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2009年1月,我国财政收入6131.61亿元,同比下降17%,海外直接投资同比减少了32%,进出口总值为14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9%,其中出口904.5亿美元,下降17.5%;进口513.4亿美元,下降43.1%。与此同时,日本去年第四季度经济下滑12%,英国劳埃德银行2008财年税前亏损高达85亿英镑(约合123亿美元),导致股价单日暴跌32.5%。坏消息不断传来,世界经济困难重重,欧美经济风谲云诡,中国经济难以乐观,中国正在走钢丝,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发出一组社会文章,供大家决策参考。]

风谲云诡的世界与悬崖边的中国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2月16日

目录

第一财经:《中国持美元资产1.7万亿》

研讨会:《2009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

杨曾宪:《建议全国每人发500元消费折扣卡》

卢映西:《认识“消费券”的意义需要转换观念》

AIG:《68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就会导致美国国债市场崩盘!美国国债可能大跌!》

富士产经商报:《中国患上了美国国债依赖症》

江静玲:《法国向左走,新反资本主义崛起

王志伟:《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体制技术上已经破产》

李强:《驳"张维迎劳动合同法的执行损害工人利益"的缪论》

 白益民 刘腾:《日本重启海外收购“战车”》

余敦:《依靠规划来振兴产业其实得不偿失》

李昌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是高瞻远瞩》

温铁军:《关于征地与农村治理问题的几个观点》

曹锦清:《坚持土地家庭承包制 还是土地私有化》

陈文胜:《农村改革始终是从土地开始的》

中国乡村发现:《780万农民工涌入广东无工可做 》

郎咸平:《揭秘掠走我们财富的真正“黑手” 》

中国乡村发现:《世界金融危机有五大赢家》

陈志武:《2009中国经济如何闯关?四万亿投入怎样拉动内需?》

井冈路:《农村包围城市——我国社会变革的必然之路》

林逾冬:《他放弃斗争只留幻想》

陈干平:《日本人承诺1200亿修京沪高铁,你相信吗?》

王绍光:《打开政治学研究的空间》

王云:《秩序民主制》

(美)Martin Powers:《小心西方诡辩束缚中国话语》

张小鼐:《不能盍惑社会走极端》

余杰:《钱钟书是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赵牧:《在北京叫鸡的成本》

叶青:《中国距离世界第四色情大国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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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yp cong" <cyyyppp@yahoo.com.cn>  2009-02-10 10:51:5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zdjun@163bj.com> 标题: 丛传: 美对外关系委员会报告:中国持美元资产1.7万亿

美对外关系委员会报告:中国持美元资产1.7万亿

第一财经日报 张喆 李彬

2009年02月06日

  “从未有任何一个穷国借这么多钱给一个富国,美国也从未如此依赖一个国家政府所提供的资金。”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地缘经济研究中心新近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截至2008年底,中国持有的外汇资产总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其中七成为美元计价资产,规模约为1.7万亿美元。

    慷慨的“穷国”

  这份由该委员会研究员Brad Setser和Arpana Pandey 于今年1月撰写的报告称,截至2008年四季度末,中国在2008年底持有的外汇资产达到2.3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当年GDP的一半。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外汇资产余额达到2.1万亿美元,包括1.9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以及规模在1080亿-1580亿美元之间的“其他外国资产”;此外,国有银行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外汇资产共约为2500亿美元。

  Setser和Pandey估算称,上述资产约70%已投资于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这意味着相当于中国2008年GDP(国内生产总值)40%的国民财富投向了美国市场。这项庞大的投资组合中,包括9000亿美元美国国债(包括短期美国国债)、5500亿~6000亿美元机构债、1500亿美元公司债、400亿美元股票以及400亿美元的短期存款。

  上述计算结果明显大于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两位研究人员认为美国的官方数据低估了中国持有的美国资产规模。目前,中国仍为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人,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截至去年11月末,中国累计持有美国国债6819亿美元。

  尽管中国的外国资产增速已经于2008年四季度以来明显放缓,但是此前却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高增长时期。据Setser和Pandey计算,2007年四季度到2008年三季度之间,中国的外国资产增加了超过7000亿美元,远高于同期外汇储备的增量。

  “中国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在其高速增长时期,中国大约总‘借给’美国约4750亿美元的资金(相当于平均每个月‘借给’美国400亿美元)。”报告称。

  报告称,在过去12个月中,外国官方投资者对美国国债和机构债的需求规模几乎和美国的贸易赤字规模相差无几。“如不考虑自美国外流的私人部门资金,平均每个月,[中国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债,为美国提供了维持其贸易赤字将近一半的资金。”]

  “恐怖的平衡”

  去年四季度,随着投机性资金抽离,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放缓。不过,Setser和Pandey认为,即使投机性资金少量流出中国,上升的贸易顺差将会再次推高外汇储备。因此,中国的美元储备资产将继续为美国提供其赖以支撑经常项目逆差的大部分资金。如果美国巨额的财政刺激计划能够带动全球摆脱当前的经济衰退,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甚至还会扩大。

  “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受到美国的挟持,这么大的头寸压在美元资产上,美国可以不断发行货币而不用担心崩溃,双方之间建立了一种‘恐怖的平衡’。”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说。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研究室博士胡志浩也认为,中国的外汇资产要更多由居民来持有。另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人民币也要逐步向国际货币转变。“持有外汇资产其实是持有发达国家的信用,现在由美国的信用来支持我们人民币的信用,但当我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再需要这样的支持,经济结构、资本流动也就会相应改变。”

  这种格局一旦改变又会对美国带来什么影响?Setser和Pandey认为,未来中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继续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指出,目前为止中国“借钱”给美国的条件都显得相当“慷慨”。但是没有什么能够保证中国将会延续这种慷慨,也不能保证未来中国对美国的慷慨,不会以影响美国的相关政策选择为条件。

  报告最后警告称:“美国需要调整其经济模式——以出口来换进口,而不是依赖借债买单。美国对中国依赖越久,逃避得越久,将来这种调整就会越难。”

 

2009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

----研讨会发言记录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1月17日

     编者按:2009年1月17日上午,由深圳综合研究院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合办的“2008/2009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内部研讨会”在京举行,仲大军主任应邀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对当前中国及世界面临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与会者: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

     深圳综改院副理事长李罗力、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刘树成、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

     国务院研究室工交司司长唐元、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

     中国体改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副司长万东华、

     国务院研究室研究员郭振英、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赵长保、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副主任常欣、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徐忠、

     深圳综改院《开放导报》总编辑张朝中、理事会理事夏汛鸽、

     深圳脑库投资管理公司公司总经理周大力等。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郑新立:

    2008年第四季度的经济走势在急剧下降后出现了回升,11月的工业增加值增长5.4%,12月增长5.6%。反映到价格上,钢铁等价格出现了反弹。这是不是预示着经济见底回升,中央的刺激政策已经见效。

    2008年我国GDP为人民币30.067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0%,2007年为13%。其中,2008年四季度GDP同比增长6.8%,此前,一季度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三季度增长9.0%。

    2008年全国财政全年收入61316.9亿元,同比增长19.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人民币17.23万亿元,同比增长25.5%,增速快于2007年的24.8%;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1%,增速快于2007年的25.8%。2008年12月当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2.3%,低于2008年11月的23.8%。12月份的信贷规模是7718亿元,同比增长17.8%。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9%,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增长6.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长12.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6%。

     2008年全年CPI较上年同期增长5.9%,2007年为4.8%,高于2008年官方设定的4.8%的目标,并且刷新了1996年以来的最高增速纪录。

    受游资外逃和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12月当月的CPI较上年同期增长1.2%,增速低于11月的2.4%,使中国连续二个月保持正利率局面。
2008年CPI月度增速最高为2月份的8.7%。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2008年较上年同期增长6.9%,高于2007年的3.1%。12月当月PPI较上年同期下降1.1%,11月PPI还有2.0%的增速。

     2008年零售额人民币10.85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6%,增速快于2007年的16.8%。12月当月的零售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9%,增速低于11月的20.8%,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王一鸣:

    下一步的基本趋势是什么,经济见底之后是否就会出现一直上升的局面?还很难说。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房地产存量问题,库存是否能很快地消化? 这一块消化不掉,相关制造业起不来。我们来看看1998年时的数字,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1998年我国采掘和制造业的增长为-4.8%和-2.6%,1999年为-9.2%和-6.3%。这一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会不会再次出现负增长?2009年房地产的投资是否会出现负增长?值得考虑。
我对出口的估计是可能出现负增长,可能在-10%到0之间。温总理说,告诉我底部在哪里就行。现在还摸不准。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回落,股市方面的财富效应几乎丧失。假设消费增速回落20%,那么实际需求就会减少10%左右。因此,政府扩大内需的力度够不够?一年2万亿,地方有无配套的能力?如果中央财政与地方呼应资金的比例是1:2,那么缺口就大了。如果是1:3,就好一点。

    就目前的形势看,财政还在大幅恶化,下一步需加大发债的力度。目前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仅为22%,而美国是120%,日本是160%,欧元区国家是63%,因此,我国还有较大的发债空间。但我国隐形的负债很多,也影响到敢不敢增加负债的决心。今年发债额是1.12万亿元,敢不敢增加到1.5万亿元?改革要为结构转型服务,为产业升值服务,同时遏制经济下滑。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郭振英:

    当前问题的根出在美国,我国能否撑得住,基本面是否出现动摇,我有这样几个判断。一是我国工交企业的负债率不高,人行监视的几十家企业,平均负债率为55%,比发达国家企业的负债率低得多。金融业状况比欧美国家的好得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目前处在历史最高点,不良资产处在最低点。

    国外媒体总在怀疑我国的银行质量,实际上不是这样。我国也不存在次贷危机,老百姓的贷款额是3.7万亿元,而存款额是20多万亿元。银行不存在转不动的问题。

    就业问题需要分析,大学生要保证就业率在70%以上,剩下的30%有的回到农村老家,还有地种。部队每年有大约20万的复员军人,大多是农民,回去还是种地。现在对工作三个月以上的农民工都实行低保待遇,国企基本没有裁员,民企比较多,但只要做好工作社会矛盾不会激化。我国有足够的粮食,每年5亿多吨,就是工厂停工后,工人也有饭吃。所以不会出现大乱子。

国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赵长保:

    我国农业连续5年增产,历史前所未有。农业对国民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按过去的规律,农业收成一般是“两增一减一平”,老天爷今年还能继续照顾我们吗?农产品价格经过前两年大幅上涨后,继续上涨的空间已经不大。乡镇企业下降7%,去年10月份我们调查的数字显示,沿海就业人数减少6.5%,企业数量减少4.4%。到目前看,返乡农民工数量可能要高达上千万,春节后大批农民工将滞留乡里。

    目前我国农村的收入42%来自大农牧渔业,38%来自工资性收入。这一波金融危机对农村的收入影响是直接的。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副司长 万东华:

    经济下滑的势头并未扭转,消费需求都在下滑,价格走势也在下降,这都预示着经济不景气。工业从去年6月到12月连续每月跌2个百分点,11月与6月相比,下跌了2/3。年底时工业品价格出现起稳是暂时的,根本谈不上拐点。

    2008年中国经济就象自由落体,冰火两重天,跌幅之深、之广、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七八月份电力供应还相当紧张,年底便出现大幅下滑。
将2007年GDP增速调整到13%之后,使2008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下降。2008年变化最大的是第二产业,1-8月企业利润增长20%,以后便急剧下降,财政连续几个月出现负增长。今后几年将更加困难。要准备过几年紧日子。

    国际组织对世界经济形势预测得一次比一次悲观,已经到了冰点时代。欧美都是2%左右的负增长,各国利率基本上都降到了零,说这一次世界出现大萧条并不过分。保增长,稳需求,中国需要国际环境的配合。2009年我国还面临着通缩的压力,2008年我国的通胀率已经出来了,是5.9%。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 徐忠:

    今年的投资预测是20万亿元。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不仅在外部,也在内部。我国的投资率在42%的水平上稳定了好几年,外国的经验是,一旦达到这一水平,很快就下来了,而我国实际上也到了调整的时候。所以,这次中国经济下滑其原因不仅是外部的,更是内部的。但目前媒体在舆论上对危机的影响又有所夸大,媒体打击了企业家的信心,中央电视台二套连篇累牍地报道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渲染了危机的程度,使社会有了不确定的预期。

    我认为2009年经济增长8%肯定能达到,去年12月份贷款数量大幅增加,投资的乘数效应已经显现。政府的重点不应保增长,而是要保就业。宝钢的亏损主要是因为前一阶段囤积铁矿石造成的。目前小企业实际上是很活跃的。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工交司司长 唐元:

    这次工业危机的特征有四,一是来势凶猛,出乎预料,经济走势陡降,电煤需求在去年11和12月份都是负增长。第二是时间长,一时半会缓不过来。今年二季度如果不能触底反弹,8%的增长可能就保不住了。前两季度的增幅可能也就在3%左右。

    要想办法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譬如搞一亿亩的能源基地,年产1000万吨柴油,吸纳农民2500万就业,把到国际市场上买油的钱就省掉了。加大特高压输变电线的建设,将煤炭运输改变为电力运输。东西部的交通干线要打通。各大城市里要加快大公交的建设,不能完全靠地铁。
现在十分需要制定出一些大项目,来改变一味依赖外需的局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石小敏:

    我们国家对认识问题的分析框架要转变一下了,对我国的经济问题要放在全球经济的大框架中进行观察,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总体经济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外部经济的影响。以前的世界是一个麻袋装了一堆土豆,各个国家有相对的独立性,现在的世界,国与国之间已经连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目前的问题是美国这个世界经济的心脏出了问题,大家设想一下,心脏出了问题,小腿肚子还能转吗?肌肉还有劲吗?这次世界经济衰退可比1998年严重多了,中国决不能盲目乐观。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了,我们还看不清楚,事先也不准备消炎药,没有打止痛针的东西,怎么能行呢!

    这么多年了,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6%,提高到40%行不行?每年增加4个百分点行不?我们的财政功能就是向上抽水,没有向下灌水的机制。发展了这么多年,我们国家没有建立起一个自循环的系统,社会保障范围狭窄,整个社会连个毛细血管都没有。看看每到过节,农民工在火车站都挤成什么样子了!这是一种多么畸形的经济发展!

    极度的对外依赖,整个地栓到了外部经济的战车之上,沿海高度发达,而内地农村的银行分支机构撤了有多少?中国已经不是独立的经济体了。发动机在美国,中国的央行已经成了美国银行的分支机构。西方的跨国公司已经在全球布局,中国已经进到国际分工体系里边去了,所以今天中国分析问题的框架必须是全球性的,而传统的分析框架是以国别为基础的。现在要以整体为主。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我发言的主题是:中国不能只顾抓GDP,还要注意国民财富的流失。开了一上午,没有一个分析国际形势的,今天如果不真正了解国外情况变化,就好象就点瞎子摸象,如果对国外下一步变化不清楚,我们也很难拿出正确的国内对策。

    现在就好象坐在一个热锅边,到底这个锅炉下一步还会有什么变化,会不会爆炸?还不清楚,但我们应该有准备。石小敏刚才形容得非常好,现在是心脏出问题了(指美国),腿肚子还能转得动吗?中国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化,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中能独善其身吗?

    外部环境对我国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我的判断是: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还远没有结束,可能今年还要恶化,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暴露,比如说金融机构的问题。现在到年底了,一些大银行的统计数字都出来了,情况都非常差。有人担心下一步花旗银行甚至要破产,有人呼吁要警惕第二波金融危机。西方金融机构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一定会进一步影响到实体经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会进一步加剧。

    当前,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应当在流动性方面。刚才听各位先生谈得都挺乐观,认为我们的银行体系、银行状况都很正常。但我们应当有所警惕。我国的银行质量今年的确比往年好,但我为什么担心流动性呢?因为我们现在国内流动性充裕是建立在大量国外资金涌进中国来,建立在国际热钱的基础上。现在国际热钱在中国还没有大规模地转移,但是转移的迹象已经开始。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我国的国际帐户基本上是净流出的,平均每月净流出大约几百亿美元。我判断国外的热钱在国内至少有五六千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四五万亿,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46万亿的金融资产中,至少有五六万亿或者四五万亿是可以随时流走的热钱,这个流向问题我们要好好观察。

    昨天新闻又报道了美国银行减持建行的股票。最近香港股市大跌,我上个月在香港的时候恒生指数一度跌破14000点,后有涨到15000以上,现在又被打到了13000多点。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国外战略投资者减持我国银行股票造成的。这个迹象,我们要引起重视。为什么外国投资者要抛售中国银行股?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国内急着用钱,抛售海外股票以解燃眉之急。二是对中国的银行不看好,担心中国金融股下一步出问题。

    西方投资者对中国银行股的担心难道没有道理吗?西方国家对中国难道没有阴谋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西方投资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摆在中国当前最大的难题是国内庞大的房地产存量过剩。据我的估计,目前我国房地产实际上已处在严重过剩的状态。有的城市前几年盖的房子三四年都消化不掉,譬如长沙,西安,北京,是地地道道的生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房价有继续下降的趋势。然而,房价下降对银行业带来的风险是巨大的。

    现在连个年轻网民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是与银行紧密捆在一起的。房地产价格大幅下降之后,中国银行股的效益要大打折扣。所以,2009年,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和效益会怎样?是十分令人担心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海外战略投资者提前撤离,就是为了防范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爆发。在这个时候,我国对国外的研究却十分不够,对西方跨国公司的动向也没有深入的研究。跨国公司下一步的动作会怎样?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已纳入了全球化的范畴之中,下一步就是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动向了,商务部的同志应当对这方面的问题加以注意。

    第四季度我们的人民币贬值了0.1%,完全是市场因素导致的,大约有两千亿美元流出中国。大量的资金回流可能是因为后院起火,回去救市。如果仅仅是救市,这种资金流动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不会影响人民币贬值。假如有战略性的意图,我们不得不警惕,假如是像1997年的时候,要狙击中国的经济和人民币,我们就要小心了。

    但是,大量热钱流出中国目前看又没有可能。这是因为国际热钱都在观望美国的行动,如果美国靠大量印钞票刺激经济,那就势必导致美元未来大幅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热钱是轻易不会流出中国的,也不会轻易地把人民币换成美元的。但是,假如美元在日后一个阶段保持强势,假如一些投机性热钱阶段性地流出中国,那就会对我国的流动性带来一定的影响。如果国际资金流真得象石小敏刚才说的那样,从四肢向心脏回流,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回流,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性会受到很大影响。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靠什么投资、靠什么消费?很多中国人现在很乐观,好象非常有底气,能投资,能消费,实际上我们真的有那么多底气吗?我们现在流动性的充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国际热钱的基础上,国际热钱现在还没撤离中国,一旦撤离,我们向谁发债?现在的财政还可以发债,但是如果情况变化了,那时谁来买国债?银行还有那么多钱来贷款吗?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考虑。下一步如果全球金融问题进一步恶化的话,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金融机构。

    流动性减少,会很快影响我国的投资与消费,马上就会影响到我国的财富效应。这个问题我们要关注,特别是还要警惕我们的外汇储备。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以外汇形式的国内财富正在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如果美国今后熬不下去了,美国成了不负责任的国家,如果他要放水印钞票的话,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就要来一个大贬值。

    我国外汇储备的购买力问题在去年已经显示出来了,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份这12个月期间,由于外部产品的涨价,使我们国家额外多付出3000亿美元。外汇每一次贬值,我国的购买力便缩水一次。去年一年,欧元、英镑、澳元等货币的大幅贬值,使我国很多居民手中的外汇资产大幅贬值,很多人的私人资产大打折扣。所以,汇率的变动,使我国储蓄性的国民资产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着损失。前些日子我在山西讲课,一个大学校长告诉我,他在英国工作时积攒的几万英镑,现在已经贬值了1/3。仅仅半年的时间,约合15万人民币的个人资产蒸发了。

    不仅如此,我国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前些年在海外的投资也在遭受重大损失。最近暴露出来的东航在期油上亏损68亿元,就是典型的例子。中信泰富已亏掉将近200亿元。一个个企业的损失加起来,数量是不少的,但我国至今未在这方面进行统计和报道。譬如,楼继伟的中投公司海外投资效益怎样?敢披露一下吗?

    按我的粗略计算,中国到目前为止,金融机构和企业方面在海外投资的损失至少有200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那就是约合一两万亿人民币的国民财富消失了。如果再加上日后可能出现的外汇储备的贬值损失,那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所以,如果中国只知道抓生产,抓GDP增速,而不知保全国民财富,那么经济增长再快,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只关注GDP增速,不关心财富的丧失,那么今年即使是保住了8%的增长速度,损失也是巨大的。

    外汇储备的购买力如果出现大幅度下降,这么多年我们辛辛苦苦积攒的国民财富就缩水没有了。所以今后我们要紧紧盯住这两大块,一个是外汇的损失,一个是热钱的流出,这都是对中国最致命的危险,这两大块加起来至少折合10万亿以上的国民财富。所以,这场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国外订单减少的问题,不仅是国外市场需求缩小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中国积蓄的国民财富造成重大损失的问题,这个损失我们不能不引起重视。

    现在国际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财富大转移,我国每天每时每刻国民财富都在流失,都在缩水减少,我们怎能只顾生产而看不看到这一点呢?我们辛辛苦苦地省吃俭用,积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一转眼没有了,中国变成穷国以后还有什么能力投资、消费和建设?希望大家考虑这个问题。

     避开了国际风险之后中国才能安全地进行国内建设。我们现在还有能力搞内部挖潜,唐元刚才讲的思路非常好,我们可以通过向内转,摆脱对外部的严重依赖,但是就怕我们的国民财富受到严重的损失,这个损失会导致国力严重下降。所以我们要认清当前的世界的确已经处在一个全球性的大萧条之中。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要找出正确的对策,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并且在西方衰退的过程中加快本国的发展。

    外部世界还在继续演变,我们不能忽视,不能掉以轻心。中国不能仅盯住GDP的速度,还要从国民幸福指数这个指标看问题。高投资和高经济增长时期,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不一定高。秦始皇时期是GDP增速最高的时期,但却导致大泽乡农民起义。所以不能仅看GDP,还要把宝贵的国民财富用在改善民生方面。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室主任 张晓晶:

    要密切关注未来西方国家经济走势,如果形势恶化,欧盟可能解体。跨国企业今年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将由去年的5,800亿美元萎缩至4,000亿美元,锐减1800亿美元,降幅31%。这不仅会导致经济下滑,还会导致令新兴国家货币出现贬值趋势。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 刘树成:

    人民币在去年第四季度对美元贬值了0.1%,对欧元去年升值了11.8%,对日元贬值了12%。经济安全问题,我国的黄金储备仅占我国外汇储备的大约1.5%,美国大约占80%,欧盟一些国家占60%。去年5个月的时间里,俄国的外汇储备减少了1700多亿美元,现在还有4600亿美元。第四季度,我国重工业增加值下降较大,大约13%。

    现在钢铁的价格又起来了,我们要注意通胀何时反弹。石小敏说的问题值得考虑,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美国这个心脏坏了之后要有自己的自我循环。我是A,你是B。我们必须具备这样的发展思路。仲大军提到的一些问题很重要,要加以注意。

 

 

发件人:"杨" <yzx228@163169.net>  2009-02-06 15:38:52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Fw: 杨曾宪:建议全国每人发500元“消费折扣卡”

建议全国每人发500元消费折扣卡

青岛社科院 研究员 杨曾宪

    近几天来,关于“全民每人发千元红包”刺消费、保增长话题,正成为舆论热点。我非常认同这种非常时期、采取非常举措,直接刺激国内消费的保经济思路。相对某些社会、经济效益前景不明的投资而言,国家直接刺激消费的投入,其比较效益无疑大得多:一是没有中间审批环节,可杜绝腐败;二是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可减少浪费;三是直接增加有效需求,可迅速救活企业、增加就业。这后一条最为重要。2009年的就业问题是大问题、大难题。就就业谈就业,永远是空谈,只有把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中小企业救活,才能解决就业问题。而只要国内消费需求增加了,多数外向型企业是可能通过内销市场救活的。这项工作,在2009年上半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国际市场即便好转,也要2009年下半年。

    但恕我直言,目前的发现金、发消费券的动议,却是与直接刺激消费的目的相背离的。换言之,即便每人发了1000元,也不能像美国一样立竿见影取得成效。这是因为,中国有着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国情:美国人消费是“享受生活”,平日就喜欢借债,有了多余现金,当然更愿消费了;中国人消费是“过日子”,平日就计划支出,有了多余现金,当然会想到储蓄了。何况,当下贫富差距严重:穷人有消费需求,更有后顾之忧;富人没后顾之忧,却无消费欲望;最终,穷人和富人的钱,该进银行的,还是要进银行。当然,如果发的是消费券,消费券可能花了,但替换出来的钱却会存起来。因此,13000亿投放下去,能有3000亿用于消费,就很不错了;那10000亿转一圈了回到银行,又要变成投资了!这显然不是好主意。

    我认为有效的刺激消费方案,一是要确保投下去的钱能变成增量消费资金;二是能产生吸引效应,把巨量银行存款引到消费市场上来。“消费折扣卡”方案,就是基于这种目的设计的。我建议,2009年上半年发放,每人一卡(但不含服刑人员),金额500元(如果效果甚佳,下半年再发放500元)。
所谓“消费折扣卡”,就是消费优惠券(用卡的方式,是为了安全,为防止被重复使用),它可在消费中抵扣一定比例的现金。“消费折扣卡”一次性使用。持卡消费超额部分,个人负担;折扣金额消费不足者,余额作废。譬如:500元的“1/3消费折扣卡”,持卡消费1500元,只需交付1000元;消费2000元,需交付1500元;消费300元,只需交付200元,400元折扣余额作废。同样,500元的“1/5消费折扣卡”,持卡者消费2500元,只需交付2000元;消费不足,余额作废。

    两种比例不同的折扣卡,是为适用农村与城市不同购买力设计的。“消费折扣卡”持卡消费范围不限,大型商场,自设读卡设备;其它消费,可由银行代收。“消费折扣卡”可以转让和买卖。这样,特困或特富群体手中的卡,就可能转到消费意愿强烈的人手中。但无论怎样流转,这些卡中的金额是不会浪费的,更不会流入银行,而且,能把3-5倍的钱从银行中吸引出来。城市一个3口之家,1500折扣金额,可有效刺激家电大件的更新,效果等同于家电下乡。粗粗匡算,全国投放6500亿,可直接拉动2万亿消费,间接产生10万亿效益,这对2009年实现“保8”目标的意义,无须多言。

    最后需说明的是,无论是全民发钱、发券还是发卡,都是非常时期的非常经济举措,没什么政治和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平均发钱的做法,既违反社会主义公平原则,亦无救困解贫的正义效果,与一些人所谓的“扼制两极分化,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改变不合理分配关系”的目标,风马牛不相及。

    (杨曾宪,通讯:青岛市南区珠海一路4号1号楼1004户 266071)
 

 

发件人:"x8b8x8" <x8b8x8@163.com>  2009-02-09 21:40:3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认识“消费券”的意义需要转换观念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  卢映西

  梅新育先生在《“消费券”不能可持续提振消费》一文(见《广州日报》2009年2月9日)中对消费券提出了两点异议,一是消费券最多只能一次性的提振消费,效果不可高估;二是盲目追捧消费券这种无偿获得的福利,将损害国民自我奋斗的精神。前一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只要消费券每年多发几次.年年都发即可。有意思的是后一个问题,这涉及到一个历史悠久、至今尚未完成的观念转换工程。

  公元1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器械工程师发明了一种很省力的工具将沉重的石柱搬运到神殿,但当时的韦斯帕西恩大帝拒绝使用这种工具,因为他明白,这种工具会使很多人丢掉搬运石柱的工作从而减少收入。当然,如果工程提前结束后仍对无事可干的人照发工资,罗马大帝的工程费用并不会增加,但这将成为一种“无偿获得的福利”,当时的人们转不过这个弯子。

  要是我们现在仍转不过这个弯子,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稍微了解一点经济发展史就应该知道,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变得越来越容易,从而使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长、享受到的“无偿获得的福利”也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逆势而动,如韦斯帕西恩大帝那样,只会阻碍而不会促进社会进步。

  仔细观察一下当代的物质丰富程度就会发现,我们已不再为食物不够吃、衣服不够穿发愁,甚至像农产品、纺织品这类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产量已使各国高筑壁垒挡之惟恐不及。也就是说,目前整个世界基本生活消费品的生产早已到了“充分涌流”的程度,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实际上已经把我们这个世界推到了人类先贤一直孜孜追求的大同理想的门槛上,共产主义经典作家所描绘的让所有人“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的社会形态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可是,在这样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现实世界仍然是同古代一样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界!我们所欠缺的,是物质条件吗?当然不是。我们需要的是观念上的彻底更新!

  那么,我们是否需要担心国民的自我奋斗精神?其实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是人的天性,根本无需额外鞭策。问题是我们不能把自我奋斗精神局限在物质生产领域,不能斤斤计较有偿还是无偿。唐宋时期的文人在温饱之余,精研诗词,作品也不求“有偿”,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只在物质生产领域为奋斗而奋斗,狭隘地理解大寨、大庆精神,盲目地“大干快上”,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可能只有资源枯竭、满目疮痍的家园。

  况且,我国国民目前能普遍享受到的无偿福利,连适度都远远谈不上,遑论会泛滥到“侵蚀一个民族的自立、自强精神”的程度!看看北欧那些高福利国家,人家在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也是经常名列前茅的。可见,同样的历史,同样的现实,观察者的观念不同,从中得出的结论就会大相径庭。

  好在通过发消费券或直接发钱而给国民提供“无偿获得的福利”的实践已在全球范围内逐渐铺开,大有蔚成潮流之势。此举成功之日,当是两千年未竞的观念转换完成之时!

 

附:“消费券”不能可持续提振消费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 梅新育

2009-02-09

  消费券即使有效果,其效果也仅仅是一次性的。而且,消费券即使有一次性的提振消费效果,这种效果也不可高估。盲目追捧消费券这种无偿获得的福利,将损害国民自我奋斗的精神。

  近20年来、特别是近十余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需拉动,这种增长模式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外需萎缩已经敲响了警钟,告诫我们这一模式难乎为继。只有依靠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才内在地要求提高本国国民收入,以便为生产创造更多的有效需求,才符合我们经济发展的本来目标。

  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是扩大消费。那么,如何才能可持续地提振消费?使用当下热门的消费券是否可行?笔者认为,消费券本身并非当务之急,而且不管是如同台湾地区那样无差别地普遍发放消费券,还是如同十位学者所建议的那样向低收入家庭每人发放一千元,都不太可能实现我们有效提振消费的期望目标,反而有叠床架屋之嫌,并有可能产生深远的负面后果。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发放消费券本身并非当务之急。我们当前面临的输入型经济危机与地震、火山爆发、洪灾等自然灾害不同,那些灾害的难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已被打乱,若不立刻给予无偿救济就有饥饿丧生之虞;而经济危机受冲击者不同,他们仍然生活在正常秩序之中,并无马上陷入饥饿之虞,我们完全可以期待用投资、减税等其他反危机措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让人民更有尊严的自食其力,而不是依靠近乎救济的消费券。

  其次,即使需要救济低收入群体,我们也无需依靠消费券。笔者本人一些关于反对消费券的言论发表后,有一些人以低收入、下岗群体需要为由反驳我的观点,但这项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低保、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制度用以帮助低收入、下岗群体度过困难,假如这些社会保障措施覆盖面和力度不足,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适度扩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更好地实现我们的预期目的,何必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叠床架屋另起炉灶?那样除了加大行政成本之外,还会额外制造许多内耗,降低我们的行政效率。

  第三,消费券选择和发放的过程将制造新的腐败机会。从各个城市的实践来看,有的消费券属于购物券,限在指定商场消费;有的消费券属于购买服务,如南京计划派发的2000万元乡村旅游消费券。那么,指定哪些商场和旅游点纳入消费券消费定点单位,其中寻租空间可观。对此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四,我们期望的提振消费,是可持续地提振消费,而消费券即使有效果,其效果也仅仅是一次性的。而且,消费券即使有一次性的提振消费效果,这种效果也不可高估,这是因为消费券可能与消费者计划中的其他支出相互替代,从而限制、抵消其增加消费的作用。

  更令人必须警惕的是,盲目追捧消费券这种无偿获得的福利,将损害国民自我奋斗的精神,而自我奋斗的精神才是我中华民族历数千年而不坠、经大难而能重生的关键。在持久的严厉计划生育政策下,我国城市居民已经普遍形成了独生子女家庭结构,这种家庭结构中生长的年轻一代人普遍弱点是缺乏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精神,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努力抵消这种负面影响,而不是给削弱年轻一代奋斗精神的危险倾向添材加火。改革30年来,我国已经从世界最平等国家之一发展成为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收入分配失衡也是导致我国消费率过低的重要因素,财政作为再分配工具有责任为扭转收入分配失衡发挥作用,但扭转收入分配失衡的核心应当是改善收入分配规则使之更加公平,而不是向大众滥施无偿获得收入的机会。社会主义分配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而不是别的,除无劳动能力者外,福利必须与工作挂钩。

  回顾历史,泛滥的福利最能侵蚀一个民族的自立、自强精神。路德维希·艾哈德有言:“如果社会政策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得到全部保障,绝对没有任何生活风险,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希望他们的精力、才干、创业精神和其他优秀的品德得到充分发挥,而这些品德对民族的生存和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年来我们屡见不鲜的是大寨和大庆精神遭到嘲弄和诽谤攻击,是不少地区不择手段游说上级政府将本地区纳入贫困地区行列而享受各种补贴、资助……结合历史教训,艾哈德的这些断言值得我们深思。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2-14 01:04:4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柳鲲鹏" <quantum6@163.com>, "yangxiaolu_8"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抄送:标题: AIG: 68.19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就会导致美国国债市场崩盘!

68.19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就会导致美国国债市场崩盘!

美国国债半年内会大跌99%或30%吗?

AIG

    美国国际集团经济人士的分析是基本合理,也就是6819亿美元的百分之一,100亿美元不到的缺口就会导致美国国债市场出现瞬间崩盘。不过,我不赞同其对美国国债大跌99%的悲观预测,我认为半年内大跌30%左右是比较科学可信的。

    这个依据就是,抛空美国国债的恐慌一定会发生,而且这个恐慌资金远远大于100亿美元。中国除非疯狂对内紧急发行100万亿人民币的国债,则根本没有能力填补这个美国国债恐慌性抛售的供应过剩。

中国患上了美国国债依赖症

富士产经商报

  据日本《富士产经商报》2月10日报道,据美国财政部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其拥有相当于可流通美国国债余额12%的6819亿美元。名列第二的日本拥有5771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其次是拥有3600亿美元美国国债的英国。  

  美林公司官员说,出于对不断发行国债会引起供大于求的担心,1月份美国国债投资的回报率下降3.08%,5年来首次出现大幅下跌。  

  美国国际集团经济人士分析说:“中国不可能不购买美国国债。如果中国在购买上态度谨慎,那么不仅会导致利率上升,而且会引起企业和个人的借贷成本提高。 ”他预测:“如果中国采取导致美国经济状况恶化的行动,就会导致中国的出口越发低迷。中国只要出售持有美国国债的1%,美国国债行情就会暴跌,中国甚至会损失剩下的99%美国国债。由于没有其他投资对象,中国将继续购买美国国债。”  

  摩根士丹利公司的一份报告列举了中国将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的理由:“除了短期有必要实现世界金融体系稳定外,不存在其他中国不断增加的巨额外汇储备可持续投资的市场。”截至去年12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是 1.95万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27%,约占世界外汇储备的29%。

 

    旧文参考:人民币的美元本位下的乱象:人民币泛滥成灾(美元本位是因,人民币泛滥成灾是果)。

人民币为啥泛滥成灾?

王建

2007年

    自2006年年初以来,流动性过剩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当前,过剩的流动性正在强劲地推动中国的资产价格上涨,从而开始酝酿出日益扩大的资产泡沫风险。为了防范这个风险,政府一方面在加强回收过剩流动性的力度,一方面在努力预防和消除地产和股市的泡沫。这些做法无疑都是正确的,但要“治本”还得从消除产生过剩流动性的根源入手。在我看来,流动性过剩的成因有太多的谜团,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下面四大谜题。

  谜题之一:货币乘数之谜从货币流动性过剩产生的源头看,可能是货币乘数的上升,即每单位基础货币所派生形成的广义货币倍数上升了,因此,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始终是央行消减货币流动性的重要工具。为了抑制中国货币流动性的增长,近几年央行除了不断扩大对冲操作业务,也在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从 2003年到今年年初,法定存款准备率率已经从6%提升到10%,已连续提高了8次,但是根据央行的报表计算,中国的货币乘数却从2003年年末的 4.23上升到了2006年年末的5.3。为什么在央行大幅度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情况下,货币乘数会不降反升呢?

