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世界经济变幻莫测,人们对中国的应对方略疑虑重重, 特别是房地产业未能入闱十大振兴产业,有关人士有一些看法。下面发出一组社会文章,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及政府对策发表了各种意见,供社会各界决策参考。 当前的中国社会涌现出积极的参政议政气象,但其内容和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真知灼见,杜鹃泣血,有的是出风头,瞎起哄,略有点《红楼梦》中所说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味道,读者在看这些表演时留点心眼就是了。]

2008-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质疑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3月8日

目录

杨新英:《为我的国家担忧》

杨芳洲:《军工向全球招聘高管与单方面解除武装何异》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2008-2009年我国经济运行变化情况》

薛江炜:《房地产应属于十大振兴产业之首》

赵燕菁:《房地产的任何减速都是国家战略无法忍受的》

薛江炜:《城市在“有机聚合”规划条件下“持续建设”的模式初探》

赵海建:《日本制造"不败神话"正逐渐破灭 陷入三大困境》

徐景安:《强烈呼吁:政府制定社会保障长远规划》

夏子航:《中国粮价是否在变相廉价补贴世界?》

王钧临:《论美国经济将在几个月内出现“复苏” 》

施晓渝:《质疑十大产业振兴计划》

薇寕:《日本企业的围棋战略学》

 斯蒂格利茨:《连欧美都对自由市场经济丧失了信心》

亚洲周刊文章:《出口导向经济的瓶颈:亚洲四小龙深度受创的教训》

向松祚:《中国要加速构建大中华货币区》

仁山之首:《中国制度探索》

章立凡:《公信力的丧失是最大的危机》

章立凡:《历史学家成为历史学的受害者——《朱元璋传》重版序言》

章立凡:《章乃器日记中的“五反”运动》

章立凡:《十年桑梓梦,两度鹤城行》

章立凡:《资本为何在中国犯下两次“原罪”?》

郑海泉:《中国企业家的历史地位》

徐景安:《关于起草《21世纪伦理宣言》的说明》

《21世纪伦理宣言征集意见稿》

《联合早报网》:《马英九先生,建议您应当恢复台湾省建制》

张小鼐:《与房宁商榷多党制的问题真缔》

张小鼐:《关于清史的杂言浅谈》

卢跃刚:《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

丘岳首:《全体华人应成为“和解”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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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整理

2009年3月11日

2008年GDP增9.0% CPI涨5.9% 房价涨6.5% 12月CPI涨1.2%

   2009年1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核算数据,2008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达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结束了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幅的历史,创下2001年来新低。中国近年来的GDP增速为:2001年8.3%,2002年9.1%,2003年10%,2004年10.01%,2005年10.4%,2006年11.1%,2007年13%,2008年9%。

2008年至2009年前两个月GDP走势

月份        GDP     CPI涨幅  PPI涨幅
2009-02 一季度 约6.5%   1.6%   4.5%
2009-01                 1.2%   -3.3%
2008-12 四季度 6.8%    1.0%   -1.1%
2008-11                  2.4%   2.0%
2008-10                  4.0%   6.6%
2008-09 三季度 9%        4.60%  9.1%
2008-08                 4.90%  10.1%
2008-07                 6.30%  10.0%
2008-06 二季度 10.1%    7.10%  8.80%
2008-05                 7.70%  8.20%
2008-04                 8.50%  8.10%
2008-03 一季度 10.6%    8.30%  8.00%
2008-02                 8.70%  6.60%
2008-01                 7.10%  6.1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去年GDP增幅远低于前年13%的增长速度,比2001年8.3%的增幅略高。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1998年至2001年GDP增速均低于9%.历史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986年突破1万亿元,2001年突破10万亿元,2006年突破20万亿元。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第三季度增长9%,第四季度增长6.8%.其中,6.8%的增速创下1999年第四季度(6.1%)以来的新低。这已是2007年第二季度以来GDP增幅连续第七个季度下降。

  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2291亿元,增长2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1.6%,增速加快4.8个百分点。

  去年贸易顺差2955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95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一组数据是,去年11月,我国进出口从10月份同比增长17.6%急速下降到-9%,12月份为负增长11.1%.而单从出口来看,2008年12月份我国整体出口为负增长2.8%,受出口政策调整影响的商品出口却增长4.8%.

  此外,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高位的态势在2008年也有了缓解。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9%,创下12年新高。1996年我国CPI同比上涨8.8%。其中,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6.5%,12月下降0.4%,全年涨幅回落1.1个百分点。

  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比上年增长14.5%,实际增长8.4%,2008年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比上年上涨6.9%,12月同比下降1.1%,全年涨幅比上年提高3.8个百分点。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0 %。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三季度增长9.0%,四季度增长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4000亿元,增长5.5%;第二产业增加值146183亿元,增长9.3%;第三产业增加值120487亿元,增长9.5%。

  1. 农业生产继续稳定发展,粮食实现连续五年增产。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2850万吨,比上年增产2690万吨,增长5.4%,连续5年增产。其中,夏粮产量12041万吨,增产305万吨;早稻3158万吨,增产6万吨;秋粮37651万吨,增产2379万吨。油料、糖料预计分别增长12%和6%以上。肉类产量继续增加,生猪生产恢复较快。全年肉类总产量7250万吨以上,增长5.9%;生猪年末存栏增长4.5%。

  2.工业生产增长放缓,企业利润增速回落。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2.9%,增速比上年回落5.6个百分点。分所有制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9.1%;集体企业增长8.1%;股份制企业增长15.0%;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9.9%。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13.2%,轻工业增长12.3%。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11.6%、15.8%和15.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97.7%。

  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066亿元,同比增长4.9%。在39个工业大类中,31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实现利润最多的5个行业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 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2291亿元,比上年增长25.5%,增速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48167亿元,增长26.1%,加快0.3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24124亿元,增长21.5%。在城镇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2256亿元,增长54.5%;第二产业投资65036亿元,增长28.0%;第三产业投资80875亿元,增长24.1%。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城镇投资分别增长21.3%、33.5%和26.7%。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30580亿元,比上年增长20.9%。

  4.国内市场销售增长较快,城乡消费旺盛。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488亿元,比上年增长21.6%,增速比上年加快4.8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73735亿元,增长22.1%,加快 4.9个百分点;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34753亿元,增长20.7%,加快4.9个百分点。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消费品零售额91199亿元,增长21.5%;住宿和餐饮业消费品零售额15404亿元,增长24.7%。

  5. 价格涨幅前高后低,下半年逐步回稳。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9%,涨幅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5.6%,农村上涨6.5%。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14.3%,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4.65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5.5%,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0.82个百分点;其余各类商品价格有涨有落。工业品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6.9%,12月同比下降1.1%,全年涨幅比上年提高3.8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0.5%,涨幅比上年提高6.1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上年上涨6.5%,12月同比下降0.4%,全年涨幅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

  6.进出口全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四季度增速回落较多。全年进出口总额256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其中,出口14285亿美元,增长17.2%;进口11331亿美元,增长18.5%。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295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28亿美元。受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国际初级产品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四季度进口同比下降8.8%,出口同比增长4.3%。全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23.9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6%。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95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3%。

  7.城镇新增就业总体稳定,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加。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13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末提高0.2个百分点。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比上年增长1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比上年增长1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1.8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45353亿元。

  8.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幅加快,贷款增加较多。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47.5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8%,加快1.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16.6万亿元,增长9.1%,回落12.0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3.4万亿元,增长12.7%,加快0.6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03468亿元,比年初增加49114亿元,比上年多增12792亿元;各项存款余额466203亿元,比年初增加76863亿元,比上年多增22985亿元。全年货币净投放3844亿元,比上年多投放541亿元。

2008金融体系平稳运行,M2增长17.82%

  据央行网站消息,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沉着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和冲击,采取一系列灵活、有效的政策措施并适时把握、调整货币政策的方向、重点和力度,不断增强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总体看全年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平稳运行,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促进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货币供应量(M2)增长17.82%。2008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7.52万亿元,同比增长17.82%,增幅比上年末高1.08个百分点,比上月末高3.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6.62万亿元,同比增长9.06%,增幅比上年末低11.99个百分点,比上月末高2.26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3.42万亿元,同比增长12.65%。全年累计净投放现金3844亿元,同比多投放541亿元。

  二、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长18.76%。2008年12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32.01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7.9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0.35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8.76%,增幅比上年末高2.66个百分点。全年人民币贷款按可比口径增加4.91万亿元,同比多增1.28万亿元。分部门情况看:居民户贷款增加7010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907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4103亿元;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4.21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33万亿,票据融资增加6461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11万亿元。12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7718亿元,同比多增7233亿元。

  12月末金融机构外汇贷款余额为2438亿美元,同比增长11.89%。全年外汇各项贷款增加259亿美元,同比少增252亿美元,其中,12月份外汇各项贷款减少46亿美元,同比多减55亿美元(去年同期增加9亿美元)。

  三、人民币各项存款增长19.73%。2008年12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7.84万亿元,同比增长19.30%。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6.62万亿元,同比增长19.73%。全年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7.69万亿元,同比多增2.3万亿元。其中:居民户存款增加4.63万亿元,非金融性公司存款增加2.87万亿元,财政存款增加269亿元。12月份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3834亿元,同比少增30亿元。

  12月末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1791亿美元,同比增长12.01%。全年外汇各项存款增加183亿美元,同比多增198亿美元(去年同期减少15亿美元),其中,12月份外汇各项存款增加49亿美元,同比多增67亿美元(去年同期减少17亿美元)。

  四、银行间市场利率下降。12月份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累计成交11.76万亿元,日均成交5112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25.0%,同比多成交1023亿元。12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1.24%,比去年同期低0.85个百分点,比上月低1.06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1.22%,比去年同期低1.57个百分点,比上月低1.06个百分点。

  五、国家外汇储备增加。2008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7.34%。全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4178亿美元,同比少增441亿美元。12月份外汇储备增加613亿美元,同比多增300亿美元。12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8346元人民币。

统计局∶2月份新增贷款仍超过1万亿元

    中国国家统计局相关人士表示,从初步数据看,2月份中国新增贷款仍然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新增贷款1.6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单月增加最多。广义货币(M2)增速连续两个月持续回升,12月末、1月末同比分别增长17.8%、18.8%,达到2006年6月以来最高。

2008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616.3亿美

   2月6日,海关总署最新发布报告指出,2008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616.3亿美元,比上年(下同)增长17.8%,比上年回落5.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4285.5亿美元,增长17.2%,回落8.5个百分点;进口11330.8亿美元,增长18.5%,回落2.3个百分点。贸易顺差2954.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5%,净增加328.3亿美元。

  数据显示,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增速前高后低,“入世”7年来增长速度首次低于20%。2008年全年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主要特点有:

  一、第4季度外贸规模明显萎缩,最后两个月进出口增速表现为下降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2008年第4季度我国进出口规模明显萎缩,其进出口总值为5942.8亿美元,较2008年第3季度下降18.8%。其中11月份进出口总值增长速度为2001年10月份(除去春节不可比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12月份进出口跌幅则进一步加深。12月份当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833.3亿美元,下降11.1%,跌幅比11月份加深2.1个百分点;其中当月出口1111.6亿美元,下降2.8%,跌幅加深0.6个百分点;进口721.8亿美元,下降21.3%,跌幅加深3.4个百分点。当月贸易顺差较11月份的历史最高点小幅回落,为389.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猛增72.1%,净增加163.3亿美元。

  二、一般贸易进口增速提高,其项下顺差减少;加工贸易比重下降,进口增速低于出口

  2008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2352.6亿美元,增长27.6%,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48.2%,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3.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6625.8亿美元,增长22.9%,比上年回落6.5个百分点;进口5726.8亿美元,增长33.6%,比上年加快4.9个百分点。一般贸易项下贸易顺差899亿美元,比上年净减少205.7亿美元。

  2008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10535.9亿美元,增长6.8%,占当年我国进出口总值的41.1%,所占比重比上年回落4.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6751.8亿美元,增长9.3%,比上年回落11.3个百分点,占当年我国出口总值的47.3%;进口3784亿美元,增长2.7%,低于同期加工贸易出口增速6.6个百分点,占当年我国进口总值的33.4%。加工贸易项下贸易顺差2967.8亿美元,比上年净增加476.9亿美元。值得关注的是,12月份当月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继续呈现大幅下降态势,进口跌幅明显大于出口;当月加工贸易出口486亿美元,下降15.7%;进口236.9亿美元,下降31.3%。

  三、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步伐放缓,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速有所提高

  2008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4105.8亿美元,增长12.4%,比上年回落6个百分点,占当年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5.1%。其中出口7906.2亿美元,增长13.6%,占当年我国出口总值的55.3%;进口6199.6亿美元,增长10.8%,占当年我国进口总值的54.7%。同期,国有企业进出口6110.4亿美元,增长23.5%,比上年加快3.7个百分点,占当年我国进出口总值的23.9%。其中出口2572.3亿美元,增长14.4%,占当年我国出口总值的18%;进口3538.1亿美元,增长31.1%,占当年我国进口总值的31.2%。

  此外,集体、私营企业及其他企业进出口增长平稳,2008年进出口5400.2亿美元,增长27.3%,比上年回落10.7个百分点,占当年进出口总值的21.1%。其中,出口3807亿美元,增长27.9%;进口1593.2亿美元,增长25.7%。

  四、欧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与印度双边贸易增速大幅回落

  2008年,欧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中欧双边贸易总值为4255.8亿美元,增长19.5%,分别高于同期中美、中日双边贸易增速9个和6.5个百分点。其中,我对欧出口2928.8亿美元,增长19.5%,占当年我国出口总值的20.5%;我自欧进口1327亿美元,增长19.6%;对欧盟贸易顺差1601.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9.4%。同期,美国继续保持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3337.4亿美元,增长10.5%,比上年回落4.5个百分点。其中,我对美出口2523亿美元,增长8.4%,占当年我国出口总值的17.7%;自美国进口814.4亿美元,增长17.4%,对美实现贸易顺差1708.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6%。日本仍然处于第三大贸易伙伴的位置,2008年中日双边贸易总值为2667.8亿美元,增长13%。其中,我对日本出口1161.3亿美元,增长13.8%;自日本进口1506.5亿美元,增长12.5%,对日本出现贸易逆差345.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3%。

  此外,印度在我国10大贸易伙伴中位列第十位,2008年,中印双边贸易总值为517.8亿美元,增长34%,比上年大幅回落21.5个百分点。

  五、广东、江苏、上海继续位列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前三甲

  2008年,广东省进出口总值6832.6亿美元,增长7.7%,增速较上年回落12.6个百分点,占当年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6.7%,进出口规模位列全国各省市之首。同期,江苏、上海进出口总值分别为3922.7亿美元和3221亿美元,分别增长12.2%和13.9%。此外,北京进出口总值2717.1亿美元,增长40.7%,比上年加快18.6个百分点。上述4省市进出口合计占当年全国进出口总值的65.2%。

  六、机电产品出口增速放缓,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长呈现企稳迹象

  2008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8229.3亿美元,增长17.3%,比上年回落10.3个百分点,占当年我国出口总值的57.6%,与上年持平。其中,电器及电子产品出口3420.2亿美元,增长13.9%;机械及设备出口2686.3亿美元,增长17.5%。高新技术产品(与机电产品分类有交叉)出口4156.1亿美元,增长13.1%。受2008年8月份起国家连续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影响,部分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速企稳。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1197.9亿美元,增长4.1%,比上年回落16.8个百分点;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653.7亿美元,增长16.6%,加快1.6个百分点;鞋类296.6亿美元,增长17.2%,加快1.2个百分点;家具269.1亿美元,增长21.5%,回落7.8个百分点;塑料制品158.3亿美元,增长9.4%,小幅提高0.6个百分点。此外,原油出口416万吨,下降28.4%;成品油1703万吨,增长9.8%;煤炭4543万吨,下降14.6%;钢材5923万吨,下降5.5%;钢坯129万吨,下降80%。

  七、初级产品进口比重提高,资源性产品进口均价上涨明显

  2008年,我国进口初级产品3627.8亿美元,增长49.2%,占当年我国进口总值的32%,比上年提高6.6个百分点。其中,进口铁矿砂4.4亿吨,增长15.9%,进口均价136.5美元/吨,上涨54.5%;原油1.8亿吨,增长9.6%,均价723美元/吨,上涨47.8%;成品油3885万吨,增长15%,均价773.3美元/吨,上涨58.9%;煤炭4040万吨,下降20.8%,均价86.9美元/吨,上涨83%;大豆(资讯,行情)3744万吨,增长21.5%,均价582.6美元/吨,上涨56.5%。同期,进口工业制品7703.1亿美元,增长8.1%,占当年我国进口总值的68%;其中,进口机电产品5386.6亿美元,增长7.9%;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1191.9亿美元,增长10.8%;汽车40.8万辆,增长30.6%;钢材1543万吨,下降8.6%。

 

温家宝做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政府应对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内容

    GDP增长8%左右,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6%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总体水平涨幅4%左右。全国财政赤字9500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地方债券2000亿元,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企业、居民税负减轻约5000亿元,中央政府投资总额9080亿元,中央财政拟投入420亿元促进就业,今后三年各级政府拟向医改投入8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3318亿元,中央财政拟安排“三农”投入7161亿元,比上年增加1206亿元,中央财政科技投入1461亿元,增长25.6%,中央财政拟投入社会保障资金293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加439亿元,中央财政今年再安排1300亿元地震灾后重建资金。

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全球金融资产缩水50万亿美元,亚洲损失达到9.6万亿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昨日说,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包括外汇、股票和债券在内的全球金融资产价值缩水达50万亿美元,其中在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相关损失达到9.6万亿美元。亚行行长黑田东彦说,这是大萧条以来全球经济经历的最严重危机。

  报告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过去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其他新兴经济体地区,因此本次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也更大。该地区去年金融资产价值损失相当于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根据这份报道,去年拉美地区金融资产损失约为2.1万亿美元。

  黑田东彦警告说,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失业率攀升、经济增长变慢以及股市持续低迷。不过,他说:“接下来的12个月可能会相当困难,但我有信心,亚洲将率先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并实现强劲的经济增长。”

  报告还说,调查数据清楚地表明全球各个市场和经济体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这场危机中,几乎很少有哪个经济体可以完全幸免于难。依目前情况预测,全球经济最早在今年底或者明年初开始复苏。此前,该行将今年亚洲地区经济增长率预测从6.9%下调至5.8%。

我国物流需求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增幅回落

   2008年,物流需求增长明显趋缓,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增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3月9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2008年全国物流运行情况通报》显示,2008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89.9万亿元,同比增长19.5%,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但增幅比2007年回落6.7个百分点。

  通报统计还指出,2008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54542亿元,同比增长16.2%,增幅比2007年回落4.4个百分点。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8.1%,比2007年下降0.1个百分点。全国物流业增加值为19965亿元,同比增长15.4%,增幅比2007年回落4.5个百分点。

  从社会物流总额的构成看,工业品物流总额79.86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占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为88.8%,仍然是带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的主要因素。进口物流总额7.86万亿元, 同比增长8.2%,占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为8.7%。农产品(000061,股吧)物流总额、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和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分别增长17.6%、3.8%和14%。

  从社会物流总费用的构成看,运输费用为28669亿元,同比增长13.2%,增幅比2007年回落6.4个百分点。并且,运输费用占社会物流总费用的比重为52.6%,比2007年下降1.8个百分点。通报分析指出,运输费用增幅回落以及占社会物流总费用比重的下降,反映出物流需求有所减少。

钢铁行业再现全面亏损 钢材期货上市正当其时

  春节过后,国内钢材市场出现了一波深幅下跌行情,至3月初,多数钢材品种的市场价格已跌破钢厂生产成本,钢铁行业再次面临全面亏损。而在节前两个月,市场还在演绎强劲上涨行情,部分品种涨幅超过1000元。市场对节后涨价信心满满,贸易商普遍增大采购,钢厂迅速恢复生产并大幅提高出厂价格,2月份热轧普碳材订货价普遍涨到4000元左右。但节后仅1个月,钢材价格便直落700元,且仍难止跌。涨价预期成画饼,市场大幅炒高换来的是贸易商深度套牢和钢厂再次陷入亏损。

  这不禁让人深思:国内钢材价格在短期内狂涨暴跌,是市场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定价体系存在缺陷?价格狂涨暴跌让钢铁上下游企业都深受其害,目前钢铁行业再次面临全面亏损,钢材期货上市正当其时。 钢材期货并不能避免钢价大幅波动,但这种波动,是各方利益诉求的反映,是价格要素发展变化的反映,而不会是资金操控的结果。就此意义上说,钢材期货越早上市,越有利于钢铁行业。

下滑势头减弱1-2月用电量降5.1%

   2009年1-2月我国全社会用电量与去年同期相比负增长5.1%左右, 1-2月用电量4973亿千瓦时,发电量为4874亿千瓦时,同比降低4.3%左右。

   2008年11月同比下降8.6%,12月同比下降8.93%, 2009年1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2517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2.88%, 2月用电量结束了连续负增长的趋势,同比增长6%。剔除干扰因素后,1月份用电量同比下降8%左右。
 

    1月和2月数据合并统计方才有意义,1-2月份用电量下滑势头确实得到了减缓,由于工业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达75%左右,这体现了工业经济一定程度的复苏。对于由下降12.88%到增长6%的巨大变化,这种巨大落差很大程度上由于去年和今年在春节的公历时间上的不一致造成(去年春节在2月,今年春节在1月),此外,去年2月雪灾对用电量影响依然很大,而相反,今年2月抗旱与取暖对华北用电量提高也有一定影响。

  另据透露,2月份湖南、江西、贵州等省的用电量同比增长最快,浙江用电量也呈现正增长。但是高耗能产业集中的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用电量同比大幅下滑。而南方电网报送电监会的数据显示,考虑去年冰雪灾害及错峰减供电量(约80亿千瓦时),1-2月,南方五省(区)统调用电量的降幅为12%。

2008年工业增速明显放缓 机电、纺织行业将继续下行

   2008年的工业生产增速出现明显回落。2月3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8年工业经济运行总体情况显示,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9%,增幅比2007年回落5.6个百分点,这一增速也比2003-2007年的平均增速低了4.1个百分点。

  受此影响,2008年8月份以后,随着需求增势减缓,能源、生产资料价格等供求形势趋于宽松,价格逐步回落。申银万国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2月3日表示,预计2009年工业生产增速还将继续下滑,“全年增速可能在9%。”他同时表示,这组数据在2008年11月已经触底,当月,我国工业生产增速为5.4%,创下1998年公布该指标以来的月度增速最低(剔除春节因素)。

  发改委的上述报告还重点提到,重工业的生产增速已经出现明显下滑。2008年,轻、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3.2%,而重工业增速自2008年10月份开始低于轻工业增速,为1999年3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这种状况。

  工业企业盈利状况亦在恶化。报告称,2008年工业企业利润增幅回落,亏损额大幅上升。去年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24066亿元,同比增长4.9%,增幅同比回落31.8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4879亿元,增长1.8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7985亿元,下降14.5%;亏损企业亏损额3199亿元,增长3.4倍。

  李慧勇说,2009年正处于经济下降周期的衰退阶段,尽管大宗商品价格涨幅的回落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压力,但是需求增速回落、销售价格回落对企业利润增速的负面冲击更大,使得整体上利润增速仍会有大幅度的回落。

  申银万国预计,在工业生产增长9%、PPI下降7%的基础上,2009年工业企业利润将比上年下降21%。“伴随着"保8"政策的见效,企业利润下降的幅度在今年下半年会有所收窄。”

  工业品的出口增势也在持续放缓。统计显示,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80844亿元,比上年增长10.8%,增幅同比回落10.7个百分点。其中,11月、12月同比分别下降5.2%和8.8%。

  值得注意的是,机械、电子行业生产和出口增速放缓尤为明显。报告称,2008年,机械行业出口交货值14297亿元,增长18.4%,回落15.2个百分点;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28804亿元,增长10.2%,回落9.4个百分点。

2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4.5%

  2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4.5%,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下降7.1%。 在工业品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7%。其中,采掘工业下降17.4%,原料工业下降8.4%,加工工业下降3%。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略降0.4%。其中,食品类价格下降0.7%,衣着类与一般日用品类价格均上涨0.6%,耐用消费品类下降1.9%。分品种看:

  ——原油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6.3%。成品油中的汽油、煤油和柴油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5%、26.4%和11.4%。

  ——化工产品价格类中,顺丁橡胶价格同比下降33.6%,聚苯乙烯价格下降30%,涤纶长丝价格下降25.3%。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8.8%。其中,原煤出厂价格上涨18.7%。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同比下降8.9%。其中,普通大型钢材价格下降6.3%,普通中型钢材下降11.1%,普通小型钢材下降5.1%,中厚钢板下降16.4%,线材价格下降14.7%。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5%。其中,铝下降20.5%,铜下降43.6%,铅下降38.1%,锌下降40.6%。

  此外,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中,有色金属材料类、燃料动力类、化工原料类和黑色金属材料类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下降29.7%、10.9%、8.3%和6.3%。 1-2月份累计,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3.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下降6.2%。

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6%

   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1.6%。其中,城市下降1.9%,农村下降0.8%;食品价格下降1.9%,非食品价格下降1.2%;消费品价格下降1.5%,服务项目价格下降1.8%。从月环比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1月份持平;食品价格上涨0.8%,其中鲜菜价格上涨4.0%,鲜蛋价格下降0.8%。

   一、食品类价格同比下降1.9%。其中,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下降8.8%(其中猪肉价格下降18.9%),鲜菜价格下降9.3%,粮食价格上涨4.4%,油脂价格下降17.2%,水产品价格上涨3.3%,鲜果价格下降5.1%,鲜蛋价格下降2.9%,调味品价格上涨5.4%。

  二、烟酒及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2.0%。其中,烟草价格上涨0.2%,酒类价格上涨4.9%。

  三、衣着类价格同比下降2.3%。其中,服装价格下降2.7%。

  四、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1%。其中,耐用消费品价格上涨0.2%,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服务价格上涨5.7%。

  五、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3%。其中,西药价格上涨0.9%,中药材及中成药价格上涨3.4%,医疗保健服务价格上涨0.8%。

  六、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下降3.0%。其中,交通工具价格下降1.6%,车用燃料及零配件价格下降9.2%,车辆使用及维修价格上涨1.7%,城市间交通费价格下降0.5%,市区公共交通费价格上涨0.2%;通信工具价格下降18.6%。

  七、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下降1.1%。其中,学杂托幼费价格上涨1.7%,文娱费价格上涨2.2%,旅游价格下降7.2%,文娱用耐用消费及服务价格下降9.6%。

  八、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2.9%。其中,水、电及燃料价格下降1.2%,建房及装修材料价格上涨3.1%,租房价格上涨1.2%。

  1-2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0.3%。其中,城市下降0.6%,农村上涨0.3%;食品类价格上涨1.0%,烟酒及用品类价格上涨2.2%,衣着类价格下降2.5%,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上涨2.4%,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价格上涨1.5%,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下降2.8%,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下降0.4%,居住类价格下降2.6%。

2月份CPI、PPI双降 CPI6年来首度告负

  3月10日,国家统计局十日发布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月报。数据显示,二月份,CPI同比下降百分之1.6%;PPI下降4.5%。国家信息中心专家称,CPI、PPI双双下降,使得潜在通缩压力逐步显性化。而CPI更是自2002年12月以来的首度告负。

  在CPI八项指标中,呈现五降三升态势。其中:食品类价格同比下降1.9%,尤以猪肉价格下降18.9%最为明显,也拉动食品类价格的降幅;衣着类价格同比下降2.3%;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下降百分之三;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下降1.1%;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2.9%。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联袂发布的全国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亦显示,二月份房价同比环比均降。

  三升则为:烟酒及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2%;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1%;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3%。此外,一、二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0.3%。数据同时显示,二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百分之4.5%,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下降7.1%,其中原油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6.3%,化工产品价格同比下降也在二三成间。

2月PMI数据点评:经济形势显露好转迹象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CFLP)3月4日发布报告显示,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0%,比上月上升3.7个百分点。2月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1.9%,比上月下降9.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下降5.0个百分点。

  点评: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逐步显现效果,生产出现回升态势,服务业经济受节日因素影响回落但市场预期向好,总体经济形势出现积极变化,初步显露好转迹象。“两会”后政府应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确保经济向平稳持续的方向发展。

  (一)数据特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0%,比上月上升3.7个百分点。从该指数来看,虽然继续处在50%以下,但自去年11月份创38.8的低点以来,连续3个月呈回升态势,目前已经上升了10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标来看,呈现普遍回升态势,升幅多在3个百分点以上,尤其以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积压订单指数、采购量指数、进购进价格指数升势最为显著,升幅超过5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生产指数已回升到50%临界点以上。

  作为一个经济先行指标,PMI若低于50%即意味着制造业萎缩,反之则意味着扩张。2月份PMI指数及各分项指数全面回升,显示制造业活动虽然仍在萎缩,但较2008年底时已有明显缓和。从PMI来看,国内需求有所启动;出口下滑势头已经受到遏止,向稳中有升方向发展;工业生产正在加快;就业率呈缓慢上升;中西部地区经济正在加快复苏;部分行业如机电行业景气上升。结合其他一些统计数据,如信贷快速增长、货币供应量增速加快、发电量恢复为正增长等,均显示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已出现积极变化,各项政策效果正在显现。在过去几个月以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四万亿投资方案、出口退税调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当前经济形势中已出现明显的积极信号,初步显现企稳回升的迹象,确实令人鼓舞。

  从各分项指数来看,值得特别关注的有四点:

  (1)新订单指数继续上升。本月新订单指数比上月上升5.4个百分点,自去年11月份以来,该指数已连续三月上升,并且升幅较大,均达到5个百分点以上。目前该指数站到50%临界点以上,达到50.4%。分行业来看,20个行业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8个行业高于50%,尤其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最高,达到74.2%;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12个行业低于50%,尤其以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为最低,不足20%。

  (2)新出口订单指数强劲反弹。本月该指数比上月上升9.7个百分点,达到43.4%,这是自去年9月份以来最为明显的一次上升。但分行业来看,绝大多数行业仍处在50%以下。20个行业中,只有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饮料制造业4个行业高于50%,在53.5%-57.5%之间;其余16个行业均低于50%,尤其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为最低,不足30%。

  (3)生产指数明显上升。本月该指数比上月上升5.7个百分点,升幅为近年来最大的一次。由于升势显著,该指数已走出低位运行区间,上升到51.2%,为PMI各项指数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20个行业中,有10个行业高于50%,尤其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为最高,达到60%以上,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达到72.5%。目前,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等10个行业仍然低于50%,尤其以烟草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为最低,不足30%。生产指数回升带动采购量指数明显上扬,本月采购量比上月上升5.2个百分点,达到49.5%。分行业来看,20个行业中,有9个行业高于50%,尤其以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最高,均达到60%以上。目前,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医药制造业、食品加工及制造业等11个行业仍然低于50%,尤其以金属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为最低,不足30%。

  (4)从业人员指数明显回升,但依然处在50%以下。本月从业人员指数为46.1%,比上月上升3.1个百分点。在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明显减速,特别是出口类中小企业的陷入困境致使大批民工推动工作,出现指返乡潮,610万高校毕业生和约2000万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从业人员指数自去年9月份以来,首次出现明显上升,该指数上升反映出企业经济活动趋向活跃,让我们看到了就业改善的一丝丝曙光。

  同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也发布了2009年2月中国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商务活动状况指数为41.9%。由于非制造业没有综合指数,通常以商务活动状况指数来反映非制造业经济总体变化及生产服务供给状况,该指标自2008年11月份起,连续两个月低于50%以下。2009年1月因两节同月相遇,商务活动状况指数上升至50%以上。2月指数呈现回调,与上月相比回落9.1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回落5.0个百分点,该指数的回落主要是因为消费性服务业大幅回落。从趋势上看,服务业经济受节日因素影响回落较大,但总体市场预期仍显示经济在逐步好转。一方面,本月商务活动状况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受前期节日因素的影响,出现较大幅度回落,市场的商务经营活动和市场需求均出现较大的回落;另一方面,本月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较上月出现回升,可见非制造业目前市场状况与前期相比在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二)前景分析从以往数据来看,2月份(更准确点说是春节后月份)的PMI指数多呈上升趋势。因此,此次2月份的数据变化也可能受到季节因素影响,从指数本身来看,目前绝大多数指数仍然处在50%以下,仅新订单指数、生产指数高于50%,但能否站稳尚不可断言。结合2月份非制造业整体指数体系中除积压订单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外,其余指数较上月均出现回落,且大部分指数均在50%以下。因此,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系列指数)回升态势的持续性,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从全球来看,3月4日发布的摩根大通和研究及供应管理机构联合编纂的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在2月升至35.8,相对于1月的35.0,2月有小幅回升,但该指数依然大大低于荣枯分水岭50。从分类数据来看,产出和新订单指数的小幅回升说明全球制造业萎缩的速度开始放缓,而由于衰退压制需求,全球制造业2月大举裁员,就业分项指数从1月的36.4跌至34.9,为调查开展11年以来最低。从美、日、欧来看,美国和日本出现回升态势,欧元区2月份PMI指数再次下滑,但指标值均在40以下,大大低于荣枯分界点的50。美国PMI在12月创下32.9的新低(1981年以来)后,连续两月呈回升态势,2009年1、2月PMI指数分别为35.6和35.8。日本在经历了2008年7月以来PMI持续下挫后,2月份PMI出现企稳的迹象,由原比1月上升2个点至31.6。欧元区则由1月份的回升0.5个点后再次下滑0.9个点至33.50。

形势依然严峻,现在工业仍然处在最困难的时期

    李毅中说:工业的增长速度,去年六月份是16%,然后一路下滑,到11月是5.4%,12月是5.7%。一月和二月有一个春节在里面搅着不可比,一二月份合起来是多少?钢铁,一月份每吨价格上升了500块,从二月份以来一下跌了300块。为什么呢?因为小钢铁没有去年进口的高价矿石,估计矿石掉下来以后它马上恢复了,而且拉动一些基本建设,拉动一些低档钢材,所以上去了。有色金属的产量一二月同比下降9.5%,还是下降的。化工有所好转,但乙烯的产量仍然下降了9.1%。 

统计局:CPI和PPI同比下降不能判定出现通货紧缩

  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由上月上涨1.0%转为下降1.6%,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下降4.5%,降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呈继续下降态势。

    国家统计局相关人士表示,按照经济学有关原理,通货紧缩,顾名思义就是由于市场货币供应量不足引起的价格水平的下降。从我国情况看,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下,市场货币供应量充裕,贷款大量增加,不存在通货不足的问题。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M2)增速连续两个月持续回升,12月末、1月末同比分别增长17.8%、18.8%,达到2006年6月以来最高。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大幅增加。1月份新增贷款1.6万亿元,为历史同期单月增加最多。从初步数据看,2月份新增贷款仍然超过1万亿元。

  影响2月份价格双双走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因素:一是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下降对我国的传导影响。受全球经济增长继续明显下滑影响,国际市场原油、矿石、金属等基础性产品价格在年初短暂反弹后继续低位振荡,导致大宗产品进口价格明显下降,带动主要生产资料价格下降较多。2月份,国际市场上能源价格同比下降48.8%,降幅比1月份扩大3.4个百分点;非能源价格下降33.1%,扩大9.4个百分点;金属和矿产品价格下降48%,扩大10.3个百分点,其中铝价下降41.8%,铜价下降55.3%。

  二是一些特殊性因素的影响。在我国,春节所在月份消费价格特别是食品价格明显上涨已成一般规律。由于2008年春节在2月份,加之2008年春节前夕南方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冰雪灾害(2008年2月份冰雪灾害导致当月CPI上涨1个百分点),而今年春节在1月份,又没有灾害影响因素,去年2月份的高基数,导致今年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下降。据测算,2008年居民消费价格对2009年2月份的滞后影响大约为负2.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今年2月份价格保持在去年底的水平不变,仅仅因为去年同月基数高的影响,2月份CPI同比将下降2.5%左右。

  进一步从价格环比变动情况看,总体上PPI下降幅度呈减缓的趋势。2月份PPI环比下降0.7%,降幅分别比2008年11月、12月和2009年1月缩小2.7、1.6和0.7个百分点。

巴菲特∶美国经济已接近他所想象的最糟糕境地

 “股神”巴菲特周一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已经跌落悬崖,并且可能还需要5年时间才能完全走出目前的衰退。巴菲特称,目前美国的经济形势已接近于他所想象的最糟糕的境地,而且若不是美联储(Fed)在去年夏天果断采取措施进行干预,经济形势要更加恶劣。他称,经济不会在短时期内好转,且经济复苏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指出,经济可能还需要5年时间才能完全走出当前的衰退;就像过去屡次出现的那样,美国经济体系的内在力量将会令经济渡过难关。

万科净利润降17% 王石自减年薪440万

  年报显示,王石的年薪由去年的691万元大幅缩减至248.1万元,降幅达三分之二,远低于ST幸福董事长任志强的774.3万和华发股份(600325,股吧)董事长袁小波的723万。 计提存货跌价12.3亿元。2008年,在房地产市场深幅调整的一年中,万科业绩依然表现稳定,公司在今日的年报中披露:200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9.92亿元,比2007年略微增长15.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33亿元,同比下降16.74%;每股收益0.37元,净资产收益率12.65%。

  万科公司收入增长而利润下降的原因:单从财务报表来看,公司2008年净利润绝对数据较2007年减少8.1亿元,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影响基本相当。“基于审慎的财务策略,万科在年末根据市场情况对可能存在风险的13个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2.3亿元。在考虑递延所得税因素后,影响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9亿元。上述准备的计提部分反映了公司在该等项目的获取中,拿地成本偏高。

因玖龙纸业股价暴跌, 张茵的身家急剧缩水, 仅剩7%, 约合18亿美元

美国人担忧奥巴马毁了创造财富基础

梅新育:中国能怎样挽救世界经济?

    近日由于外媒误读了一位政协委员的话,认为中国将出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竟然导致欧美主要国家的股市纷纷上涨。人必先自救而后方能救人,中国贡献的方式首先只能是维持国内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实现“保八”目标。在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努力遏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尽力扩大进口,避免重蹈1930年代《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加剧危机之覆辙,这是中国能够作出的第二大贡献。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起云涌之际,中国派出百人规模的贸易投资促进团赴欧洲签下上百亿美元采购订单,赴欧投资考察团也启程在即,这样的实际行动足以证实中国的诚意,中国更希望其他贸易大国能够起而效仿自己的实际行动,而不是一边清点中国的采购订单,一边或明或暗地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

  通过双边、区域和多边框架向有关国家提供救援,这是某些西方人对中国期待最大的地方,但在中国为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途径中却只能名列第三。虽然中国经济绝对规模可能已在2008年超越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但与美国差距仍大,更不用说人均GDP的差距了,指望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狭义的救援来挽救那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未免近乎天方夜谭。中国也不会像某些人那样,送几顶高帽、送几句奉承话就能够让中国入彀。

  不错,中国会对符合自己标准的国家提供救援,但要想中国救援,前提有二:首先,东道国必须对中国投资者和中国资产给予公正的保护,这是一切救援行动的前提。遗憾的是,即使是一向标榜“法治”的西方国家,在这些方面也表现出了严重的欠缺。

    例如, 比利时政府对富通银行的强制国有化,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令中国平安集团对富通集团的31.35亿美元投资面临全部亏损风险,潜在损失相当于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冻结中国在美资产(7650万美元)的将近41倍。和平年代,我国遭到非敌国违法征收的海外资产额度高达战争时期敌国征收海外资产的将近41倍!这是什么概念?

