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通过国外传来的文章,我们惊讶地看到,西方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远比我们这个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要社会主义得多。金融危机发生到今天,在中国很少听到社会主义思路的解决办法,好象这一场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疾病在中国的肌体上没有任何体现。事情真得是这样吗? 让我们拭目一待。]

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吗?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2月25日

目录

《一组财经热点文章》

张明:《中国:投资海外资源机不可失》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新自由主义败因,社会民主主义处方》

美国《时代周刊》:《应当全面实行国有化(不仅银行)》

美国新闻周刊:《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

LaRouche:《下一步:世界怎样走出金融危机?》

香港信报:《外资“入侵”中国智库:有损国家利益》

 夏鲁惠:《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分析》

郑永年:《中国的“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局面》

周其仁:《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

陈平:《美欧救市措施不会奏效----金融危机与欧美经济模式》

刘军宁:《从终身制到限任制:盘点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

袁小卫:《破解毛泽东难题(民主+等级消费)》

田忠国:《我国社会的价值目标共识快到了暴力整合期》

施晓渝:《也谈胡星斗和毛左之争》

《争鸣》特稿:《李锐等老人给中南海的“零九上书”》

横舟:《论“左祸”与“右害”》

苏中杰:《中国有多少个“派”?》

苏中杰:《结论是只能搞或搞权贵自由经济》

朱瑞峰:《胡星斗教授批判极左遭遇谩骂与威胁》

田忠国:《我国应该尽快构建实现共和的和平斗争机制》

徐亮:《草根平民的两会建言》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收权治官 还权益农——三农改革八项主张 》

青岛减速机厂原始职工:《上访答复意见书为什么不敢面对上访人》

欧阳君山:《张维迎们错在哪?》

崔卫平:《表面粗俗背后的社会涵义——网络暗语成长的社会催化剂》

石怀东:《卑微时代中蕴育的高尚》

王安:《后清官场现形记之高西庆钻营录》

陆声俊:《论和而不同的道统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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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财经热点文章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2月24日

   2009年,我国财政预算赤字9500亿,为历史最高。美国1月份与上年同期相比的通货膨胀率为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首次。1月份我国出口904.54亿美元,同比下降17.5%,超过了1998年10月-17.3%的跌幅,创下1996年3月(-19.3%)之后的最低点。进口513.4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创下1993年以来最大跌幅。

美国疯狂囤油,中国该怎么办?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数据,2008年12月,美国的原油进口量由上月的 2.616亿桶增至3.1983亿桶,截至本周,美国的商业原油库存已经达到惊人的3.5亿桶,石油战略储备更是超过了7亿桶。现在,美国各地的原油储备仓库已经纷纷接近存储能力极限,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的交割点仓库,库存已经增至创纪录的3490万桶。这还不算完,仓库装不下,就开始用船。目前,美国各大石油公司已经租用了30艘超级油轮,这些油轮每艘可装载200万至300万桶原油,日租金高达68000美元左右。现在,这些油轮都已经装满了原油停泊在墨西哥湾沿岸,成为美国的海上浮动油库。再加上其他小型油轮,仅在海上漂浮的"油库"就为美国储备了超过8000万桶原油,这相当于全世界一天的石油产量。

  与大量进口石油不相称的是,美国经济形势仍不乐观。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今年1月份美国就业人数降幅达到三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失业总人数已升至 360万人,而美国石油提炼业的产能利用率为81.6%,也处于较低水平。这些数据说明,美国进口大量石油并不是因为消费旺盛,而是美国在国际油价处于低位的时候,有意识地大规模囤积石油。

  美国的做法对中国是一个启示。中国与美国同为能源资源消费大国,能源资源同样依赖于进口,可是在国际油价低迷时期,中国却没有像美国一样大规模进口石油。根据海关公布的大宗商品进口数据,今年1月,中国原油进口1282万吨,同比减少8%,成品油进口239万吨,同比下降26.2%,进口未加工的铜及铜材232701吨,环比下降18.8%,铁矿石进口量为3265万吨,同比下降11.2%,环比下滑5.4%,进口天然橡胶(资讯,行情)60000吨,同比大幅下降65%,环比锐减45%。

  中国作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达7.7%,可是在中国进出口总额都出现同比大幅下降的时候,标志全球干散货航运景气度的波罗的海指数却由去年12月5日的663点一路狂涨至今年2月初的1498点,两个月涨幅高达125.9%。这说明虽然中国进出口的海运量下降了,可是全球其他地区的海运量却在上升,这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正在积极囤积能源、资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近两年,中国外汇储备以超常规的速度增长。这一方面标志着中国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带来严峻挑战。在传统的外汇储备保值手段中,购买美国国库券占了很大比重,可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国库券的收益率正处于历史低位。那么,在国际资源价格大幅下挫的今天,中国是不是应该运用外汇储备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些准备呢?

2009年广东省的投资规模将比上年扩大一倍

   广东外贸产业1月份继续开局不利:出口242亿美元,下降23.6%,大于全国出口下降17.5%的幅度;进口124.3亿美元,下降42.1%,比全国进口下降43.1%的幅度也好不了多少。在外需快速萎缩、中小企业亏损面增大的情况下,省长黄华华在《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初步确定今年投资3030亿元建设200项重点项目,投资规模较去年扩大一倍,预计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万亿元。 

    刚刚结束的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广东省2009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议案。根据该计划,2009年共安排省重点项目200项,总投资1761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030亿元。相比2008年全省完成的重点项目投资1540亿元,今年的投资规模将扩大一倍。预计重点项目建设将带动全社会投资1.3万亿元,据估算,这个数字约占2008年广东省生产总值的36%。

  按照产业来分,3030亿元分别投向交通、能源、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等十个领域。交通运输和能源保障占比最大,占年度总投资额的57%。其中,交通运输体系工程60项,年度投资计划976亿元;能源保障工程19项,年度投资计划753亿元;现代服务业工程21项,年度投资计划100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工程15项,年度投资计划166亿元。另外,《计划》还安排前期预备项目58项,总投资约7480亿元,估算总投资726亿元的港珠澳大桥排在首位,并争取年内开工。

  从单个项目年度投资额来看,有十个项目规模超过50亿元。其中,电网项目405亿元,城镇污水处理设施150亿元,广州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120亿元,广州市轨道交通项目96亿元,深圳市轨道交通项目93亿元,武广客运专线广东段90亿元,大型骨干燃煤火电项目74亿元,广州汽车产业基地项目72亿元,亚运会场馆及亚运村55亿元,液晶电视显示模组项目50亿元。此外,从黄华华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湛江钢铁、龙大造船、中山船舶、广州低速船用柴油机、特大型炼化一体化等项目建设也是投资重点,意欲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产业基地。

  从地域上来看,200个项目中有近一半的项目投向广东珠三角以外的地区,且集中在交通和能源领域。专家分析,广东东西两翼以及粤北经济欠发达,2009年大项目投资将对当地经济起到强烈的拉动作用。

  上市公司方面,康美药业的揭阳中药物流配送、TCL集团的高清晰液晶代市模组一体化项目、金发科技(600143,股吧)的高性能PNA炭纤维项目、美的电器(000527,股吧)的微波能技术应用项目、大族激光(002008,股吧)福永产业基地、巨轮股份(002031,股吧)高精度液压式轮胎硫化机项目也在重点投资计划之列。此外,粤高速、白云机场(600004,股吧)、深圳机场(000089,股吧)也都与重点投资项目有关。

              项目数       占总数比重 计划投资额(亿元) 占年度计划比重

  重大基础设施 79             39.5%        1729           57%

  现代产业工程 65             32.5%         605           20%

  民生工程     56               28%         696           23%

 

郎咸平:2009年,什么都不要买

   中投公司投资黑石亏损60亿美元、平安保险投资富通银行亏损228亿人民币、中铝收购力拓亏损110亿美元、中信泰富在收购西澳洲铁矿因为澳币大跌而产生147亿美元亏损......在郎咸平看来,国际金融炒家及其马前卒不断利诱没有经验的中国企业,最后把油价拉高到147美元的时候,与美国政府合演了一出“二人转”听证会,将油价一举打压回1980年的水平,也就是35美元一桶。“在这场超限战中,中国的损失,达到几千亿美元!”

  “我们不是制造业没有人才,也不是商业没有人才,我们最弱的一环是金融。”郎咸平所说的“金融人才”,是国际炒家手把手教出来的,中国没有这样的教师,当然也不会有这样的徒弟。“我们没有定价权,甚至要根据对方提供的研究报告来和对方签订图利合同,现在走出去打金融战,那会是一场不对等的、不公平的竞争。”他的建议是,在2009年,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机构,投资所应奉行的原则,只有两个字,那就是“保守”。

    他甚至有些耸人听闻地说:“2009年,什么都不要买,你买股票赔,买房地产也赔,你买任何货币都会赔。因为美国政府的举措是你完全无法预测的。”他说唯一有可能不赔的投资,是买欧元,但是同时还要买等值的美元做对冲。这样做虽然可能不赔,却仍然无法对抗通货膨胀。为了对冲通货膨胀,就应该买地产。在日韩这些国家,在十年以上的长时期内对抗通货膨胀,只有地产,可是中国的地产是否有这样的特性,郎咸平表示怀疑。“这年头,除了郎教授的讲课费在涨,什么都在跌。”他说。

  他说,在整个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做的事很有限”。这个“我们”,指的可能是被寄予重望应该在危机中承担更多责任的中国政府,也可能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经济学家。

  “美国政府聪明人很多,让他们自救吧,中国的问题比美国要复杂得多。美国还只有一个金融危机,中国是金融危机加上制造业危机,而且中国的金融危机还没有真正爆发。中国的金融危机要到楼市崩盘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开始。美国的金融危机通过信心的丧失以及美国房地产的衰退而影响到中国,真正的冲击,对中国35%的过剩产能的冲击才刚开始。也就是说,在未来还有可能发生中国式的金融危机。现在的情况,真的不容乐观。”郎咸平洋洋洒洒地说。

上海财政收支矛盾加剧,上海财政补社保基金“窟窿”

  2008年,上海市地方财政收入2382.3亿元,同比增长13.3%,财政收入总体保持较快增长,比2007年增幅31.38%。2008年,上海市地方财政支出2617.7亿元,比2007年增长18.9%。在外界看来,地方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的背后,折射出上海正面临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

  “社保基金严重穿底,仅2008年上海市级财政收入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170-180亿元,占到了市级财政收入的17-18%左右,而预计今年还需要增加60-70亿才能把社保基金的窟窿补上。”1月6日,俞正声在与上海市政协委员座谈时称。书记市长连叹当家不易。

  目前,上海市级财政是上海地方财政的大头,虽然2008年市级财政收入为1220.6亿元,同比增长12.7%,但减去市级返还给区县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基数及其他结算补助,实际可使用的市级财政收入总计为994.5亿元。而170-180亿元的社保基金托底占到了这块财政支出的相当一部分。

  记者从上海市财政局获悉,2008年,上海市级财政支出加上结转下年支出总计994.5元。在上海市2009年预算草案中,上海市财政局把今年市级地方财政收入预算增长定为5%,把支出预算定为增长10.2%,上海市政府希望通过这样的财政收支方式来填补上60-70亿的社保基金托底增量部分资金。

1月贷款“井喷”之谜

    由于股市回暖,1月贷款中部分资金有可能流入股市,期待2009年的股市上涨。经初步估算,最多有5000亿-6000亿元的信贷资金进入股市。

  在《财经》研究部2月23日推出的第二十六期《财经·宏观周报》中,《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经济学家何茵就1月贷款超常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他们认为,今年1月银行贷款激增,部分带动了个人储蓄存款的增长,增加了股市的流动性,支持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投资的增长。但至于贷款增长对哪方面的贡献最大,尚需更多的统计数据和进一步的分析。
  沈明高指出,今年1月贷款“井喷”之谜,不在于它的超常增长,而在于贷款快速增长的同时,信贷资金去向不明。信贷资金主要有三个去向:流入股市、直接用于投资和转为个人储蓄存款。经初步估算,最多有5000亿-6000亿元的信贷资金进入股市。

  沈明高是从企业资金使用的角度来分析企业信贷资金的流向。他指出,企业从银行贷入的资金可能转变为企业存款、流通中的现金、在一级市场认购股票和缴税。但即便排除上述四个资金流向,今年1月贷款仍有8300亿元的资金无法解释去向,较2007年2月和2008年2月(均为春节所在月份)分别多5000亿元和6000亿元左右。

  沈明高认为,由于股市回暖,上述5000亿-6000亿元不可解释的资金中的一部分,有可能流入股市,期待2009年的股市上涨。他指出,过去三年数据分析显示,贷款中的不可解释部分和上证综指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上证综指上涨较多的月份通常是贷款中不可解释部分上升的时期。这个趋势在2006年后尤其明显。具体从数量上看,若仅分析前三年一季度(共十个月)中贷款不可解释部分和上证综指的关系,其相关系数高达0.66。

  如果银行贷款被直接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这一部分资金一般应该会在企业存款或流动中的现金里体现出来。但是,沈明高指出,尽管新增贷款规模较大,考虑到贷款资金可能替代私人投资,货币的乘数效应也较弱,因此,贷款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作用可能不如往年。

   最后,沈明高给出了四种银行贷款转化为个人储蓄存款的可能路径:1,银行贷款缓解了贷款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获得贷款的企业或用自有资金(即企业存款)或贷款资金支付工资和发放奖金,由此将企业资金体现为个人收入和储蓄。2,部分企业资金进入股市,同时散户投资者却由于担心股市波动,而选择减仓持现金过年。3,由于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私营企业或个人投资趋于保守,私人资本投资大幅度下降所节省下来的资金中,有一部分以个人储蓄的方式存入银行。4,些企业利用相对较低成本的票据融资获得资金,以“公款私存”的方式套利。

中国加大海外投资步伐

鲸吞600亿美元资源,谋夺铁矿石定价权

    中国将向俄罗斯能源企业提供250亿美元贷款,以换取原油。中国提供100亿美元贷款,巴西按市价供应石油。中铝195亿美元注资力拓。五矿集团17亿美元购澳锌矿巨头OZ,传华菱钢铁与宝钢竞购澳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

  新年伊始,产业资本“国”字号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海外并购狂潮。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以200亿美元购洽澳大利亚资金短缺的矿业公司,在石油方面施行350亿美元“石油换贷款”计划。从传统的资源基地非洲、巴西,到依靠石油财政过日的俄罗斯,再到最新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金融资产投资铩羽而归并没有影响中国产业资本的全球扩张。

  为了获得铁矿石的定价权,我们已经花了335亿美元。2月12日,中铝公司宣布将通过建立合资公司和认购可转换债券,向全球第二大矿业公司力拓集团投资195亿美元。而就在一年前,中铝携手美铝斥资140亿美元收购力拓9%的悉尼上市公司股份和12%的英国普通股股份,海外投资金额已创历史。此次中铝入股的资产均为力拓集团最优质的资产包括:澳大利亚哈默斯利铁矿公司,是全球最主要的铁矿石生产商之一,其铁矿石资源总量为124亿吨,中铝公司获得其15%的股权。

  中国为了获得铁矿石、铝等矿产的定价权,付出的代价其他产业很难比拟。一直以来,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必和必拓,紧紧地掐住中国的喉咙。从2006年到2008年,中国进口铁矿石价格分别上涨约19%、9.5%、65%。如果投资顺利,根据协议,拥有124亿吨铁矿石的澳大利亚哈默斯利(Hamersley)铁矿公司30%的产量将由铁矿石合资销售公司向中国销售。这样就可以增强与世界最大矿业公司必和必拓谈判的筹码,分享铁矿石的定价权,获得低价的铁矿石。

  不仅如此,近日又有消息传出,湖南华菱钢铁集团协同中国投资公司,投资入股澳大利亚仅次于必和必拓和力拓的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Fortescue。短短的一周时间内,中国最大的金属贸易商中国五矿集团宣布与澳大利亚资源公司OZMinerals达成协议,以26亿澳元(约1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后者,以确保铜矿及锌矿的供应。

  据汤森路透测算,受金融危机影响,今年以来全球跨境并购规模约730亿美元,同比下降35%.相比之下,中国公司海外并购表现活跃,并购总额同比增加40%至218亿美元,仅次于德国。

经济学家称“美国已破产”:赤字超世界GDP

    正当奥巴马政府竭力说服国会推行其8000亿经济刺激计划之时,大部分美国民众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高达65.5万亿美元,而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世界年生产总值。

    据世界网络日报的报道,即使不算本次经济刺激计划中新增的社会福利开支,美国政府未来所需偿还的全部债务──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福利等开支在内──早已让美国陷于破产境地。

    美国财政部发布的2008年政府财政报告显示,该年度美国政府的实际预算赤字是5.1万亿美元,而非先前国会预算办公室宣布的455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之所以大相径庭是因为,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4550亿美元是基于现金记账法计算的,这意味着所有实际收缴的税收都用来冲抵政府债务。而政府财报显示的5.1万亿赤字则是依据公认会计准则(GAAP)计算而得,此种计算方法将社保计划中债务净现值的年度变更包含在内。

    “由于经济刺激计划是在2008财政年度以后通过的,因此,无论?取哪种统计指标,2008年巨大的预算赤字都没有包括该项计划所需的庞大支出。”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斯指出。“按现金制计算,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09财年联邦政府的赤字将高达1.2万亿美元,而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的开销以及奥巴马的800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

    “急速增长的联邦政府赤字已经对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构成威胁。人们普遍预计2009财年政府赤字必将超过2万亿,而这2万亿将不得不全部由财政部借款筹得,而为财政部提供这笔巨款的只可能是美联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将充当最终贷款人、购买财政部的债务,其后将这些债务货币化。”威廉姆斯补充。所谓“货币化”,是指美联储仅仅通过开动印钞机增发货币以满足财政部的支出需要,因为除了美联储,财政部再也找不到其他机构愿意购买其巨额债务。

    “在过去,美国财政部很大程度上仰仗外国购买者,主要是中国、日本及其他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持有的国家。但这场经济危机中,目睹了美国经济的迅速恶化之后,外国购买者对于继续购买巨额美国债务,已经改持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威廉姆斯指出。“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绝对安全的社会保险。美国民众迟早会意识到他们的政府已经的的确确地破产了,而且政府也并没有像纳税人期待的那样,拿出一部分税收用以在未来支付纳税人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

    此外,根据2008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报告中的数字,按照公认会计准则计算,在联邦政府累计债务达到65.5万亿美元的同时,联邦政府的净价值竟已是-59.3万亿美元。而65.5万亿美元的巨额赤字不仅是美国国内总产值的4倍还多,而且也超过了整个世界的生产总值。

    “在过去7年里,美国的年均赤字超过4万亿,不论怎么征税都不可能筹集到如此多的资金。”威廉姆斯表示。“简言之,如果政府不?取增印钞票并贬值美元的方法,就根本没有足够的钱以实现其承诺的社会福利水平。”威廉姆斯认为,鉴于美国政府正在为其庞大的债务货币化,因此他预计,今年美联储将更多地增发货币并进一步贬值美元。

    同时,威廉姆斯强调,依据公认会计准则,当支付社会保险和医疗服务时,它们应该出现在联邦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栏内,否则的话,这种行为就是不负责任的,“是试图向美国人民掩盖残酷真相,美国民众有权利了解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恶化到了什么程度,而现今的局面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

   “联邦政府已经破产了,假如美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家诸如通用电气之类的公司,那么美国总统和财政部的官员就应该关进监狱了。”威廉姆斯称。

中国负债知多少?中国的隐性债务可能成为一大麻烦

    中国政府到底背负了多少债务?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北京方面的偿债能力不成问题,但是这些数据显著压低了中国的债务规模。由于中国的金融振荡势必产生全球性影响,其他国家理应对此心存担忧。

    中国财政部在3月份发表报告称,截至2007年底中央政府负债人民币5.21万亿元(按当时汇率合7,142.3亿美元)。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这一数目尚属适中;而且由于其中大多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长期债务,中国负债的结构比较合理。眼下中国坐拥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几乎是其外币主权债券规模的51倍;且政府负债中只有不到5%是外债。

    然而,这一官方数据并未包含中央政府为市政及其他本地项目所借入款项、财政部为部分银行资本结构调整提供的担保、世界银行(World Bank)与其他机构或政府展期的债务、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与其他两家政策性银行的借款、以及因其他名目(例如发放粮食补贴)背负的各种债务。此外,中国可能还为实现军事扩张而举借了数目不明的资金。虽然我们不清楚北京的总负债规模,但我们确实能发现其借贷习惯存在着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央政府越来越依赖于在资产负债表之外进行融资。随着时间推移,北京方面提供的数据也变得更加缺乏透明度。

    官方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负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1%,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水平60%。然而,考虑到北京对跨国机构与外国政府的负债,上述比例可能应该增加3个百分点;算上中央政府为下级政府背负的债务,这一比例可能就要再上升10个百分点。地方省市也背负了庞大的债务,至少从理论上讲它们也是中央政府的负债。

    中国市级政府没有借贷的权利,但他们常常通过下设“管道”公司发行债券或直接从当地银行贷款。一份五年前的报告显示,地方政府发行的此类债务规模达到了6,000亿美元,不过如今这类债务估值要低了很多──有时看似是被刻意压低了。

    那些将地方债务视为潜在雷区的北京分析人士近日指出,此类债务的规模可能达到了人民币1万亿元(约合1,460亿美元)。世界银行2006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各城市的非预算债务规模“可观”,但具体数额并不清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06年2月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地方债务可能占到2002年GDP的3.5%至9.3%。

    上述数字或许低估了地方债务的规模,而除了时间推移的因素之外,这其中还有其他原因。地方政府也许要弥补养老金的空缺,尤其是当有欺诈行为发生时──这种事情在今天已是司空见惯。在国家为减轻农民的重负而废除农业税后,乡村政府也变得囊中羞涩了起来。然而,中国总理温家宝并未下令对失去了一大笔税收收入的农村政府给予什么财政补贴。北京方面只发布政令但不给财政支持的做法一直都是个问题。

    此外,中国GDP的很大一部分──可能高达四分之一的比例──都得益于国家的财政刺激政策。很多时候,中央会向地方政府的项目提供种子资金,而这些项目大多或公开或私下地得到了地方政府部门的担保,尽管它们并不具备经济上的可行性。考虑到以上诸多因素,地方政府的债务增加速度似乎就大致等同于中国的GDP增速。

    较为准确的估计显示,各省市政府背负的未记录在案的债务规模大概相当于GDP的10%。这使得负债与GDP之比达到了45%左右,仍与国际警戒水平存有一段距离。不过这一数字并没有涵盖其他债务,比如财政部、其下属部门和国有银行帐面上约1万亿美元的不良及问题贷款。全国社保体系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北京不断增加社保给付,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考虑到这两个因素后,中国的负债率比60%的国际警戒水平高出一倍有余。

    当然,这个受到广泛关注的数字其实也没有什么魔力。阿根廷五年前负债率达到55%时就宣布了拖欠债务,而虽然意大利和日本的债务超过了GDP,但它们的现代化经济显然能够承受住如此重压。

    然而当中国经济再次面临颓势时(许多人预计奥运结束即会如此),它的隐性债务可能不仅会触发国内危机,还会在海外引起恐慌。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够逃过金融危机的冲击。因此,当看到北京一次性抛出1万亿美元海外资产偿还其国内的隐性债务时,我们或许能很快明白发生了什么。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2-25 16:50:34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 09011 中国:投资海外资源机不可失

中国:投资海外资源机不可失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zhangyuxuan@gmail.com

Feb. 25, 2008

    2月以来,中国对海外资源的投资骤然提速。已经宣布的投资包括:中铝向力拓增资195亿美元,将整体持股比例增至18%,并获得力拓集团有关铁矿、铜矿与铝资产的部分股权。中国五矿集团计划斥资17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OZ矿业公司的全部股份。OZ是澳大利亚第二大锌矿公司,也是铜与黄金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根据英国《金融时报》2月24日最新报道,湖南华菱钢铁集团将买入澳大利亚第三大矿业公司FMG 16.5%的股份。此外,中国还相继与俄罗斯、巴西等国家达成了“贷款换石油”协议。2009年春节后,中国企业海外出击的新闻可谓四面开花,令人目不暇接。

    应该如何看待2009年初中资企业重拳出击海外资源业呢?笔者认为,总体上而言,这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现象。次贷危机的深化与扩展为中国资源业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了难得的“时间之窗”。利用这一时机,以合理价格取得海外资源供应商股份,有利于对冲未来资源价格上涨的宏观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平滑未来的资源进口价格,从而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展开收购的中资企业而言,在市场低迷时期,以较低成本向产业链上端拓展有望在市场转暖后带来丰厚利润。不过,中国企业在进行并购之前,也应充分考虑成本收益是否合理和未来公司的整合难度。

    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已经导致发达经济体集体步入衰退,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严重减速。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需求骤然下降,以及短期内作为主要计价货币的美元走强,共同导致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从2008年第4季度起持续下跌。国际原油价格已由2008年7月的每桶超过140美元暴降至当前的每桶40美元以下,铁矿石、铜材、铝土矿等资源价格也大幅下跌。对那些对进口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而言,这提供了难得的以低价构筑资源储备的机会。例如,尽管美国在次贷危机中损失惨重,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仍在大举囤油。2008年12月,美国原油进口量由11月的2.62亿桶上升至3.20亿桶。截止2009年2月中旬,美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已经超过7亿桶,而商品原油库存已经达到3.5亿桶。相比之下,2009年1月中国的原油、成品油、铜及铜材、铁矿石、天然橡胶的进口量均出现大幅下降,这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今年1月份中国能源与大宗商品进口量下降,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企业的去库存化有关。很多中国企业在去年资源价格高企之际大举进口以规避价格继续上升之风险,在国内需求下降、资源价格暴跌之后,不得不痛苦地消化库存。然而,从长远来看,尽管资源价格暴跌造成了存货价值亏损,但资源价格暴跌也为中国企业在长期内降低资源成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中国政策性银行提供的资金支持下,中国企业在2009年年初的大举出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人依然质疑中国企业进行海外资源并购的时机——考虑到资源价格仍有下跌空间,目前出击可能为时尚早:中铝第一次收购力拓股份即属此例。对此,笔者的看法恰好相反。目前正是中国企业进行海外资源并购的时间之窗,这个窗口不会永远敞开。

    目前,美国政府动用了极其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进行救市。即使不考虑奥巴马政府7870亿美元救市计划,2009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也将达到创纪录的1.2万亿美元。2009年美国政府将至少发行2万亿美元国债。此外,自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以来,美联储的总资产已经由8000亿美元左右膨胀至2.5万亿美元左右,其中增长的主要是货币与信贷。一旦投资者开始对美国国债的市场价值和美元汇率失去信心,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将陡然上升,美国国内可能出现恶性通胀,而美元也将大幅贬值。计价货币大幅贬值的影响将会超过需求下降的影响,从而推动全球资源价格上涨。而伴随着全球资源价格重新上涨,大量的投机性资金可能再次进入期货市场,再度把全球资源价格炒出新高。这幅前景并非痴人说梦——最早可能出现在2009年下半年。因此,目前的时机可谓转瞬即逝。如果以价格可能继续下降为由继续观望,可能再度错失机会。

    当然,目前进行海外资源投资并非没有风险。中铝对力拓的增资便可能遭遇来自董事会、股东以及澳大利亚政府的不同意见,毕竟资源业通常被一国视为战略性行业。中国与俄罗斯、巴西的贷款换石油协议,也仅仅敲定了资源数量而没有锁定资源价格,从而无法对冲未来资源价格上涨风险。换句话说,只能保证供应量而不能保证成本。

    此外,在进行兼并收购之前,中资企业的尽职调查一定要做到位。对资源潜在储量的估算、对目标企业或有债务或潜在风险的调查、对目标企业文化、董事会、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力度等,均应有充分的准备。在此基础上,中资企业才能制订合理的收购价格。否则,便可能出现高代价却无功而返的结局——上汽收购双龙便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前车之鉴。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2-23 10:07:38 +0800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 新自由主义败因

新自由主义败因,社会民主主义处方

澳大利亚总理 陆克文(Kevin Rudd)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它让人们开始质疑过去30年以来盛行的新自由经济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和全球监管框架是如此不堪一击,根本无法阻止经济重创造访全球。

  这并非历史首次。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国际性挑战就是在资本主义之中拯救资本主义:既要承认开放的、竞争的市场的巨大力量,又要摒弃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这些近代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危害的因素。为了应对当前危机带来的巨大挑战,全球金融体系需要将个人利益与公共责任恰当地平衡。一条主线就是:依靠国家机构重建规范的市场和重新拉动国内、国际需求。

  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理论上的挑战,不仅是驳斥造成今天混乱局面的新自由极端主义,还要推进社会民主国家对保持恰当监管的竞争市场的生产力提供最好保障这一理念,同时保证政府是管理者,政府是公共产品的出资人和提供者,政府按照公正原则补偿市场不可避免的不平等。社会民主政体具有政治合法性,因为其具备平衡私有和公有、利润和工资、市场和国家的能力。

  世界上的社会民主政府还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应对危机,重振受损的经济增长,同时为未来的金融市场制定新的监管机制。

    ——新自由主义败因

  我们需要对新自由主义在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原因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进行坦诚的分析。我们还要深入分析如何以社会民主的方法恰当管理市场,以及国家如何在制定未来政策中发挥正确作用,避免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主义。政府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将上述分析与坚定地寻求全球合作相结合。

  新自由主义政策源于无管制市场至上的核心理论信仰,尤其是无管制的金融市场。而这些说法又以“效率市场假说”为基础。这一假说中最强硬的一派认为:金融市场价格和股票市场价格一样,融合了各种信息,因此可以反映出对资产价格的最佳评估。如果市场完全有效,而且价格又完全有根据,那么,就没有理由相信资产价格会产生泡沫。如若发生,市场会自行修复,因此,政府也就没有理由介入。

  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有效性出现偏差都应归结为外部原因。泡沫和其他问题的产生是政府和其他方面的“不完善”导致的,而非市场自身原因。这一理论支持个人自我利益不受任何限制,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是自然的和天然公正的。市场是文明社会自发的和自我调节的产物,政府是外来的强行入侵者。

  新自由主义的宣扬者尽一切可能地瓦解社会民主国家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他们将共同提供公共产品上的社会团结概念,简单地理解为中央集权制下的愚蠢行为。但是,由于目前的危机,现在是宣告过去30年伟大的新自由主义试验失败的时候了,是宣告皇帝没有穿衣服的时候了。

    ——社会民主主义处方

  这次新自由主义的挫败,使国家的作用又一次被提升到基础性地位。在应对这次危机中,国家显然在三个领域做出了首要贡献:拯救私有金融体系,防止其崩溃;提供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刺激,抵消社会需求的减少;以及建立国家和全球性管理机制,由政府来承担确定和实施这一系统规则的最终责任。

  社会民主主义者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把国家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角色,重新塑造成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哲学框架,它既适应危机时期,也适应繁荣时代。

  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这个名词在政治语汇中流行起来,而很久以前,社会民主主义者就认为,他们推出了处于中间道路的政治经济形式。他们拒绝国家社会主义,也排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他们积极支持市场经济,但是主张市场只能在混合经济体中发挥作用,国家的角色是管理者和公共产品的赞助者和提供者。而且,由竞争机制和消费者保护法来保证的透明和竞争中立至关重要。

  社会公正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工程的关键组成部分。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建立在平等这一价值信念之上,而不是完全实用主义的论证,就像衡量某项教育投资是否值得,不是看其能否提高生产力。

  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强调,投机泡沫和破产存在带来系统冲击的潜在危险。金融管理措施必须允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成为家庭储蓄和商业投资的中间人,同时,又不会成为系统不稳定的来源。这就需要有更加审慎的监管措施,而不仅仅是确保这些金融机构在正常经济状况下,遵循那些为保护它们免遭破产而设立的标准。必须约束整个金融行业可能增加系统风险的行为,如无止境地扩大衍生产品市场。这次危机还表明,公司内部的激励机制对个人的风险行为水平有很大影响。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系统的稳定和完整本身就是公共产品,它永远优先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别机会。

    ——全球协作

  面对当前危机,社会民主主义者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危机前所未有的全球规模。这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金融市场之间的融合和相互依赖,导致了危机的迅速传播;其次是一个国家需求的减少,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出口,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影响。

  全球金融系统不但没有通过将风险分散到全世界以避免危机,反而把危机强化了。由此产生了三个应对的基本原则:首先,国家金融市场需要有效的全国性管理;其次,现有的全球金融交易量竟能够击溃大部分单个经济体,这一点足以说明全球金融市场也需要有效的全球性管理;再次,实现这两个层面的有效管理,只能通过各个政府的团结协作。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要通过20国集团会议以协调各个政府的行动:为全球金融系统迅速提供流动性;协调必要的财政刺激措施,应对全球衰退所产生的增长缺口;重新制定未来的全球管理条约,包括新的《巴塞尔协议III》;改革现有的全球公共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赋予它们在21世纪中所必需的权力和资源。

  各个政府应该制定一致的全球金融管理制度,以避免经济急速触底,资本流入全球经济最缺乏管理的领域。我们必须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建立更强的全球公开标准。还必须建立更强的监管框架,鼓励负责任的公司行为,包括监管管理层薪酬。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审慎分析的权力必须得到扩大,其对机构漏洞的早期预警系统也应得到加强,管理方式也必须改革。如中国这样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理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类多边机构作出更大的贡献,也应在这些组织中获得更多的决定权。

  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应对当前全球危机中还有另一个作用。世界银行的干预、发展双边官方援助,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的继续实施,都是应对危机影响的关键因素,否则,许多发展中国家就将被危机推回贫困之中。社会民主主义者无论是出于本性还是传统,都倾向于推动这些进程。但是,在此次危机中,由于发达国家预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这一行动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社会民主主义解决新自由主义遗留下来的挑战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完美地完成任务至关重要——不仅是把开放市场从自我毁灭中解放出来,还要在管理得当的市场中重建信心,以防止极左或极右的极端反应占据优势。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完美完成任务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赌注太高,包括长期失业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贫困再次将魔爪伸向发展中世界,以及对现有国际政治与战略秩序的长期力量结构的影响。

  我们必须成功,因为现在有无数人信赖我们,寄望我们成功。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2-23 10:22:0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华尔街日报周末访谈:国有化银行 主题: 华尔街日报周末访谈:国有化银行

华尔街日报谈美国银行国有化

Nouriel Roubini'Nationalize' the Banks

By TUNKU VARADARAJAN,New York

FEBRUARY 20, 2009, 10:59 P.M. ET Wall Street Journal

Dr. Doom says a takeover and resale is the market-friendly solution.Nouriel Roubini is always dressed in black-and-white.

I have known him for nearly two years, and have seen him in a variety of situations -- en route to class at New York University's Stern Business School, where he's a professor; over a glass of wine in his boyish loft in Manhattan's Tribeca; at an academic conference, seated sagely on the dais; at a bohemian party in Greenwich Village, at . . . oh . . . 3 a.m. -- and he always, always wears a black suit with a white linen shirt.

    Terry Shoffner

And so, in black-and-white he was, earlier this week, when he rushed into the office of Roubini Global Economics, his consulting firm in downtown Manhattan, and offered a breathless apology to this correspondent, who'd been waiting for half an hour. "Really sorry I'm late! Charlie Rose taped for way longer than he said he would."

Mr. Roubini -- a month short of 50 -- is in huge media demand, the nearest thing to a rock-star among the economists who hold our fate in their hands these days. The peculiar thing, of course, is that he's in demand because he specializes in predictions of gloom. (He has earned himself the sobriquet of "Doctor Doom.") In person, though, he's anything but a downer.

The man has instant impact on public debate. An idea he floated only last week -- that our "zombie banks" be temporarily nationalized -- aired first on Forbes.com, where he writes a weekly column. It has evolved, in the space of just a few days, from radical solution to almost received wisdom.

Last Sunday on ABC, George Stephanopoulos asked Lindsey Graham, the conservative Republican senator, what he thought about all this talk of bank nationalization. Mr. Graham said that he wouldn't take the idea off the table. And on Wednesday, Alan Greenspan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that "it may be necessary to temporarily nationalize some bank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a swift and orderly restructuring."

Mr. Roubini tells me that bank nationalization "is something the partisans would have regarded as anathema a few weeks ago. But when I and others put it in the context of the Swedish approach [of the 1990s] -- i.e. you take banks over, you clean them up, and you sell them in rapid order to the private sector -- it's clear that it's temporary. No one's in favor of a permanent government takeover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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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 another reason why the concept should appeal to (fiscal) conservatives, he explains. "The idea that government will fork out trillions of dollars to try to rescu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row more money after bad dollars, is not appealing because then the fiscal cost is much larger. So rather than being seen as something Bolshevik, nationalization is seen as pragmatic. Paradoxically, the proposal is more market-friendly than the alternative of zombie banks."

In any case, Republicans must now temper their reactions, he says. "The kind of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the economy that we saw in the last year of Bush was unprecedented. The central bank -- supposed to be the lender of the last resort -- became the lender of first and only resort! With our recapitalizing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ss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markets, we've already crossed a significant bridge."

So, will the highest level of government be receptive to the bank-nationalization idea? "I think it will," Mr. Roubini says, unhesitatingly. "People like Graham and Greenspan have already given their explicit blessing. This gives Obama cover." And how long will it be before the administration goes in formally for nationalization? "I think that we're going to see the policy adopted in the next few months . . . in six months or so."

That long? I ask. "Six months from now," he replies, "even firms that today look solvent are going to look insolvent. Most of the major banks -- almost all of them -- are going to look insolvent. In which case, if you take them all over all at once, you cause less damage than if you would if you took over a couple now, and created so much confusion and panic and nervousness.

"Between guarantees, liquidity support, and capitalization, the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between $7 trillion to $9 trillion of help to the financial system. De facto, the government is already controlling a good chunk of the banking system. The question is: Do you want to move to the de jure step."

Yet another reason why bank nationalization is a good idea, Mr. Roubini continues, is that "we started with banks that were too big to fail, but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process, is that these banks have become even-bigger-to-fail. J.P. Morgan took over Bear Stearns and WaMu. BofA took over Countrywide and then Merrill. Wells Fargo took over Wachovia. It doesn't work! You can't take two zombie banks, put them together, and make a strong bank. It's like having two drunks trying to keep each other standing.

"So if you took over a big bank, and you split the assets in three or four pieces, maybe you create three or four regional or national banks, and they're stronger! Nationalization -- or 'temporary receivership,' if you like, if the N-word is a political liability -- is an occasion to undo the sort of consolidation that has created an even bigger systemic problem. And the only way to do it is by essentially taking them over and breaking them up."

Here, I ask Mr. Roubini whether he has been more right -- more prescient -- in his reading of the economic downturn than all the other famous bears in America. After all, judging by the attention paid to him in the press, it is hard not to conclude that he is the leading guru of the current recession, or "near-depression," as he often calls it. My question, remarkably, induces in him some diffidence. "I don't want to personalize the analysis, you know . . . because, first of all, there were many people who got many of the elements right.

"People like [Robert] Shiller were very worried about the housing bubble. People like Steve Roach were worried about an economy based on asset bubbles leading to consumption bubbles that were unsustainable. People like Ken Rogoff talked about global imbalances in th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not being sustainable. Nassim Taleb has been worrying for a while about 'fat tail' events . . . . So lots of people signaled concern about things. I was one of those who put the dots together and thus gave a more fleshed-out picture."

To Mr. Roubini, the most interesting question isn't the one of who got it right. Instead, he asks why we "over and over again, get into these periods of irrational exuberance, when not only is there an asset bubble and a credit bubble, but people believe these are sustainable over a long time -- Wall Street, policy makers, rating agencies, academics, journalists . . . ."

What exactly is Nouriel Roubini's economic philosophy? "I believe in market economics," he says, with some emphasis. "But to paraphrase Churchill -- who said this about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regimes -- a market economy might be the worst economic regime available, apart from the alternatives.

"I believe that people react to incentives, that incentives matter, and that prices reflect the way things should be allocated. But I also believe that market economies sometimes have market failures, and when these occur, there's a role for prudential -- not excessive -- reg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two things that Greenspan got totally wrong were his beliefs that, one, markets self-regulate, and two, that there's no market failure."

How could Mr. Greenspan have been so na?ve, I ask, hoping to get a rise. "Well," says Mr. Roubini, "at some level it's good to have a framework to think about the world, in which you emphasize the role of incentives and market economics . . . fair enough! But I think it led to an excessive ideological belief that there are no market failures, and no issues of distortions on incentives. Also, central banks were created to provide financial stability. Greenspan forgot this, and that was a mistake. I think there were ideological blinders, taking Ayn Rand's view of the world to an extreme.

"Again, I don't want to personalize things, but the last decade was one of self-regulation. But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without proper institutional rules, there's the law of the jungle -- because there's greed!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greed, per se. It's not that people are more greedy now than they were 20 years ago. But greed has to be tempered, first, by fear of losses. So if you bail people out, there's less fear. And second, by prudent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to avoid certain excesses."

How does Mr. Roubini think the media has covered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problem," he says -- after first stating to me that he intends "no offense!" -- "is that in the bubble years, everyone becomes a cheerleader, including the media. This is the time when journalists should be asking tough questions, and I think there was a failure there. The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were always on the cover, or the front page -- the hedge-fund guys, the imperial CEO, private equity. I wish there had been more financial and business journalists, in the good years, who'd said, 'Wait a moment, if this man, or this firm, is making a 100% return a year, how do they do it? Is it because they're smarter than everybody else . . . or because they're taking so much risk they'll be bankrupt two years down the line?'

"And I think, in the bubble years, no one asked the hard questions. A good journalist has to be one who, in good times,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If you don't do that, you fail in one of your duties."

Mr. Varadarajan, a professor at NYU's Stern School and a fellow at Stanford's Hoover Institution, is executive editor for Opinions at Forbes.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2-23 10:16:0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 标题: 转发: 美国“时代周刊”:应全面国有化(不仅银行)

应当全面实行国有化(不仅银行)

The Case for Nationalizing the Entire Economy

JIM WATSON/AFP/Getty

By 24/7 Wall St. Monday, Feb. 16, 2009

美国《时代周刊》文章

    U.S. Treasury Secretary Tim Geithner (5th R) speaks as he meets with outside experts to discuss oversight of Troubled Assets Relief Program (TARP) at the U.S. Treasury.

The advocates for nationalizing U.S. banks have been out in force recently. Senator Lindsay Graham, who almost certainly does not have a PhD in economics or finance told ABC News that banks were in such deep trouble that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the institutions may be the only way to save the financial system. Economist Nouriel Roubini, who probably has several advanced degrees, wrote in The Washington Post that the Swedes set a precedent for bank nationalization nearly 20 years ago. The first counter to his argument is that it is dark over 20 hours a day in Sweden during the winter which causes a level of depression among the population that may undermine their judgment and views of how dire any economic situation is. If this theory is true, banks in Panama will never face being taken over by the government.

Disagreeing with Roubini has not been rewarding. He predicted the current economic collapse with precision long before most economists. His forecasts for the next year or so seem reasonable and are widely viewed as a good road map for what is likely to be ahead for GDP and employment. However, he may not be right with his estimate that total banks write-offs due to toxic financial instruments sold by U.S. will be about $3.3 trillion worldwide. That is well above projections by most economists and the IMF. Nationalization of U.S. banks would cause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losses to the common and preferred stockholders in the firms. This, in turn, could cause the failure of some investment funds that hold those shares. (See pictures of TIME's Wall Street covers.)

Nationalization would obviously make taxpayers responsible for the losses these banks may experience in the future. But, the taxpayer is already likely to face that fat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in the process of guaranteeing bad paper at the banks and may end up buying many of these toxic assets to keep losses at the firms at a level where they do not have to raise even more capital.

Nationalization seems tempting because it seems simple. The U.S. owns the banks. They continue to do business as usual, but their balance sheets become, in essence, the balance sheet of the Treasury. In theory, as time passes and the banks become profitable, those profits go back to the government and pass though to citizens in the form of lower taxes. The banks may also end up being sold back into the private enterprise system bringing the government an even better return.

Bank ownership becomes more complex when a firm owned by the government does something materially different from what its competito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do. If bank owned by the government offers business loans at 3% interest, what does a foreign-based public bank like DeutscheBank do to match that? A government-owned bank can be driven, at least short-term, by policy and not profits. That puts financial firms in the private sector in peril whenever they try to compe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national U.S. bank and private bank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S. causes a series of inequities within the system.

Banks lend money to one another and charge interest in the process. The risk of borrowing from a firm owned by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extremely low. Borrowing from a U.S. regional bank is, on paper, more risky. All inter-bank borrowing would almost certainly move toward taking money from the firms backed by the government balance sheet. Interbank lending among private banks could disappear.

A national bank is almost certain to follow practices which are unsound, which would not make it terribly different from the large firms that helped get the economy into trouble. Bank managements bought toxic assets two or three years ago. A government-controlled bank might offer mortgages at extremely low rates, rates so low that they clearly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level of home loan defaults. From a policy standpoint, it may make "sense" to do that to help buttress the housing market. But, to some extent that moves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of the credit system from nationalizing banking to nationalizing the home lending system. The government could decide to apply the same principles to consumer credit loans and business lending.

It may just be a better idea to nationalize the entire economy and be done with it.

— Douglas A. McIntyre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2-17 16:28:4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 标题: 转发: 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

“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

We Are All Socialists Now

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 Newsweek COVER STORY: BUSINESS

By Jon Meacham and Evan Thomas | NEWSWEEK

Published Feb 7, 2009

In many ways our economy already resembles a European one. As boomers age and spending grows, we will become even more French. What About Us? Wall Street's problems have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Congress,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media. But ordinary folks are wondering if anyone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m. A look at how Americans are coping with the economic crisis.

