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中国今天的经济问题是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处理好政治问题,可以更好地发展经济。但目前中国的政治思想领域最大的缺憾是至今未确立共和思想,没有认识到共和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实现共和。中国人更多的智慧是用在内斗上。更可笑的是,一些时髦学者动不动就把宪政挂在嘴上,宪政成了中国最时髦的流行语言。其实中国如果不处理好共和,宪政就永远是一句空话。辛亥革命后,中国已经建立起宪政国家,但为什么内战不休,并最终导致一党专政?看看近代世界上各个国家,有哪个国家曾经象中国内战打得这样厉害!即使建国六十年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内部仍然在内战不休。看看当前左右几派的分歧,矛盾冲突有多么厉害。为什么这个样子?关键是中国近代一百多年里没有解决好共和问题。都想自己说了算,没有让对方和对手存活的余地。这样一种传统的专制文化,怎么能使社会平静、和谐!不是左就是右,左右摇摆成了中国劫。都想让别人按自己的意志办事。民主共和制度始终难以完成。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中国目前只能维持高压政治,经济发展也只能是失衡状态,不是平均主义,就是贫富严重分化。经过一个多世纪磨难的中国人应当惊醒了。各端各派应当看清这种互相不给活路的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牢牢确立共和思想,建立社会沟通对话互相妥协制度,中国才能走出一条既无专制压迫,又无剥削之路。]

中国如何走出“左摆压迫,右摆剥削”之路?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2月18日

目录

港媒:《是谁瓜分了1.53万亿元?》

李众敏:《这是隧道的尽头吗?》

张斌:《扑朔迷离的中国GDP季度环比增长率》

张明:《次贷危机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 (点击查看)

Kevin A. Hassett:《超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薛正余:《矛与盾》

安德鲁·纳齐奥斯:《即将到来的粮食打击》

许小年:《迟到的衰退》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拉动农村消费重在基本公共服务补课》

李莉:《世界银行发布中国“十一五”规划进展评估报告》

世界银行:《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期进展情况评估》 (点击查看)

陈永苗:《刘吉吹出了没有经济危机的市场经济》

张明:《日本综合商社的发展以及对中国当前的启示》

白益民 袁璐:《游子三洋回归三井住友财团大家庭》

丛亚平:《让中国的协会尽快成为真正的协会》

闾丘露薇:《香港迪斯尼的前车之鉴》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拒绝掠夺,从税开始》

刘军宁:《燃油税:一个宪政的视角》

方觉:《中国新一代政治家有新的外交原则》

房宁:《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王志伟:《一个城市低保户的现状》

曹长青:《美媒体不同在哪里?》

中国房地产报:《新央视大楼的确是按照男女生殖器设计》

何必:《对改革开放的判断与态度成为拉帮结伙的试金石》

张宏良:《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历史任务——纪念毛主席诞辰115周年》

吴国光:《从完美制度到政治革命》

郑永年:《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攻坚战》

余世存:《中国劫----中国改革史四论》

何必:《中国如何走出“左摆压迫,右摆剥削”之劫?》

魏繁卓:《中国高校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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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2-17 23:27:5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yangxiaolu_8"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抄送:标题: 是谁瓜分了1.53万亿元

是谁瓜分了1.53万亿元?

1月份新增贷款1.62万亿元,存款也猛增1.53万亿元

港媒

2009年2月17日

   【2月17日讯】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数据说,1月份新增贷款达1.62万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新高。同时1月存款也猛增1.53万亿元。有港媒评论指,中国央行这一数据令全世界目瞪口呆。有经济学者称,1.62万亿新增信贷仅银行间流动,并未投到实体经济,相当一部份资金流入股市。民众质疑1月居民存款猛增与这 一流动资金关系,提出是谁瓜分了这1.53万亿元奖金?

    据大陆媒体报导,日前央行公布1月新增贷款1.62万亿元人民币,是2003年11月份以来的最高点,但票据融资占比达到50%以上。华夏银行某人士认为,这些资金仅限于在银行系统中流动,并未真正投放到实体经济中。

    业内人士认为,票据融资占到当月新增信贷的近四成,但票据融资中企业实际获得的比例不高,拉动经济作用有限,并且票据和存款利率倒挂,企业有套利冲动。

    苹果日报评论指出,1.62万亿新增信贷,令A股上证指数狂升,在全球率先浮出去年9月的海啸价。而1月份居民存款大增达1.53万亿元,是因为新年期间获发巨额奖金所致。这1.53万亿元是否为官方刺激经济计划的4万亿元的一部份?

    据报导,上海律师严义明、北京律师杨慧文曾先后致函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要求公开刺激经济4万亿元的去向及财政预算的详情,但财政部声称不宜公开、发改委不予回应。

    评论说,官方资讯、官员财产、国企奖金等均不公开,刺激经济变成外界看不透的大骚。1.62万亿元流动资金,大部份并不是流入企业、注入实体经济,而变成有机会取得资金的大型国企和政府机构的奖金。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分析认为,居民存款猛增跟新年有较大关系。从往年来看,居民单月存款的最大额也往往集中在每年新年所在的月份。他说,新年单位发放工资、奖金后,企业存款部份转为了居民储蓄。

    评论指,从这1.53万亿元巨额奖金中分一杯羹自然不可能是那些因企业倒闭或裁员而失业的工人、农民。有权分享是各级官员,还有国企的管理层及员工。有网民在大陆知名论坛上发帖称,四川成都郊区的小官员年终奖金也有2万多元。

    申银万国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认为,从整个贷款结构看,主要投向票据融资和短期贷款,由于固定资产项目尚未到位,相当一部份资金流入股市。亦有网民揭露,1月新增贷款很大部份去了股市投机。

    评论最后指出,获发巨额奖金的人士将钱用于炒股,短期固然能刺激股市、刺激消费,但是实体经济得不到应有的注资而继续疲弱,当铁幕被揭去时,A股就将结束末日狂欢。

    这种资金大挪移所带来影响将是失业率飙升,社会的贫富分化和矛盾加剧。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2009-02-11 12:59:52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 0904 这是隧道的尽头吗

这是隧道的尽头吗?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李众敏

Feb. 11, 2009

lee.zmin@gmail.com

    为了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的巨额经济刺激方案,对基础设施、医疗产业、十大重化制造行业等领域加强财政投资。尽管第四季度的GDP增长仍然呈下滑趋势,但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的信贷增长、PMI指数已经出现了回暖趋势,因此,有经济学家指出,这是经济复苏的迹象。我们要问的是:这是隧道的尽头吗?

一、刺激方案没有触及结构困境

    目前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主要包括三大块: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去年4季度共安排1000亿,今年年初安排了1300亿资金;二是医疗投入,计划在未来三年(2009-2011)共投入8500亿;三是十大行业振兴计划,目前已经知道的是钢铁、纺织两大行业将获得出口税收优惠,汽车行业投入150亿。石化行业的振兴计划还没有公布,据称计划投入5000亿,包括1000亿提高汽车燃料质量,4000亿兴建20座石化厂。

    回顾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我们可以发现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规模大,上面列出的只是政府直接动用财政资金的部分,受政府投资带动,还有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大,因此,整体带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二是投资领域非常集中,集中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重化制造业,这些领域的投资很多是公共投资的范畴。

    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带有很强的结构性,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外需严重萎缩,致使失业问题严重、中小企业破产迅速增加,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失业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困境,是外需形势突然逆转,以及内需长期低迷的问题。从这一点上看,目前的经济刺激方案还没有触及到这些方面,政策的目标设定为“保八”,根据这一目标,只要加大政府投资,带动银行信贷,扩大基础设施投资、重化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在短期内是很可能实现增长目标的,但是,从长期看,结构性问题无一能够被解决,甚至还没有被触及。

    而且,根据2008年的财政收支情况,当年中央本级财政盈余占GDP的6.4%,中央财政仍然有盈余,而地方财政赤字已经占到GDP的6.8%,比2007年上升1个百分点。如果目前的经济刺激方案不能够很好地调整中央、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许多地方财政将面临破产,会影响到经济刺激方案的可持续性。

二、这是隧道的尽头吗?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要做的判断是:这是隧道的尽头吗?目前从信贷、PMI指数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复苏迹象,是暂时的逆转,还是经济的触底表现?我们认为,这不是隧道的尽头,经济复苏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认为,由于政府投资拉动,2009年上半年,尤其是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将出现明显的好转,但是,因为结构性问题的困扰,中国经济在短暂逆转后,将出现更为严峻的困境。2009年中国经济很可能出现倒“V”型波动。当然,这只是实体经济的可能表现,另一方面,中国的证券市场可能出现泡沫。

    2009年新兴市场的表现非常值得关注,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流向中国、印度的短期资本可能出现迅速增长:一是美联储一再降息,将会增加未来一段时间全球“套利”交易的规模;二是新兴市场表现参差不齐,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出现资本外逃,惠誉下调俄罗斯主权评级的原因之一就是资本外逃和外储降低;三是受美国金融市场不况的影响,很多对美国的投资将转向表现尚好的新兴市场国家。受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国际市场(尤其是日本)的短期资本可能会从美国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转向中国、印度。

    根据中国资产价格的表现,房地产经历了一个泡沫时期后,由于受政策托市影响,仍然没有能够及时出现调整,价格依然居高不下,而且在目前全球环境下,投资房地产的风险空前增加。而证券市场则显然已有触底迹象,因此,流入的短期资本可能会集中流向中国的证券市场。

    综上所述,2009年中国实体经济可能出现倒“V”型调整,而证券市场则出现显然不同的表现,受此影响,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将空前增加,政府不仅要解决就业、内外需等结构性问题,还要面临资产泡沫带来的风险管理任务。

三、应对危机要做长期准备

    如果现在就对经济的前景表示乐观,那一定是盲目的乐观。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我们认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要有长期的打算:

    1.这是全球经济的一次长期调整。与以往的危机有所不同,这次危机有两大特点:首先是危机在全球的传递非常快速与广泛,其次,这次危机起因于居民的消费行为,也将导致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后者决定了这一次全球经济调整的长期性,与以往在危机中减少支出不同的是,这次危机不只是改变美国居民在危机中的支出行为,也会提高居民的储蓄率,是消费习惯的改变,这种改变是长期的。从这一点看,中国要对外需长期不足做好准备,相信中国仍然能够保持贸易顺差,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外需可能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副引擎,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副引擎。

    2.全力解决结构性困境。基于全球经济调整的长期性,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外需不足、中小企业破产、失业问题,也将是长期的问题。要有效应对美国金融危机,不仅要加大投资,还要全力解决结构性困境。解决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失业问题需要举全国之力,多渠道采取措施,才有可能:

    (1)对中小企业实施差别化的扶持。中小企业在这次危机中,不可避免要出现较大规模的调整,一些附加值低、技术创新不足、污染型的中小企业,应当顺应经济发展需要,适时淘汰。而对于一些技术含量高,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如新能源、环保产业等,应当予以政策扶持,助其渡过难关。

    (2)要加大县乡级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西部的植树造林和环境治理、中部的农田水利建设。这类基础设施已经多年失修,的确需要政府的投入,长期以来也是呼声很高的,应当借刺激经济的机会加大这方面的投资。而且,越是基层的基础设施投资,花钱越少、使用的劳动力越多,对拉动就业的效果也越明显。

    (3)利用外汇储备扩大对外工程承包,依托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的平台,扩大中国对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工程承包,在为外储获得更高利润的同时,扩大中国的劳务输出和就业

    (4)改善县乡级的创业环境,严格禁止各种对从事副业的农民的有形和无形限制,对于在县乡级从事农副业、商业、食品加工业、修理等领域创业的农民工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

    在刺激经济、解决结构性困境的过程中,要避免地方政府负债过高,甚至破产。1998年以后,地方政府负债运行的机制已经不复存在,许多地方通过发展房地产、依靠土地收入过了上十年较为阔绰的日子,现在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日子已经大不如从前,如果在刺激经济的过程中,致使地方政府负债过多,一是会影响刺激方案的可持续性,二是会影响刺激经济方案的效果。

    3.中国需要寻找新的副引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投资和净出口,这可以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和副引擎,而且净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拉动投资,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副引擎意义非同一般。现在外需出现问题之后,一是会影响外需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它也会影响投资的拉动作用。中国在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同时,要努力寻找新的增长引擎,传统的投资引擎在一定时期内仍然会起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要启动内需引擎,大国经济需要以稳定、充足的内需为基础,这也符合经济发展应首先满足民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道义。

    对于如何刺激内需,相关的讨论已经到了汗牛充栋的程度,我们认为,刺激内需的关键是充分的竞争和完善的销售体系:

    一是要在国内实施完善的、严格的市场准入法规,打破地区垄断,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这样,中国的企业才能形成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和价格,刺激需求。“诸侯经济”会限制企业和产业规模的提高,增加生产成本,从而使产品价格无法降低,甚至可能形成地区垄断价格。包括一些所谓的“准公共产品部门”也要实施充分的竞争,医疗、教育等产业都可以尝试引入私人资本、外国资本,扩大相关产业的竞争,竞争才是解决垄断的最有效办法,是降低垄断部门价格的最佳途径,而不是行政措施。

    二是要建立完善的销售体系。这一点在中国的内需拓展和外需拓展上同样重要,在以前的供销社体系被打破后,这一体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目前的商业销售体系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而且多被外资所控制。需要构建能够覆盖全国城乡的营销体系,这也是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关键步聚。全国统一市场包括生产领域(企业间)的充分竞争,以及覆盖全国城乡的销售体系。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2009-02-13 16:14:31 +0800 收件人: "Bowei Zhang" <zhangbowei@nankai.edu.cn>, "Gang Sun" <gangsun@dufe.edu.cn>, "Guangping Zhang" <zhangguangping@cbrc.gov.cn>, "Guoshun Wang" <gswang@csu.edu.cn>, 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 09005 扑朔迷离的中国GDP季度环比增长率

扑朔迷离的中国GDP季度环比增长率

中国2008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已经趋于0,甚至为负增长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斌

Feb. 13, 2009

bjzhangbin@gmail.com

     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数据公布以后,对数据敏感的研究者认为如果按照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经过季节调整的季度环比增长率年率(quarter on quarter, Seasonal Adjusted Annual Rate; 简称qoq, SAAR)计算,中国2008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已经趋于0,甚至为负增长。
目前官方公布的GDP数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季度同比增速,一个是季度累计同比增速。

    季度同比增速对比的是去年同期的季度数据,季度累计同比增速加总了当年几个季度的季度数据对比去年同期间的数据,这两个同比数据在反映最新经济增长变化情况方面都不如季度环比增长率。前者对比的基期不够新,后者则平均处理了累积几个季度的信息,没有针对性地反映最新的GDP变化。经过季节调整的季度环比GDP增长率更加针对性地反映了每个季度相对上一个季度的最新变化,有助于更准确理解宏观经济运行的最新变化。下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讨论。我们的基本结论是:

   (1)中国名义季度GDP有非常明显和一致性的季节特征。

   (2)2008年第四季度名义GDP数据异常,即使经过了季节调整,第四季度GDP环比增长率也异常高,我们怀疑可能是统计口径发生了调整。由于这种异常的变化,名义GDP增速变化对估计真实GDP增速没有太多帮助。

   (3)基于官方公布的2008年季度累计同比和季度同比数据,我们计算得到实际GDP第四季度环比增长率为12.23%,经过季节调整以后的增长率为0.146%,折合成年率是0.58%。考虑到这个计算中的季节调整因子可能被高估,实际的季度环比增长率和折合的年率可能高于这个数。

   (4)基于官方公布的2008年季度累计同比和季度同比数据,计算得到的2008年四个季度GDP数据出现了异常分布,2008年第一季度相对于其他季度的数据偏大,与过去十多年的普遍经验不符,原因可能是同比或者累计同比增长率统计问题。据此,我们仅利用官方持续沿用的季度累计同比数据再次计算了2008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率,并进行了季节调整,得到的季节调整后的第四季度环比增长率1.43%,折合成年率5.86%。

   (5)总的来看,我们认为基于目前官方公布的数据很难对反映最新变化情况的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季度环比增长率变化做出准确估算,目前公布的GDP增长率数据对于理解中国经济的最新变化帮助有限。

名义GDP季度环比增长率

    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名义GDP数据计算了2008年第四季度名义的环比季度增长率,并与2007年第四季度名义环比增长率做出了比较。结果发现,无论是否经过季节调整,2008年第四季度的名义环比增长率都高于2007年第四季度。从季度环比增长率看,2008年第四季度相对第三季度的环比增长率39.47%,高于2007年第四季度相对于第三季度的环比增长率33.78%。利用1994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59个季度样本数据进行了季节调整(X11方法),我们得到了经过季节调整后的2008年第四季度名义环比增长率11.76%,同样高于2007年经过季节调整后的第四季度名义环比增长率7.57%。

    季节调整因素非常显著。从未经过季节调整的环比增长率看,第四季度的环比增长率往往最高(15年平均31%),第二季度次之(15年平均12%),第三季度再次之(15年平均7%),第一季度最低(15年平均-24%);从绝对值看,第四季度最高,第三季度次之,第二季度再次之,第一季度最低。

    11.76%的第四季度环比增长率令人怀疑。采购人经理指数、发电、水泥、进出口、外部需求等指标以及中金公司、渣打银行等众多研究部门构建的反映经济活力的综合指标都一致表明中国经济在第四季度出现了严重的滑坡,第四季度如此高的名义GDP季度环比增长率难以置信。考虑到CPIPPI等价格环比增速在2008年中期以后开始明显回落,难以将如此高的季度环比增长完全归结于价格因素影响。可能的解释是2008年第四季度的 GDP 统计标准发生了调整。国家统计局在2008年第四季度公布了对2007年经济增长率进行较大调整的公告,这些调整可能影响了第四季度GDP名义值的统计标准。

    遗憾的是,经过季节调整的名义GDP季度环比增长率与其它经济指标明显背离,它对实际的GDP季度环比增长率并没有太大参考意义。

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

方法一基于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速和当季同比增速的计算

    下面,我们对2008年实际GDP第四季度环比增长作进一步的估算。根据公开信息,我们知道2008年的GDP季度累计增长数据和季度同比增长数据。据此,可以算出2008年第四季度的环比增长率。

    假定X代表实际GDP,标记11代表2007年第1季度,12代表2007年第2季度,13代表2007年第3季度,14代表2007年第4季度;21代表2008年第1季度,22代表2008年第2季度,23代表2008年第3季度,24代表2008年第4季度。官方公布数据有2008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10.6%;第二季度累计同比增长10.4%,第二季度同比增长10.1%;第三季度累计同比增长9%,第三季度同比增长9.9%;第四季度累计同比增长(全年增长)9%,第四季度同比增长6.8%

表一 模拟季度GDP序列2007q1

2007q2

2007q3

2007q4

2008q1

2008q2

2008q3

2008q4

100

66.67

92.59

106.027

110.6

73.4

100.926

113.273

    2008年未经调整的实际GDP第四季度环比增长率是(113.273/100.926-1*100%=12.23%,低于2007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率(106.027/92.59-1*100%=14.5123%。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季节调整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由于缺乏较长时间序列的实际GDP同比增长数据,我们难以获得较长时间序列的模拟实际GDP数5据序列,无法按照上面的标准的季节调整方法进行季节调整。

    一个找到季节调整因子的替代的方法是:根据已知的2008年相对20079%的年增长率,可以得到2007-2008年期间剔除了季节因素之后的的每个季度平均环比增长率是2.1778%1。假定2007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率等于2.1778%,由此可以得到2007年第四季度的季节调整因子等于(1+14.5123%/1+2.1778%=1.1207。把这个季节调整因子应用到2008年第四季度,我们得到经过季节调整之后的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1+12.23%/1.1206-1]*100%=0.146%,这个季度环比增长率对应的年增长率是0.58%

    考虑到2007年第四季度经过季节调整得的经济环比增速可能会高于2007-2008年期间平均季度环比增长率2.1778%,上述计算可能会高估季节调整因子,这低估上面得到的2008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率以及由此折算的年率。

表二 季节调整后的GDP增长率经过季节调整季度环比增长率

转化年率

2008年第四季度

0.146%

0.580%

 

方法二 基于GDP累计同比增速的计算

    根据2008年的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和季度同比增长数据得到的模拟GDP序列有令人费解的地方。表一中计算得到的GDP 数据出现了第四季度最高,第一季度次之,第三季度再次之,第二季度最低-。这显著背离了过去15年名义GDP所表现出来的普遍季节性规律(第一季度最低,而且与其它季度差距幅度较大)。造成这种背离的原因可能是第二季度当季度同比或者累计同比增长率的统计问题。

    下面,我们放弃季度同比数据信息,仅利用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率和基于名义GDP数据中各个季度在全年GDP中的分布再做一次新的估算。假定季度实际GDP和名义GDP在全年GDP中的比重基本保持一致。根据1994-2008名义季度GDP数据,我们得到15年平均各季度GDP在全年GDP中的平均比重。

    1 假定2007年第一季度GDP等于100,如果要求2008年全年GDP2007年全年GDP增长9%,可以计算得到平均的环比的季度增长率等于(100+g)^8/(100+g)^4=1.09,其中g是需要求解的季度增长率。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2009-02-09 19:16:33 +0800 收件人: "Bin Sheng" <shengbin@public.tpt.tj.cn>, ""Wengui Zhou" <zwgxygdufs@126.com> 抄送:标题: RCIF Working Paper No. 0901 次贷危机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

次贷危机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Feb. 15, 2008

zhangyuxuan@gmail.com

(请点击标题阅读)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20@gmail.com> 2009-02-12 22:47:28 +0800 收件人: <choiceweekly@gmail.com> 抄送:标题: 选择周刊第218至222期

超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高级研究员  Kevin A. Hassett

2009年2月

    很多经济学家担心当前的不景气可能变成萧条,总统当选人奥巴马的反应是在1月初全力以赴,并提出所有刺激计划的根源。为刺激经济,他将在接下来两年的投入高达7750亿美元。提议的计划包括支出和税收措施。提议增加的支出达4750亿美元之巨,约占GDP的3%。此外,高达3000亿美元的减税规模相当于2%的GDP。传统上,刺激方案仅仅关注税收措施。在萧条期间一般不会大量增加支出。因此,大规模增加支出是前所未有的。

    奥巴马任命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ristina Romer及其丈夫David研究了经济刺激史。虽然税收随时间变化有很多原因,Romer的研究识别了用于短期刺激的变化。下图以GDP百分比的形式对以前的税收措施和奥巴马的提议进行了比较。

Major Countercyclical Tax Changes during Postwar Periods


    前面三根竖条来源:Christina D. Romer 和 David H. Romer,《战后税收变化的叙述性分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8年11月。
其他来源:华尔街日报,BEA。

    图中第一根竖条是1969年的《税收改革法案》。该法案逐步取消了10%的所得税附加费,扩大了个人豁免,提高了标准扣税,废除了7%的投资税收优惠,并包括其他少数改革和免除规定。这稍高于GDP的1%。

    接下来三年的措施大为减少。1975年《减税法案》包含了若干临时税收减免规定,包括减税,增加标准扣税,新的税收抵免以及临时增加投资税收优惠。

    2001年《经济增长和减税协调法案》实现了布什总统的的竞选承诺,即大量减税并处理急迫的经济减速问题。该法案降低了边际税率,创造了新的10%税级。该法案还扩大了儿童信贷,增加了退休计划的捐款限额,降低或取消了遗产和赠与税。

    911之后,为刺激企业投资,布什总统和国会颁布了更多的减税法案。该法案允许企业移前扣减长达五年的亏损,并可以要求新投资的奖金折旧。

    奥巴马的提议几乎是1969年刺激规模最大法案的两倍。而且,奥巴马提议的支出增加将使过去经济周期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微不足道。要找到如此激进的政府法案,只能回到二战时期了。

    (选择周刊编译。)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2-11 11:19:01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 转发:用投资拉动冒充"内需"是一种"胡折腾"

用投资拉动冒充内需是一种胡折腾

转者

    用投资拉动冒充"内需", 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表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几位日本经济学家,专门批评过中国的这种做法,但胡赵陈邓以及其手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官僚学者反而反咬一口,拿无知当美德,在人民日报头版批驳别人。赵紫阳勾结张五常和弗里德曼等几个美国洋学者,变本加厉恶化GDP崇拜,结果是88年左右的物价飞涨和许多固定投资的浪费。92年南巡和现在6年,赵紫阳的后续官僚江朱胡温们加剧恶化了这个形势。

    正如几百年前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明确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当然,普通百姓也不需要了解那么多,只要知道,钱和财富必须放在老百姓手里,社会才能进步,否则就是危机。现在发钱给老百姓是最快最好的,也是唯一可行之路。

    那几个北京的官僚演戏演得再好,哭的再逼真,到欧洲忽悠什么“信心之旅”,反而说明了其做贼心虚,欲盖弥彰。中国人民5000年的历史财富积累,华夏大地的任何矿产资源,人人有份,绝对不能让老百姓穷的饿死病死,没钱上学,没房子住,而让几个官僚作什么亲民秀,几个垃圾官僚学者胡扯什么20万亿的投资。



发件人:"ok5116" <ok5116@163.com> e 2009-02-16 14:01:5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国家实行农机补贴存在巨大黑洞

国家实行农机补贴存在巨大黑洞

    一台机器4000元,国家规定补贴1000元,实际到农民手里的补贴只有200元,绝大部分的补贴被各级农机、工商等部门拿走了!这篇神奇的土地上每天都在上演神奇的闻所未闻的故事!难怪那些精液个个要向国外跑!这样下去中国还有希望吗?

 

 

发件人:"hzjd2001@163.com" <hzjd2001@163.com>  2009-02-16 10:48:0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矛与盾

矛与盾

杭州 薛正余

    矛与盾出自于韩非子的寓言故事,《矛与盾》有一个卖矛和盾的人,他举起盾向人叫卖说,我的盾最牢固,无论怎样锋利的矛都戳不穿。他又举起矛向人叫卖说,我的矛最锋利,无论怎样牢固的盾都可以戳穿。旁边的人马上反问他:“那么,用你的矛来戳你的盾,结果怎样呢?”那个楚国人听了,哑口无言,一句话也答上来.

    矛与盾都是武器,矛是攻击时用的,盾是作防护用的。矛的锋利与盾的牢固,用自己的矛戳自己的盾是自相矛盾。如果用自己锋利的矛和坚固的盾对付敌人呢?也许就不矛盾了。我的矛强,可以戳破敌人的盾。我的盾强,可以防护而不被敌人所破。两军交战,我强敌弱,我有优势。我的盾强,是相对于敌的矛弱而言。我的矛强,则是相对于敌的盾弱而言。强与弱,胜与败,往往是在交战双方的较量中得出的。对于自已,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矛坚盾固的。

    日常生活中如果摆正矛与盾的关系呢?从国际交往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每个人每天都生活在这种矛盾当中,尤其是在当今丛林法则盛行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自己的矛盾思想理论作为保护自己战胜敌人的武器。别人有了坚固的矛和盾,自己没有的话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吗?不但有而且也要矛坚盾固,还要熟练运用掌握使用的技巧才能赢得胜利。有矛必有盾,二者不可缺。我们不能有了盾而丢了矛。矛盾是对付别人用的,不是用自己的矛来针对自己的盾。用于对付自己就自相矛盾了。我们生活在充满着矛盾的社会当中,生活中离不开矛盾,摆脱不了矛盾。关键是怎样运用矛盾,解决不断出现的矛盾,当旧的矛盾解决了化解了又会不断产生新的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又会不断产生更新的矛盾。事物就是在这样循环中而得到发展的。

    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举着矛(斗争),一手握着盾(经济)。这才是我们战胜艰难困苦的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这个武器锋利和坚固是针对敌人保护自己而言的,而不是用自己的矛来戳自己的盾的。否则我们的指导思想肯定会陷于矛盾之中。

    一方面要紧握毛泽东的思想与敌斗争这个武器,另一方面要以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中心,以求民富国强。

 

 

发件人:<yhytrans@sina.com>  2009-02-14 09:50:2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尹宏毅稿件

即将到来的粮食打击

美国乔治敦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教授  安德鲁·纳齐奥斯

美国哈德森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凯利·多利

美国《华盛顿季刊》网站2009年1月刊登

    粮食价格在过去两年中的翻番已经在30多个发展中国家引发暴力抗议活动,并导致海地总理雅克?爱德华?亚历克西被推翻。虽然媒体就粮食涨价提供了广泛的报道和原因分析,潜在的政治和安全后果却很少引起注意。并非所有的粮食危机都会成为饥荒,但动态的快速食品价格上涨显示出与饥荒早期阶段相同的特点。虽然饥荒不大可能会席卷全球,造成革命、动乱和大规模饥荒,但自2004年以来的食品价格上涨所造成的后果仍可能很严重,如果粮价继续上涨,世界范围的严重经济衰退使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收入大大减少。

    “危机”一词并不,也不应用来形容最近的价格上涨,因为这些用语只会鼓励华盛顿和其他国家首都人们的世界末日设想,这可能会导致不明智的政策反应。决策者需要配备一个分析框架,可以用来尽量减少最近价格上涨所造成的人道主义、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后果。饥荒理论——有关饥荒的微观经济动态、人们对食品价格冲击的脆弱性以及人们在饥荒的不同阶段用以谋生的共同的行为模式的一个知识体系——可以为这样一个框架奠定基础。从历史上看,饥荒的政治后果体现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之中。目前的价格上涨的政治和安全后果可通过基于传统饥荒理论的框架来分析,使捐助国政府做出更好的准备,以确定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从失败的国家到极权主义国家——的最严重的潜在风险,并实施有效的政策对策。

为什么食品价格暴涨?

    最近升级的食品价格上涨是由于几个因素的汇合。经济增长显著的中国和印度,以及巴西、俄罗斯和许多非洲国家等其他迅速发展中的经济体,已导致这些国家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及其家庭食品篮中对动物性蛋白质的相应需求的增加。由于肉类需求的增加要求增加粮食产量来喂养牲畜和家禽,所以全球谷物价格上涨了——造成了减少贫困的一个在其他方面良好的趋势的一项意外后果。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IFPRI )说,2000年至2007年之间,美国的补贴和欧洲联盟(欧盟)有关以粮食为基础的生物燃料的指令造成高达30%的粮价上涨因素。油价历史性的上涨已迫使东非等地区的一些小块土地的农民削减作物种植,因为他们再也买不起化肥,因为化肥价格与油价密切相关。

    粮食生产价格约15%的上涨是由于能源和化肥涨价。粮食出口国实行了出口配额和贸易限制措施,以便为自己的消费者保持粮食低价格,此举进一步推动粮食净进口国价格上涨。世界银行最近跟踪了58个国家的反应,结果发现, 48个国家实行了价格管制、消费者补贴、出口限制或更高的关税。一些贫穷的农民已削减产量,因为他们缺乏获得信贷的机会,因而也无法融资购买化肥。

    大幅度减少美国玉米乙醇的补贴是不大可能的。一旦民主政府开始为某种东西提供补贴,撤销补贴就成为政治上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主要是因为补贴造成选民集团,他们赚到大量的钱,并发挥很大的政治威力。2009年,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发展中国家新兴中产阶级饮食结构中动物蛋白的需求增加可能会暂时趋于平稳。但如果经济周期恢复增长轨迹,这一需求很可能会再次上升。虽然国际货币基金(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宣布,自从6月中旬的峰值以来,粮食价格已经下降了8%,但粮食价格仍保持在历史水平。这个廉价粮食的时代可能会结束,除非决策者采取行动。

关于饥荒,我们都知道什么

    饥荒发生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许多人的热量摄入迅速地大量减少,许多人由于疾病和严重的营养不良而死亡。饥荒很少是由于缺乏粮食,而是由于个人无法获得食物而造成。在饥荒理论的一个经典配方中,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按照自己的交换权利理论对其加以描述,指出:“饥饿的特点是有些人没有足够的食物可吃。它的特点并不是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虽然后者可能是造成前者的一个原因,但它不过是许多可能的原因之一。”

    森的交换权利理论也许是有关饥荒的最为广泛接受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以确定一个个人容易受到饥荒和严重的粮食紧张侵害的可能性。这种粮食紧张表明饥荒即将来临。权利理论认为,一个人获得食物的机会并非仅仅由资产和收入确定。重要的是他们相对于粮食价格的市场价值。在形成针对目前的价格上涨的对策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察结果。

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一起事件

    饥荒并不是单一事件。这是一个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通常是几年,过程之初粮食紧张加剧,以大批死亡达到高潮,然后死亡率降低,因为最易受伤害的人的死亡使需要养活的人数减少。有许多饥荒持续4至5年,如1840年代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斯大林利用饥荒作为一种政治武器,以处决1930年代初阻碍他强行推行集体化农业的乌克兰农民,从1958年到1961年的毛泽东的大跃进 ,以及朝鲜1990年代的饥荒。

    饥荒的头一两年可能并没有大批死亡。通常情况下,多达90%的死于饥荒的人在实际上饿死之前——这需要更长得多的一段时间——是屈服于严重营养不良所引起的疾病的折磨。人们如果严重营养不良,其免疫系统就会崩溃,从而增加他们患上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怀孕和哺乳的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免疫系统薄弱、尚未充分发展,因而最容易受到伤害。由于人们大批离开自己的家园寻找食物,使他们接触到自己的免疫系统不习惯于抵御的新的疾病环境,所以疾病的传播加剧。

    绝对贫困使人民遭受导致饥荒的价格冲击的脆弱性加重,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手段来吸纳自己的收入减少或价格上涨。世界上最穷的人花费家庭收入的70%之多来购买粮食。即使是他们的收入、资产、劳动的价值和食品价格之间的平衡的小规模的经济变化也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在干旱或自然灾害等冲击发生前,他们生活在边缘上,他们可能会更迅速地跌落,因为价格上涨迅速和陡然,或者他们的收入急剧下降。解决目前的物价上涨的决策者们必须牢记绝对贫困和人们在饥荒面前的脆弱性之间的直接联系。

    全球范围的粮食价格上涨在两个显著方面不同于饥荒。首先,饥荒通常是由供应驱动的现象,由于外部冲击减少了粮食生产而引发。当前的粮食价格上涨主要是长期的、需求驱动的趋势,而不是总的粮食供应量的减少。第二,最近食品价格上涨主要影响到依赖于食品市场的城市消费者。在历史上,饥荒在农村地区较常见。饥荒期间死在城市中的有些人是国内流离失所者( IDPs )。他们离开农村地区寻找食品或就业机会。最近的粮食价格上涨对城市消费者影响最大。因为那里的潜在政治和安全后果最严重,尤其是在拥有大量贫困人口的脆弱国家中。

应对机制

    正如早些时候所说,如果价格上涨或收入的下降都太快、太陡的话,粮食危机就可能会变异成饥荒,以致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的人们无法吸纳这种冲击。由于食品是绝对的必需品,所以它的需求非常缺乏弹性。能够在较高的价格上负担得起这些食品的人们将得到继续享用的机会,尽管他们可能会减少他们的日常卡路里摄入量,或者改变他们所选择的食物。正在遭受目前的价格上涨的人们似乎是这样做的。饥荒中最脆弱的人们会采用各种应对机制。这些应对机制具有预测价值,也就是说,他们的存在在社会中可能显示饥荒即将来临。虽然有至少有14项应对机制出现在饥荒的各个阶段,但三项产生政治和安全后果,并且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已被用于一些国家。

    首先,在大多数饥荒中,预防和投机性的食品持有,即所谓的囤积,使粮食供应问题加重。例如,在1974年孟加拉国饥荒期间,报纸报道预期严重的水灾会造成作物歉收,结果导致广泛的囤积,促使市场预测会出现短缺,造成2月至6月份粮食价格提高一倍。饥荒随后发生,因为穷人目睹自己的购买力暴跌。1996年,朝鲜农民收回超过100万公吨玉米作为防范可能出现的粮食危机的措施。相反,农民的这一集体行动使一个可以应对的问题变成一场灾难。

    粮食对生产者来说既是一种必要的收入,也是一种必要的消费来源。当价格上涨,农民大农户扣留剩余作物,以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而小股东储存食物,以防范市场价格飞涨。如果价格上涨是由于供给衰竭,个人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则价格甚至可能会进一步上涨。饥荒期间,如果饥饿的人们发现仓库中囤积粮食,他们常常自己做主,抢劫供应,从而增加了内乱的风险。以市场为基础的干预在制止囤积方面是最有效的,将在文章中稍后介绍。

    截至2008年6月,至少有29个国家大幅度减少粮食出口,从而对粮价上涨做出反应。虽然限制粮食出口为消费者,主要是城市消费者提供了临时救济,但它却对一国的农民产生不利影响,因为他们必须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库存,也不利于贸易合作伙伴,特别是净进口国,因为价格较高。出口限制所造成的的预期粮食短缺,导致世界各地的农民、商人、甚至消费者的囤积。囤积的增加反过来又使粮价进一步上涨,从而使问题加重。此外,作为对粮食价格上涨的反应,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家已经对粮价实行管制。与出口限制相似,价格管制通过在短期内人为降低价格来保护消费者,尽管在长期里,这使对生产的激励因素减少,甚至可能导致更多的走私和腐败。

    具有政治和安全两方面涵义的第二项应对机制是远离粮食短缺的震中。饥荒发生前,通常是年轻男子首先迁徙,往往到城市去,以寻找工作养活自己的家人。如果状况恶化,饥荒随之发生,整个家庭都可能接踵而来。1992年在索马里,饥荒状况和激烈的战斗迫使人们举家离开家园,来到卫生条件很差的流离失所者营地,无人陪伴的妇女受到身体和性暴力,传统的家庭关系破裂。流离失所者营地的人们经常遭到军阀的控制。军阀们积极招募难民营中的无事可做和愤怒的青年男子参加军队和民兵,为这些人提供取代难民营中的可怕条件和绝望境地的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伊拉克叛乱的部分刺激因素来自从农村地区移民来的贫困青年男子,因为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伊拉克的农业经济崩溃了。其中大部分人无家可归,很容易被招入民兵队伍中。据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官员说,阿富汗是最容易受到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侵害的国家之一,那里的食品价格上涨,可能会促使塔利班招兵的人数增加。由于粮价上涨所造成的移民流动程度目前还不清楚。这将取决于全球食品高价格是否持续下去,或进一步上涨。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可能的移民和十几岁的男孩以及失业男子的脆弱性可能会导致政治不稳定,特别是在制度薄弱的国家。

    然而,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的影响已经为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所感受到,因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粮食换和平计划、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其他粮食援助的捐助者的购买力下降了。2008财年开始以来,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粮食援助计划(Title II-Food Aid Program)的商品价格上升了41%,远洋运费上升26%,总计为2.65亿美元意料之外的费用,其中约2亿美元用于购买商品。然而2008年,由于为了解决干旱或冲突所造成的需要增加,美国国会在今年年底前提供了创纪录的补充拨款,所以总体吨位没有减少。

    第三项应对机制是偷窃。森指出,犯罪的显著增加,特别是盗窃,发生在饥荒的每个阶段,因为男子,特别是拥有武器的男人,偷窃食物以求生存。1990年代中期的朝鲜饥荒,导致盗窃和犯罪行为普遍增加,尽管政府一旦查获他们,就将其处以绞刑。粮食价格最近的上涨已促使盗窃和抢劫增加,特别是在薄弱和失败的国家,如阿富汗和索马里,不是因为穷人就会盗窃,而是由于比如说,粮食援助的价值大大增加,以致在以有限的机会为特征的环境中,抢劫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生计。在阿富汗大约2660万的估计人口中,大约35%的人无法满足其每日最低的粮食需求。从2008年1月到6月,运载世界粮食计划署食物的车辆遭到了12起武装袭击,而2007年则为30起袭击——损失了超过100万美元的粮食。2008年6月26日,运送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援助的一个由49辆卡车组成的、从坎大哈驶往赫拉特的车队遭到袭击。两辆卡车被烧毁,8辆卡车被盗。

    索马里的情况也非常严重。自2007年初以来,干旱、土匪和海盗活动、高粮价和高燃料价格以及通货膨胀率已经造成超过100万索马里人离开自己的家园。到2008年7月中旬,5名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签约的运输工人已经遇害。虽然这些袭击事件可能具有政治动机,但食品价格的影响不可低估,因为历史可能正在重演。在1992年的饥荒期间,援助车队遭到索马里军阀袭击,因为粮食援助的价值在当地市场上是很高的。

政治制度何以重要

    如果食品价格进一步提高,肯定会产生政治后果,具体情况各不相同,要看发生国的普遍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政治含义不能在地区内加以分析,甚至不能在全球范围加以分析,因为正如旧的政治格言所说,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政变和民众起义并非针对地区的政府机构或全球性机构,因为某一国家的公民并不认为,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或非洲联盟应对他们的问题负责。选举动乱、政变和人民起义矛头所对的是主权国家的国家或省级政府。

    一般来说,具有与国际粮食市场有很大联系的大城市人口的国家,粮食危机及其政治后果是最严重的,尽管有一些具体的例外情况。韦尔斯利学院教授帕尔伯格认为,作为食物最没有保障的、营养不良率最高和拥有最大数量的脆弱和失败国家的地区,非洲可能是受粮价上涨影响最轻微的地区,因为多数非洲人很少在国际市场上购买食品,所耗用的以石油为基础的农业投入(除草剂、农药、化肥)也比其他地区要少。

    虽然正确的看法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高营养不良率集中在农村地区,是由于贫穷和农业生产率低,而不是由于高食品价格,但是帕尔伯格的分析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并不适用。首先,如前所述,这些价格的上涨已使捐助国政府能够向世界粮食计划署和非政府组织捐献的资金数额大大减少,而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则靠这些机构养活。高食品价格也破坏了政府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的能力。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春天的多数骚乱发生在非洲,其直接起因是与国际市场有联系的城市消费者受到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决策者应该特别注意缓解脆弱国家的城市地区发生的粮食危机,因为饥荒的政治后果在这些地区是最严重的。

    饥荒潜在的政治和安全后果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取决于5个变量:1)食物价格上涨的速度和陡然程度,2)涨价之前的绝对贫困的水平和程度,3)存在起作用的反馈机制,主要供政治领导人采用,以便他们了解自己国家所发生的事情,4)要求政府领导人对本国公民负责任的程度,以及5)国际人道主义体系如何积极和迅速地及早应对价格大幅上涨。

    下面的矩阵,如图1,评估了饥荒的政治和安全后果,通过四类政治制度来体现:1)成熟和完全民主的,2)极权主义的,3)脆弱或失败的专制主义的,和4)拥有庞大军队的半民主的。

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国家

    森报告说,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虽然民主国家不能幸免于价格冲击,但它们的政治后果可能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有根植于民主体制之中的反馈和问责机制。多党制民主政府,包括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新闻自由和政治自由,保障了经济自由和森称之为的“生存自由”。市场力量、反馈和问责机制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发挥作用,从而向政府领导人发出信号,使之在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扩大之前采取预防措施。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印度。它历来是饥荒的震中。1949年独立时,印度决定实施英国在19世纪70年代的统治期间建立的一项制度。这项制度对个人在修路和灌溉系统等公共工程中的劳动支付报酬,如果农民的作物歉收,就从粮食仓库系统中为其提供口粮。不过,这项制度的实施时断时续,印度仍然容易遭受饥荒,直到它独立,建立民主,并开始有效地实施这项制度。自那时起,印度一直没有经历饥荒。印度是一个拥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发展起包含反馈和问责机制的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饥荒不大可能酿成。