    比平安投资富通潜在风险更大的是美元和美国债券的信用问题,假如美国不能对中国业已持有的美国债券给予足够担保,就不可能指望中国继续大手笔购入美国债券,为他们的复苏计划融资。

  其次,接受救援的国家需要制定符合实际的经济复苏计划,以确保中国的救援不至于浪费;而不少国家的反危机计划只能满足政客作秀收买人心之需,却缺乏经济合理性。

 

 

发件人:"yxy" <yangxinying@cjis.cn>  2009-03-05 17:30:21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文章:为我的国家担忧

为我的国家担忧

 杨新英

2009-3-2

yangxinying@cjis.cn

    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原本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急转直下,2008年四季度经济增速的急剧下滑,促使中国政府在美国、欧盟各种救市和刺激经济增长措施的影响下,也在2008年11月出台了两年投资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据说近来更有将投入规模持续扩大到7~8万亿的意向)。从此之后,各种经济增长刺激措施连续不断地出台,从财政政策的放松、信贷政策的放松,再到地方政府的投资狂热、出口退税的优惠、各种产业振兴计划的持续出台,中国从上到下似乎都围绕着一个并未经过严格论证的“保八”预期而竭尽全力。

    然而,很多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在一场百年不遇的重大危机面前,除了一点短期的本能反应之外,全世界似乎都因为此前的盲目乐观而措手不及,又因为危机规模的巨大而手忙脚乱。这其中也包括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有人气同时也最聪明的新任总统奥巴马(事实上,在观察了他上任以来的政策措施后,我正在越来越担心他可能不幸成为“胡佛第二”)。自上任以来,他竭尽全力想要做的,不过是不断扩大救市规模。而我最大的疑惑是:在没有弄清这次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和关键问题之前,简单和习惯性地沿用传统的大规模放松政策流动性的做法,能真正有效解决问题么?

    毫无疑问,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昭示我们:一旦遭遇金融危机,别无选择的第一反应,就是用政策的流动性扩张去对冲市场的流动性萎缩,从而缓解社会恐慌情绪。但其完全适用的充分必要条件则是:当且仅当金融危机发生时,这个手段能够纾缓市场的流动性收缩,减缓金融危机引起的结算和支付资金短缺问题。这仿佛医生遇到昏迷不醒的危重病人,输液或打强心针只是临时的权宜之计,目的仅在于维持病人的生命体征,为正确施救赢得时间。但格林斯潘的主要问题是:把只能用于纾解金融危机的非常规手段,当成了刺激经济增长的常规方法和规律来使用,并且以为它会长期有效。当然,把本次大危机的原因完全归罪于格林斯潘显然并不公正,回想2006年格林斯潘退休前在国会演讲时,国会议员溢美之词和起立致敬的事实,表明大多数人对他执掌美联储19年政绩的认可。

    此前的追溯最少可以回想起这样三个事件:一是2000年4月网络泡沫的破灭与纳斯达克的暴跌;二是2001到2002年爆发的安然事件与世通事件;三是美林公司因提供虚假误导性投资意见当年赔偿一亿美元的美国式“私了”事件。从对美国金融和经济的实质性伤害程度看,这几个内部伤害事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同期发生外部伤害事件——“9•11袭击”,它表明美国的社会信用基础和制度体系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然而,由格林斯潘掌舵的美联储却在这个关键时期连续大量地释放政策流动性,并通过放任房地产信贷及其不断衍生的金融产品,促使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不断上涨来维持美国“新经济”的持续,而奉行“市场自身的监管比政府监管更有效”理念的格林斯潘,也在华尔街似乎无所不能的“风险管理”技术神话配合下,不仅全面放松行业监管,而且把放松政策流动性当成屡试不爽的常规经济刺激手段,并且确实在他手里显示出了“妙手回春”般的巨大魔力。美国“新经济”的神话因此得以继续演绎,高消费高借贷的美国生活方式得以继续辉煌,“格林斯潘神话”也得以继续延续,直到次贷危机引爆金融危机再演化为经济危机,“格林斯潘神话”才换了新的名称——“格林斯潘泡沫”。命运的嘲弄真让人不胜唏嘘,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由此引申出的关键问题是:如果这次金融危机本来就是政策流动性过度泛滥的“格林斯潘泡沫”引起的,那么,再次大规模放松政策流动性的强心针式的救市政策,难道不会陷入“用造成危机的原因去解救危机的结果”的逻辑悖论么?它能真正有效么?抱薪救火又能有什么美好的结果?

    也许再往前还可以上溯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从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改革与里根保守主义的供给学派大兴其时,直到1989年苏东巨变,佛里德曼的“第一台推土机”摧枯拉朽般地推倒了柏林墙,社会主义阵营全面解体,共产主义土崩瓦解。然而,它在宣告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彻底破产的同时,也使得自由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砥砺对手。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不仅代表了一种视角,更代表了一种自尼克松《不战而胜》以来的普遍思潮,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经过网络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全面改造与优化,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不仅居高临下势不可挡,而且一马平川举世皆宜。最少在彻底解除人们应对经济困难与社会危机的警惕性方面,汤玛斯•佛里德曼与他那本平趟全球的书——《世界是平的》一样,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影响力。然而,志得意满的佛里德曼及其拥趸们似乎做梦都未曾想到:仅仅两三年光景,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就走进了一望无际的沼泽地。

    由此引发的追问与高更的名画如出一辙: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全世界都不得不面对无限未知的未来,去寻找各自不同的应对之策!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一无所知!更糟糕的是全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府,几乎都如出一辙的用一种习惯性的解困思路和反周期措施来应对危机,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长期累积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危机:美国累积了20多年,中国可是整整累积了30年啊!

    在这样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观察和认识这次全球性危机,我们也许不得不非常无奈地承认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美国的“新经济”模式破产了!一个全球普遍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而一个时代的终结,往往意味着那个时代的英雄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殉道者,我因此忧心忡忡而又无限悲悯和惋惜地注视着垂垂老矣的一代人杰巴菲特,与眼前的风险和隔壁的死神无奈的对峙。这样的大危机,也意味着一个GDP总量占全世界25%的超级大国,不得不重新在一个前途未卜的沼泽地寻求新的希望和新的出路,他们不仅是解救自己也在启示全世界!但不知年轻的奥巴马总统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美国的民众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新的希望和新的出路又在哪里?这不是一个个人的追问而是现实与历史的双重诘问!

    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再审视和观察中国,就会发现,在基础制度不公正和财富分布高度依赖于权力分布的背景下,政治运动式的大规模投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已有前车之鉴),必然会造成无效率和无效益情况批量发生,从而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留下难以估量的隐患,“钓鱼项目”的大量涌现、银行不良资产的大幅攀升、投资和投机泡沫的大规模泛滥等现象将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基于流动性泛滥的资产表面升值现象可能再次出现,这是中国证券市场有可能在近两三年出现畸形波动和重大投机机会的重要原因。然而,美国的问题是用刺激消费的办法去推动经济增长,大量使用投资银行的价值发现方法和商业银行的信贷创造手段,通过无限贴现和透支每个人未来的方式,来刺激消费者提前消费自己的未来;而中国的问题则是用刺激和放纵投资的办法来拉动经济增长,大量使用公共财政的直接投资方法和金融行业的信贷放纵手段,通过无限放大公众的未来和高估机构的未来的方式来放任消费者消费公众和机构的未来。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花别人的钱都会因没有责任约束而可能挥霍无度,而花自己的钱则会因约束硬化责任明确而精打细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潜伏的危机将比美国更加可怕:美国最多是个人和企业破产,而中国则可能是政府和社会破产!还有比这更可怕的结果么?

    由此衍生的进一步追问是:如果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超过3年,而中国也在2~3年内因竭尽全力而把财政盈余和各种资源用竭,未来的中国经济将会怎样?等待下一任领导人的又将是什么局面?我丝毫不怀疑党权专制的中国政府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大资源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也相信按照目前的财政与金融境况,支撑中国经济两到三年的增长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我极其怀疑和关注为这两到三年的增长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人民公社大食堂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问题,大家都能不负责任甚至挥霍无度地吃个肚儿歪,但一年后就开始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大规模饥荒,三年非正常减员近4000万,远远超过了14年抗日战争伤亡人数的总和。经历过那个悲惨时代的前辈们难道如此健忘?如果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是以牺牲本来可以持续的长期增长为代价,它值得么?美国的危机给我们提出了非常严重的警示:过度使用政策流动性和严重透支个人的未来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中国通过大量使用公共财政的直接投资方法和金融行业的信贷放纵手段,通过无限放大公众的未来和高估机构的未来的方式来放任消费者消费公众和机构的未来,来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难道不需要彻底反思么?全球经济在经历了美国式的崩溃之后,还能再经受一次中国式的崩溃么?想起来真令人不寒而栗!也许我是杞人忧天或危言耸听,但愿我的国家不要再经历这样的灾难。我为它祈祷!

    香港人很形象地把这次金融危机叫做“金融海啸”,在这种排山倒海的巨大灾难面前,不管你有多胖,还是先躲到安全地方为好。看看2007年GDP高达14万亿美元的胖大美帝国主义都黔驴技穷难以抵挡,再量量咱们只有3万多亿美元的瘦胳膊细腿,真有点儿底气不足。13亿人倒是数字不小,可这又不是吃大户,派不上用场。看着满头华发日渐消瘦却又废寝忘食到处奔忙的温家宝总理,带领仅占全球GDP6%(2007年)的瘦弱中国人民,中流砥柱挽狂澜于既倒的决心和气势,敬佩之余不由得私下肝儿颤,心中充满无限的悲凉和无奈。几十年的市场历练,让我明白了一个举世皆知的常识:不要跟趋势对着干!

    据说这次金融危机已经悄无声息地卷走了全球28万亿美元的财富,我们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3万多亿美元的GDP,在如此量级的“海啸”面前,还真是顶不了什么事儿,哪里经得起折腾!智慧勇敢善于创新的美国人民都一不留神就走进了沼泽地,勤劳善良善于听话的中国人民难道不需要认真反思么?中国经济难道真的可以一帆风顺地再高速增长30年么?

    在我看来: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与美国并无本质差异,同样是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只不过他们发病了,而我们还处在潜伏期而已。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是否能在缓解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之后,能够更冷静更从容一点,理智地接受一个中等速度的经济增长,而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改善制度基础和调整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方面,充分利用中国国内巨大市场和巨大空间的优势,做好应对长期转型和接受世界经济长期衰退的准备,而不要在政府直接投资和反周期措施方面投入过大的资源与精力,高度警惕中央政府竭尽全力刺激经济,以致耗尽所有资源积累之后,宏观经济依然没有预期改善所可能出现的智穷力竭无法控制的可怕局面。祈愿所有中国人戒之慎之,三思而后行!

    我的一些性急的同胞,前几年就满世界嚷嚷“大国崛起”,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又迫不及待地叫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资本主义”。个人自我感觉良好或力比多旺盛不是坏事儿,激情四射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就仗着这点儿家底,但如果把这东西拿到公共领域去晒,弄得好不过是“小沈阳”,弄不好就是“艳照门”,还是慎重一点。毕竟现在不是我们幸灾乐祸隔岸观火的时候,以后更不会是!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弟兄,也许根本不曾意识到:中国面临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目前波诡云谲扑朔迷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我一直想伸手把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温总理从中流砥柱的地方拉回来,但怯于“什锦八宝饭”(那帮弟兄十分凶猛,总是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不是两把菜刀乱剁,就是严重问候你的祖宗)的威慑,始终不敢动作,终于想起邓公小平,他老人家的遗训也许非常值得胡主席、温总理乃至全国人民再温习一下:“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阿门!愿邓公在天之灵保佑我中华子民!

 

 

发件人:"晓陆 杨" <yangxiaolu_8@yahoo.com.cn>  2009-02-28 22:04:05 +0800 收件人: "《团结》杂志编辑部" <tjzz@vip.sina.com>,  抄送:标题:传文(附件)

军工向全球招聘高管与单方面解除武装何异

—— 一纸保密协议能否保住国家核心机密?

杨芳洲

2009年2月28日

    惊闻我国超级军工企业竟要向全球招聘高管。“新华网北京2月26日电(记者钱春弦)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26日在此间启动了大规模的面向全球公开招聘高级管理者的活动。这是中国军工企业首次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高级管理者。……中航工业副总经理高建设表示,自2008年11月6日原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重组整合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三个多月来运转正常。中航工业要融入世界经济产业链,融入区域发展经济圈,实现国际化开拓,实现一万亿元收入目标,需要一大批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注1]

    “中航集团承担着中国军用、民用飞机的研制任务,同时也是中国大飞机公司——中国商用飞机公司的股东和供应商。据悉,此次招聘涉及中航工业直属的12家子公司、事业部和研究院,共有13名副总经理(副院长)职位面向全球招聘,涵盖经营管理、生产管理、市场营销、技术研发、资本运营等多个领域。……

    对于媒体关心的新聘高管会不会接触中航军工机密的问题,高建设表示,中航的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说,既然招聘的岗位有需求,那么符合条件的高管肯定会涉及些核心机密。‘不过,国家对保密安全工作有具体的法律法规,中航工业对此会严格遵守,并会与拟录用的高管签订保密协议。’”[注2]

    闻此讯后令人脊背发凉,我们连最核心的军工武器秘密都要对外开放了。就是中国人担任如此机密要害部门高管,也必须经过严格审查,确保其忠于祖国,绝对可靠。如今请外人担此要害之职,军工还有何密可保?聘用中国人都存在忠诚问题,用外国人就能保证其对中国绝对忠诚?若其稍有二心,我岂非敞开军工武器机密大门?现代战争强国之间,先进武器一旦泄密则多为对手活靶,这与单方面解除武装何异?!何况还不仅仅是保密的问题。

    毫无疑问,此举是对我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也是对军队及士兵生命最严重的威胁!

    军事武器(尤其先进武器)机密,乃世间最具价值之秘密,关系到战争胜败,国家存亡。国家之间为获得这些机密可不惜任何代价,甚至搭上成百上千条性命及巨额财富也在所不惜。一纸保密协议之违规处罚,充其量不过个人经济和法律责任,能与这不惜多少条性命及巨大金钱开销之代价相比吗?能与其万一泄密造成国家民族,及人民和士兵惨痛的生命牺牲代价相比吗?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即此意也。而我堂堂超级军工老总却连此最简单常识都不懂?以一纸保密协议个人责任之轻,交换国家安危军队人民千万生命之重,儿戏乎?!

    此事说明,某些位居国家安全如此重要岗位之负责人竟这般轻视国家安全,岂非失职渎职?

    建议国家和军队高层撤换失职渎职者!另择此军工重要岗位可胜任人选,以使党、国家、军队和人民放心!此事还说明,我国家安全环节已到何等薄弱地步,从危若累卵之经济金融安全,到如此明显的轻视至关重要的军事安全,军队甚至在高层中缺少发言权,以致如此威胁军事安全之事竟可堂而皇之大行其道。难怪美国、日本、西方、及周边国家(甚至弹丸小国)都敢欺负我们!

    现在到了视国家安危为头等大事的时候了!坚决反对军工企业不当对外开放!坚决反对军工企业聘用外国高管!

    注1:《中国军工巨头首次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高管》2009年02月26日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2/26/content_10904459.htm

    注2:《中国军工企业全球招高管 首次揭开神秘面纱》来源:环球时报2009-2-27
          http://mil.huanqiu.com/china/2009-02/387511.html

 

 

发件人:"zhuangbanlv" <zhuangbanlv@126.com> 2009-02-27 17:35:09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来自zhuangbanlv@126.com的邮件

房地产应属于十大振兴产业之首

薛江炜

    近期为拉动内需,“是否要支持发行地方债券”与“房地产是否应当属于十大振兴产业”,这两个热点讨论的问题再次唤起了我说话的欲望。首先引用赵燕菁在2004年发表的:《理解目前宏观经济问题的核心线索》一文中的一段:“正是由于对此次经济增长动力判断不清,经济学家们对目前这种“冷热”并存的宏观经济形势解释极为分歧,甚至完全相反(王梓2004)。中央也在经济是否应当踩“油门”还是踩“刹车”上也是举棋不定,左右为难。而一旦明白了此次增长的根源,我们就可以立刻知道,只要抓住房地产这个核心,目前存在宏观经济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只要房地产过热,整个经济就会继续过热;而一旦房地产熄火,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就会熄火。”(全文附后)

    我要表明的第一个观点:1、衣食住行,安居乐业,房地产属于十大振兴产业之首,当仁不让;2、我的第二个观点是: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就是不急不躁,好好地过日子,快乐每一天,政府掌握发行钞票的权利,“通货膨胀”固然能够“刺激”经济,但毕竟也是以政府信用的丧失为代价的,在很多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如果把“通货膨胀”的权利交给地方政府,一定会导致整个国家信用失控,后果不堪设想。同时,我也坚信“发展是硬道理”;综合上述观点,我把《城市在“有机聚合”规划条件下“持续建设”的模式初探》再次呈上,按照“持续建设”的模式,地方政府根本没有必要借钱过日子,不仅能够在更彻底地解决城乡共同、持久发展的同时,还有很多钱能够更多地投入到教育、医疗、廉租住房等社会保障事业中,解放全民的消费,促进更大的发展。

  附文:

房地产的任何减速都是国家战略无法忍受的

理解目前宏观经济问题的核心线索

赵燕菁

  最近以来,经济增长中的过热因素越来越引起中央的关注。在这其中,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央调控的政策一个接一个出台,力度一个比一个大,但经济增长速度不降反升。固定资产投资在去年增长26.7%的基础上,一季度又增长43%,新开工计划总投资增长67.4%。从在建规模看,去年已高达16万亿元以上,相当于3年的工作量。在投资主体上,一反过去几年中央热地方冷的局面,地方政府一马当先,取代了中央政府,成为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今年第一季度,中央政府的投资仅增长了12%,而地方投资增加却高达65%。在这样局面下,如何抑制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的投资冲动,很自然就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

  目前,无论公众舆论还是学界主流,都将这种反复出现投资冲动,归咎于地方政府“错误的政绩观”。开出的药方也不外是要求地方官员具有“新的发展观”,或据此提出的改变“政绩考核标准”。不能否认这一判断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地方政府的行为,但远没有解释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全部。我们都记得,1997年经济低潮前后,城市政府的投资一路猛跌,最后不得不由中央政府直接出面,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依靠国债维持固定资产的投资。为什么具有同样“政绩观”的地方政府,在经济低潮时没有投资的冲动?如果缺少制度约束是这次地方政府狂热投资的主要原因,那么当时的城市政府一样没有制度约束,为什么不像现在一样搞“政绩工程”?

  只要我们换一个角度,将地方政府看作是一个经营空间的企业,这个问题就会一目了然。作为一个企业,无论其具有多大的投资冲动,都必须具有足够的预算。1994年,中央-地方政府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变硬。一般来讲,地方政府的税收,只能维持现有城市功能的运转。对于大多数城市政府来讲,其的经常性只能覆盖其日常收入开销(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和行政成本等)。城市政府固定资产扩张的主要动力来自土地市场——出售开发过的土地。因此,土地收益成为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支撑。

  1997年前,城市最大的市场消费者就是蜂拥而来的外资企业。这些外资大部分来自香港、台湾以及东亚/东南亚一带。1997年的金融风暴横扫亚洲,中国主要投资来源地几乎无一幸免,外来投资对城市基础设施及其服务的消费急剧萎缩。当时,城市土地根本找不到有效的需求者。同时,为了防止缺少财政约束的地方政府透支信用,中国的法律禁止地方政府举债,实际上断掉了地方政府盲目供给的可能。当时地方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靠中央转借给地方政府的国债维持的。显然,国债的规模,决定了地方政府扩张的能力。所以,即使当时中央政府号召地方扩大财政支出,地方政府也无钱可支。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城市政府突然又变得富裕起来了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对城市土地的需求有了一个急剧的增长。土地是城市政府的第二财政,唯有这个资金来源突然丰沛起来,城市供给的增加才有可能。显然,外部投资不是主要的推动力,统计表明,使用外资金额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994年达到高峰后,就在逐年下降。那么启动此次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1997/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这个改革是继1990年土地制度改革和1994年财税制度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又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从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房地产的起伏,大体上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起伏是一致的,即经济增长较快,发地产发展也较快;反之,经济低迷,房地产业随之下滑。1989、1990两年,受治理整顿和“六四”影响,中国经济沉到谷底,房地产更是前所未有地呈现负增长,商品房开工面积从1988年的6千多万平方米,猛跌到3千多万平方米。1990年,中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开始启动,从1991年开始,房地产业同国民经济增长同步恢复,1992年从上一年的6千多万平方米,一举增加到1亿多平方米,并在1994年爬上1亿8千多万平方米的顶峰。此后,宏观调控开始,经济增长趋缓,房地产开工面积也逐渐下降,并在1996、1997年再次达到谷底。

  但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却一反常态,出现了宏观经济无法解释的快速上升 。统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分水岭:全国住宅当年开工面积1996、1997年跌到谷底1亿平方米多一点,但在1998年有一个急剧的跳升,达到1亿6千万平方米,猛增将近6千万平方米,当年就超过了1994年经济高潮时1亿3千万平方米的顶峰。随后一路攀升,连续几年高速增长,1999年达到1亿8千万平方米,2000年突破的2亿平方米,达到创纪录的2亿3千万平方米。2001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更是达到1994年以来的最高点——将近30%!。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脱离了经济运行曲线的超常规增长?我们的答案是,制度。回顾1998年所有的经济变量,只有住宅分配货币化这一项,能够解释这次房地产高潮的启动。1998年的住宅改革,单位以很低的价格,将住宅的产权转让给个人,这就使很多人一夜之间财产倍增。房改将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在短时间内猛烈地释放出来,整个社会的实际财富在短短的几年,成千上万亿地剧增。正是这个制度改进不仅推动了房地产的超常规增长,而且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2002年看,国家总体经济将近1/3都是由房地产带动的(刘福垣2002)。2003年中国房地产投资超过1万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8.3%,直接拉动GDP增长1.3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2004)。工业几乎所有高增长的部门,都是由出口和房地产两个轮子驱动的。在国际经济起伏不定的今天,真正攥在我们自己手上的牌,实际上就只有房地产一张 。在地方层次更是如此,对于许多城市来讲,房地产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的全部动力,甚至像上海、北京这样有强大非房地产因素带动的城市,也在越来越多地依靠房地产来拉动其经济成长。

  2002年上海房地产投资首次超过700亿元,达到720.23亿元,比上年增长14.2%。房地产增加值达373.6亿元,比上年增长14.5%,比全市GDP增幅高出3.6个百分点。来自房产业的税收97.61亿元,同比再次攀高五成。北京房地产更是如此,以2001年为例,1-10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两者之和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5.6% 。以居民住宅需求为支撑的房地产投资增势极为强劲,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的52.05%,成为北京投资的主导力量。进入2002年房地产在北京经济中的作用不断提高,投资进一步上升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7%。2003年的GDP增长更是有30%以上来自房地产,即使在宏观调控的今天,北京2004 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依然有50%以上来自房地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成为从国家到地方,各个层面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现在经济的高增长很大程度是由房地产拉动的,这是此次房地产高潮同常规的房地产高潮最大不同。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逆世界经济主流而动,反周期运行,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内部投资和需求的增长,而其中最主要的动力就是房地产 。

  住宅制度改革使普通市民一夜之间取代企业和政府成为城市设施和服务的最主要消费者。个人购房从1997年的20%左右直线上升,到2002年已高达95%以上,成为推动城市扩张最主要的因素。正是这个对城市土地需求的爆炸式的增长,才是地方政府新一轮投资膨胀的主要原因 。没有这个动力,无论城市政府多么想搞“政绩工程”,无论其编制了多少“巨型规划”,也不会导致城市高速扩张。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答目前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这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是否是没有真实经济动力支持的泡沫?

  在我看来,这次住房制度改革导致的经济增长,不仅合理,而且必须。这次改革释放出来的不是泡沫,而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真实财富。没有这次改革,我们不仅不能享受到反国际经济周期运行带来的大规模外资转移、产业升级和大中华经济圈加速整合的好处,相反,下岗职工、金融泡沫、三农问题、收入差异和WTO效应等潜在和积累的问题,可能在短期内一起爆发,甚至中美关系、台海关系都会受到强烈的冲击。此时房地产的任何减速,都是国家战略所无法忍受的(赵燕菁2002)。1998年的中国经济,很可能像金融风暴下的其它亚洲国家一样——会有一个很陡的下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正是住房制度改革,挽救了当时的中国经济。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是传统的发展中经济里不可能出现的。这个改革就是利用了我国转型经济提供的发展潜力,通过制度创新,将以前被制度压抑的存量资产,大规模释放出来,从而触发了最近一轮房地产井喷,使我们国家得以完全背离国际经济的下行曲线,脱颖而出,一骑绝尘。

  这个分析角度可以很好地解释目前国家的经济特有“冷热并存”现象——居民收入剧增和失业下岗并存;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的产品同在;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现象交织。没有这个分析,目前宏观经济中很多现象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由于中国在住房度改革的同时,执行了紧缩货币的政策——暴增的社会财富对应减少的货币符号,导致社会财富在不同的人群和产业间重新分配——一些人一夜暴富,另一些人则下岗待业,退出社会分工。所以,中国经济基本上是以住宅制度改革为界,凡是与此有关的行业(钢铁、水泥、建材、原材料以及高端家电和汽车)都从这一改革中获利;凡是与此关联较差的行业(农业、低端家用电器、传统日用产品)都依然在低位徘徊。换句话说,高速发展却导致通货紧缩、基尼指数扩大和大规模失业,很大程度上乃是错误的货币政策所为,而不是此次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杨晓陆2004)。

  正是由于对此次经济增长动力判断不清,经济学家们对目前这种“冷热”并存的宏观经济形势解释极为分歧,甚至完全相反(王梓2004)。中央也在经济是否应当踩“油门”还是踩“刹车”上也是举棋不定,左右为难。而一旦明白了此次增长的根源,我们就可以立刻知道,只要抓住房地产这个核心,目前存在宏观经济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只要房地产过热,整个经济就会继续过热;而一旦房地产熄火,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就会熄火。

  经济过热本身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真正要防止的不是经济高速增长,而是这种增长可能带来的经济泡沫。那么,为什么高速增长可能诱发泡沫经济?所谓泡沫经济乃是高速发展经济急剧减速时出现的经济现象。无论经济发展是否过热,无论其原因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只要经济减速,就会程度不同地出现经济泡沫。这是由于高速发展环境下对需求的预期,在速度降低后落空,透支的信用无法兑现,从而导致资本流动性困难。正如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1997)所言:“尽管对泡沫的定义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很直观:如果今天的高价仅仅是因为投资者相信明天的售价会更高——然而市场基础因素并不反映这种高价——那么泡沫就存在”。因此,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对于泡沫经济的产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显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急剧减速并形成的经济泡沫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因此,此次抑制经济增长过热的关键乃是能不能维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既不过热、又不熄火。所谓“过热”就是超出真是需求的超量供给。我们知道城市政府在此次投资过热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没有真实的市场需求,城市政府这个“经济增长放大器”是无法发挥作用的。如果没有对土地市场的巨大需求,城市政府在经济流程里就不会成为关键性的角色。因此,抑制宏观经济过热需要首先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为什么市场会出现“超量需求”;其次,这种“超量需求”如何在城市政府的行政流程中被放大。

  超量需求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都是价格信号在起作用。很多人都把目前房价过高当作推动房地产过热的主要因素。但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只要价格“过”高,需求就会下降,市场自然会调节供给和需求。理论上讲,市场上根本不会出现“过高”或“过低”的价格。因此,价格过高并不是诱致房地产“超量需求”的主要原因。

  真正导致市场上出现“超量需求”的不仅是价格的高低,而更主要的是价格上升的速度。如果一个产品增长速度超过其它产品,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此产品的回报率要超过其它产品,由于财产的市场价值是通过其未来收益的折现来评估的,因此,价格上涨越快,同样的产品贴现后价值就越高。银行利率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函数,如果以住宅形态存在的财富增值快过银行存款形态存在的财富,人们就会倾向于把财富从货币转为住宅,而不管是否自己真的有这种需求。如果这个价格上涨的速度是虚假的或不可持续的,这时虚假贴现得到的预期就会诱致“超量需求”的产生。因此,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抑制土地特别是住宅价格上涨的速度,应当是比压抑房地产投资规模更主要的政策目标。

  城市政府的运行机制和考核制度,是导致其投资冲动的内在动力。但如果没有房地产市场的真实需求,这些冲动也只能是无源之水。土地市场收益是推动城市基础设施扩张的主要动力。理论上讲,只要其收益是正的,投资就是合理的(包括所谓政绩工程)。但是如果地方政府能够通过虚假的超低成本获得“超额的收益”,其偏离市场真实需求超额供给的可能就会大大增加。一旦政府投资超出了真实需求,无法形成足够的回报,投资就会变成政府债务。因此,我们得出的第二个结论就是,抑制政府的过度投资冲动要从规范政府土地收益和引导政府有效投资入手。

    注: 用计委报告的话来说,就是“这样快的增长速度与整个宏观经济处于调整型增长的态势是背离的,是不健康的”(北京晚报2003-1-8)。 积极财政政策经过几年下来,能吸收大量资金高回报的项目越来越少,拉动经济的力度越来越弱。 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占23.6%,承办大运会和申奥是促进这部分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像汽车工业这样高外资比例的行业,无论是在经济规模上还是就业规模上,对我国经济的拉动都远远比不上“国有化”程度极高的住宅。在某种意义上,小汽车的增长是在扩大国外的“内需”,并导致国内市场的流失,最近日本伙同美国企图迫使我国进一步开放汽车市场就是先兆。前外经贸部副部长吕福源表示,加入WTO最担心的就是轿车市场,它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吃掉我国的顺差。且不说小轿车迫使城市通过建设更多的道路的方式,补贴其发展。单是我国石油短缺的国情和国际地缘政治的现实,就决定了我国轿车工业的发展,必将导致更多国家战略主动权的丧失。依靠汽车产业拉动内需,不过是饮鸩止渴。在中国可以控制石油的供给之前,大规模发展轿车工业无异于经济自杀。2003年一月份出口逆差大增,主要原因一是汽油(伊拉克危机),二是汽车。 类似地,住房改革带来财富效应,也使得汽车市场从原来单位需求为主转向大众为主为主,并启动了相关市场爆炸性的增长。 例如,今年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长75.8%(其中钢铁、水泥行业投资分别增长107.2%和101.4%,电解铝的投资也达到39.3%),而第一产业投资只增长0.4%,第三产业(包括房地产)投资增长37.7%。有人就以此为由认为经济出现了结构性问题。如果明白了此次增长的真正原因,那么这些数字就不仅不是反常,不是什么结构问题,而恰恰是我们所预期的。

 

城市在“有机聚合”规划条件下“持续建设”的模式初探

薛江炜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摘要:提出了城市在“有机聚合”的规划条件下“持续建设”的概念、发展思路、实现模式及其现实和长远的意义等等初步认识;基于“持续建设”模式,市长没有一分钱的财政预算用于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只需要当好城市建设的“裁判员”,不必再兼任城市建设的“运动员”,例如快速公共客运交通公司就胜任永久担当城市道路的建设者、使用者和维护者;带状中心及其平行放射式道路系统(200610149108.2)以及客运车辆连续行驶的方法及其进出站车厢(200610164357.9)等专利技术的应用有助于确立公共交通快速、方便、便宜、舒适的优势地位,使公共交通更有吸引力,穷人与富人都将从中受益,促进“持续建设”的实现。

    关键词: 有机聚合 持续建设 裁判员和运动员 公共交通 4C

    Primary Research on City Continues Construction Mode Under the Plan Condition of Organic Combination,LI jin; XUE jiangwei; XUE jiangzhao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 you with the concept, the development mentality, the realization mode and the significance etc.of Continues Construction under the plan condition of Organic Combination;Based on the mode of Continues Construction, there is absolutly no financial bugdet for mayors to pay for any infrastructures,such as city roads, a government should be a good referee rather than an athlete on the athletic field of city construction. For example, a BRT (Bus Rapid Transit) company could be a very good constructor,user and keeper of the city road forever; The two patents will help to make public transport be 4C (Celerity, Convenience, Cheapness, and Comfort),that is: A Way Out for Public-Passenger-Transport Vehicles Keep Running and their Compartments for Pull In/Out a Station (for short: PVKR, ZL200610164357.9), and A Zonal Center with a Parallel & Radial Network of Road System (for short: ZC with P&R, ZL200610149108.2),more and more mayors will accept public transport rather than private transport, more and more urban poor and more and more millionaires will benefit from the public transport in the future, and Continues Construction is reality.

    Keywords: Organic Combination, Continues Construction, Referee&Athlete,Public Transport,4C

1 引言

    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建设活动当属古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搬运一块叫做“石头”的建筑材料,西西弗斯日复一日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快乐地推石头上山,然后满足地看它滚下去。这叫“反复建设” (repeated contruction),据说杭州的西湖边正在上演这幕现代神话,当然还有好多城市的形象大道也在反复建设,所以西西弗斯并不孤单;还有一个广受批评的概念是“重复建设”(over-duplicate contruction),即生产能力超过社会需要,建成后不能发挥效益的同类项目的建设。有时候“重复建设”也是避免垄断、良性竞争、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需要,不要轻易给超前预测、超前规划、超前建设的项目戴上“重复建设”的帽子。

    “持续建设”(Continues Construction)是一个新的命题, 为了避免与“反复建设”、“重复建设”相混淆,本文首先给出“持续建设”的概念:在政府的宏观引导和调控下,通过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推动,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而进行的各项生产、生活及其基础设施的建设活动随着城市经济和人口规模的扩大而稳定和持续地增长,并且这样的建设活动能够使城市相对无限地扩大规模的同时而增加耕地或第一产业的用地,建设项目具有足够的、持久的和非垄断、非暴利的盈利能力而较少地依赖政府财政出资、补贴或二次分配,在建设过程中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很小,建成投入使用后不增加环境和生态的负荷,不对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不利影响。

    “持续建设”这一新的命题构建了一个和谐的、理想主义的城市建设图景,与我国城市建设中现存的种种问题大相径庭。“持续建设”是否过于理想化了呢?特别是在当前我国沿海大城市的房价上涨过快过猛而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减少已成定局(仇保兴,2007)的情况下,“持续建设”能否实现、又如何实现呢?“持续建设” 是否违背经济周期[注1]这一客观规律呢?

