部網站的數據,截至2007 年6月30 日,中國總計持有美國公司長期債券3760億美元,成爲全球第一大債權人。其中資産支持債券爲2060 億美元,而資産支持債券主要就是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MBS),由美國兩大住房抵押貸款融資機構房利美和房地美發行或者擔保。如此一來,“兩房”的債券就與中國外匯儲備緊緊地聯繫的捆綁在一起了。

    經過數十年的經營,房利美、房地美均成爲美國房地産市場的金融巨頭。到目前,在美國12 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中,房利美持有或者提供擔保的抵押貸款約爲3 萬億美元,房地美的相應規模爲2.2 億美元,合計占全美國抵押貸款總額的近一半。美國財政部公告顯示,到2008 年4 月30 日,中國持有美國有價證券總計約9220 億美元,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爲約爲5038 億美元,此兩項總計約1.5萬億美元左右。

    無論房利美和房地美最終的命運如何,它們的潜在虧損對其已發行債權的市場價值將産生顯著衝擊。隨着房利美和房地美股票價值的下降,以及它們被迫以更高的利率發行新的債券,這必將造成它們過去發行的債券的市場價值下降。中國外匯儲備在遭遇美元貶值帶來的匯率損失之時,又在投資結構上遭遇購買“兩房”的2、3 千億美元債券帶來的資産價值重估損失。

    資料顯示:同樣是亞洲大國與中國比肩的印度,擁有“兩美”債券持有量祇有2500 萬美元左右,中國是印度國購買量的1.6 萬倍。中國擁有美國大量的國債和債券,這個决策是怎樣出籠的?執行操作又是怎樣做出的?由誰决定拍板,由誰批准執行的?操作過後爲什麽不向全國納稅人及全國人大報告?最關鍵的是沒有“陽光化”規則,有地下“黑幕”交易。按國際金融交易慣例,購買債券、股票的中介都有爲數可觀的傭金收入,傭金是2.5%,而中國每年3 萬億美元進出美國資本市場交易的2.5%傭金,就是750 億美元的巨大收入,這相當於近兩個29 届北京奧運會投入的中國國家債券交易所得傭金,又流向何方?有沒有人以權謀私,中飽私囊?難道不該公告、給中國1公民一個交代嗎?

    英國《金融時報》2008 年10 月14 日報道,公佈爲2000 億美元的中國投資公司(CIC) 主權財富基金在美國一家貨幣市場基金賬戶中被凍結54億美元。自該公司2007 年組建以來,此基金在西方金融機構的投資遭遇了一系列虧損。在中國龐大外匯儲備中,有2000 億美元通過中國外匯投資公司進行海外運作。中投公司已披露的三筆海外投資收益率均不理想,據粗略統計,中投公司一年來約投資500 億美元,虧損超過200億美元。

    目前之中國,不管是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還是國家監察部,或是新成立的國家反貪局,以及中國銀監會、國家證監會等所有中國監管機構,都無法對中國國家外匯管局及子公司操作外匯、運行進行有效的監控,沒有形成任何監管機制能審查中投公司在中國之外及美國注册地的外匯賬戶中國監管當局無權進入美國進行監管該公司、而美國監管當局又無法監管設在中國的該公司運作,特別是在美國、歐洲等資本市場運行交易,美國兩大官方支持按揭機構之一房地美(Freddie Mac) 中國對監督外匯交易沒有任何游戲規則。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3-17 15:06:16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RCIF Working Paper No. 0903 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反思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郑联盛

Mar. 17, 2009

zhengls@yahoo.com.cn

一、引言

    2008 年9 月以来,随着美国政府宣布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美林被收购、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AIG 被国有化,高盛和摩根转型银行控股公司,随后花旗陷入困境,AIG 黑洞出现,美国金融市场跌宕起伏,次贷危机全面升级,演绎了全球金融历史的一次极其严重的危机。

    2008 年底,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救援,并向美国两院提交了经济稳定紧急法案(The 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 EESA)以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TARP)的框架文件。经过一番周折,经济稳定紧急法案终于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2009 年后,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迅速出台了7870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并制定了金融稳定方案.美国政府的救市行为对稳定金融市场信心,促进金融市场稳定,保障金融体系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市场投资者和学术界对这些措施都存在一定的质疑,认为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并不平坦,美国经济前景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虽然,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美政府和欧洲等经济体大规模的救援效果仍有待观察,但毫无疑问的是,次贷危机已经演化为新一轮金融危机,格林斯潘甚至认为美国已经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在格林斯潘的眼中,它甚至比大萧条更为严重。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升级中,住房抵押贷款标准放松、金融产品过度证券化、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不到位、货币当局的货币放松和监管放松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的渎职等因素都是重要的原因( Baily 等, 2008 ;Goldstein,2008;Eichengreen,2008),归根溯源,美国的金融制度层面也存在一些缺
陷,众多因素交互影响,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金融危机的发展和蔓延,受这些因素的推动,同时美国经济从危机中复苏的过程,也可能是美国金融制度的改革过程。因此,对美国金融体系、市场经营模式、监管和政府干预等方面进行制度性的探讨是非常必要且有意义的。

二、金融体系:资本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

    大萧条之后,美国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确立了商业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其他非银行业务相分离的市场体系,这样就产生了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和非银行业务等齐头并进的市场发展格局,并形成了相关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最后使得美国形成了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从定义上,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bank-based financial systems)即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bank-centered financial system)。这类金融结构的主要特点是,间接金融占据优势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直接金融则相对薄弱或不受重视。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market-based financial systems)即以市场为中心的金融体系(market-centered financial system)。其主要特点是,它以直接金融为主要依靠,直接金融市场较受重视或较为发达,且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相互融合,二者在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影响公司控制和加强风险管理方面共同发挥作用。

    在美国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形成中,金融风险不断地在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中介向资本市场转移和集中,尤其是在证券化之后,银行业作为独立的中介地位已经丧失。在金融创新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美国金融市场更加一体化,同时以市场为主导的美国金融市场的范围和影响也不断向外围扩散。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金融风险逐步积聚、转移并分散的过程。在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出现问题之后,迅速蔓延至整个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和中介机构(投资银行、抵押贷款担保机构等),进而又冲击持有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最后升级演化为金融危机。可以说,市场主导的金融市场结构是美国新一轮危机爆发和升级的制度基础之一。

    1、美国市场主导型市场结构的形成

    虽然大萧条之后,美国就确立了分业经营的法律体系,但是证券业务和非银行业务的长足发展是在20 世纪70 年代之后。1970 年以后的经济波动为金融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使得美国在70 年代末实行了紧缩货币政策和宽松财政政策的政策组合,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竞争。该政策组合和对竞争的限制政策为新进入的、较少受到管制的金融中介和市场带来了发展机遇,虽然这是建立在“传统”的金融机构作出牺牲的基础上的。1970-1990 年间,商业银行、共同储蓄银行以及人寿保险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的份额有继续下降的趋势。传统的金融中介中,只有储蓄贷款协会的资产份额上升了,但是随后由于工业的衰退,储蓄贷款协会也陷入崩溃。另一方面,保险基金和共同基金占据的范围扩大,更重要的是,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抵押入股以及证券化的贷款迅速增加。当受到管制的贷款者不能满足企业的贷款需要时,企业寻找其他融资途径,包括商业票据、欧洲债券以及垃圾债券。

    美国金融市场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剑桥美国经济史)。美国市场主导的金融市场体系的强化是在80 年代之后。这个时期,金融部门最为重大的转变是证券化过程扩大,非市场化的资产转换为市场化的证券。住房抵押贷款以及以后的自助贷款和信用卡应收账款,被证券化之后当作证券,在二级市场上买卖。银行和存贷机构提供的有特色的系列服务,比如发行、服务、持有以及贷款分配,被分解了。在这一时期的利率浮动环境中,银行和存贷机构尽力减少遭受利率风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参与了证券化的发展过程。一个流动强的抵押贷款市场却损害了商业银行和存贷机构作为独立的专业化金融中介的本质(剑桥美国经济史)。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又一个高潮。出于金融市场的全球竞争和逃避金融监管,不断的金融创新产生了新的市场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子市场,同时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并促进了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资源在全球进行配置,使得美国金融市场的外延不断扩展。各国的各个产业之间的界线已经大大模糊,各个金融机构甚至企业成为多样化的金融混合物,这也造就了极度繁荣的美国金融市场。

    Hoenig(2008)对美国和全球金融市场从银行主导向资本市场主导的趋势进行分析,阐述了该转变的重要原因。一是机构投资者发起的投资基金数量和规模的急剧增长,比如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二是信息处理和通讯的技术创新,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三是金融理论也做出了贡献,金融产品的数学定价模型可以为广泛的金融工具进行定价,这些定价模型同时还允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建立其债务债权的支付体系,并建立资产的风险管理体系以安排风险敞口和资产组合。Weistein and Yafeh(1998)指出,金融创新强化了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制度及其在全球的应用。

    2、市场主导型金融市场的收益

    一般而言,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可以更加有效地分散风险,而且投资组合策略更加灵活性,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Allen and Gale(1997)将金融体系风险分散的功能区分为横向风险分担和跨期风险分担。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有着更发达的市场,允许个人分散投资组合,对冲异质风险,投资者可以根据风险承受能力调整资产组合,这样,在既定的时点上,不同投资者可以进行风险互换,就是横向风险分担。跨期风险分担是不同时点上风险的跨时平均化,市场主导的体系和银行主导的体系在此方面的风险转移功能相近。从历史经验看,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收益性的确高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更重要的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由于金融产品丰富、金融市场发达,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在全球范围内,就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 、以欧洲、东亚、中亚等为外围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体系。这种体系被Dooley(2003)等人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在这个“体系”下 ,美国得到的好处是能够以低利率为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融资,保证本国居民的高消费;外围国家(东亚国家、石油出口国)可以通过长期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美国长期以来贸易赤字和信贷消费得以维持,的确有其市场主导的金融市场的功劳。

    3、市场主导型的风险

    虽然,市场主导的金融市场结构给美国居民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是,该体系同时也存在着重大的风险。首先,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使得投资者的资产更多地暴露在风险之下,市场信息、市场情绪和短期流动性的变化将导致资产价格的较大波动。资本市场本身对信息和流动性的需求更大,对资产价值波动的敏感性更大,尤其是在监管放松的条件下,金融市场的过度交易使得市场的脆弱性加大(Minsky,1992)。在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中,市场动荡的来源是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市场危机来源于资产价格与基本面的偏离和持续性的资产泡沫(Allen and Gale,1997)。比如1987 年美国股灾、2000 年网络泡沫和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中,危机的诱发因素都是资产价格泡沫,而且美国和英国等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受到的冲击远远大于以德国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损失。

    更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可能存在更大的系统危机。该体系下,各项金融业务的界限模糊,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组成了金融风险链条的各个环节。资本市场由于金融创新、杠杆操纵和过度交易等带来的风险,自然地转移分散到银行业市场之中,这样资本市场的风险就演化为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Baily 等(2008)指出,金融机构在信息不透明的条件下进行高杠杆操作,致使流动性更加脆弱,加上这些行为都是规避性质的金融活动,系统风险就被放大了。另一方面,该体系存在着商业银行和以投资银行、担保机构、基金等为代表的资本力量之间的竞争。由于资本市场是以资金交易为对象,而商业银行和存贷机构是以资金为经营对象,尤其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还必须面对全球的竞争,这样,各金融机构过于大胆地进行业务创新和资本运作,而忽略了对风险的防范,最后使得整个金融体系由于过度的竞争造成风险定价过低的局面,蕴藏了更大的系统风险。这在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评级机构的行为,他们之间的竞争,使得证券化产品得到普遍偏高的信用评级,而忽略了风险。

    还有,混业经营的风险更容易跨境传递。在混业经营下,资本的跨境投资和跨境活动被认为是提高全球金融市场效率的有效途径,可以促进资本在全球的配置。但是,随着资本的跨境配置,风险也在全球分散。但是,这个过程是建立在流动性充足、资本流动稳定和资产价格稳定的基础之上,一旦产生外部冲击(比如国际投资者进行风险重估、资产价格下滑或者流动性逆转),资本的国际流动就面临巨大的风险。而且,风险的爆发不仅会影响资本所有者,更会影响到资本投资的目的地市场。

最后,市场主导型的市场对监管的要求更高。在银行主导的市场中,可以通过对银行及银行控股公司的统一监管而达到较好的监管效果。在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尤其是美国的金融市场,是多头的伞形监管,各监管当局在分业监管的模式下,无法充分有效地实行监管,尤其是混业经营日趋繁荣的时候,美国金融监管不到位日益显现。因此,保证金融部门的安全和稳定运行将是监管当局最大的挑战1。

在市场主导的体系中,金融机构基于资产的贷款的重要性日益下降,而其他可以采取杠杆操作的业务,比如自营、做市商、投资银行和风险管理等,却不断扩大。尤其是传统银行向混业经营转变中,这个趋势更加明显。但是,在美国,商业银行仍是金融市场中最大的信用债权持有人,传统的借贷业务已经逐步被大型银团贷款、房地产信贷、证券化和信用卡等取代。实际上,美国金融动荡的前期表现,最恰当的描述是做市商危机(Maker Turmoil)。(Hoening,2008)

三、市场经营模式: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

    美国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之后,相继出台了1934 年证券交易法和投资公司法等一系列法案,这些法案不仅确定了美国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市场结构,还确立了金融分业经营的法律制度基础。随后分业监管的实施,也逐步强化和完善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了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模式。该模式还被日本、英国等许多国家效仿,也是中国金融市场经营模式的模板。但是,德国、瑞士、法国等国家一直以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为主要的经营模式,而且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体系出现了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其中,英国于80 年代中期开始转型,至1992 年完成;日本在1998 年年底放弃分业经营模式,很多效仿美国的拉美国家同样取消了分业经营制度(蔡浩仪,2002)。分业
经营的典范国家美国也在80 年底末出现混业经营的迹象,并在1999 年放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而颁布金融服务现代法,奠定了美国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法律基础。

    美国确立混业经营模式之后,美国金融行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金融工具层出不穷,金融市场不断深化,但是,美国对于混业经营的监管却是缺失的。因为,美国现行的监管体系仍是建立在分业经营的基础之上。在混业经营模式下,商业银行通过实施证券化,就可以将风险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转出,从而规避美联储对资本充足率的管制。与此同时,由于相关ABS 和MBS 的发起人是商业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无法全力介入对此类资产支持证券的监管。各个主要监管者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他1 剑桥美国金融史(2008)指出,在金融一体化和全球竞争的条件下,各产业的界限模糊,机构成为多样化的金融混合物,20 世纪初期主要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金融部门的安全和稳定运行,这监管当局面临的主要政策问题。

    专业监管部门的牵制,这样就造成了“监管死角”,进而引发严重的金融风险。从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发展看来,虽然混业经营模式本身具有特定的风险因素,但是美国金融监管对金融风险的预警、披露和防范并非有效。

