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中国目前的社会思想极需一种清醒的思路来梳理,这样才能摆脱当下不是左就是右的旧式套路,中国的知识分子极需寻找新的话语语言,以避免在旧的话语体系中再度发生不必要的 争执。中国的学者要学会检讨,错了不要紧,改变了就好,不要都互相揪着对方不放,中国新形势下解决问题的办法再也不能是内战或革命的方式了,而只能是现代民主共和的方式。在这一点上,很多学者跟不上形势 ,因此也很难正确地引导社会发展潮流。从今天起,我们每期发表一篇仲大军先生撰写的评论,在各种各样纷纭繁杂的社会思潮中找出一种新的看法。本期文集中 还有几篇很重要的经济分析文章,要深刻地认识当前的世界经济必须要深入地阅读这些文章,才能深刻了解当前的西方经济危机以及找出正确的应对思路。]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312

目录

仲大军:《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仅仅是一小部分人的自由和主义》

刘国光杨承训:《清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

安替:《南海中美船只摩擦罗生门背后的事实和担忧》

安替:《美国国会:把美国国会“推”向透明》

日本:西松政治献金案:麻生和自民党的转机?

张昕《俄罗斯:“双头鹰”会解散吗?》

曾飙:《布朗的 G20,中国的G2

孙晓骥:《谁来拯救英国“迷惘的一代”》

沈宇哲《港澳间的茶壶风暴》

 《南方网中国开始卖“两房”债券》

大风之友:《捐赠贫困地区衣物的联系地址》

李众敏:《日本的金融战略》

黄晓京:《金融危机与亚洲的“文化革命”》

杨斌:《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危险》

胡祖六:《让中国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点击查看!)

扬珊:《土地私有化是农民享有生存权的前提和基础》

牧川:《我看关于乌有之乡的争论与今日之中国》

恒旭:《欢迎更多资本家悬赏封闭乌有之乡》

政协委员:《应淘汰掉一批主流经济学家,加大力度扶持民间的的研究机构?》

童英贵  胡星斗:《中华人民共和国廉政法(专家建议稿)简介?》

大学生:《中国大学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老师》

水火:《谢国忠——当代中国的川岛芳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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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仅仅是一小部分人的自由和主义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9312

现在由一些象刘国光一样的老学者来批评新自由主义,批来批去往往没批到点子上,并且还容易回到传统的语言体系里面去,让人难以接受。 刘国光先生的用意是绝对好的,想让中国重新回到公有制,回到大家共同致富的大同时代,但他们的思想方法未免老旧,与当今已经变化了时代未免存在较大的冲突。因此,要站在新的高度看问题。

其实中国新自由主义最核心的问题是: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自由,而不是全体人民的自由。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只是精英、特权群体的自由和主义,是少数人依仗特权发财致富的自由,因此我们只能将它归纳为特权群体的自由和主义。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平民大众不自由的基础之上的。譬如,企业家群体可以无限地拉大工资收入差距,公务员工资可以高过社会平均水平,国有大垄断企业可以自由地制定垄断价格,而劳动群体却没有定价权,宪法里没有罢工的权利,没有利用宪法来维护自身权利的自由。

通俗地说,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就象这些年里我国发生最多的社会现象:只有开发商圈地的自由,没有农民保护自己土地的自由。这种自由主义是最恶劣的自由主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改革三十年里,只有权力和特权的自由,缺少平民大众的自由。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表现。这种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只有利于少数特权和精英群体,它使中国的强势集团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缺乏自由权利的社会大众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特别是这种畸形的自由主义给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畸形的发展道路,这种为精英打造天堂的经济发展道路,使我国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和劳动代价。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好名声的原因。原因是它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自由,而不是全体人民的自由。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从来没有普及到平民大众,仅仅是一小部分精英的特权,他们仗着特权自由地攫取改革的财富和成果。这种自由主义在中国再兴盛,也没有工人农民的份,也只是少数精英官员的特权。

仔细分析一下当今中国新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的瓜分上,而从来没有表现在政治权利的进步上。这就是中国政治改革迟迟难以进展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原因。

中国不是不需要自由,恰恰相反,中国很需要自由。譬如,中国的农民不渴望自由迁徙的自由吗?中国的公民不渴望选举官员的自由吗?中国的工人不渴望罢工的权利吗?不渴望与资本平等对话的自由吗?但是,这些人权所赋予的基本自由目前在我国都不完善。

因此,自由目前在中国不是多了,而是还很少。中国不是不需要新自由主义,而是极需要普及到平民大众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只局限在一小部分人范围里的特权自由主义。要还自由于人民大众,这才是今后改革的正确方向。

刘国光等先生的观点之所以跟不上形势,主要是他们这些老先生仍然带有计划经济的浓重色彩。这种色彩就是管制。对于这种思路象我这个年龄的人都非常熟悉,它可以通过强制的手段抑制一部分人的掠夺,但同时也会抑制大多数人的自由和能动性。我们这一代人对计划经济时期那种不自由也是深有感触的。

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就是只有政府的自由,没有市场的自由,更没有劳动者自身的自由。这种回归,坦率地说,也是要遭到社会反感的。因为,如其让政府一手包办,不如将权利还给人民,让人民利用自身的权利自主而平等地解决利益纠纷。总之,新自由主义不是不好,而是应当将它扩大化,通过普及人权和抑制特权来惠及广大的平民百姓。这才是社会真正的进步,但这种思想可能在一些老先生的头脑里是没有的。

提出这点不同意见,供社会参考。

 

附文:

清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

----刘国光与杨承训的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河南财经学院资深教授  杨承训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2009-2-27

杨:四年前您发表《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1]一文,当时就提出,在我国改革开放中什么是经济学的主流?到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学?经过3年多的实践,国际国内的事实更证实了,特别是美国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大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现在是进一步清理新自由主义的时候了。

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特别是渗透和反渗透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多种敌对势力正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同时国内也出现一些噪音和杂音。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属于噪音、杂音之列,它们都是搅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是近二、三十年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也是美国几任执政者的主体意识,在我国渗透流行,自称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影响到学界、媒体以至一些执政官员,现在确实需要认真清理,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简单说,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复活,针对凯恩斯国家干涉主义不能应付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滞涨问题而崛起,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一时兴盛,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其主要观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政策方面则极力鼓吹、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鉴吸收;但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则必须坚决地反对抵制。

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流行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应学习模仿“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位著名经济学者说,1984年后我国党政领导机关文献在对改革目标模式作理论论述时,就采用了“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语言”[2]。现在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殃及世界,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欧美模式的残畸。这一点,连西方有良知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了。但国内有些经济学家还在那里辩解,继续宣扬自由市场的迷信。

刘:我想那些人很难改变立场。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从凯恩斯到斯蒂格里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强调经济自由放任之危害,但忠言逆耳终究敌不过资本积累的无节制欲望,只要社会危机稍有缓和,自由市场的卫道士就会第一时间卷土重来,举起自由放任的旗帜。但其结局终究是一次一次的失败。

放眼世界,追思历史,新自由主义思潮真是给人类带来一场又一场的灾难。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本来发展得还可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来了个“华盛顿共识”,让拉美各国搞自由化、私有化、放松国际金融管制等,出现了十年倒退,许多国家都出了大问题,政治上出了大动乱。后来,拉美国家觉悟了,纷纷抛弃“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向左转。

苏联的和平演变与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分不开,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急转弯。“大爆炸”后的俄罗斯完全听信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药方,结果造成近10年的大灾难,其损失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大,后来开始觉醒。还有一些“转型”国家实际上变成了西方的附庸国,银行等国民经济命脉被欧美操纵,这次金融危机一来,有几个国家几乎使“国家破产”。欧美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救它们。同时,受危害的还有亚洲一些国家,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就使不少国家和地区遭了殃。

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表演的结果究竟如何,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布(William K.Tabb)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代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3]

如今火烧到欧美自己国内了,又使全世界都跟着蒙受灾难。

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有一个奇怪现象:一些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新自由主义者,有一位头面人士竟说他自己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主义[4]。但是他的同壕战友,一位自居“主流改革派”的人却坦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以市场为取向,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然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派用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就其核心理念来说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没有说错。”[5]这就把前一个头面人士的话打翻在地了。新自由主义通过对“主流改革派”的影响,插手中国的经济改革,这一点,连“主流派”要员自己也大言不惭地认账了。但是,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带给中国的是好的影响。对此,您有什么评价?

刘:这要分几层来讲。

第一,我国经济改革以市场为取向,需要借鉴学习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机制一般运行机理的理论,但不能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为改革路线选择的依据,即不能照抄西方模式。中国经济改革的路线是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主要依据中国自己的情况,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决不是一般的、抽象的、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由此区别目标模式的社会性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一些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人士却无视这种区别,主张中国改革突破姓“社”姓“资”的束缚,把中国改革简单化为“市场化改革”,或者说模仿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6],只字不提社会主义。籍此糊里糊涂地把中国改革引导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去,这显然与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宗旨不符合。

第二,由于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有崇高地位,有些人士在阐述“市场化改革”的观点时,有时也不得不说说“社会主义”,但同时又说对“社会主义”有不同的理解,以此来篡改“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社会主义有确定的科学内涵,是不能改变的。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十四大和《宪法》都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有的内涵。这与新自由主义反对公有制、主张私有化的观点是不相容的。有一位人士倡议所谓“人民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新模式”中,根本不提公有制为主体,他在许多文章中把我国公有制经济贬称为“官本经济”,主张以“民本经济”、“民营经济”为主体来代替“官本经济”,宣称“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本质上是由原来的官本经济转向民本经济的过程”[7],实际上就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来代替公有经济为主体,完全抽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有一些人士鼓吹不但要突破姓“社”姓“资”,还要突破姓“公”姓“私”,破除“所有制迷信”[8]。这类主张,无论用什么华丽词藻来包装,揭开画皮,都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格格不入的。

第三,我国《宪法》第六条不仅规定了“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规定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不仅在所有制关系上而且在分配关系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原则。但是,上述“社会主义新模式”中,只提“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互相结合”,不提“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同他们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主张相并连的。因为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公有制为主体是相匹配的。如果不讲公有制为主体,自然也不会有按劳分配为主体。那只好是按要素(主要是资本)分配和劳动力按市场价格来分配。所以,提出“新模式”的作者,同时也是竭力主张劳动力商品化、市场化的始作俑者。他把马克思早已批臭了的萨伊的要素创造价值论来代替劳动创造价值论,把按要素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性政策,变为要素价值论决定的永恒分配政策,把推动私有化的理由建立在要素价值论的基础上[9],否定世间还有剥削一事,这更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分配理论一气相通的。

杨:他们何止不准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新自由主义思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市场自由,不要政府干预,使政府“守夜人化”,这个主张在中国还颇有影响呢。

刘:这正是我要说的第四点。“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三化”主张(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中的一化。主张一切由看不见的手来指挥,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管制。这种观点人们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次西方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明,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国经济改革本来要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同时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国家计划又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这些都写在十四大文件之中的。而我们有些经济学人力倡把政府职能压缩到提供市场环境和维护市场秩序[10],要政府从一切经营性领域抽出,从全部竞争性乃至垄断部门退出,并且竭力贬低和削弱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使之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这是造成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许多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在“市场化改革”口号下,迷信市场成风,计划大有成为禁区的趋向。在这种氛围之下,十七大重新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要加强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11],看来是十分必要的,是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一个矫正。

在这次世界经济大动荡中,我国政府对稳定经济所采取的种种重大措施,许多都是计划手段,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宏观协调的。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领域都不能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去管。教育、卫生、住宅、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领域,交通运输、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农村设施等基本建设领域,以及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乃至宏观总量平衡等问题,都不能完全交给自由市场去调节,而不要国家计划的协调和安排。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用,这是邓小平讲过的。那种唯市场是崇,见计划就损,迷信市场自由放任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神话,所有神经正常、立场也没有问题的人,都不会再相信了。 

杨:新自由主义主要观点在中国经济学文坛、论坛上流行以及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干扰,您讲的很清楚。作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的“华盛顿共识”,是从新自由主义嬗变而来的,它在中国有什么反响呢?

刘:美国在全世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实践表明,无论是拉丁美洲、苏东地区和亚洲,都没有取得成功,受到各方广泛的抨击,包括我国在内,多数学者均持批判态度。可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渗透,我国也有少数人为“华盛顿共识”捧场。比如有人说,“华盛顿共识所包括的一些经济学原理,在中国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 [12],把中国改革的成就归功于“华盛顿共识”。他所言“华盛顿共识包括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其实每一项都有新自由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华盛顿共识”实质上是以市场的非调控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贸易和资本的无限制开放自由化等,损害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工具,怎么可能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呢?正是在一位中国人吹捧“华盛顿共识”之前,有一位外国人提出“北京共识”[13], “它代表了试图寻找某种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努力,并且承认中国的成功已经表明了中国这种独特的经验、模式和道路之存在” [14]。怎么能够把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归之于“华盛顿共识”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学论坛和文坛上传播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不少都不是轻量人物。上面所举言论,有的出自大经济学家,有的是“改革之星”,有的是财界领袖,有的是党校精英。他们中一些人,在非意识形态的,中性问题上某些观点,也许是可取的。他们附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也许是不自觉的。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将会把中国带向财富集中于少数人而多数人享受不到果实的“改革成功”的道路上去。鉴于他们在社会上在媒体上的强势地位所造成的影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杨:那么,在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思潮也能够传播流行呢?

刘:这也要分几层来看。

第一,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具有市场取向的性质,需要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学习。对外开放给我们这样一个学习机会。不过也有另一面,邓小平说得很形象:打开窗子透透新鲜空气,也会有苍蝇、蚊子进来。一些西方意识扑面而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正是这样一种混合物。一方面作为经济学术理论,它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不乏科学的分析,对我们市场取向的改革可供参考;另一方面,它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偏见,演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思想理论体系,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要坚持抵制的。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候,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和官员,还是在西方留学的学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些人回国后把新思想带到了中国。缤纷杂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潮流传入中国,对比落后的中国,有一些人不加分析地看到欧美比中国富得多,就一味向往以至敬慕;加上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些人实际上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吸取西方有益东西的时候,对西方糟粕失去抵抗力,盲目信奉,成为崇拜者、宣传者,叫做兼收并蓄。这样,新自由主义得以在中国蔓延。

第二,从国内背景看,如同在其他任何社会,中国也不乏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信徒。这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改革要求从单一的公有制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这个过程中,公降私升在一定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公有制经济的相对式微,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显著的变动。拥有资本、财富和知识的阶层地位上升,而工农劳动群众的地位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以其强调“效率就是一切”,而“资本是达到效率的至高无上的手段”,力图使政府政策为资本利益最大化开路,忽视普通人民的权利,这一整套学说,是中国社会的新兴强势集团所乐于接受的。从这个群体中天然会产生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以上谈到传播新自由主义言论的代表人物大多来自这个阶层,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第三,从意识形态工作来说,我们党一贯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新时期的右倾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自己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积极,21世纪头50年都要反[15]。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应包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这方面邓小平当时没有专门多说。这是因为他的注意力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在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总是同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19895·31谈话)[16],就是在政治层次上提出来的,着眼于解决更高层次的政治问题,这是非常英明、非常必要的。改革开放才不久,经济上要向市场、向非公经济、向外向型经济开放,不可过于拘泥,强调要思想解放,要大胆地闯,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对于警惕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相对的强调不够,注意不够。比如,邓小平曾说,有些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 [17],以此来反对改革开放,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确实也有人“打着拥护改革的旗号,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 [18],也是邓小平说的。他还说,“某些人所说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 [19]。所以,不能说经济领域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政治领域有,经济领域也有。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反对公有制,反对政府干预,反对社会主义,这一系列观点都与经济领域有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上反经济上不反,这是不够的。防止经济领域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就是防止经济领域变质。经济领域如果变质(变成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政治领域也会跟着变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过去赵紫阳就认为经济领域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至今仍有一些领导干部这样认为,以至放松这方面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极糊涂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渗透、流行、泛滥,同这个情况有很大的关系。

杨:您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渗透、流行的情况和原因。确实不能小视这些噪音、杂音。它自居中国主流经济学,有控制相当一部分舆论和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群的能量。您认为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扭转这个现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

刘:这是一个大题目。我在2005715日关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问题的谈话中,已经谈了几点意见,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问题在于落实执行。这里我再补充几点意见。

第一,要重视经济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斗争。在理论上要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对于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科学成分同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区别开来。对前者,可以批判地选择吸收;对后者,要明确宣布,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反公有制、反政府干预、反社会主义等系统主张,是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要坚决反对,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对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和财经部门的海外归来的爱国人士,欢迎他们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帮助他们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和或再教育。

第三,对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高层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再教育,主要经典著作的选读,批判敌对思潮和反社会主义的杂音和噪音(包括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防止上理论骗子的当。

第四,对媒体舆论。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复杂化以后,各种社会思潮的出现,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自由放任不行,简单堵塞也不行,包容并蓄似乎是和谐社会应有之义。但一切事物总要有一个“度”,一个“边”,不能让一些非常错误的思潮横行,把人们的思想搞的乱七八糟,六神无主,不能让这些思潮把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引入歧途,象戈尔巴乔夫、雅可夫列夫导致灾难后果的“多元化”、“公开化”那样。所以,在实行多样化,包容各种思潮存在的同时,一定要强调“主旋律”,强调切实地而不是形式主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主旋律来教育人民,筑牢社会团结进步的思想基柱。批判与反批判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必由之路,不争论在现时条件下只有利于反社会主义思潮向我们争论,而不利于我们对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反驳。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正合理的思想斗争,必将有利于错误思潮的清除和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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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Michael Anti" <antisblog@gmail.com>  2009-03-10 22:26:23 +0800 收件人: <blogmai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Anti's Blog] 纵横周刊200907期《南海中美船只摩擦罗生门背后的事实和担忧》

Editorial 纵论

南海中美船只摩擦罗生门背后的事实和担忧

研究员 安替

anti@fawjournal.net

    美国时间39日上午,美国五角大楼突然发布消息,声称美国海军情报船无敌号(Impeccable)在南海公海处遭遇一艘中国情报船和一艘海事局渔业监督船、一艘国家海洋水文监督船和两艘小型挂着中国国旗的渔船的围堵和骚扰。事发海南岛之南75海里外,连续几天以来,中国船只一直要求“无敌号”离开该水域,周日(38日)两艘中国渔船逼近,当美船员用高压水龙头喷射阻挡渔船的时候,渔船继续靠近到了几米的地步,甚至有船员“脱至内衣”。美国政府已向中国使馆提出交涉,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希望中国能遵守国际法。

     31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反驳美国毫无道理的指控,认为是美国海军情报船非法在中国专属经济区活动,中国政府有权驱离。

    此事立刻引起全球媒体关注,虽然中美两国有罗生门般的叙述,但一些基本事实却是很容易得到证明的:首先,此事几乎是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的船只版。2001年王伟等驾驶飞机驱离美国侦察机EP-3,但不幸遇难,最后EP-3被迫降落海南岛。事发地距离海南岛东南70海里。周日此次中美军船摩擦事件,发生在海南岛以南75海里处,两次事发地都超过了12海里领海范畴,但却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范畴之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领海是国家主权范围,专属经济区提供该国经济和能源开发。

     虽然美国并未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一直对该公约进行窄义解读,一直认为他国的专属经济区就是国际公海,可以供美军进行情报搜索工作。中国是该公约的签署国,在两次中美摩擦事件中,都对公约进行宽义解读,认为他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只能做合乎国际法的行为,不能滥用自由,不可以在专属经济区进行对中国主权有危害的行动。

     事实上,这种对专属经济区不同的解读,频繁发生在世界各国之间,处于自身利益,各国也常常调换立场。虽然美国如此坚持专属经济区即公海,但如果有任何他国情报船在美国海岸75海里处逡巡,大概整个美国都会轰动了;而日本也常常指控中国船只在其专属经济区做情报活动。单就亚洲而言,中日、中韩、日韩、日本和台湾地区、中国和东南亚诸国之间,在专属经济区问题上互相摩擦抗议,已经是很频繁的。而这样的矛盾,是不容易通过清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解决的,因为单单此模糊版本的公约,美国国会就已经没有批准对美生效。

    其次,美国海军情报船无敌号并不是五角大楼宣称的一个那么无辜的民用意图的船。美国核武器专家Hans M. Kristensen表示,无敌号在海南附近,被驱赶几天都不肯离去,是因为在刺探、搜集他们怀疑的中国海南岛玉林亚龙湾海军基地新核潜艇的情报。

    另外,中国整个驱离行动中,使用的是小型渔船,大型情报船并未靠近。美军提供的照片清晰显示船上的“琼三亚8393”标识,并且还有两位穿短裤的中国船员在大声喊话。当美军船员用高压水龙头近距离喷射中国船只的时候,中国船员即便真的“脱得只剩内(衣)裤”,大概也是太正常的反应,却被美国认为是“骚扰”。很多媒体在引述的时候,直接说成脱光。两国谍对谍,实在不应该在这种八卦事件上扭曲事情的严肃性。

    基本了解事实之后,我们却不由得担忧起来。这次中美军船摩擦的几天中,两国政府、军方一直没有任何沟通机制,却突然被美国军方抛向美国媒体,引起轰动,被舆论解读成奥巴马新政府上台的第一个对中国态度的“考试”。中美两个大国,各个领域的谍对谍大概也是常态,如果互相都这么用媒体来解决谍报冲突,大概很快就能上升成全面的两国对立。毕竟这种派军船开到别国门口去刺探情报,再不违背国际法也理亏。此事是美国军方鹰派利用南海事情试图挑起中美政府矛盾,这大概是最有可能的解释。

    中美刚刚决定恢复因美对台军售而停止的两国军事交流机制,而此次南海事件证明这种机制极为必要。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暂时恶化了中美关系,随后来恢复,但毕竟激化了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美两国当下必须携手挽救经济的紧要关头,无法再容忍各自民族主义抬头。因此,如何在各自表述的同时,淡化此次事件的影响,把精力转向更重大的共同议题,遏制两国各自鹰派势力的抬头,将成为奥巴马政府和北京政府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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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美国国会“推”向透明

研究员  安替

anti@fawjournal.net

    议员推特, 其实一个重大的策划, 幕后是“ 阳光基金会”。2 24 日奥巴马第一次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做联席演讲,意义非凡,因为他的“劫富济贫”的纾困计划,被大家认为是美国彻底告别里根保守主义革命的开始,如果计划实施,美国将进行欧洲式的社会民主转向。但这次演讲附带的另外的一次革命,却没有被国内媒体重视:在奥巴马演讲开始之后,一直跟踪国会议员反应的美国媒体竟然发现,这些议员竟然不是像电视表现的那样全神贯注地听演说,有些议员竟然分心发出“推特”(twitter)消息给自己老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被“推(特)”的总统国会演讲。

    目前全世界都在关注 twitter 的急速发展,这个只能发140 字的日志记载方式,让使用者可以用手机、网络等各种方式向自己的订阅户发出及时的消息,而且订阅户能及时回馈。和博客刚刚流行的时候一样,2006 10 月诞生的推特,一开始也就是好朋友之间更新“我在吃饭”、“我刚刚看了一场电影”这样的联谊工具,它的中国山寨版叫“饭否”,名字也是暗示了当时用户对这个工具的基本理解。但很快Twitter 就变成现场报道的利具,例如最近的纽约飞机坠落在郝德逊河上,全世界第一个图片报道就是目击者用twitter 上传的。

    但美国国会议员也热衷推特,却意味着和博客一样,推特这个新媒体正式进入政治领域。密苏里州参议员Claire McCaskill,被抓包在总统演讲的时候推,她的解释是,“对,我妈妈对我在总统演讲时发信息很生气,但我是在总统演讲前、演讲刚开始以及演讲结束后发的信息,我是想听演讲的。”其实对于她来说,推特的作用是,不经过媒体,而直接即时和密苏里州投她票的乡亲父老回报她的所想所做。她的订阅户有1.15 万人,等于自办发行一个在美国不错的小型媒体,但成本却仅仅是短信费用。

    国会议员特别是参议员,一旦当选就住进华盛顿,而且往往一当就是几十年,很容易脱离群众,成为华盛顿腐朽政治机器的一份子,而这些新媒体工具,等于帮助各种选民找到了一条直接连接自己代表的媒体渠道,既让议员老爷们接上了民气,了解民间疾苦的需求,还能对他们进行监督,提醒他们,自己是人民代表。而且大家可以发现,在两院上推特的近70 名议员中,共和党人超过了民主党人,这也是因为在目前民主党全面执政、媒体全面亲民主党的情况下,共和党人更加需要开辟新信息渠道和公众传播他们对新政府的批评。政治博客当年在美国兴起的时候,也是保守共和党人占上风。

    议员推特,其实一个重大的策划,幕后是“阳光基金会”,这个2006 1 月成立的教育性组织,一直致力于用新媒体技术促使美国政府更加透明、更加负责。《让我们的国会推起来》就是该基金会的一个近期项目,目的就是说服参众两院议员使用手机推特,让“阳光”照进一直以来是“政治腐朽”象征的国会山,让美国政治逐步改良。奥巴马演讲时议员们分心推特,其实是“阳光基金会”的这个了不起的项目获得了主流政治社会的认可。什么时候,中国的两会代表也能和美国两院议员一样向省里的乡亲手机推特报告他们对政府报告的所想所议?