The interview was nearly over. on the Fox News Channel last Wednesday evening, Sean Hannity was coming to the end of a segment with Indiana Congressman Mike Pence, the chair of the House Republican Conference and a vociferous foe of President Obama's nearly $1 trillion stimulus bill. How, Pence had asked rhetorically, was $50 million for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going to put people back to work in Indiana? How would $20 million for "fish passage barriers" (a provision to pay for the removal of barriers in rivers and streams so that fish could migrate freely) help create jobs? Hannity could not have agreed more. "It is … the European Socialist Act of 2009," the host said, signing off. "We're counting on you to stop it. Thank you, congressman."

There it was, just before the commercial: the S word, a favorite among conservatives since John McCain began using it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Remember Joe the Plumber? Sadly, so do we.) But it seems strangely beside the point. The U.S. government has already—under a conservative Republican administration—effectively nationalized the banking and mortgage industries. That seems a stronger sign of socialism than $50 million for art. Whether we want to admit it or not—and many, especially Congressman Pence and Hannity, do not—the America of 2009 is moving toward a modern European state.

We remain a center-right nation in many ways—particularly culturally, and our instinct, once the crisis passes, will be to try to revert to a more free-market style of capitalism—but it was, again, under a conservative GOP administration that we enacted the largest expans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30 years: prescription drugs for the elderly. People on the right and the left want government to invest in alternative energies in order to break our addiction to foreign oil. And it is unlikely that even the reddest of states will decline federal money for infrastructural improvements.

If we fail to acknowledge the reality of the growing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insisting instead on fighting 21st-century wars with 20th-century terms and tactics, then we are doomed to a fractious and unedifying debate. The sooner we understand where we truly stand, the sooner we can think more clearly about how to use government in today's world.

A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presses the largest fiscal bill in American history, caps the salaries of executives at institutions receiving federal aid at $500,000 and introduces a new plan to rescue the banking industry,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at its highest in 16 years. The Dow has slumped to 1998 levels, and last year mortgage foreclosures rose 81 percent.

All of this is unfolding in an economy that can no longer be understood, even in passing, as the Great Society vs. the Gipper.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or even whether many people have thought much about it or not—the numbers clearly suggest that we are headed in a more European direction. A decade ago U.S. government spending was 34.3 percent of GDP, compared with 48.2 percent in the euro zone—a roughly 14-point gap, according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2010 U.S. spending is expected to be 39.9 percent of GDP, compared with 47.1 percent in the euro zone—a gap of less than 8 points. As entitlement spending rises over the next decade, we will become even more French.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berets will be all the rage this spring, or that Obama has promised a croissant in every toaster oven. But the simpl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he political conversation, which shifts from time to time, has shifted anew, and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Americans will be more engaged with questions about how to manage a mixed economy than about whether we should have one.

The architect of this new era of big government? History has a sense of humor, for the man who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world Obama now rules is George W. Bush, who moved to bail out the financial sector last autumn with $700 billion.

Bush brought the Age of Reagan to a close; now Obama has gone further, reversing Bill Clinton's end of big government. The story, as always, is complicated. Polls show that Americans don't trust government and still don't want big government. They do, however, want what government delivers, like health care and national defense and, now, protections from banking and housing failure. During the roughly three decades since Reagan made big government the enemy and "liberal" an epithet, government did not shrink. It grew. But the economy grew just as fast, so government as a percentage of GDP remained about the same. Much of that economic growth was real, but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or so, it has borne a suspicious resemblance to Bernie Madoff's stock fund. Americans have been living high on borrowed money (the savings rate dropped from 7.6 percent in 1992 to less than zero in 2005) while financiers built castles in the air.

Now comes the reckoning. The answer may indeed be more government. In the short run, since neither consumers nor business is likely to do it,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And in the long run,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global warming and higher energy costs will demand more government taxing and spending. The catch is that more government intrusion in the economy will almost surely limit growth (as it has in Europe, where a big welfare state has caused chronic high unemployment). Growth has always been America's birthright and saving grac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caught in a paradox. It must borrow and spend to fix a crisis created by too much borrowing and spending. Having pumped the economy up with a stimulus, the president will have to cut the growth of entitlement spending by holding down health care and retirement costs and still invest in ways that will produce long-term growth. Obama talks of the need for smart government. To get the balance between America and France right, the new president will need all the smarts he can summon.

 

 

 

发件人:"Mary Burdman" <burdman@gmx.net>  2009-02-19 23:18:2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proposals by LaRouche

Dear Zhong Dajun, Attached are the texts of Lyndon LaRouche's most recent discussions in Washington, including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ew Obama administration. LaRouche also found the decision of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to go to Asia first, a very good one: there is much more future there than in Europe -- if we do what has to be done to get out of the crisis. That will take much stronger measures tha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done so far, but the crisis is so deep, there is potential that people will react.

Best regards,
Mary Burdman

下一步:世界怎样走出金融危机

美国经济学家 LaRouche Webcast: On the Next Step

Lyndon LaRouche, Jr. delivered this webcast speech on Feb. 11, 2009. For the video, see www.larouchepac.com.

As most people who are sentient in Washington know, we already have a catastrophe on our hands. I don't particularly blame Secretary Geithner for the catastrophe, but the effect is a catastrophe nonetheless. What he has proposed -- and I'm not sure that he crafted what he has proposed -- t won't work. Let's look at the problem.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On the 25th of July, 2007, I warned that we were at the beginning of a countdown for a collapse of the world monetary-financial system. Three days later, after that webcast, that collapse began. At that time, and during the weeks immediately following, starting with a proposal for a Homeowners and Bank Protection Act, I propos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deal with an onrushing collapse of the world monetary-financial system.

This collapse is not a recession. It is not a depression. {It is a global breakdown crisis.}

Now, over a year and half, approximately, has passed, and nothing has been done; {absolutely nothing}, has been done of the measures I proposed which were {urgent then}, about a year and a half ago. Instead, the worst swindles in modern financial history of any civilized nation have dominated that period. Now, of course, during most of this period, prior to the actual inauguration of President Obama, we have had, for eight years, the worst President in U.S. history since the Civil War! So, we had trouble in getting this through. And we had clowns like Barney Frank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ho were doing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abotage the measures which I proposed for dealing with this crisis.

As a result of that, and as a result of the behavior of the leade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we're now at a world actual breakdown point. And we don't know where the breakdown will occur, but there's a breakdown in progress. And some people in Washington are fooling around, saying, ``Well, let's try this, and then let's try that.'' They're idiots! They're totally irresponsible! If we had been at warfare, actual warfare, they'd have lost the war, already! Even since the President was inaugurated.

The behavior of the leadership -- not out there in society, the people out there -- the ordinary people out there in the country, are ready for action; they're ready to support the right actions. They {despise} what Washington is doing! They hate it! And they're going to hate any Presidency that continues on the track which Geithner represented, yesterday.

So, this Geithner proposal has to be scrapped, now! Don't say, ``Let's see if it works out....'' You're an idiot! The ship is sinking, and you're bargaining for a better stateroom on the {Titanic}. Now, cut it out!

Support President Obama To Do What's Needed

Now, how do we deal with a situation like this? You don't deal with it with the bureaucrats. You don't let the Washington crew get ahold of the project. You defy them. President Obama is the most popular President, or came in as the most popular President in recent times, in his inauguration. He ha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credibility because of that. He has, essentially, an affinity for the ordinary people out there. He may not understand all the technicalities of financial matters, but he has the confidence of the people, and he is the President. He's not a prime minister! He's not one of these European clowns they call a prime minister! He's a real head of state! And when he speak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an issue of great concern for them,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support him. And the clowns in Washington, including the bankers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 greatest swindle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history, will just have to step back. The people who object to necessary measures will have to step back! They have no right in this matte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ut there, are clamoring for relief from this crisis. It is possible to deliver relief to them. But not as long as these clowns in Washington continue to tinker with: ``Maybe this'll work out, maybe this will tactically work, maybe we can get confidence this way....'' You're in a situation where you're going to lose the confidence of the Presidency! You're going to take Obama and turn him into a not-popular President, and then you really are in trouble, because you won't have a man 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esidency, who can get the job done that has to be done.

I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Obama, proposes the right remedy -- and I know what the right remedy is, I'm the expert; the guys who opposed me are not experts; they've proven it, over and over again -- if he proposes tha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asks for their support, the way that de Gaulle asked for the support of the French people when he was threatened by a military coup against his government, or the kind of support that Franklin Roosevelt asked for, from the American people, when it was needed -- if President Obama asks for that, and if he's properly advised on what he should propos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hey will support him!} You can forget the bankers, you can forget all the wiseguys on Wall Street and elsewhere. They will be pushed aside, {if} the people are convinced, that the President is willing to take the necessary action to address their problems, and the problems of this nation. But if this is about dealing with the politicians, negotiating with the politicians, who then walk into the President and say, ``Mr. President, we think you should compromise this way. We think we should do this this way, that way, so forth''--that nonsense must stop.

This President has to get support, and he has to get the support he has on the basis of his election, his popularity, and he has to get support on the basis of appealing to the American people, because, if he doesn't, if he continues to let the clowns do what they did with Geithner, this President is going to {lose} his support. And if this President loses his support, and we don't have a President {with} support, who's willing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think this President is, but he has to know what it is; he will get the American people moving behind him. And if you try to get in the way of this President, when he has the American people behind him--get lost, buddy!

 Go hide. Because it's not going to work.

Time for Hardball Politics

So, we have to play {hardball politics}, now. Real hardball, strategic politics, like World War III or IV: That's the kind of politics we require. We're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 {entire planet is going into a breakdown crisis.}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what's happening in Russia, what's happening in other countries: {The world is disintegrating!} Financially, economically. And not a single peep out of most of the heads of government, in Europe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upport of the measures, the {only measures that will actually work}, to get us out of this mess.

All right. First of all, we have to use the magic word, ``bankruptcy'': The entire international monetary-financial system is hopelessly bankrupt. It's been bankrupt for a long time, but the bankruptcy has caught up with us, and now, it's in a collapse phase. There will never be a recovery,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by anyone, in this period, as long as you're sticking to the content of {thi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Reforms of thi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ill not work. To try to continue these reforms will make things worse, will accelerate the collapse. You've already wasted a year and a half, since I told you what to do!

Now, we can excuse the fact that we had the worst President for the past eight years, that we've ever had, apart from traitors before the Civil War. And then, we can make excuse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when they had leaders like Pelosi and Presidents like Bush, and Vice Presidents like Cheney;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the controls of government were in the wrong hands: virtually in enemy hands, the way most people would look at it today, if they know the score....

Now, the other problem we've got here, is that you don't have economists who understand this. I don't think there's a single, known economist on this planet, except for me, who understands this problem. The reason they don't understand it, is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understand it! They're all conditioned to believe in certain ideas, which they've been taught, which they've practiced; which have been widely circulat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and similar kinds of trashbins, and they believe this stuff. They were educated in incompetence in the schools they attended. If they're professional economists or accountants,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by profession. They're professionally incompetent, as opposed to being unprofessionally
incompetent. So that there's very poor understanding of this.

For example, I had questions on the 16th of January, people were talking about, ``Isn't it true that people in jobs that really don't produce anything, actually contribute some value, or actually earn something?'' Well, they don't. They don't! This is what the people were saying to me, and the question they posed on this, is called ``marginal utilitarianism.'' And marginal utilitarianism is a way of saying, ``Well, people can earn money without actually earning it.'' It's called ``marginal utility.'' It's a doctrine that came up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t's crap.

We also have other problems of that nature. We don't have a competent conception of economics. For example, the President was induced to take a package of windmills and similar kinds of things, and invest heavily in that, instead of what we should have invested in. That was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because constituencies wanted it, constituencies who don't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Where what we need is: We used to have a high-technology capability, which for some time was centered in our aircraft and automobile industry. This was a tradition of machine-tool design, a physical-science-driven and -guided machine-tool design. We're familiar with this from World War II, when the United States was able to produce, in a fairly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 highest degree of productivity this planet had ever seen, coming out of a depression.

Now, let me just look at that briefly, because you have some fascists, from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ings like that. Now there were legitimate fascists, back in the '20s and '30s. When Roosevelt went to war, after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these guys gradually got out of these organizations, largely centered around Chicago--these organizations which had supported Mussolini during the 1920s, and which had supported Hitler, together with the British support for Hitler, through most of the 1940s.

When Pearl Harbor struck, these guys, who had been the loudest voices for support for Mussolini and Hitler, up to that point, suddenly decided--some slowly, like Prescott Bush, who was slow getting out of the post on that--decided to change their identity. And what they did, is they left the premises, rented other premises, from which they operated, and they marched across to the new premises. And out of this came things like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Now these guys, today, are still operating on the same basis as these pro-Nazis did back in the 1930s. Their policies today, their criticisms of Roosevelt today, are the same criticisms they made under different names, but the same organizations, back in the 1930s. People are saying, ``Roosevelt was a failure during the 1930s.'' These people are liars! Not only are they liars, but they also represent a pro-Nazi tradition, which used to operate under other names before Pearl Harbor. So, this is the kind of situation we're facing, with this massive propaganda machine, of Chicago-centered, for example, extreme right-wing, actually fascist organizations, who are attacking the Roosevelt tradition, at a time that the Roosevelt tradition is the only one that can save the United States from Hell.

So, what we need, is to brush these guys aside, brush this press aside, ignore them the way Roosevelt had to--and they were a problem for Roosevelt. Roosevelt did not have the support, the political support needed, to fully unleash his program until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Then Roosevelt seized the opportunity, as the occasion to introduce the measures which he had prepared for, together with Harry Hopkins, and created the greatest production machine the world had ever seen, out of the preparations he had made, during the earlier part of the 1930s.

So, this is the kind of situation we must have.

Now, the core of that tradition, lies in machine-tool design, which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infrastructure: for example, railway systems, or magnetic-levitation systems in transportation, mass transportation; river systems, other water-management systems. Remember the time when you could get a fresh, safe drink of water out of a faucet? You can't anymore: You get bottled water, and you're not too sure about that. Because we lost the infrastructure! The cities lost the infrastructure: After 40-odd years, or 50 years, if you haven't repaired your infrastructure, it rots! And you begin to lose the capabilities you had before.

We have reduced our production, because the percentile of the labor force which was actually skilled at producing something, has shrunk. And you have these marginal utilitarian phenomena, of people who are employed, but actually don't have
any productivity in a real sense. So we have lost our skills. On top of that, we have exported our produc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and other places, and now,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re collapsing as markets, then China, which took these new industries away from us, now finds that those industries are collapsing,
because the market--{us}--and Europe, are collapsing. So this is the kind of problem we face....

What we can do now

Now, what we can do now--we don't have many factories; we don't have as many productive facilities, as we did. But we {do}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mobilizing the high end of technology that we {do} have, from the machine-tool sector, for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hich will create the jobs and {stimulate} the jobs beyond that, necessary for a full-steam recovery. We can organize a recovery, now, the way Franklin Roosevelt did during the 1930s, provided we start.

Now, this means that we have to put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nto reorganization, too. The whole system, the whole world system, is bankrupt! The world as a whole is now going into a dark age! Like the medieval Dark Age, of the
middle of the 14th Century.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is threatened: China is going toward chaos! Russia is headed toward chaos! Africa is a nightmare! Europe is ungovernable. We can't go on this way. But if the United States pulls its act together, and decides to act like Roosevelt, and decides to help the current President act like Roosevelt, we can still pull our way out of this thing. But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 in Europe, is incompetent.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predominantly incompetent over most of the period since the assassination of John F.
Kennedy--it was a turning point down.

Therefore, we have go back to Franklin Roosevelt, to his principles of recovery; and organize the world, under U.S. leadership, with a President who's willing to play that role. And I think President Obama is willing to play that role, but he needs to be competently advised in areas in which he may not have personal competence. He has to have competent advisors who will provide him with that knowledge. He has to act as a President, not as a caretaker, or not as a negotiator with a bunch of squabbling bureaucrats around him.

He has to get rid of Pelosi! Because with Pelosi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you don't have a chance of having a United States! Get that woman out of there, now, while we still have a country, because she's blocking everything.

And we can pull this out: United States leadership--and the inspiration provided by the memory of Franklin Roosevelt, is the way to define our leadership and the way to lead the world. Russia doesn't know what to do; China doesn't know what to do; The nations of Europe don't know what to do; Africa doesn't know what to do; the nations of South America don't know what to do. But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know what to do. And specifically in the memory of Franklin
Roosevelt. So that's, in general, the situation.

Principles of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Now, let's go back to what I had proposed, back in July through early September of 2007. I proposed, first of all--and this is directly relevant to the mistake that Treasury Secretary Geithner made, or that he presented (I don't think he designed it, I think he presented it). First was the Homeowners and Bank Protection Act. What was that?

I said, the collapse is going to hit us in the real estate sector, first. Therefore, we're going to have a wave of bankruptcies and threatened foreclosures. We must not have foreclosures. What we do, is we put the entire sector under U.S. Federal bankruptcy protection. Nobody gets thrown out of their house. We'll go through negotiations to keep people in their houses; we'll negotiate adjustments of the terms of their mortgage-holders; and we'll keep the thing on freeze and management, until we can work our way out of the mess. Because most of the mortgages are vastly overpriced, in any case; they're not sustainable values.

Secondly, we have to protect the chartered banks--not the Wall Street banks, the chartered banks! The banks that take deposits, that take Federal money to supplement those deposits, and which loan that money for useful projects for the U.S. government, state governments, and so forth. So therefore, we need to protect our banks from bankruptcy. And we have to protect them from raiding from the Wall Street-type, highbinder banks. We also have to have a management system, and I proposed a 4% basic interest rate for regular banks, with a 1.5 to 2% rate for {Federally approved} special kinds of lending, Federally backed, Federally secured. Because we have to protect the stability of our currency.

And I proposed that we put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to reorganization, because it's actually bankrupt. It was bankrupt, so you take it into receivership, as a chartered organizat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uts it into receivership: Hold everything. And put Greenspan, if he were available, in jail -- whatever you need to do. And then, reorganize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national banking. That is, you need an institution between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and the chartered banks. Forget these crazy banks, highbinder banks. You need an institution which work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ut as a quasi-government-supported private organization, chartered organization, to replace the function of the {bankrupt}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nd thus, this becomes the new way of our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as was proposed by our first Treasury Secretary, Alexander Hamilton, for national banking. That would have been a way of solving the problem.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basis of these kinds of initiatives {by us}, by the United States itself, we would open up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build a {new, fixed-exchange-rate world credit system}, replacing the bankrupt monetary system, which is hopelessly bankrupt, internationally, by a credit system model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U.S. credit system, the Hamiltonian principles.

We would enter, then, into cooperation with a group of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largest, such as Russia, with the largest territory; China, with the largest population; India, with the next-to-largest population; and then, together also with other nations of Asia, which fit neatly into this, like Korea, Japan, so forth, and to develop a program of long-term credit, under which we revive the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of China, which are now collapsed; we revive the projects which are necessary in Russia, for international purposes; we do the same thing with India. And we enter into long-term cooperation, 50-year planned cooperation on credit, a managed credit system under a fixed-exchange-rate system in which we will--again, among nations--plan what we need to do to build this planet back into shape.

You can't do much with We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because the European system, the present European system, doesn't allow sane, rational behavior on the part of the banks of We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And therefore, you can not use those. France to some degree can do that; France is probably the only country in Western Europe which has enough of a Presidential system to be able to respond to this immediately. Germany would, of course, respond as a nation, if it were able to. But you have to get rid of Maastricht entirely. So we have to get rid of that {system}, that was put into place by George H.W. Bush, Francois Mitterrand, and Margaret Thatcher, and free the states of We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of that curse, which is destroying them, strangling them.

So now, we have to depend largely on direct relations with major countries, such as Russia, China, and India, and their friends, in order to build the nucleus of a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banking system, and a credit system. And that will get us out of the mess. That was my proposal.

From Bad to Worse

Now, since that time, look at the measures that were taken.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done, under George W. Bush, everything that's been done, since that time, has made everything worse. And you can blame Pelosi almost as much as you can Bush,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06. So therefore, we have to have this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situation, and we have to use the opportunity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what President Obama represents, in order to act quickly.
Now, what must happen? Forget this thing with Geithner. It's not going to work, and you know it's not going to work, so don't experiment with it! Every time you push something like this, as an experimental political maneuver, you're making the situation worse. And you're in a situation where you could have a chain-reaction collapse, globally, at any point, to wipe out the entire system! {You don't have the time to waste with games!} You've got to act now.

What is needed, is to hav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 on the horn, and announce that he's putting the whole thing into receivership, under Federal receivership, and create a stabilized situation by Federal emergency legislation which, in effect, will start with imposing what I have proposed, back in 2007, as the Homeowners and Bank Protection Act: That is the first thing to do. And the President must declare these things, his finding,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You know, he's not a flunky; he's not a guy who has to go to people and get them to kiss his hand or something. He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e can, with the authority of his office, make a finding, a Presidential finding, and declare that it's the opinion of the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is shebang be put into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starting with the measures which I proposed as the Homeowners and Bank Protection Act of 2007. That's the only way we're going to get out of this mess.

A Credit System, Not a Money System

Now, there are two other problems here, which are major: First of all, is the question of forecasting. One of the major problems in making policy, is that all of the methods of forecasting which are used by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s, today, are intrinsically incompetent. And the fact that people rely upon what they were taught in universities and so forth in this direction, is, itself, one of our major problems. People imagine, only imagine, that money, and especially floating-exchange-rate system money, is a determinant of value.

Now, every time the United States has operated successfully, and any time the world has operated successfully, it operated under what we called, during the post-war period, a fixed-exchange-rate system. What you have to do is eliminate the floating relationship among currencies internationally; you have to set up a fixed-exchange-rate system, because in order to invest in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you've got to keep the cost of th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down to about 2%, 4% equivalent, of interest. You can't function otherwise.

Now, if the currencies fluctuate in value,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n the floating-exchange-rate system causes the kind of speculative functions which led into this mess we have today. So you need a fixed-exchange-rate system. Money, under our system, under the American System, under the U.S. Constitution, does not function like a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s are a relic of feudalism. Especially the British system: It's a relic of feudalism, not modern, civilized society.

Therefore, you need to go to a civilized form of monetary system, which is a credit system. And the proper form of credit system, is a fixed-exchange-rate credit system shared together among a group of nations. What does the value have to be? It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 Whatever you can get as an agreement on a fixed-exchange-system is the value you accept. Because you can work out the problems that that represents, the discrepancies, during the course of time. But you must have a fixed-exchange-rate system, and it must be a credit system.

By a credit system, what do I mean, as opposed to a monetary system? This is a lesson in economics, because most people who are called economists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economics, so therefore, I have to teach you something. Under the U.S.Constitution, money can not be uttered (unless you want to go to jail), except by the approval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is approval occurs in the form of consent to this deal by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President. That's the system. Now, when a vote occurs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other relevant institutions are consulted in this, and the President accepts that, signs that bill, then you have a credit utterance allowance, a discrete amount. This means you can convert this stuff directly into money, by the U.S. Mint or credit system, or you can utter credit from the U.S. government, through other institutions, such as banking institutions, to be used for loans for building, for example, infrastructure or other necessary things. That's our system.

In Europe, you have a monetary system, in which money is largely {independent} of the consent of government. There are treaty relations between monetary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s. But the money itself is a relic of a feudal system, such as the bankers of Venice who were the loan-sharks of Europe. And you have a loan-sharking system, called a monetary system, which is dominated by a circle centered on the British and Dutch--that kind of system--which is a parasite on the planet.

So we have to eliminate the monetary systems which exist today, which are already bankrupt. So how do you eliminate them? You put them through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You would negotiate treaty agreements with countries; you put these things into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under treaty agreement among nations. You don't negotiate the monetary system, you negotiate {this}. And you go to a credit system, among all the partners in this treaty agreement. And you work out arrangements among countries, for programs of long-term investment which are needed to re-create the economy, restart the economy, and do necessary things.

Now, the same thing is true, of our making any kind of treaty agreement. A treaty agre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go through consent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Congress generally, and is done by the President, who signs the treaty.

So therefore, we enter into comprehensive treaty agreements with nations of the world, those who wish to do this with us, and that starts a completely new system, a new {credit system}, a fixed-exchange-rate credit system, which is then used to finance long-term investment in rebuilding the world economy. We therefore, can get China {back} to work, instead of collapsing; we can get Russia to work; we can maintain the position of India; we can strengthen our friends to the south, in South America and Mexico; we can change the situation in Africa. Get the British the hell out of there, is the way to do it. Get 'em out of Sudan, where they're trying to conduct genocide now. And the overthrow of the President of Sudan would lead to genocide, {genuine genocide in Sudan}!

Get the British out of Africa! That's your first slogan. Get them out of there! What's the British policy for Africa? The British policy in Africa, which was co-signed during the 1970s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s policy, was saying: There are too many Africans. We have to restrict the population of Africans; we don't allow them to have technology, because that will increase their popula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we want to {reduce} their population, because we want to save the raw materials of Africa, for the benefit of the Anglo-Americans, who will need these raw materials for their consumption in the future. So the United States entered into an agreement, with the British Empire, for a policy of {genocide against Africa}, especially black Africa.

Well, we'll cut that one out. And we, as nations, will assist Africa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hich are necessary to enable Africa to get back on its feet again....

After Roosevelt's Death

We also have to look at what our history is, here. We had, at the end of the war, World War II, the misfortune of the death of Roosevelt, coming before the end of the war, and as a result of that, with other considerations involved, we brought a right-wing politician, one who was in cahoots with the Hitler and Mussolini crowd, Truman, in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succeeding the recently deceased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

At the point that Roosevelt died, Roosevelt's policy, as explicitly stated at that time, in a number of ways, was to say to Winston Churchill: ``Winston! When this war is ended,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 British Empire. We're going to free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from your colonialism. We're going to end imperialism. We're going to cooperate, with our vast economic capability, production capability, once the war is ended, we're going to convert that capability into a production capability to assist these countries in developing to attain their true freedom.''

Well, when Roosevelt died, and the war ended, Truman wen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He went in support of Churchill, or Churchill's policy, of saving the British Empire, the Dutch Empire, and other kinds of empires, the French Empire--restored them! For example, Indo-China had been fre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cooperation with Ho Chi Minh,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war. The Japanese soldiers, who had occupied the territory, had been put in prison camps. The British went in there, with Truman's blessing, and let the Japanese soldiers out of the prison camps, gave them back their weapons, and told them to re-occupy Indo-China until the British could get there to take over. And then the British in turn, gave it to the French, returned it to France. The Dutch situation, the same.

So you had a neo-imperialism, impose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ry Truman, against what the intention of Roosevelt had been, and this started a process in the post-war period. One of the things it did: It meant that our post-war recovery program was not implemented. Because the machine-tool capability and other capability we had {intended} to use to assist countries in freeing themselves to become sovereign states--that part of the production line was shut down! And we had a '47-48 recession, a deep one, as a result of shutting down what had been war production capability which we had intended to convert to useful product for the world in the post-war period.

We were saved from the worst by the election of Eisenhower, but Eisenhower came in as President at a time when his power in the situation was limited. There's no question, he saved the nation from what Truman was putting us into. But he wasn't able to really do the job properly, as probably, instinctively, he would have preferred
to do that.

Then you had the attempt by President Kennedy to try to get back to a Franklin Roosevelt policy, at least some part of it. And they shot him. And they shot him because he refused to go into the Indo-China war. And after they shot him, Johnson
went into the Indo-China war on a fraudulent basis, and saying later that he thought the rifles, the three rifles of the shooters who had killed Kennedy, were going to take him out, too, if he objected.

So the United States, went through this kind of process. Then, as a result of this, we got Nixon. Practically a treasonous--it was a fascist government, Nixon's was: Don't kid yourself. It intended to be fascist. Fortunately, there was a lot of resistance at that point to what he was trying to do.

Then, we got real fascism under Carter, who didn't know what he was doing: Brzezinski's fascism, the Rockefellers' fascism, called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program. We got a continuation of this, during the 1980s. Then we brought the son of a fascist in as President: George H.W. Bush. His father had been the guy who had moved the money to support Hitler, for Hitler to get into power in Germany, Prescott Bush. That was no good.

Then we had an operation against George H.W. Bush, which brought in Clinton. And Clinton got in by a fluke, in a sense, through Ross Perot, which split the Republican vote and other vote, so Clinton was elected. And when Clinton began to act up in 1998, they framed him up. They set him up, and went to impeach him. And they had a bum inside there, as his Vice President, Al Gore. And the bum was the guy who tried to put the knife in the back of Clinton. He was no damned good anyway. But that was that situation.

And next, we got George W. Bush--the worst Presid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ivil War, in U.S. history. And Pelosi, who's almost worse than George W. Bush.

So, we've gone through a period, where, under these conditions, beginning 1967-68, the turning point, where we went negative in terms of net growth of infrastructure, that the U.S. economy was systematically destroyed. Similar things happened in Europe, and similar things happene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You had a shift in production from what had been in industrial states, to poor states, low-wage states, like China, or the low-wage programs of South America, and elsewhere.

So we did not have a ``sudden crash'' recently. We've had, since the death of Roosevelt, a series of changes, step one after the other, which have turned the United States, more and more, into this direction, and have turned the world as a whole, into this kind of direction. We're now at the end of the process. After all these years,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time, the predominant trend has been {against} history, against the economy. And under Alan Greenspan, the last phase, we destroyed the U.S. economy. It's a piece of wreckage.

Now, there is no value in the U.S. economy to speak of. There's only the value of using our Constitution, as a way of organizing mass credit, long-term credit, to rebuild this economy, in the direction--of course, with newer technologies, but
the same direction that Roosevelt had rebuilt the economy from the wreckage that had been created by Coolidge and Hoover, before.

Eliminate the Disease

So, we have to get back to that idea, back to the Franklin Roosevelt conception. And we have to recognize, or people have to recognize in government, that the failure that we see today, is also a failure of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It's a failure of much of the banking profession, the Wall Street side of the banking profession. It's a failure! And if we're going to get out of this mess, we have to eliminate that factor of failure! You can not ``improve'' the disease, you have to eliminate it! And economics, as practiced recently, increasingly, over the entire post-war period, has been {increasingly a disease}, not a program you're trying to save.

And therefore, we have to have the action, as Abraham Lincoln did in a crisis, as Franklin Roosevelt did in a crisis, in which our Constitution, and our Presidency, {intervene, when the economy has failed}, when the othe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have failed, to do our duty to the nation and to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ose people out there, who are suffering as a result of the measures which the Congress has taken under Pelosi's leadership, and under the Bush Presidency, over this period. We have to
{eliminate} that factor! And we have to clear the heads of people called economists and executives, of the mentality of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which is actually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steering us into this mess today.
And that's the essence of what I have to say. I presume there will be some discussion.

 

Dialogue with LaRouche

Feb. 11, 2009 (Excerpts)

{{Freeman:}} Thank you, Lyn.... There are some questions that have come in from people who are faced with the task of continually developing foreign policy for the new administration. I'm going to start with those questions, and once we entertain some of those, I am going to move on to some questions, both from people affiliat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but also from Members of Congress, having to do with both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olicy. We will also entertain questions that are submitted via the Internet, and people can continue to submit questions as the event goes on.

`Are U.S. Banks Too Bankrupt To Reorganize?'

{{Freeman:}} This question comes from a member of the President's economic team: ``Mr. LaRouche, fortunately, the degree of anonymity that these proceedings afford, allows greater candor than might otherwise be the case.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disagreement surrounding the elements of the banking stabilization policy that was announced yesterday, and as to what that policy should be. For the most part, however, everyone {did} agree that what Secretary Geithner ultimately announced had almost no chance of succeeding.

``However, two arguments were presented, to counter what some of us were recommending, which was moving immediately in the direction of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The first argument is one that you have addressed in part, and that was the argument that, to deal effectively with what will undoubtedly be a strident and ferocious backlash, if this administration were to move for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that all other avenues had to be exhausted first.

``The second argument, which I find more troublesome in terms of countering, was the argument that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classically requires a certain degree of {viability}, and that we are faced with the problem, that once you isolate the toxic paper in most of the American banking institutions, and then isolate the non-performing debt,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U.S. banks lack the degree of viability to qualify for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if you're talking about it in classical terms. And that therefore, what would be necessary would be some measure to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and then move for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Can you please address this?''

{{LaRouche:}} That won't work. What you have to do is this. Let's look at what happened: As of the 25th of July, 2007, you had a certain state.

Now, a mistake was made, which Bill Clinton, for example, was partly responsible for: Glass-Steagall. Glass-Steagall was dissolved, and this uncorked the problem. Now, this occurred with Clinton at a time he had been under very nasty treatment, and it was a big mistake on his part. But I don't think Bill understood economics that well at that time. He understood many other things, he's brilliant at it. But this was one thing he didn't understand. It was a terrible mistake.

All right. Now, we had massive support, in states and countie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for my proposal for a Homeowners and Bank Protection Act. The intent of that, was to defend that aspect of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s chartered banking. That is, which used to be on Federal charter, or under state charter, and this is where you had regular deposits. Not the high-flown bankers, the merchant bankers of New York City, and so forth.

And Roosevelt had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that division. Clinton had made a mistake. I don't know why he did it, but it was really way off-base. It opened the gates for Hell.

All right. Now what you have, is, these guys, who out of malicious intention, used the situation to {loot and rob} the American people, with this highbinder operation, through the so-called New York crowd.

This was a crime! Because the intention to do something which is against the common good, is a crime. When powerful forces, especially financial forces, use their financial power to injure the common good, knowingly, then that is a crime. You don't have to have it on the books: this is the principle of equity; it requires that you recognize this as a crime. And what they do is a crime.

And also, on top of this, remember that one of the biggest criminals, of course, is Alan Greenspan. Probably the biggest criminal in this whole operation, because, what did he do? He did something which has been classified as a {crime} 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When he came into office, in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he used a criminal activity and legalized it, essentially, as the activity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that is, the use of financial derivatives. This is gambling! So what happened is, we have legalized gambling by the legalized gamblers of New York City and elsewhere--and of the world--who are looting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Starving them!

Ruining their countries! A locust plague! This was a crime, a moral crime against humanity, in its effect!

Do you think that we owe anything to any of these characters, these kinds of bankers, eh? We don't owe a thing to them! They should get {nothing}! They robbed the country. Are we going to pay them for their claims to enjoy the benefits of robbery? Of thievery? Of looting? No, our job is to defend the nation, to defend our republic and its people, against all predators. And what are these? These were international predators, coming in and looting in our country! Destroying it, ruining our people, destroying jobs, destroying health care, everything! Do you think these guys, on the principle of equity, have anything coming to them, except punishment? They should consider themselves lucky to be allowed to walk away with {nothing!}

Now, I can tell our politicians in Washington, that about 90%, or something like tha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gree with me. Unfortunately, Washington is organized in a way that some of the leading politicians do not agree with me. And the thieves, who are highbinder thieves who are trying to fly with their golden parachutes, don't agree with me either. But these are the thieves! 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only this is 40,000 thieves, or 40 million thieves! And they're international. They're parasites. We are now in a general collapse of the world monetary financial system {caused by these thieves. And we owe them something?} The American people don't owe these bastards a nickel. And the nickel's pretty cheap these days.

So therefore, what we do is, you walk into a bank: We're declaring general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of the system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fundamental interest of other nations. We walk in there. Now, we've got some bankers who know how to do this. You walk in, you look at the accounts. What's that account? Oh, that's a normal banking account, a mortgage or something else. That's protected. And the guy, the management who's competent in managing this, stays on the job. That's protected. These other guys? Hah! They want something? Ha-ha. They'll get something. You know what they'll get? {Bubkes}! That's what they get. They get nothing. They don't have anything coming to them! They already stole more than should be allowed. You're going to pay the robbers
for what you caught them stealing? No!

What you do is, you walk into every bank. If that bank is an institution, it has deposits in it, of depositors, under conditions which conform to the standards of chartered banking, state and Federal. That bank has a relationship to the community. That bank's going to be defended. We don't care how bankrupt it is, we're going to defend it. We're not going to pay $700 billion, or whatever, to bail this out. {We're going to protect that bank,} and every bank like it. We're going to protect the savings banks, the savings of the depositors. We're going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chartered banking, one at a time. And we have enough expert bankers in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nd other places who are competent, who know how to do that. And we're going to empower them to do that.

That's why we need a reform which goes to a National Banking system. We need to put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which is bankrupt, into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We have to create a new Federal institution, which is a Hamiltonian National Bank. We take the competent people who are in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similar systems today, or have that experience, and we put them in this institution. They are the ones who then, as part of their job, manage this problem. Every bank that is viable, in terms of its function, every part of that bank that's viable, is reconstituted under Federal protection. Those things which are speculative in nature, get nothing. They get nothing! They get a free exit from the door, and they don't take anything with them. Maybe their pants, but that's it! And that's it!

Now, if you do that, what you've done is, first of all, you've rebuilt the confidenc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n their government, because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chartered banks--usually the core of our system, our political system--those
people have a right to protection. They have more right to protection than Hank Paulson, or anybody else. We owe it to them. They're weak. They don't have government power, but they're citizens. They're entitled to protection of their rights. We protect their rights, and we protect them because it's necessary to have them on their feet and functioning, if we're going to rebuild this economy and build our way out of this mess.

The problem is, what people are afraid of, is the reaction of these fascist bastards, who are of the mentality of Paulson and so forth. These guys were the fascists, the supporters of Mussolini in the 1920s, the supporters of Mussolini and Hitl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30s. These are the same -- these are the grandchildren, in a sense – of the same institutions! Do we owe them anything? We don't owe them a thing. They walk out safely. We don't shoot them, we don't torture them. They walk out the door, and that's it. And the people who belong there, and the people who were represented there, legally, properly, are protected.

If you do this, and take that approach – it does take guts to do it, and I think a lack of guts is the question you have to raise here, in this connection -- if you do this, you're going to have the support of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you're going to have the kind of support that a President needs. And that's the way you have to go. Is there a risk involved? Of course there's a risk involved. You're up against fascists! What do you expect with fascists? You have people like the former Vice President. We had eight years of the worst administration in U.S. histor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ivil War. For eight years, Hell! Under a totally corrupt and evil administration, which is why this thing developed to the extreme it did.

So therefore, we take a chance. We take a chance with the American people. We defend them. We ask them to defend our government. It'll work.

`How Much Credit Is Needed?'

{{Freeman:}} The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a very senior economist from the state of Texas:

`Mr. LaRouche, I'm very thankful to have been introduced by you to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economy. I've been educated to believe that everything in economics begins with calculations of monetary aggregates. This approach officially broke down with the credit crunch, but it proved to be flawed long before that, and you've been clearly correct in your forecasts. Today, I have really a very simple question. How would you decide what is the appropriate amount of credit to get the economy moving again? In addition to credit for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he specific projects, I suppose, does the Congress get involved in determining what is needed for consumer credit, for example? For housing, for auto loans, etc.? It would seem that this has to be addressed, if the nation is going to take the next step in recovery.''

{{LaRouche:}} Well, actually, the amount that has been stolen by Wall Street, which is now approaching, I think it's approaching $20-odd trillion, for the bailout of Wall Street, I mean, that would really have gotten a recovery organized, if you'd done it throug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what productivity is. Now,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employed who are not productive, because they believe all kinds of things are productive. What we've done is, we've reduced the actual physical value of income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and we've done that largely by doing two things: by cutting down high-gain productivity areas, and by giving people jobs for things that we never used to pay people for. You know, you have the second house cleaner to come in and clean up after the housekeeper you brought in, and they all work for sub-minimum wag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his is this ``marginal utility'' nonsense. The fact that you are employing somebody for doing something useless is considered a value, in the terms of marginal utility.

So, essentially, what you do is you concentrate all this stuff--don't bail out any of this thing. Take the money back. Take it back! It was not taken fair and square--give it back. You swindled. How did you swindle? You had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you controlled. Well, he was dumb; he didn't know what he was doing; he was insane. So, you've got to take the money back. The President was insane, and he was also immoral.

So if you have this amount of credit, and you issue that amount of money, do you realize what you could do? You could revolutionize the United States! What do you do?

Well, we have too many cars on the highway. We're choking on it. We have people who are commuting up to one and two hours each day, each way, five days a week or more, sometimes among two or three different jobs, to live. You have families where both parents are working, and they have children, and the children don't have much of a life. They go to schools which are a shame, a blot on humanity.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being destroyed by this kind of culture.

We go back to mass transit systems. We go back to public mass transit systems—not high-priced ones. Go back to your nickel subway system, that sort of thing. Because, you know, it was proven--people wouldn't believe it--but it was proven back in the 1940s and 1950s, that if you ran the New York subway system fare-free, you would save money, because the cost of managing the fares was the factor of cost that drove the system into deficits. So if you stop taking fares, you would cut the deficit problem. And the benefit to the citizens of New York in having a free system, was a benefit, a social benefit, and also an economic benefit to the whole city.

In general, free drinking water is a good policy! Not bottled water, which you pay for. These kinds of things. You don't want to market everything; you want a lot of things free. You want free air, for example, which is hard to find these days, decent air. That sort of thing.

Thus, the problem here is, we have to eliminate this swindle. Cancel the swindle! There are ways of going at that. Paulson knows what they did was a swindle. The law was done by fraud; the way that law was voted in was fraud, and they robbed the people; they robbed the nation. Well, we'll take it back. We'll put a tax on whatever we have to tax to get it back. Tax whoever deserves to be taxed, and get it back. We can do that, can't we? We can give it away, we can also take it back.
So anyway, the point here is that we have to -- we just need an open till on specified projects. And the emphasis is {not makework}. We don't need windmills; we don't need these solar panels--they're crazy, they're not productive. They don't earn money; they're subsidized, that's how they function. Without the subsidies, they don't function. So, eliminate these things! They're not worth anything.

What you need is--how about building a high-speed transit system for the nation? It was torn up. How about building power stations that are needed? How about building a hospital system, which is needed? You can't get the care you used to be able to get in the system because you don't have general hospitals and so forth, one-stop service for all people. So, we should be building our river systems; we should be building our transportation systems; we should be building our water systems; we should be 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of industry.

When you take the people who are machine-tool designers, that machine-tool sector--engage them. They are the most productive people in the system, in physical production. You don't want to start with the low grade; you give people the low-grade
jobs because they're what you have for them, and what they need. But you don't want to keep them in low-grade jobs. You want to concentrate on capital-intensive production, with high-technology features, science-driven features, which gives you
the highest productivity, the highest return. And you want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eople, or the percentile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which are engaged in these kinds of jobs. So, in that way, you build profit, because it's the high-technology jobs in infrastructure and so forth, which give you the profit. It is the high-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jobs which create the employment in industry.

 The automobile industry—manufacturing automobiles, assembling automobiles--is not high-gain for the economy; it's a waste of money. But the machine-tool side of the auto industry, which can produce other things besides automobiles -- like rail systems, aircraft, and so forth, power systems, these things--this is where the gain is, and what you're looking for is a policy which gives the maximum gain, the maximum value in product per person employed. And you want to upgrade people into these kinds of jobs more and more. We used to have an idea where, you know, you take people in off the street; they come in on a job in a factory or some institution, and they work their way up. We used to have these educational programs, which would assist people in qualifying for jobs, from a lower grade to a higher grade. That was our policy. We were saying that the U.S. interest is always to build the highest degree of productivity in the most useful areas, and to upgrade people from low-grade producers into high-grade producers, to eliminate low-grade jobs by transferring people into high-grade operations. Under those conditions, we have a gain.

The problem with the spending of money now, as with the case of Paulson's operation: We didn't generate any useful productivity with this thing. We didn't create a factory; we didn't create a rail system; we didn't create a hospital; we just paid money to swindlers. That's the problem. What did we get for this? What did we get for this money? It's now getting to over $20 trillion. What did we get for it? What did the American people get for it? {Nothing!} It was just stolen from them. What we did was, we covered the debts, the unpaid debts, which they had incurred in speculation, in financial derivatives, over a period of time, particularly the Alan Greenspan time. And that's what we paid--we bailed them out of that! We didn't invest in value. We didn't put a nickel into production. This has been the Great Swindle. And we have to go back to a productive economy.

- `How Big a Deficit Can We Take?' -

{{Freeman:}} We have one more question from the economic advisory group to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The questioner says: ``Mr. LaRouche, as you know, we had hoped to have the President's economic stimulus package in place in early January, before the oath of office was even taken. We did not succeed in doing that, and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been characterized by a deluge of calls from state legislators, governors, mayors, elected officials from all parties, pleading with Congress to pass the package, with all of its problems, as a first and vital step to allow states and cities to continue to function. Largely, that is what we intended to do in crafting the bill. None of us ever thought that the bill itself would be the 'solution' to the current crisis. And in fact, the bill that is currently being negotiated is itself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what had been originally proposed.

``But, presuming that the Congress succeeds in doing what it has promised, and gets something on the President's desk within the next week, the question that we are now posed with is what to do next. I think you know that, at best, what the current measure will do in terms of infrastructure, really allows for almost no new infrastructure, but merely succeeds in beginning the process of repairing the roads, bridges, schools, and other elements of the nation's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that are in a terrible state of disrepair.

``When we begin to consider what new projects we would like to embark upon -- for instance, high-speed rails and other things that you and others have proposed--one problem that we face is the question of how much we are willing to spend, and how much it is reasonable to spend. There are obviously, on the one hand, people who are downright deficit hawks; but there are others who, while they agree that in a time of crisis, we cannot worry too much about the deficit, still do express a concern on what the limits are on what the government can and will spend. Could you comment both on what you think the next steps should be, but also on this broader question of the Federal deficit?''