    1、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比较

     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是国际金融行业的两种经营体制,前者是指商业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非业务相分离的经营模式,而后者是指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互相渗透、交叉,而不仅仅局限于各自的分营业务范围。

    分业经营采取的是专业化经营的方式,它具有两个主要的优势。其一,可以充分显示由分工带来的专业化效果,一般在其领域内的效率要高于混业经营中的相关业务;其二,保证金融机构陷入风险过高的关联业务,同时保护投资者利益。但是,这两个优势也是分业经营的风险所在。一方面,业务单一而且集中,容易造成风险的过度积累;另一方面,各个业务相互分离,而使得金融行业总体的效率低下,收益偏低。混业经营弥补了分业经营的劣势,一是可以充分体现规模效应,提高金融行业的整体效率和盈利水平;二是业务多样化,有利于分散风险。另外,混业经营相对分业经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弹性调整业务范围和资产组合。最后,混业经营可以提供相对多样化的服务,尤其是各种业务的组合,可以创新多种金融产品。但是,混业经营也存在巨大的风险。其一,管理难度大、成本高。其二是风险在各个业务之间传递,容易发生牵连,尤其在市场动荡和危机阶段,容易产生风险放大和连锁反应效应。最后是道德风险,混业经营要求更高的市场信息和透明度,如果金融监管不到位、不充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都有可能利用不同业务之间的市场和法律漏洞,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可以清楚看出两种经营模式各有利弊,而且历史经验表明两种模式都出现过较大问题乃至金融动荡。混业经营偏向于效率性,分业经营偏向于安全性和稳定性。但是,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混业经营有取代分业经营的趋势,这可能是金融体系从追求稳定向追求效率转变的重要表现。

    2、混业经营与金融效率

    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混业经营模式在全球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混业经营可以促进金融深化,提高金融效率,推进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一种市场和政府的共识。混业经营有着分业经营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范围经济效应和市场弹性。现代金融中介理论是混业经营模式的理论基础。金融中介功能的逐步深化和整合,直接导致金融行业行为方式的改变和金融行业各子部门的融合,金融中介职能的变化过程也是金融行业从分业经营模式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的过程。金融中介与交易成本、参与成本以及风险管理等之间的关系,促成了金融中介的功能从一个领域向多个领域扩散,进而导致金融行业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

    一方面,金融中介可以促进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混业经营模式下的金融机构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通过提供种类繁多的产品,更好地为企业和投资者等服务,而金融机构由于与企业和投资者的合作和互动不断深化,对他们的信息了解更为充分,而且在一个混业的金融机构中企业和投资者的信息可以更好的共享,而不需要各个领域的业务分别进行信息收集。Diamond(1991)从信息优势和交易成本理论出发认为,混业经营具有的信息优势可以极大地降低信息收集成本,进而降低交易和投资成本,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将降低,整体的效率将提高。另外,信息优势也可以使得投资者更容易获得融资。

    另一方面,各领域金融中介存在专业化优势,而混业经营可以在专业化基础上产生较大的范围经济效应。一是金融机构固定成本可以分摊到更广泛的产品中去,二是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可以更好满足需求的变化,三是避免重复建设分支机构等。这些金融服务的“联合”生产中产生了较大的范围经济。从宏观层面看,Merton and Bodie(1995)基于金融中介理论指出,采取混业经营的金融中介更有利于其功能的发挥,有利于资源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进行跨越时空的配置,进而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比如:对冲风险、多样化投资和流动性创造。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分业经营的各个行业的界限日益模糊,各个行业业务也相互交叉,尤其是美国现代金融服务法颁布之后,全球金融市场的经营模式转向了混业经营。在信息革命、金融创新等的推动下,混业经营在21 世纪初获得了良好的收益,取得了高度的繁荣。混业经营也日益成为一些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和经营模式转换的一个方向。

    3、混业经营与金融风险:美国新金融危机

    从上述分析中,混业经营的确可以获得更好的金融效率和金融发展。但是,混业经营有着自身内生性的弊端,更重要的是,美国80 年代以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模式的转变,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金融创新、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的博弈结果。在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中,混业经营仍然是危机爆发和升级的一个制度因素。Kansas 联储主席Hoenig(2008)认为,资本市场主导和混业经营的体系,加上金融监管落后,是次贷危机爆发的基础性因素。

    第一,混业经营的信息优势是不均衡分布的,可能恶化信息不对称问题。不管是银行主导体系还是资本市场主导体系,不管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都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但是资本市场主导体系和混业经营模式对此要求更高。一般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传统方法有:与借款人建立长期关系,要求提供担保,提供一定水平的资产或者资本,对借款人行为和贷款使用进行限制。但是,在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中,借款人和贷款人的距离越来越远,基础资产越来越模糊,限制和监管难度越来越大。Hoenig(2008)指出,一家著名投资银行发行的抵押贷款信托产品是由次级抵押贷款组成的,而借款人的担保资产几乎为零,其中超过一半的贷款只有很少的文件证明,有的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证明。但是,却有93%的抵押资产被两大信用评级机构捧为“投资级”。而截至2007 年9 月底,该信托产品中的贷款就有18%成为坏账。

    最近几年来,信用评级机构对于资产抵押贷款的爆炸式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评级机构甚至将私营部门发行的资产抵押支持债券(MBS)的信用等级与政府支持企业发行的债券等级相提并论。除了巴塞尔协议框架支持信用评级的职能之外,更重要的是评级机构与债券发行人之间的“激励冲突”,即信用的评级高低与评级服务费用高低的相关性。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信用评级的公式和参数有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投资者和监管者不知情或者无法知情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也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重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蕴藏了巨大的道德风险。

    第二,范围经济效应可能成为委托代理问题的土壤。金融中介理论中,委托代理问题同样是影响金融中介功能的重要问题。在分业经营模式下,比如银行,可以将委托代理成本内部化;但是在资本市场主导、混业经营模式下,委托代理是更为普遍的市场关系,尤其是金融创新、金融一体化和国际化以及金融投资者复杂化,还有金融投资的日益专业化,使得个人甚至是领域外的机构无法熟知金融产品投资的过程,必须采取委托代理的方式进行。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标的不一致(利益冲突),将导致中介过程的不稳定,进而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Puri(1995)对混业经营的全能银行与投资者的内部潜在利益冲突进行分析发现,全能银行有机会并有动机利用中介身份与职能,通过捆绑产品和隐藏内部信息等不道德手段,引起利益冲击损害投资人利益,引发委托代理的不道德风险。

    第三,混业经营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期限和流动性错配。最近几年,许多美国抵押贷款都是在储蓄贷款体系外进行的,也有利于基于商业银行监管的体系之外。很多金融机构像商业银行一样借短贷长,而且由于没有储蓄来源,这些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资产抵押商业票据或证券化,在短期货币市场融资。在市场出现动荡之后,期限错配使得金融机构陷入流动性短期,被迫低价卖出持有的长期资产,造成巨大损失和连锁反应。由于这些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是在监管体系之外,而且不受传统的金融安全体系的保障,即无法获得贷款保险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支持,如果不是美国和欧洲等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和“攀越藩篱式”的信贷工具支持,这些金融机构将陷入更加严重的流动性危机。

    更严重的是,混业模式下,银行体系外的机构出现危机迅速传递到商业银行。因为,商业银行为了在混业经营模式下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大肆扩大了表外业务,甚至直接参与证券化。在混业经营下,投资银行、对冲基金、担保机构、公共基金乃至商业银行,都更加依赖资本市场获得流动性,而本身资产的流动性是不足的,他们更容易陷入流动性危机,尤其在以市定价的会计准则下,混业经营对流动性更为敏感。IMF(2008a)指出,在危机期间,流动性传递各个机制将在各个金融市场之间放大并传播流动性冲击,进而产生系统性风险,各个流动性传递机制不仅在资产负债表相关的金融机构之间发生直接作用,还将通过资产价格波动对金融机构和表外业务产生负面冲击。

     最后,混业经营外部性更为明显。混业经营具有外部性,在金融繁荣阶段,该外部性是正的,而在信贷紧缩和金融动荡阶段,该外部性是负的。在混业经营的链条中,各个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和支付体系中具有天生的内在联系,一个子行业的冲击或倒塌,在外部性效应下,可能导致其他行业的不稳定,即是产生系统性冲击(systemicimplications)。由于混业经营的外部性解决需要政策部门强有力的措施保证体系的透明、效率和稳定性。在微观层面(比如清算、盯市)和宏观层面(监管)都需要有明确而有力的政策,如果没有,那么混业经营负的外部性将更具冲击力。因此,混业经营首先需要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微观投资者,尤其是中小储户的利益保护问题,二是宏观的金融稳定问题,以维持流动性的安全和稳定,尽量最小化外部性的冲击(Rochet,2008)。Hoenig(2008)就认为美国主要的法规、监管政策和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工具主要是为了处理传统的银行危机,在应对资本市场产生的危机和外部银行危机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而且,监管和政策框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跟上金融市场的发展步伐。这使得混业经营的风险不断暴露和传递,最后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四、市场监管:功能监管与统一监管

    在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研究之中,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放松和监管不到位受到的极大的批判。在任何一个金融体系中,金融监管是保证金融体系健康稳定有效运行的最后“堡垒”。美国新金融危机中,这一最后堡垒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一个方面,这一工事已经不适合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带来的金融体系发展的要求,即是不合时宜;另一个方面,堡垒本身出现了缺口和漏洞,使得金融风险有机可乘。下面主要讨论金融市场结构与金融监管的匹配,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功能监管与统一监管的关系以及美国新金融危机中的功能监管与混业经营的错配。

    1、金融市场结构与市场监管

    在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下,商业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保险公司、从事证券和期货交易公司以及其它金融机构,通过在资金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提供资金中介服务,通过使资金以一种高效方式找到其效益较高的使用途径,这些机构及其得以运行的市场共同对经济活动构成了支撑。可以说,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在美国经济中起到极其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因此,对这些金融机构和相关行业的监管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和资源配置作用的发挥,是十分必要的。美国财政部(2008)认为,在新的形势下,美国需要对其金融监管架构进行检查和再检查2。

    不同的金融市场结构,应该有不同的监管体系相对应。在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金融市场显示出高度的异质性,金融产品远比银行主导的体系要丰富而且复杂,如果将这些产品看为信用商品,那么信用商品所代表的权利远大于某种资产或者资产组合的所有权, 而且还包括了一个赋予其他人或者代理商的委托管理权(Spencer,2000)。因此,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金融监管的作用在于防止信息不对称,以维持信用和市场的功能。美国财政部(2008)设计了一套在市场主导的体系下的“最优监管框架”,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监管,市场稳定监管(market stability regulation)、与政府担保有关的安全和稳健监管(safety and soundness),以及商业行为监管(business conduct regulation)。

    但是,在银行主导的金融市场中,金融稳定的挑战性在于银行的脆弱性。造成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的主要原因除了系统性的宏观经济不稳定之外,还有银行自身管理和经营的结构性环境的弱点。银行体系本身的弱点主要表现有五个方面,一是银行管理不善引起承担过度风险,二是缺乏充分的财务状况信息,三是公共部门对银行负债提供银行或者明确的担保,四是无效的银行监管环境,五是过于集中的所有权结构和关系贷款。与此相对应的监管体系是建立在“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之上的,即是建立在资本充足率基础之上的审慎监管原则。其目标是保证银行资本充足、公司结构透明、风险管理机制健全、股东与管理人称职以及监管有效(IMF,1998)。可以看出,两个不同的金融市场体系,其监管的重点和体系配套的制度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全球金融市场体系从银行主导的体系向市场主导的体系加速转变的过程中,监管的调整是落后于市场本身的发展的,因此,就可能存在市场体系与监管体系的不匹配,进而造成严重的监管不到位的风险。

    2、混业经营与金融监管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英国、日本和美国等原本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纷纷修改法律,允许金融机构进行混业经营,可以说,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全球金融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众所周知,混业经营管理难度大、成本高,金融风险更容易在各个业务之间传递,并且存在比较严重的道德风险,因此,在监管方面,混业经营比分业经营的不确定性更多。

    2,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摘译,美国财政部关于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架构的蓝图,2008 年9 月22日。

    在分业经营的模式下,金融风险相对单一,金融监管更容易标准化。各个监管机构可以制定标准的监管方式,要求各个金融机构提供“标准”产品,以将不同金融机构分别纳入到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之内。监管当局可以充分利用专业化和标准化,以达到有效监管的目标。其二,在分业经营模式下,监管当局更容易出台风险管理措施。比如,针对银行业可以出台存款保险制度,这样就可以防止小储户的破产。从理论上讲,分业经营模式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是建立在金融体系不确定性参数、风险回避系数、外部性因素和监管成本等减小的基础之上(谢平等,2003)。但是Coffe(1999)指出,混业经营的风险可能被低估了,而且如果是以功能监管为主,可能出现监管目标和机构之间的竞争,而不是紧密的协调与配合,那么混业经营的理论基础可能就动摇,甚至可能导致监管体系的分裂。

    比如,金融业开放在监管充分的条件下可以减小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因子,但是如果监管不到位,结果可能相反。其次,在分业经营中,针对监管的金融创新是一种非生产性利润追求行为,是创新与监管的一种博弈,势必降低了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但是在混业经营下,金融创新往往导致杠杆化操作,效率提高下损失了稳定性,风险回避系数的变化趋势不明确。再次,混业经营促进金融行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但是,却可能导致道德风险的泛滥。最后,监管成本问题更是混业监管面临的最大现实挑战之一。因此,政府作为整个市场投资者的监管代理人遭遇了较为复杂的监管难题。更重要的是,在混业经营的条件下,金融监管的力量相对薄弱。因为当前金融体系的监管是建立在股东对债务负有限责任以及提供公共存款保险的基础之上,股东和储户、投保人等市场主体对代理人的监管积极性不足,金融机构运作的内部监管部分缺失。这样就造成了市场规则、保险、监管和流动性援助之间的平衡关系受到扭曲,导致了公众对监管功效和资产安全性的不现实的预期(Spencer,2000)。

    由于内部监管人的职能丧失,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不到位,加上混业经营中金融体系日益复杂化,即使存在合适的机制激励监管人进行充分的监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股东为代表的内部监管人和以货币当局为代表的外部监管人逐渐丧失进行充分监管的能力。

    3、功能监管和统一监管

    功能性金融监管(Functional Regulation,功能监管)是指基于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更具连续性和一致性,并能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协调的监管。在这一监管框架下,政府公共政策关注的是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所能发挥的功能,而不是金融机构的名称,其目标是要在功能给定的情况下,寻找能够最有效地实现既定功能的制度结构(Merton and Bodie,1993;Merton,1995)。理论上,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更适应混业经营对监管体制的要求。功能性金融监管以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为依据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从而能有效地解决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避免监管“真空”和多重监管现象的出现。 第二,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能够更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在金融业转向混业经营以后,跨行业的金融产品日益增多,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将不局限于个别行业,很有可能会危及整个金融业。还有,由于金融产品的基本功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使得据此设计的监管体制和监管规则更具连续性和一致性。实行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以后,监管当局不必再通过限制金融创新产品的发展来维护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可更多地关注功能监管体系的完善(王自力,2008)。