极权主义政权

    一个极权主义政权是这样的:它“消除了几乎所有预先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多元化,有一项统一、明确的、提供指导的乌托邦式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动员,其领导层往往富于魅力地实施统治,这种统治具有未加定义的限制和很大的不可预测性以及脆弱性,对社会精英和非精英来说都是如此”。极权主义国家使饥荒的政治后果,尽管不是饥荒的人道主义后果本身降低到最小,因为执政党可以要么用武力压制政治动乱,要么提供补贴或其他社会支持计划,以稳定政治敏感地区,通常是中心城市的动荡局势。前面描述的大多数应对机制和饥荒的微观经济动态在极权主义制度下都是非法的,因而外界人士难以观察和监督。但其地下组织几乎全都存在。

    20世纪的5场极权主义饥荒具有两项值得注意的特征: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乌克兰饥荒、始于1958年的毛泽东的大跃进饥荒、1975年发生在柬埔寨的杀戮场上的红色高棉饥荒、1984年门格斯图的埃塞俄比亚饥荒,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金正日的朝鲜饥荒。首先,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都竭力把饥荒隐藏起来,以免外界人士察觉。例如,朝鲜的饥荒发生期间——其中250万人死亡和超过100万人迁移到中国——金正日确保了首都平壤通过政府的分配体系获得食品补给,从而避免了政治动乱,尽管在全国所有其它地方,这一体系都已经关闭。在大多数极权主义国家,人们如果不携带旅行许可证,就无法离开自己的家乡或社区,从而加重了饥荒的人道主义后果,同时把政治后果减少到最小。

    其次,尽管在所有这些饥荒中,与其它政治制度相比,死亡率都保持在高得多的水平上,但是它们全都没有造成从内部推翻中央政府。饥荒产生后果——在极权主义国家,这种后果往往被推迟或者压制。在所有5场饥荒中,共产党对权力的把持都被削弱。饥荒的高潮过后,都进行了内部的清洗,以便领导人能够维持政权。一项强有力的论点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饥荒期间以及饥荒发生以来,金正日咄咄逼人的行为都与担心一旦新的饥荒发生就会造成国内的动乱有关。朝鲜政府咄咄逼人的和似乎毫无理性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如果随后的饥荒情况更加严重,政府又不能应付国内饥荒的后果的话。

    目前的粮价暴涨正在破坏朝鲜已经很脆弱和功能紊乱的粮食保障体系,这种情况也许超过了任何其它国家。从2007年到2008年之间,朝鲜的粮价上涨了两倍,上涨到饥荒以前阶段的典型的程度。这种涨价趋势使得该国更加难以进口商业粮食,使居民户更加难以购买粮食,因为他们越来越依赖市场获得粮食。全球范围的粮价上涨已经迫使中国政府禁止所有的粮食出口,从而使局势加重,因为90年代的灾难发生后,这种粮食出口一直满足了朝鲜的粮食保障政策。与此同时,韩国总统李明博已经取消了对朝鲜的粮食援助和化肥援助,并把今后的援助——紧急援助除外——与非核化和改善人权状况联系起来。2006年和2007年的洪涝灾害,加上该国2300万的过多人口,已经促使粮价暴涨。据韩国非政府组织“挚友”说,朝鲜饿死人的情况正在全国各地的村庄里零星地发生。“挚友”还报道说,在朝鲜的咸镜北道,15名朝鲜人,主要是妇女由于试图越境进入中国而被处决。

    朝鲜无力抗击饥荒是由于其极权主义制度、缺乏反馈和问责机制、其集体化的农业体系及其严重阻碍外国捐助者和投资人的斯大林主义的中央计划体系(尽管出售从蔬菜到奔驰轿车的各种商品的黑市普遍存在)。自从世界粮食计划署1994年开始行动以来,朝鲜政权一直限制它的活动,尽管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朝鲜的粮食援助计划——在3年的中断之后于5月份恢复活动——的条件之一就是取消这些限制。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在竭力推行这一条件。由于金正日神秘患病,所以朝鲜的前途未卜。尽管如此,不幸的是,无论谁当政,该政权都很可能会保持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控制,从而加重该国令人恐慌的粮食毫无保障所带来的人道主义后果,同时使其政治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

脆弱或失败的专制主义政权

    与极权主义政权不同,专制主义政权并不对一国实行全面的控制,也不垄断武力的使用。然而,它们的确缺乏植根于民主制度之中的,为公民提供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和以和平手段实施变革的途径的反馈与问责机制。与(阻止不同政见的)极权主义政权不同,在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下,一旦价格突然暴涨或者家庭收入锐减,城市市民,尤其是首都的市民,就可能会举行示威、暴乱,甚至推翻执政的政权。

    在专制主义政权统治下的脆弱和失败的国家中,饥荒和严重的粮食紧张的政治后果最为严重。在1968年到1974年的大萨赫勒饥荒发生后,除了受饥荒影响最小的塞内加尔政府以外的每个国家的政府都遭受了政变。虽然事情无疑还涉及另外一些因素,但是饥荒“大大削弱了”当政的领导人应对日益不稳定的政局的能力。例如,埃塞俄比亚军队中的马克思主义军官推翻了海尔?塞拉西皇帝,因为他未能应对造成几十万人死亡的1972年至1974年的饥荒。

    法国大革命也许是饥荒所造成的政治影响的最著名的实例。因为革命爆发前的1788年,作物歉收引起农村的粮价暴涨和饥荒。虽然很少有人会争论说,这场革命本身就是粮价上涨和农村的饥荒所造成,但是粮食问题所引起的骚乱却是使革命加速到来的直接的起因,点燃了人们的怒火,造成对法国社会悬而未决的其它问题积压的愤怒与不满的爆发。必须汲取的教训是,在没有让民众发泄不满的政治机制的地方,粮价上涨可能会成为一种号召,引起植根于其它因素之中的政治不满的最终爆发。

    按照定义,所有脆弱和失败的国家地都缺乏制度能力来为本国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济学家家保罗?科利尔估计,从经济角度讲,单独一个失败的国家对其自身和邻国造成的代价约为1000亿美元。除了这些可以量化的估计之外,由于随后的冲突、疾病和经济崩溃削弱地区安全,这些国家还构成了我们时代最严重的政治与安全挑战。具有运行正常的反馈和问责机制的强大的国家机构是预防高粮价的任何长期的政治与安全后果的带有根本性的先决条件。

    最近的数据显示出高粮价、低人类发展指标和薄弱的政府机构之间的一种强烈的相关性。在世界粮食计划署认为属于最容易受到粮价上涨侵害的30个国家当中,可以获得25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在这25个国家当中,21个国家属于HDI最低的1/4部分,从而显示出低人类发展与粮食毫无保障之间的一种强烈的相关性。此外,在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定为最容易受到侵害的30个国家当中有20个国家(2/3)位于《外交》杂志2008年的失败国家指数中的最低的1/4部位。这20个国家当中有14个位于非洲大陆。

    一项重要的结论适用于这一分析。如果一个专制主义政权行使暴力活动方面的垄断权,粮食价格上涨的政治后果就会被降低到最低限度。在上述失败国家指数中位居第三的、被世界粮食计划署确定为最容易受到涨价侵害的国家的津巴布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2000年开始,罗伯特?穆加贝总统的支持者们开始没收白人商业农场主拥有的土地,将其重新分配给他的政治密友,从而毁灭了一个曾经被称为非洲粮仓的国家的农业体系。失败的政策和粮价最近的急剧上涨使遭受该国经济崩溃的人们陷入困境。到2008年10月,该国的通货膨胀率为2.31亿%,失业率徘徊在80%左右,该国1200万人民当中的1/4已经离开这个国家。然而,穆加贝政权的粗暴和镇压的性质抑制了该国粮食毫无保障所带来的任何潜在的政治后果,同时加重了其人道主义后果。世界粮食计划署最近报告说,到2009年第一季度,多达510万人可能需要粮食援助。

拥有庞大军队的半民主制国家面临全球保护主义

    全球经济目前的下滑可能会导致正在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城市地区的严重失业。今天,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多数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在未来30年内,非洲和亚洲的城市人口预计将翻一番。人口的高增长率、高粮价和普遍的失业汇聚到一起,如果遇到全球保护主义加重,就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政治和安全后果。关于这种情况,有一个有趣的、尽管是令人恐慌的历史先例。

    1868年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人口为3200万,每人每年的粮食消费量平均只有不到4蒲式耳。当时,日本正在开垦600万英亩土地,每英亩产粮20蒲式耳,就是说差不多足够养活日本人口。然而到1940年,日本人口增加到7300万。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但却在20年代在每英亩40蒲式耳的水平上停止增长。当时,部分地由于人均粮食消费量不断增加,日本发现自己缺少养活本国人口所需的每年大约6500万蒲式耳稻米。从1910年到1930年,日本人通过把稻米进口增加两倍对此予以补充。但是由于人口继续增长,该国疲于应对养活自己的问题。虽然日本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饥荒,但是典型的农民家庭的饮食构成极差。30年代,该国人口经常忍饥挨饿。例如,在获得较好的食品的希望诱惑下,农民的女孩被招募到纺织厂和妓院里工作。

    正如一位日本著名知识分子所写道,日本要摆脱过剩的人口带来的压力,只有3条途径:移民、打入世界市场和扩张领土。“移民这第一扇门被其它国家的反日移民政策所阻断。第二扇门即将被关税壁垒和废除商业条约所关闭。在三扇门有两扇已经对自己关闭的时候,日本应当怎么办?”答案就是要开启第三扇门:帝国扩张。忍受1929年大萧条的影响所带来的苦难促使日本军界领导人诉诸帝国主义手段。日本在满洲和印度支那开拓了殖民地,以获取食品和自然资源。20世纪20年代该国兴旺的民主制度于30年代堕落为专制统治和军国主义。

    过于简单的看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二战期间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完全是由于20年代的食品短缺。然而,日本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的趋于停止,加上国外的保护主义和仇外情绪的加重,无可否认地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这一切并没有证明日本扩张主义的正当性,但是这却解释了持续不断的和严重的食物毫无保障对一个脆弱的民主政体所造成的部分后果。

    在目前时期,历史可能会重演。虽然值得庆幸的是,尚未出现当前的实例,但是在今后10年中有一些发出警告的迹象值得主义。如果西方的保护主义冲动迫使决策者选择严重破坏国际贸易体系的政策,拥有庞大的常备军队的粮食净进口国就可能会采取扩张主义手段。粮食价格的暴涨,加上高失业率,可能会形成严重破坏稳定的力量。

怎么办

    为了应付这些风险,在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机构合作的情况下,捐助国和发展中国家应当实施解决目前的和未来任何的涨价的一项分为4部分的战略。第一,要坚持不懈地投资于使脆弱和失败的国家的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的发展计划,以减轻其容易受到涨价侵害的程度。捐助国和发展中国家都应当支持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所宣布的一项耗资12亿美元的计划,以便提供赠款和贷款来支援受到世界粮食价格上涨最大影响的各国的农业发展,在今后5年内把对国际农业研究协商组织(CGIAR)的投资增加1倍。CGIAR是由世界各国的17个研究站点组成的一个组织,其宗旨是通过农业、林业、渔业、政策改革和环境领域中的研究来实现粮食的保障。

    使亚洲的作物产量提高了两倍的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拯救了10亿人的生命,使1600万平方英里的森林免于被砍伐和改作农田。捐助国的政府和国际机构必须投资改善抗旱的谷物品种,包括转基因生物体研究所提供的品种和对病虫害有抵抗力的种子,以减轻非洲的农民容易遭受作物歉收侵害的程度,给非洲带来一场新的绿色革命。捐助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应当着手做出一项国际努力,来对抗使转基因生物体种子品种的大规模传播推迟或者陷于瘫痪的维权组织所发动的反对生物技术和反对转基因生物体的运动。这些种子品种仍然是解决粮食毫无保障,尤其是近期内非洲的粮食毫无保障问题的最有希望的手段之一。而对此加以促进的是CGIAR体系可能会承担的研究工作。

    第二,应当改善国际人道主义应急系统,以便运用新的工具、新的基于市场的策略和现有工具的改善来应付粮价的迅速上涨。可以用作典范的一个这种系统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饥荒预警系统网络(FEWS NET)。该网络与国际、地区和国家一级的伙伴合作,以便在25个高风险国家中就粮食保障问题提供预警和脆弱性信息。FEWS NET已经成为成功的人道主义预防行动的重要特色之一,最近还将其分析与监视的工作范围扩大到受目前的价格上涨影响的城市的市场。FEWS NET的监督工作应当超越25国的范围。

    用来根据美国法律应付饥荒等紧急情况的12亿美元食品援助预算应当更为灵活。目前该预算主要用来购买美国食品在国外分发。这一体制毫无效率,而且代价高昂。20%以上的食品援助用于运输费用,还有45%用于物流、管理费用和分配费用。加上目前体系的毫无效率,订购、购买、运输和在国外分发食品援助要花费4个月时间。布什总统关于把美国国际开发署25%的食品援助预算用于在当地购买食品的建议简单明了,在经济上是明智的,因为它减少了运送在美国购买的食品的延误,降低了物流风险,节省了运输费用。

    新总统应当力主实施这些改革,国会也应当予以批准。最新的美国农业法案包含对农业部管理的一项实验计划的授权,以便在5年内在当地和本地区采购总共6000万美元的食品。这样做损害了这项计划的完整性,因为美国农业部强烈反对在当地采购。这仅占美国国际开发署每年获得的12亿美元拨款的很小一部分。这种试验是不必要的,因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多年来一直利用其它捐助国提供的有限资金在当地购买食品。防止人口的大量转移、盗窃和非法活动的增加等破坏性应对机制在政治上产生的破坏稳定的影响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能够利用在当地采购的食品采取的迅速和果断的行动。

    如果任何国家营养不良的情况急剧加重,捐助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就应该采取关键的早期预防措施来拯救生命,譬如对5岁以下的儿童实行大规模免疫接种,以预防重大疫情,因为这种疫情是饥荒爆发时的最大杀手。捐助国的食品援助长期以来一直是抗击饥荒的主要手段,而在即将爆发饥荒的情况下采取的公共卫生方面的干预措施却历来都是经费不足。应当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对外救灾援助办公室提供更多的经费,以用于公共卫生方面的应急干预。

    第三,如果食品价格的上涨过快和过于陡然,就应当采取应急的市场干预措施。如果在一个脆弱或失败的国家,家庭收入下降,而人口的很大部分已经陷于贫困,就应当考虑采取市场干预措施,作为减轻涨价影响的一条途径,尽管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把价格压得过低,就会使农民们不愿意生产更多的粮食。通过在当地市场上拍卖食品援助,可以稳定价格,迫使囤积的粮食进入当地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粮食价格下跌,就会使人口的较大部分能够获得市场上的食品。

    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非政府组织作为援助资金分配给赤贫人口的现金能够提高家庭购买力,以补偿粮价陡然和迅速的上涨。免费的食品分发应该是援助机构考虑的最后一项选择。这些计划并非试验性的,但却在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进行了大规模成功尝试。应急的市场干预在脆弱的和失败的国家尤其适用,在朝鲜也会很有用,因为朝鲜的城市人口依靠非正式的农产品市场生存。

    第四,应当立即取消用来把谷物转还成生物燃料的巨额补贴。到2010年,如果暂停生产生物燃料,就会使玉米的价格降低20%左右,使小麦价格下降大约10%。决策者应该把利用玉米生产的生物燃料和利用甘蔗等非粮食作物生产的生物燃料区分开来,因为后者对于粮食保障并非必不可少。在美国,乙醇的进口关税阻止了以巴西甘蔗为原料的乙醇进入市场,而这种乙醇的能源效率大大高于在美国以玉米为原料生产的乙醇。这种对贸易造成扭曲的机制每年达到惊人的70亿美元。

    最后,发展中国家应立即撤销对稻米、玉米和小麦等谷物的出口限制和价格管制。虽然出口限制也许是在国家一级采取的完全合乎理性的对策,但是它们的共同效应却会使粮价上涨。发展中国家还应当下调进口食品的税赋,改善总的监管环境,以使贫穷的农民能够获得信贷来购买化肥。虽然价格管制暂时降低了消费品的价格,但是它们也使农民们出售农产品的价格下跌。其结果是,价格管制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之不原在急需粮食的时候生产更多的粮食。发展中国家还应当考虑实施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以便为贫困的农民提供短期援助。墨西哥的一项计划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尽管决策者必须牢记,现金转移计划对政府的官僚机构提出很高的要求。

避免最糟糕的后果

    对粮价上涨和绝对贫困之间的联系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切断这种联系的最佳途径就是促进经济增长,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脆弱和失败的国家利用有效的问责与反馈机制,培养强有力的民主制度。通过利用本文中制订的分析框架来对脆弱和失败的国家进行严谨的、国家一级的分析,国际捐助者将能够比较及时和有效地应对最近的粮价上涨可能会造成的政治与安全方面的后果。

    发达国家的援助捐赠者应当纯粹出于人道主义和伦理的原因,对目前粮价上涨做出反应。然而,切莫忽略潜在的政治与安全后果。虽然由于世界经济减速,粮价最近下跌,但是据世界银行说,粮食作物的价格起码到2009年为止,很可能会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并且在2015年以前高于2004年的水平。如果全球经济不大大好转,没有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的穷国的失业率上升,高速度的城市化、高粮价和普遍的失业的共同作用就可能会是毁灭性的。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20@gmail.com> 2009-02-12 22:47:28 +0800 收件人: <choiceweekly@gmail.com> 抄送:标题: 选择周刊第218至222期

迟到的衰退

许小年

    很高兴来到燕山大讲堂。我非常赞同燕山大讲堂的传统,我们在大学的讲堂,首先坚持批判性,第二是建设性,第三是开放性,第四就是独立性,知识分子一定要独立,否则没有任何价值,我希望燕山大讲堂可以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们觉得批判这个词很有贬义,在英文中这个词是一个中性词,它对现有的结论、现有的观念永远持批判的态度、怀疑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能推动学术的发展、才能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所以我觉得批判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衰退来得异常猛烈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迟到的衰退”。目前我们国家经济的情况有多严重?应该说非常严重。我最近跑了两趟南方,去了一些受金融危机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像广东的东莞、中山,我看到企业减产、停产甚至是关门,大量的工人被解雇,因为政府不让工厂解雇工人,于是就叫“停薪休假”,今年民工返乡潮也提前到来。外贸出口负增长、发电量负增长、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迅速下降,9-11月份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也是负的。

    经济下滑的速度超乎所有人的预料,包括我在内,我感觉到了衰退的到来,但是没有想到来得如此猛烈,这也促使我们每一个经济学家的思考,中国经济到底怎么回事、世界经济到底怎么回事?上半年所有的政策都是为了防通货膨胀,为了把过快的增长速度降下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政策180度大转弯,所有的政策工具都用来保证经济较快增长。通胀的危险几乎在几个礼拜之间消失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通缩、经济衰退、物价的下跌,失业的上升。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出台了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标志着中国加入了世界上信奉凯恩斯主义国家的行列,凯恩斯主义能不能应用在今天的中国呢?这个稍后我会讲到。

    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经济在短短几个月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难道都是因为金融海啸?都是因为外部原因吗?答案不是这样的,想要理解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过去几年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也要问,为什么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世界各国政府看不到方向,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经济实力最雄厚的美国被金融海啸搞得狼狈不堪。美国的金融体系一度面临崩溃,危险的高潮是今年的10、11月份,金融机构倒闭,雷曼兄弟的倒闭使得整个金融市场冻结,人心慌慌、风雨飘摇。如果不是美国政府采取紧急的措施,美国的第一大投行高盛、第二大投行摩根斯坦利都要倒闭,这个世界的经济可能会倒掉。美国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使整个金融大厦免于彻底崩塌。

    究竟怎么回事呢?这是个说来很长的故事,我讲的观点,只是众多解释中的一个,未必我的认识是正确的、唯一的。

风起于2001

    这要从2001年开始说起。2001年世界经济舞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互联网泡沫破灭了。同时,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之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把自己的经济和全球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一个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不可分割地、历史性地融为一体了。但是对于这种经济关联度的提高,世界各国政府,包括美国、中国政府的学术界、商界都认识不足,人们还带着过去的习惯思维、用过去的经验来处理这两大经济体已经融合在一起的今天。结果就犯了错误,种下金融海啸的祸根。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获得了什么收益? 第一,“中国制造”帮助美国人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为什么?因为大量的产品可以从中国进口,而中国产品的价格便宜。第二,美国人突然发现,有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世界加工厂,在美国劳资双方的谈判中,资方的地位得到了加强。美国的通货膨胀和中国不一样,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由供给短缺引起的,比如四川的猪生病了,猪肉价格狂涨。而美国通货膨胀最大的原因来自于工资成本的上升,它是一个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供应方面的瓶颈几乎是没有的,对它通胀推动比较大的是工资,工资的上升超过了劳动生产力的上升,工人的报酬超过了工人用劳动创造的财富时,就发生了通货膨胀。而中国因素在这个环节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美国的资方劳方说,你想加工资我不给你加,我可以让中国人替我做,把订单下到中国去,你想罢工我在国内就不做了,所以“中国因素”压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跟美国的政策有什么关系?跟美国的哪个政策有关系?当然是货币政策。

美国的故事

    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当局就可以保持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有在通货膨胀起来的时候,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才会紧缩银根、加息,用紧缩银根的方法来削减社会总需求,把通货膨胀压下去。由于中国的存在,美国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没有通胀,格林斯潘这个时候就有点迷盲,为什么美国的经济没有通胀?他想加息,但又看不见通胀,敌人没有出现你打枪有什么意思?经济增长速度高有什么不好呢。在犹犹豫豫之中,格林斯潘把“911”时候的低利率保持了两年之久。911时为什么要降息?因为911袭击使得美国金融系统陷入混乱,金融体系之间的周转困难,美国商界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为了刺激投资、刺激消费避免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格林斯潘在911之后大幅度的降息。但是,格林斯潘在很长时间里看不到任何通胀的迹象,所以他就等!等!等!一直等到2004年中,通胀在美国开始有抬头,格林斯潘才开始加息、收紧银根,但是已经太晚了。2001年到2004年的利率是战后的最低水平,大概在1%,当然,今天美国的利率比“911”那会儿还低。

    战后最低的利率水平保持了两年多时间,造成了什么问题?低利率使流动性过剩。非专业经济的同学可能不懂流动性,流动性就是钱,钱太多了。1%的利率,老百姓会把钱放到银行里吗?不会的,于是这个钱就在市场上到处游逛;1%的利率,银行也放出了大量的贷款,老百姓也喜欢借钱,因为利率低、资金很便宜;老百姓不存钱、企业不存钱,美国的家庭、企业、金融机构都大量的借钱,借的结果是我们经济学上讲的信用泛滥、流动性泛滥,大家都在借钱过日子。中国老百姓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们是世界上最节俭的民族,我们的储蓄率接近50%,在世界上最高的。美国的储蓄率是多少?是0,有几年储蓄率是负的,借钱度日。为什么?因为借钱太便宜、利率太低,一个经济中钱太多了就不是好事,就要出问题。北京下一场雨、雪,大家都觉得这么干旱的地区下雨很好,很湿润,但是下多了二环桥底下就积水,车就开不过去了,所以水不能太多;一个城市水不能太多,一个经济中钱不能太多,钱太多就出事。如果钱太多,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要,这些多余的钱上哪里去?就去寻找资产,当资产市场上也容纳不下的时候,就转变成资产泡沫了。钱太多了怎么办?进如股市, A股为什么可以从1000点冲到6000点,美国股市也同样,一路牛气冲天。进入楼市,在楼市创造出一个日益膨胀的大泡沫,楼市的泡沫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因为钱太多了。商业银行能够拿到贷款的人全都拿到了,剩下那些人是没有资格拿贷款的,但是商业银行和美国的政治家们给这些没有资格的人创造了条件,让他去借贷款,这种贷款叫“次贷”。什么叫次贷?就是不合格的贷款人拿到了贷款。在次贷的支持下,大量的资金进入到房地产市场,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一天一天地吹大,吹到去年年中泡沫破灭。次贷的泡沫吹大了以后,再加上金融创新、MBS,把次贷做成资产证券化,然后再卖给投资者,这样风险就分散到市场上了。

    次贷风波的根子就在钱太多了,为什么钱多?因为利率低。为什么利率低而没有通胀?“中国因素”是原因之一。所以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突然提高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制定者有点发懵,美国的经济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通胀,导致货币政策出现失误。今天,我们一般都同意格林斯潘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格林斯潘的两大错误:第一是货币政策的错误;第二是金融监管的错误。格林斯潘本人前些天承认了第二条错误,我认为这是避重就轻,到现在不承认货币政策上的错误。所以奥巴马政府一上台,就把保罗•沃尔克请去当经济复兴委员会的主任,保罗就是格林斯潘的前任,格林斯潘应该感觉非常失落,但是他的失落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是美国这边的故事。

中国的故事

    我们再来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这半边,中国是怎么回事。美国钱多,除了制造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之外,还拿这些钱到国际市场上买东西,于是造成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旺盛需求。别看我们“中国制造”质量还不怎么样,但外面需求很多,卖得出去就能赚钱。既然需求强,国内的企业就投资,增加生产供应能力,进入本世纪以来我们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推动的力量一方面是国内有需求,另一方面是来自于海外。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出现了来自于海外的强劲需求,我们就拼命的投资,增加产能的供应,形成过多的产品,出口到美国,这两边拼起来,就形成了完整的国际经济循环。

    现在这个循环走不下去了,为什么?忽然之间我们发现来自于美国的需求没了。我去广东了解情况,有一些外向型企业和我说,11月份整整一个月没有一张订单,有的企业不光是没有新订单,连老订单都取消了,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忽然像退潮一样,这些订单就消失了呢?原来来自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外部需求是由什么支持的?是由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的,现在次贷危机爆发、泡沫破灭、美国的金融机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发放贷款,一旦贷款停止,美国的经济马上陷于停顿。为什么在次贷经济之后三大车厂混不下去了?美国老百姓买车跟我们买车不一样,别说买车,我们买房子都是现金。美国人可不是这样,美国人买车用借贷。一旦商业银行不敢往外放款,美国家庭的购买力就突然下降,汽车销售量马上变成负的,三大车厂也是负债经营,一旦现金流不能流入,整个公司就无法运转。当然,从长远来看三大车厂的核心问题是工会问题,但是银行停止贷款引发了三大车厂的经营危机,美国的老百姓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买车了。

    伴随着三大车厂的负债经营,国内是国美出事了,美国的“国美”叫“百思买”,也不行了。因为美国人不仅借贷买汽车,而且借贷买冰箱,一旦贷款停止,电器的销售都发生了问题,百思买的股价都跌到谷底。企业负债经营、家庭负债消费,美国政府更不用说,也是负债累累,美国人的问题是负债过重。中国人的问题是什么?存钱太多。我们为什么老是买美国的国债,美国人借债谁借给他?是由存钱的人借给他,存钱的是谁?中国人,所以中国人买美国国债是非常符合逻辑的事情,借出去钱还能赚点利息,所以我们不要责备中央银行和外管局,在这种经济循环的过程中必然中国要买美国的国债。

    现在,美国的金融体系把负债经营的商业模式一下给打乱了。过去我们这里不管生产多少东西,总会有人要,现在发现没人要了,我们大量的投资所形成的过剩产能,现在全变成了库存。过剩的库存、过剩的产能似乎一夜之间从地里冒出来,为什么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看到钢价暴跌、煤价暴跌、铁矿石价格暴跌,为什么?因为产能过剩,企业都不计成本的抛售库存,国际经济循环的链条,只要中间一个链条断掉,其他各个链条就产生“滚雪球”的效应。银行放出了太多的借贷,这需要调整,当然调整是痛苦的。

可怕的产能过剩

    中国这边需要调整的是什么?国内的经济有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库存好处理,过剩产能怎么处理呢?我听钢铁厂的人跟我讲,他们现在正在考虑炼钢的炉子怎么办,炼钢不是市场上有需求就多炼两炉,没有需求就停两天,炉子能停吗?不能停。但是市场上又没有需求,钢铁厂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叫做“闷炉”,就是用蜂窝煤盖上,留一个眼让它缓慢燃烧,供给它燃料、电力,仅仅保持铁水不冻上,但是闷炉也有成本,闷炉也得供电、烧焦炭,如果闷炉的成本太高了,有些钢厂考虑把铁水放干,把炉炸掉。

    过去我们在学习《资本论》时,都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大量的过剩。我记得教科书上有照片,美国的农民把牛奶都倒沟里了,今天我们也倒沟里了,只不过原因不太一样,不仅要把牛奶倒沟里,还要把好好的炉子给炸了。美国人很痛苦的在调整,我们也要调整,把过剩的库存处理完以后,我们要面对过剩产能。牛奶可以倒掉、奶牛可以杀了,这些机器设备怎么办、厂房怎么办、矿山怎么办?全球经济的调整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不仅是痛苦,很有可能是漫长的过程。我们发现旺盛的海外需求实际上是由货币政策支持的,而货币政策这个虚火一撤掉,我们过去大量的投资有可能今后不能创造价值了。这些投资如果不能产生效益,对银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银行的大量坏帐。它对社会意味着什么?失业的产生。所以现在政府很着急,但是,着急也得讲究方式方法,不能乱着急,一着急就命令产业不许裁员,企业经营不下去不裁员怎么办?

新的世界经济格局

    我们下面怎么调整?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全靠投资。给大家一个数量的概念,我们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第一驾马车叫投资,现在占GDP42%左右,投资的增长率在过去几年平均每年20%;第二驾马车叫出口,在经济学上的计算只是净出口,净出口去年占中国GDP的9%,而出口的增长平均每年30%多,有些年达到了40%;第三驾马车是消费,居民消费占中国GDP35%,消费的平均增长率大概是在10%-15%之间。有这组数据大家就知道中国GDP的增长,第一靠投资、第二靠出口,消费在这三架马车中是小兄弟,是敬陪末座。现在出口已经负增长了,它由推动经济的强大引擎,变成了拖累经济增长的因素;投资正在熄火,为什么?因为有那么多过剩的产能,但需求在什么地方?市场在什么地方?没有市场、没有需求为什么要投资。现在能够撑起中国经济局面的就剩下消费了,但是当我们需要消费的时候,我们发现消费占经济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这都是要用数据说明的,因为PPT设备无法支持,我现在无法演示。

    在调整的过程中我想强调一个概念,美国的调整和中国的调整都是必须要进行的,这个调整不是在原有均衡上简单的周期性重复,而是从一个旧的均衡向一个新的均衡过渡。这个调整不是旧的游戏的简单重复,而是从旧的游戏跳跃到新的游戏上去,旧的游戏和新的游戏均衡区别在哪里?在于预期的不同。我在这里讲的是美国和中国,我用美国代表一个经济发达体,用中国代表“金砖四国”、新兴经济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人们的预期必须做永久性的调整,美国人再也不能幻想像过去那样借贷度日,美国人必须增加储蓄率,企业必须降低杠杆率。杠杆率又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杠杆率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什么雷曼兄弟倒台了?杠杆率太高,有30多倍,自有的资本金只有3%,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低,他的投资里只要出现3%的坏帐,它就资不抵债,所以美国的企业一定要降低杠杆率、美国的家庭一定要增长储蓄、减少消费,这就是在美国进行的去杠杆化过程,实际上就是降低负债。但是降低负债,企业就要缩小投资计划,这对整个经济意味着经济活动的收缩,所以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恐怕短时间内走不出来,只要去杠杆化过程继续一天,美国的经济就会在停滞的状况下度过一天。

    美国的经济什么时候恢复?什么时候去杠杆化完成之后才能恢复,这并不是传统的周期波动,30年河东30年河西,两个季度GDP收缩,第三个季度就好转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这次是从旧均衡过渡到新均衡,而不是在原有的均衡上重复。

中国将告别两位数高增长时代

    对于中国来说,也要调整预期,这个预期是什么?国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不会像过去那样。中国的出口不会再以20%、30%的速度增长了,只能跟着全球贸易量的增长而增长,全球的贸易量每年增长多少?大致来讲比全球GDP的增长高2-3个百分点,如果全球GDP是4%,那全球的贸易量也就是6%、7%,所以国内还有理由投资每年增长20%以上吗?没有了!企业要调整它的投资计划,投资也不可能20%多的增长了,如果外贸从20%多的增长降到6%、7%,固定资产的增长降到10%,中国的GDP每年还有10%吗?可能只有5%、7%,我们必须习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中GDP只有中度的增长,两位数的增长已经成为历史,如果我们展望未来中国GDP增长也许只有5%-6%。5%-6%的GDP增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各位毕业之后找工作就困难了,这个困难今年已经发生了。

    在中度增长时期我们怎么办?我们已经习惯了10%的增长,好像低于10%我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为什么?就业是个很大的原因,我们形成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中国一定要有10%的增长,否则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但是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日本3%的增长保持了20年、韩国保持了15年,他们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的?虽然我们的自然增长率比美国高,但总人口增长率美国比我们高,因为它有移民。过去我们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投资又大部分进入了制造业,特别是最近几年,大量的投资进入了所谓的重型制造业。制造业的特点是什么?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它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特别是一些所谓的重型制造业。我们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工业化以后要有二次工业化,二次工业化的特征叫做重型制造业,这是缺乏基本的经济历史常识的著名经济学家们才能讲出来的话。我们都知道工业化完成之后,世界各国走的道路都表明,工业化的下一个阶段是经济的轻型化,去工业化。在工业化完成之后,下一个新兴产业不是重型制造业,是服务业,如果有一点经济常识都不会讲出这样外行的话来。

    我们前两年还在鼓吹工业化、后工业化、重型工业化,完全无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我们国家自己经济发展的趋势,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是我们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我们发展的重点是制造业,而制造业不能有效地创造工作机会,我们不得不依靠经济10%的增长解决就业问题。但是能够有效创造机会的服务业长期被忽视。

4万亿投资的钱从哪里来

    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还是不谈产业结构的问题、不谈经济结构的问题,我们想用四万亿来扭转乾坤,大家也都听说,政府推出四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要扭转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我们现在也成了“凯恩斯主义者”。 首先,明年的财政支出到底是六万亿还是八万亿,如果四万亿是新增的,则明年的财政支出是八万亿,如果四万亿是原来预算中就有的,明年的财政支出就还是六万亿,这一点都不刺激。经济学中只有新增的才有刺激作用,这四万亿到底是新增的还是原来就有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说法。如果是原来就有的,这四万亿无非是把原来就有的提前宣布了一下。

    第二个问题,钱从哪来?有一万亿已经清楚了,来自于中央财政,明年发行特殊国债五千亿-六千亿,这一万亿是落实的。算一下中央政府的负债、GDP、增发五、六千亿的国债,政府的债务水平还能够控制在国际警戒线附近。国际警戒线赤字是多少?GDP的3%,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还能够管理它。问题在于剩下的三万亿从哪里来,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一个明确的说法,我们国家的财政非常不透明,我们拿不到数据,所以只好猜测。

    有的说从地方政府来,我们就去找数据看地方政府有没有这个财力,找到的结果结论是够呛。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好多地方政府都出台了救楼市计划,政府为什么要救楼市啊?因为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我们手头拿到一组数据,今年1-11月份,7、8个城市卖地的收入仅为去年全年卖地收入的1/3,有些城市甚至连1/4、1/5都不到。地方政府匆匆出台措施救楼市,实际上是救自己。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希望刺激楼市,把地价抬高。目前刺激的结果是什么?不甚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明年的楼市不能恢复到几个月前那样火爆,地方财政连自己都解决不了问题,哪有钱投入到这三万亿中来?这是个很大的问号。

    第二个来源是哪里?银行。大家要知道我们的银行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好不容易开始剥离坏帐,然后改革,建立基本的规章制度,在海外上市,进一步筹集资本金,现在我们的银行体系基本上可以说是健康的,为什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们这里没有发生大的动荡,一个是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银行体系基本健康。好在我们抓紧了银行改革,否则按照过去银行20%-40%的坏帐率,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内的信心发生什么变化很难设想。现在有一些银行买了次贷资产,如果是不良资产,我们能不能消化次贷资产造成损失,很成疑问,我认为改革当先。

    银行刚刚恢复健康,你马上要求银行给你放几万亿的款。银行贷不贷呢?不贷又不对,贷也不对。别忘了银行现在都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要对股东负责,贷的这笔款项风险、收益是否匹配、能不能回收?多长时间回收?如果没有效益怎么到股东大会上交代。你跟股东说,我知道这个贷款风险很高、收益比较低,但是我要讲政治,响应国家号召。股东买了银行的股票是为什么?是为了赚钱。生活中炒股的人很多,各位买股票时心里想的是支持国家建设还是什么?如果是赚钱就对了,如果你说是为了支持国家建设,反而我觉得口是心非。

    银行怎么办?它要面对股东,每年要交财务报表,今年的资产规模扩张了多少,不能说响应党的号召就贷款了,如果这么贷,我们的商业银行又要回到政策性银行的老路上去。我们这么多年吃苦头吃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的商业银行不是商业银行,而是政策性银行,这条路不能这么走,不仅在股东那里没法交代,就是在全国老百姓这里也无法交代,不能再人为的制造银行坏帐。

    如果银行不行,就剩企业了。如果企业愿意在这个时候投资的话,何必还要这四万亿呢?这四万亿隐含的前提就是,企业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投资。可以肯定的是民营企业不会掏钱,因为钱都是他自己的,他不愿意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冒然把钱扔出去。那就剩下国有企业了,政府可以跟国有企业讲政治,让国有企业在四万亿里做出贡献,但是别忘了国有企业的任务是什么?资产保值增值,尽管我认为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是错的,但是目前政府给它规定的目标就是资产保值增值,你在这个时候做投资出现损失怎么办?国有资产亏损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国资委领导讲话都非常艺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既要”、“又要”,既要支持扩大内需的政策,又要控制风险。
算了一圈,除了中央的一万亿以外,不知道从哪筹集这三万亿。

4万亿刺激可能无功而返

    第三个问题,就算落实了资金的来源,拿到了四万亿,扔下去能不能起作用?由于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只能借助一些历史的事件来判断这四万亿到底能不能起作用。

    我们都认为,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结束了上次大萧条,这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国际标准”。新政有两条主要内容:第一,建立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政府增加开支创造需求,试图把经济拉出萧条。但是美国经济并没有因为罗斯福新政而摆脱萧条,萧条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39年才结束,为什么结束?因为希特勒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政府的需求突增、政府的开支在1940年以后占到GDP的50%,才结束了美国长达10年的萧条。结束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的新政而是希特勒。这就是历史,当然历史经常被人们改写,08年的诺贝尔奖获奖者是克鲁格曼。其实我认为他是没有资格拿到这个奖的,他获这个奖不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因为他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类似于歌星、球星,而不是经济学家。但是克鲁格曼讲了一句正确的话,他说“靠财政政策结束萧条只有一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再看一下日本,日本在1989年经济进入衰退,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破灭。日本政府为了应对这样的衰退,同样也应用了凯恩斯主义,连续10几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平均每年达到GDP 5%以上,早就突破了国际的警戒线,在高峰的年份达到GDP 10%以上,但是日本的经济什么状况?到今天仍然是不死不活。当然,大家会说如果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日本比今天还惨,这句话是对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无法持续的。在日本长期衰退的初期,也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的国家债务对GDP的比例是50%,今天是多少?今天是160%,日本政府还有可能增加债务吗?进一步举债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如果再增加负债,国家有可能破产,日本政府在海外发行的国债就曾经被国际评级机构把它评为“垃圾以下”,说明大家对日本政府的偿还能力产生怀疑,中国愿意走日本的道路吗?我们不愿意。那怎么办?

    有人说1998年我们也执行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经济不正结束了下行增长的趋势,而调头向上吗。确实是这样。但是当我们分析数据之后就会发现,98年财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99年、2000年以来经济的反转最根本的是两大原因:第一,房地产投资的突飞猛进,为什么房地产在99年、2000年启动?因为1998年我们进行了住房改革,取消了分配住房,把住房推向了市场,忽然在国内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市场,资金、材料、劳动创造了一个新的产业,这个新的产业支撑了我们经济发展一直到今天,到今天我们房地产投资已经占到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3以上。而房地产市场的启动跟四万亿没什么关系,房地产市场是靠改革启动的。

    第二大原因是什么?就是前面讲过的,进入WTO后的外部需求。

放开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是关键

    所以,中国经济的调头向上第一是靠改革;第二是开放。我在各种各样的会上讲,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的涌现、我们国家的经济是有希望的、有办法的。我在四万亿上看不到希望,在四万亿上得不到信心,我能够看到希望的是改革和开放。尽管我在凯恩斯主义上花的时间比邓小平理论上多得多,同时我们也要批判凯恩斯主义。现在经济中确实碰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去我们也碰到过,我们靠什么来解决这些困难?不是靠政府花钱!花钱!再花钱!而是靠不断地改革开放、培育新的增长点,相信民众的创造力、相信市场的活力,实际上我们也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至于听的人感觉是不是建设性就不知道了。

    为了培育新的增长点,我一再呼吁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为什么我们经济增长10%还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制造业上而长期忽视服务业,使得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在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中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我们服务业占GDP比重不到40%,美国是80%以上、日本是65%,连经济发达程度不如中国的印度,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有50%。服务业长期的落后和政府的管制有着长期的关系。

    我所说的服务业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洗头的、捏脚的,我说的是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媒体娱乐,这些行业有多大的空间、有很多投资机会、能创造很多工作岗位。拿金融服务业来说,我们80%以上的中小企业现在没有金融服务、几乎百分之百的农民没有金融服务,如果把这个市场打开,我们能创造多少就业?医疗卫生行业,现在我们都不敢去医院,去医院没病都给你搞病了,排队、拥挤、医生服务的态度,有病的不敢去医院,没病也不想去医院。

    为什么医疗服务的供应长期落后民众的需要?因为管制。想办个医院,先到卫生部报批,等着吧,两、三年不批,为什么不批也不告诉你。民营医院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打擦边球、钻墙角,最后还是经营不下去,政府铁打的医疗体系阻碍了资源流入,结果就是供应的短缺,看病难。现在不提政府管制,反而把气都撒到大夫身上,说大夫医德有问题。大夫的工资也是管制的,不能由市场的供给、需求决定医生的工资,医生的收入长期低于市场价值,但市场的规律总是要顽强的表现自己,表现的方式就是红包。不给医生涨工资,还骂他收红包是医德有问题,这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这是计划经济的逻辑,我们在市场经济中老用计划经济的逻辑,把事情全搞扭曲了。医学院毕业不就开那点钱吗,还不如做公务员呢。大家知不知道,公务员不创造价值。公务员做的工作都是价值的重新分配,政府是不创造价值的,政府手里的钱都是老百姓创造的价值,以税收的形式交到那去。如果我们社会中的青年才俊都向往着不创造价值的工作,我们这个社会长久发展下去是不是令人担忧。

    对文化娱乐体系过度的管制,一个片子出来三堂会审,关系搞得不好就说你品位低下不能播。文化娱乐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有人愿意做、有人愿意看,你为什么要插一杠子评审呢?为什么你的口味就比老百姓高雅呢?这种无所不在的管制束缚了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政府经常做两件事:第一就是作茧自缚。中国还是一个中等程度发达经济,我们跟日本不一样,我们有很大的潜力,但我们作茧自缚;第二件事就是“逼良为娼”,如果没有地下钱庄,我们的民营企业不能到今天,地下钱庄为什么是非法的呢,因为没有法。地下钱庄如果能在阳光下操作,大家去注册,政府可以收税、可以监管、能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创造了就业,何乐而不为呢?

