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有几篇文章是对本网文章反馈性的文章,首先是薛慎之先生对彭畅先生《中国怎么就不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文章的回应,第二是李宪源先生对茅于轼“为富人说话”那个研讨会发言的回应,第三是皮介休先生对仲大军先生《透视中国丑陋的“感恩”文化》的反应文章,还有关敏先生反驳仲大军先生的《墨家为何神秘消失》一文观点的文章。有人来信提意见说,本网不设论坛,无法进行交流。需要告诉大家的是,本网主要是一个学术性的网站,主要是发表本中心观点的一个平台,不是新闻网,更不是博克,所发的文章应当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性,并具真名实姓,我们反对当前网络不署真名的做法,以及一些罗嗦的长文章,看看下面一些社会来稿,本来几百字就可说清楚的话,非要罗嗦成几千字。在当今这个知识和信息爆炸的时代,谁还有时间看你的废话,因此请投稿作者注意,传来文章一定要言简意赅。]

心平气和的争论有价值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9月3日

目录

李宪源:《茅于轼“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考辩》

田忠国:《学术独立精神与民众情感立场----和张维迎先生商磋》

皮介行:《期待一个自由且感恩的有情社会──也谈襄樊停捐事件》

张俊宏:《一国一制 大破大立 中道百合,觉醒台湾 》

郑现莉:《“假球”能否随着王洪礼一起飘去?》

关敏:《墨子没自然法、契约论的思想,更没民主思想 》

欧阳君山:《市场是一种什么机制》

朱明来:《教育到底需要杨昌济or纪墨鸿?》

郭海强:《“中国制造”的危机正是中国发展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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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李宪源" <li9xianyuan@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02 06:42:1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茅于轼“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考证 

茅于轼“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考辩

李宪源

    茅于轼这个人,无论以中国现行法规,还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所谓"完善法律制度"来对照衡量,不管他以个人身份或"天则经济所"名义,长期从事被其同伙套上光彩"道德光环"的所谓"小额贷款",实际上均具有明显违法性质,与官方相互勾结眼睁眼闭任其逍遥法外的性质。

    假若再进一步深入调查追究其"贷款"资金来源,如果涉及境外势力和特定背景、特定政治意图,问题性质可能就会更严重。 

    这类至今没有公布于众的内情黑幕,目前均给中国极右人士假意激愤控诉归罪的"权力"、"制度"给包庇起来了。这,才是目前相关争论需要关注的重点之一。 

    在那个想搞"辩护会"为始、却以"小型思想帮教会"告终的"中国社会贫富分化背景下的学者言论"北京研讨会上,还是仲大军说得好,提纲挈领,一针见血:全国老百姓的所谓"仇富",其实"仇"的,就是那个违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神圣不可侵犯"之大纲宪法的一整套制度、规定、"最新精神"的实施推行,是权力金钱明里暗中疯狂勾结掠夺每个普通中国公民"全民所有资产"法定份额的罪恶运作黑幕,是一整套横暴剥夺人民享有宪法明文规定之"四大民主监督权利"的专制式"资改"路线! 

    而当茅某的所有辩护者竭力为违法暴富阶层辩护时,却从来不提"权力"、"制度"在这些方面的具体罪责和实际内容,却相反是抱怨这套"权力"、"制度",在这方面做得还非常不够,十分滞后,赶不上中国庞大经济犯罪抢掠运动的抢掠步伐和"非法变合法"之追加法律保护条款的必要速度!

    茅某及其同伙闭口不提"借贷对象"被违法暴富阶层抢掠走的几十万亿全民所有资产份额(按"改革开放"初中国人口折算,少说每个工人农民份额也得十几万吧?),却用来历不明的资金贷上几百、一千的所谓"为穷人做事",换取他可以名正言顺鼓吹不许"仇富"、不许中国工农追索被掠财产的"为富人说话"的正当性、合理性。 

    按照言行合一规则来衡量茅某所谓的"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之说,难道作为一个"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年迈资产阶级帮闲文人,除了用摇唇鼓舌之"说话"方式,起劲为已把几十万亿全民集体公有资产抢掠到手的中国暴富阶级制造各种"财富保护"理由之外,竟然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办事"?如果这要不算"为富人办事",全世界所有的资产阶级帮闲文人们,还有什么"事情"可办? 

    而茅某从国内外"私有化改革"抢掠者天文数字的掠夺资产中,拿出几个小铜板来,施舍般地"借贷"给因为遭到空前抢掠而深陷困境的穷人,并反复警告被抢掠者不许合理正当向抢掠者们提出追索要求来,倒变成了"为穷人办实事"? 

    除茅某人及其中国自由极右派同伙外,从撒切尔、到里根、到老布什、小布什,全世界都竭力标榜自己决不会"为富人说话"的极右人士,有谁敢想象出和不停鼓噪这等荒唐透顶的愚蠢表达与自我辩解高论来?

    谁能告诉我?

学术独立精神与民众情感立场

----和张维迎先生商磋

田忠国

    近日,在网上读到一篇张维迎先生“学者不是民意代表 不应该迎合任何人”的文章,我天天读,一连读了数天,最后我才明白张先生的意思:

    一、意识形态和强权曾经建构的价值观念被张先生式的精英消灭之后,“新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形成是需要引导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和张先生观点不同,虽然在改革开放前,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并且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但毛泽东自强不息的精神没有错,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没有错,但被张先生式的精英们消灭了,中国人从此走上了追求官能快感,行尸走肉的道路。再说,如按照张先生是强权的价值观念就该消灭,就该枪毙的理论观点,中国六千年的历史文化,无一不该在消灭或者说枪毙之列,既便是西方的天主教文化,也是强权时代的产物,也该消灭,也该枪毙,但西方人并没有消灭天主教文化,而且保留至今,有违张先生的理论概念,我们似乎应该派军队予以消灭之,这是一。其次,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任何时代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都需要吸收、借鉴历史文化(现在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也是旨在使传统价值观念在司法过程得以传承的重要举措),但如果按张先生的理论概念推论,属于强权下的价值观念都不应该存在,那么新的价值观念从何而来呢?

    当然,对张先生“新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形成是需要引导的”这一说法,我百分之百的赞成,关键的问题是,所有强权下的价值观念全部没有了,怎么能建构新的价值体系呢?就是现在被世界各国承认为最自由民主的美国,至今在世界上也是行使强权,我们到哪里去吸收借鉴呢?

    二、杜维明先生认为,一个理性社会的形成,从西方的经验看,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本文是张先生引用的杜维明先生的话,不用说,张先生是赞成杜先生观点的,我也赞成,支持。但对下面的话我就不赞成了,如果倒过来就难形成——大众左右着媒体,媒体左右着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左右着学界,就很危险。因为,现在的民众有左右媒体、左右知识分子的权利么?没有,一个连说话权都没有的民众,怎么可能左右这左右那呢?现在的事实到是,张先生言下之意的知识分子----精英-----到了左右了所有的发言权和民众的思想权。张先生忘了,在山西黑砖窑被揭露出来后,你曾经说过,窑主收留了窑奴(绑架变成了收留),给窑奴饭吃,窑奴应该感恩窑主,政府本就不该管,管了涉嫌违法。张先生此言一出,网上马上有无数人同政府和民众叫起阵来,虚拟的机枪什么东东的都拉了出来,准备枪对枪刀对刀的大干一场,当然,这是虚拟,并非实际,可也看出两军对垒的精神状态,你说,这又是谁左右了民众呢?

    三、张先生还说,学者只代表知识本身,经过科学的分析,得出什么结论就说什么话,这才是真正的学者。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众投票的办法评价谁是真正的学者。但问题是,知识本身没有价值倾向,世界的所有知识都是这样,但一经为谁服务,价值倾向立判,张先生所说的只讲知识,不讲价值倾向,张先生在该文之初所宣称的“新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形成是需要引导的”到哪里去找呢?张先生又说,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众投票的办法评价谁是真正的学者。这话很对,特别是后一句“不能用公众投票的办法评价谁是真正的学者”就更对了,不过,真假学者虽然不能用投票选出,但真假学者的情感倾向,既价值观念倾向,却是可以投票决出的,也就是说,一个学者为是民众的还是为权贵集精英集团的利益,如果民众投票,各自的价值观念马上就可晾到天底下。

    四、那些号称自己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学者,实际上是最不独立的学者,是典型的投机分子,是被学术界所不齿的。张先生抨击的为民众的学者,其实民众是最深爱的,因为,他们毕竟在孤立无援的绝景境中,社会的良知终于发出了正义的声音,绝望中看到了一点希望,这样的学者,对于仇视民众的学者来说,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剌。

    但从这一侧面,似乎也暴露出张先生所谓的独立其实是投靠后的捍卫,捍卫权贵精英集团的利益空间。

    五、“大众传媒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如果我们听任这种现象蔓延下去,社会上的好多人将越过做人的道德底线,将使得我们的社会更不和谐。 

    我必须强调,和谐社会的人要有做人的基本要求或者说道德底线。借用孟子的定义,就是人的四种本性: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要求我们与人为善,对他人有基本的尊重,而不是与人为恶。”这是张先生基本上最后的话,关键问题是,大众传媒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既便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当然,这是以具有良知的学者为假设的前提的,那么,投靠权贵精英的学者,以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为乐、为荣的学者,视民众为敌人的学者,恨不得一口把民众全吃掉的学者,就是光荣的、伟大的可以饶恕的罪恶?

    另外,张先生引用我的老乡,孟子的话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请问,你对民众为善了么?对民众尊重了么?你就是这么(给窑奴饭吃,窑奴应该感恩窑主,政府本就不该管,管了涉嫌违法)对民众为善和尊重的?

    如果这也叫为善,也叫尊重,中国的天理何在?良心何存呢?

    中国人是过去是最讲天理良心的啊!

    何谓天理呢?天地无私而长养万物,不求回报,为天理,与此相反的则是违背天理,照此推论,张先生是为善呢?还是为恶?

    六、你只能问,他做的是不是符合学术规范,符合科学规范;他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符合逻辑,这是最重要的。比如伽利略,他是科学家,他证明,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但是当时的普通大众喜欢什么?太阳围绕地球转!伽利略说了与大众不同的观点,尽管被教会处死了,但他是真正的学者,代表真正的科学精神。张先生以此证明自己的伟大正确,证明科学精神、独立精神的伟大,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关键的问题是,伽利略的独立的科学精神,惠及的是他之后的所有人,不偏不依,包括善人和恶人,恩泽所到之处,无一人不受此大德,但张先生坚持的真理可是仅仅惠及少数权贵精英利益集团哟,如果这也叫真理,天理可真的叫天狗吃掉了。

    最后,我想同张先生说几句题外话,一,我想说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人和和气气的坐到一块,平等的、尊重的交流意见,而不是特权心态,比如说我是官员、学者,你是民众,懒得理你。如果没有平常心,没有平等心,没有民主的思维方法,那就不是张先生崇尚的民主了,而是专制思维。所谓民主思维,就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是自己高高在上的自说自话,而是用心和他人会话的一种方式。

    二,我想说什么是核心价值观。平等、博爱、公平、公正,天理循环,尊老爱幼,尊重一切人,社会利益社会平等分享(平等不是一样多,也不是有权的就任意多得,想得多少得多少,不高兴就是反对改革,提意见就该枪毙,而是在合理差异的前提下,人人受惠,只有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才能成为整个社会接受的价值观,积极追求的价值观。那些只为权贵精英利益集团的核心价值观,永远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三、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以民众利益为核心的独立科学精神,才是真正的独立科学精神,这是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不同的地方。四,我曾写了以“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人物行为和思想的对错?”为题写了短文,内容如下:“为什么不能理性的审视我们存在的问题,理性的审视对错呢?世界上的事往往是对中有错,错中有对,如果对的我们就坚持,错的就否定,对的那怕很少,积少成多,我们就积累了更多的正确,如果反来复去的全面否定,每一次否定都是全部,我们不是永远都没有积累了么?永远在原地踏步走了么?

    我们走了六千年,走到49年以后我们以为彻底走出了历史的怪圈了,但到头来还是现代版的皇帝梦。难道我们就非得子子孙孙这样下去?毛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什么就不能保留呢?就是因为他有错误?有皇帝思想、强权意识?在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你能找出没有那种思想的人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出个人情感、个人恩怨,而为天下苍生计呢?个人恩怨真的比天下苍生,比中国的未来更重要?