    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的最大优势是能够顺应混业经营的趋势,实行跨行业、跨市场、跨产品的金融监管,但功能监管要求设立一个统一的中央监管机构,以实现对整个金融业的监管。因为混业经营下金融业务交叉现象层出不穷的趋势,风险在不同产品、机构和市场之间传递与分散,因此需要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来对金融业实施整体监管,以使监管不仅限于各行业内部的金融风险。由于功能监管的统一监管机构缺失或职能不到位,往往导致监管冲突与监管疏漏3。功能监管的最大挑战在于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监管机构,这使得统一监管模式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统一监管模式由一个统一的机构实施对所有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监管,监管者不仅要对金融安全和稳定负责,防范和化解系统风险,还要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商业行为进行全面的监管。这一组织模式又被称为“全能监管”(mega-regulation)模式。

    3, 监管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不同机构的监管目标不同所致。监管冲突可能会导致重复监管和监管效力降低;监管疏漏主要缘于监管机构权责不清,或权责不对称,经常导致监管机构的被迫“弃权”,或者监管死角。

    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最直接的效益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由于存在着监管规模经济,能有效地降低成本,更为充分的利用“共享资源”。另一方面,统一监管机构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为具有不同需要的市场主体提供多种监管服务。统一监管机构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监管政策的连续性,保证监管政策具有稳定性,进而给被监管者带来稳定的监管“预期”。

    更重要的是,统一监管可以有效避免监管冲突与监管疏漏。尤其在混业经营模式年使得整个金融体系的联系,由以前主要的、关键的宏观层面,拓宽到一个更为深入的微观层面。通过建立一个多边机构的监管体系和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体系,相对而言更能反映金融体系的变化和金融结构的重构。美国财政部(2008)指出,英国就其金融服务业监管架构进行了根本性变革,建立了由中央银行(即英格兰银行)、财政部及对所有金融服务业进行监管的全国性金融监管机构(即金融服务局)的三方(tri-partite)监管架构。每一个监管机构都扮演一个界定明晰、相互补充的角色,这一架构增强了英国经济的竞争力。

    但是,统一监管或许可以避免多边监管经常出现的监管冲突和监管重叠,但是,统一监管在消除上述现象的同时,会同时产生另外两个问题,即统一监管会导致监管目标和监管文化的内部冲突。这两个问题也可能提高监管的行政成本,极大地损害监管的效率。

    因此,在现代金融体系下,金融机构的多元化经营要求有相应的监管组织模式与其相适应。不管是功能监管还是统一监管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内在的缺陷,如何在不同的金融环境下,采取相适应的金融监管模式,是金融监管当局的重大挑战。

    4、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背离

    自去年夏天,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金融体系动荡迭起,已经演化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与此同时,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及其职能的发挥也受到众多的非议。一些研究(IMF,2008b)认为,在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升级过程中,美国金融监管模式和金融经营模式的一定程度上的背离,加上监管当局的监管放松,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次贷危机的爆发是难则其咎。

    当前的金融机构监管框架是在70 多年前建立的架构基础之上产生的,可能已经无法适应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混业经营的模式。对存款机构监管的基础绝大部分基本构架与20 世纪30 年代构架相似。证券业和期货业同样实行分业监管,该监管模式也是在70 年之前就已基本确立。然而,目前资本市场全球化使得其他国家正在向“市场主导型经济体”不断发展成熟,提供了美国以外具有深度和流动性的资金来源,却带来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信息技术和信息流的改善导致了创新型、风险分散及通常较为复杂的金融产品和交易策略的出现。然而,这些创新其复杂的内在属性可能阻碍投资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对其风险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估。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日益增多给市场带来了流动性、提高了定价效率和改善了风险分散,并鼓励了产品的创新和复杂化。但这些机构可以使用较高比例的杠杆操作和更加相关的交易策略,这对广泛的市场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这些发展状况正暴露出监管的差距和冗余,给美国金融服务业及其监管架构施加了压力。(美国财政部,2008)

    其二,当前的以业务功能划分功能监管制度无法甄别系统风险。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和升级过程中,功能性监管暴露了其最明显的缺陷:没有一个单独的监管部门拥有监督系统性风险所需的全部信息和权利。(美国财政部,2008)任何一个监管部门都无法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采取协调行动,这使得解决与金融市场稳定性有关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美联储未曾也没有真正处于监管的核心,至少是没有发挥监管核心的作用(Cecchetti,2008)。而目前的金融体系中,与金融机构有关的事件可能触发更大范围的混乱或一系列的违约,这会严重影响金融体系、以至于实体经济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还有,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中存在比较严重的监管冲突与监管疏漏。目前,美国实行的是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伞形监管模式。该模式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各金融监管机构为组成的监控体系。但是,伞形监管对金融风险的预警、披露和防范并非有效(Cecchetti,2008)。主要监管者美联储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专业监管部门的牵制,产生监管冲突;另外,由于职能分工,又疏于对交叉业务的监管,监管效率还不能达到最佳,往往出现监管疏漏。例如,商业银行通过实施证券化,就可以将风险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转出,从而规避美联储对资本充足率的管制。与此同时,由于相关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是商业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未全力介入对此类证券的监管。

    证券化将信贷风险由信贷市场转移到资本市场,但由于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是彼此分割的,从而不能充分识别和控制证券化的风险。金融监管的不充分、无效率和监管“死角”,尤其是缺乏对MBS、CDO 等结构化金融产品和相关机构的有效监管,使得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过度暴露于风险之中。当然,金融创新的复杂性和金融机构经营的多层次使得金融监管的能力受到挑战,金融监管也不能代替金融机构进行风险管理。最后,还有监管准则的问题,虽然美国银行业将巴塞尔协议II 当作监管的重要准则,但是,巴塞尔协议II 本身是鼓励证券化(以分散风险)和表外融资(IMF,2008b),但是,问题的严重性除了体制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于监管当局的监管放松。

    2007 年和2008 年次级借款人的贷款拖欠(delinquency)、贷款违约(default)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foreclosure )的比率较高,这凸显了美国抵押贷款发起的监管制度存在的缺陷。最近几年,抵押经纪人和贷款人在没有联邦监管的情况下发起了全部抵押贷款的大部分和超过50%的次级抵押贷款。这些抵押发起人受到的监管程度是不尽相同的(在某些情况下监管程度有限或者没有监管)(美国财政部,2008)。

    从次贷危机演化为金融海啸,美国金融市场受到极大冲击。美国财政部因此出台了改革监管机制的“蓝图”,提出了相关的短期和中长期的政策选择,以期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系统性改善。短期内应该注重以下问题,一是强化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在金融市场监管和政策问题上保持了一种有效和有用的机构之间协调人的角色;二是解决抵押贷款发起监管中存在的缺陷,建立一个按揭监管委员会、全国按揭贷款法律起草条例应该继续成为联邦储备银行的专有职责、明确并加强联邦法律的执法权限(enforcement authority)。三是联邦储备体系提供流动性。联邦储备银行需要解决金融体系总体流动性供应方面有关的某些根本问题,在保持市场稳定性和考虑扩大安全网的相关问题之间取得平衡(美国财政部,2008)。

    在中长期,逐步废除并将联邦储蓄宪章转变为国民银行宪章,因为美国消费者居民按揭贷款已经具有足够的来源,联邦储蓄宪章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的要求4。加强对州注册银行的联邦监管,应该对州注册银行的直接联邦监管进行合理的调整。要么将对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州注册银行进行所有这类银行检查的职责交由联邦储备银行来负责,要么对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州注册银行进行所有这类银行检查的职责交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来负责。

    还有,加强对对支付结算系统的监管,美国的主要支付结算系统往往不受到任何统一的、专门制定的及全局性的监管制度的监管,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对支付结算系统的监管具有异质性。另外,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管。因为保险业主要由州监管机构进行监管,而联邦政府几乎没有介入监管,这一情况持有了130 多年了。最后是期货和证券业的监管,在其当前的监管架构之内和在其当前的权利之下,证券交易委员会应该采取若干特定举措使其监管方法现代化,以实现一种机构之间更加无缝的合并,以防止监管疏漏(美国财政部,2008)。

五、结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该危机的爆发、升级与蔓延是由住房抵押贷款标准放松、金融产品过度证券化、金融运行信息不透明等因素造成的,更有金融体系、经营模式以及监管制度等制度性层面的原因。

    在金融体系方面,相对银行主导金融体系,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可更加有效地分散风险,而且投资组合策略更加灵活性,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是,该类型金融体系使投资者的资产更多地暴露在风险之下,市场信息、市场情绪和短期流动性的变化将导致资产价格的较大波动。风险更容易跨境传递,市场主导型的市场对监管的要求更高,金融体系可能存在更大的系统危机。资本市场主导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是适应不同情况的金融制度选择,但是在体系稳定性,资本主导的体系甚至更脆弱。

    在经营模式看,混业经营模式在全球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混业经营可以促进金融深化,提高金融效率,推进经济增长。混业经营下银行体系外的机构出现危机迅速传递到商业银行。该模式下信息优势是不均衡分布的,可能恶化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委托代理问题,混业经营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期限和流动性错配,可能产生更大的危机。混业经营相对分业经营在金融稳定方面并没有优势。从金融监管看,功能监管和统一监管都各有长处与缺陷,在美国新一轮金融危机中,功能监管制度,与混业经营模式发生了重大的背离,是危机爆发的重大原因。美国金融监督制度将产生较大的改革,可能从功能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

    4,作为应对大萧条的举措,1933 年国会创建了联邦储蓄协会宪章(federal savings associationcharter)(联邦储蓄宪章)。起初联邦储蓄宪章专注于为居民按揭贷款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联邦储蓄贷款的权限扩展到居民按揭贷款之外。例如,20 世纪80 年代国会扩大了联邦储蓄宪章的投资权限,并于1996 年批准将非按揭资产纳入其中,以通过合格储蓄贷款人的检验。(美国财政部,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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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09-03-16 16:08:56 +0800 收件人: "tou_yl" <tou_yl@188.com> 抄送:标题: 日资全球统合资源 — 三井物产在行动

日资全球统合资源

----三井物产在行动

佟凯敏

2009年03月11日 《环球财经》杂志

  中国与日本所不同的是,政府决定大企业的经济活动,而不是由财团运营,将国家企业化。通过铁矿石涨价造成的轰动,透视出中国钢铁被日本牢牢操纵,当前铜矿石等其他资源也正在重走老路。即便目前有政府出面,在海外投资矿产,但仍无法摆脱一种悲哀的命运。

 资源捆绑

  2008年12月18日,日本与澳大利亚在东京签订“共同防卫宣言”,双方的外务和防务大臣出席会议,这标志着日澳军事同盟的正式确立。日澳双方在矿产等方面形同一体的合作,则成为同盟牢固的经济基础。

  铜是重要的金属资源。三井物产与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BHP Billiton PLC)、力拓(Rio Tinto Group),在全球展开的关于铜的合作,说明双方非同寻常的关系。

  2001年2月23日,蒙古国宣布,必和必拓在位于蒙古南戈壁省汗包格德县的敖尤陶勒盖地区发现巨大的铜矿。初步探测结果表明,该地区的铜储量在7.5亿吨以上,处于地表、储量在5000万吨的铜矿两处,是蒙古现存最大的额尔敦特铜矿的2倍。随后必和必拓将许可证转让给加拿大的艾芬豪矿业公司(Ivanhoe Mines Ltd)。

  2004年底,加拿大艾芬豪矿业公司又在敖尤陶勒盖地区发现预计储量超过60亿吨的煤矿,其中适合钢铁生产的优质煤炭占40%,距中蒙边境约80公里。紧接着,2005年4月,三井物产与加拿大艾芬豪矿业公司在乌兰巴托签订谅解备忘录,建立战略联盟,共同开发敖尤陶勒盖铜金、煤炭工程,并提供铁路运输、电力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

  2006年8月10日,在三井物产的敦促下,小泉纯一郎首相访问蒙古,稳固关系。早在同年3月,恩赫包勒德总理访问了日本。双方互访充分营造出日蒙友好氛围。蒙古国民对日本的亲近感也与日俱增。此前,有报道称,蒙古近1/3的国际援助来自日本。例如1977年3月由日本扶持建成的蒙古纺织产业,目前占世界羊绒市场的份额约为25%,创造蒙古外汇收入的50%。

  2006年10月,澳大利亚力拓收购加拿大艾芬豪10%的股份,并有权将持股比例提高到40%,并宣称敖尤陶勒盖铜金、煤炭工程为世界最大规模,预估可使蒙古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上升34.3%和11.5%。

  2008年3月5日,蒙古外国投资和外贸代理机构负责人奥特冈巴特在多伦多称,国会将讨论项目协议草案以及可能的矿业法修正,敖尤陶勒盖铜矿将在2009年正式投产,2014年产量将达到41万吨。

  整个进程中,三井物产与必和必拓、力拓虽未直接接触,却拥有着连贯而通力的协作,从意志到行动都相当统一。尤其是诸如在敖尤陶勒盖进行的决定一个经济体国计民生的事业。另外,离蒙古不远,由三井物产统筹的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9.94,-0.26,-2.55%)煤炭、冶金、电力、黄河引水工程也与它相互配合。

  与在蒙古国的道路相同,三井物产在鄂尔多斯也是先扶植纺织产业。1979年,三井物产开始帮助当时还很薄弱的鄂尔多斯羊绒公司购置纺织设备,并且将生产的原毛和羊绒产品出口到日本,充抵设备款项。从此鄂尔多斯经济起飞,目前鄂尔多斯纺织产业,已经占世界羊绒市场的40%,地位难以撼动。时机成熟,三井物产便深入鄂尔多斯的资源产业。

  2003年,三井物产投资190亿日元,持有鄂尔多斯电力冶金公司的25%权益,主持鄂尔多斯煤炭、冶金、电力、黄河引水工程。鄂尔多斯电力冶金公司迅速成为拥有世界最大硅铁工厂的企业。每年生产硅铁55万吨和硅锰15万吨,覆盖日本总需求量。2004年,鄂尔多斯电力冶金、JFE钢铁和三井物产建立合资的EJM锰合金公司。而鄂尔多斯也变成中国最富裕的地区。200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0451万美元,超过北京和上海。

  通过对一个庞大工程的把握,三井物产将日本、蒙古、澳大利、中国,甚至俄罗斯的资源捆绑在一起,运筹帷幄。对全球资源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无所不能

  三井物产始终努力保持某种内部相对的平衡,积极扶持巴西淡水河谷(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CVRD)。三井物产原本就拥有巴西Valepar S.A.公司(CVRD的母公司)18.24%的股权,属于幕后决策者。2008年6月13日,三井物产再次表示,Valepar准备行使优先认购权维持在淡水河谷的控股权,而三井物产会按比例向Valepar投入资金750亿日元左右,约合6.9亿美元。