{{LaRouche:}} Right now, the Federal deficit as such is not of our primary concern. That's a diversion, because you're trying to manage something with no solution. In other words, how are you going to deal with the deficit? It's there. Are you doing something that would lead to reducing the deficit? No. You're spending money on managing the deficit, or managing around it. It's not worth anything.

What you need to do is, do the right thing. Cut out this nonsense that's in the package. Just take it out; sweep it out. The greatest part of this package should be scrapped. Instead, look at high economic gain. High economic gain is technology and skill. Highest technology gain comes from the machine-tool sector. The highest paid, the most skilled people. The highest paid and most skilled people give you the impetus which will let you employ other people. Because you want competent production, and it's your highest skilled people that give you competent production.

Take the auto industry. The U.S. auto industry, except for the Japanese section of it, is dead. It's been dead for a long time. It was dead of its own obsolescence; killed by its own self-induced obsolescence, by trying to put out cars like pancakes. And this has been going on since the 1950s. It was insane. That's another story. I could tell the details of that; I was involved in making a large forecast based on my understanding of that.

All right, we have mass transportation, we have all kinds of things which require high-technology machine-tool-design impetus. You would want to think about getting every machine-tool-design specialist from what had been the auto industry, the aircraft industry, and the nuclear industry--because there's a lot of high
technology buried in there. You want the highest technology production in the machine-tool sector put back to work. Now, by putting them back to work, you are now generating the basis for employment in other things. You developed the machine-tool sector, now you develop the product which the machine-tool sector provides. You want to fix the railway system? You want to fix bridges? Don't just repair the bridge; get into the idea that generally you have to build new bridges.

For example, the Ohio River and the Mississippi River, and also you need some help on the Missouri, too. These areas are breaking down, because the infrastructure on these systems is broken down. What you saw in New Orleans, given by George W. Bush, is an example of this. We need these things repaired. These things are repaired out of the machine-tool sector. And a lot of this machine-tool sector capability is located in the machine-tool sector associated with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which historically used to be the military indust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World War II. We built everything—airplanes, everything else; tanks, all the things you can imagine. We built them, and we built them from scratch 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We were producing tons, where other people were producing pounds of military hardware.

So, you want these things. Get the Ohio River project rebuilt--the locks and dams--get it rebuilt. Take the Mississippi River, get it rebuilt. They all need rebuilding. Go upstream on the Mississippi, up toward the Twin Cities. Go along the Missouri, you need it there. Power systems: Get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there. Thewindmills don't work, the solar panels don't work; it's garbage, it's all a fraud. But get this thing going, because what happens is, when you build the high-tech machine-tool sector, this is what throws off the actual physical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in which you employ other people. And the effect of the income going through the high-tech sector, is what begins to rebuild your towns and cities around the country. That's where we need to do the job.

And we have to go with a credit policy. We do have a crucial policy with the states. The states are now going bankrupt. California is going bankrupt; it's mostly due to the governor. Don't get the son of a fascist official and employ him
as the governor of California; that's a mistake, as we should have learned by now. But, California is being destroyed, and you have to rebuild a lot of the infrastructure in California, from the machine-tool sector on down. You have some varied skills in the state which can be reactivated. That's the approach we should take. You want a multiplier factor, where one job creates the basis for three other jobs, which creates in turn, the basis for ten other jobs. And you don't build from the bottom up, you build from the top down. And that's the way the American System worked at its best.

 

 

发件人:"DeFu" <wdfmjx@qq.com>  2009-02-18 20:21:4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善意的意见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

    您好!贵刊2-008年11月29日刊登的题为《民族工业之典范企业家今仍陷囹圄令人心寒》一文中的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在传统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对老天爷赋予我们的自然资源类产品定价极其低廉,仅收一个挖掘开发费。而不曾想到这是天赋财富,也是有一定价值的......”

    这段言论,我个人认为有草莽和轻率之嫌,马克思在1875年4月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就阐述道“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而物质财富就是有使用价值构成的)”在这里马克思和明确的提出了在自然界在社会财富中不可忽略的作用,所以对编者的“为什么我国稀土资源出口如此廉价?从改革开放以来,30年了,我国矿产资源大量廉价地出口,之所以出现我国资源产品廉价外卖”的原因只能是当权者没有远见或基于当时的现实处境或其他原因造成的,这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毫无关系(不论是传统的或被发展了的)。至于国内的某些“马克思主义”怕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望参验!

    王得富,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2-23 10:12:12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香港信报:外资「入侵」中国智库

外资“入侵”中国智库:有损国家利益

香港信报

2009-02-20

    外资入侵中国智库,有损国家利益,但是中国一些智库长期以来迷信西方,尤其是美国,其对美国金融形势作出判断所依据的信息资料,几乎完全来自美国,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则报喜不报忧,中国智库的判断怎么可能准确呢?

    外资「入侵」中国智库的同时,也乘机将国外的评价标准和价值立场引了进来。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国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考核机制,几乎全面追求西方体系。

    在社会发达国家,政府的决策都离不幵思想库或曰智库、智囊团、脑库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改革幵放三十年来,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中,促进了各种智库蓬勃发展,但由于尚未建立完善的现代智库运行机制,以致出现智库数量庞大而鱼龙混杂的局面。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中国智库与国际顶尖智库相比,主要差距在于体制不顺,经费不足,管理乏序,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生存发展环境,需要有关方面增强支持力度,方能改变现状。

智库众多 鱼龙混杂

    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二十年是中国智库类型、规模和数量迅速扩大的黄金时期。其中,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门类众多、人员庞大、资源丰富的巨型智库,也有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样天天面临生存危机的民间智库﹔既有军事科学院这样纪律严明的军事决策咨询部门,也有洛克菲勒中国研究发展中心这样完全由外资独立运营的研究机构﹔既有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这样全部依靠政府基金支持的智库,也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依靠福特基金会建立的政府咨询机构﹔既有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这样政策驱动型的研究机构,也有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和零点调查公司这样营利性的商业咨询机构……。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形成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二千五百多个,专职研究人员三万五千,工作人员二十七万。除了哲学、语言和文学等非决策信心研究的机构外,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二千个,数量甚至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二○○八年全球智库报告》最新统计,美国共有一千七百七十七家),但被该报告认可的中国大陆智库仅七十四家。

关键领域 误判失策

    消息人士说,近一年多来,中国智库在关键领域,特别是在这次金融海啸和中国经济形势反转中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 比如,二○○七年下半年,美国次按危机蔓延,面对美国财政部和联储局的宽慰之谈,中国主流智库大部分都相信了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甚至提出「脱钩论」,公幵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的影响不大」。

    又如,二○○七年年底,中国社科院某著名经济学家还强调百分之四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时,CPI(消费物价指数)在两个月后不但达到月度百分之八点七的高值,而且二○○八年下半年急转直下跌落到十二月份的百分之一点二。 再如,二○○八年七月份,当国际油价将突破每桶一百四十七美元时,中国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机构,几乎同时跟在国外分析家后鼓噪二百美元的年终预测,而十二月底石油每桶三十五美元的价格棒喝了这一切……。

    尽管类似误判和失策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智库,但中国智库在满足国家决策信息需求上的不足和缺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智库的基本功能是为决策者提供「专家知识」和「思想观念」,这就必须有大量可靠的信息数据作依据。但是中国一些智库长期以来迷信西方尤其美国,其对美国金融形势作出判断所依据的信息资料,几乎完全来自美国,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则报喜不报忧,中国智库的判断怎么可能准确呢?

    这里不能不提及的是,在对美国金融危机的预测上,倒是香港《信报》专栏作家刘 强先生三年前就已发出警告,后来多次谈到美国经济危机即将到来,引起西方许多经济专家的重视,纷纷向刘先生请教。刘?强之所以能作出准确的预测,最主要原因是他长期积累了可靠的信息资料,而这正是中国智库所欠缺的。这个教训启示了中国有关方面,提出中国智库应当考虑吸纳香港专家学者,而不要只靠西方人士。

外资入侵 恶性循环

    消息人士又说,中国智库经历三次活跃期: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幵放伊始。第二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第三次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共高层明确表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二○○六年十一月和二○○七年七月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召幵第一、二届中国智库论坛,使中国智库有了自主发展机会。但在具体执行中,由于侧重经济建设,智库经费深感困难,许多智库「不得不在市场化大潮下自己找食」。 事实上,接受和寻找外部资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赞助,已经成为大部分中国智库谋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当中最大的弊病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在这种背景下,大量海外基金会和在华跨国公司也利用中国智库经费短缺的薄弱环节,纷纷进入中国智库运行体系。对此,有人称之为「外资入侵中国智库」现象。某中央级政策研究机构,将近百分之五十的资金就来自外资。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外资「入侵」中国智库的同时,也乘机将国外的评价标准和价值立场引了进来。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国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考核机制,几乎全面追求西方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些关键部门对被外资「入侵」的智库信任度降低,不愿提供关键信息和数据,智库水平下降,形成严重的恶性循环。
 

 


发件人:"科学发展观专用" <kxfzg2008@vip.163.com> 2009-02-24 12:51:05 +0800收件人: "chinape1" <chinape1@126.com> 抄送:标题: (推荐文章) 夏鲁惠、郑永年关于大学生就业、中国教育问题的两篇文章

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分析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  夏鲁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困难日趋显现,2009年即将毕业的611万大学生就业形势面临严峻挑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月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强调,高校毕业生是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蔓延、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必须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位, 并确定了加强高校毕业就业工作的七项措施。高校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如何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值得深入分析。

劳动力市场高校毕业生供需分析

  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为559万人。2003—2007年,教育部直属和中央部委所属高校毕业生人数从30.08万人增长到39万人,地方高校毕业生人数从 152.46万人增长到352.1万人,民办高校毕业生人数从5.21万人增长到56.69万人。可以看出,地方高校毕业生是大学生就业的主力军。

  高校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为此,笔者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全国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统计数据,对2003 年第三季度、2008年第三季度高校毕业生供需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得出:
  (1)劳动力市场对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例方面,2003年为17.7%,2008年为22.7%,上升了5个百分点。第三季度需求人数从47万人上升到100 多万人,说明劳动力市场对高校毕业生具有较大的吸纳能力。
  (2)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求职者占整个劳动力市场求职人数的比例方面,2003年为23.7%,2008年为28.4%,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第三季度求职人数从近70万人上升到近140万人,说明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高校毕业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与劳动力市场对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同步增长。
  (3)不同层次高校毕业生求职情况比较。2003年,劳动力市场对大专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人数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专文化程度求职者人数之比为0.65,本科生则为0.71,研究生为1.19;2008年三者分别为0.77、0.77和0.96,说明劳动力市场对专科、本科毕业生的容纳能力在增强,高职院校学生(主要是专科)就业形势稍好。对研究生而言,虽然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有所下降,但整体上就业形势相对较好。

  可以看出,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在整体上是与劳动力市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规模相适应的。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区域化发展,劳动力市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也呈现出区域化特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对高校毕业生的质量、层次、能力要求也越高;区域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对高校毕业生的数量需求越大。2000—2004年,我国东、中、西部区域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分别累计为366.81万人、234.81万人和159.32万人,同期东、中、西部区域就业人口规模增加值分别为1814万人、500万人和816万人。社会各部门及企业因职工退休而带来的大学生就业规模没有统计。相比较而言,东部区域劳动力市场容纳高校毕业生的能力最强,西部区域次之,中部区域较弱。

影响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因素分析

  1.高校毕业生层次

  2003—2007年,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规模从92.96万人增长到199.59万人,专科毕业生规模(主要是高职院校毕业生)从94.79万人增长到248.2万人。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统计,同期全国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对本科层次人才的需求规模从34.55万人增长到116.55万人,对专科层次人才的需求规模从112.86万人增长到258.08万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相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本科毕业生规模偏大。

  劳动力市场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反映了产业经济的技术发展水平和要求。近年来,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在劳动力市场对专科层次人才需求的带动下,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连续数年保持增长。

  2.高校毕业生专业需求程度

  根据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和中央其他部委所属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2007年11个一级学科的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哲学82.27%;经济学84.71%;法学79.45%; 教育学80.28%;文学84.58%;历史学84.18%;理学87.30%;工学90.57%;农学89.78%;医学77.28%;管理学85.19%。

  近年来,受第二产业就业增长的拉动,特别是制造业的需求,劳动力市场对工学类专业毕业生需求旺盛,使工学类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在所有11个一级学科中最高。2004—2007年,工学类专业普通本专科毕业生规模分别为81.21万人、109.1万人、134.17万人、159.41万人,相应的就业率分别达到91.55%、90%、92.39%、90.57%。

  根据对接受教育部直属高校和中央其他部委所属高校本科毕业生最多的10个省市统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自动化、通信工程、法学、会计学、英语、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软件工程等专业毕业生就业率近年来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3.高校毕业生就业地区

  地方高校毕业生是大学生就业的主体,他们主要在本省范围内就业,因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是促进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基础。

  2007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和中央其他部委所属高校本科毕业生中到东部11个省市就业的比例为58.5%,到中部地区就业的比例为20.2%,到西部12个省区就业的比例为21.2%,说明东部发达地区仍然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热点地区,国家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就业的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

  2007年,接收教育部直属高校和中央其他部委所属高校本科毕业生数量最多的10个省市是广东、江苏、湖北、上海、北京、山东、四川、陕西、辽宁、浙江。

  4.高校毕业生就业目标

  大学生就业目标主要通过就业待遇、就业岗位、个人发展等方面体现,并影响到职业开发和职业决策。根据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和中央其他部委所属高校毕业生流向分析,2007年毕业生就业流向主要为:考取研究生占23.26%;国有企业占13.23%;三资企业占8.48%;其他企业占18.75%;出国升学占3.32%;机关占2.03%;中初级教学单位占1.91%;科研设计单位占1.14%;还有一部分毕业生到高校、医疗卫生单位就业。其中,到机关、高校以及医疗卫生等事业单位的比例在逐年下降。

  近年来,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选择了自主创业。根据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和中央其他部委所属高校毕业生统计,2004—2007年自主创业毕业生的比例分别为0.31%、0.28%、0.75%、0.33%。

积极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自2002年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就显现出来。一方面,国家自1999年高等教育实行大规模扩招以后,高校毕业生的规模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正在进行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趋于紧张。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大学生就业问题就更加凸显了。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就业挑战,促进大学生就业。

  (1)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于近期出台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七项措施,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中央和教育部制定的扩大就业的相关政策,做好“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农村教师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计划”等工作,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农村地区第一线工作;支持高校毕业生入伍,投身国防建设;鼓励大学生到农村中小学任教等。

  (2)省级政府在促进地方高校大学生就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建立和完善教育部门、劳动就业部门和产业部门统一的大学生就业政策体系;加强教育部门、劳动就业部门、科技部门、财政部门的合作,加大对毕业生自主创业经费、政策、项目的支持,为高校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提供创业孵化基地。
  (3)建立和完善全国和区域的人才需求监测预报制度,定期发布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需求状况信息,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信息服务;注重大学生职业指导,帮助学生进行有效的自我评估、职业开发和职业决策。

  (4)适应劳动力市场对高等教育各类人才需求的多样化,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形成多形式、多类型、多层次办学格局;加强实践教学,不断提升学生 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创业能力;“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积极调整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加快培养经济、社会、文化、国防等方面的高素质人才, 特别是农业、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的紧缺人才。”

  (5)过去一般每年第三季度高校毕业生供需规模最大,第二季度、第四季度相近,第一季度最小。但2008年前三个季度全国劳动力市场高校毕业生供需状况出现了常态化趋势。前三个季度需求规模分别为112.25、110.79、107.46万人,求职规模分别为129.07、141.82、139.39万人。对于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些新情况需要及时加以研究,以利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顺利开展。 

 

中国的“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局面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09年2月

    今年年初(1月4日),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文章。文章说,“对目前社会反映义务教育中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要找准症结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措施”,“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但是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

  文章特别提到要关注农村孩子受教育问题,“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 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温家宝的这番讲话再次充分显示出其亲民总理的风格。其任总理以来,无论从经济、社会和教育等改革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一直在努力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但无论什么样的政策,无论从制定到执行,总会受到现存体制的制约。在教育改革问题上也是如此。

  温家宝的这番讲话当是有感而发。这里提到了两个不公平,一是收入不公平,二是教育不公平。但两个不公平显然具有相关性。再者,在任何社会,政府在解决这两个不公平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过度消费与消费不足

  实际上,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出同样一个模式。在收入分配领域,无须多说,中国的分布是少数人的过度消费和广大弱势群体的消费不足。

  掌握中国大部分财富的少数人,他们的消费方式现在是尽人皆知,令很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富人也会自感不如。同时,广大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人口和城市平民存在着消费严重不足的状态。

  很多人仍然处于不足温饱阶段。中国尽管在消除贫穷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穷人的绝对人口数还是非常庞大。 很显然,少数人过度消费与广大弱势群体的消费不足是今天中国建立全面消费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矛盾。无论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都是有利于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

    在教育领域,不公平则表现在一些人的过度教育和另一些人的教育不足上。温家宝这里所说的农村孩子就是教育不足的一个最主要的群体。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目前总人口中绝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农村,或者还是农村户口,但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是82.3%和17.7%。在30年前的上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 如同收入分配领域,教育不公也有很多原因。但在诸多原因中大多数还是和钱有关,就是和收入分配不公有关。

  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自己的收入过低,供应不起其孩子的高中和大学的费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尽管高考成绩很好,但家里没有钱提供给他们上大学。

  第二个和钱相关的问题是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因为人才的流动性,农村地区的优秀教师往往会离开农村流向比较富有的城市,这使得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大受影响,自然影响到农村学生的高考成绩。

  很多年以来一直以教育产业化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尽管有关部门否认有这样的政策)一直对农村的小孩不利。越来越多的高中和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些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对象是有钱有势者,而非无钱无势的农村学生。

  另外一些教育改革如高考对农村学生的英文成绩尤其是口语成绩的要求,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村小孩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教育部门没有尽到责任在农村建立能够提供学生生产一种产品的基础设施,却要求学生生产该种产品。这完全是教育官僚主义的结果。

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

  无论是教育过度和教育不足,都会有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先说教育过度问题。对中国的教育过度问题,笔者已经论述过。就是说,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满足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是缺乏大量技术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且不说缺少技术工人对一个国家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制约,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会对社会稳定来说是个大问题。现在有关方面的主要方法是要把很大一部分学生留在学校,要他们继续读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但这样做只是把压力往后推一点。等到这些人毕业时,情况更会糟糕。

    在任何社会,教育过度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一个人在过度教育之后能够做什么呢?过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过度期待。

  当过度期待不能得到满足时,激进的行为就会自然产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度教育经常培养的是运动家和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既使受市场影响很大的西方国家,也非常注意过度教育的问题。

  在冷战时期,一些国家为了抵制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把注意力放在过度教育上,就是防止学生的过度教育。从另一个侧面,防止过度教育,就是要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配合。

  在另一端,教育不足也同样有政治代价。如上面所说,在中国,教育不足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也包括大量的农民工人群中。 在这些群体中,教育不足一方面来自教育质量问题。和城市相比,这些社会群体的孩子确少接收良好教育的基础设施,导致成绩不好,没有资格上好的高中和大学。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群体的家庭财务问题。很多小孩的考试成绩尽管非常好,但因为学费昂贵,失去了上高中和大学的机会。

没有任何希望便只有怨恨

  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罗珊(Stanley Rosan)教授,在其研究中也注意到了教育不足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教育费用不高。那个时候,尽管经济不像现在那样发达,但广大的农村也能分配到一定的教育资源。

  这个制度比较公正,其优点是使人们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不管多么贫穷,总会取得成功。实际上,现在各个领域起到领军作用的人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那一代人寻求“生命的意义”,尽管对社会不满,但有理想改造社会。但新一代就很不一样了。他们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金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

  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流动和金钱的多少相关联,而和自己的努力越来越不相关。“给我钱,我给你小孩找到上大学的路子”。这一代的很多人因此相信,钱而非自己的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关键要素。

  尽管人们对罗珊教授的观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合理地认为,中国教育制度已经失去了人才培养的功能。当学生的才智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教育制度就从精英培养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学校是个典型的地方,在这里人们竞争的应当是才智,但现在却变成了金钱的竞争。 那么对那些才智卓越、但贫于金钱的学生来说,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当这个教育制度不能提供给他们任何希望的时候,他们只有怨恨。

  在中国历史上,正是这些深刻感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基层知识者,带头起来改变历史的发展。如果意识到,这个教育不足群体往往属于消费不足群体时,问题就更为严重。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了。

 

 

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

周其仁

2009-2-24

    大家都说现在是很冷的冬天,但不要忘了,中国经济刚刚过了好几年非常热的夏天! 中国要很好地吸取美国的教训,只要货币发行超过经济增长,和生产力脱节,跟货物流通需要的货币脱节,就一定会带来货币总供给太多、相对价格体系紊乱。 这样一定引起实体经济做出错误决策。

    2004年以来,由于出口太旺了,只好压内需,发了很多部门的条条框框,现在要利用这个反周期,将这些条条框框解开。太多的行政管制会妨碍企业家精神,妨碍资源流向最适合去的地方。这些方面的改革,我认为是实质的启动经济增长的基础。

中国经济的变化

    中国经济的变化,首先是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目前在国际市场遇到很大的问题。从数字上看,2007年我们的出口年度还有26%的增长,但是从去年10月份之后,截至今年的1月,都在下跌。1月份的数字是同比减了17%,当然,一月份有一个特殊原因,是中国的春节。不过即便去掉春节因素,也是一个很大的下降。

    我们国家这些年都是高度外向的经济,出口占GDP的比重很高。高度依赖出口,一旦国际市场不行,订单减少,困难就来了。于是我们要追溯发达国家的市场为什么不行了。这就要提到美国的次贷危机,包括我们经济学者在内,开始也没有估计到次贷对美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会有这么严重的影响。

    这些都是有道理。但是我想选另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贪婪不会平空发生,想把全世界的钱都放到自己的口袋,当然是一种贪婪,但也需要一个载体,因为不光是靠意念就刺激贪婪,需要有一个内容。美国的次贷,商业银行发给这些家庭,很快把次贷打包卖给下一家,平均就是三个月,下一家拿到手三个月又包出一个金融产品卖掉,卖到全世界。问题是这么一手一手地往高了卖,那么多钱究竟是从哪儿来呢?

    美国的经济很有意思,储蓄率非常低,增长几乎是零。这就是说,那一手一手买高金融产品的钱不是一些居民省下来、然后给另外一些居民或机构花的。那么是不是美国政府省下来的呢?也不是,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有较高的赤字。

    美国一手一手买高金融投资预期的钱,主要是来自债务。跟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不一样的地方,是美国的债权人大部分是海外的,是发展中国家当了美国的债主,把钱借给美国。

    中国也是美国一个很大的债主。中国借出的钱首先来自贸易顺差,就是中国的出口多、进口少,中间的差额越来越大。顺差进入中国,按现行体制就要结汇,要跟人民银行换成人民币,然后就变成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外汇资产,就有了大量外汇储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元资产,包括购买的美国国债和资产,于是大量的钱进入了美国。

固定汇率产生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一波景气的变化,突出因素就是中国的出口能力越来越强。这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人工很低、制度很贵,很多事做不成,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且中国人很聪明,特别是启动了民营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人也肯学习,学习第一阶段就是仿造性的学习,东西拿来看看就做出来了。

    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出口能力也跟汇率有关系。中国出口是用人民币买生产要素,做出产品,然后以美元作价卖出去。中国出口好与不好,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关。中国的汇率制度有很大的变化,在汇改之前汇率是高于人民币币值的,官方汇率差不多是5块人民币之内,但那不反映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的真正价格。人为高估人民币,坏处就使中国经济和世界市场人为隔开了,因为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不拿正确的参数去比。

    这个问题是在1994年中国第一次汇率改革当中解决的,朱镕基当时领导了这场改革,基本办法就是使官方汇率向市场汇率靠拢,所以一下子到8块甚至9块。可是当时提出要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之后,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周围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对中国是很大的压力。如果人民币也贬值,周围国家跟着再贬,就像企业打价格战,就没有完了。当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德国都来劝中国,人民币不要贬值。当时中国考虑了里里外外的情况,对国际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对中国经济短期是有压力的,但长期看,后来证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坚持不贬值有正面的作用。

    1997年之后,中国的汇率等于是一个没有宣布的固定汇率,8.2元左右差不多实行了10年。这期间,中国和美国经济都发生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有了巨大的变化,生产力的进步很快,这样在交易对手看来,中国货更加物美价廉。结果就是对中国货的需求量增加,美国大量进口中国货,“中国制造”冲向全球, 顺差越来越大,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国内一系列的变化。

    1998年后,中国对内是启动内需,特别是大手搞基建;对外是在没有宣布固定汇率的固定汇率,出口能力越来越强劲。内外都上来了,总需求就顶上来了。2004年出现所谓的“结构性过热”,其实是巨量的货币流动性在市场里漫游,冲到哪里哪里“亮”:钢材价格、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直到普洱茶的价格,没有不飞涨的;最后才在2007年4月后冲击CPI.人们都说现在是很冷的冬天,但不要忘了,中国经济刚刚过了好几年非常热的夏天。

    可惜国内各方面对此没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很多人始终坚持人民币不升值对中国有利。当然是有有利的一面,但还有负面影响,特别是流动性漫游引起资产价格的离谱上涨,导致个人、家庭、企业的投资决定出了大错。人们甚至以为,所有这些资产价格还会一直涨下去;这样脱离基本面的预期,带动过度投资,最后一旦遭到挫伤,又转为预期崩溃下的投资不足。回头看,要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早一点升,很多出口产能就不会上了。广东2007年出口的依存度,等于广东GDP的93%,进出口达到广东GDP的162%.怎么来的呢?就是相对价格信号出错:名义汇率不变,大家觉得出口能赚钱,等到生产能力一摆上去就被套住了,然后就是温水煮青蛙,土地、能源、劳动力价格每天涨一点,熬还是不熬呢?问题是熬来熬去,最后还是有很多公司终究熬不下去的。

    汇率方面更严重的就是美元出了大问题。过去说发展中国家搞固定汇率有好处,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经不住印钞机的诱惑,容易滥印钞票。但是中国在1994年已通过法案,不允许银行再为财政透支超超发货币。反倒是这几年美元发货币太凶,这是美元的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再跟美元挂钩,岂不是要中国一起跳下去吗?

    所以,这一波通货膨胀很大程度就是汇率挂钩的结果。从更长远看,美国人靠低储蓄、高负债、高消费的生活,基础就是利用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这就是说,美国人没有经受住“全球印钞机”的诱惑。上世纪1970年代之后美国严重的通胀就是滥发货币的结果。欧文。费雪说,“不可兑现的货币,几乎总是成为使用它们国家的祸根。”这句话看来对美国也不例外。但不管你是谁,货币发超发的后果就一定是物价指数升高,从而影响千千万万的个人和企业的投资决定。这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吸取美国的教训

    中国要很好地吸取美国的教训,只要货币发行超过经济增长,和生产力脱节,跟货物流通需要的货币脱节,就一定会带来货币总供给太多、相对价格体系紊乱。这样一定引起实体经济做出错误决策。美国现在还是超低利率政策,再这样下去,我们可以推断这个国家的的未来有大麻烦。美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但至少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机制要保持很高的灵活性。

    一直说要防止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其实,造成大起大落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货币供应量失衡,最后货币漫游的力量不是冲这里就是冲那里。2008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我的看法是三个力量的合并。

   第一,2003年以后外需已经冲起来了,当时如果适度调整汇率,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性,外需不会那么热,我们就不会把那么多产能放在外需上。人民币不升值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资源往外需冲了,为了给外需让路,只好压内需。

   第二,美国经济大量地靠借债,这样的模式最后脱离了生产。全世界都借钱给美国,钱多了利率低,利率低就拼命花。一旦出现次贷危机,欧美市场收缩,导致我们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面临这一波冬天。

    第三,这种流动性泛滥,被动地超发货币,资产价格大起大落,相当一部分的企业、家庭套在里面了。前一段时间被传关门的公司,不光是经营的问题,不光是外需订单减少的问题,都是在好的时候把企业运转资本拿去炒资产了,甚至借钱炒,等到不能涨的时候就是债务还不上了。

    我认为,当前的困难不能完全认为是随机的外生,外生现象中也有内生的因素。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也有美国因素的影响,如果现在我们没有处理好,将来可能还会发作,所以这里有吸取美国教训的问题。美国出现的这些问题不是单属于某一个国家,都是经济成长中可能遇到的。比如说再好的政策,也要有很可靠的财务制度,贷款给信用不好的家庭买房,本意是很好的,克林顿时代到布什时代,美国拥有自住房产的家庭涨了10%.现在我们把民生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但民生也需要很可靠的财务基础,脱离这个基础,良好的愿望有可能带来不那么好的结果。

    另外就是货币的教训了,不要认为美国拥有全球的流通货币、储备货币的地位,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不光害了全世界其他国家,也害了自己。你很难去指责格林斯潘,因为美元发行了这么多、利率这么低,美国的CPI却没有上来,这是因为美国人印钱是别国人持有,所以美国国内的CPI不高。很多中国人对此羡慕得不行,提出人民币也要往外走,最好我们印钱别人持有。这种念头都是歪主意,我的看法是,长期来看天下没有什么劣币驱除良币,长期来看都是良币驱除劣币。

还有救市保增长,都会有短期和长期的矛盾。一月份除去春节有17个工作日,我们发了1.6万亿的贷款,这样将来银行资产的质量会受到影响。短期看,会将经济拉上去,但是原来我们定的又好又快的方针又要被动摇了。在保增长和救市中会有短期和长期的问题,这二者之间,长短期怎么平衡,我们要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

简单评介宏观应对政策

    下面我简单评价一下现在的宏观应对,即积极的财政政策。 市场预期太坏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投资,整个经济就会萧条,这时政府投资拉动需求,但是,政府把钱投到哪里、用什么机制来投?

    1998年以来,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主要的经验,就是政府在低迷时投资到未来的增长瓶颈上去,那么这些投资过几年看是好的。中国大部分的港口、电站、高速公路是1998年以后修成的。在下一轮经济高涨中,特别是外向主导的高速增长中,这些基础设施是中国的优良资产。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以行政为单位分钱,也形成了一些不那么好的项目,一些修好的公路上没有什么车。现在中国说四万亿救市,中央财政当年税收不够的部分要发债,地方政府要配套,但配套不够钱从哪里补,这都是应该考虑的问题。救市资金的财政基础一定要可靠,不可靠会出现问题,当前的好处会换来未来的坏处。

    日本的国债已经发到GDP的160%,日本经济低迷,政府就发债,投资修路之后,路上没有车,怎么办?再修一条路。这是最大的问题,投资到未来没有流量的方向去了。中国今天整体来看,我们离日本这种情况还早着呢。我们走出大城市不远看看,还有很多不像样的城镇、学校、医院等等,中国总体有很大的投资机会。但是落实到微观上,必须将每一个项目认真地做规划,这是需要社会各界监督的,需要公布信息的,不能说因为急了就发钱,这样就可以刺激经济,作为经济学家我是不相信的。1998年那一轮政府投资给中国整个高度外向经济打下了基础,但下一步增长的瓶颈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

    今天看来,我们的货币还是发的太多,三个月就放出6千亿的贷款,这就使人担心质量的问题。货币政策还是应该谨慎。如果发货币就能使经济起来,那么就没有经济不好的国家了。货币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定要使实体经济起来才行。今天中国广义货币存量有45万亿,是年度GDP的160%以上。对于货币政策,我是比较保守的,不能将货币龙头开得太大,中国真正应该着力的不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增长主要是体制增长,所以应该在体制方面增加弹性,动员人民更好地工作,这是经济增长可靠的基础。

    2004年以来,由于出口太旺了,只好压内需,发了很多部门的条条框框,现在要利用这个反周期,将这些条条框框解开。太多的行政管制会妨碍企业家精神,妨碍资源流向最适合去的地方。这些方面的改革,我认为是实质的启动经济增长的基础。

对未来形势的估计

    我们可以估计一下未来的前景,美国正在走下坡路,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全球的秩序不会一天终结,而且我们对美国的调整能力也要有足够的估计,既要看到政客们短期内病急乱投医的做法,也要看到美国还有很多平衡的机制。一百多位经济学家给总统写信,对太乱来的经济政策有所保留,在我看来这就是健康的信号。不要低估美国的调整,短期内美国会有一个调整的,长期看,我们不能对美国得出像苏联那样一个结果的判断。

    对日本,我最近的看法有一个调整,日本有多少年的不景气,但是日本在不景气当中有一些事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最近我见了东软的董事长刘积仁,他提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他说日本是零增长,但是还有好公司,这些公司在国民经济零增长的情况下还能有业绩,还能有利润,还能有好产品,还能有创新,还能有很多新的产品冲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日本的停滞其实很简单,只要肯乱发钞票,经济力量一定会起来,但是日本有一股力量不同意乱发钞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某些角度看是值得学习的。

    我认为中国未来还是在高速增长的时期,城市化早着呢,我们已经完成城市的地方还有大量的再城市化的问题。现在我们形成的城市生活跟人们的生活时间成本上升是不配合的,比如北京春节前市内还堵得一塌糊涂,经济危机还堵了,说明城市建设还有很大余地。至于说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早着呢。从这一条来看,我们还应该有一个高速增长。

    中国国内市场巨大的潜力,第一是收入分配调整的巨大潜力,第二是已经形成的收入变成需求、变成供给有巨大的潜力。去年有人说中国经济衰退,我倒是觉得应该担心,很高的经济增长下,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高度一致,这也是这几年没有遇到过的,中央政府说要刺激经济,投资四万亿,地方政府报出25万亿的项目,凭这一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会太低。问题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会怎样?2008年最后一个月经济增长的速度调到6.5,虽然和前面比是很低了,但是全球来看还是很高的。我们国民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是越来越低了。所以经济增长不要怕疼,但是很遗憾现在大家都怕疼,这样就有可能把问题移入下一个周期,搞不好会带来更大的疼了。

    我对经济形势的估计,特别是今年经济形势的估计,可能跟很多人的看法不一致,中国经济大起之后大落,大落之后可能会大起,在波动中导致投资者、企业高度的分化。对于这样的环境没有认识的,可能就会被折腾得完全离开这个经济舞台。

    企业微观上怎么应对呢?我一直不同意比喻为“金融海啸”,没有什么很多道理,因为海啸好像大家在地平线上跑,浪就过来了,真的出现这样的局面,跑不跑没有多大的区别,反正都是一样的。但是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去年我在东莞做调查,同样一个行业,我问几家公司,毛利率差别如此之大,净利率差别如此之大,还有成本的差别也如此之大。所以,在金融海啸中,多跑一步,可能水就淹不死你。所以每一个行业都要研究,不要认为大家都一样,使劲跑两步可能就不一样了,这可能是企业应对的最重要一点。

    过去15年,中国要素成本相对比较低,现在虽然要素成本涨了很多,但相对价格还是有成本的优势。制度成本,我们也还有巨大的节约空间。中国人肯学习,中国经济要抓住后发优势、避免后发劣势。杨小凯曾经提出,由于有后发优势,所以可以把很多问题解决,因为别人走过的路我们再走不会那么弯了,很多技术拿过来可以用,很多资本可以引进,确实可以高速增长,但虽然有30年改革,但是有很多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不面对这些采取认真的措施,那最后后发优势会转化为后发劣势。

    我的看法不单是要变应变,还要以不变应变,不变就是那些准则,30年改革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准则,是让人们的努力跟报酬有更一致的关系,而不能让别人随随便便拿走你的成就,或者不劳者也可以获得很大的收获。要有非常稳定的货币供应,货币供应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变动,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需求,否则,不在这里酿成祸害就在那里酿成祸害。而我们今天是开放环境下的货币政策,寻求什么样的货币制度,这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问题。纸币会酿成大祸,所以有 人一再提出要回到金本位,但是很难回去,选怎样的货币制度可以保证开放基础上中国货币制度的稳定?这是学者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不能像过山车一样几天就把戏唱完了。这种短期的心态,在别的国家我不知道怎样,但中国是肯定行不通的,因为我们的基础太薄弱。你去农村看看,离开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大城市,往外走100里路,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现代化这条路非常长,而短期资产价格的起落,这对我们应对长跑是不利的,到底怎么解决好,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反而应该求助大家。

 

美欧救市措施不会奏效

金融危机与欧美经济模式

陈平

2009-2-20 《新财经》 王雨佳

  陈平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西方社会高消费、高负债,产业高度垄断等问题的集中爆发。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将会愈演愈烈。 截至目前,美国股市已经蒸发掉约8万亿美元,房地产市场蒸发掉约3万亿美元。据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估计,最终美国财富损失将接近15万亿美元。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救市。美欧政府的救市措施能否奏效?全球金融危机未来形势如何?《新财经》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中心教授陈平。陈平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社会存在的深层次危机,让欧美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病浮出水面。

英美经济的致命点

  《新财经》:您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了欧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病,欧美模式的弊病主要有哪些?

  陈平: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西方社会高消费、高负债,产业高度垄断等问题的集中爆发。

  美国是福利社会。美国现在建立的福利社会,是靠垄断利润,垄断利润靠的是高科技,支撑高科技发展的是军备竞赛,而支持美国搞军备竞赛的钱并非来自美国国内,是美国向全世界发国债得来的。这就是美国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不可能延续下去了。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军备扩张,并大举提高社会福利,鼓励超前消费,造成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财政赤字。里根上台后,里根政府一面给富人大幅减税,一面搞“星球大战”军备竞赛,致使美国财政赤字更加严重。这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政府付不起养老金,但福利社会还要维持,政府就把养老金转嫁到企业头上。通用汽车之所以陷入沉疴,养老金负担太重就是一个原因。第二,美国大肆发行国债,让其他国家购买,以补贴美国的财政亏空。为了发国债,美国不断提高美元利率,美元的坚挺造成美国制造业外迁。

  上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的政策是全力以赴保护美国工业的垄断地位,而70年代以后的政策是,全力保护美元的垄断地位。只有保住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才能继续发国债。从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的战略就是通过金融和军事霸权维护美元强势,控制全世界。

  英国的情况更糟,英国工业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输给德国了。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的经济增长率却超过了日本和德国。英国经济增长靠的是金融、房地产和旅游业。撒切尔夫人(英国前首相)把英国的各种税负降得很低,英国因此变成了全世界富人的天堂,富人们都跑到英国买房子定居,热钱涌进英国的银行,英国房地产泡沫越来越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英国的房价大跌,热钱撤离,银行倒闭,损失巨大,仅次于美国。事实上,正是英美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现在的金融危机。

  《新财经》:英美两国经济最致命的问题在哪里?

  陈平:英美两国经济最致命的问题,就是把金融业扶持成了支柱产业。政治家是有祖国的,就美国而言,建福利社会是为了拉选民的选票,搞军备竞赛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的政治家们不得不扶持金融业,否则无法维护美元的强势地位,美国的福利社会也就难以为继。而金融家是没有祖国的,在他们眼里,货币和债券不过是炒作牟利的工具,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正是这群金融家,把美国掏空了,酿成了现在的金融风暴。

  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金融衍生工具完全置于政府监管之外,犹如一匹脱缰野马,迅速膨胀。到2008年,虚拟金融市场的规模已经是实体经济的10倍。巴菲特曾经说过,金融衍生工具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国政府还鼓励金融兼并,这也是致命的错误。事实上,如果市场竞争者从100家减少到1家,宏观波动的幅度就会增加10倍,多数竞争者的涨落将使风险互相抵消,独家垄断会将风险无限扩大,在金融市场更是如此。美国政府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不仅不拆散垄断投行和大银行,还出手救它们,美国保险集团(AIG)已经处于破产边缘,政府却仍在注资,金额高达1228亿美元。这样做,不仅救不了企业,还为更大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金融业的崩溃将导致西方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大洗牌。

美欧救市措施不会奏效

  《新财经》:按照您的说法,欧美政府目前的救市措施并没有做到对症下药?

  陈平:欧美政府的任何救市措施都无法奏效。现在欧美政府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首先,货币政策不会起作用。政府一发钱,就给大家一个信号:大事不妙。企业一看央行放松银根,就知道大事不好了,这种情况下,企业不敢贸然投资,因为危机的时候“现金为王”;就算经营情况很不错的企业,也不会轻举妄动,它们手握现金,等着别的企业“死”的时候,去抄底。

  财政政策也无法真正拉动经济。政府可以为企业和失业工人减税,但这只能缓和社会矛盾,不能拉动经济。政府还可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础设施,对不发达国家是有用的,但见效很慢,至少要好几年;而对发达国家,基本不起作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萧条,日本政府投了很多钱在公共设施上,十几年过去了,日本经济依旧没有起来。

  现在,欧盟也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在西欧,投资基础设施是没用的;在东欧投资,可能会起作用,但是,欧盟内部肯定会出现分歧。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后,大量高端人才都跑到西欧工作,东欧经济一直委靡不振。这一次,如果西欧拨款补贴东欧投资基础设施,长此以往,西欧的工厂就会迁到东欧,因为成本低,基础设施也好。这样,西欧就会出现大规模失业,西欧老百姓不会答应的:“我给你钱,补贴你,结果我失业。”议会也不会通过这样的方案。现在,德国财长就已经反对这个方案了。

  美国的情况更糟糕,因为美国搞基础设施的不是联邦政府而是州政府,州政府没有钱投资。美国有50个州,现在有41个濒临破产,包括纽约州和加州这样的大州。得克萨斯州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要小一些,但是,它在2008年上半年遭遇飓风袭击,还需要联邦政府拨款修房子呢。当地的黑人和白人都不愿干活,大批墨西哥非法移民出来抢着当工人修房子,移民局本来是要把这些人都遣送回去的,现在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金融危机下,中国应该做什么

  《新财经》:金融危机当下,中国应该做些什么?

  陈平:我认为有两件事可做。首先,趁着金融危机,中国应该以大学基金的名义收购美国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去入股银行、买债券都是没有用的。现在美国已经没有本钱防守了。事实上,当初美国就是发了德国的国难财。当年美国和前苏联分区占领德国,美军去接管的时候,钱学森是其中一个组的组长。据钱学森后来回忆说,上面的命令是,不要设备只要人,美国抢走了德国最好的科学家,二流的熟练技术工人就被前苏联抢走了。

  中国搞主权基金,还没出手就被美国盯住了,美国认为这将威胁他们的国家安全。美国国会规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家控股25%以上的企业,不许到美国收购。美国只许中国买美国的债券,不许买美国的企业,买企业只能买股份,而且不能在董事会里有席位。这次金融风暴动摇了美国国债的信誉。但美国依然坚持冷战思维,只许欧盟和日本等国收购美国的企业和资产。

  中国应该学美国,建立大学基金会,把国资委掌握的大笔资产,从中移动、宝钢这样的企业抽出一部分,拆成十几个基金会,分给各大学。现在,美国的大学基金会,像哈佛基金会、耶鲁基金会等都可以来中国投资。我们就可以要求美国向中国对等开放,中国的大学基金会也可以去美国投资,可以去收购美国的资产和核心企业。而且,大学基金会有了钱和资产,还可以支持大学的科研,一举两得。

  其次,中国政府应该以各种方式补贴企业的科研和人才培训。中国学欧美,只看到了欧美鼓吹的所谓市场主导的自由经济,但是,没有看到欧美人非市场化的部分。而欧美成功的原因,就在于非市场化的部分。中国领导人有个误区,总是怪企业不掏钱搞研发。事实上,企业能活下来就很不容易了,国家又不补贴,高校也不支持,企业拿什么搞研发?美国搞军备竞赛,中国没必要学,但是中国政府应该学美国,补贴高校和科研机构,并促成它们和企业联动。

  德国的在职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是因为政府补贴企业在职培养技术工人。中国呢,在职教育是一个产业,很多学校要靠教育赚钱的,政府并不补贴。

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大萧条

  美国历次的大萧条,都是在新技术革命带来经济繁荣之后爆发的。新技术革命之后,就会出现新的支柱产业。新的支柱产业给股票市场注入了无穷的信心,谁也看不到顶在哪里,大家都冲了上去,就产生了泡沫。股票一涨
,消费者感觉有钱了,开始大规模消费,他们会选择买房,房价就跟着大涨。

  房价高涨一定先发生在新技术集中地区。房价上扬将推高劳工成本,进而推高企业成本。然后,企业撑不住了,就搬到别的地区,高利润企业走了,剩下的服务型企业都是“寄生企业”,就跟着垮台。然后,该地区的房地产垮台,跟着银行垮台,股票大跌。有时候股票市场反应比银行更快。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最先垮台,紧接着,股票大跌,银行跟着就垮了。而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得克萨斯州房地产垮台后,银行先垮了,有3000家倒闭,再联动到股票。

揭秘“美国经济模式”

  在美国,高科技企业是靠着军备竞赛的钱养出来的。硅谷那么多高科技企业,要么是国防部直接投资,要么是加州大学的军事研究项目培养的。美国搞军备竞赛,由国家拿钱补贴大学做研究,研究出来的高科技成果再转让给企业,而且让大企业接受军事订单。

  波音公司能造出高科技飞机,是因为它同时要生产轰炸机、战斗机、导弹等。它是最大的军工企业,美国的巡航导弹、B52轰炸机、雷达、还有航天飞机中重要的部件,都是它生产的。

  自古以来,战争就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动力。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科技产品,最初研发都是基于军用,包括计算机、互联网、GPS卫星定位;等等。现在,美国的军费开支是美国以外包括德国、日本、英国、中国等在内的二十个大国军费开支的总和。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49@gmail.com>  2009-02-24 17:41:06 +0800 收件人: <choiceweekly@gmail.com> 抄送:标题: 选择周刊第224期

从终身制到限任制:盘点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  研究员 刘军宁

    中国的改革从1978年底启动以来,已经有整整三十个年头。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各界为改革作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作了各式各样的回顾。但是,其中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总结少之又少。中国的改革几乎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同义语。究其原因,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作了重大的改革,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基本上乏善可陈?在经济体制方面,通过改革,可以说,中国开始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关于政治体制,我们能说,中国从什么走向什么了吗?在政治体制上,中国还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统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许,在去年纪念活动中无视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似乎看不到什么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意上面看法的人会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停止。他们会举出一下的例子:早年的党政分开,后来的村民自治,现在的党内民主,以及每五年一次的政府机构改革。

    作为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由于职业的特点,我对政治体制更感兴趣,因此也对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做了盘点。如果让我来概括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的结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性质的变化,没有启动政体体制改革的根本性举措。虽然有大量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枝节性尝试,但是大多数改革措施只开花,未结果,只听雷,未见雨。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有一项重大的改革,甚至非常重要的改革。可惜,这项改革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了,虽然我们还在享受它的成果。这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关于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的改革,即从终身制走向限任制。

    限任制对权力是一个较为有效的限制,尤其是对专制者的权力是一个很有效的限制,否则,专制者的权力只受到其寿命的限制。这样的话,其危害的时间就会大幅延长。如果毛泽东时代实行限任制,从1949年算起,他要在1959年退休,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生效算起,他要在1964年退休。不论在两年中的哪一年退休,他都不可能在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限任制还大大增加了政治体制和政治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宪政民主的一个优越性,就是政治的可预知性大大增加。执政者及其竞争者行为的可确定性也大大增加。如果限任制是有效的,大家都能力断定在任者将在哪一年必然退休。任何现任者,不论多么恋权,都必须做好任满退休的准备,而难以贸然破坏规矩,轻易挑战限任制。

    现代政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执政者的有序更迭。更迭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执政党的交替更迭,另一种是最高领导人的定期更迭。中国虽然还没有第一种,但是毕竟有了第二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有了第二种更迭,第一种更迭也不会太久远了。毕竟,按规则更迭的大门已经打开。

    有限任制不等于有宪政,但是宪政离不开限任制。对比普京与查韦斯的所作所为,中国这些年在政治方面最大的进步就是,限任制的制度安排逐步得到确立。此中的意义将会在未来确立宪政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

    实行限任制有效地阻断了执政者通向个人崇拜之路。实行限任制之后,像毛泽东被捧为神的领导人在中国已经难有再现的机会。关键是,一旦限任制能够在民众的政治文化中间扎根,他们就不会把任何领导人真心当作神了。在限任制下的民众看来,这些领导人,其实与他们一样,任期满了,也要离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甚至比一般领导职位更受任期限制。实行限任制等于宣布,任何领导人都不是神,而是与凡人一样,会犯错误,会衰老,因此不能让他们永远执政。一句话,限任制把最高领导人从神坛上拽下来了,而且永远不允许他们再上神坛。

    从终身制向限任制的转变,是中国从极权主义政体走向后极权主义政体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莫过于限任制的推出与落实。甚至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限任制已经成为现行政治制度非常重要、非常稳定的组成部分。难得的是,这一制度迄今没有受到实质性的重大挑战。随着这一制度日益深入人心,未来僭越者若要挑战该制度,其所面临的难度无疑将更大。

    限任制在中国成功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与两位人士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前所长严家祺先生。他早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四日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就作了“废止党和国家在事实上存在的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后来又力推动限任制入宪,并著有《终身制与限任制》一书和多篇重要文章宣传限任制的重要性。

    另一位是中共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他在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一次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在他的主导下,一九八二年五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中首次明文规定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但是,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虽然在掌权期间主张废除终身制,但是他在的态度和做法上是很不彻底的,并一手为八二宪法预留下重大制度漏洞。这就是限任制不适用于他当时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他也没有把限任制引入中共党章,因此党的总书记一职也没有任期限制。

    碰巧的是,按照现在的宪法惯例,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和总书记都通常由一人担任,这导致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连带适用于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位。因此,邓小平留下的这一宪法漏洞至今还未能颠覆限任制。不能不说,这是过去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难得的幸运之处!更关键的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也不应该止步于此!

