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我国这些年来办了很多大事,譬如象奥运会这样的大工程都漂亮地承办了,但涉及到人民群众生活最密切的一些民生问题却进展缓慢,譬如李方平律师提出的北京的户口制度问题,目前北京市的户口管理简直成了世界上最荒谬的制度。一个北京户口的男子在外地找了一个女子结婚十几年了,仍然不能将妻子的户口转到北京,原因是北京公安局户籍部门规定:女方不到45岁,就不能随男方转户口。这算是一种什么荒谬绝伦的制度?还整天口口声声说改革,连这样一个僵死的丑陋的、非人性的户口制度改革30年了居然一成不变,这叫改革吗?这叫深化改革?请大家看看李方平律师等写的建议书吧,底层的民众如果不起来抗议,北京就成了一个特权人的天堂。]

北京户籍制度为什么30年一成不变?

现行北京新市民居住制度的困境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9月1日

目录

【社会问题】

李方平 胡星斗:《关于北京新市民居住制度改革的公民建议书》

韩德强:《强大、公正、民主、法治、高尚——未来社会新展望》

【中国政治】

张宏良:《和谐社会的基本蓝图:建设五有社会,实行四大自由》

中国劳工观察:《Adidas制造在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

罗伯特・卡甘:《历史终结的终结----21世纪与19世纪为何如此相似》

布莱尔:《中国让我想起黄金时期的美国》

《从仰视西方到平视西方----解剖海归》

李文采:《民主的左右两派是反对官僚主义的同盟军而非死对头》

高一飞:《就司法改革问题回应贺卫方先生》

卫理:《杨佳案,恩仇与是非》

【经济研究】

(美国)斯蒂格里茨:《要经济增长得向“左”转》

王子恢:《龚方雄事件的危险信号》

《国开行与农行是否会成为中国的房利美和房贷美?》

《2008年8月份的标题经济新闻》

杨曾宪:《警惕世界经济进入“后全球化”时代》

杨曾宪:《扭转中国经济“三高一低”走势——再论人民币升值刻不容缓》

【国际问题】

安替:《庇护和分赃:陈水扁洗钱背后的政治秘密》

严家祺:《和谐世界不应成为中国外交的政策原则》

赵京:《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症结》

赵京:《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竞选宣言》

赵京:《废除核武器的国际政治条件》

【历史文化】

师东兵:《访原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

晓坤:《范跑跑与刘不跑(刘翔)》

田广清:《儒学之本意与封建统治者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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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master"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致信给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回复 2008-08-30 12:26 发件人: "postmaster"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收件人: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日 期: 2008-08-30 12:26 转发: 律师学者今日将提公民建议书:在京居住十年享受北京市民待遇;关于北京新市民居住制度改革的公民建议书;破除国有石油企业垄断势在必行

关于北京新市民居住制度改革的公民建议书

    北京市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方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08年8月28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早在2006年10月10日,市府相关负责人即表示正在调研是否取消暂住证,而由居住证取而代之的相关事宜。这是关系到北京600万新市民的命运何去何从的重大公共议题,我们作为北京市民一员也非常关注,但鉴于市府有关的调研、改革方案尚未公之于众,我们谨以公民建议的方式表达我们对居住制度改革的观点和诉求。

    自从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以来,人力资源的流动日益频繁。但原有社会体制解构后却迟迟没有替代性的机制予以跟进,新市民一直被视为“暂住人口”,所居住城市还克隆出一套新的以有无当地户籍为划线并分而治之的居住管理体制。

    如果北京现行居住制度维持不变,新市民承受的差别待遇将继续存在并进一步代际继承。与此同时,北京新市民的定居趋势与被排斥感同时与日俱增,以同城待遇为指向的居住制度改革显得更加的迫切和必然。诚然,新市民作为北京市民的一员,同等履行市民义务,北京的公共政策当然不能忽视或漠视他们期待得到社会认同、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的热切渴望。

    可是现实生活中,由于政策滞后和制度缺失,新市民要实现同城待遇是那样的可欲不可求。居住制度改革就是要用制度公平来拉近、弥合,最终消除新市民的差别待遇。千头万绪的新市民居住制度已经积弊多年,越是延后,改革的难度也越大,尤其需要市府有前瞻的眼光、务实的作为,尽快完成制度设计,并按步骤推动落实。为了市府更好的决策并推动人大常委会立法、修法,我们特提以下公民建议供参考。

一、 现行北京新市民居住制度存在的问题

    现行北京新市民居住制度包括户口登记制度、户口迁移制度和暂住证制度等内容。户口登记的基本原则是新生儿户口登记随父母户口。户口迁入北京具有严格的限制,除升学、工作调动等理由以外,依据现有行政策法规只有四类情形新市民可以迁入户口而完全享受市民待遇:第一是在北京连续3年每年纳税达到80万元,或者近3年纳税总额达到300万元的私营企业主;第二类是国际、国内文化艺术名人、名家和民族传统艺术专家、体育明星;第三类是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各类金融机构在京注册的总部的董事长、常务副董事长、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在京注册的地区总部、结算中心和营销中心的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总经济师;第四类是在国外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或获得国外毕业研究生学历的留学人员。客观而言,如此严格的限制条件,导致符合迁入条件的北京新市民寥寥可数。由此可见,绝大多数的北京新市民无论你在北京工作、生活多久,永远只能“暂住”北京,且须办理暂住登记。

    现行北京新市民居住制度的主要弊端可以分为户籍制度本身的弊端以及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歧视性制度。户籍制度原本只是人口信息的登记管理制度,实际操作中的户籍制度本身的弊端主要体现为户籍迁移条件的过份苛刻,导致北京新市民普遍的人户分离,在计划生育管理、申领身份证、护照,办理结婚登记等方面增加了他们很多额外负担。尤为严重的是其他附加制度使得北京户籍市民和北京新市民之间在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各个方面造成长期难以抚平的差别待遇。

    北京这类差别待遇主要体现在《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等地方法规规章中,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权利问题

    1)基层人大代表选举

    2005年5月20日修正的《北京市区、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规定:“户口在外省市现居住在本市的人员,一般应当在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不能回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的,由本人提供户口所在地出具的选民资格证明,也可以在现居住地进行登记”。
“一般应当在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且北京新市民参加选举必须先回户口所在地取得选民资格证明,暂且不说证明怎么开法、能不能开到,仅来回时间、精力、旅费就使绝大多数新市民打消参选念头。北京新市民被迫放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无形中也丧失了对北京公共事务的话语权。

    2)社区居委会选举

    2000年4月2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北京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该法第十二条规定:“ 户口所在地与居住地不一致且在居住地居住1年以上的,也可以在居住地的居民选举委员会进行选民登记”。2005年12月北京市民政局发布《关于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该《意见》第二(二)2条却规定:“不具有本市城镇户口但在本市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员是否参加居民委员会选举和参加选举的比例及方式,由居民选举委员会提出意见,经居讨论通过,在社区显著位置张榜公布”。

    新市民参加居民委员会选举的法律规定和实施意见缺乏可操作性,从北京市的实践操作看,新市民的选民资格一般很难认定,被选举权更是无法保障。

 2、经济和社会权利问题

    1)住房权

    “两限房”

    2007年初,《北京市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开始草拟。据有关媒体报道,销售对象将是具有北京市户口的中低收入家庭。2007年4月,北京市集中开发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通称“两限房”)以调控不断快速攀升的房价。其实“两限房”就是商品房,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的新市民却被排初在外。

    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

    2007年9月25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城市廉租住房管理办法》。该法第八条规定:“申请租房补贴或实物配租应当以家庭为单位,并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在本市生活”。同日,《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试行)》也发布实施。该法第五条规定:“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应符合以下条件:(一)申请人须取得本市城镇户籍时间满3年”。

    北京市政府关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两个管理办法都明确表述,“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国务院的《若干意见》的第(二)部分重申,总体要求是“以城市低收入家庭为对象,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加大棚户区、旧住宅区改造力度,力争到“十一五”期末,使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农民工等其他城市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得到逐步改善”。

    很显然,部分北京新市民也应该包括在“农民工等其他城市住房困难群体”,可是北京市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却对此只字不提。

    2)平等受教育权

    2002年3月28日,北京市教委发布《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第一条规定:“ 流动儿童少年中凡在户籍所在地有监护条件的,应当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且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暂住证的,可以申请在本市中小学借读,接受义务教育”。第六、七条还规定:流动儿童少年符合在本市借读条件的,由其父母提出申请,经主管部门核准同意后,为其开具“在京借读批准书”,再到暂住地附近学校联系借读,经学校同意后即可入学。流动儿童少年在本市公办中小学借读,学校可按照有关规定向其收取借读费和相应的杂费。

    2005年9月2日,北京市政府批准发布施行的《北京市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 申请在本市借读的外地学生,应持学生常住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就读有困难的证明和本市暂住证,向暂住地区管片学校申请,经学校同意后,填写借读登记表,并按市教育局规定的标准缴纳借读管理费”。

    借读生不列入学校正式学生,借读期限一般为一学期至一学年,特殊情况经学校同意可以延长。子女教育始终是新市民在京生活最为头疼的问题。2002年《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实施后,新市民子女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开始有了法律上的初步保障。但是入学手续繁琐、就近上学困难、额外缴费问题(借读费或强制赞助费)还是没有根本上的改变。新市民子女往往只能就读师资、教学设施比较薄弱的近郊学校或打工子弟学校。由于借读生不被视为学校正式学生,很多学校对新市民子女实施有形无形的区别对待。

    目前,北京新市民子女在义务阶段以外的学前、高中、中职教育、高等教育的法律规范几近一片空白。新市民子女到公立学前教育机构都普遍需要交纳高额赞助费。新市民子女普遍无法在北京接受的高中教育,一般只能回户口所在地完成学业。由于中职教育和高等教育实施严格的户籍登记地的报考原则,北京新市民子女即便在北京出生、长大也无法以北京生源身份接受中职教育和高等教育。

    3)平等就业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北京市对新市民实施严格的务工许可制度。《行政许可法》出台后,一些与之相抵触的限制性法规,逐渐不予实施或被废止,但某些行业仍然存在的制度性的歧视。

     1998年1月1日,《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该法第九条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本市常住户口;”。

    1998年8月1日,《北京市小公共汽车管理条例》开始施行。该法第十条规定:“小公共汽车驾驶员、乘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本市常住户口;”。

    除以上制度性排斥外,北京市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公开招录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都直接或间接要求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参见北京市人事局网站: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人事局2007年面向社会人员招考公务员公告的第5项规定要求“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这与《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要求贯彻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从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中录用或招聘存在冲突。由于制度性和技术性操作的原因,北京新市民无法在出租等特定行业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业。

    4)社会保障权

    最低生活保障

    2000年6月27日,北京市颁布<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该《办法》第四条规定:“持有本市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当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以申请享受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1999年国务院当时颁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时,立法起因主要是考虑城市居民下岗、失业后衣食无着影响社会稳定。同样,长期在北京居住的新市民已经成为居住地的一分子。对新市民而言,下定决心离开久居的北京返回早已陌生的户口所在地,肯定是非常的艰难抉择。新市民家庭可能会因为种种无法克服的原因,阶段性的无法维持最低生活保障,当本人及家庭不能或无意返回户口所在地时,应该根据他们长期居住的现实进行最低生活保障。

    新市民(农村户籍)社保覆盖窄

    2004年9月1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正式实施。

    来自农村,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工作的北京新市民,虽然对他们来说,定居北京是那样的可望不可求。北京市政府如果能够积极推动他们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在工伤、基本医疗的基础上加快养老、医保、失业等社会保险的延伸,那么一些年青的技术工人也可以转变为定居北京的产业工人。

    生育保险

2005年1月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镇各类企业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职工。(生育保险包括(一)生育津贴;(二)生育医疗费用;(三)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用)

    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

    2007年6月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建立北京市城镇无医疗保障老年人和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二条(二)款规定:凡具有本市非农业户籍,且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学校就读的在册学生,以及其他年龄在16周岁以下非在校少年儿童),应当参加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

    该《实施意见》忽视了几十万北京新市民子女的客观存在。这些孩子有的在北京出生、有的在北京长大,只是因为父母没有北京市非农业户籍,他们只能长期在北京“借读”,而且不能享受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1999年9月1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该法第十条规定:失业保险基金用于下列开支:

    (一)失业保险金;(二)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医疗补助金;(三)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失业人员的丧葬补助金和其供养的配偶、直系亲属的抚恤金;(四)职业培训补贴、职业介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等国家规定的支出项目;第十七条规定: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根据失业人员失业前累计缴费时间确定:(五)累计缴费时间5年以上的,按每满一年增发一个月失业保险金的办法计算,确定增发的月数。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

    第二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期满未续订或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用人单位为其连续缴费的时间,对其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每满1年发给1个月生活补助,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

    在实际操作中,北京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把新市民区分为两类,一类称之为“外省市城镇职工”,另一类称之为“农民合同制工人”。“外省市城镇职工”失业的,失业保险金一次性发给本人,不再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如:医疗补助金;失业期间死亡的丧葬补助金和其供养的配偶、直系亲属的抚恤金;职业培训补贴、职业介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等国家规定的支出项目。“农民合同制工人”失业时,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的生活补助,依据2007年失业保险金发放的标准,“农民合同制工人”每月一次性生活补助费为258元,远低于城镇职工每月422元失业保险金的最低档发放标准。(京劳社就发【2007】106号关于调整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的通知)

    北京市有关失业保险的规定和操作,将北京新市民按城乡划线区别对待,强制性要求北京新市民一次性领取失业保险金或生活补助,同时剥夺他们享受其它失业待遇违背了公平原则。

二、北京新市民居住制度改革思路

    第一步,把户籍制度中人口流动信息登记职能和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经济福利等权利分开,确立户籍自愿流动登记制度。

    北京市居住制度改革可以借鉴美国社会安全号码制度,建立一种利益诱导型而非治安防控型的社会管理体制。新市民的居住登记应该与其今后享受公立教育、公共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等社会公共品供给有机结合起来。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统一启用一人一号、长期有效并可实现电脑联网的“北京新市民居住及社会保障卡”,申领范围为在北京居住超过半年以上并满16周岁的北京新市民。居住及社会保障卡可以动态地记载持卡人申报的身份信息、居住现状、联络方式、婚姻状态、教育履历、家庭构成的基本信息,以及银行、税务、公安联网的信用、纳税、违法违章记录,以上信息只是作为相应的职能或银行机构对口查询的公民隐私信息,北京市政府应该同时立法保护此类隐私信息在非法定条件下不被泄漏。
通过这些动态信息,可以记录新市民及其未成年子女在北京的居住时间和状况。在微观的制度设计中,可以根据新市民及其未成年子女在北京的居住时间的长短,分阶段地接轨享受同城待遇。

    第二步,根据现实情况逐步确立新市民福利享有制度。

    根据2007年10月北京社科院披露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九成以上的流动人口在京居留半年以上,五成在北京居住5年以上,平均来京时间接近6年,举家迁移的比例超过四成。北京市计生系统发布的数据也显示:北京新生儿六成是流动人口所生。

    对普通新市民而言,定居倾向的强烈程度一般取决于在北京的居住时间。随着在北京学习、生活、工作时间的增长,新市民对北京的城市归属感也相应的增强。当然,归属感还仅仅只是新市民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接受和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在北京居住的时间越长,新市民的人际网络越广,择业机会越多,社会竞争力越强,抗风险能力越大,生活稳定性越高,家庭团聚愿望越强,离京代价越大,定居倾向越强,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部分新市民自觉不自觉的成为定居人口。如何因应新市民由于长期居住必然衍生的社会、经济、政治权利的日益迫切的诉求,我们建议在微观制度设计上把新市民按居住期限划分为三个阶段赋予不同的北京市民权利。

    (一) 六个月以上至三年为短期居住:

1)平等受义务教育权:新市民居住6个月以上,子女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北京市教育部门应该设立专门的学区管理机构,协调就近入学并监督杜绝涉及新市民子女的借读、赞助费用,同时修改相关地方教育法规、规范性文件,修正“借读”概念,从形式、实质上保证新市民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2)社区居委会的选举权:新市民在同一社区居住一年以上,可以在居住地的居民选举委员会进行选民登记并参选担任居委会成员。北京市民政局发布的《关于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关于授权居民会议讨论决定应予取消。

3)基层人大选举权:新市民居住一年以上,可以在居住地进行选民登记。《北京市区、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规定原则上回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该条款是非常不合宜的,应该修正为“新市民居住一年以上,在声明放弃回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时,有权在居住地进行选民登记。”

4)平等就业权:北京市应该尽快修改《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北京市小公共汽车管理条例》,删除禁止新市民担任出租汽车司机、小公共汽车司机的歧视性规定,给予新市民平等就业权。

    5、扩大新市民(农村户籍)社保覆盖面:目前,北京市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是实行严格的城乡隔离政策。许多来自农村,特别是建筑工人,多数只上工伤保险,应该尽快立法扩大这部分人群的养老、医保、失业等社会保障。

    6、失业保险实现同城待遇:北京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在操作上把新市民区分“外省市城镇职工”或“农民合同制工人”,从而实施与北京户籍职工完全不同的失业保险待遇。北京市政府应该推动立法改变这种区别处理的不公正方式,保障新市民享受同样的失业保险待遇。

    (二)三年以上为长期居住:在北京居住三年以上的新市民,工作生活已经日趋稳定,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结婚生子、购房置业,对居住地的社会管理也更加热心。

1)生育保险:《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将生育保险局限于“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职工”,同为劳动者的女性新市民却排除在外。北京市政府应该修改此《规定》,将在北京长期居住的女性新市民涵盖进来。

2)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北京市政府发布的《关于建立北京市城镇无医疗保障老年人和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没有将新市民子女的大病医疗纳入其中,而是将其交与新市民家庭。我们建议:可以区分两种情况解决儿童大病医疗保险。其一、居住三年以上的新市民在北京出生并居住的子女可以无条件参加该保险;其二、新市民不在北京出生的子女但在北京居住时,除先天性疾病外可以无条件参加该保险。

3)“两限房”:如果“两限房”政策继续执行,立法时应该向居住三年以上的新市民开放。

4)基层人大代表被选举权:新市民连续居住三年后,可以当选基层人大代表。

5)申领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含签注)、办理婚姻登记。

6)公开考录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7)新市民子女接受高中教育。

    (三)十年以上视为永久居住可以同享所有市民待遇。

    新市民的居住时间达到十年后,应该可以享受北京市民的所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购买经济适用房,最低生活保障,享受廉租房权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等权利等。

    以上建议请酌情采纳为盼!

    李方平(北京市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2008年8月28日

    联系方式:李方平,13901360413, simon2974@gmail.com。

 

 

律师学者今日将提公民建议书:在京居住十年享受北京市民待遇

2008年8月28日

    在北京长期工作、生活,而户籍在外地的“北京新市民”多达600万人,新市民一直被视为“暂住人口”,所居住城市还克隆出一套新的以有无当地户籍为划线并分而治之的居住管理体制,北京新市民的定居趋势与被排斥感同时与日俱增。近年来,以同城待遇为指向的居住制度改革呼声日高。2008年8月28日,知名公益律师李方平和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将向北京市政府提交一份七千余字的《公民建议书》,这份《公民建议书》提出,把新市民按居住期限划分为三个阶段赋予不同的北京市民权利,在京居住十年以上的新市民应享受所有的北京市民待遇。

新市民居住制度积弊多年 北京新市民被排斥感与日俱增

    李方平,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据李方平介绍,现行北京新市民居住制度包括户口登记制度、户口迁移制度和暂住证制度等内容。户口登记的基本原则是新生儿户口登记随父母户口。户口迁入北京具有严格的限制,除升学、工作调动等理由以外,依据现有行政策法规只有四类情形新市民可以迁入户口而完全享受市民待遇:第一是在北京连续3年每年纳税达到80万元,或者近3年纳税总额达到300万元的私营企业主;第二类是国际、国内文化艺术名人、名家和民族传统艺术专家、体育明星;第三类是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各类金融机构在京注册的总部的董事长、常务副董事长、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在京注册的地区总部、结算中心和营销中心的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总经济师;第四类是在国外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或获得国外毕业研究生学历的留学人员。

    李方平认为,客观而言,如此严格的限制条件,导致符合迁入条件的北京新市民寥寥可数。由此可见,绝大多数的北京新市民无论你在北京工作、生活多久,永远只能“暂住”北京,且须办理暂住登记。

十部地方法规规章限制新市民民生权利 差别待遇难以抚平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认为,现行北京新市民居住制度的主要弊端可以分为户籍制度本身的弊端以及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歧视性制度。户籍制度原本只是人口信息的登记管理制度,实际操作中的户籍制度本身的弊端主要体现为户籍迁移条件的过份苛刻,导致北京新市民普遍的人户分离,在计划生育管理、申领身份证、护照,办理结婚登记等方面增加了他们很多额外负担。尤为严重的是其他附加制度使得北京户籍市民和北京新市民之间在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各个方面造成长期难以抚平的差别待遇。

    据胡星斗介绍,北京市对北京新市民的市民待遇加以限制的地方法规和规章至少有十部之多,在《公民建议书》中,列举了这类地方法规规章。其中包括:

    《北京市区、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使得北京新市民被迫放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无形中也丧失了对北京公共事务的话语权。

    《北京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对于新市民参加居民委员会选举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新市民的选民资格一般很难认定,被选举权更是无法保障。

    2007年初,《北京市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开始草拟。据有关媒体报道,销售对象将是具有北京市户口的中低收入家庭。

    2007年4月,北京市集中开发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通称“两限房”)以调控不断快速攀升的房价。其实“两限房”就是商品房,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的新市民却被排初在外。

    《北京市城市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对于应该包括在“农民工等其他城市住房困难群体” 内的部分北京新市民只字不提。

    《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本市常住户口;”。

    《北京市小公共汽车管理条例》规定:“小公共汽车驾驶员、乘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本市常住户口;”。

    2000年6月27日,北京市颁布<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该《办法》第四条规定:“持有本市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当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以申请享受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镇各类企业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职工。(生育保险包括(一)生育津贴;(二)生育医疗费用;(三)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用)

    2007年6月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建立北京市城镇无医疗保障老年人和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忽视了几十万北京新市民子女的客观存在。这些孩子有的在北京出生、有的在北京长大,只是因为父母没有北京市非农业户籍,他们只能长期在北京“借读”,而且不能享受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

    1999年9月1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将北京新市民按城乡划线区别对待,强制性要求北京新市民一次性领取失业保险金或生活补助,同时剥夺他们享受其它失业待遇违背了公平原则。

    另外,新市民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新市民子女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入学手续繁琐、就近上学困难、额外缴费问题(借读费或强制赞助费)还是没有根本上的改变。目前,北京新市民子女在义务阶段以外的学前、高中、中职教育、高等教育的法律规范几近一片空白。由于中职教育和高等教育实施严格的户籍登记地的报考原则,北京新市民子女即便在北京出生、长大也无法以北京生源身份接受中职教育和高等教育。

居住制度改革思路:人口流动信息登记职能和市民权利分开

    李方平律师表示,如果北京现行居住制度维持不变,新市民承受的差别待遇将继续存在并进一步代际继承。与此同时,北京新市民的定居趋势与被排斥感同时与日俱增,以同城待遇为指向的居住制度改革显得更加的迫切和必然。诚然,新市民作为北京市民的一员,同等履行市民义务,北京的公共政策当然不能忽视或漠视他们期待得到社会认同、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的热切渴望。

    胡星斗教授认为,现实生活中,由于政策滞后和制度缺失,新市民要实现同城待遇是那样的可欲不可求。居住制度改革就是要用制度公平来拉近、弥合,最终消除新市民的差别待遇。千头万绪的新市民居住制度已经积弊多年,越是延后,改革的难度也越大,尤其需要市府有前瞻的眼光、务实的作为,尽快完成制度设计,并按步骤推动落实。

    为了北京市政府更好地进行决策,李方平和胡星斗在《公民建议书》中提出了居住制度改革的思路,他们认为,居住制度改革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把户籍制度中人口流动信息登记职能和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经济福利等权利分开,确立户籍自愿流动登记制度。

    《公民建议书》提出,北京市居住制度改革可以借鉴美国社会安全号码制度,建立一种利益诱导型而非治安防控型的社会管理体制。新市民的居住登记应该与其今后享受公立教育、公共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等社会公共品供给有机结合起来。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统一启用一人一号、长期有效并可实现电脑联网的“北京新市民居住及社会保障卡”,申领范围为在北京居住超过半年以上并满16周岁的北京新市民。居住及社会保障卡可以动态地记载持卡人申报的身份信息、居住现状、联络方式、婚姻状态、教育履历、家庭构成的基本信息,以及银行、税务、公安联网的信用、纳税、违法违章记录,以上信息只是作为相应的职能或银行机构对口查询的公民隐私信息,北京市政府应该同时立法保护此类隐私信息在非法定条件下不被泄漏。

    《公民建议书》认为,通过这些动态信息,可以记录新市民及其未成年子女在北京的居住时间和状况。在微观的制度设计中,可以根据新市民及其未成年子女在北京的居住时间的长短,分阶段地接轨享受同城待遇。

新市民按居住期限划分 在京居住十年享受北京市民待遇

    《公民建议书》提出居住制度改革的第二步是根据现实情况逐步确立新市民福利享有制度。把新市民按居住期限划分为三个阶段赋予不同的北京市民权利。

    据李方平和胡星都介绍,根据2007年10月北京社科院披露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九成以上的流动人口在京居留半年以上,五成在北京居住5年以上,平均来京时间接近6年,举家迁移的比例超过四成。北京市计生系统发布的数据也显示:北京新生儿六成是流动人口所生。

    《公民建议书》写道:“对普通新市民而言,定居倾向的强烈程度一般取决于在北京的居住时间。随着在北京学习、生活、工作时间的增长,新市民对北京的城市归属感也相应的增强。当然,归属感还仅仅只是新市民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接受和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在北京居住的时间越长,新市民的人际网络越广,择业机会越多,社会竞争力越强,抗风险能力越大,生活稳定性越高,家庭团聚愿望越强,离京代价越大,定居倾向越强,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部分新市民自觉不自觉的成为定居人口。”

    如何因应新市民由于长期居住必然衍生的社会、经济、政治权利的日益迫切的诉求,李方平和胡星斗在《公民建议书》中建议在微观制度设计上把新市民按居住期限划分为三个阶段赋予不同的北京市民权利。(一)居住六个月以上至三年为“短期居住”,赋予部分市民权利;(二)居住三年以上为长期居住,赋予更多的市民权利:(三)居住十年以上视为永久居住可以同享所有市民待遇。

    新市民的居住时间达到十年后,应该可以享受北京市民的所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购买经济适用房,最低生活保障,享受廉租房权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等权利等。

    (《公民建议书》全文附后)

    采访联系人:李方平,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13901360413。

 

 

发件人:"乌有之乡站长" <wyzxsx@163.com>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9 12:07:3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乌有之乡成立五周年纪念暨“中国未来社会新展望”学术研讨会邀请函

强大、公正、民主、法治、高尚

——未来社会新展望

(征求意见第二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韩德强

2008-8-27

    今日中国,贪污腐败积弊难清,贫富分化鸿沟加深,恐怖主义活动抬头,经济危机阴云逼近。关心个人前途命运的有产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个大问题:个人向何处去?关心物价就业看病的无产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个大问题:共产党在哪里?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个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有产之士在移民海外,以备中国内乱;无产之士在多购粮油,以备隔夜断饮;有识之士怎么办?能不能讨论出一个社会改造方案?此方案能让所有诚实正直的中国人,所有勤劳致富的中国人,所有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能够恢复对社会的期待和信心,反思弱肉强食的竞争信条,形成共渡危机的强烈意愿,从而化危为机,甚至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的、真正的和谐社会。

    为此,本文不揣冒昧,略作设想,希望抛砖引玉,引起公众的争议、讨论,由此形成新的社会共识。这个新社会可以用五个关键词去描述:强大、公正、民主、法治、高尚。

 一、强大

    强大是个百年中国梦。鸦片战争以来,一代代仁人志士都在做这个中国梦,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也为这个中国梦而激动,而努力工作,甚至奋斗牺牲。可是,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强大了吗?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独立了,但还不强大。 1978年,中国建立了一个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中国初步强大,但还不富裕。2008年,中国初步富裕,但失去了一个自主的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强大梦化作了肥大症。

    当今世界,强国拥有摧毁世界的军事能力,制定政治和经济的游戏规则,垄断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迫使中国接受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成为世界最大的打工国。中国的过度开放战略则迎合世界列强的要求,一味地与国际接轨,放弃贸易保护,放弃战略产业,放弃自主的科技和工业体系。中国有了绝大部分民用高科技产品,却失去了自主的高技术装备、高技术生产线和高技术研发队伍。中国有了现代化的面貌、脂肪,却失去了现代化的神经、骨胳、肌肉。中国廉价出售各种资源,廉价出售劳动力,买来了一个现代化的外貌。买来的现代化,绝不是自主的现代化,也不见得能促进自主现代化。相反,买来的现代化完全有可能摧毁自主现代化。甚至在政治文件中,“四个现代化”亦已被“小康社会”所替代。所以,中国失去了“强大”,沦落为“肥大”。

    “肥大”给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良好的感观:摩天大楼,高速公路、铁路,汽车、飞机。或者是直接进口,或者是合资生产,或者是由外方设计,或者是进口外方的工程机械,但是,站到国家长远利益的角度看,我们不得不对其弊端有清醒的认识。这是过度开放带来的必然后果。这是我们必须反思的改革开放的重大代价。不认识这个事实,我们就不懂得“强大”二字的真正意义。

    “肥大”是依附性的,不可持久的。美国和西方列强已经向中国发出了明确信号,即使是“肥大”,他们也不允许。即使中国只有10%的人依靠出售资源、管理本国劳动力而富裕起来,那也意味着要有1.3亿富裕人口,1.3亿辆轿车,要与西方分享地球上的各种资源——石油、煤炭、铁矿石等等,从而威胁到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在世界上制造中国威胁论,想搞垮中国,肢解中国,让中国从“统一、肥大”变为“分裂、瘦小”,相互内战,从而将资源留给西方独享。

    西方列强的隐蔽意图我们不可不防。就在中国“肥大”起来的同时,美国的军刀也正在磨得越来越快,核武器在小型化、战术化,空军在隐形化,宰割中国脂肪的能力在变得越来越强。两厢对比,应该引起中国人足够的警惕。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在貌似文明的国际规则的背后,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一百多年来,强国变得越来越强,而弱国的自强历程却屡屡受挫,变得越来越弱。因此,中国追求强大的历史进程还没有结束,还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不懈努力。否则,国际屠刀总有一天会再一次落到中国身上。

    因此,追求强大就是要拥有自主的科技和工业体系。发展自主的科技和工业体系,固然需要学习、借鉴、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是,这一切必须建立在自主基础上。西方愿意合作,帮助中国建立自主的科技和工业体系,这当然好。但是,把希望根本寄托在西方人的善意上,却是我们自己的最大的幼稚和幻想。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市场让出去了,技术没引进来,这是个根本现实。

    放弃对西方的幻想,放弃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的神秘感,恢复中国人的自信和团结,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灵活地分化、利用西方各国和各跨国公司,就有可能在未来三十到五十年内建立起与西方各国平分秋色的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来。有了这个体系,中国就能够有真正自主的现代化的国防,中国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是强国。

    为此,中国首先需要批判自由贸易理论,旗帜鲜明地以贸易保护作为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贸易保护绝不是闭关锁国,而是“打开大门,设立门槛”,信息、技术、人员可以流动、进出,但商品和资本的洪水绝不能随便漫过门槛,挤压本国战略产业的利润空间,冲毁本国战略产业的发展前景。

    其次,中国需要集中国家力量,突破某些关键技术,如集成电路、发动机、、数控机床生物工程、新能源、原材料等,并无偿地转让给本国企业。这些企业可以在竞争中学习、应用、发展这些关键技术,成为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

    第三,中国需要建立国家、大学、研究院所、企业联动的技术创新和研发体系,要在这一体系中树立强烈的强国意识,激发技术人员的创造激情。为此,要彻底扭转大学和研发机构的行政化、官僚化趋势。

    强大是13亿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但并不是中国可以称霸世界的依据。中国强大以后,应致力于改变国际社会弱肉强食的规则,扶弱抑强,德化天下,使世界真正成为既团结、互助、友爱,又充满生机活力的人类社会。

二、公正

    强大,中国人不再受洋人气;公正,中国人不再受国人气。人人追求公正,然而,人人心中的公正却各不相同。有的认为,均贫富是公正;有的认为,机会公平就是公正。有的认为,人人平等是公正;有的认为,各安其位,各尽其职是公正。有的认为,法治即公正;有的认为,民主即公正。有的认为,程序公正即公正;有的认为,实质公正才是公正。有的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遵守契约即公正;有的认为,扶弱抑强,扶危济困,道德良心才是公正。有的认为,这个世界没有超阶级的公正,只有阶级与阶级的斗争。我们能不能反过来讨论:什么是不公正?试列举一打不公正:

    高官厚禄,贪污腐败,化公为私,堵塞言路,是不 公正;资本巨头,投机取巧,欺诈掠夺,一夜暴富,是不公正;公检法司,弄权枉法,先吃原告,再吃被告,是不公正;律师讼棍,颠倒黑白,为虎作伥,欺压穷人,是不公正;传媒公器,谄媚权贵,混淆是非,追腥逐臭,是不公正;
大中小学,道貌岸然,唯利是图,误人子弟,是不公正;医德败坏,医术不精,乘人之危,发己之财,是不公正;名曰科研,实则欺骗,巨额经费,学阀瓜分,是不公正;工人农民,财富源泉,弱势群体,任人鱼肉,是不公正;青春学子,轻视劳动,缺乏智慧,放纵欲望,是不公正;
窈窕淑女,包装身体,追傍大款,沦入娼门,是不公正;贫富鸿沟,壁垒森严,城乡之间,相隔天壤,是不公正;

    由对不公正的关注提醒我们,是否可以这么想象:一个公正的社会,仍然有分工,仍然有贫富,仍然有长幼尊卑,仍然有贤与不肖,仍然有生活资料和部分生产资料的私有,仍然有冲突矛盾,但是,矛盾不在深层次积聚,冲突不致于大规模爆发,人与人的关系趋向于和谐,贫富差距趋于缩小,尚存的差距得到社会公众多数的认可。私有产权的存在足以激发部分人的勤奋和创造力,但不足以制造两极分化。财富不再是个人价值和尊严的主要标志,竞比社会贡献逐渐成为公众的新风尚。这样的社会,有活力与创造力,但不再利润挂帅,不再唯利是图;有竞争与市场,但不再崇尚竞争,迷信市场。

    如果说上述的公正目标仍然过高,那么最低限度,能否保障人人有工作,人人有房住,人人可接受免费教育,人人有养老保障,人人可以享受较高标准的公费医疗?在现代社会,由于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得到越来越深度利用,人类生产物质财富的能力已经极大提高,上述五条保障应该有条件满足。

    有人可能会想,第一条看似简单,则实最难。在竞争性的现代技术社会中,少量工作即可操纵控制大量的财富生产,如三峡水电站,每天发出数亿度电,但却只需要几十个工作人员监管仪表,如何做到人人有工作?

    我的回答是,降低竞争程度,减少每周工作时间,即可实现人人有工作。工作不但是一个人物质生存的基本保障,更是社会生存——尊严——的基本保障。如果20%的人有极高薪的工作,80%的人没有工作,只能“靠喂奶生活”,接受社会救济,这个社会也绝不是公正的社会。说到底,现代社会的高薪岗位是在利用大自然恩赐给全人类的资源创造财富,而不是靠这些人的个人奋斗。那凭什么大自然只恩赐这少数人?现代社会的公正,应该包括自然资源的合理共享,无论是石油、煤炭、水能、太阳能,还是风能、潮夕能,不能让发明资源利用装置的人独享大自然的资源。

    以上只是关于公正的一种设想。公正是一种结果。直接追求结果公正,常常会损害了过程公正,反过来导致结果不公正。怎样以过程公正实现结果公正呢?这就要求其他三个关键词:民主、法治、高尚。

三、民主

    民主,既需要程序民主,又需要实质民主。但是,这两者又相互矛盾。怎样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取各自所长,避各自所短,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西方民主制度以程序民主为特色。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多个政党各自提出政纲,争取选民的经济和政治支持,从而获得一定时期的执政地位。经过数百年的探索,程序民主已经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形成了社会共识,形成了一整套保证选举过程公开、公正的规则,成为约束权力运行、增强社会内聚力的有效机制。正因为如此,程序民主理念和制度对中国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希望中国能够借鉴、甚至移植这一理念和制度。

    但是,我们的确也看到,程序民主理念和制度的确移植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但并没有结出预期中的良好结果。苏联、东欧解体后,移植了程序民主,但是,经济崩溃,社会分化,政治腐败,暗杀和动荡层出不穷。拉美许多国家以及东亚近邻如菲律宾、印尼、印度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也移植了程序民主,但是,同样面临类似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人认为是社会缺乏对程序民主的共识和耐心,加上没有法治框架约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贫富分化严重、权钱勾结型的利益集团独大、政治腐败、阶级冲突加深的社会中,社会公识将无从产生,法治框架将无法建立。程序民主的本意也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但是,当人民分裂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阶层、阶级,而这些集团、阶层、阶级激烈斗争时,程序民主就有可能成为强势集团操控舆论、强奸民意、瓜分选票的道具。

    有鉴于此,强调只有消灭阶级和阶级分化才能实现民主的理论,即人民民主理论,偏重实质民主的理论,才有其深层的合理性。当然,人民民主理论意味着首先要消灭阶级和阶级分化,意味着要剥削某一部分人的财产权、政治权、甚至生命权,在形式上又意味着专政,违背程序民主的原则。

    这是一个两难困境。程序民主有可能造成实质不民主,最终达到既无实质民主又无程序民主;而实质民主又可能违背程序民主,最终也达到既无程序民主亦无实质民主的地步。所以,实现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有机结合,乃是一个西方政治理论的难题。西方政治思想家认为,在阶级社会里,这个难题就无法解决。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能是先消灭阶级,搞一段无产阶级专政,再实行人民民主。否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其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无法消灭,实质民主是个空想,只能搞程序民主。否则,就落入以无产阶级名义进行的专制独裁。

    从性恶论出发,这个难题是无解的。但在实践中,遇到有高尚道德、头脑复杂的政治家和政治家群体,却有可能跳出这一两难困境。例如,委内瑞拉的查维斯,就是通过程序民主掌握政权,又运用政权对严重的两极分化进行调节,在法治框架内修理强势集团。由于查维斯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下一轮选举中,他又能战胜强势集团的舆论机器,取得绝大部分下层阶级的选票,继续执政。

    其实,这个道理还可以从工会与资本家的斗争中体会。工人组织成工会,运用游行、集会、罢工等手段,可以与资本家集体谈判工资,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是西方程序民主在经济生活中的运用。如果工会领袖被资本家收买,则这种经济领域中的程序民主就可能转化为资产阶级民主。如果工会领袖能够坚定地代表工人利益,则有可能转化为有利于工人的实质民主。

    因此,不能因为程序民主的结果常常被强势集团所主导,就谴责程序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如果社会上有深厚的道德资源,如果政治家有良好的理想情怀和道德操守,则程序民主将有可能转化为实质民主。相反,如果从选民到政治家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则程序民主一定会被强势集团利用,进一步促进社会的两极分化。

    有人可能会怀疑,人性可善吗?我坚信,人性可善,人为善时更自洽、更自尊、更幸福。为善者可以“知恶行善”,在现实生活中承认恶,在制度上约束恶,但在自身的心性和行为上追求善。一旦有大批知恶行善的理想主义者出现,则民主制度就不容易被大财团操纵利用,社会就有可能渐进、持续地改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重新认识了民主。单独依靠民主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确不行,民主迷信确实应该放弃。但是,民主也为大批知恶行善的理想主义者搭建了发挥作用的政治舞台。没有民主,也可能无从鉴别、约束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最后反而使理想主义群体变得容易堕落。

    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当今天体制性的腐败难以解决时,无论民主有多大的问题,公众总想试一试。即使在希望开明专制的群体中,也常常禁不住希望用民主来迫使其“开明”。也许,这就是民主迷信的表现。但是,当大多数人都拥有民主迷信时,再有看法的人也首先得尊重这种民主迷信。

    与道德相结合的程序民主适合于解决政治权力的更迭。但是,作为普通公民,日常生活中遭遇到无数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不是体制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但却对他个人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这些问题怎么办?能不能在程序民主外,增加一些表达意见的直接民主或实质民主成份?例如,能不能吸收中国曾经风行的“大字报”的若干合理成份?如果允许大字报合法化,那么,公众对各级权力机关的意见就可以直接公诸于众,各级权力机关必须“辩方举证”来回应公众的质疑。特别是在行政权与司法权、检察权、媒体权容易相互合谋的背景下,给公众一个直接的、舆论性的批评平台,是否可以有效地威慑腐败现象?当然,大字报有许多副作用,例如,可能会被用来诽谤、造谣、中伤。但是,这些副作用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措施来加以抑制。

    比如,大字报张贴时可以匿名,但此前必须经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登记编号,要求出具真名实姓。该机构甚至可以帮助打印成标准格式和字体的大字报,张贴至指定地点。只有在进入司法程序后,司法机构才能获知大字报作者的真实身份,但须保护作者的安全。这样,既能有效地防止大字报的副作用,又能让公民进行直接、有效、低成本的监督。在互联网时代,可以专门设立一个大字报网,分级分类分单位张贴电子大字报。也可以要求各级政务网开辟大字报专栏。到这些栏目张贴的专门反映问题的文章,受法律保护,但也受法律约束,本单位行政领导无权要求删贴,却有义务辩方举证,回答问题。详细办法在运行中可以慢慢成熟起来。

    总之,我们要民主,但不要民主迷信。同样,要理想主义,但也要放弃对理想主义单独解决社会问题的迷信。让公民的民主选择和监督权与政治家的理想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才是走向真正的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四、法治

    20世纪80年代,民主曾经是中国最有吸引力的词汇。但是,经历过导致苏东解体的民主,经历过台湾的陈水扁式民主,许多当年的民主“粉丝”开始对民主产生怀疑,开始留恋现有体制的秩序与稳定,尽管也还继续抱怨专制和腐败,但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党的开明专制、逐渐改良上。也就是说,即使中国社会未来可能需要民主化,当下实行却可能导致天下大乱。

    怎么办?法治主义者认为,民主和道德都不可靠,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法治。

    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程序民主能够有效运行,靠的是健全的法治约束。小布什是靠佛罗里达的重新计票结果当选的。如果民主党不承认这个结果,那只能引发两党间的恶性攻击,最后导致社会动荡。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选举程序缺乏有效规范,舞弊屡见不鲜,失败的政党不承认选举结果,煽动民意要求重选;获胜的政党则运用国家暴力工具压制对手;如此,每每使社会日益分裂。

    民主是否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呢?离开法治约束的民主,执政党上台可以任用亲信,滥用权力,导致自由腐败,正如台湾的陈水扁那样。

    民主是否意味着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呢?程序民主的有效运行固然需要以这四大自由为前提,但是,离开法治框架的民主却可能会损害这四大自由。希特勒靠民主选举上台,但上台后却取消了这四大自由。真正能够保障四大自由的,是法治。只有在法治的框架下,民主才有可能发挥有限的政治平衡作用。否则,这时多数人民主地立法决定剥夺少数人的财产,下一历史时刻,另外一个多数人又民主地立法决定剥夺少数人的权力。这时多数人民主地立法决定取消四大自由;下一时刻,多数人又民主地决定取消任何既定秩序。 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和专制都属人治,专制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给社会,民主是把多数人的意志强加给社会。高于人 治的,是法治。高于法治的,是德治。套用中国传统话语结构,德治 为天,法治为法,在有法有天的框架下,民主才能发挥良好的政治平 衡作用。一旦民主高于法治,社会将无法无天,只有多数人的不稳定 组合。

    法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能给人合理稳定的生活预期。民主有可能把多数人一时的冲动、愿望强加给社会,暂时的确有合理性,长期却可能会造成社会震荡反复,使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稳定秩序无法建立。个人无法形成合理稳定的预期,从而不事生产,专事投机。老子曾经有名言,治大国如烹小鲜,恐怕就是这个意思。霍布斯认为,有秩序总比无秩序好,一个专制的利维坦,只要能建立长期稳定的秩序,就比“人对人是狼”的自然状态好。如果霍布斯参与二十世纪民主的辩论,他可能会说,民主让社会回到人对人是狼的自然状态。当民主原则确认人人都是主人时,真正的冲突就会发生在这无数主人之间,而这就是自然状态。霍布斯的观点虽然偏颇,但对于校正民主迷信还是有重要价值。

    未来社会的法治,不但应该承认多数人的私有意识有一个渐进转变过程,从而保留生活资料和部分生产资料的私有,而且应该承认大型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公有的合理性。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大型生产资料如电站、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卫星通讯、钢铁厂、水泥厂等都是高效率的、垄断性的、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装置,理当属于全社会。发明和管理这些装置的人,可以给予较高的报酬,但如果给他们利用这些装置产生的利润来影响社会、操纵政治的权力,则社会就走向极端了。诚然,需要给这些装置的发明和改进者一个合理稳定的长期预期,但这种预期完全可以是社会声望与经济利益的某种结合,而不是只靠经济利益。大型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正是激发革命的基本动力。这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应地,大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也是革命后社会之所以能够历经动荡、失败而还能够存在下去的依据。

    更进一步,如何定义哪些生产资料属于大型的、应公有的生产资料?哪些属于小型的、可私有的生产资料?除上述边界清晰、争议较小的对象外,毕竟还存在大量不易界定的、变动中的生产资料。这个界定权就可以留给民主机制去解决。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完全依靠某个大型造纸厂,这个地区的人民就可能会决定将这个大型造纸厂公有化,并给予企业的原所有者以适当的经济和社会补偿。相反,如果另一个地区的经济有众多大型企业,造纸厂并不起眼,就可能保留该厂的私有产权。

    顺便还涉及到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凡是公有的、大型生产企业的采购、生产、销售、研发,以及这些企业之间的协调,可以适用计划体制。凡是私有的、小型生产企业的采购、生产、销售,可应用市场体制。介于两者之间的,既可应用计划体制,亦可应用市场体制,具体接口,可让民主机制来决定。

    潘维设想了在一党执政下的咨询型法治社会,很能给人启发。如果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还需要准备道德和法治基础,潘维设想的咨询型法治社会就可以作为过渡。咨询型法治有六大系统,中立的文官系统,独立的司法系统,独立的审计系统,独立的反贪系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咨询系统,以及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保障。这六大系统也不需要一次建设,而可以逐次增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他的《法治与民主迷信》。

    这种咨询型法治社会的主要缺陷可能是机构重叠,成本高昂。但是,对于解决当下腐败问题却可能是一剂良药。在此之前,先可以按照司法独立原则推进“法官职业化”,按照司法民主原则推进“审判民主化”。

五、高尚

    潘维破了民主迷信,但却似乎落入了法治迷信。其实,徒法不足以自立,社会公认的道德才是立法的依据。徒法不足以自行,有德者执法,才能降低执法成本,提高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赢得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和尊重。

    当今社会,法如牛毛,但许多法律是不依据社会公认的道德而制订的,恰恰相反,是在蔑视道德、践踏道德的基础上制订的。因此,为法日增,为道日损。法律成为心态上的流氓者相互博奕的工具。当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都缺德时,法治的声誉不是提高了,而是下降了。

    这里,必须对西方现代司法体系中的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原则加以反省。从逻辑上说,无罪推定固然可以使政府不能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但却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美国的辛普森案遵守了无罪推定、程序正义,但却放过了杀人犯。这个司法原则保护了杀人犯的人权,但就意味着践踏了被杀者的人权。我们知道,犯罪行为实施常在一瞬间。过了这一瞬间,犯罪行为本身已经消失在茫茫的时光隧道中,留下的只是证据。根据康德的思路,证据是此岸世界,真相是彼岸世界的,人类的理性不足以从此岸世界过渡到彼岸世界。因此,从证据中无法靠推理而还原出犯罪事实来。一定要这样做,那就意味着理性的致命的自负,那就意味着可能会冤枉好人。

    为什么西方现代司法体系采用无罪推定原则呢?本意是为了防止法官滥用职权。此前,我们曾经假设法官是公正的、廉洁的、明断的。为此,可以赋予法官有罪推定的权力。但是,如果法官是偏私的、腐败的、无能的呢?那么,理论上有罪推定就可能导致株连九族,滥杀无辜,在现实中就可能意味着逼供、拷打,扩大或制造冤假错案。为此,干脆假设法官是无道德的,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剥削夺法官犯错误的权力。这正如目前一些人提倡的反腐败思路:既然腐败是公共权力的产物,干脆取消公共权力,岂不是一劳永逸地取消腐败了吗?

