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 时下的中国与世界,正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越是在这种变幻莫测的时刻,越需要对未来有准确的判断与把握,然而,在今天的中国,最缺乏的是对明天准确的判断与把握。这种状态就象鲁迅先生写过的一篇文章一样,谁都愿说好话,谁也不敢喊狼来了。这样一种文化往往可能对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损失和灾难。当今的世界的确处在危险的边缘。人们要警惕各种可能发生的动向。]

自由贸易的虚伪与理想主义的终结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2月6日

目录

仲大军:《自由贸易的虚伪与理想主义的终结》

《一月份票据融资激增 创月度历史增长纪录》

《首期四大战略油储基地去年全部投产,今年开建八大战略石油储备基地》

党爱民:《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

仲大军:《君子文化与竞争文化——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文化差异》

王志伟:《土地私有化不会导致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也无法增加户均耕地规模》

蔡恒进:《构建以人为本货币制度的探索》

倪光南:《中国软件学印度必死》

李强:《金融危机对中国劳工的冲击》

安仔健:《还BOB一个公道,CCTV真的很烂》

晓坤:《中国医疗体系结构中多样性的缺失》

朱福群:《精英是如何毁掉了国有企业》

田忠国:《炮打私有制----- 一位老工人的口头大字报》

郎咸平:《2009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张宏良:《中国经济的庄园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魏巍:《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的几点思考》

岩石:《支持胡星斗:难道能回到毛时代吗?》

朱永嘉:《释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李悔之:《司马平邦对胡星斗的胡批昭示出什么问题?》

司马平邦:《我们终于有个毛泽东可以崇拜,却被说是邪教》

嘹望:《中国智库锋芒待砺:各种类型智库缺陷日渐明显》

熊培云:《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老探戈:《我看〈人间正道是沧桑〉》

孙明伟:《新年论爱国——国家与人民的关系》

杨永臣:《成立纠察协会是保增长、促就业的有效措施》

俞心樵:《最根本的问题和最重要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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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的虚伪与理想主义的终结

----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上的演讲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9年2月5日

    最近美国出现的购买国货议案以及欧洲国家排斥外来人员就业的举动,都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思想遭遇了重大挑战。现在我们要评论的重点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要不要,而是经济全球化思想以及自由贸易原则是不是绝对正确的真理。

    多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一再被发达国家灌输着这些思想,按着这些思想,发展中国家打开了大门,走向了世界,参与了国际竞争。但在走向开放和国际市场的道路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倒下去了,只有少数的站立了起来,并对发达国家产生了影响,按他们的说法,就是打破了他们国家的经济平衡。

    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捅破了自由贸易这块漂亮招牌的玻璃纸。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促使人们反思WTO规则的权威性与正确与否。人类对崇拜信仰了多年的准则发生了动摇,其原因是象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动摇了发达国家一贯奉行的理念。

    由此,我们看到了发达国家理念的虚伪性。当这些准则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便成了他们开辟国际市场的工具和武器。一旦这些规则和理念对他们产生威胁,发达国家便开始放弃和修订这些准则。

    早就有人说过,自由贸易思想只不过是英国的国家思想。说穿了,就是强国的思想。哪个国家强大,哪个国家主张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因为只有这种思想才有利于强国的世界扩张。二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国家成了世界的主宰,跨国公司要想全球布局,全球获利,就必须依靠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以及WTO这些理论和组织。

    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与主宰,打破了西方国家经济的平衡,于是世界终于走到了一个重新反思思想和理论的时刻。WTO原则是不是终极真理?自由贸易是不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常态?

    一切一切,都遇到了国家、民族和文化的障碍。只要国家和国界不消除,贸易保护就永远不会消失。国际社会从理想主义或说虚伪主义退却,与其说是一种退步,不如说是一种进步。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理论终于被剥掉了虚伪的外衣。

    中国只有从这个高度上才能认清当前世界上出现的种种变化,并且及早作出正确的应对。任何人为的、主观的愿望都是幼稚的,徒劳的。人类仍然在摸索和探索走一条新路,这是中国以及世界各国下一步需要认真讨论的大事。

    中国有句古语:“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只有早早地看到了危险,才能有效地进行预防,才能摆脱被绑架和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命运。

 

    经济动态

一月份票据融资激增 创月度历史增长纪录

2009年02月04日

  流传于银行间的信息显示,1月份的新增贷款约为1.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4000多亿元。贷款结构中,票据融资极有可能创下月度历史增长纪录。占比可能高达新增贷款规模的30%甚至更高。这一方面显示了银行的“慎贷与惧贷”心理,也反映了企业对融资方式需求的新改变。

  来自商业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31日,某国有大行人民币新增贷款规模约为2500亿元,这个数字大致相当于其去年全年贷款计划的80%以上。信贷增长迅猛。其中,1月份该行累计买入票据量约为2100亿元,其中纳入信贷规模统计的贴现及转贴现量约为1800亿元,不计入信贷统计口径的返售票据约为300多亿元。粗略计算得出,票据融资占据该行当月新增贷款规模约为45%。占比甚高。

  一家大型股份制银行的人士也透露:“1月份,我们的贷款加上票据几乎把全年的规模都已经搞定了。”贷款结构中,票据和贷款几乎平分秋色,各占半壁江山。另一家大型股份制银行人士也告诉记者,虽然票据在整个贷款中的占比没有那么高,只占1月新增贷款的10%以上,但是纵向比较,有非常明显的提升,占比大约比去年底提升了5个百分点。

  央行统计数据显示,去年11月份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4561亿元,其中票据融资增加2105亿元,占据半壁江山。12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7718亿元,同样,票据融资跃居2000亿元以上。在各家银行疯狂的“票战”之下,票据贴现利率暴跌,甚至跌破了银行的资金成本价。贴现利率从9月份的年率3.5%,降到10月份的3%,到11月初则降为2.5%,11月底降为1.7%,12月初已经降为1.5%。
 

首期四大战略油储基地去年全部投产

今年开建八大战略石油储备基地

2009年02月05日

  中国首期四个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已全部完工,并已于去年全面投用。今年,中国还将开建锦州等八个战略石油储备基地。自2003年起,我国开始在镇海、舟山、黄岛、大连四个沿海地区建设第一批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储备能力总计1400万吨。业内人士表示,四大石油储备基地建成后,预计相当于十余天原油进口量。再加上全国石油系统内部21天进口量的商用石油储备能力,中国总的石油储备能力将超过30天原油进口量。目前,位于浙江省的镇海和舟山两大基地已建成并投入使用近两年,而位于山东的黄岛基地和位于辽宁的大连基地则也于2008年年底前完成建设。

  另据了解,到去年11月份为止,中国已将黄岛储备基地近40%的油罐注满原油。按照计划,去年12月份及今年1月份的注油量也在进一步增加。国家发改委去年曾宣布,库容达2680万立方米的石油储备二期工程也已规划完毕。本报记者昨天获悉,包括锦州等在内的八个战略石油储备基地有望在今年全面开建。此前,关于二期战略油储基地的具体选址结果从未正式披露。在此期间,甘肃兰州、新疆鄯善、河北唐山等都传出过拟建原油储备库的消息,而重庆万州则据称在打造国内最大的成品油储备库。这些都可能成为二期油储基地的选址地点。

我国最大石油储备库趁低注油

  位于新疆鄯善,油源来自哈萨克斯坦,是第二批原油储备库中首个开始注油的项目。我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正借低油价之机开始提速。近日,由中国石油(10.92,0.17,1.58%,吧)承建的新疆鄯善原油储备库一期工程正式建成投产,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原油同时开始注库储备。据了解,新疆油库为中国最大的原油储备库,目前是国家建设的第二批原油储备库中第一个开始注油的项目。

  据了解,这次建成投产的一期工程总投资8.56亿元,建成库容规模为100万立方米,由10座10万立方米的外浮顶原油罐及相应的辅助配套设施组成,总占地面积达480亩。该项目由中国石油旗下新疆油田公司EPC项目部总承包建设。 从2003年起,国家正式启动了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建设,目前已经在镇海、舟山、黄岛、大连四个沿海城市兴建第一批总储备能力1000万吨的四座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其中有两个500万立方米的储备库已经使用。

  “新疆鄯善项目就是中国筹备建设的第二批原油储备基地之一。”新疆油田公司EPC项目部副经理王月华介绍说,该储备库总投资达65亿元人民币,全部完工后将建成800万立方米的库容,届时将是中国最大的原油储备基地。据中石油集团内部人士介绍,新疆鄯善原油储备库在本月19日即已经建成试运行,在本月底正式投产。该储油库目前已经开始接受由西部原油管道输送的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原油注入,预计此后还将有一部分新疆油田的原油注入该库储存。

  新疆鄯善县位于新疆东部,距离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300公里,被誉为中国“西部能源通道枢纽”。前述中石油内部人士表示,鄯善原油储备库项目是西部管道新的配套工程,在汇合了西部原油管道输送的原油之后,会在适当的时机输送到东部地区的炼厂,以备在油品紧缺时缓解市场需求。据了解,我国的石油储备包括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地方石油储备、企业商业储备和中小型公司石油储备等四级石油储备体系,目前已经启动了国家储备和中石油、中石化的企业储备两级体系建设,随着国际油价的持续下跌,中国的原油储备呈加速之势。

  记者了解到,除新疆鄯善项目之外,中石油在本月初还在甘肃兰州开始建设一座200万立方米的原油商业储备基地。同时,辽宁铁岭、黑龙江大庆林源等地在近年也陆续兴建了百万立方米以上的原油储备库。

 

国外企业动态

  2009/02/04

    阿尔卡特-朗讯公司去年大亏逾52亿欧元,摩托罗拉上季大亏35亿7000万美元,Panasonic预估年度净损高达3800亿日圆,全球经济恶化日本夏普首度面临亏损,新加坡制造业连续第5个月萎缩,美车市惨淡,开年销售创近30年新低,

    据国外媒体2月5日电报道,时代华纳周三发布了截止于12月31日的2008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由于有线电视部门、出版部门和AOL等子公司的资产预计将贬值242亿美元,时代华纳第四季度出现了巨额亏损。

  时代华纳预测称,由于它要在广告市场下降的情况下支付重大重组的开支,今年的利润将持平。拥有时代杂志、有线电视网络CNN和HBO以及华纳电影公司的时代华纳财年第四季度亏损了160.3亿美元,合每股亏损4.47美元。上一年同期时代华纳盈利了10.3亿美元,合每股收益28美分。

  AOL营收下滑了23%至9.68亿美元,其中付费业务和广告业务营收下滑幅度分别为27%和 18%;时代华纳有线电视营收增长了8%至44亿美元;电影业务营收下滑了11%至31亿美元;电视网络业务营收增长了9%至29亿美元;出版业务营收下滑了13%至13亿美元。

  据悉,时代华纳多个业务部门都公布了裁员计划。上个月,华纳兄弟宣布将裁员近800人,占其员工总数的10%;AOL也宣布将裁员700人,占其员工总数的10%。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2009-01-31 20:27:02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投稿:以主权按货币破解经济危机

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2009, Working Paper No. 093

dammos0192@sina.com, Tel: 13433993322,

  摘 要:本文以明斯基提出的“华尔街范式”和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循环”的理论为基础,分析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认为全球经济陷入了利润枯竭式萧条。本文主张,发行一种无负债、无利息、无需担保、无需赎回的主权货币,用它替代部分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功能、恢复部分本来属于国家所有的铸币税,并把它直接发给民众以增加消费,是迅速解决当前危机的可持续的制度性措施。按人发钱是为市场注入令其起死回生的利润,是生产过剩条件下的一项帕累托改进。

  关键词:主权货币,铸币税,赚钱,按人发钱,JEL Code:P11,P21,E58

    1.导言

  目前,世界经济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侵蚀全球实体经济。中国在这场危机中也没有得以幸免,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纷纷倒闭,紧接着内地企业也受到冲击。由中国社科院编写的《社会蓝皮书》指出城市调查失业率达到9.4%,而曾湘泉今年1月份接受《香港商报》记者访问时说,中国的调查失业率已经达到24%。如何早日摆脱危机,实现经济复苏,是本文研究的主题。

    早在20世纪初,一些经济学家就提出了企业过度负债有通货紧缩效应的理论。193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 Fisher)首次完整提出了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 1932,1933)。他认为,经济主体过度负债有通货紧缩效应,同时通货紧缩也会加重企业债务负担,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增强,从而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引起严重萧条。

  费雪认为,在经济处于繁荣阶段,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受到繁荣前景的鼓励,企业更容易从金融机构获得大量贷款进行投资,这种借贷将一直持续,直至企业“过度负债”的状态出现,以至于企业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清偿到期债务。这时候“债务-通货紧缩”效应就会发生,债务人、债权人对企业的过度负债发生恐慌,开始清算债务,进而发生一系列导致危机的连锁反应。

  后凯恩斯主义者海曼•明斯基(Minsky,1985,1991,1992)和金德伯格(Kindlberger,1996)进一步发展了费雪和凯恩斯的分析,强调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出了金融市场不稳定假说。

    明斯基(Minsky,1975,1977,1986)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把现代资本主义描绘成一幅虽然具有发达金融系统,却仍然是贫穷的、纯粹物物交换的“乡村集市”,即只从物物交换中抽象出相互有关的经济规律,再往里面添加一个方便交易的货币。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图景与这种乡村集市完全不同,因为人们首先看到的是资金、债券、股票等金融工具,之后才看到货物流动。所以要想真正的认识经济中所存在的问题,就应该先分析金融市场,放弃把货币仅仅看作是方便交易的观念,明斯基把这种研究问题的方式称为“华尔街范式”。在这一新的分析框架内,金融体系与生产活动一开始就发挥作用,华尔街上的交易所与银行在经济周期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与公众对未来的态度都会影响投资与就业,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与“乡村集市范式”相比,“华尔街范式”把货币和信用置于首要地位,而使生产处于从属地位,这基本符合具有高度发达金融市场的现代经济的实际情况。明斯基认为,在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华尔街”的行为在经济周期中处于核心地位,“标准理论”所采用的“乡村集市范式”对于分析有着复杂金融制度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不适合的。金德尔伯格(Kindlberger, 1996)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由工业资本主义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从而金融资产的波动对就业和实际产出有巨大影响。

    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远远不是简单的物物交换(W-W),也不是加入了货币的简单再生产(W-G-W),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扩大再生产(G-W-G’)。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只不过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马克思还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赚到钱”(马克思,1975b,P68)。这一点套用到今天的华尔街上,就再也适合不过了。马克思还指出,当资本家的剥削是以满足自身消费为目的时,还带有一点“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当资本家的剥削是以赚钱为目的时,他的剥削就是贪婪的、毫无节制的(马克思,1975a,P263)。

    为抑制经济不稳定,明斯基提出了“大政府”和“大银行”的概念,这在主流经济学中也是没有的。“大政府”指的是扩大预算赤字的财政政策。主流经济学忽视财政赤字也许是因为财政赤字不像货币政策那样可以独立地做出,需要经过立法机关的批准,这样,财政政策就不像货币政策那样可以对经济下降作出快速反应。 “大银行”指的是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主流经济学不赞成实施最后贷款人的救援行动,其理由是它会带来道德风险,但如果不实施最后贷款人的救援行动,经济将陷人大萧条的境地。

    本文第2节分析这次危机的性质,第3节分析现代货币制度的缺陷,并分析和估算铸币税利益的流失,第4节提出破解危机的办法,第5节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2.资本主义陷入“利润枯竭式”危机

    2.1 赚钱的目的

  今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围绕着货币运转,货币是资本主义的灵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货币获得了如此大的魔力,以至于让整个资本主义为之疯狂?对于一个从事自己专业的人而言,他的劳动是一项简单轻松的劳动。对教授而言教书是简单劳动,对歌手而言唱歌是简单劳动,对医生而言治病是简单劳动,对飞行员来说驾驶飞机是简单劳动,对建筑师而言设计房屋是简单劳动。。。让歌手去治病行不通,让医生去开飞机也行不通。。。所有人借助于自己的简单劳动取得货币,然后买来他想要的任何商品或服务。比方说,教授可以拿钱去听歌、去看病、去乘飞机、去买房,其他人也是这样。而這些买来的商品或服务,如果让他自己亲手去实现的话,必须付出千倍万倍的劳动,——有些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除了专业化劳动,即使那些在生产线上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是惊人的,也远远超出了个人劳动的简单加总,表现出了规模效应。专业化分工与交换,使人获得了千倍万倍于自身力量的魔力,而这项魔力的获得,必须借助于货币,于是,也就给货币注入了魔力。魔力,是一种涌现。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出售自己的简单劳动,取得货币,从而扩张自己的魔力。货币,让凡人获得了魔力,成了现代人。没有货币,就没有魔力,就是原始人。这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着迷于货币的根源。

    货币的使用促进了交换,促进了专业化分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货币为纽带,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借助于这个网络,使人们自身的能力得到了极大地提高。或者说,货币的使用间接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约了劳动。

    2.2 赚钱是“华尔街范式”的核心

    在“华尔加范式”下,现代资本主义如同一个大赌场,它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泛指各种金融资产的增值),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钱展开,而满足社会需求是资本主义的副产品,居于次要地位。为了钱,就要生产;要生产,就要利用资源、就要雇佣劳动。现代资本主义是用资源和劳动力换钱,而不是相反。钱是资本主义的灵魂,钱是资本家的命根子。资本家残酷压榨穷人,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为了赚钱。马克思说,资本家“象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马克思,1975a,P159)。这好比一个叫《大富翁》的电脑游戏,在激烈的竞争中,如果他不赚钱,游戏的对手就会把他吃掉。因此,资本主义是极其残酷的,不仅对穷人残酷,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很残酷。土地、环境、自然资源和劳动力,都是资本家之间展开生死决斗的工具,他们会尽一切手段把这个工具榨干榨尽。这一切,都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乡村集市”中的赚物,也不是故意残害人。以钱生钱,让钱变成更多的钱,俗话叫“赚钱”,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

    分析发现,当代资本主义既不是纯粹的“乡村集市范式”,也不是纯粹的“华尔街范式”,而是两者的一个混合体,参看附录1的数学模型。 特别地,当市场没钱可赚时(利润枯竭时),经济就会朝向纯粹的“乡村集市范式”退化,爆发经济危机。很显然,这是一幅极其萧条的景象。只有把握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个逻辑关系,把“华尔街范式”纳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才能够理解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纷乱现象,才能够找出破解资本主义危机的办法。

    2.3 资本主义赚谁的钱

    明斯基吸收了Kalecki(1965)-Levy(1983)关于总需求结构决定总利润的观点。在一个仅有资本家和工人的模型中,总利润等于总投资。如果把政府和出口加入到这个模型中,总利润就等于总投资加政府赤字再加净出口。如果把亏损的企业和盈利的企业分开来考虑,就会变成下式(党爱民,2004,P153):

    总利润=总投资+政府赤字+净出口+总亏损

     在上式中,如果没有后三项,仅靠投资来实现利润要受到诸多限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并不是所有投资都具有市场价值。资本家必须找到合意的投资项目,方才可以实现利润,而这样的机会将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递减。例如,如果建了高速公路却收不到过路费、造了房子却卖不出去,等等。因此,以投资获得利润是有条件的。这样一来,后三项(其实都是其他经济主体的亏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明斯基按照“债务-收入”关系将经济主体分为三种类型:对冲型(Hedge)、投机型(Speculative)和庞氏型(Ponzi)。对冲型的经济主体在每个时期都能够偿还债务及利息,是最安全的一类经济主体。投机型经济主体虽然无法偿还债务本金,但可以偿还债务利息。这类经济主体需要靠债务滚动(借新还旧)来维持。滚动发行债务的政府、企业以及银行是典型的投机型经济主体。庞氏型经济主体不能靠经营所得收入来偿还债务本金甚至不能偿还债务利息,只能变卖资产或者不断增加未到期的债务来偿还到期债务。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一群人乘着一条小船在大海上漂泊了很久,没有了食物。为了尽可能让更多地人活下去,船上的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抓阄来决定谁应该被同伙吃掉。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办法,但如果不这样做,整船的人就会统统死掉。这样的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华尔街范式”下,这样的悲剧时时刻刻都在上演。没有亏钱的,就不会有赚钱的,亏赚正好相等。没有庞氏经济主体的亏损和倒闭,就不会有对冲型经济主体的盈利。如果拒绝给事先预知的庞氏型经济主体融资,那么,部分原来的投机型经济主体就会演变成庞氏型经济主体。庞氏型经济主体把钱借出来,让其他经济主体有钱可赚。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提出需要一个非生产阶级(如地主、官吏、牧师等)来消化生产过剩的观点。

  我们知道,现代西方货币创造制度,所有的货币是信用货币,所有货币的背后必然对应着与其等额债务。货币扩张,意味着债务扩张。公众手中的货币,是人吃人、企业吃企业,吃出来的。人们手中每多出一笔钱,就对应着商业银行多一笔坏账、企业多一笔亏损。如此创造货币的社会代价是非常大的。钱真是来之不易啊!

    在中国,最先扮演被吃角色的是财政,俗话叫“跑部钱进”。财政不愿赤字以后,就采取“拨改贷”。国有企业从银行贷一笔款,搞投资、缴税、发工资,最后无法收回贷款,国有企业跨掉了。在国有企业跨掉的同时,私有企业却壮大了起来。这时候,有人就说国有企业是扶不起的阿斗,于是不给国有企业贷款了,贷给私有企业。结果可想而知,贷给私有企业,照样形成坏账,照样会被同伙吃掉。在山穷水尽之际,又找到了一条路——出口。美国的华尔街,通过大量的冒险的金融创新,印出了大量的钞票。全世界都争着抢着拿自己在国内榨取的剩余价值,与美国的美元相交换,让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延续。这之间,是一种默契,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现在,美国这个利润的源泉枯竭了,于是,全世界的经济陷入了百年一遇的萧条。

    2.4 全球资本主义将陷入“利润枯竭式”萧条

    美国次贷危机其实是债务危机——哪些或明或暗的庞氏型经济主体的问题,陆续暴露出来了,它们的债务链条断裂了,再也无法维持正常的经营了。这是注定要来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美国已经不可能继续靠举债来吸收全世界的生产过剩,这也意味着诸多发展中国家已不可能继续靠出口赚美元来消化国内生产过剩。全球资本主义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它们梦寐以求的利润从哪里来?谁愿意以自己负债的增加为代价给整个经济注入利润?谁来购买过剩产品?包含G’中的那部分货币增殖从何而来?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字:钱!钱从哪里来?都想赚钱,钱从哪里来?谁愿意自己把钱从银行贷出来,让大家来赚?哪家商业银行愿意把钱贷给没指望还钱的人?那个甘愿让大家吃掉自己、以保全其他人性命的献身者是谁?

    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就是技术进步排挤了工人,给剩余价值的生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但同时,失业和低工资,造成社会需求萎缩,于是反过来给实现剩余价值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因此,全球资本主义因为利润枯竭而进入一个长时间的萧条期。在这个萧条期中,由于发达国家有比较完善的救济与保障制度,人们的生活或许不至于太凄惨。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失业和贫穷将加剧,这是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

    2.5 中国的扩大内需政策

  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出口需求瞬间崩溃,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工人提前回家返乡,各种宏观经济数据急转直下。面对危机,中国政府连续出台了各种板本的扩大内需政策。

  对于这些扩大内需的政策,民间并不看好,本文也不看好。不看好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政策不能给市场带来它最渴望、最迫切需要的利润。这些用于投资的钱,不是主动献身、让大家赚的钱(利润),而是要赚钱的钱(资本)。没有利润,就没有信心。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虽然这些投资大概有10%会转化为工资,但这种转化效率实在太低,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大问题。这种低效率的投资政策,如果搞得太多,不仅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还会给银行带来大量坏账。

    要想早日摆脱危机,走出困境,就要早日给市场注入利润。谁给市场注入了利润,谁就会走出危机。然而,这个人是谁?谁能担负起这个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3.现代货币制度的弊端

    3.1 货币的商业创造缺乏控制

     德国经济学家Huber(1999)和Huber and Robertson (2000)认为,由于现代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商业银行创造了各种支付手段,如活期存折、支票帐户、信用卡、借记卡、承兑汇票,甚至通过网上银行,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交易。这些支付手段参与日常的交易,事实上完全充当了货币的角色。今天,我们已经在理论上无法界定哪些属于货币,当然也就根本不知道货币的数量。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导致货币失去控制 。

  在中央银行强制结汇的背景下,中央银行被动收购来自于国内贸易顺差和资本帐户盈余的美元,这也使得基础货币的投放失去控制。

    3.2 银行扮演了顺周期角色,导致经济不稳定

    1)内生货币导致不稳定。在经济高涨的阶段,银行愿意冒风险放贷、企业也热衷于借贷投资,个人也大胆借钱买房买车消费,即使利率高一点,也无法抑制这一系列冲动,于是推动经济过热。在经济萧条阶段,银行变得极其谨慎,企业和个人也变得吝啬保守,即使利率再低,企业因为没有合意的投资减少借款,个人因为收入减少或预期减少而缩减消费,于是,让已有的萧条雪上加霜,参见Huber(1999)和Huber and Robertson (2000)。

     党爱民等(2004,P117)提出了财富增长的两难命题,认为财富增长必然要求货币增长,于是债务也增长,反过来,如果要停止债务增长(或削减债务),就要制约财富增长。

  2)热钱导致不稳定。追逐短期利润的投机热钱,也具有顺周期的性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它们蜂拥而入,推动经济高涨;当经济萧条时,夺路而逃,加剧经济萧条、金融动荡。

  3)大量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使得现代金融制度更加诡异,变得不可知、不可控、不稳定,加剧经济波动。这次由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因为金融创新失去控制引起的。

  4)在金融危机中,中央银行扮演最后贷款者的角色(“大银行”)变得无效。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都采取了相应的挽救措施,但收效甚微。同时这种挽救暗藏着巨大的道德风险。

    5)导致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银行一般以资本的形式贷款给企业投资,或者直接由政府主导投资(“大政府”)。也就是说,银行把本来属于全社会的铸币税收益让渡给企业或政府搞投资,长期这样做,就会造成投资过多,消费不足,浪费资源的畸形发展格局。

    3.3 鸠占鹊巢——铸币税损失(削弱国家主权,侵蚀公共利益)

     铸币是宪法赋予国家的特权,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但现行货币制度从以下三个方面削弱国家主权,侵蚀公共利益。

     1)利用货币创造制获得铸币收益,参见Huber(1999)和Huber and Robertson (2000)。个人把钱借给银行,银行把其中一部分花掉,维持垄断部门的非正常特殊利益。银行业最怕挤兑,如果公众同时到银行取款,银行必然立即崩溃。而现实是,一般情况下,公众不会在同一时间取款,于是,银行可以拿公众的钱给公众支付利息、支付本金,相安无事,四平八稳。因为银行支付给公众的利息很低,而且有很多优质的客户,骗局一般不容易穿包。但是,公众的财产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明斯基把银行划为投机型经济主体,但是,当发生通货紧缩时,银行业就会演变为庞氏型经济主体。这次美国四大投行的倒闭就是最好的例子。与庞氏骗局一样,设局者也获得了大量非正常收益。

     参与这种骗局的还有从银行贷款的企业。它们也可以不断借新钱还旧账,用借来的钱支付旧账的本金和利息。一旦银行收紧信贷,他们中间大多数必然要破产。一般来说,小企业没那么幸运,它们一般无法得到众多银行的支持,经常会倒闭破产。但是,受到众多银行支持的大企业,一般可以把这种游戏持续玩下去。

  被银行和企业以很隐蔽的方式占有这些利益,在本质上属于国家的铸币税,属于公众利益的一部分,但被国家无偿放弃了。如果按照M2的增长计算(扣除现金增长),我国2007年损失铸币税约5.4万亿,如果按照M1的增长计算(扣除现金增长),大约为2.2万亿。

  2)不正常的外汇储备导致铸币税流失。中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国外,最后换回来美元,央行把人民币按当时汇率付给企业,再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国债。这种流程可以看做是美元充当了基础货币的角色,因此,美国享受了铸币税利益。美国正是利用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对全球征收铸币税。2007年底的外汇储备比2006年增加4619亿美元,如果按1比8的汇率计算,约3.7万亿人民,全部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如果不花出去,将合计损失铸币税16万亿人民币。

  3)活期存款的利息与同业拆借的利差。同业拆借的利率大约为2%,而现在活期存款的利率降到仅有0.36%,同业拆借利率大致就是活期存款的正常市场收益率。2007年的活期存款M1为15.256万亿,用这个数乘以利率差1.64%,得到2500亿元人民币,这也是公众利益的损失。

    4.以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珍珑棋局巧破解)

    4.1早期芝加哥学派的观点

  在上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危机中,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他们的独特见解。1932年1月,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 就联名向当时的胡佛总统发去了一封电报(Davis,1968)。他们的建议包括6点,其中包括允许美联储用政府债券作为货币发行的抵押,用财政赤字支持公共工程支出。1932年4月26日,芝加哥学派的12位经济学家联名向参议员Samuel B. Pettengill提交了一份备忘录(Davis,1968)。在这份备忘录中,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极力反对让财政政策保持中立而等待经济自动复苏的立场,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引起生产力的巨大浪费,给社会带来剧痛。他们主张给经济注入足够的购买力,使得大部分生产在现行的成本下有利可图,并认为这种方法虽然易于被滥用,但只需要中央政府采取有勇气的财政政策。所谓“有勇气”的财政政策,就是向美联储出售债券,用来扩大财政支出(Tavlas,1998)。

  芝加哥学派反对所谓“健全财政”的思想,认为要求每年都做到财政收支平衡,如同要求每月、每周都做到收支平衡一样荒谬。不仅如此,针对那些主张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内做到财政收支平衡的观点,他们也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当财政行为受到跨期预算的约束时,政府不仅要考虑到现在,还要考虑到将来,于是,政策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因为今天增加支出,预示着明天要扩大税收。因此,西蒙斯(Simons)主张,财政政策无需考虑长期预算平衡,而只应着眼于当前问题的解决,“为了一个没有人可以预见的经济周期而作打算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必然对当前经济政策的效果产生影响”(Davis,1968)。Jacob Viner明确地说道:“用新银行信用或新钞票来满足赤字被证明是萧条财政的合理原则”(Davis,1968)。

     费雪(Fisher, 1935)的“100%货币”以及包括西蒙斯(Simons,1948)、弗里德曼(F,1948)在内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们提出的“芝加哥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它的意图是废除失去控制、没有限度的银行活期存款创造,这被认为是货币及商业周期严重不稳定的主要罪恶根源。该计划强制银行对所有活期和定期存款保有100%的现金储备。于是,这些存款就会重新变成真实且安全的货币储蓄,这在中古的意大利和现代早期的整个欧洲被采用。任何人都能拥有无现金支付的方便,而不必担心自己的钱会丢失。另外,货币当局发行的货币覆盖100%的存款种类,将完全控制货币的供给。

  芝加哥学派的这些观点,必然导致明斯基倡导的“大政府”、“大银行”。“大政府”将导致权力腐化,资源配置无效率,特别由政府主导的投资会导致需求结构失衡,造成严重浪费。而“大银行”是指中央银行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对出现危机的银行实施救助。但是,这种救助蕴含着很高的道德风险。美国的120多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美联储救市,道理就在这里。因此,我们要寻找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4.2 按人发钱的理论

    在货币理论上,道格拉斯(Douglas)的社会信用(social credit)(或曰国家信用、消费信用)理论是值得重视的。Munson(1945, P166-180)和Armstrong(1996, P112-116)介绍了道格拉斯的理论。道格拉斯非常重视利息的作用,他认为,信用创造的货币仅够用来偿还信用,而没有创造出偿还利息的那部分货币。要偿还利息,就要占用别人的信用,于是,由利息引起的差额部分会呈指数增长,结果要么是信用创造受到限制,要么在债权人和债务之间重新分配收入。于是,由这种缺陷导致了需求不足、商业周期以及失业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道格拉斯认为可以通过发行一种无债务的社会信用来解决。而这种无债务社会信用既可以通过投资及政府开支注入经济,也可以直接把它发给全体公民,通过消费途径注入,后者也就是米德(Meade,1936,1938)等人倡导的无条件社会分红(党爱民,2008)。

     党爱民(2004, 2007)提出过一个合伙生产模型,意思大概是这样的。有两个人张皮和李馅合伙包饺子,一个皮换一个馅,李馅饭量小,吃10个就饱了,而张皮饭量大,要吃20个才能饱。尽管他们各自能够提供足够多的要素,但必定要出现资源闲置、张皮每天得饿肚子的情形。这种不和谐在现实中比比皆是,夫妻生活不和谐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而在现实经济中,由于资本家集团的消费达到饱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交换被迫停止,于是就出现了资本闲置、工人失业贫困的经济危机。

    这个模型大致有两种改进办法,一是调整交换比例,亦即调整分配比例(党爱民,2007),二就是按人发钱。这里只讨论后者。如果给他们两人每天各发10元钱,假设市场上皮和馅都售每个1元,那么,李馅每天会赚到10元钱,而张皮也可以吃饱肚子。这个改进后的经济包含了“乡村集市范式”和“华尔街范式”的内容:一是他们借助货币进行物物交换,每天有10个皮换10个馅的交易,二是他们进行货币与实物的交易,李馅每天卖出10个馅,赚来10元钱。由于这个交易完全是自愿的,且大家的境况也都得到改善,因此,按人发钱是一项帕累托改进。按人发钱的更加学术化的术语就是社会分红。

    4.3 国家纸币和现代不兑现信用纸币

    国家纸币是由国家法律强制发行和流通的一种不兑现黄金的纸制货币符号,发行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紧急需要,弥补财政赤字,发行环境是物资短缺,没有实物基础,因此,发行的结果必然恶性通货膨胀。历史上出现过多起为人诟病的国家纸币超量发行的事件,如美国1861-1865南北战争期间发行的“绿背纸币”(Green back),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行的“阿西拿”(Assignats),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马克和旧中国的伪“法币”(何问陶,1996)。

    现行的由商业银行创造的不兑现信用货币与国家纸币一样具有不兑现、不赎回的性质,但前者国家没有收到相应的铸币税,相当于国家放弃了这份公共收入,不同之处是前者有相应的物质基础作保证,不致像后者那样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但前者却导致债务危机、导致金融不稳定。国家纸币是以国家的信用作担保的,而现在由商业银行创造的各种非现金货币,是以银行的信用作保证的,信用级别降低了。现在的这个系统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完全是由于有相应的社会生产力作保证。

    4.4用主权货币破解经济危机

  为了应对利润枯竭的经济危机,我们必须增加利润。如果以别人负债得形式发现货币,为市场补充利润,谁也不愿意。这时候应当有人站出来舍身取义,伸出脖子让别人宰,甘做冤大头,先牺牲自己,再凤凰涅磐,浴火重生。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宪法赋予其印钞职能的中央银行。补充利润、补充货币的根本措施是发行主权货币。主权货币是一种纯货币(plain money)。纯货币是一种无负债、无利息、无需担保、无需赎回的交易工具。主权货币是由中央银行依照宪法赋予的权力发行的一种纯货币,它的数量完全按照实际经济对货币的需要来决定,以现实的生产力作为发行的物质基础。主权货币主要用于社会分红,通过消费途径注入经济循环,也可以用于公共开支及作为减税的基础。

    只要有过剩的生产力,就可以发行主权货币,这样做不仅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还会使实际产出增加。主权货币与历史上发行的让人诟病的“国家纸币”看上去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它们之间有两点本质上的区别:一是发行的条件不同。国家纸币一般是在战争等非常时期发行,这时普遍存在物资短缺的现象,它的发行必然加剧通货膨胀。而主权货币是在目前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大环境下发行的,有充足物质基础作保证。二是使用的方式不同。国家纸币由政府使用,用来敛财,而主权货币由全民公平使用,用于散财,消化过剩产能,让人民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主权货币与现行不兑现信用货币相比,它让流失的铸币税重新回到国家手中,变成公共利益,同时也有助于稳定经济,化解周期性的经济危机。Huber(1999)和Huber and Robertson (2000)详细论述了以纯货币恢复国家铸币税的诸多优点及其具体实施细节。

    4.5 主权货币体系的运行

  主权货币体系的运行,其实就是对现行的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制度在保留其原有运行规则的基础上,对具体的运行参数进行技术上的调整。具体来说,就是以主权货币作为基础货币,加大基础货币的供应,降低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规模,由国家回收部分铸币税利益,并把这些利益回馈给社会。

  当经济处于萧条时,企业贷款意愿降低,使得货币乘数降低,即使降低贷款利率,企业也不敢贷款、银行也没有合意的借款客户,同时,消费者开始节俭,导致货币流通速度降低,这时候就会表现出通货紧缩。传统的货币政策几乎无法应对这种状况。因此,传统理论应对通货紧缩的主要办法就是财政政策,加大财政赤字,实行反周期财政政策。但这却会给政府带来巨额财政赤字,这又为下一波经济危机的埋下种子——一旦政府企图补偿赤字,就会造成经济收缩。而如果用没有负债的主权货币对抗通货紧缩,就不会有这种后遗症。主权货币的数量完全按照经济对货币的需要来决定,如果不发生通货膨胀,就不必刻意赎回。如果持续生产过剩、通货紧缩,就持续发行这种货币。主权货币发行完全以潜在经济增长为导向。如果发生通货膨胀,首先应当发展生产力,扩大供给,其次可以通过增加税收的办法收回这些货币。如果主权货币是以全民平均分配的形式进入市场的,它就有助于迅速调整投资过多、消费不足的畸型需求结构,其它优点参看党爱民(2008)。

  这项改革可以让商业银行专注于自身的业务,从“政策贷款”的负担中解脱出来。主权货币旨在补充利润,挽救经济,如果把它看作是临时的救贫救穷措施,就显得过于狭隘。当然,经济学的终极目的就是消除贫穷,而本文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是要提供一个可持续的制度化的措施,而不是临时的应急的措施。