 


发件人:<goinghome2002@sina.com>  2009-02-24 11:54:1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大军先生好! 仲先生:有幸从电视上看到您,有一种尊敬从内心深处发出。其他不多说了,我写了一点东西,希望能够得到先生的指导。

破解毛泽东难题(民主+等级消费)

袁小卫

    破解所谓毛泽东难题,就是走出治乱循环的发展魔咒,要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面,允许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并且私有,对国有企业实行证券化分割,分配给劳动者,实行完全充分的市场经济,加强法制建设。国家为全社会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免费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养老金等项,并且水平不能过低。以上的设计,几乎是照抄西方国家的模式,没有变动,请注意下面,中国特色的来了。

    1 仿照改革开放以前,给全体公民按科层进行分级,总共大约是20级。但是与过去时代不同的是,不以干部、工人、农民等不同的分工作为特别的划级区别,而是以国民身份同等对待。讲到过去的科层制,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都未必有印象,但是年纪大一点的应该有记忆。当时,除了农民不包括在内(其实也有差别),在工厂里面,工人从学徒工一直最高可以到8级工,当时据说8级工的工资水平不亚于厂长。其他的比如工程师、干部、军人都是有相应的级别,这个级别又同时是和个人的福利待遇、工资水平挂钩的。比如,多高级别的人住多大的房子,什么样职务的人可以配小汽车,享受某个程度的物质待遇,例如,只有高干出门才是可以坐火车软卧的。后来,在文革中间痛批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矛头就是指向这个规则。但是,却没有取消它。再后来进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了,就没人再提起了。

    2 划分的标准,是以每个人的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只有达到一定的纳税额,才能拥有相应的级别。另外还可采用个人的职务作为标准,比如,凡是在公职选举中间中选者,都要给予相应的级别,其他像军人、教师、公务员等,可根据其职务级别给予相应的等级。

    3 给每个人划分等级的目的,并非限制他的政治权利,而是制约他的消费权利。比如,只有达到一定级别的人,才能拥有私人小汽车,例如,一年个人所得税金额达到100万的,可以拥有一辆捷达,1000万的,可以拥有一辆奔驰,如果要拥有2辆,就要交2000万。或者相应级别人的住房面积规格,都有一定的限制,不能超标,否则就要缴纳大额的房地税差。即便是在一般消费领域,同样给出有关的标准,例如一次性消费超出500元的,必须达到相应的级别才能够做到,就是说只有达到相应级别的人,才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奢侈品消费。这在现实技术条件下,也可以做到充分的监控。

    科层制划分办法,对于国家社会管理是有一定效果的。过去它主要的弊病所在是不公正、不透明,并且过度地歧视了农民。如果在民主法制、自由言论监督到位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公平公正,延伸到全体国民,依然能够发挥良好的社会管理效用。主要有以下方面:

    1.较大程度的节约社会资源。比如,减少私人小汽车的拥有量。民主社会的特质是简朴的,如果我们单纯比对美国人的高质量生活水准,中国也达到美国的人均汽车、能源消耗水平,将会产生灾难性的环境问题,并进一步导致重大的政治危机。当然,人拥有资源,并不是要像守财奴式搁置不用才万事大吉。然而,中国最近30年的增长,实际上是以资源大量开发为代价的,并且是以初期奉送资源给西方为条件,在短期争取到了西方对增加中国资源开发能力提升的帮助。这两者都是破坏中国长远发展潜力的,资源流出使得中国国民福利与资源开发利用数量很不相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在这样一个国际资源分配地位上,国内的物质资源已经十分紧张的条件下,放任人们的个人消耗行为,结果是可以预料的。资源构成经济发展的最终瓶颈,在中国有可能成为“木桶效应”中最短的那条边。必须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就中国的人均资源而言,是无法具备正常的资本积累条件的,资本积累正常进行需要消费者有足够的“剩余”可供生产者占有,说穿了就是要生产者能够高价格实现自己的产品,价格要高到足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之上。去掉1/3左右的资源流出中国国境,国内的大量企业已经难以从产品实现上取得足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源,资本积累无法顺利进行;个人得不到足以维持生命再生产的工资给付,劳动力再生产需要在农村完成,私营企业的利润,有很大一块是去掉了国企个人的福利待遇,再加上把工作时间从8小时延长到12-16小时,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打工仔现象。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企业与个人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财政贡献能力,结果大量的公共工程无法兴建和运转,环境和生态恶化难道不是正常的吗?而且政府财政能力不足,必然要求把公共产品的覆盖面缩小,各种歧视政策不就是这样出台的吗?应该非常清楚,我们国家的“市场价格条件与资本积累要求”“企业与工人关系”“企业与政府关系”“政府与国民关系”,都已经受制于“可分配资源不足”这样一个共同的背景。而且在今天的中国市场上,有限的生产资源在企业之间的分配情况也非常不乐观,在有跨国公司参与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在国内消费者群体两极分化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中国有限的购买力――实际上就是资源份额――通过跨国公司的高档产品为富裕群体接受的方式,大部分集中在跨国公司手里去了。民族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正在日益失去自己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源份额,即使那些继续生存的企业,也将逐步失去自己曾经占有的资源份额。在我们还无法达到如西方以低消耗完成高产值的条件下,首先降低个人享受层面的资源消耗,以保留更多的今后对外部世界的平等谈判筹码,为今后发展我们高产值项目减少阻力和成本,或者把这一部分积累转向公共福利事业,是完全可取的。

    2.民主社会的基石是人人平等,但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绝对平等,人和人绝对的平等,就无异于扼杀了人的个性和创造精神。社会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人与人的不平等,来保持个人力争上游的活力和奋斗追求,如此对整体社会是有益的。用缴纳大量的税款来获得一定的优越生活水平的资格,或者积极投身于国家公共事务,以争取更高的公民级别,对个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荣誉的激励,人们追求差别,更多是寻求内心的满足和幸福感。一个国家和社会处于可管理状态,先决条件是多数人是能够具有稳定的预期,并根据这个预期完成自我调节过程,强制性管理手段只针对少数人,这个时候管理才能生效。如果精英阶层行为短期化,平民阶层失去明天,就肯定没有了多数人的自我调节,管理变成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那么管理肯定是不可能有效的。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不正是这样的吗?政府官员毫无法纪观念,法纪驰废;企业管理人员不拿合同当一回事,契约约束无效;个人“笑贫不笑娼”,道德沦丧;这些其实都是同一个管理破产过程的表现。管理破产意味着主动调整手段的终结,社会分配过程完全按照特定的力量对比“现实”地发展,历史经验表明:跟着管理破产的就是革命,在这样的危险面前还试图盲目地去维护一种关于消费合法性的说辞,难道不是很滑稽吗?你喜欢说人性,只顾眼前才是人性吗?那与一头按照本能生活的动物有什么区别,“宁为太平犬,不作离乱人”才真是人性,至少有那么一点不同的于动物的灵性之光;而“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则是一种自己无法遏制的动物本能在起作用。比较数量多少的绝对差别来,实行等级消费的相对差别,作为精英阶层,一样有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而整个社会没有为此付出过多的成本,却附带有良好的收益,来支持各项社会福利事业。

    3.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比如,对商人不正当获利的清算问题,就可以完全放弃用强制的方法来进行。关于原罪的界定,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几乎很少有人是完全清白的,大家都要讨生活,现实条件下,总难免迎合一些肮脏卑鄙的东西,谁也不是可以不用吃饭的神仙。作为那些首先富起来的人,如果在新制度下,希望延续过去的优越生活,就要通过大量的纳税赎买来完成,否则,即使有钱也不能消费。毕竟,用过于粗暴的方法来清算原罪积累,难免会有失公正,又不好清晰的界定打击面,容易造成许多严重的社会后遗症。

    4.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其历史形成的社会伦理与信仰基础上的,而且一个社会的精神信仰是整合、规范社会政治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中国普通民众的常识和判断所凭借的,就是有待改造的世俗的文化与信仰。可说国人完全没有信仰的社会基础,这点无论我们怎样用主观意见判断其好坏,都是一个不能无视的客观事实。拿西方的理念衡量一切,不是说西方的理念正确与否,而是说它脱离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常识和判断,从而脱离中国实际。信仰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要用制度来帮助民众达到目标,信仰是对自己对于未来形成的稳定预期的一种确认和适应状态。本质上信仰也是一个需要维护的事项,这个维护方式就是要在社会财富分配规则上给多数人以适当的份额,要通过各种管理手段去纠偏以确立正当的人生道路,儒家简单的一句话“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就已经把管理的基础和核心问题说清楚了,就是要通过强制手段和教化来软硬兼施,帮助人们确立稳定的预期,没有这一点,就绝对没有稳定的管理和秩序。即使在西方国家,也不能说有了信仰就可以放松管理的手段与效果的对应关系。等级消费制度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要求个人首先要对社会做出较多的贡献以后,才能够进行一定程度下的生活享受,这也是符合所有信仰的基本准则。最好的制度是有效制度而非理想制度。人类社会的理想方式,自然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安排自己的生活,并以信仰作为自身的指导来均衡取舍。可是中国的现实条件是大家不信神,神只有用世俗的手段来介入社会,防止人性的随意堕落放任自流,这样会造成社会更大的浪费。

    5.真正地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发展。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出发,能够更好地理解“精英付出差别”的管理价值。象社会建设这样的事情,是典型的集体行动,如果成功了,无论个人是否在中间作出大的贡献,都将获得建设带来的好处,因此,许多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的人,都有选择“搭便车”的强烈冲动,结果带来一种集体行动的困境:没有人愿意为争取集体利益而承担成本和付出努力。研究表明,只要有3%的人士勇于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就会改变整个的氛围。普通人也受到他们的感召从而改变对于集体行动的消极态度。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消费区别这样日常易见的区别手段,与人们追求普通生活质量的基本理念更为贴近。有了这些日常的提醒与激励作用,就会从根本上改变工作生活中间的气氛,使人们勇于承担创造新社会新国家的奋斗成本,哪怕是吃苦耐劳、流血牺牲,从而提高整体的努力水平。当人们保持这样的心态时,在工作生活中也能更好的坚持原则,采用民主制度和言论自由的办法,因为破坏纪律和制度威信的往往先是那些老爷们,也需要进行批评、监督,除了管理层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之外,保留政权轮换,公民作为一个外在的监督制度,始终要发挥作用。这就一改通常管理体系的“单向命令流动”的僵化方式,从而把管理和监督管理者的成本向下分担,会有效地达到权利结构的疏导和制衡,强化共同体意识,便于社会的各项事务迅速地走上正规,尽早达成共同小康的目标。而因为这个政策受到物质损害的阶层,作为巨富者,毕竟成功规避了危险的原罪清洗,还有机会在民主政治领域施展更大的自身抱负;而作为民族主义情绪最强烈代表的中产白领阶层,事实上的生活水平可能受到的影响较大,唯有用整个国家的发展强大,来作为对这一阶层人的心理补偿,也就是3%的主要出处,来真正实现他们的民族自强梦想。而且,我的意愿是国家的主要政治领袖也应该出自于这个群体,不过要用选举轮换制来保持他们的工作状态,不能有打江山坐江山的吃老本思想,社会中3%的活跃者是经常变动的,而政权的主导者也应该做相适应的调整,这只能通过民主机制来达到。

    笔者是生于70年代初的人,回想我的少童时期,同单位的孩子们整日成帮结伙的在一起嬉戏,从冬天到夏天,鞭炮、瓶盖、纸片、贝壳、溜冰、皮筋,弹球,骑驴,藏猫呼,对拐,打沙包,钻挡骑28的自行车,结伴远行,全是分时段的项目,该到一定时候,就有对应的游戏。你要崇拜那时孩子的野性、创造性。孩子太多了,谁家会太珍惜呢?于是他们反倒少了拘束。现在的孩子可怜的只剩下电脑和文化补习了。那个时代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治安情况总体比较好,人与人的差别还不算太大(比如工人和工人、技术员之间),相互关系中还保持着很大的安全感。在当今这个全民逐利的年代,越是身边的人,往往越需要提放,物质利益的绝对差别在相当程度上使整个社会愈加的疯狂,负面成本高的惊人。在限制消费等级的相对差别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物质利益的绝对差别并不大,人们尽可以选择悠闲轻松的生活方式,而面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差别,能够比较容易的接受,毕竟这些人是为社会做出了重大的奉献后才得到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更加可以容易的达到。

    6.与世界各国人民融洽的相处。一提到民主国家,我们往往容易用美国来作为中国的榜样。但是美国的国情,也有其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性。在美国的建国之初,由于特定的历史氛围,选择了放任自流的模式,也就是给个人以完全自由的发展空间和自主选择。美国由于自身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创造了巨大的辉煌,人均生活水平远远地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头,美国一个国家就占了全世界40%的能源消耗量。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也就难以避免地受到广泛的质疑。美国作为一个由移民组成的民主国家,在传统上对国民内部的待遇差别,不能够有太大的容忍程度,而这样又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有专文详述。

    关于全面自由市场经济、福利经济制度,相关的文章很多,就不多讲了。

    强调一点,一切必须在坚持宪政民主政治制度,保证全体公民的政治和财产权利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就要走回文革的老路。发动群众的代价则是一场"浩劫".最后的结果如果是精英胜,则秋后算帐.变本加厉;如"群众"胜,则秩序瓦解存量消耗,仅嬴得一个推倒重来,换一种秩序,换一批精英。对现下政策取向的主动调整,即对效率优先的政策作出调整,更多地照顾公平,缩小二者在关注力上的差异,不能停留在权威政府主导下控制两极的微调,这只是可控范围内的文革思路,即必须处理一批人,以此挽回民心。问题这只是事情最容易的部分,关键还在于: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谁是一个主导一切的权威,难道还要找回毛泽东?怎么保证执行人员都是焦裕渌?怎么对待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别矛盾?怎么保存精英阶层的创造奋斗精神不受到排挤和伤害?怎么防止“群众”的失控和分化?这些问题,不能逆人性而为、逆势而行,否则都会成为难题,令问题无解或解而复生,即所谓的毛泽东难题。只有用选举产生的利差平衡和自由言论体现的公正监督来调适把握。

    民主制的机巧在于它的纠错机制,这是已知其它任何制度都不具备的。民主制的纠错功能虽然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社会力量均衡,即经济社会结构,但最重要的是它本身具有一种维持已出现的均衡不发生逆转的能力。其它制度,均衡都是随时间延续而渐减的,这是传统体制的基本特征,因此它不能摆脱治乱因循的怪圈。民主制的稳定性源于民主制正是一种维持均衡的秩序,因此它可以克服本来会自然发生的均衡耗散。民主制源于均衡却能保障均衡--这是民主制最大的奥秘和贡献。不然,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传统社会王朝初期的均衡总会随时消退,西方民主制国家却能延续均衡。

    有人说,民主制是维持均衡,后发展国家内生不出真正的普遍均衡。社会本身没有均衡,民主制还维持什么?那照这样的说法,什么样的后发展国家能够走上民主,保持现有的制度就可以发展出均衡?没有均衡,民主制就丧失前提。因此,从前西方走出了一条由等级制民主起步的渐进之路。等级制的特点是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遮断竞争,在没有均衡的地方制造出一种“类均衡”。等级制产生类均衡,民主制维持这种均衡,二者共同创造了一种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稳定秩序。经济发展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从而产生出更为广泛的均衡,民主制因而扩展,最后成为成熟宪政。

    上面一段话是网友闲言的部分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好像理解上却有着歧义。我所理解的遮断只包含在个人消费权利的层面。他的主要观点是借鉴当初英国开始走上民主道路的时候,只有有产阶层才有投票权,因此还原到中国只能首先从党内民主开始做起。历史与现实完全不能做这样简单的类比。比如说到那个老生常谈的选民素质问题,笔者曾经在城市的过桥涵洞下面,看见流浪者躺在废旧报纸上面休息,并且在拿着报纸读,这一幕不禁令我非常感慨,要知道在解放前,只有地主才能达到读报的文化程度,而在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随便一个普通人的素养,难道还比不上几百年前的英国地主,或者解放前的乡绅阶层?如果连他们都不配享有民主权利,这样的民主岂非真是精英阶层的智力游戏而已,与普罗大众无关?我看这还是过去的那套帝王将相、科举选秀的思维逻辑在作怪。

    故而到了美国建国的时代,就是全体适龄公民(不包括女性)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趋势使然。当然这里面也有美国和英国一为大国民主、一为小国民主的原因,具体有下文专述。今天的中国,要走上民主的道路,必须赋予全体国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否则根本无法起步,同时也不能达到相应的制衡功效,不给予已经完全拥有民主能力的以相应的权利,将使这部分国民生活在痛苦悲哀的境地,全然无法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而中国百姓的理性素养与传统生活经验,又可以让他们接受在消费层面保持一定的遮断分级来维持总体的社会均衡。

二 大国与差别

    先给大国下个定义,比如美中苏都是大国,而相对来说,日本、英国、古巴、瑞典等都是小国。其余不多说了。

    作为民主国家,小国往往容易选择类似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尽量减小国民之间的差别。比如在英国,一个清洁工的工资,甚至与大学教授相差无几;或者在日本,人的收入水平也区别不大。原因就在于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从来都是应对现实环境的产物。小国由于资源人口有限,往往有着比较显著的外部生存压力,因此要积极协调处理内部的矛盾,好共同对抗来自外部的风险。可以说,团结是小国压倒其他一切的首要安全需求,所以往往倾向于类似社会主义的国家福利政策路线,尤其在民主制国家里面,这点更加突出。作为在小国中的精英分子,因此利益受到了一定的损害,但为了国家的大局,也要承受这一点。所以在瑞典,可以做到对个人收入的极高税收,甚至到了70-80%程度,来支撑国家的整体福利政策,而精英阶层对此也没有太大的意见。

    相应的大国却很难执行同样的政策。在民主国家里面,由于执政者归根结底是平民阶层,所以总有抑制精英、把国家建设成类似福利型社会的冲动。比如美国著名的反垄断法,和古代雅典的贝壳驱逐法,都有着异曲同工的效用,是对社会精英阶层的抵防和排斥,有着把整个社会拉向扁平的趋势。

    作为大国,由于一般情况下,很难有外部的力量能够影响到她自身的安全,所以,如果在国内实施过于平等的福利政策,则这个国家的精英就会失去奋斗、创新的目标,并导致整个国家失去活力。比如过去苏联的倒台,中国文革中的停滞不前,都是同样政策导致的后果。

    美国万幸的是,当她国内的社会主义福利风潮开始涌动,并且要排斥大资本的时候,全世界也同样蔓延着马克思主义思潮,伴随苏中等大国的被渗透和崛起,一贯孤立的美国真正难得的感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威胁,由此引发了她的安全忧患意识。因此,美国的精英阶层与劳工开始达成妥协,福利政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点有些类似于小民主国家的发展历程,是精英阶层做出了一定的牺牲,来保证内部的团结。

    有意思的是,在美国的两党中,民主党往往更多地代表了劳工阶层和福利政策,而共和党则表现为精英大资本阶层代言。二战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面,美国都是共和党人在主政,因为这段时间,精英阶层为这个国家奉献牺牲的更大。

    苏东事变后,美国的威胁消除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只不过是传媒界的一些噱头罢了,没有人真的相信有这么一回事。失去外部威胁的美国,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精英阶层在一定程度上的堕落和不负责任。比如这次金融危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年来以金融行业为代表的高管阶层的收入屡创新高,为盲目追求高收益不道德的经营行为,这也符合精英阶层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本质倾向,现在他们觉得已经无须再克制了。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从90年代以来,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奥巴马的强势主政,预示着美国政策的左倾趋势在慢慢加强,社会扁平化的趋势日益突出。这种情况下,美国作为大国的活力则难免不被消弱。其实,美国最优秀的一代精英分子,就是成长于冷战年代的人,他们无论在各个阶层都表现得相当出色。而近些年来,美国人在诸方面的表现都差强人意,真是应了那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美国需要对手,也需要差别,美国人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基于自己移民国家的传统,在一开始建国的时候,更多的是采用放任自流的方式,并且人民掌握着最终的权利,很难容忍内部的差别,总倾向于在外部来寻求对手。所以在小布什当政的时候,因为有伊拉克战争和反恐,好歹坐了八年。但是,伊拉克和恐怖分子实在难以对美国构成实质的威胁,而支持小布什上台的另外一个核心力量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思潮,这实际上是在文化领域为美国制造对手和差别,来维系美国的活力。不过,草根的崛起,从根本上看来已是美国不可阻遏的力量。

    由此可见,大国需要差别,而小国排斥差别,当然这不是说小国就完全不能容忍差别。只要有人存在,差别就肯定存在。但是相对于大国来说,小国的差别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更容易致命,因为造成了对外安全性的降低。比如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掀起巨大波澜的黑奴问题,原来在民主制的英国也同样存在,当年英国通过了一条法令,直接就把所有的黑奴都恢复人身自由了。这样就可以理解当初英国开始走上民主道路的时候,只有有产阶层才有投票权,而社会依然健康发展的原因,团结是小国压倒其他一切的首要安全需求,作为其中的精英阶层,虽然有更高的政治权利,也不得不随时顾忌国内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平衡,防止其激化,所以一贯是比较抑制自身过分的物质利益追求,国家从长久来说,可以慢慢的走上正规。而在如美国,如果只给少部分人以政治权利,这些精英因为缺少外部安全的紧迫压力,很快就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这样的美国民主也必定会以失败告终,最终走上类似中国、苏联的困境,就是没有政治权利的部分人,其他权利也同样被压迫和剥夺到最低程度,最终走上权贵专制和国民失去创造活力而灭亡的必然境地。

    大国由于对外部的安全性比较好,内部有广阔的发展平台,因此需要差别来调动人的活力,把资源开发出来。大国如果没有差别,会导致人失去奋斗的追求,而最终使国家沦陷。过去的苏联和中国的文革时期,都是突出的例子。相反,作为小国,古巴和朝鲜也在内部施行高度的平均主义,却能长期不倒,与大国表现出明显的差别。

    作为民主大国的美利坚,迫切需要差别来维持国家的活力。当外部的军事威胁与文化差别都不能真正使国人警醒与震动,并触发奋斗精神时,美国只能用保持自身全体国民相对于世界各国的高物质生活水平来维持差别,也就是用敌对世界的方法来维持差别。由此不难理解最近美国通过的极其保守的经济政策条款,完全是在同自由经济唱反调。

    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同样需要健康的差别来维持活力,前提应该是在民主政治、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否则就只能走回专制主义一刀切的做法或权贵资本主义。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百年来动荡不安,国人痛感外部威胁的时刻存在,这突出表现在民族主义的长期兴旺不衰,因此精英阶层有条件接受一种抑制自身过分的物质追求,愿意通过努力,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更加突出的贡献,来实现自己的荣誉感和历史价值,并获取自身长远的利益目标的政策。

    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经受了各种幅度巨大的政治变动调整,可以说革新勇气之强,实验力度之大,可接受新事物、新理论能力之巨,诚是亘古未有,正是总结接受过去一切时代人类社会发展成果的好时候与好机会,应该用最新、最好、最大胆、最充分的理论策略来指导我们的社会革新事业。未来的成果,或许不可限量。

 



发件人:"田忠国tian" <tianzhongguo@gmail.com> 2009-02-23 11:39:1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我国社会的价值目标共识快到了暴力整合期

田忠国

    “构建平等对话的价值秩序,一直是我的努力方向,因为,我个人认为,只有构建起平等对话的价值秩序,社会才可能不陷入动荡的恶循环中。但良好的愿望,往往是被人欺辱的开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些伪自由主义者,不仅是破坏“平等、尊重前提下的商讨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答案”的民主原则者,也是“人权、自由”的最大破坏者。因此,可以断言,在失去对话机制与制衡机制之后,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会出现一个暴力整合价值目标共识期。或许,这不是大多数民众想看到的结果,但是,当良好的愿望走向其反面时,这又是一个社会不得不的无奈抉择。”这是我在“中国的制度创新不能违背立国思想”一文中写的作者前言。我之所以做出以上判断的原因,一是伪自由主义者对人权、自由和民主的破坏日亦严重。二是由于经济危机加大了价值目标的矛盾与对立。三是多元矛盾力量的严重失衡,导致社会阶层结构的倾覆。我在此之所以用了阶层二字,其原因就在于,同一阶级中也包含了不同的阶层成份,而同一阶级里的不同阶层,到目前为止尚未达到本阶级的共识。

    当然,从现实的情况看,右翼精英阶级,不论其阶层如何,现在已经达到了目标共识:通过推动私有化,解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实现资本宪政的梦想。何谓资本宪政呢?以维护资本权利,并使资本权利最大化的政治构想,我称之为资本宪政。人们知道,资本宪政是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宪政形式,而这种宪政形式,也就是希拉里、克林顿所称之的美国错误。我在“人类进步是一个理想的动态试错与纠错的过程”一文明确说,人类进步是一个理想的动态试错与纠错的过程,但是,如果人们把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再拿过来,继续让错误在我国“发扬光大”的话,我以为就是个严重问题了。

    而理想的动态试错与纠错,是指我国的立国思想,即,一是人民民主,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而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就是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制度的选择权、决定权和管理权。二是相对动态均衡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三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第二第三点是前者的基础,前者,也就是第一点是后二者的保障,三者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形成了完整的系统闭环体系。而流荡于系统闭环体系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则是这个系统的内在动力之源。我个人认为,我国无论怎么创新、如何创新,都必须坚守这一立国思想。因为,任何偏离这一立思想的制度创新,都可能导致剥夺人民群众权利,损害人民利益的制度创新出现。

    我还认为,要构建人民民主制度机制,就必须使人民民主的价值逻辑“系统程序化、程序标准化、标准制度化”,只有这样,人民的民主权利,也即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制度的选择权、决定权和管理权,才能得到全面落实。而一个民主机制,只有运行起来才能起民主应该起到的作用,比如说民众的审议机制、监督机制、问责机制和票免机制,包括决策机制。

    然而,我国的事实是,资本专制思想,既所谓的资本宪政和人人平等的人民民主思想,在现不阶段却形成了尖锐对立状态,不仅尖锐对立,而且有一触即发,暴发暴力冲突的可能。在我国目前尚没有平等对话的民主价值秩序,又没有基本的民主制度机制的情况下,尖锐对立的矛盾,在伪自由主义者即缺少基本的社会良知与理性,又缺乏社会制衡机制,一个最大的可能就是,社会自发的形成暴力整合价值目标共识机制。

    当然,由于我国执政宗旨管理能力太差,造成执政宗旨与现实的背离,这给伪自由主义者留下了攻击和掀起内乱的口实。其实,我国既不怕左,也不怕右,更不怕自由主义,怕的是极左极右,更怕的是卖国无制,极右及伪自由主义者,口口声声宪政民主,但骨子里却流淌着资本专制的血液。不论左、右,其实只是各自利益的立足点不同,思想观点不同,双方只要遵循平等的民主价值秩序,共同探讨解决不同阶级利益问题的方案,互相尊重(包括对不同信仰的尊重)、求同存异,寻找最佳利益配置方案,这就是民主了。也就是仲大军先生一再强调的共和。但是,自称是宪政民主的主张者,连基本的民主素质都不具备,疯狂追逐的只是资本专制。

    而饱受资本折腾的我国民众,对于资本专制(假宪政民主)的主张者,必将在全国掀起一场暴力反抗潮(因为和平求得价值目标共识的渠道被伪自由主义者堵死了),通过暴力整合社会的价值目标共识,就成了唯一可供选择的渠道。当然,有的学者认为,我国不可能发生大的暴力反抗潮,我认为,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地方官员、资本机制对民众的掠夺和伪自由主义者对民众的仇视,几股不同的力量一旦汇成一个整体,灾难性的社会动乱必不可免。

    如果一旦发生社会动乱,关键问题不是动乱本身,而是站在为什么人的立场的上处理。当然,它即可能拉开国家分裂的序幕,也可能成为暴力整合社会价值目标共识的契机。

    也当然,整合社会价值目标共识的最佳途径是在平等对话的价值秩序基础上,不同阶级和同一阶级但不同阶层间展开有效对话,围绕立国思想,在和平斗争中共同寻找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从现在各种思想,特别是伪自由主义者和人民大众的思想尖锐对立的情况看,这样的希望根本没有存在的基础。由此可知,未来等待我国民众的只是暴力整合价值目标共识。

    2009年2月23日星期一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2-21 22:54:3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hjcai" <hjcai@yahoo.com>, "dammos0192"<dammos0192@sina.com> 标题:

也谈胡星斗和毛左之争

施晓渝

    首先,胡星斗愿和毛左较劲就是看得起左派,这证明毛左的力量大了去了,为此毛左应感到高兴才是。

    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毛泽东思想和搞拜毛邪教是两回事。敢于批判一切,敢于造一切的反,包括造毛泽东的反才是毛泽东思想,胡星斗也可以说是在灵活运用毛泽东思想。胡星斗骂毛大概和延安那位妇女骂毛差不多过份,毛当时能容忍从而取得了胜利,而今天的毛左容不下胡星斗那就只有失败。

    毛左讲要再来一次文革,文革不是讲怀疑一切,批判一切,打倒一切么?怀疑批判打倒一切就不包括毛泽东?批下毛你就受不了了?毛泽东思想一基本特征就是容天下难容之事,毛本人也是这方面的践行者,毛能容人的雅量是非同寻常的,毛泽东对杀共产党人,杀红军的国民党,蒋介石尚且能联合搞统一战线,胡星斗批了下毛,你毛左难道就没有毛泽东的雅量与胡星斗搞联合了,天下对毛有非议的人那么多,你毛左反得完?胡星斗有很多可取之处嘛,胡星斗在为弱势群体代言方面比很多毛左做得好嘛,在这一点上毛左应向胡星斗学习才是。

    27年毛搞农村根据地,这么多人说毛反马克思结果又怎样?搞得不好,胡星斗最终当了毛的传人也是可能的。毛泽东不怕别人说反马克思才取得了胜利,真正的毛左要取得胜利就不要怕别人你说反毛,只有根据现实情况,与时俱进地修改和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反僵化,才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

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不等于毛泽东每件事都做得对

    毛左应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不等于毛泽东每件事都做得对。毛泽东一点错事都没做?说出来要有人相信。一个人的行动,总是会和自己的思想有差异的,一个人并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思想办事,这样想的那样做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时常发生,毛泽东也不例外,哪就都能算计得那么精确?事事正确是神仙。如毛泽东本人就没想到文革会搞得这么久,这么大,还出林彪事件,搞得收不了场。

    因此我们可以说,反毛泽东本人并不代表他就反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某个观点,某个说法,某个做法,有看法,有批评是很正常的事,特别是在不同场景下的运用。所以,只要有利于为广大弱势群体谋利益,该怎么做我们就要怎么做,不要在乎被扣上反毛的帽子。毛泽东思想就想盐一样,我们的行为就像水一样,盐溶于水是看不见的,我们不必言行非要把毛泽东几个字挂在嘴上。只要有利于为广大弱势群体谋利益,该怎么做我们就要怎么做,不要在乎被扣上反毛的帽子。

    用毛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这女子骑上毛塑像照像,说明她很是瞧得起毛泽东,毛左借此发泄实在无聊。毛左编的谎话:浮垮风是刘少奇搞的,毛泽东是反对的。彭德怀是刘少奇整的。彭德怀是刘少奇整死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死人,美国饿死过800万人。毛左一会说刘少奇搞的浮垮风,一会说是刘少奇整的彭德怀,一会说美国饿死800万人,没谱的事,网上乱说。

    谁能找来文化大革命批浮垮风的材料来,特别是文革批刘少奇搞浮垮风的资料来?文革这么清算刘少奇都没批刘少奇搞浮垮风,文革给刘少奇这么多罪状都没搞浮垮风这条,你现在说能算数?毛左一会说三年自然灾害没饿死人,一会说浮垮风是刘少奇搞的。既然三年自然灾害没饿死人,吃得饱,浮垮风就仅是个风气的小问题嘛。既然把浮垮风看成大问题,那三年就肯定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大问题,诡辩也得讲逻辑嘛,你一点逻辑没有,前言不搭后语,幸亏你们是小人物,没人给你计较,如稍有点影响的张宏良,贡献田等像这么说要被骂肿。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2-21 10:10:16 +0800 收件人: "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抄送: "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中派是否也应搞个东西出来,

    【香港《争鸣》杂志编者按】本刊收到《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文本,是李锐等老共产党员给胡锦涛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上书。还有一批老共产党员没有签名,认为上书精神有违"两头真"。本刊发表这份上书,意在引起评议、争论。在反民主、反普世价值的歪风冲击下,推动中国的思想前进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

《争鸣》特稿:李锐等老人给中南海的“零九上书”

2009年2月

锦涛同志并政治局各常委同志: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又值金融海啸袭来之际,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下降和社会矛盾上升的关口,我们这些八九十岁的老党员细读了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忠心地拥护锦涛同志所号召的"坚定不移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道路,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畏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研读了锦涛同志写给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信和温家宝同志在中南海经济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认为,以人为本的口号深得人心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基本国情相结合,保证全体公民平等参与及平等发展的权利,如此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口号,这个思路非常好。温家宝同志强调,越是在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越是要加强民主决策,加强决策的透明度,加强决策的民主监督。民主、透明、监督这六个字,体现了十七大提出的"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决策,应该成为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的行为准则。上述思路,顺应潮流,合乎民意,我们坚决支持。具体如何操作,我们有如下建议:

    我们非常赞同中央投入四万亿人民币拉动经济同时十分担心特权和腐败分子乘机自肥,破坏党和人民的关系,激化社会矛盾,我们建议,今后凡关重大的四万亿投入的计划、项目均要严格履行真实有效的民主程序。党内首先要真正实行委员会票决制度,严惩个人独断拍板的第一把手,严禁巧立名目,借机搞政绩工程和滥建楼堂馆所。人大要拥有充分时间,真正审查四万亿元的财政收支。政协和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应全程参与四万亿元开支的决策和使用。

    与四万亿元有关的重大决策的产生和实施全过程要透明、公开,向所有媒体开放,鼓励并责成媒体追踪报道。绝对禁止封杀和打压媒体的行为。1953年和1988年中央颁布的有关媒体批评报道的规定,应重申有效。其中,有关记者反映任何一级领导人的内参稿件,无须报送被报道本人及有关上级部门,可径直报送中央的规定,应特别加以重申。汶川地震时期,全国媒体全力以赴,公开、透明地报道了党和政府领导的伟大抗震救灾的全过程,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不屈形象,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中宣部在总结2008年的新闻报道工作时,提出了导向正确、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等五项经验和透明度决定公信度等三条体会。我们建议,将汶川抗震救灾的成功经验规范化制度化,施于长期。目前的经济困难尤甚于地震,必须保障媒体的宽松环境,保护媒体作全公开全透明的报道。这对威慑贪腐、凝聚人心,共度时艰,有着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

    增强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真正实行上下垂直领导,不受同级党委干预,以保证公正办案。

    扩大民间各种社会组织发育的空间。汶川救灾。民间慈善组织发挥了政府难以替代的作用。重庆出租车停运的劳资纷争,政府居中调解,效果很好。将此类经验推而广之,保护各种民间组织自主发育,引导工人农民有组织地依法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政府为各方提供协商平台,既有助于增加内需,又有利于缓解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还可以减少群体事件的不断发生,提供更高效廉洁地公共服务。这是长治久安之道。我们建议,认真总结重庆和慈善救灾事业的经验,逐步推广。

    恢复1986年成立的中央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在十三大报告的基础上,定期研讨,提出近一步改革的目标和方案。我们的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之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权力进入市场,私用滥用,贪污腐败蔓延,党和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遏制腐败必须标本兼治,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根本性制度极待建立。

    建议从中央做起改变作风,摒弃官话套话,减少"重要指示""重要讲话"之类的话语。同时,建议公车使用、公费旅行、公费宴请等问题应有进一步改革方案。另外,许多国营企业,尤其金融、电力、电信等垄断企业的领导人,年薪高达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很是骇人听闻(当年一级干部月薪500元,与最低一级干部工资相差不足十倍。)建议主动减薪,以示与民共度难关。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实并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考虑到中国国情,前进步子太猛,党和国家尚无此承受能力。所以必须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章法地逐步有序推进。我们知道,就是这种小步推进,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锦涛同志和常委各同志:30年前,在经济频于崩溃之际,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以大无畏气概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国因 而走出危机。30年后,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民生显著改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国人坚信我们能够度过难关,这样好的执政基础和政治局势,是30年前所没有的。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那么困难,但我们胜利了。现在人民站在你们一边,老干部站在你们一边,越是困难越要民主,越是困难越要透明,越是困难越要监督,我们党一定胜利!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既然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实并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方向完全正确,就需要你们排除各种干扰,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行且不息,日有寸进,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此致 敬礼

    冯健、朱厚泽、李锐、李普、杜光、杜导正、吴象、吴明瑜、张思之、何方、钟佩璋、袁鹰、高尚全、彭迪、曾彦修、魏久明,

    2009 年1月20日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09-02-21 10:07:08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稿件

论“左祸”与“右害”

横舟

    左、右两派在中国谁也不知道相争了多少年,在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左派得势三十年,右派得势三十年。换句话说:三十年前左派吧右派整得抬不起头来,三十后,右派把左派弄得名声狼藉。

    三十年前的左派,在很长时期里掌握着主动权。国家在很长时期里处于极左路线当中,虽然有时反复一下,可基本是实行左派政策治国。那时的国家政治、经济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人们只知道一个挨一个的搞运动。不是今天你把我整了,就是明天我把你整了。那时左派有权,占上风。但左派没有文化,至少可以说是不讲文化。文盲治国,打压知识分子,也就是当时的所谓右派。理论界被几根大棒挥舞着,落在谁的头上谁倒霉,知识分子没人敢说话,至少是没人敢说真话。自我号称:红色恐怖。

    那时的右派以知识分子为主,还有一些其它行业的有识之士。共同特点是,只要有文化,有真才实学,不管是国学还是西学,都是右派阵营里的。不是做学问的,只要是主张先进思想意识的,也是右派,那怕是你是国家的大官。只要戴上右派的帽子,就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是专政的对象。

    而今的左派,较之三十年前的左派,已经大相径庭。如今的左派没有了权力,没有了政治待遇,有时候还像是回到了地下工作时代。但文化上比以前强了很多,他们知道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开始读书研习理论了。但,他们还是受理论框架的限制,跳不出自己给自己设置的圈子,不能真正为中华民族事业奋斗和献身。极端主义者,宗教色彩很浓后。

    而今的右派,较之三十年前,也此右派非彼右派了。比三十年前可风光多了,草鸡变凤凰,一步登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有权有钱,又有势。唯一缺少的就是理。因为,他们罢黜国学,剔除西学精华,专门汲取西学的糟粕。权与钱使他们的人性产生了变异,使他们变得愚昧起来,他们与民为敌,他们共了老百性的房与地,共了老百姓的妻与女,做下了无法让国民饶恕的事情,如今与民已经势成水火。

    在理论主导意识上,而今右派已经失去理智,没有了智慧,完全是靠金钱与强权支撑着其存在。已经把自己放在国民怒斥的火山口上,成为圈里的猪,早晚是那么回事了。左派由于这三十年的低迷状态,智慧有所回归,使之聪明起来了。但是,其极端的主导意识,是以民为敌的,不能使其网络更多的国内有识之士,成为民族的主导力量。

    我观左右两派之争,与其说是政治分歧,到不如说是文化分歧。因为他们有分歧,也有共性。其主要共性,就是摒弃中华文化,都信奉西方理论学说。在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左、右争执之中,其理论依据都是以西方理论为基础。他们不管是谁得势,最大共同特点是:屠民。另一方面,左派搞专制,压制和摧毁民族文化。右派搞全盘西化,企图彻底以西方文化取代民族文化。左派在前三十年中,不搞经济搞运动,祸国殃民。右派在后三十年中,由于执行的是卖国政策,毁国害民。前三十年老百姓没吃没喝,后三十年老百姓被共产共妻。

    右派在中国失去民众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右派和国际反华势力勾结在一起,被左派抓住了他们出卖国家与民族的把柄。这使他们从根本上不能再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卷钱逃跑。

    右派在国际社会具有广泛的支持,甚至得到国际社会反华势力的利用与支持。目前在国内仅占不到百分之二的人数,大约三千万左右,其内部民族主义分子含量百分比高于左派,迷惑了一大批是爱国知识分子。这也是中国的悲哀,如同浦仪皇帝,本来是为了复国,却由于与外国人搞到一起,行实了卖国的结果。但是,右派掌握着国家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财富,掌握着国家的命脉。

    左派人数在百分之八到十,大约一到一点五亿人。民族主义分子含量不是很高,大部分还是受蒙蔽的,狂热成分比较大。左派要是以反右名义号召起来,其数量可能会成倍的增长,原因是右派伤民太厉害了。目前在中国,任何一股势力,只要是打出“反右”的口号,都会获得民众广泛的支持。

    今天的胡、温政府,在坚持改革的同时,大搞亲民政策,从而得到了全国民众的广泛拥护与支持,就是没有受左、右干扰的例证。中华民族要想真正崛起,就要彻底走出左、右之争的干扰之祸。要求中国的智者们,真正的悬起民族主义的大旗,闯出中华民族的明天来。






发件人:"szj" <szjyxr@163.com>  2009-02-22 10:42:3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苏中杰文五篇

中国有多少个“派”?

