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目前对今年经济形势有几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还有第二波浪潮,世界经济还要进一步恶化,另一种意见是对金融危机不必过分悲观。形势到底将往哪个方向发展?人们不能过于乐观,特别是对中国经济不能过于乐观,不能掉以轻心。宋鸿兵先生推测西方金融机构在2009年有进一步破产的危险,如花旗银行。但随着西方经济的恶化,对中国的债务必将采取赖帐的手段,因此对中国带来的影响也是致命的。现在,几个方向的变化都要防范,而目前最需要关注的就是国际热钱是否流出中国。张明先生文章给出这方面的动态。]

中国不能只顾抓GDP,还要关注财富流失

警惕第二波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1月15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不能只顾抓GDP,还要关注财富流失》

综述:《警惕第二波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

张明:《短期国际资本仍在流出 ——对最新外汇储备数据的解读》

时寒冰:《2009年,将是中国房价雪崩元年》

党爱民:《理解“赚钱”二字的经济学意义——与银河证券左小蕾女士商榷》

岳健勇:《走出“无技术工业化”的陷阱》

何茂春:《对金融危机不必过分悲观》

何茂春:《中国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对策》

何茂春:《和谐社会要有建和谐媒体——“人咬狗才叫新闻”有感》

 刘卫敏:《将公务员退休保障纳入社保》

幽默:《人生最高境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度年终总结报告》

施晓渝:《经济危机是发展硬道理的必然恶果》

朱学渊:《中国的耕地保护不能没有红线》

云淡水暖:《茅于轼的“山寨版”精神:自称“经济学界的胡适”》

董键:《中国教育新规划:两个前途的抉择》

 夏绍春:《实行社会化共同投资发展社会交通模式 破解交通收费站的经济发展瓶颈难题》

 夏绍春:《新型社会公众股份制和社会共同所有制医改建议方案》

夏绍春:《建立国民教育社会保障基金的建议与实施方案》

横舟:《以民族主义过滤左、右两派》

徐友渔:《我为什么在零八宪章上签名?》

 张维迎:《我的榜样茅于轼先生》

张思之:《在德国接受凯利人权奖典礼上的讲话》

贺卫方:《在阅读中思考社会的走向》

徐水良:《书生误国》

YST:《货币战争之中美台大棋局》

 张宇宾:《和谐三策》

苏中杰:《没有规则,就没有自由》

田忠国:《反毛小丑的疯狂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冲突》

老田:《胡星斗教授比康生可怕一百倍——从文革期间的“动力现象”说起》

张宏良:《最近掀起的疯狂反毛浪潮的背后 ----为“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喝彩》

胡星斗:《中国反腐败学刍议——谁来拯救腐败泛滥与道德崩溃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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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能只顾抓GDP,还要关注财富流失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9年1月17日

    今天如果不真正了解国外情况变化,就好象就点瞎子摸象,如果对国外下一步变化不清楚,我们也很难拿出正确的国内对策。现在就好象坐在一个热锅边,到底这个锅炉下一步还会有什么变化,会不会爆炸?还不清楚,但我们应该有准备。石小敏刚才形容得非常好,现在是心脏出问题了(指美国),腿肚子还能转得动吗?中国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化,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中能独善其身吗?

    外部环境对我国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我的判断是: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还远没有结束,可能今年还要恶化,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暴露,比如说金融机构的问题。现在到年底了,一些大银行的统计数字都出来了,情况都非常差。有人担心下一步花旗银行甚至要破产,有人呼吁要警惕第二波金融危机。西方金融机构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一定会进一步影响到实体经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会进一步加剧。

    当前,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应当在流动性方面。刚才听各位先生谈得都挺乐观,认为我们的银行体系、银行状况都很正常。但我们应当有所警惕。我国的银行质量今年的确比往年好,但我为什么担心流动性呢?因为我们现在国内流动性充裕是建立在大量国外资金涌进中国来,建立在国际热钱的基础上。现在国际热钱在中国还没有大规模地转移,但是转移的迹象已经开始。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我国的国际帐户基本上是净流出的,平均每月净流出大约几百亿美元。我判断国外的热钱在国内至少有五六千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四五万亿,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46万亿的金融资产中,至少有五六万亿或者四五万亿是可以随时流走的热钱,这个流向问题我们要好好观察。

    昨天新闻又报道了美国银行减持建行的股票。最近香港股市大跌,我上个月在香港的时候恒生指数一度跌破14000点,后有涨到15000以上,现在又被打到了13000多点。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国外战略投资者减持我国银行股票造成的。这个迹象,我们要引起重视。为什么外国投资者要抛售中国银行股?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国内急着用钱,抛售海外股票以解燃眉之急。二是对中国的银行不看好,担心中国金融股下一步出问题。

    西方投资者对中国银行股的担心难道没有道理吗?西方国家对中国难道没有阴谋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西方投资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摆在中国当前最大的难题是国内庞大的房地产存量过剩。据我的估计,目前我国房地产实际上已处在严重过剩的状态。有的城市前几年盖的房子三四年都消化不掉,譬如长沙,西安,北京,是地地道道的生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房价有继续下降的趋势。然而,房价下降对银行业带来的风险是巨大的。

    现在连个年轻网民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是与银行紧密捆在一起的。房地产价格大幅下降之后,中国银行股的效益要大打折扣。所以,2009年,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和效益会怎样?是十分令人担心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海外战略投资者提前撤离,就是为了防范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爆发。

    在这个时候,我国对国外的研究却十分不够,对西方跨国公司的动向也没有深入的研究。跨国公司下一步的动作会怎样?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已纳入了全球化的范畴之中,下一步就是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动向了,商务部的同志应当对这方面的问题加以注意。
第四季度我们的人民币贬值了0.1%,完全是市场因素导致的,大约有两千亿美元流出中国。大量的资金回流可能是因为后院起火,回去救市。如果仅仅是救市,这种资金流动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不会影响人民币贬值。假如有战略性的意图,我们不得不警惕,假如是像1997年的时候,要狙击中国的经济和人民币,我们就要小心了。

    但是,大量热钱流出中国目前看又没有可能。这是因为国际热钱都在观望美国的行动,如果美国靠大量印钞票刺激经济,那就势必导致美元未来大幅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热钱是轻易不会流出中国的,也不会轻易地把人民币换成美元的。但是,假如美元在日后一个阶段保持强势,假如一些投机性热钱阶段性地流出中国,那就会对我国的流动性带来一定的影响。如果国际资金流真得象石小敏刚才说的那样,从四肢向心脏回流,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回流,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性会受到很大影响。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靠什么投资、靠什么消费?很多中国人现在很乐观,好象非常有底气,能投资,能消费,实际上我们真的有那么多底气吗?我们现在流动性的充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国际热钱的基础上,国际热钱现在还没撤离中国,一旦撤离,我们向谁发债?现在的财政还可以发债,但是如果情况变化了,那时谁来买国债?银行还有那么多钱来贷款吗?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考虑。下一步如果全球金融问题进一步恶化的话,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金融机构。

    流动性减少,会很快影响我国的投资与消费,马上就会影响到我国的财富效应。这个问题我们要关注,特别是还要警惕我们的外汇储备。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以外汇形式的国内财富正在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如果美国今后熬不下去了,美国成了不负责任的国家,如果他要放水印钞票的话,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就要来一个大贬值。

    我国外汇储备的购买力问题在去年已经显示出来了,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份这12个月期间,由于外部产品的涨价,使我们国家额外多付出3000亿美元。外汇每一次贬值,我国的购买力便缩水一次。去年一年,欧元、英镑、澳元等货币的大幅贬值,使我国很多居民手中的外汇资产大幅贬值,很多人的私人资产大打折扣。所以,汇率的变动,使我国储蓄性的国民资产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着损失。前些日子我在山西讲课,一个大学校长告诉我,他在英国工作时积攒的几万英镑,现在已经贬值了1/3。仅仅半年的时间,约合15万人民币的个人资产蒸发了。

    不仅如此,我国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前些年在海外的投资也在遭受重大损失。最近暴露出来的东航在期油上亏损68亿元,就是典型的例子。中信泰富已亏掉将近200亿元。一个个企业的损失加起来,数量是不少的,但我国至今未在这方面进行统计和报道。譬如,楼继伟的中投公司海外投资效益怎样?敢披露一下吗?

    按我的粗略计算,中国到目前为止,金融机构和企业方面在海外投资的损失至少有200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那就是约合一两万亿人民币的国民财富消失了。如果再加上日后可能出现的外汇储备的贬值损失,那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所以,如果中国只知道抓生产,抓GDP增速,而不知保全国民财富,那么经济增长再快,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只关注GDP增速,不关心财富的丧失,那么今年即使是保住了8%的增长速度,损失也是巨大的。

    外汇储备的购买力如果出现大幅度下降,这么多年我们辛辛苦苦积攒的国民财富就缩水没有了。所以今后我们要紧紧盯住这两大块,一个是外汇的损失,一个是热钱的流出,这都是对中国最致命的危险,这两大块加起来至少折合10万亿以上的国民财富。所以,这场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国外订单减少的问题,不仅是国外市场需求缩小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中国积蓄的国民财富造成重大损失的问题,这个损失我们不能不引起重视。

    现在国际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财富大转移,我国每天每时每刻国民财富都在流失,都在缩水减少,我们怎能只顾生产而看不看到这一点呢?我们辛辛苦苦地省吃俭用,积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一转眼没有了,中国变成穷国以后还有什么能力投资、消费和建设?希望大家考虑这个问题。

    避开了国际风险之后中国才能安全地进行国内建设。我们现在还有能力搞内部挖潜,唐元刚才讲的思路非常好,我们可以通过向内转,摆脱对外部的严重依赖,但是就怕我们的国民财富受到严重的损失,这个损失会导致国力严重下降。所以我们要认清当前的世界的确已经处在一个全球性的大萧条之中。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要找出正确的对策,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并且在西方衰退的过程中加快本国的发展。
外部世界还在继续演变,我们不能忽视,不能掉以轻心。
 

 

发件人:"壹咨顾问" <yizi-1zi@bbn.cn> 2009-01-15 13:42:55 +0800收件人:"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仲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北京壹咨 顾问--每日经营快报090115

警惕第二波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01月15日
 

中行副行长朱民警告第二波金融危机可能发生

    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15日撰文指,各国政府的救市政策并没有真正缓解次贷问题引发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他预计中期内国际金融市场还将持续动荡,由实体经济衰退带来的工业贷款、个人信用贷款违约率上升,可能引发第二波的金融危机。

    朱民认为,中期内房地产市场将继续调整、金融机构的股价将大幅震荡、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将依然紧张。全球资金重新配置使得外汇市场也会继续波动。朱民指出,虽然在过去的18个月内,大部分的金融机构都做了大规模的和次债相关的不良资产核销,但金融机构表内、表外的所谓“有毒资产”,包括次贷、次债及相关衍生品等引发的损失尚未全部核销,更多的金融机构将面临破产风险。

    他表示,目前经政府救助初步稳定下来的金融机构,包括大型金融机构也可能再次出现危机,并需要政府借助。

英国《金融时报》:跟踪不良资产的指数再次下跌

    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低迷持续,跟踪价值数万亿美元不良资产的指数本周急剧下跌,导致不良资产持续影响银行资产负债表。指数下跌显示出银行可能进一步减记,并引发人们担忧,正如许多银行在2008年第四季度披露大幅亏损一样,金融体系可能在今年第一季度进一步恶化。

    在数周保持稳定甚至有所改善之后,与次级抵押贷款、杠杆贷款和商业抵押贷款相关的证券价值本周重新下跌。跟踪次级抵押贷款支持的3A级证券的MarkitABX指数在过去的一周下跌了13%,跟踪商业抵押贷款支持的3A级证券的MarkitCMBX指数同期也下跌了14.5%。

年末中国经济数据

    央行和海关总署昨天率先发布了12月份的运行数据,2008年12月,人民币贷款增加7718亿元,同比多增7233亿元。2008年12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0.35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8.76%,增幅比上年末高2.66个百分点。其中,企业贷款增速较快,约达7160亿元。

    在贷款增速的推动下,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7.52万亿元,同比增长17.82%,增幅比上年末高1.08个百分点,比上月末高3.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市场货币流通量(M0)也有不同幅度增加。

    2008年11月我国出口同比下降2.2%,进口下降17.9%。12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1833.3亿美元,下降11.1%;其中出口1111.6亿美元,下降2.8%;进口721.8亿美元,下降21.3%,12月进出口连续第二月负增长,同比降幅有所加深,但环比的降幅均有所收缩。12月外贸顺差为389.8亿美元,低于11月份创纪录的400.9亿美元。

    我国2008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8%。其中,出口增长17.2%;进口增长18.5%。贸易顺差2954.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5%。

外储月度负增长 五年首见

    顺差收窄,中国外汇储备在经历连续多年高增长之后,于去年第四季度出现增速放缓迹象,五年来首次出现月度负增长。另外,去年十二月份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连续两个月出现负增长并进一步萎缩。贸易顺差收窄至389亿美元。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十三日公布的数据,相比于往季外汇储备上千亿美元的增长,二零零八年第四季度中国外汇储备仅增长400多亿美元。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同比仅增长27.34%,未能突破去年市场普遍预测的2万亿美元大关。

    全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4178亿美元,同比少增441亿美元。其中,在第四季度中国新增外汇储备仅400多亿美元的情况下,最后一个月中国外汇储备却增加了613亿美元,这说明在第四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出现了月度负增长状况。这是中国外汇储备自二零零三年十二月至今五年来首度出现月度负增长。同时,也是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增速首度放缓。

    数据显示,前年国家外汇储备月均增长385亿美元,到去年上半年月均增长达468亿美元,第三季度月增长达321亿美元,第四季度月均增长只有100多亿美元。

中国为何要修正经济数据?

    英国《金融时报》说:中国修正经济数据引发争议。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将2007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从11.9%修正为13%。若2008年第四季度的数字较低,实现2009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另外可以说明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经济增速严重下滑与同比有关。

    世界经济论坛在星期二发表了2009年全球经济风险报告,认为,2009年世界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依然黯淡,市场波动依然存在,流动性难以舒缓,失业率继续上涨,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会进一步低迷。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硬着陆,这将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

    中国硬着陆影响全球。报告说,中国经济放慢可能拖累中国经济年增长率降低至6%,远远低于中国官方8%的目标。由于中国是主要的产品生产大国和债权国,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今年下滑到6%或以下,将会给本来已经相当疲软的世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网络部总监希安娜•坦布尔吉对媒体表示,在这五大风险中,中国经济的硬着陆的影响最为严重。她说:“这个结论是根据在过去12月里对民众和专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所做出的。我们在过去三次报告中一直在跟踪了解中国经济增长下降到6%以下的可能性。这次已经是第四次了。我们认为,对中国经济在今后6到12个月里出现硬着陆可能性的评估是符合各方面最新的情况变化的。硬着陆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世界银行2008年11月的最新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为7.5%左右,这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2008年第三季度的GDP增长9.0%,第一季度增长10.6%,第二季度增长10.1%。预计国家统计局将于下周公布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8年全年的GDP增幅。他说,根据2007年的全年日平均汇率,中国在2007年已经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中金公司:产能过剩通缩难逃

    针对最新发布的外贸数据,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预测,未来伴随企业降低原材料库存的过程逐渐接近尾声,进口增速将有所回升,使得贸易顺差面临下降压力。同时,本次外需放缓幅度及中国对于出口的依赖程度比过去更严重,未来出口增速仍将受外需恶化继续下滑,因此对产能过剩的消化形势将更为严峻,在此期间通缩难逃,企业利润也将受到打击。

下游订单缺乏 有色金属企业开工率严重不足

    中易贸资讯对33家锌冶炼企业的调研显示,去年12月份这33家锌冶炼企业的总产量为18.2万吨,总开工率仅为57.1%。各受访企业对2009年锌价的预期依然比较谨慎,大部分企业认为锌均价会在10000-11000元/吨,同时对于新扩建项目几乎都表示即使之前有计划也会适当延迟。铜管业开工率同比降31.8%。

    此外,易贸资讯还对18家铜管生产企业进行了调研,这18家企业的总产能为97.8万吨/年,折合月耗铜量为8.15万吨。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这18家铜管企业实际月精铜用量为2.82万吨左右,整体开工率仅为34.6%,较去年同期下降31.8%,较11月份下降12.6%,开工率继续走低。

    往年铜管企业备受关注的节前备货积极性也不高。接受调研的铜管生产企业中,55.6%的企业认为,下游订单不确定备货面临风险;44.4%的企业表示将适当备货,但决不会大量采购。这些铜管生产企业对2月份的订单预期稳中有降,对铜价走势仍以看空为主。而在去年12月份易贸资讯对23家主要铜冶炼厂进行的调研显示,2008年12月整体开工率只有67.6%,较11月份减少3.1%,属于2007年来除春节月份以来的最低开工率。

19家重点车企去年亏损可能性很大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3日表示,2008年前11个月,国内19家汽车工业重点企业(集团)累计实现利润总额仅656.28亿元人民币,同比出现了0.53%的下降,由于12月份车企普遍存在低价冲量的现象,预计19家重点企业集团全年利润为负的可能性很大。

    2007年,汽车行业为中国39个工业行业中利润增速最快的行业。2007年中国汽车销量增幅虽然从2006年的25.3%放缓至22%,但利润却增长了65%,利润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创5年新高,仅16家重点企业的利润就达到610.07亿元。2008年,全行业经济运行增速明显减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汽车行业11376家规模以上企业1-11月主要经济指针的统计显示,各主要经济指针虽保持增长,但均低于上年同期增速。

路透 :2009年中央预算安排赤字或将扩大至6500亿元

    根据积极财政政策的需要,以及地方财政收入下滑,2009年中央预算安排赤字或将扩大至6,500亿元人民币。报导称,根据发改委去年年底的测算,4万亿投资总额中明后两年需地方配套1.12万亿元,按去年四季度的水平估算,各级地方政府有能力承担的配套资金总计6,200亿元,资金缺口5,000亿元,发改委建议2009年的赤字规模可以安排为5,8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3,200亿元。

商务部:12月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较上年下降5.73%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姚坚周四称,中国2008年12月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FDI)较上年同期下降5.73%,但全年增长近24%。中国2008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923.9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3.58%。中国2007年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3.59%。姚坚称,去年中国非金融业在海外的投资增长63.6%,至406.5亿美元。他说,中国2008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升幅约为6%。

2008年全国海关税收超过9000亿元创下新高

    海关总署昨日发布的数字显示,2008年全国海关税收净入库9161.1亿元,比2007年多收1576.4亿元,同比增长20.8%。其中关税收入1770.0亿元,同比增长23.6%;进口环节税收入7391.1亿元,同比增长20.1%。完成全年海关税收计划8455亿元的108.35%。

    前三季度海关税收大幅增收,为全年税收增长奠定基础。第四季度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海关税收出现回落。据海关统计,2008年1至9月我国进口货物总值8930.7亿美元,增长29.0%,作为海关主要税源的一般贸易进口4557.9亿美元,增长47.3%。一般贸易进口在进口总值中所占比重近10年来首次超过50%,扩大了海关税基。在国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双重拉动下,海关主要税源商品进口均有较快增长,其中能矿产品增幅最大。

    去年国际市场原油、铁矿砂、有色金属和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一度大幅上涨,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均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价位。根据海关统计,去年前三季度初级产品进口价格指数各月均在130%以上,因能矿和农产品进口价格上涨带来海关税收增收约1000亿元。国家先后下调了大豆、猪肉、食用植物油和部分坚果的进口关税税率,积极鼓励进口,增加国内市场供应。2008年前三季度,豆类、肉类、食用植物油、水果及坚果食品等应税进口增幅达到80.0%,进口税收增幅为61.5%,增加海关税收128.7亿元。

证监会:沪深股市08年融资3396亿,75家企业发行上市

    昨日召开的2009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沪深股市2008年全年融资3396亿元,75家企业在境内发行上市,其中,中小企业69家,占新增上市公司的92%,有力支持了中小企业发展。截至去年底,中国上市公司总数达1625家,三季度末上市公司总资产46.7万亿元,累计实现营业收入8.3万亿元。

    去年共有30家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998亿元,占再融资总额的43%,是上年的2.43倍。丰富债券产品结构,研究推出可交换债券。支持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推出债券类产品。上市商业银行重返交易所债券市场取得新进展。截至去年11月底,中国106家证券公司总资产1.2万亿元,净资本3205亿元,管理客户资产4.26万亿元,累计净利润433亿元。全年89只基金完成募集,基金份额在弱市情况下仍比上年增长2819亿份。

2020年中国电力总投资需9万亿以上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教授范明天日前表示,到2020年电力总投资需9万亿以上;而近两年国家电网总投资将超过1.16万亿元。范明天指,我国电网正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还有较大发展前景。预计中国2006-2020年总售电量将达30万亿度,2020年的社会用电量目标为6万亿KWH,惟1KWH产生的GDP仅为6.6元人民币,与发达国家约20-40元相差很大。2020年装机容量预计为12.4亿KW,配电量预计将达到约49亿KW。2020年,我国高压配电网规模约为2005年3倍以上,中压配电网约为2005年4倍。

    范明天称,目前我国电网公司的资产总量已经过万亿元,“十一五”期间,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还将投资过万亿元用于电网建设,意味着现有的电网巨额资产很快将翻番。按平均数考虑,我国每KW装机成本约为6300元;到2020年输配电投资共需约4.6万亿元,到2020年电力总投资需9万亿以上。而2009-2010年国家电网已经确定新增5000亿元左右投资,总投资将超过1.16万亿元,但会分步骤实施。南方电网公司也将新增300亿元,总投资1459亿元。

煤炭工业协会:08年煤炭产量同比增长7.7%至27.16亿吨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煤炭产量完成27.16亿吨,同比增加1.93亿吨,或7.65%。刊登在国家煤炭工业网的数据并称,去年山西、内蒙古、陜西等八个省区煤炭产量超过亿吨,神华集团、中煤能源、大同煤矿等35家大型煤炭企业产量超过1,000万吨。

四大障碍影响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全球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14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发展服务外包业务潜力巨大。但是由于目前存在的行业过于分散、对外宣传不够、国内发包需求不足和缺乏人才四大障碍,使中国服务外包业务增长不如预期。报告参与者之一,麦肯锡全球董事彭壮壮对新华社记者说,全球每年潜在的服务外包规模高达5000亿美元,目前每年实现的金额仅为600亿美元。印度占了一半以上份额,中国所占份额不足10%。他预计,到2012年,全球服务外包规模可以超过160亿美元。如果中国届时希望成为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目的地,需要实现20%也就是300亿美元的规模。

韩双龙车厂陷危机 或酿中韩外交问题

    上海汽车控股的韩国双龙汽车13日表示,由于双龙已经进入“回生程序”(类似于美国的破产保护),旗下所有工厂都将暂停生产。此外,在得知双龙资产暂时被法院冻结,已经有供应商暂停供货。韩国双龙汽车工会成员13日围堵中国驻韩使馆,谴责大股东中国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窃取韩国汽车技术、违背当初投资协议”。有韩媒报道,双龙工会打算以技术被泄露为由向上汽集团索偿。分析指,若双方最终闹上法庭,将不仅是企业内部问题,甚至可能升级为中韩两国的外交问题。

    自双龙汽车1月9日决定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请“回生”流程以来,去年底便已初现端倪的双龙危机逐渐升级。韩国媒体的炒作已让这种情绪传到中国国内。不少中国汽车业界人士为上汽放弃双龙叫好,还有中国媒体13日称上汽与双龙是“一段错配的姻缘”。

    对于双龙工会指上汽曾承诺对双龙作出10亿美元的投资,上汽集团公关部负责人朱湘君13日作出否认,他表示,该公司入主双龙后,仅表示“双龙将遵循国际惯例,通过多种方式募集投资资金”。朱湘君说,指责“上汽偷韩国技术”更是无稽,因为韩方宣称遭剽窃的是混合动力柴油机技术,而上汽方面主要研发的是混合动力汽油机技术。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东航套期保值帐面损失高达62亿元,逾20家损手央企受查

    由于东航(0670)最新公布的航油套期保值帐面损失高达62亿元,国家审计署近日已派出调查小组进驻东航。还包括另外20多家从事金融衍生品投资的央企。

中建总公司等4企业涉国外腐败案遭世行封杀

    世界银行14日宣布,因牵涉到世行资助的菲律宾公路项目中的腐败行为,对包括4家中国公司在内的7家公司和一名个人进行制裁。这些公司将暂时或永久失去参与世行资助项目的投标资格。名列世行“黑名单”的4家中国企业分别是中国路桥集团(被禁8年),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下称“中建总公司”)、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被禁6年),及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被禁5年)。

    世行在裁决中同时注明,若这几家公司表现良好,几年后可以减少或终止制裁。此事源于2003年,世行下设的副行长级部门机构廉洁局(INT)经调查发现,一些公司在菲律宾全国道路改善和管理计划(NRIMP1)的项目投标中存在合约违规现象,投标人串通,造成不公平竞争,构成NRIMP1招标规则中规定的欺诈行为。

福布斯发布《2009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

    受金融海啸影响,内地富豪的消费观念正逐步改变。福布斯研究院15日发布了《2009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从旅游、投资、收藏等方面分析了富豪消费的转变。据悉,受访的345位资产千万以上内地富豪平均年消费是200万,其中年消费300万以上的富豪以男性为主。就花费数目而言,25%的富豪每年花费在100万以下,57%的富豪每年花费在100万—300万之间,达300万以上富豪占18%。

金融海啸下,以前热衷境外游的富豪,现在多选择国内游。据调查显示,选择境内游的内地富豪人数较去年上升35%。其中,云南和三亚是最受青睐的国内旅游目的地,其次是香港。其中,很多受访女富豪,都选择以购物天堂美誉的香港为旅游目的地。据调查显示,有一半受访富豪表示,要理性投资。金融资本市场上的大起大落,让富豪的理财投资从股票转移到了房地产,有34%的内地富豪选择投资房地产,比去年上升8%;而股票投资比例从33%急降到18%。

    另外,除自住房产外,内地豪客最喜欢购置的第二套房产位置和他们的所处地有关:浙江富豪倾向上海,广东富豪倾向香港,而东北和山西的富豪倾向北京。“盛世古董乱世金”。据调查显示,内地富豪去年的收藏习惯也改变了。当代艺术品不再是收藏首选,收藏人数比例由原来的36%减少到11%。而保值型的奢侈品如手表和珠宝仍是内地富豪收藏首选。

    另外,受访富豪最大消费是奢侈品,礼品消费紧随其后,孩子教育则排名第三。富豪们的地区喜好差异也很明显。最舍得购买奢侈品的是浙江富豪。传统型的东北富豪讲究面子,最爱购买礼品;北京富豪最愿意为孩子教育投资。

    (以上信息引自壹咨顾问编写的20090115日的《每日经营快报》,如您对资料有疑问或咨询订阅事宜,请致电:(010)68330329 88370082,电子邮箱:yizi-1zi@bbn.cn。)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2009-01-14 09:46:28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 09003 -- 短期国际资本仍在流出:对最新外汇储备数据的解读

短期国际资本仍在流出

——对最新外汇储备数据的解读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Jan. 14, 2008

zhangyuxuan@gmail.com

    根据中国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截止2008 年12 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7.3%。2008 年全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4178 亿美元,同比少增441 亿美元。2008 年10 月至12 月,外汇储备的月度增加额分别为-259、50 与613亿美元。10 月份与12 月份的外汇储备增加额差异显著。

    从贸易相关数据来看,10 至12 月的贸易顺差分别为352、401、390 亿美元,变动并不显著;从FDI 相关数据来看,10 至11 月的FDI 净流入分别为67、53 亿美元,12 月预计不会下降太多。因此,12 月份外汇储备猛增并非由贸易与直接投资造成的。