    4.6 主权货币的需求

  对主权货币的需求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流通需求,主要体现在每年需要增加的M1上。这部分需求属于流通需求,它的量比较小,而且可以由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来实行。但是,如果以主权货币替代其中一部分,就等于回收了部分铸币税权利,它可以用于公共利益。二是资产需求(有人叫保值需求),大致等于M2减去M1的那部分。这部分货币充当储藏手段,需求量最大。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由于我们在医疗、养老、上学、就业等各方面的保障不健全,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储蓄一部分钱来应对自身的收入波动。这部分需求也是对纯货币的需求,也对应着一笔巨大的铸币税收益。目前的以负债形式发行货币的货币供应政策,根本就无法满足这部分货币需求——因为没有人愿意为别人负债、也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承担这么庞大的一笔债务!这是目前最主要的矛盾、最紧迫的事情。三是人民币作为区域结算货币以后,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以上两种需求。这里也包含着一笔很大的铸币税利益。

    4.7 与主权货币相关的法律

    国务院于1993年发文禁止财政向央行借款,随后于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该法第29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些法律法规出台的背景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处于通货膨胀状态,出台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1994年以前财政向央行借款累计1582亿元。为了这笔钱,央行和财政争吵了多年,最后国务院于2003年10月23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正式提交了《关于规范处理1995年以前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借款问题的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法》把货币政策的目标锁定在维持币值稳定上,认为购买本国政府债券会释放高能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法律规定财政不能向央行借款、央行也不能直接包销国债,但央行却用人民币购买大量美元、再用这些美元去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公司债券。虽然理论界把通货膨胀归结为货币现象,但其归根到底是需求大于供给。事实上,出口导向式增长比内需驱动式增长更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因为出口是以实物财富换回货币,物资减少了,货币增多了。而按人发钱,是以闲置的生产力为基础、以原本要出口的物资为基础,物资仍然在国内,因此,更不容易造成通货膨胀。

    今天,几乎所有行业都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困扰,同时也出现了长期持续的通货紧缩。我们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而不是被动收购美元、根据美元的多少来发行人民币。我们应当根据目前的生产力状况,适当调整那些针对通货膨胀制定的法律法规,以符合我们经济发展的要求。

    4.8 按人发钱是21世纪货币经济常态

  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始终无法赶上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过剩、需求不足将是未来经济的常态。这就是说,发行主权货币的物质基础是坚实的。发行主权货币,一方面让社会生产力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让企业得到了它梦寐以求的利润,这是一项帕累托改进。简而言之,由于企业对利润的渴求是无止境的、是一种常态,因此,按人发钱也会成为一种常态。

  有人认为,我们的共同富裕可能会受到自然资源的约束,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诺奖得主舒尔茨(1998)曾经指出,先前的经济学家夸大了土地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人力资本和技术对土地面积的拓展。套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现在很多人夸大了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和稀缺性。舒尔茨说:“历史证明,我们能够通过知识的增加来扩大资源”(舒尔茨,1998)。有人预言(Brain, 2003),未来20年机器人技术进会取得长足进步,会导致大约50%的就业岗位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给每个公民发钱,将会成为21世纪的常态。科学技术的发展,替代了很多原来的人类劳动,这个技术进步使得人类不再需要为自身生存而忙碌,人类完全可以从各种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享受充分的自由,逐步进入共产主义。

    5.结论

  本文以明斯基提出的“华尔街范式”和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循环”的理论为基础,分析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认为全球经济陷入了利润枯竭式萧条。本文主张,发行一种无负债、无利息、无需担保、无需赎回的主权货币,用它替代部分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功能、恢复部分本来属于国家所有的铸币税,并把它直接发给民众以增加消费,是迅速解决当前危机的可持续的制度性措施。按人发钱是为市场注入令其起死回生的利润,是生产过剩条件下的一项帕累托改进。

    适合作为主权货币的币种,一般是那些政治稳定、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国家的货币。中国的人民币完全具备作为主权货币的条件。而一些小地区小国家的小币种要成为主权货币,会遇到一些障碍。因为这些小币种一般仅仅是在其发行区域内充当流通手段,一般不会用来充当储藏手段,尤其对那些资本帐户开放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生产力仍然比较落后,政治也欠稳定,人们对持有本币没有信心,一旦赚到钱,就会立即拿来换美元,本币始终在实体经济中循环。因此,一旦增发本币,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发生金融危机,如1994年的墨西哥和1997年的东南亚。

    附录1:相关数学模型

    本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乡村集市范式” 与“华尔加范式”的混合体。明斯基的“华尔加范式”对现代复杂的金融市场没有作出合理的抽象和概括,使我们对“华尔街范式”难以得出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华尔街范式的核心就是赚钱,也就是马克思描述的G-W-G’,我们只需往“乡村集市范式”中加入一个“赚钱”的要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下面给出一数学模型,这个模型出现在党爱民等(2004,P56-58),本文再给它添加一些解释。

    党爱民等(2004)认为,基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之和存在一个极限——饱和值,假设这个饱和值为q。我们考虑一个仅有资本家和工人的模型,假设资本家的边际消费倾向为零、工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假设工人和资本家的分配比例分别为α和β(很显然,α+β=1)。那么,全社会的总需求Y将由下式决定:

(1)在如此规模的生产中,工人会得到工资Qm:
(2)我们再假设在t=0时,给工人一笔钱m0(比方说来自于转移支付),那么,工人就会有如下式所示的有效需求:
(3)当t=1时,资本家仍然按照意愿消费和投资,他们的有效需求始终为q,而工人有效需求仅为Q0,全社会的总需求等于q+Q0,工人会得到工资Q1:
(4)同理,当t=2时,工人只能消费由t=1时所拿到的工资,同时又得到工资Q2:
(5)同理,当t=3时,工人只能消费由t=2时所拿到的工资,同时又得到工资Q3:
(6)一般地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差分方程:
(7)求解上式所示的差分方程可得:
(8)把(2)式的边界条件代入上式,得到:
(9)我们把(9)式的这个解表示在图(1)中。

    图(1) )转移支付模型的动态均衡过程

    由于α<1,所以,当t趋于无穷大时, αt趋于零,工人的消费达到稳定的数量,即:(10)

    这也就是(2)式的结论。在这个模型中,由于资本家的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已经达到饱和,他们生产的目的除了满足他们意愿的需求以外,剩下的就是为了赚钱——因为他们对金钱的需求是不会饱和的。 由于在单位时间内资本家的消费始终是q,故社会共生产了(q+Qt)的产品,故单位时间的总产出为:

    (11)这个模型的结果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把社会生产分为以下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即q/β)为货币可再生的可持续的生产,也就是“乡村集市范式”的生产,也就是马克思描述的简单再生产(W-G-W)。这类生产的规模由资本家的饱和需求和分配比例决定。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雇用劳动、发放工资,同时出售产品收回工资,周而复始,循环不断,货币仅充当交换的媒介。由于在短期内,分配比例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这个生产规模是稳定的。

    第二部分(即m0αt)为不稳定的货币耗散型生产,也就是“华尔街范式”的生产,也就是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G-W-G’)。这类生产的源动力是资本家为了赚取工人手中的钱。随着赚钱活动的开展,转移支付给工人的那部分钱会越来越少,于是,这类生产逐步萎缩,直至消失。因此,这类生产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是靠货币推动的,因此,我们称为货币耗散型生产。

    同理,如果这个经济有来自外部的需求冲击M’,经济就会扩张,赚取M’。当这笔钱赚完以后,经济又会回到原来的均衡水平。信用扩张、财政赤字、对外净出口都具有扩张经济的作用。一旦这些生钱的来源发生障碍,就会发生经济危机。如果我们连续不断地在每一期都给全体居民一笔适当数量的钱,则“货币耗散型”生产(即“华尔加范式”下的生产)就会持续进行下去,达到一个像水电站那样的“非平衡稳定状态”,这便是“按人发钱”的理论来源。而降低资本所得份额、提高劳动所得份额是由该模型得出的另一个政策建议(党爱民,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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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下面是仲大军先生两年前在湖南农业大学人文讲坛上的讲话记录,由这个大学的文化活动部整理刊出,发表在湖南农业大学人文讲坛第207期上,网址:http://61.187.55.45/xnqn/web/Forum/ShowArticle.asp?ArticleID=3571,时间:2007年7月12日。题目:《君子文化与竞争文化——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文化差异》。现作为资料放到本中心网站。)

君子文化与竞争文化

——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文化差异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7年7月12日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这几年我一直在做经济方面的研究,那么现在开始讲起文化来了。很高兴到咱们湖南农业大学来做客,看到你们这个学校。崭新的校舍给我的感觉就像我到全国各地走的很多大学一样,是一座崭新的新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广州的大学城,好几十所大学都聚集在一起,你们的学校一进来也有这样的感觉。你们生活学习在这样一个崭新的环境里,将来还要重这里踏上社会,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实用性,因为你们早晚也都要走入社会工作的,现在是你们在学校学习知识的时候,那么学到知识你们踏入工作岗位的时候,也会面临着非常激烈的市场竞争,研究一下未来的市场以及未来这种整个的市场文化,我想对咱们大家也很有用处。知识是一方面,现在有很多人学了很多的知识,读的学位也很高,硕士、博士、有的还是博士后,出来以后还是得找工作,甚至有的找到工作后在单位里也并不一定能获得好的成绩,这些也与他们自身的社会知识甚至社会文化都有很大关系。那么今天咱们学生会给同学创造了好的条件,请一些学者来给我们谈一谈,也等于是开拓同学们的思路。

    谈到竞争文化有这么几种分类,当前特别是在文化术语里面有几种较好的,如丛林文化讲的就比较多,丛林文化就代表着竞争。丛林文化听起来就感觉到挺可怕,因为它像动物界的一个竞争规则。你们都是学农业的,学生物的都知道丛林文化就是优生劣汰,高级的淘汰低级的,优秀的淘汰较差的。这是动物界的一种生存模式,那么在人类社会有没有这种模式呢?现在仍然是这种模式,所以说生物界的这种规律现在在人类社会中依然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竞争相当的厉害。

    我今年是55岁,还有这位老先生,我们这样的人就有深刻的体会,那个时候社会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那个时候也竞争,大家努力的工作,也争当积极分子,当标兵,但是到了今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大家都平等,从小学就开始准备高考,然后再进行市场争夺,争夺的第一名像姚明这样的年收入几千万元,大家想想这种现象,比刘翔差的,比刘翔差零点零几秒的第二名也许就因为差零点零几秒,不能获得冠军,世界上的冠军都是以这个来计算的,按理他人的素质和体质相差也没多大啊,但是为什么获得冠军得到的社会效应要远远大于第二名、第三名,这是什么规律?新闻媒体都去采访第一名,而不采访银牌、铜牌,所以说当前的这种竞争规则导致了当前的社会竞争异常的激烈。我就觉得你们这代人,你们这代人的拼搏和竞争状况要比我们这代人厉害的多,因为你们面临的社会和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个是计划经济时期,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大家就是分配,没什么竞争的,66年、68年我们那一届分配,从老初一、初二、初三到高一、高二、高三,六届学生一块儿分配,因为我们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代,文化大革命晚分配了两年,积压了前两年的学生。我们分配的时候上山的下乡的,上工厂的是少数,大部分是上山下乡,还有就是到我们农业兵团,就是分配啊,与你的竞争没有任何关系,与你的考试分数通通没有任何关系。

    我在家里是排老三,我哥哥和姐姐都下乡了,我就刚好被照顾留在了城市里进了工厂,我就到工厂里做工去了,后来我在工厂当了四年工人又去当兵。当兵在野战部队也是一名普通的战士,在那个时代大家都是勤勤恳恳,大家为了革命,不追求物质奖励,那个时候的奖励就是表扬这种非物质的奖励,当时的铁人石油工人王进喜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没有奖励,一些著名的老一辈科学家为国家立下了多大的功劳,李四光,没有奖励,但是人民怀念他,景仰他,不像现在袁隆平一奖就是五百万,不像有些数学家一奖就是三百万、五百万,所以说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你们现在完全不一样。

    王进喜死后他的骨灰盒放在哪里了?大家猜猜,是放在大庆油田还是他老家?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了,放在第一存放室里面。第一存放室里放的是哪些人呢?放的是朱德元帅、陈毅元帅、贺龙元帅、李宗仁先生等等一大批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以及郭沫若、老舍等一批大文人和科学家。有一年,我到了八宝山烈士公墓的第一存放室看到了王进喜这么一个普通工人的骨灰盒放在这里,这显示一个什么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精神,不计较文化不计较名利地位的。李宗仁又是什么人?“四?一二”大屠杀就是他和白崇喜这些桂系军阀,可以说他的手是沾满共产党鲜血的,但是李宗仁的骨灰盒也存放在第一陈列室里面,我就通过第一陈列室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认识了他们那种精神。从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个“共产主义时代”,所有的,不管是将军、科学家、工人都为了国家,为了社会注意而努力着,没有一个人想的是自己的利益。

    通过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开始注重个人利益,私人利益,你们生活在这样的经济制度和文化氛围之下,所以说你们的价值体系和当年我们那一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从踏上工作岗位,走入社会的那天起就开始计较经济效益,能挣多少钱,干一个什么样的工种,能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是否能有一个升迁的机会,都是你们所考虑的。所以说整个社会的奖励机制变了,从过去的政治奖励、荣誉奖励变成了现在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奖励,竞争也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开始加剧。

    在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任何机会上大学,而我又非常渴望学习,可是从我16岁进工厂的那天起,我盼望上大学整整盼了10年,一直到我26岁也就是1978年恢复高考,我才有机会参加考试我并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复旦大学。在复旦大学我读的是中文系,毕业后被分到新华社,在改革开放的这种经济大潮下,我们这些做编辑、记者的整天就是与经济打交道,久而久之也就对经济这个领域有了较深的了解。

    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讲,我认为在座的同学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发展前途,以后不一定非从事你们现在所学的专业。从恢复高考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竞争时代,高考意味着什么,高考意味着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的重新恢复,从历史文化来讲,隋唐以前没有高考,主要靠的是举荐。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不断发展,任用什么样的官员去管理地方,辅佐皇帝是摆在中国政治面前的大问题,秦代以前的任人为亲是行不通了,要有一个客观的统一的标准,这就孕育着考试制度的诞生,从秦到隋700年左右的时间的酝酿,科举制度终于在中国建立了,这就是一个竞争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影响了世界。

    大家不知道西方的哪些制度受中国的影响,就是科举制度。我们现在有些人盲目的崇拜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西方现在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了中国的科举制,又把它的民主选举结合起来,形成了今天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又有竞争考试又有民主选举,就像一只鸟的两只翅膀。而中国恰恰少了一只翅膀,有考试制度,缺少政治家的选举制度。所以有的人认为我们的政治制度不如西方的制度,但是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着这样的传统,这是个历史问题,社会问题。考试制度的建立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它就是通过公平的考试,公平的竞争来衡量优秀的人才,把它使用到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中国的这种竞争制度和西方的有些不同,我们的竞争尽管有了“科举制”这种考试制度,但是中国历史上的这种竞争制度还不是很残酷,和丛林法则还联系不上。

    我现在也是在探索,就是说我现在考虑的东西也不是很成熟,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也是我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丛林法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一直表现着。比如说商鞅变法打破贵族特权的传统,鼓励平民大众,谁有本事,谁就能得到应有的奖励,调动了全国人的积极性,使得秦国迅速强大起来,这是一种制度显示出来的威力。今天我们来比较下东西文化的差异程度,中国文化的竞争程度是处在世界哪一种位置。在中国除了庄老、儒家、法家以外还有墨家,在春秋战国影响力最大的不是孔孟,而是墨家,为什么儒家到后来成为最主要的流派是因为它适应了帝王统治的需求。我建议同学们看一下墨家的书,因为它是一种传统的适合平民大众的文化。今天的社会是一种马拉松式的社会,跑在最前面的人看不到最后面的人,相反最后面的人也看不到最前面的人,而且差距会越来越大。

    在座的各位同学,在将来的社会竞争中,你们可能有些人是在前面的,有的人是在后面看都看不见的,这一点大家要思考,我今天在这里讲不仅仅是为了你们个人长大以后如何去为个人设计、去考虑,个人在社会中争取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是让大家考虑我们将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合理的竞争制度。中国的改革将近三十年,我们这一代从改革的开始起就是参与者,在这么多年的时间中,我不断的思考着,不断的肯定又否定。

    当八十年代改革大潮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积极的改革者,改革到了今天,成绩不容置疑,但是我也感觉到我们的改革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我们要纠正要调整。比如说过度的、残酷的竞争应不应该。现在社会的收入越来越大了,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了,工农的差距越来越大了,这是我们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吗?现在整个世界所流行的这种竞争模式是不是一定合理的,我们最终要考虑这个问题。中国个人的收入差别是否有必要拉开这么大,大量的资本、财富掌握在一少部分人的手里,北京、上海等地的高级别墅一栋就是上亿元,面积上千平方米,这对中国的资源、能源是不是一种浪费,这样的现象会使中国的经济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这会使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国家消费无力,大部分人没有钱来消费,消费的增长每年在百分之十左右。社会剩下来的大量的资本,钱财用来干什么呢?用来投资,这几年我们国家出现了罕见的投资热,这几年我们国家的投资率占了GDP的45%,最高的时候占到48%,也就是说一年总产值将近一半又重新投入到建设当中。企业拿走了大部分的利润,国家财政收入拿走了一部分,只有一少部分收入流到了劳动者的手里。我们国家用于工资收入的只有11%,其他的全部被资本拿走了,被财政拿走了,这很明显不利于这个社会劳动收入的提高。

    工资的收入我们把它叫做劳动收入,企业的收入我们把他叫做资本的收入,资本的收入和劳动的收入差距这样大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这样一种靠投资来带来的经济增长的现状导致我们能有消费能力吗?这只会导致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投资也会出现一些危险,首先是投入大量的资金给企业,生产量上来以后,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消费水平,会导致生产过剩,大量的机器就会闲置,造成资源的浪费。第二,造成社会腐败,因为有些投资不是生产性的投资,而是奢侈性的投资,比如说政府大楼,这样会滋长腐败的风气。所以说以上我讲的这种现状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没有好处的,只会有利于少树人。那么这些问题与我今天要讲的竞争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是有关系的。因为当前我们国家这种收入状况的不平等,悬殊越来越大恰恰是在丛林法则和当前的竞争文化旗帜下出现的。

    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竞争,最终将落到一个问题上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竞争,那就是一种公平的竞争。我们通过改革开放的二十年,学习了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许多东西,引进了竞争,而在劳动合法权益,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却进展缓慢,竞争也就在某些方面失去了公平。曾经在上海我听见有人抱怨说,要想进大的机关,好的单位没有关系好的家庭背景基本不可能,在许多领域也是一样,在你所向往的那个领域或说成社会圈子,没有一定的基础或关系,你要想进入是非常难的,或许侥幸凭借自己的实力进入以后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机会。我今天在这里跟同学们来讲这些问题有是要同学们提早的认识这些问题,正确的认识这些问题,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国家要打破这种传统的、不合理的竞争制度必须还要改革,要有新的思路。我在这里也不是给我们国家的改革做任何的评价,我只指出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因为我的任务就是发现问题,使我们国家的改革能更好的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我们需要竞争,需要与国际社会接轨,如果不参与竞争我们中国就无法在世界上立足,在中国的近代,我们就是败在了西方列强的丛林法则之下。

    近几年有些学者提倡复古,重新恢复儒家之道,恢复国学,提倡君子文化,我想你过度的提倡这些的话你就会像马拉松赛跑一样被淘汰的无影无踪。当然我们国家是在仁义,君子文化这种历史环境下过度到现在这样残酷竞争环境下的,我们免不了要暂时的在国际竞争中吃些亏,就好像前面我讲的劳动者收入问题。我们过在整个国际分工中还处在边缘位置,对于高新技术,核心技术的掌握还少之又少,主要是从事产品的加工和生产,我想在种背景下我们的劳动者的收入,取得的利润还很高的话,中国的产品那就根本没有竞争力,我们这些年就是靠着这些低廉的产品占据着世界的市场,我想这就是改革就必须牺牲的来换取的表现。

    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敦厚朴质的中国人民正以出卖自己的低价的劳动力这种方式来支撑着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从而也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条件。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也能够在以后的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也能够在国家改革的道路中具有着牺牲的精神,为我们国家早日走入更加完善,更加合理的社会而努力。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问题一

    问:“请问仲教授,您认为当代中国政治革新中需不需要有一批有政治见识,政治激情,政治理想的政治人士出现呢?”

    答:“当然是需要的,因为任何一个时代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不是GDP,是真正的有才能的人。当然这个有才能的人不仅仅包括袁隆平,还应该包括商鞅,商鞅式的人物,但是中国今天只有袁隆平,没有商鞅,这是中国今天的遗憾。我们的整个市场经济,在经济领域通通的放开竞争了,只有政治领域不放开竞争,这是个很大的遗憾,可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管理人才是官员的素质,但恰恰官员不能进行公平的竞争。当前我们也有公务员考试,但考的仅仅是公务员,而不是主要的领导、首长,你们要是今后到政府工作就会知道,考的主要是下级,上级是不考的,上级没有考试制度。上级就有可能占了个位置成为摆设。一个国家的管理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官员啊,经济领域都放开了,管理国家的这些岗位不放开竞争怎么能行呢?庸才不下来,能才上不去,这影响这个国家的领导的各方面,一个决策的失误造成的损失比一个企业的失误大多了。这个同学提出的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大家打开《墨子》,第一个问题就是取士、选士的问题,墨子在当时就已经看到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选拔人才,就是一个帝王能把国家最优秀的人才选拔进来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可是我们国家有的时候是一种排斥机制,真正有才能,有德行的人会被排斥出局,我想在这个领域今后大有文章可作,谢谢。”

    问题二

    问:“我们中国已经参与了国际竞争,在国际上除了提出强的文化就是您开始讲的丛林文化以外是不是还应该提出精神文化?”

    答:“对,这个同学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坦率的说,以前中国在国际上有些方面是被人瞧不起的,一个是经济技术上,我们落后,一个是在制度方面。但是现在我想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有所变化,因为我们的物质文化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近些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在政治制度,比如说人权方面、民主、一党专政进行百般刁难,这个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进行改革。但我想我们国家,我们的国民要想真正的树立起无论是在物质财富还是在精神、文化上都繁荣的形象就必须创造,就像当初我们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目标是经济目标,我们的GDP目标。这些年来,我们不遗余力的追求GDP,把我们的经济做大,蛋糕做大,我们有钱了,我们再来达到我们的制度文化,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的、合理的、公平的制度,然后再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中国人在人性上有很多的弱点或者说是劣根性,比如说很不团结,因为人一多就不讲团结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犹太民族是非常讲究团结的,如果一个社区有一个富人,他会光明正大的把他的钱拿出来给这个社区每个穷人家的孩子上学。在60年代犹太和阿拉伯打仗的时候,阿拉伯军队有一次仗着人多,打到了一个山头,最后掩护撤退的是一批军官,士兵们通通撤退,军官留下来坚守阵地,最后这些军官全部牺牲,让打仗没有经验的年轻士兵撤退了,这样的民族这种内部的精神,团结精神,平等协作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可是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自私自利越来越严重,个人主义越来越严重。集体主义,为公的思想,社会责任越来越淡泊。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社会秩序越来越乱。物质财富增加了,但是我们的社会秩序,道德水平在下降,你能说这样的国家是在真正强大吗?进步吗?社会内部的分裂增加了,现在思想界,学者界两个类似于左派、右派在打仗,争吵到开会、谈话、交流都不能在一起,各种政治力量,利益集团的搏杀也非常的严重。所以说怎样建立起一个和谐的制度,文化是至关重要的,谢谢大家。”

 

 

发件人:"志伟 王" <chaliewonderful.my265@yahoo.com.cn>  2009-01-31 15:23:01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祝贵网站越办越好

土地私有化不会导致土地所有权的集中,

无法增加户均耕地规模

王志伟

仲大军先生:

    近些日子在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站上看了很多文章,感觉非常不错。贵网站的突出特点就是博采众长,荟集了不同观点的文章。这也验证了古今中外“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这一普世之真理。

    我在阅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路雄先生的文章《中国耕地制度[5]存在的问题及不可回避的政策选择》中感触很深,作者与温铁军先生一样反对土地的私有制,但反对的原因截然相反。温铁军先生的观点是:“一旦允许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那么一方面,经营农业无利可图的小农会在资本的强势介入和侵害下大批失去土地,不管是表面自愿交易还是强势集团所迫;另一方面,丧失农村根基后,农民又无法在城市完全立足。最终结果可能是城市贫民窟化与农村社会冲突的加剧,其程度将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严重,社会动荡将不可避免,中华民族遭到的危害将不堪想象”。

    而张路雄先生则认为土地私有化,不会导致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因为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地价飞涨,农民抛荒闲置土地 ,等待进一步的升值,而且手头也不缺现钱,这是在日本发生的事情。因此土地私有化无法增加户均耕地规模,这就是他反对的原因。可以看出同样是“左派”的观点(如果支持土地私有化算是“右派”的话),看法完全相反。

    依愚之见,我是赞同张路雄先生的观点的,日本的文化、人口、土地密度与中国相同,在日本发生的事情,同样会在中国发生,拉美或非洲发生的事情与中国无关。不客气的讲,现行的土地制度倒是可以导致温铁军先生的结论,因为在过去30年来,已经有5000万丧失土地的农民了,主要是因为征用土地的成本太低所致。如果土地私有化,土地价格飞涨,购买或征用土地的成本将大大增加,从而阻碍土地的集中。祝好!

 


发件人:"wangmiao711" <wangmiao711@188.com> 2009-02-04 15:47:31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中国改革报深化改革扩大内需论坛之8、9

构建以人为本货币制度的探索

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教授 蔡恒进

2009年2月5日

以史为镜看财富转移规律

    在一个非全民公有的经济体系内,财富总是倾向于向少数人(或集团)流动,产生聚集效应。这与物理学描述的趋向分散或趋向平衡的普遍规律正好相反。之所以有这样的财富转移规律,粗略地讲是因为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和智力,个体差异使人在经济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在竞争中,财力雄厚的更容易胜出,获得更多财富,从而形成正反馈。更深一层地讲是因为人们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和对未来的把握程度不一样,一个小的增长率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放大。

    财富倾向于向上流动这一规律在历史中能得到验证。自秦统一中国后,历朝历代存在时间少则数十年,如秦、隋、中华民国等;多则也不过三四百年,如汉、唐、宋、明等。一些学者们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制度或文化。事实上,可以从财富转移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王朝的兴起和灭亡。假如中国从秦朝开始以每年1.8%来增长(自1850年以来,以人均GDP而论,英国的1.8%是西方七国中增长率最小的),用爱因斯坦72法则很容易算出,利滚利1块钱能涨到1千万亿块钱,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一个文明要延续2000年的话,不可能以一个好的增长率持续增长,一定是增长和衰退相互交替的过程。

    如果开国皇帝很开明,在王朝初期,社会财富分布会比较平均。在这个基础上,大家手里有钱,那些精明人就能容易赚到钱,经济会发展起来。中国几个长的朝代,像唐朝,汉朝,明朝和清朝,大约第三代的时候,财富的增长机制完全运转起来了,这个时候看起来都风调雨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最精干的皇帝往往也无能为力,因为发展潜力已经耗尽。皇帝下面必定有一个或数个权力或利益集团,作为皇权的代理人,他们自己有财富不断增长的需求,假定这些集团的财富或者影响力按照3.6%的年增长率增长,那么在300年后他们的财富或影响力将会增长3万多倍。他们的权力或财富只能是从皇帝那里侵蚀而来。在王朝的末期,皇帝可以支配的资源实际上很少,整个系统的崩溃不可避免。

    中国2000多年历史的兴衰循环说明了一个道理,就发展的可持续性而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一个王朝是否能够彻底铲除财富分布的鸿沟,是否能够抑制利益集团快速聚敛财富的冲动决定了一个王朝是否能长治久安。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的成功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国民党在大陆拒绝土地改革是其丧失了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到台湾后用赎买的方式将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则为台湾的经济起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与国际资本博弈中必须增强人民币的人民性

    过去30年,全球金融资产存量的增速,几乎是全球实际产出增速的3倍。主要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金融财富,远远超出了这些国家在全球产出中的比例。货币的发行与流动越来越脱离大多数人的劳动。1994年~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额危机和正在发展中的次级贷款危机都深刻地揭示:这种金融垄断、两极分化的发展模式是难以持续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对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挑战,金融危机的爆发则加深了贫富差距的伤口。

    西方国家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这不仅仅是有收取铸币税的好处,更能通过热钱的流动对第三世界国家剪羊毛,如同股市上的庄家操纵获取高额收益。吸引境外投资而又要防范热钱流动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南美国家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受国际热钱流动伤害的历史。为避免这种伤害,可以借鉴股市上所谓的“毒丸”(poison pill)方法。如果上市公司A的市盈率和总市值会很高而公司C占据着很有潜力的市场,但目前公司规模比较小,它很容易成为被A收购甚至敌意收购的对象。公司C为防止被敌意收购,它可以采取“毒丸”方法,也就是一旦发现有人敌意收购,公司C的老股东有权以很低的价格大量购买公司的股份,借以稀释收购者的股份。

    国际热钱的规模可以超过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总流动资产。但有金融主权的中央银行也可以采用类似“毒丸”的方法超额增加货币投放量,避免内资/外资的比例失调。为防止经济过热,可适当上调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保证货币流通量不过快增长。超额增加的货币可以用来吊销银行坏账或直接回购国债,但最有效率的办法就是让超额的货币按人分发,让财富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大幅改善国内经济运行。

    西方国家最近因为次级贷款危机增发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货币。这些虚拟资本如果加速涌入中国,中国弱小的金融市场必然更加动荡而被动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大量的财富将更快地向大资本转移,损害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构建更稳健的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

构建以人为本的货币制度的路径选择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信息社会每个人创造财富的速度提高了,财富的流动速度也提高了,通过市场经济的机制,财富向上流动、集中,在财富金字塔底端的人的财富流失速度也加快了,为了维持这个系统更好的运行,我们现在不仅不必像农业社会那样对底层收税,而且要把一部分资金直接返回底层,让更多的人积极参与生产-消费的循环,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弗里德曼等金融学家已经预见到会有更完善的货币体系来取代现有的货币体系。

    人生而平等,因为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天然地拥有了获得人类千万年来所积累下来的知识以及它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财富)的权利,就像每个人生下来就拥有了享受空气和阳光的权利一样。只有把货币的铸造和发行与每个人最基本的需求联系在一起,才能把货币与人类的总体财富建立起牢固的联系。这是以人为本货币制度的哲学基础。

    充分考虑中国现有的优势资源,可以说中国已经具备构建中国特色以人为本的货币制度的条件。中国自身市场足够大,人口足够多,生产成本低,整体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而人民币这一名词本身也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共享、共有”同属一个理念。建立与推行新的货币制度正当其时。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数据传输,这样就可以实现货币的直接传送给每个公民,大大提高了对公平性的保障。

    新货币制度的一种可能的实现路径是:利用人民币升值的契机,为每一个公民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并注资。人民币升值潜力是一项数量巨大的红利,以27.6万亿元广义货币(2005年6月数据)计算,假设人民币有5%的升值潜力,我们就有1.38万亿元红利可以分派。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可以为中央银行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在经济紧缩及遭受重大社会事件的时期,中央银行可直接对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充值并放宽账户的支付范围以弥补利率等工具的不足。对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充值能更快地将资金传导到消费者,直接刺激经济。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可以委托商业银行来操作,例如给每一个公民建立一个账户并发卡(类似于银行借记卡),再由中央银行择机充值。目前正在被热烈讨论的“千元补贴”的建议是一个救急措施,但可以作为以人为本货币制度的开端。

以人为本的人民币制度将独步天下

    财富的单向流动会导致经济体系的崩溃已为中国数千年来朝代兴衰的历史所证明,也为西方社会近500年来财富中心的转移所证明。近现代以前的中国是以抑制商业,抑制财富的流转来保证王朝的长寿。现代信息技术已经为将财富直接返回底层提供了技术可能性,一个可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持续发展的新的财富运行机制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中国实现。

    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并由中央银行直接注资是一次社会主义金融创新,为中央银行调节经济运行提供了一个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我们可以称之为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为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之外的第四大货币政策工具。强调财富的共同创造和共同拥有这一事实,必将激发广大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和更大的创造力。

    以13亿勤劳的人民以及数十万亿公有流动资产为后盾,以人为本的人民币制度相对于现行国际货币制度而言将是最稳健的。人民币对其它国家的人民也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它可以慢慢地成长为一种世界性的货币。应该看到,美国在其国力达到顶峰时(1945年),美元的影响力只及于西方世界。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中,美国虽然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并让美元的影响力及于全球,但美国的发展潜力已衰竭,美元制度在高成本上运行,已无力整合全球经济体系。如果中国在千年一遇的民族复兴的过程中采用后资本主义(以人为本)的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在发展潜力完全释放、国力达到顶峰前,让人民币的影响力及于全球,最终将全球经济纳入以人为本的知识经济轨道,当是中国之福,世界之福。

 

 

发件人:"zhcw118" <zhcw118@126.com> 2009-02-05 10:36:14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guangwushan" <guangwushan@163.com>抄送:标题:中国软件学印度必死

中国软件学印度必死

倪光南

    近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跨国公司的业绩显著下降,纷纷进行裁员来应对危机。这一金融危机对中国IT业的影响也已逐渐显示出来。看来,2009年中国IT领域将迎来一个“冬天”,人们关心中国的IT企业如何“过冬”,尤其是关心本来就很弱小的中国软件业如何“过冬”?这里我就自己多年从事软件行业工作的经验来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千万莫学印度人

    最近几年,国内软件业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要向印度人学习,走软件外包的路子,利用我们的成本优势,去拉国外企业的订单。来自深圳软件行业协会的一则信息似乎也印证了上面的观点,2008年1~10月,深圳软件业务收入超过900亿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33%。软件出口达56亿美元,同比增长69%。骨干企业如华为、中兴、金蝶、金证、腾讯、万兴等情况都不错。

  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理事长邓爱国在分析原因时说:“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外企业的购买能力有所降低,更看重成本低廉的软件产品,这就给性价比高的深圳软件创造了机会。”

  认为国内软件业应该走成本路线,学印度模式的还大有人在。例如冀勇庆先生在《平台征战》一书中,通过对华为研发人员和西门子研发人员的研发费用和工作时间的比较,得出华为研发人员的“智力性价比”(研发能力与人员成本之间的比例关系)是欧洲同行的12倍,跟印度相比也具有一定优势。也许这个比较还不够准确,还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中国研发人员在“智力性价比”上有极大的优势。中国软件业“智力性价比”高,肯定是战胜金融危机的一个有利条件。

  但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荒谬之极,学印度人去做离岸外包,那简直是自己把自己掐死在井里面。就说上面提到的深圳软件外包企业的出口增长,也完全不能证明走印度人的成本路线是正确的。在深圳,成本这个有利条件容易发挥作用。因为深圳软件业中嵌入式软件占主要地位,它包含在华为、中兴等等公司生产的通信设备之中,而华为、中兴等等已打开了市场,“智力性价比”高的优势就容易体现出来。

  但在其它软件领域,“智力性价比”高的优势并不一定能立即体现出来。例如,国产Office软件的性价比很高,但由于微软Office已经垄断了市场,又有盗版的存在,所以,过去国产Office仍然打不开市场,“智力性价比”高的优势无法体现。实际上,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本来就是一个内需拉动型产业,这一点跟印度市场有着本质区别。

  2007年总销售额的5800亿元中,7/8是国内市场的贡献,只有1/8是出口。即使是出口的部分,2/3以上是嵌入式软件的贡献(即华为、中兴等等出口的通信设备中所包含的软件),像印度那样的“离岸外包”在中国软件业中只占2%左右。所以,中国软件业是内需拉动型,而印度软件业是出口导向型,两者完全不同,在中国照搬印度模式是行不通的。

  客观现实是,中国各地的软件业各有特长,如北京的基础软件、深圳的嵌入式软件、杭州的互联网软件、大连的离岸外包、……如要中国各地都像大连那样,以离岸外包为主攻方向,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市场喂饱了洋巨头

  由此可见,中国软件“智力性价比”高的优势必须占有市场才能体现出来,因此,中国软件业要“过冬”最重要的是要占有国内市场。市场,特别是内需市场本来是中国软件业的一大优势。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和信息化的推进,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市场规模增长很快。2007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销售总额达到5800亿元,在世界上居第四位(小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但大于印度)。

  这样规模的市场能支持多大规模的本国软件业呢?我们可以作一个粗略的估计:假设每个软件人员每年创造的销售额以20万元计,那么5800亿的市场规模可以支持拥有290万从业人员的软件业。但实际上,2007年中国软件业的从业人员只有148万人,这表明中国软件业的内需市场并没有运用好。

  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这样庞大的国内市场全让洋巨头吃光了,喂饱了微软、IBM这样的跨国公司,国内软件企业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最近几年,中国信息化大工程一般都被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拿走。例如有的央企采购软件的一个订单就高达上十亿元人民币,几家PC厂商预装Windows的一个订单也高达16亿美元,……与此相比,中国本国软件厂商得到的订单却往往很小而且还被层层压价。难怪有人评论说,是中国的信息化带动了外国的产业化。

  外国跨国公司不希望中国有这样的能力,尤其是不希望中国掌握基础软件,2002年麦肯锡咨询公司所做的《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就主张中国不必发展基础软件,而应像印度那样,主要发展面向出口的“离岸外包”业务,一些跨国公司也积极地为离岸外包提供支持,在它们的“忽悠”下,一时中国出现了“离岸外包”热,各地不顾条件都将“离岸外包”作为软件业的主要目标。

  与此同时,真正对中国软件业最有拉动作用的内需市场却被忽视了,大量地被跨国公司占有了;然后,跨国公司再将其中一部分低端工作“外包”给中国公司做,为中国发展“离岸外包”提供“支持”。

  这里有一个认识误区。很多人将“外包”都当成了“离岸外包”,其实,“外包”确实是当前的一个趋势,在中国也不例外,越来越多的企业、政府部门将IT相关服务“外包”给IT公司去做,这正是中国内需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公司可以发挥本地优势的。但是,“离岸外包”是指接外国的“外包”,这是印度公司有明显优势的市场(除对日外包以外)。近年来,在跨国公司的“忽悠”下,一些地方只注意发展“离岸外包”,忽视了内需市场(包括其中的“外包”),结果使跨国公司在中国内需市场占了很大的便宜
中国软件业要吃“窝边草”