    还有,如果因为一个人有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我们这个古国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古人的思想中也有错误呀,包括你自己。若如此,你的所有观点,不论错、对,都该全面否定,因为你的话也有错误呀,你总不会说你的话句句是真理吧?你说对么?我的企望不是太高,本文有二三千字,如果其中有二百字是对的或接近是对的,我就对苍天直叫万福了。”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2007-9-3

田忠国,系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

 

发件人:"陆声俊" <shengjunlu1@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03 13:57:5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Re: Re: Re: 致函 

期待一个自由且感恩的有情社会

──也谈襄樊停捐事件

台湾学者  皮介行

    《易经》有云:「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彖传〕中国特有的气思维,以阴阳两气相感相应相氤氲,以说天地之创造与万物之化生,以说圣人之德义,安土敦仁之爱,感动而启悟天下亿万人心,促成利乐安和之庄严国土。观此敦厚感应相扶相与之爱,而见天地万物流动创造之实相。所以心灵气机之相感相应相鸣和,其功德大矣哉!既元且亨,而利贞人间!

    台湾慈济功德会,以5位尼姑.三十多位信众开始,发愿行善以救助人间,以其慈善事业做得好做得踏实,感动许多人心,兴起更多慈悲,赢得更多捐助人,善善相加相应,终成慈济大事业,信众数百万,庙堂与事业体遍布各地,台湾的眼角膜与骨髓捐献库,都由她们发起而成就。94年中国水灾严重,据悉慈济功德会在安徽捐建两个村庄房舍,并给每户人家配送棉被及大米,慈济义工用双手捧送物品给村民,并鞠躬表示感谢,使灾民大受感动。人家出钱出力送东西,竟还自处谦下之位,以尊以谢以感激,感谢村民给她们布施的机会!这是什么样的心态与风度啊!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谓“利乐众生.庄严国土”, 慈济功德会盖体之深而行之切矣!

    其实人活在人间,本身就是一种奇迹,一种恩典。生命能持续下来,能诞育新个体,个体能从无识无知无能的婴儿,逐渐长大成人,跟自己的父母亲友,跟许多社会的建设者.劳动者.管理者,甚至与天地,与山川,与风云雷雨,草木虫鸟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先民祭天地,祭山川,拜风拜雨拜雷神,正是一种感恩精神的表现。孔子所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其实也是以感恩精神为其内核,所谓“畏”,应为敬畏之意。盖因天命.大人.圣人之教言,都极具能量.德义与智能,不容你不敬,而不敬不信,狎辱天命与圣人之言的后果,经常也是沉重的。

    五四时代的全面反传统,非圣无法,固然传统体制僵化压抑,是需要扭转与更新再造,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五四愤青无所不用其极的反,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充满仇视与疯狂的反,不但根本伤害中华文化的声誉与自信,更也严重践踏中华心灵的尊严与高贵,同时也破坏这些愤青自己心灵的正常思维能力。随后受他们号召与感染而继起的革命家,更变本加厉,要翻天,要覆地,要革一切的命,连亲情,连家庭,连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伦常,也要打翻在地还踏上一脚!仇恨充满心灵,充满人间,充满一切角落,还谈什么感恩与敬畏?与此同时,先民祭天地,祭山川,拜风拜雨拜雷神,一切慎终追远,守先待后,充满超越性的属灵活动,都被视为封建迷信,全在破除之列!这样极端.狂暴.彻底而长时间的破坏人间之慈悲与庄严,铸就中华民族的一页痛史!痛苦毁灭之后,人心一片荒凉,荒凉的心灵世界只能召唤兽性的贪婪与残酷,所以贪官污吏越禁越多,所以坑蒙拐骗,越打越多,所以山西黑砖窑,大家有志一同,扶同为恶,向中华文明之尊严,捅下深痛的一刀!

    孟子对人禽之别特别关注,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人与禽兽差异是很微小的,不过就是一个良知,一种不忍人之心,一种怵惕恻隐之心而已,能扩充此心,能将此仁恩德爱往外推己及人,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恩文化,就足以保四海。放下良知良能,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人整人,人斗人,人就只能是更凶暴的禽兽而已!最后将使自己的妻儿家人也失去庇护,走向率兽食人的惨境!文革不就是一个痛苦的证明么!

    百年反道德,反传统,反礼教的主要苦果,除了使中国人失去礼义教化以外,就是不懂感恩,不会感恩,头脑与嘴部肌肉全部僵化坚硬,要他说句对不起.谢谢您,竟比登天还难。而要他说刚硬话语,要他骂人,可是容易得很,不假思索就可以吐出一堆!最近,襄樊地区一些企业家资助大学生的义举,因为受助者的冷漠态度,不给资助人一个电话.一封信.一句感谢 ,招致资助人的不满而停止资助,就是一次肌肉僵化,好话感谢话说不出口的尴尬事件。而网络上若干评说者,缺乏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能力。也对评说者应有的限度,对道德戒命的基本义函与底线欠缺理解,甚至于对他人应该有的自由与尊严也欠缺尊重,动辄极端思考,上纲上线,把本可以自由抉择的停捐小事,视为严重罪行,给人搬派荒唐罪责。这样严苛的责备,不但无助于推动社会感恩文化的健康成长,更会乱上添乱,搅浑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观,将社会推向无所谓感恩,无所谓善行义举的荒芜境地!

    近阅关天网刊16期,其中就充斥这类简单.粗暴.混乱的激烈批判,有人说是:“如今这般理由撤回资助,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投资要获得回报,某些东西成为了商品。”该人又说因为受助者没有一个电话.一封信.一句感谢就被资助人推测为“冷漠”,就做出停止资助的决定,“这只能让人想起古代皇帝的诛心术:我觉得你在谋反,所以你就是谋反,所以我要杀你的头。”

    这位评论者刚刚因资助人停止资助,自己就推想资助人的捐款成了要求回报的投资,义举成了“商品”。却立马变换立场,将资助人停止资助的决定,推测联想成“皇帝的诛心术”!更无限上纲.比拟不伦的扯上“谋反”,扯上血淋淋的杀头,这样毫无章法的评说,未免太不入流了!

  又有人说“企业家要….买回的感激作为慰籍”

    “这种对感恩话语的强索,似乎已超越了捐献和税金,成为独立的第三极:买来的商品。”“如果你天天嚷着人家对你的恩惠要求回报,那幺受惠者的生活和精神就有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残暴地蹂躏,”

     说取消资助是“活生生的精神索赔”:” 资助者索取精神回报……那就是无疑变相的胁迫和一场无情的交易,“

    这样的指责都极为严厉,似乎捐款的善举善心成了罪过,成了枷锁,成了不可逃脱与解除的原罪!唉!文人好议论,话不惊人死不休,加油添醋,横加指责,无所不用其极的滥情斥责,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道德偏执,用此顾盼自雄,以满足自己道德审判官的高傲嗜好!其实这就是一种“以理杀人”的现代版本,认定一种片面的道德并将它推至极端,推至反人情.反人性.反人理的程度,然后,责备人家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不道德?其实这样荒谬背理的“道德”根本不是人的道德,如何能用来要求人呢? 

    人做为生命体,本就有维持生存与繁衍的基本要求,而人又是一种高等灵性生物,更有其价值与意义的人文追求。在此前提下,要求捐助人放弃一切追求,毫不利己,绝对利人,显然是一种抹煞人性人情的魔性偏执,而这样的魔性偏执,总也是极权主义的温床!因为他完全不承认人必有人欲,完全不承认人欲需要的正当性,不承认人有其不容侵犯的自由私权,这些基本人权是不容以任何理由抹煞的!做为一个自由人,没有任何人可以非法剥夺他的基本人权,而做为一个善心捐助人,更不能因其义举而被剥夺其意志与行动的自由!大家都是自由人,都是有行为能力的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捐赠的事情本来就是两相情愿的,强迫捐款违背人的自由意志,侵犯人的独立与尊严,就是不道德的!不允许自由人行使其自由意志停止捐款,就是一种强迫捐款,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还如何能假冒道德面孔以责人? 

    再说人间那有什么绝对可言?一切存在都是相对的,一切关系都是有条件的。即以父子血缘亲情,或以夫妻同命鸟的关系而言,任何一方的过度极端,都可以招致父子反目,夫妻离异,更何况是非亲非故的捐赠关系?“没有一个电话、没有一封信、没有一句感谢”,受赠人如此的疏离冷漠,有什么理由不允许捐助人采取他认为合适的措施呢?“以理杀人者”其贯用手法,就是片面而极端,借一种自想自恋自以为是的“理”,以抹煞人性正当追求的合理性,竟以“毫不利己,绝对利人”的极权主义魔性道德要求他人,不允许人在行善的同时,有其个人价值与意义的追求,不允许资助人有停止其善行的选择权,如此下去,资助人还是一个自由人吗?还能保有其自由与尊严吗?还能免于奴役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悲剧与苦果,中国人还吃得不够吗?还想用此来奴役贬抑人的自由吗?所谓阴阳变易,物极必反,再崇高的道德与梦想,只要一走极端,只要抹煞人性基本欲求,美丽的梦想立刻会转化成魔性的践踏,制造出兽化人间的悲剧,这样的故事与现实,在历史上已经一再发生,所有以道德自许而评说人间的人,对此都应该保持足够的敏感与警惕,千万不要再稿“以理杀人”的老丑剧了!

    其实关于行善与感恩的义理问题,孔子已经给我们留下极为有益的教言,《吕氏春秋》与《孔子家语》中,都记有一则故事:说鲁国有法律规定,鲁人有被掳在诸侯那里当臣妾的,有能加以赎回者都有奖赏。子贡因自己富有赎人而拒绝受赏,孔子批评他说“嗟夫!使鲁之不复赎人者,赐也!”孔子认为君子做事,是可以做人榜样,不是只为自己求清高与快意而已。子贡赎人而拒绝受金钱,会造成一种接受金钱奖赏是一种不廉洁,不清高的意识氛围,使许多其它资产不多的鲁人,不愿再去赎人,这就断绝许多人受解救的机会。与此同时 ,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的命。这人牵一头牛来谢子路,子路收下这头牛,孔子知道后,很高兴的说:“鲁人必多拯溺者矣。”这故事告诉我们,固然人都有善心,都愿意行善,但如果行善意味着过多的危险,过多的成本。一行善就不能终止,就不允许有收获,就必须承受严苛的道德考验,那么愿意行善的人就会变得十分稀少,这反而损害社会总体利益。因此孔子批评子贡过度清高廉洁,而赞许子路施恩受赏的行为,认为施恩受赏才符合一般人性,才能鼓励更多人乐于行善。因为礼的基础必是人情人性,不通人情,过度的道德追索,片面的义务观念,对人间行善者加诸过多的道德要求,不但无益于社会之光明温暖,反将使人怯于行善而有害社会温情! 

    用此义理来评说襄樊地区企业家停止资助的事件,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说,人间义举本来就不能是单方面的片面义务,人间也不应该存在片面义务,所有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的绝对义务逻辑,都与现代的基本人权不兼容。没有人有权用极端的道德标准要求人,一般人不行善,固不失其为一个自由人,襄樊地区企业家行善了,也不应受到特殊严苛的道德烤问。人可以快乐的行善,也可以快乐的终止,不管行善不行善,人都不失其自由与尊严,若干评论家因为企业家要停止资助,就横加“强索感恩”. “活生生的精神索赔”之罪名,明显与现代自由尊严的价值不兼容,与人间善行应受赞美的基本义理不符,明显受到董仲舒及帝王们片面封建道德的毒害,对中国社会未来的文明建设极为有害!我希望这些评论家,在评人之前先评己,先反省并清扫自己脑袋里不合时宜的封建道德,这才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也应能大大促进中国社会自由与尊严的提升。 

    孔子2558年9月1日[07] 皮介行 写于光文居

    ◎ 附言:本文为了正义之校正,不得不为捐助人说话,但也必须申明,任何捐助人都无权自立于道德高位,俯视受助人。只是一封信.一个电话.一个感谢的要求,也应在合理范围内,捐助人不应被人课以严苛的道德追索。

 

发件人:"投稿---田忠国" <tzg59388@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01 21:40:0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推荐一篇文章

一国一制 大破大立 中道百合,觉醒台湾 

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 张俊宏

2007-07-06 

真统一的内涵

两岸僵局久矣,死结在于「认同」。解开国家认同则须大破大立。张俊宏大胆提出「一国一制」的构想,以回应中国「一国两制」的政策。

面对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政策,海基会副董事长、民进党大老张俊宏认为,不论是国民党马英九的一中各表,或是民进党谢长廷的一中宪法,皆属消极性、逃避性的对策,并无法真正摆脱一国两制的紧箍咒,他主张台湾应大胆积极的回应,提出「一国一制」,在民主与法治的前提下,「统一」才不致沦为两岸无止境的政治角力下,停滞不前的障碍。

全民直选 两岸无界

一国一制的提出,应足以正面表达台湾愿意面对「真统一」的选项。因为一国两制究竟不是真统一,以台湾人立场,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如果要统一,不排除选择「真统一」,就是指总统或国家领导人直接民选的所谓「王道」的统一。

按两岸在「一个中国」名号之中纠缠已久。2000年陈水扁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就曾大胆採纳汪道涵先生的建议,不仅提出四不一没有,更採纳了中方「一中未来」的构想。当时阿扁,在岛内未曾受到挑战,应是化解僵局的大好时机。但遗憾的是,中共却一直没有回应,反倒报以与诺鲁建交,两岸终又进入另一个冬天。

嗣候,台湾开始採取消极、逃避与防卫的方式,回应「一个中国」的作法,反让中共在得理不饶人之下步步进逼,致两岸僵局愈陷愈深。事实上,台湾既已在政党轮替中,完成史上未曾有过民主化的基础工程,实不宜空握民主宝刀,对内既然已用「中华民国」解决了国号之争,也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勇敢面对一中,不仅用以解决台湾岛内的统独争议,同时止息两岸鑽营于无明与执着的名号之争。

回应岛内流行扣红帽斗争的张俊宏表示:敢于提出「一国一制」,就不怕被扣帽子,反正被扣的帽子也够多了,不差这一顶。「一国论」既是中共用来挑战台湾的「二国论」,台湾为何不能用「一制」,来挑战中共的「两制」?只要中共愿意推行「一制」,则台湾接受「一国」不仅放心,也属公平。当然,此「一制」指的就是民主与法治的现代管理。

道即民主 德乃法治 - 欧洲国、美洲国既已统一,何惧于亚洲国!