苏中杰

    多年的时论,总喜欢划“派”,对谁肯定与否定,只要说谁是哪个派,不做论证,就定性了。我对派不了解,有时在概念上袭用一下,还想做更多的说明,然而怕偏离主题太远,终未成愿。有时又被“派”弄得一头雾水,常为内容与名号错位而纳闷,就不得不看一看中国的“派”了。要说明的是,我这不是“划派”。因为“划派”连着“划线”,是要遭人骂的。我只是用我的眼力来观看,说出我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子而已,正如进入树林子,说这种树的叶子是圆的,那种树的叶子是长的一样。这就是说,圆树叶也好,长树叶也好,是一种存在,我只是看过之后说出来罢了。简述其形态如下——

    一 儒家派

    这一派的人员构成,主要是故纸堆里的研究者和文化视野只在“圣贤书”之内的追求者。特别是前者,总想着自己的主张能被采用,以实现“帝王师”之梦。为此,他们就要争取更多的追随者,以抬高自己的地位,而抬高自身地位的常用办法,就是宣传他们尊崇的故纸堆和“圣贤书”之重要性,认为里面的东西,不但可以拯救中国,还可以拯救世界。你要说他们那里面没有宪政民主,没有人权自由,他们就从故纸堆中挖掘,找出片言只语,说这些东西并不新鲜,我儒家古已有之。有的甚至说,儒家也是民主思想的创立者,并且求证出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是西方人从中国偷去的。总之,要证明一个“古已有之”,目的是为了向世人说,你们不要到别的地方寻找真理了,好好学习儒家学说,一切都就有了。说起国内矛盾和世界矛盾,这一派认为,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就是没有按儒家思想办事,不读圣贤书,才致使君不贤,臣不忠,民不顺。当前腐败横行,也正是因为全民不读圣贤书,不知道“孔子一票能抵一万票”的重要性。

    对于其价值,这一派认为,儒家文化是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文化,不然为什么流传几千年而不灭?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化,是能最有效地拯救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全人类要是不学习儒家文化,必将走向灭亡。所以,这一派在教育上,主张尊孔读经,学习圣贤;在政治上,主张明君圣主,忠臣良民。这是中国和谐、世界和谐的唯一出路。既然如此,其“一代宗师”,岂止国师,简直是世界之师、人类之师了。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有些人已接受了现代政治文化和宪政民主观念,但因为原先受儒家教育较多,感情深,就把自己从人类先进文明中得到的东西强往儒家文化上贴,认为儒家文化也具有普世价值。从政治倾向上来看,他们已不是儒家派了。

    二 前毛派

    是完全意识形态化了的一派,“红”到底的一派,与人们常说的“老左派”相似。但本文为了避免当下的混乱,不用“左”与“右”这两个概念。这一派完全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但认为“两个凡是”正确,还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正确。所以,对革命、夺权、镇反、反右、文革,持全面肯定态度,说即就是有“失误”也是前进过程中的问题,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来解决,对计划经济和所谓的“全民所制”满怀希望。

   这一派对腐败深恶痛绝,但认为腐败的根源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要想彻底反对腐败,就要全面对立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地位,并与当年一样,建立与之相应的红色秩序,彻底消灭贫富差别和社会不公。这一派的人员构成,主要是沦落到权力边缘的红色革命派和虔诚的马列信奉者,也有以马列教本为生而生怕失去其饭碗者。相对来说,贪者要少些。表面看来,此构成中还有一部分人较多,那就是经过了红色年代的“公平”而今又被残酷掠夺却找不到出路的下层人。严格说来,这部分人主要是痛恨腐败,没有前者的“坚定信念”,似应不在其内。

    三 后毛派

    是半意识形态化的一派,没有“红”到底,与 人们常说的“新左派”相近。这一派当然也信马克思主义和毛思想,但他们不赞成文革那种巩固政权的方式,同时已经把所信之物口号化和符号化了,只当成宣传上的政治牌。他们继承下来的马列精髓是“无产阶级专政”,准确一点说,在表达上,什么阶级专政倒不重要,而只要是当下的专政就行。所以,他们也格外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在内容上更深入,更具体,这就是主权高于人权,政权高于人民。这就是国家至上主义。在他们的国家内涵中,是没有人民的,只有权力。他们公开的高调,是“国家利益”,他们的政治方法,是铁腕管制。他们坚信,有强权就有一切,所以,一切政治运作都以强化权力为中心。

    他们也反腐败,但是不反危害平民百姓利益的腐败,而只反对国家权力有危害的腐败,即反对政治博弈中的失败者,铲除政治对手。这一派的人员构成,一部分是对前毛派得失的反思者,多属研究者,另一部分则是权者,即权力利益的直接分享者。他们与下面要谈的另一派——“权贵派”——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没有完全放弃毛思想,二是有“大局意识”,能从政权的“长治久安”着想。

    四 权贵派

    这一派的人员构成与前一派不同的地方在于,没有理论研究者,全是权者中的贪腐者。这一派最显著的特点是摆脱了人世间的任何思想观念。他们什么都不信:儒家文化不信,马列主义毛思想不信,上帝不信,佛爷也不信,神不信,鬼不信,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当然更不信。信什么?唯一相信的是权力和金钱!所以,他们在行为上,只看自己眼前能得到什么,并想怎样才能得到,至于明天会天塌地陷,都是不必考虑的,“大局意识”远不如新毛派。而且在手段上,最初还需要宣传家和学者造个借口或名义,而现在,偷也好,抢也好,可以不要什么遮羞布,赤裸裸地进行,所以什么理论和说辞都不重要了。尽管如此,新毛派还是他们最好的、最得力的朋友,其中有些宣传者和“专家学者”为了讨几根带肉的骨头,特意来献计献策,或是来当化妆师,还是十分欢迎的,那就在平时丢给他们几块骨头,养着他们吧。

   他们虽然不要理论遮羞布了,但如果知道谁公开说他们偷和抢,那是不行的,非要收拾你不可。他们是腐败的主体力量,其作为已远远超出了腐败这一概念的容纳量,当然不会反腐败 ,而且谁反腐败,就收拾谁。

    五 “自由派”

    注意,这一派身上的引号,是万万不能去掉的!这一派,是冒牌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不懂自由主义,根本不理解自由主义的真谛,更不懂实现自由主义的路径,只是在留洋时,从西方抓来一鳞半爪,在经过文革后的国人急切地寻找出路的时候,贴在国人从未见过的破旗上,来迷惑人。例如国人被计划经济害苦了,被专制害惨了,他们就说,搞自由经济吧,搞市场经济吧。其实他们不知道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所以在没有法制规范的情况下一搞,又让贫富大分化又把国人害惨了。搞成这样,他们还说,这样的分化还不够,等到领导拿走全部国产而实现私有制后,民主就来了,全民的好日子就来了!为了未来的自由,需要牺牲几代人,这是必要的代价。这样的理论,权贵们当然是欢迎的。因此,在整个所谓的改革过程中,他们出将入相,是最荣耀的功臣。

    这一派指导改革的方针是两个字:掠夺!他们所谓的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实际是不要公平,让权贵放开手脚大量掠夺,掠夺的越多越好。他们解决经济问题的大学问只有四个字:加税涨价!正因如此,他们的政治态度相当明显:对反腐败极为不满,有的公开说“反腐败要适度”,否则对经济发展很不利。正因如此,他们对腐败造成的大量人间惨剧充耳不闻,对民众的凄苦麻木冷漠,对民众的维权行为极为仇视,对民间的正义之情恨之入骨,斥之为“民粹主义”,对精英主义(实际上是专制主义)极为推崇,认为处于极弱地位的民众是“反智”、“反富人”、“反改革”的“暴民”,必欲斩而食之而后快。

    他们为了掩盖其罪恶,主动加入改革合唱队,是其中嗓门最高最大的合唱队员。这一派的主要成员,是大陆的“精英经济学家”和被其蒙蔽的一大批吹鼓手。有些人之所以受其蒙蔽,就是因为这一派身上披了一张实实在在的画皮:反对计划经济。人们听说他们反对计划经济,便以为是自己的同道了。但他们反对计划经济的目的,是要建立权贵经济。现在,他们已经成功了。——对此,其善良的支持者并未想到。

    六 民主派

    这一派的人员构成主要是树立起普世价值观的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律师、少量媒体从业人员、为数有限的批评家、很少的作家、个别经济学家以及知识背景不同的各行维权人士。维权人士数量不少。

    这一派奉行的是普世价值观,社会理想是实现平等自由,政治主张是还权于民,还权于民的路径是建立民主制度,其具体的宪政框架是三权分立。他们在现历史阶级的具体做法是进行精神启蒙,建立独立人格,传播普世价值,推动民主潮流,反对以权窃公,支持民间维权,主张正义公平,扶持助弱势群体,开拓社会空间,发展公民力量。

    正因如此,这一派与前五派之间是严重对立的,有的关系比较复杂。儒家派认为民主派“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不要祖宗的“洋奴”,反对民主派的“民有民治”,主张贤人政治。民主派则认为,只要你同意建立民主制度,别的都好说,于是坚决不同意儒家派“孔子一票抵平民一万票”的主张。民主派反对腐败,并支持前毛派反腐败,但坚决反对前毛派搞红色专政。前毛派则痛恨民主派的普世价值观,反对民主派“搞西化”,甚至说民主派“反动”。

    民主派支持搞市场经济,但他们所说的“市场经济”是以法制为其内核的,所以坚决反对“自由派”充当权贵的师爷让权贵以权窃公,剥夺民众。而“自由派”则给民主派扣上“反对改革”的大帽子,还说民主派同情民众是纵容“民粹主义”,认为民主派支持民间维权,反对高房价,是支持“暴民”,目的是“打倒富人”。

    权贵派把民主派当成头号对头,充满恐惧和仇恨,总想找岔子置于死地而后快。但他们忙于抓权和捞钱,没时间,也没有思想理论来对付民主派,对付民主派的任务就当然地落在后毛派的肩上。于是,在宣传国家主义和主权高于人权、政权高于人民的同时,重点围剿普世价值,张口闭口总是“敌对势力”如何,如何,把意识形态问题政治化,堵塞言路,以防民众觉醒,而且有时使出阴招,说民主意识较多一点的报纸和网站“有海外势力投资”。

    结论:中国有多少“派”?

    从性质上看,前五者——儒家派、前毛派、后毛派、“自由派”和权贵派,实际上是目标完全一致的一派,叫专制派。第六者——民主派,是一派。在专制派系列中,最有欺骗性的是“自由派”,其他几派都好识破。

    “自由派”的真正对手是民主派,而民主派恰好又最容易上“自由派”的当。原因很简单,“自由派”对儒家派不屑一顾,同时反对前毛派,无论是前毛派的意识形态还是计划经济主张,他们都反对。在这个方向上,民主派和他们一致,所以民主派往往把“自由派”当成其同类,比如给“自由派”的主力——中国“精英经济学家”以最大的支持。民主派看不到“自由派”跪倒在后毛派面前不敢说话,又以反对前毛派的计划经济来向后毛派讨好,同时甘心当权贵派走狗,为权贵派盗取公财效奴才之力。正因为民主派只看到“自由派”与自己暂且相同的地方而看不到与自己的最终目标——宪政民主——的根本不同之处,才做了许多帮助对手发展壮大、甚至助纣为虐、有损自己声誉的蠢事。南方几家刊可以说是有民主倾向的,但是他们就对“自由派”的主力——中国“精英经济学家”看不破,同北京几家大型主流传媒一样,10多年来,总把他们当成“国师”,每遇问题,必来请来发言,又是发照片,又是登文章,搞访谈,和体制内相配合,把他们捧得大红大紫,头上光环照人,使他们本来就有的官方话语权更加强大,发挥更大的愚民作用,为精神启蒙和宪政民主的催化起到严重破坏作用(当然,首先是为他们掠夺公产的主张起到传播、包装和美化作用)。而他们不这样做,又完全可以的,因为没人命令他们非要如此“追星”不可,全是他们热情而主动地这样搞的。相反,却不给秦晖、何清涟、卢周来以生存空间,让这批真正的民主派中坚在反击“自由派”的主力——中国“精英经济学家”的过程中,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没有话语权。至今,这些报刊仍大力支持以“精英经济学家”为主力的“自由派”,让他们为掠夺性改革放声高歌,为以权窃公涂脂抹粉,相反,对于“精英经济学家”的批评者,却不给一席之地。而对此,整个民主派也并未感到有什么不正常,做出什么反应,一直麻木着。

    这是令人甚感痛苦和遗憾的事:说明中国的民主派不但相当弱,而且相当幼稚,很不成熟,他们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能力还十分贫乏,认识不了,也不足以应对中国的现实。

 

没有规则,就没有自由

苏中杰

    这是“现代人文幼儿园”的题目,但这个题目对于中国大批有关专家学者来说,不得不谈一谈。根植于没有步入现代文明的中国,文化基因和思维方式中,有许多难以改变的东西,即就是到发达国家留洋一圈,也未必能根除。正因如此,中国许多经济学人难有现代文明人的思维来接受人类文化的进步成果,便表现出许多鄙陋可笑的特点,其中的一个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浅薄浮躁。经济学在现代文明世界,是博大精深的,也是通俗易懂的,但是,没有全面而深刻的理性思维,是学不好的,没有普世价值观,同样是学不好的。这二者是学好经济学的基础。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是一大批“精英经济学家”,缺的就是这两个基础。他们抓到一鳞半爪,就自以为有了大学问,带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功名欲和求得千万观众的喝彩欲,在政要和民众面前炫耀和卖弄。而承受千年文化封闭和窒息的政要和民众,在历史和现实的困惑中,对新鲜的东西难免有一种本能的、天真的好奇与渴求,经他们这一炫耀和卖弄,就把他们当成中国的“精英”,并作为“国宝”来让其参与国是,传媒当成明星来宣传,特别是被一些进步的、有好影响的传媒在不懂之中瞎捧大捧,结果误国害民,大上其当。“市场经济”,就是由这批浅薄浮躁的“精英经济学家”在扭曲中进行搬弄,从而俘获政要和民众,最终误国害民的。

    我们不是不想要市场经济,不但想要,而且十二分地想要。但是,不是一边在宣传上喊口号,一边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让权贵们快速暴富,市场经济就来了,而首先要弄明白市场经济是什么,如何实现之。市场经济是需要严格规则的,只要市场而不要规则,不只是口头上的扯蛋,而且是纵恶酿祸。这个规则就是民主。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市场经济。而还可以这样说,有民主,必然有市场经济——谁见过民主制度下不搞市场经济的?所以说,有多少民主,就有多少市场经济。道理相当简单,只要不是脑残者都可以明白:市场经济是讲规则的经济,民主就是其必然的规则,而且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规则须臾不可分离。即就是在民主规则和市场经济都高度发达的阶段,制度都需要随时建全和调整。美国的赫维茨、马斯金以及迈尔森三人之所以能荣获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为他们在机制设计理论——对自由贸易的制度建设——上面取得显著成就。

    然而,在民主建设毫无踪影的中国,“精英经济学家”却要搞“市场经济”,实现自由竞争——来一场不要规则的经济游戏。这场游戏的实质必然是,在一个所谓的自由的平台上,让有权者自由地对付无权者,让垄断者自由地压迫非垄断者,让富贵者自由地掠夺贫贱者,让上端自由地控制下端。一句话,没有任何程序公正和机会平等可言,完全是让拿刀的自由地砍杀赤手空拳的。结果如何?眼前的现实便是: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盗走了百分之八十多的社会财富,把许多底层人逼到了绝路,社会极不安定,充满危机。

    这样的结果,以“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精英经济学家”当初想到了没有?关于这个问题,拾起张维迎、张五常和厉以宁之辈来谈,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本来就是权贵的师爷,赤裸裸地为权贵的血腥掠夺出谋献策,或找理论根据,有目共睹,早已被世人唾弃,说起来没有价值。

    有思考价值的是吴敬琏辈。此人不能说坏,但酿造坏结果的能量可非同一般,且又被所谓的“自由派”认可,就不得不引人注意了。据说,此翁早期并不主张搞市场经济,后来出现了一个“闪婚”般的突变,极力鼓吹“市场经济”了。对此,笔者还未核实资料,暂且不论。可是,他头上“吴市场”的桂冠早就有,而且光芒万丈,是谁都看到了的。仅凭这项桂冠的名称,就可能知道他的“学术”本质——对于市场经济,只求交易开放,不讲交易规则——民主法制,否则,就得不到这顶具有极端称谓的桂冠了。这就是说,他在设计上,根本没有对于规则的谋求和筹划。这个,我们也可以从他的大量文章中看得出来。他大量的文章,与其说是学术探索,不如说是政治宣传,其宣传内容和逻辑方式,只有一个——以邓小平讲话开道,言说市场经济之必要,且具有官方话语那种令人难闻的味道。既然既无学术品位,又无人本情怀,为什么体制内外都能接受他呢?为什么人们提起张维迎、张五常和厉以宁之辈就如同闻到狗屎一样捂着鼻子走,而他为什么很香呢?原因无非这么几条:一,他的市场经济理论中,没有限制权力的规则设计,给以权掏公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便首先得到权贵的认可。二,他以否定计划经济为宣传内容,正好迎合了对计划经济深恶痛绝的自由派的感情,而天真幼稚的自由派对“经济改革能推动政治改革”的诱骗深信不疑,又不明白,搞没有规则的“市场经济”,将会步入什么样的深渊,同时,想从体制内寻求知音,便把他拉入自己的营垒,而且敬奉起来。三,这个人的人品不坏,不像体制内的其他学者那样黑心烂肠子,所以当权贵们掠夺太过分的时候,他也有点看不过眼,于是嘟啷几句,尽管是无力的呢喃,但是体制内稀有的声音,便博得大家的好感。特别是支持出版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能让自由派感到他是朋友。

    正因如此,他的负面能量相当强大:既有体制内强大的话语权,又有体制外自由派呐喊助阵,齐心开道,从而在没有任何规则保证的前提下,配合权贵的残酷掠夺,把“市场经济”推向邪道。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事实上来看中国问题,“市场经济”几乎已是“权贵掠夺”的同义语。而此时,赞扬“市场经济”,客观上等于赞成掠夺,而可悲的是人们并不知晓,连一些知名的、影响全国的大报大刊都在大唱赞歌,所以,吴老先生说要“完善市场经济”,尽管语焉不详,不知如何“完善”,但人们还是期待着,直到经济社会矛盾全面恶化。

    近两年,吴敬琏使用习惯了的思维方式和官方话语,以否定计划经济和今昔对比为论据,写了不少赞扬“改革成果”的文章,可以作为央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宣传提纲,显然是在为“吴市场”招魂。同时,他也有所醒悟,写了不少搞法制的文章,被其粉丝们称为“吴法制”,得到了金光闪闪的第二顶桂冠。不管是醒悟也好,还是形象修补也好,都晚了:对于其个人,历史的必然评价不用说了,对于民族的命运,情势更加严峻,我们都更在忧心之中。

    另一个有思考价值的人是茅于轼。他有勇气,以敢言闻名,在不少重大政治是非的表态方面,他都能挺身而出,从中可以看出他反对极权统治的坚定性。另外,实践方面,他在山西向农民搞小额贷款,颇受好评。这两方面都是可贵的,值得尊敬的。他作为社会活动家,我们应预以充分肯定。可是,他一旦进入自己的经济学,面对社会经济现象来发言,其思维之混乱,价值之颠倒,让人“不忍卒闻”。什么“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有可能变富”啊,中国的富人迅速大富是因为 “市场是变化多端”啊,提出“保护富人”口号是为了“避免动乱”啊,中国的房价高不是因为市场垄断,而是因为中国土地价格高啊,还有粉饰房产商(在中国谁都知道是官商)的言论,等等,都遭到大片骂声。为此,他近期写文章,大谈中国人的劣根性和道德水平,对遭到的骂声进行迂回反击。其实,他没有找出自己挨骂的原因——自己没有从民主制度和公平规则的有与无上来分析中国问题,往往把理想中的市场经济当成现实中的市场经济,把虚拟中的自由当成现实的自由,把没有公正可寻的现实当成公正的现实,从而把不合法的当成合法的了,把掠夺当成合理分配了,把不正义的当成正义的了。但是,不少人以他的可敬之处掩盖他的胡说,用其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亮光,来替代他作为经济学家残破,为其思维混乱辩护,以支持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教条主义,危害也不小啊。

    写到这里,我想说句很不中听的话:别看那些人名气那么大,地位那么高,其实都是脑残者。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没有规则是无法实现的。——这个道理对于整天忙于生计的平民百姓来说弄不懂,是正常的,但专业人士搞不明白,只知搬弄这个术语,不是脑子进水了吗?可悲的是,这些脑子进水的人竟成为中国改革大计参与者!不是有人称中国改革为“跛脚改革”吗?那么,这些脑子进水的人不正是“跛脚学者”吗?还有一个可笑的事,吴敬琏面对社会批评“精英经济学家”,竟斥之为“民粹主义”的“反智”!哈,作为脑残者,就他那点“智”,在现今的亮晒中,人们就对之笑开了,还用得上反吗?从“吴市场”到“吴法制”,其中一个“现代人文幼儿园”的问题,他用了近20年!人们批评吴敬琏参与什么“独立董事”,他反批评的理由竟是他参与的是国有企为“独立董事”,所以不会有问题。多弱智的理由啊!

    其实在中国,有思想能力的经济学家还是有的,比如秦晖,何清涟,卢周来等,他们在“市场经济”甚嚣尘上的90年代中期,就看到了现实的严峻和未来的危机,并尽力反驳“精英经济学家”,强调市场规则。可是,他们进不了主流话语圈,影响不了这个当时走红了的经济学界。而国内有自由派力量的名报名刊,总把张维迎、张五常、厉以宁之流推到台面,每逢经济问题,就当成大师,又是采访,又是登彩照,而让秦晖,何清涟,卢周来等一些人难以说话。90年代中后期,支持这些有思想能力的经济学家以挽救危局的传媒,只有当时周实先生主编的《书屋》。独木难支啊……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你的意思是先建立民主制度,后搞市场经济?这个“先”与“后”的问题,记得有人提出过,还在报上搞过相关调查,但是让“用经济自由推动政治民主”的选择压下去了。实际上,在一个清醒的制度设计者面前,不存在“先”与“后”的问题。每一项经济改革,都应有相应的制度防贼措施,这就是立规则,这就是“放开”与新规则同时出台,总不能是竞赛已经开始了,比赛规则还没有吧?这多荒唐啊?可是,事实就是这么荒唐!比如“经营承包”,“产权改革”,有几条硬碰硬的防贼措施?结果名为改革,实为掏公。如果这两项改革之初防贼措施能规则化,并有实效,那就是民主在渐进,有什么哪“先”哪“后”之分?可惜的是,在我们的“精英经济学家”眼中,二者是不能并行的,而且谁提防贼措施,就攻击谁。其中最突出者是张维迎之辈,公开主张掏公是首要的改革任务。

    也许还要人要问,你说在经济改革中搞防贼措施,能行得通吗?我说现在是根本行不通的了,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权贵阶层还没有形成如此强大的利益集团,改革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决策者也拿不出具体的主意,而社会道德远比现在要好,下岗潮初起,提出维护国产的强硬措施,是上下都会支持的事。可是让“精英经济学家”的先经济(实际上是先掠夺)后民主给压下去了。

    也许有人会为吴敬琏辈辩护,说吴敬琏当初并不是没有想到法制,只是不方便提出来而已。我说,你心疼吴敬琏可能是一片好心,可是这个理由就把他弄黑了。吴敬琏要是明白没有法制规则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那么他必然明白这样的伪市场经济将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既然对灾难性后果明白,还在片面地鼓吹,那不是包藏着祸心吗?本文认为他没有那么坏,只是不懂而已,而他的大量言论,总是不遗余力地让他的“吴市场”桂冠越来越亮,就证明他不懂,此种辩护者就不要害他了吧。脑残者干了坏事,但不一定是坏人。

    如今,重复这个话题只能让人痛苦,意义何在?“精英经济学家”的表演,历史已为他们录像拷贝,用不上笔者的这些文字。所以,只有一点:咀嚼教训的苦涩,或许对明目启智有用。

 

茅于轼的骨子里是什么?

苏中杰

    题目有点不依不饶的味道,有失厚道,但我是经过再三考虑的。说实话,茅先生在网上的文章,无论是文笔、理性思维和见识,的确都是上不了档次的,如果署名不是“茅于轼”三字,很快就在冷落中沉下去了,人们没功夫也没必要搭理它。但是,由于多种社会因素的促成,茅于轼已成为一种思想倾向的代表,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关系到社会走势的思考和选择。这就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了,所以要把话说得深入些,点穴点到位,并非与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头了有什么过不去。

    茅先生在经济问题上出的一些点子(不成理论),如反对经济适有房,房价是由市场决定的,火车票应该涨价,等等,已遭到大量驳斥,甚至痛骂,其专业水平就不要说了。批评者把他划入张维迎和厉以宁之流,倒是简单,但他还是光亮的。因为在拥茅者的印象中,他是“自由派”,而且联系到其具体行为,把他与张维迎和厉以宁之流等同起来(我也曾这样),是有点过分的。他的实践行为受人尊敬,在道德上,不能与那些学界渣滓相提并论。所以,我们现在只是从思想层次上来看茅,一方面是对他个人品格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对他思想的透析和清理。茅于轼的骨子里真有民主自由吗?他的言论是在追求民主自由吗?对这个问题,茅的《分析网上骂人》表达得相当清楚,稍事解读就可以明白了。

    一 茅于轼的社会主张:精英主义

    本来是不必要如此浪费笔墨的,但为避免“断章取义”之罪,不得不专意列出《分析网上骂人》一文的推理过程。此文先列举了网上如何骂他,然后说出自己由此而解读出关于骂人者的两条“信息”:1、“文化比较低,不能够从分析道理来说服人,所以只好用一言半语发泄自己的不满。”2、“他们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所以挑出最恶毒的话来表达。”接着追问挨骂的原因:“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不会用理性思考,思想简单,容易走极端,产生出爆发式的情绪?”骂人者的个人原因是:“恐怕这和我们的初等教育有关。”

    有关教育的具体原因是:1、“我们的小学校里,教的还是阶级斗争的那一套……” 2、“我国的初等教育还缺乏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的礼貌教育。”接着追问骂人者的社会原因:“社会上有这么多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人,值得我们深思。是什么政策得罪了他们?”他找到了骂人者的社会原因:“我的答案是我们这个社会特权分子可以侵犯别人而不受制裁。一边有特权,另一边就连起码的保护都没有了。受人侵犯又没处申诉,当然会产生出强烈的不满。”

    既然骂人者的个人原因是没受到好的教育,社会原因是还存在有特权,那么出路何在呢?茅于轼给的出路是:“现在的社会非常复杂,需要专家来治理。绝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够胜任的。但是当官的人必须为每一个人着想,不能光想着有权有势的人,否则就难免会有社会动乱的可能。”(注意,在这一段完整的话中,“治理者”和“当官的”是同意的!)

    茅于轼又把自己给的出路重复了一遍:“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文章到此,已经把“精英主义”完完整整、清清楚楚的表达出来了,接着就进行强烈地谴责:“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可惜的是简单的道理还没有被普遍承认,而是被大范围地破坏着。”

    联系上下文,这个谴责的内容是:骂人者文化程度低,面对社会矛盾(包括当官的不为每个人着想),不懂精英主义之重要,而是进行着大范围的破坏。虽然没有写出来,但由此逻辑强烈地推出一个结论:1、我茅于轼是精英!2、我应该是社会治理者!3、骂我等于破坏!

    二、精英主义的实质是专制主义

    写出这个判断句式的时候,我等于说了一句“猴子属于动物”一样的废话,可是又不得不说。精英和精英主义,是两个概念。精英是指一个社会阶层;精英主义则是社会主张。精英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天使,而精英主义对人类社会来说则是魔鬼。当茅于轼提出社会应由哪个阶层来治理这个论题的时候,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在专制主义泥潭中游泳,浑身都是专制主义泥水,可是他还自以为了不得,觉得自己高尚无比。

    先看宪政民主社会是否允许精英主义——人们都知道,宪政社会的宪政内容是:民有,民治和民享。这时的“民”,指各社会阶层,并非为“精英”独占。在这样的宪政社会,不是专由“在朝者”治国,也不是专由“在野者”治国,不是由精英者治国,也不是由草根者治国,而是由任何阶层都必须服从的制度治国。各阶层在制度框架之下,自觉地,自主地,和平地,有序地按照生产、生活、工作和学习规则运作,无所谓谁治理国家,因为即就是公共事务者,也是制度在运转着他,谈不上由他来治理。

    在宪政社会,政府不过是服务机关,人民纳了税来买它的服务,不是来让它来“举旗抓纲”,当人民的“指路人”而“带领我们向前进”的,国家和社会如何发展,人民有自己的选择。即就是有精英人才在政府部门工作,他也不是“指路人”,也不是“治理者”。

    宪政社会的宪法,核心内容的限制权力,而不是管制人民。本着宪法,纳税人对政府有理所当然的监督权,逼逼官员必须老老实实地为纳税人服务。即就是有精英人才在政府机关工作,也不必让茅先生对他们寄于崇高的人治希望——“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因为他要是不老实,纳税人通过相关制度操作就让他滚下台了。由此可见,宪政民主的本质,与精英主义是完全对立的。

    再看精英主义的必然结果——精英主义,还可以称之为“贤人政治”,也即通常所指的人治。这类政治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不讲上台的合法性,也不讲以什么途径上台,反正我是精英,我就应该上台,恰好与茅于轼“社会必须由精英来治理”一样霸气。你要上台“治理”,必须经过合法授权。未经合法授权者而行使“治理”权,不管你是何等的圣贤,都是政治盗贼,因为你首先剥夺了人民,摧毁了政治终极价值——以人权为出发点,也以人权为归宿。

    2、让权力机构和行政机构本来应具有的服务型,癌变为统治型,从而绑架国人和社会,把民治权变为官治权,把人民对社会的发展选择权变为少数人的选择权,代替人民思考,代替人民规划社会,从来不经过人民同意,包括茅于轼在内的“精英经济学家”在改革中“以产权换特权”就是一例。

    3、只要自己的统治权,不要人民的监督权,把社会的良性发展寄托于统治者的道德自律。“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茅于轼的这一政治主张,是最典型不过的人治主张,同历代希望皇帝任命清官“为民做主”和希望不受监督的当今官员“为人民着想”,是一个黑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模一样。

    4、不要人民选择,不要监督,而只靠精英定个社会目标,就要求人民做出牺牲,为之奋斗,具有欺骗性。20世纪,精英们设计出一个虚幻的、不可能的社会目标,死了那么多人,就不用说了。这20多来,“精英经济学家”把“产权换特权”、“管理层收购”、“管理层持股”政策化以后,要求民众为改革做出牺牲——下岗、自杀,卖淫,目的达到了吗?谁都看到,特权更大,底层民众劫难更多,社会更艰难!(你们不过挨些骂,轻饶了你们了!)

    这四个特点,就是专制的特点,只要是搞精英主义,就不可能避免这四个特点。所以,精英主义是文明社会的敌人!有些人常用茅于轼的政治表态和办民间公益事业为论据,来为茅于轼开脱。其实这是两回事:愿意打江山的未必就想否定皇帝,搞公益活动未必就有民主观念,关键要看政治价值观,看骨子里那决定社会走向的东西。

    三、如何辨认精英?

    精英主义是文明社会的敌人,而精英人才却是相当可贵的。那么如何辨认精英人才呢?这就要先看精英应起什么作用。精英人才,特别是社科类精英人才,其使命就是以自己的知识、智慧和道德勇气,朝着宪政理想,构建民有,民治和民享的社会规则,由人民自主参与,自由选择,自己治理自己的社会和国家,而不是由精英自己代替或“代表”人民来治理,走“为民做主”之路。一句话,是做还权于民的工作,而不是做集权于精英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阿伦特所说,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打开”,而不是代替。

    人类社会需要把统治者关起来的笼子,布什对这个笼子称赞道: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精英人才,正是这种笼子的设计者和制造者。设计制造好之后,把门锁和钥匙交给人民,由人民发挥自己的力量,管理笼子里的东西。精英自己如果成为权者,自己打造的笼子也会毫不客气地把自己关进去,因为设计这个笼子的时候,就把有朝一天关自己功用也设计进去了。现在,有些国家,这样的笼子造好了,但还要加固;有些国家还没有这样的笼子,正需要打造。这就是精英的作用,我们由此可以知道什么是精英——能以独立的人格、高尚的精神、顽强的意志、丰富的智慧和高贵的普世价值,为全社会打造囚禁权力之笼的人!

    茅于轼很强硬地说;“现在的社会非常复杂,需要专家来治理。绝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够胜任的。”我也毫不客气地说:精英受社会尊敬,但绝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够当上的!

    从精英的使命和内涵来看,学识渊博,技术超群,文才出众者未必就是精英,说不定还是人类罪人和社会渣滓。二战时日本在我国东北研究用细菌杀人的专家是精英?为希特勒策划战争的德国高级知识分子是精英?还是以盖世之文才为希特勒当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是精英?现在,中国为权贵抢劫出主意的“精英经济学家”是精英?在文学界,是“含泪 ”的余秋雨是精英,还是歌唱灾民“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是精英?在社会学方面,是宪政民主者是精英,还是精英主义者是精英?

    众网友明鉴!茅于轼三思!
 

结论是只能搞或搞权贵自由经济

逻辑断路与罪恶演绎

苏中杰

    形式逻辑看起来难学,但只要联系实际,也容易理解。比如选言推理:大前提:到朝阳区去,或乘公交;或乘地铁;或乘出租车;或乘自家车。小前提:没有自家车,乘不起出租车。

    结论:只能乘地铁。这个结论显然是武断的,错的,因为还可以乘公交车或骑自行车。错误的逻辑原因是“选言肢未穷尽”。大前提中有四个选言肢,你只排除了两个,选择了一个,还有一个被漏掉了,从而得出了骗人的结论。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逻辑断路(漏掉选言肢)是骗不了人的,但在重大社会问题上,学术骗子则可以利用这个伎俩,放纵罪恶,危害社会。请看下列推理:大前提:或搞管死了的计划经济;或搞权贵自由经济;或搞民主规则下的市场经济。小前提:不能搞管死了的计划经济。

    结论:只能搞或搞权贵自由经济。 这就是中国“精英经济学家”故意漏掉一个选言肢之后的结论。经过他们的努力实践,这个结论在中国已成为瞩目惊心的现实:让极少数人掠夺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贫富差距如天壤之别,社会极不稳定,充满危机。

    漏掉的那个选言肢,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行不通,也并不是如某些人说的“先民主再搞市场经济不现实”。因为市场经济与其关连的民主规则是血肉相连的,不可分开的,每一项经济改革都应有相对应的的制约性规则,所以在具体的每项经济改革中朝着社会公正进行规则化——防范和监督,就是在走“渐进民主”之路。这样在具体方面做得多了,民主的路子自然就越来越宽了。此路就是民主规则下的市场经济。

    但是,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故意排除公正化和规则化,利用民众没有改革参与权而自己拥有政策影响之势的地位,积极主动地为权贵资本主义忠实效劳。白纸黑字,铁证如下:1、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他们公开支持掠夺,如“冰棍论”、“靓女先嫁论”、“烂苹果论”、“吐痰论”、“管理层收购论”等。2、支持官员腐败,如“腐败是体制转轨的润滑剂”、“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以资产换特权”、“制定反垄断法没有必要”等。3、公产被盗了,制造出贫富巨差之后,他们进一步打压穷人,如“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要敢于为富人说话”、“穷人不要有仇富思想”、“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穷人要搞‘动乱’”。4、主张涨价,进行更全面的掠夺,如“房价上涨正常”、“学费上涨必要”、“春节期间车票价格上涨合理”等。5、不把弱势群体置于死地不罢休,坚决反对有利于民众的工资和福利保障制度,如“提高民工工资不利于经济发展”、“实行最低工资阻碍经济发展”、“推行各种福利保障制度将重蹈福利国家的覆辙”等。

    他们这样做,危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残害广大民众,必然激起民主者泣血的呐喊和震天的愤怒,四海发出严厉的声讨。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们在隐瞒“搞民主规则下的市场经济”这一选言肢的条件下,把本有的“相容选言推理”变成“不相容选言推理”:要么搞搞管死了的计划经济,要么搞“市场经济”(实际是权贵资本主义)。你不选择前者,就必然选择后者。这一下,他们有文章可做了:谁要对他们不满,批评他们,他们就说你要搞计划经济,是要回到贫穷的毛时代;谁要是言辞激烈批评他们,他们就认为你搞语言暴力,又要搞文革了;谁要是同情弱势群体,他们就说你搞“民粹主义”;谁要是批评他们荒唐而残酷的经济主张,谁就是“反智”;谁要是批评他们无知,谁就是反对“精英”;谁要是“仇腐”,就说谁是“仇富”,要“打倒富人”;谁要是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他们就说谁搞“动乱”,破坏“稳定”,等等,等等。他们就这样利用人们对毛时代的恐惧和对文革的憎恶,利用人们反思“共运”后对“革命”和“暴民”的全新认识,建起了帽子、棍子加工厂,以比文革毫不逊色的手段,掀起了对民主者的疯狂围剿,用以捍卫权贵资本主义。不少可怜的青年知识分子,涉世不深,思想幼稚,被他们的逻辑断路迷惑和利用,想不到“民主规则下的市场经济”这个选言肢,随着他们在人为的“不相容选择”中忽悠,认他们是了不起的“精英经济学家”,是他们带来了改革的伟大成果,从而成了他们的粉丝,把他们当成明星来追,来棒;谁在反对之,搬倒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定要和人血战到底,从而把打压民主者、捍卫权贵资本主义的行为发展到极致。唉!

 

 

发件人:"postmaster"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2009-02-25 12:44:07 +0800 收件人: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胡星斗教授批判极左遭遇谩骂与威胁

胡星斗教授批判极左遭遇谩骂与威胁

记者 朱瑞峰  

来源:人民监督网2009-02-24  www.rmjdw.org   www.rmjdw.net  

     中国问题学研究会会长(香港)、中国著名国情专家、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与极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的争论本来是一件好事,恰恰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可是,极左派不屑于理性讨论,而是完全采用谩骂的方式,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暴力威胁,这是令人遗憾的。

    粗略地看一看乌有之乡上发表的文章标题和一些关键词,让人如身临文化大革命时代:

    掌掴胡星斗;卖菜者鄙视大骗子胡星斗;小丑胡星斗;胡星斗教授比康生可怕一百倍;将胡星斗的汉奸灵魂枭首示众;无知、无赖、无耻文人的疯狂表现;胡星斗无耻之尤;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家的走狗;一条会摇关注弱势群体尾巴的狼;野兽群体的代表作《支持胡星斗,难道能回到毛泽东时代吗?》胡星斗为汉奸买办精英歇斯底里的摇旗呐喊;卖国精英;大叹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绩斐然;茅于轼、胡星斗、李锐等奸刁小人;茅于轼胡星斗等美国鹦鹉;胡星斗、张维迎、厉以宁、吴敬琏等一些癞皮狗;胡星斗典型的美国鹦鹉,崇洋媚外的猢狲。

    甚至有一位不敢公开真实姓名的极左人士“胡敬波”(邮件hujingbo66@126.com,网上仅有的关于他的信息:42岁|大学教师征婚(海淀-清华大学)_北京_男士征婚,未,硕士,北京某大学教师。有车房,真诚征婚。觅条件相当女子为妻.email:hujingbo66@126.com 联系人:胡敬波),用化名“杜一达” (邮件duyida1212@126.com,网上仅有的关于他的信息:42岁|42岁男士真诚征婚(朝阳-安贞桥)_北京_男士征婚有诚心者请联络:duyida1212@126.com 联系人:杜电子邮件;胡敬波、杜一达一会儿说自己未婚,一会儿说离未育)及化名“令向民” (lingxiangmin@126.com)捏造事实,向胡星斗教授所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和中央各部委、中央领导四处告状。当然,这种“文革”告状告密遗风是不可能得逞的。胡星斗教授反极左的言论不仅获得了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肯定,而且对于日益抬头的极左派势力、反改革开放的势力也是个沉重的打击。

    胡星斗教授告诉记者:告状不但不能使他退却,反而更坚定了他批文革、批极左的决心。如果还不批极左,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面临着逆转的危险,中国社会很可能出现重大的倒退。

    胡星斗教授向记者出示了极左派反对中央政府、欲为四人帮等人平反的部分研究资料(如下):
                                
    据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9月13日《简报》记载,2005年9月10日,天津极左派举办了“缅怀主席、革命不息”的主题集会,魏巍在会上朗诵诗歌《让革命烈火燃烧吧!》集会结束时,魏巍带头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90406.shtml

    乌有之乡文章《站在21世纪的高度重评文革和毛泽东》公然声称:“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反动势力说毛主席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一场灾祸,是因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但是,历史证明,这是毛主席晚年最光辉的革命活动。”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812/62310.html

    95岁的马宾呼吁为「四人帮」平反。
http://hi.baidu.com/fgdsatty/blog/item/65a71754d239615ed0090667.html

    2003年12月18日就有一名中Gong党员(笔名毛继东)就四人帮问题上书 “逮捕‘四人帮’的行动是违法违宪的”。吴庸:《追踪“为江青平反”的背景》,原载“改造与建设”网站,转自http://bbs.gssky.net/thread-12867-1-1.html
乌有之乡的网站上,曾经出现一篇《张春桥,你没有死》的文章,称张春桥是“一个被公认为中国最有才华和最有实力的无产阶级理论家”,要为张春桥平反。
http://bbs.000562.com/viewthread.php?tid=168854

    乌有之乡文章《五一六通知暨文革四十周年座谈会纪要》: “邓小平上台后,把我们的同志送进监狱,罪名是‘反社会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篡党夺权’等等,他们自封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化身和人民利益的代表。”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2006-5-20转自 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historystudies/200605/3920.html

    《谈英雄张春桥和大革命失败原因》中说:“今天,我们要学习张春桥,就要象他那样认清共产党走资派的严重问题,即看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严重问题。”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1207/20/21693_877603.html

    乌有之乡文章《康生小传》:“康生同志是党内少有的能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过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关、协助毛主席进行两件大事既创建新中国和文化革命的令人尊敬的老革命家。”
http://www.wyzxsx.com/article/Search.asp?Field=Title&ClassID=&keyword=%C7%EF%CA%AF%BF%CD&Submit=+%CB%D1%CB%F7+

    乌有之乡文章《论改革开放》: “邓式改革开放主流的倒行逆施,验证了毛泽东对未来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判决。”该文作者还有《五言· 江上数峰青》、《悼春桥同志诗二首》、《悼文元同志》。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812/59932.html
http://www.chinausnews.com/gongnongbbs/read.php?f=6&i=2773&t=2767

    乌有之乡文章《马宾同志新书《纪念毛泽东》导读》 “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还打着邓小平理论现在又加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旗号来压迫群众,使得革命群众直不起腰来。” http://www.wyzxwyzx.com/article/Class10/200711/27099.html

    乌有之乡文章《毛泽东信仰者的主张》:“坚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的政府,剥夺他们的权力,恢复人民政府”;“全面清算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812/61111.html

    从2007年6月起,以毛泽东为崇拜核心的“红教”开始在网络上出现;2008年12月26日,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以称“中毛共”)在毛的冥诞日宣布成立,发表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和《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公然宣称中毛共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修正主义执政党和复辟了的官僚买办剥削阶级。”主张人民起来“造反”,“推翻”、“打倒”“中国共产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
http://bbs.cnhan.com/dispbbs.asp?BoardID=20&ID=726780
http://bbs.cnhan.com/dispbbs.asp?BoardID=20&ID=726780
http://www.zuoxuan.com/bbs/dispbbs.asp?boardid=12&ID=56119&page=159865

    “我反思毛泽东,是为了支持改革开放,为了驳斥极左派为“文革”平反、为“四人帮”平反的错误观点。只有反思文革,反思毛泽东,改革开放才能迈开新的步伐,中国才能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目标。”胡星斗教授如是说。

 

 

发件人:"田忠国tian" <tianzhongguo@gmail.com>  2009-02-25 03:27:4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我国应该尽快构建实现共和的和平斗争机制

田忠国

和平斗争机制,是一个国家实现共和的基础制度,也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因为,不同阶级和同一阶级不同阶层间即存思想观点上的矛盾,也存在或大或小的利益矛盾,当出现这些矛盾时,最好的解决渠道是思想上和利益上的和平斗争。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或失去和平斗争的渠道,矛盾积累的结果就只有暴力斗争。当然,和平斗争机制既是政治问题,也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没有良好的政治机制,就没有良好的和平斗争机制,没有良好的和平斗争机制,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建构起相对动态均衡的和谐发展模式。

但如何构建我国的和平斗争机制呢?我就此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立国思想是建构和平斗争机制的唯一指导思想

我之所以把立国思想放到首位,其原因就在于,人类世界,由于社会上阶级的二元性和二元中的多层阶结构,其立足的利益点多元,其思想也必然是多元的。但是,多元的社会思潮,需要立国思想主导社会思潮发展的方向,并且带动多元思想的发展。为什么这样说呢?一,立国思想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体价值观形成的价值秩序,如果一个国家破坏了原来的政治经济体制基础和社会价值秩序,这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与动荡之中,有时甚至给这个国家带来灭顶之灾。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立国思想只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点、立足点和发展方向,是一种理想实现的过程,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初始阶段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这就需要整个社会在立国理想的指导下,不断实践、不断完善,也就是我曾经说过的那样:理想的实现是一个动态试错与纠错的过程。如果不试错,人类就不可能有进步,如果不纠错,人类就可能滑进灭顶之灾。

但是,试错并非背离立国思想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而是技术性试错,也就是为了实现理想操作上的技术性试错。如果背离立国思想,其后果将比任何人最大胆的对后果想象都严重的多。当然,在理想的试错过程中,技术也即操作上的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技术性也即操作上的错误并非是立国思想的错误。对于这一点,人们一定要有个清醒的认识,否则,就会出现把技术也即操作上的错误,视为立国思想的错误,理想的错误,导致否定立国思想进而否定国体的情况出现。

有人可能问,为什么在强调立国思想的同时又强调思想的多元性呢?因为,我一直认为,立国思想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理想、发展方向,也是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石。但是,社会思想的五彩缤纷,也是必然的,再者,不同的思想,也是不同烛照社会现实不同侧面的明灯,但是,不论社会思想有多少元,但其由立国思想规制的基本点和发展方向不能变,而这,也就是我说立国思想是建构和平斗争机制的唯一指导思想的原因。

当然,最好每个人都读读心,并通过读心读社会和政治经济学,因为,任何人读不懂自己的心,就读不懂社会和政治经济学,更读不懂什么是民主与人权。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权与民主的主张者和捍卫者。但是,在一个伪自由主义者盛行的世界里,只有用暴力制约伪自由主义者的剥夺他人人权与民主权利的专制与暴行,才有大多数人的人权与民主。反之,社会和平的斗争机制就建构不起来。

二、阶级斗争和多元、多阶层动态斗争机制

现在有的人不准谈阶级斗争问题了,但这个不准,恰恰证明了阶级斗争的存在,只是不准谈阶级斗争的人,只允许他斗争人民大众,不允许人民大众斗争他而已。由此可知,在我国,不是阶级斗争熄灭了,而是伪自由主义者只允许他们斗争人民大众,不允许人民大众同他们斗争而已。面对这种情况,构建阶级斗争和多元、多阶层动态斗争机制就十分必要了。当然,阶级斗争因为矛盾的性质不同,既可能是急风暴雨式的暴力或武装斗争,也可能是和平的斗争模式。我个人认为,当中国共产党暴力夺取政权后,特别是阶级斗争日亦严峻的今天,构建阶级斗争和多元、多阶层动态斗争机制,就成了全国人民共同的任务。因为,在阶级存在客观事实面前,没有和平的阶级斗争机制,就只会迫使社会产生无序而又不可控的暴力斗争。世界历史证明,暴力斗争虽然是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但也存在社会代价高昂的缺点。而和平式的阶级斗争机制,促进社会进步,就成了世界各国的最佳选择。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维护和平式阶级斗争机制的有效途径,就是对破坏和平式阶级斗争机制的伪自由主义者实施专政,别无它途。因为,没有对和平式阶级斗争机制的维护,就没有社会的和平式阶级斗争机制。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是和平式阶级斗争机制呢?以斗争制度机制的形式,确保思想理论和政治经济利益的斗争,在平等尊重的前提下,求同存异,达成价值目标共识,并寻找社会利益配置和社会发展最佳方案,我称之为“和平式阶级斗争机制”。但是,人们必须注意的是,“和平式阶级斗争机制”的基础,是立国思想中的民主思想和由立国思想形成的民主观念和民主价值秩序,也就是人民民主,而不是伪自由主义者的资本宪政民主。因为,在我国如果建构资本民主的制度机制,我国人民就会陷于被资本机制自由劫掠的悲惨境地。

三、构建共和的人民民主思想

和平式阶级斗争机制,需要构建共和的人民民主思想,也就是我国立国思想中早就明确提出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制度的选择权、决定权和管理权。二是相对动态均衡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三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第二第三点是前者的基础,前者,也就是第一点是后二者的保障,三者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形成了完整的系统闭环体系。而流荡于系统闭环体系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则是这个系统的内在动力之源。由此可知,这三点也是共和的基础,离开这三点谈共和,就失去了人民群众对民主信仰的思想基础和价值秩序基础,从而失去了民主机制“系统程序化、程序标准化、标准制度化”的灵魂:民主价值观。而失去民主价值观,人民民主的价值逻辑,即,民主程序就无从构建。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读到了俞可平先生以“让民主造福中国”为题的文章。其实,在那篇文章中,俞先生要阐述的就一个重要的基本点:让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就是人民群众自己造福中国,造福自己。对于这一点,我以为十分重要,因为,一个国家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其它社会各阶层的精英,都是为人民群众这个群体办事的,但如果一个社会只有精英的各种特权,没有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任何精英群体都可能只为自己办事、为自己服务,剥夺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为自己自由攫取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创造条件。那么,构建人民民主思想,就是为了形成社会各阶层平等对话的价值秩序,并在社会各阶层平等对话的价值秩序的基础上,建构和平斗争的制度秩序。

结束语

民主的问题,也就是个建构和平斗争机制的问题,而和平斗争机制,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制度拥有选择权、决定权和管理权是关键的关键。当然,和平斗争机制也是价值观的问题,伪自由主义者所谓的民主、人权,其骨子就是个资本专制的政治主张。因为,在他们民主、人权的幌子下面,是资本民主,并不给人民群众任何政治权利,甚至人民群众基本的表达权,也被他们污蔑为落后的思想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应该树立人民民主的价值观念,也即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制度拥有选择权、决定权和管理权的价值观念,谁违背了这个价值观念,都是邪恶的、非正义的,人民群众就应该站起来坚决斗争,维护民众权利的同时,也维护了党的宗旨和国家安全。这就是我主张构建和平斗争机制的主要原因。

和平斗争机制是什么?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安全的安全枢纽,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因为,国以民体,人民大众的政治经济利益就是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由此可知,人民大众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利和利益,就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具体行为。而那些伪自由主义者和一些官员,以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改革开放的名义,阻止人民群众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权利,实则是国家安全的具体破坏者。因此,全国上下和全国人民都应该有具清醒的认识。

2009年2月23日星期一
 

 

发件人:<liang.xu@EmersonNetwork.com.cn> 2009-02-24 22:55:24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bill.wang@EmersonNetwork.com.cn>标题:两会建言

   大军先生: 您好! 一直关注大军经济观察中心刊登的系列文章,感谢您默默的传播。 值两会之际,作为草根平民的我有几句话总觉得不吐不快,希望能借观察中心的平台跟朋友们交流一下。我不是专业人士,认识水平有限,但态度是赤城的。希望您能理解。 感谢! 徐亮

我劝天公重抖擞

草根平民的两会建言

徐亮

    艾青在《我爱这土地》里写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诗是很多很多中国人的心理写真,我们爱这个土地,爱这个国家,但是爱的太累,太压抑。

    作为开革开放的同龄人,亲眼见证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变化,我们不能否定已经取得的成绩, 但是我们没有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民族向何处去,未来的希望在哪里。我们在不停的争论过去的是非,我们在不停的鼓吹过去的成绩,讨论是必要的,鼓励也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能许诺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给这片土地上千千万万的人民!