  根据货币乘数公式,货币乘数不仅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有关,也与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和现金对存款的比率有关,而且这两者也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样,和货币乘数成反比关系。所以,如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升而超额准备金率或现金比率下降,就会抵消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部分作用,甚至导致货币乘数上升。从2003年以来的实际情况看,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和现金比率的确有下降的情况。

  实际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06年末与2003年末相比,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抵消掉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与现金比率的下降后,仍然实际提升了1.1 个百分点,这样,根据货币乘数公式计算,本应使货币乘数下降6.1%。但实际结果却是到2006年末,货币乘数反而上升了25.3%,这当然会导致货币过剩流动性的急剧增长。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货币乘数不降反升呢?或者说,在存款准备金率和现金比率以外,有什么因素在影响货币乘数的变化,从而导致传统的货币乘数公式显著失效呢?如果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很可能会导致央行依据传统货币理论所进行的消除货币过剩流动性的种种努力付诸东流。

  谜题之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而货币过剩增加在货币供给量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货币的流通速度提升,也会使货币流通量多于经济运行的正常需要量,因而产生货币流动性剩余。但是从近几年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也是下降趋势,表2是根据GDP与M2的比率所计算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

  从表2可见,自2003年中国货币流动性过剩显著增强以来,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是在不断下降的,按理说这种变化趋势,本应是会导致货币流动性的减少。具体地说,如果按照2002年的货币流通速度,到2006年末货币的流动性本应是减少2万亿元,但结果却是流动性过剩更加显著。因此,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不仅不能解释货币流动性过剩产生的原因,反而增加了更多的迷雾。

  谜题之三:生产过剩和贸易顺差与货币流动性过剩并存目前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生产过剩与贸易顺差,这是一个既成事实。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双重均衡模型,即IS-LM模型,当一国在国内存在商品供给过剩的时候,在货币市场必然存在着货币供给不足,因为IS曲线与LM曲线是呈 “X”型的反向交叉图形,所以在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中,某一方出现供给过剩,另一方必然是供给不足。现代国际经济学也说明,一国的贸易收支不平衡,必然与该国的货币市场不均衡并存,或者说,国际收支不平衡是国内货币市场存量不均衡的反映,当国内货币供给小于货币需求的时候,就会出现贸易顺差,反之则会出现贸易逆差。所以,当一个国家有贸易顺差的时候,该国的货币市场必然会存在着货币流动性不足,而不是过剩。

  这种理论分析也好理解。货币供给代表着国内需求,如果货币供给不足,就会导致国内需求不足,从而导致国内的商品市场出现供过于求,进而形成贸易顺差。所以贸易顺差不是国内货币供给不足的原因,而是货币供给不足的结果。反过来说,如果一国的货币供给过剩,就会导致国内需求过旺,从而引起进口大于出口,形成贸易逆差。但这都是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对目前的中国经济已经不适用了。中国经济的现实是,在贸易顺差不断放大的同时,却出现了巨大的货币流动性过剩。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货币乘数之谜和货币流通速度之谜是谜题,那么中国的生产过剩和贸易顺差与货币流动性过剩之谜,就是更大的谜题了,因为这个谜题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运行机理已经与传统的经济运行机理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了。如果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框架,还沿用基于传统理论而产生的宏观经济调节工具,就不会有显著效果,甚至可能是在进行逆调节。

  在中国是贸易顺差与流动性过剩并存,那么在贸易逆差最大的美国,是否会与中国相反,是贸易逆差与流动性不足并存呢?情况好像并非如此。因为如果在美国经济中存在流动性不足,就不会在美国出现世界最大的股市与房地产泡沫。此外,自“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3%,而广义货币的年均增长率约为7%,货币增长率大约是经济增长率的2.3倍。在此期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10%左右,货币增长率在17%左右,货币增长率大约是经济增长率的1.7倍,由此可知美国货币流动性过剩的程度应该比中国还严重,也说明在美国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关系,仍然与传统理论相符。再看与中国类似的俄罗斯和印度,也都存在着在出现大幅度贸易顺差的同时,股市和地产都异常繁荣,反映出在这些国家也都存在着贸易顺差与流动性过剩并存的事实。这说明在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关系中,与传统理论相悖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受新全球化浪潮影响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然而,如果有巨大贸易顺差的新兴市场国家,和有巨大贸易逆差的发达国家都存在巨大的流动性过剩,这是否就是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根源呢?

  谜题之四:中国为何会形成如此之大的货币存量?到2006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已达34.56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4.3 万亿美元,当年中国GDP总值为20.94万亿元人民币,折合2.6万亿美元,货币存量相当于GDP的1.65倍。根据世界银行和美联储的数字,2006 年美国GDP总值为12.9万亿美元,12月末的M2为7.1万亿美元,美国货币存量相当于GDP的55%。

  中国的货币存量已相当于美国的60.6%,GDP总值却仅相当于美国的20.2%,如果换算成同等经济规模,中国的货币存量就是美国的3倍,或比美国整大出2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存款的年均增长率为23.5%,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义货币的年均增长率为21.5%,大幅度高出美国与欧盟同期年均6%~7%的增长率。以前年份中国货币供给的高速增长,被解释为市场化的推进与商品货币关系的深化,但是在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具备了市场经济形态,广义货币仍以年均17%的速度递增,并且货币存量相对于经济总产出,已经是发达市场经济体的3倍,就令人感到迷惑不解了。

  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经济产生了远大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需求呢?如果其他受新全球化浪潮影响深刻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如同中国一样,呈现出货币对经济总产出的高比率,也还可以用全球化的影响来解释,但情况并非如此。

  实际情况情况可看出,货币规模显著大于经济规模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中,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说明中国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发生机制具有特殊性。到了货币流动性已经严重过剩的今天,我们已经应该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度,重新认识与探讨中国货币供给合理增长率的边界了,否则仍以目前的速度增长,每6年中国的货币存量就会比美国大出1倍,过剩货币对经济运行的压力就会不断攀升到新高度。

  以上四个问题都从不同的方面与流动性过剩问题相关联,但有一点是应该强调的,即只分析货币流动性的现象和影响,不深入分析过剩流动性产生的源头,对宏观调控来说是绝对不行的。我的初步认识是,这是一个新全球化浪潮的结果。比如,大量外资流入就是一个货币流动性过剩的直接原因,因为国外资金流入中国的银行体系,立即会参与到中国的货币创造过程,会产生中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同样效果,而贸易顺差的放大,只要不沿用央行用基础货币收购贸易顺差所形成的外汇收入,就仍然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长,因为出口商品在国内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央行已经为此投放了等量的货币,可能体现为商业银行向出口生产企业的贷款,出口企业在获得出口收入后,又归还了这笔贷款,货币流动性就不会因为贸易顺差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热钱”的流入则不同它,会增加中国银行体系内的资金总额,所以是货币流动性增长的直接原因。

  2003~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新增额为7798.9亿美元,而同期的贸易顺差额为3369.5亿美元,仅占43.2%,同期的非贸易顺差外汇流入则占到了56.8%,为4429.4亿美元,央行为此需要投入超过3.6万亿元的基础货币,按5倍的货币乘数计算,形成了18.2万亿元的广义货币,比同期广义货币16.1万亿元的增长还大出2万亿元,可见非贸易顺差的外资流入,是中国货币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当然,过剩流动性产生的原因可能还远不止这些,还需要做更多的深入研究。

小资料:2008年货币增速目标为16%

  同时,易纲昨天也首次透露了今年货币供应的调控目标。他表示,今年的货币增速目标为16%左右,而去年为16.7%,而2009年1月更是以18.94%创下20月新高。

  “当前货币政策应当以控制通胀为单一目标,不要考虑权衡问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昨天建言,制定通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就是放弃在通胀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的权衡。

  宋国青认为,预期的通胀和负利率将继续推高房价,引起多方面大的震荡。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昨天则表示,当通胀局面已经形成,生产和供给的状况具有决定性,不当的价格管制会打击生产和流通,有加剧和延长通胀的效果。

  周其仁认为,未来一个潜在压力,是就业形势的某种恶化,可能动摇紧缩货币的决心,但政府在通胀的压力下,很可能又会扩大政府价格管制的范围和力度,“这一政策组合可能使通胀自我加强,演变成中期的慢性问题”。今年的货币增速目标为16%左右,而去年为16.7%。不能光看百分比,还要看基数, 这是指数增长(1+16.7%)*16%=18.7%。

   2008年的货币增速的计划是前年的18.7%, 还有一个倍乘效应, 实际货币发行量增长应该在30%左右,和税收的年增长百分比差不多。名义 GDP增长10%,扣除通货膨胀, 实际负增长20%。

    三大缺口,2006年,中国银行业坏账据公布仍有9000亿美元之巨,地方财政赤字3000亿元人民币,社保资金缺口8000亿元人民币。怎么办?印钞票。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2-09 10:04:5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中国时报:法国邮政工人贝森萨诺成了法国政坛的闪亮明星  主题: 中国时报:法国邮政工人贝森萨诺成了法国政坛的闪亮明星

法国向左走 新反资本主义崛起

中国时报 江静玲

2009-02-07

    邮差党魁、法国革命共产联盟 (LCR)主席奥立佛·贝森萨诺5日宣布解散LCR,另组新反资本主义党(NPA),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在资本主义危机中,NPA将如鱼得水。(法新社)

    经济危机令全球猪羊变色。当各国政府均鼓励消费,以现金纾困干预银行和金融体系时,法国却朝向极左的方向行进,一股新的反资本主义,正逐渐蔓延中,且可望在今年六月欧洲议会选举时,将此一后资本主义时代革命,带入欧盟其它国家。

    尽管法国一如绝大部分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受惠者。然而,法国也是西方世界中,对所谓的全球化始终抱持最大质疑的。上周,法国才举行百万人全国罢工,成为欧洲国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率先发难者。

    法国人不理会英美政府奉行的凯因斯政策,认为银行国有化不足以解决这次金融体系统崩溃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只有更激进手段,才能把事情反转,尤其必须重新思考资本主义。

    这样的趋势和思考模式,不仅对执政的中间偏右政府形成强烈威胁,也引发传统左派社会主义政党间的竞赛。现年卅四岁的法国邮差奥立佛.贝森萨诺,就是以俄国革命家托洛斯基为典范的激进极左分子,在金融风暴引发的后资本主义时代中,他已成为新崛起的政治英雄。

     以邮差为业的贝森萨诺,二○○二年时首次参选,只有一句简单的口号:「奥立佛.贝森萨诺,廿七岁、邮差。」五年后又投入总统大选,职业仍为邮差,年龄比其它总统候选人年轻廿二岁。他虽未当选,却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贝森萨诺的政见包括:资方不得裁员、最低薪资调涨三分之一,破产的银行与其国有化,不如交给人民经营。过去这类极左路线一直处于边缘,但拜金融海啸之赐,贝森萨诺如今成了法国政坛的闪亮明星。

     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高达六○%,比法国社会主义党新党魁奥伯瑞支持率四二%更高。四五%的人希望他未来更具影响力。非社会主义而同情社会主义者中,高达六二%相信他将在政坛中日趋重要。去年十二月一次调查中,他被选为「最佳反者」。贝森萨诺的政治影响力,已使执政的中间偏右政党,不得不对他特别重视。

    贝森萨诺原任革命共产联盟(LCR)主席,他在五日宣布解散LCR,另行筹组新反资本主义党(NPA),并表示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中,NPA将「如鱼得水」。这个新左派政党旨在展开后资本主义时期的现代共产革命,藉参加今年六月欧洲议会选举,把现代新反资本主义传递到欧洲其它国家。

    贝森萨诺不属于战后婴儿潮世代,负担少,可高分贝指责婴儿潮世代的主政者让后代经济破产。当然,邮差之职也使他与大众更容易亲近。贝森萨诺自称不是职业政客,以他目前受欢迎的程度,很有可能当选欧洲议会议员,而其政治生涯,也将乘着金融海啸而上扬,的确是「如鱼得水」。

 

 

 

发件人:"志伟 王" <chaliewonderful.my265@yahoo.com.cn> 2009-02-14 11:50:30 +0800收件人:"大军中心" <zdjun@263.net>抄送:标题:修订稿: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体制技术上已经破产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体制技术上已经破产

王志伟

中国现行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肇始于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19970716 国发[1997]26号,其中对1998年后参加工作的“新人”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做了如下规定: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组成。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地(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个人帐户养老金月标准为本人帐户储存额除以120。即:

基本养老金 =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经过几年的实践,各地又根据参保人的工作年限,以后缴费每满一年增加一定比例的基础养老金,总体水平控制在30%左右。因此如果参保人缴费超过30年,其退休时领取的基本养老金公式又变成:

基本养老金 =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由于参保人缴费超过15年即可具有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资格,因此40年后当今日才参加工作(或缴费)的工人/个体就业人员,届时将领取多少退休金将取决于个人帐户储存额的多少了。由于参保人月收入的8%计入个人帐户,我们可以计算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在未来40年始终以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为基数缴费,那么他届时退休时的养老金替代率,即月养老金/社会平均工资的比率是多少呢?用数据说话:

由于2008年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还没有公布,我这里就引用2007全国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24932/年来进行计算。2007年该参保人第一年缴纳的工资的8%计入个人帐户,即

A=24932*8%=1995   

n=40(年),

i为记账利率,

x为社会平均名义工资增长率。

省略数学推导,其n年之后个人帐户的累计额为

     

该累计额除以120,就得到该参保人每月从个人帐户中领取的养老金,再加上20%或者是30%的基础养老金,就能够得到其每月的基本养老金。用这个基本养老金除以届时的全社会平均工资,就得到了他的养老金替代率(或称为退休金率),结果如下:

        

 

对以上结果进行分析:

1.                  查阅国家统计局网站,改革开放30年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实际工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14%,因此可以假定未来40年名义工资的增长率介于10%15%之间;

2.                  个人帐户记账利率我给出了较多的变化,从实际的低投资收益率0到高投资收益率10%。在2005年以前,全国各个统筹单位(省市县)所给的记账利率为一年期的银行定期储蓄利率,它介于2.25%4.14%之间。2005年开始,此一做法做了改变,记账利率改为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实际收益率。2008116号,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余效明在中国社会保障论坛第三届年会上透露,目前全国各类社会保险基金累积额已近2.5万亿元,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这五项社会保险基金的年平均收益率不到2%,安全与贬值风险加大。

3.                  按照国际通行准则,一个退休者的退休金率应该达到65% ~ 80%才能保障他老年生活水平不下降。在个人帐户的记账利率为2%的情况下,当基础养老金为社平工资的20%的时候,这个普普通通的参保人的退休金率仅仅为30% ~ 26%;当基础养老金为社平工资的30%的时候,他的退休金率仅仅为39% ~ 36%,将很难维持其生存。

4.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的平均收益率有没有可能达到10%,从而保证该参保人获得59% ~ 43%(在基础养老金为社平工资的30%的时候)的退休金率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过去十年,中国的股票投资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零,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如果投资股市将不会获得更好的收益率,还不如购买银行的定期储蓄或国债收益来得高些。能否将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投入到美国的股市呢?结论也不行。因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从道义上来讲,是不能去支援美国的经济建设的。况且,美国的社会保险基金在过去的40年间也没有从资本市场获得过10%的收益率。

5.                  从以上两个表格中也可以看出一个规律:当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率越高,也即通货膨胀率越高时,则养老金的替代率越低。

6.                  2005123日,国务院又下发了文件 ——《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对养老金计发的方法又进行了修改:

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

从而使得这个普普通通的参保人在缴费40年的情况下,其基础养老金可以获得40%的替代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个人帐户的收益率(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实际收益率)为2%时,他也只能获得49% ~ 46%的退休金率,仍然不能保证其老年生活水平不下降。

结论:

1.  中国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体制的设计,从技术上来讲已经破产。几年之后,为避免届时退休者的抱怨,又将修改养老金的计发公式,也将继续按照2005年改革的思路,增加过渡性的养老金所占的比例,其结果就是40年后参保人还将获得一个额外的“过渡性养老金”,这个“过度”永远过度不完。这也非常像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 —— 最终目标是实现公民的迁徙和居住的自由,但这一天将永远不会到来,这也就是中国式的渐退式的经济改革之路。

2.    一个国家建立何种社会保险制度,取决于该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世界通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不外乎两种:现收现付式和基金积累式。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险是指当代的在职人员缴费,支付给当代的退休人员;基金积累式是指当代在职人员的缴费被储存起来并进行适当的投资,以其投资收益来支付本人未来的养老金。纵观过去100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他们都是建立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其资本市场比中国更完善,但他们并没有建立基金积累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原因很简单,由于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如果美国采纳个人帐户方式下的缴费确定型(基金积累制)保险方案,并将保险基金储备投资于股票市场的话,1977年退休的职工能领取的养老金待遇水平仅相当于1969年退休职工养老金待遇水平的1/3

3.   在当下的中国,尤其是不能建立缴费确定型的个人帐户制度。这是因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太高,也就是整个经济体的货币流动性泛滥,使用资本的成本将非常之低,即资本的收益率非常的低下。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是联系在一体的,它不可能独立于整个宏观经济而单独获得一个较高的收益率,否则实业资本就将大举进入股票市场,最终还是会把股票市场的收益率拉低的。“物以稀为贵”,这是亘古不变的普世真理。

 

 

发件人:"Qiang Li" <liqiangnyc@gmail.com> 2009-02-13 12:49:40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Re: 这是修改过的稿件。

驳"张维迎劳动合同法的执行损害工人利益"的缪论

中国劳工问题专家 李强

2009年2月11日

    新劳动合同法的执行损害工人利益吗?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北大教授张维迎提出了停止执行劳动合同法,说劳动法造成农民工失业,劳动合同法损害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

    众所周知,造成目前中国农民工失业的最大因素是西方的金融危机影响了国际跨国公司对中国产品的采购,这致使以外贸出口为主的加工制造型企业进入了扩大发展中的寒冬。在进出口贸易减少的影响下,到2009年2月份至少造成2500万的农民工失业。

    在中国企业因为产品无法销售而面临倒闭困境的时候,在中国政府不断希望以扩大内需来带动经济复苏的时候,占据了中国人口1/10(1.3亿)的农民工却因为没有能力消费,而进一步加重了市场经济的萧条、导致更多的中国农民工的失业。

    2月5日,在东莞长安镇的乐迪卡游戏机制造厂门口,上千名女工等待着被招聘。工厂管理员在从她们中选择了300多名进厂面视,最后留下来的女工只有一百多人。东莞乐迪卡游戏机制造厂是国际著名玩具公司美泰在中国的直属子工厂。在这家工厂,工人工资底薪为每月770元人民币,执行六天每周四十个小时的工时制度,这样来算,每小时的工资标准为4.4元人民币。在不加班的情况下,扣除每月60元的住宿费之后,工人只有不到710元;再加上伙食费,工厂的伙食分为ABC三等,价格为每日11元、9元、6元不等,如果按工人平均每日10元的用餐标准,扣除每月300元的伙食费,剩下的还不到410元人民币了。这微薄410元他们还需要用来赡养老人、抚育子女。还里面还需要包适他们的养老保险。

    根据政府的统计数字,中国有1.3亿农民工,将这1.3亿农民工的基本工资总额,减去基本生活费总额后,每月节余总和约为533亿元人民币,仅仅占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资金的13.325%。张维迎先生发表的意见说劳动合同法侵害了农民工的利益,增加了企业成本,带来农民工的失业,本来就收入微薄的农民工除了基本的养家糊口不得不加班加点工作之外还有什么利益!进一步想,如果说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永远没有能力带动消费的话,那中国的消费市场又要如何带动呢?

    不可否认,我国廉价产品的出口确实促进了中国的经济成长,但是中国内需市场却发展缓慢,如果能够试着联想一下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工在各大鞋厂、服装厂,电子厂生产的是自己一个月的薪水都望尘莫及的产品的话,我们的国内市场打不开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同时受到了牵连,政府一直在试图采用各种政策和手段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以此来带动经济增长,降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由此可见,内需是经济长远发展的一项重要保障。所以要保持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就应当保证这些生产消费产品的中国工人的生活质量能够同期提高。中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需要做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远见,把中国的农民工发展成为中国市场的消费者,那样就会降低我们未来可能受到的国外经济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张维迎先生说,劳动法损害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工人的利益是什么。美泰公司下属的东莞乐迪卡工厂目前是中国劳动条件最好的玩具厂之一,它的工人也是需要每月工作176小时才能得到最低的工资标准——770元人民币;民工被工厂解雇的话,除了领取应得工资外,工作满一年的可以依法得到一个月基本工资作为经济补偿金。这些都是在劳动法范围内的东西,是合法的,难道不是正常的合理的吗?但是在中国却有数以万计的工厂连这些最基本的法律标准都做不到,而新的劳动合同法无非就是要这些基本法规得到执行。中国农民工依劳动法维护自身权益,为什么在张维迎先生的眼里就变成捣乱的民工了。

    张维迎又说,将国有上市公司股票和近2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的一半分给百姓,人均约1万元。那就用这个数目,约14万亿人民币来算,1.3亿民工1年的工资总额(不加班的情况下)约12万亿元人民币,相差不大,难道说他们仅仅拿着那1万多元就能发展起民营经济来?出自经济学教授之口的这种一变十、十变百的"财富效应"是否有牢固的数据支持。

    既然要带动消费,为什么不能从法律上面去保护能够带动消费的主体农民工的利益呢?部份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确实是有成本增加的因素在里面。但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在短时间内的经济崛起,同时带来了经济和政治上有很多不稳定因素。为了减少风险,一些跨国公司从战略层面的考虑有把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的国家的考虑,但是中国仍然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并不是他们转移部份生产线离开的中国的唯一原因,而无论国际环境如何转变,扩大内需,将占中国人口1/10的农民工转变成国内另一大消费群体,却是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应该及早着手的事情。

    像张维迎这样的经济学家做出这样的缪论是可以理解的。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大部分的国际商会、跨国公司都在抨击中国新出台的这部法律。本来平静如水的劳工研究领域突然出现的这么多的资源和项目经费,给劳工研究这块原本干涸的土地引进了肥水。中国全国总工会参与了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他的半官方背景限制了他主动来参与这些民间的辩论。有限的关注劳工方面的中国专家学者,又因为学术原因存在各方面的争议。

    新的劳动合同法是有不足,但是确实是中国劳工权益保护上面的一个进步,我们需要保护这样的一个成果,让中国劳动合同法得到执行,然后继续往下一步走。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09-02-13 07:25:03 +0800 收件人: "tou_yl" <tou_yl@188.com> 抄送:标题: 日本重启海外收购“战车”

日本重启海外收购“战车”

《中国经营报》记者 刘腾

2009-2-8

    中国经营报 编者按:在投资领域,行动缓慢往往意味着出价过高,进而成为一切不幸种子的根源。日本人深知这个道理,上世纪80年代大规模海外投资的失利便是残酷的教训。二十年后,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袭来,日本显然已经学乖了。根据Dealogic的统计,日本2008年海外并购总额高达778亿美元,是2007年的3倍,也高出2006年创纪录的520亿美元,位居亚洲国家之首。2008年全球各银行从提供并购建议中获取的收入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而来自日本并购活动的收入增长了60%。

    尽管杉杉集团在春节前极力淡化日资收购的消息,但在国内股市受金融危机影响低迷不振的背景下,其控股的杉杉股份(SH:600884)还是带给了人们意外的惊喜。2009年1月14日到16日,仅仅三天时间,这支股票就上涨了20%。“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我们动力电池材料方面的业务做得不错。”杉杉集团企划部部长曹阳表示。但真实的原因可能是1月22日杉杉股份发表的正式声明。声明称,杉杉控股将其持有杉杉集团的25%的股份转让给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伊藤忠”),将其持有杉杉集团3%的股份转让给伊藤忠(中国)有限公司。不过,股份能否顺利转让要等待商务部反垄断部门通过,尚需花费数月时间。伊藤忠是日本六大财团之一第一劝银财团下属的综合性商社,目前在华投资项目已近300家。

中国收购排头兵

    从去年到今年,伊藤忠无疑是在中国境内投资最活跃的日资企业。2008年11月23日,伊藤忠以700亿日元(折合7.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国内食品生产商顶新集团20%股权。双方当事宣布,具体出资将在2009年1月到位,2009年5月将以第三方增资的方式再度出资,伊藤忠将派出高管进入顶新国际集团。

    顶新集团是国内最大的食品企业之一,伊藤忠入股顶新,被国内媒体看作是日资企业加速渗透国内食品行业的一个征兆。对于这个大手笔的投资,伊藤忠高层曾表示,今后将利用这个机会在中国构筑新的事业基础。而国内的纺织服装业作为劳动力密集型的夕阳行业,极少让发达国家的资本心动。伊藤忠此次有意收购杉杉集团,按照一位杉杉集团内部人士的说法,是因为这家综合商事“在日本是从纺织行业起家,因此对投资服装行业有着难以割舍的情节”。不过据媒体报道,伊藤忠似乎是看上了杉杉集团的锂电池业务,并有可能与杉杉控股就置换该业务并推动其上市进行商洽,但杉杉股份2月3日发表公告澄清了这一说法。

    就在洽谈收购杉杉控股的股份之前,伊藤忠还转战中国西南,与重庆市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节能环保、生活消费、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目前初定9个具体项目。其中,重庆保税港区的建设将被列为重点合作项目。记者拿到的一份《伊藤忠2007年到2008年中期经营计划》显示,未来该综合商事的重点投资和并购地域锁定北美和中国,以及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前者将针对业务部门和经营人才,后者则注重通过参股来渗透。伊藤忠方面表示,到今年3月底的财年里,该公司用于收购的开支将达到44亿美元。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并购的远非伊藤忠这一家。在金融危机显露其巨大威力的2008年,不少日资企业一反常态,在发达国家和“金砖四国”积极展开了并购和渗透行动,涉及制药、电子、矿山、能源等领域。

阔绰的制药行业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经过数年调整后,日本公司目前坐拥大约1.25万亿美元的现金。此外,随着日元上升,日本公司的购买力也大大加强。2008年,日圆兑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上涨了大约25%。而记者从数家日本在华机构了解到的情况是,日本企业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小,但是比起欧美公司来说,损失相对较小,而在频频收购行动中,相对资金充裕的制药企业占了最大的比例。

    和欧美的制药巨头比起来,日本制药企业无论从规模上还是销售渠道商都相差甚远,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欧美竞争对手带来的巨大压力。正是这种压力,促使日本前几大制药企业不约而同地抓住金融危机这个机会,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收购对象,其大胆、果断的行动让竞争对手感到吃惊。

    2008年4月,日本武田制药公司宣布收购美国千禧制药公司,代价是总计88亿美元。武田制药虽然是日本第一大制药公司,销售额超过100亿美元,但是却面临着一半左右的药物即将专利到期的困境。日本企业在海外并购上一般都非常慎重,经常是反复研究、反复谈判,往往需要半年时间。但是,武田制药收购千禧制药却一反常态,从开始谈判到签订协议只用了15天。

    日资制药企业另外一件让人印象深刻的收购案,是第一制药三共株式会社2008年6月出资46亿美元收购印度最大的制药企业兰伯西制药公司50.1%的股权,并最终控股这家公司。

    第一制药(中国)有限公司行政部总监陈振韬向《中国经营报》表示,兰伯西公司是一家生产仿制药的制药公司,这对于第一制药三共很有吸引力,因为仿制药虽然售价便宜,但是成本也低,风险小,利润也不低,第一制药三共希望能从兰伯西公司获得一些仿制药的生产技术。其次,虽然兰伯西是一家印度公司,但是在美国设有生产厂,在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有完善的销售网,而第一制药三共在海外的销售渠道一直很差,因此也想借助兰伯西的海外销售渠道销售自己的药品。

    “日本的制药公司进入海外市场经验不足,拿中国来说,虽然我们做了很长时间,但是销售额也不过5、6亿元,日本制药企业在中国做得最好的,销售额也不会超过10亿元。因此,建立适应当地环境的渠道很重要。”陈振韬说。而在这方面能真正帮上企业忙的,可能不是日本驻华大使馆,甚至不是日本国际贸易振兴机构(JETRO),典型的日本商人会告诉你,是综合商社。

    “日本的综合商社是一种独特的企业,其作用相当于贸易公司,但是在日本企业集团乃至财团中,综合商社起到了核心的纽带作用。” 研究日本财团和企业的学者白益民(《三井帝国在行动》)的作者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日本有六大财团,一些世人皆知的著名企业如索尼、松下、日立、三洋、新日铁、佳能等等,背后都有不同的财团,这些财团分别有自己的综合商社。(详见附表)

背后的力量:商社

    2008年4月,丸红商事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丸红”)收购了智利铜矿安托法加斯塔集团(Antofagasta)两座矿山项目30%的股权,耗资6亿美元,而最终为该计划追加的投资将达到19亿美元。作为日本六大财团的富士财团旗下的综合商社,丸红有150年的历史,在富士财团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日本商社的排名中,次于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伊藤忠而列第四位。

    “在海外投资中,日本综合商社总是一马当先,充当探路者。”白益民分析说,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商社在日本财团中充当各个企业之间的纽带,在得到财团内银行支持的情况下,资金充裕,往往把控制资源和引导制造业进入其他国家市场作为己任。据资料统计,2008年,丸红共完成13桩并购交易。在截至今年3月31日的财政年度,丸红预计用于新投资的开支将在3200亿-3300亿日元(约合35亿至36亿美元)。而当年丸红年牵头最大的投资,当属收购新加坡国有投资公司淡马锡所持电力公司Senoko 100%的股权,总投资28亿美元。该公司是新加坡最大的发电公司,约占新加坡发电总量的32%。

    在众多收购活动当中,丸红体现出了对资源的相当重视。无论是进入智利铜矿公司,收购美国电力服务商PIC Group Inc,还是控制新加坡电力市场,都显示出对战略资源的卡位。2006年到2007年,丸红为其投资战略制定了“G”计划,最终的结果是,在矿山、独立发电、水务等资源性项目上,投资额占据了总投资的50%,项目包括哈萨克斯坦的铀矿、澳洲煤炭开采、卡塔尔石油精炼项目等。而在扩展支撑领域,包括粮油食品、纸张生产、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占30%。而在为2008至2009年的投资所制定的计划中,丸红同样把资源型项目列在首位,并细化为石油、天然气、煤炭、铜、铝铀矿、稀有金属等领域的资源,为此,将中下游的物流和基础建设投资也考虑在内。

    通过控制资源和对资源的经营来为本国企业谋利,这几乎是日本综合商社的使命。三井物产在世界铁矿石市场上的纵横磕捭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2003年,三井物产通过不断入股,拥有了世界最大铁矿石巨头——巴西淡水河谷的母公司15%的股份,位列第三大股东。虽然是第三大股东,但是由四家巴西养老基金组成的公司和巴西发展银行的投资公司组成的前两大股东,其实际经营基本上由三井物产操纵的。2005年,三井物产操纵巴西淡水河谷提价71.5%,利用同为三井财团成员的新日铁承认了这一提价,然后让印度最大的私营铁矿石出口商——三井物产控制的关联公司——附合这一提价,最终令铁矿石的最大买家中国公司损失惨重。

    附表:日本六大财团旗下商社和制造企业明细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

三菱东京金融集团

瑞穗金融集团

 

三井财团

住友财团

三菱财团

三和财团

富士财团

第一劝银

经理会议名称

二木会

白水会

金曜会

三水会

芙蓉会

三金会

金融公司

樱花银行

住友银行

三菱银行

三和银行

富士银行

第一银行

三井银行

住友信托

三菱信托

东洋信托

富士信托

朝日生命

三井生命

住友生命

明治生命

日本生命

富士生命

富国生命

三井海上

住友海上

东京海上

 

安田海上

日产海上

商社

三井物产

住友商事

三菱商事

日商岩井

丸红商事

伊藤忠商事

 

 

 

日棉

 

 

部分制造企业

丰田

NEC

三菱重工

夏普

日产汽车

富士通

东芝

松下

三菱汽车

NTT

佳能

五十铃

索尼

马自达

三菱电机

京瓷

日立

旭化成

三井造船

住友化学

旭硝子

三得利

日清

川崎重工

石川岛

住友金属

立邦漆

神户制钢

日本油脂

古河电气

(资料来源:《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白益民著))
 

 


发件人:"byxcs668" <byxcs668@163.com>  2009-02-10 14:29:16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中国网评论" <yinn@china.org.cn>, "中国乡村" <zgxcfxb@163.com>, "中国乡村在线" <zhgxcfx@163.com>, "中华爱国网" <99aiguo@163.com>, "中评网CEO世界" <wzy0594@vip.sina.com>,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新稿

依靠规划来振兴产业其实得不偿失

余敦

    国务院继推出了钢铁、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后,紧接着又推出了纺织和装备制造业规划,媒体报道还会源源不断地有十大产业规划火线出炉。据有关行业专家解读,这些规划将促使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得到快速复兴,而重点产业的复兴又将成为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动力和引擎,因而大大地鼓舞国人的斗志与信心,这从有关企业的股票近期在股市里不断地翻红便能得到印证。只是在下愚钝,倘使通过制订规划便可以振兴产业,何不对全中国的产业进行全面盘点,制订一个千大产业规划,抑或是干脆制订一个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全面振兴规划,中国的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发展减速问题岂不迎刃而解?

    或许有人会争辩,我们的力量有限,全面拯救只能蜻蜓点水,这将导致一个都救不了,而好钢用在刀刃上,通过重点产业的振兴可以带动经济的全面复苏。是的,这的确是十大产业规划编制目的,也许就是规划书上的第一条。然而,经济学反复告诉我们,一项政策的好坏,并不能只看制订它的动机,更要看实施它的结果。

    倘若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恰恰相反,重点施救也许的确会使一个或者几个产业站起来了,但却可能会使千百个产业因此倒下去。当然,说倒下去可能有些夸大,但说它妨碍了其他产业发展则是毫不夸张,说它伤害了整体经济也绝不是危言耸听,您若不信,让我们以已经公开了的汽车规划为例择其主要措施做个分析。

    一是减少税费和增加补贴。国家拟对1.6升以下排量的车辆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对农村购买1.3升以下的微型车予以补贴。这条的本意是既鼓励大家消费油耗小的车辆,又刺激了汽车业的发展。问题是,只减少小排量车购置税,这对那些生产大排量车的企业是否公平?大排量车耗油虽多,可它为人们提供了更强大的动力和更安全的性能,同样也为财政提供了税收为社会提供了就业。就算是大排量车浪费能源,任由它自生自灭不值得同情,那么对微型车进行购买补贴,这对摩托车企业是否公平,摩托车比微型车更加省油;这对自行车行业是否公平,自行车根本就不耗油。需知,大排量汽车、小排量汽车、摩托车、自行车、三轮车它们都是互补性行业,特别支持了其中一个,意味着其他的产业受到了抑制。

    二是支持企业重组。企业重组说穿了是企业之间的股权买卖,这当然是好事,因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让优秀的企业来兼并落后的企业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问题是,重组本是市场行为,企业根据自身条件顺势而为无可厚非,可是规划却提到,要支持大型汽车企业集团进行兼并重组。难道小的就不支持?大的就一定比小的有效率?大有可能弱,小有可能强,这是我们在企业管理中常常碰到的现象。这些年来,多少优秀企业因为政府的“拉郎配”盲目扩大规模,致使不堪重负而倒闭,难道教训还不够多吗?再说,其他产业的企业重组要不要同样的支持呢?假如支持,大家一样就无需专门制订规划;假如不支持,凭什么偏重汽车产业而漠视其他呢?

    三是支持自主创新。国家拟在今后3年安排100亿元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使我们的汽车企业今后也象微软英特尔那样,因为技术垄断而获得超额利润或者拥有核心技术而不有求于人,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目标。问题是,企业不用自己的钱来做事能做好吗?到时为了争到这些钱,什么样的千奇百怪的技术都有可能被研究被夸大被上报,至于资金是否真的会被用在研发上,或者研发的技术是否会被市场接受,这对于企业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另外,这些钱有多少会被克扣,又会滋生多少腐败,不免让人心生忧虑。更让人充满疑窦的是,为什么汽车技术的研发值得国家来买单,难道没有被规划行业的技术研发就不重要吗?