    假定12 月的FDI 净流入为40 亿美元,则10 月至12 月用“月度外汇储备增加额-贸易顺差-FDI”计算的短期资本流入分别为-678、-404 与183 亿美元,这说明短期资本从流出转为流入。然而从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面来看,中美利差进一步缩小、人民币短期贬值预期更加浓厚、中国经济下滑趋势变得更加显著、国际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依然在进行,上述因素均不能解释短期国际资本流向的逆转。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别的原因。根据汤森路透理柏的报告,QFIIA 股基金12 月底的总资产数值比11月底增加了1-2 个百分点。但这并不能作为QFII 基金抄底A 股市场的证据,12 月底QFIIA 股基金不到65 亿美元的总资产规模不仅对于A 股市场规模而言太小,对于12月的资本流动数据,65 亿美元的2%也微不足道。

    笔者认为,造成10 月份外汇储备增加额大幅下降与12 月份外汇储备增加额大幅上升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美元对欧元汇率大幅变动造成的估值效应。对此我们不妨简单计算一下。9 月底中国外汇储备约为1.91 万亿美元,假定其中70%为美元资产、20%为欧元资产。根据中国银行公布的汇率基准价折算,2008 年10 月1 日与10 月31 日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分别为1.4666 与1.2783。简单计算,由于欧元对美元贬值,导致10 月份外汇储备缩水490 亿美元。11 月底中国外汇储备约为1.88 万亿美元,假定美元资产与欧元资产的比重不变。根据中国银行公布的汇率基准价折算,2008 年12 月1 日与12 月31 日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分别为1.2659 与1.4133。简单计算,由于欧元对美元升值,导致12 月份外汇储备增值438 亿美元。

    如果扣除掉汇率变动造成的估值效应,则10 月份的外汇储备增加额为188 亿美元,外汇储备与贸易顺差与FDI 的差额为-231 亿美元;12 月份的外汇储备增加额为175 亿美元,外汇储备与贸易顺差与FDI 的差额为-255 亿美元。

    因此我们的两个结论是,第一,10 月份与12 月份外汇储备增加额的剧烈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元与欧元汇率变动带来的估值效应造成的;第二,如果扣除估值效应,我们发现,短期国际资本在2008 年第四季度是持续流出中国的,10 月份的规模比我们想象中的小得多,而12 月份的规模则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得多。

 

 

 

发件人:"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 www.mzcy.cn" <zx012300@gmail.com>  2009-01-10 18:17:26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www.mzcy.cn(20080110) 2009-1-8 岳健勇:走出“无技术工业化”的陷阱

2009年,将是中国房价雪崩元年

时寒冰

2009年1月16日

    任何违逆市场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维护高房价的措施都将失败,并遭到市场和经济规律的惩罚。个别开发商愚昧的不降价的宣言,乃是踏上寻死之路的告示——当然,那些嘴里喊着降价背地里比谁跑得都快降得都欢的开发商另当别论,他们只会害死那些相信房价只涨不跌神话的信徒。那些恨不能把那些常放大炮的地产大鳄当牌位供奉的信徒们,将被所谓真话包装的谎言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9年,将是房地产雪崩元年。

    下跌周期已经开始,任何狂妄和无知的抗拒大趋势的企图,都将被摧毁殆尽。与2007年底和2008年初的房价最高点时相比,2009年及以后的两年左右,房价(指住宅)的累计跌幅将在45%到85%之间(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将相应减去通胀指数),目前,个别地方一些楼盘的房价跌幅已经超过50%甚至60%(比如东莞的部分楼盘),下跌趋势还将延续。整体而言,带有稀缺性特征的房价跌幅,将小于具有更大替代性和缺少稀缺性特征的房价跌幅;优质地段的商业地产的跌幅,小于住宅跌幅。

    开发商永远学不了猪坚强。因为,其一,历史将证明,猪坚强只有一个,并且,是活在猪圈里的。其二,世界上所有的猪都是大眼睛双眼皮的,开发商自身的形象决定着,任何人都不可能达到猪的美貌和亲和力——相对开发商的形象而言。其三,世界上所有的猪都是低调的,那些即便口口声声要学猪坚强的开发商,也在满世界的跑着忽悠,高调得恨不能让全世界都听到他的高论,这种学习猪坚强的方式,不仅可能走火入魔,而且令全世界的猪蒙羞。由于民穷所导致的民众购买力的不足,使得次贷危机在中国直接演化成经济危机。试图通过维护高房价来化解经济危机的幻想,乃是对经济基本运行规律一无所知的愚昧表现。

    尽管笔者力主让房地产业自我挤压泡沫,但是,开发商及地方腐败官员,仍然主导出台了一个又一个的托市措施。当喧嚣过后,当危险的狰狞面目越来越清晰地裸露出来,市场的冷漠回应是响亮的耳光,托市者像被拔光了羽毛的鸡子,尴尬地把头埋入土里。随即,国务院下达了降价令。2008年12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根据市场变化和需求,主动采取措施,以合理的价格促进商品住房销售。中央显然已经开始认识到,高房价已经无药可救的现实。

    地方政府也开始修正态度。

    据报道,1月12日,“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市委副书记王安顺、副市长陈刚等人参加各团的分组审议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北京目前的房价问题。他们明确表示,政府不会为高价房托市……”维护高房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何托市措施都是徒劳的。一些理智的地方政府官员终于清醒过来。

    中国房价中巨大的泡沫,将在下跌中逐渐挤压。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炒房者构成的利益链条,将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断裂。当劫难到来,没有谁能够摆脱。那些主动降价者,乃是最聪明的智者,百步笑五十步的场景,将在未来出现。潜伏在中国房地产中的热钱,正在竭尽全力套现逃离。中等收入者因为股市消灭大半。高房价已成海市蜃楼。拯救中国房地产业的唯一途径是大幅度降价、挤压泡沫,这个靠掠夺和吞噬内需、危害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行业,因为对未来发展空间的过度透支,已经走到了尽头。
除了大幅度降价,没有谁能够拯救房地产业。

    2009年,中国房价雪崩元年。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2009-01-13 17:00:56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投稿

理解“赚钱”二字的经济学意义

——与银河证券左小蕾女士商榷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2009-1-12

  非常荣幸看到左小蕾就全民发钱扩大消费的建议发表意见。左小蕾认为良性循环是经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话的确不假。任何人都希望经济能够良性循环。但是,厂商以成本加利润来定价的这种操作方式,必然无法达到我们所期盼的“良性循环”。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的痼疾,是市场经济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借助于外部的力量进行干预。更加准确地说,目前中国的市场
经济是一个非均衡的系统,要维持这个系统的持续稳定运行,必须持续向其注入货币。

  前几年经济之所以能够维持高速增长,就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美元进入中国,充当了对中国这个经济实体持续注入货币的重要角色。虽然这种货币注入模式让我们损失了大量的实物财富,造成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不良后果,但却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2008年末,国际经济风云变幻,突然之间出口坍塌了,依靠吸纳美元注入货币的机制出现了问题。于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大面积破产、倒闭、歇业,大量民工失业提前返乡,目前危机仍在进一步恶化的过程中。左小蕾似乎认为目前的情况还不是很严重,但我觉得很不乐观。《社会蓝皮书》公布的调查失业率达到了9.4%,而曾湘泉说调查失业率已经达到24%。如果对目前的危机没有足够的认识,很可能会错失治理危机的最佳时机,从而使得危机扩大化。

  在左小蕾看来,财政赤字、印钞票是一件十恶不赦、严重违反道德的事情,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做的,也是不应该做的。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近年的国外文献指出,如果考虑储备的需要,则财政赤字、银行坏账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搞市场经济,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对企业主而言,赚钱是它的唯一目的,而生产只不过是赚钱的手段,如果资本市场利润丰厚,甚至可以不必从事任何生产活动,就直接赚钱去了。然而,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是以负债的形式发行的,任何人赚到了钱,就必然意味着另一个人要为它承担相等数量的负债,不断赚钱就意味着不断增加负债。这里面暗藏着极大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其他人的负债不能持续扩大,就会爆发经济危机。今天这场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就是因为美国消费者的债务规模无法持续扩大造成的。全球资本主义已经陷入一场“利润枯竭式”危机。

  中国要率先从这场危机中走出来,就要从制度上彻底解决印钞票、满足企业赚钱要求的问题。企业没钱赚,市场经济就搞不下去。左小蕾文中提到的方法及目前的降息等一些列措施,总的来说,仅仅是对经济体补充资本的措施,这些措施无法解决企业赚钱的问题(也就是利润来源的问题)。市场需要的是利润,而不是资本。利润(钱)是企业生产不出来的,生产仅仅是赚钱的一种手段。只要有利可图、有钱可赚,市场不缺资本。

  货币名目主义者认为,货币是国家的创造物,印钞票是国家与生俱来的特权。由于政府允许用它发行的货币来交税,因此,毫无价值的纸币才得以流通。由国家发行一种无需担保、不必支付利息、不必赎回的纯货币,是满足市场经济赚钱要求的最佳途径。在经济形式不景气时,由国家发行这种纯货币,扩大消费需求,等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如果出现通货膨胀,国家可以通过加大税收的办法,收回这些货币。由于人们储蓄金钱的本性,很多纯货币是不必收回的。这意味着国家可以获得一大笔的铸币税收益。

  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由于我们在医疗、养老、上学、就业等各方面的保障不健全,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储蓄一部分钱来应对自身的收入波动。目前的以负债形式发行货币的货币供应政策,根本就无法满足这部分货币需求——因为没有人愿意为别人负债、也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承担这么庞大的一笔债务!这部分需求也是对纯货币的需求,也对应着一笔巨大的铸币税收益。

  按照德国经济学家虎博教授的方法估算,我们每年在铸币税方面的损失就高达2万亿之多。本人分析,这项损失可能更多,大致高达4-5万亿之多。如此天文数字的铸币税损失,是流失了的社会财富。如果能够拣回其中一部分用于改善社会福利,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左小蕾把我们的建议说成是“让政府闭着眼睛给钱”也是不妥的。钱,对于企业或个人,是一件大事,要靠劳动挣来。但是,对于具有印钞特权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再也小不过的事情。老百姓并不吃钱。钱,仅仅是一种维持经济正常运转的工具。如果国家能用发钱的办法,把经济搞上去,把社会福利提上去,何乐而不为呢?发了钱,工厂就会开工、工人就会劳动,经济就运转起来了。让政府发钱的物质基础,是我们有过剩的生产力。现在出口萎缩,几乎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大量的产能过剩。这些过剩产能都是政府印钞的物质基础。

  我们建议的发钱措施,绝不仅仅是一次性的政策措施。我们认为,全民发钱应当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因为,赚钱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哪天企业不想赚钱了,发钱的政策也就可以停止了。只要企业想要利润、老板想赚钱,就要不断发钱,就具有不断发钱的微观基础。

  主流经济学并不研究赚钱,也不知道赚钱是怎么回事。但是,现实的经济学,要首先从理解“赚钱”二字的经济学意义上开始入门。

附件:左小蕾:“发钱”不能形成良性循环

  良性循环是经济发展的最佳状态,当消费这一环节出现问题的时候,提出发放消费券成了最直接的修复循环系统的办法,可这也正是很多人争论的焦点。 
  “消费券政策是一次性的短期效应,没有后续的投资和资金,不能形成消费——投资——生产——收入——再消费的循环,不能达到刺激经济恢复正常增长的目标。”左小蕾认为。在经济低迷、民间投资明显下降、经济增长缺乏持续动力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以刺激消费增长为目的、人人有份的消费券,可能使经济增长缺乏民间推动力,因而成为竭泽而渔的一次性短期经济行为。
  “我们还没有到那种地步,中国还有调控空间。”左小蕾说,“我们很多人都老想着政府闭着眼睛给发钱,这种思想是很不好的,而且发消费券都是一次性的效应。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并没有恶化到必须超常规扩大财政赤字,靠印钞票来发放消费券维持经济运行。”
  虽然受全球经济衰退影响,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呈下滑态势,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风险也存在。但中国经济并没有处于所谓“流动性陷阱”的困境,货币政策还有调控空间;特别是前几年经济增长增强了国力,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只要政策更有效率地使用财政资源,比如说有效利用4万亿元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而不是排斥民间投资;大力启动农村消费、改善城市消费结构;稳定一般消费品出口,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在有序恢复正常运行的同时,开始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

    据《中国产经新闻报》

 

 


发件人:"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 www.mzcy.cn" <zx012300@gmail.com>  2009-01-10 18:17:26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www.mzcy.cn(20080110) 2009-1-8 岳健勇:走出“无技术工业化”的陷阱

  提要】 ① 几年前中国已开始发生经济危机。累积至今,通过制造业的萧条、地产股市泡沫的破灭、通货膨胀、大规模失业等形式全面表现出来。 ② 中国发生的实体经济危机,表明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低下,因而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实际上不仅超过当年的日本,也远远超过今天的美国。 ③ 中国加入全球化、实行激进的经济自由化的后果是堕入了“无技术工业化”的陷阱。没有制造业的现代化即工业化,中国无法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中国可以利用当前西方市场信心极度脆弱,寄希望于中国为其脆弱的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以及中国大笔订单挽救其不景气的高技术产业之际,要求就中国入世条款重新谈判,争取彻底废除不利于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全部规定,摆脱“无技术工业化”的困境。

走出“无技术工业化”的陷阱

岳健勇

22009年1月1日

    两年多以前,西方有学者预言,下轮金融危机将发生在发达国家,并很快会扩展为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理由是,金融自由化创造出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工具并引起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必将大大超出政府的监管能力,从而可能因某个时点金融产品投资的失败而引发大范围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证实了这一判断。

    的确,金融自由化使得在英美模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虚拟经济财富积累要远远高于实体经济,从而使现代资本主义越来越朝着赌博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方向演化。迄今,美国金融危机已波及大多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信心崩溃,西方国家政府推出种种金融拯救方案,暂时稳定了金融局势;但严重的金融危机迫使企业开始陆续大规模裁员,从而打击了消费者信心,日本和德国率先宣布进入经济衰退。在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经济危机已波及实体经济,进口需求明显下降。12月初,美国正式宣布进入经济衰退。外部需求的大幅下降使中国外向型经济面临巨大压力。

与美日不同的是,中国发生的是实体经济危机

    国内有观点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困难是由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但笔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的直接冲击有限。因为国内金融衍生业务刚刚起步,衍生品种类少、业务复杂程度低;国内银行业对国际金融衍生品的认识有限,海外投资规模很小,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遭受的损失不大,因而没有造成国内银行业重大危机和信贷能力下降。国内信贷收缩是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果,与国际金融危机并无关联。信贷紧缩使国内中小企业贷款更加艰难,很多企业资金链断裂,经营发生极大困难。与此同时,从2007年年初以来,中国出口产品因质量问题屡遭国际抵制,给国内制造业造成严重后果。可以说,虽然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某些不利影响,却不是当前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

    美国此次发生的经济危机是虚拟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因金融业损失惨重受到一定影响,但实力犹在。部分企业面临破产重组,主要是因为管理不当和经营成本过高而导致竞争力下降。然而,就实体经济整体而言,美国仍然保持了最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其宏观经济稳定性和综合竞争力依然居世界前列。因此,当前的金融危机无论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危机产生的国际后果上,与1929年的大萧条均不可同日而语。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起源于金融危机,而后蔓延到实体产业,最终酿成全面经济大萧条,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危机。而这次经济危机发生的范围有限,而且,有关国家出于对历史教训的记取,不会再采取以邻为壑的国家主义经济方针,而是通过现有的国际机制加强合作,共同克服经济困难,如不久前在华盛顿结束的G20首脑会议,就重申了共同捍卫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原则。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经济危机的实质是实体经济危机,即制造业危机。其实在几年前,中国已开始发生经济危机,累积至今,通过制造业的萧条、地产股市泡沫的破灭、通货膨胀、大规模失业等形式全面表现出来。造成中国制造业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利润极低、几乎无利可图的低技术制造业无法承受人民币升值和通胀造成的刚性成本压力。

    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危机的起源与1980年代末的日本存在相似之处,即都是因本币升值而引起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所致。日本作为高度工业化国家,其制造业有足够的手段化解日元升值带来的成本压力,即所谓的“产业空心化”。日本产业能够大举对外投资的基础是拥有一流的制造业技术,因而,日本并没有出现制造业大批破产的情况,而是借助日元升值积累了庞大的海外资产。

    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制造业大多从事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生产,严重缺乏创新能力,其唯一的竞争优势就是劳动力的廉价。从事低技术生产的中国制造业对外不具备议价能力,对内则对成本变动异常敏感;过低的利润空间使制造业无力投入资金进行研发,实现产业升级,以平衡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因而根本不具备“走出去”的能力,除了倒闭就只有迁移到成本相对低廉的中西部地区。

    日本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发生的经济危机表现为金融地产的泡沫,制造业丝毫未受影响。日本能够在泡沫破灭后承受10余年经济衰退的基础,就在于强大的实体经济,即现代化的制造业。而中国经济泡沫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制造业的危机有关,郎咸平对此有精辟的分析。中国发生的实体经济危机,表明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低下,因而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实际上不仅超过当年的日本,也远远超过今天的美国。

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致“中国制造”堕入无技术工业化陷阱

    中国之所以出现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情况,而具有虚拟经济泡沫和制造业危机并存的全面经济危机的特征,其根源在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经济改革中发展模式的错位。作为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全力追求经济增长,却忽视了最核心的发展问题——工业化。在经济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尚存巨大差距的时候,为实现经济增长这一压倒性的政治目标,在发达国家的压力和诱导下,中国采取了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方针,对贸易和投资实施大规模开放。中国经济的全球化造就了外资全面的竞争优势,导致本国产业完全被挤压到价值链低端,只能发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从事低技术生产,因而无法进行资本和技术积累实现产业升级,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

    韩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人均年收入不足100美元,甚至比当时的许多非洲国家还要贫穷,但韩国通过国家主导工业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化,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经历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迄今工业化仍进展缓慢,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大多不能掌握,只能依赖进口——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程度,更多是由外资产业而非本国产业来体现。虽然中国对外贸易连年顺差,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中国本国产业的高技术进出口却持续逆差。

     因此,加入全球化、实行激进的经济自由化的后果是——导致中国堕入了“无技术工业化”(technologyless industrialization)的陷阱。“无技术工业化”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经济对外资和海外出口市场的双重依赖,这必然加剧中国经济的弱质化和结构扭曲。笼罩在无技术工业化阴影下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就是中国的生态和资源过度透支,就业危机愈演愈烈,追求自由贸易的热情屡遭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嘲弄。无技术工业化,恰恰是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方式实现工业化的逻辑后果,反映出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刺激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通过经济自由化的国际制度框架,阻碍中国制造业的现代化。无技术工业化所产生的后果一目了然——被全球化的国际制度框架牢牢锁定在国际分工最底层的中国,无论维持多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始终无法实现技术赶超——在世界经济中,中国充其量只是制造业装配大国,却绝成不了制造业强国。

    中国制造业的严重危机表明,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迄今已释放殆尽,无技术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的拐点已经出现。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是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只是与中国经济增长临界点的出现在时间上巧合而已。 那么,中国经济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和政策部门的应对思路,其实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内打转,无论是为“市场换技术”的失败巧言掩饰,还是就事论事地谈论如何扶持中小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云云。这些说辞对于解决中国经济危机完全是隔靴搔痒——因为当前的实体经济危机是源于中国经济结构自身的脆弱、以及全球化对中国脆弱经济结构的制度性强化。

    当然,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中国自身,这可以追溯到中国体制上的固有弊端。如果不努力改革国家体制,建立真正有利于本国产业自主创新的机制和氛围,如果不正视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化造成的制度性遏制,而继续不计代价、一味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的经济危机只会愈演愈烈。

克服当前经济危机,必须重新构建中国发展模式

    事实上,当前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从本质上讲纯属治标性应急措施,而非根本性的战略调整。1930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新政,是在通货紧缩的形势下通过增加公共投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促进社会就业和消费的宏观经济干预措施。这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方针尽管对症下药,但真正导致美国完全走出经济大萧条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战时需求。中国在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持续的通货紧缩,虽然中国政府通过政治强制动员勉强实现了8%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很低,因而世人普遍感觉到的不是经济的繁荣而是萧条。中国政府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在3年多时间里投下数万亿元用于公共工程建设以拉动内需,却并无显著成效。

    真正扭转经济颓势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时伴随着以放松银根为标志的货币政策的全面宽松。这是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正面效应,也是不少人不假思索拥抱全球化的原因所在。但此前的中国经济不振,无论从逻辑上还是经验上,都不能简单归结为经济的不够开放,否则,既不能解释日/韩或更早时期的美/德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无全球化之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out globalization)的成功,更不能解释今天中国经济的困境。因此可以说,全球化一度缓解了中国经济的困境,却造成今日中国经济更大的困难。

    笔者认为,中国政府现今出台的庞大经济刺激方案,其实并不触及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其长期效果如何,是值得怀疑的。笔者以为,如今的中国经济既然已到拐点,则亟需战略性方案以适应变局。扩张性财政政策通常适合在通货紧缩状态下实施,如果不能有效带动民间投资,投资公共工程对于解决社会就业作用则十分有限。而通货膨胀恰恰不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在此情况下,放松银根、增加政府支出,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从而使下游制造业面临更大生存压力。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有趋向滞胀的危险。中国政府为了维持经济持续增长以应付愈益呈现爆炸性局面的社会就业危机,不惜放弃反通胀目标,也恰恰说明了目前的经济危机已经发展到危及社会稳定的严重程度,为此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

    4万亿元的刺激方案,确实在国际上引起了震动。但西方国家为之欢欣鼓舞的原因在于——中国庞大的公共工程建设,将为这些国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带来机会,从而拉动西方经济的复兴。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的落后。而此前,中国表示愿与美国共渡难关,其动机实际上还是为了最终推动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扩大向美国市场的出口——这些措施,实际上仍然是在沿袭“无技术工业化”的发展思路。

    中国无论在地理、人口规模,还是在既有的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上,都是大国,这在国际政治经济上与小国存在本质的差别。这差别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外交上大有可为——利用自身“大国规模”的先天优势,争取最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无论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中国的制造业危机,均从不同方面显露出经济全球化神话的破产。

    人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反思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对其长期利益的损害;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经济全球化程度是最高的,彼此间贸易和投资几乎完全开放,其前提在于两大经济体的经济技术实力相当,但各自在关键的高技术领域仍对本国产业不遗余力加以扶持:如欧盟对空中客车的倾力支持,就屡屡被美国指控为不公平竞争,但欧盟置之不理。又如韩国和台湾(地区),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所遵循的并不是自由市场原则和比较优势的逻辑,而是依靠政府对市场的有效指引和驾驭——这与华盛顿共识所鼓吹的放弃政府干预,由市场自动实现均衡的原则是完全相悖的。美国尽管不喜欢韩国和台湾(地区)这些反自由主义的做法,却出于冷战的现实予以默认。因此,把台湾等新兴经济体实现工业化说成是“比较优势战略”的胜利,不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

    对中国而言,没有制造业的现代化,即工业化,中国无法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国内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各省,在此次空前严峻的经济危机中,深受产业落后之累,实现产业升级的愿望也最为强烈。但问题是,如果不通过政府外交改变阻碍中国产业现代化,亦即“无技术工业化”的全球化国际制度环境,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对本国制造业统一实施富有远见的产业指引,而仅凭地方政府一地之力,无论其付出何等努力都将注定是徒劳的。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假如把产业升级仅仅理解为继续在传统“招商引资”的基础上引入所谓高技术的外资企业,而不是倾力于培养提高本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则是对产业升级和工业化的极大误解,也将导致中国工业化方针的战略性调整丧失宝贵时机。因此,要克服当前的经济危机,必须重新构建中国的发展模式,首先必须摆脱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化的制度性制约。这在当前的形势下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中国可以利用当前西方市场信心极度脆弱,寄希望于中国为其脆弱的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以及中国大笔订单挽救其不景气的高技术产业(如尖端机械设备)之际,要求就中国入世条款重新谈判,争取彻底废除不利于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全部规定,特别是作为中国入世主要附加议定书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暂停实施《政府采购协议》(GPA),迫使西方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取消特别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措施,等等。同时,中国应积极发挥大国作用,在世贸组织多边谈判中主动设置日程,提出恢复原关贸总协定(GATT)因照顾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特别设立的“特别差别待遇”(SDT)。

    中国这样的主张,不但不会破坏全球市场,反而有利于世界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这样的做法既出自中国自身利益,也顺应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必将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外交的成功也将为国内体制改革创造条件,由此构建真正有利于中国文明进步和经济现代化的新型发展战略。


 

 

发件人:"hemaochun" <hemaochun@263.net> 2009-01-12 11:55:11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感谢, 各位亲友,近日网上有些误读本人1月2日杭州讲话。周六的《南华早报》和今天的《环球时报》已公开发表讲话原稿要点恢复本意。谢谢关心。何茂春

对金融危机不必过分悲观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经济外交研究中心联合研究金融危机处理课题组副组长 何茂春

2009年1月2日

不一定是“百年未遇的金融海啸”

    这次由金融制度缺陷而产生、由次贷诱发的金融危机,迟早要来,早来或许比晚来的损失更小。有人认为,这是“百年未遇的金融海啸”,意即超过1929年经济危机的破坏力。这种说法暂时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定论。1929年的危机与当下危机有许多不可比性:一是来势不一样;二是深度暂时不一样;三是危机引发地美国的影响力、破坏力、控制力、协调力、恢复力不一样;四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包括中国)的作用不一样;五是国际组织的干预力不一样;六是各国合作态度不一样;七是贸易战引发军事战争的规模也不一样。因此,学术界多数认为,这只是1945年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中国可能是受冲击较小和较早走出危机的国家之一。

对中国受灾企业影响不一

    全球化时代下的这场危机,任何经济体都难独善其身。对中国受灾不同的企业来说,大约有六种不同的影响:一类是极少数国际化水平高、资金雄厚的大企业。对这些极少数企业来说,危机只有利没有弊。个别幸运企业,或许还有妙不可言的商机。它们先可抄底企业股权,后可抄底资源物资。国内国外皆有机会,成为这次危机的极少数幸运儿。二类是可以通过合纵连横才能形成有综合竞争力的企业。它们有一定扩张力,但实力有限,靠联盟才能形成合力。但在纵横捭阖中变数很多,是否能成为胜家也很难预料。三类是靠收缩战线才能苟活的企业。中小企业多病缠身,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也难生存。但一些企业可以断尾、断腕而自保,把原来的四面出击变成集中优势兵力应对。四类是靠改变生存方式而存活的企业。有的行业可以生存,但这个行业的弱势企业无法生存。勉强支撑会耗尽元气,有适当机会,这些企业可以转行。在动物世界,野牛是否可以活下来不一定非要战胜狮子,跑得比别的牛快就行。五类企业是可以不改行,但可以坚持一段再决定方向的企业。这类可采取“冬眠”而不必候迁的方式熬过危机,压缩规模,坚守待变。六类企业是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企业,应考虑如何被人兼并收购、安乐歇业的问题。企业家不一定总有企业,歇业前要合法打发利益关系人和员工,合法停业。

2009,中国企业转危为机的对策 

    没人能精确预测这次可能是“U”字型的危机将延续多久。但是,各国的拯救行动也并非全部是无效行动。奥巴马的“新政”即将出台,人们可以期待,不必过分悲观。就2009年企业转危为机的对策,笔者有如下“五本”看法:

    “质本”。以质为本,不给竞争对手以技术壁垒的口实,不仅是竞争的需要,也是安全的需要。当今国际市场上一流企业卖质量标准。国际公共标准、专业标准、公平竞争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等应是企业的常抓不懈的工作。

    “形本”,即商标、宣传、广告、知名度和信誉度战略。中国企业要有国际化的商标标识,如有必要,需要在各类“商标国际化”的注意事项下尽快到境外注册。到目前为止,境外非法注册中国使用在先的商标不下十万。通过司法诉讼讨要回来的不超过十个!