    在经济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不存在信心问题,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民众的创造力、对市场的活力始终充满着信心,我们缺乏信心的是政府的政策,我们对于改革开放在近几年的停滞不前深感忧虑,为了应对这些困难我们要好好的总结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克服之后中国的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GDP的增长率也许不会像过去那样令人印象深刻,也许只有5%、8%,但是这5%、8%是健康的、是可以持续的、是高质量的,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可以维护社会稳定的。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发件人:"wangmiao711" <wangmiao711@188.com> 2009-02-11 15:04:08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中国改革报深化改革扩大内需论坛

拉动农村消费重在基本公共服务补课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随着我国由生存型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广大社会成员消费需求的增长越来越取决于人的基本生存发展保障,越来越取决于以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程度。我国7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十分引人注目,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一个亮点。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这个潜力的释放,将对我国新阶段扩大内需战略产生决定性影响。但现实情况是:农村居民消费率从1983年最高点的32.3%下降到2007年的9.1%,24年间下降了近23个百分点;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29年中下降了近37个百分点。农村消费长期低迷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相关,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缺失严重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为此,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内需,要把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一个大战略来全盘考虑。

    1.尽快出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投资计划。要以这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重要契机,为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202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的目标,明显增加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

   (1)在国家4万亿投资中大幅度增加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资。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拉动内需的4万亿投资中,从目前公布的计划看,用于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规模明显偏小。建议未来3年~5年,在4万亿投资中,调整扩大内需的投资结构,大幅追加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使得新增用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增长速度不低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初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投资计划,是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个大战略。预计这一计划的出台,将为推动我国由投资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启动农村大市场创造重要条件。

    2.抓紧制定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计划。根据陈锡文最近介绍,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当前已有约2000万农民工处于失业状态。在工资性收入日益成为农民收入主要来源的情况下,农民连续增收的趋势很可能出现“拐点”,进而降低农民的消费预期。在这个大背景下,加大农民工公共就业培训,不仅有利于稳定消费、稳定社会,缓冲危机对农民工带来的冲击,还有利于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合格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储备。

   (1)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2004年~2007年,我国推行的阳光工程,培训农村劳动力1230万人,受训农民转移就业率达到86%以上。事实上,截至2007年底,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专项补助资金仅21.5亿元,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补助资金仅3亿元,这样的支出规模很小,但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是很大的。据国务院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未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占3/4以上,接受过初中级职业培训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不到5%。因此,应当抓住这次扩大内需的重要机遇,全面解决农民工就业技能不足的问题。

   (2)投入财政资金100亿元左右,分阶段实施农民工培训计划。第一阶段,今明两年大约有1000万脱岗农民工急需接受就业培训。可以考虑在2009年先解决300万~500万,按照人均250元的标准算,政府大约需要投入7.5亿~12.5亿元;到2010年,再投入大约12.5亿元,解决其余500万元。第二阶段,从2011年~2012年,政府再投入75亿元,可以解决3000万农民工技能培训问题。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建议财政共需投入约100亿元,初步解决4000万农民工的培训需求。

   (3)探索建立农民工培训券制度。对农民工进行就业技能培训,需要创新管理办法。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为农民工发放就业培训券,使农民工可以凭券自由选择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培训机构参加技能培训。这样,可以照顾到农民工流动频繁的特点,还有利于激励培训机构提高服务质量,增强培训的有效性。

    3.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支持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据测算,如果以社会保障为主要构成的的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增加1元,可以拉动消费1.26元,而增加1元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分别只能拉动消费0.38和0.51元。为此,这次扩大农村消费应把建立农村养老保险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1)中央财政应对农村养老保险承担主要支出责任。这几年,中央财政对城镇企业职工养老补贴将近1000亿元,但对农民的养老保险中央财政一分钱没有出,农村养老基金几乎全靠农民自己交费,许多农民因此不愿意参保。2002年~2007年,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长了36.6%,而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减少了5.3%。事实上,我国农村60岁以上的人口大概有1亿人,如果按照一年720元的基本养老金标准,这项支出仅占2007年财政支出的1.5%。也就是说,国家用不到2%左右的财力就可以建立起低水平的、人人都享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建议中央财政承担主要部分,由中央地方按2:1的比例分担农村养老保险支出责任。

   (2)分阶段推开农村养老保险。按照“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建议以中央财政投资为主,明年启动全国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覆盖面不少于10%;到2012年,即本届任期内争取覆盖60%的含农业人口的县市区;2017年争取参保人口达到80%;到2020年实现制度基本全覆盖,老年人口参加养老保险全覆盖,全面实现农村人人老有所养的目标。

    4.尽快提高新农合保障水平。自农村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来,农民的医疗负担有所减轻,但由于新农合报销比例偏低,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还相当普遍。为此,扩大农村消费,下一步,应明显提高新农合保障水平。

   (1)逐步提高新农合筹资标准。据统计,2006年参合农民的实际报销比例仅有27.8%,与该年度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70%的报销比例相比,新农合的报销显然太低,很难解决农民医疗负担过重的问题。从一些省的医改经验看,如果农民看病补偿达到30%~40%,基本可以确保一些患大病的农民不致“因病返贫”。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40%的保底标准,将参保农民的人均保费提高至140元,到2020年,使城乡医疗报销比例差距控制在10%~15%以内。

   (2)将政府支出标准提高到120元。实现参保农民的人均保费提高至140元这个目标,建议新增筹资额全部由财政承担,即政府分摊标准由现在的80元提高至120元。按2007年全国农村人口7.3亿人计算,中央与地方财政新增新投入约292亿元。
(3)合理确定中央、地方和农民个人分摊比例。对新增财政资金投入,可以考虑按照目前中央和地方2:1的比例进行分摊,即:中央财政出80元、地方财政出40元、个人缴费仍为20元。

    5.以农民工为重点,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如何安排2亿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焦点问题。建议由中央制订规划,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政策,力争在3年左右,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对接问题。

   (1)针对流入地和流出地义务教育经费衔接困难的问题,实行义务教育全国通用的教育券制度。这样,农民工子女可以凭教育券在全国任何一个地区就学。2007年,随农民工进城的子女大概有766万人。据调查,大概有10%左右处于失学状态。如果按照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3300元(小学300元/年×6+初中500元/年×3)计算,优先为失学农民工子女发放教育券,9年下来,财政大概支出25亿元就可以解决这部分人上学难的问题。

   (2)使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账户可转移。在基本医疗方面,尽快实行全国统一联网,使流动人口个人账户可转移等。对愿意参加户籍所在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工,应采取有效措施,使其流入地医院看病的费用可以在流出地报销;对愿意参加流入地城镇基本医疗的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降低最低缴费基数,使多数的农民工能够负担得起城镇基本医疗的个人缴费;在有条件的地区,应逐步探索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基本医疗制度衔接的有效途径。

   (3)使农民工养老保险可转移。可采取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先建立可跨地区转移的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待时机成熟后再纳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

   (4)建立“就业信息卡”制度,加强农民工的公共就业服务。将农民工的管理与服务纳入整个信息网络。加快构建反映城乡劳动力变动情况的综合信息交换平台,建立流入地农民工失业登记制度。在此基础上,实现跨城乡、跨地区公共就业服务的对接,使农民工在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就业和失业登记、劳动合同管理等各方面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5)在有条件地区探索将农民工纳入住房救助范围。在实施城市低保住房、困难家庭住房救助的同时,应当采取多种办法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的救助范围。近期,建议政府保障性安居工程的2800亿中,至少划拨出10%以上用于农民工住房小区建设。未来3年~5年,省级政府要把农民工的住房建设纳入城市住房建设规划,以集中建设农民工住房小区为主,确保农民工住房建设用地,扩大农民工住房保障的房源。

   (执笔:方栓喜 夏 锋 张 娟)

 

 

 

发件人:<akuijs@worldbank.org> 2009-02-12 16:23:59 +0800 收件人: <akuijs@worldbank.org> 抄送:标题: The World Bank's Mid-Term Evaluation of China's 11th Five Year Plan

世界银行发布中国“十一五”规划进展评估报告

各项目标取得进展,经济再平衡的重大挑战依然存在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  李莉

电话:86-10-5861 7850 电邮:Lli2@worldbank.org

    2009年2月12日,北京:世界银行今天发布《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期进展评估》报告。此项评估是受国家发改委委托,配合国家发改委自评的情况下开展的。报告评估了“十一五”规划实施两年半以来的进展情况,总结了初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政策调整建议。报告重点评估了“十一五”规划九项主要目标中的七项,包括:1.确保宏观经济平稳运行;2.工业结构优化升级;3.提高能源利用效率;4.协调城乡发展;5.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6.促进可持续发展;7.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报告草稿的概要于2008年7月初完成并提交,报告草稿全文于10月初完成并提交。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指出:“‘十一五’规划在实现若干主要目标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仍然存在重大挑战。”经济增长远远超出预期。 “十一五”规划中最重要的社会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改善了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改善了农村地区的条件(尽管城乡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实现环境和资源利用目标的进展喜忧参半:降低能耗方面进展缓慢,但在减少空气和水污染、处理工业固体废物、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扩大森林覆盖面方面得到改善。

    世界银行中国局国际经济学家、“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项目经理高路易说:“然而,中国在调整总体经济增长模式方面没有取得显著成效,从而制约了许多其它‘十一五’规划关键目标的进展。”经济活动从工业和投资转向服务业和消费的再平衡收效不大,这反过来又增加了能效、环保以及减少中国巨大的外部失衡(经常账户顺差)等目标的难度。尽管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但缺乏果断的再平衡措施也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报告指出,展望未来,需要大力促进经济再平衡以推动实现这些目标,巩固已经取得的社会成果。报告中讨论的再平衡政策议程范围广泛,涉及到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结构改革。

    在报告完成之后,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杜大伟说:“自2008年9月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动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大幅加剧。与目前中国房地产业的持续疲软相结合,对增长造成了下行压力。”特别是重工业增速明显放缓,导致2008年底出现能效大幅下降。然而,这是一个偶然的暂时的现象。的确,政府针对经济冲击采取的强有力的宏观经济对策,旨在抵消包括重工业在内的增速放缓。

    世界银行认为,报告提出的分析与建议在目前情况下仍然是适用和重要的。高路易说:“的确,从好几个方面来讲,目前的经济状况都进一步加强了经济再平衡的理由。全球经济前景黯淡,增加了刺激国内需求和国内消费的重要性,这也是再平衡议程的一项关键内容。”因此,经济再平衡需要采取的几类措施——例如加强政府在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领域的作用和增加支出,以及采取措施增加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也有利于在短期内刺激增长。并非所有政策都是这种情况:有些再平衡政策不会在短期内刺激增长,有些在短期内刺激增长的政策则无助于经济再平衡。然而,鉴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力量,“十一五”规划目标的重要性足以使实现经济再平衡继续高居政策议程之上,并通过再平衡和长期议程尽可能地影响2009年的经济政策决策。

    中国在基本实现中长期目标方面拥有良好的业绩记录。世界银行认为,在作出适当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中国应当既能应对目前全球经济下滑的挑战,同时又能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中长期目标。

    详细阅读:《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期进展情况评估》

 

英文报告概要

China's 11th Five Year Plan so far -- Progress in Several Areas, but Important Challenges Remain, Including on Overall Rebalancing, Says World Bank Report

BEIJING,February 12, 2009 – The World Bank released a report today on its Mid-Term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11th Five Year Plan (5YP). The evaluation was conduct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in the context of the government's own evaluation.

The evaluation was undertaken to assess progress with implementing the 11th 5YP during the first two and a half years, draw preliminary lessons, and make suggestions for policy adjustments. It focused on seven of the nine main objectives of the 5YP: (i)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macro economy; (ii)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ii)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v)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v) improved basic public services; (vi) enhanc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vii) improved living standards. A summary of the draft report was finalized and submitted in early July 2008 and the full draft report in early October.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oward several of the major objectives of the 11th 5YP, but important challenges remain," say David Dollar, the World Bank Country Director for China. Economic growth has far exceeded expectations. Considerab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oward the 5YP's most important social objectives: improving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social protection, education, health, and conditions in rural areas (even though income disparitie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continue to widen). Progress on the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use objectives has been mixed: insufficie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reducing energy intensity, but improvements were seen in reducing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treating industrial solid waste,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water use, and expanding forest coverage.

"However, China has been less successful in rebalancing its overall pattern of growth, which has limited progress on many key objectives of the 5YP,"says Louis Kuijs, Senior Economist and Task Manager of the Mid-Term Evaluation.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balancing away from industry and investment towards services and consumption. This, in turn, has made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objectives on energy efficiency, the environment, and reducing China's large external imbalance (th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The lack of decisive rebalancing has also made further widening of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almost unavoidable, despite strong government efforts. The report notes that, going forward, ambitious rebalancing is needed to help meet these objectives and solidify the social gains that have been achieved. The policy agenda for rebalancing discussed in the report is broad ranging, involving macroeconomic policy adjustments and structural reforms.

Since the report was written, important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China's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turmoil on China's economy intensified substantially since September 2008," notes Mr. Dollar. " Combined with ongoing weakness in China’s housing sector, this is putting downward pressure on growth." The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slowdown in heavy industry led to a substantial decline in energy intensity at the end of 2008. However, this is an accidental, temporary development. Indeed, the government's forceful macroeconomic policy response to the economic shocks aims at offsetting the slowdown, including in heavy industry.

The World Bank thinks that the thrust of th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report remains valid and important in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 Indeed, in several ways, current economic conditions strengthen the case for rebalancing," says Mr. Kuijs. " The subdued prospects for the global economy have increased the importance of boosting domestic demand and domestic consumption, which also is a key element of the rebalancing agenda." Thus, several types of measures needed for rebalancing—such as increasing the role and spending of the government in health, educ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measures to boost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particularly of lower income people—are also good for stimulating growth in the short term. This is not true for all policies: some rebalancing policies will not stimulate growth in the short term and some policies to stimulate growth in the short term do not help rebalancing. However, given the underlying strength of China's economy, the objectives of the 11th 5YP are important enough to keep rebalancing high on the policy agenda and to shape economic policy decisions in 2009 as much as possible by the rebalancing and long term agenda.

China has a good track record in basically achieving its medium and long term objectives. The World Bank believes that, with appropriate policy adjustments, China should be able to meet bo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current global downturn and meet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objectives that feature in the 11th 5YP.

Download theexecutive summary (174kb pdf) and full text (1291kb pdf) .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2-11 11:24:3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刘吉吹出了没有经济危机的市场经济

刘吉吹出了没有经济危机的市场经济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中欧商学院院长刘吉说,这些年来,有些人打着"反思改革开放"的旗子造舆论,攻击我们的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想把改革开放的方向扭转过来。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今天我们尝到后果了。

    这种后果,在刘吉看来,就是经济危机。这里颇为奇怪,似乎按照80年代改革开放的顺利走下去,中国搞市场经济就不会有经济危机。这可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在市场经济学说历史和经典经济自由理论当中,从来承认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刘吉要么是失心疯,要么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济学家。就像一个女人陷入婚后不幸福,于是回忆初恋的美好,可是这可以是对个人的安慰,却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策。

    当下经济危机的社会处境,与改革开放之初不可同日而言。当初的顺利体验和信心,放在当下,真是刻舟求剑。把经济危机的发生,看成不按照原来改革开放的思路,而造成的,这完全是一种外行看热闹。不外乎说,你看看当时改革开放多顺利,当时顺利,现在按照这条思路走下去,也必定顺利,将来如果坚持,那也是必然如此。总之学好市场经济ABC,可以千万年大吉大利。

    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否认市场的缺陷,没有否认市场经济的周期。刘吉回到80年代的顺利这种高峰心理体验,就否定掉经济危机内在于市场经济当中。用一种信仰状态来坐井观天。他把内在疾病拉出来,推到市场经济的体外,不用直面,那么就吹捧出了市场拜物教。幸好刘吉还没说,经济危机是极左时代的专制造成的,否则我不知道如何反驳。

    改革开放以来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拓展市场化,是正确的。但是并不能因为计划经济的失败,就相反滋生一种市场拜物教,或者市场万能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过分对立起来,妖魔化计划经济,把市场当作完美的这一些人,时间往前面推移,同样是计划经济当作完美的一些人。也就是,计划经济的愚昧粉丝,也必然是市场经济的愚昧粉丝。反过来也一样。他们身上有的不是真理,而是屈从,只要找得到屈从的对象,就膜拜之。

    刘吉说,很多企业倒闭主要不是由于出口的困难。因为即使出口订单减少了,比如说订单少了20%,那么我们只要把价格提高20%,仍然比西方的价格还低很多,还是具有巨大的市场竞争力的。而同时,西方经济危机导致他们同类产品的企业首先破产了,订单不正好转到中国吗?

    这里很难还不说明,刘吉处于一种迷信迷狂之中。刘吉对国际市场很崇拜,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丝毫不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萎缩。对于中国产品,国际市场过去容量固然很大,给与刘吉永恒的信心,可是处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当中,消费力下降,本来就靠低价格竞争的中国产品,还能提高价格么?迷信就会丧失对之理性观察,当作不言自明的前提,当作永恒不变的事情。

    整个经济现代化历史越来越明白,最好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市场和管制的混合制度,而没有十足十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十足十的管制。市场和管制之间的共和,成为当前的选择。所以,到了经济危机的今天,对市场化的态度,应该采取消极的,而不是积极进攻的。中国市场化的困境是,不应该市场化的过分市场化,而应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对于应该市场化的行政垄断,确实应该进一步推动。可是这是一种改革不能完成的使命,或者说通过媒体舆论的主义,或者教诲的说理,是根本无法解决的。而市场化带来的后果,是卸掉必要的包袱,卸掉政府本来应当承担的宪法责任。

    很明显,很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明白这种困境,他们为了推进改革,促成不应该市场化的市场化,以此当作成绩,当作改革成果。相当于在战场上战败的将军,杀百姓取人头,当作杀敌数报战果。

    茅于轼在博客中国发表文章说,缺乏经济自由主义的社会很容易走向动乱。缺乏是指对行政垄断而言,是对的。但是对此应该放弃改良信心。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要来的,大部分是本来不想要的,本来想要得,而且是首要的,重点的,都是不会给的。经济自由主义把一个根本要不到的东西,拿来论证自己的美好;而给出来的,大部分都是丑陋的。

    如此政治情形下,打着市场化的名义,不仅无功,而且是祸害。采取消极的辩护态度,就应该反思市场化进程,那一些是应该市场化的,到底有没有办法市场化,那一些是不应该市场化的,就应该恢复放弃。如果再采取攻城略地的启蒙姿态,不仅无法"去垄断化",而且会造成市场经济彻底丧失政治正当性。

    博客中国的一个网友说,没有底层民众普遍的收入提高,资本的不断扩张的供给能力总会有断层的一天,这应是市场经济均衡力量的奥秘所在。资本家应多从其他方面琢磨降低成本,而不要首先打简单易行的工资成本的主意。著名网友求心说,反对劳动合同法,属于一种"合成缪误":一群人看戏,一个人垫起脚尖,就可以看清楚一点,于是及推断所有人垫起脚,就可以看清楚。或者叫透视麻将。压低工资的外部负效应是需求萎缩,降低一个工人的工资,或者一个老板降低工人的工资,对总需求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不能忽略不计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早就有预言,他们认为,压低工资,为剥削利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但为实现利润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大障碍。

    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分工不同,但是一种合伙关系,是一种连带关系,虽然不同的政治力量和稀缺性,造成资本而不是劳力话语更大,分得利润更大,但决不能超越一种底线,让工人成为包身工,物化成一种或的生产工具或者机器。在对利润享有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一种撕裂和对立,而是一种不超越底线的连带联系,才是市场经济。一味着站在资本家一边,将撕裂连带关系,是市场经济的敌人。

    刘吉、茅于轼到底知道不知道这一些市场经济的真正奥秘,他们看起来是半撇子和外行,对市场经济很迷信很崇拜,但也仅仅是经济很迷信很崇拜,就开始指点江山。对市场的建构,是一门政治科学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一种迷信状态,也不是在任何一个改革措施的道德态度:到底是不是站在市场经济这一边。总之不是一根筋的粉丝、票友可以促成的。并不是一招半式就可以闯荡的江湖。

    茅于轼相信经济的永恒增长,相信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的线性进步,才会相信经济自由不能后退,否则政治自由更没戏。可是这样的信仰,就是错误的。倒置政治经济关系,把政治吸纳在经济之中,把经济自由主义,就等同于自由主义和立宪。正是经济决定论,才使茅于轼把经济自由主义当作真理,用一种空想资本主义迷信来替代理性审慎的政治技艺。

    我在和很多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争论中,观察到更多时候经济自由主义一根筋,是被迫自我辩护的时候出现的。刘吉、茅于轼现在的言论,也是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经济自由主义生死存亡的时刻,采取的辩护,不管言词如何激烈进攻性,都可以看到他们遭遇着危机。

    经济自由在其应有的限度内,是不要的,必不可少的。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将超出经济自由限度的,无法由经济承受的东西例如政治,也贪婪的地吸纳进去。例如经济决定政治,经济自由通向政治自由,用经济学治国等等。当遭到批判,被指责其过长黑手,这时候经济自由主义者就退回到应有限度内的经济自由。通过应有限度内经济自由的论证,让自身确立下来,确立为一种"信仰"一种"真理" ,这时候辩护,就堂堂正正放不倒,并且可以拿80年代的高峰心理体验,作为见证。当一种"信仰"一种"真理"确立之后,又让超出部分,树立横行起来。我把这种加减魔法命名为"龟头吞吐术"。

    蒋介石对陈洁如说,你爱不爱国,支持不支持革命,如果爱国支持就要嫁给我,否则我无心革命,你不嫁给我,怎么算爱国呢。当爱国无法驳倒,这时候陈洁如则必须委身。孔子欲亲近南子,南子不从,子曰: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南子要"好",只有满足孔子的淫欲。

    这里首先就是把一种错误的前提当信仰,当作真理,因此显出专横意志出来。相信经济决定政治,经济自由通向政治自由,相信永远的线性进步和经济增长,就是错误的前提。经济自由很重要,但是没有经济自由主义者说得那么重要,那么完美,那么具有魔力。

   (后改革思想网总编辑 http://www.hanyusuo.com/ 陈永苗的宪政博客:xianzheng.bokee.com 电话:13401179861。)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2009-02-15 14:19:46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 09006 日本综合商社的发展以及对中国当前的启示

日本综合商社的发展以及对中国当前的启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Feb. 15, 2008

zhangyuxuan@gmail.com

一、历史背景:从财阀到经连会

    财阀(Zaibatsu)一词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是十九世纪至二战之前日本金融资本集团的通称。“财”系指金融,因为每个财阀集团中都有一家金融机构进行资金调度;“阀”系指门阀,这与封建社会中的名门望族有关。根据定义,财阀是指由家族控制的垂直型大规模垄断实体,包括一家控股公司、一家全资所有的提供融资的银行子公司,以及若干家控制着国内市场上特定行业的工业子公司。1 典型的财阀还具有以下两大特征:第一,集团内部的交叉持股严重。公司的经营权经过多次交叉持股后,增强了财阀内部的紧密度,为相互借贷提供了便利;第二,财阀与政府关系密切。财阀通常获准经营政府特许行业(例如石化重工),同时财阀也通过政治献金、直接参选等方式间接或直接介入政治决策过程。2
三菱(Mitsubishi)、三井(Mitsui)、住友(Sumitomo)和安田(Yasuda)是二战前日本最著名的财阀集团,被称之为四大财阀。其中三井和住友起源于江户时代(the Edo Period,1603-1867),而三菱和安田发端于明治维新时期(the Meiji Restoration,1868-1912)。二战开始前,四大财阀直接控制了日本采矿业、化工业与金属业超过30%的份额、日本机器设备市场大约50%的份额、日本商业股票交易的60%,并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3 除了在国民经济方面居于垄断地位外,四大财阀也对日本国内外政策的制订发挥着重要影响。例如,立宪政友会(the Rikken Seiyukai)被认为是三井集团的延伸,该集团与日本陆军部关系密切;立宪民政党(the Rikken Minseito)被认为是三菱集团的延伸,该集团与日本海军部联系紧密。

1 引自Wikipedia:Zaibatsu。
2 引自百度百科:财阀。
3 引自Wikipedia:Zaibatsu。

    正是因为财阀与日本政治、军事之间纠缠不清,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启动了解散财阀的进程。这一时期内有16家财阀被彻底解散,另外26家被解散后重组。4 家族财产被没收、控股公司被关闭、集团内部的控股与协调关系被打破。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试图重新将日本工业化并作为对抗亚洲共产主义的阵地,因此美国政府最终并未彻底解散财阀集团。当时财阀集团被认为对日本的经济、政治还是利大于弊的,日本国内的民众舆论也反对解散财阀。这就使得部分财阀集团事实上在二战治后以一种新的形式得以延续,这种形式被称之为经连会(keiretsu)。

    经连会是在日本战后经济起飞阶段产生的一种企业组织形态,它事实上是将解散的财阀集团以一种全新方式重新整合起来,各个企业之间通过交叉持股形成了一种跨越很多行业的水平式的企业联盟。与垂直型的财阀不同,经连会并没有一家高高在上的控股公司。然而与财阀的类似之处在于,每个经连会都是围绕一家商业银行进行构造的,这家商业银行不仅向各成员公司提供贷款,而且持有成员公司的股票。商业银行对经连会中的公司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扮演着协调者以及危机救援者的角色。正是因为商业银行在经连会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经连会也被称为财团。

    日本在二战之后形成的六大经连会包括三菱、三井、住友、芙蓉、第一劝业与三和。如表1所示,每个经连会均由一家商业银行、一家综合商社以及若干家制造业与服务业企业组成。不难看出,这六大经连会囊括了目前日本的三大商业银行(东京三菱UFJ银行、住友三井银行、瑞穗银行)、六大综合商社,以及若干日本国内的知名制造业与服务业企业。事实上,如果不从经连会的角度来加以分析,就很难把握日本企业集团之间的内部联系。

    经连会集团不仅掌握着庞大的资源,而且各成员企业在情报、采购、制造、销售、研发、财务等方面密切协助。作为经连会的三个核心部分,商业银行、综合商社与制造厂商之间维持着相互协助、分工合作的密切关系,以最大化集团的协同效应。这种企业集团的协调互助在日本企业拓展海外贸易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日本制造业企业向海外进军之前,商业银行将提供充分的征信调查、投资风险评估以及长期融资,综合商社则提供关于原材料、产品、销售渠道、技术等市场情报,使得日本企业能够进行周密长远的规划、按部就班地开展海外经营部署,从而提高在国际市场的成功概率。

    4 引自Wikipedia:Zaibatsu。

表1 战后日本的六大经连会(财团)

 表1 战后日本的六大经连会

(财团) 名称

商业银行

综合商社

制造业或服务业企业

三菱

三菱银行(1996年之前)、东京三菱银行(1996年至2005年)、东京三菱UFJ银行(2006年至今)

三菱商事

三菱重工、三菱电机、三菱汽车、三菱化学、三菱扶桑、三菱不动产、三菱丽阳、三菱材料、三菱纸业、麒麟啤酒、日本邮船、日本石油、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尼康、

三井

三井银行(1990年之前)、樱花银行(19902001年)、住友三井银行(2001年至今)

三井物产

富士、三井不动产、东芝、三得利、三越百货

住友

住友银行(2001年之前)、住友三井银行(2001年至今)

住友商事

朝日啤酒、阪神电气铁道、京阪电车、南海电气铁道、马自达、NEC、日本Koei、住友不动产

芙蓉

富士银行(2000年之前)、瑞穗银行(2000年至今)

丸红商事

佳能、日立、松谷、尼桑、理光、东武铁道、雅马哈

第一劝业

第一劝业银行(2000年之前)、瑞穗银行(2000年至今)

伊藤忠商事

富士通、日立、五十铃、东京电力公司

三和

三和银行(2002年之前)、UFJ银行(20022006年)、东京三菱UFJ银行(2006年至今)

双日株式会社

阪急电铁、京成电铁、神户钢铁、柯尼卡美能达、京瓷、欧力士、新明和、高岛屋、东宝

    资料来源:Wikipedia:Keiretsu。

二、综合商社:功能与演变

    日本的综合商社一度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企业。在1995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的榜单上,第1至4位分别是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伊藤忠商事、住友商事,第6位为丸红商事,第9位为日商岩井。综合商社在全球10大企业中占据6位,这可谓日本综合商社最辉煌的时期。时至今日,综合商社在世界500强中的地位显著下降(表2)。这固然与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综合商社自身竞争力下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综合商社在不断调整自身结构。例如,2004年三井物产将销售收入最大的能源与矿产部门分离出去,使得其在世界500强中的地位迅速下滑。此外,由于综合商社对全球范围内大量企业的股权投资均低于合并标准,因此其资产与收入并未在合并会计报表中反映出来。如果把综合商社的真实资产、利润与股东权益统计出来,则目前的500强排名无疑严重低估了日本综合商社的排名。尽管如此,日本五大商社还是在2008年《财富》杂志分行业的排名上,占据了全球贸易行业的前4位(表3)

表2 2008年《财富》500强综合排行榜

2 2008年《财富》500

综合排行榜排名

公 司

营业收入

百万美元

利润

百万美元

资产

百万美元

股东权益

百万美元

雇员人数

130

三菱商事

52,808.5

4,052.4

118,093.3

28,866.3

60,664

140

三井物产

50,252.3

3,590.7

97,361.4

21,938.6

42,621

201

丸红商事

36,481.4

1,289.4

52,315.4

7,834.1

32,208

236

住友商事

32,144.1

2,092.2

76,067.6

14,997.1

68,633

322

伊藤忠商事

25,054.1

1,914.0

52,799.6

9,830.4

48,675

 

3 2008年《财富》500强贸易行业排行榜

 

3 2008年《财富》500强贸易

行业排行榜排名

公司

营业收入

百万美元

利润

百万美元

利润占收入的百分比

利润占资产的百分比

1

三菱商事

52,808.5

4,052.4

8

3

2

三井物产

50,252.3

3,590.7

7

4

3

丸红商事

36,481.4

1,289.4

4

2

4

住友商事

32,144.1

2,092.2

7

3

6

伊藤忠商事

25,054.1

1,914.0

8

4

    资料来源:Fortune。

    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商社系指贸易公司,而综合商社系指多元化的贸易公司。综合商社是日本特有的,以从事贸易批发为主,兼具多种经营,在产品、地区和功能方面均进行了充分多元化的跨国公司。一般而言,综合商社均具有流通、金融与情报三大职能。在流通领域,综合商社涉足贸易、销售、物流、保险、营销与广告;在金融领域,综合商社涉足贸易融资、贷款与第三方贷款、股权投资;在情报领域,综合商社的海外分支机构负责搜集各方面的相关咨询,而综合商社总部负责搜集、分析、统合全球范围内的信息。5

    综合商社在“日本制造”从1960年代开始走向全球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一,综合商社的创建在时间上早于制造业的海外扩展。三井、三菱、铃木等综合商社在二战之前已有多家海外分支机构,从事国际贸易业务。伊藤忠、丸红、住友、日商岩井等综合商社在二战之后迅速发展起来,同样早于制造业的海外扩展;其二,从195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建立了“制造业负责生产、综合商社负责贸易”的分工体制。商社自己承担风险,从事买断或卖断业务,即从制造业企业手中以特定价位将产品买断,以自己为主体进行销售,从而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其三,综合商社的贸易模式有助于缓解国际贸易摩擦。由于综合商社具有建立国际化产品销售体系的实际能力,产品出口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由于目标市场非常分散,具体到每个国家的贸易摩擦程度自然会减轻;其四,综合商社根据不同地域的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建立了层次各异的市场结构,针对不同的市场结构开发出不同档次的产品,有利于占据各个细分市场。

    5 引自Wikipedia: 商社。

    除进行进出口贸易外,综合商社还致力于国内贸易以及第三国贸易。作为企业之间交易的组织者,综合商社构筑了庞大的交易网络、信息网络与物流网络。根据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观点,综合商社的6大经营职能——贸易代理、生产参与、金融服务、仓储运输、信息咨询与科技开发——均是围绕“中介作用”这一本质特征合市场定位展开的。他进而认为,综合商社的实质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场所中起中介作用的类市场合作体系”,即综合商社作为一个开放的综合体,始终能够凭借集中与灵活权变的行为方式所发挥的多功能、综合有序的运作,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供给与需求紧密联系起来。例如,综合商社之所以被称之为“影子银行”,是由于与商业银行相比,综合商社具有一流的情报信息网络,在大量的日常业务往来中更接近银行客户,也更加了解银行客户的经营状况与还款能力,因此银行往往会委托综合商社帮助放贷,以克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这既降低了银行的放贷成本,也控制了银行的贷款风险。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市场环境的演进,很多日本制造业企业已经发展壮大并培育了自己自身的海内外销售体系,日本制造业朝着高精尖、低能耗、低原材料消耗的方向发展,这使得综合商社的国内外业务量不断萎缩,综合商社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开始下滑。环境的变化迫使综合商社开始积极调整经营战略(表4)。其中最重要的战略调整无疑是将综合商社的重点发展方向由贸易与物流转变为“事业投资”,即对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和部分制造业的股权投资。综合商社尤其看重能源、初级产品等不可再生资源,因为从长期来看这些资源具有巨大的升值空间。目前,综合商社70%的收益均来自事业投资,而传统的中间商业务只占收益的30%,这说明综合商社已经成功转型。例如,日本几乎每家加油站背后都有商社的影子。商社对石油行业的渗透已经从上游到终端无孔不入。

    表4 日本综合商社经营战略的调整战略调整思路具体举措

    核心功能定位:国际化经营,强化信息、服务等非价格竞争力。运用IT技术构筑电子商务平台,形成遍布全球的原材料采购及商品销售体系,并提供与之配套的物流、金融、保险与法律服务;强化广域信息的收集分析功能,在日常商业经营活动中加以充分利用;深化全球市场的开发;

    经营方向:高附加值化、综合化。开拓物流领域,打造供应链,压缩成本,提高经营效益;深化和扩大本集团的金融机能,发挥“孵化器资金”作用,扩大辐射和协作功能,巩固发展后劲;综合运用各项机能,打造以商社为核心的价值链,推动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进入高科技研发,从源头控制技术贸易商机,树立品牌,推动科研成果和制造技术专业化和商品化;

    集中经营资源,有选择地确定经营重点。加强石油、天然气、煤炭、金属矿产等上游资能源开发;加强流通、销售服务、咨询等下游领域业务;

    推进经营资源的整合和重组,提高竞争力和抗御风险能力。不断推进商社间相同营业部门的合作及大型合并重组,通过优劣互补和强强联合(日本传统的9大综合商社仅剩下5家);

    开发新能源,推动建设循环型社会。积极参与塑料、家电、汽车、计算机的产品的回收再利用工作,参与开发风力发电、燃料电池等清洁能源,推动植树造林、控制废气排放等。

    资料来源:中国贸促会驻日本代表处(2006):“日本综合商社经营战略的新变化”。

三、日本综合商社模式对现阶段中国的启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上了一条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依赖于对土地、劳动力、资金、环境与能源成本的控制、依赖于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的汇率低估,“中国出口”得以持续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价格优势。而正是由于显著的价格优势,中国的广大出口商一方面缺乏进行技术改造、产业升级的激励,另一方面满足于贴牌生产,忽略了对自身品牌的塑造,以及对自身营销、销售团队的建设。

    然而最近几年来,尤其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出口商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所谓内忧,是指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尤其是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张,中国政府日益发现,要继续将土地、劳动力、资金、环境与能源成本控制在低位,机会成本与福利损失越来越大,尤其是将会制约中国经济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汇率的持续低估使得贸易品部门相对于非贸易品部门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导致过多资源流入贸易品部门,造成制造业发展过度而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产业结构失衡。为了纠正要素价格失衡和产业结构失衡,中国政府开始推动各种要素价格的自由化,以及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而这些改革无疑均提高了中国出口商的产品成本或产品价格。所谓外患,是指随着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下降,发达国家市场已经难以容纳汹涌而至的中国制造,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外国政府开始对人民币汇率政策施以日益沉重的压力。特别是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随着美欧日三大经济体集体陷入衰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显著减速,中国出口商面临着外部需求急剧萎缩的困境。

    在内外部冲击的夹攻之下,如果不进行积极调整,中国广大的低水平出口商无疑是死路一条。而中国政府目前大致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是继续人为维持中国出口商品的低价优势,在缩水的国际市场中努力占据更高的份额,而不管此举是否会在国际社会激起更多的负面反应。这包括推迟要素价格自由化改革甚至继续人为压低要素成本,加大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使得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大幅贬值等。如上所述,这种做法不仅在国际市场上不得人心,对中国的国民福利、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以及可持续增长也是弊大于利的;第二是下壮士断腕之决心,在市场环境不利的条件下加快结构性改革,尽快放开要素价格,让人民币汇率更多地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在外部压力的推动下以及政府政策的引导下,促使出口行业进行兼并重组,让低附加值、高污染、高能耗的出口企业退出,让竞争力强的企业加快技术升级并不断作大。这种做法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但短期内的阵痛是令政府和社会较难承受的。尤其是考虑到出口行业吸纳了中国大量的劳动力,出口行业调整可能带来的潜在失业可能造成社会动荡。

    针对出口行业调整带来的失业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进一步放开服务业(教育、医疗、金融等)对民间资本的准入,刺激服务业投资来吸纳部分劳动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正视如下事实,即从全国范围内而言,中国出口商的生产能力,包括位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商的生产能力,并非全面过剩,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广袤的农村市场。为什么出口商不能把滞销的产品(或者说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生产的产品)销售到中西部国内市场呢?与其用低廉的要素成本与低估的汇率水平去补贴富裕的外国人,为什么不能用这些产品去补贴我们贫苦的农民兄弟呢?