就两岸来论「道」与「德」,张俊宏认为:「中国不可无道,台湾不可无德」。以现代注解:「道」即民主,「德」乃法治;民主法治即为「中道之治」,中国既称「中道之国」,当不可无「道」。一旦中国接受民主与法治的制度下,则中国的统一,继欧洲国及美洲国的统一,势将带动大亚洲的统一,则成为其中一员的台湾,将与有荣焉,则何惧之有?

中国近年来锐意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虽然取得傲人的成绩;然而却也带来暗潮汹涌的危机。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三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中就坦承:中国虽然富有了,但是经济上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四不结构上问题。十六大更提出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的理念。乃着眼于过度发展所破坏大地生态,致使后代子孙赖以生计的环境,陷入万劫不复的境遇。此举恰巧呼应了张氏所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情怀,人们倘能参天地造化,而不逆天而行,自能趋吉避凶、永保安康;这正是中国人所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中庸思想。 

自古,中庸中道的思想,现代而言,已经有具体实现的方法。

Freedom House 曾对全球近200个国家作分类评比,结果指出只有「顶尖」的10国既有「民主」又有「法治」,如美、加、瑞典等皆堪称之为「宪政民主」国家。而「垫底」(The worst of the worst)的国家:不自由,无民主的国家,北韩、中国都在列。属前者的这些国家,虽然历经万难变故,仍可维持稳定持久而不乱,包括面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育之挑战。究其国富民强而持久的「基因」即在民主与法治。属于后者,即令富、强,但能否持续都仍列在观查名单。欧盟就是嚐过流血覆亡的教训后,才知道以民主与法治的基础,通过自由贸易的磨合而完成当今世界最大的统一,以及最完整的独立。 

望闻台湾 问切政经 -------

根据欧美这种经验,我们坚信从道德层次观照两岸,也才符合传统的中道思维。所谓「两岸无界,中道之国」。台湾既已「庄严」的建立了「民主大国」,当然更可以有「尊严」的「毋须退让」[何物?]。中国想要有「面子」也得让台湾先有「裡子」;让台湾以最大的信心和雄心,同时具备民主制度与法治能力,成为未来中国文明进步的标竿,台湾继香港对中国所发挥的这种功能,应值得两岸有识者发挥大无畏的精神,虽千万人吾往矣! 

望闻台湾 问切政经 生产线与分配线

管理学家发现:在企业经营中,「生产线」上员工常出现的是一片团结,表现出积极奋斗的能量;但在「分配线」上则呈现人性的狰狞、贪婪,内斗与内耗的丑陋。政治家掌握国家机器,决定国家发展方向,如果不能适时开拓新的政经生产线,必然陷入「棚内斗母牛」的状况,国人一旦深陷在你争我夺的泥淖中,就是已经在提醒领导人;,旧有的「生产线」已变成「分配线」;,若非开拓新的生产线,是无法满足分配了。

当年党外倡议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解除报禁,提供了台湾前进的方向与目标,而台湾也因此顺利完成了政党轮替。当时民进党之所以能取得执政权,是因为民进党开拓性的主张获得台湾人民的信赖,认为民进党具有领航与规划台湾经营发展方向的能力。换言之,民进党在党外时代就已替这个国家提出了奋斗目标的「生产线」,也因此带动了国家积极奋斗的二十年。 

领航台湾 领航中国 如同杜拜之领航阿拉伯

讵料政权轮替后,民进党却忘了继续开展新的生产线,而反对党也一直学不来民进党当年夺得政权的秘诀,无法带领执政党进入新的生产线,只能在两颗子弹和国务机要费中,拖引执政党和国人一起在分配线中缠斗。原本的生产线,成了分配线的结果,不但毫不遮掩人性丑恶的一面,而持续的内耗也让台湾的发展停滞不前,并形成恶性循环。

民进党打天下可以用独立作口号、作号召,然一朝执政当家,仍继续以旧口号代替行动,岂非自行彰显执政者的无能与怯懦?何况独立未成,反成孤立,经济的优势丧失,就连好不容易得来政治优势也已褪色之际,「生产」未扩展;「分配」已内缩,民主后的局面已由「谷底」坠入「海底」之时,精进奋起已是刻不容缓的时后了。

创造新的生产线,首须推展法治,结束乱象,用以巩固民主以及经济再发展的基础。对外,如同当年党外之带动国民党,一样可以积极带动中国共产党走向民主,同步先从法治着手,共襄盛举。毕竟这还是使其富强持之久远的建设。透过新的生产线的开展,台湾如能在建立这项普世价值之后,积极对中国在带动经济之馀,再带动其民主发展,预料对中国崛起忧心忡忡的国际社会,将体现台湾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民进党过去曾展现领导台湾的能力,获得台湾人民的支持,而今展现领航中国的能力,将如同杜拜之领航阿拉伯,台湾也可以获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类的喝采。 

两岸「共识」才可免「共业」 放弃小民族行大民主!

揆诸两岸的争执与僵持,缘自中国大民族的傲慢与「无明」,在国际社会极尽打压及矮化台湾之能事,凌人气势的「大民族」主义固不足取,台湾採取「小民族」主义的对抗,而今也证明激化其气焰,僵持而无效。台湾地处蕞尔,行「小民族」既已陷于孤立,以「小民主」之成就也被视为敝帚自珍之际,为扩展国际能见度,与其开拓「过境外交」航线作为成就,不如重振党外当年信心与企图心,对外拓展民主版图,以「大民主」之方略取代「小民主」之锁国,对外建设性视野的开展,不仅彰显台湾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绝对有助于国人胸襟眼界的开阔。而今两岸,鲜有交集的原因,不外贡高我慢、偏执于「中国」却忘怀于「中道之国」久矣!「中道」有别于「霸道」,其实践以现代语言应是「化异求同」以民主程序寻求公分母的「共识」。不能共识必担共业!中道思维乃是内心觉醒的力量,它可以领导「共愿」,推动「共生」而免除「共业」,如同黑夜油灯,寸焰既燃,夜虽无岸,无能拂灭。两岸原本圆满俱足这股力量,度过长夜,相信必然带来另一个东昇旭阳的灿烂! 

戒急用忍与政权终结

张俊宏指出,二十年前邓小平致力改革初,黄信介先生和他曾计画率团登陆访问,当时中共领导人强烈表达要求与台湾进行经济合作意愿。 天安门//事//件后,被经济封锁的中国,于危在旦夕之时,李前总统促使他的第一批财团登陆,使得大旱见云霓,飢渴的中国顿时启动了旷世纪的经济巨轮,这是关键时刻领导人表现的大勇与大智。其成果应可为台湾整体来承受,可惜不知何故旋即颁佈「戒急用忍」的锁国政策,封杀了黄信介先生的计划,以及商人奋斗的成果,20年忽焉过去,而今也将逼近夕阳残照。 

李登辉先生借民进党之力,对内完成了史上首度出现政党轮替,但对外国民党很难完成的工程,却用戒急用忍阻止了反对党的辅佐,使得整个台商所创造出的丰硕成果,无法结合成为台湾的资产。领导人失败于开拓生产线的结果,国民党政权的终结应足资借鑑。而今国内两党,海峡两岸,重重治丝愈纷的纠缠,载舟覆舟,几乎都是存于一心在一念即可旋转乾坤。

领导人的智慧与勇气

十九世纪西方曾以东印度公司,整合政经力量经营亚洲所发展出来的模式,台湾放弃了扮演这个角色,其结果是竞争力的出局和边陲化。值此国家发展面临重大转折的十字路口之际,诚如史学家贝希洛斯(Michael Beschloss)所言,这是考验一个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的关键时刻。而今台湾一半的优势已经丧失,如何挽救另一半的优势免于消失殆尽,关係的已不是国内政党的轮替浮沉,将是台湾在国际间沉沦与中兴的重大关键。

竞合、整合、和合 杜拜「和天下」与「平天下」的启示!

十九世纪写实主义文学家狄更斯在双城记所言:「我们这一代何其幸,也何其不幸,生长在此一光明又黑暗的年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年代」如此,「时代」亦复如是,此刻我们何尝不也同时看到光辉与丑陋交相夹杂的人性就在周遭。

然而,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反者道之动」;「患」是可以变成「利」的,「极患」也可成为「极利」。阿拉伯世界裡杜拜小国的崛起就是典型的实例,研究杜拜的人指出他有10年、20年的基础,其实,台湾现代化则至少有50年、100年的基础。然而杜拜在短期内让举世看到此一个小国超越了周边大国而崛起的成就。巧的是,也在近六、七年之间,同在民进党执政的期间完成。更弔诡的是,政党轮替之年台湾也提出美金1000亿,大于杜拜的创意建设。当时准备到台湾来为新政府动土的韩国联合财团,却悻悻然的改道去杜拜动工,如此短短六、七年的时间,阿拉伯世界吸纳累积了七千亿美金,原本资源枯竭的波湾无名小国,一夕之间杜拜起来了,成为举世瞩目的「显学」;此外,韩国也从金融风暴的谷底攀升起来了。反观台湾完成和平轮替的成就,在各方的期待中,原本应可振翼起飞,却何故沉沦堕落而且边缘化,如果说是因为追求民主开放而致此, 

则民主开放之罪过将何其深远耶!

这真是彻底盘整反省再出发的大好时机!当年此项「世界岛」的建设计划被斥为是疯狂行径,及今杜拜成为世界显学,以今日台湾所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必然是当仁不让,应该可以作得更大更好是绝无问题的。引用东京大学大西隆教授,应邀来验证此一计划时所言:现代的建设〝技术、资金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人民的需求、梦想和政治家的决心与能力〞。由奢入俭难,边陲化的国家跌入「谷底」,更怕还有「海底」的台湾人民,其声音、需要与梦想,执政者应早已听闻。万一在朝执政者仍然缺乏「决心」与「能力」,则仍可期之于在野的政治家,证之于国民党最后的20年,国家的方向与动能,几乎都来自于党外。 

「大洋」与「大陆」发展中心 成立免税特别行政区

民进党取得执政,是从县市长联盟,促成地方包围中央达成的。如想在短时间内使具有相当基础的台湾与世界接轨,全面开放经济引进世界「金源」、「能源」与「资源」仍可採取类似当年加工出口区的经验,摆脱传统法令制度的包袱作为实验行政特区,其地点可选择拥有空、海港之处作为免税落地签证的自由港。

杜拜既然可以依赖中东石油王国作其门户,六年时间成为世界金融,旅游、购物、教育等顶尖中心。卡达继之以人文、民主开放,力求突显其多元的差异,两者皆只凭着地理上的东西南北要冲。台湾除具备同样条件外,又是陆海、古今、集权与民主文化荟萃交流的处所,可兼容杜拜与卡达的角色,台湾成为中国与亚洲门户的角色与功能,实不必鑽营于赌场,更可一夕之间突显!至于其选择的地点可在屏东及其外海,可作「为南向发展中心」;另一地点可选择在中部四县市,尤其金马外岛,则作为「西向发展中心」皆属包袱较轻的「边陲」,而且地大障碍较少,地缘上又是带动「南大洋」与「西大陆」全面交流最近的港埠。 

在朝不行,在野来做 

以上乃属短程的切入,可以再一次期待先由在朝者带动,否则便可由在野来推动,这是台湾转型升级的工程,正如民主化的功业也是几经痛苦冲突之后由朝野所共同完成的。至于长程的国家基因工程包括:教育、媒体、司法、文官、立法、公民审议、能源、生态环境等八项,这是国家长程软体建设的「圣业」,应不惜引进全球各部门行业中,顶尖成就者来共襄盛举。诺贝尔(Alfred Nobel)曾说「格局决定结局,态度决定高度」,拥有大格局勇于承担世纪性「圣业」的国家,其政府何愁没有世界各地大资金的挹入?同样的「地方包围中央」,民进党以「政治」结合地方而轮替,不能以「经济」巩固,则国民党如能以经济对内结合地方,以民主对外推展于中国,不止轮替政权,势将所向无敌也! 