    “资本”,即扩大规模。这次金融危机使得外国资本对中国市场增加了投资信心。中国企业国际融资的渠道也会扩大。一些中小企业的出路之一是,尽量把自己变为不再是“中小企业”。

    “知本”。当前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侵犯问题,既有中国企业侵害外国的,更有外国企业侵害我国的。入世过渡期结束后,国际知识产权争端不断上升。对此,中国企业要量力而行地合理创新。

    “人本”。“以人为本”不能只是企业口号,而要变为企业对员工权利、尊严和劳动报酬等具体的制度当中,长期指望劳动法、环保法不严格执行而苟活的企业最终是要吃大亏的。

    总之,中国各类企业面对危机要高度重视但不必悲观。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有得有失,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有利有弊。得失不可等同于利弊。融入全球化是任何经济体几乎没有选择的选择。我们只能适应全球化,全球化不能适应我们。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经济外交研究中心联合研究金融危机处理课题组副组长。本文是作者2009年1月2日在杭州某次会议的演讲稿,经本人同意后文章有删节。)

 

中国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对策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经济外交研究中心联合研究金融危机处理课题组副组长 何茂春

2009年1月2日

    这次由金融制度缺陷而产生、由次贷诱发的金融危机,迟早要来,早来或许比晚来的损失更小。这次危机学术界多数认为这是1945年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所以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挑战。有人认为是“百年未遇的金融海啸”,意即超过1929的破坏力,暂时似乎还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定论。

    1929年的危机与当下危机有下列不可比性:一、来势不一样;二、深度暂时不一样;三、危机引发地美国的影响力、破坏力、控制力、协调力、恢复力不一样;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包括中国)的作用不一样;五、国际组织的干预力不一样;六、各国合作态度不一样;七、贸易战引发军事战争的规模也不一样……

    这场危机对各国都有巨大冲击,对中国同样有巨大冲击。全球化时代,任何经济体都难独善其身。不过,中国所遇到的负面影响,短期看来虽然不如其他大经济体那么多。但从长期发展来看,如果没有更加合理的金融预警机制和经济法制保障,未来更大的危机可能来自我国这个潜在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大国。尤其是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后,逐步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已是大势所趋,我国金融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潜在风险在加大。 

    1929世界经济危机实际上在二战结束后才彻底结束,美国在危机初是经济超级大国,危机中美国不断自我完善危机结束后成为政治超级大国。这次危机美国可能改变其近年来的一些金融痼疾。这次金融危机给美国和其他金融大国的警示和教训有很多,对融入全球化后的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对避免将来更多更大危机,有一定积极的意义。

    这次危机对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影响有所不同。对政府来说,前三十年的经验不能全部用于未来,但坚持金融主权的方向不能变,坚持经济法制与民主改革的方向不能变。

    对中国受灾不同的企业来说,就有六种不同的影响:

    一类是极少数国际化水平高、资金雄厚的大企业。对这些极少数企业来说,危机只有利没有弊。个别幸运企业,或有妙不可言的商机。它们先可抄底企业股权,后可抄底资源物资,国内国外皆有机会,成为这次危机的极少数幸运儿。中国和外国都有这样幸运的少数企业。但是,大有打的难,企业发展有起有伏,日本一些企业在美抄底的教训应当汲取。且下次危机是否同样幸运,看其是否不断进取。

    二类是可以通过合纵连横才能形成有综合竞争力的企业。它们有一定扩张力,但实力有限,靠联盟才能形成合力。但在纵横捭阖中变数很多,是否能成为胜家也很难预料。

    三类是靠收缩战线才能苟活的企业。中小企业多病缠身,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也难生存。但一些企业可以断尾、断腕而自保,把原来的四面出击变成集中优势兵力应对。

    四类是靠改变生存方式而存活的企业。有的行业可以生存,但这个行业的弱势企业无法生存。勉强支撑会耗尽元气。有适当机会,可以转行。在自然的动物世界,野牛是否可以活下来不一定非要战胜狮子,跑得比别的牛快就行。

    五类企业是可以不改行,但可以坚持一段再决定方向的企业。这类可采取“冬眠”而不必候迁的方式熬过危机,压缩规模,坚守待变。

    六类企业是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如何被人兼并收购、安乐歇业的企业。企业家不一定总有企业,企业消失前要合法打发利益关系人和员工,合法停业,自己抽身休息学习、到跨国公司和大企业就业,部分或全部接收他人并购,也是很好的过渡。

    没人能精确预测这次可能是“U”字型的危机将延续多久,从2008年亚欧峰会、G20峰会、APEC峰会等国际联合战胜危机的协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希望。各国的拯救行动也并非全部是无效行动。奥巴马的“新政”即将出台,人们可以期待,不必过分悲观。

    经济危机使中国企业面临更加残酷的国际化竞争。2009年中国多数企业不仅发展困难,且国际贸易摩擦会不断增加,中国制造的产品在这次危机的后续贸易战中将举步维艰。我对企业转危为机的对策有如下“五本”看法供参考:

    ——“质本”。以质为本,不给竞争对手以技术壁垒的口实,不仅是竞争的需要,也是安全的需要。当今国际市场上一流企业卖质量标准,我国企业海尔、远大等均有卖质量标准经验。可是,我国许多企业并无质量意识、认证意识和国际化质量战略。每年大量的被退货的产品使很多中小企业极为艰难。国际公共标准、专业标准、公平竞争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等应是企业的常抓不懈的工作。

    ——“形本”,即商标、宣传、广告、知名度和信誉度战略。首先要有国际化的商标标识,如有必要需到境外注册,不可迟疑。到目前为止,境外非法注册我使用在先的商标不下十万。通过司法诉讼讨要回来的不过十个!商标国际化应注意几点:一是不可简单用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我们读起来顺,他国人读起来不一定顺。笔者的名字用汉语拼音外国人读起来就有些拗口,而且He字读起来引起歧义:他!二是不能伤害他国民族尊严和宗教禁忌;三是要多咨询国际人士的意见;四是不能触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红线;五是不必哗众取宠、故作奇形怪状。

    ——“资本”,即扩大规模。企业扩张有专业化扩张和多元化扩张等。规模在多数情况下与企业安全成正比。这次金融危机使得外国资本对中国市场增加了投资信心。资本的“嫌贫爱富”和喜欢逃避风险的“天性”可能会使外资对中国的“四万亿”效应增加“搭便车”兴趣。金融服务业的全面开放和这场危机使中国企业利用外资的可能性加大。企业国际融资的渠道也会扩大。中国受危机打击的程度相对较少也会相对有利于外资来华和中国企业海外融资。一些中小企业的出路之一是尽量把自己变为不再是“中小企业”。

    ——“知本”。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产权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以,一要看好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当前侵害知识产权在我国既有我国企业侵害外国的,更有外国企业侵害我国的,还有外国企业在我国侵害其他外国的,也有我国企业在海内外侵害其他我国企业的。入世过渡期结束后国际知识产权争端不断上升,外国乘机刁难我国政府甚至告上国际法庭。二要量力而行地合理创新。

    ——“人本”。多哈谈判近期可能重启。如果顺利结束,其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的新规则会对我国中小企业提出严重挑战。所以,“以人为本”不能只是企业口号,而要变为企业对员工权利、尊严和劳动报酬等具体的制度当中,长期指望劳动法、环保法的不严格执行而苟活的企业终究是要吃亏的。

    金融危机对各国、各行业、各社会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中国可能是受冲击较小和较早走出危机的国家之一。保持信心不只是口号。中国的拯救经济的实力和潜力暂时位居前列,各国对中国多有期待。

融入经济全球化,有得有失,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有利有弊。没有入世七年来给中国年均11%的经济增长率,现在战胜危机的官方、企业、民间的积累与储备就无从谈起。另外,在全球化的今天,不融入全球化何来一利,反之何来一弊?故得失不可等同于利弊。融入全球化是任何经济体几乎没有选择的选择。我们只能适应全球化,全球化不能适应我们。

   (根据作者2009年1月2日讲话记录整理,有删节,经本人同意。)

 

和谐社会要有建和谐媒体

——“人咬狗才叫新闻”有感

何茂春

 2009.1.6于台北

    媒界流行: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那也得分人。二十年前我在布达佩斯见一老汉在布达山上遛狗,狗穿着花衣服,不一会儿,狗跑,老汉拽,绳子和狗衣服搅在狗脖子上越缠越紧,老汉用手解不开,情急之下,只好用牙去给狗解绳子,不小心咬疼了狗脖子,狗大叫,老汉乐。我据此写了一篇“狗咬人”的精彩见闻,先后投了十次稿,居然无人愿意发表!郁闷。  

    如今俺没说过的活也被人炒,俺知道,俺快“出名”了。和谐社会要建和谐媒体。近闻某名人又将记者踢伤,记者告名人,名人想赔款私了,记者不干。又告。名人坐牢,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报复记者。感叹之余发表愚见如下。

    本人不是名人,但当过记者,深知媒体这个舞台,啥角色都需要它来演戏,舞台当然也需要演员。媒体靠什么为生?羊毛出在羊身上呗。 我的老师魏艾戏说媒体属于“制造业”。细想还真是!这是什么产品都能制造的产业链!透明度提高,开放文化市场,媒体行业市场准入门槛放低,竞争异常激烈。当年许多媒体呼吁扩大开放,现在媒体多如牛毛了,媒体自己傻了吧。虽说三百六十行多半是能管媒体的婆婆,但媒体变“坏”, 原因主要不在婆婆,是其他姐妹媒体逼的——这叫竞争。

    现在笔者既不是名人,也不是记者,只是一名普通老师。但也差点几次被媒体打造成了“名人”。说来有趣,供大家一乐。

    一次被采访,一记者朋友问:“您走了这么多地方,您觉得我们广东女人怎样?”我自以为聪明,说:“广东女人好哇,有很多可取之处!”当夜网站头条新闻是:“清华名嘴何茂春教授认为广东女人最可娶!”全国除了广东,几乎所有外省的女性回帖骂我“没眼力”。江浙女性回帖:“何教授吃不到葡萄说荔枝甜!”广东人回帖更来劲:“这教授不知检阅了多少本省女性才得出这一结论!”令人哭笑不得!

    当老师不易,有时一连要讲五天课。谁五天之内如果不讲错一句,那他就不是人。讲错了没关系,回头纠正就是了。可是如果被台下记者朋友幽默一把,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一次,讲中日可成为 “东亚合作的轴心”,因为那一段时间老批判布什的“邪恶的轴心论”,脑子里一直在批判布什的话,此时竟把这中日两个伟大的国家也说成是“邪恶的轴心”,台下哄笑,我立即纠正。不料台下实习记者当晚将口误搬上网,被我及时发现,请求撤掉了。

    有人认为记者不可以断章取义。笔者不以为然。笔者当记者时,就知道媒体空间十分狭窄,文章必须精炼,到总编处更要精炼。哪词哪句更重要?观众读者是上帝,编者是天使,讲话人只能多担待一点。谁要你长篇大论一大堆。我当年当记者时可能也干过把别人的话移花接木、断章取义、但无伤大雅的勾当。今天被人偶尔无伤大雅的作弄,只好会心一笑。理解万岁!一次讲到专制时我用太监做例,不料有文章说我用太监例子讲女权。啼笑皆非。提醒读者观众,很多“名人名言”是“制造业”制造出来的,跟“名人”、“名嘴”没关系。 

    最近本人又差一点当了一回大“名人”。几天前一次论坛主办方疏失,把本人的头衔“联合研究金融危机处理课题组副组长”误写成“联合国金融危机处理课题组副组长”!我的职称连升十级!有朋友又把本人关于金融危机的后果十分严重但也有极少数中国企业获得妙不可言的扩张机遇讲话压缩得几乎成了“何茂春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妙不可言”这一句“标题炸弹”。另有朋友还把这篇讲话归入“著名人士雷人言论盘点”,引来网上惊声一片。更郁闷的是有朋友还支持我这根本不存在的“高论”!只好翻出讲稿提纲,供网友重新批判。

    有人请媒体帮忙出名难,可是有人想不当名人也难。有的名人没出名先给自己弄点绯闻,成名后又想让媒体报喜不报忧,哪儿能那么随心!媒体让人一夜成名,也让人痛不欲生。媒体“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自古亦然。媒体捧红了阮玲玉,也逼死了她。 

    这就是信息时代,媒体是一扇舞台,一串工厂,一堆名利场,一排绞肉机。现代社会,人离开媒体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有人说“珍惜生命,远离媒体”,笔者未敢苟同。

    笑话曰:一次法国人说法国能把牛变成罐头,美国人不服输,说美国能把罐头变回成牛。去年有一位名人朋友吹牛说:“我能把你从普通人打造成名人。”我更能吹,说:“这叫什么本事!我能把你这个名人打造成成普通人!”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媒体,和谐万岁。

  
 

 

发件人:"binstormrice" <desertstorm7788@hotmail.com> 2009-01-12 10:45:03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统一社保体制,实现社会和谐

将公务员退休保障纳入社保

——两会期间献给国家领导人建议

广州 刘卫敏

    中国社保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养老体系的双轨制造成的。中国社保最根本的问题是,从一开始它就没打算成为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而只是为被排除出由国家财政支付费用的养老体系的那些人做的政策性安排。开始是适用于国企职工,后来扩大到那些从来没有机会被纳入国家养老体系的其他人群。而决定这个体系的规则和命运的则是自身利益与社保体系并无直接关系的官员。

   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就业人员绝大多数是国营企业职工。他们工资很低,但相当有保障。从其中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在职和退休人员的公费医疗(基本全额)和退休金(不低于退休时工资的70%)来看,国企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样,工资-福利体系是由国家来统一经管,费用由? 普旱#ㄎ颐遣环两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国企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革,如以厂长、经理责任制为代表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等,国家实际上把对原国企职工的福利责任推给了企业。九十年代实行“政企分开”,尤其“行政划拨、资产重组”过程中导致政策性失误,国企的问题突出起来,造成很多企业和职工失去保障,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国企承受的社会成本和人力成本过高的问题。也就是说,国企无法按照原来的标准供养包括退休职工在内的职工,也没有财力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只好默许“各村出自己的高招”。一时间,提前退休、内退、下岗、待岗甚至还有轮流上岗五花八门,尤其是一些国企集中的老工业基地,与国企职工有关的社会问题十分严重。直到今天,一些地方政府最头痛的还是和前国企职工有关的问题。

    在国企业职工举步维艰时候,党政机关公务员却一枝独秀,2008年的中国,全国公务员普遍加薪,各大城市平均上调一千二百元,尤其金融风暴来临,公务员加薪美其名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而企业职工就得减薪、下岗,农民工就得失业回家?可以说是荒唐绝伦!公务员成为了中国最稳定最富有的高收入群体,而企业职工近几年在经历了政企分开、行政划拨、分流、下岗、轮岗、失业、退养等一系列“改革”新名词的摆布之后,被随意宰割。公务员享受终身制待遇,退休后将由国家直接负责退休金的领取。而在职工人退休后的退休金则美其名曰由社会保障机构负责。公务员根本就不用考虑自己的工作是否得到公民的认可,他们既是政策制定者、也是实施者,任凭市场经济急风暴雨,都影响不了公务员队伍, 因为他们在体制内,一个萝卜一个坑,无论调到什么部门都带着体制内的特权。目前在大城市党政机关的公务员队伍,混十来年就自然晋升为科级、二十年后自然晋升为处级,或者享受相应待遇,而且还享有惠及全家的公费医疗,个别大单位设有价廉物美的公共食堂、幼儿园、甚至医院门诊、疗养院等等等等。

    在这种局面下,尽管社保体系缓解了社会矛盾,但也使企业更大规模的裁员成为可能。虽然首先被纳入社保体系的是国企,但随着社会生活的需要,在许多地方社保体系基本上覆盖到各种经济体中的就业者和待业人员。这个体系是由国家兴办的,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政策,省级政府有关部门制定补充政策和具体核定标准,县级政府主办,用收到现就业者和雇主缴纳的资金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收入不敷支出时由政府(首先是县级)财政补贴。这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保系统,只是各个地方自成体系的社保。

    社保体制从建立开始就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这个问题的由来是在国家财政统一负担体制下,企业并不能通过提留建立起职工的退休与医疗基金,所以,退休职工进入社保体系时没有带来任何资金。也就是说,社保是从“空转”开始。前些年“两会”上还有人提出填补这个资金缺口的问题。但现在这种声音越来越弱,甚至在200 7年财政超收一万亿的情况下也没有听说拿出钱来填这个缺口。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决定这个体系政策和命运的人本身的命运却与该社保系统无关。因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始终处在国家财政负担体系之中。这种地位和立场的不同就决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政府官员认为,是在给老百姓做好事,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恩赐”,无法理解老百姓为什么不感恩戴德。老 百姓,尤其是国企老职工则认为,原来大家都给国家打工,现在你们把我们甩了!其实医疗体系的改革难以见效也是同样的病根。

    这样的制度安排,虽然中央和省级政府可以避免直接面对关于社保难缠的问题,但钱毕竟要地方出,政策执行上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首先是放任国企,后来又被地方政府绑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省属国营农场,90年代就不参加省农垦系统社保统筹,只在当地给干部和事业编制人员上社保。不按国? 夜娑ǜ诵葜肮し⑼诵萁穑吭轮桓氖嘣巴搜选保槐ㄏ魏我搅品选?/SPAN>2003年,退休职工已有5000多人,职工退休生活实在难以为继,遂集体上访。恰好劳社部等下发了国营农垦企业全部纳入社保的通知。2004年省里下文把这个农场交给所在县级市属地管理,但省财政没有给任何补贴,还拒绝了市级财政免除向省里上缴社保统筹款的要求。该市遂自说自话,规定这批退休职工永远享受低保待遇。他们现在的待遇相当于比他们晚一些(有的真正只差1、2天)退休工友养老金的四分 之一左右。但无论向哪一级反映,都是被转回市里解决。他们实际上已成为市政府手中的“人质”,上级如果出面解决问题,就不可能只让市级承担省级欠下的陈年旧账。

    社保体系存在许多问题,从技术层面几乎无法解决。决策者应该痛下决心,制定一个把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纳入社保体系的时间表。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社保系统都是针对所有人。公务员另有一个财政负担的福利系统是“中国特色”,但很难说是“社会主义”。代表人民不是靠宣传? 湍鼙蝗嗣袢峡傻模砣嗣癖匦牒腿嗣裢士啵不寄选?/SPAN>继续保持养老、医疗方面的双轨制甚至多轨制,只会形成政府收入首先保障的是官员们利益的印象。

    在现在的体制下,中央政府的注意力除了建立全国范围的社保转移制度,更应该抓社保法规政策的统一。社保中各级政府都有一定权力制定一些规范性文件。对其中与上级规定不符的文件,利害关系人虽然可以在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时随带提出审查,但行政复议管辖决定了基本上是复议自己的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还没有建立,可以先将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社保、医保方面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作为试点推出。决策者应该知道,如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国家的统一就没有基础,听任下级政府与自己规定不符的抽象行政行为合法化,中央政府就会越来越没有权威。

    我们经常说,党政干部是人们的公仆,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但现实生活中,为什么那么多人放着好好的主人不做,却千方百计争当仆人呢?显然这里有很多大的误区!不由得让人们深思:一个自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现实却是:谁都不愿意当工人、农民!工人、农民成了受剥削群体,可想而知,这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还是先进文化的代表?

    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必须平衡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为此,我们提出三个建议.(1) 将公务员的工资收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统一标准,不能让有权者的自肥式分配再继续下去,公务员提升工资必须得到人大常委会的讨论批准(还有一个问题:人大常委会的干部也是公务员,给公务员加工资也是既得利益者,如何解决?)(2) 既然建立了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体系,就应当覆盖全社会,党政机关公务员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他们也应加入社会统筹养老保险体系,交纳养老保险费。不能游离于体系外,既不交费,还要享受特权。中央政府有责任组织专门机构进行研究,通盘考虑,建立一套公开、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方案:对公务员、以及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分配制度进行规范、统筹;(3) 认真重视数千万自费参加社会统筹的自由职业者的养老金过低的问题,他们也是纳税人,他们自我谋生、自己创业,自费参加了社会养老统筹体系,同样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1-09 11:13:0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8年度年终总结报告 Subject: FW: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8年度年终总结报告

幽默一下

人生最高境界

     拿沙特工资,住英国房子,用瑞典手机,戴瑞士手表,娶韩国女人,包日本二奶,做泰国按摩,开德国轿车,坐美国飞机,喝法国红酒,吃澳洲海鲜,抽古巴雪茄,穿意大利皮鞋,玩西班牙女郎,看奥地利歌剧,买俄罗斯别墅,雇菲律宾女佣,配以色列保镖,洗土耳其桑拿,当中国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度年终总结报告

【年度开篇语】 1.2008年什么都不正常,只有中国足球正常。

【一月】 2.如果这都不算爱,那我宁愿卖白菜(南方雪灾时某男冰雪天独自步行200公里找女友,后来女友却提出分手)

【二月】 3.房事无巨细,此事必躬亲( 艳照门事件)

【三月】 4.执子之手,将子拉走(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拘)

【四月】 5.“沪市!!沪市!!我是深市!!我方伤亡惨重!!几乎全军覆没!!你方损失如何?!”“深市!!深市!!我是沪市!!我军已全部阵亡!!这是录音,不用回复!”(股灾)

    6.对前途要看得乐观些,对人心要看得悲观些(广州谭静坠楼事件)

【五月】 7.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汶川地震)

【六月】 8.时间是最好的老师,但遗憾的是――最后他把所有的学生都弄死了(贵州瓮安的“俯卧撑”悬疑)

【七月】 9.如果你看到面前的阴影,别怕,那是因为你的背后有阳光(杨佳)

【八月】 10.胸有艳词千千阙,不及汪伦送我碟(北京奥运会)

【九月】 12.都是中国人,不必讲素质(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

【十月】 13.英雄不问出处,流氓不看岁数(哈尔滨6警察与大学生事件)

        14.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留下一句拜拜(温州杨湘洪书记滞留法国不归)

【十一月】 15.脱了衣服我是禽兽,穿上衣服我是衣冠禽兽(正厅级海事局书记林嘉祥)

    16.为何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装逼装得深沉(阿扁被拷后狱中写诗)

    17.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世卫组织颁发给中国代表的“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我们的代表很郁闷)

【十二月】

    18.狱友都是我的球迷,他们给我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上海申花队员毛剑卿,从看守所出来后沾沾自喜的对记者炫耀)

    19.问世间谁最淫荡,直叫我当仁不让(贱男倪震)

    20.有的人死了,但她永远活在人们的硬盘中(伟大的爱情动作片国际巨星饭岛爱去世)

    21.莫装逼,装逼遭雷劈(南京周久耕局长因人肉出天价香烟线索被免职)

    22.与其唏嘘,不如嘘嘘(中国海军出击索马里打海盗)。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1-13 09:16:46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征求意见稿,盼修改 施晓渝

经济危机是发展硬道理的必然恶果

施晓渝

    我们的共产党穷得只剩下了钱?读了革命老人李成瑞有关重振马列的呐喊,我深有感触。一个社会的基本组织,经济实体,不管是马列毛也好,文明礼教也好,甚至家室宗亲也好,总得有个道德规范,国家不能开口闭口小康社会,举手投足GDP。广东的发展靠的是全国政策倾移,浙江在文革结束时几无工业底子却能迎头超前,其中家事宗亲的行为规范作用不小。我国在毛时代本来有党在基层的好传统,能起道德规范的作用,仅管其间也有化公为私的种种弊病需要改造,但不知怎的,却在给婴儿洗澡倒水时把婴儿也倒掉了,现在的社会基本组织经济实体成了一个抓钱捞钱赚钱挣钱的相当于亚黑社会化的群体,黑道白道红道黄道都来成了老板的口头禅。我国一直沿张五常那思想在发展,政府是专政加公司,把人搞在在压力下,艰难维持温饱的状态,人疲于为生活奔命时,才能最努力的生产,社会才能最大的创造财富,社会的经济发展最快。群兽竞食于丛林,终有天谴的日子,经济危机来到我国,就是对我国这三十年的发展模式的惩罚。

    经济危机是发展硬道理的必然恶果,这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运用马列基本原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关健,一定不要空喊口号,一定要结合现实,随时拿新情况说事,如现在拿经济危机说事,利用好这次经济危机的机会。如果左派不利用这次经济危机来猛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的资改路线,那么经济危机一过,左派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望大家集思广益写好这篇文章。左派要取得社会的主导权就必利用现实问题,充分深刻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以理服人。

    把马克思对原始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应用起来批评当今中国现实的经济社会完全合适,左派为何就不做这方面的工作呢?所以说空喊毛主席万岁误事。这次我国的经济危机分明就是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指出的,各自为阵的私有化,只顾眼前利益的投机式竞争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恶果,为什么没有左派朝这个方向说事呢?物欲横流,私利至上,升官发财与昧着道德相苟且,权钱膨胀与吞食良心比翼齐飞,视企业的产出为追逐利润的最高目标,不惜剥夺工人的累积福利而强行国企私有化,把经济增长建立在GDP,投资拉动,光鲜工程,政绩需求,乃至国内的炒作(如房市股市)和国外市场的泡沫基础上,99年至07年的增长是靠一,美国等的超前透支消费,二,国外被胀大了的消费(即一人本三套衣服就够了,但因中国的东西超便宜,他就买十套二十套)。靠滥用环境,透支资源和血汗工厂等的私有无序恶性竞争,低端产品的出口导向,炒作经济等几个发动机,投机式拼命地扩大再生产而忽视公平的分配,工农的绝对贫困化,造成物资相对过剩,生产出来的东西太多而卖不出去,产品像纸片一样飞出却带来的是贫困和失业。只管开拓开发市场而不考虑培育市场,只顾敲骨吸髓地赚钱而不顾工农的生存条件,把工农,劳动力的再生产压制到难以为继,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合理有效需求被强力的抑制,最终市场萎缩,失业大军产生,经济危机暴发,萧条长期笼照。仅管有人认为经济危机属正常现象,但人们在经济危机中的痛苦却非词语能掩盖,可以说质疑马克思不是犯讳,但质疑人们都想过好日子的愿望,可算是犯讳了吧?