    制约目前“出口转内销”的主要因素不外乎三点。第一,出口商由于习惯于“两来一补”式的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忽略了对自身营销与销售体系的塑造。很多出口商甚至除了工厂之外一无所有,它们既没有对国内市场的了解,也没有内销的人力资源与网点布局;第二,由于在国内销售不能享受出口退税,导致很多低利润率企业的“出口转内销”将会是亏本经营;第三,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整体购买力不强。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政府不妨借鉴日本的综合商社模式,建立一些有政府背景的,针对中国出口行业的国内外贸易的综合性流通企业,来克服目前的各种制约因素,部分解决目前出口行业的外部需求萎缩、产能过剩的问题,刺激中国的内部需求,提高中国的国民福利。

    例如,针对当前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出口企业面临的困境,地方政府可以考虑成立政府担保、民间资本投资的综合性流通企业,这一企业负责从出口企业手中以合理价格采购各种贴牌生产的商品,并冠之以以流通企业命名的品牌,到中国内地进行销售。为了保证中西部居民具有购买力,中国政府可以规定一段时间(例如3-5年)的过渡期,在这一过渡期内,将产品出售给综合性流通企业的出口企业可以继续享受全额出口退税。这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出口部门调整的剧烈程度,使得失业问题不至于在短期内变得非常严重;另一方面有利于综合性流通企业以较低价格购买并销售这些产品,从而使得中西部居民享受到实惠。此外,由于有政府担保,综合性流通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银行信贷,从而降低资本成本。

    此外,沿海地区综合性流通企业在内地的产品销售,还可以与当前提高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实施城乡统筹等规划结合起来,目前正处于推广过程中的“家电下乡”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国家可以给这些综合性流通企业的定点销售给予一定的补贴,使得转内销的出口商品具有更强的价格优势。当然,为了避免享受到国家政策优惠、具有地方政府担保的综合性流通企业的治理机制出现问题,政府必须提高综合性流通企业的经营透明度,综合性流通企业应该定期向政府和社会公众披露自己的采购与销售数据以及盈利状况,流通企业的管理层应该根据业绩进行任免。

    除了解决出口商品内销外,这些综合性流通企业自然也可以推动出口商品的外销。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中国纠正了要素市场价格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失衡。与各自为战、实力分散的中小出口商相比,大型综合性流通企业更容易在国际市场的讨价还价中获得更加合理的价格、更容易获得低成本的贸易融资、更容易在全球市场上进行战略布局等。

    尽管有人认为,日本综合商社式的企业模型在信息化、扁平化的全球化时代已经落后,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下两点:其一,综合商社的经营模式仍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其二,中国当前出口行业的状况其实与日本在1960-1970年代的状况非常相似,即使是相对落后的经营模式,对于发展相对滞后的市场而言可能依然具有很好的效果。简言之,笔者认为,针对目前中国出口企业规模分散、营销与销售体系发展不足、缺乏自有品牌、融资渠道有限的状况,借鉴日本综合商社模式,构建中国自己的大型综合性流通企业可能是缓解经济转型阵痛、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在选择。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09-02-16 09:42:41 +0800 收件人: "tou_yl" <tou_yl@188.com>抄送:标题: 欢迎转载:游子”三洋”回归“三井住友财团”大家庭

游子三洋回归三井住友财团大家庭

白益民 袁璐

2009-2-13

    松下收购三洋,并不是经济危机中的抄底行为,而是产业布局的必然结果。2008年12月19日,松下株式会社和三洋电机株式会社同时发布消息称,松下将以每股131日元的价格通过TOB方式(公开股票收购)收购三洋电机的股份,两家公司从2009年4月1日起正式合并。三洋电机的三大股东--三井住友银行、大和证券SMBC和高盛将转让其持有的股份。预计松下收购三洋的整体金额将超过5600亿日元(约合64亿美元)。

  松下接手三洋之后,双方合并年营收可达11.2兆日圆(约合1220亿美元),可望超越日立制作所,成为日本第一、世界第二的电器公司。目前,三洋电机、松下和索尼占全球锂电池市场份额的六成多,到2012年,全球锂电池市场规模将比2007年增加24%,达到27亿只左右。松下非常看好三洋电机的电池事业部门,把三洋电机的电池事业部门纳入版图,松下勾画出了成为世界第一电器制造商的蓝图。

  以打败老师为快

    松下收购三洋,并不是经济危机中的抄底行为,而是产业布局的必然结果。松下、三井住友银行、高盛和大和证券这几个老熟人都是在三井-住友财团体系下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寻求共赢的方式。松下与三洋不同的发展模式最终决定了各自的命运,松下是住友财团的关联企业,三洋源于松下却有着与松下不同的经验理念。

  三洋创始人是井植岁男、井植佑郎和井植薰三兄弟,他们不仅是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内弟,也是松下的创业元老。井植岁男曾是松下电器的专务董事(相当于副总裁)。1946年,井植岁男离开松下电器,开始独立创业。松下幸之助把自己的一家工厂送给他,这家工厂成了三洋电机的总公司。

  与三井-住友财团的成员企业相比,三洋特立独行。三洋以低价快速占领市场,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规模的快速扩大,在市场上好狠斗勇,用井植兄弟的话说就是"冷峻无情,以打败老师为快"。

  20世纪50年代初,三洋掘得第一桶金,"价廉物美"的三洋收音机很快就赢得顾客的青睐,上市当年销量就达到7.7万台,第二年又猛增一倍,达15.8万台,销售量仅次于松下。再往后,三洋出口的半导体收音机总量已超过所有的日本企业。

  1953年,日本第一台喷流式洗衣机在三洋诞生,售价只有搅拌式洗衣机的一半,顿时抢购如潮。1955年三洋14英寸电视机问世,价格比同类产品低50%,迅速占领市场。1961年夏天,日本掀起了一股空调机热,三洋及时推出了独创的分体式空调,年年旺销。后来三洋又推出了冷暖两用空调,再次取得了巨大成功。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三洋通过"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提高成本优势。先后在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肯尼亚、加纳、加拿大、巴西、美国等地建立了子公司。到80年代末,三洋在世界各地已经拥有101家从事制造或销售的子公司和孙公司。三洋电机海外企业的直接生产销售总额为5000亿日元,居日本企业首位。整个三洋集团的年销售额也高达1.5万亿日元(约合110亿美元)以上。

  兴于代工,亡于代工

    一直以来,三洋都以规模效应来降低成本,以成本优势快速占领市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三洋寻找到了进一步扩大规模效应的方式,即开始放弃发展自主品牌而转向OEM战略,三洋利用领先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完整的工业体系来为其他大公司代工。这一战略把三洋的盈利能力推向了顶点。
  2000年到2002年间,三洋成为全球最大的数码相机OEM厂商,产量占全球的30%;同时三洋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机电池OME厂商,为诺基亚等许多品牌的手机代工生产手机电池。此外,三洋OEM的产品还包括充电器、CPU上的风扇、闪存、模拟半导体芯片等。2000年后的几年间正是日本经济衰退之时,但三洋却凭借代工赚取了丰厚的利润,2001年的利润超过500亿日元,其鼎盛时期的股价远远超过了松下。

  代工的辉煌固然令人陶醉,但却为三洋的危机埋下了伏笔。由于过分看重代工带来的利润而忽略了品牌塑造和技术创新,使三洋的品牌价值和创新能力持续下降,尽管每年的研发经费都有所增加,但实际都只是用于代工生产线的改进,根本没有用于新产品的开发。

  三洋的确像中国企业一样--"兴于代工,亡于代工"。作为一个制造企业,三洋面临的危机是有代表性的,尤其值得中国企业借鉴。但关于"代工说"以及类似的国内主流分析只是触及了问题的表面,造成三洋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整体的产业观和来自企业外部的利益共同体的稳定支持。
  笔者在《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一书中重点暴露了这种典型的"中国企业病"。典型的财团企业如东芝、NEC、松下、三星等布局整个产业链,形成从研发、设计、整机生产、物流、销售到金融各个节点互相支持的格局。三洋依然在为其他企业提供便于规模生产的非核心零部件,在没有财团体系的支撑环境下,三洋无法将产业链由零部件向整机生产延伸,也缺乏在上游的研发、设计,到下流的流通、服务等领域持续盈利的能力。

  三洋的老师松下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除了不断完善自身的产业链布局外,还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强与三井-住友财团体系内企业的合作。松下和住友财团的NEC、三井财团的东芝、索尼、丰田、东丽等有着非常多的合作。涉及的领域包括3G通讯技术开发、LCD业务合并、新一代平板显示技术开发、家庭电子设备软件标准建立、版权保护标准建立、半导体业务合并、高清数码摄像标准建立等多个方面。

  另外,松下与其他日本财团企业或竞争对手的合作也层出不穷。如与三井财团的东芝、富士财团的日立、三菱财团的瑞萨合资25亿美元建设65纳米芯片工厂,与美国德州仪器联合组建3G芯片合资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联合组建3G移动通讯终端开发公司等。通过与财团内外企业建立密集而牢固的联系,松下才能够在国际电子行业的发展中拥有强大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不断通过与其他企业的协作,引导世界电子产业的发展,使其朝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不断变化。

  财团收网,三洋回归

    经过60年的快速扩张,三洋留下了极为庞大产业。对于离群的三洋,等待她命运似乎只有被肢解后重新并入财团企业。2004年,三洋出现了1715亿日元的经营赤字。三洋接受了包括三井住友银行、大和证券SMBC、高盛三家金融机构的3000亿日元的援助,这三家金融企业最终获得了三洋70%的股份。

  事实上,三井住友、大和证券SMBC和高盛组成了一个配合默契的利益共同体。2003年1月,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向美国高盛集团发行1500亿日元(约12.5亿美元)的可兑换优先股,这次交易使得高盛持有的三井住友银行的股权达到7%,而早在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成立之前的1986年,当时的住友银行就以5亿美元获得了高盛12.5%的股份。另外,大和证券SMBC本身就是三井住友银行与大和证券集团合资组建的日本第二大投资银行,二者分别持股40%和60%。

  松下与住友财团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7年从住友银行借入一笔三万日元的无条件约束贷款开始。松下幸之助在创立松下的时候是100%股权的,可是几十年后,经过无数次增资扩股,松下家族手中却仅有2.9%的股权,松下电器的第一大股东却是住友财团的核心企业住友银行(三井银行和住友银行于2001年合并为三井住友银行)。

  三大金融机构掌握三洋控股权后,三洋开始被肢解。2006年,三洋的电冰箱部门卖给了中国海尔。2007年8月三井物产的子公司Telepark接管三洋电机的手机销售业务,在收购Telecom三洋后,三井物产在日本手机市场销售量排名第一。同年,三洋的信用卡等金融部门卖给了通用电气。于2008年1月,京瓷公司正式收购三洋电机的手机制造业务。

  至此,三洋放弃了曾经带给自己辉煌的白色家电和半导体业务,转向太阳能电池、新型充电器等产品的研发生产上,实际上变成了一家新能源开发公司。2008年12月19日,三洋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闯荡之后,终于回到了"娘家"。

    (《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电子版下载: http://blog.sina.com.cn/superist.)

 

 

发件人: yp cong < cyyyppp@yahoo.com.cn >主题: 丛亚平 让中国的协会尽快成为真正的协会,收件人: zdjun@263.net  日期: 2009,124,周六,3:13下午, 传上一份最近写的稿, 可发在贵网上.

让中国的协会尽快成为真正的协会

丛亚平

    去年8月底,程海等35位北京律师在网上发出直选北京律师协会的呼吁提出由于律师协会至今没有经过多数会员通过的正式章程,现任律协缺乏合法性基础,不能代表全体北京律师利益,要求协会会长等由全体会员直接选举产生。他们同时公布了自己拟定的《北京律师协会选举程序(草案)》。呼吁书受到了网友们高度关注和普遍好评,认为这是推进民主的壮举。

    随后要求直选的律师们与市司法局和北京律协的领导进了接触和磨合。从网上看到的情况是:司法局律管处处长认为提意见可以,但不能接受以公开呼吁书的方式提,并告知这样做很危险,“会影响你们的执业”,而随后确有参与要求直选的律师被律师事务所辞退;而北京律协则声明:任何人利用手机短信、网络等媒介,采取私自串联的方式,以推动民主选举为幌子,发表煽动性言论,拉拢律师支持所谓“直选”都是非法的。认为这是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云云。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确实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谁都知道,在现有的体制下,内部往上提意见,要么是领导根本没时间看,要么是看后问题不解决还打击报复。往往只有在公开化后群众关注多了才能引起领导重视;而且让人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直标榜政府运作要阳光、透明的官员,一到具体事情却不接受公开呼吁的方式了呢?作为首都的律师协会,本应该是法律水平和人文水平很高的机构,却要用那样一种强烈文革色彩的声明来压制律师们行使自己的正当权益,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其色厉内荏。

    正如程海等人所说,强调直选的目的是动员广大律师积极行使权利,防止律协选举被操纵,变成特殊利益集团。作为律协成员,推动律师协会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是合法的、正当的,也是应该的。用威吓、上纲的手段压制民主要求,反而更加显示出中国缺乏民主、亟待实现民主的现状。何况律师们提出对每个会员每年高达2500元至上万元的会费进行削减、对如此巨额的会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并公布历年会费收支情况,这些要求也完全合理,就像现在农村实行村务公开、村财务上墙一样,律师们要求公布每年上亿元的会费使用情况,是完全正当合理的是诉求。不公布才是不正常的,又怎能责怪下边议论司法局挪用律师协会会费呢!如果财务透明,笔笔款项列明公示,又怎么会遭人议论?

    我对程海、唐吉田、张立辉、李苏滨、邬宏威、江天勇、温海波、李方平等律师们冒着个人风险起来呼吁直选行为,表示真心的钦敬。新中国建立已经快60年了,然而至今老百姓还连直接选举权都没有。由于选举权的缺乏,民众的知情权、话语权、监督权、罢免权等维护权利的手段几乎没有,一切都取决于领导的意愿。这才造成公仆成了主人,主人成了奴仆的现象。

    正如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博树所言:北京有这么多律师朋友勇敢承担起自己的职责,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发出民主选举的呼吁,并拟定了详细的选举草案,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中国的民主化要从具体改革做起,从我做起,才能奠定法治社会的真正基础。

    我们不是一直强调要改革开放吗?为什么真正涉及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却一直讳言?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只迈一条腿,只搞经济改革,不碰政治改革。本来,市场经济必须辅之于法治规范,才能正常运行,但由于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权大于法的现象盛行,法治不彰而经济放开,使腐败和寻租大行其道。中国发展到今天,经济改革单兵突进的情况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只有迈开两条腿,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时并举,国家才能平稳发展,实现真正的和谐。尤其目前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并发,财富减少、经济下滑、失业增多,社会不稳,各种矛盾容易激化,更需要利用民主的制约,平衡和制约权力,稳定社会。

    我们国家的名称毕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中华特权共和国。而怎么体现人民的权力呢?当然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选举权。律师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中文化层次和法律意识最高的阶层,连村民们都可以直接选举村长了,难道律师们反而没有资格和水平来选好自己协会的会长吗?何况,协会本身就是群众社团组织,更应该由群众选举产生。把协会办成领导干部退休后的第二权力中转站,或者办成半官方的机构,其弊端是很多的。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一个协会的会长是由“上边”的旨意内定的,那么这个会长必然是以“上边”的意志为依归,而不会眼睛向下、以维护协会会员的利益意愿为核心。因此,世界上各国的协会会长几乎都是由各协会会员选举产生,协会因此努力维护会员利益,因而具有很高威望,能够承担起价格协调、质量管理、人员监管等职能。而由于中国的各种协会不是真正的协会,在行业中缺乏威望,无法承担以上功能,使中国经济一直在低价经济中徘徊。

    中国产品一直以超低价格供应世界,补贴全球,而我国为此却付出了环境污染、资源流失、劳力廉价到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沉痛代价。由于产品缺乏利润空间,既无钱投入科技创新,也无钱让环保达标,更无钱发给工农像样的工资,无钱建立最起码的社会保障,使我国内需长期无法启动。如果中国的产品能像美国、日本、韩国产品一样卖出合理价格,中国企业就能有较高的利润空间来搞科技创新、善待环境、给工人提高工资拉动国内消费。而美、欧、日、韩等国之所以不会像中国这样企业之间打乱仗、乱杀价,就是因为他们有真正权威的行业协会来协调和管理。而中国的行业协会之所以不能发挥作用,就是因为我国的行业协会不是真正的行业协会,而是官办协会。政府社团不分,协会受政府控制,缺乏应有的法律地位,协会会长来自政府部门,难以形成真正为企业办事的动力,因而也在企业中难以形成威望,难以履行制定行业质量规范、代表行业企业进行反倾销、反垄断、反补贴调查,开展行业统计、价格协调、行业准入资格审核等工作。

    因此,彻底改革行业协会体制,已是迫在眉睫。会长由企业会员自主选出,协会该有的职能逐项落实,以增强行业协会的价格协调、质量管理等能力,使中国企业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和发展空间。助力我国的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团结共生,共渡难关。再不能因为少数人的要延续官位而阻碍整个民族、千万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了。

    胡主席和温总理不是也一再强调要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法治社会的建立吗!近日周永康也谈到要加快推进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建立的基础就是民主,就是从一次次公平的投票选举中开始的。没有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就没有对权力的制约,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已是世所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文化和法律水准较高的律师协会开始推动真正的民主选举,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从报上看,前些天北京律师协会开会选举时,还有律师在门口发放宣传直选的传单,竟然遭到殴打,传单也被抢走。不知北京律师协会最终开出什么结果?是不是吸纳了一些律师们的正确要求和意见?不论怎么,我向勇敢的北京律师们致敬!你们的努力和开拓是有价值的,所有渴望公平、公正和民主、正义的民众都不会忘记你们!这其中也包括了无数敢怒而不敢言的沉默的大多数。

    希望从北京律师协会的民主选举开始破题,推动中国的协会体制改革,让中国的协会逐渐成为真正的协会,推动我国各行各业实现健康有利的发展。(完)


    又及:在写这篇文章时,看到网上的不少评论,令人感慨民众的智慧和人心向背。精选一些在此:

    一位网民写出了自己的担心:“知道局里对此事件的看法和中央领导对此事的评价与定性吗?你们有背景或后台吗?力量对比是不是过于悬殊了?不怕上纲上线吗?就凭热情与冲动给每个律师寄信和建个网页就能推动政治进步吗?有多少律师敢签字做过测算吗?别说我们胆小,实在是信息不灵,怎能轻易表态呢?”

    另一位网民回答得颇有水平:“‘背景’就是民意和历史潮流,‘后台’就是法律和民众!”“‘力量对比是不是过于悬殊了?’确实非常悬殊!要求直选的北京律师和社会公众的人数、力量远远大于以“党的领导”为幌子、竭力维护私利的真正是极少数人的力量。”

    还有一位网民道出了此事的真谛:“推动直选是推动民的第一步,中国需要民主,民主需要从直选开始,阻止直选民主的往往是代表‘一小撮’人的特殊利益集团,历史会证明,直选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任何阻止历史前进的人都将会成为历史的笑柄,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另一位网民做了公正的评判:“‘上纲上线’是文革僵尸,无理无力、没人支持,是维护私利的一贯伎俩,中央不会重整文革遗风,否则违背民意。”

    还有一位律师网民透露了为什么应该改革现有律师协会体制的原因:“说实在的,在律所工作了十多年,真没见律协干过多少实在事。在律协和司法局的大小会上提过不少次意见和建议,绝大多数泥牛入海,门难进脸难看又改了多少呢,相当部分律所管理的混乱:一些律师充当送礼行贿的中间人,洗黑钱的帮凶和既得利益者......乱中捞钱已是行业潜规则,律师协会装看不见还是纵容我不知道。”

    一位属名田奇庄的网友分析得好:“中国的法律规则其实并不少,为什么管用的不多呢?重要原因之一是公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不敢主动使用权力。多少年来,在权力的淫威面前,大家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已经成为习惯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奴隶心态导致了权力的肆虐。

    “其实,宪法赋予了每个公民神圣的权利。如果大家都不使用,权利就会被权力占有。如果大家都像北京直选律师们一样,不为恐吓所屈服,不为威胁而退缩,钉是钉,卯是卯地较真。那些偏离了法治轨道的权力,终究会被驯服,会被关进笼子。“民主是人心所向,政改是大势所趋。对于律协来说,让步本身就是推进社会进步;对于直选律师们来说,自己每前进一小步,对全社会都是一大步。衷心希望直选律师、律协、司法局都能做到公平公正,依法办事,从而催生出让北京全体律师满意的协会。为全社会树立公平、礼让、理性、宽容的榜样,为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作出贡献!” (完)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20@gmail.com> 2009-02-12 22:47:28 +0800 收件人: <choiceweekly@gmail.com> 抄送:标题: 选择周刊第218至222期

香港迪斯尼的前车之鉴

闾丘露薇

迪斯尼要在上海落户看来尘埃落定,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股权分配:迪斯尼百分之四十三,由上海市政府所有的合资公司持有另外的百分之五十七。看上去,上海市政府算是大股东,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具体的关于总共35。9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底是如何出资,而且除了乐园本身的资金需要,周边的道路等基建配套,这笔开销谁来出,也是需要关心的问题。

为什么要关心这些,因为香港特区政府和迪斯尼之间的合作,堪称为前车之鉴。当年兴建香港迪士尼乐园所需的一百四十一亿港元费用,採用的是借贷和注资的混合融资安排。迪士尼投资二十四亿五千万港元,持有主题乐园公司四成三股权,香港特区政府投资三十二亿五千万元,佔五成七股权。另外的八十四亿港元投资靠的是贷款,当中有二十三亿元来自银行商业借贷,在去年年中,迪士尼总公司出资,为香港迪士尼缴付了这笔到期贷款。还有一笔则是当年由特区政府借出的六十一亿港元的借贷,应该是在乐园在开放后的二十五年內分期偿还。另外当年特区政府还支付一百五十二亿港元填海和兴建道路等基建费用,政府出地,出力又出钱,这样的合作形式,当时就被外界评为「不平等条约」。之所以不平等,那就是政府其实投入了百分之九十的资金,却只有百分之五十七的股权。

当时签署这样的合作协议,是因为香港正在经历非典带来的萧条,在当时的特区政府的眼中,迪士尼成为一只能够生金蛋的宝贝,只是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到现在迪士尼还在亏损,如果不是依靠内地游客的支撑,亏损还要严重。相反,代表了香港本土文化的海洋公园年年都有盈余,而当年迪士尼开张,海洋公园却是紧张了好一会儿。

目前迪士尼和香港特区政府商讨有关扩建香港迪士尼融资问题进入关键阶段,扩建需要三十多亿港元,迪士尼代表声称,特区政府不要支付一分一毫,就可以保证大股东的地位,其实所谓的不出一分一毫,其中一个方案,就是把当年特区政府借出来的六十一亿港元,变成股权,这样迪士尼就不需要偿还了。

凑巧的是,就在这样的谈判关键阶段,迪士尼和上海政府的谈判完成,从之前的不断放风,到不断的否认,再到现在的确认,其实可以看到当中的博弈过程。说到底,都是要香港政府答应拿钱出来,甚至,要上海政府拿多一些钱出来,通常,有竞争,才会提高价钱。

香港特区政府到底是怎样的态度,现在不得而知,不过有关的投资能否过关,还需要经过香港立法会的审议,因为这是纳税人的金钱。只是这样的场面太让人熟悉,在澳门,金沙集团停下了金光大道的项目,裁减一万多名员工,但是在同一时间,却获得了新加坡政府牵头的当地两家银行二十亿美元的贷款,使得金沙在新加坡的项目现在进行的如火如荼。对于金沙来说,一方面确实财力不够支撑澳门的项目,相信作为澳门竞争对手的新加坡,对于金沙集团如何使用这笔贷款也有严格的限制,加上当年新加坡政府和金沙签约的时候限制很多,一旦停工,或者不能够准时完工,金沙在新加坡的投资会一无所有。另一方面,这也是金沙和澳门政府博弈的好机会,因为既然面临新加坡的竞争,还有对澳门就业市场的冲击,搞得不好,金沙又可以获得一笔澳门政府的贷款。还好,何厚铧说,澳门政府随时准备接管倒闭的赌场。

当年迪士尼落户香港也有同样的外部环境,珠海和上海,都是香港的竞争对手,香港地少人少,加上就胜心切,导致了最终出现了一个迷你版的迪士尼乐园,而且条款更加不公。当年,迪士尼抓住了香港非典后急需要刺激经济的心态,这一次,迪斯尼又遇到了一个内地保增长的大好机会,毕竟,在上海这样的沿海发达城市,要找到大型的基建项目已经不太容易,新机场有了,会展项目也快完成了,于是迪斯尼异常吸引人。其实对于香港政府来说,不如想开一些,既然上海已经确定要建了,香港再扩建也没有办法和上海竞争,还不如动脑筋开发一些有本地文化特色的项目,让现在的迪士尼自生自灭,省得被迪斯尼两头得好处。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20@gmail.com> 2009-02-12 22:47:28 +0800 收件人: <choiceweekly@gmail.com> 抄送:标题: 选择周刊第218至222期

拒绝掠夺,从税开始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一、人人都是纳税人,税收的用途是购买政府服务

    【常识一】"中国政府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22%的人口……"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要经过大量错误观念的洗礼才能带着用愚蠢武装好的头脑进入大学和社会。很多人连这一点都认识不到:是我们交的税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我们。税收的本质是养活政府,使其提供公共物品,例如公路、消防、治安、环保等。现代社会中,税收体现的是政府和大众之间的交易关系,而不是掠夺、欺骗与合法暴力。税收给大家提供了必需公共物品的同时,也提高了商品成本和价格,造成工资下降、企业利润减少和经济困难的倾向。

    【常识二】"你一个不纳税的学生,有什么权力对政策说三道四?" 很多人在税收问题上非常无知,他们缴纳很多税收,却一无所觉。在中国,个人所得税经常被当成税收的全部,但实际上,它只占中国税收总额的10%不到。在个人所得税之外,中国有20多个大税种及其分支。这些税收,有一些不一定收在每个人头上,但是通过市场,都会通过价格将传递给每一个人。比如向某个行业的全体生产者,如家电制造商收税,这些税收会传递到制造的商品价格上,最终由每个消费者买单。根据微观经济学,如果不考虑其它干扰因素,向生产者收税的效果和向消费者收税的税负效果是一样的。向公司征税就是向消费者征税。每个人购买商品时,所交的税不仅仅是增值税――这同样是一个典型误解,其实公司交的所有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关税……最终都会通过市场价格传递到每一个人身上。

・你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
・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
・如果花100元买一瓶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

    总之,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哪怕是乞丐,只要有购买行为,就免不了交税。在其它国家,这些包含在商品里的税收都会打在账单上,而中国没有。这就使得大多数人认识不到商品含税,即便知道,也不清楚含了多少税。

二、税负的痛苦取决于政府如何使用税收,而不是税率。

    在发达国家中,有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为什么它们的差距如此之大?而为什么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它们的生活水平却差异不大?中国的税收只占GDP的20%,为什么人们却怨声载道?

   【常识三】税收的根本目的是用于购买公共服务,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需要拨出其中的一部分来给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发工资。后者是使用税收的社会成本,它的数额越高,税的无效消耗越重。在发达国家中,无论是高税还是低税,税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一般公共服务。这些功能一般占税收总额的70-80%。而政府成本相对较少。中国正好相反,看不起病,交不起学费,很难领到失业救济。在中国,这些支出的比例只占税收总额的25%,大量的税收被政府自身消耗和浪费。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浙江大学教授冯培恩委员列举了部分政府浪费行为:

    ・公务用车浪费――我国目前大约有400万辆公车,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对比:德国首都柏林,公务用车一共92辆,其中专车不到30辆,很多车仅用于运送文件。在芬兰中央政府,只有总理和外交、内务、国防部长有固定公车。

   ・公款吃喝消费――粗略统计,公款吃喝每年不少于2000个亿,至少吃掉一个三峡工程。

    ・公费出国消费――近年来官员出国考察和培训热在各地持续升温,目前我国官员公费出国一年耗资已经超过3000亿元。这些培训实为旅游。在法国巴黎,奢侈品店里几乎都设有中文导购,专门接待每年从中国前来购物的官员和官太太。在南非,当地华人协会抱怨说,每年有200到300个中国公务团体前来游山玩水。令他们疲于接待,估算一年起码消费5000万。

    ・政府会议浪费――例如西部某县2003年召开涉及乡镇的会议达375次,其中县委县政府召开会议95次,以县委办政府办名义召开的会议147次,县级各部门自行召开会议117次。

    ・"政绩工程"和办公楼建设浪费――一些政府举债建设超豪华大广场、大剧院、大体育馆、大机场、高尔夫球场等。还有,一个省级贫困县政府的办公楼耗资7000多万元,相当于全县年财政收入的1/3;西部一个镇建起了形似天安门城楼的办公楼;南部一个只有7个村干部的村委会,耗资400多万元兴建办公楼。

    对比:在美国,找政府部门,外地人得带上地图按地址寻找。因为政府部门常为小型平房或租用民宅。与中国地市政府的高楼大厦,深院围墙,警察站岗的一目了然,迥然不同。

    【常识四】在中国,除了税收以外,政府还有其它收入,包括行政收费,预算外收入,垄断行业收入以及腐败收入。这四项金额加起来几乎与合法税收总额相当。从而使得中国实际迈入了高税国家的行列。而与其它高税高福利国家相反的是,中国的社会福利却少得可怜。

    ・行政收费:根据2005年经济普查,中国的行政收费中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五个部门,加上法院,共收取费用9724亿。全体政府部门大约收取行政费用12500亿。相当于提高了约30%的税收。除税务部门以外,全国各种部门通过行政法规、文件通知等"合法"收费就有上千种。(收费条目详情请翻阅手册)而违法的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民间有"一税轻、二税重、三费四费无底洞"的说法来描述这种现象。

    【故事一】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2006年的一项调查中,问过一个小饭馆的老板,除税收外,还需向政府缴纳多少费用。老板拿出了缴费单,单子上显示,一共有19个部门,收取了69项费用。

    【故事二】政协委员王超斌举例说,他公司旗下的任何一个正常房地产开发项目,从开始获取土地,到竣工结算备案,跑部门、交费用、盖章,贯穿始终。从征地开始,到把楼房建成,让购房者入住,王超斌的公司管理人员乃至王超斌本人,要跑遍25个局、委的80多个科室,共缴纳50多项费用。A大厦项目从规划局到建委部门这个审批阶段就已经发生14项费用,总金额已经超过1000万元。 其它房地产公司,老板未必有王超斌这样的高级身份,所需要的费用和受到的刁难更多,往往超过百项。在目前中国的房价中,实际上大约有55%是交给政府的税费。税收占10%,土地费用30%,奥秘无穷的"其它"费用则占去15%-20%。天价房和豆腐渣工程也由此而生。这还没有算上贿赂等腐败费用。

    ・预算外收入:除了收费以外,中国的地方政府还有一个重大的预算外收入,就是土地,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6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约为7700亿,与土地出让价格相比,农民的土地补偿金额大约只有10%。政府净收益7000亿,相当于提高了近20%的税收。在很多地方,土地出让金成为了政府的摇钱树和财政支柱。

    ・垄断收入和腐败收入:在正常税收之外,政府还掌握了一些垄断企业,包括电信、石油、金融等。这些垄断企业通过政府保护的垄断地位所获得的巨额利润,除掉交税和自用以外,还剩余很大一部分,是用于给政府官员摊销费用。几乎每个垄断企业背后都供养了一大批官员,互为背景,相互支援。腐败收入则是更难预测的一部分收入,学者们的估计一般在每年3000亿到10000亿之间。即便这个可以说是恐怖的估算数额,怕是也和民间的感受相去甚远。

    【故事三】2009年全国公务员考试,报名者多达百万,而残联一个职位,竞争者达4500人。供需比年年提高,且报考人员很多是能够在社会上找到高薪工作的高学历者。公务员的火热折射出其畸形的待遇。如果一个社会,高水平,高知识,高能力的人才都去做公务员,去消耗纳税人财富,而不是成为生产财富的企业家和工人,那么这个社会就很难有高质量的财富增长。

三、如果纳税人对税收使用无法监管,那么纳税并不光荣。

    如果黑社会收保护费时高喊"交保护费光荣",你一定会觉得很可笑。政府税收之所以与黑社会的保护费有区别,并不是因为政府行使的是合法暴力,而是因为交给政府的税收可以监督。

    【故事四】阜阳市政府兴建了豪华办公楼,被称为"白宫"。纳税人李国福将办公大楼的照片放在了网上,并多次到北京举报建造办公楼的区委书记张治安。对此,网民议论纷纷。随后,李国福被逮捕,并在见律师之前的几小时内死在了监狱里。经检察院鉴定,系"正常死亡"。

    【故事五】在北京生活的69岁老汉付达信,由于无钱养老,在北京火车站抢劫后,站在原地等待警察的到来。被抓获后,法官判他2年有期徒刑,他非常不满,要求加到五年。在监狱里,他吃到了两年来的第一顿肉。三个多月后,他足足胖了十斤。并考虑出狱后继续靠抢劫入狱养老。

    【常识五】只有政府首先依照合法的程序,在纳税人同意的情况下,确定税收的种类和额度,然后才谈得上公民的纳税义务。对于未经合法程序确立的税收,公民本不应有任何纳税的义务,也更谈不上什么纳税意识。对此,人们往往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偷税漏税,或者是为了少缴税向有关官员行贿。单方面制定的税收不可能在社会中具有任何权威性和正当性。如果纳税人被强制征税,他们也就普遍不以偷税为耻,也不以为此而行贿为耻。

    税收是一项纳税人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契约,既然是契约,就需要公民的授权才能征税。因此现代国家都有一整套的公民授权、监督、运作税收的方案。而中国的税收往往是行政部门主导,制定和征税成为行政部门不可控制的权力,各种税收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混乱不堪。而人大只有理论上的预算审批权,没有修改和调整权。并且由于人大在中国的实际运作中普遍处于弱势,收税就成了政府单方面决定的事。

    【故事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政府的预算外支出大约与预算内支出相当,占据支出额的50%左右。这部分支出严重影响了公共财政的有效性。至于预算内支出的审计复核,也几乎无效。这涉及到中国人大代表选举本身的弊端。人大代表对于国家事务实际没有决定权也没有监督权,没有责任心,很难做到向纳税人负责。海淀区人大代表许志永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在2004年海淀区人大会议时,列出政府财政预算,要人大表决。其中,不到60亿元的预算中,居然有12.6亿属于"其他"支出。"其他"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最后在他的异议下,财政局修改了预算报告。但是到了2006年人大会议时,问题依然如故。代表们根本连详细的预算都拿不到,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就举手通过。与会的将近四百名代表,在绝大部分人没有看见预算的情况下就投了赞成票,只有两人投了弃权票。很多代表既不为纳税人考虑,也不认为自己是纳税人选出,极端地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任意截留税收的情况非常普遍,在预算支出外有意留下大量预算外资金,成为各级政府的潜规则,无人过问。
很多人深为中国人的纳税意识忧虑,他们希望中国人像其它国家的公民那样,积极、主动地去税务部门交税。他们提出"纳税光荣"、"纳税是公民的义务"等各式各样的口号,甚至编入了教科书,但收效甚微。人们往往更愿意采取偷税漏税,向官员行贿的方式来逃避税收。这是为什么呢?

    ・不把税收建立在纳税人同意的基础上,靠暴力为后盾来征税,形同黑社会收保护费。这个时候,纳税永远不可能"光荣",反而会被人视为"无能"、"傻蛋"。

    ・人们对自己到底应交多少税,什么时候纳的税,税收是否合理,税收如何使用,都一头雾水的时候,就不可能不反感税收。多如牛毛的随意收费和屡禁不绝的腐败现象,使得税收征管成为一种威慑和欺诈行为,而不再符合公民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初衷。

    ・当征税成为政府为获私利而采取的行为时,性质就完全变异。有些部门通过经济管制,层层设卡,通过几十道审批手续对纳税人进行盘剥和索贿;有些部门则仰仗暴力手段对待纳税人,喜欢用"突击"、"打组合拳"的手段来对待纳税人,拳头打在纳税人脸上,钱被抢夺到征税人的口袋;有些部门则使用报复性征税,一旦你得罪了他们,不乖乖上供行贿,则会受到报复性监管,使公司无法正常运营,企业无法正常生产。

    ・食税人偷税。纳税人从个人辛苦劳作中支付税款给政府的食税人,而食税人不用这些钱完善公共服务,反而经常偷税、抢税,用于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往往这些大肆偷吃公民税收的食税人,反而经常指责供养他们的纳税人偷税。何其荒唐可笑?

四、为什么我们的税越来越多?

    ・你不管税,税就管你。如果对政府财政支出不作监管,政府收税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机构会越来越膨胀。

    【故事七】2006年,湖南常宁市财政局违法购买了两辆小车,超过政府预算和对车辆的编制。该市一位村主任,蒋石林,在获知此事后,向市财政局提交了行政复议书。由于对答复并不满意,他又将一纸诉状递到常宁市人民法院,要求裁定市财政局超预算超政府小车编制购买豪华轿车的行为违法。一周后,法院做出了《行政裁定书》,不予受理。对此,常宁市财政局局长周年贵向记者问道:如果每个人都起诉,那岂不是给购车的单位带来很多的麻烦?他同时质疑,原告蒋石林是一个农民,现在已经取消农业税,他是否具有纳税人的资格呢?与此类似,蒋石林的朋友们也纷纷责怪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这类事件是我国社会的一个真实缩影。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是:公民纳税,政府使用税款,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纳税人也有控制和监督税收使用的权利。但是这种最基础的知识却不为大多数官员和纳税人所知,传统的皇粮国税观念和长期不平等的征税关系导致了现状。纳税人把税收当成上贡,而官员也不认为自己是纳税人养活,甚至对税款来源也一无所知。

    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由于税收无法监管,在私欲的驱动下,政府部门可以方便地将税收挪为己用,公共支出自然不足。随着政府官员的各种明暗收入的增加,利益不断扩大,更多有"关系"的人员则通过各种方式走后门进入政府部门,分食这些利益,造成政府机构膨胀。机构膨胀后,再想办法通过各种手段征税收费,养活更多的政府工作人员。到最后,税收不再用来提供公共服务,而是用来支付官员的工资、福利、灰色收入、贿赂纪检人员以及日常的吃穿住行。

    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把税收当成纳税人上贡的皇粮,把纳税人当成提款机,政府部门会膨胀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说,政府会将税负扩张到招致纳税人集体反抗的边界点为止。在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皇朝,尽管纳税人要求很低,往往只要能官府能让人活命就行了,但是最终政府机构一定会膨胀并横征暴敛到他们活不下去为止。

    ・非法征税的合法化

    【故事八】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在设计时定为"政府收费还贷公路",即承诺纳税人,这条公路在收费结束后即可免费使用。但是,至2005年,这条贷款11.65亿元高速公路在已经收取32亿元的情况下,还在继续收费,预计剩余收费期还能收到90亿元。这一信息被审计署披露后,相关利益部门或只字不提,或是"研究研究"施行缓兵之计,或是称经费早已挪用于修建其它公路。

    【故事九】燃油税改革方案中宣称,开征燃油税取代公路养路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公路运输管理费、航道养护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其中,除了养路费,各种公路客货附加费,如二级公路收费取消并入燃油税的法规引起了很大反响。交通运输部规划司战略规划处处长刘占山表示,交通部门将确定逐步取消二级公路收费的可行性时间表。因为我国二级公路收费站点人员有近9万人,要安置这些人需要时间。而网友则坚决驳斥,认为这是各级政府留出违法空间,将大量二级公路改为一级公路继续收费,是违法推迟法律执行时间之举。
实际上,这些网民大部分并不知道,早在2004年,《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就已规定:技术等级为二级以下(含二级)的公路不得收费。也就是说,这些二级公路早在四年多以前就已经是违法收费。其它所取代的税费,也有很多是此前不合法收费的集合体,早该停止征收。例如很多使用养路费保养的公路,却重复征收过路费。然而在税制改革时,这些违法税收却被打包成了合法的税,将其合法化。可笑的是,它还打着取消苛捐杂税的旗号。这样的事例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出现。黄宗羲精辟地把它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
・国家与地方争税

    【常识六】政府收取税收,负担提供公共产品的事务。使用的税越多,负担的事务也多,反之亦然。中国政府在1994年进行了重大的税制改革,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税。在该套税收实施的第一年,中央财政收入暴增了两倍。占全国财政收入比例增长到56%,地方财政则降低为44%。但是中央和地方的事务却正好相反,由于地方是各种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地方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占总额的70%,中央政府仅占30%。地方政府是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的主要提供者,分税制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幅提高,却造成了地方政府资金的严重匮乏。出现了如下结果:

★地方政府普遍负债甚至破产。很多基层政府出现了拖欠工资和连年赤字的问题。
★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下降,长期领不到的薪水的乡村教师和破烂的教室是中国很多地区一景,而在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比如东北的一些大型企业所在的城市,曾经上缴了巨额税收的纳税人们,失业之后却得不到多少保障,只能到菜市场拣剩菜回家果腹。
★地方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巧立名目乱收费,横征暴敛。
★由于土地相关的税收是地方政府独享,为了获得财源,地方政府往往令房地产业畸形发展,各种暴力拆迁屡禁不止,房产价格居高不下。
★地方政府争夺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竞争白热化,各地纷纷常设驻京办,游说、行贿各个部委,造成大规模的腐败和资金效率流失。
目前国内不少群众对地方政府的这些行为极其不满,将其看成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事实上,这些看法是片面的,其背后有根本的原因。

    ・高税收与弱监督的后果:经济萧条与贫富分化

    【故事十】2008年10月,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位于珠三角的东莞大型玩具厂商、香港合俊集团旗下两家工厂宣告倒闭,6000多名工人一夜之间失业,集体走上讨薪之路,其实,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国内民营企业早已经营困难,广东省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08年前5个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数量达11006家,增长12.7%,占全省工业企业的26.0%;同时,企业亏损额增长49.3%,增幅同比提高25个百分点。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台州,5371家上规模企业中,亏损1111家,亏损面达到20%,亏损企业亏损额为3.09亿元,增长55.7%。在这种大规模的亏损下,只要资金链条出一点问题,就会产生连锁反应,造成上下游企业、或关联的担保企业接连倒闭。而金融危机无疑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

    与企业经营普遍困难,艰难维系的同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呈现"爆炸式增长",自1995年以来,税收连续12年平均增长20%,而相应的,GDP平均每年增长不到10%。截止2008年7月,在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全国财政收入依然比去年增长了26%。

    【故事十一】在2005年,中国的教育投入仅占GDP的2.8%。排于世界各国末尾,联合国官员指出,中国政府的教育开支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自2003年以来,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长一直低于税收增长。而且人们怀疑,这些投入大部分被行政部门消耗。因为"教育局吃教育"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国家级贫困县湖南省新田县,修建教育局新办公大楼和购置豪华车,耗资巨大,导致亏损1100多万元;广东省吴川市教育局有17个办公室,在短短一年里吃分教育经费600多万元……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近年来各地的政府大楼是越盖越气派,但公立中小学的校舍基本没有改观。

    医疗方面,民众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与政府支出规模很不相称。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1990年政府投入在卫生总费用中占24.09%,社会投入占37.95%,个人投入占37.6%。政府投入原本就不足,却一直在下降。到2003年,政府投入占到17%,社会投入26.9%,个人投入所占比例为56.1%。从医疗投入占GDP的比例来看,美国是13.9%,而我国只有4.5%,在全球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88位。

    更严重的是,有限的政府投入,大部分被花在少数人身上。2006年9月16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说,"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税收除购买公共服务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社会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基于这一点,很多人认为,加税对穷人有利,减税则对穷人不利,降低了社会保障的力度。但事实上,在税收二次分配的过程中,未必朝着穷人倾斜。从使用税收的情况来看,各种与权力相关的人员,支配了大部分的税收,而真正用于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各种公共产品的税收,比例却连年减少,跟不上税收增长的比例。考虑目前中国社会权钱结合之紧密,实际上,税收很有可能不一定弥补贫富差距的程度。根据北大教授张维迎在中国31个省市的统计发现,政府的税收增加不能缓解中国的贫困问题,凡是政府支出占当地GDP越高的省份,贫富差距反而越大。

    ・作为纳税人,面对缺乏征税、用税意识的政府部门,面对税收越来越高,负担越来越重,政府人员支出比例越来越大的情况,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历史循环呢?

★利用舆论,对每一项税收展开理性的辩论,警惕任何一项加税举动。
★时刻关注、提醒政府,有效率地运用税收,不要公税私用。
★要求政府,在每年人代会时向全社会公布详细科目的预算手册。
★支持那些在税事问题上承担责任的人大代表及常委会组成人员。
★抵制你认为不合理、不合法的税费,并不惜与政府部门对簿公堂。

    ――很多人认为,这些行为不属于正常的中国人行为。中国公民在维护自己的权益的事务上,常年的形象都是糊涂虫和缩头乌龟。但是,要建立现代国家,每一个人必需学习和普及税务知识,依法监督税收的使用,绝不能等到大家都纳贡纳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再想起抗争。抗争得越迟,吸饱纳税人血汗的利益集团越强大,反弹就越厉害,痛苦也就越深,形成现代国家制度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最后,感谢大家阅读传知行经济社会研究所编写的《2008年公民税权手册》;希望热心人转贴传播。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为自己创造一个美好、公正的国家!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20@gmail.com> 2009-02-12 22:47:28 +0800 收件人: <choiceweekly@gmail.com> 抄送:标题: 选择周刊第218至222期

燃油税:一个宪政的视角

刘军宁

    我想从宪政的角度来看燃油税,我不是经济学家,我也不是税收专家,但是我研究燃油,研究宪政,这是我说话的角度。一位经济学家说过,现代国家是一个税收国家,就是现代国家是靠税收养活的国家。现在的国家就是一个征税的国家,它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征税。第二个是美国最高法院Big Chancellor马歇尔说,征税的权力就是毁灭的权力。其实中国古代也有名言。孔子也说的,“苛政猛于虎”,我想这个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所以税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处理好它,你就有可能被它毁掉了。

    从宪政的角度来看,税收有三个原则:第一个,没有代表不纳税,政府没有经过我同意,你不能向我征税,不能把我的钱拿走去干你想干的事情,哪怕这个事情对我有一定的好处。第二,税收法定主义,税收是多少必须通过制订法律来明确规定,明码标税,而且明码征税是有法律规定的,而不是征税人任意规定的。第三个原则是轻税原则,因为税权是一个毁灭性的权力,为了减缓税的危害,税越低越好,中国古代对这个有很明确的结论。有一项叫不得双重征税,我干一件事情你凭什么收我两份钱,这个肯定是没有道理的事情,我卖了一份菜,你不能要我买两份菜的钱,这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从这三项基本原则看,我们来衡量一下我们的燃油税,看看我们会发现什么。

    先看看燃油税的定义。我这个定义跟毛老师和冯老师的有点区别,我讲的是最原始的定义,是根据在15年前在海南实行的燃油税定义的,这时候的燃油税包括了道路通行费,尤其是高速公路的通行费,大家知道这个费用是非常贵的,差不多5毛钱一公里。最早的燃油税中有很大一块是道路通行费、过桥费。其二,据说刚才讲的节能减排,他在自己展开讲的时候讲到了各个部门的利益关系,尤其是交通局和税务局之间的关系,一个是节约能源和基础开支的利益,一个是调整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是官方所讲的燃油税。

    大家看这段文字,这是我从很多报纸上摘来的,这是一段官话,第一主体是发改委,发改委是什么机构?是小国务院,它跟纳税人是什么关系?它是纳税人的代表吗,是拿我们纳税人钱的人吗?我们看一看,这个发改委像家长一样,统领财政部、交通部,而且我们没有看到国税总局,我知道国税是一个执行者。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国家发改委像国务院的代言人一样,它根本没有纳税人的影子,也没有纳税人代表的影子。我们假定全国人大代表纳税人,它连假纳税人都不包括,它是纳税人的假代表。这段话表明了什么?国家发改委再往下就是某司,某处,所以这一切方案不过是某个处长做的,上升到司,再上升到发改委,再上升到国务院,就为国家制订了燃油税,从处长意志变成国家意志了,对不对?为财政部写作的同志。第一,燃油税没有代表纳税人的原则,我们看不到纳税人任何影子,这跟以前皇帝征求意见没有任何区别。

    燃油税不合税收法律,从程序上讲不合税收法律。它是一个新税种的开设,不是一个附加税,不是一个补充,它是一个全新的税种。这相当于你们家的钱袋子由你们家保姆掌握着,他说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燃油税违反了轻税原则,因为在最初的燃油税的承诺当中,它说要取消公路通行费的,但是现在在最新的里面把这条拿掉了,燃油税即使税率不变,它缩水了,用中国零售业的话来讲,叫做减量不减价,表面上我这个东西还是五块钱一包,15年前就跟你说是5块钱一包,但是里面少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道路通行费,我们看看15年前在海南执行的,而道路通行费是当中非常大的一块。所以减量不减价就等于变相偷纳税人的钱。

    刚才刘所长讲到中国高速公路欠帐不清,公路局欠国家多少钱不知道,多少年还清也不知道。燃油税掩盖了高速公路的黑洞,高速公路从建设开始第一天就是一个最腐败的项目,到今天的运营,高速公路根本没有澄清这个黑洞,相反继续掩盖这个黑洞,最后掉到黑洞里面的是什么?是纳税人的钱和极个别交通官员的性命以及刑期。所以燃油税在没有澄清的情况下,它维护了这个黑洞,在这个黑洞上铺上了薄薄的伪装,而且它变相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

    燃油税涉嫌双重征税,大家知道中国有两大石油企业,还有几个小的,零售市场基本被这两大企业控制了,中石油和中石化,但是国家已经对石油企业征收了暴利税,结果是什么,是油价高了,国家能不能不征暴利税,让油价下来再加燃油税呢,但国家不这样做。中国的财政是透明的吗,我们知道政府征的暴利税和纳税人的燃油税是清清楚楚划到公路养护上面去的吗,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知道,政府还表示将索取国企的利润,要分红,那就是说政府自然支持石油企业卖高价油,然后在高价油基础上加价,抽税,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在惠民,为什么没有社会经济学家出来说一说?