    但是,这个貌似严格、彻底的思路,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是不可行的。无罪推定意味着司法成本将无限上升,而司法效率将无限下降,最终意味着废除现代司法体系。如果罪犯们都懂得无罪推定的奥秘,如果公安局和检察院在侦破和调查取证时严格遵守无罪推定原则,那么没有一宗犯罪可以认定。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将是一个人人可以自由犯罪而不受惩罚的社会。你再也不需要怕政府了,但你必须怕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人。

    可见,西方现代司法体系的逻辑核心恰恰不是立足于有道德,而是立足于无道德。所以,作为现代司法体系的样板国,美国的司法成本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4%以上,而且还远远不够,甚至连辛普森这样明显的罪犯都难以认定。美国纳税人不得不交纳高昂的税收来养一个提供不了实质正义的司法体系。所以,布热津斯基才会把道德沦丧看成美国社会的头号问题。所以,当承认法治的重要性时,根据什么原则来立法和执法,就成了头号重要问题。首先是在这里,我希望将高尚二字作为未来社会运行的五大关键支柱之一。

    高尚是中国共产党的庄重承诺。一党体制之所以能够为社会接受,至少相当长一段时间接受,就是因为该党承诺“为人民服务”,而且也在相当长时间里,至少在动机上,也体现在社会政策和成就上,努力为人民服务。如果真能做到,其实是老百姓的福气。有一个廉洁、高效、低成本的政府为人民服务,难道不是人民的福气吗?老百姓为什么喜欢清官?这并不是老百姓有什么封建意识,而是因为老百姓非常理性、精明。清官提供低成本、高效益的公共服务,为什么不要呢?靠民主、法制、高薪养廉提供的公共服务,毕竟成本太高啊!这里实际上蕴含着全部的中国政治思想精髓:民本主义政治思想。

    当然,党现在相当程度上堕落了,为人民币服务了,索取的成本越来越高了,提供的服务越来越有争议了。这样,民主选举、多党竞争的西方政治思想才逐渐深入人心。但是,为了要强调民主的重要,一些人又走向极端,不但否认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的部分崇高人物和事件,甚至否认党真诚追求崇高目标的历史,进一步否认一切道德,竭力鼓吹自私自利。沿着这一思路,中国政治思想就将变得一无是处。的确,高尚并不容易。世界上的各种思想和价值体系,除近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外,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家等,都提倡高尚。马克思主义在基础理论上并不重视高尚,但一到革命实践中,就特别强调高尚,强调“两个决裂”。但是,真能够身体力行高尚的,在各教、各宗、各派都是少数。大多数人往往是认同高尚,向往高尚,甚至追随高尚,却不见得真能一辈子高尚。

    但是,这就够了。只要多数人对高尚持一种肯定态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就可以了,足以成为法治的道德基础了。此前倡导高尚的各教、各宗、各派,包括共产党,往往把高尚看成是建立理想社会的唯一因素,忽视人的物质性需求,所以,高尚反而会难以持久。将物质性需要考虑在内的高尚,有法治为基础的高尚,就可能持久,甚至还会升华。相反,此前各教、各宗、各派因为过于强调理想的纯粹性和唯一性,所以,常常排斥其他教、宗、派,甚至发动宗教战争,打击其他类型的高尚。一旦有法治为基础,世俗性、物质性的问题留给法律去处理,反而有可能形成各种提倡高尚的教、宗、派、思想体系之间“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局面。真正的问题不在各教、宗、派之间,而是在各教、宗、派内部的真诚者和虚伪者之间。如果共产党清理自身的腐败党员干部,各教、宗、派也各自清理自己的门户,将那些名利之徒、虚伪之士赶出教门,那么,社会风气的好转将指日可待。

    我承认,自由主义的确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生活的丰富,活力和创造力的充分释放。同样,处理物质利益的法律体系的日益复杂精密,也要归功于自由主义逻辑。但是,自由主义在激发活力和创造力的同时,毕竟也鼓励了放纵和堕落,挑动人内心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阶级与阶级的冲突、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因此,当高尚二字要成为社会运行的五大关键支柱时,社会应该鼓励高尚的各种价值体系的竞美和创新,但不能鼓励堕落。当今世界,自由主义垄断了政治和经济体系的解释权,构造了许多明显鼓励堕落的经济和政治机制。例如,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彩票市场。这些市场都有着貌似有利于生产的解释,但实际上都是在鼓励接近纯粹的投机,接近纯粹的不劳而获,都在加
速财富向一小撮没有任何生产功能的大投机家手里集中。这些投机家赚钱容易,花钱如流水,还影响带动了一切堕落行业的发展,例如嫖妓、吸毒、赌博等。因此,不允许堕落就意味着,可以保留股票和股份制企业,但要取消股票市场,或者将股票两次交易的间隔延长到一季度、半年、一年以上。可以保留期货交易,但必须全款交易,必须服务于生产。依此类推,要取消投机性的外汇交易、黄金交易。至于彩票市场,没有任何生产功能,应该直接取消。

    很有意思,基督教曾经长期诅咒利息,认为利息是不劳而获。但是,恰恰是在基督教流行的地区,各种远甚于利息的不劳而获的金融衍生品大行其道,屡屡将世界带到非常危险的金融、经济乃至社会、政治的大混乱之中。这只能说明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只是自由主义的小配角,对现实的政治和经济世界完全没有解释和干预能力。同样,中国曾经严肃地把农贸市场、长途贩运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今天,却把五彩缤纷的资本主义毒瘤当作现代金融创新引进。这只能说明执政者缺乏对社会复杂性的认识,这才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六、结束语

    强大,公正,民主,法治,高尚,既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有的人心里只有强大。为了强大,可以忽视公正,排斥民主,撇开法律,无视高尚。他们的信念永远是,如果一唯地追求强大,产生了诸多其他问题,那是因为还不够强大。典型或如希特勒。

    有的人心里只有公正。为了公正,可以无祖国,无社会,突出单一群体的作用,认为有了公有制,自动会高尚。他们的信念永远是,如果一唯地追求公正产生了诸多其他问题,那是因为还不够公正。典型或如托洛茨基。

    有的人心里只有民主。为了民主,可以不顾国家解体,不管剥削压迫,无视既有法律,躲避崇高,鼓吹堕落。他们的信念永远是,如果一唯地追求民主产生了诸多其他问题,那是因为还不够民主。典型或如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的各国许多知识分子。

    有的人心里只有法治。为了法治,可以无视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可以忽略日益广泛的不公正,可以接受专制,可以蔑视高尚。他们的信念永远是,如果一唯地追求法治产生了问题,那是因为还不够法治。典型或如某些法治主义者。

    有的人心里只有高尚。为了高尚,可以远离人世,可以忽视人的物质 需要,可以不受民众的现实意愿约束,可以否定法律的严肃性。他们的信念永远是,如果一唯地追求高尚产生了诸多其他问题,那是因为还不够高尚。典型或如各类宗教。

    类似地,其实当今社会还有一类流行的迷信,即改革迷信,开放迷信,市场迷信。他们相信,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改革来解决。开放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只能靠扩大开放来解决。市场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市场化来解决。如此,必将一意孤行,听不见任何不同意见,直到历史将他们淘汰。突出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构成某种“迷信”,某种“万能论”。而且,陷入某种“迷信”比什么都不信要好。有某种“迷信”,说明此人还思考问题,还关注社会,还愿意将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联系联系。如果什么都不信,只信钱,只信眼前的实惠,那也是很可怕的。

    为什么在一个崇尚科学的社会中存在着如此多种多样的“迷信”呢? 因为科学只能认识大自然,只能解决工程技术问题。当科学越出工程 技术和自然领域界限,想认识社会时,就出现了科学“迷信”。在社 会生活领域,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有限,对社会和自身的复杂性了解有 限,读书和思考的能力有限,常常会陷入某种“迷信”。而且,社会 理念的“迷信”有一个特点,越论战,越迷信。在论战中双方唇枪舌 剑,壁垒森严,各自捍卫自己的迷信,直至最后拿起枪来辩论。因为 每个人的迷信中常常包含着自身的经历和利益,破除迷信意味着要超 越自身的经历局限和利益局限。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抽象的正义、 公正、民主、平等,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爱,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人类真的想要超越阶级,那没有别的办法,必须超越这种种“迷信”。我们不能老是沉浸于一种“迷信”,还要善于发现、勇于承认该种“迷信”的局限性,从而认识到不同要素之间既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的关系,心平气和地承认自己的不足,看到他人的长处,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这怎么可能呢?第一,需要改变思维方式。西方思维方式属于是原子论或还原论思维,总是强调有某种归根结底决定一切的东西,总要寻找某个唯一的、根本的原则。在社会实践中,这种思维特别容易走极端。中国思维则总是强调有阴必有阳,阴阳互动,物极必反,因此,就可能看到对方的合理性,不易走极端。第二,需要扭转现代社会过度专业化现象,特别是扭转社会研究各领域的过度专业化现象。过度专业化以后,视野就特别狭隘,看问题就往往坐井观天,容易形成某种迷信。

    一旦可以超越自身的迷信,就有可能实现费孝通先生提倡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即某种“迷信”,某种信仰,某种深信,某种追求。“各美其美”,即人首先要有某种“迷信”。第二阶段,则要破“迷”。不破“迷”,就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认识不到他人的长处,提高不了自己,从而希望清除异己,发生“宗教战争”,做不到“美人之美”。

    能够“美人之美”,自然就会“美美与共”。“美美与共”,不但在关注精神世界的各教、各宗、各派之间,而且在更关注物质生活的强大、公正、民主、法治各派之间,在迷信计划或迷信市场的各派之间,在迷信公有制或迷信私有制的各派之间。这样,才能逐渐达到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和谐,即“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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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的基本蓝图:建设五有社会,实行四大自由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张宏良

 2008-8-16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五有社会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文革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我们所说的四大自由是指文革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它涵盖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下面分别介绍五有社会和四大自由。

胡锦涛的五有社会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五有社会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学有所教:所有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是否拥有完整的家庭或者已经失去亲人的孤儿,都有接受相应教育的权利,这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劳有所得:所有具有劳动能力并且愿意劳动的人,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无论是白领阶层还是蓝领阶层,无论是学历高的人还是学历低的人,无论是肢体健全的人还是身有残疾的人,都有参加工作并获得相应劳动报酬的权利,这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病有所医:所有患有疾病的人,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无论是身家百万还是身无分文,无论有没有亲属签字担保,都有接受治疗和恢复健康的权利,这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老有所养:所有需要保障的老年人,无论有子女还是无子女,无论有退休金还是没有退休金,无论能够表达要求还是不能表达要求,都有获得有尊严生活的权利,这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住有所居:所有需要住房的人,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有能力的人还是没有能力的人,都有获得相应住房的权利,这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福利权利的基本内容;是现代社会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是任何国家、组织和制度不可突破的伦理底线;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剥夺其任何一项内容,都是悖逆天理侵犯人权的严重刑事犯罪,并且是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宽恕不得赦免的人伦大罪。

    胡锦涛主席2007年提出的五有社会目标,不仅是公平正义的,也是切实可行的。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统计,截止到2007年底,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8平米,远远超过了日本人均15平米的水平,在住房方面已经具备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现在城镇居民没有房子如同历史上没有土地一样,完全是被开发商垄断的结果,所以“打倒开发商,人人有住房”,已经成为当今中国解决住房问题的历史要求。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可以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这四大自由,是在此之前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成果。并且,如果孤立地来看每一项自由,或者站在上帝的角度来分配这四项自由,四大自由几乎完美无缺,照顾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后两项自由对穷人特别重要,甚至是专门为穷人设立的自由。以至于对穷人不屑一顾的中国自由主义精英从来不提后两项自由。中国的抢劫式改革自始至终都是建立在老百姓贫穷匮乏和绝望恐惧的基础上,一提这后两项自由,中国改革的历史合法性立刻就会荡然无存。所以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中国就变成了最适合学者和富人的两大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而老百姓的生活和住房是不是匮乏,是不是恐惧下岗失业,是不是恐惧上不起学,是不是恐惧看不起病,是不是恐惧年老无人养,则统统被屏弃在自由之外。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中国变成两大自由,虽然与中国自由主义仇穷恋富的天然缺陷有关,但是其主要原因还是罗斯福四大自由排斥穷人的内在缺陷决定的。罗斯福四大自由的核心是言论自由,只有言论自由,才有可能宣杨和捍卫自己的信仰,才有可能伸张和追求物质生活的充裕和精神生活的安宁,也才有可能实现后三项自由。但是,建立在异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论自由却要受到知识、资本和权利三道门槛的限制,这三道门槛完全能够自发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排除在自由之外。

    首先是知识的限制。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是通过报刊出版广播电视等媒体表达的,甚至这些传统媒体是唯一的表达渠道。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能够享受这种言论自由的只有那些善于著书立说的学者专家。而对于无力撰写论文著作的一般民众来讲,最大的言论自由充其量也只是在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中发些牢骚而已,这些牢骚不仅没有人理会,甚至是专家学者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任何文章著述一旦染上街头百姓的“非理性言论”,立刻就会丧失全部学术价值。中国学者之所以想方设法让老百姓看不懂自己的文章著作,原因就在这里。可见,现代社会享有言论自由的前提,就是能够著书立说。如果没有著书立说的能力,也就无法享有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如同达不到分数线就无法进入高校大门一样,仅凭这一道门槛,就足以能够把绝大多数老百姓排除在言论自由的大门之外。

    其次是资本的限制,这是现代社会为言论自由设置的第二道门槛。即便能够著书立说跨越了知识的门槛,也只是意味着具有了对自己发表言论的自由,能否享有对社会公开发表言论的自由,则要取决于能否给媒体老板带来足够的利润。只有在能为媒体增加发行量和提高收视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有公开的言论自由。相反,如果不能给媒体老板带来利润,那么,专家学者的著书立说会比老百姓的街谈巷议更加悲惨,老百姓的街谈巷议至少还有人谈有人议,而专家学者的著书立说则只能是和自己谈和自己议,终生守着一堆废纸过日子。

    最后是权力的限制。这里的权力限制并非是指集权专制,而是指各种规则、程序和审批的限制。比如像上面那样设置知识和资本的门槛,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限制。权利限制表明了包括现代社会在内的以往所有社会的自由,都是把老百姓作为管理对象赋予的自由,如同笼子里野兽的自由、羊圈里牛羊的自由一样,具有极其严格的牢笼限制,如果超出牢笼限制影响到秩序稳定,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掉20万,稳定20年”。对于那些作为被管理者、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现代社会赋予他们的自由与赋予监狱犯人的自由,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只不过是活动范围大小而已。羊圈再大,羊也仍然是羊,绝不会成为牧羊人。

    现代社会对言论自由的三重限制,成功而又不露痕迹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排除在外,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也就变成了极少数富人的自由,变成了富人驾驭穷人的自由,这就是中国权贵富豪喜欢西方民主自由的根本原因。其实,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排除在自由之外,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共同特征,所不同的只是封建社会直接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自由之外,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通过规则不露痕迹地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自由之外,所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不仅是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时也是统治文明和统治技巧的进步。可见,在此之前的所有剥削社会,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后来昙花一现的前苏联和东欧的官僚社会主义社会,自由和民主永远都只是权贵和富人的政治专利,与穷人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历史上先后推翻奴隶社会建立封建社会的,推翻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可穷人却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社会的任何自由和民主。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可以说是在中国文革之前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政治文明,连这个最高的自由都把绝大多数穷人排除在自由大门之外,其他社会的自由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当然,如同前面所言,如果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分割开来,由上帝逐一不少地进行分配,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确十分完美,是穷人和富人共同的福音。只是上帝太忙了,只能让人类自己主导政治资源的分配,在富人主导的政治生活中,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便成为穷人的政治枷锁,虽然这未必是罗斯福等人的本意,但却是建立在异化社会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唯一突破了异化社会限制的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真正自由,就是后来毛泽东提出的四大自由。

《文革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

    20世纪60年代中国爆发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穷人宪法——《文革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四大自由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自由权利构成了文革大民主的基本内容。单从这四大自由的表述方式就可看出,《文革宪法》规定的这四大自由,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大众政治权利,是无需专门解释所有老百姓都能明白并且任何精英都难以进行学术垄断的政治概念。如同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造反有理”一样,即便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振臂一呼也能知其准确含义,并且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不会产生任何歧义。一个“大”字,充分反映了这是大众政治时代大众享有的大众自由大众民主,它将从根本上取代数千年来精英时代造就的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

    1、关于大鸣的基本涵义

    大鸣:大鸣是相对于以往言论自由的小鸣而言的,以往言论自由的三重门槛决定了只能是极少数精英的小鸣,现在既然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就需要与绝大多数人相适应的大鸣,只有大鸣才能形成和适应大众政治。

    一是发表言论自由的主体大,大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的程度,而不像以前那样只包括极少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公民,就拥有以主人翁身份质询和要求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政府机构的天然权利。无论任何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村委会主任,在任何场合——包括办公室、会议室或其它公开场合,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拒绝劳动公民的公开质询。并且这种公开质询的公众大鸣不受任何形式束缚:可以是只身独鸣;也可以是聚众和鸣;还可以是全体齐鸣。鸣的场合也不受限制:可以是会上鸣,也可以是会下鸣;可以在单位里面鸣,也可以走上街头鸣;可以在本地广场鸣,也可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鸣。公鸡尚有随意打鸣的权利,作为社会主人翁的劳动者,更是拥有不可剥夺的鸣放权利。

    二是言论自由覆盖范围大,公民不仅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有权表达对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乃至本国家所有问题的政治诉求。如同现代共同诉讼制度一样,公民表达的所有政治诉求,都无需任何审批,无需任何证据,无需任何费用,无需任何专业知识,只要符合天理良心,就是最高的政治伦理。可以说,美国开始推行的现代共同诉讼制度,就是中国文革民主之花结出的丰硕的世界政治之果,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和创新,最终也只能由中国人将其完善成为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大众政治制度,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

    三是容纳言论自由的渠道大,大众政治的广泛性决定了言论自由渠道的多样性,而传统媒体的狭窄渠道只适合于精英政治,无法适应广大普通劳动者自由表达言论的大众政治。这就必须在原有媒体之外开辟新的言论自由渠道,大小字报,标语口号,自由辩论等方式,与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等媒体具有同样存在的神圣权利,在思想和言论自由方面,真正实现了佛家关于众生平等的理想,任何人哪怕是不识字的文盲,都可以通过振臂一呼来表达其看法和诉求。这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专家学者可以著书立说自由表达,有文化的公众可以大小字报自由表达;没文化的公众可以通过标语口号自由表达;总之,所有人都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当今网络时代,已经完全具备了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自由表达思想言论的技术条件,具备了实现大众政治的物质基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形成了与传统媒体相抗衡的网络民主。中国网络民主的形成和发展,既是传统媒体被精英集团垄断的结果,又是大众政治时代到来的主要标志。网络民主的大众性质决定了必须恢复四大自由的宪法地位,在制度和法律上确认网络媒体的主导地位,取代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坚决废除诸如网络管制、网络歧视等打击和限制网络民主发展的一切制度,防止由于运用传统媒体的能力不同而形成民主特权,保证每一个公民都具有表达思想的自由权利。

    2、关于大放的基本涵义

    大放:如果说大鸣属于自由的范畴,那么大放则属于民主的范畴。自由和民主,是古往今来历代革命造反的基本政治主题,也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兴起和衰亡的根本政治缘由。只是不同历史时代赋予了民主不同的含义:封建社会的民主是指要为民做主,所以才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指要以民为主,后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中国文化大革命建立的民主则是要由民做主,坚持实现“粗黑的手来掌大印”的不变政治理想。文革实行的由民做主与以往社会的为民做主和以民为主相比较,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无论是封建社会的为民做主,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以民为主,人民始终都只是政治管理的对象,都只是被管理的客体,而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由民做主,人民则破天荒第一次成为政治管理的主人,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

    把人民由以往社会的被管理者变成管理者,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历史贡献。虽然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失败了,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惨重的历史代价,但是文化大革命所创造的大众政治文明却在世界范围内开花结果,以有罪推定为核心的共同诉讼制度,以自然法和公众立法为根本的现代司法制度,就是中国文革灿烂之花结出的世界丰硕之果。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反动派,之所以全面封杀西方国家轰轰烈烈的共同诉讼制度,以及自然法和公众立法原则,就在于这些制度和原则在政治上宣告了文革的伟大历史作用,以及他们一伙反动派的历史死刑。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包括每个普通劳动者在内的空前大民主的大放主要包括:

    第一,放开所有错误历史观念的束缚,把人们从陈旧社会的精神枷锁和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所以人民的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迄今为止统治阶级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何谓有理、何谓有罪的问题上。在统治阶级看来,永远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卖国有理,甚至屠杀有理;永远是革命有罪,造反有罪,罢工有罪,甚至谋生有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不准百姓搭建一座茅棚,偌大一个中国摆不下百姓一个谋生摊位,把这种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空前极端压迫以所谓法制的名义注入整个社会,就是统治阶级思想建立的成功典范。那些灭绝人性的法学精英或许会说,其他许多国家也都不许搭建茅棚,但是所有不许老百姓搭建茅棚的国家,政府都为老百姓提供免费住房,唯独中国既不准搭茅棚也不提供免费住房。连飞禽走兽都有搭窝筑巢的权利,住房更是最基本的人权,可是中国那些天天叫喊自由民主的右派精英,却唯独不提老百姓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人权。

    媒体上接连不断地会有路边摊贩被执法大队活活打死的消息,被活活打死的理由永远都是一条:无照经营。古往今来引车卖浆、摆滩谋生就是老百姓的天然权利,现在居然成为违法行为。既然规定执照经营又没有把执照发到百姓手里,应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是地方官员失职,要打也应该是打死地方官员,为何要打死百姓?如果说打死摊贩是执法人员素质问题,那么严厉打击摊贩则是制度和观念问题。当社会把那些在打击摊贩中死亡的执法人员追认为烈士时,同时也就把引车卖浆的摊贩列为了国家的敌人。面对那些街头被活活打死的小摊小贩,人们不禁在想,历史上有那么多暴虐的朝代,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禁止百姓摆滩谋生;西方资本那么贪婪,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公路上设卡收费;苏联东欧推翻社会主义那么彻底,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取消免费住房免费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为什么这些现象惟独发生在当今中国?并且每一个罪恶现象最初都是在老百姓的万众欢呼声中形成的,几乎无一例外。还有那个因坟地价高死不起的问题,所谓“死无葬身之地”本来是中国人最恶毒的千古咒语,现在却变成了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残酷现实。古今中外历史上只听说过有让老百姓活不起的时代,却从没有听说过有让老百姓死不起的时代,可人们随便打开任何一家媒体,随便走进任何一所大学,所看到和听到的绝大多数观点,都认为把老百姓弄得死都死不起的所谓改革是历史的伟大进步。

    越来越多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都像富士康一样,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尊重劳工,唯独在中国大陆把劳工往死里整,为什么?就因为中国大陆规定罢工违法,就因为中国大陆实行无罪推定。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修改宪法,取消罢工自由和实行无罪推定时,整个社会一片欢呼,北大学生情不自禁地打出了“某某你好”的横幅,整个社会一致声讨罢工自由和有罪推定的文革罪行,声称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这无异在说,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帮助地主多收租子,帮助资本家多赚钱。就是如此荒谬绝伦的理论竟然被整个知识界推崇为最伟大的真理,直到今天,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仍然慷慨激昂地在歌颂这一伟大理论。

    可见,中国老百姓的悲剧,首先是观念的悲剧,其次才是制度的悲剧;制度悲剧不过是观念悲剧的必然结果。所以文革才提出了“要敢于反潮流”的口号,才提出了要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红卫兵五敢精神,才提出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政治主张,目的就是要把被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首先是在观念上颠倒过来。当江青在法庭上听到自己被判处死刑(还未听到缓期执行)时,拼尽全力喊出的惟一口号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法庭也不仅仅是在判处江青死刑,而是在判处这句口号的死刑。也就在那一刻,历史便注定了中国老百姓后来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只是这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还远远没有结束,把中国蓝领阶层推入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正在如同乌云般地向中国白领阶层扩散,当中国白领也陷入死无葬身之地的绝境时,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的天道天理。到那时,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还有良知,他们就会为自己曾经的堕落而感到深深的悔恨和羞愧。

    第二,放开所有陈旧规则的约束,把人们从数千年剥削社会造就的旧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权力和资本统治的历史,数千年的权力统治,数百年的资本统治,形成了由权力和资本主导的游戏规则。同样一件事情,如果凭借权力和资本就是正当的;如果凭借体力就是罪恶的。同样是致人死命,如果凭借权力致人死命就是天经地义;如果凭借资本致人死命就是正当竞争;如果凭借体力致人死命就是暴力犯罪。由于人们支配社会只有这三种力量,官员凭借权力,富人凭借资本,穷人凭借体力,现在只把体力列为犯罪,这就在客观上把穷人变成了天然的罪犯。同时又在制度上赋予了官员和富人胡作非为的社会条件,可以随心所欲地掠人财产、淫人妻女和致人死命,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黄世仁活到现在,不仅不会被枪毙,甚至还会成为改革开放的带头人。作为只拥有体力的穷人,则是任何形式的反抗都要格杀勿论,集体反抗属于暴乱格杀勿论,个人反抗属于恐怖分子同样格杀勿论。中国右派精英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所谓民主的普世价值就是如此。

    文革的大放首先就是打破了权力社会和资本社会的游戏规则,把一切都放到社会正义的天平上重新衡量,只要是罪恶行为,无论是采用权力、财力、体力等任何手段,都要绳之以法,严加惩处。真正实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官员不漏,富豪不漏,暴徒也不漏。文革刑法就规定,凡是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无论凭借权力、财力和暴力等任何手段,都属于强奸。文革结束后修改刑法,才又恢复了只有暴力手段属于强奸的规定,并且后来为了满足许多官员对幼女的嗜好,再次修改刑法,规定在不知道年龄的情况下,与任何女性发生性关系都不属于强奸。所以中国官僚才会如此疯狂地痛恨文革和如此狂热地拥护改革。

    其次废除所有审批和注册等限制,实行完全的政治自由制度。任何人都有权组建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无需任何部门任何人的审批和注册;任何政治组织一经诞生就具有与其他政治组织或单位相同的政治权力,拥有合法公章和开具相关证明的合法权力;所有政治组织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各级官员具有直接监督权、质询权甚至罢免权,可以随时召开会议行使权力,也就是中国官僚最为仇恨的所谓批斗会。可以说,中国文革期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政治自由时代,当时各种造反组织无计其数,遍布华夏每一个角落,如同现在资本的自由竞争和重新组合一样,各种群众组织也在政治竞争中不断重新组合和发展,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呈现出“百舸争流”的蓬勃朝气,真的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那些历史上始终被人踩在脚下的普通百姓,第一次有了扬眉吐气的做人感觉,并且不仅仅是一般的人,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人。现在人们一提起政治体制改革就鹦鹉学舌地谈什么多党制,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不过是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互相制衡的手段,与老百姓的民主权利没有任何关系。而中国文革期间何止是多党制,当时的各种政治组织不下千万,如同一张经天纬地的正义大网,把整个社会笼罩的无一丝罪恶缝隙,任何徇私枉法的专权行为都难逃亿万人民的火眼金睛,所以才会出现10年无一贪官的清明景象。

    由于群众组织对各级官员具有直接约束权力,使得任何官员都不敢欺压任何一个群众,因为任何官员面对的不再是一盘散沙的单个群众,而是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在无数群众组织直接约束下运行的权力,要想从事贪污索贿等腐败活动,简直比登天还难,简直比临渊还险,从而彻底切断了古往今来升官发财之间的通道。古往今来升官发财已成为中国政治的铁律,升官是手段,发财是目的,升官就是为了发财,升官也必然能够发财。唯独文革10年切断了升官与发财之间的通道,彻底摧毁了支配官场数千年的这一铁律,把当官变成了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政治奉献活动,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权利机构的廉洁运转。文革期间许多进入政治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等,仍然只拿原来工人的工资。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由于仍然是原来西安机械厂工人的工资,感到政治局开会收取茶水费经济压力很大,便找到周总理要求开会只喝免费的白开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拿的也是原来售货员的工资,每次家乡来人走后,夫妻俩都要很长时间啃咸菜度日。这些造反新贵尚且如此窘迫,一般官僚要想挥霍奢侈更是绝无可能。

    甚至连当时母仪天下的江青,生活之清廉窘迫都难以想像,江青喜欢摄影,购买照相器材欠下了新华社数百元钱,新华社天天追着要账,江青天天攒钱还账,短期内实在攒不够,最后只好找主席要钱才把账还上。后来华国锋发动宫廷政变囚禁江青时,江青除了许多本书和随身换洗衣服之外,竞无一财产。“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每每看到此处,便忍不住潸然泪下,甚至泣不成声。无论那些贪官污吏怎么妖魔化江青,单就廉洁朴素的经济生活、清白如初的政治品格、超越生死的献身精神、博学通玄的惊世才华而言,江青堪称是古今中外第一女政治家,能出其右者绝无仅有。至于最后的失败,那是佛的失败,菩萨的失败,高尚的失败,正义的失败,是江青在用鲜血和生命重新铸造中华民族高尚的政治品德;否则,哪怕是具有对手万分之一的卑鄙千分之一的阴谋,江青都完全能够“横扫千军如卷席”地把所有对手一网打尽。然而江青却选择了做20世纪东方殉道者的悲剧角色,殉道者的悲悯情怀和伟大精神,是那些唯利是图的政客和利欲熏心的学界宵小根本无法理解的。最早揭示出江青殉道者悲剧的不是别人,恰恰是通过政变囚禁江青的华国锋,政变后被那位老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华国锋很快就哀叹道:“我们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当初之所以能够政变成功,是因为江青不搞阴谋”。就连那位老人本身也以一种相反的形式表现出了对江青的极端敬畏,面对江青通读过的万卷藏书,那位老人沉默良久,方才言不由衷地说出一句:“江青连华国锋都打不过,肯定也打不过我们”。但是他却深深知道通读万卷藏书的政治家的力量,所以在政治局会议上坚持要判处江青死刑,而对于其他任何政敌的死活根本就不在乎。江青所代表的廉洁政治彻底断绝了中国官僚升官发财的传统道路,加之大鸣大放的游戏规则又摧毁了文化精英的神圣光环,这就不可避免地唤起了中国精英集团最深刻的历史仇恨。利益的仇恨是超越一切仇恨的最深刻仇恨。中国官场的千年规则一直都是“千里做官只为财”,而现在做官不仅不能再捞钱玩女人,甚至还要面对百姓的严厉质询随身随地陪笑脸,这简直是中国官僚发展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这就是中国官僚集团和文化精英提起文革便恨得咬牙切齿的根本原因。

    可见,百姓自由,官员廉洁的根本在于发动群众、还权于民。只要主权在民,社会就能健康发展。文革结束后,为了发动官员,摧毁文革的组织基础,便提出了“永远不搞群众运动”的口号,全面解除了群众对官僚的约束权利,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还权于官的运动,官权无限膨胀、空前泛滥,腐败的闸门就此打开,一场百姓被抢光国家被卖光的历史悲剧开始在中国上演。

     第三,大放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废除社会不公的制度基础,重建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虽然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都讲公平正义,但是由于以往所有社会都是精英统治的社会,他们赋予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就是把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排除在公平正义的范畴之外,无罪推定的司法制度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所谓无罪推定也叫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要控告对方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否则法院不予受理,不仅不予受理,甚至可以诬陷罪反坐。中国的权贵富豪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掠人财产、淫人妻女、逼人死命,凭借的就是这个无罪推定制度。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现代社会越发展,证据就越隐蔽,百姓要想拿到官僚的证据,穷人要想拿到富人的证据,散户要想拿到庄家的证据,患者要想拿到医院的证据,简直比登天还难,并且为了防止穷人通过各种极端手段拿到证据,法律又专门规定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没有法律效率,这就把穷人完全逼上了诉讼无门的绝路。

    比如中国证券市场天天在欺诈投资者,可是投资者根本无法去交易所取证,交易所门口有武警把守,擅闯金融重地格杀勿论。被欺诈的血本无归的投资者除了自杀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再如北京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许多中国银行,统统以不足一年利润甚至不足一个季度利润的惊人低价卖给了外国人,特别是北京银行,竟然在上市前夕主动放弃了超过200多亿的上市差价,以不足当年利润的17.8亿价格卖给了荷兰人,后来北京银行由于粗心大意泄露了银行的股东名单,其中居然有大批甚至不到一岁的中国娃娃股东,此时人们才明白为什么要匆匆把一个市值超过千亿的中国银行十多亿卖给外国人的奥妙。这件事情如果放到实行有罪推定制度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进行司法调查,任何一个国民都有权把北京银行告上法庭。但是由于中国实行无罪推定制度,任何人都无法掌握卖掉北京银行真实原因的直接证据,中国公众也就只能望法兴叹,感叹自己生错了地方,不该出生在实行无罪推定的中国,祈祷下辈子能够生在一个实行有罪推定的国家。

    在此我们要告诉大家,目前把西方发达国家带入大众政治时代的这个有罪推定制度,恰恰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产物和历史成果。所谓有罪推定是指由辩方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由被告来证明自己清白,如果证明不了,就是有罪。这是由富人法律制度向穷人法律制度转变的划时代标志。文革中群众对官僚提出指控后,官僚必须回答群众的指控,证明群众的指控是否存在,这就自然形成了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则。正是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则,杜绝了官僚罪恶的泛滥,保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今天老百姓无需证据就可以把腐败官员告上法庭,还会有腐败吗?如果今天散户无需证据就可以把券商和证监会告上法庭,还会有股市欺诈吗?如果患者无需证据就可以把医院告上法庭,还会要药品的高额回扣吗?如果无需证据就可以把顶头上司告上法庭,还会有打击报复吗?知道了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区别以后,也就明白了中国的权贵富豪、贪官污吏及少数精英对文革极端仇恨的原因了。虽然文革失败了,但是文革实行的这一有效约束权贵富豪的有罪推定原则,却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形成了大众政治的司法基础,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最牢固的法律根基。可见,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文革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后来中国在政治文明方面成为世界被告,完全是否定文革、倒行逆施的结果。只有结束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过程,中国人民才能在世界政治文明方面重新挺起胸膛抬起头来,否则,中国将会越来越成为现代政治文明过程中的世界公敌。

    中国的法学精英之所以一直绝口不提现代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就是因为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证明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探索以及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中国法学界那帮流氓精英对中国社会的最大犯罪,就在于他们故意掩盖现代西方国家真实的政治法律制度,把那些西方国家已经革除的、曾经导致西方国家陷入数百年战争和危机的二战前的政治法律制度,伪装成现代法律制度引入中国,有意识地把中国引入历史歧途。这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针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刑事犯罪活动。并且他们自己也知道是在从事犯罪活动,所以才要千方百计彻底毁掉这个国家。

    3、关于大字报的基本涵义

     大字报:大字报是文革大民主最根本的保证,是大众政治最根本的制度基础,是保障所有公民具有民主权利的根本政治条件,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当今中国的网络民主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共同诉讼制度,都是大字报制度的历史产物。大字报是老百姓唯一能够普遍使用的大众媒体,没有大字报老百姓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也就谈不上行使民主权利。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着自己特殊的民主实现形式,封建社会的民主是通过宫廷制度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通过舆论制度实现的,现代社会的大众民主则是通过大字报制度实现的。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最本质的特点,就是由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历史性转变,这已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而推动这一历史转变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文革创造的大字报制度。甚至完全可以这样说,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所有优点,都是大字报制度决定的。

    首先,大字报制度造就了现代司法制度的两个最根本特点: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这是大众政治制度得以确立的最根本的法治基础。由大众政治决定的现代司法制度与以往精英政治时代司法制度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的含义不同。以往社会的法治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由少数精英立法;二是以此作为善恶标准。这种少数精英立法的最大弊端,就是不承认道德和公众的力量,使法律和道德形成尖锐对立:所有符合道德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而所有合法的行为又是违背道德的。《水浒传》就是典型,如果站在法律的角度看,一部《水浒传》只有高俅一个好人,其他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杀人犯;如果站在道德的角度看,则只有高俅该杀,其他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大英雄。这种建立在否定道德和公众权利基础上的法治,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成为少数精英作恶的工具。以往人类社会,包括二战前的西方国家,之所以会长期陷入连绵不绝的战争、危机、革命、造反等社会动荡之中,就是这种恶法治世造成的,所谓恶法不如无法,道理就在于此。中国文革爆发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有的是非善恶真假美丑都要由社会公众来评价,而老百姓评价是非善恶的尺度很简单,就是道德,就是天理,就是良知。这就自然形成了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的现代司法原则。文革失败后,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的现代司法原则在中国遭到了彻底否定和清算,但是却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来,构成了西方国家现代司法制度的根本原则。以至与中外的法治概念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西方国家的法治是指自然法和公众立法,自然法就是天理良心;而目前中国的法治则是指社会法和精英立法,社会法就是人为的条款。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文革被否定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历史悲剧:创造了现代司法制度的中国人民越来越惨重地遭受着权贵富豪的肆意蹂躏;而享受着中国人民创造成果的西方人却反过来极端藐视中国人的政治文明。

    其次,大字报制度奠定了当今中国网络民主的制度基础。主席生前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所谓演习就是为今后真正的大众民主做准备,在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大字报制度对今天网络民主的演习。如果说文革期间的大字报是贴在墙上的,现代西方国家共同诉讼制度的大字报是贴在法庭上的,那么当今中国的大字报就是贴在网上的。网络就是现代大字报。网络为大字报提供了技术基础,大字报为网络充填了历史内容,这是中国对信息社会民主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网络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成为大众民主的最广泛平台,成为人们表达政治诉求的唯一通道,这一方面是由中国传统媒体被精英控制决定的,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文革大字报10年演习的结果,是文革大字报的历史复活,是网络版的现代大字报。

    虽然现代西方国家的共同诉讼制度和当今中国的网络民主,都是文革大字报制度的政治产物,但是比较这两大文革政治产物就会发现,同门出身的共同诉讼制度和网络民主在东西方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共同诉讼制度在西方国家已经占据了政治伦理的主导地位,构成了穷人制约富人、弱者制约强者的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所谓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穷人能够制约富人、弱者能够制约强者、民众能够制约权贵的社会,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追求的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社会。共同诉讼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锄强扶弱、除暴安良,所以六十年代后结束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动乱,造就了西方国家迄今为止数十年的和谐发展。大家比较一下中国文革前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两个极端——极端动荡和极其和谐——就会认识到共同诉讼制度的巨大历史作用。可是,同样是文革大字报制度产物的中国网络民主,却遭遇到巨大的历史难产,在各界精英力量的联合打压下随时可能胎死腹中。如同19世纪前创造了工业文明技术基础的中国反倒被甩在了工业文明后面一样,目前创造了现代政治文明原则的中国也正在被甩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后面。并且被甩掉的历史原因也几乎完全相同,都是没有把先进文明变成坚实的制度,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夭折。

    在中国,先进文明之所以难以制度化,并不像那些自由主义白痴解释的那样,是什么人治的结果,而是源自于民众的政治伦理,一旦民众失去了政治伦理底线,任何制度建设都必然是徒劳无功。中国古代社会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制度建设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具有“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一旦有人突破这个底线,整个社会就会群起攻击,哪怕是抛头洒血也在所不惜。假如现在欧美社会有人批判耶稣、否定共同诉讼制度,整个社会立刻就会掀起造反声讨运动,即便是出动军队也控制不住。而中国吸食“猫论”冰毒30年,已经彻底摧毁了整个社会政治伦理的共同底线,无论做什么老百姓都无所谓,社会通行的唯一伦理准则,便是有枪就是草头王。在这种政治伦理的状态下,不可能实现任何积极的制度建设。所以,中国恢复制度建设的唯一途径,就是向西方国家学习,向我们老祖宗学习,形成“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凡是突破这个底线,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杀无赦,并且是无条件地杀无赦。

    当今中国“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大字报制度,就是中国的网络民主。当今中国公众唯一能够表达民主诉求的地方就是网络大字报,当今中国唯一对权贵豪强具有威慑作用的也是网络大字报,中国贪官买办最为痛恨最为惧怕的同样是网络大字报。就拿贱卖银行和国有资产来说,如果没有近年来网络大字报的制约,就不仅仅像今天这样只是部分银行和部分产业落入外资手中,恐怕整个中国银行业早已全部落入外资手中,恐怕整个中国产业早已全部落入外资手中,甚至包括整个中国政府都早已落入外资控制之中。所以,恢复大字报制度的宪法地位,确定破坏大字报制度的犯罪性质,应该成为当今中国“天下共击之”的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文革后东西方人民的不同命运说明:如果没有“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如果没有权贵富豪对穷人暴力反抗的历史恐惧,权贵富豪就会无所顾忌地对穷人下手,和谐社会就永远只是泡影。这是文革后西方发达国家建成和谐社会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百姓悲惨命运的基本教训。人类社会各个阶段都有着不可饶恕的犯罪底线,古代社会朝廷规定的所谓“十恶不赦”,百姓认定的“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现代西方国家对外规定的种族屠杀罪和对内规定的欺骗公众罪,都是在确立犯罪行为的底线,任何人突破这个底线都不能原谅。美国人不原谅克林顿总统,不是因为他好色玩妞,而是因为他说谎欺骗公众。现代中国不可饶恕的犯罪底线,就是对网络自由和网络民主权利的侵犯和剥夺。这应该是未来中国大众民主的不可动摇的政治基石。

    4、关于大辩论的基本涵义

    大辩论:大辩论是相对于西方国会或议会的小辩论而言的。西方国家代议民主制的程序,决定了国会议员都是经过资本筛选出来的,资本的同一性决定了国会议员立场的一致性,无论彼此之间政见分歧有多大,在对待穷人和穷国的问题上,国会议员的立场往往惊人地一致。就如同今天中国的精英阶级一样,无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的分歧有多大,甚至能够达到动用坦克装甲车的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在对待中国老百姓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从来都是完全一致,能够不谋而合地把枪口一致对准老百姓。比如在勾结外资通过天价房地产掠夺市民,通过内外悬殊差价掠夺股民,通过惊人息差掠夺城乡居民等问题上,那些原本为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的精英集团,居然能够不约而同地为掠夺大唱赞歌,并且彼此配合得天衣无缝。这就是精英民主的阶级局限性和阶级指向性。精英民主的这种阶级局限性和阶级指向性,决定了议会辩论的内容永远都只是统治和管理人民方法的辩论,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即便偶尔反映了人民利益,那也是一种恩赐和让步,目的是让人民为他们更有效率地创造财富,如同狼群给予羊群更大的自由天地,是为了让羊群生长得更加肥大一样。可见,西方代议民主制的根本历史缺陷,就在于人民没有直接民主权利,而是由资本筛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代表人民行使权利,由于这些人受着资本的严格制约,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这就在客观上把人民排除在了民主范畴之外。大众民主的大辩论,就是要突破精英控制的代议民主制,还权于民,让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首先,所有涉及到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都要交由人民自由讨论,在人民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决策和法案。这种整个社会大辩论和国会内部小辩论的不同作用在于,社会大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国会小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只能代表权贵富豪的利益。中国改革初期的八十年代,老百姓之所以能够尝到改革的一点儿甜头,形成富人吃肉、穷人喝汤的人民还能接受的利益格局,就是文革的大辩论机制仍然在起作用。当时所有改革方案都要经过自上而下然后再自下而上地反复讨论,虽然由于媒体舆论控制在改革精英手中,最终讨论的结果往往都是改革精英预设的结果,但是至少在形式上还要或多或少地考虑到人民的部分利益和要求,人民虽然吃不到肉,但是至少还能喝到汤。后来随着对所谓极左力量的深入围剿,大众民主的历史残余被不断被清除,特别是经过八九风波的大镇压、大逮捕、大清洗之后,作为大众民主制度最后一点儿历史残余的对话制度被彻底废除,中国进入了彻头彻尾的精英政治时代。老百姓的历史劫难也就全面降临了,随着工作、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权利的陆续被剥夺,改革初期那种富人吃肉、穷人喝汤的利益格局,迅速演变成为富人吃肉、穷人喝风的极端环境。

     在加强民主法治的旗号下,一系列剥夺和整治穷人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最典型的就是由上海开始的许多地方先后出台的“行人违规撞死白撞”的法律,法律赋予了那些开车的权贵富豪拥有对违规穷人执行死刑的权利。甚至不仅撞死白撞,还要通过所谓“按比例分摊责任”的条款,由被撞死的穷人赔偿富人的修车费用。上海有位没走人行横道被汽车撞死的老太太,就被法院判决承担全部责任,要求赔偿车主数千元修车费,如此丧尽天良的判决连车主都感到难以接受,主动放弃了死者的赔偿。中国精英的法治建设能够堕落到如此丧尽天良的地步,简直让未来的历史学家难以想象!真是到了天怒人怨、天理难容的罪恶极端!如果不是后来胡锦涛的“人治”废除了这一丧尽天良的邪恶法律,每天不知道会有多少老百姓命丧街头!中国之所以会出台如此天理难容的法律,就是精英小辩论的结果,由开车的人制订法律,必然是撞死人白撞;如果实行社会大辩论,由骑车人和开车人共同制订法律,就绝对不会产生如此丧尽天良的法律。还有目前造成数千万股民血本无归的的所谓股权分置改革,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政府违背最初承诺,把权贵富豪一元钱买的低价股和广大股民几十元钱买的高价股拿到市场上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这与其说是买卖,不如说是抢劫。如此公开的抢劫行为造成股市半年跌去一大半,市值损失超过18万亿,按照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的测算,足够全国25年的公费医疗支出。也就是说,为了让极少数人发大财,全国老百姓损失了25年的公费医疗。可就是如此明显的抢劫方案,竟然作为改革成就堂而皇之地写入了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且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一致通过。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这个报告不是由少数精英小辩论,而是由广大股民大辩论,结果肯定是要求政府遵守历史承诺,继续禁止大小非流通。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了血流成河的惨烈股灾,也就没有了国家和股民令人震惊的财富损失,只是那些掌握大小非的极少数人也就失去了发大财的机会。这就是议会小辩论与公众大辩论根本不同的历史作用。

    最近看到许多白领阶层,一方面被股市宰杀的爹哭娘叫,另一方面仍然在咒骂文革大民主。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大规模的历史报应已不可避免,股市崩盘还仅仅是开始,随后的房市、金融都将会崩盘。中国白领的财产全部集中在股市、房市和银行里,只有这三大市场全部崩盘以后,他们才会相信精英民主的空前危害和大众民主的历史作用。最近两年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剥夺的是蓝领,那么殖民化改革剥夺的将是白领,并且以中国左翼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正在全力以赴地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然而,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无论进步力量还是反动力量都无法改变,或许只有在中国白领也被洗劫一空时,他们才会接受生活的真理。俗语常讲“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浪子只有在陷入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的绝境时才会回头。目前中国的白领阶层在继蓝领阶层之后,再次走上了浪子回头的悲剧道路,将会让数千万投资者倾家荡产的巨大股灾正在宣告中国白领阶层灾难的到来。

    中国白领幸灾乐祸的时代马上就要结束了。

    其次,大辩论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纠错机制,通过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之间的充分交流和辩论,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众的主导地位和道德的支配作用。如果说前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主要约束对象是权贵富豪,那么大辩论则同时还具有大众民主自我约束的作用。大众民主的自我约束作用,主要是防止公众一时的选择错误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永久灾难,不断地自我纠正社会选择的错误,避免大众民主异化为被野心家利用的个人专断。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是最公正的历史裁判,但是就某一时期某一部分来说,人民的选择又常常是盲目的错误的,形成历史发展的反复性和曲折性,使社会发展进程呈现出之字型或波浪式发展的特点。这就需要社会具有自动纠错机制,形成道德引力作用,能够把偏离目标的社会重新拉回到公众利益的轨道上来。文革大辩论就具有这种自动纠错功能。如果不是这种纠错机制被废除,30年来中国老百姓将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当初那位老人利用北京西单民主墙打击华国锋掀起反毛运动时,面对华国锋的镇压要求曾十分坚定地说“群众有气就要出,任何人都不能压制群众的呼声”,对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大辩论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不仅以此迅速打垮了华国锋,掀起了持续30年的反毛运动,同时还为自己骗取了一顶民主的桂冠。可是后来,随着西单民主墙大字报大辩论的不断深入,大众民主的纠错机制开始发挥作用,那位老人的阴谋手段不断被揭露,社会开始向公众利益的轨道回归,那位老人立刻凶相毕露,采用强硬手段封闭了西单民主墙。