  中国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使中国可以建立一个自主的、完整的软件产业体系。由此可见,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当前最重要的是充分利用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来拉动中国的本国软件业。为此,可以考虑采取以下的措施:

  切实贯彻《政府采购法》和支持自主创新的各项政策,做好政府采购、公共采购,要强调国产化,要加强对进口软件的审批,使政府、央企、国企的软件和服务的采购主要地落入本国企业。

  以“黑屏”事件为契机,落实《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要求一切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信息系统,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限期用自主可控的国产软件、开源软件替换进口软件。

  推行基于国产软件的低成本软件正版化,对于国产软件已达到可替代进口软件水平的类别(如Office、CAD软件等等),应大大增强正版化的力度。

  推行自主标准、开放标准。例如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可以首先从政府公文应用开始进行推广,从而达到保障信息安全以及为推广应用国产基础软件扫清障碍的目的。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已对中国软件业带来消极的影响。但是,中国软件业本来就是一个内需拉动型产业,又有智力性价比高的优势,只要充分利用内需市场的拉动,特别是将原来被外国跨国公司占据的内需市场转移到本国公司的手中,那么,金融危机的影响就能减小,甚至还可以使本国公司相对于外国公司有更快的增长,使危机变成机遇。

 

 


发件人:"Qiang Li" <liqiangnyc@gmail.com> 2009-02-05 02:46:10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李强的文章

金融危机对中国劳工的冲击

李强

2009年1月12日

    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西方公司的资金收紧,消费者信心不足,消费水平锐减。一些和中国贸易有着重要关系的西方零售商不断倒闭,2009年1月16日美国第二大消费电子零售商电路城(Circuit City)前日正式宣布,将在今年3月底前,将关闭其在美国的567家门店。去年12月,美国最大玩具零售商之一KBToys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并打算在假期进行清货大减价,随后将关闭460家连锁店。目前仅在美国至少有超过22家美国零售商申请破产保护。

    由于中国制造业在中国经济GDP比重的巨大和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如果欧美经济继续下滑,订单签订的滞后效应,会在欧美经济每次衰退的2个月到3个月后对中国更加具体的表现出来。也就是说2008年9月在美国加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型企业的影响,将会在2009年1月中旬开始到3月会变的更为严重。各种因素表明,在此期间也会成为中国群体的劳工抗议高发期。

    美国公司采购中国的供应工厂的订单下单时间一般是3到9个月生产周期,在美国金融危机九月份加剧后,中国的制造工厂并没有大量的裁员,是因为订单生产周期还没到。例如2009年的一月份,在一月份以前生产的订单大多是在外国公司在10月份或者是九月份以前下的订单,工厂忙于赴货,所以大部份工厂并没有大范围裁员,而在2008年10月份开始,大量工厂的接订单数量明显低于去年同期。根据一家主要跨国公司的工作人员所提供的信息,他们在今年10月份后下的订单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到50%,在8月份的时候,这家跨国公司的订单是同比是增加10%。我于2009年1月初在香港和一些珠三角的企业座谈,一家有7000多员工的三资企业的执行董事告诉我,他们今年第一季度的订单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0%。客户下单的时间缩短到了45天,或者是二个月。根据我们的调查,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我们调查过的企业,只是订单减少的比率不一样。

    根据我的观察,在一月份之后,中国三资工厂会开始大范围的裁员。这个时候才是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而于此相应的是美国的失业率也在上个季度明显上涨并且突破历史高位,在6%或7%以上。直接影响了美国的零售市场。

    虽然在10月份到12月之间,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出现因为工厂倒闭所发生的工潮,但还没有形成不可控制的局面,而在一月份之后,那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同潮水般的出现,此起彼突。很容易形成政府难以控制的局面,引发沿海外贸型的城市以及全国性劳工事件都有可能出现。外来民工比城市下岗职工所造成的威胁更大,因为城市下岗职工大多生活所工作的城市,有家属,上访都有所顾虑。而民工有流动性,不固定,没有和所工作城市牢固的社会关系。而引起暴力事件可能性增大。

    除订单影响的因素,还有外国企业对中国供应工厂拖欠货款的影响,将会让劳工事件变得更加的剧烈。.一般外加工企业货款的周转期为30天到40天。西方的感恩节和圣诞节的产品销售会直接影响国外公司下订单和数量和货款的支付情况,今年的西方的销售情况并不乐观。一些国外企业以经开始拖欠中国供应商的货款,直接的影响是中国的供应工厂拖欠工人的工资,特别对急于结清工资反乡的工人而言,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一些拿不到工资的工人的抗议事件,现在许多城市以经出现,在接近春节时候将会达到高潮。

    在春节期间,许多工人回到家乡,很可能他们新年回到工厂之后,工厂已经倒闭,按常规,中国的外贸型企业会押工人一到二个月的工资,工厂倒闭,老板跑掉后,工人自然无法拿到他们的工资。这也将会激发中国突发性的群体事件。

    政府目前对倒闭企业采取防犯工潮的措施是让地方政府先行垫款用于支付工人的工资。以及地方政府出台一些保护企业的政策。我认为仅靠地方政府的财力和政策是无法承担未来可能发生因为拖欠工资引发的工潮。中央政府应当从下面尽快做出决策。

1:中央政府要投入大量的资金,通过银行贷款来支持受国际公司拖欠货款的企业维持经营。对实在无法维持经营的企业,要首先保证民工的工资得到发放。

2:中央政府要和地方政府共同分担倒闭企业的员工工资。如果仅靠地方政府的资金肯定不足够来支付可能面临的大范围的工厂倒闭潮。中央政府需要按比例分担一定的经额。这样才会让地方政府能够迅速上报,并且妥善解决,并不至于造成地方政府因为经费原因,不上报,推迟上报,以及对小型民工群体性事件报有侥幸心理,而促成严重性的民工群体性事件。

3: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应当建立国际间的法律援助机构,帮助中国国内的供应商追讨国际欠款。并且要树立一些典型的成功案件,让国际公司不能对拖欠中国国内企业报有侥幸心理。

4:防止中央的缓解金融危机的资金被挪用,政府需要建立专门反腐小组,监察资金的使用情况。

5: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的应急的小组要建立,各部门之间协调处理群体性劳工抗议事件。

6:除劳工领域方面,其它各方面要维持社会稳定,解决民间合理诉求。尽量不要发生全国性关注的恶性事件。

7:人民币要维持稳定。如果人民币贬值,必然要受各国谴责,并且引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让其它国家设置贸易障碍,引起连锁反应,加重危机。从长远和短期而言,人民币贬值并不能对中国经济带来实质的利益。并且对中国制造业不力。人民币升值会加重制造业的负担。目前最好是维持稳定。

8:扩大内需型的企业发展是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从长远而言,中国需要调整政策,不能单方面主要依靠外贸型企业,应当大力发展内需,并且在经济政策上需要对企业有所鼓励和支持。现在的中国经济情况不正常的是,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是很大成度是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工人无法消费。而一方面,工厂倒闭是因为产品买不出去,又造成更多工人失业。降低劳工标准并不能减轻经济危机,特别在经济不稳定的时候更要保护劳工权益,才是最有可能企业和劳方共渡经济危机。

9:保护工人权益,一方面要建立代表工人权益的工会组织,同时也要发展维护工人权益非政府组织。只有工人的权益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得到反映和维护,才能最有效的在经济情况恶化的时候,减少工人群体的事件,促进社会长期的和谐与稳定。

     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在1月20日宣誓就职,但是他的政府经济政策现在并不明朗,并且新的经济政策需要有一定时间进行被外界所适应,还需要有一段融合期。和中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我认为还会有一定的摩擦和适应期。在恢复美国经济的前提下,我认为美国的新政府会在一定时间让经济保护主义占上风,对中国的制造业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在美国六月份之后是否缓合会更明朗化,我认为经济会有所复苏。如果西方经济情况好转,对中国而言应当是八月到九月份会有所改善。

     在此之间我国政府应当清楚认识到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做好充分的长期的准备。

 

 

发件人:"安仔健" <onionon@gmail.com>  2009-01-31 15:28:52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关于奥运开幕式那篇文章,我有几点要反驳编者

还BOB一个公道,CCTV真的很烂

安仔健

    奥运虽然已经过去许久了,而且我个人对你们的网站(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网站)也不是有太多的了解,今天一有人给我贵网站的一篇文章《还人们一个真实的奥运会》,地址 http://www.dajun.com.cn/kaimushi.htm,我有几点要反驳编者的。

    "电视转播片的切换导演不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自己,而是一个叫BOB的广播服务公司" "应该让央视还我们一个真实的开幕式,自己搞得奥运开幕式却一定要给一个"体现对外开放"的什么BOB来转播,还弄了一个垃圾来糊弄全体中国人,有这样的先例吗""所有信号都BOB(Beijing Olympic Broadcasting)做得,CCTV只是转播商。奥委会就*卖转播权赚钱呢。"

    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而且是严重的错误。

    无论是NBC、BBC等其他境外媒体,还是我们的CCTV。采用的直播信号都是BOB提供的。为什么CCTV不直接直播而要交给BOB呢?首先,CCTV根本,根本就没有进行高清直播的能力(2009春节晚会也没有进行高清直播),再者,如果每家电视台都安排自己的机器进场拍摄的话,这些摄像机将会塞满会场。那么,就需要一家信号提供商提供公共信号,这就是BOB的功能。BOB将现场信号传到国际新闻中心之后,再由各家媒体的导播控制播出。可以说,BOB根本不会提供帮你导播。负责导播的是各家电视台自己的人。BOB提供的信号就是现场的那几百台摄像机的信号。这几百条信号传送到CCTV的中心,然后再由CCTV的导播选择要哪一个镜头。所以,我们会在CCTV看到某些领导人的镜头,而外国频道是没有这些镜头的,这就是我们CCTV的所作所为。所以,编者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CCTV的导播是真真正正的烂。

    真正的转播路径是这样进行的:奥运会场----BOB的N台摄像机---国际新闻中心(这时还是有N个摄像机的信号)---各家电视台的导播(这里就又各电视台的导播选择镜头)——-播出。

    希望还BOB一个公道,CCTV真的很烂。

 


发件人:<fmhh625@sina.com> 2009-01-29 18:38:58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mountainsf@sina.com>, <wyzxsx@163.com>, <xinfajia@xinfajia.net>抄送:标题:文章投稿(晓坤)

中国医疗体系结构中多样性的缺失

晓 坤

    提要:目前,中国的医疗体系结构非常单一,基本上是由政府主导之下的国立医院为主。虽然,中国目前也存在一定数量的民营医院,但他们多半是以营利为目的。似乎是现在国立医院以药养医模式的延展,基本都违背医院救死扶伤的本质。医院最早是来源于西方的教会慈善机构。目前为止西方发达国家医疗体系中还大量存在着非营利性的慈善医院。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多样性都有共同之处,社会中的医疗体系也不例外。多样性结构对优化医疗体系,提供多样性公共医疗服务,减轻国家负担都起到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结构弊端、多样性合作竞争、新医疗体系结构模型

一、中国医疗体系缺乏多样性的历史根源

   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大陆根本是不允许非政府公办形式之外的医疗机构存在。城市以政府和企业的医院为主体。普通的市民多半到政府主导的事业单位医院就医。各国有企业的职工和家属多半到各自企业的医院就诊。生病,政府事业单位的人享受公费医疗,企业职工也享受企业的公费医疗。而农村广大农民生病基本去各村乡卫生所看病,但他们是没有公费医疗的,只不过那时的费用没有现在贵罢了。
改革开放之前,这种体制是长期存在的。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不允许其他形式的医疗机构并存的。比如:民营医院、慈善医院等等。这段历史下成长起来的人,多半对新兴非公有医疗机构存有戒心。无论国立的大医院看病的人有多多,但还是会去大医院。这不仅仅是对国立大医院资源优势的认可,还有就是长期单一就医模式的条件反射。现实当中有许多非公有医院的技术水平、环境、价格在某个层面上并不比一些国立医院差,但并不享受与国立医院的同等待遇。在政策层面上是享受不到优惠政策,基本上是自生自灭状态。由于国内长期对非赢利组织及宗教组织的明感性,国内民间非营利医院及慈善医院长期空白。改革开放后,尤其近些年相应的非营利医院及慈善医院从无到有,但总的来说,从数量和质量都处于起步阶段。有资料显示美国的医疗机构中,州及以下政府所办的非营利性医院仅占医院总数10%,民间非营利性医院占60%,民间营利性医院占30%。在美国这样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同样存在大量非营利的医疗机构(其中包括慈善医院),可见非营利的医疗机构(其中包括慈善医院)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长期的单一的经济及政治构成,从历史的角度造成了大政府和小社会的历史格局。在这种历史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医疗体系明显的带有历史的阴影,虽然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革,但这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很多行政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变革没有新的进展。

二、目前中国医疗体系中的巨大弊端

    中国医疗体系当中,由于其体系的弊端,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如:医患矛盾、天价药费、过度化公费医疗、红包问题、医德败坏、医疗保险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的问题。这些医疗问题不仅仅影响医患双方的利益及权益,从深层次来讲,如果不能寻求到双方满意的平衡点,将会影响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局面。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医疗改革势在必行。可喜的是2009年1月22日,人们期待已久的医改新方案出台,虽然,这个方案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终于政府对医疗体系中的弊端有了实质性的改革举措。但不管怎样,这些弊端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这些问题的产生与现行的医疗体系制度、财政、管理、教育、等诸多因数缠绕在一起,难以割分。其产生以下四个方面的巨大弊端,成为中国医疗体系改革的绊脚石,严重危害国家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其一,事业编制准政府机构。在中国各大、中、小城市,医疗水平最高、综合性医疗机构中百分之百是公办医院。按目前中国编制体制,属于事业编制,国家给予财政支持。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这种事业单位编制应该属于政府机构,事业编制的医生属于公务员体系。公办医院存在两套班子,一套班子是以院长为代表的技术管理班子;另一套是以党委书记为代表的党政班子。其基本结构与目前中国政府机构基本雷同。所以,在这样的准政府机构当中,官僚作风也随处可见,也就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官医”现象。在这种体系下,脸难看、事难办、病难医就见怪不怪了。

    其二,公办为主产权不明。中国大型医疗机构基本属于官办,其所有权归国家所有。这种单一的产权模式,导致法律层面上的法人缺丢。一旦医患纠纷,其责任主体不明,因此造成推委责任等弊端。同时,由于这种机制也造成对公共医疗财产的过度浪费。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动机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虽然,医疗机构属于公共产品的范围,但其也具备一定的企业特性,具有较强的激励动机是高效使用医疗资源的重要推进因数。国家是个虚概念,国家所有并不能激励管理者站在自己长远利益的角度去经营医疗机构,往往是利己的任期内的短期行为。这也是中国医疗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

    其三,教育不当缺乏人文。医疗机构作为为公众服务的组织,良好的公众基础是医疗组织维持独立生存的基本社会条件。由于医疗机构的特殊性,良好的人文素养是公众评价其好坏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医生脸难看、话难听、冷酷无情就是长期以来中国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缺失的具体表现。长期以来中国医学教学当中就缺乏对患者心理的研究以及与病患沟通的技巧培养,更缺乏博爱平等的宗教情怀。基本把患者当成活的标本看待,对之麻木的恶劣表情和僵硬机械的话语,这也是导致医患矛盾紧张的重要根源之一。

    第四,不当牟利缺乏监管。做为社会公共产品的医疗机构,应该以救死扶伤为为目的,赚取金钱利益为次之、为了医疗机构正常发展和运行,激励医疗机构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医疗机构收取一定的诊疗费用是无可厚非的。但目前许多公办医疗机构本末倒置,以盈利为目的,医疗诊费极高。乱收费、多收费、开大处方、多检查等等弊端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这就造成了老百姓所说的新三座大山之一的医疗大山。由于监管上的不健全及惩罚力度不强,医疗机构不正当牟利现象普遍化、公开化、腐败化,老百姓不敢生病,不敢看病、不敢治病已经成为共识。让人崇敬的白衣天使已经变成让人恐怖的大白狼了。我国医疗机构不正当牟利严重想象已经被各界人士所关注,我们回顾一下近年来由于不当牟利引发的重大社会事件。例如:2005年四川开江县医院集体腐败案、2006年哈尔滨550万天价医药费、2007年国家药监局郑筱萸腐败案、2008年新疆医疗腐败大案。不仅数额巨大,而且由个人行为转化为集体行为,由个别现象转变成普遍现象。医疗机构主管部门已成为贪污腐化的重灾区。继“交通厅长”现象转化成“医药局长”现象。其根源在于医疗机构不当牟利给上级主管部门中的腐败分子寻租腐败创造湿润的温床。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有以下因素:一是高额利润下的商业运作和恶性竞争。目前,全国大约有几千家药品生产企业,近万家药品批发企业,还有十几万家药品零售企业。这些企业的成本都不是政府支付的,都需要通过“经营、收费、加价”来维持。为让药品进入医疗机构并开到患者手中去,一些企业千方百计公关,采用高额的“明扣”和“暗扣”方式非法促销。

  二是小型医院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合理体现,劳动价值和价格差距过大,劳动报酬不高,在医生中形成补偿心理,不少医生视收回扣和受贿为“行规”。加之中小医院管理相对松散,药品招投标制度、处方审查制度等都没有确立,往往是院长一手遮天,医生跟着开处方占便宜。在“你拿我拿大家都拿”的“从众”心理驱使下,少数缺德医务人员把此当作了一条“生财”捷径。

  三是卫生行政部门监管缺位。虽然各单位都设有纪委、药品委员会等监督制约组织,但因组成人员均为本单位负责人,机构形同虚设,财务审查走过场。纵观近年来查处的医疗腐败大案,大多是纪检、监察部门根据群众举报“抖落”出来的,而由卫生系统内部自查自纠出来的少之又少。即便真有人受到处理,也是把盖子“捂得紧紧的”,生怕“家丑外扬”。这在一定程度上又纵容了收取“红包”、“回扣”等不正之风。

  四是现行法律法规对惩处医疗腐败存在盲区。尽管有关人员也认为医院是国有事业单位,医生给病人看病的行为完全可以比照国家公务员的公务行为,但由于对医生身份的界定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按照现在的法律法规,他们不属于检察机关侦办职务犯罪的对象。在司法实践中,以受贿罪对医生收受“药品回扣”行为进行处罚的,目前还没有判例。

  “小医院、大腐败”,不仅使白衣天使的衣服上沾上了污点,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不仅影响医疗系统的形象,更直接影响群众对政府的评价。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医疗腐败成本,都直接或间接地由患者充当了“埋单人”。医患之间信任缺失,总是纠缠在红包、药价、服务质量等矛盾漩涡中,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为社会埋下不稳定因素。

三、多样性合作竞争,完善医疗服务

  西方国家公共部门之间存在的竞争对我国公办医疗机构与政府关系的改革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公共部门间的竞争是存在的,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部门内部之间的竞争。这包括政府部门中各个不同机构的内部竞争以及不同地区的政府间的竞争。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政府部门中不同机构的竞争。美国著名学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在其著作中认为,每个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私利,它们在权力、资源以及名声上都存在着激烈的争夺,尤其是财政资源上。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财政资源它们往往会强调甚至夸大本部门的职责重要性以及行政成本。唐斯因而提出,政府可以设置一些职责重叠的不同机构进行相互竞争,从而使它们在相互的竞争中不断的暴露对方的真实行政成本,使政府财政部门可以根据各机构的真实行政成本进行财政配置,缩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减少财政压力。

  对于这种观点,也有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机构的重叠并不有利于政府对公民要求的回应,并且用竞争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压力并不一定有效。但是它对理解过去以及目前我国医疗机构与政府之间存在着的一些竞争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作为事业单位的公办医疗机构在财政上主要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这意味着公办医疗与某些政府机构存在着财政上的竞争。然而,这种竞争仍然是属于政府内部竞争,公办医疗机构依然是依赖政府,并不能解决我国公办医疗机构与政府的尴尬合作关系问题。但这种竞争至少造成两种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果:第一,它虽然不能使公办医疗机构形成独立意识,但是它至少使公办医疗机构认识到,它与政府机构存在一定财政、社会事务责任权的竞争;第二,当政府财政紧张时,激烈的竞争使一些力量薄弱的公办医疗机构不得不转向利用民间资源以寻求社会的支持,因而越来越依赖社会力量。

  第二,社会公共组织医疗机构(尤其是非公办医疗机构,含营利与非营利医疗机构)与公办医疗机构的竞争。社会上非公办医疗机构(营利与非营利)与政府主导的公办医疗机构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面。政府不是公共物品的唯一供给者的理论已经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承认。社会上其他医疗机构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提供与政府一样的公共物品。这就意味着非政府公办的医疗机构与政府可以合作,但也会存在竞争的可能性。美国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多中心”理论为这种医疗机构相互竞争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这种权力分散管辖交叠的“多中心”秩序包括公共服务经济的多中心。在这种条件下,政府不是公共服务的垄断者,公民、非营利组织也可以主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从而,在公共服务经济中可以引入竞争和半市场机制,促使公共服务提供者在竞争中提高效率。

  如果说,唐斯的理论使我们认识到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存的确存在着竞争因素的话,那么,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则对我们改变目前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弊端,建立一种合作中竞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从社会、政治以至具体公共服务经济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条件下,非政府公办医疗机构与相关政府主导的医疗机构的竞争,可以逐步发展成为社会公共医疗机构(营利与非营利)与政府公办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

  根据以上理论的论述,我们基本上可以建立一个社会公共医疗机构(营利与非营利)与政府公办医疗机构之间的合作中竞争的关系模式。在这种关系中,社会公共医疗机构(营利与非营利)与政府公办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中共同承担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责任。它们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合作方式来完成自己的责任,但在合作的同时也可以进行适当竞争。改变目前公办医疗机构,一股独大的局面,同时也能为病患提供多样性选择。

四、未来的趋势新医疗体系模型构建

   从以上的分析看,这种合作中竞争的关系对于解决我国目前医疗机构存在的严重弊端无疑起到积极作用。这种竞争合作模型如下:首先,这种合作中竞争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使非政府主导的营利与非营利医疗机构的独立性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得到切实的尊重与维护。合作中竞争的关系意味着不同性质的医疗机构之间共存,并且积极发挥自身的合理、合法的优势。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机制的设置使得政府自觉给予社会不同组织更多的支持以及尊重,从而使得它们相互之间的竞争关系不至于很紧张。而在我国,如何在政府那里获取更多的独立性仍然是非公办医疗机构面临的最大难题。在合作中加入竞争的因素,使非公办医疗机构能够在某些公共事务服务方面体现自己对于政府的优势,有利于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甚至是政府的支持与尊重。

   其次,这种关系的出现将有助于提高非公办医疗机构与政府公办医疗机构双方的效率。在竞争的压力下,双方都积极寻求更有效率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办法。尤其是在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机构改革的条件下,如果某些公办医疗机构在这种竞争中处理公共事务缺乏效率,它们就会成为政府改革的目标。因此公办医疗机构为了避免成为多余机构,不得不提高效率来应付公共事务服务中的竞争。同时,竞争对非公办医疗机构而言也是一种压力,这使得我国非公办医疗机构不得不提高自身水平以解决存在的能力不足的问题。把某些公共事务完全由政府公办的医疗机构垄断无疑是不合理的。让不同形式的医疗机构共存并进行一定的竞争对多方的运作效率都会有促进作用。

   最后,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些基本条件的要求。但从最近提出的新医改方案中,已经看到政府要改变目前中国医疗弊端的决心。但现实之中,各级公办医疗机构已经形成各自的利益群体,他们不愿意见到非公办医疗机构参与削弱其向社会提供医疗产品的权力。如果缺乏政府的支持下,企图从下到上进行这种合作中竞争关系的改革困难重重。当然,困难的存在并不排斥希望出现的可能性。乐观的看,我国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的发展是朝着符合这种关系的基础条件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经过多年的发展正在逐渐完善,政府也逐渐承认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执政党也逐步认识到医疗改革的重要性,建立公平及高效的各种医疗机构合作竞争的新型关系,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多样性医疗服务,不仅符合世界发展潮流,也符合我国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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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福生.给“小医院、大腐败”把把脉.红网,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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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冉燃.权威报告: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总体上不成功[J].医院领导决策参考,2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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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2-01 00:39:54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国有企业/朱福群

精英是如何毁掉了国有企业

朱福群

2009-01-29

    第一步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所谓“包”字进城,用利润承包加厂长任期制对厂长经理实行“逼良为娼”,逼迫厂长经理为了实现任期利润只能牺牲企业的技术改造,并且在三年任期内,谁搞技术改造谁的任期内就会成本高利润少,谁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政治自杀者,从而使国有企业形成了持续数年的杀鸡取卵式的掠夺经营,彻底摧毁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基础。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税负高达38%,还要负担工人医疗住房养老的情况下,却对没有任何负担的外资企业减免税收,并给予种种的优惠待遇,同时整个国家的购买力最大限度的分配给外资企业,从而把国有企业置于了事实上的被宰杀地位。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极端悬殊的不平等竞争,给予了国有企业以致命的打击,国有企业就此一蹶不振,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这堪称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空前荒谬的现象,世界各国都是千方百计保护本国企业,同时排斥外资企业,彼此排斥的发展不下去了,才聚集到一起搞了个wto,其核心原则就是各国都要给外资企业以国民待遇原则,和本国企业享受同样待遇,不得歧视和排斥外资企业。世界上哪有用政策帮助外国资本排斥本国企业的呢?

  精英集团摧毁国有企业的第二步,就是以“减员增效、优化组合”为名的所谓国有企业第二轮改革,今天西山派的许多人物都是借那轮改革成名的。在所谓“减员增效、优化组合” 的旗号下,数千万年富力强、技术娴熟、经验丰富、正值人生最佳创造力的工人被迫下岗,后来为了彻底甩掉工人搞“买断工龄”,世界工业发展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发生了:成千上万工人一辈子工龄卖的钱,不值精英集团的一顿饭钱,不值满大街奔跑的一条宠物狗的价钱!被赶出工厂大门的人数之多,可以说是自1929年世界大危机之后最大的一次失业灾难,一夜之间三千万工人被抛向街头,真是“泪血地而成泥”啊!和1929年大危机唯一不同的是,那时工人是被赶出了别人的工厂,仅仅是失去了工作;而现在的工人却是被赶出了自己的工厂(宪法规定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既失去了工作又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工厂财产。杀人不过头点地,赶尽杀绝还不算,还要编出歌来加以羞辱,什么“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世界上还有这么无耻下流的语言吗?对于那些大半生甚至一生都投入了企业,除了一副病体什么都没有的工人来讲,他们怎么从头再来?又靠什么从头再来?这句被网上评为当年十大最无耻语言之首的歌词,充分反映了那些所谓知识精英的良知和人性已经沦丧到了何种程度!如果说第一轮改革是摧毁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基础,那么这第二轮改革则是打垮了国有企业的脊梁。基础被摧毁、脊梁被打断的国有企业,就只有被宰割瓜分的命运了。

  于是,第三步的大瓜分,便水到渠成的开始了。先是“国退民进,抓大放小”,后来感觉不过瘾,就干脆直接瓜分,打着管理层收购(mbo)的旗号,不花一分钱的把企业资产划到了自己名下。可怜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宁可20年不长工资,勒紧裤腰带用血汗拼出来的国有资产,14万个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就通过mbo变成了精英集团的私人财产(其中还不包括大量的集体企业和市级以下的国有企业)。如果不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国务院紧急叫停,不仅现在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剩不下来,恐怕连全国的江河湖海都mbo成精英集团的私人财产了。精英集团把中小国有企业抢光后,为外资全面收购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扫清了外围障碍,国际资本大鳄开始登陆,对中国的核心产业和装备工业张开了血盆大口,这次狼真的来了!为配合国际资本顺利吞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控制中国的核心产业、装备工业等经济命脉,精英集团又提出了抓住世界经济一体化机遇,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口号,全世界的资本巨头都来了,全世界的生产线源源不断的向中国转移,与当初英国、日本的“ 世界工厂”不同的是,这是在世界资源短缺的条件下,把整个世界的资源消耗工业和污染工业转移到中国,形成全世界发达国家一起都来消耗中国资源的局面,如同四邻八舍都拿着锅到我们家来做饭,表面看上去我们家里锅多人多gdp增加了,实际上是大家都在吃我们,等四邻八舍吃完后,我们的子孙吃什么?精英卖国,莫此为甚!

 

 

发件人:"田忠国tian" <tianzhongguo@gmail.com>  2009-01-25 01:11:1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炮打私有制------一位老工人的口头大字报

炮打私有制

----- 一位老工人的口头大字报

田忠国

2009年1月25日星期日

    刚写完“分清国家概念,捍卫人民利益”一文,老工人就打来电话,问我敢不敢替一张大字报。老工人见我在电话里犹豫不决,就说,我看中国完了,连个敢替我写大字报的人都没有了。想想你二十来岁的时候,我以为你很有出息……老工人有些哽咽。我说,我---写。但感到语气有些免强,就又说:我写。老工人说,你就这样写,炮打私有制------我的一张大字报。咱也学学老毛。以下是老工人的口述全文:

    我从十三岁开始下日本窑,一直拉大筐,解放后还拉了好几年的大筐。但给日本人拉大筐和解放后拉大筐是不一样的,因为,给日本鬼子拉大筐,你在前边拉,后边有监工,拉慢了监工就给你一脚。但是,解放后拉大筐,那时不叫矿,叫井,所以不叫矿长叫井长,井长也和咱一块拉大筐。拉累了歇着,井长就给咱讲,现在刚建国,咱们穷,没有工具,以后发达了,咱就不用人拉了,用绞车。我问他,井长,你有钱买绞车么?井长告诉我,他没钱,但国家会造、会给。我问他为什么给,而不是他买?他告诉我,井不是他的,是国家的,国家的就是公有的,有我一份,也有你一份,因为你是国家的主人了。那次,我才第一次听说公有制这个说法。

    那时刚解放,一切都还没走上正轨,后来慢慢走上正轨了,办扫盲班,天天学习,我才懂得过去的社会有压迫、有剥削,现在成了国家的主人。当然,刚开始说工人阶级成了国家主人,还不真懂,慢慢的,和井长一块拉筐,一块商量怎么干,他说错了话,办错了事,任何人都可以提意见,包括批评、纠正,我才体会到什么叫国家的主人。没想到的是,井长也和我们一样,是个大老粗,识字不会写。

    对了,有个老妻侄说,那时的工人因为干好干孬都一样,大家干活没积极性,那是放屁。我要知道他家在那里我去揍他个老妻侄。我给你说忠国,过去我们是怎么干的。我们一到窝头,就脱了光腚,拼了命的干,一直到我快退休,领导觉着我年纪大了,不适合干采煤了,硬让我干安监员。他们说我是老工人,经验多,干安监员更能发挥我的作用,我才同意。当然,那时候也不是完全没有偷懒的,有,但是很少。因为当时偷懒是很丢人的事。

    后来,咱在一块干的时候,也就是我去安监处当安监员的前两年,你也知道的,直到那时谁要偷懒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偷一会懒回来,说话都没有胆气。再之后,就是我去安监处之后,没几年,就改革开放了。这一改革开放不要紧,首先不讲奉献了,讲“时间就是金钱”,一讲“时间就是金钱”,钱光荣了,偷懒的就多起来,兴起了有钱要少干,没钱就不干。这才是真实的过去。那个老妻侄说干好干孬都一样,大家干活没积极性,放他娘的狗臭屁,他一句话就把我们拼死拼活的历史给枪毙了,真他妈的没良心。

    对了忠国,你还记得我常给你说的那个老右派么?你知道的,他下放后给我一块干,他当技术员(那时候的区长、书记、技术都是跟班干活的),文革结束,他官复原职,前几天俺儿看报纸,说他写文章骂老毛,我叫俺儿念了一遍。没听完,我就生气拿着报纸坐火车到他家去了。一到他家,我就把报纸摔他桌子上了(茶几),我问他你凭什么骂老毛,你说你下放受迫害,如果当技术员也叫受迫害,那天下的老百姓现在不都受你们这些官老爷的迫害?如果说当技术员干活叫受迫害,那时哪个技术员,包括区长书记不都受迫害?为什么单单是你受迫害?那时候你人口多,粮票不够吃的,我节省的粮票全给你了。我要知道你的良心叫狗吃了,我扔了喂狗也不给你。你还说私有化好。私有化真的好?要好也只能好你这样的官老爷,老百姓好不了。就因此只能好了你们这些官老爷,你才像狗一样狂叫私有化好。

    我告诉你,俺老家那里,公社办的厂子都有私有了,厂子一卖,全家进城做起了买卖,住起了洋楼,到现在一家厂子都没有了。那里的老百姓,为了为孩子挣俩学费,都得跑几千里外给人家打工,这就是你说的私有化的好处、发展。我骂得他脸青一阵紫一阵,骂完就走,他让我在他家吃饭,我说我活得快八十了,没吃过饭。(我提醒老工人能不能不骂人。)

    为什么不能骂人?他们骂老毛行,我就不能骂他们?你真是,读书越多越糊涂。你还成天说平等,怎么叫平等?你骂我,我也骂你才叫平等。你只能骂我我不能骂你叫什么平等?哄鬼鬼也不信。我不光骂,你也得照写。不然你就别写。我给你说忠国,这才叫平等、叫民主,知道么?文革那阵子,矿上的哪个官我不敢骂,只要他们做错了事,我都敢骂。什么叫民主?犯了错误老百姓能骂,并切一骂就改正错误,这就叫民主。

    狗日的说文革不民主,老毛搞独裁,世界上谁见过哪样独裁的?我告诉你忠国,一般人骂老毛倒也罢了,共产党的干部,那些官老爷骂老毛,就是作死了。前些天见你我就说过,世界上哪有他儿骂他爹的理,没有。俺没见过。我给你说过,老百姓是冲着老毛的公有制、平等、民主,消灭剥削压迫,咱老百姓当家才跟着老毛的共产党走的。现在可好,剥削压迫又叫共产党的干部像请老爹式的请回来了,并且光许他们骂老毛,不许咱骂他们,这叫狗日的什么民主?这叫官老爷的民主,狗杂种的民主,不是咱老百姓的民主。咱老百姓的民主就是像过去那样,干部做错事了,说错话了,咱能骂、能管,不听管咱老百姓能造他的反,赶他下台。

    有人骂文革乱,现在不乱了,官老爷的官当得舒服了,但苦了咱老姓。你说不乱了行么?当老百姓的谁也不想瞎折腾,但官老爷折腾老百姓,如果中国不小乱,就必然天下大乱。天下大乱的结果是什么?是亡党亡国呀忠国,老毛说是什么、什么人息……(我插话说,人亡政息。)对,人息政亡,不,人政,人亡政息。

    你就按我的原话写。咱也学老毛,炮打私有制,我的一张大字报。照原话写。只要不亡党亡国,我快八十了,死也够一辈了。秦始皇的时候六十岁活埋,如果赶在那时候,我早就活埋快二十年了。

  

  附文:

2009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郎咸平

    首先想给各位讲两个资料,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从08年11月份开始,我们深圳和广东地区对外的贸易,或者出口订单大幅下跌,为什么是11月?另外,1月7号联想开始重组,你认为联想只是一个简单的重组吗?这是这一家公司进入09年之后一个极其悲观的信号,或者叫做一叶知秋。

  2006年开始股市泡沫、楼市泡沫什么原因?你真的以为是由于我们经济发展更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了,所以我们有更多的钱炒楼、炒股就造成泡沫吗?这个说法就是流动性过剩的解释,而且也是由于垄断性过剩的解释,促发了这几年宏观经济的调控。但你们在2006年所看到的泡沫现象根本就不是由于经济发展更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了,所以有更多的钱炒股、炒楼,也就是说不是流动性过剩.怎么办?那我可以告诉你,这几年宏观调控基本都是存在缺憾的。

  从2008年8月份开始,中央政府做了180度大转弯,推出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其实中国经济这几年从来没有过热,一些部门是过热的,就是和地方推动政府GDP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其他的部门尤其是民营经济基本过冷。我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就在于2006年之前,我国制造业已经陷入危机,这就反映在了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我认为2006年股市、楼市泡沫的原因,是因为我国投资营商环境05年急剧恶化,这样大量做制造业的不做了,就炒股、炒楼,所以我跟他们观点不同,他们认为是流动性过剩,我认为是制造业的回光返照。

  我们中国的问题是除了我们所面临的金融海啸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第二个危机,叫做制造业危机。而制造业危机最佳的表现,就是2006年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本质就是告诉你制造业出了最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整个市场一片火热,对危机我们是缺乏认识的。

金融海啸是因为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灵魂

  很久很久以前的美国充满信托,那个时刻掌握了资本主义的灵魂,有一群信用卓越的借款人去借款买房子,这些人不但信用卓著,更主要是他有信托责任。如果他还不起钱他不会借,这就是他的信托责任,他找到了中介,中介也充分发挥信托责任努力收集他的材料,包括税单、收入证明等等的。这个审核通过之后再交给银行做审核,银行继续审核,也是发挥自己的信托责任,等到一切都通过以后,就把一万美金借给这个人买房子。我们中国很多银行就到此结束,每个月等着坐收利息,可是美国不一样,美国的金融活动,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也就是从银行开始所延伸出来的所有金融工具,我们就把它称为衍生性的金融工具。

  他把一万块债券卖出去,卖给美国政府的事业单位,包括房地美跟房利美,他们就是通过证券化帮美国老百姓买房子,或者卖给美国的证券公司,这些机构买到一万块债券之后会做什么?房地美跟房利美为例,他们就切成市场证券,就叫做证券化,每张是一千美元,加在一起就是一万美元,这些机构买了一万块债券之后,就把它转换成为10张债券加在一起还是一万块,这个债券就是衍生性的金融工具。

  所以请注意,原先只是1万块债权,后来就变成10张债券,再加上10张保单,一下多了20张衍生性金融工具,还不止如此,这些证券公司还把这些债券和其他的金融工具挂钩,包括美国的股市,或者国债,或者公司债一起挂钩。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怎么挂钩,你和股票市场挂钩,假如今天估值是1万点,如果明天涨到1万5千点,他就给你50%的回报,当然扣很高的手续费,如果跌了,你不用付钱出来,他就把债券利息给你,这种方式很容易做到,就是利用所谓的看涨跌捆绑方式。捆绑之后又创造出一倍、两倍、五倍、十倍、五十倍、上百倍的衍生金融工具,因此创建出一个伟大繁荣的美国金融市场,产品种类非常丰富,不但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市场,同时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华尔街,创造了华尔街神话。