挑战不可能,是惟一的出路

波湾若干小国继大国崛起之后而超越的事实,都是显着且令人鼓舞的实例。爱琴海中的克里特小岛,其所倡导的民主,影响人类几千年。犹太民族虽不能建国,而其思想家操控世界、带动世界科技,而今在波湾崛起的仍是小国。从古至今曾执世界之牛耳,淨是小国,何能气馁!?

台湾为华人社会引进民主,原可期待为世界化灾解厄,竟而遭受如此封杀凌虐。所谓得道应得多助,台湾条件俱足不亚于当年的克里特岛及今日的杜拜,我们应该不卑不亢而有捨我其谁大担当,知所反省惕励来兹再出发,让台湾成为中道文明法治的灯塔,以及全球心灵堡垒的转运平台,台湾终将在患为利,再创奇绩!

台湾好,中国、世界会更好

身为二战后的第一代,深切认知:台湾人所认同的祖国,绝非日本,不是台湾,而是中国。何以沦为日本统治原亦非其所愿。然而曾几何时「祖国」却与「刽子手」划上等号。而今重重威胁恐吓中,进而联合今世「列强」围剿、孤立、打压;鱼网铺天盖海而开,目标只为捕杀一隻逃命小海龟。来自中国血腥恐怖虽未重现,梦靥却已在眼前。

现代文明国家人民的「认同」已难循「霸道」,却可由行「王道」「中道」而水到渠成。台湾人在岛内刚从国民党中国释放的人权,60年一甲子过去,228的血腥依旧年年翻新之际,阴影如果不能从共产中国获得释放,面对「中国」,能无戒惧?

台湾人想摆脱的原不是「中国」,而是古老中国的血腥恐怖,台湾人为自救,为民主化的「志业」与「圣业」,都愿为「中国人」解除万劫不复的宿命。

现代文明国家即令「富」「强」只有当人民获得保障,获得尊严,国家才有真正的尊严。

国内两党,海峡两岸,没有共识,必有共业。敌对双方寻求共识,原亦可和平发展。免除古老野蛮偏执的战争,达成现代和平的共荣,欧体欧盟甚至「欧洲共和国」就是循此途径成功的。

「台湾好,华人社会更好,中国社会会更好」龙应台女士已提出这项呼吁,这项呼吁应可成基本共识,甚至可成运动,尤其在一统中国之前,大家共同来推动「文明中国」的运动。世人都已了解:只有这个大国走向文明,走向民主与法治,世界才可能更好!

人类文明已由「武力」进入「财力」,进入「脑力」最终必然进入「心力」。

平凡无奈的众生,原也可以无怨的渡过一生,但当面对了无忌惮横行凌弱暴寡的势力,一旦心中寸火燃起,终将无畏的悍卫他们天赋的人权与自由。

如同黑夜,寸燄既燃,夜虽无岸,无能拂灭…

中道思维乃是由内心觉醒的力量,它是可以带领「共愿」,推动「共生」,达成「共识」免除「共业」而同享「共荣」!

张俊宏 档案

张俊宏(1938年5月17日—),字景涵,台湾南投县南投市人。

学历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 。

经历 :美丽岛杂志创办人 ,美丽岛杂志总编辑 ,台湾省议会议员,(民主进步党中央常务委员 。

张俊宏的父亲张庆沛曾经当过20年国民小学校长,并且担任过两届南投镇镇长。张俊宏于1957年考取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于1964年在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取得硕士学位。1967年,张俊宏与许荣淑结婚。之后,张俊宏在中国国民党的「吹台青」政策之下,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1971年,张俊宏与其他知识份子共同发行《大学杂志》,发表国是诤言,批判当时国民政府的法统问题与主权问题。1972年,张俊宏与许信良等人共同写作《台湾社会力的分析》一书,指出政治改革必须有根深柢固的社会基础。 

1973年,张俊宏参选台北市议员,以些微选票败北。1975年,张俊宏与黄煌雄、黄华等人创办《台湾政论》杂志,旋遭查禁。1977年,张俊宏于南投县参选台湾省议员并且当选,与林义雄、余陈月瑛并称「党外十三人组」。之后,张俊宏出任《美丽岛杂志》总编辑。1979年,张俊宏于美丽岛事件中被捕,被军事法庭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张俊宏于1988年出狱后出任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并且成立「台湾政经研究室」,提出「地方包围中央」策略,民进党也在1989年的县市长选举中夺下六个县市的县市长。1991年张俊宏出任民进党不分区国大代表,并且于1992年于台北市当选立法委员;1993年张俊宏辞去民进党秘书长一职,并且于1994年参与民进党台湾省长选举党内初选但败于陈定南。1995年起,张俊宏开始担任民进党全国不分区立法委员,并且于1998年、2001年获得连任。2000年,陈水扁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张俊宏曾经出任海基会副董事长。

 

发件人:"zhengxianli2006" <zhengxianli2006@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23 21:19:52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假球”能否随着王洪礼一起飘去?.txt 

“假球”能否随着王洪礼一起飘去?

郑现莉

  看到多次担任辽宁足球队主教练的王洪礼因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消息,不禁勾起了我多年前的回忆,他是我第一个记得住名字的足球教练——一个踢“假球”的教练。

  1997年刚入大学还在军训期间的时候,学校组织全体新生在大礼堂观看了中国队和伊朗队争夺世界杯入场券的那场“经典”之战,这是我看到的第一场足球比赛。虽然结果很让我意外,但对足球的兴趣却慢慢滋长了,特别是第二年世界杯赛场上的几场精彩的比赛,让我几乎成了一个“球迷”,每周末都要看一场意甲和德甲。由于我是河南人的缘故,自然对家乡的河南建业队也开始关注,就因为这个我记住了王洪礼这个名字。

  1998年的甲B联赛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班一位陕西籍同学也是一个球迷,而河南建业队在对陕西国力队的两场比赛中取得了4分,这成了我经常在他面前夸耀的资本,于是河南队的降级就让我尤为难以接受。第21轮,王洪礼率辽宁足球队客场挑战处于保级区的成都五牛队,当时的这支辽宁队确实实力很强,这个时候已经提前升入甲A,其中多人以后都进入了国家队,一度还是核心人物,但在这场比赛中,却莫明其妙地放了水,以2:4惨败。在两队此前的三场比赛中,辽宁队攻进17球而仅失1球,前后悬殊之大实令人难以置信。同是这一轮,还有另外一场放水的比赛,最终导致河南建业队降入乙级,从此王洪礼就刻在了我的脑海中。这场比赛踢假球的迹象太明显了,以致于连一向对各支球队“宽宏大量”的中国足协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以“消极比赛”的名义吊销了王洪礼的高级教练员证书。不过,很快王洪礼参加了在厦门举行的亚洲高级教练员培训班,领回了亚足联高级教练员证书,并没有对他的执教生涯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这大概也算是足坛的“中国特色”吧。

  每当遇到这类问题,总会有人替他们开脱说,这不是他们个人的错,是体制的问题。的确,把出现这类问题的责任完全推到他们个人身上是错误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任何体制上的问题都得通过一个一个的个人来体现,按照上面的逻辑,岂不是每个人都没有责任了吗?是否当得起悼词中对他的评价:“笃信道家思想的他,一直把‘心虚无欲、清净无为’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也许他也是被逼无奈的,但更多的可能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或者是半推半就吧,就像很难说西门庆和潘金莲两个人谁是被逼的一样。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声讨王洪礼个人,这没有多大意义,更何况人已经不在了,掩藏在现象背后的东西才是更重要的。还是在这场比赛中辽宁队的守门员刘建生,曾经一度在队内被树立为模范球员。据报道,在赛前对方曾以10万元收买他,遭到拒绝后转攻辽宁队“高层”,结果刘被迫放水,最后只得了1万元的“分成”。在这样的结局面前,相信很少有人能再保持平衡的心态。果然这件事令刘建生的价值观从此发生了重大转变,以后多次被传与假球有染,甚至队友对他的表现都极其不满,暗中把他的车给砸了。随后他又在2005年1月6日,被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因兴奋剂事件开出罚单,被禁止参加所有国际、国内比赛3年,罚款5万元。在2006年2月11日凌晨,沈阳警方在集中打黑时,在一家宾馆将涉嫌吸食冰毒的刘建生抓获。在此之前他已有4年的吸毒史,累计下来耗毒资近百万元。刘的堕落史典型地说明了他完全是被中国足球环境毒害的,如果他不进入这个圈子的话,他很可能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也说明了一旦金钱代替了球场上最简单、最明确的规则之后,对球员职业道德底线的杀伤力有多么大。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自然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假球、赌球、泡吧、嫖娼、毒品等等,就都不算什么了。

                   球场与官场何其相似乃尔

  中国足坛的腐败并不仅限于操作比赛上,就连牵涉到俱乐部生死存亡大事的引进外援都要由金钱说了算,如此疯狂的举动也只有在目前的中国才能出现。

  据一位足球经纪人讲:“在中国做外援转会,经纪人必须要学会如何去沟通俱乐部内那些有权决定外援的人。如果你在俱乐部内没关系,即便是有好的球员也未必能留下;如果你有很硬的关系,即使你带来的球员是水货,也有可能被留下,只要有足够银子。”

  在国外,无论是足球界、篮球界还是拳击界,经纪人都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不仅可以天天与那些明星们打交道,还可以从他们的巨额收入中赚取不菲的佣金。但在中国,即使手中掌握有实力的球员,也未必能推销得出去。

  由于中国俱乐部买不起知名球星,经纪人介绍的一般都是无名小卒,俱乐部为了检验这些球员的实力要求试训本也无可厚非,但在没有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这就为具有决定权的人物提供了寻租的机会。经纪人要为这些试训球员提供吃住行等费用,因此为了能使自己联系的球员有更多的“中标”机会,就开始打起了主教练和一些俱乐部官员的主意。通过这种幕后交易,大量水货外援流入了中国足球市场。

  于是,只要舍得投入,或在俱乐部内部有关系,不管也没有经纪人资格证书,也都做起了经纪人生意。据统计,在2001赛季,中国足坛共引进了128名外援,其中只有30名是通过合法途径引进的,其余全是靠“公关”进来的。可见,当权力失去了监督制约之后,该有多么可怕!

