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2008年的经济数字22日发布出来了,去年12月的CPI已经降到同比1.2%的水平,PPI居然比上年同期下降1.1%!整个12月份的GDP可能是零增长。这种数字预示着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严重衰退的状态,但情况还不仅如此,我国经济还面临着西方第二波金融风暴的冲击,在这样一个经济大波动的时刻,国内的思想界也不平静,各种矛盾此起彼伏,这都是政治改革滞后、政治手段落后的后果。一个只抓经济增长、不抓政治进步的国家早晚要积累下巨大的 内部矛盾冲突。之所以冲突,就在于没有一种机制缓和与协调不同的思想,导致这些矛盾缺少有序和有效的沟通与对话,越积越深,最终,这样的国家总是在两个偏激的极端中残酷斗争。解决中国这种状态的办法,只有现代民主机制。我们哪怕学一学美国国会听证会的做法, 看看盖特纳当财政部长前国会召开的听证会,盖特纳在参议员面前一一回答问题,我们国家选拔干部何曾这样公开过,透明过。

    布什总统已经离开了白宫,回到他德克萨斯老家。就在他坐上飞机那一刻,令许多中国人忽然想到,我国的领导人何曾有告老回乡的做法!中国的城乡分化已经使农村变成了不适宜上等人居住的地方。城乡分割早已把城里人与乡下人绝缘分开。今天的城里人还能奢望故乡吗? 在我国历史上,官员一旦离职,一般都是告老还乡!但是今天,建国后搞的城乡分割和计划经济已经把几千的生活习惯彻底消灭了。农村资源已经被掏空,甚至包括女色资源,中国城市这个虹吸管已经抽干了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无不建立在农村的牺牲之上。看看郑秉文所长的文章吧,我国的社保模式就是这个制度的产物。

    马上就要过年了,可是我们却在大年三十来临时刻收到了山西运城上千名退休老职工代表的来信,反映他们的生活苦难问题。信中附带的一首诗读来让人感伤:“哪里有太阳?退休金低得可怜,看病无着落,象无娘的孩子啊!”这就是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春节中我国弱势群体的真实状况。想着这样一群老工人,我们的年怎么过得喜悦?无怪有人成立中国工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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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保:“大一统”还是“碎片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1月24日

目录

郑秉文 齐传君:《社保制度走到十字路口:“大一统”还是“碎片化”》

胡贲:《革命乐观主义来源于信息屏蔽》

童大焕:《政府的紧日子才刚刚开始》

奥巴马:《2009年就职演说》

横舟:《民族主义,中国最后的道德底线》

纪坡民:《金融危机启示:重估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当代价值》

梁京:《奥巴马面临的中国挑战》

山西运城退休人员代表:《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过低,待遇严重不合理》

董键:《中国教育新规划:两个前途的抉择——有感于《规划纲要》征集意见的发布》

《关于成立中国工人党的倡议》

宋宝铃:《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阶段:农民共产党阶段和工人共产党阶段》

田忠国:《从徐国进的智慧看中国未来的灾难》

横舟:《时代裂变中的毛泽东》

秦全耀:《江青去后,现代戏舞台再无芳草》

韩三洲:《三个人眼中的江青》

马晓先:《贴身护士回忆江青被抓真实情况:她不是个泼妇》

易富贤:《答李银河:计划生育真的不能叫停吗? 》

吴国光:《中国落后的政治模式与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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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zheng bingwen" <zhengbw@cass.org.cn> 2009-01-22 12:09:42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zdjun@263.net>标题:郑秉文的文章

社保制度走到十字路口:“大一统”还是“碎片化”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 研究员 郑秉文

中国社科院 齐传君

2009年1月23日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保体系已形成全党、全国和社会的共识,农民工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具体方案正在热议之中。

    众所周知,在如何实现“全覆盖”战略目标上一直存在争议,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两种覆盖方式的选择上:一种方式为“分派”主张的在维持现有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为“农民工”和“农民”分别建立独立的养老保险制度,这是典型的“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另一种方式是“统派”主张的重构当前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打破城乡界限和职业界限,跨越户籍制度的樊篱,建立基于国民身份的单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即全国一个制度,一种规则,这就是“大一统”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和“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思路,是政策制定者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两种社会模式和两种社会前途的选择。只有首先在这两个社保制度模式中作出选择,才能引领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未来方向,而不至于一开始就陷入到对制度设计细枝末节的纠缠之中。

    主张“碎片化”的“分派”最大理由就是中国目前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认为建立大一统制度是不现实的,既不能体现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间发展不平衡的差距,也不能实现再分配功能,因此,当前选择“碎片化”制度即便不是最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本文认为,“分派”的改革主张是其陷入认识误区的结果。

一、中国有条件建立“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

  虽然目前中国还处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还要经历长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还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但是,这只是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所要基于的社会和经济背景,而不应该成为制度模式选择上的桎梏,因为社会保障理论和实践毕竟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在同样一种模式下我们仍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第一,制度创新可以克服建立“大一统”制度中二元结构导致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在二元结构下,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确不利于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养老保险制度,其主要问题在于欠发达地区在融资上必将产生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将逐渐导致制度收入递减,最终有可能为中央财政带来风险。但是,这只是对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的DB型(待遇确定型,强调退休待遇相对平等的一种缺乏精算联系的制度)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养老保险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制度创新日新月异,一些先进、现成、实用的制度创新在有些国家已经运行了十几年,它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只要将传统的DB型现收现付制改造成现代的DC型(缴费确定型,强调权利和义务基本对等的一种富有精算联系的制度)现收现付制就能完全克服二元结构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其要义就在于,只要在缴费和受益之间建立起密切的精算关系,就能在二元结构下建立起“大一统”的社保制度,这相当于将一个商业寿险公司“等比例地放大”到全社会,这时,大一统的社会保险制度就完全可以跨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鸿沟。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DC型现收现付完全适用于低收入国家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社保制度。例如,蒙古国2005年GDP为19亿美元,人均715美元,城镇化率与我国情况相差无几,仅为50%,但由于蒙古国2000年社保改革中引入的是“大一统”的名义账户制,在缴费与受益之间建立了完全的精算联系,至少在缴费上较好地克服了二元结构下容易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当然,蒙古国只是一个小国案例。再来看美国这个大国案例。美国1935年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并建立起“大一统”社保制度时,总人口为1.272亿,按1992年价格计算,当时的GDP总量为6984亿美元,人均GDP仅为5488美元;按时价计算,GDP总量为731亿美元,人均GDP为575美元。

  城镇化率是二元结构的一个主要指标。美国1920年的城镇化率是51.2%,1940年是56.5%,由此推定1935年美国城镇化率应是55%左右。但实际上,由于美国人喜欢居住在小城镇,所以,居住人口超过2500人的小城镇均被统计在城镇化率之中。相比之下,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官方数据,2006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3.9%,但我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是市辖区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1500人以上的区管辖的全部行政地域人口,并且一般是以户籍来划分的,如果考虑到在城镇打工1年以上的近2亿农民工,我国今天城镇人口比例与1935年美国城镇人口比例几乎相差无几。即使按照户籍人口的口径来统计,以往年的年均1%的城镇人口增速来计算,本届政府任内城镇化率将有可能达到或超过50%。

  二元结构的另一个标志是一经济体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格局。1935年美国建立“大一统”社保制度时同样也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从城镇化率进程来看,美国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殖民地时代至1810年代的“渐进期”、1820年代至1920年代的“爆炸期”、1920年以来的“成熟期”。美国1935年建立“大一统”社保制度时虽已步入“成熟期”,但其二元特征仍十分明显:发达的核心工业地带几乎集中了所有的制造业和社会财富,纺织城、钢铁城、制鞋城、陶瓷城等几乎聚集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城镇人口;相比之下,欠发达地区是以提供棉花、木材、矿石、牛肉等初级产品为主的广袤的南方大平原和西部地区,由此形成了美国初级产品和制造产品的商品交换二元格局,它与今天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的二元结构有很多相似之处,由此看出,50%左右的城镇化水平不是建立“大一统”社保制度的客观障碍。再例如,罗马尼亚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2.7%(2001年数据),但作为转型国家,罗马尼亚建立的也是“大一统”社保制度。诚然,欧洲大陆很多国家目前的社保制度是碎片化的,农民实行的是单立制度,但那是历史遗产的结果,他们的碎片化制度大部分起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战后在社保制度整合与改革中,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像英国那样实现改革的一步到位,基本保留了制度的原貌,法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这里要强调的是,美国1935年建立的“大一统”社保制度是传统的DB型现收现付制,而非DC型的。既然传统的DB型现收现付制能够克服二元特征并建立起“大一统”的制度,那么,制度创新下的现代社保制度工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换言之,经济发展水平不是阻碍建立“大一统”社保制度的桎梏,二元结构不是为农民工建立单独制度的根据,“碎片化”制度不是当代社保制度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二元结构下建立“大一统”制度能够体现发展不平衡的待遇水平。

  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指以城市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与以农村农业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同时发展,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一种状态;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城乡居民差距较大,例如,2007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140元,只是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4932元的1/6。“分派”认为,在二元结构下建立“大一统”的养老保险制度,待遇给付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按照原有城镇待遇标准,农民居民养老金收入显然提高,但是来自于农民的缴费收入必然十分有限,所以,制度财务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另一种选择是降低原有城镇待遇标准,使得全体参保人员退休的待遇水平在中间取齐,也就是说,农民的待遇水平适当提高,城镇居民退休收入却大幅下降,即认为在二元结构中“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待遇给付和财务平衡之间难以有效权衡的悖论,非此即彼,所以,只能建立“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很多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都有缴费下限的规定(例如在美国,规定每年缴费400美元以上人员才能参保),这似乎进一步佐证了“分派”主张把低收入群体排斥到城镇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之外——放弃建立“大一统”社会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但是,上述分析都是在实行DB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撇开DB型制度安排,采用DC型养老保险制度,那么建立“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只不过是相当于建立一个每人都有存款的“银行”,个人在工作时被强制储蓄,退休后每月从这家“银行”领取一部分“存款”(养老金)而已。在待遇给付上,因为不变的是个人代替率,而变的是养老金水平,根本不存在向哪个标准看齐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设定的封顶线之下(一般是相当于社平工资的300%),较高的费基便可获得较高的退休金,即城镇职工费基(工资)较高,其退休后养老金也相应较高,农民正好相反。加强精算联系就是强化DC型的制度特征,这已成为当今世界养老金改革的一个总体趋势。只要在个人缴费和未来受益之间建立起密切的精算联系,就可以体现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群体、甚至不同个人之间的收入水平,就能建立起一个各得其所、多缴多得、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养老制度,在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就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养老保险制度。

  认为二元结构下“大一统”制度难以体现发展不平衡的收入水平,可能是误将统一替代率认为是统一待遇水平。其实,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第三,二元结构下“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实现社会互济功能和社会公平。

  “分派”认为,实行“大一统”的DC型养老保险制度将会丧失社保制度的社会互济功能,缺乏公平性。这个“定论”看上去好像不无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却发现它模糊了缴费型制度与非缴费型制度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保险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

  社会保障是个大概念,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险是一个缴费型制度,也可以看作是“社会保障”概念下的一个“子制度”。作为缴费型的强制性社会保险制度,应把追求制度的财务平衡放在制度设计的首位,把扩大覆盖面作为一个重要制度目标,换言之,尽量消灭“死角”和实现最大的覆盖面应是保险制度的公平性之根本所在,甚至可将之视为保险制度是否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否则,仅仅覆盖城镇人口的制度,那就是对农村人口的最大不公平,是目前我国社保制度的最大不公正。在当前制度起步阶段,扩大覆盖面和制度财务可持续性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只有扩大覆盖面,才能增加制度收入,提高支付能力;只有社保基金盈余才能谈得上提高待遇水平,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制度的“双赢”。希望保险制度解决所有的社会再分配问题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并且,任何经济体的社会保险都难以承担起这个重任。尤其是,在我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一次分配造成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是无法通过二次分配彻底解决的,即使实行“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也是如此。

  国外几十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了保险制度的这个发展趋势:在财务不可持续的压力下,养老保险制度的精算属性越来越明显,精算因素越来越多,社会互济功能趋于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将社会互济功能逐渐剥离出社会保险制度,转移到非缴费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中。

  非缴费型制度是指其融资来源于一般税收的补贴制度,例如在养老制度中单设“零支柱”。在我国非缴费型制度中目前只有“低保”等家计调查型制度,还没有建立基于国民待遇的养老补贴制度即“零支柱”。国家的责任、社会互济功能以及社会再分配作用等,应更多地体现在非缴费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上,在全国适时建立一个非缴费型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第一支柱的缴费型制度和零支柱的非缴费型制度就能功能明确,责任突出,边界清晰,相互对应,互为补充,各司其责。社会保障制度这两个支柱的改革取向和发展思路在国际社保领域已基本达成共识,十几年来,既是欧美国家的改革动因,又是改革的目的,还应被视为改革的范式。将财政转移的规则与保险制度的目标混淆起来,眉毛胡子一把抓,既有可能将保险制度陷入财政风险之中,又分散了有限的财力,还漠视了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原则,有悖于世界改革的潮流:保障制度要强调目标定位,承担起国家的责任;保险制度要着重制度建设,不应一味向财政伸手要钱。

  厘清保险与保障两个制度的责任并不意味着前者完全没有社会共济的功能,更不等于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任何模式的保险制度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共济功能,国家都是最终担保人。其实,即使在目前我国没有引入“零支柱”条件下,只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也完全可以承担相当的社会互济功能。这是因为社会互济功能既可以体现在待遇补贴上,也可以体现在缴费补贴上。一般来说,DC型养老金制度在缴费和待遇之间具有较强的精算联系,对待遇进行补贴有违精算原则,但是可以在缴费上进行补贴,例如对农民和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给予缴费补贴(缴费补贴可以有制度记账和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两种形式,具体采取哪种形式要视制度财务预期状况而定),从而实现社会互济功能。另外,通过规定缴费上限和提供较高的制度公布利率,让广大中低收入者直接分享这样优厚的养老金回报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向弱势群体倾斜。所以,只要制度安排得当,DC型养老保险制度不难实现社会互济功能。

二、“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巨大的制度隐患

  “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制度的叠床架屋实现2020年全覆盖的目标,但在财务可持续性和保持社会活力上将出现自身难以克服的两难困境。

  第一,“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将使“城保”陷入财务困境。

  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将直接威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平衡,这是不争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毫无疑问,我们当下应该做的是通过制度变革和创新将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险制度的财务冲击降低到最小程度。但是,“碎片化”制度安排不仅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反而还进一步人为地扭曲人口年龄结构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其结果必然是重蹈法国等碎片化制度的后尘,即某个制度“碎片”出现大量收支结余的同时,而另一些制度“碎片”的财务收支缺口变得越来越大,尤其目前实行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深陷财务危机的泥潭。法国碎片化制度的财务状况就是如此运行的,例如,多年来,“普通制度”不得不对“特殊制度”进行转移支付。

  如果略去目前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各种“小碎片”不计,并假定暂时不考虑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制度改革,那么,目前的制度现状可抽象为“两碎片化模式”即城镇制度和农村制度并存,农民工游离二者之间。如果为农民工单独建立一个制度,就可抽象为“三碎片模式”即城镇制度、农民工制度和农村制度并存。但是,不管是“两碎片模式”还是“三碎片模式”,他们都存在严重的财务缺陷,其中,农民工这个群体是制度缺失的牺牲品,也是制度财务平衡的关键。

  先看“两碎片模式”。在目前城镇和农村两个制度并存的二元分割情况下,进城务工的年轻农民工群体一方面“稀释”了“城镇制度”人口老龄化程度,但另一方面却恶化了“农村制度”的年龄结构(尽管农村生育率水平高于城镇)。由此导致的制度财务困境便是,城镇制度普遍受益,财务可持续性得以增强,但却是以农村受到双重夹击为代价:年轻的农民工离乡进城打工本来就提高了农村赡养率,减少了当期制度收入,恶化了农村制度财务状况,几十年之后他们回乡养老时又需要当地农村支付一笔养老金。简言之,“两碎片模式”的资金流是农村流向城镇,农民补贴了城镇职工,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强化了社保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两个碎片发展成两个极端延伸。这时,制度间的转移支付就不得不发生,政府就不得不介入,于是,法国式的社会动荡就有可能在中国上演。

  再来看“三碎片模式”。如果按照当前决策者的思路为农民工单独建立一个制度,那么,在这个基于户籍和职业双重标准来设定的“碎片化”制度安排中,问题就显而易见了:三个制度相互割裂,资金流封闭运行,“城镇制度”赡养率将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日益提高,财政补贴会越来越不堪重负。“农村制度”这个碎片如果一开始就实行积累制,自身倒也没有什么财务问题。但如果实行现收现付制并直接给没缴费的第一代农民发放养老金(现收现付制最原始阶段),那么,“农村制度”的财务状况将很快会入不敷出,特别是几十年后农村人口老龄化最严重阶段。“农民工制度”由于没有历史负担,养老金发放有个代际转换,必然在一段时间内积累起巨额的结余资金。于是,“三碎片模式”相当于一个天平,一端是“农村制度”,另一端是“城镇制度”,二者的制度赡养率都很严峻,“农民工制度”便成为一个决定性的筹码,放到哪一端则哪一端财务状况就好转。于是,在三个制度分割的情况下,只能由政府介入,或是对天平的两端进行转移支付,或是由“农民工制度”充当债权人的角色。

  总而言之,两碎片和三碎片模式都存在制度发展失衡和城乡发展失衡的财务问题,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反而会加速城乡福利分化倾向,加重城乡福利二元特征。

  上述碎片化制度的分析说明,只有“大一统”制度才是我国社保的正确出路。在这方面,似乎上海认识到了碎片化制度的危害。上海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出现最早且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城市,也是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即分为“城保”、“镇保”和“农保”以及“综保”四个制度。上海2007年“城保”制度赡养比为1.48:1,致使当年基金收支缺口达50亿元。而全国平均的制度赡养比为3:1,尚且勉强收支平衡(实际上全国养老保险资金收支略有结余,但如果剔除1100亿元财政补贴并使养老金替代率适当提高,那么收支状况应该是基本平衡的)。如果中国城市老龄化状况进一步恶化,上海的今天就是其他城市的明天!在2007年11月6日北京举行的第三届社保论坛上,上海提出了下一步五项工作重点,其中第一条就是强调“扩大参保缴费人群”,即对上海各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整合,梳理各项制度的定位和边界,完善衔接转移办法,均衡不同制度间的赡养比负担。可以看出,上海已经意识到了统一制度对制度财务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并朝着这个方向开始前进。那么对于全国而言,在人口老龄化还不是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建立“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则更具前瞻性。

  第二,“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将淤塞人们向上流动的渠道。

  “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始于欧洲大陆国家,尤以法国为甚,其基本特征是以职业或行业标准来划分,形成职业隔离,不仅造成了养老金待遇的相互攀比,财政负担连年居高不下,一有改革的风吹草动,罢工游行和社会骚乱就风起云涌,而且,也造成了职业或行业之间壁垒森严,个人一旦因为某种原因从所属行业彻底退出就很难进入其他行业,无法实现再就业,被迫成为长期失业救济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长期存在高失业率乃至形成一种“失业文化”,与其碎片化的社保模式有相当大的关系。换言之,在这种福利制度安排下,社会被撕裂成不同的固定群体,失业群体相对固定,位于底层的获有“坏工作”的群体也相对固定下来,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被“碎片化”制度所无情阻塞。

  众所周知,在目前社会矛盾凸显时期里,之所以没有形成不稳定因素,是因为目前社会流动性比较好。但是,如果农民工和农民社保制度碎片化格局一旦最终形成,长期看,不稳定因素就也将形成。法国等欧洲国家有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不至于使其生存能力受到严重威胁,并还有正常的制度化罢工机制,游行示威罢工等“社会运动”毕竟是在法制化轨道下进行的。反观中国,“碎片化”社保制度再加上户籍因素,其社会割裂的后果要比法国和欧洲严重得多。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就在于户籍背后存在的巨大福利差异。因此,我们的一切福利制度设计和改革都应该立足于缩小甚至是消除这种福利差异。但“碎片化”制度的引入和农民工制度的建立无疑将会扩大福利差异,固化户籍制度,这种画地为牢的社保改革势必导致用工制度的不平等,进一步降低社会弱势群体的当期收入,加剧这个群体其他福利缺失的现状,如此往复,社会底层改变命运的努力将难上加难,城乡的长期深度割裂将使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成为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两个相互漠视的群体,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病”等“拉美现象”就必然浮现

三、中国建立“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的九个优势

  第一,“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内在的激励机制保证全覆盖目标的实现。由于“大一统”制度下只有一个“资产池”,因而可以向全体参保者提供较高的固定利率,使参保的收益率明显高于银行储蓄利率甚至高于长期国债利率,让老百姓觉得参保很合算,变被动参保为主动参保。并且,为了减轻低收入者的缴费负担,可以向农民和灵活就业人员提供缴费补贴,使他们在愿意缴费的基础上也能够交得起,同时也增加了低收入者的参保收益。

  第二,“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完全精算联系一步到位地实现全国统筹的终极目标。之所以提高统筹层次问题成为近十年来社保改革的难点,关键在于统账结合制度的复杂性和模糊的利益边界。“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不仅简化了现有制度而且通过精算联系消除了收支盈余地区对“杀富济贫”的顾虑。也就是说,“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在实现全国统筹上至少不存在制度性障碍。

  第三,“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可以通过锁定隐性债务而使财务可持续性得到保证。由较低覆盖率到全覆盖,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缴费人群的骤然增加和保险的代际转换,导致前期退休人口增加相对缓慢,这就打了一个时间差,保证了制度财务的中短期可持续性;在资产负债表上,精算原则使得新增缴费(制度资产)等于未来养老金权益贴现值(制度负债),隐性债务不再增加,这就保证了制度财务的长期可持续性。换句话说,只要在每个时间点上结余基金大于现有隐性债务的显性化部分,就说明制度是可持续性的。

  第四,“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变DB型为DC型来满足对二元结构的适应性。毋庸置疑,“大一统”和“碎片化”制度都能适应二元结构,但前者是一种主动适应,积极应对,不会对二元结构形成任何负面影响。而后者是一种被动适应,消极应对,长此以往将固化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不利于日后对二元结构的消除。

  第五,“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可以通过鼓励人们劳动参与和促进多支柱建立保证待遇水平的稳定甚至进一步提高。一方面,“大一统”制度缴费的非税收性质激励人们提高劳动参与率(或者提高退休年龄),相当于延长了缴费期并同时缩短了待遇领取的时间,年金化后的每月养老金领取额必然相应增加。另一方面,该制度缴费降低为建立职业年金留出了融资空间,再加上“零支柱”的引入,因此,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是完全有保证的。

  第六,“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可以通过缴费补贴和“零支柱”的引入来发挥社会互济功能。“大一统”制度对农民和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补贴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社会互济功能,更能体现社会互济的本质含义。如果再适时推出“零支柱”,则是对这一社会互济功能的强化。

  第七,“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既体现了机会公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结果公平。一方面,“大一统”制度对任何人都没有进入的最低缴费门槛限制,体现的是参与机会的公平,这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公平,因为没有参与机会的公平也就无所谓结果公平。另一方面,“大一统”制度既可实现社会互济功能,也意味着具有一定的结果公平。

  第八,“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类似银行储蓄的特征,使养老保险制度极具便携性。在“大一统”制度下,参保人无论在哪里工作或居住,只须携带一张“社保卡”,就可以随时缴费(或领取养老金)和查询个人养老金资产情况。相比较,“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的便携性较差。

  第九,“大一统”养老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大账户”的设计机制,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一方面,简化了制度设计,简单明了的信息化处理过程和全国只有一个“资金池”,无疑运行成本最低。另一方面,在现有的统账结合制度基础上,只需将统筹部分缴费和资本(名义资本和做实资本)划入个人账户再建立一套养老金计算和发放的规则便可以实现制度的转型,无须大动干戈,因此转型成本也极为有限。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14a@gmail.com> 2009-01-22 10:41:02 +0800收件人:<choiceweekly@gmail.com>抄送:标题:选择周刊第217期

革命乐观主义来源于信息屏蔽

胡贲

原载《联合早报》

  12月10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发表文章《金融危机给广东上了生动一课》。大体意思是,外向型的简单加工产业承受不了海外市场的风吹草动。越是经济危机,越是要迎难而上。汪洋的文章里说:“困难面前,关键要有信心、沉住气。要善于听取意见,但不要被议论左右,不要自乱阵脚。今天的困难压不垮广东,广东一定能战胜当前的困难!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来自于改革开放30年打下的坚实思想、物质和体制基础,来自于广大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锻炼出来的拼搏能力和经验,来自于过去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来自于广东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强大动力,来自于中央和省区市出台的一系列拉动内需的重大举措。”
  说来说去,就是汪书记到广东后推行的“腾笼换鸟”政策一定不能丢。实际上,之前8日在《人民日报》上,11月14日在《南方日报》上,我们的汪书记已经两度放出如此喊话。其背景,无外乎在内外交困之下,以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经济已经糜烂到即使有省委书记的全力推动,基层官僚也实在没有动力和能力跟上的地步。这时候的喊话,一方面为基层官僚也为自己鼓劲,一方面则再次表明立场:汪洋在广东政绩全系于是否能推进“腾笼换鸟”。

  “腾笼换鸟”

  类似于“腾笼换鸟”的政治表态,并不新鲜。此前的说法是,“从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转变”,或者简称“增长方式转变”。实际上,1988年以来,每逢中国经济处于谷底时,这种说法就会常见报端。但直到现在,都不能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了什么本质改变。实际上,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目前的这种内需不足,投资推动,外贸加持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党国唯一的路径。

  分析过去十年来的中国政治文本,腾笼换鸟实际上有两个有所关联,但又不尽然相同的含义。最早,“腾笼换鸟”出现于98年之后的“经营城市”热潮之中,当时的说法是,居于城市核心地区的工厂、企事业单位、学校。应该腾出自己的土地,为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让路。

  而目前这种“赶走低附加值企业,引进先进企业”的含义,最先是主政浙江时期的习近平提出的。目前能查到的是,早在2005年,习近平就开始在浙江推行以“腾笼换鸟”为核心口号的所谓“八八战略”。但从2003年习近平入主浙江,到2007年调往上海,浙江并没有在这条“腾笼换鸟”的路上走很远。本轮经济危机之中,浙江也是重灾区,只是被媒体报道得较少而已。

  而汪洋到广东以后,也迅速提出了同样的理论。我们不清楚这是否有与习近平相呼应的动机在内,或者只是因为,作为外向型经济的重镇,广东和浙江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以至于汪洋也不得不提出同样的施政纲领。(实际上,汪洋在重庆时也曾用过“腾笼换鸟”这个词,但当时主要是为重庆大干快上的城市建设寻找理论依据)。

  在中共本届政治局委员中,汪洋是相对个性鲜明,对媒体友好的个体。汪洋本人是否有更进一步的政治野心?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无论是安徽、重庆还是广东,汪洋一直以一个改革者的身份出现。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之下,改革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汪洋一直都紧紧地抓着这个标签不放的。食品厂工人出身,一直走团干、党政干部路线的汪洋学历不足,并不具备充足的工具性知识。从他的简历来看,汪洋一直不是他所提出的改革措施的具体实施者,亦即美国大选中所谓的缺乏行政经验(lack of executive experience).