  请各位注意,这一切的基础,就在于那一个人按时付利息,整个链条都不会产生问题,而维系整个链条的基础就是信托责任。可当你这个体系缺乏信托责任之后的结果,就是从此以后,次级债给这么庞大的美国金融市场加上了一个可怕的因素,叫做三聚氰氨。由于丧失信托责任,而给整个金融体系加上了三聚氰氨,这就是金融海啸.根本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次级债,你把事情看的太简单了。当你碰到三聚氰氨的时候,你怎么想?你根本就不能理解,怎么会有这种人呢?为了赚钱而害死婴儿的,在人类历史是上绝无仅有的。

  所以你就对牛奶开始丧失信心,就不喝牛奶了,牛奶工业全线崩溃.同理可推当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发现他们的牛奶里面也有三聚氰氨,所以他们也不喝牛奶,他们的牛奶工业从此以后完全崩溃,他们的牛奶就是这个庞大的美国金融市场。当他们发现他们庞大的金融市场当中有三聚氰氨之后,他们就对他们的金融体系,对他们的牛奶丧失信心,结果他们不喝牛奶,而美国的金融体系将像我们牛奶工业一样全线崩溃,而金融体系崩溃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线崩溃,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你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灵魂。破坏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线崩溃,所以事情才会这么严重。

斩断工商链条 设立防火墙

  什么叫做工商链条?简单的讲所谓的工商链条就是,当一个部门发生危机以后,如果这个政府不帮助这个部门,那就一定会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这个话讲的不清楚,所以我就把这个链条套在美国身上,我相信你就理解了。如果美国政府这一次不出面救市,是什么结果?那就是第一张骨牌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如果你不救市,那么将冲击第二张骨牌,造成美国人信心的丧失,再冲击第三张骨牌,消费全面下降,再冲击第四张骨牌,企业破产,再冲击第五张骨牌,失业,再冲击第六张骨牌,消费下降,从而形成消费下降的恶性循环。

  我们在06年所碰到的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其实就是工商链条的第二张骨牌。第一张骨牌是什么?那就是从05年到06年所开始的,我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大量资金不做制造业,拿出来炒楼、炒股了,从而冲击第二张骨牌,形成股市泡沫,楼市泡沫。 2、3年之前政府误判,使得第二张骨牌倒下,形成股市泡沫。那么由于制造业回光返照,就造成了第三张骨牌,就是楼价下跌,就造成09年的全面停顿。由于是回光返照,所以第四张骨牌一定倒下,那就是08年你们所见证的一切,就是制造业的倒闭。第五张工商链条就是失业,如果第五张还不斩断,那第六张出来了。

  当把这一切换成工商链条之后,你发现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有三个误判,第一张骨牌是政府的误判,误判的结果造成整个工商链条的全面崩塌。而第二张骨牌倒下,使得中小股民误判,使得地产商误判,误判的结果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一切都可以避免,你设想一下2、3年之前我们政府就能运用现在的四大手段,还有电器的以旧换新,渠道的强化,等等这些政策,如果在三年之前推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第二张骨牌也不会倒下,就不会有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既然第二张不倒下,第三就不会倒下,这一切都可以避免,只是三个误判,是误判就一定要付代价。

  国有化是什么意思?只是一个手段,目的就是为了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而国有化是一个有效的手段,我请每一位回到我们的国企改革,一直到现在的银行改革,你知道我们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吗?那是我们把手段当目的,为了民营化而民营化,这就是错误的。其实民营化也好,国营化也好,这只是手段,你要选择一个最有效的手段,我不管你是国营,或者是民营,都无所谓,目的是什么?目的就一定要为老百姓创造财富,目的要藏富与民。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政府能够汲取这一次教训,要了解国企改革本身是对的,问题是你的目的是什么?银行改革本身也是对的,问题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千万不要把手段当目的,这就是我要透过这个演讲所呼吁的,这一次透过国有化成功地斩断了工商链条,设立了防火墙非常好。

四个泡沫

  我今天要讲四个泡沫,四个泡沫给我们整个经济冲击之大,我们从09年开始会一一享受到,第一个泡沫是股市泡沫,第二个泡沫是楼市泡沫,第三个泡沫就是泡沫消费,我相信你是第一个听到有人这么说,吸收掉我们35%的过剩产能竟然是泡沫消费,你知道其中危机有多大吗?因为只要是泡沫就一定会破裂,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谓的泡沫消费简单讲,借钱来做的消费全部都是泡沫消费。美国人靠借钱从事泡沫消费,请你们猜一下美国人借钱来消费,这个钱借了多少,占GDP的比重多少?美国人借钱占GDP的比重高达95%,你能相信吗?这么可怕。

  相对而言,我们中国人借的钱少得多,我们中国是一个有传统美德的民族。我们只借了13%,美国人是我们的7倍,高负债消费,为什么借钱消费叫做泡沫消费?我们中国人很多很富裕,还可以用现金买汽车,这在美国人看来是疯狂的,难以想象的,我们看他傻,他们看我们更傻。因为美国人穷,他没有现金,他都花了,借钱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现金,因此要把未来很多薪水都透过借钱的方式拿到今天来花,就是泡沫消费,泡沫消费的本质意义就是把未来该花的钱都在今年花了,所以就叫做泡沫消费。

  美国人如何从事泡沫消费?美国银行接给A去买汽车,所以这是泡沫消费,因为他借钱买汽车,然后美国银行把一期债券卖给投资人取出一千块,再借一千块给B去投资买冰箱,再拿一千块债券借给债权人,然后又拿这个债券借给第三个人买电脑,所以他唯一的功用就是从投资里那里取回三千块钱,借给A和B、C进行泡沫消费。而中国透过政府的两项政策,第一就是拉动GDP,使得消费比例达到35%,第二个政策由于招商引资,使产能扩大到GDP的30%,就是我们一半的产能靠着三千的泡沫所吸收的。那么你慢慢看出危机了,就是我们全国对于出口的误判,误判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三千块的泡沫消费,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常态,我们甚至简单认为美国、欧洲的消费需求上升,所以我们拼命建仓,拼命扩仓,错误是一样的,因为泡沫消费一旦爆破,就像楼市跟股市一样很难起来了。

  当银行借一千块给A去买汽车以后,他们把这个债权拿在手里不想借给其他人了,为什么不想借呢?因为有三聚氰氨,他就一千块钱抠在手上坐收利息,所以到11月份美国政府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美国的泡沫消费由过去三千块跌到了11月份的一千块。美国政府希望拿出8千亿美金里面一千亿借给投资人,请投资人拿一千亿里面的一千块钱向银行收购汽车债权,然后希望银行拿这一千块借给B买冰箱,然后拿一千块冰箱的债权卖给投资人,投资人拿美国政府一千亿里面的一千块钱给银行。希望透过这种借款借给投资人一千亿的方式激活消费市场,否则就冻结了,激活的目的就是让美国人有一千块的泡沫消费变成三千块的泡沫消费。你只要跟从事出口有关的行业,10月份你的出口订单大幅下滑,原因就是中国工商链条透过35%的过剩产能跟美国的工商链条紧密的挂钩在一起了。


  我在08年年初就说过10月份之后情况急转直下,这是我当时的言论,我当时判定到年底的时候这就是结果。所以这两个管道一旦遇到三聚氰氨使得泡沫消费从三千块变成一千块,第二道防火墙漏水,原因是因为三大汽车公司问题,就像一刀插在我国工商链条的第一张骨牌。这就是你所见到的2009年的开始。

  所以为什么1月7日联想开始重组,本身已经不是联想是不是要重组了,而且联想现象要使得各位来宾值得警惕,因为他是必然结果,懂得我的意思嘛,这就是我们学到的第三个泡沫。

  后面还有第四个泡沫, 05年、06年开始,我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从而冲击第二张骨牌.按照分析,有四大重要原因,以及无数小原因,四大重要原因,第一国家通货膨胀所引发的成本上升;第二个原因,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第三个原因劳动合同法;第四个原因宏观调控的误判,再加上其他一些小原因都是误判,但是太多了,所以我挑四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通货膨胀所引发的成本问题,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谈的第四个泡沫。


  我透过这个场合告诉你一个新的思维,那就是国际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操作。国际金融资本这20、30年给亚洲各国造成灭顶式的冲击,而且我觉得我们对它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毛泽东说的一句话是对的,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变,今天的帝国主义是以国际化为前导,金融为后盾,他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听很多人讲说,我们的经济马上会复苏,我希望他来听听我的演讲,看看日本人,看看亚洲这些国家,看看越南,你再来发言也不迟,请大家多学习一些别国的经验,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认识,请你注意,日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强多少倍,你知不知道,他都扛不住金融海啸。

  一个真正以赚钱为目的的国际金融炒家,他赚钱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比如建行最大股东是谁?外资股东是谁?美国商业银行,美国银行在07年下半年声明,说次贷危机他们受到重大损失,但是建行的上市让他们赚到1300亿,也就是我们全国13亿老百姓每一个人都付出了100块.因为建行上市的定价权是由国际金融资本所掌控的,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你千万注意。一旦取得定价权,它的目的就是石油价格从70块涨到147块,这是算计中国,然后跌到35,这是算计俄罗斯。2009年,普京跟他们还有一场博弈,鹿死谁手,我的水平有限,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告诉你们他们将如何博弈,在这次炒作之下,中国应该损失几千亿美金,俄罗斯也损失5千亿美金,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给上海宝钢上课,我就告诉宝钢,你不要把泡沫当成常态,这是第四个泡沫,叫做国际通货膨胀的泡沫,我请各位注意,今天讲了四个泡沫,你一定要铭记在心,不要用正常的供需原理做判断.

  第一个泡沫,股市泡沫使得中产阶级倒掉;第二个楼市泡沫使得我们地产行业从09年真正走入冬天,09年开始如果没有大量新建楼盘,你能想象他的冲击多大;第三个是消费泡沫,使得我们占了35%有关的GDP出口制造业陷入全面的困境;第四个泡沫国际通货膨胀的泡沫使得我国和能源相关的产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冬天,请你注意这四个泡沫的冲击有多大,大部分的产业都被冲击到了,假设一种情况,如果事先我们就能够有判断,不要误判的话,我们今年情况不至于如此之被动。

如何理解中国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恶化

  我告诉各位如何理解中国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恶化,第一个叫做国际通货膨胀的泡沫;第二是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第三是《劳动合同法》的误判;第四是宏观调控的误判,连续误判。

  通货膨胀,叫做国际金融资本,或者叫做国际金融炒家的操纵.我们企业家目前还停留在产业资本的水平.请你记住我一句话,产业资本的思维碰到金融资本所设下的金融战之后,你唯一的可能就是全败。你总认为第一要确保原材料来源,第二要确保你的市场能够销售出去,这就是我们产业资本的简单思维。如果你还停留在产业资本的水平,那你的下场就很凄惨,如果你的对手是金融资本的话,你会被杀的体无完肤。

  我们这个国家有35%的过剩产能要靠出口来吸收,既然是过剩产能要靠出口吸收,所以出口减掉进口,那一定是贸易顺差,是常态,而且很多工厂进口原材料以后简单加工出口,所以在这种结构之下成为一种必然,就像在去年11月份跟12月份,我们经济已经走下坡之后,出口大跌,比如说11月份出口下跌2%,12月份出口下跌接近3%,而进口11月份下跌17%,12月份下跌21%,进口下跌的速度远远大于出口下跌的速度,这就是35%过剩产能必然的结果。那是什么结果,人民币就升值,到12月份还升值,我佩服你的勇气,是什么时代,你还敢让人民币升值,我们前一阵子连续贬值5天,被美国一吓不敢贬了。各位懂我的意思吧,有些事是只能说不能做的。而且我们出口这么衰退了,你没有想到人民币现在是全世界最强势的货币,你知道吗?美金在涨,人民币涨的还多,最强势的货币就是人民币,我们出口这么衰退了,你还保持这么强势的增值,我不知道该说你什么,我只有四个字,无话可说。

  第三个《劳动合同法》又是误判,《劳动合同法》本身意义我觉得是很重大的,这点我们凭良心讲确实是,因为透过国家的立法,透过人大的立法来保护弱势群体本身是值得钦佩的,问题是你错了,到最后形成三输的局面,企业输、劳工输,政府最后买单跟着输,因为第一缺乏论证,第二缺乏试点。

  第四个宏观调控的误判,这个请大家注意,我这几年就我一个人到处呼吁宏观调控是错的,当然没人听,一直到08年8月份才整个转过来,对中央政府这种态度转变我也给予正面的评价,至少转过来了,政府最近也提出很多的检讨,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为什么会误判?误判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认定中国所看到的人民币汇率的上升,股市泡沫、楼市泡沫、通货膨胀他们发生的原因就是认为日本当时是一样的.从表现现象来看,日本当时和我们06年、07年是一样的,可那是日本,他是因为流动性过剩,银行信贷太过泛滥,但是我们中国不是,我们中国就是我讲的工商链条的第一张骨牌,他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是由于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可是当政府误判之后。认为是流动性过剩,因此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收回流动性,方法之一提高利率,收回流动性;之二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收回流动性,而且进行了几年。到了0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宣布两防,当时我那时候还是比较不成熟,我心急如焚,我到处演讲,到处呼吁政府不能两防,一定要帮助制造业,当然没人听,想自己也多事。你看看到最后还是改过来了,为什么呢?这一切都来源于两个字误判。误判的结果透过三个管道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大家注意听。

  第一个管道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银行从民营企业部门大量收回流动性,打给地方政府从事基础建设去了,就是GDP工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四五年宏观调控下来,我国的广义货币增长率和信贷规模增长率依然维持在16—18%的高峰,依然没有减少,这是为什么?因为钱都去了公共建设部门,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高的信贷规模增长率,而在座各位民营企业家享受不到实惠的原因,就是因为整个社会流动性产生了逆流转现象,从民营企业转到了公共建设部门,因此根本就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流动性移转的问题,从而使得民营经济开始萧条,而公共建设部门开始膨胀,这就是我所说的二元经济,和公共建设有关部门是过热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过冷的,我们这么多年就是二元经济。

  第二个管道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配合上了前面的成本、汇率、《劳动合同法》等等压力,使得民营经济部门更不想干了,结果就是从民营制造业拿出大量应该投资在制造业钱不投资,打到过热部门炒楼、炒股去了,从而造成第二个管道流动性由过冷部门逆流转到过热的部门,而使得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

  请你注意,这三个管道毫无例外的都使得这个社会的流动性,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这就是07年当政府提高利率,或者存款准备金率,当天的股价都是上升的,而且从无例外,一般都不能解释,一般宏观调控股价应该下跌,为什么上升呢?而且每一次都是上升的,原因就是提高利率的结果,使得更多民营制造业资金进入股票市场,造成股价上升,所以二元经济才能解释这种奇怪特殊的现象.

  我们的楼市也是二元经济的产物,根据一些学者做的研究,发现深圳资金炒地产资金7%是外资,其中6%是港澳台资金,只有1%是真正的外资,93%都是内资,什么意思?那就是我07年所说的,深圳房价为什么上升这么快?因为深圳企业倒闭数目应该是越来越多。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奇怪推论,也就是深圳房价翻几翻的缘故。制造业资金流入楼市的结果通常是进入高档楼盘,所以高档楼盘价格拉高之后,附近中低档楼盘随之水涨船高。所以真正有泡沫的是中低档楼盘,而不是高档楼盘,这种现象就很可怕,由于高档楼盘拉抬速度过快,使得后续大量资金竟然慢慢进入了整个结构错乱的房地产市场,就是以中高档收盘为主,这个现象是非常让人遗憾的。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演讲的,这种楼价上涨的后果使我们地产商产生误判,误判的结果,是大量资源被这种高档楼盘,或者中高档楼盘所锁定,大量资源进入这种楼盘,一旦萧条之后,使这种楼盘产生严重的供过于求的现象,而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根本买不起,你再怎么跌还是买不起,因为我们整个房地产资源就误导到了结构性的扭曲上面去了,那就是以中高档为主,加上政府提倡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物,这样造成的差距就更大,实际上真正的农民工还是买不起。这就是绝对扭曲式的超额供给,这种超额供给更可怕。11月份开始的金融海啸威胁,使得地产商的资金链变得非常紧张,结果就是09年开始由于误导到这个行业,使得09年开始的地产没有大面积的新楼盘推出,没有大面积的新楼盘重新开始构建,这个就非常危险,现在不是楼价跌不跌的因素,而是09年政府要如何刺激大面积的构建地产。否则这个冲击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09年的地产危机。地产危机来源就是我刚才讲的,这里是超额供给,这里是超额需求,两个没有连在一起。如果你这么理解房地产市场跟股票市场,你会发现这两个市场的驱动因素就是二元经济,你只要把二元经济彻底理解了,未来的股价、楼市走势非常容易判断。

  对于2009年政府的4万亿救市工程我想从目的、行动跟手段三方面做一个全面的评估。首先看一看4万亿的资金用途,你们都知道大部分是中西部的基础建设,对于这个用途,我是赞同的,因为它讲的非常明确,目的是为了增加中西部人口的就业量,如果达到这个目的,那在中西部投资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你认为这个目的可以达得到,如果为了这个目的保8也可以做得到,但是我要提醒的是,你的副作用是什么?如果要在中西部创造8%的GDP增长需求,同时大量雇佣中西部人口这个我相信做得到,可是我要提醒的是,你能不能够承受副作用,因为金额太大了, 2009年之后能不能筹到4万亿都是未定之数,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比较怀疑,除非你印钞票,由于9月份开始我们已经和欧美工商链条挂钩,所以从今年开始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将大幅下滑,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如果财政收入大幅下滑,你如何筹集4万亿这本身就是一个疑问。
  可是按照原先规划,中央政府出一万多亿,地方政府出一万亿以及银行融资两万亿,我对于地方政府能够出一万亿我本身就表示怀疑,中央政府能不能出一万亿我也表示怀疑,但是对于银行挪出两万亿我不太怀疑。宏观调控的第一个管道就是在银行的运作之下,它将从民营经济收回大量流动性打给地方政府,从事基础建设。因此它的结果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这就是代价。同理可推,如果你要从银行拿出两万亿融资,或者是政府直接发债卖给银行,其必然结果就像刚刚讲的第一个管道一样,从民营经济抽出两万亿资金打给地方政府从事中西部的基础建设,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那么你的代价就很清楚了,你要维持保8,以及中西部就业量所付出的副作用,以及代价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倒闭更多,失业更严重。

  我认为目前保8本身都是错的.我国是一个根本不该看GDP增长的国家,真正看GDP的是美国,因为美国都是民营企业.我们呢?我们保8是什么结果?那就是透过钢筋、水泥硬堆起来保8,而且代价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更贫穷.这就是我们保8,保10的代价,保8,保10的应该是美国。所以目前你问我郎教授具体怎么做?这个不用操心,首先把资源用做于民生相关的民营经济,就是放弃保8,藏富于民。
  如果我把4万亿投资基础建设,是一锤子买卖,建完了就失业了,那怎么办?再建第二台,再就业,建完以后又失业了,那怎么办?做回头拆第一条,一拆又就业了,拆完以后又失业了,又拆第二条,所以搞了半天你建了两条,拆了两条,老百姓是全民就业,最后什么事都没有干,结果啥事都没有干,这就是基础建设。
  4万亿投资在民营经济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滚雪球,如果你能把民营经济投资营商环境改善了,你大量投资他,他赚的利润是最重要,当企业赚了利润之后会进行转投资,这样赚更多的钱聘更多的劳工,给他们更多的薪水,然后再进行转投资,从而产生所谓滚雪球的效应。一个国家的富裕,我告诉各位,是靠利润,而不是高GDP的增长率。

怎样面对2009年

  我前面已经跟各位谈了很多09年中国经济的现况跟展望,我们09年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我跟各位做一个提醒,我们的企业家只有个人的辛勤奋斗历程,我们普遍缺乏萧条的洗礼,而且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不管怎么讲还是比较成功的,因此你们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大萧条。这就是各位长期保持乐观的原因,我就想拿各位的心态和香港的四大天王做一个比较,香港四大天王,包括李嘉诚、李兆基等,他们除了和你们一样有个人奋斗历程之外,他们还经历过各种形势的中小萧条,当然他们也没有经历这么大萧条,就凭这一点差别,就使得这四家上市公司,和我们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很多都是做地产的,他们应该是我国大型地产公司的几十倍,上百倍那么多而资本负债比率我们是100—300%,他们只有20%。而且不是平均20%,每一家都是20%,这个特别难能可贵。

  我曾经私下问过四大天王里面的一位,我说你这个人这一生有成就的哲学思想是什么?他告诉我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保守,保守是这个人成功的关键。我又问他第二句话,我说你手下这么多公司,不可能每家公司都看,到底注重什么呢?他回答的是这样子,他最重视稳定的现金流,什么叫做稳定的现金流?按照我们对他的研究结果显示,他们透过两个方法做到的,而且四大天王一模一样,这一点我感到万分震惊,第一叫现金打底,第二叫做项目对冲,透过这两个办法达到稳定的现金流。

  什么叫做现金打底呢?举一个例子。我以李兆基的地产公司为例,我把恒基兆业公司过去20、30年资料做了分析,我发现恒基地产公司在过去五年是负现金流,也就是5年他的资金链是断裂的,但是他没有倒闭,请问各位如果你的资金链断裂的话,你能够支撑多长时间?而他为什么可以撑过五年,我分析的结果是他手上有两个资产非常有意思,一家叫做煤气,一家叫做租赁,这个煤气跟租赁的现金流都是稳定上升,所以虽然地产开发的现金流有5年是负的,可是当我把地产开发的现金流加上煤气的现金流,加上租赁的现金流,加在一起之后,过去20、30年没有一年是负的,统统是正的,这叫做现金流打底。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场合,能够把这两个心态一个是保守,一个是稳定的现金流这两个金玉良言送给在座各位,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稳定的现金流来不及了,你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项目的对冲,也很难创造出所谓现金流的打底,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保守心态下的三大指标,低负债,高现金流,停止投资,至少这是目前李嘉诚做的.

  中长期你应该做什么?以我们广东为例,你想想中国工商链条第一张骨牌碰到了四大国内冲击之后,为什么这么不抗压,比如成本汇率,《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等等的,那你为什么不可以提升价格呢?你提升价格不是卖的更好嘛,为什么我们广东省制造业从去年开始一大片倒闭,而你不能提高价格?

  这也是我跟各位讲的第二个观点:定价.在很久以前,当中国经济要发展的时候,美国已经决定了未来的战略,那就是进入了产业链的战争时代。也就是09年开始你们所面临的这一切不是产品对产品,也不是公司对公司,更不是行业对行业的竞争,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对产业链的战争.你真的认为我们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吗?我告诉你,真正的制造业大国不是中国,是美国.而美国产业链战争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把整条产业链一切为二,把价值最低的放在了中国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国家.而制造有三大特色,第一破坏环境,第二浪费资源,第三剥削劳工,他不想要。他要的是制造业以外的其他六大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订单规划,商品运输、产品零售、终端,六加一就是整条产业链。

  为什么你不能提价呢?因为产业链当中定价权是掌握在六,而不是一,所过欧美各国依然掌握着定价权,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的。我们这些产业资本的水平走到今天,被金融资本市场给算了,你和美国资本市场相比,还缺了定价权,所以你是做什么败什么.在这种产业链的战争之下,再加上金融战,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企业遭受多大的压力。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大学生失业,因为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六,一是不需要大学生的.因为你是六加一的一,他不需要这么多大学生,我们连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就搞教改,扩招,结果让很多大学生失业,为什么失业呢?因为搞不清楚六加一.

  所以我认同政府所谓的产业转型,可是政府所谓的专业转型不是在一里面下工夫,像联想一样,为什么今天演讲告诉你1月7号联想已经宣布要重组,因为联想收购IBM本身我在三年前就批判过他,那就是错的,为什么错?你还是在一里面下工夫,到最后一定回付出代价,他1月7号已经付了。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一里面下工夫。而真正该提高生产力的方法,包括传统行业,包括高科技不是抛弃传统行业,而是希望传统行业以及高科技行业都能够从一进入到六加一的整合,这样子你才能提高生产力。你要走上六加一高效整合之路,就是你目前短期之内保有元气,而中长期走入六加一的最高战略指导思想。那么在金融方面有没有可能?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中国人没有机会,但是产业方面的定价权我认为我们从中国开始做还有这个机会。

  今天已经不再是所谓的金融危机的问题,而是已经严重的波及到实体经济,在这个时刻我建议你,你在短期之内要保留元气,在一定时期之内求生存,留下大量以现金为主的资源,准备一两年之后再出发,而再出发的目的,不是叫你炒楼、炒股,而希望各位以产品为中心,做六加一的整合,而且以龙头企业为推动力量,这是你两年之后做的事情。

 

中国经济的庄园化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张宏良

  下面两个报道展示了当今中国极其矛盾的荒唐现象:一边是一票难求万人争购;一边是豪华列车空驰北京。如果仅仅是一票难求,可以归结为铁路运力不足;如果仅仅是列车空弛,可以归结为铁路运力过剩。而目前这两种现象同时并存,形成铁路版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不再是什么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经济制度问题了,是目前中国特殊经济制度的缩影。目前中国经济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庄园化了,整个中国经济变成了一个巨大庄园。庄园经济首先是满足庄园主的需求,剩下的才是满足庄园内部劳动者的需求。这就是一票难求和列车空弛同时并存的根源。作为稀缺资源的火车票首先要满足铁路部门和相关人员发财的需求,自然绝大部分车票会落入黄牛党手中。所谓一票难求是指购买平价票,若是给黄牛党打个电话,要什么票就有什么票。铁路部门的权势是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的,必然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和抗议,别人的不满和抗议可以不管,富人和文化精英的利益不能不顾,于是便有了专门满足富人和精英利益的豪华列车,并且一定要用足够高的票价把绝大多数穷人挡在车外。在满足了铁路内部官人和社会上富人的需求以后,剩下来的份额才是满足老百姓需求。可见,这个庄园经济的分配机制,决定了即使在拥挤不堪的春运期间,也只能让豪华列车空着跑。

  与铁路部门不同的是,整个中国经济在满足官人和富人需求之前,先要满足洋人需求。并且洋人需求是最大的需求(外贸比重占到了GDP的75%),其次是官人的需求,再次是富人的需求,最后剩下的才是13亿老百姓的需求。西方金融危机之所以能打击到中国,就是这个财富分配序列造成的。洋人的需求一缩减,中国的企业立刻破产。为挽救企业,便提出扩大内需。可扩大内需的方法不是扩大百姓消费,而是扩大政府投资。扩大政府投资的本质是扩大官人需求,用官人需求的增加来弥补洋人需求的缩减。如此一来,中国经济完全变成了洋人和官人之间共享的肥肉,13亿中国老百姓完全变成了场外看客。只能等他们吃剩之后才能一哄而上拼命争抢,就像现在春运期间争抢火车票一样。最让中国老百姓悲愤莫名的是,美国在白白享用中国财富的同时,反倒责怪是中国的慷慨大方导致了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是中国人生产了商品不消费不享用,自己守着贫困却把商品源源不断送往美国,造成了美国人的透支习惯,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所以中国人要对危机承担责任。听到这个论调,中国人上吊的心都有,可是更让中国人羞愤不已的是,中国的官员、学者和媒体居然义正词严地反驳美国说,我们白送白给并不是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白送,而是美国自己消化不良。看到前些天中国媒体铺天盖地的“白送无罪论”,再看看那些通宵排队买票的人,那些通宵排队在医院挂号的人,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欲哭无泪。

  继毛泽东的中国之后,美国一直就是个说一不二的国家,它说让中国负责,中国就必须负责。这不,奥巴马就任总统的第一个对华动作,就是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解决办法就是中国必须购买更多美国国债和其它债券。看来明年的春运,会有更多的人通宵排队。请看下面两个报道。

    参考文章:

京沪卧铺动车D302浪费铁路运力

春运现场:普通列车人挤人 卧铺动车空车厢

  【星岛网讯】上海北京双向卧铺动车组被称为目前中国最豪华舒适快速的客运列车,然而在春运期间,其他普通列车人满为患的情况下,京沪卧铺动车组却是空空如也。

  《新闻晚报》报道, 1月22日正是春运高峰,D302次京沪卧铺动车组晚上9:46分开始候车,铁路上海站南广场入口处排起等待候车的旅客长龙,候车室内也早已人满。D302候车室也是如此,但大半旅客是其他候车室过来蹭座位的,“从下午开始这个候车室就很空,我躺在椅子上睡觉也不会有人管。”一名乘客说。

  登上D302又是别一番景象,从车头走到车尾,该车的16节车厢中,2到7车为空车厢,一名旅客都没有,而非空车的7到15车每车也只能容纳40人。列车员说,卧铺动车组运行的确很尴尬,非春运时间里,空车是很稀松平常的事,而进入春运以来,情况虽有好转但仍出现空车厢情况。

  列车只在无锡停一站,坐在1车和16车软座车厢的乘客全部下了车,而上车者却寥寥,于是,这辆半载列车继续空着肚子上路了。人满为患,一票难求的春运为何会有这辆班次相对频繁,跑的又是热门线路的“空肚子”列车?探究原因,首先就是其尴尬的票价:上铺要655元,下铺更是超过700元。车上旅客大多数抱怨不值,“与T字头京沪卧铺列车比,只快了3个小时,同样是夕发朝至,睡一夜就到,票价却贵了一大半。”

  即使该车全部满员运载量也不大。1车和16车为软座,共可运载110人,但他们只是从上海到无锡的乘客。2车到15车为软卧,每车只能装载40人。即使满载,全车也只能满足560名乘客。这相对于一节车厢便可乘坐150人的普通列车来说,实在少得可怜。

    躺在这辆列车上,看着每人一只液晶屏幕里播放的电影,睡着宽敞的铺位,豪华的列车配置,绝对是一种享受。但在春运,这个全世界最大规模人口流动,铁路运力不足,很多人还因为购不到车票无法返乡。

老伯通宵排队买票猝死

  《钱江晚报》1月8日报道:7日凌晨,杭州城站火车站售票大厅发生一起悲剧,一位大伯通宵排队买票,躺下再没起来。云南来浙打工的何师傅是现场目击者之一。“凌晨4点多,听到有人说售票大厅门口出了事,就过去看看。那位大伯看起来60岁左右,他通宵排队一直排到了大厅门口。他身上穿的衣服灰扑扑的,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没了反应。”何师傅说,120急救车赶来了,大伯已经呼吸心跳皆无。当地警方昨日也证实了有人死亡。

 

 

发件人:"sunfarstar" <sunfarstar@126.com>  2009-01-25 19:31:29 +0800 收件人: "战婉颖" <codemay@sohu.com>, "仲大军" <zdjun@263.net>, "左派新闻" <leftnews3@gmail.com>, "香雪花" <lixinzhijia@sohu.com>, "武斌" <shawb@sh163.net>, "宋长志" <scz83321588@126.com>, "陆蓉之" <victorialu@126.com>, "马锐" <maria_jfz_03@hotmail.com>, "时寒冰" <editor@vip.sohu.com>, "王洁" <margaret_wang@126.com>, "王心丽" <llysc@sina.com> 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新年好! 新年好!朋友们,吃年夜饭了!华乔,欢迎年轻人加入中国革命党[马列]

中国革命党[马列]章程

(中国革命党[马列]),2008年6月1日起草)

总 纲

    中国革命党[马列]是中国的一个青年政治党派,创建于2005年9月9日,诞生于网络空间,创始人是华乔 ,谢颖,董少校 。我们是中国革命的继承者,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维护者,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革命党[马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切格瓦拉精神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中国革命党[马列]的成员主要以反对资本主义,践行社会主义,时刻准备实现共产主义的,拥护民主,追求自由的青年人为主。

    第一章 党员

    第一条 凡是中国的年轻人,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都可以申请加入中国革命党[马列]。

    第二条 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切格瓦拉精神,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艺术,努力提高自我修养。
(二)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三)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的任务。
(四)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
(五)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六)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第三条 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党的有关群:MSN群mgroup7868@hotmail.com或者QQ群41965403,41965733,41965650,41965560[制作人周林],阅读党的有关文件,接受党的教育和培训。

(二)在党的论坛http://www.revleft.com/vb/20013-25991-chinese-f44/index.html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

(三)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

(四)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 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

    第四条 党员有退党的自由。党员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党的支部应当对他进行教育,要求他限期改正;经教育仍无转变的,应当劝他退党。

    第二章 党的组织

    党组的成员,由批准成立党组的党组织决定。党组设书记。 党组必须服从批准它成立的党组织领导。党组以在网络空间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切格瓦拉精神为首要任务.我们要为中国革命走一条新路。

    第三章  党徽党旗

    第一条 中国革命党[马列]的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

    第二条 中国革命党[马列]的党旗为旗面缀有火红色党徽图案的白旗。

 附文:

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的几点思考

魏巍

2008年6月

    真正的共产党应该给改革开放30年下个结论了。

    一,这30年的变化说明资本主义已经基本复辟了。我国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无产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现在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

    二,革命的性质,就是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把反腐败、反卖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所以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道路是艰难曲折的。

    三,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修正主义集团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他们之所以不扔掉这块招牌,是因为他们要继承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便继续欺骗人民。十七大上他们把邓江胡思想作为独立的理论体系,指导思想已经砍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在党章上提到了马列毛。如果不要这个帽子,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自己也就站不住了。所以不到最后,他们是不会扔掉这个外衣的。他们的阶级实质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他们疯狂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最近还要把国家金融全面开放,拱手把国家的经济命脉奉送外国,已经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这种死心塌地的卖国行为,只能说明他们与国外势力的关系已经很深了,利益已经不可分割了,他们的家属子女财产都转移到国外去了。他们是完全卖身投靠外国的洋奴卖国贼。他们大搞私有化,出卖国企,通过物权法,仅剩下的国企老总搞高薪制,已经变质变味了。他们在民族意识上甚至连普京也不如,普京敢于同美国对抗,他们连这种民族精神都没有。其奴颜媚骨甚至可以和满清卖国政府相比了。

    这个国家机器已彻底腐败腐朽,即使革命取得胜利,也不用原来的国家机器,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讲的,必须彻底砸碎这个国家机器。但不应误解,正直的优秀的共产党员还是重要的力量。

     四,革命的领导阶级,依然是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新梯队,劳动农民、劳动知识分子,依然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实践证明,工人阶级是最忠实于社会主义的,他们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工人阶级的诗人王学忠一首诗名为《国企妈妈》,谁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只有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国企有这种感情。

    五,要重建共产党,革命的左派要建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战斗的共产党。首先要申明,我们是要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是真共产党;我们要打倒的是修正主义集团,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集团,是篡党夺权的叛徒,他们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他们是假共产党,是腐败变质的假共产党。现在有一个问题,国内群体事件频发,突然事变来得急,预料不到,一旦发生,各种力量混杂在一起,倒是不满的群众怒潮会使玉石俱焚,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因为群众现在认为共产党不好,要打倒腐败卖国谋私的党,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党。所以我们现在要向群众宣传,把真假共产党分开,把真共产党假共产党这个口号喊出来,让群众有个概念,不然会玉石俱焚,匈牙利类似事件发生时,群众会弄不清的,到那时就说不清楚了。如六四事件,大多数学生和民众是反腐败的,领头的方励之是极右派,群众被右派利用酿成了悲剧。我们的口号是:我们要代表劳苦大众的真共产党,不要代表贪官污吏资产阶级的假共产党!我们要公有制为基础的真社会主义!