    中国的石油成本比国际石油成本要高得多?为什么是国企,不让私人进入,而中国的实际油价又比人家低得多。我们通常指的是北海布伦特的价格,中国大多数50%的油又是以一个高成本,低价的方式开采的,国际油价再加上一大块卖给普通消费者。所以我觉得有人提出来石油应该加价,燃油税应该提高,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没有谈到燃油税背后的不公平,你要求政府多收钱,你相应应该呼吁政府透明的花钱,这样进出才能平衡,如果你只单方面鼓励政府多收钱,而不管它如何花钱,那对政府是很高兴的事情。让政府多收钱我们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这不是一个过失,但是如果对挣钱换花钱、换征税不闻不问,这是一个道义问题。燃油税涉及纵向分权,燃油税是共享税,由各地的国税部门征收,并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燃油税是共享税,没有法律规定,燃油税根本就没有法律基础。

    新的规定是中央税,然后转移支付。通过转移支付来实现共享,并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谁来确定,大家告诉我,他说了吗,国务院谁来确定。税收的分配和转移,特别是新的税收项目和分配项目的产生,这是一个关系到宪法和法律的事情,换句话说,这项税收方案的出台,以及这项税收的分成方案的出台没有法律基础,在没有法律基础的情况下,它就擅自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税的结构。所以它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现行的结构,至少多了一个附加项,没有法律依据的附加项,对不对,所以可以说它在事实上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分税结构,如果这要是在美国的话,省就可以去到最高法院去告中央政府,你凭什么擅自改变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结构?公民假代表也没有发言权,你可以说中央决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比例,谁是中央,我们不知道谁是中央。所以燃油税突破了现行的中国的宪法结构,而且它加强了中央集权,加大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依赖,进一步削弱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燃油税涉及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因为燃油税很可能固化政府价格制定权,政府一方面制订汽油价格,规定暴利税,又在上面加了一个成本加价,这个成本已经包含了隐形的成本了,现在又加一块,燃油税固化了中国正在回潮的计划经济。燃油税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管制和垄断造成高油价,现在国际油价是30多美元一桶,中国是5.34元/升,燃油税掩盖了谁是定价者,我们看不到市场在中国的燃油定价体系当中的作用。所以现行的燃油税固化了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

    再回到燃油税与经济人的假设上面,政府及其部门像跟自然人一样,是追逐利益的经济人,而且还涉及到内部分赃的问题。发改委凭什么,把财政部都搁到一边去了,我前两天到安徽,政府已经开始撤几十万的收费人员,刚好我在一个饭店吃饭,交通局的人也在旁边吃饭,原来他们马上要分家了,要突击花钱。这些讨论都表明,中国的政府及其每个部门都像自然人一样,都在追逐自身的利益,前面也讲得很清楚,我们看看这句话,整合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讲得非常清楚。

 

 

发件人:"Jue Fang" <fangjue2005@hotmail.com>  2009-02-16 05:51:4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Xi's Comments on February 11, 02-14-2009, in Chinese

中国新一代政治家有新的外交原则

方觉

2009年2月14日

    3年多后将成为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2009年2月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墨西哥(Mexico)时,向当地华人讲: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讲法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关注和评论,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和评论。这个讲法表现了中国新一代政治家的新的外交原则。这个新的外交原则是:中国只可能在对等(equity)和互惠(reciprocity)的基础上处理与其它世界大国的关系。

    其它世界大国,其它世界大国的任何人,假若认为它们(他们)有“权利”要求中国“应该这样做”,或者试图通过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必须这样做”,都是对自身力量的不恰当估计,也是对当今世界力量对比的不恰当估计。包括我在内的中国新一代政治家,都不会接受这样的“权利”和“压力”,而且我们也确信,没有任何国家、任何人有足够的力量迫使我们接受这样的“权利”和“压力”。

    我在2008年公开强调:对等和互惠在今天应该是大国关系的基石,到明天还应该是大国关系的基石。试图单方面获得利益,或者一方试图不公平地获得更大的利益,都是不会被接受的。(见《力量平衡的新变化》一文)

    我还在2008年公开强调:如果有人幻想利用跑来跑去者影响未来中国的政治进程或对外进程,那就太可笑了。因为那些跑来跑去者根本不会处于中国的政治进程中,也根本不会处于中国的对外进程中。(见《俄罗斯重返世界军事舞台》一文)

    同样是在2008年,我提示一位外国人:We are not soft. We are not beggars. 这两句英语的中文含义是:我们不软弱。我们不是乞求者。

    当前,不仅世界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仍在发生重大变化,一些世界大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也在发生重大变化。

    是准备面对中国新一代政治家的新的外交原则的时候了。

    如果不能恰当地对待中国新一代政治家的新的外交原则,将会出现我在2007年11月对另一位外国人提示的后果:You will pay some high cost on your mistakes in China policy. 这句英语的中文含义是:你们将为你们在对华政策上的失误付出高昂的代价。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相关消息: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1日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批评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离开墨西哥前,习近平与当地华侨见面,介绍当前中国经济新势。他说,在国际金融风暴中,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他还指出,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02-14 12:34:53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决不能搞瞎折腾。。。

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研究员 房宁

2009年2月9日

    多党制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由两个或多个资产阶级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体现了人民选择的民主制度。而实际上,这种制度并没有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是由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大资本集团控制的实质。

    在西方多党制度下,依然是私人资本控制着公共权力。西方多党制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的政治制度。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产权制度从根本上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形成和运行。在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制度之下,经济资源与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严重不平等。掌握较多经济资源的阶级与集团,必然要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通过各种途径影响进而控制社

    会公共权力,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因此,金钱政治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痼疾。掌握巨大财富与金钱的大资本集团,把现代西方国家多党竞争与选举演化为一场按商业规则运作的政治推销活动,通过对竞选规则的控制,通过媒体的运作、炒作,控制公众的信息接受,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社会舆论与公众认知,进而影响选民的选择,最终取得竞选的胜利。

    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公布的报告显示,二○○四年竞选一名参议院议员的平均费用约为251万美元,最高达3148万美元;竞选一名众议院议员的平均费用约为51万美元,最高达904万美元。试想,没有大资本集团的资金支持,怎能进行权力的角逐?不依靠金钱的力量,又怎能在角逐中取胜?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实际上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大资本集团的政治力量控制国家政权。

     多党竞争具有扩大社会分歧的倾向,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多党竞争必然要争夺选民,争夺选民首先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加之在多党制度下,各个政党以夺得或控制政权为唯一目标和根本价值,在权力争夺中不择手段、相互攻讦,结果必然是形成扩大和深化社会分歧的政治机制。这一缺陷在西方国家处于工业化社会转型期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竭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使不少本来已经迈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的社会纷争,更使一些国家内战频发、民不聊生。造成这种不幸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易发期,而从西方输入的多党制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显化、激化,成为这些国家社会矛盾升级的导火索和加油站。这是造成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而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也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这个时期,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伴随着因社会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社会不平衡大量产生、发生。当前,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根本利益是团结一致、抓住机遇、实现发展。为此,需要把人民内部的利益分歧与矛盾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使之不影响大局。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决不能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错误道路,因为那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我国需要的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汲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事实上,我国已经找到并走上了一条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首先,这条道路有利于形成反映中国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在我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代表,因而能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和要求,正确把握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到使全社会、全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其次,这条道路有利于统筹兼顾各方利益。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在运行中既能够反映人民群众中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呼声,又能够从全局出发将人民群众的各种意见集中综合起来,使国家的法律与政策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妥善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协调人民内部的局部利益、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根本利益。




发件人:"志伟 王" <chaliewonderful.my265@yahoo.com.cn>  2009-02-16 00:40:25 +0800 收件人: "大军网站"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一个城市低保户的现状,王志伟 1964年11月生于山东省德州市。1982-1987年就读于沈阳工业学院管理工程系。毕业后在湖北、广东、四川、河南、上海、浙江、贵州工作。现闲赋于湖北宜昌。兴趣与爱好:宏观经济与政治,

一个城市低保户的现状

王志伟

    昨日我去一个姓屈的朋友(1954年出生)家做客。他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家庭。他本人在九十年代初不知为何原因就离开了单位,当时没有任何经济补偿。几年后找到原单位获得了(失业后)几年的养老保险补偿;他的爱人也于2003年被单位买断,获得了2万多块钱的经济补偿;此外还有一个20岁的中专毕业后失业在家的女儿。三口之家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但获得了宜昌市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每月400多块钱。宜昌市去年7月份以后的低保标准是210元/人月,三口之家应该是630元。但为何是400多块呢?他告诉我:“居委会说三口之家最高的指标是两个人,这是市里面统一的规定”。我想这是违反国家规定的。如果去帮助他维权,我就将变成维权人士,这在当下的中国似乎是个贬义词。

    他的家庭中,两口子从1998年开始都以个体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了养老保险,这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按照宜昌市城市在岗平均工资和个体人员缴纳标准,每个人每年都要缴纳2400 - 3100元的养老费(分三档,80%,90%和100%)。我亲自查看了他俩的社会养老保险手册,都选择了3100元/年的高档缴费。我问他,依靠每月400多元的家庭低保收入,如何能维持每年6100元的养老保险缴费呢?他说,一是依靠他爱人2003年买断的2万多元的老本缴费,另一是借助宜昌市政府对城市低保户4050人员的优惠政策:三年期的缴费减半优惠(政府竟然公开地抢劫穷人的财富!),两人中一个已经用去了2年的政策,另一个用去了一年半。

    我说,就你这个收入水平,在西方是没有缴费资格的,但受益资格是有的。他问我以后还要不要继续缴费,我说把这个政策用完就立刻停止缴费,但千万不要退保。中国人有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像你这样情况的人有千千万,几年后迫于民众的压力,政府会改变其现有的规定的(缴费15年才具有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资格)。

    我问他为何不去申报失业呢?他说他害怕居委会安排工作,并告诉了我他的一件幸运之事。几个月前,居委会安排部分社区低保人员做日夜巡查工作,每月可以获得800块钱的收入。他问这样做会不会取消已经获得的每月的低保收入呢?对方回答说不会。这样他干了几天之后就借口腿脚不利而退出了这份工作。结果一个月后,那些在岗的低保人员在获得了每月800元的收入之后就被取消了低保。

    我说在西方,你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但人家的做法截然不同。他们会设定一个2000元(三口之家)的界限,一旦你的月收入超过这个界限1000元的时候,你的低保就会自动减少100元。那时,你的家庭月收入就是3000元+320元=3320。要想把你的全部低保取消,你的家庭得获得6200元的月收入。这就是西方政府鼓励人们就业的政策,而不是像中国政府在名义上鼓励你们自食其力,“暗”中阻碍的做法。这也是西方国家政府人性的地方,当然不会受到老百姓的反对了。

    为何中国政府每推出一项政策都会受到老百姓的反对呢?原因是该与国际接轨的东西,都没有接轨;不该接轨的都开始接轨了。像前段时间网民极力反对政府延长公民退休年龄的事例一样,西方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法定退休年龄延长的情况,如由60岁逐渐延长到63岁,再逐渐延长到67岁,乃至70岁,为何都没有听到老百姓的反对声呢?原来西方有法律规定,50岁以上的劳动者,除非是在企业破产的情况下,被雇者不得被解雇。而中国的政策是却是首先让40岁、50岁的人员下岗、失业、内退、退养、退休(中国的名词非常的丰富),他激起老百姓的反对是很正常的。因为它违反了人性:人的工作经验在45岁-55岁的时候正处于巅峰状态,这个时候却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一个被宪法所保护的劳动权利就这样的被剥夺了。它不但违反了人性,同时也背离了中国论资排辈的传统美德(在日本、在西方,这个年龄段的劳动者的收入是一生之中最高的,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八级等级工资制亦完美的实现了这个美德),像“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类传统的中国道德都被改革开放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2-16 10:24:3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美媒体不同在哪里?(作者为原《深圳青年报》总编辑。言辞直截了当,可能过于激烈。提供一个思考角度,学术研究,是非自行评判)

美媒体不同在哪里?

曹长青

    美国的报纸和中国大陆出版的报纸等媒体,严格说难以从新闻专业角度比较,因为一边是按照新闻规律办的报纸,按照英文newspaper的字面意思直译为"新闻纸";而在中国出版的官方报纸,本质上是"伪报纸",虽然它也用新闻纸张印刷、用报纸的形式,有标题、照片,还有新闻导语、新闻由头等等,但它缺乏报纸的灵魂:真实。前《人民日报》一位副总编辑曾说,他所编辑的这家中国最大的党报,只有上面的出版日期是真的。话虽说得有点绝对,但也基本说出了共产党报纸的本质特征。但在这种出版伪报纸的地方,却激烈批评美国的报纸是政府左右,是大财团控制,反映富人的利益(以妖魔化美国出名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就这么教学生),而同时歌颂中国的官方报纸比美国的还客观。因此从这个角度,也许值得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报纸谁更有自由,谁更真实,谁更客观,使人们能更看清中美两国媒体的不同。

    第一,哪里的报纸受到政府控制:

    从新闻的历史可以看到,自从人类有了报纸等之后,大众传媒就一直伴随著被控制的命运,而且最严厉的控制来自政府。政府控制媒体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最利害、也最有效的方式是政府直接拥有(占有)报纸、广播、电视等等。什么东西只要是属于自己的,那就最有条件控制和支配。

    共产国家的新闻状况最能说明这一点,无论在前苏联,还是今天的红色中国,无论是前苏联发行量最大的《真理报》、《消息报》,还是今天主导中国舆论的《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所有共产党国家媒体的特点是,报纸、电视、电台、杂志等等都是政府出资办的,属于政府的财产,在行政上必须接受政府的领导和管理,而编辑记者都是领取政府工资的国家干部,从而在制度上成为政府的一部份。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报纸应该反映出钱者的理念和意志。但前苏联和当今中国的问题是,政府在拥有全部的报纸、电视和电台等媒体之后,禁止其他任何私人办报;等于在垄断报业的同时,消灭了报业市场,从而形成了舆论的垄断和操纵。

    今天中国大约有2050家报纸,虽然已组成了17个报业集团,但这些报业集团和西方的报业集团有本质上的不同,人家是私人办报,报人之间联合成集团,或一个新闻报人同时办有多种报纸和杂志等,自成报业集团。而中国现有的全部报业集团,都要受当地政府(和党组织)领导,都不是真正私营的。而没有私营,就没有独立,而没有独立,就不会有客观和真实。

美国的报纸从来就是私营的

    美国的报纸等媒体,从一开始出现时,就是私营的,没有像中国的媒体那样经历过一个被党和政府没收或改造成国营报纸(中共建政时)的过程。美国在二百多年前建国时,就面对一个私有制的社会,当时的各种报纸,像其他私人公司一样,属于不同的个人或商团,是私有企业的一部份,政府就像无法把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一样,也无法把报纸国营化。当一种东西不是自己拥有的,想进行控制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距今170年前写的那本《美国的民主》中描述他的观察说:美国是从欧洲来的移民和异教徒在一片荒芜广袤的土地上建立的新国家,即使在被视为非常落后的印第安人的部落里,"他们在全体还过著裸体生活的时候就出了一份(私营)报纸。我还把这份独特的报纸带回法国几份。"而那是1831年,比中国的918事变,还早100年。

    而且从美国开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那句论述报纸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名言(在报纸和政府之间,我认可选择有报纸而无政府,而不是有政府无报纸),也可看出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不仅没有想把报纸收回国有的意思,而且对报纸独立性的意义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第二,哪里的报纸被一个大财团掌控:

    因此今天连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也不好意思说美国的报纸是受政府控制,毕竟人家是私营的,这样说,实在没有说服力。因此中共的御用教授李希光们只好强调说,美国是大财团办媒体,报纸等要服从大财团的利益和意志等,言外之意,美国的报纸仍不是独立的,而是被少数富人控制和支配。

    美国是个私有制的国家,报纸不属于政府所有,那么它只能被私人所有,而当个体的商人发展成大的财团公司,那么它拥有的报纸等媒体,自然就是属于财团所有,被私有企业掌控。但美国的媒体即使被财团控制,它们也是被各种不同的财团控制,仅华尔街列出的大公司就有500家。不同的财团由于拥有者的政治理念不同,导致不同财团拥有的媒体的立场不同,因而形成媒体的不同声音。

    而中国的媒体,虽然有二千多家报纸,但出钱的是一个"老板",即中国政府。当所有的媒体都被政府拥有,政府其实就等于是一个"大财团",那么中国的所有报纸发出的是一个财团的声音,反映的是一个财团的理念,它是一元的;而西方多种财团办的报纸发出的是不同的声音,是多元的,给读者听众提供了不同的信息和观点。而且美国财团的拥有者也不是少数的个人,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购买股票,从而成为公司的股东和拥有者之一。据统计,现在有53%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定的股票。那些大公司的老板,只是持有最大股份,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也就是百分之十几而已。因而大公司的老板必须考虑持公司多数股份的其他人的利益。

美国报纸总有一派更严厉监督执政党

    在美国,虽然有数不清的财团,但其政治理念并没有数不清。就像美国政府主要由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一样,财团主要也是两种政治倾向:左派和右派。两大派别的主要分歧体现在经济领域,左派强调大政府、高福利、向富人多征税(然后通过福利制度再分给穷人),重视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调节管理作用,其基本理念是强调社会平等。右派则强调小政府、大社会,减税,削减福利,强调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重市场经济,其基本哲学是强调自由(竞争),在竞争中获得相对的平等,重视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财富的平等。经济以外的主要区别是,在对外政策上,右派更多强调自己国家的利益,左派强调人权外交;右派更重视军事,主张强大国防,左派则强调裁军。

    美国建立两百多年来,基本由这样两种理念的政党轮流执政(体现右翼理念的保守派共和党,和反映左派观点的自由派民主党)。左派民主党更多代表的是人类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憧憬,它的主要基础是大专院校的教授、学生、知识份子、好莱坞,以及穷人。右翼共和党则更多代表的是一种现实主义和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它的主要基础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富人和商界。这也是前者更多强调平等和政府干预经济(分配财富给穷人,均贫富),后者更多强调自由(竞争)和市场调节(削减福利、迫使穷人劳作致富)的原因之一。

    美国的报纸等媒体,基本也是这两种理念的反映者、传播者和两种不同群体的代表者。美国目前有1509家日报,主要大报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芝加哥论坛报》等,两大周刊《时代》和《新闻周刊》,以及三大全国电视台,基本都是左派主导的媒体,它们的读者自然以上述左派群体为压倒多数;而《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标准周刊》、《国家评论》,以及各州的主要地方报纸,基本是偏右的保守派报刊,读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商界和专业人士,以及强调个人自由意志和完全市场经济的知识份子。在有线电视中,两大台CNN和福克斯(Fox),是一左一右,相互激烈竞争(创办才7年的福克斯台的收视率已超过有23年历史的CNN,福克斯的主要政治评论节目,收视率是CNN的一倍以上)。

    由于美国政府和媒体都有左右两大派,所以两大政党不管哪个上台执政,都会有一种和它的政治理念相对立的媒体,自然地成为它的严厉的监督者和批评者。比如,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右翼媒体则更多是左派政府内外政策的批评者;而现在共和党籍的小布什总统执政,左派媒体则用放大镜挑布什政府的毛病。

    不仅在美国,在民主政治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例如英、法、德、意等国,都是左右两种理念的政党轮流执政,而这些国家的主要报纸,也是按照这两种理念而分野。如英国的《卫报》、法国的《解放报》等就是左派报纸;英国的老牌报纸《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金融时报》,法国的《费加罗报》、德国的《世界报》等,都是右派报纸。连实行了民主政治半个多世纪的日本的主要大报也基本形成了这种趋势,比如《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偏左,而《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则右倾。

    除了西方比较强调的三权分立政治架构,媒体要成为监督政府和权力者的"第四权"之外,这种两党两种理念、媒体分为两派两种倾向的政治现实,也导致美国政府无法影响全部媒体,尤其是和这届政府的政治理念不同的那种媒体力量。

    第三,哪里的法律更有利新闻自由:

    中国迄今没有新闻法。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等曾致力制订给报纸等多一些自由空间的"新闻法",但一直没有成功。毛泽东曾说,不用弄那么多法律,限制自己。没有法,共产党就可以"随'党'所欲",把报纸等作为一党的宣传工具。

    不要说中国没有保护新闻自由的系统法律,连新闻诽谤法、媒体泄密法等具体法规也没有,因此今天中国报纸和记者涉及到的诽谤和泄密等新闻官司,几乎都是当地司法部门各自为政,自行解释和裁决,很多裁决都不利于新闻自由。据国际记者协会的统计,中国迄今仍有20多名记者因泄密等罪名被关押在狱中。

    在美国历史上,记者被以诽谤、间谍或泄密等罪名告上法庭的也不乏其例。但美国的这种情况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两个著名新闻案例而得到里程碑般的改变。

    中国是条文法,而美国主要是案例法,以法院对具体案子的审理为今后同类案例提供司法原则和判案标准。七十年代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了两起对美国新闻和言论自由影响深远的案例,一个是阿拉巴马州警察局长告《纽约时报》诽谤案,另一个是美国国防部告《纽约时报》泄密案。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都是有利于新闻自由,并限制了政府机构的权力。

    在裁决上述诽谤案时,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判决诽谤成立的"三原则":原告如果是政府官员或公众人物(一般平民不受这个限制),必须提出这三种证据,1,报纸的报道与事实不符;2,对当事人名誉构成损害;3,报纸有"事实恶意",即报社事先就知道不是事实,或不加核实而有意陷害、诋毁当事人。显然即使当事人能够提出前两种证据,第三种也极为(!)困难,因为怎么来证明报纸事先就有预谋?

    同时更重要的是,后来最高法院还裁决,举证责任在原告,而不是被告。这是一项巨大的有利于新闻媒体的决定,因为如果某人告报纸,说媒体诽谤他参加了文革大批判组写过整人文章,那么要由原告提出他没有参加的证据,而不是由报纸出示他参加过的证据。因为谁负责举证,谁更困难。如果法院要求作为被告的媒体来做举证这个最困难的部份,那就加大了媒体的责任以及媒体被判有错的可能。

    对上述泄密案的判决也是完全有利于新闻自由。最高法院在审理五角大楼状告《纽约时报》刊登越战文件是"泄密"一案时,最高法院也是首次提出泄密案成立的"三原则":不管报纸刊登的是从哪里获得的机密,报纸都有权利(和权力)向公众提供这种信息;只有这种机密造成"1,立即的;2,重大的;3,不可挽回的危险"时,才可考虑裁决为泄密。

    在自由国家,政府想限制新闻的两种主要方式就是"诽谤"和"泄密",当美国最高法院对泄密和诽谤做了有利于新闻自由的阐述和判决之后,美国的报纸等媒体就等于获得了巨大的自由空间。从此之后,美国政府想以法律限制新闻的余地更加缩小,几乎无计可施了。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第一步

    中美两国报纸等媒体的不同还有很多,从技术上来说,像中国实行通讯员投稿制度,由于不对自由来稿进行严格的事先事实核查,导致出现很多假新闻(有专门制造假新闻的个体户)。而美国的新闻报刊,基本不接受外稿,新闻由自己的记者采写,以保持负责任的、真实度更强的专业化报道。中国报纸等媒体的很多骨干是从基层的党委宣传部干事提拔上来的,而美国媒体的编辑记者,几乎都受过专业新闻训练,从地方报纸一点点做起,以新闻工作能力升迁。

    新闻自由和定期选举是民主化的两个重要标志,台湾的民主化就是从开放党禁(多党选举)报禁(自由办报)开始的。中美两国新闻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中国迄今没有开放报禁,还没有私营报纸,同人办报;报纸等媒体还被政府控制,是党的工具,而不是大众公器。因而中国社会开放和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是争取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如果没有这个自由(没有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发表和传播),其他自由都无法谈起。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2-13 12:19:4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L_C_cc:标题: [资料]新央视大楼的确是按照男女生殖器设计

新央视大楼的确是按照男女生殖器设计

中国房地产报

2009-1-7

http://house.china.com.cn/City/view/29090.htm

    “这是一个不卑不亢的方案,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无排他性。其结构方案新颖、可实施,会推动中国高层建筑的结构体系、结构思想的创造。实施这一方案,不仅能树立CCTV的标志性形象,也将翻开中国建筑界新的一页。”这是专家评委当时对新央视大楼中标方案的评语。

    然而,新央视大楼从诞生之初就招至骂声不断。这个北京奥运时期已开始部分使用的怪异建筑,虽然在一些人眼里显得“时髦”、“新奇”,且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世界十大建筑奇迹”,但大多数的中国民众还是对其难以“消化”。

    业内人士对于新央视大楼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每天上班路过这个建筑时我都感觉到很丢脸。”知名建筑评论人史建如是说。潘石屹则说:“我觉得这是灾难性的建筑,天外来客,张牙舞爪,两个‘Z’扭在一起,235米高,电梯也是斜的,与生态趋势背道而驰。”

    方振宁就此作出了“回应”:“我为库哈斯喝彩,不仅是对他的建筑作品,更是对他这个人。他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的未来,能让人振奋!”建筑理论家王明贤的观点则相对比较中立:“对于库哈斯很难评论。建筑师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性,另一类是商业性。来到中国的很多外国高水平建筑师是商业性的,可以说把中国糟蹋了。而库哈斯是学术性的建筑师,他是新闻记者出身,所以更能从社会形态来关注建筑,更具有社会意义。”

    新央视大楼的主楼和副楼据说是设计者库哈斯根据男女性器的形状设计而成。而这一说法也从库哈斯的弟子之一、MAD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马岩松处得到证实。马岩松表示,“当时库哈斯没有想过自己的方案会中标,可这个最初有点玩笑性质的设计最终竟成了定标方案。”

    新央视大楼引起的争论涉及各个层面,除了造型,新台址可能带来的交通问题、工程的设计和造价也颇受争议。而在各个网络论坛,争议则辐射到项目之外的更多话题,情绪也更加非理性化。最近,新央视大楼公布的最终命名“智窗”又因与“痔疮”谐音而引起新一轮的口诛笔伐。

    也许,我们同库哈斯一样,在设计初期未曾预料到后来会有如此激烈的争论。但在主大楼即将完工时,诸多的争论已再无意义,它们都挡不住这个钢铁怪物的崛起。

    新央视大楼引起的冲击波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另一座与之境况相似的巨型建筑——国家大剧院。这座现代建筑因与周边其他建筑群风格相去甚远而引起的风波也似乎刚刚平息。在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看来,中国就是盖100个国家大剧院或1000个CCTV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

    上榜理由:

    新央视大楼的效果图自公布之日起就引起了无数口水,其怪异、扭曲的“身形”无疑在挑战人们的审美底线。而这个矗立在北京CBD的庞然大物也总是能够引发人们新的争议点,近一段时期更是因其冠名风波引发网友新一轮的声讨。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2-13 09:28:5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早该:公众可申请获取国资监管信息 主题: 早该:公众可申请获取国资监管信息

可申请了解关于中央电视台大火后的国资情况

----国资委促信息公开,公众可申请获取国资监管信息

中国网

2009-02-12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2日发布《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信息公开实施办法》。根据该办法,个人和单位可向国资委申请获取国资监管信息,譬如,可以申请了解一下关于中央电视台大火后的国资情况。

    据了解,国资委的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国资委的信息公开工作。公开的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不得侵犯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商业秘密。

    根据办法,信息公开分为国资委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除了有关国资委主要职责及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信息,几乎囊括国有企业监管的各个方面,包括各级国资委所出资企业改革重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董事会试点、生产经营、业绩考核的总体情况、国有资产的统计信息、企业负责人职务变动及公开招聘情况等。

    除了国资委主动公开信息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填写《获取国资监管信息申请表》,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国资委申请获取相关可以公开的国资监管信息。办法规定,国资委信息公开工作机构须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者予以答复。据悉,国资委还将设立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等场所和设施,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国资监管信息提供方便。
 

 




发件人:"大侠" <panyi037@gmail.com>  2009-02-13 13:36:48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对改革开放的基本判断成为拉帮结伙的试金石

对改革开放的判断与态度成为拉帮结伙的试金石

何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7日在深圳研讨会上说,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精心设计规划了改革开放的宏大蓝图,百年思考引领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这三句话也是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虽然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活动已经寿终正寝,但是,官方对改革开放的歌功颂德却依然寡廉鲜耻地没完没了。而民间对改革的反思与否定之风也相映成趣地愈演愈烈。环球时报编辑给我发来该报纸发表的相关言论。

    传统左派文胆的相关言论:

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历史任务

——纪念毛主席诞辰115周年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张宏良

    目前,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左翼政治力量面临着四个方面的历史任务。第一个任务,仍然是反对三座大山的斗争。

    目前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主要是两个三座大山,一个是政治上的三座大山,一个是经济上的三座大山。政治上的三座大山仍然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经济上的三座大山是住房、医疗和教育。政治上的三座大山是根源,经济上的三座大山是结果。中国人民再次被压在两个三座大山之下,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反复性和曲折性,当初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30年后夹着皮包又回来了。

    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举世瞩目,中国资源变现的无边财富举世瞩目,而中国工资占GDP比重之低也是举世罕见,中国居民在社会财富火山般喷涌的同时丧失了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更是举世罕见。那么,中国火山般喷涌的财富哪里去了?很简单,都被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占有了。中国经济变成了洋人经济加官人经济。如同中国股市一样,洋人发了大财,官人发了大财,只有中国民众赔得血本无归。仅外贸一项西方发达国家从中国攫取的财富就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按照1:20的中外利润分配比例,中国积累2万亿外汇的同时为西方国家贡献了40万亿美元的利润,相当于3百万亿人民币;按照我国6%的平均利润率折算出的商品数量近5千万亿,分摊给13亿中国人每人超过380万,每个家庭超过千万元。中国如此惊人的巨额财富换来的是什么?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被称为美元的一堆废纸,并且这些美元又以购买美国债券的形式回流到了美国,中国除了参与其中的极少数官僚买办发了大财之外,国家和百姓最终都是两手空空。可见,今天西方国家对中国财富的掠夺,远远超过当初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只是掠夺形式发生了变化,由当初的领土占领和军事掠夺,变成了现在的规则占领和资本掠夺。通过制定和强加规则来掠夺别国财富,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帝国主义统治方式。中国老百姓经济上的三座大山,就是这种新的帝国主义统治方式的结果。这些夹着皮包回来了的新的帝国主义,在掠夺中国资源的疯狂性、压榨中国工人的残酷性方面,远远超过当初夹着尾巴逃跑了的那些老牌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同样的商品,在中国销价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同样的工作,中国工资甚至不到其西方国家工资的百分之一。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在濒临破产的经济危机条件下,工人小时工资还超过78美元(由此导致美国国会否定了美国政府对汽车公司的财政救助方案),而中国的可口可乐公司支付给工人的小时工资仅大约0.4美元,相差几乎200倍!这是自贩运非洲黑奴时代结束以来,世界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如此悬殊的劳动力价格。用中国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商品,维持和推动了西方国家高消费低物价的现代生活,而与此同时中国老百姓却是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中国资源变现和劳动创造的惊人财富,能够养活美国养活欧洲,却难以养活自己的百姓,这就是经济殖民化的必然恶果。

    对于经济上三座大山的态度,社会矛盾比较简单,左右两派旗帜鲜明、尖锐对立,左派反对,右派叫好。对于政治上三座大山的态度,社会矛盾则十分复杂,各种政治力量彼此纠缠在一起。由于目前中国的殖民化只是经济上的殖民化,并非是全盘殖民化,与西方利益相联系的极右翼势力,便要在经济殖民化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实现政治殖民化,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和中央集权。他们依靠西方国家向共产党摊牌亮剑,要共产党改旗易帜,扔掉镰刀斧头组成的党旗,降下五星红旗代表的国旗,允许分裂势力完全自治,把中国变成一个松散的联邦。到时,各地外资立刻转化成为各国在华势力,彻底掏空中国资源,把中国变成国际垃圾场,然后任凭13亿中国人民自生自灭。与极端右翼政治势力的判断完全相反,部分左派则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性质已经改变,必须彻底推翻。如此一来,部分左派与极端右翼政治势力从完全相反的两个方面走到了一起,形成了部分左派与右派合流的复杂现象。并且双方都打着十分漂亮的旗帜,右派打着人权的旗帜,部分左派打着人民的旗帜,矛头都一样,就是推翻中国现有政治制度。

    极端右翼政治势力要改变社会政治制度的目的很简单,他们通过经济改革抢劫了社会绝大部分财富,必然要建立资本对社会的绝对统治,推翻现有政治制度,建立西方的宪政制度,西方宪政制度是资本统治的最佳政治模式。可是同样要推翻现有政治制度的部分左派却很少回答这个问题:以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取代现有政治制度。许多左派会信誓旦旦地说,要重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其实,目前中国仍然是毛泽东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只是其功能和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国官僚买办的复辟,不是像欧洲那样是通过改变政治制度实现的,而是在保留原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原有政治制度的功能和性质实现的。这就决定了恢复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地位,不能依靠推翻现有政治制度,而只能是恢复原有政治制度的功能和性质。西方国家十分清楚这一点,国内极端右翼政治势力也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一定要推翻现有政治制度,防止中国政治制度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原有功能和性质。而部分左派的关键问题,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是真继承还是假继承毛泽东留给我们的这份政治遗产。可以说,毛泽东留下的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党的一元化领导,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决策,政治协商会议的精英主导,人民政府的执行机构,是世界历史上最先进最有效的权利制衡系统,是唯一能够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政治最干净、公平和效率结合最好、社会最朝气蓬勃、人民最扬眉吐气的国家,依靠的就是这个政治制度。这个政治制度一旦被推翻,要想重建将又是一个流血千里的内战过程。作为对国家民族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应该坚决维护毛泽东创建的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恢复其原有功能和性质,以此来捍卫国家利益和实现人民利益。

    中国遭受侵略杀戮的历史和面临西方国家干预掠夺的现实,要求一定要处理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关系,这是与欧美等国家所不同的特殊矛盾。前面我们曾经谈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大国中的所有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右派属于爱国力量,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爱国力量,这些国家左派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只维护人民的利益就可以了,所以从马克思到列宁都很少谈到左翼的民族主义任务。而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右派卖国,中国的左派就必须同时挑起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两付重担。而在绝大多数历史情况下比如目前,这两个任务又是互相矛盾的,这就必须处理好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关系,否则就会给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同时造成惨重损失。可以说,就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关系来讲,目前中国又回到了八国联军和抗战时期那种状态,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没有国家利益就没有人民利益,一旦国家分裂,人民将陷入最惨烈状态。所以国家完整和民族统一,是当今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只有在保住国家完整和民族统一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如何实现人民的利益。为什么会在中国十分贫困的情况下巨额财富流向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因为西方国家通过控制中国的精英集团,用各种不合理规则束缚和损害了中国主权,在中国身上插满了财富吸管,把中国变成了西方国家可随意取用的免费提款机,变成了西方国家共同享有的国际奶牛。大家想一下,在中国表面还完整统一的情况下,都会形成外资对中国人民的随意掠夺,一旦中国主权丧失民族分裂,恐怕中国人民损失的将不仅仅是财富,而是生命本身。

    第二,摆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要总想着领导人民,而是要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

    随着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和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历史兴起,左翼政治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究竟是人民内部形成的先进力量,以及人民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还是独立于人民之外,并且把人民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工具?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左翼政治力量的最大前途,或者将成为拥有特殊利益的各类帮会组织,或者将成为极其松散的派别团体,既不可能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也不可能为中国人民谋取到任何利益,充其量也就是时代变革大潮中飞散的政治泡沫,不会留下任何积极的历史痕迹。许多左翼人士不顾人民疾苦,不管人民利益诉求,完全沉湎于自己心目中社会主义旧有模式的政治自恋之中,幻想着由人民流血牺牲去实现其政治梦想。这些政治梦游症患者不懂得人民是最具政治智慧的伟大群体,凡是想利用人民的政治力量,肯定会被人民所抛弃。特别是目前中国人民最为痛恨的就是蒙受30年的历史欺骗,刚刚从改革教的历史欺骗中觉醒过来的中国人民,绝不可能再次被任何人骗做政治工具。凡是不去想我能为人民做什么,而总是想让人民跟我干什么的人,哪怕是出发点和个人情感十分高尚,在损害人民利益方面,和那些改革教的政治骗子没有任何区别。主席生前最为强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当前中国左翼政治力量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目前中国人民最迫切的利益诉求是什么?就是渴望从住房、医疗、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当今社会也具备了解决三座大山的物质基础。就拿住房来说,全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0平米,三口之家的平均住房面积达到90平米,人均住房面积大大超过日本,完全具备了居者有其屋的物质条件。现在住房成为压迫民生大山的根源,完全是中国官僚、开发商和外资相互勾结、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结果。中国各级官僚建立起来的土地财政,把70年的地租一次性打入住房成本,再加上各级官僚索贿的腐败成本,仅这两项就超过住房价格的三分之二。这些本来属于人民的土地却被官僚高价卖给人民,官僚贪婪的血盆大口又刺激了开发商和外资同样疯狂的贪婪,于是在武警枪口的支持下,住房价格如火箭般窜升。老百姓买不起怎么办?又成立城管执法大队,禁止老百姓住在街头,逼迫老百姓把未来30年的收入以契约形式交给官僚、开发商和银行。这种逼迫百姓贷款买房的做法完全是变相卖身为奴,人生工作总计不过40余年,踏上社会那天起,就把其中30年提前卖给了官僚、开发商和银行。并且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卖掉一生中最富创造力的30年也仅仅只够满足月供,首付房款还需要父母那一辈再献出终生的积蓄。如此残暴野蛮的住房制度,再加上同样残暴野蛮的医疗和教育制度,把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完全压缩到了奴隶时代,并且变成了自觉自愿的奴隶:自觉自愿地去拼命赚钱,自觉自愿地去拼命省钱,自觉自愿地把拼命赚来和省下的钱再通过银行献给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中国老百姓真正达到了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的至高佛家境界,从生到死都是四大皆空。正是中国老百姓自觉自愿的奴隶式消费和四大皆空的财产境界,有效维持了中国廉价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流向欧洲,流向与中国老百姓无关的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十七大提出建设五有社会的口号才如此振奋人心,十七大的“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反映了当今中国老百姓最迫切最基本的民生要求。在此之前我们就提出了“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幼者有其学,老者有其养”的口号,一直被官僚买办和汉奸学者骂做是蛊惑人心的极左口号。现在这个口号变成了党中央的民生路线,中国左翼政治力量应该全力拥护这一路线,在此基础上形成党中央与民众的强大合力,把中国老百姓的消费从三座大山之下释放出来,让人民有能力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当人民的消费能力达到能够共享发展成果时,才有可能切断中西方之间形成的殖民经济循环圈,变外向型经济为内需型经济。可见,建设五有社会具有改变殖民经济突破口的重要作用,海内外所有政治力量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看到党中央建设五有社会的民生口号,还不到半年时间就被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删除时,我们自然表示坚决反对,坚决要求贯彻党中央建设五有社会的民生路线。可是我们却遭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强烈攻击:右派攻击我们维护民生路线的主张是维护专制,认为应该提倡的是民主自由;一些左派攻击我们维护民生路线的主张是宋江投降,认为应该追求劳动人民的政治解放。在这个问题上,又形成了左派右派完全合流的现象:都是高喊十分漂亮的抽象口号,一个高喊民主自由,一个高喊政治解放;就是不管老百姓的现实疾苦。右派不管老百姓的现实疾苦,是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毫不奇怪。一些左派也不管老百姓的现实疾苦,主要是没有摆正自己与人民的关系,只考虑让人民去做什么,而不考虑去为人民做什么。

    纵观历史就会发现:凡是革命的先进的政治力量,其口号总是具体的现实的;相反,凡是反动的落后的政治力量,其口号总是抽象的空洞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反动的落后的政治力量不敢公开其真实目的,所以总是用抽象口号加以掩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学者文人表现得最为恶劣,当人们拼命去制止流氓强奸时,他们在旁边大谈性爱的重要作用,孤立地来看,他们的抽象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这个完全正确却比流氓本身更加可恶!中国伦理中所谓“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学者,之所以舅舅不喜老娘不爱地总是没有地位,也在于总是干这种没有人格的卑劣勾当。不仅统治集团不喜欢他们,老百姓不喜欢他们,甚至连妓女强盗都蔑视他们,像杜十娘、李香君等伟大的女性形象,都是在知识分子的反衬下树立起来的。水泊梁山就一个知识分子,还起了个名字叫吴(无)用,就是告诉人们知识分子没用。如果真的没用也就罢了,偏偏是没有好作用只有坏作用,如果不是这个吴用整天和宋江在一起嘀咕着投降,梁山好汉们至少能多过几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日子。