足球本就是资本的玩物

  在当前商业化的球场上,足球比赛早已经不再只是球员个人的表演、发挥了,更多体现的是球队背后的资本集团实力的竞争。以职业化水平最高的欧洲足球赛场为例,球员转会的金额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攀升。罗纳尔多转会到国际米兰的时候,转会费达到了创纪录的3800万美元,随着1998年世界的结束,有上好表现的齐达内和菲戈,其转会费分别为令人咋舌的6600万和5600美元,2006年AC米兰队的乌克兰球星舍甫琴科转会至切尔西,转会费也达到了6300万美元。尽管在赛场上有很多的偶然性在左右着比赛的结果,这也正是足球比赛的魅力所在,但一般说来,那些拥有强大资本实力的球队,由于能招徕全球最有实力、名气最大的球员,多数这些球员也都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这些球队一般也都能在赛场上占据主动,因此在欧洲五大联赛中能够获得联赛冠军的球队,也基本是那些拥有众多明星的球队,而创造奇迹的小球队则屈指可数。

  对于这些大牌俱乐部来说,依靠资本实力拥有众多大牌球星,不仅可以在赛场上取得好成绩,也可以在赛场外获得众多球迷的关注和支持。这样,俱乐部在转播费、广告以及其他经营性收入上就会获得更大的份额。这是足球场上黑恶现象的动力源,与市场经济中的逐利动机并无二致。

  事实上,在全球市场化的今天,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只有走市场化、职业化的道路,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正是由于资本集团对足球的大规模投入,才有了欧洲五大职业联赛的兴盛发展,才会有全世界足球电视节目的高收视率,才会给流浪于南美街头的马拉多纳、贝利、罗纳尔多等穷小子以充分展示他们的天才的机会,才会给全世界的球迷带来无尽的享受。

  但市场化、职业化并非在每个国家都有效力,在引入中国后的十几年里,它并没有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取得任何实质性效果。在50年代的时候,国足可以和当时的世界“无冕之王”匈牙利队踢成平局,当80年代初日本国家队来到中国的时候,甚至踢不过中国的省队,国足都不屑于同其比赛。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国足的成绩日益下滑,既没有日本队娴熟的脚法和技战术,更没有韩国队顽强拼搏的精神,与他们的差距越拉越大,除了“侥幸”打入2002年韩日世界杯之外实在是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地方。在前不久结束的亚洲杯上,甚至连小组赛都没有出线,最终排名第九,这是国家队参加亚洲杯31年来最差的。而此前的1976年中国队首次参加亚洲杯就获得了季军;1980年亚洲杯中国队虽也未能出线,但当时只有10支球队分成两个小组,和几支强队分在了一起,取得了1胜1平2负的成绩,最终仍获得第七。

  原因应该归结在哪儿呢?在欧洲,资本的介入促进了足球运动的发展,而在中国,金钱的介入带来的却是市场经济中最丑恶的现象:球员被金钱所腐蚀,他们有了钱就追逐美女、毒品,惟独不把精力用在足球技艺的提高上,教练员和裁判被拉拢打假球等等。中国人的身体条件并不比别人差,至少和日本、韩国等大多数亚洲国家比是如此,甚至还占有一定的优势,对足球技战术的理解更没有理由比别人差。在没有受到金钱的腐蚀之前,中国也涌现了不少有潜力的球员。象1998年出战土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的健力宝队,在与葡萄牙队争夺决赛权的时候不仅场面上不处于劣势,而且还取得了胜利;后来的年轻国奥队员在与阿根廷、日本队的比赛中都有十分出色的表现。一些很小就出国训练的球员,象董方卓已经进入了曼联一线队,但这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还是要从国内联赛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但遗憾的是,在他们进入中国职业联赛的“大染缸”之后,很快就被同化了,不仅朝气、拼搏精神全无,不少人道德品质上也急速堕落,这不仅对他们本人、对中国足球是巨大的损失,还由于他们往往还是更低年龄段球员和球迷的偶像,把他们也给带坏了,可以说,目前整个中国社会风气的败坏,他们是有功劳的。

  这一切,固然有他们个人的责任,但这不能说明全部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主要问题。金钱所带来的这些丑恶现象,不过是它在社会其他各领域所带来的恶果在足球界的反映而已,它是政治权力、资本集团不能受到有效的约束所带来的必然现象,很自然的,他们在其他领域中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所有不正当手段也都会被照搬到球场上来,其对社会各项规则的破坏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

球场,本应是最讲规则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中有形的规则越来越完善了,已经颁布了两万多部法律法规,即使同一部法律也经常隔几年修订一次,不是专业人士很难对其有全面、透彻的掌握,这也是这些年律师业以及大学法律专业兴旺的原因所在。固然如此,社会生活是日新月异的,每天都会有新生事物出现,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对未出现的法律关系做出规范,但在司法实践中,应该也必须参照已有的法律条文对其进行调整。可在我们这里,没有明确规定成了逃避法律责任的金刚罩。例如,法律规定了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要负法律责任,而“踢假球”却因为没有明确规定而不能加以处罚。如此,受到欺骗的球迷除了大声喝骂、甚或扔些杂物、砸几辆汽车泄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法律没有给他们准备一条正当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球场上的游戏规则不象法律条文那么繁杂,它是简单而又明确的,稍微有点常识的球迷都能懂得。我一开始看球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越位”,但别人一解释也就清楚了。况且比赛又通常是在成千上万双眼睛的监督下进行的,如果进行电视直播的话就更多了,“消极比赛”的球员是不难被广大球迷发现的,因此,球场是最应该体现公平竞争原则的地方。但现在,赌风之盛已经到了超乎想象的程度,借一位教练的话来说,“过去是10个球员当中有9个不赌,现在恰恰相反!”甚至在韩日世界杯上,也传出了中国队小组赛惨败与个别球员参与赌球有关的消息。这种发“国难”财的行为与当年宋子文侵吞美援有什么区别?!

  没有人否认欧洲赛场上也有通过场外因素干扰比赛的情况,2006年意甲爆出的假球案就是一例,最终尤文图斯这样的大牌球队遭到了降级的处罚,但与我国联赛比较起来要干净得多。欧洲五大联赛场上的这些大牌俱乐部,尽管在招徕球员方面具有很大优势,但他们在比赛场上一般还都是遵循公平竞争原则的。例如,在意甲,当年第一次升入甲级联赛的切沃队,联赛开始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但随着其在赛场上良好的表演,接连战胜大牌俱乐部,国内对其转播日渐增多,其行云流水的进攻为意甲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直至获得联赛半程冠军,尽管出乎意外,但没有人指责它踢过假球,收买过裁判等等。

  但在我们联赛转播中,多少次都能清晰地听到球迷齐声高喊“假球”“黑哨”,却没有俱乐部受到过什么严厉的处罚,甚至连司法部门能不能介入这类事件的调查似乎都成了问题。在1999年12月5日,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在一场关乎到几家俱乐部能否保级的极为重要的比赛中,重庆隆鑫在领先了90分钟之后,被沈阳海狮在两分钟之内奇迹般地连扳两球,反败为胜保级成功。莫名的比赛结局激怒了大田湾在场的3万多重庆球迷,赛后他们围住重庆队要离去的大巴,高呼假球并久久不愿离场,砸坏了几辆警车,酿成了一场球迷骚乱事件。中国足协此后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对此事只是象征性地罚点款而已。

权力、资本“潜规则”代替了球场规则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不少人将其归结为“制度不健全”。事实上,如果仅仅是这个问题的话,那就太好解决了,可以先把别人那套行之有效的东西拿过来嘛,在学习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以求做的更好。但职业化十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进步。如果将足球场上的混乱与当前我国经济领域中的混乱比较一下就清楚了,主导着这些俱乐部的资本集团既然可以在市场上不遵循“游戏规则”,他们又怎么可能在赛场上规规矩矩呢?他们更热衷于使用“潜规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象他们在市场上和官场上所做的一样,这就是中国球场上乱象的总根源。规章制度好学也容易制定,但俱乐部背后的资本集团是否愿意遵循这些制度才是真正的难点。中外球场上表现迥异的根本原因,实质上是这些资本集团对待市场规则上的差异在球场上的反映。

  这些不正当手段在各行各业都有反映,尤其以房地产行业最为典型。北京、上海、广州等这些大城市的房子,在自然形态上可以和其他中小城市的房子一模一样,但在价格上却可以相差几倍到十倍,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地方工业化、城市化的水平高,国家财政投入这些地方也多。这些地方的工业化、城市化不是那个人的贡献,也不是哪些企业的贡献,他们已经在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赚取了自己应得的利润,而是全体中国人民几十年劳动的积累,尤其不能忘记建国以来,居国民大多数的农民通过税收、剪刀差等形式对这些地方工业化、城市化做出的贡献。因此,这些房子除其自然形态原因之外的升值部分,所有权属于全体国民,应该用于解决全体国民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问题。但在现实当中,它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合谋下被瓜分一空。

  据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第22号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2005年度检查的39户房地产企业少报收入84亿元,少报利润33亿元,会计报表上的平均利润率仅12.22%,而实际达26.79%,平均每户少报利润8500万元,少交税3800万元(《深圳商报》2006.11.8)。从2002年至今,房地产业连续入选“中国十大暴利行业”,2004年大陆百富榜,房地产老板占45%,2005年胡润富豪榜前50位富豪中24位涉足房地产。但中国纳税500强中,房地产企业数仅占0.6%,纳税额仅占0.3%。国税总局的调查显示,偷漏税中房地产企业占90%,北京欠税企业所欠税金的80%是房地产企业所欠(《法制晚报》2006.9.6)。在房地产的开发中,政府是无本万利者,税费以及“公关”成本占房价的50%,房地产商是一本万利者,房地产利润占25%以上,由于房地产的资金80%来源于银行贷款,使用了极高的财务杠杆,所以房地产商的资本利润率在100——200%以上。

  据黑龙江一位房地产商自爆的材料,他与另一个老板联合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由于给领导送了钱物,应交的1500万元项目保证金只交了500万;应交的1100万元土地使用费推迟了一年多才交,况且也没交那么多;1140万元基础设施配套费开工之后才交,也没交够;只交了土地使用费的10%就拿到了土地使用权证和项目许可证,然后以此做抵押到银行拿到了1200万元贷款,然后逼迫银行继续贷款只到项目完工为止;在拆迁的时候动用黑社会打手等等。这个项目占地面积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4.5万平方米,按当时的最高价预算总成本约为4亿元,但他们只用手中的不到1000万元就给“鼓捣”起来了。这个项目的起初预算收入是5.6亿元,而到实际销售的时候还要高于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项目的纯利润就至少高达1.6亿元,而他们当初的投入仅不到1000万!

  房地产公司支出的各种“公关”成本自然直接进入了各级政府官员的私囊,就是各项税费收入中的多数也没有惠及底层百姓,而是转化成了各级政府豪华的办公楼、高级轿车以及奢侈的招待费用等。对于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成本问题,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今年两会期间列出了一组相关统计数字: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增长到3万亿,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升至7000亿,增长达87倍,而且近年来还在以每年23%的速度快速增长。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叶青说,28年里,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多倍,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比重的3%至6%,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

  这是一场权力和资本的盛宴。其结果就是房价节节攀升,当然这不仅是房地产行业自身掠夺和抢劫的结果,也跟在其他行业同样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了大量财富,然后进入房地产市场抬升了房价有关系,这实际上是各个行业的掠夺、抢劫集团之间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07年6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4%,涨幅比上月高0.8个百分点。分类别看,经济适用房、普通住房和高档住房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4%、7.7%和8.5%。分地区看,涨幅较高的主要城市包括:北海15.5%、深圳13.9%、南京11.3%、北京10%和石家庄9.4%等。如此大幅度的涨价,就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多数白领阶层的住房梦都会被击得粉碎,就更不用说那些已脱离农村常年工作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了。

  这是中国重大的社会矛盾之一: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逼迫着农村的年轻人必须通过打工或考大学离开当地,另一方面急速高涨的房价又让他们无法在城市立足,造就着大批的新时代流民。在中国古代,定居的农民对各种剥削、压迫的忍耐力是非常强的,但一当他成为流民,他的出路就只剩下当土匪或者参加起义军了。在当代社会固然有区别,但一旦发生经济动荡威胁他们的生存底线,他们就会成为巨大的不稳定因素,今天发生在城市中的大量犯罪和黑社会组织就是其表现之一。而如果这种力量再与同样居无定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找到共同语言的话,力量就更加强大了。因此,如今的房地产行业已经不能单单看成一个经济问题了,更应该看到它严重的政治后果。

  这一切都来源于处于强势地位的权力、资本集团对底层民众基本权利的漠视。20多年来,由于缺少来自底层的约束力,他们已经养成了“潜规则”的习惯,于是在球场上也就成了不收买裁判反而不正常的现象,会被斥为“不懂规矩”。发生在2001年的浙江绿城俱乐部的董事长宋卫平就是典型案例,他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犯了“行贿罪”,同时痛揭足坛黑幕,痛斥贪得无厌的“黑哨”,但绿城队一下子就成了最没有人缘的球队,“别人见到他们就像见了鬼一样”。

          球迷参与和“有罪推定”治疗中国足球顽疾

  靠个人反黑就像靠个人反腐一样,很多时候不仅反不了反而会导致自身出局。要遏制这种球场腐败现象,从参与者来说,除了国家司法机关要及时介入外,还必须充分利用广大球迷打假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在中国球迷中从来就不缺乏,但却被屡屡压制了;另外,在中国足坛上,由于惩罚力度不够,作弊的收益远远大于所承受的风险,这是一种鼓励当事人犯罪的制度,必须将其作弊所承担的责任和获得的收益颠倒过来,才能从根本上对这些丑恶现象进行遏制。