     纵横周刊 (FAR & WIDE JOURNAL) 2009 No.07 (总147 200939日第 7 / 10 页,

 

谁来拯救英国“迷惘的一代”

研究员 孙晓骥

    朝野两党都意识到,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并不是一味向银行和企业砸钱,对下一代人的及时“注资”才是长远之计。尽管英国自去年开始就实行了一系列救市举措,但仍无法止住经济下滑的颓势。英国的制造业将面临锐减8%的窘境,这是自1980 年代以来的最差境况。全英工程师协会(EEF)的一份报告显示,英国今年约有800 家企业“处境危险”,相应地,据天空电视新闻(Sky News)估计,全英的失业人口可能达270 万之多。

    庞大的失业人口所带来的社会隐患让首相布朗伤透了脑筋。前段时间还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他,此刻不得不暂时“躲”到美国,成为第一位访问美国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始作俑者”的欧洲领导人。英国媒体在讽刺布朗这次“讨好美国之旅”的时候,也不忘给这位昔日的“救市英雄”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例如:“英国现在该从美国身上学些什么、怎么学?”面对着经济动荡不安的现实,3 月的《前景》杂志非常明确地提醒了布朗先生:不是学“贸易保护”的奥巴马,而是学“以工代赈”的罗斯福。

    当然,此处所谓的“工赈”计划并非针对社会失业工人,而是英国的青年人群。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原本就麻烦多多的英国青年一代问题更为凸显。据统计,在英国失业的人群中至少有130 万属于年轻人群,这些本来应该继续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却因种种原因过早进入了充满压力与危险的成人世界。高犯罪率、过早性行为、无法充分就业成了英国政府需要帮助这些“迷惘的一代”解决的关键问题。

    为此,英国政府正计划引入一项义务性的公益服务计划,主要招收的对象是 16 25 周岁的英国青年,长度从6 个月至1 年不等,为其培训社会服务技能,有些地方甚至会支付他们相当于法定最低工资的金额,作为“诱饵”吸引青年的参加。如果运用得法,这些旨在帮助老者、病人、残障儿童等的社社会服务机构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青年的就业问题、改善英国社会公共服务效率,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挽救英国年轻一代几乎已丧失的“公民意识”,让他们走出自己生活的狭窄圈子,成为社会的真正成员。

    不过,想法虽好,但英国的青年们对此是否“买账”,似乎还说不太准。例如,英国急遽老龄化的人口是让 NHS(国民卫生部)非常头疼的问题。在医生总量饱和的情形下,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未来医疗和卫生支出的增加,而在英式医疗体系下“吃皇粮”的医院和医生们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英国政府和社会服务监督委员会(Commission for Social Care Inspection)为此专门新设立了一系针对老年人的社会服务岗位,以期吸引年轻的志愿者参加。一方面,此举可减缓医疗开支压力;同时可让部分年轻人有暂时安稳的工作;另外,通过年轻志愿者的帮助还可以让老年人们不至于早早地就使用政府的养老款项,客观上减轻了政府压力,可谓一举三得。但是,至少还有10 万个此类岗位目前仍然无人问津。

    华威商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与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来,老一代英国人更热衷在日常进行公益性质的活动。二战后消费社会的到来,不仅没有促进年轻一代更加关心所在的社区、愿意倾听他人的困难,反而让他们在物质生活的优越和之中变得自闭、消极,不愿担负责任,甚至宁愿丢掉工作拿失业救济也不愿参加公益事业。而到了信息泛滥的网络时代,要想让“嗜网成瘾”的英国年轻人再关心别人,就更难上加难了。此种趋势如果持续,将来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势必也会越来越少,这于英国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事实上,现代英国人对自己的“公民身份”和“社会责任”的认同感一直不差。其前提在于一种“宗教的世俗化”。机械大生产催生的19 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变革,使得人们开始将世俗化了的基督教基本道德构建为社会准则。其时托马斯H.格林等学者所鼓吹的“只有在社会协作中才存在个人意志自由”的哲学思想形成了英国“公民社会”的理论构架,那个时代也是英国人将古典的绅士遗风和现代公民意识结合得最好的时代。随便翻阅一份英国的报纸或杂志,从中不难找到关于维多利亚时期人情风物的文章。或追忆或怀念,其背后的潜台词似乎都指涉了当下的“人心不古”。尤其当诸如“13 岁少年未婚成父”之类的新闻见诸报端时,人们无法不对英国的年轻一代皱眉。

    正因如此,当面临新老一代人“交棒”的英国遭到经济危机的打击时,两大党在帮助年轻人重拾“公民责任感”的态度上基本达成了一致。保守党领袖卡梅伦一直以来鼓吹的“社会责任感”与工党首相布朗所强调的“社会公平”在此不期而遇。看来,他们都意识到,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并不是一味向银行和企业砸钱,对下一代人的及时“注资”才是长远之计。

    纵横周刊 (FAR & WIDE JOURNAL) 2009 No.07 (总147 200939日第 7 / 10

 

布朗的 G20,中国的G2

研究员 曾飙

biao.zeng@fawjournal.net

    对中国而言,G20 会议是在英国和美国这两个G2 之间,挑出一个潜在的合作者。本周布朗访美,可以视为4 2 日在伦敦举行G20 的筹备。英国媒体所津津乐道布朗是第一位访美的西方首脑,也是第五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英国首相,不管是支持,还是嘲讽,英国人依然关注美国对自己未来作用,但已经不是全部。在即将到来的G20 上,英国已经调整了自己在国际外交中的站位,在布朗外交谱系中,美国是可以共享价值观的朋友,中国也许是可以买单的人。

     仔细比较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前四位首相,丘吉尔、阿德勒、撒切尔夫人、布莱尔,他们共同之处在于美英正在面临着共同的战争:二战、冷战、伊拉克和阿富汗。3 4 日,布朗在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一改上任以来对美英关系模糊的立场,极尽吹捧,大赞美国梦和美英朋友式的价值观,因为他假设美英两国在面临同一场更加残酷的战争:全球金融危机。这场战争将布朗和新工党的将来有着决定性意义。在英国国内,民调显示布朗的新工党已经大大落后保守党,布朗领导工党突围的唯一赌注,就是拼经济。进入2009 年,布朗经济刺激方案并无显著效应,他进而强调全球金融管制,以方便全球经济刺激协调作业。虽然工党内部噪音渐起,布朗可能面临着新生代的叛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商务大臣曼德尔森,也是布朗的党内老对手,在8 日接受BBC1 的早间9 点档访谈,也支持金融管制的策略,强调全球合作的重要性。短期内看,曼德尔森的表态对布朗至关重要。以曼德尔森的政治斗士性格,作为新工党的缔造者之一,是最不愿意看到这个政治宏图破灭的人,他与老对手布朗的合作基础在于继续自由贸易,继续全球化。

    目前,掌握经济的主动权,是延续新工党的生命线的关键。从上台开始,布朗外交试图走出布莱尔时代新干涉主义的格局,其实用主义的色彩,导致了布朗对新崛起的中国的重视。作为G20 之一的中国,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符合自己未来的利益。目前,美英两国正在金融上对中国提出更多的要求,对于诸多暗示和呼吁,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惯有的谨慎,似乎在延续政治上的韬光养晦,经济上的闷声大发财策略。温家宝总理宣布,中国管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这种谨慎,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英美主导的国际金融游戏规则的畏惧。

    在未来的 G20 会议上,提出一个全球性的金融管制框架,将是布朗一个重要成绩。金融战争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它与一战、冷战、阿富汗不同在于准入的标准是钱。拥有大量现金的中国,可以在没有硝烟的金融战场,推出自己的租借方案。对中国而言,此次会议是在英国和美国这两个G2 之间,挑出一个潜在的合作者。这笔政治投资,对中国全球利益而言,是比成立中投公司更有战略意义的举措。现在,中国要考虑的是,投资布朗是否保险合算。

     纵横周刊 (FAR & WIDE JOURNAL) 2009 No.07 (总147 200939日第 7 / 10

 

俄国的“双头鹰”会解散吗?

研究员 张昕

zx@fawjournal.net

    比《卫报》预测的“双头鹰”解散更有可能出现的变化是:梅普组合利用危机加快精英更替的速度。自从梅德韦杰夫当选俄罗斯总统以来,关于他和总理普京之间存在分歧矛盾的说法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去年夏天开始的经济危机为上述论断提供了更多的支持。最近英国《卫报》的一篇分析更是把这个观点推到极致,声称在梅德韦杰夫间接批评普京政府处理危机不力之后,普京已经考虑要辞去总理职务。

    与此类似的一系列推断都是基于几个共同的假定:普京代表了军事和安全部门人员组成的所谓“强力部门”派,而梅德韦杰夫是自由派的代表,俄罗斯政治主流就是两个集团对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的明争暗斗。近期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开始破坏这两个派别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之间的“双头统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尤其是被视为一直在暗中掌握实权的普京其权威因危机遭受重创。但是上述假定偏离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本质关系:两人之间不是严重的冲突和竞争关系,两人本质上来自同一团队—— 不要忘记当年普京刚刚把梅德韦杰夫提携到副总理位置上的时候,媒体和分析人士几乎异口同声地判断后者将如何加强普京这个“圣彼得堡”团队的势力。如果把普京简单地归为“强力集团”的首脑,那就很难解释自由派核心人物库德林何以在他任期内一直得到重用,并在梅德韦杰夫上任之后开始把副总理和财长两个重任一肩挑。迄今为止,梅德韦杰夫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和普京以及联邦政府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矛盾,在经济领域两个人的差别更多的是个人风格的差别而不是政策实质上的差别。克里姆林宫内部所谓两个团队和两个团队领导人之间的界限划分以及矛盾都被类似《卫报》这样的媒体有意无意地放大了。

    实质上,自去年五月以来梅普之间的分工日渐清晰:梅德韦杰夫注重更加宏观、原则性的问题——尤其是在法治、宪政层面,而普京则更多集中在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上。考虑到如此具有实质意义的双头治理在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上都是第一次,两人对这种合作关系平衡点的摸索到目前为止还是顺利的。

    《卫报》如此说事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最近梅德韦杰夫两次对政府在处理经济危上的迟缓低效提出批评,这被阐释成了他对普京间接表示不满。但是,普京在担任总理的将近一年时间里对自己领导的政府类似的批评其实更多、言词甚至更加激烈:两人如此类似的批评更多表达了作为最高领导人对于整个国家机器和官僚队伍行动不力的不满,而未必是对“双头统治”中另一端的批评。

    《卫报》的解释中还有一个假定就是政府在应对危机上的不力必然会导致来自公众和反对派的挑战。但现实是没有多少迹象显示现有政权已经受到这些力量的有效冲击。最近一次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所反映出来的是公众对政策延续的期待——不管你怎样挑剔选举过程中可能有的问题。体制内的所谓反对党完全没有能力在杜马内部(包括绝大多数地区的地方议会)上对政策制定构成有效挑战。而除了笼统的批评之外,反对派政党也没有有别于现行政策的鲜明主张。比如,俄共虽然批评现政府拨付给大型企业和大型银行的救市资金有裙带主义之嫌疑,但是具体如何分配这样的资金俄共也未见有系统可行的政策主张。

    而体系外的反对力量更是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传统自由派的主力“右翼力量联盟”已经解散,该党前领导人尼基塔·别雷赫虽然因为反对党内部分高层希望和官方妥协的主张而自动辞职,但是不久即被梅德韦杰夫提名成为基洛夫州州长。以原总理卡西亚诺夫和前世界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为首的“另一个俄罗斯”运动历经多次整合后又改组成新的“团结”运动,但是更换旗号不能掩盖他们整合中右翼势力失败的事实,在西方媒体中不断曝光的街头运动其实也是这些组织在缺少有效政治参与途径下的无奈选择。

    像《卫报》这样拿高倍显微镜来观察梅普关系自然总能找到缝隙。比“双头鹰”解散更有可能出现的变化是:梅普组合利用危机加快联邦部门和州一级官员的“换血”速度,包括加强对“党外人士”的“招安”,以行政替代政治的方式吸纳人才进入国家机器。而面对可能出现的危机恶化后来自一般公众的压力,梅普两人也完全可以在中下层官僚里寻找“替罪羊”——在现今的俄罗斯,这可比让普京下台要容易施行得多。

    纵横周刊 (FAR & WIDE JOURNAL) 2009 No.07 (总147 200939日 第 5 / 10

 

西松政治献金案:麻生和自民党的转机?

研究员  刘柠

liuning@fawjournal.net

    民主党之“危”,必然就是自民党之“机”? 3 3 日,因非法接受“西松建设”违法政治献金的嫌疑,日本民主党党魁小泽一郎的首席大秘、小泽政治资金管理团体“陆山会”的财务责任者大久保隆规被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部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西松建设公司前社长国泽干雄及该公司原总务部长冈崎彰文。当天及翌日,特别搜查部还对位于东京都港区的陆山会事务所和位于岩手县奥州市的小泽老家的事务所实施了强制搜查。消息一经报道,舆论大哗:民主党及小泽本人再次被置于“黑金政治”的质疑之下。

    据检方透露,此案为对西松建设公司前社长将一笔在海外筹措的巨额资金未加申报便携入国内的违反外汇管理法旧案的调查过程中,意外浮出水面的新案。西松建设以两个分别由公司退休干部担任代表的团体(“新政治问题研究会”和“未来产业研究会”)的名义,从2003 年至2006 年的四年间,向陆山会捐赠了2100 万日元。这笔钱名义上是两团体的“会员”及其家属缴纳的“会费”,但实际上,所谓“会员”均来自西松建设,而所缴“会费”,也悉数由西松建设以奖金的形式一并支付。换句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钱全部都是西松建设的政治献金,两团体不过是西松建设的替身而已。而陆山会方面明知资金源自西松建设,却欣然接受,并在收支报告中“虚伪记载”——记为两团体的“捐款”,回避了源头的西松建设。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禁止政治团体接受以他人名义或匿名提供的赠款;企业提供的政治献金,则仅限于对政党及其政治资金管理机构。如此规定,旨在防范企业或团体与政治家个人之间直接或变相的、政治资金名目下的贿金授受行为。

    被认为有行贿嫌疑的西松建设公司,是一家名声颇成问题的“前科企业”(顺便提一句,这家公司前身为战前的“西松组”,因战时强掳并虐待中国劳工,1998 年被5 名中国劳工向日广岛地方法院起诉,要求道歉和赔偿。2002 7 月,二审原告方胜诉。但2007 4 月被日最高法院在终审中扳回。)几年前,前任社长便曾被以上文中提到的违反外汇管理法的罪名起诉,法人被课以罚金。虽然这家公司被认为在过去10 年来,至少炮制过逾10 亿日元的政治黑金,但此番事件中所起用的秘密管道则系首次曝光。据说,通过这条管道,西松公司已对近20 名执政、在野党的国会议员或县知事提供了总额达4.7 亿日元的政治献金。如果这次陆山会方面相关责任者的罪名被坐实,而此前以同样形式接受过来自同一渠道的献金,且当事政治家被认为在接受资金时并非不知情的话,理论上亦有被治以同样嫌疑的可能。因此,此案的调查备受瞩目。

    面对指控,小泽和民主党方面,立即做出高调反弹:小泽在党的干部大会上表态说,“所有政治资金都经过合法的严格手续,完全没有问题”;而民主党干事长鸠山由纪夫则在事件发生的时机上做文章(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众院大选临近之时),暗示事件的“阴谋论”色彩(“大有国策搜查的氛围”云云)。但民主党方面做出的强硬对决姿态,并不能缓解舆论的压力,几乎所有媒体,不分左中右,一致要求小泽对违法献金嫌疑做出说明,履行政治家的责任。《产经新闻》的社论更开宗明义指出:“小泽的责任是明摆着的。”空气对民主党相当不利。

    日本建筑业,历来是黑金政治的渊薮。大型建设公司在建设项目的竞标中,为了得到订单,不惜行贿政治家,以利自己的胜出。这种政治与建筑业者的“粘连”,造成了“建设族”、“道路族”等既得利益利权阶层的出现、坐大,毒化了政治,是社会的顽疾,从田中角荣时代至今,始终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对此,国民早已怨声载道,深恶痛绝。本来,由于麻生首相在应对金融危机、出台景气对策等问题上的反应过于迟缓,其政权支持率持续低迷,相当多的国民出于对自民党的失望,在内心已经开始向民主党倾斜。民主党自身也做好了接棒的准备,小泽多次放言不惜赌上政治生命,全力谋求政权更替。事实上,自民、民主两党面向众院选举的选战已然打响,只待麻生一声“解散”(众院)而已。不偏不
倚,单挑这种节骨眼,暴出政治献金丑闻,对民主党的打击可谓是摧毁性的,难怪其党内高官端出了“阴谋论”的揣测。虽说日本是司法独立的民主国家,但执政党和政府对司法的影响仍不容忽视。此次事件,被检举者除了民主党政治家外,还有自民党人士,但先拿民主党开刀的事实,难道仅仅是按非法献金额度大小排序的结果吗?也许正因为背景的高度复杂、敏感性,事件发生后,自民党和政府方面相当低调。毕竟,在这种时刻,任何高调的表态,稍有不慎,都有可能授人以柄,或被国民看成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况且,有迹象表明,自民党自己也难撇清干系,随着调查的展开,延烧之火接下来会烧到谁,现在还说不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政治危机,无论对在野党,还是执政党。民主党之“危”,也未必就是自民党之“机”。

     纵横周刊 (FAR & WIDE JOURNAL) 2009 No.07 (总147 200939日第 7 / 10

 

港澳间的茶壶风暴

研究员  沈宇哲

bonnae@fawjournal.net

    港澳之间的摩擦,只令人对将来两地经济合作更加难有信心。3 7 日,按照全国两会的既定安排,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参加了港区人大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但与寻常的会见中惯常的擎画香港发展蓝图,期许社会各界与港府紧密合作,保持繁荣稳定的主调不同的是,习近平在与港区人大代表们座谈时,指名道姓地要求代表们要支持曾荫权,共同渡过金融危机的难关。不仅口头上特别着重加强语气,习近平还主动透露胡锦涛曾亲自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金融海啸下,中央如何助香港一臂之力的细节。

    不仅习近平以主管港澳事务的政治局常委身份力挺香港,就连已离开国务院港澳办的现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陈佐洱也披露了国务院深夜研究免征供港面粉出口税、曾庆红拍板定名“港珠澳大桥”等高层决策秘辛,令港媒联想多多。尤其是在曾荫权处于其上任以来,民望最低潮的时期,中央直接动员爱国爱港政党与商界人士支持特首,甚为罕见。

    中央之所以要加大挺曾的力度,与近期港府的表现差强人意很有关系。而三月以来,最令港人窝火的事情莫过于澳门政府拒绝香港居民入境风波持续扩大,且对象由早前的泛民主派政治人物,延伸到学术界。泛民各政党因此建议港府“以牙还牙”,对澳府官员也一律禁止其前来香港。面对反对势力挟民意步步紧逼,港府开始是由保安局长李少光出面与澳门政府沟通,但官方的答复永远是,香港无权干涉澳门的出入境事务,港府除了尊重,还是尊重,后来随着风波更显严重,政府方面才升高到由曾荫权主动与何厚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咬耳朵”式的私下沟通,可舆论并不打算就此善罢甘休。

    更值得注意的动向是,针对港澳之间的这起茶壶风暴,北京方面特别透过中间人向香港泛民主派议员传话,澄清澳府所作所为,中央也是一头雾水、不得要领,绝非刻意刁难港人的“幕后黑手”,并嘱咐两地中联办紧急联络,共同查明事态详情。同时有港府官员对媒体直言,澳门特首何厚铧在北京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声称拒绝港人入境与新近通过的23 条国安法无关,但澳门政府眼下的举动只会令香港未来制定23 条难上加难,“这是很自私的行为”。

    不仅香港舆论炮声隆隆,连向来一元化的澳门媒体也出现了质疑当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做法不当的批评言论。不过类似的批评只停留在对边境管理部门的执法技巧与政策水平应该更与时俱进这些枝节上。媒体以“小骂帮大忙”的方式把事件引向个别边境官员过滤香港民主派政治人物时,弹性过大以致伤及无辜,目的旨在降低拒绝港人入境事件在政治上的负面冲击效应。

    对此,香港《信报》发表社论认为,当前促进粤、港、深、珠、澳的经济合作和发展是中央的既定政策,各地政府有责任致力协调促进民间商贸、社会、文化、旅游等各方面的往来。澳门政府采取一种欠缺透明的出入境制度,令港人对在澳门经商或从事其他文化活动缺乏信心,因而对上述政策的落实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而且立下恶劣先例,造成不必要障碍。这样的发展趋势只会令人对将来港澳经济合作更加难有信心。

     纵横周刊 (FAR & WIDE JOURNAL) 2009 No.07 (总147 200939日第 7 / 10 页,

 

 

发件人: "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3-11 10:41:3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yangxiaolu_8" <yangxiaolu_8@yahoo.com.cn>抄送:标题:美国政府不会担保两房债券

美国2750亿输血房市, 中国开始卖“两房”债券

中国去年三季度抛售美国机构债184亿美元,四季度抛售104亿美元

20090311

南方网

  美国政府上周公布了金融救助计划的第四项内容,将采取前所未有的政策来帮助住房人,希望能够遏制违约潮。政府将动用750亿美元帮助住房人,希望能帮助约400万美国家庭避免违约。许多美国家庭的房贷按揭都是浮动利率,前面的3年、5年或7年利率固定,之后将开始浮动,去年和今年有大量家庭需要做再贷款,但再贷款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异常困难。

  在新的救助措施下,这些住房者通过再贷款,最低可将房贷按揭利息降至2%。为此,许多买房人的按揭贷款月供可以减少几百美元,甚至超过1000美元。而房利美和房地美(下称“两房”)在救助房市计划中,依然将扮演核心角色。美国财政部在去年承诺的2000亿美元注资的基础上,将再给他们提供2000亿美元资金。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外国购买美国证券的最新月度报告显示,去年下半年,包括全球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等外国投资者一直在大量抛售两房机构债。以中国为例,去年三季度中国共抛售美国机构债184亿美元,四季度抛售104亿美元。而在此前的多年时间里,中国实际上一直在大幅增仓美国机构债,仅去年2季度就一共增仓362亿美元。工行去年以来已大幅减持“两房”债券。

依据美国财政部227日的报告,中国在截至去年630日共持有美国机构债5270亿美元,在去年下半年卖出288亿美元后,依然持有近5000亿美元的机构债,其中大多是两房机构债。

上月日本投资者表示,在美国政府明确担保两房债券之前不会买入。到上周,俄罗斯财政部明确表态,禁止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购买美国两房机构债券。

  在没有明确担保情况下,外国投资者对美国机构债逐渐失去信心,将对美国政府的住房救助措施造成打击。但美国政府如果明确担保机构债,也会有诸多不利影响,如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就表示,如果规模达5.4万亿美元的两房机构债变成美国国债,该公司将可能调降美国的主权评级。

 

 

 

发件人:大風之友 "Shirley Shek" <shirleyshek@citicpacific.com> 2009-03-10 16:54:52 +0800 收件人: <info@strongwind.com.hk> 抄送: <sales@strongwind.com.hk> 标题: SWP-2009-03-10

捐赠贫困地区衣物的联系地址

大风之友

关于捐衣&邮寄流程:

1)家里收拾出不再穿的旧衣包鞋书等等(内衣啦、破洞很大啦建议自裁拖地)。

2)敬请清洗干净,(能用消毒液浸泡一下最好),晒干。这一点是对对方的尊重与负责,还希望好心的朋友们做一下。

3)装袋——在邮局有邮寄包裹专用的纸箱,但比较贵,最小的都要花89元钱。因此我们建 议大家自找纸箱或不透明的布袋(米袋、面粉袋,自己用布缝一个布袋都可以,比较节约),最好先把衣物先分装进塑料袋再装进纸箱或布袋,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衣物在邮寄过程中被雨水淋湿。注意: 此时不要把纸箱或袋子封口,因为邮局要查看里面的东西。

4)扛到邮政局。
5
)购买包裹单,5毛,包裹单要绿色的,最便宜又实用(邮局人员往往会问你要寄快件还是普通包裹,寄快件不实用费用也高),用力填上地址。
6
)把袋子封好(邮局会有针线提供缝袋子封口),写上地址。
7
)可以选择保价,1元可保100元的东东。
8
)寄吧!看目的地的远近,每公斤收费是2块-4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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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拉萨市林廓北路拉萨中学对面雪域幸福茶馆(德吉孤儿院)
需要:6-11岁孩子的鞋子、衣服
邮编:850000
地址:西藏拉萨市林廓北路拉萨中学对面雪域幸福茶馆(德吉孤儿院)  
联系人:达珍院长 收
联系电话:0891-6862710  1398901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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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阿坝州阿坝县藏文中学,及附近贫困群众
需要:不限大人小孩,所有旧衣物
邮编:624000
地址:四川阿坝州阿坝县藏文中学
联系人:确旦老师
EMAIL
chokdan@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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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会宁县杨集乡邢坪村石岔社——会宁是全国有名的状元县,却也是非常贫困的地区,
希望大家能帮助那些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村民们!
需要:不限大人小孩,衣服、床单、被套之类,贫困村民能用的一切衣服物品
邮编:743200
地址:甘肃省会宁县杨集乡邢坪村石岔社
收件人:杨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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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柳岔村下队社
需要:不限大人小孩,衣服、床单、被套之类
邮政编码:730713
邮寄地址: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柳岔村下队社
收件人:张进勤(收)
邮政编码:730713
邮寄地址: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中心校
收件人:刘承祥老师或王军强老师(收)转 张进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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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会宁县杨集乡邢坪村石岔社柳岔小学
需要:学习用具,笔,本,课外书,小学生工具书(如新华字典),或者乡村教师能用的
汉英词典,英语学习磁带,旧电脑等等有意义的东西。
邮政编码:730713
邮政地址: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 柳岔小学 (收)
或者: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中心校 刘承祥老师(收)转柳岔小学
或者: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中心校 王军强老师(收)转柳岔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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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从江县丙妹镇岜沙小学
需要:小学生的衣服,鞋子,文具,书籍,书包等及家长的衣物(有捐助小学生衣服的可
附带一些成人的衣服)
邮编:557400
地址:贵州省从江县丙妹镇岜沙小学
联系人:李霞(支教老师)
邮箱: <mailto: [/url] > " target="_blank">fly-8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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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任何适合农村生活用的一切物资
邮编:623300
地址:四川汶川县阿坝师专民族研究所
联系人:贡波扎西
电话:1356878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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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中区卫生院
需要:不限,任何适合农村生活用的一切物资
邮编:627350
地址: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中区卫生院
姓名:冯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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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曲卡瓦爱心助学驿站
需要:课外读物、文具、体育用品、比较厚的外套、毛衣等可以御寒的衣物。
地址: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宣传部
姓名:贡波华清(收)
邮政编码:62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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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凤庆县三岔河中学图书室--云南大山深处的贫穷孩子,需要旧衣物图书(此地址可接
受货运 )
需要:不限大人小孩,衣物,图书,文具等,大量需要图书
联系地址: 云南省凤庆县三岔河中学图书室
邮编:675905
联系人 :李言
电话:0883-4870187
QQ:107082696 (
爱心图书室)
E-mail
" target="_blank">10708269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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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隆安县屏山乡人民--广西隆安县屏山乡“爱心之家”大量接收衣物图书等物质
需要:不限大人小孩,衣物,图书等,特别是小孩子的衣物更需要,还有鞋子之类的,如
果可能的话,还需要什么饼干、面条之类的
接收地址:广西隆安县屏山乡人民 黄秀明收
邮编:532715
联系人:隆安志愿者:黄秀明 网名:璐曦
电话:13978181296
QQ
24929061
邮箱:" target="_blank">huangxiuming521@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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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民乐县的中小学生
需要:616岁中小学生衣物,书籍,文具等
邮编:734500
地址:甘肃省民乐县民政局
联系人:李浩学
联系电话:0936-4421349 13919741982
邮编:734500
地址:甘肃省民乐县团委“西部计划管理项目办公室”
联系人:马小强
联系电话 : 0936-4421543 1391974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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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鲁掌镇泸水一中
需要:初高中学生衣物,书籍,文具等
邮编:673100
地址: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泸水一中办公室
联系人:王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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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降扎乡中心小学
需要:小学生衣物,书籍,文具等
邮编:624502
地址: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降扎乡中心小学
联系人:罗介主任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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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定西市,那里的孩子需要衣服和书籍!
需要:不限大人小孩的衣物,学生的书籍,文具,书包等
邮编:743000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团委
电话:0932-8216247
不用写收件人,直接寄到团委就可以了
此地址接受公路货运,快递公司,铁路货运
通过公路货运、快递公司的要写上团委的电话,货运公司、快递公司可以通知团委取货;
铁路货运要找能到定西站的班次火车托运,不然会把货物运到兰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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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怒江贡山县自然保护局
云南怒江有个叫丙中洛的地方,当地民族主要是怒族,那里居民生活的区域是海拔1700,虽 然环境优美,但是那里由于地处祖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当地农民还是那么的贫穷。许 多村民在寒冷的冬天还是单衣遮寒。
需要:不限大人小孩,贫困村民能用的一切衣服物品
邮编:673500
地址:云南怒江贡山县自然保护局
联系人:和正军
联系电话;0886-3513288
E--mail
是: " target="_blank">piaxy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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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得石中心校
需要:6-14岁孩子的衣服,鞋子,书籍,学习用品
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得石中心校     
邮政编码:617213
学校电话:0812-8120523
联系人:周在玉(校长)周 勇(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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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太阳村的孩子需要救助,只要是孩子的衣服鞋都可以那里大概有100多名孩子,小的有1 岁的,大的有18岁,需要衣服,书籍,周六日可以去做义工。北京的朋友可以就近捐助。确认这个地址接受捐助!
需要:1-18岁孩子的衣服,鞋子,书籍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
收件人: 太阳村或儿童村都行
邮编: 101300
主任:张淑琴
执行副主任:千鸿
电话:01060443523(含传真) 60443757
邮箱: " target="_blank">ertongcun@163.com
网址: www.ertongc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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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称多县老干部局。您家有旧衣服吗?请帮助藏地的孤儿们
需要:7-16岁儿童秋冬衣物
地址:青海省称多县老干部局
邮政编码:815100
联系人:卓德 收
电话:0976---886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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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建德寿昌西湖山背4号 育英文化学校
需要:17岁左右的学生御寒的衣服,鞋子,书籍,学习用品。潘老师班上有60个男的160个 女的,所以女孩的衣服要求多些.
地址:浙江建德寿昌西湖山背4号 育英文化学校
邮编:311612
联系人:潘为民
电话:0571-6456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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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帮助拉萨当雄小学的学生
需要物资:不限大人小孩,学生和牧民的衣服,以冬天御寒为主
联系地址:西藏拉萨市当雄县龙仁乡
邮编:851500
联系人:巴桑 收
他的手机:13638980103 (乡里没有信号,只有每周未他回到县城才有信号,寄出后可发短 信。)
乡电话:08916584010 (卫星电话,视天气情况有时信号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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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东兰助学点需要大量文具图书及小学生的衣物
需要:文具,图书等,小学生的衣服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团委办公室
邮编:547400
联系人:韦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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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松潘县藏文中学
需要:适合中学生的衣服,校服、运动服、运动鞋之类(裙子之类不要了),课外读物和学习用品,比如学习磁带、文体用品都可以