    目前中国左右翼之间的斗争还处在思想斗争阶段,思想斗争阶段主要是双方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真正的左翼知识分子并不是存在于人民大众之外的独立政治力量,而是人民大众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民大众的大脑,代表人民大众的良心,是人民大众观察问题的放大镜和显微镜,是人民大众谋取自身利益的一个工具。所以,真正的左翼知识分子总是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反映的总是人民大众的具体苦难和要求。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反映的是人民大众的具体苦难和要求,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反映的也是人民大众的具体苦难和要求。像毛泽东这样达到至尊境界的人民之神、革命之神提出的尚且是具体口号,而那些所谓的革命毛派却是天天只会叫喊抽象口号,认为自己比孙中山,甚至比毛泽东还要高明。如果说那些叫喊民主自由等抽象口号的右派,不过是想在美国爸爸的怀里撒个娇,那么这些叫喊政治解放等抽象口号的所谓左派,则不过是想有一天能在中南海里撒泡尿。他们的全部政治理想也就仅此而已。如果说在以往他们是被各种极端右翼势力边缘化的话,那么下一步他们将被自己的现实立场边缘化,将被自己的历史选择所淘汰。

    思想斗争阶段的这种淘汰作用十分重要,可以减少进入政治斗争阶段后左翼政治力量的盲动性以及对人民大众的误导作用,减少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损失和牺牲,降低社会转型期的历史成本,避免伤及中华民族崛起的政治元气。

    四月风暴表明,中国左右之间在网络上展开的思想斗争随时会转化为街头政治斗争。就外部环境来说,西方国家向中国转嫁危机,防止中国在西方危机中乘机崛起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在中国制造分裂和内乱,必然会一波接一波地展开对中国的打击。西方国家和海外汉奸势力旨在改变中国基本制度和实现民族解体的攻势,使中国政府退让的政治空间越来越狭小。中国政府一直希望和请求西方国家能够停止对中国的解体战略,为中国政府保留一个历史空间,为此中国做出了巨大的经济牺牲。但是西方国家的根本利益决定了不可能停止对华解体战略,中国政府退让的底线一缩再缩,已经退让到了社会极限,这个极限不是指政府权利的极限,而是指老百姓承受能力的极限。中国民众往往能够接受家破,却不能接受国亡,在国家民族问题上相当敏感,一旦超出限度爆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必然会表现为街头政治和街头革命的形式。

    就国内矛盾来说,中国贫富之间两极分化超越了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完成的财富掠夺和财富集中过程,如同西方国家对外掠夺过程中形成了对其他民族的极度蔑视一样,国内掠夺过程中也形成了极端的仇穷文化。贫穷成为穷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最严重罪行,对穷人物质上的剥夺和精神上的摧残同时达到了社会极限。在国内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基础上,买办集团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在日趋白热化。攫取了百年财富的权贵资本和买办集团,希望通过改朝换代漂白财产,让子孙后代永享财富和太平。所以便与西方国家结成了利益联盟,全力配合西方国家的对华解体战略。这就必然要同依靠现有体制获取财富的官僚集团形成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还有,在权、钱、学组成的精英铁三角中,政治精英由末日情绪形成的疯狂强势,越来越激起了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强烈不满,也希望通过一场制度变革恢复三角均势。所有这些矛盾全都交织在一起进入了白热化状态,随时会爆发为覆盖全国的大规模街头政治冲突。

    与20世纪以及此前的政治斗争相比较,21世纪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以街头政治斗争代替武装斗争。决定中国街头政治斗争胜败的仍然是两杆大旗,民族利益的大旗和人民利益的大旗。现在,右派把民族利益的大旗整个送给了左派,大骂民族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又把人民利益大旗的一半送给了左派,大骂人民利益是民粹主义。为什么说把人民利益大旗的一半送给了左派?因为人民利益包括经济上的民生和政治上的民主两个方面,右派把民生的旗子也扔给了左派,只剩下一面民主的旗子。只要左派再用人民民主的大旗打掉右派精英民主的旗子,右派就两手空空了,就只能接受失败的结局。

    第三,为保障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掀起一场大规模肃奸肃贪运动。

    中国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许多人立刻会说是专制集权。其实不是,专制集权并非是中国特产,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曾有过专制集权,目前世界许多地方仍然有专制集权,但是并没有造成国家财富大规模外流,并没有把本国资源和环境都变成外国资产。如果萨达姆愿意把伊拉克石油变成美国资产的话,伊拉克也就不会被美军占领,萨达姆也不会被美国绞死。并且,如果把专制集权国家排列在一起就会发现,历史上的专制集权国家不仅不会卖国,甚至大都是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国家。伊拉克的悲剧就是从占领本来属于自己的科威特开始的。显然,专制集权并不是联手外资共同抢劫本国百姓的根源,特别是连本国劳工对抗外资的罢工权也被立法剥夺的现象,更是与专制集权没有任何关系。希特勒绝不会立法强迫雅利安人成为外资奴隶,东条英机也绝不会立法强迫日本人成为外资奴隶。一个国家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主立法强迫本国国民成为外资奴隶的现象,可谓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

    如果简单归结为汉奸现象也不能解释问题的根源。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汉奸现象”,都是在入侵外敌打败本国精英集团的武力逼迫下产生的。像目前中国这样在没有任何外来武力逼迫条件下,精英集团的主体整批整批地自愿充当汉奸的现象却从未有过。不仅是整批整批地沦为汉奸,还不遗余力地要把这个国家推向毁灭:经济汉奸不计后果地把国家的资源和环境变成西方财富,毁灭着国家未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文化汉奸在毁灭着国家的文化基础,把中华文明贬低为是劣等文明,把八国联军侵略歌颂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把日军占领时期称颂为是中国法制最好的时期,把抗击外来侵略的义和团妖魔化为邪恶势力等等。这类歌颂对本国侵略和侮辱本国反抗侵略的行为,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属于刑事犯罪,在亚洲任何一个国家对会被社会自动铲除,唯独在中国,却成为社会精英的主流行为。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根源就在于中国精英集团联手西方国家打造了一个能够逃避历史惩罚的汉奸机制。这就是,把财产和亲属转移海外,然后全力以赴让中国沉没,所有历史罪恶就都会伴随着中国这艘大船,一起沉没到历史背后,他们及其子孙后代就会从此干干净净做人,踏踏实实享福了。这就是那位老人在抽掉成堆雪茄烟后,冥思苦想出的“让腐败儿孙能够活下去”的亡国路线图。中国的贪官污吏、权贵富豪、买办集团、汉奸学者、美国鹦鹉等,之所以敢于突破任何文明底线地胡作非为,有恃无恐的就是这个建立在海外利益基础上的汉奸机制。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都有着不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就在于他们的利益都在国内,他们只能通过统治中国实现利益,而不能通过想毁灭中国实现利益。这就决定了历代精英集团只是想统治中国,而不是想毁灭中国。唯独那位老人带领的精英集团,是在通过毁灭中国实现利益,毁灭中国成为精英集团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致目标。南巡讲话的有害,就在于发起了一场毁灭中国的沉船运动。

    这种建立在海外利益基础上的汉奸机制,已成为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大祸的灾难根源。所以必须要用暴力彻底铲除这个汉奸机制,任何反对暴力铲除这个汉奸机制的人,都要毫不留情地以包庇汉奸罪论处。并且这个暴力铲除汉奸机制的运动,一定要达到足够恐怖的程度,能对未来任何政治力量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让现在和今后所有政治力量都不敢再把利益放在海外,彻底根除把利益放在海外的国内政治斗争模式。俄罗斯是通过暗杀震慑住了利益向海外转移的“汉奸”毁国现象,中华民族不能搞暗杀活动,而是要光明正大地惩治汉奸毁国行为。国家要出台与《反分裂法》相配套的《反汉奸法》,为惩治汉奸提供法律依据;成立国家海外刑事侦察局,用来在世界范围内追缴国家财产和缉捕汉奸;成立国家海外司法执行局,对那些已获得外国国籍而拒绝回国接受审判的罪犯就地正法。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能心慈手软,千万不能和国内政治斗争混为一谈。国内政治斗争在没有暴力威胁的情况下,绝不能采取镇压手段。而对于利益在海外的汉奸则一定要坚决镇压,一直镇压到中国能够形成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政治常态为止。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俄罗斯东欧等刚刚被颠覆的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都没有出现主流精英的利益在国外、斗争目标是把利益继续输送国外的荒谬现象。只有中国是利益在海外的一帮主流精英在支配国家的各种资源,支配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流向海外。这是世界历史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把中华民族再次推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就不可能彻底根除。

    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遭受“汉奸”危害像中国这样严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个国家对“汉奸现象”采取了超越一般暴力的残酷镇压。自诩是世界人权典范的法国,二战胜利后把那些被称为“法奸”的女人,剃光头发扒光衣服游街示众,对于叛国者足以起到震慑千古的历史作用。韩国2008年连续出版了第三卷《韩奸大词典》,公布60年前日军占领时期的韩奸名单及其家庭状况,政府按照词典没收所有韩奸及其后代的财产,持续清算历史上的韩奸罪行。清算的深度和广度都完全超越了中国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行动,在清算60年之后还要继续清算下去,不仅清算韩奸本人,还要清算亲属后代,如此的历史恐惧感足以让每一个拥有叛国念头的人都会震颤发抖。而饱受汉奸之苦的中国,却从来没有过一次认真的整肃汉奸行动,改革开放前对汉奸的打击,也不过是在入党提干方面有些限制而已,即便这种没有构成惩罚的限制,还被中国改革精英和文化知识精英咒骂了近30年。30年来,中国整个精神文化领域,妖魔丑化的不是汉奸,而是清算汉奸的红卫兵造反派。结果是清算汉奸的红卫兵造反派无颜示人,而被清算的汉奸却成为可怜的人权受害者,甚至成为受难基督。30年的是非颠倒造成中国汉奸文化泛滥成灾,汉奸现象成为公民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政治标志,精英们当汉奸比妓女脱裤子还要随便,不仅没有犯罪感和恐惧感,甚至连片刻的犹豫感都没有,如同吃饭喝水一样正常。中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崇尚“汉奸文化”的国家,一个人成为汉奸很正常,而一个人要反对汉奸,立刻就会成为媒体的讨伐对象,而如果再说用暴力惩处汉奸,则会更会成为媒体疯狂讨伐的对象。如果说财产和亲属转移海外是汉奸泛滥的硬环境,那么对汉奸惩戒的妖魔化则是汉奸泛滥的软环境。如果不采取强硬措施创造出一个对汉奸买办人人喊打的社会环境,中华民族将很难躲过亡国灭种的大祸。

    汉奸泛滥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人文灾难,也是中国贪腐无度的一个重要根源。只要日后还要在这个土地上生存下去,人们就总是有所顾忌,即便贪腐到富可敌国的财富,也仍然要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嘉靖年间的和砷就是典型。并且只要贪腐不和汉奸联系在一起,危害就是有限的可控制的,至少中国还有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可是一旦贪腐和汉奸联系在一起,财富就会长江大河般流向国外,根本就没有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无论经济怎样高速发展,无论资源和环境变现到什么程度,中国老百姓也得不到任何财富,只能在贫困中等待生态大崩溃的恐怖灾难。所以,汉奸买办至于中国,已经超出了政治斗争的文明范围,成为超越任何犯罪的最邪恶的刑事犯罪集团,无论对他们采用任何打击手段都绝不过分,他们的目的,绝不是像一般剥削集团那样仅限于剥削、压迫、掠夺和镇压人民,而是要将中国人民赶尽杀绝!中国人民和汉奸买办集团之间的矛盾,是真正的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矛盾。中华民族要想避免亡国灭种的滔天大祸,中国人民要想避免血流成河的惨烈后果,就必须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手段,彻底铲除人类历史上这个最贪婪最恶毒最没有人性的邪恶集团。

    彻底铲除这个集团不仅能够解除中国人民的历史大劫难,同时也将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创建世界一体化新秩序的辉煌开端。利用“汉奸”买办控制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财富,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建立新的殖民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导弹和腐败已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维护其全球霸权体系的两个最主要武器。美国利用腐败打垮了苏联,打垮了东欧,瘫痪了伊拉克军队,将中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美国。仅美国银行通过中国贱卖银行股,就从中国建设银行这一家银行中赚取了2千多亿,而中国建设银行两任行长都因贪腐先后被捕,其中一个恰恰就是主持贱卖银行股的行长,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位被逮捕的腐败行长,竟然在向美国贱卖银行股的问题上十分清白。这位行长的呆傻弱智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放过向美国贱卖银行股这样千载难逢的捞大鱼机会,却在国内贷款项目上捞取小鱼小虾地受贿,有谁会相信一个省部级银行行长会弱智到这种程度!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腐败官员的奥秘就在这里,只要美国不想揭露你,你就会绝对安全,哪怕是像建行行长这样已经入狱,也能确保你和美国的交易不会泄底。中国建行行长对外交易的清白,与陈水扁海外黑金曝光之间的强烈反差,显示了美国运用腐败手段控制其他国家已达到了收放自如的至高境界:护住中国一个银行行长,可以让中国许多银行行长放心大胆地为美国输送更多财富;扔出一个陈水扁,可以让海峡两岸许许多多拥有海外存款的官员俯首帖耳,老老实实地制定符合美国利益和要求的经济政策。

    第四,准备应对美国对中国发动街头革命。

    前面谈到,目前中国的思想斗争随时会转化为街头政治斗争。由美国引爆的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世界将要进入动荡期,必然会加剧中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有人说,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快就会过去,不会出现大问题。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前面说过,目前爆发的经济危机,不是以往那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而是西方国家生活方式的危机,不改变西方国家现有生活方式,危机不仅不能解决,甚至会逐步激化,再现危机、战争、革命三部曲的固有历史逻辑。特别是美国要维护其透支消费的生活方式,就必须以其他国家的资源透支为前提,而要满足美欧这类大国的透支消费,只能透支中国这样的大国资源。可是,在被称为“金砖四国”的资源大国中,俄罗斯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10万大学生组成的青年近卫军“纳什”组织,天天在搜索打击“妄图把俄罗斯变成美国殖民地”的亲美势力,俄罗斯上千个政党中没有一个亲美派,美欧想要透支俄罗斯的资源已不可能。再看印度,与崇洋媚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相反,印度知识分子的天然任务就是为熊熊燃烧的民族主义添柴加火,莫说去透支印度资源,就连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都被印度知识分子视为可耻行为。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印度为自己的定位,是成为“世界办公室”,而不是像中国这样成为牺牲资源和环境的“世界工厂”。“世界办公室”的角色决定了不可能透支印度资源。金砖四国中的巴西,已上过美国一次当,掉入过一次陷阱,拉美模式的悲惨情景举世闻名,更让巴西等拉美国家谈虎色变,绝不会再接受美国忽悠,让美国透支本国资源。如此一来,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都拒绝透支本国资源,俄罗斯幻想恢复世界领袖席位,印度只愿意做世界白领,巴西对美国敬而远之,唯一剩下来的就只有中国了。所以西方国家对中国是志在必得,这绝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国家利益问题。

    那么,控制中国的主要武器是什么呢?仍然是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民主牌。美国当初就是依靠这张牌,设置了著名的拉美陷阱,把拉美陷入了鬼哭神嚎的危机当中;也是依靠这张牌,把富饶的俄罗斯洗劫一空,如果不是身临绝境的普京突然学习毛泽东发动群众,俄罗斯早已成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现在用这张牌打中国可谓时机再好不过,中国已经形成中央集权、买办集团、爱国民众三大力量相互对峙的基本格局。在相互对峙的三大力量中,表面强大的中央集权实际最为薄弱。一是美国十大军事基地对中国的铁桶包围,以及大部分航母潜艇部署在中国周边海域,有效抑制了中央集权的最大优势——掌握军队。中央政府如果没有破釜沉舟的巨大勇气,决然无法突破美国的军事抑制。而要具有破釜沉舟的巨大勇气,就必须与民众进行政治联合,而美国民主牌的一个主要功能,就在于能够有效隔离中央政府与民众的政治联合。二是作为中央集权组织基础的地方官僚,大都或多或少地与买办集团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利益联系,与当地民众形成了水火不容的尖锐对立,一旦爆发大规模冲突,中央政府将立刻陷入两难环境:支持地方官僚,将会丧失民众;支持民众,又会丧失组织基础;陷入两难环境的中央政府将很难有所作为。三是控制了媒体和金融的中国买办集团,正在通过一正一反两个方面把中国民众赶上街头:媒体从正面强化美国的宣传作用,包括中央电视台都未能幸免,天天都是那几只美国鹦鹉在叫唤;金融和经济买办通过加深掠夺,从反面把中国民众赶上街头。

    经济危机爆发,全世界都在遭受损失,可是中国极少数权贵富豪和外资,仍然通过股市的大小非解禁在大肆抢劫股民财产,获取的惊人暴利少则几倍十几倍,多则几十倍上百倍。在前所未有的巨大股灾面前,不是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减少股灾损失,而是保护少数人继续大肆掠夺股民财产,把中国股民置于双重股灾之中——市场的灾难和人为的灾难。其作用可谓是一石双鸟,既获取了上万亿的现金资产,又激发了股民对中央政府的强烈不满。一旦爆发冲突,目前这些在经济上被买办集团洗劫一空的可怜股民,又会成为买办集团逼迫中央改旗易帜的政治炮灰。最近,在亿万股民泪眼相望的大小非问题上,监管部门官员对早已泪血地而成泥的亿万悲惨股民仍然是一付恶狠狠的态度,由此可以看出两大集团战略决战的最终胜负已经注定,面对买办集团的前后进攻,中央政府表现出了无所适从的软弱姿态,只是眼看着极少数权贵富豪以牺牲共产党和共和国的政治信用和历史合法性为代价,公开抢劫亿万股民的资产而无能为力,仿佛不知道这种大规模抢劫最终要由中央政府来买单。4千万股民不是6千万下岗工人,他们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是街头革命天然的宣传员战斗员,现在这些天然的宣传员战斗员,正在被齐刷刷地赶向中央政府的对立面。

    综合各种矛盾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未来发展将有可能出现三个不可避免。一是以街头革命为主的动荡将有可能不可避免。无论是地方官僚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还是买办集团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都会随时爆发为街头斗争。特别是买办集团和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爆发为大规模街头冲突的可能性最大。他们外有西方国家的全面支持,内有官民矛盾可以利用,手中又控制媒体和金融,拥有一批知识精英做主将,最关键的是财产和亲属已经转移海外,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即便中国陷入火海,也可以随时飞往大洋彼岸。二是中央集权代表的国家力量的失败将有可能不可避免。街头革命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胜负关键取决于对民众的掌控。如果中国不发生普京式的政治转变,国家力量不与民众力量相结合,未来国家力量的失败将不可避免。本来,街头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明的专利,中国比普京更有条件发动群众战胜外来势力挑战。如果中国能够借此机会实现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的结合,那么中国不仅能够彻底战胜任何街头动荡,并且能够就此形成中华民族崛起的牢固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三是街头冲突的流血事件将有可能不可避免。与一般情况下的判断相反,流血事件可能不是发生在国家力量和买办集团的冲突之间,以及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的冲突之间,而是发生在买办集团与民众力量的冲突之间。看一下那些民主自由的倡导者们对四月风暴的恶毒咒骂和疯狂喊杀就会发现,那些高喊民主自由的右派精英,几乎无一不是浑身充满杀气的流氓恶棍,他们叫喊的民主自由的另一面,就是杀戮和镇压。并且这些右派精英拥有双重暴力,内有买办集团控制的暴力,外有西方国家提供的暴力,一旦举起屠刀,血腥规模将肯定超过“四一二”政变。中国人民必须在他们举起屠刀之前就将其消灭,否则,中国将进入无边黑暗。

    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总是混淆视听,把左右之间的斗争说成是民主和专制的斗争。其实人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左派从来就没有反对过右派的民主自由,不仅没有反对,并且举双手赞成,只是在右派的民主自由前面加了两个字:大众,要求实行大众民主。左派倡导的大众民主,也并不是和右派的精英民主具有不同内容的另一种民主,而只是要求让大众也和精英一样享有民主自由。因为大众也是人,也是十月怀胎爹妈生养一场,来世界转一圈都不容易,也应该享有民主自由。左派就这么一点儿附加条件,右派就立刻恼羞成怒,恶毒咒骂大众民主是法西斯主义,是极端民粹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甚至是应该杀光清光死光光的左棍、左粪、极左分子。“把左派毛派杀光清光死光光”,已成为那些高喊民主自由的右派精英的口头禅。他们一边高喊民主自由,一边把毛泽东的四大自由称为是封建专制。那好,我们不提毛泽东的四大自由,只提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总可以吧?那也不行,提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也是应该杀光清光死光光的左棍、左粪,因为罗斯福四大自由中有两项是属于穷人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贫穷的自由。所以中国的右派精英坚决拒绝照搬美国民主,只承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两项自由。中国右派精英的无耻就在这里:他们在思想言论方面具有优势,所以就只倡导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和免于贫困的自由对穷人有好处,所以就坚决排除在民主自由之外。哪怕是他们的主子美国总统罗斯福设立的民主自由的基本原则,也同样踩在脚下。总之,不管是毛泽东还是罗斯福,凡是对人民有好处的事情他们一概反对。本来,西方民主自由的基本理念就是人人生而平等,精英是人,老百姓也是人,大家都享有同样的民主自由权利。既要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也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贫困的自由。四大自由具有同等地位,禁止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犯罪,把人置于恐惧和贫困之中同样是犯罪,甚至是更大的犯罪。其实,毛泽东的四大自由,比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更加完善更加先进,并且完全涵盖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只是毛泽东的四大自由完全适用于人民,并且难以割裂,不像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一样,能够随意割裂开来为精英所用,所以中国精英才如此仇恨毛泽东,实际上是仇恨人民。人民承认精英提出的民主自由,精英却不承认人民拥有民主自由,并且由此而对人民产生了刻骨仇恨。

    未来街头斗争中流血不可避免,就是来自于对人民的这种刻骨仇恨。中国右派精英的灭绝人性就在于他们打着漂亮旗号在干禽兽不如的勾当。中国左派右派之间关于民主的争论,说穿了就是承认不承认老百姓是人的问题,特别是承认不承认中国老百姓是人的问题。如果承认中国老百姓是人,就应该承认中国老百姓也有民主自由,就应该承认老百姓有拒绝下岗的自由,有拒绝死在医院外面的自由,有拒绝被关在学校大门外的自由,有拥有自己住房的自由,有拒绝被上司随意处罚的自由,有拒绝依靠卖淫为生的自由,有拒绝出售自己住房的自由,有在大街上摆摊谋生的自由,有上访告状的自由,有拒绝被金融抢劫的自由,有拒绝和领导上床的自由……,可是,所有高喊民主自由的右派精英,无一不是把剥夺老百姓最基本的民生自由,歌颂为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是伟大的公民社会开端,是民主自由时代开始降临。正是在他们的疯狂叫喊中,改革变成了所有汉语词汇中老百姓最为恐惧的词汇,现在老百姓只要听到改革,比白日见到活鬼还要恐怖万分,男人听到这个词会立刻变得俯首帖耳,女人听到这个词会立刻跟人乖乖上床。否则,无论男人女人都是死路一条。而目前中国人民遭受的所有这些悲剧,无一不是他们所谓民主自由发展的结果。经过30年所谓民主自由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终于看清了他们的民主自由,就是抢劫的自由,强奸的自由,镇压的自由。现在,他们还要把这种抢劫强奸的自由再送给洋人,让洋人也来随意抢劫同胞的财产,奸淫同胞的妻女,损毁同胞的家园。这就是洋人对他们呵护有加的原因,这就是洋人让他们揣着护照回国搞颜色革命的原因。

    揣着护照闹颜色革命,也是未来流血事件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中国的汉奸学者经济买办是美欧等西方国家豢养的政治走狗,是实现西方国家利益的政治工具,所以西方国家对这些政治走狗极其关照,只要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出事,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就会立刻行动起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有整个西方国家做后盾,这些西方走狗也越来越嚣张,不仅不把中国人民放在眼里,甚至同样不把中国政府放在眼里。中国政府在这些有西方撑腰的汉奸买办面前也是小心翼翼,不敢轻易造次。实在忍受不住触犯一下,也要小心看着西方脸色,只要西方国家脸色一变,中国立刻就会缩回手来,甚至低声下气地把对方拱手送往西方。在世界历史上,只有过在入侵者面前忍气吞声的政府,还从来没有过在汉奸面前忍气吞声的政府,即便在日军占领时期都没有过。当初“七七事变”日军的借口也只是寻找丢失的日本士兵,而不是要求中国政府对一个遭受处分的中国士兵向日本交代。而今天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会要求中国政府对处罚某一个人进行交代,如果中国政府的交代得不到西方国家认可,就必须立刻改变。如果不改变,中国就要向西方国家缴纳巨额财富以及接受各种有害规则。那些丧尽天良的右派精英会说什么这是西方国家关心中国人权,这是最让中国人愤慨的狗放屁!那么多中国老百姓被活活打死谁见过西方国家过问过人权,扣留一个右派精英西方国家就全都扑上来讨要人权,难道许多条生命的人权还抵不上一个人扣留几天的人权?其实,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所谓人权,已经称为西方国家掠夺中国财富的一个主要手段。美国最典型,美国获取中国财富的两个主要手段,就是美元和人权。在贸易上用美元换取中国财富,在其他经济领域用人权换取中国财富。中国的资源和商品,是被美国用美元手段拿走的;中国的产业和银行,是被美国用人权手段控制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美国想要得到中国某些东西,就挑起所谓人权事件,或者让某个地区闹独立,或者让某些汉奸闹民主;中国政府如果不管,结果就是分裂就是下台,如果管就是侵犯人权;侵犯人权就要得到西方谅解,要得到西方谅解就要支付巨额财富或者接受不利条件。西方国家再从中国支付的巨额财富中那出极小一部分,用来继续支持中国海内外民主人士,向他们提供资金,提供工作,提供住房,提供绿卡,提供护照,接受他们的亲属在美国定居,出资为他们创办各种反华媒体、反华网站以及各类基金,安排他们获得各种国际大奖,以及在各种国际组织中任职等等。

    可见,所谓人权不过是西方国家豢养宠物狗的一种狗粮而已。西方国家的人权永远是只体现在宠物上,美国议会可以开会讨论驻伊拉克美军士兵豢养的小猫是否可以带回美国的问题,以免主人离去的那些小猫会伤心,而对于每时每刻都在遭受残杀的伊拉克人民却十分心安理得。美国人对于别国杀狗杀猫表现出极度震惊,而对于美军天天杀人却习以为常。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热爱宠物的这个特点,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他们对中国右派精英这个政治宠物的过分溺爱,造就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就是揣着护照搞运动的护照派,由于身揣护照有退路,于是毁灭起祖国家园来便无所顾忌,一切都往死里整,一切都往绝路上逼,必然会走向动荡和流血。可以说,与中国历史上历代右派相比较,这一代揣着护照搞运动的右派是最无耻的右派,是最没有人格的右派。想当初,右派虽然政治上反动,至少在人格上还有让人敬佩的地方。带着汉奸罪死在监狱里的陈璧君就是典型,揣有英国护照的陈璧君伴随汪精卫去刺杀清朝摄政王,当有人告诉她有护照会得到英国公使馆营救时,立刻掏出护照撕得粉碎。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她当庭断喝:“本人有受死的勇气,却没有坐牢的耐性,请求法庭判处死刑”,闻者无不动容。蒋介石撤退时故意将其留在大陆监狱,宋庆龄与何香凝去劝告她,说只要承认汪精卫有罪,立刻就能恢复自由。陈璧君毅然表示,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承认汪精卫有罪。可是后来连读8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思想大变,临死前慨叹:“不能做社会主义的人,也要做社会主义的鬼”,一代奇女子,就此香消玉殒。相比之下,今天这些右派,是地地道道美国豢养的阿猫阿狗,既无人格更无血性。

    没有人格没有血性,也就没有道德力量,没有道德力量也就没有强大战斗力,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他们。他们一旦发起街头斗争,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会立刻展开人民革命的天罗地网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彻底埋葬这帮卖国祸国的反动集团,一个干干净净的红彤彤新中国将会再次崛起于世界东方。还是那句话,在中国无论发生什么颜色的革命,结果都会变成红色革命。大众时代取代精英时代,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历史将再次给中国人民一个机会。中国人民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次机会!

   (选自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812/63069.html,张宏良《当前形势和中国左翼的任务——纪念毛主席诞辰115周年》一文第三部分,2008-12-25,)

    海外学者的观点:

从完美制度到政治革命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 吴国光

2008年10月18日

    我这个论文两万多字,想二十五分钟之内结束是蛮困难的。我争取做到。我这有个副题,就是「三论改革的终结」。那个正题叫「从完美制度到政治革命」。我先讲「改革的终结」,会分五个层次来讲。最后给一个结论,归到这个正题上来。

    第一个层次,为什么说改革已经终结?

    二零零二年的六月,我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了「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结续」这篇文章,应该是比较早提出来中国的改革已经终结这个观点的。当时,我从八个方面论证了改革为什么终结了。这里我不想重复这八个方面。我现在想提出四个新的论据来证明,中国改革到了一九九零年代后期就大体结束了。我们知道,中国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这个转轨,在我看来,分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市场化,主要是以价格改革为代表。

    一九七九年的时候,中国百分之九十七的産品,它的价格是由国家计划决定的,只有百分之三的産品是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的。那么,到了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正好来了个颠倒,就是百分之九十七的産品是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的。剩下的百分之三,是由国家计划来决定价格的。这百分之三,从一九九四年到现在,没有再改变,一直都是由国家来决定价格的。所以说,价格改革在九十年代的中期就结束了。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经济已经全部实现了市场化。比如金融体系,就还没有实现市场化。我们看到,在那以后,大家不断的说,中国会進行金融的市场化,但是迄今并没有進行这个改革。所以说,到九十年中期,市场化的改革已经结束。

    第二就是私有化,也就是所有权的改革。

    在一九七零年代的末期,也就是改革开始的时候,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在工业企业当中占到百分之百。到九十年代的中期,这个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从九十年代的中期开始,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就是三分天下了:公有三分之一,私有三分之一,合资和外资三分之一。这个比例从那时到现在没有再发生大的变化。進一步,如同很多人所希望的,还可以有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这样一种改革。但是,从最近刚刚推出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内容来看,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讨论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内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应该讨论一下。就是说,所有权也没有再发生進一步的改变,所有权的改革到一九九零年的中期也结束了。

    第三个方面,就是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

    我把它概括为分权化或者说权力下放,就是经济管理的许可权从中央往地方下放,同时也从政府向企业下放。从中央到地方下放的这一方面,就是刚才何清涟教授讲的了,到一九九四年实行「分税制」就结束了。「分税制」这个东西,你把它解读为重新集权也好,解读为把以前的分权措施制度化也好,总而言之都是没有再進一步的分权改革。至于政府向企业的权力下放,在九十年代中期推行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化」之后,这个改革也结束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二零零二年说中国改革终结。因为在那个时候,第四个方面的指标终于来了。这第四个方面,就是对外开放,或者叫做经济的「国际化」和「全球化」。那么,中国在二零零一年的十二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标志着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式地融合了,所以这个改革也结束了。就是在这个事情六个月之后,我宣布了改革死亡。这个结论大家是不是能够接受,当然有一个过程啦。

    第二个层次,在二零零一年年底,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结束,那么改革结束之后,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中国官方还在不断的宣称,说还在進行改革,这是对改革「秘不发丧」。改革死了已经六年了,尸体都烂了,他说还没死,还在進行着呢。那么,为什么『秘不发丧』呢?这个也许要写『四论改革的终结』来讨论。这里想讨论的事,中国改革终结之后,在進行什么东西呢?有人说,经济改革完了以后,在進行社会改革。经济改革三十年,社会改革三十年,再过三十年,你等着吧,中国政治改革就开始了。那么我的看法呢,认为在过去的这个六、七年当中,中共没有進行社会改革。

    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它放到三十年前农村改革的背景下来做一个对比。我从两个层面来论证。第一个层面就是内容和成效,我们知道,在农村改革的时候,一九七九年,全国九亿农民,有百分之一的农户,是参加了「包産到户」的,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九是「人民公社制」。整整五年之后,一九八四年年底,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户,实行了「包産到户」,只有百分之一还在人民公社里头。到了一九八五年,人民公社正式解散,这百分之一也没有了。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全中国九亿农民彻底实行了这样一个经济体制上的大转轨,从人民公社制转向「包産到户」 。而现在呢,胡、温上台已经六、七年了,这个所谓「社会改革」進行了什么东西呢?有什么成效呢?比如说医疗问题。现在看病,在中国,和六年前相比,容易了吗?我看不到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我也不敢说情况在恶化,但是我敢说没有明显的改善。从内容和成效来说,如果说过去六年是中国的社会改革的时代,那恐怕只能说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失败的时代,而不是中国社会改革進行的时代。

    第二个对比是从阻力和進程来看。有人说,这个社会改革一定是阻力很大的。那当然是阻力很大。我们看三十年前的农村改革,阻力更大。当时基层干部抱怨说:辛辛苦苦多少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满嘛!当时『人民日报』头版登文章,讨论这个「独木桥」和「阳关道」,就是说人民公社是阳关道,包産到户是独木桥。那现在呢,我感觉不到有这么大的阻力。中国社会要改革看病的问题、要改革教育的问题、要改革收入分配的问题,难道大家都在说『这怎么能改啊』?我没有看到这个阻力。再说,即使有阻力,那么改革就是克服阻力。你克服不了阻力的话,你有什么资格讲改革呢?你说,我讲了要改,但是阻力在那里,我改不下去。那你这只是讲了改革,并没有实行改革。在这个层面呢,我的结论是,中国现在不是社会改革的年代,而是社会危机的年代。

    第三个层面,为什么有社会危机?

    刚才何清涟也问了这个问题。她问道,经过了改革,中国取得了经济的繁荣,现在还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自由,那为什么甚么还有社会危机呢?那么我的看法,就是这也要回头看一下改革是怎么進行的。改革是怎么進行的?单从经济转型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很简单,是连续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不是这么简单了。这个我在二零零四年,也是六月份,曾经提出了「两次改革论」。这个「两次改革论」就是说,一九八九年以前中国進行了第一次改革,叫做「八十年代改革」,或者叫做「后毛改革」;一九九零年代,中国進行了第二次改革,可以叫做「九零年代改革」,或者叫做「天安门之后的改革」。那么这两个改革呢,我当时在文章里也从六个方面讲了它们的不同。这个就不去展开了。

    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说,单看经济方面的内容,并没有改变,就是说这两次改革的性质都是从国家计划转向市场经济转轨;单看政治呢,也没有改变,都是在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框架下進行市场化。但是,如果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看,这就叫政治经济学了,这两次改革就有很大的改变。改变在哪里呢?那就是,前十年的改革,是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民间的自由,不断的在冲动,试图改变这个压迫性的政治;而后十年呢,就是党国在不断的利用市场化积累的经济财富来压制民间自由。这个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就是这样改变的。所以呢,我认为,中国改革不是已经進行了三十年,而是存在着两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八年、八九年,这是第一场十年改革。从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到二零零一年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第二个十年。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两次改革呢?为什么这就会带来「社会危机」呢? 我想,原因还是在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关系。我并不是说八十年代的改革就是玫瑰色的。八十年代的改革带来了社会的矛盾,所以才有八零年代后期像刚才刘军甯教授讲的『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所以才有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这个「天安门运动」的本质,我想,就是大家对经济改革如何進行,财富分配如何進行,要提出民众的意见,要求参与到决定改革方向与政策的过程当中来。按照刚才刘军宁的说法,就是要各自提出这样那样的「补天」方案。结果呢,当局给出一个血腥的回答,就是说:闭嘴,没有你说话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是说邓小平就不再搞改革了,他要按他自己决定的办法搞改革。所以,一九九二年春天,你看他已经那么大岁数了,又去搞了这个「南巡」,不要老命地搞改革。

    我把这个总结为两个「不惜代价」:一个是不惜代价发展经济;一个是不惜代价维持政治权力的垄断。用他们冠冕堂皇的语言,就是不惜代价维持政治稳定。这两个「不惜代价」放在一起,经济要不繁荣都难。你不搞经济你干甚么呢?别的什么事情都不容许你干。不惜代价维持政治稳定,就是说一切政治上的不同意见都不许你提出来。只许你想办法挣钱了。所以呢,这两个东西创造了中国的「经济繁荣」,他同时也制造了中国的社会问题。最明显的社会问题,就是严重的阶级分化,高度的贫富悬殊。

    我想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贫富悬殊。第一个,是物质层面,刚才何清涟教授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了,百分之零点四的家族,拥有百分之七十的财富,这还是不完全计算。那么还有另外两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就是制度层面。所谓制度,就是规则。我们这里二十五分钟讲完走人,这就是制度,就是规则,人人都要遵守的。那么在中国呢,你如果看到这个人不遵守规则,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有权有势的;有权有势的最好的表现,就是不遵守规则。那么规则是干什么用呢?在中国,所谓的规则,就是专门用来对付没权没势的人的。所以呢,出一个规则,不管什么样的立法,都是针对无权无势的人,那有权有势的人就完全无视这些东西。不光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守规则啦。发财的过程也不守规则。怎么样才能发财呢?制造那个「毒奶粉」啊。

    贫富悬殊还有第三个层面,就是心理层面。我觉得,中国这些有权有势的人,自我膨胀得可怕,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他看到穷人的那种心态,可能我们很难理解。夏天的时候在中国,有朋友就说,「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生活在中国,不会感到有压力嘛?旁边的人都用仇恨的眼光看着他,他们不会觉得很痛苦吗?」我说,很可能不是这样的,这可能他才感到满足吧?你看,我开了这样一个好车,横冲直撞,人们都用仇恨的眼光看着我,也许他才体会到自己的满足,你看我多么有权、多么有势。你红着眼看我没关系,我要想搞你,可以把你压死都没有关系的。这样一种心态,在心理上行为上的这个东西,就使得这个社会的分化非常的两极。很明显,这种危机的原因,就是没有一种政治机制来制衡这个经济机制。邓小平讲「一部分先富起来」。那么,政治上呢,没富起来的人,也应该相应得到一点东西吧?这样这个社会才比较均衡。但他们那个做法是恰恰相反,「三个代表」就是这个东西,我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归到我这一边来。你如果不站在我这一伙儿里的,那你就完蛋了。

    第四个问题,中国有没有政治改革的问题。

    政治改革这个问题,严老师刚才讲了,何清涟也讲了。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想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说,在整个中国的改革过程当中,不断的有政治改革的压力,不断的有政治改革的冲动。所谓压力,就是说当局不断的面临来自各种各样社会阶层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要求你政治改革;所谓冲动,就是说下面的、社会当中,不同的阶层,也希望推动它政治改革。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是实现了政治改革,这个压力和冲动就不会一直有了。那第二句话就是说,中国一直都没有实现政治改革。

    当然,不是没有尝试。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有两次尝试。第一次尝试是一九八零年初,刚才应该是跃刚讲的,说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类似这个商业部长王磊下台的故事。这个是发生在《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很重视《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这个东西,是胡耀邦当政的那个时候搞的。我认为是一次政治改革的尝试,主要是试图规范高层权力。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从老毛那里接受了教训,要搞一套政治规则来规范高层政治生活。到了赵的时代,就是一九八六年、八七年,这个政治改革是试图改革国家跟社会的关系,就是说共产党要还一点权力给社会团体、给方方面面。我觉得,这两次政治改革的尝试,为我们前面说的两次经济改革提供了很不同的政治背景。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是以胡耀邦那样一个高层的政治改革的成功、高层政治规则的建立,这样一个东西为背景的,这个提供了政治基础。而九十年代的改革呢,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失败和天安门对政治改革的血腥回答,那时它的政治基础。从政治上看,这是完全不同的背景。

    当然啦,很多人讲九十年代以来很改革呀,甚至很民主啦。我这里简单的花一点时间,讲讲这个问题。我这次回国学到一个词,你们可能都已经学到了,叫忽悠。忽悠这个词很有意思,他不说你欺骗,说欺骗那你就是诬陷他,欺骗是有罪的,在刑法上是有诈骗罪的。可是刑法里没有忽悠罪。这个忽悠呢,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说法和现实对不上号,但是它也好像有那么一个影子。我觉得,中国现在讲民主都是忽悠的。怎么是忽悠呢?我有一些例子。你说九十年以来中国完全没有政治改革吧,可是差额选举也还在進行,村级选举甚至推广开来了。但是,这个差额选举啊,它搞了很多的措施、名堂、猫腻,来限制实际上的差额选举。这个很技术性的,没有时间多讲了。再一个呢,可以看看党委的权力。八十年代的时候,基本上,大学里党委书记都不是第一把手的,在企业里也已经试行了经理、厂长负责制,在医院里也是这样,甚至在地方也开始加大行政首长的权力。现在呢,你去看看,党委书记都是第一把手的,即使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长也还是二把手,还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是第一把手。这就回到了毛时代了。

    那么我们再看政法委的例子。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后半期,试图取消政法委,在地方上已经开始做了。现在呢,不仅恢复了政法委,而且政法委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以前那个时候,政法委书记只是一个党委委员,现在一定是党委常委。而且,更荒唐的是,那个时候政法委书记是个党的专职官员,下面管着公安局局长。现在呢,基本上都是公安局局长当政法委书记。那也就是说,一个省的政法体系的最高领导人是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都是公安局局长的下属。我们知道,西方的司法制度是三权分立的,公安,也就是警察啦,和检察院、法院之间是三权分立的,以保证司法的公正。如果警察就是法官的领导的话,那这还判什么案呢?警察抓来的就一定是有罪好了。这个是比毛的时代还过份了!