    89年以来,中央一直靠扩大生产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今天中国经济危机的到来,正在质疑这一点。我或许人在变老,我常怀念三中全会后79年-85年的日子,那时人们虽穷点但欣欣向上,总觉前途光明在召唤,人们有无限的力,前面有巨大的奔头,而现在人人都迫不得已的在关心政治,而当人人都把政治和自己的前途结合在一起思考的时候,当政治张开了翅膀从社会底层的棚户区飞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当共产党穷得只剩下钱的时侯,社会是不是已压抑到了极致而批判的时代来临了?自上而下打开政治的阀门是民主,而自下而上打开政治的阀门那就是反抗,至少是反抗前的舆论准备。这一切难道不能令当局深思?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01-14 11:12:04 +0800收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评茅于轼:这样没有教养,是可哀的

中国的耕地保护不能没有红线

海外学者  朱学渊

         如果我们可以通过粮食来计算十八亿亩耕地,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算一算全国要生产多少牙膏、多少鞋子,那你就搞计划经济得了。  ----茅于轼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上,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发布
了三项研究结论:一、现代中国,基本上不会发生粮食安全问题;二、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没有必然关系;三、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观点一出,引起激烈争论。

    在‘耕地红线’的问题上,我是不同意于轼先生意见的,首先,我以为他的思想中有一个误区,即是把‘不缺粮食’和‘不缺土地’等同看待了。说粮食是‘可再生的’,那是必须有土地才能再生的;而土地则是‘不可再生的’,浇了水泥盖了房子,就不能种粮食了,于轼先生说到了这一点,但是更重要的是人口还在增长,土地却不会下崽崽的。因此有一条红线比没有一条红线要好。

其二,‘市场决定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并不是‘市场决定’的,而是‘权力决定’的,如果土地还给农民,而他们大都是怕官的,官要他们卖田,他们是不敢不卖的。因此,党中央决定暂缓‘土地使用权流动’是基于对政治腐败的长期性的估计,在党中央实行政治改革以前,我们或许应该拥护它的某些权宜之计。

    不久前,香港《凤凰卫视》有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女主播,访问了一个很牛气很牛气的干部,此人原籍山东,主政宁夏,貌似厚道,却自诩外号‘陈八道’,说自己如何如何有魄力在宁夏建造了一条八道宽的高速路,我在电视机屏幕上见那条路宽大无边,一望无际,但那瞬间(可能不是高峰时段)只有一辆汽车在上面缓行。

    我们不妨估算一下,如果这条路是一百公里长,一百公尺宽,那就用了一千万平方米的地,也就是一万五千亩的良田(一市亩面积六十方丈,等于666.6平方米),‘陈八道’是用一万五千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换取他‘一辆车行一条路’的政绩的。因此,中国农民现在正在和形形色色的陈八道、王八道争土地,而党中央很希望能够约束‘各八道’的权力,但又必须依靠他们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伟大政治遗产,尽管政治遗产高于土地,但是也有‘边际效应’,因此设下了一道任何‘八道’不能逾越的红线‘十八亿亩’……这或许也是于轼先生没有看到的党中央的苦心孤旨。

    中华民族自古是个无理性思维的群体,但是自从升起了‘红太阳’,执政党里的湖南人又常常在庐山上‘操娘’,于是一个原本无理性民族又斯文扫地,这六十年的‘沉渣泛起’,中国生出了十亿个小毛泽东,造就了今天这个很粗鄙的格局,请于轼先生不要生气。

 

附文:

 

发件人:"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 www.mzcy.cn" <zx012300@gmail.com>  2009-01-10 18:17:26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www.mzcy.cn(20080110) 2009-1-8 岳健勇:走出“无技术工业化”的陷阱

茅于轼的“山寨版”精神:自称“经济学界的胡适”

云淡水暖

2009-1-10

    “南方”们有一个优点,就是善于炒作话题人物,管它香臭,有动静就要炒,这很有传媒商业化的特质,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本期《南方人物周刊》又炒了一位“人物”,就是经常“语不惊死人不休”的茅于轼,最近茅于轼很“热门”,缘起茅于轼自己的“事业单位”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了一个《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该“课题”有三大“发明”:一、现代中国,基本上不会发生粮食安全问题;二、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没有必然关系;三、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特别是第三大“发明”,此言一出,众人哗然,据说在所谓“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的粮食问题专家因愤怒拂袖而去。网络舆论更是一片热烈,90%以上是驳斥声,当然,还夹杂了有失文明的骂声,好不热闹。

    应该说,喜欢到处游说、不甘寂寞的茅于轼成功的策划了一出闹剧,动静大,曝光率高,《南方人物周刊》当然也实时跟进,做了一个专访“茅于轼回应耕地红线言论争议:骂人者可哀”,《南方人物周刊》找“骂人”作为由头,似乎想先茅于轼为抢占一个“道德高地”,然后居高临下地说“骂人者可哀”。茅于轼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架势,已经端了30年了,可怜的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网络平台活跃,平民话语日见锐利的今日,茅于轼还放不下身段,如果90%以上的发言者都不同意你的说法(包括骂),那是不是应该找一下原因,是自己说错了呢,还是“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如果是后者,就更应该反省一下,“真理”被你说出来却多数人在“骂”,是不是自己的说话语言、方法有问题?是应该“哀”别人,还是应该“哀”自己。

    其实,号称“《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这么一个大话题,从《南方人物周刊》的访谈内容来看,茅于轼们做“课题”是很没有学术素养的。比如:

    记者问【有人批评你们的报告太粗糙,不够严谨,包括同意您这一观点的人士。比如,吴向宏说,您这个研究,实际上立场已经预设了,即“自由市场最有效率,政府干预必须取消”,而研究工作反而粗放了。您怎么看?】

   【茅于轼:不错,是这样的。我们首先看到了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我们再研究有关这一政策的方方面面。对研究的批评,我们接受,一个研究可以做得浅,也可以做得很深入,看你有多少资源。】

    茅于轼还没有“研究”,就已经“首先看到了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那么,茅于轼怎么一口咬定“看到了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的呢,草民想起了茅于轼指中央政府关于保护耕地红线的决策是“拍脑袋”,那么,不做预先的研究,就咬定“保护耕地红线是错误的”,不也是“拍脑袋”吗?茅于轼为什么要用“拍脑袋”的方式作出一个事关中国粮食安全和耕地安全的结论来呢,草民以为是巴普洛夫原理定义的“条件反射”所致。

    茅于轼在访谈中告白【我是自由派,没问题,但中国改革成功全靠自由派。中国改革的成功,当然自由派也有失败的地方,但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自由派主导的。】,而“自由派”最反感的就是“干预”,“自由”就是老子天下第一,谁“干预”都不行,划定保护耕地红线,就是对“自由”的大不敬,就要首先“拍脑袋”反对了再说。就像对一个看不顺眼的人,先定了罪名,再找找据来证明此人“活该”,用这样的模式做“课题”,还有什么学术价值?

    但草民最关心的是,茅于轼的“经济学家”的头衔,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凭什么依据,给了茅于轼一个“经济学家”的称谓,如果是“山寨版”的,那也还将就了,但是,茅于轼自己偏要说自己是“主流”,因为他是“自由派主导”的队伍中的一员。草民有一次与几个正在学经济的大学生聊天,问“你们认为茅于轼是经济学家吗?”,异口同声地答“不是!”

    但是,关于茅于轼的“经济学背景”,在一些主流媒体上被说得神乎其神,最常见的是叫做“著名微观经济学家”,“南方”们每次拿茅于轼做文章的时候,大都是用这一称谓。而《人民画报》2007年的一期中发表的访谈更为吓人,标题就叫做“茅于轼:‘经济学界的胡适’”,而且是茅于轼自己说的。引述如下

   【他的“头衔”很多。有人说,他是经济学界的鲁迅;有人说,他是中国的亚当•斯密;也有人说,他是带有浪漫主义思想色彩的经济学家。他却微笑着告诉我,“经济学界的胡适,可能更贴切些吧。”】

    胡适是何许人也,在学术界,公认其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方面具有颇为深厚的学术研究历练和成就,胡适著作等身,曾经担任过北大校长,政治因素不谈,胡适也可算是其涉及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了。那么,茅于轼自比胡适,根据何在呢?《人物》杂志2004年发表过一篇署名“张帆”的报道“茅于轼 十年风雨天则人生”,其中说“1979年,他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独自推导出非线性规划方面的‘择优分配原理’。‘择优分配原理’是经济学的支柱性原理之一,用茅老的话说就是‘经济学的脊梁骨’,因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茅老的这个原理直接解决的也正是资源配置问题,所以等于说,茅老用自己推导出的这个原理把经济学重新又改造了一遍。”,不知道这位张先生凭什么“等于说”?而同时,为了证明茅于轼的学术高度成就,又说“197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特罗维奇因提出了线性规划的‘择优分配原理’曾被授予过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前苏联是搞计划经济的,把计划经济经济学家的学术成果,与自称“自由派”的茅于轼的“自学成材”结果类比,岂不是侮辱了茅于轼?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学界,对这个所谓的“1985年,他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部被称为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的骇人听闻的结论,有何证据呢?按照茅于轼在自己的博客中的说法【我认为,主流经济学就是自亚当•斯密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后来不断继承发展,又有了很多大家。非主流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学里已经是主流经济学的天下了。】

    那么,按图索骥,看自称“主流”的、而且“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经济学界的胡适”,在“主流经济学的天下”中有何位置罢。在当今大学的微观经济学教材和参考书中,初级阶段一般为:曼昆《经济学原理》、萨缪尔森《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国内高鸿业、历以宁、宋承先、梁小民、朱锡庆、尹伯成、司春林等所变的教材…;中级阶段一般为:哈耶克的、莫瑞斯的《管理经济学》、平狄克《微观经济学》、曼斯非尔特《微观经济学》、范里安《〈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高级阶段一般为:平新乔《微观经济学18讲》、张定胜《高级微观经济学》、蒋殿春《高级微观经济学》、武康平《高级微观经济学》、andrew.mas-colell Green《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 theory》…

    瞧瞧,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学者林林种种的著述中,竟然看不到茅于轼的那本《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大概是大学生、研究生们的老师“有眼无珠”,连“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这样宏伟的东西都看不见。既然如是,“经济学界的胡适”又从何说起?茅于轼可真敢说。

 

 

发件人:"qfdongjian" <qfdongjian@163.com>  2009-01-16 09:10:12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L_C_cc:标题:仲老师,董键来访
 

中国教育新规划:两个前途的抉择

——有感于《规划纲要》征集意见的发布

山东曲阜师范学院 副教授 董键

    最近,教育部高调向社会宣布,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即将问世之际,向全社会征集意见,以表明教育部在制定教育规划和政策方面进步了,民主了。从公布的教育部为此准备的情况来看,这次的阵势还挺大,几乎动员了所有相关的部委、部门和领域,几乎请遍了所有的专家。后来,又在新华网上进行了六次网谈,以进一步解释《规划纲要》的理念、目的和实施方法。中国教育报等媒体发表祝贺文章,以帮助造势。现在,专家们的研究方案以及来自社会的建议将陆续送到规划部门的手里,包括我本人就给他们发去了三点建议。我相信,很多人肯定对这次教育规划充满期待的,大胆的建议和设想肯定也会提出来,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上积累的弊端太多、太深了,教育界和社会公众对改革目前的教育体制、教学方法以及就业制度翘首以盼,其热切程度一点也不比文革末期的程度差。这个时候,改革的对象是谁,按公众的标准来看,应当是很清楚的。

    然而,无论是从发表的温家宝总理的文章,还是教育部公布的那些让人看了眼睛就发绿的指导原则来看,都没有涉及教育管理体制问题,没有涉及导致目前教育上问题成堆的那些该负责任的人的问题。相反,我却看到了两点不祥的征兆:一个是说教师不会教学,因而改革的对象将指向教师;二是说《规划纲要》要立足于30年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要在《纲要》里把成绩讲足了,然后在此基础上做点小的修补就行了。从名称《规划纲要》而不是《改革方略》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包括教育改革,实际上已经停止,权力者的根基已经牢固,今后,只要按他们的好恶与感觉节奏“细水长流”地发布一些调节的政策就行了,至于社会上怎样地灾难深重,那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情绪。

    如果说,教师当中的确有一些人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差,不适合做教师,或者需要提高和改进;如果说,高等教育的水平确实很低,因而需要提高,那么,这都不是一天两天能见效果的,从过去十多年的“教育大跃进”实践来看,更不能再通过一次新的大跃进来纠正。所以,当务之急是总结改革30年来的教训,所谓的“成绩”先放在一边,因为教育部造出的世界第一的高等教育规模的数字,跟GDP数字一样,其中包含了多少水分、多少心酸、多少成本,这些都还没有计算哪。在此时刻,是很需要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深刻检讨,或者换上一帮新人,用新的思维来引领教育的发展。新的思维不是要新的折腾,而是要用一个普通公民的正常过日子的思维,来为中国教育顺利发展奠定一个制度框架。

    然而,这个最普通的愿望看起来却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至少在这次规划纲要里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教师,都还要在艰难的日子里苦熬下去。

    为什么?因为主宰教育的,其实是权力,或者说,就是掌权的人,只要没有触动他们的权力和地位,想通过他们自觉地站在普通人的地位和利益的角度来制定政策,那几乎等于幻想。教育问题,跟经济问题一样,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表现。在教育界,那些利益圈里的人,经常讲的一句话是:知识是有价值的,应当尊重知识,知识改变命运。如果公众还有一点思维能力的话,他们就会指出这句话并非是真理,甚至并非人道(希特勒从人种上区分人的优劣,教育上从学历高低区分人的优劣)。就看看现在毕业即失业的学生们吧,看看那些因学致贫的家庭吧,再看看社会机会不公和分配不公的现实吧,谁还能相信这套说辞呢?连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都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人类还要追求公平和公正的话,那么,它们不存在于知识和技术中,它们根本上存在于政治安排和政治权力之中。这一点,对于一贯害怕老百姓“讲政治”的权力者来讲,他们很可能就象龙永图说美国国会阻止中国公司并购美国石油公司是一个错误而中国不能在汇源果汁的并购上犯美国人的错误一样,也会说克鲁格曼在胡说八道。回到教育问题上来,导致教育不公、教育内部效率低下、教育没有带来幸福反而带来痛苦,等等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教育政治上生态失衡”,不纠正这个失衡,什么花样的举措都不会带来“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现在看来,中国教育新规划只有一种前途,就是按照目前教育管理者的惯性思维往前冲,就是继续做大“盘子”,继续将老百姓的血汗钱砸进这个没有效率的“无底洞”。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他们并没有“国家主义至上”的情结,也不想制造什么“崛起的伟业”和流芳百世的政绩,他们最想过轻松悠闲的日子,不要过的太艰难。因此,强迫国人都有学习的习惯,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花样翻新的知识中度过,这是人道的吗?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吗?这样的前景,谁又不心存恐惧呢?强迫学习的负担在学生那里就已经很重了,还要把所有的国民都包括进来,这就是代表教育界利益的一帮人能想出来的一个办法,就好像铁道部大力制造“买票难”的新闻,然后以此向国家要钱搞铁路一样。

    在我看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区别于目前的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在工业化社会里,资本强迫劳动,制造生存危机,加剧社会竞争,结果是导致对地球资源的无度开发与挥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应该是纠正这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发展适度技术,为人类的“基本需要”的满足而生产,不是过度生产,不是去纵容人的贪欲。人在基本需要方面的变化不大,因此,生产和消费的变化也不大,这就不需要人穷其一生的精力去学习花样翻新的东西,除非是个人兴趣。猴子只要学会攀爬,学会辨别几种可吃的食物,就能满足一辈子的需要,其余的时间就是嬉戏玩耍,尽享生命的快乐。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没有必要“全民皆学”,没有必要非要争个世界第一的大学生和博士生人数,否则,中国老百姓的教育投入和教育负担就太大了,而且也不会在人均教育投入上超过美国。如果说,中国存在着与美国的生存竞争,存在着国家的安全威胁,那也不需要“全民皆学”,因为只要一部分人掌握了制造“撒手锏”的技术即可,其他人提供支持并安享和平悠闲的生活。这就好像军队是需要的,但并不需要人人都当兵,人人都会使用武器。要求人们终身学习,制造各种学历,把人的学习年限无限延长,都是基于一个前提:就是生活人为地被改变、被加快了,人成了人的“催命鬼”。现代的人,在跨越了“温饱线”之后,就失去了目标,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在技术的支持下,什么花样的日子都想过,还名其曰“这是我的自由”。其实,这只能持续一个短暂的时间,就好像地球上恐龙的繁盛一样。人类的这些非分之想,已经大大超过了地球资源的承受能力,也大大超过了其他生命合理存在所能够承受的压迫极限,地球生态已经失衡。所以,生活的帐不是教育管理部门那样算的。中国古代有个“田忌赛马”的故事,是说竞赛要讲究策略,不能太直白地硬拼。中国的教育水平要超过美国,只需要在“局部人均投入上”赶上或超过美国,而不需要全面地超过美国。这样做的前提是:那些享受了“局部人均投入上”赶上或超过美国的国民,需要有国家意识,要对这个国家忠诚,对人民负责,愿意用自己的努力学习与研究,换得其他国民的幸福生活。否则,这些人要是搞起特权来,或者有点本事就往美国跑,可就麻烦了,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时候,教育管理部门打着教育公平的幌子,全面铺开教育摊子,这个国家就被骗上了“教育竞赛”的轨道。

    由此可见,存在着两个教育前途,一个是按照旧的工业化道路继续惯性冲击的前途,一个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义来修正生活方式与国家竞赛策略的前途。现在看来,后一种前途很渺茫,因为权力者的思维还局限在“以量取胜”而不是“以质取胜”,在解决国内矛盾方面,除了“做大蛋糕”以外,已经没有其他感召力和说服力了。而中国,还能做多大的蛋糕呢?改革30年了,一场经济危机袭来,企业倒闭,失业如潮,社会矛盾骤然上升。有人主张按人发钱,有人马上说会加剧通货膨胀,其实已经通胀的很厉害了,不就是因为实在的财富太少而泡沫太多了吗?光看票子增长不管用,美国人就是被票子拖进危机的。还是那句话,“玩虚的,终究会玩不下去”。这句话送给《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定者,也是很恰当不过的。

 

 

发件人:"xiacizi" <xiacizi@126.com>  2009-01-04 00:01:3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公民建言,

实行社会化共同投资发展社会交通模式

破解交通收费站的经济发展瓶颈难题

武汉市民 夏绍春

    我用湖北省作为例子进行说明,其他地区和全国同样可以用我的建议方案进行验证和预算!请李鸿忠省长参阅。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湖北省当前的交通运输领域已经成为全省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相当严重的制约了湖北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成为了一大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无处不在的公路收费站的收费也加重了社会企业交通物流成本和公民的交通出行费用,而且越来越高,已经成为了中部崛起的一大难题,所以解决这个难题也就是当务之急。

    整个湖北省现在共有公路收费站在1994年最多时130个,由于撤销合并在2007年底还有103个,其中“8+1”武汉市城市圈有39个公路收费站(武汉市7个、孝感市5个、黄冈市13个,鄂州市2个、黄石市1个、咸宁市3个、天门市3个、仙桃市3个、潜江市2个)。由于我们原来的社会公共交通建设采用的是“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模式,到现在全湖北省所有公路收费站的银行贷款债务共有825亿,(其中普通公路收费站银行债务是220亿),每年仅银行利息就达到60亿,“8+1”武汉市城市圈的公路建设银行债务是95亿,由于债务负担沉重,致使全湖北省的公路收费站收入不能抵支付利息,偿还贷款十分困难,就更谈不上偿还贷款本金了,在这种形势下,可以说是湖北省公路建设和交通运输领域的金融危机和发展危机。

    我们的社会交通就在这些公路收费站的经济危机中,成为了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成为了我们湖北省中部崛起的瓶颈,使得武汉市城市圈的交通一体化难以实现,使得社会企业的物流成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费用(社会生活成本)大大提高,运费和票价就居高不下了。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反应强烈,也是社会物价难以有效降低的重要因素,也严重制约了我们湖北省的社会经济发展,从而湖北省的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

    据我的调查了解:从荆门市五三农场的武汉市共有4个公路收费站,长途客车一个每天来回,共要缴纳过路费200元,每个月是6000元,每年72000元,这都是运营成本要加到票价中,使160公里的客运票价55元,按照大概的测算,票价中有六分之一是公路收费费用。这也成为了公路客运票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也是企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我们湖北省和武汉市城市圈也曾经试点用政府回收公路收费站的办法来破解交通瓶颈难题,由于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根本就无法承担这样沉重的公路贷款债务,使得撤销湖北省和武汉市城市圈公路收费站的行动迟迟难以付诸实施,成为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难题。而我们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和创新社会公路建设的投资体制、机制和社会融资模式,就完全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个难题!也就是在社会交通建设领域建立社会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共同监管、共同享受的机制和模式。

    用社会公众股份制和社会共同所有制的体制、机制与社会融资建设的模式来化解当前的公路建设的贷款危机,把“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公路建设模式和政府回收的模式变革为社会共同投资回收的模式,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实现混合所有制投资社会公共交通建设,来一次性偿还以前陈旧的模式下产生的公路建设的债务,把社会公共交通变革为全社会的共同产业和共同的交通事业,从而破解交通运输行业的运行困难,破解社会物流成本和社会生活民生出行成本居高不下的难题,破解交通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党中央“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的和谐社会建设战略方针在社会交通建设领域的具体实现。这也是具体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实践党中央提出的鼓励和引导社会民间资本进入社会公共事业建设领域的创新之路。也是完全破解这一个社会经济发展难题和民生难题的创新之路和必由之路。

    具体的建议方案如下:

    我们根本就不用另外筹集社会交通建设的共同保障基金,可以用《社会教育共同保障基金》和《社会医疗卫生共同保障基金》(如何筹集这两项基金我已经在前面的具体建议方案中详细的加以说明了。)来全社会共同投资社会交通建设领域,就湖北省而言,这两项社会共同保障基金可以筹集7000-8000亿,我们只用七分之一就可以一次性解决当前的全湖北省的825亿(包括8+1武汉市城市圈的95亿银行贷款,)的银行贷款的难以偿还的难题,实现湖北省公路交通领域的社会共同所有制和社会公众股份制,从而可以把湖北省内的所有公路收费站全部撤销,实现社会交通运输的无障碍通行,也就完全解决了当前社会企业物流费用和社会公众交通出行费用居高不下的社会经济发展难题和民生难题。

    而且是把社会交通领域变成了社会教育和社会医疗卫生社会共同事业的可靠收益增长点,每年用6%的社会交通收益也就是60亿来返还到社会教育和社会医疗卫生的建设和发展中去,保障社会教育共同事业和社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运行,实现了社会共同服务事业的集约型可持续发展。

    这个60亿的社会共同事业收益完全可以用现在实行的武汉市道路通行年费的办法征收,也可以用正在准备实行的燃油税的办法征收。起到了社会公共事业的统筹兼顾、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也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是我们武汉市8+1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综合配套改革的综合性试验。

    至于现有公路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的难以安置的难题,则改变目前的买断方式,让他们去从事公路建设和公路养护、维护工作,从而加快社会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也可以让他们继续在他们所十分熟悉的领域里发挥他们应用的积极作用,实现了以人为本,而不是让他们离开这个行业自谋生路!

    这只是改变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投资机制和创新社会化融资模式,也就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和创新,实现了从分散型、粗放型发展到全社会节约型、集约型发展。其社会综合效益是不可估量的。

    我们现在湖北省和"8+1”武汉市城市圈是全国的“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党中央赋予的先行试验的权利、也是党中央赋予我们先行探索的责任和义务。

    在交通领域的具体解决方案通过我们全社会共同改进、补充、完善、提高后,提交给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后,再进行具体的实施就不是自行其是,而是合理、合法的了。关键是我们解放思想要从解放社会经济思想开始,从社会投资领域的探索和创新起步,从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实践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入手,我们的政府把全社会的人力、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共同破解经济危机,就没有解决不了的社会经济发展难题和民生难题。因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创造力当然也是最为重要的社会生产力。关键在于我们政府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管理能力、监督、指导能力的的解放和创新!

    这也是我们湖北省在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形势下,实现湖北省社会经济跨越发展并中部崛起的必由之路!

 

 


发件人:"xiacizi" <xiacizi@126.com>  2009-01-04 01:19:4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看病难,看病贵民生难题的原因分析和建议解决方案之上

新型社会公众股份制和社会共同所有制医改建议方案

---- 一个共和国公民的社会医改建议方案

武汉市民 夏绍春

2008-07-09

    社会医疗的现时状况:1、看不起病,不敢进医院看病怕宰怕黑之现象十分普遍,许多生命由此而早逝。2、自我疹断、自我处方、自我治疗相当普遍。据报刊报道每年有250万人吃错药,有19.2万人因此而丧生。全国每年有27.8万人自杀身亡,其中有很多是因病治不起而引起。3、非法行医屡禁难绝,无证行医庸医害命。乱诊误诊害人骗钱。因此而丧生,致残的人难以准确数计。4、医疗服务机构的散、乱、杂和各自为阵,造成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和闲置。重复建设又带来人力财力物力的无以数计的浪费。这一点专业部门已有数据来说明,你们大家比我要清楚。5、医疗费用的居高不下,药品水分问题、回扣问题、医疗服务暗箱操作,医疗鉴定难以服人,都使社会其他行业的医疗成本、保健成本难以下降,居高不下,从而又带来了其他行业的生产与消费生活成本上升和巨大压力。一人生病拖垮全家。一人生病拖垮全家族。有时几人生病可以拖垮一个企业。这种现象十分普遍。类似的有关报道和向媒体和社会求助,相当之多。6、关于因病致贫、返贫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具体实例太多,就不一一列举。7、医生和患者(消费者)的关系紧张(也就是社会生产关系恶劣和紧张),医闹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每年发生医患纠纷1300万件,665万医护人员人平每年二件,医疗事故近万件,提起诉讼近6万件。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一大原因,造成了难以数计的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医疗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具体事例,我就不多说。看病贵,看病难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与发展的难题,也是民生问题的三座大山之一。

    关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方案的剖析。这一方案现时是中央财政(现在计划加大到人平80元)一部分,省财政及地方县市财政配套一部分,个人支付一部分,根据地方地区不用有一定差异,一般在人平80-120元左右。而部分资金可以说是,只相当于为农民补偿35%-50%-70%(大部分地区只报销药费,其他费用不报销)我省的一个案例是:我地一位农村老人到武汉市的定点医院做一个不大的手术,总费用是4383元,报销了985元药费,大部分仍然是个人家庭承担)就说明了根本无法解决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的看病问题。而在现时生态环境恶化的生活条件下,疾病越难治疗,大病、重病对农民来说比城里多,是不可能用有限的资源去填这个无底洞的投入的。最终只能是亏本运营或者农民不满意参保率下降。

    这个方案最大的软肋仍然是无法降低医疗成本从而降低医疗费用,也是在被动赔付而没有从投资机制上去彻底解决问题,只能是治标之法而非治本之道。这种社会保险形式下医疗补贴办法的社会医疗保障机制仍然被难以有效解决农民看病贵,看病难难题。关于新医改的三大思路:

    1、小病政府管、中、大病靠保险是总思路。按照新医改的思路是小病靠政府,大病靠保险。这还要国家每年投入2000亿元才能完成,还不能说就够用,(财政部的意见),而这在我们人平来说只有153.04元管小病。现在我们在医疗方面一次感冒就要近百元,06年的全国平均门诊费用是97元左右。那何况其他的小病可以说一次就可以用完,以后怎么办呢?国家有多少钱来填这个无底洞,再说国家的钱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个人和企业上交的利税,如增加投入必然会增加税款和社会负担,从而又必然会增加医疗行业的营业成本,从而造成新的恶性循环,,现时费用高实际上是社会经济恶性循环带来的,所以这不是治本之道。

    2,中病靠社保 :现时的三种社会保险保障方式的复盖面十分有限(是由于种种的报销条件的限制和投入相对仍然比较大,参保率仍然太低,许多地区难以达到50%。由于起付线的原因和只报销药费的规定,大部分医疗费用仍然要个人和家庭支付,所以参保率也就难以提高。如果加大报销比例和放宽报销条件,很显然是无底洞式的投入和入不敷出的结果。因为这个保险是一种不断投入式的抽血式的方法,只能使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加重而不可能减少,他是一种保险而不是一种有效的保障。只能使社会生活成本上升而不能有效下降。从而使医疗成本下降而带来的医疗费用的下降,同样是一种会带来恶性循环的方法和思路。而且只能是少数人参与大多数因负担不起而无法参与。

    3、大病靠商业保险。这就更无法有效解决问题了,因其交费高昂所保范围窄,所能参与的人就更少了,而且有病不能保,只保健康人,只能是富人的专利。别说是农民,就是只是城里人也只能有不到30-40%的人能够参加此类保险。况且保费赔偿也比较有限,只能救急不能救穷。所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仍无可避免了。因现时一般的大病,比如心脏病、肝、肾病、癌症等病,烧伤、车祸负伤、慢性病的治疗一般都在20-30万元,一般人保额都在10万元左右赔偿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仍然是一病就贫,一病就穷。就是在中国的富人,如果遇上哈尔滨和深圳所出现的天价药费和治疗费就会有100-500万的付出,富人就一夜变穷了。

    就算我们都投了大病的保险,那么对保险公司而言可能是一场灾难,按现有的患病率是较高的,远远超出了保险公司的设定赔付率。关键是有病还不能保,只能保健康人,那么在中国就有70%以上的人无法参保,有钱也没人保。再者这种商业保险只能增加社会生活负担。而且年年要保,不能中断,而收入来源在现时没有多少人可以保持真正的稳定,加上他们专项性、专人性对一个三口之家来说都参保难以负担,不能全参、参的人没事、没参的人有事、有大病就一样负担不起,而带来因病致贫,因病致穷的现实。而要都参保,那么就不是一般的家庭可以承受的。能承受的家庭不会超过10-20%。那么占中国人口80%的大多数人是根本不可能参加这种商业的保险,从而保大病的。(我的职业曾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所以有所了解)。