    过去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有人会误认为我们是完全复旧。群众的监督管理权在那时也是没有完全实现的。我们提出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崭新的更加美好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贯彻巴黎公社的原则,要高度发扬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最广泛的民主,这就是要人民群众能真正行使管理权、监督权、选举权、罢免权,缩小工资级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六,关于统一战线。目前社会上有三种势力,一个是掌握政权的修正主义集团,二是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三是西山会议极右派。现在官僚买办修正主义集团的疯狂卖国行为,使一些左派想联合右派打倒现政权。我们应分清谁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修正主义集团与极右派的主要区别是,他还带着共产党的帽子,穿着共产党的外衣,有时还做些冠冕堂皇表面文章。而极右派的如果上台,那就会撕去一切伪装,对共产党就会是血腥凶残地镇压,现在的西山会议派和大资本家汪兆钧之流就是代表,他们对共产党是发自骨子里的仇恨,是彻底的反共派。

    现政府让这部分人先富起来,还让他们入党,满以为这些人会感激自己,实际上这些人对共产党充满了仇恨,迫不及待要让共产党按法律程序快快下台,极右派是这些人的政治代表,将来和左派争天下的就是他们,但左派是极右派和修正主义集团的共同的敌人。所以我们统一战线的口号是:

  (1)一切左派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相互沟通、交流,相互激励,求同存异。(2)一切爱国者要在反对卖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3)全国人民在反腐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现在某些人的欺骗性还是很强的,他们的优势是掌握全部权力、宣传机器,不时还到矿难现场、工农家中流眼泪,迷惑了一些青年人。但我们是要看他们怎么做。十七大之后他们进一步向右转,他们搞改革攻坚,出卖最后的国企,让工人下岗,买断工龄,把工人从主人翁变为雇佣劳动者。现在又搞什么劳动法,就像美国政治家把士兵送到伊拉克打仗,又端着火鸡到前线慰问。

    他们对反共急先锋谢韬的反共文章采取不传播、不提倡、不批评的态度,把恶毒反毛反共的李锐请到十七大列席会议,对安徽汪兆钧的四封向共产党挑战的公开信没有任何反应,而对纪念毛泽东的张纤夫抓捕入狱,对左派网站大杀大封,他们的面目还不清楚吗?他们的解放思想就是三个抛弃: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抛弃工农大众,抛弃革命。他们现在依靠的是:依靠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依靠卖国主义和国内外资产阶级,依靠腐败的国家机器实行法西斯专政。

    七,有人说:现在的老干部是工人贵族,也就是某些人说的三中全会派,享受比较高的待遇,生活优越,满足于强身健体安度晚年;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白领阶层,也认为现在比过去好,对现政权还是满意的。现在确实一些老干部生活待遇比较优厚,被养起来也被封锁起来,他们又不会上网,不了解国家现实社会真相。我们还是应该多做宣传工作,他们毕竟是革命年代成长斗争过来的,还是有些是非辨别能力的。至少他们绝大多数人是坚决反对腐败反对卖国的。

    八,左派在对改革的认识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左派内部主要在采用的策略上有分歧。究竟用什么策略才能取胜?策略要服从战略,战略是根本的原则问题。原则不能放弃,策略可以灵活。革命不否定合法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否定合法斗争,我们的左派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阵地痛批极右派,如李锐、谢韬,包括段若非,他们是无耻恶毒的叛徒、内奸。我们对改革持坚决的否定态度。有人主张用邓,他是一个阴险的骗子,祸根。最好以后不要用他的话了,否则只能模糊群众的眼睛,扰乱视线。要揭穿骗子的虚假面目,撕破他们的伪装,在网上和可能发表我们言论的地方宣传我们的观点,争取群众,扩大我们的阵线。宣传时也不要让他们牵着鼻子,在他们划的框框里兜圈子。

    九,我们的口号:革命的性质决定了我们要有振奋人心的鲜明的战斗口号。就是: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把反复辟、反卖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进行到底。 统一战线口号(看前六)  

    十,光喊口号是不行的,还需要我们做大量艰苦的实际工作,邓仲夏当年化装成工人,走到工人家中,约见、等待,最后发起了震惊中外的香港大罢工,把香港变成了臭港。还有当年二七大罢工组织者林祥谦等等都是非常壮烈的。现在的左派之所以虚弱无力,不被理睬,就是因为没有和工人阶级广大民众取得联系,中间缺少一大批骨干。前几年大庆发生了群体事件,工人表现的非同寻常,工人占领了办公大楼,组织得井然有序。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的革命性和先进性,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十一,一个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说,现在的专政比蒋介石专政要强大上百倍。我们这一代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了,我儿子这一代可能也看不到了,我孙子这一代有可能看到,有可能看不到。但我对马列主义的胜利还是有信心的。现在就是法西斯专政,不让你说话,毫无民主可言。我们需要民主,列宁说:没有纯粹的民主,只有阶级的民主。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民主,美国人说:“我们可以在大街上骂总统。”可是美国政府打朝鲜,打越南,炸伊拉克,让你当炮灰,你还是得去!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真正的民主。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它也必须有人监督。如果阶级管不了党,没有监督权、罢免权,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没有办法。谁当了总书记,他的马列主义水平马上就高了吗?就成了大师了?和毛主席并列了?笑话!这是个职务。阶级是一个整体,有力量有觉悟。只有阶级能监督党、管理党,只有民主发展到这个程度,阶级才能管住党,党又领导了阶级。这样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不可怕了,这是个很大的历史教训。

现在他们有全面的专政机器,军队,政权,公检法,媒体……先把你抓起来,看起来,谈话(谈话是最轻的),双规监视。……所以困难还是很多的,这需要重新革命,它应该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发动工人阶级把他们冲垮,一次不行,两次,三次,要一点一滴地做群众工作。人民是要革命的,现在不觉悟将来也会觉悟,将来也要革命,要相信群众。现在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都不成熟,不能急于求成。要搞地下工作,各地方建立的各种学习小组,研讨会等形式很好,大家创造条件,做艰苦的群众工作,提高群众的觉悟,有朝一日条件成熟,联系起来就是一个党。松散的群体,一旦联合起来,那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有志于中国革命,愿意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同志请加入革命左翼@1群:41965403。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2009-01-26 14:26:16 +0800 收件人: <huxingdou@huxingdou.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 支持胡星斗:难道能回到毛时代吗?

支持胡星斗:难道能回到毛时代吗?

岩石

 2009.1.25

    我相信,我们党有一天会做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

                                                                  ——胡耀邦,

    著名学者胡星斗先生将现代造神运动反人类反历史潮流反马克思主义的丑行恶行罪行斥为邪教,难道不是实至名归吗?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举世共认的巨大成就,但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社会矛盾——比如腐败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失地农民安置问题、强拆民房问题、看病难问题、住房难问题等等等等。因而,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大受损害,也使改革开放事业大受损害。

    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些问题,并找出这些问题的真正根源。同时也不能不正视弱势群体的表达权问题——他们太不被重视、太弱势太无助太无奈——申诉上访解决不了,登报无处发表,告状不予受理,人民代表也不知到哪里去找——在《宪法》明确宣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度里,竟然没有他们说话说理的地方!

    这时,一些知识分子、学者、离退休干部挺身而出因势利导,直接将舆论引向改革开放事业。其中一些人要求反思改革,这是应当的——无论任何事业,只有不断反思,才能不断地健康发展;而另一些人则全盘否定改革,这也是个人应有的权利。他们大呼主政者压制民主,大批官方媒体只弘扬主旋律,不发表他们的意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网络成了不同声音问政的唯一平台。于是,平心静气摆事实讲道理的有之,象改革前时代的文阀那样扣帽子打棍子的有之,使用污言秽语破口大骂的也有之。笔者认为: 问题是问题,但通过深入改革并非不可解决——况且,这些问题的根源恰恰大都在改革之前——如果颠覆改革事业,走回头路,回归到毛泽东时代,将是中华民族又一次天大的灾难。因此——话不能不说。

    任何不同政见,都应该能够自由表达、自由发表——因为,这是每个公民的天赋人权、法定人权;因为,我国政府早已宣布接受联合国的人权宪章;因为,我国《宪法》1954年就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因为,2003年“人权”条款正式进入了《宪法》。如果有《宪法》而无宪政, 如果《宪法》没有权威, 焉能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焉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有不同政见出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每位公民发表不同政见时,既应该维护自己的权利,也应该尊重他人的权利。更应该记住,我们是一个有辉煌古代文明的伟大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网络面向世界,倘若不注重应有的风度,必将使外国人嗤之以鼻,也将使我们的后代为之羞愧。其实,这是自我侮辱人格,受到伤害的首先是自己——我希望朋友们、先生们再也不要干这种蠢事了。在文明时代我们都应该自觉地做文明人。

    再者, 发表不同政见,不是为了让别人接受吗?其最好的办法,只有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摆事实不讲道理,采取蛮横粗暴的做法,结果只会适得其反。——现代,大凡有些理智的人都知道,不摆事实不讲道理,正是没有事实没有道理的表现,正是怯懦虚弱自卑的表现。

    论坛上还出现了一种怪现象—— 一些人在声称受到官方舆论压制,抨击舆论垄断的同时,却想自己垄断一方舆论,在一个小天地里,尽情地攻击甚至辱骂改革事业开拓者邓小平,还有当年被毛泽东迫害惨死的刘少奇,甚至还有新一代主政的胡锦涛、温家宝。什么 “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洋奴”、“汉奸”“实用主义者”等等,一顶一顶帽子全甩了出来。同时,却继续无边无际地吹捧毛泽东,象南街村庄主一样,不许任何人对毛泽东说一个“不”字。在他们的话语里,毛泽东仍然是绝对高大绝对完美的“开天辟地第一伟人”。他们挖空心思,修补已经破残不堪的昔日理论,用论著、用文艺演出、用收藏品、用纪念品……五花八门、洋洋大观,在全球文明时代掀起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

    其实,改革开放以后,因为“政治罪”的废除、言禁的松动,民间早已存在着“改革好,还是毛泽东时代好”的争论,这是必然出现的舆论焦点。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员。随着大量“真相”、“内幕”的不断揭露,随着对整个世界整个中外历史知识的不断丰富,随着对真正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当代民主自由主义社会(即“资本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入,愈来愈多的人们豁然开朗,发觉过去受了太多太多的欺骗。时间愈长,颂扬声愈来愈倾向于前者,而声讨则愈来愈指向后者。现在,许许多多人已经公开指出:毛泽东不仅仅是有错误,而主要的是罪恶,并且是罪恶滔天——同时,人们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个别改革领导者身上也有重大污点(污点固然存在,但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显然更大,这是毛泽东不可比拟的)。各是各的问题。

    邓小平在一个长期因言治罪的国家里,敢于废除“政治罪”,充分显示了他的自信。真正优秀伟大的人物难道害怕别人评头论足说三道四吗?马克思怕吗?恩格斯怕吗?李白怕吗?杜甫怕吗?牛顿怕吗?爱因斯坦怕吗?正是:真优秀者自风流!真伟大者自潇洒!

    文明政治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至高无上。任何从政者都必须具备博大的襟怀,具有超凡的容人之量,都必须准备面对讥讽、嘲笑、恶搞、反对、驳斥,甚至于激烈的抨击。在人民面前,任何脾气暴烈的政治家都不敢稍许放纵情绪,更不敢动怒发火。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是社会公仆,而不是领导人,更不是独裁者。正是:识时务者乃俊杰也!——尊重人民者,自然会获得人民更多的发自内心的尊敬。

    人们对客观事物对政治人物的认识都都有一个过程。比如笔者,就曾经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毛泽东的崇拜者,热烈、真挚而盲目。但是,事实教育了愚者,事实改变了荒唐——只有事实,才是认知真正的依据。任何精妙绝伦的欺骗,都只能得逞于一时,绝不可能长久,更不可能永恒!铁的事实彰显着:当代中国所有的热点问题都是制度性问题,而且诚如著名学者扬奎松先生所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

    铁的事实还彰显着:毛泽东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败坏者,而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倒行逆施的最大反动派。毛泽东创立的根本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制度。诚如邓小平先生所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长期实行愚民政策,实行暴政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那么,毛泽东在中国创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呢?

    著名学者杜光先生一言中的:“中国的社会性质并不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完成了专制化过程,向前资本主义倒退的专制社会。”

    不同政见不同声音共存,本是社会的自然状态。为什么称“大千世界”?为什么说“人过一百,形形色色”?讲得不正是这个道理吗?当年,毛泽东利用专制权力,在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舆论的同时,还妄图垄断思想,想让自己的思想也一统天下,结果呢?不是前功尽弃了吗?——现在,一些人既无毛泽东的绝对权力,却仍想垄断舆论垄断思想,而且是在批判官方、批判改革主流派的同时——岂不是十足的霸道吗?岂不是异想天开吗?

    你们能肆无忌惮地攻击改革事业、能随心所欲不顾事实地辱骂邓小平辱骂中共中央领导人,却不许别人以铁的事实为依据批判毛泽东——在社会不断进步的今日,竟企图复辟“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极端不平等的旧时代,只怕太不自量力了吧? “改革好,还是毛泽东时代好”之争,其实质就是:“当代中国,究竟要走什么道路?”之争。这是摆在炎黄子孙面前的头等大事。

    为了几千万被饿死整死杀死的冤魂在九泉之下能够安眠;为了,使“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全世界第一贫穷国家危局困境的伟大事业不被扼杀;为了,使曾经灾难连连苦难深重的老百姓不再重过灾难连连苦难深重的日子;为了,使光明乍现蒸蒸日上的新时期顺利解决旧制度造成的种种社会矛盾而驱除阴霾更加光明益发蒸蒸日上(上述种种社会矛盾的形成原因之中,也有改革主导者的一些严重失误);为了,使我们祖国早日变成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最公正最发达的现代化强国。现在我们必须揭穿一切谎言,澄清一切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理论是非,使一些人不再继续欺骗愚弄民众,使不明真相的民众洞察真真伪伪——因此,问题不能不提出来。请问心无愧、坦坦荡荡、诚实地回答:

一、关于毛泽东及其时代

    (一)、是不是一直在欺骗人民?诚实,是为人的道德底线,也是执政者为政的道德底线。

    1、谁拯救谁?文革期间,几亿中国人在毛泽东导演下大唱忠字歌、大跳忠字舞、声震霄汉地狂呼:“我们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拯救全世界2 / 3受苦受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世界真是这个样子吗?究竟哪个国家的人民最受苦受难、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2、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时代,反反复复宣扬: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时间(1949——1973年)恰恰是世界史上迅猛发展最辉煌的黄金时期,地球上许多国家确确实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战以后,地球上大多数国家都非常贫穷。日本195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不过是中国的67.8%,可是,到1976年(毛泽东病死之年)GDP竟然变成了是中国的6.47倍!——不妨再举个例子:韩国。不管从哪个角度说,这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都比中国更“一穷二白”,并且起步晚了十几年(1961年才开始现代化建设),可是,也是经过二十多年,竟然变成了世界二流强国!

    可是,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如何呢?——大跃进运动以后,一贯爱说假话空话大话的中国政府再也没有牛气公布国家统计资料炫耀“前无古人的辉煌成就”,但事实昭然若揭:伟大的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地坠入了最低谷,真真切切变成了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当时,全球贫穷国家的标准是年人均国民收入300美元以下。可是,中国广大贫苦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连食盐连煤油连肥皂都没有钱买,连红薯片、土豆都吃不饱,男劳力日工值大都在0.1元左右,甚至低至0.03元,年人均收入充其量绝不会超过25美元(当时汇率是1美元=1.97中国元),还不及全球贫困线的1/12,比名义上的世界第一贫穷国家尼泊尔(90万人口,当年人均国民收入70美元)还相差很多,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赤贫赤贫的无产者——我们不能不问一句: 新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硬要说“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就是:由建国之初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5 . 7 %变成了0 . 8 %!那就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曾经长期领跑的一头雄狮终于变成了一只蜗牛!——不肖子孙羞死了我们伟大的先人!按照毛泽东自己说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就该被开除地球球籍了!然而,一些人却大睁眼睛山吹海侃,颜面何在?良知何在?

    3、对新闻出版事业监控最严厉的时代。毛泽东时代,对领袖对共产党对新中国,只能歌颂不许批评,只能表功不许揭短。决策失误、党内分歧、负面事件、高官丑闻……不经批示,从来不得擅自发表,“腐败”二字竟然在媒体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比如1959——1962年许许多多饿死人甚至人吃人事件,特别是1960年饿死100多万人的“信阳事件”和大批高官侵吞大量国家贵重文物的恶行就一直没有见诸报端。令人惊异的是,连工伤事故都不敢报道,如1960年山西大同老白洞煤矿死伤905人的煤尘爆炸事件。更令人惊异的是,连自然灾害的实情都怕人知道,如1976年死伤130多万人的唐山地震。似乎,这个时代绝对纯净绝对稳定绝对美好——真是这样吗?

    4、实行愚民政策。中共中央喉舌“新华社”高级干部李慎之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告诉世人,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曾对他和他的同事王飞讲过这样的话: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训政时期,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原来如此!难道,此事有假吗?

    5、毛泽东对自己同志对国人的经典欺骗数不胜数,不妨再举三两例。

    (1)血腥的“肃AB团”运动和“富田事件”。共产党革命草创时期,1930年,在井冈山上的毛泽东为了铲除异己,发动了惨不忍闻的“肃AB团”运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场血腥运动——5000多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在酷刑逼供以后被乱石砸死大刀砍死绳索勒死。最后,终于酿成了“富田兵变”。红20军打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离开了井冈山。但是,他们并没有投靠国民党,而是重新开辟了一块永新根据地继续闹共产革命。不久以后,红20军副排以上700多名红军军官几乎被毛泽东斩净杀绝。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这场革命队伍内部自相残杀的烈火,从赣西南烧起,蔓延至红一方面军,而后又扑向闽西苏区(中央苏区的另一部分),又造成6352人死于非命! 此后,腥风血雨洒遍了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自己人杀自己人,总数不下10万!

    毛泽东开创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恐怖肃反的先河。他教会了斯大林、教会了贝利亚、教会了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教会了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教会了匈牙利的拉科西、教会了波兰的贝鲁特、教会了捷克的胡萨克、教会了朝鲜的金日成……教会了红色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这个反人类的大刽子手,是毛泽东特别青睐的真传弟子。毛曾专门指示陈伯达、张春桥等人4次对这个小同志耳提面命传授真经,并且出钱出枪出人,给他装备了一支革命大军。在夺得政权以后,为了建立纯净的无产阶级社会,红色柬埔寨杀害了全国1/4无辜的人民,其中包括几十万华人——我们的同胞!(笔者注:这样的社会状态,难道是人类追求的理想模式吗?)

    对于井冈山时期这起重大惨案,毛泽东是怎么宣传的呢?——他把罪责完全推给了左倾路线,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笔者注:李立三、王明确有责任)。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振振有词地说:“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最大恶果……党在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予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于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毛泽东同志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这就是此后几十年间官方宣传的基调。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掌握全党大权以后的毛泽东,又发动了延安抢救运动,特别是最后又发动了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自己同志的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死后,广大正直的共产党人纷纷为“肃AB团”运动的蒙难者鸣冤喊屈。在邓小平、胡耀邦领导下,中共中央组织部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已经决定为这些同志平反昭雪。可是,由于王某的阻挠,这桩重大冤案再次石沉大海。

    (2)、“红西路军”事件。1936年11月~1937年3月,在毛泽东的亲自遥控调度指挥之下,21800多人的红西路军痛遭败绩,全军覆没。然而,他把责任全部推到了早已靠边站的张国焘身上。1937年12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势力,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以后的中共党史,就根据这个调子进行宣传,教育全党。因此,为革命捐躯的一万多名烈士失去了“烈士”名份,残余的受尽苦难死里逃生的红西路军将士,很多人在革命胜利以后变成了“阶级敌人”。

    毛泽东死后,由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中共领导人主持正义,这桩重大冤案终获平反。人们不能不钦佩,一个绝代行骗高手!

    6、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公开欺骗人民施展阴谋——反右派运动。上述欺骗,大多数国人以前不甚了了,可是,对于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却可谓家喻户晓。1956年,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黑暗统治的内幕,波兰、匈牙利掀起了波澜汹涌的民主浪潮,国内周恩来、陈云发起了反冒进运动,罢工罢课退社事件连连发生,中共八大又作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的决议——这一切,对中国的斯大林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结束,从理论上讲,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消失。

    在这种大背景下,执掌绝对权力对阶级斗争常抓不懈的毛泽东被迫处于战略守势。为了重振雄风,他刻意制造重大的社会矛盾,于是,苦思冥想精心设计了一大骗局——在共产党内开展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然后频频发表讲话,谦恭热忱地号召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整风。他信誓旦旦地宣称: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放手鼓励批评,大鸣大放,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是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从1856年12月初至1957年5月,毛泽东说了许许多多沁人心脾、感人肺腑的娓娓动听之言。如:1956年12月8日,在全国工商联座谈会上:“我们的政府,是跟人民商量办事。可以叫它商量政府,不是板起面孔训人的,不是意见不对就给他一棒子,打得他头朝下,脚朝天。我们叫人民政府,你们有意见尽可讲,我们不会借故整人。”

    1957年1月,在省委书记会议上:“对党外人士,让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 “一定要守法,不能破坏法制。法是劳动人民制定,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一定要守法。”、“不允许工人罢工是不正确的,宪法上没有禁止罢工;贴标语是言论自由,开会是集会自由。”、“对付官僚主义,最好是罢工罢课打扁担,因为老不解决问题嘛!”

    1957年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左倾教条主义者,以前采用的党内斗争办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采用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我们找到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民内部矛盾,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团结—批评—团结。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对这些劳改犯的人,我们也是这个方法对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1957年3月10日,与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开会的时候,要党内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1957年3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无论哪种干部、政府,缺点、错误都应该接受批评,并且成为习惯。人民政府成了习惯,批评就没有事。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错了,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嘛!人民是有批评权利的,宪法是应该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有自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什么叫长期?共产党有多少寿命,就是民主党派有多少寿命。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用这些方法监督嘛!”

    1957年3月6日,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我们对500万知识分子,几亿农民、多少万民族资本家和民主人士,打是不适宜的。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有杀父、杀夫、杀子之仇的,有些血肉相连被镇压的。”……

    4月30日,毛泽东率全体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约见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谈话,通报了共产党的整风决定,表示热诚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1957年5月4日,中共中央颁发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的批评,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纠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进行,不要停顿或间断……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

    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从1957年5月8日至6月3日召开了13次座谈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业人士座谈会。全国各省(区)、地、市、县各级党委也纷纷召开党外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由主要负责人亲自出面到各单位殷勤邀请当地各界精英与会,并恳请他们发言,帮助共产党整风。

    一时之间,共产党各级领导人在全国人民面前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虚心纳谏、礼贤下士的良好风范——善良的人民信以为真,喜出望外!在经历严厉箍制8年之后,终于要自由了!一时之间深受感动的各界精英人士尽其所知热诚地向共产党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一时之间,各界民众也请精英人士将自己的意见带给各级党委。然而,善良的亿万中华人民哪里知道,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孕育!娓娓动听的言语背后,隐藏着森森杀机!曾几何时?——仅仅过去短暂的几个月!从5月8日算起,仅仅过去1个月!

    1957年6月8日,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大大的黑色日子!这一天,“伟大”领袖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为《人民日报》撰写了重要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下达了震惊世界的反右派令!这一天,气候骤变!半年难得的阳光清丽、和风荡漾、细雨绵绵立时变成了:乌云翻滚、朔风狂号、冰雪交加!

    这一天,“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立时变成了:万马齐喑,万花凋零!这一天,中华民族的百万精英变成了:不如猪狗不如牛马的社会弃儿、现代奴隶——此后,在歧视中在凌辱中在折磨中苟且偷生了28年!这一天,“漫漫黑夜乍现曦光”的毛泽东时代顿时又退回到了“暗无天日”的漫漫长夜!

    再看毛泽东,从这一天起,换了另一副面孔另一种语言。1957年7月8日,上海:“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是围剿……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动!……这个时候的右派,现在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现在是暴雨天。”

    1957年7月18日,青岛:“历史上留下一大批王八蛋,一路敲锣打鼓,拥护了7年是假的。到了现在,他们就翘尾巴了。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他们就找岔子,并且搞组织活动。”……“民主党派要抓住其中的右派,狠狠地打!……全国人大要改选,经过反右派,一定要换掉一大批!……右派分子虽然多,但头儿已经打了。把头子打了,就不好作怪了,以后采取剥笋政策……象张轸那样的家伙,就要狠狠地整!……今后反右派就是两个字:一叫深,二叫改。对内和,对敌狠!反革命搞得厉害的地方,要镇压!肃反不彻底的要杀一些人!……有反必肃!抓起来再说。不能象胡老头(胡志明)那样,‘罪已诏’千万不能下!……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地、富、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调皮再给戴上,搞个劳动教养条例,死刑不要轻易废掉。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各省市对民主党派,不管其中央,予以腰斩!”

    1957年10月7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八大决议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讲道理不能这样讲……”“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农村富裕中农。” 跌入恐怖陷阱中的右派们不禁失声惊呼:原来,这是一场阴谋!

    毛泽东象一只志满意得的老猫,对着战战兢兢的老鼠,幸灾乐祸,粲然一笑:“不是阴谋,是‘阳谋’。我早已说过:‘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能锄掉。’” 这是在玩弄文字游戏。手握绝对权力的毛泽东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洋洋得意,他坦承:是早有予谋,尔等可奈我何!难道,这不是经典的对人民行骗术耍阴谋吗?

    如果,以上所述尚不足以证明的话,再请看(请特别注意前前后后的时间):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天津对党内高级干部说:“反马列主义思想暴露出来不可怕,而且正有作用。我们需要那些东西跟我们来见面,以便和它作斗争。”1957年3月20日,在上海对党内高级干部说:“对于有些有毒素的文章或者别的有毒素的东西,我们要批判要斗争,但是用不着怕。”1957年3月21日在南京对党内高级干部说:“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是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是让它出现。……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有些知识分子还怕放长线钓大鱼。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定道理。我们现在让批评,再去分析。”

    195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中央常委汇报座谈会情况时,毛泽东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当李维汉谈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有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是“姑嫂打架”时,他脸色阴冷,插了一句话,斩钉截铁:“不是姑嫂,是敌我!”——当时,四座大惊。

    5月15日夜,领袖奋笔疾书,写成《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中写道:“左,或者说是教条主义,持这种立场和态度的人,大多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如果说前一段整风鸣放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那么现在到了把风向转过来的时候了……现在应当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7级以上的台风。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再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浮到水面来了,并不要钓。”

    5月16日,毛又亲笔起草了《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的党内文件,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煸动性的言论……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各级党组织才加大了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的频度和规模。

    5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再次给党内干部下达密令《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领导的指示》,提出:“现在的情况是……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这一阶段不宜多讲话,共产党采取暂时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时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

    同时,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它资产阶级观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发表一些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

    7月1日,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得意之余,公开泄露了开展反右派运动乃蓄谋已久的天机:“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从而聚积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 这就是公然对人民行骗术施阴谋的铁证,这就是板上钉钉。

    纵观现代文明世界——有几个国家敢于压制不同政见?毛泽东中国算是少数中的一个。有几个执政者敢于施展阴谋欺骗人民?唯毛泽东一人而已。少数无视客观事实、仍想替毛泽东诡辩的先生们,请你们听一听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顶尖大学者是怎样讲的吧——对于反右派运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先生曾给过一个经典评价:“一个堂堂执政大党,不敢光明磊落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竟然鬼鬼祟祟采取两面三刀的手段,实在太不成话了!”

    不成话,实在太不成话!——讲道德,是为政的基础;诚信,是基础的基础。为政者无诚无信,竟敢欺骗人民!无信而不立,能立得起来吗?竟然还要侈谈“伟大”,竟然还要侈谈“开天辟地第一伟人”!——实在太不成话!

    (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中华民族的权威工具书《辞海》,在关于“毛泽东”条目的注释里,早已拿掉了所有的“伟大”,也拿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这是科学的态度。毛泽东的历史实践清清楚楚说明了:他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核心意义通俗地讲,就是:实事求是。

    1、上述对人民的长期一贯欺骗就是毛泽东非实事求是的生动表现。2、千千万万冤假错案也是毛泽东非实事求是的集中展示。3、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分析和重大决策上看。毛泽东时代史明明白白告诉世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一次一次又一次,都不实事求是,决策都是错误的,每一次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

    土地改革,是解放广大贫雇农的一件大好事。需要讲清楚的是, 土地改革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和专利,而是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伟大创举,是二战以后遍及全球的伟大历史潮流。应该指出:这件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做过的好事,毛泽东做得却非常不好——制造了等级森严的社会极端不平等,揭开了长达28年血腥的阶级斗争的肮脏序幕,启动了连续不断的运动群众的群众运动,开辟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治国道路。

    4、三次唯心主义大泛滥。(1)、大跃进运动——高指标、两本账、全国吹牛皮大竞赛、全民大炼钢铁,给人类史留下了一连串永久性的经典笑料。(2)、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里,毛泽东竟要跟苏联比赛,打算在最短时间内建成共产主义。更令人捧腹的是,竟然在一个极端贫穷的农业县——河北省徐水办起了一个共产主义试点,妄图在两三年内建成共产主义样板——再一次成为历史笑谈。

    (3)、造神运动——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国际歌》有一句著名歌词“不靠神仙皇帝”; 全世界人民也都知道,唯物主义者就是无神论者;全世界人民还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号召要“解放全人类!”。可是,一个党领袖竟然亲自导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前所未有的造神运动。几亿中国人竟要向一个大活人顶礼膜拜,一日三祈祷,山呼万岁,早请示晚汇报;几亿中国人竟要时时处处背诵毛主席语录——无论办公行事,还是待人接物,甚至上课提问、甚至兄弟谈心、甚至购物买菜、甚至发生争执、甚至开骂开打、甚至抢救病人、甚至入厕对话,无一不得首先背诵语录—— 一个大活人,被塑造成了无比崇高、神通广大的超级精神偶像!同时,广大人民受到了最大的思想禁锢最大的行动限制最大的政治压迫。

    当时中国人对待大活人毛泽东,远远甚于宗教信仰。稍有不慎,便是批判斗争、游街示众、逮捕下狱,以至于处以极刑。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自治洲大庸县一个24岁的年青姑娘丁祖晓,因为对这种做法看不惯,1969年4月21日修书一封,寄给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编辑部。结果以现行反革命罪于1969年7月5日深夜抓捕入狱,1970年5月8日枪决。——本案株连丁祖晓的好朋友、另一位可敬的22岁姑娘李启顺也被枪杀,丁祖晓的姐姐丁祖霞被判刑20年,李启顺17岁的弟弟李启才被判刑10年。例子多多,不必一一列举。

    对于昔日神坛巅峰的毛泽东,许许多多觉醒了的国人这样说:仅凭这一条,就可以断定,毛泽东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著名学者胡星斗先生将这种现代造神运动反人类反历史潮流反马克思主义的丑行恶行罪行斥为邪教,难道不是实至名归吗?

    (三)、毛泽东确立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吗?随着科技、经济的迅速发展,随着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即马克思所指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欧洲思想界也空前活跃起来,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不断问世。1873年,马克思为了独树一帜,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有时也称为民主社会主义)。

    如果对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显而易见,毛泽东在中国所创建的根本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基本点上,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描述,散见于《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之中。

    学者许耀桐先生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1)发达的社会生产力;(2)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3)有计划地调节社会生产,不存在商品和货币流通;(4)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5)消灭了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已不复存在;(6)国家正在消亡,失去了政治职能,它的存在只是执行某些强制的经济社会管理措施;(7)社会生活民主,因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8)形成“自由人联合体”,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总起来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社会主义是人类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2、社会主义具有高于“资本主义”的科技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3、由“资本主义”转为社会主义的变革,必须具备充足的物质条件——必须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1、科技、物质文明方面。如许耀桐先生所述的前4个方面。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经济水平却非常低下。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初,广大农民还在使用2000多年前的农具进行手工劳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徒具公有制、计划经济空壳的干瘪、重病的四不像的小畸形儿而已。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有预见,斥之为“普遍的粗陋的平均主义……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在“批判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小标题之下)。恩格斯说得更深刻而生动:“如果我们的理论一旦被实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封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不啻是将我们的理论变成了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画而已。”——因此,在世界史的黄金时期,在全球现代化的大竞赛中,新中国步履蹣跚一路落后,比上不足比下也不足——当然,一个病儿却还自个儿跟自个儿残斗,却还瞎折腾,也是重要原因。

20多年后,毛泽东死去的1976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只有0.8%,而人口却占全人类的22,6%!人均GDP实际全球倒数第一!广大下层民众几乎全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2、政治文明方面,

    (1)、人权。什么是“人权”?即做人的权利。尊重人权,是文明社会的最高价值观。作为全世界贫弱群体的代言者,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权”非常重视,因为贫弱群体最需要人权保障。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可见,马克思主义将“人权”放到了何等崇高的地位。可以说,“人权”是科学社会主义文明政治的基石。

    请注意,马克思这里说的是“每一个人”而不是“一部分人”。很清楚,只有保障“每一个人”的人权,才能保障“所有人”的人权。因为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有一个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任何人的人权都可能遭受蹂躏。

    (2)、民主。恩格斯明确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将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民主,是科学社会主义文明政治的主体性标志。“民主”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与中国政治优劣形成鲜明对比的事实,一些人视若无睹,总是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主具有阶级性”的教条,企图否定民主的普遍意义,封堵他人要求政治改革之口。

    需要指出,这些先生的论证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都在混淆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主具有阶级性”,是在他们批判当时还有很多缺陷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使用的命题。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难道还能这么说吗?——如果真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已经没有了阶级,还怎么能具有阶级性?让我们看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怎样说的吧——

    马克思指出:“民主,就是人民当政。”。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还说过“人民主权”的话。 ——这里,他使用的词语是“人民”——全体人民——而非“无产阶级”。这绝不是一时疏忽,因为抱负远大的马克思的奋斗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并不仅仅是只为无产阶级谋利益——显然,马克思的定义,完全肯定了“民主”这个政治概念的普世性。

    我们有必要特别注意与之相关的一个常用政治术语:“人民”——这是被毛泽东严重搞乱了的重要概念。如上所述,马克思对“人民”的认识清清楚楚——“人民”包括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人”——在现代,这也正是“人民”的普遍意义。可是,自命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斯大林却创造了一个人民之中“人民的敌人”的特殊称谓,毛泽东更发明了一个“拥护革命的就是人民,反对革命的就是敌人”的奇特论断——难道,不允许人民之中有不同政见吗?如果,对于执政者只能惟命是从唯唯诺诺,不能有反对的思想,不能有不满的表示,更不能发出异样的声音,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里,称得上人民当家做主吗?人民能当家作主吗?——显而易见,它们都是反人权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说。

    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提到“民主制度”,1847—1848年在他们为全世界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的章程和宣言中明确规定:“必须实行‘民主制’的组织原则”。可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却将之篡改成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两字之差,犹如云泥之别!

    (3)、平等。平等,是政治民主的前提性条件,也是人权至上的基本要求。平等,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人类与生俱来永恒的追求。经过漫长的探索,人们终于明白:谋求全社会物质分配上的完全平等,永远只是美丽的空想。因为依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只要没有重大自然灾难,人类社会总得不断地发展下去。而要保持良性健康的发展态势,社会则必须具备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因此,根据人们对社会贡献大小的不同实行有一定差别的分配制度,就不能不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全社会所有的人在政治上在发展机会上的一律平等,则是应该做到而且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这样的内容,正是人类理想社会“平等”的科学内涵。这样的“平等”,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文明政治最基本的要求。

    《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以后,如果不能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压迫、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便不可能真正解放自己。”——1848年以后,在该书几次再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这一论断,可见它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之一。这段话有三点含义:(1)、无产阶级推翻原有压迫以后,不应该再建立新的压迫;(2)、消灭私有制以后,就永远消灭了阶级,也应该永远摆脱阶级斗争;(3)、人类不应该无休无止地使用暴力手段没完没了地怨怨相报——不管怎么说,这段话显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善良、宽容和远见卓识。这是一个追求公正根除暴力的伟大主张,是科学社会主义“平等”观的最高境界。

   (4)、自由。自由,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政治学、社会学概念。自由的本义,是否可以通俗地这样讲:在不影响他人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可以说自己想说的任何话。自由,与平等、民主一样,也是贫弱群体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美好目标。作为贫弱群体的领路人,马克思、恩格斯自然也特别重视“自由”。他们对于“自由”的论述很多,不必一一列出。这里只举三例——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最响亮的口号是“解放全人类!”。何谓“解放”?王若水先生从英文、法文的词意上作过考证,即“自由”之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应是“以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晚年恩格斯仍坚持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将“给所有人提供真正的自由。”“自由”、“自由”、“自由”,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是多么高度的重视。而且是“每个人”,而且是“所有人”。可以说,“自由”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文明政治的目的性要求。“自由”的对立面,毫无疑问即“专制”。可以说,两位伟人对“专制”无比的仇视。

    (5)、科学社会主义对文明政治其它一些重要的具体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在文明政治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都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公开、公正、竞争性的直接民主选举。对于巴黎公社公开、公正、竞争性的直接民主选举,马克思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热情地称赞道:“从来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人民群众的代表。”

    言论出版自由。马克思响亮地提出:“报纸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

    人民大众的政治参与。俞可平先生对此颇有研究,在《马克思论民主的普遍性》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民主是“人民的统治”,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没有民主政治。马克思十分清楚公民参与对民主政治的实质性意义,因而一直鼓励劳动群众的政治参与。后来,他欣喜地看到,在巴黎公社中,普通劳动大众不仅参与政治选举,而且可以担任公务员,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管理和对公社权力的监督。马克思赞赏它说:“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建立廉政制度。俞可平先生写道:民主政治要求人民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权力的监督至多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事务,人民群众根本就没有现实的条件去监督国家政权。但在巴黎公社中,马克思看到政治权力真正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事实上,马克思是将人民的选举权与监督权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人民民主权利的整体看待的,在先后三稿对巴黎公社的论述中,只要谈及由全体人民选举公社的代表及其管理者时,他紧接着就总是强调,这些民选的代表和成员必须严格遵守人民群众的意愿,人民有权罢免和撤换他们。公民有权罢免不称职的政府官员,这是公民民主监督权的真谛所在。

   “廉洁政府”。俞可平先生写道:真正的民主,意味着国家官员只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他们不能成为社会的特权阶层,更不能贪污腐败。马克思特别痛恨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认为这是完全与民主政治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只有彻底打碎这样的官僚特权机器,消除政府官员的各种特权,才能实现还政于民。他十分向往一个廉洁政府,对巴黎公社建立廉洁政府的根本举措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办公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

    “廉价政府”。俞可平先生写道:“廉价政府”,意味着政府以较低的行政成本取得较高的行政效率,它要求尽量减少政府机构的数量和规模,同时尽可能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马克思十分重视“廉价政府”对于人民民主的意义,把它视为“真正民主制”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王朝时就提出了“廉价政府”的口号,但从来没有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只有将政府机关由社会的主人变成人民的公仆,彻底改变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的性质,才能真正实现“廉价政府”。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的实践使得人们梦寐以求的“廉价政府”成为现实。

    3、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须具备充足的物质条件——必须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中国究竟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任何事物的产生都必须具备一定充足的物质条件,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起码常识。象中国1958年贻笑大方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砍树毁林烧木炭能炼出钢吗?全民大建土高炉能炼出钢吗?达不到几千度的高温能炼出钢吗?——滑天下之大稽!未来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也绝不可能例外,它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之上。这是必要的物质条件。

    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下了一段闪闪发光的文字:“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宝中之宝!因为它是经过无数次实践检验的理论,是伟大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如果说,世界最贫穷的国家都可以称得上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话,何言“科学”二字?那么,让时光倒流,回归到原始时期岂不正好?请问:毛泽东创立的中国社会是科学社会主义吗?答案只能是:那是“堂·吉哥德”,是小孩过家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不!是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其实,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与现代民主自由主义社会比起来相差十万八千里,即使与原始社会相比也不如,因为它太黑暗太血腥太没有人性。应该说,直到现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还从来没有实践过。

    (四)、毛泽东建树了什么经济上的“丰功伟绩”?看问题不能形而上学,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政治人物。比如对斯大林。他滥施暴政,狂杀革命同志,可谓罪恶滔天。然而,他有两大历史功勋绝不可抹杀。其一,1927~1939年短短13年间,落后的农业工业国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令人惊叹地迅速变成了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伟大的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成功地抗击了希特勒的疯狂侵略,扭转了整个战争的局势。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挽救了人类的命运。如果我们用同样的观点从宏观上审视审视毛泽东,又如何呢?

    1957——1976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作出过比较客观的评价:基本上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在经济建设方面纵向看应该算是毛泽东时代最好的五年。可是,换个角度横向看一看呢?——我们就会发现意义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历史真实。

    请看:(1)、中国发展速度与一些外国(地区)的对比:(1953~1957年)。 略!