2 “持续建设”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发展观点的再发展

    毛泽东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毛泽东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事物辩证发展的观点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多次阐发了波浪式前进的思想。早在1928年就提出“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1930年 1月又提出“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后来,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具体论述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曲折前进运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进一步揭示了波浪式前进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他指出:“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进和退、上马和下马、积累和消费等等都是波浪式的;同时,生产与需要、计划与发展之间存在的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也是波浪式发展规律的反映。毛泽东的波浪式经济发展规律论,体观了深刻的唯物辩证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张忠良,2001)

    邓小平把波浪式前进是事物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形式这一原理,具体运用到阐明我国经济稳定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同上书第377页)。

    “波浪式”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周期性。马克思没有专门给经济周期下定义,但是他在许多地方都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特点:“……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同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其顶点就是普遍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P24-25)“在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P16-17)“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上遭遇到的无保障和不稳定状态,已成为正常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P497)。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与西方经济周期理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马克思研究经济危机理论,是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只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出发,研究经济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企图寻找减少波动的方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源于其基本制度矛盾,不可避免;西方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周期来源于市场经济的传导机制出现错误,通过宏观调控可以缓解。(黄力克,2007) 通过对经济周期的成因分析[注2],国家有针对性地运用计划、法规、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把微观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轨道,及时纠正经济运行中的偏离宏观目标的倾向,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这就是宏观调控。通过宏观调控,将经济周期繁荣、衰退、萧条、复苏这四个阶段的波峰与波谷进行调节,避免大起大落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破坏。这就如同汽车采用的弹簧减震元件,将路面高低起伏的颠簸调整得相对平缓,从而提高了行驶的舒适性。

3 “持续建设” 研究的意义

    无论是对于“城市化”、建筑产业还是国民经济,“持续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城市化” 有助于扩大内需、促进就业,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拉动力,更重要的是“城市化”将是缩小城乡差别、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民共享和“共同富裕”的途径和目标,因此,“城市化”不能停步,城市需要也必须“持续建设”;一方面建筑业不仅是国家的支柱产业,而且对于相关产业的影响十分巨大,更重要的是建筑业作为以劳务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可以吸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人口红利即将消退以前将劳动力和同样过剩的资金凝结成社会的资源和财富;(赵燕菁,2007)一方面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和工业项目的“持续建设”和蓬勃发展,更重要的是“持续建设”反过来又促使国民经济和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持续稳定增长。

    房地产是我国目前宏观经济问题的核心线索(赵燕菁,2004),“持续建设”将保持房地产供需长久的持续平衡,供应始终满足并且创造需求的增长,房价及其波动的因素仅仅取决于创意、设计、施工等建设环节及其使用的材料、人工、机械等成本的变动,通过持续、足量的资源供应提高以房地产进行炒作投机的风险和成本,通过提高房产税、征收物业税等拥有成本抑制以投资形式购买住房或其他房产的需求,敲破房地产泡沫,使房地产的使用者和所有者持续达到和谐统一,实现共同富裕和全民共享。

    “持续建设”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注3] 战略目标的一个必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持续建设”不是要无限地占用耕地来保证建设用地,相反,要通过“持续建设”来增加耕地或第一产业的用地;建设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对环境产生破坏,而“持续建设” 要求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降到最小;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等“城市病”应运而生,而“持续建设” 要求建成投入使用后不增加环境和生态的负荷,不对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不利影响。

4 “持续建设”实现的条件分析

    4.1 “持续建设”是宏观调控的目标和结果,宏观调控客观上要求调控者有足够的力量,而且不当“运动员”。还是拿汽车的减震来说,我们将车子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弹簧以上的部分,另一部分是弹簧以下的部分。只有前者的重量远大与后者,那么车子的车轮的振动就较难传递给车身,即使传递到车身上得振动也很难改变车身原有的状态,车子才可以具备较好的舒适性。如果是后者的重量大于前者,这种状态就会像是将弹簧固定在地上,弹簧上连接的组件受到很小的力就会振动不停。这样的结构当然不能应用在汽车上。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必须坚持无私无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的领导以及国家必须牢牢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等基本国策了。

    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职能重叠问题也算是“老生常谈”了,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我们已经说了十多年了。国有企业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依据就是来源于此:政府充当裁判员的角色,如同时兼任运动员,天下乌鸦(梁鹤年,2007),必然会导致不公平竞争,更为严重的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地方政府、官员的经济利益与之盘根错节,宏观调控必然“投鼠忌器”。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有机统一的运行模式,政府角色是“裁判员” 而不是“运动员”,政府的职责在于“掌舵”而不是“划桨”。对于城市建设、经营城市而言,政府的职能也不例外,即使是作为政府核心使命[注4] 的基础设施,也可以通过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推动来建设。

    4.2 “持续建设”要求政府有全民共享的胸怀和“土改” (赵燕菁,2007)的胆识。“土改”的含义包括了两层内容:一是赵燕菁提出的政府以成本的价格,向其居民提供住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举解决人民“住”的问题,并使所有人长期分享财富的增长,可以形象地比作“分田地”;二是“土改”还必然意味着“打土豪”。我国我国房地产市场是区域性寡头垄断市场,房地产价格上升的根本原因在于垄断(余凯,2007),暗箱操作盛行,缺乏公平竞争,也就必然导致了当前“房荒”和“闲置”并举的“正常”现象。因此,政府是否有与“土豪”决裂的决心和打破垄断的勇气是“土改”能否成功的关键。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民生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孙中山先生把民生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

     孙先生的改良方案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可能实施,而且“增价为国民所共享”也违反了国家最近颁布的《物权法》,实现“共同富裕”的解决之道就是“持续建设”。传说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于是派鲧去治理水患。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伏。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面对城市化带来的房价飞涨,堵不如疏。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大禹治水的典故启迪我们,当前城市的建设距离“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目标还远得很呢!没有“持续建设”,“安得广厦千万间”!。

     北京市正在制定限建区规划,区分禁建和宜建区域,这样做如果是为了避免耕地和绿地免遭破坏就没有错,但如果这样是人为规定“城市扩展的边界”(北京市限建区规划:制定城市扩展的边界,城市规划,2006-12),制造“房荒”的恐慌,与垄断寡头合谋骗取更多的“房奴”,进而产生更大的房地产泡沫,必将过早地抑制城市的房地产建设,而一旦房地产熄火,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就会熄火,(赵燕菁,2004)使人民收入下跌一半以上,国民经济倒退20年。(仇保兴,2007)

    4.3 “持续建设”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产业政策和城市规划来保证。依靠汽车产业拉动内需,不过是饮鸩止渴,大规模发展轿车工业无异于经济自杀,(赵燕菁,2004)小汽车优先的城市规划,导致了城市对外“摊大饼”似的蔓延,对内“倒垃圾”似的堆积,毁掉了宝贵的农田、绿地和失地农民的利益,把城市变成了“垃圾堆”和“堵城”,每天都在谋杀人的时间、健康和生命。

    规划是建设的龙头,特别是在高速城市化阶段,没有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是万万不能的(仇保兴,2007),城市规划的最终目的是把土地(作为公共社会资源)合理分配,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事实上城市规划专业在百多年前产生时,正是为了保证工人在城市经济高速增长下能有一符合基本生活条件的居住环境(叶祖达,2006)。国内外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证明,公共交通是高效率、低资源消耗、环境友好的交通方式,是避免现代诸多城市病、决定城市可持续发展、创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公共交通优先的城市规划建设理念,目前在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即公交导向型开发,强调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规划的协调发展,是区域规划、城市复新、郊区发展以及步行邻里的集合。“有机聚合”(注5,李锦,薛江炜,薛江炤,2007)理论进一步丰富了TOD的理念,其价值不仅在于促进新区域的开发,更在于形成新区域与原有区域协调共享的“聚合”,为“持续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5 “持续建设”的排头兵和后备队——快速公共客运公司和市政公用服务运营商

     “持续建设”的建设项目要具有足够的、持久的和非垄断、非暴利的盈利能力而较少地依赖政府财政出资、补贴或二次分配,这就意味着政府对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不掏腰包”,节省下来的建设资金特别是土地出让收入可以更多地投入到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事业,更好地实现民生。城市建设政府不当“运动员”,那么谁来担此重任?首选的替补队员是城市道路的建设者、使用者、维护者——公共客运交通公司。北京43亿财政补贴公共交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共交通的弱势,一个自身尚且依靠财政补贴的公司还要自己花钱为大家都走的道路买单,这怎么可能呢?

    5.1 当前公交客运失败的原因分析。

    如果不能使公共交通实现4C(方便Convenience、舒适Comfortable、便宜Cheapness和快速Celerity),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必然会失败。4C体现的是“以人为本”,其中“人”特指占到总人口90%的城市中低收入居民,他们是城市公共交通服务的目标对象。在4C当中,快速和方便是基础和保障,是第一位的,快速和方便很好地实现了,舒适和便宜才有实际意义,而且舒适和便宜的问题会迎刃而解。

     公共客运车辆(公交车)与私人客运车辆(小汽车)有很大的区别:小汽车驾驶灵活,可以到达道路沿线的任何部位,我们现在的城市规划大都是适合小汽车的,即沿着城市道路的两侧规划一个挨着一个的建筑,小汽车可以轻易地到达任何一个建筑;而公交车必须到达道路的特定位置即停靠站,每一个停靠站之间的距离为500米-1000米,这样在停靠站之间的乘客就不方便了,这是其一。其二,公交车车体庞大,转弯、调头不灵活,最佳的公交车的行驶线路应当是接近于直线(地铁的行驶路线大多就是这样),如果城市规划得这儿一个房子,那儿一个房子,公交车绕来绕去,就根本没法实现快速。

    5.2 基于专利技术的“有机聚合”为公共交通的4C特别是快速和方便提供了物质保障。

    “有机聚合”强调公交站点周围超高密度地规划开发,而远离公交站点的区域不开发,城市的形态成为以道路连起来的串珠状,人们到达公交站点的步行距离一般不超过200米,平均只有150米,中间换乘的步行距离也控制在30米以内,乘坐公交车非常方便;比环形放射式道路系统所形成的“点状中心”具有更强的中心辐射功能和扩展能力的带状中心及其平行放射式道路系统(200610149108.2)不仅能够实现公共客运车辆运行线路的简洁与明确,而且可以更容易地实现“无缝换乘”;另外,公交车辆享有道路的专用权,再利用到站不停车的客运车辆连续行驶的方法及其进出站车厢(200610164357.9)这一专利技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就能够使公交客运车辆的平均行驶速度达到每小时60-100公里,扩大了城市半径,实现了公共客运的快速。

    5.3 公交的优势和潜力

    普通公交车在目前比较拥挤的交通状况下耗油量也仅为百公里30-40升,以基本满员的50名乘客计算,平均到每一位乘客上百公里油耗仅为0.3-0.4升,相当于小汽车的二十分之一,如果采用天然气或电能为能源,按照目前的价格计算,消耗的能源费用仅为小汽车的三十分之一,将来随着石油价格的进一步走高,消耗的能源费用与小汽车相比将进一步走低。在“有机聚合”的规划条件下,采用核定载客200人的快速公共汽车,再利用到站不停车的专利技术,公共客运交通对能源的消费将低到只有小汽车的百分之一以下,而平均行驶速度却是小汽车的2-3倍,私人小汽车与公共客运交通相比就不再有优势可言,当公交车成为绝大多数人出行的必然选择时,公共客运交通还是弱势吗?

     目前国内修建地铁的综合平均造价达到了每公里6亿-8亿元人民币,而修一条双向四车道30米宽[注]包括征地、拆迁、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绿化、雨水、照明、交通设施等大约每公里5000万元足够了,10公里也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尽管修地铁的费用相当于修路费用的十倍,但据有关资料显示,东京、新加坡的地铁公司还能够盈利,中国香港的地铁在不依靠政府财政补贴的情况下能够基本持平。规划得当的快速公共汽车与传统公共汽车和地铁相比,具有很强的盈利能力,其盈利水平不仅足以支付城市扩张新建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而且投资有稳定的收益,能够吸引大量社会优良资金进行城市建设的投资。经初步测算,在一条20公里的线路上每天来回运送50万人次,按照人公里0.1元的标准核定票价为2元时(小汽车驾驶20公里仅汽油费现在也超过10元了),投资的静态回收期仅为2.7年;即使当票价降为1.5元时,静态投资回收期也仅为4.6年。可见,在“有机聚合”的规划条件下,快速公共客运交通公司担当城市道路的建设者、使用者、维护者完全能够胜任。政府只需要当好“裁判员”通过对快速公共汽车公司的成本核算以及真正公开公正公平意义上的听证制度来确定票价,从而将快速公共汽车投资者的收益控制在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水平上。

    5.4 “持续建设”的启动

    建立了“有机聚合”的规划条件,也就确定了换乘的带状中心和放射发展的方向,带状中心可采用现在新建或改造一条路、将来预留备用一条路、同期建设或改造地铁的思路,择优选择建设单位,形成充足的换乘能力;放射发展的方向根据城市规模不同有十余条乃至数十条,每一个放射发展方向可单独成立一个快速公交公司以便形成各放射发展方向之间的竞争,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价格。在“持续建设”的初期,由于通常在放射的线路上还包括原来城市中还有大约10公里、15-20个停靠站点,快速公共汽车公司前期只需延伸2公里的道路形成2-3个“有机聚合”的“点”(可以理解为公交站点周边高密度的开发区域)就可形成新的交通需求,延伸的道路有一些还可以利用原来的“村村通”公路,其他包括购置快速公共汽车、建设停保站场和各种前期费用等,前期投资仅需要1-2亿元,可逐渐以赢利滚动发展,延伸放射性的道路。

    5.5 在修建道路的同时,自来水、污水、热力、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各种管沟分别或以“共同沟”的形式进行建设,分别由各市政公用服务运营商负责投资建设、运营和养护,或者由负责修路的公共客运交通公司统一建设,各市政公用服务运营商进行租用,在政府的监管下制定合理的价格,向使用者和消费者收取相应的费用。自来水净化处理厂、污水处理厂、热源厂、电厂、垃圾处理厂等市政基础设施厂址的建设同步跟进,与堆积式的传统规划模式相比,“有机聚合”规划条件下一些基础设施管道和运输的压力较大,但同时也将促使新的可再生、可持续、生态的、环保的、高效的技术和方法得到应用。

6 “持续建设”的其他运动员

    6.1 “持续建设”的先遣队和后勤部——优质幼儿园、中小学、医院、敬老院。在“有机聚合”的“点”上,大多数要规划居住建筑,“持续建设”的初期,建设的区域靠近中心区,更是以居住建筑为主。这些新建的“点”,已成为城市的一个部分,新建的“点”的居民,尽管可能外来人口、农民、城里的拆迁户会多一些,但他们也已成为城市的主人,政府作为裁判员,按照“走向均衡”的原则,要更多地向这些新建的“点”倾斜,投资建设优质幼儿园、中小学、医院、敬老院等基本的社会服务设施,不仅重视硬件建设,还要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吸引优秀教师、医生为新市民服务。

     6.2 “持续建设”的同盟军——农民。农民本来就是蓝领和白领的同盟军。“有机聚合”规划的“点”主要布置在农村村民的宅基地上,“持续建设”的建设用地除了修路不可避免地占用一些农用地外,将以农村村民的宅基地为主,高密度开发建设。“持续建设”的过程中,还可能会整合一些村庄,在一个建设的“点”上,除安置本村的村民外,还安置邻近1-2个村庄的村民,将其宅基地上的房屋拆除或改造,恢复为第一产业用地,其余土地进行整合,进行规模化、工业化的农业生产。这样,就对农民(还有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得到了最大的保护。在“点”的建设中,要对个别失地较多又不能重新分配获得土地经营权的农民给与充分的补偿,以免因建设降低其生活水平和生产发展的空间。农村的人均住房面积一般比较大,在对全体村民的补偿中,可考虑给每一户补偿一套较大的自住房、一套较小的出租房和一间经营用门面房。由于规模化、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将产生更多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可鼓励缺乏技能的新市民从事社区、物业服务和从事服务社区居民的商业活动。

    传统的规划建设大多采取低价征用农地、回避宅基地的办法,导致城市扩张的同时诞生了“城中村”,其实就是城市建设盲目发展、回避矛盾、粗放经营的恶果,也让贴近土地、纯朴善良的农民变成了所谓的“刁民”。在狭缝中争取自己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农民兄弟,请与我们的蓝领和白领共同分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

    6.3 “持续建设”的主攻和侧翼——房地产项目管理公司以及大型餐饮、娱乐、仓储、购物等生活设施提供商。在建设领域,当前最紧缺、最急切需要建设的是住宅,也是“持续建设”房地产开发的主要内容。担任“持续建设”主攻任务的仍然是房地产公司,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房地产公司担任的角色不再是“地主”,而是“长工”。首先,开发用地不是预先囤积居奇储备的,而是村民所有的宅基地;第二,开发商原先的巧取豪夺得到的土地特别是农地由于规划的变更大多不再是建设用地,而是公园、绿地,甚至是耕地、菜地,即使勉强建设了,也会因为交通不便、人气不足、缺乏市政设施而最终复垦复耕;第三,开发商最大的价值在于其创意,特别是有经验的开发公司,擅长创造房地产的精品;第四,房地产公司有精通建设程序、工程融资、项目管理、物业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和专门人才。房地产公司的利润将主要来源于建设期的全过程项目管理和使用期物业服务,逐渐演变为房地产项目管理公司,为采用合作模式建房的“住宅合作社”打工,为宾馆、办公、写字楼的业主打工。同时,房地产项目管理公司还可以按照“点”的规划,接受委托或自行开发大型餐饮、娱乐、购物等生活服务设施,凝聚人气,服务和丰富居民的生活。

     6.4 “持续建设”的装备部——第二产业。通常第二产业布置在“有机聚合”城市的远城区,其中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治理仍会有污染和危险的产业(如冶炼、化工、重工、军工、核电站等)直接布置在城市的末梢;一些无污染的、劳动密集型或高附加值的产业也可布置在近城区;相互关联的产业尽量在同一线路上放射发展。

    6.5 “持续建设”的友军——大型文化、体育、展览等公共建筑、大型医院、研究院、高等院校的业主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点”不在大,繁花似锦。图书馆、博物院、音乐厅、影剧院、体育馆、陈列馆、展览馆、会展中心、主题公园等等分别“持续建设”在“有机聚合”的一个个“点”上,甚至一所大型医院、研究院、高等院校都可以整个放到一个或若干个“点”上,为普普通通住宅或办公的“点”带来文化和神圣的气息,从此新的居民真正地归属于这座城市。

7 结语

    继“有机聚合”之后,又一个现代“乌托邦”诞生了。一年多前,笔者从关注一座上下班经过的桥头的改造开始,接着琢磨一条路取消交通信号灯后的不间断行驶,又考虑整个城市作为一个面的交通组织,于是分别申请了交叉立交非直行车辆共用的开口半立交环(200610135891.7)、车辆和行人共用的过街天桥(200610135892.1)和带状中心及其平行放射式道路系统(200610149108.2)这三个专利,最终专注于把城市作为一个多维的“体”来研究,为求解这道立体方程的最优解,最终从公共交通那里找到了灵感,又申请了这个客运车辆连续行驶的方法及其进出站车厢(200610164357.9)的专利。

    如果把城市当作一个复杂的生命体(事实上,城市的结构比生命体简单得多),显然,交通就是其循环系统,血管是道路,血细胞是车辆。试问血细胞在血管里的“自由”会给生命体带来什么?低等生物也许迫不得已,但对心脏怦怦跳动的热血生命呢?在城市发展研究领域,笔者初出茅庐,或真理或谬误,班门弄斧,弄斧班门。期待与您思想的碰撞。

注释:

    注1: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周期的经典性定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W•米契尔和A•伯恩斯在1946年发表的《衡量经济周期》一书中提出的:“经济周期是在主要以工商企业形式组织其活动的那些国家中所看到的总体活动的波动形态。一个周期包含许多经济领域在差不多相同时间所发生的扩张,跟随其后的是相似的总衰退,收缩和复苏,后者又与下一个周期的扩张阶段相结合;这种变化的序列是反复发生的,但不是定期的;经济周期的长度从一年以上到十年、十二年不等;它们不能再分为性质相似的,振幅与其接近的更短的周期”。

    注2:对于经济周期的成因分析,可分为外生成因和内生成因。经济周期的外生成因包括归因于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的太阳黑子理论(杰文斯W.S. Jevons,1875),科学技术的创新不可能始终如一地持续不断出现的创新理论(J•熊波特),政府周期性的决策的政治性周期理论;经济周期的内生成因包括归结为货币信用扩张与收缩的纯货币理论(霍特里R.Hawtrey,1913-1933),资本品过度生产从而导致的过剩的投资过度理论,消费品的需求赶不上社会对消费品生产增长的消费不足理论(西斯蒙北,马尔萨斯,霍布森),乐观或悲观预期心理不确定性的心理理论。

    注3: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并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概念中提到的“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其基本定义可以表述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1987,“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我们共同的未来)。在1992年6月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被誉为“地球首脑会议”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上,170个国家和地区、120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又对“可持续发展”达成如下共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发展途径,一个能持续人类进步的途径,我们寻求的不仅仅是在几个地方、几年内的发展,而是整个地球遥远将来的发展。”(《21世纪议程》)就城市来说,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包含着社会、经济、文化、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等等相互联系、互为支撑的许许多多方面的内容。 “持续建设”本身就是让当代人和后代人都得到满足的载体。

    注4:1997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每一个政府的核心使命包括了五项最基本的责任,即确定法律基础;保持一个未被破坏的政策环境,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基础设施;保护弱势群体;保护环境。

    注5:李锦,薛江炜,薛江炤等人在“田园城市”和“有机疏散”等经典的城市规划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和需要在《“有机聚合”引论》一文中提出了“有机聚合”理论:即通过几十届甚至几百届政府主导并坚定贯彻执行的面向未来的规划和市场主导、效益决定的开发建设将城乡建设的区域集中在适当的“点”上,这些“点”通过快速、方便、价廉、舒适的公共交通相联结,将散布在耕地、绿地、森林、水面等自然生态中“点”聚合成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城市,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全民共享。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文,建议您参看这篇文章。《“有机聚合”引论》一文在中国人居网(http://www.chinachs.org.cn)xuejiangwei的blog以及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dajun.com.cn/)可以查阅。

    注6:公交车人均占用道路的面积大约是小汽车的十分之一,快速公交每辆车核定载客人数200人,当发车间隔为1分钟时(每小时60辆),每小时单向运送就可达到12万人次;即使是所谓88米或者110米宽双向12车道形象大道,由于车辆变道、转弯、减速、刮蹭、交通事故等影响,每个车道每小时的通行能力最多1000辆车,每小时单向运送不到一万人,不到30米采用快速公交的双向四车道道路通行能力的十分之一。

    注:本文有一些引用直接来自百度(www.baidu.com)搜索引擎的搜索,无作者信息或未对原文献进行核对,如有错误,敬请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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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忠良.毛泽东的波浪式经济发展规律论.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2001(1)
[3] 黄力克.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与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的比较[J].当代经济研究,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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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赵燕菁.理解目前宏观经济问题的核心线索.来源: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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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余凯.我国寡头垄断下的房地产价格形成机制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07(3)

 



发件人:"mzcy1314" <mzcy1314@gmail.com>  2009-02-28 19:46:0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推荐文章

日本制造"不败神话"正逐渐破灭 陷入三大困境

赵海建 等

2009-2-14

    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日本两大支柱产业——汽车与电器业正因为金融危机而晃动,日本制造业的“不败神话”正在逐渐破灭。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由于拥有没有泡沫的房地产市场和逾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许多国家还在羡慕日本,但从今年年初开始,日本各大制造企业连连掀起裁员之风。继日本电器制造业巨头——松下电器公司4日宣布打算在全球范围内裁员大约1.5万人之后,日本第三大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公司9日宣布明年3月前全球裁员2万人。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先前说,日本有望成为全球首个摆脱经济颓势的国家。但有英国媒体指出,这一说法如今已成为“笑谈”。

    受到因世界性金融危机而需求剧减以及日元升值、股价下跌的多重打击,日本制造业正遭遇“寒冬”。日本官方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日本制造业生产预计将比前一个月下降9.1%,2月份将下降4.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日本经济2008年可能萎缩0.3%。业界人士普遍认为,目前全球经济衰退的状况短期内不会好转,日本制造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可能会更加严峻。

日本制造业面临三大困境

    本报综合报道 在经济衰退打击下,日本制造业目前面临三大困境:库存大增、信用紧缩与日元升值。 日本钢铁业的主力产品——用于汽车与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的薄钢板去年11月的库存高达450万吨,是3年来最高。 与此同时,钢铁业的产能利用率在今年已降至七成左右。而在库存快速增加下,日本钢铁业的库存占销售比指数在去年11月较前月劲扬12.9%,是自1968年以来最大增幅。库存大增,使得日本制造业纷纷减少投资,有的钢铁厂商甚至决定连续3年冻结资本支出。

    信用紧缩使得日本企业的营运雪上加霜。以新力为例,去年年底该公司发行总值500亿日元的公司债,然而只售出375亿日元,显示债市紧缩。这种信用紧缩的情况在日本中小企业间尤其严重。去年12月,日本企业共有1362家破产,较1年前大增24%,而且也是连续第七个月企业破产家数增加。

    日元大幅升值也对日本企业造成严重冲击。据日本民间智库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估计,日元兑美元汇价每升值10%,就会导致日本企业6%的税前获利遭到侵蚀。根据估计,日本企业本会计年度(截至今年3月底止)税前获利若减少20%,就会导致日本经济增长率减少2.5个百分点。

当务之急是解决信用紧缩

    专家指出,要重振经济,日本政府当务之急是解决信用紧缩的问题。日本央行已决定以3兆日元来购买日本企业发行的商业本票,寻求宽松信用市场。但专家表示,有关当局也应多注意日本企业在外币融资上所遭到的困境。

汽车业 产量下降 出现亏损

    一位在日本爱知县开餐馆的老板觉得,从1月起“客人突然减少了”。这家以丰田汽车员工为主要客流的餐馆今后命运堪忧,因为爱知县估计,从去年10月至今年3月,县内的非正式员工失业数量将达2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丰田汽车裁减的。 不仅仅只是丰田,日产汽车公司9日宣布,将在2009财年内把全球员工人数从23.5万人裁至21.5万人。尽管微型汽车由于低燃耗低价位而需求相对旺盛,但业界“双雄”铃木与大发工业也下调了利润预期。铃木预计利润额同比下降72.6%至220亿日元。

    截至9日,日本八大汽车制造商悉数公布了2008财年业绩预期:日产汽车当天将净利润预期下调至亏损2650亿日元;丰田、马自达、三菱汽车、富士重工也预计2008财年将出现净亏损,5家公司的亏损总额预计将达7070亿日元。

    丰田预计净亏损3500亿日元(38.5亿美元),创1950年以来最大亏损纪录。丰田将2008财年全球销量预期从906万辆下调至732万辆,在供过于求的市场形势下为避免产品积压,在1月到3月期间共设置14天为工厂停工日;同时,公司还将削减10%的设备投资等固定费用。

    本田汽车在北美和日本的产量将比预期减少10%以上。去年12月初公司约有4500名临时工,今年4月底前将全部解雇;管理人员在2月至5月的工资将被削减 5%。三菱汽车社长益子修则表示“经济恶化远远超出预测”。去年秋季在职的约3300名非正式员工将在今年3月底前将全部被解雇。公司还考虑把管理人员的工资从3月起削减10%。马自达公司也将在3月底前解雇2100名非正式员工。

电器业 全面亏损

    本报综合报道 受全球经济衰退、消费大幅下降影响,日本电器行业业绩急剧恶化,9大电器商几乎全部出现亏损。为此,各大电器商纷纷采取调产裁员、开源节流等措施,力图使公司尽快走出困境。

    最新公布的业绩预期显示,在将于今年3月底结束的2008财年,日本9大电器厂商除三菱电机有可能保持盈利外,日立、松下、索尼、东芝、富士通、夏普、三洋电机和日本电气公司等8大厂商均将出现亏损,合计亏损额预计高达两万亿日元。其中,日立、松下和日本电气公司将分别以亏损7000亿日元、3800亿日元和2900亿日元位列前三位,而其他厂商预计亏损额也大多在千亿日元以上。

    数码家电、车用电子产品和电子零部件销售不振、价格下跌以及日元升值是导致日本电器行业巨额亏损的主要原因。减少生产平板电视、半导体以及液晶显示器等价格下降明显的产品,已成为日本电器行业应对危机的首选策略。

    松下公司近日公布,今年3月底前松下拟在国内关闭13个工厂,在国外关闭14个工厂,并计划2009财年关闭同等数量的工厂。此外,松下还计划压缩设备投资,将在建的液晶显示器和等离子显示器工厂的投产日期延期半年以上,并在全球范围裁员1.5万人。

    索尼公司也准备关闭一成左右的厂房,并在电子事业部门裁员1.6万多人。日立公司将910家子公司缩减到700多家,并计划裁员约7000人。东芝公司也计划在国内裁减4500名非正式员工,并将2009财年的设备投资缩减到1000亿日元以下。日本电气公司则计划在国内外裁员2万人,并关闭3家工厂。

后果 自杀人数或暴增

    本报综合报道日本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经营压力下,制造企业纷纷大量裁员。有经济师分析称,如今,受伤的不只是企业,还有上班族和家庭。日本总务省数据显示,在日本,失业率去年12月由前一个月的3.9%攀升至4.4%,创下近42年来最大升幅。日本政府说,去年12月日本失业人口已达 270万,比前年同期增加39万人。

    由于对“饭碗”和薪酬水平缺乏安全感,一些日本家庭已过上“紧日子”。官方数据显示,日本消费者去年12月家庭消费总额下降4.6%。去年12月是日本家庭消费规模持续萎缩的第十个月份。日本政府1月29日说,日本零售业去年12月销售额下降 2.7%,创近4年来最大降幅。该月也是人们由担心日本通货膨胀转而担心通货紧缩的月份。 但对于制造业的工人来说,受害最严重的莫过于那些临时员工。日本制造业协会指出,3月前约有40万名临时派遣劳工会失业。自日本1999年修改劳工法以来,三分之一临时劳工的保障很少,且无失业福利。日本工会人士称,许多临时工人住在公司宿舍,一旦失业也将无处可住。

   许多人担心,自杀潮将会与失业潮结伴而来。以往日本经济低迷后,自杀人数都会增加,多至每15分钟就有一人自杀。日本警方数据显示,前年日本共有33093人自杀,其中57%为失业人员。

日本企业:“裁员”滚滚

    丰田公司 2008年11月21日 宣布日本本部裁员3000名临时工人,三菱汽车 2008年11月27日 宣布在日本国内裁员1100名临时工人,索尼公司 2008年12月9日 宣布将全球裁员1.6万人,日本电气 2009年1月30日 宣布计划在全球范围裁员2万人,日立公司 2009年1月30日 宣布计划全球裁员7000人,东芝公司 2009年1月30日 宣布将在3月底前裁员4500人,松下电器 2009年2月4日 宣布打算全球裁员约1.5万人,日产汽车 2009年2月9日 宣布2010年3月前全球裁员2万人。

日本汽车没人买 货运大港变死城 中国成了最大买家

  中评社香港2月11日电/全球景气仍在谷底盘旋,仰赖出口的国家受创最深,像是亚洲的经济大国日本,过去1/4个世纪,日本每年至少从全球各地赚超过8 兆日圆,今年却只剩不到一半,日本最大贸易港口“名古屋港”,再也不见以往满满货柜堆满港口的盛况,因为电子产品、汽车订单大减,41平方公里的腹地,空空荡荡。

  TVBS报道,日本经济前景如何,看看名古屋港就知道。NHK记者崛润:“从空中俯瞰港口周边,如您所见(空空如也)。” 比较起2007年12月,外销汽车堆满港口的景象,现在的名古屋港,竟是空空荡荡。名古屋港管理员:“我有印象以来,从来没看过这种情况。”

  以出口汽车成为日本第一大商港,名古屋港却受到汽车产业萎缩的直接影响,货运量在1个月内衰减30%,港口管理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电脑萤幕发呆。记者:“白色代表什么?”管理员:“白色就是空着的地方。”

  外销订单下滑,影响的就是日本外汇数字,过去25年,日本年年靠外销,至少赚进8兆日圆,去年到12兆,今年却只剩4兆日圆,比去年少了2/3。更糟的是,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有1/6靠出口,专家悲观预测,汽车外销骤减,将带动景气全面下挫。第一生命主任分析师新家义贵:“钢铁制造、汽车销售…,景气恶化还会扩大。” 出口数字下滑,进口货却是越来越多,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正受到严厉考验。

日报称日本汽车业全线崩溃

    日产公司宣布裁员2万。9日,日产汽车公司宣布,将于2010年3月之前,在世界范围内裁减2万名员工,其中在日本国内裁减1 2万人。据预计,日产公司在截至2009年3月的财政年度将出现巨额赤字,本年度的减产规模也达到78 7万辆。至此,12家主要汽车制造商的裁员人数仅在国内就已突破3.6万人,12家公司的减产总量超过410万辆。也就是说,因为世界经济低迷而减产的数量已经相当于本田公司一年的产量,而本田公司在国内业界排名第二。

  日产公司于同日发布了截至2009年3月的年度合并决算(把总公司和子公司等关联从属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决算)业绩预期,将预期业绩从盈利2700亿日元调整为亏损1800亿日元。这是日产公司14年来首次遭遇赤字。自1978年公布合并决算结果以来,本年度将是赤字最多的一次。最终决算的盈利预期也从盈利1600亿日元下调为亏损2650亿日元。这是日产公司9年来首次出现最终决算赤字。结果,在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之中,丰田和马自达等5家预计将出现最终决算赤字,汽车业界已出现几乎全线崩溃的局面。

失意的日本电器

  经济环境的恶化引燃了索尼、松下等公司身上隐藏的导火索。它们如何度过这艰难的一年?工作餐时间,在上海延安东路海洋大厦第27至29层的办公区内,没有灯光。这里是夏普中国区总部所在地,员工们都已被特地提醒“离开茶水间和会议室随手关灯”。

  一向节俭的日企正在变得更节俭。佳能公司已经把所有会议室里的鲜花换成了塑料花;夏普最近则在中国的63个办事处普及了视频会议系统,以求减少出差开支。而来自另一些日资公司的消息是,如果必须出差的话,则原来2至3人的任务尽量由1人完成,且出差待遇也有了明显的下调。

  情况的确很糟糕。2月初,索尼、松下等九大电器公司发布的财务预报令人大跌眼镜,人们没有料想到不景气的经济环境对日本公司形成了如此致命性的打击—九大公司的整体销售额预计将下降12%,其中7家公司预计本财年将出现巨额亏损,亏损额总计将达到1.91万亿日元。这像是回到了互联网泡沫崩溃的年代,甚至把一些公司送回到了几十年前。

  就在一年以前还在庆祝迎来了公司历史上最具光芒时刻的索尼公司—其在2007财年的纯利润是3694亿日元,创下该公司经营的最好成绩—在一年以后,索尼公布的财报预警却是将在2008财年亏损1500亿日元。而来自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松下公司在继裁员1.5万人、关闭27家工厂之后,目前又在内部发起了一项BUY PANASONIC(买松下)的活动,要求集团内约1万名科长级以上管理层员工在今年7月前购买价值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528元)以上的公司产品。该公司曾在2002年的低迷期采取过类似做法。

  巨大的反差也发生在夏普公司上,其预计将迎来50年以来的首次年度营运亏损—300亿日元,与此前预期的营业利润1300亿日元相距甚远;而日立公司也预警称,4月1日公布的最终年报将很有可能“收获”7000亿日元的亏损很多时候,人们总是讨厌自己的生活常态被无情地打破,虽然此前它们也可能抱怨这种常态本身。这点在像陈葵这样的日企员工身上表露无遗,他们曾经不住抱怨加班与总难批下来的年假,但是当“准时下班”与“年假”如期而至时,他们却高兴不起来了。

 

 

发件人:<xujingan@vip.163.com> 2009-03-08 16:57:0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强烈呼吁:政府制定社会保障长远规划

强烈呼吁:政府制定社会保障长远规划

深圳  徐景安

2009.1.21.

    我国已制订了十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发生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折,指标也由工农业产值改为了国内生产总值。但是,重生产、轻消费,重发展、轻民生的倾向一直延续至今。这已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

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我们搞了60年的社会主义,该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socialis”,意为社会的、公共的、共同的、集体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就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都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而唯有社会主义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国家的宗旨。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

    过去我们重生产资料生产,把发展重工业放在第一位,建立了工业化的完备体系,研制成功两弹一星,不能说没有成就。但把民众的消费压得过低,以至广大农民不能解决温饱,城市居民消费凭票供应,导致人民生活普遍贫困,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所以,改革初期引发了一场“生产目的”的大讨论,以纠正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现在我们重发展经济,财政资金大量投向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带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长期投资不足,形成“新的三座大山”。由于没有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广大民众消费能力很弱,成为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重发展、轻民生的倾向,至今没有得到克服,有必要开展一场“发展目的”的大讨论。

    坚持发展第一的理由是,只有经济增长,才能保障就业;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改善民生。这忽视了两个核心问题,什么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发展成果以什么原则来分配,才能解决民生问题。这两个核心问题不弄明白,可能越发展,贫富差别越大,民生问题就越严重。

    全世界政府都重视发展,而发展为谁,发展成果如何分享,则有姓“社”姓“资”的区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所称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首创了社会保险制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英国率先建立了福利国家。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也迅速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资金向公共保障倾斜的原因,一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二是为了争取民众的选票,可以说是被动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理念。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却长期轻民生,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严重滞后,这是值得深思的。

    对当今中国来说,是否尽快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关系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的问题,而且是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保持社会公平、和谐、稳定的关键。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再迟疑不决,就有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可能。用血的代价来催生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不应付出的社会成本。资产阶级出于理性,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建立了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尽管发生过各种经济、政治危机,但都没有引起社会动乱。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放到议事日程上来解决呢?