一、正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来临

    政治体制改革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猫论也好、三个代表也好、以人为本也好,都蕴含着在不同阶段引导社会发展的政治智慧,但是它们不足以支撑13亿人民对未来的期望。我们希望到达的是个人自然权利得到保证的社会、司法独立、公正的社会、人民有权自由选择的社会。这只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我们看不到它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路径来临。

    人们坚信,它一定会来临,如果我们不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演进,那么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担心会付出暴力冲突和社会割裂的巨大代价。这个潜在的代价是压在所有人心头的巨石,由此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浮躁,我们对未来总是怀着深深的恐惧。这是一个埋藏的炸弹,是幸福抛弃我们的根源。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登上历史的舞台,我们诚恳的呼吁领导人和所有公务体系内的人能正视这个问题,正视人民心中巨大的问号。民智已开,执政权力的法理根源必然会被人民叩问,拖延、避讳都只会造成冲突的频发。

    我们不反党,更不反对政权,我们尊重现实,更尊重共产党为中国独立和民族自信重建所付出的一切。我们焦虑的是在现实和未来一定要到达的目标之间有深深的鸿沟,并且我们不知道如何跨过。我们更焦虑的是不去面对这个鸿沟,不是协商如何搭桥,而是把精力依然放在压制和愚弄上。

    我们知道没有人可以预见所有的细节,给出一个完整详细准确的答案,但是至少我们要启动这个讨论,让社会有一个可以理智的讨论的机会,看看有哪些选择,有哪些风险。

二、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发轫,我们必须正名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什么?我在其中生活了三十年依然不知道如何回答。我相信除了少部分为了权力或者利益必须含糊其辞的解答它的人以外,大部分老百姓也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它掩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和本质。与其说它是一种政治智慧,不如说它是皇帝的新衣。13亿人罩在这件新衣下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沦丧。最严肃的政治都可以是谎言, 那么什么不可以是谎言;整个社会的标杆都是欺骗,那么这个体系内的运作怎么可能自律。为什么腐败现象在我国这么普遍和严重,不仅仅是司法不独立的原因,也不仅仅是权力没有有效约束的原因,根本在于技巧代替诚实面对的勇气之后整个社会取向已经扭曲,对整个社会造成长久的侵蚀和破坏。

    这种扭曲对每一个人都造成巨大的压力,个人没有反对的勇气,也就也丧失了道德层面自我纠正的可能―――你不可能说在这个事情上是有道德底线的,在那件事情上又不能,道德底线上人不能是投机的。这也是我个人十几年以来最大的痛苦:我没有反抗的勇气,我也不能认可自己道德的健全,于是在放纵中更加痛苦。

三、为了未来,开放培养政治家的土壤:

    无论是何种形态,社会都需要政治家来带领。我们现有体系内的人是否可以担当未来民选时代的重任,是否理解将要来临的社会的本质,是否足够清白能符合选民的期待,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处理过渡期的冲突,是否有足够的宽容来协调民众利益的冲突,未来在各个权力层面都有足够的政治人才的储备。欧美政治家的基础土壤是律师、教授,但是在我们的现实中, 他们已经不值得我们信任。我们还不重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真的要为未来付出惨重的代价。

    为了未来,我们不能采取到了哪个山头就唱哪个山歌的投机原则,我们善良的人民给了足够的耐心和宽容来承受改革的代价,能不能也为他们考虑一下未来。开放一个可以培养未来政治家的环境, 减少未来可能的突然冲突,为我们的逐步转型准备一批理性、清白,有经验的操作者。

    我们理解在现有制度下过大的变动会造成社会的撕裂和失控,能不能从党内开始启动代表民选制、常任制和职业化,由党代表到名选议员的过渡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成本最低的选择,也是对现执政党最有利的选择。如果对党内的同志都不信任,都不给予机会,又如何让人民相信未来会是平稳的过渡。

四、保障言论自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

    体制改革不仅仅是党的未来所在,更是全部中国人的未来所在,人民有权力表达自己的诉求。为了能以最小的代价走向融合,充分的讨论是必要的前提,言论自由必须得到保障。

    行政权力体系公正的运作,司法体系公正的运作都离不开舆论的监督,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再拖延下去。如果以为民众不能说就是不思考那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长久的压制只会导致更大的爆发,甚至会是超出理智的清算,极有可能以另外一个极端来替代现有的极端。出现这种局面将会是民族的悲剧。

    我们相信现有除了少部分文痞以外,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是有良心和职业诉求的,给他们打开一扇窗吧,他们会为我们民族点亮引路的灯。

五、放弃无神论,为民众重新营造心灵家园打开枷锁

    幸福来自内心的安宁是无可置疑的。我们承认内心的安宁最后的实现只能来自个人的道德认可,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环境会对无数个体造成强大的压力从而影响其选择。我们多年以来坚持的无神论,与其说是对科学的认同,不如说是无所依凭。虽然理论层面我们有信仰自由,但是整个社会无所依凭的洪流之下,大部分孱弱的个体又怎么可能不受影响,我们丢失心灵的家园已经很久了,我们必须要改变。因此官方明确放弃无神论是极其重要的心理暗示。

    说句大白话,既然无神论已经没有什么招牌价值,只会潜在的对民众形成心里枷锁,有什么必要硬扛着,仅仅因为当初的宣言里面是这么写的?党内的部分官员是缝庙必拜这是一个社会常见的现象了,如果不是他们都是投机进了党,就是这个理论已经丧失了合理性,我相信是后者。为什么一定要把荒谬装扮成合理?我们需要一点点的剔除这些无奈的自我蒙蔽。

六、给予体制内公务员讨论行政体系合理运作的机会

    利益部门化是目前的现实,部分民众对公务员体系是不信任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两个现实:一是从能力角度看这些人大部分是社会精英,二是复杂的技术层面的操作是不容易替代的。我个人认为造成目前部分行政部门体系追求利益的根源是权力授权体制的问题,说到底是法理问题。我们公务体系的自我改良需要依靠,而且主要依靠体系内的公务员去驱动。

    所以关键是创造让其有自我提升的机会以及意愿。从机会角度来讲,公务员是业务的执行者,对具体的业务最为熟悉,问题是他们发现可以提升和改进的机会点后有没有可以正常反馈的渠道,会不会被定义为对现有制度挑战的政治定位。公务体系的权力授权如果仅仅对上负责,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相当明确的。作为个人,我们认为自己有向善的取向,我们不能认为公务体系的人天生就是为了权力、没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当然对其异化的监督是另外一个问题。

    改革行政体系的权力授权来源,给更多的公务员实现其自我价值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行政体系是不是可以变得更有效,更合理,以更低的成本服务社会关键就在这里。外部监督的最好结果是少犯错,并不能保证其有好作为。

    我们重申我们理解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我们理解现有的沉重历史包袱,我们认可党对国家曾经做出的巨大贡献和仍在做出的能力与成果。我们呼吁的是本着对人民未来负责的态度,尽早思考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迎接社会必然要做出的转变,不要让这个民族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付出太多的冲突代价和非理性代价。执政党有责任向人民清晰的阐述什么是你们面对这个转变做出的策略。

 



发件人:"CHRLCG" <contact@chrlcg-hk.org>  2009-02-20 17:30:24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 收权治官 还权益农——三农改革八项主张 http://www.chrlcg-hk.org/?p=389

收权治官 还权益农

——三农改革八项主张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首发 (11303名中国公民联署)

2009年2月

    30年经济改革,中国从贫穷走向暴富,金钱与权力齐飞的同时,道德沦丧与体制腐败共生。2008年,旧病新伤让中国元气大伤:官员腐败又创新高、社会道德再跌新低;政府财政年年攀高,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城市愈见繁华,农(村)民更显凋敝。而受这些弊病影响最深的无疑是社会底层,其中尤以农民为甚。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底盘,就如万丈高楼的根基,农村落后,农民贫穷,农业危险的现状,正在不断冲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石。这时,庙堂内外再次把目光投向基层,种种药方也接连开出:财富向下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农民购买力,根除基层吏治腐败,减少社会冲突,发扬乡土中国优良传统……,是谓治官、救民、图复兴。值此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隐隐凸现之际,作为中国农民及密切关注“三农”问题的中国公民,我们主动提出对“三农”改革的呼吁,既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也是对中国当前面临的重重危机的深深忧虑。

    检讨过去若干年的“三农”发展,可谓进步与危机同在。所谓进步,包括政府高层转变执政观念,更多关注民生,如农业免税,种粮补贴,义务教育免费等支农措施的实施;所谓危机,则有圈地运动,弃田抛荒,环境污染种种问题,养老医疗、工作就业等民生领域亦是危机暗藏,而一向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农村财富增加,又有多少是农民工青春和农村环境的透支?前瞻“三农”未来,同样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所谓机遇,诸如政府日益重视,各界呼声渐涨,农民权利觉醒,财政金融涌动,危机刺激变革;所谓挑战,则见经济危机之下,官商重又联姻,小恩小惠失灵,上层立法不变,农民依然被动。种种迹象表明,三农改革正处在关乎农民生计、政权稳定、国家兴衰的紧要关头。我们认为,这次改革的关键:一是要真正约束公权,二是要还权于农,三是要均富支农。

    在这里,我们首先对政府部门提出特别呼吁,因为你们拥有的权力最能改变农村,你们的职责也最应该扶持三农。我们除呼吁政府继续坚持免除农业税,坚持种粮补贴,坚持义务教育免费,坚持农村合作医疗等支农、利农政策外,另提出如下八项主张:

    一、平等爱农。农民在就业、进城、社保福利、教育等众多民生领域应该得到平等保障,因此必须废除导致身份不平等的制度。所以我们呼吁当局尽快立法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废除户籍制度,保证农民在城市居住的平等权,将农民作为公民来尊重和爱护。

    二、民主兴农。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操纵农村基层选举,政府不得指定候选人或强行更换村委会主任,村支部不得独断专行干预村委会自治行为。改革选举制度,推动乡镇长、区县长直选,推动人大代表竞争性选举,以此推动乡镇自治,让乡镇政府真正对农民负责。

    三、自治强农。乡村自治是培育农民权利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的土壤,是让农民成为公民的摇篮,在此,我们呼吁中央政府顺应农村发展趋势,下放权力,推进县域及乡镇自治,吸引各类人才扎根农村,把乡村建设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信仰的蓄水池和大后方,扭转农村从人才到财富、从道德到文化均被抽空的现状。

    四、联合助农。农民的医疗、救济、社会保障以及情感、精神、文化需求,只有在自己的团体中才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农民的权益和主张只有通过团体才能得到更好的表达和更多的关注。因此,我们呼吁政府保障农民的结社自由权,尊重并支持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保护各类乡村社团如宗教团体,文艺团体,经济互助组织,合伙组织等。

    五、地权归农。我们认为,土地归农民所有,这是一切土地改革和基层改革的起点。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的权利,是土地流转、资产入股、合作农业的基础,也是反抗各种特权集团侵犯的根本保障。

    六、行政敬农。我们呼吁政府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农民的医疗、社保、教育、种粮补助等领域,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他们在城市的居住环境,通过各种条件吸引他们留在城市。我们呼吁政府废除现有土地征收制度,一切征收、征用、买卖农地的行为,必须征得农民的完全同意。禁止以任何借口(包括以公共利益为借口)强征、强占农民土地。

    七、司法护农。我们呼吁全国人大及国务院立即出台专项措施确保农民的司法救济权。对涉及土地征收、转让案件,基层选举案件,农民结社自由案件,人民法院不得拒绝受理,严惩打击迫害上访农民的违法行为,不得动用警察、武警部队等暴力机关打压农民的抗争行动。

    八、市场富农。我们呼吁政府部门确保农民对农作物的定价权,取消粮食限价;在农民能够自由结成农会等自治组织之前,禁止法律规定土地最高价格;为农产品进入市场提供更多便利,为自主创业的农民提供更多金融支持。

    三农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既有公权限制,又有私权伸张;既要政府扶持,又要公民自治;既包括经济接续,又暗含社会重建;既应关注民生以图国富民强,又需重视传统以利乡土文化复归。所以说,仅土地私有不足以保护农民,不受限制的公权从不会停止对农民的侵害,它尚需法治、民主保障;同样,仅在经济上给农民以小恩小惠,也不足以兴农,还要赋予农民国民待遇、平等身份,这是农民不受歧视、享有尊严的基本前提。故而,以上八项主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当一并推进。

    我们呼吁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尊重农民,还政于民;放弃家长作风,抛弃GDP包袱,转变职能,做好分内之事;用好权力,管好干部,用好税收和金融杠杆;坚持补贴、资助、扶持、保护农民的基本政策,不代位、不越位、不包办属于农民及农民集体自己的事情。修改法律法规,制订市场规则,做好居中裁判,防范行政权力、官僚资本及地方特权集团对农民的盘剥和侵害。

    我们呼吁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同胞,珍惜土地,珍惜权利;积极参与政府决策,主动监督政府行为,热情参与基层选举,艰苦探索自我治理。当我们的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奋起抗争,维权护宪,为中国的民主法治奉献力量。

    我们呼吁各市场化主体和商业资本家,不做官商勾结、与民争利的事。我们认为,农产品商品化收益和土地资本化收益应当全部归农民所有,由农民分享,对农民的最大支援,不是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不是将农田变成工厂;对农民的最大支持,是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农村金融,支持农民自己挖掘农村潜力。

    民不富则国不强,农不稳则邦不固。盛世欢腾声中,农民最贫穷,农村最落后,农业最危险,基层吏治最黑暗;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时,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处境更趋艰难。农村长期贫穷落后,是因我们欠下的历史旧账太多,我们呼吁的一切,都不过是农民早该享有的平等权利。推倒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扶持农业发展,这是强农兴农的民生之路;还农民平等、自由、尊严等基本权利,这是爱农敬农的民权之路;支持农民自治、自律、互助、参政,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主之路。我们真诚地相信,上述八大主张必会成为建设自由、平安和喜乐新乡村的开始。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一个自治、自主、自强的新乡村,必将使中国成为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富强、和谐的国家。

    (欢迎联署签名,签名信箱:sannong2009@gmail.com)
 

    中国公民:邓太清,姚立法,靳尚功,周德才,王建斌,冯九胜,张宏明,田奇庄,罗宏全,李柏光,范子良,唐吉田,杨慧文,黎雄兵,张凯,陈天石,孟元新,冉亮,李方平,张星水,杜兆勇,曹志,丁谷泉,张鉴康,李万民,李 平,朱瑞峰,冯正虎,郑恩宠,赵文宇,丁建华,蔡三宝,刘浩峰,王强,张树斌,王光良,张诚业,独光达,高盅锁,王思聪,高永华, 缪兵, 何文平 , 高解春 ,祝正明, 王跃胜 , 焦立人, 李国才, 刘一忠,王云 , 邓国才, 李珠 , 秦永国, 李美英, 钟佳杰, 陈政伟, 祝建南, 祁惠忠, 朱华国, 戴卫良, 黄昌柱, 胡世华, 王丽华,赵南江, 陈文平,楚延庆、 管玉萍 , 戎建海,王文兵, 苏文兴, 周立华, 高华成, 陈小红, 张霞 , 黄锋,张辉, 郭建锋, 巢亚忠,张华新, 丁建伟 , 戚宏波, 顾东亮, 焦爱华, 蒲太奇, 江华, 唐金凤 ,张辉, 蔡一飞, 邹建碎, 汤荣强 , 李飞 , 邹章洪,曹小莉 ,祝惠琴, 邹建三, 季伯忠, 刘志娟 , 谢栋, 杨宝容, 李台洪, 刘同国 , 周海涛 , 傅宝留 , 王丽萍 , 王有明,徐益春, 蒋红伟, 王芬, 吴汉江, 张军, 张浩方, 高沈录, 杨海生, 王忠田 , 吴春荣, 杨玉良, 于振海, 薄先锋, 陈怡香, 高扬, 王熙, 刘勇, 刘旭, 郭海茵 , 刘若晨, 王苏苏 , 吴铮, 王菲娅, 翟阔原, 史少轩 , 宋岳, 王振云, 徐景波 , 张瑶,邓润雅, 李立军 , 陈辉, 谢沅 , 王悦, 费永恒 , 付文靖 , 徐菲, 王皖 , 王靓 , 于洋 , 孙健 , 杜文皓 , 李婷越,钱晓红 , 闫峻 , 高淑娜, 刘海莹, 丁逸飞 , 杜小满 , 崔金磊, 祁继欣, 韩佳良 , 刘春艳 , 韩坤, 李涌峰, 徐娜丽 ,白新阳 , 魏春咏 , 康雪丽 , 霍春燕 , 田立新 ,李京, 刘洪生, 丁宝桢, 张顺菊, 吴连旭 , 石雪环 , 贾连聪, 杨坚,薛铭硕, 葛亮敏, 王英俊, 赵钊, 张钰苗 , 段志超 , 吴世雄 , 朱永祥 , 李铜强, 吉晓玲, 徐正兴, 王国强 , 王树明,刘岩, ……

  (因篇幅关系,其他联署名字省略)

 

 

发件人:"taiyilin0520" <taiyilin0520@163.com> e 2009-02-18 11:33:0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求助材料

    仲主任:您好 !我们是青岛减速机厂的原始职工股东,去年曾经找过您,因为我们上访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现将问题报给您,希望您站能帮助我们找一些专家主持公道,帮助我们这些弱势群体依法解决我厂的非法事项,追回被侵占的集体利益和我们职工股东的合法权益。致谢!

上访答复意见书为什么不敢面对上访人

青岛减速机厂原始职工

    我们是青岛减速机厂的原始职工股东,自2000年为了维护集体利益和股东的合法权益上访以来,胶州市对我们投诉董事长刘正凯伙同铺集二村村民刘克书偷漏国税和侵吞隐匿青岛减速机厂巨额集体资产,并把企业大多数原始职工股东赶出厂的严重违法、违规事件,始终没有依法处理。我们希望得到全社会的支持,督促上级部门依法督查事实真相,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尊严,挽回损失的国家、集体利益和我们职工股东的合法权益。

    我们青岛减速机厂(以下简称减速机厂)是1952年建厂于铺集镇驻地的胶州市属集体企业,企业经营一直良好。94年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改制评估时,刘正凯指使有关人员隐匿及少算资产达2000多万元,剩余评估资产原值达2400多万元。折算后(扣除退休、退养职工工资、福利、公积金和照顾职工的费用等),注册资金339.5万元。入股股东277人。98年根据青岛市政府[1998]48号文件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刘正凯为了达到侵吞减速机厂的目的,不顾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明文规定及股东的强烈反对,在没有进行资产重评,利用职工94年购股原值,对企业进行“所谓”向经营层流转的改制,利用原董事副厂长刘凤书的名望,非法将连临时工都不是的铺集二村村民刘克书拉入减速机厂非法购股(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并不顾股东大会的反对将其强行拉入董事会,任命副总经理。目的达到后将刘凤书排挤出厂(并逼迫股东将转让给刘凤书的股权转让给刘克书),由刘克书担任了总经理,达到了筹谋已久的目的。

    为了维护集体和股东的合法权益,自99年开始我们向胶州市工经委、国资委、体改委反映情况,要求及时解决,没有得到回应。2000年我们到市、省进行上访,省信访局杜局长认定此案为借改革之机侵吞集体财产,责承胶州市认真处理。2000年10月,胶州市成立了以刁卫国为组长的工作组,经过调查,认定刘克书进厂购股是错误的,我们反映的问题基本是对的。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在2001年1月,我们将刘克书偷漏国税的问题举报到胶州市国税局,国税局当即立案侦查。但春节过后一上班,不知什么原因(用刘克书的话说,过春节他花了70万将胶州市摆平了),偷漏国税上百万元的大案,国税局以“刘克书是厂里派出的代表,没法查处”为由结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在某些受贿官员的干预指挥下,撤换了工作组,以王忠德为组长的工作组,置国家的《法律》、《法规》、企业的《章程》如废纸,经过工作组“认真”工作,调查材料经过“认真”修改,出台了严重违法的答复意见书。意见书对偷漏国税上百万元、侵吞隐匿和资产原值达4000多万元巨额集体资产的违法乱纪案件,竟被他们查得“帐目清楚,合理合法”,并说刘克书非法购股是对的。我们到《人民日报》社投诉,从记者调查中可以看清某些官员包庇犯罪的事实(见2001年11月29日第269期《人民日报》内参)。为欺下满上,胶州市二次答复意见书将这么大的违法案件,竟又说是违规不违法。我们不服到青岛市上访,在胶州市某些官员的干预下,青岛市信访局5年换了5任接访人员,没有给我们一字答复。在此期间二刘(刘正凯、刘克书)在胶州市某些官员的支持下,在减速机厂内非法组建了以刘克书内弟林波为法人代表的海宇塑料机械厂,与减速机厂一套财会人员两套帐本的,人、财、物、料都是减速机厂的,挣的钱却入了海宇塑料机械帐。自股东上访以来,从产品销售到资金流向,除刘克书的亲属和几个主要亲信外,无人知晓。在二刘把持减速机厂10多年,从没开过股东会,没公布过一次帐目(在这10年里,刘克书侵占集体钱财,购买了华山化工厂、铺集药品大楼、盖酒店大楼、非法占地70亩盖厂房等非法事项。刘正凯已退休多年,也没进行换届。这和抢劫又有什么区别)。

    我们始终怀疑企业的评估资产有问题,经过认真调查,在2007年4月就隐匿侵吞2000多万巨额集体资产问题到胶州市信访局上访。在得不到处理意向的情况下,9月13日我们到山东省信访局上访(青岛不受理),在省信访局的干预下,胶州市2007年11月成立工作组处理问题,从成立到解散,什么问题没解决(有关人员讲:要依法办事就难办了)。07年底信访局有关人员告诉我们,答复意见有了,有关部门盖章后马上给我们,但至今未见。2008年5月28日我们又到省信访局上访,在省局刘处长的督办下,胶州市信访局杨局长和发展局赵局长答复一个月在刘处长的参与下给我们答复意见书。但回来后,胶州市根本一点行动都没有,一个月后,我们到信访局询问结果,不但没出结果,被告知再上访某些领导要抓人。并又把我们推给铺集镇,铺集镇党委孙书记孙书全找我们上访代表卢元武到铺集谈话,让我们给他10天的处理时间,10天处理不好的话,到任何地方上访他都不管了。至今也没有见到他的任何答复。10天过后的7月11日,我们到胶州市信访局索要答复,参加市委书记大接访活动的某副市长接访了我们代表,就我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答复的结果令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减速机厂十年来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地违法违规操作,与胶州市某些领导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某市长对隐匿几千万元集体资产的举报,答复是:事情已过了十几年,没法查证。我们在2007年4月的举报材料中有基本清楚的隐匿资产清单,他们根据信访局调出的评估报告,人证、部分物证还在,一查便知,是没法查证还是有难言之隐?现在为什么不查,某市长的答复道出了真相。那就是胶州市某些领导早已把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集体企业青岛减速机厂,私下里送给了刘克书,作为刘克书的私有企业了。因为我们股东职工要求政府帮助我们查清减速机厂十年来非法经营的一切帐目这样一个合理合法的要求,某市长说政府没权查刘克书的私有企业。我们询问股份合作制是私有企业吗?某市长说:因为刘克书持大股,企业就是刘克书的(刘克书没有一分钱的合法股权)。减速机厂几千万元集体资产,查查刘克书到底花了钱还是贪了钱?国家《城镇集体企业条例》明文规定;集体企业资产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集体资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改制前,刘克书只是一个农民,连减速机厂的临时工都不是,没有资格享受减速机厂一分钱!

    2008年7月23日,我们到省信访局要胶州市的承诺,接访员朱同志让我们等下午胶州市企业发展局赵局长去。但没有等到赵局长,等到的是铺集镇党委书记孙书全指示的铺集镇有关人员及警察。省局刘处长不让他们抓人,他们不听,在省信访局强行将我们6名上访人抓走,在抓不到其他到省上访人员的情况下,甚至在29日将23日没有到省上访的上访代表卢元武在走亲戚的路上用警车强行抓走,他们违反《宪法》将我们上访人员非法拘禁6~19天。且胶州市信访局还违反《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将我们的居民身份证非法扣押到10月5日(不依法解决问题,非法抓人,这是在搞公平正义和谐社会吗?)。10月10日市长接防日我们到胶州市信访局求见,被告知领导接见过了的不接见,被安排在2号接访室接访,接访员通知铺集镇等有关部门在13日(星期一)给我们答复意见。但到13日我们到胶州市信访局拿答复意见书时,没有见到铺集镇等部门的人,连接访员也找不到了(说已休班)。在给省信访局多次电话要求督办下,省局接访员朱同志告知我们,答复意见已下发,我们告诉他没给我们,他说给胶州市打电话督办一下,让我们到胶州市信访局去取。2009年1月4日,我们到胶州市信访局,得到的答复是从副局长到办事员都不知道有答复意见。1月7日我们到省信访局询问,在省局朱同志拿出的信访案卷里,有早已签发盖有胶州市企业发展局、公安局、铺集镇政府公章的答复意见书和胶州市信访局的红头文件。朱同志叫我们回来等几天,他让胶州市在小年(18日)前给我们和他那里一样的答复意见。但到现在我们也没有见到答复意见,多次给省局打电话要求督办,也不见效果。我们不明白,胶州市的答复意见是对上访人的还是对上级的,到底是谁在上访?为什么不敢面对上访人?因为他们的答复不是一个合法的答复!胶州市某些领导和铺集镇党委书记孙书全藐视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公然和党中央对抗来支持非法霸厂的刘克书,动用警察,非法拘禁迫害依法上访人员,那就只有一个说法,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举报到省国税局刘克书偷漏国税上百万元的大案,他们都能摆平,减速机厂股东职工的利益更不放在眼力。

    恳请全社会有正义感的人们,帮助我们这些弱势群体,督促有关领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青岛减速机厂企业章程》,依照国家《上访条例》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及〈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依法督办解决上访了十年多的涉及青岛减速机厂所有违法事件。追回被侵吞的集体资产,追还我们职工股东的合法权益。

    青岛减速机厂全体上访股东职工

    200年2月18日

投诉人 电话     联系地址       投诉人    电话

卢元武 13206489676 铺集镇南龙池村 朱永春 15969876735

台义林 13863928612 邮编 266326 潘金良 13953271169

张学敏 13687651057 田汝峰 13792861678 崔兆山 15954832729

赵德金 13791966970 裴玉祥 13455256551 郑金亮 13730961971

冯会亭 15863081756 巩传红 13589212929 迟兆林 15063065187

刘洪义 15854241207 刘作朋 13127033174 刘心国 13465851057

张启岩 86260073 高振军 13969885460 田治军 13646390129

田伟林 13864890829 臧保远 13953217239 鹿炳亭 13589250028

冯 霞 86251707 管清峰 13573896393 刘传臻 13863928616

于海泉 13515421516 巩传财 83216952 陈洪伦 13589309683

刘忠芹 86626198 刘忠平 86250005 张启让 86256391

张道志 86256284 臧延秀 15953258968 杜希兰

 

 

 

发件人:"欧阳君山" <tdyjs999@gmail.com>  2009-02-19 13:07:26 +0800 收件人:抄送: 标题: 欧阳君山:张维迎们错在哪

张维迎们错在哪?

欧阳君山

    按: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还没有看到转机,责任问题引起了争论。新任美国财长盖特勒一度扬言中国操纵汇率,将金融危机归咎于人民币汇率低估;温家宝总理应该不是无的放矢,曾谈到金融危机归咎于中国是"猪八戒倒打一耙"。所谓的人民币汇率低估,完全是个伪命题。人民币对谁低估了?有人可能要不以为然地说:美元呗!且问:要是美元自己也"低估"呢,甚至低估得更厉害呢?那还存在所谓的人民币低估吗?"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现实就是:美元可能比人民币低估得更快!

    2月18日晚,《环球财经》总编向松祚先生发过来他一篇最新文章,题目叫《怒斥张维迎》,打开一看才知道:2月16日下午,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9年会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先生表示: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是负有责任的,理由是"如果人民币的价格不这么低,就不会有这么多外汇储备,不会有这么多的货币发行,这次经济危机就不会这么严重"。

    张维迎先生的说法欠缺周到,但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说法由来已久。事实上,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批评中国重商主义就是个时髦,学者专家们几乎是一个个轮番上阵。在某种程度上,批评中国重商主义与批评人民币低价"同出而异名",是一回事。

    在货币问题上,就本人的观察,向松祚先生有自己独特的清醒,曾提出一个形象的说法,货币要有"锚",今日世界货币乱局,根在无锚。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所谓锚,就是国际信用,就是国际央行和国际通宝。长期以来,向松祚先生也坚决反对把全球流动性过剩归咎于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流行论调。本人更加确信,所谓的人民币汇率低估,完全是个伪命题。人民币对谁低估了?有人可能要不以为然地说:对美元呗!且问:要是美元自己也"低估"呢,甚至低估得更厉害呢?那还存在所谓的人民币低估吗?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现实就是:美元可能比人民币低估得更快。这才是张维迎们的根本之错!看着窗外银装素裹的世界,想起多年来就人民币汇率争吵得沸沸扬扬的财经界,某种无力感袭上心头,但还是愿以天良再一次呐喊:求求你们,别再扯谈啦!

    这里面没有高深的道理,也不需要高深的道理,实质上只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常识:如果不确定海拔,我们怎么判断哪里高哪里低吗?如果不确定原点,我们何以判断哪里正哪里负吗?如果没有锚,没有大家协定的国际信用,哪里有什么汇率问题呢?何以有什么升值贬值呢?

    本文写作于2008年5月,原题为《叫停"美元印刷机"》,刊发于《中国财富》杂志2008年第6期,反驳了对重商主义起哄式的泛泛批判,鲜明指出:重商主义不算错,错在我们连最起码的基础都没还没有奠定,那就是真正定锚立信,建立国际央行,发行国际通宝。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肯定:美国的堕落和美元的贬值也是被逼出来的,不全由美国自作主张。

    [主要论述]

    真正挑战重商主义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每个国家都追求外贸顺差,谁来充当逆差提供者,更一般地讲,谁来充当最后消费者?第二个,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如何进行?更明确地说,谁来为国际贸易提供信用?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美国正充当着最后消费者的角色,如是不是美国,也一定会有别的国家充当,因为全球经济体系需要一个最后消费者,而这一个最后消费者往往也就是国际通货发行者。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的堕落和美元的贬值也是被逼出来的,不全由美国自作主张。

    对后发国家而言,重商主义更是具有必然性,因为后发国家要追赶先进国家,必须要完成一定的资本积累,而担此大任者,非重商主义莫属。物理学告诉我们,没有自动的机器;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自动的国家。发展经济学讲"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此言不虚!

    不妨设想:一个国家中央银行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人们无所适从,国家能不乱乎?当然不应该绝对地这样比,因为美联储不是世界央行;但的确也可以这样比,因为美元事实上就是国际通货,更重要的是,人们也没有更好的国际通宝可以选择。如果考虑到国际形势远比某个国家的形势更为复杂,美国投机导致天下大乱就更是板上钉钉了。

    美国为什么堕落?美元为什么贬值?正是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那一句经典名言:"权力往往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美元充当着国际通宝,但却没有任何约束,它导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天下乱局。

    [相关阅读]

    汇率是个假问题——对货币及"汇率"的基本思考

    近一段时间,重商主义招致批评。《财经》杂志前不久发表特约文章,题目就叫"重商主义之祸",眉题更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曰:"重商主义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次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之巨大,前所未有。" 显而易见是所指的,但并不是长期以来的内需不振。原本,内需不振是进攻重商主义的最佳弹约。从1984年开始,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额占GDP生产额的比重——就一直处于低水平态势,并持续走低,从1985年的66.36%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下降尤其厉害,从1981年的53.1%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

    与最终消费率的一路低走相应,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一个国家外贸进出口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芝麻开花节节高,1978年还是8.9%,1980年增至12.6%,1990年达到29.9%,2000年升至43.9%,2002年达50.2%,2003年达60.4%,2004年突破70%。

    "中国外储每个月蒸发掉4艘航空母舰"

    最终消费率与外贸依存度一低一高,两相映衬,几乎可谓"年来年去来去忙,为他人作嫁衣裳",可见中国之重商主义。但这样的最佳弹药没派上用场,刺激是来自于美元贬值而导致的中国外汇储备缩水,"重商主义之祸"的文章指出:"今天,我们在外汇储备上的损失远远大于亚洲金融危机对泰国、印尼和韩国的重创。区别在于,我们的损失是暗伤和内伤,而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是'皮开肉绽'。"

     美元贬值是事实,自上世纪70年代关于国际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美元一直在贬值。近十年来,美元贬值速度似乎在加快,美联储几乎是明火执扙搞"弱美元政策"。次贷危机爆发后,伯南克更是不断降息,充当"国际老赖",美元越贬越快。

    外储缩水更是事实。截至今年3月末,中国外储达1.6822万亿美元,这里面美元或美元资产究竟占多大比例,官方没有公布具体数据。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在全球已知的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大约65%是美元。美元或美元资产在中国外储中的比例应该不低于65%的世界平均水平。如假定70%为美元资产,以每个月人民币升值1%计算,那中国外储的损失就高达100多亿美元。有人称"中国外储每个月蒸发掉4艘航空母舰",并不算太夸张。

    这确实令人心忧,事实上,早在今年"两会"最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温总理就坦承:"我现在所忧虑的是,美元不断贬值,何时能够见底?美国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它的经济走势会走到什么地步?"忧虑的可能不只中国总理,日本的外储3月底突破10000亿美元,俄罗斯的外储3月中旬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印度的外储2月份突破3000亿美元,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一定也在问:美元贬值何时见底?

    出口创汇是后发国家必由之路

    可这是重商主义的错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奉行了重商主义的经济战略,这在一个一度十分流行的词上有最集中的反映:出口创汇。1986年2月6日,国务院下发《关于鼓励出口商品生产扩大出口创汇的通知》,其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除经济特区和石油、煤炭、军品的出口外,对出口商品生产企业或供货单位,以一九八五年出口创汇的实绩为基数,在基数内每实现出口创汇一美元,奖励人民币三分;超基数出口创汇一美元,奖励人民币一角,一定三年不变。"

    这就是当时对出口创汇的鼓励,那时候中国要办的事多,比如进口机器设备,但缺乏国际硬通货,对美元可谓望眼欲穿。上世纪80年代初,有国务院领导曾在一张关于"外汇留成"的通知上批示说:"各级领导要研究管好用好这部分来之不易的外汇,力求发挥更好的经济效益。"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就更是如此了,据称当时如果外汇用额到500万美元,都需要周总理亲自批示。

    "出口创汇"事实上高度概括了重商主义的本质,所谓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也称"商业本位",是"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先提出的,乃16~17世纪十分流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其要点是:谁积累的"硬通货"——当时是黄金白银——越多,谁就越富强,外贸顺差的规模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实力;最简单地说就是:节衣缩食,大力出口,富国强兵。

     我们常常讲"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可重商主义舍此求彼,发展经济不是为了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是在追求某种属于国家的"虚荣"。这称得上是最致命的批评,但更要命的事实是:国与国之间的虚荣竞争千真万确,一点也不含糊!正如小平同志所讲,落后就要挨打。这也正是重商主义在16~17世纪在西欧各国"居庙堂之高"的重要原因。

    对后发国家而言,重商主义更是具有必然性,因为后发国家要追赶先进国家,必须要完成一定的资本积累,而担此大任者,非重商主义莫属。物理学告诉我们,没有自动的机器;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自动的国家。发展经济学讲"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此言不虚!

    单纯从发展经济学的逻辑讲,重商主义无隙可击。应该说,历史已经雄辩地表明这一点,"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告诉我们,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欧而不是别的地方狂飙突起,不是对财富的挥霍,而是对欲望的节制,是节衣缩食甚至禁欲主义般的"新教伦理"。"新教伦理"是个人的"新教伦理",重商主义是国家的"新教伦理"。当然,一个国家具体施行重商主义中,要处理好国家"虚荣"竞争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要尽可能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融合到国家"虚荣"竞争中去。殷鉴不远,前苏联的解体,从纯粹经济的角度看,就是它没有协调和处理好国家"虚荣"竞争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

    问题:谁为国际贸易提供信用

    真正挑战重商主义的问题是两个:第一个,每个国家都追求外贸顺差,谁来充当逆差提供者,更一般地讲,谁来充当最后消费者?第二个,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如何进行?更明确地说,谁来为国际贸易提供信用?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先不妨回答第二个问题。

    物物交换不需要信用,张三用南瓜交换李四的包谷,李四用包谷交换王五的麦子,王五用麦子交换赵六的水杯……每一个交换都现货换手,不需要货币——实质是信用。但物物交换极其有限,一是适用空间和规模有限,二是在一定的空间和规模内,物物交换也可能导致混乱。

    真正的贸易是超越物物交换的,这就需要货币,货币原是作为超乎商品之上的信用与契约,它保障一个系统内商品交换稳定而持续地进行。国际贸易亦不例外,也需要建立新的信用和契约。即是说,进行国际贸易的双方或多方需要共同组建国际央行,发行双方接受的国际通宝,一切的国际贸易往来都通过国际通宝结算和支付。

    不幸的是,从现实情况看,国际贸易并没有走这不可或缺的一步,风风火火就上了,迄今为止也还没有真正的国际央行面世。这在过去比如说国际贸易刚刚大起步的16世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候各国共同接受——或许也无可奈何——一个天然的国际通宝,这就是白银黄金,尤其是比白银更为稀缺的黄金,有史以来就受到世界各国的共同垂青,遂有所谓"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在相当长时间稳定着全球的货币及经济秩序。十九世纪是英国的天下,英镑相应成为最主要的国际通货。但英镑的发行受黄金约束,所以英磅本位制实质上是金本位制。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接过英帝国之棒的是美国,美元相应成为最主要的国际通货。但美元的发行也受黄金约束,按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国可以"1盎司黄金兑35美元"的固定价格将美元换成黄金。

    货币原本是信用的符号,理所当然要接受制约——货币经济学家向松祚先生非常贴切地称之为"锚",要不然,谈何信用?这原是常识。但不知是美国对于霸权的过度追求,还是由于别的政治或经济原因,1971年8月15日,美国尼克松政府松悝然撕毁布雷顿森林协议,彻底取消美元发行的黄金约束,美元本位正式取代金本位——一场人类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乱局开始上演了!

    美元贬值: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道理非常简单,正是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那一句经典名言:"权力往往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美元充当着国际通宝,但却没有任何约束,这还是作为货币之本质的信用吗?这会意味着什么呢?这会带来什么呢?真不希望以恶意忖度美国,但第一个直接跳入脑海的还是美国腐败,美元贬值。

    美国还真的称不得高尚,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美元相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之名义汇率呈持续下跌趋势。美元对英镑汇率从最高的1.38:1一度贬到2.11:1,美元对马克汇率也一直下跌,到1999年欧元面世,美元对欧元汇率又接着再下,从1:1贬到最新的1.60:1。美元对日元、澳元、新元和加拿大元等货币都大幅贬值,最惨淡的便是美元对日元,从1:360一度贬到1:79。美国人唯恐自己不跌,一直以来高压人民币升值,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已超过18%。

    美元贬值实质上是美国自我投机,直接导致全球投机大泛滥,真的称得上天下大乱。不妨设想:一个国家中央银行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人们无所适从,国家能不乱乎?当然不应该绝对地这样比,因为美联储不是世界央行;但的确也可以这样比,因为美元事实上就是国际通货,更重要的是,人们也没有更好的国际通宝可以选择。如果考虑到国际形势远比某个国家的形势更为复杂,美国投机导致天下大乱就更是板上钉钉了。

    事实胜于雄辩,能印证美元贬值导致全球投机大泛滥的一个明显事实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世界储备货币总量只有大约400亿美元,而今高达5万亿美元之巨,增长100多倍!是不是人类的真实经济活动或真实国际贸易增长得如此之快从而需要如此巨大的储备货币进行融通呢?当然不是,原因主要应该就在投机,正如向松祚博士多年来一直在强调的:没有"锚"的美元本位触发了海量国际金融投机!