  由于在球坛上行贿受贿导致假球、赌球、黑哨的特殊性,一般球迷甚至足协、国家司法部门是不可能抓到确切的证据的。一方面,这类活动都是私下交易,几乎没有可能被抓到现行;另一方面,通过查这些俱乐部的来往账目也许可以找到蛛丝马迹,但这必须得到他们的配合,而这几乎也是不可能的。况且有些这类行贿根本不需要现金来往,而是通过私下的赌球市场进行,在这些俱乐部的往来账户上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映,就更能抓住证据了。而这类行为又大量地存在着,这就给我们今天现行的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

  还以前面提到过的刘建生为例,分析一下他的收入支出情况。他入辽宁一线队的时间比较早,1994年进入,但一整年都没打比赛,每场只能分得200元。他真正开始比赛是在1998年,从甲B升入甲A后,坐了一年的主力位置,但收入仍然不高,“年薪也就在二三十万左右吧”。到了1999年,坐了一年的冷板凳,2000年转会到上海申花。刚开始打上主力,但在一场关键的比赛中申花队输球,被俱乐部怀疑打假球,从此不再受重用。一位圈内的资深人士认为“‘老刘’在2001年之前没挣到大钱”。2001年他从申花回到辽宁,年薪在40万到50万左右,到2002年,他挣了两年好钱,但2003年由于受伤基本没打比赛,只有年薪没有奖金,出去扣税以及日常花销,他攒不了太多的钱。但他的消费水准却令人吃惊,他买的第一处房子面积达到了200平方米,还买了一辆桑塔纳2000型轿车;2004年初,在前一个赛季无球可踢、俱乐部时常欠薪的情况下,他的坐骑突然换成了极其高档的沃尔沃吉普车,价值高达70多万。与此同时,他已有了四年的涉毒史,总花费近百万。让人感觉他一下子暴富了,连他的队友都怀疑他很可能“下水”了,否则不会有那么多钱。

  尽管有这么多的可疑点,但真要是展开调查的话,即使公安部门也难以获得确凿的证据,按照已经通过的《物权法》相关规定,一旦没有证据证明他的财产是非法所得,就被认定是合法收入。具体到司法实践,这类案件即使有关部门能查到真凭实据,成本也是极其高昂的。对于少数这类事件,社会还能支付得起这个成本,但就目前中国层出不穷的不正当收入,即使把每个中国人都变成侦探,也未必够用,成本高昂得以致于根本行不通。用不了多长时间,人们就可以从实践中看出,《物权法》的通过,不是中国司法的进步,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倒退。

  其实,象这类公众人物,他们通过正常渠道就已经获得了远远高于一般人的收益,没有任何理由让社会为了他们通过不法行为获得的利益再去支付一笔昂贵的成本,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

  这个困境的总根源在于法律上的“无罪推定”原则,这条法律原则是很多明明依仗自己所处的特权优势地位犯了罪的人,却无法治罪,因为很难掌握其犯罪的证据。这种情况在官场上大量存在,好在原来法律上还有一条“大量财产来源不明罪”,而《物权法》生效以后,连这条也给取消了,这只会使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更加肆无忌惮。

  要防止这种情况,只有在法律上实行有罪推定原则。一方面,这种制度有利于发挥广大球迷反黑哨、打假球的作用,只要他们认为某个人踢了假球,他们就有权向法院起诉,然后由球员来举证,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不象现在,球迷对球员的弄虚作假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

  其次,在无罪推定条件下,犯罪的收益很大而被抓获的几率却很小,这种完全不对等的收益比只会主张犯罪,而不会遏制犯罪。就像张宏良所说,无罪推定的奥秘就在于,让股民拿不到庄家的证据,患者拿不到医院的证据,员工拿不到公司的证据,下级拿不到上级的证据,弱者拿不到强者的证据,受害者拿不到害人者的证据,维权者拿不到侵权者的证据,这样强势群体就可以为所欲为的高枕无忧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官员的大面积腐败可以说与此有极大关系。对于原来的国有企业来说,工人虽名义上是企业的主人,但由于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工人根本不可能掌握企业管理者的犯罪证据,即使通过非法手段拿到了,也不会被法庭所认可;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底层民众连他们的办公室都很难进,何谈掌握他们犯罪的证据呢?只有实行有罪推定原则,才有可能将颠倒了的收益比重新颠倒过来。体现在足球场上,如果有一定比例的球迷认定某球员作弊的话,那么这名球员就必须在法庭提出自己没有作弊的证据来,否则就会被认定作弊而受到处罚。实际上,球员也是很难拿出证据来的,或者说基本不可能。这就给了球迷监督球员的合理合法的途径,而不需要通过其他暴力途径了。球员们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也必然不敢懈怠,以免被人怀疑而惹火烧身,“消极比赛”的现象也就消失于无形了。这样,比赛才具有真实性,具有观赏性,既有利于增强球员的技战术素质,也可以挽救人气日益低落的国内联赛。对于裁判的“黑哨”也同样如此,在有罪推定原则下,他故意偏袒一方的风险将大增,同时他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以免因为判断失误而给人以造假的嫌疑。

  最后,有罪推定对于强势集团来说,并无不公平之处,它恰恰体现了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法律原则。对于官员们来说,他们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事实上今天也正是如此,他们随时都可以将归社会全体公民所有的财富通过各种形式据为己有,那么他理所应当比普通民众承担更多的责任,理当由他们自己来证明自身的清白,而在无罪推定原则下,另由社会来花费大量资源来为他们的犯罪或清白做证明,反而是极大的不公平。具体到足球场上来说,在非市场化的条件下,如两队业余爱好者在进行比赛,围观的人并不需要为此付出什么,那么场上到底有没有假球、黑哨对围观者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在市场化条件下,球迷是付出了实实在在的金钱来观看表演的,况且场上的这些球员、裁判从这场游戏中获得了远远高出一般人的物质利益,那么他就应当认认真真地比赛,如果他的表演的“消费者”对他的表演态度不满意,那么由他自身来为自己做辩护并无不妥之处。

  固然,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底层,还有公安机关应用“有罪推定”原则打击无辜的底层民众,但这不是“有罪推定”本身的错,而是用错了地方。“有罪推定”不能也不应该推广到一切司法领域,就像“无罪推定”也不应该推广到一切司法领域一样,他们各有各的作用和施用范围。一般来说,“无罪推定”对于保护底层民众不受强势集团的无辜侵害是有效果的,但同时它也会对强势集团形成保护伞;而“有罪推定”则有利于底层民众对社会强势群体实施有效的监督。在当前中国,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的情况下,有必要在不同范围灵活使用这两种原则,以抵消强势群体的优势地位,将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惟有此,和谐社会的建设才有希望。

  同样,也只有在球场上实行了这一司法原则,一切丑恶现象才有可能在广大球迷的积极参与予以荡涤,中国足球才有可能走上一条健康发展之路,出现一支与我国大国地位相称的强大的国家足球队,才能在任何一场比赛中把命运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

二○○七年八月八日

 

墨子没自然法、契约论的思想,更没民主思想 

关敏

    墨子在尚同篇中说的“人各是其义而非人之义”。这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的义,即没有公约数或底线或公理。

    而共同的的义,即公约数乃自然法也.在西方思想家看来,自然法就是神的意志,它表现为自然界的有秩序的运行___即规律,它能被人的理性所认识,表现为公理,就是人们之间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认识的共同点___即公约数.自然法又被称为理性法.遗憾的是,中国人不知道理性思维,没有产生形式逻辑,是一个没有理性的民族,当然不能认识自然法,也没有产生过真正科学家! 从这里可以看出,墨子不可能有自然法的思想,更不可能有契约论的思想。

    因为社会契约的达成(或国家的产生),乃是因为有共同的义,即公约数的存在!契约的达成,乃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有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义,即公约数的存在!

    墨子连共同的义都不承认,哪里会有契约?墨子的学说那只会导致更大的暴力,他的"天子"就是暴力的无穷大!

    有人说,"选天下之贤可者, 立以为天子" --- 这里可以类比一下美国的"选出来的君主制",是一种原始民主思想.这完全胡言!因为墨子实际上是指"天"选择"天子,而不是大臣更不是老百姓选举天子!

    尚同下第十三篇说:若苟百姓为人,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天下,是以选择其次,立为三公
翻译:如果老百姓为主人,这样一来,一个主人一个"义";10个主人10个"义";100个主人100个"义";千个主人千个"义";……

    所以,老天爷(天下)想要统一天下的“义”,因为这个原因,老天爷就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天子又选择其余的贤者,立为三公

    哪里有民主?墨子的思想依然是上智下愚,所以他不可能有什么民选"天子"的民主思想。墨子是性善论者,他认为:天子是全善体,因为天子是天立的,所有的其他人都是半善体或非善体,所以,必须尚同于天子!

    柏拉图晚年发现哲学王的路走不通,因为人性本恶;他转而主张法治。他在《法律篇》说:“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使得他们本人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我们必须作第二种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契约论,并以他人之口抨击国王是恶的,会导致社会混乱,所以,他主张哲学即理性或智慧的统治。

    见我的博克 http://www.17shuo.cn/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01&id=115997

 

 

市场是一种什么机制

欧阳君山

    按:市场或者说市场机制是人们的口头禅,但却“百姓日用而不知”,甚至信奉市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没有真正把市场整明白,流于神秘主义。本文根据《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对市场机制的元论证,试图对此一问题作出澄清,最后结论为:市场机制是市场(非计划)与计划的圆融统一,核心是人,计划得有人作主,市场为计划服务,也就是为计划选人,解决谁来计划的问题,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一个字眼从闻所未闻,到渐为人知,以至于妇孺皆知,这就是“市场”。过去几乎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差不多是“市场经济,一抓就灵”。无论是学人论文中,还是政府文件中,还是官员讲话中,乃至在最高领导层的讲话中,都能够很轻易地找到“市场”,而且多提到“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可市场究竟是怎么样配置资源的呢?或者说,所谓的“市场机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又一个“百姓日用而不知”,似乎没有谁能够自信作答。就是在经济学界,真正寻思过的人恐怕也不多。即便是寻思过的人,考来究去,最后也可能是把问题推给亚当·斯密——此公被认定为“鼓吹”市场的开山祖师。

    不幸的是,斯密也是一笔糊涂账,并没有真正把市场机制摆明白,而是“巧妙”借用了一个道具,这就是所谓“看不见的手”。在大名鼎鼎的《国富论》中,斯密表示:一个只盘算一己之利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达到一个与他的盘算不相干且能够实现社会福利的目的。

    显而易见,“看不见的手”无济于事,恰恰相反,它严正表明了斯密的“走投无路”,没法子把市场的机制说清道明,于是把问题推到无何有之乡,推给神秘主义。经济学人津津乐道于“看不见的手”,殊不知,“看不见的手”乃神秘主义的同义词,原则上与“宗教迷信”或“封建迷信”不二。

    那市场究竟是一种什么机制呢?我们不妨先从市场的对立面也就是计划谈起,所谓计划,简单地说,就是预先规划和安排,其重点应该是预先。计划是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形式,没有计划,不堪设想。《中庸》说得好:“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每个人而且每天都在计划,没有大计划,也有小计划。最简单的,一天的时间就必须计划,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早餐,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看什么节目,什么时候睡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是计划,完全不做计划的人可能没有。

    一个人是如此,一个组织更是如此。家庭有家庭的计划,企业有企业的计划,团体有团体的计划,政党有政党的计划,国家有国家的计划,比如中国眼下就行进在“十一五”规划中。一个人不能够“脚踩西瓜皮”,一个组织更不能够“滑到哪里算哪里”。

    计划——明明白白的大好事,任何人恐怕都无法否认这一点。可长期以来,计划体制却被西方经济学主流所否定。尽管在二十世纪,在反殖民运动的大势下,计划体制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强力崛起,不幸的是,终究难逃一劫。苏东事变,特别是前苏敢解体,计划体制再一次落荒而逃。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可能是“计划不如变化”。任何人应该都有过计划不如变化的经验,你计划九点之前到公司,但出乎意料的是,中途车子抛锚了,结果十点半还没到。或许你可以把自己的车子提前检收好,保证万无一失,但别人的车子路中抛锚了,结果十一点还到不了公司。你可以做到把自己的情况百分百考虑好,但你做到把别人的情况百分百考虑好吗?就算你三头六臂,千里眼,顺风耳,外加七十二变,可能都做不到信息完全充分,计划也就难免纰漏。