以经济为重点的财政分配政策有损于民生

    从广义来讲,我国财政支出的三大部分,即行政性开支、经济建设投资、社会保障投入都属于社会公共利益。但这三部分在保障公共利益的职能、作用上是不同的。

    行政性开支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成本,以尽可能少的行政性开支建成一个廉价政府是现代政治的原则与目标。在民主国家里,行政预算成为议会审议的重点。美国马薩诸塞州艾默斯特镇2008至2009年财政预算居然审议了一个半月,由议会代表对开支逐项审议表决。连警察局增加人手、更换车辆,也要审批。结果前项否决,后项通过。我国财政预算也由人大审议,但形同虚设,预算也不向民众公开。由于财政资金分配不透明,必然发生向政府自身利益倾斜的倾向。从1978年到2004年26年间,我国财收入增长了23.3倍,而行政开支增长了82倍。我国行政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19.03%,加上预算外支出,行政开支的实际比例达37.8%。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10%以下。可以说,我国政府是全世界政府中运行成本最高的政府。

    经济建设投入是我国财政支出的大头。以2005年为例,财政支出总额为3.4万亿元,用于经济建设投入是9317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7.5%;行政开支6512.3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9.1%;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事业经费8953.4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6.3%。由于行政性收费、土地出让收益、国有资本收益以及地方变相举债收入等没有纳入预算,政府可支配财力实际大大超过预算开支。以2004年为例,地方预算内收入为11893亿元,地方预算外收入为4323亿元,土地收益为6150亿元,中央转移地方收入8000亿,后三项收入为18473亿,是预算内收入的1.55倍。若以发达地区政府的实际支配收入与预算内收入相比,更令人吃惊。以东部沿海某县级区政府为例,2006年预算收入为3亿,而实际支出的政府性资金总额达29.3亿,竟为预算收入的近10倍,而这部分支出是不受人大监督的。这笔巨大资金成为各级政府的“合法”金库,用于地方的经济建设,也成为公款吃喝、公车支出、公款出国、公款建房以及形象工程的“五公”开支来源。经济建设投入应该属于公共利益。我国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大大改善,省会以上的大城市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由于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海内外投资,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民众从就业中分享了经济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改善。但是经济建设的成果不会自动公平分配给每一个公民,不具有普惠性与公平性。某一项建设,只能使一部人受惠,不可能使全民受惠;必然是一部分人受惠多,而另一部分受惠少。在经济成果的分享中,我国一次分配向资本倾斜,劳动所得比例下降。1991年至2005年全国职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5.3%降至11%。二次分配本应校正一次分配的不公,但我国财政分配却是逆向支付,先满足政府部门的开支,再以发展第一的名义、把饼做大为理由,加大经济建设投资。这样发展的结果,政府首先受益,GDP每上升1个百分点,政府行政开支就上升2个百分点,其次资本所得增加,1983年至2005年资本收益占GDP比重上升了20%,而同期劳动所得却下降了5%。“发展中的问题用发展来解决”,成为各级政府以不变应万变的对策。结果,“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变得越来越严重。

    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公共开支,是保障民众生活的基本需要,具有普恵与公平的特性。作为社会主义的我国,理应把社会保障放在第一位。但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仅为11%强,福利国家达40%以上,新兴工业化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占20%以上。这就发生了非常反常的现象,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而美国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为18%,如果加上国有资产收益与土地收益,我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大大高于美国,而在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上不仅低于美国,并且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高于我们。

    如果把行政开支称为官家财政,经济投入称为经济财政,社会福利则是民生财政。在政府自利倾向得不到抑制的情况下,以经济财政为重点的分配政策,必然有利于官家,而有损于民生。

财政民生投入不足且不公

    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公共投入长期不足,使得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造成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民众也就越来越不满意。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5.2%,高收入国家为5.5%,低收入国家为3.6%。《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达到4%。可是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一直在2-3%,低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与我国确定的目标相距甚远。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996年占17.8%,此后一直下降,2006年占12.8%,十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我国在初、中等教育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将教育经费大量投向高等教育,使得我国高教投资比重,不仅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且高于发达国家,造成基础教育薄弱,尤其农村义务教育严重投资不足,以至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农村中小学危房比例很高。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全世界平均为5.4%,而我国只有1.9%。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卫生投入却是世界卫生总投入的2%。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188位,列倒数第4。公共卫生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份额持续下降,从六五时期的2.86%降至2004年的1.66%。

    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不仅保障程度低,覆盖面窄,而且很不公平。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公费医疗制度,由国家全保,其中850万党政干部花费了全国医疗费用的80%。这是我国医改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自愿参保”、“大病统筹”,“自愿参保”的大都是富裕群体,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最需要医疗保障的经济困难群体恰恰因缴不起参保费而被排斥在外。在医疗卫生支出中政府投入的比例递减,1980年至2005年从36.2%下降到17.2%,个人卫生支出的比例从1/5上升到3/5。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医院采取各种办法高收费,导致看病越来越贵。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因缴不起费而放弃治疗人数占应住院未住院人数的近40%。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包括门诊和住院两部分医疗费,但保障程度低,个人自付比例高,且覆盖面窄,至2005年3月底,参保人数达1.2亿,仅占7.7亿全部从业人员的15.5%,大部分职工,尤其是农民工被排斥在外。农村实行合作医疗覆盖面虽达85%,但是农民实际受惠很少。合作医疗实行大病统筹,由政府出40元/年人,农民出10元/年人,参与者小病自理,大病按比例报销。大病患者占参与者3%,报销比例为40%,大约是100亿元/年左右,占全国农民医疗总费用1600亿/年的6%。从中央到乡村建立的庞大管理费用,也需要100亿元/年左右,并没有起到改善97%的农民医疗的作用。另据调查,全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实际医疗费用的补偿率平均为25.31%,即75%的医疗费要自己出,2005年对河北等地的调查,医疗费用的补偿水平仅为8%。

    我国养老金保障制度,同样存在严重逆向支付倾向。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由政府全额支付,不需要个人缴交,且与在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增长挂钩,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由企业与员工按工资比例缴交,缺乏合理增长的机制,与公职人员的养老金差距越来越大。1990年至2005年企业人均退休费从1664元增加到8803元,增幅为5.29倍;事业单位人均退休费从1889元增加到16000元,增幅为8.47倍;机关人均退休费从2006元增加到18000元,增幅为8.97倍。2005年机关事业单位人均退休费分别是企业人均退休费的2倍、1.8倍。我国还有农民工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以及老年津贴等,但制度体系残缺、杂乱无序、漏洞很大,覆盖人群很少。总体估算,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近60%没有任何养老金,有70%以上的从业人员没有养老保险。农村领取的养老金水平很低,2006年1484个县的参保农民人均领取的养老金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有120万人月领取额在10元以下。

    “居者有其屋”是一项社会公共政策。按照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设计,对高收入者供应商品房,对中低收入者供应经济适用房,对最低收入者供应廉租屋。但各地政府重视房地产拉动经济的作用,尤其是从中获得土地转让收益,而忽视了政府对住房建设承担的公共责任。我国住房建设94%为商品房,经济适用房为6%,廉租住房不足0.5%。全国13个省区没有将廉租房建设纳入目标责任制,70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占总数的1/4没有建立廉租房制度。北京迄今为止,总共建了14000多套廉租房,占1400多万人口的0.1%。《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规定,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各地的土地收益无从监管,净收益更是一笔糊涂账,所谓的10%也就成了一句空话。2007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约9130亿元,至2007年11月底全国累计投入廉租住房资金仅有154亿。

    综上所述,事关民生的教育、卫生、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投入与国力增长很不相称,并且本来就少的公共投入又分配不公,使得收入多的群体多保障,收入少的群体少保障,收入无的群体缺保障。关注民生问题成了社会的焦点。

改善民生措施零敲碎打力度不够

    一个社会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建设。早在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作为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为此,政府对改善民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006年9月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贫困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对校舍进行维修改造。从2008年秋季起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3.01%,比上年的2.81%增加了0.2百分点。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相适应的救助标准调整机制。2006年,1509万农民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度。2007年3400多万农村居民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2008年12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对用人单位和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作了强制性的规定,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也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这个法对城镇从业者实行强制保险,将大大提高覆盖面。我国社会保障的瓶颈,主要是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尽管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社会保险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应当对社会保险事业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但对政府仍缺乏有效约束。

    2009年1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3年内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2010年,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提高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加强县级医院(含中医院)、乡镇卫生院、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和困难地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从2009年开始,逐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增加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提高经费标准。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监管机制,提高公立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为保障上述改革,3年内各级政府预计投入8500亿元。这是近年来推出的社会保障措施中实质性重大利好。3年内各级政府平均投入2800多亿,比过去5年全国财政用于医疗卫生支出年均1258.8亿元,增幅为2.2倍。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全世界平均为5.4%。我国2008年GDP为30万亿,2009年按增长8%计为32.4万亿,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仍不到1%。如果850万党政干部花费全国医疗费用80%的状况不改变,分摊到13亿人头上依然是杯水车薪。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比过去农村合作医疗每人每年补助40元提高了3倍。但人均一年120元作为大病统筹,又实际能改善多少?我国卫生医疗保障欠账实在太多,原来的水平实在太低,真正要改变“看病难”“看病贵”还需采取更大力度的措施。

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方向有误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政府从保经济增长的目标出发,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18000亿,占45%;灾后的恢复重建1万亿,占25%;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3700亿,占9.25%;生态环境投资3500亿,占8.75%;保障性安居工程2800亿,占7%;自主创新结构调整1600亿,占4%;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400亿,占1%。部门、地方纷纷出台投资计划,2009年交通部投1万亿,铁道部8000亿,建设部3000亿,民航总局2500亿,国家能源局2000亿……广东省1.3万亿,北京1万亿,山东8000亿,浙江3000亿,重庆3000亿……粗粗一算接近11万亿,若所有省份、部委的投资计划加起来,恐怕要到20万亿。这说明什么?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十分高涨。这正是我国经济的可喜可忧之处。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国力大大提高,可忧的是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可喜的是政府的财力足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保障制度,可忧的是政府的兴趣仍在发展、不在民生。

    内需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庞大的投资计划是为了扩大内需。而内需分投资、消费两部分,我国内需不足是消费,而不是投资。2005年我国投资占GDP比率为48.6%,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平均在20%~30%、15%~20%。我国投资占GDP比例全球最高。可是,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的52.1%,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7年的36%,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并且低于世界平均消费率78%—79%的水平。一个是投资比重畸高,一个是消费比重畸低,我国产能严重过剩,唯一的出路是扩大出口。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例,2007年高达67%,其中出口占37%,这两项指标,美国为29%和12%,日本为27%和15%。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是全球化美国的2.3倍,出口导向日本的2.5倍。对外依存度畸高是我国经济又一个病症。投资、出口比重世界最高,消费比重世界最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正常隐藏着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是不可能持续的。世界金融危机袭来,出口大幅下降,是调整发展模式的大好时机。可是,我国不正常的经济发展模式背后的经济、社会、政治因素没有得到深刻反思,更来不及改革,所以应对危机依然是惯性使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尽管中央4万亿投资中,包括了很大一部分民生投入,但并未改变以投资为主的结构,再由部门、地方层层追加、放大,那就是雪上加霜,火上加油。这场投资“大跃进”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型,产能更加过剩。纳入国家监控的650余种商品类别,产能严重过剩的就有620余类,主要靠向国际市场“低价倾销”维持。由美国引发的欧洲、日本三大经济体衰退,已经表明我国过分庞大的产能不可能依赖出口消化。可是我们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依然按照原来的轨道滑向。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说:“对中国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通过建设足够的铁道线路、港口、管道及住房,以度过这场全球性衰退,即是中国的经济模式需要重新进行重大调整。”“目前,中国公布的财政剌激计划,并没有试图提振公共和私人消费,而是旨在使中国经济度过难关,直到可以再次出口。这是行不通的。”“对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而是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现在,正是做出改变之时。”

    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文章说:“当我们在认识中国5860亿美元刺激计划的意义时,很想理解为何每当需要促进增长时北京总选择基础设施、大楼和大项目。”“中国的新刺激计划突出重视基础设施,而漠视医疗保险和教育等社会计划,尽管它们可以减轻家庭的储蓄压力,刺激私人消费。”“今天中国拥有了像样的基础设施、令人称赞的建筑和过大的工业基础。所缺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足够的个人消费。要扭转这种局面,中国需要加强其人民对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使个人收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应地提高。应发展国内需求,而不应太搞建筑。”

    我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居民消费比重大幅下降,首要原因是由于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急剧下降,其中工资所占比例下降幅度最大。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53%下降到了2005年的41%。这是一次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其次是政府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没有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居民负担过重,不敢消费,这是二次分配不合理造成的。我国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变,要从重出口、重投资、轻消费向重消费、保民生,即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的方向转变。

    财政资金分配以保障民生为重点,既使民众直接受惠,也带动经济增长,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对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是修铁路、筑公路、建港口吗?是产业振兴吗?当然,这都是好事,但还是没有跳出重发展、轻民生的巢穴。基础建设改善、产业振兴实施,最终是要有人来消费的。无疑,基础建设改善、产业振兴实施,会增加就业、刺激生产,民众也能受惠,但现行体制下受惠最多的依然是政府与资本,官民差距、贫富差别,不仅不会缩小,还会扩大。这已为30年的实践所证明,还要走老路吗?

    如果投资计划以民生为重点,比如制定振兴农村教育规划,大规模建设农村中小学,全面改造校舍危房,配以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同时由国家招募大学毕业生去农村任教。这样既增加了对钢材、水泥、木材、教具等的需求,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又解决了很多大学生的就业,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农村的教育水准。农村脱贫致富,最终取决于农民素养的提高。这是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

明智统治阶级的明智选择

    建设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是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会上说:“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无疑是群众的呼声和愿望,会得到人民拥护和赞成。这就需要国家制定长远的社会保障规划,5年、10年、20年以后,全体国民在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等方面达到什么水平。各级政府有了这样一个规划,就是给老百姓的承诺,政府在财政分配上逐步向这个目标倾斜。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可以此替代GDP,因为解决民生问题依然需要发展,不用担心政府不重视发展,只是使发展有了正确的目标,使广大民众受惠。这就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落实和体现。

    我国有没有财力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不少人疑虑的。以美国为例,1970年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险和老年医疗保险两项的支出,为GDP的5%,加上对个人的其他支出也占GDP的5%,共为10%。2007年我国GDP达24.6万亿,如果按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占GDP10%就是2.4万亿。2007年我国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约1.2万亿元,按照我国的国力可增加近一倍的投入。我国教育、医疗卫生等财政支出增加到2.4万亿,也只是当年财政收入的47%。用不到一半的收入解决13亿人的民生问题算多吗?美国用于公民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75%,而我国仅为25%,提高一倍到50%,应为正常。2007年我国财政税收5.1万亿,若加上土地可支配收入与国有企业利润共计10.6万亿,政府可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以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现在的比重23.5%计,政府可支配总收入15.7万亿的23.5%就是3.6万亿,可比现在的社会保障投入增加两倍。若以3.6万亿为基数,保持与GDP的同比增长,我国还有什么民生问题不能解决?我国的民生问题如此严重,解决如此困难,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克服政府的自利倾向,向保障民生倾斜,要靠经济、政治民主制度的建立。经济、政治民主的首要问题是财政的透明与分配的公平,这需要公众的监督、民意的畅达。可是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现实十分紧迫,社会矛盾激化,保持稳定、度过危机是当务之急。制定长远的社会保障规划,使民众有预期,并从当下做起,改变投资方向,增加民生投入,是符合民意,又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

    我国很多问题意见分歧,但改善民生已达成高度共识,几乎没有人反对。可是进展迟缓,这涉及到利益分配。保障民生必然是对政府利益的限制。然而,今天保障民生恰恰符合政府的长远利益,这是明智统治阶级的明智选择。看看我国经济方面的数据,不是世界最高、就是世界最低。从政府角度,无论控制的财力,还是自身的开支,比重最高;可从民生的角度,无论公共消费还是私人消费比重却最低。这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在人类历史上,改变这种情况,一种是通过暴力、动乱、斗争,一种是靠统治阶级的明智,即主动、自觉地建立对自身利益的约束机制,这就是改良、改革、仁政。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来说,前一种支付的社会成本高,后一种支付的社会成本低。自然,我们应选择后者。中华民族已迎来百年振兴的曙光,确实不该折腾了!

  (本文由《经济观察报》以“政府应尽快制定社会保障长远规划”为题,于2009年2月23日与3月9日第16版分两次刊登,文字有刪接)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3-04 15:16:33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老革命" <capitel@sina.com> 抄送:标题:中国官僚太无耻了, 压低粮价抬高房价学费医疗费用 

中国粮价是否在廉价补贴世界?

大米走私暴利每吨3500元,中国粮补变相补贴世界

夏子航

2009年03月04日

  财富证券农业分析师邹湘娟表示,中东地区国家长期属于大米进口国,自然倾向选择低廉粮价来源,“我国通过补贴以维持粮食尤其是大米的价格,走私使 得我国对农民的种粮补贴转补给了全世界。”

  申报出口拉杆箱,集装箱内却装满了袋装大米;表面上是出口扑克牌,暗地里却打算“偷渡”面粉……在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愈演愈烈之际,不法分子通过 给粮食套上各种马甲,上演了一出出走私记。

    由于当时国际粮价居高不下,大米走私暴利曾达3500元/吨。而今,国际粮价逐渐回落,但海关调查发现,中东粮食价格仍维持高位,阿联酋等已成为粮食“偷 渡”的新热点。

  宁波海关日前在对一批申报为“拉杆箱”的产品进行开箱查验时发现,除集装箱门口的一层是方便面等食品外,集装箱内全部为袋装大米,经清点共计20吨。据海关关员介绍,这是今年以来查获的第一起大米走私案件。该批货物由河南郑州一家进出口有限公司申报,计划出口至阿联酋。大米外包装有“龙美大米”字样,并附绿色食品和安全食品的标志。目前,该案件已经移交相关部门进行进一步调查。

  类似的大米走私案件绝非偶然,在去年的世界粮食危机中,粮食走私异常活跃。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粮食价格在2008年前8个月涨幅超过50%。在去年,国内大米一般每公斤3元,而在国际市场上可以达到每公斤9~12元,价格相差3至4倍,走私利润可观。

暴利高至3500元/吨

  海关人士介绍,2008年,受泰国、越南等传统产粮大国粮食减产影响,国际粮价节节攀升,国际大米价格曾达19年新高,泰国大米出口价从400美元/吨上涨至最高1000美元/吨。国际粮价几乎是国内的3至4倍,走私1吨普通大米,获利可达3500元左右,走私一货柜能获利约7万元。

  为确保国内市场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我国在取消大米、小麦等原粮及其制粉的出口退税后,又于2008年1月1日起对原粮及其制成品出口征收5%至25%的暂 定关税,对小麦粉、大米粉等粮食制粉实行临时性的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

  “高利润却遇上严管制,不法企业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将粮食走私出境。”上述宁波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海关加强粮食出口东南亚的监控力度后,不法分 子开始变换出口目的国,并且将申报品名改为不涉及监管证件的普通货物,企图逃避海关监管。

  宁波海关介绍,在2008年的全球粮食危机中,粮食套用普通货物名头走私的苗头初次显现,“货物申报为货架、帽子、笔记本和手工工具等等,但打开集装箱一看,里面却像个小超市,除大米外,还有面粉、粉丝、罐头和方便面等,这样的案件此前几乎没有。”据了解,位处广东的黄埔海关更是在2008年5月查获92吨走私东北大米,深圳一贸易公司将其伪报为“大理石碎石”,企图出口泰国。

  李雨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上述方法走私,不仅可以逃避提供出口许可证及出境货物通关单,而且逃避了25%的出口关税。据宁波海关统计,2008年前10月共查获走私出口粮食案件13起,总案值766万元,涉税170万元,查获粮食2975吨,比宁波口岸去年同期粮食出口的总量还多两成。

 

 

发件人:"北京钧临智业" <junlinzhiye@hotmail.com>  2009-03-03 09:20:01 +0800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论美国经济将在几个月内出现“复苏”

论美国经济将在几个月内出现“复苏”

北京钧临智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王钧临

2009年3月3日

    与宋鸿兵院长预测的第二波金融浪潮将在2009年二、三季出现不同,笔者认为,美国经济或将在几个月内出现“复苏”的迹象(如2009年5-7月间)。当然,是加引号的复苏,是虚实结合的复苏。

一、什么是真正的底牌

    有网友认为笔者是一个阴谋论者。事实上,任何国际上的重大经济行为,都不乏经济基本面、投机、政治等因素的内在使然。与其说是阴谋,不如说是策略,或是整体战略在实施中的展现。我们自以为对孙子兵法的诡道烂熟于心,其实美国人在对奇正的理解和应用上,并不亚于我们,这从90年代后美国的几次战争就可以看出。

    同样,真正的底牌,是不足为外人知更不足为外人道的。相反,还要做出干扰,放出烟幕弹,在虚实和真假间翩翩起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美联储、摩根等的预测,基本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美国经济的复苏最早要到09年底。不要忘记,这正是在向我们示形。正如丘吉尔所说,“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除了美国自身和其盟友外,美国还远未慷慨到对全球人都亮出自己的底牌。

二、几个月内“复苏”的原因分析

    笔者以为,只有在几个月后出现“复苏”,才最能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需要。影响经济大势的指标,可以总结为“3+3”,即3个内层因素:经济基本面,政治面,投机面,和3个表层因素:美元,石油,黄金。下面,就从这几个因素角度进行分析。

    (一)经济基本面。 1、美国实施的经济提振举措,将在几个月后显现效力。即便是打了强心针,也还是会发挥作用的。但切忌只盯着美国的8000亿美元新经济刺激方案,须知美国在此之外还做了大量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工作。对“病情”控制的松紧度,尚在掌握之中。我们不能否认到目前为止,美国仍是世界上对经济调节手段掌控最好的国家。 2、从时间维度上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届时已有2年,金融风暴爆发也已1年,这中间出现一个“回暖”或短期的“复苏”,完全在情理之中。3、东欧近期爆发的金融海啸,既可以理解为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大,也可以理解为美国危机对欧洲经济的转嫁,就像给别人传染了感冒一样。而美国的“复苏”,则可以进一步打压欧元,让美国本土成为避风港。

    (二)政治面:1、美国为了实现彻底走出危机,必然要通过美元的贬值来消弭别国的外债。而在此之前,只有做出美国经济复苏的迹象,才能进一步蛊惑别的国家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债,增持美元,为最大限度掏空他国打下伏笔(具体可见笔者之前所著《美国的图谋和我们的应对》)。2、也应该看到,5月份将迎来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百日,而实现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复苏是交给选民的唯一答卷。奥巴马不会无动于衷。

    (三)投机面:对于基金公司来说,只有经济的起伏波动甚至是让人大跌眼镜,才是最好的赚钱机会(不要忘了在危机中他们已亏了不少)。相信他们也会积极配合美国经济的这次“复苏”,因为有变化才会有收益。

    (四)美元:美元指数在之前一直维持高位,却并没有打消投资人对美国经济的忧虑,出现了即便美指高位但避险资金仍纷纷流入黄金市场的情况。而长期维持或抬升美元强势地位不可或缺的举措,就是在经济形势上对其进行有力支撑。

    (五)黄金:本轮国际金价走高的原因,包括:1、经济基本面上,金融危机导致的避险功能;2、政治面上,抑制中国等国的买盘,趁机推销美国国债;3、投机面上,ETF基金的兴风作浪,过度炒作。但金价达到本轮上涨高点后必将开始回落,甚至重新回到700美元/盎司。这时候如何能抑制来自别的国家的大量买盘呢?除了拉升美元指数外,还需要釜底抽薪,即形成美国经济的“复苏”,从而在信念上真正瓦解别国的避险需求。

    (六)石油:油价目前的按兵不动,是在等待金价的回落和美国经济的“复苏”。只有当后者实现后,油价才会在“复苏”中缓慢拉升,并为年底的暴涨积蓄动能。

三、对“复苏”的预测

    1、由于是加了引号的复苏,所以本轮的“复苏”维系时间不会太长,年底前基本结束;2、之后,美国会出现一个新的“危机”,这既是其危机实质并未消除使然,也是其战略考量的需要:启动美元贬值通道,进一步拉升金价和油价,进入“赖账”程序;3、09年的美元指数,将呈现先高后低的走势;金价呈V字形;油价整体呈上升态势;4、在实现“赖账”后(2010上半年),基于已经摆脱债务、走出金融危机,及维护美元地位的需要,美指又会开始大幅升值。那时美国经济将迎来真正的复苏。

   (笔者系独立经济观察家,北京钧临智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3-03 11:23:38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 标题: 请仲老师批评,该两文观点可以,文笔稍差

质疑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要挽救经济危机必须先搞好反思改革

施晓渝

2009-02-28

    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以来这种搞法吗?改革搞了三十年,我也对此疑惑了三十年。最近中央出了振新钢铁业,汽车业,纺织工业,装备制造,船舶工业,电子信息,轻工业,石化业,有色金属,物流业十大产业的规化。我就搞不懂了,既然是市场经济,怎么能由你说振新哪样就振新那样呢?股市到后来是颁布哪个行业振新,哪个行业的股票就跌,股市用脚投了票。

    说到我国的出口,当有人买时你大量生产出口,有点市场经济的味道。但是当没人买时,你却更大量的刺激生产,这也是市场经济?说到我国解决就业,你计划每年新增就业1000万也是市场经济?私营企业凭什么由你计划?

    振新东北,发展西部等,你搞少了吗?说振新就振新,说发展就发展,你拿市场经济做啥来了?第二次经济危机的冲击浪又来了,美道琼斯股指创了十二年新低,而这是在美国政府采取了若干措施之后,在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召集了若干会议,联手应对危机之后。而中国,今年开年以来,媒体热议中国经济已出现复苏的苗头。中国就没有这第二冲击波?中国果真依赖信心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影?甚至世界包括中国还有没有经济危机的第三波?

    为了挽救我国的经济危机,我国采取了这些措施。一,提升退税,如纺织品由9%增加到15%,最近又在议加到17%,搞全退税,国外以加强贸易保护回应了我国。

    二,除上以外,再增加贷款保出口,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1月份人民币贷款大幅增加1.62万亿元,同比多增8141亿元。银行放贷人员纷纷出马劝别人贷款,以前是贷款人请银行贷款员吃饭,现在是银行贷款员请借贷人吃饭,负资产的私企也能轻松贷到款,而改制时对国企赚钱也要破产搞私有化。

    三,拉升股市,股市已从1600多点到2400多点,有些股票已高于6000点的价位。美国股市大跌创十二年新低,我国股市硬撑反涨。

    四,发放地方政府债卷,2009年地方债的发行总额度可能为2000亿元。显然是地方政府已不可能通过卖地皮获取钱来维持政府的运作,而公车,餐费,出国考察等费用不能少。本根据《预算法》的规定,地方政府不允许出现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而且据财政主管部门早前的估算,地方政府的政府性债务已经超过4万亿元。据此前地方两会透露的信息,有的地方的区县政府债务,仅一年的利息就达到了当年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但现顾不了许多了。

    五,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纳入社保,政府的钱要拿去挽救亏破产企业,顾不上事业单位的人了。

    六,讲形势好,举统计数据证明形势不坏,讲有信心,反贸易保护主义。温家宝大讲信心,他说,只有消费者有信心,才能大胆消费。只有企业经营人(应是私企吧?)有信心,才能大胆的投资。只有国家领导人有信心,才能开动脑筋,想方设法采取及时果断的措施应对危机。只有信心,我们这个国家才有新希望,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在信心说的指引下,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说:中国并没发生金融危机,也没有发生经济危机。

    以上措施是否会奏效,是否是对症下药,或是饮鸩止渴,拆东墙补西墙,相信人们和事实都会给它们评价。当然今后的评价毕竟是今后的事,但以上的措施毕竟在现实有了经济繁荣和复苏,失业和社会的动荡有所缓解。回想96-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我国经济面临倒退,萎缩,巨亏时,那一届政府采取了搞国企破产,工人下岗,切断社保的办法度过了难关,把群体事件并发等社会危机留给了下一届政府。这一届政府用补贴企业的办法度难关,富人可从银行倒腾来钱搞折腾,而穷打工的减薪等,两年后国家银行坏帐,通胀,库存积压亏损,贫富更加悬殊等问题留给下一届政府解决。

    最大限度的调动资本与资本家的积极性一直是我国改革的基本国策,哪怕让资本家搞黑钱也要让他们有利可图,无论如何不能让工人过稳当日子,工人不穷就没了劳动积极性。为了让工人穷于求生劳动,东西烂在仓库里也不能给穷人,产能过剩可以搞折腾。罗斯福新政可以让穷人折腾国家的钱来挽救国家的经济危机,我国政府为何不可以让富人折腾国家的钱来挽救国家的经济危机?如:给每人发1000元促消费是前者,给富人放贷是后者。

    我们在挽救什样的经济,挽救结果又会怎样?大家知道我国的经济是以70%靠外贸,高能耗的低端产业的血汗工厂,这些工厂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值得救,救得了吗?我国改革的定式思维已决定了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不反思改革能挽救经济危机吗?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09-03-03 22:45:03 +0800 收件人: <tou_yl@188.com> 抄送:标题: 日本企业的围棋战略学

日本企业的围棋战略学

薇寕

2009-01-15

  在我读书的学校中,有不少韩国同学。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在三星的不同企业中工作。我初次了解到这种情况时十分惊讶,因为三星企业实在太多太广,而且待遇很好,出国工作、继续深造的机会很多。在一定程度上,三星便代表韩国经济。相比之下,出国学习商科的日本人很少。听说,日本人更加重视在日本本土接受商业教育,这看来是真的。不过,中国还远没有到达日本知识发展的水平。中国人更需要大量走出去,带回来。
  
  在一定程度上,日本和韩国有些相像,国家和企业很难完全分开。但是,指导企业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并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具有商业投资知识,受过训练且有企业实战工作经验的公司高层集团。在这些“国家企业”对外对内的投资发展过程中,可以很容易地从融资、政策等方面得到国家支持。这样的企业具有很强的东方特色,并不是独立单打独斗,而像是一个蛛网结成的集团,在和其他企业竞争的过程中,取胜要容易的多。

    我推荐阅读《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这本书。这本书,根本上讲的是以三井为代表的日本经济战略发展到当前成果如何,以及这种战略在中国是如何实施的。作者写的比较详细认真,我只能稍作总结并做出个人评价,想了解的人还是应该自己读书为上。
  
  必须提醒,这本书有一些民族主义倾向。其内容不一定全对,数据也不算多,也没有三井下属企业财报的分析。但是作者确实是有自己想法,认真花时间查大量资料写的书。
  
  比如,三井属下在中国投资的一个企业与中国本土私企竞争,你觉得谁会赢?三井能从资金,信息,技术等不同方面为自己的下属企业提供支持,为其寻求自己集团内部的其他合作伙伴,还有高人一等的政府公关手段。这样一来,中国私企基本上无法与之竞争。久而久之,在大家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或许就改姓日本了。
  
  就算是中国政府支持的企业,在与以三井为代表的日本企业竞争过程中,也处于下风。作者举了上海宝钢和中航油的例子,并且认为上广电就是下一个失败者。宝钢属于“汉奸”类型,中航油属于冤大头类型,吃亏的根本原因是信息和相关知识不足,没有看清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根本区别,将所有与外国企业打交道的过程都当成合作。其实,就算你花钱请了咨询公司,你怎么知道这个公司没有同时给你的竞争对手咨询?或许你不知道,给这个公司投资的背后老板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合作,一定要看清对手,慎选对象。比如三井等日本企业,其合作对象大都是自己的子公司或是有控股的公司。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
  
  国企改革,逼着国企单打独斗,落后的国有企业从此断血,丧失赶上发展的机会甚至破产。发展过程中,大批中国企业在不知不觉中被外国企业集团控制,中国甚至成为一些外国大企业彼此竞争的目标市场。个人觉得,中国企业不能老认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现在,是发展中国本土企业的时候了,但是领导者应该是商人,不是政府领导。
  
  总而言之,作者认为,日本在“装穷”,因为从GNP而非GDP角度看来,日本经济增长迅速。日本国内生产已经饱和,但是它的海外投资收入丰盛。对于成熟经济,GDP或许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指标,GNP更能说明问题。就算美国经济真的不行了,接班的也不可能是中国,日本早已默不作声,把网结好了。
  
  日本的企业如果切掉彼此间联系而孤立看待,将无法继续经营。中国的国企现在已经彼此之间没有很多联系,没有规模效应和优越的信息交流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企业得到的信息随时可能比中国企业,不论国企私企,灵通的多。其次,信息很重要,分析信息的人更重要。日本企业中能从信息中掘金的人大大多于中国企业。
  
  作者批评美国企业经营的部分模式,认为中国受美国影响太大。但是有必要认识到,并非所有美国企业经营模式都是一样的。美国什么样的企业家都有,不乏脚踏实地扎实发展的。
  
  上市不是目的,只是企业扩大经营,吸收资金的一种手段。只有部分被风险、私募基金投资的企业才将上市当成一个目的,因为只有这样,投资者才能套现离开企业。这种以上市为目的的企业经营方式才是作者所批评的金融玩家手段。当前,美国许多企业债台高筑并寻求破产保护,前几年盛行的私募LBO也是原因之一。三井这样的公司,或为不吸引他人注意,或为内部公司得到更专注更好的发展,甚至拆分企业,以小为美。
  
  中国的公司必须上市吗?如果需要资金可以且应该考虑,如果资金充足且可能导致丧失控制权,则完全没有必要。一些地方政府强迫“鼓励”私企或集体企业上市,这可能是很愚蠢的。最重要的是,知道公司为什么要上市,而不是头脑发热,以为上市就是好东西,上市公司越多,一个城市就越牛,给领导争光——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公司上市,不可避免要吸引眼球,这样一来对原本的发展战略可能有很大影响,以前的成功条件可能丧失,要重新寻找发展道路。一些美国企业刻意不上市,保持了自己的经营模式,其实非常值得中国企业学习。
  
  中国有自己的战略吗?老百姓和普通企业经营者不需要知道,但是高层决策者必须知道自己有没有,行不行。否则,中国可能永远在经济金字塔中处于底层。




发件人:"孙连华" <sunlianhua@pku.edu.cn>  2009-02-28 21:37:44 +08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L_C_colon 仲老师好!★孙连华09两会提案090228(附各项改革预期效益估值)

    仲老师好:如果您也正想向09两会提案,希望您把我的想法融入您的提案,形成集思广益的智慧(转交两会代表):---注:以下所有想法,以后都将用“中国社科学术普查”方式与他人想法进行大范围的对比验证!

孙连华的两会提案及各项改革预期效益估值

独立学者 孙连华

1352 193 1166,

1,(增加一亿费用,产出却很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课题组”的提案,搞高端战略统筹。我网络搜索,没看到高级别的该项课题组,则我认为有必要在高端设立,使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能够“预则立”;

2,(可减少几十亿费用)推进慈善领域“由鱼到渔”的立法/对现有法律的补充:多向诺贝尔学习,对大多数慈善家的捐款,自动分离10%(一定比例)做为理论研究用,进入“中国问题-NGO研究基金”的提案,而不是太多地都用来“救穷”、养懒人,《金字塔图》见我博客:慈善领域《最佳费用分配比例金字塔》090226,实现事半功倍、多赢;

    3,(增加几亿费用,产出却很大)以“团结、整合、集思广益”的意识,推进近百领域/问题的《中国社科学术普查》的提案,如《经济危机出路普查》、教育问题出路普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在普查中)、三农出路普查、就业出路普查、医疗出路普查、养老出路普查、住房出路普查、偏理论领域的一些对比普查......实现多赢;

   4,(减少几千亿重复建设费用)城镇化/三农/住房领域,希望以农村适中规模合并的城镇化方式为主(宜居)、减少农民、农业连片,而把分散、不经济的新农村建设放置于从属地位的提案,提高规模和效率、减少浪费,也不再强调以“经济”为特征的大城市,城市不挤以后,住房面积也将宽松、价格下降;

    5,(减少几百亿费用,增加结构优化性)就业/经济危机/社会保障/信用/交通/产业结构/企业倒闭领域,以每人“权利-义务关联”即某人有了需求(负债)自然会对应出来就业量(按需生产的经济学)、不会失业,工作内容对应于大家的索要的提案,从而区别于当前“先产再卖”的经济学、追求利润、容易卖不掉型的就业(经济危机);则工作量与索要有关,而不太再与性别、学历、年龄、相貌、残疾、疾病等有关,则以后无须“失业救济”;这个权利-义务关联从偏自律的角度利于每人的信用心理的建立;这个关联同时利于就近就业为主,减少人员的跨区域流动就业,避免春运压力;从需求向生产理顺,产业结构也是梳理的,产品不过剩则企业不必倒闭;

    6,(增加几百亿费用,3-4年后效益高回报)教育:上学时先免费,包括研究生阶段(国家先垫付,当前的房地产、汽车信贷消费领域已经做到了),毕业后再随个人收入交税(费改税):挣得多就多交,挣得少就少交,这才公平,直接显示某人的受教育的效果(税率是每人都相同的)。而“鱼”的方式是遇到贫困同学就搞“一对一助学”。先交费后上学,经常有贫困同学因学费而辍学/上学期间不得不旷课谋生(马家爵)。先交费后入学是杀鸡取卵---短视!先上学后收税是养鸡下蛋---长效!远期目标是实现教育全免费(成为社会分工方式)!

    7,(减少几百亿费用)医疗领域的“渔”思维:在先搞预防医学、锻炼身体的前提下,对减少数量的病人促进实现:医疗的痛苦治疗部分免费(手术、药费等由国家买单),享受部分收费(住院费、营养费、美容费)。而当前“鱼”方式是遇到贫穷的病人就“亡羊补牢”地发动大家搞募捐,而不是优先搞预防不生病、减少病人,搞得很多爱心人“有心无力”;中国当前400万白血病患者,其实很多应该是可以预防的,尤其以后不能再持续增加!

    8,(增加几百亿费用,远期产出却很大)环境/水利:面对全球恶劣气候变化,必须在减少碳排放的基础上,多植树,使大气中的碳含量降下来,并配合更多的水利建设,使树木能够存活,从而恢复正常气候、恢复生态,对于减少直接灾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都将有重要作用,而且大量的水利建设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一举多得;

    9,(减少几百亿费用甚至2千亿/年---国内数额)国家安全:基于上面的“权利-义务关联就业”实现了需求对应劳动付出,则避免了“需求-掠夺”心理,则在此心理下,各国可以把军费的“发展”改为“逐年减少”(例如每年降2%)!从而实现低危险的世界安全、真安全,根本用不了能把地球毁灭几十次的武器!同时减少人民税收压力!“大禹治水”、“退一步海阔天空”都是发源于中国的词语,并且有碳减排的《京都议定书》参考,则中国有资格发起各国都降军费的倡议(协议);

    10,(减少几十亿重复研究费用)技术创新:要变企业分别重复研发到国家统一研发,各企业再象宽带网络包月那样尽管用;

    11,人口与计划生育:要变4-2-1到延迟结婚年龄,拉长间隔(如把20/22周岁延迟为24/26周岁),而对于后代维持2-2-2结构;

    12,(减少几百亿治安费用)犯罪与社会稳定:有了上面的“就业保障”使人心理平衡,和“全民教育保障”对人的素质的提升,则可极大减少犯罪、促进社会稳定;

    13,(估计可减少1-2百亿费用,占全部费用的1-2%)震后重建:应该适度合并、人口迁移地重建,包括促进早日建完、规模化以后质量更可靠、费用更节省(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合并、节省);

    14,(减少几百亿小企业重复建设费用、安全度却提升)安全生产/小企业问题/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基于上面“就业”,则在生产环节尽量是合并(减少小企业)、规模生产、使用优秀技术、连带责任强,则促进大家注意安全;

    15,(减少几百亿行政费用)机构改革:取消市、村两个层级,更便于缩短中央到基层的距离、减少中国的行政费用开支;

    (本次先提这15个,更多的改革建议将随着我3月5-7日《孙连华创新解读总理2009两会报告》进行。孙连华,1352 193 1166,)


 


发件人:"mzcy1314" <mzcy1314@gmail.com>  2009-02-28 19:46:08 +0800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推荐文章

连欧美都对自由市场经济丧失了信心

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斯蒂格利茨

2009-2-6

  15年来,我一直参加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通常情况下,领导者们聚集一堂,分享他们对全球化,技术和市场正如何改良世界所持有的乐观主义。即使是在2001年的衰退中,会聚于达沃斯论坛的人们依然相信下行趋势将是短期的。

  但是这一次,我们可以感觉到乌云密布。一位把握了会议精神的演讲者提出,我们已经从“繁荣与衰退”阶段进入了“繁荣与大决战”阶段。新近的共识是:会议召开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2009年全球停滞作出的预测持有乐观态度,而本轮全球停滞的经济增长率是战后以来最低的。唯一的乐观音符是,有人评论达沃斯的一致预测几乎总是错误的,也许这次预测会被证明是过于悲观了。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缺乏对市场的信心。在一个参与者甚众的献计群英会中,与会者被问及到底哪一项失误得为这次危机负责,结果一个答案回响不绝:相信市场能够自我校正。

  认为价格可以完全并且有效地反映一切信息的所谓“有效市场”模型也遭到抛弃。同样被丢弃的还有通货膨胀目标制:对通货膨胀的过度关注已经把注意力从更根本的问题(即金融稳定性)上转移开来。各中央银行普遍相信:控制下的通货膨胀是必要的,理应足以维持增长和繁荣,只是这从来就不是以正确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现在的危机进一步滋生了怀疑态度。

  无论是在布什政府还是在奥巴马政府内部都没有人企图为美式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展开辩护,而欧洲领导者们则论证他们的“社会市场经济”将是未来采用的模型。“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温和版、提供社会保护的资本主义。其自动调节机制,在于随着经济低迷恶化而自动增加政府支出,从而为改善经济衰退提供了保证。

  大部分的美国金融领袖似乎太过尴尬,以至于他们压根儿就没露面。也许他们的缺席使得与会者可以更容易地发泄愤怒。有几位劳工领袖因为金融群体缺乏自责而尤感愤怒,他们年年在达沃斯辛勤工作,推动商业界更好地了解劳动者关心的问题。有关偿还过去奖金的呼吁赢得了阵阵掌声。

  实际上,一些美国金融家们受到了极其猛烈的批判,因为他们摆出了一副同样也是受害者的姿态。现实里他们是作恶者而不是牺牲品。尤其让人愤怒的是,他们继续用枪指着政府的头要求巨额救助,威胁说否则就会经济崩溃。钱流向那些麻烦制造者,而不是蒙受损失的人。

  更糟糕的是,很多流进银行用以调整资本结构,以便他们可以恢复借贷的资金已经以红利支付和股息的形式流出。全世界的商业界并没有获得他们需要的信用,这一事实加剧了在达沃斯表达出来的不满情绪。

  这轮危机引发了有关全球化的根本问题,而全球化被认为是有助于分化危机的。但它反而使得美国的失利如同传染病一般在世界上传播。即便如此,出现在达沃斯的忧虑仍然是各国将退出有缺陷的全球化进程,而且贫穷国家将蒙受最大损失。

  但是竞技场注定没有坦途。发展中国家如何能与美国的补贴和担保竞争?因此,还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说服其国民进一步向获得政府高度补贴的美国银行开放市场?至少就目前而言,金融市场自由化看起来无可救药。

  不均衡是明显的。即使穷国愿意为他们的存款提供担保,这种担保显然也难以与美国抗衡。这部分解释了资金不可思议地从发展中国家流向世界的问题肇始之地美国。而且,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源,难于效仿发达国家制定实施大型经济刺激政策。

  雪上加霜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大多数向它求助的国家提高利率,降低消费,加重了经济下滑趋势。还有更糟糕的:发达国家的银行,尤其是那些接受政府援助的银行似乎退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借贷业务,包括通过分支机构和子公司进行的借贷。所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是前景黯淡,即使那些已经做“对”了每件事的发展中国家。

  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尽管20国集团(G-20)呼吁避免采取保护主义来应对危机,达沃斯论坛开幕的同时,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经济刺激方案下必须使用美国钢铁。在这一连串的焦虑之外,我们还有另一层担心,那就是借款者对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谨慎有加,美元储备的持有者则担忧美国可能试图通过通货膨胀来消解债务,从而令全球储蓄供应流失。在达沃斯,那些信任美国无意通过通货膨胀来消解债务的人担心,这一幕仍可能不期然发生。美联储的名声已经因为近年巨大的货币政策失误而大打折扣,人们对于美联储能否处理大量增加的债务和资产折现力几乎不抱信心。

  经历乔治·布什黯淡的执政岁月,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看来适时为美国的领导能力提升注入了强心剂。但是达沃斯的气氛显示乐观主义和信心可能都是转瞬即逝。在全球化中,美国领导了世界。当美式资本主义和美国的金融市场声名狼藉之时,美国是否会重蹈大萧条的保护主义路线,将领导世界进入一个保护主义的新时代?