 

    显而易见,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相对最好的这5年(1953—1957年),与许多外国(地区)相比,发展速度不是快而是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如此说来,对这最好的5年,我们也并没有理由炫耀——这便是“横看成峰側成岭”的妙趣所在。

    再看这个期间的政治方面——潘汉年案、杨帆案、胡风案,都已经平反,属于重大冤案。其实高岗、饶漱石案也是重大冤案。因这些冤案引发的肃反运动、反胡风运动又制造了千千万万冤假错案,使几百万人受到株连。因此,这一段时期与1957——1976年相比,同样是罪恶累累。

    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2——1955年)。如前所述,这是不顾中国实际、违反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荒诞之举。

    (五)、毛泽东究竟是“大救星”还是“大灾星”?毛泽东连连制造的巨灾大难:1、1958年10月底——1961年,在世界史的黄金时期,在气候正常的情况下,中国生生饿死了几千万农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一些学者计算得出几种结论:饿死2000多万、3000多万、4000多万、——即使饿死1000多万,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破天荒!

    2、1950年初——1976年,在毛泽东连连发动的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一亿多人挨整,几千万人被整死杀死。1956年12月8日在工商联座谈会上,他说:“去年潘汉年、胡风事件以来,审查400多万人,搞出了26万嫌疑分子,查出确实隐藏的3800人。其余的宣布无罪,搞错了。今年又布置了XXX万人的清理,还剩下400万人要清理。”

    叶剑英元帅说过,文化大革命整了1亿人,整死2000万。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改革以前,中国一共整了1亿多人,整死了2000多万人——这个死亡人数比港台、国外报道的数字小得多。但是,在世界历史上已经是绝无仅有了。现在,许多人公开说,毛泽东时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毛祸”,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空前绝后的“大灾星”——难道,这是无稽之谈是造谣污蔑吗?

    (六)、毛泽东究竟是伟大民族英雄还是最大卖国者?近些年来,“邓XX卖国”、“XXX卖国”的呼声甚嚣尘上。究竟谁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大卖国贼呢?事实能说明一切。中国的领土面积,从清朝雍正年间算起有1300万平方公里。鸦片战争以后,被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俄罗斯)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再次“苗条”,变成了960万平方公里。现在,实际上大概还不到940万平方公里——让我们看一看内中蹊跷何在?与毛泽东究竟有没有关系?

    1、150万平方公里的北方失地。1949年建国之前,在毛泽东主导下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曾极其庄重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废除此前与所有外国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当时人心大快,万众称颂。可是,此后长达28年,毛泽东从未公开向苏联索要过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北方失地,一次也没有——在斯大林面前,甚至在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面前,被一些人称颂为勇敢的爱国英雄的毛泽东,活脱脱一副儿皇帝模样,对北方失地问题连提都不敢提。

    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一个民族的头等大事。使命至上,“不作为”算什么行为?与毛泽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政治家。为了4000平方公里芝麻粒大的4个小岛,人家一直据理力争不屈不挠。相比之下,毛泽东有何颜面担当国家元首?

    2、158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确有罪愆,但也确有情由。1945年,为了请求苏联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出兵帮助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在骄横傲慢的斯大林的压力之下,被迫接受了“认同外蒙古独立”的交换条件。(1953年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表示悔罪,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宣布外蒙古仍是中国领土。至今,台湾政府一直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可是,毛泽东没有责任吗?谁的罪责更大呢?

    一个简单的道理:你不是刚刚宣布过要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算不算不平等条约?为什么不付诸实施?——还有一个更简单的道理:如果毛泽东果真没有责任,如果苏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成板上钉钉,那么,1950年初,何需毛泽东与斯大林再签一个“中苏双方共同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秘密换文?——而且是在和平时期再签了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

    与北方失地问题一样,第一次卖国造成的损失尚可补救,失去的土地尚可收回——香港、澳门便是明证——可是,第二次卖国造成的结果却真真切切成了板上钉钉,成了中华民族永久的伤残!谁的罪责更大呢?

    3、唐奴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这是我们祖国北部边陲一颗璀灿的明珠。这块宝地,俄罗斯、苏联早已实际占领,1944年正式成为苏联治下的图瓦共和国——在这件事情上,我国以前的几届政府都各有一份罪过。不过,毛泽东罪责最大——长达28年,竟然从未吱过一声。

    4、朝鲜以北?千平方公里一块土地。刘晨先生著文《40年前中朝两国翻脸内幕》,这样写道:座落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天池和白头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天池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铸成的九峰围合而成,最高一座为白头峰。历史上中朝国界线在分水岭东20公里处,自南而北划定。即使在日本统治朝鲜时期,天池也在中国版图,而且朝鲜建国时对此也是承认的。在中朝密月中,朝方派员来华,提出分天池一角的要求,说什么天池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我国能理解朝鲜劳动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等等。我们这边大手一挥,就切了天池一半(一说有53%)过去,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跟着一道送了出去。朝方接收的第二天,白头峰就更了名,改成了“将军峰”。

    5、中缅边境中方?万平方公里土地。中缅边境长达2000多公里,共分三段。1960年10月1日,两国缔结《中缅边界条约》,中国将南段的班洪、班老地区、中段的勐卯三角地、北段的尖高山以北地区划给缅甸;而缅方只将原来英国殖民当局侵占中国的片马、岗房、古浪等几个村寨归还中国。中国没有得到缅甸一寸土地。毛泽东勇敢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面对如此一个弱国,竟是如此一副德性!

    6、藏东南地区9万平方公里。1913年10月,英印殖民当局企图侵吞中国的土地,单方面划了一条边界线——史称麦克马洪线。尽管战乱不止,但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这条非法界线的存在。从1951年2月2日起,印度逐渐占据了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的广大领土。此后长达9年,毛泽东没有任何表示。1962年终于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方大获全胜。令世人大惑不解的是,一个正义之师,一个胜利之师,竟然没有提任何要求,便立马偃旗收兵,不仅退回到了传统边界线以北,而且退回到了战前的麦克马洪线以北,至为荒诞的是,竟然又主动地继续全线后撤20公里!——毛泽东说,为了表示我们谈判的诚意。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毛泽东还指示将缴获的印军物资全部退还印方。此前,1960年1月,中方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命令我方在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此后,这些非常措施继续实行。

    令许许多多外国人喷饭而笑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鲁根本不理会毛泽东的诚意,紧接着,印军便大摇大摆堂而皇之明火执仗地重新侵占了偌大一片中国的锦绣河山。不久,印度政府向这里大量移民,成立了印度的第24个邦——阿鲁卡纳尔。管辖该邦的印度东部军区的军力远远大于管辖西藏的中国成都部队的军力。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印度的阿鲁卡纳尔邦现在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之内!!!

    吴永年先生在《中印手足当时为何反目》(《环球》杂志)一文中说:“虽然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中遭到了军事上的全面失败,但实际上却是既得利益者。彼时的历史,已经成了今日铁的现实!” 相当于福建省大小的藏东南地区,实在是一块风水宝地。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在这里绕了一道弯,把它置放在高原的南麓。因此,它得以长年享受来自印度洋的暖风温雨的滋润,水草丰美,农牧业相当发达。西藏是全国林木蓄积量的第二大省区,而西藏林木蓄积量的85%都在藏东南地区。由于扼守中印交通要道,这里还是战略要冲。至为宝贵的是,著名的雅鲁藏布江绕谷而下的大拐弯正在此处。如果凿通一条40公里长的隧洞,就会形成2240米的巨大落差,可建无与伦比的世界第一大水电站,其发电量7倍于葛洲坝、4倍于三峡。而基建成本却比它们都小得多,因为没有大量移民之忧。

    不幸的中华儿女,不幸的炎黄子孙,我们只能望洋兴叹!

    7、中国的传统属地——锡金。锡金面积7200平方公里,历史上一直由达赖喇嘛委托锡金部落王管理。1887年英国强占,当时在帝国主义重压之下,清政府与英驻印度总督签订了加尔各达条约, 1890年沦为英国保护国——如前所述,这是毛泽东应该清理的由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1950年12月,继承英殖民者衣钵的印度政府,与锡金签订《印度和锡金和平条约》,将锡金据为自己的保护国。1975年4月,印方软禁了锡金国王,不久,正式宣布锡金是印度的第23个邦。在漫长的27年时间里,毛泽东又是连一点小小的表示都没有。

    8、南中国海。在毛泽东任内,南中国海一共70多个岛屿,被周边小国占去60多个,蚕食海疆100多万平方公里,菲律宾、印尼等国已开始开采石油,而毛泽东竟熟视无睹,装聋作哑!

    9、日本战争赔偿问题。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主动表示,要给中国战争赔款。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毛泽东竟断然拒绝。随后,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明确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日本应付赔款有多少?1946年,中华民国政府评估数字为600亿美元。有些学者计算,到21世纪初,这笔款额约值6000亿美元。为了搞清这件事情的性质,让我们审视一番与之相关的一些背景资料:

    (1)、中华民族遭受的巨大创伤。日本侵略中国14年,使1800万军民惨死于铁蹄之下!使1700万军民受伤!此外,还有大量财物受破坏,大量资产被掠夺——战争赔款绝不是敌人的恩赐或赠与,这是我们自己的钱!它上面凝集着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和我们前辈的血与泪!

    (2)、这笔赔款意味着什么?这笔赔款,相当于1972年中国财政收入的20.2倍!基建投资的47.3倍!进出口总额的105.4倍!外汇储备的496倍!按当时水平和人口能使全国农民生活43年!

    (3)、其它二战受害国都接受了战争赔偿。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英、法、苏、越南、缅甸等几十个欧亚非受害国都接受了战争赔款。1953年到1977年,日本政府和20多个国家签署了与战争责任有关的54项协议,共赔偿了大约5000亿日元,其中越南还让日本人赔了两次——唯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我们恰恰是受战争创伤最惨重的国家。

    (4)、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人民的状况。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波涛汹涌之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整个国家早已坠入全球最贫穷的行列之中。全国平民几乎都是一贫如洗的无产者,广大农民年人均收入仅只十几美元,日工值仅只0.1元左右——贫穷实实在在达到了极点!

    (5)、当时日本及其人民的状况,当时地球正值世界经济发展史的黄金时期,而日本则是国际大竞争中一马当先高歌猛进的领头者。20世纪50年代初,GDP只及中国2/3的日本,1966年——毛泽东发动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之年——超过法国,跃居全球第四;1967年超过英国,跃居第三;1968年超过西德,跃居第二。成了仅次于美国的超强经济大国。日本与中国不同,实行藏富于民的国策。是时——1972年,彩电、冰箱覆盖了全社会,昔日的无产者全都变成了有产者。

    当时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共产党要有肚量,“不然,日本人民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生活”。请问:听到此言,同胞们心里是何滋味?——这个如此无视中国人民疾苦、却如此厚爱日本民族之人,他究竟是哪个国家的主政者?

    (6)、日本侵略者曾胁迫中国4次赔款。1874年10月,《中日北京专约》赔偿日本兵费50万两白银;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同年4月26日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得到3000万两白银“补偿”;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又赔偿日本兵费数千万两白银(赔偿11国总额4.5亿两白银加上贷款利息共10亿两白银)——日本正是利用这四次战争赔款得以迅速崛起。与毛泽东拒收日本战争赔款形成强烈对比的恰恰正是侵略者日本!——难道这不是绝妙的讽刺吗?

    (7)、国家头等大事一人独断。(8)、拒收日本战争赔款的戏剧性结果。2005年7月15日,《大家文摘报》发表殷罡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怨上加怨》,这样写道:多少年了,每隔几个月,总有几个日本高官跳出来说些惹怒中国人的话,做些惹怒中国人的事。……事情是明摆着的:日本人没有真正反省,对战败始终不服。 坏脾气大多是惯出来的。日本人的不服气是不是惯出来的呢?这些年,“对日新思维”招来一片骂声,开骂者都是赤诚的爱国者。但是,我们在骂别人的同时,是不是也要骂一骂自己?我们常告诫日本人要“以史为鉴”,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以史为鉴”?

    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怨上加怨。至今,中国大陆有些文人还就此事赞颂毛泽东,称道:“胸怀博大”、“目光长远!”——人们真不知道,良知安在?

    10、金钱外交——不惜民族血本的援外。毛泽东时代,由于实行“一边倒”、“输出革命”的外交方针,我们的国际朋友极少。由是,拿领土换友谊;由是,拿金钱换友谊——而且,不惜民族血本。国际社会很多国家都有援外行为,但其所援助的都是相对的穷国弱国——除了突如其来的灾难以外,从来没有穷国援助比自已富裕之国的先例——而且提供援助都有一定的标准。如当代世界的援外大国——日本明确规定,受援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便减少或停止援助。离奇的是,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都比中国富裕(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人均GDP都高于中国)。

    更离奇的是,对所谓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援助,贫穷的中国,竟大大高于富裕的“老大哥”苏联,如对越南,社会主义阵营总援助规模为240万吨物资。中国最多,约160万吨;苏联次之,仅为51万多吨。(《生活文摘报》2005年8月5日) 特别离奇的是,在国家濒临绝境的文革期间,1968——1972年间援外资金占到全国财政总支出的6.3%!1973年竟高达7.2%!而当时远比中国富裕的受援国人口总和尚不足中国人口的3%!——也就是说,我们的援助金额竟然大约相当于他们本国两三年的财政总支出!

    还可以看看,在我们的慷慨援助之下,受援国(包括朝鲜)都建立了全民医疗保障制度,而我们自己呢?1965——1975年,共援助越共200多亿美元,完全是白给—这笔巨款,相当于当时中国几近两年的全国基建总投资,相当于当时中国全部外汇储备的16倍!——请注意,这还仅只一个越共!除此之外,还有阿尔巴尼亚、朝鲜、巴基斯坦、柬埔寨、非洲、泰共、印尼共,等等等等!

    尤其离奇的是,许多援助都是无偿赠与。并且,每当受援国代表与周恩来、陈毅等达成援助协议以后,毛泽东往往要在援助金额后再加一个“0”—一 一字之改,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十分离奇的是,在毛泽东眼里,外国朋友是人上人,而中国国民却不是人——友好国家无灾无难,中国慷慨解囊;中国遭遇重灾巨祸,却打肿脸充胖子、不接受外国援助——相反,恰在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总是出现援外高潮!——在空前绝后的三年大饥荒之时,眼睁睁看着几千万同胞活活饿死,眼睁睁看着几亿同胞在死亡线上挣扎,从1958年10月至1961年春,在漫长的两年半时间里,中国全国财政花在饥民身上的总支出几几乎乎是0!

    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水深火热中痛受煎熬的中国人民慷慨援外却没有换回“友谊”,我们没有一个真诚的朋友,受援最多的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古巴后来都与中国翻了脸,越南还与中国打了一仗!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吗?——同胞们,朋友们,总该醒醒了吧?

    (七)、毛泽东清廉吗?这也是一个神话。本文不准备谈他重婚几次、玩弄了多少女子、在司法、人事方面有多少腐败特例、生活开支多么浩大、行宫何其多何其豪华,这里,仅提一个问题——他的巨额个人财富。1976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有两笔:一笔7582万多元,一笔90多万元。此前提款多次,给江青、给张玉凤、给吴旭君、给众多女子、给章士钊等等,也相当可观。毛泽东的私人财富合起来,按当时汇率折算,约有近4000万美元。可跻身于全球顶级富豪行列。

    1、是否取之有道?毛泽东的巨额个人财富主要来自于稿费及版权费。但是——(1)、毛泽东著作,很多都是集体劳动的产物。(2)、从未纳过税。(3)、文革以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废除了稿费制度——他曾几次说过,稿费不合理——可是,全国唯独一人照发不误——并且实行高标准稿酬——此人便是毛泽东——他的绝大部分稿费都是在这种超级特权下取得。遍查世界历史,何人享受过此等特权?何人胆敢如此用公权力谋私?何人胆敢如此腐败?(4)、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导演的造神运动,如果没有高压恐怖政治,如果没有半强迫性质的疯狂反复发行,难道,能产生如此天文数字的稿费吗?显然,这是世界史上经典的“巧取豪夺”。

    2、交党费了吗?毛泽东确曾几次说过要将存款交党费的话,然而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绝非真心实意——毛泽东一生说过几句真心实意的话?——如果真心实意,象朱德元帅那样,岂不说交就交了吗?有何难哉?

    3、世界级巨富领袖与一贫如洗的广大人民。

    这是当代世界最奇妙的对比,如鹤立鸡群、象立蚁群!——然而,这是“无产阶级伟大领袖”与全体赤贫人民的对比!然而,“无产阶级伟大领袖”还享受着“无比清廉”的美誉!——实在奇妙!现在,汪东兴站出来替毛泽东诡辩。一个既得利益者的话可信吗?三家省级党校的党史研究机构都说了谎吗?中共中央为什么不出面支持汪东兴?——话说回来,任你汪东兴如何诡辩,难道能改变得了毛泽东与全体国民的贫富悬殊吗?——即使按汪东兴的说法,毛泽东的财产也与普通农民家庭有200万倍的巨大差距!请问:这样的人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吗?——且莫说什么“伟大”。

    (八)、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南街村庄主有一句名言: 毛泽东有错误,但是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是这样吗?提几个问题:1、从“人权”看——1903年前后,“人权”概念在中国社会已经非常流行。1912年,在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里,“人权”赫然列入其中,表达为“人民之权利”。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在建党以前即提出了“人权”。1948年10月10日,联合国发布了“人权宣言”。可是,毛泽东时代,“人权”竟成了贬义词,被视为异端邪说,完全排斥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外。

    毛泽东时代,“人权”横遭践踏,早已是不争的事实——难道,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从几项具体制度看

    (1)、城乡二元制户籍管理制度

    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要看制度、政策是否公平公正,这是前提。随着这项制度的确立,严禁农民自由迁徙,阻断了他们发家致富的真正出路。一下子把广大农村的父老乡亲甩到了八股道上,使他们变成了国家法定的次等公民。难道,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制度

    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主要应看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所谓“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制度”,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制度规定,将农产品价格压得非常低,而将工业产品价格抬得非常高,形同开口剪刀一般的价格悬殊。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有些人提出要尽快废除剪刀差制度,这是不行的。如果说国民收入是100的话,剪刀差占到30%。实行“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制度”30多年间,国家在农业税外净剥削贫苦农民9000亿元。按1976年的人口计算,每个农民约合1160元。(关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在《社会公正论》中提出了另一种数据:“1952—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还有一种说法是1 . 5万亿元——这是多么残酷的掠夺!——倘若将这笔钱退还农民,我们的父老乡亲还会那么苦吗?难道,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城市流浪人员收容审查制度

    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应看是施仁政,还是行暴政。——这项制度创立于三年大饥荒时期,目的是严禁农民逃荒要饭,制造人民安居乐业的假象。此后,凡是进城讨饭、打小工、做小买卖的农民通通被蔑称为“盲流”和“流窜犯”,一旦抓起来,轻者批斗辱骂,重者捆绑吊打,千千万万农民因此而致残致死。难道,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从对待战争的态度看

    1954年10月下旬,毛泽东对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原子弹无非是‘纸老虎’,为战胜帝国主义,值得牺牲几千万中国人民的生命。”“我不相信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那么多人,炸不完。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 ”毛泽东说这样的话不止一次。当时震惊了整个世界。请问:如此一个毫不珍惜人民生命之人,难道,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从文化大革命看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历时11载,罪恶累累,罄竹难书,早已为世人所熟知。这里,提出13个问题:

    (1)、一个以个人权力、地位为中心的人,一个为了除掉心中假想政敌而不惜葬送国家民族前途的人,一个以“大乱天下”为方针、不顾国计生民的人,难道,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毛泽东1964年12月20日说过这样的话:“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一个教唆、鼓动上亿青少年丧失理性、甘当枪炮、革命造反、大闹天宫、无法无天、肆无忌惮打砸抢抓抄的人,可能会为人民吗?而在利用以后,又将他们打成“五·一六”分子、反革命分子,将他们全部驱赶到贫苦荒凉的农村受苦受难,这样的人,难道,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还有,一个鼓吹“大破四旧”,煽动无知的青少年砸毁国家的名胜古迹、毁坏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的人;

    (4)、还有,一个公开号召“全面夺权”,使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人;

    (5)、还有,一个公开发出“开始全面内战”口号,致使人民群众大规模武装火拼的人;

    (6)、还有,一个大革“文化”的命、大批“封资修”、大量焚烧各类书籍、致使九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文艺园地一片荒芜、百花凋败的人;

    (7)、还有,一个大革“教育”的命,鼓动反对“师道尊严”,表彰白卷英雄,致使“读书无用论”、“学习有害论”风行全社会,导致中华民族人才断代、知识断层,全民族90%多都沦为文盲、半文盲的人;

    (8)、还有,一个大肆鼓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致使全国各地千千万万学者专家、各界名流饱受凌辱、惨遭迫害,以至于广大知识分子统统变成了全社会所不齿的“臭老九”,从而造成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人;

    (9)、还有,一个大批“崇洋媚外”、反对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同时更害怕外国舆论影响、恐惧人民觉醒,从而大整里通外国、大查海外关系,致使千千万万回国建设的炎黄子孙横遭迫害,致疯、致残、残死无数爱国同胞的人

    (10)、还有,一个连对自己的同志、战友、部下都大施毒手,致使几百万为共产党事业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阶级敌人,惨遭非人折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

    (11)、还有,1967年“7·20”事件以后,一个下令给左派发枪,屠戮“百万雄狮”群众组织,使几十万军民血洒江城武汉的人;

    (12)、还有,一个下令疯狂镇压“四五民主运动”的人;

    (13)、还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一共整了1亿多人、整死了2000万、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这样的人,难道,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从大灾大难看

    (1)、世界第一大矿难

    1960年5月9日13时45分,山西大同老白洞矿发生了一起中外矿史上最惨痛的大爆炸事故。该惨案共死亡682人!伤213人!伤亡总数905人! 关于矿难原因,《中国采矿史上最大惨案揭秘——1960年大同老白洞煤矿煤尘爆炸特大灾难》一文,这样写道:其实在发生“5·9”煤尘爆炸事故的1960年,饥饿的阴云已笼罩在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上空;但是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并没有看到也不愿意承认国民经济的严重困境。1960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因而安排生产计划层层加码,逐级下压。当时,大同矿务局老白洞产量猛增到152万吨,超出设计能力90万吨的59%;离正常生产水平已跃进得太远太远。大家仍单凭主观感情和盲干,不尊重科学,缺乏严格的管理,谁也未曾料到,大巷里积聚的煤尘正在集结和动荡,淡薄的安全观念使事故隐患严重到甚至可以在井下举行电焊大比武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事故本来不足为奇,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场人为的“反事故抓敌人运动”便在某些人倡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他们把该下井而没有下的工人,主管事故的工程师,通风、供电、运输段的技术员等都卷入这场运动之中,就连事故后跑回乡的矿工都被列入重点怀疑对象。

    尽管1961年结案报告中说:“反革命直接点火的线索至今尚未发现。”但事故处理后,光确定批判和斗争的人员就达709人,撤换干部398人,调离了“不纯”人员462人。这又不能不说是触目惊心!一般煤矿矿难,都是由瓦斯爆炸或透水所引发,可是,大同老白洞煤矿却是因煤尘爆炸而造成。若非无视客观规律、荒诞不经的大跃进运动,若非从不重视安全生产、又一味整人斗人,怎能酿成如此惊天惨案?

    (2)、世界第一大人祸水灾

    1975年代8月7日深夜——8月8日凌晨,淮河上游、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包括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还有两大滞洪区在内,全区近百座水库大坝,在短短几个小时以内全部崩塌!洪水狂泻而下,大地成汪洋一片。造成1.2万平方公里,29个县市,1100万人口,1700多万亩耕地遭灾,其中遭毁灭性和特重灾害的有耕地1100万亩,人口550万人,倒房560万间,死牲口44万头。京广铁路冲毁102公里,中断18天,受影响48天。

为什么说这场特大水灾是人祸所致?其一,当时,对于每年一次必不会少的汛期,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就防备水灾进行任何布置;其二,台风入侵前后,没有发布任何予警通告;其三,对于多年受水浸泡、遍体鳞伤的水库土质大坝可能造成灾害,危及人民生命安全这项头等大事,中央漠不关心,置之度外。

    杨中旭先生的《三万病险水库威胁着百姓安全》(《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6月23日)言之凿凿地写道:病险水库所潜在的巨大风险,与人体内的癌细胞无异。根据水利部统计,1949年建国之时,全国仅拥有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7座;半个世纪之后,全国水库增至84083座,其中,病险水库达30413座。威胁着中国179座城市和285座县城,以及1.46亿人口。据统计,大型水库的3/4、中型水库的2/3、小型水库的90%(小型水库病险率最高)建于“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并且,大多是些‘三边’工程(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质量难以保证。

    根据财政部和水利部“病险水库治理对策研究”课题组的考证,从1958年“大跃进时起,至“文革”结束的这一段时间,全国水库平均每年垮坝200多座!好大喜功, 不关心生命安全,难道,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世界第一大震灾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56秒”,一场人类史上堪称最惨烈的地震灾难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转眼间唐山市区变成一片废墟,242419人丧生(包括天津等受灾区),36万多人受重伤,70多万人受轻伤,15886户家庭解体,7821个妻子失去丈夫,8047个丈夫失去了妻子,3817人成为截瘫患者,25061人肢体残废,遗留下孤寡老人3675位,孤儿4204人,数十万和平居民转眼变成失去家园的难民。

    唐山市的直接经济损失约30亿元,唐山地区的损失达54亿元。1986年第3期《解放军文艺》发表的《唐山大地震》一文指出:这是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它的死亡人数是举世震惊的东京大地震的2.4倍,智利大地震的3.5倍!整个唐山在顷刻间被地震的魔手抹成一片废墟;唐山的房屋绝大多数倒塌倾毁,100万人口的唐山,竟有80万人压在房屋塌毁的废墟里!

    为什么说这场特大震灾也是人祸所致呢?其一,这次地震,事先曾多次被多位防震科技工作者测出,并多次上报中央。可是竟然被人压下!竟然没有向人民发布任何予警消息!竟然没有布置任何防震措施!谁有如此天大之胆?其二,这次地震强度并不算太大——仅在100年内,都排在10大地震之外,然而,死伤人数却是史无前例。原因何在?主要是建筑物质量太差。显然,与毛泽东时代从不关心民生、破房成片危房成片有直接关系。

    综上所论,请问:中华民族还能回归到毛泽东时代吗?

    2009.1.25,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2-02 09:28:02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朱永嘉先生诠释75年5月3日毛泽东讲话 发送时间: 2009年1月25日 10:23 主题: Fw: 朱永嘉先生诠释75年5月3日毛泽东讲话

释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朱永嘉

2008-12-23

    这首词是七五年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其住所召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王、张、江、姚,会议长达二个小时,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大家讲起东汉末魏、蜀、吴三国,特别是东吴的故事。还让叶剑英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这首词。我先錄这首词的全文如下: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主义词人,这是一首怀古的词,充满着英雄主义的气概。《南乡子》是唐教坊曲名,是一首曲子词,称《南乡子》省略了曲字。这个曲子词,有单调、双调,这里是双调,也就是分成上下两片。各二十八字,合起来是五十六字。从字数上讲与一首七律相当。它的句式也是以七言为主,每片开头一句缩为五言,从每阕的首句割下二个字搬一个地方,它的句式变成五、七、七、二、七。在七字句内的句式也是上四下三。若满眼风光与北固楼;千古兴亡与多少事;不尽长江与滚滚流,其下片的句式结构也是如此。其韵也是押在句末,上片若楼、悠、流,下片若休、刘、谋。在句式结构上在七字后添了二字结构,若在千古多少兴亡事之下,添了悠悠二字,便大大强化了人们对千古兴亡的感受。此词是辛弃疾作于南宋宁宗嘉泰、开禧之间,(一二O四——一二O五年)辛至镇江府时,三国吴时始于镇江置京口镇,故镇江又称京口,北固亭又称北固楼,在镇江的北固山上,山的绝壁面临长江,是东吴在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神州这里是指在金人占领下的中原地区,作者是想遥望沦陷的神州,所以才登北固亭,但却只能满眼风光地眺望长江,由此而联想到发生在这里的千古兴亡事。往事却似长江那样悠远而连绵不断地滚滚东流。上片是借景以抒情,抒的是他爱国主义的情怀,所以整个上片是情景并茂。下片是叙事,从这个地区自东吴经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至南宋眼前偏安之间,经历了历朝历代的兴亡。

    事实上,他所面临的残酷的现实是南宋连偏安也难以维持的残局,故他的叙事则是以东吴的孙权为中心。东吴这个政权是孙坚开的局,其子孙策奠定的基础。但孙策二十六岁时为刺客所伤,他临终时,请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三国志•吴书•孙策传》。张昭字子布,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东汉末,北方大乱,张昭率徐方士民渡江至江南,孙策创业时,以张昭为长史,并升堂拜见张昭之母,以管仲相齐许昭,故孙策临终时以弟托昭。同时把孙权找到身边,“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计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至夜卒。”

    孙策死了以后孙权是怎样接班的呢?仲谋,是孙权的字,孙策死的时候,孙权还只有十五岁。还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娃娃呢?《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详细介绍了张昭辅助孙权接班的过程。史书云:“策毙,以事授权,权哭未及息,策长史张昭谓权曰:‘孝廉此宁哭时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师。非欲违父,时不得行也。况今奸宄竞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是欲开门而揖盗,未可以为仁也。’乃改易权服,扶令上马,使出巡军。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猶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忌,未有君臣之固。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而孙权“侍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範等为将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分布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孙权便是这样在张昭的辅助下,顺利接班,并建立起一个文武双全的领导班子,初步稳定了东吴这个政权在江东地区的统治。

    毛泽东讲三国的故事,让叶剑英来背诵辛弃疾这首《南乡子•等京口北固厅有怀》他的的深厚用意正在于把叶剑英和邓小平看作他死后辅助后人的张昭呀!他还让王洪文拜邓小平为师傅。记得十大预备会时,许世友反对王洪文担任副主席,叶剑英讲话,确实大大扶持了王洪文一把,这个讲话还在中央的档案馆中,当时我就听过叶剑英讲话全文的传达,并且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现在保存在档案馆中)。王洪文也确实曾多次去叶剑英那儿求教,叶还想着为王洪文在香山造一幢别墅,而且把别墅的模型送到王在钓鱼台的住处。毛一直在想把十大建立起来的中央领导班子维护好。完成他交接班的愿望。而且在毛的心目中真正的考验还不是交接班,正如孙策当年的处境,在北方还有强敌,那就是先后打败了袁绍与刘表,并虎视眈眈地盯着江东的曹操。

    年少,这是指孙权,兜鍪,是指带着头盔和甲胄的战士,意谓年轻的,只有十六、七岁的孙权带领着上万带着盔甲的战士,尽管可以坐断江南,但战争并没有结束呀!而且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局,他所面对的是当时天下之英雄曹操和刘备。“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是出于《三国志》所记载的一个典故,《三国志•蜀书•先主刘备传》:“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本初,是指袁绍,那时正雄踞冀州,在曹操的北方而且刚刚打败公孙瓒,正不可一世的时候,通过这句话亦可见尽管刘备那时还没有自己的地盘,但他在曹操心目中的地位了。孙权当时要面对的就是刘备和曹操这样二个英雄人物。‘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个话也是一个典故,它也出于曹操之口,此语是曹操讲于赤壁之战的前夜。《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注引《吴历》:“公(曹操)见(东吴)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刘琮)若豚犬耳。’”刘景升,即刘表,东汉末的荆州刺史,他的小儿子叫刘琮,刘表去世后,以刘琮为嗣,他是举州投降曹操的,曹操反而骂他为豚犬耳。赤壁之战的前夜,孙权是拒绝投降主张坚决抗敌的,所以才有著名的赤壁之战,才有东吴在东南的半壁江山,故在曹操的心目中,谁是好汉,谁是窝囊废还不一清二楚吗?

    孙仲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人物,那我们得看看他如何面对曹、刘这二位英雄人物,如何在赤壁之战中打败曹操,如何在荆州最后打败刘备,巩固了东吴在长江中上游的地位,才能理解‘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之深意。《容斋随笔》卷十三有一条题目为《孙吴四英将》的笔记,从这条笔记可以看到孙仲谋确实是一个将将之才也。今先錄全文于下:“孙吴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于策、权之雄略,然一时英杰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人者,真所谓社稷心膂,与国为存亡之臣也。自古将帅未尝不矜能自贤,疾胜己者,此诸贤则不然。孙权初掌事,肃欲北还,瑜止之,而荐之于权曰:‘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后临终与权牋曰:‘鲁肃忠烈,临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肃遂代瑜典兵。吕蒙为尋阳令,肃见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遂拜蒙母,结友而别。蒙遂亦代肃。蒙在陆口,称疾还,权问:‘谁可代者?’蒙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无復是过也。’逊遂代蒙。四人相继,居西边三四十年,咸为名将,曹操、刘备、关羽皆为所挫,虽更相吸引,而孙权委心听之,吴之所以为吴,非偶然也。”

    从洪迈的这一条笔记,可以见到孙仲谋之所以为曹操所称“生子当如孙仲谋”,确实不简单。从《三国志•吴书》诸传中,可以见到孙仲谋如何有分析地看待身边的那些英雄豪杰们的。《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之末,有一段孙权与吕蒙论述他对周瑜、鲁肃的看法,其云:“公瑾(周瑜)雄略,胆略兼人,遂破孟德(曹操),开拓荆州,貌焉难继,君今继之。公瑾昔要子敬(鲁肃)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张昭)、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张、苏远矣;后虽劝我借玄德(刘备)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觉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又子明(吕蒙)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辨,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

    从这一大段讲话中,可以见到孙权对每个将领的长处和短处都有分析,对其功与过亦有比较,对鲁肃是如此,对吕蒙也是如此,王者用人就是要忘其短而贵其长,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其中周瑜与鲁肃是其兄孙策留下辅他的宿将,他有分析地使用,对张昭,即便当初是他辅佐孙权上台的,亦有所分析。不因他过去被誉为管仲,而什么话都听。他孙权有自己的主见,对与自己不同政见者,即便是当年孙策留下他来辅佐自己的人,对他们的意见亦有分析,不因意见相左而怠慢他。在《吴书•张昭传》曾称“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孙权在张昭家的大门外,“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还言,深克自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权常曰:‘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举邦掸之。”孙权作为王者,张昭在重大决策上出过差错,还能那样待张昭,实属不易,唯其如此,才能大家同心同德维持“坐断东南”的局面。

     对于从张昭到周瑜、鲁肃,孙权是如忘其短而贵其长;对于自己提携起来的吕蒙与陆逊他也是悉心培养,鼓励他们读书长进。《三国志•吴书•吕蒙传》的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称:“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熟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孙子有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免勖邪?”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前儒不胜,后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肃附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论,何一称瓖侯乎。况今代公瑾,既难为继,且与关羽为邻。斯人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凌人。今与为对,当有单复以鄉待之。’密为肃陈三策,肃敬受之,秘而不宣。

    权常叹曰:‘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蓋不可及也,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耽悦书传,轻财尚義,所行可迹,并作国士,不亦休乎!’”从这里可以见到孙权待吕蒙是如此,吕蒙又是如此要求上进,吕蒙与其前辈鲁肃是如此亲密无间,而且鲁肃又是如此谦逊地奖携后进,在领导的骨干之间也就是在新老干部之间如此融洽无间,东吴才能面对两强立足于江东阿!又如陆逊,孙权为将军时,逊年仅二十一,始事幕府,用现在的话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干部。孙权把孙策的女儿配陆逊,数次请教时务于逊,权能谦逊地纳其策。后来经吕蒙推荐而启用陆逊以代己,在如何对付荆州的关羽上,吕蒙是这样对孙权说:‘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孙权正是在吕蒙与陆逊的协同之下,迫使关羽走麦城,收回了荆州,使东吴稳定其在长江中上游的统治地位。也正是依靠这个陆逊,在夷陵之役以火攻打败了刘备的军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火烧连营八百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不无夸张之处,而刘备确因此役的失败而命终于白帝城的。故陈寿在《陆逊传》的评语中说:“刘备天下称雄,一世所惮,陆逊春秋方壮,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所以济大事也。”我们读完这段曹刘与孙仲谋之间的历史故事,再来读“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的这二句词,其意之深,悠悠!