    其后的一系列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清洗运动,对大众民主进行了彻底绞杀。期间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的运动,绞杀对象始终都是大众民主;反左时把大众民主当作文革妖孽来批判;反右时又把大众民主当作西方自由化来批判。经过持续30年对大众民主的反复清洗,民权荡然无存,官权无限泛滥,中国民众从一个极端沦落到另一个极端,从人类历史上权利最强大的民众沦落为人类历史上最没有权利的民众。诸如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制度和罢工自由,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剥夺的公众基本权利,是包括非洲一些皇权专制国家都不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可是中国公众却彻底丧失了这些文明社会的基本权利。不仅丧失了全部公权,甚至丧失了最基本的私权。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法律允许富人随便扒掉穷人住房,翻盖后再以高价强行卖给穷人的现象,而中国不仅允许富人随便扒掉穷人住房,甚至把那些守在自己住房里的所谓“钉子户”当作罪犯一样对待,中国的法学精英不仅不为老百姓说话,反倒全部动员起来通过各种会议和媒体,声讨那些守护自己房屋的“钉子户”。即便如此,中国富人仍不解恨,开动全国媒体不分场合地频频叫喊:“中国穷人仇富,应该保护富人”。可以说,上下五千年纵横全世界,富人能够带领官员、武警、法院、电视台,开着推土机去扒老百姓房子的,唯独当今中国;中国富人在扒房子圈地、抢占企业和百姓财产方面,除了没有动用喷气式战斗机和核武器之外,几乎动用了全部国家力量,如此为所欲为的富人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可以说,中国一个开发商动用的国家力量,就超过了西方国家全部房地产业动用的国家力量。把政府官员、武警、法院等统统变成了开发商的跟班,还不算保护富人,那怎样做才算是保护富人?总不能赋予每个富人直接调动野战军的权力吧!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民权丧尽、官权泛滥的唯一国家,一方面是由对文革大民主的历史报复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改革总设计师的个人经历有关。中国改革总设计师虽然号称是第二代领导核心,却从未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上有华国锋中央集权的领导,下有民众造反力量的制约。他既要对上打倒华国锋,又要对下镇压造反派,只能借助于官僚集团的力量,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他成为官权代表的角色,用官权的力量对上削弱中央集权,对下剥夺百姓民权。可是,中国二千多年集权政治决定了中央集权力量相当强大,10年文革又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民权力量,要消除其中任何一个力量都十分困难,现在要两面出击同时剥夺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更是超乎想象地异常困难。可是又非要两面同时剥夺不可,他的个人野心决定了他与中央集权的生死对立,他的政治立场又决定了他与百姓民权的生死对立,与任何一方都无法结盟,对任何一方都无法容忍。在个人利益遭受到巨大历史羁绊的困难情况下,总设计师以超乎常人想象的胆识和气魄,做出了对国家民族来说的灾难性选择:无限扩大官权,无限依靠洋权,打击中央集权,剥夺百姓民权。于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刚刚摆脱的历史劫难,再次降临了。本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又决定了中国必须扩大百姓民权。如今把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作为打击对象,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就同时丢掉了。并且无论中央集权还是百姓民权,至少都是爱国力量,唯独官权天然就是卖国力量。这是由官权的历史性质决定的,官权要同集权和民权相抗衡,必然借助洋权,最终完全投靠洋权,中国近代几乎亡国灭种的悲剧根源就在于此。古今中外历史上之所以都把约束官权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任务,道理也在于此。眼下中国经济殖民化的活生生现实,更是有力的历史例证。

    在铲除了华国锋和镇压掉造反派以后,尝到官权甜头的总设计师仍然没有登上集权领导地位,而是继续通过改革无限扩大官权,通过开放紧密依靠洋权,此时的总设计师已经完全谙熟了中国政治的历史诀窍:只要有官权和洋权的支持,就能把中央集权玩弄于股掌之上,就能把百姓民权轻松地踩在脚下。凭借无限膨胀的官权,总设计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权利顶端,虽然没有任何党政职务,却能够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统统变成自己的跟班,随便一句话就能囚禁党的总书记,随便一通议论就是全国学习的中央文件。在中国总设计师的身上,中国官员第一次感受到了官权的无比强大,中国官权也第一次具有了自己的人格化代表。以往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是皇权至上,毛泽东时代是民权至上,唯独这个时代是官权至上。官权至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官权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了自己的人格化代表。在总代表的率领下,官权对上以民主的名义约束中央,对下以稳定的名义镇压百姓。官权的膨胀超越了历史上所有贪官污吏最大胆的想象,达到了历朝历代官员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极端程度,不仅超越了历朝历代的官权,甚至超越了历朝历代的皇权。古代皇帝也很难做到随意玩弄他人妻女的程度,即便是能够做到,也只能是限于玩弄,而不可能对玩弄的女人随意封官。而当今中国所有官员只要是想做就都能够做到。中国所有女性只要被顶头上司看上,面前就只有两条路:要么上床要么下岗,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古代从皇帝到贪官,对所玩弄的女性只能赠送钱财,不能赠送官帽;而当今中国官员既能够赠送钱财,又能够赠送官帽。把宝贝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已成为中国官场的一大时尚,多年来中国的美女官员越来越多,就是这一时尚日渐风靡的结果。随便把官帽赠送给宝贝,是中国权利私有化的根本标志。这是总设计师给中国留下的一大历史祸患。

    中国有2个人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一是毛泽东在人民中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二是总设计师在官员中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总设计师之所以能在官员中建立起如同毛泽东在人民中的那种威望,就在于他以自己为样板,按照全息关系克隆出一个皇权化的官僚结构,通俗地说,就是他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就让全国官僚同样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这种特别够哥儿们的江湖义气换取了全国官僚的一直拥戴,却把中国推入了前所未有的官僚皇权化时代。全国官僚都视总设计师为生命,都视总设计师为样板;总设计师拥有什么,地方官僚就拥有什么;总设计师能把官帽随便送给宝贝儿子,地方官员就能把官帽随便送给宝贝女人。可以说,当今中国所有美女官员和所有亲属官员,都应该感谢那条残腿;如果没有那条残腿,就没有当今中国的权利私有化;那些美女就只能是玩物,而不能成为官员。大家可以想一下,八十年代的中国,那么多战争致残的老红军、老八路、老将军,那么多为建设共和国致残的劳模、英雄,那么多具有卓越才华和卓越贡献的学界残疾人士,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进行选拔,全国残联主席也不可能落到一个跳楼残废的无业人员身上。可就因为是宝贝儿子,那些九死一生的老军人,那些无私奉献的劳模英雄,那些贡献卓著的学界名流,统统如同垃圾般被抛在了一边。从那时起,漂亮宝贝便取代德才,成为有史以来中国选拔干部的新的标准。中国政治伦理堕落到了历史最低点,百姓不仅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甚至丧失了作为动物的基本权利。动物尚且有游荡和搭窝的权利,而中国穷人在任何一个地方搭建茅棚都属于违法。虽然世界上所有实行标准化管理的国家都严禁随意搭建茅棚,但是,凡是严禁搭建茅棚的国家都为达不到标准的穷人提供免费住房;那些没有能力为穷人提供免费住房的国家绝不禁止穷人搭建茅棚。唯独当今中国,既打着标准化管理的旗号禁止穷人搭建茅棚,又打着改革的旗号铲除了免费住房。如此不给穷人百姓留半条活路的统治古往今来绝无仅有。

    虽然文革创造的大众民主在中国遭到彻底失败,但是却在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西方国家结出了丰硕果实,西方国家正在普遍推广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的制度产物。记得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曾经说过:“中国文革许多伟大的创造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处于混乱状态,没有制度化,21世纪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把文革的创造制度化”。可以说,美国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制度化的产物。与以往历史上的陪审团制度相比较,现代陪审团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陪审团成员是在开庭前通过全市居民身份证摇号产生。按照现代陪审团制度,被告是否有罪,不是由法院决定,不是由司法精英决定,而是由北京市一千多万老百姓决定,这一千多万老百姓怎么决定?采取最原始的抽签方式,在全市居民身份证中摇号产生陪审团成员,并且每个案子的陪审团成员都是临时抽签产生,由这些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决定被告是否有罪。由于这些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不懂得法律,没有专业知识,甚至完全是法盲,只能根据天理良心来判断是否有罪,这就充分保证了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能够自动纠正法律违背道德和公众利益的地方。并且,为了说服陪审团选择有罪或者无罪,包括律师在内的控辩双方不再是绞尽脑汁钻法律的空子,而是努力在道义上争取陪审团的支持,这就在客观上使法庭变成为弘扬道德正义的地方,每一次审判都是对社会道德和正义的维护。经年累月都处于这种道德正义的氛围中,律师自身也会逐渐高尚起来,这就是西方国家公众特别信任律师的原因,据说西方国家大部分政治家都是从律师中产生的。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把律师称为讼棍,列为“无罪也该杀”的行列,责任不在律师,就在于目前把道德和公众排除在司法之外的小辩论制度,这种司法制度决定了律师除了想方设法钻法律空子和贿赂法官之外,没有其它任何选择。甚至为了防止法律成为捍卫道德和公众利益的工具,中国法学界一直声嘶力竭地呼喊“法律就是不讲道德”“要防止道德对司法的影响”,中国老百姓完全陷入了求告无门的悲惨境地。

     由西方国家的现代陪审团制度,由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定罪方法,可以看出大众民主的大辩论与精英民主的小辩论之间截然相反的历史作用。在大众民主的大辩论中,公众处于主导地位,道德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捍卫公众利益的正义之剑;在精英民主的小辩论中,精英处于主导地位,专业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欺压公众的作恶工具。正是因为现代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继承了文革的政治原则,所以中国精英集团对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和文革大民主具有同样的仇恨和恐惧,把宣传文革大众民主称为是极左,把宣传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称为是极右或是自由化,而把建立在否定大众民主和现代政治文明基础上的精英政治,称为是唯一适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可见,30年来之所以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镇压矛头始终是对准大众民主,就在于文革大众民主和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是相通的。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导致了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极端反动,最终把中国放到了世界人权法庭的被告席上,相对于现代政治文明,中国再次变成了未开化的野蛮国家。

     全面剥夺百姓民权,造成官权无限泛滥,镇压百姓无所顾忌,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动用野战军对付游行学生的唯一国家;削弱中央集权,造成洋权无限膨胀,经济殖民化日渐深重使中国称为西方国家随意掠夺的国际奶牛。这种官权和洋权相结合,一方面造成了内专外奴的国家政治模式,另一方面造成了官人经济和洋人经济的国家经济模式。官人经济和洋人经济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可怕模式,这一模式的根本特点就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官人发了大财,洋人发了大财,唯独本国百姓不仅没有发财,反倒要付出越来越大的惨重代价。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典型:官人通过大小非解禁发了大财;洋人通过国有资产贱卖发了大财;唯独中国老百姓亏得血流成河。正是因为官人不赔钱,洋人不赔钱,赔钱的只是老百姓,所以面对21世纪最惨烈的中国股灾政府完全无动于衷,甚至满面红光地仰天大笑。中国权力结构的悲剧根源决定了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途径就是:扩大民权、加强集权、约束官权、限制洋权。而这只有大众政治制度才能做到。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文革宪法的四大自由涵盖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把罗斯福那里原本只属于少数精英的自由扩大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开始了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历史转变。由中国文革开始的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转变,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其意义绝不亚于由蒙昧社会向农业社会、以及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人类正在进入大众时代,大众经济,大众政治,大众文化,大众民主,大众自由,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财富充分涌流、网络高度发达的大众时代,社会已经具备了共同富裕和共同管理的物质基础,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把贫穷强加在他人身上,任何人也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把表达思想的方式强加在他人身上。社会将拆除所有妨碍公平正义的权力、资本和知识门槛,让富裕、民主、自由的阳光照耀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无论他是官员、富人、学者还是缺少文化的穷人,都具有享有富裕生活和表达政治诉求的相同权力,如同无论富人穷人、官员百姓、学者文盲都具有呼吸空气的相同权利一样。任何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并竭力维护精英统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建立在剥夺大众财产和大众权利基础上的精英时代必将被送入历史坟墓,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至于历史将以什么方式结束精英统治进入和谐社会,是以中国文革的和平方式,还是以欧美传统的暴力方式,则完全是由精英集团决定的,是由精英集团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式决定的。当然,人民永远都希望以和平方式完成社会历史的伟大转变,中国文革之所以定名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是政治大大革命,其意义就在于要探索社会历史转变的和平途径,努力为人类社会开辟出一条结束暴力杀伐的新的质变途径,为世界一体化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奠定和平进程。

     这就是中国文革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这就是毛派共产党人不变的政治追求。

 

 

发件人:"Qiang Li" <liqiangnyc@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9 01:27:2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大军先生收信 CLWAdidas

Adidas制造在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

中国劳工观察 李强

2008年8月28日

    报告背景:奥运会结束了,谁是奥运会真正的胜利者,是那些运动员吗?我认为不是,真正获得巨大胜利的是那些运动员后面的如同adidas 这样的赞助商。

    Adidas是来自德国的品牌,以生产鞋与运动服为主的大型跨国公司,Adidas的鞋与服饰无论在各国,都受到极度的欢迎,更被人们尊称为著名的体育品牌。Adidas 2004年的赢利为$646,770,453(6亿4千万美元)到2007年增加到$1,088,393,584(超过10亿美元),四年时间的赢利增涨为68.28%。(见adidas年度财务报告)。

    在中国,有200多个工厂的超过25,0000名工人为阿迪达斯生产产品。通过CLW的报告记录发现,这些工厂有很多共性:无论是诚达、伟立,还是昌业隆,工人待遇都很差。尽管只调查了3个工厂,但这3家工厂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具有阿迪达斯在中国供应商的普遍性的画面。大多数阿迪达斯的工人是女性,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他们多来自农村,在类似于诚达、伟立和昌业隆这样的工厂里工作。

    这些工人平均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至12个小时。他们居住在员工宿舍里,每个宿舍的员工超过10人,并共用一个卫生间,他们多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养老保险。昌业隆的工人很担心上班迟到,因为他们迟到5分钟会扣2个小时的工资。在诚达,只有客户过来做审计时,才给工人发放安全保障设备,例如手套、口罩等。更有甚者,诚达的员工甚至不能自主选择用餐,因为工厂会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自动划去他们的餐费。

    虽然有些阿迪达斯的供应商,如诚达声称,员工加班是自愿的,因为他们的工资非常低,他们不得不自愿留下来加班,来获取加班费维持生存和供给家用。他们从来不敢设想拥有一双阿迪达斯的鞋子,或者阿迪达斯品牌的其它产品,即便这些产品是他们自己制作的,因为就算他们想,也不可能达成希望。面对阿迪达斯的供应商提供的底薪、频繁的罚款及长时间的工作,工人们只希望工厂能支付给他们应得的工资。

    真正奥运会的利益获得者,决不是为adidas 生产线上的25万中国工人。相反,而是那些像阿迪达斯一样的公司,它们通过降低劳动成本来获取最大的利润。

    为了今年能赞助奥运,阿迪达斯花费了大约74,567,918美元(超过7千4百万美元),再看看他们的工人极低的收入,每小时不到65美分,不难想象阿迪达斯为赞助奥运支付的这千百万美元来自哪里——25万中国工人的血和汗水。阿迪达斯赞助给奥运会的是这些工人3个半月的工资。虽然阿迪达斯从中获得了所有的名气和财富,但他们的工人仍然在日复一日地忙碌在生产线上,希望能赚取哪怕是额外的一分钱。

     谁是奥运的最大获益者?不是那些一般的观众,那些可以观看奥运和有机会观看运动员胜败得失的人,也不是那些年复一年刻苦训练,站在奥运领奖台上的运动员。相反,从这种原本是象征着希望和和平的奥运会上获益最大的是那些像阿迪达斯一样的企业。然而,在阿迪达斯的供应厂里工作的员工很难与这种符号画上等号。

    为此,CLW对Adidas在中国的代工厂"昌业隆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中山伟立纺织品有限公司"和"东莞诚达鞋业有限公司"这三个工厂的工人生产条件做了相应的调查与访问。从CLW对这三家供应商的调查报告当中显示,Adidas在中国代工厂的工人的生产条件相对较差,供应商并没有按照Adidas的行为标准来约束工厂,工人的生产条件不容乐观,相反,给中国工人的是低廉的工资、额外的加班时间、有偿的住宿和伙食条件、无社会保险的保障、请假难、辞工难、罚款、扣减工资、安全保护设施差等现象。

    "没有不可能" 这是adidas的广告词,不过,从CLW的报告,关于诚达、伟立和昌业隆的调查报告来看,对于阿迪达斯来说,似乎还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给员工人性化的工作条件,这看上去似乎不可能?

    报告分为三部分:

    1:昌业隆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调查报告,2:中山伟立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调查报告,3:东莞诚达达鞋业有限公司的调查报告。其中,以上三家Adidas代工厂对工人不良生产条件的典型特点如下:低廉的工资:昌业隆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工人的工资在入职前培训的工资是按时计算,以35元每天的标准,而且说底薪是770元,但实际工资却是按照每月个人产量来计算的,按照制作简易程度来衡量,一般员工平均每月的工资为700元左右,只有少许部门员工的工资相对高些,可到2000元。

    中山伟立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员工多为计件工资,用流程卡来计数,员工每月可以拿到的工资大致为1100元至1200元,只是偶尔工资会高一点,达到1900元。东莞诚达鞋业有限公司工人同样是按计件方式来计算工资的,而且工人平时加班的三个小时,是没有加班费的,依然为计件工资。一般员工每月扣除生活费外,可能拿到的工资为1100元至1300元。

    额外的加班时间:

    昌业隆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工人从早上7:20-8:20时间范围(因部门而不同)内上班以来,除了中午就餐时间一个半小时外,其余基本没有休息时间。尤其是在生产旺季的时候,员工甚至一个月都没有休息一天。

    中山伟立纺织品有限公司通常工人一天的工作时间为11个小时,每周为六天工作制,如果遇到旺季时,工人晚上会加班到23:00甚至24:00也有。工作期间,并没有休息时间,去饮水或去卫生间也只有几分钟时间可以去。

    东莞诚达鞋业有限公司工人一天的工作时间为10到11个小时,一周基本为六天制,但如遇赶货时,周日也要上班,则会安排轮休。有的部门则是白班和夜班两班倒,连续工作12个小时,每月轮班一次。

    有偿的住宿和伙食条件:

    昌业隆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住宿员工每月需被从工资里扣除15元作为住宿费。在食堂打卡就餐的员工则需要提前预定,而且新厂区以4元、2.5元为准,旧厂区则以每餐6元、4.5元、2.5元为准。

    中山伟立纺织品有限公司拿计件工资的工人在厂区住宿每月需从工资里扣除45元,而拿计时工资的工人住宿则需要从工资里扣除多于50元,宿舍为10人一间,而且没有独立的冲凉房和卫生间。工人有6个食堂,伙食分低档和中高档,低档的每月从工人工资里扣除165元,而中高档的则每月需从工资里扣除249元。如果没有申请却在食堂吃饭的工人,会被罚扣一个月的伙食费。

    诚达鞋业有限公司工人要住宿,需从工资里扣除40元,但水电费用要另外扣除。员工在食堂就餐需要从工资里每月扣除160元,而且即使是不在食堂就餐的工人同样会被每月扣除160元的伙食费。

     无社会保险的保障:

    昌业隆体育用品厂并没有主动给工厂购买法定的社会保险,而是等待工人要求才会予以办理。诚达鞋厂的工人并不太清楚工厂到底有没有给自己购买社保,购买了哪种保险,并说工资单上并没有显示。伟立厂则会给员工购买社会保险,每月从工人工资里扣除员工个人缴纳的56元保险费。

     罚款、扣减工资

    昌业隆体育用品厂对员工的处罚较多,罚款也较严厉,工厂会以1分10元的比例标准在工人工资中扣除,请假要扣款,离职时工作不到一年的也要扣减200元的工资。且今年5月份奖金制度也被取消了。

    中山伟立厂则以点为标准来实行惩罚制度,其中,1点从工人工资里扣15元,2点扣30元,3点扣45元,到了9点则会被免职。员工的奖金则需要根据工厂的生产效益,以及旺季,淡季之分,再有员工个体的表现来发放,有100元左右,也有200元的。

    诚达鞋厂的惩罚制度分为:警告、小过、大过、降薪、降级和开除,其中,记警告的,每次免去奖金10元;记小过的,每次免去奖金30元;记大过的,每次免去奖金90元。

     安全保护设施差:

     昌业隆体育用品厂只有在客户验厂参观时,才会发放手套,并且是全新的,平常,要都不会给。车间内无空调,只能靠窗口通风换气,生产设备也没有专门人员进行检查。生产过程中,有些岗位会接触到有害物质,这些物质有较强的刺激气味及侵害特性。另外,生产机器也有导导致工人手指产生工伤的现象,却没有购买社会保险。

    中山伟立车间没有空调,员工密度又紧密,员工会感觉不适。车间里生产机器较多,常会有手部发生工伤的情况,而且工伤后医疗费用基本均由自己来承担。在接触化学品等过敏物质的地方,工人没有戴手套,也没有口罩类等劳保用品。

    诚达鞋厂的工人上岗前工厂没有给工人提供一定的安全培训的条件,只能是靠工人在工作过程当中自己来摸索。针车部做手工的员工不断地接触胶水,但他们并没有口罩、手套之类的劳保用品,工人说,只有验厂时才会做要求。

 

昌业隆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调查报告

    一:公司背景

    昌业隆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于1987年成立,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苏坑管理区昌业隆工业城,有三大部门,分别为:创立远东(主产棒球),昌业隆(主产足球),隆阳昌(主产手套)。目前公司员工近3000人,主要业务是生产及出口体育用品。产品包括:足球、排球、美式足球、棒球、护膝及棒球手套等。客户有:NIKE.UMBRO .FIMA 等,电话:(0769)83333308-142/140。

    通过对昌业隆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员工的调查访问,着重显示了以下的问题:

1.厂方与工人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只是形式而已,并不是双方自愿的结果。
2.工作时间较长,遇旺季时甚至一个月下来没有休息日。
3.工厂对多数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但工人的多劳并不能获得应有的工资水平。而且员工表示对自己工资的计算方法并不清楚。
4.工厂没有主动给工人购买社会保险,而是等待工人来要求才会给予办理。
5. 工厂有为工人提供住宿和伙食,但需要从工资里扣除一定的费用。
6. 在生产过程中,员工的安全保护有相当的隐患,工厂在现场并没有严格的安全保护要求。
7. 工厂对员工行为处罚较多,而且罚款也较严厉,但相对应的对员工的奖励,工厂却没有什么表示。
8. 员工反映,工厂没有工会,也没有任何与之相关的组织。
9.工厂会对员工进行验厂前的培训,并提示工人说一些与事实并不相符合的假象待遇,如给工人发假的工资条。
10.工厂给工人发放的厂牌,厂服都是要工人自己出钱购买的。

    二:劳动合同

    厂方有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据反映,是在为公司服务满一个多月以后,一式两份,合同期限为两年,试用期为两个月,全由工厂保管,员工表示,看都没机会看,工厂就催着直接签名,也没有人要求阅读,他们一致认为这么大的厂应该没什么问题。

    三:工作时间

    该厂工作时间因部门而不同,早上从7:20-8:20为上班时间,据了解,每隔半小时一班,三大部门三个月一调换。中午有一个半小时吃饭休息时间,旺季大概在10月-2月份,在此期间有员工甚至一个月都没有休息,淡季大概在6月-9月份,所有加班都是当天通知,加班是厂方要求,不愿加班者要提前通知组长,经同意方可。员工从早上上班开始,除去中午一个半小时之外,是没有休息任何其他休息时间的,如有员工需去洗手间要向组长汇报并签名,注明离岗时间。无生产指标,工厂承诺多劳多得。但据一手缝球员工反映,今年5月份,该员工手缝球3000多(该员工每天产量自己都有记录),应得到3000多元工资,可就因为这多劳,工资太多,工厂无由的比实际工资少支付400多元,找人事部反映,他们只会拖延时间,等工资一发放,就对此置之不理。

    四:工作报酬和福利

    工人在办理入职手续的同时,工厂就要求支付10元办理厂牌,并承诺,在办理正常离职手续时如数退还。在谈及如自离员工是否可以要回时,员工表示"想都别想",很多员工不会为了10元专门跑去人事部领回,而且,员工们一致认为这是押金.对于厂服,有员工表示不需支付,也有员工表示,刚入厂时,工厂承诺该费用不由员工负责的,但在工资发放的同时,工厂已经从工资中扣除了(新厂服的费用),冬季厂服每件20元,夏季厂服每件15元(均为一新一旧,旧厂服是离职员工留下的)。如员工不想要旧厂服需自己出钱买。

    据了解,员工在入职后,四五天的培训期间是计时工资,无论是否加班,都以每天35元为标准。员工表示,工厂开始是承诺每月底薪为770元,平时加班每小时4元,周日加班每小时6元,但实际工资却是按照每月个人产量来计算的,按照制作简易程度来衡量,车缝部门最少的5分钱/球,最多1.7角/球,员工每月一般有4500左右产量,平均每月工资700元左右。手缝相对高些,有员工甚至有2000多元。该厂除包装部为计时工资,其他部门(卷线.贴盒.移印.丝印.开皮.机印.车缝.手缝)均为计件工资。

    工厂原本承诺每月月底发放工资的(压一个月工资),但员工反映,每次都是拖延至次月,甚至到四五号,以现金形式发放,无注明工资结算方式。
社会保险是工人自己要求之后,工厂才给与办理的,对此,工厂没有任何提示或询问员工是否需要购买保险(每月79元)。员工反映,该工厂无有薪假期,无任何高温补贴,年底无双薪,也没有任何过节礼品或是红包。节假日一般都有休息,有员工表示,如需加班,按底薪计算出每日工资,以日工资3倍计算,也有员工表示,是按照当天工资的3倍计算。

    五:食宿条件

    工厂提供食宿。住宿员工,每月15元,包水电费,从工资扣除。在食堂内就餐者需在就餐前预订(每个礼拜几有什么饭菜基本固定的),宿舍管理处都有打卡机,新厂区以每餐4元,2.5元为准,旧厂区以每餐6元,4.5元,2.5元为准。早餐一元。食堂就餐,一浑一素,每天菜谱都会在打卡机旁张贴,以便员工选择,对此及饭菜的味道,大多数员工都表示满意,只是,食堂卫生方面仍需加强,剩余饭菜的处理也比较随意,有专用木桶,少量的会直接倒入食堂门口下水道,员工就餐时都会经过此下水道,大大影响食欲。宿舍总有A.B.C.D(旧厂区)E.F(新厂)六栋楼,每个宿舍设有10张床位,还是比较宽敞的,通常,一个宿舍内有6个人左右,单独卫生间,有热水供应。

    六:安全保护

    一般工作岗位,只有在客户验厂参观时,才会发放手套,并且是全新的,平常,要都不会给,必须带手套的岗位,如:洗网板。除非手套破损的实在不能用了。车间内无空调,只能靠窗口通风换气,生产设备也没有专门人员进行检查。因为车间内,几乎每个人的位置差不多是固定的,所以,设备的保养要看个人的清洁意识。在生产过程中,有些岗位会接触到有害物质,比如:油墨,57水,洗网水等,这些物质都有较强的刺激气味及特性,由于工厂不发放手套,有些员工的手出现脱皮的现象,甚至,冬季还会干裂,如这些有害物质不慎渗入裂缝,将会给员工造成极大的痛苦。

    据了解,06年夏季,一创立包装部打盒岗位,有一员工右手大拇指被机器压到,铁皮陷入,以至于整个指盖都被压碎,导致机器死机无法启动,只得由工作人员拆掉机器,据员工反映,工厂给该员工放假(有薪)一个月,因该员工未购买保险,工厂不负任何责任,医药费也由该员工自己负责,对此,工厂只要求该工作岗位员工入保。

    七:奖惩措施

    员工反映,工厂时不时的都会对员工进行处罚,以1分10元的比例在工资中扣除,如:迟到或早退5分钟以内,需登记,超过一次或者迟到早退在10-15分钟之间,扣1分,再超,或在16-30分钟内扣2分,屡计超过半小时,扣3分。旷工一天扣除两天工资,据了解,请假也扣款,但员工大都表示不清楚工厂如何计算,具体扣多少并不清楚。

    据了解,员工离职时,不满一年者扣除200元,工人不解,工厂也不做任何解释,对此,工人都有着"反正都要走了,没必要了"或者"要也没用,工厂肯定不会给"的心态,然后,一走了之。今年5月份取消奖金(占工资10%)。除此之外,员工表示,无任何其它奖励。

    八:其它情况

    据了解,工厂无工会,也没有任何其它组织。员工手册每个车间一本,由员工自己去阅读,但员工一再表示,工厂员工手册都是应付检查的,实际做的跟员工手册大不相符。有员工反映,工厂开始承诺每月有伙食补贴100元,实际是没有的。据了解,客户验厂时,工厂都会对员工进行验厂前培训,,比如:如客户问到某员重新办理厂证是否需要自己支付。工厂要求员工回答是公司免费办理的,实际上,要支付30元(2007年上半年60元补办),比如:客户问到伙食费多少钱一餐时,工厂要求员工回答免费,实际上,3月份以前用的是饭卡,不论员工是否在食堂就餐都会扣除60元/月。比如:客户在问到工厂是否免费住宿时,也要回答是,实际上,每月15元。比如:客户问到有无底薪时,要回答,第一个月690元/月,过后770元每月,而且,要回答全厂计时工资,无计件工资.更离谱的是,工厂会给每位员工发放假工资条,上面的工资要比实际发放工资平均少五六百,对此,工人的理解是"工厂已经说了是假的工资条,没必要追问的特别详细",对此,他们一度哀叹"如果真有这些工资,我们也就不用老是想着离开了"。

    该厂男孩特别多.他们表示,如果不是因位不好进厂,谁有饿不想呆在这里,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是一边工作,一边找工作.更有甚,打着"骗吃骗住"的旗号,为的是找到另一份工作。

关于中山伟立纺织品有限公司的报告

    一、工厂背景:

    中山伟立纺织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外商独资企业,隶属台湾伟仲集团公司,拥有员工约3500人,并有10余个厂区,制帽1厂、制帽9厂、女帽厂、研展厂、毛织厂、电绣厂、加工厂、裁剪厂等。生产产品主要为高级运动产品,机制运动帽,也有毛衣,毛裤,手套,围巾,护膝,手腕,绑腿等产品。公司先后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其中,专业生产高级运动产品﹕主要从事高级运动帽的研发和生产,产品均外销于欧美和日本等地,主要客户有NIKE(耐克)、ADIDAS(阿迪达斯)、PUMA(标马)、REEBOK(锐步)、TEI等,是世界最大的专业纺织系列运动产品制造商之一。公司产品主要畅销于欧、美、日,在业界享有盛名,在台湾﹑澳门﹑珠海、中山﹑东莞﹑昆山﹑平顶山等地相继投产。网址:高级运动产品﹕www.supercap.com,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第二工业区伟立路1号,邮编:528463。

    通过对伟立纺织品有限公司员工的调查访问,着重体现了以下的问题:

1.劳动合同并不是厂方和员工各持有一份,而是两份都由厂方代为保管。
2.工人通常的工作时间为一天11个小时,一周为六天制。遇到旺季时工作时间会更加延长。
3.工人的工资是按照计件和计时两种计算方式来发放的。但多数工人是计件工资。
4.工厂会为员工提供住宿条件和伙食条件,但需从员工工资里扣除一定的费用。而且员工反映伙食质量有待提高。
5.工厂在现场对员工安全保护方面没有严格的规定。工人在生产过程当中存在一定的不安全因素。且对待工伤的处理工厂还没有相应有效的措施。
6.对员工的不良行为有扣工资的处分,而不是想办法去跟员工沟通其行为的原因,以避免这一行为的再次发生。
7.工厂设有工会,但并没有起到工人与上级交流想法、建议的效果,员工依然没有主动的发言权。
8.员工出厂区时,会被保安人员抽查,让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检查以防止员工偷窃工厂的财物。在现场还有摄像来监控现场。

    二、劳动合同:

    工厂有与员工签定两份劳动合同,但并没有将其中属于员工的那份发放给员工,而是说由厂方代为保管。合同上所约定的合同是770元的底薪,按计件和计时两种工资计算方法来发放员工当月的工资数额,试用期为一个月。工厂会给员工购买社会保险,每月从工资里扣除员工个人缴纳的56元保险费。如果工人在合同期内想辞工的,需提前一个月来申请辞工,有员工说,如果所在岗位有人顶替的话,经负责人同意,便较容易辞到工。

    员工入厂前需要经过一定的体检(有工厂指定的医院,宝元医院),并由员工自己支付相应的体检费用,约36元。有关岗前培训,如果是处于工厂的忙季,那么不需要培训便可以直接入职工作;但如果是淡季,不是很需要人的时候,则培训时间有可能长达半个月到一个月(培训期间包吃住,但是没有工资)。工厂有给员工发放《员工手册》,规定离职的时候要归还给工厂,丢失的则要一定的现金赔偿。

    三、工作时间:

    根据不同的生产部门,规定了不同的上下班时间。其中,线帽厂的工作时间一般为:

    上午:8:00——12:00
    下午:13:30——17:30
    晚上:18:30——21:30,工人上下班时间间隔为10分钟。
    通常一天的工作时间为11个小时,一周为六天工作制。

    布帽厂的旺季时间为9月、10月、11月、12月、1月份,线帽厂的旺季时间为:2月至8月份(正好是天气较热的时间段)。其中,Nike规定,周一、周三、周五为加班日,一般为晚上21:30下班,但周二、周四、周六若遇赶货时也有加班;而Adidas则规定周三、周六不加班,周日不加班。
有线帽厂的工人反映,遇上旺季的月份,一个月也会有两三次会加班时间较长,到晚上23:00,偶尔也有24:00。

    员工说,加班是厂方要求的,也没有问员工愿不愿,并没有经过双方同意。但员工说,不加班的话,就没有多一点工资了,所以,要求让加班就加。生产指标上,通常组长会强调不让堆积货物,如果堆积多了,便会催促快一点,赶一些。而且车间里会有月目标产量,月实际产量的核计单贴出来,也有每天的产量规定。

    工作期间,员工有一定休息的时间,也就是去饮用水或去卫生间,但只有几分钟可以离开岗位;中午有午饭时间,约为1个半小时。

    四、工作报酬和福利:

    工人进厂时不需要向厂方交付押金,而且如果工厂的工人介绍新员工来,厂方还要给员工支付一定的介绍费,规定,熟手介绍人为:60元每人,生手介绍人为:30元每人。

    工厂有的车间是有厂服的,有的则是没有的,如线帽厂则是没有的,也不需要自己付钱来买厂服。工人的当月工资是按工时和按工件两种计算方法相结合的。正常上班工资按每小时4.43元算,平时加班工资为法律规定的倍数工资计算。其中,员工的计件工资,是按照流程卡来计数,每包里面有一张流程卡,由自己来填写。如,一包通常为36顶帽子,也有38顶,40顶的时候,但组长还是按照36顶来计算,说是电脑计数,没办法。

    有线帽部的工人反映,每月可以拿到的工资为1100元至1200元,偶尔可以拿到1900元。其中,有的员工可以拿到奖金,数额不等,有100元左右的,也有200元的,但也有员工奖金为0元的。员工说,淡季时奖金少一点,旺季相对多一点。每月工人领取工资时,有工资条发放,工人可以从上面了解到工资的计算方法。

    五、食宿条件:

    厂里可以提供住宿,但要扣除一定的住宿费用,规定,拿计件工资的工人每月从工资里扣除45元,而拿计时工资的工人则每月需从其工资里扣除多于50元。如果外宿则不会扣住宿费。工厂共有6栋宿舍楼,其中,5栋为女宿舍,1栋为男宿舍。宿舍可以住到10个人,为上下铺,宿舍没有独立的冲凉房和卫生间,只是在每一层有公共的冲凉房和卫生间,其中,冲凉房有10几个,卫生间有20个,但一层楼大概有好几百人。从07年十月份开始每个宿舍配有1个空调,但空调开放时间较短,中午,晚上开一会儿,每天最多也就开放约3个小时。2个吊扇。住宿的饮水用得去一楼楼下去打,有饮水机,也有免费的矿泉水供应。宿舍没有可以充电的地方,员工可能去阅览室集体充电的地方去充,那里有保安24小时看守。

    工厂有6个食堂可以供应,其中5个为员工食堂(其中有一个是掏现金的食堂,即未申请在食堂打卡用餐的),1个为职员食堂。伙食分低档和中高档的,低档的每月从工人工资里扣除165元,中高档的每月从工人工资里扣除249元,均为一日三餐的标准。在食堂就餐如果是165的低档餐,得自己买饭盒来盛饭菜;如果249元的中高档餐食堂则有碟子免费发给员工。(员工如果有请假,同样会扣除员工当天的伙食费,最低约1天8块钱)
而且低档的和中高档的不可以交叉使用,说是电脑会记录,要是交叉刷卡,会显示异常卡,那么就会给予警告或是处分,会扣6点,罚100元。要是不想在食堂吃饭可以退,即写个申请跟主管、财务讲,要是不退会继续扣钱。如果没有申请在食堂吃饭,吃了的话,会被罚扣一个月的伙食,即一顿就得扣165元或是249元。

    食堂开放时间大致为:

    早上:7:30——8:00
    中午:12:00——13:00
    晚上:5:30——6:00不同上下班就餐时间为10分钟间隔。
    夜宵:加班晚的话,就会有供应。

    食堂的伙食基本为早餐,馒头,油条,稀饭,豆浆;中晚餐为三菜一汤,而且可以一天换一个口味,一周换六次。米饭免费,但米吃起来有时好,有时不太好。菜也是口感不是很好,有员工反映荤菜几乎找不到肉。有员工反映说,现在的食堂还不如五年以前的好,那个时候工厂的效益好,伙食也好,现在就不一样了。

     员工也可以在工厂里唯一的小超市消费,但是工人说里面的东西比较贵,比如,同样的一杯牛奶,厂外面卖1.8元,1.9 元,里面就卖到2.5元,2.6元的价钱。节假日的时候食堂会加餐,如春节,三十,初一,初二,这三天会加餐,每天中午一餐会加餐。

    六、安全保护:

    线帽厂一个车间约有700人,一条线约有100多人,有的员工站着工作,有的员工则坐着操作。如烫帽子的岗位则必需要站着工作,一条线约有10人是站着工作的。但员工密度较紧密,车间里有时会感觉不太舒服。车间没有空调,只有吊扇和抽风机(约五台)。车间里生产机器也较多。如裁床(断)机、贴盒机等等。

    每个车间里备有医药箱,里面放有药膏,红药水,酒精,创可贴等。如烫帽子时会用蒸气烫到手,导致伤手上皮肤(据反映,烫帽子的岗位是发有手套的,可员工因为戴了手套不太方便,所以没有戴)。在线帽厂的车间里员工如刷胶的岗位是没有口罩和围裙类的保护设备的,而且也有一些化学品,如胶水,清洁水,喷枪水等,如果皮肤直接接触到的话,会有敏感的反应,如脱皮等。

   车间的工伤也较常见,如:针车时扎到手指的;裁床(断)机压手、挤手的;贴盒机压手指,使之变形的,烫伤的,切去一块手指肉的等等。有五个月,平均每个月至少有一个员工受到工伤事件的。而且发生工伤事件之后,一般情况,员工都拿不到厂方的补偿的,而是自己来承担。据员工反映,那五个月的5个工伤的员工,只有一个向厂反映并得到了4000元的赔偿金,而其他四个工友则不了了之,只好回家了。据说,如果向上反映一下会报销一点,但是程序较复杂,需要厂长同意,协理等负责人同意方可拿到少一部分。

    员工反映有一案例,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员工,据说是副组长介绍进来的,有一天突然晕倒,轻微的脑出血,结果后来却导致不能说话、人也不认识了,手也不能动,被医院疹为偏癖。也有人说是因为那个工友平时很节约,工作压力又在所导致的。可见,当面对工伤事件时,员工并不能得到来自厂方合理的解决办法,只好独立来承受。

    七、奖惩措施:

    工作时间内,迟到1次没什么事情;迟到2次,扣1点;迟到3次,扣2点;而3次以上则给予处分。如果是打架则要扣去9点,就会被免职。(其中,1点从工人工资里扣15元,2点扣30元,3点扣45元)

    根据工厂的生产效益,以及旺季,淡季之分,再有员工个体的表现,员工可以获得一定的奖金,有100元左右,也有200元的。过节的时候如春节会有三天每天加一餐的加餐福利待遇。

    八、其它情况:

    工厂里设有工会。且每个下设的小厂,如线帽厂都有1个工人代表,工会会组织工人代表定期不定期地开展活动,而且会反映员工所呈报的生产生活问题,如对食堂有什么意见,会有相应的解决。工厂一年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娱乐活动,如篮球赛、乒乓球赛、拔河比赛等。(据说,有一次拔河比赛时,有员工队和保安队双方争吵、打架,而且是保安带头打起来的)

    关于员工的娱乐生活,工厂内设有网吧,共约35台机子,但需3.5元至4元每小时,话吧接听电话费用为2角一分钟,消费费用较外面贵。另外,生活区内还设有乒乓球中、篮球场、排球场等。员工也可选择在餐厅里看电视。生活区内还设有遛冰场,但面积很小,容纳员工人数较少。生活区内还设有图书馆,可以在那里下围棋、象棋、军棋等,也可以阅读杂志、报纸、小说等。

    员工进入厂区需要刷卡,住宿区与厂区之间有大门相隔开,且安排有保安。员工出厂区时,会被保安人员抽查,让把身上装有的东西掏出来检查,以防偷窃工厂的物品。而且在车间成品放置的地方,出口的地方,都装有摄像头,用来监控现场。

 

关于东莞诚达鞋业有限公司报告

    一、工厂背景:

    东莞诚达鞋业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和销售多种著名品牌运动鞋、休闲鞋、功能鞋及高科技鞋材的大型鞋业制造企业,产品远销欧美及世界各地。诚达属于一家台资企业,诚达集团,下设鞋业部、好又多、房地产,其中,鞋业部又设有广达厂、诚隆厂、凤凰厂和诚泰厂(而诚泰厂是不生产成品鞋的),诚达鞋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拥有员工约3000人,约有10万平方米的厂房,厂区设有三个分厂,即诚达一厂、诚达二厂、诚达三厂,下属鞋厂主要生产部门有,裁断部、针车部、成型部等。公司通过了ISO9001标准认证。联系电话:0769——88806888。

     在对该工厂在厂工人调查的过程当中,着重有以下几点:

1.劳动合同签定之前厂方已经填写好一份,另一份只需要员工抄一下即可。合同上所签是计时工资,但实际为计件工次,且没有具体说出计算方法。
2.员工一天工作时间为10至12个小时,有白夜班两班倒的车间。且平时加班的三个小时是没有加班费的,按计件工资来算。
3.工人的工资计算方法多种,有计时的,计件的,也有固定月工资,但多数工人为计件工资,每月工资水平为1100至1300元。
4.工厂的伙食不管工人愿不愿意在食堂就餐都要在工人工资里扣除160元的伙食费。
5.工厂没有在工人上岗前为工人提供安全培训,工厂对生产线工人的安全保护设备和用品没有严格的要求与说明。
6.工人如果与组长,科长等管理人员或是品质部人员进行工作的不协调,不配合,会导致争吵,并且挨批评。

    二、劳动合同:

    工厂与工人签有劳动合同,并一设两份,其中一份发于员工自己保管,另一份则交由工厂来保留。工人所签劳动合同为固定合同期限三年,试用期为一个月。在填写劳动合同时,有一份劳动合同已经是厂方人事部人员填写好的,也就是说合同期限,试用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的合同内容已经是事先填写好了的。这样一份已填写好的合同只需要在乙方(劳动者)部分填写好本人信息,在合同最后签名即可。而另外一份合同则只需要员工照抄前一份即可。

    而且,关于劳动报酬方面,合同上所约定的工资计算标准是计时工资,即柒佰柒拾元每月,但实际来说,工厂的工人实际的工资计算方法是计件的工资标准,而合同上并没有计件工资的约定标准。而且,人事部的培训人员在给员工培训时曾说:平时一天工作八个小时以外的加班时间(通常加班为两至三个小时)是没有加班费的。因此,劳动合同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计件工资标准方法。

    其中,管理和专业技术类(如技术员、班长、组长)的员工与工人类的员工所签的合同内容有所不同。关于给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即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人事部人员并没有明确的明示,而有已经在厂工作的员工反映,自己也不太清楚工厂有没有给购买社会保险,而且说工资条上也没有显示。

    对于在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的员工,一般不容易辞到工,因此员工只能选择自动离职,但是工厂规定,只要是自动离职的员工,工厂将永不再录用,并将其视为开除。而且,有员工反映,自动离职是拿不到全额工资的。而对于在合同期内辞职的员工,员工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人资单位填写《辞职申请书》,注明辞职原因、薪资结算方式后,由人资单位办理审批手续及通知辞职人办理相关手续的时间。参加公司培训人员辞职必须参照《补充合同》和《培训协议》(如有)上所签日期,并由事业部副总经理及人资单位最高主管共同确认后方可生效。并且公司规定员工无论以何种形式离职,在离开公司之前,都应按公司的移交清册逐项认真办理交接手续,并将其所负责的工作移交给公司指定的交接人员,归还所有的公司财产的资料。否则公司有权暂不支付离职员工当月的工资,待完成移交后再行支付。必要时采取法律途径追讨论公司的损失。

    三、工作时间:

    诚达一厂、诚达二厂、诚达三厂不同的分厂有规定各自的上下班时间,而且每个厂不同的楼层也会有不同的时间规定。如,诚达一厂一楼的上班时间为:
    上午:6:55集合开早会,7:20——11:20;
    下午:12:45——16:45;
    晚上加班:17:30——21:00

    一天工作时间为10到11个小时。一周基本为六天制工作时间,但如果遇到赶货,周日需要上班,则会安排轮休。也有如诚达三厂高压部的员工会有夜班和白班两班倒的工作时间,则要工作12个小时,为每月轮班一次。工厂实行打卡制度,打卡时间为上班前十五分钟内、下班后十五分钟内。
工厂实行自愿加班制度,员工加班均需要填写加班申请单,如在线厂还会有团体加班申请单来签字。

    工作期间员工有一定的休息时间,如去饮用水,去洗手间,以及中午吃饭的时间。而且去饮用水和去洗手间的次数不作规定,也没有时间限制。
在生产车间里可以很醒目地看到每一条拉线前面的实际生产产量的数字显示,也就是说有生产的指标产量,但由于是流水线生产,如果一条拉线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拉线便会很能达到生产的指标产量。

    四、工作报酬和福利:

    工人进厂开始工作时并不需要交任何的押金,也不需要自己付钱来购买厂服。工人每月的工资计算多数是按计件标准来计算的,工人每天需要把自己当天做了多少件的数量进行记录,但每件应付酬工人多少就不太清楚了。而且平时加班的三个小时间,人事部的人说是没有加班费给的,也就是说仍然按照计件工资来支付这部分费用。

    工人反映,一般员工平均每月扣除生活费外的工资为1100至1300元,也有如诚达三厂拿固定月薪工次的工人为每月1700元,工人的工资基本会在每月的28日发放(28号到31号这几天发到工资),而且工人领取工资时,是有工资单放给工人的,但工人依然不太清楚自己工资的具体计算方法。
工厂给工人提供有薪假期,如婚假、丧假、产假,只支付基本工资,奖金、津贴取消。(其中,生育应享受不少于90天的产假)
年休假,基本工资、奖金、津贴照发。且工人如在春节期间(初二、初三)加班两天者,工厂应支付3倍工资。

    五、食宿条件:

    工厂会为工人提供住宿,但需要每月在工人工资里扣除40元的住宿费,另外水电费还要另算,由工人自己来承担一部分(但如果员工不入住厂的话就不必扣除住宿费)。而且如果新进员工要申请住宿,需要在下午17:00以后办理手续,其它时间则不予办理。而且必须有厂牌(识别证)、住宿申请单、行李三样具备,管理员才会给安排床位住宿。

    员工宿舍按照房间大小分别有6人一间的,也有8人一间的,要按照所在不同的厂区来决定分配(如一厂、三厂的在6人间宿舍,而二厂的员工则在8人间宿舍)。宿舍区实行男、女分区、分层分住制。而6人间的宿舍则为上下铺的床位设置,平均每人能分到两个柜子来放置个人的物品,宿舍有空调,电视柜(员工可以自己买来电视放置寝室里观看),但有的宿舍的光线并不太好,白天进入宿舍如果不开灯都觉得挺黑暗的。每个宿舍设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冲凉房,并且冲凉房有热水可以提供。并且有洗漱池,安装有两个水龙头出水。有独立的阳台,可以晾晒洗净的衣物。宿舍里也有可以充手机电池的插座。每天宿舍的卫生由住宿人员每人轮留清洁一周,并且需要用拖把拖好地面,直到干净,并且需要员工自觉维护,如一般情况下,员工下班回到宿舍都会自觉地将鞋子放置于门外楼道,而进宿舍换上拖鞋。

    关于宿舍饮水员工可以去楼道里饮水机处来接开水来喝,还有纯净水提供,可以饮用。内保每晚会查房,工厂有规定,员工须在23:00返回宿舍,超过23:00后返回宿舍的,保安登记备案(课长级以上或公务的除外)。工厂有员工食堂可为工人提供伙食,但需要每月从员工工资里扣除160元,而且即使员工不在食堂吃,也要扣除160元的伙食费。食堂提供早餐、中餐、晚餐一日三餐,供应时间大致为:

    早餐:6:30——7:40
    中餐:10:20——11:30
    晚餐:15:40——17:30

    员工具体的就餐时间按照员工下班时间而定。早餐有炒粉等快餐供应,而中餐和晚餐则为标准餐,即两素一荦,由食堂来决定菜的统一标准,员工不需要自己拿餐盒,只需自备一个吃饭勺便可以就餐,食堂有餐盘提供。食堂提供免费的米饭和汤。但工厂有规定,米饭能吃多少打多少,要是剩得太多倒掉,会记小过一次,如果与内保有争议开情节严重的会予以开除的处分。曾经就有员工与在食堂执勤的内保发生冲突被打,并且被开除。就餐时间食堂有职星官和内保来勤,维持食堂用餐秩序。

    六、安全保护:

    诚达一厂针车部一楼车间约有十几条一线生产拉线,每条拉线约有20多人。车间内不设有空调,但安装有风扇,排风扇,车间在整个工作时间都是开着日光灯来照明的,平均每个台面上有一个日光灯,上下班的时候需要员工自觉地开关,有时由组长集体来开关电源。工人上岗前工厂没有给工人提供一定的安全培训的条件,只能是靠工人在工作过程当中自己来摸索,而且,比如,做手工的或是做针车的员工并没有什么安全保护的设备和用品。做手工的工人会不断地跟胶水来接触,但是他们没有手套、口罩之类的保护用品,而是直接与皮肤,与呼吸道接触。工人说,只有来了验厂人时,才会强调说让戴好口罩,平时并没有要求。

    组长会不停地强调保证质量,品质部的人员来一线查产品时,也会跟工人争吵,质量不过关,有时严重的情况下,会让整条拉线都停下来。而且因为是计件工资,员工一般都会自觉提高自己的生产速度,担心拿不到与其他员工相当的工资水平。车间里放置有一台饮水机,为桶装水,整个车间的人,包括办公人员,生产操作工人都是饮用桶装水。因此,一桶水一天下来要换好多桶都不够喝。有的组长就会商量说让每条拉的工人自己都出点儿钱大家一起来买桶装水喝。

    七、奖惩措施:

    工厂规定对员工的奖励分为:嘉奖、小功、大功、加薪和晋升。记嘉奖的,每次加当月奖金10元;记小功的,每次加当月奖金30元;记大功的,每次加当月奖金90元。惩罚分为:警告、小过、大过、降薪和降级、开除。如无故迟到一次的会给予警告处分。私自报废或明显报少废多,给公司造成100至500元以下损失的;一个月内无故迟到或早退达3次以上(含3次)或故意不打卡的,给予小过处分。无故旷一天的;下班后,不关机器电源或其它供电设施的,主管大过处分,造成后果的,另行追究责任;有上班受托或委托他人打考勤卡情形累计两次的,给予大过处分。

    连续旷工超过3天或一个月累计7天或一年内累计15天的;对上级主管、同事或其家属施以暴行或有公然侮辱行为的;在不影响或不减少原有薪资,拒绝调派其它能胜任的工作的,给予开除处分。其中,记警告的,每次免去奖金10元;记小过的,每次免去奖金30元;记大过的,每次免去奖金90元。

    八、其它情况:

    如果员工在工厂认为自己或他人有不公正的待遇可以向"环劳课"这一部门反映并对其进行投诉和申诉。员工可以通过员工代表、申诉信箱、会议等申诉渠道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工人进出厂门需要刷卡,而且生产区和生活区的保安会对进出厂门的人员进行检查,以厂牌(识别证)为准。厂门口的保安也会对携带东西外出厂的人员进行物品检查,会让把包或袋子打开查看。进工厂时,员工必须完成体检并合格,办好当地农业银行卡,并且办好暂住证才能够领到厂牌进厂入职。其中,需要体检费30元,农行卡办理费15元,暂住证办理费35元。

    广州北部花都区最近发生了这个事件。 有一妇女星期天,她买了些可乐罐头,放在冰箱内。 星期一她送进了医院,安置在加护病房。星期叁她死了。验尸结果她死於 Leptospirosis (细螺旋体病),追踪到可乐罐头,她没有使用玻璃杯喝。实验证明罐头受到鼠尿感染细螺旋体病毒。鼠尿含有毒性和致命物质。

    在喝罐装汽水之前,强烈建议汽水罐的上部要清洗乾净。因为罐头从仓库运送到商店是没有清洗的。NYCU研究显示,汽水罐上面充满毒菌和细菌,比公共厕所还多。因此开罐对嘴喝之前用水洗乾净,避免发生任何致命事故。

    请将这则消息寄给您关心的所有人。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1 09:51:0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主题: 罗伯特·卡甘《新共和》2008年4月23日

历史终结的终结

----21世纪与19世纪为何如此相似

罗伯特・卡甘

原载:《新共和》2008年4月23日

I.