  ProjectSyndicate 供稿,

 

出口导向经济的瓶颈:亚洲四小龙深度受创的教训

亚洲周刊文章

2009-2-21

     全球衰退方兴未艾,全球衰退仍在黑暗隧道里﹐还看不到一线微光。随著衰退扩延,四小龙以超过美欧的幅度下跌,显示出口导向这种旧发展策略已走到了它的瓶颈。出路是今后须建立出口及内需并重的新体制,出口要更加多元,内需也更加丰富而精緻。

    最新数据让人悚然而惊。美国去年第四季衰退幅度高达百分之三点八,儘管旧新二任政府已斥资逾兆美元,但成效未见。一月份失业率已增加到百分之七点六,而欧洲各国一月份的工业生产皆衰退超过了十个百分点,而最让人触目惊心的,乃是日本去年第四季成长大跌,年率高达负百分之十二点七。而中国方面则是一月份出口大减百分之十七点五,进口衰退则高达百分之四十三。

    这些都是典型的「深度衰退」的局面。而全球衰退的此刻,最值得警惕且有反省空间的,即为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了。四小龙在金融海啸及全球衰退之初,主要国际机构都还认为四小龙远离风暴中心,加以过去底子厚实,因而或许可以倖免受到重创。但随著四小龙所处地位所造成的反应时间差过去,国际公私机构态度已改变。四小龙非但难以倖免,反而有可能特别受到重创。

    国际货币基金十月还预估台湾零九年成长率可达百分之二点二,港星韩则皆为百分之三点五,但一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它已改口,认为四小龙皆为负百分之三点九,衰退幅度大过美欧国家。对四小龙受到伤害的问题,由于事实为证,评价已整个儿倒过来。英国《经济学人》最近以封面故事「亚洲的震盪——危机打击最大地方」来探讨亚洲问题,四小龙佔相当比重。

    四小龙受到衰退危机打击最重,不但超过了原先的估计,甚至还超过了欧美这些风暴中心国家,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综合归纳各类原因,计有下列数项:其一、四小龙除了香港以外,其馀的台星韩皆属数量庞大、高度出口导向的体制。出口所佔GDP比重皆超过百分之六十,新加坡甚至超过百分之一百。正值这个出口在结构上早已因过度投资而供过于求的时刻,再加上整体需求锐减,这是双重的供需失衡,当然出口大幅滑落,而且滑落皆几乎无一例外的每季皆达到三成或更多。这已显示出,随著加入出口竞争国家增多,以出口带动成长的这种旧的经济选择模式,已达到了有时而尽的阶段。即,它所涉及的不是短期的景气循环现象,而是全球及亚洲经济结构重整的课题。

    其二、过去十年,亚洲出口所佔GDP持续增加,而消费所佔GDP比重则持续降低。由于消费力弱,藉著消费来缓和出口衰退衝击的功能遂小到几乎不存在的程度。因此,一旦衰退,也就是出口及内需皆严重的「双衰退」。

    其三、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局面,那就是亚洲﹐特别是台星港,在过去十年皆致力于出口导向,只是逐步将劳力密集的出口导向,转变为资本密集的导向,这些资本密集的电子产业动辄数十亿美元,它主要靠数量庞大的全球佔有率为利益。这种资本密集的型态,一旦出现过度竞争及衰退,其每季亏损的数字也动辄超过十亿美元。

    由今日的局面已可看出,这种单方向的产业模式,到目前已造成严重的资源错置的恶果。而过去以资本密集出口产业为主,它其实还有另外二项副作用,一是对其他经济项目如传统产业水平的提升、服务产业的提高等,则是完全疏忽。这是产业上将多数鸡蛋放在一个蛋篮子里,产业上即缺乏多元的弹性。另一则是资本密集出口产业的特色是投资大,但就业少,工资高。它造成了整体社会薪资所得的M型化。

    再加上消费时代的发展,资本利得比重渐增,它造成了薪资所得在GDP里所佔比重逐年下降,这些因素即所谓社会M型化的原因。由于绝大多数人只为中下薪资所得者,他们的消费力当然所增有限。根据全球趋势,这种资薪所得实质(即扣除通货膨胀后的所得)已在递减之中。这种分配的两极化,造成了消费的无法增加,一遇衰退,内需也就同幅或大幅地衰退。用比较有趣的说法,当今亚洲及四小龙可以说乃是一个M型社会,不可能出现V型反弹,而只可能出现L型拖延的原因。

 

中国要加速构建大中华货币区

向松祚

2009-02-23

    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战略,我建议首先建立大中华货币区,再过渡到整个东南亚货币区,第三步再扩展到其他国家,譬如有可能扩展到澳大利亚、韩国、中亚国家,甚至日本。

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战国时代”

    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理论上有五种可能性。(1)将美元直接转化为世界货币,将美联储转变为世界中央银行,可以比照欧洲中央银行的模式,让各国共同参与管理美元,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2)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货币,按照人口和GDP等规模确立各国在世界中央银行的股份和投票权,这种可能性也几乎为零;

    (3)世界主要大国(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印度、巴西等)签署国际货币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WorldCurrencyUnit,简称WCU),世界货币单位背后的基础是上述大国的一篮子货币再加上黄金。各国货币和世界货币单位挂钩,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管理世界货币单位和储备机构(准世界中央银行),重建固定汇率体系。这可能是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佳方案,这种可能性也只有10%。

    (4)维持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变,这种可能性为50%。现在看美国能接受的方案,最多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人事安排和股份比例上有所调整,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

    (5)多个货币区共存和竞争,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战国时代”。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为100%。多个货币区共存,将是相当长时间内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基本态势和基本格局。

    随着美国政府大规模救助金融机构和实体公司以及实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美元肯定会贬值,美元相对于全球主要货币会长期处于贬值趋势。同时,美元的相对地位将逐步下降,美元霸权地位将进一步动摇,美元占全球储备货币之比例将进一步下降;美元占国际金融交易和贸易结算的比重将持续下降;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相对下降(尤其是华尔街金融企业持续“去杠杆化”的影响),IMF和世界银行的地位也将相对下降。

    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巩固美元的地位,包括怎样改革华尔街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出来后,全世界有很多人对华尔街的金融模式失去信心。这是接下来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中值得关注的重大动向之一,也是美国未来几年精英阶层面临的重大政策挑战。

欧元的地位会上升

    欧元相对于美元的地位会上升的可能性是80%。当代的国际货币体系,概括起来大体就是美元本位制+浮动汇率制。无论从哪个指标来衡量,它目前最大的受益者都是美国。欧元诞生的一个核心目标是为了挑战美元本位制。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元本位制,但已不是一个绝对的美元本位制了,跟之前有很大差别。现在美元地位已相对有所下降,比如说贸易结算、金融结算,美元占有量已经下降到2/3了。欧洲愿意改革当前的货币体系,其思路是把欧元区尽可能扩大。譬如今年1月斯洛伐克加入了欧元区。还有好多个欧盟国家将逐步加入欧元区。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经济非常糟糕,现在看起来越来越糟糕。好多人开始怀疑欧元是否能够有效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欧元区是不是会分崩离析?我可以肯定地说:欧元区不仅不会分崩离析,还会逐步扩大,而且随着加入的国家越来越多,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英国甚至会尽快考虑加入欧元区。现在英国有一批人愿意加入欧元区。因为欧洲和英国经济之间联系是很紧密的,从经济上讲加入对英国是有利的。一旦英国加入欧元区,伦敦的整个金融交易全部用欧元来结算,伦敦将有可能很快成为全世界第一大金融中心。

    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25%,欧元区占22%,英国占5%,如果英国加入欧元区,欧元区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所以英国有一批人一直主张加入欧元区。但也有一批人不愿意。首先英国人是很骄傲的。英镑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是英国全球霸权的象征,从情感上他们不太愿意放弃英镑。而从英国的执政者来讲,放弃英镑加入欧元区,欧元区很快就会超过美元区成为世界最大的货币区。这对美元区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英国和美国是有着传统上的特殊关系,他们认为应该在国际政治、国际战略上帮助美国,和美国站在一起。

    如果英国加入欧元区,放弃英镑,那对美元区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显然,英镑一加入,美元区就会下降为第二大货币区,这是一个巨大转折。欧元区不仅从GDP规模上超过美国,人口的规模也超过美国。当然,欧元区有自身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统一国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它的致命弱点。第二是欧洲内部的资本市场,无论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是其他金融市场,从深度和广度上还不如纽约。但英国一旦加入,伦敦的金融中心立刻就能跟纽约抗衡。

日元区会不会扩大?

    日元区扩大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微小。上次我们已经深入聊了日元国际化为什么没能成功。它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入总结。第一,1971年之后,日元被迫实施浮动汇率,币值高度不稳定;第二,1980年之后,美国“鞭打日本”(Japan-Bashing)的基本国策迫使日元形成长期升值预期,反过来迫使亚洲国家无法将货币与日元挂钩;第三,美国的掣肘和干预;第四,亚洲各国对日本的不信任。从目前的现实看,日本将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继续支持美国和IMF的方针,日本已经同意借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00亿美元。

建立大中华货币区的条件逐渐成熟

    建立一个货币区,需要哪些条件?从历史上看,国际货币区的形成主要有客观和主观两种力量推动。我将大国货币演变或形成的客观力量概括为“大国定理”或“帝国定理”:第一,大国货币需要有一个强大稳定的政权来支持;第二,大国货币之核心国家(发行国)要有创造巨大财富的资源条件和科技实力;第三,要有相对完善的支付体系;第四,区域内要有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第五,大国货币或储备中心国家的货币,其币值必须相对稳定。

    从主观力量上而言,一个国际货币区的形成,首先是区域内的领导人要有推进货币区的强大政治意愿,要具有长远战略眼光、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巧妙决策:其次,货币金融合作的起点是经济贸易的合作,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还是要进一步有力促进贸易和经济合作,是要促进真实财富的创造;第三,区域内各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有约束和克制。任何货币区或任何货币本位,都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配合,要遵守一些普遍的准则,如果乱来,都会崩溃;第四,货币区域内的国家或地区,尤其是核心国家要有合作、宽容、援助、牺牲的精神。

    建立大中华区货币区的条件是否已成熟?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战略,我建议首先建立大中华货币区,再过渡到整个东南亚货币区,第三步再扩展到其他国家,譬如有可能扩展到澳大利亚、韩国、中亚国家,甚至日本。现在台湾地区、港澳、新加坡以及东盟这些国家,与大陆的经济关联程度相当高。大陆是台湾、香港、澳门、越南、柬埔寨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泰国、缅甸、新加坡的第2大贸易伙伴,是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的第4大贸易伙伴。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深化,大湄公河区域的合作,北部湾区域的合作等,东南亚内部也迫切希望货币金融上密切合作与整合。很多数据表明,这些地区和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的整合程度,事实上跟欧元区差不多,甚至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

    目前台湾、香港、新加坡(澳门更不用说)经济、金融对大陆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贸易、劳力、资本往来与日俱增。东盟各国对中国基本上都是贸易顺差,就是因为中国跟这些国家买得多,它们的原材料和好些产品的市场在中国。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中国的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人口就意味着市场,中国接下来要把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向内需,可能要进口更多。所以大中华地区、大中华和东南亚地区之间,贸易整合程度已经相当高,对于构建货币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中国现在已有能力作为一个大的货币经济区的中心国家。

    第二,大中华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接近8%,是世界第四大经济区,仅次于日本,且很快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区。第三,大中华货币区内都说同一种语言,这一便利是促进区域内经济、金融整合的最重要条件。第四,大中华区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约三万亿美元),集中起来将是全球货币体系非常重要的力量和谈判筹码。第五,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人民币已经赢得了周边国家的高度信任。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不仅如此,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的货币环境是很稳定的。虽然2005年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以来,人民币的币值受到影响,但如果看数据,2005年之前的十年,中国货币环境稳定性甚至超过了美国、欧美和日本这些国家。这是人民币赢得信赖的非常关键的一环。现在少数国家已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比如马来西亚。大陆的银联卡、信用卡支付和清算业务已经扩大到周边许多国家。此外,大陆已和东南亚多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日本和韩国等。在某种程度上周边国家已愿意接受人民币,这非常重要。

    第六,中国现在至少拥有两个区域性金融中心,有可能很快发展成为两个世界金融中心。一个是香港,香港已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的战略重心就是怎样维护和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还有一个就是上海。央行在上海设立总部,表明中国希望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当然,上海要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还任重道远,中国现在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很多方面还不是很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建立大中华货币区的障碍

    要说服港澳台、新加坡加入大中华货币区,或者别的国家加入东南亚货币区,必须让它们看到切实的好处才行,加入大中华货币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何好处?一个区域内有没有货币整合的愿望,要看整合能带来多大的好处。首先从实体贸易层面看,货币整合的好处不仅可以促进区域内服务、贸易、劳动力、投资等的有序流动,也可以更好地促进区域内的产业分工,有助于区域内各国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推进区域内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第二,从货币层面看,区域内的货币汇率相互固定,可以降低区域内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带来的风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小国的外汇储备有限,很容易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像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很难保证本国币值和货币环境的稳定。若形成一个货币区,区域内的外汇储备可以优化利用,互相支援,集中使用和调配,可以抵御外部游资的攻击,就可以避免类似97年那样的亚洲金融危机风险,这样单个国家所需的外汇储备量会大幅下降。

东欧似乎正在酝酿一场地区性金融危机

    近期匈牙利的福林、罗马尼亚的列伊的币值已跌至历史新低,波兰的兹罗提也跌至2004年以来的新低,哈萨克斯坦的坚戈一次性贬值20%,俄罗斯近日与中国迅速达成250亿美元的石油换购协议,也是因为俄罗斯急于偿还外债,以应对国际游资的猛烈冲击。东欧似乎正在酝酿一场地区性金融危机,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仿若又重演。

    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个小国的外汇储备可能还不如一个基金的多,像老虎基金、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等,其资金数量都是百亿甚至数百亿美元,而且他们动用资金的能量远不只这些,他们甚至可以向银行、其他机构借钱。这些小国一旦遭受游资攻击,汇率危机马上就可以演化成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就可能演化为银行危机,银行危机就会传导至实体经济的危机。所以建立一个货币区的好处就是消除了一个区域经济体的不稳定性。

    中国当前要主导建立大中华货币区,面临的障碍恐怕不小,首先美国、欧盟、日本都会阻挠,而且大中华区域内部,东南亚各国之间,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管理上等都存在巨大差异,想取得统一认知的难度非常大。从货币整合的角度看,这些都是问题,但不是大问题。历史上的货币区,比如罗马货币区,它覆盖了欧亚很多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宗教差异都很大,但不影响它们使用同一种货币。

    建立大中华货币区和东南亚货币区,美欧日当然会阻挠,甚至会公开反对。因为亚洲若真的出现一个新的货币区,欧元、美元的货币流动会受到制约,因为该区域内所需的美元和欧元货币储备量肯定会下降。这样美元、欧元的铸币税收益会下降,若亚洲很多资产不再以美元、欧元计价,伦敦、纽约的金融地位会下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不会对全球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但他们不会直说这些利益,可能会换一个角度,比如“东南亚区域内根本不具备货币整合的条件”等,甚至给中国扣上“金融保护主义”、“金融民族主义”的帽子。这些外部的阻碍是不可避免的,但能不能做,做成与否还是取决于领导人有没有远见卓识和坚强决心。以欧元为例。欧元的成功诞生,是欧洲几代杰出政治家不懈努力的结果。包括德罗尔、施密特、德斯坦、密特朗、科尔等等。

建立大中华货币区从哪几个方面着手?

    建立大中华货币区和东南亚货币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代中国人的努力。短期而言,大中华货币区可以首先是一个固定汇率货币区,就是港币、新加坡元、台币与人民币固定汇率,而人民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或与一篮子货币固定汇率,同时建立区域内国际储备货币相互借贷优惠机制,建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沟通协调机制。中期而言,可以建立区域内统一的货币单位,区域内货币都与该货币单位挂钩。同时建立一个区域内的中央银行或类似中央银行的机构,来管理货币单位、协调区域内的外汇储备,稳定汇率。长期而言,如果那时还不能形成某种世界货币,区域内可以考虑建立单一货币。为了避免政治上的纠缠,大中华货币区的货币不一定要叫“人民币”,甚至可以叫“华币”等,名称可以商量。当年欧元区整合的时候也没有用“马克”或“法郎”做统一货币。

    从更具体操作上,我觉得中国现在可以正式牵头建立亚洲货币基金,这个基金的规模是2000亿,还是3000亿可以商量,日本要加入也可以,但一定要中国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要抓紧研究香港和上海两大金融中心的分工合作问题,迅速加强两大金融中心的建设,尤其是加强和提升两大金融中心与纽约、伦敦、东京的竞争优势。创造条件,鼓励东南亚国家公司到香港、上海上市。也要尽快实施人民币在台湾地区的流通,加快在香港建立人民币债券市场,逐步完成港币与美元脱钩,转向与人民币挂钩,前两个措施现在都已宣布了。同时加快我国与周边国家贸易实施人民币结算的试点,目前已开始,但还需研究进一步推进和扩大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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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探索

仁山之首

2008年9月2日

    我们的制度还很不完善,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中共××大会》公告摘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国家的和平崛起靠什么为器呢?对——科技。现代社会科技乃立国之本。科技的本源在创新,而科技创新的基础在文化、在理念。而文化的繁荣则取决于一国之政治机制。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被誉为高度发达高度文明;其文明源于文化、贵在机制,其发达取决于科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雄视天下毅立于世界之林,科技创新的鸿沟必需愈越,否则这个国家或民族永远只能拥有貌似的强大和繁荣;犹似毛泽东老人所谓的“纸老虎”。令人刮刮目,也能吓吓人;但绝经不住小指头壳的一轻戳,更厉经不起风雨。离开科技创新的GDP永远只能是虚胖;而且这种虚胖还不可能“胖得远”。这就是为什么(据说)往前一年,其中有九百年中国的GDP在世界上都是最高的,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GDP在增长(或许说是仍然在虚胖或是走向虚胖……)。

    回朔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和伴生的文化专制几乎摧毁了整个民族的想像力,49年建国以来推行的单一哲学理念和文化路线如雪上加霜几乎凝固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历史上的文字狱及各种酷刑以及文革的精神暴行扭曲了民族心态,一个被凝滞了思维和从恫吓的历史轨迹走来的脆弱的民族很难有承迎创新科技的力量和勇气;在这种历史背景中挣扎了二千多年的中国人不敢想不愿想,思想成为禁锢,从而导致整个民族自然倒向“创新”的对立面。然而,我们今天的机制依旧是原始的半封建的中央集权,以及在这种集权制下的“半文化专制”。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世界公认的辉煌成就,与“文革”黑暗时期相比,在政治民主化、人权自由及媒体开放上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体制的制约仍没有质的飞越。其政治民主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极不相适应。这种不适应性发展到质变必然阻碍并严重破坏经济秩序和可持续发展;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多元文化,割裂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严重的直至毁灭性的后果。这种简单化的割裂优如割裂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一样,后果不堪设想。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创新乏力。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型社会的原动力就是科技,创新科技成为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和保障;同时也是寻求国家安全的唯一手段。

    而欲创新科技,必先兴文化。而繁荣文化的根本即发动机在机制。因此,完善制度是和平崛起的中国的唯一道路和保障。它悠关国家未来之和平发展方向和命运。

自由的力量

    曾几何时,在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时代,我们把人道主义及美学也定义在性资还是性社,其结果却是社会主义人道馈乏,美德缺失。1978年,邓小平领导发起经济改革运动,拔乱反正,从理论到实践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回归。然而这种回归却是原始的;他让一辆严重支离破碎且步履维艰的列车回复到了一定秩序的半封建轨道上来。所谓拔乱反正很大程度是回复到文革前的所谓“正轨”上来而已。在此背景下,我们却保留下了许多的意识形态“自留地”。而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由”及机制就是其最具样板效应的一小块仅能种几颗小葱的“自留地”。

    今天的世界,人类社会已步入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化,而迈向全球一体化进程,“和谐发展”、“和谐共融”已成为21世界人类发展的主流。以“社会主义”式约定民主与自由无疑是作茧自缚,无疑导致“民主与自由”被扭曲而畸形化。

    仔细思想今天中国的国家性质:即不是发展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它是政治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本主义;即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由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其封建文化流毒至深至广,封建流毒至今或多或少毒害着今天的中国人,因此,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又称得上是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依据现代殖民主义的“经济科技殖民”论,中国几乎又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因此,可见现今中国的国家性质只是一个“不论不类”的“畸形的四半主义”。……“我们的制度还很不完善……”,由此可斑证。综上所述:可见“完善制度”已是当务之急,当时首任,当任首务。

    “自由”是什么?人们禁要问?其实“自由”就是力量。它与生俱来,伴随生命始终。它不是靠什么力量被赋予,也不是靠什么组织或政府所特许。它是“绝对公民权”(即所谓的“天赋人权”)的重要组成部份,而且是最重要的要素。

    在科技创新时代,“自由”是创新的原动力。离开宽松的政治环境将没有也没人敢去想创新,人们循规道矩,战战惊惊固步自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进步的根源。这个根源便是“创新理念”的缺失,而非技术本身。正可谓是“自由兴、百业兴”。中国的经济就是走了“自由经济”即市场经济取得“专制经济”即计划经济的道路,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从而为“政治民主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当人权建设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它的创新力必然处于低下水平。这就是为什么近几百年来中国的科技创新对世界的贡献几乎是“零”,特别是49年建国以来,我们拥有了相对和平和稳定的环境,并大力致力于经济建设和科技建设的改革后时代,其科技成果横向比较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依然没有质的提高。虽然我们取得了原子弹的成功,卫星上天,飞船翱翔,但这一切都是“偶然性”的成就结果。

    什么是“偶然性”呢?举一例说吧:成百上千万亩的农田,把种子撒进田里,靠天吃饭:因为基数庞大到秋成的时候怎么也要打下些粮食来,这就是偶然性。同例:通过精选良种,科学灌溉等科学规范手段可以保证粮食的基本亩产,这叫“必然性”。中国有超过三千万的科技队伍,出产点科技成果必不奇怪,可奇怪的是投入与产出严重失衡?倘使这支队伍是一家拥资三千万人民币的企业,恐怕早已血本无归,早早申请破产了吧。然而,在大洋彼岸,同样拥有三千万以上科技队伍的某国,其相对完善的保证“自由”促进“创新”的机制,完善的多元文化,为科技创新迈上必由之路奠定了丰富的主客观资源。由此可鉴:成就西方科技文明的绝不仅仅是“市场经济”那么简单。

    多元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有多元化的文化和机制相适应,经济与文化(意识形态)相适应发展。历经2008年“震颤”的中国一定会更加清醒和务实,历经30年经济改革的中国其未来的发展已经到了启动上层建筑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先进“理念”为先导促进市场经济的成熟完善及科技进步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核心是“自由”,自由解放思想促进了西方的文明,成为西方世界的旗帜和精神。(其科技成果足以证明其享尽“自由”的甜头),因为离开“自由”的理念,很难有成功的“创新”。

    今天的中国已迅速成长为“世界的加工厂”。无庸置疑我们强大的技术实力,但我们这支庞大的队伍缺乏“理念”,缺乏“自由”的精神。由此可以结论:没有“自由”将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将没有未来。而“自由”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自由”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最大的生产力。

    “自由”就是力量!

选票的力量

    全球化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汹涌澎湃,民主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选票”为特质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民主体时代”已全面来临,这是一场渐进式的“蔚蓝色风暴”,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回避。现实的力量是巨大的,逃避意味着没落和死亡。

    21世纪的人类,作为以公民为主体的“民权时代”,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国家本位”主义将渐进式走向没落和死亡,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这是规律,是历史的步代。

    历史上我们曾把官员称着“官爷”。现如今虽不以“爷”称谓官员,可官员在大多老百姓心中还是“爷”。难怪有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即谓“官爷”、“官衙门”而言。究其根源在于几千年来老百姓的命运乃至生死从来掌握在残酷的统治者手中,稍有不慎便招致杀身之锅,灭门之灾;民如草芥由此可鉴。而缺乏“民权”力量支持的人民总是逆来顺受,积习已成民族陋习,其知情权,话语权、选票的权力如天方夜潭,亘古旷白。其封建政治经济文化专制制造了除了“顺民”就是“庸民”的民族。这样的历史轨迹演寅至今铸就了人才匮乏,意识僵化,创新落后于时代的平庸被动的现实格局。而“选票”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切。它促使“官”、“民”关系及地位发生革命性的质变,从而实现我党所倡导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人”。一张“选票”将传统意义上的“官爷”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公朴”,将“顺民”、“庸民”再造为创新未来,民族和平崛起的栋梁。它将终结“官”重“民”轻的官本位意识,官员从此走下“官本位圣坛”,不懈于人民的时代将从此结束,官员乃至国家领导人从此将摆脱扭妮作态的恤民姿式,告别官本位,迈向平民化,成为“民权社会”真正的“公朴”。同时,“选票”将引导市场经济找到中国式的社会制度与之相适应。

    “选票”!别看小了一张小小的选票,它是民权社会最质的特征;是愚昧迈进文明,是“人治”迈向“法制”的分水岭;它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其深远意义将远远超过伟大的“辛亥革命”。是否拥有“选票”使公民成为“选民”,是一个社会政治民主化是否成熟和文明的标志,同时也是社会可持续经济发展及政治可持续安全的唯一可靠保障。

    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完善制度是未来中国可持续和平发展的唯一保障。

中国制度探索下篇:制度创想

    图解1:

    第一步:分解中共。以城市为核心,试点走路。建立中共中央一元化模式下的二元政治机制。普选市长,赋予市民以选票直选市长,实行二元化竞争模式。特点:即保证了一元化领导即中央集权,同时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建立。民选市长与中央是抑与扬的关系;民选为扬,中央领导下的民选为抑,抑扬相得益彰。

   (消费领域有专家购买与非专家购买之别,其实选举也一样,普选“市长”的选民为非专业选民,对其素质的要求绝不应过高……我把选举“市长”称着“喻利”。即“市长”为选民谋利)。

    第二步:建立完善高端“三边会议制度”。图解2:(略)

    1、所谓三边即人大、政协、党大。建立党主政,人大主法,政协主监的权力平衡机制。2、设国家政治局作为中央政治的延伸和规僻决策失误的保障。承上(中央政治局)监督;承下负责。3、国家元首、中央政治局、国家政治局、三边会议(常委会)实行权力递增模式;即中央政治局、国家政治局、三边会议(可跨级)对上一级拥有否决权。4、三边会议即可为最高权力机关(由三边的委员全体大会选举产生)。

    主题:创新、传播、实践。

    附:为促进文化繁荣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和谐发展,特建议:A、设立人文科学院、建立院士制,同时增设“人文科学”最高奖,以响应“自然科学”最高奖;两条腿走路,两手都要抓;彻底消除重“理”轻“文”的误区,以促进创新。B、建立完善“三院联系会议”制,即中科院、工程院、人科院院士会议制。

    2008.11.25于重庆盘溪,510212196204105415,电话:15823479×89
 

 

发件人:<plato2nd@hotmail.com> 2009-02-26 17:16:38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立凡近作一束

公信力的丧失是最大的危机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社会重建”研讨会上的发言

章立凡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社会重建”研讨会的议题,是讨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提出的“社会溃败说”。孙教授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主张推动中国社会重建。以下是本人的点评发言。

    说到元宵观火,我就有点像立平说的那种幸灾乐祸派,是因为看到了现世报,但忧虑也是有的。从去年以来我就不大写时论了,觉得建言没什么用,善意已经很难正常表达了,只剩下恶搞,最近也就写点打油诗而已。当然学术探讨是另一回事,社会溃败还有没有可能挽救?我基本上是持比较悲观的看法,近期内看不到什么希望。

    刚才子明谈到了历史上的溃败以及毛时代留下来的后遗症,我这两天在看吴江先生最近发表的《世人争谈“中国模式”》,也看到1300多条网友的跟贴,大部分不同意他的观点,觉得现在的腐败已经没治了。

    至于溃败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溃败和动荡可能是互动的关系,现在很难说哪一种就最终会居于主导地位,是不是就一定不动荡或者不溃败了?很可能这两个东西会互动,加剧整个形势的发展。

    说说治理模式,我前几天又在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代王朝中有两个最自私,一是元,二是清,这两个王朝都是部族政权,是少数民族以一个族群行使统治,和传统上的“家天下”不太一样,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就是“族天下”。这个概念可以引申出很多的联想:靠一个利益集团统治国家,不是单凭皇帝一人作主,一旦要想变法改革的时候,必定触动整个集团的既得利益,八旗亲贵们对皇帝的制约是很大的。一条龙能治水,龙多了不治水。这种情况也可作某种类比,即便最高领导人想要搞一些改革,也是受到庞大利益集团的牵制。

    治理模式归结到税负,历史上的王朝税负,只要养活皇上一家和一个政府,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如今要养活两套以上的班子,政府一套,党务也有一套。我以前多次说过,人民负担比历代王朝都要重,党务干部也归入吃皇粮的公务员系列,不从党费开支,行政成本是双倍的,这种情况在现代民主国家是不可能有的,搞得民不堪命,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这个问题现在也很难解决。

    这么多年来,一党执政体制越来越削弱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统治团体之外,没有其他有力的监督能够起作用;团体之内都是领导者,形成很多“小国之君”,各层各部门从上到下各自为政,越到下面越明显,什么党纪国法都不在话下,就是我说了算。这种情况确实就是行政溃败或政权失控,中央对地方、高层对中层以下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很多基层政权已经黑社会化了。执政能力本身在削弱,这就是子明说的行政溃败,我认同他这个提法。

    关于政府信用的问题,西方社会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前提之下,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不讲信用,每个王朝在夺取政权以前,都会提出若干承诺,刘邦就有“约法三章”。只不过西方最后归结到宪政制度上,所以能够相对稳定;中国最后归结到人治上,所以就会有周期性的动荡,也就是我们常说“历史周期律”。

    翻翻笑蜀编的《历史的先声》那本书,可以看到共产党在执政以前也有很多的承诺,这些承诺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究竟兑现了多少?实际上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信用问题,还有没有信用?执政党的信用,从毛的时代就已经透支得差不多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看到一点希望,希望还能有一个“中兴”,但那是20多年前的心态,现在基本上不抱希望了。

    政权信用丧失的同时,是全社会的道德沦丧,我知道章伯钧57年以后曾经讲过,现在是闭关锁国,大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所以还能维持,将来一旦开放国门,所有的资讯和生活方式的封锁被突破以后,必将是人欲横流的社会。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社会了。传统的封建道德以及资本主义道德,都已经被“文革”摧毁了,所谓社会主义道德也没有建立,现在就是一个无诚信的社会,想重新提振儒学来补救,已经为时太晚。无诚信的社会怎么造成的?要问责的话,就从毛泽东开始问责吧,这个清算远远不够。

    政府现在奉行的是“技治主义”,就是靠技术控制社会,有财力,有军队,有科技手段,有高度的动员能力,既不是制度的控制,也不是理念的控制。过去推行某项举措还要讲一番理想、道理,然后证明自己的正确,现在不跟你讲了,直接下手就干了,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科学发展观是必要的,但是往往被曲解了,把很多东西庸俗化、技术化了,技术化的后果往往是短视的、急功近利的,只顾解决眼前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了葫芦起了瓢,接着再按……没有长远的思维。“技治主义”的背后是极度的不自信,导致政府经常反应过度。20年前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反应过度引起的,现在反省起来,那时候如果能够以平常心正确对待民间提出的要求,就不会做出非常意气用事的决断,但这些现在都已经是历史了。

    至于能否建立良性的机制来挽回溃败,我觉得相当困难,因为已经积重难返了。如果将社会问题制成图表,我们可以画出三条线,一是经济这条线,二是政治这条线,三是社会这条线,看这几条线是不是同时到临界点。如果这三条线之间有点“时间差”,这条到了那条没到,或许可以解释为溃败,如果三条线同时到临界点,我觉得就不是溃败的问题,很可能就是动荡。

    费正清在中共刚刚执政的时候有一个预言,中国共产党将来会遇到三个问题,一是人口问题,二是官僚腐败的问题,三是强调思想统一,使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的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没有说错。为什么找不到长治久安之策?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创造力了。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个人确实不抱什么太多的幻想。我们开会的目的仍是建设性的,希望能找出一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但可能真的没有时间了,最好的改革和社会重建的时机已经错失了。

 

    

沁园春:献给奥尼玛.德云女士

章立凡

二〇〇八年冬

    北奥风流,半百金收,万亿银漂。叹环球窜火,嘘声滚滚;灾黎恸地,怨泪滔滔。丧上加油,福来做鬼,堪与东邻试比糟。开锣日,看鸟笼禽舞,燃放民膏。

    人间自古多妖,览无数雌雄竞发飙。惜始皇炀帝,略输国力;希魔史厉,稍逊情骚。绝代奸枭,淫//毛太祖,只识红烧猪肉膘。无后矣,数穷奢俑首,惟我天朝。

    【注】:揽金五十一,耗银一万二千亿。
 

 

历史学家成为历史学的受害者

——《朱元璋传》重版序言

章立凡

    为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代表作《朱元璋传》重版作序,我深感冒昧,更有一种难以名述的悲凉。回顾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就与小学时代读吴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及《地理小丛书》有关。当时我对这三套丛书是每出必买,搜集得很齐全。上中学后,又读了《朱元璋传》、《读史劄记》等专著,对其考证方法及夹叙夹议的文体印象深刻。“文革”结束后我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与这段早年的阅读史不无关系。

    此次重版《朱元璋传》,系依据1949年的版本。但作者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曾对1949年版本作了三点检讨:一、有超阶级思想,对彭莹玉和尚的评价和史料引用不当;二、当时不懂马列关于国家的学说,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三、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故对朱有苛评。其实,这三点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批评。对朱元璋这位专制君主的评价,领袖与学者的视角从来就不在同一地平线上。

    作者既如是说,而这次重版仍采用这个版本,确实需要说明理由:一、在存世的四个版本中,1944年版本是战乱年代急就而成的历史通俗读物,1954、1965年版本有过多的政治意志介入,只有1949年版本真实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当时的观点;二、与1949年版本相比,后来的版本虽然贴上了阶级与国家学说的标签,但叙事骨架仍是原来的。三、目前流行最广的是1965年版本,而1949年版本发行量相对较少(2001年海天出版社有重印),且未受到相应的重视。

    《朱元璋传》曾四易其稿。其中1944年的版本有两个,重庆胜利出版社版书名《明太祖》,在创出版社版书名《由“僧钵”到“皇权”》。1947年末,此书的增订稿章节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1949年正式以《朱元璋传》的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者1948年到石家庄时,曾将书稿进呈毛泽东。毛曾对书中对起义领袖彭和尚“功成不居”的评价提出异议,认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阅读后退还稿本时,毛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着重谈到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十一月二十四日

    除信中提及的两次晤谈外,另据吴晗追记,同年12月还有一次长谈。毛当时提出:第一,彭(莹玉)的下落是消极的、道家的,称赞不当。第二,国家机器由军队、法庭、特务机构等组成,而不是由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第三,朱元璋由农民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不是由个人的人性物欲决定的,团体利益决定个人利益。这次谈话产生了1954年的修订稿本,但未付梓,仅油印百余册征求意见。上述追记即用钢笔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稿本上,吴晗同时以毛笔加注曰:

    下面这一启扎记是1948年12月间毛主席的当面指示,地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主席的住处。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到12时。主席指示的话很多,当时所记的仅仅是对于这一稿子的主要的话。吴晗追记。1954年4月1日。

    由是可知,两人在西柏坡的晤谈,至少有三次。另据吴晗的妻姐袁溥之记述,毛还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得】好点,不要写的【得】那么坏。”(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直到1965年,作者才将最后一个修订稿本交付三联书店出版。“文革”结束后,北京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吴晗文集》,收入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朱元璋传》1954年油印稿本以及1965年三联书店版两个版本。

    《朱元璋传》初版对传主有“三个伟大”的评价,即“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两个还是“最伟大”。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残暴嗜杀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认“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蒋的形象在抗战时期是“民族领袖”,战后竟演变成反民主的独裁者,作者对朱元璋先褒后贬,折射出知识分子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情感变迁。

    毛泽东对吴晗曾有“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勖勉,吴晗1950年发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也谈到伟大领袖的教诲:“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诚恳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修改了对彭和尚的评价,在1954年版本增加了让步政策论,1965年版本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阶级论,肯定朱元璋功大于过。评价确实是“写得好点”了,但似乎仍未领悟深意,辜负了领袖的期望。九个月后,作者即因1961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稀里糊涂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头道牺牲。

    以往学界对此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影射史学”上,兼有评及引用史料的粗疏之失。一个学者的政治倾向,影响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评价,使吴晗成了中国历史学界“影射史学”的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其本人的原因,也有传统政治文化上的原因。身处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旦成为这种“代表人物”,其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贴上“影射”的标签,而现实中的千古风流人物,也随时可能自动前来“对号入座”。

    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不自信,当草莽枭雄或外族首领坐定龙庭时,不免对新归顺的士大夫阶层心存疑忌,生怕被这帮舞文弄墨的家伙愚弄。早年读此书,印象最深的是引用明徐祯卿《翦胜野闻》中的一段轶闻:朱元璋外出私访入一破寺,见墙上画一布袋和尚,并有题诗一首,墨迹犹新,立即派人追捕作者,未获。其诗曰: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