  改革者与施政者

  吊诡的是,中国的历史一直在证明的一点是:在对上负责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凡是失败的改革,其实际发起人与往往并不具备执行能力,但改革的推动者却掌握着实际的人事权力。

  以熙宁变法为例,王安石执掌相印,又获皇帝全力支持;但却无奈于宋朝的强大士人传统。他不得不大力拔擢在原有体制中较为边缘的“新党”——实际上,面对几乎整个官僚集团的反对,王安石除了任用愿意效忠于己的人以外,也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而那些以“变法”为唯一政治资本的改革家们,如吕惠卿等人,即使在新法执行中遇到问题,也不可能将信息完全地反馈给王安石,因为变法,并且变得好,是他们得以升迁的唯一途径——说王安石任用奸佞,倒不如说,是体制决定了这种逆向选择。

  更好的例子是大跃进与三面红旗的失败。实际上,我党的双首脑制更扩大了这种对抗的几率。党的书记负责路线、方针、政策,并同时掌握人事的最终裁定权,但却由行政首脑负责具体事务。在1954年之后,当毛的改革思路遇到中央层面的行政官僚们有形或无形的抵制之后,正是他自己的振臂一呼,才获得来自地方书记的一呼百应——因为毛是人事的最终裁决者。

  大跃进本身自然不可能成功,但其能绵延3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无法恢复的原因,恰恰在于,地方大员们一方面向毛汇报各种好消息,一方面却不断向中央的行政官僚们汇报坏消息。这种持续的信息屏蔽,恰恰是导致毛与刘从判断不一致,到彻底分裂的根本原因。毛说一根指头和九根指头,刘说三七开;毛说形势大好,刘说一片漆黑……

  革命乐观主义来源于信息屏蔽

  从这个意义上分析,毛的在大跃进时期表现出来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现在的汪洋书记并无二致。这也是为什么普通人都能够从得到的信息判断出腾笼换鸟政策才是珠三角从去年底开始加速走向失败(其必然失败是毋庸置疑的)。而汪洋依然能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即使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他会依然判断,“困难只是暂时”的。不触动政治体制的前提下,我们的改革,依然是以行政升迁为诱饵的。这就导致了,任何真正的改革者,即使从一开始判断失误,也无法从反馈信息中纠偏,而只能在官僚体制内部的正反馈中一条路走到黑。

  另一方面,与行政官僚发动的改革不同,一旦技术官僚们掌握了一定意义的话事权,因为面临着同样的信息屏蔽,他们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上,只能完全依赖于自己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说,年初国务院系统与行政系统在压制通胀上的分歧,也来自于目前的国务院官僚,对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的通胀,有着太恐怖的回忆。他们本能地要不惜一切手段压制通胀,最终,这种宏观调控把中国经济从过热迅速引向过冷。

  当然,即使技术官僚们经验上与行政官僚们有所不同,其起点和利益诉求是一致的——他们自己也是欺骗信息的来源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方面能看到,技术官僚们慌慌张张地推出增加出口退税、降息、暂缓新劳动法、4万亿,甚至“司法救市”等明显是辅助现有低附加值企业的政策,一方面我们的汪洋书记依然在高喊“政府不能拯救落后生产力”的原因。在顺利的时候,技术官僚和行政官僚获得的信息是无差别的,只有在危机时刻,这种工具和信息上的差别,才会带来如此迥异的主张和判断。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14a@gmail.com> 2009-01-22 10:41:02 +0800收件人:<choiceweekly@gmail.com>抄送:标题:选择周刊第217期

政府的紧日子才刚刚开始

童大焕

    2008年12月25日《中国经营报》的消息说,石家庄市政府已经把市政府大院的南院和西院,还有一个下属酒店抵押给了银行,筹集了9.2个亿上缴给国家暂时成立的临时赔偿机构。报道还说,400多名代理商一共垫付了近10亿元退货款,单一经销商最多垫资1700万元,他们正准备高薪聘请著名律师,代表经销商起诉,争取国家赔偿。

    大多数地方政府不必像石家庄市政府一样面临如此艰难的困境,既要面对经销商的巨额索赔,也要面对受害者的巨额索赔,同时还将面临企业破产后大量的失业问题。但是,世界金融危机将使各级政府都面临过紧日子的挑战,却是各级、各地政府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此前不久,东莞韦旭鞋业倒闭,拖欠工人工资达两个月,政府为此垫资达700万元。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成为常态的背景之下,韦旭鞋业的倒闭,无疑对所有地方政府都具警示意义。一些地方政府过去不注重企业产品质量管理,不注重维护劳工和消费者权益,危机一来,所有的责任必然要由政府全权担当。这是各地政府必须面临的挑战。

    更严峻的在于,世界金融危机已经危及我国的实体经济,企业倒闭加剧,就业问题突出。政府一方面税收减少(主动和被动都在减税),另一方面失业、救济、社会保障以及应对像韦旭鞋业等方面的突发事件的费用支出增加,政府的紧日子刚刚开始。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有了过紧日子的危机意识,武汉市政府12月22日第5次全体会议讨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时,市长阮成发要求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严格控制行政成本,明年市政府将严格执行“四个零增长”,即会议、接待、出国和公车四项费用。严控行政开支。此前,广东省政府也作出了类似决定。东莞市已将市财政全额供给预算单位的公用经费支出控制在年初预算的95%以内,原则上不得申请追加预算。同时要求严格控制会议经费支出和各种庆典经费支出,规定2009年不再单独安排市级预算单位出国出访专项经费。浙江省长吕祖善在12月25日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宣布,明年浙江省各级党政机关公用经费继续压缩5%,各部门公务用车采购冻结一年,各级领导出国考察经费削减20%。

    但这一切还远远不够,与百姓的要求、与现实的挑战都相距甚远。资料显示,中国内需占GDP比重连年下降,十几亿城乡居民消费总额占GDP比重不过35%,但政府消费却一枝独大。根据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的研究,2007年底,我国只有48.8%GDP是消费,这里面还包含着,居民消费只有35%,世界最低。显然,13%的政府消费,恐怕又是“世界最高”。这其中包含着大量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消费。2006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引用的数字显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公款出境旅游性消费2400亿元。三项相加,“三公消费”达一万多亿元。此外,我国还有大量预算外资金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成为单位的小金库。

    形势不等人,危机往往也是改革的时机。严峻的局势需要各级政府下定决心,勒紧腰带过紧日子。尤其是大幅度削减奢侈浪费的挥霍型消费。也许不远的将来,政府拍卖办公楼、拍卖公车的新闻会不断出现。但愿如此。危机当前,我们需要官民的同舟共济;而从长远的制度建设看,国家、社会和公民也永远需要廉洁、廉价的政府。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1-22 15:10:36 +080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中英文就职演说-学英语的材料!

奥巴马2009年就职演说

同胞们:

  我今天站在这里,因为面前的任务而感到谦卑,因为你们的信任而心存感激,同时铭记先辈们做所出的巨大牺牲。感谢布什总统为这个国家做出的贡献,同时也谢谢他在整个政权交接期间表现出的慷慨与合作。

  迄今已经有44名美国人宣誓就任总统。这些誓词曾出现在繁荣的上升趋势和如水般平静的和平中,当然,也经常会出现在乌云密布和狂风暴雨之时。在这各种时刻,美国一直在继续前行,这不仅仅是因为执政的技巧或者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我们的人民一直在坚守先辈们的理想,忠实履行我们的建国宣言。过去是这样,这一代的美国人仍将会坚持这样做。

  众所周知,我们目前正处在危机之中。我们的国家正在对暴力和仇恨宣战。我们的经济也被严重削弱,这是一些人贪婪和不负责任的后果,但在做出艰难选择和准备迎接新时代方面,我们出现了集体性的失误。房屋失去了;工作丢掉了;商业萧条了;我们的卫生保健耗资巨大;我们太多的学校不合格;每天都能找到更多的证据表明我们利用能源的方式使得对手更加强大,并且威胁到了我们整个星球。

  这些数据和统计都是危机的表现特征。虽然无法具备测量,但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我们的信心受到了侵蚀--担心美国的衰退不可避免,担心下一代会降低他们的期待。今天我要向你们说的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真实存在的。这些挑战很多,而且非常严重,它们不会轻易地或者在短时间内就能得以解决。但大家也必须认识到,美国,终将会解决这些困难。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是因为我选择用希望来战胜恐惧,用团结来战胜冲突与分歧。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将结束悲戚和错误的承诺,抛弃指责和教条主义这些扼杀我们政治的东西。我们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现在应该摒弃充满孩子气的行为,重申我们不朽的精神;选择我们更好的历史;宏扬那些珍贵而且高尚的理念,并将这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上帝认为天下众生皆平等,众生皆自由,而且都应该拥有追求幸福的机会。

  在重申我们国家的伟大时,我们必须明白,伟大绝对不会是一种馈赠,而是要靠我们去努力争取。我们的征途从来没有捷径,也不属于那些胆怯懦弱、消谴工作或者只追求财富名利的人。为了我们,他们整理起自己不多的物品开始穿越大海寻找新的生活;为了我们,他们在血汗工厂辛苦劳作,忍受着皮鞭的抽打并且犁开坚硬的土地;为了我们,他们在诸如康科得、盖茨堡、诺曼底等等地方作战并献出生命。

  这些男男女女们不停地奋斗和牺牲,一直工作直到双手生疼,目的只是为了过上更好一些的生活。在他们的眼中,美国比他们个人的报负更加重要,也比所有出身、财富或者宗派之间的差别更加重要。这就是我们今天仍在继续的征程。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繁荣、最强大的国家。当这场危机开始后,我们工人的生产力并没有下降;我们的思想也没有失去创造力;我们现在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并没有比上周、上月或者去年减少;我们的生产力并没有降低。从今天开始,我们必须振作起来,拂去身上的灰尘,重新开始振兴美国。

  环视周围,到处是要做的工作。目前的经济状况要求我们采取大胆和迅速的行动,我们将采取行动,不仅是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而且是为经济的增长奠定新的基石。我们将建设道路和桥梁、电网和数字网络,它们将为我们的商业活动服务,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将使科学回归其位,应用科学技术来提高医疗的质量并降低其费用。我们将利用太阳能、风能、潮汐能来驱动我们的汽车,运营我们的工厂。我们将变革我们的学校、学院和大学以满足新时代的需求。这些是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将做这一切。

  现在,有些人质疑我们的雄心壮志。他们称,我们的制度不能容忍太多宏伟的计划,他们很健忘,因为他们已忘记了这个国家曾经作过的事情,忘记了自由的男女在想像力和共同目标、必要性和勇气相结合的情况下所能取得的成就。

  愤世嫉俗者未能理解的是,他们脚下的土地已发生了变动,过去那种消耗我们太长时间的陈腐的政治争论将不会重现。我们今天问的问题将不是我们的政府是过大或者过小,而是它是否有效-它是否能帮助家庭找到可支付体面工资的工作,向他们提供可支付得起的医疗服务,提供有尊严的退休。当答案是肯定时,我们就会推动这一项目。当答案是否定时,我们就会结束这一项目。我们所有管理公共资金的人将在这一标准下工作-明智地花钱、改革坏习惯、使我们的活动透明化,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人民和他们政府之间的至关重要的信任。

  对于我们来说,市场是好是坏并不是一个问题,市场产生财富和扩展自由的能力是无以匹敌的。但这场危机提醒我们,没有有效的监管,市场会失控。当一个国家只青睐富人时,它的繁荣将无法持久。我们经济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而且取决于我们共享繁荣的范围,取决于我们将机会扩大至每个愿意抓住机会的人,这不仅是出于慈善之心,而是因为这是一条通往我们共同利益的最确切的道路。

  就我们共同的防务而言,我们拒绝那种在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理想之间作出取舍的错误选择。我们的建国先辈曾面临我们几乎无法想像的危险,他们起草了确保法制和人权的宪章,数代美国人的鲜血扩展了这一宪章。这些理想仍然照亮着世界,我们将不会为了权宜之计而放弃它们。对于所有那些今天在观看就职典礼的世界其它各地的人民和政府,从宏伟的首都至我父亲所出生的那个小村庄,请明白,美国是所有国家、所有试图寻求和平和尊严男人、女人、儿童的朋友,我们已作好了再次担任领导者的准备。

  我们回忆起前几辈的美国人,他们不仅仅是靠导弹和坦克击败法西斯主义,而且是靠紧密的联盟和持久的信念。他们明白,我们自身的力量不足以保护我们,也不会使我们为所欲为。相反,他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只有在谨慎使用的情况下才会增涨,我们的安全来源于我们事业的正义、我们榜样的力量、人性和克制的品格。

  我们是这种遗产的继承者。这些原则将再次指引我们,我们可以应对那些需要更多努力的新威胁,这些新威胁需要国家之间进行更大程度的合作和理解。我们将负责任地把伊拉克交给它的人民,我们将在阿富汗推动负出重大代价才赢得的和平。我们将和老朋友和前敌手一起毫不松懈地削弱核威胁,应对全球变暖。我们将不会为我们的生活方式道歉,我们也不会放松我们的防务。对通过谋杀无辜者推动自己生活方式的人,我们对你们说,我们的精神更为强大,它无法被挫败,你们不可能消灭我们,我们将击败你们。

  我们都知道,我们各类遗产的汇集是一种力量,而不是脆弱。美国是由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印度教的人们以及无信仰人士组成的国家,来自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语言和文化在这里融汇。我们有过内战和种族隔离的惨痛经历,翻过黑暗的一页,我们因此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团结,我们因此坚信古老的仇恨总有一天会化解,部族之间的隔阂很快就会消除。我们坚信,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我们共有的人道精神将放出光芒,美国必须克尽己职,开创一个和平的新纪元。

  对于穆斯林世界,我们将寻求新的共处之道,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方式。对于世界上那些播种冲突的种子或将自己社会的弊病归咎于西方的领导人,你们应该明白一点,你们的人民将根据你们所建设的而非破坏的来对你们作出评判。对于那些通过腐败、欺骗和镇压异见者来攫取权力的领导人,你们应该明白自己在违逆历史的潮流,但如果你们愿意松开拳头,我们将向你们提供帮助。

  对于那些贫穷国家的人民,我们发誓将跟你们并肩战斗,让你们的农场繁茂、让洁净的水源流淌,让挨饿的身体获得营养、让饥渴的头脑获得食粮。对于那些像我们一样相对富有的国家,我们要说,我们再也不能对自己国界之外的苦难漠不关心,我们再也不能不顾后果地消耗世界的资源。这个世界已经改变,我们必须与之俱变。

  当我们展望未来的路途,我们怀着谦卑的感激想起此时此刻正守卫在边远的沙漠和山区的勇敢的美国人。今天他们有话要对我们说,就像躺在阿林顿国家公墓里那些倒下的英雄的低语一样。我们之所以尊敬他们,不仅仅因为他们为我们的自由保驾护航,更是因为他们践行着服务的精神,以及在比自身更宏伟的事物上寻找意义的崇高意愿。然而就在此时,这个将影响一代人的时刻,我们所有人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

  因为不论政府能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最终这个国家都要依赖美国人民的信念和决心。它是当堤坝溃决后收留一个陌生人的仁善,它是那些宁愿减少自己的工时也不愿看见一位朋友失业、帮助我们度过黑暗时光的工人的大公无私,它是消防员们冲进浓烟滚滚的楼梯的勇气,也是那些养育小孩并最终决定我们的命运的父母们的意愿。

  我们可能面临着全新的挑战,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手段也可能是全新的,但是我们的成功所仰赖的价值标准却是古老的——勤劳、诚实、勇气、公正、忍耐、好奇、忠诚和爱国。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它们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是我们取得进步的背后推动力。现在所亟需的是回归这些真理,现在我们需要进入一个新的责任时代——需要每个美国人都认识到,我们对自己、对这个国家、对整个世界都负有责任,不是勉强接受的责任,而是当仁不让,应该彻底明白一点,即除非将我们的一切献给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的精神无法获得满足、我们的人格也无法获得塑造。

  这是作为一位公民的价值和承诺。这是我们的信心之源,是上帝召唤我们去塑造一个不确定的命运。

  这是我们的自由和信念的意义所在——为什么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男女老少能够在这个宏伟的大厅里欢聚一堂,以及为什么不到六十年前一个人的父亲还不能在当地餐馆里就餐、现在他却能够站在大家面前进行最庄严的宣誓。

  让我们为这一天打上标记吧,用对我们是谁以及走过的旅程的回忆。在美国诞生的那一年,在最寒冷的季节,一小队爱国志士围着河边快要熄灭的篝火,此时河流已经冰封。首府被遗弃了。敌人在挺进。雪地上血迹斑斑。在革命成败茫然未知的时刻,我们的国父让人民听到了下面的话语:

  “让未来的世界知道……在冰天雪地的寒冬里,当唯有希望和美德幸存的时候……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在危险的警报响起之后,挺身迎向它们。”

  美国。现在我们面临共同的危险,在这个艰苦卓绝的寒冬,让我们记起这些不朽的话语。怀着希望和美德,让我们再次迎击冰冷的湍流,忍受可能来临的风暴。让我们的孙辈这样讲述我们:当我们面临考验之时,我们拒绝让这段旅程中止,我们没有转过身去,也没有摇摆不定,而是眼睛坚定地望着前方,承蒙上帝的恩典,我们携带着自由的伟大礼物,安全地将它交付给我们的后代。

 

(英文)

Inaugural Address of Barack Obama

January 20,2009

My fellow citizens:
  I stand here today humbled by the task before us, grateful for the trust you have bestowed, mindful of the sacrifices borne by our ancestors. I thank President Bush for his service to our nation, as well as the generosity and cooperation he has shown throughout this transition.
  Forty-four Americans have now taken the presidential oath. The words have been spoken during rising tides of prosperity and the still waters of peace. Yet, every so often the oath is taken amidst gathering clouds and raging storms. At these moments, America has carried on not simply because of the skill or vision of those in high office, but because We the People have remained faithful to the ideals of our forbearers, and true to our founding documents.
  So it has been. So it must be with this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That we are in the midst of crisis is now well understood. Our nation is at war, against a far-reaching network of violence and hatred. Our economy is badly weakened, a consequence of greed and irresponsibility on the part of some, but also our collective failure to make hard choices and prepare the nation for a new age. Homes have been lost; jobs shed; businesses shuttered. Our health care is too costly; our schools fail too many; and each day brings further evidence that the ways we use energy strengthen our adversaries and threaten our planet.
  These are the indicators of crisis, subject to data and statistics. Less measurable but no less profound is a sapping of confidence across our land - a nagging fear that America’s decline is inevitable, and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must lower its sights.
  Today I say to you that the challenges we face are real. They are serious and they are many. They will not be met easily or in a short span of time. But know this, America - they will be met.
  On this day, we gather because we have chosen hope over fear, unity of purpose over conflict and discord.
  On this day, we come to proclaim an end to the petty grievances and false promises, the recriminations and worn out dogmas, that for far too long have strangled our politics.
  We remain a young nation, but in the words of Scripture, the time has come to set aside childish things. The time has come to reaffirm our enduring spirit; to choose our better history; to carry forward that precious gift, that noble idea,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God-given promise that all are equal, all are free, and all deserve a chance to pursue their full measure of happiness.
  In reaffirming the greatness of our nation, we understand that greatness is never a given. It must be earned. Our journey has never been one of short-cuts or settling for less. It has not been the path for the faint-hearted - for those who prefer leisure over work, or seek only the pleasures of riches and fame. Rather, it has been the risk-takers, the doers, the makers of things - some celebrated but more often men and women obscure in their labor, who have carried us up the long, rugged path towards prosperity and freedom.
  For us, they packed up their few worldly possessions and traveled across oceans in search of a new life.
  For us, they toiled in sweatshops and settled the West; endured the lash of the whip and plowed the hard earth.
  For us, they fought and died, in places like Concord and Gettysburg; Normandy and Khe Sanh.
  Time and again these men and women struggled and sacrificed and worked till their hands were raw so that we might live a better life. They saw America as bigger than the sum of our individual ambitions; greater than all the differences of birth or wealth or faction.
  This is the journey we continue today. We remain the most prosperous, powerful nation on Earth. Our workers are no less productive than when this crisis began. Our minds are no less inventive, our goods and services no less needed than they were last week or last month or last year. Our capacity remains undiminished. But our time of standing pat, of protecting narrow interests and putting off unpleasant decisions - that time has surely passed. Starting today, we must pick ourselves up, dust ourselves off, and begin again the work of remaking America.
  For everywhere we look, there is work to be done. The state of the economy calls for action, bold and swift, and we will act - not only to create new jobs, but to lay a new foundation for growth. We will build the roads and bridges, the electric grids and digital lines that feed our commerce and bind us together. We will restore science to its rightful place, and wield technology’s wonders to raise health care’s quality and lower its cost. We will harness the sun and the winds and the soil to fuel our cars and run our factories. And we will transform our schools 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a new age. All this we can do. And all this we will do.
  Now, there are some who question the scale of our ambitions - who suggest that our system cannot tolerate too many big plans. Their memories are short. For they have forgotten what this country has already done; what free men and women can achieve when imagination is joined to common purpose, and necessity to courage.
  What the cynics fail to understand is that the ground has shifted beneath them - that the stale political arguments that have consumed us for so long no longer apply. The question we ask today is not whether our government is too big or too small, but whether it works - whether it helps families find jobs at a decent wage, care they can afford, a retirement that is dignified. Where the answer is yes, we intend to move forward. Where the answer is no, programs will end. And those of us who manage the public’s dollars will be held to account - to spend wisely, reform bad habits, and do our business in the light of day - because only then can we restore the vital trust between a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
  Nor is the question before us whether the market is a force for good or ill. Its power to generate wealth and expand freedom is unmatched, but this crisis has reminded us that without a watchful eye, the market can spin out of control - and that a nation cannot prosper long when it favors only the prosperous. The success of our economy has always depended not just on the size of our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ut on the reach of our prosperity; on our ability to extend opportunity to every willing heart - not out of charity, but because it is the surest route to our common good.
  As for our common defense, we reject as false the choice between our safety and our ideals. Our Founding Fathers, faced with perils we can scarcely imagine, drafted a charter to assure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ights of man, a charter expanded by the blood of generations. Those ideals still light the world, and we will not give them up for expedience’s sake. And so to all other peoples and governments who are watching today, from the grandest capitals to the small village where my father was born: know that America is a friend of each nation and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 who seeks a future of peace and dignity, and that we are ready to lead once more.
  Recall that earlier generations faced down fascism not just with missiles and tanks, but with sturdy alliances and enduring convictions. They understood that our power alone cannot protect us, nor does it entitle us to do as we please. Instead, they knew that our power grows through its prudent use; our security emanates from the justness of our cause, the force of our example, the tempering qualities of humility and restraint.
  We are the keepers of this legacy. Guided by these principles once more, we can meet those new threats that demand even greater effort - even greater coope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nations. We will begin to responsibly leave Iraq to its people, and forge a hard-earned peace in Afghanistan. With old friends and former foes, we will work tirelessly to lessen the nuclear threat, and roll back the specter of a warming planet. We will not apologize for our way of life, nor will we waver in its defense, and for those who seek to advance their aims by inducing terror and slaughtering innocents, we say to you now that our spirit is stronger and cannot be broken; you cannot outlast us, and we will defeat you.
  For we know that our patchwork heritage is a strength, not a weakness. We are a nation of Christians and Muslims, Jews and Hindus - and non-believers. We are shaped by every language and culture, drawn from every end of this Earth; and because we have tasted the bitter swill of civil war and segregation, and emerged from that dark chapter stronger and more united, we cannot help but believe that the old hatreds shall someday pass; that the lines of tribe shall soon dissolve; that as the world grows smaller, our common humanity shall reveal itself; and that America must play its role in ushering in a new era of peace.
  To the Muslim world, we seek a new way forward, based on mutual interest and mutual respect. To those leaders around the globe who seek to sow conflict, or blame their society’s ills on the West - know that your people will judge you on what you can build, not what you destroy. To those who cling to power through corruption and deceit and the silencing of dissent, know that you are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 but that we will extend a hand if you are willing to unclench your fist.
  To the people of poor nations, we pledge to work alongside you to make your farms flourish and let clean waters flow; to nourish starved bodies and feed hungry minds. And to those nations like ours that enjoy relative plenty, we say we can no longer afford indifference to suffering outside our borders; nor can we consume the world’s resources without regard to effect. For the world has changed, and we must change with it.
  As we consider the road that unfolds before us, we remember with humble gratitude those brave Americans who, at this very hour, patrol far-off deserts and distant mountains. They have something to tell us today, just as the fallen heroes who lie in Arlington whisper through the ages. We honor them not only because they are guardians of our liberty, but because they embody the spirit of service; a willingness to find meaning in something greater than themselves. And yet, at this moment - a moment that will define a generation - it is precisely this spirit that must inhabit us all.
  For as much as government can do and must do, it is ultimately the faith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American people upon which this nation relies. It is the kindness to take in a stranger when the levees break, the selflessness of workers who would rather cut their hours than see a friend lose their job which sees us through our darkest hours. It is the firefighter’s courage to storm a stairway filled with smoke, but also a parent’s willingness to nurture a child, that finally decides our fate.
  Our challenges may be new. The instruments with which we meet them may be new. But those values upon which our success depends - hard work and honesty, courage and fair play, tolerance and curiosity, loyalty and patriotism - these things are old. These things are true. They have been the quiet force of progress throughout our history. What is demanded then is a return to these truths. What is required of us now is a new era of responsibility - a recognition, on the part of every American, that we have duties to ourselves, our nation, and the world, duties that we do not grudgingly accept but rather seize gladly, firm in the knowledge that there is nothing so satisfying to the spirit, so defining of our character, than giving our all to a difficult task.
  This is the price and the promise of citizenship.
  This is the source of our confidence - the knowledge that God calls on us to shape an uncertain destiny.
  This is the meaning of our liberty and our creed - why men and women and children of every race and every faith can join in celebration across this magnificent mall, and why a man whose father less than sixty years ago might not have been served at a local restaurant can now stand before you to take a most sacred oath.
  So let us mark this day with remembrance, of who we are and how far we have traveled. In the year of America’s birth, in the coldest of months, a small band of patriots huddled by dying campfires on the shores of an icy river. The capital was abandoned. The enemy was advancing. The snow was stained with blood. At a moment when the outcome of our revolution was most in doubt, the father of our nation ordered these words be read to the people:
  "Let it be told to the future world...that in the depth of winter, when nothing but hope and virtue could survive...that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 alarmed at one common danger, came forth to meet [it]."
  America. In the face of our common dangers, in this winter of our hardship, let us remember these timeless words. With hope and virtue, let us brave once more the icy currents, and endure what storms may come. Let it be said by our children’s children that when we were tested we refused to let this journey end, that we did not turn back nor did we falter; and with eyes fixed on the horizon and God’s grace upon us, we carried forth that great gift of freedom and delivered it safely to future generations.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09-01-22 18:51:05 +0800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稿件