    20世纪90年代前期,西方世界的乐观主义思潮是不难理解的。社会主义帝国土崩瓦解,俄罗斯皈依民主制度,一切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一个全球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冷战中不共戴天的双方突然有了很多共同的目标,包括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虽然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对不同政见的镇压,1993年之后俄罗斯政局中也浮现出种种不稳定的倾向,然而美国和欧洲的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中国与俄罗斯都将走上通往自由主义之路。在博里斯・叶利钦的领导下,俄罗斯似乎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与西方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了。中国政府在经济方面做出了开放的承诺,西方世界认为,无论中国领导人是否愿意,随着经济的开放,政治制度也会随之放开。

    这种决定论是后冷战时代西方思想的主要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行,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社会的竞争中存活下来,走自由主义道路是唯一的选择――首先是经济上的,然后是政治上。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国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会要求在立法和行政方面获得更多的权力;而为了国家的繁荣发展,统治者也必须对这种要求予以准许。民主化资本主义是发展中国家走向成功的唯一模式,任何一个国家最终都会走上这条道路。在意识层面的战争中,自由主义大获全胜。正如弗朗西斯・福山的著名论断:“历史已经终结,意识形态层面,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再无敌手。”

    在后冷战时代的初期,这种经济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决定论衍生出两大设想,西方国家对国际格局的政策与预期都由此产生。其一,历史的发展是单向,人类的进步具有不容置疑的必然性。这一信念植根于启蒙运动时代,在经历了20世纪残暴的战争中受到了动摇,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陷落又重获新生。

    然而,人们对大同世界的殷切希望最终被现实粉碎,我们进入了一个众说纷纭的时代。从90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便消失在了摇篮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可称为“新沙皇主义”的政治制度,所有的重要事务都由最高领导人及其身边的强势内阁决定。弗拉基米尔・普京与他的代言人都口口声声不离“民主”二字,然而他们对这个词的定义与中国人并没有二致。对普京来说,民主并不意味通过竞选活动来执行民众的意愿。俄罗斯的民主制度体现在政府与人民协商,听取其意见,关注他们所需求所想要的东西,然后尝试着将这些东西给予俄罗斯人。如伊万・卡拉斯托夫所说,“克里姆林宫的思考并非从‘公民权利’出发,他们考虑的是‘人民的需求’。”对俄罗斯人来说,选举并不为他们提供选择的机会,只是给他们权利通过普京所做出的决定,最近德米特里・梅维捷夫被“选为”总统,担任普京的继任者,就是一个例子。司法系统只是他们用来对付政治上的反对派的工具。与普京意见相左的政治转化已经从政党系统中清除了出去。以普京为核心的权力机构控制了国内绝大多数的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

    至少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这种独裁统治还算满意。与共产党的统治不同的是,只要公民不参与政治活动,普京的统治就不会过分侵犯他们的私人生活。与90年代俄罗斯那一团乱麻的民主政治相比,目前的政府至少还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然这其中离不开石油与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因素。普京竭力废除俄罗斯冷战后签订的种种丧权辱国的条约,重塑俄罗斯的伟大形象,他的这一努力在国内得到了普遍的好评。他的政治顾问认为,“通过为死去的苏维埃联盟报仇这一信念可以让我们重新团结起来。”

    对普京来说,国内统治的牢固与否与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成败有着直接的关联。政府牢固控制着国内事务,便可以在国际上采取强势政策;国际上的势力增强了,在国内的铁腕统治也就有了合理性。此外,俄罗斯日益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也可以保护普京的集权统治免受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中,西方国家政府往往会意识到,日益强大的俄罗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日子好过与否,比如是否为伊朗提供能源供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不愿就俄罗斯的国内事务与其政府产生冲突。俄罗斯选举的公正性也好,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开放程度也好,都不大会有人关心了。

    国家领导者如何处理国际和和国内极权统治的关系,就这一问题普京创造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解方式。他将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称为“国家式民主”,这个词可谓凝炼简洁,它一方面体现了俄罗斯重新获得国际影响力的渴望,一方面又说明他们不愿为西方的要求所束缚,同时还反应出俄国正在向“东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转型。在普京看来,俄罗斯必须变得足够强大有力才能够维护和发展其自身利益;同时也只有如此才能够抵抗国际社会要求其进行西方式政治改革的舆论压力。俄罗斯不需要,更不想要西方的政治体制。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微乎其微,同时被迫打开国门,任由国外的商人和政府干涉其内政。普京希望俄罗斯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对其他国家施加足够的影响,同时能够把那些自己不欢迎的外国势力在国门之外。

    普京把中国视为榜样,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失去了一切。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都在对西方卑躬屈膝地乞讨“和平”,甚至主动要求西方干涉俄罗斯的事务。而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却与西方大唱反调,安然度过了危机。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手段成功地平定了国内的局势,对外则彻底封闭言路不理不睬,直到西方反对的声音风平浪静。两个超级大国的不同命运着实发人深省。90年代末,俄罗斯已经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而中国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国际影响都在以空前的速度发展。

    中国也在从苏联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民主国家都认为,为了发展现代化,中国必将继续走自由化民主道路,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开始加强在国内的强权管理。近年来,虽然西方不断预测中国即将进行开放式的政治改革,中国集权化制度的地位却越来越巩固。中国的领导层不愿进行改革,将即得的权力拱手让出,这一态势越来越明显。西方观察家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按现有的形势继续发展下去,会面临层出不穷的国内问题,界时不论情愿与否,中国的领导者都必须实行改革。然而目前看来,这一论断并不正确。

    当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目前的高速发展仍可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敏感的观察家们发现,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处理国内发生的各种事端时,中国的领导者将执政能力与毫不留情的铁腕手段进行了有效的结合。而对广大国民来说,只要经济持续增长,他们并不介意接受集权的政府管理。正如安德鲁・J・纳桑与布鲁斯・吉列所指出的,目前的中国政府“不会屈从于国内不断涌现的各种问题,更不会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妥协,目的是要向外界证明,他们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将持续相当的长一段时间,外国政府与中共打交道时要采取更明智的态度手段。”

    事实证明,集权化的政体和不断增长的国民财富是可以共存的。独裁制也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学习和改进的。俄罗斯与中国的集权制度表明,一方面允许经济的活动性,一方面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是可以做到的。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很高兴看到,人们都忙于赚钱,从不把鼻子伸到政治的摊子里面去,尤其是这些人心知一旦伸进去,鼻子恐怕就难保了。不断增长的财富也给了独裁者更大的权力来控制信息的流通,比如垄断电视台的节目,还有严密控制互联网的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希望与他们进行生意往来的外国公司往往会起助纣为虐的作用。

    长期而言,经济的繁荣的确会带来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然而“长期”到底要多长?如果这个转变耗时过久,便无法在此预期下建立任何战略关系和地缘政治关联。就像一个老笑话里讲的那样,德国从19世纪末开始走上经济现代化的轨道,仅仅用了不到60年便建立起了完备的民主制度。唯一的问题是,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世界在期待着改变,然而仅就目前而言,世界上已经有两个大国政府宣称采取集权政策,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然将坚持自己的道路。这两个国家均属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列,总计拥有15亿以上的人口,军事力量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

    这两个集权政府的力量与持久性无疑将对国际力量体系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现今的世界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在意识形态领域挑起争端。但至少,新的时代不会是“普世价值”一统天下的时代。在新时代中,紧张局面会不断增长,有时民主力量与集权力量之间会有所冲突。

    经历了冷战的岁月,人们也许已经忘记了,自由主义与集权制度之间的战争由来已久。从启蒙时代开始二者便彼此为敌。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二者之间的鸿沟将美国与欧洲一分为二;19、20世纪交际之时,它又是欧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分水岭。现如今,自由主义与集权主义成了21世纪地缘政治中的主要矛盾。

II.

    过去的十年中,西方一直认为,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放弃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他们便没有什么可以可以信奉的了。他们将变成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没有信仰和理念,只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国家追逐利益。然而现实情况是,和历史上无数独裁者一样,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者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有着一整套信念。他们信仰的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一样完备而系统化的世界观,而是一套广泛而现实化的观念,关于政府,关于社会,尤其是统治者与统治下人民之间的关系。

    中国与俄罗斯的统治者们坚信,强大的中央政府比孱弱的民主体系更有利于管理国家;他们坚信,只有守序而稳定,才能够使人口众多而易于煽动的民族走向繁荣;他们坚信,民主制度带来的犹疑与混乱将使国家限于贫困乃至分裂,俄罗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坚信,只有在国内实行强权统治,才能在国际上赢得力量与尊重,才能够保护与发展自身的利益。从中国漫长而波澜起伏的历史中得到的经验是,一旦国内的政权陷入分裂(disruption和division有本质区别么?),国外势力便会趁虚而入,干涉国家内政乃至大肆掠夺。1989年国内的学潮在国际社会看来是政治上值得嘉许的开放改革,而在中国的领导人看来,反对意见的示威几乎已把他们逼到了生死边缘。

    由此而言,集权对中国与俄国的领导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政体,而是一种信仰。信任“历史已经终结”的现代自由主义者们也许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苟延残喘的集权政体也不受他们欢迎。然而站在历史的高度看,有着杰出的集权政体可与中俄两国并称。在政治理念上,17、18甚至19世纪的欧洲君主们都对其政权结构的优越性坚信不疑。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18世纪之前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民主制度是将统治权交到道德败坏、自私自利、愚昧无知的暴民手中。在20世纪上半叶,民主制度与集权制度两大阵营可谓棋逢对手,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前者之列,后者中则有德国、俄国与日本。对世界各地为数众多的小国来说,采用两种制度的机会几乎是对等的。进入20世纪后半期,民主制度才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直到80年代它才成为最为普遍的政权结构形式。

    将集权制度作为最佳选择并非俄国与中国领导者的首创。往往有人说俄国与中国的政府只在意如何中饱私囊,中国的统治者无非一群独夫民贼,克里姆林宫则是“俄罗斯公司”的总部。中国与俄国的领导层的确是在为自己谋福利,权力带来的荣华富贵令他们沉迷不已。然而历史上有诸多伟大的君主、皇帝与教皇也是如此。“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借权势发家致富也是自然之事。然而对掌权者来说,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执掌权力是为了一些更高的目标: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抑或为了维护民族团结,从而带领他们在国际上获得更高的地位、更多的尊重和更大的权力。总之,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而至今为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中国与俄国统治者治下的的民众中,对此观点持反对意见者会占主流地位。

    如果承认集权制度有其自己的信仰,那么他们自然也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中国与俄国的统治者或许的确是实用主义者不假,然而他们最为关注的现实便是如何保护自己手中的权力。在普京眼里,他自己的利益与俄罗斯的利益乃是一体的。路易十四曾有名言:“朕即是国家。”这等于将他本人视作法兰西民族的化身,法国的利益与他的个人利益也便结为一体。而普京则宣称自己继续治理俄罗斯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他继续保有权力是符合俄罗斯利益的。路易十四不可能想像从法国的利益出发要颠覆其王权,同样普京也不会觉得自己放弃权力会对俄罗斯有利。裴民新(音)曾经说过,如果中国的当权者需要在发展经济与保留权力之间做抉择的话,他们会选择权力。这便是他们的实用主义。

    集权政体致力于维持其存在,这同样也会影响到其外交政策。在帝制时代,外交政策服务于帝王的利益;在宗教时代,则服务于教会的利益。在现代,民主政体制订外交政策时将着力在保护民主制度的安全性。今天,集权政体制订外交政策时,如果不是为保护集权制度考虑,至少也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

    要考察一个国家的内政政策对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产生的影响,俄罗斯是最好的例子。民主化的俄罗斯,甚至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民主化苏联都与北约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其邻国也算交好。这些邻国对民主制度也抱有友善态度。然而现如今,普京却将北约组织视为敌对的存在,将其扩张视为“严重的挑衅”,甚至发问“北约东扩到底是针对谁?”事实上,与戈尔巴乔夫时代相比,北约对俄罗斯的侵略或挑衅性质都没有增加分毫,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有所收敛。北约正逐渐变得温和,相反俄罗斯却渐显强硬。在俄罗斯处于民主时期时,俄罗斯的领导人将其利益与自由主义民主世界的利益牢牢绑在了一起。而今天的俄罗斯政府对民主政体却满腹狐疑,对那些卧榻之旁的民主政权更是如此。

    这也不难理解。步入21世纪之后,集体制国家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发展,国际地位也有所提高,然而在国际社会上仍然处于少数派。如一些中国学者所说,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首的民主主义联盟(又称“以美国为核新的大国集团”)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处于主导地位,民主制自由主义也随之君临天下。中国与俄罗斯觉得自己被排除在了这个圈子之外。“是你们这些西方国家制订游戏规则,然后由你们来打分,说我们是些‘不听话的家伙’。”一位中国官员在今年的Davos上诉苦道。普京也抱怨说“西方国家老是拿民主制给我们上课。”

    北京与莫斯科的集权制政府眼中的冷战后的世界,与华盛顿、伦敦、巴黎、柏林和布鲁塞尔的政府看来恐怕大相径庭。在中国政府对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行动大举镇压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民主主义社会对其进行了经济约束,甚至更为令人痛苦的外交孤立。在这一系列制裁中民主主义国家显示出了罕见的一致性。中国政府对此记忆犹新。据王Fei-Ling所说,“自那之后,中共就产生了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时刻担心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会不会孤立、针对自己”,因此“对政权的生存极为关注,几乎有四面楚歌的感觉。”

    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民主主义国际推翻了巴拿马与海地两国的政府,并两度掀起了对塞尔维亚的战争,矛头直指米洛舍维奇的政府。由西方国家政府出资建立的非政府组织(NGO)对中东欧及中亚地区国家的反对党提供训练,并支持这些国家的选举改革。2000年,由外国势力资助的反对党和国际选举监督组织联手,终于将米洛舍维奇扳倒。仅过了不到一年,他便被押往海牙,锒铛入狱,五年之后在牢中去世。

    从2003年到2005年,西方民主国家和NGO在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等国家大动手脚,他们通过出资或协助组织的方式扶植这些国家的亲西方或亲民主派势力,帮助他们推翻了本国的集权政府。欧美国家对这些革命颇为喜闻乐见。从中他们看到,人类的天性经历自然演变,注定会带来政治上的革命,革命的目的自然是自由化民主。然而北京和莫斯科的领导人则把这一系列变革视为地缘政治运作的产物,由西方资助、CIA扶持的党派取得成功,无非是助长了欧洲和美国的霸权。Dmitri Trenin说,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动荡都“使得俄国与西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并令克里姆林宫“彻底完成了国际政策的转向”。

    普京对颜色革命一直忧心忡忡。这不仅仅是因为颜色革命使他在地区事务上的野心受挫,另一原因是他害怕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发生的一切会在俄国重演。结果到了2006年,在俄罗斯的国际NGO不是被当局掌握,就是被严格限制,某些情况下甚至被关闭。即使到了今天,他还提醒人们要警惕俄罗斯国内的“豺狼”:“外国专家给他们办了速成班,又在隔壁的共和国练了练手,现在在俄罗斯跃跃欲试了。”他的担忧似乎有点荒谬可笑,然而却也并非毫无凭据。在后冷战时代,自由主义气势正盛。他们试图为“国际社会”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制止主权国家对其人民人权的侵害,以此进一步扩大他们的胜利果实。跨国NGO开始插手地区事务,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等国际组织开始监管选举,并有权判断对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国际立法专家则开始讨论是否应当改革国际法,引入一些类似“保护责任”或“自愿放弃主权”这样的新奇概念。

    理论上说,这些改革对各国都是均等的。然而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民主主义国家在种改革中得以对非民主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插手干预。对中国、俄罗斯及其他集权制国家来说,太平洋天堑也帮不上他们的忙了。虽然美国历来对其主权视为至宝,然而却从来不吝于对别国的国内事务横加干涉。欧洲国家虽然一度曾经是Westphalian的坚定拥护者(虽然只是理论上如此),坚信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而今却反其道而行之,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如Robert Cooper所说,这套系统坚持“对彼此国家内政的干涉,甚至连啤酒和香肠都要过问”。这成了民主国家和集权国家之间最大的分野。三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向不容许对别国内政的干涉,现在看来这成了对集权政权的保护伞。民主世界现在正在竭力除掉这道防线,而专制政体则奋起保卫“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正因如此,对中俄两国来说,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比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更引人注目,更令人不安,也更具有历史意义。中国的大使馆被美国战机摧毁,塞尔维亚遭受空袭的斯拉夫人与俄罗斯人具有血缘关系,然而两国对这场战争的关注主要还是出于北约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俄罗斯一度威胁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军事行动,作为回应,北约直接越过联合国不经授权直接采取行动,这也使得俄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剩无几的招数之一宣告无效。在俄国看来,这是对国际法约赤裸裸的践踏。不仅因为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就发动战争,更因为这是对一个未采取明确侵略行为的主权国家进行了干涉。对中国而言,这不过是“打着民主旗号的霸权主义”。数年之后,普京仍然坚持认为西方国家“对国际法约不屑一顾”,并称“北约与欧盟不打算对联合国附首称臣”。

    俄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警示的,现如今,“若是贸然抛弃国家主权这一概念”,恐怕会使国际社会上已有的法制秩序荡然无存。自然了,美国对此是不屑一顾的:在美国的历史上,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甚至颠覆都屡见不鲜。然而即使是后现代的欧洲国家,也开始以“启蒙大义”的名义置国际法规于不顾了。如罗伯特・库伯所说,欧洲人的行为被“集体记忆中极端民族主义所引起的大屠杀与移民潮”所左右,在这样的“共同历史体验”中,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充足的理由。基辛格警告说在一个“真相竞争”的世界中,这样的教条有使世界陷入混乱的危险。而库伯则回应道在当前的欧洲,已经“没有真相竞争的地方了”。

    然而民主国际并没有什么机会在国际法规与自由主义价值观之间找平衡。天安门--事//件中及其以后,中国政府一直在质疑:“美国政府有什么权利……如此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那么到底美国政府这一权利从何而来?其权利来自于自由主义价值观中的一个公理:人生而平等,政府需保护公民不可转让的权利。政府的权力与合法性来自于其治下的人民,有责任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对那些拥有同样自由主义信念的国家来说,保卫这一原则是他们外交政策的基础,哪怕为此发动战争,触犯国际法规也在所不惜,科索沃战争便是一个例子。然而对中俄等国家来说,这一世界观并不成立,美国及其民主阵营盟国将自己的世界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并非因为这一世界观本身的正确,而是因为民主阵营的强大。对那些非自由主义国家来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建立并非历史的进步,而是一种压迫。

    这场争论的对象并不仅仅是关于国际法学的理论与其中的微言大义,而是关于政府的合法性的基础概念,对专制政体来说这一命题可谓生死攸关。如果1989年民主阵营的主张得以推行,中国的统治者当时已然被废黜了,对此他们至今记忆犹新。普京曾经抱怨说“现在某些人对国际法准则越来越不尊重了”。他并不是仅仅指那些违反国际法的武力行动,同时也包括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政策”方面对俄国的种种刁难。他公开谴责西方国家将一国的法律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干涉了他国的“独立立法权”,而安理会和欧共体这样的国际组织也成了民主阵营手中的“低级工具”。普京称,这样会使“人人自危,人们会感觉国际法再也不是可以保护他们的坚实壁垒。”

    西方民主国家对此当然不予承认,然而普京和中国领导人的担心亦不无道理。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决策者们一直声称他们希望将中国与俄国并入国际自由主义民主秩序,然而毫无疑问,中俄两国领导层对此会小心翼翼。如果专制政体不向自由主义低头,又如何能融入自由主义的国际体系中呢?

III.

    这一问题的答案令集权主义者心有余悸,于是他们在全球化道路上裹足不前,甚至竭力倒退。新的国际秩序意味着对主权的削弱,这样集权制度在国际上就失去了保护,中俄两国不愿接受这样的局面。与之相应地,他们转而努力推行新的国际秩序,强调国家主权的价值,以便保护集权制政府不受来自外国的干预。

    目前看来,他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集权制正在(国际社会中)逐渐复苏。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大国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改变会对小国领导人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到40年代,法西斯主义拉丁美洲风靡一时,部分原因便是它在意大利、德国与西班牙取得的成功。60年代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广为传播,不仅仅是因为苏联不遗余力的推广,也是因为政府的反对党要扯着马列主义的大旗揭竿而起,以此获得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当共产主义在莫斯科消亡之时,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起义也便偃旗息鼓了。冷战后期民主主义蒸蒸日上,1989年之后更是所向披靡,受此影响,80年代到90年代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民主化运动的浪潮。因此,随着两个集权制度大国的崛起,世界范围内的平衡又将有新的变化,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集权制度在国际上并非孤家寡人。由于中国经济近几十年来的迅速增长,他们已经可以宣称,开放的经济制度与封闭的政治系统相结合这一发展制度值得很多国家效仿。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创造了经济财富,一方面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政治自由化,的确是集权制度成功的典范。而俄国的“国家民主制”对中亚那些集权政体也颇有吸引力。某些欧洲国家甚至担心,“在内政、外交与国际秩序上,俄国在意识形态层面将有与欧盟分庭抗礼之势”。上世纪80到90年代,集权制度一败涂地,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独裁政权都在自由化的浪潮下节节败退。而今天,随着中俄两国的成功经历,集权制度的状况也许会有所改善。

    目前中俄或许对意识形态的推广不那么热衷了,然而对那些在民主世界四面楚歌的独裁政体来说他们却是一个避风塘。90年代伊朗的神职人员对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下了追杀令,因此与欧洲的关系每况愈下,此时伊朗一位很有影响力的领袖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指出,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会容易很多。2005年,乔治・布什政府对指责乌克兰的专制统治者对反对党集会进行暴力镇压,作为回应,乌克兰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并逐渐拉近与莫斯科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国向亚洲与非洲的专制国家(例如缅甸和津巴布韦)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化解了“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事实上,所谓政治改革往往意味着政体的转变。欧美各国对此抱怨不已,然而专制统治者肯定不愿出于西方的压力去跟其他的同行为难。就在不久之前,中国还采取极端的武力措施镇压学生运动,因此当西方国家因缅甸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要将其铲除时,中国肯定不会帮什么忙;在要求非洲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他们更不会提供什么帮助,毕竟他们自己在政治改革上都不怎么热心。

    *:萨尔曼・鲁西迪,印度魔幻现实主义作家。“1989年,鲁西迪的《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或译《魔鬼诗篇》)因为责骂伊斯兰教的不公平,而遭伊朗精神领袖赛义德・鲁霍拉・霍梅尼下达追杀令。追杀令由霍梅尼于1989年2月14日宣布,英国在与伊朗交涉失败后,于3月7日宣布与伊朗断决外交关系。1998年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作为复交的前提,以穆罕默德・哈塔米总统为首的伊朗政府宣布‘既不支持也不阻止对鲁西迪的刺杀’。”――引自维基百科。

    **:1989-1997年间任伊朗总统。

    中国政府也许会对缅甸统治者加以指责,也会要求苏丹政府采取措施缓解其国内的冲突;莫斯科偶尔也会作态与伊朗保持一定距离。然而仰光、喀士穆(苏丹首都)、平壤、德黑兰的政治家都知道,在这个四面楚歌的国际社会中,他们所能找到的最佳保护人,在困境中甚至是唯一的支持者,便是中国与俄国。中国自己还在西藏对佛教进行镇压,还能指望他们对缅甸迫害佛教徒的行为有什么严厉措施么?在国际秩序方面,独裁者之前的利益与观点往往趋于一致。正如李鹏对拉夫桑贾尼曾说过的那样,中国与伊朗有着共同的愿望,希望能够建立新的国际社会秩序,“一个国家采取的社会制度应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决定”。

    事实上,竞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俄国前任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说,“多年以来,在不同的价值观系统与发展模式之间,意识形态的市场上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竞争环境”。“西方在全球化进程中已经失去了一家独大的地位”,这对俄国来说实在是个好消息。今天的俄国人念念不忘的多极化世界不仅代表着权力的重新分配,同时也意味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这将“为多极化国际秩序提供基础”。

    在民主世界看来,自柏林墙倒塌之后,这一竞争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时至今日再提出这种话题,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令人惊讶。在民主阵营眼中,他们并不把民主与启蒙的广泛支持当做地域政治竞争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这是普世价值,而非需要辩明的真理。正因如此,民主国家很少有意识地运用财富与权势去推广他们的价值观与政治原则。

    在民主主义阵营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同盟中,他们要求成员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原则保持绝对的忠诚。欧盟和北约在向新成员敞开大门,提供经济和安全上的支持之前,会要求这些新成员首先在经济和政治系统上进行开放改革。2007年底,当格鲁吉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时,他们需要立即加入北约和欧盟。结果至今,格鲁吉亚仍然摇摆于俄罗斯的集权制与欧洲的自由主义之间的真空地带。到头来如果民主阵营对格鲁吉亚不理不睬,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加入莫斯科一方。

    这种竞争局面并非冷战时代的回潮,而更像是十九世纪局面的再现。19世纪,俄国和奥地利的absolutist统治者们在大革命之前一直在扶植法国的独裁政权,同时对德国、波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反叛行为施以镇压。美立坚合众国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和德国的自由主义革命运动,当俄国出兵镇压波兰的自由革命时美国表现得出离愤怒。今天的乌克兰已经成西方支持下的力量与俄国的势力角力的战场,而且这种情况在将来还会再次发生。格鲁吉亚也许会是另外一个。如果民主政府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遭到失败,或者被强力镇压下去;如果这两个国家在莫斯科的扶持下建立起集权制度,那么欧洲将会是什么样子,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这是很值得玩味的问题。同样值得深思的还有,如果中国动用武力粉碎台湾的民主政府,在台湾建立起一个更为友善的独裁政权,对东亚的局势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民主政府与专制政府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将成为21世纪世界的最重要特征。各大国都开始选择立场,明确表示自己属于两个阵营中的哪一侧。印度在冷战期间以中立自居,甚至有些偏向苏联,然而现在却明确表示它是西方民主阵营中的一分子。日本近年来也逐渐成为民主阵营中的重要力量,他们与亚洲及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制政府有着更多共同的价值观。日本与印度都是真心投靠民主阵营的,然而其中也有地缘政治上的算计。如果能够与其他大国保持坚不可摧的团结,便可以在战略上与集权制度下的中国抗衡。

    在国际事务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等。现今世界最重要的矛盾有二,一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二是民主与专制制度的对立。然而在这两种冲突中形成的国际关系却不尽相同。民主化的印度在与专制体制的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较量中,为了削减北京的战略优势,甚至不惜对缅甸的独裁者提供支持。印度的外交家们喜欢在几股大势力之间借力打力,有时他们与俄国关系密切,有时则和中国打的火热。希腊和塞浦路斯之所以与俄国保持密切关系,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同属东正教一脉,更重要的是出于经济上的利益。出于战略与经济上的缘故,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与阿拉伯的独裁政府结盟,同时也与巴基斯坦历任军阀建立同盟。和冷战时期一样,出于战略与经济上的考虑,意识形态上的对峙有时会得以削减。

    然而当今的地缘国际关系中,要想预测一个国家的倾向,最好的晴雨表是它的政府形式,而非其“文化归属”或是地理位置。今天,亚洲的民主政府与欧洲的民主同行们结伴,以对抗亚洲的集权制政府。在中国的观察家眼中,亲美的民主国家形成的“V形带”正在“从东北亚向中亚延伸”。去年,印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海军在孟加拉湾举行了一次联合军事学习,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观察家将这称为“民主轴心”。日本首相则表示“亚洲民主共荣圈”正在从日本向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延伸。俄国政府曾公开“警告”北约与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行为使冷战时期的集团政治复苏。然而正是俄国人自己将上海合作组织称为“反北约”的联盟,甚至称之为“华约第二”。去年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时,参加会议的有五个集权制国家,包括中国,俄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同时伊朗也参加了会议。去年东盟国家在讨论缅甸问题时产生了严重分歧,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民主国家在日本的支持下倾向于对缅甸采取制裁,而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在中国影响下的集权制国家则竭力反对,一旦这种制裁成为成例,那么将来某一天他们自己也会深受其苦。

IV.

    专制主义俱乐部和民主制轴心在全球范围内的分裂对国际系统有着广泛的影响。“国际社会”一词是否还有可能存在下去?这个词暗含的意义是对国家的行为、道德标准甚至良知有一个跨越国界的准则。然而如今,世界几大强国之间却没有这样的共识。是否对某国内政进行干预、施加制裁或者进行外交上的孤立,在这样的重大战略问题上已经没有一个可供召集或领导的“国际社会”可言。在科索沃战争期间,这一问题暴露无遗。民主主义下的西方社会在科索沃问题上与中俄及其他欧洲以外的集权制国家各行其是。而如今,在达尔富尔、伊朗和缅甸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可能有些人认为,在对待诸如疾病、贫困及气候变化这些国际化的事务时,大国之间或许能够抛开利益和世界观上的冲突,彼此协作。然而事实上大国间的分歧使得这些问题的处理更加复杂化了。民主国家与中国在是否以及如何对非洲贫困国家提供援助上的分歧已经影响到了与贫困化做斗争的努力。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商中,地缘政治上的算计也有着重要影响。中国与印度均认为,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达到目前发展水平的过程中,对空气污染严重,排放的温室气体严重超标,而现在他们却不允许其他国家也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发展。中国政府怀疑西方国家试图限制中国的发展,延缓其作为有竞争力的大国跨上国际舞台的步伐。核不扩散条约的实施也有同样的遭遇。防止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原本是大国间的共同利益,然而其利益的冲突与政府形态的差异却盖过了利益的契合。中国与俄罗斯支持着伊朗,而美国则为印度撑腰,以期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获得印度政府的帮助。

    国际社会的终结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尽显无遗。冷战之后,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曾一度复苏,然而不久便又归于沉寂。事实上,在重要的国际事务上,安理会中集权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已经泾渭分明,然而这一事实一度被法国人花招频出的外交手腕和中国心计深厚的策略掩盖了。民主制阵营一步步地要求对伊朗、南韩、苏丹和缅甸的独裁统治实施制裁及其他惩罚性措施,而集权制阵营则同样有计划地对这些举动进行反抗和削弱。在此后的几年中,这一分歧将会继续加大。

    有人呼唤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中国、美国、欧洲和其他大国在内的新的“协调”,然而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19世纪早期的欧洲协调之所以可以成功运作,是因为当时存在着普遍的道德标准和政府行为准则。协调的目标不仅仅是欧洲的和平,更重要的是维护君主制和贵族制度的继存,法国与美国的革命在德国、意大利和波兰激起了强烈反响,君主国家需要这一协调来应对自由主义的尖锐挑战。最终由于民族主义的广泛影响,再加上自由主义革命的火上浇油,欧洲协调最终不堪重负而瓦解了。福兰克林・罗斯福在联合国安理会建立起的大国间的协调也同样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上。

    而今,大国之间又一次丧失了共通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与之相反,国际间的猜疑与敌对情绪却在不断地增长。无论民主制国家如何声称,对集权制国家都是欲推翻之而后快的,在集权制国家看来这一观点非常站得住脚。在这些国家之间若是勉强建立协调关系,其基础也是摇摇欲坠的,一旦遇到严峻的考验马上便会崩溃。

    那么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贸易的扩展与独立经济的增长是否能够克服这些分歧呢?的确,紧密的经济关系有助于缓解大国间的冲突。现在中国领导人正竭力避免与美国产生直接冲突,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并无必胜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害怕这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继而影响到他们集权统治的稳定性。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使这些国家在做决策时无法掉以轻心,美国大企业家对国家领导人的强势影响也使得他们不得不对中国采取更为友善的态度。对中国与俄国来说,经济利益不止是国家利益,更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如果如Dmitri Trenin所说,俄国的举动是纯粹的商业行为,那么俄国领导人肯定也不会愿意让过于激进的外交策略损害到自己的财富。

    所谓“贸易上的互相依赖会淡化国家间的冲突”这一理论并不受历史的青睐。一战之前英国与德国间的经济依赖绝不亚于今天的美国与中国,而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对其紧张的局面与冲突并没有起到缓解作用。如今,美国与中国间的冲突接连不断,美国国会更是威胁要立法惩戒中国政府在两国交易中的不当行径。对美国和欧洲国家而言,对中国在经济方面显露出的威胁的担忧已经加剧了,甚至超越了他们对中国战略上威胁的关注。55%的德国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德国“有害”,而2005年这个数字只有38%,美国、印度、英国、法国甚至韩国的居民都有类似的观点。目前有60%的韩国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本国有害。

    与此同时,中国人也许还可以承受着保持汇率稳定的重大压力,忍受人权问题上的攻击、不断升格的(出口)产品质量标准,以及欧美国家的诸多刁难。然而他们已经开始感觉到民主世界正在联合起来对他们进行排挤,利用这一系列的争端对中国进行经济上的,甚至战略上的遏制。在现今的地缘政治较量中,对能源的争夺已经成了头等大事,在这场争夺中中国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在处理与伊朗、苏丹、缅甸和中亚国家的关系时,寻求可靠的原油与天然气产地也就成了中国的指导思想。俄国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主义国家以铺设输油管道为武器,竞相扩张自己的势力与影响,或是对对手进行削弱。

    单单靠经济上的连结度并不能消解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之间的已然复苏的斗争现象。贸易关系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它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冲突之间彼此连结,互相影响。国家并非计算机器。人类建立了国家并在其中生存,人性中存在着爱与恨,荣与辱,野心与恐惧,还有诸如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等信仰,他们正是为这些无可名状更无法度量的东西而战斗乃至献身。数千年来皆是如此,如今亦不例外。

V.

    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中东,人性中的这些要素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伊斯兰中的激进派不断与强大的、甚至是冷酷无情的现代化、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潮流斗争,伊斯兰世界与建立在犹太-基督文化基础上的西方世界之间的冲突是现今国际社会体系的另一大重要矛盾。这也是归化模式(convergence paradigm)的最大症结所在,因为激进派穆斯林所反对的,正是所谓归化,其中也包括西方自由主义世界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一概念。

    现代化与伊斯兰激进派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历史现象。也许它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不像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那么明显,也比不上集权制与民主制之间的冲突。虽然今天伊斯兰对西方的反抗的规模与潜在的影响力都非同小可,但这二者之间的冲突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过去,当古老而落后的民族与技术上领先的文化遭遇时,武器上的落后便已经分出了高下。而今,虽然忠于伊斯兰教传统的激进派对现代社会嗤之以鼻,他们的武器却并非仅仅限于暗杀和自杀性攻击这样古老的手段,现代化的武器也同样被用来与之抗争。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力量不仅激起了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反抗,同样也给他们提供了用以抗争的武装。

    然而这却是一场孤独而无望的战斗。在传统与现代的斗争中,虽然传统的力量借用了现代的武器、技术与思想体系,其破坏力非同小可,然而却注定要失败。世界上所有富有而强大的国家,或多或少地都在经济、技术乃至社会观念上受益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商品、金融与服务的自由流通,以及多种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融合是现代世界的标志,虽然带着或多或少的抱怨与抵触情绪,然而每一个富有而强大的国家都接受了这些。在这些国家里,越来越多的人看一样的电视节目,听一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电影。在接受了占统治地位的现代文化的同时,他们也接受了现代社会的伦理观与审美观――虽然有时口头上会对此大加驳斥。现代性的概念包括:妇女在经济、政治和性方面的解放,教会权威的消解与世俗力量的壮大,之前一度被斥为非主流文化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如果在政治方面还不能说完全自由的话,至少在艺术上已经有了表述的自由,其中包括对信仰、权威和道德的标志进行奚落甚至亵渎。这正是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摆脱了传统力量(包括强势的教会,泛道德化的专制政府)的长期束缚与遏制之后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发现了一条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政治上拒绝自由主义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却远比资本主义革命艰辛得多。

    现如今,伊斯兰激进派已经成了最后一支坚持对抗现代性浪潮的力量。基地组织的精神之父萨义德・库布Sayyid Qutb称,只有通过与现代社会的全面战争,真正的伊斯兰教才可以得以拯救。他希望能够“亲身参与与现代社会在政治与哲学领域的全面战争,将伊斯兰教带回其未受污染的本源”。另一位穆斯林领袖Ayatollah Khomeini则将现代化与启蒙截然分开,并对二者都加以驳斥。“没错,我们是反动派,你们是启蒙分子。你们这些知识分子难道要让我们倒退回1400年之前吗?”他对他的论敌说道。

    以奥萨玛・本・拉登为首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对民主制度这一启蒙与现代化的伟大产物同样不屑一顾。Abu Musab al-Zarqawi公开声称伊拉克的选举是无效的,因为“人只应遵从神的谕令,民主制度中的立法者只是凡人。”民主化选举是“异端,多神论与谬误的本质所在”,因为这一制度“使孱弱而无知的凡人得以与真主比肩,侵犯了真主最为神圣的特权,即立法与统治”。伯纳德・路易斯曾写道,伊朗等国家的伊斯兰革命运动乃是“对穆斯林国家人民中在异族的统治与影响下所滋生的异端思想的一次大清洗,旨在恢复真正的伊斯兰教的神圣制度”。民主制度便是“异端思想”之一。原教旨主义者们认为,只有在未受基督化西方世界、自由主义和现代化影响之前的伊斯兰教才是最纯粹的伊斯兰教,是现今伊斯兰世界应当回归的本源所在。

    这个目标却是不可能达到的。即使其他国家不加理会,伊斯兰教也不可能把社会带回1400年前去了,更何况其他国家也不可能听之任之。由于中东地区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战略地位,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大国都不可能将这一地区的控制权交给原教旨主义者。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中东地区的大多数民众也不愿回到1400年前的世界。他们既不反对现代化,也不反对民主制度。在现今的世界上,即使在国内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要把一个国家完全与现代社会隔绝开来也是绝无可能的。基地组织等力量所希望的伊斯兰教神权政治真的能够将全世界的景象与声音全部拒之门外么?真的可以庇护其人民不受现代化社会的诱惑么?伊朗的穆拉大师们的尝试未能获得成功。这个目标简直太疯狂了。

    正因如此,这场斗争还将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中国,抑或是中东本地的人民,都不愿,也无法满足伊斯兰极端派的要求。随着伊斯兰极端派的要求越来越高,其他大国不可能一直退让。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大国之间也很难有效地团结起来应对伊斯兰世界的威胁。虽然在这场传统与现代化的斗争中,美国、俄国、中国和欧洲大体来说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然而他们之间却有着种种分歧:各国之间野心的冲突,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对立,还有大西洋两岸在使用军事力量上的不同意见,都在影响着大国之间合作的意愿。

    当与伊斯兰教极端分子中的恐怖主义者们的军事对抗变得不可避免时,这种分歧更加明显。欧洲明确表示不愿发起“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对这场战争也不甚热衷。而对中俄两国来说,无论是眼看着美国在中东与南亚与基地组织等伊斯兰军事团体陷入苦战,还是让美国军队进入拥有核武器的伊朗,都是非常诱人的前景。莫斯科与北京的统治者们对北朝鲜、伊朗和苏丹这些小弟兄们的积极保护也给他们提供了机会,恐怖主义者之间互相勾结,核武器最终成功得以制造。

    事实上,美国之所以将伊斯兰恐怖主义者之间的战争作为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务,是因为这场战争可以让美国人感到他们有能力与其他大国结成同盟,彼此合作,从而建立自发自愿的联盟关系。然而美俄与、美中之间自愿的战略合作关系却只不过是个幻想。对俄国来说,他们要面对的恐怖主义者是车臣;而对中国来说,则是新疆省内的东突分子。然而当反恐战争涉及到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时候,这些国家在中俄两国的眼中并不是恐怖主义者,而是与其他大国的较量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援助。

    有人认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仅仅依赖意识形态的胜利,或是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这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错误。这种非常有吸引力的观点深深植根于启蒙运动带来的世界观,那也是整个自由主义世界的基础。政治界的科学家为现代化臆想出的理论中,在经历了政治与经济各阶段的持续发展之后,自由主义是最终的方向。而政治界的哲学家则认为存在着历史的辩证主义,各种世界观经历了数百年的矛盾与斗争之后,最终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制。自然而然的,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冷战之所以以这种方式结束,原因很简单,最好的世界观总是能够获得胜利的。现今世界的国际格局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束,人类必将从彼此争斗、彼此侵略走向和平而繁荣的共存。

    这想像看起来越是真实,也就越发的危险。自由主义民主制和自由市场的理念自有其优越之处。若是全世界的国家都采取自由主义民主制度,那么也会带来同样自由而民主的世界格局,这一说法也是符合逻辑的。自十八世纪以来,这一直是启蒙主义者们的梦想,康德所幻想的“永久和平”的世界便是由自由主义的共和国组成,前提是所有人都期待和平与物质上的享受。虽然有些人对之不屑一顾,然而这一理念确实广受欢迎。从19世纪末的国际仲裁运动,到20世纪初对国际联盟的热忱,再到二战后世界各国对联合国的期待,都源自“永久和平”的精神。康德对国际体制的设想持续时间之久也令人惊讶,两届世界大战的恐慌一次比一次激烈,再加上那之后的冷战,经受了这三次打击之后,世人对“永久和平”这一理念化为现实的期待仍然不减。

    苏维埃共产主义倒下之后,人们期待着一个崭新历史时期的到来,这也证明了启蒙运动中对世界格局的设想是非常有生命力的。然而怀疑论的观点也接踵而来。说到底,人类的历史进程有没有发展到我们想像的地步?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最具有破坏性的一个世纪刚刚告一段落,人们还没有将它埋入深不可测的上古深渊。我们原以为启蒙会带来现代性,然而现代性所带来的却是最大的恐惧:大规模侵略,“全面战争”,饥荒,种族灭绝,还有核武器。现代性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善行,同时还有邪恶。在重新审视了这可怕的现实之后,还有什么理由认为,人类会突如其来地迎来一个崭新的纪元呢?醉心于冷战末期眩目表演的人往往会忽视那些用来搭建手脚架的钢丝与立柱,然而正是这些使得人类历史的发展成为可能。人类社会并非必然向自由主义发展,战争的胜负,社会运动的成败,经济政策能否得以贯彻执行,这些都会影响历史进程的走向。民主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并不仅仅是经济与政治自然发展的必然结局。在可以预见的历史阶段里,根据已知的因果律,我们根本无法确定这样的进化过程是否真正存在。