    这一点也充分反映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后十年间七大工业国的实际经济上上,那就是经济增长明显今不如昔,通货膨胀明显今胜于昔;虽然七大工业国不代表世界经济总体,但的确近似反映世界经济总体。具体数据表如下:表 (略)

     事实上,整个世界正被这没有"锚"的美元本位引向投机的方向,而不是实干的努力。一部分人在批评重商主义的时候,提出要走向"重融主义"。殊不知,所谓重融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投机主义。这集中反映在所谓的金融衍生及创新上,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债券衍生品市场已达400万亿美元的规模,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是全球所有债券价值的3倍。即是说,每张债券平均被重新买卖了3次。为什么这种公然的投机滔滔大行于世?世界的良知何在!

    天下大乱,美国浑水摸鱼,大约也只有美国能够浑水摸鱼。事实上,不只是浑水摸鱼,美国是直接躺到美元上睡起大觉。截止2007年9月,美国累计贸易赤字高达6.44万亿美元,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57%;累计财政赤字已高达6.25万亿美元,是其财政收入的2.8倍;累计个人负债已高达13.8万亿美元,是其国民收入的118%。整个美国以不到世界人口的5%,消耗超过全球资源的25%,而且大部分用别国别民的钱埋单。

    难题:谁来充当最后消费者

    美国人为什么如此超支呢?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曾自豪放言,美国政府有项科技叫"印刷机"。这显然是胆大妄为,美元正是这样的胆大妄为之下一贬再贬。但除此之外,还存在别的原因吗?货币经济学之有个"古诺定律"(The Cournot's Law),意思就是:如果帝国货币纯属"法定货币",没有任何贵金属或物质做最后支持,一般而言,帝国国际收支必定赤字,因为只有帝国赤字,她才能为其他国家输送储备货币。

    古诺定律正与对重商主义的第一个挑战紧密相连:每个国家都追求外贸顺差,谁来充当逆差提供者,更一般地讲,谁来充当最后消费者?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美国正充当着最后消费者的角色,如是不是美国,也一定会有别的国家充当,因为全球经济体系需要一个最后消费者,而这一个最后消费者往往也就是国际硬通货发行者。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的堕落和美元的贬值也是被逼出来的,不全由美国自作主张。

    正因为此,一国对重商主义要有自我节制,在追求国家"虚荣"时也要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一国经济发展更应立足于内需,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应该内需为本。因为眼下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国际硬通货,美元是"水"做的,它不能带来国家"虚荣",反而构成国家包袱。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重商主义战略的确需要调整,因为与中国欣欣向荣的外贸相比,内需实在过于乏力,我们不应该再以自己的原材料、生态环境甚至社会和谐为代价,为他人作嫁。有专家提出,中国外汇储备合理规模是3000亿到4000亿美元。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外储规模到底多大的问题。

    总而言之,重商主义不算错,错在我们连最起码的基础都没还没有奠定,那就是真正为国际贸易立信,建立国际央行,发行国际通宝,我们不能再让没有"锚"的美元欺行霸市,全世界应该齐声叫停"美元印刷机"!


    [链接] 向松祚先生博客:《怒斥张维迎》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2-24 11:23:13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L_C_cc:标题: “草泥族”与“河蟹族”之争

表面粗俗背后的社会涵义

——网络暗语成长的社会催化剂

崔卫平

    90后的生活态度给我们的启示——也许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在年轻时都玩过这种游戏,现在也被逼无奈地继续玩着……

                                                                               ——陆一的评论
 

一、缘起和结果

    那个《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应该出现得稍早,大约是2009年1月底,童声合唱的《草泥马之歌》如果没有搞错的话,应该是2月初。所有这些东西的出现,直接与进入2009年以来一项叫做“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有关,简称“反低俗”。人们将对于该项“行动” 的情绪,释放到这些“恶猫鼠在青瓦屋顶追逐,或者,已经接近尾声,猫捕获了它的猎物,眼下正挑逗。屋里的人将衣服挂在窗外,巷子中砖瓦紧凑地搞”的活动中去了。

    这个“专项行动”对于知识分子有点隔膜,他们或许会想,至少这件事情与自己没有关系,怎么着也不会栽到这种事情上面。需要提醒的是,在许多方面,这件事情与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有着非常相似之处。官方称,“截至2月10日,专项整治行动中已关闭严重违法违规网站1911家,关闭淫秽色情博客269个。” 官方并先后公布了四批涉及低俗网站名单,其中有新浪、搜狐、百度、腾讯、令人讶异的是“豆瓣”这样长期被认为是高品位的“小资网站”,也在被点名、需要严厉整治之列。

    就不去从头介绍“豆瓣网 ”了,那样故事显得太长,也像是做广告。有一位网友写道:“何曾几时,我希望豆瓣变成我们80后的思想阵地,表达出我们真正的思想主张,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自己隔三差五去这里一个“去九点”的网页http://9.douban.com/,从中了解此刻的年轻人在读什么书,他们怎么读书,因此对于豆瓣的情况比较关心。豆瓣的重要特色是有许多活动小组,至于这些小组怎么形成的,请看这里http://www.prower.cn /interaction/543。有人同时在这里参加十来个小组,在这次“专项行动”中,许许多多的小组纷纷被解散。

    请看看这些被解散的小组中,有哪些是属于低俗的?

    “ 炎黄春秋”小组、“南方周末”小组、“北方周末”小组(以及北方周末2.0小组、北方周末3.0小组)、“民我在小巷中穿行,寻找这稚嫩的朗读声,不一会晕头转向,随即问个老太太附近有房子出租么,热情的她告诉我她家就有待租主社会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层楼道高于我的视线,所以没看见什么。在对面五层楼的护栏上,排着七盆花草。时节还没完全来到,有三盆依旧秃着枝丫,命”小组、“悼念张志新”小组、“亚洲周刊”小组、“台湾政治”小组、“言两天它都区别其它的短袖,单件掺着洗衣粉放在红色小塑料桶浸泡,现在应该把它们一起收进屋里,虽然还带点潮。提上裤子论自由”小组、“请给思想以自由”小组,还有比如“贺卫方”小组、“冉云飞”小组、“徐友渔” 小组、“哈维尔”小组,“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小组、“牛博群”小组。(删去链接)贺卫方先生本人在他的新浪博客里提到了这件事情,有一位叫做尚高升的网友,在贺先生的博客留言中写道:“贺卫方小组聚集了国内很多重要思考者,他们理性、严肃,有时犀利、尖锐,是当代中国社会心理中十分重要的清醒剂。”

    据说“张旭东小组”也被解散,有网友说,那是“误伤友军”。误伤的友军应该还应包括“崇拜毛泽东小组”,该小组的组长声称自己“也没有多宣传,只在小组里转贴了毛泽东的两篇文章《矛盾论》和《实践论》,收藏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删去链接,来自乌有之乡网站)。不知道解散“讨厌说共:才五元钱的买卖。不过他身后的空玻璃水壶把握了最后的呈现机会,反射出光线吸引我,我加了七元钱换下它。此刻房子里产党的坏话”小组、“和谐社会”小组以及“左翼青年”小组,是否也是“误伤友军”?

    有些小组参加的人数很多,贺卫方小组有2676人。另有一个政治哲学小组,纯粹理论性的探讨,也有两千多人。有一个叫做“实事求是”的小组也被解散了,这个小组有位前成员这样写道:他原来只知道“实事求是”是他的母校人九层的楼,外墙涂了半层的乳胶漆,看得出是在旧房的基础上改造。由于刚搬进来没多久,我在小区进出的人流中显得陌生。大的校训,而且校训的字还是毛泽东题的呢,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它原来属于“低俗”之列。问题还在于他注册之后基本上没有去,被解散之后,感到“真是太后悔,太想知道了——那个名叫“实事求是”的小组到底讨论了些什么呢?” 他并且发现:“我今天又开了一个眼界,知道什么自由啊民我在小巷中穿行,寻找这稚嫩的朗读声,不一会晕头转向,随即问个老太太附近有房子出租么,热情的她告诉我她家就有待租主啊都不可怕,他们最怕的,原来只是‘实事求是!’”

    有些被解散的小组其名字很有意思,他们肯定是某些特殊时期的结果:比如“深度围观群众”小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小组、“一小撮3.0”小组、“一小撮5.0”小组、“一小撮6.0”小组、“一小桌别有用心的人”小组、“不明真生。楼房之间隔着四棵棕榈树。内侧两棵棕榈树一样偏高,外两头两棵可能刚种植不久,显得略矮。它们的棕叶聚生于顶,发相的群众”小组、“怪叔叔和蔼可亲”小组、“五毛收容站”小组以及“外交部发着四棵棕榈树。内侧两棵棕榈树 一样偏高,外两头两棵可能刚种植不久,显得略矮。它们的棕叶聚生于顶,发散得近乎松弛。言惯,而是生活习惯或者说爱好。爱好是种盲目的人生态度,可能生活的客观环境培养并塑造了它。我更宁愿认为它只是偶然且人围观团”小组、 “CCAV-10《走进伪科学》 ”小组等。

    众多小组被解散之后,人们马上又弄出诸如“我们等待被解散”小组、“被豆瓣解散的小组”小组、“豆瓣可以摧毁花朵,但不能阻挡春天”小组、“河蟹豆瓣人见人爱 ”小组等。当然,它们统统又被河蟹掉了。河蟹的原因为什么呢?被解散的小组五花八门,但是原因却只有一个,我还是直接贴上来:

亲爱的用户 您好!

    我们非常遗憾地通知您,您参与的小组 实事求是 因讨论主题属于社区指导原则所明确的豆瓣不欢迎内容,依据小组管理细则第1条之规定,已经解散。作为一家在中国境内运营的网站,豆瓣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要求。我们从服务范围的选择上也希望能够保持对用户产生内容的最少干涉,基于 对法律法规的尊重,对用户法律安全的保证,豆瓣在全站范围内明确不欢迎激进时政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和讨论,并将继续加强此方面的管理工作。我们感谢您对豆瓣的关注与支持!因小组解散而对您可能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同时亦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配合。

   附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http://www.cnnic.net.cn/html/Dir/2000/09/25/0652.htm

       社区指导原则:http://www.douban.com/about?policy=guideline

      小组管理细则:http://www.douban.com/about?policy=grouprules

    这里只是拿豆瓣举一个例子而已,并不是特别责怪豆瓣的意思,具体豆瓣是怎么做的,为什么给这些上了黑名单,人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肯定,豆瓣网站本身是不得已的,有许多为难之处。

二、为什么要关心这件事情

    拿豆瓣来说,有些被解散的小组,听上去仿佛的确是犯了某种禁忌,属于“低俗”之类(打引号是因为实际上没有见过,不能判断)。诸如此类的东西,到底如何对待,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起码需要一个社会范围内的广泛讨论,让人们就此充分发表意见。问题不在于这些东西好与不好,而在于依靠权力直接拿掉这种东西,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副作用,带来怎样伴随的严重后果,同时需要付出哪些沉重代价。在拿掉这种东西的同时,还会任意拿掉其它的东西。如前面陈述的,许多非常严肃的东西,也就因为这个理由——不,因为同样的权力,而被取消掉了。表面上看来,所有令人不安的东西都给拿掉了,仿佛天下从此太平了,但是其中遭受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在那些年轻人组成的小组中,会闪现出多少智慧的火花?会积聚起多少智慧的能量?那些最为宝贵的、创造性的思想和元素,在它们最初出现时,是谁也不在意的,甚至谁也不认得,包括当事者本人,也未必知道某种新思想的火花会带来怎样的风暴,激起更多富有创造性的能量,因此它们需要“静养”,需要像“草泥马之歌”的歌词里唱的,“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某个地方,让它们得到培育、滋养。如果还指望我们民族的未来不仅是一个模仿大国,而是一个拥有无数原创思想的大国,那么,就需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在宽松、自由、富有尊严的环境中,让他们慢慢地发育和生长,而不能动不动就突如其来地加以干涉。被解散的小组成员感叹,他们积累起来的文章,一下子消失了。

    尤其是,在这些被解散的小组中,有许多是与政治莫不相干,与所谓敏感话题不搭界的,这些小组的人们从来也不曾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卷入或参与政治,他们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某件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变得滋润一些而不是那么枯燥。这是值得无可非议的。说句 ** 的话,窃以为一个人不仅有责任、而且有义务将自己的事情办好,将自己的生活弄好,这样才不会将自己也弄成一块灾难之地,需要别人帮助才能生活下去。爱世界的方式之一是爱自己,将自己弄好了,这个世界的苦难也会减少一些。

    豆瓣许多小组成员的想法,与这个想法不谋而合,他们组成的兴趣小组以及各种自治、自理的小组比如“黑色幽默”小组、“爱好文学”小组、“反简体字”小组、“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小组、“枪炮与玫瑰”小组(这应该与一支乐队有关)以及“姐弟恋”小组、“月经”小组等等。这些小组仅仅与生活有关,没有逾出一步,看上去只关心自己的爱好和事务,不幸这些小组都被河蟹掉了。所以年轻的朋友仰天长叹:“为什么啊为什么?”

    一般我是比较克制的,尽量不说难听话,但是这回为了这些人我要说了——搅扰人们和平的日常生活,将人们从自己平静天地中驱逐出来,是对于人民群众的一次大规模的“折腾”,是对于生活的粗暴宣战。这样一来,原本我们五十六个民族,从此分铺、酒店以及豪华像酒店的住宅区、成年人的游乐场与难得的免费公园。将它们贯通的则是曲折的街巷,用铅笔在城市地图上裂为“河蟹族”和“草泥马族”,他们之间难以调和,难以沟通,因此,必须有人对于这种“民族隔阂”的行为承认责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一来,原来许多不关心政治的人们,自动转为某种“反对派”,他们不是为了某种政治,而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生活,是“持不同生活见解者”者。有一位自称马丁?豆瓣牧师的人这样写道:

起初他们修理天涯,

我不混天涯,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修理凯迪,

我不是猫眼,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修理校内,

我早就毕业了,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干掉了牛博,

我不想被干掉,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豆瓣牧师。GFW殉难者纪念碑铭文。2008年。

 




发件人:"huaidong shi" <shihuaidong.tianjin@gmail.com>  2009-02-20 00:05:4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这一时代的文化变迁

卑微时代中蕴育的高尚

石怀东

shi.huaidong@zte.com.cn

    生在这一时代,观察漠野近云,深觉此时此刻的世界和中国处在一个风涌浪起的关口,而其中深刻而幽邃的就是文化变迁交融的大流,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崇高深远的责任吧。下面就我个人的一些陋见作一探讨。

    在求学期间,读了一些关于诸子百家的书,也涉猎了一些佛家的经典.中华文化的博大渊深,万不敢说已得其骊珠,然而吉光片羽之间所窥见的一鳞半爪,足以令人心醉神驰.当代中国的教育,循着一条西方文化的脉络,纯以唯物的哲学作为无上的圭旨,然而关于宇宙人生,颇多稚嫩武断之处,用在谋生糊口,堪堪可得,若在安身立命,求得心总中依诂,实在是觉得隔靴搔痒,总脱不了若有所失的茫然,而有禅宗二祖神光此心不安的叹謂.我个人在华夏文明的大海中自谓觅得一点心露,然而看整个家邦祖国的人群,纷纷纭纭之间,其势颇有可叹可忧之处.

    因此从此路径之下出来的各业人群,虽然各有其谋生立业的技能,然而究其行事方式,不脱逐水草而居的实质.遍观之下,社会风气的颓丧,道德人心的破裂,价值取向的猥琐,可谓丝毫难觅古人脱世独立,意气潇洒,抱柱断臂,玄剑焚琴的风骨了.从时代的背景来看,这是一个东西文化冲突决荡,攻守交换之间东方文化完全收缩自隐的阶段.我虽人轻言微,但也未尝不为之叹息思索.

    易有否泰之变,改革三十年来,从文革末期信仰破灭之后完全的金钱崇拜,价值取向全以财富论英雄,到今天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卑微的时代中开始蕴育出否定卑微的高尚来了.这个,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一贯的兼容包并能力,至柔驰骋至坚的韧性从五四之后,开始慢慢携着它的最精粹的东西重新以一种革新之后的面貌再次飚杨了.这种革新,就是西方文明的巨浪对东方文明中腐朽的糟粕巨大的冲刷形成的.这种面貌,则正是需要我们这一代来为之展现,我想,这就是文化历史,对于我们这一代的托付.

    从我的理解来看,东西文明的分野虽巨大无朋,但是其中核心精粹的一条,无外乎一个方面,对心,和物的探究,形成了其渐行减远的两端.而东方文明,包括古印度文化,其不同的派别之间的差别,总结得最好的一句,我觉得莫过金刚经中的一句话"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仅以儒释道论之。则儒家偏重入世,道家流于出世,佛家兼容包并,讲求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实际理地不染一尘的应世菩萨道。以下略略报告我所理解的儒释道文明体系,敬聆您的赐教。

    佛家以为心为万物之本,而对于心理物质真实的论述,首推楞严经.所谓"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如楞严经中云,"山河大地,皆汝妙明真心中所现物",老子则云"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此心之体,大乘佛法论为"妙有真空",即空既有,著名的如心经中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心之本体,非有非无,未曾肈几之时,类于无极。此刻之本体,便是联络心(意识心)物之间,如大海之水未起波澜。楞严又云"圆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当心"无明"一动,动便分阴阳,便有对待,于是便有了能与所的对立,心从真空妙有,非空非有之始开始落入两边,且此阴阳必然同时而生,这就是无所为的心,开始造作有为的法了。于是,循着精神和物质的边界,哲学上而言最为根本的"气"开始萌动了。这也可以说是无极而太极而两仪的变化。

    气分阴阳,有向上,向外,扩张,张扬的动向,便是阳,有向下,向内,收缩,内敛的动向,便是阴。这一种状态的变化,至细至微之处的差别,便是所谓佛学中"净色根"在心,物边际的桥接。

    我常惑于两个问题,一者"我"是什么,二者"心和物"谁是主宰。这两个问题,多年求学,并未有任何的课程详细的剖析解答过。而现在看了佛学之后,才明白"我"之难解与奇妙,实在是心这个本体的难解和奇妙所成。作为宇宙本体,心在精神活动中一刻不能离开,前念是它,后念是它,情绪是它,思维是它,听说读写,都是它,乃至于否定它的也是它。可以用一句大学的话来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者非道"。现今许多的解读,将道理解为所谓事物的规律等等,实在是将古人的话庸俗化了。

    二者"心与物"谁做主宰,譬如开眼看世界,光线循着眼睛,到达视觉神经,进入脑细胞,一切一切的生物研究,判其范畴,不脱"物"的范畴,但是在什么样的一刹那,这个明亮的感觉出现在了精神的世界中呢?这个心物之间的鸿沟,既然可以跨越,那么就有一件更为究竟的东西在整合这两者,这个东西,才是心与物究竟的根源。这就是我对于心物之间关系的判断,它们如老子所说"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这个衍生了心,与物的东西,才是更为绝对的道理,万事万物,都在它觉性的大海中如波如沤的起伏,比如佛教准提咒的译文,就是赞美清静觉性大海。而它作用初起的时候,就是太极萌动阴阳的刹那,这个初起跨越心物的东西,就是气的根基。随后才有逐渐在心执著作用下的成形化物。这一心物一元的佛教哲学基础,近代禅宗大德虚云和尚在答复蒋介石咨问佛法的书信上明确的指露,佛家指此本体为真心,本心,本来面目等等。放下解脱可以见之,聚敛执著则背弃之。所谓心被物转,即是凡夫,心能转物,即同如来。这也就是基本的东方道德起源的地方,本体具有无上无下,具普施万物,不择贵贱,孔子所说"仁"的德行。

    在这个有为的方向上,楞严经所谓"趣外奔逸",百家的学说开始建立,首当其冲的就是易经对阴阳的演变。将阴阳类为乾坤坎离等八卦,类征了宇宙万物八类相似的气质,于是构建起六十四卦周流演变的格局,以及乾为天,为马,坤为地,为母牛等等的易象学说,并引进了乾金震木坎水离火等五行生克关系。将之印于天地,则有天文之学,节气流转。将之印于人世,则又成了鉴别人事兴衰的指归。特别的,验之于人身,人体一气的周流,脏象经络的平衡,乃至于天地的对应,构成了中医这一彪炳绝世的学问。乃至于流布到江湖民间,又滥觞出卜卦算命的流术。中庸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譬如日本有名的高岛易断,也论及断卦之时,唯以精神集中,一念不生为尚,其理据也来自佛教芥子纳须弥,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建领。禅宗的两句偈语,最堪作为归纳"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这些话语,在一般的研究学者中,总将其作为文学的豪放之语粗粗放过。

    于是乎,黄帝内经说"阳化气,阴成形",阴阳之变的气化,构成了宇宙之内纷纷纭纭的万象,乃至于错乱频生的精神现象,皆不脱其范围,心物之间籍由气的互动,演变为了中国特有的武学理论和体系,理论大成者,当属太极拳了,您精研书法,我虽然一窍不通,但是从我练习太极拳的体会来看,拳味与书法之味是相通的,其要,盖莫过以心役气,以气役形的准则,因此王羲之不能再书兰亭,盖境界所成的气度可遇难求啊。虽然中华哲学陈义极高,然而用在实处,又极其平实,处在日常生活中."百姓日用而不知".万物赋气流形,因此不知易者不可以为相,成了古代中国的一项默例了。

    然后,从此发生出中国一整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就都有了指归之处。其渊源流化之处,被历代统治者,历代治学者有意无意的曲解加工,形成了我国一脉相承的统治历史。从中汲取而有大成者,代不乏人,多在佛宗道门之中,至如王阳明,龙场悟道,奠定一生功业之基,堪为儒宗心法,成一心学。几千年第一流的头脑,便用在了探究最为高远的宇宙实相中去了,然而其成果,却又往往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可说,不可授了.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化大体的构架,综观儒释道三家的学问,其至高处相互援引,如响斯应,令人惊诧。无论近代如何颠扑这一事实总是不变的了。

    因此我窃想中国文化的早熟便来自于圣贤之道,叫人回光自照,返求诸己,以得窥本心为要,所谓悟道。一切快乐,分为形上形下两途,形上之途,令人心开意解,以脱离束缚为要,得其内在喜悦为主,形下之途,要在令五色盲目,五音聋耳,驰骋田猎,令心发狂的感官刺激之乐。而此两种乐,前者在于损减自心烦恼,后者在于令心合和顺缘(佛教语),然而逝者如斯夫,一切都在变易,因此一切的条件也在变化,合和之缘必然败坏,于是,形下之乐,必然随之以空虚落寞,心失其主的苦恼,转而再求,令人攀援不止,如猿猴不停,直到四大离散,不能究竟。因此,古来贤圣,颇有深意的摒弃一切满足感官欲望的所有所谓奇技淫巧,而翻教以存天理,灭人欲的自修之道。所谓"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之道。

    到了独尊儒术之时,乃至有明一代,经典成为钳制黔首黎元的手段,必欲个个都能存天理,灭人欲,箍入八股方才称意,再流转到乡里巴人之处,成为宗法祠堂的封建高岭,实是大乖本趣。因俗人纷扰,各有机趣,施教未能下逗群机,而专一钳制思想行为,必至变病丛生。乃至后来谬种流传,皇权在叔孙通开始之后,愈来愈神圣不可轻犯,并进而冻结整个社会阶层的思想成为一种上使下行的具备天然合法性的官僚权威,这时,我们的文化,除了在山野田间,山寺禅门尚存一点呵佛骂祖的自由禅趣之外,竟成为一种万马齐喑,人们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逆来顺受的愚民性格,又岂是释迦,老子,孔子导世的本心哉?佛说"我有一切法,为救一切病,若无一切病,何来一切法",法者标月之指,而中国文化就在统治者以一法制万病的强力中大病不断,失去了活泼朗照的天真,翻成刻板僵硬的教条思想了.

    纵然朝代更迭不已,爆裂的力量在现实中轮番上阵,而此种思想的大力钳制,却让处身其中的人们无力,无能去思考其合理性合法性,这或许就是历代教育最大的弊端。教育虽然开启民智,然而在打开了一扇窗的时候,很多人早已无力去推开另外很多扇窗了。从先天真实而来的很多带有哲学性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是什么"等,就在一级一级的学历增长、随流附世中消散弥化,再不堪提了。这样看来,教育实在具备提升人的技能却将人庸俗化的双重作用。

    几千年累积的冰冻三尺般的思想僵化板结,某种意义上来说,被八国联军的一声炮响顷刻瓦解,这也或可印证易有错综复杂的变化,老子说福祸的相依。这个时候,虽然较枉过正,五四之后,东方文化大幅收缩隐遁,而西方而来的自由平等的风气,可能正是促使我中华文化再度升华所注入的新鲜血液,虽然这个因素,在我国的传统中早已有,比如道家对候王的贬低,对人类的轻蔑(倮虫),孟子君轻民贵的思想,以及佛家众生平等的思想,然而终究是携者坚船利炮而来的文明,这种翻天覆地的大力才能触动人们思想深处中的见思之惑,.如何让东方文化以自信自尊的涵养包容西方文化中一切有益因素,而生发出崭新蓬勃的面貌,窃以为就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上的使命了。

    贾谊长沙赋慨曰"以天地为炉兮,万物为铜,阴阳为碳兮,造化为工"。 所论文化,哲学等等,在我看来,皆是一体,包括科学乃至易学等类,皆是一炉之内的铜碳而已。只是,各方都未能说已穷经天地的玄奥,于是乎,大家应当的态度是在懵懂朦胧中期待豁然贯通的一刻。家各看百物,因此各家的学说,在自己所建立的不同前提下越走越远,就是文化分歧的本源,而这个前提之难以破除,可以说就是佛家所谓知见二障难破的根源。可无论何种学说,脱不开对心物的研究,而任何一个简单的事物,都已经包含着至为深刻的道理,如果有本体,那么一点微尘,一个念头,就已经是本体的大用了。因此,虽然现在所谓科学宗教大多迷失在纷繁具体的相上,但是当知见愈细愈微的时候,真相显现,于是百家相通,百脉融合了。其实现在科学之于东方神秘之学,多已出现不期而遇的邂逅。更加宇宙唯一,因此但凡在现实中成立作用了的,科学也罢,哲学,宗教也罢,都借着其所描述的事物在现实世界中的安立而同样在学理世界中安立。因此各家总是能够圆融在一起,人类的整体文化也能够在这种对世界真实认识融会贯通的成果之上,更加理性,真实地对待经济,伦理,技术,道德,欲望,艺术等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的。从这种意义上,金刚经:"一切法皆是佛法"的实意也是明了的。

    从这一点看,我想必然有东方文化对西方文明完全以逐利为第一生存要义的动物性的改造。西方文化趣外奔逸,扬弃本我,从其物质至上的哲学,契约神圣的处世规则出发,发展出一套可称比较完善的钳制制度,每个个体外向的欲望和物质性被其制度以恶治恶的压制着,同时在不受制约的方向上,例如对个人感官欲望空间上,用科学技术来无限的满足占领这一空间,对外部落后国家,则用科技支撑的武力和经济支持的霸权进行暴掠。但是人如果按照完全西方这样的方式生活,与逐水草而居的动物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手段复杂一点,可是人类真的要完全立足在这种拜物教的基石上生活么,如此,岂可久乎。这种格调低下的偏颇可能同东方文化内求心安,外示拙朴在世俗生活中显得陈义过高以致流变出众多压抑沉默的变态一样,对于整个群体心理的健康光明,都不是好事.

    现在的全球形势,颇已说明,要有一点向内探究,听听自己内心最真实声音,以对形上无为之乐的理性来控制科学这个无限制满足感官欲望的潘多拉之手了。毕竟,坐得安宁闲适并不是因为凳子奢华舒适,而是因为心中淡定和畅才得到的境界。是故禅宗说"南山静坐一炉香,终日凝然万虑亡。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这样的人类,才是一个比较人性的人类,这样的文化,才能衍生出一种比较文明的经济发展方式。

    我深信这种旧日老梅,二度逢春的事业,就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文化责任。这是我所对整体文明发展所作的一点不成熟的思考,与您相识并能从您领受教益,不胜荣幸,也希望能就经济文化的议题和您持续交流.

    冒昧发信,深觉孟浪,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Best regards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2-18 01:31:50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yangxiaolu_8"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抄送:标题: 后清官场现形记之高西庆钻营录

后清官场现形记之高西庆钻营录

尼克松解套高西庆 大股灾洗礼王波明

----《大话中国证券市场十年》第一回

王安

发表时间:2000-12-18

    高西庆之所以拽着王波明,是因为他们在美联储大楼下有个约定,要把个物件捎回国去,这物件往大里说是资本交易机制,往小里说是证券交易所,再往小点说就是证券营业部。

  最后的防线崩溃了。“卖”“卖”“卖”的喊声像12级巨风刮过洋面掀起的涛声,我们坐在三楼的办公室里似乎都能感到声浪在脚下震动。谁知道价格掉到哪里?谁知道按6亿股交易量极限设计的电脑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冲击?未知数加剧了恐慌,人们全都昏了头。

  8个人写就一份《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后来问起来,众人都说有这么个东西,但都说不一定能找到。

王波明失踪了

    愣就失踪了4个月。失踪者叫王波明。寻人者叫高西庆。

  1988年5月到8月,王波明哪去了?失踪前王波明在纽约,Party都开过好几回,该哭该笑该作秀都有过好几回了,然后人就不见了——直到当年8月,高西庆在北京见到王波明,这才喘顺了气。

  高问:“你去哪了?”王笑,不答。王波明这几个月的失踪,也许算得上新中国证券史的一大悬案。信不信由你。

  高西庆之所以拽着王波明,是因为他们在美联储大楼下有个约定,要回国去干件事。什么事儿?就是要把个物件捎回去,这物件往大里说是资本交易机制,资本就是马克思说的“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那个物件,往小里说是证券交易所,再往小点说就是证券营业部。

  在新中国,谁敢说股票身上还有优点,谁敢说交易所的缺点是可以改造好的,就请看茅盾的《子夜》。高西庆、王波明自知难敌茅盾老先生,所以在叫板之前先就留下退路,他们约定:回国后干5年,5年内不言退,如果5年干不成事,各奔东西。

  高西庆打算在东边修自行车。王波明在西边卖包子。这东边西边不是在美国。回国之前,他们把后路断了,不拿绿卡,不受任何诱惑。话刚说到这儿,离修自行车卖包子还远着呢,人就失踪了,怎不叫高西庆起急?

高西庆进中南海

  高西庆是急性子,讲起话来不喘气。2000年5月23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在中南海,和中国最高层讨论证券问题。“我尽量讲慢点。朱镕基提的问题最多,从他提的问题可以看出,他门儿清。后来时间不够了,我跳着讲,朱就打断,把话题拉回来。他最关心国有股减持问题。”

  在高西庆身上,有一根筋是极强硬的,就是听共产党的话跟政府走。初中毕业他在四川大山里修过铁路,打锤放炮。那时候能当兵,当铁道兵,是时尚的。可惜具体到高西庆身上,这个时尚弱了点?高西庆只是附属于铁道兵的民工,就像当年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上百万的民工推着独轮车跟随解放大军从北扫到南,怎么说也算跟共产党走了一回,也算加入过革命。高西庆和他们有点像。

  虽然这时尚弱了点,但高西庆已觉幸福,因为当时家里还乱着套,老爹还在坐牢。文革中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有过铁窗岁月。

  1978年高西庆26岁,考上北京外贸学院(后升格为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随着时尚的变迁,这比当铁道兵更时尚了一点。

  学了一年宏观经济,学校让高西庆改专业,学法律,上面定的。高有点不舒服:中国有法律吗?老爹关进去放出来从来没有法律给个说法,只退给7麻袋材料,一气都烧了。但高西庆还是去学法律了,听党的话。

求学美利坚

  1981年9月研究生毕业后留校,美国格杰律师事务所与经贸大学有一个交换工作一年的项目,于是高西庆又一次坐上了时尚的早班车。但一出国门就傻了眼。说起来还是学国际法的,到了那边高西庆就像一头栽进桑拿浴,两眼迷离满头雾水,根本不明白人家的玩艺,连边都沾不上。

  不行,得留下学。当然,请示了经贸大学领导。

  美国有两个行当挣钱最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美国是制造律师的工厂。当律师必经过法学院。法学院又分为两种博士,一是法理PHD,一是法律JD。高西庆学的是JD,考律师的30多门课都要学。最要命的,是在单位时间内学完,没人跟你玩马拉松。

  法学院从来不给学生打分,没有绝对的分数标准,只是做一个曲线,在曲线上面的就是好学生,人家上去了你就下来吧。如今在中国考律师也学了这着儿,每次只录取10%。

  出了法学院校门做律师也是这样,必须在限定时间里做出到位的东西。这是对律师最大的挑战。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就是傻瓜也会光芒四射。

  与残酷相对应,律师的报酬也是了得的。甭说洋人,中国律师也照样摆谱。有洋人咨询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前任董事长柳谷书,老头儿说:“来吧,一小时500美元。”老头儿儿女成行,其中一个儿子叫柳传志。

  1983年高西庆考上杜克大学法学院,揣着尼克松奖学金,全奖。法学院暑假挺长,高西庆便去打工,找到了MUDGEROSE律师事务所。

  在美国,律师分三类:一是华尔街律师,不一定是在华尔街开业,而是从事证券、金融类的;二是华盛顿律师,主要是打政府官司的;三是城关街律师,就是在大街上开个店,打商业官司。三类律师相比,华尔街律师是顶级的。

  高西庆加入的MUDGEROSE就开在华尔街上。在这条街上的律师事务所一般干几种活,股票、公司债、政府债。MUDGEROSE就专门做政府债,做地方政府债,当年这一个所就做了全国的20%。在华尔街这个所很有名,有126年的历史,尼克松曾经是这里的合伙人。后来美国限制地方政府发债,这个所活就少了,衰了。

  王波明是1980年去美国的,当时正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英文。“当时去美国太容易了,大陆去的没几个,美国大学很欢迎大陆学生,给奖学金,想着能杂交优势。去北京美国使馆办签证,美国领事把我请进屋,宣传美国的教育如何之好,真有点求着谁的意思。”

  话是这样说,但凭什么你王波明就成了香饽饽?这事让今人存疑——又一个悬案。

  在美国又学了两年本科,毕业后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修国际金融。上学期间给《华侨日报》打工,经常每天写2000字的评论,这两年的业余报人经历让王波明坐下了病,日后有了钱拼命也要往传媒钻——此是后话。

  办报要有理想主义,要有看谁都起疑的毛病。哥大学生也是以反叛著名的,当年反越战凶煞一时。也许王波明也有反叛意识,只要不是正式场合,王从不打领带,坐在沙发上全无坐相,翘二郎腿,一会儿就出溜下去,然后再顽强地挺上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尼克松致信李岚清

  1985年高西庆想回亚洲实习,就找到高特兄弟所,在香港干了3个月。当时美国与香港移民局和律师协会有约定,就是不能雇用香港本地律师,怕与香港当地律师事务所竞争。这时来了个高西庆,就含糊了,这是个中国内地人呀,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呀,于是出了一大堆文件,证明高西庆是修铁路出身,不是赌香港马长大的,不会搅和大家的好日子。


  一年后高西庆毕业了,还想再练点实事,就到处找辙。问了几个美国所,人家都要求签5年的约。美国人说,新律师前两年都是学习,要我们带,剥削我们,后两年才是我们剥削他们。高西庆想得挺美,干个一两年就回国,让人家剥削不着。这样自然谈不拢。最后还是回到MUDGEROSE。人家有老交情,眼光也远些——谁能料定这急脾气的中国人将来何等发达?果然,1987年5月高西庆就提出要回家。美国人好意相留:至少应该在所里4个部门都待一下,这一转就要两年。高西庆推辞说领导不批。美国人说咱写信去解释解释? 高西庆笑了:你写和我写还不一样?中国人认你是谁呀? 这话太刺激了美国人:尼克松写信管用吗?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果然写了一封3页纸的信,给当时的外经贸部副部长李岚清。对外经贸大学当时隶属外经贸部。

  几个月后,上级同意延长一年。在以后几年中,尼克松还帮过高西庆几次。从1987年开始,高西庆每年都在美国杜克大学讲学。原来是一个月,后改为十天半月的,一年讲中国的公司法、证券法,另一年教IBT,国际商务交易法,就是中国的合同法、民法、合资法等,两年轮一次。

大股灾掀翻华尔街

  1987年,王波明毕业后一头扎进纽约证券交易所。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驯兽场”,驯牛或驯熊。华尔街遍地是金,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四五年,年薪就能上20万美元,比总统多。纽约交易所的美国人没有想像得那般刻板,面试时他们更喜欢谈的是橄榄球,问问中国人是不是每人都骑自行车。这明面上是谈事不谈人,实际上是对人不对事,美国人狡猾狡猾的。

  上班没几天,王波明就招来了股灾。事后他一点也不惭愧,还在报纸上描绘自己的政绩。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早晨7点半,纽约证券交易所值班人员惊呼:“我一生中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卖单,好像整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买!”经过前段时间股票较大的下跌后继续收到超量的卖单,这的确是反常的。


  直接承受卖单压力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内的300—400位专业股票商。他们的任务之一是利用自有资金,在市场上出现不平衡时起调剂作用。卖股票的人多,他们就要买进;买的人多,他们就应该抛出。但是,星期一9点半交易所正式开盘时,他们发现80%的股票要求卖出,数量之大早已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

  交易所无法正常开盘了。交易所主席约翰·菲伦马上找人计算了拥有300万股东的IBM公司的股票情况。这是市场上最热门的股票。往日价格起伏仅在1/8美元之间,偶尔波动3/8美元已经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今天的报价让人目瞪口呆:一开盘就比上个星期五下跌了10美元!菲伦当即要求华尔街最大的十几家证券公司董事长10点整去开会,征询他们对能否开市的意见。当时的形势是:开市,所有的股票价格将继续下跌,证券公司只能买进而无法卖出,很快将没有资金可周转;停市,则会使人们更加丧失对市场的信心。两害相权择其轻,董事长们一致决定开市。

  10点半,交易所所有的股票全部开盘。报价单显示,道·琼斯指数下跌100多点。听到这个消息,交易所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仅是厄运的开头,灾难还在后面。

  交易所里没有人经历过这种场面,顶多从书本上知道一点1929年大危机的情况。王波明们坐在办公室里,除了每小时记录一次下跌指数外,谁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10点45分,股价指数掉到近2000点。2000点是人们此时的心理支撑点,。信心在一定意义上是支撑股市的最重要因素,有信心,就有反弹的可能。11点,当指数接近2000点时,反弹真的出现了,指数回升到2100点,人们松了一口气。

大人物梦断股市

  大人物往往是愚蠢的,是不幸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比如炒股,比如做生意。

  在1720年的英国股灾中,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天才伊萨克·牛顿爵士也不幸失手,损失2万英镑。但牛顿先生牛就牛在虽然熊了一把,但下台阶的技术很牛,他说:“我能够计算出天体的运行,但对人们的疯狂却无能为力。”

  另一个不幸的大人物是格兰特将军,1869年他继任林肯当上美国总统,曾连任。格兰特的儿子与人合伙开公司,被人卷款而去,格兰特负债累累。为了还钱,格兰特开始写回忆录。动笔不久,他得知自己患了咽喉癌,于是写书成了一场与时间相拼的战斗。格兰特的体重从200多磅降到130磅,书稿完成几天之后他就逝世了。这是一本出色的回忆录,但没有提自己做生意的不幸故事。出版商为格兰特最后的努力所感动,把版税从20万美元提高到50万美元。这位出版商叫马克·吐温。

  另一个失手的大人物叫卢德。

  纽约证券交易所里发生的动荡迅即传到了华盛顿。上任不久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大卫·卢德接通了菲伦办公室的电话,与他讨论对策。菲伦是自由经济的坚定信奉者,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他说:“如果里根总统提出停市的要求,我可以考虑。”

  面对纽约股市的危机,卢德11点钟发表讲话:“不排除短暂停市,以处理订单不平衡的可能性。”卢德大概没有想到,一向听是风就是雨的股市对他的话会做出如此巨大的反响。日后他曾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管理者。

  当卢德的话通过路透社传出后,委婉的话语变成了重磅炸弹。刚刚出现一线生机的股市掀起了新一轮狂卖风潮。1点半以后,那些用养老金基金、互助基金、保险基金从事股票投资的机构也加入了抛售行列。他们都是股票市场上的大主顾,交易的单位按批量计算。一个批量是1000股。此刻,他们一抛就是几十个、几百个批量。在这种被称为加农炮效应的轰击下,本来岌岌可危的指数一下跌到1900点。

  最后的防线崩溃了。“卖”“卖”“卖”的喊声像12级巨风刮过洋面掀起的涛声,王波明说,坐在三楼的办公室里似乎都能感到声浪在脚下震动。更糟糕的是电脑自动报价系统应接不暇,报价显示比成交时间晚80--100分钟以上。谁也不知道价格掉到哪里,谁也不知道按6亿股交易量极限设计的电脑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冲击,谁也不知道事态向何处发展。无数的未知数加剧了恐慌,人们全都昏了头。

  忽然,王的一位同事意识到,历史将在这里留下值得书写的一笔,对大家说?“走,到交易厅去看看。”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厅设在23层高的办公楼的一层,是一个独立的大厅。大厅有3/5个足球场大,高四五层楼。电脑显示屏围成14个交易台。每个交易台固定进行若干种股票交易。周围有供各会员公司经纪人使用的专线电话、电传、电脑和播放政治、经济新闻的电视。进行交易时,经纪人接到公司转来的顾客指令后立即记下,到交易台执行,然后把信息反馈回公司。全部过程一般不超过5分钟。平时经纪人在电话、交易台之间穿梭往返已是一片忙乱,眼下的情景更是让人不忍目睹:交易台前,所有的经纪人都是声嘶力竭,高举右拳,大姆指朝下,发出卖的信号,但是没有买主。

  回到楼上,大家焦急地等待着收盘前最后的半小时。因为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发生一些变故。果然,程序交易不期而至。

  程序交易是纽约证券交易所80年代初开通全美电脑联网交易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交易技术。主要是证券公司利用股票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差价,使用交易所的电脑交换体系同时进行交易,实现盈利或套期保值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大的股票投资者,为了减少风险损失,往往用一定数量的资金进行程序交易。这一新技术刚进入证券市场,就引起了普遍的非议和担忧。人们担心高科技会造成人为地控制市场,从而加速市场崩溃。在以后对“黑色星期一”的调查分析中,国会、证券交易委员会、交易所等几家报告书中,矛头一致指向程序交易。

  股票的期货价格是整个交易市场上最先垮的。临近收盘,有经验的投资者尽管不知道期货的最低价,但可以判断,它肯定已经跌得低于其代表的实际股票票面价值了。只要买进,一俟形势好转,大笔盈利垂手可得。于是专事程序交易的人在现货市场上大量抛售股票,把资金投入期货市场。不到半小时,现货股票价格又跌了130点。

  据几小时后的统计,4点收盘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指数创造了一天下跌508点的新纪录,下跌幅度达22%。

  下班后,王波明准备离开交易所时,听到“请走后门”的通知,原来前门正在新闻大战。电视车、拍照片的、夹着笔记本的,连同好奇的围观者,足有几千人。每一个走出交易所的人都要遭到采访者连珠炮般的袭击,多数人且答且退,唯恐说话不当惹出麻烦。也有少数人大概为第一次处于被世界瞩目的地位而忘乎所以,慷慨激昂,高声演讲。

  交易所隔壁的教堂用高音喇叭送来布道的声音:“上帝早已预言世界的末日快到了。你们这些吸血鬼,专门坑害老百姓,上帝警告你们!……”日常卖热狗的小摊主人也用料事如神的口气说:“我从前劝你们不听,我早知道会有这一天。”一位恶作剧者高呼:“快看!有人跳楼了!”所有的人应声抬头张望。其实交易所和周围证券公司办公楼的窗户都是密封的,不可能有人从窗户往下跳。

格林斯潘救市

  王波明没看到有人跳楼,其实那次股灾确实有人跳了楼,没窗户还有门呢,活人还能被尿憋死? 王波明接着汇报自己看到的场景。收市以后,菲伦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像英雄般地宣布明天继续开市。然后又沉重地告诉记者们:“交易所差一点崩溃了!” 第二天,很多报纸用这句话做了标题。然而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白天,证券公司和股票商们尽其可能地购进股票,晚上结账时发现自己的资金干涸了!华尔街的资金干涸了!如果银行不给予支援,华尔街第二天将会停摆。美国各大商业银行当晚召开紧急会议,结果却让华尔街大失所望:新的资金不贷,所欠旧账快还!明天华尔街用什么支撑开盘后的局面呢?以下还是王波明讲的故事—— 星期二清晨,交易所入口处放上了刚刚赶制出来供人配带的胸牌和帽子,上面印着“镇静”、“加把劲”、“高兴点”。这是美式政治思想工作。

  早晨7点半,我们准时赶到8楼的议事厅,出席1个月以前订好的早餐会,听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卢德演讲,题目是“证券市场国际化及清算体系问题”。卢德显然不会来了。我们这些人围在一起对当天股市的前景做了种种预测。