  淡水河谷以铁矿石生产为主,目前也在向铜、镍等非铁重金属,以及石油、煤炭、天然气等领域跨越,逐步完善综合的价值体系。其中,铜矿项目已占到淡水河谷2008年预算的25%。淡水河谷的Salobo位于巴西北部Carajas地区,是巴西最主要的铜矿,计划全部投产后每年铜精矿的产量将达到40万吨。

  又例如淡水河谷与斯卡博罗矿业公司(Scarborough Minerals)正在哈萨克斯坦共同开发沃斯托克铜矿。该矿区占地111平方公里。根据前苏联时期的数据,矿区500米深处可能拥有200万吨铜。

  智利最大的3家私营铜矿为埃斯康迪达、洛斯佩兰布雷斯和科亚瓦西。参照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现货铜价,埃斯康迪达同为世界最大的私营铜矿,销售额83.8亿美元,净利润53.2亿美元。它由必和必拓持有57.6%股份,力拓持有30%股份,三菱商事持有10%股份,国际金融公司持有2.5%股份。

  洛斯佩兰布雷斯销售额27.3亿美元,净利润18.4亿美元。它由安托法加斯塔矿业(Antofagasta Minerals)与三菱商事控股。科亚瓦西销售额32亿美元,净利润17.9亿美元。它由斯特拉塔(Xstrata PLC,总部在瑞士)持有44%股份,英美公司(Anglo American PLC)持有44%股份,三井物产持有12%股份。

  智利国有铜公司(Corporacion Nacional del Cobre,CODELCO)同期销售额则为129.7亿美元,可比净利润71.4亿美元。如此矿产巨头,自然会是整合的重大目标。2008年1月29日,力拓与CODELCO签订协议。力拓与CODELCO的全资子公司SCM Los Andes共同向双方的合资公司提供位于智利的几处矿权。力拓将获得利润的55%,并有望增加到60%。只要经济复苏,原材料需求回暖,近期铜的价格下跌局面就会扭转。因为从长期看,价格的暴涨是必然趋势。而盈利状况也将会再次剧增。

  淡水河谷这座由巴西总统亲自任命总裁的超级企业,在三井物产的决策推动下,不断地吞并、垄断,逐渐与必和必拓势均力敌。2008年初,淡水河谷提出收购斯特拉塔,总额为900亿美元。与必和必拓以1010亿美元收购力拓遥相呼应。两宗均以失败告终,但淡水河谷保留收购斯特拉塔的权利。仅仅几个月后,6月13日,摩根大通银行表示,淡水河谷可能收购美国自由港迈克墨伦铜金矿公司(Freeport-McMoRan Copper& Gold Inc.)。此时,由自由港迈克墨伦、布埃纳文图拉矿业公司(Compania de Minas Buenaventura SAA)和住友商事控股的秘鲁绿山铜矿,爆发工人罢工,震惊全球。该矿生产的铜精矿50%出口给住友金属矿业公司。

  两天后,6月16日,英国《观察家报》报道,淡水河谷也在考虑收购英美。英美当前市值为435亿英镑,约合850亿美元。英美是基于智利的矿业公司,其智利部门2007年铜产量为65.2791万吨,同比增长1.9%。其中,包括控股44%的Collahuasi铜矿(即科亚瓦西)。它旗下的Los Bronces铜矿,产量也高达23.1216万吨。

  世界级的矿产资源正不断地减少,而新矿的开采成本在提升。资源,对于日本,不仅是单纯的暴利事业,也是确保拥有绝对优势的日本重工业的首要因素,并且与重工业共同构成日本控制力。日本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是国土面积(37.79万平方公里)的10倍,此次又向联合国申请74万平方公里的延伸大陆架。其中储藏丰富的矿产,特别是替代性能源,已使日本成为资源大国。而日本在对全球资源生产几极间进行统合的同时,亦将触角伸向中国、印度等社会。

新的势力

  泛太平洋(13.26,-0.27,-2.00%)铜业公司(Pan Pacific Copper)预测,2009年全球铜需求量将增长3.5%至1916万吨。而中国作为最大的铜消费市场,将增长8%。

  三井物产几十年间一直将目光聚焦在江铜、云铜、金川、铜陵有色(9.61,-0.18,-1.84%)等中国主要冶炼厂。中国铜精矿相当短缺。三井物产就把它在海外的巨大矿山介绍给它们,或者帮助它们对海外的矿山投资和开发,扩大业务。从中国金属冶炼发展的起初,它就在默不作声地渗透。铜陵有色是新中国最早建设起来的铜工业基地。位居世界铜精炼企业第五位。2007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8.29亿美元。而在1985年11月,铜陵有色就与三井金属矿业株式会社结成友好企业。

  在印度,三井物产的策略较为隐蔽。2007年,印度韦丹塔公司(Vedanta Resources)收购三井物产所持印度铁矿石公司Sesa Goa51%的股份。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 Mittal)与淡水河谷均失败。在近年全球铁矿石价格飞扬中,均会看到Sesa Goa的身影。在收购Sesa Goa51%的股份后,韦丹塔迅速壮大。三井物产通过韦丹塔,顺利在印度复制日本早已在其它国家建立的模式。并孕育出一支介入全球资源的新的势力。

  2007年6月,韦丹塔与澳大利亚最大的铜生产公司WMC洽谈收购其铜资产。韦丹塔目前年铜产量为31.3万吨,旗下杜蒂戈林炼铜厂投产后将增加至40万吨。WMC的年铜产量为27.5万吨。同年12月,韦丹塔购入赞比亚铜业投资公司所持孔科拉铜矿28.4%股份,以将其所持股份由51%提高至79.4%。2008年5月,韦丹塔以26亿美元收购美国铜业公司Asarco。6月,又提出计划未来4年在印度投资200亿美元,扩展金属和电力业务。俨然一头咄咄逼人的怪兽。

  在那些世界级的矿产资源,或许三井物产的资本不大,并没有实现控股。但是三井物产会让三井金属、住友金属、日矿等公司从事矿产的冶炼,支配矿产的输出,从而具有压倒性的势力。住友金属矿业是三井•住友大财团体系中一个重要部门,住友财团最早就是以铜而起家的,每年住友金属与必和必拓的谈判都会改变全球矿业走向。

  2008年7月31日,住友金属与必和必拓达成协议,对于铜精矿处理和精炼费用的设置低于年初谈判的45美元/吨处理费和4.5美分/磅精炼费。孰料2008年12月,日本冶炼厂(以住友金属为主)提出将争取在2009年提高铜加工费用至三倍。铜原料市场价格取决于铜矿石价格和加工费用。2008年12月,LME铜价已经由4月的8600美元/吨震荡下行到2900美元/吨。同时,住友金属可能将从2009年1月起削减铜产量10%以提升铜价,应对全球经济不景气带来的汽车及电子产品需求的下滑。早在2008年1月,住友金属就与必和必拓达成协议,同意将铜矿石价格提高1%,日本矿石和冶炼产业的利润得到保证。虽然日本重工业成本回升,但都作为财团成员,整体利益便获得最大的维护。而居于底端的外国企业则无法避免受到打击。

  泛太平洋铜业是日矿与三井矿业冶炼建立的合资公司。2006年,它们将大部分铜冶炼业务合并到泛太平洋铜业公司,以增强铜业务。它已经与韩国LS日光铜业公司(LS-Nikko Copper)组建同盟。计划在未来几年在智利与秘鲁等国投资2000亿日元开发铜矿。它的规模仅次于智利国有铜公司和美国菲尔普斯-道奇公司(Phelps Dodge,隶属于自由港迈克墨伦)。

谁受影响?

  电解铜箔是电子工业的基础原材料,主要用来制作印制电路板。全球电解铜箔的生产几乎由日本控制。三井、日矿、古河、福田等大公司在世界各地都建有工厂。近年电解铜箔的供需缺口迅急扩大,中国内地、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每年都足有数万吨的缺口,这就为三井这样铜箔年产量占世界市场35%份额的企业,提供广阔的环境。

  2008年4月,三井金属表示,将在台湾的台湾铜箔(TCF)和马来西亚的Mitsui Copper Foil(MCF)两个公司内,增强厚度在12μm以下的电解铜箔的产能,还将增产需求稳步增长的带树脂的铜箔,创造能够实现稳定供应的体制。2008年9月,三井矿业冶炼决定投资150亿日元在马来西亚建立新工厂,该工厂将拥有每月1200吨的铜箔生产能力。

  在中国,三井金属1999年和2001年在苏州和珠海分别投资建立工厂。这两家两座工厂尚处于试水阶段。中国铜箔市场成熟后,三井金属将会在中国发展整个生产体系。三井金属贸易(上海)公司是三井金属设在中国的核心机构,具有综合商社的职能。它已经在中国进行大量的产业链条铺设。随着电子工业的普遍发展,尤其是中国、韩国、台湾等新兴市场涌现出大批消费电子类企业,日本作为世界第一的电子工业大国,非但没有被撼动,反而始终把控基础原材料。因此,全球先进电子工业,由日本这个大脑控制,少数国家和地区可以是神经中枢(只有依靠日本的素材才会发挥自己的技术),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只是从事装配的双手。

  三井金属与三井矿业冶炼,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背负日本民族的不是政府,而是财团企业,财团始终以民族的强大为己任。在面对日本紧密团结的财团企业时,中国却往往暴露出松散的弱点,进而成为日本的打工者。不断有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的企业,被日本财团吸纳。

  三井物产是世界最大的综合商社。综合商社首创于日本。它具有极大的贸易规模,但更注重在这个基础上将各种全球通用企业联系起来,甚至发展成财团成员。从而深刻影响全球的经济政治。因此,日本财团的界限愈益模糊,范围也愈益难以衡量。综合商社和主办银行是日本财团的核心机构。一个打通道路,一个提供资金,相互协调。

  新近出版《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一书的作者白益民,曾经在三井物产工作了12年,他在书中的最后一页这样写道:“日本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突出特征就是,以综合商社为核心对国民经济进行细致的微观经济管理,而非像美国那样依靠基金实施粗放型的宏观经济管理。”

    总结一下就是:综合商社是商贸公司,第二银行,准军事体,次级政府,幕后外交,战略智囊,情报中心,风险堤坝,投资媒介,经贸大学等。总之,综合商社不仅是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纽带,而且是日本寓军于民体制的核心,是民间与政府对接的桥梁。

 

 

 

发件人:"postmaster"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2009-03-15 23:38:51 +0800收件人:<postmaster@huxingdou.com.cn>抄送:标题:转发: 胡星斗的声明:反对查抄乌有之乡

反对查抄乌有之乡

胡星斗的声明

2009-3-15

    据《亚洲周刊》报道:“北京两会前夕,「乌有之乡书社」突然遭到警方查抄,并带走四五人问话。”如果仅仅因为言论,就查抄乌有之乡,我是反对的,我对朋友多次表达了这个观点。尽管我不同意乌有之乡的大部分言论,尤其反对他们崇毛邪教化,但是我捍卫他们说话的权利。同时,我希望乌有之乡摈除非理性的辱骂、恐吓以及文革式的无限上纲(什么卖国贼、汉奸、美国特务等等)的做法,进行正常的观点交锋与辩论,以事实和证据说话,不再发表谩骂式的“文章”——不仅针对我,而且针对所有的持不同观点的辩论人,都不要骂,这也是乌有之乡自重的要求,否则只能损害自身的形象。当代中国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没有教养,的确是民族的悲哀。

    我反对崇毛邪教化,因为我担心伊朗式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巴列维的改革开放最终被原教旨主义的霍梅尼们所颠覆。就像网友所说的:“给历史以真实,不是为了宣扬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我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可能重演悲剧——最终陷入封闭和第二次文革的内乱,如果政府和人民还不警醒的话。请参阅文章:第二次文革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http://blog.ifeng.com/article/2342605.html。

    我是“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不过,本人与乌有之乡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了。我与乌有之乡并没有私仇,我的出发点只是借此争论唤醒更多的同胞关心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命运。

 

 

发件人:"aiqun368" <aiqun368@126.com>  2009-03-16 15:03:0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宋宝铃:为“乌有之乡”负责人的进步声明叫好 

为“乌有之乡”负责人的进步声明叫好

OO九年三月十六日

宋宝铃

    最近,“乌有之乡”被香港“自由媒体”《亚洲周刊》涮了一把:《亚洲周刊》诬称:《乌有之乡要为四人帮平反被查处》。

    “乌有之乡”负责人因此以“答网友问”的形式发表声明。声明开场白称:“五年多来,乌有之乡经营人文社科类图书,免费举办文化讲座和沙龙活动,创办大众学术网站,联系了大批爱国学者和老革命家,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批判否定党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揭露西方帝国主义欲肢解我中华民族的战略图谋,维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理论探索,为世界和人类的未来道路进行探索,成为在全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一面进步旗帜,乃至在世界范围内的进步知识分子中都有一定的知名度。特别是,乌有之乡网站如今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了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网络阵地。”

这里没有了“希望探索一条既不同于生产力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又不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创新之路” 之“中间论”的表白,而是旗帜鲜明地宣告:“成为了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网络阵地”。这对比以前的“核心理念”是大大的进步了。我们应该为此大声叫好!

伟人有句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实事求是地说,“乌有之乡”确实有过想骑墙的念头,但客观事实教育了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这不,人家找上门来叫板了,连造谣带诬陷,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这叫什么?这就是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有时候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从杜勒斯叫嚣“和平演变”到五十三年前的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从“休克疗法”的阴谋设计到前苏联、东欧的解体,国际资产阶级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何曾放松过和停止过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没有,从来就没有过。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却常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阴风隐隐作怪,大伤了革命人们的心。曾几何时,赫鲁晓夫不是叫嚷过“全民国家、全民党”,大反斯大林,解除了前苏联人民的思想武装,三十多年后,第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在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轰然倒塌;在我国国内,不是有人曾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大肆宣扬“伤痕”文学,要算建国以来的“孽债”,导致了1989年“六·四”的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差一点早于苏、东解体。美国敢树一个共产主义暴政纪念碑,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多次通过干涉中国内政的决议案,唆使“藏独”、“疆独”、“台独”势力不断骚扰我国的正常秩序,而我们为什么只有招架之功呢?

旗帜鲜明地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理念,理直气壮地歌颂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题中应有之议,而现在却成了稀罕事,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情况。我曾听说一些人民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公开宣称:政府是“中派”。岂非咄咄怪事?