     我们再回过来想一下,毛泽东是在什么背景情况下,让叶剑英背诵辛弃疾的这首《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的呢?其悠悠的寓意何在呢?毛泽东是在七五年五月三日的深夜在他中南海的住所召开政治局会议,十几名政治局委员都到场了,连重病中的周恩来也抱病出席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王洪文长沙告状以后,毛泽东已经多次批评王、张、江、姚以后,批评他们因风庆轮事件大闹政治局会议去长沙告状,批评姚文元关于经验主义问题的文章,批评江青在批林批孔中加开后门,搞三箭齐发,在这次会议上,毛再一次表明自己的态度,最终还是强调安定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他重申三要三不要的原则,他说:“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对邓小平他又提到“邓、毛、谢、古”事件,我只见过你一次,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毛泽东对邓小平抱着巨大的希望。然后才讲起三国的故事。谈到孙权。虽然我没有能直接听到毛怎么讲三国的故事,我想与孙权相关的三国故事,在陈寿写的《三国志》中,也就是这一些。在那时我为毛泽东标点注释的《吕蒙传》中,就包括这些故事的梗概了。《容斋随笔》是毛经常喜观阅读的书籍,他把它从延安带到北京,直到临终前,他最后想读的还是这本《容斋随笔》,其中《孙吴四英将》那篇他当然曾经读过。至于辛弃疾的《稼轩长短句》这本词集,更是毛常备在身边的,其中有六十多首词的标题,他圈过,以显示他读过的标记,至于《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更是他多次圈划过的词,毛自己早就会背诵这首词了,所以他脱口而出能让叶剑英来背诵这首词。实际上他是想借这首词,借三国孙吴有关孙权的故事,显示其对身后事的期望。他知道自己病重了,他曾评价叶剑英大事不糊涂,他是想像孙策托孤于张昭那样托孤于叶帅,当然,以后事态的发展,并不如其愿。但当时的历史确实是如此。从毛当时的用心看,可谓良苦。从七五年五月三日至今,已有三十三个春秋过去了。

    相关的当事人绝大部分皆已作古了,千秋万岁名,本来就是寂寞的身后事,连我自己作为他们的晚辈也是快作古的人了。但是已经发生的历史,它并不属于任何人,它只是一笔珍贵的社会财富,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留下真实的教益。从这一天晚上的会议和毛的讲话来看,毛的为人确实是堂堂正正,大公无私的,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安抚老干部,保护新干部,对疏者宽,对亲者严,鼓励大家向前看,从千古兴亡的历史长河看,这一点是是非非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以东吴孙策与孙权交接班的历史经验鼓励大家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向前看,互助互爱,团结一致,步伐一致地向前走。毛在这次会议上重申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他讲的三国的故事,讲孙权能立足于江东的故事,其意义深远而悠长。只要我们这个民族还立足于世界之林,新老交替的历史还在继续,那么他那番用心良苦的讲话的意义,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大家都热爱真理,真理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上,离开了真实,那还有什么真理呢?由于那次会议和毛的讲话,只是毛个人的愿望,但此后正因为事态的折腾和演化,并不如其所愿望。在其生命的最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实在使他太失望了,所以他还会在临终前的一些日子,让张玉凤给他读我们给他标点注释的庾信的《枯树赋》,最后还自己把那么艰深的《枯树赋》背诵一遍,以抒发其内心极端痛苦的感情。尔今言及我仍痛彻心肺。我想这些都已是成为历史的往事了,终有一天会让它完全恢复它应有的本来面目,抹去各种涂鸦。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毛在建国以来他执政的二十七年历史中没有他的缺点和错失,整个文革十年也确实有不少错失的地方,但是要懂得人类的历史正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前进的,何况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毛而言,也是如此。这些错误和缺失毕竟是前进过程中的缺失。

    自他去世以后,对他的缺失议论已经很多很多了,有人循此写下了若《红太阳如何坠落》的巨著,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他们把毛妖魔化,是为了把共产党妖魔化,为了把人民政权妖魔化。司马昭之心,一望便知。这些书,不能在大陆公开出版,却以盗版的形式,在马路边摊上随处可见,借以惑乱人心,然而我始终深信毛的基本主导面是好的,他的思想,始终是我们民族极其珍贵的历史遗产。这许多年,从我的个人遭遇看,我是遭殃了,但可以告慰毛泽东的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仍然会依着毛泽东的期望,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轨道继续前进的。至于我个人的心情,只能借助于苏轼的《西江月•中秋和子由》来表达了,其词云: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夜来风叶已鸣廊。
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
月明多被云妨。
中秋谁与共孤光。
把酒凄然北望。

作于二OO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发件人:"postmaster"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2009-01-31 19:11:17 +0800收件人:<postmaster@huxingdou.com.cn>抄送:标题:转发: 司马平邦对胡星斗的胡批昭示出什么问题?

司马平邦对胡星斗的胡批昭示出什么问题?

——读司马平邦《我们终于有个毛泽东可以崇拜,却被说是邪教》一文有感

李悔之

    博客总点击率已逾千万点大关、自诩是“中国最认真写博客的主儿”的司马平邦先生诚然非寻常之辈——“职业时事评论人,影视、文化评论人、娱乐策划人、专栏作家”,曾任多家平面媒体策划人和主篇……不过,与流行性感冒再流行,也决不是好事一样,有些人名气越大,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就可能越大——如流氓燕、木子美、芙蓉姐姐之辈。

    纵览司马平邦先生博客,发现这位当今中国的网络名人竟也是一位铁杆的毛迷。是当今中国广大毛迷的偶像之一。这就难怪他对胡星斗先生近来的言论感到不能容忍了——司马先生在批胡之时,激愤之情不时失控,以致将胡“教授”称之为胡“叫兽”;“你长眼睛了吗”?;“真他妈胡说八道”之恶言与“国骂”也脱口而出……不过,名人说粗口,骂人,并不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就像一代伟人毛泽东犯过严重过失与罪错也可以饶恕一样。然而,对其文章的谬误之处就不能不予以批驳了。

    只要认真阅读胡星斗教授近日对毛左人士的批评,会发现胡先生只是不同意毛左人士的极端作法与行为。且看胡先生下面这段话:“中国的左翼知识份子理论上而言应该更多的同情民众,同情弱势群体。但是实际上,那些极左分子几乎没有任何人参与过实际的对弱势群体的支持,或者参与维权的。所以那些极左知识分子更多的只是崇拜毛泽东,崇拜毛泽东的集权的一些做法。目前中国的偏右的知识份子反而是参与了民众的维权。当然我并不反对左,也不反对右,我只是反对极左和极右。一般观点偏左一些没关系,也有很多人认为我是属于左派。观点左一点没关系,但不要走到极左,也就是极力维护专制体制,以及对毛的无条件个人崇拜。”

    这是何等理性与温和的批评!然而,胡星斗教授这些天却受到诸多毛迷的人身攻击。纵然是以“大文人”自居的司马平邦也不能容忍。诚然,作为一位铁杆毛迷,发现自己的偶像被污辱、攻击,奋起发击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的。然而,通读胡星斗教授相关文章,没有一次是对毛个人进行恶意攻击的。他只是反对毛左人士百般神化毛泽东、公然为“文革”翻案、公然攻击邓小平、公然主张回归毛泽东政治路线等极端行为而已!

    司马平邦对胡星斗最为恼火的是下面这段话:“我指责的是崇毛邪教化、崇毛贬邓、为文革平反、为四人帮平反、开历史的倒车等思潮。大家读读乌有之乡的倡议,它是不是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的翻版?是不是邪教化?”而事实上,乌有之乡关于“缅怀毛主席日常化”的倡议,难道不是朝着“邪教化”的方何前行吗?请看“缅怀毛主席日常化”如下要求:

1、到场时,相互握手,相互祝福:主席保佑!
2、齐唱国际歌,三段都要唱,放声地,壮严地
3、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主持人负责解释这段语录与当前形势、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4、放一段录音或录像,或读一篇文章:有关文革和改革;
5、结合语录、录音、录像、文章,各自谈心得体会。特别是有勇气忏悔,反省自己过去对毛主席的误解。
6、交流当前工作与生活的体会,交流困难、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增强信心和力量。逐渐形成在思想上相互关心,在生活上相互帮助的友爱氛围。
7、表演唱,自选曲目,赞美毛主席和中国革命的歌;诗朗颂,毛主席的诗,或赞美毛主席的诗。
8、齐唱东方红,三段都要唱,放声地,深情地;
9、告别,共同呼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

    前些年,我党曾经认定“法×功”为“邪教”——而将乌有之乡上述要求与法×功的教规相比较,胡教授将其称之为“邪教化”又何错之有?司马平邦认为:“崇拜一个伟人,而这种崇拜或者是惟利社会回归精神圣殿的一条捷径”。

    对司马平邦先生的“高论”,敝人实在不敢苟同——对毛的崇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开始了。到了“文革”之时,崇毛化更是到了白炽化阶段——举国上下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每个人胸前都别毛泽东像章,拿小红书……然而,只要经历过这个阶段的人都会明白,这种强逼的“表忠”,岂能认作是“信仰”?

    另则,毛泽东时代何尝又不是极端“惟利”时代?——诚然,在那个极端贫困的时代,人们惟的“利”,并不是一张张的百元大钞,惟的是“黄牛过河各顾各”的切身利益——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受连累,儿子敢于检举父亲;为了自己不跟着倒霉的丈夫受苦,妻子敢于揭发老公(纵然是彭德怀的夫人亦如此);为了不受“连坐”之苦,亲友之间互相揭发;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上下级纷纷互相告发彼此告密……举国陷入了一场人人自危的空前精神危机、人伦危机之中——所有这些,博客之上一脸阳光的司马平邦先生是不知否,抑或故意遗而忘之?

    且听司马平邦先生之高论:“信仰危机,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毛泽东这个人,这个名字可能是中国人能够选取的崇拜对像中的最大公约数,你却把这件事称为邪教?是不是也说全中国那么多底层百姓里把毛泽东像挂在车前、贴在墙头的人都是邪教徒呢?”

    “信仰危机,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一点司马说得一点不错。毛泽东是否“中国人能够选取的崇拜对像中的最大公约数”,虽然严重言过其实,但这里姑且不论。然而,“你却把这件事称为邪教”,却是明显的诬陷之言——胡星斗先生只是不赞成“对毛的无条件个人崇拜”。并没有把民众一般敬毛、崇毛行为称之为“邪教”,而是将乌有之乡“缅怀毛主席日常化”的极端行为称之为“崇毛邪教化”——所以,司马平邦上述之论诚然有诬陷栽赃之嫌。对此,司马平邦不知是故意,还是不懂逻辑所致?

    乌有之乡毛左人士的“精神导师”张宏良先生常常因为“革命激情”过于高涨,因而著文总是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谬误百出,一脸阳光的司马平邦先生著文虽然“革命激情”不及张大教授,然而,强词夺理的硬功夫却丝毫不让张大教授,请听他另一番“高论”:“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里所谓的掌握着话语权和思想权的精英们的立场,他们的脑袋里从来就不曾尊重真正的老百姓。”

    这是何等强横的逻辑!胡星斗先生只是不认同毛左人士崇毛极端化、公然为“文革”翻案、公然攻击邓小平、公然主张回归毛泽东政治路线等极端行为而已!岂能扯到尊不尊重百姓问题之上来?其实,当今中国,恰恰是有人利用百姓的愚味,为崇毛风推波助澜——然而,这些人崇毛是假,借崇毛从中炒热自己;借崇毛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是真!所以,究竟谁才是不尊重百姓???

    再看司马平邦先生一番更为“精彩绝伦”之论:“你们真得祈祷千万不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了,放在40年前,就这种口口声声怒骂大众的信仰崇拜为邪教的大学老师,被投进牛棚也是他们该得的下场。”

    如此荒谬之论,如此典型的“红卫兵”话语,竟出处一位“资深传媒人”之口,这不止是司马平邦本人的耻辱,亦是中国教育的耻辱!——用如此冷峻、严厉的话语责备一脸阳光的司马平邦先生,确有心不忍之感!而下面,却是司马平邦先生通文中最富有“哲理”性的一番言论:“你们这些人根本不适合在中国呆着,但你们又生而为中国人,这就是你们天生的悲剧,也就是说,中国有这么一些人,天生下来就是一出人间悲剧,甚为让人叹惜。”

是的,中国这块皇家乐土,胡星斗一类双膝太硬之人,确是不适合在中国“呆着”。然而,他们却不幸生在中国,这确实是他们天生的悲剧!是的,中国,只适合司马平邦、张宏良、司马南之流“呆着”。他们生在中国,是他们人生的大幸——因为中国这块皇家乐土,历来是双膝柔软者的天堂!然而,中国这块皇家乐土,也仅仅适合司马平邦、张宏良、司马南之流“呆着”。却不适宜绝大多数平头百姓呆着——道理是明摆着的:自古以来,能进入锦衣玉食帮闲者阶层之人毕竟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平头百姓,却只能成为幸福的奴隶!当然,时代不同了,皇上与奴隶的称呼不时兴了——代之以“人民公仆”与“人民”。不过,纵然果真如张宏良、司马氏之流所愿,有朝一日,毛左人士重返政治权力中心,带领中国进入“消灭了剥削与压迫”的“绝对公平正义”共产主义社会,能成为“人民公仆”的也毕竟是极少数者。而其他“人民”,却断不会比当今朝鲜和古巴“人民”生活得更“幸福”!

    与张宏良教授的大作一样,司马平邦先生《我们终于有个毛泽东可以崇拜,却被说是邪教》一文可谓漏洞百出。这里不再赘评了。每当想到张宏良、司马平邦如此狂妄、浅薄之辈,在当今中国竟也拥有为数众多的拥趸,一股莫名的悲哀之感不禁油然而生。张宏良、司马平邦现象昭示出什么问题?看来,只有更高明的社会学家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了。

  附:

我们终于有个毛泽东可以崇拜,却被说是邪教

司马平邦

2009年1月

    我是从一位姓胡的先生——也是个教授,或者现在被称为“叫兽”的——的博客上看到乌有之乡关于“缅怀毛泽东日常化”的倡议,去年12月26日,乌有之乡曾请我去参加该网站纪念毛泽东的公开活动,可惜那天的日程被排得满满的,怎么也没抽出时间,甚为遗憾,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情绪需要在那种公众场合去释放。

    崇拜一个伟人,而这种崇拜或者是惟利社会回归精神圣殿的一条捷径。但被这位姓胡的先生称为邪教。他提取了乌有之乡的倡议和建议,说:我指责的是崇毛邪教化、崇毛贬邓、为文革平反、为四人帮平反、开历史的倒车等思潮。大家读读乌有之乡的倡议,它是不是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的翻版?是不是邪教化?

    我也认真看了他博客上的乌有之乡网站的相关文件,却并没看出胡先生说的这层意思。而且就我所知,毛泽东先生是现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首,他有过错误,但这样的伟人我们去崇拜,有什么错误呢?按胡先生的意思,基督教、佛教和道教,这些我认为是真正宗教的东西也算是邪教无疑,真他妈胡说八道。

    信仰危机,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毛泽东这个人,这个名字可能是中国人能够选取的崇拜对像中的最大公约数,你却把这件事称为邪教?是不是也说全中国那么多底层百姓里把毛泽东像挂在车前、贴在墙头的人都是邪教徒呢?你长眼睛了吗?

    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里所谓的掌握着话语权和思想权的精英们的立场,他们的脑袋里从来就不曾尊重真正的老百姓。不过,有了胡先生这样精英逻辑的阐明了,也好,让精英们一下子在大众眼里变成了小丑,露了窃,还是赶快缩回大学的象牙塔里好好想想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动不动就杀女朋友、杀老师去吧,有程春明、杨馨这样的惨案发生之后,我对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和那些只会夸夸其谈的大学老师已经格外看低。

    你们真得祈祷千万不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了,放在40年前,就这种口口声声怒骂大众的信仰崇拜为邪教的大学老师,被投进牛棚也是他们该得的下场。

    而且我还相信,如果中国出了一个非崇拜毛泽东而是崇拜乔治•华盛顿,那些个倡议如常,他绝对不会说是邪教,而且还会积极入“教”的。
你们不是向往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吗?难道你们所谓的民主自由只是你们的民主自由吗?差矣,真正的民主自由,就是大众的民主自由,嘿嘿,中国一旦到了这个民主自由的彼岸,或者毛泽东的地位会更高也未可知,那你们是接受呢还是选择性过滤掉呢?我看你们这些人是最容不得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民主自由的,而只能按你们的方式民主自由。

    想民主吗?你首先就要学会宽阔胸怀,容人达观,接受别人和你不一样。你们这些人根本不适合在中国呆着,但你们又生而为中国人,这就是你们天生的悲剧,也就是说,中国有这么一些人,天生下来就是一出人间悲剧,甚为让人叹惜。

    以我的理解,乌有之乡的倡议中虽然有唱国际歌和东方红、说口号和其它象征性较强的行为建议,但一来人家只是一个“倡仪”,二来这只是中国人民间流传的一种集体传统的再生,谈不上洗脑,更说不上“冒出一个或数个蛊惑人心的宗教团体”且“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靠精神麻醉控制党徒”,甚至是“在一个时期内啸聚迅速、一呼百应,极具破坏力,常常被野心家当成获取利益甚至是改朝换代的工具”,而更多是趣味。

    胡先生不但让人觉得是个无趣的人,而且还有点儿夸大其辞,别有用心。至于对那些应乌有之乡倡议纪念毛泽东的人,和那些在心里敬重毛泽东的人,我也送一句东北的家乡话:听喇喇蛄叫咱还不种庄稼了?

 

 

 

中国智库锋芒待砺:各种类型智库缺陷日渐明显

《嘹望》杂志文章

2009.01.30

    思想库(thinktank)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在社会发达国家,思想库已经成为影响政策决策科学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的30年,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潮,当代中国各个层面和领域对决策咨询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尤其是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中,直接促进了形形色色的所谓智库和智囊研究机构在中国蓬勃而起。但是,面对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发展和知识需求相互激荡的变革,今天中国智库的发展并没有做好体制准备,智库研究的水平和对服务需求满足的差距,使得无论是作为需求方的各级政府和企业机构,还是作为供给方的各类智库机构,尚未在其间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智库运行机制,直接促成了眼下中国智库数量庞大而鱼龙混杂的局面。

    这的确是一个硬梆梆的现实,我们在调查中看到,不少智库,无论是官方型还是民间型,由于研究经费的短缺和管理制度的错位、缺位、无序而惨淡经营;面对各种不同目的和利益取向的资金诱惑,一些智库在独立研究和社会公正面前为“五斗米折腰”……

    这个时刻,我们需要批判的不是中国智库“泥沙俱下”的发展现状,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智库研究这个既有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又有市场属性的特殊行业,一方面,作为决策咨询产品的提供者,中国智库需要重建自己的社会担当;另一方面,作为主要管理者和主要需求者的政府,应该从国家精神和软实力的高度重新审视过去偏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模式,重视且积极推动中国现代智库战略力量的发展。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智库锋芒的磨砺和破空而出,既需要中国智库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国家决策部门建立在对其重视和信任基础上的强力支持和需求驱动。正如伟大的决策还需要政治家的决断一样,一国智库的繁荣和强大也离不开国家决策部门建立在对其充分重视和信任基础上的支持和需求。

    “联合国不行了,八国集团的能力也越来越有限,中美应该联合起来有所作为。”2008年11月中旬,在华盛顿一次私下拜会中,面对奥巴马对华政策主要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俯下身子提出的这番“G2”设想,来访的中国一位高层官员颇为惊讶。无论这位美国智库界顶尖的地缘战略思想家是在试探还是心有所戚,访客和他的幕僚只能“姑妄听之”。

    “2008年7月美国《外交》杂志突然提出的‘中美G2模式’,国内大部分国际战略研究机构普遍认为是‘无稽之谈’,或者将其猜想为一张‘有毒的馅饼’,或者不予理会。”采访中,一位知名国际问题政策研究人士很遗憾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至少在对等的智库交流层面,对于美国高层决策咨询人士提出的这个重大战略构想,“好也罢,坏也罢,中国研究者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当然,这不算是最令人尴尬的时刻。作为政府决策思路和战略分析的提供者,近年来,中国智库在关键领域,特别是在此次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形势反转中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

    比如,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某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时,CPI在2个月后不但达到月度8.7%的高值,而且2008年下半年急转直下跌落到12月份的1.2%;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面对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宽慰之谈,中国主流智库大部分都相信了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甚至提出“脱钩论”,公开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影响不大”;2008年7月份,当国际油价将突破每桶147 美元时,国内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机构几乎同时跟在国外分析家后面鼓噪200美元的年终预测,而12月底每桶35美元的价格棒喝了这一切……尽管类似误判和失策的根本原因不能归于智库,但中国智库在满足国家决策信息需求上的不足、缺位已是不争的事实。

    (上述评价过于温和和中庸了,实际上,对经济形势和局面的误判,很大程度上要归于自称为智囊和决策咨询机构的“智库”们的有失公允的聒噪。但就不知道,这到底是其学术水平,还是别有用心的身份、立场问题!)

    另一方面,过去20年却是中国智库类型、规模和数量迅速扩大的“黄金时期”。其中,既有中国社科院这样门类众多、人员庞大、资源丰富的巨型智库,也有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样天天面临生存危机的民间智库;既有军事科学院这样纪律严明的军事决策咨询部门,也有洛克菲勒中国研究发展中心这样完全由外资独立运营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这样全部依靠政府基金支持的智库,也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依靠福特基金会建立的政策咨询机构;既有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这样政策驱动型的研究机构,也有零点调查公司这样营利性的商业咨询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形成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2500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5万,工作人员27万。这其中除了哲学、语言和文学等非决策信息研究的机构外,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数量甚至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最新统计美国共有1777家)。

    “在关注点上和预测中漏掉了或低估了重大历史性事件,这确实表明中国智库的发展开始面临巨大的挑战。”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伴生现象就是形形色色的智库蓬勃发展。这种现象的产生背景是,迅速且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社会的变化,直接引发了当代中国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对决策咨询的巨大需求。而根据定义,智库的基本功能就是为社会提供‘思想观念’和‘专业知识’。需求的数量巨大,需求方的层次不同,领域各异以及支付能力上的差别,客观地促成了中国智库数量庞大又鱼龙混杂的局面。”

    他分析说,“从供给的角度看,智库的功能发挥得也远非尽善尽美,比如,对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最初都严重估计不足。在目前的中国,无论是作为需求方的各级政府和企业与机构,还是只作为供给方的各类智库,其间还没形成一个完善的现代智库运行机制。这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当然也需要时间。”

现代智库进入中国

    新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经一年调查发布了《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该报告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认为目前全球共有5465家智库。从地区看,北美和西欧有3080家,占比56.35%,亚洲只有653家,占比11.95 %;从国别看,美国以1777家最多,其次是英国的283家和德国的186家。印度拥有121家智库,为亚洲最多,日本其次,为105家。中国大陆被认可的智库仅有74家。

    这份报告以六点解释了智库快速发展的原因:信息革命,政府对信息垄断的瓦解,政策问题日益复杂和技术化,政府规模和政府官员的信心危机,全球化和国家或非国家行为的增多,及时精确信息和“正确时间用正确方式行事”的需求。这些分析事实上也很好地解释了中国智库迅速发展的原因。

    正如二战后美国科技革命和经济空前繁荣,以及日本上世纪60年代经济迅速发展遇到国内外各种矛盾和挑战,刺激了上述两国智库机构的迅猛发展,中国现代智库的真正开端也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面对千方百计重振经济、打开国门吸收先进经验和推行经济社会改革的迫切需要,国家决策层深刻认识到了决策咨询的战略意义。

    采访中,一位原国家计委高级顾问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种认识最初还是来自教训。”其中,对当时国家决策层影响最深刻的事件之一就是宝钢工程项目的最初决策。这一原有决策在选址、地基处理、设备引进以及经营方针等方面暴露出严重失误。此事发生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经济改革和决策中开始高度重视政策咨询和相关机构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制订很多改革方案,需要大量的政策智囊和分析研究者,诸如“智囊团”、“思想库”、“头脑公司”、“脑库” 、“思想工厂”和“顾问机构”的概念和思路纷纷从发达国家介绍进来。

    接受采访的一位资深智库专家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中央在各部门搜集人才,开始不定期地到中南海去讨论研究,后来通过借调逐渐集聚在一起形成了研究机构,并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第一批初具现代智库意义的政策咨询机构。与此同时,1983年,介绍信息革命的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文版问世,译介西方现代思潮特别是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走向未来丛书》出版。这一本译著和一套丛书将“知识就是力量”的智库思想大范围地传播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

    由此,就在上世纪80年代开放中国对现代智库初识阶段,迎来了中国智库发展的第一波“活跃期”:一方面,百废待兴之下,大量的知识分子进入国家政策部门甚至中南海参与决策制定和咨询,推动了现代智库在官方层面的形成,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另一方面,其中一部分优秀人士又抱着创建独立思想库的热情,从国家政策研究部门走出来,“下海”组建了中国第一批民间智库;而且体制内外也联手互动,比如1989年2月,由马洪、李灏、陈锦华、蒋一苇、高尚全等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自愿联合发起成立的综合开发研究院。对此,民间智库学者仲大军对《瞭望》新闻周刊解读说,“智库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和需要,它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与国家发展、改革内容与阶段密不可分,更与其自身发展规律分不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邓小平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国企改革全面拉开,加上开放进入“入关”谈判新阶段,驱动中国智库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仅关注国策研究,而是进入多元化和多领域发展阶段,其中既有学术研究、政策分析,也有企业咨询和商业规划等。

    对国内智库长期跟踪研究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也正是在这个被称为中国智库“第二个活跃期”的历史阶段,中国智库研究的类型开始初步分野。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按照中国现有法律法规的界定,中国逐步分化出了四种智库类型:

    事业单位法人型,指在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中,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企业型,指那些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政策问题咨询机构,如零点调查公司;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指专门从事政策的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如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大学下属型,是指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组织,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国情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在他看来,“事业单位是中国特有的一类独立法人组织,由于它们从经费和人事上并没有和政府完全分离,所以我们把事业单位型智库认为是半官方智库,将其他三类智库称为民间(或非官方)智库。”

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有媒体在报道中对此评价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公益界求‘钱’若渴的时代,这是他连续9年连任三届‘首席代表’的必然结果。”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 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据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 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每年在贸易上有数千亿美元的顺差,但在学术和政策影响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逆差,“对此我们得好好算算账,这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智库的观点、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太重视看得见、有形的、物质的东西了。”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也深有感怀。他从体制上为《瞭望》新闻周刊分析了中国智库发展面对的社会局面,“过去30年来,中国智库大部分依然是官方和半官方的事业单位研究机构,遭遇到的最大的现实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影响。这个过程中,受过去国家财力薄弱和侧重于物质建设的政策环境,不论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还是大学研究机构,都出现了管理混乱和经费困难的问题。”

    “其中,最令人尴尬的就是经费。由于一个时期相对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加上财力不足,许多单位不得不在市场化大潮下自己找食吃。”在江涌看来,接受和寻找外部资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赞助资金,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智库当前谋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弊病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

    这种背景下,大量海外基金会和在华跨国公司也利用和借助中国智库经费短缺的薄弱环节,纷纷进入中国智库运行体系。某官方智库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去日本100多次,所有的经费全都来自日本方面,没有一次是自己掏钱,而且也掏不起。另外,据《瞭望》新闻周刊从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了解到,某中央级政策研究机构主管的基金会和某部门级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其将近50%的资金来自外资。“尽管不能说这些智库拿外面的钱就一定替人家说话,但多多少少受到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江涌说。

    《瞭望》新闻周刊在调研中发现一家半官方研究机构,其经费来源中来自主管单位的资金只占2%,委托课题费用占 27%,相比较,一家美国慈善基金和一家德国跨国企业的资助共占63%。其负责人说,面对生存现实,接受外部资金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也承认,为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少受影响,该机构最多做到不碰与两家外资利益相关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管理。江涌说,中国许多事业单位编制的智库机构,可以说是“有组织、无纪律”,“尽管接受政府管理和支撑,具体工作中几乎是无约束运行,没有明确的管理制度,政策研究没有指导思想和立场,不知道为谁服务。”其结果,外部资金进来的同时,乘机也将国外的评价标准和价值立场引了进来。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考核机制,几乎全面追随西方体系。比如,一个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评价标准,往往与其在国外刊物发表文章多少、参加多少次国外会议、在海外机构受邀担任什么职务等挂钩。

    “国外的经济理论,是以欧美为基础的,他们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情况?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情况?不可能相互套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研究以及政策建议,必须有中国特色。”采访中,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对此非常担忧,“我们的研究机构应该学习先进经验,但完全用西方价值标准指导中国的政策研究,长此以往,负面影响是很可怕的。”

    黄卫平举例说,自己曾经接触过美国某基金会,“最早是在经济学方面合作搞短期培训,随后是一年制硕士班,后来就提出要资助研究。我们感觉其战略开始转变,急于影响中国政策的制定。我坦率地跟他们讲,不要想这个事情,中国政策有中国政策的脉络,你想影响,哪那么简单?”也因此,许多国内关键部门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为了防止泄密和干扰,在选择政策咨询机构方面越来越谨慎,表现就是,一方面对许多智库的信任度在降低,另一方面控制决策信息数据。

    这样的结果有可能让许多智库拿不到关键信息和数据,做出的政策研究往往被认为质量水平低下,决策部门越来越不愿意看,进而更加不信任,形成了严重的恶性循环。于是,逼得许多研究者到报纸上写文章,批评不到位又加剧了和决策部门之间的隔阂。

    同时,《瞭望》新闻周刊也了解到,中国智库在向政府部门提供政策研究服务过程中,面对部门利益,也遇到“拿人家手软”的尴尬。一位承接某部门一项改革方案研究的课题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一开始本着独立研究做出方案,但他们领导看后不满意。为了完成课题,我们只好不断修改数据,直到符合他们领导的意思。”结果同样损害了智库的声誉和发展空间。

    面对这一切,经常接触国际智库研究机构的江涌认为,“中国智库其实在研究水平和对战略问题的把握和分析上,与国际顶尖智库差距不是很大,个别领域研究还一直走在前列,关键是体制不顺,经费不足,管理无序,尽管数量和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一直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生存发展环境。”

亏空的“软实力”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国内各种类型智库的缺陷已经日渐明显。一些官方智库体制内的生存模式,摆脱不了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双重角色,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怎样提出最科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一定是其考虑的重点,更多承担了对政策维护和解释功能。

    大学智库那种象牙塔式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加上政府本身对自身决策咨询机构和官方智库的信任和依赖,多数大学智库对政府决策部门而言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

    民间智库批判手段的不当运用是造成其生存发展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导致其与政府之间缺乏正常通畅的对话交流机制。“中国智库的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现代智库应有的社会功能发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中发现,中国智库在社会功能发挥上的缺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形象的正面传播。

    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说,现代智库应该发挥的作用表现在,建议与参与国内政策的形成;参与设定全球性议程的形成;创造能转变为政策的新思想;为政策建议提出政策论点和论据;具备出思想的人才、经费、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变思想和建议为政策的机制,“这些内容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但我国智库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不够。”

    反映到软实力的建设上,就是议程设置能力和话语权的弱小,难以与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西方智库相匹敌。这方面集中体现在2008年的西藏“314”事件、西方抵制北京奥运、北京举办奥运三个典型案例中,我方发言的权力被剥夺,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更没有自己的声音,无力运用设置议程,丧失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定义权和使用权。而历史多次证明,谁拥有“自由”的定义权和使用权,谁就获得了设定议程的能力。“中国的话语总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总在回应西方政府和媒体,总在为自己辩护。”李希光说。

    反映在国家形象传播上,就是信息被扭曲而全面失真。李希光举例说,中国的国内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协商,到国外却变成了没人权、没自由、政治不透明;经济政策是经济改革、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保护,到国外也失真为受管制的市场经济、破坏气候和不鼓励竞争;外交政策是睦邻外交,在国外被歪曲为支持失败国家、非洲新殖民者、威胁日本……“在西方,政府的政治理念、核心价值观、政策被智库、学界和媒体传播了,通过非政府组织反映的民意迎合政府政策的议程设置需求,就变成了议程设置。而我国这方面非常薄弱。”李希光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在智库这种非政府组织方面面对着巨大的亏空。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张宇燕刚以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的身份访问了尼泊尔,会见了尼泊尔前首相和现任的多个部长,拜访了毛派总书记和国际关系部部长,听取了他们发展双边关系的意见。访问期间,他的身份让他更加广泛和全面地与尼泊尔群众和学者作了深入的交流,感受到了尼泊尔民众对中国的真实感情和政治力量的所思所想。

    这位出访过大部分周边国家的亚太国际政策研究人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深深感受到,无论是政策咨询还是非官方外交活动,智库作为“中间人”和“第三方”所发挥的作用,使一国的国家力量在具体施展中能够真正做到刚柔相济、游刃有余。

“时势造英雄”

    采访中,对于如何推动中国智库走向成熟,专家们各抒己见。江涌认为,其一,要规范经费来源。强调智库的筹资渠道可以多元化,但一定要有明确的规则和底线,而且需要透明化。其二,要完善评价机制。首先要扭转西方不合中国国情的研究和学术标准对中国研究机构的束缚,注重智库研究的实践、实用和可行。其三,制定智库的行业规范。通过立法形式,针对不同类型智库出台宽严相济的行业管理条例,比如官方智库的管理趋于严格,民间智库相对宽松,等等。

    结合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内政策研究机构的分析失误,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曹红辉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一定要推动国内机构走出去实地调研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没有一手的数据和资料,没有第一现场的亲身感受,甚至不了解当地的文化社会环境,要做好智库研究,几乎就是建‘空中楼阁’。”

    有专家则提出,整个社会尚未摆脱“官本位”的思想体系,政策咨询服务大都被官方智库垄断,很难愿意让民营部门分食这一领域的利润,“但公平竞争的机制早晚要引入这一领域,智库也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操办。”政府改革步伐的加大、政府智库改制和转型逐步提上日程,将会促进中国智库的成熟和完善。

    无论作出怎样的建议和判断,这些智库的实践者们都认识到,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国社会群体正在发生分化,代表各个群体和阶层的思想和利益也不断出现。这使得中国智库多元化发展成为大势所趋,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的智库,在公开市场进行充分的交流和交锋,将大大助益于政府决策的公正、有效和准确。

    面对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状况,张宇燕认为这既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同时也存在相当大的改进空间。现实可行的做法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创造一种更有利于良性竞争的环境,让各种智库之间展开充分竞争,以提高中国智库“产出”的水平和“产品”质量;其二是智库产品的需求方,在充分考虑到当前中国具体国情和自身需求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重点支持或发展相关的智库。

    说到这里,他还特别提到,智库产出的品质,关键在于有没有优秀的、全心投入的专家。这和电视连续剧《暗算》中寻找破解密码者有点类似,最关键的就是找对人,“找对了,可能几个人就能解决问题;找不对,成百上千人也解决不了问题。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除了要找对人,还要真正地信任他们,同时也要允许他们犯错误。做到准确判断和准确预测始终应该成为智库追求的目标,同时也要看到,任何智库提供的只是某种或某些可供选择的方案,最终的决断还是要由智库产品的需求者来作出。

 

    网友评论: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目前中国智囊研究机构的发展现状和问题。我补充提示三点:

有些智库是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第一、正如文中所反映的,资金在智库的发展和运作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往往出资人、赞助者成为影响学术研究结果风向、结论定性的决定者。但文章把原因归结为“由于研究经费的短缺”,而我不完全这样认为,实质是有少部分是经费短缺,但还有很多是因为价值取向的贪婪。也就是在目前这个功利拜金至上的社会大风气氛围里,不少研究机构就是冲着经济效益去的,就是奔着商业性报酬、“利润”去的,虽然名义上还叫“学术研究、咨询”!

    比如: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很多已经在上市公司里担任了顾问、独立董事,享受着丰厚的薪酬、年度红利回报,你如何指望他们能够作出客观公正的独立研究报告?又比如,在暴利多年的房地产领域,开发商们豢养或赞助了一批的半官方、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包括那些行业内的团体组织,象什么“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完全就是沦为开发商利益的代言人,不遗余力地为开发商的要求和意见鸣锣开道、积极向高-层上书。

有些智库是出卖中国利益和主权的汉奸和间谍

    第二、区分学术水平和立场性质问题。有些当然是水平有限,但在当今世界严酷的竞争格局下,不排除少数所谓的中国智库里的精英已经在境外势力团体的辅以巨资诱导的精心栽培和转化下已经被拉下水,成为出卖中国经济利益和主权的经济汉奸或者间谍。

    这种情况下,对经济形势和局面的信息“误导”或者结论“误判”,就很难知道,这到底是其学术水平,还是别有用心的身份、立场问题!我们忧心,主要是这些个智库的专家们,往往都有显赫的头衔、地位,并与高官结为朋党,把握着出镜率和话语权,对一个行业甚至国家政策有着广泛影响。看看那些我们都曾经熟悉的所谓智库、精英们的高论吧:


     什么“中国没有穷人,都是待富者”;什么“房价很正常,上涨空间还很大”;什么“中国不需要划什么耕地红线,市场经济还怕卖不到粮食?”;什么“中国应该大胆引进境外的战略投资者参股我们的国企改革”;什么“金融危机对中国冲击不大,我们形势稳定”;什么“中国没有悬殊的贫富差距,公平来自认同感”;什么“龙图腾是落后了,应该改改”;什么“类似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渲染战争和血腥的教材过时了,英雄标准应该与时俱进”;什么“改革应该豁免先富者的"原罪"”;什么“中国应该考虑废除死刑”;什么“对待企业高管的一般犯罪,在保证诉讼程序有效前提下,可暂不拘捕”......

    上述“智言”有的已经变为了国家或地方、行业的政策参考或者政策内容。值得深思啊!