邮编:623300地址:四川省松潘县藏文中学
姓名:吴穷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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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大方县猫场镇邮电所陈慧转晨曦小学 全体同学
邮编:551604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3-10 19:47:10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L_C_colon RCIF Policy Brief No. 09017 日本的金融战略

日本的金融战略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李众敏

lee.zmin@gmail.com

Mar. 9, 2009

    在各种关于日本金融战略的文献中,经济学家经常把日本的金融战略视为一种失败的战略,日本的经济学家中持这种看法的人也不在少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界经常把日本泡沫经济、“失去的十年”视为是日本金融改革、金融战略的最终结果。也有学者认为,日本金融战略之所以失败,是美国系统的“金融阴谋”所导致的。那么,日本的金融战略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呢?日本的金融战略对中国又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正是本部分内容所要探讨的内容。

    本文的分析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概述,对日本金融战略进行一个简要的描述;第第二到第四部分,我们分别就日本金融战略的三大支柱(金融自由化、海外投资、日元国际化)进行分析,包括日本在这些领域的主要做法、存在的经验与问题等;在以上各部分的基础上,第五部分将分析日本金融战略对中国的启示。

一、概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后,日本推行了包括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在内的金融战略。日本的金融战略主要有三大部分:

    1.金融自由化。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很大程度是受美国影响,被迫开始的,美国的目标是打开日本对欧洲日元市场的管制,并要求日本对外资开放准入国内金融市场。但在此之后,日本也在国内金融市场推行利率市场化、发展短期金融市场等措施,使得日本国内的金融市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2.海外投资。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为日本积累了大量的外汇,而“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则为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起到了助跑的作用。在泡沫经济之前,日本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曾经引起了美国的关注,但最终因为国内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导致日本企业不得不惨淡收场。不过,日本企业的资本充足,仍然有能力大规模投资海外,而且在美国金融危机之际有可能卷土重来。

    3.日元国际化。日元国际化是日本金融战略的重要部分,日本曾经先后尝试在全球和亚洲地区推动日元的国际化,结果虽然不如预想的那么成功,但日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

    日本的金融战略明显地有阶段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日本泡沫经济之前的阶段,泡沫经济之后至今为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海外投资、日元国际化都有着不同的特点。

    从日本金融战略的结果看,因为日本国内的泡沫经济,使得日本第一阶段的金融战略受到重挫,日本的国内经济、海外投资和日元国际化都受到泡沫经济的拖累,陷入困境,这也是外界普遍认为日本金融战略失败的原因。第二阶段的金融战略相对较为平衡,除了中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元区域国际化受挫外,日本在全球的金融实力显著增强。在日本实施金融战略时,日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成功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事隔二十年,我们再回顾日本的金融战略,抛开“成败论英雄”和“阴谋论”,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日本金融战略总体上是一个成功的战略,日本国内的金融改革,日元的国际化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日本的整个金融战略,对中国而言是宝贵的经验,当然,也有着非常多的教训。日本的金融战略是充满挫折的,这种挫折并不来自于日本金融战略本身,不表明日本金融战略存在什么明显的缺陷。在我们看来,这种挫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不适”(Cultural Shock),它表现在日本原有商业文化与西式市场经济之间的不适应,也表现了在日本整个经济赶超过程中。

二、金融自由化

    在日本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前,日本大藏省对金融体系实施严格的管制,这一体制可以有利于政府将有限的资金运用在非常需要的部门,对有关的产业进行扶持,有利于日本战败后的经济恢复以及此后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全球金融自由化、尤其是美国金融自由化的大趋势下,日本严格管制的银行体制显然不合时宜,会不断削弱日本金融体系的全球竞争力。另一方面,美国为了解决日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扩大日本金融体系对美资的准入,也在积极地推动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这正是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泡沫经济之前所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最终因为泡沫经济破灭而评价颇低。

    (一)泡沫经济之前的金融自由化。日本在泡沫经济之前的金融自由化,主要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进行的,目的是解决日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并促使日本对外资开放本土金融市场。19845月,日本政府根据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的报告书1,开始了金融领域国际化的改革。同年6月,日本撤销了日元汇兑业务的额度管制。

1 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的概要及实施情况

 

 

 

    1, 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成立于19842月。当时,美国认为在日本对美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的情况下,日元兑美元汇率将出现波动,日元贬值而美元升值,该委员会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设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推动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来扭转日美贸易关系失衡的局面。但在实际中,该委员会主要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迫使日元升值,二是催促日本对外资开放金融领域。

    日本在这一阶段的金融自由化,主要是根据《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来进行的,表1是这一阶段主要金融自由化措施实施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受美国影响,日本这一阶段的金融自由化主要目的是放松对欧洲日元市场的管制,并在日本国内推动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放松对外资准入的限制。

2 日本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当然,早在《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日本就已经开始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主要包括放松管制、利率自由化等措施,并在1983年提出了要建设国际化的“金融中心”的构想(表2)。在表1所包括的各种金融自由化措施中,引入CP(商业票据)对日本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于198711月创立了CP市场,此后,不断对CP市场进行调整,19881月,日本解除了非居民发行国内CP的禁令;并于198812月、19902月、19914月三次扩大适于发行CP的企业范围,直到19986CP市场实行全面自由化。

    众所周知,因为成本低、周转快等特点,商业票据市场目前已经成为了全球大型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而在商业票据出现之前,银行贷款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商业票据市场实际上对银行信贷市场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尤其是在短期融资时更是如此。在日本引入商业票据市场之后,日本银行的放贷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这也为日本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的形成打下了第一个伏笔。商业票据市场的创立、发展,导致了企业融资依赖银行的程度降低,在高额储蓄维持不变的情况下,日本的商业银行必然面临困境,要为贷款找到新的出路,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把房地产贷款作为了重点。

 

 

    1978年底,日本银行体系贷款与存款的比例到达了140%的高点,但在之后的197919801981三年中持续徘徊,因为商业票据等多种融资渠道出现后,银行贷款需求明显下降。在这一时期,日本商业银行对房地产的贷款维持在6.7%的水平,多年没有提高。在1982-83年之间,银行找到了新的贷款对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贷款占整个商业银行贷款的比例一路攀升,从1982年底的6.9%上升到了1989-1990年的12.2%的高点,在不到10年的时间几乎翻了一番(图1)。

    在外界评价日本第一阶段的金融自由化时,多与泡沫经济联系起来,在这里,我们也对泡沫经济的状况稍加说明。日本的泡沫经济形成原因非常复杂,直至今天,仍然争议诸多,作者认为,主要的成因有三:一是票据市场的发展导致银行贷款转向房地产行业。上面已经分析过,日本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票据市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为日本泡沫经济打下了第一个伏笔。

    二是日本传统的商业文化与自由化的金融市场不适应。长期以来,日本维护金融体系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藏省的行政保护,人们称这种保护为“保驾护航”。日本当局对银行业的监督、管制以限制竞争为主,带有浓厚的保护色彩,这种保护也体现在日本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中。在这种商业文化下,日本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人员往来非常密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银行被认为是年轻人最佳的工作单位,因为在日本银行工作一段时间后,可以转职到商业银行工作。在日本实施金融自由化以后,这种类似“父子”的保护关系一直维持着,导致日本银行在泡沫形成过程中,对银行业的监管不力。

    三是“不合时宜”的、盯住CPI的宽松货币政策。1987年,美国股市出现“黑色星期一(1019日)”,当天,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至1739点,下跌508点,跌幅22.6%。受美国股灾的影响,日本股票市场同样出现大幅下跌,1020日(东京时间),日经平均指数从25746.56点下跌到21910.08点,下跌3836.48点,跌幅14.9%

    在“黑色星期一”之后,美联储曾经短期降低利率,从1987年第4季度的6.77%小幅下调到1988年第1季度的6.58%,但此后,联储曾经多次加息,到1989年第1季度,已经将基准利率从6.58%上调到9.85%,在一年之内上调了3.27个百分点,力度之大可见一斑。美联储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形势,在1987年初,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就到了2.19个百分点,1987年第3季度后,更是窜升到了4%以上,此后一路上升,到1990年达到了6.22%的历史高点。而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1987年第4季度到1988年第3季度,日本的物价指数始终在1以下,所以日本银行维持利率水平不变,直到1989年第2季度,通货膨胀突然翻番到接近3%的水平,这时日本银行再采取加息的措施已经为时过晚,泡沫已经形成。

    (二)泡沫经济之后的金融自由化

    前面已经提到,早在八十年代初,日本就在美国的带动下,进行了第一轮的金融自由化,这一轮的金融自由化基本上在泡沫经济之前告一段落。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发展却加快了步伐,在美国带动下,全球范围内金融自由化、全球化发展势头极为迅猛。如果日本继续保持原来的速度推进自由化,加上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国民担心日本会被世界大潮所淘汰。为了预防这一结果,进一步提高日本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活力,就必须大胆放松并废除金融、证券交易中的各种管制。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9961月表示,将以2001年为最终期限,彻底进行金融制度改革,这就是日本的“金融大爆炸”。日本式“金融大爆炸”最早是在19961017日由首相的咨询机构提出的。当时,主要由学者组成的“行动计划委员会工作组”,也是首相的咨询机构,提出了一份名为《恢复我国金融体系活力》的报告,提议实现更广泛的竞争、资产交易的自由化和调整监督管理体制,这一报告得到大藏省的大力促成。19961111日,首相桥本龙太郎向大藏省及法务省发出进行行政、经济、金融、财政、社会保障和教育六大领域的改革的指示,并提出在金融领域的改革,要按照自由(FREE)、公正(FAIR)和全球化(GLOBAL)的三大原则进行改革。围绕这三大原则,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广泛改革,其内容包罗万象,除了全面实现国内外资本账户的自由化、改革证券市场以外,还包括进一步放松对银行业的管制等内容(表3和表42

 

     资料来源:鹿野嘉昭,《日本的金融制度》(中译本),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2, 需要说明的是,“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并不是日本“金融大爆炸”的内容之一。相反,日本政府在推出“金融大爆炸”时,日元在亚洲区域被广泛使用是政府担忧的事情之一。在“金融大爆炸”中的“全球化”(Global)目标很大程度上是与国际接轨,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涵义。

    可以明显看出,日本第一阶段的金融自由化建立了日本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基本框架,而第二阶段是在深度自由化的基础上,对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放松管制,并进一步确立日本银行的独立性。

    (三)主要评价

    日本金融自由化经常被诠释为一个失败的战略,包括日本学者在内也通常持这种看法3,主要是因为泡沫经济的影响。作者认为,泡沫经济揭示了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但并不能否认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整个战略。总体上看,日本金融自由化是成功的,它建立和完善了日本的金融体系,形成了日本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是日本参与全球金融市场的最基本实力。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日本建立了短期金融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和衍生品交易市场,也完善了日本金融体系包括组织、监管、结算在内的整个构架,提高了日本银行的独立性。

 


 

         资料来源:鹿野嘉昭,《日本的金融制度》(中译本),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日本短期金融市场的建立,短期金融市场在一国的金融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因此,任何一国如果要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短期金融市场都是重中之重。经过两个阶段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改革,日本基本上建立了包括票据、债券、外汇在内的短期金融市场,这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日本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也存在着很多不足的地方,这也是日本的金融战略一再招致批评的原因,日本金融自由化过程主要存在两大教训:一是银行体系效率与金融自由化进程不匹配。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市场的发展,会对银行体系造成一定的冲击,这种冲击表现在方方面面。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金融市场的融资功能与银行体系原有的存款、贷款业务之间有替代效果,金融市场越发达,经济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因此,银行体系的效率必须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改革的进程保持步伐一致,才能够保证银行体系不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出现问题。

二是传统的“官商”关系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可能招致危机。金融自由化是以市场的力量来分配金融资源,它的主要特点是由金融市场根据收益和风险来决定资金的运用,如果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传统的“官商”关系不能被彻底打破,就会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招致严重危机。一方面是传统的“官商”关系会左右金融资源的配置,使之偏离市场导向。二是“官商”关系会严重影响对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督,在完善的金融市场中,政府和货币当局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监督非常重要,如果因为“官商”关系影响而使监管当局无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将会引发严重的系统危机。

三、海外投资

    日本海外投资是一个充满挫折和传奇的故事,也是全球经济大变革过程中的一部分。与金融自由化不同的是,日本海外投资主要是企业自发的行为,而不是政府主导的。日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掀起第一波的海外并购热潮,并以严重受挫告终。日本企业之所以在八十年代初中期掀起海外并购浪潮,是在日本经济和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的大背景的发生的:

    1.日本经济逆势而上。大多数日本企业都是二战以后成立的,有的是因为战败后被拆分成立的,20世纪70年代是日本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加上通过节能、提高能源效率等措施有力克服了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空前提高。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等国家因为受石油危机影响,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不景气。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业海外扩张的能力得到迅速的提高,而日本企业经历黄金发展阶段后,进行海外扩张也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2.长期积累的贸易顺差。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提高,日本的贸易顺差不断积累,尤其是日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为日本积累了大量可投资于海外的资本。

    3.日元大幅度升值。为了减少日美之间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平衡日美贸易,美国政府就日元汇率问题不断对日本加压。在美国的压力下,1985年,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西德五国财长在纽约签订了《广场协议》,逼近日元升值4,在此后的10年中,日元升值了近3倍。始料未及的是,在日元大幅度升值后,日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减少,反而持续扩大。不仅如此,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大大刺激了日本的资本输出,据统计,从1986年到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资总额竟达40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

以上三重原因,是导致日本对外投资迅速扩张的主要原因,日本对外投资的主要领域集中在房地产和金融等产业:

1.房地产投资。日本在美国房地产领域的投资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颇为张扬。日本对美国几大中心城市的房地产行业(如纽约、洛杉矶和夏威夷)大举投资,在风景优美的夏威夷大量购买土地,购买或兴建宾馆、高档住宅等休闲娱乐设施;在纽约和洛杉矶,日本人购买土地,收购高档办公大楼,推动了三地的房地产价格的上升。

    4, 有日本银行工作经验的经济学家曾经表示,日本政府并不愿意日元升值,最后美国以“不再提供安全保护”为要胁,逼迫日本政府接受升值,才有了后来的《广场协议》。不过,在现有的文献中,还没有看到相关的说明。

    最令美国人震惊,也是日本对外投资最大的败笔,就是日本收购洛克菲勒中心事件。1989年,日本的三菱土地公司以13.73亿美元购买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14栋办公大楼,成为拥有洛克菲勒中心80%股份的控股公司,而当时,洛克菲勒中心被视为美国的标志性建筑,美国媒体将这一收购行为称为日本人“买走了美国人的灵魂”。

6 日本企业的主要海外收购单位:亿日元

         数据来源:王伟旭、曾秋根著,《警惕美国的第二次阴谋:中日经济比较》,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

    2.金融投资。最早的日本金融机构在美国的收购始于1984年,当时的日本三菱银行用2.3亿美元买进了加利福尼亚银行部分股权,并在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市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为日本公司管理在美国的投资,并为日本公司在巴哈马设立避税据点提供咨询。几年后,日本的银行成为了世界银行领域举足轻重的力量,1988年初,日本东京银行用7.5亿美元从英国标准银行手中购买了加州银行65%的股权,然后将该银行并入了东京银行在当地的分行——加州第一银行(UNBC),使之成为美国的第十五大银行。

    3.其他领域的投资。除了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外,日本在电影等各个领域,也投资也引额资金。1985年以后,大量的日本企业在美国开工建厂,日本资本涌入了美国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角落,无论是工业、房地产还是文化等产业,都可以看到日本人活跃的身影。1989年,日本的索尼公司从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手中购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9月,索尼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高达48亿美元的金额获得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控股权。

    日本第一波的海外投资以失败告终,造成日本海外投资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国内的泡沫经济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国内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日本金融机构、企业的流动性紧缩,日本企业不得不放慢海外扩张的步伐,或者是从海外市场上收缩。同时,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也带动了全球范围内的房地产价格下跌,日本投资于美国的许多房地产收益都远远低于预期,也是日本企业从海外收缩的原因之一。1989年,三菱土地公司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后,受曼哈顿地产不景气影响,三菱土地公司一直没有利润。根据三菱地所的规划,是预计在5内,每平方英尺的租金将达到75美元,2000年将达到100美元,依照这样的预测数据,该公司认为这将是一项非常好的投资,但实际上租金只达到每平方英尺38-40美元,而同一时间段日元对美元继续大幅度升值,甚至1995年顶峰时,出现了1美元兑换80日元,考虑到汇兑损失,三菱土地公司这一收购项目总计亏损高达880亿日元 5

    日本海外投资受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日本的金融机构在东南亚国家不断扩大短期贷款规模,当东南亚国家出现经济危机时,相关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受损严重。1997年,日本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破产事件:一是证券公司的破产,日本第四大证券公司山一证券公司于1124日宣布破产,日本第七大证券公司三洋证券公司于11月宣布破产,规模较小的小川证券公司于5

    5, 数据来源:“二十年一梦:日本重返华尔街”,《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81027日。

    申请自动停业。二是银行的破产,卓都协荣银行于10月倒闭,日本排名第十的北海道拓殖银行于1117日宣布破产,德阳城市银行于1126日宣布破产。该年日本国内共有13家银行、2家证券公司和1家保险公司宣布破产,三分之一的保险公司面临倒闭的危险,银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

    受到国内泡沫和亚洲金融危机的两番打击,为了降低运营成本,日本金融界纷纷将已经迈出海外进行扩张的脚步迅速收回。1999年,大和证券把海外分店从30家降至18家,日兴证券、野村证券也都关闭了大量海外分店。1998年,日本的证券公司彻底跌出了排名世界证券公司的前十位 6

    在评价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时,我们认为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还是以成功的一面为主,包含了失败的教训。从日本海外投资的表现来看,目前只能说是成败掺半,日本海外投资显然有其成功的一面,目前“投资收益”项在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中,已经占到了一半左右,这足以见证日本海外投资战略的成功之外。但是,日本第一波的海外投资却以严重受挫而终,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乐观情绪的影响:

    第一,受国内泡沫影响而误认为“地价只涨不跌”。这也是日本大举进军美国房地产的主要原因,基于短期成功经验的投资要旨,显然受到了市场的严厉打击。当然,长达近十年的地价上涨过程,到最后几年才发展到了形成泡沫的程度,根据日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经验,很容易得出地价只涨不跌的肤浅结论。

    第二,盲目乐观冲垮了市场原则。在经历了高速增长时期之后,在日本国内乐观情绪高涨,这一情绪也受到美国学者的夸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日本国内流传着“日本第一”的说法,当时“日本脱钩论”也非常盛行,当时,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沃格尔教授就出版了一本名为《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的研究专著。事隔二十年,一位日本知名学者回顾当年的情形时,说出了“They Dont Know Todays Japan”(他们<指日本人>不知道日本会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感慨。

    第三,情感冲垮了谨慎的商业原则。受盲目乐观的带动,也受“日本终于赶超了美国”这样一种情绪的带动,日本企业觉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和美国人大干一场。美国在“广场协议”上的表现也使日本企业界极为不满,综合各种情绪的影响,使得日本企业家放弃了一直以来所秉持的“谨慎”商业原则。

    6 数据来源:同上。

    日本在美国的两项投资是招致美国政府和民众强烈反击的导火线,而事后看来,这两项投资完全是日本企业家在意气用事,是不合算的亏本买卖:一是索尼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19899月,索尼公司以48亿美元的代价从可口可乐公司手中获得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控股权。当时,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是美国影视文化的象征,其注册商标是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它与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沃尔特·迪斯尼影片公司等三家公司共同控制了好莱坞影视界。这一收购引起了美国人的极大不满,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上,把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注册商标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换成了身穿和服、满脸淫笑的日本艺伎,并以民意调查的结果为依据,断言索尼公司的收购是“比苏联军事力量更可怕的威胁”!

    二是三菱地所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一收购实际上最后招致很严重的亏损,而且受国内经济不况的影响,三菱最后不得不以一半的价钱将它出手。这样一笔招致巨额亏损的收购,却招致了美国的强烈不满。因为与哥伦比亚一样,洛克菲勒中心被视为是美国的标志性建筑,是美国的灵魂。

    展望日本海外投资的前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日本的海外投资是理所当然要成功的。日本有充足的资本、非常高效率的管理,还有谨慎的商业文化,没有理由不在海外投资中获得成功。目前,在美国金融危机中,面临美国金融资产缩水,日本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正在展开第二轮的海外扩张,日本在第二波的海外投资中,是否能够取得成功,我们拭目以待。

 

四、日元国际化 7

    日元国际化问题曾经两度作为日本政府的议题提出,从事后的进展来看,结果都不是很理想,最终都因为日本的泡沫经济和亚洲金融危机无果而终:

    1.泡沫经济之前的日元国际化。日元国际化第一次被提出,是在1971年尼克松危机和1973年主要国家普遍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后,国际货币体系处于极度不稳定之中。在经过两次石油危机后,美国、日本、德国等通过经济表现逐步确立了美元、日元、马克在国际通货中的地位,80年代中期,全球围绕建立一个美元、马克和日元构成的三极货币体制进行了讨论,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对日元的国际化问题有所考虑。

    19853月,大藏大臣咨询委员会——外汇等审议会提出了日元国际化的具体措施,包括在贸易领域扩大日元的比例、实行金融自由化、实行欧洲日元市场自由化和开设东京离岸市场等,这些措施有些我们在讨论日本金融自由化时已经提出。但是,当时日本政府在推动日元国际化时并不是很主动,主要是考虑日元国际化将加剧外部环境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所以这一波的日元国际化有很大的自发成份,不是政府主导的。

    7, 有许多讨论是关于日元汇率问题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讨论日元国际化问题时,汇率问题并不是讨论的重点。根据日本外汇等审议会在1999421日答辩报告《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中的定义,日元国际化就是“提高国际融资交易和海外交易中日元的使用比例以及提高外国投资者资产保有中日元计价的比例,也就是提高日元在国际通货制度中的作用以及日元在经常交易、资本交易、外汇储备中的地位”。根据这一定义,汇率问题并不是日元国际化的一部分,我们这里在讨论日元国际化问题时,主要是讨论日元在国际交易、储备中的使用。

    日元国际化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却因为国内泡沫破灭而严重受挫。在1980年,日元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只占4.4%的比例,到1987年和199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了7.5%9.1%,和今天欧元的增长速度相比,要比欧元成功得多。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日本在国内因为泡沫破灭大伤元气,在国际上的大举扩张也重重受挫,受此影响,日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迅速下滑。

    2.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日元国际化。日元国际化议题再次被提出,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199710月,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同样是外汇等审议会,设立了“亚洲金融、资本市场专门部会”,讨论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特征以及经验教训。审议会最后形成了《汲取亚洲货币危机教训——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和二十一世纪型货币危机》,报告中提出了日元国际化的观点。在报告发表后,日本大藏相在APEC财长会议中引用报告的观点,并正式提出促进日元国际化的问题。

    这一轮的日元国际化有很多特点,一是政府推进,二是以扩大日元在亚洲地区的使用为目标,三是以日元债务的形式扩大日元的使用比例(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低利率为此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是,政府的推动也难以抵销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的银行和金融体系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日本的金融机构从东南亚国际全线收缩,也导致了第二轮的日元国际化以失败告终。从此以后,日元从此光辉不再,在贸易结算中,大部分国家都使用美元和本币,就连欧元也占不到一席之地,日元就更不被看重。同时,日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到1999年下降到4.9%,回到了二十年前的水平,到2007年则是进一步下降到了1.9%。日元只有在外汇市场交易中比例还稍微高一点,在传统外汇市场上,日元占到20%左右(2004年,总计为200%),在外汇衍生品市场上,占22.9%2007年,总计为200%),日元能够在外汇市场及衍生品交易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与日本的低利率和高外汇净资产有直接关系。

    回顾日元国际化过程,谈不上任何的经验与教训,要讨论的是:从日元国际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货币国际化需要什么样的基本条件?有什么样的规律?在全球化中,货币国际化是世界级大国、强国的特点之一,同时,货币国际化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铸币税。但是,国际化的货币在享受铸币税的好处时,也要具备相应的基础:一是要在贸易上占主导,一国货币要用于贸易结算,在全球买方市场下,很显然,净进口国在选择何种货币结算时更占优势。二是要维护币值的稳定,这需要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上的强大与稳定。三是要有一个高效率的金融市场,以美国为例,美国印出来的美元购买了中国的东西,中国不会把美元存在金库,而是用于购买美国的资产(如国债)。如果美国金融市场效率不高,那么美国仍然需要支付国债利息给中国,相反,如果有一个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回流的美元可以用于投资更高收益的资产,从而使国债(负债)也能带来净收益。

    综合上述条件,日本属于先天不足。首先,日本是一个出口大国,在选择结算货币时并不占优势。在日元开始国际化后,日元币值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日本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远远不够,日本建设国际性的金融中心是近年来才开始确立的目标,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还是非常有限的,日本国内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也不高。由于日本缺乏品种众多的金融产品,其他国家即使想持有日元为外汇储备,所能够选择的资产组合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们认为,日元难以在国际货币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是有原因的。

    当然,抛开日元国际化的各种不利条件不说,我们认为,相对于现在日元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日元在贸易结算中的地位不可能有太大改观,但是在做储备货币上,日元还是可以有所作为。从金融机构的稳健和流动性状况看,日元的国际化是有相当基础的,如果日本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日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必将有所提升:一是日本经济恢复活力,日本国内经济改革、国内经济的国际化都是日本经济恢复活力的关键。二是日本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提高,需要更多的国际金融机构来参与,建设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创新出更多的金融产品。

五、对中国的启示

    有人说,中国是很幸运的,因为日本的发展历程给中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这种看法一点也不为过。中国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同样面临着日本在八十年代的问题,金融改革和金融的自由化、海外投资的扩大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都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回顾日本的金融战略,给中国留下了许多的启示:

    1.金融改革与金融自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金融改革与金融自由化不可避免,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的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也是大势所趋。目前,国内对在发展金融市场,推进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更多的是担心外资带来的风险。根据日本金融自由化的经验与教训,金融市场发展对银行体系的冲击主要来自于信贷的替代效果。在金融市场充分发展之后,企业的融资渠道多样化,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降低。如果在发展金融市场、实施金融自由化之前,如果银行体系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银行的运作效率、盈利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提高,一旦金融市场发展起来,对银行体系的打击将是非常致命的。

    特别是在中国,外汇占款、高额的准备金已经严重压缩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如果信贷市场进一步被压缩,银行体系将遭受严重的困难。因此,在推进金融自由化、发展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建设有竞争力的银行体系非常重要,在保持分业经营和管理的前提下,需要促使银行业务多样化,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