地球人都知道:各国社会党、共产党,或者工会的组织,新闻报道上称他们为左翼人士,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应该是名正言顺的左派,这是常理。现在思想混乱到了自己却不知道自己是谁,确实够悲哀的。这就难怪“乌有之乡”想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了。

应该感谢资产阶级的报刊,他们用实际行动在教育无产阶级: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怪事?地球人都知道:各国社会党、共产党,或者工会的组织,新闻报道上称他们为左翼人士,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应该是名正言顺的左派,这是常理。现在思想混乱到了自己却不知道自己是谁,确实够悲哀的。这就难怪“乌有之乡”想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了。

应该感谢资产阶级的报刊,他们用实际行动在教育无产阶级: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世界经济动态:

印度全面杜绝中国玩具进口

环球时报

    在年初无理由地宣布半年内禁止中国玩具进口并遭到中国抗议后,印度政府再次抛出强硬措施???全面杜绝中国玩具进口管道,强调包括经由第三国进口的途径。 据印度主要报纸之一《印度》8日报道,“只要原产地是中国的玩具,无论是从哪一国或地区进口,一律在禁止进口之列”,印度商工部下属的外贸局官员6日向印度全境所有海关部门通告了这项最新的“政策通报”。该官员表示,这项通报旨在杜绝所有可能的漏洞,以确保中国玩具无法经由任何管道进入印度市场。

    早在1月23日,印度外贸局就宣布停止进口中国玩具半年,而且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此举随后遭到中方严正抗议,国内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将印度上告至WTO争端解决机构。印度商工部部长纳特随后辩解称,这样做是基于大众健康与安全的考虑。而印度玩具业公会副主席库玛则表示,中国玩具廉价倾销印度市场,造成印度本土玩具产业失业人口增加,这是促使印度当局停止进口的原因。

    据印度媒体报道,1992年到2003年,印度玩具厂商每周从中国进口120万件玩具。尤其到1997年之后,中国玩具一度占据了印度80%的市场,但现在份额已经大幅下降。
 

 美国资源回收价格暴跌要崩盘

《华盛顿观察》

     美国百业萧条,商品滞销,现在连回收的废弃物都卖不出去,资源回收价格暴跌,成吨的厚纸板、塑胶制品、报纸和金属类回收废弃物堆在回收商的堆置场和仓库里,不是未找到买主,就是业者不愿以破底板价卖出。原本这些回收废弃物可再制成汽车散件、书皮、包装电子产品的纸盒等,但美国最大的资源回收出口市场就是中国大陆,那里的需求也因为美国国内市场的低迷而迅速流失,价格也一再创新低,部分收回包商宁可把回收废弃物直接送进垃圾场,因为那比送去再制还划算。

    亚利桑纳州一家非营利资源回收机构已停止回收某些类别的厚纸板,像包装谷类食品和比萨饼的盒子,因为根本没有市场。西维吉尼亚州卡纳华郡的官员,呼吁居民把胶塑和金属类回收废弃物留在家里,该郡自12月5日起不再回收这类垃圾。宾州法兰克维尔镇最近停止回收资源垃圾,因为直接倒进垃圾场的工本比回收还低。蒙大拿州黄石国家公园附近只收厚纸板,其它都不收。

    虽然现在还没到全美各地都停收回收废弃物的地步,但业者表示,资源回收业成长多年,如今整个产业面临突如其来的大幅衰退。许多大回收商说,仓库里堆了大量回收废弃物,因为与大城市有合约,必须继续收这些废弃物,他们也看好未来半年到一年内价格会回升。近年来资源回收业的蓬勃发展,除了与消费者环保意识抬头有关外,也与这一行有利可图大有关系。回收业者和地方政府都分到利润,现在利润大减,甚至没利润,资源回收计划前景堪忧。
据报导,今年的资源回收市场价格与原物料价格一样,出现暴涨暴跌,今年稍早回收的锡罐每吨可卖到327美元,现在已跌到5美元。

 

 


发件人:"欧阳君山" <tdyjs999@gmail.com> 2009-03-15 19:08:44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欧阳君山:“为富人造房”错在哪

主流经济学根本不懂市场!

“为富人造房”错在哪

欧阳君山

    就像拍卖,没有前面低价位购买力的“投票”,价格会无缘无故地上去吗?任志强们千万要明白一个道理:社会需求是一个整体,不要把穷人的需求弃之一边,就像不要对前头的竞标视而不见!——题记

    按:近一段时间以来,楼市问题再一次引发热烈关注。尽管形势已经日益明朗,但由于种种原因,似乎依然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原因肯定有利益的纠缠,但有关的道理不明应该也是事实。 2007年4月,就楼市大争论,并鉴于任志强先生一系列观点所具有的高度代表性和影响力,本人曾撰写《准确认清市场机制,真正确立市场信心》,针对性提出一系列新观点,一方面肯定市场机制,另一方面更肯定:我们对市场机制并没有真正认清!

    在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国工商联递交了名为《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的大会发言,其中第二建议就是改革土地“招拍挂”制度。本文早就明确提出:“价高者得”的游戏必须在限定系统内玩,要不然就被投机者所用。 也是在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科伦实业集团董事长刘革新义愤填膺地表示:“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需要有一个民间独立的机构和他们进行质询,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

    据称一部分人不服,包括一些媒体在内。本人略作一旁证:近几年来,与房地产商一道,主流经济学家曾如何放言所谓“为富人造房”,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要通过非市场手段来解决。本文早就明确提出:社会需求乃一个整体,市场不能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属于破天荒唐——主流经济学家置最基本的逻辑与理性于不顾!

    “社会需求是一个整体,相应地,市场也是一个总体,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市场。不应该富人的住房问题能够通过市场来解决,而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就不能够通过市场来解决,而必须寻求什么非市场手段进行解决——我们也真诚地问一句:市场一向被认为资源配置的最优手段,为什么这就不行了呢?政府出来保障不也就是配置资源吗?经济学家们哪去了!”

     本人曾经多次提到: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学界真正把市场机制说明白了,包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在内。诸位,铁证如山,如果你们还讲逻辑和理性,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再大放一厥词:主流经济学根本不懂市场! 正可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像“汇率”一样,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讲一个连自己也不知东西南北的“市场”——还是回家省省吧!(有关“汇率”,详细参读《张维迎们错在哪》)那为什么一种商品的价格会超过限定系统的价格上限乃至发展为泡沫呢?且看我们向任先生请教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供不应求是因为穷人在求还是因为富人在求?任先生曾声称自己就是为富人造房的,不为穷人造房,不造卖不出去的房,穷人和富人要分区。我们承认,任先生是坦率的,敢想敢说,在眼下的中国精英分子中,任先生这样的人不多。可任先生似乎没有细想:您为什么能够为富人造房?富人为什么买您造的房?任先生或许要说:这不小儿科吗?富人对房子有需求嘛!且不说富人应该都已经有了房,按一些调查报告所指出的,北京的富人好一部分都已经有两套或超过两套房。我们现在退一万步,认定富人也像穷人一样,虽不至于露宿街头,但的确也没有房。可富人凭什么高价买您任先生造的房呢?或者说,您凭什么与富人谈判房价呢?

    摆在您面前有两种选择,第一个:你们富人不接受我的价格,我不卖了,这对您不合算,因为您已经投资造了房;第二个:你们富人不接受我的价格,我就不卖你们了,您威胁说,我卖别人去!这个别人是谁呢?从群体上讲,当然就是您所谓的穷人——中国社会的中低收入群体。如果没有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活生生地挺在那儿,富人可能不会买您的房。即便是打算买,也可能不愿意接受您的高价。不正是因为他们如果不出高价,中低收入群体就买去了么?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在这里为您作了个托,任先生!

    如果富人有了房,您还为他们造房的话,按边际效益递减,您这个房即使造得再好,在他们心目中可能也不咋的,可他们为什么又买您的房呢?不就是看到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活生生地挺在那儿吗?他们能够赚取房租,或有一天再卖给中低收入群体赠取升值嘛!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就更是您的托、您的垫底了!

    总而言之,您所造房的高价是广大的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和认同提上去的,富人是不会自动提的。这个道理应该显而易见,也就像拍卖,没有前面低价位购买力的“投票”,价格会无缘无故地升上去吗?千万要明白一个道理:社会的需求是一个整体,不要把穷人的需求弃之一边!

    任先生认定中国房市没有泡沫,却没有想到自己为富人造房的高论就是泡沫的最大表现,原本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所托起来的房地产市场,而今却被任先生们弃之不顾——这不是泡沫,是什么?事实上,任先生们最初最主要的动机,应该还是把自己的目标顾客锁定在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原因不仅在于一部分允富起来的人已经有了房,更在于中国最大多数人就是中低收入群体,任先生们的限定系统能且只能是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这并不否认可以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造一部分更好的房子,但它们的比重应该说是很少的。

    可任先生们为什么“叫嚣”不为穷人造房乃至于完全投入泡沫的怀抱呢?这就是因为任先生们看到了一条曲线——一条上升的价格曲线。理论上讲,从成本到价格上限之间,就是一个商品的价格上涨空间,出售者能够在这个空间自由获利,即便出售者在这个空间进行一定的炒作,也完全是允许的,价格曲线在这个空间可以自由上升,购买者在这个空间内自由竞价,价高者得。在实际中,由于限定系统往往难以确定,或是因为限定系统常常太大,限定系统内的出价最高者也就难以暂定,一个商品的上涨空间会更大。

     这就是给了精明的任先生们一种价格曲线上升而且不断上升的深刻印象,也给了购房者们一种价格曲线上升而且不断上升的深刻印象,进而可能趋使任先生们和购房者们同时预期曲线还会不断上升,而不知道这条曲线正变成一个飘起来的泡沫。有这种预期的人还不只是任先生们和购房者,还有站在旁边冷眼旁观的投机客。由于住房作为商品的特殊性,尤其是它固有的保值增值功能,更由于价格曲线上升而且不断上升,投机资本加入到宰杀广大中低入群体的屠场。当投机入市后,任先生们可能更加迷失方向:“好啊,这么多人要我的房,涨!涨!涨!”于是把投机需求当成了真实需求,从而高价竞地,进而高价造房,以至于洋洋得意地“叫嚣”只为富人造房,把“商品价格上限必须适应特定人群中的大多数人”的常识抛到九霄云外!

    ——该醒醒了!如果不想进一步制造泡沫,别无选择,任先生们必须转向为穷人造房,甚至要不再为富人造房,这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唯一的出路!实际上,这只是恢复常态,因为原本就是广大的低收入群体需要房子。当然,这需要政府种种政策的配合,最明显地就是必须不遗余力打击购房投机,使房市净化为真正的房市!投机者可能不只有投机者,还有房地产商自己,且看我们向任先生请教的第三个问题:第三个,供求关系是不是一对博弈?

    西方经济学在讲供求关系时,搞得温文尔雅,乃至画一条曲线予以描述。这固然不错,但远远不够。经济学实质上是讲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供求关系更是一对典型的博弈,其中别有洞天,完全可以说,人世间有多丰富,供求关系就有多复杂。每个人多少都体验过供求关系的复杂,最典型的就是讨价还价,商家往往漫天要价,我们常常就地还钱。还不只是这一点,著名散文家梁实秋先生曾讲到,一个人只有具备“政治家的脸皮,外交家的嘴巴,杀人的胆量,钓鱼的耐心,坚如铁石,韧似牛皮”,才可能杀倒那一些待价而沽的精明商家。

    关于房市供求博弈的复杂性,近几年我们多少也耳闻目睹过,推出假广告,发布假信息,造出假现场,搞出假按揭,甚至发布假调查报告,乃至造峰造极,物色专家学者,大论假学术,祖传的孙子兵法差不多都派上了用场,目的只有一个:需求十分旺盛,供应相当紧张,购房者们,签单吧!当然不是全部的房地产商都这样做,但相关资讯的确在人们的眼睛和耳朵上磨出了老茧。

    有人要说:既然房屋供求是一对博弈,那广大的购房者也可以反制嘛,比如某楼盘价格太高,你可以威胁说:我知道另外的楼盘,价格低得多,要不成,咱去那边了!你甚至还可以在网上发起“不买房运动”,或是威胁要个人集资建房,让房地产商们集体焦虑呀!人家有孙子兵法,你为什么就没有三十六计呢?

    不错的,在任何一对博弈中,一方都可以对另一方进行反制。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房市供求是一对严重失衡的博弈,房地产商的力量远比广大购房者的力量强大得多!无论是在实力上,还是在地位上,无论是在信息上,还是在关系上——包括媒体关系和政府关系,房地产商都处于超强势位,他们是石头,广大的购房者只是卵子。

    博弈特别需要一个情绪的稳定,在这一点上,房地产商更是“我佛如来”,端庄安详得很!你一时不买,我还一时不卖,我可以待价而沽,甚至囤积居奇,由于房屋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它不会随时间而有所消耗,也不会随时间而有所贬值,更加之投机的加入,它反而可能随时间而不断升值,我房地产商一点也不急,一点也不躁。即使是发起“不买房运动”,但我房地产商也清楚得很,购买者一盘散沙,“集体行动”非常困难,相反,我房地产商团结一致比较容易,能够较快达致集体默契,乃至形成价格垄断。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句话用以形容当前房地产商与广大购房者的供求关系,恐怕再恰当不过。鲁迅先生有云:“捣鬼有术,也有效,然后有效,以此成大事业者,古来无有。”我们非常赞同这句话,它是经受检验的,而且经受了时间市场也就是历史的检验——谨以此话奉赠“刀俎们”!

    走笔至此,一种冲动油然而生:任先生们,请收起您们的标准答案,中国房市问题的关键不是供不应求,而是供与求的博弈在不在合理的范畴,最后的价格属不属理性的范围,是不是适应大多数购房者!

    西方经济学大举入驻中国已经为时不短,但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的理解十分肤浅和偏狭,动不动讲供求关系,却不知供求关系其实是博弈;来不来讲均衡价格,却不知均衡价格其实是博弈的平衡,市场的本质是平衡与和谐——可中国房市离平衡与和谐有多远呢?