官家智库只为权力服务

    第三、该文章或者回避、或者疏漏了中国所谓的精英智库面临逐渐不景气、水准日益受到质疑的诸多尴尬的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有些官家智库只为权力服务,脱离人民、远离民众、隔绝民众。中国民众中有着无数的智者、有着巨大的智慧。但很多的所谓精英们却宁可照搬西方教条、或者实质维护权贵阶层利益、维护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权益。因此,他们的研究过程、结果往往欠缺客观、有失公允,甚至粉饰太平而脱离中国的实际国情。这样的“成果”即使可以得逞蒙骗一时,甚至哗众取宠而被高-层采纳,但终究会被无情的客观规律揭穿,被国家社会发展中的挫折和严重问题所质疑,蒙骗不了长久。改革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始终倾听人民的心声,筹划谋划尽力融合人民的智慧意见,实施实践多让人民主动参与,总结评价多给人民话语权,才能合乎民意,顺乎国情,从而最大限度贴近客观规律!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2-02 09:31:54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主题: Fw: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熊培云

2009年01月28日

    今日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也正在试图从"后极权"的坑坑洼洼中走出。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当历史翻过黑暗的一页,过去那个血腥而愚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么? 世界离独裁有多远?35岁的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Dennis Gansel)透过他杰出的电影《浪潮》(Die Welle)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1. 纳粹速成班

    汽车摇摇摆摆,车外人来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轻松而热烈的摇滚音乐中开场。这是一所普通的德国中学,主人公赖纳•文格尔(Rainer Wenger)是该校一位老师。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老师抢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无回旋余地,文格尔只能硬着头皮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主讲他并不喜欢的"独裁统治"。故事就这样围绕着接下来的一周展开:

    星期一。文格尔来到教室时,教室里一片自由散漫的气氛。显然,文格尔并不适应这个课堂以及他将要讲的课。"如果我是你们会去上无政府主义的课,而不是听这倒霉的独裁统治。" 这是他的开场白。当他将"Autokratie"(独裁统治)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仍在看闲书、发短信,东倒西歪,以至于文格尔不得不停下来希望大家"给点反应"、"好歹这一周要打发过去。"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经心地讨论独裁统治时,文格尔陷入了深思。显然,他并不相信学生们所说的"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或"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课间休息后,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准备做一个试验,让学生们体会独裁的魅力。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就是"纪律性"。通过口头投票,最后文格尔成为课堂上的"元首"。接下来他要纠正大家的坐姿,而且发言时必须站立,必须尊称他"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时正襟而坐的学生们向他齐呼"早安,文格尔先生"。 "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这节课,文格尔要求大家站起来像军人一样踏步,"感觉所有人都融为一体,这就是集体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个目的是,一起将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踩在脚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上的灰"。显然,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试图给"独裁班"的学生们一种优越感-- "无论表现怎样,我们这个班也比楼下的'无政府主义班'要好"。接下来,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一种廉价的白上衣与牛仔裤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课堂上,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她的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上学路上,她的男友在说她"自私",而现在文格尔几乎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也不和她讨论,并视之为异类与不合作者。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个名字,最后"浪潮"从"恐怖小组"、"梦想家俱乐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红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变革者"无人响应。这节课还定下了"浪潮"的标志。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浪潮标志。
星期四。在"浪潮"组织中获得归属感的成员们的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课上有人动议,既然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手势,浪潮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这是一个右手在胸前划波浪的手势。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浪潮",并以是否做这个手势与他人划分界线。甚至连卡罗年轻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进来,甘愿为"浪潮"把门,凡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都不许进学校。卡罗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她奉劝文格尔立即中止这个游戏,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星期五。课程接近尾声,文格尔希望大家将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文格尔激进的教学方式同时受到来自校方与家庭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情绪失控而掌掴女友卡罗的马尔科后悔不已,乞求文格尔能中止这一切,并指责这所谓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的一套。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如期漂亮的结尾。当晚,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文格尔发来的一条短信:事关"浪潮"的将来,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

    星期六。学校礼堂。文格尔让学生关闭了礼堂。在选读了几篇学生们关于"浪潮"的体会后,文格尔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并煽动学生们将其间提出异议的马尔科揪上台来。在一片"叛徒!叛徒!"的高呼声中,马尔科被争先恐后的学生们举到了台上,以接受惩罚。事情本来到此为止,接下来文格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并宣布独裁实验结束,"浪潮"从此解散!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着文格尔的意愿发展下去。狂热分子蒂姆拔出了从网上购得的手枪,乞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背叛,即使文格尔也不成。电影由此进入高潮,蒂姆枪杀了一位同学并在绝望中吞枪自尽,重重地倒了下去。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纳粹速成班"的故事。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顺理成章。

    2. 蒂姆是一个隐喻

     《浪潮》是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位学生向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对此,琼斯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后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而且,不出琼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实验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五天以后,当几百名学生在礼堂里伸出手臂向琼斯致以崇高的"浪潮"问候礼时,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许正是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1934)中记录的德国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不过一切还好,琼斯最后控制了局势,戛然而止--"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在最后的聚会上,琼斯接下来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琼斯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

    相较琼斯的教学实验来说,《浪潮》的结局显然更富戏剧性,残酷的陡转让你不得不认为导演甘赛尔从《死亡诗社》的结尾中获得灵感。尽管这种剧烈的冲突招致一些批评。但在我看来,狂热者蒂姆(Tim)的出场,恰恰是《浪潮》区别乃至超越琼斯教学实验之关键所在。我甚至认为,从影片所要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浪潮》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文格尔,不如说是蒂姆。

    蒂姆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学校更是经常被人欺负,被人称作"软脚虾"。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围能有几个"兄弟"。为此,他经常给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并在后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讨好说:"是送你们的,我们是兄弟。"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把他这个窝囊鬼当兄弟。

    对于为什么加入"浪潮",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理由。显然,对于蒂姆来说,"浪潮"更意味着一种梦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后来握在手里的手枪一样。文格尔的介入与"浪潮"的成立,显然给一直处于"校园底层"的蒂姆的生活带来转机。而且,他竟是那样全心全意,甘于冒险犯难。为了制服,他焚毁了家里所有名牌上衣。制服的确给蒂姆带来一种神奇的力量感。当他被欺负时,他开始试着反抗,而与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员也走过来保护了他。因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觉自己不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龙的一部分。在喷涂"浪潮"标记时,他不顾危险爬上市政府大楼。他不仅用假手枪吓退了寻衅斗殴者,甚至自告奋勇要为"元首"文格尔的保镖,弄得文格尔莫明其妙。蒂姆诚心诚意地想维护"浪潮"的坚固,要光大它的荣耀。在他看来"浪潮"就是他梦想中的帝国,而文格尔先生就是能为他引领未来的领袖。

    了解了蒂姆的这种近于迷狂的心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后会拔枪。从中也不难发现,在类似"浪潮"的组织中,加入组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绑架的过程。它提倡以组织的名义消灭异类,却不允许成员主动退出,因为主动退出对于组织而言是一种不可控的行为。文格尔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当他像赵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应允,而不能主动退出。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一个人信仰乌托邦并非恶,真正的恶是这种乌托邦被赋予魔力,从而具有进攻性。显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个隐喻,被革命唤醒的怪兽,被科学家创造的弗兰克斯坦,抑或其他。"浪潮"使蒂姆获得了"新生",他的成长远远超出了文格尔所能控制的范围。组织之我的成长,同时意味着个体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纳粹速成班"不仅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微缩的纳粹德国,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学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个体被集体化如何被异化。在第一节课上,当被问及"独裁统治的基础是什么?"学生们回答包括意识形态、控制、监视、一位元首等等。同样,高失业率与社会不公、通货膨胀、政治信用破产、民族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独裁的诞生。不过,这都是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当这一切变成一种日常的和风细雨时,"浪潮"成员们似乎都失去了警觉,而是沉醉于他们的同志友爱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有关独裁的典型元素: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与言论自由的取消,一个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类似黑话的手势,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利他名义下的强迫,对未来利益的许诺,标榜团结的仪式,归属感等等。而且,"浪潮"不仅是一个平等的集体,也是一个健康的集体,站起来回答问题首先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星期六的会场上,当文格尔指责马尔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时,旁边一位女生称马尔科"已经被传染了"。在他们看来,谁反对浪潮谁就是瘟疫。只有拥护"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为了维持这种健康,文格尔在演讲中指责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输家,政治家根本是经济的傀儡。"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此时此地,我们要创造历史。从现在开始,浪潮将席卷全国,谁阻止它,浪潮就将它吞噬。"也正是这个原因,觉醒者马尔科被当作敌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关于为什么加入并沉醉于"浪潮",文格尔选读了学生们的部分感想: "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从前我总是惹事生非,'浪潮'让我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足够了。""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愿为此重新做人。"

    然而,这种平等,正如托克维尔在1848年的一篇演讲中所提到的:"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 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显而易见,浪潮寻求平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通向奴役之路的过程。

    正如文格尔最后打开谜底时所说的:"你们还记得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吗,独裁统治是否会实现,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义。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队在这个集体之外,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浪潮"本是个中性词,当它成为一种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恶。

    4. 人性没有终结。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时,一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著名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阿伦特发现了一种基于日常服从的恶。也就是说,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 "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为此,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74年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请一批实验志愿者在一群实验组织者--心理学家们的监督下,考察一群被实验对象的单词记忆能力。每个实验对象的身体被联接到一根电击棒上,电击棒由志愿者们操控,被实验对象每次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要对他进行电击一次,电压强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达到300伏。实验过程中,很多被实验对象在高压电流的刺激下,反复挣扎,发出惨叫,请求停止试验,当时情形如同梦魇,按照一般人的逻辑,目睹被实验对象的种种挣扎,很多志愿者会一定会停止电击,放弃实验。然而事实是,所有志愿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来,其余全部完成了实验,也就是说,对被实验对象都实施了电击,最高达到450伏。也就是权威在场时,人们会服从权威,即使作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不安。

    当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夺池、遍地开花时,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谁也不能打保票说,人类可以坐享民主之成,从此一劳永逸,因为"人性没有终结",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屡屡读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发生一起内衣丢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桩恶劣的校园暴力案件。10个女生围住另一位不停殴打,有人向她头上浇淋吃剩的方便面汤,有人在她脸上用眉笔写字。更为恶劣的是,甚至当着男生的面,这些人强迫这位女生脱下裤子暴露下身,并用手机拍下施暴与受辱的照片和视频......

    谁能想象,这些恶正是被视为善与美的象征的女人干的。我曾经说,没有底线地合群,人类会走向疯癫。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也都有灌溉独裁的潜力。只要条件成熟,这一切难免会与一种恶的集体主义里应外合,长出独裁的恶之花。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就在试验结束之时,罗恩•琼斯对他的学生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09-02-02 09:36:09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我看《人间正道是沧桑》 主题: Fw: 我看《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看《人间正道是沧桑》

老探戈

2009年1月18日

    1、缘起。央视开年大戏的戏码,原来定的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以下简称《沧桑》),然而,开年播放的时候却换成了《走西口》。
传言说,央视临时换戏,第一是因为主演孙红雷之前对“潜规则”口无遮拦的批评,第二是因为导演张黎私生活不检点,第三是因为这部戏所描写的国共恩怨不合当下国共亲善的时宜。我认为,前两种说法基本不靠谱儿,第三种却极有可能,因为这符合央视一贯的“政治正确”。
这就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买来D碟,用十天的业余时间看完了这部长达50集的大戏。然后,我更倾向于相信上述第三种说法。

    2、故事。1925-1949,是中国也是世界所共同经历的一个大时代,《沧桑》写的就是处于这个大时代的中国。戏中涉及的历史事件,我们在中学历史课上都学过,——当然是很“正统”的说法。在如此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这部戏选择了杨家这样一个中国家庭为切入点,围绕杨家成员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为我们展现了1925-1949年间那个波澜壮阔的中国,以及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沧桑变迁。时至今日,很多人依然对那段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感兴趣,而这个故事恰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兴趣。

    3、客观。从表面上看,《沧桑》应该算作“主旋律”。但是,看完这部戏,你会发现,在“主旋律”的外表掩护之下,创作班底所追求的其实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客观。因为这部戏里没有明显和刻意的意识形态倾向,而是把角度放在了个人道路的“选择”上,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创作班底明晰地表达了对于个人选择的尊重,并没有用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去赞扬或者批判这些个人的选择。这一点,是这部戏让我感到舒服的地方之一。

    1925-1949,中国面临着国家命运的多次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里,每一个个人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个人道路的选择。历史总是成王败寇的,所以,对于这段历史,我们之前所接受的学校教育,给了我们太多胜利者的角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正统”。然而,历史是需要互读的,不仅需要所谓的“正史”,也需要更多的野史稗史拿来作正史的参照。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虽然历史这个任人打扮的娼妇往往并不会以洗尽铅华的真面目示人。

    这部戏的创作班底试图抛开意识形态角度的努力,是值得尊重和肯定的。它把那段历史摆在你面前,尽可能地不做评判,而是让你自己去分析、判断,得出最终的结论。必须承认,这种处理手法是高明的,这部戏也因此摆脱了以往大多数“主旋律”作品的宣传性质。而正是由于这种不动声色,《沧桑》才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之下,以生动的人物、丰富的故事,说明了当年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历史潮流和历史必然。这样的做法,远比一般的“主旋律”高明。

    4、象征。《沧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兄弟阋墙的故事。杨家长子杨立仁是国民党高官,而幼子杨立青则是共产党将领,兄弟二人分别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其父杨廷鹤相对中立的地位,以及坚守中国传统“家国”观念和死也不去台湾的最终选择,则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缩影。这种关系的设置,其象征意义不言自明。虽然这种象征过于明显,但处理这样的题材,运用这样的象征无可厚非,尤其是作为进入家庭的电视剧来说,这样的象征容易让大众观赏的理解过程变得简单、直接。

    5、主义。《沧桑》这部戏的容量很大,有名有姓的人物很多,故事看上去也很复杂,亲情、爱情、友情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复杂的历史背景中也合情合理地纠缠得好看。这样的题材如果缺乏一个好的故事架构,很可能变成某种宣传和说教,也会因此变得乏味,这样的先例不少。
故事本身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支撑,好故事也会讲糟,而《沧桑》恰恰有几个支撑整个故事架构的鲜明的人物。这也是这部戏另一个让我感到舒服的地方。

    简单言之,《沧桑》讲的是“主义”之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主义”之争并没有简单地处理成国共双方之间的“主义”之争,虽然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主义”之争贯穿全剧,但是,通过剧中主人公之口,《沧桑》再三地告诉我们,它要讲述的其实是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争,因此,它所呈现的“主义”之争也就超越了意识形态,进入了复杂的人性。

    《沧桑》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没有把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之争当作正面描述的对象,而是把国共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争拗通过不同人物对各自理想的坚守表现出来,——矛盾冲突的主角都是理想主义者,而愈是理想主义者,其各自的坚守所产生的矛盾也就愈激烈,因此,故事也就愈发具有张力。这有点儿像竞技体育,对阵双方实力如果强弱明显,比赛没有悬念,也不具观赏性,只有双方势均力敌,才能看出彩儿来,——博尔特跟我比百米,你肯定不看,但刘翔和罗伯斯拼110米栏,肯定会吸引你的眼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这部戏让我感到舒服的又一个地方。

    6、黄埔。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产物,在当年国共双方交战的各种战场上,黄埔系师生、同窗之间的交锋是一出好看的戏。《沧桑》选择的另一个切入点,就是黄埔师生、同学及其周边关系之间的爱恨情仇。这个类似揭秘的切入点,也足够引发观众的兴趣。对于黄埔,历来都有种种的评价,而对于对国共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黄埔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作为戏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沧桑》的创作班底也对黄埔做出了他们的评价,这就是借戏中人之口说出的黄埔三期六班的班规,——“钢刀归钢刀,同学归同学”。这十个字虽然简单,但是道理却说得意味深长。也就是说,每个人选择的道路、信奉的主义、坚守的理想可以各各不同,但是,人类所共有的情感却是共通的。这一点,如果放在当年的意识形态语境之下,就会被批判成为“阶级调和论”和“人性论”。如果你还记得“文革”、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那么,你会发现,当年的某些观点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7、情感。《沧桑》一部大戏,涵盖了人类情感的方方面面,而且各种情感之间的交织足够复杂,以至于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一部感情戏来看。人人都有情感,人人都离不开情感,而情感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思维活动,却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言行其实无非就是我们种种情感的外化。而《沧桑》在情感戏上的大力着墨,可以说深谙其中三昧。在戏的最后一集,面对国民党籍的女儿收养的共产党大人物之遗腹子,弥留之际的杨廷鹤对这个“外孙”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过去是一家人,将来还是一家人,不论走到哪儿,不论海角天涯、生离死别。……人除了血缘,还有情感,可这血缘,有时候并不如情感可靠。这种情感,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爱其实无言啊”。而这,其实也正是《沧桑》处理情感戏的基调。

    8、诗意。对国产电视剧,我历来多批评、少赞誉。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年来,国产电视剧的制作水平越来越高,而拍得讲究的戏也越来越多。《沧桑》拍得就很讲究。单纯从镜头运用、画面语言这些技术层面上来说,《沧桑》与一般的电视剧有所不同,它看上去更像是一部长篇电影,而非大众所习惯的电视剧。除了一般电视剧主要使用的中近景镜头之外,《沧桑》更注重电影镜头剪辑上所惯用的蒙太奇语言,也大量地使用了电影画面语言上经常使用的闪回、暗转、叠化、特写等手法,甚至使用字幕代替画外音来交代剧中人物的去向、未来命运直至部分心理活动。而这些技术手法的运用,让这部戏的画面充满了浓厚的诗意。

    应当承认,《沧桑》镜头、画面语言的使用,非常娴熟,非常电影化。在观看过程中,我很多次联想到我所熟悉的一些欧洲电影,并认为,《沧桑》作为一部电视连续剧,其实并不适合以每天两集的正常播放速度观看,而是应该像看电影那样连续观看,——除了故事本身的吸引力之外,其镜头、画面语言的运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当成一部电视连续剧每天两集地看下去,则会破坏其整体的美感与诗意,亦即所谓的“气断了”。而这种诗意,是我喜欢这部戏的一个重要原因。好的故事,加上好的形式感,金玉其内外。

    9、表演。《沧桑》演员的表演是可圈可点的,无论是主要角色还是次要人物。饰演共产党高官瞿恩的孙淳、饰演瞿妈妈的吕中、饰演杨廷鹤的郑玉、饰演国民党将领范希亮的黄若萌等,表演都很出彩儿。一众年轻女演员的表演,虽然仍然可圈可点,但是,从总体和个体来看,都逊色一筹。究其实,大约是因为对人物、对历史都缺乏深刻的理解所致。

    男一号杨立青的饰演者孙红雷,戏依旧不错,但仍然让人觉得缺一点什么,虽然他基本把握了这个角色从少年到中年不同年龄段的特点,但是,或许是因为腕儿太大、脸儿太熟的缘故,让观者难以将他当成“这一个”。戏好的,有两个,一是饰演男二号杨立仁的黄志忠,二是饰演国民党元老级人物董建昌的张志坚。黄志忠给了我们一个内心复杂、纠缠、人性化的大反派,而张志坚虽然戏份并不太重,但是却演活了一个秉持实用主义、深谋远虑、对民族忠贞不二、对爱忠诚不渝、顺应历史潮流的董建昌。

    10、结论。虽然结尾有些仓促,整部戏还有些小毛病,——例如某些台词的语句不通,——但这仍是一部好戏,值得一看。如果你不愿买D碟或者花时间下载来看的话,可以等待央视播出,——开年大戏以《走西口》替换《人间正道是沧桑》引发猜测之后,央视的回应是,第一是“正常调整”,第二“09年一定播出”。第一点我存疑,第二点我相信。各位,等着吧。

 

 

发件人:"Mingwei Sun" <sun_mingwei@yahoo.com.cn>  2009-01-28 10:39:0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并希望参加你们的活动,祝新年快乐

新年论爱国

——国家与人民的关系

孙明伟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深入,国内许多行业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不断下行。此时,一些地方行政官员和政府经济学家喊出了“买房爱国”和“爱国消费”等口号,引起大家的广泛争议。不难发现,提出这些观点的都是我们所说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一直喜欢把自己当作人民的领导者或者指导者,他们总觉得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素质和情操不够高。

    我以前也对中国老百姓的素质持怀疑态度,自诩为是中国的精英人物。但是2008年方方面面的事件使我彻底改变了这些看法。拉萨314骚乱事件出乎我们的意料,达赖喇嘛的谎言在西方竟然成了主流声音,我们官方媒体的无数评论和事实介绍在国外显得苍白无力,这直接导致了随后进行的奥运火炬海外传递活动受到了藏独分子的不断干扰和当地官方的纵容,祖国母亲的尊严在异国他乡遭到侮辱。此时一种自发的群众运动形成了:在国内,无数的网民在各种论坛里表达了对藏独分裂行为的谴责;在国外,许多留学生和海外华人无论平时的政治观点如何,都勇敢地与分裂捣乱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为了抗议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组织了规模盛大的集会游行示威。尽管许多人对于国家的一些政策存有疑义,但是在关系到国家统一的重大问题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不禁使我们想起了抗日战争中的全民族大团结。这些民众的自发民主举动使得西方国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得已有所收敛。这是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维护祖国历史传统和统一的一次伟大胜利。人祸刚过,天灾又起。四川大地震给予了我们重大创伤,但是在全国哀悼日那警笛长鸣的3分钟,google的大陆搜索流量统计竟然降低到了绝对的0!这就是经常被我们的精英们所描述的一盘散沙的需要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化的中国老百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以微薄的收入承担着社会转型期的巨大就业、住房、医疗和教育压力,他们以“吃的是草挤出是奶”的精神推动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三经济体。这样的人民足以对得起我们一些精英所说的“国家”。

    但是反过来呢?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国家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国家的“体制”是否对得起我们的人民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有必要明晰一下我们所讲爱国中的“国家”概念。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于国家一切主流东西的维护,而是对于民族历史传统的尊重和对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统一的维护。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国家概念与政府及其执行的一些政策是分离的,真正的爱国者不一定盲从于现有的一些体制和政策,对于不合理的地方甚至要勇敢地提出自己的异议,对得起自己的公民良心。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最近的几起公务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为何在网络论坛上体现的基本上都是一片叫好之声而少有同情(尽管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数是冤枉的),但这些叫好之人在反藏独上则基本上是枪口一致对外?这种矛盾的表现就是国家与体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我们现行的体制究竟为何物呢?归根结底,就是一种“官本位”的体制,而且最近几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从年轻人报考公务员热中可以瞥见。从系统控制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种控制上很忌讳的正反馈结构:无论是官僚阶层还是社会监督层面,都体现出好处好消息向上传递,而受到的制约以及批评越弱,体现为一种“锦上添花”的现象;与此同时,在民间则越来越难以“雪中送炭”。伴随这种体制而生的弄虚作假、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等现象,使得我们国家目前在关系民生的基层问题上解决得都很不好,就是因为这种正反馈结构的存在。当问题足够严重无法遮掩时往往出现大问题,中央政府往往只能以外科手术式的硬着陆方式解决,无论是非典还是后来的奶粉事件,无一不是遵循着这样的轨迹。从整体上来说,我们国家在目前的情况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喜欢搞形象工程式的大项,小到修路盖楼,大到搞系统集成式的航天和大型水电站,而对于细致的民生工程以及关键技术产品则普遍没有兴趣,国家呈现出“宏观看一片大好,微观看问题一堆”的局面。更为可怕的是,与这种体制伴生的是不断膨胀的既得利益集团,明明知道这种体制问题丛生,为了自己的私利,拼命阻挡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这样抱残守缺的做法,不仅成为了广大老百姓调侃的笑料,而且成为我们始终无法融入世界潮流的最主要因素。无论经济如何发展,大体制问题不解决,中国人民不满意,世界主流舆论也对于我们不利,必将影响到中国的发展。一个国家只有把体制问题真正解决好了,才能真正对得起她的人民,才真正无愧于她的人民,使人民能够真正从这个国家中得到切实的幸福。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推托,只要你深深地热爱着可爱的人民。

    谨以此作为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人民中国成立60周年之共同努力之目标。

 

 

发件人:"yongchen yang" <yangyongchen@yahoo.com.cn>  2009-01-29 16:03:0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 成立纠察协会是保增长、促就业的有效措施

成立纠察协会是保增长、促就业的有效措施

杨永臣

    相比于两年前,今天的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不那么乐观了。在因出口下滑而带来的经济恶化面前,怎么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地增长呢?怎样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呢?经济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拉动内需上。中央的政策是投资四万亿,通过扩大基建投资规模来达到刺激内需的效果。这种做法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我的观点是,中央的政策的确可以促进GDP的增长,但是对于面临严重危机的制造业则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制造业要靠利润来发展,而利润要通过销售来实现,销售以人民有相应的购买力的消费为前提。倘若政府的投资并不能提高或者只轻微提高人民的购买力,那么对于最需要拯救的制造业来说,几乎是毫无用处的。

    又有人说,要拉动内需,就得产品下乡。我不否认某些企业在某些地方,通过产品下乡获得成功。但是在整体上,特别是在大量民工失业的情况下,农村和农民对于拉动内需的作用是有限的。

    还有人说,国家应适当降低教育、医疗等公益部门的消费价格,采取措施控制其对消费者的超额支出,对价格虚高、给老百姓基本生活成本带来巨大压力的消费也应进行控制。努力使百姓对未来预期不断看好,消费需求不断释放。然而这一措施也不是轻易能实现的,这涉及到利益格局的重新排布。就拿住房来说,住房价格降低有利于扩大其它行业的复兴。然而,政府,房地产业,银行等利益攸关者,愿意看到房子降价吗?
内需不振是因为中国人缺钱吗?截至2008年底,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1.8万亿元,平均每户有5万元人民币,这也不少了。可是考虑到中国基尼系数为0.5左右,实际上大部分居民户的实际存款数远远小于5万元。所以,普通老百姓虽然最有消费意愿,实际上是消费无力的。中产阶级的小白领们,也早被房贷、车贷、股市套住了,更面临减薪和失业压力。因此,积极消费拉动内需就只能依赖于权贵富翁阶层了。但是,这部分人的消费早已进入极度奢摩水平(很多人早已把多余财产转移到国外),再想提高也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刺激消费的措施就是劫富济贫了。劫富济贫当然是违法的,而合法的劫富济贫的措施中,最可行的就是加大反腐败力度,将贪官们的钱发放给反腐有功人员和普通老百姓,以刺激他们的消费了。于是这就要用到纠察协会了。对于看过我在两年前在大军网站上发表的《当前我国的反腐败策略:成立纠察协会》的读者来说,只要看仔细一些,都知道纠察协会不仅仅是反腐败的良方,它也是降低贫富差距,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武器。只是当时没有强调这一作用罢了。用建立纠察协会的办法,合法地剥夺腐败者的非法财产,还之于民,提高普通老百姓的购买力,这是挽救制造业的强有力措施。通过这一措施,可以形成消费——投资——生产——收入——再消费的循环,就能达到刺激经济恢复正常增长的目标。这样,外向型经济也会慢慢转变为内需型经济,经济的发展不再以积累外汇为目的,经济的发展会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纠察协会同样是促进就业的有效工具。一方面纠察协会本身会吸纳一部分劳动力,其中包括大学毕业生和社会地层人员;另一方面,内需的增加将促进企业的发展,而企业的发展能吸纳更多人员就业。

    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这几年的数字没有查到。但很明显,去年有名的群体事件就特别多。这还是在几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2009年,随着经济的减速,民工的大量失业,大学生的毕业即失业,社会矛盾凸显,谁敢说不会爆发更多的群体性事件呢?这么多群体性事件的背后,除了极少数源于民族矛盾外,几乎都是腐败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让县委书记受训,学习面对群体事件时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有哪些技巧固然重要。但扬汤止沸哪里比得上釜底抽薪?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好腐败问题和民生问题,而纠察协会就是釜底抽薪的具体办法。

    如果有人对纠察协会持怀疑态度的话,那我要说,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国际上早就成熟的制度。反腐败专家胡星斗教授在其文章说,“首先,中国要建立鼓励举报的制度,出台《举报人保护法》,避免举报腐败者被迫害打击的情况发生。第二,中国要鼓励反腐败公益诉讼。所谓反腐败公益诉讼,也就是财政公益诉讼,也叫纳税人诉讼,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都可以起诉挥霍公款、浪费公款的行为,起诉者可以分得追回的部分资金,作为奖励。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都有这样的制度。”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制度,在这方面为什么不能与世界接轨?

    当然接轨决不能将别国的经验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只有把别国的好的做法与中国腐败的现状相结合,才能制定出适应中国国情的方案,该方案实施起来不但是立竿见影的,而且让腐败者在遭受打击后仍然无对策可想,这样的反腐败策略才是真正长期有效的。如果反腐败措施轻易就被官僚们化解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这样的措施根本不应该执行。不要小看官僚们的能力,他们是社会中智商极高的一部分人,些许政策漏洞就能让他们制造出极大的麻烦。比如,如何避免腐败举报者不被迫害打击?公民如何收集证据,是否会涉及隐私?起诉到法院,法院不受理怎么办?法院不公正判决怎么办?纳税人的起诉是否会成为贪官打击好官的斗争工具?如此等等,都是事先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纠察协会的想法,因其已经初步解决了这些问题,又是有独创性的。

    政策的制定是要非常谨慎的。看起来强有力的措施,很可能适得其反。1998年,在“扩大内需”名义下,中国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所进行的全面市场化改革,由此演绎出的高昂的子女教育支出、虚高不止的医疗费用和快速上涨的房价,成为压在中低收入阶层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果,现在再要扩大内需,很多专家就提出来要先保障民生,使人民不再忍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才敢花钱,才能逐步释放消费需求。莫非三座大山要搞非市场化改革?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可见制定政策,是不能不考虑全局,不能不考虑长远的。古语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现在制定政策,更应该有系统的观念。

    从系统的角度讲,各个环节都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有些环节与另外的环节之间的递进关系是必然的,不可变换的,有些环节与其它环节的递进关系则是偶然的,难以判定的。特别是当两个环节之间要通过多个环节进行递进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就变得更加难以捉摸。社会就是一个系统,社会的各个环节同样是相互递进的。美国的金融创新造就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降低了美国人的购买力,于是对中国产品需求减少,进而使中国企业的出口减少,企业利润降低,不得不裁退员工,于是又造成大量民工失业。这就是很明显的社会系统中事件递进的例子。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美国金融创新与中国民工失业的关系;事情发生了,人们便发现这两者之间在特定的系统状态下递进的必然性。纠察协会不仅仅是反对腐败的利器,它与经济增长,与就业,以及与法制建设、道德重建、科技创新、政府减员增效等等,都存在这样的递进关系。在此不再赘述。

    优美的设计,是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的。早在15世纪,波兰人就使用“共和国”(Rzeczpospolita)来给自己的政体定型。到雅盖沃王朝结束时贵族政治发展为“自由选王”制和“协商一致”原则,国王不能世袭继承,王族血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国王是由贵族会议选举产生,议会分上下两院,而小贵族组成的下院权力更大。与周围国家的世袭制制度相比,这种制度无疑是优越的。但是,后来波兰却亡国了。然后,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大国环伺的相对宽松的国度里,民主体制才慢慢发展起来的。纠察协会之设想,也必须有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其条件是,第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开明的中央政府,第二,要有对纠察协会的充分讨论和共识;第三,危机足够严重。

    即使这样,我仍然持怀疑态度。毕竟,成立纠察协会是一件得罪人的事。崇祯收拾掉魏忠贤之后,开始清算逆党。他让大学士韩爌、李标和钱龙锡开一个名单。这三位大臣不想“广搜树怨”,仅仅开出四五十人。皇上嫌少,让他们重新讨论,结果又增加了数十人。皇帝不高兴了,亲自分出“赞导、拥戴、颂美、谄附”四项,让他们往里添人。皇帝还让他们把内廷宦官的同恶者列入名单。韩爌等人推脱说,他们不知道内侍的情况。皇上说:岂能完全不知道?就是怕得罪人吧。

    所以,我虽然对纠察协会充满幻想,但我并不认为它真能实现。


 

发件人:"zjxcdgx" <zjxcdgx@163.com> 2009-02-01 21:24:41 +0800 收件人: "大军经济观察网"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推荐:最根本的问题和最重要的艺术(俞心樵)

最根本的问题和最重要的艺术

俞心樵

    面对诸多严峻的危机,中国当代艺术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救亡图存”的问题。我们想要讨论的仍然是个老问题,即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政治和艺术的社会功能各自不同,但其权力应当是一样平等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政治对艺术的利用和干涉从未停止,而艺术的主动的屈辱性地位使得艺术丧失了被尊重的资格。肤浅的审美观念和肤浅的审美接受心理,并不表明中国当代艺术的应有价值。

    所谓艺术的应有价值,在这里指的是,艺术对政治的介入,抗争,干涉的程度。艺术若不干涉政治,至少要等到政治不再干涉艺术的时候。由于政治是人性多层面的复合体,尤其在当代中国,政治直接与中国人的起码的权力,自由和尊严密切相关。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当代艺术,尤其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并且尽可能以有效的超越性,以期最终取消简单的二元对立和垃圾一般的伪多元。我们必须去认识那根本性的“一”,以此根本性的“一”(而非一元)来确保真正高质量的多元。

     在当前,粗放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充满风险的。但本文乐意于承担这个风险,并在同时感受到作为这样一项冒险之回报的内在力量和安全感的根源。因为在中国,再也没有比在政治上弃权或避开政治更危险的事了。如果当代中国艺术家不再持有自由和尊严的需求,只一味以低质量的语言媒介去换取金钱,中国的所谓艺术时代变成空心时代就是不可避免的。

    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一篇短文,在本文中论述不清或匆匆略过的问题,将在今后的长文中加以论述。如果理论批评是一棵树,我们首先应当直取根本,然后再纠缠于枝叶细末,可能会更有趣些。本文自成逻辑,自有理性,而这理性当中并非不包含激情,良知,乃至愤怒。由于本文主要的目的是试图抛出两个概念,以期引起某些适当的关注和讨论,并且由于本文所涉非关个案,只就中国当代艺术现状发言,更准确地说,是只就当代中国艺术家的精神现状发言。因此本文对缺少真知灼见,故作学术化类似言必称希腊式的言必称现代主义(modern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时髦批评方式持有足够的警觉。事实显而易见,中国的根本问题在西方就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弱化西方话语体系,力求本土化或本人化,力求简洁明快,力求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提倡一种新的批评文风。或许,我的在一愿望只限于本文也未尝可知。

    我要抛出的两个概念正如题目所示:什么是当代中国的最根本的问题和什么是当代中国的最重要的艺术?与此两个概念无关的当代中国艺术,我们不妨将之认定为伪艺术,或不重要的艺术,或下下流的艺术。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本体和方法,或能指和所指,或内容和形式,或语言和语义等多半是异词同义问题上的描述方面的严重跑题,错位,误会或刻意曲解,使得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或批判性艺术)陷于迷雾丛生,自打嘴巴的尴尬局面。中国当代艺术史疏于对艺术思想根源和艺术精神脉络的梳理和反思。中国当代艺术史是粗鄙的效果史和小丑的俱乐部而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十多年前,我写下过一句流传并不太广的话——谁能将那旧的给创造出来?这个需要被重新创造出来的“旧”,实际上包含着历史性的质量和少数。它将作为我直面中国当代艺术的最重要的批评标准。所罗门教导我们说,太阳底下无新事。这是真理。当然,觉悟不高者,会认为这是完全在扯蛋。因为,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里的“新”如果没有历史性的“旧”加以保鲜,那是毫无意义并且十分危险的。中国当代艺术如果没有历史性的过硬的个体觉悟者加以参照,换言之,如果没有真正的文化英雄的出场,则毫无重要性可言。从理论上讲,历史不是过去也不会过去,实际上就是如此。一切历史都与现在同在。那历史性的“旧”,理事不二,体用一如,就在此时此地流通不滞,并且演变着未来的风情。我所说的这个“旧”,就是中华民族曾经茁壮成长而越到后来越来越气若游丝但仍然一脉相承的有关自由,尊严,幸福的上下求索,是厚德载物的担当的诗意,是立志,发愿,修远的意向和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

    严肃地考察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文化是一个不断沦丧的过程。中国文化人从王者之师到王者之友再到王者之奴,一路上节节败退,直到今天,溃烂的程度简直无以复加。我们痛心疾首的同时,那些麻木不仁,愚顽不化者则欢呼着他们的“黄金时代”的到来。规模空前的艺术家,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终于使得我们这个本就平庸的民族更加平庸了。这是一个更加鬼怪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艺术家作为平庸的制造者,权贵们作为平庸的消费者,底层民众则作为平庸的经历者和承受者。在极端平庸的艺术“明星”的照耀下,我们中国的当代现实更加晦暗。

    据说,有个名叫中国的大国正在世界上崛起。依据是什么呢?依据当然还只是物质层面,技术层面和经济层面。与此崛起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绝大多数的道德腐败,灵魂龌龊,人格扭曲,精神趴下。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却人迹罕至。更遑论什么艺术和什么艺术家了。因为真正的艺术是人以及对人在三个层面(动物性,人性,神性)的认知,提升和敞开。如果艺术的前提是糟糕的,其过程和结果都不至于会好到哪里去。当前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文化艺术的沙漠化趋势日甚一日。在声称消解一切的时代,剩下两个东西——特权和金钱——却不敢,不愿,不能去消解,并且通过特有的算计,将不敢不愿不能巧妙地转换为“不屑”,并且发展出一套有关“不屑”的理论,以期继续冒充高人和英雄。这样的高人何其多,何其粗俗,何其可怜。他们内心怯懦,恐惧,永远不敢直面现实真相,永远不能穿越超越自己的人生。他们以及他们的列祖列宗始终都被他们的“不屑之物”终生笼罩,牢牢掌控。由于他们的不作为和自欺欺人,他们的子子孙孙也极有可能永失自由。当然,在这里,他们,你们,我们,不妨彼此转换。

    艺术家的精神上的死亡必然导致艺术的死亡。这在中国,早已极为普遍地成为事实。中国当代艺术早已沦为改善吃喝拉撒睡的条件的工具。即使艺术有工具的成分,也应当成为更高级的工具。我们能否继续以宗教信仰和哲学探讨为高妙的借口用于回避对现实责任(包括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担当?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当代中国的最根本问题?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非民主的政治体制。深究下去,这个不讲道理的僵化政体的形成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始终作用于中国社会。此三者变本加厉地恶性循环带来了可怕的中国特色:奴才的诗意和奴才的艺术性的泛滥成灾,直至神被逼成无神论者。

     那么,什么才是当代中国的最重要艺术?根据综上所述,答案是明确的: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必将有助于新人的产生,新人的产生必将有助于新体制(仅仅是民主的而远非理想的体制)的产生,而新体制的产生必将反过来确保新文化艺术的产生和良性发展。

     世界的问题如此众多,中国的问题如此严重,因此,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本体论重建方面,政治必将在其中占据核心位置。艺术中政治维度的确立是其他维度确立的前提。艺术虽有民族性或区域性特征,但永远不要忘记,艺术是人的和人类的,并非是私有的,封闭的,不对话,不交流的。中国当代艺术必须在与世界的种种关系中确立自身的地位,以自由的,尊严的,独立的方式,而不是以盲从的屈辱的方式。现在,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在当代中国,艺术作为人文,谁避开了政治就等于避开了艺术。

    但这并不是说, 政治就等于艺术,更不是说政治家就等于艺术家(不论是在朝政治家还是在野政治家)。这里有一个悖论:为什么中国当代艺术界出现了“空场” 现象?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究竟是谁?哪些人的“言”与“行’ 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真正有效的艺术?他们不仅以艺术为生命,更以生命为艺术。 

     如何艺术地展开对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包括历史问题)的深切关注,对公共话语的可能性空间的开拓,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的维护和人的光荣形象的寻求,对人类普世价值的不顾国情的坚定推进,这些,应当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最重要的特征被加以更普遍的确认。中国当代艺术的光荣在于将百分之百认为不可能的在百分之一这里变成了可能,这同时也是有关艺术创造的奥秘之所在。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有效的人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有效的艺术家和有效的艺术语言。比如,同样使用汉语,鲁迅使用汉语和王兆山使用汉语,其结果是大不一样的。由此可见,决定语言质量和语言效果的是人而不是语言本身。文字语言艺术是这个道理,其他任何艺术样式莫不理同于此。或许这一观念不妨更加彻底:人就是语言,人本身就是语言本身。人是有关艺术的起始,过程和终结以及艺术的循环枢纽。

    由此之故,本文开始于结束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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