    2.中国的海外投资。中国与日本一样,长期的双顺差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且这些外汇储备大都集中在货币管理当局手中,是国有资产。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对外投资将遭受比日本更多的阻力。日本的教训表明,在中国对海外进行投资的过程中,为了避免遭受不必要的阻力:一是要谨慎、低调。目前欧美各国已经对中国投资抱有戒心,加上中国的海外投资主要是由国有的投资公司或机构来完成,更容易招致阻力。二是要尽量鼓励非国有经济到海外投资。中国的外汇资产要尽量实现“藏汇于民”,把更多的外汇资产放在民营公司、集团手中,鼓励有一定实力的民营企业集团到海外进行投资,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面临的阻力。三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合作框架。充分利用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会员地位,借助这一平台扩大中国的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投资,这样也可以减少面临的阻力。

    3.人民币国际化。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半个世纪,如何解决美元霸权问题将会成为国际金融秩序中的重要议题。国际金融秩序不可能重返金本位或布林顿森林体系,而是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方向一样,经济多极化、多元化的趋势,也会导致货币多极化、多元化,越来越多的货币会在国际舞台上显露身手。在各种可能登上国际舞台的货币中,人民币必然是讨论的对象之一,人民币要不要国际化?如何国际化?将会成为决策与理论界讨论的重要问题。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适当借鉴日本的经验是非常有必要的:

    首先,人民币要不要国际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市场是必然的,目前的选择是人民币要做亚洲的国际货币,还是全球的国际货币。我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人民币应该在国际货币为目标。全球化的今天,没有所谓的“地区国际化货币”,而且,以中日韩和亚洲地区复杂的历史背景,人民币在亚洲国际化所遭遇的阻力,将要远远大于在全球国际化中遇到阻力。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与日元一样,由于都属于净出口国的原因,在买方市场的情况下,亚洲国家的货币都不太可能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在这方面,人民币也不应该过多尝试,以免事倍功半。但是在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上,人民币是大有作为的,因为中国经济仍然在发展当中,人民币币值在长期稳定或升值的可能性很大,是优质的外汇资产。除此之外,中国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在金融市场得到长足发展后,在外汇市场和外汇衍生市场上应该有所表现。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应该是储备货币和金融市场交易货币。

最后,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在实现国际化后,人民币的发行量必然会大增,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民币仍然会回到国内货币和金融市场,只有少数人民币可能会形成欧洲人民币市场。因此,在实施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来消化这些人民币,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中国不可避免要建立1个大型的国际金融中心,2-3个小型的区域金融中心,在中国国内形成一个完善的国际金融市场。一个适应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市场至少要在以下三个功能上非常强大:一是金融产品的多样化,要能够提供品种众多、可供选择的金融资产,以消化回流的人民币,包括熊猫债券等。二是要有强大的投融资市场,要建立以短期票据市场为主的投融资市场,为资金寻找最佳的使用者。三是要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投资机构,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获利机会,为负债(如国债)带来净收益。

 

 

 

发件人:大風之友 "Shirley Shek" <shirleyshek@citicpacific.com> 2009-03-10 16:54:52 +0800 收件人: <info@strongwind.com.hk> 抄送: <sales@strongwind.com.hk> 标题: SWP-2009-03-10

金融危机与亚洲的“文化革命”

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特约研究员 黄晓京

200931

    美国的金融危机﹐“全球化”了。其发生过程与1990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机极为相似﹐但内涵不同﹐规模和恶果则远甚之。当年﹐美国对日本的危机处理指手划脚﹐这次成了被告﹐罪名是过度金融﹐透支信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已经扩散到实体经济﹐美国可能和日本当年一样走入经济衰退期﹐“失去十年”﹐并把世界卷入其中﹐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关于金融危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目前存在不少争论。问题的焦点是﹐金融危机只是“过度金融”﹐“监管不力”而已﹐还是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体制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我们的应对和战略选择。

    对美国和日本的金融危机作个比较分析﹐或许有助于理解这次危机的本质。美日两国﹐虽然是“军事同盟国”﹐却有着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体制。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核心是美国式金融模式﹐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日本式资本主义﹐因为是“后发国家”﹐国家战略指导并介入市场﹐金融市场相对封闭﹐追求社会整体的利益平等﹐显示出“人本资本主义”的特点﹐因为以公司团体为社会中心﹐也被叫做“日本株式会社”﹐或“法人资本主义”。1980年代﹐以“管理的市场经济”(Governing Market)为基本特点的“日本模式”﹐“东亚模式”﹐一度达到了顶峰﹐受到全球追捧。冷战解体之后﹐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则大行其道﹐对于所谓“转型国家”来说﹐几乎成了唯一美好的“彼岸”。“历史终结论”登场﹑宣布西方的﹐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将是唯一的历史选择﹐社会主义是个“笑话”﹐一度成功的“日本模式”就更不值一提。
从这个逻辑出发﹐人们往往将日本的“泡沫经济”与长期衰退﹐归结于过度的政府干预。1990年代中后期﹐日本金融危机爆发﹐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之下﹐日本开始与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接轨”的改革。激进的小泉内阁﹐号称“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大力实施美国式“构造改革”﹐将传统的邮政三事业“民营化”﹐实行金融自由化﹐并解除各种政府“规制”。以后﹐继任的安倍﹐福田﹐麻生三届内阁﹐似乎还在消化和反思“小泉改革”的后果。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投机赌博”泛滥成灾﹐从次级贷款创新始﹐以“雷曼休克”终。格林斯潘承认﹐自由市场主义“犯了一个错误”﹐斯蒂格利茨则将美国金融制度的垮台与“柏林墙倒塌”相比﹐批评了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体制本身﹐乔姆斯基则说﹐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场灾难﹐金融自由化导致灾难。

    关键的问题可能还是老问题﹐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式金融模式﹐排除了政府监管﹐资本的贪婪本性﹐加上解除监管的制度设计﹐政府和市场“双重失败”﹐也就是制度危机。日本这个美国的“老二”﹐追随美国﹐创造过经济奇迹和“日本模式”﹐但是由于无法坚守﹐被迫改革“接轨”﹐从而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至今还没有走出困境。有评论说﹐“当前﹐在全球经济﹑全球环境﹑全球稳定迫切需要新的变革动力的历史关头﹐美国却扮演着一个‘反面教材’(Retrograde)的角色。无论从战略上还是道义上﹐今天的美国不但没有给世界提供榜样﹐恰恰相反﹐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使得它的竞争对手 — 中国﹑俄罗斯越来越有理由充分地认识到﹐必须走他们自己的道路﹐因为所谓民主和人权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繁荣的未来丝毫没有帮助。甚至连来自伊朗的穆罕默德阿曼达内贾德﹐竟然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利用我们所陷入的困境嘲笑我们﹐并公开宣告美国时代的终结”。[1]

    “美国时代的终结”﹐有待时间的检验。至少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资本﹑股市﹐楼市﹐钱市﹐追涨杀跌的规律﹐投机赌博的制度﹐骗子横行的贪婪﹐将这一切归结为“缺乏监管”﹐难以服众。况且﹐美国还要把这种最优越﹐最精致的体制﹐“武装的民主主义”﹐和它的价值观“全球化”﹐叫世界随着华尔街﹐随着美国利益﹐随着美国的“军产复合体制”沉浮。当全球化变成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无法改变世界﹐最多是“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加速从过度依赖出口﹐向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内需经济转变﹐并且找到刺激内需的治本之策。日本依旧是一面镜子﹐在经历1990年代危机和与美国“接轨”的改革之后﹐日本正在从困境中找出路﹐将经营资源大举向亚洲转移﹐提出了“亲美入亚”的口号﹐预示着这个亚洲唯一的“西方国家”战略转变。以“脱亚入欧”的历史观察﹐这是日本的“文化革命”﹐而中国和亚洲﹐何尝不需要一场全新意义上的“文化革命”﹖

一﹑金融危机的“既视感”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美国的金融危机有一种所谓“既视感”﹐[2] 说白了就是“见过”﹐“似曾相识燕归来”。众所周知﹐1985年《广场协议》﹐美国逼迫日本﹐减少政府干预﹐通过金融自由化﹐主动让日圆升值。当时﹐中曾根内阁为减少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提出“国际协调发展”和“国际贡献”的政策﹐开放国内市场﹐变出口主导为内需主导﹐缓和各种政府“规制”﹐结果是国门大开﹐市场开放﹐外资长驱直入﹐日本股市汇市﹐开始动荡不安﹐日圆从1985年的1美元比240日圆﹐升值到19881美元比120日圆﹐内需刺激政策﹐引发国内股市和房市泡沫。1990年﹐东京一地的地价﹐竟然超过了美国全国土地价格的总和﹐还不断在电视上大肆炒作﹗一时间﹐东京街头﹐纸醉金迷﹐歌舞盛世。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财团﹐进入日本炒作赚钱﹐然后撤出资金﹐日本经济从此风云变幻﹐泡沫解体﹐房市股市暴跌﹐政治动荡。为减少贸易不均衡﹐美国继续要求日圆升值﹐199541美元兑79日圆﹐创历史最高纪录﹐出口导向的日本走入死胡同﹐留下的是十数年的经济衰退。十几年之后﹐金融自由化的始作俑者美国﹐自作自受﹐也把世界卷入其中。“尽管次级债危机和日本1989年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也是惊人的。日本和美国的泡沫都是产自于一段时期的金融试验行为以及过于宽松的信贷氛围。在美国可以看到﹐随着联储提供了大量廉价货币﹐抵押资产证券化以及结构性投资产品大幅增长。类似的﹐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面临着美国要求其放宽市场的压力。这掀起了一阵“金融工程”的浪潮﹐并且导致了新金融产品如金融衍生品的爆发性增长。这一场盛宴在美国要求日圆升值的压力下愈加火爆﹕由于货币的升值﹐日本央行降低了利率﹐导致经济中充斥了廉价资金。[3]

    日本的刺激内需﹐首先也是从房地产做起。与美国﹐欧洲相比﹐日本人的住宅俗称“鸽子笼”﹐城市居民的平均住房面积很小﹐即使如此﹐My Home还是“中产白领”的梦想。随着银根放松﹐贷款利率降低﹐房市兴旺﹐3~4千万日圆的住宅﹐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猛涨到上亿日圆﹐相当于“中产白领”平均20~25年的收入。房市泡沫转瞬消失﹐留下的是巨额坏债﹐资产贬值。19965月﹐日本“住宅专门公社”(住专)﹐由于住宅投资积累坏债﹐经营破产﹐政府排除舆论批判﹐在国会通过促进“住专”债权的“特别措置法”﹐动用财政资金90亿美元救援﹐并建立“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负责处理房贷问题。“日本挑战美国”的1980年代过去了﹐美国却开始了它的繁荣。2001年布什总统上台﹐经济政策是降低利息﹐刺激消费﹐使美国低收入﹐无收入家庭人人有房住﹐贷款买房﹐负债消费。次级贷款﹐金融工具创新﹐为转移风险提供了可能﹐次贷发放额不断扩大﹐数额也越来越大﹐泡沫由此而生。格林斯潘鼓励消费﹐超低利率﹐房贷可以偿还﹐还可以依旧换新﹐从利差获利﹐美国经济热气腾腾。2004年﹐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利率﹐从1%缓慢升到5.25%﹐购房者别说赚钱﹐贷款首先无法偿还﹐“住宅牛市”走向了终结。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深陷危机﹐一年损失超过140亿美元﹐200897日美国政府宣布注资二千亿美元﹐接管这两大机构。保尔森说“两房”问题﹐给金融市场带来系统性风险﹐政府接管是保护市场和纳税人的“最佳手段”。“两房”按揭债券(MBS)逾五万亿美元﹐和日本的GDP相当﹐如果坏债占20%﹐就是1.4万亿美元﹐规模庞大。

    当年日本楼市崩盘之火﹐很快烧到证券公司和银行。四大证券公司﹐即野村﹐大和﹐山一﹐日兴(现在只剩下“野村”和“大和”两家)﹐在股市房市泡沫时代极为兴盛﹐是一流大学毕业生最向往的公司﹐大约和中国大学生向往就职高盛一样。1997年﹐排名第四的山一证券(1897年创业)﹐亏损1645亿日圆(现值16亿美元)﹐信用下跌﹐到处求救﹐其主力银行“富士银行”拒绝融资﹐山一证券求救无门﹐1998年宣布“自主废业”。山一证券的CEO﹐在电视上痛哭流涕﹐鞠躬谢罪﹐哭诉“员工都是好人﹐一切都是经营者的责任”﹐此后﹐不少山一证券的优秀员工被美林证券接收。十年之后﹐美国发生了几乎同样的事件。这次是雷曼。2008915日﹐恰巧美国四大投行排行第四的雷曼兄弟(1850年创立)公司﹐由于次贷造成78亿美元巨额损失﹐四天之内股票下跌80%﹐总负债高达6130亿美元。和山一证券一样﹐雷曼也是求救无门。政府不再动用联邦基金救助﹐金融界用的是丛林法则﹐看着这个百年老店破产。雷曼的CEO福尔德在国会作证﹐说他的每个经营判断都是“谨慎的﹐合理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错误﹐更没有鞠躬谢罪﹐雷曼员工愤怒不已﹐听说他在健身房被人迎头痛击﹐狼狈不堪﹐还得面对数不清的起诉。正是福尔德式的个体的“合理”行为﹐一旦成了全体行动﹐就成了一种愚蠢的自杀行为。日本银行界人士说﹐看雷曼事件就像“看(山一证券)录像”﹐将美国金融危机称为“雷曼休克”。至于为什么不救雷曼﹐保尔森的解释是﹐当时七千亿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尚未出台﹐因此﹐财政部和美联储没有能力(Power)和足够的授权(Authority)去援助雷曼﹐财政部也希望金融业能够伸出援手去填补雷曼的窟窿﹐但最终没有买家愿意收购雷曼。

    对于美国国际集团(AIG)这个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保尔森没有置之不理。20082AIG已经因为次贷损失了111亿美元﹐4~9月连续赤字﹐信用等级下降﹐股票跌了74%﹐最终由美国政府注资850亿接管。保险业利润不高﹐AIG这几年大力从事住宅贷款的担保和证券化的担保﹐特别是CDS的交易﹐总额高达四千亿美元﹐相当于其自有资本的五倍。当年﹐众多的日本保险公司也是“参入”住宅担保﹐最终导致经营恶化﹐“朝日生命保险”被“东京海上保险”收购﹐“大成火灾”破产倒闭﹐而且保险业的健全化﹐至今还是一个问题。日本的养老保险﹐生命保险公司﹐当年大多参与了股市﹐楼市投资﹐坏债累累﹐在十余年后依然没有完全复兴﹐养老金危机威胁着老龄化的社会安全。

    美国危机带来坏债规模到底有多大﹖现在还不清楚。有内部估算认为全球坏债大约十万亿美元﹐金融商品下跌损失4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一年的GDP2007年美国GDP也不过14万亿美元(13.8万亿)﹐第二位的日本为4.8万亿﹐坏账就可能超过日本GDP的二倍﹐也是当年日本二百万亿日圆(约二万亿美元)坏账的五倍。坏债处理﹐引发了银行界的重新组合﹐也和日本当年类似。1998年﹐日本金融界“重新整合”﹐12家都市银行﹐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并购与合并﹐最后只剩下三家大银行﹐三菱UFJ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和瑞穗银行。20089月﹐全球银行界进入乱世﹐“城头变换大王旗”。美国银行五百亿收购了美林﹐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变形为银行控股公司﹐花旗试图收购美联银行的银行业务﹐没有成功﹐现在要裁员五万人﹐美联最终被富国银行151亿美元收购。日本也参加了这次重组﹐三菱UFJ91亿购入摩根士丹利21%的股权﹐野村证券买下雷曼在亚太地区的业务。

    日本处理大约二万亿美元的不良债权﹐花了十几年时间﹐美国的危机呢﹖“百年一遇”﹐迁延时间﹐无法论定。可以参考的是1929年华尔街的历史性崩盘﹐和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或者是日本的“失去十年”。1990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机﹐倒闭的多是证券﹐银行﹐还有一部分深陷股市楼市之中的“综合商社”﹐影响了颇具实力的日本制造业﹐在十余年的经济衰退之中﹐失业率达到6%。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逐渐波及实体经济﹐波及制造业﹐估计2009年的失业率要超过8%以上。美国制造业的代表性企业﹐通用﹐福特﹐克赖斯勒三大汽车公司(Big 3)占了美国GDP4%﹐直接雇用一百万人﹐间接大约250万﹐如今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境地﹐通用缺110-140亿美元﹐福特缺一百亿美元﹐需要公共资金救援。美国国会热烈讨论﹐有的说“不能拿税金补助经营失败”﹐有的说拿250亿救助“环保车”说的过去。欧盟一面说政府介入违反自由贸易原则﹐要调查甚至去WTO起诉﹐一面也不能不顾及就业﹐在欧洲通用有雇员5.7万人﹐福特有雇员6.8万人﹐相关产业的劳动人口不是小数﹐假如底特律也成了华尔街﹐现实政治的代价巨大。

最近的G 20峰会﹐布什总统还在唱美国式自由市场主义的老调﹐相信他的人估计不多。保尔森据说用两页纸的草稿﹐就说服了国会的政治家们﹐制订七千亿美元的救援计划。不少人说他搞“国有化运动”﹐“背叛美国历史”﹐“背叛自由市场主义”﹐言过其实。保尔森2006年才离开高盛﹐不折不扣的金融“内部人士”﹐对于金融危机的机理一清二楚。1998年﹐同样出身高盛的前财长鲁宾﹐也曾游说国会﹐通过了“金融现代化法案”﹐那个法案实际上解除了金融监管。鲁宾的“自由化”﹐保尔森的“政府救援”﹐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军产金融复合体制”的历史逻辑﹐不必大惊小怪。问题在于﹐金融危机不是纳税人的责任﹐拿高薪的高管们一切合理﹐振振有词﹐拿起皮包走人﹐小投资者血本无归﹐纳税人则要为大投机家的“恶业”买单﹐这也符合美国的“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

二﹑危机的“日本经验”

    制造业资本主义的日本﹐战后的高速成长和1990年代的走入衰退﹐其根源其实也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日本﹐历来有追随强者的传统﹐过去是中国﹐近代是西方﹐在形式上往往是“无条件投降”。明治维新以后﹐以欧洲为师﹐富国强兵﹐战后以美国为老大﹐富国不强兵﹐无力挑战世界主流。冷战时代﹐日本获得美国的全面支持﹐以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立国﹐甘当美国的“老二”。有这样的国家战略﹐除了日本的银行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赔钱之外﹐代表日本制造业的丰田﹐本田﹐索尼﹐松下等受到重创﹐也是题内应有之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日本是后发工业化国家﹐一部赶超的历史﹐可总好像赶不上时代的变化步伐。21世纪的第六年﹐全球实体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5%﹐世界贸易(物流经济)年增长率为7%﹐世界股票市场市价总额年增长率为14%。在全球化的名义下最大的变革是金融﹐是钱的游戏﹐是所谓“产业金融化”。计算“产业金融化”高低﹐可以用金融产业占GDP的比率﹐英美皆超过10%﹐日本则在5~6%﹐属于金融产业弱国之列。非西方国家唯一的所谓发达国家﹐学西方还没学到家﹐“制造业大国”普遍接受从“物的买卖”﹐而不是“钱的买卖”﹐“赌钱”非其所长。“物流”日本人利用汉字创造的概念﹐一到金融词汇﹐比如“衍生工具”他们就只好用假名音译了﹐日本有不少化学﹐物理﹐甚至文学“诺贝尔”﹐可就是还没有经济学“诺贝尔”。

    在制造业领域﹐日本和美国经历了长期的贸易摩擦﹐从服装﹐家电到汽车制造。“间接金融”﹐即制造业厂家﹐依靠自己的“主力银行”融资﹐在战后日本重建和起飞过程中一直占主导地位。与此相应﹐日本的“直接金融”﹐资本市场并不发达。日本人更喜欢储蓄﹐而不是买卖股票和基金。方便到家门口的“邮政储蓄”﹐为政府主导的“财政投融资”提供了成本低廉的丰富资金﹐造就了日本大企业品牌﹐从钢铁到汽车﹐无不如此。尽管现在的日本大企业﹐接受了美国的会计手法﹐普遍采取了“市价法”计算损益﹐企业和原来的“主力银行”﹐企业或企业集团之间的“相互持股”﹐依然如故。股市﹐汇市动荡﹐制造业各家计算损益﹐比如日圆升值一元﹐丰田就是二百亿日圆损失﹐本田90亿﹐索尼20亿。[4] 美国风吹草动﹐市场动荡不安﹐企业界期待政府介入﹐安定市场。金融资本重视投机受益﹐日本企业重视长期的损益计算﹐而不是短期的股东收益﹐这与英美式“股东资本主义”差别巨大。

    1980年以后﹐日本对外投资猛增﹐主要是购买美国的房产和金融资产﹐一时间﹐美国人惊呼“日本威胁”﹐“日本购买美国”。1980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FDI)为196亿美元﹐证券投资为214亿美元﹐1985年﹐直接投资为440亿美元﹐增长124.49%﹔证券投资为1457亿美元﹐增了五倍多。1980年日本的海外净资产只有115亿美元﹐1985年为1298亿美元﹐增了十倍。日本通过制造业和贸易赚了许多钱﹐赚到的钱大又投资到了海外﹐主要是美国的中长期国债。1981-1985年﹐日本经常收支顺差为12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贸易顺差来自美国﹐这些钱绝大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1985年日本成为世界的最大债权国﹐也是美国的最大债主﹐这个地位到2008年才被中国所代替。“广场协议”之后﹐随着美元贬值﹐日本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美元贬值达50%﹐日本的美元资产也就贬值50%﹐不少银行大受损失。难怪日本人在反思这段历史时期时﹐认为美元暴跌就是冲着日本积累起来的巨额美元财富而来﹐冲着日本产业资本主义而来。

    不论是股市﹐还是汇市﹐在美﹐日﹐欧三大区域﹐日本都是最小的﹐处于“边缘国家”地位。股市总规模占GDP之比﹐反映所谓“金融实力”。2007年纽约市价总额164950亿美元﹐为美国GDP125%﹐以NYSE计算则是155%。伦敦市价40230亿美元﹐占英国GDP169%。澳洲的这个比率是175%﹐香港1015%。东京股市总价46790亿美元﹐GDP107%﹐与日本的GDP相当﹐在发达国家中最低。

    再看外汇市场﹐2007年﹐美元占世界市场的43.2%﹐欧元占18.5%﹐日圆只有8.3%。从各国市场的规模来看﹐美国市场占了16.6%﹐英国占34.1%﹐日本只有6.0%﹐也是最低。[5] 反之﹐1970-1980年代日本家庭储蓄率一直高达20%左右﹐远高于其它发达国家。2006年﹐日本以现金﹐储蓄﹐住宅等构成的国民资产高达20万亿美元﹐人均18万美元﹐是美国的1.3倍﹐德法二倍﹐世界第一。2007年末﹐日本家庭拥有的金融总资产约为1544万亿日圆(约15万亿美元)﹐日本家庭拥有的股票余额为165万亿日圆﹐只有总资产的十分之一。

    早在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的对日政策一个重要的转变。美国知道﹐处理与日本的贸易摩擦和巨额赤字绝非易事﹐比如有关汽车业的谈判﹐要求日本给出“数字目标”﹐购买美国零部件之类﹐逼的日本政治家嚷出了“卖掉美国债券”的口号。美国意识到﹐从制造业本身与日本人打交道﹐永远没有结果﹐主战场应该转向金融。“全球化”旗号下的“金融自由化”﹐一把合适的杀手锏﹐美国一次给予日本“第二次核打击”﹐制造业大国陷入“核冬天”﹐一蹶不振。同时日本十万亿美元以上的储蓄﹐无疑是一块肥肉﹐极具魅力。通过“金融自由化”﹐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家大举进军日本﹐资本市场被英美以及一部分日本追随者所支配﹐投机赌博新经济﹐大行其道。和布什同时上台的“小泉内阁﹐开始了“构造改革”﹐缓和或解除政府规制﹐和美国“接轨”﹐日本成了奇特的“转型国家”。除了美国的金融高技术产业进入﹐大获其利之外﹐留美的日本人也粉墨登场。2006年﹐因为股市欺诈被判刑二年六个月的崛江贵文是个代表人物。30出头的此人突然出现日本财界﹐大笔敛钱。15-20万投资者加盟﹐在短短的几年中﹐以“活力门”(Livedoor)为中心的上市公司﹐其市价高达6880亿日圆﹐号称要超过丰田。崛江代表日本“新经济”﹐崇尚美国式金融模式﹐说是“有钱可以买到一切”﹐包括当国会议员﹐结果是昙花一现。

    所谓美国式“金融模式”﹐教科书的表述是由“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设计﹐以金融自由化和缓和政府管制为前提﹐在资本市场以投资银行为中心的金融模式﹐而且﹐利用最先端的金融技术﹐“金融工学”管理风险﹐通过利率﹐汇率的金融衍生商品的交易﹐房地产和金融债券的证券化﹐以及企业的收购兼并﹐追求利益最大化。日本金融模式﹐则是储蓄 — 投资﹐商业银行。在英美人士看来﹐日本模式几乎不是“资本主义”﹐“共同价值观”常常是外交语言。反之﹐日本产业界主流对于“金融自由化”﹐“金融工学”一直持怀疑态度﹐不改其“间接金融”的传统体制。在国际金融市场﹐过去日本的银行﹐诸如三菱﹐三井﹐住友﹐富士﹐日本兴业银行﹐长期信用银行﹐还有四大证券公司﹐屡战屡败﹐吃进的美国金融资产﹐最后还得吐出来。20世纪90年代危机之后﹐银行界“重新组合”﹐都市银行只剩下三家﹐15.3万人的银行职员﹐只剩8.5万人。银行界为了生存﹐采用了合同派遣劳动制度﹐减轻了企业负担﹐也在传统大企业“终身雇佣制”的僵硬体制中打出了一个缺口﹐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又增加了银行收益。据日本银行测算﹐1991年到2005年﹐仅仅低储蓄利息一项﹐让日本家庭损失了3300亿美元﹐此外﹐还有高手续费﹐银行收入的低税率﹐总之是老百姓的牺牲﹐在十年之后让日本的大银行重新复活﹐这是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经验”的重要内涵之一。最近﹐由于资本市场的混乱﹐发行公司债券和CP愈加困难﹐日本经济界再次转向﹐大有重新回归依赖银行﹐“间接金融”的倾向。[6]

    次级贷款是美国的“金融模式”创新﹐泡沫的根源。层层包装“证券化商品”风险﹐合理合法﹐符合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决定行为﹐何必监管﹖直到20078月﹐IMF审查美国经济﹐警告说次贷可能危及经济﹐日本人“十年怕井绳”﹐说美国的次贷风险﹐暗藏在金融高技术之中﹐一旦爆发﹐类似“核扩散”﹐连锁反应﹐危及信用体系。事实上﹐日本的金融模式﹐尽管“接轨”不少﹐还是保存了“防火墙”﹐染上“次贷病毒”的金融机构相对有限﹐债权证券化规模不大﹐对金融系统影响有限。在某种意义上﹐金融体系抵制“小泉改革”﹐依然保持着“间接金融”的体制惯性﹐政府监管严格﹐金融机构的新商品开发﹑运营要受到政府严格审查。不过﹐随着“次贷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美国经济转入停滞﹐真正大受打击的还是制造业。日本依赖外需市场﹐主要是美国﹐欧洲市场﹐也依赖中国等新兴市场。1990年代﹐日本大举投资中国﹐东南亚﹐但是制成品从中国或东南亚绕路﹐最终市场还是美国。美国经济感冒﹐日本发烧﹐美国金融危机﹐日本经济更加衰退。老龄化﹐“少口化”(人口减少)﹐制约着日本内需的扩张﹐一旦外需市场萎缩﹐庞大的日本制造业顿入停滞﹐由此看来﹐日本经济依然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脱钩很难。