 

 

 

发件人:"简单后大优惠" <754789821@qq.com> 2009-03-15 22:08:54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建立起新计划经济的概念

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设想

打造西线调水工程,将罗布泊注满水

苏冀宁

    说明:用一个计算机网络体系管理一个国家,可以描述为:“抱一为天下式”。向没有计算机网络知识的人解释这句话,最恰当的言辞就是:“居极顶而俯视”。“抱一为天下式”这句话出自《道德经》,“居极顶而俯视”是“抱一为天下式”的经典注解,环式物流和物流经济就是根据《道德经》中的这句话为思路的出发点得出来的,其理论基础是物流。物流经济是建立在市场经济这个规律的基础上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中没有市场经济规律,所以本设想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无关。

    要想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必须做到:1、消除污染。2、人们的行为不能扰乱天、地、人系统的运行。消除污染,就是实现物质的循环使用和能量的完全利用。要想实现物质的循环使用,一个国家的经济就必须在一个经济实体的管理下运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经济体制就是计划经济。要想实现能量的完全利用,得要看生命科学的研究进展。 要使人们的行为不扰乱天、地、人系统的运行,就得先建立起天、地、人系统理论。

    要想实现以上设想,必须解决以下难题:一、建立起数字化国家和信息化社会的概念:本人得出的结果是: 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使国家资源的变化和每一个国民的变动得到瞬时的动态显示。同时驾驭各种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自动控制国家的运转,并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动态地预测国家的未来。

    二、建立起新计划经济的概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降低成本一直是资本家们不断追求的目标,降低成本大致经历了三 阶段,第一阶段是铺设流水线来组织生产。第二阶段是依靠管理科学的进步来降低成本,第三阶段是以物流的概念组织生产,对物流简要的非定性地说明就是对物质流动的管理,表示为从原料----生产加工----商品---用户的物质流动过程进行管理。这个概念可以发展成为:原料---生产加工---商品---用户---废品---生产加工---原料。我给这种物流起了个名字叫:环式物流。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在一个环式物流体系的管理之下,也就是在一个经济实体的管理之下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就是可计划的经济,这种新的计划经济应叫物流经济。这个国家的物质就处在了循环使用状态下了。

    物流经济不但可以解决环境中的物质污染问题,而且可以确定一个国家有多少工作岗位,当一个国家能确定有多少个工作岗位和有多少个劳动者之后,就能做到使每一个劳动者有一份工作,就能做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建国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向他们治理下的人民许下诺言:要把中国建成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国家。出于对他们的尊重,这种经济体制也可以称为:新计划经济。

    当一个国家人口总数的95%处于环式物流的管理之中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进入了可计划的时代。当这个国家的劳动人口用于劳动的平均时间少于适于劳动时间总数的5%时,这个国家就进入按需取酬的时代。

     三、编制工业历法。对于我国来说,要想用一个环式物流体系来管理十三亿人口,必须得有一个精确的历法,不然的话,管理精度不够,环式物流根本运行不起来。工业历法:以七天为一个工作周期,三个工作周期为一个月,一年分为17个月,剩下的天数凑足三个工作周期后,置一个闰月。

    四、建立起天、地、人系统理论。对天、地、人系统理论的建立,希望通过对龙脉的研究建立起来。龙脉就是最适合人生存的地理结构,我国古人称为:天脐,就是由昆仑山、古黄河(是指以叶尔羌河为源头的古黄河)、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组成的地理结构。

    五、找到一种数学方法用以规范汉字。李蕴用数学方法破译了大量甲骨文,杜冰蟾发明的自然码和数学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都说明汉字和数学有很大的关系,有必要找到这种关系,用以规范汉字,使汉字在信息传输中更准确、有效。

    六、按设计、建造、使用、回收战斗机的程序,设计、建造、使用和回收城市。本人对城市规划、设计、建造不了解,对此问题只能这样描述。

    七、建造海运河,将罗布泊注满水。气候变暖对人类最大的威胁就是:淡水资源的短缺,而海水是最可靠的水源。因此,有必要在数字化国家信息化社会的概念下建设国家水网,使其成为国家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将罗泊注满水,可以恢复当地及其周边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同时罗布泊可以成为水网枢纽。在罗布泊周围建设城市群,对我国的人口分布、西部大开发、稳定边疆和进军中亚都有重要意义。

    八、对人的进化进行研究。我国古人认为,人最终将进化成不依靠物质而能生存的能量团,人在这种状态下,不消耗物质,只使用能量就能生存。

    以上内容只是设想,要想达到理论的水平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作者联系地址:河北保定西苑北区5--1--602 电话::0312---2230163。)



 

 

 

发件人:"Johnson Wang" <johnsondswang@yahoo.com.cn> 2009-03-16 09:47:04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发展的新动向、新导向、新趋势, 您好!如下的建议希望能得到您的关注和支持,如果可能请转交中央有关领导或黑龙江省委书记省长等,谢谢!祝您及家人幸福安康!

创建哈尔滨老工业人文家园

建议开展全民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行人格建设

哈尔滨市老工人  任新根

一、事情起因

     约2008年初,单位推荐几本书,要求人人选读。据说我是唯一选读科学发展观导读的人。当我从耳熟能详的“科学发展观”概念中发现其内涵简约,蕴藏却极其深刻,宏微兼顾,前所未有的贯通着人性化。特别是把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提法,对改变见物不见人,重宏观轻微观的现状,让我振动和感慨。中华民族复兴有望,世界和谐有望。

    新年来临前后,当我紧急艰辛地抓紧写,创建哈尔滨老工业人文家园建议时,为找权威根据,又重新深入地学习应用科学发展观,感悟又有重大变化,越学越发现,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为党政机关干部所学所用,而且也能为广大老百姓所学所用。重要的是他也是人生迷途中导航的灯塔,是每个老百姓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自身根本利益的法宝,是新时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宣言书。

    审视时下全国现状,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实际效果,同科学发展观本身的巨大潜能和要求,及其国内外客观世界发展的实际迫切需求,和每个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有一定距离。

    为此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形成人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持久热潮。在全中国的党内外互动、干群互动、官民互动中,进行常规性学习,并应用实践于思想中、生活中、工作中、交往中、健身中、娱乐中、休闲中等等人生全面活动中。每个人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争做一个有科学发展观的新型公民和优秀的新人。

二、创建哈尔滨或“黑龙江老工业人文家园”

     建议将哈尔滨香坊区三大动力路锅炉厂家属区楼群为重点,兼顾“动力之乡”其它地点的家属区楼群,改建为哈尔滨或“黑龙江老工业人文家园”,以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地方研究中心。主要功能有以东北老工业文化及家属楼群、家具与生活方式为载体,集教育科研、历史纪念、旅游、餐饮、住宿(宾馆)、娱乐休闲为一体的。这种选择与创意的理由是:

    (1)哈尔滨是全中国大城市解放的第一个城市,这是解放全中国的一个转折点,值得纪念。(2)新旧社会两重天,中国人民解放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初期值得纪念,选在黑龙江,选择哈尔滨有代表意义。(3)解放初期国家大规模地建设东北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布署和重大事件,不能没有痕迹。(4)那些老一辈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创业者,上下一心,白手起家,在一片荒原上艰苦奋斗,风餐露宿,风尘仆仆,任劳任怨,为我们后代人创下了一片基业,才有了我们今天城市的一片风光。让今人享受着美好的生活,这些历史功臣正由当年的风华正茂渐渐地、淡然地、一无所求地离我们远去。他们当年来自祖国各地,告别家乡父老,他们的举止笑貌,他们的南腔北调,各地方、各民族的风俗融为一个大家庭、大院落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奏响了丰富多彩的具有东北老工业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的乐章。

    他们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艰苦创业的建设期,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接着又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紧接着还经历了改革初期的振痛。他们是辛苦地无所大得的一代,我们应当为这个时代,这个历史,这些创业功臣们树立一个活化的浓郁人文风格特色的历史丰碑。留下他们的房产,留下他们的家具,留下他们的服饰,留下他们的一切生活、工作、学习用的物品,还要留下他们的方言,留下他们的娱乐方式,留下他们的活动,留下他们的思想情操,留下他们的故事,让档案文字的内容活生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为今人所用,否则让后人后代永远遗憾!

    (5)哈尔滨市从商埠城市正式转型为现代工业城市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这个城市性质的根本变化是值得纪念的。

    (6)还有当年前苏联专家为新中国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忙忙碌碌的身影,也应当保留下来,既是记录再现两国人民的情谊,也是一段珍贵的历史。如果说日本侵华的731部队的这些惨痛不堪入目的遗址罪证都可以保留纪念,那么共和国建国初期,为建设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伟大时代建功立业的历史与功臣就不该纪念吗?

     (7)哈尔滨的“动力之乡”闻名国内外是中国电力设备的重工业基地,不仅改革开放前业绩辉煌,就是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也是宝刀不老,依旧灿烂。

    (8)在当代,工业旅游刚刚兴起,但重点都是以工业遗产、厂房设备为主,文化性不全面,对于老工业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工家属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娱乐方式等,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因此作为老工业家园文化遗产载体的家属楼院、家具、服饰用品的硬件保护,也同老工业文化一样处于空白状态。为此保护这一历史时代的物质文化遗产是十分必要的,开创工业人文家园旅游,将成为老工业的文化名片,哈尔滨的城市名片。

    (9)也为“中国红色旅游”增添了解放后建设期建设风采的新天地。这对于爱国、爱家乡和艰苦奋斗、团结合作的创业精神是具有教育意义的。

    (10)全因素式人文教育模式和旅游新方式的创新探索。把老工业人文家园旅游和科学发展观教育相结合的点——主要是从吃、穿、住、行、用、说、想、玩、干体现的科学发展观为中心内容教育与旅游融为一体的两种功能和两种目的。这就是以参与培训教育为目的,大中小学生或企事业单位等人民群众则重点以内化心灵为目的、为重点,一般时间稍长。以旅游为目的的国内外旅客,以全因素式旅游体验老工业文化形式为载体,来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和伟大意义。借鉴老工业文化传统的一些形式加以改进去掉阶级斗争的内容,改革成以科学发展观为主旋律的内容,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系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和基本内容,同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体系、荣辱观、和谐特征有机融为一体。在老工业家属楼院进行吃、穿、住、行、说、想、玩、干的全方位、全过程的全因素教育形式。例如:穿那个时代的衣服,吃那个时代的饭,住那个时代的房子,用那个时代的家具、餐具,想的是科学发展观的事。比如过去某时期家家户户要每日三餐三敬三祝,我们把它换成八荣八耻的内容作为新的内容。又如那时期购物双方要说的购物开头语,比如说“要斗私批修”,于是卖方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于是成交;等等。现在可以改革成新的购物话语”比如,卖方说:“以人为本”,买方可以说:“科学发展”等等。那时上街游行多是以打倒口号为主,现在可以将学员或游客组织起来建设反对腐败或爱国光荣、创新为重或求真务实、反对歪风等等口号。

    根据教育的内容和党和国家的需要来设计不同的交流语言等,使人口、眼、脑、耳等多感官共同参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11)选择创建老工业人文家园的地点在三大动力路的锅炉厂老家属区。它交通发达,商服繁华,周围比邻现代新楼群,稍远处高层林立。这种新老对比、高低对比、风格各异、两个时代相互映衬,更具有特殊风格,让人遐思无限,这是城市新旧再新发展的历史,这是典型企业、典型老工业文化,记录典型时代在典型地域展示城市典型文化的丰碑实证。毁掉它就等于毁掉了城市的一半特色和那个时代的历史,也就等于毁了城市文明和打击城市软实力。

    由于时间十分紧迫,关于老工业人文家园的具体教育与旅游的方式此不赘述,具体18个展区和功能区域也来不及介绍了。虽然本建议由于时间关系来不及成熟加工整理,但其抢救哈尔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老家属楼群,防止或暂停动迁工作请给予慎重考虑。同时也不认为反对者的意见能经得起民主式地推敲。

     哈尔滨市民:任新根

    邮箱:weitianjian@126.com,联系电话:0451-84025262。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09-03-15 11:55:12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稿件

“四个坚持”,还能在宪法中坚持多久

横舟

    在中国的宪法中,由于改革初期的政策需要,被镶入了“四个坚持”的政治内容,一直坚持到了今天,尽管争议很大。当时的国家形式与今天的国家形式已经大不相同了,这就使得当初的这一决定,在今天看来,已经显露出不伦不类的尴尬隐含。

    邓小平在二十年前就曾经说过:“四个坚持可以适时的从宪法中撤走,仅保留在党章里头。我也决定先将马、恩、列、斯等四个画像从天安门广场撤走,只悬挂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画像。”看来中国改革的设计者已经预言在先了。可是纳入宪法的内容是要严肃法律的,但偏偏这一内容又无法严肃法律。“四个坚持”如今在宪法里面,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留下,宪法无法严肃,严明。撤出,又由于改革的不彻底,二十年来没有创造出适当的时机。但是,“四个坚持”毕竟不是退休老人,放进养老院就可以不管了。宪法也不是养老院,是老人就可以进来,管他儿女是不是孝顺。国家的大法是件严肃的事情,不能有任何儿戏成分在里面。

    如果坚持宪法,就应该依法办事,对那些违法者,采取法律措施。如果法律设置有问题,就应该马上修改宪法,以严肃宪法的尊严。就像儿女们将老人放进养老院,长期置之不理,不是上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以中华民族的得失,平衡各种集团利益的扩张,换取治国安邦的决策、大法,恢复和振兴一个民族的精神,重现国民的传统理念。同时,也给宪法恢复尊严。要么回来,要么永远的走开。回来,我们重建家园,永远的走开,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条前人指出的明路。

    彷徨,已经使我们丧失了许多时机和宝贵的时间,徘徊的太久,转晕了头,已经迷失了方向,沉静下来,尽快的决断,才是智慧的选择。适当的时机要靠自己把握,而把握这一切的准绳,就是国家利益,就是民族大义,就是民族主义。

 


 

发件人:"wangmiao711" <wangmiao711@188.com> 2009-03-16 11:06:13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中国改革报深化改革扩大内需专栏16-19

拿事业单位养老金标准高说事难以服众

———警惕“廉价劳工”制度扭曲养老金改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体改所  夏小林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提供的资料显示,与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约860元比较(2008年已提高为1080元),“到2006年底,全国平均水平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高出企业2倍多”。这是促使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尤其是政府先拿出事业单位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依据。
其实,姑且不说网上很多人已经提到的公务员养老金最高的问题,全国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是与大量私营单位工人工资低,缺乏缴纳动机和缴纳能力弱,以及多数企业主对此态度消极等现象密切相关的。也和20世纪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制,大量职工下岗时社会保障方面缺乏配套措施等因素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企业人均养老金标准,是包括和反映了中国“廉价劳工”甚至是“血汗工厂”现象的,也反映了公有制企业职工在改革中付出的牺牲等历史因素在内。这些都是多年来抑制国内需求、扭曲增长方式的部分重要因素。所以,没有充足理由以它为衡量标准,去说事业单位养老金标准高了。如果真的以其为标准说事儿,在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和思路上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失误,且难以服众。

    例如,2007年工资水平和参保率较高的国有企业职工数量仅相当于城乡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约17.8%。按总工会2008年9月发布的全国调查报告,2007年以私营单位雇员为主计算的普通工人月平均工资收入仅仅为1155.88元﹐为全部职工月平均工资收入的84.6%。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全国城镇职工的月均工资2077.7元比较(不包括个体私营企业职工)﹐这次调查的普通工人月平均工资仅为其55.6%。另外﹐有55.5%的普通工人月工资收入低于1000元。26.7%的普通工人过去5年来未增加过工资。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也表明,如果城镇职工工资数包括私营企业员工的工资数据﹐预计人均城镇职工工资将有大幅下降。例如﹐常州市曾对3039家私营企业﹐34.3万从业人员进行了调查﹐2006年人均劳动报酬只相当城镇单位平均水平的55.3%﹐两者相差11,807元﹐其中私营企业在岗职工人均工资只有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54.9%﹐两者相差11,963元。

    另外,总工会的调查报告还显示,私营﹑个体单位职工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36.9%、31.3%、22.1%、34.8%、12.5%,均明显低于国有单位和全部被调查职工平均水平。显然,如果以大多数企业劳动者如此低下的收入、参保支付能力和水平来计算全国企业人均养老金水平,并且,以此反映着异常不公平的劳资关系的数据为依据,进而推论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太高,其偏误是显而易见的。这种采用标准不得当,貌似“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改革政策需要纠正。