    我们所能够确知的只有这样的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民主国家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在随后的冷战中,民主制再次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自那以后,力量的天平逐渐向偏好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国家和人民倾斜,与此相应的,全球局势也开始倒向民主制一方。这两场胜利正体现出自由主义力量在世界格局已经势不可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随之应运而生。然而这胜利并非历史的必然,也未必会永远保持下去。目前,集权制大国正准备东山再起,伊斯兰教集端分子的反动势力也再度浮出水面,这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无疑是一种削弱,这种削弱在今后的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里有可能会持续下去。民主制国家应该开始认真思考如何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在世界范围内即将到来的激烈竞争中,如何为民主制原则争取更大的优势。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9 09:25:4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主题: 布莱尔: 中国让我想起黄金时期的美国

中国让我想起黄金时期的美国

----京奥展现中国开放永不倒退

英国前首相 布莱尔

2008-08-28

    (纽约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指出,北京奥运会标志着一个新纪元,展现了一个永不倒退的开放中国。他认为,随着现代化中国的形象日益鲜明,人们对中国的无知和恐惧也将逐渐消失。布莱尔在《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帮助中国拥抱未来》的文章说,北京奥运会呈献了一场壮观的视听飨宴。不过,让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在奥运前夕非正式访问一家中国新创互联网公司,以及同中国一些年轻创业者交谈时的感受。

想起黄金时期的美国和其他处于上升期的国家

    布莱尔说:“这些人无论男女都很聪明、敏锐、直率,不畏于表达自己对中国及其未来的看法。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一种自信、一种乐观主义。你看不到愤世嫉俗,而是感受到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这不禁让我想起黄金时期的美国和其他处于上升期的国家。”

    布莱尔说,在他担任英国领导人的10年间,他目睹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加速崛起的过程。他对中国有理性的认识,却没有情感上的切身感受,因此无法从政治角度充分理解中国。布莱尔在卸任后不久四次访问中国,而最近一次的访问给他的感觉,同20年前他第一次访问北京时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北京和上海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全貌,就如纽约和华盛顿不代表美国一样。

    布莱尔说:“每个有判断力的中国人,包括中国领导人都不否认,中国还有人权、政治和宗教自由等问题需要解决。但每个有判断力的人,包括最亲西方的中国人,都不会怀疑中国正朝着好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正在前进的道路上迅速进步,但它非常清楚这条路仍未走完。观察家务必要看到中国依然存在的差距,但他们也应该认可中国已取得的成就。”

    布莱尔认为,西方必须继续就人们所关注的课题同中国对话,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同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他指出:“事实上,在21世纪,如果没有中国的充分参与,我们是难以做好任何事的。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而中国现在是环球的主要力量。因此,不论是气候变化、非洲事务、全球贸易,还是无数的安全问题,我们都需要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

多少政治演讲都不可比拟京奥效果

    布莱尔说,过去几个世纪,超级大国都在西方,但北京奥运会让人们得以一窥现代中国的真实面貌,其效果是多少政治演讲都不可比拟的。伦敦将在2012年举办奥运会,布莱尔说:“我们不必试图仿效这届奥运会开幕式的壮观场面。它已经登峰造极,无人能超越了。因此,我们应该另辟蹊径,着力于宣扬奥林匹克理想和精神。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就如他们有自己的特色一样。同时,我们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尊重。这是21世纪的行事之道。”

 

 

只 用 了 4 4 個 字 , 就 把 人 生 講 完 了 ...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1 09:52:1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从仰视西方到平视西方

从仰视西方到平视西方

----海归真的“反西方”吗?解剖三类“反西方”海归

国际先驱导报

2008-08-28

    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正在以每年数万计地增长,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影响。长期以来,西方认为这个群体会在中国输入西方价值观,“海归”也被视为亲西方的桥梁。 然而,美国《新闻周刊》近日却提出不同的观点。该杂志通过对以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为代表的海归们的采访,刊登了一篇题为《海归的崛起》的文章,该文的核心观点是“越西化的中国人反而越不喜欢西方”。因为其观点的标新立异,该文立即在互联网引起巨大反响,海归派的行为分析也再次引发热议。 张朝阳被美国《新闻周刊》定义为“21世纪中国青年时尚潮流的代表”。

偏见带来“反西方”

    “当老外对中国有很多误解时,我就特生气。”德国留学生郭萌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坦言自己在国外比在国内爱国情绪更强烈,“主要是无法接受外国人的偏见”。由于历史形成的偏见和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的无知,让很多西方人对待中国留学生和中国时表现出不公平的态度,甚至是歧视,这令中国留学生表现出了更强烈的爱国热情,回国后,这些情绪还会留在一部分海归内心。

    “老实说,我们在国外时,确实碰到有人老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问中国有没有现代的建筑或汽车。”曾在加拿大生活10年后返回上海开办教育慈善机构的黄丹妮说,“有时确实觉得,他们对我们是有偏见的。”

    上半年在加拿大留学,刚回到北京工作的张浩远说,在奥运火炬传递期间,有很多加拿大人自制了支持“藏独”的海报挂在自家大门上。“我见一张就撕一张。”张浩远说,“很多外国人根本就不了解真实的情况,只按照他们的思路来做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孔寒冰也承认,“海归反对西方”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他同时认为反西方并不绝对,“我们不能把某些特例给普遍化了,对这种现象还是要宽容一些。只能说,越是西化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绪可能就越强烈,这也跟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但是并不能说他们就是反对西方的。”

解剖三类“反西方”海归

    海归中的先驱们不想成为现代的西方人,这些求学归来的海归人士,不仅带回了高科技和新理念,也带回了西方世界的思考方式。他们回到中国后,用西方的眼光看问题,用中国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时候的矛盾冲突就出现了。

    “我并没有单纯地强调反西方。”海归一代的代表张朝阳认为,海归派的行为分析并非西方人可以轻易揣测清楚,“由于留学生对西方社会了解比较深入,对西方的认识相对中肯和平衡,尽量避免了盲目崇拜或者崇洋媚外,将理性地面对东西文化政治交融时带来的问题。”

    成功的年轻海归也希望突出自己是现代的中国人。对这些海归来说,虽然深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但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诉求也变得愈发强烈。黄丹妮在加拿大的生活十分优越,但两年前她毅然决定返回上海创业,“回国倒不是上一代人说的爱国,回国发展是觉得有认同感。”

    张浩远也认为自己对西方没有任何敌意,在他看来,别人混淆了“爱国”和“反西方”的概念,“虽然我把‘藏独’海报一张张扯下来了,当时很痛恨加拿大人,但是其实我并不反感加拿大人,相反,我有很多加拿大朋友。” 针对这种现象,孔寒冰对《国际先驱导报》分析说,“对于西方提出异议的海归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国外发展得不理想的,很大程度上会不喜欢西方。第二种是真正了解西方的人,他们看到了西方哪些地方不尽人意,会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在中国就说中国不好,在外国就说外国不好。尽管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海归反西方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都只是个案。”

从仰视西方到平视西方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远渡重洋求学,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回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科学技术,就这一层面来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现代化的西方世界是中国进步过程中的老师。 但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海归对西方的心态正在开始变得复杂。在张朝阳看来,多数海归现在有一种全新的自信,“东方与西方现在不再是单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互相都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长处,东方面对西方已经经历了从仰视到平视的过程。在平等的原则下,敌对的态度就会减少很多。”

 

 

发件人:"文采 李" <xiaoliwencai1966@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6 21:03:0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现时中国各阶级之分析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民主的左右两派是反对官僚主义的同盟军而非死对头

李文采

2008-07-29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写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邓小平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那么请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同样是改革的首要问题。不首先搞清这个问题,一定是要犯错误的。遗憾的是恰恰在这个大问题上,我们一直是糊涂的。直到现在,还是糊涂的。

  我们至今仍然有许多人不明白,改革前,我们错误地把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国家所有和政府所有等同起来,并在实践中依次取代,其实质是用官为主取代了民为主,用国家主义、实质是用官僚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至今仍然有许多人不明白滋生官僚主义的体制是改革的首要目标,不明白改革就是要革滋生官僚主义的体制的命!

  由于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正确的、深刻的认识,他们把官僚主义和社会主义搞混了。改革的右派把官僚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来反对,以为社会主义就是专制和极权的化身。他们不加分析地把社会上反民主的东东全部扣在社会主义的身上。主张通过发展民主资本主义来反对官僚主义。改革的左派则误把官僚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来保护。左派坚决反对资本主义改革。他们把社会上出现的一系列丑恶的东东全部扣在资本主义改革的头上,对右派大加指责。

  主张民主改革的右派和左派势不两立。对此,北大法学院的贺卫方风趣地说:在北大法学院形成两派。开会的时候,代表左派的巩献田教授坐在最左边,代表右派的贺卫方坐在最右边。其实贺卫方和巩献田本来可以坐在一起的。主张民主改革的革命的左派和右派是完全可以连起手来的。铲除滋生官僚主义的体制是主张民主改革的右派和左派的共同目标。他们的区别在于改革的路径。左派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右派选择了资本主义。

  最近,我把李成瑞、巩献田等写的《关于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建议书》帖在右派论坛的大本营“凯迪社区-猫眼看人”上,就很受欢迎么。网友们纷纷评论说:“这次左派们办了一件好事”、“支持这些真左派”、“左派也有好同志,有希望国家富强的,我也顶”、“这些老同志好样的”等等。这是很说明问题的。可是以往左派和右派势不两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主张民主改革的左派和右派一定要坐下来,认真地反思这个问题了。一定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在右派的主导下,我们错误地分化和瓦解了公有制经济,发展了资本主义。结果,让中国的官僚特权阶级伸出千万只手来把资本阶级拉住,形成中国的官僚特权资产阶级。中国的国家性质也从过去单一的官僚主义社会演变成为官僚、半官僚半资本和资本主义社会了。随着国家性质发生的这个根本转变,权钱勾结,腐败盛行,官场黑暗,践踏公平,贫富分化,社会动荡,各种矛盾加剧,国家陷入混乱、几近失控。相比单一的官僚阶级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官僚特权资产阶级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主张民主改革的右派必须回过头来好好总结。瞒天过海,自欺欺人,说什么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那是说不过去的。要实事求是。

  我说过:“中国现时社会是官僚、半官僚半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性质,中国现阶段改革的对象不是别的,就是官僚特权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就是滋生官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体制。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挠中国社会向发展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他们二者.在受官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的,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失业游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刚刚起步,他们同样受着官僚特权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虽然中国社会也存在着雇佣工人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这个矛盾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反对官僚特权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改革中,民族资产阶级是站在革命的一边的。所以,不能把他们排除在革命的队伍之外。要完成铲除滋生官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体制的改革任务,必须要联合一切受他们压迫的进步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向着共同的敌人____滋生官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体制宣战。”(摘自《中国现时社会各阶级之分析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用的理论武器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和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遗憾的是后来他违背了自己的正确论述,过早地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当尾巴割掉了,此为毛主席的遗憾之一;之二,就是他没有找到科学的管理公有财产的办法,结果滑进了官僚主义的泥坑。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继续走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并努力找出科学的管理公有财产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依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模式改革国家体制,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配套的现代国家制度。详细参见我的《中国现时社会各阶级之分析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以共产党领导的公有制为基础,坚持实施共产党中央执政、共产党的各级地方党委监政、其他各民主党派(包括左、右派)参政、议政、监政的政党制度,开放党禁,并科学落实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实行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配套的现代国家制度,从体制上坚决革除官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同时联合一切民主的进步力量,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___这就是中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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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司法改革问题回应贺卫方先生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高一飞

    我在《经济观察报》发表“司法改革的方向应当重新调整”(《经济观察报》,2008-8-04,以下简称“《重新调整》”)一文以后,贺卫方先生有一段评论。他说:

    看近期《人民法院报》,所谓“大学习、大讨论”铺天盖地,大有司法改革全面倒退之势。可悲的是,学者或昧于情势,或观念混乱,也跟着大合唱。一些观点简直丧失了基本的学术纪律。举一个例子,高一飞教授在他的文章里居然说他对所谓“法院工作必须始终坚持 ‘三个至上’,即‘必须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作为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很赞同的”。我真的不理解,这位我一向非常尊重的同行为什么会“非常赞同”这种根本违反逻辑规则的口号,“至上”只可能一个,三个至上又怎么个至上法?彷佛一个家庭里,要坚持公公意志至上,婆婆意志也至上,媳妇的意志还要至上,这是哪门子逻辑?如果说三者同一,即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和法律宪法是一致的,那又何苦一分为三、浪费文字?如果三者不一,那么在三者发生冲突时,总要有个效力位阶,告诉我们以谁为“真至上”吧。况且按照我们一直的标榜,三者不一的可能性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党的全部事业都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依归的;宪法和法律又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它们完全就是一体的,又何必“三个至上”,岂非文字游戏? 看来需要讨论的不只是司法改革的方向,也许更包括学术的独立和尊严。(http://heweifang.fyfz.cn,2008-8-7。)

    我对司法改革方向的态度本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看完先生的评论,我感到有必要再加以说明。

   先来说说所谓逻辑上可否存在“三个至上”的问题。“‘至上’只可能一个,三个至上又怎么个至上法?”这一说法表面上是质疑得很有道理,但从形式逻辑来看,三种利益同为一个位阶是完全可能的,如公平、正义与秩序对社会(实质上可能有争议),空气、阳光与水对生命,就不一定要有一个谁为第一的排序。从实质内容来看,在王胜俊院长的“三个至上”中,作为政治家,他当然应当尊重党领导司法的现实,真正要争论的是: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是否可能。我认为,通过司法程序中法官对“人民群众感受”的把握,正确理解抽象的宪法法律,这正是“良法之治”所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既遵照宪法法律,又不至于让法官成为法律面前的机器,这正是现代司法要完成的使命。

    中国的法院院长是政治家,对于政治家的讲话,就如同看《人民日报》,我们要透过表面上的政治“大词”的细微变化去看背后的深意。而且,要司法完全远离政治,是学者们构建的一个神话,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麦克洛斯基所言:“法官及其忠实的支持者相信,或者说声称相依,宪法是技术上的神秘之物,以绝对正确的方式向掌握着秘诀的人表明自己;宪法是一种唱片,法官只是一台播放他的留声机,没有什么政治偏见;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一旦穿上法袍,便设法不再是一般的人,不会梦想让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影响其对宪法的理解。从来没有一个法院能够像这样,也从来没有一个法律体系如此肯定地拥有一位法律解释的引导者。”“美国最高法院就是一个有主见的、制订政策的政治机构”。(《美国最高法院》,第三版,罗伯特?麦克洛斯基著、桑福德?列文森增订,任东来、孙雯、胡晓进翻译,任东来陈伟审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我在《重新调整》一文中对“三个至上”表示赞同的完整表述是:“对此,我是非常赞同的,这与以前的最高法院领导单纯强调司法独立的观念有重大不同。司法受制之后才谈司法独立,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这是我分析了王胜俊院长“三个至上”、“五个统筹兼顾”、“五方面做到与时俱进”、“死刑裁判三个依据”(其中包括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等讲话后的感受,即: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与以前的最高法院领导单纯强调司法独立的观念有重大不同”。而在此之前,“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认为,我国司法中的根本问题是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和非职业化”。我所谓“完全赞同”,显然强调的是“三个至上”及其所指导的一系列司法改革的新理念。贺先生所说的“昧于情势”者,如果也包括我在内的话,当然是指我无法理解王胜俊院长讲话背后的内情。但以一个普通的学者对政治家讲话的观察来看,我至少暂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至于将来看到的王胜俊院长的本意如何,有等进一步观察。

    我一直认为,肖扬法院的时代,司法改革的方向上有重大失误,即:重体制改革轻程序改革、重司法独立轻司法制约、重司法能力而轻司法道德,这不仅体现在肖杨院长的讲话中,而且也体现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中,在2006年我出版的《程序超越体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的序言中,我提到“在学术界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司法改革应当同时突出体制改革,并不断引入政治体制改革,光进行内部的程序改革,难以达到目的。”当时,我引用了贺卫方教授的一段话:

    “十多年来,有一些推动司法改革的人,他们的心中存在着一丝那样的想法,就是能否通过合理的司法技术的不断引入去逐渐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例如提高法官的素质,改善证据制度,从而使得司法过程中人权能够得到更妥帖的保护;如何强化司法的公开和透明……凡此种种,我们相信这些技术化的改造肯定有助于推动一个公正司法制度的出现,从而强化人民对于司法体系的依赖。我们很希望能够逐渐通过一种公正的司法体系的建立,使得法院逐渐地成为法治社会中的权力枢纽,法官成为在政治层面上举足轻重的群体,那么过去我们面临的那些难题就解决了。”(贺卫方 苏永钦:司法独立:一场没有终结的“革命”,《权衡》杂志2006年11月号。)

    在引用这段话之后,我明确表示:“我不同意上述看法,我主张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程序改革同时推进,而在体制无法进行改革的情况下,程序改革可以独立进行。”因为“我们面临的那些难题”不可能通过简单地这种方式解决。可以说,我一直关注贺卫方先生的司法改革主张,我感到他与肖扬院长的改革主张有某些相似,我本人不同意这样的改革路线。而在《重新调整》一文中,我进一步强调了重体制改革轻程序改革、重司法独立轻司法制约、重司法职业化而轻司法道德的危险性,而这些也恰恰是肖扬院长和贺卫方先生所忽视的、谈得比较少的,也是两个人民法院改革纲要中很少体现的。我提出这些看似保守的看法,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一是我们不要过于理想化,不要去过多纠缠于那些做不到的东西。以西方社会司法独立的标准,法官应当远离政治,美国《司法行为示范守则(1990)》中的“准则5”即为“调整与法官有关的政治行为的准则。”这很有道理。但是,我们可想而知,在中国取消政法委,民间谈了几十年,这可能吗?

    任何在公、检、法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大多数司法不公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权力干涉造成的,政法委和党委干涉个案的情况,我估计不到案件的1/100,至于人民群众最痛恨的司法腐败问题,如发生在深圳中院、武汉中院、湖南高院的腐败窝案,都不是因为司法受到党组织的干涉造成的,恰恰是监督不力造成的,在目前的正体下,党的监督恰恰使司法监督多了一道屏障。这是一个暂时无法解决的悖论: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司法要远离政治,但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我们又要充分发挥体制内资源来实现司法制约。至于少数政治性案件受到影响也确实是事实,但政治性案件的数量在所有案件中可能不到1/1000,对司法公正的大局影响不大。司法不公主要是缺乏司法制约而形成钱权交易导致的。

    二是肖扬院长和贺卫方先生对我国司法中的根本问题的判断也有问题。肖扬院长认为,我国司法中的根本问题是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和非职业化(顺便说一句,三个都是根本问题,不知道在逻辑上是否能够成立)。贺卫方先生也在多次的演讲和论文中表示过类似看法(如《法院改革和司法独立---一个参与者的观察和反思》)。最近,他更明确地说,司法不公“根本原因在于法院不能够独立的裁判案件。”(《不走回头路》,经济观察报,2008年07月13日)

    我只同意一点,“行政化”,确实是我国司法中的重要问题。

    对于“地方化”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法院在组织人事和财政方面信赖于地方,但只要有一点对司法实践的了解的人就知道,现在法院看地方组织部门和行政官员的眼色办案的情况也是极少的。何况,在西方司法独立做得很好的美国,除联邦法院系统外,地方法院依赖于地方财政,由本地律师、法官同行、当地居民组成的“法官遴选委员会”“司法纪律委员会”遴选法官、监督法官,而且遴选的法官也必须在本地生活4年或者5年以上,这是“司法是一地方性知识”的结果。司法的地方化是利蔽共存的,贺卫方教授认为“司法不独立,永远屈从于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还有什么公正可言?”(《不走回头路》,经济观察报,2008年07月13日),地方化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化,这是一种想当然的夸大。

    而认为司法的根本问题是“非职业化”的想法,则更是一种误导。在西方,尤其是英美国家,对法官任命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法律。西方的法官在一次研讨会上曾经说过:“实际上,我只要找到一位品德良好的绅士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他正好懂得法律就更好了。”(怀效锋主编,《法院与媒体》,法律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序言。)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适用,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感觉”,是通过法官的法律素养、在法院所在地方的生活经验,再在充分考虑人性弱点而设置严格的司法监督和合理的程序机制之下“本诸良心、诚实推求”来实现的。我在《重新调整》一文中谈到了美国的情况:“现在,人口稀少的西部的9个州和东部人口较少的3个州继续保留了治安法院。”治安法院就是由没有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普通公民组成的。

    在我国,已经出事的武汉中院13名法官腐败案中的那位常务副院长柯昌信,就是一位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篇的知名实务界学者,我读大学时就知道这位著名学者,学术成果超过很多法学教授;已经因腐败被判刑的长沙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唐吉凯也是一位法学博士;已经被判刑的四川省法院执行庭庭长罗书平也是我们所熟悉的著名学者。正因为如此,我曾经呼吁“大幅度提高司法考试的通过率”,“这样有利于选拔合格的法官、检察官。考试得高分的人不一定有良好的道德,制度设计应当让法官、检察官的选拔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东方早报,2005-12-05。)贺先生曾经批判的“复转军人进法院”的状况的改变,我认为对改善司法公正的意义不大,其意义主要在于人事公平所带来的政治体制上的公平正义,让普通百姓通过考试可以进入司法机关工作(当然,这对社会公平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而肖扬院长所提到的行政化问题,确实存在。但在西方国家,也是通过体制的合理和程序的自我完善两方面来防止外部的行政干涉、防止内部的行政化,保证法官个人独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要面对我国体制改革难度太大的现实,要在程序改革和体制改革同时推进,而且程序改革可以单独进行。

    这就是我和贺卫方先生在司法改革方向上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司法不公的根本原因是“司法不独立”,而使司法独立,必须改变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和非职业化。而我认为,司法不公的根本原因是“司法制约不够”,在目前的司法改革应当从立即可行的改革措施做起即从程序改革开始;对法官的道德考察比职业能力考核更重要;司法制约与司法独立机制改革应当同时推进。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解决司法行政化的问题,而不是所谓“地方化”和“非职业化”的问题。

    至于说“学者或昧于情势,或观念混乱,也跟着大合唱。”“丧失了基本的学术纪律”的说法,确实反映了当今学界的现状,我个人也当警惕和自省。在我的心目中,贺先生对中国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研究与呼吁的坚定诚挚,对普通民众的真诚热爱、对学界同行和后辈的儒雅亲切,确实让我看到了当年胡适先生的影子,我在此以胡适先生的一段话表达我在司法改革问题上的自勉: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2008-8-29,重庆烈士墓。




    高一飞 (Gao Yifei)(联系方式只供收信人联系用,请不公布。)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丹佛大学博士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理事、执业律师。地址:400031,重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电话:023-65381200(家庭电话),15823572215。Email:gaoyifei1216@hotmail.com(也是MSN); aoyifei1216@yahoo.com.cn。个人博客:http://vip.bokee.com/name/gaoyifei.

 

“人肉搜索”入罪缺乏足够依据

高一飞

    正在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七)》将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收买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刑法修正案修改泄露窃取个人信息负刑责,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8月26日,石家庄日报。)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志刚提出,以上立法仍不足以打击侵犯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为,“人肉搜索”同样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益,应当规定为犯罪。(人大常委建议立法追究人肉搜索者刑责,http://news.sina.com.cn/c/2008-08-27/040314360470s.shtml,2008年08月27日,人民网。)对朱委员的看法,我不敢苟同。

    个人信息保护要立法,这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如此。欧盟于1995年制定了欧盟数据保护指令。所有欧盟国家(新近入盟10国除外)均已完成了新一轮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或者修法工作。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不能绝对化,而应当兼顾 “权利保护”与“自由流通”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欧盟的“数据保护指令”同时要求各成员国“必须在遵守隐私的基本价值和尊重信息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两者之间达至平衡。”

    网上人肉搜索的本质是对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整理与再传播。对于侵入他人电脑获得不公开信息的,则已经有相应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进行规制。个人信息更大程度的公开,这是信息社会的大背景下,作为社会成员个人享受发达的信息带来的便捷、充分了解他人和社会的信息的情况下,自己不得不作出的牺牲。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对一个普通公民能够公开的信息,就相当于能够通过媒体向所有人开放。在1979年的Smith v. Maryland中,美国法官这样指出:警察可以从任何公司获取电话号码而不认为损害了个人隐私,因为任何人的电话号码是会向普通人打出的,根据“失败的朋友”(False friend)的原理,这个普通人不能假设为为你的电话号码保密的人;已经公开了的信息不再视为秘密。因此,电话公司向警察提供电话号码,不能算是泄露隐私。同理,? 

    对人肉搜索持宽容的态度,还在于限制人肉搜索有可能侵犯言论自由。在现代社会,言论自由的形式很多,包括专业媒体和个人发言的“自媒体”(we media)形式。言论自由不仅针对政府,也包括发表对社会和他人的意见,这就要求先了解、公开他人有关信息。如对社会某些不良道德和风气批评,就可以通过人肉搜索的方式了解这个人的信息,就象采访和报道一样,这些信息并不是每一个被批评者愿意广泛散布与传播的,但是,这些信息却是公开的。人肉搜索对象的信息能够在网络上看到,也表明其个人有让网络上所有人看到的预期。

    著名信息法学者周汉华教授认为,“个人已经公开的信息还具有‘战略性资源’的作用,其自由流动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如果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走入极端,势必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成为一盘散沙。”

    我国刑法修正案可能新增加的两个罪名,并不是针对“人肉搜索”。针对的是国家机关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在履行职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其他人非法获取上述信息两类。这与“人肉搜索”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上述单位人员事实上依照法律、规章或者习惯对个人信息有保密义务,其行为违背了诚信和职业道德,而且方法上有滥用职权之嫌;而其他人非法获取上述信息在方法上极其不正当。二是涉及的个人信息内容存在隐私的可能性较大,但甄别哪些是隐私又极其困难;三是容易大批量泄露个人信息,危害后果相对严重。但即便如此,上述行为的整体危害性在犯罪行为中也是较小的,将最高刑定为三年,与侵犯类似权利的“侵犯通信自由罪”最高刑为一年相比,处罚过重。即便可以入罪,但最高刑不应超过一年。

    刑法不是万能的,刑法是一把双忍剑,既可以打击危害社会的行为,也可能侵犯个人自由而导致在价值多元和同一事物内部易生价值冲突的社会里顾此失彼,因此,出入人罪的立法当特别慎重。如黑社会犯罪,如果入罪的标准过低,就容易侵犯结社自由;政治性犯罪入罪的标准过低,容易侵犯政治权利。动辄用入罪的方法打击那些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显然误解了刑法作为社会秩序最后一道屏障的作用,这让我们想起了古代的“弃灰于市罪”和97年以前曾经有过的“流氓罪”。

    2008-8-28.重庆烈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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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佳案,恩仇与是非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 卫理

2008年8月31日

email: lwjjbb@vip.sina.com

    作者简介:卫理律师,北京大学毕业,硕士,一级律师,风险控制和纠纷处理的专家。对金融、投资、公司、房地产法律事务有较深入的研究。现任职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上海闸北袭警案发生后,杨佳不仅暴得大名,而且博得了很多同情,甚至还有人喝彩。特别是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借杨佳案渲泄着一种强烈的情绪。有人称他为杨大侠,有人把他比作梁山好汉,江湖英雄,还有人为他树碑立传。这种渲泄着的情绪中,夹杂着几分恩仇快意和敌意。

  杨佳案,以及它引发的情绪风暴,有着相当强烈的破坏力。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象一块伤疤,象一条裂缝,表明了社会分裂的程度。隐藏在社会分裂深处的,是人们内心的分裂。这个价值分裂的社会,这个利益分裂的社会,造就出精神分裂的人们。既可能是社会学上的人格分裂,又可能是病理学上的人格分裂。这种分裂之深,直入人们的内心,足以让人心寒齿冷。如果撇开个人情绪的好恶,从中性的角度来惦量杨佳案及其社会反应时,是不是有种透心凉的感觉?人情和法理血淋淋撕裂和背离,伤害着许多人心,让你痛并不快乐着。

    几多快意恩仇,却无些许是非。有恩仇,无是非,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一吧。记得《水浒传》中,李逵就常常滥杀无辜,挥着斧子大喊痛快,但这竟然没有妨害他的好汉形象。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很多是杀人的好汉,更不说还有那么多的奸雄,为了大业、伟业、霸业,杀几个人又算什么大事。

    恩仇与是非,难解难分。有江湖义气,无法律是非。有成王败寇,无Fair play。当把恩仇与是非因循起来,互为因果,是非就有了相对性。这种相对性,道德的相对性,排斥着普世价值,反对着终极信仰,取消了最后的底线。他们对普世价值嗤之以鼻,却根据个人的恩怨情仇,阶级爱憎,会党帮派,趣味偏好,来权衡各自的是是非非。他们的是非观因人而异,因事而异,随波逐流,此一时彼一时,反复无常,出人意料,防不胜防。
恩仇具有相对性,就象债权债务关系具有相对性一样。恩仇是一连串的债权债务关系。甲有恩于乙,乙欲报恩,则甲是乙的债权人;甲有仇于乙,乙要报仇,甲就是乙的债务人。恩情似水长,仇恨如火烈。有仇必报,父仇子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张三报了旧仇,李四添了新恨。既有制造仇恨之人,更有恩将仇报之辈。冤冤相报何时了?虽说冤有头,债有主,但因循久了,积淀厚了,恩仇就是一堆剪不断理还乱的糊涂账。

    比如,城管欺服他了,他却将愤恨发泄在农民工身上;派出所的警察伤害他了,他却将仇恨发泄在分局的警察身上。人心是脆弱的,仇恨是可以转嫁的。常年累月下来,人人都有那么一股子气,觉得别人都欠他一笔债,不仅要收回血本,而且还要驴打滚的利息。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的乱账虽然无理,却没有什么办法将其一笔勾销。当我们以法律的名义判处杨佳死刑时,杨佳可能还得意他够本儿、划算了呢。这种心态其实比他手中的刀还要可怕。处死杨佳易,解开他的心结难。这种有向社会讨债心态的人多了,就会把社会给挤兑垮了。社会公正是种信用,本来可以化解这种社会债务。可是,如果丧失了信用,旧债未还,新债又生,本钱未还,利息又生,产生三角债,四角债,多角债......那么,整个社会都被这种债务链条所束缚,就会产生“信用危机”,爆发“债务危机”。这种社会债务危机比金融危机,比次贷危机,比股市暴跌,更可怕,也更残酷。

  杀人是罪,这是不是普世价值?不杀人,这是不是行为底线?如果连这种基本共识都无法达成,只能说这个社会太分裂了,这种分裂太可怕了。其实,杨佳案的是非,最简单、清楚不过了。只是情绪让人们心态不平,让一些人不愿意去面对是非。特别是,上海当局在杨佳案的处理手法上,和西部偏远乡镇无异,大有古代社会的遗风,发生许多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比如辩护律师的人选、案情和审判公开等问题,给人不够公开公正的感觉,加剧了人们的不满和疑虑。谁都知道杨佳难免一死,但人们关注的是程序和过程,以及真相而已。程序优先,比结果更重要,这是法学上的共识。能否公正地对待一个死刑犯,意味着将来能否公正地对待我们每一个人,关系着公众对法律的信心和在法律面前的安全感。

  社会应该有它的共同底线,社会需要同舟共济。当社会价值观分裂、混乱时,当社会利益急剧分化时,需要普世价值来给定是非标准,需要法律规定来划定行为底线,需要信息公开来化解猜忌,需要加强交流来建立信任。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江湖漂,怎能不挨刀。当我们身陷恩怨情仇时,给自己点神性去超越皮囊肉身吧,用清醒的是非观对恩仇进行定位吧。最终,还是得超越恩仇,回归是非。爱其人,憎其罪;人罪分开,法断是非。愿因杨佳案而发生分裂争吵的人们,在常识和底线面前,平静情绪,和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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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济增长得向“左”转

《Turn Left for Growth》

(美国)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斯蒂格里茨

2008-08-28

    左派和右派都说他们代表经济增长。那么选民在选择其中一派执政时,是否只是选择不同的经济管理团队而已? 但愿这个问题是如此简单!部分问题同“运气”有关。低廉的能源价格、快速的创新步伐、和以越来越低的售价提供高质量产品的中国,为90年代的美国经济提供了有利因素,造就了低通胀和快增长。

    克林顿总统和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根本没有什么功劳可言。当然,糟糕的政策可以把事情搞砸。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困境――能源和食品价格居高不下和金融体系摇摇欲坠――在很大程度上是拙劣的政策所造成的。

增长须能持续并惠及大众

    事实上,差异巨大的发展策略所产生的效果也千差万别。首先是对经济增长的不同看法。经济增长不只是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这么简单。它必须能够持续:建立在环境恶化、举债消费、或者滥用稀缺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如果没有进行再投资,是不可持续的。

    经济增长还必须惠及大众,至少让多数人从中得益。“涓滴经济”(trickle-down economics)是行不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实际上可以让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更糟。美国近年的经济增长,就既不能持续也不能惠及公众。绝大多数美国人现在的生活还不如7年前。

    但我们不一定要牺牲平等才能够换取经济增长。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包含的层面来促进增长。一个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是它的人力,因此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发挥最大的潜力,也就要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教育。

    现代经济还需要冒险。如果能建立起良好的安全网,个人冒险的意愿就会更高。要不然,国民就有可能在面对国外竞争时要求政府保护。然而,社会保障比保护主义更有效率。

    未能促进社会团结还有其他代价,特别是消耗在保护财产和监禁罪犯的社会和私人资源。据估计,美国保安行业的就业人数,在几年内就会超过教育行业。把犯人囚禁在监狱1年的费用,可能超过在哈佛就读1年所须。美国的人均囚犯是全世界最高之一,把200万美国人关在监狱里的费用应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但这笔开支实际上却被算成了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国家在推动发展应扮演的角色

    左派和右派的第二个重要差别,与国家在推动发展所扮演的角色有关。左派了解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教育、技术开发、甚至是发挥企业家作用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奠定了互联网和现代生物技术革命的基础。

    在19世纪,获得美国政府赞助的大学所进行的研究,为农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再由政府将先进技术推介给不计其数的美国农户。小企业贷款不仅在新企业创业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开拓新行业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可或缺。

政府是否应干预市场

    第三个分别有点令人诧异:左派现在理解市场,也理解自己能够,而且应当在市场中发挥的作用。而右派,特别是美国的右派,却不懂得这个道理。新一代的右派势力,以布什――切尼政府为例,实际上是老一代企业主义(corporatism)的老调重弹。

    这些人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国家应该拥有强大的行政权,但这样的权力却是用来捍卫既得利益,根本不太在乎市场原则。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包括为大型企业化农场提供补助、和征收关税以保护钢铁业。最近的例子还包括救助陷入危机的贝尔斯登(Bear Stearns)、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贷美(Freddie Mac)。夸夸其谈和现实情况之间永远存在着差距:保护主义在里根执政时快速扩张,包括对日本汽车实行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

    相反的,新一代左派势力试图让市场发挥作用。不受束缚的市场本身并不能很好地运转――目前的金融灾难再次凸显了这一结论。捍卫市场者有时也承认市场会失灵,甚至造成灾难性的结果,但他们声称市场的特点是具备“自我纠正”功能。在大萧条期间,我们听到类似的说法:政府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从长远来看,市场能让经济恢复到全民就业的情况。但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说,从长远来看,我们都完蛋了。

解除管制的重大代价

    市场在关键的时候无法自我纠正。即使灾难的起因是银行家的过度贪婪、或证券市场和评级机构对风险的错误判断,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眼睁睁看着国家陷入危机或衰退而坐视不管。可是,如果经济陷入危机时需要由政府来埋单,政府就必须采取行动确保这样的情况不会经常出现。

    右派解除管制的作法根本是错误的,我们现在正在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以所损失的产值来看,单在美国也许就会超过1万5000亿美元。

    右派经常把自己的学术源头追溯到史密斯(Adam Smith)。但史密斯在确认市场力量的同时,也认识到市场的极限。即便在史密斯生活的年代,企业已经发现,通过合谋抬高价格比生产创新产品更容易增加利润。因此,制定强大的反托拉斯法律特别重要。

    主办派对轻而易举。可以让人们在当时感到心满意足。促进可持续发展却相对的困难。今天,与右派相比,左派拥有清楚、一致的目标,不仅提出如何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也关注社会公正的问题。对选民来讲,做出选择并不太难。

    作者Joseph Stiglitz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最新著作是同琳达?比尔米斯(Linda Bilmes)合著的《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正代价》。 英文原题:《Turn Left for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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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方雄事件的危险信号

王子恢

http://wangzihui.blog.sohu.com/98512819.html

    龚方雄先生利用熊市中投资者对救市政策的饥渴症作足了文章,一份莫须有的“四千亿经济刺激方案”,最终诱使上证指数大涨178点,几可被视为利用媒体“调控”A股的又一成功案例。龚方雄休假了,该事件的影响仿佛正在被其它热点切换,但我还是要说,龚方雄事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专题: 四千亿经济刺激方案玄机重重。

    第一个危险信号,龚方雄的信息源应该来自官方“深喉”。摩根大通亚太区新闻发言人称,这一报告内容是龚博士根据自己针对宏观经济的研究而做出的判断。作为一个知名外资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们信赖龚先生的研究能力,同时也认同其报告信息的可能性。但是,根据最早报道此消息的东方早报的表述,是龚方雄在报告称中央政府“正在考虑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很显然这种描述方式不是研究判断,而是知情人对内幕消息的披露。“研究”出政府“正在考虑出台”某项政策,有点黑色幽默。

    种种迹象表明,龚方雄的“研究”是有核心的官方信息做支撑的,此消息发布后,坊间便猜测龚方雄的消息来自日前北戴河的高层会议,据媒体报道,官方经济智囊在龚方雄消息发布前曾齐聚北戴河,试图寻求“防止通胀和防止经济增速下滑”的良方。而会上传出的消息是,智囊们一致认为经济增速下滑比通货膨胀可怕,所以刺激经济有可能成为未来的重大经济决策。有媒体也报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某成员就说,一部分政策研讨信息可能通过特殊渠道外泄。如果真是这样,涉及到重大经济决策的核心信息,应该视为机密而不等同于一般的研讨,为何能轻易为龚方雄所知?“深喉”来自何方?政策决策研讨的信息管理是否有漏洞,难道这不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么?在这个时代,恐怕傻子都知道重大政策信息左右经济趋势与财富机遇,而一向精于资本市场的外资,得此先机,可做多少事情!

    第二个危险信号,利益机构频繁利用信息优势抢夺市场操纵权。事实上,龚方雄的“个人行为”发布的报告,背后就是其东家摩根大通的利益局。按摩根大通事后的对外解释,此报告只是提供给客户的内部报告,但这个报告为什么以龚方雄先生提供的名义在媒体上被公开发布?同时我们看到,该消息20日见报后,政策饥渴症使跌跌不休的A股全面飘红,上证指数大涨178点,涨幅高达7.63%;两市成交量放大一倍多,当日沪深两市只有一只股票下跌,近三成400多只股票涨停。但同时媒体报道,在此报道前两周,摩根大通已经低位建仓A股。当日的暴涨中,有谁可以保证,没有外资与热钱背后的阴谋?在这种不对等的信息博弈中,只可怜了那些一次次上当的散户。

    现在回头看来,这份报告的发布是刻意安排的。至少,龚方雄的报告有一个致命的悖论:如果他说的真的,摩根大通低位建仓再发布重大利好信息诱使市场暴涨,违背监管规则,堪比老鼠仓;如果他说的是假的,则是以散布虚假信息误导市场,更应重罚。

    如果媒体报道的摩根大通的投资行为属实,则龚方雄事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优势抢夺市场操纵权――已经不是抢夺话语权的问题了。无独有偶,财经评论员叶檀举过一例,10多天前,机构与大户大幅增持大型电力公司股票,8月19日,电力板块被大买盘吞噬,当天早晨,外资投行花旗预言本月“中国上调上网电价5%”,当日傍晚,国家发改委发出调价通知:即日起,全国火力发电企业上网电价平均每千瓦时提高2分钱,销售电价暂不调。这种情况屡次出现,难免看客拍案惊奇。

    第三个危险的信号,重大政策信息披露,政府屡屡被动,失去公众信赖。龚方雄的报告影响如此之大,但直到今日,除了听到几位学者的质疑与批评外,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有官方对此报告的正式评价。我们知道,今年5月刚刚正式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性突破,但是政策信息披露离规范透明还很远,甚至政策信息披露的主动权屡屡被外资机构破解。作为经济杠杆调节资本市场的重大政策信息,似乎只是一种封闭的垄断特权或者某些利益机构的特别福利,缺乏公正公平公开的决策机制与法律规范,随意性极强。

    去年印花税半夜调整之后,530暴跌使投资对政策信赖丧失,同时,不是外电频频准确预报我国加息与CPI涨幅,就是外资投行精准预言能源价格调整。今年四月,以汇丰为首的多家外资投行齐唱 “奥运前政府救市论”,A股市场在印花税下调所谓利好刺激下结束长达三个月的漫漫暴跌,演绎了今年的四月反弹。而现在,摩根大通、雷曼兄弟、美林、标准普尔等又借奥运后经济概念,唱多A股了。因为官方决策信息释放不主动、甚至在某一时段上的信息真空,与公众沟通不足,这便为其它所谓权威机构利用信息兴风作浪提供了空间。

    第四个危险的信号,监管部门没有对龚方雄的行为进行任何评价。龚方雄事件的争议很大,其中有许多人认为,龚方雄作为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其研究行为是独立的,其报告应该被看为正常的学术研究与成果发布,不应该对其批评。但是实际上,所有利益机构的研究人员,均很难成为独立学者,即使他们想做。

    从龚方雄报告的发布方式、摩根大通的操作行为及市场的巨幅波动来看,龚的行为应该被纳入监管�讯的范畴。我认为,允许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或者研究人员发布自己的观点,但要严厉禁止他们借假官方名义发布可能对市场形成巨大影响的报告或者言论,他们没有这个权力。龚方雄事件中,我们没有听到监管部门的任何评价,这说明我们不仅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率的政策信息澄清和解释的经常机制,同时对于有误导和操纵市场嫌疑的政策信息我们也没有相应的惩罚机制。从监管的角度,即使龚方雄先生的报告结论未来被验证是正确的,他也应该被公开谴责,因为他以不合适的方式公开了一个有可能成为重大决策信息并引发市场异常波动的消息。

    第五个危险信号,是“千亿经济刺激方案”中的媒体表现。在资本市场中,财经媒体是传递政策信息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各种利益集团利用信息进行市场博弈的重要阵地。因此,财经媒体对可能引发市场重大波动的消息当慎重处理并确保信息来源权威可靠。龚方雄作为外资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披露政府有可能出台的重大经济决策,有真实的可能性,但却不是常规渠道。所以,如何对其消息进行信源的补充与确认非常关键,甚至对消息源的动机背景的分析及对消息的处理轻重,都直接关系到对市场的影响。但当天基本上大多数网站都将此消息做最大的头条重磅推荐,在“头彩”与“责任”间,媒体集体无意识地到向“头彩”。龚方雄事件是一次考验,恐怕建设媒体尤其新媒体的公信力,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系统过程。

    最后,我们只能说,大家都应该警惕那些既做股票又做研究的利益机构。(本文系国际航空报专栏文章)

 


发件人:<capitel@sina.com> 收件人: "zaojl" <zaojl@163.net>,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1 02:13:0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10年房贷总额疯涨200倍,谁是中国的房利美和房贷美?

国开行与农行是否会成为中国的房利美和房贷美?

每日经济新闻

2008-8-28

    中国经济能否进入下一轮增长周期要看资金使用效率。如果说,以往刺激经济靠的是政府投资和企业生产率的提高,那么,下一轮经济增长关键看资金配置效率,中国如果能够从制造工厂上升为金融高效配置之国,将重新站稳全球经济引擎的位置。如果资金继续大规模低效错配,将会让所有乐观者羞愧。审计署的报告让我们对金融机构的资金使用效率忧心忡忡。

    人大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8月27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部分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存在风险,国开行与农行等存在的巨大漏洞。国开行与农行是否会成为中国的房利美与房贷美?很可能。如果任由这些银行自行其是,这些银行很快会成为中国的房利美与房贷美,成为金融领域的巨大黑洞。

    审计署通过审计发现,国开行存在“贷款审查制度执行不严格,贷后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共发现违规发放贷款91.04亿元,贷款被挪用245.72亿元,其中58.41亿元贷款违规进入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国家限制发展的产业和领域。对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及27家分行2006年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表明,审计发现总行对分支机构在风险控制、资金清算、财务管理等方面监督和控制不力,造成分支机构违法违规问题不断出现,这次审计发现的243.06亿元违规经营问题绝大部分发生在基层分支机构,甚至有内部员工参与作案。如2004年3月至2006年7月,农业银行辽宁省锦州市分行副行长郑凤来、黑山县支行行长刘福德等人采取借款和虚假贴现等手段,累计挪用银行资金31亿元借给一些企业和个人使用,有1.89亿元未收回,郑凤来、刘福德等人涉嫌侵占国有资金。

    就政策荫庇与市场竞争能力的低下而言,中国所有的商业银行都曾经是房利美与房贷美,经过改制之后,部分上市商业银行情况有所好转,风险控制能力增强,而处于改制风口浪尖的国开行与农行坏基因尚未蜕变。

    与“两房”相似,国开行与农行具有浓厚的政策行影子。国开行是准备转型的政策性银行,80%以上的贷款用于“两基一支”,即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众所周知,政府与央企的大项目是各银行争抢的香饽饽,但正是这些贷款使得国开行的资本充足率节节下降,根据国开行的内部测算,如果仅仅依靠自身积累,国家不补充资本金,从2006年至2010年的5年间,国开行的资本充足率将逐年下降。为了维系8%的资本充足率标准,2007年至2010年,分别需补充资本金136亿元、474亿元、882亿元、1409亿元。仅靠汇金注资显然远远不够,上市补充资本金是必然之举。

    农行是准备注资、上市的准政策性银行。农行必须补充8000亿以上的资金,但此次审计暴露出的风险内控机制的不足,使人对于农行这家巨无霸金融机构通过资本市场浴火重生充满怀疑。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农行近年来信贷增速过高,尤其是房地产与小企业贷款,以至于在06年8月银监会最近的分类监管标准中,农行被要求停止贷款扩张,提高拨备抵补率,降低不良贷款率。金融行业不言自喻的秘密是,银行信贷急剧扩张不是好事,一定是遭遇到严重的坏帐危机,以新增贷款遮掩而已。

    王益案揭开了国开行资本充足率连年下降的黑幕,内部风险控制不严,与内部人的监守自盗有关。与明确的银行损失相比,一些低效的政府项目,浪费全社会资源更加可怕。比如审计署曾经报道20多个环保项目只有8个项目勉强运转。我国的四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已基本完成政策性不良贷款处置任务。但是,审计调查发现,四家公司处置资产回收的现金尚不足以偿还再贷款及金融债券利息,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较大影响。

    资金的浪费是隐性的,由纳税者、得不到正常融资的企业、投资者承担成本,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优质企业融资不畅、高利率借贷市场四处开花,其实是我国资金低效使用的直观反应。

    全球政策性银行都是类似的:用政府信用为担保,进行政府项目与农村的投资。与两房相似,国开行与农行都在进行商业化转型,试图以市场手段减少政策性亏损。他们遭遇的问题与两房相似,就是长期政策荫庇下低下的市场竞争能力与高企的道德风险。我们同样相信,在拯救大型金融机构上,政府能做的比美联储多得多,可以随时动用一切社会资源为我所用。

    但这并不能缓解如下疑问,即从国有控股银行到四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这些低效的金融机构在庇护下,借助规模的扩张成为混业经营的金融航母,这是奖赏他们的低效吗?