民族主义,中国最后的道德底线

横舟

    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变化。目前,国家的意识形态正在处于转型时期,在强大的经济利益冲击下,原有的道德标准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已经是名存实亡。新的道德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由此而导致了人们各种行为的道德底线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而这种冲击,直接威胁到了国家利益。

    在司法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信念产生了超乎于想象之外的信念动摇。这就要求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道德标准,来作为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尤其是政府官员的产生标准。 面对国家的利益,以什么来鉴定损害它的是是非非,在党纪国法不能达到应有力度的今天,就要提出一个能够衡量和判别这些是是非非的尺度来,用以衡量是否是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从而给予公正的奖罚。

    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本来是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但目前,谁敢说党员还能遵照党章进行对照、执行?那如同太阳镜上的商标一样的法律和一点尊严都没有的执法机构,谁还拿它当回事?各种宗教势力在国内蠢蠢欲动,可是中国的有识之士毕竟看得明白,中国不能? 俳邮芊饨孕诺穆樽砹恕?

    这十几亿的人,上了一辆没有摩擦力的怪车上,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谁知道它往哪开,谁知道它什么时候停?谁知道它还要摸着多少石头才能过了这条河?面对西方列强饿狼般的眼睛,处于内偷外盗国家财产和资源,又能用什么才能保护的住?

    民族主义,只有民族主义,才是目前唯一的有力武器,也是执政者唯一的有效手段。复兴民族文化,真正的解放思想,理直气壮的打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同时,以民族主义清理干部队伍,以民族主义规范企业经营,以民族主义过滤国家精英,以民族主义培育后继之才。以民族主义唤起民族文化心理,建立起强有力的道德标准,以民族主义,建立起强有力的民主与法制社会,从而以民族主义信念治国、治政。唤醒民族文化心理和良知,刹住那辆失去摩擦力的快车,恢复民族的本源面目,阻止住一个民族的堕落。

    民族主义,是中国最后的道德底线,也是维护国家主权,抵制分裂势力,清除卖国分子的强有力的武器,是维护国家利益,保护中华民族的铜墙铁壁。以民族主义,凝聚起所有中华民族的维护者,抵制西方分裂势力,断绝腐败、卖国分子的幻想,阻断腐败分子与西方强盗的相互勾结? U嬲

    民族主义,不是稻草,它是一条救生船。拯救中华民族,自己得救。毁灭中华民族,一损俱损。中国是不可能成为西方殖民地的,这是近现代史上早已有的铁的证明。民族主义是把利剑,与其让别人用,还不如自己用。民族主义是最后的道德底线,也是炎黄子孙永远无法逾越的道德底线。

 

发件人:"Ji Pomin" <jpm1245@126.com> 2009-01-22 18:57:19 +0800收件人:"何生" <hesheng4142@yahoo.com.cn>抄送:标题:纪坡民 文

金融危机启示:重估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当代价值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研究员 纪坡民

 《科学时报》记者 张明伟

《科学时报》2009年元月2日

    次级贷款,这只貌似南美洲丛林里的蝴蝶终于导致全球金融飓风。从风暴乍起时的惊慌到逐渐回归冷静,当普遍认为危机进入下半场之时,我们也许需要从理论层次上对危机进行分析,并由此找到应对之路。近日,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小四合院里,记者专访了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纪坡民先生。

对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认识 ——“金融创新”失误

《科学时报》:今夏以来,由美国次贷问题触发的金融危机,己经波及到全世界。国内外的学者有种种分析,人们也有许多议论,你对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是怎么认识的?

纪坡民:对金融危机的分析文章看过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很复杂,那是学者们的事。对这次金融危机,社会大众也很关心,人们的议论很多,有些议论很醒目,也相当耸人听闻。比如,认为自由市场体制的理念破灭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末日来临了;有的议论则颇具“中国特色”,还有点自鸣得意的味道:过去是社会主义救中国,后来是中国救社会主义,现在轮着社会主义救美国了。用大众语言,发惊人之论,某种程度上也是大众传媒的特点,报纸不是教科书,不能天天板着脸给人上课。“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在世界各国传媒也是见怪不怪的事,我们今后也会慢慢习惯的。不过,在人们这种有点调侃和玩笑的背后,也隐含着十分严肃而且相当重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始终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目标模式,改革至今,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存在,也是客观事实,而且己经占到半数以上的比重。因此,人们的心中也许会疑惑,我们国家选择市场改革的方向是否明智?

我认为,这些议论过于耸人听闻了,不能说是严肃的科学认知。美国的金融危机,并不说明自由市场体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应当完全推倒。中国改革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对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当然,即使中国实现了市场经济的目标而且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了,也不会是什么“理想王国”,就可以躺在这个“体制目标”上高枕无忧了,到了那时候,还会有那时候的问题,还会有那时候的人们要发愁的事情。实际上,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时常会有不测风险的制度,需要经常给予警觉的审视和精心的关照。

就像毛主席讲的,“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人类总要不断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类社会永远不会发展到停止不前的“理想王国”,也永远不会出现福山说的“历史的终结”。就以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吧,美国早就己经建立起来了,而且发展到相当完善的程度了,尤其在法治方面,可是他们也还在不断地进行“创新”。

“创新”,如今在我们国家是个备受推崇的好名词,这自然也没有错。可是我们也应该知道,“创新”,也是有风险的事。“创新”,是探索未知领域,自然没有什么现成的办法,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创新”,不仅难免犯错误,而且犯错误的可能性很高,起码要比学习前人成功经验的途径,犯错误的概率要高得多。

我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美国这次金融危机,问题就出在金融体制“创新”时犯了错误,遭受了挫折,酿成灾难的局面。比如所谓“次贷”问题吧,房地产次贷的“金融衍生物”己经搞得规模很大了,可是国家的法律与政策却远远滞后,金融监管没有跟上,缺少及时而必要的规范。
我们得承认,对“次贷”以及“金融衍生物”这类“金融创新”来说,美国无疑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对美国人来说,因为是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总要先有事实,然后才会有规范,先要有“次贷”、“金融衍生物”这类的“金融创新”,才可能制定金融监管的相应规则,对这种事,谁也不要宣称自己就能做到“事前的诸葛亮”。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主要是美国政府和金融当局见事太迟、判断失误、反应太慢、长期拖延,以至酿成大灾难的局面。也许几十年后,我们也会遇到美国“金融创新”那样的问题。

以上所述,属于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涉及对人类社会事物的认知,除了认识论,还有伦理学方面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出在价值判断上,这属于道德范畴。一个重要的教训是:经济体的目标模式也好,金融体制的“创新”也好,人们在对它们进行规划和设想的时候,都不能建立在诱导民众滋生“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一类观念的基础上。

财富是劳动创造的,没有免费的午餐,消费应当量入为出。—— 这是人们的常识,还是经济学名言,同时也是基本的道德原则。就像许多中国人认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己经过时一样,美国政府这二十多年,也把凯恩斯宏观调控的原则抛弃了。谈起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自然相当复杂,还十分深奥;不过,其基本原理也并不很难理解,如果通俗一点说,大体上就是中国《二十四史》的《平准书》里讲的道理,以丰补歉,政府在丰年搞点储备,歉年时放粮赈灾。当然,在传统社会,产业主要是农业,调节的主要是粮食,在现代社会,经济形态复杂得多了,调节手段主要是财政和金融。

美国政府从里根开始的搞法,一方面,耗费巨额军费,大肆扩军备战,还动辄在海外用兵打仗,另一方面,在国内,不仅放任公司高管们拿高得离谱的巨额年薪,还要许诺让穷人也买房置产。但是,美国人民却没有付出那么多的劳动、没有创造出那么多的财富,于是只有靠“铸币效应”和复杂的金融游戏来填补巨额的财政和外贸亏空。整个国家和民众都沉醉在财富徒增的黄粱大梦中,可实际上他们消费的却是其他国家的人民创造的财富,结果积累了巨额的外贸赤字和政府债务。如此“寅吃卯粮”,长此以往,势必会出问题,不仅经济发展没有可持续性,而且从价值观念的角度看,也是不道德的。

不过,我们也不必对美国人犯错误、裁跟斗而幸灾乐祸,就市场经济的知识和经验来说,我们大概只是中学生水平,如果因为博士生们的论文没有通过,并没有多少本钱去嘲笑人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美国人犯的错误,也应当成为我们的财富。一个聪明的民族,不仅应当从别人的成功中学习经验,还应当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这次金融危机同三十年代大萧条的重要不同

《科学时报》:现在,人们往往把这次金融危机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进行比较,你认为这两次危机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纪坡民:可以认为,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三十年代大萧条,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列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至今还令人谈虎色变。这次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破坏程度和持续时间,还有待观察;学者们写的文章很多,意见也众说纷纭,给人的印象,对问题的症结和应对之策,还不是十分清楚。对于探索未知领域的问题来说,这也无足深怪。不过我认为有一点是清楚的,从某个角度看,三十年代大萧条和这次金融危机,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情况截然相反: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问题出在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而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情况却是生产不足,消费过度,“寅吃卯粮”,标志就是巨额外贸赤字和政府国债。

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马克思经济学说已经从理论上作出了科学解释和成功预见。这一点,我们在中学政治课里都听到过。马克思的理论巨著《资本论》,于半个多世纪以后,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实践检验中,其真理性得到证实。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逻辑框架,我们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商品的两重性 —— 劳动的两重性 —— 社会必要劳动 —— 剩余价值论 —— 生产社会性和资本私人占有的矛盾 —— 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 ——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贫富两极分化 —— 资本主义总危机 —— 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 —— 无产阶级革命 —— 资本主义制度灭亡,被社会主义取代。

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以中国人特有的悟性和概括力,也许是他在干革命之前曾经搞过医学的缘故吧,将其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比作人的肌体,“资本主义”当然不会只有“病理学”,还会有它的“解剖学”、“生理学”、“诊断学”、“治疗学”等,这可以认为就是经济学术史上各种流派的经济学。

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看来,马克思《资本论》作为“资本主义病理学”,它的理论体系的前半部份,其概念抽象和逻辑推理,在学术上仍然可以认为是无懈可击的;可是,它的理论体系的后半部份,即运作过程和最后结论,却在实践中被证明站不住脚了。应当说,出问题的不是马克思,而是资本主义。有句哲学名言,“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永远是灰色的。”作为《资本论》论述对象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去世的半个多世纪后,在三十年代大萧条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发生了很多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发达国家普遍地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并逐渐完善,使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和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大大缓解了因为“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冲突,从而避免了“革命危机”的威胁。一个是宏观控制理论和国家干预政策,其实践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理论上的反映则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创立。这使“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波动幅度大为减低,损害减轻了,而且还有了可控性。 这样,作为“资本主义病理学”,马克思经济理论虽然在概念抽象和原理论述方面仍然有着可靠的学术价值,但是在运行和结论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却被实践证明并非如此。而且,如今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同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情况相比,模样也大不一样了,在一个重要方面,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在马克思的时代,是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在今天,以美国为代表,却是生产不足、消费过度。

“资本主义”的情况变了,马克思这个“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了。我认为,要解释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马克思经济学说有点无能为力了。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听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美国尤其欧洲销量大幅增加,不过我觉得,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解释美国和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如今这次金融危机,未必能得到多少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起码不会那么直接。有些人可能也是人云亦云,瞎凑热闹。

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理论和对策 —— 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

《科学时报》:应对金融危机,人们往往从历史中寻找借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是研究大萧条的专家,人们对大萧条的关注也在持续升温,你认为当年应对大萧条的主要措施是什么?

纪坡民:对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作为“病理学”,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表现了惊人的预见性;而对大萧条的“诊断”或“治疗”,提供理论阐释的是凯恩斯的宏观控制理论,真正付诸实践的则是罗斯福“新政”。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病理学”,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治疗学”,后来这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表明,这个“治疗学”还是相当有效用的。

当年的罗斯福“新政”,主要的对策有三个方面:

第一,提高工人工资,扩大消费,增加“有效需求”。罗斯福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由议会通过法案,在工人同资方订立工资协议时,给工会授予集体谈判权。此举转变了工人在劳资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使工人工资大幅上升,有的甚至翻了两番。这个法案的实施过程中,触发了劳资双方的激烈冲突,甚至闹出许多人命案,地地道道可以说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位美国记者写的《光荣与梦想》一书,对此有非常生动的记述。

第二,兴办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既弥补了私人投资的不足,又部分解决了就业问题,缓解了美国的经济萧条。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如胡佛水库和密西西比河流域治理,还有美国的高速公路网,就是在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

第三,扩军备战。大萧条过后仅六七年,到三十年代末,西方各国又进入新一轮的经济萧条。恰逢此时,由于面临世界大战的威胁,美国开始扩军备战,军备的巨大需求,有力刺激和扩大了生产,解决了“有效需求不足”。客观地说,对扭转经济萧条的局面,扩军备战的作用更为根本。当年,希特勒德国的所谓“金融奇才”沙赫特,还有二战期间的日本军部,也是用扩军备战的办法,躲过了新一轮的经济萧条。不过,这种战争经济的发展,无疑不会给人民带来生活的改善。

应对如今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 —— 马克思和凯恩斯

《科学时报》: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到全世界,也影响到中国。对中国经济的问题,在理论上应当如何认识,你是怎么看的?

纪坡民:全球化,让世界经济联为一体了。美国经济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素质也最高,他们闹金融危机,自然会影响全世界,就像人们说的,“美国感冒了,全世界都会打喷嚏。”中国同美国如今在经济上联系十分紧密,自然也会受影响。

不过,中国经济如今存在的问题,同美国经济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情况却不一样,不仅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无独有偶,中国和美国的对比,就像前面讲的,与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同如今的金融危机的比较,相当类似。中国经济如今的情况,是生产过剩、需求不足,这同美国三十年代的情况是一样的,而同美国经济现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消费过度,“寅吃卯粮”,则恰恰相反。

质言之,我们这个自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今存在的经济问题,恰恰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得那种情况 —— 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历史仿佛给我们开了个不很恶意的玩笑,它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这些年来,人们似乎认为马克思主义己经过时了,可是,我们如今却发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能够大有用武之地的,正是在中国。

其实,中国经济的“生产过剩” —— 当然是相对于国内有效需求而言,在许多年前就己经存在了,之所以没有在若干年前就酿成美国大萧条时那样的灾难性局面,是因为二十世纪末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格局同三十年代各国竞相实行“贸易保护”的情况不一样了。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市场,其巨大的需求容量,吸纳了中国经济的“生产过剩”,把它转化为我们如今两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有人说,在二十世纪末开启的新一轮全球化中,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看来此言不虚也。而现在,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美国和欧洲、日本的市场需求萎缩,使中国商品的出口受阻,由于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相当高,导致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受到威胁,“生产过剩”的问题才浮现出来。

既然中国经济如今面临的问题,同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一样,都属于作为“资本主义病理学”的马克思经济理论解释的范畴;那么,解决中国如今的经济问题,也可以到凯恩斯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去寻找其“治疗学”,不妨参照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应对之策。

《科学时报》:按照你这种说法,来看看我们的政策选择。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趋势下,扩军备战首先要被排除了。

纪坡民:现在看来,国际形势像三十年代那样,马上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显然很小,大规模扩军备战没有必要。当然,鉴于欧美日仍未解除对华武器禁售,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主要应当依靠自己,因此,增加一些国防科研投资,是必要的。不过,这对于经济上拉动国内需求来讲,所起的作用很有限,在这方面做不了多大的文章。

《科学时报》:最近不断有人呼吁通过提高工资来提高民众的购买力,这一点上的文章能做多大?

纪坡民:大幅度提高工资,当然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当年的罗斯福“新政”,对扭转大萧条的局面,比较起作用的也是这一条。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也很难有大作为。

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主要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决定的,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仍然基本是供过于求,因此,工资大幅度提高不现实。同时,工资大幅度提高,也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这会牺牲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削弱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利的。

《科学时报》:有学者指出,应该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了,人们才敢花钱,才能拉动内需。

纪坡民: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刚刚起步建立,确实水平很低,需要大力加强和完善。不过,应当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我国这些年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人均水平,财力相当有限。社会保障体系要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水平,我看起码还需要五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国力差得还很远,欧美日那些发达国家“饱汉不知饿汉饥”,我们不要听人家夸奖了几句,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加强与完善社会保障,无论从财力支持还是从道德角度考虑,我的意见,应当首先把最基本的保障搞好。我国目前的两极分化相当严重,具体地说,有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个体之间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两极分化,又集中地表现在中西部地区农村的贫困户,目前的“农村低保”,每人每月才五十块钱,亟须提高,要说,翻一番也不为过。不过,即使是翻两番吧,也不过200块钱。这部份人群的数量,总的来说不多,所需资金总额的数量也不大,对拉动整个国家的经济,从扩大需求的角度来说,效果不会有多大。

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 —— 公共工程

《科学时报》:这样说来,中国经济问题的应对之策,主要是公共工程了,我国过去已经搞了不少,你认为现在还有很大潜力吗?

纪坡民:中国真正大有作为的领域,还是公共工程建设,铁路、公路、水电水利、生态建设、国土整治等,这些算是“硬件”,公共工程,还有一些属于“软件”的内容,如教育、卫生、科研、体育,以及体制、法制的建设等,该做的事情多得很。拿铁路和公路来说,美国在1930年代就己建成全国铁路网,总长度30多万公里,大约是我国目前铁路的四倍,在1930年代后,又建起全国高速公路网,中国地形复杂,铁路公路建设的工程量要大得多;再拿水电水利来说,发达国家水电的开发程度,大都在80%以上,我国连20%都不到,我国北方严重缺水,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影响到农业生产,我国粮食供应的远景形势相当严峻;至于生态建设,如江河和沙漠治理等,国土整治方面的任务,由我国的地理条件所决定,更是大的惊人。

美国那样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己经好几百年了;中国近代,百年战乱,真正开始搞建设,才几十年时间。我们不要因为如今手里有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认为我们国家的钱多得不得了啦,从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长期需求来说,我们仍然是个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任重道远,对此我们应当清醒。金融危机影响和波及到中国,既是危机,也是机遇,我们应该抓住目前的机遇,好好建设自己的国家。

作为普通百姓,谁都希望工资和社会保障提高得快一点;把应对金融危机的重点放到公共工程领域,刺激经济主要搞投资拉动,这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这当然会使民生改善的步伐放慢一些,不过,像美国那样“寅吃卯粮”的错误,在相当长的时期,我们也犯不起。这次蔓延到世界的金融危机,对我国一个重要的影响,是经济要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移。这句相当文雅的经济学语言,在实践中将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公共工程,投资拉动,财政资金自然是主角。这里,除了科学决策,防止失误和浪费,一种重要问题是警惕腐败随之蔓延,实际中的情况,往往是“工程一动土,就腐败贪污”。

从长期看,这是一个“体制”和“机制”的问题,解决之途,从根本上说,是法治和政府建设的问题;这个方面的“基本建设”,也可以算“公共工程”,是公共工程的“软件”部份,政府应当重视,也应该加大“投入”,不过主要是工作精力。这方面该做的事情很多,也很重要,不过这里就不说了。从近期说,要让全国民众与国家共渡时艰,政府应当加大打击腐败力度;还有,那些国企高管们拿着高得离谱的年薪,是在“超英赶美”吗?算是个什么规矩呢?也应当改改了。

《科学时报》:有人建议,中国应该加大国际金融收购的力度、参与国际金融运作,你认为现在是一个好时机么?

纪坡民:前面讲了,从根本上说,我们的资金并不多,主要应当用于国内的建设。西方国家给我们戴高帽子,说什么要我们来“拯救世界”;孙中山说过,“中国应当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毛主席也很喜欢这句话;不过,中国古代一位贤哲荀子说过,“财不盖天才,不能正天下”,我们现在这点财力,那有那个力量呢?至于进入国际金融市场,既然我国的经济要进入国际市场,当然也包括国际金融市场。要说到好时机,应当说现在也是个时机。不过,对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不应估计过高。国际金融市场,里面水深浪大,风险莫测,不懂得里面的行情,往往一出手就赔。

国际金融市场,大体上有这么三个方面的问题:知识、经验和圈子。知识可以在学校里学习,经验要在实践中摸索,国际金融市场的圈子,你不进到里面去混混,也很难搞明白那里面的事。可是你要进去,就得买门票,如果赔了,就是“交学费”。现在有些人对“交学费”这个词很反感,可是你不交这个“学费”,那里面的事还真的搞不明白。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国际金融市场并不是实行义务教育的地方。我的看法,国际金融收购也应当,少搞一点还是可以的;不过,慢慢来吧,谨慎一点好,那都是人民的血汗钱哪。

《科学时报》: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祸及全球,各国政府都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对我国政府的反应和对策,你是怎么看的?