    囊括江山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毕生紧抓权力从未“放宽”过,他通过特务政治和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本是不争的事实;而《朱元璋传》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直入堂奥,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中国士大夫总摆脱不了事功的传统,治学中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可测。从“影射史学”转向“遵命史学”,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却迷失自我身陷黑箱。“影射”的猜疑如影随形,“遵命”的研究事与愿违,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后果越致命。这其间,从上到下最缺的,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平常心。

    将历史作为现实的参照系,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思考和表达模式。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只是将史实当作一面镜子去对照现实,无须作为讽喻刺隐的手段,这是正常“映射”与非正常“影射”之区别。“影射史学”只是专制时代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缺乏言论自由之社会的特殊产物;它同时也可以被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即是其中的著名范例。以今度之,“影射”无非是严肃的“恶搞”,“恶搞”往往是非正规的“影射”,在社会生活正常化之前,各种另类表达之纠缠亦无从摆脱。

    作者早年师从胡适,并在其指引下专攻明史,胡适对作者的学术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二十世纪30-40年代是全世界左倾的年代,虽然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但正如其自述的那样:“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1943年他加入民盟后,其政治倾向导致师生之间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胡适亦曾惋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一个甲子过去,当今学界正热衷于重新解读陈寅恪、胡适、钱穆和傅斯年,却已很少有人评价吴晗的学术成就。

    这位左翼历史学家与同时代的大批激进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投身革命并积极跟进,检讨自己也伤害过别人。身为独立意识薄弱的学者之一,“工具化”的史学犹若一把双刃剑,令历史学家成了自身专业的受害者。在走过了春风得意的十几年后,作者终因一出历史剧《海瑞罢官》身陷文字狱,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造化弄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其个人悲剧不仅在于如何研究和演绎历史,更在于误踏历史悲剧的大舞台,且无意中成为演员之一。这结局自1948年献书时即已注定,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

    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历史场景总是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戏外有戏,戏中有戏,但戏还是老戏,只是改编了剧本并换上了新演员。一个历史悠久积淀厚重的民族,如果屏蔽历史拒绝反省,将难以走出“周期律”的循环怪圈,更无法把握未来。

    生活在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互联网络可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参照物。史家大可不必着意于“影射”,只须让翔实的史料自己说话;读者会一代比一代更精明,对历史的解读将越来越个性化。无论是治史或读史,当你打开这部史学名著之际,作者的命运也在昭示后人:欲洞察真相求取真知,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第一要务。

    2008年7月12日 风雨读书楼
    《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
    《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30日

    《朱元璋传》,吴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重版。

 

 

章乃器日记中的“五反”运动

章 立 凡

    1952年初中国大陆开展的“五反”(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 运动,民营企业家(当时称为民族资产阶级)成为运动对象。对于经济上的不法和犯罪行为,本可依法惩治,但在当时却采取了政治运动的方式,造成生产停顿、货物滞销,企业发不出工资,国民经济急剧滑坡。

    运动的重灾区是工商业集中的大城市上海,5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民建中央负责人章乃器陪同下前往上海,目的是对运动纠偏。

    据章乃器日记记载, 5月15日市工商局长许涤新汇报说:工业厂家五个月未做生意,存货多,30%定金不够周转。商业市场与生产成矛盾,库存不够。与去年交流大会相比,今年一月私资减少3/4,“商业成问题,小厂亦成问题,转业难” ,“五反以后,大的追求生产,中的动摇,小的幻灭”。从去年底至今年4月10日止,劳方已被解雇9万人;运动中资方自杀229人,死100人。荣毅仁最初坦白违法金额300亿(旧人民币),逐次加码到800亿、1300亿、2400亿,“武戏文唱,哭了二次”;著名会计师徐永祚评税收七字:“生、重、苛、细、扰、追、伤”。

    5月17、19日,李维汉召开工商界头面人物座谈会,荣毅仁带头提出:要恢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确定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他抱怨工商业苦乐不均,申新三年来卖了两个厂,一批物资,收入1500亿,仍负债6000亿。面粉厂五月来只开一月工。经叔平说:发言顾虑多,怕说立场不稳。不敢要利润,责任推给工会。吴蕴初说上海企业现状是“高职归队,经理光杆,董事辞职。加工合同难找铺保(工会反对作保),利润低,付款手续多,干部顾虑多。小厂成本大。”刘念义感叹:“交不出税,税额工商界无法提意见,橡胶业半价出卖轮胎纳税。定货对成本,验收有害怕。”

    原上海市商会秘书长严谔声提出六大问题:一、是否打倒资产阶级,思想不明确;二、坦白罪行变成追求数字;三、数字高,过关易,罪行变为光荣;四、过关有技巧:数字求大;五、说话有顾虑,听话要怀疑,调查不易得真相;六、说话“口角生风”,利润“纸上富贵”。他提出三点意见:一、要有合法说话场所。二、退款问题严重,因为数字等于挖出利得,须顾到职工应得利润部分及股息。三、加工定货须有真实利润。会计师徐永祚指出:“五毒”中“偷税漏税”与“偷工减料”定义不明,税法解释不一。

     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谈到:银行业存款跌50%以上,最近又跌5%。私人和工商业各占50%。目前放款跌去300亿,呆滞多;放款中工业多于商业,工业呆滞更严重;私营、合营银行向人民银行借债多,工商资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市工商联秘书长胡子婴批评征收所得税“将呆货按照市价算”,要求“在理论上指出资产阶级的作用及前途;在政治上确定资产阶级地位;在业务上确定合法利润。”

    5月21日的中小工商业者座谈会上,更倒出大滩苦水。小五金业虞贤法反映:小机器厂接不到订货,老板吃救济米,生产工具当柴烧,资方愿做工人。丝绸业沈子槎说:今年四个月生意不如去年一个月。纺线业包蔚然反映:本行业今年因市场变化,全部停业,资方卖家具,吃救济米;政府认为前途无望,劳方要求解雇,经费成问题。国药业资方代理人赵体润称:业内工资额最高达营业额的80%,52年交税80%来自借款。

    22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座谈,党内外人士怪话连篇。党内干部反映:“不敢讲话,不敢负责”,运动后“老虎去,黄牛来”;新的官僚主义严重,“学习方法死板,对苏联专家神话式奉承”;工作“多做多错”,“政府部门杀鸡取卵,甲厂跌价,随即杀乙厂之价。三个月罚金等于去年全年”。周谷城批评:“用教大学方法教小学,用教小学方法教大学”。

    5月23日召集华东区各省市工商业者和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反映运动中有“逼、供、信”和肉刑,工商联、行业公会不好干,资方代理人不好干;不敢同干部谈行情,怕扣“盗窃情报”帽子;干部怕做财经、总务、行政。杭州宋云彬举出运动中的流行语——“交给我们一定可以打成老虎”,批评领导有头无尾,步骤乱,政策不稳,“资产阶级今天是友,明天是敌”;江苏刘国钧批评民建有“与其老虎让人家打,不如自己来捉来打”的过左思想。安徽朱子帆说:“民主党派人士有作客思想——对中共自卑,对同志自满”。

    以上发言虽是各界人士对“五反”的批评,但有一个共同点——希望中央加强领导。会后,中共中央加强了补救措施,“五反”运动于同年10月结束。此后二十多年中,各种运动仍持续不断。在强调“不折腾”的今天,回顾五十七年前的这场“折腾”,如何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仍是一堂待补之课。
 

十年桑梓梦,两度鹤城行

章立凡

    故乡:飞鹤之地

    出生在大都市中的人,往往没有故乡的概念和记忆。我童年只知青田是很遥远的老家,如有乡亲从那边来,礼品必是一种很好吃的特产——糖糕;父亲跟他们讲的青田话,我连一句都听不懂。上中学以后,因为喜爱篆刻,跟青田石结上了缘分,这种印石比福建的寿山石硬度略高,奏刀时手感爽利,只要掌握好角度和力度,刻刀在印石上游走,石碴会持续崩落,作品完成后,印文略带沧桑。

    父亲章乃器晚年的回忆录手稿中,述及青田之“山清水秀”,令我平添了几分向往。查方志得知:当地古时田产青芝,故又称芝田;又自古多鹤,故别称鹤城。城北有太鹤山,乃道家第三十洞天——“青田大鹤天”,唐道士叶法善在此炼丹得道,跨鹤飞升。老家果真是个有仙气的地方,我猜想,父亲自称受老庄道家学说影响甚深,或与故乡风物不无关系。

    这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中小县,从十七、十八世纪起,就有人流往海外谋生。初到欧洲的青田人,男人摆地摊卖“图书石”(石雕),女人当街跳“小脚舞”,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求生存,成了青田的第一代华侨。青田人的胆大也是出了名的,家中只要有一人出国了,接下来会一个个出去,慢慢扩展到一族一村,家家都有华侨。

    在父亲的老友韬奋先生写过一本游记——《萍踪寄语》,其中记述的旅欧青田小贩,给人的印象懵懂滑稽。父亲的视角则有所不同,认识到要帮乡亲们睁开眼睛走向世界。他三十年代在上海银行界服务时,曾借八仙桥青年会会所,免费给出国前的同乡办培训班,讲授常用外语及国外生活常识。半个多世纪后,还有青田籍老华侨辗转寻找章氏后人,以冀表达感激之情。

    八十至九十年代,在北京的我家,一度又成了出国亲戚们的驿站,我也渐渐搞清楚了他们的移民路线:先进入前苏联,再奔东欧,穿越战火纷飞的南斯拉夫,进入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青田人重乡谊,只要会说青田话,在海外总会有办法。他们从餐馆打工开始,慢慢取得合法身份,自己开个小买卖,再回国接亲人一个个前往。青田人一代一代地飞到海外,又一次一次地飞回故乡,带着海外出生的后代来寻根。

    青田已经不再有白鹤了,但青田的华侨,依旧飞去又飞来……

    初归:命运之树

    1997年春,父亲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结束后,我与大哥一起前往青田,参加家乡的纪念活动,这是我的初次回乡。飞抵温州后,县政府派车来接,甫入县境,一尊十多米高的现代石雕观音造像映入眼帘,法相庄严曼妙。这尊菩萨本来是要东渡日本的,却因故未能成行,是青田籍的“不肯去观音”。后来得知,县政府出资将观音像移至山口镇净觉寺,成了当地一景。

    当时的青田还是国家级“贫困县”之一,侨汇存款额却居于地区之首。青田华侨回乡,往往是先修墓再建房,带走妻小弟妹,侨汇留给老人养家,罕有在家乡投资者,故当地几乎无工业。下榻的县招待所很简陋,旁边一座新建的宾馆尚未竣工,但酒食宴饮始终丰盛,与各地官方接待并无二致。席间,县领导谈到继续保住了“贫困县”帽子,言下不无几分得意。

    当时的县政协主席夏法起老先生,是研究青田石雕历史的专家,他陪我们游览了青田石雕业的中心山口镇,拜访了工艺美术大师林如奎、倪东方,参观了他们工作室里的石雕佳作,倪先生还赠我一方印石,边款刻的是:“养浩然之气,法今古完人 倪东方赠”。在山口镇逛街,到处是琳琅满目的石雕店,随行的外甥女大红,禁不住诱惑大买摆件;我则属意于印石,淘到两枚“金玉冻”,又买了一件石雕人参摆件作纪念。

    我家在县城和乡下,曾各有一所宅子,都是曾祖父建的。有亲戚带我们去看了一下城中的故宅,其实只剩下一个门洞了,门上对联犹存:“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此行期间最为快意的事,是有好心人帮我淘到了一套曾祖章楷先生的墨宝(原作系红纸金字寿幛八幅,佚其一),得以亲炙先人手泽。

    纪念会结束后,在族亲们陪同下,驱车前往老家东源镇。这里的老宅早年失火烧毁,原址成了镇政府机关用地,只有传说中父亲手植的两棵树(广玉兰、女贞各一)犹存,我摘了三片叶子带回北京,压在父亲遗像框中,补偿一下他晚年对故乡的思念。我们走了近两小时的山路,到黄口磻祭扫了曾祖的坟茔,据说此地原名黄狗磻,山形如同一只蟠卧的黄狗,祖坟吉地即坐落在黄狗怀中。

    当日曾在村口的大香枫树下接受电视采访,据说此处原是章家山林,这棵老树繁茂茁壮,恐怕有数百年树龄,两人勉强合抱。当地传说:1957年,大树南枝忽然枯萎,乡人曰,章乃器有难了。1980年,枯枝忽又重新发出绿芽,乡人读报得知,章乃器恢复了名誉。此后,村民们对大树始终保持敬畏,认为它是父亲的化身。

    在这棵大树下,青田电视台的年轻女记者问:“你以后还会来青田吗?”答曰:“我会再来的。”这一句“再来”的庄严承诺,过了整整十年才实现,那采访过我的小姑娘,恐怕已是为人妻人母之少妇了。

    十年间常常怀想的,是老家东源的老树。人类的家族繁衍图谱,不就像一棵又一棵的老树吗?我只是家族树上的一片枝叶……

    重归:记忆之根

    2007年10月,“纪念章乃器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青田举行,我们和几十位学者乘坐大巴,午后从杭州出发,在高速路上行驶五个多小时,晚间抵达青田,一些热心的族尊和乡贤,已在酒店门口守候。

    下榻的侨乡国际大酒店,坐落在瓯江南岸新开辟的城区,四星级的豪华标准,与十年前住过的老招待所简直不可同日而言。十年间青田变化之大,令我几乎不敢相认。这座瓯江边上的小山城,历史上因耕地稀少导致人民外流,成为著名侨乡,如今几乎家家有人在海外,成了一座靠侨汇生活的高消费小城。近年大量侨汇涌入土地稀缺的青田楼市,导致楼盘畸形飞涨,居然攀升到两万人民币一平米的高位。

    日程很紧,次日中午会议结束后,偕内子及外甥女大苏,到北岸县城飞速逛街一圈。十年前那个破破烂烂的旧城不见了,出现在眼前的是有咖啡馆、精品店、鲜花屋的整齐街道,某些新建筑的风格,恍惚间有置身欧洲小城之感。随意走进几家精品店,服装款式尚新,价格之高与北京、上海不相上下,令两位同行的女士大失所望。

    对究心学术的学者而言,上午半天的研讨匆匆掠过,似乎言犹未尽。会议之意不在议,在乎山水之间也——这是当今不少会议的“中国特色”。下午的节目是集体游览石门洞风景区,其实我十年前就曾来过。相传大明开国元勋刘伯温幼年在此地刻苦读书,感动了白猿仙姑,遂以兵书相赠,成就了他的不世功业。

    石门洞不是山洞,由石门渡乘船到南岸,有旗、鼓两峰左右拱卫,石门洞“门”的由此而得名。从两山间步入景区,顿时别有洞天,故有偈曰:“有门无门,是为佛门。似洞非洞,适成仙洞”。群山静宓,林木苍翠,一如十年前,只增加了一排竹子搭建的工艺品商店。沿石板路拾级而上,一路竹影幽深,清凉透骨,尘世烦恼,顿时了却。走过灵佑寺古刹和石门书院旧址上的“刘基读书处”碑,穿越“刘文成公祠”,渐闻水声潺潺,长达百余米的“石门飞瀑”映入眼帘,一场大自然的奏鸣曲正在演奏。

    瀑布下有深潭一座,名积银潭,水中游鱼时隐时现,游者投食,立时麇集跳跃,斑斓可喜。潭左巨岩深处,有平坦石板一块,号“国师床”,传说刘伯温读书之余曾在此憩息。这个瀑布景区,除“观瀑亭”、“泻银桥”和摩崖石刻碑廊外,没有过多的人工痕迹,景致宛然天成。

    归途中,再度感受到现代文明与大自然的冲突:青田位于瓯江下游,沿江而筑的高速公路,在江北形成了一条绵延数十公里的水泥栈桥,取代了沿岸的自然风光(尚不知上游还有多长)。“要致富,先修路”,话糙理不糙,而沿江筑路的成本,也会比万山丛中开岩辟路节省许多;但发展经济不应以环境为代价,破坏了作为旅游资源的自然景观,也可能断了后代子孙的财路。

    回到县里,又到离下榻处不远的山口镇,参观了近年新建的石雕博物馆。从各色青田石料的标本到采石雕琢工艺,从古代石雕文物到近代大师名作,都有陈列展示,其建筑规模与收藏质量,折射出一个富裕起来的城市对自身文化的尊重。参观结束,走马观花地逛了几个石雕店,发现价格比十年前涨了十倍到几十倍。

    这次还乡之旅历时两天,原先安排的东源故里行程被取消了,原因是“正在修路”。回到北京,心中总有一种感觉,难以名述而又无法释怀。今春,从网上看到一则来自老家的消息——“市、县林业部门联合拯救章乃器栽植的两株名木古树”,原来老宅的那两棵树,因生存环境恶劣,又遭遇严重虫害,已经岌岌可危了……

    十年桑梓梦,两度鹤城行。此时此刻,我仍记挂着老家村口的香枫树,还有老宅遗址上的广玉兰和女贞——那是我家留在故乡的根。

    2008年7月23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随笔》2009年第一期。
 

资本为何在中国犯下两次“原罪”?

章立凡

2009年2月3日

    当今的社会上有不少难解的悖论,譬如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很少有家长鼓励子女从事这种光荣职业,而“领导下岗,公仆擅权”的现象则比比皆是;又如有年轻人立志当老板(学名“民营企业家”),大家会说这孩子有志气;如他说要当资本家,却会有人摇头说“不”——“资本”二字总是带有“原罪感”。

    马克思有句经典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于19世纪60-70年代,如以此作为“原罪”起点,资本原始积累的社会成本,在共和国成立前已支付了八十多年。

    关于民族资本在中国的前途,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曾三次与刘鸿生、吴蕴初、范旭东、章乃器、胡厥文、吴羹梅等工商界领袖座谈,并郑重承诺:中国应当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里,民族工业应当得到保护,民族工业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得到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共不主张没收资本家产业,而主张实行调节劳资矛盾的政策。中共绝不会把爱国工商界当敌人,相反把他们看成朋友,希望大家为建设新中国共同努力。

    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中共领导人在建政之初,对保护民族工商业尚能保持清醒认识,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十至十五年的发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阶段后,再视情况考虑转入社会主义,但在事实上仅维持了七年。

    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毛泽东开始考虑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他在1952年6月6日审阅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时作出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这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政策性转折的开端,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从盟友变为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在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年6月15日又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社会主义革命时间表大大提前。自1954年起,以“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的“对资改造”进程就开始了。

    随着全国农业合作化形势的急剧发展,“对资改造”步伐加速。毛泽东在1955年10月的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上,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1956年初,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年底“对资改造”基本完成,“国家资本主义”就此垄断了全国的工商业。作为对生产资料的赎买,国家自1956年起,按5%的年息向工商业者支付定息。百分之九十几的“私方人员”,每月领取的定息只有几元钱,却被当作剥削阶级改造乃至专政了二十多年,直至被消灭。同时消灭的,还有中国的市场经济及从传统至近代的工商业文明。

    制定1954年宪法时,民族资产阶级担心财产被剥夺,要求明确保护个人财产的继承权,并将宪法草案中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改为“合法收入”,这些修改意见被接受了。1966年“文革”爆发,宪法成为废纸,工商业者普遍遭到冲击和抄家,定息于同年9月停付,1956-1966的十年间,相当于赎买了全部民族资本的50%,公私合营企业就此成为国有企业。根据宪法和法律,私人股份转为国家股份的法律程序并未完成,未支付的50%应属于国家对公民的负债。如今“文革”已被彻底否定,但似乎没有法学家或经济学家注意到这一“文革战果”的存在。

    在“不断革命”的“折腾”年代,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早已起飞,而中国人只是平均分配了贫困。走过二十多年弯路后,中国在1978年回到起点重新出发。经过新一轮的原始积累和发展,当今的民营企业家已被承认是一个“新的阶层”。修订后的宪法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并保证“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向1954年宪法的表述回归。如今个人持有股票乃寻常之事,而成为一名爱国的“红顶商人”,则更是一种时尚。

    有政府的诚信,才有全社会的诚信,表述历史须拒绝狼奶。今天,社会分配不公已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程度,当我们被有毒的奶粉、惨烈的矿难及“黑窑工”式的奴役劳动激怒时,不免想起马克思对资本“原罪”的谴责,但请勿忘记: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资本原始积累在中国曾轮回两度,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社会成本显然是重复支出的。

 

 

发件人:"GraceJ" <gracej@263.net> 2009-02-26 09:54:1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讨论经济改革问题,编辑先生:发两篇文章,供贵网站选用.

中国企业家的历史地位

郑海泉

2009.2.25

    学者吴晓波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富豪’的书,写的是中国近代一些典型企业家(富豪)的发展特点。说到此书他很感慨的是,中国的实业家,包括工业、商业(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在历史上几乎是一群被‘遗忘’的人,尽管他们也是大有作为的人,人民记得的却是大政治人物,特别是‘领袖’,是大文化人,包括思想家、文学家和文科学者,好像只是他们在创造历史,影响历史。

    这确实是社会的现实,共产党执政后写出的‘历史’里更‘突出’政治和领袖。实业家特别是以创新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被历史遗忘有两方面重要原因,一是他们单个人无论怎样也只能影响社会的某个局部,而政治人物和文化人却总是会影响全部,在专制性社会里更为明显。

    因此,经济基础虽然对整个社会特别是上层建筑有决定作用,却也难于改变其默默无闻的状态,所以搞具体实业的人,被历史遗忘就比较自然,代表人物最多只能取得一定财富,成为‘富人’。所以吴晓波先生的感慨可以同情,却只能理解,很可能永远不会改变现状。杰出的实业人物只在有关的领域和资料里,在一定范围人群中才有知名度。

    我们要正确看待实业家确实是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为今天有人不愿意去从事实业,甚至从实业领域转向政治或经济,以求更好的效益,这未必对社会有好处;今天还有人说,特别是有不少文科方面的社会‘上层’人士,好像今天的社会不但没给他们承认,还亏待他们,说中国有‘仇富心理’,其中茅于轼最为‘出众’,有的人对毛先生‘为富人说话’受到批评表示异义,甚至认为‘仇富’是中国人固有的心态。在此我想细致地谈一谈此问题,就算是为能够取得共识而做一点努力吧。

    第一,确实曾经存在一种看法,只要是富人都要一概仇狠,不是从具体人的事实出发就说他们都多么坏,都是‘为富不仁’,‘无商不奸’。他们判断好或坏就只是富或贫,主张要‘打土豪’,有时还要‘分田地’,这多少带着极端主义形而上学色彩,肯定是不准确的,要一律按此办事,肯定要出错误。过去农民起义基本靠这样的宣传,在‘革命队伍’里实际也流行过,因为它确实有容易动员群众的作用,今天也肯定还有流毒,因为从来没有从思想认识高度认真纠正过。

    我认为,广大的劳动群众并没有这样的绝对观念,只有流氓无产阶级才总抱这样绝对的观点,因为他们只从个人利益出发,甚至对诚实劳动都不‘习惯’,更不真正懂得革命的理论和意义,故它不一定就能左右共产党的政策。只要流氓无产阶级思想没掌握政权,‘仇富’就仅仅是一些‘噪音’而已,没必要夸大它的有害作用。

    我认为有必要指出的是,今天也同样有与它对立的另一极端观点,认为富人都是好的,是社会的杰出者,对社会有大贡献,要对他们既保护又尊敬,甚至还有人认为,在‘原始积累阶段’里就不存在‘原罪’,所以富人的钱都是干净的,即使有人承认有原罪,那也因为时间已经‘过期’,同样要用‘物权法’给予保护。这样的观点我认为很不真实,也很不合理,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前提下,今天思想还比较混乱又道德滑坡,法制与法治都不健全,不少的官员头脑并不清醒的时候。如果一味为富人说话,不分青红皂白,一旦左右了执政者,肯定对在社会条件不太健康的前提下建立公平合理、干净和谐的社会非常有害,不能不引起重视,不能不给于批驳。

    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张维迎的‘为钱正名’仅从学术层面看都是水平不高的东西,因为他们只看钱而不看人,只看经济,不看思想品德,只看一点,不及其余,在思想方法和逻辑思维上犯了‘单眼病’。就算茅先生要‘为富人说话’是因为新起来的民营企业家有的受到歧视和刁难,他认为有必要站出来,你就根据今天的方针政策直接反对歧视和刁难好了,明确指出那是过去的极左思想残余,把自己的要求说得明明白白,何必用那样‘模糊’笼统的语言?要知道,那是可以为不可告人的目的服务的!何况敢歧视与刁难的人并不都肯定是因为‘仇富’,对真富的人他们都敢吗?你这样说话能有效果吗?从逻辑上说,因为‘富人’的来路是不同的,被‘非议’者有的被冤枉,也有的是罪有应得,你笼统为‘富人’说话,坏人就得到保护,就可以‘财富不问来路’,…,我们能支持你吗?何况茅先生在这方面确实还有一些不当言论,可以证明他对中国的‘富人’没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对解决中国的贫富悬殊也没有正确的深刻的认识,就像他自己说的,他一直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者,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没有非常明确区分资本主义有‘原始’和‘现代’的差别;说过去把他打成资产阶级右派是正确的,没有冤枉他。因而今天他受到适当的学术性的批评是完全应该的。

    第二,中国过去的实业家里有实业救国论者,他们曾经做过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奋发图强,千辛万苦,勇于进取,敢于创新,一百多年来,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民族经济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应该说,他们的精神同样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中国今天的经济基础也有他们砌的砖瓦,他们虽然路没走通,但同样令中国人民尊敬。我认为,以孙中山、毛泽东等为代表的革命者,以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思想促进者,和以茅以升、詹天佑等为代表的工程实业者,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只有和这些脊梁团结一起,才能够建设出一个强大美好的中国。尽管实业家中有的也至少是富甲一方,但他们做的仅是经济基础,故在记录政治文化为中心的历史文件里,在广大老百姓头脑里,没有他们的名字。如果说对他们在历史上也有仇富的表现,请拿出可靠的事实。我们一定要具体人物具体分析。

    第三,今天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富起来的,靠自己特别专长富起来的,靠自己的聪敏和勤劳富起来的,甚至由于侥幸中奖而得千万财富的,他们如果没有特别不当的言行,他们受到了广大民众歧视或仇视吗?如果他们中确实因为富有而产生不当言行,因而受到批评指责,难道这不是健康社会风气的正常表现吗?我们能一律用是‘仇富’的扭曲心理来予以否定吗?国家和人民对那些企业家的真正贡献是肯定的,说那是‘光彩’的事业,是‘光彩’的人,这是众所周知的。

    第四,财富‘来路不正’任何时候不但要受到谴责,而且还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我们反对谩骂;有人要为他们辩护,当然可以,律师不就是这个角色吗?但你不能用反对‘仇富’来为其辩解。真要这样做的人,遭到人们的批评不是很正常吗?人们批判这样的富人,不是因为他们‘富’,而是因为他们‘不当’、‘不正’、‘不仁’,把本来属于老百姓和国家的财富用不正当手段据为己有,不仅越过了道德底线,也越过了法律底线!

    第五,正当与不正当根本是用法律来判断,但作为社会的人,也应该考虑道德的约束,因为法律与道德的界限不是都没有交叉,也不是完全固定不变的。很可能争论最大的就在于这一条。我们首先要承认法律有良法与恶法,还有比它低一个等级的先进法律和落后法律,或叫优法与劣法。我们要反对两种极端态度,一是只要是现有法律就至高无上,万古不变,不管良、恶或优、劣,就只管简单套,要求人们在它面前‘诚惶诚恐’,这显然是荒唐的,本质是忽视甚至违背法律的根本宗旨,不但是思想懒汉,甚至还有自私自利。我们不能说今天就没有这样的人,而是大有人在。作为执法者、立法者对此更要非常严格要求自己。社会精英和有关部门对此应该负起责任,广大群众也要积极促进,随时取消恶法,修改劣法,不能对现有的法律几十年一贯制。另外就是无视法律,怎么对我有利就怎么干;再有就是有选择地两种态度都用,核心是图一己私利,不管那已经侵害了其他人或国家的利益。

    仅仅就个人财富来源而论,有很多法律的‘正邪’界限不但清楚而且是永恒的,甚至可以说是人所共知的,比如贪污、盗窃、坑、蒙、诈、骗,偷税、漏税、…等,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度都是非法的,有罪的。有的是相对的,比如‘行贿’,如果是被动的而且并无不正当要求,就可以认为无过错甚至还可以认为是受害者,主动而且是谋取不当利益就是犯罪。再比如‘非法用工’里的侵占劳动者利益的界限,‘血汗工厂’的界限都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如果都到视人的健康甚至视生命为儿戏的老板还能容忍吗?当然,为发展生产而且并不伤害他人或国家利益的行为就有天然的合理性,如果这违背了当时的恶法或劣法,今天应该首先对恶法或劣法进行‘清理’和纠正,当然就不能说那样的事情是‘原罪’;原来追究了,要予以‘平反’,并适当补偿,社会主义国家更没有坚持错误的理由,也不能简单再说‘那时那样是对的,今天这样也是对的’,总是往‘一贯正确’里套。有的东西就是在那时同样也是错误的,凡不符合国家、人民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事情,什么时候都是不对的,不因为你某人不认识而改变,而且不管这人地位多高。

    不是所有人的第一桶金都不正,也不是第一桶金不正就以后桶桶肯定不正。正与不正跟第几桶没有关系,第一桶金不正就只追究第一桶,而且仅仅限于经济范畴,只做必要的经济处理;凡是干净的都要保护,一定要实事求是,这里要坚决反对‘一票否决’,一棍子打死,看重的是‘是非’。仇富心理对人民没有丝毫的必要,更不能根据它来办事。

    有人介绍,柳传志自己说,他搞电脑开始的元件是‘走私’来的,是有原罪的。我却认为,柳先生不但没有原罪,而是很有胆识,要提倡,因为他敢于‘冲破’劣法,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而斗胆,我甚至主张今后再有这样的情况要及时向人代会请愿,要求修改法律或政策。真正有‘原罪’的是那些既主张改革开放,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科学技术,却又把必要的‘正道’不及时开通的人,即使今天不追究‘领导责任’,自己也应该认真检讨以提高执政水平,使上层建筑不是阻碍生产技术发展而是促进它的发展,用时髦的话说,为发展国家的科学技术与生产,不但要在前面开路,还要保驾和护航,不然‘领导’作用安在,就不怕遭到时代的唾弃?

    今天一个当过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的姓胡的官员说,‘追究第一桶金原罪就是否定改革开放’,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很不准确的,仅就这个问题而论,没有共产党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味道,也没有好坏与是非,作为领导层也没有‘反省’自己历史作为的磊落气概。这与中国的具体历史事实非常不吻合,我不好说这与他的特殊‘出身’与职务有没有联系,比如曾经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发生、发展做过重要贡献,我们只能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应该从中国富豪聚敛财产速度高出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很多倍(20年与200年比)来思考问题,从中国人民的财富大量流失去思考问题,从中国整个社会风气败坏程度去看问题,从中国贫富差距非常迅速扩大的现实去思考问题。

    依本人愚见,过去资本主义的富翁成长速度慢,今天也没有大面积快速成长,是因为原始积累时期的政府和官员没有给资本家多少‘优惠’,政府的‘公权力’也少,敢去财富领域插上一脚的也少,那是民主社会,很难成为‘权贵资产阶级’,社会的财富也不那么多,公有的几乎没有;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情况有变化,财富多了但规矩多多了,可中国亿万富翁高速成长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俄罗斯情况类似,特别是中国某些领域的资产阶级成长条件是原始资本主义根本望尘莫及的,他们有那么多国有资产,有那么大的‘威风’,有那么多劳动人民可供盘剥吗?

    高尚全先生说,单纯的国有化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早就有,希特勒也搞。我认为这样说,对,但不全对。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没有单用国有来衡量,算对。希特勒他的主张叫‘国家社会主义’,字母缩写读音是‘纳粹’,你高先生说他不是,说服力还真不够;本人认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判断条件不能简单化到‘共同富裕’,那只是一个不能缺少又很重要的条件,希特勒只打国民共同富裕的旗号就不够社会主义条件,主要根据政治条件全世界一致说他搞的是法西斯主义。但是,要搞社会主义,没有国有还真不行,而且还要‘国有’能达到‘主导’才行 。

    目前怎样提高中国人民的内需,主流经济学家高见甚多,高尚全的见解也颇有见地,他引用文件说,要提高群众的财产收入。什么是财产收入?说白一点就是钱生钱,它的前提是有钱,而且钱还不能太少。太少只能去买彩票,可几率非常低,说了也是白说;存银行最简单可靠,老百姓已经这样做了,总数还不少,十几万亿,虽然利息不高而且没准,但就是不大愿意拿出来,原因很多,中国敢降到零利息也未必会拿出来多少去消费,肯定八成算白说;买股票,你敢打只赚不赔的包票?你敢买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理财产品’,有几个没上当受骗,为他人做嫁衣?去做小买卖,你实地看看,中国街道边的摊还少?…。我理解文件上那个‘财产收入’只不过是承认今天人们收入里‘财产收入’已经算一项了,说明有一部分人算富了,可以钱生钱了,国家认可其‘合法性’,国家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多起来,所以就加了‘提高’二字;而把这与目前要提高内需解决经济危机联系起来,想象力就太丰富了!这里的‘内需’主要指大家多买用的东西,是消费!让工厂不要停工、倒闭,工人不要失业,衣食无着,GDP不要下降过多。

    到此我要问问高层,中国就这样水平的专家高官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还能不让人担心吗?!

 

 


发件人:<xujingan@vip.163.com> 2009-03-05 12:00:5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起草《21世纪伦理宣言》的说明

关于起草《21世纪伦理宣言》的说明

徐景安

2009.2.28.

    在2008年1月27日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三次会议上,杨鹏说:“称得上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东西,都是作品。比如文艺复兴,它有哲学家、文学家、画家,当然还有音乐家。新文化运动归到根上,要出成果。”“徐老师推动新文化,总希望有一个既比现在中国现实好的,好像也能回避西方问题的更好东西的出现,然后往这个方面推,但是到了最终,在思想文化层面咱们还得拿出点东西,不能只是讲新文化重要,但看不到有价值的成果。”

    杨鹏的话启发了我,也推动了我。他说得对,创建新文化总得拿出东西来。自2007年11月3日创办论坛以来,已举行了十二次研讨会,在讨论、碰撞中逐渐形成了我的一些想法,也就斗胆写了《21世纪伦理宣言》。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算得上成果吗?那就算抛砖引玉吧!这也是我打的擂台,或是向学界的一个倡议。今天的中国,不缺批评者,讲起当今中国来,这也不行,那也不对,但最终得拿出解决的办法、思路、建议。我拿出这个东西,不管好不好、行不行,总是一种建设性的意见。

    当今中国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是大家认同的价值理念,可以说,当今中国已是一个没有信仰、灵魂、精神、道德、理念的国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描述了一个人类文明谱系图,图中中国文明的现状是一个“?”,中国成了一个没有文明属性、文化身份与文化方向的国家。撒切尔夫人针对中国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输出价值理念,永远不能成为大国。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九次会议上说:“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以一个经济大国崛起以后,没有道德价值,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就像一个泥巴可以塑成一个巨人,雪也可以成雪人,沙也可以搞一个雕塑,但是它没有支撑――精神的东西,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国。”

    形成大家可以接受的新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并由此而影响世界,也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说:“意大利贡献了文艺复兴,英国贡献了自由主义,法国贡献了启蒙思想,德国贡献了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国贡献了《人权宣言》,瑞典贡献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古代中国向世界贡献了四大发明,今天中国只能向世界贡献廉价商品吗?

    对人类进程发生重大影响的世界宣言有:

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

1789年8月26日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

1993年8月世界宗教第二次大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

    至今,我国没有制订出具有国际影响的世界性宣言。《21世纪伦理宣言》,企图填补一下空白,有否可能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宣言。称为《21世纪伦理宣言》,有两层意思,一是这不仅是中国的伦理准则,也是人类的伦理准则,就是超越阶级、民族、国界的普世价值。二是21世纪的伦理宣言,也就是与原来的伦理准则有所不同、有所创新,是人类进入21世纪后才可能提出并应遵循的新的伦理准则。

    《21世纪伦理宣言》的出发点是全球人类面临的共同困惑、共同难题、共同挑战,落脚点是解决当今世界的现实问题,也是探寻人类共同的终极追求,即追求幸福。当今世界的最大困惑是,世界各国都追求以物质生产、物质消费、物质占有为目标的现代化,因为“过富裕生活是人的欲求”;但世界不可能实现这种现代化,人类对物质的无限欲求超过了地球的承载力。人类的出路何在?对于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中国来说,又出路何在?