    2008810日﹐华盛顿召开G7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中川昭一财政金融大臣﹐谈起当年的“日本经验”﹐批评美国政府的“放任主义”﹑质问“次贷危机发生一年之久﹐为何没有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十年多前﹐克林顿政府高官频繁访日﹐面授机宜﹐要求日本政府重拳应对金融危机。199711月美国鲁宾财长访日﹐指示日本说﹐“为解决金融不安﹐必须马上投入公共资金”。根据美国的指示和压力﹐日本于19983月拿出1.3万亿日圆向银行注资﹐小渊内阁召集“金融国会”﹐制定《金融健全法》﹐再次动用7.5万亿日圆﹐将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债券信用银行“国有化”。美国批评日本的危机对应﹐不是太少﹐就是太慢(too late, too little)﹐鲁宾和萨莫斯一度成了日本金融危机的“教主”。1999年﹐新任财长萨莫斯写信给日本“金融再生委员会”委员长柳泽伯夫﹐催促日本更大规模地投入公共资金﹐解决不良债权问题。美国对日本已到“干涉内政”的程度﹐所以日本人要问﹐为什么美国自己的次贷危机发生一年之久却迟迟无所作为﹖

    也许布什总统G 20讲话﹐道出了美国“教主”的复杂。冷战解体之后﹐美国不断传教﹐是市场主义原教旨的老师﹐因此﹐这次金融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还是对美国式自由市场主义的信任危机﹐特别是亚洲。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发生危机的国家﹐不论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是韩国﹐经济结构类似日本﹐加工制造﹐出口导向。1997年﹐由于美国式自由市场主义的教导﹐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兑美元暴跌17%。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被害﹐印度尼西亚也受“传染”﹐深受打击。此后﹐金融投机家又移师香港﹐“联系汇率保卫战”开始﹐香港恒生指跌破九千点大关。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韩圆汇率跌至1737.60韩圆兑1美元﹐一批企业破产﹐难以偿债﹐只好向IMF求援。IMF开出的药方﹐多是猛药﹐金融自由化重创亚洲经济﹐也使日本陷入困境﹐日圆的大幅贬值﹐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动用外汇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被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1美元﹐让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危机波及俄罗斯﹐股市汇市下跌﹐引发金融危机﹐政治动荡﹐并引起欧美国家股市汇市剧烈波动。亚洲金融危机最初是区域性的﹐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危机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全球化”了。

    人们至今还在讨论亚洲金融危机真相﹐其实“美国教主”的自我矛盾已经给出了答案。根据英美主流学者的“教科书”﹐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最完善和可靠的制度﹐美国式自由市场主义主导世界﹐到处“传道”。亚洲危机之后﹐美国将责任推到“亚洲国家的体制弱点”﹐推给“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以及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不健全。美国除了赞同IMF对泰国的170亿美元救援﹐此外就没有什么救援措施﹐符合美国式自由市场主义。格林斯潘还教导说﹐亚洲应该知道“西方特别是美国运行的资本市场是一种优越的模式”﹐所以﹐美国开出的药方总是停止政府援助﹑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马哈蒂尔说过﹕“我还记得﹐他们当年如何告诉我们﹐永不要为濒临倒闭的企业包底”。IMF答应拿出二百亿美元救援﹐条件是要求韩国经营破绽的银行和企业倒闭。日本在亚洲贸易投资巨大﹐为稳定亚洲的股市汇市﹐当时日本曾提出过“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设想﹐因为美国不点头﹐中国也没有表示支持﹐付之流水而已。

金融危机“日本经验”到底是什么﹖归根到底还是“服从”二字。日本的体制和政策﹐符合美国的战略思维﹐就允许和支持﹐甚至命令日本强制执行。反之﹐日本和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经济关系密切﹐只要美国不允许﹐日本依然无所作为。日本在制造业市场对美国的依赖﹐在金融领域对美元霸权的“服从”﹐决定了日本还是“无责任国家”。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再次给日本上了一课。学者们说﹐这次危机使“盎格鲁 — 撒克逊经济”要进入“核冬天”﹐可能走上日本十年衰退的老路﹐依赖美国的日本如何走出困境﹖全球需求﹐美国市场占到30%以上﹐日本和亚洲﹐只要依赖美国﹐服从“美元霸权”﹐注定难以“独善其身”。这个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只要不愿意永远受制于人﹐中国和亚洲必须反思过去﹐找到自己的道路。

三﹑亚洲的“文化革命”﹕ 超越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

    亚洲作为一个地区概念﹐起源于欧洲人的对立观念﹐即欧洲对欧洲以外的东方世界观。中国﹐印度﹐伊斯兰﹐东南亚各国﹐历史文化各不相同﹐但都有过漫长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痛史﹐只有日本“脱亚入欧”﹐仿效列强﹐侵伐霸道。英美讲究自由﹐讲究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结果不平等。金融高管﹐企业高层的过分高收入﹐成了这次金融危机的话题之一﹐雷曼CEO福尔德2000-2007年工资﹐奖金﹐期权收入4.85亿美元﹐2007年高盛CEO6800万美元奖金。当选总统奥巴马﹐批评美国企业家﹐金融高管“奢侈”﹐让他们学习日本经营者。日本所代表的东亚资本主义﹐讲究团体主义﹐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全民一体加入社会保障﹐贫富差距远小于美国﹐更没有美国企业高管的那种高收入。在政治体制上﹐日本从“君主立宪”到“权威主义”﹐一直没有改变国家主导资本主义的基本路线。战后﹐美国最终决定保持日本的“天皇制”﹐超越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因为“皇权”和“服从”与英美的“自由民主”距离遥远。

    关于“东亚模式”在学术上争论了近30年﹐在笔者看来﹐这个模式不是英美模式的“过渡模式”﹐而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独立性﹐普世性﹐一种另外的市场经济体制﹐至少没有经过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殖民掠夺。市场经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日本和东亚的资本主义﹐都只是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黑格尔所谓“普遍寓于特殊之中﹐任何特殊都不能穷尽普遍的意义”。面对全球化﹐华盛顿共识的“普世价值”﹐亚洲实际上已经在探索“另一个世界”。撒切尔绝对主义思维﹐说“没有其它选择”(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和“历史终结论”一脉相承。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垮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好像证明了她是对的。实际上﹐替代方案多种多样﹐“后发国家”走向富裕﹐实现公平﹐可以有多种路线选择。不论“中国式”社会主义﹐中国式市场经济﹐都是可能的选择﹐实践证明﹐所谓“逻辑矛盾”的“中国式”﹐与“日本模式”﹐“东亚模式”一样﹐超越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的尝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反之﹐亚洲全面接纳华盛顿共识﹐就可以和美国主流WPAS(白人﹐新教﹐盎格鲁 — 撒克逊)一体化﹖问题倒是亚洲自己的创造﹐如果占世界经济三分之一的亚洲﹐搞成“另外一个世界”﹐反而有可能建立“和谐”﹐在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时﹐亚洲的选择和创新可能重造“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普世价值。

战后到1970年代末﹐工业化国家有过“黄金30年”﹐美国承担了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角色﹐日本﹐亚洲地区不可避免地依赖这个“发动机”。1980~1990年代﹐亚洲内部﹐特别是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制造业﹐贸易和投资的“连锁转换”﹐“雁形发展方式”﹐日本曾经当过那个头﹐台湾﹐韩国跟进﹐尔后中国也加入其中。但是﹐不论是日本﹐“四小龙”﹐还是ASEAN和中国﹐“最终消费者”还是美国。中国与亚洲其它国家﹐在产业结构上﹐既有互补﹐也有竞争。设备投资过剩开始在亚洲出现﹐服装﹐电视﹐半导体﹐石油化工﹐钢铁﹐造船﹐电子产品﹐一直到玩具﹐制鞋﹐各个领域都存在产能过剩。西方各国﹐在冷战解体之后﹐为争夺新兴市场﹐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比如石油﹐化工﹐飞机制造﹐曾有一轮扩大投资的过程﹐动因之一是亚洲的新兴市场。市场机制下的投资决策﹐往往不是“合理预期”﹐而是某种“集团行动心理”﹐常常引发共同的“投资热”﹐造成大约十年一次的设备投资增减循环。1990年代中后期﹐大规模制造业“投资热”之后﹐发生美国“虚拟经济”危机﹐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周期性﹐美国已经没有多少制造业。长期以来﹐美国市场支撑亚洲的制造业出口﹐美国“发动机故障”﹐立刻就是“硬着陆”。20089月以后﹐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钢铁﹐化工﹐电器电子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相对产能过剩﹐厂家纷纷降低开工率﹐原材料市场暴跌﹐加工企业大量倒闭。

在对美依赖的同时﹐亚洲特别是东亚10+3的区域内的相互依存﹐也有了巨大的进展。1980年这个区域内的进出口﹐占其整个贸易额的比率30%左右﹐到2003年这个数字接近60%﹐虽然低于欧盟的水平﹐决不亚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中国对外出口的40%左右也在区域内。[7] 问题在于金融体系﹐在这个巨大的制造和贸易经济圈中﹐交易依然以美元结算﹐贸易黑字﹐回流为美国的国债﹐支持着“美元霸权”﹐这种国际关系又制约着亚洲自身的发展。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重复了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走过的道路﹐在许多领域中国的战略产业还在发展之中﹐相对弱小﹐而“世界工厂”有些还停留在加工厂的水平。危机发生之后﹐沿海城市的加工厂经济遭受到空前的重创﹐一度繁荣的中小制造业城市﹐比如东莞﹐温州﹐晋江﹐一部分繁荣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如塑料﹐制鞋﹐玩具﹐没了外单﹐陷入困境﹐造成大批农民工回流农村。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美国的金融危机﹐如此影响中国实体经济﹐暴露了中国经济成长方式的严重问题。地区内的贸易占了如此之高的比率﹐如此随波逐流﹐极不正常。亚洲的两难选择在于﹐一是继续依赖美国﹐维护“美元霸权”﹐今后还得跟着华尔街沉浮﹐一是走向“另一个世界”﹐逐渐摆脱美国的制约。目标并非闭关锁国﹐也不可能排斥欧盟﹐美国﹐而是建立和欧盟﹐美国对等的亚洲经济体。当然﹐这个选择绝非易事﹐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但决非只是幻想。

除了贸易和直接投资﹐亚洲已经在摸索独自的金融合作﹐这不是来自“理念”﹐或“亚洲价值”﹐而是来自经济自身的发展需要﹐类似于中国农民的“包产到户”。早在1997年﹐日本提出过“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 Asian Monetary Fund)的构想﹐建议筹资一千亿美元﹐日本出五百亿美元﹐给受国际投机基金攻击的会员国提供资金援助。1998年﹐日本再次提出“新宫泽构想”﹐主张建立亚洲基金﹐作为规避汇率风险的制度安排﹐日本曾经是亚洲金融合作的主要推手。十年之后﹐美国金融危机逼着亚洲“旧事重提”﹐主角不再只是日本﹐而是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共同组成的10+3集团。中国外汇储备有二万亿美元﹐代替日本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持有6259亿美元国债﹐其它亚洲国家﹐行为方式相似﹐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相当一部分投资美国国债。在国际金融领域﹐亚洲10+3集团已经具有相当实力﹐建立地区性金融机制﹐逐步制约“美元霸权”。有学者认为﹐1998年﹐“日本实际上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建议”。[8] 亚洲国家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钉住美元”﹐亚洲货币不能从根本上和美国“脱钩”﹐但它可以抑制国际金融界的投机风险。美联储前理事梅耶﹐在其回忆录《联储岁月》中写道﹐当年美国之所以反对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是因为对金融危机本质的不同理解。美国认为亚洲的金融危机﹐起源于亚洲各国的经济结构﹐落后的金融市场﹐要求亚洲进一步“转轨”﹐学习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而日本和亚洲﹐如马哈蒂尔这类的代表人物﹐则认为国际投资者的投机行为﹐造成了亚洲的金融危机。

2000年亚洲10+3集团﹐在泰国的清迈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区域货币互换协议﹐即《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界定了东盟货币互换协议(ASA)的规模﹐以及中日韩与东盟之间的双边互换协议。以后﹐亚洲10+3集团﹐签订了许多双边协议﹐累积金额超过八百亿美元。2008年底﹐中日韩首脑的福冈会谈﹐继续着这一协议的思路。地区性双边互换协议﹐目前资金规模不大﹐比如中日之间只有30亿美元﹐日本和ASEAN1265亿美元﹐日本和印度30亿美元﹐日本和美国则是无上限的美元~日圆互换。[9] 但是﹐如果双边货币互换能够进一步扩展﹐形成多国间互换安排﹐实际上就是亚洲货币基金的雏形。10+3国家集团的金融合作﹐如果实现机构化﹐制度化﹐建立常设的政策对话和监控机构﹐不但可以平衡短期的市场波动﹐还将为这个经济圈的实体化提供基础。IMF是按照美国意图行事的﹐AMF则是亚洲地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方向上中国应当支持这个“内生”机制的成长。

亚洲的未来更取决于“内生的发展”。战后日本给美国当“老二”﹐靠美国支持复兴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不过﹐日本在依赖美国的同时﹐在制度建设上另搞一套﹐日本式经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企业工会﹐以及“富不过三代”的遗产继承税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式的制度建设﹐目标恰恰在于抑制“过度市场化”﹐过度竞争﹐其结果是一个“一亿人总中产”的相对平等的社会体系。传统的集团主义﹐避免了美国式的贫富差别﹐优胜劣败﹐激发日本人“内生的”发展动力。同时﹐随着“国民所入倍增计划”﹐“养老金计划”之类国家主导的社会政策﹐增大了日本的社会安全网络。与日本不同﹐亚洲各国由于历史﹐文化和殖民地统治﹐经济二元化﹐都市和农村﹐都市社会内部的贫富差别十分严重﹐继续现有的发展模式﹐无法改变这种格局﹐也就难以持续发展。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0%﹐地球上每天36.5万人出生﹐57%是亚洲人﹐印度11亿人口﹐中国13亿﹐就占了世界的37%。如此巨大的人口资源﹐使亚洲成为全球劳动力供给基地﹐加工外包的首选﹐同时亚洲又是最有希望的市场。中国30年改革﹐市场化改革﹐引入外资﹐“两头在外”﹐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市场主义导致中国“核心价值”共同富裕的丧失﹐“富可敌国﹐贫者无立锥之地”。改革30年之后﹐中国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面临一个新的战略转变﹐而美国的经济危机﹐使这个转变显得更加急迫。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成长﹐正在成为另外一个世界经济成长的“发动机”﹐恢复了布罗代尔所谓“中国经济世界”的国际地位﹐发展中的制度建设将给亚洲带来深远的影响。

市场体制是一把双刃的宝剑﹐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使另一部分人富不起来﹐美国式自由市场主义尤其如此。平衡市场主义的负面效果﹐在相当程度上解决社会公平﹐将决定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未来。十年经济衰退﹐许多人担心日本普通人的生活﹐其实由于藏富于民的政策﹐在效率和公平上的中庸协调﹐日本社会总体安泰﹐没有大的社会动荡。解决社会公平﹐这不单是一个道德选择﹐也是一个理性选择。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近于“日本模式”﹐强调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黄金时代。冷战之后﹐美国一家独大﹐与美国全面“接轨”似乎成了唯一﹐不加选择的接收﹐给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困惑﹐城乡两级化﹐教育﹐医疗﹐住房三大问题。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一个农村人口还有八亿的穷国﹐如何利用国家的力量﹐平衡市场竞争﹐增进社会公平﹐可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课题。由于亚洲各国情况相似﹐使这个课题具有更深刻的文化意义。近代以来﹐曾经在农业﹐商业﹐文化等各个领域创造了辉煌的亚洲﹐被殖民主义所打破﹐随之而来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儒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文化﹐毫无例外地受优胜劣败的价值冲击。近代化同时就是“文化失调”﹐“停滞的亚洲”和“近代的欧洲”成为一种对立图式﹐一种固定观念﹐剥夺了亚洲固有文化的“话语权”。随着亚洲的复兴﹐除了经济之外﹐文化反思也随之而来。远在西方人“发现”新大陆﹐传播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前﹐亚洲早就存在着复杂的商品经济﹐市场交易﹐中国制钱广泛流通﹐10+3集团﹐亚洲货币基金﹐亚洲经济共同体﹐亚洲货币﹐只不过是现代制度﹐形式的“文化复兴”﹐对于美国和西方﹐则可能是一场“文化革命”。

最近﹐“历史终结论”者福山有个谈话﹐他说﹐他“至今仍然信奉新保守主义理想﹐这种思想来自频频受挫的左派。左派过去认为民主和正义不仅是美国的原则﹐而且适用于整个世界﹐而美国比任何其它国家都有义务在全世界维护这些原则”。关于布什发动的战争﹐他说﹐“我并没有反对。但很快我就觉得战争准备得不够﹐对困难估计得不足﹐而且美国还在行使权力时采取一种‘列宁主义’方式。然而﹐在单极世界中﹐这种方式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首先要求其它国家必须相信美国的善意﹐而战争的爆发没有证明美国的善意”。所谓“列宁主义方式”﹐是指主张用战争“输出”美国“普世价值”。福山自称是“新保守主义的马克思”﹐他说“作为马克思﹐我相信长期的演变。1989年针对柏林墙拆除所形成的局面﹐我建议采用‘历史的终结’的概念。这个概念来自于黑格尔﹐首先被马克思继承。我当时写道﹐伴随着共产主义的垮台﹐只剩下惟一的政治选择﹐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但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艰难的事情。可‘列宁主义者’想加速推进这一进程﹐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想利用力量对比关系在中东推行民主化﹐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虽然如此坚持“历史的终结”﹐福山毕竟是学者﹐还是意识到了对立面的存在。他说“我从没说过美国是民主终结的典范。欧洲代表着这种历史终结的可能性。欧洲通过努力超越民族国家﹐比美国更加接近一种真实的历史的终结。美国则继续以自己的军事实力为荣﹐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主权。中东有些人想建立一种伊斯兰民主。他们认可民主的想法﹐但把民主与自由割裂开来。这的确也是一种做法﹐但我认为它走不远。在欧洲﹑拉美和非洲﹐没有人想采纳这种模式﹐就连穆斯林世界也没人愿意。这是针对伊斯兰教面对现代化所遭遇的失败而想到的应对办法﹐不是一种真正的解决办法。中国是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因为它懂得与现代化妥协﹐让现代化为己所用﹐懂得提高竞争力﹐懂得成长壮大利用科学技术﹐同时又维持专制政权的统治”。姑且不论福山是否是“新保守主义的马克思”﹐关于中国﹐他的感觉倒是敏锐的。不过﹐他的结论是武断的﹐这种武断﹐恰好来自于作为日裔美国人对亚洲的无知和短视。历史刚刚开始﹐从中国和亚洲的复兴﹐从亚洲的“文化革命”开始。

美国的金融危机﹐标志着中国与美国“接轨”改革的终结。保尔森最近警告说﹐“美国金融危机不能成为中国减缓金融改革的借口﹐我们已经转告美国下届政府﹐一定要抓紧推动中国改革”。是的﹐中国必须建设新的金融体系﹐但不是继续和美国式金融模式完成“接轨”﹐继续追随IMF和世界银行。摆脱美元霸权﹐IMF束缚﹐需要一个团结的亚洲﹐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共同利益﹐必要时在金融合作上另起炉灶﹐和欧盟一样﹐亚洲的一体化将改变世界的格局﹐进入真正的“民主主义”时代﹐类似于毛泽东领导的“边区苏维埃”﹐对抗美国的“一家独大”。随着美国地位相对的下降﹐精明的日本早就谋划﹐并在美国之外的亚洲开辟“第二战场”﹐实施“对美依存”到“亲美入亚”的战略转变。日本普遍认为中国迟早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超一流大国”﹐为此“经营资源”必须向亚州﹐中国转移﹐让日本“回归亚洲”。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界最积极﹐不少日本大企业已经将经营重心转移亚洲﹐建立以新加坡为中心﹐兼顾亚洲东西﹐中国和印度“两个战场”的经营体制。因为除了中国﹐新兴经济体还有所谓“金砖四国”(BRICs﹐俄国﹐中国﹐印度﹐巴西)﹐“金砖六国”(BRIICS﹐加上了印度尼西亚和南非)﹐还有VISTA﹐又加上了越南﹐土耳其﹐阿根廷。不管是“金砖”还是“VISTA信用卡”﹐“人类有史以来高速增长同时化”的主力是亚洲。历经20余年﹐欧洲终于实现了欧盟联合﹐有了欧元区﹐统一货币﹐区域内贸易欧元决算﹐其经济和政治意义显而易见。随着亚洲经济的成长和一体化﹐货币联盟将是一个必然结果﹐问题在于如何推进走向“亚元”。人们怀疑﹐亚洲的“西方国家”日本﹐是否会真正“回归亚洲”﹖正像英国“光荣孤立”﹐“亲美疏欧”一样﹐日本是美国的盟国﹐美日同盟﹐所以“亲美入亚”也有中庸调和的一面﹐眉目不清。在东亚峰会上﹐日本政府参加“吉隆坡宣言”﹐宣称把建设“东亚共同体”作为战略目标。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体﹐实力远大于英国﹐日本经济日益依赖中国和亚洲﹐只要中国参与和支持﹐日本将无法选择“光荣孤立”。

日本人将自己的“回归亚洲”也称为“文化革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数典忘祖﹐搞过一场“脱亚入欧”的“文化革命”。虽然“脱亚入欧”路线成败尚无定论﹐最少它使日本成了亚洲的“西方国家”﹐进入了“富人俱乐部”。中国和亚洲的复兴﹐使敏感的日本看到其国家利益的所在﹐“亲美入亚”不是戏言。美国一向非常关心中日关系﹐最近国家情报委员会又出了《2025年世界局势预测报告》﹐对中日关系的未来的几种可能性作了评估。中日关系既有可能保持互利﹐也有可能反目成仇﹐中国持续经济增长﹐对日本的重要性将继续增强。中国强军﹐使日本继续保持美日军事同盟﹐也可能联合亚洲其它国家﹐建立包括多国的安全保障框架。反之﹐中国经济出现衰退﹐或者称霸亚洲﹐日本可能联合其它所谓“民主主义国家”﹐强化自己的军事力量﹐与美国一起孤立中国﹐亚洲将面对“中国”还是“日本”的困难选择。如果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感降低﹐日本可能更加接近中国﹐中国将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即使美日同盟弱化﹐由于国内抵抗势力强大﹐日本拥有核武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对日本构成明显威胁时不排除日本建造核武器。如果中美两国更加接近﹐美国容忍中国的军事力量﹐并减少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日本也将更加接近中国﹐韩国﹑台湾﹑东盟各国和地区也将会顺应潮流。不管愿意与否﹐美国的战略家们终于承认﹐一切取决于中国。

四﹑简短的结论

通过日本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既视感”﹐与日本金融危机的比较﹐可以说金融危机的本质﹐不是监管不力﹐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败﹐而是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美国由此将盛极而衰﹐必须改革。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开始了“亲美入亚”战略转变﹐对美国的经济政治“追随”和服从﹐使其无力摆脱美国“金融霸权”的束缚。中国和亚洲的复兴﹐为日本的亚洲回归创造了条件﹐能否建立和美国“脱钩”的亚洲经济共同体﹐金融合作体系﹐以致于“亚元经济区”﹐将取决于中国的持续发展和亚洲政策。同时﹐日本模式的“好资本主义”侧面﹐值得借鉴﹐创造中国“内生发展”机制﹐以国家主导推进社会公平的制度建设﹐超越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只要中国经济社会的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经济共同体”就不只是一个幻想。

[1]《纽约客》杂志社论20081013日。

[2] 日本学者熊谷亮丸的造词〈日美金融危机的既视感〉20081010日(http://www.dirco.jp/souken/research/report/economic/monthly/08101001monthly.html)。

[3]〈日本金融危机前车之鉴后世之师〉《经济学人》20071219日(http://ecocn.blogbus.com/logs/12306204.html)。

[4]《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081213日。

[5] 仓都康行〈金融力如何测度〉《金融vs国家》筑摩书房200831~35页。

[6]《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081210日。

[7] 黄晓京〈全球化与东亚地域经济〉《香港传真》No. 2003~36加纳AYUMI〈东亚共同体构想〉The world compass20054月。

[8] 张卫华〈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何时诞生〉《经济》杂志报道文章200798日(http://mag.chinayes.com/MagazineBase/M23/627/20080626115219165.shtml)。

[9]《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081211日。

 

附图:

1﹕ 中国﹑美国﹑日本的经济对外依存度﹐1980--2007年(%)



 

 

1﹕中国对欧盟﹑美国贸易顺差相当于净出口的比例﹐2004-20081-9月(%)

年份

对欧盟顺差相当于净出口

对美国顺差相当于净出口

两者合计

2004

103.2

252.9

356.1

2005

69.33

111.9

181.23

2006

55.73

81.22

136.95

2007

51.19

62.29

113.48

2008

65.43

70.04

135.47

注﹕对欧盟顺差数据包括英国。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网站﹕“我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历年。

 

 

2﹕人民币汇率美元及欧元中间价﹐20057--20081119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统计数

http://www.pbc.gov.cn/huobizhengce/huobizhengcegongju/huilvzhengce/renminbihuilvjiaoyishoupanjia.asp

 

 

3﹕中国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占出口总额的比例﹐2004--20089月(%)


注﹕欧盟数据包括对英国的顺差。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网站﹕“我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2004~2008年。

 

 

4﹕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指数﹐20057--200810

注﹕该指数为月度平均数据。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数据(http://www.bis.org/statistics/eer/index.htm)。

 

 

5﹕全球主要货币兑人民币﹐2008年初至12月(%)

(除了日圆,其他货币都大副贬值!)

注﹕结合上下文﹐汇率变动的截止日期应在12月上旬。资料来源﹕田心﹑姚志新﹕〈中美宜“囚徒困境”共度经济危机〉﹐香港《信报》20081212日﹐第24页。

 

6﹕美国房地产买卖﹐1970--2006年 (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曹仁超﹕〈富人变穷人〉﹐香港《信报》20081115日﹐第19页。

 

 

7﹕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相当于GDP的比例﹐1952-2008年(%)

注﹕与美国股市﹑楼市图一样(王小强﹕〈百年一遇的繁荣与危机〉图3)﹐清晰显示索罗斯所强调﹕“我将全球化与超级泡沫的开端定在1980年。”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商务部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8﹕中国居民消费与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1978--2007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支出法GDP统计表”﹐历年。

 

 

 

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危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杨斌

《中国教育报》记者 刘好

2009-3-9

    当前,西方金融风暴正演化成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美国通过上万亿美元救市究竟能不能缓解这场危机?这场来势凶猛的危机的深层原因是什么?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有什么影响?我们应当从这场危机中吸取哪些教训?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

美国巨资救市难以奏效 中国不应坐视危机升级

记者:当前的金融危机愈演愈,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以来发生的最严重、危害最大的危机。对于这场危机人们似乎感到很突然,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场危机爆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场危机?

    杨斌:“二战”后西方确实有一个社会改良的时期,那时西方实行的经济政策与现在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政策是截然相反的,西方很多国家包括西欧、法国、意大利、韩国等,都实行国有化和金融管制化而不是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对外经济普遍实行保护与开放相结合的政策,很多国家普遍制订政府经济计划,采取与新自由主义截然相反的社会改良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的金融危机的发生。当时世界各国还普遍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化政策,严厉限制外汇、股票、期货等金融投机活动,以确保当时匮乏的的外汇、资金和物资资源,能够集中用于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而不被投机活动浪费。资本主义只是在强大的“冷战”政治压力下,实行社会改良并缓解了社会矛盾,因此“二战”后几十年没有发生类似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复辟政策的回归,旧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弊病必然会重演。

   
记者:在您看来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与以往相比,这次危机有什么特点?