纪坡民:古人云,“行成于思,毁于随”,“见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这次金融危机,如何采取应对措施,首先是个认识和判断问题。2008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在经济上,从上半年到下半年,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宏观决策,可以说是180度的大转弯:

上半年,问题来自国际市场,石油为代表包括各种矿产品价格高企,以粮食为主的各种农产品也大幅涨价,波及到国内,应对的措施,主要是防止结构性价格上涨演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国内经济己经连续多年高速增长,防止经济过热也是政府应当警惕的事。简言之,政府当局的经济决策,是防止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

下半年,问题还是来自国际市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迅速蔓延,波及全球,也影响到中国。欧美日市场萎缩,中国出口受阻,经济增长减速。宏观决策的重点,变成防通缩,防衰退,刺激经济,保增长。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徒变,宏观决策180度大转弯,这种情况往往容易出大乱子。类似的情形,1988年也发生过,不过那时没有国际因素,结果大家都知道,发生那场政治风波,这是一个重要的前因。

我认为,这一次,政府的应对要好得多,可以说见事不迟、反应不慢、总的判断方向不错、应对措施力度不小。温家宝的话要生动得多,可我记不起来了,不过增加四万亿投资的事,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就在全国民众热火朝天地迎接奥运的时候,政府高层已经在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逆转、酝酿宏观经济决策的180度转折了。我不在政府部门工作,不过我听说,这大概是七月份的事吧。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世界经济前景黯淡,中国虽然处境尚可,形势也相当严峻,不容我们稍有懈怠。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01-23 00:43:32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 标题: 一荣俱荣。。。

    学渊评:我虽然没有梁京先生之识,却有笨鸟先飞之拙。尽管谁也没有料到今天世界金融体系实质崩溃局面,但是五年前我就有《全球化败象已露》之说。梁京先生问:‘中国当局为什么要干把资源白白送人的傻事?而这个问题的答案背后潜藏著中国对美国乃至世界稳定的严重挑战。’其实,我以为中国根本没有挑战美国政治制度的意图,事实上也没有这种能力,它只是以通过‘大量购买低收益的美国政府债券’的资金反馈,和‘给[西方]大公司带来的暴利’的诱饵,推动全球性的资本进一步‘过度透支运行’,从中渔利。其中的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要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中国特色的专制毒瘤,嫁接或寄生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常青树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化’或与美国‘一荣俱荣’的最大寄望了。

奥巴马面临的中国挑战

梁京

2009-01-20

    今天是奥巴马宣誓就职的日子,世界上所有支持正义的人,都会在这一天把最良好的祝愿送给奥巴马。人类又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奥巴马面临诸多重大挑战,一些挑战若发生重大决策失误,就可能意味著全球性的大灾难。奥巴马面临的中国挑战,就具有这样的性质。

    理解这一点的一个重要线索,是哈佛大学的佛格森教授近年对世界发出的警告。二○○五年,也就是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许多国家的房价达到疯狂顶点的那一年,佛格森在《外交事务》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会沉的全球化’在文章中,佛格森发出了一个极为不祥的预言:“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化可能会和我们祖辈所经历的那次全球化一样遭遇崩溃。”

    正如佛格森本人所料,这个世界并未对他的警告做出任何反应,而是会继续享受眼前的‘非理性繁荣’,因为没有人能预知,沉船的那一天何时到来。二○○八年九月十四日,这一天终于不期而至: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这一轮全球化的高潮嘎然而止。佛格森之所以能预见这一轮全球化难以为继,是因为他洞察到,这一轮全球化出现了与上一轮全球化极其相似的几个重要后果:霸权国家的过度透支运行、大国对立及联盟的不稳定,反资本主义的恐怖组织兴起和出现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当然,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佛格森也注意到,这一轮全球化与上一轮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上一轮全球化终结时,资本主义强国,特别是大英帝国是全球的债主,而这一次呢,一些穷国反而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债主,其中尤其是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

    二○○七年,佛格森等人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一现象给出了解释。文章认为,二○○三至二○○七,全球资产市场出现了一次不寻常的繁荣,导致全球资产价格暴涨的真正原因,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是流动性过多和资产短缺,而是以中国为主的巨量廉价劳动力投入全球贸易,极大提高了全球资本的回报率,与此同时,中国的过度储蓄又通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压低了美国和全球资本的成本。文章还特别强调,中国的过量储蓄,并不来自居民节衣缩食,而是来自中国低估汇率给大公司带来的暴利。

    佛格森举出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比较容易理解:低成本劳动供给大量增加,提高了资本回报率,难以理解的是第二个原因,那就是资本回报率上升,成本反而下降。文章指出,关键是中国大量的国内储蓄不追逐高收益投资,反而大量购买低收益的美国政府债券,直接压低了美国和世界的利率。文章指出,这种难以用逐利动机解释的资金流动,通常不会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因此,文章发明了一个新词Chimerica来描述中美经济已形成一个联体怪物。用直白的话说,没有中国政府白白送钱给美国人,资本的价格不会那么低,资产价格的泡沫也不会那么大。因此,真正令全世界难以理解的问题,是中国当局为什么要干把资源白白送人的傻事?而这个问题的答案背后潜藏著中国对美国乃至世界稳定的严重挑战。

    中国投入世界贸易的劳动大军,主力是所谓的‘农民工’。农民工是什么?是从集体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农奴。中国当局发现,把大量农民工提供给海外资本盘剥,获得一石双鸟的好处:既回避了改革国有经济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困难,又增加了官僚资本的机会。正因如此,中国当局才不惜扭曲汇率,不惜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输出资本,维持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当局绝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策略加剧了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失衡,加速了这一轮全球化的崩溃。

    失去出口制造业的大量就业机会,中国正在被迫进行重大调整,靠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全面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中国即将被迫进行的变革,其深刻程度不亚于当年美国废奴,其规模则史无前例。问题是中国的当权者已经习惯了搭西方经济的便车,对中国的变革并无准备,更没有决心和领导能力。因此,奥巴马任期之内的中国,将充满变数,从社会动乱,政局突变,到极端主义上台,以至台海战云重新密布,都有可能发生。

    同样令人忧虑的是,由于多年来中国向美国大量输送资源,美国商界、政界和学界都有一批精英和中国的当权精英一样,从中国扭曲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很多好处,他们是中国“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政策自觉和不自觉的受益者,这使得他们对中国的脆弱性一直缺乏足够的认识。面对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美国精英和中国当权精英的共同利益,就是尽量推迟中国危机的爆发。能做到这一点固然对奥巴马专心应对其他挑战有利,但如果做不到,中国就有可能成为奥巴马面对的最大挑战。(RFA)

 

 

 

发件人:"天外天" <498827350@qq.com>  2009-01-24 06:39:20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过低,待遇严重不合理

山西省运城市企业退休人员代表

2009年1月23日

    山西省和社会保障厅,山西省财政厅 [晋劳社厅发[2007]100号文件]中有关“1961年1月1日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每人每月增加85元,企业退休人员每人每年80元取暖费,中级职称调资不予倾斜”等问题,以及要求50年代,60年代参加革命工作的企业退休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应一样对待的请求,特提如下意见和建议:

    一,2007年7月1日增加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调整标准共分四个等级,即:

    1、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每人每月增加175元。2、建国后至1953年12月31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每人每月增加155元,年限4年,与建国前调资差额20元。3、1954年1月1日至1960年12月31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每人每月增加养老金135元,年限7年,与1953年12月31日调资差额为20元。4、1961年1月1日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每人每月增加85元,至2006年12月31日年限长达46年,与1960年12月31日前调资差额为50元,六十年代人员调资未倾斜极不合理。

    60年代参加革命工作的退休人员办理退休时,是按老办法或以1997年档案工资300-400元计算退休金.并封顶.每人只能领到300元左右退休金.虽经几次调整,由于额度较少,到目前为至,每人每月仅有700多元.与机关事业单位同期参加工作的人员相比,相差2-3倍,与近几年企业退休时计算养老金不封顶的人员来相比也差300-400元。

    六十年代是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衔接年代,人员退休时正赶上养老政策的变革,养老金的计算方法各不相同,为10%,30%,60%封顶,100%不封顶并增加养老金交纳比例。因此,我们认为对于60年代参加工作的人员在退休金调整时,第一要考虑退休时间[2000年前],第二要考虑退休时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封顶与不封顶]。第三要考虑参加工作的时间,而不应一刀切,把60年代人员全部旧属于以后年代的调整范围。请领导特别重视60年代参加工作,2000年前退休人员工资过底的问题。这部分人员也都年近七十,大多体弱多病,这样低的养老金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二、企业退休人员冬季每年每人80元的取暖费,而行政事业单位每人每年可领取700-1500元取暖费,相差9-19倍。同在一个城市里,同样的交费标准,相比之下,怎不让我们这些企业退休人员寒心。我们要求取暖费用应该一样平等对待,不应有贵贱高低之分。

    三、在企业退休人员中具有中级职称的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曾是企业生产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国家曾规定具有中级职称的人员待遇相当于县团级,但这次在企业养老金调整中不予考虑,这是对这些技术人员在历史上贡献的否定。我们认为,应尊重历史,提高具有中级职称人员的待遇。

    四、再次重审五十,六十年代参加革命工作的企业退休职工,应和行政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一样对待,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一样的.养老金双规制运行,是民生,民权最不公平的表现.国家统筹管理养老金也就彻底解决了退休人员中贫富悬殊过大的问题.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表的自[1999年以来我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已调整了七次,人均增加436元],实际上企业退休人员数次增加的总额远不及行政事业单位和垄断行业退休人员一次增加的数额.更不要说在市场经济拉动下物价上涨,医疗费用虚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后三年的调整时间太长,有一些老同志可能等不到那一天。

    五、相当一部分退休职工,由于单位问题不交医保金,导致有病无人管承担不起医疗费。

    总之,五,六十年代参加革命工作的退休人员如果养老待遇统一了,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何愁社会不和谐.根据我国的经济实力,完全能尽快解决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过底问题及医疗保险.请领导在百忙中认真考虑并予以答复解决。

    此致  敬礼

山西省运城市企业退休人员代表
山西运城拖拉机厂
山西运城大修厂
商业系统
食品公司
市肉联厂
市百货公司
市棉麻公司
农机公司
粮食系统
南风集团
供销系统
无线电厂
及等单位共1489人签名上书
时於2007年10月16日,


 

 

发件人:"qfdongjian" <qfdongjian@163.com> 2009-01-16 09:10:12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仲老师,董键来访

中国教育新规划:两个前途的抉择

——有感于《规划纲要》征集意见的发布

董键

     最近,教育部高调向社会宣布,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即将问世之际,向全社会征集意见,以表明教育部在制定教育规划和政策方面进步了,民主了。从公布的教育部为此准备的情况来看,这次的阵势还挺大,几乎动员了所有相关的部委、部门和领域,几乎请遍了所有的专家。后来,又在新华网上进行了六次网谈,以进一步解释《规划纲要》的理念、目的和实施方法。中国教育报等媒体发表祝贺文章,以帮助造势。现在,专家们的研究方案以及来自社会的建议将陆续送到规划部门的手里,包括我本人就给他们发去了三点建议。我相信,很多人肯定对这次教育规划充满期待的,大胆的建议和设想肯定也会提出来,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上积累的弊端太多、太深了,教育界和社会公众对改革目前的教育体制、教学方法以及就业制度翘首以盼,其热切程度一点也不比文革末期的程度差。这个时候,改革的对象是谁,按公众的标准来看,应当是很清楚的。

    然而,无论是从发表的温家宝总理的文章,还是教育部公布的那些让人看了眼睛就发绿的指导原则来看,都没有涉及教育管理体制问题,没有涉及导致目前教育上问题成堆的那些该负责任的人的问题。相反,我却看到了两点不祥的征兆:一个是说教师不会教学,因而改革的对象将指向教师;二是说《规划纲要》要立足于30年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要在《纲要》里把成绩讲足了,然后在此基础上做点小的修补就行了。从名称《规划纲要》而不是《改革方略》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包括教育改革,实际上已经停止,权力者的根基已经牢固,今后,只要按他们的好恶与感觉节奏“细水长流”地发布一些调节的政策就行了,至于社会上怎样地灾难深重,那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情绪。

    如果说,教师当中的确有一些人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差,不适合做教师,或者需要提高和改进;如果说,高等教育的水平确实很低,因而需要提高,那么,这都不是一天两天能见效果的,从过去十多年的“教育大跃进”实践来看,更不能再通过一次新的大跃进来纠正。所以,当务之急是总结改革30年来的教训,所谓的“成绩”先放在一边,因为教育部造出的世界第一的高等教育规模的数字,跟GDP数字一样,其中包含了多少水分、多少心酸、多少成本,这些都还没有计算哪。在此时刻,是很需要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深刻检讨,或者换上一帮新人,用新的思维来引领教育的发展。新的思维不是要新的折腾,而是要用一个普通公民的正常过日子的思维,来为中国教育顺利发展奠定一个制度框架。

    然而,这个最普通的愿望看起来却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至少在这次规划纲要里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教师,都还要在艰难的日子里苦熬下去。

    为什么?因为主宰教育的,其实是权力,或者说,就是掌权的人,只要没有触动他们的权力和地位,想通过他们自觉地站在普通人的地位和利益的角度来制定政策,那几乎等于幻想。教育问题,跟经济问题一样,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表现。在教育界,那些利益圈里的人,经常讲的一句话是:知识是有价值的,应当尊重知识,知识改变命运。如果公众还有一点思维能力的话,他们就会指出这句话并非是真理,甚至并非人道(希特勒从人种上区分人的优劣,教育上从学历高低区分人的优劣)。就看看现在毕业即失业的学生们吧,看看那些因学致贫的家庭吧,再看看社会机会不公和分配不公的现实吧,谁还能相信这套说辞呢?连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都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人类还要追求公平和公正的话,那么,它们不存在于知识和技术中,它们根本上存在于政治安排和政治权力之中。这一点,对于一贯害怕老百姓“讲政治”的权力者来讲,他们很可能就象龙永图说美国国会阻止中国公司并购美国石油公司是一个错误而中国不能在汇源果汁的并购上犯美国人的错误一样,也会说克鲁格曼在胡说八道。回到教育问题上来,导致教育不公、教育内部效率低下、教育没有带来幸福反而带来痛苦,等等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教育政治上生态失衡”,不纠正这个失衡,什么花样的举措都不会带来“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现在看来,中国教育新规划只有一种前途,就是按照目前教育管理者的惯性思维往前冲,就是继续做大“盘子”,继续将老百姓的血汗钱砸进这个没有效率的“无底洞”。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他们并没有“国家主义至上”的情结,也不想制造什么“崛起的伟业”和流芳百世的政绩,他们最想过轻松悠闲的日子,不要过的太艰难。因此,强迫国人都有学习的习惯,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花样翻新的知识中度过,这是人道的吗?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吗?这样的前景,谁又不心存恐惧呢?强迫学习的负担在学生那里就已经很重了,还要把所有的国民都包括进来,这就是代表教育界利益的一帮人能想出来的一个办法,就好像铁道部大力制造“买票难”的新闻,然后以此向国家要钱搞铁路一样。

    在我看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区别于目前的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在工业化社会里,资本强迫劳动,制造生存危机,加剧社会竞争,结果是导致对地球资源的无度开发与挥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应该是纠正这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发展适度技术,为人类的“基本需要”的满足而生产,不是过度生产,不是去纵容人的贪欲。人在基本需要方面的变化不大,因此,生产和消费的变化也不大,这就不需要人穷其一生的精力去学习花样翻新的东西,除非是个人兴趣。猴子只要学会攀爬,学会辨别几种可吃的食物,就能满足一辈子的需要,其余的时间就是嬉戏玩耍,尽享生命的快乐。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没有必要“全民皆学”,没有必要非要争个世界第一的大学生和博士生人数,否则,中国老百姓的教育投入和教育负担就太大了,而且也不会在人均教育投入上超过美国。如果说,中国存在着与美国的生存竞争,存在着国家的安全威胁,那也不需要“全民皆学”,因为只要一部分人掌握了制造“撒手锏”的技术即可,其他人提供支持并安享和平悠闲的生活。这就好像军队是需要的,但并不需要人人都当兵,人人都会使用武器。要求人们终身学习,制造各种学历,把人的学习年限无限延长,都是基于一个前提:就是生活人为地被改变、被加快了,人成了人的“催命鬼”。现代的人,在跨越了“温饱线”之后,就失去了目标,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在技术的支持下,什么花样的日子都想过,还名其曰“这是我的自由”。其实,这只能持续一个短暂的时间,就好像地球上恐龙的繁盛一样。人类的这些非分之想,已经大大超过了地球资源的承受能力,也大大超过了其他生命合理存在所能够承受的压迫极限,地球生态已经失衡。所以,生活的帐不是教育管理部门那样算的。中国古代有个“田忌赛马”的故事,是说竞赛要讲究策略,不能太直白地硬拼。中国的教育水平要超过美国,只需要在“局部人均投入上”赶上或超过美国,而不需要全面地超过美国。这样做的前提是:那些享受了“局部人均投入上”赶上或超过美国的国民,需要有国家意识,要对这个国家忠诚,对人民负责,愿意用自己的努力学习与研究,换得其他国民的幸福生活。否则,这些人要是搞起特权来,或者有点本事就往美国跑,可就麻烦了,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时候,教育管理部门打着教育公平的幌子,全面铺开教育摊子,这个国家就被骗上了“教育竞赛”的轨道。

    由此可见,存在着两个教育前途,一个是按照旧的工业化道路继续惯性冲击的前途,一个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义来修正生活方式与国家竞赛策略的前途。现在看来,后一种前途很渺茫,因为权力者的思维还局限在“以量取胜”而不是“以质取胜”,在解决国内矛盾方面,除了“做大蛋糕”以外,已经没有其他感召力和说服力了。而中国,还能做多大的蛋糕呢?改革30年了,一场经济危机袭来,企业倒闭,失业如潮,社会矛盾骤然上升。有人主张按人发钱,有人马上说会加剧通货膨胀,其实已经通胀的很厉害了,不就是因为实在的财富太少而泡沫太多了吗?光看票子增长不管用,美国人就是被票子拖进危机的。还是那句话,“玩虚的,终究会玩不下去”。这句话送给《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者,也是很恰当不过的。

 

 

发件人:"aiqun368" <aiqun368@126.com>  2009-01-23 09:17:13 +0800 收件人: "l李成瑞" <li_chengruicr@sina.com>, "luzikai" <luzikai@yahoo.com.cn>, "巩献田" <gongxt@263.net.cn>, "何春中" <chunzhonghe@sina.com>, "黄方伯" <njhuang2@126.com>, "袁方" <565414741@qq.com>, "仲大军" <zdjun@263.net>, "周伊康" <moshui@msn.com>, "朱超" <zhuchao1960@yahoo.com.cn>, "殷钺" <cyjdjz1940@126.com>, "吴择姝" <wuzeshu2006@126.com>, "项观奇" <xiangguanqi@yahoo.com.cn>, "刘德中" <yueyuanle@yahoo.com.cn>, "雷德全" <leidequan@nanjiecun.cn>, "王宏斌" <wanghongbin@nanjiecun.cn>, "jide" <jide1936@sina.com>, "xuxyun" <xuxyun@163.com>, "zhugang18" <zhugang18@hotmail.com>, "zuguowang" <liuht@ce.cn>, "华压难" <guantb@163.com> 抄送: 标题: 告全国各族人民书(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

为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成立中国工人党

告全国各族人民书

全国各族同胞们:

    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威胁着华夏大地,资产阶级自由化《零八宪章》的叫嚣和藏独、疆独、台独的滋扰考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腐败蔓延和封建陋习浸润着中国共产党的肌体,道德沦丧和新三座大山的崛起压迫着五千年文明的神州中国。

    祖国危急!我亲爱的母亲中国共产党危急!!我可爱的十三亿同胞生存危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们这一群爱党爱国爱人民的仁人志士,在此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十三亿同胞的苦乐酸甜和安宁团圆,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即改革开放,自由组合在一起,庄严宣告:中国工人(共产)党将于二OO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正式成立。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着开天辟地的伟大历史功绩,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中国工人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科学看待邓小平理论等政治概念,视中国共产党为卵生亲兄弟,与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生死相关。

    中国工人党以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为规范,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党员,学习、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既不能离经叛道,又不能思想僵化、一切从本本出发,而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中国工人党走上历史舞台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科学理论的具体体现,是大工业文明在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人阶级以其新生生产力的杰出代表的身份和勤奋劳动,昭示着我们伟大祖国光辉灿烂的未来。

    中国工人党的成立,不以执政参政为目的,而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为出发点,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真诚地协助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不谋私利。

中国工人党党员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严格要求自己:(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能够团结大多数人;(4)要有民主精神,有事与人商量;(5)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

    中国工人党的诞生预示着无产阶级两党制理论进入实践阶段。无产阶级两党制与资产阶级多党制格格不入、不共戴天。在中国,由于自身的历史原因和客观条件,加上整个世界被资本主义所包围,如果实行多党制,其结果必然是封建法西斯全面专政、劳动人民生灵涂炭,因此,资产阶级多党制是绝对不可取的。

    创建无产阶级两党制、反对资产阶级多党制,坚持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形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继续发展,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中国工人党之所以命名为“工人党”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的:(1)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共产主义政党一般都命名为“共产党”、“工人党”等名称,命名为“工人党”表明了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与中国共产党是兄弟关系;(2)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大发展,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新生生产力的杰出代表,这样从党的名称上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3)“工人党”的名称,体现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实质。

    中国工人党的党徽为能握得住的长把镰刀和锤头交叉之金黄色图案;党旗为红旗,左上角为党徽。科学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崇高理想和必然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让我们努力工作,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祖国、为科学共产主义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未来是人民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本《告全国各族人民书》公布之日起同时公开函告(以英文字母汉字排列为序)阿根廷共产党、朝鲜劳动党、俄罗斯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古巴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委内瑞拉共产党、越南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印度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等等全世界各国所有的共产主义政党。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中国工人党筹备委员会

     附注:中国工人党的党徽为能握得住的长把镰刀和锤头交叉之金黄色图案。中国共产党的党徽是以圆球为把的镰刀和锤头交叉之金黄色图案。中国工人党之所以命名为“工人党”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的:(1)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共产主义政党一般都命名为“共产党”、“工人党”等名称,命名为“工人党”表明了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与中国共产党是兄弟关系;(2)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大发展,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新生生产力的杰出代表,这样从党的名称上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3)“工人党”的名称,体现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实质。中国工人党的党徽为能握得住的长把镰刀和锤头交叉之金黄色图案;党旗为红旗,左上角为党徽。

 

 

发件人:"aiqun368" <aiqun368@126.com> 2009-01-22 20:20:31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你好

关于成立中国工人党的倡议

(二OO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结社等等自由。

    中国工人党(也称中国工人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先锋队,以中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帮助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坚决反对一切违背人民意志的腐败行为和过激行为;坚决反对国内外一切损害民族利益的行为和戕害人类的罪行;坚决反对台独、疆独、藏独等一切分裂祖国的图谋。中国工人党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和世界上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实现世界大同。

    中国工人党人与真正的科学共产主义者一样,襟怀坦白,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承认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确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地学习、宣传、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努力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努力为人民群众的苦乐酸甜和安宁团圆而鞠躬尽瘁。

    中国工人党应由中国共产党内的优秀分子和民主党派内及社会上信仰科学共产主义的人士自发组成,标准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能够团结大多数人;(4)要有民主精神,有事与人商量;(5)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

    两党制并不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它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规律和比较有效的民主政治统治方式之一。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的论述,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精髓,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伟大发展,是马列主义政党建党的理论武器。

    鉴于中共党内的腐败行为此起彼伏,正呈蔓延之势,已严重阻绕了构建和谐社会及安定团结、侵蚀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业。中国工人党的成立以其在野党的特殊地位努力工作,心系中华民族,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全心全意地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必将成为一支遏制腐败的有效力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7月23日[1]是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纪念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带来了希望,老一代共产主义者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前赴后继、不懈奋斗开创了新中国的新纪元,永远值得后辈怀念!我选择在7月23日发表《关于成立中国工人党的倡议》,也表明了中国工人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渊源和兄弟关系。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中国农民共产党阶段发展到中国工人共产党阶段,并以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政党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将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进步。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该顺应潮流而与时俱进,为历史的进步而欢呼!