一、关于这个建议方案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

    1、基于中国特色(见理论篇的二十六种特色)并最充分运用这些特色。2、依据马列主义经济原理和社会所有制(完全共享的,非排他性的社会共同所有制)的构想及四代领导人的思想和理论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3、发挥社会主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聚集全社会的合力,综合配套改革共解社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难题。也就是党中央所提出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集约型发展。4、发扬并充分运用我们党的三大法宝(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整合和集约所有的社会资源)。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组织起来,人民战争威力无穷。)去解决这个社会民生的共同难题。5、建立新的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和社会经济发展资金的投资新主体。(也就是党中央所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体。)6、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极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最强有力的投资保障。7、关于混合所有制的投资策略和民间资本聚合起来进入公共事业的创新方式的探索和突破。8、以党中央建立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创新型社会的战略思想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变为指导而进行制度创新的探索与突破。

二:建议方案的社会经济思想,理论,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建议的关键要点

三、医疗系统人员的收入和经济来源及分配。

    按国家初级保建医疗服务定员配比的规定和各地实际情况每250人配备一各医护人员,而我们全国,我省的情况据有关报刊报道每200人一名医护人员(全国人口13亿,2007年统计全国医疗系统人员是665万,近200人/人)。按此计算200人×90元=18000元,医护人员平均工资为年18000元,据我调查很多县级以下医疗系统的平均工资不足10000元,而且毫无保证,这个工资收入水平在我国、我省还应算是不低的,因为2007年全国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是2.09万元,而现时的卫生系统平均工资是不会高于老师们工资水平的。医护配比应是2比1,依其技术等级不同、服务岗位不同而工资水平不同,当然要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

    服务网络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城市是区、街道、社区居委会三级,具体如何组建全社会共同的社会医疗卫生服务系统和整合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建立全国一体化的社会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我们的卫生部门自会实施。我就并越俎代庖了,已有前面成功的经验和模式也不必细说了。

    人员的选配: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执业资格认证考试来确定其执业资格、技术等级,初级到村级、中级到乡镇、高级县以上医疗机构中定岗服务,其责、权、利也就相应确定了。原则是:营盘是铁打的,而兵是流水的、能者上而不能胜任者下岗培训、带薪培训而后再来竞争上岗,这些服务人员受行业主管部门、行政部门、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消费者(社会共同所有制的投资者)的监督和评议,有奖有罚,有上有下,当消费者是他们真正的衣食父母时(工资收入的提供者)他们可不能像有些人现在这样为所欲为,小病大治、无病乱治了。

    当然像现在这样希望多病大病或无病乱治的现象也将逐步杜绝,因为病再多、再大往再长的院也不增加一分钱的收入,医生不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而是工作负担劳累的增加,也是预防无能、保建不力的反映。防病于未然,预病于未发也就成为主要任务和责任,因为这是互为依存互为依靠的事,其基本道理和责任心责任感的改变及原因与家电维修行业的社区化服务体系是一样的请参看相关建议。

    消费者的事就成医护人员自己的事,病人越多、越重越大,医生护士就越忙越累,又不增加收入,吃力会不讨好,就会使超前服务各尽所能的去预防保健成为工作重心,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将成为首要任务和职责。总而言之,这个体系和机制是用共同利益作为纽带,将社会医疗卫生服务系统与社会各行各业的消费者联系在一起,互为依靠、互为保障,从而使双方都没有了后顾之忧,达到了竞合与双赢的目的。

    这里重在改变人的服务思想和服务观念,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社会医疗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源系统的最大潜力,最大限度的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使预防和体检防病与保健成为第一位的职责和任务,从而又从根本上解决了医疗费用高的首要因素(人的主观因素)。因为费用高低很大程度上医生是决定因素,是主要症结和主要内因。从而使许多前列的难题得到解决。其他大家会想、会悟我不多谈多写了。因为思想的改变是最根本性的,质的转变其无穷的量变是随之而来的。以上体系的建立解决了有关人的问题,解决了有关人力资源的整合与最有效发挥其潜能的问题。具体方案如下:

四、社会医疗社会办 共办医疗为社会

    改革方向:打破城乡界限、所有制界限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全国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系,以保障全体国民的健康权益,以和谐的机制去保障和谐社会的真正建立,因为没有和谐的社会生产关系,,医患关系,,不可能建立和谐社会。


    机制:以聚变取代裂变,以合作取代争斗,以和谐取代怀疑,以集约取代粗放,以统筹解决取代分别解决,以一体化取代各自为阵,以投资式保障取代投入式保险,以集成化、集约型取代分裂化,分散型。以社会市场化取代社会商业化,,使医生、医药的生产经营者与社会公众消费者(社会共同所有制体制下的投资者和所有者)成为利益的共同体。这才是真正的市场化,以集团化取代分散化,以社会化取代私有化,以加法和乘法取代减法和除法,以良性循环取代恶性循环,以阳光操作、透明管理取代暗箱操作、少数人专权。以社会共同所有制取代政府所有制与私有制的对立所有制。思想、理论一变,其机制与体制的变化是无穷的,向最优化方向发展的,其结果无可限量。其质变将引起无可限量的社会经济量变。

    目的:组建城乡全国一体化的医疗服务体系,实现社会医疗服务系统、社会医药生产系统、社会医疗保障保险系统的一体化、一元化系统服务。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民共同参与股份制的社会共同所有制下的国民免费医疗。最终完善后我们将实现医疗卫生医疗保健系统的社会供给制和国民免费医疗制。方法与措施:

     一、 建立社会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人员工资收入保障体系,--解决医生的生活保障问题。现有的新型合作医疗方案就可以取代前述的湖南望月湖小区经验,其保障度将更高更强,按如下标准进行计算便可做到,社会养医生、医生为社会之和谐共生的利益共同体。按现行筹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标准,在全国统一实施。

    人平:个人20元,省、市、县财政20元,企业事业单位20元,国家中央财政30元(中央财政补贴已经计划增加补贴到80元/人,多余的人平50元的政府的投入将投入到社会医疗卫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检查设备的配备中去。这个方面在后面说明)共同参与的社会医疗保健服务费用保障机制与体系。这同时减轻了企业和单位的负担,从而使生产成本下降,社会竞争力更强。

    每年都按此交纳,而按卫生部的定员标准每250人配备一名医疗保健保人员,(现在实际是665万人为13亿中国国民服务,近200人/人)则人平工资18000元,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度统计显示全国卫生系统的人平工资是12300元,大大的提高了。可以说在保障基本生活方面是相对应的。我们还要看到这12500平均工资里面有20-30%是医护人员的社会医疗费用的社会生活成本,一旦新的机制体制实施后,医护人员的医疗费用也相应减少,此工资是多多有余的,再加上学贵,住房贵二大难题的随之解决。(这个有关建议一并呈上供参阅)。这个工资的平均值是完全够用的(详细论证前面已谈,就不多说了)。

    如此一来全社会在供养医生,医生为全社会服务就是理所当然的。新型合作医疗费(或叫参合费)实际上可以改叫:社会医疗保健服务费。由市场的上帝与主体消费者来供养医护人员,从而又享受到医护人员的医疗保健服务,建立二位一体的共同利益体也是必然的结果与趋势。实现整合全社会资源,实现社会共同所有制的目标,体现共同参与、共同负担、共同分享、共同责任与义务的目的。而国家和省、市财政的资金可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改变医疗保健卫生事业,硬件不足的现状,以实现软件和硬件的兼容同步。

    二、建立国民社会医疗保障共同基金(也是社会经济建设共同投资基金)以解决药的问题及运行费用问题,对建议一作如下补充修改:按人平4000元筹集此项基金。(农村人平3000元,城镇人平5000元)。一、融资主体:国家统筹。二、 投资主体:全社会公众(公民、国民)包括海外华人、华桥和投资者。三、基金方式:国家统筹,开设国库专项保障基金。(记名式国库券)。四、融资方式:按每个人的地区差别(指城市、农村),统筹购买国库医疗保障专项基金(记名式国库券)。是国家信誉保障的有价证券,本金永远归已所有,而用利息换取医疗服务,此人去世可还本(有价证券兑付),有生之年获取可靠的保障。五、融资额度及增值6%的数量是多少?按城乡各占一半进行计算,,现时在小城镇中,在大、中城市中生活的农村人口,在中国估计已达3亿以上,加上城市常住人口3亿多人,共计约占50%左右,

    1、 武汉市1000万人,,常住人口830万人 外来人员170万,,人平4000元。共计:1000万×4000元=400亿 400亿×6%=24亿

    2、湖北省人口6000万人 人平4000元,6000万×4000元=2400亿 2400亿×6%=144亿

    3、按全国人口计算:13亿×4000元=52000亿 52000亿×6%=3120亿

    可以计算的是以上数据就完全可以保障社会医疗体系在药品方面和运行费用方面的支出。现在的实际收入恐怕也没有这么的多(后面用我们武汉市蔡甸区的相关数据来证明之,各位网友同样可以用你们当地的实际社会医疗卫生事业的现行数据进行预算和验证)。

    三、国家的投入:主要进行基础设施和医疗器械、设备的投资购买也就是社会医疗卫生事业的固定资产由国家统一配备,实现资源共享和社会公平,同时又免费地为全体公众国民服务,检查费高的问题就解决了。现国家拟定:国家每年投入2000亿来解决看小病问题,实际上只需要一次性投入2000亿-3000亿就可以了,不需要每年投入如此巨资。

    我国有近3000多个县级单位,那么总投资2000亿-3000亿,可以保证每个县有1亿元的社会医疗卫生固定资产投资,就足可以将现有的设施陈旧、设备缺乏予以根本性的解决,以后的运行费用及维护费用则由第二项保障基金的6%收益额来解决,国家每年投入几百亿到一千亿进行补充和更新换代就可以了。而且在第二项保障基金对医疗设备、器械基本建设生产企业进行整合收购重组后,其生产成本将大幅度下降,价格也将大量下降,而且是出厂价直供,没有暗箱操作的中间环节,其成效是惊人可喜的。

    以上三类投资最终是三位一体的,实现了社会医疗系统、社会医药系统、社会医保系统的三位一体,三者相加所得是大和之数。而三者相乘则其积无可限量。看病贵,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就不可能存在了。这就是聚变的效应,这就是和合的必然结果。

附:关于武汉市蔡甸区卫生系统的调查

    由我省《楚天都市报》报道了我市蔡甸区中医院有关开单提成的事件后,我作为武汉市十大热心市民前去进行了相关调研,并向蔡甸区卫生局及中医院干部、职工及部分患者消费者宣传和讲解了我的方案,并作了相应的补充和完善后,现将调研结果呈上您们的以供论证之用。,,附上相关报道、相关数据由区卫生局提供,

    一、 区中医院共300名职工,60余名退休职工共计360余人,年财政拨款60万元,基本够发二个月工资,其余300万元要靠自筹自收自保。

    二、历年之债主要是医疗仪器、设备和基础建设费用计500万元。

    三、今年新修住院部计300万元,财政拨款80万元,差220万元。四、开单提成收入并不大,医生月130元左右,药房100元左右。

    关于全区卫生系统情况:

1、全区总人口45万人 城镇人口17万人 农业人口28万人;

2、全区卫生系统职工总人数2228人 基本上是200人/人;

三、全区卫生系统人平工资数865元/人。10380元/年

四、区政府所在地卫生机构 共8家956人。

五、乡镇卫生系统情况 计12家乡镇卫生院。

六、村级卫生室 计245家。

七、全区医疗系统年总收放5000万元。

八、已有22万人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

    如按我所建议的方案,建立社会共同保障新机制、体制之设想则数据如下:

    一, 医疗保健服务费(新型合作医疗方式之转变)

    个人20元/年,单位、企业20元/年,省市财政20元/年,中央财政补贴30元/年。90元人/200人 200×90=18000元。大大提高了社会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工资保障水平。

    注:现有人平万元工资要负担本人及家庭的医疗费用不会低于平均值10%-15%,新机制则减轻许多,使工资的含金量改变,使用效率改变。

    二、专项保障基金的情况

    45万人×4000元=18亿元 18亿元×6%=1.08亿元

    远远超了现有的全区总收入5000万元的数据,保障药品及运行费用绰绰有余。

    三、按国家目前的计划投资2000亿元计算,全区45万人可获多少投资额度?

    2000亿÷13亿=154.00元 45万人×154元=6930万

    此额度足以将全区的设备欠账及基础设施欠款归还并整合,也足以将全区的医疗卫生保健硬件设施来一次更新换代。如有不足可用第二项基金的18亿万中用5000万-1亿来完成,并不影响第二项保障的实现,也使硬件设施建设成为社会共同所有而不是政府所有的单一模式,实现了国家+民众的社会共同所有。也实现了人民医院人民办,办好医院为人民的原则。

 

上学贵社会民生难题的解决建议方案简要说明和相关数据的实际预算

建立国民教育社会保障基金的建议与实施方案

武汉市民 夏绍春

    社会教育社会办,社会共有和谐建,社会教育共同享,科学发展为明天。教育部门的基本经费目前基本上是由国家在投资并支付《也是社会各行各业上交的税金》这就是现在通行的-社会教育政府办。另外由教育的消费者--社会的各行各业在支付,一些数据难以计算,应在国家投入的三倍以上。

    政府投入是1997年1983亿元,1999年为3349.04亿,2005年为3951.59亿元,逐年不同,时多时少难以有效保障,又由于现时的经济发展困难与效益太差,使得很多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员们都无工资可发,很多靠贷款发工资,教育部门也就被“拖欠”所困扰了。使其经费也就象“间歇泉”一样,时有时无,时多时少,无从保障。挤占挪用,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样一来,教育部门又在“吃不饱”入不付出的情况下,向社会各行各业伸手收钱,以至常有学校向学生乱收费的情况发生,也就发生了上学贵、上学难、上不起学,学生大量流失的情况。也就造成了目前这种都难、都困、都无法摆脱的“国民教育”危机。这是恶性循环带来的。也是各顾各的社会经济风气与经济思想、理论、观念带来的。如何让教育行业《未来行业》有一个“长流水”式的经费来源,从根本上解决教育部门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吃上“定心丸”也就会使他们不再向社会各界的消费者乱收费了,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实际上这个并不难办到。建立《国民教育社会保障基金》就可以解此一难。总基数按4万亿元、收益额度为年6%,总教育保障金为7200亿元年。0岁儿童-大学生按4亿人计算:这个经费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了一多半,国家的那一多半〈按2002的GDP3.5%计算,应为3500亿——3600亿,按2005年GDP18.2万亿,教育经费3951.59亿,占GDP的2.16%,而且只要保持这个比例数字就可以了,我们用GDP的 2%进行预算验证我的建议方案的可行性。不必逐年递增,因为节约就是投入。而另一半是把分散的民间资金聚集起来而成为一个教育经费的保障主体和社会经济建设投资主体而已,用建立〈国民教育社会保障基金〉来解决。这个基金是真正的基本金,不同于外国的用于上市炒作的于 国家中央银行管理以外的游资。他实际上只是一个社会公众共同所有制体制下社会公众股份制机制的一个共同帐户而已。其作用与潜力比那些基金要大很多倍。

    其来源是相当广泛地,也是每一个社会家庭完全能够承受的,比现时的负担要成几倍的减轻。而且是也无后顾之忧的。有些是现在已经在使用的办法的灵活运用,创新机制,发挥潜力而已。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长期投资并受益的教育保险和教育保障金。 下面基本匡算一下,看是否可行,详细数据内行自会思考与计算。每个人都可以计算,每个县、市、省都可以代入进行计算。我国现有〈基本数字不太准确〉人口13亿。劳动力有近7.5亿。 0岁儿童——大学生约4亿人左右(我称之为社会教育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31%左右)。

基金的筹集方式和投资原则

    1、建立国家统筹的社会共同教育保障基金帐户,相当于国库券形式(有所不同,实际上这一个共同股份制下的共同所有制的基本保障金。兼有:社会教育股票,社会教育基金,社会教育保险,社会教育存款,社会教育保障,社会经济建设共同投资基金的优点的综合性功能)。

    2、 基金是本金永远归已所有(用这个投资的收益来取得社会教育的共享权)。而且可以做为遗产传下去,20年保障一代人,40年保障二代,60年3代,100年5代,百年之业、百年之本(温家宝总理说:教育是民生之本)这符合中国人一劳永逸一次性投资永久受益,造福后代子孙的特色心理,也符合中国人保本、怕丢本的心理特色,投资款的共同收益作为子女的教育费,而且生生不息的长久受益。

    3、 消费者(教育行业的消费者就是社会的其他各行各业从业者及其自身的员工们)的投资额的收益部分归教育部门和行业使用,而本金与教育行业无关是不能够挪用的。(象国库券一样,由国家财政部发行,由各级财政部门掌管,实行阳光财政,接受全社会各行业,各部门,全体公众(公民,国民)的监控和监管,监督)。

    4、调动个人——家庭——家族——企业——社会各界——海外华侨——国家的力量和共同参与的合力来共同解决。

    5、按每人(0岁——大学生)4亿人每人1万元的社会教育保障基金数额来筹集.

社会教育共同保障基金的统筹筹集渠道

    下面我们就全国,江西省(因为江西省在搞问计求策于民的活动,所以用江西省进行预算),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因为最近有一位当地出生的企业家回报家乡的教育事业,建立了500万元的教育发展基金,本金留在企业用于发展,而每年捐赠20多万的银行利息用以支持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详细报道见湖北省武汉市长江商报2008年6月21日的深度报道版面),所以我以孝感市孝昌县为例子进行预算。

    1:全国的具体数据的预算:全国人口:13亿另765万(2005年),社会教育人口:4亿,社会教育工作者:1500万,2007年社会教育工作者人平工资收入:2.09万(包含25%的社会教育支出),(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家庭收入的25%用于社会教育支出,也就是人平5000元),全国2007年GDP:近24万亿,社会教育保障基金2%为4800亿元,前面文章中我们预算的社会教育保障基金是可以筹集7万亿元左右。

    我们用6万亿进行预算:6万亿的6%收益是3600亿,2007年GDP的2%(相关法律规定:社会教育经费是GDP的4%)是4800亿,社会教育保障基金是:3600亿+4800亿=8400亿,社会教育人口人平保障金是:8400亿除以4亿=2100元,社会教育工作者的人平定员配比是:27人(4亿除以1500万)。

    社会教育经费分为:社会教育基本建设经费。社会教育事业经费具体可以分为社会教育工作者的工资,公用经费(包含书本费),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三大项,我们用2007年的人平工资进行预算:2万元,27人*750元就可以满足了。

    公用经费:社会教育人口人平支出为400元,4亿人就是1600亿。人平2100元-750元-400元=950元(这就是社会教育基本建设经费),4亿*950元=3800亿(平均到全国3000多个县级地区,每个县每年1个多亿)。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09-01-13 10:20:40 +0800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稿件

以民族主义过滤左、右两派

横舟

    中国是一党制国家,自建国以来,就存在左、右两派之争。在中国历史上,左、右两派是什么时候形成的,那就没有确切答案了。可这几十年,左、右两派是打得热闹异常。不是你往死整我,就是我往死整你,简直是水火不能相容。但是,笼统来讲,左、右两派很难说谁对谁错,因为其争端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建设。尽管是路线斗争的你死我活,但他们维系着中国政局的平稳,左右着国家的走向,都是民族的烈士。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对左、右两派进行民族主义过滤呢?我们说,是时代的需要。因为,现在的左派已经不是以前的左派了,现在的右派也不是以前的右派了。他们是改革后的左派和右派,他们是开放后的左派和右派。较以前不同的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时间过度,左、右两派之间都混进了不同的杂质。这些带有不同目的的杂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在扭曲着原来左、右两派的性质。左派里有抱有个人目的“行左实右”的,右派里有抱有个人目的“行右而实左”的。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左、右两派里面都有腐败分子,都有卖国贼。这和以前的左、右两派是不同的。在放弃意识形态,没有了信仰的今天,急需用民族主义来过滤一下,以澄清真假猴王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左派,应该是民族主义的左派。右派,也应该是民族主义的右派。谁也不能出卖国家,谁也不能背叛这个民族,这是左、右两派共同的坚守堡垒。否则,不是卖国贼,就是汉奸。

    在中国历史上,从伏羲统一九州,形成中华民族的那天起,第一次的圆桌会议上,就已经形成了中华民族对于民主制度的追求。对于民主的理解和需要,我们要比西方早数千年。所付出的代价,也要比西方沉重的多。

    经过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到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使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之林,是几千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换来的,这应该是海峡两岸的荣耀。反对民族独立,就是抹杀民主革命。那几千万冤魂是要找上你的,中华民族是不容你的。

    胡耀邦、邓小平的改革设计,也是以追求中华民族的民主社会为起点的,是不容扭曲的。所以,在中国,主张全盘西化,反对民主运动,就是反华,就是中华民族的公敌。因为民族独立和社会民主内容,是纳入共和国宪法里面的,反对民族独立,阻碍民主运动,就是里通外国者,就是这个民族的叛徒。

    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追求民主政治,开创民主社会,也是左、右两派的共同的目标。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出卖国家,也是左、右两派的共同责任。维护国家主权,坚持民族独立,是他们共同的任务。除此之外,左、右两派共同的敌人就是腐败,就是贪渎,就是对于国家的出卖者。再有就是民主政治的破坏者,民主法制的干扰者,民主运动的阻碍者,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公敌。也是左、右两派需要自身免疫的。

    以民族主义过滤左、右两派的肌体本质,是当务之急。如今的左、右两派都有被扭曲的地方,主张全盘西化,反对民主制度,是分裂者的阴谋。所以,看他们是真左派,还是假左派,是真右派,还是假右派的唯一标准,就是他们的言行是否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作为检验左、右两派的标准,对左、右两派的所作所为进行体检。这也是全国人民对于左、右两派进行确定和观察的唯一试金石。

    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第一,民族独立,第二,民主政治。反对和伤害这两点,就是中华民族的公敌,不管他是谁,全国共诛之。捍卫这两点,就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就是维护宪法。
 

 

发件人:"大道网络动态" <wangluodongtai1@gmail.com> 2009-01-13 12:06:25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大道动态2009-1

我为什么在零八宪章上签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徐友渔

2009年1月

    徐友渔,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做访问学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长期研究语言哲学,从上世纪末开始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发表《“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等著作。(照片说明:徐友渔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公众论坛上演讲)

    2008年12月29日下午,我接到单位领导的电话,谈零八宪章的事。他首先问我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然后问我为什么要在上面签名,我回答说,我看了宪章的内容,觉得不错,符合现行宪法精神,与中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宣言、公约一致,我签名是在履行得到宪法保障的权利。他说,零八宪章违反了现行宪法和法律,我直截了当地呵斥:"胡说八道!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人辩论这个问题。"我问他看过这个宪章没有,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应该先看看再作自己的判断,不要跟着上面瞎说。他要求,不能在宪章上签名,如果已经签了,要声明退出,我说绝无可能退出。

    过了两天,有朋友告诉我,上面已经对零八宪章作出定性,说是国内敌对势力勾结海外民运的活动,图谋颠覆政权。这些天来,不断有消息称,全国各地都有签名者被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传唤。

    这样的定性和罪名是荒谬的,但在中国并不新鲜。虽然这种指控在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脚,不值一驳,但考虑到当局已经用这种口实对签名者施压,极有可能用这样的罪名对刘晓波定罪,我还是要从法理的角度说明我为什么在零八宪章上签名,为什么签名是合法的,而威胁、阻止和镇压是非法的。

    当我面临一份零八宪章的草案并被请求签名支持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阅读文本,我以下列标准衡量、判断:一、它是否符合我的价值观,即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符合人类文明的公认准则;二、它是否与中国现行宪法的精神和条文一致,与中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宣言、公约一致,与中国已经承诺的国际义务一致;三、它是否有即刻提倡的当下必要性。

    我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这是一个公民理性的、负责的决定,这个决定一旦作出,任何威胁、警告、惩罚都不能改变,不论它们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还是以国家和法律的名义。

    在零八宪章上签名的合法性无可质疑地有宪法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以"零八宪章"这样的言说形式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建言、对未来的期盼,正是在运用宪法保障的正当权利。

    在中国,历来有一种违宪地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借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法,如果在言论、文本中挑不出毛病,就说背后另有图谋和用心,毛泽东"反右"时"天下大乱、取而代之"的说法就是典型例证,但这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种主观臆想或蓄意诬陷缺乏法律上有效的证据。

    显而易见,判断人们在宪章、宣言、呼吁、公开信等等文件上签名是否合法的唯一根据是文本的内容,签名者必须,也只需要对文本负责。从言论自由的原则出发可知,这类签名天然就是合法的,言论涉嫌犯罪只发生在极少数例外情况,即言论涉及煽动以暴力推翻现存的政府或社会制度,危及国家或公共安全等,必须注意,这样的危害必须是直接的、清晰可见的,而不是七弯八拐、间接又见接地"分析"和"推论"出来的。

   只对文本负责,意味着签名是否合法与签名组织者和其他签名者的身份、背景无关,与他们在其他场合表明的观点、活动无关,也与掌权者是否喜欢无关。而我们历来熟悉的做法是,先把签名活动的组织者或其他一些签名者抹黑,从而把整个签名活动抹黑,达到吓退其他人的目的。通常的口实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海外背景",但拿不出证据。其实,从法理上严格说来,"有组织"、"有预谋"、"有海外背景"等等只是政治宣传的说辞,它们并不等同于非法,需要其他过硬的证据,才能证实"有组织"、"有预谋"、"有海外背景"的活动也是非法活动。法治社会中,不能靠虚声恫吓定罪。

    很长时间以来,一种吓唬人的方法是,任何事情只要弄得和国内或海外"民运份子"沾边,似乎其非法性就不证自明。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看,这种靠名称或标签定罪的手法极其可笑。我们不必说海外呼应零八宪章的人士以余英时先生领衔,而余先生是享誉全球的华人学者。我们需要辨析的是,不论"民运份子"是带褒义还是贬义的称谓,他们是不是合法公民,他们有没有权利与其他公民一道表达共同的观点?在我的心目中,刘晓波是文学博士、学者,如果他本人不反对,称他为"民运份子"也可以,但是,"民运份子"并不天然就是"敌对势力"。再说了,把格外关注中国民主前途的人说成是敌对势力,除了说明自己的立场是反民主的以外,不说明任何问题。

    在一个法治国家,判断合法还是非法,唯一的根据是宪法和法律,以及该国认可的国际公约,撇开这些标准,另行发明一个"民运份子"的标签作为是否合法的根据,这本身就是一种违宪行为。

    最后,聚焦到核心问题,称零八宪章的签名者“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有什么法理上的根据?零八宪章的哪一条、哪一款,哪一段文字包含有图谋“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零八宪章的哪一条、哪一款,哪一段文字的内容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围,可以等同于“颠覆国家政权”的行动?

    零八宪章在表达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政治诉求之后,在结语中总结自己的意图和要求时说,“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请问,这是非法的吗,这是在煽动在“颠覆国家政权”吗?这是在和执政党不时许诺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对着干吗?

    我要问那些滥加罪名的人:重申宪法、《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载明的人权和公民权,就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你们把这个国家政权的性质看成是什么,这就是你们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吗?