    西方经济学主流之所以否定计划体制,原因就可以简要地归结为计划不如变化,信息永远是不完全的。早在论述“看不见的手”时,斯密就强调了这一点,《国富论》写道:

    “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其生产能力有最大价值的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的人,是再危险也不过了。”

    这一点后来被哈耶克所重申并明确化,核心要点就是:熙熙攘攘,你来我往,个体在市场上是分散的、多样的且易变的,这就决定没有哪一个头脑或哪一个机构能够真正随时地了解全部的个体信息,从而也就决定了计划的不可能。

    哈耶克对计划体制的否证确实十分有力,但包括哈耶克本人在内的一部分学人把这一点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并提炼出所谓的“有限理性”,有点上纲上线,实在莫名其妙:一点真疑不间断,打破沙锅问到底,理性怎么有限呢?一个人不可能掌握到完全的信息,并非理性有限,而是时间和精力有限。

    但计划不如变化并不足以构成对计划的全盘否定,就像在战场上一样,尽管情况瞬息万变,但指挥官仍然要作规划和安排,不打无准备之仗。尽管信息永远也是不完全的,但仍然要更充分地掌握地信息,以便计划,而绝不是以此否定计划。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信息永远不完全,我们才需要计划。

    退一万步说,即便是以计划不如变化而全盘否定计划,也不足以倒向作为计划对立面的市场。道理很简单,既然连计划都不成,为什么不计划还行呢?这完全违背人的常识嘛,难道真有“看不见的手”,苍天在上,我们听天由命就成?无论中外,历来都有一部分人士反对市场而迷恋计划,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相信计划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因为他们在逻辑上没办法接受听天由命,不计划优于计划太偏离常识。

    有人可能要说,管它上苍不上苍,事实胜于雄辩,古今中外的无数经验表明:不计划就是比计划好!可反方也能够“就事论事”,古今中外的无数经验表明:计划就是比计划好!最典型的经验就是来自战场,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一条战场黄金法则不正表明凡事都要计划吗?

    总而言之,计划不如变化的信息有限论,根本不足以置计划于死地,它充其量只是打倒计划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已。真正对计划体制构成冲击的问题是:谁来计划?所谓计划,就必须有一个主,由这个主来作出规划和安排,人人都作规划,人人都作安排,人人都作主,就无所谓计划了——可谁来作主呢?

    有人可能要说,由最有智慧的人来作主,因为他最有主见,可谁最有智慧呢?别人怎么知道他最有智慧呢?有人可能要说,由最有信息的人来作主,因为他最了解全局,可谁最了解全局呢?别人怎么知道他最了解全局呢?不管提出什么样的人选,都存在类似的疑问:别人怎么知道他如此这般?

    走笔至此,想起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上,茅老思考甚深,曾经质疑所谓的千古名句“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说:按韩愈的看法,由于伯乐难得,千里马被埋没,“骈死于槽枥之间”。一旦有了伯乐,千里马就能够被发现。可问题在于:千里马难找,伯乐就容易找吗?哪匹马是千里马,只有伯乐才知道,可谁是伯乐呢?只要有两个人都说自己是伯乐,而所相中的千里马恰好不同,问题又闹大了:谁是真伯乐呢?(有兴趣者可参阅茅于轼著《微观经济学十讲》)

    ——市场来了!谁是真伯乐?更广义地说,谁来计划?就正是市场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比方说,有张三声称自己是伯乐,也有李四声称自己是伯乐,两伯乐同时相马,张三的成功率高达九成,李四的成功率仅有二成。事实胜于雄辩,人们自然会认为张三是真伯乐,应该由他来对相马之事进行计划。这也就是市场的选择,市场不迷信任何的人为权威,通过优胜劣汰或者说试错而对人作出选择。

    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它选出那个最适合作计划的人,如此而已。如果说配置资源,市场首先是配置人这一种资源,然后通过对人这一种资源的配置而配置其他的资源,其他资源的配置实际上是通过市场所选出的人计划完成的。

    就是说,市场机制实质上是不计划与计划的统一,说不计划,是市场并不预先规划或安排某一个人,它没有先验人选;说计划,是市场一旦发现某一个人,就依赖这个人,由他计划去。显而易见,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人;如果以看不看得见论,这个人的计划完全是“看得见”的,但发现这个人的过程的确是“看不见”的。神秘主义被清除了,这里面丝毫也不神秘。

    西方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却把市场机制付托于所谓“看不见的手”,这的确可说是西方智慧的奇耻大辱。但一代接一代的西方学人并非毫无洞见,事实上,市场机制是计划与不计划的统一,已经由一个西方学人发现,他就是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同时也是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罗纳德·科斯;如果说哈耶克对计划的否证作出过有力贡献,那科斯就是在真正发现市场上作出了有力贡献。

    有学人可能要眨起眼睛来:科斯先生明明白白是论证了“企业的性质”,如果以计划还是市场论,他正是发现了计划,企业的性质属计划,这是他本人也不否认的,而且是他本人反复强调的,白纸黑字,科斯写道:“企业实质上是一个小的统制经济,其内部资源配置的方式在本质上与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看到的相类似。”

    ——不错的,科斯确实只认为自己是发现了“企业的性质”——计划,而不是发现了市场。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往深里一想,或者更准确地说,科斯其实也不是发现了计划,而是发现了那一些作计划的主子们。

    此话怎讲?让我们回到科斯从熟悉中看到陌生的原始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价格机制是一个完美的自动装置,它能够在市场上无摩擦地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为什么现实世界中还存在企业这样一些不属于市场个体的经济组织呢?也就好比问:既然电脑里面的一切东西市场上都有,为什么会出现原装机这么个东东呢?

    众所周知,科斯的回答是因为交易有费用。举个例子来讲,在这里买硬盘,讨一番价;在那里买主板,还一番价,尽管DIY,价格可能也实惠,但讨价还价也是有成本的,它需要时间和精力,甚至还需要磨嘴皮的耐性和功夫,总体一算,还不如一次性购买原装机,要是市场上有原装机,多美啊——“我”何不专门为市场提供原装机呢?于是市场上就有了电脑原装企业,它能够依靠节省顾客的交易费用而赢得部分利润。

     交易费用的确是一个正确答案,但如果看不到背后的人,正可谓与真理失之交臂。交易费用是谁计算出来的?正是背后的“我”!科斯实质上是发现了“我”——作计划的主子,俗称“企业家”。科斯之所以看到了交易费用,而没有抓住背后的“我”,原因可能在于西方经济学长期以来见物不见人、论物不论人,没有真正地从“我”、从人性自利出发而观察而思考。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正是通过这一些作计划的主子的算计——实质上就是计划——而实现的,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它是完全“看得见”的,没有这一些作计划的主子的算计,就不会有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就像没有“我”对交易费用的算计,就不会有“我”操办电脑原装企业,也就不会有广大顾客购买电脑的方便实惠。

    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曾写道:“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经济理论的一个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这个鸿沟出现在这样两个假设之间:一个假设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是,资源的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科斯的确架起了桥梁。但说到底,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企业家”实现的,并没有另外的什么超脱于人的价格机制,价格机制也服从于“企业家”——作计划的主子——的算计。也就像没有“我”对交易费用的算计,就不会有“我”操办电脑原装企业,广大顾客购买电脑的价格自然就要高一些。

    走笔至此,想起一段以来舆论对富人要不要保护的争吵。原则上,应该说这不是个问题,无论穷人富人,都需要正当的保护,都不能非法侵害。非法致富的富人,肯定不能保护,这一点毫无疑义,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合法致富的富人,可能主要是企业家,无疑需要爱惜,这一点也毫无疑义。要么不搞市场经济,如果搞市场经济,企业家的作用就无法否认,因为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正是通过企业家们的精明算计实现的。

    有一个倾向也值得高度警惕,这就是相当长时间以来,由于对市场机制认识不清,我们存在着对市场的迷信,把市场当作一种超人的东西,无条件套用。事实上,市场只是一种选人机制,它最终还必须落实于人,人的因素第一,我们必须紧紧地扣住这一点来认识、倡导和运用市场。

    最明显的是,市场选人必须在限定系统内进行,如果不是限定系统,或者说,如果信息高度流动,市场也完成不了选人功能,乃至直接选出“坏人”。当代时代很一部分问题,都是由于系统不限定、高度流动而造成的,包括市场的混乱和企业家社会责任缺失在内。

    市场是一种什么机制呢?一言以蔽之,市场不是计划的对立面,恰恰相反,二者圆融统一:计划就是计划,很好理解;市场为计划服务,为计划选人,解决谁来计划的问题——不也很好理解了么?

 

发件人:<zhuminglai@sohu.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02 11:25:57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教育到底需要杨昌济or纪墨鸿?. 

    我对大军网站上的《礼失求诸野》非常认同。文中的“思想从来就是产生于民间的”;、"当年诸葛亮在东吴舌战群儒时曾斥讥过那些腐儒:‘胸有千言,纵无一策'。" "今天的中国却一头栽入应试教育的泥坑,但应试教育是决培养不出国家的栋梁之才的"。深深地引起我的共鸣。值此学校开学、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发来一篇文章《教育到底需要杨昌济or纪墨鸿?》,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教。

    诚如大军先生一样情怀,我很想能造福社会,积极从事社会活动,胡星斗曾戏说我是社会活动家;也作了不少事情,却好事多磨,处境尴尬,举步维艰。我的一位朋友为我不平,专门撰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VS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并寄来,求教大方。顺颂大安!

    朱明来

教育到底需要杨昌济or纪墨鸿?

朱明来

个人空间银杏文集< font size="1">http://hi.baidu.com/yinxingwenji

前不久央视热播的《恰同学少年》中塑造了的两个教师代表。一位是剧中刘俊卿的间接导师纪墨鸿,一位是毛泽东起步的引路恩师杨昌济,纪墨鸿是剧中督学,倡导的是一种世俗自私的教育理念,只关心个人发展,不关心社会人生;只注重应试成绩,不注重思想品性;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心只想学而优则仕。刘俊卿的悲剧就是这一教育理念的产物。

杨昌济则学贯中西,关心时事,注重品性修养,主张学以致用。支持成立新民学会,筹备创立湖南大学。在京期间,力助新民学会成员赴法勤工俭学,著文号召青年敢说敢做。毛泽东称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不愿做官,一生以发展教育为己任,“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对年轻的毛泽东和蔡和森非常器重,他常对人讲“毛、蔡将来必然是中国的栋梁”。临终前还写信给友人章士钊,称赞毛、蔡二人的学行,信中写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人”。 历史果如其预言: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名闻天下,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实现了导师的“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宏愿,更是杨昌济经世致用教育理念结出的硕果。

历史已经证明了两种教育模式的孰优孰劣。然而残酷现实却是纪墨鸿模式正大行其道,杨昌济理念却曲高和寡。请看一篇网文《拿什么拯救你,我的中国——今日之中国教育说》

……要想改变中国的弊端,首先要改革教育,现在当权者从没有听过我们学生的呼声,如今的教育与清朝的八股有何两样?个性十足的学生,一进学校,就像进了生产车间,毕业后就像一个模子造出来的一样,扼杀了我们的天性,只知道要分数,要成绩,学生的社交能力等方面从不重视。毕业就意味着失业!我们渴望孔昭授那样开明的校长,渴望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袁吉六等那样理解学生的好老师,渴望一个更新的、更适合我们的教育体制(在下认为:不是让学生去适应教育体制,而是让教育体制去适应学生),我们不想被一个个“纪墨鸿”

教成“刘俊卿”,老师如果不能以身作则,又有什么资格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果教育体制跟不上学生的要求,又有什么权利去要求我们学好?

学好是什么?是取得好成绩吗?把我们教成一本字典还是让我们挑器重担?

一个失败的校长推行的教育,必将是失败的教育。张干是这样的校长,我们的校长不也如此吗?如果当年的的湖南一师像现在一样,那么,像毛泽东那样张扬不羁的个性也会被泯灭,又何来新中国呢?希望从事教育的人能够有所醒悟……

以上网文反映了当前学生的心声,也揭示了残酷的教育现实:纪墨鸿正风光无限,杨昌济尚举步维艰……
当前教育,更多地走向了功利主义、世俗主义。教育不再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一切为金钱服务,为升学服务,只要能搞到钱,只要能提高升学率,则一俊遮百丑,一好百好。三好生主要是一好生,五育成了一育(智育),这才有了湖南某教师公然宣称读书是为了赚大钱娶美女的“新二为教育宣言”。

    《恰同学少年》不亚于给我们送来了一丝凉爽的风。我们真情呼吁:中国教坛,多扶持些杨昌济,少登场些纪墨鸿。

 

发件人:"中山郭王" <wangdao1949@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02 15:44:1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向大军先生学习! 