    倡议者:宋宝铃

    二OO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注释:

    [1]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12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是:湖南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济南小组的王烬美、邓恩铭,广州小组的陈公博和日本小组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列席了这次会议。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的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纲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确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还规定了党的纪律。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几天以后,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作出响应,决定从7月1日至7日“为抗战周年纪念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周”。7月1日晚上,隆重举行了“延安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大会”。

    当时,在延安的曾经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党的创始人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他们回忆一大是七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楚确切的开会日期。因为缺乏档案资料,一时无法查证,所以就把7月1日确定为中共党的诞生纪念日。

    “七一”作为中共党的生日,最早见于中共中央文件是在1941年6月。当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

    中共党的一大开幕日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由党史工作者考证清楚,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和考证成果,确定一大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虽然中共党的诞生纪念日并不是中共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七一”这个光辉的节日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中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它成为人们每年进行纪念的一个重要节日,也成为中国节日文化的一部分。

 

 

发件人:"aiqun368" <aiqun368@126.com> 2009-01-22 20:20:31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你好

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阶段:

农民共产党阶段和工人共产党阶段

宋宝铃

(二OO五年八月十八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这是毛泽东谈到马列主义刚进入中国时的情形。八十八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追念曾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作出杰出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由使人肃然起敬。

    八十八年前,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成功,使资本主义在薄弱环节首先被突破,给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此,“走十月革命的路”,成了中国和世界上的一句名言。但是,列宁的突破,既突破了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也突破了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使一部分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在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后,面临着生产力不够发达、工业基础不足和物资相对馈乏的局面。象我们中国就是由曾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很小一部分工人阶级,作为主要革命动力推翻了旧制度,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存在决定意识。即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存在,必然决定了在旧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具有与之相配套的思想。即使是受过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冲洗过了的先进的人们,由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会或多或少地暴露出旧思想,甚至“复旧”。几乎是所有的中国人,首先接受的是旧思想的教育,而先进的人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冲洗之后并不能立刻把旧思想全部冲洗干净,而必须时时刻刻修身养性、斗私批旧,才能保证不变回去。国外的例子不说,就举中国的吧:周佛海、陈公博曾是中共一大代表,但汪精卫建立汉奸政府时,他们两人就一起投敌当汉奸去了——新人物完全恢复成旧人物了;蒋介石背叛革命前,几乎天天喊“劳工神圣”、“共产党万岁”,但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完全变了一个人。较为典型的是林彪,在民主革命时期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但建国后不注意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复萌,文革初期以形“左”实右的面貌出现,且“左”的出奇,但在自己家里却偷偷挂着条幅:“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克己复礼”;更著名的是邓小平发誓“永不翻案”,到后来却变成死不认帐,至今仍被人们传为茶余饭后的笑谈。这些,实际上都是旧思想“复辟”回潮的个案。列宁曾明确指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2]

    因此,面临着象汪洋大海一样小农经济、小生产势力包围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其自身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的世界观的改造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在如此环境里受前苏联十月革命影响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就必然会成为这一历史发展时期的产物——中国农民共产主义者,或称“中国农民共产党”。尽管在她的成立章程里写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后者对前者又具有反作用”。当它的领导者坚定地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小农经济、小生产势力的毛病就能够迅速改正。如果它的领导者一旦放弃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许多毛病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了。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我们用这个观点去看问题,许多久疑不决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阶段曾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论述:“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3]

     毛泽东以后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4]

    毛泽东的论述坦率地告诉我们:由于客观存在的因素,旧制度的复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实果然被毛泽东所料中,在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国大地发生了突变,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旧制度复辟了。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势力迅速包围了中国共产党,使它快速向右转。于是,旧社会的脏水重新涌现,中国共产党迅速暴露出“中国农民共产党”的常态,出现了“慈禧太公”[5],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腐败蔓延成了不可治愈的顽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胡锦涛同志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的重要思想,从宏观上、战略上提供了解决弊端的方法和理论武器:只有向前发展才会有出路。

    经济改革已经26年了,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使经济改革遇到了许多难题没法解决。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在苦苦思索: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该怎么改?

    中国的政治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关口了。怎么改?改什么?众所周知,中国目前最突出的矛盾就是腐败蔓延难以治愈。中国共产党作为失去有效监督的执政党地位,使其相当一部分党员忘乎所以、胡作非为,在人民中间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资产阶级敌对势力勾结贪官污吏趁此机会蛊惑人心,从经济上、政治上入手,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华民族又一次陷入危机。但是,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锻炼的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革命的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有力的抵制。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中共党员退出了党组织,欲“寻找真正的共产党”。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6]

    革命者应该怎样办?应该迅速组织起来抵制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打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运用较为先进的民主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政党两党制,成立同样为无产阶级性质的中国工人党,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中国工人共产党阶段,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实施有效的党外监督机制,遏制其腐败蔓延的势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中国工人共产党阶段的标志就是两个无产阶级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绝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相互倾轧和争权夺利的关系,而是互相帮助、真诚友爱、共同进步的关系;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兄弟。这是和无产阶级具有宽阔的胸怀、大公无私的性格息息相关的,绝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所能比拟和理解的,也不是没有改造好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人们所能想象的。

    在这方面,毛泽东生前曾作过非常有益的尝试。1967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月革命,上海工人阶级自发地起来夺了旧上海市委的权,成立了具有巴黎公社性质的“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迅速总结了一月革命的经验,发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7]亲自把新生的红色政权重新定名为“革命委员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抓革命、促生产,迅速制止了武斗,使上海的上交利润排在全国首位,成为红色中国的有力经济支柱之一。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中既有重新工作被委以重任的老干部马天水(主持日常工作)、王少庸,又有从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选拔上来的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非党员),还有来自中央的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之间互相监督、团结友爱,共同创造了文革时期上海“革命、生产双丰收”的大好形势,成为全国的典范。上海的成功范例表明:“党内、外合作,互相监督”(当时语),非常有效。用现在的时髦语言就是:“和谐”。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两党制的雏形。

    上海为什么会爆发一月革命?这跟上海地区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中国工人阶级发祥地的地位、历史上产业工人较为集中有非常大的关系。从北伐战争时期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自发解放上海,到1949年自动护厂等待人民解放军;从文革的一月革命到近、现、当代一系列的大事变,无不反映出受大工业发展影响较为深刻的上海工人阶级相对素质较高。这些都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后者对前者又具有反作用”原理的真理性,也充分反映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当代真正的领导阶级。

    事实证明:随着大工业基础不断发展壮大,从大工业中产生的工人阶级(当然也包括农民工)必然成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必然就会产生工人共产党——中国工人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中国农民共产党阶段发展到中国工人共产党阶段,并以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政党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将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进步。所以,作为新的生产力的杰出代表的新生代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具备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心胸开阔、大公无私、最有组织纪律、综合素质较高等优点。中国工人党应由中国共产党内的优秀分子和民主党派内及社会上信仰科学共产主义的人士自发组成,他们的世界观必须是无产阶级的。他们的组成标准,必须符合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能够团结大多数人;(4)要有民主精神,有事与人商量;(5)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

    无产阶级政党两党制不但可行,而且非常有效。无产阶级政党两党制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了!

    两党制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它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规律和比较有效的民主政治统治方式之一。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8]这说明毛泽东是非常清楚“一党专政”的危害的。

    “一党专政”并不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传家宝,恰恰相反,它曾是旧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最大弊病。中国共产党曾以此为攻击目标,联合其他民主党派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建国初期发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已事过境迁,那些民主党派基本是个摆设,实际上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谁都知道:“多中心即无中心”。这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政党只能装模作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原来确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从未真正实施过;中共腐败蔓延至今了,从来没有见到一个民主党派出来“监督”一下,就是一例。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取消这些民主党派。因为他们代表了各个阶层,仅从能获取这些阶层的呼声和信息角度来说,也应该让它们与共产主义政党长期共存、彼此监督,但决不能让它们占统治地位,因为,它们一旦占统治地位,将面临的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无数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内的腐败源头和起因都与它们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必须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来严格限制其非无产阶级倾向,警惕其对无产阶级的反改造。但对它们给社会主义带来的贡献应予以高度重视和奖励,促使他们改造发展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对它们的政策应该是:“团结、教育、利用、限制、改造、发展”。

    列宁曾经说过: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9]两个同样纲领的无产阶级政党,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克服腐败,有助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助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有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提高。

    无产阶级政党两党制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手段。如果只有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就象一架独轮车,为了不使其倒下,就得不断地拼命向前推。这样就非常容易发生“左”倾,结果,必然是无休止的运动和无谓的斗争(当然,必要的斗争是不可或缺的,但应有度),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非常惨痛的。健全了无产阶级政党两党制,就象给独轮车装全了轮子,保持了平衡,完全符合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的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也是遏制共产主义政党内部腐败的一剂良药。由于随时有在野党盯着,执政党党员不敢象现在的中共党员那样肆无忌惮。腐败现象就能减少很多;执政党不必花相当大的精力和财力去抓反腐败,可以全副精力建设国家。美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够持续稳定地增长,跟它有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既然马克思能把辩证法从唯心论中剥离出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两党制从资产阶级那里剥离出来,创立无产阶级政党两党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有益贡献呢?

    新成立的中国工人党的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有一个分化、筛选、组合的过程,不然的话,非常容易出现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局面。历史上满清王朝被推翻之后的军阀混战、文革初期和前苏联刚解体时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已处理过的如杭丝联之翁森鹤之流的“打、砸、抢”分子,曾严重地干扰了安定团结的形势,破坏了大局的稳定,从极“左”方面对革命进行破坏,这是必须有所警惕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社会上一部分不安定分子,如XX功分子、海外的“民运”分子和历史上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会打着“反腐败”的的旗号,趁势向共产主义政党进攻,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此,我们必须要防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要警惕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当务之急,并不是立刻扯旗组建的时侯,仅仅是倡议和理论宣传阶段,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无产阶级政党两党制的优点和必备条件,从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做一个较为长期的准备工作。成立中国工人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从党外帮助兄弟的中国共产党改正错误、革除腐败,以实际行动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二,防止一旦出现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时不至于象前苏联那样措手不及而被资产阶级政党占先。因此,那些在全国占相当数量不为名、绝不谋私利的仁人志士的自然组合,为中国工人党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在这里,要着重阐述一下资产阶级多党制的危害性。由于整个世界已被资本主义所包围,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已占统治地位。所以,一般来说,一旦施行多党制,就必然是资产阶级多党制。由于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本性,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事件屡见不鲜。如果在不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施行多党制,那肯定是一片混乱,甚至会出现封建法西斯全面复辟的局面。历史上的军阀混战、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和前苏联解体时的情况就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鉴于历史上的军阀混战、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和前苏联解体时的教训,有两点必须重申并彻底弄明白,首先,无产阶级政党两党制并不等于资产阶级多党制,无产阶级政党两党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的一种有效民主形式,这点以上已有论述,这里再次重申;其次,并不是说新成立的中国工人党就不要进步了。“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10],不断增强自己的革命性。不然的话,也会蜕化变质——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经济反改造,堕落成反动的、法西斯的党;也会显现出中国共产党曾出现过的错误,蜕变成第二个中国农民共产党。同样,中国共产党由于其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促使其抓紧自身的先进性教育,清除腐败因素,克服小农和小生产意识,必将会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又能变为一个真正的中国工人共产党。只有不断改造世界观,改掉“农民性”,增强“工人性”,两个无产阶级政党不断加强先进性教育,互相监督,才能永葆革命青春,才能一起为实现科学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中国工人党(即中国工人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可能会以三种方式现身:一、从病魔缠身的中国共产党内重新组合成一批忧国忧民的优秀分子,加上社会上的新鲜血液,完整准确地理解、继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二、走历史上上海一月革命的道路,把人民的权力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但仍然允许病魔缠身的中国共产党存在,真正帮助它治病健身,同时也防止自己蜕化变质。三、中国共产党又出现了象毛泽东一样具有远见卓识、大智大勇的伟大领袖,主动与时俱进地走社会主义两党制的道路。这是成本最低的方案,而且,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个政党制度的形式叫“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一旦“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施行之后,那些民主党派可能会慢慢地自然消亡,逐渐只剩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党两个政党,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如前所述,目前这些民主党派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因为,当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任何政党都会自然消亡的,包括共产主义政党本身。共产主义政党就是为了自身的消亡、为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大同而努力工作的,她们没有自身的利益,只有人民大众的利益。由于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特色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和广大诚实劳动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不受侵害,才能保障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科学发展。

    那么,会不会出现两党共同腐败的情况呢?不会的。由于在野和执政的地位、利益不同,就形成了互相牵制的巨大作用,造成了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利条件,两个共产主义政党除了严格遵守宪法坚持共产主义性质、好好为人民服务和促进国家发展之外,不敢再有其他奢望了。否则,就有保不住执政地位而被彼此取代的可能。那么,会不会出现由于两党为讨好老百姓而放弃科学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情况呢?众多事实证明是绝对不会的。因为,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是使全体老百姓共同富裕的理想,符合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建国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科学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已经深入人心。从近年来民间发出的“共产党,您在哪里?”的呼声和毛主席纪念堂前永不消失的长河来看,老百姓是拥护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主义政党的。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是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势,并不是由任何人为因素强加的。因此,老百姓是真心拥护的。

    我们必须客观而清醒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由于其历史的原因,她曾是参加过中、苏两党大论战和发动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政党,曾是毛主席精心培育过的革命政党,马列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我们坚信她一定会清除腐败,重收民心,回到科学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来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条必须趟的河,躲是躲不过去的。与其被动过河,还不如主动“摸着石子过河” 。届时,一个文明而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崭新中国就会呈现在眼前。让我们拥抱这个光辉灿烂的明天吧!

注释:

[1]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2] 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见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毛泽东传(1949—1976)》

[4]见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经毛泽东审阅),1975年10月―1976年1月

[5]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已经辞去中共党内和国家所有职务两年多之后,带着家人巡视南方地区,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对当时的改革开放产生了积极意义。尤其对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产生了直接的指导意义。“南巡讲话”的意义是积极的,但程序是违纪违法的,对中共党内的民主进程和国家民主程序产生了极其消极的作用。从此,民间有“慈禧太公,垂廉听政”一说。而且,这个方法形成惯例一直沿续至今,后果不堪设想。

[6]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

[7]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传达了毛泽东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8]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说过:“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见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毛泽东传(1949—1976)》)。

[9]见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1851年的经验。

[10]1967年的夏末秋初,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期间的谈话。



 

 

发件人:"田忠国tian" <tianzhongguo@gmail.com>  2009-01-22 09:38:3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从徐国进的智慧看中国未来的灾难

田忠国  

2009年1月21日星期三

     徐国进自称是一个有智慧、高智慧的人,所以,他在北京开了一家智库网站。他曾在qq中给我发了个他智库网网站的网址,并在来信中声称,“乌有之乡网”不懂马克思主义,而他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如获至宝,因为,我个人认为,自毛泽东以降,真懂马克思原理的中国人确实不多,我有幸碰到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岂不是苍天有眼降福于我。但是没想到,第一次打开徐国进的网站,杀毒软件竟然提醒,徐的网站竟然藏有盗取别人信息的木马。我不信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竟有如此高招,所以,执意要上,杀毒软件结果提了更为严重的警告。上去后,我始发现,徐国进的智库网站,不过是个反毛的大本营而已。

    在我的理解中,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该是一位毛主义者,因为,毛主义是在马克思基本原理与易学文化相结合,根据中国实际形成的,比如说易学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原理:阴不能损阳、阳亦不能损阴的平等独立原则与动态制衡原则,就形成了“易经”中的一个重要原理。故此,我称之为人民民主的机制原理。为此,我在“关于国家智囊从业人员素质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这样写道:

    “打个比方说,八卦中的爻就是独立的人,一个个爻(即人)组成了社会,这个社会不能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也即阳不能损阴,阴不能损阳,才有动态和谐的发展机制。但维护这个机制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没有人民民主专政,想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人就失去制约,最终人民群众就失去了民主权利,进而失去经济利益的权利,一个社会也就失去了动态和谐机制。由此可知,人民民主源于“易经”,所以,不懂“易经”的动态和谐原理,你就永远不懂人民民主机制是何物,不懂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

    之后,我在阐述人民民主原理和建构人民民主机制途径的文章中,坚持认为,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思想,因为他解决了程序民主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既人民群众无法真正当家作主的问题,即,人民群众拥有对政治经济制度的选择权、决定权、管理权和人民群众对官员的任免权(夺权的权利)。文革时的民主实践,就是一个探索过程。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革时的民主实践,带有太多的无序性,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是,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全面否定。如果求全责备,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荡然无存了。所以,我们只能根据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重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价值观念,并对价值观念“系统程序化、程序标准化、标准制度化”,使整个社会动态有序、和谐发展。

    想不到的是,我的文章在“价值中国网”上一经贴出,竟然惹来了徐国进的妒火与仇恨,一再留言恶意攻击与谩骂。为此,我一再提醒徐国进,如果他有不同观点,可以批评或批判我的观点,不要恶意攻击与谩骂。我之所以那样提醒徐国进,因为我个人认为,中国如果要创造一种好的学风,就必须尊重论敌,客观而又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别人的观点,并通过思想的碰撞,产生新的思想,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一。其二,中国不是哪一个人的中国,而是中国人人人的中国,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不论观点对错,都应该支持探讨,并在探讨的过程中得到完善。再说,错误的观点中也可能有正确的部分,那怕它只是很少一部分,只要有益于社会发展,就是可取的。其三,我一贯坚持,集天下人之智慧,铸中国之人民民主机制。一个人的智慧那怕再高,也高不过众人的智慧。

    更令我想不到的是,徐国进对我的提醒不仅没有任何收俭,相反,他更加肆无忌惮了,一天数次留言恶意攻击、谩骂,我这才痛感到,阶级的对立、矛盾、冲突,是不可以用理智与善良的愿望解决的,而只能该文字行使表达权的时候用文字,该用鎌刀斧头行使表达权的时用鎌刀斧头,所以,我在“价值中国网”发出了给徐国进的公开信:

    “1、徐国进,你在留言中对我的污辱与攻击,我一个没删,因为,社会良知自有判断。但我给你的留言你怎么就删除了呢?为什么不敢让人们自己判断呢?试问,污辱与攻击别人就是你的良知么?如果污辱与攻击别人也叫良知,天理何在良心何存呢?

    “2、徐国进,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懂得批评与反批评,批判与反批判,是建立在尊重观点相左的人基础之上的,只有这样,不同的观点才能在相互碰撞、相互启发中有剔除、有融合,社会上的思想文化才能在不断净化中进步,而不是污辱、攻击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你自称受过高等教育,但问题是,难道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是培训污辱、攻击不同观点的人的基地么?如果一个人以污辱攻击他人为能事,你自称为社会进步而努力又从何而来呢?
“3、徐国进,一个人不要以为打扮得衣冠楚楚、有各种各样的招牌就是人了。中国的衣冠禽兽比谁都会打扮,但欺骗了今天欺骗不了明天,人们是会识别出衣冠禽兽的。世界上的人都这样。中国有句古话,叫“若让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道德文章不是伪装就伪装出来的,要接受历史和人民大众的检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适用世界上的一切人。

     “4、我删完了我写的垃圾文字。88。对不起田国忠。我攻击了毛泽东。请你把我的文字全部删除,眼不见心不烦。好吗?我再说一遍,我不要与你过话了。哈哈 徐国进。以上是徐国进给我的两则留言,但问题是,你仅仅攻击的是毛泽东么?希望更多的人看看徐给我的留言,大家会通过他的留言,得出各自的结论的。

     “5、恶意攻击、污辱不同观点的人,就是徐国进要建构的“文明价值体系”么?如果是,不用说中国的文明,就是世界上的一切文明都被徐国进消灭了。徐国进是一家智库网的“专家”,为中国提供消灭人类文明智慧的主角,这是中国之幸,还是中国之悲哀?

     “6、反毛、反党、反国家、反人民的极右势力,恶意攻击、辱骂毛泽东和毛主义者,不允许他们表达,人们可以拿起鎌刀、斧头和贺龙元帅曾经拿起过的菜刀,用象征党的宗旨的标志物,像杨佳那样向他们行使表达权,捍卫自己的信仰和尊严----致徐国进的公开信。

     “7、反毛者有反毛的宗旨,捍卫毛主义、信仰毛主义者有捍卫、信仰的尊严。如果在一个理性的社会,不同的信仰只会相互尊重,但一个由极右势力弄得失去基本理性的社会,就只有为捍卫自己的信仰和人格,用刀子行使表达权,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理性----致徐国进的公开信。”

     因为见解栏只能贴出不足二百个字,也只能一段段的贴了。之后,王予先生给我留言:“毛可以反,党亦可以反,国家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可以反的(如果国家政权侵害了人民的利益,譬如,满清帝国),只有人民不能反。另外,在强调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今天,我们一般不主张进行暴力革命。因为以暴易暴,遭殃的总还是人民。更何况同根兄弟自相残杀那算是哪门子事。”

    我回复了王予先生二条:其一,王予先生,国家是不能反的,因为,由人民群体组成了社会,这个社会叫国家,反国家就是反人民了。我想这个概念要弄清楚。你的意思可能是说,执掌这个国家政权的政府,但政府不是国家,它只是国家的代表符号。当然,反毛、反党、反政府是你的权利,我尊重你的权利,但是,反对别人的信仰,恶意攻击、辱骂别人的信仰、人格、权利,那就只能“用刀子行使表达权,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理性”了,你说呢,王先生?

    其二,再次,王予先生说,这个社会不能相互相残,这话对,但只对了一半,因为,不能相互相残是建立在双方不相残的基础上的,假如一方相残呢?比如说,徐国进辱骂我,如果按你的标准,我也只能由他任意污辱,这是不符合易理的。易理即天理。当然,你不了解徐国进是如何恶意攻击、辱骂我的,我不怪你。谢谢。

    在此前,我在“价值中国网”“解读栏也给王矛先生留了一个解读:“感谢王予先生的留言。我以为恶意攻击、污辱,是个人格尊严问题。我曾在他给我的留言中一再提醒,对于我的观点他如果不同意,可以批评、批判,但不要恶意攻击、污辱,但他执意恶意攻击、污辱,那就是个人品的大原则了。如果在我们离得很近,那就不是用文字说话的问题了,而是个用刀子表达我的人格尊严问题了。但不论多远(主要没钱,因为我是个穷工人),一旦条件成熟,我会去北京拜访徐国进的,让他知道何谓人格尊严,何谓不同观点相互尊重的批评。我从来不反对对我观点的批评,也从来不恶意攻击、污辱他人,但对我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坦率的批评,并且在尊重论敌的前提下批评的。因为,我个人认为,中国只有这样的理论探讨风气,才会促进社会进步。

    “至于王先生所言:“别的不说,至少徐国进先生对于现行体制的批驳还是比较中肯的。”如果在徐国进没有恶意攻击、辱骂我之前,或者说多次提醒既能中止恶意攻击、辱骂的话,我必会给与尊重(我没读过徐的文章,姑且如王先生所说吧)。但他在我肯定毛泽东功绩的文章后一再恶意攻击、辱骂,我一再劝告可以批评我的观点,但不要恶意攻击辱骂,无法中止的时候,我只能捍卫我的信仰和人格尊严了。”

     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我崇尚古代,两军阵前,战将对垒,上马是敌人,下马是朋友,因为,各为信仰之故也(古代叫各为其主)。但是,在“一个由极右势力弄得失去基本理性的社会,就只有为捍卫自己的信仰和人格,用刀子行使表达权,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理性”了。当然,这是一种无奈但又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在徐国进的博客上,还打出“在社会中漂泊,先后从事教育与金融工作,现自己做一家公司。对人生幸福的感悟是:健康与平安。对美好人性的理解是:感恩与宽容。对社会存在的期盼是:公平与博爱。对民族未来的追求是:自由与文明。”但是,徐国进是如何践行“感恩与宽容”、“公平与博爱”、“自由与文明”的呢?恶意攻击谩骂别人,制造阶级矛盾、阶级仇恨、阶级对立与冲突,设计亡党亡国的陷阱。当然,在当代社会,有钱就可以办智库,甚至可以通过送钱的方式送智慧,帮助一些人为亡党亡国而努力。但问题是,那些所谓的智慧,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中国的未来制造灾难的……

 

对徐国进搞智库人员培训问题的几点质疑

田忠国

2009年1月23日星期五

     在徐国进的智库网上,明确打出,多次在园明园搞了智库人员的培训,并声称,凡是参加智库培训,论文获奖的人员,都能得到最高两千元不等的奖励。通过对徐国进网站自我介绍的阅读,我们得知,一,徐国进的智库是个民间智库。二,民间智库就意味着是徐国进个人的。由此,我不能不发出如下困惑:

    一,徐国进是坚决的仇毛、反毛者,虽然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但我们不难揣测出,徐国进评选“优秀论文”的最高标准,大概不会出了仇毛、反毛的范围。

    二,同时,我们也不难揣测出,徐国进的所谓“优秀”,大概只是如何巧妙的解构毛泽东确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三,如果按照现代社会思想多元(没有思想犯)的标准说,以上两点不算什么的话,那么,我们不可避免的因为自己拿钱奖励,并培训智库人员产生如下怀疑:

    一)、智库人员是培训出来的么?世界各国的智库人员,不论成分怎样,但显然不是通过培训出来的。

    二)、既然如此,徐国进培训所谓的智库人员用意何在?从徐国进大量留言的言论中,我们不能不怀疑:1,徐国进认为街头革命的时机基本成熟?2,为街头革命做准备?3,实现茅于轼先生在园明园创办八国联军学校的梦想?4,徐国进这个富人的收入都合法么?