    四是支持新能源汽车。国家准备安排专项资金,让节能汽车在大中城市推广时给予大量补贴,据悉电动汽车每台最多可获5万元补贴。这是一条让人莫名其妙的政策!电动汽车需要补贴才能维持正常运营,说明电动汽车固然能够节能,但却并不省钱。节能而不省钱,说明新能源汽车可能是材料精贵,也可能是工艺复杂,还可能是产品有缺陷,虽然能省油,但是综合起来考究说明与燃油汽车相比并没有优势,在现阶段并不值得推广,尤其是在目前国际油价不断走低的时候。如果我们采用补贴的办法,强行推广电动汽车这一类新能源汽车,表面上看是节省了石油,可实际上我们浪费了更多的钱财,而浪费了更多的钱财的本质就是浪费了更多的非石油资源,如材料、工艺、人力和煤炭等,因为,在一个价格自由的社会里,钱和物是对应的,钱能买到物,浪费了钱就是浪费了物。节能只是节表象,节钱才是节根本。假定新能源汽车真的采用补贴的方式在中国被全面推广,那么,中国将大量地减少对世界石油市场的采购,却闷头在家花更多的钱来使用煤电和其他资源,其后果就是一方面我们花更高的代价使用了国内的宝贵资源使它们更加紧缺,另一方面却促成了世界石油市场的不断降价而将物美价廉的石油能源拱手他人。

    五是支持出口退税。出口退税是政府让利于企业,这是政府开明的表征,但是这样做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一,破坏了企业发展的公平环境。税收是政府的必要开支,也是企业需要政府服务的成本,出口企业并没有因为给外国人生产就不需要本国政府的服务。一个要纳税,一个不纳税,没有公平的税收政策企业公平竞争从何谈起?其二,引导产业向更加畸形的方向发展。同样的条件,对国内生产不挣钱,对国外销售因为退税而获利,这必将使得更多的企业将眼光盯着国际市场,在中央政府为启动国内需求而大费周折煞费苦心的时候,我们的政策却鼓励国内的产业继续把目光盯着国外,这与我们的救市本意正好背道而驰。退税的本质是政府人为地帮助企业降低了产品的价格,而降低产品的价格恰恰会导致资源分配的错位,这是经济学常识。其三,违法猫腻继续增多。由于存在着这一政策,许多厂家与境外企业故意联手骗税,有的甚至发展到专门以此业为生,其诈骗金额往往数字巨大,有关部门防不胜防。骗子固然可恶,但不合理的制度也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机。

    以上仅是针对汽车产业规划的粗略分析,如果我们把其他产业的规划中提到的有力措施都一一过筛,我们还会发现许多貌似公平合理实则妨碍他人的政策隐身其中,这些政策对于被规划的产业来说当然是福音利好,可是对于其他的行业来说未免不是凶讯利空。当这些被规划的产业依据这些规划逐步走向强大之时,正是其他未被规划的产业被这些规划所伤而走向衰弱之日。

    产业规划有如此众多的毛病,然何又能接二连三地被炮制出来呢?在下猜想,被规划的产业部门利在其中。公共财政有越多的钱投向某个行业,意味着某个行业主管部门的权力就越大,巨大的利益必定会促使他们描绘出美妙绝伦的产业前景来游说最高层,而这些前景也的确能够发生,只是他们对其他产业的伤害绝对只字不提。

    什么时候政府能够对某个产业施以援手?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当这个产业因为某种原因受到打压或歧视时,解除这些打压与歧视时政府可以理直气壮,因为这将使市场回归公平竞争的本来面目,就象取消某些地方禁止小排量车营运的政策之类,或者什么时候整个汽车行业取消车辆购置税也算。有关部门打着振兴重点产业的旗号,通过制订所谓产业规划的手段,利用公共财政的资金,赤裸裸地扶助他们心中有价值的产业或企业,本质上与当年的计委确立应该发展什么项目并无二样,与举国体制来培养几个冒尖的运动员到奥运会上拿冠军如出一辙,是计划经济在新形势下的乔装打扮改头换面而已。


 

发件人:<chenwensheng68@163.com>  2009-02-07 15:16:29 +0800 收件人: "hexuefeng68@163.net" <hexuefeng68@163.net>, "tougao@chinaelection" <tougao@chinaelections.org>, "陈潭教授" <cnsunman@163.com>, "大军研究中心" <zdjun@263.net>, "郭晓鸣教授(农村经济)" <guo2280@sina.com>, "贾建友" <sanren22@163.com>, "剑虹评论" <editor@comment-cn.net>, "康不德" <kangbude@126.com>, "林" <jylin@ust.hk>, "林" <jlin@ccer.pku.edu.cn>, "社科院农发所" <huzhfu@cass.org.cn>, "搜狐财经评论" <yuyucui@hotmail.com>, "粟博莉红旗出版社" <ximi2005@sohu.com>, "谭翊飞" <sdzzok@126.com>, "王加兵" <wjb@chinaelections.org>, "王淼" <wangmiao711@126.com>, "徐付群" <xufuqun@gmail.com>, "尹冬华" <chinayindonghua@yahoo.com.cn>, "张德元" <zdyuan@263.net>, "浙江师大乡村建设" <rcc2006@zjnu.cn> 抄送:标题: 请您转发:三农通俗读物《中国乡村建设》稿约

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是高瞻远瞩

李昌平

    地球就这么大,不变的,所以土地的自然供给是固定的。地球上的人口还会持续增长许多年的,这个也很难改变。技术进步可用使土地单位面积产出增长,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所导致的物质(粮食、森林、煤、油、气、矿产、水等)消耗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土地单位面积产出的增长。譬如我父亲(在农村)每天消耗的物质大约只是我(在北京)所消耗的物质的五十分之一。中国现在像我这样“现代化”了的人只有4亿人,将来会有10亿、甚至更多。因此,节约土地(特别是耕地)和各种资源是必须的。中国政府提出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直没有人敢公开挑战这根“红线”。

    最近有专家出了一个报告:《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报告认为:“改革以来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增产了60%,而耕地却在减少。说明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无关。……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粮食消费增加了17%,但粮价下降了一半。说明粮食相比于五十年前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报告据此得出结论: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是错误的决策。

    如果将18亿亩耕地“红线”只与口粮挂钩,“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是错误的”的结论在一定阶段内可能勉强成立。可是,现代人和后现代人不仅自身要吃粮食,还要给自己的车吃粮食,给自己的宠物吃粮食,给自己的饮用水吃粮食……。当今和未来世界,粮食就是能源,耕地不仅仅与口粮相关,耕地已经与能源高度相关了,耕地已经与人类的生活方式相关了。

    假如世界进一步维持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假如石油价格维持在60-70美圆/桶以上的水平,生物能源产业就会成为“朝阳产业”,这个世界就一定会有相当部分耕地用于 “种”乙醇(或汽油)。假如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像美国人或北京中产阶级一样生活,这个世界可能会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穷人吃不饱饭。2008年石油价格一度高达147美圆/桶,谁能够保障石油价格永远不会高出60-70美圆/桶呢?

    马克思说得好:“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成了谬误”。在我看来,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决策,不仅不是“错误的”、“拍脑袋的”的,而是高瞻远瞩的决策。只有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才有利于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

    《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提出了许多“没有必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理由,有很多人做出了回应,我不一一列举了。这里只对“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会制约城市化(农民进城)的进程”做出回应。我的观点是:只有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才有利于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

    首先,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占地比例偏高。根据学者马慧的研究,如果武汉用地合理布局,适当增加楼层和地下设施,可节约耕地60%以上。如果拿北京同日本东京相比,两个城市的辖地面积基本相等,但东京人口容量为2600多万,是北京人口的二倍;此外,全国城镇规划范围内共有闲置土地100多万亩,空闲土地82.多万亩,批而未供土地200多万亩,以上三类土地总量近400万亩;此外,我国的工业开发区,还有40%的土地还没有开发;此外,沿海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后,将至少有十分之一的厂房和出租屋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状态。综上所述,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我国的土地供应不是过严,而是过松。

    其次,城市化的结果应该是节约土地,不仅要守住18亿亩“红线”,还应该抬高“红线”才是。从理论上讲,城市化应当是有利于节约土地、增加农地,而不是相反。如果进城人口按每人需要交通、居住、工作、公益设施等用地0.25亩计算,未来30年有6亿农村人口进城,需占地1亿亩。但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减少6亿,通过村庄整合、产业集群和土地整理,至少可以“节约”2亿亩耕地。农村腾出的土地要多于城市占用的土地。城市化应当是有利于18亿亩“红线”抬高,而不是相反。但是,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却恰恰相反,这恰恰说明我国的土地供给过于宽松是重要原因。

    第三,只有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才能统筹并促进城市化和新农村两个建设。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需要占用土地,而新农村建设理论上可以“节约”土地,如果不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就会造成农村占地和城市化占地同时增加的局面;如果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统筹城乡建设,不仅可以城、乡建设相互促进,还可以抬高18亿亩耕地“红线”。有人可能认为这样做会增加城市化成本,延缓城市化进程,其实不然,因为这样做使得土地的经济供给量增加了,地价应该是下降的。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做会增加新农村建设的成本,加重农民负担,其实不然,如果村庄整理后,数亿农民居住在中心镇和中心村,节约出来的土地进入市场,可以增加农民数万亿土地收入;此外,建设在中心镇和中心村的农民房可以进入国家现代产权制度体系,农民家庭可以增加数十万亿的“可变现金融资产”,这会大大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而不是延缓。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会使得农民变市民、农民变城镇居民的速度大大加快,对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国民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意义重大。

  美国《能源政策法案》是新世界的起点。2005年8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能源政策法案》,在美国政府财政扶持下,生物能源成为美国新型产业,粮食和石油高度相关了。当时石油价格不到40美圆,多数人都认为用粮食生产能源,成本过高(只有当石油价格达到60-70美圆/桶时,粮食转化成能源才有利可图),生物能源产业短期不会有太大的前景。至于生物能源产业的出现,会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甚至人类生活方式产生何等影响,经济学家们几乎 “一无所知”或“漠不关心”。但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石油价格狂涨3倍多。由于美圆贬值和石油价格飙升,使美国等人少地多的发达国家的生物能源产业变得前途无量了,还使人多地少、资源稀缺、且重仓美圆的中、日、印、韩等国,损失惨重。美国不仅由此成为生物能源产业的最大收益国,而且,生物能源产业导致的粮食危机还强化了美国的“粮食武器”,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回过头去看3年前的《能源政策法案》,《能源政策法案》不是一个简单的法案,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起点,美圆贬值、石油和粮食价格飙升,是美国《能源政策法案》出台后的必然的后续步骤。美国的《能源政策法案》是可以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或广场协议相提并论重大事件。甚至认为《能源政策法案》是新世界的起点也不过分。

    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去思考,可以肯定将来还会不断出现全球性粮食危机、石油危机。如果石油价格飙升,美国一方面可以获得粮食和生物能源收益对冲;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美圆贬值获得巨额“赖帐收益”以此抵消石油涨价的不利。何况石油涨价也是美国石油大亨们发财的好机会!此外,在某一阶段,生物能源产业还是美国对付欧佩克和俄罗斯的重要武器。

    13亿人的中国,即使粮食与石油不挂钩,在吃饭的问题上,靠人之心不可有,自给之心不可无。何况粮食与石油已经挂钩了呢?为了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代和国家的安全,请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其他的事情,都应该在此大局下考虑。

 

关于征地与农村治理问题的几个观点

温铁军

2009-2-6

    古人云:大隧之内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逸逸。农口之外的学者谈论农地问题之逸逸焉,大抵与意识形态化的制度问题有关;农口之内的学者谈论农地问题之融融也,则往往由于依据实地调研而与主义和体制无关。作者从事农村研究多年,本文主要讨论与农村土地相关的问题,是故,当属大隧之内。

一、农地征占与宏观政策的相关性

    我们过去的研究指出,改革以来出现过三次“圈地运动”。都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司主义”发展经验的核心内容。前一次是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内部工业化;后两次则与中央地方经济关系调整相关。此外,允许村内自主土地调整(3年一小调5年一大调)与明令禁止村社自主土地调整之后也有差别。

    第一次圈地运动是1984年实行财政分级承包之后的“以地兴企”。主要以县级以下地方政府工业化原始积累为本质特征。期间,土地成为乡镇企业高负债条件下的资产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但由于政策允许土地变现收益主要在乡村内部分配,并且乡镇企业平均每年约带动上千万农民非农就业、辅之以增加村内的支农和社会福利开支;因此尽管占地规模很大,却基本上没有引发冲突,反而出现了农民收入和消费增加导致的内需拉动型的黄金增长。城乡差距明显缩小,没有出现“三农问题”。

    第二次是1994年分税制以后的“以地生财”。主要是地方政府普遍出现财政赤字和地方金融普遍出现贷差等早期工业化符合规律的现象,这导致的大多数尚未完成工业化合理布局的地方政府要么中断工业化要么另辟蹊径解决投资饥渴,政府遂直接出面以征占方式实现土地资本化、占有收益并转嫁成本;导致在农村资金的非农化速度加快的同时、土地与劳动力两个要素的非农化比例由此愈益不合理。

    同期,三农问题愈益浮现。并且,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后政府明令禁止村内土地自主调整的政策虽然利于稳定农民地权,但另一个后果却是在村社组织不能随人口变动自主调整土地的制约下、农村难以继续承载地方政府工业化转嫁的制度成本;随即,流动人口和社会冲突、社会犯罪都大量增加……

   第三次是在1998-2003年银行市场化改革完成后的“以地套现”。这是由于银行成为异化于地方产业资本的、追求流动性获利的独立资本力量,失去对金融部门的部分控制权的地方政府通过不断占地才能不断从银行套取资金、大量投入到已经潜在生产过剩的开发区和短期无法回收的基本建设和楼堂馆所;形成了高增长=高投资+高负债的模式。如果在宏观紧缩之中银根、地根抽紧或土地供应链条中断,已经积聚起来的政府与土地金融紧密连接的破产风险将可能爆发。

    由此,在具有全球共性的政府与资本结盟追求收益导致金融危机已经爆发的今天,中国第三次圈地运动已经具有绑架政策导向的客观作用;有些地方政府出台保护地产的扶持政策,有些则不惜动用暴力甚至非法手段强行征地等,则属全豹之一斑。

    本文对于这种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发展经验的归纳,告诉给人们一个理解中国问题的常识:单一政治体制下的各地政府实际上都是不能破产的经济主体,既不可能被现行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软约束体制改变,也不可能被主要结合部门规制的法律约束;并且历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对社会转嫁其外部性成本。

    有鉴于经济领域中真正意义的公共品和公有制的阙如,长期以来我们才一直主张在土地农转非问题上实行“同权同利”——政府的所有权与村社集体所有权同权;开发商的使用权与农户的使用权同利。基于此理,我国农村土地资源资本化的合理方式应该是在保持现行农村基本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实行“基本建设用地作股、工商业用地租赁”;至于其资本化收益差别,则应该通过税收调节。

二、农业多功能性与地价的相关性

    在2007年执政党的“一号文件”关于农业多功能性的指导思想提出之后我们认为,作为多功能农业载体的土地,客观上具有除了经济功能之外的生态环保、粮食安全、农村发展、农民保障、村社文化等其他多项重要功能。而这些功能可以在不同地区依据不同需求作出不同权重,纳入土地价值测算;如果在进入土地市场之时这种测算也计入土地价格,则会大幅度拉高地价;但其中生态环保和粮食安全等与国家可持续战略相关的重要功能,仍然未必能够通过市场交易价格自发体现。因此,土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土地多元价值,需要与多功能性有利益相关的多方博弈,不可能简单化地靠推进市场交易解决。这可能也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欧盟和日韩等小农场和小农经济国家长期限制农地自由交易的理解。

三、征地冲突及其与农村留成的相关性

    政府垄断征收农村土地及其引发的矛盾冲突,本质是:得以占有土地一级市场垄断收益的主体利用“国家权利介入下形成土地产权残缺”的农地产权特征、以政府权利直接推进土地资源资本化,以及与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相关的外部性问题。以往调研发现,征地冲突与留成之间存在相关性——征地矛盾的发生频率与政府给农民留取的土地变现比例及其预期收益分配高度相关,体现的是地位不对等的交易双方默认产权残缺条件下的博弈过程。以往经验可归纳为内含有因节约了交易成本而形成的“组织租”的三种不同模式:

    1、农村社区组织完全自主地开发自有土地。如江苏华西村等全国8000多个以集体经济为名的村庄,其实质是自主实现社区资源的资本化——将本村土地100%地利用了“组织租由成员共享”的社区内部化处理外部性的机制实现了资源的内部资本化。这种收益分配模式不仅100%地没有发生矛盾冲突,而且有利于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落实。

    2、农村社区组织较高比例留取土地变现收益。如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珠三角、长三角、胶东、辽东和部分城郊社队自主的内部化土地开发占非农用地70%以上,当年大部分冠以“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形成村社内部农户股权为依据的分配制度,因此很少发生冲突。但在土地管理法实施后期,逐渐降低到自留30%土地自主开发(内地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自留15%的土地自主开发的情况也包括在内),虽然产生的征地矛盾相对较少,但这些地区的农村经济因级差收益的影响过分依赖“吃租”导致的布局分散和结构调整困难等后续遗留问题。

    3、农村社区组织仅留5%的土地自主开发。大多数地区农村在被征地以后仅留取5%的土地用于自主开发,农民只能获得很小比例的土地变现收益,这种模式产生的征地矛盾最大、冲突最尖锐。据此,建议各地政府考虑建立征地改革试点,至少需要了解农民留取收益比例达到多少时,可以显著降低征地矛盾。

四、征地与农村治理结构

    如果全面深化农村基层财权与治权统一的治理结构改革,村组织的内部控制力就可能得到加强,农民在土地资源变现过程中获取的组织租的收益就多,因征地而产生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就少。例如,几乎所有“强村”都是“一层楼”的单级治理,而在南方农村地区,却普遍存在两级治理——行政村与自然村之间的不同治理结构。调查发现,很多传言、对抗,甚至某些群体事件,起因于村组干部或原村内治理结构之中的社区精英群体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或有损失,这也是导致征地矛盾大的一个主要因素。

    1、行政村制度体现的是现代政府对下控制的制度需求的治理结构,而自然村则或多或少地仍然属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治理结构,二者之间难以进行有效的对接,这是导致村委会干部和村民小组干部之间矛盾的实质原因之一。

    2、农村财权与治权分离。拥有行政权的村委会和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村民小组(自然村)之间在治理结构方面的差异或矛盾,导致政府在农村现行组织体系对内部土地资源的控制力减弱,从而也减少了农村居民对被征收土地的组织租收益水平。

    3、在征地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直接谈判交易成本过高,应当寻求与一个具有较高控制力的农村组织进行土地征收谈判。例如对村组干部尤其是村民小组干部采取与一般村民不同的安置措施,包括利益安排和组织安排,以期他们在征地进程中可持续地发挥对稳定农村社会的重要作用,降低政府进行征地工作的政策操作成本。

五、地方政府工作问题

    1、目前各地政府对被征地农民的各种硬性对抗和软性的抢种抢建行为等进行处理主要办法是依靠武装警察、民警等专政力量,我们在国内外调研中都经历过此种事件。这种依靠国家暴力机器强行推进征地工作的操作成本相当高,受偿不足的失地农民成为今后社会不稳定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抗性矛盾使得后续问题相当复杂。因此,适当照顾农民群众的受偿意愿,适度提高目前的安置补偿标准,可能是在上述情况发生之后不得已的政策选择。这种成本较高的打补丁政策虽然属于“被动增量调节”,但仍然被很多实践证明是相对有效的。

    2、关于核实农村建设用地总量的问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农村宅基地从未进行过登记确认,亦即,当地农村建设用地总量尚无统计数据。根据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农村建设用地管理政策已有重大变化,那么以往基层政府这种没有做好基础工作的状况是难以有效应对愈益复杂的利益矛盾的。

    3、南方和西南的农村组织体系与运作机制与北方相比差异显著。

    例如我们以前调查到,海南有些农村在大包干的时候,直接恢复了解放前的土地占有关系。但至今很少有人对这类农村财产关系和组织体系的发育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因此既不知道这类地区农民的基本价值观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些农村究竟适合一种什么样的治理模式。我们认为,这仍然是一个值得地方政府深入研究的课题。

    [1] 本文是作者为参加国土资源部与天津滨海新区征地问题高层研讨会准备的发言提纲;初稿起草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辛毅,起草时使用的材料是作者针对辛毅、陈卫平执行的一个征地调研项目汇报给出的评论的记录稿;该调研资料初步整理结果大致证明了作者的论点。

 

坚持土地家庭承包制 还是土地私有化

曹锦清

2009-2-6

    随着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公布,前些日子围绕着“第三次土改”或“土地私有化”的热议有望暂时冷却下来。说其“暂时”是因为要求土地私有化的理论及其背后的各种社会力量决非随一纸决议而消失。说其“冷却”,是因为《决议》用明确的语言重申:“土地家庭承包制”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项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全局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决议》给出两大理由:一是该制度“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符合农业生产的特点”。这两个理由是否充分和有效,我不作评论。依我之见,中国在现阶段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项农村基本制度,有一个十分重要,也十分简单的理由:土地(耕地与宅地)承载着亿万农户“社会保障”的重大责任。在我的记忆里,是温铁军先生最早提出土地与亿万农民生存、失业与养老保障之间的关系。只要我们还无力将8亿农民的失业和养老保障从承包地上剥离出来,交由国家财政来承担,那么土地就不能私有化。我把“土地保障论”称之为“铁军”发现的“铁律”。

    我注意到《决议》对此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再使用“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完整表述,而是用“家庭承包经营”、“土地承包经营”的表述方式。这是偶然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我不知道。或许取消全部农业税费后,由农户承包的土地不再承担什么“责任”了。80年代初,我们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全国农村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那时的政策制度者们清楚地意识到:农户在承包土地的同时,“承包”了一组“责任”。一是对国家的责任,即交纳农业税(后又增加农业特产税);二是对已废除的“公社集体”承担的责任,即向乡镇政府提交五项统筹。三是对村集体承担的责任,即提交三项提留。到2006年末,这三项责任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三项责任从承包的土地上剥离出来交由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来承担。对于中国农民与土地来说,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大解放。但农户所承包的土地从此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了吗?温铁军说,还有一项更为繁重,解决起来更为困难的责任,那就是亿万农民基本生存、家庭养老和失业保障的责任。所以,我们还得把这项农村基本制度老老实实地称为“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

    已富裕起来且富有同情心的城里人说,国家能否将亿万农民兄弟的养老与失业保障也从土地上剥离出来,与城里人同享此“国民待遇”呢?我的回答是三句话:一是“应该”;二是暂时还做不到;三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财政增加,逐渐达到“应该”。补充一句:谨防“欲速不达”或“好心办坏事”。2006年取消农民全部税费负担,县、乡、村三级总共少收了1500亿元左右。该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近4万亿,中央与省两级财政补得起这笔钱。自2006年后,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经费也由政府财政来负担,以防“大病返贫”为主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逐步覆盖全国乡镇。《决议》提出,按个人出一点,集体、国家补一点的办法,到2020年建立农村养老保险。但关键在于涉及亿万农村工的失业保险,《决议》只提出“扩大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尽快制定农民工养老保障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根本没有提及“失业保障”问题。事实上,在官方“失业人员”的统计上,只涉及城市户籍人口,从未将非城市户籍的农民工或农民列入“失业”统计的范围。似乎农民拥有承包地便处于“稳定就业”状态。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取消明显带有歧视性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关键也在于内含在城市户籍内的诸多社会保障,尤其是失业、养老保障无力赋予进城打工的农民。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决议》只提及“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为城市居民”。在1.5亿农民工中,具有稳定就业、较高收入,因而能购、租住房的人,只是一个少数,他们有能力“自动长入城市”。

    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将长久地滞后于工业化,这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我所谓的“工业化”是指“农民”脱离农业进城打工。“城市化”是指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工的就业是不稳定的、高流动的,无力拥有高价的城市住房。也就是说,他们只是进城打工,而无法完成城市化。城市的高价住房和无失业保障将他们挡在“城市化”外。他们的住房只能建在家乡的土地上,“失业保障”只能由他们承包土地来承担。由“农民工”这一奇怪称谓组成的全新社会阶层在中国整个社会转型期内将长久存在。这一庞大阶层的“前锋”会自动地“长入城市”,但绝大多数农民工将长期往返城乡之间,并在一定年龄段回退到农村。这是一个“事实判断”,任何“价值判断”都必须考虑到这一难以令人乐观起来的事实。我们为什么要搞新农村建设,为什么要坚持土地承包制,反对土地(包括宅地)私有化,一个重要而充分的理由在于,确保在城市“失业”的农民工返回农村时,有房、有地且有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

    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士,都拿保护农民权益,提高农民收益来说事。有些经济学家说,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产权不清,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抵制地方权力对土地的圈占,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使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合理配置。有人说,应赋予农民土地(包括宅地、房)抵押权,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农民小额贷款问题。还有种种高论,不必在此一一开列。事实上,已经运行三十年的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确实存在各种问题与矛盾,如就确保稳产高产必须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而言,土地家庭承包制肯定不如人民公社体制。规模狭小、雷同的承包制小农经济与国内外大市场的连接问题一直存在着。随着农村青壮年脱离乡村与农业,中国宝贵的土地资源的闲置与粗放使用也一直是个问题。小块土地通过自愿有偿转包能否普遍地向“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也有不少困难。如果“城市”无力为他们提供城市化的成本,那么单凭小块承包地实难支撑起“生活宽裕”的“全面小康”。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私有化能否解决上述问题,尤其能否解决私有化鼓吹者们提出的那些问题。答案只有一个:不可能。依我之见,一旦中国的土地私有化,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土地兼并问题必定再次出现。市场与资本一定会利用土地私有化而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原始积累”过程:千百万农户与他们的小块土地相分离的过程。自然经营的风险与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一定会协助资本去执行这一流淌血泪的分离运动。结果是造成农村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资本与土地集中;一极是失地、生活又无法被城市吸纳的“三失农民”。假定土地私有化就能更好地保障农民的权益与收益,这是对世界历史,尤其是近代社会转型史的惊人无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社会总体保持稳定,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它是中国农村社会,进而全中国社会保持稳定的一块重要基石。

    用“社会保障”来为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作辩护,内含着这样一个前提:随着中国经济与财政持续增长,国家有能力将全体农民的社会保障彻底地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并成为国家对农民承担的义务。加上城市有能力为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提供稳定就业与住房(无论以什么方式获得住房),那时,我们便可着手对这项农村基本制度作重大调整,以便更好的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包括在一组法律严格约束下的土地私有化。任何制度安排,恰如衣物,总会穿旧,土地家庭承包制这项农村基本制度,总有一天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退出舞台。但在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此项基本制度,必须毫不含糊地反对土地私有化。
 



发件人:<chenwensheng68@163.com>  2009-02-07 15:16:29 +0800 收件人: "hexuefeng68@163.net" <hexuefeng68@163.net>, "tougao@chinaelection" <tougao@chinaelections.org>, "陈潭教授" <cnsunman@163.com>, "大军研究中心" <zdjun@263.net>, "郭晓鸣教授(农村经济)" <guo2280@sina.com>, "贾建友" <sanren22@163.com>, "剑虹评论" <editor@comment-cn.net>, "康不德" <kangbude@126.com>, "林" <jylin@ust.hk>, "林" <jlin@ccer.pku.edu.cn>, "社科院农发所" <huzhfu@cass.org.cn>, "搜狐财经评论" <yuyucui@hotmail.com>, "粟博莉红旗出版社" <ximi2005@sohu.com>, "谭翊飞" <sdzzok@126.com>, "王加兵" <wjb@chinaelections.org>, "王淼" <wangmiao711@126.com>, "徐付群" <xufuqun@gmail.com>, "尹冬华" <chinayindonghua@yahoo.com.cn>, "张德元" <zdyuan@263.net>, "浙江师大乡村建设" <rcc2006@zjnu.cn> 抄送:标题: 请您转发:三农通俗读物《中国乡村建设》稿约

农村改革始终是从土地开始的

——2008年10月接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现场直播访谈

陈文胜

2009-2-6

    主持人: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政府已经将目标定到了2020年,可以说这将是在很长时间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您看来公报中有哪些是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

    陈文胜: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经历了30年的农村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经历了三十年,又一个三中全会,从发表的公报来看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土地问题,二是金融问题。

    农村改革始终是从土地开始的。作为农村来说,土地是根本问题,中国几千年来就是农地制度的问题。对土地的流转,有些学者认为土地流转是私有化,有些学者认为是换汤不换药。我个人认为,目前是关键时机。无论是从世界金融危机来看,还是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形态来看,已经进入最关键转变的时刻。农村改革经历了三十年,从人民民公社的大一统到土地承包,到税费改革,到今天还是围绕土地作文章,所以说,土地问题是敏感的问题,也是关注的热点。中央这次的文件是稳健的政策,它使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得到根本保障。对土地流转,对土地使用权,农民获得前所未有的财产收益。同时,当时小岗村改革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而现在要解决发展的问题。一家一户的经营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现在需要规模经济,这就牵连到土地如何规模化的问题。这个规模化是弱化农民利益的规模化,还是保护农民利益的规模化,这也牵连到一个社会和谐的问题,牵连到确保农民根本利益土地的流转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农村经济要素中最大的要素是属于生产资料的土地,再加上金融资金,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瓶颈。农村金融,比如农业银行退出了农村,农村资本就是需要很多资金,这个资金单独靠政府是非常有限的,不足以支撑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实践来看,我们迫切需要市场这只手,来调节资金需求。农村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了。所以土地和金融两个最根本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可以使农村改革得到持续发展。

    主持人:全会中提出到2020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化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实现这个目标,您认为关键是什么?

    陈文胜:城乡一体化,是十七大纲领性文件。提出城乡一体化是决策层面。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一体化就是采取具体什么措施来实现。如土地流转,它的使用权,就是股权的问题,因为城市居民对他的房产有70年使用权,农民对他的田、山、土,是30年,而且是承包权,不享受财产收益权。一体化就是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是平等的,不能是二元化;一体化就是要给农民和市民一个平等的国民待遇。经济发展方面,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土地的权利;另外一个就是公共产品均等享受的权利,城乡一体化就是要在二元化背景下解决公共产品不均衡的问题。按照公共产品理论的观点来说,公告产品是共享共有的,不区分你的种族、不区分你的性别、不区分你的职业,每个人均等地享受公共产品。比如农村修路,农民要集资修路,但是城里市民不要出钱修路。还有集资办电,集资电话等,农民要自己出钱,如村村通、乡乡通工程,要村配套,要乡配套,要基层配套,最后是农民来出钱。这本来是一个德政工程,可一个好事变成了农民的负担。医疗、教育、交通,要使农民均等地享受与城里市民同等的待遇。最重要的是养老保险。农民种地到80岁没有养老金,城里市民工作到60岁没有就有养老金。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商品,无论公务员还是国家主席,领工资的都是劳动力,就是商品,你领到的工资就是劳动力价格和价值的体现,那么在商品面前,他的起跑点是不允许不公平的竞争。市民的劳动力得到保障,而农民就得不到保障,因此给农业、农村,特别是粮食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危机。为什么农民不愿意种粮,不仅是因为种粮效益差,而且养老得不到保障,是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实现城乡一体化、建立现代农业的背景下,首先,我们应该打下一个基础,就是农村公共建设要享受国家公共财政的阳光。其次,每一个人的养老保险、医疗、教育得到公民的同等待遇。公共产品牵连到一个公共财政,我们的财政必须进行改革,这是一个关键。我们的财政预算必须透明公开,这个公开不是在人大代表会上举举手,而必须预算到具体的项目,要向全社会公布,严格地按照预算执行,是那笔钱拨给谁,如何用,要列一个明细的清单,按照政务公开条例,可以查得到这笔钱在那里。这样,最少的钱就可以办最好的事情,这是一个重大的系统的工程,牵涉到行政体制要进行很多方面的改革。

    主持人:刚刚说到农村跟城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国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比如,农村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您觉得农村改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

    陈文胜:这就牵连到两个体制:乡村治理的改革和农村行政体制改革。农村的行政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太快了,我们的上层建筑还没有进行完善,包括乡村组织如何成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因为公共服务也是公共产品。民主不是选一个人当家作主,而是选一些人来承担公共服务,乡村组织就是承担公共服务的机构。决策权要归村民代表大会、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乡村的公共权力不能由少数人来行使特别是不能由一个人来独霸。另一个就是教育,农村的师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而城市的师资力量却大量剩余。不要说省城,就是县城也拥有很多的教师,一个中学存在着大量超编的教师,但是大多数的乡镇中学教师都是缺编的,不得不聘用代课教师来维系。所以农村义务教育还牵连到师资力量的投入问题。同时,农村义务教育最突出的不是免掉中小学教育的几百块钱,几百块钱对当前农民来说算不得什么,最大的困难是读高中、读大学这两个阶段,最突出的是读不起大学。一个农民送一个大学生读书,读完后基本上家里就破产了。而城市收入相对要高于农村,绝大多数家庭供一个大学生读书一般能够承受。因此,农民的子弟跟城市的子弟在进行不公平的竞争,农村大学生在整个大学生中的比例正在不断下降。在教育这一块,大学应该要分类,哪一些大学对农村要拿出一定比例的公费生,如何均衡,我们要学习美国公费教育的长处,尽管学校不是最好的,但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高等教育,一个起跑线尽可能公平的公共教育服务。我觉得,凡是国家办的大学应该注明为国立大学,为公平教育提供保障。

    现代化的农业,需要现代的农民,新型的农民,而农民的断代现象已经普遍出现,农业缺乏职业培训,一些优秀人才尽可能走出农村,给我们的农村带来很大的问题。像我们的农业大学,如湖南农业大学有多少学生回到农村?而且回到农村,都是回到县城。回到农村进行正儿八经的技术职业很少,几乎没有。

    我们的基层干部,乡村行政队伍,包括乡政府公职人员,绝大多数不是学农的,远离于农村现实的需要。同时,城里的教育为市民服务的很多,这样一比较,城乡的差距又出来了。还有医疗,如医疗保健,偏远山村医疗技术水平也有差距,没有地方去的医生就到农村去了,没有地方去的教师就到农村去了,如此一来,农村人口最多却得不到最好的保障。

    主持人:我们湖南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该怎么走?

    陈文胜: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一个粮食大省。由于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对整个国家粮食安全有很大贡献。但是这样的发展,却给地方政府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粮食和农业是个赔本的买卖。同时,我们的粮食是粗放型的产品,农业是粗放型的产业,产业链条没有延伸。我在江苏参加一个研讨会,发现江苏是一个工业大省,却同时是一个农业强省,农业产业链条延伸的比重湖南远远达不到。湖南最弱的一项就是农业产业化,而且加工是粗加工,精加工很少,他的竞争优势非常弱。知名品牌少,有竞争力的农业产业少,上规模的的农业企业少。世界粮食危机给我们启示:在整个世界经济竞争中,石油、货币、粮食是三大最重要的经济战略资源,你把握了粮食,就把握了别人和自己的命脉,因为粮食是与人类相联系的核心产业。整个世界都向工业化方向发展,只有财政实力,经济实力非常强的国家才有本事去生产粮食。比如说,美国是世界粮食的最大出口国,你说这么一个工业强国,为什么把粮食看的这么重?