   
杨斌:这次金融危机与以往任何一次危机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就是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吹起高达天文数字的金融衍生品泡沫,具有摧毁全球经济的巨大能量。金融衍生品坏债其实是脱离实体经济的投机赌博债务,世界各国只有正确认识这种坏债的巨大危害和性质,采取果断措施将其冻结、注销才能化险为夷,否则就像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火山或定时炸弹之上,将会不断遭受一轮轮金融海啸的袭击并难逃毁灭的厄运。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承认资本贪婪是酿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他竭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取消政府监管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放纵资本贪欲已造成了各种金融投机泡沫的无限制膨胀,美国的金融衍生品规模高达六百八十万亿美元,比较美国十四万亿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近五十倍,比较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还高出十多倍,不断引爆的金融衍生品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破坏威力更大的新一轮金融海啸。

记者:为了挽救这场危机,美国前总统布什和现任总统奥巴马先后出台了上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试图挽救美国经济于既倒。你认为这些救市计划或措施能奏效吗?

   
杨斌:10年前我写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提出美国面临着整个货币金融体系崩溃的危险,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大萧条的危险。尽管美国10年前一直在采取同今天性质类似的救市方案,但是,危险非但没有化解反而不断积累到今天的巨大规模。我在书中举了两个美国救市的例子。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面临崩溃,当时美国政府花费了几十亿美元救市,第二年老虎基金濒临破产,美国政府救市的代价一下增加了七、八倍,花费了几百亿美元。现在美国注资救市金额动辄高达成千上万亿美元,美国银行金融体系的问题反而越演越烈,充分表明美国这种挽救危机的办法治标不治本,虽然能取得暂时掩盖矛盾和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但最终会促使掩盖的矛盾以更加猛烈的方式爆发。

   
美国注入巨资挽救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各种救市计划,本质上是华尔街金融资本挟持政府和公众,为继续获取超额利润进行的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创新。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以公众银行存款和养老金等为人质,要挟政府和央行为自己疯狂投机酿成的苦果买单,还以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为人质要挟参与共同救市,收获丰厚赎金的效应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动辄数百亿的救市注资远远超过正常经营收入,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将美联储的抵押贷款注资批评为“以现金换废纸”。

   
记者:您认为美国的这种救市行为不可能挽救危机,那么,这种救市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呢?中国应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杨斌:美国这种救市方式对中国和全世界构成巨大的威胁。近年来中国的出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困境,原因之一是美国向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虽然我国正在努力稳定人民币汇率,但是美国如此肆无忌惮地印发钞票,本身就意味着美元的剧烈贬值。前两年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国的中小企业还能勉强支撑着,现在外向型企业开始出现大规模垮掉的势头。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和房地产,现在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倘若美国的这种救市方式再持续下去,会对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产生更猛烈的冲击。

   
美国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正掩盖这种危机的严重程度,蒙蔽世界人民误以为现在的救市办法能够度过难关,这样可借机堂而皇之地向金融财团输送巨大利益,而不去采取真正能挽救危机但却触动金融财团利益的办法。美国政府和央行不断采取注入巨资的办法救市,将会导致全球经济从“衰退通缩”转变为“ 衰退膨胀”,最终出现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崩溃膨胀”灾难,导致世界各国拥有的外汇储备蒙受惨重损失甚至化为乌有。

    世界各国只有正确认识这场全球危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才能避免被一时蒙蔽盲目乐观而最终陷入无法挽救的悲观境地。中国不应坐视美国金融衍生品的定时炸弹不断爆炸,引发一轮轮金融海啸并且最终导致“崩溃膨胀”灾难,而应主动联合世界各国拆除金融衍生品的定时炸弹,争取不待其爆炸并造成破坏就先行将其全部冻结、注销,金融衍生品债务是脱离实体经济的投机赌债,彻底废除这类债务不会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

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

记者:金融危机的发生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里根为代表的美国共和党执掌美国,放弃“罗斯福政策”,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经济政策。此次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一种什么关系?

    杨斌:当前美国发生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同新自由主义恢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有关,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造成今天的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新自由主义认为不受政府干预的金融市场效率最高,从而为格林斯潘推行金融自由化并取消政府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它是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是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种复兴,这些政策在十九世纪曾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竭力推动”,同时还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与金融界的利益有着广泛一致的意识形态”。

    最近,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是酿成全球金融危机的祸首”,“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场至上主义,不过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个人贪欲”。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华尔街的贪欲是酿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正是新自由主义致使华尔街的贪欲能享有不受约束的充分放纵自由,结果导致了金融衍生品泡沫膨胀到足以摧毁全球经济的庞大规模。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充分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性,就连曾竭力主张金融自由化和取消政府监管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议员责难下也被迫承认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有缺陷”,他还称“我不知道漏洞有多大多深,但我对这个事实感到非常沮丧”。有些欧盟国家如法、德领导人开始反思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提出主张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但是,现在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都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基础上,必须彻底抛弃新自由主义才能革除旧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弊端。

    记者: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不少国家流行,其造成的危害已举世皆知。我们到底如何认识新自由主义?

杨斌:西方媒体普遍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流行,归之于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等右翼保守派执政后,推动的反对二战后社会改良的“世界保守革命”。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后曾明确无误地宣称,其奉行的政策目的是要重新回到“亚当· 斯密时代”,充分暴露了她领导的“世界保守革命”的本质,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复辟极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自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以来,在西方国家仅仅是一种边缘学派,其骤然时来运转,首先是因为代表美英垄断财团利益的右翼势力,将其作为了谋求全球霸权利益的战略工具,其次是作为了打击社会改良思潮的意识形态,再其次是作为抨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1980年到2005年的25年间,105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8%,远远低于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无论是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还是拥有所谓最权威、最发达金融制度的美国,都证明新自由主义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记者:金融危机爆发后,马克思于1867年撰写的分析资本主义的巨著《资本论》,经历了长时间的沉寂后,如今一跃成为西方的畅销书。从政界到商界、学界,似乎都想从《资本论》中找到解决危机的答案。马克思学说在西方的复活说明了什么?

   
杨斌:《资本论》在爆发金融危机后重新畅销美欧和日本,充分说明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理论贫乏变得日益失望,同时也重新证明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预见力。马克思曾深刻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凯恩斯主义和西方社会改良思潮借鉴了马克思理论,因而有可能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并延缓经济周期。但是,新自由主义全面否定马克思、凯恩斯和西方社会改良,鼓吹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取消政府经济干预,必然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加剧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必然重现类似旧自由主义时代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任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中外学者都不难预见。但现实中大多数中外经济学家未能预见到美国金融危机,恰恰说明新自由主义流毒在全球范围影响之深。

   
记者:在我国,也有不少人很推崇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此,你是怎么看待的?

    杨斌:令人遗憾的是,某些中国的经济学家似乎对此茫然不知,至今仍然盲目地坚持着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观,明确表示赞成“华盛顿共识”的非国有化、全球化和自由化政策,认为“华盛顿共识”政策“是为了帮助解决世界各国的问题的”,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国际接轨的长期目标”,金融界某些人士称称中国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仍应该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步伐。这是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的。新自由主义同马列主义经济理论存在着尖锐对立,盲目信奉新自由主义不仅会排斥马列主义理论作为改革指导思想的地位,而且也会妨碍借鉴相对客观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新研究成果。不排除“华盛顿共识”政策观念的影响,中国改革也没有成功希望。

    记者:面对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日益衰退的经济,有人主张帮助美国救市或者到美国去抄底,您认为可以这样做吗?

    杨斌:我认为,无论是帮美国救市还是抄底,对中国来说都是万万不可的。因为,美国金融泡沫破灭形成的坏账根本就是一个无底洞,高杠杆投机金融衍生品规模高达数百万亿美元,中国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杯水车薪。如果中国要帮助美国救市,首先得要求美国彻底改变“华盛顿共识”的政策观念,观念变了危机是很容易避免的,但是如果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观念不变的话,任何救市计划都只能暂时掩盖矛盾。此外,中国要做的是,应积极推进改革旧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过程,制止美国用滥发美元的方式挽救金融投机不良资产,这样才能保护持有的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的正当权益。

“经济杀手”:金融政策背后的国家阴谋

    记者:前不久,美国情报机构发表报告称,全球经济危机是美国现阶段面临的头号安全威胁,而恐怖主义的威胁退居到了第二位。这一方面说明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之程度,另一方面说明美国在吞吃自己酿成的苦果。我要问的是,美国推行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是不是为其国家战略服务?

   
杨斌:加拿大作家诺米·克来因所著《休克原则——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的大量资料表明,新自由主义同美国政府的国际战略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数十年来,拉丁美洲一直是中央情报局进行经济文化渗透的重点。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初期遇到很大抵抗,在智利、阿根廷等国都是由中情局策划政变开路,通过大规模暗杀的“肮脏战争”清除社会抵抗,然后在独裁军政权支持下推行新自由主义,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中性的学术理论。

    2004
年底,美国出版了一本引起轰动的畅销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清晰地揭露了美国策划经济金融战争破坏别国的内幕。该书作者约翰·帕金斯的公开身份是经济学家、国际金融顾问,但他实际上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秘密雇员。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是比中央情报局(CIA)规模更大、更秘密的庞大情报机构。CIANSA招募经济学家来充当“经济杀手”,然后把他们派遣到跨国银行、金融咨询公司、国际贸易公司、跨国制造企业等。约翰·帕金斯以国际金融顾问的冠冕堂皇身份,穿梭往来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向当地的政府、银行和民间企业提供金融咨询,暗地里却是扮演着美国“经济杀手”角色。帕金斯揭露,“经济杀手”的目标和任务就是采取一切手段,千方百计建立和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

    记者:“经济杀手”一词,使人想起了血刃刀枪的战争。通过“经济杀手”达到控制世界的霸主地位,是不是另一种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杨斌:事实上,传统军事战争越来越多为隐蔽的经济金融战争所替代,采用武器越来越多从坚船利炮变成了误导性的经济金融手段,包括经济杀手惯用的经济模型骗术、游说公关、贿络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经济援助和贷款,美国政府和国际权威机构达成并竭力推荐的“华盛顿共识”,特别主张取消政府金融监管的金融自由化政策,诱迫发展中国家盲目开放为国际热钱进入的大门,通过培育泡沫经济蓄意酝酿金融危机,趁机打击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命脉,等等。由于美国花费大量金钱作为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的伪装,通过各种基金会慷慨资助文化交流和经济研究项目,人们很容易误以为当代资本主义已改邪归正发生本质性变化,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金融寡头和战争的理论已过时了。实际上,倘若人们揭开经济杀手和国际货币基金提供贷款援助的伪装,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方案和贷款援助,其实就是当代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软战争武器,隐蔽经济金融战争乃是当代帝国主义谋求霸权的新战争形式,也是垄断资本谋求超额利润和掠夺财富的新剥削形式,就会更加体会到马列主义理论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记者:西方有的人将这次危机的原因归于中国的高外汇储备和高储蓄率,指责中国应对这场危机负责。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

    杨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当年就制造了中国高储蓄影响美国经济的论调,为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将罪责推脱给中国埋下伏笔。2005年美国大金融财团深知次贷泡沫繁荣正逐步走向破灭,就加紧施压中国推行金融自由化并推销各种有毒资产,通过施压中国金融开放,打开输出、转嫁金融危机的大门。美国财长、前高盛总裁保尔森指责中国存在“反金融改革力量”,策动公关力量压制中国反对金融自由化的声音。直到美国金融危机猛烈爆发后的今天,美国政府高官还竭力将金融危机的责任推脱给中国,警告中国不要背离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道路,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并继续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高盛雇佣的经济学家还公开撰文表示中国不应放弃金融自由化和资本主义改革道路。

俄国私人企业和银行欠下了5000亿美元的外债

东欧国家丧失了金融主权和银行控制权,正面临破产

金融自由化是美国推荐的危害性极大的误导政策,稍微受其影响就会产生极为致命的恶果。普京在国际政治上对美国保持高度警惕,但误将金融自由化看作中性的经济政策,结果深为私人企业、银行欠下的五千亿美元外债拖累。东欧国家更因金融自由化丧失了金融主权和银行控制权,现在正面临着整个国家陷入破产的危险局面。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困境充分说明新自由主义的代价绝不是“短期阵痛”。中国金融改革必须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和误导,绝不能以金融自由化作为深化金融改革的方向。

    记者:你对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有何建议?应采取怎样减少外来冲击并维护中国经济金融安全?

杨斌:中国应联合世界各国,要求美国抛弃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政策,恢复西方社会改良时期严厉打击金融投机的政策,拆除不断引爆的金融衍生品定时炸弹,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很快就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社会改良政策是西方曾有效遏制金融危机的真正成功经验,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是频繁引发金融危机的失败教训。

    保护我国现在持有的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价值。中国应联合世界各国,要求美国停止无效的注资挽救金融赌债的做法,采取措施有效保障世界各国拥有的美元资产价值,如果现有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价值受到威胁,中国必须考虑相应的制裁筹码。许诺购买美国国债或称其为中国的唯一选择,就会鼓励美国滥发美元威胁中国外汇储备,丧失同美国谈判以维护中国利益的有力筹码。

    全球金融危机面临扩散和升级的危险形势下,我国银行存款面临着坏账增加和输入通货膨胀两方面的威胁,应趁通货膨胀压力暂时缓解的有利时机,尽快制定和出台人民储蓄存款保护和保值制度。倘若中国没有明确的人民储蓄存款保护和保值制度,一旦国际形势恶化导致美元急剧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迟疑、商讨之间人民的储蓄存款转瞬就可能化成泡影。

    维护中国金融安全的着眼点不能局限于金融领域,必须落实到确保中国的产业安全和主要贷款企业的正常运转,众多产业遭受全球经济衰退冲击必然危及金融安全。中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升级和出口造成更大冲击的危险,应准备更加强有力的刺激经济预案,并考虑借鉴比罗斯福新政更为有效的局部动员经济政策。

 

 

发件人:大風之友 "Shirley Shek" <shirleyshek@citicpacific.com> 2009-03-10 16:54:52 +0800 收件人: <info@strongwind.com.hk> 抄送: <sales@strongwind.com.hk> 标题: SWP-2009-03-10

让中国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

美国高盛公司经济学家  胡祖六

2009311

(中文版内容请点击标题查看)

Keep China on the Capitalist Road

Reforms must continue despite global turmoil

FRED HU2

2 Mr. Hu is chairman of greater China at Goldman Sachs and co-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at Tsinghua University􀄄

Of the many actual and possible victims of the current global slowdown, one of the most troubling could turn out to be China's process of economic opening and reform. Turmoil at Wester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redit crunch are causing many in China to question the wisdom of importing wholesale a similar capitalist model. Meantime, the effects of a global recession on China's export-dependent economy are straining Beijing politically and might diminish interest in tough reforms. Now is a critical moment for China in more ways than one.

Up to now, China has been the poster child for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 success. Reform has led to an unbroken 30-year record of 9% or greater annual real GDP growth, a 10-fold increase in average per capita income, and the lifting of 300 million people out of abject poverty. China's pre-reform and post-reform history offers a vivid and compelling case study in the capacity of the free-market economic system to unleash entrepreneurial energy and the potential for wealth creation. Yet recent events are exposing some of the cracks in this effort. The economy remains highly dependent on exports instead of 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a slowdown in the U.S. and Europe has caused thousands of factories to close, putting thousands of workers out of jobs.

The danger is that Beijing is extracting the wrong lesson from recent events at home and abroad. Reformers have won many battles in recent years, but not quite the intellectual war yet. Now a growing number of policy makers seem wary of further economic reforms. Emboldened by the current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ti-free-market critics have grown increasingly boisterous. Some pundits in China have gleefully declared the beginning of the decline of U.S.-led free market capitalism. These critics attribut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ainly to the failure of laissez-faire philosophies, and note Western governments' nationalization of well-know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is debate could have serious policy consequences. Many point to the current financial turbulence abroad to justify further tightening state control and regulation of the economy. Nationalist and populist sentiments have crept into the national policy-making process, with growing backlash against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specially acquisitions by foreign companies of Chinese businesses. Chinese companies also face rising domestic hurdles for investing abroad, with Beijing "discouraging," if not outright banning, equity investments in Wester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New initiatives of further market liberalization have been completely frozen.

This re-evaluation of the idea of reform couldn't come at a worse time. While China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success in recent decades, its transition to a free-market economy remains incomplete. Rule of law and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those of peasants, remain inadequate. Vast swathes of the economy continue to be directly own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Heavy-handed and often arbitrar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have caused massive distortion in the economy, as shown in the case of price controls for electricity and fuels. China's financial markets are still underdeveloped and inefficient. A closed capital account and insufficiently flexible yuan have contributed to widening trade imbalances skewed toward exports at the expense of domestic consumption. The failure to create a nationwide social safety net comprising old age pensions,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health insurance has imposed growing strain on China's social fabric.

All of these reforms are absolutely critical to sustain China'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The ongoing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s however shaken China's faith in the Western free-market system. China deserves credit in responding to the global crisis by swift stimulus actions to tackle immediate economic problems, but since the crisis the Chinese leadership seems to have increasing doubts about continuing the path of economic opening and reforms that China has successfully embraced for three decades.

If China overreacts to the current crisis by stopping altogether necessary reforms, it would be most unfortunate. While the free-market system is prone to periodic financial crises, China's own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regardless, countries can gain from undertaking market-oriented reforms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A single financial crisis, even with the severity of the present one, does not discredit the free-market economic system in delivering long-term prosperity and human progress.

China's own history of pushing such reforms in the face of unfavorable external factors shows the way. When Deng Xiaoping launched economic reforms in 1978, the Western economies were still mired in stagflation. Chinese leadership did not blink in the face of the Asian crisis of 1997 and stayed steadfastly on the course of market reforms. After the meltdown of the dot-com bubble in 2000 and the 2001 U.S. recession, China again chose to accelerate reforms and opening up, culminating in it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hina should, therefore, avoid misreading the lessons from the present global crisis. Turning the clock back would be a tragic mistake for the world as well as for China's own sake. China naturally aspires to play a greater leadership role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system. But as the biggest beneficiary of globalization, China can lead most effectively by her own example if the country shows confidence in the free-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commits to continued market liberalization.

 

 

 

发件人: "CHRLCG" <contact@chrlcg-hk.org>    2009-03-09 14:10:32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  标题: 扬珊:土地私有化是农民享有生存权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首发

土地私有化是农民享有生存权的前提和基础

扬珊

最近上网看到许多网站转载“收权治官还权益农——三农改革八项主张”的文章,仔细阅读后灵魂被深深地触动了,脑子里不经意间就冒出“生存权”这个字眼。什么是生存权,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含义,法学界也存在各种不同的认识。但毫无疑问,生存权是一定社会关系中和历史条件下,人们应当享有的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基本条件的权利。在现代意义上,它不单单是人的生命在生理意义上得到延续的权利,更是一个国家、民族及其人民在社会意义上的生存得到保障的权利;不单单是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基本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凌辱的权利,更是人民赖以生存的财产不遭掠夺、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得到保障和不断提高的权利。

13亿人口的中国,土地资源显得极为稀缺,土地成为农村特殊的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生存之源、发展之本。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也带来了整个经济的畸形发展,在一味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同时,忽略了农村的发展,城乡贫富悬殊愈来愈大,农民的生活已经不堪重负,消费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当下,更是为了所谓的“新农村建设”和“加快农村改革步伐”,有关当局在追求经济效益和政绩的同时,忽略了农村的和谐发展和土地的合理开发,农民的土地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被大量征用,从而引发了大量群体性事件和上访事件。

虽然胡锦涛在安徽凤阳小岗村考察期间的谈话和十七届三中全会都强调,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农民享有充分的占有、使用、收益和一定的处分权。实际上,中国历来就是官压民,现行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农民的土地权被侵占时该受什么样的处分,农民该受什么样的补偿。200861日起实施的《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虽然规定对违反土地管理规定的领导和责任人要给予行政处罚,但处罚的界定相当模糊,处罚也偏轻,不能起到法律威慑作用。《物权法》明文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用,集体享有最完整的处分权。我国目前的土地征用过程中,采用的以土地年产值倍数作为补偿标准的不完全补偿原则。这一补偿原则未将农民的生存权损失纳入补偿范围并且基本未考虑土地发展权价格,而只是一种生活补贴性的补偿,而在现实生活中那些非公益性的征地,政府在征地前对于被征用农地并不享有所有权,征地后一般对农地也没丝毫的投入,政府仅靠征地权就将征地补偿费与市地批租价之间的巨大利益据为己有,无疑是对农民发展权的剥夺。另外,部分地区还存有严重不合理的强制征用现象,根本就不考虑农民的死活。

因部分政府领导的不作为和一贯的贪污腐败,加上法律界定的不明确性,农民在土地上享有的权利根本就得不到保证,切实利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损害,而这一切也使得农民更加卑微。如果农民因为土地问题打官司,就会被看作是“闹事者”、“挑头人”,对“现行政权构成了威胁”,被抓被拒被揍也就成了当权者嘴里的理所应当、顺其自然了。

在当下,国家的价值取向正开始转变,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在注重人权保障的国家价值观下,个人的权利应当决定国家权力,个人是一个目的性存在,个人权利的保障应该是社会的最高价值。当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得不到保护和满足的时候,生存已经面临巨大的威胁,哪里还能谈得上健康和追求精神生活?中国不是一直宣称自己的人民当家做主吗,农民连土地都没有了,哪里还谈得上主人?

当一切承诺和法律约束都变为乌有,当一切寄托和希望都成为渺茫的时候,你们还等什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土地,只有土地成为我们的私有财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被占用、被侵夺的问题。为了生存、为了平等、为了自由,该是起来争取自身权利的时候了,因为你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发件人:"牧川" <antintheheaven@163.com>  2009-03-10 14:57:17 +0800 收件人: "北京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我看关于乌有之乡的争论与今日之中国

我看关于乌有之乡的争论与今日之中国

牧川

    最近一个号称“中国青年2000”的人士发表一文,诘问“《极左网站“乌有之乡”为何还没有被取缔?》”

    这个作者自高自大,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何方神圣,竟然起了个名字叫“中国青年2000”,以为自己可以代表“中国青年”。通篇文字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没有任何基于事实和理论的辩论、说服,反而都是扣大帽子,什么极左了,反对改革开放了,反对民主和法治了,并且搬起奥威尔《动物庄园》的典故,说什么这些极左们要求的“这个看似公平的理想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现代版的封建专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被神话了的统治者采取高压和愚民的手段,维护残暴的统治,人民成为统治者的奴隶,成为“动物庄园”里的动物。”

    在这位高人的眼中,乌有之乡可谓一无是处,是一群疯子,曾经带领中国人们赶走了帝国主义,使得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毛泽东及其时代更是一无是处。

    这位高人必定不是单独一个人,联想到近日对于乌有之乡一系列的污蔑文章,联想到 张宏良 先生被封的博客,联想到其它事情,可以看出在他的背后有许多的人,一些右翼人士正在制造事端,制造一些不实之词和无稽之谈,给政府施压,从而将乌有之乡等一大批爱国人士打压下去。

    我不想一字一句的反驳这个“中国青年2000”,不想绕到他的道道里声辩什么乌有之乡是被冤枉的,反驳那样的无稽之谈等于是自贬身价。我只想作为一个具备一年多网龄的乌有之乡网友,谈一些简单的看法,谈谈自己对乌有之乡的认识、对于我们国家的认识。我的意见将涉及到经济、政治、民生、腐败、文化、道德、教育、历史、未来的发展等。

    无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国家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城市和乡村的面貌上,我们都取得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只要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也产生了一系列巨大的隐患和危机,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三农问题;道德衰落,文化腐化、精神虚空;还有官僚系统的腐败丛生,官僚、资本家、精英的勾结,官僚、资本家、精英和境外势力的勾结。

    国家的整体凝聚力空前的衰落,整个国家缺乏一种凝聚人心的精神和文化,缺乏建国之本,缺乏继续发展的理论基础,缺乏一个明确的前景和未来。政府内部一次次的高喊搞好“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也是因为他们深知目前中国问题的严重性。

    在世界日益动荡的今日,在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危机的今天,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作为具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堂堂大中国,中华民族理应承担起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美国那里夺过来世界的领导权,领导人类走出危局,建立真正的和谐世界。可是仔细看看目前的中国的一些精英,看看那些西化派、美国派的主流精英,看看他们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样子,可以肯定他们担负不起这个伟大的使命。

    乌有之乡所反思和针对的就是这些问题。乌有之乡所要做的就是如何使得我们避免主流精英所倡导的一个个陷阱,使国人清醒,使政府的决策层不再被蒙蔽,让全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真正的和谐世界,而不是美国的霸权主义,美国的金融帝国主义,剥夺全世界最大多数人民的财富的帝国主义,造成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战争和种族冲突的帝国主义。

    在经济领域,主流精英倡导了多年的私有化、市场化,低价甩卖国企,说什么“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依据他们的极端市场化和自由化的理念,中国制造出了一个新的富豪资本家阶层(这个阶层中的很多人是和贪污腐化的官僚勾结在一起的),同时也制造了三千万的下岗职工,制造了数亿的房奴,新三座大山压在人民头上。医疗、养老、教育、住房市场化了这么多年,人民的体会是直接的、毋庸置疑的。最近两年,国家重启农村地区的医疗合作社组织,就是重新继承了六十年代中国的赤脚医生合作医疗体制,就是回过头重新温习自己的好传统。试想想,若是没有乌有之乡等左派人士、民间学者这么多年的呼喊,若是一直照着这些主流精英的市场化一路走到黑,中国的社会矛盾会积累到什么地步?会不会爆炸?

    刚才说的是国内,现在再说国内和国际。商务部的“郭京毅”引出不少人,在具体操作制定关于外资的立法的环节,已经有人被外部势力收买,损害本国利益,为外资谋利;还有外汇投资的失败,房利美、房地美、黑石公司等等;还有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行。种种迹象显示出,在中国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买办集团,他们是外部势力在国内的代言人。这些人掌控着许多极有权势的部门和位置,另外还控制了诸多媒体和社会舆论。资本的力量已经使得他们可以操作网络、报刊、杂志、电视台等等与广大群众密切相关的媒体。

    此次金融危机中,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推行银行的国有化,采用一些社会主义的方法挽救局面。在国内一些左派学者、民间人士也群策群力、出谋划策,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做出长远的规划。但是喧嚣一时的主流派、西化派、美国派却全都沉默。这说明什么?

    伴随着经济领域极端市场化的变革,政治领域必然会要求新的变革。 何新先生文章中曾提到此:2006516日,署名“亦文”者在其博客论坛发表《文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文章,其文指出了推进“私有化”经济改革之最终目的,文中说:

  “必须借助于经济改革,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使执政党逐步失去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经济私有化可以为不同政党的出现提供经济层面的支撑。政治也是个市场,不同政党的出现,使每一政党在执政时,要受到制衡和竞争,使之难以形成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垄断政权的局面。军队在多党并存的情况下,将脱离政党的支配,归国家所有。” 上述论点言简意赅地代表了主流精英20年改革“攻坚”的核心观念。  

    在主流精英所倡导的极端市场化的过程中,内外部的势力一手配合一些缺乏民主监督的官僚制造腐败(张五常说“腐败没有这么严重”,说“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同时一些亲西方的媒体力量猛烈抨击政府腐败,努力推行美国化、西化的宪政、民主、多党制。他们一手制造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和腐败,另一手借助社会矛盾和腐败妄图推翻社会主义的基础,将中国改为彻底的资本主义,将中国变成附庸国,彻底瓦解分裂。

    在文化、道德领域,众所周知,我们这些年拍了数不清的戏剧、电影,建设了数不清的剧院、影院,出版了数不清的书籍,可是只要是一个心理正常的人都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道德倒退,文艺界潜规则横行,人们的内心浮躁。可是与此相比,许多媒体杂志电视台却可以吹捧一些作品和明星,足见资本是如何扭曲人们的是非善恶美丑的判断能力。

    和建国初相比,现在的青年人根本就没有对生活的热情,没有朝气,没有勇气,他们普遍的缺乏对生活的热爱,而是说生活无聊无聊,或者说痛苦。罹患亚健康、心理疾病的人与日俱增,自杀的人数更是逐年上升。这些究竟是为什么?