    因为零八宪章而拘押刘晓波是非法的,传讯和恐吓众多签名者是非法的,一经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其非法性显而易见。而诬称或定性零八宪章非法,则找不到任何法理依据。目前严重的、大规模的非法行为不会因为行动由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员实施,不会由于使用了国家的名义而改变性质。

    这是一场合法与非法的较量,有人在明目张胆地侵犯、践踏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从而违反宪法。这是一场真正的爱国者与反对国家的人的较量,有人想把中国的合法公民变成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的臣民,妄图强加给他们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有人要把祖国忠诚的儿女打成国家的敌人。

    零八宪章的合法性不言而喻,其遭遇雄辩地证明了它的必要性和意义。

 

 

 

发件人:"中国经济学人" <econ@econ.cc>  2009-01-16 11:15:00 +0800 收件人:抄送L_C_cc:标题: 各界人士撰文庆贺茅于轼先生八十大寿

我的榜样茅于轼先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维迎

January 13, 2009

    上世纪八十年代,茅于轼先生可以说是我不挂名的学术导师。我与他交往频繁。我的主要学术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他的启发。很多人说,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在我看来,茅于轼先生是中国最精通价格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高山景行,永远是我做人与做学问的榜样。

    第一次认识茅老师是1982年的春天。我从西北大学本科毕业后考上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开学不久,第一次“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进行。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我被分配到一个小组当秘书,茅老师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在这个会上讲择优分配原理,从数学最优解的角度来去解释资源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在小组讨论中,他的发言引起很多争议。我理解,因为他从工程最优化开始研究资源配置,然后深钻西方经济学,思维和当时的另一些人——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来的人是很不一样的。我以秘书的身份在小组发言,得到茅老师的支持,因此推荐我到大会发言。在大会发言的时候,我说话语气没有掌握好,冒犯了一些人,引起他们的责怪。事后,茅老师帮助做调解工作,化解了矛盾。这是一件小事,但能看出他对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

    这次会议之后,他回到北京。我跟他开始书信往来。可以说,与他通信是我在研究生期间非常愉快、并让我的知识体系大大改变的一件事。他时常给我邮寄些好文章,使我接触到很多独到的思想和理念。那时候就发现,他注重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我记得,有一次通信中,我们讨论了关于“学雷锋,做好事”的人免费修理锅碗瓢盆到底好不好的问题。他的观点是“不好”。因为免费修理使得一些人把本来不值得再修的东西拿来修理,从社会的角度看,花了修理用的材料、人力,加上排队的时间,显然是一种资源浪费。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观点。

    由于受他的影响,我组织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办了个读书会,系统地自学西方经济学。这当中有一些问题,也不断写信向他请教。到了83年8月,我写《为钱正名》之后,遭到学校批评,报纸上也有很多批判文章,不但在陕西,全国都有。当时我心情很不好,茅老师写信鼓励我,说正确的观点刚出现的时候,经常面临多数人的反对,但最终会被人们接受,所以你应该充满信心,坚持自己的主张。

    1983年春节前,我第一次到北京。茅老师接待我,给我安排了住宿。第二天,又约我到他家面谈。此后好几年,我去过他家无数次,街道名和门牌号都已经忽略了,但永远记得就在小区北门进去第二栋楼左下角的位置。那时候交通、通讯都不方便,见到他自然很高兴,也萌发了到北京工作的愿望。1983年底,我开始准备硕士论文。春节过后,就到北京收集资料,住在一个朋友家里,经常骑自行车往他家跑,跟他交流情况。

    当时,茅老师在研究能源价格问题。他对价格理论掌握得非常透彻,喜欢用计算来说明问题——例如每吨煤的出厂价格、运输成本等等,都有详尽的计算。他关于价格不合理导致能源浪费的观点对我的毕业论文和关于价格改革的思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交给我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阿伽瓦拉写的《价格扭曲与经济增长》一文,让我翻译。这篇文章用跨国数据证明,价格扭曲越严重的国家,经济增长越慢,给我很大启发。

    除了价格,我们也讨论现代经济学和改革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如工资、收入分配、价值观念等等。我写过一篇文章,谈经济变革中十大观念的转变,有些内容是由他的启发而来。他后来去做扶贫贷款和家政培训这样的“小事”不是偶然的。他做事非常认真细致。我送给他提意见的文章,他会非常仔细地阅读,有问题的地方用笔画出来,注上工整的文字。有些文章的初稿,我自己都没有了,但他一直保存到今天。

    1984年底,我正式到北京工作,跟他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之前,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宋国青。他是我八十年代非常重要的学习和工作伙伴。茅老师对宋国青非常欣赏。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圈子,包括我在西北大学时组织读书会的同学栗树和、梁天征、张敢明等人。茅老师与大家的关系非常亲近。我们去他家,不仅聊天,交流学术问题,有时候还留下来吃饭;在他家可以讨论到很晚,有时甚至聊到晚上十一二点。那个时期,我逐渐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只有通过市场经济,一个国家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这种信念一直延续到今天。

    茅老师与年轻人交往的时候,不吝关心和鼓励,但没有任何架子。他和我们这些后辈讨论问题的时候,碰到不同意见,只要你说得对,他立即更正自己的观点。他的思想从不僵化,可以向任何人学习。直到他年龄更高、名气更大的时候,这一点仍然没有变。当别人向他请求帮助的时候,只要他做得到,几乎是有求必应。他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品质。无论治学还是做人,他都是绝佳的榜样。

    到了90年代,我去牛津读书,他是少数几个与我互通书信的人之一。他在英国访问期间还专程到牛津看我,让我非常感动。从牛津回来之后,我和易纲、林毅夫在北大创办经济研究中心,得到他的支持;1997年,我又转到光华管理学院,他对我的支持一如既往。但由于工作繁忙,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少了很多,只是默默关注他的情况。我知道他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非常辛苦,倾注了很多心血。后来又做了扶贫贷款和职业培训的项目。像他这样的年纪,愿意通过这样具体的小事去帮助别人,一般人根本做不到,更何况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很多人愿意支持他做的事情,包括我自己也尽可能参与其中,都是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更让人钦佩和感动的,是他对这个社会的关心与责任。大概一年前,他写了一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遭到前所未有的非议。没有责任心的人是不会去写这种文章的。目前的中国,个人产权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传统的仇富心理依然隐藏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很难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人永远无法实现共同富裕。但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茅老师的“为富人说话”是呼吁我们建立良好的产权制度和产权文化,这是作为经济学家或者一个理性思考社会问题的人的真实表达。他“为富人说话”本身就是“为穷人办事”,因为在产权得不到尊重的社会,除了特权阶层,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他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的人。

    回顾与茅老师交往的二十多年,我的成长深受他的影响。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受过他的帮助和启发。对于受过茅老帮助的人来说,他为我们做了很多,而我们为他所做的很少。直到今天,他依然忙碌于各种工作。他的八十岁生日即将到来,我祝愿他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学术青春永存。对他的感谢和回报,就是以他为榜样,认真地学习、工作和做人。希望他在九十岁生日的时候,不需要再去“为富人说话”。

 

发件人:"大道网络动态" <wangluodongtai1@gmail.com> 2009-01-13 12:06:25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大道动态2009-1

在德国接受凯利人权奖典礼上的讲话

大律师 张思之

2008年12月2日

    张思之:他是目前中国声望最高的律师。他跌宕起伏的命运,充满传奇般的荣耀和屈辱,对应着新中国各个时期律师行业和法律制度的兴衰起落。经过五十年风雨历程,他被尊为中国律师界的荣耀和良心。也是中国正在活跃着的,惟一称得上“大律师”的人。2008年12月2日,张思之先生接受了德国海恩里希-伯尔基金会颁发的2008年度佩特拉-凯利人权奖。以下是张思之先生在颁奖典礼上发表的讲话全文。

    今夜,这里胜友高朋齐集,溶溶春光流溢。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凝聚这样的氛围,安排如此隆重的颁奖仪式,躬逢其盛,不胜荣幸!

    初踏上为人类文明贡献大师群体的德意志沃土,仰望灿烂群星,心潮澎湃。

    我为答谢而来,更为学习而来。德国法学家、尤其是法哲学家的辉煌学术成就对我是莫大引力。德国人民战后重建的精神风貌和进取品格,以及我的德国同行在国家法制建设中的作用,实在值得了解、借鉴,因此我又是为增进了解、加深理解而来。

    我从东方来,走了长长的路。

    我赞同伯尔基金会关于人权、生态、非暴力的理念。

    我向往自由。生命如缺失自由,或竟丧失人权,也就降低了或者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马丁•路德•金要把不义的荒漠“改变为自由和正义的青青绿洲”的壮丽梦想发人深思;荒漠变绿洲之喻,尤耐寻味。

    我尊重“人类的公平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甘地式和平主义,我不赞成手握重权者滥施暴力镇压弱民。

    这些理念的结合昭示着、营造着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健全的社会秩序有赖于民主、法治的维护,意味着理性、协调、平衡和安宁,它的实现会改善当今世界亿万社会底层大众的生存状况,进而在自由、自尊、富裕、友爱的基础上构筑起美好的精神家园,告别专横、破坏、盘剥与恐怖——多么令人神往!

    不必讳言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背景与传统存有差异。这证明需要促进理解。互相理解不仅要有时代精神,而且应有宽广胸怀,否则达不到互补互济、形成合力、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文化虽分领域会失去国界。不同优秀文化的交叉与融合,能把人类社会生活秩序最终统纳于“真善美”的境界,造福寰宇。伯尔基金会作为社会团体,为此架桥四海,起着开通道路的作用,功在当代。我们期待“律师桥”的建成,把匆匆过客演化成莘莘学子,促法治文明秩序的伟光映照,其受益者当不止东方!

    这是我的另一个梦想。让我回到现实中来。

    在我的祖国,美好崇高理念的实现,因自由、民主、法治以及环保状况的尚待进一步改善而受着阻碍。伯尔说得好:自由要靠争取得来。天赋人权,不争不得,这就给律师广阔的执业空间,人们期待更多更大的改善。要害在“争”,即“维”。问题是中国律师因发展过速而先天不足而参差不齐,执业环境又不尽如人意,外在的关注与支持实当倚重,不宜排斥;但是归根究底,改变源于内部,始于自我,要靠自身努力争取。艰难的环境恰是对能力、修养、意志和风骨的磨砺和锤炼。一批青年才俊作为中坚正在成长,趋向成熟。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14万中国律师,会以其主流的凛然形象,用可信业绩反映法律的公正与权威,体现法律的魅力,无愧地昭告世人:律师作为天然的人权主义者是民主与法治的坚实支柱,是促其实现的无可替代的力量。

    今年,伯尔基金会将佩特拉-凯利2008年度奖章授予遥远东方的中国律师,这是对律师群体的激励!至于我个人,因缺乏贡献而深感愧疚。可堪告慰的是:跻身于这个寄寓着至善至诚愿望的盛境,另有感悟。今日盛典将是我执业历程中的一次特异的“热身”。我将以丘吉尔的战时誓言为典范,“风险、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支撑薄力,奋勇前行。我不敢低估前路的障碍阻力,但即使艰险环生,也决不因此而萌发绝望。绝望与希望之间有时也只是一步之遥;智慧、胆识、坚毅、合众,有助于达到目标。展望前程,无由悲观。关键在于恒守信念,学习不辍。我誓以夕阳西垂之躯,迎晶莹晨露,辉映人间明媚春绿。

    谨以赤诚之心感激给予我的荣耀。请允许我与诸位——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执手紧握。

    “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谢谢大家!

 


发件人:"大道网络动态" <wangluodongtai1@gmail.com> 2009-01-13 12:06:25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大道动态2009-1

在阅读中思考社会的走向

贺卫方

2008-12-18

对欧洲中世纪文化产生兴趣

    要说30年来读过的那些书,其实是不大容易谈的,因为杂七杂八的,看过很多。回忆起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最初是受到一本英文版的《中世纪史》启发,记得作者的名字仿佛是Sidney Painter.对于我这样一个上大学后才开始从ABC开始学英语的人来说,读这样的书真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虽然由于背景知识的匮乏,读得很慢,也很粗,不过,这样的书让我对于欧洲中世纪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有了一些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我还读了北大哲学所编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感觉很有趣味,我也很喜欢读。另外,杨真的《基督教史纲》对我影响也很大,因为当时关于基督教历史的书并不是特别多,国内学者写的尤其比较少,那时我对基督教比较感兴趣,所以找来仔细读了一番。

    我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期间,很喜欢看美国学者汤普逊著的两卷本《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较早前就已出版,这部书非常仔细地描述了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廷和王国之间的斗争。同时,我也读一些文艺方面的书,比如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之前读大学时我读过钱锺书发表的一些论文,也读过《围城》,所以后来就想读一读他另外的一些著作。记得当时我在北京读研究生,四卷本的《管锥编》已经出版,我很想全部买下来,但由于当时助学金有限,我只能一个月买一本,四个月才凑齐了。当时那种对书特别渴望的感觉,至今令我印象深刻。

深受《光荣与梦想》文笔影响

    还有一本书在我求学期间让我特别喜欢,估计很多人在这次访谈中都会提到,就是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对这本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分为四册,我一册一册地读了下来,觉得作者的文笔特别好,董乐山等人翻译得很好。应该说,这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了解美国这个国家在现当代的经历,作者的笔调也让人觉得很新鲜,尤其是对人物的描述,以及对时代变化的反映。作者的语言非常幽默风趣,后来我在写作上也追求一种幽默的风格,跟这本书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我的阅读一直继承了本科求学阶段对于中世纪、基督教的兴趣,比如一些探求基督教与西方文明、法律之间关系的书,包括后来我跟几位朋友一起翻译伯尔曼的作品《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也是受这种兴趣影响。最近几年我比较关注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套相关丛书,丁韪良的《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还有卫三畏的《中国总论》等,前不久我还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黑船上的汉学家》,就是专门谈卫三畏。此外,在一些老学者的回忆录里,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是我看到的关于中国学术百年历史最有价值的一本书。

    在学术方面,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基础》在我们重新理解西方法律思想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种非常细致、具体的分析。此外,《联邦党人文集》,以及托克维尔的两本重要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这些书对我的观念形成也极其重要。

严复与胡适带来的启发

   在法学领域,关于阅读的争论热点往往集中在对国家法律制度演变的看法上。改革开放30年,也是逐渐建设民主法制的过程。民主法制如何建立,以及在这个建立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很多争论都与这些方面有关联。例如什么是人治?什么是法治?在刑事法律之中如何去解决“罪”与“非罪”之间的关系?国家的权力要如何去限制?国家的宪政体制现状如何等等。我个人更偏向于在更深的层面去思考:我们的国家从两千年来的专制统治历史,如何过渡到宪政的、保障个人自由的历史。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特别值得阅读的书是《严复集》。我觉得严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一直在思考中国跟英国这样的国家之间,文明的差异究竟是什么。现在的译者很少在翻译之间穿插自己的东西,但严复在翻译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加入一些自己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和思考,包括传统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结构等等。我在读严复的一些按语时,收获了非常多纯粹的观念,并不断地理解他的思考和观念。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对胡适有一种特别的兴趣,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在他曾经做过校长的学校里当教师,特别重要的是因为胡适对中国社会有一种独特的认识理解,对现代中国如何过渡到自由民主的社会有许多思考。我大致上把胡适的作品都读过了,觉得他是一个能够深刻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逻辑的学者,同时,他对于中国社会的走向,以及如何避免走一些弯路,他给出的一些观点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关注。余英时曾说,其实胡适在学术上从今天看来已经有点过时,甚至有些缺陷和错误,但是他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观念是值得我们认真去对待的。关于胡适的书,现在已经出版了许多。余英时对胡适思想历程的论述的作品,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相关作品中最有深度的。此外还有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日记全编》,还有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文集》,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以及唐德刚系列,我认为这些书在今天都很值得我们去读。

 对阅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对于我来说,读书一直有“开卷有益”的意义。1979年,《读书》杂志提出“读书无禁区”。这里要特别说一下《读书》,它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领整个国家时代风潮的一个刊物,既引导着大家去读书,又启发大家去思考一些很深层的问题;既有社会科学的深度,又有人文精神的传播。在我看来,当时这本杂志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来说,几乎是一个精神的家园。

    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读书也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风潮影响,比如说钟叔河先生编的那套“走向世界丛书”。这套书带我去关注近代中国那些出使西方的人,如何去观察西方、理解西方、阅读西方。我非常喜欢,读得很认真,后来也一本本买齐了,这个过程也非常不容易。在80年代,钟叔河先生在出版界应该是一个旗帜,一个符号。另外还有一些丛书的编者总是默默地为我们带来一套套具有深刻意义的书。我们在回顾个人阅读史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些曾经为我们的阅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

    在专业上看,应该说整个80年代中国法律书籍的出版不是特别景气。到了90年代,法律著作的翻译就变得非常活跃。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亲身参与,并鼓励学生们去读这些书。做我们这一行,读书就是职业的一部分,也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在读这些书,而是如果不读这些书,就没有办法教好自己的学生。在这个阅读过程中,既包括正襟危坐地读一些专业的书,也包括闲闲散散地读一些轻松的书。总而言之,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读书时代,每次到书店里都可以看到许多非常让人喜欢的书,很多出版社不论大小,都坚持在出版一些非常好的书。作为一个读者来讲,这些都是十分令人欣喜的。

三十春秋三十书

    应《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版编者之邀,我列出了这个书目。三十年来出版的各种书籍也是汗牛充栋了,从中选出三十种自己读过又有些教益的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有意识选择那些知识、思想以及语言风格都能够兼顾的作品,即便如此,遗珠之憾不只是难免的,也是大量的。该书目发表在《深圳商报》2008年10月31日。

1、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广外翻译组译,商务。
2、佩雷菲特:《官僚主义的弊害》,孟鞠如、李直译,商务1981。
3、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
4、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5、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
6、钱锺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版,1994年修订版。
7、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8、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
9、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1985。
10、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1988。
1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1992。
12、朗格:《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张洪岛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
13、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14、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1987。
16、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版),东大图书公司1998。
1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8、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19、唐德刚:《胡适杂忆》,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20、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
21、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卷二),人民出版社1993。
22、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1990。
2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2005。
24、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25、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1980。
26、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商务1963。
27、卫三畏:《中国总论》,陈俱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8、加缪:《加缪全集》(4卷本),柳鸣九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9、布洛赫:《封建社会》,张绪山等译,商务2004。
30、包斯威尔:《约翰逊传》,罗珞珈、莫洛夫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9-01-16 12:26:11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评徐水良《书生误国》。。。

    学渊评:水良兄说‘当权者要完全相信他(茅于轼),按他的意见去做,就一定误国。’因此他说‘书生误国’,此话我不能同意,因为于轼先生表达的是一种见解,天下见解各色各样,有对有错,统统发表出来是不会误国的。大家或许还听说过‘清谈误国’,那实际上是说‘言论误国’,那是为‘舆论一律’做准备的。

    在毛泽东时代是‘马寅初误国’、‘储安平误国’,今天则是‘茅于轼误国’、‘徐水良误国’,共产党不是天天在说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水良兄不就因此有家有国不可回吗?指责‘清谈误国’的后果就更可怕,它可以变成‘启蒙误国’、‘宪政误国’、‘分权误国’……,因为这些西方的东西,在中国统统是没有见过的‘清谈’,统统上是‘瞎折腾’。

    中国的问题是,象茅于轼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敢言书生太少了,至于他的见解或‘清谈’是对是错,则是另外一件事,错了又怎么样?照样说下去。历史可能证明他是正确的,今天是我们的水平不高而看错了他的。他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才是太可惜的了。中国只能是‘制度误国’、‘无言论自由误国’,绝没有‘书生误国’、‘清谈误国’的。

书生误国

徐水良

    人们常常说:书生误国。笔者也是一介书生,但觉得这句话深有道理,所以觉得有必要谈谈这个问题。茅于轼老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他发表的意见,常常有某一方面的道理,你听听他的意见,当作参考,是不错的。但是, 当然,我这里不是说茅老先生已经误国,而是说当权者如果完全听茅老先生的,就会误国。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茅老先生,也适合于全世界许多许多书生,尤其适合于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为到目前为止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无论是马列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是经济决定论,从根本理论开始,理论基础就错了。

    这许多许多的书生,只有某一方面的实际上并不全面的理论,但他们却往往固执于自己的理论,把它绝对化,走向极端。例如茅老提倡的
几乎是市场万能论的理论,你要完全相信,就必定走上邪路。治国者完全听信,就必定误国。

    一般说来,你没有理论,仅仅从实际出发,按实际需要搞实用主义,虽然可能常常走错方向,事情做起来不容易又快又好,但随时纠正,也不太容易酿成大错。但书生们有理论,又常常把他们的理论绝对化,他们从他们的理论教条出发,不顾一切推行自己的理论,不管实践结果如何与他们的理论背离,他们都要找各种理由,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坚持不改,非常固执。如果理论搞对了,成绩就很大,但如果搞错了,很容易酿成大错。

    所以,非书生的实际工作者犯错误,往往不如教条主义的书生犯错误犯得大。马列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和这三十年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就非常之大。所以人们称他们误国,也就是书生误国。

    而茅老先生的许多观点,从他自己的理论教条出发,往往显得相当固执、教条化和极端化。中国三十年邓式改革的严重教训,主要的,当然是一党专制官僚太子党大抢劫大掠夺,但次要教训中,也有自由主义书生误国这一条。

    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一党专制,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陈独秀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书生误国。他们把一种理论,即马列主义理论绝对化,当作真理,然后搞马列主义思想绝对专制和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一党的绝对专制。再然后,不顾一切,搞全盘公有化和计划经济化,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

    毛泽东们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不行了,毛又一命归天了。邓小平们没有办法了,只好搞改革。但是,改哪些,怎么改?

    本来,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一党专制的问题,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专制和共产党的政治专制。经济问题,全盘公有化,全盘计划经济,等等,不过是一党专制的结果。与马列主义的观点相反,它们,即公有化经济,不是基础,不是原因;相反,公有化经济正是一党专制的思想和政治专制在中国建立起来后,由共产党一党专制导致的结果。一党专制是中国全盘公有化的基础,即全盘公有化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共产党一党专制是主体,是主动者,创造者。经济制度,即共产制度,不过是它的客体,它的创造物。不是经济决定政治,公有制决定一党专制;相反,是一党专制的政治决定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公有化经济。

    因此,中国要改革,必须先搞政治改革,改变主体,然后才能保证改好客体,才能以政治改革带动经济改革。但是,一党专制是毛泽东邓小平们的命根子,邓小平们不想改,不愿改。在他们的主导下,中国的改革,只好在所有制方面动脑筋。于是,一批自由主义书生,包括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就来为邓式改革背书,他们继承马列主义的哲学和基础理论——经济决定论,即把客体说成主体,即把主体的产物——作为客体的经济,说成是主体;而把主体——即一党专制的政治,说成是经济创造出来的客体。把经济说成是基础,把政治说成是上层建筑,完全颠倒了两者的关系。

    在这种颠倒的理论指导下,他们把改革程序完全颠倒,主张先经济后政治。鼓吹经济改革必然带动政治改革。使中国的改革,完全走上了邓式改革的邪路。

    要改革,就要改变原来的理论,原来的理论丝毫不变,改革也就没有了。于是,这些自由主义者在继承基础理论经济决定论的同时,就来制造新的理论,也就是改变这种经济决定论的结论,把马列的结论简单地反一反,变成与马列主义相反的自由主义镜像。马列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无限赞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几乎说成万能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就反过来,走向另一个极端,无限赞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把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几乎吹成万能的。

    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极端,两者都是走极端的绝对化理论。两者都主张用一条腿走路,一只手做事,要砍掉另一只手,另一条腿。马列主义要砍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自由主义要砍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在我们看来,经济不是基础,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公有制私有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不过是人们使用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手段。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行全盘的彻底的公有化和计划经济,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行全盘的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任何国家都必须采用两条腿走路,两只手做事的方针。任何国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只要违背两条腿走路、两只手做事这个方针,都会产生大问题。社会主义阵营的教训和资本主义1929大萧条及这次金融海啸的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十多年前,我在1997年写的《中国改革简纲》中,就主张中国经济改革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是混合经济。可惜不为当局采纳。我的文章,应南京公安要求,每篇都给他们一个副本,他们保证送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估计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根本不能理解这个问题。

    我认为,全世界未来的经济,都将会逐步实行适合每个国家自己特点和自己当时发展水平的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乃是在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条件下,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实行私有制和公有制相结合,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结合,互相补充,互相配合,各取所长。不仅整个国家是这样,每个行业,每个有适当规模的较大企、事业,都可以考虑实行各种私有制形式和各种公有制形式相结合,公私比例各各不同的混合经济制度。并且任何所有制度,都不是固定的,你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一段时间实行一定程度的适合实际需要公有化,你也可以随时改回来,实行适合需要的私有化。例如在金融海啸条件下,对相关金融企业和其他受影响的企业,实行一定程度的公有化或公共监督管理,金融危机过去,需要恢复必要的私有化,你也可以把它改回去。

    总之,一切以人为根本,以人及由人组成的社会的需要为转移。像共产主义那样的全盘公有化,和相反的,自由放任的全盘私有化,包括对金融等事涉重大公共利益的部门,不加监管,造成金融海啸经济危机的机制,应该永远结束。

    对这个问题,我已经研究很长时间,等今后有时间,我将详细谈谈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新人本主义,主张人是根本,必须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逐步向未来的人本社会发展,必须坚决反对经济决定论,反对经济决定论理论毒藤上结出来的双胞胎理论毒瓜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是1984年以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在自由主义谬论的指导下,自由主义书生鼓吹全盘私有化、不顾一切私有化、无条件私有化,充当官僚太子党大抢劫大掠夺的帮凶和吹鼓手,充当官僚太子党杀贫济富的吹鼓手和帮凶。结果,他们把自己搞得名声扫地。尤其主流经济学家,名声更是扫地以尽。

    我反对谩骂茅老先生。但是,我认为,茅老先生应该首先检查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谬论,才能挽回自己的影响。这也是我们的书生、学者和精英应该有的教养,比一般民众的教养重要得多的教养。一般人的教养,只是道德风气的问题,而书生精英们的教养,不仅是道德风气的问题,而且是会不会误国的问题。你不想要这种书生改错教养,在法律上,那也是你的自由。但是,你没有这种书生精英的改错教养,那你就只能越来越引起民众的反感,使自己的名声越来越不好,在中国人目前的素质条件下,谩骂声音只会越来越多。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1-18 02:43:31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货币战争之中美台大棋局

货币战争之中美台大棋局

作者:YST

2007年8月首发于台湾联合报网站。

http://blog.udn.com/YST2000/1171006

I【台湾篇】

    当我们谈到战争时,通常是指炮火相向,飞机、军舰和坦克的热战。其实战争的形式很多,除了炮火的热战,还有经济战、文化战等等。其中经济战尤其是战争的关键,因为战争打的就是补给,真正较量的是综合国力。

    回顾历史,日本为什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法战胜中国?因为根据日本政府的文献,战争才打了两年,日本的钱财便已经完全耗尽。抗日战争从一开始的一面倒变成胶 着状态,只要中国继续抵抗,日本就不能结束。这时候美国还在观望,根本没有参战,甚至还卖战略物资给日本,但是日本已经没钱了。这场战争日本是赢不了的, 即使没有美国参战,没有原子弹,日本也必败。 事实上,日本在1944年就派出特使秘密与重庆政府谈和,要求停战,但是蒋介石不答应日本提出的条件。为什幺日本要主动谈和?因为日本自己知道没有经济力量再支撑下去。

    经济力量是战争实力中的硬指针,是一切战争机器的原动力,武器不过是表象而已。经济战就是摧毁对方的经济力量,遏止对方发动战争的意愿或是降低对方进行战争的能力。今天我们谈论的货币战争就是经济战中最直接的一种形式。货币战争并不是一个新名词,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经大量印制美元,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货币战争。当然这是货币战争中最容易、最粗糙、也是最低下的一种型式。

    货币战争的厉害就是在和平时期就可以进行。印假钞票是一种型式,大量套汇是另一种型式。前者是非法的,后者是合法的。大陆发现大量伪钞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然后越来越严重。中国国务院从一九九四年第一次召开「反假币工作联席会议」,开始展开反假币的工作。此后这个会议每年 都要召开一次,每年都部署一次反假币的联合行动,「中国人民银行」每一年都在全大陆展开「反假币宣传周」的活动。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1995年以后,中 国的假人民币每年以50%的比例激增,每一年收缴的假币数以亿计。

    大家也许不知道,台湾是全世界印制假人民币最大的地区。根据台北「大陆新闻中心」的报导,大陆「中国人民银行」一位史姓科长在2003年透露,大陆市面上的假钞一半来自台湾。我认为这是最保守的估计,但是严重偏低。史科长的话纯属个人的估计,不足为信。