    湖南省还是有我们自己的优势的,包括我们的粮食,包括我们的农业,森林覆盖面积比较多,可以说是青山绿水,我们可以不花冤枉钱去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在湖南,我们首先做好“三基工作”,即基础工作,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在农村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湖南地形地貌千差万别,有些是偏远山区,有些是平原地带。不同的村庄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不一样,给我基础设施建设带来非常大的难度,这是我们主攻方向。湖南是一个水灾旱灾比较频繁的省份,水利设施建设是对于培养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的粮食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特别是流通领域怎么构建一个面向世界的竞争机制,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做好这个两个方面,粮食就不成问题了,农民富裕了,市场需求就激活了,这样一来,湖南在将来,就具有沿海地区所无法具有的优势。他们吃的是西药,发展很快,但有后遗症。我们吃的是中药,不能急,慢慢来;但是,一旦好了,就不会带来衰退,因此,我们要按照省委的要求,做好三个基础工作。

    主持人:您曾经提到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弱势农民,弱势政权,弱势干部,你觉的这次全会提出的,能不能解决“三弱”的问题。

    陈文胜:我认为,会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因为农村“三农”问题不是一个时代造成的,也不是哪一届政府造成的,与整个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历史的发展阶段。农业的弱势地位与它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紧密相联系。现在,中国农民的地位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前所未有的。今天的乡村治理,已经使农民获得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比如到今天,农民可以指着县委书记、指着乡村干部鼻子说事,你还不能把他怎么着,我觉得这是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跟国外比,我们的差距很大,这是我们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难题。因为与国外相比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了数百年,已经全面走向成熟,而我们的新中国成立几十年,这给我们的国力、财富的积累带来很大的时间压力。所以,解决弱势的农民问题,虽然是一个重大的跨越,但与自己比,成绩不小,与国际比,压力很大。弱势政权,弱势干部,这两个也是紧密相连的。按照过去计划经济的惯性,乡村组织至今是一个执行的机构,是执行机关。按照十七大报告要求,要推行基层民主,在胡锦涛的报告中基层民主占了一个很大的篇幅,而基层民主的问题牵连到乡村治理结构问题。乡村组织不是执行层面的问题,主要是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以后的方向应该是以宪法和法律为主,乡村组织的权利是哪一些,义务是哪一些,违背了法律就是违法,可以起诉你,依照法院的判决就可处罚你。通过权力机构,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从而使乡村组织成为自我服务的机构,乡村治理就是一个自我治理的过程。这样一来,乡村组织就不是弱势政权了,乡镇干部就不是弱势干部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能够使乡村社会的基本矛盾自我缓冲,自我消解,就能贯彻落实胡锦涛十七大报告关于推进基层民主的精神,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乡村治理结构,使乡村组织的职能回归到本来的角色、定位上去。

    主持人: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此感谢陈文胜研究员的精彩演讲。

 

780万农民工涌入广东无工可做

中国乡村发现

2009-2-8

    广东预计970万外省民工涌入 就业需求仅190万。970万外省农民工入粤,其中260万人无明确就业目标 受需求下降和订单减少影响,珠三角地区相当数量的企业减产、停产甚至倒闭,自2008年11月以来,用工需求大幅减少。今年的形势同样不容乐观。珠三角今年节后企业开工时间较往年相比推迟2~3天,个别企业甚至押后一个月。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对395户企业的用工需求调查显示,约两成的企业有减员倾向,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企业;裁减职位5000个左右,占调查企业职工总数的2.1%;六成企业春节后有招工意愿,比去年减少一成;有招工意愿的企业招工需求较去年同期下降,新增用工需求较去年同期减少过半。单是农民工,广东就面临780万的就业缺口。

 




发件人:<hxsn@vip.163.com>  2009-02-08 17:46:51 +0800 收件人: <csliangkuoqing@126.com>, <052011002@fudan.edu.cn>, <ahedegui@163.com>, <zsulproc@hotmail.com>, <yangying200611@126.com>, <dxjxhs@126.com>, <moyu205@163.com>, <jannifer98@yahoo.com.cn>, <qinjunying1234@126.com>, <zhaoyongtai@gmail.com>, <lzx_821@126.com>, <l1910@people.com.cn>, <cplee@stanford.edu>, <jean-hung@cuhk.edu.hk>, <zhouxiangzhi1105@126.com>, <jdonaldson@smu.edu.sg>, <zengxi@5460.net>, <ljf8@163.com>, <hyxyz040101@163.com>, <haoceng@sohu.com>, <jerry0821@126.com>, <wyjp001@163.com>, <chenchennews@vip.sina.com>, <w1224582@sohu.com>, <youth2007@actionaidchina.org>, <kxn@mail.tsinghua.edu.cn>, <gpgyx@126.com>, <derui321@yahoo.com.cn>, <tjnrenet@mx.cei.gov.cn>, <b887706@mailserv.cuhk.edu.hk>, <hexuefeng68@vip.tom.com>, <luson08@126.com>, <yongqinh@hotmail.com>, <qingqiupu@msn.com>, <caryshung@gmail.com>, <zhangzir@163.com>, <wdf999@vip.163.com>, <yjxy@163bj.com>, <guadafeng@126.com>, <zyh808@yahoo.com.cn>, <ruan-2002922@163.com>, <xiongwansheng@smmail.cn>, <wyf2003259@163.com>, <rengdahua_888127@163.com>, <zcp0635@gmail.com>, <nmhz@163.com>, <yaomingxing@sina.com>, <ywm76@scisea.com>, <donzhzh@sohu.com>, <zl74815@163.com>, <myear@yahoo.com.cn>, <htbeijing@126.com>, <fangtu5072@sina.com>, <972256@163.com>, <thomasfan@163.com>, <lamei858@sina.com>, <wd52001314@tom.com>, <hnhy_dzf@hotmail.com>, <lxiaolilxl@126.com>, <litingcx@163.com>, <yunfanzeng@163.com>, <lianghy512@yahoo.com.cn>, <qinbo79@163.com>, <guzimanzi@sina.com>, <langyu60@163.com>, <760512@126.com>, <sm_3344@sina.com>, <tsing90@yahoo.com.cn>, <zhang-590219@163.net>, <xczggc@gmail.com>, <zdjun@263.net>, <md@gmw.cn>, <tougao@chinaelections.org>, <liudezhong@peopledaily.com.cn>, <special@chinabroadcast.cn>, <hgb@cird.org.cn>, <jianhong.li@vip.sina.com>, <zcp13326888699@126.com>, <rcc2006@zjnu.cn>, <maogangqiang@126.com>,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zhaoyin@dg.gov.cn>, <chinayindonghua@yahoo.com.cn>, <qf_tianwang@yahoo.com.cn>, <winstonszeto1@yahoo.com.hk>, <gggggg000222@yahoo.com.cn>, <liuzuhua98@163.com> 抄送: 标题: 解读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题

揭秘掠走我们财富的真正“黑手”

郎咸平

2009-2-4

    这是我的新书《金融超限战》的序言,该书将在二月中下旬有东方出版社出版。该书详细的披露了这次国际金融海啸真正背后的黑手的阴谋的操作手法.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徐志摩1928年写下这首《再别康桥》时一定不会想到,这唯美婀娜的开场白却恰好描绘了今日国际金融炒家纵横驰骋、翻云覆雨的逍遥身影:轻轻的他们离开了狙击的仓位,正如他们轻轻的来,他们轻轻的招手,永久作别的昨日经济辉煌的云彩。不同于这位诗人的浪漫结尾,“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国际金融炒家离场时,带着从中国、俄罗斯、冰岛还有美国掠夺来的无尽财富,却留下全球各地的满目疮痍和企业濒临倒闭的战后情景。

  我们过去认为金融和战争是两码子事,比如我们很多读者是学金融的,学金融很简单,那不就几本书嘛,这个那个的。还扯得上战争这么复杂吗?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战争,还是超过传统限度的战争,叫做金融超限战,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恐怕人们都不会陌生,在它的激烈与残酷中,很多人的生活和命运都随之发生了改变。然而,人们也许没有想到,这场看不见硝烟,甚至看不到敌人的特殊战争已在全球范围蔓延,而且就发生在了我们的身边。这种被我称之为金融超限战的战争究竟是谁发动的,它到底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呢?你看得懂吗?

  面对此情此景,我无法有任何的浪漫情怀,所以我就要借这本书具体的分析这场无声无息的金融超限战当中国际炒家的操作手法,并且以中国和俄罗斯的具体案例和数据来分析什么样的国家和市场才会成为国际金融炒家的目标。透过这个框架,大家会明白,原来国际金融炒家,早以借着过去八年里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新兴市场(如中国)一连串的错误宏观政策,摆下了一个“口袋阵”,等着两方面的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不同于红军当年的“口袋阵”,国际金融炒家在这场创新的阵地里,不必等到大家都被套住了才能赚钱,而是能进来一个就小赚一个,等到大家都差不多“进袋”了,就按下“核按钮”借着表面上的经济危机把各国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一锅端掉!

  这场金融超限战的直接后果就是以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留下满目疮痍的战后烂摊子给各国政府。注意,我说的是“各国政府”,这里面自然包括了美国政府!什么?一定有很多读者跳起来了,要知道毛主席就教导过,美帝国主义才是亡我之心不死啊!难道美国政府还被自己绑架了吗?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 “美国政府”,而不是“美帝国主义”。美国与中国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美国政府是“小政府”,特别是经过三十年来的民权运动以及越战期间的反战运动的洗礼之后,美国政府是一个势单力薄的小政府。

  美国政府干预市场的能力非常小,所以美国政府奈何不了国际金融炒家,美国政府可以支配的财富总量远不能与私有财产总量相提并论,更进一步的,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大不如老百姓的总体可支配收入。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大部分的财富都是国有的,而且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老百姓可支配收入的好几倍。即便是美国政府注资花旗了,花旗老总们打算拿出五千万美元给自己配备私人飞机,奥巴马掌权初始,非但不敢把三把火都烧在银行家身上,反而除了在接受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发发牢骚、斥责银行高管可耻,也就再没办法了:三大经济政策都不关涉过度信贷消费这一核心问题。即便是美国最大保险公司AIG接受了政府注资,这些高管们还是敢烧掉五百万美元去顶级海滩会所度假,气得美国参议院破口大骂。

  这世道这么艰难,大家都知道,美国老百姓根本不比中国老百姓好受。中国老百姓无非把一部分储蓄放到股市里了,现在就被套牢了就大喊大叫,大家想想美国老百姓有多命苦吧:因为政府提供了退休金投资的减税优惠方案,美国老百姓把退休金大量放到股市里。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华尔街银行家们的薪水丝毫不受影响!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2008年他们的奖金高达184亿美元,几乎跟大牛市的2004年差不多!读到这里,肯定有读者跟我一样都跳起来了:你们这些银行家还有良心吗?同样是高管,美国三大汽车厂的高管们为了能从国会争取到支持,宁可放低姿态,不坐飞机而开自己的私家车千里迢迢从底特律赶到华盛顿,甚至自愿减薪到一美元。同样是高管,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因为,从本质上,国际金融炒家是没有祖国的,他们的信条就是“造反有理”,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同时,他们也是异常聪明的,远聪明过美国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政策官员,因为他们能不惜血本招募到最聪明的人和最关键的人:一方面,我们不难发现美国财政部的历任财政多是华尔街特别是高盛出来的人,而做财长做得好的财长比如鲁宾,会得到他们的丰厚封赏,在卸任财长之后许以花旗集团董事长的爵位;另一方面,美联储的主席却向来都是从没有业界经验的经济学家中挑选,这样的直接好处就如同前任主席格林斯潘所承认的,金融创新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我们永远无法充分理解所有的产品和交易,与此同时,我们的监管根本跟不上业界的脚步。市面上有本讲述一位华人在美联储工作经历的书,大家读读就明白了,被中国银行业视为风险控制圭臬的巴塞尔II协议是一个自发布那天起就陈旧落伍的垃圾标准。那么为什么美联储还不提高这一标准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连美联储这个美国政府里最懂金融市场的部门,都无法彻底搞清楚业界在玩儿什么!

  整个这场超限战中,连美联储都被国际金融炒家一直牵着鼻子走,那么现在忽然又被他们打得晕头转向还很意外吗?那么,你相信中国政府、俄罗斯政府、冰岛政府以及各国企业或是美国老百姓,比美联储主席还聪明吗?那么,他们这场超限战究竟在玩儿什么呢?这场局究竟是怎么步步为营布下的呢?

  1,生产者:随着中国和越南相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商品市场忽然间充满了廉价的劳动力,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曾经是美国通胀的主要源头。现在美国再也不用担心物价上涨了,因为哪个行业的工人要涨工资,企业老板就会把这生产全直接外包给中国、越南或者印度去。不过问题没完全解决,首先原料怎么办?有巴西、澳大利亚提供源源不断的铁矿砂,有智利这种南美国家源源不断供应铜矿石呢,所以好解决。那么最后的问题就是怎么便宜运原料和制成品呢?没事儿,本来石油输出国组织就在美国控制之下,现在要清理的就是那些游离这个组织之外的产油国了,先把伊拉克占领了,再把航空母舰开到伊朗和委内瑞拉,随便再把俄罗斯拖进世界贸易组织。就这样,新兴市场包括中国陷入了第一步,注意,这不过还只是“口袋阵”的开始。

  2,美联储:格林斯潘在2001年成功“扼制”了科网泡沫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后,在一片捧杀声中迷失了方向。美联储在调节利率水平的时候,本来只看通货膨胀率没有抬头就可以了。我再强调一遍,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曾经是美国通胀的主要源头,但是利令智昏的格林斯潘还是只盯紧通货膨胀率本身以及劳动力价格指数。这样他坚信当时的利息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也不会带来太大的通货膨胀风险,所以根本不需要调高。就这样,美联储被套进去了,开始采用低利率政策了。

  3,消费者:如果美国消费者不买金融炒家的帐,那么这场阴谋还不会得逞。但是,美国消费者却买中国廉价产品的账(美国消费者和中国生产者挂钩了)!可是如果美国消费者没钱了怎么办?问题就出在这了!有人会跟你商量,这样吧,我先帮你买了,你以后按月还给我就一点点行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假如是你每个收入一千块,以前你得攒钱半年才能买台六千块的大屏幕电视,现在你只要大笔一挥,答应接下来的两年里每个月还人家两百五十二块六,这电视现在就能搬回家了。这多出来两块六就是利息,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啊,怎么六千多块钱的大电视,一个月多付这么点儿钱,忍上两年就行啦?没错,只要美联储依然维持低利率政策(美国消费者和美联储挂钩了)。直接后果是什么?就是你现在恨不得立马再买上三台电视,当然了,电视有一个就够了,那就再换个手机吧,多买两套衣服,结果发现手头的闲钱还是比利息多得多。就这样,美国老百姓上瘾了,从买汽车到买房子,从买家电到交个税,都离不开了信用卡,离不开消费贷款!从此以后形成了可怕的泡沫消费,从而造成我们中国出口旺盛的假象。

  4,资金链:但是,有个问题好像被忽略了,那就是谁是这个给美国老百姓借钱的人呢?你我,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既不敢借,也不肯借。不过,国际金融炒家却还是把中国装进去了!还连带让我们中国成了替罪羔羊,你别不信,美国财长保尔森1月1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时,抛出了所谓的“中国责任论”的观点,美联储局主席伯南克《纽约时报》的一篇题为《中国储蓄帮助吹起美国泡沫》也提出过同样的观点来抨击中国是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你看看中国老百姓世界第一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把钱都借给国有银行了,国有银行把钱借给企业了,企业赚的人民币还存在银行了,但是赚的美元却因为中国特色的外汇管理体制而被强制结汇留在了国家外汇储备里!而国家外汇储备大部分却都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债,于是中国人民给美国制造廉价产品赚的那点血汗钱又反过来都借给了美国政府。美联储不加息,所以美国政府付给中国的利息也奇低无比。美联储为了在中国购买国债的时候利息不被抽高,于是启动公开市场操作,直接结果就是把钱反手注入了美国的银行间市场,由此把钱交给那些嗷嗷待哺的美国老百姓,而完成了由生产者,到联储局,到消费者的资金链条的完整建立,他们实在太厉害了。当然,中国不是唯一一个被算计的国家,中东卖石油赚的美元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又回流到美国。国际金融家就在这一个个环节中雁过拔毛,攫取了大量的利益。不过,请注意,这还只不过是战事刚刚开始!

  他们完成了资金链条的构建之后,开始反过来对付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了。

  1,俄罗斯:以社会主义国家俄国为例,其经济决策的内在缺陷,让国际金融炒家找到突破口。俄罗斯的发改委,叫经济发展部,他们当时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希望透过高能源价格和低廉的国际资金做大做强。其结果是,不知不觉,能源价格在金融炒家操纵之下拉到了147美元一桶,表面上让俄罗斯大型企业透过能源出口赚钱了,实际上是透过国际金融资本以及低利率对这些大型企业的借贷,而取得俄罗斯大型企业的股权作为抵押品。他们哪里知道全部上套了,如此精巧布局,让你赎都赎不回这些股权。

  2,中国:当然,他们也不忘记把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给套住,他们同样透过拉抬油价到147美元一桶的方式,造成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恐慌,进而鼓动中石油,中石化,中铝以高价收购矿产资源公司、再鼓动中国的航空公司、深南电,中信泰富签下不公平的套期保值合约。

  3,美国:对美国,他们也没有丝毫的仁慈。想当年,索罗斯狙击英镑,就是从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国库里抢钱。那么,这些让美国总统奥巴马为耻的人还会对他和他的人民心慈手软?

  3.1多年来,他们给老百姓设下的圈套就是:如果你有房,把房子在高价抵押掉,你能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来消费;如果你没有房子,我就以极低的利率吸引你来跟我借钱买个房子,虽然在利息都还完之前,房子是属于我而不是属于你;如果你甚至都没有资格借到钱 ,那么我用高达1.3万亿美元的次级按揭贷款来请君入瓮。

  3.2他们给企业下的套就是:尽量造更多的车吧,卖给那些本来买不起的人,因为我会给他们提供贷款;同时,卖第二辆、第三辆甚至第四辆给那些已经有车的人,因为我还会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贷款。使得美国三大汽车厂盲目的扩充,为日后的崩溃留下了伏笔。

  3.3他们给那些不属于自己小集团的银行和金融集团也下了个套:我把这些房地产贷款、汽车贷款、次级按揭贷款、信用卡贷款甚至贷款的贷款都打包变成债券乃至次级债券,再搞出各种各样的衍生产品,把购买者给套住。当然,也顺便给中国银行这类购买房利美债券的外国金融公司下了套,并由此给妄图收购外资金融集团的中国平安下个套。

  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们都不需要自己去按动那个“核按钮”了,因为他们太熟悉整个体制了,他们太清楚有人会帮他们完成最后这步的。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静静地把钱揣在口袋里离开市场,静静地看着美国市场的繁荣假象的破裂吧。

  第一步: 美联储据开始提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了,因此次级债的借款人开始还不起钱了,次级债危机开始了。那些曾经购买过次级债的个人,公司,银行,和国家开始亏损了,美国金融危机开始扩大了。中国开始受到了连累,中国政府购买次级债损失了3760亿美金,平安保险亏损了90%......

  第二步:他们把油价拉高到147美元一桶的时候,一个幕后的黑手推动着美国国会去调查油价,于是147美元的油价轰然倒塌了,然后就等待俄罗斯政府惊慌失措、紧张兮兮地找他们去高价赎回这些抵押出去的股权吧。等待中国政府去出面为中石油,中石化,中铝以高价收购矿产资源公司买单、再为中国的航空公司、深南电,中信泰富签下的套期保值合同买单吧,中国开始受到了连累。

  第三步:美国金融危机开始扩大后,美国老百姓信心开始崩溃了,泡沫消费破裂了,使得美国第三季度GDP下跌0.5%,第四季度GDP下跌3.8%,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过剩产能问题曝露了,经营难以为继,必须寻求美国政府的支援。中国开始受到了连累,过去美国的泡沫消费吸收中国高达35%的GDP的过剩产能(简称出口创汇),现在逼得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大面积倒闭。

  我最佩服金融炒家的原因是他们还能全身而退,他们甚至不需要担心会玩火烧掉自己,因为他们知道政府最怕什么,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新兴市场政府。所以,他们不用担心货币市场因而崩溃,因为他们知道美国政府一定会出钱搭救,而且是必须把钱借给他们才能真正搭救。这还是因为他们清楚,美国老百姓的退休金都在资本市场里,因此政府不得不救,并且他们控制着大部分的交易量,因此必须把钱借给国际金融资本,例如7000亿美元救市资金已经用掉的一半当中的95%就是资助金融机构。读者们,这就是美国政府救市的真正本质意义。

  这样,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一面雷曼兄弟三番五次申请变为银行控股公司而被一再拒绝,另一面雷曼兄弟倒掉了几天之内高盛和美林就变成了银行控股公司从而获得美联储窗口拆借这样的直接巨额支援。大家看看这份路透社整理的资料(http://www.reuters.com/article/bondsNews/idUSN1555573420071115)吧,你会惊奇地发现高盛的人控制了美国的财政部和交易所等公共机构的方方面面,而且掌握着大型的对冲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同时可以看到,美林、花旗和美国国际集团这些获得注资的公司,其高管莫不是与高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而言之,对于国际金融炒家,危机是机遇,而对于余下的所有人,这却是空前的威胁与灾难!面对这空前的挑战,中国的政府、企业乃至个人如何应对,2009年的股市和楼市怎么理解,请参见本书余下的那些章节。

 

世界金融危机有五大赢家

中国乡村发现

2009-2-8

    美国次贷风暴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无数昔日风光无限的华尔街大佬或倒闭清盘,或身陷危机,如履薄冰,一时间繁华不再,哀鸿遍野。但资本的世界永远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总有人能“不走寻常路”,凭借敏锐的嗅觉和坚强的意志逆市而上,笑傲江湖。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发表文章,盘点从危机中赚得盆满钵满的五大赢家。

  一、约翰·保尔森

    战绩: 2007年,保尔森通过做空次级债券市场大赚37亿美元,一举超越投资大师、量子基金创始人乔治·索罗斯,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第一人。2008年,当次贷危机全面升级,众多公司遭受重创的时候,保尔森管理7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Paulson A dvantage Plus的投资回报率高达令人难以置信的37.6%,而他管理的另一只规模较小的基金2007的回报率更是接近590%,被认为是史上年回报率最高的对冲基金。

    攻略: 2005年,当乐观的房贷专家们不断地重复着房价在总体上永远不会跌落或是美国联邦政府将降低利息以维护市场的论调的时候,保尔森敏锐地发现房地产业存在泡沫,并感觉到经济将会滑落。保尔森费尽周折说服投资者相信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正面临极大的危机,而要在这场危机中保护自己的资产,进而在危机中获利,做空次级债则是一本万利的最好选择。许多投资者都疑虑重重,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些认同他的人最终决定投资这只基金。

    2006年7月,保尔森用筹集来的1.5亿美元开始为第一只用于做空次级债的基金建仓。他认为绝不能依靠评级机构的排名,为了确保投资万无一失,他亲自带领54人的团队,逐个分析所能获取到的个人贷款的具体情况。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保尔森都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虽然他已经成功建立起两只做空次级债的基金,房地产市场却依然繁荣,丝毫看不到下跌的迹象,因此他买入的信贷违约掉期(CDS)不断的赔钱。

    据说为了减轻压力,保尔森每天都要去纽约中央公园跑上5公里。他的妻子回忆说,保尔森告诉她他在等待成功。2007年2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企业新世纪金融公司预报季度亏损。后来,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投资次贷的两只对冲基金也接连垮了。这意味着保尔森所期待的收获季节终于到来了。

    2008年年初,当投资者认为此前爆发的次贷危机阴云已然消散,并纷纷冲进抵押贷款等市场时,保尔森并没有跟风,而是开始做空包括房地美和房利美在内的金融类股票。他还准确预测了当时并不被看好的比利时英博集团对A n h e u se r-B u sch公司的并购。敏锐的嗅觉和克制能力让保尔森成为了对冲基金业的传奇。在他看来,未来一年的经济前景很难有多少改善,经济衰退可能会持续到2010年。

    二、乔治·索罗斯

    战绩: 尽管索罗斯声称他已较少参与管理旗下基金而主要致力于保持现有资金,但量子基金在2008年的回报率还是达到10%,仅次于2007年惊人的32%。要知道,2008年是对冲基金最为悲惨的一年,全球2/3的对冲基金都在赔钱,总亏损额达3500亿美元。

    攻略: 索罗斯打赢这一仗靠的是其发家时的同样手法:卖空英镑。上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欧共体内部的联系汇率,英镑汇率被人为固定在一个较高水平、引发国际货币投机者的攻击。量子基金率先发难,在市场上大规模抛售英镑而买入德国马克。英格兰银行总共动用了269亿美元来保卫英镑,但仍不敌量子基金的攻击而退守,英镑被迫退出欧洲货币汇率体系而自由浮动,短短1个月内英镑汇率下挫20%、而量子基金在此英镑危机中获取了10亿美元的暴利。

    当金融风暴来袭,索罗斯这个“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故伎重施,再次猛攻英镑,并大赚一笔。其实,索罗斯能轻松安度金融风暴并不奇怪,他在过去几年一直警告投资者,超级泡沫随时可能破裂。在刚刚结束的达沃斯论坛上,索罗斯对英镑走势的看法再次受到关注。他说,一旦英镑兑美元跌破1.40后,他就不再看空英镑,而是持中性看法。

    三、史蒂夫·艾斯曼

    战绩: 不明,可能在数亿美元。

    攻略: 正如作家麦克尔·刘易斯所说的那样:“乐观不是史蒂夫·艾斯曼的风格。”这一点让他在经济下行的时代成为最理想的投资者。就在其他人被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这位对冲基金经理很早就看破了经过层层粉饰的次贷市场所隐藏的危险,并从2006年秋天开始做空次贷证券。 当2007年9月整个华尔街因雷曼破产而陷入绝望中时,他和合伙人收获了回报。他的首席交易员丹尼·摩西说:“这真是一次灵魂出窍般的体验。”然而成功显然并没有改变艾斯曼对市场的悲观预期,他最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我希望人们不再说这只是一场信任危机。”

  四、卡塔尔

    战绩: 2008年,卡塔尔经济增长率为16%,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为10%。

    攻略: 和所有海湾国家一样,油价下跌对卡塔尔造成沉重打击,但其天然气行业和运行良好的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像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产油国的年度经济预计增长不足1%,而卡塔尔的经济仍在高歌猛进。 卡塔尔计划把天然气年产量提高到7700万吨,并打算与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联合组建一个类似欧佩克的天然气出口联盟。除了大力发展能源部门,而且其主权财富基金也在寻找出手机会收购海外资产。卡塔尔首相兼卡塔尔主权基金——卡塔尔投资局(QIA)——首席执行官哈马德?阿勒萨尼透露,卡塔尔将大笔收购3家蓝筹股企业的股票。

    五、埃克森美孚公司

    战绩: 根据埃克森美孚公司公布的年度财务报告,尽管过去数月的国际油价暴跌致使企业第四季度盈利下降33%,但公司仍获得了452亿美元的年度盈利,高于2007年创纪录的406亿美元,在保持全球最赚钱企业称号的同时,连续第二年刷新全球上市公司盈利纪录。

    攻略: 埃克森美孚着眼于成本控制的策略让它比其他企业更能抵御这场“寒冬”,其管理者强调开采或者提炼每一桶原油所能榨出的利润,这种经营风格让公司在高油价时期赚到更多钱,进而在市场低迷期起到避风港作用。当其他石油巨头开始为未来一年的经营发愁时,埃克森美孚手中却持有300多亿美元现金用于维持经营或者寻求扩张。据称该公司计划在2009年扩大生产,并增加新项目支出20%。(麦麦)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2-10 11:18:08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2009中国经济如何闯关?

2009中国经济如何闯关?

四万亿投入怎样拉动内需?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陈志武

    我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对中国经济模式或者中国过去30年所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再思考。当然我讲的这个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这个话题有一点太大了,因为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定义中国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我讲的这个模式,大致上讲,主要侧重点是下面这几个方面。第一就是中国老百姓不太喜欢消费,不太敢消费,所以中国国内的民间消费总是上不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国家是主要的花钱和投资的一方,换句话说,从某种意义上,老百姓不花钱,更多地把钱存到银行,那么这样的话就让政府通过财政税收,通过银行对于金融资源的控制,还有特别是通过国有制,让所有的土地,直接间接地属于国家所有,还有那么多大的国有企业,尽管从数量上来看,不一定像原来那么多,但是国家控制的生产性财富,生产性资产,照样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总资产的大多数,所以这样就为所谓的投资驱动的模式提供了基础。

    “大政府,小国民,启动民间消费的关键是什么?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成功依赖怎样的发展模式?政府投资过旺,为今后带来怎样的羁绊?”

    当然从我们搞经济研究的角度来讲的话,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一个社会一方面是民间消费不足,大家都不愿意花钱,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在大的工业基地方面的不断地投入,使得工业产能上升这么多,这两者之间需求不足。产能那么高,这个不平衡就在过去30年,实际上变得越来越严重,生产这么多东西往哪里走呢?好就好在有出口市场,所以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第三个特点就是国内需求不足,但是产能越来越高,那没问题,靠出口,那么依赖国外的出口市场为中国的投资驱动这种增长模式提供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必要条件。到了现在金融危机,使得这个必要条件现在变成是一个大的问号,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对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想要做的事。一个是担心很多,再一个大家都在动脑筋,想办法,怎么样让中国能够在这一次的全球经济危机挑战之下,能够突破目前的这个局面。

    当然这一次挑战确确实实从很多方面来讲,可能是1978年以后的中国面对的最大的一次挑战,当然另外一个,我今天也想要谈到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为什么7%或者8%的GDP增长速度好像还显得不够,因为这个对西方人,对其他的习惯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私有经济的那些国家的人来说,就有点抓破脑袋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对中国来说,要是GDP增长速度降到了7%或者6%,就会很有问题,(1%的GPD增长能解决100万就业)但是要我看的话,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就正因为整个中国的制度架构的安排,不能够直接跟其他的私有制经济做直接的比较。

    当然接着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种增长模式,刚才我们讲到的那种中国的经济模式,在过去30年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原因大致上来说的话,当然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前提的条件或者是前提的原因,就是经过200多年工业革命的发展,到1978年的时候,那么多的工业,那么成熟的工业生产技术,不管是交通运输技术也好,还是电脑技术,还是其他的运输容量,生产容量来讲,都等在中国的门口,所以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1978年只要中国愿意开放,愿意加入全球的贸易秩序,同时也愿意引进这些技术,那么这个所谓的后发优势,确确实实可以很快地体现出来。(后发优势)

    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30年很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国有制,国家对于资源的垄断,这个资源的垄断在一定的发展时期,可以有它非常正面的贡献。

    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一个最好的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这个办法,就是把中国、印度和美国做一个比较,因为美国的话,它是自由市场国家,是私有制国家,它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以美国尽管没有国家拥有资产,国家没办法,就是布什总统或者是未来的奥巴马总统,他没办法就是总统签署一个命令,把属于老百姓的私人的财产给他调动,要调动4万亿去盖一些大楼,要建奥运会的场馆或者是盖国家大剧院或者要修更多的高速公路,没办法。他总统不可以侵犯私人财产。但是没关系,美国在私有制之下,它有资本市场把分散的民间的这些资源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给它调配到一起,也可以做一些大项目,大的企业,像GE这样的大公司,或者微软这样的大公司。

    中国的话,没有美国这么发达的资本市场,但是在过去30年,通过国家垄断了所有的土地和当年几乎所有的生产性资源和资本和储蓄,甚至于,国家可以通过发改委或当年的计委调配资源,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只要国务院那些部门发一个这样的文件,就可以把那些资源重新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去调配,不需要支付其他的司法方面的成本或者是要经过国会的很长时间的听政的过程,所以调动起资源可以很快。

    但是印度正好是处于一个两边都不靠的这样一个局面。也就是说印度是一个私有制国家,所以印度政府要去做大项目,要做大的形象工程或者是工业基地,办工业工厂或者是像武汉钢铁厂,或者是宝钢这样的大的项目或者是三峡这样的大工程,印度政府要调动这些资源很难,因为他不能够命令所有的印度老百姓,把他们的土地财产全放弃掉,把属于他们的钱,属于他们的房子可以奉献给国家,或者由国家首相或者是总统可以任意地去调配。他们没有这种权力,但是同时他们又没有一个很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印度在工业基地,基础设施方面,确确实实赶不上中国。

    当然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看,为什么中国的这种增长模式,最后如果不是从制度层面,从基础性的制度层面去理解,和做进一步的改革的话,最后要改变,要从这种模式里边走出来是很难的,简单地说,今天的这种基础性的制度或者上层建筑和市场制度,经济制度决定了一个根本的一个局面,那就是国富民穷。为什么我说国富民穷的这个局面,是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最核心的约束条件?这个约束条件如果不打破,国富民穷的这个局面如果不改变,即使总理或者是其他的政府官员,每天去求着老百姓多花钱,刺激经济增长,老百姓也没办法。(温总理说中国人民是存钱过日子,美国人民是借钱过日子,并不反映实际经济水平)

    那么从一些数字来看,因为我不给大家一些数字的话,可能会感觉到我又是在说一些很抽象的定性的这种话。比如说如果我们把民间消费占GDP的百分比和政府消费、政府开支占GDP这两个指标来看,过去50几年中国变化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单看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50年的变化的话,1952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差不多占GDP的69%,1978年的时候,就改革开放的初期,民间消费占GDP的45%,然后改革开放的第一期,也就是第一期结束,差不多1992年或者邓小平南巡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民间消费占GDP是42%,就今天的话下降到35.5%。民间消费占中国的GDP的比重从1952年到现在,总体上是在直线下降,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期间,50年代初到1978年,是更加地大幅度地下滑,那政府的消费从1952年的占GDP16.5%上升到现在差不多30%,所以这两条曲线是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总体上是直线下降,而政府的消费占GDP的比重是直线地上升,从原来的16%点几上升到现在差不多30%。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两个趋势是越来越强?第一个原因是跟民主宪政的政治改革不足有关系,民主宪政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就是对政府的征税权和加税权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制约。还有就是对政府收到这些税,拿到政府的国库里面以后,政府这个钱怎么花的,这个预算的过程,也是一个民主制度,民主宪政要监督,要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去从所有制,也就是国有制,公有制的角度来理解,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到的民间的收入占整个中国的GDP是越来越低,而政府开支越来越多。

    比如说我如果把日本的情况,俄罗斯的情况,美国的情况,巴西的情况,印度的情况,跟中国做一个比较的话,中国差不多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就是说在过去50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而政府消费、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比如说美国在1952年的时候,它的民间消费占GDP比重是65%,现在的话上升到71%,在过去50几年里面,差不多总是在上升,而美国政府那个财政开支,财政税收,在1952年的时候占,相当于GDP的16%,到去年降到10%左右。所以美国这个曲线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是总体在下降,而美国的这个民间消费总体上是上升的,日本的情况也是这样子,巴西的情况也是这样,巴西在1952年、1950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51%,到去年的话,稍微降了一点,相对于前两年,但是也是有61%,而政府开支在巴西的话,在1952年的时候占GDP的22%,但现在的话还是20%,就这个民主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不是什么抽象的一个权利宿求,实际上是非常实际的,涉及到我们每个人到底一天可以花多少钱,一天能够赚到每100块钱,有多少要交给政府,有多少可以在自己口袋里面去,自己去花,这是一个方面。

    国家财富过剩,民间消费走低,如何平衡两者关系?政府财政分配,怎样才算合理?与美国、印度、巴西模式相比,中国如何在危机中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另外一个方面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之所以今天国富民穷的局面越来越恶化,就跟整个的国有制、公有制的安排关系非常大。尽管我们可能印象中过去30年的改革,特别是民营化的改革,可能会给我们一个印象是国家基本上不再拥有太多的财富,太多的资产,但实际上根据我找到的,就包括政府一些研究部门提供的一些资料的话,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还有差不多50万亿人民币,然后到2006年年底,根据国资委主任的一个在《求实》杂志上的一个文章里面公布的,透露的数据,到2006年年底,全国还是有11万9千家国有企业,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数字太大了,因为央企才150家左右,但是除了央企以外,还有很多的地方国有企业,所以这些加在一起是11万9千家国有企业,总的那个帐面资产加在一起是29万亿人民币,所以这个国有土地的50万再加上国有企业资产的29万亿,总共是有79万亿人民币的国家控制的财富或者是生产性资产。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跟王先生讲,他和大家一样的,每一个人应该有,在国有资产里面应该有差不多6万块钱左右的自己的一份,只不过那一份,它尽管每天可能在升值,也在产生一些利润,产生一些红利,最后都沉淀在国库里面,并不能够被转换成任何意义上的民间消费需求。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垄断生产性财富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理论或者是,就是我在学理的层面上我做出一个解释是什么。如果大家去比较一下,一个私有制国家跟一个国有制国家的话,你会发现,像在美国,一个美国主要的资产、几乎都是差不多98%、99%左右的美国财富都是属于私人的,都是属于个人的。所以对于美国家庭,如果大家想象一下,如果美国的GDP增长有4%或者是10%,像中国去年,几年前那样子,那么对于美国家庭来说,这个10%左右的GDP的增长速度可以通过两个渠道对他们这个财富和可以消费的钱产生影响,第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劳动收入,工资的增长,这一块可能会跟GDP的增长速度差不多;第二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影响美国老百姓消费的渠道是资产的升值;像股票的升值,房地产的升值,土地的升值等等,在美国的话,美国白宫,布什总统不会感觉到那些好处,都是由美国的生意人和企业感觉到这个增值的好处,但是因为在私有制的安排之下,这些资产的升值都可以最终反映到各个家庭的财富的数字上面去。

    但是在中国这个情况不一样,因为尽管我们刚才那79万亿国有资产财富,分到每一个人身上有6万块钱,如果你是一家三口人的话,18万块钱的额外的应该属于你的这个财富。尽管过去这些年大家都看到,土地的升值这么多,中石油去年在,刚刚在A股上市的时候说,那几天,那段时间的中石油一个公司的股票的那个定价,它的一个公司的市值就超过1万亿美元,就差不多有7万亿人民币,那种升值谁看到会最高兴?当然主要是中石油的人看到最高兴,还有那些其他的。但是按理说这么大的资产,这么大的资产升值,我们13亿中国的老百姓每个人都有一份是不是?你看大家都应该,第二天应该可以到街上多买一件好衣服,或者是多去餐馆,吃得更好一点,或者是又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旅游一下,因为那些增值,分到你身上,多多少少也有一些,是不是?