    注:国开行与农行问题曝光,需要勇气,因为牵涉到圈钱多少大局。晚与金融界女士见面,了解到一些银行情况,许多事情还在进展之中。可以肯定的是,金融机构有两张脸,一张面对政府项目,一张面对市场性企业,当必须有所取舍时,谁都知道该怎么取舍。不过,金融机构最近对长三角民营企业热心,因为这个让金融机构最赢利的地区产生问题,是政府与金融机构都不愿意看到的。扬韬说,经济下降,是不争的事实,数据很多,市场更形象。上次碰到黄伟,告知除了餐饮,连做头发、买衣服的女士都少了,更别说旅游了。

 

2008年8月份的标题经济新闻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10年房贷总额疯涨200倍,谁是中国的房利美和房贷美?

    1998年房贷总额426亿元;1999年房贷总额1358亿元,2000年房贷总额3377亿元,2001年房贷总额5598亿元,2002年房贷总额8258亿元;2003年房贷总额11780亿元,2004年房贷总额16000亿元,2005年房贷总额急升至49100亿元,2006年仅仅上半年,房贷总额已达34000亿元!

    数据显示,仅仅工、中、建三大行房地产贷款中的个人住房贷款由2005年末的10127.23亿上升至2006年底的11760.66亿。个人住房不良贷款由2005年末的184.42亿上升到2006年末的192.41亿。近年来,我国个人住房不良贷款数额已呈攀升趋势,而从国际经验看,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暴露期通常为3到8年。中国银行发布的数据:中国银行07年上半年业绩大幅攀升净利润295亿,截至6月末,中国银行资产总额58,338.91亿元。

金融时报:美林赔掉36年来1/4获利

    美国投资银行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受信用危机冲击,过去18个月来亏损逾140亿美元,相当于公司上市36年来的获利赔掉四分之一,凸显全球银行业面临重大危机,投资银行的商业模式尤其受到严峻考验。 金融时报根据汤玛逊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的数据与公司财报数据分析,美林从1971年公司上市到2006年间,经通货膨胀调整的获利约560亿美元。 而过去一年半来,美林的资产减损和信用相关损失累计就将近520亿美元,导致该公司2007全年加2008年前两季的税后亏损超过140亿美元,大约等于美林2000年以来累计获利的一半。

    金融时报分析美国和欧洲的家大银行,将信用紧缩造成的亏损与历年获利相比,结果发现美林的亏损比例最高,表现逊于其他同业,包含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美国银行(BOA)、摩根斯丹利、高盛、雷曼兄弟(Lehman)、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以及瑞士银行(UBS)。瑞士银行的亏损比仅次于美林,在信贷危机中损失逾150亿美元。

    美林和其他华尔街公司的钜额损失显示,投资银行的商业模式有其风险。这些公司仰赖复杂的证券商品及高度杠杆操作,推升获利成长,在全球经济蓬勃发展时无往不利,如美林2003年至2006年间就狂赚210亿美元,占公司上市36年来获利的三分之一还要多。

胡星斗:破除国有石油企业垄断势在必行

    近来民营油企困难,十几万人下岗失业,凸显了国有石油企业垄断的弊端。长期以来,国家只赋予了中石油、中石化两家企业有上下游、内外贸、产销一体化的特权,只授予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陕西延长油矿管理局四家单位具有原油开采权。进出口权也基本上被国有企业垄断了,极少数可以进口原油的私人企业也必须由国企安排炼制。虽然“非公经济36条”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石油行业,但由于国有石油巨头在原油进口、开采、炼制上的排他性以及划分地盘,石油行业仍然是一个没有竞争的产业。

    由于中石油、中石化等控制了石油产业的上游,民营石油企业只能在下游的炼制、销售领域发展,导致了民营油企仰人鼻息、受制于人,无法平等竞争、发展壮大。我国有民营加油站4万多个,但现在由于没有油源,关闭了1万多家。目前,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国内油品购销价格倒挂,民营企业更是生存困难,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巨头则乘机对民营企业进行油源限制,然后加以收购,这样,石油巨头的垄断地位不断地得到加强,最终会损害消费者和国家的利益。

    消费者和国家的利益受损是由于垄断国企成本高、服务差、管理粗放,如果是诸多的民营企业竞争,国家的财政税收会增长好几倍,而国企效率则只有民企的1/5到1/10左右。现在,国家每年还拿出几十亿元补助局部亏损的石油巨头,广大国民的利益都受到了侵害。

    前几年,中国就在酝酿制定《石油天然气法》,从而可能限制国有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但几年过去了,仍然袅无音讯。在世界各国,他们大多制定了石油法保证民营企业的平等经营权。如日本有《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法》、《石油公团法》、《石油业法》,巴西有《石油法》等。未来中国应当放开原油供应、进出口贸易权,对于石油开采引进非国有大企业进行平等竞争,看谁给国家交的税收多、为国家寻找油路的贡献大;中国还应当取消原油“非国营贸易配额只能用于中石油、中石化炼厂加工,不得供应地方小炼厂”的规定,从而打破石油业垄断。



发件人:"a2937061"?<a2937061@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9 16:39:0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地球每年质量增加一万二千亿吨,半径膨胀0.45毫米?

地球每年质量增加一万二千亿吨,半径膨胀0.45毫米?

    我国学者杨建亮从广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出发证明各大天体在相互远离的同时不断长大.对于地球来说目前每年质量增加一万二千亿吨,半径相应地膨胀0.45毫米.杨建亮的证明显示物质内部的压强为负值,正是这一负压强导致天体的体积随着宇宙的膨胀而变大的同时质量不断增加,而质量的不断增加又迫使天体内部作不断的运动和变化.天体的内部质量的增加似乎违反质量守恒定律,但变化之慢并不违背任何现有实验.杨建亮的理论将给地球物理学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是地球膨胀学说的福音,让地球膨胀学说提出者感到最为困惑的就是物质的补充和能问题.毫无疑问,地球的不断长大已有不少可靠的观测证据.美科学家称地球在发福,俄真理报报道地球半径现在一年增加1毫米左右,匈牙利的物理学家拉斯诺·爱德耶特对古代的地图和地球的面积进行了精心的对比研究发现地球的半径每年要增加0.5毫米。1965 年霍姆斯根据一天的时间每一世纪增长1/50万秒的数据估算出地球膨胀速率为 0.24 ~0.6毫米/年.与杨建亮的理论计算非常接近.无疑杨建亮的工作把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以及地球物理学连成了一片,使相互之间不在孤立.杨建亮曾向记者透露如果科学界拒绝接受天体不断长大这一事实或者撇开这一事实而不顾,无论是天体物理学或者是地球物理学都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实质性的进展。

世界银行公布最新贫穷线 全球约1/3穷人生活在印度

2008-08-27

    世界银行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最新的贫穷线为每日收入1.25美元,由此估算,印度生活在贫穷线下的人口2005年为4亿5千500万人,约占全球贫穷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世界银行声明表示新贫穷线的定义是以2005年全球最贫穷的10至20个国家为依据所得出的平均值,全球低于这一标准的贫穷人口约有14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26%。

    报道称,世界银行根据全球生活成本上涨作出的最新定义估计,至2005年,印度的赤贫人口为4亿5千500万人,较1981年增加了3600万人,世银在声明中指出,高经济成长是降低印度赤贫人口的主因。 世界银行原来的贫穷线是每日收入为1美元,在此种定义下,印度1981年的赤贫人口为4亿2000万人。

    据印度官方估计,2004至2005年的赤贫人口为3亿零172万人。世界银行声明指出,如以贫穷人口占各国比例而言,印度同期赤贫人口比例已从60%降至42%,仍高于印度官方估计的27.5%。

标题新闻

美七月消费放缓 个人收入负成长

    尽管美国政府退税措施有助提升第二季经济成长,但美国商务部今天公布数字显示,随着美国政府退税逐渐发放完成,其刺激消费的效果在七月份已减退。另外,个人收入出现负成长,通货膨胀也持续快速攀升。

全球性通膨 穷国与富国的穷人最怕物价飙涨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四月分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今年全球商品价格上涨幅度是百分之二十二点五。虽然预期明年会较今年下降百分之二点五,由于油价及包括粮食与金属价格在过去一年里暴涨,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压力,即使大宗物资价格上涨压力能舒缓,也不可能回复到涨价前的幅度。

深圳6万人资产500万美元 业者设私人银行

    中国高财富净值客户数量急速增加,银行争夺高端客户竞争也日渐升级。银行业者估算,深圳资产达五百万美元(约合新台币一亿五千八百万元)以上的客户有六万多人,深圳成为中国各银行设立私人银行的兵家必争之地。

中国证监会救股市态度据传转趋积极

    中国大陆股市疲软不振,不过,市场传出中国证监会邀请基金负责人到北京开会,共商股市发展大计,主管机关救股市态度可能转趋积极

日本政府公布总额三点四兆台币经济振兴方案

    日本政府今天公布总额高达十一点七兆日圆(约三点四兆新台币)经济振兴方案,以因应能源价格剧涨和可能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

上海提供优惠鼓励跨国公司设地区总部

    未来跨国企业在上海设立总部,可按相关规定获得开办和租房资助;对因商务需要赴台港澳或国外的地区总部中国籍人员,提供出境便利;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引进国内优秀人才,可优先办理上海市户籍。

五百八十公尺高的上海中心即将动工

    继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昨日正式启用后,上海又一新高楼「上海中心」也即将动工开建。上海不断涌现以吸引金融企业为理念的高端楼宇,展现出上海加速汇聚金融资源的企图。

股市跌 中国大陆一元股重现江湖

    中国大陆股市跌跌不休,逾半股票价格腰斩,许久不见的人民币一元左右股票再度重现江湖。

经济专家:中国随时准备提出刺激经济政策

    中国大陆经济走软,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北京出于对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的担忧,将会随时准备提出刺激经济政策。

贵州茅台酒供不应求 获利倍数成长

    中国大陆炙手可热的贵州茅台酒业绩长红,今年上半年获利高达人民币二十二亿多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

误判市场致巨亏 中国大陆基金经理纷表道歉

    中国大陆股市跌跌不休,许多基金经理人因为误判市场而导致巨额亏损,并招致投资人的抱怨与指责,一些净值跌幅较大基金的基金经理在陆续公布的半年报中对误判市场而没能及时减仓进行检讨,并对给基金持有人带来的巨大损失表示道歉。

中国最大童装市场在江苏常熟开业

    总投资人民币五亿元、折合台币二十三亿余元的中国童装中心,近日在江苏常熟开业。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童装专业交易市场。

炒地炒成地主 香饽饽成烫手山芋

    中国大陆房地产飙涨,开发商疯狂炒地终酿苦果,「炒地」最后炒成「地主」,原本被视为「香饽饽」的土地竟成了「烫手山芋」。

中国查中央部门问题资金2千亿余元

    中国今年审计中央部门问题资金查出有台币两千一百三十四余元,今年接受审计的中央部门减少到五十三个,中国财政部、商务部、教育部、广电总局、质检总局均榜上有名。

北京整治房价飙涨 严限商业房地产信贷

    京奥刚结束,北京重拳挥向房地产业,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要求严格开展建设项目贷款管理和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优先支持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及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建设。

2008年调查:中国投资环境力下降 风险上扬

    受全球经济放缓、当地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中国大陆投资环境出现显著改变。根据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对大陆台商进行年度调查指出,2008年中国大陆「投资环境力」下降、「投资风险度」上升,此为该调查执行9年以来,首度出现。

中国建行将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中国建设银行今天宣布,将从本月二十九日起,在香港发行两年期的人民币零售债券,年利率为三点二四厘,债券面额为人民币一万元,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三十亿元。

林毅夫:中国应续市场改革 两岸经济可互补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今天表示,中国应持续市场改革,以达到经济持续成长。他指出,台湾与中国的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台湾与中国密切的经济整合,可开发双方彼此的互补性。

北京奥运 中国央视赚人民币二十亿元

    据调查,从八月八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到二十四日闭幕,收看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奥运转播的观众累计达十一亿两千万人。高收视率也为央视带来高收益,业内人士估计,奥运期间央视广告收入达人民币二十亿元,约合新台币九十二亿元。

中国食品博览会河南开幕 近50家台商参展

    在中国河南举办的第六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今天开幕,当中有四十八家台资食品企业在台湾展区亮相,参展产品有水果、高粱酒、面线、肉干、贡糖、茶叶、饮料、食用菌等五十多个种。

东莞外贸进入拐点 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大陆广东省东莞副市长江凌表示,今年头七月东莞外贸进出口总值六百六十四亿三千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高达一成九,但东莞的外贸经济进入拐点,前景不容乐观。

传中国放宽外银信贷额度 货币政策渐松动

    据报导,中国大陆各家外资银行日前接到中国人民银行的电话通知,只要外资银行提出增加信贷额度的申请,基本上都可以获准,显示中国政府对于外资银行的信贷额度控制已经放开,之前从紧的货币政策已明显松动。

中国银行业庞大资金可望年内涌进韩股市

    南韩股市目前处于外国投资者持续抛售而疲软的状态。南韩金融官员表示,可望最快于今年内有庞大的中国银行业界资金流入南韩股市。

中国电信商华为雇用非法员工 印度限令遣返

    中国最大电信经营商华为在印度又遭遇问题。据印度「经济时报」今天报导,印度劳工部指控华为严重违反法律及财政问题,包括涉嫌逃漏税,以及在印度超额雇用大批未取得工作许可的中国员工,已限令华为两周内遣返所有非法员工。

中国官员:不排除热钱流出冲击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表示,不排除未来可能出现外汇资金集中流出,冲击中国大陆经济的风险。

联邦快递中国逆市降价 快递业受冲击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在六月份大幅降低中国国内快递服务收费的基础上,最近再打七折到七五折,此举让不少经营压力大的中国快递企业如坐针毡。

适时微调仍是奥运后中国经济宏观调控主轴

    北京奥运昨晚热闹闭幕后,有关奥运后宏观调控走向的议论不断升温。「中国证券报」今天引述多位专家认为,奥运后中国宏观调控仍将保持微调方式,出现大刀阔斧式调控措施的概率很小。

专家: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惊人趋缓现象

    尽管不少人认为北京奥运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可能受到影响,但比利时 ING银行专家却预期,中国大陆不会出现惊人的经济趋缓现象。

日银总裁:日本经济可望避免陷入严重衰退

    日本银行(中央银行)总裁白川方明今天表示,拜企业部门体质强健以及国内维持超低利率之赐,日本可望避免陷入严重经济衰退局面。白川指出,虽然目前经济成长预料将会持续低迷,「日本经济陷入严重调整局面的可能性不大」。

适时微调仍是奥运后中国经济宏观调控主轴

    北京奥运昨晚热闹闭幕后,有关奥运后宏观调控走向的议论不断升温。「中国证券报」今天引述多位专家认为,奥运后中国宏观调控仍将保持微调方式,出现大刀阔斧式调控措施的概率很小。

奥运带来钱潮 北京假货市场业绩翻涨

    中国境内侵害著作权的状况相当猖獗,已惹恼了贸易伙伴,尽管中国努力想要遏制这些假货,但北京两大著名假货市场在奥运期间仍然大发利市。

年初雪灾后遗症 广西龙眼滞销

    受到年初冰雪灾害的影响,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生产的龙眼成熟期与上市时间相近,造成广西近四万吨的龙眼滞销,果农急着找买主。

广东一年内注销两万五千家企业

    中国大陆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公布最新统计数据指出,受宏观经济趋紧影响,不到一年内,广东注销两万五千家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台港等外资企业。不过,与此同时,广东本土民营企业增加量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吉林图们江区域将建中日韩俄自由贸易区

    地处中国东北的吉林省正积极推动图们江区域国际自由贸易区的进展。专家指出,这个以建立中国、日本、南北韩、俄罗斯双边和多边跨国自由贸易区为先期目标的构想,将对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高层确在考虑扩张性财政政策

    北京「经济观察报」报导,中国高层的确在考虑推出扩张性财政政策,目的是「适当缓一缓」紧缩政策,防止经济下滑。

通膨严重 广州月饼涨价百分之二十

    中国大陆通膨持续,莲子、榄仁等月饼主要原材料价格也有所上涨,为此,广州市今年中秋月饼零售价上升一成三至两成。

雷曼兄弟:全球通膨达顶峰但信贷紧缩仍持续

    雷曼兄弟亚洲(日本除外)首席证券策略分析师舒保罗表示,全球通货膨胀已达顶峰,但信贷紧缩仍然持续当中。

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

    在全球金融震荡的风暴中,中国工商银行靠着中国国内需求强劲推动逆势成长,不久前资产规模在全球称雄后,最近又超越汇丰银行,成为全球最赚钱的银行。

中国股市大跌套牢中产阶层 影响不容轻忽

    中国大陆股市大跌,套牢许多中产阶层,据报导,平均每个账户损失人民币十一万元,约为投入股市资金的一半,由于中产阶级是经济发展的中坚,负面影响不容轻忽。

 

 

发件人:"曹军"?<jmcao6610@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30 22:18:4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敬请各位查收云汉经略最新一期《云汉月刊》,谢谢!曹军?

40家中小板公司借钱过日子  经营活动现金流疲态尽显

世纪经济报道

2008-8-13 21

    相当比例的中小板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下降。

    截止到89日,中小板已经公布中报的共有78家公司。记者粗略统计了包括丽江旅游(002033.SZ)、双鹭药业(002038.SZ)、同洲电子(002052.SZ)、轴研科技(002046.SZ)40份中报,其中27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严重者如广电运通(002152.SZ)下降了6427.90%5家微弱上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变化也从应收账款方面得到证实。剔除因上市不久而数据不全的公司,27家公司的应收账款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06亿元。同时,虽然上半年在银根紧缩、利率上涨的情况下,中小板企业的借款总体上仍然呈上升势头。据统计,2007年上半年40家公司通过借款取得的现金为40.04亿元,2008年同期则是54.37亿元,同比增加了14.33亿元。不过,在利率增加的情况下,借款的增加也给财务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纳入统计范围的40家公司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报其财务费用比2007年同期增加了2427万元。

    尽管广电运通上半年的净利润增长了50.06%,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却从250万元下滑到-1.58亿元,下降幅度为6427.90%。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为6.8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1.73%;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为5.22亿元,比上年同期3.99亿元增长30.92%。丽江旅游下降了105.01%,永新股份(002014.SZ)下降了422.54%,南岭民爆(002096.SZ)下降了226.74%,鲁阳股份(002088.SZ)下降203.80%。永新股份20071-6月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475万元,到今年同期,猛跌至-2481万元。公司表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主要系受原材料价格等因素影响,采购原材料预付款增加影响所致。西部材料(002149.SZ)表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相比减少646.51%,一方面是因为客户大量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另一方面是应收账款增加所致。2008年中报显示,其应收票据为2772万元,比年初增加了189.42%;应收账款为5016万元,比年初增加了44.36%

    剔除因刚上市不久而数据不全的公司,27家公司2008年中期的应收账款共为36.48亿元,相比于去年同期的27.42亿元,增长幅度为33%。中磊会计师事物所一位会计师表示,应收账款同比增长33%是比较大的了,如果现金流不变或下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很大的影响。智光电气(002169.SZ)更是直言下半年将加大力度催收应收账款,改善公司经营现金流。此外,陈梦根还表示,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影响市场预期进而影响到企业销售增速下滑,但是过去几年由于市场较好,生产扩大,导致今年存货增加,进而也影响到企业现金流指标下降。也有例外:如双鹭药业增长了257.45%、盾安环境(002011.SZ)增长了377%、中捷股份(002021.SZ)增长214.57%、华星化工(002018.SZ)增长196.2%

    2713亿元,这是纳入统计范围的40家公司2008年上半年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总和。虽然有中环股份(002129.SZ)、中捷股份等12家公司的投资额比上半年有所下降,不过,总体上看,该科目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57亿元。七匹狼(002029.SZ2008年中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1.15亿元,同比大增144.68%;华峰氨纶(002064.SZ)增长了101.19%;丽江旅游增长87.10%。虽然投资在增加,但是股市持续低迷,股价连续跌破发行价的窘境,使得中小板公司的再融资变得举步维艰。

     纳入统计范围的40家公司中,除了2008年上市的大洋电机(002249.SZ)、华锐铸钢(002204.SZ)、鱼跃医疗(002223.SZ)、东华能源(002221.SZ)和200711月首发的全聚德(002186.SZ)和天邦股份(002124.SZ)、江苏国泰(002091.SZ)、永新股份分别有140万元、50万元、867万元进账外,其他公司的依靠股权、债权在二级市场上再融资的数量为0

    正在进行非公开发行的丽江旅游亦是一波三折。2008311日,其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获得证监会发审委有条件审核通过,然而,迫于股价的大幅度下挫,710日丽江旅游修改了非公开发行方案,将发行价格下调至不低于14.27/股。不过,811日丽江旅游的收盘价为11.66/股。812日,丽江旅游一位高层向记者表示,市场的变化也不好说,如果一直这样跌下去的话,定向增发做不成都有可能。

    在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股市低迷的双重冲击下,银行融资成了中小板公司的摼让静輸。40家公司2008年上半年借款收到的现金总共为53.11亿元,2007年同期该数字为39.49亿元。在记者的统计当中,27家公司通过借款取得的现金同比增长。若剔除辰州矿业(002155.SZ)等13家因刚上市不久而数据不全的公司,余下的27家公司中,2008年中报里的短期借款为35.28亿元,相比2007年的24.17亿元增加了45.97%。东信和平(002017.SZ)、三维通信(002115.SZ)、丽江旅游等5家公司在2007年上半年的短期借款为0,到了2008年上半年都已经有大幅增加。丽江旅游上述高层表示,非公开发行的进展情况并不好,是想通过举债1.47亿元为非公开发行做前期资金上的准备。同洲电子一位人士向记者表示,新增的2.55亿元的短期借款主要是补充流动资金。上半年应收账款比较大。2007年中期应收账款为4.52亿元,2008年中期增加至6.95亿元。

    东信和平证券部一位姓郭的人士也向记者表示,在2007年基本用完募集资金后,公司今年新增的短期借款主要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这会造成一定财务费用的增加,但不会对公司带来太大的压力。不过,在央行不断上调利率的背景下,借款的增加也带来了财务费用的压力,对于部分公司来说,有点类似于撘仓箍蕯。

    丽江旅游表示,2008年上半年,由于公司短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导致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约241万元;预计2008年前三季度公司财务费用将增加约700万元。2008年中报中,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13万元,财务费用占净利润的比例为8.86%。众和股份(002070.SZ)表示,由于公司贷款规模扩大、贷款利率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原因,造成本期财务费用上升,影响公司利润下降866万元,而2008年中期净利润

 

 

发件人:"杨" <yzx228@163169.net>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8 22:41:1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杨曾宪新稿

警惕世界经济进入“后全球化”时代

青岛社科院 研究员 杨曾宪

yzx1948@qingdaonews.com

    1、进入21世纪后,以中国加入WTO为契机,世界经济全球化蓝图终于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全球化的大市场给各大经济体带来了多赢局面:中国廉价的出口商品和巨大的消费市场,给欧美经济注入强心剂,使他们从衰退边缘进入一段持续繁荣期;欧美经济的增长,又反过来刺激了中国的出口,使中国GDP保持年均2位数的增速,外贸总额四、五年翻一番。中国的崛起已势不可挡,29届奥运会,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精彩亮相。
但是,2008年全球资源(含能源)价格暴涨趋势,却发出了明确的预警信号。它警告人们: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美好蓝图,可能刚刚展开就被新的保守主义所撕碎;中美欧的经济蜜月期可能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人类可能为全球化的红利付出惨重代价……。

    2、2000年至今,全球重要资源价格涨幅大多在5倍以上:石油尽管已从150美元/桶的价位大幅回落,但涨幅依然超过6倍;铁矿石价格2008年比上年涨了85%。这些初级产品价格一路暴涨,有美元暴跌因素、有市场投机因素,但归根结底,却与国际市场需求强劲相关,特别是与中国进口剧增相关。

    譬如铁矿石提价,便与美元与投机无关。从1997-2006年十年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从5500万吨升至3.26亿吨,增长近5倍。自2000年开始,铁矿石进口量以每年25%以上的增速大幅增加。这背后,是中国钢产量翻番猛增,到2008年已达5亿吨。与此同时,海外铁矿石市场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国内铁矿石资源将逐渐枯竭。在这样背景下,铁矿石出口国,无论怎样漫天提价,中国也无力还价。而且,只要中国进口量年年递增,铁矿石这种涨价趋势便无法逆转。石油的情况与此相同。石油,是能源,也是资源。石油与铁矿齐涨,必然拉动所有初级产品上涨,推动包括粮食在内的工农业产品成本全面提升,导致全球的通胀危机。

    需指出的是,中国对铁矿、石油需求激增,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因为中国产品的消费市场遍布世界;各国终端消费者还享受了中国的财政补贴和廉价资源。中国只是把污染全部留在了国内。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中,中国虽是多赢主体之一,更是利益严重受损主体之一。西方得了便宜卖乖,其种种指责中国的说词是无理且缺德的。

    3、但眼下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应对这一空前的通胀趋势。根据自由主义理论,只要管住货币,暴利会刺激资本投入稀缺产品生产,市场会自动扭转商品供不应求的局面。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资源稀缺但不匮乏、更不被垄断基础上的。问题在于,现在是全球性的资源匮乏,无论暴利怎样刺激、资本怎样投入,也不能增加资源的总供给。地球上石油、铁矿等储量有限,是公开的秘密。过去乐观地估计,它们可供人类采用80-100年,根据目前趋势,其枯竭时间可能缩短到30-50年。在这种情况下,资源输出国基于最大化利己动机,是不愿无限增加供给的,更不会允许资源价格大幅下降。

    当然,市场有鼓励节约的功能。初级产品价格暴涨,必然会使各国积极节能降耗,提高资源利用率。但节约是有边际的,它只能延缓石油铁矿涨价速度,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其涨价趋势。当然,市场会刺激各国更快地寻找替代资源或创造可再生资源。但这需要时间。即便进展顺利,新的可再生资源大规模的生产应用,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

    4、这样,在此之前、在2010年前后,如果欧美经济没严重衰退、如果中国以及印度经济依然按现有模式高速发展,那么,世界经济随时可能骤然“休克”。理由是:因资源价格暴涨,各国贸易壁垒将彼此报复性筑起。与传统壁垒不同,新的壁垒不是防止别国低价产品长驱直入,而是拥有资源的国家,严防初级产品低价出口,以保护本国经济安全。

    基于同样原因,连接全球的贸易纽带将断裂。A地采购、B地生产、C地销售的国际分工合作模式,将因运费、劳务成本剧增而难以为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便会产生多米诺效应,给各国实体经济以致命打击。因资源短缺、企业停产,后发国家经济率先崩溃、陷入绝境;发达国家一面丧失高端产品市场、一面缺少低端产品供给,经济同样陷入瘫痪;全球经济衰退、资源价格一落千丈,资源出口国经济也会受到致命打击。在这种“休克”状态下,没有赢家,全球都是输家,中国也不例外。

    当然,全球危机未必严重到“休克”程度,可能只是短暂“昏迷”,但无论怎样,各国因承受不起这种经贸纽带随时断裂的高风险,全球市场必然四分五裂:欧美国家会重新发展制造业;亚非国家也只能发展内向型经济。全球化变成明日黄花、世界经济进入“后全球化”时代。
 

    5、这种局面,当然是谁都不愿看到的。鉴于中国经济地位举足轻重,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预防这种情况发生。但中国要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必须尽快采取如下对策:

    将人民币大幅升值,扭转中国资源型产品贵买、贱卖的局面,把输入的通货膨胀输出到欧美国家,结束这些国家用中国廉价资源过好日子的局面。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全球通胀,不是孤立的国内通胀;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不是什么“热钱威胁”,而是扼杀实体经济的“后全球化”危机。目前形势下,人民币升值是保护中国实体经济的代价最小的手段。

    大幅提高中国资源型产品出口关税或外销价格,削减出口数量。日前调高焦炭、煤炭出口关税的措施,是正确的,但幅度仍不大。中国的稀土等资源,必须立即由国有控股公司统一外销,大幅提价并缩量出口。中国应明示,如果澳大利亚铁矿石明年继续高幅涨价,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将相应高幅涨价。

    这两项措施,将立竿见影地使欧美国家受到巨大通胀压力,预见到“后全球化”危机。他们会同意与中国联手,促使资源输出与输入国谈判,就全球资源供求平衡及价格调控缔结条约。输入国要严控每年资源消费增幅,输出国要限制每年资源价格增幅。国际组织应有相应的控制、调节手段。由于铁矿石控制在少数国家及公司手中,较易谈判;石油价格尽管由市场调节,但只要欧佩克等组织配合,也不难动态调控。当然,中国要承诺并带头严控石油、铁矿石进口增幅。如果这一条约在2010年前后缔结,人类可能避免一场大灾难;经济全球化进程依然可持续进行,只是各国发展速度将大大减缓。

    6、无论上述目标能否实现,中国都要做最坏的打算。这就是要在2010年前做好这样的准备,即在进口资源零增长前提下,能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显示:中国以全球30—40%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消耗,创造出不足全球4%的GDP。这个数据未必准确,但中国增效降耗空间很大却是事实。这就使中国具有在石油、铁矿石消耗零增长的前提下,保持经济若干年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为此,中国必须重新审视现代化发展目标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城市农村发展规划。近期,则要采取若干非常措施,其中包括:

    ——加大资源能源储备力度,出台强制性的节能措施,加快核能、太阳能、风能利用步伐;

    ——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基础上,理顺国内煤电油价格,并大幅提高粮食价格、提高享受性资源消费税,用市场手段最大化地节约资源;

    ——加快钢铁行业优化组合、淘汰落后产能步伐,把全国钢产量严控在5亿吨之内;

    ——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探索建设以能源(沼气)、肥料(有机肥)自给为中心的新型自然经济,以便中国能在能源缺口严重的情况下,保证粮食安全、农村安定;

    ——大幅减少非生产、生活必须性质的资源消耗。全国公车应采用小排量车型、用油数量减半。坚决停建豪华型楼堂馆所、文化设施、景观广场。

    以上内容,大多已包含在中央关于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中。但以笔者考察所见,目前地方仍在与中央博弈,其大干快上模式仍是“投资—项目”拉动型的。西部小城市在建的大广场、宽马路甚至超过东部大城市。科学发展观教育是必要的,但时间已不允许我们坐而论道。因此,中央必须尽快把石油、钢铁等消耗零(低)增长作为考核地方领导的硬指标下达。一个地方能节约出多少资源,才有多大(上新项目)的发展空间。这就促使地方政府把增效节约真正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省长市长坐公交车、骑自行车上班,便不再是作秀表演;停建豪华面子工程,非不想也实不能也。

    在这个事关经济政治安全的大问题上,中国只要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采用果断经济、行政、政治手段,是一定能在“后全球化”危机到来之前,把中国经济发展转移到提高资源效率的轨道上来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减少经济对外依赖度的问题,此处不展开讨论了。前述的大幅提高粮价措施,便与此相关。

 

 

发件人:"杨" <yzx228@163169.net>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8 22:41:1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杨曾宪新稿

“一石四鸟”:扭转中国经济“三高一低”走势

——再论人民币升值刻不容缓

青岛社科院 研究员 杨曾宪

yzx1948@qingdaonews.com

    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着“三高一低”走势:A高通货膨胀、B高外汇储备、C高税收增幅、D股市持续低迷。“三高一低”彼此关联,是中国经济整体运行信息的反映。现代经济学,分科而治,不同领域的经济学家,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开出的“药方”,未必有益于宏观经济。而系统考察“三高一低”现象,我们便会发现,中国经济既面临困境,也存在着摆脱困境有效路径:这就是通过人民币大幅升值,扭转上述走势,实现“一石四鸟”效果。

    A、高通货膨胀。中国这一轮通胀走势,有着迥异于以往的外部、内部驱动因素;只要这些因素不变,即便CPI暂时下降也难改长期通胀走势。7月份的PPI达10%,便清晰地揭示出此次通胀的外部输入型、成本推动型特征。以往的通货膨胀,尽管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种种麻烦,但最终总能产生增加产能、扩大就业的发展“红利”。而输入型通胀,带来的却是净损失:物价上涨、企业萎缩、利润外流。需指出的是,全球资源能源涨价,尽管有投机因素在内,但归根结底与中、印两大经济体崛起相关。由于全球资源匮乏局面短期无法改变,不仅中国输入型通胀压力难除,而且世界经济可能进入后“全球化时代”(笔者另文讨论)。

    B、高外汇储备。截至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破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5.73%,超过7大工业国总和。巨大的外汇储备,来自巨大的外贸顺差;巨大的外贸顺差,来自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在加入WTO初期,本币低估有利于刺激出口,其拉动经济之功不可抹煞。但是,价值效用是有边际的。当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过万亿后,情况发生了质变:一方面,中国以牺牲劳力、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输出廉价产品换回大量“美元券”放进国库,导致国内实物商品总量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巨量外汇流入,迫使央行发行海量人民币对冲,导致国内流动性日益过剩。这是造成此次通胀的内驱因素。显然,这种局面是不能持续下去的。适量外汇储备,有利于国家经济政治安全;超量外汇储备,必然异化为扼杀实体经济活力的负价值因素。这与健康人需要一定脂肪、但脂肪超量会危及人的生命是一个道理。

    C、高税收增幅。近年来,中国税收增幅一直是GDP增幅的两倍,2007年上半年又增长近30%。尽管税务官员总会给出合理解释,但这种持续扩大的“剪刀差”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不利。个中道理,所谓“拉弗曲线”已有解释,笔者也曾专文阐述过(《中国经济时报》2007、3、9)。但是,相对于A、B两高的状况,高税收增幅毕竟是中国实体经济依然健康的表征。今天过度解读C高的负面效应,乱开药方,是不适时、不适当的。
D、股市持续低迷。中国股市高达60%的跌幅,令世人瞠目,也让管理层不解。观察家依然将其归咎为股民的非理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中国股市暴跌与其先天机制性缺陷相关(上市公司只有减持动机、没有增持欲求,一些破净的蓝筹股,竟无人收购),但更与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困境相关。基金经理人他们不惜连续做空,便是基于对中国实体经济的理性预期。上述A高、B高因素导致的生产成本增加、流动性过剩,以及决策层开出的紧缩银根药方,都在恶化企业生存困境、并转化为摧毁股市信心的基本面利空。再加上“热钱威胁”论的威胁,使任何稳定股市的空洞喊话不再起作用了;中国股市,需要有对实体经济实质性利好的消息,彻底改变股民的悲观预期。

    那么,什么是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实质性利好呢?这就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即相对于包括欧元在内的10%—15%的升值。首先,人民币大幅升值,可立竿见影地降低初级产品价格和PPI指数,把输入型通胀因素挡在国门外;国内能源价格也可趁势理顺,减少巨额财政补贴;进口消费品降价,还会直接降低国内CPI指数。其次,人民币大幅升值,可扭转外贸顺差局面,不再增加甚至减少外汇储备,从而扭转国内流动性过剩局面,解除通胀压力,并放松银根。最后,人民币大幅升值,由于对石化、钢铁、航空、金融等板块产生直接利好,由于能形成对PPI、CPI下降的预期,深沪股指便会应声飙升。

    应当说,通过本币升值缓解通胀压力,就像用青霉素抗病毒感染一样,原本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以主观好恶为转移的有效“药方”。违反这一规律的结果,必然是把可阻挡或转移出去的通胀压力留在国内,使本币对内贬值、对外变相升值,由此产生的后果一样,但全社会付出的代价却惨重得多。当然,就像采用青霉素治病,一要抗过敏体质、二需支付能力一样,用本币升值治理国内通胀,也是有条件的:一是本币名义汇率被低估,否则,即便国内通胀严重,也难用升值办法向外输出;二是本国经济有承受风险的能力,否则,一旦本币被投机者狂抛,便会由升而贬引发金融危机。所幸,由于中国经济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人民币有很大升值空间,又由于中国经济实体空前强大,具有抗升值风险的能力,所以,中国采用这一“药方”完全具有可行性。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人民币升值是“对症良方”,为什么多年来我们总视为畏途,甚至在通胀形势已经明朗时仍人人讳言呢?关键是一直以来我们都受到如下四种“高论”的干扰和影响。

    “美国阴谋”论。多年来,关于日本被美国暗算,同意日元大幅升值而导致经济衰退的案例,不断作为前车之鉴被提起。其实,坊间流传的日元升值史实,未必是历史真相;即便是真相,也不能成为影响我们决策的理由。价值实践,量度和时机是关键。前人注射青霉素过量死亡,不等于青霉素是毒药;因噎废食,非智者所为。美国当初向中国强行推荐升值“药方”,自是为了推动其出口;今天,美国已有人民币升值过快的舆论,其动机当然是为了防止输入通胀。市场主体,天然利己,这很正常。人民币应大幅升值,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不应因美国的压力而拒绝升值,科学决策要排除一切外部干扰,那种与美国对着干或顺着干的主张都是荒唐的。

    “升值无效”论。近年来,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已升值近20%,由于依然没能遏制国内通胀走势,一些人便得出升值无用、甚至有害的结论。其实,目前出现的高通胀,恰恰是人民币升值不及时不到位造成的。这样说的根据是:其一,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升幅不及欧元升幅的一半,人民币相对欧元,实际并未升值;其二,中国外贸顺差局面并未改变,今年前7个月仍达1200亿美元,仅比去年同期下降9.6%。退一步说,尽管人民币升值不到位,但毕竟比不升要好。否则,今天国内石油及化工品价格还将提高20%,CPI升幅可能早过了两位数!这种高论,好比因青霉素剂量过小、效果不明显便否定其药效一样,是幼稚可笑的。

    “热钱威胁”论。一段时间来,“爱国”经济学家们“成功”地把事关中国经济命运的“反通胀”主题,转移到“反热钱”阴谋上来。他们望风捕影地虚构热钱数字、夸大热钱威胁,致使宏观经济决策畏首畏尾、错失良机。在热钱没产生威胁之前,这“热钱威胁”论已在威胁中国经济、中国股市了。目前中国,热钱流入牟升值之利,这是投机资本的阳谋。要阻止这种阳谋,惟一有效办法是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彻底打消其投机动机。本币大幅升值,热钱外流,肯定会对金融安全产生影响。但对中国而言,由于有B高因素保障,其后果肯定利大于弊。我们担心的,不是热钱外流,而是外流的数量不够。如果人民币升值后,外流热钱能达5000亿美元(很难达到这个数),不是正可减缓流动性过剩压力、改善国内金融环境吗?至于由此造成的外汇贬值损失,则是无可避免的代价。好比减肥,减去的脂肪虽然都是富营养结晶,但换来的却是健康生命。从全局算帐,人民币升值产生的贵卖贱买财富增殖效用,是绝对大于外汇贬值损失的。

    “出口崩溃”论。本币升值,不利于出口,这是事实。但多年来,经济学家关于升值威胁的预言却屡被证伪,譬如人民币升值10%会导致千万工人失业的情况,便未出现。当然,目前一些出口企业的确已陷入生存困境。但那种把“人民币升值”与“原料涨价”、“银根紧缩”并列作为消极因素的论述却不科学,因为后两者与人民币升值因素是彼此消涨的。鉴于“出口拉动”这驾马车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特殊时期我们可以对出口企业采取特殊保护措施,而C高因素恰好提供了这种可能。同样是减税,用它支持人民币升值,可在经济社会层面发挥最大边际效用。具体办法是:假如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0-15%,可在一、二年内对出口企业或产品(不包括“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企业和产品)相应降低税负(或增加退税)10-15%,使其有一个缓冲适应期。有了这一保障,人民币升值对外向型企业而言,便是机遇大于危机;而只要出口企业能稳定下来,中国宏观经济便不会产生剧烈震荡。 

    总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而言,既合规律、合目的,又有双重可行性保障,宏观权衡,绝对利大于弊。如此有科学根据且有最大边际效益的价值决策,没有弃而不用的道理。让人民币大幅升值,是中国充满信心的表现: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2008年,中国经济要争取“风景这边独好”。

 

 

发件人:"Michael Anti" <antisblog@gmail.com> 收件人: <blogmail@googlegroups.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9 09:47:1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Anti's Blog] 庇护和分赃:陈水扁洗钱背后的政治秘密

庇护和分赃:陈水扁洗钱背后的政治秘密

安替

    陈水扁洗钱案发,正好让台湾泛蓝群众所怀疑的传闻都似乎一一应验,真相简直比电影都精彩。不过即便有心理准备,读者也不尽会问,华人民主怎么走到了今天,台湾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像陈水扁这样大起大落的政治领袖?

    但仔细分析阿扁所涉巨款,无论是如他所说是选举捐献余款(部分已经捐给民进党),还是如泛蓝指称的那样是二次金改的权钱交易,都是基于一个政治模式:陈水扁利用手中占有的中央资源,分发钱财给党内参选人员,以获得党内各派的忠诚,或者向各大财团企业主索取,换得对他们的中央政策支持。这种民选政党中央一级以权钱和党内或者地方派系、各金主的权钱交换,在政治上叫做"庇护(patronage)和分赃(spoil)",而在中国,要追溯到北洋政府。黎安友、张朋园、陈明通对北洋、国民党在大陆、国民党在台湾的"庇护-分赃"体系有过精辟研究。

    袁世凯称帝失败,北洋政府再开国会,民主选举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再篡权的军阀也要用选票来获得权力,段祺瑞、徐树铮组成"安福系",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贿选,来保证自己的人把持国会。是很肮脏,但贿选要比暴力更不坏。后来,国民党掌权,在训政和抗日期间选举暂停,战后终再开国会。但狭隘的国民党,为了排斥共产党和第三势力加入国会,不但贿选,而且控制提名,而且干脆就是否定选举结果,最终失去大陆也是咎由自取。两蒋在台湾时期,充分发挥"庇护-分赃"的功效,用党产和党国权位来换取各个党内派系和地方派系对中央的效忠。

    1979年元月,美国和台湾断交,蒋经国认为,台湾如果要不被美国抛弃,唯一的可能是走向民主,成为一颗有用的战略棋子。因此从1980年美丽岛案公开审理、不判死刑开始,台湾不回头地迈向了民主。但随从党国体制演化成民主议会体制,但后面支持的金钱和动员政治机制,依然是这套国人熟悉的"庇护-分赃"系统。开民主风气的李登辉,直接默许黑金政治,吸纳地方派系入党竞选议员,才在完全不占据民主道义资源的情况下,让国民党政权得以苟活。

    在民进党获得政权之前,党内派系主要以政治理念和形成团体区分,真正出钱支持尚无执政希望的民进党的金主,实在是坚定的台独支持者。但2000年,因为国民党的分裂,民进党意外获得政权,也就立刻掌握了中央资源和献金渠道,各路金主也视献金为政治投资。陈水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削弱已有的按照理念结合的党内派系,而回归传统的"庇护-分赃"模式。民进党刚刚承认党的确收取了陈水扁3.9亿台币,而几乎每个民进党政治人物都在竞选时期收取了陈水扁的钱。事实上,可以肯定的是,陈水扁涉及洗钱的巨款,肯定大部分来自企业和商贾捐献,但由于台湾政治献金法不严格、不明财产立法又不能追溯,只要企业主自己不承认,寻找可以治陈水扁贪污罪的"对价关系",几乎不可能。

    金钱是政治的奶水。只要一天国民党的党产还在,要想严办民进党涉及政治献金或者企业捐献的丑闻,都没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实际上,一个有党产的党,在需要金钱运作的民主政治中,对其他党是相当不公平的。而且现在开始过分严格政治献金,就等于断了其他政党的活路。这就和带资承包的建筑商一样,总比对手更能得到投资人的信任。

    严格意义上说,完全消除"庇护-分赃"现象是不可能的,所谓政治献金,其实就是合法化、程度不大的"庇护-分赃",因为的确民主政治由捐献给养,要被从党产给养要公正地多。问题是如何法治化政治献金、如何防止官员个人获利。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就是公开化献金过程,把所有的对价关系摆在桌面上,让政治家的私下庇护,变成公开的承诺,这样让选民尽可能地知道,他们选的人,是要为哪些利益阶层服务的。

    但在当今蓝绿对立、国民党党产还在的台湾当下社会,现实地而不是道德地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土壤尚未存在。很可能,陈水扁会最终脱罪,民进党无法摆脱历史包袱,理想的两党制还是一个遥远的民主梦。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收件人: <zdjun@263.net>,  < 抄送:发送时间:2008-09-02 04:34:0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FW: New civilization ,草根民主論壇文章 ,

和谐世界不应成为中国外交的政策原则

海外学者 严家祺

2008年8月

“和谐”的三重意思

    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产生过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没有人提出“和谐世界”的理论。在东西方结束冷战和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能不能把建立“和谐世界”作为自己的“国家目标”呢?