    更精确与更可信的估计数字是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中国检查出版社主办的【检查风云】杂志所作的正式报导,根据大陆公安部专家证实,目前大陆市面上流通的人民 币假钞,80%以上来自台湾,经广东和福建沿海流入内地。1992年以来,台湾警方破获的伪造人民币集团案不下十个,查获的人民币假钞数以百亿计。

    台湾印制的假人民币仿真度非常高,逼真到一般人和机器都无法辨识,而且绝大部分是百元和五十元的大钞,大陆单是送到银行检验的伪币每个月就超过千万人民币,给沿海各省市造成强大的冲击。

    就在前几天,「中国时报」报导,台南县警局善化分局8月3日在安定乡的一处铁皮屋厂房内当场逮捕正在印制假人民币的主嫌犯叶富田,查扣成品560万元及半成 品1.68亿元,皆为面额一百元的人民币。叶富田(52年次,台中县籍)曾有伪造台币前科,2002年假释出狱,过去就是一位印刷厂的技师,受过专业训 练。叶富田的设备精良,纸张也十分相似,制作过程非常繁复,连防伪线与水印都与真品难分,几乎可以乱真,让办案人员叹为观止。

    早年人民币的伪钞几乎都是大钞,在人口流动量很高的北京和上海流通;近年人民币的伪钞趋势是面额变小,开始进入农村。这不是好现象,证明假人民币的泛滥变得越来越严重,已经严重威胁到大陆社会的稳定。

    伪钞的印制和流入市面多半是经由黑社会操作,所以算是民间组织和民间犯罪。但是只要对台独人士和台湾政府稍有认识的人对这一点都会存有强烈的疑问。想想看, 台独分子是靠暴力游行跃上政坛,再靠在政坛上表演打、砸、抢而执政,今天是靠着跟黑社会挂勾搞做票、搞地下电台宣传、搞暴力威胁...等等来巩固政权。台湾政府本身就是黑社会。

    两蒋时代,中华民国政府与黑道泾渭分明,政府与流氓毫不沾边,对流氓的处理毫不手软,大流氓一抓到就送小琉球管训。 中华民国政府与黑社会挂勾是从李登辉开始的,这是李登辉运用地方势力对付国民党大老的夺权运动最重要的手段,也是「本土化」运动运作的最重要的手段。回想一下,李登辉执政时最大的讽刺是:老百姓说,做黑道有什幺不好?做黑道可以和总统照相。再回想一下,白晓燕的绑架案发生后轰动全省,久久不能侦破,人心惶惶,李登辉面子挂不住就说话了,说他在这个案子看到共产党的影子。结果案子破了,凶残而且撕票的作案者名叫陈进兴,民进党党员。看到没有?黑道是台独势力最大的特征,也是最基层的支持力量。

    到了民进党执政,黑道与政府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台湾警方有正式报告,台湾议会中有黑道背景的议员占六成以上。议会打架,议场泼粪,议员彼此动不动就收到黑函,一点都不奇怪,台湾的议会就是一个黑道社会。不客气地说,今天台湾政府的运作就是黑道运作,黑道已经成为民进党政府动员民众打击异己最主要的力量。看看操盘手邱义仁的邪恶,台湾政府会跟假钞集团没有合作关系吗?鬼才相信。

    事实上,我们的怀疑早已被证实。我们的论述有确切的基础。国际刑警组织透露,在两岸关系紧张时,台湾当局曾经把假钞交给潜入大陆的特务使用,并藉此破坏大陆 的经济、政治和生活的稳定。这种散布伪钞的作法毫无疑问属于政府的活动,这就构成战争行为了,而且台湾政府所用的手法和当年的纳粹德国一模一样,简直可以 说是翻版。

    今天很多人还在问:台海战争何时爆发? 事实上,台湾政府对大陆的货币战争早已默默地展开。(转者注:台湾日本属于殖民经济体,台湾政府包括陈水扁马英九也是马前卒而已。)

II【美国篇】

    印假钞的货币战争是下三滥的作法,罪证确凿又落人话柄,只有在垂死边缘挣扎的纳粹德国和流氓本质的台湾政府才会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法。在战时做垂死挣扎的纳粹德国也许情有可原,处于和平时期又自夸富裕的台湾政府就完全不可原谅了。事实上,我们在上篇文章说过,台湾政府的作法已经属于战争行为,如果遭到大陆的军事报复是咎由自取。

    不论是垂死挣扎不得不出此下策的纳粹德国或是流氓心态的台湾政府,印假钞的货币战争都是极不可取的非法行为。今天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台湾政府在以国家的力量印 假钞。有点智能或是有点品格的国家都不会用印假钞来从事货币战争,他们的作法是「套汇」,也就是用人为制造汇率的改变来套取利益。

    用「套汇」赚取利润需要相当的知识和巨大的“本钱”,做的最有名的私人是索罗兹基金,做得最成功的国家是美国政府。 索罗兹的一套说穿了很简单,在低汇率(该国币值与美元的比值)的时候大量的美元进入某一国家的证券市场炒作,当市场火热的时候高价卖出并且立即结汇,不但逃 出市场而且逃离该国,把利润以硬货币(美元)带出国外。由于逃出的速度太快,量又太大,该国币值的汇率急速升高,造成市场恐慌,该国的金融体系就完全崩溃 了。房地产和股市证券大幅跌落,大量公司倒闭,大批房地产缴不出贷款,然后索罗兹有可能在高汇率的时候再度从国外进场捡便宜,第二次搜刮利润。就是这幺回 事,简单吧?

    人性是贪婪的,看不出房市与股市的泡沫,这就给大户以可乘之机。索罗兹这个超级大户有足够的资源作市场调查和分析,看准时机吹起泡沫,也看准实际戳破泡沫,从中搜刮利润,然后结汇逃走。索罗兹玩的就是汇率变化,欺负你就是因为你的外汇储备不足而又允许自由兑换。索罗兹用「套汇」打垮了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与韩国的金融体系,在一九九七年造成亚洲金融风暴。索罗兹基金在这几个国家捞了一大把钱,弄垮了当地的金融体系然后走人。日本与台湾在危机一来的时候就先把货币贬值,索罗兹就失去「套汇」的机会。

    港币始终没有贬值,香港政府能够挺住是因为有大陆支撑,索罗兹的基金袭击香港的时候,大陆只有一千七百多亿美元的外汇,中央政府借给香港政府两百亿美元,港府拿她做准备金发行了一千三百亿港币,在一个月之内买下了所有拋售的股票,在七千点托住市场。索罗兹在香港断羽而归。

    想想看,索罗兹再凶悍本钱也不可能比中国雄厚。现在香港的股市已经过了两万点,而且此后香港历经了好几次世界性的股市震荡,但是从来没有跌破七千点。为什幺?因为不论是大户还是散户大家都知道掉到七千点政府一定会出手。 所以股市玩的就是信心,索罗兹如此,美国政府也一样。吹嘘什幺自由经济,全是瞎扯。老美若是相信自由经济,这次为什幺会拿出一百九十亿美元来救次级信用贷款的危机?

    索罗兹玩的就是有钱人欺负穷人的游戏,你想想,穷人和有钱人玩梭哈不输光才怪。但是索罗兹这套游戏在两个国家没法玩,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在中国没法玩,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在美国没法玩,因为美元就是硬货币,需要多少美国政府就可以印多少,美国不需要外汇储备。

    现在你就知道为什幺中国不肯把人民币自由兑换,而且不论美国如何施压,中国也不肯把人民币对美元快速升值。据估计,有上千亿美元的热钱在中国流动,眼巴巴地 等待人民币升值,然后结汇把利益逃出来。所以中国不时对过热的房市和股市降温,而且总是在最令人不注意的时候突然使人民币升值一点点,叫你「套汇」措手不 及。中国不是傻瓜。

    美国政府是玩汇率的顶尖高手,也是常胜将军,这是货币战争美国最厉害的地方。日本在80年代经济蓬勃,真是不可一世,尤其把美国地标「洛克菲勒中心」买下来,老美心中满不是滋味。美国于是出招压迫日圆升值,短短几年,日圆的汇率从360比1升到最高时的90比1,足足四倍。日本就此一蹶不振,要不是靠中国崛起大量地向日本进口各种产品,日本经济到今天都还没有起色。

    中国的崛起带动了世界经济,尤其是亚洲国家。想想看,1997年 亚洲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号称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就抢先贬值日圆,引起其它国家的恐慌,也跟着贬值。全世界只有三个货币坚挺,那就是美元、人民币和港 币。港币的力量很小,基本上是中美联手稳住亚洲经济,而实质上是由中国承担所有的贸易逆差。中国激活内需大量从亚洲国家进口各种货物,譬如韩国与台湾的水 泥,终于稳定了亚洲的市场和金融。中国多年来双数字的经济成长一下子掉到只有7%,但是解救了亚洲的经济危机。

    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很紧张,因为如果人民币贬值的话必定引起第二轮的货币贬值,金融危机将会扩大,有可能蔓延到全球,后果不堪设想。我记得当时柯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柯恩女士不停地称赞中国这种“负责任的”大国作为。为什幺不称赞?整个亚洲金融危机,美国只是动嘴巴(lip service)而已,中国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和吸收所有的损失。

    日本老想在亚洲当老大,要做亚洲的「领头雁」。但是大家想想看,亚洲有经济危机时,日本在哪里?第一个贬值货币加速落跑的“雁子”就是日本,牠怎幺带领亚洲其它的“雁子”?日本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在亚洲金融危机暴露无遗。老大是这幺当的吗?亚洲人民不是傻瓜,只有台湾人这种贱骨头才会把日本这个前宗主国当老大。

    今天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是用吃亏的实际行动赢来的。用美国人的话:She earned it。 但是十年后,当这个“负责任的”大国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地位时,美国政府就开始发出不满意的声音了。美国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来抵消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这是美国新一轮的货币战争。

    我个人也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但是人民币现在不宜升值,尤其不宜快速升值。 首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美国的科技远比中国发达,中美贸易有非常大的互补性,事实上是最佳贸易伙伴。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是美国 人民非常欢迎来自中国低科技的廉价产品,但是美国政府不愿意卖高科技的产品给中国。美国处处防着中国,生怕这些高科技产品会加速缔造一个经济大国,特别是 军事大国。这是中美贸易不能平衡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高科技对中国大陆禁运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基本国策,防备的就是中国崛起,不可能改变。只要美 国这种霸权心态一天不解除,中美贸易平衡的问题就一天不能解决。

    其实美国心里也非常清楚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贸易逆差,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目的是藉此把中国手中所持有的美元外汇蒸发掉,这是非常狠毒的,中国当然不答应。你想想,中国人生活简朴、辛勤工作,把生产出来最好的真实货物换来一张美国的借据,然后美国要求人民币至少升值30%。好家伙,中国有一兆三千亿的外汇储备,其中至少九千亿是美国的政府债券,九千亿美元的借据一下子就蒸发掉两千七百亿美元,这是多少中国劳苦人民的血汗,中国能答应吗?

    人民币不是不应该升值,而是不能在手中握有大量美国债券的时候升值。任何中国领导者在这个时候让人民币升值都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贼。 (转者注: 2007年的预言已成铁板钉钉的历史事实)

    美国真是太聪明了。美国人好享受(进口多)而又懒惰(出口少),所以造成了外贸赤字;美国政府不愿意开源(譬如加税),也不愿意节流(譬如少打仗),所以造 成了政府赤字。美国人民又没有存款,所以美国政府只有想方设法向外国借钱。多少年来美国只愿意借钱享乐和借钱打仗。现在债台高筑,美国不愿意用真实的物品 还债,也不愿意改变生活型态少借一点钱,却压迫主要债权国的钱币升值,不费吹灰之力就蒸发掉压在自己身上的负债。你说美国聪明不聪明?

    美国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国家,玩汇率已经玩成精了。要知道,30%只不过是美国的开价,底价也许是当年对付日本的400%,汇率一旦自由兑换就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中国操纵汇率的本事比美国差远了,美国轻轻松松就把将近一兆的负债拋掉只剩下两、三千亿。 看看美国那些国会议员高声叫骂真精采,逼人民币升值说得振振有词,其实全是歪理,把别人当傻瓜。这是什幺世道?欠钱的人耍花样赖帐,还表演得理直气壮,咄咄逼人,比债主还神气。 呵呵呵,索罗兹赚那点小钱算甚幺?美国这一手才是最高明的货币战争!

III【大陆篇】。

    (一)美国的要求

    在上一篇文章,「货币战争:美国版」,我们叙述美国由于大量的贸易入超不得不展开与中国的贸易谈判。美国提出的要求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大幅升值,这一点中国坚决不同意。只要有点知识的人都看得出来中美贸易的互补性非常高,应该是最佳的贸易伙伴,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限制高科技的产品卖给中国,因为美国怕中国成为经 济大国,更怕中国成为军事大国。你想想,低科技的产品美国不能和中国竞争,高科技的产品美国又不肯卖,中美贸易怎么可能平衡呢?

    中国是不能在这个时候答应人民币快速对美元升值的,因为中国手中握有大量美国的政府债券,这是中国人民用血汗生产的物品换来的一纸借据。中国不是傻瓜,任何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就等于蒸发掉一部分手中的这张借据。

    (二)中美经济战略对话

    去年12月布什政府史无前例的由财政部长鲍森和联储会主席班钠科率领五位部长级团员所组成的“经济顶级小组”(Economic A-Team)到北京和中国经济官员对话,其实就是施压人民币升值。中国经济代表团的团长是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铁娘子”吴仪知道美国摆出这么大的阵仗(三分之一的内阁阁员)必定是来者不善。为了封美国人的口,吴仪的开场白 就说了:「中国没有兴趣听美国人讲课」(China is not in the mood to be lectured.)。经济是个软科学,中国不是傻瓜,听美国人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胡乱解释骗人的经济理论。

    “ 中国通”鲍森对“铁娘子”吴仪,双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唇枪舌剑打了三天仗,浓烈的火药味透过媒体的报导弥漫全世界。国际舆论这才注意到,出席这个战略经济 谈判的美国代表团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极为罕见的超强阵容。用英国【金融时报】的话说,这个代表团的领导人物鲍森(Henry Paulson)才是真正“布什内阁对华政策的掌门人”。果然,这次会谈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中国给了美国5.5亿美元的订单,完全说明了中国的底牌,也让美国了解她必须面对的实际情况。唉,美国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总是找外国作替罪羔羊,很少会照镜子,这是超级大国特有的傲慢。

    鲍森的胃口显然不止卖几架波音飞机,但是也不得不为自己找下台阶,他对记者说不可能在一次战略对话中“解决所有的分歧”。面带失望的鲍森说虽然中国已经保证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但是直到谈判结束并没有作出一个确定的时间表。这话不是白说吗?

    2007 年5月,中美经济代表团在华府进行了第二次战略对话。中美签署了新的航权协议和326亿元采购与投资协议,据称采购的地点都是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国会 议员的选区,看来中国还挺上道的。另外,中国答应将向美国购买更多能源产品和环保科技,并且采取具体行动打击国内的盗版行为。但是在中美贸易关系中争议最 大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吴仪与鲍森两人的闭幕词上都一字未提。

    (三)美国的威胁与角色互换的交战

美元的稳定是美国的命脉。如果放任下去,美国每年庞大的赤字将会压垮美元,美国的全球霸权就跟着完了。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经济对话非同小可,第一次战略对话失败后,美国国会按奈不住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的呼声建议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制造贸易壁垒。在中国大量的商品冲击下,美国这个自由贸易的斗士一下子变成了贸易保护者。吴仪率领的代表团包含了十五名部长级的官员,相当于国务院部级官员的一半。在华府进行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十分好笑的。

桌子一边的中国是三十年前还被全世界禁运、封锁、抵制、隔离的国家,五年前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学习西方贸易的规则,应该还是小学生;桌子另一边的美国是今天全世界经济和军事最强大的国家,是尊崇市场规则与自由贸易的卫士,应该是大学教授。但是在这次战略经济对话,是来自北京的中国代表向美国人介绍保护主义的危害以及自由贸易的优势,令人感到时空倒置、角色互换的错愕。

    (四)中美的经济冲突是不可能妥协的

中美的贸易冲突来的不是时候,至少一年内不可能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因为双方都输不起。且慢,国际贸易不是都建筑在“双赢”的基础上吗?嘿嘿,对大多数的国家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是」(Yes);对中美而言答案就不这么简单了,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已经从经济上升到政治层面。大国之间的政治斗争是没有双赢的。

    在地缘政治上,中美是对手。如果我们从「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这个角度去观察,中国的影响力要是增加了,美国的影响力就会减少,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零和游戏。 想想看,一个崛起的中国,她的影响力绝不止在家门口。事实上,中国的触角已经遍布全球,不但活跃于欧亚,而且从非洲一直到美国的后院南美洲。美国的外交霸 权已经开始面临严重挑战,美国绝不可能对此坐视不理。因此,美国国会批评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大,国会要求政府遏止中国。明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不论是执政的共和党还是在野的民主党,他们在对中国的任何问题上都必须表现出强势。但是中国在今年秋天将举行第十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决定今后五年的国家领导阶层,任何官员在这个时候与美国做成妥协将会被看成是软弱无能和没有尊严的屈服。

    中美的经济冲突不论是战略上(长期)或是战术上(目前)都不会达成任何协议或是有任何正面的成果。在这种政治时机下,美国国会强势地展开无休止的威胁、不断提高压力逼迫人民币升值,中国不能只是防守,终于做出反击。

    (五)中国的反击

    2007年8月9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标题: 「中国威胁使用拋售美元的“核选项”」(China threatens “nuclear option” of dollar sales)

    这篇署名伊凡斯.皮常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的文章说:中国政府已经展开一项由各方配合的联合运作对美国发动经济威胁,暗示如果华府实施贸易制裁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话,中国将拋售她手中持有的大量美国公债。标题下面是「路透社」提供的一张照片,非常生动地描述中国的头痛。满手都是美元:中国2007年6月的贸易出超达到269亿美元。如果你不想读原文的话,YST 在这里用中文转述这篇文章的大意。

两名中共政府高级官员在最近的媒体访问中向美国第一次提出警告,那就是北京政府可能会使用她一兆三千三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政治武器来反制美国国会对人民币的压力。中国政策的改变通常都是透过重要智库和学术机构首先发表,所以这两位学者的言论不容忽视。美元目前正处于历史上衰弱的最低点,前面叙述的这项行动被描述成中国的“核选项”,它有可能引发美元的崩溃。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估计超过九千亿美元,中国这项行动将导致美国政府债券的利息立即大幅上升而重创美国的房屋市场,有可能把美国的经济推向衰退。

    夏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上周表示北京政府的外汇储备应该被用来作为对美谈判的“筹码”。夏斌的话明显指出中国政府已经激活了这项新政策。

    何帆,中国社科院官员,今天更进一步地直言不讳,我们要让世界知道北京有能力引发美元崩溃。何 帆对中国日报的记者说:「中国累积了大量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美国政府债券,中国对维护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有巨大的贡献。俄国、瑞士还有很多其它国 家都大量减少所持的美元。但是只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维持稳定,中国并不打算跟进。不过一旦人民币大幅升值,中国的中央银行将被迫拋售美元。」

    这个威胁立刻进入总统参选人喜莱瑞(Hillary Clinton)的竞选活动,她要求国会立法防止美国成为北京、上海、和东京的“经济人质”。
德 瑞克(Simon Derrick),纽约梅浓银行的货币战略专家,说:「这些评论都是说给美国参议院听的,国会准备在秋天开会时立法。这些评论的用字毫不含糊,为的是惊醒 人心。中国的警告有清楚的政治威胁,被次级房贷困扰的美国金融界已成惊弓之鸟,金融问题如果蔓延会产生严重后果。」

    一群美国参议员已经起草了一个法案对中国的商品增加关税,惩罚中国操纵货币。这个草案已经获得参议院财政小组的支持。但是美国财政部长鲍森不同意这么做。鲍森说,关税壁垒会降低美国的权威并且会引发全球性的保护立法。

    (六)美国的虚张声势

    【每日电讯报】这篇报导震动了全球的财经界,也惊动了布什总统和他的内阁,当然也惊动了美国国会。YST 个人认为美国国会对中国威胁所做的反应是虚张声势。绝大多数的国会议员是没有知识的政客,他们的立即反应不过是为了向选民表达爱国来争取选票,作秀而不务 实,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政策的可行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经常被白宫否决,因为美国真正的精英在总统内阁。

    美国目前的经济处于衰退边缘。美国的商店是分品级的,如果你在Wal Mart的停车场可以看到很多奔驰和宝马,你就知道消费者的信心是不足的。要知道中国的货品都是民生必需品,不是可用可不用的奢侈品。如果美国树立关税壁 垒,一定引发通货膨胀,所有政客都不要想再玩下去。而且美国越是经济衰退,中国货品卖得越好。贸易就更不能平衡了。

    政客都是在骗选票,注重的都是表面而不会去务实。政客敢加税吗?不敢。政客敢削减军费吗?不敢。所以开源与节流的事情政客都不敢去做,他们立法立错了方向,只会讨好选民、找待罪羔羊、捞选票,自欺又欺人。在美国谁说加税谁就落选,没有政客敢向选民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西方民主政治的害处再度被证明。很多人把高科技的东西看成天般大,而轻视低科技的民生工业,这是短视。譬如美国卫星成像的分辨率比中国卫星高,了不起,就算高两倍,那又怎样?销路就能多两倍?价格就能高两倍?很多国家选择便宜的,很多国家可以不买。但是不论是谁,你不能不穿衣吃饭。中国巩固了民生工业,然后向高科技一步一步进军,基础非常稳固,要反制中国非常困难。不像苏联,能把人造卫星第一个放上天。但是镜头往下一照,苏联妇女在市场排队买洋葱。

    美国的房地产前几年已经涨过头,泡沫早已存在,只看什么时候戳破。利息一涨就一定破。美国人是没有存款的,讲得难听一点,许多美国家庭距离无壳蜗牛只有两张 薪水支票(2 pay checks away from homeless)。所以利息只要急遽上升,保证成千上万的房子会付不出贷款,银行收回这些房子又卖不出去,不倒闭才怪。

    房屋是美国最有价值的资产,房屋市场的萧条是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因为房屋市场能够带动的经济动力是最高的。房屋市场的连锁反应非常惊人,没有经济学家敢拿房地产市场开玩笑。无论美国国会如何立法,关税壁垒不可能通过总统这一关,因为华尔街出身的财政部长鲍森不可能这么做,真正的精英都知道其中的利害。

    (七)结论

    中美之间的货币战争其实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开始了,索罗兹表面玩的是香港,背后的政治阴谋是对准大陆。西方国家都在用种种手段让中国好看,找种种理由让中国出丑,目的是为西方的民主论述铺路。大家必须了解「论述能力」在今天的世界是非常重要的,是软实力中的核心力量,它为所有的政治联盟奠定精神基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最近日本企图在亚洲孤立中 国,于是邀请美国、印度、与澳大利亚成立「亚洲民主联盟」。日本的目的是包围中国,但是日本打的口号是「民主联盟对抗专制力量」。这就是最典型的论述能力 的运用。

    所以西方用经济力量来打击中国,然后用政治语言去解释胜利的果实。这一观点我们从布什总统开口「民主」闭口「自由」就看得非常清楚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决不能让香港的经济垮掉,因为香港的经济有很高的政治意义。西方要藉香港的衰落编织中国的种种不是,这是西方民主论述把持话语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说到底,国际间的斗争不论是甚么形式最后都要回到政治面,为政治服务。政治斗争是所有斗争的最高层次。中美的货币战争在2004年的时候就看出趋势,因为美国经常性的赤字已经达到GDP的7%,累积的赤字已经超过GDP的60%,这两项指针是经济学家划下的红线。

    2005年8月,就连YST这种非财经专业的草民也看出来美元发行过量,美国政府用军事支撑起来的强势美元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到了这个时候,美元滑落已经不可挽回,除非美国能赢得中东的战争。但是这是一个太大的「如果」,基本上我并不抱希望。YST 关心美元是从军事的角度出发的,算是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不过殊途同归,自认不会看走眼。但是我的两篇论述文章遭到网上很多网友和台湾职业经济学家的驳斥和轻视。

    2006 年12月10日,美国哈佛大学出身的保守政治学家柯西(Jerome R. Corsi)发表了惊人的文章,标题是「美元面临崩溃吗?」。这篇文章最有说服力的地方是引用美国计量经济学家威廉斯的数据,证实美国在2006年3月停 止公布M3资料以后大量增加美元的发行量。美元发行过量的严重性浮出水面,而且有数据支持。

    2006年12月14日,美国财政部长率领的七个部长级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国政府作战略经济对话,要求中国的合作来防止美元崩溃。美元问题正式被美国政府承认。美国政府要求与中国政府每年定期举行战略对话,中美货币战争正式在国际台面上打响。2007年5月,美国国会不满意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的结果,不断提出要用关税壁垒来惩罚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2007年8月,中国透过两名官方学者发出警告,中国将把手中所持美元外汇作为谈判筹码,一旦人民币面临大幅升值,中国的中央银行将被迫拋售美元,有可能引发美元崩溃。看样子,中美在货币问题上双方已经撕破脸。

    这场货币战争是一场大戏,中美双方都已经拉弓但是还没有射箭。不管会不会有一方把箭射出,货币战争都会进行下去。这是两个大国兴衰的关键斗争,狭路相逢,双 方躲不掉也没有回头路。任何重大的决定,不论是美国树立关税壁垒还是中国大量拋售美国债券,都会是震动全球的大事,影响的深远超过台海问题,超过一年来我 们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的头条新闻,超过大多数人能够想象的严重性。

    转者注:

    此文的优点除了对中美台货币战争的简洁而深刻的分析,一针见血的预言(包括最近的高仿伪钞)之外,其对“国家迷信”“民族复兴”的毒品快感幻觉的破除效用也是十分值得表扬的。一切都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 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 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 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它使人口密集起来, 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 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此文第三部分对大陆官僚的分析过于乐观,保持完整性,一并发出。





发件人:"Zhang Yubin" <zyubin@gmail.com>  2009-01-17 12:24:19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一点粗浅的见解想提交贵网站

和谐三策

单位/姓名:中科院计算所博士 张宇宾

Email:zyubin@gmail.com

缘起

    社会与经济的运行按照三个层次进行,我们的目标“富强、民主、文明”也是对应三个层次而定义的。这三个层次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孔子曾经有几段话,如“樊迟请学稼 , 子曰:吾不如老农。”这个被认为是孔子鄙视劳动的证据,其实不然,孔子从小就从事过各种底层的劳动“子曰: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所以从孔子毕生提倡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孔子的意思是在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层面排序的话,政治在前面,经济是附带的产物,故有这段问答。孔子又说“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就像土地里自然能生长树木一样,人文精神也自然影响政治。所以政治和文化相比,如同芦苇在风中,也是附属自然而生的。综合孔子的思想,排序结果是文化、政治、经济。西方近代的发展也可作为注脚:意大利文艺复兴以降,资产阶级革命中心和科学的中心一起按照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这个顺序传播,而其间群星璀璨可谓”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同时世界经济中心也随之转移。本文渴望结合课中老师所谈和谐社会的思想,分三个层次进行一些粗浅的思考。

一、 文化对策

1.1儿童读经运动——传承东方文明,重建民族自信。

何谓中国传统文化,三言以毕之儒释道 ,一言以毕之曰禅。国学之魂是爱民信仰,现在的话讲就是同情弱势群体,围绕这个主题产生的智慧积累就是国学的全部内容。

在本民族的文化根本上建立的自信,才可以不卑不亢的面对外族。而传承的工具在汉字,中华的经典都还在,而汉字作为象形字,不会数十年间随口音而面目全非,有又活跃的造词能力,不会电灯、电话、电车各造一词,象英语那样在工业革命中词汇量极具膨胀。所以传承是可能的。下面引述一些读经运动的片段,以了解现状,展望未来。(引用1)