    《21世纪伦理宣言》把现代文明造成的困惑,归结为“对幸福的理解”。其实,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知识都是为了人的幸福。然而,人恰恰又对幸福缺乏正确、全面、完整的理解。现代文明把物质幸福作为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尺度,导致物欲膨胀,恶化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使人类陷于困境以至绝境的认识根源。挽救现代文明的唯一出路,就是在肯定人的正当欲求的同时,引导人类追求情感的幸福、精神的幸福。即“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幸福,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幸福,持续的而不是短暂的幸福,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幸福,世代的而不是当代的幸福。。”

    如何实现人生幸福?《21世纪伦理宣言》提出了“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伦理准则。“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从2500多年的中国传统文明、500多年的西方文明、200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归纳、提炼出来的。也只有中国拥有儒家传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经历,才可能提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伦理准则,并将“物质与精神,权利与责任,外求与内省”作为完整的价值追求与人性要求。

    人类文化都是惩恶扬善的,基督教倡导为上帝而善,伊斯兰教倡导为真主而善,佛教倡导为来世而善,儒学倡导为祖先而善。《21世纪伦理宣言》尊重一切倡导善的文化,同时提出了为自己的幸福而善的新伦理。对广大的非宗教徒、非儒学者来说,他们也需要善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并提出了“幸福与道德同在”的法则。针对当今社会的现状,《21世纪伦理宣言》指出“人世间的不平不应成为行恶的借口”,“善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

    《21世纪伦理宣言》面对的是全球人类共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我国来说,表现得更严重、更突出。可以说,世界的难题也是中国的难题,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的难题。当然,中国有特殊的国情、特殊的难题。中国学界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制度建设,谈道德、理念没有用。这是论坛创建以来一直争论的焦点。我一点也不反对制度建设,中国确实需要推进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我过去的大部分精力也是一直从事改革的。对此,没有任何分歧。值得深入思考的是:

     一是制度改革为什么推不动,或者说进展迟缓?谁都知道是利益问题。那么,冲破阻力靠什么,就要集聚力量,靠什么集聚力量?这就需要有一个正义神圣的理念。利益之争必然通过意识形态之争表现出来,不在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占据制高点,怎么推进改革?二是制度建设必须建立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并且制度的运行也必须依靠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如果人人把追求物质放在第一位,再好的制度也难以正常运行。三是制度可以约束人性的恶,但倡导不了人性的善。当今中国的问题不只是缺制度,更缺理念。当今世界更是不缺制度,而是缺理念。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这一点。四是“人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都存在恶,并不妨碍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大家。”制度是否改革不应成为行善的前提。五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为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改革提供支撑的理念,并且无论制度改革处于什么状态,改革停滞、改革启动、改革深入,向善的价值理念都可以起作用,决定人们的行为、举措,影响社会的进程。

    总起来说:《21世纪伦理宣言》全文贯彻了珍惜生命、追求幸福的理念。这是人生的真谛,文明的精髓。全文大约1800字,纵向反映了人类文明史,横向概括了东西方文明,既是对现代文明的肯定,又是对现代文明的超越,符合普适性、继承性、实践性、现实性、创新性、平民性、终极性、神圣性。所以,我认为可以作为创建新文化的成果。

    宣言将翻译成各国文字向全世界征集签名,签名者有传播本宣言的义务,有身体力行的责任。然后必要时召开国际性会议通过。我将用余生来传播这个宣言,并以身作则,努力践行。请大家批评、指正,并提出推广的意见与建议

 

21世纪伦理宣言

(征集意见、征集签名)

    人类的共同追求:人生幸福;人类的共同困惑:物质消费与占有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幸福;人类的共同痛苦: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关系恶化;人类的共同难题:人口爆炸、资源枯竭、气候变暖、物种减少、贫富拉大、犯罪严重、人情冷漠、自杀率高;人类的共同困境:过富裕生活是人的欲求,现代化潮流席卷全球;人类的物质欲求超过了地球的承载力,全球现代化之日就是人类文明崩溃之时,人类的出路何在?21世纪的人类需要吸取古人的智慧,继承优秀的道德传统;也需要与时俱进,奉行新的伦理准则。为此,特制订本宣言。

    一、人人都追求幸福。人需要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幸福,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幸福,长远的而不是短暂的幸福,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幸福,世代的而不是当代的幸福。人需要物质幸福。食常饱而求美,衣常暖而求丽,居常安而求乐,是人的正当欲求。资源的有限与稀缺,决定了物质分配的主要途径是交换。敬业诚信是取财之道,弄虚造假必害人害己。竞争与算计是物质交换的必然,疲惫与挫折是物质交换的代价。物质带来的幸福是短暂的,过度的物质追求是有害的。将物质幸福当作人的唯一幸福,是认知的误区,是不幸的根源。人需要情感的幸福。人和人真挚的情感是幸福的重要来源。亲情、友情、爱情,信任、真诚、宽容、礼让,会给人带来幸福。情感的幸福与物质的幸福相比要长远,且不会破坏环境、不用消耗资源。不要忽视、舍弃情感的幸福,去争夺物质的幸福。一颗柔软的心、一个纯净的笑、一个尊敬的礼、一个亲切的问,都可以给人带来幸福。人需要精神的幸福。超越生命的有限而实现永恒是人的精神追求。人的生命存在能给他人带来幸福,就是实现了生命的延续,就是永恒。思想家的智慧、科学家的发现、艺术家的作品、企业家的成就、劳动者的服务都可以实现永恒。名、权、利,只有用来造福大众才具有永恒的意义。精神的伟大、崇高、无限可满足人世的追求、实现人生的意义、填补人间的不平。每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而作出的选择,决定个人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类的未来。

    二、人生幸福的途径是:爱自己。珍惜自己的生命,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身心要健康:心态平和,睡眠充足,营养均衡,运动适度。活得有意义:人不仅以满足自我为目的,还以满足他人与社会的需要为追求。自我要升华:从本能的爱自己—利己而不惜损害他人,提升为理性的爱自己—利已而不损害他人,再提升为感悟的爱自己—利己也利他。社会要承认爱自己,保障爱自己,引导爱自己。爱他人。珍惜他人的生命,爱他人与被他人爱是幸福的源泉。人要感恩一切有恩于自己的人,从孝敬父母做起。人要根据自己的角色承担责任,从亲近周围做起,关爱配偶、孩子、兄弟、姐妹、同学、朋友、同事、邻里、顾客。人要有怜悯心与同情心,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做起,博爱他人。爱大家。珍惜人类的生命,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遵守公德,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保护环境,每天做一件有利于环境的事。节约资源,不浪费每一张纸、每一滴水、每一粒粮。爱集体、爱国家、爱地球。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是完整的人性追求。

    三、善从自己做起。人世间的不平不应成为行恶的借口。人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都存在恶,并不妨碍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大家。善,是智慧、艺术、气度、心境、胸怀。善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尊重为上帝而善的基督教伦理。尊重为真主而善的伊斯兰教伦理。尊重为来世而善的佛教伦理。尊重为祖宗而善的儒学伦理。尊重一切向善的伦理。倡导为自己的幸福而善的新伦理。幸福与道德同在。为了自己的幸福,要自觉约束自己。对他人不道德,会遭报应。对自然不道德,会受惩罚。离开道德越远,人就越不幸。人需要物质与精神,需要拥有权利与承担责任,需要外求拓展与内省自律。

    本宣言可刊登网络、媒体和翻印,可翻译成各国文字向世界传播。签名者承担传播本宣言的义务、身体力行的责任。签名不代表过去,只表示未来,也可随时声明退出。

    联络邮箱:xujingan2009@163.com,2009.2.20

    签名:

徐景安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
茅于轼 天则研究所理事长
杜光 中央党校教授
张纯良 中国儒学研究会会长
王殿卿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
邹东涛 中央财大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院长
谢茂拾 南京审计学院现代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黄秀清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程泊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导师、高级经济师.
张能立 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
里维宁 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
高国发 吉林省镇赉县委党校
田奇庄 河北作家
康新贵 律师
蔡维钧 独立学者、副教授
丛亚萍 新华社高级记者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欧阳劲 香港《太平洋》杂志社社长
张学军 北京媒体从业者
智文学 中国商报社深圳记者站站长
傅盛宁 深圳商报高级记者
梁述华 重庆亚盟传媒
王占郡 天下财联天使投资机构总裁
李清振 北京本果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邓旗 郑州泰中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赖国全 深圳市育心经典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
惠洋 惠恒医疗董事会秘书
艾永利 本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师
张楚楚 北京创和艺术团队(80后)
彭令 北京创和艺术团队(80后)
王柯 北京创和艺术团队(80后)
汪妍 北京创和艺术团队(80后)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3-02 16:09:2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 标题: 转发文章供参考

马英九先生,建议您应当恢复台湾省建制

《联合早报网》

  还有几个人能知道,在台湾有个“总统”之外,还有一个省长呢?看到有部分人曾直接很干脆的称呼那个“总统”马英九为省长的时候,笔者就已经知道,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台湾的省长现在还是存在的。 但是此“省长”非彼“省长”,网友们称呼那个总统的“省长”是大陆意义上的省长,而本文出现的第一个“省长”,在中华民国的角度看是应该叫做“省政府主席”。当然,我们在这里是不用去管他叫做什么。只要先要知道,在台湾还有一个省长。 但是,有必要说明的是,现在的省长已经是名存实亡的。

  这个要牵涉到历史。不过,很可惜,这些在内战之后台湾岛内的历史以及人物却始终未能进入我们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以及正式的电视与报刊媒体。也大概是这样的原因,台湾省政府以及省政府主席的概念始终没能在大陆人民中有实质印象。不过倒也有,也是唯一例外的一位,即现今也被我们熟知的宋楚瑜先生,他能让我们从大陆的媒体中窥探出一丝丝对于台湾在内战后“省政府”历史的坐标定位。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曾这样介绍他是“台湾省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民选省长” 历史是不能开倒车,但它却可能会在某些时候因为某些事某些人而被踩下了刹车。就是这位台湾省的“唯一”一位的民选省长,在台湾省政府开启全新的民选时代之后,却成为了台湾省政府实质权力的最后掌舵者。因为台湾省政府的历史就在之后的1998年被“中止”了 这段历史应当要慢慢说起。

  根据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的评述,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在面对其治权的大大缩减,并发现其“中央”的“行政院”辖区竟然是跟台湾省政府的管辖权范围直接重合的时,于是便先后在台湾省的省域内设立了不隶属台湾省政府的“直辖市”(台北市和高雄市)。台湾省政府和“北高”两市的行政首长为分别为省政府主席和市长。而后来,到了李登辉执政末期,却将台湾省政府给直接“阉割”——他们称之为“精省”(省政府设置弱化,功能虚化)。这样就相当于把当时的省政府主席宋楚瑜给架空了。而宋楚瑜的民望本是能和连战搭档参选正副领导人的,但又在李登辉的主导下的“连萧配”中被排挤,于是不得不出走国民党而独立参选!也就是因为这样直接导致2000年国民党因为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票源的分散而失去执政地位。而现如今,台湾省政府在被李登辉利用,使得国民党遭受大分裂后,自身的实质权力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还保持形式上的存在。不过原本台湾省政府管辖下的各个县市就变成了“被脱光衣服”政权——因为他们本来是不属于“行政院”直辖,而管辖其的省政府现如今又失去了地位。于是,李登辉就将他们“直辖”给了“行政院”,但是在我们能看到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各基层县市的选举是同时展开的,但是又是和台北、高雄两市是分开进行的。这就说明,各个基层县市的地位是不同于直辖之下的“北高”两市。

  而今,又有报道说,马英九将整合台北市和台北县、高雄市和高雄县、台中市和台中县,组成三大“直辖市”,而剩下的又是一堆裸身的基层县市,地位尴尬。这个事件也突然间的增加了本人有关于对上述问题的期待值。于是变大胆建议:马英九应考虑重新设立台湾省政府实权,实现从“行政院”到“三市一省”到“各个基层县市”的格局。

  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里有这么几点考虑: 一、 实质上解决岛内政治区划内各个基层县市裸身的问题,以及三市与基层县市本身不是平等政权却看似平等的尴尬问题,让包括诸如澎湖县、金门县、宜兰县、彰化县、基隆市、台南市县等等的基层县市拥有一个与“三市”一样的中级政权的管家。

  二、 强化马英九的身份问题。从现在的实质层面去说,马英九只能是一个台湾地区的领袖,但是,其不断强调的“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却实实在在是由台湾选民的授权而来,其“台湾总统”的歧义难免造成台湾独立的现象(而两蒋倒是通过由大陆搬到台岛的所谓的“国大”任命,看上去反倒是有来自大陆各个省份的“国大代表”,显得名正眼顺),不管国民党怎么努力的把“中华民国”加上去,怎么努力的把外国驻台湾的外交商务代表称为称为“駐華商办”或“驻华协会”,也难免其只是一个台湾地区的事实。而如果重新恢复台湾省建制,虽然不能改变马英九政权的治权范围,但是却能在称谓上,在权力来源上表述为三市加台湾省的民众。提升其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地位。

  三、 依承二的论述,恢复台湾省建制能直接表达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因为历史上,台湾省政府就是为中国对于治理台湾而设置的政权,李登辉当年阉割台湾省政府,除了分裂国民党的实力之外,最大的考虑就是逐步废除中国(中华民国)对于台湾的治权。通过先废除中国的“省”在台湾的政权建制的存在,再行废除“中华民国”对台湾主权的定义,最后达到台湾正名的台独目的。而台湾省的省政府的恢复,不仅仅是恢复一个政权级别,更是通过恢复历史上中国对台湾的政权编制来表达台湾的主权定义。

  当然,从大陆的角度看,本来一个省这么以来就变成了“三市一省”,总是会觉得别扭但是此举在现状不会改变的基础上,能产生出一种有益于“中国”的现状解读。毕竟我们不能否认台湾现状是:在部分中国人治理之下却又不统一于整个中国。表述如下:

  台湾地区包括大台北市、大台中市、大高雄市和台湾省。根据马英九先生的政策宣示: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包括大台北市、大台中市、大高雄市和台湾省。而根据九二共识,台湾那边认为,“中华民国”即是中国,于是也就可以说:“中国”台湾地区包括大台北市、大台中市、大高雄市和台湾省。而从历史延承的角度,台湾省是中国设立的政权,于是从国内范围看,“中国台湾省”的称谓在台湾消失了十几年之后,又变回“名正言顺”。从国际上看,大陆就不能直接用“中国台湾省”来直接称呼整个台湾地区,以免又进入到民进党所称的矮化主权的反对声中。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政治平等地位也就更加彰显出来(注意:这里讲的不是中国与台湾的平等政治地位,而是大陆与台湾的平等地位)。这样一来反倒是不会陷入绿色所谓的“矮化主权”的指责中。

  不过,关于这个建议的付诸讨论要考虑的因素肯定会很复杂,各基层县市对于重新设立的省府势必会有不买账。诸如各县市能否上交部分权力于新省政府以及新省政府的自治权限大小(地方自治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个特点,相关内容可以参见1945年“双十协定”关于制宪问题的内容以及“制宪国大”颁布的“宪法”内容)。所以应当从简单的做起,不向基层县市要财权,但可将部分教育、卫生、司法职能归于省级政权。当然实际操作可能会更加的困难。不过既然是建议,那也自可当作是一种参考。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那就更好了!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3-06 10:42:59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重发稿,并请求适时二篇文章能于贵网见载发布为感!

与房宁商榷多党制的问题真缔

张小鼐

2009.3.5.

    大军网2月18日一期文章中有房宁的《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一文。对他我可算早就“认识”了,因他为“脱美国化”叫好,我曾而上书中国社科院长。在我看来,问题决非是什么“脱美国化”,实质性应承认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在再提这个问题,就正如贵网这期文章标题所称之:《中国如何走出“左摆压迫,右摆剥削”之劫》了,并明确指出“不是左就是右,左右摇摆成了中国劫。都想让别人按自己的意志办事。民主共和制度始终难以完成。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中国目前只能维持高压政治,经济发展也只能是失衡状态,不是平均主义,就是贫富严重分化。经过一个多世纪磨难的中国人应当惊醒了。各端各派应当看清这种互相不给活路的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牢牢确立共和思想,建立社会沟通对话互相妥协制度,中国才能走出一条既无专制压迫,又无剥削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本文注)的原则立场、与实际当中所出现的严重问题; 我完全赞同这种思想,但要建立社会沟通对话互相妥协制度,也就面对反对派(党)要能参加的现实问题。

    我认为学者中有人忘怀了或在否认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就是多党制的现实,历史上多达超百余个政党,后才以国共两党之下的少数政党能得以存在下来,也是政党政治逐次成熟的结果。中共乃工人阶级政党、并以民主而起家、取替国民党的。现在我国是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制,政协就是多党参政议政的民主政治机构之一,它就是我国社会现行的社会沟通对话、共同参政议政的政治制度。这是中国大陆搞了60年的时代特色与政治机制。

    但由于没有反对派的合法权利以及阶级斗争与“文革”等发生,我国的多党制有严重缺陷:有多党但没有反对派。反对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只有让反对党在宪政民主制度下公开站起来,中国社会才不会走历史的回头路。所以,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多党制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反对派的问题。

    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有人称所谓之“中国模式即经济改革,是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政治方面却一字未谈。没有相应的政治基础和条件——改革开放,又何来所谓的中国模式呢?

    与西方不同,因为我国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换句话说,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无论过去还是至今,根本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民权!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曾说过,却并没有真正地能解决好这一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和政治中始终最具根本性的严重问题。正是这一问题,因没有反对派的合法权利,彭德怀、刘少奇等人才会陷于绝境而罹难。历史上的这种反对派,后来也就大都为历史所肯定,因为当时他们的正当权利被剥夺。

    在对过去全民所有制的改制中,工人应拥有的权利必须有绝对性保障,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政策出了大问题。现在工人民众开始有了知觉,而政府必然要作出相应的反映。

    今天的左右之争表现得十分激烈;其主流派更是否定已经存在并发生的事实,企图用高压打压,不让不同观点有同样的权利,出现我所谓之的“北大帮”——即北大有些教授坚持西化、却剥夺广大工人民众的基本权利,要用西方一些理论概念来决定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当时在民间反响强烈,一些学者却坐在办公桌前头头是道、坐而论道之,他们根本不深入民众、深入社会、深入实际去。

    以我单位改制的具体情况来说明,就完全可以看透其中所表现出的严重问题,我曾在给中国社科院长的上书中也谈到过;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政府职能的主管部门无视国家明示公告的具体法规;进入法律程序后,法院不法,使这场官司我打了近十年,而至今没有结果之。

    在这种情况下谈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既过于简单也与历史事实及我国现实不尽然之,却有点太不适时宜。我并不反对他们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但问题决非于此如是之!西方多党制式,有其产生发展的条件与相应之社会需要,是西方社会的历史产物和文明成果;也为西方社会普遍认可、普遍推广的政治制度,但至今也在西方社会发生、出现了些严重问题,尤其较东方一些国家的集权制亦显出所存在的弊端——这些问题是他们的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决非制度本身不对。

    提出这一问题,确有其针对性的,有些学者曾想在中国推翻中共领导, 搬来所谓之西方多党制为名、实际是想使自己去取而代之——“89”政治风波中有不少人就吃了这个苦头。但在处理上,邓小平出手太晚,放弃了及时性、和发表主流政见、观点的正当做法,等到事情过了头时,造成各方面都有严重损伤,其中当然伤及到一些民众。(改革开放中一任中国总理的赵紫阳等人,也就因此而下台,被迫结束了他一生的政治生命);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一点的就是,趋利(势)性或许是人的本能,但如其担任国家要职及社会重责却趋炎(利)附势,丧失良知,它只能是我们社会与广大民众的悲哀——在我的记忆中、也是每个中国人都曾感同身受过之。据我所知,房宁是“海归族”者,回国后能得以重任是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无限期待。但多党制并非是外国有的事实,中国始终是多党现实,清末民初更乃如此之,只是中国的执政权因都由强权(即马背上争得、或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所决定的,所以,(王权)专制是中国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始终长期至近的政治现实;而权力政治下,更是党派群生,彼此间明争暗夺的,这也成为传统,中国自古历来就如此,并且总是最后能发展到强势、就去取而代之的改朝换代现象——它正是权力政治的恶果之——你消灭我,我消灭它的,世界就永无宁日;历史也折腾来、折腾去的,民众受苦,国家遭殃,最终还导致了中国近代的百年耻辱,几乎要会灭族亡国矣!慈禧追杀反对党,至死也要把光绪带走,结果大清国还是亡了,她的身后名更因此而被革新派攻击得百无一是了;国家一党一家专制,完全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房宁文中没有看到它;而就中国历史与现实来说,都和西方政制是无关的,更没有直接的联系。

    昨天我发了一篇文章给人大经济论坛,大清国就是这种情况下亡国的。这个问题的真实性,是在改革开放的政治改革上,现实使人们对中共党的领导不断地提出了挑战,尤其是过去搞政治运动,一党专政曾经专了广大人民的政!文革中甚至取消政协,取消过宪法,改革开放中也有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有些权力无法或实在是失之于法制之外,尤其是如何来对中共权力的法制规范化问题,以及如何明确政府责任制、等政制具体分工和宪政明确地法治化法制之;多党制与反对派在中国是社会存在的现实客观事物,决非西化或能不能搞,而在于要科学理性地面对与认知。

    我认为正是这种情况下曾造成过对农民权利的剥夺和类似国企改制中所出现的严重问题,权力得不到真正有效的制约,老百姓还是没有真正的权利;并且发生了严重的社会腐败现象,人们期待把中共党的领导规范化、制度化,完全纳入法治之下,既使这一特权回归于权利之中,受到宪政的具体制约和明确公示之,使社会和广大民众可以用法制来有效地监督中共党的领导与政府职能行为之。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愚民说中国历史吃了大亏!而面对这一真实问题,再搬弄什么西方多党制说,今天还如此而言之,就有失一个学者的良知了。要讲真话!老百姓并不是傻子。俗话说: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如果我们的理论不能被历史与现实所肯定,特别是民众不能接受的话,那是行不通的。

    换言之,体制改革于政治变革中主要的内容——就是对中共党的领导提出批评及如何改进之;过去那样的政治运动(如反右和文革),现在想着我都觉得也叫人心神难安;实质上更关系于中共党的发展与未来,是中共党的生存问题。 另外,不仅如此,它同时也对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在不断地提出更加真实且更高的要求;这些才是房宁等人要真正能够看到、并能提出些让大家乐见乐闻的好建议与文章之。

    我提一个个人看法,我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面临到了必须实行社会化,即社会主义的阶段;人类已经在向世界大家庭的发展未来迈步,全球化趋势必不可免地使人类社会走向共同发展的方向上,世界大同的时代正在到来!所以西方国家在政制上也和我国情况一样,需要政治变革,这是西方国家出现对自己政制进行反思、总结和认识的真实原因,却与我国历史发展的改革开放完全不同。

    中国至近的历史都是封建社会,过去的那种“社会主义”也被基本否定,改革开放后开始有了资本主义观念,而民主政治变革(主要是反封建统治的思想政治文化专制),却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精英的始终追求和愿望;我于历史上看到,西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点,也是后现代的必然趋势。

    以有先行者身份的孙中山主义来说,他最早的思想上,就是基本“美国式”了的中国社会现代化构想蓝图的,(包括对孙中山思想影响很大的改良派何启,和孙的同乡郑观应等在中国政制变革的设想中,亦多有借鉴于美国式的明显倾向);孙中山明确提出过五权分权制的中国政制规划,后又从苏联模式,尤其是以党权专制的列宁主义思想,并通过苏联要中共加入国民党,使多党成为一党,以适用于当时国情形势的迫切需要;造成了蒋介石的一党独裁专制后果。建国后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参照的是苏联模式,并曾认同过蒋的一些做法,说他很会抓权的。文革完全暴露了当时在政治体制上的缺陷,使毛泽东犯错误——这是不能由他个人完全承担一切责任的。改革开放也就是要进行政治改革!

    这里边,根本和首要的问题是如何适用中国的具体情况,使之中国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具体地说,我认为只有二点:一是民权;二是政治体制上;民权为民众在政治上的权利,即法治的法制当要明确他们都有些什么基本权利?如何参与政治活动,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可以集会结社、示威游行、罢工、罢市等——这是反腐和对权力最有效的制约;政治体制上要让反对派站起来,使他们在法治的法制下同样地参与政治活动,并且有发表正常言论的平台;

    ——反对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毛泽东也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正是过去没有权利观,造成了反右与“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也使很多精英被迫失落、甚至于罹难,如罗隆基、章乃器等(政协要把这些人的事绩和经历,传记等,组织出书和写些文章,弘扬时代精神,继承优良传统以加强政协工作),现在回顾历史,如果当时能找到另一种形式,不搞反右斗争,或许既不会有“文革”,也不会出现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中国社会,会发展得更加光辉灿烂;

    另外,民众对于权力腐败现象反应强烈,这是反对派的社会基础,只有让反对派站起来,才既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更有利于真正加强中共党的领导之!当年一些右派言论,仅管难免不当和失言,却有很多今天看来都已证明还是很正确的。所以,不必赘言,真正的问题决非所谓的我国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而在于对权力的科学监督,与让反对派站起来!正确地对待对立面,使政治体制改革,赶上时代和民众的要求,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去!我们在政治改革上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也是必须肯定的!

 

关于清史的杂言浅谈

张小鼐

    近月来我翻阅了些《清史稿》,面对清史——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已成为中国人具体了解我国社会过去封建时代的最全面性、最近地历史事实;这使我更加期待于清史的编著能早日完成,它确因近百年中国社会变革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实在是太晚点的史学界一大事。我对此有些杂谈浅见看法,是针对过去一些主流意识的基本观点和指导思想上所言之,(但就《清史稿》而言我还真谈不上认识之,也决非我所能去完全了解的,亦只为能更有了解才这样有期待地;)能否转达于清史主编委、并同时向戴逸先生等致敬问好!

    《清史稿 》有些东西于当时历史环境下,受权力政治的潜规则,就是当时的人有些事也不能说真话,这个情况是学术界普遍有共识、却又至今也没有谁会以此为教训,更是知其然而能从历史中走出来之——我主要是指中共党史专家学者也多如此,我们于历史学术研究中所存在的根本问题,亦即在此矣!

    中国有“为尊者讳”的传统,仅管司马迁精神也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但于权力政治下谁也无法逃避现实;今天的时代确实很不相同的了,我们必须有事实求是的态度,还原于清史中的真实面目。

    清王朝的结局是中国历史——即过去时代之必然,也是不断发生改朝换代历史现象的真实写照。(国共两党几乎都走过历史的回头路,原因就在对此没有真正认识到历史的。俗话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蒋介石要搞一国一党一主义,以铁腕专制手段发家,最后不敌并败于利用民主取而代之的毛泽东;毛在大局已定,大权在握之时,也以铁腕专政来坐江山,发动“反右”和“文革”,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就有传统观念,对民主党派想要如何打击扼制之,现在的政协就是这样产生的,它不容反对派有立足之地——而这也是今天有人提出所谓不搞西方多党制的实质问题、与中国社会传统政治的重大缺陷。)

    所以,中国人有认为做大事者必须心狠手辣、甚至于不惜一切之手段的思想观念——如皇帝中也有因权力之争经常发生杀兄弑父、乃至亲生儿女等现象,所谓以江山社稷为重的观念根本灭绝人性,残忍至极;而民族间的争斗更加没完没了,在清史中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这种民族间争斗的反映,他们不满于清朝的专制统治压迫,却利用民族矛盾来激化、加剧民族之间的斗争冲突,乘机造反,以夺取天下当皇帝,自己去取而代之——实质上这不是什么为社稷百姓谋福祉——无非只是以其名义而已罢了,很多历史,都可以不至于此的,同时会有其它选择——当然结果不同——想做皇帝则是做不到的根本原因了吧。

    也就是这一历史现象过去时被人所美化,才致“其兴也勃然,其败也忽然”之。这在现今我国60年历史上,我们同样能看到,——过去毛泽东1957年“發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即又轉為發動反右之運動。致萬萬千千精誠愛國的高知及其家屬涕泣零零、家破人亡。”还有“文革”非常时期;——国民党更无例外,我不说别的,既以蒋介石个人的私生活而言之:“蒋介石对陈洁如说,你爱不爱国,支持不支持革命,如果爱国、支持,就要嫁给我,否则我无心革命,你不嫁给我,怎么算爱国呢。当爱国无法驳倒,这时候陈洁如则必须委身。孔子欲亲近南子,南子不从,子曰: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南子要'好',只有满足孔子的淫欲。”——这也是当代中国人都曾能感受、接受过的旧理。

    清史中有这方面的东西,如孝庄皇后能为江山委身于叔叔;慈禧这个女人是中国女性中一个(杰出)代表,有她人生值得我们再认识和肯定的一些东西——无论谁怎样说,她都是晚清政治午台上一大人物之,而大清国即中国历史上代表的中国政府,这是我的看法和事实求是。我认为一个平常的旧中国妇女,在权力政治的水深火热之中,她能走到做到她的这一切,不是常人所都能为之。

    对清史要客观公正。老话说:用一根手指指别人时,不要忘了会有三根手指却指向你自己的。我们萍乡有个当时代的文人叫文廷式的——属主战派,他认为慈禧是母鸡司晨,公鸡下蛋——也是当时代人的一种普遍性的看法,这本来就是真正的封建意识,把卖国之罪责完全推到个女人身上去,它正是中国社会阴盛阳衰的反映。文廷式对当时的一些观点,我就认为并不都是对的,甚至有些地方他还真的不如慈禧太后这个女流之辈了。

    我虽属江苏盐城籍贯,却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外婆出身萍乡名门望族,祖上近代出过任护理两江总督、后又任江西全省铁路大臣者、要算是当地一大人物了;外公陈志东,萍乡排上人,解放后曾在山东省济南图书馆任职,反右时被清洗回萍乡原籍,和文廷式的结局差不多;又与文家和马迹圹黄家都有姻亲关系,对文廷式有较多传闻之:慈禧对光绪其人很有些失望,早知他不成国家栋梁之材,却又无可奈何,传统祖制必须由这个人做皇帝,她对后辈人之不铮,也是为她所在之位必然会有的大烦恼——这正是皇权专制的恶果且必然现象,中国历史上多有此例的。垂帘听政也是当时政治的需要,并非完全是她的权力欲能致之。

    受中国当时新旧时代思想的大冲撞,改革派都极激进,把问题简单归咎于权力上,想完全去取代政权,严重地直接损及到执政者的既得利益了,造成整个社会变革立即被阻,并因此形成了延续全改革过程的历史性障碍,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变革,首先就在自己内部被坚决打断了,这是我国人民真正的大悲剧,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大悲剧——清史是国史,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尤其是于改革开放中的社会变革,这一点极具现实性,是最深刻的沉痛教训,中国人民付出了无法计算的无比代价之。换句话说,我指的就是革命所带给我们的负趋性与反果。

    对所谓的革命与革命派及反革命派等过去的意识概念,要重新认识之。激进派多有思想或性格上的缺陷,与今天人们对五四运动的反思和加深认识一样,社会改革决不是一部分人的事,而是全社会所有人的事,必须有全社会的参与和认同,这一点更是我们现在要完全把握的常规之,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步入于了一个极其敏感的关键阶段,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已经显现。

    文虽是才子,年青时性格较张狂,做事也不顾后果,生活更乏规检,在上海是赛金花处的常客,因把友人之妻携带出走而被举家唾弃;却思想开化激进,投身社会变革,又曾为光绪帝宠信——乃帝妃之师并因官发财,颇具资产。慈禧知他等人——包括康有为在内并非治世救国之材,所以欲除之而免后患,——这也是当时执政者的苦心,权力政治下的传统手段,因为革新派损伤执政者的既得利益。(文在上海也并不是被萍乡老乡出卖的,当时任上海知县的萍乡籍黄氏宴请文,谁也不知文的行迹早为朝廷追踪,乃至当时于上海的萍乡籍人大都在监视之中,文好在友人相助才免于一劫。)

    ——事实上社会改革并不必去树敌,或以权力为中心之;权力也并不就是变革的阻力,反而可以借力于社会变革的,这种理性地观念更新却至今还乏社会共识,为此,我才考虑到要写点己见与世共识之。(如我对英美历史之己见、我对中国现代史和近代史之己见等。正如有学者早就指出过的:“只有人类以为强权就是公理”。而现代社会反对强权!尤其是社会变革,用权力的手段、或进行革命夺权的暴力行动,决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环境生存条件早已改变,回归于理性的建设之中,权利政治乃是人类社会普遍的认同与优选之——这种社会潮流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和抗拒的。)

    社会变革本来就是难为不易之,改革者乏头脑,图片面性快刀斩乱麻之,风险系数更大,历史证明社会变革不是毕一功于一役能行得通的,权力只有回归于权利去,才不会反复多变,甚至于付出更沉痛而巨大的代价——社会变革的所有代价,最终还是由民众买单的,至少也是要对广大人民负责任。

    清史也证明权力政治最终是没有前途的,它绝对不可能永久!正是执政者只想极力来维持既得利益,没有国家和人民的理念,所以,清朝统治阶级有人最后会在外来侵略者面前走向卖国求荣的路上去。同时,把改革完全寄托到权力上,也是不会有结果的,往往恰恰相反(如“文革”)。——社会变革的过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大家都要认可和能接受之,才会真正有其结果的。

    话及于此,还有另外的一方面,如晚清出现的孙中山和袁世凯等人物——也是清史中少不了的人物;我这里谓之另外的一方面,是指历史上人们认为的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他们都是历史人物,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决不因时代去改变之,也是完全要由历史决定的。(包括慈禧太后在内,她更是晚清历史少不了的人物)。

    这些又都是于历史当中,由历史用事实所说明的;——如孙中山从小受民族争斗的影响,对清王朝的压迫剥削不满,当时人们受到西方列强的打击,已经看到了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反清意识早就四处漫燃,但屡起屡挫,原因就在革命并不是广大民众所看好的,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社会更加沉重得不堪能负了,还有列强的虎视眈眈和公然入侵,当时的中国人大都不希望这时再有内乱——这是发生辛亥革命并能成功的社会基础;同时,孙中山等人也因清政府的迫害,在国内无法立足,而治理国家更不是革命者的想像之;

    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始是辛亥革命,它完全是中国社会精英顺应时代潮流的历史功绩,又是于旧社会基础上取得的——主要力量原来都是清军的人。成功后,革命者便面对新旧时代交换中,国家该如何重建的现实问题,而辛亥革命并非是有真正组织领导下的(既有其自发的因素,又不是完全自发——即是有意识的改朝换代行为),用一句话形容,它是群龙无首的情况,革命者中当时谁都不好站出充头的。

    孙中山、袁世凯成为这时众望所归的大人物并非偶然的,也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政治下产生出的弄潮儿;孙中山回国后自知这种情况下为他所不胜任之,袁世凯才是当时最好的人选——孙中山的这一决计大定也是伟人睿智之处;

    袁世凯在晚清历史上起过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决不是如今人笔下那种娶了多少妻妾的封建残余,或只是醉生梦死者;在民国史上中国军阀是奠基石——真正当民国之始国家重建重任在时之际,却正是这些军阀集团维持着中国政府的正常职能,奠基了中华民国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由此开始真正步入转型的,它所颁布实施的一些宪政法令,开中国社会之现代先锋,这也是有史可证的,我们不能就此完全抹煞,军阀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出了很多民族英雄。

    袁世凯和孙中山比,袁当时是国内实力派,大权在握之;更孚众望和较能平衡、满足于社会各方的主要力量及其愿望,使民国得以能真正立足,后来的情况仅管相反,历史却是以事实说话的。这里边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平民百姓,或者革命家,大家都必然在同样地经历着社会革命所带来的心历过程,逐渐會要去适应之。正是这样,袁世凯后来有反复,历史不是要如何地攻击某个人物,而是能从中找出其问题所在;用一句学术词语:它给人们的是明智,决不仅只是对某个人物的定性和评价上——我所指的是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

    我认为中国社会精英们,都经历了近代以来时代的大洗礼,但至少在改革开放前,却并未从历史中完全走出来,所以会发生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文革”非常年代——打资斗修,破四旧连祖宗牌位也砸烂,死人坟墓都被扒掉,社会上人人喊着口号,“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什么的,你批判我,我斗争他的,发生踢开政府闹革命,停产停课闹革命,出现父子成仇,夫妻反目,一家人成了阶级斗争的对像和战场,天天都是造反的,到处都在打死人,至今想来都有后怕。我17岁就被打成反革命——国民党在大陆的殘渣余孽,至今也没有平反。现在我听到敲罗打鼓声也会立即有种神情不安、甚至于胆战心惊之。萍乡当年是武斗严重的地方,火烧煤校事件周总理曾亲自过问。而所谓“文革”,主要是上层的中共政府内部,更是斗得天昏地暗,你死我活地一塌胡涂;不仅刘、邓等人被打成了走资派,一大批高官都陷于绝境而罹难,一下子震惊了全世界;现在看到彭德怀当年被红卫兵揪斗、与刘少奇死在病床上的像片,一代开国功勋落得如此结局,真叫人立即有潸然而泪下的一种无比伤心痛极之感。

    我的意思是与其说袁世凯或蒋介石等如何,这只有历史能说了算,毛泽东曾也认为过说: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我们倒不如还是来说当今社会和自己之,或我们又对中国历史都做了些什么?我出身于一个背景复杂、又是国共两党都有人参加了的家庭,真正是一个“革命派”的家庭——父亲革得弃家跟蒋去了台湾省,家庭分裂,妻离子散,彼此老死也无法相认;外公留学过日本,是孙中山的信徒,后又认定过共产党——曾任国民政府官员,是国民党的左派,不肯去台湾,却死于被谴送回原籍的毛园,据人传说他是饿死的,死后被埋了实土,至今我连他的骨头也找不到;父亲得知我们的消息后,未能等到见上一面也就西去无返了;他们最后都带着时代的无奈与人生最大的遗憾,是在内心无言、难言的、最为痛苦的折磨中,告别于这个人世的——我知道!

    这种难言的时代创伤与不尽的折腾,又有多少他家会能不是如此的呢?我(外婆叫李百樊)有个舅公曾任萍乡政协领导,叫李苏菲,毕业于北大(即燕京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反右时因我舅舅陈静波打成反革命,外婆又是地主分子,他本来在外婆家搭伙,这种情况下赶紧不来了,从此没有走往,外婆当然骂他不是人。。。后来在“文革”中他却被揪斗——因为一个叫何式的右派翻案,死在大牢内,这是很久才知道的,奇怪的是己年逾8旬的外公知道后,脸上立即失去了任何表情,双眼发呆,直直盯住我,竟一句话也说不出,那种被失去亲人的痛苦折腾成只有麻木不言的表情,使我吓得赶紧走了出去,至今难忘。我现在还记得外婆躲着骂舅公也是地主家的种——而我这个舅公有两个老婆,他说大老婆是包办婚姻,我外婆听到也骂他无耻等等。

    我的舅舅陈静波,是地下党,思想革命的很,就是受这样的影响,母亲没有去台湾省,后来的情况外婆就骂他们,说不去台湾省是他们害的,后来也证明阶级斗争中是吃尽了苦头的;舅舅临死前在病房对我说,他不该让我们回来,尤其他有个妹妹、我姨母是死于过去的运动中。他的学生(叫柳斌,曾在国家教育部任职)去看他,舅舅却说你来看我可以,但谈大事就请免了。他心中有说不得、当时无法讲的很多东西呵!也就因曾经说真话,一生遭殃受罪,还祸及儿女家庭的。他对我最后说了一件事:他一生最不能原谅的,就是学生打老师——我才知道有学生打过他。他被打成右派之前,曾是青草冲中学的校长,萍乡有名望的语文教师,可谓受时代影响,是有文化和思想抱负而为发展家乡建设、回萍创业求实、想干番事业的热血青年。

    他们所走过的心历路程,很多人今天并不知道也无法去理解之。这些又是怎样的历史呢?中国革命事业不就是这些旧社会中走出来的人所发动、并组织、领导乃至献身而造成的吗?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周恩来等人,不都是旧社会的阶级出身的。无休无止的民族争斗和所谓的阶级争斗(我认定是人为的、今天可以不发生和应避免的),不正是中国人历史上的最大不幸之!