    我在这里不谈音乐、艺术、自然界中的“和谐”概念,只谈人类社会的“和谐”概念。一般说,“和谐”包括三重意思:一是和平;二是合作;三是建立在信任、情 谊关系上的恰到好处地互相配合。一个家庭、一个小区、一个国家可以建立“和谐社会”。傅立叶就系统地提出过他的“和谐社会”理论。在美国(也许纽约要除 外)、加拿大、北欧,到处可以看到“和谐小区”的景象。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存在一个个主权国家的时代,在全球是建立不了“和谐世界”的。一个国家可 以把“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与他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国家目标,但不能把建立“和谐世界”作为自己的国家目标和外交政策原则。如果把建立“和谐世界” 作为自己的国家目标和外交政策原则,不仅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而且,往往会适得其反,给这个国家带来八十八天前“五.一二”大地震般的灾难。

“国际关系”非“人际关系”

    从系统论观点看,国家和全球性的国际社会有三大区别:

    第一,组成国家的成员是人、社会团体、政府,是由巨量行为体组成的“巨量大社会”。组成全球性国际社会的成员是国家、国际组织,是“小群体社会”。

    第二,组成国家的成员是人,组成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并不都是人,国家行为经常表现为“动物行为”,国际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

    第三,在一般情况下,“国内社会”是“有政府社会”,全球性的“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社会”,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

    局部性的国际关系是可以人际关系化的,集体安全制度是使“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化的制度。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地球上许多地区,如中东、南亚、东亚、非洲一些地区,国与国的关系远不能人际关系化。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三大区别依然存在,如果以为国际关系可以像人际关系那样来处理,那些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到时候,就会暴露出它的“动物本性”,就会损害那些以“人际关系”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的国家。

三种“无政府文化”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看作是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形成的。他说:“无 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三种角色──敌人、对手、朋友──中哪一种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温特把“无政府文化”分为三种,即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洛克无 政府文化、康德无政府文化。国家之间互存敌意、互为敌人,并以摧毁和吞并对方为目的,这就是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竞争者的关系,这就是 洛克无政府文化;康德文化则是国家之间互为朋友的文化。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俄、中日、俄日之间是霍布斯文化。现在,美国与伊朗之间是霍布 斯文化;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是洛克文化;美国与英国之间是康德文化。

    我认为,亚历山大•温特虽然用“人际关系”的语言来描述“国际关系”,但他并不认为“国际关系”就是“人际关系”,他所说的“霍布斯文化”,实际上是“狼与狼的关系”。“狼的世界”不是“和谐世界”。

国家之间的四种作用力

    现代物理学认为,在非自主行为体构成的世界中,存在着四种作用力,即质子、中子内部夸克与夸克之间的强作用力(strongforce)、原子核与电子之 间、带电粒子之间、带电物体之间的电磁力、不同类的基本粒子之间,如夸克与电子之间、夸克与中微子之间、质子与中子之间弱作用力(weakforce)以 及任何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

    自然界的规律是统一的。在非自主行为系统中存在强作用力、弱作用力、电磁力与引力四种作用力。对由国家这种自主行为体组成的国际体系来说,不同行为体,即 国家与国家间,事实上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作用力。十分明显,国与国之间的条约、协议以及国家所参加的国际组织的规章、制度与夸克之间的强作用力一样,具有 “渐近自由”(asymptoticfreedom)的特征。国家可以在条约、协议、规章、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自由行动,但受条约等的“强约束”。自主行为 系统与非自主行为系统的不同在于,夸克与夸克间的“强作用力”是不随夸克本身改变的,而作为自主行为体的人或国家,可以不遵守“强约束”,可以改变原有的 “强约束”规定。

    国与国之间的作用力除“条约”这类“强作用力”外,至少还存在三种作用力:

    (一)地缘力,即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同国家间形成的亲近、友好合作、疏远、排斥、猜疑、敌对、互不相关等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难以精确度量,但实际存 在。随着时间改变,这种作用力也会改变,也就是说,在不同历史时期,两个国家地理上的联系,因修建铁路、海下隧道、输油管线、公路大桥或其他原因而发生改 变,地缘力也会改变。

    (二)交换力,即由商品、货物、资金、人员和技术交换而形成的相互作用力。一般情况下,交换力与国与国之间友好合作程度有关,而且成正比关系。在某些特殊 情况下,一国违背另一国意志使后者被迫接受某些商品,或一国向另一国大规模输出难民或形成大规模偷渡潮,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力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三)板块作用力,包括一国对另一国的攻击力和威慑、恫吓、炫耀而形成的潜在攻击力。板块作用力与国家的军力直接相关。

    强作用力是国与国之间因条约、协议形成的约束力,当一国用武力或武力威胁逼迫另一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时,这种强作用力往往会因受害国的反抗而失效。在今天,国际法已明文宣示这种强约束力的非法性。

    地缘力、交换力、板块作用力(简称板块力)和强作用力构成国与国之间的四种主要作用力。从国际体系整体看,地缘力、板块力是国际体系形成离心力的要素,而 交换力与强作用力是向心力的要素。凡是地缘力、板块力占优势的地方,就没有和谐。在欧洲历史上,地缘力长期以来是国与国间的一种重要作用力,随着欧洲共同 体与欧盟的建立,随着条约关系和经贸关系的发展,强作用力和交换力日益增强,而地缘力和板块作用力则日益减弱(参见《霸权论》第五章)。

郑和下西洋:建立“和谐世界”

    郑和心态是儒家文化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表现,它的表现是“求虚名”、炫耀中国的“中央大国”地位,把“周边国家”看作是“中央大国”施恩的对象。其中一个 思想基础是崇扬“王道”思想,把国际关系看作为人际关系。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衰败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中国处于世界强国的郑和时代。

    十五、十六世纪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进行远航的八十七年前,即一四○五年,中国明朝皇帝朱棣派郑和率领船队向印度洋进行远洋航行。 当时中国人称加里曼丹岛以西为“西洋”,以东为“东洋”。从一四○五年至一四三三年,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郑和时代,中国是世 界强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郑和船队满载瓷器、茶叶、铁器、丝绸和金银。郑和七下西洋,首要目的是政治性的,是为了宣扬中国的“国威”,向 所到国家的国王赐送礼物,扩大明帝国在海外的政治影响。

    今天,“宇航员”是“未知世界探索者”,在十五世纪初,“航海者”与“宇航员”一样,也是“未知世界的探索者”。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非洲东 海岸、哥伦布跨越大西洋到达美洲,当他们启程时,他们连自己往何处去都不知道。与达.伽马、哥伦布不同的是,郑和远洋航行的是中国人与阿拉伯人早就熟悉的 海上贸易路线。郑和远洋航行少有“未知世界探索者”的因素。

    十五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与中国相比,国力小得多,属于那个时代的“不发达国家”,中国的丝绸和东南亚的香料,在葡萄牙、西班牙人眼中是极为宝贵的东 西。当时支持哥伦布远航的西班牙王国,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国库空虚,哥伦布的远航经费不得不靠商人银行家的支持,加上借贷后才勉强凑足。哥伦布的船队远小于 郑和,仅三艘,船员仅九十名,最大的船长度不及郑和的五分之一。当毫无“哥伦布精神”的郑和散尽明帝国的财宝返回中国时,哥伦布首航归来带回的印第安人的 黄金饰物的价值,就是他首航经费的一百七十倍。在哥伦布以后,首次实现环球航行的麦哲伦的水手们,在亚洲收购了大量丁香,到欧洲以成本一万倍的价格售出了 整船二十六吨丁香。我崇扬哥伦布的探索精神,并不赞成任何殖民者的行径,但郑和精神并不值得崇扬。一四三三年郑和最后一次远航回到中国,远洋航行能力位居 当时世界第一的中国,自己放弃了远洋航行这一事业。

    几天后,北京将举行奥运开幕式,数十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将来到北京,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又开始接近郑和时代。如果中国满足于今日成就,不思进一步改革, 不把改善国家体质(贪污腐败是“体质不良”的一个标志)作为根本目标,而把建立“和谐世界”当作“国家目标”和外交政策的原则,天真地以为“国际关系”就 是“人际关系”,在仍然存在激烈竞争的时代,那就会重蹈郑和以后衰败落后的覆辙。

    (写于二○○八─八奥运前夕纽约)

 

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症结

赵京

    我第一次听到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是在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急于树立自己权威的1976年底。《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恩格斯的《论权威》、对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批斗。我正好在初中的美术组里,绘制过一幅漫画,把“四人帮”扫进从巴枯宁、考茨基到希特勒、东条英机、从陈独秀到刘少奇、林彪的“历史垃圾堆”。30多年后,2007年3月,我去奥克兰的Niebyl-Proctor马克思图书馆参加由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教哲学的社会主义者Ann Robertson女士讲解的“马克思主义与安那祺主义哲学”的座谈会,又是对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安那祺主义)进行批判。不过,我没想到约二十人的与会者中,有半数是接近安那祺主义的人士,结果变成对Robertson教授的帮助会。她面对这样的结果有点狼狈,承认还要再学习。我一方面记得在东京时松散的Asian Anarchist Alliance(亚洲安那祺主义联盟)精神,终止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毛”论争,同时对于从哲学上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安那祺主义没有留意过,在会上没有谈哲学问题。会后读了一遍Robertson的“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哲学根源”小册子(注1),可惜还是没有什么收获。似乎马克思与巴枯宁在哲学上其实谈不上有什么“冲突”,他们都是十九世纪初期欧洲唯一的哲学思潮(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学生。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他们都曾热衷于辩证法。不过,巴枯宁不是理论家,总是强调马克思的知识渊博(特别在经济分析方面),要向马克思学习,计划把《资本论》译为俄文。马克思也以起码的学者风范,把《资本论》献给他的对手:巴枯宁。

    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有思想上的根源,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的认识上。马克思因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被剥夺了记者、编辑的职业,自然对此深恶痛绝,但却从未掩饰对处于上升阶段的普鲁士新兴强权的崇拜和倾慕。马克思后期虽然在英国生活二、三十年,却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多大的影响,他的影响在他在世期间只限于德国。即使在德国,当时工人运动的最大领袖拉萨尔也是马克思的对手,只是在拉萨尔决斗身亡后,德国工人运动被李卜克西和贝贝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统一起来,才接受马克思的影响。直到被列宁咒骂为“叛徒”之前,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巴枯宁由于参加德累斯顿的起义被普鲁士政权判刑并被遣送回沙皇俄国的监狱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对任何国家权力都不抱幻想(注2),也不认为自己或马克思那样的“先知”可以改造国家。相对于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巴枯宁更接近于法兰西共和或瑞士联邦那样的自由联合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奴隶制。”

    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自己组织政党才能夺取政权;巴枯宁(与蒲鲁东)则认为所有的政党都毫无例外地是专制主义的残余,革命者的职责不是领导,而是帮助、鼓动被压迫阶级本身的直接行动去推翻现存的制度,自我解放了的民众自己知道如何组织社会生活。马克思则坚持以“无产阶级”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后,再让“无产阶级国家”自然“消亡”;巴枯宁则强调国家及其所体现的权力必须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取消。他预言,任何“无产阶级”专政都会变成对“无产阶级”及一切阶级的专政并导致一种新的、更为强大和有害的阶级统治制度。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攻击巴枯宁“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其实,他们两人并不完全作对,马克思所关注的是较狭隘的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巴枯宁设想的是广义的改造人类组织方式的社会变革。所以,既然近代国家必须由少数人集团执政,在国家常备正规军被外敌侵略军击败的千载难逢的政治条件下,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口号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马克思不会同意)能够以一党专制在俄国和中国夺取国家政权,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但从社会革命的意义上看,民众的自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代表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凯旋,柏克曼哀叹:“社会主义靠出卖自己征服了世界。”“专制,不管白色红色,都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强制、压迫和悲惨。这就是其特征和本质,不会是别的。”(注3)。

    不过,如果我们略为客观地考察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实际过程,发现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并不具有被各自的追随者夸张的意义(注4)。他们都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得到激励确立了各自的世界观,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短暂激动(注5),又尝尽失败、流亡或流放命运的苦难,不可避免地要争夺任何可能的领袖资源。应该说,马克思是个天才思想家,在思想上独断尚无大害,巴枯宁是个实干组织大师,玩弄一些秘密手段也很难避免,如果他们两人合作经营“国际”(注6),有可能团结大多数的欧洲社会主义势力,与尚未丰满的欧洲资产阶级决一雌雄。但马克思容不得安那祺主义者争夺领导权,证实了巴枯宁“权力腐化任何人”的信条。马克思主张组织的集中制,巴枯宁则主张以自治协会为基础的自由联邦制。正如巴枯宁1868年在和平自由同盟大会上明确声明的那样:“我讨厌共产主义,因为它反对自由。我不能接受没有自由的人类。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把所有社会权力集中和吸收到国家,它一定会最终把财产集中到国家手中。相反,我要废除国家,要激进地消灭权威的原则和国家的监护。”(注7)最后,在马克思把持下的“国际”总委员会(执行局)把1872年的总会定在海牙,目的就是为了让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容易从英国、德国和法国出席会议,而安那祺主义势力较强的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则不易派代表出席。实际上,巴枯宁本人如果从瑞士出发,在路经法国或德国时就会被逮捕,而受巴枯宁影响最深的意大利代表团就因为抗议这种安排而抗拒出席,并干脆退出了“国际”。在最终出席会议的65名代表中,来自德国的19名与总委员会的21名就构成了大多数,只剩下25名不为马克思控制的代表为不能与会的巴枯宁辩护(注8)。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亲自与会的唯一一次“国际”的总会。这次总会的结果可想而知:巴枯宁及其追随的安那祺主义者被开除出“国际”。深知无法继续控制“国际”的马克思把总委员会移到美国,以图摆脱安那祺主义的影响,其恶果不仅是分裂了“国际”,而且葬送了“国际”本身。

    在马克思与巴枯宁争夺领导权的个人恩怨中,马克思用尽手段诋毁巴枯宁,包括暗示巴枯宁是沙皇间谍等;巴枯宁则表现出宽容大度和原则性。当他的追随者们催促他反击马克思时,巴枯宁一方面肯定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贡献,同时表示宁愿“被屠宰”而不去“屠宰”别人,颇有“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大丈夫胸怀。相对于马克思蔑视斯拉夫人种和西班牙语世界的倾向,作为俄国人的巴枯宁对于“愚昧落后”的俄国农民赋予比“先进发达”的德国工人或犹太市民阶层更大的同情和期待。这实际上也是自此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们与安那祺主义者们冲突的一大特征: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者包括掌握国家权力的列宁主义者们)为了窄狭的政治目的(归纳为国家权力)从一切领域攻击安那祺主义并直接镇压安那祺主义者;而安那祺主义者们总是低姿态地维护、理解并忍受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漫骂、攻击和镇压。当然,安那祺主义也是形形色色的,同一个安那祺主义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的政治判断上也犯下过错。最可悲的例子是克鲁包特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流亡太久、年事已高,远离俄国的现实,拼命坚持俄国要继续与“自由的”英、美同盟(注9),与“专制的”德国作战到底,客观上帮助布尔什维克抓住民心,夺取政权并轻易地镇压安那祺主义者。

    可以说,自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德的社会民主党正式放弃马克思主义后,世界上已经不存在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注10),但这个世界仍然存在、也需要真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我理解并体会在这个社会、政治条件丰富、复杂的世界上,思想深刻、文笔犀利、性格权威的马克思,对于不少受压抑的阶层,不失为精神上的解救,如果没有“国家主义”的缺点(绝大多数的民众不可能尝到腐败的国家权力的滋味),马克思主义也是引导不少人走向社会主义的入门。另一方面,虽然我们这些有幸经历了各种思想、现实考验的人深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定会从马克思主义走向安那祺主义(注11),我们也完全理解那些不愿放弃“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甚至“毛主义”等称号的社会主义者的善良愿望。在今天的世界上,政治称号不仅是不重要的,还常常是无关本质的,甚至是误导人心的(注12)。另一方面,有许多以自由的方式追求公平、人道的社会变革的人士虽然不知道、不愿意“安那祺主义”的名称,但他们的行动比“马克思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今天,正如在世界社会论坛那样,那些以不同的口号、旗帜抗议所有国家腐败权力的世界各地的民众,已经克服了马克思和巴枯宁在“国际”的冲突,联合到解救地球文明的共同道路上来了。

    本来,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身就不是社会主义。今天,一党专制的中国现代奴隶制度更是对社会主义的践踏。除了十几年来至今不能回到中国,我又怎能忘记自己1995年不得不逃离“社会主义者”四十年后好不容易登上总理宝座的日本的经历!在社会主义已经被出卖、滥用,连“消亡国家” 、“废除边界” 、“废除常备军” 、“全民就业” 、“各尽所能,各取基本所需”等“国际”的基本原则都被遗弃的今天,安那祺主义更能号召全球人权、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真正社会主义精神。

    注释:

[注1]Ann Robertson,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the Marx vs Bakunin Conflic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November 2003 issue of WahtNext?

[注2]巴枯宁1850年在监狱中曾经给沙皇尼古拉一世写过96页长的“悔过书”,成为马克思等对手攻击的把柄。这很象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各种蒙混过关的“自我检查”,其中有对沙皇的恭维表忠,但更多的是通过自己十年来在德国等欧洲的经历,试图说服沙皇改革。例如:“当您旅行世界各地,会遇到各种罪恶、压迫和不公,在俄国状况更糟。这不是因为俄罗斯民众比西欧人劣等;相反,我认为我们俄罗斯人比西方人更好、更亲切、更具有宽大的胸怀。问题在于西方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抵制罪恶:公共性、公共舆论和自由,这使人高尚和自尊,而俄罗斯没有这个东西。”这样的语气,非俄罗斯人不能理解,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追究在监狱里写的这类材料。见Mark Leier, ”Bakunin: A Biograph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6. p.147。

[注3]Alexander Berkman, What is Anarchism? P.xiii and p.136. Paris, 1928. Reprinted by AK Press, Oakland, 2003.

[注4]我目前订阅的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安那祺工联主义评论)经常评述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世界里国家社会主义权力(包括古巴,甚至委内瑞拉)的霸道行为,并追踪到当年马克思分裂”国际”的“原罪”。

[注5]列宁主义者们喜欢解说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没有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即俄国的“契卡”那样的超越法规的秘密警察)。其实,在公社成员中有不少巴贝夫和布朗基的追随者,相当于巴黎公社的“先锋队”。正如巴枯宁指出的,巴黎以外的整个法国地方都没有起义或抵抗普鲁士军队,巴黎公社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英雄悲剧史诗。

[注6] 后来有所谓第二(社会民主主义)国际、第三(共产)国际、第四(托洛茨基)国际继承“国际”而把“国际”称为“第一国际”,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实际上只是马克思国家社会主义的变种,已经抛弃了“国际”的部分基本原则。

[注7]引自Mark Leier, ”Bakunin: A Biograph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6. p.101.原文引自法文1868年9月23日。
[注8]Mark Leier, ”Bakunin: A Biograph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6. p.266-267.

[注9]克鲁包特金作为一个科学家(地质学和社会学),获得英美知识界主流的承认(如两次获邀到美国讲学),被誉为“最高贵的安那祺主义王子”。后来,他回到布尔什维克专政下的俄国。列宁为了利用他的国际名声打破帝国主义的干涉,对他象晚年的托尔斯泰那样优遇。见George Woodcock, “The Anarchist Prince: Peter Kropotkin”,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1.其实,他对英美战争政策的错误判断,由他最出色的学生古尔德曼和柏克曼早就指出了,但他听不进去。见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New American Library, 1977.

[注10]以列宁主义的“一党专政”模式建立起来的各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很难称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一些很教条的组织,如美国的“社会主义劳动党”,依然在固守马克思的教义,但它们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没有影响。见笔者的介绍:“我看美国的社会主义活动”(发表于香港《先驱》1996年5月)http://cpri.tripod.com/cpr9697/iso.html,“美国社会主义劳动党印象”http://cpri.tripod.com/cpr1999/slparticle.html等。

[注11]美国社会主义老战士Bookchin是一个很好的从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向安那祺主义转变的典型例子。他30年代大萧条时9岁就加入美国共产党的先锋队,不断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安那祺主义者论战,被现实转化。他甚至断言,如果托洛茨基活到二战以后,也会修改马克思主义的。见Murray Bookchin,“Anarchism, Marx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Left,”AK Press, Oakland, 1999.同时,我们知道,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都曾经是安那祺主义者。瞿秋白在临死前承认他还信仰国家的消亡,但对为什么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这个理想感到怀疑,由此否定自己的政治生涯。

[注12]希特勒的“纳粹”national socialism应该译为“民族社会主义”,以区别于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社会法西斯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潮流之一的共产党攻击其“兄弟”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用语。安那祺主义者们本身也有不少称号,克鲁包特金称自己为“共产安那祺主义者”,强调经济(特别是分配)制度上平等;巴枯宁则厌恶“共产主义”这个词,因为这联想到政治上的强制,他更宁愿用“自由社会主义”这个用语。按照杜尔凯姆的研究,共产主义本来是古希腊概念,远早于近代国家的形成;而社会主义则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但列宁的一党专制实践使得共产主义几乎等同于国家社会主义。阅读各类政治刊物,从这些用语中就可以判断不少其立场。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竞选宣言

赵京

    谢谢大家与我分享这个不仅对我,而且对美利坚合众国也很重要的时刻。今晚,合众国独立的焰火照亮了我们的夜空。它是那么的明亮,火光的力量激发出我们的梦想。虽然自从进入美国,我这十多年来一直没有护照,至今也没有指望今天地球上的任何权力当局会“退还”或“赐予”我公民权,我依然常常沉浸在火焰光亮的幻想中,直到今天的这一刻。当孩子们把希望的火炬装入他们的胸膛时,他们知道,黑暗将被火光、星光、阳光以及心灵之光所征服。

    我们被教诲发出自己的光亮和真理。此刻,我决心肩负起今天和明天的光明。让我们帮助那些正在寻求希望、寻求家园的孩子们,教他们如何发现光明、读书学习、唱歌跳舞、热爱人生,如何从一无所有召唤出被称为奇迹的新现实。当我们的信念与内在的展望相结合时,奇迹就发生了,相信就变成了见证。此时此刻,我们不仅在庆祝一个被北京当局和东京政权赶出国境的政治难民成为美国总统的梦想(不用担心,每个人都有资格竞选),更是在确认我们的责任,让每一个人都发挥出创造性的潜能,变成有价值的人,去热爱、去奉献、去领导、去实现伟大的“美国之梦”。

    如果我当选为总统,我将寻求立法,为所有3至5岁的学龄前儿童,提供每周5天的早期学习条件和必要的营养。这项事业的资金将来源于肥大的五角大楼开支10%的削减。我们都知道,五角大楼开支浪费巨大,削减10%的开支不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相反,这笔可以为每个孩子节省出4-5千美元的开支,可以提升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使每一个家庭都受益。我也将以同样的努力,为所有美国青年提供免费的公立学院和大学。

    高耸在国会众议院大门上,有一个雕刻:一个妇女伸出她的手臂,保护着坐在书丛上的无忧无虑的儿童。这件艺术品的标题是“和平保护天资”。是的,和平而不是核武器,保护着天资。只有永恒的爱才能保护孩童的天资,而孩童的天资正是通过爱护和教育而达到的。你们知道,我是在冷战的后期进入中国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核物理。邓小平也曾经跑来感谢我们帮助中国政府能够与美苏对抗,形成所谓“世界三角格局”。但是,我后来毅然放弃核物理,到日本去学习如何和平发展的社会学。

    我就是为了和平女神能够把美国和世界上所有孩童都庇护起来而竞选美国总统。我们要保护孩童们免于贫困和战争,把他们置于仁爱之光、和平之力量之下。我就是为了挑战这个使如此之多的美国孩童和成人陷于恐惧、暴力和贫困,并强迫我们支付我们不想要的战争、牺牲我们孩童未来的现行制度而竞选美国总统。

    我要创设一个内阁部长级别的和平与非暴力部,请其倡导者Kucinich担任部长。自从2001年7月Kucinich提出法案以来,已经有几十名国会议员同意、支持这个法案,创设和平部。新设的和平部将实施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和展望,让非暴力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我们能够实现它。通过教育我们的孩童和平、分享、慈爱、付出和相互尊重,我们能够实现它。折磨着我们的家庭与社会的很难得到解决的家庭纠纷、社会暴力,都能够通过教育改善。我们能够以集体的努力,专注并解决暴力矛盾。和平部也知道我们有办法对付校园暴力、种族冲突和性别歧视。

    正是那为我们国家带来自由的力量,引导我们把自己从暴力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通过使非暴力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结构性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教育和平、教育如何解决冲突,把我们的社会与家庭从暴力中解放出来,证明美国的进化是由内在因素造成的。当和平深植于我们内心深处,和平也就显露在我们社会和国家的外延。那些我们亲爱的为国家服役的男女同胞们,现在正站在伊拉克的土地上,因为他们以为战争不可避免。相信战争不可避免就必然导致暴力。如果我当选总统,我将与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合作,让战争成为历史,让核武器不复存在,解散常备军,开放边界。我们要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解散美日军事同盟(你们知道,我的第一本书就是《美日同盟》),为世界树立榜样,解散美国国防部,帮助中国解散其“人民解放军”,帮助日本解散其违宪的“自卫队”。我们太清楚了!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主要都是为了镇压本国民众的。

    美国必须领导和平,必须重新回归国际社会。为了回归国际社会,我们要立即签署生化武器公约、小型火器条约、地雷条约,立即加入国际犯罪法庭和签署京都气候变化条约。我特别要请戈尔先生组建一个新的、副总统级别的环境部。现在是美国回归国际社会的时刻了!

    当我们回归国际社会之后,我们可以确认和平的原则,将它高高举起。此时此刻,当我们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兄弟姐妹们被镣铐在恶性暴力循环之中,我们多么希望和平之手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和平共处。美国不可能踩在战争加速器上同时又倡导和平。

    我们的和平工作只有当我们弥合自身的社会创伤时才能得到加强。今天是时机,提醒我们医治原住美国人的悲痛的必要。开发演变成掠夺,原住民的律例被排除,他们被迫流离失所。我也要请Obama参议员帮助研究如何赔偿那些先祖遭受奴役的非洲裔美国人。我们必须承认,奴隶制度与种族主义的后遗症仍然存在于我们中间。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因为如此之多的非洲裔兄弟姐妹们,仍然被禁锢在贫困、陋宅、失业、破烂学校、没有健康保险、没有希望的监狱中。这不仅是医治非洲裔美国人的伤口,这也是治救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必须医治伤口,我们必须开启和解与医治的旅程。只有当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工作,都享有健康保险,都享受免费的高等教育,我们才能说我们医治了创伤。这是一个非常的时刻,让我们把美国之梦高高举起!

    同时,我们也要制止正在发生的由非人道的移民政策带来的创伤。在所有的总统候选人中,有谁比我更有资格来讲移民政策?但我今天不提亚裔移民的状况。有多少身不由己来到美国寻求生存的拉丁裔兄弟姐妹们,被沦为半奴隶的地位!他们没有法律的保护,没有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的保护,他们的孩子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我们必须尽力为移民劳工们创造立法和特赦,任何人来到美国十年以上,没有严重犯罪记录,都可以无条件得到公民权!我们要提升他们的地位,我们要医治创伤!

    我们要医治美国由9.11带来的悲痛、灾难和恐惧。不幸的是,这个事件被小布什当局利用,去侵略两个没有攻击我们的国家,去制造一个所谓“爱国者”法侵害我们的自由民权。只有当美国不放弃丝毫自由民权时,才能坚定地对抗恐怖主义;只有当我们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与国际社会合作时,才能坚定地对抗恐怖主义。让我问你们,在我们自己的城镇没有能力雇用警察、消防队、紧急医护人员的情况下,我们哪有能力去充当世界警察?

    我竞选美国总统就是为了立即终止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就是要终止把我们带到伊拉克去的谎言,就是要把我们整个国家带回国际社会,就是要阻止那些将把我们国家带向新的战争的谎言。我们必须制止这些谎言!我竞选美国总统就是要阻止千百万美元税金流向对阿富汗、伊拉克的继续占领。此时此刻我站出来,大声呼唤:请支持我们的军队,把他们带回家来,把他们带回家来,把他们带回家来!

    人们会问:“这听起来很不错,但你如何做到这一点?”几年以前,我就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网站上http://cpri.tripod.com公开了把我们的军队带回家来的撤退战略。我们必须向联合国提出新的决议,包括以下三项要点:1.联合国在伊拉克人民能够恢复主权之前,为伊拉克人民管理所有石油资产。2.联合国将接管所有的生意合同。3.在伊拉克人民行使主权之前,由联合国领导建立伊拉克政府的工作。这个时刻,我们更需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让联合国来处理,让美国撤出,让我们的军队回家来!

    这场战争威胁着我们的自由民权与经济生活。对伊拉克的继续占领将会继续恶化已经高达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赤字和各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我竞选总统就是要破除剥夺我们公民权利的恐惧枷锁。我如果当选总统,就要废除可恶的“爱国者法”,就要废除不伦不类的“国土安全部”,特别要把移民事务从侮辱移民的“国土安全部”转回到Justice(法务)部,因为移民最需要Justice(正义)。我们要重新获得美国人民的信任,我们要建立一个信任美国人民的政府。

    自从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人已经失去了千万个制造业工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促使工作机会逃离美国。你我都知道,跨国公司们往工人工资最低的地方移动,往劳动者最没有权利、没有法律保护的国家移动。我这些年来从事国际工业贸易实践,知道美国能改变这一点,美国能设立新的贸易规则。我竞选美国总统就是要取消NAFTA和WTO。

    这就是公平贸易。我们将回到双边贸易关系中去。大家都想打入美国市场。那好,让我们来设定一些普遍的规则,帮助提升所有劳工的地位。在我们的新双边贸易规则中,我们要加入劳工的权利、集会的权利、集体交涉的权利、罢工的权利、起码工资及福利的权利、安全工作的权利、退休福利的权利,以及更广泛的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天赋人权。这样才能保护美国劳工,才能提升全世界劳工的地位。现在是时候了!

    曾经有段时期美国经济陷入更严重的危机,有一个叫福兰克林•罗斯福的美国总统面对破落的国家经济告诉我们,“除了恐惧自身,我们没有什么可恐惧的”,并推动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重建美国。作为新的美国总统,我将推行新的“新政”,重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桥梁、我们的道路、我们的上下水道、我们的能源系统。我们能够重建美国,我们能够重新造出千万雇用机会。 例如,NASA等机构将领导美国的公共与私立部门通过专利转让开发推出在科研、能源、材料、通讯、环境、保护、医学等领域的技术。这个公私合作将创造未来的产业,将创造新的高科技工作机会。我在硅谷十年来的经验,知道我们有能力达到这一点。

    同样地,如果我们推行一个新的医疗保险系统,我们也将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我们都知道,有多少地方,有多少员工被解雇是因为雇主没法支付员工健康保险的开支?员工的健康保险福利已经不能再减少了!我们的健康保障系统已经不是为美国人民服务的了。有一些国会议员已经提出了一项把利润赶出健康保障系统的法案。这个法案将为美国人民介绍一项普遍的、全民的、单一付款的系统,为人民而不是为利润运营。你我都知道,保险公司们靠不提供健康保障、靠阻止人民获得他们需要的医疗服务而赚钱。他们比医生们更有权力决定患者能够接受何种治疗。这个普遍的单一付款医疗保障制度,包括所有必须的医疗程序、免费的或额外收费的药品,也包括眼科和牙科的治疗。我们都想看到美国孩子们可爱的笑脸,但是这个笑脸是非常昂贵的,因为许多家庭都付不起医疗保险,特别是付不起牙科保险。所以,作为下一届美国总统,我要特别把牙科保险也列入普遍健康保险的账单中。作为最早推动全民保险的劳动党的长期成员,加上我在日本就医的经历,很明白这个问题。

    它同时也包括长期护理。不少战后出生的一代仍然有幸与他们的父母共同生活。让我告诉你们:当我们知道家庭护理的费用后,你们中的一些家庭必须放弃一生工作的所有财富,才能享受家庭护理。我的普遍健康保障中包括长期护理、精神护理、处方医药,因为美国人民需要它们!现在,高龄者们不得不减少食品与衣物的购买来支付处方药品。我的普遍健康保障将包括全额免费的处方药品,帮助我们的人民脱离健康贫困。

    人们会问:“多么动听啊。你能办到吗?”能!我们已经支付了普遍健康保障的费用,只是没有得到保障而已。为什么?因为钱多数跑到股票选择权、公司主管的高薪、高额利润、国会游说、推销、广告和行政处理工作去了。我们要让健康保障的钱用于人民的健康,再不能因为健康保险昂贵而让人民死亡、公司倒闭,再不能加深美国的健康保障贫困,再不能增加保险金、共同付款和额外支付。我们已经支付得够多了,只是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保障而已。

    现在是让大公司向美国人民交待的时候了。我们要求他们向股东、投资者、雇员和退休者们说明真相。现在是时候了!我将使美国总统具有独立性,加强证卷管理委员会SEC的责任和功能,促使华尔街的头头们具备较高的职业操守。一个世纪以前,一个叫西奥多•罗斯福的美国总统,担负起时代的信任,挑战他那个时代的垄断。我要说,现在也正是时候了,让我们打破垄断,恢复经济的竞争力。我们特别要照顾小型商业以及家庭农场。作为美国总统,我将搬开农业领域扼杀从种子到仓库的市场的垄断,让家庭农场的产品能够到达市场,并得到他们应该获得的价格。

    你们都知道,我是有经验对付跨国大公司和超级国家强权的。这就是为什么Yahoo、Google和Chevron这些大公司,以及胡锦涛、福田和小布什等政权怕我的原因。 让我与你们分享19年来的往事。那是1989年6月4日的前前后后,我在日本大阪组织中国留学生的民主运动,抗议北京政权对市民的屠杀。中国和日本的当局多方收买我,在遭到拒绝后,蛮横地停止我的奖学金(至今没有说明),拒绝为我开具结婚证明,把我赶出日本的大学,还到处追踪我,并最终把我赶出日本,又拒绝延长我的中国护照,至今不让我进入中国或日本。2004年当我迫不得已向CIS申请美国护照时,FBI又收集我的黑材料,阻碍我的申请至今。

    啊,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想让你们都知道,我从未忘记我来自何处。我从未以“被压迫者的朋友”自居,因为我本人就是被压迫者民众的一员!我想让你们都知道,我在中国、日本和美国的经历,我想将它与每一个人分享。那就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环境,任何人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但可以领导任何国家,人道的热爱与精神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我已经目睹了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奇迹。在我人生成熟时就不得不流亡的这些年代,你们帮助了我,拯救了我,正是因为你们,正是因为你们,我学会了希望的力量、乐观的力量、光明的力量!

    二百二十二年前,一个叫Thomas Paine的普通殖民地移民,用一本朴实的小册子Common Sense告诉那时的移民同伴们:独立不只是善良的愿望,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这个新的国度的名字就叫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独立自由之光欢迎了我们的先祖先父来到这里,是独立自由之光欢迎了成千上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把美国与整个世界联结起来。我的竞选就是要把来自各处的崇高精神联系起来。不管你是彼得、安德鲁,或是琼斯、凯西,来吧,加入我们国家重新独立的进程!

    今天,那引导我们先祖来到美国的光明,那仍然闪烁的公共力量的光明,点缀着圣拉蒙山谷光明的夜空,激励着我准备照亮整个美国。今天,我宣布,我要竞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请在你们神圣的选票上填上Jing Zhao的名字!

 

废除核武器的国际政治条件

赵京

    二00七年一月四日,美国前国务(外交)部长舒尔兹、基辛格、前国防部长佩里、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山姆•那恩在华尔街日报联名发表“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公开信。我当时没有读到此信,后来在斯坦莱基金会发行的刊物中读到一个专家的响应文章,第一个反应是:“人将去也,其言也善。”

    今年一月十五日,华尔街日报再次刊行此公开信,并有不少名流联署。华尔街日报次日登载一个级别稍低的前美国政府官员的反驳信,代表美国政府的主流立场。我不由得也致函华尔街日报。没想到,华尔街日报在十九——二十日周末版登载了我的短信。我以自己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背景建议这些美国的冷战或后冷战“设计师”们首先要向全世界道歉,因为正是他们鼓励了世界上所有的权力都试图拥有核武器。

    与这几位已经丧失对美国核政策影响能力的退休“武士”相比,几乎同时(二00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核威胁”文章的戈尔巴乔夫更有说服力。但这位曾运用权力多少减轻了人类核威胁的最后一任苏联帝国的头目,却被国际政治的现实冷落遗弃,因为另一个超级强权非但没有在苏联解体后裁军,反而加强了对世界的单独军事支配行动,造成了更加不安的世界局势。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后冷战时期加入“核大国俱乐部”,以色 列毫不抵赖自己拥有核武器,连贫困的朝鲜北方也“悍然”(中国政府用语)进行核武器试验。当整个世界目睹正是因为缺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被入侵绞首的伊拉克首领的命运时,还有什么理由非难北朝鲜、伊朗等国的统治者们走向核武装的野心呢?每当我们想到整个人类的命运随时有可能被几个掌握核按钮的国家头目毁灭这个简单事实就不寒而栗,人类已经有足够的聪明和能力毁灭自身,却没有基本的智慧废除核武器。

    核武器产生于战争,战争产生于人类的罪恶政治制度。只要人类依然摆脱不了国家机构的暴力宣传,以为国家暴力在人类的社会秩序中必不可少,就摆脱不了战争、摆脱不了核武器这个战争最极端手段。而最早、最全面认识到核武器对全人类威胁的正是最受尊敬的现代物理学创始人之一:小国丹麦的尼尔斯•波尔。在结束对美国同行的曼哈顿计划考察后,波尔一九四四年五月去英国,向邱吉尔首相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核军备时代的担忧,并建议核秘密应该为全人类所共有而加以管制。邱吉尔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手写批准的一份“绝密”文件则反应了所有国家权力头目的态度:核武器制度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波尔这样的科学家要被严加看管起来,谨防泄密(Cynthia Kelly edited, The Manhattan Project, p105. New York: Black Dog & Leventhal Publishers, 2007.)。

    虽然爱因斯坦等犹太人科学家出于对纳粹德国的恐惧,建议推动美国政府研制原子弹,但核物理的知识和技术一旦普及,国家权力就很容易找到那些二、三流的科学家来从事核武器的开发。年轻的奥本海默虽然参加过社会主义团体,但他没有诺贝尔奖那样的资历足以对美国的政策说“不”,正是这样的领导第一颗原子弹技术开发的理想人选,后来的从事核物理专业的苏联科学家(Kurchatov等而不是知名的卡皮查),以及更后来的印度、巴基斯坦(加上以色列)等的核武器开发人员,已经完全不可能具有波尔那样的人类胸怀了。任何对国家权力如何利用核武器有丝毫怀疑的相关人员都受到监控和迫害。甚至连奥本海默也逃不出被怀疑的命运。波尔于一九五O年六月九日致函刚成立的联合国呼吁各国之间和平利用、自由交流包括核物理在内的科学与技术,小国丹麦倒没有对年迈的波尔采取行动。罗素与爱因斯坦等于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签署警告核武器冷战的宣言后,罗素被迫离开大学,爱因斯坦被联邦调查局FBI收集了大量黑材料,以备把他赶出美国。

    那些没有国际声望的人更容易被国家权力处置。一九四四年底,纳粹德国的战败近在眼前,大家都知道德国根本没有开发核武器(这一点,也是德国核物理家海森堡等人的自负),一些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技人员开始动摇、讨论是否该放弃此工程。曼哈顿工程之外的科学家James Franck(诺贝尔奖得主)、Leo Szilard(爱因斯坦在德国的同学,起草爱因斯坦至罗斯福的信)等组织155名科学家要求杜鲁门总统不要对日本投下原子弹,但代表美国政府意图的奥本海默等当局宣布这些科学家并不具有高于普通公民的特权去影响政府的决定,而政府已经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成功地制造出原子弹,岂有不显示自己威力的理由?当Joseph Rotblat向当局说明他不继续参与此工程的决心后,当局第一个反应就是把他当间谍来处置,后来迫使他以“探望在波兰的妻子”为借口请辞才放他去英国。在他一九四四年圣诞前夜离开工程的车站上,他发现自己的行李全部失踪了。他后来从事和平的核医学研究,并创立Pugwash组织推动国际和平事业,于一九九五年与该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当美国人民被动员投入世界大战时,被政府告知是为了“结束战争的战争”。世界大战和冷战早已结束,但美国政府不但没有解散违背建国理念的常备军,反而越发扩军备战。据小布什当局提交的2009年财务计划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fy2009/summarytables.html,在总计9876亿美元的预算中,国防部占5154亿,国土安全部占376亿,退伍军人事务部占448亿。不计能源部250亿预算中的核试验研究以及其他部门的军事性开支,美国政府军事预算达5978亿美元,占总预算的61%。与此同时,国务部与国际项目383亿美元,占总预算的4%;教育部592亿美元,占总预算的6%。我们还可以比较:从2001年到2009年的八年小布什当政期间,国防部(3025亿)、安全部(140亿)和退伍军人事务部(224亿)的开支从3389亿到5978亿,猛增76.4%,难怪这个小小的地球越来越不得安宁。如果美国民众得到足够的信息教育,知道我们(包括交税的笔者)的联邦税大多数用于军事开支,如果国会议员有起码的良心拒绝执政当局的军事预算(让我们梦想一下把军事开支减少一半),这个世界将会获得多大的和平!核武器不能废除,战争不能避免,根本的原因是人类没能采取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制度,而推动社会公正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每个民众(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首先起来反对、抵抗自身政府权力的腐败、压制、不公,而不被自身政府欺骗、驱动去反对别国的民众。

    当我一九八O年考入清华的工程物理系时,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叫张静波)声明不能学习杀人的核物理而要求调换专业,当他不能如愿后,毅然退学,给我们很大的震动。我后来参观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时提起此事,日本友人们也很感动,坚定了日本非核的信念。我到美国后参加和平/正义运动,知道有一些公民在交税时特别注明拒绝交付军事开支的那一部分税金,并准备受政府惩罚。据说,联邦税务局因为害怕引起官司招惹媒体报道,加上这些人的收入并不高,至今没有采取强制行动。但这些行为都被FBI等记录在案,很有可能被政府在其他方面暗算。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有一些阿拉伯出生的“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进入美国时,被国土安全部扣留,被迫签字自愿回到美国的阿拉伯社区充当特务才能入境。当笔者于2004年申请十几年没有的护照时,被移民局告知:FBI正在调查你的背景,在得到FBI的“澄清”之前,移民局无法批准。FBI的背景调查会拖多久呢?“为了国家安全,没有限制”。这样的抵制本国政府的方式当然比惯常的反对别国政府军事扩张的行为困难得多,但只有这样的伴随自我牺牲的争取社会公正的运动,才能够制止本国制度的倒退,才是唯一创造国际和平条件的政治途径。实际上,当我们想到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词概念的发明者、把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从愿望变为不可逆转的常识的第一位“建国之父”托马斯•潘恩最后被美国政府拒之境外的话,我们已经从道义上战胜了任何国家强权。如果各国的公民们都以不同的形式行动起来抵制本国政府的军事政策,这个世界才有和平的可能,才能废除核武器、常备军、战争与一切人类罪恶。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2 09:25:2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华国锋逝世

    华国锋回忆这么多往事,究竟是真是假?例如:华国锋从来没有单独见过毛泽东;抓江青时,她非常理智,根本没有撒泼;毛泽东将很多重要机密和安排,不告诉汪东兴;汪鼓动华国锋对“四人帮”下手时所举的例子和理由;

    内容摘要:......我看到华国锋毫无反应,似乎这一切与他已经非常遥远了。这也难怪,所谓的大人物,从来只是关心他们自己,哪里会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命运挂在心上呢?即使有朝一日站出来大发其慨,也不过是为了对付他们的对手而做的一种廉价的宣传罢了。君不见历史上那些多如牛毛的《宣传提纲》和《形势教育》,就象万花筒似的照出了历史上多少骗子们的嘴脸呀!

    在离开华国锋以后,我常常在想,历史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人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所谓“英明领袖”和“毛泽东的接班人”呢?这个历史的玩笑今后再不能开下去了呀!回忆着过去他那轰轰烈烈的场面,多么象一出精彩的活剧啊!历史舞台上匆匆来去的过客,究竟给人们留下了什么东西呢?

访原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

师东兵

    华国锋自从下台以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这个曾经在神州大地上家喻户晓的人物,一度被某些怀有不同目的的人捧为继毛泽东之后的所谓英明领袖,几乎又要搞一次造神运动,大树特树他的权威的鼓噪不绝于耳,连他公开露面的音乐《交城山》都响彻神州的各个角落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缔造中国共产党时才出世的此人,竟然把自己的照片和毛泽东并列,俨然一幅“中国二圣”的脸谱。如果不是邓小平、胡耀邦等一代英杰顶天立地,挽狂浪般地纠正了他的“两个凡是” 的错误,使他被迫下台,很难估计中国至今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和华国锋的接触都是从谈历史而开始的。他是个不愿多涉及这个主题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已经走过的路,谁也抹杀不了的,已经形成的历史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别人四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但是,我反对离开历史的真实而胡编乱造。现在已经有不少这样的作品,但是我相信历史总有一天是会恢复它本来的面貌的。”我听了这话,为之一惊。我对这个人自信已经了解很多,但是我还是不相信这话会出自他口。他是一个连讲话都需要秘书代劳的人,怎么可能说出这样有水平的话呢?当人们都称他是“英明领袖”的时候,我曾经和一位朋友讲道:“这个人估计掌了大权也掌不了很长的时间,少则两年,多则四年就得被人赶下来。赶他下台的,可能江青那些人,也可能是他的伙伴。不管什么人,谁也不甘心让这样的人来领导他们!”我的这句话,被朋友出卖,使我身陷囹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平反出狱。但是,直到我和华国锋打上交道,我都没有给他讲这段历史。他当然不知道,反映他当中共中央主席到下台历史的作品《短暂的春秋》,就是出自一个曾经给他作过上述预言的作家之手。

    尽管华国锋这几年来,明显地苍老,头发稀少而变得灰白,但是他的面色还是很红润,思维很敏捷,对过去的历史记得十分清楚。字里行间或者说他的每一句言谈里,都竭力充满他对毛泽东的敬仰和热爱。我和他接触,谈的最多的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和他粉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所谓四人帮的问题。他用浓厚的山西口音说:“当时的形势很危险,王洪文都有枪呀,我们如果不动手,他们就要动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就是现在看起来,也没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后来对他们的审判就不是我的事情了,我无法阻挡当时的举措。”

    我请他回忆一些历史,讲一讲他的过去,他一再说:“我粉碎‘四人帮’的这个功劳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要是没有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邓小平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萧洒,也不会有现在的改革开放。现在大家提起粉碎‘四人帮’来好象很轻松,但是在1976年10月毛主席刚刚逝世的时候,那可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四个政治局常委,我就要抓两个,而且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夫人,在全国的影响相当大。我把他们抓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和汪东兴反复研究,认真地讨论。最后又征求了叶帅的意见,这才下了决心。那几天,我也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总觉得把大权交给江青、王洪文这些人不甘心。我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呀!当时,汪东兴一句话提醒了我:[你别忘了,林彪也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而且还上了党章,毛主席轻而易举地就把他给解决了。江青这些人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市场,到时候,他们伪造什么毛主席的指示,也可以把你搞下去。与其将来吃他们的亏,不如现在你占优势的时候把他们搞掉。当初赫鲁晓夫搞掉马林科夫的时候,就是利用了时间的优势。]汪东兴的这些话极大地启发了我,我考虑了几天,最后把他叫过来,说:[ 我已经考虑成熟了,你帮我准备动手吧。]这时我们才和叶帅联系。”

    华国锋几次这样说。我微微笑着听他表白。现在他除了回忆以前的往事外,几乎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这也难怪,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上的人们似乎对他还有某种眷恋,以至他每次公开露面都会引起人们对他的鼓掌和怀念。这样一来,不仅对他而且对现在的政权也未必有益。这个人也很知趣,在公开的场合就几乎不再露面了。偶尔他回山西老家交城或他工作过的地方走走,都会出现一些人们夹道欢迎的场面,甚至有人会情不自禁地喊他“万岁”。每到这时,华国锋好象又回到了当年那个“英明领袖”的年代,不断地频频向群众招手,用那个浓厚的山西口音喊道:“大家回去吧,大家回去吧,同志们好!”

    我起初提到这些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闪着光亮,连声说:“我们的人民多么好呀,人民是最公道的。只要有了人民的怀念,我就是闭上眼睛也安心了。我记得毛主席在他晚年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也这样说过:我们的国家不乱,取决于我们的人民。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我们办任何事情都不能忘记我们的人民。这些话,我牢牢地记着。我这个人是没有野心的人,随遇而安,很满足。”这样的话,他连说了好几遍。他总是特意强调:“我刚刚调到中央工作的时候,毛主席对我的评价就是:[华国锋这个人老实。他不会捣鬼,满脑子工作和农业问题,对权力看得很淡。我每次和他谈话,他总是对我说,他如何如何不行,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可以。我这个人就是偏偏要选拔一些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的人挑大梁。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学习,那些总是认为自己比人家强的人已经自满了,所以我不大喜欢那样的人担任重要的工作。比如那个王力,他总是喜欢在我面前吹嘘他如何如何能行。但是真正给他一点工作的时候,他的尾巴就要翘上了天。他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的人,所以他自己把自己弄得垮了台。华国锋和他们不同。] 1971年8月下旬,也就是毛主席为了打破林彪的如意算盘视察南方的时候,他对我说:[华国锋同志,你不要总是满脑子农业、农业,我是满脑子路线斗争。你要注意抓大事,抓纲,以纲来带动目,否则就会象庐山会议上那样,上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当。陈伯达给我们上了一课,还有那些自称天才的人也在给我们上课。你所关注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但是要更注意大的路线斗争。我这些年来给江青、张春桥他们讲的多些,给你们讲的少些。所以这些年来他们比较注意这个,你们相反注意少了些。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路线斗争也要抓,你不抓就要吃亏,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毛主席的这些话,后来我越体会越觉得毛主席的伟大和正确。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注:此处有乱码,无法辩认)。我现在还是这样的感觉。”

    我问道:“根据在毛主席身边的一些同志介绍,你在毛泽东临危的时候,曾经再三地对江青保证:一定要象周总理那样地忠于毛主席,你请江青帮你拿主意,保证要听她的话。有这样的事吗?”