    但是我知道,这个陈志武教授肯定是发疯了,没有人这样子想的,因为那个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我们个人的,不是我们每天可以去花的,这就为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安排之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10%或者8%以上,要保8,就是因为中国的8%就相当于美国的4%左右的GDP的增长速度,原因是什么?就简单的层面上来说,就正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资产的升值在中国,对中国老百姓不会产生消费的那个影响,只有第一个渠道,所以这就为什么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大致上应该先要被除以2,才可以跟其他的私有制经济的国家的GDP的增长速度直接可以做比较,否则的话这种是没办法比较的,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GDP的增长速度,差不多只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长速度的一半左右,就是因为资产升值本来可以对民间消费带来影响的这个渠道被国有制给堵死了。

    实际上我不止是从学理上可以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哪怕是从经验数据来看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比如说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是5万1千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这三个大的跟民生有关的项目上,特别是像医疗卫生,总的开支大概去年是6千亿人民币左右。6千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去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的身上,每一个人去年,大概政府给你做的转移支付是461块钱,相当于城镇居民去年可支配收入的3%。那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国家,美国:美国去年联邦政府总共在刚才这三项上面,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就业福利上面,开支是1万5千亿美元,占GDP的11.5%,分到每个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而中国只有城镇,中国算到每个人身上的开支,政府在这三项上的开支,只相当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当然我们会说,美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够把中国跟美国比,因为中国现在还处于这个,继续要做更多的生产建设的时期。那巴西怎么样呢?巴西是民主国家,它也是私有制国家,它不是以社会主义为它的立国的基本方针的国家,也没有这个公有制,但是巴西政府去年一年仅在公共卫生支出这上面花掉了差不多相当于GDP的5.4%的这个钱,而中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失业福利这些方面,加在一起才花了相当于GDP的2.4%的钱。所以从这些数字来看,和其他的国家经历来讲,我们不管这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还是哪个主义。政府收了这么多的税收,然后又掌握了这么多的社会财富,生产性资产,通过土地的国有、公有,还有这么多企业的国有,如果最后在,真正地反映到老百姓,跟老百姓的生活,跟民生有关的那些项目上,看不出来这些开支的数字,我们应该去意识到,有一些东西基础性的制度必须得要改变,否则的话这些是不行的。

    所以回过头来讲,我们说经济增长模式要转型,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不在基础制度上做一些根本性的调整的话,我不觉得从根本上能够保证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够从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型转移到消费驱动型的这个模式。当然具体来讲的话,除了要进行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之外,这样的话对于政府的征税权和财政预算权进行实质性的制约。另外就是要把剩下的这些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当然土地应该要分给农民,本来就是属于农民的,不能够再以这种其他的名义,让农民继续做出牺牲。

    另外就是把剩下的这些国有资产,除了给社保资金做一些,划拨过去一些给充实社保基金的运作以外,剩下的国有资产应该要进行我所说的民有化的改革。那是什么呢,就是把,在中央这个层面把150家剩下的央企的一些股权,都注入到一个国民权益基金里面,然后把这个国民权益基金分成股份,在13亿中国人,中国公民中间,每一个人分同样多的一份,这些股份最好是可以交易。

    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应该设立自己的国民权益基金,就把各个省市的剩下的国有企业的这些产权,都注入当地当省、当市的,本市的国民权益基金里面。然后那些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当地的人得到的股份应该要比这个省、这个市之外的其他的中国公民得到的,本地要占多一些,外地的要占少一些,就按照具体的一些比例,以这种方式真正地把我们原来一直信以为真的全民所有制给它落实一下,我不是说要做原来意义上的私有化,因为我说的照样是全民所有,只不过全民,现在我说的这个全民都是改革以后的全民所有,相对于以前来说,所有者是落实到了个人,被具体化了。(近似俄罗斯的休克疗法)

    就每一个人,你拥有多少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股权,你就会享受到这个股东的权利,包括分红的权利,会享受基金的股权,股份升值的好处。这样一来的话,从根本上可以把资产的升值,财产性收入带入或者还给中国的老百姓,这就是为什么十七大讲到的,要增加中国人的,中国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个方针是很好的,这个基本的理念是非常非常好的,只不过如果不把这些剩下的国有资产真正地具体地民有化到个人的身上,这种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愿望怎么可以实现?
 

 

发件人:"寿论 仙" <xianshou2005@yahoo.com.cn>  2009-02-08 18:51:4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农村包围城市

农村包围城市——我国社会变革的必然之路

井冈路

2009 02 08

xianshou2005@yahoo.com.cn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关键时刻,在城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流精英控制了话语权,并掌握了相当一部分权利。工人阶级已成为弱势群体。
不仅在私人资本企业里工人只有被剥削的权利,就是在国有企业除干活劳动外,也没有其它权利。在任何一个私人企业内不可能搞社会主义改革,否则会受到老板决定性的阻挠而不能进行。在国营企业,那些年薪数百万、甚至数千万高高在上的高管们掌控着绝对权力,普通职工没有发言权,社会主义改革会受到上下左右多方面的制约而很难成功。因此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非常困难。但在农村情况却有很大不同:

    首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还没有来得及控制农村。农村土地虽然进行了家庭承包经营,但本质上还是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性质占主流。*在农村普遍具有城市所没有的五大资源优势,有利于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房地产资源,人力资源,可再生能源资源,依靠这五大资源,农村经营活动具有不少自产自销的自然经济特点,(如粮食、房产、道路等皆可自产自用),因此农村经济具有一定程度的不依赖难以把握的市场而依靠主动计划的特点,更有利于进行科学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土地天然具有拒绝资本的“本能”,走社会主义集体化之路是必然选择。土地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若私有资本对其控制,必会造成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失衡,进而形成尖锐的社会矛盾,使社会不稳。农民具有较“完整”的权利,有利于实行最彻底的社会主义民主。农民除具有政治上的自然人权外,还有城市工人所没有的自然土地资本权,以及由土地衍生出的部分矿产资源资本权。有权参与、监督农村基层组织或各种合作社的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有利于实行最彻底的社会主义民主。

    和城市经济相比,由于有资源优势,搞农村经济只需要较少的资金投入。房地产,这个在城市投资最大的产业,在农村却不需要太大的资金就能搞起来。城市搞任何产业都需要占用昂贵的土地,而农村搞产业占地,基本上不用资金。农村乡镇的工业化、工农商一体化、卫星(微型)城市化是农村发展的必然之路。大都市化不是一条好的工业发展模式。

    农村交通已很方便,已建成了纵横交错的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以及县级到各村镇的公路交通网,完全可适应现代化生活和生产的需要。生产企业迁往大城市郊区或农村是正在进行的历史必然。县以下农村乡镇可发展特色经济产品。县以下农村乡镇有利于利用可再生能源发展节能减排产业。在农村企业上班,节省上下班时间,节约交通运输用能源。

    农村首先实现完善的、彻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左派,应该走一条现代版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左派、革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新时代的大学生,应响应党的大学生当村官的号召,到农村去,建设成更多的现代版的井冈山——更多的南街村、华西村,把这些社会主义的农村根据地连成片,最后包围城市,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有诗为证:

昔日井冈起义兵,

今朝新村建奇功。

任尔城头黑云卷,

我自山河遍地红。

    记得是马克思说过,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十八年前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似乎预示着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所谓“华盛顿共识”随之产生。但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突然峰回路转,华尔街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骤起,全世界向左转,这又意味着“华盛顿共识”的破灭和资本主义的末路。所有这些,促使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进行深入思考,我们具体应走一条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带领全体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民主幸福之路。

    社会自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早已发现了这一规律。建立在唯利是图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通过各种强势地位和阴谋手段掠夺全世界人民的财产是资本的本性,因此,周期性的产生经济危机是其必然规律。尽管主流精英们想从技术上解释或避免这一危机,但都是徒劳的。反倒是那些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小人物”如宋鸿兵,准确的预见到了这次危机。

    这次突发的世界性的危机对我国来说是危也是机。在全世界向左转的形势下,对我们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机遇。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一个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好方案来应对这一危机。且不说我们的国家早已被一些走资本主义的主流精英——美国鹦鹉们所绑架,他们控制了我国的话语权和政策制定解释权,就是对广大左派来说,虽然对主流精英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并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但也没有一条清晰的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路线。

    30年来,我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滑进了不少,此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此路不通。现在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左派面前的极其严重的政治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是坚持从政治经济理论上对右派进行批判,从整体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方面,要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能为广大人民赞成拥护的社会主义民主幸福之路。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大国,不依靠农民、不解决农民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过去依靠广大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现在重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被证明是一条正确的实现社会主义的路线。过去6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翻开我国几千年历史,就是一部农民斗争史,农民运动、农民起义是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基本力量,正是依靠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实现了历代王朝的更替: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宣告了秦王朝的灭亡。绿林赤眉的农民起义,导致了西汉的灭亡和东汉的兴起。黄巾农民大起义导致了汉朝的最后衰亡。以瓦岗寨为代表的随末农民大起义,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和唐朝的诞生。以红巾军为代表的农民大起义,导致了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李闯王的农民义军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几乎推翻整个清王朝。

    在新中国的诞生过程中,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行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在井冈山、延安、西柏坡领导主要由农民组成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坚持在广大农村与国民党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取得了全国胜利。建国初期,面对迅速出现的土地买卖、农村分化,我党领导农村实现土地集体化,为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是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也是首先抓住农民问题。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或简称包产到户),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稳定住了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民,稳住了广大的农村。不管农民工在外如何艰难辛苦,不管在外有多大风险,回到家有自己的几亩地,有吃饭的地方,有自己的避风港。这为我国长达30年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保证了较稳定的社会环境,缓和了很多社会矛盾。

    当前我国社会变革进入一个极其关键、极其复杂的时期,各种矛盾集中爆发。贫富悬珠、贪腐横行、资本贪欲主义泛滥、群体性事件不断。这次金融风暴,对美国主要是金融危机,而对我国则主要是经济危机。真可以如国歌上所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对如何解决我国面临的问题,左派和右派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以08宪章派为代表的右派,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即彻底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实行政党论替,完全资本主义化。对这些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本主义观点,如果说以前还有点市场,这次美国引爆的全球经济危机则宣告了其彻底破产,我在这里不想对其再多费笔墨。但我们绝不能低估他们的能量,如果我们左派没有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能为广大人民带来民主幸福、能受到人民赞成拥护的社会主义变革之路,则右派精英们还会忽悠人们走向资本主义。

    八十多年前,面对国民党的屠杀,共产党人进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枪,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具体走一条什么样切实可行的路线却是不明确的。是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走了一条发动农民参加、坚持长期的农村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的革命路线,才取得了最后全国的革命胜利。在今天,我们代表广大工人、农民利益的左派,也应该走一条新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这是一条夯实社会主义基础的路线,也可能是目前唯一一条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路线。下面从不同侧面来分析这一问题。

    目前对那些仰美国鼻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流精英们进行坚决的揭露和批判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努力争取话语权,努力延缓或阻止主流精英们把我国拉向资本主义的泥坑。但仅此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只破不立,只批判资本主义,而不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社会主义样板制度,不能用实实在在的利益和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就不能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不能彻底战胜那些仰美国鼻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流精英们。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和沉重的打击,但由于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社会主的体制,相反却暴露了不少由于社会主义不完善造成的缺憾,在毛主席去世后,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大泛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左派仍没有找到一整套能在全国推行的、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样板制度,还没有找到一条清晰的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路线。

    在城市,经过30年的蚕食,那些仰美国鼻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流精英们已掌握了话语权,甚至掌握了相当一部分政府权力。这次美国引爆的危机虽然给了他们以沉重打击,但并未致命,他们还在利用掌握的话语权鼓吹资本主义。我们左派的声音虽然有了增大,但仍处于劣势。城市的情况非常复杂,经过30年的与国际接轨,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已严重资本主义化。在城市,你在任何一个私人企业内搞社会主义改革,都会受到老板决定性的阻挠而不能进行。即使在国营企业,那些年薪数百万、高高在上的高管们掌控着绝对权力,其经营思想、理念、和管理制度已严重资本主义化,普通职工没有发言权,社会主义改革会受到上下左右多方面的制约而很难成功。

    目前我们左派很难在城市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样板,南街村、华西村等社会主义样板不可能出现在城市。在农村情况却大不一样:首先,由于种种原因,主流精英们目前还没有来得及控制农村。农村土地虽然进行了家庭承包经营,但本质上还是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性质占主流,城市大资本还未来得及控制土地,还较容易回到南街村那样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上来。

    其二,土地天然具有拒绝资本的“本能”,走社会主义集体化之路是必然选择。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属于国家战略资源的行业,大都是国家所有。我国改革开放多年,很多行业已资本主义私有化,但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如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行业,矿产资源,铁路电信等都是国家所有。

    土地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没有粮食,民心就慌,国家就乱。所以对土地、粮食就不能完全自由买卖。完全资本主义的日本,最强调自由贸易的日本,是决不允许别国进入他的粮食市场的,其国内的土地制度也是相当严厉的,每户耕种的土地不能超过15亩。完全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其相当大一部分土地也是国有的。可见,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土地也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公有资源。土地有一种天然的本性,拒绝私有资本对其控制。若允许资本自由控制土地,则必会造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失衡,进而形成尖锐的社会矛盾。

    对于地少人多的我国,若土地完全私有化,允许自由买卖,则必然很快造成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批农民就会失去土地,就会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证,从而形成社会动乱的根源。我国历史上历次社会动乱,大都和大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农民大量失地,生活陷入极度贫困有关。所以土地的规模经营必须通过实行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来实现,不能实行自由买卖,以保证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

    改革三十年来,可以在城市里大搞资本主义,搞各种企业的私有化,甚至可以把国有企业变成私有企业,可以把国有企业的职工变成私营企业的雇员,但在农村却只能搞经营权家庭承包制,土地还是集体所有,不允许自由买卖。如果30年前就搞土地私有化,允许自由买卖,允许资本下乡收购土地,则30年后的今天,土地早就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早就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在国家无力对所有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失地的农民将是社会极大的不稳定因素,也许早已出现社会动乱。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家一户个体生产方式已很不适应,迫切需要土地集中规模经营。由于土地不能由资本控制集中到私人手中,以免造成社会动荡,实际上只有走集体化一条路。因此,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应该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只有坚持土地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既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不会造成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形成严重的社会矛盾。农村已有南街村、华西村等一大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新农村样板,这是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根据地,有极大的影响力、号召力。与城市相比,在进行社会主义变革时,农村还具有以下多方面的优势。

    (一) 农村的情况比城市情况要简单得多。且每一个村庄相对较独立,外界干扰较小。较容易搞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新制度的建立。

    (二) 农民具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控制权。在城市,工人阶级除有劳动被剥削的权力外,已没有任何其他权力。不仅没有资本、资产的控制权,甚至连工作权、发言权、讨薪权、罢工权也没有。但在农村,农民至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有经营使用权、劳动权,主要生产资料如土地、工具设备的控制权。人类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以及由土地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矿产资源,农村具有这些基本资源,这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可搭起一个改革的平台。

    (三)农民具有较完整的“权力”,农村是进行民主改革试验最好的场所。农民具有政治上的自然人权、自然土地资本权以及由土地衍生出的部分矿产资源资本权等三重资本权。有利于实行最彻底的民主。农民具有较完整的“权力”,即既有政治上的人权,也有资本权(土地使用权),农民有权选举村长,也有权选举合作社社长,在村办企业里有选举企业领导的权力。可以参与企业的日常管理和监督。总之农民可享受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权利。这时城市工人所没有的。一个在城市工作的工人,不仅无权选举私营企业的老板,就是在目前的国营企业里,恐怕也无权选举企业领导人。农民这一较完整的“权力”为我们推行最广泛的民主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在“完美的”资本主义的美国所谓的充分的民主,充其量是几年一次选举总统或州长的权力。而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却无权选举直接管着自己、压榨自己的“老板、经理、工头”。

    谈到民主,黎阳先生有一段精彩且深刻的论述:私有企业中雇员与老板的关系是经济依附关系,所以私有制企业内无民主:怎么管理是老子的私事,老子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谁也管不着。如果是公有制企业呢(真正的公有制企业,企业头头一手遮天的不算)?那就有民主。因为企业不属于哪个个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只要有利于把企业搞好,谁的意见对就听谁的--这就是民主。由此得出常识二:民主不民主取决于所有制。公有制才容得民主--同一个企业,同样那些人,公有制时容得民主,私有化了就容不得民主了。

   "民主精英"会争辩说,不对,我说的民主不是企业管理,而是政治,超出一个企业的范围。如果这样说,那所谓的"民主"就要打个折扣了:工作场所民主意味着工作者平时天天都能享受民主。工作场所不民主意味着工作者起码大多数时间享受不到民主。每个人的一日三餐重要,还是几年一度的会餐重要?不吃一日三餐只吃几年一度的会餐,这人是不是有病?由此可见"民主精英"对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并不感兴趣。他们的"民主"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抽抽民主"--几年抽抽一次--常识三:近在身边、天天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主才是最实际的民主。在农村集体企业里就可以实行远远超过资本主义民主的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近些年我国一直推行乡镇民主选举,正是在试验推行这种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可见,在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在农民具有土地经营使用权的农村,可以实行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进行最彻底的民主改革试验。

  (四)农村具有五大资源优势。在经济活动中,有利于搞科学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农村普遍具有城市一般所没有的五大资源优势,即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房地产资源,人力资源,可再生能源资源。因此农村经济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产自销的自然经济特点,可少依赖难以把握的、被动的市场,而可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主动的、科学的计划,从而更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势。。在城市,任何一个单位或公司进行经济活动,一般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服务,如银行是为别人理财,工厂是从外面进来原料,为别人的需要生产产品(如汽车、冰箱等)。任何一个单位时时刻刻与其他单位或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不可能有一刻的独立存在。任何一个企业的生存都离不开产、供、销三个环节,受市场因素制约很大。

    在现代农村,虽然也已融入了大量市场因素,也有产供销问题,但相较于城市,仍有相当的的自然经济特点。如对人生的三大主要需求吃、住、行,基本上可自我满足。大部分农民生产的粮食主要是为了自己用,建造的房屋主要是自己住,修的路主要供自己走。这种自产自用的特点,可以使我们少考虑市场因素,可更多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发展农村经济,可以用很少的资金办很大的事。例如,住房是城市人的最主要的消费,往往是人们用多年的、甚至多半生的积蓄才能获得。但在农村只要买进钢筋水泥等几种原料,靠自己的双手就可建成,因为人力资源是自己的,土地是自己的,砖瓦自己可动手烧制。因此,在城市以房地产拉动经济,国家或社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在农村搞房地产却容易得多。

   (五)农村乡镇的工业化、工农商一体化、卫星(微型)城市化是必然之路。像我们这样人口密度很大、农村人口非常大的国家,绝不能简单模仿西方国家城市化的道路,必须要走一条自己的路。由于农民数量太大,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把95%的农民转移到城市,城市提供不了那么多的就业岗位。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管学者们如何争论。我们不能走强行城市化的道路,而应该顺其自然,走一条逐渐提升农村水平、逐渐缩小城乡差别、直至最后消灭城乡差别的道路。实际上 农村乡镇的工业化、工农商一体化、卫星(微型)城市化是农村发展的必然之路。下面分几方面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大都市化不是一条好的发展模式。现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的发展,已经产生了许多诸如环境污染、居民生活、交通运输等很难解决的问题,以致不少学者建议用迁都里解决。单就交通来说就造成了极大的人力资源和能源等物资资源的浪费。每天职工上下班就要耗费3~4小时,本来20分钟的车程,却要走一小时甚至两个小时。人们习惯了,也许不算这个账,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大的人力资源和能源等物资资源的浪费。现在城际交通非常发达,从天津到北京100多公里,高速列车只用半小时就到。但在市内交通,往往需要几个小时。

    2、农村交通已很方便,未来会更方便。完全可适应现代化生活和生产的需要。现在在广大的农村已建成了纵横交错的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以及县级到各村镇的公路交通网,基本做到了村村有公路通汽车。今后农村交通还会进一步变好。以河北省为例,各地级城市之间的距离一般不超过150公里,这就是说大部分农村距地级市的距离都在几十公里内,汽车行走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比北京市内行走还要节省时间,将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村住房、水电等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完全可变成像城市那样的工作、生活、学习环境。

    3 、生产企业迁往大城市郊区或农村是正在进行的历史必然。工业生产大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且要占用大量土地,因此工业生产向大城市郊区或农村搬迁是必然趋势,首钢搬出北京,石家庄大型工业生产企业都搬到郊区和外县农村(药厂、钢厂、焦化厂等都搬出),即是例证。未来新建工业生产厂也必定是在农村,这为农村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农村工业化必定是未来工业发展的模式。

    4、县以下农村乡镇可发展特色经济产品。县以下农村乡镇发展特色经济可形成区域优势,其生产效率甚至可以超过城市,如温州的小商品生产就有极高的效率内和价格优势。浙江海宁的太阳能热水器,河北安平的丝网,永年的紧固件,都是名誉全国的区域特色经济典型。

    5、县以下农村乡镇有利于利用可再生能源发展节能减排产业。农村具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充分利用这些可再生能源,可解决农村所需要的热能、电能的相当一大部分,这对减少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排放,对节省紧缺的煤炭石油等矿物能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未来完全有可能在农村建成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发电的大型能源产业。

    6、节省上下班时间,节约交通运输用能源,农民工就近在工厂上班,大大节省上下班所用的时间,减少了城市上下班交通的拥挤,节省了交通运输用能源。

    (六)搞农村经济需要投入的资金较少。农村有自我积累资金的能力。房地产,这个在城市需投资最大的产业,在农村却不需要太大的资金就能搞起来,因为,土地是不要资金的,人力是自己的、砖瓦砂石可自己生产,只要买进钢筋水泥,就可干起来。至于粮食、蔬菜等农作物的生产,其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是自己的,有机肥料可自己制造,种子也可自己培育。农机具可根据自己的财力购买。与城市工厂生产相比,所需资金要少得多。就是搞工业生产,在农村比城市所需资金也少得多。建工厂需要占大片土地,城市土地很贵,而农村几乎可不计成本;农村的工资水平也相对较低;前面提到的市内交通和运输费在农村也有优势。其实农村建设最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政策导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我国经济还很落后、很困难的时候,我们是靠农村和农业积累资金搞工业化。这说明农业天然有一定的积累资金的能力。现在农业不再为工业积累资金了,相反工业还要反哺农业。前面提到农村建设所需资金也较少,所以资金问题不是主要问题,我们有很多解决的办法、途径:

    农村劳动力充足,对青壮年劳力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组织他们到城市“打工”,既支援了城市建设,又为农村家乡带来了宝贵的资金。土地资源本身也是重要的“资本”,搞农业这是最主要的资本;搞房地产业是很重要的资本;也可以以土地为“资本”与城市来的资本合作搞工业项目。农村充足的人力资源也是“资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是人的平均劳动时间决定了商品的价值,这也就是说劳动时间即是资本。在农村有很多富余劳动力,这些富余劳动力一旦参加劳动就形成资本。农村农业生产一般是年底算账,可以减少每月的资金需求。建立农民自己的信用合作社,农民以自有资金量和人口数两方面因素考虑入股。作为股东,农民有权决定信用社如何发展。建立和发展农村信用社即可解决农村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又增强农民的金融意识和积极参与金融管理的民主意识,抗御城市大资本对农村的侵袭。可通过搞各种农村产业和各种工业化项目积累资金。

    (七)农村有充足的人力资源。现在农村就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作为农民工向城市输出,农村土地一旦实行规模经营,就还可节省出大量的人力,这些为新农村建设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八)党的惠农支农政策。现在国家有很多支援农民、反哺农业、发展农村的惠农政策,可为农村提供大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现在我党又实行选派大学生当村官制度,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极其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说:“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举措,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加强跟踪培养,完善政策措施,构建长效机制,鼓励大学生村官带头创业,使他们不仅下得去,而且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大学生村官要经得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伟大实践中茁壮成长。”

  “到村任职为大学生施展才华、实践人生提供了极好舞台和机遇,农村生活虽然苦一些,但苦能锻炼人,农村工作虽然难一些,但难能考验人,村官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事业,一定要志存高远严格要求自己,脚踏实地刻苦磨练自己,安心扎根农村,真情服务农民,用青春的汗水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

  “我们党的血脉在人民,根基在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理解的骨干力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需要一代又一代与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接班人。人的才干不仅要靠读书求学增长,而且要靠实践磨练积累。温室里长不出能经风雨的花朵,坐在机关大楼里培养不出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农村是青年学生了解国情、熟悉社会的好课堂,是培养锻炼人才的重要阵地。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是党中央为保证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做出的战略决策。希望大学生村官坚定自己的人生选择,克服浮躁情绪和功利主义思想,扎根农村基层,在艰苦环境中砥砺意志和品格;更加深入地了解农村和农民,虚心向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干部学习,在服务农民、带领农民致富的实践中经风雨、长见识、增才干,在体验农民甘苦、与农民一起摸爬滚打中增进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农民群众的知心人。要把所学知识专长和农村资源、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眼界宽、信息灵、思路活的优势,带头创业、带领农民创业,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

 “构建大学生村官工作的长效机制。要加强岗位培训和工作指导,把大学生村官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范围,建立乡村干部与大学生村官的结对帮带制度,帮助他们熟悉农村政策,掌握发展农村经济、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要引导和保护大学生村官干事创业的激情,给他们压担子、分任务,让他们有事干,帮助他们干成事,鼓励和支持他们做创新创业的带头人,真正感受到农村是施展抱负、增长才干的广阔舞台。要加强管理和考核,既要完善激励保障政策,又要建立竞争择优机制,使大学生村官队伍充满生机活力,源源不断地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输送来自工农一线的后备人才。”我们革命左派一定要充分理解好和用好党的这一政策。

结语

    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大量事实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我国农村,天然的具有搞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条件和优势,具有我们革命左派大显身手的条件和舞台。

    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左派、革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当代的大学生,应响应党的到农村做村官的号召,到农村去,充分利用好党的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充分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充分利用好农村的各种资源优势,以南街村、华西村为榜样,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建设成更多的南街村、华西村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据地,实践出一条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社会主义民主幸福之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找出一整套较完善的实行社会主义的方法、途径和制度,进而实现全国农村社会主义山河一片红,然后以农村包围城市,再向城市推广,最后实现全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的胜利。

    记得是马克思说过,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有志于此的同志,团结起来,投身到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去!!

 

 

发件人:"林逾冬" <ad1328@263.net>  2009-02-07 17:56:0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他放弃斗争只留幻想

他放弃斗争只留幻想

林逾冬

    我从香港有线的直播中从头到尾看了***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作为一国的**,未开篇就首先不下三次念叨“我热爱我的祖国”云云,外国人显然没有必要叫他来表这个忠诚的,毫无疑问是想“出口转内销”让国人听的,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强调他是爱国的?无非“此地无银三百两”,显然是自知自己的所谓“信心之旅”有被国人指责“卖国”之嫌疑,心虚了,底气不足了才不得不说!

    他的确很卖力的推销今日之中国,生怕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经“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是与资本主义接轨)的中国不被“国际社会”(实际上是西方帝国主义者)所接纳,他在“量中华之物力,鼓与国之信心”,还担心人家指责他做得不够,拼命弘扬所谓的“不霸精神”,自始至终用超阶级、无国界的所谓“普世价值”来讨好西方,“和谐”世界,还不忘批判自己的祖宗老毛从列强手中打救出来的那个三十年前的中国是“贫穷僵化的中国”。他为什么要把同一党派执掌的国家自行切割?不是别有用心还能作何解释?他彻底的忘记了自己的妈妈是在侵略者、殖民者的奴役下,被别人蹂躏了,没裤子穿,光着屁股,的确很难看,可你怎么可以这样数落自己那时候的妈妈不穿裤子给人家听呢!一个国家出了这样的不肖儿孙,真是民族的大不幸!

    作为吃马克思的奶长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首脑,他不记得这个世上曾经有过马克思,不知道用马克思那真理的观点揭穿西方经济危机的实质与罪恶,却恬不知耻的颂扬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当今危机的产生只不过是一些“丢掉了道德底线的企业家的贪心”所致,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阶级观点和斗争精神,徒剩一个苍白的“和谐”幻想,可是人家还是不买账,还是嫌他做得不够,要“扔鞋”来回应他,一个大国**怎么可以犯贱到这个程度?!
一点也怪不得别人,纯粹自作自受!你越是这样贱卖自己的国家,就越赢不得别人的尊敬!


 

发件人:"gzdycgp" <gzdycgp@126.com> 2009-02-07 02:51:2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来自gzdycgp@126.com的邮件

日本人承诺1200亿修京沪高铁,你相信吗?

陈干平

    日本人承诺1200亿修京泸高铁给中国一点芝麻,日本人得到是西瓜。上海宝钢一期工程用的就是日本技术。当时有德国跟日本竞争,但是日本报价远低于德国,所以宝钢一期就让日本中标。结果日本人建完宝钢一期后让中国人大跌眼镜,最终完成工程要比当初德国人的报价还要高得多。原因是日本在技术上留有许多陷阱,要完整的使用上现有设备中国必须又得从日本购买其他技术和设备。

  同时日本人还对宝钢建设加上了许多恶心的限制,原本中国的耐火材料是世界有名的,当时中国的洛阳耐火材料厂的产品是完全满足高炉使用要求的,但是日本人不让使用,要求一定进口日本产品,否则工程不再进行下去,结果是日本人购买了洛阳耐火材料厂的产品在还上兜了一圈,贴上日本标签又运到上海来了,算是日本进口的价格翻上好几翻。日本人就用这样的明偷暗抢的手段,让宝钢一期工程超支两百多亿,还不包括运行后不得不从日本进口的损耗备品件。

    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日本人抓住中国人的心里比任何国家都要厉害,甚至有些连我们自己中国人都无法与之相比!这件事情谁对谁错?要从经济角度来说,日本人根本没有任何错,在商场上和你讲人情,只有中国人做得出来,这些吸血鬼看见你有漏洞不钻才奇怪,即使你倾家荡产又关它什么事?所以要怪就应该怪中国人自己,谁让你贪小便宜,谁让你对以狡诈出名的日本人毫无戒心!本来是有选择的余地,德国人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有名的,你自己一厢情愿的选了日本,你还能怪谁来的?

  就说说武钢吧,九十年代从日本引进了一条不是很先进的生产线,到现在还在自己研究它,因为陷阱不少,不找出来根本无法生产出高质量的钢材。多少年了,还可以经常从报纸上找到武钢工程师“解决了某某难题,让生产水平有了**提高”,可怜的中国人,这些问题在日本国内早已有了更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它就是不让你知道,宁可让你自己花上几年,上十年来研究这些东西,自己却又制造出更好的生产线,再把自己不要的高价买给中国,当然漏洞是少不了的,中国人慢慢研究吧,等你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会又有更好的,你们永远就只能跟在后面……给迷信日本技术的某些人提个醒!事实一是前不久发生的三峡工程中的钢材问题,该钢材使用在关键的高速水流冲击区,承受几十米水头的压力,是三峡工程的关键控制点之一,该钢材由日本著名钢铁企业提供,被检测出严重的质量问题,一旦被使用,在强大水流压力下瞬间发生爆裂,有关专家认为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事实二发生在电信领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开始引进采用日本的通信设备来改变通信落后的局面。日本却希望电信技术上总是领先中国一代,不出售最先进的设备给中国,不提供技术转让,直到八十年代初他们只给中国纵横制交换设备,程控数字交换机漫天要价,一次故障造成京沪通信中断24小时,在世界上影响极大。想想现在京沪高铁,各种设备种类远大于交换机,而且铁路上更易损耗,一但对方卡我们的脖子,对易损耗配件漫天要价(虽然其最初投标时要价不高),我们岂不是欲哭无泪?也就在这次之后,西门子和美国贝尔迅速提出向中国提供程控交换设备并且附带技术转让条件。当时日本的富士通公司不相信中国有决心更换,因为日本的标准和欧洲不兼容。熟悉通信的朋友都知道日本标准的传输接口是T1,速率1.544M。而欧洲标准是E1,速率2.048M,设备根本无法对接。后来中国为了摆脱日本,克服不兼容,付出了整体淘汰的代价,最终今天中国的邮电通信网络里面再也没有日本设备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难道我们再在京沪高铁上实践一遍?

  怀着十二分焦急的心情,提醒每一个中国人,铁路系统决不能再吃小日本的亏!事实三发生在铁路制造上,现在洛阳使用的6K车在向日本购买后就发现了设计上的缺陷!在我方技术人员的努力下才得以成功索赔,金额达3500万美元之多而十五年前中国的道岔专业厂家进口的日本本间的昂贵的数控铣床,买 <br/>叫带绳套(日语原文是纽附),不用说,绳套是握在日本人手里的,是松是紧,由他说了算。绳套是什么,套东西时是绳套,而当被它套在脖子上的时候,就是绞索。而日元贷款所带绳套最 基本的一个就是,贷款的主要部份,必须用于购买日本企业的设备或技术。说白了, 就是中国化钱,促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京沪高铁预算的250亿美元,略多于日本不断要中国感谢、并不断威胁要减少甚至取消、但总的来说是要还的也是必须用来买日本货的20多年来对中国的ODA总额!

  下面这个例子把上面三种“优惠”集于一体,我们看一下日本人是如何“运作”的?山东省枣庄市枣矿集团柴里煤矿在1998年使用日本的绿色家园环保贷款建设了柴里煤矿煤泥小热电厂,虽然名义上是日本环保贷款,实际上是向我们的企业推销日本的设备。日本的循环硫化床锅炉技术不过关,安装投产后我们的企业不断地改进才基本上可以运行。而后计算一下投资,虽然使用了日本环保贷款,但整个投资高于国内同行;机组1亿多元人民币,绝对是上当受骗!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个企业还要长久地受制于人,在机组运行中,一些易损配件日方要求提前三个月发订货单并预付款。该企业循环硫化床锅炉运行中有一个易损配件出了问题,向日方驻中国的办事处提出后,日方要求先付1000美元,配件于3个月后才可到货。我们的企业很生气,拿着这个破损件找到淄博的一个机械厂,结果只一个星期花了80元人民币就完成了。算一算,80元人民币和1000美元是什么概念,可比吗?

  如果我们使用了日本人的高铁技术,就等于被日本人套绑上枷锁,将永远必须花高价购买其易损配件,永远被其宰割!在口口声声“帮助、拜托”的背后,精明的日本人把账算到了骨子里,哪里有低息贷款?哪里有技术优惠?

  铁道工业是我国少有的几个与国外的先进技术差距不大的工业之一。京沪铁路又是投资数以千亿计的重大项目,若首先采用了某家技术并获得了成功,别的线路决不会轻易再换其它厂商,搞工程的朋友应该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日本人就象披着羊皮的狼!狼不羊吗? 京沪高速铁路的建设将全面贯彻自主创新的原则,形成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技术体系。京沪高速铁路由中国自行设计,自主开展系统集成,利用国内技术建设基础工程,技术装备全部由国内企业生产制造. 京泸高速铁路-是通过十多年的科技攻关,我们在主要的技术问题上,已经取得了突破。比如桥隧的建设技术,无渣轨道的技术、动车组的设计制造技术、列控技术等等。通过这些创新,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高速铁路的技术体系。

    在制动系统方面中国人自主创新的磁力制动器。磁力制动器在紧急制动时,不会产生瞬间过载,因为它是软力。摩擦式制动器在紧急制动时,会产生瞬间过载,缩短材料使用寿命。摩擦式制动器到磁力制动器就像汽车用齿轮。而铁路内燃机是用内燃机带动发电机,发电机发出电给电动机带动列车前进。电气化铁路是用电动机带动列车前进。不管是铁路内燃机或电气化铁路都是电磁力带动列车前进。磁力制动器是终身不换摩擦片制动器,是制动器发展方向!