    李银河等人以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宣传他们的“换妻”自由;范跑跑以人的权利、自由宣传他的无耻的言论;主流精英宣传他们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理念。这些都是西化、美国派的理念。以“自由、民主、人权”推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推行弱肉强食的经济,而后便是政治——以上层建筑维护弱肉强食的经济。

    我们不能说“自由、民主、人权”就是错误,但是在他们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下,我们必须加上一个定语“全中国人民的自由,全中国人民的民主,全中国人民的人权”,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才不是弱肉强食的剥削社会。

    这些仅仅打着“自由、民主、人权”旗号的主流精英,以及某些作家、演员、明星、老师等等,他们的言行是用来宣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为了瓦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瓦解中国。

    意识形态领域,这些年的改革,以及官僚的腐败已经在这方面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明眼人都看的出来,现在共产党说话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硬气了,没有那样襟怀坦白了,很少有几个人可以堂堂正正的喊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了,即使有些人喊出了,人民群众也很少相信。立国的基本没有以前那么稳当了,继续改革开放、继续发展向前的理论建设也有点停步不前。

    党内的学习会变得僵化了,学校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更是僵化,只是死答案、死记硬背。学校内的马克思主义再也不能“理论联系实际”了,本来是最有意思的的课程,和当前世界、当前时代、社会问题联系最最紧密的课程,关乎政治、经济、民生、文化、道德、宗教、国内、国际、历史、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却变成了最最乏味令人厌倦的课程,君不见马克思主义课程中多少人打瞌睡,多少人聊天,多少人旷课。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不是在传播马克思,而是弯曲和败坏马克思!这种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学生心中只能引起反感,不但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目的,而且使得学生厌恶马克思,使得学生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使得学生不关心国家和人民。而是反躬其身关心私欲——课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都是教条和虚伪,国家和社会也都在撒谎,嘴里说的社会主义,实际却是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

    而当学生这么想的时候,当学生和青年不再关心国家事物的时候,却正中部分学者和官僚的下怀。青年不再关心国家,那么就由某些精英来来操纵和左右国家吧。国家将走上精英们的道路!可以说,目前的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很危急了,这个领域必须与时俱进,必须结合时代重新解说,必须紧密结合实际社会问题做出一个一个的应对措施。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共产党必须重新捡起“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必须使得人民群众对于官僚集团有充分的民主监督。

    关于历史,关于建国初、文革、改革,在社会上关于这些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官方的,官方提到毛泽东时是“功过三七开”;一种是许多主流精英的,这些西化派、美国派恨不得把毛泽东说成是人间第一大恶魔,可比希特勒(许多地摊小报也是这个态度,一些老百姓特爱看这一类的花边新闻报道,这些地毯小报背后其实都是有一些背景的)。

    我们对于历史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史为鉴。可是对于新中国历史上波动最大的一个时期,我们却明显的缺乏这个态度。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至今官方提到文革时,只是三个词,一曰“浩劫”,二曰“混乱”,三曰“倒退”。这几个词其实没有讲出来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发生、发展、结果,这样一来怎么以史为鉴、以史为镜?

    戚本禹在文革初期即被打到,但是他在回忆文革时却说:文革的发生是必然的结果,文革之前的诸多事件决定了文革的必然发生,那么这些事件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导致了文革的必然发生?

    文革十年,中间有很多事件,诸如文斗、武斗、扩大化等等,究竟什么导致了这一切,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理解这些,如何以史为鉴,以史为镜?不了解文革,如何理解改革?三十年的改革,有几个青年知道其中的具体过程,知道今天的中国是如何在过去的基础上一步步走过来的?不了解这些,今天的青年如何带领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要让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一批无知无识、对历史一无所知的青年来建设?在官方媒体,我看不到这段历史的详尽描述;在主流精英的话语中,我更是增添疑问。只有在民间,我才能慢慢认识这些。

    以上文字中没有提到什么乌有之乡,但是其中的诸多思想却是在乌有之乡之后才慢慢形成的。关于今日之中国,关于乌有之乡。今日之中国正处于激烈变革和动荡之中,今日之世界也处于激烈动荡之中,明日如何,还取决于官方的态度、民间的态度!

    我支持乌有之乡!

    附文:

欢迎更多资本家悬赏封闭乌有之乡

恒旭

2009-3-10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www.wyzxsx.com

网上有自称是做生意的资本家发贴,声称要悬赏300万元封闭乌有之乡,作为一个乌有之乡的贫穷乡民,我顿时骄傲于原来我们这帮穷鬼居然还值这么多钱,假使此资本家的悬赏最终成功,则我们乌有之乡为深陷经济危机中的中国创造了300万元的GDP,虽然这钱落不了我们个人手里,而是落到了有能力封闭乌有之乡的相关国家部门手里或者黑社会手中,但我仍然十分自豪为GDP所做出的贡献。

  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资本家来悬赏封闭乌有之乡,假使有10个,甚至更多的资本家来重金悬赏,则乌有之乡为国家创造的GDP又多出十数倍,假如全中国的资本家都来悬赏封闭乌有之乡,拿我国今年的GDP就不是仅仅保八,起码能增加800%,我们乌有之乡的功劳可就大了去了。

  然而,这里面有一个能否最终成交的问题。按照几千年来买凶杀人行业的行规,资本家出了赏钱,有关部门或者黑社会拿了其中一小部分做定金,剩下大部分的钱要等乌有之乡被真正的封闭以后才能取得。因此,能不能真正地封闭乌有之乡是创造这些GDP的关键因素,作为一个乌有之乡乡民,我不妨站在贫穷乡民的角度来给急于创造这些GDP的资本家一些情报和建议,或许能分我一杯羹,使本人不再含泪借钱拉动内需。

  情报一:乌有之乡宣传毛泽东思想,建议:资本家们花大价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合法的内容全部买下来,从此乌有之乡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违反宪法。

  情报二:乌有之乡为中国一亿多失业下岗工人说话,建议:资本家们花大价钱买通这一亿多失业下岗工人,防止他们支持乌有之乡。

  情报三:乌有之乡为中国9亿农民说话,建议:资本家们花大价钱买通中国9亿农民,防止他们支持乌有之乡。

  情报四:乌有之乡深刻批判股市和楼市对二亿多中国小资产阶级的财富掠夺,建议:资本家给他们猛涨工资,免费赠于房屋,防止他们支持乌有之乡。

  情报五:乌有之乡深刻揭露数千万特权阶层和官僚集团的贪污腐化,建议:资本家们花大价钱买通特权阶层和官僚集团,用普世价值教育他们从此不再贪腐。

   情报六:乌有之乡激烈抨击西方支持藏独,分裂中国等反华行为,建议:资本家们将目前负债累累的西方政府全盘买下来,给他们发钱让他们不支持藏独,不分裂中国。

   情报七:乌有之乡深入揭露为西方服务的所谓中国精英,比如谢国忠茅于轼刘晓波等等,建议:资本家们先买通有关部门和黑社会灭绝了他们,避免他们为了活命日后全盘招供。

    情报八:乌有之乡深刻揭露数千万资本家残酷剥削中国工人,建议:资本家们全体自杀,避免以后被工农专政。

    以上几条如果能做到,何愁乌有之乡不灭?虽然花钱不少,但除了钱你们资本家还有什么呢?至于最后自杀,也是早晚的事,看开些吧!中国能否实现和谐社会,就看你们能不能封了乌有之乡了,反正你们认为政府和军队是你们养的,都听你们指挥,让他们行动起来吧,通过封杀乌有之乡还可创造出无数GDP,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让西方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资本家、汉奸精英们悬赏封杀乌有之乡的愚蠢阴谋来得更猛烈些吧!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3-11 12:39:4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支持加大力度扶持大军研究中心这样的民间研究机构

政协委员称应淘汰掉一批主流经济学家

加大力度扶持民间的的研究机构

郑盎

20090310日 华夏时报

310日上午1010分,铁道大厦3层会议室,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在讨论中扔出一个“炸弹”。 “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需要有一个民间独立的机构和他们进行质询,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刘义愤填膺。

此话一出,会议室内顿时炸开了锅,委员们互相交头接耳,点头摇头此起彼伏。刘还拿出自己的经验和与会代表共享。“我们企业做的事情和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反其道而行就行了。”

  热闹五分钟之后。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接过话头。 “我承认我们是失败的。我在内部开会的时候,就说了很多伤人的话,我们重犯了98年就犯过的错误”。张坦言。

  “实际上,至少这一轮,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跌眼镜,也并没有一二个人的错。”一位委员私底下向记者表示。 为什么会失败?多位与会代表总结道。

  “我们实际很多的学者都是教科书思维,照本宣科。”

  “我们实际很多学者都没有深入实际。”

  “我们实际很多学者都是摸着领导的脾气做研究。”

  此时,与会的全国政协委员邓伟说了这样一个故事。“3年之前,一位非经济学家的哲学届人士向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要警惕2008年的经济危机,特别要警惕美国;巴菲特当时也跟我说,我现在已经不再做任何投资了。”

  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决策单纯指望官办的研究机构,可能会出现偏差。如何进一步加强宏观政策的前瞻准确性? 多位委员建议“加大力度扶持民间的的研究机构,并且着力畅通民间机构和决策层的沟通渠道。”

 

 

 

发件人: "postmaster"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2009-03-06 18:12:17 +0800 收件人: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廉政法(专家建议稿)简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廉政法(专家建议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廉政法(专家建议稿)简介

浙江世纪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童英贵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问题学学者  胡星斗

2009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廉政法(专家建议稿)》顺应了反腐倡廉的时代要求,体现了开门立法、专家立法、公民参与立法的时代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廉政法(专家建议稿)》分八章三百一十二款。第一章:一般规定;第二章:廉政机构;第三章:腐败的预防;第四章:反腐败调查;第五章:惩罚腐败的措施;第六章:惩罚措施的应用;第七章:定罪与处罚;第八章: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廉政法(专家建议稿)》的特点是,一、对腐败的定义比较宽,包括影响力交易、回扣、非物质性的好处等,它符合我国刑法修改的趋势和国际标准。如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本法所指的腐败行为包括: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职务之便或者利用职权、职务的影响力,直接或间接接受他人财物和其他好处,为他人谋取利益;公职人员以各种手段侵占公共财产;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损害国民生命、财产利益和公共利益;公职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或小集体所有;自然人或法人基于不正当的目的向公职人员提供财物和其他好处。”第六条规定:“本法所指的职务影响力是指公职人员基于其职务或公职身份而产生的与该职务或身份存在事实上的联系、为本人或他人谋取利益的能力。”第七条规定:“本法所指的不正当好处(即不正当利益)是指通过非法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能够满足需要和欲望的一切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利益。”

二、强调廉政机构设置的独立性。主张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廉政总局(总署)”,各地设立廉政分局和联络处,全国按地区设立10个分局,每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一个分局。各市、县设立廉政联络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廉政委员会,领导和监督全国的廉政及反腐败工作,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不设立相应的委员会。国家廉政总局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和监督,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专家建议稿中又指出:作为过渡性安排,国家廉政总局也可接受国务院与全国人大的双重领导,垂直管理,不受地方政府与地方人大的干预。由原监察部、预防腐败局、反贪局、信访局等合并而成。

专家建议稿第三十四条:“国家廉政机构行使对腐败行为的调查和非刑罚处罚权不受其他任何机关和团体的领导、指挥和干涉。”第三十五条:“国家廉政机构实行垂直领导,国家廉政总局领导全国各分局的工作,任命各分局的负责人;分局任命各办事处负责人;各分局、办事处依法行使调查权和非刑罚处罚权。国家财政保障廉政机构的经费。”第六十条“廉政机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受特别保护。廉政机构工作人员根据需要可以配备武装保卫人员,武装保卫人员在反腐败公职人员人身受到威胁时有权采取一切有效的保卫措施。”

三、重视腐败的预防。主张国家制订《公职人员行为守则》,通过立法规范公职人员的工资、津贴和福利等职务收入,实行公职人员财产与收入的申报和公开。专家建议稿详细地列出了公职人员财产与收入申报、公开的程序和内容。并且指出:“应当申报财产和收入状况的人员包括本法所指的公职人员和公职候选人、公职人员因退休等原因离开岗位五年以内的以及上述人员的配偶、子女、父母。”专家建议稿第三章第六节还规定了“其他廉政及反腐败制度和措施”,如金融与财产实名制;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完善《财政预算法》;建立独立审计制度;实行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创立公民财政诉讼制度;完善新闻监督制度、司法监督制度、立法监督制度;建议稿还别具特色地提出了“公职人员宣誓制度”。

四、增加了贿赂罪的名目,详细确定了“性贿赂罪”,对于打击日益严重的性贿赂、包二奶将能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七章第一节贿赂罪中指出:“贿赂犯罪包括索贿罪、受贿罪、主动行贿罪、被动行贿罪、性贿赂罪、单位受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对廉政机构公职人员行贿罪、廉政机构公职人员受贿罪、影响力交易罪。”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性贿赂罪:为了谋取各种利益而以本人的身体或利用他人的身体满足公职人员性欲的或者公职人员利用职务满足自己性欲的,是性贿赂罪,包括性行贿罪和性受贿罪。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下级公职人员为职务提升和其他利益而主动与上级公职人员发生性关系,显然不属于爱情范畴的;为谋取利益而与公职人员发生性关系,显然不属于爱情范畴的;公职人员基于职务优势获取性利益的。下列情形(含显然类似的情形)不论当事人作何种辩解均按性贿赂罪论处:女性公职人员与多名上级男性公职人员有性关系的;有领导职务的男性公职人员同时或交叉或连续与多名下级女性公职人员保持性关系的;公职人员与职务影响力的对应人员发生性关系,显然不属于爱情范畴的。犯本罪的,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同性性取向的,在同性间的性关系亦适用本条规定。”

五、将刑法中的“巨额不明来源财产罪”修改为“资产非法增加罪”,并且实行有罪推定原则。这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先进理念。

六、主张制定《举报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对举报人的褒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本法通过之日起三个月内制定并公布施行《举报法》,对举报机构、举报原则、举报范围、举报形式、举报程序、奖励和保护等问题做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以进一步完善举报制度,动员社会力量与腐败行为作斗争,进而有效地揭露、惩罚和威慑腐败。《举报法》应当明确规定举报代理人制度,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律师等职业代理人举报腐败犯罪。《举报法》还应当规定举报人的奖励总额为不低于国家追回财产的10%,但不高于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廉政法(专家建议稿)》的其他有价值、有特点的条款还有:第十八条规定:“腐败所得的一切利益必须剥夺;无法剥夺的,国家以罚款、罚金等方式惩罚之。对腐败犯罪人员处以罚款、罚金、没收财产的刑罚和对腐败所得的追缴以与其共同生活的人员的生活水平不低于社会基本保障标准水平为限。”第十九条规定:“鉴于腐败损害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我国的公共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国家廉政机构通过反腐败手段追回的财产均用于补充全体国民的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第二十条规定:“公职人员的婚姻、财产信息不视为个人隐私,公众以各种方式传播涉及公职人员道德操守、财产状况等信息的,除故意捏造事实、蓄意诽谤外,不视为违法或侵权。”第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各类腐败案件除依法不公开审理外,一律公开审理;对公开审理的案件参加旁听的人员可以对庭审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等记载,允许新闻机构对庭审过程进行现场直播。”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一切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腐败犯罪人员均应当被开除公职,其中被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故意犯罪人员,应当开除公职终生不得录用。”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隐瞒境外存款罪:公职人员在境外的存款,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申报,数额较大隐瞒不报的,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虚假申报财产罪:公职人员违反财产申报法的规定,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隐瞒申报额五倍的罚金。”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封锁消息罪:拒绝向媒体和国民提供不属于国家机密的公共信息,造成不良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童英贵,浙江世纪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heroicway@163.com; heroicway@sina.com,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 "sealiang2008" <sealiang2008@126.com>    2009-03-09 21:19:5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大学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老师 

中国大学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老师

大学生

最近我国的教育纲要公开征集意见,我以一个大学研究生的身份在切实感受着我国大学的教育水平。 关于大学教育我想谈三点个人之间:

第一点 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关键在于这个国家的教师的素质高低。我们的教育水平为什么与欧美差距很大,为什么我们的毕业生毕业即失业,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大学生有什么样的老师。看看我们国家的一些所谓的211 985重点高校的老师的吧,讲师给研究生上课,讲师职称低也就罢了,但是他们是怎么上课的:照本宣科的有,将公共政策分析讲成政治学的有(也许人家是吉林大学的博士吧)。这样的老师如果能教出高素质的学生,你信吗?再看看我们的大学的教师选拔制度吧:某名牌大学点名要 本 硕 博三阶段都是211 985重点高校毕业的,我们想问问,难道211 985高校毕业的都是高才博士吗?

上面我所谈到的状况(照本宣科的有,将公共政策分析讲成政治学的有)所谈的老师就是分别毕业于南开大学 和吉林大学。还有的学校动辄要博士,博士就一定是能胜任大学教学的吗????非也!看看我们所谓博士的论文是如何完成的,抄袭拼凑 嫁接 唯独没有的估计就是创新了! 我敢说:专科毕业 本科毕业的甚至都比某些所谓的博士教学能力强。  我想强调一点 博士生不等于教学 科研能力强。硕士生 本科生不等于没有教学科研能力!

   第二点 我想说的是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挂钩,我建议让学生在大学期间,进入社会工作锻炼一年,然后再回学校继续读书。第三 我们国家的教师的问题,还和教师的绩效考核问题有关,畸形的考核模式使我们的大学疲于应付科研,应付写论文 而忽视了给自己的学生传授知识,和自己的学生交流沟通。忽视了老师的真正使命:传道 授业 解惑。

 

 

谢国忠——当代中国的川岛芳子(下)

水火

2009-3-9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http://www.wyzxsx.com

七、虚伪的独立纸牌坊

    今年春节,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宽轩温暖的“house”中,我给耶鲁毕业,目前在纽约大学教授经济学的学长拜年。酒热耳酣间,我向他提到了谢国忠“独立经济学家”的名号。  

    一贯温文儒雅的老兄,竟然也动了气:“玫瑰石顾问公司是一个公益团体吗?如果是盈利机关,谢国忠本人就是市场中的利益一方,还独立个屁啊!能说‘处女、百花楼资深名妓王二娘’吗?!”  

    真是话糙理不糙啊! 那么,什么是独立经济学家呢?打个比方吧,明天是下雨还是出太阳啊? 雨具店老板斩钉截铁:大雨,滂沱的大雨! 风筝店老板不容置疑:晴天,明媚的晴天! 左右为难的老百姓问政府的气象台,台长说:“等待上级指示”。  

    这时,一个躺在沙滩椅上打瞌睡的家伙开口了:“明天既不下雨,也不是晴天,阴天!” 老百姓很警觉:“你是干什么的?” 沙滩椅上的家伙懒懒地回答:“我屁事不干。”  

    以上的三种人中,雨具店、风筝店老板是企业经济学家,或者叫利益集团代言人,常做“黑嘴”;气象台是政府经济学家;屁事不干的就叫独立经济学家。  

    樊纲先生直言不讳:“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这句话原则正确。所以,在利益分歧鲜明的西方社会,经济学家可以发表个人的见解,但首先要将自己可能服务的利益集团申明清楚。也就是说话前,请先交代自己端什么饭碗,坐谁的板凳。没有人一方面是资本家,一方面宣称自己是“唯客观经济是图”的上帝——独立经济学家的,除非这个人不要脸。  

    虽然绝对的立场独立,实质的全民学者,是不可能有的,但是有一些形式上、程序上的标准,即所谓“独立经济学家”,一般任职于院校、公益团体、研究机构,和市场利益各方相对隔离。按照这个标准,谢国忠“独立”吗?  

    1、独立?“玫瑰石顾问公司”——子虚乌有的公司,伪装独立的面具。在《财经》等媒体上,谢国忠向国人申明利益关联的身份是“玫瑰石顾问公司”,英文名是“Rosetta Stone Advisors Limited”。但是,这个公司,是子虚乌有的公司。  

    谢国忠真正拥有的公司叫“Rosetta Stone Capital Limited”。这个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谢国忠,占有股份32.5%;第二大股东:Keen View Investments Limited(锐景投资有限公司),占有股份29.17%;第三大股东:Sun Fortune Investments Limited(太阳财富投资有限公司),占有股份29.17%;第四大股东:Smartmind Investments Limited(慧智投资有限公司),占有股份5.83%;第五大股东:Mr.Yuen Kin Lo,占有股份3.33%;  

    这个“Rosetta Stone Capital Limited”公司和其三个股东公司,均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并注册在同一地址:P. O. Box 957,Road Town,Tortola,British Virgin Islands。(资料来源:“中国天然”向美国证交会提交的Form 6-K报告 和 向美国证交会提交的Schedule 13G报告)所以,所谓“玫瑰石”,完全是一个空头的纸上公司,这类公司注册费用6000元左右人民币,绅士们常用这类公司进行秘密投资、转离资产、洗钱、逃税。  

    为了将自己化装得“独立”,同时又能利用其强大的话语权,将公司免费广告出去,吸引市场各路资金趋之若鹜地请他“顾问”,谢国忠可谓煞费苦心。首先给公司名称“变脸”。“Rosetta Stone Capital Limited”这个公司名的汉语常规译法是“罗塞塔石碑资本有限公司”,然而谢国忠却扭曲为“玫瑰石顾问公司”,并据此捏造了一个叫“Rosetta Stone Advisors Limited”的公司。“经济学家”难道不知道,公司需要注册才存在,而不是靠胡诌乱编就能诞生的吗?  

    为什么谢国忠要“顾问”而藏匿“资本”呢?为了化装他“独立”的粉面桃腮罢了。顾名思义,“顾问公司”仅仅是“顾问咨询”,吃的是“学问饭”,和市场隔一层;而“资本公司”则和同胞们一个锅里抢食,玩的是“钱游戏”,“独立”不起来。再说白点,资本公司的名号犹如妓女,顾问公司的名号则犹如老鸨,在老百姓心目中,老鸨传染艾滋病的概率,低于直接战斗的妓女。如此而已。  

    甚至,谢国忠因担任深发展独董,在呈报给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法律文件中,也使用了“Rosetta Stone Advisors Limited”这个子虚乌有的假公司名,明显违法,但不知有关方面,如何处置?其次是“身份躲猫猫”。谢国忠公开的职务是“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但他是“罗塞塔石碑资本有限公司”最大的股东,在上报美国证交会的文件中也写明了,“Mr.Guozhong Xie is the sole director of Rosetta Stone Capital Limited”。  

    他分明是一权独大的董事长嘛!虽然董事长也是董事,但董事绝不等于董事长。譬如职工董事、独立董事,他们和公司的资产所有权基本是不相干的。当董事长不是丢人的事,但是为什么谢国忠要象含羞草一样的“自谦”——“董事”呢?这是因为董事长和“独立”的冲突,太一目了然了!  

   2、独立?谢国忠一次获利亿元的“投资”。  

   公众眼中的谢国忠,整天上窜下跳,一副为中国经济殚精竭虑、忧心忡忡的模样。  

    其实呢,早在,2007515日,每日经济新闻刘春香采访谢国忠《被传重出江湖组建私募基金》问题时,谢国忠明确表示:“自己对操作一只基金其实一直很有兴趣,当初他在大摩时,就多次流露过想自己参与或创建一只基金的想法”,可惜的是“这一想法并未完全得到大摩认可”。  

    这说明,谢国忠对于市场中的滚滚金流,早就按捺不住伸手的冲动了。“玫瑰石”空头公司注册后不久,美通社香港 2007824日电:“Rosetta Stone Capital Limited 购入中国天然股票”。“中国天然资源有限公司”(CHINA NATURAL RESOURCES,INC.)是芜湖飞尚集团在美国买的一个壳公司,NASDAQ代码:CHNR200623日,芜湖飞尚借这个壳上市。  

    查该公司的公开报告,2007824日,该公司和谢国忠做了一笔“哥们买卖”——飞尚集团向“玫瑰石”定向发行了该公司股票150万股,占该公司总股份的9.1%。花了多少钱呢?中国天然以每套16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批股份,每一套包括2股普通股和一股认股权证,相当于每股8美元,共价值1200万美元。买卖成交的824日,该股股价10美元,所以谢国忠等于拿了一个8折价,成了第二大股东。  

36天后,该股股价飚升至39.75美元,假如谢国忠此时抛出股票——纳市的锁定期是可有可无的,“玫瑰石”可获利4700万美元。按照股份比例,谢国忠个人可获利1500万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超过1.1亿——还不包括认股权证能套的利!  

   3、独立?——和国内资本大鳄的携手合作。  

  谢国忠这次伟大的投资,买的是中国资产,却是在美国市场上获利的,和他参与国内市场,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这关系要从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厉以宁身上说起来。官学一体的厉以宁先生,有个富翁儿子,厉伟;厉伟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个同寝室的好友,叫李非列。 

    李非列和厉伟1991年毕业,同赴深圳淘金。平民出身的李非列,先后在厉伟联手其妻子崔京涛和母亲何玉春搭建的创富平台——延宁实业和神华期货供职。20006月,李非列离开厉氏家族企业单飞,注册了深圳飞尚。一年后,20016,深圳飞尚以1.92亿元竞得东百集团(600693.SH)国有股5197万股(39.37%),控股东百集团;再6个月后,深圳飞尚通过收购,控股上市公司——鑫科材料(600255.SH);再9个月后,20039月,深圳飞尚收购了芜湖港(600575SH);  

    同期,飞尚还收购了海峰公司、繁昌铅锌矿等国有资产。2006年飞尚集团在美国买壳上市,其携带的资产,正是这些。2008胡润矿产富豪榜李非列排名第7,控股5家上市公司,资产达230亿元。此时,距2000年李非列注册深圳飞尚,才短短8年。

    李非列是国内资本市场上数一数二的资本大鳄,谢国忠是国内资本市场上独占鳌头的“舆论经济学家”,李非列让谢国忠在短短36天内就能获利1.1亿之上,说明了什么?说明资本大鳄和舆论寡头已经合流!合流的基础是什么?市场利益。商人是利益交换的动物,李非列和谢国忠可以展开哪些方面的合作呢?  

    A、国内股票市场的合作。 

    李非列作为利用中国资本市场暴富起来的人,作为市场呼风唤雨的“飞尚系”掌门,在国内市场炒作牟利,是应有的题中之义。李非列有富可敌国的资金,谢国忠有睥睨天下的舆论话语权。那么,他们有没有在国内市场上密切合作呢?要知道,美国有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完全开放的言论自由,但是在中国市场上,“王芳”已经沸沸扬扬两三年了,谁知道“王芳”到底是谁啊?  