    以上几点怀疑,希望国家安全局给出一个正确答案,一方面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也还徐国进一个清白,免除人们的疑虑。

    在此,我想向国家安全局的人们讲一下什么叫国家:由于区域性因素,由不同的人民群体组成的、有界域性的社会,叫国家。简单的说,国家即是社会群体组成的整体之意。但何谓国家不安全因素呢?对国家,即社会群体组成的整体,形成不安全因素,比如说,有人故意损害社会群体组成的整体政治经济利益,或有损害的图谋,但尚未付诸实施的,叫国家不安全因素。有人认为,人民群众因为利益诉求,上街了、闹事了,或者在网上批评了政府,这就是国家不安全因素,其实,这不是国家不安全因素,因为,国家即人民大众,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就是维护国家安全,而民众对政府错误的批评,就更不是国家不安全因素了,因为,政府的错误才是真正的国家不安全因素。

    当然,如果被敌对势力利用的话,人民群众上街闹事也可能演化为国家安全问题。但是,如果没有敌对势力鼓动或插手,人民群众上街闹事恰恰证明为官人员为祸一方,给国家带来了不安全因素。

    我之所以在此多说了以上的话,原因就在于,由于过去我们国家不安全因素的概念不清,事非不明,常常出现国家出现不安全因素了没有人管、没有人问,而不属于国家不安全因素的人或事,却以国家不安全因素管了、问了,结果搞得政府没面子。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09-01-20 14:50:42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横舟:时代--裂变毛泽东

时代裂变中的毛泽东

横舟

    目前,在反毛与拥毛问题上是两大阵营,反毛者人数不足百分之二,拥毛者在百分之八以上,在这个问题上扯皮的人数在百分之十左右。其成份,反毛者多以政府干部,知识分子为主。拥毛者主要是一部分政府干部和社会下层人员,以工、农和其他下层人员为主。

    反毛者的依据是毛泽东搞专制,不民主,是个暴君。拥毛者认为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是老百姓的代言人。反毛者认为老百姓愚昧,没有文化,觉得自己虽然是少数,但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里。

    拥毛者认为毛泽东才是他们的真正领袖,是老百姓的知心人。他不毁坏老百姓,是老百姓的保护神。要是毛泽东活着,没人敢这么欺负他们。他们希望中国再出现毛泽东式的领导人,工农当家作主人。

    从老百姓角度来看,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是中国老百姓最扬眉吐气的时候。是毛泽东带着他们共了地主老财和资本家的产,天下穷苦人得解放,让他们过上了人的生活。他们想念毛泽东。

    从反毛者的角度看,毛泽东不要民主,搞专制,是人类社会的倒退行为。社会就是要分为三六九等,工农就应该是社会下层。新兴的地主、资本家? Ω弥髟咨缁幔陀Ω孟硎芴煜虏聘唬硎芴煜屡耍陀Ω霉怖习傩盏钠蕖?BR>

    老百姓当中年岁大的,是那个时期过来的人,要是那个社会不好,他们也不会拥护毛泽东。年轻人没在那个社会呆过,可如今社会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在加上家长给他们的影响,所有对毛泽东的崇拜更加激烈。

    反毛的人如今理短辞穷,只能仗着手里有权,有钱。再加上自己有文化,有大道理,倡导民主社会的优越性。大谈反专制,搞民主的好处,进入民主社会,是人类的必经之路。要自己先民主起来。然而,事实是两个阵营当中都有一部分人是从从前的那个社会过来的,说毛泽东搞专制,老百姓没有反对他。说现在“改革派”搞民主,老百姓却不拥护他们。专制概念是对老百姓专权,民主概念是民众要作主。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空间的错位,就是毛泽东搞专制,老百姓拥护他。因为在毛时代,普通的工人,农民都能当上副总理。“改革派”搞民主,老百姓反对他们,因为,他们主张“森林法则”,剥夺了老百姓的生存权。笑话就这么出现了,那样的话,专制就不能成其为专制了,民主也就更不能成其为民主了。

    毛泽东搞专制,工农兵扬眉吐气 ,能当上国家的副总理,这叫什么专制呀?“改革派”搞民主,搞的老百姓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只能走极端路线。请问这世界上有这么样的民主吗?

    毛泽东带领中国的老百姓,共了地主、资本家的产。“改革派”打着改革的旗号,共了老百姓的妻。这百分之二的少数人,掌握着国家百分之九十八的财富,他们还要对老百姓实行森林法则,既奴隶专制,并美其名曰为民主。所以,反毛泽东的依据:就是应为反毛的人在搞剥削、欺压;就是应为反毛的人出卖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搞资本主义;就是应为反毛的人背叛了马列主义,背叛了共产党的党章。如果毛泽东阴魂不散,那些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就活得不安宁。所以,他们必须要反毛。

    反毛泽东的依据之二就是:把民众从毛泽东的思想“毒害”中解脱出来,老百姓不要有反抗意识,要任劳任怨的接受新兴地主、资本家的宰割,承认自己下等人的地位,甘当骑在自己头上的主人的奴仆,让人家共自己的女人。

    至此,笔者以为,反毛与拥毛的较量,都对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影响。目前社会情况已经不是二十几年前的情况了,复杂的局面已经使中国的民主运动失去了运行的轨迹? !案母锱伞币丫皇堑背醯母母镎撸歉母锍晒恼加信伞R丫耆暮兔裰谡驹诹硕粤⒚妫瞥伤稹T谥

    由于“文化革命”的延续,使中国的民族文化精英没有沉淀起来。在大的历史洪流中,主导局势的人物,如果把握不稳,那将铸成大错。在民族主导力量和“改革派”的愚昧行为较量下,不管谁赢谁输,都将使民主运程向后无限期的延缓。但愿国家能够出现卓越的领袖人物,力挽狂澜。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1-19 10:56:28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L_C_cc:标题: 转发: 三个人眼中的江青 主题: 三个人眼中的江青

江青去后,现代戏舞台再无芳草

秦全耀

    几个骨干分子摁江青的头,撕江青的头发,说她的态度不老实,“在法庭上竟敢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现在就是要教训教训你!”并高呼各种污蔑下流的口号。当江青提出抗议时,他们就大打出手,拳脚相向,撕破了江青的衣服,使她身上、脸上多处受伤!

    1967年5月9日至6月15日八个样板戏同时在北京上演,对样板戏的宣传登峰造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中,这八个样板戏分别为:《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样板戏”的数量,正是在这一时期被确认为“八个”的。

    在此之前分别有上海的沪剧《芦荡火种》、京剧《海港的早晨》、《智取威虎山》,北京的京剧《芦荡火种》、《红灯记》和山东的京剧《奇袭白虎团》等,水平极其一般。只叫现代京剧,而不叫革命样板戏。可以说因为江青的出现才有了八个样板戏,而在江青倒台后的几十年中,我们听到的几乎全是江青如何篡改样板戏,贪天之功归为已有的。这其中当然有不少当事人的控诉。现已故去的前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说,搞革命现代戏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江以此作为政治资本把自己树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并借此打击和迫害别人。其实江青在“移植”上并未下什么功夫,剧本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只是在唱腔、舞台、布景等方面作了某些改进。可以说,江青是以“移植”为名来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她恬不知耻地把别人的成果窃为己有,说成是她的“样板”。云云。

    遗憾的是,那些斥责江青剽窃的艺术家,在江青失去自由的空间,他们除了斥责批判控诉,再沒能搞出一个能和八个样板戏媲美的第九个第十个样板戏。因此老兔崽子坦言:中国离了江青,样板戏就不灵。

    汪曾祺在《“样板戏”谈往》中说,样板戏的经验一个是重视质量,江青总结了五十年代演出失败的教训,以为是质量不够,不能跟老戏抗衡,这是对的。她提出“十年磨一戏”,戏总是要磨的,“萝卜快了不洗泥”,搞不出好戏,公平的说,“磨戏”思想有其正确的一面。从剧本来说,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奎一边呆着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奎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一个是唱腔、音乐,有创新、有突破当年试唱以后,要立即讲录音送交江青,有她来逐段审定。另外,于会泳把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揉入京剧里,是成功的。例如《沙家浜》里他写的“人一走,茶就凉”,《红灯记》里别人写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符合这个创作思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话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的俗语,已经证明了它们的生命力。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样板戏正走红的时候,汪曾祺曾预言,“《智斗》肯定会传下去。”结果证明此言不虚。不言而喻,这种流传也包含有江青的成绩。

    据汪曾祺回忆,江青对剧组的文人包括汪曾祺本人,还是相当客气的,文革期间,曾出版过一套线装版的《毛泽东选集》,相当珍贵稀少,江青却亲自签名送给汪曾祺一套。汪曾祺还得意地说过,自己是唯一一个敢在江青面前抽烟和翘二郎腿的人。但对高官大员,江青反倒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整个一个“女皇”派头。晚年汪曾祺还有一段回忆,说当时场面上的那些高级首长见了江青,一个个点头哈腰、奴颜卑膝地跟孙子似的,文革过后,好像一个个又都成了大义凛然、敢于反对江青的英雄。

    无独有偶,近读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章诒和的新著《伶人往事》,内中有当年的四大名旦程砚秋于1957年1月18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与江青见面的场景,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界的故事。事后,程砚秋很兴奋,说:“江青是一个知音!”章诒和在书中感叹,当年江青的水平,起码要比现在的那些部长局长的高。

    我的好朋友韩三州对此事颇有研究,并曾写下另一种角度下的江青,我相信三洲比那些整日控诉江青的人更真实,也更可信。

     2004年底,在为堂会喊冤的一个小型会议上,一位曾经和江青接触过并在江青指导的戏中演过角色的老艺术家对我说,江青不像外面传的那样。1990年笔者还在北京大新建材当经理时也曾为著名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在东直门的住宅免费铺地板,在谈到江青时,老艺术家只说了一句,太懂戏了。

     韩三州在《三个人眼中的江青》中这样写道:就在所谓的“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之际,国内媒体有一篇江青的贴身护士马晓先回忆江青被抓时真实情况的访谈录,题目是“江青不是那种泼妇似的人”,首次更正了三十年来的广为传播的一个历史真相:即江青在 1976年10月6日被抓时,表现得十分冷静,根本不像民间传闻的那样泼妇似的谩骂反抗。马晓先回忆,那天下午四点多,警卫局局长宣布对江青隔离审查,江青好像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一点也没惊慌,很快就镇定下来。然后觉得有点突然,她对来宣布的人说:“能不能再念一遍?”又念了一遍后,有人说江青趴在办公桌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马晓先证实:她当时确实是在写东西,但写什么不知道,写完后还在信封两端贴了密封签,又用订书机订上。江青平素有尿急尿频的毛病,就提出来要上卫生间。这期间,马晓先已经把她要带的日常东西准备好了。后来,马晓先跟江青一起,在隔离审查地度过了八个月没有电话、没有书报的日子。八个月马晓先没见到江青哭过,应该说她还是一个坚强的人,表现得很沉默,就是自己写些东西,然而可以佐证的是,八个样板戏之外还有《平原作战》,还有《杜鹃山》等,都是那么精典。读到此时,还会认为江青泼吗?老兔崽子秦全耀反到觉得那些在江青之后一个好戏也搞不出来,却整天斥责江青剽窃的人,那才叫泼。

    江青她人去了,从此现代京戏舞台少芳草。注意老兔崽子秦全耀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少字。可30多年过去了,是无是少,我们又看到了什么?
本文无意为江青洗脱,但戏就是戏,权当戏说。

 

三个人眼中的江青

韩三洲

    就在所谓的“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之际,国内媒体有一篇江青的贴身护士马晓先回忆江青被抓时真实情况的访谈录,题目是“江青不是那种泼妇似的人”,首次更正了三十年来的广为传播的一个历史真相:即江青在 1976年10月6日被抓时,表现得十分冷静,根本不像民间传闻的那样泼妇似的谩骂反抗。马晓先回忆,那天下午四点多,警卫局局长宣布对江青隔离审查,江青好像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一点也没惊慌,很快就镇定下来。然后觉得有点突然,她对来宣布的人说:“能不能再念一遍?”又念了一遍后,有人说江青趴在办公桌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马晓先证实:她当时确实是在写东西,但写什么不知道,写完后还在信封两端贴了密封签,又用订书机订上。江青平素有尿急尿频的毛病,就提出来要上卫生间。这期间,马晓先已经把她要带的日常东西准备好了。后来,马晓先跟江青一起,在隔离审查地度过了八个月没有电话、没有书报的日子。八个月马晓先没见到江青哭过,应该说她还是一个坚强的人,表现得很沉默,就是自己写些东西,然后慢慢地学着做点日常的事情。

    大历史谁都知道,但细节就只有当事人和目击者才清楚的,马晓先恰恰是知道一些细节的人。就像现在坊间的一些书刊,每到江青被抓这一段经历,就写得绘声绘色,随意演绎,说她嚎啕大哭,说她是假头发(民间传为三假,即假头发,假乳房、假屁股),还说她吐唾沫,说她反抗等等。马晓先说,那些都是瞎说,她不是那种泼妇似的人。客观地说,她心里还是有主席的,虽然不会给主席织个毛衣什么的,但从家庭的角度看,她和主席的关系,她和女儿的关系,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有时候,江青还会长时间看着书上毛泽东的画像,默默地流泪。但马晓先也指出,江青的权力欲比较大,比如有很多信写着“江青政治局委员收”,她就很高兴地拆看,如果写“毛泽东夫人收”,她就不太高兴,这些小事情能看出她的想法。

    毛泽东说过自己一生办过两件事,一是打倒了国民党,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来说,对第一件事,她的功劳与作用远远没有自己在《红都女皇》中所吹嘘的那样大;但在第二件事上,她的确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加油的作用。江青个人能够传下来的,除去“四人帮”这个反革命的政治头衔外,还应该有她一手培植的“八个样板戏”,尽管说“八亿人民八部戏”,太荒芜凋零了些,但众口传唱、深入人心、至今不衰,却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创作样板戏的亲历人汪曾祺也有着自己的真实回忆。

    汪曾祺在《“样板戏”谈往》中说,样板戏的经验一个是重视质量,江青总结了五十年代演出失败的教训,以为是质量不够,不能跟老戏抗衡,这是对的。她提出“十年磨一戏”,戏总是要磨的,“萝卜快了不洗泥”,搞不出好戏,公平的说,“磨戏”思想有其正确的一面。从剧本来说,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奎一边呆着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奎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一个是唱腔、音乐,有创新、有突破当年试唱以后,要立即讲录音送交江青,有她来逐段审定。另外,于会泳把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揉入京剧里,是成功的。例如《沙家浜》里他写的“人一走,茶就凉”,《红灯记》里别人写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符合这个创作思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话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的俗语,已经证明了它们的生命力。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样板戏正走红的时候,汪曾祺曾预言,“《智斗》肯定会传下去。”结果证明此言不虚。不言而喻,这种流传也包含有江青的成绩。

    据汪曾祺回忆,江青对剧组的文人包括汪曾祺本人,还是相当客气的,文革期间,曾出版过一套线装版的《毛泽东选集》,相当珍贵稀少,江青却亲自签名送给汪曾祺一套。汪曾祺还得意地说过,自己是唯一一个敢在江青面前抽烟和翘二郎腿的人。但对高官大员,江青反倒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整个一个“女皇”派头。晚年汪曾祺还有一段回忆,说当时场面上的那些高级首长见了江青,一个个点头哈腰、奴颜卑膝地跟孙子似的,文革过后,好像一个个又都成了大义凛然、敢于反对江青的英雄。

    无独有偶,近读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章诒和的新著《伶人往事》,内中有当年的四大名旦程砚秋于1957年1月18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与江青见面的场景,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界的故事。事后,程砚秋很兴奋,说:“江青是一个知音!”章诒和在书中感叹,当年江青的水平,起码要比现在的中宣部那些部长局长的高。

    以上这些亲历者对江青的回忆说明了什么?说明以前我们天天讲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却是一点也不唯物客观,完全是按照传统的泾渭分明、非忠即奸的戏曲舞台模式来看人的。是好人就清白无暇,比西施还美,比圣人还纯;是坏人就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一点人模样都没有了。再加上中国人的“起哄架秧子”、“墙倒众人推”的劣根性,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缺乏客观公正的标准,往往以成败来论英雄与狗熊,不知道人都是两面性的的,即便是一个坏人,也有着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不然的话,“亲密战友”一夜之间怎么可以变成大奸大慝,第一夫人转眼之间就成了“则天吕后”,太不符合辩证法了。林彪一死,不但成了想谋害毛泽东“林贼”,连仗都不会打了,成了一个畏阵脱逃的怕死鬼,不知道这样的人是怎样当上大元帅的?江青一倒霉,也成了横不讲理的“泼妇”、心狠手辣的“吕后”,更不知道这样的蛇蝎女人怎么可能与“人民的大救星”同床相伴几十年的?还有一个未得到官方证实(当然也不能指望官方来证实)的传闻,江青自杀之前的留下一封遗书,上面写着:“毛主席,您的学生跟随您去了!”由此可见,这两人之间,除去政治盟友的关系之外,起码的人间夫妻情谊,还是有的。

    可以说,马晓先的这篇访谈录和程砚秋、汪曾祺早年的个人回忆,不仅部分还原了江青的性格与为人,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今天该怎样看待和评介历史人物的另一种思维。

 

贴身护士回忆江青被抓真实情况:她不是个泼妇

马晓先

  田炳信:江青是1976年10月6日被抓的。

  马晓先:抓她的时候我也在场,然后一直把她送走,属于软禁吧。那天我本来已经下了班,正在洗衣服,警卫局的局长来找我,让我到江青那去一趟。当时我就意识到有事发生。

  田炳信:你政治敏感性很强。

  马晓先:要不然局长不会亲自来叫我去干什么。当时大概是下午四点多。

  田炳信:当时宣布的是逮捕还是……

  马晓先:是隔离审查。

  田炳信:除了你,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马晓先:她认识的都不在,只有江青、我和警卫局局长三个人。来的全是警卫团的。

  田炳信:你都不认识?

  马晓先:一个都不认识。

  田炳信:由警卫局局长宣布,江青会不买账吧?

  马晓先:我想她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一点也没惊慌,很快就镇定下来。然后觉得有点突然,她对来宣布的人说:“能不能再念一遍?”

  田炳信:又念一遍?

  马晓先:对,然后她觉得是真的,就考虑下一步的事情了。

  田炳信:我看一些资料说,江青这时趴在办公桌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是这样吗?

  马晓先:她当时确实是在写东西,但写什么我不知道,写完后还在信封两端贴了密封签,又用订书机订上。

  田炳信:她也没闹啥?

  马晓先:没有。她有尿急尿频的毛病,就提出来要上卫生间。然后,我就给她收拾东西。

  田炳信:民间说,江青被抓时骂呀反抗呀,有点像泼妇。

  马晓先:没有,她很冷静。上卫生间时她可能也坐着想了想。出来后,我已经把要带的日常东西准备好了。

  田炳信:给江青戴铐了吗?

  马晓先:没有,她还把常穿的深灰色披风带上。当时都5点钟了,我们上了辆红旗防弹车。10月天,一上车天就黑了。

  田炳信:你当时觉得恐怖吗?

  马晓先:一点不觉得,我马上意识到中央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田炳信:那时你多大年纪?

  马晓先:32岁。

  田炳信:有警车开道吗?

  马晓先:有。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待了近8个月。那期间我一直没跟家里联系,他们都不知道。

  田炳信:这8个月里她的态度有变化吗?

  马晓先:开始时不行,但比较快地适应了,毕竟跟她的经历有关。

  田炳信:没有电话,没有书报?

  马晓先:但她可以随便地写东西,我也开始教她一些生活上的事。比如说衣服要自己洗一洗,她连洗衣粉都不会用,桌子也要自己抹一抹,这些过去都是别人做的。

  田炳信:现在要重新过平凡人的生活了。其实你的角色也挺尴尬。

  马晓先:很难弄,但我对这件事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刚到江青那工作时,她就曾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小马,你到我这工作,要有个思想准备。”我说什么准备,她说将来……那时是1975年吧,邓小平又回来主持工作了,我估计她跟邓小平之间有些观点上的矛盾,然后就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要不然的话怎样怎样。

  田炳信:被赶下台?

  马晓先:有这种意思啦。

  田炳信:有意思,那就是说她还是有预感的。

  马晓先:应该早有预感。她的权力欲比较大,比如有很多信写着“江青政治局委员收”,她就很高兴地拆看,如果写“毛泽东夫人收”,她就不太高兴,这些小事情能看出她的想法。

  田炳信:这8个月里她哭过吗?

  马晓先:没有。

  田炳信:这人还是很坚强的。

  马晓先:她很沉默,就是自己写些东西,然后慢慢地学着做点日常的事情。

  田炳信:隔离点的环境如何?

  马晓先:条件还是不错的。江青的房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扶手沙发椅,卫生间有坐式马桶、浴缸、立式脸盆,地上还铺了地毯。

  田炳信:吃些什么?

  马晓先:她喜欢吃洋葱头,也喜欢吃苹果。有时提出吃点粗粮,吃点青菜。

  田炳信:她进秦城也是你去送吗?

  马晓先:是,送她进去后我就出来了。

  田炳信:江青后来是死在秦城吗?

  马晓先:听说是,后来的事我不太清楚。

  田炳信:我觉得你要是有时间,这段真应该写一下。

  马晓先:等我闲下来,我会作为亲历者写一写。

  田炳信:大历史谁都知道,但细节就只有当事人和目击者才知道,你恰恰是知道一些细节的人。就像现在外面写江青被抓这一段,就写得绘声绘色,说她嚎啕大哭,说她戴假头发,说她反抗等等。

  马晓先:还说她吐唾沫,那些都是瞎说,她不是那种泼妇似的人。客观地说,她心里还是有主席的,虽然不会给主席织个毛衣什么的,但从家庭的角度看,她和主席的关系,她和女儿的关系,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田炳信:把江青送到秦城后你干嘛?

  马晓先:1979年回来以后我真的不想干了,我们领导就劝我:“小马你要认真想想,现在到处都是大字报,你从中南海出来,你跟谁人家都知道,到底是上了‘贼船’了,你一张嘴能说得清楚吗?留在这里头,好在大家都了解你。”我觉得也对,后来就回到中南海门诊部工作,生下儿子没多久,就到彭真那里工作了。

 

 

 

发件人:"Fu-Xian Yi" <yifuxian@gmail.com> 2009-01-20 15:17:15 +0800收件人L_C_mailto:<zdjun@263.net>抄送L_C_cc:标题L_C_subject:稿件:答李银河:计划生育真的不能叫停吗?
 

答李银河:计划生育真的不能叫停吗?

易富贤

daguokongchao@gmail.com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系著名性解放、同性恋学家李银河教授最近在博客里的一篇文章《计划生育可以叫停吗?》(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53360100bzc1.html?tj=1)里驳斥了我的观点,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我只好陪答几句。

李银河说:“我不是搞人口学的,但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过村落中的生育文化,我感到这个人的言论太危险了,万一影响到决策者的思维,真的停止计划生育,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都不实行的政策,难道能是什么好政策?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并没有“带来巨大的灾难”,偏偏中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李银河说:“首先,他所引用的所有人口发展变化模式——从一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将妇女的生育数从五六个降到两个,到取消计划生育,到拼命鼓励生育大家也不愿意生——全都发生在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台湾、香港。在城市生活中,生育文化与农村有很大不同。城市人要孩子的主要考虑是养育孩子的成本,所以很容易就接受了计划生育,并且让他多生都不干。可是农村人口在中国现在还占大半,在农村,生孩子的动力可比城市多多了:当劳动力,养老(有的地方这是农村人养老的唯一办法),发展家族势力(谁家男孩多谁家能成为村里大户的潜力大),必须生个男孩继承香火,否则是不孝(就为这个能生了五个女儿还接着等男孩,虽然按他本意也许一共要两三个孩子就不想要了)。从具体的功利的动机到抽象的宗教意义上的动机一应俱全。要不计划生育怎么会被乡村干部称为“天下第一难”呢?村里多少人为超生交成千上万的罚款,跟他们的收入完全不成比例,有多少人为超生被罚走了家里的电器直到最后一件家具,有的连房子都被人拆了,也还是要生、生、生。”

李银河认为中国发展水平不高,因此不能与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比。但是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国2008年社会发展综合水平相当于日本1967年、香港1980年、台湾1988年、新加坡1988年、韩国1988年、巴西2005年、泰国2007年的水平。这些地区当年生育率都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泰国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差不多,城市化水平还不如中国,泰国农业人口比例还占49%,而中国只占43%了,但是没有计划生育的泰国生育率已经只有1.6了,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李银河知道城市由于生育成本高,不愿意生孩子。但是却不知道农民生育成本更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1.81左右,但是现在却达到61。而教育、医疗成本却与城市无异。城市养不起孩子,农村反而更能养得起孩子?李银河既把农民不当人,又把农民当超人。

另外,目前农村劳动力仍然占43%,但是主要是五六十岁的农民,很少有育龄人口了。2006年国务院进行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显示,74%的行政村认为,本村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几乎已没有青年劳动力可以再继续向外转移。就是说农村育龄人口大多进城了,这些人生育愿望是非常低的。其实在1960年代,中国妇女平均生育6个孩子的时候,很多城市居民不过生育23个;现在中国农村的经济情况总体来说远比当时的城市居民好,并且农村育龄人口大多到城市打工,没有时间和精力养育孩子,而养育孩子的条件还不如当初的城市居民(大多数连产假都没有,夫妻分居、在城市没有根据地,孩子入学有困难)。

国家计生委自己的调查资料《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可见不光是城市人口不愿生孩子,农村人口同样不愿生孩子。

就像当年在英国人口急剧增长的时期,32岁的未婚小伙子马尔萨斯,出于对性的憧憬,1798年发表了他那令人沮丧的名作《人口原理》:他认为人们对性愉悦的永不满足的欲望造成人口呈几何增长,人口将不断增长,一直达到人类食物供应的极限为止,大多数人注定要过饥寒交迫的生活。

同样,没有生育(不知是生理原因还是心理原因)的李银河可能出于对生育的仇视或恐惧(这种心态可能类似古代的太监,而与目前充满爱心的真正不孕症患者截然相反),臆想着农民会一直生、生、生。

李银河教授坐惯了办公室,对农村还停留在1974年的印象之中。她说:“其次,作者也估计到一旦取消计划生育会发生生育率反弹。他说‘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我觉得这种担心大有必要。我还清楚记得,1974年我在山西的一个小山村插队,那时候刚刚开始宣传计划生育,此前大家都是能生多少生多少的。我姑姑,一个善良的老农民,一生生过五男五女,只活下来三个女儿。一旦取消计划生育,就像是撤消了禁赛令,家家户户又都上了赛道,看谁跑得快,生得多。”

1974年的时候中国妇女平均生育4.17个孩子,当时巴西、泰国妇女平均生育接近5个左右孩子,而印度妇女平均生育5.5个左右孩子,但是没有“禁赛令”的巴西(由于保存完整的生育文化,在同等发展水平下,南美的生育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现在的生育率已经稍低于更替水平,而泰国生育率只有1.6,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几年的印度现在生育率也降低到2.7左右了。这些地区都没有“看谁跑得快,生得多。”

而中华文化圈由于生育文化的缺失,是最不爱生孩子的群体(新加坡华人生育率不到马来人的一半,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华人生育率也远比其他民族要低),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就是中华文化圈地区。而中国的生育文化还遭到几十年计划生育宣传的摧残,目前农民生育意愿只有1.78了,一旦取消计划生育,真的“就像是撤消了禁赛令,家家户户又都上了赛道,看谁跑得快,生得多”?