    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革命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并比喻成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还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云云之,却绝对不是什么其乐无穷了,而是造成过整个社会思想混乱,动荡不安;思想政治在强权下人们莫衷一是,无所适从了;真的是国无宁日,鸡犬不安之。在今天的和平环境下,这些思想不行了,事实否定了过去的阶级斗争说,而且阶级是运动的,互动和互变之。灰尘用扫帚扫掉并未解决问题,灰尘的产生是根本问题。

    记得在上世纪60年代初,正是毛泽东提出重提阶级斗争,大搞阶级斗争的时候,萍乡中学一位学生就写出了地主也是靠劳动为主做出来的一篇文章,意思是地主也并不是不劳而获能生存下去的,惊动了宜春专署(萍乡当时辖属地区管),据说这位学生后来上山下乡了。它说明真理总是不能为强权所改变的,地主在历史上也曾是进步的,它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

    我认为中国地主阶级是人类社会有了剩余物资、既劳动积累以后出现的,它首先不可能由剥削来形成之,所以地主先由劳动发家致富;有了剩余物资和劳动积累后才形成地主,并出现剥削——这种剥削有其必然性,即自然性和合理性,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其中反之发生的非理性——即形成权贵恶势力盘剥无度,敲诈勒索,巧取豪夺,为富不仁,无法无天之,如放高利贷等行为,这才是真正的剥削。因此只有极少数地主是靠祖业资产、以及权贵势力与剥削为生而过着寄生虫生活的——也是地主中的败类;人与人之间的体能与智能区别(包括男女性别和年龄差异在内),是人与人当中客观存在的天然区别,在达尔文自然法则下,它必然产生人与人之间于生活水平与质量上的区别;这也就形成了社会不平等的自然现象了——即产生阶级社会;历史上由于地主阶级往往是中国之精英阶级、即上层阶级与权贵阶级,所以,即有少数为权贵剥削阶级。而正是中国的地主阶级,历史上培养出了中国革命的一大批社会精英和中坚力量——中国革命的主要人物、领导人物,都不是真正的工人、农民,而是过去被划为剥削阶级的家庭出身者为多矣!这种社会现象说明精英源自于社会,引领时代变革风潮的思想没有国界、地界,亦不分其男女性别及阶级出身与民族的。

    现在还有人用阶级斗争消灭定理,来参与和对待改革开放,也有人要成立什么新毛派主义政党之;可以这样说,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尤其于中国现代社会已经基本成熟的今天,无论什么主义之,都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人们也不会再那么幼稚地上当受骗了。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但它是建立在尊重他人的权利之上的;对中国现状而言,在我看来,什么党现在也不能代替国共两党,这是经过了长期历史与现实、已得到人民完全认可的事实。

   睌清没有慈禧——中国历史或许不会有八国联军之灾和义和团运动,也就没有洋务运动、与没有保守帝党的两派关系之争了。而观历史,其结果却是谁也不落好的——极权专制的权力政治(也即传统政治),总要剥夺另一部分人的权利,政权内也总是要发生和出现结帮拉派的社会现象,革命之势,事出必然,中国人都吃了大亏,真正的原因,则在于“窝里斗”得两派间你死我活、天翻地覆之,谁也没有真正达到目的,而大清国则真正完了——却反是造成个人作为主宰之(或替罪羊),整个国家遭劫,广大民众更要承受着这所有一切的苦果。

    因而历史必须还原它的真实性。作为一个学者的良心,就是要对人民讲真话,事实求是。革命是被逼出来的,并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愿望和要求——中国历史总是这样,这才是中国社会真正落后的根本原因。学者不要美化历史和历史人物,(亦不可肆意贬低、恶毒攻击某个人的,如一些学者对慈禧的看法,就有很明显带恶劣乃至诽谤之)。

    还有如编四库全书,它是为清皇朝需要,这是最本质的一面;同时它有大破坏性,即文字狱之罪,一言堂,文化专制,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根本的暴政、恶政之。中国人在文化专制的桎梏下,受影响至深至甚,从来没有真正的民权,即老百姓没有政治权力,官长说了算。而因编四库全书成名的纪昀,我看谈不上什么大学士,只不过是乾隆的近臣、并能去博得皇帝欢心的奸佞——玩世不恭,更是封建官僚穷奢极欲,腐化堕落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同朝的大贪赃枉法者和坤一样,都是鱼肉百姓、为虎作伥的典型极类;乾隆朝那是什么盛世?恶吏横行霸道,老百姓被害得苦不堪言;实为封建专制的传统(权力)政治下必然腐败、由盛而衰的具体表现之。至高无尚的权力(无法制约束掣)必然腐烂变质,已为铁律之!

    在永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中——民族争夺是清王朝历史的本质、最真实的一面;但汉文化又使清王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执政后、所必须之继承——汉文化是中国历史的选择,更是中华民族的需要;这不是谁要搞什么大汉化——乃各民族发展进步所需要决定的,也为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结晶、形成了汉文化为代表——乃成为清王朝得以能存在下来的政治文化基础;如果否定这一点的话,我看也就是否定历史事实,不是事实求是之,清王朝反倒于这方面,却是最好的例证。我们可从纵观中国历史的全部来看它——唐以前的情况并非大汉化,但唐朝在这一基础上使汉文化发展了,汉文化正是中华各民族的文明结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优良传承,后而至元、清又都是少数民族执政,汉文化历史上即是中华全民族所发展的成果,并非就只属于汉民族的文化——历史上它就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秦始皇统一中国对中华各民族历史发展是伟大的贡献,奠基着中华民族腾飞而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封建专制造成的文化专制,又是中国社会历史结出的最大恶果,——近百年中国社会的落后,也就在封建文化的落后,其势必造成政治上的落后;——这里边明朝自不必说它——权力政治下统治阶级的奢侈、堕落,迂腐无耻至极!清朝取而代之却更加变本加厉,事实证明所谓之乾隆盛世——实质上就是封建专制下,统治阶级的真正腐化堕落为甚之!当然,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上台站稳脚以后,必须加强巩固政权的首要问题,就是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了。乾隆朝在这方面所采取过的多种形式,有些是历史上已经和必须肯定的;(其中,凡是国乱大定后、民生求之不得的就是能政通人和,百业更兴,社会可很好地得到休养生息,迅速使家国重新焕发生机)。而文化政治的落后,即思想观念上的落后,则是最根本的落后,并造成整个时代发展的落后;从某种意义来说,我认为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的灾祸,实际上就始自于乾隆80大寿英国来臣,乾隆却闭关锁国,与世界的往来失之交臂,亦显见出中国真正的落后之。

     这里我想讲的就是,在传统政治下过去的历史并不真实,它总是要为强权政治而歌功颂德,精英完全被权力所屈服,甚至于沦为成附庸,“为奴隶和甘当奴才”!——这是中国社会精英的不铮、与中华民族最大的历史悲哀!(至“反右”与“文革”中,甚至更加登峰造极,为历史所不齿之。这些问题存在至今,也还仍然很严重,一部党史被修来改去,就是一大说明之,某些人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公然堂皇地大言不惭,在认识上这是不能被接受的)。一个民族的悲剧,在我看来,它莫过于其社会精英的失落;而总结中国近代历史,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就是自己民族社会精英中、很有一些人被社会所完全扭曲,又总要使一些民族精英被时代失落掉了。换而言之,落后的就是政治文化!

    学者必须有自己的立场,能始终坚持学术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因为历史是史,治史为史,史之不公失实,就是犯罪,害人害己害及万世之!不能写的可以暂时不写,写则必须坚持立场原则,完全要负责任。思想认识是有不同,它也有个必然过程,却并不因此可以放弃自己的立场与学术原则要求之。对于清政府建国之时的残忍杀戮、和建国后巩固政权为既得利益服务、最终不得不走向卖国求荣、乃至亡国的一步,历史都是事实求是的;这些也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的本质,一定要完整地展示出来;而我看过去都做得不好,所以我才写这篇文章。

    我的观点仅供参考,历史就是为发展服务的,过去时只为政权——即权力斗争的需要,使历史相反失实失真失色。所以我说党性不代表人民性,因为事实求是,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只有保持二者的区别,才能保持党性与民性之间的距离——这样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是党性,什么是民性——人民性即大众化的区别,否则不然之。没有区别就没有什么党性了,也不是事实求是!历史学者不是党史专家,历史不是党史,它属社会性即人民性——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所以,清史就是清史,它是我国人民过去了的社会历史——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已经结束的时代与历史阶段。历史又是一面镜子,也能折射出时代的光芒——但决不是抽象化、概念化的东西,它只得是实实在在而又完全具体的,为人们所掌握并熟悉的。

    我所说的党性与民性,是党员都有民性一面,而党性原则即党性之——如党的思想理论及其纲领,组织纪律与原则立场等。但不能搬到学术上去!我对纪昀的看法可视为“党性”——至少在大搞阶级斗争年代,我们都受过这种思想的教育与灌输,60年代社教工作组就是这样给我们这些知青上政治课的。而当年的政治历史教材现在也还能找到和证明之。但面对历史只能认识,不能以此而可以篡改历史事实的;——我在中共领导下长大,这种思想即时代性,也就是党性在人民性中的体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都有时代的烙印——此乃则可为我身上的“党性”之;而象我这样的人,思想上亦可谓真乃不是中共党员的共产党派人之。换句话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社会主义时代就是共产党的时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新中国!中共党存则即国存!否则我们都会要亡国之——这行吗?!所以思想上我是共产党派人!

    反对派也不是反中共党派,有不同观点、不同看法是社会正常现象,而且他们应该有权利组党结派之。但我认为反对党不可能取替共产党,不仅是中共掌握了政治资源,还在于人民所需要的是有社会成就、能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办事的主心骨和坚强领导之,现在还没有人能取替共产党的,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它亦是由历史和现实、并经过广大人民的认同与社会实践证明所完全肯定的。

    过去的一些学术都有非理性与不真实的现象,在历史上说假话、甚至于造假、做假是终究要被揭露和被推翻的。而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受权力政治的支使,尚有很多的东西和疑问,还有待于纠正和澄清——原因就在于过去长期没有反对派的合法权利。有些也就因始终不能从权力政治中走出来,而至今无法真正得以解答之,并严重影响到社会的正常发展。这又主要还在于社会精英的现况所决定,——而中国的社会精英们过去于权力争斗之中,很多人是无法找到他自己的真正立场的,这也就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落后(我认为大毛病就全在于此之)。

     毛泽东是中国当代的一代伟人、中国社会精英中的精英,最后,他却知道自己身后也不会由得了他的,那些被他打下去的人并不真的心服了,他们的立场与他就是根本不同,他对邓小平的态度就能看出来。但他的身后名也因他看出了“四人帮”的问题、没有把权力最后交给“四人帮”而光照千秋万代,永垂青史不朽!这是毛泽东最显睿智非凡之处,他晚年始终没有失去理智,这一点学者们该大可去认真研究一下的。晚年他为权力政治所困扰,也是权力政治难有永久的反眏。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他对自己一贯思想的发展,也是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本想以此能使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走出来,说明他早看出了存在的严重问题,像苏联那样搞,更是决不行的了;他一直在找答案和出路,即我上面指出的“灰尘”产生的温床和根源,所以他要搞“文革”,就是想从权力政治中再来寻求到一种方式——也是权力政治下暴露出的绝症和通病;使一些附庸文人和权力欲者们大做文章,得以有了用武之地,林彪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和“四个伟大”等等——毛就发现出问题来的,曾划掉过“四个伟大”,并出手解决了陈伯达等人(但他却没有看出过康生来);在一个西方的山洞内写了一封信,看出些其中存在的大问题——后来林彪对他打击极大,林并不赞同他的“革命路线”,“四人帮”更不行;周恩来患病、同样对他的搞法明显有了无法接受的诸多无奈;他知道邓小平人才难得,但小平自称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晋;最后,他不承认自己也不对、而是自知后事为己所不料之;经过长期痛苦地权衡下,作出了交由华国锋主政、以叶帅等能辅佐的权宜之计,实际上他早已自知后事不测,却又尽心竭力所为了。历史证明:他最后还是不失伟人的伟大之处,始终非凡之。

    这样的历史有人做了不少的文章,说毛泽东本人是如何、如何?但毛决非什么“天人神仙”之,我看出毛是怕中国走西方道路的,权力政治下,他对自己过于自信、自负——皆因他传统意识至深至甚,思想上完全没有了权利观念,也是中共党风不正,过去对毛个人的吹棒太过分了的一大结果——在中共历史上这是极其沉痛的深刻教训;所以,当时权力几乎集中于他一人之手,他要搞东方式的理想社会(有人就称其为毛氏社会),也就是想以把资本完全集中于国家(即政府)手中,去建立一个绝对平均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历史事实已经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也是改革开放以其雄辩的事实所得出的结论!

    仅管当代精英们还在对此争论得无休无止地,但归根到底,是在对历史的认知、和思想观念的变与不变之;即历史学者们应有自身的责任;——人类社会以物质基础创造世界,在历史发展中,又由于人类社会现实的所有一切存在,便自然产生着人的思惟理念和更新变革等要求,它并不只是革命运动推动了历史,更不是什么所谓的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先进的思想文化才是真正的社会发展推动力!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乃由于思想观念指导产生出行动(包括革新、革命等),引出变革时代,这在历史过程中是主要的——与中国的历史有所不同,西方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史”,它更有近代发生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解放思想,发生工业革命等,才真正出现社会的发展与飞跃,这就是西方人说的:“闪电在雷轰鸣之前,思想先于行动之上”——也可谓真正的“以人为本”思想之。

    换句话说,历史不仅是阶级斗争史,更是人类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史,当然,这里边它同时也包括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在内的;但阶级斗争是可以避免和不发生的;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是思想和文化之;我们说科学知识是生产力就是这个道理,科技也是以先进思想文化为基础的。这正是我国历史学界学术研究中,所应必须确立的一大历史事实——而于清史中出现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可谓即是最有力的一个说明了。革命前发生康梁维新的变法失败,既非变法本身的问题,也不仅是由于帝党派权力之争不敌之,概括性地说时代很不成熟,它无法能做到与保守党的正常沟通,而在权力政治中此乃维新派的致命伤,你死我活的权力政治下也斗不过保守党的;但变革——社会已趋向有共识之,包括保守党在内;慈禧用权力政治手腕消灭帝党派,并不是要改变这种社会趋向,而在于如何能保持自身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之,变革是保守党也有认识的,晚清变革就是说明,如果能看到这一点,历史也就会不至于走向极端,结论或许不同之;

    辛亥革命实质上主要力量不是革命派,而是清朝廷内部的主要作用,在能保证皇族既得利益的条件下,末代皇帝才自愿退位的;只是过去的历史上,晚清朝廷是反动政府,卖国贼,其积极的一面也被完全抹杀了而已——这正是我们历史于权力政治下的缺陷;为什么会发生辛亥革命,并不只是孙中山能直接影响的原因,而是中国不变革不行了;当然这里边有多方面的表现,孙中山确是有很大的影响——却仅只为其一之,还有很多多方面的因素、与自身所存在的诸多复杂问题,清王朝内部同样有巨大的反应之,两派也能找到很多有共识之处;但过去乃至现在,我都觉得我们的历史并没有找出它的真正问题所在——即没有不同观点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是我的看法。再如以康、梁二人而言之,康由维新派至后成了保皇派,我发现他曾以革新之名而敛财——海外华侨深知清王朝政治落后之苦,大都倾其全力来极力支持国内的变革,并没有结果之;康之所以最后走向革命的反面,也有个人晚年趋于名利之嫌,至少是对革命派不抱希望——亦与他个人命运经历有关;梁启超视康为恩师,后在一些另星资料中,我发现他对康也有微词,倒是梁的后期作为一个学者,未能失其历史的光彩,始终能被历史所肯定。所以,人的思想也是与时俱变的——台湾省的民进党魁陈水扁和国民党分裂分子李登辉即是显例——并不能以其盛名而定论之,历史与台湾同胞总会事实求是,要作出真实的定位之。这说明对人要全面而客观性地去认识,不以一时一事可为结论的。其历史和地位在于他的所有表现,由他的主要功过和行为来衡量考绩的。

    有学者这样指出过说:“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三大意识的觉醒:即‘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以及‘阶级’意识的觉醒。”但回顾历史,“阶级”意识的觉醒我们何以理解呢?我还真是难于其中大彻大悟了。如清政府中、身为统治阶级的保守党与帝党派,就都代表当时一种主要社会思潮之;而慈禧她是既想要能维护皇权势力和既得利益群体的地位;维护社会稳定;又在维持国家大局和中国民众的基本利益;既想要避免战争的恶果;同时又要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社会观念、并而要针对改革派激进意识极力进行反抗——它乃是正常的、也是在当时所必然会要产生的现象;仅以革命或反革命、卖国贼等之概念化、去抽象地认识,或更以过去的阶级意识为认定——我看这就未免太过偏颇;实质上如果说其思想,它所真正代表的,也并非即是如此之——历史上的清王朝,就是中国政府矣;如保守党、改良派、中间派、乃至于传统的中国儒法之争等——我看现在所谓的新儒学,也都与上述问题和认识有直接联系,又决不是孤立或那么过于单方面且简直之。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在中国当代的历史研究上,便有了上述所谓的革命派和反革命派,光绪也成了爱国的革新派,而事实却决非如此的!在权力政治下,革命派的另一面,也就始终被掩蔽甚至美化之。换句话说,请问:光绪帝能代表当时的维新派吗?我看也只是被康有为所利用的罢了,而维新派就能代表当时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吗?他们这些人在历史上,又真的具体做出了些什么的呢?再以上述所谓的三大意识的觉醒说而言之,或许,也就只有保守派才是当时真正能为之担当者了的,不是么?!而所谓之阶级觉悟,在当时也即主要为民族觉悟,作为中国政府也是非其莫属之。这就必须事实求是了,所以要还原历史的真相。而上述这种觉醒,于当时也是全民性的,泛及整个社会——如当时北方发生义和拳运动,就是最可为代表性的,它是从上而下、再由下而上之才形成起来的。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即有不同阶级,至今如是之,无论东西方都没有任何国家是消灭了阶级差别的社会,所谓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也就颇为费解之,过去的那些概念根本行不通了;而且社会是运动的、不断发展的,阶级当然不会是不变的,西方发达国家像过去那种意义的(真正)工人农民现在可能没有了,我们国家情况也有了根本的变化之;这里边有些问题,我好像总是有点知其然、却又并不知其所以然之。比方,国家观念就不是由西方理论所决定的,这种“民族——国家”意识是历史决定和形成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造成中华民族的觉醒,人民也便有了自己国家与民族的观念了——义和团运动就是具体标志;而“人与个体”意识的觉醒,我看至今也谈不上,封建意识至深至甚,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此,它归根到底是民权问题——即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人权)之,或者就与“阶级”意识分不开的——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却在封建意识中始终被现实社会所完全剥夺掉;甚至延至现在,如彭德怀是一代开国元帅,却因言获罪而致被迫害致死之,现实是至今都没有过结论的,何谈为觉醒之?!高放是当代著名学者,他所谓之“以人为本”中,就根本不承认“人与个体”关系中要有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之。

    我国的社会变革曾被过去那种理论完全扭曲,它根本没有重建个人所有制,个人的基本权利完全没有真正的保障、甚至被剥夺,就像中国社会精英,他们都必须依赖于权贵与政权才可生存的情况是一样的——这是我的看法。但自晚清之后,中国社会是在真的觉醒,改革开放就是具体的事实之;因为我认为,觉醒所指即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史之,只是我不知有些学者所言之觉醒的具体标准了。用西方化来衡量的话,就无从能谈得下去,也会永远没有结果的。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过去的那种阶级意识并不是觉醒了;我认为阶级意识的觉醒,即所有阶级之!简言之,乃地主、资本家、农、工、商、学、兵都在觉醒,这就是阶级真正的觉醒!换句话说,谁离了谁也不行!更不能谁消灭谁了!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权利,没有穷人,富人何以生存之?精英与草根间也是相对统一的,精英源自社会,都有其代表性——即民众的支持之。劳动创造世界,财富来自奋斗,生活全靠自己的努力,这种人与个体意识的真正觉醒,就是各阶级所有人的觉醒——也必然要有人(民)权意识和重建个人所有制——使人(民)权在中国社会有真正的保障,这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觉醒!也是思想大解放的觉醒!

    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虽然缺乏民权主义,但传统文化思想当中却有很多人性的真缔;国人有恙: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人类社会以群体活动才得以发展的历史事实形成的,也可为是中国社会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传统思想基础了;再如历史上发生的“吃大户”,在清朝灾年时萍乡就有过,形成一种传统:富人要给饥民以食之,使他们得以能生存下来;富人要有良心,有爱心,灾年讨米要饭的来了,你要多少给点他们,否则就会要被社会所不屑之,还要遭报应的;中国儒教、道教、佛教等,都有这种基本社会道德观念的人性意识;有钱的人也不能太张狂,穷不夺志,财不露白(即不炫耀并奢侈生活之,人人有节俭过日子的传统美德,更历来反对奢侈消费意识,从来不认同什么超前消费观的),富人也要修德,有人性等,这些都是中国人传统的社会意识;还有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山寨思想;以及政府必须体恤社情民意之等等,我看,也便是阶级觉醒的原始意识了。对清史的期盼,是我出自于内心的肺腑之言。同时认为对历史的一些共识和指导思想,必须事实求是,走出过去的很多误区。总之,我个人对历史上现存的一些主流观点,持有异议和很不认同的另类看法,与主流意识差之甚远矣!因时间和篇幅所限,东拉西扯地,请勿见笑!这是我过年写的,一直未能敢发出去,思之再三,既写了还是发吧,能否在论坛公开也由你们决定,它完全是个人己见,也没有任何背景,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学习心得和感想之,我个人完全对此负责。

    张小鼐,2009.2.23.修改于3.3.重发稿 。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3-05 09:04:38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

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

卢跃刚

2009、2、26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各位会长、理事:

    说实话,我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给你们写这封信我有点犹豫,大家都是熟人、朋友、同仁,话说轻说重了都不是,但是兹事体大,据我所知,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界评奖没有原则,已成痼疾,不能不说。

    前不久我接到学会的电话通知,说我1993年发表在《当代》上的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经专家评选,获得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篇优秀报告文学奖,不久将会在《文艺报》上公布获奖名单。我得知,这次报告文学评奖活动规模宏大,涵盖了1978年至2008年三十年中国大陆发表的所有报告文学,获奖的三十篇报告文学代表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最高成就。同时我被告知,“可以理解的原因”,新时期报告文学最重要的两位作家刘宾雁、苏晓康的作品不在这次评奖之列。因此我有疑问∶如果剔除了刘宾雁、苏晓康,三十年报告文学的历史是完整的和真实、客观的吗?获奖作品能代表三十年报告文学的“最高成就”吗?这不是买椟还珠?

    请看刘宾雁的作品∶《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千秋功罪》……再看苏晓康的作品∶《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路》、《洪荒启示录》、《乌托邦祭》……至今我们都很难忘记这些作品发表后社会反响的盛况。无论是从影响力而言,还是从文体的开创性而言,即对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贡献而言,当下获奖的同时期作家没有能超过刘、苏二位的。取消了头马的竞赛有什麽意义呢?相信了解这段文学史的作家、评论家会同意我的意见。

    我始终以为,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书写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历史,绕不开刘宾雁、苏晓康,他们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标志性的人物。这个意见,九年前两位会长主编“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时,我就专门致函阐述过。由于二位主编坚持绕过刘宾雁、苏晓康的“大系”编辑意图,我拒绝了参加“大系”的邀请,并说,如果未经我的同意授权,强行选编出版,将诉诸法律。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困难,这样的编辑意图,用历史的眼光看,“重要作家大系”没有主编声称的那麽重要,如果说重要,那也是他们自娱自乐的重要。事实也证明,“绕开”的选取、编辑的想法和实践,社会传播效果恰好是负面的。

    2005年12月6日,刘宾雁在美国去世的当天晚上,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演讲,演讲题目正好是这次获奖报告文学的题目“以人民的名义”,我在课堂上临时更改为纪念刘宾雁的“记者的底色”,向同学们介绍刘宾雁,介绍中国报告文学讲真话的艰难历程。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那天的演讲令我震惊。我现场测验,我的听众??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们不知道“刘宾雁”是谁,更不知道他有什麽作品。

    “刘宾雁”这个一度代表着知识分子“良知”的名字在短短的十六年时间里??不到一代人的功夫,被他的祖国忘记了。事后,我公开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有一个人,叫“刘宾雁”》。我在文章里说,“忘记真实的历史,制造虚假的历史,本来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这场预谋之中。”

    本来,忝列“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和三十年改革开放报告文学大奖获奖作家名单,应是很高的评价,我应该感到极大的荣幸。但是,摸着良心讲,我实在荣幸不起来。恰恰相反。我必须告诉各位,我不能参加这次评选。这次评选的标准、结果,有违我报告文学创作的主张和价值观、历史观,也有违我之前做出的相关决定。

    我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感。我不愿意被一种无形而强大的东西裹挟,不愿意参加这场“旷日持久的预谋”,哪怕这种裹挟和预谋对于我个人来说有诸多好处,譬如名利双收,既有出书稿费、获奖奖金,又能赢得更高的社会声誉;而且包含着某种善意,譬如公正地评价我的报告文学成就。面对善意,我的态度是∶坦率地表达内心真实的感受,追求虚荣,虚与委蛇只能是亵渎。

    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虚与委蛇。我们需要妥协,但是妥协必须有一个限度,超过了限度,妥协毫无意义,甚至可能堕入谵妄、虚荣。

    这次获奖的《以人民的名义》及其续篇《讨个说法》的责任编辑是刘茵老师。《以人民的名义》写的是一起迫害人民代表的案件,在1993年第三期《当代》发表后,我面临强大的压力,湖南省委诬陷,某领导批示,全国新闻记协、新闻出版署、团中央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我进行调查。刘茵老师力主召开《以人民的名义》作品讨论会,支持我二赴湖南调查,把新闻报道中的“连续报道”样式引进报告文学领域,并于当年发表了续篇。所有经过历历在目。

    刘茵老师也是《刘宾雁自选集》的特约编辑。这本自选集是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可见刘茵老师对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理念和专业水准的高度认同。她在电话里给我讲述着她与刘宾雁交往的故事。这些故事给人温暖,给人希望。这些故事今天不会有了,是不是永远不会有了?

    七、八十年代读者对报告文学作家的尊敬、信赖、支持,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后对社会的震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刘宾雁、苏晓康等作家开创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和立场,以及坚持这一立场显示出来的作家的人格魅力,是七、八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个基本特征掀起了一场持续了十年左右的报告文学风暴。刘茵老师,报告文学学会绝大对数主席、理事,包括我在内,都是那场文体风暴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我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连续七、八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类新会员入会审批专家,我的印象中,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凤毛麟角,一两部而已。这个情况说明,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报告文学的真精神在退化,作家、作品出现了巨大的断层。有作家公开在媒体上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首先是党员,其次是作家”。这种工具论、喉舌论的献媚,文革后,连那些最左的作家、评论家都不好意思说,而且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的过来人,特别是像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文艺沙皇”级别的人对此都有检讨、忏悔。

    当然,我们不能说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的风起云涌是一种常态,用纯粹专业的眼光看,还有很多缺陷和瑕疵。报告文学的崛起、勃兴与新闻管制、信息渠道稀少有关,也与中国社会倡导开放改革,清算专制蒙昧、领袖神话,进入启蒙时期早期??文学社会、文化反思有关。一方面是言论自由的钳制,一方面是新闻媒体、文学出版,作家、记者在社会关系中的体制性稀缺和强势。

    报告文学写作,本质是非虚构写作。报告文学应该说是新闻写作的一个变体,只是由于作家的大规模介入,强调文学性、可读性,很大程度地忽略了覆盖了新闻性、文献性,使这个新闻的变体成为了文学的变体。后果是,今天我们很难把相当部分的七、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看作是“历史的初稿”。

    晚年刘宾雁的写作很谨慎。有人告诉我,他的谨慎甚至有点苛刻。他不认为海外“流亡者失去了大地,却获得了天空”,能够了解大陆中国。

    九年前,他读了我的全部作品,给我来信说∶“1990年后没有出一本书,只是在积累和思考。如你想象,同时致力于谈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力求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认识50年来的中国,拟透过个人经历与见闻,把中国何以变成今日模样这个故事说上一说。原计划于1999年完成,不幸失败了,正准备重新动笔。十之八九要借用你对于九十年代中国的观察。”

    现实批判和文化反思也有可检讨之处,首先是批判工具的简单化,其次是社会变革制度和文化参照理想化、浪漫化。五四以后,“革命压倒启蒙”(李慎之语),“革命走向极权专制”,战争、革命、运动、动乱,作为长久的思想管制、精神压抑的剧烈反弹,急躁、激进必然是知识分子社会改革的主要心态和征象,《河殇》走到了极致。

    2008年秋天,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森林琥珀颜色的时节,我见到了苏晓康。他带着车祸余生的妻子傅莉一块儿来吃晚饭。他送了我一本书,《离魂历劫自序》,是他台湾媒体专栏文章的结集。对此,苏晓康本人在书中有宿命般的深刻反省。

    还有什麽可说的呢?那已经是一段难以抹杀的历史。今天三十年三十篇报告文学评奖,排除刘宾雁、苏晓康,作为获奖者,至少我有这样的强烈感受∶这是让我们这些三十年报告文学文体风暴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来抹杀历史,严肃讲,是一种对作家人格和智力的调戏和侮辱。戕人,然后自戕。

    不瞒各位,2006年2月冰点事件,我被撤职的第一理由,恰恰不是冰点被粗暴停刊整顿的抗议,而是我在网络上公开发表纪念刘宾雁的文章。这个理由令我震惊。刘宾雁是我供职的中国青年报的前辈,患癌?思想归国而不得,去世后魂飘海外他乡,一个后生晚辈写篇纪念文章而获罪,不是典型的以言获罪麽?这是怎麽了?历史进步,怎麽进步到了这般模样?

    我想,他们对我的惩罚,大概是因为我向国人介绍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刘宾雁”的存在,并且表达了我对一位身患绝?的八十岁老人去国怀乡,想落叶归根而没得到人道主义回应的不解不满。我只是讲出了真话。

    我给刘宾雁回信说∶“我重读了您在台湾出版的《自传》。这部书是八年前台湾中国时报总编辑陈国祥先生送给我的。八年前读,八年后读,感受完全不一样。因为这八年我经历了许多风雨。我深深地知道,您一生的遭遇,也是报告文学在中国的遭遇,也是讲真话在中国的遭遇。我始终搞不懂,为什麽一个执政党害怕讲真话,鼓励讲假话、讲空话、讲大话、讲套话;为什麽不害怕因此伤及执政党信用,伤及一个12亿人的伟大民族的精神和筋骨?”

    撤职对他们来讲,是惩罚,是淫威,对我来讲,谢天谢地,是自由,是解脱。这几年在家潜心读书,研究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访问了大量的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当事人,自有一番天地和快乐。在这里,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研究中国近、当代历史(如果想秉持严肃的历史态度认真研究的话)如同打扫奥革阿斯牛圈,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把那些出于政治的需要被忘却被蒸发的人物打捞回来,还历史于本来面目。刘宾雁、苏晓康仅是一例。更有甚者如赵紫阳。

    一直到今天为止,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书籍不准出现“赵紫阳”这三个字。赵紫阳当过总理、总书记,改革开放进程中居功甚伟,杜润生说,赵紫阳奠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格局,大轰大嗡宣传改革开放三十年,很多出版物实在是回避不了,就用“国务院院领导人”、“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中共中央负责人”来暧昧,好像出现了“赵紫阳”,之前和当下领导人就会神光褪色,就不伟大、光荣、正确,天下就大不太平。

    “赵紫阳”的历史痕迹被洗的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净,以至七、八年前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招新记者,几十个重点大学毕业大学生、研究生应聘者,不知道曾经有个“赵紫阳”当过国务院总理。我们的教育部门、意识形态部门真成功呵!1989年开始算起,从轰轰烈烈最重要最显着到销声匿迹人间蒸发,也就是十几年的功夫。

    除了赵紫阳、刘宾雁、苏晓康,曾经人间蒸发过的重要历史人物,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我们能列一个长长的清单。这种精神状态和治国理念,说起来挺猥琐的。历史上猥琐过,现在继续猥琐。对待历史鬼鬼祟祟,其状不忍卒睹,往往掩卷长叹!什麽时候能不鬼鬼祟祟?吾道不孤。《炎黄春秋》2008年以来,连续地发表了纪念赵紫阳的文章,给与赵紫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贡献以公正的评价。

    我以为,只要严肃对待历史,完全可以找到堂堂正正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周全办法来评奖。我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理事和作品获奖作家,要求学会给我提供这次评奖活动的评选标准、参评篇目、获奖名单、专家委员会名单,就是想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但是至今没有等到。让参选作家和公众了解评选规则、专家组成人员是一个不能省的程序。这是一个组织的行为是否公正是否客观是否权威必备条件。我不想有被恩赐被裹挟的感觉。

    学会给我打电话,要我“配合一下”,我不知道该怎麽“配合”。像骡子像马那样到领奖台上去遛一圈叫“配合”?不“配合”就是不识好歹?还有了,“配合”谁,“配合”什麽?去年一位朋友被非法软禁在家,不让去参加一个葬礼,便衣警察堵在门口说,“你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都是“配合”,此“配合”与彼“配合”有什麽差别?此“配合”是规劝,彼“配合”是警告,相信两种“配合”间有一种内在的同构的逻辑。“配合”俩字让我听了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我知道搞一次评奖活动不容易,拉赞助,选文章,开会,投票,出书,一大堆具体事麻烦事;也知道二十多年来各位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创作做出了许多艰苦的努力,推介作品,支持作家,我本人就是这些努力的受益者。我对各位的工作充满了敬意。我也知道,学会和各位评委包含某种善意,然而你们的善意并没有改变虚构历史的事实。就虚构历史而言,善意、恶意的社会效果是一样的。

    我的态度,一言以蔽之,不管是什麽理由,一个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作家以及以非虚构作家组成的学会参与虚构历史,太荒唐。这个行为在客观上动摇了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信用,颠覆了以往非虚构文学创作的道义基础。

    因人废言,因人废史,已闯下过弥天大祸。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不能讲真话,但是我们可以沉默,不讲话。这是现行体制下一名作家做人做事最起码的要求。所以我向各位澄清立场∶此事关涉原则,既如以往,恕不“配合”。

    卢跃刚,2009、2、26,

 





发件人:"QiuYueshou" <qiuyueshou@hotmail.com>  2009-02-28 19:37:54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FW: 请批评指正

全体华人应成为“和解”的同学

——关于“和解”答友人问

丘岳首

2009-2-26

XXX 你好!

    转来的批判“和解智库”文字大都知晓,感谢你为我们受到朝野左右夹击而着急和鸣不平。不少民间人士对我们倡导“和解”不解、反感甚至愤恨,我非常理解他们。在过往国人之间无数次残酷的斗争中,他们和他们的亲人受到过深深的伤害,1949年后接连不断的人道灾难遗留下无数伤口几难痊愈的“伤病员”,造成许多“只有仇恨满胸膛”的愤老愤青,我理解和同情他们“绵绵无尽期”的“恨难休!”此外, 我只是遗憾他们不知或不愿相信这些悲剧的发生恰恰是“和解”无法在中国土地上立足生根发展所致。

    在漫长的专制中国,人们对“金戈铁马,拼葬荒丘!”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现代“美妙共产主义天堂”的“崇高理想”更驱动万千国人去“英勇”拼杀,那些“侠士”、“义士”、“烈士”们视砍头为“风吹帽”,拼杀杀到天昏地暗,杀到“全国山河一片红”。时至今日,部分伤痕累累的愤青愤老们也还在恨不能“金戈铁马”去复仇雪恨。

    这样一个习惯“拼杀”的族群,很难想象和愿意以和解来化解历史积怨达致社会正义,这是和解一时不易被大众理解接受的深层原因。直接原因则在于一些当权者继续着暴力控制的迷信,只愿比拳头无愿数人头,他们对于累积叠高的社会冲突和积怨负有主要责任。还有真相仍被遮蔽、赔偿有操作难度等等因素,也阻碍着和解理念的广播高扬。

    我并不介意把我们和解派说成“软体”,中国历代历朝不乏哪怕洪水滔天也死硬要独占权位的“硬体”。到现代,将介石硬,毛泽东更硬,邓小平也不软。中国缺的就是宋教仁、陈独秀、胡适、胡耀邦、赵紫阳这样宁可丢官丢命都不主战、主杀的所谓“软体”。

    今天来看国共难兄难弟,国民党已经全然成为“软体”,共产党硬体事实上也已部分软化,虽然时软时硬,乍软还硬;虽然软得不大情愿,但为不“折”,不得不软。时势逼人,政治强人的软化已是无可逆转的大势所趋。君不见,外族的波兰前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吾族的党国领袖蒋经国等等强人,均一一放下屠刀,向民意低头。

    艾舍尔有幅版画《怪圈》——从起点走回原点,走来走去又走回到初始的地方。革命——反革命——继续革命,革人的命,革文化的命,革他人命,自己被革命……中国这个“娜拉”是该从这个“怪圈”出走了。

    无论如何,我们和解派和其他同道“折腾”了一段时间,终于把“和解”的声音唱开了。支持也好,反对也罢,重要的是更多的华人开始认真思考“和解”的内涵及其实践的可行性了。有拥护派也有反对派,本来就是文明社会的常态。不允许反对是专制,把反对派消灭于萌芽是极权,我们是专制极权的公开反对派。我们反对的立场是坚定的,我们民间的定位是鲜明的。但我们不为反对而反对,不用漫骂仇恨来反对,不搞你死我活的反对。我们反对暴力的煽动,而且首先反对国家暴力的滥用。

    关于“和解智库”拿中国政府“和解费”的天方夜谭,套CCTV春晚小品的词,会有一些人与赵本山一样认为“这个可以有”,而小沈阳为我们答得好:“这个真没有”。

    我们确急迫需要研究经费,许多课题等待着我们去研究,智库也必须出知识产品。我希望中国政府愿意重视也愿意购买民间智库的研究产品,这既是党国唯我独能垄断的放弃,也是公民社会的开放拓展。中国有几千官办研究机构,有关本土和外域的和解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系统深入研究却寥寥无几。去年10月,我与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王光泽一起到访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和平学院,那里有大量关于各国实践和解的研究资料,而有关中国的这方面资料几乎空白。

    我以为全体华人应成为“和解”的同学,朝野上下,官府民间,共同认真学习本土先贤和外域人家的和解理论和经验。当然,我更希望执政的中国官员带头,政治局委员带头学习和解,践行和解,让和解在中国各个层面运转起来。

    面对众多的不解和误判,我非常珍惜齐氏文化基金会将首届“推动中国进步奖”颁给中国和解智库,我根本不在乎奖金的轻薄,齐氏文化基金会同人在我们艰难起步的时刻送来的理解和支持非常厚重,弥足珍贵。我和认同和解价值的同道其实能量有限,忙于生计养家糊口,我们建设和解智库只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未敢忘记知识学人在公共领域有所担当以及抵抗极权专制的本分。我们既缺资金,又缺时间;既无讨好权贵的本事,更无颠覆政府之能耐,只是在民间和独立学人的立场上以平常心做平常事,喊一声是一声,做多少算多少,仅此而已。

    中国迟早会出现一个类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样的权力机构,主导社会低成本平稳转型,对此我们持有乐观的态度和足够的信心。我会继续尽绵薄之力, “在有仇恨的地方播种仁爱,在有伤害的地方播种宽恕,在有猜疑的地方播种信任,在有绝望的地方播种光明”。(天主教徒圣方各的和平祷词)

    借用一位律师友人的诗句结束此信:吾辈共努力,和解现明天。社会转型来,法师证果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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