    专利名称:磁力制动器 原申请号:2005101197380,现申请号:2006101426115。姓名:陈干平 手机:13985755399。地址:贵州省都匀市州建公司(都匀市文峰路) 邮编:558000。E—mail:gzdycgp@126.com。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2-09 10:06:4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王绍光:打开政治学研究的空间

打开政治学研究的空间

——王绍光教授访谈录

本报记者 孙麾

    王绍光,中国文化论坛理事,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1993年,王绍光与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推动了中国分税制的改革,时称"王胡报告"。主要著作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挑战市场神话》、《分权的底限》、《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左脑的思考》、《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合著)、《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等。

政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孙麾:中国政治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似乎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研究思路,大多数学者只拘泥于民主、自由等概念史的研究,这些研究又往往受西方影响很大,其中缺乏对中国政治经验的总结,您一贯强调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研究,能不能找到适合的研究思路或提一些有启发性的建议。

王绍光:2008年夏天开过一个关于人文社会科学30年的会,我在会上发言就谈改革开放30年的政治学。在"文革"前很长时间我国基本上没有专门搞政治学研究的,解放前做政治学研究的老先生都分在法律系。改革开放30年,政治学研究也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开始引进和介绍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9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政治学著作。我在那个会上以王沪宁为例,作为学者他是比较早进入政治学界的,我把他的所有文章拿出来分析,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基本上是介绍西方政治学,到1992年,开始转向研究中国问题,从这也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学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获得新生。

孙麾:这也许是有代表性的一种研究路程和研究走向,但从中我们确实可以寻找到中国政治学研究进程的发展脉络。接下来我们谈谈政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王绍光:改革开放30年,国内政治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盲目拿本土实践与西方概念接轨,抓住一个概念就泛泛而论,谈到一个具体问题,就只谈观点没有论证过程。最近几年,实证研究在政治学领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这是一个进步,但也仍然存在问题。实证方面比方说关于村民选举、市民社会的研究非常多,但大多是在赶时髦,一个论题出来,大家觉得有兴趣,就一拥而上,中间没有积累,重复性比较大,对关键的概念没有进行认真辨析拿来便用。比如说农村出现乡镇长直接选举就叫它民主,认为选举越直接就越民主,这其实是很片面的看法。这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对民主的理解不全面,对于西方民主存在的问题以及西方一些批判选举型民主的理论,国内学者的了解不是很多。事实上,不少类型的选举是存在严重问题的。比如说在一个100人的村子里进行海选,大家爱选谁选谁,100个人都是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谁得票多就当选,这看起来是最民主的,但其实却是最容易操纵的,因为100个人中每个人都是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你只要收买5、6个人,就可以比其他人得票多而当选。所以说认为海选就一定是民主,是不全面的看法。

孙麾:在您看来,这是不是说我们对西方政治学一些概念的理解是似是而非的?

王绍光:这个问题值得思考,我认为其中最大的误区在于照搬西方的概念,认为民主就是选举。我们很多政治学的概念都是不假思索从国外拿过来就用,其中就包括公民社会、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等概念。我在1991年曾写过一篇关于公民社会反思的文章,当时全世界都在谈公民社会好,人们都认为公民社会是个好东西。所谓公民社会,就是和政府没有关系的民间组织。但民间组织都是好的吗?三合会是与政府没有什么关系的民间组织,塔利班也是和政府没有什么关系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都是好的吗?那时我就想,在阶级社会,工人有组织,资本家也有组织,认为所有组织都是好的,这是不合逻辑的。但当时大部分中国学者就是认为,只要有民间社会就是好的。这种观点的出现,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第三世界的情况,只了解第一世界的文献,西方国家说好,他们就跟着说好。

孙麾:借鉴西方的一些学术研究范式和经验,是有必要的,但不能当标签来用。

王绍光:是的。如果他们了解一下第三世界的非政府组织,就会发现问题非常多,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是受国外操纵的,它们的资金来源于发达国家的政府或发达国家的民间组织,这些发达国家的民间组织往往又是受本国政府资助的,这导致它们关心的议题离国内现实比较远。美国政府拿钱给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民间组织,它的前提就是促进美式"民主"、"自由",但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缺水、缺粮食,然而民间组织却不研究这些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你申请资助得用英文,这样不会英文的民间组织就根本拿不到钱,这导致民间组织精英化,真正草根的民间组织根本得不到资助。事实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民间组织对其国内没有什么帮助,但由于我们国内只是从西方主流的思想去介绍民间组织,因而得出的观点很片面。

孙麾:最近学界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又非常热烈,一些学者直接把民主与普世价值相提并论,这似乎已超出了学术地讨论概念本身了,那么您对民主问题有什么见解?

王绍光:我最近写了一本小书叫《民主四讲》,我在书中谈到,尽管民主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民主真正获得不可争辩的正面评价,是20世纪以后的事。是什么使民主从一个坏东西变成了好东西呢?我发现在民主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时,民主前面很少有修饰词。而随着对民主褒奖的增加,民主前面的修饰词也越来越多,如代议民主、自由民主、多元民主、宪政民主等等。这些修饰词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一个民主无害化的过程。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上层精英一直把民主看做洪水猛兽。有产者担心,一旦允许大众参与政治,穷人势必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要求剥夺富人的财产。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有产者竭尽全力阻止民主的出现。19世纪中叶,随着劳工运动伴随的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欧洲的精英阶层开始意识到民主潮流难以阻挡,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面对民主潮流且战且退。但他们对自己的底线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要尽可能地维护私有产权。用在民主前加修饰词的方法来阉割民主、驯化民主是他们对抗民主的主要策略。

孙麾:请具体谈谈。

王绍光:比如,议会民主就是一个对民主概念无害化的过程。议会民主的实质是以代议民主取代参与民主,用少数来取代多数。在有产者看来,如果民主由广大民众直接参与,它便很难驾驭。一旦换成竞选代表,民主就驯服多了。古代民主,不管是雅典还是意大利城邦共和国,选举采用的都是抽签制,每个人当选的机会完全是随机的、均等的。竞选则是拼资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有利于经济和知识精英分子入围,把穷人、愚人排除在外。议会制度不仅是代议性质,而且往往还与两院制、三权分立并存。不少人以为,两院制、三权分立是民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实,这种设计的本意正是为了限制民主。这种制度的经济意义在于,有产精英阶层得以凭借其资源和知识的优势,在必要时获得有利的立法,而不受国会内多数的控制。现行西方代议制民主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妥协的产物。现在大家普遍强调民主和选举的关系,认为有竞争性选举就是民主,我认为竞争性选举不是民主,只是选主。西方的竞争性选举是一个成本非常高的活动,我做过一个统计,美国大选花费的增长率从19世纪末开始就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2004年美国大选花费了7亿美元,2008年大选花费上升到20多亿美元,这里面被金钱操纵的成分太大了,民主依赖于金钱,这与民主的原意相差太远了。哪怕接受选举就是民主的看法,民主也从"一人一票"演化为"一块钱一票"。还有一种误解,大家普遍认为有选举就是民主国家,没选举就是不民主国家,但你往全世界一看,全世界有选举的国家有120多个,但老百姓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没几个,这说明民主和选举没有直接关系。之所以大家都认为民主就是选举,是因为现在大家还在接轨。接轨问题我早就批判过,向别国学习是必要的,但不是照搬,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借鉴,按鲁迅先生的说法,要"拿来"。毫无批判地和西方接轨是目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障碍,这个障碍不清除,中国政治学就很难发展。

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要障碍

孙麾: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缓慢是因为其发展受到限制。

王绍光:这是中国政治学存在的认识障碍问题。限制肯定是有的,但如果拿限制作借口,认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和资料有限,因而就不去拓展研究领域,这就是一个认识障碍的问题。中国确实有一些研究受限制的问题,比如要不要用竞争性选举取代现行政治体制的问题,但也有大量没有研究限制的现实问题,却没有人去关注。比如我以前做过一个煤炭安全问题的研究,我做的时候检索到的资料非常有限,这么重要的问题,根本没人关注,关注的人都是做煤炭工作的人,主要是从技术层面分析煤炭安全问题,没有人从体制、制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我当时的印象是煤炭安全状况越来越糟糕,但通过研究发现,其实还是有进步,国有重点煤矿的安全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地方煤矿、乡镇私有煤矿的问题比较大,这完全可以从学理上进行分析。中国还有很多问题,比如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问题也没有多少人从政治学角度去做。

孙麾:您谈到了问题的关键。中国的政府学研究无论从学术观念出发还是从现实问题出发,都应该源自现实中的矛盾。中国独有的政治经验目前很大部分还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王绍光:我曾经和学生说过,中国有很多问题可以研究,国务院可以研究,国务院工作会议可以分析,共产党中央全会可以分析,因为这些领域都有很多已经形成规律性的东西。比如中共中央每一届三中全会都比较重要,这已形成模式,这个模式是值得分析的,每一届三中全会都解决什么问题,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中央常委经常下去搞调研,这是欧美政治体制没有的,这方面的资料都可以公开查到,这种独特的方式与大政方针制定的关系也没有人去研究。中国体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动员机制特别强,这么强的动员机制如何起作用,这些也没有人做。我现在有两个博士生,我就让他们去研究中国的动员机制。一个研究危机情况下的动员体制,一个研究日常情况下的动员体制。研究危机动员机制的同学我让他去研究邢台、唐山、汶川三次地震动员机制的延续性和差异性,时代变了,动员机制有哪些变化,有哪些延续性。他现在就在各地档案馆查材料,发现资料非常丰富。所以我说,认为政治学有禁区这种观念本身就是政治学研究的障碍,事实上如果把想法展开,中国不是缺数据,而是数据太多,何况还有档案可查,还有访谈可做,放着大量资料不用,不去做调查研究,把西方的概念体系不假思索拿来就用,好像中国除了研究什么时候有第三党就没有任何值得关注的问题。其实,中国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制度特色,我个人就非常强调从制度自觉的角度去规划自己的研究方向。

以中国自己的方式参与世界政治学重建

孙麾:如何实现您所强调的制度自觉呢?

王绍光:实现制度自觉就要建立以我为主的概念体系,要有制度自信心。费孝通曾经说过中国文化研究要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认为中国制度研究也应该有"体制自觉"和"体制自信",这要求我们在用西方概念分析西方或中国问题时一定要有批判的头脑,既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也要用批判的眼光观察世界。要在批判地吸收外来理论的同时,以自信的姿态积极地与各国政治学者对话,力争以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政治学的重建,将中国人看中国和世界的心得与各国政治研究者共享。只有在全球学者参与对话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学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科学。简而言之,"体制自觉"和"体制自信"对我们的要求无非是两条:批判地吸收,创造性地思考。长期以来,在研究政治时,我们中国学者已习惯于扮演概念、理论、方法的消费者、进口者的角色。就如马克思说的那样,"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孙麾:因此,您认为需要通过制度自觉来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绍光:制度自觉要求我们挑战自我,在以后的研究中要有意识地进行自主理论思考,希望不仅能表述自己,还能有朝一日变成概念、方法和理论的生产者和出口者。事实上,中国体制是有很多优点的,这些优点往往被我们忽视,我们习惯去关注我们制度的缺点,我本人过去多年的研究也集中在中国体制的种种问题上。但我想这个体制肯定还是有优点的,否则很难解释建国60年以来、改革开放30年以来取得的成就。很多人认为,改革开放以前30年没有优势,这是不对的,即使在改革前我们GDP的年均增长率也高达6.1%,大大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所以,从总体来讲,我们60年来取得的成就是比较大的,尽管有"文革"那样大的运动,但总的来说国家是平稳发展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如此迅速却没有引发社会动荡,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如果说这样的体制没有任何优势,是说不过去的,这里面肯定有很多规律和经验值得研究的,我现在主要从学习机制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研究中国体制如何自我调节适合不断变化的中国国情。

孙麾:我们从引进、崇拜西方理论,到逐步认识到我们自身政治运作模式的优势,这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学对世界的贡献。请以您自己的研究为例,谈一谈这方面的治学要点。

王绍光:我本人的研究现在还处在"破"的阶段,希望能够提炼出具有自主性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很多人说中国是威权体制,用流行的政权分类法,今日的中国往往被叫做"威权主义国家"。然而问题是,这个标签也适用于清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南京政府时期、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中国一直在变,但分析其政权性质的概念却从不改变。这样的概念能对政治分析有什么帮助吗?恐怕其唯一的实用价值便是宣传价值,以此衬托出西方的制度是多么优越。我目前正在尝试用适应能力来进行政权划分,有些国家是高适应性体制,有些国家是低适应性体制。中国就是高适应性体制,一个高适应性体制的国家会形成良性发展,不自由会变得自由,不民主会变得民主,如果是低适应性体制,可能会从民主变得不民主。另外对于民主应该是什么,我也在进行探索,我把民主的代表性(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分为三部分:责任(responsible)、回应(responsive)和问责(accountable)。西方国家偏重问责就是民主,我认为民主应该和责任与回应的联系更为紧密。这样把民主分解后,可以进行新的政权划分,可以把中国的现实和传统联系起来,可以建构中国的政权划分理论。

孙麾: 感谢您接受采访,希望您的设想能够实现。

王绍光:谢谢。2009年1月到2月份,我会有机会和西方顶尖的学者举行几次对话,他们现在非常希望认识到中国体制的特殊经验,也许在交锋中可能会碰撞出灵感。总而言之,我的观点就是,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么多,只要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实践出发,我 们就会发现很多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也会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比如很多人认为中国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观点的得出源于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义非常狭窄,其只把是否实现竞争性选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而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发生竞争性选举,而在于是否发生权力分布的变化。如果权力分布有变化,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就不存在改革与否的问题,而是要往哪改的问题。

 


发件人:"王云" <wang9yun@yahoo.com.cn>  2009-02-10 23:17:10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秩序民主制

    尊敬的仲老师,你好:盲目学习西方的民主会带来巨大的危险,民主必须切合中国的现实。我国不少学者不赞成西方民主,是认为西方民主在很多国家都失败,典型的是印度。但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要分析印度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怎么才可以避免。可以不学印度,但为何不学俄罗斯、香港、新加坡呢?这也不学,那也不学,宁愿走权贵资本主义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再不改革,台湾问题还要恶化,拖延下去台湾的国家地位问题必然会逼迫国民党走向我们所不希望的方向。对04年到08年台湾所发生的种种怪异政治现象,只能说“没有非常之目的,不会用非常之手段” ,美国不会放过中国,当中国的实力越接近美国时,较量就会越激烈。知识有限,缺点和错误难免,请给予批评指正。祝新春快乐!王云,

秩序民主制

王云

    我们现在看到的英美法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民主,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政党政治高度发达,通过选举程序,政党轮替正常有序,政治秩序相当稳定,很少发生严重的政治混乱。追溯美英法人民获得普选权的进程,却都有漫长的限制选举权的历史,在英美两国使政治秩序获得一定程度的稳定,法国则出现了激烈的动荡。而当代的香港、新加坡、俄罗斯也通过不同的限权方式,促进了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些民主权利不充分,但却得到政治秩序稳定的民主制可称为秩序民主制,英美法的旧式秩序民主的限权范围较多,导致民众得到的权利较少,带有一定的暴政色彩,引起民众的反抗,可视为暴政型秩序民主。香港、新加坡、俄罗斯的限权范围相对要少,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属于改良型秩序民主。

    英美法的秩序民主

    光荣革命后的英国议会只有贵族和有钱人才能参与,对选举权和当选资格都有严格的限制,一直到1831年,有选举权的人只有成年人总数的4.4%,所谓的选举不过是少数人的特权。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和民众的觉醒,1838年,争取男性普选权的宪章运动兴起,在宪章运动前后的1832、1867、1884年,英国议会先后通过三次扩大选举权的改革,选举资格限制渐次降低,拥有选举权的人扩大到占成年人的28.5%。1928年,英国妇女才得到与男子一样的选举权。真正平等的普选权却是到1948年取消特权阶层的多次投票权后实现,如果算上北爱尔兰,英国的普选权就要到1968年才最终实现。英国的民主改革是在人民一次又一次的示威、请愿、起义的压力下进行的,尽管受到执政者的暴力镇压,最终却逼迫政府作出让步。渐进的改革使统治者的权利由高到低逐步释放,民众的权利则由低到高地逐步增加,没有出现激烈的革命或倒退回专制,基本保证了英国政治秩序的稳定。

    英国上议院历来由世袭贵族控制,既不符合民主精神,也不适应社会发展对扩大民主权利的要求,对上议院的改革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832年上院议员失去了下院议员的提名权。1911年,上院不再具备对下院决议的否决权,只能延搁决议。1999年11月,上院再次改革,除92名留任外,600多名世袭贵族失去上院议员资格。上院改革历程体现了英国在政治改革上的审慎和妥协性,显示了一种调和艺术,避免过激行为的产生。英国议会至今还保留着贵族特权,贵族的特权意味着对其它社会阶层选举权的限制,这也是为了维持英国政治秩序的稳定,绝不是为了传统。只不过现今的英国贵族享有的权利较少,人民拥有的民主自由权利相对较多,以至于英国仍被视为民主国家的典范。

    作为世界民主榜样的美国直到1964年通过民权法和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广大黑人才真正拥有平等的公民权利。美国对黑人权利的限制长达近两个世纪,为了维持白人社会的政治秩序,美国对黑人权利的限制没有半点温情可言,可以说是赤裸裸的暴政。社会发展有特定的规律,美国在1870年宪法修正案就给予了黑人选举权,却又在之后变相地剥夺了这一权利,这是因为对黑人的歧视植根于广泛的白人社会之中,这不是靠几个有真正民主理念的政治家就能改变的,它是美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大众的民主意识真正成熟后,白人社会愿意让黑人亨有平等权利时,黑人的斗争也才有成功的可能。这也是为维持白人社会秩序所必然出现的政治现象,在多数白人的歧视观念没有改变前,没有一个不愿限制黑人权利的白人政府能够保持政权稳定,只能以黑人付出惨痛的利益损失为代价。而美国妇女是到1964年取消人头税后才真正实现普选权,对妇女选举权的限制也来自男性社会对妇女的普遍歧视,当男性的民主观念普遍提高后,女权运动才能成功。因此,美国实现普选距今不过五十余年。

    但美国的民主在奴隶制的影响下却栽了大跟头。由于建国初期就保留下了奴隶制度,没有采取限制措施,当奴隶制阻碍美国经济发展时,已经形成威胁美国的庞大势力,到致美国的分裂和南北战争的发生。对奴隶制这一极端势力,美国最终是用战争方式才解决掉。可见,对极端势力的纵容,是美国民主受到重大挫折的根源。

    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至1804年拿破仑建立帝国前,各政治派别之间斗争异常激烈,党同伐异,互相倾轧,执政者对反对派时常诉诸暴力手段,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强大政府,骚乱、起义、政变持续不断,政治混乱无序。 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的混乱与英国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英国、美国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政策,英国政府是大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的联盟,他们 都赞成 君主立宪制,美国是资产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联盟,南北战争前,这一联盟得到暂时的稳固。而且,英美都通过制度化的设计保证联盟的稳定,英国贵族控制的上议院可否决下议院,保证了贵族的利益,美国奴隶主利益得到合法承认,暂时维持了奴隶主与资产阶级的联盟。法国议会内部各派别对立严重,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保王党势力之间都不能妥协,互相排斥,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多数。英美政府的权力是稳定的集中的,法国则是涣散的和分裂的,造成大革命的失败。

    法国在外部又面临欧洲 封建 君主纠集起来的反法同盟的威胁,在内忧外患之下,法国选择了拿破仑帝国,随后陷入对外侵略扩张道路。拿破仑侵略战争的失败导致封建王朝的复辟,法国人民又通过1830年和1848年革命,建立了第二共和国。而法国人民并没有从拿破仑帝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竟然用公民投票方式重新建立帝国,法国再次陷入对外战争之中,在普法战争中使法国又蒙受惨重损失,这才使法国抛弃了帝制。真正危害法国人民的是侵略扩张思想,这时候的法国仍没有意识到要限制侵略思想来保护民主,使法国又卷入两次世界大战。虽然早期民主制的美英法都有侵略扩张行为,但法国却是因对外侵略而不能发展和巩固民主。

大革命后,法国在男性选举权上既不象英国那样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也不象美国那样对特定人群进行长期的限制,而是在扩大选举权和限制选举权之间反复地折腾。仅在1789年大革命至1804年拿破仑建立帝国期间,选举资格就改变了八次,忽而给予男性普选权,忽而又给予限制。波旁王朝时期,选举权被大幅压缩,引致人民反抗。1848年革命后恢复男性普选权,1850年又进行限制,到1871年第三共和国建立后,终于使男性普选权稳固下来。而法国妇女是1944年才得到普选权。

英国和美国对政治秩序的看重,秩序和民主兼顾,使得他们在限权的同时,还谋求权力的集中,总体上促成了政治秩序的稳定。不过英美的秩序化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是以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损失为代价的,是不公平的。法国在革命激情下看重的是原则和理想,政治派别之间不愿为秩序而联合,结果走了很长的弯路。

    英美法对选举权的改革都是渐进式的,但英国的改革相对较为可取,在权力集中的条件下有一个阶梯式的推进过程,避免激烈的震荡,不过却是在人民压力下的被动式应对,如果能够主动进行,可能更容易控制。引以为训的是美国和法国在严重影响各自政治稳定的领域没有限权,都让自己付出惨痛的代价。当代的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国情不同,对自身政治稳定面临的威胁不同,在民主制的早期,应当有必要采取适当的限权措施,避免重蹈美国和法国历史上的覆辙。

    现代改良型秩序民主

    在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广大的亚非拉和东欧建立起一大批民主制国家,到上世纪末,民主国家已占世界的大多数,非民主国家呈逐步减少趋势。但是,除掉老牌发达国家外,大多数所谓的“民主”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政局动荡不定、社会问题严重,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国家。而原社会主义国家突然的急剧转型还造成经济的大幅下滑,叶利钦时期就将国家经济带到差不多崩溃的边缘,这对于同是前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在民主化问题上愈加小心谨慎。作为对比的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模仿者中国、越南却是在威权主义下取得经济成功的,这让人们得出结论,似乎中国是正确的,俄罗斯的选择是错误的。

    俄罗斯近年来的崛起引人瞩目,但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却被认为走向了威权主义,四小龙被认为都是威权式的政权,而且是经济成功的范例,四小龙与俄罗斯之间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从这五个政权或许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四小龙的成功是在一个权力主义的政府下建立各种制度,使经济自由化,培育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再进行民主改革。现在来看,四小龙的民主改革各有千秋,韩国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香港和新加坡的民主制还保留有威权成份,台湾由于分裂势力的影响一度出现严重的政治动荡。

    韩国在四小龙之中可说是威权主义向民主化转型最成功的国家,在民主制下实现了几届正常的政党轮替,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已经成为民主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韩国民族单一,国内没有特别复杂的矛盾,威权时期培养起庞大的中产阶层,这应当是韩国转型比较顺利的原因。

    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极为独特,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执政,既不象威权时期的韩国和台湾,也不同西方式的民主制,而是威权制与民主制的结合体,既有权力主义的成份,也有议会民主制的特点,定期举行选举,由获胜的多数党组阁,依法治国。人民行动党利用“一党独大”的政治地位,通过对选举制度的设计和选举过程的操纵以及立法、司法的控制,刻意打压反对党,以至于反对党只拥有很小的生存空间。从1968至1981年,新加坡完全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直到1981年才有反对党人士进入议会,而反对党的最高记录是在1991年大选中得到4席,对人民行动党几乎没有威胁,仅仅是培衬。但新加坡政府高效廉洁,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政治秩序相当稳定,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就没有发生严重的政治冲突,政治、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被认为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国家”。新加坡创造了经济奇迹,从独立后仅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发达国家,经济竞争力一度排名全球第一。

    香港在中国政府收回主权后实行“一国两制” ,由于中国不希望香港过快的民主会影响香港的稳定,更不想看到香港成为民主派反对中央政府的基地,进而也影响到大陆政权的稳定,因此香港的政治制度就被设计成一种可控的渐进式的体制,而不是立即的西方式民主化。与新加坡不同的是,香港的制度从开始就是安排好的,而不是由民选政府制定的,但在之前经过广泛的咨询并得到中英双方的认可。香港的行政首脑与立法会议员选举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这种体制可以避免香港回归后的政权迅速被与中央政府对抗的政党所控制,不但对中央政府有利,事实上对香港也是有利的,香港的经济对大陆依赖性很强,对抗对谁都不利。与俄罗斯比较,香港是不够民主,但享有充分的自由,新闻舆论不受政府控制。

    台湾的民主化却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在蒋氏父子威权式统治下就已出现极端的“台独”地方分裂民族主义势力,而不幸的是民主化又是由同样有“台独”思想的掌权者李登辉所操纵,继而在2000年代表“台独”势力的民进党得到执政权。民进党执政时期,由于“台独”势力的兴风作浪,台湾经济增长缓慢,内部族群关系对立,两岸关系高度紧张。更严重的是美国为了维持自己“一超独霸”的地位,将台湾当作遏制中国崛起的一枚棋子,暗中支持“台独”势力。由于中美在全球的政治经济中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台湾问题一旦失控,就将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对世界和平和经济发展都将带来恶劣的影响。尽管国民党在2008年重新得到了执政权,但“台独”势力的继续存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仍然是一个巨大威胁。由台湾的“民主”可看出,威权式政权向民主化转变时,如果没有处理好内部潜藏的严重问题,贸然转型是十分危险的。

    俄罗斯的叶利钦时期,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教训深刻。 “休克辽法”使俄罗斯经济严重衰退,总理更换频繁,8年时间就换了7个总理,政局和社会急剧动荡,又发生了车臣内战,人民陷入困苦不安的境地。改革过程中还朝两个恶劣的方向上发展,一是权贵资本主义,二是极端民族主义。权贵资本主义造成寡头经济盛行,导致大众财富被大规模掠夺,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极端民族主义的崛起则更令人担心,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叫嚣要攻占印度和波罗的海诸国,他在俄罗斯的第一次总统大选中得票居第三,在1993年议会选举中他领导的党竟得到24.32%的选票。

    普京继任领导后,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政治恢复稳定,经济也逐步实现增长,国家实力大大增强。形式的好转使大多数俄罗斯人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普京在国内也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但普京的民主改革却是走上了一定程度的威权主义。他通过制度上的安排,强化了总统的权力,严格限制地方权限,地区行政长官由选举改为总统提名后经地方议会批准,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体系,对公民社会团体的建立及活动也设置了一些限制措施。为了实现强有力的国家管理,普京重用强力部门的领导人,有人统计,其第一任任期结束在上层中来自强力部门的人已达50%,这些人控制着国家行政、经济、司法和监管媒体的大权。2000年他任命的7大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中5位都是将军,负责国家政策在联邦区的实施和监管。普京还抵住西方压力,打击用不法手段掠夺财富的寡头势力,对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的打击,将主要媒体控制在国家手中,抓捕霍多尔科夫斯基,使人民能够分享更多的石油财富。

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就论述过,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是俄罗斯的传统,他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虽然受到西方的责难,被认为是民主倒退,怀疑俄罗斯会走向专制和独裁,实践却证明普京是正确的,西方式的民主化并不适应俄罗斯,普京时代政局的稳定和经济增长与叶利钦时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叶利钦执政时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倒退已经结束,俄罗斯终于通过“可控民主”走上了强国之路。

    民主化的东欧以及巴西菲律宾等国社会发展成就无论如何是不如四小龙的,普京后的俄罗斯也实现了民主政治和经济的双向稳定发展,民主转型应当吸取其中良好的成份。要想如韩国那样加快转型需要象韩国那样各方面条件成熟,存在复杂的利害关系时,威权主义向民主化转变还应当采取渐进的道路,慎重一些要好,新加坡、香港和普京后的俄罗斯的政治体制都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实践证明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利的。韩国和台湾的威权制令人生厌,都是独裁式的政权,没有民主,自由程度也有限,即便经济增长时期也不受人民的欢迎。新加坡、香港和普京的俄罗斯的政治秩序都极为稳定,人民享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自由,这三种模式在本地区都能够为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相对而言是温和的。普京在本国得到的支持率有很长时间保持在70%以上,新加坡人民在经济停滞时期也将选票投给人民行动党而不是其他党派,回归中国后的香港各届政府也得到大多数人民的认可,按西方标准,这些政权似乎不够民主,但在本地区受欢迎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西方国家的政府,有时甚至远远超过西方国家。

    新加坡、香港和普京后的俄罗斯都定期举行领导人和议会选举,有合法的竞争性政党参与,有公开的得到民众监督的选举过程,而其它威权政体没有或甚少有国家层面的民主选举,也不存在威权国家经常存在的任意拘捕、暗杀和武力镇压政治反对派的现象,新加坡虽然有对反对派司法打击的现象,相对还是温和的。三个政体都表现为政治秩序上的高度稳定性,政府可以制定连贯的得到贯彻执行的政策,领导人权力交接稳定有序,很少发生严重的政治冲突和动荡,威权政体不时会发生政变和突然的政治混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俄罗斯虽然存在由车臣分裂分子引起的恐怖行为和随之而来的军事打击,并没有影响到政治秩序的稳定。

    俄罗斯、新加坡、香港基本都是执政党一党独大,俄罗斯是由自由选举形成的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新加坡则是人民行动党经自由选举获得一党独大地位后利用制度设计巩固其超然地位。香港通过功能界别这一特殊的制度设计,使得立法会内支持行政长官的亲中派联盟基本维持类似一党独大的地位,这是三个政体政治稳定的关键原因之一。

    威权制与民主制是绝然不同的两种制度,而新加坡、香港和普京的俄罗斯既有威权制的成份又有民主制的内容,鉴于他们取得的社会成就以及人民对三个政府的欢迎和支持程度,将这些政治体制视为温和的威权制或是选举式的威权制是不足以体现其优点的。把俄罗斯、新加坡、香港当作威权政体,是侧重权力控制的角度来分析的,但由于三个政体与其它威权政体完全不同的特点,不如说是限权型民主政体,在保证人民享有一定民主和自由,并得到大多数民众支持的前提下,为了获得政治秩序的稳定以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通过制度性设计使政府掌握大部份权力,为此对部分利益集团政治权力的温和的制度性限制。在俄罗斯,是限制地方分裂政权、不服从中央管理的地方政权和扰乱政治秩序的社会团体,对这些行为的限制表现为中央权威和权力在基层的扩大;在新加坡,是限制反对党的活动空间,保证一党独大,保证执政党花更少的精力搞政治,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经济发展上,以至于新加坡总理就象一个CEO,也才有了世界竞争力第一的排名,才有了更好的富裕的生活;在香港,是限制可能对抗中央政府的反对党,防止香港政局的动荡,保证“一国两制”政策的执行。与历史上英美法为保证政治秩序稳定的限权行为相比较,这三个政体的限权相对要温和得多,可以把这样的政体称为改良型秩序民主制,一种高度稳定的适当限权的有秩序的民主制度。

    西方国家总认为他们的民主制是适用于全世界的,民主自然会带来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事实上,全世界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市场民主国家是很少的,大多数所谓的民主国家仅有形式民主,而无法给人民更快地带来高质量的生活。对不顾条件提前套用二战后的西方民主制的国家,西方化的民主容易让政权掌握在特权阶层或废物一样的政客手中,或者政权和社会动荡不安,就会严重阻碍有利于人民的政策的推广执行,政府不可避免地陷入低效循环之中。

    对于发展中“民主”国家的失败和威权主义的成功,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奥弗霍尔特在研究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时,揭示了其中的政治原因:他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缺乏强大和现代的治理国家的制度,缺乏强大的中产阶层,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公平的市场经济发展,菲律宾封建地主集团在“民主制”下能利用其影响阻止土地的再分配,前共产党国家中的党政军集团和国有企业集团拥有抵制实质性市场改革的便利条件。亚非拉和东欧民主发展过程中未能克服这些障碍,这些国家的政府是不成功的政府,而突然实行民主制的政府更面临失败的危险。另外,发展中国家的民选政府往往把连任看得重于长期经济利益,无法制定连贯的经济政策。四小龙把民主放在一个适当的前提上,保持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权,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同时利用政府强权努力去克服障碍,为民主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四小龙之间是有区别的,既然香港和新加坡既能克服障碍,让经济高速增长,又能让人民享有一定的民主和自由,香港或新加坡的模式更诱人一些。秩序民主制可让国家选择一个优秀的政党来克服政治障碍,把国家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发展经济,保证政府能够在较长一段时间制定连贯和稳定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和政策,得到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双赢,为实现更广泛的民主自由创造良好条件。

    林茨和斯泰潘对转型国家研究中总结出更深刻的道理,认为民主需要在国家性满足的前提下再得到五个互相关联的条件才能巩固,这五个条件是:有活力的公民社会、相对自主且受人尊重的政治社会、法治、可资利用的官僚组织以及制度化的经济社会,五个条件互相作用和强化。在这里,已经提出国家性是民主发展的前提,对国家的认同无法统一,民主就不能巩固。既然国家性是前提,是否意味着要限制后面的条件,而后五项条件又是否存在互为前提的关系呢?