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在1989年开始鼓励(不是强制)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生育率从1990年的5.3迅速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2005年新总统内贾德反对“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改为鼓励生育,但2007年生育率又只有1.7左右。伊朗如此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在计划生育(还只是提倡二胎)就已经弱不经风,中国的情况可想而知。停止计划生育后伊朗没有出现生育率反弹,中国还会出现生育率反弹?

李银河说:“我觉得为了当超级大国的同样目标,也许我们将人口控制在3亿或者最多不超过4亿就行了,因为苏联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人口都没超过3亿。我们如果按照中国的资源状况定一个人口4亿的目标,那么计划生育就不是危险的使中国衰落的政策,就不必叫停,也不必鼓励生育。”

 李银河的这个观点与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的完全一致。我已经多次驳斥了李小平的观点。牛能健康地从100公斤长到400公斤,但大象从5吨降低到1吨肯定会死亡。我不知道李银河如何将中国人口降低到4亿。2005年中国人口中1970年后出生的7亿,1978年后出生的5亿,1988年后出生的3亿。2005年之后一个孩子都不生的话,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46年、2054年、2064年才能分别降低到7亿、5亿、3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41岁、49岁、59岁了,基本都丧失生育能力了,几十年后中华民族灭绝。将人口按照人口结构成比例降低下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屠杀。难道李银河要将13亿人口屠杀掉9亿?幸亏李银河不掌权,一旦掌权,说不定真这么干,因为她连人伦(婚姻的价值、生育的价值)都否定了,哪里还指望她有人性?

李银河说:“那年干部下来宣传计划生育,我亲耳听村里一位外号“大洋马”说话大大咧咧的老婆子在街上嚷嚷:这共产党管天管地咋还管起老婆们(村里妇女说起自己爱用这个词)生娃了!听她的语气就像有人在管别人拉屎放屁一样荒唐可笑。”

 李银河说:“我是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中国新闻周刊》20060825http://www.chinanews.com.cn/other/news/2006/08-25/779772.shtml)。但是作为自由主义,她的水平却还赶不上1974年年老村老婆子。

李银河在《生育与村落文化》前言中说:“近二十年来,对农民生育行为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这种政策对农民来说是严厉的,然而对它我没话可说。试想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到了像中国这样人口密集资源相对缺少的程度,除了选择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就是选择饿殍遍地,暴力横行,幸存者坐等联合国的救济。在这个方面,实在不能存任何一点幻想,故而今天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乃是一种不得已,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另一方面,农民这种身份就会产生渴望多生育的价值观,在近期内指望人家放弃这种价值观是不现实的。所以实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在总体上是合理的。既然是合理的,就不会行不通,不管它是不是强制的。”

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中国绝对算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均资源也不错”,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中国人均资源远远比日本、韩国、以及很多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意大利)要多。都依照资源丰富的美国标准,那么全世界人口应该从现在的65亿减少到10-20亿,日本人口应该从现在1.275亿减少到23千万。但人均资源远远超过美国的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的社会发展水平却反而不如美国,这些地区的人均住房面积甚至还不如中国。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就是因为她是人口最多的发达国家(也是世界第三大人口大国)。中国人均GDP还赶不上一些非洲国家,但是综合国力却排名世界第四。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在国际上神气的是印度而不是阿根廷。

李银河、何清涟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学者”,讲自由的时候,只要求她们自己的自由(包括同性恋自由、性解放自由、一夜情自由),而对农民只能专政。生育权都要剥夺,还有什么不可以剥夺?不能因为李银河、何清涟而否定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如果不愿同流合污,就需要清理门户了,就需要澄清什么才叫真正的自由主义了。

李银河对我有意见还不仅仅因为人口问题,还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反对她的性解放和同性恋观点。李教授这次借着人口问题将她多年的怨气发泄出来。李银河研究的社会学应该叫史前社会学,不能叫当代社会学。李教授提倡性解放、同性恋,但是人类数百万年历史99%的时间是性解放,什么花招都玩遍了(有些花招估计李银河连想都想不到),但是人口发展不起来,文明也发展不起来,99%的部落都灭绝了。数千年前,各民族才意识到性解放的危害,先后不约而同地建立起类似的人伦体系(没有建立起人伦体系的部落都先后灭绝了),通过婚姻将性关进笼子,人口在不断增加,才开始了人类文明。李银河自以为水平很高(有人还认为她应该评上社科院学部委员),其实非常肤浅,不过是回到人类文明之前的原始人类时代。

巴比伦文明、罗马文明因为性解放等原因,人口减少,最终灭亡。近代由于性解放思潮的兴起等原因,发达国家不孕症发病率和单身率急剧上升,生育意愿不断下降,1960年代之后生育率急剧下降,现在欧洲生育率平均只有1.4左右了,远远低于他们的世代更替水平2.1(中国应该在2.3以上),导致人口无法持续发展,经济也难以持续发展。只有美国在1980年代由于右派、保守派势力的加强,提倡回归家庭,重新将性关进了婚姻的笼子,才逆转了生育率下降的势头,生育率恢复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人均收入与欧洲也拉开了差距,目前比欧洲多1/3了。李银河却认为“西方右派有一些观念是非常反动的,比如小布什就坚决反对同性恋婚姻,从本质上讲,这和伊朗处死同性恋的政策,其实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

从小父亲就告诫我 “要谦虚,不要骄傲”,但是看到中国社科院顶级社会学家李银河(有人认为李银河达到评社科院学部委员的水平)、顶级经济学家程恩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认为“老龄化社会是好事情,最好早点到来”,“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还只是这种水平,我尽管努力克制着,但还是谦虚不起来。广大网友们,请原谅我的张狂,我是被逼的!

    易富贤博客专栏:http://vip.bokee.com/name/fuxianyi

    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易富贤文集:http://guancha.gmw.cn/author.aspx?id=265

    《大国空巢》幻灯片: http://218.12.76.222:81/down/dgkc2008-10-16ex.ppt

    http://home.ca.astound.net/~maxiangjiang/china_population.ppt

 

住房压力不能成为阻止废除计划生育的理由

易富贤

    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因此住房拥挤,需要继续通过计划生育降低人口以使中国人均住房面积达到美国的水平。其实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2008年03月17日在北京说,按户籍人口计算,中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28平方米左右,人均每年增加1个平方米。

    据建设部提供的资料,上世纪90年代初,发达国家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是:美国60平方米,英国38平方米,德国38平方米,法国37平方米,日本31平方米。据一份资料对不同收入国家居住水平的分析,低收入国家人均住房建筑面积8平方米(居住面积减半);中低收入国家17.6平方米;中等收入国家20.1平方米;中高收入国家29.3平方米,高收入国家46.6平方米。

   英国、德国、日本人均国土面积分别只有中国的55%,59%,40%[3],但是人均住房面积却超过中国。可见,人均住房面积与人均国土面积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与社会发展水平和住房政策相关。如果光是用人均国土面积来计算,中国人口即便超过20亿,人均住房面积仍可能比英国、德国、日本要多。

    中国1978年人口为9.6亿,其中城市人口只有20%,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只有6.7平方米;2007年中国人口近13亿(计生委宣称超过13亿),城市人口超过43%,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却达到28平方米,接近日本1990年的水平[4]。可见,在人口适度增长的同时,人口住房面积也能大幅增长。

    美国的人口住房面积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人口增长。美国1950年人口1.52亿,平均每家住宅面积983平方英尺(91.3平方米),当时平均每家人口3.54人,意味着人均25.8平方米,比中国现在稍少。而2005年,新建的住房平均2434平方英尺(226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是1950年的两倍多。

    有人说,美国住房条件比欧洲和日本要好,就是因为美国人口少;中国人口需要减少到3亿,才能达到美国的住房水平。其实这种用人均国土面积来衡量住房面积的说法是荒唐的。阿根廷国土面积27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28.2%,并且气候优良;2008年阿根廷人口只有4048千万,只相当于美国的13.3%。也就是说,阿根廷人均土地面积是美国的2.1倍。但是2005年阿根廷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2平方米[6],不但远比美国少,甚至比中国还要少。同样,巴西人均国土面积也比美国要多,但是人均住房面积却远远比美国要少,仍然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

    俄罗斯面积 1707万平方公里,远多于美国;人口只有1.4亿,不到美国的一半。但是2006年俄罗斯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0.8平方米,不到人口稠密的西欧的一半,甚至比中国还要少。考虑到住宅总量中有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损坏的,需要进行额外的维修,实际上俄罗斯成年人人均拥有的住房面积是13.5平方米[7]。俄罗斯准备大力推动住房建设,争取在2015年人均住房达到27-28平方米[8],相当于中国2007年的水平。

    中国目前住房压力大,并不是因为中国土地少,而是住房政策和分配制度有问题。美国2007年中位房价$229,100,只是人均GDP$45,800(2006年中位家庭收入为$48,200)的5倍。并且绝大多数人购房都是三十年贷款。中国2007年人均GDP为¥1.87万元,如果依照美国标准,中位房价只能在9.3万元。而考虑到中国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0.91%(美国为58.31%),百姓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不足22%,那么中国的中位房价不应超过3.5万元。如果美国的房价与工资收入的比例涨到中国目前的水平,并且不是三十年贷款,那么绝大多数美国人也买不起房子。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显示阿根廷2003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863,排世界34位;中国为0.755,排世界85位。阿根廷现在人均GDP是中国的两倍多。就是说阿根廷远远比中国发达,并且人均拥有土地面积是中国的9.5倍,但阿根廷人均住房面积比中国还要少。而阿根廷现在妇女还平均生2.37个孩子(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没有因为人均住房面积比中国少而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衣食住行是个体的生存权体,而生育是民族的生存权。衣食住行和生育都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每天需要一定数量的基本口粮才能维持个体生存;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才能维持民族生存。粮食不够会营养不良甚至饿死,生育不够会导致民族人口萎缩甚至灭亡。不及时吃饭会导致个体饿死,不及时生育会导致民族萎缩。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相当于人口的“基本口粮”,是最基本的消费。应该在满足粮食的基本口粮和人口的“基本口粮”这些基本消费之后,才发展其他消费。不能因为现在还不富裕,吃不上山珍海味、买不起豪华轿车而绝食(对于穷人来说,先粗茶淡饭维持生存最重要,然后再劳动致富)。同样,也不能因为住房达不到发达国家水平而减少生育。发达国家住房面积翻番也是两代人之后,要是当初不生育,没有足够年轻劳动力,住房也不可能翻番的。美国人均住房增长最快,除了政策原因外,还因为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人口结构最年轻。

    三妻四妾并不是富裕的标志,一夫一妻更加幸福。如果认为三妻四妾是富人身份的标志,那么等大家都富裕之后,到哪里找足够的女人?国情不同,住房政策也应该有所差别。中国不能什么都照着美国的样子学。美国有条件挥霍土地;中国、日本、欧洲没有条件挥霍土地,但是不能因此而少生孩子。

 

 

 

发件人: webmaster@chinayj.net 收件人: webmaster@chinayj.net 日 期: 2008-10-11 11:40 主 题: 当代中国研究 2008_3附 件: mcs200803.zip (172.1KB)

中国落后的政治模式与政治学研究

----剖析国家,透视权力,试论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创建和发展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讲座教授 吴国光

2008年12月

一、大国奇观: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缺位

    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但却是一个没有政治学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不断“突出政治”、“讲政治”的国度,但却是一个没有“中国政治研究”这门学问的国家。经常被民族主义劫持的当代中国政治本身,以及本质上依附政治的当代中国知识界,常常很有一些自恋的癖好,但对于自身的研究,也就是对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却最不感兴趣。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大国奇观:政治学研究在中国极度落后,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研究在中国本土基本缺位。

    公平地说,在学界的努力下,在国际学术潮流的激荡下,近年来,中国的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已经稍有起色;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研究(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也不能说是一片空白了。但是,这些仍然零散和初级的研究的出现,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前述基本状况。而且,开始在中国初呈热闹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属于政治科学的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对外关系等分支;对比之下,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之冷清、薄弱、浅陋与落后,就显得尤其突出了。

    世界的通例是,一个大国(甚至不那么大的国家)的政治学研究,往往是首先研究本国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主要基地所发展起来的当代政治科学,在美国所呈现的基本分支学科划分,不外乎政治理论、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四大领域。其中,美国政治这一领域,相较于其他几个领域,无论就学术的发展水准而言,还是就实际的社会影响而言,往往独领风骚。当然,这一领域,在其他的国度,就为那一国的本国政治研究所替代。比如说,在英国,那就是英国政治;在加拿大,是加拿大政治;在澳大利亚,那就是澳大利亚政治。[1]同样,在那些国度,本国政治的研究往往也是政治科学最为重要的分支和最为热门的领域。在大学里,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往往是政治学系人数最多的一组;讲授本国政治及其研究的课程,总是政治学系名列第一的基础课程和必修课程。一所大学,但凡有政治学系(事实上,在比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所有大学都有政治学系,虽然一些规模较小的大学会把政治学和社会学、历史或其他学科合为一系),哪怕规模极小,小到很多方面的政治学专家缺位,但却绝对不会没有研究本国政治的教授。极而言之,如果某个美国(或者英国、加拿大)大学的政治系,规模小到只有一位教授,完全不必怀疑的是,这位教授的专业,一定是美国(或英国、加拿大)政治研究。

    同样号称大国,但却唯独中国不然。中国的大学,在很长的时间里,根本不开设“中国政治”这样一门课。当然,“政治课”一直是有的,曾经包括“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等,近年还出现了一些比如“毛概”、“毛邓三”之类的课程。[2]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中成长,于是,许多国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以为“政治”就是这些东西。于是,在了解到美英大学有政治系的时候,他们常常有两种讶异。第一,他们讶异西方国家居然也在大学中教授“政治”;第二,他们讶异“政治”竟然还有什么“学”。总而言之,他们把“政治”理解为中国大学里在“政治课”名目下宣讲的那一套东西了。

    的确,政治无学,是中国的长期现实;对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为对于政治领导人讲话和政府文件的学习所取代,这也是中国的长期现实。然而,与其说这是一种合理的现实,毋宁说是可悲的中国现实。形成这种现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无疑在于政治专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还不是一般的政治专制。比如说,不是中国古代皇朝那种类型的政治专制,也不是大多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那类政治专制,而是具有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又做“极权主义”)特征(在毛的时代)或具有其残余特征(在所谓改革时代)的政治专制。[3]这种全权主义专制政治的一大特点,在于其总是有一套高度发展的官方意识形态,不仅解释政治,甚至解释整个宇宙。而且,政治权威与意识形态权威,如同在中古时代的政教合一制度下,总是合一的。因此,政治领导人的论述,就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指针,甚至包括自然科学,更不要说政治科学,如果政治科学居然存在的话。事实上,除了这些论述,也并不需要对于政治有另外的研究。政治就是政治学,政治领导人就是政治学家——这也等于说,除了政治,并不存在政治学;除了政治领导人,并不存在政治学家。

    在其他形态的政治专制主义下,一般不是这种状况。比如说,就中国传统而言,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大家、文章大家、或者说公共知识分子,都是首先乃至主要研究中国的本国政治。孟子、贾谊、韩愈、王夫之,直到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都是这样的例子。就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军人专政的1960年代的拉丁美洲,则生发出了当代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学派,即“依赖发展学派”(Dependent Development, 或Dependencia),那也是立足拉丁美洲国家本身的政治研究而形成的。[4]这就是说,一般的政治专制,虽然并不保障科学研究特别是政治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但也并不一定排斥和扼杀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科学的研究。只有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当然也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全权主义专制政治,具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专制政治,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力合为一体的专制政治,最具有毁灭一切科学的残暴性质。而在这一切科学之中,首遭毁灭、也最为忌讳的学科,首先就是关于这种政治本身的学术研究。

    因此,这就不难理解,实行所谓改革开放已经30年的中国,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的中国,不断鼓吹提高创新能力、寻求科学技术领先地位的中国,几乎在任何方面(包括在曾经深深忌讳的行政、外交乃至教育、宗教等方面)都已经或多或少地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却偏偏在一个方面成为世界奇观,那就是在中国本土基本上不能进行有关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和发表相关成果。不仅中国人自己不能进行这样的研究,外国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基本上不能在中国公布。中国是世界上翻译、出版外文书籍最多的国家之一,最近30年来更是大量翻译、出版了有关中国文化、历史等的西方研究成果,但却几乎从来不翻译出版国外、特别是西方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著作。以至于,在不少学养堪称深厚的中国学者那里,一提起西方的中国研究,就是文化、思想、历史方面的研究,对于如今已经占据西方的中国研究的重头的中国政治研究却甚为隔膜。对于中国人来说,整个世界上,也像中国一样,好像根本不存在中国政治研究这样一种东西。

    不是没有替代品。在一个充斥假冒伪劣的国度,科学研究一样有假冒伪劣。如前所述,“政治学习”好像就是政治研究了——英文也是“political studies”,更增加了鱼目混珠的可能。可是,对于稍有科学常识的人来说,判断科学研究和非科学的东西的标准,其实非常简单明了:科学研究的所有结论都是可以讨论、可以批评、可以争辩、可以证伪的;如果不允许讨论,不允许批评,不允许争辩,“真理”已经在手,“学习”就是“洗脑”的话,那肯定不是研究,不是科学。“政治学习”是不是政治研究,应该很明白了;中国大学(包括中学)的政治课是不是政治科学的课程,也应该很明白了。

    中国的政治,可以讨论吗?可以批评吗?可以争辩吗?这种起码的科学态度、也是起码的文明准则,在中国本土,显然还不能广泛地应用到有关国家、政府和政治权力的思考之中。既然不能,那就很难有什么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不管是不是讲什么“科学发展观”,不管“政治文明”的说辞多么动听,不能研究和争论的东西,那叫什么“科学”?不能研究和讨论的政治,那叫什么“文明的政治”?

    得不到科学研究的东西,也就很难得到改进和提高。谁都明白政治在中国的重要性。可是,偏偏这样一个重要的领域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不能成为批判性思考的对象,则中国人知识和思维的提高就遇到严重的障碍,中国政治的发展和进步也缺少相应科学的知识和思维支持。从认识论的角度说,中国政治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就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言,不研究中国政治,对于人类政治现象的认识就缺少了极大、极重要、极独特的一块;就中国研究而言,如果不了解中国政治,那等于没有摸到了解中国的门径。[5]从实践论的角度说,如果中华民族要实现现代化,要构建所谓政治文明,要提高所谓科学研究水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科学任务,就是要在中国本土开创、发展和繁荣政治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政治本身的科学研究。在目前中国本土的言论控制仍然非常不利于这种研究的状况下,退一步说,也要坚持在大陆中国之外的边缘汉语世界进行这样的努力。由边缘而中心,由起步而发展,以期有关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的汉语成果,能和包括英语等其他语种的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成果一起,逐渐影响中国本土,促生本土的这类科学研究,直至使汉语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第一语言,使中国本土成为汉语世界乃至全世界有关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的中心。

二、思考国家与权力:建设中文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学科

    要在大陆中国之外的边缘汉语世界进行中国政治研究,有种种困难,谈何容易。然而,基地设在美国普林斯顿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十几年来,荜路蓝缕,开辟草莱,一直都在坚持不懈地做这样的努力。当然,这是一本综合性的社会、人文科学刊物,并不单单发表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如前所述,政治研究在中国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在汉语世界里,要发表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成果又相当困难。《当代中国研究》因此贡献了很大的篇幅来发表这样的成果,经年累月也就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刊物不在中国大陆出版,因此没有政治上的禁忌;但是,作者却绝大多数具备中国大陆生活的背景。特别是近年来在程晓农主编的努力下,更大量地发表直接来自那些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学者的研究成果。

    应《当代中国研究》和程晓农主编之邀,在共同编选这些文章成集的时候,我感到,这类文章使《当代中国研究》这份刊物具备了一个独特的优势,沟通了中国本土与外部世界之间使用汉语研究中国政治的努力,为开创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些文章的启发下,这里,不惴谫陋,我也打算就如何建设和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从两个方面提出一些粗略的想法。一个方面是有关研究内容的,即中国政治研究作为政治科学,应该注重研究什么东西;另一个方面则是相关的研究条件的问题,即要在中文世界建设中国政治研究这门学科,需要着重那些要素的发展。这些想法无疑都是很有局限、乃至不乏偏见的;这里大胆提出来,用意更多地在于引发批评和讨论。

    在这一节,我们先来展开有关研究内容的方面。

    首先,我感到要创建和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我们必须特别注重有关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可以使政治研究具有历史的、动态的优势。我们知道,美国式的政治学往往十分当代化;但是这并不表示政治研究可以排除历史的纵深。美国政治研究本身,就十分关注美国的政治发展,包括历史的发展。英国更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英国政治学的传统就是以历史为主流的政治研究。[6]在一般(而非专业)的英文书店里,政治研究也往往都是放在“历史”栏中的。而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说,则可以发挥中国传统治学以史为主的优势,借助源远流长、积累深厚、近年正处在复兴之中的中国历史研究来为中国政治研究注入力量。我们看到,近年来,《当代中国研究》在这方面很下功夫,大量刊发了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文章,已经并且准备出版多种专辑,也多次提出要“解构虚假的历史”、“还原被扭曲的集体记忆”、“突破意识形态专政建构的集体记忆”。[7]由于篇幅的关系,本书没有收录这方面的文章。不过,这不等于说,这样的研究在中国政治研究中不重要。恰恰相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从政治研究的角度着眼,重点必须放在当代史。换句话说,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窃以为应以40年代中后期为开端。研究中,间或必须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期。但是此前的时段,包括那些时段上的政治方面的研究,应该主要属于历史研究。粗略地讲,中国政治研究所要注重的当代史,应该包括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起源与肇始、毛时代的政治,以及毛后时代的政治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当然,这些阶段的划分,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研究中必须展开探讨和争辩的课题。比如说,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时段,究竟是3年,还是10年,不同学者的看法,就包含了对于那一阶段中国政治的不同观点。与此相类似,对于所谓“改革时代”,也可以有不同的时段划分。本人在2004年提出的“两个改革”的论断,和更早些时候认为中国的改革时代已经结束的论断[8],也引起了批评和讨论[9]。有这种讨论,科学研究才能繁荣。目前看,似乎更多地还是历史学家们在进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扎实、深厚,对中国政治研究无疑是宝贵的智慧财产。但是这不等于说,就不需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展开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了。恰恰相反,政治学家应该一方面向历史学家学习,一方面从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要求出发,来展开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

    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要求的一个中心点,就是关注权力,特别是关注国家权力,研究权力的构成、运作和特点。英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从一开始就具备这一特点,在50年代曾经就此出版了大量专著。随着研究对象本身在不断变化及发展,也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展开,这种关注在不断调整角度,拓宽视野,开掘纵深,并形成新的概念和理解,但这种关注并没有消失。在这个意义上,整个英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就是聚焦权力运作而追踪中国政治发展所展开的智慧产品。不过,英语世界这样的研究,并不能代替汉语世界的相关研究。一方面,这里有研究议程的不同。比如说,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议程,体现美国学者对于中国的关注角度;而中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议程,应该体现对于自己民族的政治生活的观照和反省。另一方面,这里也有资讯、方法等的不同。中国当代政治基本上是以封闭为特点的政治,从外面进行观照尤其不易,加上语言、文化、时间、财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国外的研究对于中国政治其实有太多的忽略、曲解和误读。中国的研究者,身在其中,有其展开研究的优势。当然,这本身也可以是劣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说的都是这样的劣势。以为身在其中就必定更明白,这本身就是一种认识误区。只有通过反观自身的科学研究,才有可能克服这样的误区和劣势,发挥身在其中的信息优势。因此,中国政治研究对于中国人来说才十分必要。