    另外,目前的试点改革已使事业单位养老金水平将明显降低的预期形成,这与当前扩大消费的宏观政策有矛盾。因为,按其中一人影响相关的三个人计算,这可能导致1.2亿人的收入预期和实际支出下降,更加 “捂紧”钱袋子,成为降低内需的一种难以忽视的力量;也可能扭曲和弱化政府的公共服务,增加社会矛盾,激发群体性事件。在网上就可以查到,不久前总工会发布的全国问卷调查显示,由于劳动待遇方面的矛盾突出,包括事业单位在内的“61%的职工可能参加群体性事件”。来自工会的资料还显示:2009年,影响事业单位职工队伍稳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非常突出:1.经济形势对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日益突出;2.劳动关系矛盾呈上升趋势;3.事业单位各项改革不断深化,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等给维护稳定带来新问题;4.防范抵御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形势仍然复杂。

    正常的思维应该是,首先分析企业低水平基本养老金的成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劳资之间的分配关系,及进一步完善政府养老保险和劳动执法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高企业职工工资和退休养老金的日程表,使其成为扩大内需的一支重要杠杆,作为执政目标,公而告之,与有关各方一起努力争取。

    另外,还应该增加这项改革的法制和政治民主的含量。例如,依据《工会法》第三十三条,“国家机关在组织起草或者修改直接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规章时,应当听取工会意见。……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劳动就业、工资、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政策、措施时,应当吸收同级工会参加研究,听取工会意见”,事业单位的工会是应该依法参加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方案讨论和制定的。但是,有关机关和试点地区并没有遵守这条规定。这种现象应该得到及时纠正。

    200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做好今年的政府工作,必须把握好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的原则。并且表示,要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对于完善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和整个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无疑是一个强有力和非常积极的信号。要真正将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纳入保增长、扩内需(消费)、促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措施之列,进行综合平衡后再选择。目前,要防止这项涉及面广泛、考虑不周的改革与保增长、扩内需、促民生和维护稳定的政策撞头,产生负作用。

 

 

应按“均等化标准”重构教育投入政策

———访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王元京研究员

中国改革报记者 王 淼

2009年3月11日

    今年的的两会上,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实现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应该怎样才能抓住牛鼻子呢?就此问题,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王元京研究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必须改变现在各级政府投入分工角色,并按“末位优先”标准重构投入政策。

农村教育落后成为中国发展“短板”

    王元京刚刚结束了国家“统筹城乡义务教育投入问题”课题的研究。在大量的调研中,他发现,近10年多来,城乡义务教育水平不仅相差悬殊,而且没有明显缩小差距。研究发现,从1996年~2006年,农村初中及以上学历的比重由35.9%提高到47.8%,城镇由65%提高到71%,城镇是农村的1.5倍;农村初中普及率尚到城镇十年前的水平。而在高中以上学历方面,二者的差距就更为悬殊,目前城镇是几乎是农村的4倍。

    王元京认为,这一结果的出现是与城乡教育投资的巨大差异相联系的。从1993年~2006年,城乡小学与初中的生均固定资产相对差距由起点的1.06倍、1.11倍扩大到终点的1.59倍、1.54倍。绝对差距由起点的36元、119.6元扩大到终点的1511.4元、1917.4元,扩大了41倍、16倍。从1993年~2003年10年时间内,城乡初中生均固定资产差距呈现急剧扩大态势,近3年才开始缓慢趋于收敛。作为城乡长期差别投入累积而成的结果,城乡生均固定资产差距的收敛的程度要明显小于投入差距的缩小。如果不改变既定的投入方式,依照现在的态势发展下去,王元京计算后认为,城乡小学生均固定资产要到2105年才能均等!

    而这种教育格局的结果是,我国的人力资源质量难以适应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要求。王元京说,与充足的财力资源、物力资源相比,优质的人才资源与人力资源已经成为我国产业振兴的“短板”。2006年,制造业就业人员中,小学与初中文化的占64.2%,高中文化的25.2%,大专以上文化仅占10.5%;在建筑行业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的合计占70.8%,高中毕业的19.6%、大专以上毕业的占9.6%。尽管国家已经通过扩大公共投资等途径,千方百计创造就业岗位,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就业供求已经形成了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大批干硬苦劳力工作,生产低附加值商品的就业岗位需求逐步减少,几千万农民工因此失去了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受过职业教育的熟练劳动力又严重供不应求。

“金字塔”格局造成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重心过低

    为什么城乡义务教育完全有必要和条件实现均等化,但却一直未能实现呢?对于这一发现的深入研究,使他认识到,由于投入重心过低,分等级办学体制以及决策程序导致城乡义务教育一直未能统筹到均等化轨道上来,使得城乡义务教育差别难以消除。

  王元京说,现行城乡教育投入事权分工决定了农村义务教育在中央层面把看成地方事业,在省级层面看成农村基层事业,在农村基层被看作末位事业,从而使农村义务教育始终未能摆在国家战略地位,纳入国家与省财政给以重点与优先发展。在按照分级财政体制下,中央政府的投入重心在高等教育,至于地方教育,无论是地方高等教育,还是地方基础教育并没有纳入到中央事权范围。在这一基本格局下,靠中央转移支付解决不了分工问题。在义务教育经费新机制里,中央政府也按照一定比例分担了农村义务教育投入职责,但是,新机制下中央投入的全部费用,即使高估也不会超过20%。且中央转移支付还需要地方配套,越穷的地方配套能力越差,也就越得不到中央转移支付投入。

    课题研究还发现,公共决策机构在面对各方利益群体时,往往做不到“一碗水端平”,使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制度与政策存在一定的“中心———外围”式的等级差别。首先,分级办学级别越高学校越好,形成了义务教育上的“金字塔”。分级办学形成了义务教育上的“金字塔”,形成了中央办好于地方办,省办好于市办、市办好于区办,区办好于县办,县办好于乡办的等级办学格局。其次,越靠近行政中心学校越好,政府垄断了或者集中了优质教育资源。各级政府习惯于围绕权力中心进行公共教育资源重点配置,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县重点等高标准学校布局在行政中心附近,垄断了或者集中了优质教育资源。而处在权力中心之外农村基层义务教育往往处于被忽视的边缘位置,得到的教育资源相对稀少。其三,收入高可选择的学校越好。针对高收入群体子女出台特殊优惠和照顾政策的同时,农民工子女往往被拒之门外。这就使得有限的公共教育资源不能流到祖国最需要的农村基层。

    王元京以在资源上占有优势的北京市海淀区为例对目前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中存在的学校差距问题进行了分析。海淀区的教育经费较北京市和全国有明显的优势:从校均教育经费来看,全国为19.5万元,海淀区为297.8万元;中学全国为144万元,海淀区为829.1万元。从生均教育经费来看,全国小学为831元,海淀区为4854元。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也造成了城乡老师整体素质的较大差异。城乡教师工资待遇(人员经费)包括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社会保障费五项内容。从1999年~2006年,城乡教师工资待遇相对差距缓慢缩小,绝对差距则呈现连年扩大。截至2006年,城乡小学与初中教师工资待遇总体相差1.41倍与1.45倍,绝对差距差值达到579元,675元;职工福利相差2倍、9.7倍,差值34元、115元;社会保障1.7倍、2倍,差值215元、211元。据课题组对河北省衡水、湖南岳阳等地的问卷调查显示,农村教师工资待遇普遍低于当地公务员。教育部教育督导报告显示农村三分之二教师无医保。而农村代课老师的工资收入更是低得惨不忍睹。过低的工资待遇吸引不来也留不住好教师,从课题组对中西部80个村407份有效问卷调查中看出,目前村级小学与乡级初中这两个中国最基层的义务教育学校工资待遇最低,也最缺合格老师。

    王元京说,课题组对8个省份,18个地区80个村共407份有效问卷调查表明,相当比例的农村学生对家校距离和农村教育布局的满意程度低下。家校距离过远引起了学生家庭的不满。多次发生农民群众因不满撤并当地学校而集体上访、静坐,甚至扛着锄头包围镇政府等事件。所有这些说明,在农村教育布局调整中,由于助学投入跟不上,影响了农村教育服务质量,加大了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别。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重物胜于重人’的观念,就是把投资教育当成建校舍。我们一说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就总有人反对说,有的地方学校农村校舍很多都空置了。与那些极少数地方浪费的砖头瓦块相比,很多人没有看到,我们对农村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严重不足的,而人力资本的投入才是我们未来教育投资的主要方向。”王元京说,在城乡教育经费支出中,师资经费投入占70%以上,教师待遇与教师素质成为影响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的关键因素。实现了城乡师资素质的大致均等化就在绝大程度上完成了城乡义务教育的均等化。因此,要树立“重人胜于重物”观念,把统筹城乡义务教育投入重点放在提升农村师资待遇与素质方面,促进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

重切蛋糕 向均等化标准“收敛”

    王元京说,未来除了做大城乡义务教育的蛋糕以外,还要重切蛋糕,从公共财政的大盘子中“切割”出相对更大份额的资金,用于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才能实现城乡义务教育整体提高与均等化的双重目标。未来城乡教育投入分配方式应当体现为“高、快、多”三大特征。首先,乡比城更高的生均经费标准。其次,乡比城更快的拨款增长速度。最后乡比城更多的财政经费比例。

    对于实现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谁来买单”的问题,王元京表示,应当把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事权集中到高层政府,建立“中央拿大头、省政府拿中头、县政府拿小头”三级政府投入分工新体制,其比例可按5:3:2来设计。参照国际经验,王元京认为中央、省、县三级政府可按以下原则分担义务教育投入:

    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共同承担农村义务教育工资福利。教师工资、津贴是义务教育经费的大头,约占教育经费的70%左右。由中央财政支付教师基本工资,非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社会保障费)由中央政府与省政府公担,可减轻地方财政压力,消除收入差距,促进教师队伍优化重组。
由省级政府承担公用经费。公用经费占教育支出的比例大约20%左右,符合省级财政负担能力的要求。省级政府承担公用经费也有利于保障本地区城乡中小学的日常基本运营保持一个相对均等化水平,不致出现由于办学主体不同,人均公用经费出现明显差异,县(区)财力较弱的地区公用经费紧张,不得不挤占其他经费支出的现象。

    市县承担校舍建设、维修、危房改造与助学费用。这部分约占义务教育经费的10%左右,符合县财政的承受能力。房屋维修与基建费及助学经费影响因素太多,中央政府与省政府获取重要信息的成本极高,投入效益低下。由县级政府承担上述经费,便于地方合理规划,使中小学布局更趋于合理。有助于解决上学难、上学贵、上学远问题。而对于承担这一经费有困难的地区,应有中央政府与省政府给以相应补助。

    王元京认为,未来三级政府在分配教育资源时,既不应当平均分配资源,也不应当嫌贫爱富,应当按照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的要求,打破等级,末位优先,分类对待,“雪中送炭”,使城乡义务教育差别逐步向均等化标准“收敛”。具体来说,三级政府应当用全国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生均办学条件与师资条件标准化)作为“尺子”,制定轻重缓急的投入差别政策。对于那些超过全国均等化水平的教育单元(省、市、县、乡、校)采取投入低增长甚至零增长政策,对于那些低于或接近全国均等化水平的教育单元(省、市、县、乡、校)采取常规投入增长政策,对于那些明显低于全国均等化水平的教育单元(省、市、县、乡、校)采取超常规投入增长政策。王元京说,这才是统筹城乡义务教育投入政策的精髓所在。



 

 

发件人:"高一飞" <gaoyifei1216@hotmail.com>  2009-03-17 08:05:2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高一飞投稿两篇

官员申报财产是政治道德最底线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理事  高一飞

    近期《瞭望》载文称:官员对“财产申报”有心理抵触。多次为官员财产申报求法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作过一项调查,称接受调查的官员97%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

     为什么绝大部分官员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而支持者反而变成了“极少数极少数”。表面上看来,官员财产申报似乎“不得人心”,那么其原因何在呢?从《瞭望》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以下几种特别的分析。

    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指出,“相当一部分官员还未从心里认识到公开财产是其义务。”这恐怕不对,哪个官员实际上都知道身为官员的义务,因为在党章、党纪中,公务员法中,我们都用不同的方式要求官员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所以任何官员都知道这是一种义务,只不过他们希望不要履行这一义务而已。

    还有 “分析人士”表示,不露富是中国传统观念,除含蓄、内敛的性格外,还有一种现实的因素,即与传统的人情、面子关系相伴。看来,在这位人士看来,官员反对财产申报还是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优秀传统道德的结果。但事实上是,除了少数心理状况特殊的守财奴官员以外,有钱的官员们抽天价烟、戴名表、送子女出国,甚至于炫耀二奶者不计其数。何况,即使有“不露富”的官员,也是因为怕受到制裁的恐惧,而不是因为“含蓄、内敛”。

    还有人指出,官员反对财产申报,是因为对“灰色收入”曝光的担心,比如,一些司局长们到地方、单位讲课“走穴”,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是动辄上万、数万元的“讲课费”或“咨询费”。问题是“灰色收入”理所当然也应当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也是财产申报的一部分,官员取得不合理的灰色收入,也应当受到法律追究。

     还是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说得好“肯定有的官员愿意,有的不愿意。有的还想最好是不要监督。”想“不要监督”,这才是掌握权力者的心理常态,也是人之常情。

    官员对财产申报会不会有心理抵触,这样的调查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因为其结果可想而知、其心理原因也不言自明。

    真正要调查的的是,在全国的非官员中,也就是在普通民众中,有多少人希望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因为他们才是人民公仆们服务的对象,他们才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如果有这样的调查,其调查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要不要有财产申报制度的本质是:这个政府维护的是少数人利益还是大多数人利益,是代表官员还是代表广大人民。在要不要官员财产申报问题上纠緾不休,其本质是少数当权者与绝大多数人民之间的较量。

    由于种种原因,对绝大多数人民都期待的制度找种种借口去设置重重障碍,可能会让这一制度无法出台,人民群众也无可奈何,但是,这种做法失去了最底线的政治道德,说明国家对政治生活参与者规定的善与恶、是与非、荣与辱、权利与义务等政治道德准则和要求与党的宗旨、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背道而驰。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得越多、出台的时间拖得越久,就会给党和政府的道德形象累积越来越多的负面因素。所以,在官员财产申报问题上,一切争论都是不必要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越快越好。

    2009-3-16,重庆烈士墓。

 

何不设立法庭电视台直播审判

高一飞

    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向全国人大会作的报告中称,在“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推进司法公开。进一步深化审判公开改革,推行立案公开、庭审公开、判决理由和结果公开,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试行庭审网络直播,推进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制度。”

    公开审判的理想境界是“在想来多少就来多少的公民面前进行”,但在平等参加旁听的权利和严肃的审判要求法庭不能太大出现了矛盾时,如何使所有的公民都有机会参加旁听,而又使法庭的空间也缩小到维持严肃的程度呢?现代媒体的发达实际上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以技术的进步解决了这个古老的难题。