    俄罗斯民主化之初任由分裂分子组织地方政权,结果带来车臣战争,造成几十万平民的伤亡,如果从开始就对极可能造成分裂危机的组织给予限制,绝不承认分裂组织的合法性,不允许分裂分子进入政府,一开始就给予打击,车臣战争的破坏性就不会那么严重。因此,存在严重的国家性问题时,是不能轻易推广普选的。当极端少数群体影响力的合法存在必然导致国家分裂,或者必然造成国家全局或区域的政治混乱,进而影响民主巩固,意味着要保证民主巩固就不得不限制少数极端组织和个人的权利,因此对存在严重的“国家性问题”时建立限权政府有其合理性。中国的台湾问题一直动荡不安,其根源就在于最基本的国家性问题在主要政党和人民中间没有共识,因此台湾的民主始终无法巩固。车臣和台湾对民主制度不成熟的国家给予警醒,政治社会的建设应持一个谨慎的态度,有一个可控的渐近过程,民众的心理较为成熟,产生暴力和政治动荡的机会相对较小时,扩大这方面的民主权利也才有现实的可行性。秩序民主制既然以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为重心,在“国家性”问题上采取一定的限权措施是必要的。

    同样地,既然民主巩固的五个条件互为影响,必然存在其中一项或几项条件不成熟而应当限制某一项的超前发展的问题,或者说这五项不但互为影响,也存在互为前提的关系。林茨和斯泰潘已指出了其相关性,公民社会需要“法治保护合法权利” ,而法治需要“公民社会中强烈守法文化的支持” ,政治社会“需要取得公民社会的合法性认可,需要得到法治对合法权利进行保护,需要国家机器公正地加以维护” 。社会常识告诉我们,培养守法文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当民众的爱教育程度较低时不是马上就可实现的。英美等发达国家都有几百年的法治文化,而广泛存在发展中国家的正是法治文化的缺失,腐败文化大行其道,空有民主程序。因此,当法治没有巩固时,公民社会的建立应审慎,不可操之过急。公民社会不成熟,国家机器运转的效率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政治社会当然要与这些条件相适应,不能在前者都尚示成熟时就将西方的选举制度贸然套用,将民主建在荒漠之上。

    伊拉克在经济社会上不能让民众享受稳定的收入,军队和警察系统不能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公民社会自然要诞生恐怖组织,而按民主选举制度选出来的政府的效率必然可怕地降低。伊拉克的问题是缺乏一个有效的强大政府,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社会中举办选举明显是超前了,结果让彼此仇视且不能尊重法治的社会团体提前参与政治,暴力成为必然选择。叶利钦在俄罗斯改革前期未制定适应民主制的宪法就开始经济改革,到致总统与议会的对立,最后只有采取炮轰白宫的方式解决,从而破坏了法制。叶利钦的中后期,国家法制不能阻止寡头对大众财富的掠夺,也未能限制地方权力的过度扩大,经济上更不能给予民众希望,政治混乱和动荡当然不可避免。叶利钦的教训同样是缺乏一个强大的政府,适应民主制和市场经济的法治没有有效建立,依靠个人权威就匆忙的进行经济改革。

    林茨和斯泰潘认为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的建设是民主巩固的先决条件。但是有了巩固的民主并非高质量的民主,印度的民主已经非常巩固,但贪污腐败盛行、恐怖活动频繁、贫富分化严重,绝大多数发展中民主国家也不同程度存在严重腐败和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相反地,英美法及四小龙都是在政治社会或公民社会受限制的条件下去建设法治、国家官僚组织及经济社会,再根据伊拉克和俄罗斯的教训,可以理解为应当在一个适度集权的强大政府基础上去发展法治、国家官僚体制和经济社会,而后再扩展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强大的政府提供稳定的政治秩序,政府才能不受干扰去发展和巩固这三项,等到这三项都比较成熟后,再通过扩展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民主制度才更容易得到巩固。显然如何去建立一个适度集权的强大政府是关键。

    但是,强大政府并不一定就是稳定的政府。民主自由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强大政府对人民的民主自由要求进行过渡压制同样会带来不稳定,甚至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前苏联被亨廷顿认为是强大政府,当人民的民主自由和经济发展不能得到满足即迅速崩溃。四小龙在威权式发展过程中,并没有都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韩国和台湾在貌似强大的政府之下,仍然发生过严重的暴力和骚乱事件,韩国在1980年全斗焕统治时期发生光州惨案,台湾在1979年蒋经国统治时发生美丽岛事件。当人民随着经济增长而日益增加对民主自由的需求,政府不能满足要求,相反却极力想靠暴力去遏制,这是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新加坡和回归中国后的香港几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严重问题,政治秩序高度稳定,对比韩国和台湾,前者政治清廉,均有合法的适度的反对党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民意渲泻渠道,在大众之间的民意基础雄厚,迄今仍然稳定运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他们所发展出来的秩序民主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建立强大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政治秩序的稳定。对于稳定的政治秩序在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亨廷顿认为政府“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发展中国家盲目学习西方的民主制,政治参与跑到政治制度化之前,政府的权威性、有效性和合法性下降,造成政治动荡和骚乱。

    过度的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是不利的。泰国在2006年军人发动政变将他信赶下台,到2008年,泰国人民民主联盟发动数月街头运动,甚至冲进总理府闹事,直到逼迫沙马辞职。泰国的军人和政党显然都不愿意尊重宪政,这种无序的过度政治参与已经陷入亨廷顿所说的普力夺社会之中。秩序民主制的制度设计中应当对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作出一定程度的限制,保障政治秩序的稳定,使国家能够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发展经济上,并逐步锻炼人民参与政治,以为更成熟的民主奠定基础。孙中山在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设计时,也提出过要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来逐步实现民主,这是有道理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民主政治改革采用秩序民主制相对要稳妥一些。

    老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是一种渐进式的过程,对公民权利存在限权行为。从英美的历史来看,限权不只是掌权者对某一阶层权利的限制行为,实际也是为了维护当时特定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对民主制尚不成熟或需要进行民主改革的国家来说,应该吸取的教训是民主制度中什么样的限权才是有利于社会的,在改革之初应当限制哪些权利,哪些权利又必须长期限制,什么样的限制不太容易引致本国人民及世界各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发展中国家就象处于少年和青年时期,在民主巩固的条件尚不具备时却套用了西方数百年发展后才成熟的民主选举制度,空有民主选举程序,利用不成熟的空档,肮脏的利益集团、哗众取宠的低能政客左右了政府,使他们走向混乱,找不到方向。少年和青年是需要强制教育的,他们应当接受正确的教育。强制过度,把人民当被管理者看待,人民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极少或者不能满足人民逐渐增长的民主自由权利需要,又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秩序民主制是温和的强制,容易为人接受,既能让人民享受一定的民主自由,又可以保证政治秩序的稳定,利用政府的强大权力,更快地推行各种国家管理制度,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实现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双赢。但秩序民主制也意味着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必须把廉政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给予反腐机构足够的权力,象香港和新加坡那样对腐败进行快速有效的打击,否则将导致严重的腐败,就变成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俄罗斯、新加坡、香港各自的秩序民主制是不同的,这三种模式到底哪一种更好,显然难以找出一个答案,俄罗斯要能够解决严重的腐败问题,新加坡在民主与自由上应该再开放,香港将选举的范围再扩大一些,那么他们都更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也许从三者中综合,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组合,新加坡、香港健全的法制和高效廉洁的政府管理,俄罗斯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体系,香港的渐进式选举安排,将这几种组合到一起,可能要更为理想。有效而健全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制是保证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基石,高效廉洁的管理有助于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遏制腐败,垂直管理对于发展不均衡和存在分裂问题的国家有其必要性。香港在前三届立法会议员选举中有明确的渐进式安排,国家的民主进程如果能制定明确和合理的渐进式时间表,每一阶段都比前一阶段进步,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民主化。这样的组合可称为跃迁式秩序民主制,民主权力的扩大是有计划的跃进,每一届政府的更替都会带来制度的改善。秩序化管理毕竟是暂时的,它只应是实现民主与自由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而最终还是应实现充分的民主和自由。

    秩序民主下的集权途径

    不通过选举的独裁政权依赖政治强人的个人能力,治理过程中容易出现偏差。选举出来的合法性要强一些,容易治理,而跃迁式秩序民主制的实现必然需要一党独大来支撑,但是要通过类似俄罗斯那样的议会选举来实现一党独大并不那么容易,为了获得合法性,最好是由执政党在形势有利时进行广泛而有效的宣传,通过全民公投通过一个有利于执政党获得多数地位的法案,再来进行秩序民主制的制度设计。

    这样的制度关键在政党选举中怎么才能实现执政党一党独大。首先,应将议会民主制作为基本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更稳定。其次,根据人民的意愿选择一种能够执行秩序民主的选举制度。俄罗斯的一党独大是通过自由选举自然获得的,要实现这种模式需要执政党在民众中长时间保持较高的民意支持,难度当然很大,而自由选举模式还难以限制既得利益集团进入政府,影响有利于大众的政策的执行。新加坡本来是人民行动党通过自由选举得到执政权后再进行制度限制以巩固一党独大地位的,要一开始就执行新加坡的制度也很困难,除非也象新加坡那样先选举后进行秩序民主制的制度设计。如果秩序民主制的理论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也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直接由人民通过公投选择跃迁式秩序民主制的政改制度和执行跃迁式民主制的政党,该党在第一届各级议会中可直接得到80%的席位,但每一席位必须通过向社会公开的透明的党内民主选举产生,内阁总理由该党民主选举产生的党主席担任,其余20%的席位则用比例代表制在全民选举中产生,省级则应由总理任命,市、县、乡镇的首长由该党民主选举来担任。然后,该党在往后每一届议会中自动拥有的席位逐届递减15%,地方各级首长的选举则逐届增加20%的名额由各党公开竞选,20年左右进行双普选。

    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相对容易让执政党获得类似一党独大的地位,这种制度来自中国政府施加的影响,要让人民接受需要在全社会做宣传动员,得到人民的支持方有实现的可能,香港的功能界别在英国殖民政府时就存在,早期由政府从商界和专业团体精英中委任为议员,1985年改由小圈子选举产生。为了让香港回归中国后继续保持繁荣稳定,1997年后立法会议员选举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一部份议员通过直选产生,另一部份给予商界和专业团体的精英沿用小圈子选举的办法进入立法会。由于功能界别的议员把本业界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议题和本业界的利益没有冲突时,他们倾向于支持政府,他们和直选亲政府派议员形成一种近似于多数的联盟,有利于政府执政的稳定性。

    经过回归后十多年的实践证明,香港独特的制度是能维持香港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也保持了香港原来较高的法治和自由。支持功能界别的人士表示,维护功能界别的利益有肋于香港的繁荣,功能界别的专门知识可以更好地协助政府的政策制定,普选产生的政府没有这种好处。香港的部份精英阶层甚至认为即便实现普选仍有必要保留功能界别,才能真正体现民主,让各阶层在议会里都有表达的空间,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在普选模式下,香港支柱行业的代表难以进入议会。由于功能界别得到精英阶层的支持,香港在未来可能还会以某种方式保留这一制度。

    亚非拉很多欠发达国家还未实现现代化,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城市发展缓慢,民主化必然让大多数议员来自农村选区,也会让他们更多地关注农村,这是否是造成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较慢的原因之一呢?而城市化是绝大多数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途,掌握重要权力的议会也应该以城市的工作为中心,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培养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是国家成功的关键,大量的农村选区议员怎么去围绕这个中心工作呢?香港的功能界别大多在企业界,当然会让这些行业的议员更多地关注企业发展,涉及企业的方案也会更切合企业需要。欠发达国家倘若在议会中引入功能界别,或许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会有益一些。

    对极端组织的限权

    2009年元旦前,以色列出动军队大举进攻加沙,打击哈马斯政权,新一轮巴以冲突再次成为世界焦点。哈马斯政权成立以后始终拒不承认以色列,也不放弃武装袭击以色列平民目标的恐怖手段,这是到致以色列报复的原因之一。

    曾几何时,9·11后的美国政府一厢情愿地推动中东民主进程,认为民主最终会消除中东的恐怖主义根源,给中东带来和平。结果,巴勒斯坦人民却选出了哈马斯政权,而温和的巴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相反却输掉选举,使得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进一步坐大。尽管哈马斯政权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但西方国家普遍不承认哈马斯政权,不与哈马斯接触,还中断了对巴勒斯坦政府的经济援助。显然,西方国家并不会因为哈马斯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权就欢迎,相反还拼命去限制。但是,等到木已成舟才去限制是不是已经晚了?以及靠外部来限制极端组织的影响,为何不在选举之前就给予限制,其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就要小一些。

    看来,如果不进行限制,极端组织也可以利用选举程序堂而皇之地得到执政权,进而扩大极端势力的影响。极端组织的存在对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是巨大的危害,早期民主国家本来就有很多的社会问题,要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民主应该有一个逐步适应过程,对极端组织是不是应当采取一些限制措施呢? 按照西方国家制定的民主原则,人人都应有被选举的权利,哪怕这个人是个魔鬼,即便大众会将他选举出来担任国家领袖,也不应该限制这样的选举。

    然而,人类历史上经选举扩大影响的极端组织,过去和现在给世界造成的都是灾难。德国选出了一个希特勒,结果让他利用权力实行法西斯专政,然后又去发动二次大战,造成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战争灾难。十九世纪美国南方支持奴隶制的极端势力选举成立了南方分裂政权,为了维护国家统一,美国不得不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也是在煽动极端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群众运动中经民主选举上台的,他挑动了波黑内战和科索沃内战,北约不得不用战争来干预,用战争来制止战争,又造成新的人道灾难。伊拉克什叶派反美派别萨德尔派本身就是一个支持哈马斯的极端组织,从2003年就一直与美军作战,还参与教派仇杀,成为伊拉克政治稳定的主要破坏者,但被美国人视为恐怖组织的萨德尔派竟然还通过选举进入政府,扩大了政治影响后并未收敛,继续组织武装人员与美军作战,美国人的逻辑似乎认为即便恐怖分子要杀美国人也要支持他被选举的权利。美国拼命推动巴勒斯坦选举,哈马斯获胜后又拼命去限制哈马斯,然后再演变成今天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多少无辜百姓又被屠杀。车臣图谋分裂的杜达耶夫也是选举出来的,结果他把车臣人民带往战争,造成一起又一起的恐怖事件。

    以色列有能力去打击选出来的哈马斯,美国有能力打击选出来的萨德尔派,北约有能力打击选出来的米洛舍维奇政权,是因为这些极端组织和政权拥有的军事实力很弱,可以不惧怕他们。但是当具有毁灭世界能力的大国选出了一个极端民族分子,整个世界要付出多大代价。为了捍卫被选举的权利,我们已经选出了希特勒,世界差一点被毁灭。但是我们仍然没有从惨痛的灾难中吸取教训,自以为是地认为自由世界有能力遏制极端势力。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方国家内部虽然能遏制极端势力,并不能保证非西方国家也有这种能力,塞尔维亚和巴勒斯坦已证明了这一点。西方国家目前暂时是有能力遏制一些非西方的极端势力,这种能力已经让无数无辜百姓死于战争之中。

    但大国产生的极端势力却会超过西方国家的能力,使问题极为复杂。俄罗斯的极端民族势力有强大的影响,主张恢复原苏联领土的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的势力并不弱,如果俄罗斯再受到重大挫折,不能排除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上台的可能,一旦俄罗斯为恢复原苏联领土而发动战争,新的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全世界就有走向毁灭的危险。在中国的台湾,如果主张“台独”的极端民族分裂势力将台湾带向独立,作为近代史上曾受到外国侵略一百多年的中国是难以承受这种耻辱的,尽管有少数人愿意让台湾独立,但绝大多数是接受不了的,一旦美国坚持武力保护台湾的所谓“民主” ,必然会肋长那些要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台湾问题的极端势力上台,中美就有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以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这种战争足以让世界毁灭。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斯奈德在《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中揭示新兴民主国家常常走向民族主义,打民族主义牌容易得到选票,在有领土争端和民族矛盾的国家,民族主义又使新兴民主国家发生战争,南斯拉夫内战,卢旺达的大屠杀,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纳卡争端、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边界战争。中国和俄罗斯都有出现严重的极端民族势力主导国家的可能,因此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方向不明确。美国作出的选择是对中俄进行遏制,这只会激起中俄民众对美国的反感,更刺激两国极端民族势力扩大影响,美国继续坚持这种疆硬的战略反而可能促使这两个大国走向其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应该遏制的是这两个国家的极端民族势力并消除产生极端民族势力的根源,否则美国的战略是适得其反。美国应该帮助中国遏制 “台独”等极端分裂势力,这是产生中国大陆用极端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源,而不是暗中帮助“台独”势力。美国应该帮助俄罗斯发展经济,而不是将反导系统装到俄罗斯门口,应当帮助提升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而不是削弱俄罗斯,也才能遏制极端的自由民主党,这是俄罗斯可能威胁世界的祸根。中国的极端“台独”分裂势力只是中国人中的少数,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党也只是俄国人中的少数,遏制这些极端势力,中国和俄罗斯才不会向极端的方向发展,才会让两国成为世界和平的支柱。

    要防止中国采取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台湾问题和避免俄罗斯因极端民族主义而发动战争,最好的选择只能是取缔中国“台独”政党和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禁止这些极端势力得到公职。而按美国的逻辑,不应该限制这些极端分子得到被选举的“民主”权利,只应该等中国的“台独”势力坐大刺激中国发动战争后,与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也再所不惜。只能对整个俄罗斯遏制,而不能限制自由民主党,到自由民主党掌权并发动战争后再与俄罗斯进行一场毁灭全球的核战争。但美国就是这样认真地捍卫这样的“人权”并一如既往地实践的,而且很有经验,从南北战争前就已实践了,至今还在坚持。不应该限制的黑人民权进行了限制,应该限制的奴隶主反而不限制,等到奴隶主势力强大后就只有去打内战,最后付出伤亡数十万人的代价。伊拉克的萨德尔派应该得到被选举权,哈马斯可以得到被选举权,这是对“人权”的尊重,美国应坚决捍卫,等到他们拿起武器对抗,有了充足证据时再去大杀特杀一番,顺带消灭了老百姓也是合理的,战争嘛!哪有不死人的。用和平的方式促进极端分子得到被选举权,然后再用非和平的方式消灭选出来的极端分子,这就是美国的逻辑。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条规定:“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问题是《公约》没有规定用什么法律禁止,是用口头宣传的方式禁止,还是剥夺其部分公民权利的禁止,或者给予其刑事处分,对没有禁止这些行为的国家,国际社会是否应承认其利用极端行为得到的权力?从煽动民族、种族及宗教仇恨所产生的危害来看,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刑事犯罪的影响,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二次大战就是明证,因此很多国家都立法进行禁止,甚至对此给予刑事处罚。刑事处罚都可以用来禁止这些极端行为,剥夺其被选举权应该说是轻微的处罚,对于限制其恶劣影响的扩大当然是有必要的,对其不会产生危害的其它权利不应该限制,例如其选举权都可以保留,因为这不会产生危害。国际社会应形成共识,不承认煽动这些极端行为的组织,国家纵容这样的组织,国际社会都应对该国进行制裁,极端组织得到政权,制裁要更严厉。倘若能这样做,当米洛舍维奇煽动大塞尔维亚并成立组织时就给予制裁,南斯拉夫内战是不会发生的。

    对哈马斯和萨德尔派,美国早已将其列为恐怖组织,本应当让相关国家采取剥夺被选举权、取缔组织、刑事处罚等措施,限制极端组织扩大影响,为何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却出现相反的结果,美国完全有这种影响力让两国采取类似措施。一方面,美国过度相信民主作用,认为民主可以让大众选择温和政党,降低极端组织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国过度强调人可以享受的权利,忽视了享受这些权利时应当受到的限制以及限制的有效性,其实还另有目的。美国明知煽动民族仇恨等极端行为会带来严重危害,却不主张剥夺这些人的被选举权,说穿了是要利用保护“人权”的幌子去干预其它国家的内政,在必要时支持美国不满意国家的极端势力。因此,即便是恐怖分子,美国也不反对让其得到被选举的权利,对美国危害不大就睁只眼闭只眼,危害大就扣上恐怖分子的帽子进行打击。

    煽动国家分裂的行为同样会导致民族之间的的仇恨,继而引起极端行为,干扰和破坏公共秩序。对煽动国家分裂和成立旨在分裂国家的组织也应在法律上进行限制,根据其危害程度剥夺被选举权、取缔组织、刑事处罚等措施。车臣的分裂战争已经带来巨大的人道灾难,这样的教训是十分惨重的。西方国家强调的言论自由是有限的,欧洲的法德等国对宣传纳粹的言论有严格的限制,严重者甚至给予刑事处罚。尽管地区分裂组织不能与纳粹同等看待,但对主权国家的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无疑已经造成严重危害,同样要当作极端组织进行限制。西方国家之所以不对此行为进行限制,只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类似问题,或者分裂势力造成的威胁不大,所以也才敢放开限制。但西方国家却错误地对别国实行双重标准,只承认自己认定的极端组织,不承认别国确定的极端组织,这是不公平的,不利于世界和平。

    世界各国的分裂组织很少有愿意彻底放弃暴力方式来谋求独立的,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印尼的亚齐人、俄罗斯的车臣人都使用了暴力,结果只带来政府军的镇压,他们谋求独立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得不到主体民族支持,也得不到国际社会支持,他们无法用“民族自决”的方式来和平独立。这些组织的合法存在只会助长其分裂企图,导致暴力行为,甚至上升为战争,在事实上又永远不会得到成功。对于这些必然会带来暴力的分裂组织,在其成立之前就应当立法进行限制,避免更严重的后果。象西班牙那样不允许用“民族自决”分裂国家,却又给予分裂势力参政权,实际上助长了分裂势力,造成持续数十年的恐怖活动,西班牙可以承受这种代价,分裂问题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借用类似的方式,造成的问题就可怕得多,代价是不可承受的。

    美国历史上的南北战争既是反对奴隶制的战争,也是反对分裂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可见分裂组织对美国曾经造成严重危害,如果美国当初能够用非战争的方式遏制分裂势力,肯定会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美国已经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分裂问题,应该让别的国家用新的手段遏制分裂组织,而不是去重蹈美国的覆辙,没有必要用保护人权为借口去支持别国的分裂组织,如果这些组织影响力的扩大只能意味着战争,对该组织没有益处,对美国和其它国家也没有益处。

    不客气地说,二十世界末的不少局部战争都是对民主的片面理解造成的,对极端势力不进行及时的限制,反而是没有远见的妥协,民主被极端势力利用,互相仇视的民族分子、极端分裂分子、极端民族扩张分子、恐怖分子都利用“民主”得到了扩大影响的机会,没有限制的“民主”导致了可怕的战争,造成大量的人道灾难,卢旺达大屠杀、车臣战争、南斯拉夫内战、伊拉克的反恐战争和加沙战争莫不如此。

    对人权的保护需要对极端行为进行合理的限制,《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都有对极端行为给予限制的要求,限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权。西方国家历史上对人权的限制的确黑暗和不公平,经过艰苦的斗争得到今天充分的人权真的是来之不易,但也因此走向了一个极端,从自己的经验和标准来要求别国,实践证明不能给地区和世界带来和平。无论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从这样的误区中走出来,否则还将造成更多的人道灾难。

    对垃圾民主的限权

    民主不一定会带来一个良治的社会,多党民主、言论自由、司法独立,这些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套用了过来,但并未给发展中国家很快带来良好的前景,盛行于发展中国家的则是普遍猖獗的腐败。腐败败坏了民主的名声,对这些所谓的“民主” ,应该说是烂民主或垃圾民主。

    印度属于世界上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虽然印度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还象西方国家一样成立了独立的反贪机构,在反腐败上也曾下了功夫,2000年甚至将有腐败问题的总理抓进监狱。但印度的腐败问题并未根除,腐败已经渗透政坛,上至总理、政府部长、议会议员,下至普通公务员,都有涉入腐败的人员。在政府高度腐败的情况下,印度的议会和司法系统没有发挥有效的监督职责,有媒体认为四分之一的下议院议员有犯罪嫌疑,法官、律师也普遍收受贿赂。在国大党长期一党执政时还可归罪于一党集权,但反对党上台后,腐败问题依然严重,无法将责任推到这一原因上。显然,印度存在的是全社会的系统性腐败,行政系统、司法系统、议会都成为腐败的共犯。

    尽管腐败问题严重,印度司法系统得到的预算却很少,司法系统预算开支占国家预算不到0.04%,而美国司法系统得到的预算大约占国家预算的0.2%。而印度的法官数量稀少,司法审判程序冗长,几方面的原因使得积案堆积如山。当行政系统和议会都存在大范围腐败时,自然没有动力推动不利于他们利益的改革。

    议会腐败或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在发展中国家并不鲜见。在菲律宾,民选议会长期由几个较大的家族成员所控制,他们忠于自己的家族,而不是忠于人民。巴西议会在2006年卷进“吸血案”丑闻,竟然高达170名众议员牵涉其中,占全体众议员的三分之一,还仅是一个案子,那些未暴露的腐败议员当然还不少,肯定不只这几个。在秘鲁,议员们联合起来反对制定政党捐款透明化的议案。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是拥有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大量底层民众,无法看清政客的真实面目,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及长远利益,已经将很多肮脏的投机政客选进了议会和政府部门。享迁顿就论述过贫民区的居民“指望的报酬必须是立时立地的” ,然后将选票投给声名狼藉的政客。

    作为立法部门的议会都腐败掉,直接管理经济的行政部门当然更腐败,司法部门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当漫延于发展中国家的是系统性的腐败时,就象印度那样在对抗反腐败上总能找到对策,很难制定有效打击腐败的措施,必须另辟道路。

    发达国家惩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提高反贪机构的独立性,使其直接对议会或中央政府负责,不受地方政府的支配。鉴于腐败对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危害,要对付发展中国家猖獗的腐败,这个办法仍然不够,议会和中央政府都不太可靠,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反贪机构不能从属于中央政府,也不能从属于议会,要让反贪机构有更强的独立性,在立法、司法、行政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反贪权,重拳反腐。应当由知识层次相对较高的专家学者成立一个单独的选区,从他们中选出一个没有党派背景的廉政委员会,可连选连任,赋予其足够的权力,专职管理反贪部门,为了避免议会不拨给充足预算的情况,应允许民众捐款扶助。

    但是这样的反腐措施还是不够,没有一个国家的反腐败能够在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门都不配合的情况下独自运作。反腐败需要从制度上来遏制腐败产生的机会,政府决策程序的透明,完善的公务员管理等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还需要得到社会的配合支持,新闻媒体的自由报导,公民的法治意识也是不可或缺的。通过选举的方式来产生廉政机构高层领导,是要给反腐败机构施加更大的压力,更直接地反应人民对反腐败的关注,让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最终促使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门减少腐败机会,愿意采取积极主动的有效措施来防制腐败。选举产生反腐机构充分体现人民的主权,也是一种民主,人民用他们的权力来管理涉及他们最大利益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呢?

    秩序民主制意味着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相应地要扩大反腐机构的权力,要象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机构那样给予强大的权力,而俄罗斯的政府权力倒是集中了,在反腐败的力度上太弱,不可避免到致严重的腐败。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机构是靠政府高层个别人的意志建立的,不容易推广,如果能让反贪权当作人民的民主权力来建立,或许会有更多的国家采用。

    对民主过度的校正

    民主提供了社会各阶层参与政治的机会,但民主却不一定能保证为人民选择一个正直的或善良的或有能力的人出来为人民服务,不能保证利益集团将本集团的利益凌架于全体人民身上,不能保证社会团体向社会作过度的索取。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即便反腐败可以让一个腐败分子都没有进入政府,却无法限制既得利益集团。美国枪支泛滥引发众多的恶性枪击事件,但步枪协会和武器制造商施加的影响却使禁枪法令始终难以出台。墨西哥的大农场主拥有的土地规模最多的跨越一个州的面积,南方印第安农民却因土地稀少造成的贫困而发动起义。实行了几十年民主制的印度,迄今为止没有完成土地改革,很多农民少地、无地,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以至于现在还有为土地而发生零星的农民起义。如果发达国家都不容易限制既得利益集团,发展中国家在制度不健全、社会问题成堆的状态下就更难。

    集会、罢工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有的权利,但公民社会过度的利用这些权利,对社会同样是不利的。2008年,泰国人民民主力量联盟掀起的反政府示威迫使亲他信的沙马政府和颂猜政府下台,当阿披实继任总理后,亲他信的反独裁民主联盟也发动大规模示威要求新总理下台 。泰国的两派公民组织都过度使用了集会示威权利,不愿意尊重宪政,而政府实施紧急状态,民众不让步,又要造成更激烈的对抗。在一些国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如交通、 能源等部门的工人动辄举行罢工,为维护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却影响更大多数人的自由和权利,在民粹政治下执政者采取强硬措施很容量被反对派利用,可能出于政党利益难以限制这种行为,不得不满足这些团体的过度要求。如果中国的铁路系统在“春运”时也举行类似的罢工,无异于发生一次大地震,国家和人民都无法承受。

    民主难以解决特殊利益集团的绑架,也难以避免公民社会过度使用自己的权利,尽管不是所有民主国家都产生这些现象,但在某些国家,这的确是寄生于民主政治的毒瘤。需要寻找一种适当的方法来限制这些行为,避开政党政治的影响,能够采取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从有利于全体人民利益的角度对民主制进行微调,调整的幅度应不影响民主制的整体运作。

    为了避开政党政治的影响,且不受利益集团所左右,可考虑在一院制或两院制的议院之外再设一个小型议院,议员控制在10~20人就够了,限定由全国的专家学者从他们中选举产生。对议员要制定严格的要求,不能有任何从政经历,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及有政党背景的社会团体,进入议会后也不允许加入,也没有在任何赢利性机构有过任职经历,德高望重,正直无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具备足以胜任议员工作的能力。这样的一个小议院每届只可制定一部符合宪法的法律,但必须得到该议院三分之二议员和众议员三分之一的支持,如果该法律与现存法律有冲突,必须进行全民公决。另外,这个小议院可以对有损于全体人民利益的集会、罢工制定临时措施,行政机关要配合执行,实际上这个小议院也就有了部份行政权。这样一个集立法权与行政权一体的小议院,权力既“大”又“小” ,“大”则可以制定涉及全民利益的法律,“小”又要保证国家的政治仍然以普选产生的议会和政府为中心,承担一个校正者的角色,保证行政、立法、司法、公民社会的良性发展,纠正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腐蚀性势力对民主的败坏。 西方的民主制不是万能的,设计这样的特殊制度,或许可以有效遏制那些利用民主权利损坏大多数人利益的集团,防止民主的过度。

    中国取向的建议

    中国在经济上成功,政治上却停滞不前,但中国不可能长期保持威权模式,民主制也是中国必然要选择的方向。对于中国来说,尽管经济发展成就显著,国民收入还不富裕,经济发展仍是国家的中心任务,如何在民主转型时避免俄罗斯改革前期的混乱,又能实现民主制的顺利过渡,还要能保持经济的继续增长,实现这样的目的将是巨大的挑战。

    中国的崛起是世界上引人瞩目的大事件,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学习四小龙的结果,威权式的市场经济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邓小平强有力的推动下,中国抛弃了计划经济,变革国家经济政策,推动适应市场经济制度的执行,整个国家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通过三十年的努力,人民的收入得到很大提高,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也跃入世界前列。但中国的改革也出现严重的问题,社会腐败不再是个别现象,以权谋私泛滥成灾,大量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权贵手中,中国不是向民主化转型,而是向权贵资本主义转变,再不及时纠正,中国倘若走上印尼的道路必将付出更惨重的转型代价。中国还面临“台独”、“藏独”、“疆独”的分裂威胁,尤其是台湾的分裂危险最为严重,国民党仍有下台的可能,“ 台独”仍旧会威胁国家安全,如果中国在民主化转型前就用战争方式阻止台湾分裂,必将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台湾问题增加了中国向民主化成功转型的难度,稍有不当,中国就会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权贵资本主义和台湾问题对中国构成双重威胁,而权贵资本主义要阻碍中国的民主化,进而也将影响中国的统一,前者未能解决,后者也难得到很好解决。

    从俄罗斯和台湾的民主转型来看,存在分裂问题或其它异常复杂的矛盾时,突然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中国的民主转型只能选择渐近式的道路,必须是可控的和稳定的,必须防止国家的分裂,必须阻止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保证政治、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台湾的威权主义直接过渡到民主化已经产生了危险的后果,中国大陆是威权主义和后全能主义的结合体,面临的问题复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巨大,全民社会保障程度非常低,每隔几年一次的普选,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满足民众的要求,难以制定持续稳定的经济政策。要作长远利益考虑,民众的需求只能部分地逐步地满足,迅速的西方式民主化就会逼迫政党为取悦民众而牺牲长远利益,先有一个跃迁式秩序民主制的过程,再渐进地过渡到民主化要稳妥一些。

    中国通过3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为民主制改革积累了相当的政治和社会基础,采用跃迁式秩序民主制,用20年左右时间,完全有可能转变成现代化的市场民主国家。中国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几乎完全主导政治,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在发展经济方面成就显著。与香港、新加坡、俄罗斯比较,中国政府在经济管理上并不逊色,仅需要在民主改革上加快一点就可以较快地过渡到秩序民主,由中国共产党来推动建立秩序民主,比较容易实现一党独大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人民也能够理解接受。为了保证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可以不需要全民公投,直接由中国共产党作出制度性安排,改革能够更快地进行。香港的制度本就是中国大陆政府参与设计的,香港、新加坡与大陆又同是华人社会,而俄罗斯之前的苏联曾经是中国的学习榜样,中国向这三个政体学习,应当不是特别困难。

    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怎么解决“台独”、“藏独”、“疆独”的分裂威胁,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转型都出现了分裂,中国必须避免重演类似灾难。

    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没有一个全国的对待分裂分子的统一政策,《反分裂国家法》只针对台湾,大陆地区则又按更为严格的法律来执行。如果中国的制度永远不变,一个国家对待分裂分子的两种法律或许会继续存在,但为了适应统一台湾的需要,只能实行“一国一制” ,对分裂分子也只能适用同一种政策,否则,既影响中央政府的权威,又难以稳定有分裂企图的地区。中国政府希望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愿意给予台湾高度自治,立法、司法、行政权都由台湾掌握,还享有独立的终审权,甚至可保留军队,可以说只要台湾承认中央政府,几乎什么都可不变,世界各国极少会给地方这么多的自治权。但绝大多数台湾人仍然不接受“一国两制”,台湾的泛蓝民众要的是用台湾的制度实现统一的“一国一制” 。中国终究要走上民主改革之路,能按“一国两制”的条件给予西藏、新疆象台湾那样的高度自治权吗?

    台湾人大多数是汉族,至少跟大陆汉民族区是同一种民族、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藏民族、维吾尔民族与汉民族在文字、语言、生活习性上的差别实在太大,分裂势力的影响不能小视,一旦对分裂分子的煽动和参政不加限制,整个藏区和维族区都会谋求独立,武装反叛也不可避免。仅藏区就占中国国土的四分之一,区域辽阔,管理极不方便,以藏族和维族的人口数量,在中国发生的恐怖活动规模将远超俄罗斯,这是中国绝对无法承受的。当前体制下已经是管制极严的时期,尚且发生那么多的恐怖活动,民主化后倘若不加强管理,后患无穷。因此,中国根本不能用西方的模式来处理分裂问题,必须对分裂势力给予严厉的限制,煽动分裂或成立旨在分裂国家的组织都必须用法律进行制裁,俄罗斯就有类似的法律,中国也需要在这方面学俄罗斯,原有的惩罚分裂分子的法律应当保留。而且,千万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收紧,那时已经晚了,血的教训实在太多。

    台湾在民主化方面已经出了严重问题,产生“台独”毒瘤,在中国进行秩序化民主改革之时,要一下子拨除这个毒瘤是困难的,应当有一个缓冲期,在”一国一制”的条件下可让台湾不加限制的民主保持50年左右,给“台独”分子一个反省自新的空间,以后要不要延长缓冲期由将来的中央政府决定,但最终要对所有分裂分子同等对待,以保持政府政策的权威性,否则无法收服少数民族的人心。

    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安全不能得到可靠保障的最大破坏因素,也是中美发生战争的几乎唯一的导火索,不能再长期拖延下去。08年民进党已推出“入联公投”这样一个变相的“台独”公投,未来的台湾选举都不可避免变成一次次的统独大战,可以说台湾政治是悬崖政治,每四年台湾人民就要走到悬崖边拼杀一次,国民党并没有把握一直保证得到执政权,台湾随时会掉到悬崖之下,到那时,中国难以保证不会跟着掉下悬崖。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加快解决台湾问题,避免危机爆发。国民党执政对于中国来说是极好的战略机会,暂时不存在国家分裂问题,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加快改革。台湾国民党要求“民主、均富”实现国家统一,选择秩序民主制可以在两方面都最快地给予实现。

 

 

 

发件人:"一恒行者" <solomon-fang@163.com> 2009-02-10 14:09:51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cd伪战刀" <232125362@qq.com>, "MinZhuTongYi" <769915763@qq.com>, "PPKK-Symantec" <419936798@qq.com>, "阿滨" <57498265@qq.com>,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zdjun@263.net>, "长缨在手" <441702340@qq.com>, "大为" <18015825@qq.com>, "刀客不朽(12757394)" <tesheyangjia@gmail.com>, "芬克的知更鸟" <12757394@qq.com>, "郭泉" <duidui6390@sina.com>, "鹤塘云梦_若木" <694589551@qq.com> 抄送:标题: 美国汉学家包华石文章:小心西方诡辩束缚中国话语

小心西方诡辩束缚中国话语

美国著名汉学家、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 Martin Powers 包华石

    亲爱的朋友您好!几年前,我在北京讨论宋代公共舆论的性质和发展。一位学生对我表示疑问,大意是“宋代的中国不可能有公共舆论!大家知道公共舆论需要公共空间才能发展。在西方,咖啡馆早已成为公共舆论的空间,但宋代中国显然没有咖啡馆,可见,公共舆论无从发展!”这位学生很认真,但我怀疑他或许中了“西方诡辩术”的毒。这种诡辩术常把许多东西,包括艺术、山水画等某种社会现象,都视为是“西方的概念”。其逻辑非常复杂,但却可以称之为“井底之蛙”式的谬误。

    大致说来,这种诡辩术有三种逻辑弱点。一是用某种地方习惯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譬如前面那个例子,宋代的确没有咖啡店,但有茶馆、酒楼、书院等公共领域,即使不是咖啡馆,但社会功能大同小异。我讲课时给学生们介绍这个谬误常常举餐具为例。请读者们想像一位出名的西方理论家在讨论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他假设早期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是餐具的发明。“餐具”,我们可以想像他很得意地说,“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关键的发明,且是西方独有的发明。”倘若有人敢提出中国早就有筷子,这位理论家也许会说:“真正的餐具有挑选以及分割的功能,筷子只有挑选的功能,因而不能与西方式的餐具同日而语。”这个例子当然是个假设,不过如此令人哑然失笑的例子并不难找。

    此谬论的第二个逻辑弱点为时间序列中的张冠李戴。譬如有个美国同事曾说:“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举行了第一次选举。不过,妇女还是不许参加!”当然1911年的时候无论是英国、美国,或是中国,妇女都不允许参加选举。此句暗示在“西方妇女有权利投票”,但所谓的“西方”不是1911年的西方,而是后来的西方。

    第三种逻辑弱点可以称为作茧自缚的错误。倘若我们不说“举贤任能”而说“精英政治”,这个在中国发明的行政措施,则成为西方的东西了。如果不说“形似”而说“写实主义”指涉现实的艺术描绘法,就被视为西方独有的现象了。我这么说当然不是忽视宋代的“举贤任能”与十九世纪的“精英领导”的区别(比如,欧洲人接触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后又花了几百年才施用于政),而是说为了研究官制的历史特征,我们必须超越文化政治的范畴而承认“举贤任能”与“精英领导”作为社会实践,并非判若两物,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同一种社会形式会产生个别的形态。如果我们能多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动态,就能够避免被“西方诡辩术”束缚了。

言论自由不是西方概念

    这里讲的“束缚”是指心理和思维方式的束缚,即把自己的未来限于西方学者所断定的范围。上述公共舆论的话题是个颇具启发性的例子。过去有人说,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传统,所以后来这种社会理想无从发展起来。还有人说言论自由是普遍性的,即使中国没有这个传统,但现代化的国家都有能力学习并将之用于实践。第一个说法给中国知识分子设定了壁垒森严的界限,但第二个又将中国看成西方的知识统属。如此,中国人想多发展知识资源的流通性就不得不面对相当大的西方挑战,甚至西方知识的垄断。

    美国学者奥维尔?希尔在2004年《外交》杂志发表的“中国被遮蔽的民主遗产”一文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可以重新考虑自己的“民主传统”。这实际上给我们就如何看待中国言论自由等公共舆论问题,提供了启示。笔者认为言论自由的需求并非源于民族精神,而是所有近代早期的社会形式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形成的扩展知识流通性的愿望,只不过是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是各异的。

    以中国来说,古代人早已意识到抗议权利的重要性。汉文帝的诏书曾提到要重视反对者的建议,其中写道:“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汉代也产生了全球最早的学生***。到了近代早期,即宋代,各种交换社会资源的媒体进一步发展。信用借贷行为扩大而商品流通量也相应增加;印刷科技与新的、世俗化的文体出现了,而文化和话语(包括政治思想)也随之世俗化和多样化。专业化的官制与举贤任能的任官标准发展了之后,世袭身份制度随之衰退,而支配人才的效率提高。公共舆论与这一进程息息相关。如同信用借贷增加了商品的流通量,纸张和印刷科技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与交流,科举制度提高了人才支配的效率,公共舆论具备了揭露有害政策的能力,并进而产生应对社会挑战的新理论或思想路线。难怪《宋史》有不少关于“公论”(舆论)的记载,譬如《宋史?邹浩传》中记载,邹浩想辞去谏官的职务,怕连累家人。其母张氏就曾慷慨陈词:“儿能报国,无愧于公论,无顾何忧?”