    我的意思不是说,不是赵紫阳那个搞法就不是政治改革。我不是说你把赵紫阳搞的东西又搞回来就一定不是政治改革了。我的点,是以毛时代的政治制度作为一个底线。说你搞的像毛那样这叫政治改革?对不起,我不认为这是政治改革 。毛的时代的政治制度的特点, 就是党的权力高于一切,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你如果削弱了共产党的权力,这就可以认为是政治改革,否则那就不是政治改革。就是这一条衡量标准。

    还有一个,他们讲的那个,现在有协商型的民主。这是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叫什么来着?李什么?(听众:李君如。)对,这是李君如最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发展出来了这个协商型民主。这个 Deliberative democracy呀,在西方也是很新潮的一个概念,最近十来年才有的。他说中国已经都有了,比西方好。我说这个是忽悠啊。西方的 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在选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光是投票选举,还不够,投完了票你还希望增加公民日常对那些你投票选举出来的领袖人物的影响力,在决策中增加影响力。可是,在中国,连选举都没有,他就说,我就这个问题开个座谈会,听一些意见,这就是协商型民主了。那我们要问的是,皇帝有没有顾问?决策中是不是也徵求意见?皇帝当然有顾问,皇帝的顾问很多。那么,中国是不是自古以来就已经是协商型民主了呢?你没有民主投票,没有竞争性的选举,哪里来的民主呢?你说我这个楼不要第一层,可是我有了第二层,那就是空中楼阁了。这个只能说它是「忽悠」。这个就像「盲人摸象」那个故事的第二集。「盲人摸象」摸到大象的鼻子,很长,就说你看大象就是一根绳子嘛,然后他就跟你拿了这么一个又粗又长的绳子来,说大象来了,说民主已经到了中国了,而且比西方的那个还高级呢。

    还有一个说法是,中国的民主的因素已经很多了,分布在村级选举当中,分布在各方面。既然这个民主的因素已经在那里,所以呢,你就不能嚷嚷说中国没有民主。要澄清这个说法,关系到哲学上的一个概念,就是『质的规定性』的概念。今天这里我不讲哲学,我就举个例子。我们人类营养的因素是来自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些矿物、动物、植物等等,那你说我们人的因素是不是都已经在那些东西之中了呢?那些东西是不是也都是人了呢?这就成了「盲人摸象」的第三集了。他说你看这大象呢是有耳朵、有鼻子的,他给你割下一个耳朵,割下一个鼻子,都弄了一筐,告诉这就是中国也有大象了。我们知道,民主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没有这个制度性的安排就没有民主。这就像那个蛋白一样,人体一定需要蛋白质,据说这个三聚氰胺也是增加蛋白质的。可是,蛋白质和蛋白质不一样。如果说中国也有民主的话,那就是三聚氰胺民主。

    第五层,也是最后一层,我想讲一讲对于现状怎么来判断。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简单地讲,就是改革开始三十年之后,经过了两轮的各十年的改革以后,中国现在形成了他那一套制度,是个杂交的制度。刚才军宁说这个杂交是不可能的,可是我觉得它还杂交得很成功,可能就是一个牛和老虎、或者是一个龙和老鼠的杂交,这么一个怪物。它已经形成了这个新的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就是两个不惜代价,不惜代价推進经济发展,不惜代价维持政治垄断。他把这个东西制度化了,也在把它正常化、道德化、国际化。

    第一个是制度化。什么是制度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進入本世纪之前,对于怎么样发展中国的经济,他要想很多的办法,这样改一改,那样改一改;而现在呢,他现在不用想什么办法去改一改来促進经济发展了,他现在想按都按不住。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现在经常就是哎呀不要太热了。那么,在市场化的情况下,怎么样来维持政治稳定呢?他以前也没有找到办法,到了八九年连杀人的办法都用出来了。自那之后,看来他是找到了办法,把镇压也制度化了,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办法。总的来说,就是把两个不惜代价制度化了。

    第二个是正常化。什么叫做正常化呢?他现在不是作为应急措施推出这些东西。比如说镇压,在天安门那是做为应急措施推出的,实行军事戒严。现在呢,每天都是不戒严的戒严,或者说戒严的不戒严,把这套措施日常化、正常化了,每天都管得你老老实实。同时呢,经济上那一套,也「正常化」了。过去整天说「摸着石头过河」啊。人们问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它现在已经过去了。也许,在我们看来他就站在河中央一块石头上停住了,但是反正他就停留在那儿了,就按已经过了河的样子过日子了。这就叫正常化。

    第三个是道德化。以前,比如说,八九「六四」镇压,老百姓、知识份子,无奈,只好接受,但是心里不喜欢,反对。现在呢,很多人认为这个镇压是对的,不镇压哪有今天的繁荣呢?甚至有人说,共产党这套做法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太高明了,太优秀了。他提供了一套道德准则;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就按他这一套来判断。这就叫做道德化。

    第四个是国际化。要讨论这个问题,民族主义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现象。何晓清博士会专门讲民族主义,我这里没有时间,就跳过去了。我要指出的是,他这个「国际化」是很奇怪的。毛的时代,他的逻辑是这样的,说我这套东西比谁都好,你西方那套我不理你的。到了邓的时代,认为自己这一套不行,希望学习西方那一套好。这两个时代,自己的内在逻辑都是一致的。现在呢,一方面很骄傲,说我这一套是最好的;另一方面又很不自信,没有西方的、全世界的承认,他就很痛苦。这次北京奥运会在这一点就是最典型的。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呢?这当然有全球化的经济利益在里面,我们没有时间去分析了。

    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整个社会现在是两极化的。现在到中国碰到一个人,你不必问他对这件、那件事情有什么观点,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你差不多就知道他对所有问题的观点了。认为现状好的,什么都好;认为现状不好的,认为处处都是危机。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盛世论,一个危机论。奥运会结束以后,就出来盛世论的最新代表了,那就是张五常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

    这就是我题目里所说的完美制度了。完美制度恰恰说明了改革已经终结了。这个制度这么完美,干么你还要改革它?我的看法,是接近「危机论」的。我现在贡献最后一个看法作为结论。我看到,从清末以来,中国一直都在追求现代化,到现在为止,我们是处在三个轮回之中。第一个轮回,就是清末变法到辛亥革命。甲午战败,于是寻求改革;先有有限的改革,就是「洋务运动」;再有全面的改革,叫做戊戌变法;但是改革一定遇到政治抵抗,当局要杀人啦,那就是变法失败后的六君子了。然后呢,这个镇压政治改革的政权,会采取很多变革措施,在经济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这就是慈禧太后推進新政的那段时间。问题是,这个经济的繁荣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于是就有辛亥革命。这是第一个轮回。

    第二个轮回呢,就是民国建立以后。我讲得简单一点吧。有新的社会危机呈现,直到出现全方位改革,五四运动代表这种改革要求。五四运动也是失败的,到了后面呢,就是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相当的好。我现在不去列举数位了,反正这也没有阻止社会危机的深化,于是有一九四零年代的共産主义革命成功。毛后时代,我们進入了第三次轮回。毛之后的中国危机深重,于是有了第一次改革,八十年代的改革,相当于清末的改革,直到提出全面改革的要求。到了一九八九年,这个政治要求就被镇压,然后也开始了经济繁荣,这相当于慈禧太后的后期维新的经济繁荣和一九三零年代的经济繁荣。这个经济繁荣也是成就很大的,问题是这能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呢?我想我们现在就走到了这一步。下一步,是不是政治革命呢?我的看法,那要看有没有第三个「不惜代价」,就是老百姓是不是不惜代价反抗。我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忍受程度是很高的。你们已经忍受我这么长时间了,我只能结束了。

    (此文是作者在2008年10月18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進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简介】吴国光,山东临沂人。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他曾是『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曾参与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中共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的起草人之一。出版中、英文论着约二十种,包括:赵紫阳与政治改革(1997)、论中央地方关系(与郑永年合着,1995)、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与王兆军合着,1994)、自由的民族与民族的自由(2002)、ChinaTurns to Multilateralism: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 Security (与HelenLansdowne 合编,2007)、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与HelenLansdowne 合编,2008)、The Anatomy of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2005);另发表中文论文约百篇,英文论文数十篇见于China Quarterly, Comparative PoliticalStudi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Pacific Review, Social Research, ThirdWorld Quarterly 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海外学者的观点:

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攻坚战

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2009年1月14日

    本世纪初以来,在“以人为本”的亲民政策构架中,中国领导层逐渐把社会改革摆在了改革的头等议程。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系列或一整套社会制度。这场改革的意义并不亚于七十年代末期以后的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社会改革远较经济改革困难。对这场改革的意义,人们可以至少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解决经改的负面后果

    首先,社会改革是为了应付和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在前三十年,经济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主题,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中国在短短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此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能够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民脱离贫困状态,能够帮助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提高生活水平。

    但经济主义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各级政府GDP主义盛行,非经济方面的发展大多被大大忽视,导致环保恶化,资源大量浪费,贫富差异扩大和社会分化严重。这些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后果,加上党政官员的大面积的深度腐败,反映到社会层面就是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合法性越来越低,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多数表现在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对立。

    很显然,经济主义的后果不加以纠正,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这一点毋需再多说。这些年来中共领导层努力加以确定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这种单向面发展反思的产物。而社会改革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主题。

    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基

    其次,社会改革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前面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来说来源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但迄今,经济改革的很多方面已经很难深入下去,说明过去的增长模式已达到了顶点。进行社会改革和建设社会制度的目标是推动中国从一个非消费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

    笔者已经多次论述消费型社会是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很简单,经济增长有两大来源,即投资和消费,而投资的最终目的也是消费。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建立了一个外向型经济。增长来自投资,但投资是为外部市场服务,主要是西方市场,或者说中国的经济体基本上是为外国人服务的。这就是中国制造、西方消费的模式。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来自西方的需求遽然下降,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中国要向消费社会转型,就必须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社会发展的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等。没有这样一套制度,没有可能出现消费社会。

    金融危机也说明了,不仅中国增长模式已经缺失新增长动力,更表明这种模式下发展出来的经济体的脆弱性。人们一般认为中国是个大陆型经济体,就是说中国对外来危机应当具有很强的抵御能力。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中国大陆型经济体的优势根本体现不出来,西方一发生危机,马上就会影响到中国。就是说,中国的经济体尽管从量上说非常庞大,但也非常脆弱,没有消化西方危机的能力。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建设成大陆型经济体。中国只有沿海一带通过和西方市场的整合发展起来了,成为经济增长源,而中部和西部没有发展起来;城市发展起来了,而乡村没有发展起来。内陆和农村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不够。要发展,就必须把眼光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立既有助于减少区域间和社会群体间收入分配差异,也有助于在促进发展的同时鼓励消费。

    为未来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要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到本世纪初,一直是以经济改革为主。本世纪初以来也就是中共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应当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随后。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更需要诸多基本国家制度成为其基础结构。

    世界上,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得好的国家,民主化过程比较和平,新建立的民主制度能够有效运作。反之,在缺乏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民主化,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社会不稳定和政治的恶斗。现在,亚洲很多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危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国家经济制度。但社会制度则远远没有建立。如果基本国家制度中缺失了社会制度这一块的情况下,发生政治民主化,那么必定出现动乱频繁发生的政治局面。

    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改革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医疗卫生改革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但还是没有一个让各方都能普遍接受的好方案。社会保障制度有了一些进展,但远离社会的客观需求。教育改革也缺乏一个好的方向。环保恶化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尽管国家税收能力大大提高,但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继续恶化。另一方面,社会群体事件的频繁发生,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表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还会遽然增加。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各方面的利益一直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在很多领域,一会儿集权,一会儿分权。尽管谁都说改革很重要,但就是解决不了谁来改革的问题。这背后无非是既得利益在抵制改革。

    各国社会制度改革都是攻坚战

    在任何国家,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都是一场攻坚战。在当今发达国家,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和持久的充满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甚至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不难看到,从原始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转型到现代福利型资本主义并非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革的结果。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能够实行“铁血”政策,超越既得利益,进行自觉的改革;但另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则受制于既得利益,没有能力进行改革,让暴力式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

    有一点很明确,到现在为止,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都是保障其市场运作和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中国的社会改革如果继续流于形式,深入不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上面所说,不仅应付不了已经出现的由单向面经济发展所导致了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经济增长没有新的和持续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民主化可能会提前到来。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一支比较独立的队伍。而农民工(工人阶级的变种)则更为独立。不管有关部门的镇压功能如何健全,一旦造就了全国性的工人阶级运动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运动,镇压功能很难行使。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的事实表明国际力量很容易找到影响中国内部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力量结合在一起,释放出来的能量谁也阻挡不了。

    确定中央政府在社改中的主体地位

    金融危机的确是个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的好机会。但现在看来,在这方面,有关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思路。所推出的各种拯救经济的举措,其重点还是在原来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式上。例如外贸,还是想通过各种途径来促进外贸。但谁都知道,这种方式已经无效。大量的资金因为背后存在着庞大的既得利益而流向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央政府尽管也强调了民生经济,但因为其背后没有“既得利益”,资金很难流向民生经济。

    要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一要好的思路,二要坚定的政治信心,更为重要的是确定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社会制度属于基本国家制度,其建立不可能自下而上。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可以把责任推给各级地方政府。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集中了足够的财力,现在也是时候把社会改革这份责任集中起来了。基本社会制度的确立既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更是国家真正崛起的制度基础。这一关必须闯过去;否则,不仅中国社会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国家难以长治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危机随时都会发生。

 

   国内学者对中国问题的描述:

中国劫

----中国改革史四论(书稿)

余世存

2009-01-06

一.利维坦的诞生

    现代国家在传统文明的转型完成过程中诞生。为催生现代国家——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先行者即基督教文明几乎经历了凤凰涅槃般的过程,英、法、美三大革命先后爆发,以示与旧世界决裂,并为新的文明形态立言立法。其中重要也为世所称道者,乃即先发国家思想家们关于国家观念的思考。自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洛克,至卢梭、伏尔泰、罗伯斯庇尔,至康德、黑格尔,以及联邦党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他们都有关于现代国家的构想:此新型之个体和民族共同体,为何种形态,跟旧式封建、帝国等君王专制统治比有何超越,其战争与和平状态跟传统迷信有何质异,等等观念意识,跟革命一道,牢牢奠定了现代国家的基石和框架。

    霍布斯乃最早思考现代国家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名言:“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存在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要结束战争状态,必做之事即众人通过契约方式把自己之所有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表达众人意志之集体,此人,或此集体,被称为“唯一人格”。如此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之一群人即谓主权国家。霍布斯如此看待国家,因其反对者正为“君权神授”的传统;而君王权力被解构后之子民不免有一盘散沙或丛林倾向,霍布斯过于恐惧人人相互为战的自然状态,致使他对主权者表达过多的敬意,他称它为“伟大的利维坦”和“活的上帝”。

    利维坦系《圣经》中描述的某种类似鳄鱼或鲸鱼的海怪,它拥有坚硬的鳞甲,锋利的牙齿,口鼻喷火,腹下有尖刺,令人生畏。“凡高大的,它无不藐视,它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在此一伟大的神面前,个人渺小,命定充当祭品。传说,在上帝造人之后,人请求上帝:“上帝啊,我们太弱小了。请你再创造一个英雄吧,让他保护我们。”上帝说:“英雄在保护你们的同时,也会欺压你们,吃你们。”后来人为抵御各种外来的风险,仍自创一利维坦,创造一个能让他们有归属感的庞然大物——政府。此政府利维坦(Leviathan)有双面性格。它由人组成,亦由人来运作,具有人性之半神半兽品质,在保护人之同时,又在食人。这一机巧当为思想家们明见,他们的思虑因此立足于驯化国家,即如何把利维坦关进笼子里。

   洛克在专著中阐发现代国家的立国原则,而再三致意何谓现代文明眼里真正的战争:“谁企图将另一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谁就同那人处于战争状态,……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状态。凡是在自然状态中想夺去其他一切东西的企图,这是因为自由是其余一切的基础。同样地,凡在社会状态中想夺去那个社会或国家的人们的自由的人,也一定被假设为企图夺去他们的其他一切,并被看作处于战争状态。”“在我看来,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一个社会,人们组成这个社会仅仅是为了谋求、维护和增进公民们自己的利益。”如何结束此种战争状态?他的建议众所周知:在自愿协议的基础上产生政治权力,并对国家最高权力进行限制。

    美洲大陆的启蒙思想家爱默生亦对国家发言:“在对待国家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记住,虽然国家的法律制度先于我们而存在,但是它们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它们不能高于公民之上。”

    跟霍布斯一样怀有国家主权至上观念的德国哲人黑格尔断言:“一个民族最初还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游牧民族、部落、群体等等向国家状态过渡,一般说来,就是理念采取民族形式的实在化。如果没有这种形式,民族作为伦理性的实体——它自在地存在着——就缺乏客观性来为自己和为别人在法律——即被思考的规定——中获得一种普遍物或合法的存在,因而这个民族就不会被承认……它的独立只是形式的而不是具有主权的……”但这个国家主义者是摇摆的,国家至上在他那里并不彻底,比起理念所要实现之自由即“世界精神”,国家仍只是一种过渡手段。黑格尔承认,国家必须实现个人的自由:“社会与国家的出现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但是它仅仅是对野蛮的情感和原始的本能的限制;而且在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段,它是对个人内心事先存在的任性和冲动的限制。这种限制是我们所借助的工具之一,只有借助它,我们对自由的意识以及对达到自由的向往才能以正确的形式即理性和理想的形式实获得实现,……社会与国家正是自由实现的必不可缺的条件。”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而倡导砸碎旧国家机器锁链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亦认定国家的必需,他们跟其他奠基现代文明的思想家一样扬弃了国家主权至上原则,更明确乃至预言国家仅仅为一将会消失的工具。恩格斯写道:“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体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爱,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这些现代国家观念一经发明发见,即化为翻天覆地的力量。革命力量及其反动相激荡,书写现代历史数百年之久。争取自由这一“世界精神”的现代人类为此高尚其事,却也付出惨痛的代价。人们首先跟封建贵族、王公大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随后又面临国家的变异,从而不得不反抗国家、执政者。如谓告别旧世界摧枯拉朽,那么建立自由的新世界、驯服国家则如置身炼狱。个人跟国家的对抗乃现代史最可歌泣的一页。国家反制从君王专制解放下来的人民。它以爱国主义、国家至上、民族自豪感等等口实无视个人的生命权利,以国家公敌、颠覆政府、反社会等罪名将个人置于另外一种专制——一种变相神权的总体性社会中,一种集权威权的统治下,生杀予夺,“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可笑的利维坦,在皇帝、国王、君主、贵族、老爷们等等退出历史之后,粉墨登场,成为现代国民不得不面对的鬼怪。在三大革命完成现代人类的成年礼之后,变异的国家开始将成年公民视作需它保护,更需它防范、管教的类人孩。变异国家以国家信念、意识形态、国家安全、民族情感、社会福祉、集体动员等组成了“国家劫数”,逼迫国民就范,入其彀中,形格势禁,管制国民的生活,限制个人的自我完善,异化人作为天地间的生命大美。于今思之,经历国家带来的劫运,乃是现代人类的宿命之一。

    “国家劫数”上演的悲喜剧超出了人类心灵承受的极限。自杀者无数,诚如茨威格遗言:“与我同操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亦已自我毁灭。我觉得还不如即使以尊严的方式来结束我的这个生命,结束我这个始终视精神劳动为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为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的生命为好。”而少有如茨威格从容诗意:“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在漫漫长夜之后尚能看到朝霞!我这个人过于急性,要先他们而去了。”尽管凯恩斯有言:从长远看,人都是要死的。但人生百年,既可在“国家劫数”中短如一日,也可以生不如死地经受肉体和精神的无尽折磨、侮辱、损害。生灵涂炭可谓洪荒未有。民众、元首、大臣、将军、学人、戏子等等都被裹挟其中,无能自主。以致另外一个思想家阿尔多诺作愤激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法国革命后,历经近一百多年的左右摇摆,至第五共和建立,国家才作为个人实现自由的工具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管之下;美国革命后,历经南北战争、工人运动、黑人革命、妇女运动等一百多年,种族、阶层、弱群的自由平等观念方流布社会诸领域。这些先发国家甚至主动被动地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无数公民做炮灰的代价实现国家主权意志。年轻的英国诗人奥文死于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他在战场上写诗致后来者,希望他们戳破“为国捐躯,永垂不朽”的谰言。先发国家如此。更不用说后发国家变本加厉败坏了国家的名誉。俄国十月革命作为一种否定或背叛的革命形态、以及德意日法西斯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形态,都极大地冒犯了人类,伤害国际社会,侵犯他国主权,并对本国国民极尽管制和异化之能。

    现代人类同“国家劫数”的对抗是感人的历史文本。在英国,这是个人追求悠闲的生活方式跟“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厂”和“日不落帝国”的对抗;在法国,这是个人权利同多数人暴政之间的对抗;在美国,这是熔炉般的“我有一个梦想”同种族优越感之间的对抗;在苏俄,这是阿赫玛托娃、法捷耶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诗人与帝国的对抗”。此种对抗强化了人类的现代国家观念,使利维坦真正被驯服为民有、民治、民享之自由民主宪政政体,温驯的利维坦之间的竞争也公开并相辅相成,以至于福山急性发言,以为自由民主是现代国家的政治终结形态;而罗塞特的经验主义假说,“民主国家间很少发生战争”,演变成自由民主国家公民的当然意识:“民主国家不会相互开战。”

    如以为自由民主政体是现代国家的最高完成,那么它确实既受益于现代思想家们的国家观念、国家构想,也来源于千千万万现代人类的自由表达。如同阿尔多诺后来为自己的愤激校正所言:当然,人们仍有权表达。这种表达使得先知、有识者、仁人志士在国家压迫剥削国民的时代能够发动自己“一个人的战争”,苏俄变态革命建立的“利维坦”历经七十多年,仍为这些个人反抗所组成之扬弃的革命推翻,印度、南非的殖民统治也为甘地、曼德拉们的革命推翻。如果我们能够读解哈威尔和昆德拉在其作品中所揭示之个人与匿名权力的对抗,我们就不会惊讶“天鹅绒式革命”迟早会在东欧发生。哈威尔直截了当地将此种对抗称为“战争”:“几乎每天我都为这种社会沉寂、其意义暧昧不清而感到震惊,这是在极权主义制度与生活本身之间看不见的战争的可见的表达。”

    这些自由表达都立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之上。正是这种个人的自由表达使思想家们关于现代国家的观念在人心中扎下根来。它是一种较之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更隐秘也更坚实的精神,此种“世界精神”或现代国家观念,借用马克思的词汇,能够真正通向“人的无限的丰富性”。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只是人类史前史的一种过渡形态,英特纳雄耐尔(如果我们看看今天的互联网世界)将是“属人的世界”,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二.“被找出”的国家至上

    依凭移植“拿来”先发国家的思想成果,后发国家的知识人思考在理论上似乎事半功倍,少走许多弯路。后发国家的知识人可以参详之,并结合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实际,而着力于建构自家的立国原则、建构民族个体的生存哲学和国家学说。但事实不然,当先发国家的主权光芒投射到后发国家,伴随传布主权之道的,更有炮舰、鸦片等无耻的嘴脸;或者说,伴随传播文明火种的,更有政治的自私无义。先发国家的“国家劫数”不仅给本国人民带来苦难,而且以殖民、侵略、不平等贸易等方式直接给后发国家带来灾难。

    劫是东方人的概念。或谓世界经历若干万年后会毁灭一次,然后重新开始,这一生一灭被称为“一劫”。或说劫数包括“成、住、坏、空”四劫,坏劫时会有水灾、风灾和火灾出现,甚至导致世界毁灭。伟大的佛演说过人的劫运,人的有限人生逃脱不了悠远的世代,在极久远的时节中,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如果这世代、时节有其自性,渺小的人如何应对呢?如果“成住坏空”等劫数分配给不同的人来承担,这些人如何表明他们乃共同的人类,他们如何表达并展示自身的丰沛和人性之美呢?虽然人们对此多语焉不详,思维多终止于宿命、在劫难逃、识时务乃俊杰。伟大的孔子、司马迁却延续并示范了中国历史写作的审判功能,使得纵然易数可畏、大道不行、劫运难免,人性却可超越,可以成仁,可以赴义。固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却如日月江河经天丽地。

    直到今天,人类是有希望的,迄今为止的人类仍在礼赞自己的历史,世代的先人都有优秀者、高尚者、牺牲者、义士、圣贤、先知示范个体与劫运的对抗,给当时人提供了另一种人生可能,温暖并安慰了后来。个人可以冲破劫运劫数的网罗,而在人类的意义上成全自己。这更是西方人的信仰,末日审判、末日救赎般的信仰情怀,人的当下生存将遭遇另外时空的知己。

    这种劫数到了近代,由时世变易、漫长时间的厄运演变为切近的、个人生来即不得不时刻面对的国家政治。审判、救赎为一种国家力量僭取,从而使审判、救赎丧失了人生的本质意义。人生不再追求自性的审判或救赎,不再追问历史或末日般的审判救赎,而是追求国家的庇护、审判和救赎。更不用说,国家政治是如何主动、咄咄逼人地深入到个人生活的全部领域,它把部落、种族、性别,小至个人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乃至爱情,全部收编征用。

    此种“国家劫数”乃是历史学家们一再强调的,历史在人生当下的消失,人生为一种国家政治所填充,或说“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或以为“自1904年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

    “国家劫数”行至俄国,俄国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长年的争论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面前划上了句号,划上句号的还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性修正,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旧国家机器的借重,即无产阶级革命在于“取得议会多数”,“使议会变成政府的主宰”,而以阶级暴力革命来打碎旧国家机器,以专政来取代议会。俄国确实有着对抗,但民众与沙皇的对抗、贵族阶层与农奴制的张力却找到了这种最可怕的专政解决方案。那场变异的革命以“无产阶级专政”主导一切,结果却使国家重新完备起来,苏俄“国家劫数”不仅使直接民主成为不可能,而且,人民争得的民主权利也彻底丧失,民众连沙皇下的农奴都不如,更不用说跟帝国及其子民嘲笑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苏俄帝国是20世纪最可怕也最可笑的利维坦。“它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两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它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它的核武器足以毁灭人类50次,它的国家元首可以在联合国的大厅把皮鞋脱下来,敲打桌面,和美国叫板,它可以把导弹直接运到美国的后院——古巴,……它的五大航母集群可以同时在全世界巡弋。”但这个可笑的利维坦,拥有最富庶的土地,俄罗斯、乌克兰、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流域这些传统的“欧洲粮仓”,却养活不了自己的人民。从诞生到坍塌的七十年间,它都要进口粮食,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面粉,从(欧洲)共同市场进口黄油,从美国进口大豆。而这个利维坦仅在斯大林掌权的25年,被吞食的俄国人总数在2000万以上。

    要谈论“国家劫数”行至中华帝国后的命运,几乎是鸿篇巨制的任务。我们只能简单地描述近现代中国思想家们的思考和中国近现代史的轮廓。显然,钱大昕、王先慎乃至后来者俞樾、孙诒让这样归属繁琐饾饤之学的学问大家不足以理解文明和国是;曹雪芹、龚自珍这样的性情天才不足以思考天下衰世之后的文明新生道路;戴震、章学诚这样越出考据的思辩天才不足以突破文明的铁幕。鸦片战争以后,帝国的士绅阶层几乎取巧般地顺着华夷之辩来“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思维方式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外,仍不忘“以夷制夷”的老路。“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式的“韬光养晦”并“抓住时机、有所作为”就是对内“稳定压倒一切”,对外想当然地“打痞子腔”,标榜“农民式外交”、“战略性伙伴关系”。即使经过洋务自新运动,我们中国人仍着眼于救亡、抵抗外侮。从曾胡左李到康梁到孙黄,数代中国精英忙于拷贝强国之道,而疏于思考国家的含义。

    帝国的命运是可悯的,马克思正确地预言中国是“活化石”、“木乃伊”、“僵死不动的东西”。在他之前,另一个欧洲优越论的思想家黑格尔发展出一套贬抑中国文明的历史哲学:中国是由皇帝或专制君主所帝制的国家,是“只知道一个人自由”的“东方国家”的典型。在西方的希腊罗马时代,“只知道一部分人(指贵族)是自由的”;在黑格尔所处的时代,西方知道全体人们皆是自由的。因为不了解“精神”在世界的进程,所以中国专制者的“自由”也是恣意的。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命运部分得归因于地理因素,中国本身“在世界历史之外,却预先假定若干因素的结合必然造就活泼且生动的进步”。虽然中国的专制者向其百姓所言者可能是“庄严、宛如慈父一般的和蔼”,百姓们却“自视卑微”,黑格尔为我们中国人感到悲哀:“身上的重担让他们无法喘息,然而这却是无法逃脱的宿命:他们出卖自己为奴,吞进难以下咽的奴隶饮食,却不以此为忤。”也许中国在思想的形而上学与实际的地理方面尚未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黑格尔补充说:“与世界其他面向的关系,就只能仰赖另外的民族将它们找出,并研究它们的物质,始可得知。”

    中国确实被“找出”了,但西方的思想家们很少思考中国的正道。这仍有赖于中国自己的思想家。不幸,中国的思想家们过多地看到了先发国家的国家劫运,他们因此多立足于自己国家的“国家至上”观念。那些救亡的思想家及其追随者,都陷入东方与西方、强权与公理、殖民与自新、外侮与国贼、主义与问题等二元模式中去。即使严复这样的启蒙思想家,敏于明示“群己权界”的国家构想,但其“适者生存”的“天演论”思想更打动人心,严复本人也加入到复辟帝制的活动中去。孙文的革命建国思想堪称先进,但他对国人一盘散沙的现状深恶痛绝,而用尽手段达到建立现代国家之目的。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欧洲游历的梁启超一定同意严复对西方世界的悲观结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梁在其《欧洲心影录》中甚至认为,西方濒临精神危机,几乎朝不保夕,中国应以“精神文明”去拯救西方的“物质疲惫”。

    即使以为国家是工具者,也仍不过负面地看待这一工具,如陈独秀说,八国联军侵华后,“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尽力于这个大家的大义。”“近代国家是怎样?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的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和外部的侵袭。这主权的目的,也就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经济是掠夺。”“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

    他们都不了解国家或“精神”在世界的进程,只是一群方式各异的国家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对自家恨铁不成钢,而让自己受外来的理论体系或政治逻辑支配。一味拷贝先发国家的结果,是思想家们要么走向行动主义或说革命主义,如陈独秀;要么走向改良主义,如胡适。行动主义者误解先发国家革命的要义,改良主义者则根本否定现代国家立国的革命阶段。革命变质异化,走向自己的反面;国家成为皇帝之后的利维坦。国家与革命,更重要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就这样遭到曲解,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人都在劫难逃地加入到自己的时代。无论三民主义,抑或共产主义,无论自由主义,抑或无政府主义,都无一例外地把国家当作生存的前提。中国人就如同稚童一样为时代和自己窥见的半真理利用,如同胡适为自己的问题辩护:“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俱乐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位改良主义大师确实说过:“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得起来的!”但对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对现代国家的性质、归属和存在状态,思想家们仍没有深入地描述出来,更没有如洛克那样明白地对同胞宣示:“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状态。”这些思想家一开始就用“我”劫持了“思想”、“世界精神”,然后“我们”劫持了“我”,最后顺理成章地用“国家”劫持了“我们”。

    在这些各种各样的改良、革命或说“我们”争其合法性的国家劫运里,个人当然微不足道了。他们只是朦胧地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大时代,这个时代乃“数千年未有之奇变”,当下的一切都是无足轻重、没有意义的,即使有意义,也只是为他者做准备。生活在明天、在未来、在别处,在国家那里。于是,对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就置换为今天与未来、悲观与乐观的感受,置换为对国家的深情、巨大的希望或巨大的绝望。以鲁迅之深刻,虽然寄语青年争取“自由”,但他跟胡适们一样是悲观了,在他有名的小说《故乡》里,他写下了令外人都为之动容的结笔:“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中国的精英上层就这样带着民众走上了各种通向国家的不归之路。即使穆旦这样落实于个体的天才诗人,仍“赞美”了国家的至上魅力——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老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了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也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三.左右“中国劫”

    这个新的“中国劫”自1919年以来就深重地笼罩在我们全体中国人的眼前和心头。这个“中国劫”由哪些要素组成呢?国家的积弱积贫、全面滞后或繁荣富强。1912年,大清王朝的倾覆,跟历代新王朝拥有前朝遗产的新鲜的开国气象不同,中华民国几乎在一片废墟上建立。如果说,历代新王朝以暴力让子民默从,这个新的国家则需要国民们能够相忍为国,相忍谋国。但是,在各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国家财政几近瘫痪面前,上层实力派、知识分子和官僚们绝不出让甚或牺牲自家权益,他们的资源不用来维系国家并保障国民,而是来表达对国家不能保证并扩大其权益的不满,他们不能容忍虚弱得形同虚设的政权,而要打造一个自己可以支配、假借的国家名器。孙文们开创的亚洲第一共和国如同玩具被抛弃,建立国家的关键让位于暴力逻辑。这一“中国劫”横行之处,就是“有枪便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无数仁人志士演变成“我之不出如苍生何”的冷血,和为了“自己的国家”甘愿以自己更愿以他人为牺牲的热血。自然,国家也可以宣布自己的文化灿烂、世界四强、第三世界的榜样、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光辉成就、外汇巨大的世界工厂或他国羡慕的富足,以让生逢盛世的小民不能不与有荣焉。

    “中国劫”的第二大要素,就是所谓“世界大势”。这个世界大势当然是先发国家的示范,往好里说,乃是自由民主政体,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更为负面的,是先发国家以战争、霸权、主义思想等“国家劫数”挑动了后发国家类人孩们更为虔诚的依附状态。后发国家的子民是如此信奉了世界大势,并信徒般地将其传播为时代精神。这一“中国劫”横行之处,就是建立在代圣立言之上的是非对错,以俄为师,以德为师,以英美为师,以马克思、希腊哲学、哈耶克、圣经为师,以强者的逻辑来判人生死,就是真理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类人孩们很少力行地理解经典乃历史叙事,经典乃自己的行状而非死的语言,他们总以死去或别人的经典移于当下的现实,强为凿枘。

    “中国劫”的第三大要素,是对新天新地的向往。如张奚若们总结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它斩断历史、篡改历史,以为自己的时代是为开天辟地、改天换地、欢天喜地。它一方面虚妄地期待明天,一方面对当下的时代感恩莫名,这里就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旧劫去时,如梦初醒,原来那不是正常的,去劫曾将自己变成了鬼,新劫才使自己变成了人。故此劫运来时,类人孩们无所不用其极地表扬自己的时代,“时间开始了!”“春天来临了!”“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或者,“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让我告诉未来,中国进行着接力赛,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历史感的丧失,使得我们中国人再度认同了国家至上观念,认同了一个人自由的逻辑。那一个人的自由,即是我们全体中国人造神运动的结果。孙文是现代中国人最早造成的神,随后是蒋介石,是毛泽东。领袖、总理、主席、总裁、大救星、总设计师,等等,先后成为我们的代表,实则我们的主宰,如马克思所说:这些中国人“不能代表自己,必须要由别人来代表他们,代表他们的人必须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从上面恩赐给他们阳光和雨水”。

    “中国劫”的第四大要素,是对发达国家的“嫉羡”心理。这种嫉羡当然能够导致自信心的丧失,对自己一无是处的自污、自卑,导致崇洋媚外的“逆向种族主义”(王小东语);同样能够导致合群自大的光荣孤立。如同刘力群观察到中国只有帝国经验而无联盟合作经验一样,我们中国人也确实无知于跟外人共处于地球村中。我们是“亚细亚的孤儿”,我们的嫉羡心理使得我们仍要自欺欺人般地称道“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如果说在1919年以前,“国家劫数”只是劫持了上层精英,那么在此以后,为建立现代国家等要素所组成的繁杂的“国家劫数”就洗劫了全体中国人。从学生到商人,从士绅到军阀,从政客到革命者,从理想主义者到现实主义者,从市民到农民,国家劫运无远弗届。用我们中国人事后的反思语,我们都丧失了思想,在国民革命时代,只有孙文一人有思想;在共产革命早期,山沟出不了马列主义;在中共建政三十年来,只有毛泽东一人有思想;在中共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有理论;在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年内,只有江泽民、胡锦涛有机会能表达他们有理论;直到今天,我们十八岁以上的国家公民在大学里仍得花四年的时间学习五六门国家政治:“思修”——思想品德修养,“毛概”——毛泽东思想概论,“马哲”——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邓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马政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填充这些无能思想的类人孩。这些思想、理论跟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等等广告般地联系在一起,使得我们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正当性,放弃了对国家本身的追问质疑,放弃了思考我们的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而服从于主义、理论和思想。我们的控诉只是控诉国家的腐朽无能,我们的革命只是革掉敌人的性命,我们的反抗只是反抗社会的不公。

    我们受别人思想的支配而不自知,我们受“中国劫”乃至先发国家的“国家劫数”的洗劫而不自知,这种现象,在舒芜致程千帆的一封信中得到部分反思:“‘理力论’公式虽简,然乃自近百年历史概括而来,实乃至理。此理与力,又非自古以来帝王圣哲之理之力,而是划分人类‘史前时代’与‘真正人类自觉时代’之理之力,以‘科学’与‘阶级’之名,起大信,成大业,前史无可例比。千百万志士仁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不可简单地断为‘盲从’。其以力运理之机,至微至隐。当时信众,无不自以为所信者科学,所循者规律,故艰难险阻而不辞,摩顶放踵而不悔。今日事后追论,轻易名之曰‘主流’,曰‘权力意志’,其实当时居主流地位有权力后盾者,是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周孔之道等等,而科学社会主义之归宿则在雨花台、渣滓洞,乃千万人共见共知之事实。或亦正似此故,其以理运力之机,遂难觉察。窃谓解放前白区信众,最是纯粹。苏联与中国苏区的大量血的事实,在白区毫无所闻。间有传闻,则以出于国民党之口,由逆反心理而拒不肯信。鲁迅之睿智,亦有《我们不再受骗了》之作,有《答中国托洛茨基派》之信。非君子可欺,其实都因为真相的揭破出自太黑暗太卑鄙者之口,从反面作了有力的宣传也。自顾以此纯粹之心,迎接解放,坚信一切皆是‘理’的胜利,一切皆是‘理’的流行,汲汲于湔误从真,而不自知已舍理从力。”

    这一反思重要者仍在诉说个人投身于时代、国家建设的正当。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就这样虽有千百万志士仁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而与国民的理想和生命存在渐行渐远。是以唐德刚、黄仁宇这样的历史学家,仍不免于政治历史学家之讥,他们坚持“国家劫数”的长程合理性,实则为每一段国家政治做了辩护,即近代以来一切中国人的灾难、战争、生灵涂炭,无不服务于二百年左右、上下层分别整合的历史合理性。而不知中国人亦人类文明史之一员,不知中国人生命高出政党的使命、国家劫数或历史的合理性,中国人个体生命之一己光华,足以辉耀千古。职是之故,任何有良知之教员都会告知弟子:“20世纪中国无史学,一切皆政治学;20世纪中国无史书,一切皆政党史、革命史、改革史。”而任何有良史之才,一如司马迁将漂母、陈涉、朱家、郭解、优孟等平凡者的言行上升到历史与王公大人的高度一样,真正的历史叙事,当把笔墨倾倒给现代中国的国民。

    由“中国劫”建立的利维坦就这样可笑地经历了由弱势到强势的反复。大致说来,它的反复表现为30至40年左右的左右摇摆。传统中国有以30年为一世之说,“中国劫”必经一世方能转化。此乃现代国民的宿命。30年河东,40年河西。中国所谓的国学大师曾以此民间思维来表达中国崛起的愿景,却亦如此合于“国家劫数”。1912年后的中国,本来向国家主义左翼摆动,孙文们不曾彻底的辛亥革命让位于“窃国大盗”的威权统治,国家为南北武人争雄劫持;1919年后的中国,本来向民族主义左翼摆动,但国民革命却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向右倾斜,使得革命出现更严重的变异和背叛;于是,国家的统一迟迟不得建立,借助于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很快让更左极左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劫持。在这30多年的“中国劫”右摆中,中国人经历了起义、复辟、再造共和、护国护法、新文化运动、实业救国、国共合作、黄金十年、左右倾机会主义、新生活运动、法西斯主义等多次的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无能突破国家观念,无能解答个人与国家的本质关系。最关键者,滞后于革命出现的新文化运动,使孤军突入的革命只能联合会党、马侠、立宪党人,革命无国家思想,只有制度选择,国家的不彻底几乎注定。而革命后出现的新文化运动仍在国家思想上少有建设、突破,思想启蒙也同样流于形式。 在“中国劫”下为国家牺牲的志士、烈士、民众,将在下一次“中国劫”里成为另一种国家观念下的叛徒、变节者、投机分子、开历史倒车者、白白牺牲的无觉悟者。无论是同盟会的烈士、再造共和的元勋、收复内蒙古的将军、抗战的军民,抑或说过“根本意见”或“多余的话”的领袖,都被彻底否定,并视为需要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绊脚石。即使像胡适这样为文化建设立过大功的思想家,也需要批倒批臭;而胡适派的知识人如张东荪、顾颉刚、朱光潜、罗尔纲、倾安平等人必须与旧社会旧知识划清界线,因有学问而被留用,但得老实地服务于新国家。鲁迅派的知识人如胡风、冯雪峰、聂绀弩、萧军以及更年轻的张中晓、林昭们,因有个性而被关押、流放、逼疯、逼其自杀甚至直接杀害。新的国家公民属于毛泽东那样的独裁者,新的国家子民属于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属于子民中圣愚般的劳动者如王进喜、时传祥、陈永贵们。1949年后“中国劫”的左摆里,中国人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原则,让位于一种外来的理论,中国人的国家建设,为一种“斯大林模式”严重扭曲。

    这种左摆从1949年算起,到1979年仍为30年左右的时间。跟前30多年的摆动一样,中国社会充满了运动、动乱、乱动、天灾人祸,就是很少见到建设、改革乃至改良。这次左摆是如此奇特,以至于三十年来的国家变革几乎全是国王的游戏,神的游戏,一个独裁者的游戏,即威权的社会变成了总体性社会,变成了极权国家。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国王的游戏,既会令其手下的将军和文臣之间相互厮杀,更要让民主党派和知识人低头或相互狗一般地咬死对方,批武训、批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在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章伯钧、罗隆基等等新中国一流的功臣被踩倒的命运面前,民众们的被改造和被运动、大炼钢铁、三年天灾人祸、上山下乡、忆苦思甜等等,似乎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

    事实如此。当“中国劫”再度右摆时,我们的社会充斥了伤痕、反思、控诉、复辟、要债,凄美的回忆和见证,但这一切又只是精英上层们的叙事,他们诉说自己的受骗、受害。民众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他们描画涂粉的是自己的哀怨和喜乐,他们很少如鲁迅所说,去“画出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即使有“陈奂生进城”、“许三观卖血记”一类的小说、赵本山一类的小品,但那种喜剧或自作聪明的悲剧解读,多是对我中国国民莫大的侮辱。

    当国家的统治集团“打左灯向右转”时,这个国家的数代知识人多唯恐其不右,唯恐右转的车轮停下;他们很少打右灯向左看,关怀、救济苦难同胞们的生命权利。当工人、农民们反映“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厂子塌了,个人发了”,抗争新劫运,对社会认同、国家共识的倾覆表达不满的时候,这些精英上层很少理解工人农民们的权益,很少建言新的国家学说,立足于本土而又普适的人权原则;他们只是想当然地论证市场的威力、法治的重要,帮助统治集团逼迫工农下岗、分家以好“从头再来”。即使左倾的知识人也只是游戏于“书斋里的革命”。他们像小儿辩日一样,总是忙于在国家社会面前聒噪、论证他们跟右倾对手之间的道德、立场和智力高下。就在这种劫运的摇摆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产权、零点方案、《物权法》一类的说辞为统治集团的权益背书。

    他们当年论证、注解向左转、一边倒的合理性,他们在新的“中国劫”中又会论证、注解向右转的硬道理。他们匆忙地启蒙,在1919年前后论证新民、人的自觉,在1949年前后注解社会主义新人,在1979年发现人道主义和异化,但他们志不在一以贯之地张扬并捍卫人的权利,实现生命的可能性,而是转身投靠国家,以国家之力来强压民众跟随他们所标榜的道路。他们虽然也会说自己是人民,是大写的生命,但更多地,他们会说自己是国家的一员,是革命者,是改革者。他们当然是聪明者,所以他们标榜自己是国家的“诤臣”(胡适语)、“第二种忠诚”(刘宾雁语)、“建设性的反对派”。他们以人的自我期许开始,却在“中国劫”里有意无意地变成魔鬼。

    在左摆“中国劫”里为国家牺牲的革命烈士,为国家造反的红卫后红小兵战士,为国家交白卷的英雄,为国家争光的社会主义几件大事:三门峡水电站、大庆、大寨,再次成为右摆中国家社会眼里的历史破絮。新的国家公民是邓小平那样可能仁慈而仍权威残暴的独裁者,新的国家子民是张海迪,是好人润五,是孔繁森,是公交售票员模范李秀丽,一群在官腐民败中的励志、节义、廉洁等等的道德牌坊。新的国家卫士属于枪杀平民的军人,新的革命烈士属于严禁民众自在生活的城管队员。

     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钟摆因此向右摆,“补资本主义的课”、“放权让利”、“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摆动到另外一种极致。这一次摆动同样充满了血腥、罪恶、杀戮、不义,充满了左右拉剧战,清除精神文明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防左战、反右战、广场屠杀、南巡。而此次“中国劫”右摆之初,中国知识人对革命兽性的反思,如高尔泰、朱光潜们从美学角度,王若水、周扬们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人性反思的贡献,后来更多地被精英上层用来做推卸责任的口实,他们要人性中的崇高理想的精神追求变为经验世俗的肉身欲念,被禁欲的沉重肉身在摇摆中成为生命中可承受之轻,革命兽性摇身为改革兽性,权力、资本和一钱不值的知识合谋于改革之旗,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蚕食了大陆中国。到世纪之交,“狼图腾”风靡大陆中国,最标榜联想的中国联想集团的门厅电子屏上的口号即是:打造虎狼之师。

     历史确实如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问题专家们看到的,中国现代史几乎十年一变,甚至有逢六逢九小变大变之说。这些小变在三四十年的大劫中,加重了我国民对螳臂挡车的认识,无论如何阻挡,世风是日下了;无论如何反对,“我们就是独裁”(毛泽东语)了;无论如何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了。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时代风气变了!因此,尽管有疑惑,有不满,国民仍为生于此世此劫而无可奈何;最终的结果,是在扭捏作态中,共同加入了劫运的大潮(If you can not lick him,join him!)。

    这种搞不过它就加入它的顺势生态甚至带来独唱、清唱或合唱。每一次摆动都国民羊群般的兴奋、快感、陶醉、赞美。“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这是现代以来第一次“中国劫”摆动时的主旋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是“中国劫”第二次摆动时的主旋律。“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这是“中国劫”第三次摆动时的主旋律。

四.“中国劫”下的个人命运

    以先发国家的左右摇摆而言,每一次摇摆多少要为国民争取某种权利福祉。向左摆争取更多的福利,向右摆争取更多的自由。“中国劫”不然,每一次摇摆劫持全民,却只是让中国的统治阶层、中国的精英上层更多地作威作福作享。就是说,“中国劫”一步步地建设成为主权独立、领土统一完整的国家,并在今天以污染、压榨中国现实和文明资源的情势,将资源释放成资本,使中国成为一个资本巨大空前的国家。对国力和民众的劫持,使得“中国劫”向右摆时,中国国民所拥有的天赋权利或传统社会的自然权利不仅不得保障,而且所拥有的人格自然平等或观念平等也被剥夺;“中国劫”向左摆时,中国国民的生存被圈养到衣食住行都需要分配计划的程度。“中国劫”的左摆,政府使国民更少自由或无自由;“中国劫”的右摆,政府使国民更少福利或无福利。如秦晖所言,左摆压迫,右摆剥削。

    这种摇摆对文明世界的影响也是空前的。1919后的摇摆引逗了列强对势力范围和生存空间的争夺,1949年后的摇摆仅次于苏俄帝国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对抗。刘力群、秦晖等人观察到,1979年以来的摇摆不仅引逗了国际资本和政客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和对中国政府的势利,而且毁掉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来所形成的劳资关系,并正在污染了世界的资源和文明成就。每一次摇摆,中国人都拜人为师,最终与人为敌。第一次摇摆时,公理和强权是中国人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国人以日为师,以德为师,最终与德日宣战。第二次摇摆时,中国人以俄为师,也最终两国闹翻,制造国际笑柄。第三次摇摆时,我们再度发现西方是自己的老师,是我们的明天和理想,时至今日,我们不再把西方世界当作我们的明天,西方再次成为我们任意嘲弄的对象。我们以为自己是虔诚的学生,向老师学习,老师却千方百计地打压学生。这种嫉恨心理构成的“中国劫”使得我们全体国民经受苦难,豢养了自己的“伟光正”般的狼狗,豢养了少数人和国家所谓的强大、繁荣、崛起。

    三四十年的“中国劫”摇摆,使得每一代中国人都可以见证个人遭遇的“国家劫数”。但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像黄炎培那样追问人生世界的正当解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这个周期率即是劫,是个人之劫,更是国家之劫,历史之劫。

    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像年轻的高尔泰那样在“中国劫”急剧左摆时喊道:“美是自由的象征!”像张东荪那样宣示:“我要保持我沉默的自由!”像陈寅恪教授那样坚定:“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像年迈的刘宾雁那样在“中国劫”急剧右摆时喊道:“社会主义岂能一扔了之!”像秦晖教授那样呼吁:“公正至上!”