    允许庭审直播是司法公开与时俱进的结果。

    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电视转播的案件是美国1953年Billy Eugene Manley一案。但是,在1954年Dr. Sam Sheppard一案中,Sam Sheppard是一个被杀害妻子的被告人,他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亡命之徒》("The Fugitive."),由于担心媒体的影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禁止电视转播,而仅仅将作为档案和史料用的资料在案件裁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予以公布。所以,为了防止新闻媒体对法院独立公正审判的干扰,长期以来美国法律规定媒体只能对法庭审判活动进行文字描述,禁止拍照、录像和庭审直播。但是这种情况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1984年,CNN广播公司对麻省的New Bedford一起起诉多名被告在当地一个酒吧强奸妇女的一个案件进行直播,公众对庭审的强烈兴趣导致了“法庭电视台”(Court TV)的设立,它对法庭审判每天都进行现场直播。1978年的全美各州首席大法官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公布了州法庭上电子报道范围的标准,此后允许电子转播的州的数字急剧上升。目前,绝大部分州允许在法庭审判的过程中进行电视转播;有很大一部分州在被告人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由法官决定庭审直播。总的来说,最高法院将是否可以直播的权利授予了审判法官,但是为了维持法庭秩序,法官会要求这种录音录像报道是静止和无声的。

    目前,在美国,有25个州允许电视直播,由法官决定是否允许摄像机进入法庭;8个州对庭审直播进行了限制,即证人反对直播的则不允许直播;17个州通过多种法庭规则禁止电视直播。因此,大多数州的法院是对媒体敞开大门的。

    从技术的角度分类,庭审直播的形式有电视直播、网络直播、录音直播。在2005年6月对迈克尔?杰克逊一案的审理中,主审法官梅尔维尔批准代表全球数以百计传媒的记者小组要求,让传媒在法庭内装设麦克风,现场直播法庭书记弗雷宣读对迈克尔?杰克逊猥亵儿童等10项控罪的裁决。此案采用的是录音直播的方式,因为该案牵涉到儿童的隐私权的问题,不宜将画面播出,所以这种形式是很合适的。

   反对庭审直播的理由是:直播后影响法庭秩序、媒体激发出来的民众激情可能影响法官独立公正的审判。但应当看到的是,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是可以兼得的,庭审直播是一个价值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技术活”,只要法官对庭审直播进行必要的技术上的控制,如要求“静止、无声”、以公平抽签排序方式限制媒体记者和旁听人员的数量,不会影响法庭秩序。

    在媒体不再是新奇事物、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所谓影响证人和诉讼参与人的情绪,使他们为了满足观众的心理而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举动,还有所谓法官顾忌公众的压力而做迎合民众的裁判的可能性,都越来越少了。美国著名媒体与司法关系研究学者亨斯·特勒一语道破说:“直播的理由是公众有权看到审判而法庭却是容量有限的,而电视可以让公众在家中现场看到审判;而反动者则认为摄像机将改变证人和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影响公众审判。”另外,国际准则认为“言论与新闻自由是民主社会其他政治权利的前提”,是高于获得“独立审判”的权利的,即使媒体直播对独立审判有微弱的负面影响,也是可以因其带来的好处而忽略不计的。

     审判公开应当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形式对外公开。对公开审理的案件,可以进行庭审直播和录音录像才是常态,而不允许如此才是一种例外。而允许各地传媒单位设立法庭电视台进行直播,与其他两种直播形式相比,其审判公开的形式最完美、公开的程度也最高,是打破司法神秘化、实现司法大众化,增加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2009-3-11,重庆烈士墓。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3-16 13:17:5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zdjun" <zdjun@263.net>, "yangxiaolu_8"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柳鲲鹏" <quantum6@163.com> 抄送:标题: 勿忘五十年前的"信心"

勿忘五十年前的信心

朱健国

    “京奥”之后忽来一个热门词“信心”,无论纸媒还是网络,“喉舌”还是博客,政府还是学者,都在大谈“金融海啸”、“毒奶风暴”、“企业倒闭潮”多重危机下,“只要有信心,就会有光明”。对此“信心必胜危机”的“信心至上论”,我本也极表赞和。不过今日(2008年11月18日)一则新闻,忽让我对“人有多大信心,就有多大前程”产生了疑惑。

    那新闻的题目对我家乡颇有贬损:《湖北木匠扮港商骗走宁夏呼市17亿》,说的是,黄梅县一个仅读五年小学的“王木匠”,在1998年遭遇经营失败、官司缠身、警方刑拘等等特大危机之时,临危不惧,信心倍增,不但不躲避官府,反而以迁了假户口,改了假姓名,编了假年龄后,信心十足地扮港商与政府高级官员做大生意。数年内“忽悠”了宁夏、内蒙古两个自治区的政府官员,导演了“天方夜谭”般的诈骗大案,涉案金额高达17.58亿元。

    有趣的是,“王木匠”大骗局成功,不仅在于他自己带头有信心,而且还成功地让两个自治区的政府高官树立了坚强信心。其经典细节是,当地高官为表示对“王木匠 ”的“西北第一高楼”投资有信心,竟然在未见一分钱投资到帐时,将刚建成四年的呼市公安局11层指挥新楼炸掉,又将原市政府大楼、龙海商厦、第一人民医院保健楼、市公安局的三栋宿舍楼相继拆除,让骗子“王木匠”一分钱不花就得到呼市黄金地段50多亩土地。更绝的是,因炸掉多幢新楼等待多日等不到投资到来,高官们仍然信心百倍地动用地方财政帮助“王木匠”投资建楼,让其完成了“空手套白狼”狂骗17亿 的骗局。

    许多人只注意到这一案例中骗子建立在欺骗之上的信心会带来灾难,却忽视了政府高官们在情况不明时信心百倍的更大悲剧。应当明白,让“王木匠”骗局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高官的盲目信心。“王木匠”信心十足虽娶六个老婆之乐,终于逃不掉进“号子”;几个政府高官的信心百倍,纵然让一时政绩辉煌,却终为百姓永远耻笑。可见,“信心十足”有时也是极其危险的。

    由此记起,五十年前“大跃进”时,我们的许多政府高官有过一次“盲目信心”造成饿死千万人的惨绝人寰。当时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翻译成今日流行语就是:“只要有信心,什么危机都不怕”。遥望1960年春节,八岁的我在家门口(洪湖县人民政府大门)前玩耍,看父亲和县干部们贴春联,上联是“辞旧岁大大跃进五谷高泰山人民公社好”,下联曰“迎新年特大跃进六畜满世界赶英又超美”。

     这副大话对联可谓当时各级官员信心百倍的时尚。但这一信心的基础却是建立在假话或盲目上。事实是,1959年在上年“大跃进”基础上的进一步“大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已经使全国许多地方饿死千百万人,就是当时贴春联的县干部们,也已因多日无粮吃野藕而面黄肌瘦。但却仍然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地表示“信心百倍”。如若当时不是坚持以“特大跃进”之盲目信心继续刮浮夸风,实事求是地正视困难对症下药,至少可以提前一年结束“三年自然灾害”。

    如今痛定思痛,我想,在遭遇危机时,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固然要树立难关必渡的信心,但这信心一定要建立在承认困难的实事求是基础上。若一味为了信心而信心,陷入“唯意志论”,否认困难或看不到危险的要害所在,这样树立的信心越大,带来的悲剧也会越大。

    今日不少官员已经在重视五十年前“盲目信心”的惨痛教训,但也可能会有人“好了伤疤忘了痛”,一不小心,就会又陷入“盲目信心”的前车之覆。眼下一些地方出现“辟谣潮”,否认“金融海啸”在使企业倒闭,否认“毒奶风暴”仍然在威胁百姓的食品安全,颇像五十年前河南信阳地区官员面对大批饿死农民却坚决否认本地缺粮,坚持严惩农民瞒产私分……。

    哲人说,历史悲剧常常会重复一次。五十年前“盲目信心”是否会在时下还乡?我们千万要警惕!“湖北木匠扮港商骗走17亿”,应该提醒我们严防“五十年前的信心悲剧”。

    2008年 11月18日 于深圳 早叫庐,深圳龙华人民北路125#玉华花园玉永阁306# 邮编:518109,电话:0755-27746908 ,13902918149;电子信箱:zaojl@163.net。

 







发件人:<lyg9901@163.com> 2009-03-18 10:10:53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南海疆域丢失,中国不敢用兵是必然的!.doc

南海疆域丢失,中国不敢用兵是必然的!

文章来源:米尔军情网

2009-3-16

  3月10日,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不顾中国的反对,正式签署“领海基线法”,将中国的南沙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领土。“领海基线法”的签署,标志着菲律宾侵占南中国海海域由实质占领到法理占领。

  南海诸岛是我国固有疆域。东汉杨孚《异物志》对南海诸岛就有“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的记载。清朝政府将南沙群岛标绘在权威性地图上,对南沙群岛行使行政管辖。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南海油气资源的被发现,南海诸岛开始被周边国家侵夺。

  1970年和1971年,菲律宾派兵占领3个南沙岛屿,到1975年增至6个,现在已达8个。越南目前已经占领29个南沙岛屿。马来西亚则于1983年和1986年占领了弹丸礁、南海礁和星仔礁,至今总共占有5个岛礁。文莱、印度尼西亚也宣布8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传统海疆为其“主权”所有。为扞卫主权,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发生过军事冲突。

  1989年以后,因国内政局维稳的需要,中国政府于1990年针对南中国海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希望以此来维护中国在南海的权益。但是,南海周边国家认为中国这一政策,恰恰暴露了中国国内的困局和政治上的软肋,在中国“搁置争议”下,越南、菲律宾等国就放开手脚“自己开发”,逐步把中国从南海的利益链条上踢了出来。

  如今,无论中国政府的抗议多么强烈,民众的主权意识有多高涨,南中国海被侵占和丢失的客观事实已经摆在了中国政治家和国人面前。期望南海周边国家良心发现,将已占领的海域归还中国,无异于痴人说梦。

  笔者在此不想去讨伐那些侵占南海疆域的国家,因为口诛笔伐没有实力的保证和支持,是毫无任何作用和意义的,与政治家们的抗议如出一辙。笔者在此从中国自身角度来剖析,中国为什么眼睁睁看着南海丢失而无动于衷,是什么原因导致如今中国在南海的被动局面。

  南海疆域的丧失,有其外部因素,但这决不是主要的原因,关键问题还是出在中国自身。内因才是南海疆域丧失根本所在,其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政党利益的局限是南海丢失的关键。一个正常国家,国民利益是放在首位的,因为国民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保证了国民利益就保证了国家利益。但在中国绝非如此,中国是政党利益为核心。为了政党利益,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都不重要,甚至可以打着维护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的旗号,极端维护政党利益。所谓的“稳定”,不是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稳定,恰恰是政党利益的稳定。在畸形的稳定下,才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荒唐政策出台,导致他国在南海争夺上有恃无恐。南海疆域的丧失,就是国民利益的丧失。

  其二,高层大局意识观的欠缺也是南海丢失的主要原因之一。高层的大局观,其实是政党利益问题的延续。高层的核心任务,是保证政党的统治,维护其政权基础,其大局意识也难以跳出政党意识的局限,不可能站到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高度上来。高层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核心地位,是不敢贸然在疆域争议上用兵。如果中国在南海上与外国动手,高层的权力核心就要受到动摇,转而移向军方权力核心。目前的高层军事把控能力是最薄弱的环节,一旦有战争,军方的权力核心势必就会凸显出来,动摇某些人的权力核心。于此,鄙人大胆断定,无论中国政府抗议多么强烈,以目前权力态势和政体机制,没有任何一位高层有决心一战的真实意愿。

  其三,目前国家没有真正的军队,南海的丧失是必然。中国的军队属于政党,说得直白一点,目前的军队是政党的保安,不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利器。军队没有国家化,军队就不可能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服务。军队存在的困惑,这也是体制因素的困惑。现在的军队除了透过政党向民众索取丰厚的福利,在保家卫国上,一直以来就停留在口号的强大上,而不是行动的强大上。同时,军队的封闭运行,中国军队的装备和实力到底怎样,不但民众是没有底,估计就是军方高层信心也不足,否则也不会一天老耍嘴皮子功夫。没有底气就没有打仗的决心和信心。

  其四,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左右国家政权核心,围绕政党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强硬的主要障碍之一。一旦发生战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必然受到最大冲击,利益集团在综合平衡下力求主和而不是强力主战绝非偶然。纵观中国历史,既得利益集团的如果没有受到外来威胁,是不可能主动出击的,只想守着一亩三分地不受侵害。当前对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形成威胁的是国内民众,民众对利益再分配具有强烈的意识。一旦发生战争,受到冲击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有可能导致利益甚至其权力的重新分配,这绝不是既得利益者所期望的。历史上舍弃国土求安宁,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蒋公曾经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我们至今还坚定不移的执行着。

  其四,从国民心态与计生政策束缚了中国扞卫领土的手脚。很多人难以理解,为什么计生政策成为中国扞卫领土的短板,这与中国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国民对于保卫疆域国土,更多是来源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原始冲动和激情,但是真要动手实干,这完全是两回事。多年来,由于国家在计生政策上未作调整和修改,大部分家庭就是一个子女,要把独子送上战场,国民心态就会有一个骤然转变。社会保障的缺失,孩子就是父母的基本保障,一旦失去孩子这一保障,国民的心态变化是难以预估的。无论战争的大小,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整体冲击不可小觑,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得权衡利弊。即使年轻人有心杀敌,其父母如何甘心孩子充当炮灰呢?

  其五,中国一直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自居,认为完全可以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断绝南海周边国家从实际占领到法理化合法占领的梦想。其实安理会的否决权不过是中国维护南海疆域主权的自慰器,南海周边国家如果真把你当老大,还敢去占领吗?捏准你的就是缺乏勇气和政治体制的致命缺陷。你当你空头老大去,我拿到南海实际占有的控制权那才是真正的实惠。某些所谓的专家还在拿安理会那张否决权来意淫遏制南海疆域丢失幻想,不仅让人感觉其无知和愚蠢,更是透出中国政治的总体悲哀。

  南海疆域的丢失,在很长时间段是难以改变的现实。在这问题上,有大国博弈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我们自身的决策和中国内因的必然,造成南海的今日困局。威权体制,说白了就是强人机制,当有一两个强人出现时,这个国家就表现出超凡的能力,这就是当年毛泽东、邓小平为什么能够叱诧风云、笑傲江湖的原因。但是把一个国家寄托在某一两个强人的身上,这个国家随时都会处在危险之中。强人无法保证自己万岁,也无法保证自己永远清醒和正确,更无法保证威权的永恒持续。

  中国不敢在南海用兵,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必然。中国短期内拿不出有效解决南海海域争端的办法,挽回中国在南海上的损失,势必有人和政治团体必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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