  美国的自由经济势头非常强大,任何人为干预经济的措施,哪怕产生了好的效果,也不会得到赞扬。星期一的暴跌后,白宫接通了交易所的电话,希望随时掌握这里的情况。财政部长贝克从国外飞回华盛顿,打电话问菲伦:“我们能为这件事做点什么?我们能帮什么忙?”菲伦不客气地说:“请你们把赤字降下来,请把银行的利率调下来。不可能?那就没有什么忙需要你们帮了。”

  9点半,交易所准时开盘。市场一反前一天的惨状,电脑里收到不少买单。价格上涨211点,回升到1900点。可是好景不长,半小时后,新一轮价格滑坡重演。12点半掉到1712点,比前一天的收盘价还低24点,办公室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各大证券公司纷纷要求停市。看看崩溃竟要应验,菲伦也开始犹豫了。但他仍不放弃最后一线渺茫的希望,硬抱着能坚持一分种就坚持一分钟的决心,艰难地支撑着濒临崩溃的市场。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10点整,奇迹出现了。期货市场首先出现了稳定的回升。程序交易掉过头来,卖出价格已经回升的期货,买进正处于低价的现货股票。总之,大批订单蜂拥而至,带动了股票价格的回升。

  后来我们才知道,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给所有的大商业银行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支持证券业。同时,联邦储备局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回一大批国库债券,向银行注入大量资金,促使银行将利率调回9%以内。

  国家中央银行此举与1929年危机时截然相反。那时,银行对股票市场的投资没有限制。而这一次,到星期二中午,市场上充裕的资金增强了人们的信心,两天的时间也使不少人冷静下来。股票市场上空由阴转晴。半小时内,道·琼斯指数上爬113点。从下午2点到4点,股市价格稳步回升。

  第三天价格继续回升200点,中午已接近正常水平。危机终于结束了。这天美国总统里根发来慰问电,感谢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当然包括王波明。高西庆有尼克松,咱老王有里根。

华尔街青梅煮酒

  高西庆和王波明就是在华尔街上认识的。当时走在这条街上,中国人没几个,只要听到方块儿字的音,大家都相互稀罕起来。毕业前,王波明就弄起个中国旅美商学会,好几千人,时常议论中国时局、改革、发展。就像战国时有个孟尝君,养有食客三千,后来不养了,跑美国去了。国内来人,也往一块凑,大家能记起来的就有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诸路好汉。

  酒逢家人千杯少,就着国事家事且笑且叹。1984年9月,中国经济界青年新锐有个莫干山会议,纵论改革指点江山,虽国内社会上知之不多,却令在美国的王波明们热血滔滔。聊着聊着话题就集中到一块儿去了,就是股票、证券,资本市场。国内来的同志,往往大手一挥:这想法很好,但——是——,眼下不成熟。不论干什么都有个名正言顺的问题,都有个师出有名的说道,聊天也不例外。于是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就出世了,每月聚一次。在这里不仅有中国人,还有洋人。

  某日,有一位女士参会。主持人介绍说:“这是国内来的李青原女士,专门研究《资本论》,我们来请她谈谈马克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大家哄笑。李青原一口女中音,不温不火:第一,世界经济不会长期衰退;第二,股票市场机制会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第三,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时机已经到来,8年内肯定会建立起证券交易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商品市场,有劳动力市场,怎么会没有最重要的资本市场呢?第四…… 13年后,李青原对重新发现马克思仍兴味十足,并更扩展到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她的工作早已不那么宏观。

  对于马克思,李青原有这样一番论述:马克思一传入就变了味,很有些中国人看《资本论》,看第一章,看第一节,商品,哦,剩余价值,剥削,打倒资本主义!OK,他们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其实,马克思在1887年写完第46卷,1939年才发现,这是马克思体系的一个总纲,这里面讲资本、讲人性,有多少人认真看过?在研究马克思之前,李青原时时发傻,当年她在北大荒农场,锄完草坐在地边歇口气,朗晴白日一望无边,虽平和敞亮却有一事不明白:老乡们一年到头汗珠子摔八瓣,到头来还欠生产队的钱,这里面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5年北大荒后李青原成了工农兵大学生,1979年考上联合国同声翻译,专门找经济方面的会议去服务,得空就想:老乡们的钱哪去了?1983年李青原从美国回来,师从中国人民大学吴大琨教授,研究资本,并且不远万里到美国做博士论文,不远万里传播马克思,在那里,碰上了王波明高西庆们。这伙人聚在一起?不仅关心老乡的剩余价值,更关心老乡们找回剩余价值之后,钱堆得多了以后,货币怎么变成资本。

  末了,8个人写就一份《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后来问起来,众人都说有这么个东西,但都说不一定能找到,王波明说西庆那里有,高西庆说问问青原…… 《建议》写成了,高西庆王波明不放心,过俩月就追到北京去了。

好孩子回家

  在回国之前,《经济日报》驻联合国记者和铭采访过高西庆和王波明。从口气上看,和铭代表祖国把二位当成了好孩子。

  1988年4月19日,和铭在《经济日报》赞扬二位《回国工作贡献更大》:今年34岁的高西庆同学来美后就读于杜克大学,专攻贸易法,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该校法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又顺利地通过了难度很大的美国律师考试,成为在美国东部地区第一个取得美国律师资格的中国留学生。目前他在纽约华尔街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年薪8万美元,并同时兼任福德姆大学教授和杜克大学副教授。像他这样一个已获得律师资格的留学生,要在美国留下来,是美国律师事务所巴不得的事情。但他从未改变过回国工作的想法。他对记者说:“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不回去,当然,不回去并不是没有贡献,但回去工作贡献更大。”

  王波明同学来美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在该校获得了国际金融硕士学位,今年31岁,现在华尔街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实习,年薪4万美元。去年10月19日,他曾目睹了股市暴跌的场面。当记者问他在回国前有什么感想时,他很有感触地说:“在华尔街工作的确挣钱多。而且在这里工作的人就是为了挣钱,但当老板表扬我工作有成绩时,我感到特别不舒服,我心里在想:我在这里干,到底是为了什么?根据我从小受的教育,我还是觉得应当回去,利用所学的知识为国家做些工作。”

  当谈到回国后的打算时,他表示回国后想先写本书,介绍一下外国的股票市场,然后到一个研究经济金融政策的部门去工作,同时在大学里兼两门课。最近,他对在国内如何搞好股票市场设计了一个方案,并准备在纽约学经济的留学生中征求意见。


  高西庆和王波明同学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还热心于社会工作。他们与其他留学生一起在纽约成立了中国旅美商学会,为促进中美两国商界、企业界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为增进中美经济往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回国之后,1988年10月17日又有《纽约中报》追随报道,说高西庆王波明踌躇满志谈股市,从华尔街返归国门雄心高万丈。又说高王起草报告游说建立股票交易所,辩称投机不是贬义词,买空卖空亦属需要。

  高西庆王波明们谈了什么?干了什么?欲知详情,下回分解。(完)

 




发件人:"声俊 陆" <shengjunlu1@yahoo.com.cn> 2009-02-25 20:42:39 +0800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致函

论和而不同的道统本真

武汉子贡书院院长 陆声俊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语出《论语,子路》。孔子论道很简约。不诚恭敬之心悟道之人,大凡不得其门而入。这句论道的语言,看似浅显易懂,其正、邪比较,不过用了12个字,可他却道明了中华文化天地人道的根本所在。这是后儒没人愿意谨慎理解的。也就是说:这12个字说出了整体中华文化的认道目的。就因为这一目的是生命的自然本真,所以说它是我文化的道统本质。这要用悟性来阐明。
首先,“君子”和“小人”各指的什么?浩如烟海的释儒文化,对两者解释五花八门,我们没必要争出个谁是谁非。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很好理解,那就是君子的人品是被孔子肯定的,小人的人品是被否定的,而且必须是要通过教育来修正的。而对人品的肯定与否,只能是就人性的文化修养而言,绝不会是其他。这与钱权多少、是工人农民还是官僚精英的划分挨不著边。

那么,结合人性的现实体悟,我们可以明显区分,有两类人品总是始终存在:一是只有利欲知识、而无道德文化的一类;一是由利欲知识上升到文化、言行举止必受道德灵魂自约的一类。如果说前者跟丛林动物高级不了多少,就是孔子指称的“小人”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君子”。这应该是能够被学界接受的最正确的诠释。相信每个有心性的人都会有此同感。再说,任何经典的语言,论道或论事,如果在现实中找不出对号入座的对象,那只能是胡扯,必是语言的“拉圾”,怎么可能会是经典?因此,圣人的伟大就在他的论道、能让人明理受益,区分对象,见贤思齐。把君子和小人引入其他的非道争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心术不正,那是文革的政治欺骗游戏,恐怕正是孔子指称的小人,以其志而度君子之腹罢了。

事实上,几千年来,守道德、明道义、讲诚信的人,都会自觉觉得人生只有有君子浩然之气,才会活的有人格尊严。一旦受损、生不如死。这就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正人君子的文化气概。反之就是卑鄙小人。这一点,大概没人可以非议。这就是君子文化的普世教化功力。祖祖辈辈无不得益于孔子,这是任何睁眼说瞎话的人都无可否定的。下面我们开始论“和”:

“和”是什么?仓颉造字:一个“和”字从“禾”从“口”,说明有禾糊口才是自然的养命资源;说明“和”是对“生生”而论,是对天道的阴阳,即五运六气运转的本质而论。也就是说“和”是生生不息的自然原因、生存之道。于是,这种生存之道的“和”体现在声律上,就形成“和谐”,使人很易感性认知。可它在声音发生之前,就始终已经存在,只是隐藏在道本之中而已,属于“形而上”的本真。就跟人的喜怒哀乐没发出之前一样,这种喜怒哀乐就隐藏在人性的生命本体中,凡人都能因应条件的反射而发生。所以,孔子在《中庸》中详尽的解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由此可见,“和”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对“形上”之道认知的起点。事实上,在生活中我们也能自己感觉,男女之“和”发生爱情,再从爱情到性交,于是产生子女。祖宗文化把这叫“生生”。这种“生生”西学称之为“发展”。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发展”是阴阳之和造成的,而不是其他。可洋人的文化,至少是马克思却误以为“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发展”。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生生”是因“相对立”的“矛盾”“相互斗争”而产生的结果,这说得过去吗?这是哲学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在胡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前,谁都不敢非议。但这也是胡温至今没有觉察到和谐理论之所以建不起来,一直推动很慢的根本原因所在。也就是说,他们尚没想明白该怎么把道统哲学摊到桌面同斗争哲学进行比较,自己当一次主审裁判,绝不让现代迷信愚弄,看两种文化是谁在胡说八道?以便矫正思维方式。只要做番比较,于是,就可力排众议,乾纲独断,知道治国的文化取向该怎么抉择了。整个教育的文化内容该不该推倒重建(包括與论导向)。

且和之谐事实上就是生命的旋律。因此,生命只有具备了旋律,人生才有喜怒哀乐可言。而喜怒哀乐又是通过声的发出和乐的传播来体现的。所以,只有音和乐,才能从和谐中体现大自然的音律美妙、生命节律的美妙(佛学名之曰如来观世音,“如”其自然的本“来”,“观”听“世”界的“音”讯。可见,哪一种道理,孔子不是没有给人教化,而是语境不同,后儒不能认真理解而已。而且他的伟大还在于语言的质朴没有丁点玄虚,人人都可由其质朴的教诲而通玄,全靠悟性去理解)。因此上,我们祖宗的文化,把体现人的情感之道称之谓快乐,包括喜怒哀乐都是人的情感。大凡快乐,多以声音表现。所以,在快乐的“乐”字和音乐的“乐”字造字上,他们把它用同一个字来表示,说明其道本完全一致,只用读音将其区别而已。所谓“闻鸡起舞”,“一鼓作气”,可见“音”和“乐”对人的情感支配有多重?所以,凡人都要“慎于言,敏于行”,尤其居庙堂之高的高官,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乱邦。老百姓用生活的语言把它翻译后祖祖辈辈教育自己的孩子:“会说话的想话说,不会说话的抢话说”,怕的是言多必诈,误己误人。而今天的时代,近百年来以希特勒和列宁为楷模,人都“巧言令色”,专门鼓吹抢话说,社会怎不礼崩乐溃,道德沦丧?而“礼”和“乐”的坚持与否、庄重与否、庄严与否,难道不是直接关系人性善恶的正与邪、野蛮与文明吗?由此看来,从情感的快乐到和谐的音乐,“道”本实为一体,这就是我们祖宗文化悟道的高明所在,根、莖、花、果,让你一目了然。孔子后,没有几个人愿老实研究和理解。

然而,“和而不同”又是怎么论道的呢?其实生活中的道理很简单,但从“形而上”去追溯“道”本就博大精深了,甚至连庄子都误解和奚落孔子。这一点稍后再论。生活中的道理为什么说简单呢?比如说,我们看一场大型音乐会,无论是国乐演奏、还是洋乐演奏,所有参与演奏的乐手,必然操器各不相同。这就是“不同”的事实所在。两者是“道”与“器”的关系、“体”与“用”的关系。而其演奏的曲谱律本,必定完全一致。按律本曲谱演奏这就叫“和”。于是,指挥者按乐谱的律本进行指挥,操器者亦按律本的曲谱拨弦进行演奏,这就是“和而不同”,生活中人人都能感知,甚至烂熟于心,哪知这就是“和而不同”之道?

一切和谐有序,音律必然动人心魄,才是快乐的音乐目的。从哲学的深究上去大而形象,也是生命的终极目的。而曲谱的律本就是各种乐器按其发声的“形上”之道(谁见过曲谱的律本会发声?)和谐只是顺道而行。否则,我吹笛子为什么跟你弹琴的合作?我只知道吹笛子的快乐,吹笛子的人跟我才是趣味相投,沆瀣一气、是我一党。我“党同”要“伐”你弹琴之“异”,所以这叫“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就是拿这来做比方,来讲天地人道“和谐”的大道理。

与此同理,人类社会是一个最大的音乐舞台,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求和的“道本”,即音律必然是一致的。这个道本那就是道义行为的天律曲谱,我们的文化把它悟彻的很细,包括七情六欲和五常,简称之谓天地良心。亦称道德良知(所谓人不得丧天良、不是没有内容的,只是现代教育不再教了)。这就是人类社会之“和”的“道本”曲谱所在。所以,我撰此文称孔子论“和”是对“道”本的直接阐述,难道不是吗?

人,生在社会的舞台上,不同的是职业万千,环境各异,条件相殊,习惯不同,从而形成“性相近,习相远”。但是,人的喜怒哀乐同出一道,在形而下的痛痒感受上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只有精神作用上的差异而已,这由文化教养使之然。这就是性相近,习相远的道理所在。因此,当我们把孔子论“和”或者说论“和谐”的道理梳理清楚,这不就是庄子《齐物论》中提出的“天籁”、“地籁”和“人籁”讨论的哲学之问吗?所谓“吹万不同”“怒者其谁”?孔子仅用“和而不同”四个字,就把“吹万不同”的“道本”解释的清清楚楚。你能不赞叹此圣人博大精深到什么程度吗?不是至圣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历代封建王朝要刻意恭维而名不符实吗?难道此道统文化完全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吗?那才巧了。

笔者可是毛时代的少年奴隶,到邓时代才被“解放”,过上人的日子。然后才可自学成北大函授的大学生。既有二十年的农民生涯,又有二十年的工人生涯,谁敢跟我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资格?可我从读孔孟原典开始,就不信这些骗人的谎言了。也没有老师教我不信,完全靠自悟。当年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读马列的书比今天的高干肯定多,因为我嗜书如命,那时只有这样的书读。二十岁写文章批张春桥、姚文元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说我打着红旗反红旗,把我打成反革命。清理寃假错案,我这样的反革命优先平反,理所当然。可我接触祖宗的文化却是得益于批林批孔。那时是想方设法找原典阅读,为的是批判。可谁知一读就“中毒”,再也爬不出故纸堆。到后来慢慢悟出老祖宗的话,没有一句不真。凭心而论,倒也得益于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倒行逆施。且当年就已自负的认为,自己对西洋哲学烂熟于心,了如指掌。现在想来,多少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从此把两者进行比较可是事实。于是,才让批林批孔的设计者大失所望,把我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推回到祖宗的怀抱。而我在这里想提示的是:凡和谐社会的理论思考,执政者在设计上必须真实。任何反道的理论设想,无论你有多伪善,碰到孔圣就土崩瓦解了。这恐怕是当年毛始料不及的。他以为只有他读得懂古书,人家不肯带着困惑和问题去钻。结果把我们这些对他迷信的忠实信徒,完全推到了深悟他伪善的反面。所以他最大的失误是把书没焚干净。

话不离题太远,接着还是来看庄子奚落孔子对不对?

假如我同庄子生在一个时代,假如我是庄子的好友惠施,我会对庄子直接质疑:“你凭什么经常奚落孔老夫子?乃至给后代子孙,造成很多不知天高地厚的极坏影响,今天的李零和易中天便是。你那点鬼心眼,不就是今天商业社会的广告宣传?倚靠搭名人的便船,推销自己的产品,吸引受众的眼球吗?事实上,你的智慧天才,也就仅次于孔子,古往今来也没几人敢比。你那点搭孔圣便船的鬼心眼,也确实使你成了全人类政治宣传和广告宣传的鼻祖。因此,后人基本可以尊你为中华文化认道的“辩圣”,比苏格拉底利害多了。尤其形象叙事的文采,旷古铄今,抽象思辨的智慧,可指导万世科学发现。可以说你跟净饭王太保悉达多的思辨智慧等量齐观。只是今天的大学不会研究孔圣的文化和你的智慧。大凡雕虫小技,都找洋人去学去套。真是后世文明的悲哀!但你辩圣也有认道偏颇之误,不得不借此提示和讨论。以免后世都学你之偏,奚孔事小,失道事大,把灵魂失落怎办?你看看今天的后孙,几乎都成了行尸走肉,你的奚孔开了天大的玩笑,误人还小吗?”

庄子在他的《秋水》一文中,以黄河之神河伯和东海之神北海若的对话杜撰为寓言,讲述一段奚落孔子,以此彰显自己悟道产品的话。河伯曰:“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我弗信,今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这个“大方之家”当然就是庄子对自己悟道产品的故意拔高。所以我会反问庄子:孔子这样教诲我们“和而不同”之道,难道是你说得“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拘于教也”?难道“道”不就是动态平衡的生生不息?难道“道”不就是你所困惑的“吹万为一”的中庸和谐?那你干嘛又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齐物论》中你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又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其实你不就是变了一个说法,“环中”不就是“中庸”的意思吗?且“中”者不就是“和”的别称吗?这不就是孔子告诉你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吗?不就是尧教舜、舜又教禹务必遵守的“允执其中”吗?你对他老人家奚落来、奚落去,最后认道还是一个结论。无非等于孔子,名丘、字仲尼。名词不同而指代一致罢了。反过来说,你批评别人“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芋,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不正是形象的对自己挖苦,这又何必呢?我想庄老夫子一定会语塞。于是,“曲士”之论,会被我用孔子教诲的“以人治人”,也就是后儒解释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不攻自破,想必庄老夫子不羞对咱们共同的人文祖圣才怪。

敝人这样论道,其实是比方给今人听的。假如庄老夫子地下有知;假如他能在冥府中碰上人文后孙吕不韦,那么他一定会跟吕不韦谈心:你小子不错,在《吕氏春秋。去尤》篇中你说:“世之听者,多有所尤。(注:听者,就是学者。尤者,偏好、偏爱之谓也。)多有所尤,听则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而所喜与因人所恶。东边望者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这个“意有所在”就是人的偏好。因此从偏好出发,我庄子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错把孔子当墨子,不从道上释儒,害的后世儒道争论不休,名墨争论不休,法术争论不休。其实他们和我们哪个又不是孔圣的徒子徒孙,怎能和他老人家论“家”抗衡,论资排辈,弄得遗害子孙无穷,搞得诸子百家,互不相让,始终在“窝里斗”中毁我文化道统,道德长城,甚至鼓吹洋人的斗争哲学。真是不孝不肖!而我当年怎么就不配合他老人家,让大家和而不同,使人性以归道本。看来被你一言所中,都是“喜尤”的祸害。想不到我空有了满脑子的智慧,皆不及你《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悟道客观。你俩既非儒也非墨、既不道也不法,不以任何一家为党,完全允执其中。 而你们才是完整的体会了孔子,保住了他要求后人承续的文脉,算得上中华文脉认真守护的孝子贤孙。只是你那亲生的儿子赢政不听你的话,你呕心沥血帮他用“道”统一了六国,使数百年缺德的天下纷争得一统。可他却生性变态而残暴,用酷法破坏了你用道统管理国家的初衷。残暴的焚书坑儒,致使你拟欲承续的祖宗文化毁于一旦。秦二世而亡,使你英明遭毁,饮鸠遗恨九泉。好在《吕氏春秋》是你当年指挥统一六国的道统依据,后世在道本修复中必会发现问题,相信他们会还你清白的名誉,迟早会将历史的伪儒,认真甑别后请出孔庙,还你和刘向在其中的文脉承续席位,承认你们才有资格称谓孔圣文脉的护道人。这要随着道统文脉被后孙先知先觉诚心修复的递进,以及整个人类文明诉求的必然研究而发现,你就慢慢等吧,迟早会有历史还你真像大白的一天。

总之,闲话少叙,还是紧扣正题。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知“和而不同”回应的是中华文化的道统本质,剩下的问题是“和”的道统内容我们今天该怎么恢复?又以什么样的过程恢复?过程的长短直接体现时间的快慢。也就是说整部现代人生舞曲的道统乐谱、我们该怎么重新整理?需要什么样的过程进行整理?是直接整理还是间接整理?是公开整理还是“曲线救国”的整理?这才是构建和谐社会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一切还得取自于最高当局的治国心态。但笔者所能提示的是,长痛不如短痛,拖延只会更加被动。绝不能让历史的“愤青”动乱重演。那才是整个民族的最大不幸,也是最大的失误。

而道统修复,文化长城的重建,是国家政权巩固,民族昌盛的必由之路。从最高当局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起,他们已然深悟其中的道理。要想从此走向长治久安,胡温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散党问题。这句话很多人听起来很恐惧,怕说不得,怕被抓,其实都是文革留下的后遗症。而散党是立党之初就有的要义。谁都知道,我万年道统文明,始终是“君子不党”,只有小人才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祖宗文化的道本能瞒的住吗?从国民党立党做小人开始,于是乎满天都是小人,所以百年来天下无道,道统崩溃,道德崩溃,这岂是历史“愤青”的情绪化语言、信口雌黄?散党又绝不是只散共产党,恰巧相反,共产党今后必须下定决心将中华大地的所有党派全部解散,包括自己。也只有他才有能力做到。因为只有他的势力最大。散党是国泰民安迟早必须做的事。也因为只要结党,就必定是营私,党同伐异,社会腐败,人性墮落。这是天道人性不变的原理。所以,党是国家政权巩固的克星,也是人性道德的死敌,这才是一国之主面对天下,即面对全体臣民的最大的难题。谁有本领做到修恢道统,散尽天下的党派,而且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谁就会是中华圣人3000年后的再现。而且这个人理当出现在中国的最大党派共产党内,人民希望胡温是,现在还不明朗,但胡温至少也是后圣出现的铺路人。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曲线救国”的问题,那就是在没法解散党争之前,必须严格管束党,权经的加强党的反腐倡廉约束力度。这是胡温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因为现行的国家机器是在党文化的润滑剂中运转。国家机器不是汽车发动机,可以停下来保养,把它一次性更换润滑油。它只能顺势而动,更新机油。人民对胡温严明治党,理应乐观其成。尽管党员骂党比老百姓更普遍、更凶,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严格管束党,总比不管束就会加速社会的动荡好的多。那么,剩下的道统修复就必先落实在两点上,下面分段论述。

第一是把斗争哲学的党文化意识充分淡化,把原夺取政权不得已使用的邪教理论和伪善术语,从咱们孩子们的教科书中彻底清除。这一道理说清,不是一言两语,需要对祖宗道统的文化原理详尽的叙述,并以之进行比较。举例来说:人为定性和辩证的看待问题,这是典型的邪教理论,简称党文化。它在孩子们的教科书中无所不在,所以对整个民族的文化毁灭和道德破坏是颠覆性的。也就是说,这是拟建和谐社会道统修复的第一大问题,但要诚心修复并不是难题。孔子说“天命之谓性”。也就是告诉我们:“性”是天然的,人怎能凭自己的“喜尤”去给他人定性呢?而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对所有的人和事无不充斥人为的定性评价。你比如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不以道论,总是某某伟人带有剥削阶级的局限性、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封建统治阶级的局限性,诸如此类等等都是定性。再就是某某历史先哲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等等。这也都是定性教育。也就是说写这种定性评论的人,把自己凌驾于天之上,先入为主,决定人性。反过来说,天却成了评论人的私产,邪的没样子了,不可理喻。所以,只能是邪教。

还是让我们用孔子教诲的道统来还原,看这些话怎么说的过去?众所周知:成克杰、胡长清、陈良宇、刘志华、马向东、胡建学……现在可以列出一摞清单,这些都是已被天诛的贪官。如果我们要对他们的人品定性不以道论的话,那么,按现成的邪教理论,我们就要这样评价:第一: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些贪官,在他们的身上,都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有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终成为贪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性。这就是设定好的公式语言,人为定性,想必大家都能烂熟于心。可诸位肯定认为我这是胡说。但这种胡说放在对历史先哲和其他人物的分析上,不就这样定性的吗?怎么就不知道这是“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呢?《齐物论》。一样的道理,难道非要我在这里启蒙,大家才知道我这样定性叫胡说?是因为逆耳吗?好吧!那我们再换个同样的逻辑定性,看大家听起来是不是顺耳一点?第二: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些贪官,在他们的身上都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有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终成为贪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性。这样定性是不是好听一点?想必大家更会笑我这又是“八道”。但这些日进斗金的人,一个农民八辈子都干不了他一日的收入,在阶级社会中,二者必居其一,你总得找个准阶级为之附会吧!除非取消这个胡说八道的阶级性前提。

再看公孙龙是怎么说的?

公孙龙否定人的心知,也只承认物是第一性。他把前提设好:事物只有两种属性,坚柔与颜色。且两者必自隐藏一种,不能同时出现,二者兼得。举例:手摸石头知其坚,眼观颜色得其白,二者必居其一。物之属性不能两者同显,因而人也不能两者兼得。这叫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看待事物本身的二象性。但这个前提抽走的是心性认知的抽象,因为它是唯心主义,不可靠(今天的人说:道德能值钱吗?善良能值钱吗?看不见、摸不着。都是出于同样的逻辑)。可生活的常识连三岁的小孩都知道,公老夫子的话不对,我看到石头是白的,也看到石头是坚的,它不是水,公老夫子胡说八道。

可这种胡说八道,不就是我们的教科书中设好前提,长期人为定性的教育内容吗?这是毛设定的人性阶级分析法,辩证唯物主义,党文化的理论,谁敢否定?而客观的事实却是:所有这些贪官天生的都是人,只有和每个评论一样的人性,没有不同的天定人性。也就是说天把他们这些贪官生出来,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大家都能感受到老天“生生”,即给了我们生命的善良之心(这叫体天良、体天心)。这种“体”是我们对天的感受,不是老天“生生”后她要自称的。因为老天不会说话,她给了我们的生命怎么会说自己仁慈善良呢?这就是通篇《道德经》讲的大仁不仁、大德不德的自然道理。所以老子论道,跟孔子论道,即祖宗文化整体要人“体性”本于天善,没有丁点矛盾。因为前者是道,不会说话,后者是德,人性会说。合起来才是“道德”。所以是“德”(德跟“得”是一个意思)告诉我们,老天不但生了我们,同时也生了万物。因此,体天心、体天良、体天善就成了我们的认道文化之本。亦即天道之善为生生之本。所以我们的道统文化第一个就告诉我们:人之初,性本善。人要体天修持,不要忘了各自的性命都是来自于天善。不能以已之生去侵害他人之生、破坏他人之生。而不是说“本善”就是人生的后天必善没有恶。这是性恶论者,亦即历史上的“愤青”用情绪化的语言,曲解祖宗文化的胡搅蛮缠,首先始于荀子论儒之误。应该说荀误不是诚心的,他跟故意不同。但影响后世,造成窝里斗的受害极大,这是他没想到的。

而人是有欲望的,这个生生的天道善本,她在生你时也同样生我生他。也就是说老天既然同时生了你我他,那么,你我他就只能都是老天赋予的性和命,人性一致,没有不相同。她是不会允许你把欲望用过,从而破坏其他人生生的,乃至包括自然所生的万物(亦即环境保护,自然报应的道亦相同)。所以我们的祖宗又告诉我们这是中庸之道。假如你把欲望用过,超出或者说破坏了他人的生生,包括自然环境,那就是我们道统文化讲的人欲之恶了。因此,人的天善要用道德教育来保持,来完善。否则必定丢失。孔子把这叫做“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讲的多么清楚明白而伟大!

可我们今天的教育早把这些丢到爪洼国去了。因此,不知误了多少人,白白的“牺牲”了多少贪官?假如我们用道统对这些贪官进行评论,就只能是判词如下:“成克杰、陈良宇……等人,当官之初,人的品性善良,为生民所信赖,故推其为××高官,不期此辈不修道本,不体天善,从而化善为恶,毁民生生,故天道不允,人性必诛。是以死有余辜”。这就叫以道定性,人性天然,天诛地灭。谁敢再说这是胡说八道?
于是成克杰、陈良宇……等贪官一想,判语是对的,这怎么能怪别人呢?分明是天诛我也。死前唯知向天忏悔。这就是人命关天,决不允许人诛的道理所在。可前提是要这些贪官们学过道统文化呀!才会自觉对天忏悔。而其后人也是一样,他(她)们才会不记其亲人被诛之仇,认定其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以,道统原理又明确提示:以不教而诛,是为无道。可见,君责无从推卸。因此,圣君面对苍生,无不仁慈护道,三省己身,一旦天灾人祸,必然祷告上苍:“万方有罪,罪过朕躬”。

而人类社会之王,不过就是替天行道,代天行事,故形象的称之曰天子。这难道就是封建迷信吗?几代人的教育都这么胡扯。难道哪个时代的人性又不是一样?由此可见,天不变,道亦不变。我们的文化绝不允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辩证看待天道有什么不同,人性有什么不同。一旦辩证的巧言,就必定是胡说八道,只能是为既得的利欲托词,或者开罪和开脱,必然草菅人命。

我们的文化认道,只知变易之理,且变易必在简易、不易之理的基础上开悟,居中而立。而辩证一辞和变易认理,表面似乎相同,而实指各异。辩是用口说的,常言道:嘴上两块皮、说话可改的。是非善恶,一凭权势者的喜恶是夺,全可以用人为的利欲巧辩来强词夺理,胡说八道。前面已用道本复原,反复举例进行了比较,这里不予赘述。

变易却不同了,变易是自然之道本身。日去夜来,冬去春归,这就是自然的变易,任何人没办法更改。其中包括三层道理,这道理人人都能了然于心,这叫“简易”;这道理千万年都不会变,这叫“不易”;日去夜来、冬去春归每一时段给人的生理感受各不相同,这就是“变易”。所以,必须从我们的语境中彻底清算辩证法一词,从而修复我变易悟道的思维智慧,人类才能顺道而和,共同受益、共同幸福。而我祖宗文化的经典中,无处不充满变易的认道智慧。洋人也同样从中受益多多,是哪个混蛋当年把祖宗的变易文化当成洋学的辩证法等义翻译?误国不轻。
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诡辩术”一辞,正好对应唯物辩证法。谁说诡辩术不是同样的讲道理?而且很能帮人开发脑筋,讲道理胡搅蛮缠很过瘾,尤以公孙龙为“诡圣”,著名的《坚白论》,《名实论》举世无双,前面已经举例。但人性会从道上谨慎对待,一个“诡”字作了提示,误不了子孙后代,破坏不了道统,也颠覆不了道德。连我民族的“兵圣”,在他正面论道统兵法时,开篇就会提示子孙:“兵者,诡道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提示,诡道之书可以照样的读,整个华夏子孙还会为祖先的思辨智慧感到过瘾而荣耀。

再就是破与立的诡辩,同样出于辩证法的邪教,必须从教科书中洗刷。大破大立、不破不立也是邪教内容本身。假如把天安门炸毁,重新再立,这就是大破大立。可这破的却是财力物力和文化,我们能再立还原吗?且即便能再立还原,那又需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这能有道吗?更遑论还原后的文化已非然,历史的沉淀也不复存在。而道统文脉的破立就更不必说了。

然而,文和物、精神和世道,也有个年久必修的变化问题,更新换代是必然。但它是在原基础上的匡扶与修正,就跟身体每时每刻都在新陈代谢一样,只能顺其自然。代谢过程中的张三今天是张三,明天后天也是张三,只到死后化为烟灰,后人还是称他张三。或者很快被人遗忘,并不等于张三的过程没有了。这就是道的延续与延伸,推演不出大破大立的歪门邪道。所以道统文化论道只有推陈出新,没有标新立异,更推不大破大立的道理所在。而“推”只是推演和推算的意思,前有道可循、后有道可续。绝不是破旧立新的胡诌。可非常浅显的生活常识,一旦被歪理邪说蛊惑,怎么就始终回不了生活的本真?为人都讲歪理,社会岂能和谐?

至于什么是伪善的术语,只要稍用心性想事,便会明了不值一提。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人怎么生存?毫无自私自利之心,那不是人,是泥塑菩萨。诸如此类,不堪枚举。尤其从量变到质变的机械物理,全是工具理性的东西,只能用在产品的制造上,政权颠覆的破坏上,绝不是社会政治的道统原理,即生命的人性原理。林妹妹同样可以爱阳刚十足的焦大哥,这才是道统人性的真实所在,条件是焦大哥必须要修炼被爱的阳刚。有哪个女人不爱阳刚的男人?除非被邪道教育扭曲了人性。包括曹雪芹时代的林妹妹,也是专制伪儒时代的文化教育牺牲品,绝不是孔子儒学要求承续的文化道统,要人秉持的天然人性。

人性没有阶级,只有善恶是道,祸福全依善恶变易(包括自然灾害)。斗争哲学转变后的意识形态就是“以人为本”,人命关天。关天就是只有天能决定。这就是祖宗文化之道。这一点,从胡锦涛决定构建和谐社会以来,就一直反复强调。现在很多道理,他的身份决定他不能明说,可是天下的真儒,你把道理点穿又怕什么?据我所知孔孟仁慈不怕死,但怕死的值不得。现在应该是站出来促成社会和谐的时候了。把道理说清说透,哪怕被腐败开罪,只要点化了子孙,让大家都能自觉承续自己祖宗的文脉,值得!

十三亿人,没有几个国士(注:据《吕氏春秋》告诉后人,国士能把天下看的很轻,因为天下不属自己所有,而把人道看的很重,这就是国士。人道直关人情冷暖,世道炎凉,国士能为人道的正义而献身。这就是孔子杀身成仁的道统文脉。且历代抵御倭寇的先烈,无不也是如此道心,其他解说都是骗人)帮助启蒙,斗争哲学的理论精英们就大有搅乱天下的欲望。他们把社会所有的病态归咎于改革开放。这真实吗?胡扯!

碗端肉食骂小平,情愿火柴凭票供。真是愚昧透顶,这又岂是民族之福,百姓之福?但他们谈的社会问题,倘不以道统修复来根治,又只能始终存在,必然越演越烈,越来越严峻,尤其两极分化,道德沦丧。愚昧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统为何物,却又疯狂的骂祖宗文化,骂孔子,骂道统。思想已然解放到了今天的时代,愚昧尚且如此。他们哪里想到,当年的小平又能如何?所以只能用“不要争论”四个字先填饱大家的肚子再说,因此人们不能不用“伟大”二字来称颂。这是13亿人有近半怕吃肉食伤身,与6亿人凭票供火柴的事实比较。可今天的“愤青”不知当年之难,仍然以愚搅愚,跟政权作对。他们不知人的思想被党锢后的开化之难,但知这是毛泽东发迹的办法,天下不大乱才怪?人不明道,怎么讲理?
再说道统修复的第二点:

第二是将无道的教育内容抓紧调整更换,使社会运转从伦常秩序上渐次归道。教化每个国人,为父有为父之道,为子有为子之道,各行各业类推,伦常秩序井然。这就是道统文化的本真。本真没有“价值多元”的胡说八道,只有一元之道。一元就是生生、一元就是以己之生,生人之生、一元就是推已及人、一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性翘首以盼。所以民生就是道本。在归道运行这一点上,胡锦涛称之为科学发展观,从政治理念的转化过渡来说,为保社会的稳定,这是对的。但在其下任身上,光这样远远不够,必须明确归正到以道治国上来。因为科学的发展必须严格受道统的支配和统领。这种支配和统领具有双重的意义,一重是以道促成有益人类生生的科学发展,一重是以道严格约束人类毁生的科技开发(包括财富聚敛的金融虚拟而毁生)。且道才是文化的整体,科学是技术的局部。科学的牛顿力学只在工具制造的局部是真理,他解不开量子力学的信息之秘。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局限。而道统哲学则无所不包,并能为各种具体科学,提供源源不断的开发智慧。莱布尼茨受我羲皇八卦道统启示,发现八卦二进制,冯诺伊曼再受启发,搞出今天人人离不开的电脑工具。这些均得益于我道统文化的思辨智慧。经常有学生问我,道究竟是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道就是生生,道就是现代物理学讲的场。场既无能量也无质量,但它又是一切能量和质量的总来源,这就是道的生生。你看到谁有本领把场搅动,他就会制造能量和质量了。牛顿力学在这里一点用都没有,这就是道。道的速度就是你的心,它比夸克运动快的倍数没法用语言回答。一光年约等于20万亿公里,可人的心性一秒内能超想无数亿亿光年之远。这就是我们祖宗的文化之道。只看你有没有本领对应洋学正确翻译。是谁告诉你古人不及今人?是谁告诉你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这不就是吕不韦提示的“听尤”毛病吗?我们的文化哪一种道理没有说清?

翻开世界文明史,看看有多少古老的文化被弱肉强食所毁,从远古的苏美尔到古巴比伦再到亚述和波斯;从古埃及到古罗马;从古老的爱琴岛克里特文化和迈锡文化到古希腊再到亚历山大:从哈拉巴文明到吠陀,再到伊斯兰兼并,哪一种文化能像中华道统文化延绵万年枝叶长青?且诞生在印度吠陀时代的佛教,它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却为中华文化的道统所包容、所继承,并在其庇护下发扬光大,成其为道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中华的道统文化是个什么样的智慧体系?她不就是天人合一的世界本真吗?她不就是孔子以道集成先人文化成果的智慧光点?这光点既然能与世界本真同源,又岂能被历代战争所毁灭?所以每次外族入主中原,都只有被彻底同化从而改邪归正的份。归正的稍稍像那么回事,稍稍学会以人为本,注意人命关天,总能延续几百年。满清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全得益康乾二人的开明,对我道统文化的刻苦钻研,整理和继承,尽管多有专制附会的歪曲,但他们的成就仍将被后世永远公认。所以,这样的道统文化,作为炎黄后裔,岂该人为的破坏?那不是自毁自焚才怪?抗日战争时期,连日本人都不敢稍有亵渎的孔庙,后来竟被不肖子孙任意践踏。难道今天还不应该诚心诚意忏悔?这怎么能使人不道德沦丧?又怎么能使天下归心?无怪乎自己的子孙都要归到美国去了。

这种黑锅今天的执政当局有必要继续往下背吗?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舜的身世比“山西黑砖窑”的童工还苦,其孝道感天动地。祖宗的道统不正是把这种有德之人、有道之人推到了天子的地位,使后代万世景仰。难道今天的最高执政当局就不想学学?凭什么硬要替无道的死人去背黑锅?难道天下人的江山是这死鬼的私产,他把私产托你代管,你不便改弦更张?这说得过去吗?难道以道治国,必然社会和谐,能运天下于股掌,走遍天下,无需任何警卫,老百姓必然人人都会用生命来拱护,做这样的圣人有什么不好吗?为人君者,要那么多权干什么?又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生不能带来,死又不能带去。只要一个道字填满胸中,人民就是你的权,人民就是你的钱,看有谁能夺走?

其实,很多道理非常简单,只要重续道统,道统文脉一旦重备,就等于和而不同,大同和谐的社会秩序演奏律本,即社会和谐之天地人道的“曲谱”已然备焉。各行各业必然跟此律本同步和谐,按谱弹琴。因为,这部乐谱就是道德人性、人性道德,舍此别无其他。老百姓做人很朴实,走遍天下对人的评论也只会一句话,张三为人很晓义,李四为人很奸宄。你唱的什么主义──什么主义的再好听,我内心懒得理,我只喜欢晓义人,最讨厌的是奸宄。我管你官有多大,你对我不仁,我对你不义,孟子说的非常清。你给我滴水之恩,我知道涌泉相报,这就是正常的人性。它没有什么阶级不阶级,只知道是孔孟说的,而不知原话怎么讲,但知他们讲的是天理。

可这种正常的人性需要道统教育来修持,故曰“修道之谓教”,人们才会知道人性之所以然。反之,就会完全扭曲,心里喜欢晓义人,自己专学奸宄人,不然怕上当。这就是今天的社会现实。人人都知道道德好,可就是不愿自己学。这是世道无道使其然,能怪老百姓吗?。就因这种现状,人们一旦做官,哪怕芝麻大,味道必顶鲜,二郎腿翘天上,斜眼听事吐香烟,为民办事唧唧哼,还哪里与晓义挨得上边?天下不能做官的百姓,能不民怨鼎沸才怪。这种现状绝不是最高当局所希望的,可你不改变教育的道统修复,下属官僚天生就只会如此,专给你惹事生非,你又能拿他怎办?张三开除、李四如此,防不胜防。

一旦修复道统,官僚只能以德取,首先是把共产党干部全部进行经典教育培训,然后从四书五经、三代文化、老庄哲学中理清道统,简称圣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以指导施政。再以国民能美好生生的幸福指数考察政绩。而生产和分配方式的无道,会随道统修复的过程有道可归。即便滞后一点,也不会影响社会的有序和谐。因为,社会的有序和谐其实是人性的和谐;而人性的和谐其实是道德的和谐;而道德的和谐其实是道统教育的落实。道统原理一环扣一环。

只要把这做好,就能按道将民众心目中最有贤德之人,跟古代圣君一样,有什么才能,就任他多大的官。哪跟你讲什么论资排辈,让你倚老卖老。虞舜只有是非心。鲧是禹的父亲,玩忽职守被舜所诛,只因以坝堵水毁苍生;鲧子夏禹补父过,疏浚九州天下福,舜将帝位禅夏禹。为君只要有圣道心,管理天下就可祸福以道定,无需权势去压人,人性无不服。于是,就可无论哪行哪业、管他是工人还是农民,只要是世上的有德之人,必然世无遗贤,通过科举选拔,全部会自然的云集麾下。然后给予必要的上岗文化培训,使他们按不同的才能走上不同的政权管理岗位。这就可以天下归心,人人争贤。这不就是自然散党的最好办法吗?

到时所有党中真正的优秀干部,道统的文化尊严会使他们的心性彻底变化,你仍称他是优秀党员他会不服、他会骂你:你才是党徒。水到渠成,他一个个必然会强调散党,只承认自己是士。于是把国家机器的润滑油就彻底更换好了,社会也保持了稳定,其他政党不散,你看他怎么立足?胡温只要做好这些,必定为万世景仰。这就是敝人用孔子道统能够清楚推算出的天良结论、天心结论。当局者,愿不愿拿这么好的天良结论、天心结论,就只有天知道了。

由此而论,道统修复,只要最高当局决心下定,其实就这么简单。

反过来说,如果患得患失,畏首畏尾。敝人也能以道统的逆转,来推演执政当局,必然陷入一种长期“同而不和”没法自拔的困境。那就是党文化制度性的两大难题。一是政权靠军队保驾,军贪大于地贪,而且很难喂饱,不像地贪容易撤换。咱们都是党员,我祖上的资格比你大。一切还得看巨贪们的眼色行事。二是财政大权架空,金融被寡头控制,这也由历史的资格所造成。反过来他们却有钱填饱军贪,联手拱你下台非常容易。且一旦天灾人祸,找他们救济天下,必然像挤牙膏,就那么丁点。最后总是让你当家人面对百姓天怒人怨,叫你有口不能辩,只能反过来压人民。于是,天灾人祸恶性循环。这就是天道逆转的不可抗拒。原因很简单,无道治不了寡头,无道撤不了军贪。道是什么?道是祖宗教化的天地人心、天地人性,谁敢对抗?那是自作孽,不可活。只要文化教到位,任何人违道老百姓都清楚,试看天下谁敢欺心?寡头和贪官毕竟也是人。只有把书读呆的人,才想不清其中的道理。

常言道,当家才知柴米贵。道统的人性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家长不想把家当好,全家人和和美美;也没有一个君王不想把国治好、国泰民安。当家需用爱心,和美需要中庸仁慈。国泰民安又何不然?中庸仁慈从哪来?身教与言教。家有数口亲,国有多民族,一人难调众人心,全凭道德和。道德不是物,它比物质重。物有千万种,德只一道通。

结论:只有和而不同,才能天下大同。俗话说,企业是国家的缩影,家庭是企业的缩影,只有饱经沧桑精研祖宗道统文脉,又有企业当家感受的人,同时撇开后儒干扰,才能把孔子讲的天道原理、人性道德最终理顺和想通。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但愿此文能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切实有效的劝道作用,过此无店。

孔子圣诞2560年洋元2009年2月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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