    华国锋想了想,说:“我不记得了。不过,即使有也是很正常的。在毛主席活着的时候,谁反对江青就肯定要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是毫无疑义的。江青的思想体系,现在我可以讲了,完全是毛主席的思想体系。她并没有多少是她自己的东西,她的根本问题是反对我、也反对一大批中央的老同志。这就决定了她必然要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我们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一举粉碎了她。我承认,毛主席对她和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十分器重,但是毕竟选拔我担任了党的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江青再三地在会议上说:[ 选择华国锋担任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是我和毛远新向主席提议的,做了工作的。没想到华国锋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就算是这样吧,也不能指望我会附俯首帖耳地听从你江青的指挥呀。毛主席逝世后,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单独地找我谈话,不说别的,就说她要保存毛主席的文件,要让我表态同意毛远新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传达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和谈话。但是,她又迟迟不把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交给我看。汪东兴就告诉我:[你看吧,江青要作文章了,他们只要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阴谋就会马上得逞。华总理,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当初毛主席和江青、张春桥他们就是准备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解决林彪的问题的,只是由于后来林彪逃跑改变了议题。现在又到了十届三中全会上了,肯定是要解决你这个接班人的问题。三中全会对你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 听了汪东兴的话,我当时就感到了很紧张,觉得不尽快除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迟早是个害。这时已经没有任何退缩的余地了。”

    我问道:“抓江青的时候,是不是江青躺在地下打滚,破口大骂,服务人员朝她脸上吐口水?这一类的传说很多,我希望能够真实地了解和掌握历史的面貌。”

    “把江青、张春桥等人隔离以后,我和叶帅、汪东兴听取了警卫人员的汇报。江青并不是象社会上传的那样。江青在毛泽东身边生活了那么多年,她是很有理智的。据我的观察,越到了困难和危险的时候,她反而越沉着冷静。当时我们估计她会大吵大闹的,但是没有。她听了警卫人员的传达后,冷笑说:[审查我?你们现在有资格审查我了?我的历史是清清白白的,作为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我无愧!]她并没有多说什么,把钥匙和文件交给警卫人员后,就跟着他们走了。后来她通过监管人员给我捎信,要我和她谈话,并对我们的行为提出了抗议。但是这一切都木已成舟,她和我都无可挽回了。她的下场已经确定,她所希望和预料到的事件都没有发生。这,也是毛主席指示的伟大胜利。没有我们及时传达的那些毛主席的指示,就不会有后来的平安。”

    华国锋侃侃而谈:“至于张春桥就不同了,他最初听到对他的审查决定的时候,态度极为傲慢,甚至在监管期间多次地对人说: [华国锋有什么资格审查一个政治局常委?你们一下子抓了两个常委,这符合党章吗?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吗?这是反革命政变!如果把我放在全会上来审查,那才算是真正的党的决议,否则就是少数人搞的阴谋。]他不厌其烦地大讲所谓毛主席的指示,说明了他的确很阴险。后来他自己也看到他再说什么也是无济于事了,便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问他什么也一句不说了。最松包的是王洪文,抓了不久就变得老实了,写了许多检查,但是没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刚开始抓他的时候,他突然要和我拼命,冲上来想抓我和叶帅,但是我们有准备,没让他得逞。后来就是你们从审判中看到的。对这个人,邓小平一直耿耿于怀,因为1975年邓小平和他们斗争的时候,王洪文当着邓小平的面说过这样一句话:[ 你别狂,十年以后再看看中国是谁的天下!]邓小平始终没有忘记。他第二次再站出来后,就把王洪文在监狱里写的东西调出来看了,看后他对我说:[王洪文是和我们在打持久战,想拖,拖到时机对他有利的时候再说。我们绝对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要采取一切措施打消这些隐患。]说老实话,后来邓小平这些人比我还要恐惧江青这些人,毕竟他是被江青这些人整怕的,总是在耽心他们会死灰复燃。其实,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市场了。我就不怕他们,我坚信我自己有充分的道理,也就是毛主席常说的真理在我们手里。”

    华国锋每次和我谈话,都喜欢打听外面对他的评价,我总是根据我听到的反映实事求是地告诉他。正因为我是说实话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谈得并不融洽。

    “现在民间对我的反映怎样?山西人民对我的看法怎样?我每到山西,都有人喊我万岁,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他关切地对我说:“你们在底下,和老百姓接触很多,能够听到人民的呼声,这是最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只能是从报纸和报告里感受群众的呼声了。我虽然还是中央委员,但是我并不去开会,现在开会,人家也并不希望我参加。所以总是口头上告诉我,如果你身体不适,可以不去开会。我也自觉,也不去开会。现在我已经想通了,想开了。我总是希望能够听到人民群众的呼声。”

    我知道这是个类似他这种政治家惯常的表演,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或者给他一个似是而非的回答以应景。因为不管他们能否听到人民的合法利益,其实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现在和过去真正关心的都是他们自己,何曾把人民的利益挂在自己的心上呢?但是我不想愚弄这个曾经被某些蹩脚的政治家捧为“英明领袖”的人物,所以,我很坦率地问道:“你是要听真实的东西还是听虚假的东西?”

    他说:“当然是要听真实的东西呀。”

    “那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山西有的老百姓说你是一个不忠不肖不仁不义之人。”我的话刚刚说完,他的脸色就大变,我急忙补充道:“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的评价,并不代表多数。相当的老百姓认为你这个人是很老实的,是个老实人。”

    华国锋停顿了片刻,慢慢地说:“这也是毛主席对我的评价呀。毛主席一直认为我是一个老实人,是他最放心的人。”

“有人说你做的恰恰是毛泽东最不放心的事,这也是有人说你是大奸似忠的角色的一个原因。现在人们对邓小平的确评价反而很高,认为只有这样的伟人才有能力和气魄解决华国锋的问题,要没有邓小平力挽狂澜的勇气,我们至今还在极左路线的黑暗里徘徊。”我说到这里时,我感觉到华国锋已经坐不下去了。就把话题转移到别的问题上来了。“当然,不管人们说你什么,反正你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谁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了。比不上现在的领导人,随时都会有被人赶下台的可能。现在你比其他人要强呀。”说完这些后,我看到华国锋的脸色平和了。他点点头说:“你这个作家,和其他人不同,敢讲真话,我愿意和你谈话,给你提供历史的资料。历史需要有胆识的人来写,我看你就是一个有胆识的人。你是共产党员吗?”

    他见我点点头,便说:“过去干共产党是要杀头的。毛主席在好多次会议上都要求共产党员要做到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销职务,不怕老婆离婚。当时我都认为这是毛主席开玩笑而说的,现在想起来,特别是经过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和这几年的反复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毛主席所讲的都是有他所指和所想的,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我有点好笑,到今天才体会到毛泽东的话而作为一个曾经担任过共产党最高职务的他来说,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已经到了全凭回忆和思考打发日子的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打算吗?但是,我没有正面地提出这个问题,只是迂回地问:“你和毛主席单独地会见过几次?”

    华国锋犹豫了一下,坦诚地说:“我没有和毛主席单独地会见过,我在老人家晚年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一起会见过他。我听江青给我这样讲过:毛主席除了他自己家的亲属外,和党内的同志交谈,总是要有人在场以便作见证。因为那时他的话绝不是一般的人能比的,他每一句话所起的作用,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和一个地区甚至国家的命运。所以,他的慎重是有道理的。”

    我问道:“你从来没有单独见过毛主席吗?”

    他肯定地回答:“没有过”。我马上问道:“为什么毛主席在确定你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后,却从来不单独和你谈一次话呢?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吗?毛主席的亲属说;[主席选择华国锋是为了让他调和缓冲江青、张春桥等人和一些老同志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不给华国锋留下任何他可以编造假东西的时机和余地。所以,主席有话总是让毛远新转达,或者把华国锋和张春桥、江青、王洪文等人一起叫来谈话。反倒是主席和张春桥、江青、王洪文等人单独谈话的次数非常多。主席当然是有布置的。华国锋、汪东兴非常知道这一点,他们提前动手以后,抢在之前销毁了大量对他们不利的动西。特别是汪东兴,销毁了他的检查以及他和林彪、陈伯达及别人揭发他的大批文件。] 你觉得这些是否事实?”

    华国锋的脸色立刻变了,他愣怔了片刻,才说:“有些东西我不知道。中央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是销毁了许多的东西,他们可能指的是这些东西。中央曾经有个精神,凡是不利于团结和对今后安定团结不利的东西,都要进行清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指这个?现在,许多东西连我都说不清楚了。我下来后,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都曾经和我谈话,要我写点东西,我说我不记得了,也不知道该写什么。现在,我只是录音了一些东西,并不一定是有些人感兴趣的。”

    他的回答和我手里掌握的材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从他1974年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以来,到他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他从来没有单独和毛泽东见过面。这就意味着他绝对不可能有毛泽东对他的特殊指示的条件和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实在是有点自欺欺人了。但是,毛泽东的确看上了他,想对他进行培养。1971年8月25日,毛泽东专门叫汪东兴打电话给华国锋,把他从北京叫到武昌,连同汪东兴一块给他们讲党内的路线斗争。这一点,毛泽东是有用意的,既有考验的味道,也有交底的味道。他详细地谈了党内五十年的十次路线斗争,表明了他对同林彪、陈伯达斗争的态度。毛泽东特意问他:[ 你在庐山会议上念那个称天才的宝贝了吗?] 华国锋说:[我没有见到那篇东西,但是我听军队的同志讲了,我从心里赞成主席是天才,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我是`拥护的。我也表了类似的态度。] 毛泽东说:[你和他们不一样,人家是事先部署的,你是听了林彪讲话后有感而发,动机不一样。你以后多多读书呀。”

    华国锋对我说:“我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庐山会议上会把陈伯达和林彪揪出来。我这个人,和周总理一样。对所谓路线斗争和政治斗争迟钝,没有警觉。这也是由于自己老实的原因吧,我实在是不会害人。毛主席给我讲党内斗争的历史的出发点,就是让我对即将出现的风云有个思想准备,同时也看出了我这个人只是研究农业、工业和经济问题,似乎对政治不那么敏感,放松了对我的警惕……”

    这,正是毛泽东后来选择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的原因。其实毛泽东恰恰是看错了其人,华国锋并不是对权力不感兴趣的人,而是认为自己还没有担负更高的领导职务的可能,他绝对不敢轻易地在最高领袖面前暴露自己的想法,他是一个十分善于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的人。我通过和华国锋短短的一段接触,对这个人的认识加深了许多。他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并没有什么精深的研究,也谈不上深谋远虑。但是对党内的人事和党内的风云特别关注,他是精通一定的权术但是运用十分拙劣的人。这一点,只要仔细地看看他从1975年以来的一些讲话和他主持起草的文件,以及和他共过事的人的介绍,就可以充分地认识和掌握这个人的全部思想脉路。但是,并不是说小人物不可以办大事,许多水平并不高的人在历史上却总是担负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华国锋可算作一个典型。如果看看他起草的文件和文章,那是标准的不及格的东西,但是他可以用许多的秀才来为他起草彪勋显赫的讲话,如他在1977年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这是中国在特定的条件下出现的所谓英明领袖。与之相比,我更加佩服邓小平。这个人才算是顶天立地的一条汉子呢!我讲了我的看法后,他保持了他那特有的沉默。

    我们的话题转移到历史上以后,他一直追问我对毛泽东的评价,我说:“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讲究斗争艺术而善于运用古今中外优秀政治家的斗争策略。他对他的对手包括潜在的对手,都留下了潜在的武器。他十分善于运用历史上的过失和错误来牵制他的对手。其实,他在晚年的时候已经给你们留下了足以对付你们对手的武器,只是你们自己轻易地丢掉了而已。用汪东兴的话来说,你们自己丢掉了刀子。”

    “我很想知道现在广大的群众对邓小平的评价,而不是你刚才讲的话。你对邓小平所说的好话,我理解你的心情和环境。不过,你讲群众和广大干部的意见一定要和我说实话,说现在流行的那些客套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回答道:“邓小平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已经赢得了中国广大的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如果说现代的中国是依靠什么走向今天这样的光景的?那只能说是得力于邓小平的才智和领导,你别忘记了他是在毛泽东的基础上真正成长起来的中国事实上的第一位伟大领袖,他的功勋是绝对不可磨灭的。现在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有资格来反对他,当然除了广大的人民,而人民是绝对不会反对他的。”我把这话说得如此绝对,是为了堵他的口,不愿意让他再提这类荒谬绝伦并没有丝毫意义的问题。

    华国锋沉默。我问他:“你看过毛主席著名的那九篇文章吗?”

    他打了愣怔:“什么九篇文章?”

    我说:“就是毛主席在1941年左右亲自写的批判王明等人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篇文章呀。那里面涉及到了许多的人,批判的语气都很厉害、尖锐,那是老人家在四十年代对我们党内的历史上的错误路线的总清算,至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听说刘少奇、包括周恩来等人都十分害怕九篇文章的发表。江青那几个人都企图在九篇文章上作文章,你怎么能忽视了呢?”

    华国锋显然想起来了:“记得,记得,那九篇文章我还学习过几遍呢。1974年和1975年,毛主席把这九篇文章拿出来,让我们几个人看,让给他提点意见。”

     我连忙问道:“哪几个人?”

    他说:“我、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这些人,当然还有江青。九篇文章主要是针对王明那些人的。当时包括我们的周总理都在那时犯有错误。毛主席的文章,针对当时的中央文件,有重点地从理论和现实上作了驳斥。”

    我说:“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央于1931年9月20日制定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制定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12月22日制定的《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2年1月9日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制定的《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3月30日发出的《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4月14日制定的《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苏区党部的信》、同年同月同日还发出了《在争取中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和1932年5月11日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等文件而写的文章。那些文章充满着浓厚的火药味,体现了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调和的斗争精神和原则立场。这几篇文章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一个基本总结,是毛泽东在党内形成统治地位的重要原因。通过回顾这些历史,可以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轨迹。所以,毛泽东在晚年或者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是企图通过这些文章来作为石头打人的,只是为了团结一些人如周恩来等同志,他改变了向反对派发动进攻的策略。他多次说过:[我的这几篇文章现在不发表了,将来让我的敌人去发表吧。或者让我的继承者发表去吧。这些历史会经得起我们的后代鉴证的。]毛泽东把他的文章反复地修改,可以看出他对这段历史和在历史上起过各种作用的人是多么的重视,这也是他后来统治全党的一个重要的策略。”

    华国锋对我的话,不置可否地听着,看得出来,他听得很认真。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突然转了话题道:“毛泽东的既定方针人们很容易理解,1976年老人家逝世以后,江青等人提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悬案了,你能不能客观地讲一讲,到底有没有这个临终嘱咐呢?”

    华国锋脸色微微一变,咳嗽了几声说:“反正我没有亲耳听到过毛主席讲。”

    “但是毛主席还没有去世的1976年7月份,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你和政治局的同志在接见代表时却亲口传达道:最近毛主席指示我们‘按既定方针办’。这话到底是不是毛主席讲的呢?”

    华国锋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如果真有那样的话,也不能说就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总是要有区别的嘛。江青、张春桥那伙人惯于用毛主席的话来整人,这是已经被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了的。”

    我又问道:“江青等人说按照既定方针办,究竟既定方针是什么呢?如果照字面理解,既定就是毛主席已经定了的东西,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吗?”

    “当然有好处了,既定的东西对他们有利嘛。”华国锋脱口而出:“他们开口毛主席的话,闭口毛主席的指示,弄得政治局的同志在会上根本无法讲话。很清楚,如果当时我们不采取果断措施,他们很可能就要在中央的全会上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干我们,当时王洪文还有枪,我们只能是断然行动了。”

    “最初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你和谁决定的?”

    “最初是我和汪东同志反复研究的,我们两人断定叶剑英同志是会支持我们的,所以在最初的策划中并没有和他商量。我们准备好了行动方案以后,才和叶剑英联系。他同意我们的行动,但是并不参加具体的部署。真正他参与进来是十月六日把四人帮抓起来后的政治局会议以后的事情了,那天晚上给大家传达把江青等人抓起来的时候,个别人迟迟不表态,叶帅马上拍了桌子,说:[现在需要全党的团结,如果谁要搞两面派,那就先请他委屈一下吧!等问题平息了下来以后再说。总之,我们已经等待了他们好久,再不能等待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说什么了。没有强大的压力也是办不成事情的。我也是通过这一次斗争,才对政治斗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据说,你在抓江青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是这样说的:我们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相互勾结,要搞反革命政变,要把我和政治局的许多同志抓起来,定为反革命。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们已经调动军队准备包围北京,所以我们和叶帅等许多老同志研究,采取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措施,把他们抓了起来。现在正式通过组织决议……”

    华国锋说:“原话我不记得了,意思就是这么回事。这种口径是我和叶帅、汪东兴反复研究的。在政治局势并不完全明朗的时候,我们只能这样讲。这也没有冤枉他们,大量的事实证明,江青、王洪文和张春桥这些人迟早是要对我下手的,这是肯定的。”

    “你那时就敢肯定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会支持你们吗?”

    “我们和叶帅已经商量好了,谁要敢反对我们的行动,就连他一块搞。这在历来的政治斗争中都是这样的。抓起江青来以后,我们不是发现了她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和罪行吗?法律这个东西毕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一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断定没有什么人敢站出来支持他们的,估计的几个人后来都没有敢干什么。因为江青、张春桥已经抓起来了。如果没有抓起来就讨论这个问题,那可能就是我们被人抓起来了。”华国锋这时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谈起话来坦诚得很。

    “我们知道,历史这个东西如果现在写和将来写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不仅在于对若干历史事实的评价,而且也在于对若干历史事实的认定上。越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历史事实,将来对它们的说法就越是不一样……”

    我插话道:“所以,在刚刚把江青等人抓起来的时候,你就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这样说:[同志们,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密谋要搞政变,要动手向中央挑战,我和叶帅及东兴等同志经过认真的研究,决定在他们还没有动手之前,采取了果断措施,把他们提前隔离审查了,现在提请政治局研究。] 是吗?”

    华国锋想了想,点着头说:“是的,是这么说的,是东兴同志给你讲的吗?当时我们是不准备马上公布逮捕四人帮消息的,是叶帅建议的,他对我说:[就是四人帮坐在那里不动,人民也是要会动手的,他们作恶太多了,我们的行动肯定会得到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支持的。谁要是反对我们,谁就是四人帮的同党,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就地解决。]这才鼓舞了我的决心,所以就在粉碎四人帮的当天就开了会,得到了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批准,我们就更有信心了。我们采取这个行动,得力于东兴同志的建议。他对我说:[ 毛主席在解决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就是采取的这样的行动。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他们抓起来再说。]我经过再三的考虑,同意了东兴同志的建议。当时还不敢向叶帅公开,后来东兴说:[ 我们的行动叶帅肯定会支持的,他最恨江青那伙了。]

    我当然知道,毛主席在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是把叶帅也牵进去了的,毛主席在和我、张春桥、江青等人谈话时就说过:[叶剑英同志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队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的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的关系呢。]

    这些话,我们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公开过,为了集中打击小平同志,我们没有公开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事实证明这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提供了很好的外部条件。有人说我是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我都拥护和无条件地照办,其实我并不是这样做的。如果我的思想真正到了这样僵化的地步,我能把叶帅请出来吗?我敢于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吗?我敢于真正解放邓小平同志,他能有今天吗?所以,说我推行‘两个凡是’的路线,实在是有点冤枉。”

    我说:“是的,我相信你并不是真正凡是毛泽东说过话你都照办,你不过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应付当时的形势和对付当时的中国人民罢了。但是错误就是你在理论上推行这套你自己也许并不真正会无条件实行的路线,你这套东西都是用来对付你自己不性实行的主张和意见的。但是,你那样讲,恰恰就给别人提供了推你下台的理由。因为你在当时是阻挡别人实行解放思想的绊脚石。不把你拉下台,别人无法继续前进。”

    “你说的别人就是指邓小平和胡耀邦……”

    我说:“不光是他们,还有大多数的人民。当时你说粉碎‘四人帮’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是否毛主席真有这方面的指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什么人都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才能办事。这也是我不同意马上解放邓小平同志和当时要继续提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原因。如果我马上办这两件事情,就会在全党造成很大的混乱,‘四人帮’的余孽就会起来闹事,说我们就是右派政变,那时很不利于控制全局。我这方面的行动和言论都是当时的党中央集体研究和决定的。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华国锋说:“我手里当时也有许多重要的文件,这些东西并不是汪东兴等人能够知道的东西。后来我和他谈话的时候,才知道毛主席在同林彪斗争的时候,许多的安排连我都告诉了,但是汪东兴并不知道。他后老到处搜集毛主席晚年的一些讲话和指示,就是想弥补他的不足。毛主席是从来不把党中央的重要机密透露给身边人员的。除了他的机要秘书外。什么话应该给什么人讲,毛主席心中非常有数。这些,在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中,我基本上弄清了好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可以好好地和你谈一谈,对你写作很有帮助。”

    我笑着说:“谁敢提不同的意见呢?那时你们实行的地地道道的高压统治,绝对不会听任何的不同意见,就连稍微和江青、张春桥等人靠得比较近的都遭到了你们的镇压,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清查实际上成了你们清除异己的代名词,有的正是实行极左路线的人继续对真正的共产党人实行残酷的打击。那样的运动比起斯大林的肃反和高压来有过之而不及,为6后来邓小平要求来个彻底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斗争?那才是真正的得人心的政治家的大手笔呢。”

    我说这话的时候,华国锋明显地表现出了不高兴的神情,他好象要说什么,但是想了想,还是采取沉默的态度。

    我继续问他:“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决定要你辞职的时候,你想到了吗?”

    “没有!”华国锋说:“当时邓小平对我说:[我们都欢迎你继续担任党的主席,但是吴德、陈锡联、陈永贵、汪东兴这些人必须辞职。他们不能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起码现在不行,将来如果群众和干部都谅解了他们,也许还会再站出来的。] 邓小平还特意对我说:[你要警惕汪东兴这个人,他是随时都有可能背叛你的人,连毛主席生前时他都敢背着他,和林彪搞阴谋,轰开对抗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讨好林彪,以便毛主席一旦不在了他好卖身投靠嘛,你现在还用他,将来不搞你才有鬼呢。]他还说了吴德的许多坏话。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支持他们把这些人清理出政治局和国家的重要领导核心。就连叶剑英也一再地做工作,说:[与其让陈锡联主持军委的工作,不如放手让邓小平管军队。邓小平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他是黄昏岁月尽光辉,完全是为了扶持你巩固自己的权威。而陈锡联和你的年龄相差不多,一旦他羽毛丰满,很难预料我们之后这些人会干什么。四人帮的那样的人物大有人在呀。]为了促进我和一些老同志的团结,我服从了多数老同志的意见,还亲自做工作,让他们自行辞职。这些人一下台,马上就轮到了我。邓小平说我的领导能力不行,这样的评价难服众心。如果我没有能力,怎样解释我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大堆成绩?我担任党的住地席以来所决定的大事,都是和大家进行集体领导嘛,我没有自己单独决定过任何的大事,怎么我反倒成了没有水平的人呢?老实说,邓小平这样的行动,我的确不敢恭维。我对他很尊重,他对我却是不那么够意思……”

    我接着说:“如果把历史的档案真正地、全部地公布出来,在涉及历史事件问题上充分地让各个方面的人们说话,我想人们才能真正地得到历史的教训。现在完全采取了一家之谈和舆论一律的做法,实际上还是不相信人民的做法。邓小平同志失去了民主以后才能真正地懂得人民需要民主的重要,他受冤多年所以他真正认识到了在政治斗争中不能采取专政的手段来对付不同意见者。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民主在渐进中发展的必然阶段。当人民都起来关心民主进程的时候,这个民主和进步才会成为人民的第一生活需要,现在如果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谈其他的事情肯定会没有缴大的市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他哼了一声,说:“谁也知道谁是个什么水平,人民不清楚事件的真相,我们清楚。但是我现在不能讲得太多了,我有我的纪律。而且现在也未必成熟。一切等冷静下来后,是是非非都可以弄明白。现在也不是能够盖棺论定的时候呀!”他的不满和愤慨,随时都会表现出来。这也是他至今不成熟的一个标志。

    “你现在在看哪方面的书?”我很关心他现在的时间安排。

    他说“看毛主席的著作,有时也看一些历史和小说。许多写文革和过去我们党的事件的作品我也看了不少。许多东西和结论和我们过去的内容都不一样了,有的几乎是截然相反。确实是叫人眼花缭乱了……”

    我们后来几次谈话的话题提到了列宁去世后的遗言问题,他说:“想不到列宁林去世的时候也和斯大林闹翻了,原因是列宁的老婆叫什么……”

    “克鲁普斯卡娅。”我给他提示道,“斯大林为了列宁的身体,用组织的名义给列宁的夫人和医生下令,不允许列宁再过问政治和工作方面的事情。那时的政治活动和苏联的大事都已经基本上由斯大林来处理和参与了。这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也是能够拿得出来的好意。所以在克鲁普斯卡娅以记录列宁的指示为名干预国家大事的时候,斯大林用所谓粗鲁的语言批评了她,这导致了列宁对斯大林的不满,形成了列宁要求撤换斯大林的党的总书记的遗言……”

    “历史几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毛主席在逝世前,江青也是在找毛主席的晚年著作。她其中的一个借口就是列宁的老婆保管着列宁的全部著作。”华国锋说:“当时我们的理由是毛主席去世和列宁去世的情况不同,克鲁普斯卡娅也和江青的地位不同而拒绝了她,江青和我大闹,实际上也是和党中央大闹……”

    这是华国锋惯有的把戏,那时他自认为自己就是中央,他就是所谓毛泽东的接班人,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以他自己的话和理由为准则的。他不把江青这些人放在眼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我说:“正如列宁去世以后和以前他的夫人和斯大林闹翻一样,斯大林去世时也和当时的领导人闹得不可开交了。当时斯大林的女儿就一口咬定斯大林是被人害死的,她不可接受一个昨天还活生生的领袖会在一个晚上而变得不相认了。他们都是在害病严重的时候连话都不能说了,以此给后人留下了无数解不开的故事。但是,无论是列宁的继承人还是斯大林的继承人都没把他们的夫人和家里的亲戚怎么样,无非是坐冷板凳罢了。唯有你这个接班人把江青抓了起来,在一个昼夜把她翻了一个个儿,成为人民的公敌。这个气魄和胆量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吧?我常常在想,如果毛泽东当初知道或发现你们要这样做,老人家究竟是什么态度呢?还会认为你是一个老实人吗?”

    华国锋听了哈哈大笑:“历史是从来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因为历史总是后人来写的,历史既不会重复也不会重演,我们绝对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昨天的一切。也不能用自己的想象来强加在历史人物的身上。我当时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得到了全国和全党的公认,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政治斗争真正到了关键时刻的时候,很难区分谁的行动就是绝对合适,谁的行动就不完全合适。如果等到了江青他们主动行动对待我的时候,我还能再站出来吗?在政治斗争中,只是考虑最后的效果,而不应该事先有什么限定的框框。”

    我马上说:“邓小平他们一定要把你搞下去,大概也是出自你这样的考虑吧!”

    华国锋张口结舌,好半天没吱声。后来他对我说:“你的许多见解,说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好听,但是仔细回味,你的话很有道理。我爱看你写的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我和一些人提起你的作品来,都对这一点表示欣赏。你是一个敢于讲话的作家。但是,你也要充分地理解当事人所处的条件和环境,不是象你写书那样的简单呢。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文呀。”他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了很久才弄清楚他的意义……

    是的,当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决定了自己的接班人的时候,绝对不是政治生活正常的标志,而是人民民主生活的倒退。即使最伟大的领导人也不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接班人,而应该由党和人民来决定他的事业究竟该由什么样的人来接班。这已经成为今天民主政治的常识。对他的这种至今不改的自我陶醉和吹嘘,我只能报之以沉默。他足不出户,也不介入当前的政治,自然远避开了改革、开放的是是非非,每与人谈起当前的问题即牢骚满腹,也不见诸文字。他讲到某要员的时候,说他是“搞小聪明的专家”;谈到另一位政治家,则说他在上层“从来就没有好感过,这样的人怎么会进入中央政治局”。随抛随洒的许多惊尘骇世之叹,就那样地随说随丢,象风一样地没有了踪影。

    他不时地对我说:“还是你们作家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无拘无束,流芳百世。” 我反唇相讥道:“但是充满人生感悟和洞察尘世的作品,固然深奥费解,却被某些人视为危途。大多的历史作品,都是写愚民、谈酷吏、骂冤狱、颂义师、贬方正圆滑、讽溜须拍马,也有反其道而行之者的,作家们过去的结局怎样,你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吧?”

    我看到华国锋毫无反应,似乎这一切与他已经非常遥远了。这也难怪,所谓的大人物,从来只是关心他们自己,哪里会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命运挂在心上呢?即使有朝一日站出来大发其慨,也不过是为了对付他们的对手而做的一种廉价的宣传罢了。君不见历史上那些多如牛毛的《宣传提纲》和《形势教育》,就象万花筒似的照出了历史上多少骗子们的嘴脸呀!

    在离开华国锋以后,我常常在想,历史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人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所谓“英明领袖”和“毛泽东的接班人”呢?这个历史的玩笑今后再不能开下去了呀!不过,他的一句话我是非常赞成的,那就是:“历史需要有胆识的人来写”。不过,这句究竟是出自谁口呢?是眼前这位已经变得无害且有益的老人吗?我和他谈话的时候,始终总是望着他,回忆着过去他那轰轰烈烈的场面,多么象一出精彩的活剧啊!历史舞台上匆匆来去的过客,究竟给人们留下了什么东西呢?

华国锋的晚年生活

记者 孙志

    华国锋淡出政坛以后,居住在在北京西皇城根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内,这是原先清代的礼王府。他与夫人韩芝俊在小院内及外墙根种了不少的树、花和菜,葡萄、海棠、桃树长势都很好。他们自享其果,自得其乐,还会拿出许多分给工作人员和警卫队的战士,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许多中国的中老年人,都还记得被尊称为「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华国锋,而对於八○后、九○后的年轻一代,这个名字已经非常陌生。记者年初到京郊门头沟,一个农家饭馆里,并排悬挂着毛泽东和华国锋的画像,非常醒目。这基於草野的怀念方式,提醒一段中国人不应忘却的历史。

    华国锋一生忠诚於毛泽东。每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纪念日,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华国锋都要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鞠躬致敬。而「毛主席纪念堂」,正是他亲笔题写的。

书法自成特色

    华国锋一直享受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待遇,但他深居简出,最大的爱好就是研习书法,他的书法端庄稳重,自成特色。近年来的作品多被人收藏,拍卖行情日渐看好。华国锋的会客厅中,悬挂着一张条幅,是他在二○○六年八十五岁时写的,斗大的两个字「清静」,大气从容,很见功夫。评论界对其作品多有赞美,故上门求字者络绎不绝。

    据说,这些年,华国锋到过不少地方,但去得最多的是农村。离开政坛近三十年,他仍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欢迎。有一次,华国锋在湖南张家界风景区内,被几位大学生认出,众多游客自动站成两排,向华国锋致敬。「这样的场景,并不全是由於群众对高层领导人的神秘与好奇心理所致,也并不是所有的退位领导人都能享受到的。

    华国锋对自己的退位也表现得从容、大度。据北京资深政坛人士回忆,华国锋是在毛泽东身后,最早身体力行,实践民主、宽容风气的领导人,在他任党主席时期,虽然不同意否定「两个凡是」和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但他未因此压制、打击或处理过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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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跑跑与刘不跑(刘翔)

晓坤

fmhh625@sina.com

    2008年是个充满戏剧性的一年。5.12大地震,震出个范跑跑,奥运会开出个刘不跑。跑和不跑都赢得骂声一片。如果范跑跑地震之时脚上有伤,就象刘不跑教练说的是非常严重,想跑都跑不了,那么范跑跑就可能已成烈士,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如果,刘跑跑象范跑跑一样管它什么学生和腿伤,跑了出去,也将会掀起十三亿中国人的学习高潮。

    可见跑和不跑要看时间和地点,不然就会赢得骂声一片。其实,两人都是聪明人,一个北大高材生,一个奥运冠军,他们当然知道跑和不跑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目前人们已经利字当头。理性的经济人已经遍地开花。外国人说中国人不信教,没有信仰。其实,中国人是信教的,信的是“钱教”或者叫“利”教。还有外国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其实,也错了。我看范跑跑和刘不跑就是一流的经济学家,应该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多么的理性和经济,我不跑,砸死了留下孤儿寡母谁来管,发了抚恤金我又花不着,我不跑就一定能救了学生吗?当范跑跑感到跑是理性得,就义无返顾的跑了出去。刘不跑同样是理性得,我跑了腿坏了,再也不能跑了怎么办?拿不到奖牌怎么办?跑了,腿坏了,以后没人找我做广告怎么办?养不起别墅怎么办?,无数个理性思索之后,也义无返顾的龇牙咧嘴的不跑了。其实,有很多批评他们的看客,也跟他们一样。只不过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一旁当看客,当卫道士罢了。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早就说过:“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这是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力的伟大判断,出自《共产党宣言》。说白了资本主义是什么,我个人看来就是人们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寻。在一个利益为主的社会里,什么道德和荣誉,如果与自身利益毫无关系之时,人们都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了。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又如何去评价范跑跑和刘不跑的对错呢?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道德和骑士精神只能成为装饰这个堕落社会的化妆品,人们口头上对英雄的崇拜,但内心却不肯自己去当英雄。因为英雄的代价是沉重的。人是社会的人,当每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的同时,也就不能摆脱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所以,我们只能崇敬

    基督耶稣的殉道精神,而自己不能成为基督耶稣。

    自由永远是资本主义的影子。资本要求的就是可以自由流动,当资本不能自由流动,产生不了价值,也就失去了他的本性。所以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四百年都是打着自由这一旗号,在世界各地开疆破土的。当资本主义思想成为这个社会主流之时,世界上一切有形和无形的东西都要随之改变,包括道德和英雄。

    中国是一个封建小农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一百多年苦苦的现代化追寻,时至今日已渐近资本社会。虽已是二十一世纪,但处在转型期间的国民具有双重的社会性及价值取向,从某个角度来将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有人对二跑的行为表示理解,说明人们已经对道德层面的认识已经有多元化趋势,但总的来看人们还是双重价值取向。也就是言行不一。说起来豪言壮志,做起来利字当头。在这样一个双重社会下看表面都不能反映实际。企业总要求员工忠于企业,但企业何时善待员工。南方某著名高科技企业,看新劳动法出台对自己不利,就赶紧把万名员工解聘,从新签定劳动合同。这家企业网站上写着“企业责任 ,贡献社会。”

    这家企业我看不出有什么企业责,也没看出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罪感。这是很典型的双重价值取向。这样的企业我看不是少数而是多数。早期的资本社会多半存在双重价值取向,但随着这一弊端不断扩大和危机整个社会的同时,资本主义者认识到这样下去会危机其长远利益,不得不寻求一种平衡的技巧,既能保住即得利益同时也能抑制危机。所以,用开放的媒体、行会、法律等手段去强调和保护契约精神和执行契约,去整合道德和经济的同一性,也就是执行契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实际上是一种资本社会的道德价值。也就是公民社会的价值标杆,去掉言行不一给社会造成的弊端和危害。也就是现在讲的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

    一个正在上课的老师抛弃学生而逃,也就是对学生和学校的契约的背叛。如果,在一个契约道德深厚的国家,他将无地置容,不仅面对法律的制裁同时也无法在一个契约社会中立足。因为那个社会不允许存在一种破坏这种道德体系的多重价值存在。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社会,在那个社会你违背这种价值取向,后果是严重的。比如你偷税和漏税等等。这也是为什么这种社会不会把清廉的官员,和救孩子的老师当榜样和英雄来学习,因为那是你的责任。在那样的社会范跑跑不会引起争论,范跑跑也不会边喝咖啡边接受采访,同时还状告相关部门为什么开除他,也不会大有人对此行为表示理解,因为他早就被请进监狱吃牢饭了。

    在一个契约社会,如是刘不跑不跑,他将面临运动员生涯的结束,因为不会再有俱乐部跟他签约,也不会有广告商找他拍广告。原因他违背契约精神,拿不到冠军不怕,怕的是双重价值,出而返尔不守信。你既然有伤,有跑不了的可能,如果不想跑,就必须事先声明,也就是给契约方的知情权。给伊力、给VISA、给国家体育局、给全国百姓,他们直接或间接给你投了金钱和热情,你执行契约也就是对他们的回报。可是在一个双重价值取向的社会,刘不跑的闹剧产生了,他不跑了。事后跟没事的人一样,反而有功,政府首脑还公开慰问安慰,很多人还表示同期和支持,还有文人说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他不跑了,网上挺刘和贬刘热火朝天。在中国这个缺乏契约和双重价值社会,才会不断出现范跑跑、刘跑跑等人,不过他们是比较著名的跑跑罢了,社会上还有许多这样的跑跑们。他们报着侥幸心里,捞钱、捞官、捞命,跑就跑了,也不用负责任,臭名一样挣钱,那个偷税漏税的明星富婆,出了局子,那边一样签约挣钱。其实,最可怜的是那些相互争论的网民们,他们总感觉他们是道德的、是理性的、是宽容的,其实都是群氓,都中了跑跑们的埋伏,让他们更出名,更捞钱。

    在一个缺乏契约精神和双重取向的社会,像〈〈潜规则〉〉之流的书籍,成为面向白领高知阶层推荐的书籍就不足为怪了。当整个社会把范跑跑和刘不跑一样看待,再没有人对他们宽容之时,中国就离公民社会再近一步了。

    写于北京晓坤草堂,2008-8-23,

 

儒学之本意与封建统治者的利用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政治法律教研中心教授 田广清

儒家邮报第75期

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年8月25日邮发

rujiayoubao@126.com

    作者简介:田广清,1948年生,辽宁新宾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政治法律教研中心教授。

    [摘要] 在许多问题上,儒家的本意是不错的,但常常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如原始儒家的“忠道”观、“天命”说、礼制思想、教化论、“正德、利用、厚生”思想、“农本商末”主张等,其初衷本来是有利于民众与社会和谐的,但由于没有合理的政治体制和制度来实现和保障,所以被统治阶级利用来维护其专制统治。今人应当把儒家本意与封建统治者的歪曲利用区别开来,既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所有恶果都归咎于儒家,也不能因为某个思想曾被封建统治者利用过而否定其内在的价值。

    [关键词] 儒学 本意 封建统治者 歪曲利用

     在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中,儒学是守旧派,孔孟是腐朽势力的代表;直至今日,在反思中国近代以来何以落后挨打的原因时,亦常常将儒学视为罪魁祸首,儒学成了封建主义和保守思想的代名词。当然,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应当负有一定责任的,其学说的内在缺陷与中国长期专制落后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对于这一点亦不能笼统论之,而应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善加分析。其实,在许多问题上,儒家的本意是不错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彰显,并常常被封建统治者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例如,儒家的“忠道”历来是备受非议的。但实际上,在原始儒家的“忠道”中,愚忠的成分很少。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孔、孟、荀的著作和春秋典籍里,“忠”并非仅指对君主尽忠,它还含有多方面的含义和应用范围。如:作为一个国民,应忠于民族社稷;作为一个公职人员,应忠于职守,敬业奉公;作为社会群体一分子,在人际关系方面应忠诚待人,真心实意地为人谋事;作为先人后裔,应忠于列祖列宗,承继和光大祖先基业,等等。《说文》对“忠”的解释是:“忠,敬也,尽心曰忠。”这正是“忠”的本义。第二,原始儒家所言之“忠”,往往与国家社稷相联系,常常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民众的代名词。只是后来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忠”才逐渐成为对封建统治者愚忠的专有词汇。第三,原始儒家即使在讲忠君时,也并非不分是非,不讲独立人格,盲目愚忠。他们的所谓忠君主要是指:勤于职事;一心一意,不“身在曹营心在汉”;无野心,不越权;不居功自傲;贡献有益政见,匡正君主过失,而不谄媚取宠;不谋私利;为国进贤;不结朋党,等等。这些,恐怕直到今天仍然是下属的必备素质和下级对待上级的正确原则。特别是孟子和荀子,还主张对那些无道的昏君暴君起而黜之、逐之、伐之、诛之。但由于那个时代缺乏最高权力更迭的合法制度,这些主张难以实现;加之专制君主对儒家这些主张十分反感,使得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思想隐而不显。例如,朱元璋对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2]一类观点就极为恐惧,害怕这些言论的传播会危及他的极权统治,所以下令将《孟子》删节了85处。第四,原始儒家的“忠道”,并非是对臣下单方面的要求,而是君臣双向的权利和义务,是有条件的。譬如,他们把君主能否公道正派、以礼待臣、爱护臣下作为忠君的前提条件,如孔子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意谓大臣有被君主礼敬的权利,这是前提条件;君首先对臣以礼相敬,臣才谈得上忠于君主。

    儒家的“忠道”后来之所以演变为对君主的愚忠,主要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需要,促使“忠道”向着有利于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方向畸形发展。本来,“忠道”是广泛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道德原则,但由于统治阶级看到臣民恪守“忠道”有利于君主的专制独裁和防止臣民犯上作乱,因此随着君主专制权力的不断强化,便将“忠道”逐渐改造成为君主对臣民单方面的道德要求和政治钳制工具。其手法是:首先,他们有意不讲或少讲“忠道”中忠信待人、敬业守职、公忠爱国等涵义,片面强调重于君主这一面。其次,他们把原始儒家所强调的“和而不同”、“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以及君主对臣民应尽责任义务等思想从“忠道”内涵中一概除去,只保留对君主竭诚尽己、无有二心的内容。于是,本来是有条件的、有原则的、体现君臣双方道义的“忠道”,就演化为无条件的、无原则的、强迫臣民单方面尽忠的政治枷锁了。其三,凭借家国不分的社会政治制度,将爱国与忠君划等号。统治者的逻辑是:爱国必定忠君,不忠君即是不爱国。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宗法制社会里,政治结构呈家国一体状态,家族制度就是政治制度,父子关系就是君臣关系,家庭家族道德就是国家政治道德,治家的活动和手段就是治国的活动和手段,家族秩序就是国家秩序。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4]在这种条件下,将家与国、君与国、忠君与爱国等同起来是很容易的。其四,通过“移孝作忠”、“忠孝合一”,消弭“孝道”与“忠道”的冲突,增强愚忠的合理性。统治者把忠君上升为社会的最高价值,这必然与社会原来的另一最高价值——孝道发生冲突,于是他们竭力将忠与孝混同起来,移孝作忠,使忠孝合一,从而既消除了两者的冲突,又能使愚忠容易在心理上得到全民无条件的认同。与“忠道”和“孝道”相联系,汉代以后,整个“三纲五常”都在专制帝王长期的别有用心的利用下,成为培养驯服人格的工具。

    再如,孟子为反对专制暴政,说“汤武革命”是正义、合法之举。理由一是这种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符合“民意”和“天命”;二是这种革命是以“德”得天下而非以“力”得天下,是“王道”而非“霸道”。孟子这个“天命”说和“王霸之别”本来是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统治阶级的,但由于当时没有合理的政治体制、科学的权力变更程序作为民意和天意的体现与保障,所以很快就被统治阶级利用了。后来,历代“武夫豪杰”也好,“独夫民贼”也好,在实行暴力夺权或宫廷政变、进行改朝换代时,都打着孟子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大旗。这样,所有“英雄霸业”的非法、非正义之举都成了合法、正义之举。于是,天下者,不复为天下人之天下,而是一被逐之鹿,在几个颟顸武夫的马蹄下,追来逐去,成为可射可夺可挟可持之猎物。所谓马上夺天下,马下治天下,只不过是说:武夫逆取,儒生顺守,逆来顺受,变非法革命为一次又一次的合法批准而已。汉、唐、宋、明,漫漫千年,都是这个英雄打天下、争天下、失天下、夺天下的恶性循环。……天下不复为公,可藏于一宗一姓之筐筴,藏得住为合法,流于别宗别姓,也是合法。

    孟子的“天命批准”,以“天不言”为内涵,则是空洞无物,无法规范任何实在的政治变动,……那么任何一场政治变动都可以获得合法批准,只要它用各种手段做到“天不言”、“民不言”就可以了。事实上,中国历史中的历次“造反”“作乱”又有哪一次不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呢。这种“天命”批准的理论,其危险不在于削弱了“政道”,而在于给任何一种践踏政治规则的暴力行为提供了相对主义的诡辩。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儒家几代人深恶痛绝的“打天下,夺天下”的恶性循环,不正是以孟子的“天命批准”为其滥觞,为其肇始?[5]

    又如,董仲舒为限制君主滥用权力,沿袭先儒的“天命观”和“天人合一”,发明了“天谴”论,企图利用天的权威给君主以一定的制约。一是要求君主的情感好恶、行为举止和政治决策符合“四时”、“五行”等天道规律。二是以“天人感应”来警告君主:假如你滥用权力,逆天而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你若仍不加理会,我行我素,就会受到上天惩罚。实际上,这种“以天限君”的办法所能发挥的心理和道德威力是微不足道的。更吊诡的是,封建帝王想的却是如何利用“天命观”来作为皇权合法性的依据,论证其个人及其“家天下”乃是“天命所归”,于是现实生活中的专制帝王便戴上了“圣王”的金冠,变成民之天,民之师。这样,在政教合一的运用下,儒家的“天命观”和“天人合一”便成了为专制权力一元化合理性进行论证和粉饰的理论了。

    还有,儒家重视礼制也没有什么不对。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一套可资遵守的行为规范,儒家冀望通过人们行为的规范化来促进社会的道德化和有序化,其本意也是好的,“礼治”的治国方略反映出原始儒家已有一定的制度意识。礼制之弊,一在以礼为法,以礼代法,即以血缘等级色彩浓厚的伦理纲常排斥和代替国家法制,以私德代公德,以私法代公法。二是片面强调弱者对强者单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无平等性可言。尤其是“三纲”将等级权威化,“皆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6],使君、父、夫形成绝对的权威。三是演变成僵化的教条,不仅形式繁琐,而且违反人权,摧残人性,如说寡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故被鲁迅斥为“吃人”的礼教。封建统治者敏锐地意识到,儒家礼制的这三个方面的缺陷,恰好与封建政治制度保护特权、维护压迫剥削、强化专制统治的目标和功能相一致,于是,他们便将“三纲”不平等的一面放大到极点,并整合到封建政治制度中去。

    到专制社会后期,这些纲常礼制变得愈来愈残酷无情,原始儒家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变成了“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夫在从夫,夫死从子”,等等。于是,本来作为儒家促进社会道德化、有序化的行为规范的礼制,与时代要求和民众权益的矛盾愈来愈突出,成为桎梏人民特别是劳动者的枷锁,成为封建统治者驭民、牧民、制民的工具。但由于封建统治者对礼教的歪曲和利用是在幕后进行的,于是人们便以为儒家是吃人的宗法等级制度与官僚等级制度的始作俑者和顽固维护者,同时也就导致今人将儒家关于合理差别的主张亦统统以等级论视之,从而将儒家打入保守派。这个结果,恐怕也是儒家始料不及的。

    再以道德教化为例。儒家感到仅凭自己在野士大夫的身份和力量,是不足以教化天下的,于是谋求教化与权力结合,途径无外乎儒者从政和将教化的权力与责任交给政治系统。这就等于赋予了统治者以教主身份。故而最高封建统治者既是政治领袖,又成为道德化身和精神领袖。历代帝王不管其教化职责履行得如何,无不披上儒家道德教化的外衣将自己打扮成英明的“圣主”和道德高尚的“圣人”,以增强其专制统治的合法性。这既是儒家政教合一诉求实现的必然形式,也是政教合一社会框架下的必然结果。

    儒家的“正德、利用、厚生”也是每个当权者都必须挂在嘴边上的口号。李自成造反时,就说我要打倒明朝皇帝,因为你皇帝不“正德、利用、厚生”;皇帝也发表言论说,我要镇压你,是因为我要“正德、利用、厚生”。至于他们实行不实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儒家重农轻商,提出“农本商末”主张,本意为保障民生。而封建统治者推行“农本主义之目的,非有厚爱于农民也,主要为谋国家或统治者与官僚阶级之利益,盖别有所为也。史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魏以富强。秦用商鞅农战之策,卒并六国。汉高祖重农抑商,文景劝农,与民休息,及武帝而国力充实。”“西通西域,北弱匈奴,威震四裔,此重农之效也。然农民生活之善否,初无与于此。文帝减免田赋,而受惠者地主,非佃农也。汉律重农抑商,惟稍抑商人之势,农民之疾苦自若也。且以累代抑商之故,商不得盛,农亦交困。国用取自田赋,而农业生产受天然之限制,设遇暴君污吏,诛求无度,农民不能安生,流为盗匪而大乱作矣。此亦重本抑末之果也。”[7]

    类似这种“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事例,在儒家那里还有很多。

    儒家和新儒家皆有卫道精神,皆有救天下苍生之志,对社会风教、传统文化、民族前途皆有强烈的使命感,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思以其道易天下”的使命感倘过于强烈和迫切,则很容易与权力结合在一起,从而跌入权势的陷阱,屈服于权贵之下任其摆布,结果不但“易天下”不成,连学术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丧失了。历史上无数儒者都没有逃脱这个结局,便是明鉴。社会发展史昭示我们,时代愈向前发展,一个学术流派所起的作用愈有限,谁也做不到“以其道易天下”。一个学派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命运如何,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选择的结果,而不取决于这个学派自己的主观愿望,更不应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与权力结盟,成为权力的附庸。

    所以,今人应当把儒家本义与封建统治者的歪曲利用区别开来,把儒家主观上的美意与客观上的效果区别开来,既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所有恶果都归咎于儒家,也不能因为某个思想曾被封建统治者利用过而否定其内在价值。

    参考文献:

[1]孟子•尽心下.
[2]孟子•万章下.
[3]论语•八佾.
[4]孟子•离娄上.
[5]朱学勤.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J],张荣明:道佛儒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79.184.
[6]陈独秀.宪法与孔教[J].新青年.二卷三期.
[7]万国鼎.传统的农本主义[J].中国论文下载中心www.studa.net,200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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