“中国制造”的危机正是中国发展的转机

郭 海 强

自今年3月至今,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从美国开始,现已几乎蔓延至全球。毋庸讳言,中国个别出口产品存在某些质量问题,这是无须否认的事实,也属于正常的可控范围之内,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保证其所有出口产品绝无质量安全问题。曾几何时,英国疯牛肉成为国际上人人避之则吉的“瘟疫”,美国出口印度的可乐饮料验出含有杀虫剂,但英美两国政府并未受到穷追猛打式的苛责。时至今日,这股“中国产品妖魔化”已从中国个别出口产品身上转而笼罩在整个“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头上,部分美国媒体以及政治人物甚至别有用心地藉此将“中国威胁论”演化为“中国有害论”,恶意抹黑中国的国家形象并肆意攻击中国的外交政策,从而蓄意将中国产品质量问题政治化并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提供口实。

面对当前这个有如03年SARS危机一样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决心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作出实际反击。8月17日,素有“铁娘子”之称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再次披挂上阵,出任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组长,成为这一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维护中国产品信誉和国家形象的特殊战役”的“前线总指挥”,并决定从现在起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四个月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然而,笔者认为,此次“中国制造危机”短期而言对于中国确有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就中长期而言,却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更是一个推动中国社会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转机。

中国外贸的结构性弊端

中国自改革开放对外打开了国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外贸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9亿美元,发展到2006年的1.76万亿美元,累计增长近70倍。中国对外贸易伙伴从1978年的几十个发展到目前的220多个,超过1000亿美元的贸易伙伴已经超过6个,与欧盟和美国的双边贸易超过2000亿美元。目前,中国对外贸易的世界排位从1978年的32位上升到第3位,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超过了7%;中国的外汇储备亦连年攀升,至今已达到13000多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近年来,中国外贸增长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国际金融界因此将中国与美国并称为世界经济的“双头发动机”。

俗话说“有一利必有一弊”,中国外贸在上述看似“风光无限”的历史成就之下,其实却隐藏着因决策失误及体制僵化所造成的重重弊端。首先,在内资外贸企业方面,九十年代外贸领域全面推行“出口承包制”。其基本出发点和优先目标是追求创汇规模的持续扩大(可称之为“创汇思维”),这成了上级部门考核下级工作绩效和衡量外贸企业经营者业绩的基本标准。实行“承包制”后,计划指标的刚性和偏重创汇规模的激励机制造成计划指标年年调高、自上而下层层加码。在承包指标的压力下,各部门常因资金分配、争夺客户(包括互相偷取商业情报)产生摩擦。由于经营产品的雷同化,部门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往往相互封锁消息,以防泄露本部门的各种“秘密”。这种“承包制”产生的企业内部不当竞争大大降低了公司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1992年,外经贸部开始大幅度授予地方企业进出口经营权,依据行政需求和安排逐级设立了外贸公司。为了在短时间内扩大出口规模,新成立的各地外贸公司往往追求产品经营品种的齐全,过去的专业外贸公司也转向多种不相关产品的综合化经营,于是迅速形成了企业间产品经营的雷同化趋势,进而造成外贸出口一哄而起、相互间恶性竞争的局面。于是,一方面国内货源价格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出口价格却一跌再跌,导致出口效益迅速下滑。“创汇思维”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近乎偏执地追求外贸顺差。为了鼓励多出口多创汇,中国从1985年4月起按出口商品的国产化程度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政策(即“出口退税”),此项政策经多番调整一直实施至今。在劳动力价格原本就比较低的情况下,出口退税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促使部分出口工贸企业在追求短期利润的刺激下,宁可转产附加值低且易迅速出口、换汇成本低的产品,导致外贸出口产品结构长期处于低水平运行,在客观上制约了中国出口制造业难以有效地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中国外贸中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自然无从谈起。

由此可见,貌似“市场经济”的“创汇思维”及“出口承包制”,其实质仍然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指令性行政行为。结果是助长了外贸企业局部利益的膨胀和不平等竞争的加剧,诱发了对内的各种抢购大战和对外的竞相削价销售,造成外贸经营秩序的严重混乱。同时,粗放的外贸企业管理产生了恶性的连锁效应,导致中国外贸出口长期处于粗放式增长状态,至今难以实施全局性的外贸战略协调。而“一刀切”地盲目推行出口退税的结果,一方面导致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地方中小型企业“遍地开花”,不仅国内资源(甚至包括国家级战略资源稀土)大量贱价出口,亦严重污染和破坏了全国各地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则导致泛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涌向欧美市场,不仅大大降低了中国外贸出口效益,而且还屡屡遭致各方的反倾销调查和贸易壁垒,这种粗放型出口今天正日益受到国际市场稳定性和增长极限的挑战及反弹。同时,由于埋头追求外贸总量,中国对于国际贸易规则的研究、普及和利用却没有得到同步的高度重视,加上进出口市场主体规模小、数量多、人心散,无法形成国际贸易谈判的有效合力,造成中国长期缺失国际市场定价权和国际贸易话语权。中国外贸这种“大而不强”的弊端使得中国出口企业以至国家利益常常蒙受巨额经济损失。

其次,在外资工贸企业方面,1992年中国实施所谓“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国内市场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致使跨国公司蜂拥而至,争相抢占中国市场并挤占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八十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以从事加工贸易的港澳台资为主,除了在出口市场与国内企业有所竞争外,基本不侵蚀国内市场,还增加了国家外汇收入和社会就业,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新的消费群体,部分弥补了优惠政策导致的国家税收损失。但跨国公司则完全不同,它们以市场控制为主要目的,一旦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市场,即与国有企业产生激烈竞争。跨国公司不仅拥有资金、技术、品牌和企业管理上的主体优势,更在优惠关税、优惠所得税、优惠土地使用等方面享受中国提供的“超国民待遇”(从“两免三减”到“仅征15%的所得税”)。尤其是01年中国加入世贸以来,外资企业大量拥进几乎是全面对外开放的中国市场,中国外贸因此连年膨胀式增长,中国经济贸易大国的“七彩泡沫”亦随之越吹越大。但在实际上,由外资企业作为出口主体的现状导致了中国外贸规模与外贸利益分离(“丰产不丰收”)的不正常现象。由于“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是吸引外资的要素,外商将其销往全球市场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移至中国,以此将中国定位为其“世界工厂”里的“中国车间”,自然不会主动地或无偿地转让先进技术,这不仅不利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产业地位的提高,也严重阻碍了中国外贸效益的增长。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部分外贸利润却落入了外商囊中,而中国获得的不过是以廉价劳力(吃“奴工饭”)和各类资源(吃“子孙饭”)换来的部分就业职位还有五光十色的“繁荣昌盛”。

在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压倒性优势之下,必然产生对中国民族产业在外贸领域以及制造业中的“挤出效应”。中国民族产业由于经营机制和内部因素的制约,在与外企的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而遭到淘汰,因此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均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在此一日益严酷的国内经济环境之中,除了占据垄断地位的各类央企,地方的大型国企不得不纷纷与外企“合资”或“并购”(因此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中小型企业则不得不拚命降低各种成本(因此出现“血汗工厂”),甚至偷税漏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以维持生存。同时,由于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歧视性偏见,大多数私营企业无法获得基本的银行贷款和金融服务,在国内企业信用严重缺失的情况下,许多私营企业在国内市场难以获得货款回笼,不得不从无利可图的内销转向较易回收资金的出口。此外,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缺乏沟通、协作和联动的良性机制,大多数内资外贸企业不了解、不明白政府的外交政策,导致政治外交与企业行为未能形成政策性呼应。如此一来,原本充斥于国内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自然“被迫”流向国际市场,终于酿成了今天的“中国制造危机”。 

中国发展必须化危机为转机

通过审察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的结构及其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此次“中国制造危机”并非仅仅出于质量安全或贸易摩擦的表面原因,主要还是由于中国自身错误的经济政策和失常的外贸体制等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所造成的。要而言之,目前由外资为主体并推动的外贸发展格局在外贸依存度不断增长之时只会不断助长中国国民经济对外资的持续依赖,同时加剧了中国在世界经济分工中的弱势地位,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经济结构和外贸结构的调整,不利于中国外贸乃至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本国制造业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经济意义。它既是国家硬实力的体现,又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形象。有鉴于日本和韩国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历史经验,今后要想修复及提升“中国制造”的信誉,“中国制造”就必须狠练“内功”以大幅提高产品质量,舍此别无他途。事实上,中国民族企业并非历来就是毫无诚信道德可言,相反在近代以前(自北宋及晚清),中国古代社会的商人阶层已逐渐形成了一种深厚的商业道德传统,就连当时的西方商人也多称道中国人“在商业交易中带来了一种绝对诚信的风气”、“一直遵循着最严格的诚信原则”(见陈季同的《吾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曾经如此坚守诚信的中国人竟然彻底地走向了反面,沦为西方人眼中的专业造假者,可见当下的环境因素以及硬性的制度因素以何等暴烈的力度几乎是从根本上颠覆了长远的传统因素和软性的文化因素。

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将此次危机转化为根据国家长远发展目标而作出重大战略调整的历史机遇,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切实解决因历史原因积压起来的外贸体制弊端,逐步理顺国内制造业与货币政策、对外贸易之间的市场经济联系,推动建立政、商、学各界在外贸领域沟通、协作的良性互动机制,主动采取各种税收杠杆调整和优化外贸产品结构,重新打造以中国本土企业为主体的外贸发展格局,以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实际上,要从根源上解决当前的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问题,首须从整治国内市场上早已长期存在的假冒伪劣产品,并统一规范出口与内销两个内外有别的市场结构着手。而要打击国内假冒伪劣则首须为国内所有本土企业逐步解除各种不利于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政策限制,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一步到位地实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两税合并”(据报道外资企业明年在重庆“新特区”还将继续享有15%的所得税优惠),尽快削减以至取消地方政府为追求“招商引资”政绩而给予外资企业的各种直接或变相的“超国民待遇”,全力营造一个公平有序、法制健全、服务完善的竞争和发展环境。此外,有关部门还应该严格制定及推行能耗标准、用工标准、产品质量标准和行业准入标准,同时严格规范地方给予各类生产企业用水用电用地的优惠政策,如此则可有望从制度源头上控制乃至禁止不正当的低价劣质出口。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积极参与并推动双边、多边以及全球贸易谈判进程,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突出自身利益诉求,不再作世贸规则修订、制定的旁观者,而应成为主动参与者并争取成为有力主导者。同时,通过法律和政策等手段,积极鼓励企业加强研发,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推动规模化生产或实施“强强合作”,大力打造“中国制造”的自主品牌。通过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扶持,推动建设中国拥有资源或规模优势的实物和期货国际交易市场,主动争取国际市场定价权以及国际贸易话语权。其次,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中国制造”也就是中国这家“贸易公司”出口产品的国际品牌,因此不能只关心贸易增长与产品价格,更必须如同其它国际品牌经营那样开展针对“中国制造”海外消费者的品牌培育工作。尤其在目前“中国制造”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更需要运用传播手段通过国际媒体打一场危机公关战。譬如通过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下设的专职监察机构,及时地对外发布权威信息而非发生问题后再来自我辩白,以求主动化解出现质量问题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应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关运作模式(如享誉全球的“德国制造”),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媒体上进行广告宣传,在中国政府与海外消费者之间展开有计划的综合性公关活动。这种国际贸易公关活动实质也是一项长期性的国家战略工程,同样是“中国制造”品牌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中国政府对于当前“大而不强”的外贸现状和弊病早有察觉,商务部近年来亦已采取多项调整措施试图扭转此一不利局面。8月29日的《南方都市报》社论指出,“政府须善用全球贸易之下的正常压力顺势而为,以求建立长期牢靠的市场机制。从这一角度看去,政府所感受的压力,本身莫不是国民之福祉。站远一步,放弃过去刻板生硬的立场,转而寻求更根本的改善治理,这同样符合政府的利益”。如果我们能够把当前“中国制造”在国际上遇到的质疑与抵制视作一个机遇,扎扎实实地从每一个细节做起,以积极负责的务实态度逐步消除此一贸易危机,让“中国制造”成为国际商品的质量标杆,那么,今后高质量的“中国制造”必能惠及国内国外的全球消费者。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性的健康发展。

0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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