    张氏不大像传说的那种不敢质疑权势的中国人,相反,她认为,“公论”的判决比官方的还有权威。显然,宋代的公共舆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即官方的决定和舆论的判断是单独形成的。也许张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对中央政策的批评已经制度化了。宋代的分权制衡颇多,其中最重要的为台谏制度。苏东坡曾阐述了这个制度的重要性:“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北宋太祖赵匡胤最初年号)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台谏制度、学生***、讽喻诗等言论渠道大部分传到明清时代的中国而引起了欧洲人的注意。按照传统的叙述,如果言论自由是西方的概念,当时的欧洲人 应该承认并接受批评政府的习惯,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在1738年,汉文帝的诏书以及其他类似的文献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以后,左翼知识分子将其视为非常先进的政治文件。当时的英国知识分子卡福就曾写过:“这些中国的宣言、法令和演说可以视为关于自由和政府等伟大思想的篇章,可以同任何欧洲国家出现的同类事物相媲美,当然也包括大不列颠———这个地球另一端的唯一的政治摇篮和平等人权的捍卫者。”

    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的确没有批评政府的习惯或权利,只是后来伏尔泰、魁奈、瑞纳神甫和其他佩服中国文化的左翼知识分子,开始主张平民参与施政的权 利(即举贤任能的道理)以及平民参与议论的权利。或许有人有疑问,既然欧洲国家有议会的传统,自然地就有自由言论的机构,哪里需要提倡中国的言论措施呢?议会是宝贵的传统,但18世纪的议会只是给贵族言论特权而已,孟德斯鸠曾写道:“虽然大多数公民有足够的能力进行选择,但是却不具备足以被选择的资格,所以,人民虽然能够任命他人为他们的治理负责,却无力自己来实行治理。”当然当时的“公民”也是人口最富裕的少数。

    可见,中国平民能够通过科举参与施政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真是令人惊奇的事。难怪左翼作者经常以中国社会实践或记录实践的文献为范本。仅此一点,就可 以说明,言论自由根本不是西方的概念。

中国知识分子应把传统的束缚解开

    至此读者也许要问,“如果是这样,为什么20世纪以来大家都说言论自由是西方的传统呢?”这个问题显然很复杂,但中国知识分子轻信西方学术的诡辩应该算是因素之一。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历史的了解只是些皮毛,而且他们的逻辑训练不强,结果西方知识分子自卖自夸的宣称,无论有无根据,大都被吸收了。

    欧美学者偶尔使用诡辩术推广自己国家的利益不足为奇。令人吃惊的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如此乐意地接受他人所断定的思想界限。幸亏现在的国际形势与过去不同。这一代人应该有办法将传统的束缚解开。欧美没有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所想像的那么美。如果以后有更多人能用原始资料(不靠译本)学习欧美历史,那么,中国知识界就会有更好的条件衡量欧美学者的论调,也就不会那么轻易接受他人所建构的“中国”或“西方”的模样。

    中国历史、欧美历史甚至于其他区域的历史都有值得考虑的社会措施。以言论自由来讲,中国历史上的资源尤其丰富,想参照则参照,谁能说不准?如有人强词夺理说言论自由、山水画、美术等概念原本是西方的东西,也不必温顺地将之吞下去。笔者认为,不如反问一句:“此人为何要强词夺理坚持这个论调?” 也许是因为有需要遮蔽的东西吧。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2-07 10:49:20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驳项观奇致大军网书

不能盍惑社会走极端

张小鼐

大军网站:

    见贵网近期(年前)几篇项观奇的文章,反思良久,十分惆怅。这位先生居于海外,去国不忘故土深情,令人钦佩!有些看法也值得一提,引起些争议是很有必要的;但不能乱党乱民乱国,盍惑社会走极端,这是要遭到时代与民众谴责的。我们的国家早就走出了革命时代,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左右都是手足之间,彼此同胞,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那种绝然对立的环境和条件,我们必须走出过去时的思想观念误区,回到正常社会发展需要、与和平共处共为的新时代中来,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新式社会!观点可以探讨,问题不能持绝然对峙的立场——它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这是我去年提出的看法,迟迟未能发出。具体观点不必要反驳,各自都有言论自由。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不认同他的某些观点,也不是完全的都否定或不认同。现在有一个你们这样的网页,正是时代的伟大进步!

    此致敬礼!

    张小鼐 2009年2月7日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2-10 11:18:08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钱钟书是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余杰

    中国当代作家笔下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此类作家的代表便是被奉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一九八零年,钱钟书被冷落了半个世纪的长篇小说《围城》,被重新发现并重版,一时洛阳纸贵。因为《围城》的语言方式和结构形式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主流文学如此不一致,让读者们感到新鲜不已。研究钱钟书的学者范旭仑后来回忆说:“其惊艳震撼之力,足以将刚学完的‘现代文学’教科书扫而空之。”此后,陈道明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围城》在央视上演,钱钟书遂从精英的圈子普及至工农大众。依照钱氏之年龄,完全可以算作现代作家;但其作品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则主要是八十年代至今,因此他仍可归入当代作家的行列。我同意小说史家夏志清对《围城》的评价——“《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但最伟大的小说不是靠“有趣”和“经营”便能支撑起来的。《围城》可以说是一部有特点的也有明显的缺陷的小说,但绝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在“暴得大名”这个意义上,钱钟书属于“大器晚成”者。一个越是缺乏文化滋润的时代,便越是要制造出“文化昆仑”来撑起面子。然而,类似于“最后的大师”的种种美誉,并不足以掩饰钱钟书在为人、为文和为学上的巨大局限及缺陷。与百年来中国所遭受的重重苦难相伴,钱钟书却既没有确定性的人生体验,也没有值得献出生命的价值皈依,更没有“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的情感取向。他当然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文人,但他的聪明仅仅是一种站在一旁油腔滑调地嘲讽在大地上艰辛劳作的同胞的聪明。钱钟书不曾拥有属天的智慧,即那种洞悉事物之善恶真假的智慧。貌似文弱的钱钟书,生存能力却大大优于大多数的同辈。他“难得糊涂”地活了下来,且相当长寿。钱钟书堪称既“苟活于乱世”又“闻达于诸侯”的庄子与诸葛亮的人格模式的交集,是“逍遥游”的哲学的最佳实践者。

    钱钟书的记忆能力无疑是超凡的,他精通多种语言,能背诵无数的诗词和文献,能将经史子集随手拈来、头头是道,比起今天电视上外强中干的学术超女超男来判若云泥。但在互联网时代,人的记忆能力连一台普通的家庭电脑都不如。一名优秀学者,当然需要知识的积累,但更需要见识和勇气。钱钟书的学问,大都停留在“资料汇编”的阶段。宗璞在小说《东藏记》中有一段情节影射钱氏之学问:主人公尤教授的原型便是钱钟书,有教授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教授立即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他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教授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别人的看法都了如指掌,偏偏就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与钱钟书差不多同时代的“一代词宗”夏承焘,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就说过:“阅钱钟书《谈艺录》,博闻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这是一针见血之论。

    如果说鲁迅在塑造阿Q这一人物的时候,对“非阿Q”式的生活方式有明确的坚守;那么,钱钟书在塑造方鸿渐这一人物的时候,已经不相信世界上还有“非方鸿渐”式的生活方式了。在此意义上,方鸿渐就是钱钟书,钱钟书就是方鸿渐。游戏即存在的本质:没有约,婚姻当然只能是围城。没有爱,他人只能是你的地狱。方鸿渐的那点小聪明,那点泡女孩子时候的贫嘴薄舌,不足以让他维持这段“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婚姻。在《围城》的结尾处,是作者对人性的深刻绝望——“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有了这绝望作底子,此后的生活定可“忍辱负重”,婚姻是如此,社交是如此,政治亦是如此。方鸿渐一再退却,以为自己可以游戏人生,却成了他人手中的玩物。但一个人既然自我贬低到“玩物”的地步,就已经不值得别人对他下手了。一九四九年之后,无论怎样暴虐的政治运动,对钱氏夫妇来说也不过是“洗澡”而已,他们自有化解之道。所以,杨绛的《干笑六记》可看作是《围城》之“后传”。

    一流的文学应当是被爱和同情心浸润的文学,应当是宣扬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的文学。然而,在钱钟书的作品当中,读者找不到爱和同情心、找不到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围城》写于抗战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当中,作者对于那些在硝烟和血泪中挣扎与呻吟的卑微的同胞们没有丝毫的同情之心,他深陷于一场以自我为中心的语言游戏之中,他的幽默之冷,与那个时代火热的氛围格格不入。在那场民族的大苦难面前,他做出一副居高临下、置身事外的超然姿态。事实上,钱氏当时任教于西南联大,由于无法忍受大后方的艰苦生活,恬然返回沦陷区的上海,在那里享受悠游自在地生活了几年,并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抗战胜利之后,他因此受到过国民政府的审查,经过友人之疏解,好容易才算过关。钱钟书一生都没有改变此种处世和写作态度,长期研究钱钟书的学者钱定平亦公正地指出:“钱先生聪颖博学,其实却跟老百姓并无切身关系。由于高明人羚羊挂角般的渲染,先生便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是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也成了他们知人阅世的一大局限。”

    很多人羡慕钱钟书的清高,这种清高是杨绛精心制造出来的,或者说是由钱、杨两人共同营造出来的。“假清高”的背后,隐藏的是“贱骨头”。钱氏并不是沈从文那样的“老实人”,也不是李慎之那样的“勇敢者”,他清楚地知道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什么人应当交往,什么人应当保持距离。他拒绝媒体的访问,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但他对掌握着知识分子命运的中/央/领/导,则“敬”而“近”之。他长期与清华老同学、官方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尽管胡乔木是一代“左王”,他仍然倾心相交,以之为保护伞。学者傅国涌在《胡乔木表扬钱钟书》一文中指出:“根据杨绛在《我们仨》中披露,一九七七年,钱钟书之所以能住进‘部长楼’,是因为有胡乔木在背后帮忙。对于胡乔木的关照,不仅她们夫妇当时,就是今天杨绛还感念不已,津津乐道。胡、钱之间的私交不说,就是在思想表现方面,八十年代掌握了意识形态大权的胡乔木对钱也是很满意,很赞许。”

    方鸿渐的人生是没有底线的,钱钟书的人生也是如此。关于胡乔木对钱钟书的“表扬”,顾骧在《晚年周扬》中披露了一段史料:一九八三年八月十日下午,胡乔木找当时还是共x党员的王若望谈话,讲了一段表扬非共x党员钱钟书的话:“我们是什么时代?钱钟书与夏志清有一个谈话,钱钟书说:尽管我们国家有缺点,但是蒸蒸日上的,前途非常好。你夏志清写了那么多的书,许多事实都未搞清楚。要多看看,少谈话。回到香港、美国不要举行记者招待会。杨绛说,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钱钟书夫妇是住干校的。钱钟书的宋诗选被当作废品展览。他在《谈艺录》中称赞宋诗比唐诗强。后来改变了观点,解放后不久,参加了毛选的翻译工作。像他这样‘桃花源’中人,对我们社会能作这样评价,值得我们想一想。”这次谈话“在一定级别的文艺工作者间进行了普遍传达”,顾骧根据的就是当时的传达记录。钱钟书正是以此种自我贬抑、自我矮化的方式,换取了权力阶层对他的好感与信任。

    《围城》里面只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小聪明”。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有“大智慧”呢?同样是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小说,同样是写失败的知识分子的小说,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与《围城》相比便是两重天地。贝娄面对的同样是一个“打不过你我就沉沦,你欺负我我就堕落,用罪恶阿谀罪恶,用绝望撞击绝望”的时代,但他写出了“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贝娄不去赦免总统、议员、诗人、学者、流氓、骗子等人的罪行,而是通过描述这些人物的病态需求,来反衬知识分子赤手空拳的无奈——洪堡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了,他不是英雄,但决不当贱人。贝娄在《随笔——索尔?贝娄评知识分子》一文中写到:“我们无力掌握改变,它太巨大了,太快速了,胆敢尝试的人只会撞得头破血流。但是我们必须尽力去了解对我们有直接影响的改变,这或许也困难,不过我们别无选择。”在《洪堡的礼物》中,有许多如同《围城》般精巧而辛辣的讽刺,但更有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宽容、理解和温情,贝娄强调说:“人类必须恢复其想象力,恢复活生生的思想和真正的生活,不再接受那些对灵魂的侮辱。得立即去做。”哪一个中国作家“立即去做”这样的事情了呢?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64a@gmail.com>  2009-02-06 21:53:21 +0800 收件人: <choiceweekly@gmail.com> 抄送:标题: 选择周刊第218至222期 立此存照

在北京叫鸡的成本(个案)

赵牧

    今天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我的朋友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前段时间有个朋友从外地来北京开会,晚上10点多去洗脚屋洗脚,因经不住诱惑被小姐拽上床,正好这时警察赶到,被抓到治安支队,我们本来以为没有多大的事,罚款就行了,可谁知后来被治安处罚行政拘留15天,后来又听说拘留完后会直接转收容教育半年,这下我就比较急了,半年可怎么办,家庭和工作都没有了。只好托人来办这个事,因为我也是外地来京的,在北京也没有什么关系,只好托朋友来打听,最后听到一个朋友说需要花15万,还最少要在收教所待3个月。我觉得花的钱太多了,还有现在只不过是拘留15天,还不一定会收教半年,说不定到时候就放了。在朋友拘留期间,我托人介绍去拘留所看过3次,据说里面的待遇很不好(好,谁都愿意去了,起不到惩罚的作用),最后几天听拘留所的人说,朋友肯定会转半年收容教育的,让我赶快想办法,朋友也很急,告诉我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把他捞出来。

    我又开始想办法,最后一个朋友介绍在拘留所旁边有一个律师事务所,那里可以办,我给一个律师拿了3万,签了协议,办不了的话,退钱。15天过去后,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他要被送到收容教育所了,半年。律师告诉我现在是年关了,抓的比较紧,警察的任务也比较重,如果任务完不成的话,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考评,所以现在没有人敢放,上面要求放的话,没有办法给办案民警交代。只好把3万快钱退给我(律师还是有一定的职业道德的,办不了就退钱)。

    这条路行不通只好等下一个环节来操作了,朋友拘留半个月后不出意外的被转到豆各庄收教所,収教半年。周三接见日去送了一些日用品和书,在会见室看到很多人,朋友告诉我这些人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进来的,有老的又少的,各色人等都有。最后走的时候,朋友告诉我赶快把他捞出去,里面太乱了,忍受不了。我只能告诉他我会努力的。

    某天我在包头出差,朋友从拘留所里打来电话,告诉我他的管教可以帮他出来,需要5万,叫我赶快和他联系,周日回到北京,我给管教打电话,管教说见面谈,让我先带2万给他办事,剩下的3万以后再说。我们约在一个咖啡馆见面,他把具体的操作方法告诉了我,说是每个月北京收教所都会向河北邯郸或者是唐山收教所转送人员,下个月他可以安排我朋友转到河北,然后从那边出来。我想既然是收教所的管教,这事肯定没有问题了,就把2万元给了他。谁想过了半个多月,管教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是年关不是太好办,如果非要出来的话,需要10万元,再给他3万,另外5万给河北收教所,如果同意的话,明天就可以把我朋友转到河北邯郸。我和朋友商量了一下,朋友说10万也办。第二天我朋友被邯郸收教所派的车接到邯郸,同车共有160人。

    我想这个管教也太黑了本来说好的5万,现在一下子涨到10万,太没有职业道德了。正好我有朋友在石家庄,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朋友一听说这事感到很惊讶,说石家庄嫖娼根本不是一个事,抓住了顶多交5000元罚款,也没有听说还有从北京转到河北的,让我打听清楚了是不是转到河北。我说肯定是的,问他能不能办,他说没有问题,但是肯定是要花钱的。我说花钱不是问题(不想让北京那个管教黑我们).

    当天下午我就开车到了石家庄,晚上他帮我介绍了一个朋友,说是省公安厅有关系,已经打过招呼了,人只要在河北肯定没有问题,公安厅的朋友已经和下面的公安局打过招呼了,周一上班就去接人.

    周一我和朋友一起开车到邯郸,接上市局的人一起到了邯郸收教所,见到了所长,所长无论如何也不放人,说我们手续不全,请假的话需要直系亲属申请(当地派出所要盖章),并且要医院的诊断证明,还有交3万的保证金,3千多元的生活费.没有办法只好再回石家庄去办资料,并且通知朋友的老婆来邯郸。

    在邯郸的时候听一个副所长说,这个所长已经宣布免职了,但因为没有新的人员到位,他还在主持工作,这是他最后一次捞钱的机会了,所以谁的面子也不给,他无所谓了。还听说所里的小卖部是所长的爱人开的,东西很贵假货居多,外面的东西不准往里送,只能从他们小卖部买。据说这些收容人员都是他们从北京买的,他们当地根本收不到学员,这种事派出所直接罚钱就处理了,所以他们为了创收,只好从北京购买人员,这次过来的160个学院其中有16个是画勾的,意思是这16个人是可以出钱的,所以想不花钱出去是不可能的。再说所长最后一次机会,能不疯狂吗?

    周三下午,我们在邯郸机场接了朋友的妻子,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去市局接上人来到收教所,这次有资料有人又有钱,倒是没有怎么为难,最后交钱走人.下午我们就回到了石家庄,朋友买了衣服洗了澡,吃过饭以后我把他们送到石家庄机场,我就直接回北京了.

    附:这次捞人的费用:

1、拘留所的费用(托人进去见面 )5000元左右
2、北京收教所费用 给管教买烟 2500元
给管教钱20000元
3、河北办事费用 来回车马费 2000元
办事人员费用 45000元(包含省厅、市局、收教所所长、办事的朋友)
在石家庄托人办医院诊断证明 3000
石家庄请客5000
4、邯郸收教所费用 保证金 30000
半年的生活费 3200元
费用合计:120700元(十二万七百元)

    http://5369682.blog.hexun.com/27626797_d.html(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2-14 00:45:26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 "zdjun" <zdjun@263.net>, "yangxiaolu_8"<yangxiaolu_8@yahoo.com.cn>, "柳鲲鹏" <quantum6@163.com> 抄送:标题: 中国距离世界第四色情大国还有多远?

中国距离世界第四色情大国还有多远?

叶青

    小学高年级学习性知识的新闻中,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最近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做了一项调查,就把中国列为世界十大色情国家的第四位,真让人有些啼笑皆非。”文章中是通过中国性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中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委员会主任徐震雷之口说出来的。乍一看到“色情国家”,我怎么也无法与社会主义的中国联系起来,说中国是世界十大色情国家更给我一种天方夜谭的感觉。但短短的几秒种后,恰似平地一声闷雷,将我从梦中惊醒,啼笑皆非?中国距离世界第四色情大国还有多远?

    这不,前天的一条新闻《24岁小伙和48岁妇女开房 一夜情没成房费摊一半》给了一个最好的诠释。一名24岁的小伙子在酒吧认识了一名48岁的中年妇女,两人在酒吧喝酒时,均表现出极度空虚。到了次日凌晨,他们来到和燕路附近的旅馆开了一间房,准备发生一夜情。大约是男的饮酒过量,一时“坐怀不乱”,以至于大家均未能如愿。随后,提不上兴致的男青年提出要回家了,干脆退房,同时他提出,既然大家都未能如愿,房费也“AA”制,让女的再给他一半的房费。大家看看,现在的中国人性观念开放吧。这样的事政府是怎样的态度呢?新闻里就能找到答案:“昨天,记者了解到,双方被带到派出所后,经过调解,女子还是付了一半房费。 ”从新闻里,我们看到警方是蛮通情达理的,没有就一夜情对双方进行任何处罚甚至是道德层面的批评警告,只是就对方的经济纠纷进行了调解。

    新闻报道中也未就此事对双方进行一点的谴责,仅仅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客观公正地报道了一件新闻。从中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在中国发生一夜情是没有多大的风险的,几乎不要受到什么道德,经济,政治上的惩罚,至少是默许合法的。一夜情在中国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物了,听听专家的话语“眼下在城市,呈现出越来越多高学历、高身份的人参与到“一夜情”队伍中的现象。性主要有三大功能:快乐、健康、生育。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人,更多关注生育功能,高学历的人更多地关注精神层次的愉悦,一夜情更多是受西方性文化中性自由的影响,在生理上追求快乐可以理解,但人毕竟是社会动物,在需要性的同时也必须担负起家庭和情感责任,所以大家所称的‘一夜情’其实是不恰当的,应该叫‘一夜性’。”从专家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专家对“一夜情”的态度“在生理上追求快乐可以理解”,但他也知道“一夜情”是不符合人的社会性,所以只要改一下名称就可以继续进行了。

    大家都知道大学周边的钟点房及住宅房出租生意出奇的好,我想这与大学生们追求校外相对轻松随意的居住环境有利于一夜情的发生是有着必然的联系。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特别是网络里面的聊天室,让一些人的视野得到了最大的扩展。“网吧内“一夜情”成口头禅 ”,“聊天室里“一夜情”赤裸裸”2002年02月28日的《时代商报》已经对此做了最好的总结。

    去年,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教授包二奶竟是亲闺女》让国人目瞪口呆。时下在中国包二奶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很多有钱的或者有权的人都养有一个或数个女人,但包二奶竟包到自己女儿头上,不能不对国人的伦理道德产生巨大的冲击波。一位大学生告诉我,他班上许多女同学都被人包了,一到周末,大学门口就停满了高级小轿车,穿戴时髦的女大学生们一个个鱼贯而入。有人管不?

    看看2008年第11期《女报·生活记实》刊登的一篇报道《大难来临:26位二奶散尽,来了结发妻》,文章极力描写了让大家看到了“包二奶”现象在中国的肆无忌惮。“李元盛把公司全权交给顾美芝打理后,无所事事,到处炫耀自己的二奶数量多、素质高。2004年10月,他参加朋友聚会,酒过三巡又开始炫耀,另一位老板对此嗤之以鼻:“老李呀,你夸什么口?我都养了21个了,你才几个?我有一对双胞胎美女,你有吗?我养的还有模特,你有吗?哈哈!李元盛当即拍着胸脯说:“一年之内,我李元盛要超不过你,就把李字倒着写!

    从这以后,李元盛一门心思找二奶。他大量发布招聘信息招聘女公关人员,挑选中意的留下,放在公司公关部和广告部实习,然后再收买她们当签约二奶。短短半年时间,他就将自己的二奶人数“扩招”到16人之多!……离婚后,李元盛更加放纵,殚精竭虑扩大自己的二奶队伍。他专门雇了两位助手在深圳、东莞和惠州等地到处网罗美女。到2005年11月份,他不但如愿以偿地找到了一对上艺术学校的18岁双胞胎姐妹同时包养了,还将二奶人数扩大到26人之多!……李元盛给每个二奶都买了公寓,还给每人办一张发“工资”和生活费的银行卡,将二奶们分成不同的等级,按级别发钱。

    后来二奶多了顾不过来,就专门让他雇的两个助手来服务和管理。二奶们提的要求只要不太过分,他一律吩咐助手照办。除为二奶们购买房子和汽车花费1400多万外,他每个月用在二奶们身上的花费平均在 50~100万!”“2005年11月13日,深圳一家著名的五星级酒店里,一场特别的生日宴会正在举行。寿星是身家过亿的特种包装制品公司老板李元盛,贺寿的是26位珠光宝气、美丽动人的年轻女性。她们全都是李元盛包养的二奶。生日宴会一开始,李元盛大方地给每位二奶派发了2万元的红包,又即兴搞了一个大赛:“今天是我48岁生日,谁的祝词让我最开心,就重奖48万!”一时间满座莺声燕语,和乐融融,好一派歌舞升平的怪异景象。”一些地方还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二奶村,女孩子竞相找有钱势的人,甘心情愿地做其二奶,让全家一夜之间就过上富裕的生活。

    还记得几年前的“日本旅游团国耻日珠海买春 ”事件吧,你想想那近500名“小姐”的数量(现在也尊称为性工作者了)也是一蹴而就的,只需当地夜总会的一个妈咪联系一下其他的妈咪就轻松搞定了。前几天和一朋友聊天,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帮一老板管理一娱乐城,里面吃住玩一条龙服务,他有幸到那娱乐城里玩,里面有许多性工作者。他说,一妈咪经常放黄色录像给她们看,还指着画面叫她们多跟着学点。时下到中国的城市里随便逛逛,不少街道两旁洗头按摩店隔三差五的,穿着暴露的女性时刻进入你的眼帘,挑逗你的神经。去年底,一个史上最牛的色情发廊竟然开到了县政法委楼下。

    看看《楚天都市报》2008年11月20日的报道:17日晚 8时许,阳新县陵园大道。知情人介绍,政法委就在此街的一幢8层大楼的二楼。记者看到,一楼醒目地挂着“阳新县委政法委”的红牌子,牌子两边分布着十几家发廊。刚到楼前,几个妖艳女子便抢着上前跟记者搭讪,记者假称想按摩,走进了几家发廊内,只见发廊内的结构基本一致:楼下一张沙发,几张凳子,二楼隔层用木板相隔,摆有4、5张按摩床。在一家发廊,一老板模样的妇女开口就问:“要不要包夜?”记者问:“多少钱,能干什么?”妇女说:“包夜300元,想干什么都行。”记者借故离开。当然派出所的楼下就更可开了,看看《重庆晨报》 2008-11-23的报道:记者昨天下午前往采访发现,这栋旧楼位于璧山汽车站斜对面,平街第一层是一处政府部门办公地点,门口挂着“璧山县璧城街道办事处塘湾社区居民委员会”、“城郊派出所塘湾社区警务室”等多块牌子。平街一层政府办公部门的楼下,写着一个大大的“茶”字。市民小梦称,花费1元购门票进入,里面是放映厅,“整天不间断播放着淫秽录像,刺激前来喝茶的观众。里面还有小姐提供每次30元的性服务。”“对头,里面小姐很多,便宜得很。”

    常在塘湾社区居委会附近跑生意的一陈姓摩的司机称,茶馆里确实有小姐提供性服务,“来玩的人多是下力的棒棒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图的就是便宜,一次20至30元。”“见惯不怪了,我在这里住了几年了,这个茶馆就没关过。”附近居民说。你说合法不?好象是不合法的,“茶馆老板娘非常横,我们拿她也没办法。”塘湾社区居委会黄书记也很无奈地表示,“虽然我没进去过,但也听说是从事色情行业的。”派出所也对茶馆查封过几次,但每次老板娘出来后没有收敛,反而当街骂人,扬言谁再管她就找谁麻烦。“横”就有用?那那么多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拆迁户,上访者“横”咋就一点用都没有用呢?我们只要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心中自然就有数了。“三光书记”林龙飞,其的“杰作”是将自己的情妇登记造册,人称“群芳录”。他的“大手笔”则是他曾经在全县最豪华的大酒店公开宴请二十几个情妇,人称“群芳会”。

    “三宝部长”张宗海,”;“三宝部长”的“杰作”是,他曾经给自己制定了选择情妇的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三胡省长”胡长青,胡长青的“杰作”是,当他得知他包养的一名情妇因寂寞而“红杏出墙”与别人幽会时,他当即前往,赤膊与这名男子扭打成一团;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不但长期包养情妇,而且嫖娼成性,不管出差到何地,都公开指使身边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从1989年至2001年7月的12年中,他竟与除老婆之外的107个女人有染,其淫//乱的行为遍及丹江口、天门、武汉、襄樊、嘉鱼、仙桃、十堰乃至北京、广州、东莞、南阳、三亚、温州、福建等地;

    安徽宣城市委前副书记杨枫,被揭发运用现代企管MBA知识管理“情妇团队”……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号称金陵“奶王”的副厅级贪官金维芝说出了众多官员的心里话:“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这也是,你看到时下中国,有哪个官员单单就作风问题遭到处置,撤职,法办的?这不为了让娱乐场所健康的发展,政府还对性工作者进行了科学的管理,看看2008年12月01日的《广州日报》的报道,“健康是人的第一财富,健康是幸福的根本保证,为了自己的健康和幸福,也为了他人的健康和幸福,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定要用安全套,每次都用,坚决使用!

    不久前,记者跟随“干预队”来到广州某个酒店开展艾滋病防治干预活动,在讲座的过程中,一名“干预队”队员带着近40位“小姐”宣读了上面这段“健康誓言”。不得不管理呀!“今天是第21个世界艾滋病日,昨天,卫生部通报我国艾滋病情,截至2007年底,估计我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其中艾滋病病人8.5万,全人群感染率为0.05%。截至2008年9月30日,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例264302例,其中艾滋病病人77753例;报告死亡34864例。 2008年1~9月共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44839例,报告死亡6897例……一个性工作者如果5年不用安全套,可以直接或间接感染80个人!”这几年来,广州在性病门诊和酒店免费发放安全套近50万只。随着干预力度的加大,目前全市暗娼安全套使用率升至82.87%,吸毒人群共用针具率下降至24.26%,防治环境越趋宽松。可以卖淫嫖娼了,就是要注意安全。

    “7 月19日,费尽了周折的线人对我说,他已经打探到了,某豪华酒店确实有这样一个俱乐部,但该组织只以会员制形式吸纳成员,以网络的形式发展和管理,极具隐秘性,女人入会和男人入行都极不容易。我陡然想起了椰林。椰林是湖南人,在海南某报工作了两年,他以卧底暗访见长,而且身材高大,长相英俊。卧底去做“应召男郎”真是再合适不过。我打电话给他,希望他打进“富太太俱乐部”去,完全揭开这个神秘组织的面纱。明白我的意思之后,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我问他要是在俱乐部里染上了病怎么办?他说:“得淋病什么的是常事,这种病容易治。最怕的就是艾滋病,那些香港来的女人最喜欢一些稀奇古怪的动作,容易让人得病。我的一个同行最近检查出得了艾滋病,他的上线立马就把他转移走了,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而且这事严禁张扬。他这辈子算是玩完了,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后怕,决定从此收手……” 这是摘自2007年04月16日温州都市报的文章《富太太俱乐部好神秘》里的一段文字。不要以为性工作者就是女性,现在中国也与时俱进了,中国也有男性性工作者了。但我知道,以前这叫“男妓”,俗称“鸭”。   

    中国还有什么没有?哦!还有那闻名于世的“泰国人妖”,看看2008年《打工》第1期的一篇文章《儿子变性为救母》:就在这时,广州一家夜场的老板接到陈海龙的电话后说,我可以借给你20万元。但你得去做变性手术,然后到我的夜场驻场演出,我每场给你1000元!同时,你还可以抽空去别的夜场演出,能赚多少是你自己的本事。只有这样,我才不怕你以后还不起我的钱!陈海龙听后不敢相信:天哪!要我做变性手术?这可是断绝我做男人的最后一点资本呀!就在这时,父亲一个劲地打电话催他赶紧回去。他哭着说:“爸爸,我当然想回去!可在家里借不到钱,我回去有什么用?我必须留在广州借钱,给妈妈救命啊!”父亲这才语气缓和地催他:“那你快点吧!”挂断电话,陈海龙感觉自己就像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绝望之下,他买了一瓶“二锅头”,在出租屋里喝得大醉,然后决定再次向命运低头。8月20日,陈海龙做了变性手术。果然,他变性后的出场费节节攀升,每场最低档1500元,很快就“红”遍了广州!看完了这段文字,大家说说这不是“人妖”这叫什么?文章中的小标题也道出了真相:为救母做“人妖”挣大钱。 这不,连臭名昭著的“人妖”中国也有了,这下种类繁多,门类齐全了。

    我还见过这样的一个小学,这所小学的门口是条国道,小学呈南北走向垂直于国道,小学后面有个与国道平行饭店,小学里的老师指指窗户外这个饭店的一个房间说,这里有两个“鸡”,一个年纪大点有三十多岁,别一个小些二十岁左右,他们就住在这个房间里。我说,派出所就不会管?老师说,管?好象派出所还入了股。我无语,我不敢想象这样环境对孩子们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还发现,一些家庭公开放映黄色录像,大人小孩随意进出。说实在的,现在的孩子在这样环境熏陶下,性观念也太开放了。2008年09月09日《生命时报》也发出了感慨《90后性观念太开放》,“三成高中学生有特殊异性朋友,三成高中生有拥抱、接吻、抚摸等边缘性行为,而初次性行为的年龄竟为12岁。”这也难怪,打开电视,登上网站,翻开报纸,怵目惊心的“更粗!更长!更持久!”吼叫声让人不知羞耻,各种性产品广告强行进入眼帘,各种穿着暴露的女性画面及亲吻拥抱脱衣行为挑战你的定力极限,走上街头,性用品商店正在不断扩张,夜总会酒吧歌厅按摩洗头店灯红酒绿……

    渐渐地人也就不成人了,倒退成了动物,兽性大发了,看看2007-03-30 《江南都市报》的一篇报道《南昌站街女绿化带旁揽客 谈好价钱当场交易》:“下午1时30分许,绿化带的走道上来了不少中老年男子。一直守在这儿的4名妇女纷纷上前拉客。一名妇女在与对方谈好价格后,竟然就地与对方进行黄色交易,只是以一把雨伞放在身边作遮掩。”2008年11月26日,月月鸟网友的博客里也批露了《卖淫女民按摩为名在昆明东风广场露天色情交易》,“一帮以中老年男子为对象的按摩女聚集在东方广场工人文化宫西侧、盘龙江以东的路两旁,不时与客人演绎出不堪入目的一幕幕。”

    说到这里,我想问一个大家,面对诸多铁的事实,中国距离世界第四色情大国还有多远?我想,第四色情大国那是绰绰有余。只要中国将色情业再在口头上合法化,那世界第一色情大国是指日可待!

    不知怎的,此时我又想起了毛泽东,想起了毛泽东的话: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在毛泽东时代,实行的是人类的最高文明——一夫一妻,结婚可以,乱来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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