    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刊发的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当中,不少是着眼权力及其运作所展开的。选取这些文章的精华并结集于此,就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从这些文章中,我们看到,植根于中国本土、以独立的学术观点来分析权力运作的中国政治研究已经开始萌芽。他们有的涉及中国政治运作的一些基本特点,有的分析某种政治建制(Political Institutions,比如政党、军队或立法体系等)及其在中国的运作特性,有的深入到地方和乡村政治层面,有的聚焦于比如运动、会议、英模塑造等深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活动、仪式和方法。还有更多的类似文章,也很精彩,但篇幅所限,编选集子的时候只能割爱。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出自目前身在中国大陆的学者之手,一般都具有材料扎实、观察细致、分析深入等优点,并且往往具有深切和明确的现实关怀,既具备学术价值,也蕴含现实意义。这些文章都试图遵循国际学术界相通的学术规范,并在不同程度上为在中文世界实践和发展这些规范提供了范本。有些文章的质量,比起国际学术界领先的有关中国研究的英文学术刊物上刊发的相类文章,可说毫不逊色。

    当然,不足也是明显的。在我看来,有这样几个方面,似乎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对于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已有成果掌握不够,因此起点相对较低。比如说,关于中国政治中所谓“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的研究,在英文学术世界颇有历史和成果[10],应该会对本集所收的相关研究有所助益,但实际上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如前所述,这有其客观的原因,因为中文世界基本上不介绍外部世界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成果,而身在中国大陆也往往缺少机会直接阅读其他语言的相关著作。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卷入是畸形的;单就知识、精神、文化而言,中国在比如娱乐资讯方面无疑已经和世界接轨,但在严肃的思考层面则似乎仍然相当与世隔绝,在有关中国及其命运本身的思考方面尤其如此。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那些正面但往往肤浅的评论,可能会为中国舆论所热炒;认真、负责、平实、并具备“批判性思考”(即critical thinking--顺便提一句,也许是废话:这种“批判性思考”是国际学术界、至少是社会人文学界的基本思维方式)的研究成果, 则不仅向隅,而且往往被视为“反华”之作。[11]《当代中国研究》的作者们已经用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他们是在严肃地思考,认真地研究,在上述畸形现象下难能可贵地保持了学者的品格和追求。我所说的,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是他们的无奈。据我所知,在同是中文世界的香港和台湾,虽然具有出版自由,但也极少翻译出版严肃的学术著作(倒是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做得更好,除了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著作之外)。一方面,这里有市场不大的原因;另一方面,据我了解,他们的大学相关课程往往直接使用英文著作作为阅读材料。[12]另外,尽管中国高校教师的收入已经普遍大幅度增长,但是,要他们个人购买外国出版的学术著作,恐怕也还力有未逮。至于个人阅读能力的限制,也不能不说还是一个问题,虽然中国学者的外文水平、首先是英文水平,这些年有明显的、普遍的提高。可以设想,身在中国大陆的学者,如果能够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成果,对此进行批判的“接轨”,凭借他们的其他优势,则可以从较高的起点上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那会做出何等的优秀成果。

    第二,则是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深入、细致。当然,我的了解有限;单凭选入本书的文章也并不能看到中文世界中的中国政治研究的全貌。[13]但是,即使我的看法是片面的、错误的,说出来供大家批评,应该对学科建设仅有好处而无坏处。就现在的了解来看,一些十分重要的论题,在中文世界里正在开始浮现的中国政治研究中尚未得到重视。比如说,官僚体系(bureaucracy)在国家体系和政治运作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于官僚的研究在政治学当中也可以说源远流长;而古代中国则常常被认为是完备官僚制度的一个典范,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在中国一党专制的现制度下,中国官僚扮演什么脚色、具备什么特点呢?[14]在以所谓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为特点的毛后改革时代当中,按照韦伯(Max Weber)的看法,应该是与理性化密切相关的官僚体系有没有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何解释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又对国家体系、政治权力运作产生了什么影响?更具体一些,也可以追问,在干部选拔的机制和标准、干部的教育和构成、干部的待遇和出路等等都出现了重大变化的改革年代,这些东西对于官僚体系的变化有没有影响呢?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类似的题目很多。小的课题,就更多了,但学术的价值一样可以很大。英文世界里可以做,但在中文世界里做起来可以有一定的优势,也可以有更大的意义。比如说,北京奥运会前夕,有报道说,那种被称为“小脚侦缉队”的胡同大妈们又活跃起来,到处盘查陌生人,成为北京维持所谓“平安奥运”的一种手段。[15]这种“小脚侦缉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一直就没有见到有专门的研究;在目前这样一个号称全球化、市场化、实行改革开放已经30年的中国重现并活跃,就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了。在我看来,这个课题可以从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角度探讨,也可以深入到基层“治理”与“社区”政治文化的层面去观察;其中丰富的“中国特色”,经过比较政治和政治理论的棱镜,不是不可能分析出某些深具理论意涵的结论。类似这样的现象,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很多的,都应该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

    相关研究的第三个不足,是这些研究成果就“概念化”、理论化而言,普遍还相当薄弱。这里的所谓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是指从事实中抽象出概念,与目前中文语境中一般所使用的具有贬义的“概念化”是非常不同的。只有通过这样的概念化,学术研究才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小观大,从具体探知一般,因此成其为与叙事、描写或对策分析等有根本区别的所谓学术研究。[16]在英文世界里,中国政治研究的理论水平,与政治科学的其他分支相比而言也好,与同属比较政治学科的关于其他地区的研究相比也好,也都是相当低的。仅就后一种相比来说,关于拉丁美洲政治的研究,就曾经向主流政治学贡献了诸如“新权威主义”(New Autho -ritarianism)、[17]“依赖发展”等风行一时的概念和理论;关于农民的研究,则仅从东南亚地区的相关研究中,就发展出了对立的两种学说,即“理性农民论”(Rational Peasants)和“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都对比较政治研究形成了重大贡献。[18]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但关于中国农民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什么有影响的理论。英文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这种相对落后的理论水平,原因是什么,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分析;但是,我相信,这决不意味着中国政治的研究就不能为人类对于一般政治现象的理解提供普遍的助益,也不意味着生活在中文世界的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们不可能为主流政治学作出理论上的贡献。如前所说,用西班牙文写作的一些拉丁美洲学者,其研究拉丁美洲政治的著作,在被翻译为英文出版之后,曾经在英文学术世界开山立派,极有影响。我相信,中国学者用中文出版的研究中国政治的著作,在某一天,也可以达到乃至超过这样的水准。

    上面提出的这些问题,也许都未免苛求。不过,在我看来,学术的进步,基本上就是一种“苛求”的过程:已有的研究、概念、理论,本来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学者们不满足,未免苛求,于是有进一步的研究,有新的发现和理论。说到这里,也许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界近年尽管有长足进步,但是那种“二分法思维”和非学术的治学方法似乎仍然相当流行。所谓“二分法思维”,我这里主要不是指政治观点上的非黑即白而言,而是就认识论的真理与谬误和学术探讨上的批判与继承而言。在这种思维下,不是全部有道理的说法,就被认为完全没有道理;有一些道理的观点,可以被认为怎样都是有道理的。其实,不是全部有道理的东西,就等于有一些道理;如果说有真理,它似乎总是以“部分”面目示人。只有确认这样的认识论前提,不断继承而又不断发展的科学研究才成其为可能。[19]本书所选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其观点都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显然也不是关于那一议题的全部“真理”。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国家和权力,是不可能垄断全部“真理”的;关于它们的研究,也就是政治学本身,则必须在探索、辩论、批判和继承之中不断积累对于“真理”的认知和发现,才有可能帮助人们增加对于中国政治的了解和理解。

三、规范和发展自身:中国政治研究的学科建设

    至于所谓“非学术的治学方法”,属于比较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是并非不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反思和剖析国家、权力等重大问题的中国政治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学科如何规范和发展自己——这也是本文这一部分试图讨论的主题。在英语世界,中国政治的研究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规范,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在中文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由于1949年之后长期以来的反社会科学的那种心态,致使社会科学缺少相应的科学规范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在实行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今天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走上轨道。也许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在这方面还稍好一些,中国政治的研究因为其整体的落后而在科学规范方面尤其不甚令人满意。事实上,这样两个方面,即规范自身和学科发展,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不可能截然分开的。换句话说,唯有遵循学术规范,才能求得学术发展;正是在研究的深入之中,研究的规范才建立和普及开来。因此,在这一节当中,我们的讨论会超越纯粹的技术规范,涉及到中国政治研究在中文世界的学科建设问题。

    首先从技术层面要建立基本的学术规范这个问题谈起。常常有人误解,认为文章中加几个注释,就算遵循学术规范了。这个理解当然失之浅薄,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注释的意义不可低估。[20]注释不仅使得论说言之有据,持之有故,而且保证了知识发展的继承性——如前所述,只有在继承和发展之中,知识才能积累和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说,忽略研究著作的注释,也就意味着不重视知识的积累。目前这一代正当盛年的中国学者(包括笔者),在毛的时代成长,读“两报一刊”文章长大,缺少社会科学的基本训练;及壮,先后遭遇改革年代的激情和商品年代的庸俗,非专业的社会承认似乎总是压倒专业标准。至今还不少见这样的所谓学者,在引用别人观点的时候,不习惯注明出处;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则好像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有人涉及此一议题。所幸,比较年轻一代的学者,普遍有着更好的学术训练,也比较自觉地遵循学术规范,这从本书所编选的文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文章,基本上都能中规中矩地按照学术规范展示论点、提供论据、形成结论,为中文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创建了初步的技术规范。

    要推广这样的规范,则还需要学界的进一步努力。而具有专业精神乃至专业水准的刊物,是汇集这种努力的基本平台。在这方面,程晓农主编所主持的《当代中国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样的刊物,在中国内地也开始出现,虽然由于政治环境的限制,他们的专业努力更多地似乎体现在并非中国政治研究的其他有关中国研究的领域。在这方面,英文世界有一系列多年行之有效(当然也有其弊)的制度和做法,包括匿名评审制度、研究基金制度等等,值得我们在中文世界发展中国政治研究的时候借鉴。值得高兴的是,《当代中国研究》在这些方面都做出了努力并有长足进步。具有专业水准的书评,也是促进学科交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方面中文世界也应该努力。[21]

    当然,类似学术规范、刊物出版等很多这样的问题,在中文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并不单是中国政治的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问题,也不光是政治科学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科学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大国,可以起带头和示范作用。对中国人来说,不管此人是什么阶层、职业,中国政治无疑都是一个重要的领域;这无疑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牵动情感的领域。如果国人对于自己的政治的研究上了科学的轨道,则整个民族的思维素质和水准,可望有比较实质和重要的改进与提高。换句话说,对政治这样一个容易牵扯自身利益、容易激发诸种情感、人人似乎都有发言权的题目,能够进行比较合乎科学规范的讨论,则对于其他题目的科学认知也就应该比较具有至少基本态度上的科学性了。而科学规范的建设,将会帮助实现这一目的。反过来,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实现科学化、规范化,也有更多的困难。就此而言,我认为,了解并借鉴外部世界(比如英语世界)的相关做法,对于开创和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这里,我们不妨管中窥豹,围绕四个问题,从借鉴的目的着眼,由学科建设和基本方法的角度着手,谈几点对于英语世界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的看法。

    首先一个问题是,谁在进行并主导英语世界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答案是,从事研究者主要是不依附于任何政治权力机关的大学教授。当然,在政策研究界或者说“智库”机构,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人员。不过,这些人数量比较少,其中多数人主要是进行政策研究,而不是学术研究。一般来说,政策研究成果不太得到学界重视。[22]这种以大学为中心的政治科学研究,与那种由政党或政府的政策研究机关主导相关研究的制度设置,有根本上的区别;而区别的要点,在于前一类研究者(大学教授)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学术自由。源于13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如今主导人类高等教育的西方大学制度[23],本身提供了包括制度保障在内的各种条件,加上学者们所作出的斗争与努力,使得学者得以具备这种独立(首先是独立于政府、政党等政治力量,但也同时独立于其他社会力量)、自由的超然地位,可以进行探索、辩论和创新。中国虽然已经引进大学制度约一百年,但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由于中共政治制度的原因,迄今并未在精神和制度上得到西方大学理念的精髓,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这一点,近年有识之士多有指出并讨论。[24]从本文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什么时候中国本土的政治研究是由具备独立、自由精神的大学所主导,而不是政党或政府的研究机构所主导,什么时候中国本土的政治研究才有可能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制度特征。

    其次,为什么进行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答案是,上述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首先具有纯粹学术的意义,而不是为了服务政府决策或经济利益。就我的了解,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对国外(比如说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严重误解,其中包括对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误解,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与政府决策密切关联,常常是为政府决策服务的。1980年代,一些具有浓重改革色彩、学政两栖的中国知识分子,鼓吹“软科学”和所谓“决策科学化”,即强调科学研究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密切结合;19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进一步靠拢政府,追求仕途,于是借助对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所谓“旋转门”现象的介绍,强调学者与官员之间的身份互通和互换。从政治倾向上看,上述两种现象有很大差别,前者试图改革中国封闭、愚昧的官僚决策体系,后者则主要是寻求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利益同盟;但是,两者都误读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类误读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但仍然是误读,因为他们把某些个别现象普遍化了,犹如盲人摸象。不错,拿美国来说,一般外界认为学界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比较密切,而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某些学者,好像也有较多的机会在某一阶段出任政府的某种职务。但是,从总体上说,这样的现象,就人数而言,很少;就时间而言,甚短(一般不会超过两年);就个人“好处”而言,政府资历对于学界资历一般并不具备加分作用;就观点交流而言,则往往是通过这种渠道,学界影响政府更多,而政府影响学界较少。当然,在政策研究界,这种所谓“旋转门”现象,即官员下野作研究、研究者出山做官员,相当普遍。但是,如前所述,政策研究界与学术界之间,还存在着体制、文化等多方面的区隔。这些情况,都是超乎中国研究领域的一般现象,但是也适用于中国研究领域。

    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研究,也如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其首要目的是认识论的,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说的“格物致知”。反过来,如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推动技术进步、造福人类一样,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可以推动社会进步,政治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用来改善政治。但是,这种应用关系,不是那么直接的、急功近利的;政治科学的学术研究,和关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关于公共事务的评论,其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这种研究其本身的自足性。所谓“象牙之塔”,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回到中国的语境,也可以说,什么时候政治学不是为了当前的政治需要(不管是与什么样的政治价值联系在一起的需要)而展开,什么时候政治学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科学。

    再次,怎样进行中国政治的研究?简单的答案是:它必须遵循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世界,中国政治研究属于政治科学中的“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领域,具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切要素。这就是说,这是一个充满探索、讨论、辩驳和创新的研究领域,是一个通过对于事实的调查(Empirical Investigation),来展开对于权力、国家等等主题的概念思考(Conceptualization)的社会科学领域。当然,如前所述,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与主流政治学相比,与其他相关学科比如中国历史研究相比,一般认为,其学术水平还比较低(如何评价学术研究的水平,我们下面很快就会谈到)。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政治研究就不遵循、或者不合乎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不必具备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也不高,往往尚不具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也常常不合乎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这个“水平不高”,与外部世界(在本人有限的了解中,首先是英语世界)相关研究的“水平不高”,可以说是两个范畴的问题。打一个比方,一个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但没有得到名次的运动员,可以说水平不高;一个从来没有取得过参加任何运动会的比赛资格的体育爱好者,也可以说是水平不高,但两个“水平不高”不是一回事。也许中国很多方面的科学研究是领先世界的,但是,就政治学研究而言,则如本文开头所判断的,可以说尚未入门;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政治研究,基本上尚不存在。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并不存在遵循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方法的中国政治研究。

    最后,谁来评价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不是政府或者政党,这在强调学术自由、大学独立的制度下是很容易理解的;也不是企业或者公司,虽然西方社会是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企业可能通过提供资助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科学研究的选题和方向。那么,是不是社会大众呢?不是。因为学术不存在所谓民主;专家做得好不好,是不可能由外行来评判的。民众可以是一本流行政治读物是否成功的评判者,但不可能是一本政治学术著作是否出色的裁判员。同理,公共媒体、大众舆论,在这里也无缘置喙。是不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管理者呢?准确地说,也不是。因为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管理者可能并非学者;即使是学者担任管理者,学术上隔行如隔山,少数管理者也不具备评判多种多样的研究成果的能力。那么,究竟谁来评价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呢?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同行。换句话说,只有同一领域的研究者,才具备评价相关研究的资格与能力。

    以上四条,如前所述,其实不是中国政治研究的特殊现象,而是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整个科学研究的普遍情况。不过,在中国的语境中,以此来理解自然科学的研究似乎比较容易,以此来理解那些比较不“敏感”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似乎也还比较容易,以此来理解政治研究好像就比较困难一些。政治研究的这种特殊性,在某些人那里是如此强烈,以至一些在西方经受了政治科学训练、目前回到华人社会(主要是香港、台湾)的华人学者,也要特意强调中国政治研究的所谓“本土化”。试问,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什么本土化问题吗?电脑科技有什么本土化问题吗?显然都没有。即使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语言的研究,似乎也没有听到什么“本土化”的呼声。我不是说,政治学研究可以像物理学研究一样超越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我恰恰是说,社会、文化等因素,甚至很可能还包括政治因素本身,往往很容易对政治研究构成干扰,使其难以具备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难以实现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在尚不具备这些要素和规范的情况下,“本土化”可能无助于中国政治研究在本土的起步和发展。托克维尔的美国政治研究[25],对美国人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需要本土化的问题,而是奉为经典,是不是美国人对于美国政治的研究较之中国人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水平就差很多呢?中国本土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不发达,水准也不高,是不是因为这类研究有被“殖民化”的问题、因为他们为西方的(首先是美国的)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选题、态度、理论和方法所主导呢?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当然不好,需要纠正;如果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则“本土化”再好,恐怕也是并不对症的药方。

    在我看来,为了建设和发展汉语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我们应该强调一种不妨称之为“开放的自主研究”的态度。所谓“自主”,就是研究的立场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左右,首先是不受政治力量的左右;所谓“开放”,就是研究的思路不为非学术因素所羁绊,包括不为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因素所羁绊。政治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不是我们的研究指引;民族文化可能提供我们实施研究的独特视角,但不应该取代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怎样才有可能以“开放的自主研究”这样一种态度来建设中文世界的中国政治研究,这是一个巨大的题目,是需要同行们的集体努力、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够找到答案的。在一定程度上,本书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本文是即将出版的《透视中国政治》一书的序言。此书由吴国光、程晓农编辑,博大出版社出版。)

【注释】

[1] 我这里主要列举了英语国家。由于语言能力的限制,我对非英语国家(和非中文国家)的政治研究状况不甚了解。不过,根据我有限的了解,英语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学研究中居于领先地位,英语也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成果发表的主 要语言。
[2] “毛概”即“毛泽东思想概论”;“毛邓三”则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课的简称。
[3] 关于全权主义(或极权主义,即totalitarianism)政治的特点,以及其与权威主义(或威权主义,即authoritarianism)政治之间的区别,Juan Linz 有系统的论述。见: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0).
[4] 当然,这一学派的许多重要成果,是来自拉丁美洲的学者在美国形成和发表的。但是,其中许多学者,也同时在拉丁美洲的本国任职并进行研究和发表成果。例见: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5] 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在中国本土之外,特别是在非汉语世界,相当繁荣。据不完全的估算,主要使用英语发表对于中国政治研究成果的学者,当今不下5百人。当然,这个概念相当含糊。比如说,本人刻下正在写作中文讨论中国政治研究,但是,却无疑也属于这5百人之列。大体上,这个数字是根据两项指标来界定和估算的,即:1)一位学者是否使用英语作为研究成果的主要发表语言;2)这些出版品是否构成对其专业资格评价的主要衡量尺度。根据这样的指标,这5百人主要分布在英语国家,但也有不小的部分生活在非英语国家。比如说,在荷兰、德国、法国、台湾、南韩等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学者们也在越来越多地使用英语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他们的专业资格评价也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还不包括相邻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甚至文学等那些涉及中国政治问题的学者。在英语国家,几乎每个稍具规模的大学,目前大都开设中国政治的课程;重要的大学的政治系,至少有一名、甚至两名专研中国政治的专家。在中国之外的非英语世界,特别是日本、俄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中国研究,包括中国政治的研究,本来就有相当的根底,近年也在迅速的发展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的中国研究,其根底本来主要是汉学(Sinology),即在人文科学领域展开中国研究,但近年来也渐次把研究重点转到了社会科学方面,特别是政治学方面,从而与北美洲和大洋洲一样形成了以当代政治为重心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领域。
[6] 顺便说一句,历史学,至少在英文世界,是一门蔚为大观的学问。美国大学本科,文科各系往往以历史学系为最大,教授和学生的数量在文科各系中往往都是最多的。
[7]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宋永毅主持的“21世纪中国基金会”也在这个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迭有成果出版。最近的相关著作有宋永毅主编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和丁抒主编的《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香港:田园书屋,2007)。在这方面,国内外华人学者的个体的中文论著更多,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举。
[8] 吴国光,“试论改革与‘二次改革’”,《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吴国光,“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二十一世纪》,2002年6月号。
[9] 例见:肖滨,“改革的停滞与自由主义的两种调子”,《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王俊秀,“改革已死,宪政当立”,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0803/20080305215021.html, posted March 5, 2008, accessed March 8, 2008.
[10] 这方面较新的研究成果,可见Jonathan Unger 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Armonk, NY: M.E. Sharpe, 2002)。更大范围的相关研究,参见:Lowell Dittmer, Haruhiro Fukui, and Peter N.S. Lee eds.,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对外政策”一课时,使用包括Harry Harding, David Lampton, Kenneth Lieberthal, Robert Ross, David Shambaugh 等美国学者的论著为读物,曾经引起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反华学者”。我并不准备从这样的个别例子推出任何普遍结论;但是,这至少帮助我感性地了解了两个重要的情况:第一,中国大陆的学生,在相关中国的问题上,对于国外的研究成果,究竟隔膜到什么程度;第二,按照这些学生被教给的那种思考方法,他们是如何界定什么样的研究是“反华”的。
[12] 中国大陆的一些高校,好像也在开始这么做了。不过,普遍程度如何,阅读哪些著作,学生反应怎样,我尚未有系统的了解。
[13] 仅《当代中国研究》近年发表的论文,就政治论题的覆盖面来说,也远远超出本书所能收集的范围。比如说,中国当代的政治传播和媒体运作,政府腐败与社会监督,民间反抗与社会运动,就是近年《当代中国研究》非常关注的方面,就此发表了不少精彩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篇幅所限,本书没有选收这些方面的内容。至于更为广阔的相关研究方向,比如对于中国改革和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研究、公共政策研究、政治思想史研究,也都应该属于中国政治研究这一领域。也仅仅是因为本书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涵盖这些方面。
[14] 英文文献中有这样的研究,例见:Harry Harding, 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 Zhuang Pinghui, “Gimlet-eyed grannies watch for the unusua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6, 2008, p.A2.
[16] 当然,对某些社会人文学科和某些学派来说,“叙事”(narrative)可以成为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不过,一则这种方法至少迄今并未普遍为政治科学学科所接受,二则,在我看来,这种“叙事”是包含概念化在内的,仅是形成、呈现和论证概念的方式比较独特。
[17] 这与中国在1980年代末期出现的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主张不是一回事。较有代表性的论著,例见:Guillermo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1979); David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18] 两种学说的代表作分别为: 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9] 韦伯(Max Weber)最为强调科学研究的这种“不完整性”(incompleteness)。参见:Raymond Aron, Main Currents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Vol. 2: Durkheim, Pareto, Weber, tr. by Richard Howard and Helen Weave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9), pp.224-225.
[20] 所以,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专门写了一本甚受关注的书,来研究注释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见:Anthony G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1] 中国大陆书评刊物不少,但是似乎都是属于所谓“公共知识”领域的;海外中文刊物本来就很少,立足学术的更少,专注社会科学的则少之又少,要在分工细致的社会科学之不同领域都发展出专业水平的书评,实属不易。
[22] 事情当然总有例外。立足智库机构、但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其成果仍然在学界很有影响的中国政治学者,并不乏人。比如说,当年供职布鲁金斯学会的Harry Harding,和目前在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任职的裴敏欣,都不仅在政策分析上出类拔萃,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广为学界同行所敬重。
[23] 关于大学的起源和特点,参见:Charles Homer Haskins, 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2002).
[24] 例见: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5]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5/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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