    B、政商沟通的合作。  

    平民出生的李非列应该深知,假如没有厉“经济学家”在背后协调运作,鬼也不敢相信自己能有如此巨大的“进步”,甚至,前台的李非列,在后台和“经济学家”合伙,也未必没有可能。但是,厉股份毕竟79岁了,“廉颇老矣,尚能股否?”随着“厉氏家族暴富”等声浪的掀起,老“经济学家”的社会美誉度,也已步入熊市,此时寻找新的“经济学家”合伙,应该是“飞尚”的当务之急。而谢国忠“敢说真话”,又“有良知”,同时又是“中国政府颇为倚重的高级经济顾问”,合作前景自然不可限量。  

     C、资本运作的合作。  

    谢国忠的专业是“唱空中国”,论点是“中国资产的价格不能上涨”,这对谁的胃口呢?李非列先生!回顾“飞尚系”“飞上”的光辉历程,李非列先生应该深知,熊市才是“收购”的好季节。  

    20016月,其时正是股市2200点的牛市,初出茅庐的“飞尚”竞拍东百集团,比底价高出了0.37亿元,溢价幅度达27.67%;而福州市国资局居然真要钱,飞尚又没有那么多钱,最终只好将拍得的39%股份的大部分放弃,只买了9%。但是股市暴跌后,20022003年间,“收购”简直一马平川:官员依据充分,“经济学家”估值方便,所以,鑫科材料(600255.SH),芜湖港(600575SH),海峰公司、繁昌铅锌矿,用《新财经》的话说,没有花费一分钱,完全空手套白狼。所以,对于雄心万丈的李非列们来说,熊市万岁!而这正是谢国忠先生的“优势专业”。  

    4、独立?——和美国资本大鳄的携手合作。  

    2004年,深发展的四大国有股东把它们持有的3.48亿股股票,以每股3.55元,总价12.4亿人民币的价格,出让给美国新桥投资集团,美国新桥投资集团拥有深发展17.89%的股权,接手深发展。美国新桥是个什么货色呢?是私摹基金,用张宏良先生的话说,是个“炒家”!它1994年在美国成立的时候,深圳发展银行已经上市4年了;它的基金规模17亿美元,只有今天深圳发展银行资产规模的1/37!这个“小鱼吞下大象”后,经过不到四年的时间,即使今天中国股市已跌去60%,美国新桥账面仍获利4倍!  

    深发展现任董事长,叫法兰克纽曼,曾经在美国多家大银行担任高管,还曾经担任过美国政府副财长。2007年,在深发展业绩增长并不靠前的情况下,纽曼却获得2285万人民币的年薪,是国内银行业高管平均年薪的10多倍,把美国新桥“赶紧捞”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20071122日,深发展银行发布了《董事会决议公告》,正式聘任谢国忠为该公司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制度进入中国已经8年。8年来,这个中国资本市场曾经寄托过希望的“洋制度”,已经成为老百姓“含泪的苦笑”。由一股独大的董事会聘请的“独立董事”,已经成为“酬佣”、“社交”、“门面”、“门神”等功能的代名词。在刚刚覆灭的台湾“扁朝”,就暴出官股企业聘请的一大堆“独立董事”,完全是对选战中出力流汗的喽罗们的一种犒赏。  

    如果你相信正在开会的人大代表们很“代表”,那么就可以相信中国的独立董事很“独立”。美国新桥给“谢独董”年薪是多少呢?比照深发展银行其他独立董事的行情,应该在50万到57万之间。这是“炒家”对“独立经济学家”的新雇佣呢?还是旧犒赏?  

     我们不清楚美国新桥私摹是否参与了上一轮石油的炒作,如果有参加,那么他们聘请谢经济学家,绝对是物超所值的。美国新桥入主深发展,是在2004年——2005年中国股市“大熊”期间完成的。当时在谢国忠这个“经济学家”的口中,中国的任何资产都是泡沫,分文不值,美国新桥慈悲地接下的这块“泡沫”后,轻松赚取了50亿以上的暴利。  

    美国新桥退出的风信已经放出,相信不久,这位“炒家”就会兑现暴利了吧。但从此后,它会登岸从良,离开中国吗?至少本人没有这样的痴心妄想。如果新桥正在筹划“入主”下一家中国企业,谢国忠先生非凡的“学术能力”,又有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了。和本土的“飞尚系”一样,美国新桥面对中国资本市场,有着同样的心灵渴望:熊市万岁!而这正是谢国忠先生的“优势专业”。  

可惜的是,获得了飞尚上亿的利益奉献,收取美国新桥50万以上的年薪,和市场内华洋资本大鳄勾肩搭臂、杯觥交错,而且本身也是资本市场内身价不凡的“董事长”的谢国忠先生,自我装修的“独立”纸牌坊,还能撑几天?!  

 

八、狡诈的国籍“罗生门”

    有外国国籍的人未必卖国,但是卖国的人却是一定要准备好外国国籍的。为什么呢? 譬如一间大房子里,住了很多人,其中一个人不断地和外边的人联手,将大房子里的资产偷出去,而且砸“承重墙”,塞“下水道”,那么这个人是否会在外面先买好另外一套房子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被捉的恐惧时时萦绕着他,而且他心里最明白,什么时候大房子里就揭不开锅了,或者什么时候大房子会坍塌。  

谢国忠,一个在中国最浓郁的崇洋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人,一个对美国推崇备倍至、对中国皱眉苦脸的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11年、可以轻松入籍的博士,居然依然是一个原汁原味的中国人,你信吗?我必须对真诚捍卫中国学术自由的、我的善良的同胞们说:你们被谢国忠涮了!面对国籍问题,谢国忠肆无忌惮地欺骗了你们!  

   一、对“美国人”的问题,谢国忠虚与委蛇,欺骗国人。

董少鹏先生质疑谢国忠的国籍问题后,华夏时报116日刊登文章《谢国忠回应国籍质疑:我是中国公民》。文章写道:113日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接受《华夏时报》独家专访时表示,某日报说他是美国公民,不是事实,他的中国护照号码是:G15053871,户籍:中国上海。他解释说,1990年他在世行工作时,一起工作的中国人只有他一个人保留了中国国籍,其它人都拿了美国绿卡,他从没向美国政府申请过绿卡。  

    “我不知道这家媒体为何凭空改变我的国籍,并大肆炒作这个假命题,更不存在什么我对着美国国旗宣誓之类无聊的东西。我是中国人,我热爱我唯一的祖国——中国。” 据悉,谢国忠在各个媒体上发稿所得稿费都是由媒体直接打进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账户,他个人分文不取。  

    必须承认,《华夏时报》的这位记者,不是缺乏常识,就是没有求证的精神,或者是故意替谢国忠开脱掩盖。为什么呢?谢国忠从四个方面试图证明“某日报说他是美国公民,不是事实”这一问题,但是,没有一个站得住脚。  

    1、公布中国护照号码证明没有美国国籍。虽然美国移民法原则上要求外国公民加入美国国籍时,放弃原国籍,但是事实上美国是默认双重国籍的,最典型的事例是新近爆发的台湾立法委员李庆安美国国籍案:李庆安担任台湾公职10多年,多次以“中华民国”护照出入美国后,美国国务院仍然确认,李庆安的美国国籍有效。也就是说,谢国忠公布一个中国因私护照的号码,是无法证明他不具备美国国籍的。是不是他没有办法证明呢?不是。公布他在美国的社会安全号,就是一个办法。  

    这个谢国忠留学生时期就有的号码,将伴随谢国忠一生,上面有谢国忠在美国的纳税记录。凡美国公民或者美国绿卡持有者,即使不在美国本土生活,依然每年要纳税,否则可能被起诉——不是成龙的儿子放弃美国国籍回到香港,被媒体盛赞为爱国吗?其实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逃避美国苛重的税收,免除被香港和美国双层扒皮——要知道,美国国籍加入容易,放弃可就难了:不但要到美国使馆签署一系列文书,而且还要交60万—200万美元的税款,最后如果美国国务院不批准,想放弃都不成。有了这个号码,看看谢国忠这些年有没有给美国交税,国籍问题就一清二楚了。谢国忠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最简单的证明方法。  

    2、号称“从没向美国政府申请过绿卡。” 首先,这是谢国忠一个人单方面的说法,真假无法判别,在法律上叫“孤证不立”。——但中国的民众实在清纯,谢国忠一说,大多数人就相信了;其次,虽然申请绿卡是入籍美国的一个常用途径,但是却非入籍美国的唯一途径。譬如,假如谢国忠的妻子是美国国籍,谢国忠只要和她保持夫妻关系两年以上,就可以直接申请美国公民身份。而谢国忠24岁赴美,30岁博士毕业,尔后又持续在美国工作到35岁,根据生活经验,谢国忠先生的婚姻,应该是在美国完成的。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取得谢国忠其他家庭成员的个人资料。当然,还有一个大众并不常讨论的途径是,如果有FBICIA帮忙,入籍的任何条件都是多余的。  

    3、抒情证明没有美国国籍。“我是中国人,我热爱我唯一的祖国——中国!” 几千年来,形形色色的人说过类似的甜言蜜语,但是这种朗诵,对于证明“某日报说他是美国公民,不是事实”,有丝毫证据力吗?“唯一祖国”是一种生物学表达,因为美国移民局并不受理祖先移民。  

    4、捐款证明没有美国国籍。即使有人用捐款购买公众形象,或者弥补良心歉疚,我依然认为是好的,包括 谢国忠先生。但是如果这种行为是一种前瞻性的布局,我只有钦佩他人风险评估的全面,和灾难预防的缜密了。需要告诉谢国忠先生是,这种行为并非你一人的独行,但是很多人一般不说。记得儿时读闲书,其中有“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总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现在,恍然大悟。只可惜,汶川地震时,无论美国人、英国人捐了多少万,多少亿,至今他们依然是美国人、英国人,而没有因此就变成中国人。  

二、“上海户籍”之外的“香港户籍”。  

  在《华夏时报》的澄清文章中,谢国忠斩钉截铁,“户籍:中国上海”。真的吗?2007824日,“玫瑰石”因为购买150万股“中国天然”股票,向美国证交会提交的Schedule 13G报告,出现了谢国忠的另外一个“户籍”。内容是这样的:  

    Name OF Person Filing:Guozhong Xie Address OF Principal Business Office OR, IF None, Residence: Room 4935, Four Seasons Place,8 Finance Street, Central, HongKong CitizenshipHong Kong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翻译如下:姓名:谢国忠;办公地址或住所:香港中环金融街8号四季广场,4935室;国籍: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  

    一向“说真话”、“有良知”的谢国忠,对这个“户籍”,绝口不提,藏得严严实实。  

三、“香港户籍”之外的“美国户籍”。  

    谢国忠向中国民众宣称,户籍:中国上海。这个户籍假吗?不会假。为什么呢?因为谢国忠没有能力让上海所有的户籍警帮他说谎。而谢国忠向美国证交会呈报的Citizenship: Hong Kong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这个“户籍”是假的吗?不会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Citizenship必须和“Rosetta Stone Capital Limited”(罗塞塔石碑资本有限公司)登记文件中,谢国忠的Citizenship一致,而注册“Rosetta Stone Capital Limited”(罗塞塔石碑资本有限公司)必须提供护照及身份证件影印件,“户籍:中国上海”是登记不出“CitizenshipHong Kong”的。更何况,这是一个涉及亿元的投资,用不真实的资料呈报给美国证交会,这个玩笑谁也开不起。  

    那么问题来了:谢国忠Hong Kong的这个Citizenship,是怎么办来的呢?根据中国和香港特区的法律,内地居民只有在注销原户籍后,才能取得定居香港的“户籍”。原因是什么呢?一个人在同一个国家内,不能同时有两个户口。这说明,如果谢国忠是以“中国人”身份办Hong KongCitizenship,那么“户籍:中国上海”必不存在了;而“户籍:中国上海”仍然存在,说明谢国忠必不是以“中国人”身份办Hong KongCitizenship的。  

    那么谢国忠可能以什么身份办香港“Citizenship”的呢?我们看看谢国忠的经历:1984——1995年,谢国忠在美国读书工作11年;1995年——1997年在新加坡麦格里银行工作3年;1997年——2007年在香港的摩根士丹利工作10年。

  谢国忠是否取得新加坡国籍,尔后以新加坡人的身份办理香港身份的呢?不可能。因为取得新加坡护照,即使放宽之后的“企业家移民”,从拿绿卡再到新加坡公民身份的取得,最快也要4年时间,而谢国忠最多在新加坡生活了3年。那么谢国忠只有一个途径——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办香港公民的身份。有这个可能吗?有的。  

    谢国忠在美国生活了11年,即使最慢的从申请绿卡到取得美国国籍,时间也绰绰有余,何况还可能有其他更快的途径呢?请注意,Citizenship表示谢国忠已经持有香港特区的护照,是香港的永久性居民。而要取得香港特区的护照,至少必须在香港居住七年以上才行。所以,谢国忠1997年到香港工作,极有可能就是持美国护照入境的,并最早在2004年就取得了香港“国籍”。  

    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但是事实上对香港特区默认双重国籍——特区政府是不代美国政府收缴美国护照的;美国也不允许双重国籍,但是事实上也默认双重国籍——美国政府同样也不代中国政府收缴中国护照。我有一个熟人,同时拥有中国户籍、香港“国籍”、新加坡PR、美国国籍、加拿大枫叶卡……乱七八糟一大堆,经常飞来跑去,不用签证。也就是说,谢国忠目前至少拥有三本护照:一本中国护照,一本香港特区政府护照,一本美国护照!但这并不多。另外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先生,案发后据说查出有29本他国护照!  

    其实,查证谢国忠的国籍问题非常简单:中国的出入境管理部门看看谢国忠这几年的出入境记录就一目了然了——这几年,必然没有谢国忠使用中国护照出入境的记录。进香港不用说了,用香港居民身份;从香港到137个国家,是免签证的;从香港到美国,用美国护照,同样是无须签证的。但是中国的出入境管理部门是不会将这个情况告知公众的——改革开放嘛!  

    诚然,国籍问题是重要的,但是比国籍问题更重要的是,谢国忠对中国民众起码的诚信;诚然,诚信问题是重要的,但是比诚信问题更重要的是,谢国忠为什么要隐瞒这个事实?为什么即使国籍问题满城风雨了,依然敢于明目张胆地隐瞒这个事实?

    我们痛恨伪君子,但是伪君子尚且明白一些向善的方向;我们鄙视真小人,但是真小人仍然保有几分坦率的性情。但是,谢国忠除了咋咋呼呼几句囫囵吞枣的洋名词,一无所有!我并不吃惊谢国忠脸不红、气不喘地撒谎,因为他这类人,吃的就是诈骗饭。但我吃惊的是,20062007年拖欠员工工资和作者稿酬,满世界找财团投资的《华夏时报》,居然有一个记者,毫不探究查证,摆出一副吮痈舔痔的丑态,一味地为谢国忠搽脂抹粉,拼命对董少鹏刀砍棒砸。  

    我看了这个记者的几篇文章,说实在的,也就初通文墨的中学水平,但他斯文扫地的打手气焰,却嚣张跋扈得厉害。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类人在报社这个文化人群体中,注定是同事的笑料,为同业所不齿。这类人只有在中国这个畸形环境中,用巴结官长、谄媚权贵的手段生存,如果在西方,这种思想平乏得如同枯井一般的小丑,是没有资格在新闻行业生存一天的。但民营企业大连万达实业投资2000万的《华夏时报》,就雇佣这样的记者。因此,它屡屡传出抄袭、内讧、倒闭的传闻,日日上演在报亭中积灰、泛黄、重回纸浆厂的事,就不足为奇了。  

我为什么不提这个记者的名字呢?他不配!  

 

九、可悲的挺谢“四人帮”

     无论如何,董少鹏先生提出了中国人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哪些人应该为中国目前不该有的经济窘况负责?从什么角度去检讨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方向?如何使精英的话语权对应等量的社会责任承担?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范围到哪里?——要知道,即使“普世”的言论自由权,也是依靠“狭隘”的民族国家国内法的保障来实现的,中国的宪法并不保障非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如同美国宪法也并不保护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一样。但是,新浪凑了一个专题,搞了一个“批董四人帮”,对董少鹏口诛笔伐。可惜,李白杜甫的才华,真不是用银子买来的。  

    一、闾丘露薇小姐。  

    闾丘小姐是谢国忠上海的乡党,她供职另外一位上海乡党刘长乐先生旗下的凤凰卫视,已颇有些年头了。她写了《谢国忠的国籍和媒体的公信》一文,替谢国忠喊冤,质疑《证券日报》的公信。为什么她要写呢?因为“中午接到谢国忠的电话”,并且“我还不忘安慰他”。为什么谢国忠是正确的一方呢?因为“认识谢国忠已经超过十年了,这十多年来,他的言论是连贯的,坦率的,有观点的”。  

    这为中国经济学家的甄别立了新标:认识闾丘小姐十年以上,只要闾丘认定其言论连贯、坦率、有观点,一切就OK! 但是闾丘小姐认为“一年接受媒体采访150次、当独立董事年薪50万以上、投资一个月就能收入亿元、中国政府相当倚重”的谢国忠先生,“虽然也算是一个名人,但是其实处于弱势”。这种“弱势论”足以说明,凤凰卫视这个“媒体的公信”,至高无上了!  

    二、谭新木先生。  

    晚生眼拙,没有做好对谭新木先生“久仰”的准备,不过谭先生的《救市新招:以爱国的名义打倒唱空的谢国忠》一文,真看了。谭新木先生说,“谢国忠只是许许多多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美国公民身份,在摩根士丹利任职时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身份,以及辞职后主动或被动地冠以的“独立经济学家”身份,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  

    这很让我费解:谢国忠先生说他根本没有美国公民身份,谭新木先生说“他的美国公民身份,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如果 谭新木先生文章写的是对的,那么谢国忠就说谎了,谭先生愿意为说谎者张目吗?如果谢国忠没有说谎,那么谭新木先生连状况都没搞清楚就叽里哇啦,不是胡说八道又是什么?  

    文章的末尾,看到了谭新木先生同样贵重的身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看来,正在实习“两栖专业”的谭新木先生,大概会和谢国忠先生一样前程似锦的,只不过目前还是一个“新木”罢了。  

    三、皮海洲先生。  

    皮海洲先生认为:《谢国忠唱空股市不是罪》,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股市里真的没有了‘空头’,那么这股票就没有人卖出了,就算多头再怎么厉害,那股票也都不会有成交量。如此一来,这股市恐怕就难以为继,该关门大吉了”。  

    原来如此!原来皮海洲先生唱多,谢国忠先生唱空,并非这两个人真的研究过什么,也并非他们真有什么真知灼见,而是舞台上正、反角色的分配,目的只是为了“形成股市的交易量”而已;他们之间发生的多空争论,仅仅是剧情需要,是在“逗你玩”!  

     皮先生还说:“尤其是拿谢国忠的国籍来说事儿,更是暴跌(露)了国人思想闭塞的一面。中国早就加入了WTO;证券市场也在有步骤地对外开放,在这种背景下,不论谢国忠是美国公民也好,是中国公民也罢,谢国忠都有权利来谈论中国股市的事情。”  

    真的“谁都有权利”吗?“思想不闭塞”的皮先生认为WTO的汉语意思是“世界大同组织”,或者“中美望厦条约”吗?仅仅是“户籍”的不同,就让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都不能“谁都有权利”,皮先生却为“国籍”不同的人,争取“谁都有权利”了。目前A股市场,外籍公民不能直接开户,还不是“谁都有权利”,作为A股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舆论权,难道就应该“谁都有权利”吗?  

    如果皮先生跑到美国去,也能和谢国忠在中国一样“谁都有权利”,并且混上“美国政府高级经济顾问”,将美国银行的股票以1块钱人民币的价格弄进上海证交所,用国债、汇改、通胀等各种手段,将美国人的财富弄几百亿美元回来……然后再说这些“谁都有权利”的开放话,我第一个相信!  

    四、叶檀女士。  

    叶檀女士我是极为敬重的,一是产量高,二是跨度大:作为历史学博士,每天提笔就是一大篇经济学宏论,还不耽误到三天两头到电视上给股民一些谆谆教诲,这很替以精致为特征的上海女士争光的。唯一遗憾的是,恐怕是过于深奥的缘故吧,大批网友在反复拜读 叶女士的文章后,着急地留言:“你在说什么?你到底要说的是什么?” 譬如这篇《茅于轼和谢国忠挨骂反映社会极端情绪》,我看了真有些困惑。

  叶女士的文章开宗明义:“如果用立场与道德作为研判经济的前提,所有的经济研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真的不要道德前提吗?自由经济学派中有一个分支和叶女士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个学派中,也有另一分支认为还是需要道德的啊,譬如芝加哥学派的开山始祖富兰克·奈特,他就认为经济学研究有道德承担的义务,而且在这个“道德”的分支上,先后有9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难道叶女士认为这些人的“经济研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吗?  

    真的不需要立场前提吗?那么叶女士写作这些经济评论的根据何在呢?假如叶女士的评论有根据,那么这个根据就是你的立场;假如没有根据,叶女士写文章就是在扶乩画符,余下的我就不必再罗嗦了。但是叶女士的这篇文章,依然给人以柳暗花明的启迪,这就是,谢国忠先生们的“经济学研究”,是没有“道德和立场”的!  

   中国的“副主编”何其多啊,董少鹏本来完全可以干些“正经”事:挟起皮包,到“庆典”、“盛会”上喝两盅,写些“改革开放”的大文章,“盛情难却”地揣几个红包,跟谢国忠一起,和“飞尚”老板们聊聊“合作”……和光同尘、咸与维新,岂不快哉?然而,董少鹏“杞人无事忧天倾”,想起了国家啊、民族啊等形而上学的问题,于是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炮轰。这下,董少鹏痛苦了。但是,我们却感到了幸福:原来,中国的“副主编”没有全军覆没!  

    中国开始苏醒!中国在锥心刺骨的疼痛中,开始苏醒了!我坚信,千万个“副主编”将陆续踏上征程,迎霜傲雪,义无反顾。我坚信,他们将点燃全中华儿女愤怒的目光,将一切谢国忠们,将一切川岛芳子们,送上历史的审判台!我坚信,他们将凝聚全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重新创造出我们祖先雄霸天下的辉煌!  

东方的蓝天下,有13亿不屈的灵魂,在翘盼!  

    (全文完)  

 

 

 

发件人:"高一飞" <gaoyifei1216@hotmail.com>  2009-03-11 01:20:31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高一飞

回首当年流氓罪

高一飞

“流氓“一词,在民间出现了多久,无法考证,但作为罪名的出现则是在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即1979年刑法。该法第160条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一个简要的规定。但是,在1983著名的严打运动中,流氓罪的刑罚变成可以处死刑,内容被扩大化。

严打是于1983年开始,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一连串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运动的简称。共有三次严打运动1983年严打、1996年严打和20014月开始的“新世纪严打”。在83年的那次严打来看其内容包括在刑法上的从重,在程序上的从快。

作为严打两个重要法律文件之一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19839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规定:原来没有死刑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其中对流氓罪是这样规定的:“流氓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携带凶器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情节严重的,或者进行流氓犯罪活动危害特别严重的”,“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从此,流氓罪的刑罚最高刑为死刑,与故意杀人罪相同。

除了刑罚过重外,流氓罪的范围也很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1984112日)》所谓“其他流氓活动情节恶劣构成流氓罪的”有六项内容,其中第45项分别是:“以玩弄女性为目的,采取诱骗等手段奸淫妇女多人的;或者虽奸淫妇女人数较少,但造成严重后果的”;“勾引男性青少年多人,或者勾引外国人,与之搞两性关系,在社会上影响很坏或造成严重后果的”。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就是纯粹的生活作风问题。

严打的另一个特征是程序上的从快。19839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迅速审判? 现匚:ι缁嶂伟驳姆缸锓肿拥某绦虻木龆ā罚ㄒ脖患虺莆?/SPAN>9.2决定”)。该决定只有两条,第1条规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及时交付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 薜南拗啤!钡?/SPAN>2条规定:“前条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同时,为了配合严打,198392日同时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案件的核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根据这一规定,各地出现了不少从立案到处决只花了一周时间的案例(崔敏教授在《中国当代刑与法》一书中,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记录了不少这样的具体案例)。

9·2决定导致了公、检、法、政法委联合办案,有的地方甚至于还要求律师配合严打,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公、检、法各机关联合起来对被告人进行所谓的审判,被告人成了刑事诉讼的客体,处于被控诉被审判的地位。在严打中,9·2决定把“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和“应当判处死刑”作为开庭审判的条件。案件尚未移交法院审判,就已确认“应当判处死刑”,未审先判,交付审判成了一种形式,只不过是办个手续而已。在审判程序中,控、辩、审三方的关系实际上变成了两方,即控审共同组成一方,被告人成为一方,这样的审判实际上与纠问式审判没有实质区别。

严打程序也侵犯了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基本人权。人民法院在决定开庭以后,应当允许被告人有一定的时间委托律师为其辩护。但是,决定规定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间的限制,这就实际上剥夺了被告人委托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直接违反了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严打程序也违背了繁简分离的诉讼规律。因为决定适用的对象是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针对的是一些重大复杂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最严厉的刑罚。对这样的案件应当花费更多的时间,诉讼程序也应当更加复杂、谨慎。因为一旦错判死刑,对被告人造成的损害以及对国家法制威信的破坏也会更加严重,但是决定却作了恰恰相反的规定。

在这样的立法和刑事政策背景下,流氓罪在当时网罗了在现在看来并没有违法犯罪特征的行为,使很多无辜者受到了不应有的严惩。而其中最让人理解的就是与“生活作风”有关系的流氓罪案件。

西安的马燕秦是家庭舞会的组织者,作风开放。1983年“严打”开始,早已了解她舞会组织情况以及复杂两性关系的公安部门,不仅将马燕秦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300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陕西日报》以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道案情。最后,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而另外几名被指控而不承认与她有性关系的人,以及晚会的乐队指挥,则被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涉案者被判有期徒刑的则数不胜数。

1982年,电影明星迟志强在南京拍戏期间,他与一帮高干子弟交游,跳“贴面舞”,看小电影,发生自愿的“一夜情”关系:“严打”展开后,被邻居举报。因为他的事件中没有受害者,公安部门本要通知单位接回去说服教育了事。没有想到,《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报道后,短短一天的时间,全国各地纷纷致电南京公安局:像迟志强这样的败类、蜕化分子,这样肮脏的人,还留着干什么?我们在等待公审枪毙!这样的电话,同样打到公安部,打到省委、省政法委……最后,迟志强按流氓罪处理,被判刑4年。

流氓罪的罪名过于笼统,抽象,包含的客观内容复杂,“情节恶劣”缺乏一个一致的标准。另外,司法实践中往往以是否“具有流氓动机”作为确定流氓罪的界限,而流氓罪的流氓动机是什么,同样缺乏法律依据和界定标准,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正因为如此,流氓罪的存在,遭到了刑法学界的质疑。主持第一部和第二部刑法起草的高铭暄教授在刑法修改前最后一次中国刑法学年会上指出,“人为地把一些仅有下流作风的行为也网罗进去(尽管条文中有“情节恶劣”这个要件,但有的人厌恶下流作风,也就是认为是情节恶劣),这不利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高铭暄主编:《刑法修改建议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2月出版,第12页。)

1997年,在改革开放18年之后,刑法终于进行了修改。97年刑法(也称新刑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取消了流氓罪这个罪名。

新刑法将原司法解释中一些仅属下流作风的行为从犯罪中排了除去,体现了刑法的“宽容精神”。对一些原属于流氓罪,有必要仍然规定为犯罪的犯罪,分解成了以下的罪名:即聚众斗殴罪(第292条)、寻衅滋事罪(第293条)、聚众yinluan(淫/--/乱)罪和引诱未成年人参加聚众yinluan(淫/--/乱)罪(第301条)、盗窃、侮辱尸体罪(第302条)、确立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以及猥亵儿童罪(第237条)。从原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内容还体现了法定刑的更加适中和具体化,新分解出的罪名全部废除了死刑和无期徒刑。

三十年前的流氓罪已经废除12年了,但重刑的观念并没有彻底消除。每到人大会,性贿赂入罪、甚至人肉搜索入罪的呼声时有发出,企图用刑法打击解决道德问题的思维仍然占据了不少国人的心理。

“一个多文化社会的生存力并不是在不同道德中的某种共同意见和共同核心特征。相反,一个多文化社会的核心特征,是对程序和制度而不是对道德舆论和价值的共同意见。”(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8页。)刑法观念的变迁,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心态,宽容精神的培育需要时间与环境。就如今天回首看迟志强的罪一样,几十年后再来看当年的刑法和刑事司法的观念,我们同样会觉得:那是多么可笑!

高一飞 (Gao Yifei)(联系方式只供收信人联系用,请不公布。)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丹佛大学博士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理事、执业律师。地址:400031,重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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