    “中国劫”劫掠了国民的命运,使得大部分精英权贵善于“与时俱进”,大部分民众“再一次相信名词”,跟从、欢呼。有幸度尽劫波却卷入另一劫中的国民,仍投身于某种时代精神或主义而不自知,要么会检讨自己的小农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检讨自己贪图享受和嫌贫爱富的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思想意识;要么会要债似地找回青春,悔恨当年不懂七情六欲般的傻,而希望能够尊重并崇拜金钱物欲。这一切都是在时代氛围、社会风气以及某种主义的旗帜下发生的。他们的心智结构在转变观念时不免坚持自己追求真理的虔诚,前尘如梦,劫灰尚在,但起点和今天的终点都是真的。所以他们永远是真的,哪怕是“两头真”。前劫中寻求真理的先进到了毛泽东时代,只能以老实的态度按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前劫心态为真,此劫状态同样为真;年轻时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革命者到了晚年找到了自由主义真理,中间如梦,两头为真。“中国劫”向左摆时,年轻的国民们坚持理想主义而自以为是坚持了理想;“中国劫”向右摆时,这些年迈的国民们坚持经验主义而同样以为是坚持了理想。他们从没有立足于生命本身,以保证生命至高无上,以保存文明历史的正脉和元气;如康德说,人是目的,如马克思说,人的目的只是人本身。他们因为跟理想、真理在一起,所以可以口含天宪,可以作威作享,当然,那种脱离了民众、人性之实的威享在他们的辞典里称为“奋斗”。是以“中国劫”右摆三十年之久,改革开放三十年之久,中国进步说辞汗牛充栋,中国七千万党员,成功名者、自以为是者、大师式学者教授、明星式专家、忧国忧民式理想主义者成千累万,敢于公开声明退党的国民至今可数。

    “中国劫”最为恐怖的结果之一是,它劫掠了上层精英们的人性,人性确实得到改造,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消失了,对历史的敬畏和终极信仰失去了。张五常在1989年秋天分析六四事件时就感叹中国上层者的人性难明。他谈起健在的几位革命元老,认为他们要维护自身的权益是在情理之中。但他们都在八十岁以上了,生活舒适,对物质享受的要求不会像年轻一两辈的人那样大。以经济学上的功用函数理论作分析,他们所关注的应该是自己将来在历史上的声名。上至君王下至大臣甚至七品官吏,在晚年争取万世流芳,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之一。张五常为此写道:“从北京处理学运及一连串的事件看,中共的元老似乎对历史的评价漠不关心。要是中国大陆还是像昔日那样闭关自守,那么闭门自造历史也无话可说。但他们坚持对外开放已有十年,应该知道历史怎样写是不会让执政的人刻意左右的。文采斐然之如毛泽东,在晚年时对自己的历史地位还是有所顾虑,而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证明他当年的顾虑是有先见的。为什么支持开放十年的北京元老,竟然置自己的历史地位于度外?事实上,在这个年代,在世界渐趋大同的今天,一个中国领导人要名留青史,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其它年代,任何其它地方,远为容易。为什么轻而易举的重大收益也不要?在中国大陆,得势的干部是适者,是赢家。可是他们总应该知道,他们的生活并不写意。漠视人民的生活而为自己的利益设想,经济学者难以厚非。但自己儿女及儿女之儿女的未来日子,怎可以不为之设想一下?难道他们但求后代有一官半职,懂得怎样面面俱圆地大唱官腔,就觉得生活写意了吗?”

    这种反省人性的丧失、以人性为尺度来抗击“中国劫”的言行在中国国民那里极为难得。“中国劫”向左摆时,陈正人参加革命,因为读过两年书而在选举中被强行作废,重选的结果是,在印刷厂当过学徒的谭震林当书记,陈为谭的部下,书记的事情却都是陈正人来做。近四十年后,陈正人在“文革”的“牛棚”里,想起这件往事,感叹说:“我们党在幼年的时候,就很厉害啊……”中共老资格的高级干部则总结:“根据我的体会,人一左,就六亲不认,不再是人。”王光美在文革期间被批斗,丈夫刘少奇被毛泽东当作中国的赫鲁晓夫被整死,她自己则坐了十年的监狱。出狱后,她自称无怨无悔,坚定了革命意志,不仅逢人便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还要把怀恨毛泽东的新凤霞拉下水,惹得新凤霞心生厌恶:“连自己的男人都被害死了,还说这样不要脸的话。”

    更为经常的是,张五常难以测度的人性缺失现象却在中国国民那里视为当然。“中国劫”左摆,人性中最亲切平易的一面丧失了,中国人装神作圣,“伟光正”而“假大空”,所谓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中国劫”右摆,人性中最高贵纯洁的一面丧失了,中国人任性纵欲,所谓“上帝送来的礼物”(杨振宁语)就是二奶、小蜜,是“不找几个情人在圈里混都觉得不好意思”,是炫富、锦衣玉食,是high,是“我的千岁寒”(王朔语),如黑格尔所说,中国人的放纵也是“恣意”的,表现为“残暴——激情的冷酷兽性,或是欲念的;而其驯服只不过是自然的意外。”真丧失了,善丧失了,美丧失了。“中国劫”左摆时,国民向伪崇高、假大空靠拢,向样板戏努力;“中国劫”右摆时,国民向傻美伪善努力,向生命作秀。

    “中国劫”最为悲惨的结果之一是,国民们身在劫中而不自知如木偶如稚童被人操纵。“中国劫”左摆,他们觉得“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怕谁”,他们觉得自己的使命是“扶清灭洋”、“抗击外侮”、“解放全世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中国劫”右摆,他们“咸与维新”、“与国际接轨”,为置身“世界四强”而自豪,为文明的复兴而兴奋,为中国的繁荣、大国的崛起而备感光荣。他们甚至把“中国劫”当作有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的现代道路,当作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如黑格尔所说,他们身在文明世界的历史之外,却以“若干因素的结合”而以为自己置身于“活泼且生动的进步”。

    这些类人孩般的国民,有如老鹰抓小鸡游戏中的小鸡,他们躲在中国母鸡的身后,一阵小鸡快跑向左,一会儿向右,他们的行走和居留都不由自主。如年轻的中国基督徒学者王怡观察到的,“不能自由迁徙。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工作,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生育,也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旅游。根据中国的《游行示威法》,公民甚至不能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去异地参加游行示威。”王怡对“中国劫”下的个人命运有极好的描述:“生孩子需要政府批准。把死去的亲人埋在土里安葬,要向政府缴钱。一生一死,被政府敲诈两次。”其他诸如,中小学生每天在学校里做集体广播体操。未成年人被要求宣誓加入政治团伙。军队一定要操正步。政府和立法总是为着限制老百姓,不是为着服务老百姓。网上播放DV作品需要政府批准。出版书籍需要政府批准。等等。

    “中国劫”最为可笑的结果之一是,其身躯的摆动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上面或下面向另一极摆动时,那些自以为是的精英还以为国家名器、问题意识、民意民情在他们一边。“议会迷”的悲剧英雄宋教仁们在放弃革命手段时,即以为自己有社会基础,不幸他只能“人亡政熄”,他的同志又以为法治可解决一切,而不解帝国只倒下一个满清小朝廷,“中国劫”仍急剧右摆,旧官僚、实力派们既不喜欢一起开会,也不适应法律解决问题;70多年后,“中国劫”再度右摆时,赵紫阳揭示,邓小平仍不喜欢也不适应开会。1949年,“中国劫”急剧左摆,中国的知识人唯恐不左,并真心地左倾。1957年,反右之前,徐铸成在北京与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一起喝酒。面对山雨欲来,徐铸成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如果我们也被打成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挺身拥护党?”宋云彬惨然一笑:“天下已定,以后不会有什么万一了。”这种悲剧一再重复,到1979年“中国劫”的右摆十多年后,中国最有声望的知识人、党内民主派、持不同政见者仍以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反左,因其多只看到国家名器仍在左的宪法框架里。20多年后,中国仍在思考几至想破脑袋的几代知识人或党内理论家,或以为中国不够右,中国需要反左,并极力为中国的右倾背书;或以为中国中国已经右,需要左倾。而在右的观念和市场中大行其道的时髦者,如汪晖、甘阳、张艺谋、陈凯歌等人,不免如年轻的贾樟柯所言,在80、90年代上演正剧,在今天上演喜剧。

    “中国劫”最为灾难的结果之一是,它把人性中一切美好的名词都玷污了。宪政、革命、共和、自由、民主、改革、法治、市场、文明,等等。以百年中国最大的革命为例,这场革命早在天才的作家笔下有过本质的反映,鲁迅一再揭示它的失败、不彻底和被劫持,在短篇小说《药》里,我们看到了民众愚昧,把革命者的鲜血当作治痨病的药。在《阿Q正传》里,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在《风波》中,一场风波过后,一切又依然故我。革命也好、民主共和的观念也好,孙文们从未打造出它们的社会基础,打造出民众参与的“公共领域”。这种革命之虚妄一如“中国劫”右摆时改革的虚妄。

    不特此也,类人孩们对国家社会动荡的不安使得他们的头脑无能穿过名词观念及其行动的逻辑,在他们的反思里,他们既狂热地追求革命,又热烈地欢呼改革。“中国劫”巨大的左右摇摆并非以他们的生命存在为中心,而是权力资本的人为折腾运动并愚弄了他们。而他们悲观并自以为聪明了的心眼最终认定,“中国劫”左右摇摆的历史不过证明,毛泽东不如蒋介石,蒋介石不如孙中山,孙中山不如袁世凯,袁世凯不如大清帝国;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守;法治不如礼治,礼治不如德治,德治不如人治。思想和现实的混乱落伍使得孤独的思想家毛喻原作愤激语:“原地不动乃最大的进步!”

五.“中国劫”的出路

    自1979年前后展开的“中国劫”已近三十年,“中国劫”的钟摆是否在中近期再度发生方向性变化,是很多“告别革命”、“告别极左”的国民们忧心忡忡的事。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在近三十年的右摆过程中,各种左倾力量:毛左、新左、民粹主义、爱国主义等等,一直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老左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新左自西天万里清亮而来。

    更为严重的左摆宿命在于,中国近三十年的右摆已经走到了极端。中国的左摆曾经把农民“平等”地划分为“二等公民”,近三十年的中国右摆则以权力、资本和知识的合力成功地把农民打入“贱民世界”,一种“农家乐”的生存当中;成功地把民众隔离在全民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别墅豪宅、名车美女、出国考察等都市生活之外。如同苏俄利维坦国力称霸世界,却养不活自己的国民一样;中国国力今天同样令世界侧目,却有着规模庞大的赤贫人口,中国社会有着最恣肆放纵的人欲,也有着无人闻问的性命和哀而无告的穷民。

    中国1989年寒颤后的右摆完全走上了“次法西斯政治”的右翼专政道路,这一“中国劫”使得中国国民表面的平等团结状态被彻底撕裂,中国上层精英与民众曾有过的共识、同盟彻底瓦解,中国人的分歧、彼此仇恨和对立是严重的。中国的“次法西斯政治”也会左右摇晃,如类人孩们欢呼过的“胡温新政”被当作亲民善治、一种类似于政党形态的民主党执政,而对照于江朱时代的极右政策、一种类似于政党形态的共和党执政。但这种上层摇晃、底层遭殃的政治跟发达国家政党轮替的公开性并非同一物种,它伤害、管制而非成全、保障国民,这种次法西斯政治仍属于持枪抢劫式的权贵私有化,是暗室作业的。如果我们做一个关于法西斯式的戏说,德国法西斯的总理是集哭怒、巧言令色和声嘶力竭等品相于一身的,我们的总理朱怒温哭却轮替演义了一国的灾难和苦难。但无论喜笑怒哭,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他们从没有独立、自主并平等地跟民众和中国知识人交流沟通的意愿和能力。对其他组成国家机器的社会结构而言,无论实现小康的国民——官吏和公务员们有三亿四亿,中国的贱民阶层——农民,中国的平民大众——工人、市民和白领,却在现代国家观念的渗透中,日益表达出对国家机器的俯视和藐视。同时,中国的小康阶层要“可持续性”地存在发展下去,他们在污染本国的生态、世态、心态秩序之后,正日益污染发达国家,并毁掉那里的社会主义因素。这样的局面已经引起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和左翼力量的不安和反抗。就是说,不是某个人、某个阶层的意志如何,中国在劫难逃的命运将是左摆。

    这个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次法西斯”式的国家和社会,固然有次法西斯政治之恶,同样跟它的国民状态脱不了干系,如前说,我们主动被动地加入了劫运的大潮;类人孩国民都为次法西斯式的生活和政治尽了一份力。以网络之无孔不入,我们仍没有善用其表达人生正当的要求。网络本来是异族文明给我华人提供的一种虚拟自由世界,我们却当作了好玩具,任性妄为,大流口水,不知自处与共处,我们在虚拟空间里至今无能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而专制也就乘虚而入,乐得凯歌多奏,网络空间一年年一步步地由国家权力征用,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国家娱乐运动愚弄我们的工具。以左倾力量之强大,类人孩们在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上仍少有表达,更不用说,在理想主义、奉献精神的维度上,跟早期的中国国民党党人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人相比,从而使得当下的中共政权虽然最弱小却也最肆无忌惮(确实,跟前几次“中国劫”的摆动相比,当下中国国力最强,政权却最弱小)。

    时至今日,我们当代一流的知识人仍在人生哲学和社会变革哲学方面交着白卷,我们一流的思想家们仍少有思考国家机器形态、国家机器犯罪、国民罪错以及个人的命运。我们的知识精英很少解答:八九亿贱民般的农民、拆迁无告的城市贫民跟中国的官吏、小康先富起来的人们是否是同胞近亲,跟历史上的士农工商四民、跟现实中的东洋西洋的国家公民是否是同类远亲,他们是否具有共通的人性;我们的知识精英很少说明:他们跟鲁迅、胡适,跟洛克、斯宾塞、康德、马克思,跟孔子、司马迁、李杜是否属于同一家族。我们的知识人仍在围绕体制、国家和社会稳定做文章,“中国崛起”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前提。先发国家的思想家们很少为国家招魂,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劫”的摆动使得我们的知识人发生变异,实在是可令人扼叹之事。一百多年前,斯宾塞就立意要把“自己全部的综合哲学作为一座堂殿献给他的个人自由之神”;但严复曲解了斯氏思想,以为在斯氏的自由制度中,释放出的个人力量终将为国家富强服务。当斯宾塞对大英帝国国势日盛、向外扩张感到惊愕乃至沮丧之时,严复却对之敬慕不已。研究严复的美国思想大家史华慈写道:“毫无疑问,严复在这里扭曲了斯宾塞最心爱的价值。”史华慈面对中国知识人的变异发出的感叹仍适用于今日中国:“我们很难对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关切国力的问题下什么判语。中国确实一直深受羞辱,而且当今世界,没有国力就无法生存。不过,事实却是,一旦价值是按照作为获取力量的手段来评估,这些价值就非常可能变得脆弱难保,扭曲变形。”

    史华慈作为外人说得如此客气。他其实深知一个民族的知识人在价值方面出现变异,民族的个体乃至全体成员会出现怎样的异化。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由知识带来的罪恶和苦难是最熟悉不过的了。这些“肉食者”,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绅阶层一样,只是依附于体制,跟权力调情。这些知识精英参与合谋劫持了国家,任由国家宰制个人和民众,或“三帮”(帮忙帮闲帮凶)分子,或作壁上观,做自了汉。他们不能立足于生命个体,而以“我”来劫持思想、以“我们”劫持“我”、以“国家”劫持“我们”等等一类的混账逻辑来劫持国民,他们窥见的半真理,因此多在反复之中。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左派、保守主义、俄国道路、美国道路等等就先后登场,而马克思的经念错,有西马,西马的经有误,再引来福柯、伯林、斯特劳斯,西人不切己,又有老祖宗孔子、理学、王阳明可以背诵……知识人如此如儿戏折腾尽知识,并向权力、资本和观众献媚。

    文革中,造反夺权的戏子把县委的公章用面粉袋装回家,最终发现只是几块木头,于是又送回去;这样的题材,在洛克、康德心中早可以写下明晰的“国家权力论”、“政府论”。改革中,工人抱怨“厂子塌了、个人发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样的题材在马克思、斯密心中也可以成为“资本论”、“道德情操论”的由头;教育吃人、医疗吃人、司法吃人,这样的现象在鲁迅笔下早是立此存照、撄动人心的汉语经典。但中国知识作为一种地方知识仍不立足于本土,而借助于世界知识的镜像不知所云。“中国劫”的左右摆动多合于天理人情,只是中国知识无能为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招魂,为全体国民提供立身处世的思想资源。如果说七千万党徒无人公开声明退党,只能说是这个党及其党徒们的笑话(麦迪逊说,国家无论大小,议会也不应超过500人左右,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讨论。王怡为此说,如果达到3000人,里面只可能是一群流氓。);那么,我们有同样规模的知识人却无人公开教训国家,像洛克们那样教训国家,像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们那样教训国家,实在说是中国知识的耻辱。

    每一次“中国劫”的摇摆之初都以人的坐标反思喧闹时,对人的重新定义以为久违了的人性召魂,摇摆的进程却使全体国民沦入兽性的深渊。1919年前后是新文化运动对人和文明世界的发现,是启蒙者在铁屋里的呐喊,借来他人的火种照亮本民族吃人的状态,是反省专制下的驯服和奴役。1949年前后的“别了司徒雷登”是对主流文明的告别,是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向往和追求,是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三座大山的剥削压迫。1979年前后是人道主义的复苏,是伤痕,对八十年代新一辈的希望,是控诉封建极左思潮运动对人的毒害。

    尽管我国国民今天多在担心变天之事,却很少有人想到下一个“中国劫”会是什么状态,很少想到下一个“中国劫”里的自己是什么状态。“中国劫”右摆时,鲁迅对左倾的中国共产党人玩笑而严正地告白:“你们来了,还不先杀掉我!”“中国劫”左摆时,储安平预言说:“在国民党统治下(右),我们的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左),我们的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

    “中国劫”左摆以后,整整几大阶层——工商业主、知识分子、旧公务员都曾经被要求改造,不服从是不行的,因为不服从者不得食。张东荪虽然说他要坚持“沉默的自由”,可事实上他没有这种自由。改造的内容包括:“洗澡”、“脱裤子放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向贫下中农再学习,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公而忘私,上交财产和清单(“变天账”)等等。“中国劫”左摆以后,整整几大阶层——工人、农民被要求“为人民服务”,纳入计划经济即超经济强制之中,工人出厂需要批准,农民进城串门需要批准。“中国劫”左摆以后,清算和复仇株连遥远,国民都是揭老底战斗队队员,对个人的历史和现状调查上至三代以上,平至远亲、同事、朋友。

    “中国劫”右摆时,中国的统治集团在利益而非名器的驱使下分裂成若干板块(这正是第一次右摆时中国迟迟无能统一的原因,也是今日政不出中南海之说部分成立的缘由),或为军阀、地方割据、模范省、温州模式、地方行政创新;或为部门行业垄断集团、地方利益集团、合资外资等买办集团。由缙绅或干部组成的农村社会完成为土豪劣绅、地头蛇、经济能人、贪官恶吏等横行的世界,农村由农耕的田园自然状态变为最脏乱的世界;市民和工人阶级则成为军阀、奸商、黑恶势力、城管人员任意盘剥的对象;知识人则陷入主义与问题、科学与玄学、中医与西医、东方与西方、独裁与民主、新权威与自由、宪政与中国国情、国家能力大小、国家与社会等等无妄的争论和设计里,而离知识、存在和人心遥远。

    “中国劫”右摆时,以新生活运动、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是硬道理、消费主义、假日经济、先富后富、友邦、与国际惯例接轨等等要求民众,以五子登科、三转一响、独立住房等等设定生活的内容,以市场、法治、开放、改革等名目手段变戏法似地将国家变成一个次法西斯式的怪物,一个近似哑铃形的利维坦。幕布跟外界隔着,当然幕布是半透明的,而且也可以进进出出了,不出来的人在里面呆久了,看外界也有了白内障。这个利维坦太大了,上面一头大得惊人,通过中间并不细的管道如公检法文教卫等压住了、牵带着、敲诈着下面同样大得惊人的民众。要行走是困难的、愚蠢的、可笑的,但上面的官家、中间公共服务部门的吏员和下面的民众都以为在走动。吏员们的努力上进甚至为成为上面一伙,如此城管为国捐躯可被追认为“烈士”。这个奇特形态的利维坦不免让其中的国民反思。但他们出来时回头望一眼也会为其合群之大、蠕动的活力惊佩;他们看别人则不把别人的从容生态心态世态放在眼里。只有少数先知或明白的外人,知道官家实际上绑票着下面的民众。即使失业的大学生、受苦的农民、受伤的工人、受累的白领,感觉到国家社会的不公,他们仍不失自然的敬畏之心,虽然被轻巧地告知:“何必敬畏自然!”他们苦于中国生活,却被羞辱地劝慰:“何苦生在中国!”这些无望的子民本能地弯下双膝,却被嘲笑:别来这一套,见得多了。国家机器甚至通告:下跪、跳楼、跳河、自焚等等都属违法。因此,这个利维坦最大最经常的活力在于里面榨取人力、超经济强制、对资源的破坏性掠夺、对子民们的管理和屠戮,举凡上网、交友、慈善都需要申请,而旅游、从事文化都需要持证上岗。

    先发国家的“国家劫数”度至自由民主政体后,仍会有劫数,但大体说来,大的国家动荡,如内战、阶层性的暴乱、统治集团的威福等等,已经成为历史。他们的左右摇摆已经被驯化为政党轮替的制度使然,是国家公民均认可的“阳光下的球赛”。而建立在阶层、集团和社会福祉政策之上的左右摇摆既以民众为中心,又为民众所运动。四年五年一次的摇摆或晃动(决定是否摇摆的大选)是民众完全能够承受也习惯了的政治选择。即使有族群分裂的劫数,细分权利并要求权利的群体也有了表达的渠道。即使有不期而遇的个人恐怖或团伙恐怖劫数,国民们已经能够平静地甚至都能如黑格尔一样悲悯民胞物与的无常了,国民们多能无缘大慈异体同悲地布施同事于异己者的戾气和病态残酷。这些进步证实了生命的完善可能,证实了苏俄帝国治下不屈的诗人阿赫玛托娃对前来探访她的伯林所说的:“你来自人的社会,而在我们这儿被人与人的高墙隔绝。”

    如果不是一个“短命鬼”(蒋百里语),绝大多数现代中国人会活着看到一次“中国劫”的摇摆。除非他“活不下去了”,否则他一定能够看到历史的轮转,虽然他“哭不出来”,但他一定能感受到运去天地不自由的阵痛,他会努力适应新的劫运的。很少有人想到主动改变劫运,并致力于将“中国劫”的国家劫数改变成为人人可呵斥、管教、可以变更饲养员的利维坦。人的一生至少会遭遇一次大的劫数转变。对后发国家的类人孩来说,最撞运的是怀抱理想主义的青春少年遇上左劫,怀抱务实主义的壮盛迟暮遇上右劫。故此,在“中国劫”左摆之初,生于80年代的新人类们如黄兴、宋教仁们都能够在1910年代登上人生的高峰;而信徒和教徒们,如义和团、红卫兵都可以兴风作浪。“中国劫”右摆之后,“万年国代”、“老人政治”可以让无数的老人发挥余热、恋栈不退;中国的年轻人只能在宿舍里、在虚拟网络和身体一类的游戏里腹诽、望洋兴叹或往而不返。

    但面对国家之劫,现代人类仍在争取自己的表达。即将“国家之劫”的运动人类,以人类为钟摆,为刍狗,改变为以人类为中心并为人类所运动。如前所述,少数人甚至一开始就坚持向生命、历史和人性自由之“世界精神”致意。并没有度过“国家劫数”的帕斯捷尔纳克去世前一年对一个美国诗人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我有责任通过小说评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饶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醒。但在百花盛开的时候,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我不知道《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获得了彻底的成功,但即使它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仍然觉得比我的早期诗歌具有更高的价值,内容更为丰富,更具备人道主义精神。”

    (2007年5月15日写定于北京)

    后续:

中国如何走出“左摆压迫,右摆剥削”之劫?

何必

    我与陈子明会面,应该也是快三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次,好像是一个什么青年学者的民间讲座。那伙人里,方觉是到我临时住进去的位于南礼士路的二炮司令部宿舍里,提了些个云里雾里的问题,扬长而去;王军涛则是在1981年香山秋游(作为组织者,这也是后来我锒铛入狱的原因之一)时在山顶高谈阔论量子力学与统计物理学;我打交道最多的,还是闵琦,他为了我的事情还去找了周扬,得到了后者“在真理与对真理的求索当中,我更倾向后者”的雾里看花;而胡平嘛,未曾谋面,但是,与同样参加人生观讨论的朱正琳很熟悉,知道了胡平的不少,而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的王润生那里,胡平就更是如此;至于说李盛平,我从监狱出来后,与校友贾湛合作,当时就是在位于北京海淀区羊坊店李盛平领衔的20世纪文库办公区,他从公安局出来后,我也曾经与别人一起到他的住处讨要过债,后来,他办汽车周报时还找我希望能够加盟。

    现如今,中国对改革持负面甚至否定立场者越来越人多势众,人们看到,改革只不过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弥天大谎。张宏良为代表的传统左派把改革称之为“改革教”,描摹了当局把改革奉为宗教高度的把戏,什么坚定不移,什么成果不容否定,等等。

    与无所不能的胡星斗对改革情有独钟并且很心甘情愿地向当局卖身求荣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主张进入后改革时代,也有人(张鸣)把这个时代称之为“后意识形态”,这就是说,改革已经死亡。

    郑永年所谓先经济改革,后社会改革,再进行政治改革的路线图,那充其量也就是文人们的坐而论道。以当局的立场来看,击鼓传花得过且过垂死挣扎才是正题,舍此无他。

    陈子明、陈永苗、王俊秀等后改革派们认为中国的出路在宪政,也是他们,认为90年代的财经系已经失去了话语霸权,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现在已经是政法系或者叫做宪政系的时代了。可是,不争的事实是,后改革时代并不为官方所容忍,因为这意味着对当局合法性的彻底颠覆,意味着执政党必然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不能继续在台上人模狗样摇头晃脑威风凛凛胡作非为。故而,财经系也就在这种别有用心之下,继续把握着话语权,尤其是借着经济危机的当口,强化着自身并不为人们所看好的优势。

    张鸣认为,其实,不应该按照左派与右派来划分,这些人,都是拿着左派或者右派的牌子在谋求个人私利。如果按照听话派以及改革派来划分,似乎更加确切些。我则还是老生常谈地认为,划分派别,更应该按照乐观与悲观来划分。这牵扯到对改革的基本判断。按照中医的望闻问切的路数来说,中华民族是不是还有前途?中国是不是还有出路?这个王八蛋国家是不是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左派指望着回到毛泽东时代,继续在专制之下受用贫困的公平,右派、特别是后改革派则把希望寄托于宪政民主,通过对权利的认定与弘扬来强化自由,并且对权力进行围剿与限制。无论哪种主张,是可能的吗?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主张,恐怕是痴人说梦。调查发现,大多数人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负面的,人们对于文革的恐惧记忆犹新。左派在崇拜毛泽东时,却故意对毛泽东造成的灾难闭口不谈,这让人们看到左派的偏颇。
而后改革派们的话语,几乎重复着改革初期西方文明突如其来的引进与注释,洛克、阿伦特、哈耶克……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推陈出新之处,也在很难赢得人们的关注与支持。

    改革已死,这恐怕会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共识,胡星斗那样的“支持政府改革”者会越来越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除了有可能借此赢得贪官污吏酒足饭饱后的残羹剩饭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营生。但是,死掉了的改革之后,会是什么?建设性的面具之下,人们却看不到任何希望。

    众所周知的是,穷国当中,没有一个是能够在宪政民主的路径下摆脱贫困、落后与专制的成果样板。最直接的就是,咱们的近邻的菲律宾、泰国以及台湾。东欧国家以及前苏联解体后那些独联体国家在颜色革命之后的境遇,也印证了如此论点。全斗焕、卢泰愚时代的韩国,也并不能为宪政民主主张派们提供范例。华尔街日报曾经有专门讨论的文字,分析韩国为什么有如此强盛的经济民族主义。实际上,也正是那种被中国宪政民主派不屑一顾的民族主义,才使得韩国有着现在的不伦不类。在这点上,我与冼岩感同身受。不过,与冼岩不同的是,我绝没有冼岩那样对现如今的中国的些许乐观。

    就此而言,袁剑对改革已死的判断之后,突如其来地冒出来个基层民主的路数,使得他的相关论述留下了个让人看上去很别扭的尾巴。这也是我不敢苟同的。如果改革死去,却没有任何可以替代之物,那么,这个王八蛋民族不完蛋还等什么呢?切切。

 

 


发件人:"fanzhuowei" <fanzhuowei@hotmail.com>  2009-02-12 02:14:3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文章:中国高校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

中国高校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

新加坡某外企工程师 魏繁卓

fanzhuowei@hotmail.com

    我觉得做人很失败。我爸我妈成年累月从春到冬,从2005年说到2009年,反反复复不厌其烦,每次打电话必说,每次上网必说,经济好的时候说,现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更痛心疾首的说,我在国内的时候说,我在国外的时候继续说,始始终终阐述着同一个论题同一个论点,就是3个字——高校好!只因为2005年我硕士毕业的时候,放弃了进成都两所高校当老师的机会,分别是成都理工大学和西华大学。高校等于天堂。这是他们的观点。至少10条理由。

    1.高校轻松,不坐班,休闲时间多。大家都是上过大学的,知道要找个老师问问题很困难,老师要事先告诉你他什么时候在,你才好去,否则其他时间鬼影儿都不见一个。想来不是忙自己家里的事就是挣外快。而在公司里面,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要业余读个书都会累得半死不活。

    2.高校一年有两次假期。寒假暑假加起来3个月,还带薪,随你去旅游读书谈恋爱挣外快创业。而这在公司里面是不可能的。

    3.高校稳定。现在经济危机,放眼望去,多少什么世界500强,这个一流,那个NO。1的公司全被放倒,唯独中国的高校如泰山般岿然不动,如世外桃源般和经济危机与世隔绝,事不关己,只当看笑话。为什么?因为不管高校毕业生多么难找工作,家长还是希望子女拿个本科文凭,至少当块敲门砖,所以大学是非读不可的。对高校来说,生源就是生财,反正国家不管,一味扩招,那就一味收钱吧。

    4.高校老师地位高。表现在,走到哪里,别人都尊重你,不管肚子里有没有墨水,高校老师的光环如同观音菩萨的光圈一样夺目,不像我现在当个工程师经常受气,走到哪里别人都不把你当回事,请你帮个什么忙,你也帮不上,因为你除了认得属于人类范畴的同事和不属于人类范畴的东西(老板和电脑),其他什么人际关系都没有。

    5.高校老师好赚钱。诚然,开始的时候讲师拿的不多,1000~2000元/月,但是你可以去兼职,去给牛B的教授打工,去到外面骗项目,只要有能力,横竖让你赚钱。要是以后升了副教授,那赚钱更快。要是教授,那就不用说,课时费都很多钱,人家冲你是教授,就至少认为你懂很多(其实很多教授完全不懂现在公司里的技术)。要是你没能力,反正高校雷打不动的每个月给你发工资,什么减薪裁员如同神话一般遥不可及。

    6.高校福利好。除了国定节日,还有教师节等等,反正想得出来的节日,高校就要发食用油、超市劵、现金卡等等各种你想得出来的反正不要钱尽管花花不完给老婆孩子用的东西。另外,高校还管分房,我毕业的时候,西华大学就是800元一平米把房子卖给自己的老师。现在也许没有分房了,但是放心,学校给你补贴,同济大学就给10万的房补。退一万步来讲,银行也喜欢把钱贷给高校教师买房,给与优惠利率。

    7.高校关系广,人脉多。当官的想来混个博士,要求你帮忙;家长想让孩子读你学校,要求你帮忙;学生要让考试考过,要求你帮忙;甚至门口开饭馆的,要拉生意,也要你帮忙把那些公款吃喝的老师叫过来。帮忙意味着送礼,意味着人际往来,这样的话你要培养一个自己的关系网多么的容易,以后办什么事都好办。

    8.高校老师有成就感。虽然自己教的东西和社会严重脱节,导致学生出去找不到工作,工作单位也不满意,还得重新培训,但不影响高校老师井底之蛙的认为自己教的就是最好,最先进。至于学生找不找得到工作,那是社会形势不好,国家政策不合理导致扩招太多,学生眼光太高,反正不关自己的事。

    9.高校老师安全。大家很奇怪,和安全有什么关系?有关系。论好职业排名,可以与高校老师拿来比的有公务员、医生、银行类、建筑类,这些统统不如高校老师安全。你去当官,说不定哪天被金钱美女诱惑或者权力斗争就丢了乌纱帽;医生动手术一不小心忘了什么东西在病人肚皮里面就是医疗事故;搞银行的天天接触钱,难保不贪污,或者一个失误导致银行损失上千万就得走人;搞建筑土木的也是一不小心画图少画根线就是人命关天。唯有高校老师,再差的老师也不会教出什么意外,教不出精神病,至于学生到底教成什么样,那是学生自己的事,不能完全怪老师。

    10.高校老师好找老婆。这是以上所有综合下来得出的结论。有的家长嫁女儿,非高校老师不嫁,有知识有品味(其实这个未必,只是一种普遍的误解),有钱有地位,典型的金龟婿,我遇到过……

    有人说,你爸妈把高校老师说得那么好,那你干脆现在读个博士留校当老师。这时你会听到我妈用高音8度的声音告诉你,不可能~~~~!因为2000年以后无数的美国英国澳洲的海归博士都回国把高校老师的位置占满了,你没有关系根本进不去,没有名额!什么本校的博士,博士后都不管用,就一条,没关系根本进不去。

    我妈的朋友,是成都电子科大的教授,想了无数的办法,动用无数的关系,把儿子终于弄到自己学校当个辅导员,同时在职读博,争取以后当助教。而他的儿子,以前是世界500强里面非常出色的职员,别人都放弃了500强来进高校当老师(虽然现在还不是正式老师),这是多么活生生多么感人的例子啊!

    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做人非常非常失败。我,同样是名校毕业,同样是硕士,同样有能力,在上海进过大公司,成功跳到国外的大公司做工程师,一个月的薪水当半年在成都当老师的薪水,平时接触的东西算得上高科技,却从来不被父母承认,每次在高校老师这个辉煌灿烂的职业面前,我自惭形秽,我说不出10条理由说服我父母甚至我自己,不如门口烤鸡翅膀的印度阿三,人家至少过得快乐。

    又有人问,为什么当年你不去做高校老师?大家想想,都是学校出来的,自己老师教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那一套,谁都不屑一顾,谁不想进一流的公司感受一下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管理制度、先进的技术?要是在高校那种狭窄而封闭的环境,除了上课,平时一门心思就是应付各种考评,让领导高兴满意,以及发表一些毫无技术含量滥竽充数只为混升级的狗P论文,这样的生活想想 都不寒而栗!

    另外,在高校,基本上人就废了,你习惯每天有课就上没课就回家睡觉,习惯睡觉睡到自然醒,虽然没多少钱让你数,但是日子还是过得滋润,这样的一种生活,那要是突然让你去做外企那种高效率高压力的工作,那是不可能的。一入高校,就很难再出来了,只要学校不垮,那就在里面老死吧。

    说到这点,我自己还有一种想法,就是高校未必是雷打不动的不倒翁。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1999年以后,这10年高校这么火,无数人挤破头想进去?根本原因就是政策放开了,高校有了自主招生权,并且疯狂扩招导致大学生人数至少翻了5倍。这样,无数家长多年的储蓄都进了高校的口袋,当然高校就火起来了。那么,前提是什么?就是政策。有人说,现在的扩招政策至少10年不变。这点我很赞同,但是我可以保证,有个很多人忽视的东西10年内肯定会变,那就是——生源。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现在正是年轻人高峰期(人口红利),但以后10年就会开始走下坡路,加上高额的学费,已经让很多家庭承受不起,再加上糟糕的就业率,也让很多人做出别的选择(大专或技校),以后10年内必然高校会有一天惊奇的发现以前火爆的招生场面不复存在,就算继续坚持扩招政策,你天天到马路上喊扩招,都没人理你。没有生源,就没有财路,造教学楼? 扪D敲淳薅畹拇 高校老师的光环就会消失。照现在高校这样胡搞,且不说不能给国家培养栋梁之才,那些老师都不能以身作则,不能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却一门心思在如何赚钱,如何升教授上,迟早会遭报应的!因此我不趟这浑水。

    这5年,我父母每责怪我一次放弃高校的机会,我就迷茫一次,毕竟,不管以后怎样,至少现在高校老师还是很辉煌的。人的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如何去体现,在我父母心中,就高校二字,其他全都是浮云。现在经济不景气,自然父母怪我怪得更厉害,今天看了父母在QQ上的留言,我欲哭无泪,觉得什么个人奋斗,什么先进技术,什么一流文化,什么世界500强,什么外企,全都是一堆shit。因此写这篇文章,全是我真实经历和感受。

    附:我妈的留言

    XX,电子业本来就有周期性,加上金融危机,所以不堪一击,哀鸿遍野。如果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更不好,还会再次裁员,你一定要做好最坏的准备,考虑下一步怎么走。如果回成都,希望大专院校在你的考虑范围里,比如成都电子机戒高等学院,成都电子信息学院,成都大学,成都教育学院,在这些学校教书工资不算低,还很稳定。我曾经告诉过你高校500年都不会倒,而妈所在的电子公司经不起一点市场需求变化就倒了,连中央电子工业部都不要我厂了,下到市电子仪表局,由他们收烂摊子,结果就是卖地垮厂。我曾经再三劝你不要到外企,不要到公司,劝你去高校做副教授,读博后做教授,可以工作到65至70岁。在外企干到40岁都难啊,你不听。外企订单多时,你们加班加点,你在XXX一年累得脸色苍白浮肿,钱没多少。外企订单少时,就面对裁员。你看是在高校好还是在外企好?现在硕士进大专符合政策,但要想进去肯定不容易,现在高 校老师都要通过考公。你有空考虑一下这些问题,查查网上。做好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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