“经书是我国民族文化之珍贵遗产,虽然自清末开始不断遭到质疑,将经书与落后保守划上等号。但事实上,经书的价值是可以重新看待的,如何赋予现代意义,从中撷取活用的智能,恐怕是现代人在面对经书时,应该调整的心态。坊间学钢琴、学计算机、补英文,各式各样的儿童才艺班,令人眼花缭乱。在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的竞争压力下,你是否为了帮孩子选择什么『菜色』困扰不已?如果你经常观察并反省我们的文化发展与教育问题,你可能会发现无论学校教育或是这些应运而生课余时髦的社会教育,所提供给我们下一代的始终只偏重知识或技能的传授;至于精神层面的人格涵养,则显得相当贫乏。整个大环境所见也大半是心量狭窄、急功近利的角色。
经典是智能的结晶,所载为常理常道,其价值历久而弥新,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有其永恒不朽的经典,作为源头活水。中国自古流传的四书、五经,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典册,向为知识分子所必读,以此抟成了整个文化的特色。儿童读经就是教儿童诵读经典,这其实原是中国行之数千年的重要教育理念,在现代社会中提出,却变成陌生而令人一时难以接受的论题。

1.1.1不读经书 中国人的理性被架空了

『读经』之风至清末仍盛,民国以后西风东渐,元年元月第一位教育部总长蔡元培下令:『小学堂读经一律废止』,五月又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七月又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之议案;三个连续动作,使中国从此没有读经的学生,没有可教读经的老师,迨至民国八年五四运动,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不用说读经,中国人连古文都渐渐看不懂了。学校里从此遵循的是胡适、杜威那套『启发性』、『按部就班』、『儿童中心本位』的教育观念,漫长的岁月,中国人除了中文系学生,没有人读经;现代的中国人,早已国际化,美其名曰『世界人』,事实上是忘了根本的一群人。高度经济发展下,文化教养未能相对提升,社会正义日消,君子之风渐远,诈虞日盛,这都是『废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今天,我们不能不审慎地思考这个问题,『经』原来是文明的结晶,扎稳生命根底的道理;不读经,中国人理性架空了,一时之间成了回到丛林的野蛮人,在西方文明之前,如何能不自卑,而「没有自我文化的民族,托钵乞怜的结果,纵有再大的本事,终究不能参与世界文明的创建,而为世人所尊重」。如果很准确地留心到人性的根源,触及教化的核心关键,就不会选择一般人觉得莫测高深的逻辑阐释这条途径,而将这些看似很玄的道理,落实在一个最简单理念的推广。当务之急是『教育』的革新,尤其文化教育是「固本陪元的工作,虽然收效在十年百年之外,但今日不做必贻明日之悔」;从『普遍恢复读经教育』来救助人心,而从儿童时期就给孩子读经,尤其是有理论、实验依据的有效方法。

1.1.2在儿童记忆力最好时 储备一生受用的好东西

从小让孩子接触『最有价值的书』、『永恒的书』,要求他熟背,暂且不管懂不懂,让他储备一些一生受用的好东西。据专家研究,人类有理解与记忆两大学习能力,记忆如计算机资料之输入与保存,理解则如程序之设计与应用。记忆力从小即显著发展,至十三岁为最高峰,其后便有趋下的可能;理解力则十三岁以后方有长足进步,其后日渐成熟,直至老死。王财贵提倡的『儿童读经』就是利用儿童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让他尽量背愈多愈珍贵愈好的经典,即使一时不了解,用不上,等到理解力渐臻成熟,后来居上之际,数据库里的东西自然而然反刍出来,酝酿发酵所『食』之『古』,自然而然『化』成了他人生智能的一部分。

1.1.3在快乐与痛苦中进入中国文化核心,潜移默化塑造优美人格

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当然会留下学计算机很不同的记忆吧!尤其这些记忆日后将会在他们人生中不时被复习,印证亲身的经历,就更显得『读经』一事是牢结盘固在他们生命中的根柢。
中国人向来将文化涵养放在日常生活之中,即以读书这件事来说,古文本身就是一种修饰过的语言,抑扬顿挫,长短相间,极富音乐性的美感,一唱三叹,遗韵不绝。长期背诵经典,潜移默化一个孩子的心灵,塑造优美的人格,绝不是钱穆先生批评为『小猫叫、小狗跳』的教育的浮浅课文所能望其项背者。
在没有压力下,光是朗读认字,跟读一年之后,约可认得三千字;二年后,可有一般大学生的国文程度;三年者,等同大学中文系学生的程度;至于全然展现成果,约得学习十年后才能检视。,
读经班如果蓬勃的发展,「这将是五四以来最大的文化运动」,届时『国士胸罗廿四史,村童背诵十三经』的境界可达,对社会的和谐进步或将有相当助益。

1.2国有教育系统多做点 义工

教育和公务员系统一样是纳税人投入,在一些评定指标上也可以参考对学生的义工服务时间标准,根据学校的分类不同研究性高校当然在评定职称时考虑有多少原创型的工作或文章,而还有大量教学型或技术型高校就不应该文章一刀切,应该把对社会做科普工作的义工时间加入到职称评定中来。对社会在科教方面义工,不应该是在互联网上可以方便收到的知识条目,(这样就不需要教育义工了)而是对这些知识深入浅出地表述,引导,体系构建,和实践机会的提供。这些需要教育者对大众真正付出一番心血,教育部门真正拿出一些资源。

当然这种对纳税人的反馈也是国有教育的应有之义。为了使国家投资的教育资源不仅仅使高校所在地受益,需要建立视频网络,小卫星通讯,定期人员交流等机制,使资源达到边远落后地区。同时这个网络可以提供平台让民间学术来互动,以弥补出版之不足。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有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故改变国有教育职称评定标准,建立国家大学术网络交流平台,此二途可资参考。

1.3 不论是“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都要先有渔场

素质教育之立论,多有“授之以渔”的比喻,但我们可以思考第一条鱼是如何捕到的,谁能教这第一个人如何去渔。可见有渔场可使本不会渔者会渔;可使本无鱼者有鱼。而无渔场可使本来会渔者,变成屠龙之技,而渐渐落后至于无能了。人人都是人才,有渔场则群星当空,无渔场则本有的人才也会贬值为无能,渔场之关系重大。近来学生就业问题每每归责于学校和教育,可是渔场的建立却是全社会的责任,至于私人企业在市场经济下无法苛责,而国有的企事业单位本应该为国家承认的大学提供渔场,假期实习和毕业后的人才政府采购都要制度化。越是边远落后地区,事业单位人员本地化的程度越高。此并非大学生不愿意去而是往往各种原因去不了,因为在不发达地区并非没有发达的待遇。同时教育资源本身也是渔场,高校招生各地区分数线差别对待对和谐也有一些影响,高等教育自古以来是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的途径,可能承载着一个家庭几代人的希望,如果畅通将是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对和谐社会功劳很大。

二、 政治对策

政治在文化、和经济的中间,是和谐的中枢环节,若按照孔子所言的顺序在文化中求则顺行,则省力,而不是反之。在民族精神振奋,自信心高昂,同胞之情发自内心之情势下自然有功。文化教育还是首要之事。不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有待发心“耕耘不问收获,成功不必在我”的教育者来贡献。

三、 经济对策

经济本来是前两者的自然产物,但在特定问题中也有可分析的地方。

3.1 国父论住房问题

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8月10日在广州发表过长篇演说,翌年于京去世,这段演说诚为总理最后遗教。再参考新加坡政府组屋远远多于商品房;日本的公团遍布东京,有三个月工作纳税的外国人也可以廉价租住(无户口限制)。或许可以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有借鉴之处。(引用2)

“讲到土地问题,在欧美社会主义的书中,常说得有很多有趣味的故事。像澳洲有一处地方,在没有成立市场以前,地价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在当时是很荒芜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没有别的用处,一班人都不愿意出高价去买。忽然有一个醉汉闯入拍卖场来,当时拍卖官正在叫卖价,众人所还的价,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还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还到二百五十元的时候,便没人再加高价。拍卖官就问有没有加到三百元的。当时那个醉汉,醉到很煳涂,便一口答应,说我出价三百元。他还价之后,拍卖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块地皮。地既卖定,众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卖官开出账单,向他要地价的钱,他记不起昨天醉后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认那一笔账;后来回忆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对于政府,既不能赖账,祇可费了许多筹划,尽其所有,才凑够三百元来给拍卖官。他得了那块地皮之后,许久也没有能力去理会。相隔十多年,那块地皮的周围,都建了高楼大厦,地价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买那块地皮,还他数百万的价钱,他还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块地分租与人,自己总是收地租。更到后来,这块地便涨价到几千万,这个醉汉便变成澳洲第一个富家翁。推到这位澳洲几千万元财产的大富翁,还是由三百元的地皮来的。

讲到这种事宜,在变成富翁的地主,当然是很快乐,但是考究这位富翁原来只用三百元买得那块地皮,后来并没有加工改良,毫没有理会,只是睡觉,便坐享其成,得了几千万元。这几千万元是谁人的呢?依我看来,是大家的。因为社会上大家要用那处地方来做工商事业的中心点,便去把他改良,那块地方的地价,才逐渐增加到很高。好像我们现在用上海地方做中国中部工商业的中心点,所以上海的地价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又像我们用广州做中国南部工商业的中心点,广州的地价也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上海的人口不过一百多万,广州的人口也是一百多万,如果上海的人完全迁出上海,广州的人完全迁出广州,或者另外发生天灾人祸,令上海的人或广州的人都消灭。试问上海、广州的地价,还值不值现在这样高的价钱呢?

由此可见土地价值之能够增加的理由,是由于众人的功劳,众人的力量;地主对于地价涨跌的功劳,是没有一点关系的。所以外国学者认地主由地价增高所获的利益,名之为不劳而获的利,比较工商业的制造家,要劳心劳力,买贱卖贵,费许多打算、许多经营才能够得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工商业家垄断物质的价值来赚钱,我们已经觉得是不公平,但是工商业家还要劳心劳力;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用心力,便可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地价是由什么方法才能够增涨呢?是由于众人改良那块土地,争用那块土地,地价才是增涨。地价一增涨,在那块地方之百货的价钱,都随之而涨。所以就可以说众人在那块地方经营工商业所赚的钱,在间接无形之中,都是被地主抢去了。

近来欧美经济的潮流侵入中国,最先所受的影响,就是土地。许多人把土地当作赌具,做投机事业,俗语说是炒地皮。……。由于土地问题所生的弊病,欧美还没有完善方法来解决。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便应该趁现在的时机;如果等到工商发达了以后,更是没有方法可以解决。……。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我们的头一个办法,是解决土地问题。……。现在我们所用的办法,是很简单很容易的;这个办法,就是平均地权。讲到了这个问题,地主固然要生一种害怕的心理,但是照我们的办法,现在的地主还是很可以安心的。这种办法是甚么呢?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究竟地价是照甚么样定法呢?依我的主张,地价应该由地主自己去定。……。所以照我的办法,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害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在利害两方面互相比较,他一定不情愿多报,也不情愿少报,要定一个折中的价值,把实在的市价报告到政府。地主既是报折中的市价,那么政府和地主自然是两不吃亏。

地价定了以后,我们更要有一种法律的规定,这种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从定价那年以后,那块地皮的价格,再行涨高,各国都是要另外加税,但是我们的办法,就是以后所加之价完全归为公有。因为地价涨高,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比方有一个地主,现在报一块地价是一万元。到几十年之后,那块地价涨到一百万元,这个所涨高的九十九万元,照我们的办法,都收归众人公有,以酬众人改良那块地皮周围的社会,和发达那块地皮周围的工商业之功劳。这种把以后涨高的地价收归众人公有的办法,才是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经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因为照我们的办法,把现在所定的地价,还是归地主私有。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

3.2 主权基金对内风投和穷人的银行

科技与金融是生产力发展的两个轮子。当然前提是要有一个好的社会土壤,这两者就会自然生长并相辅相成。科技创造财富,而金融要使财富保值增值。财富比电还难保存,动不动就贬值了,财富如何保值增值呢?答案是:通过金融投到最有前途的高科技中去,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以色列风险投资投高科技的比例世界最高,他开始是为了解决100万来自前苏联的犹太移民的就业问题,要知道当时以色列本来只有500万人。人家用风险投资投创业解决就业,解决的很好,同时也发展了高科技。

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一些资本实力,对海外有中投公司;对内有中金公司。在金融危机,就业不振,出口衰退的时刻,可考虑借鉴以色列的经验对内投资创业企业。除了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同样可以有所作为。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创办“穷人的银行”,穷人集资来给穷人发放小额贷款,30年来从当于51美元发展到40亿美元,还款率在98%以上。惠及6000万人,使无数人脱贫。尤努斯的伟大贡献使他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引用文献: 1. http://jswm.newssc.org/system/2008/02/18/010688447.shtml

           2. http://cache.tianya.cn/


 

 

发件人:"szj" <szjyxr@163.com>  2009-01-17 12:47:30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没有规则,就没有自由

没有规则,就没有自由

苏中杰

    这是“现代人文幼儿园”的题目,但这个题目对于中国大批有关专家学者来说,不得不谈一谈。

     根植于没有步入现代文明的中国,文化基因和思维方式中,有许多难以改变的东西,即就是到发达国家留洋一圈,也未必能根除。正因如此,中国许多经济学人难有现代文明人的思维来接受人类文化的进步成果,便表现出许多鄙陋可笑的特点,其中的一个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浅薄浮躁。经济学在现代文明世界,是博大精深的,也是通俗易懂的,但是,没有全面而深刻的理性思维,是学不好的,没有普世价值观,同样是学不好的。这二者是学好经济学的基础。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是一大批“精英经济学家”,缺的就是这两个基础。他们抓到一鳞半爪,就自以为有了大学问,带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功名欲和求得千万观众的喝彩欲,在政要和民众面前炫耀和卖弄。而承受千年文化封闭和窒息的政要和民众,在历史和现实的困惑中,对新鲜的东西难免有一种本能的、天真的好奇与渴求,经他们这一炫耀和卖弄,就把他们当成中国的“精英”,并作为“国宝”来让其参与国是,传媒当成明星来宣传,特别是被一些进步的、有好影响的传媒在不懂之中瞎捧大捧,结果误国害民,大上其当。“市场经济”,就是由这批浅薄浮躁的“精英经济学家”在扭曲中进行搬弄,从而俘获政要和民众,最终误国害民的。

     我们不是不想要市场经济,不但想要,而且十二分地想要。但是,不是一边在宣传上喊口号,一边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让权贵们快速暴富,市场经济就来了,而首先要弄明白市场经济是什么,如何实现之。市场经济是需要严格规则的,只要市场而不要规则,不只是口头上的扯蛋,而且是纵恶酿祸。这个规则就是民主。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市场经济。而还可以这样说,有民主,必然有市场经济——谁见过民主制度下不搞市场经济的?所以说,有多少民主,就有多少市场经济。道理相当简单,只要不是脑残者都可以明白:市场经济是讲规则的经济,民主就是其必然的规则,而且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规则须臾不可分离。即就是在民主规则和市场经济都高度发达的阶段,制度都需要随时建全和调整。美国的赫维茨、马斯金以及迈尔森三人之所以能荣获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为他们在机制设计理论——对自由贸易的制度建设——上面取得显著成就。

    然而,在民主建设毫无踪影的中国,“精英经济学家”却要搞“市场经济”,实现自由竞争——来一场不要规则的经济游戏。这场游戏的实质必然是,在一个所谓的自由的平台上,让有权者自由地对付无权者,让垄断者自由地压迫非垄断者,让富贵者自由地掠夺贫贱者,让上端自由地控制下端。一句话,没有任何程序公正和机会平等可言,完全是让拿刀的自由地砍杀赤手空拳的。结果如何?眼前的现实便是: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盗走了百分之八十多的社会财富,把许多底层人逼到了绝路,社会极不安定,充满危机。

    这样的结果,以“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精英经济学家”当初想到了没有?关于这个问题,拾起张维迎、张五常和厉以宁之辈来谈,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本来就是权贵的师爷,赤裸裸地为权贵的血腥掠夺出谋献策,或找理论根据,有目共睹,早已被世人唾弃,说起来没有价值。

    有思考价值的是吴敬琏辈。此人不能说坏,但酿造坏结果的能量可非同一般,且又被所谓的“自由派”认可,就不得不引人注意了。据说,此翁早期并不主张搞市场经济,后来出现了一个“闪婚”般的突变,极力鼓吹“市场经济”了。对此,笔者还未核实资料,暂且不论。可是,他头上“吴市场”的桂冠早就有,而且光芒万丈,是谁都看到了的。仅凭这项桂冠的名称,就可能知道他的“学术”本质——对于市场经济,只求交易开放,不讲交易规则——民主法制,否则,就得不到这顶具有极端称谓的桂冠了。这就是说,他在设计上,根本没有对于规则的谋求和筹划。这个,我们也可以从他的大量文章中看得出来。他大量的文章,与其说是学术探索,不如说是政治宣传,其宣传内容和逻辑方式,只有一个——以邓小平讲话开道,言说市场经济之必要,且具有官方话语那种令人难闻的味道。既然既无学术品位,又无人本情怀,为什么体制内外都能接受他呢?为什么人们提起张维迎、张五常和厉以宁之辈就如同闻到狗屎一样捂着鼻子走,而他为什么很香呢?原因无非这么几条:一,他的市场经济理论中,没有限制权力的规则设计,给以权掏公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便首先得到权贵的认可。二,他以否定计划经济为宣传内容,正好迎合了对计划经济深恶痛绝的自由派的感情,而天真幼稚的自由派对“经济改革能推动政治改革”的诱骗深信不疑,又不明白,搞没有规则的“市场经济”,将会步入什么样的深渊,同时,想从体制内寻求知音,便把他拉入自己的营垒,而且敬奉起来。三,这个人的人品不坏,不像体制内的其他学者那样黑心烂肠子,所以当权贵们掠夺太过分的时候,他也有点看不过眼,于是嘟啷几句,尽管是无力的呢喃,但是体制内稀有的声音,便博得大家的好感。特别是支持出版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能让自由派感到他是朋友。

    正因如此,他的负面能量相当强大:既有体制内强大的话语权,又有体制外自由派呐喊助阵,齐心开道,从而在没有任何规则保证的前提下,配合权贵的残酷掠夺,把“市场经济”推向邪道。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事实上来看中国问题,“市场经济”几乎已是“权贵掠夺”的同义语。而此时,赞扬“市场经济”,客观上等于赞成掠夺,而可悲的是人们并不知晓,连一些知名的、影响全国的大报大刊都在大唱赞歌,所以,吴老先生说要“完善市场经济”,尽管语焉不详,不知如何“完善”,但人们还是期待着,直到经济社会矛盾全面恶化。

    近两年,吴敬琏使用习惯了的思维方式和官方话语,以否定计划经济和今昔对比为论据,写了不少赞扬“改革成果”的文章,可以作为央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宣传提纲,显然是在为“吴市场”招魂。同时,他也有所醒悟,写了不少搞法制的文章,被其粉丝们称为“吴法制”,得到了金光闪闪的第二顶桂冠。不管是醒悟也好,还是形象修补也好,都晚了:对于其个人,历史的必然评价不用说了,对于民族的命运,情势更加严峻,我们都更在忧心之中。

    另一个有思考价值的人是茅于轼。他有勇气,以敢言闻名,在不少重大政治是非的表态方面,他都能挺身而出,从中可以看出他反对极权统治的坚定性。另外,实践方面,他在山西向农民搞小额贷款,颇受好评。这两方面都是可贵的,值得尊敬的。他作为社会活动家,我们应预以充分肯定。可是,他一旦进入自己的经济学,面对社会经济现象来发言,其思维之混乱,价值之颠倒,让人“不忍卒闻”。什么“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有可能变富”啊,中国的富人迅速大富是因为 “市场是变化多端”啊,提出“保护富人”口号是为了“避免动乱”啊,中国的房价高不是因为市场垄断,而是因为中国土地价格高啊,还有粉饰房产商(在中国谁都知道是官商)的言论,等等,都遭到大片骂声。为此,他近期写文章,大谈中国人的劣根性和道德水平,对遭到的骂声进行迂回反击。其实,他没有找出自己挨骂的原因——自己没有从民主制度和公平规则的有与无上来分析中国问题,往往把理想中的市场经济当成现实中的市场经济,把虚拟中的自由当成现实的自由,把没有公正可寻的现实当成公正的现实,从而把不合法的当成合法的了,把掠夺当成合理分配了,把不正义的当成正义的了。但是,不少人以他的可敬之处掩盖他的胡说,用其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亮光,来替代他作为经济学家残破,为其思维混乱辩护,以支持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教条主义,危害也不小啊。

    写到这里,我想说句很不中听的话:别看那些人名气那么大,地位那么高,其实都是脑残者。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没有规则是无法实现的。——这个道理对于整天忙于生计的平民百姓来说弄不懂,是正常的,但专业人士搞不明白,只知搬弄这个术语,不是脑子进水了吗?可悲的是,这些脑子进水的人竟成为中国改革大计参与者!不是有人称中国改革为“跛脚改革”吗?那么,这些脑子进水的人不正是“跛脚学者”吗?还有一个可笑的事,吴敬琏面对社会批评“精英经济学家”,竟斥之为“民粹主义”的“反智”!哈,作为脑残者,就他那点“智”,在现今的亮晒中,人们就对之笑开了,还用得上反吗?从“吴市场”到“吴法制”,其中一个“现代人文幼儿园”的问题,他用了近20年!人们批评吴敬琏参与什么“独立董事”,他反批评的理由竟是他参与的是国有企为“独立董事”,所以不会有问题。多弱智的理由啊!

    其实在中国,有思想能力的经济学家还是有的,比如秦晖,何清涟,卢周来等,他们在“市场经济”甚嚣尘上的90年代中期,就看到了现实的严峻和未来的危机,并尽力反驳“精英经济学家”,强调市场规则。可是,他们进不了主流话语圈,影响不了这个当时走红了的经济学界。而国内有自由派力量的名报名刊,总把张维迎、张五常、厉以宁之流推到台面,每逢经济问题,就当成大师,又是采访,又是登彩照,而让秦晖,何清涟,卢周来等一些人难以说话。90年代中后期,支持这些有思想能力的经济学家以挽救危局的传媒,只有当时周实先生主编的《书屋》。独木难支啊……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你的意思是先建立民主制度,后搞市场经济?这个“先”与“后”的问题,记得有人提出过,还在报上搞过相关调查,但是让“用经济自由推动政治民主”的选择压下去了。实际上,在一个清醒的制度设计者面前,不存在“先”与“后”的问题。每一项经济改革,都应有相应的制度防贼措施,这就是立规则,这就是“放开”与新规则同时出台,总不能是竞赛已经开始了,比赛规则还没有吧?这多荒唐啊?可是,事实就是这么荒唐!比如“经营承包”,“产权改革”,有几条硬碰硬的防贼措施?结果名为改革,实为掏公。如果这两项改革之初防贼措施能规则化,并有实效,那就是民主在渐进,有什么哪“先”哪“后”之分?可惜的是,在我们的“精英经济学家”眼中,二者是不能并行的,而且谁提防贼措施,就攻击谁。其中最突出者是张维迎之辈,公开主张掏公是首要的改革任务。

    也许还要人要问,你说在经济改革中搞防贼措施,能行得通吗?我说现在是根本行不通的了,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权贵阶层还没有形成如此强大的利益集团,改革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决策者也拿不出具体的主意,而社会道德远比现在要好,下岗潮初起,提出维护国产的强硬措施,是上下都会支持的事。可是让“精英经济学家”的先经济(实际上是先掠夺)后民主给压下去了。

    也许有人会为吴敬琏辈辩护,说吴敬琏当初并不是没有想到法制,只是不方便提出来而已。我说,你心疼吴敬琏可能是一片好心,可是这个理由就把他弄黑了。吴敬琏要是明白没有法制规则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那么他必然明白这样的伪市场经济将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既然对灾难性后果明白,还在片面地鼓吹,那不是包藏着祸心吗?本文认为他没有那么坏,只是不懂而已,而他的大量言论,总是不遗余力地让他的“吴市场”桂冠越来越亮,就证明他不懂,此种辩护者就不要害他了吧。脑残者干了坏事,但不一定是坏人。

    如今,重复这个话题只能让人痛苦,意义何在?“精英经济学家”的表演,历史已为他们录像拷贝,用不上笔者的这些文字。所以,只有一点:咀嚼教训的苦涩,或许对明目启智有用。
        致礼! szj   szjyxr@163.com, 2009-01-17,
              

 

发件人:"田忠国tian" <tianzhongguo@gmail.com>  2009-01-17 12:33:5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反毛小丑的疯狂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冲突

反毛小丑的疯狂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冲突

田忠国

2009年1月17日星期六

    因为王占阳、胡星斗等先生反毛“精英”的错误观点,特别是星斗先生“反思人祸教训,支持政府改革”一文存在观点和立场上的错误,所以,我写了“反思右祸教训,警惕反共势力阴谋”一文批驳之。之后,因我的文章,又引来了“winston 北京”先生在“联合早报网”上对我坚持毛主义的批评和王振平的留言。如果说“winston 北京”先生对我坚持毛主义的批评还理性的话,王振平的留言,就只有反毛者的丑陋与疯狂了。因为,王振平除了会攻击谩骂外,再也不会说一句人话。

    对于一个不会说人话的东西,我本失去了与之探讨的兴趣,但是,对于王振平这样一段留言:“田忠国先生,根据你一贯的言论,你就是以你自己所顶礼膜拜的神坛偶像为圆心在画圆,你总是以你自己在极左路线肆虐中国人民时期练就的本领来有罪推定别人的“荣辱观”,“道德观”,别人“均以追逐感官的享乐为最高人生目标”,唯有你是道德高尚的和有良知的,你太自我感觉良好了,你张口道德,闭口良知,左一个代表民心,右一个代表意,前一个批判的道德,后一个道德的批判,别人这个是胡编乱造,那个是恶意攻击,你连最起码的实事求是都做不到,又有何资格来妄谈道德和良知呢,你己之昏昏,又怎么能使人昭昭呢?什麽“保护人民群众民主权利”,什麽“95%以上的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角度,毛泽东又是最民主的”,你举出几个实例来证明一下“95%以上的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正是我们这个号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一点民主的味道也没有,才使得那些左得发红发紫又发黑的政治魔鬼们疯狂地践踏民主对自己的人民使用暴力和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形形色色的特色社会主义者们贪污腐败,正因为你的左得发红发紫又发黑的劣根性,你才会发出“人民群众“算个屁呀”的嚎叫,你不配谈道德和良知,你也不配谈民心和民意,你更不配谈”亿万万民众的共同选择”,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恶棍。”我就不得不说几句话了。

    这一现象令我不得不怀疑:中国极右派怎么返祖到原始时代了。

    四十多年前,当我还上小学的时候,马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节历史课就是原始社会。据马老师讲,原始社会没有耻辱、没有道德,因为他们只为满足生存需求、生理需求而活着,也就是西方社会流行了很多年,在中国也流行了近三十年的“阳光、水和性,是人生最高的需求”。其实,翻开人类的文化史,在人类走出“阳光、水、性”成为人之后,“阳光、水、性”就不是人类的最高追求。人类的最高追求是生生不息的精神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前者,使人类在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时,不懈怠、不动摇、不折腾,勇往直前、奋斗不止、生生不息,后者,维系了社会的价值基础秩序和社会动态有序的发展。

    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极右势力不仅堕落到“阳光、水和性”的世界,而且为了维系“阳光、水和性”的生态,不仅丑态百出、极尽疯狂,令人不止想到“疯老自死”那句村话。但是,村话是村话,但村话往往揭示的是黄金定律。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就是用反毛英雄茅于轼先生的话说,中国占总人口95%以上的人是毛主义,而改革主要依赖力量和反毛者只占总人口的不足5%。茅先生的这一数据恰恰说明,一,中国改革选错了改革基础,也就是改革依靠对象。二,切不说最初的选择错误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单就改革结果而言,改革成果由那不足总人口的5%分享,也就成了必然的了。三,毛泽东是个动态均衡发展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一贯坚持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财富,由人民群众共同平等的分享,反对剥削与自由掠夺。“改革基础”反毛也就不足为怪了。四,反毛者为何反毛?很简单,他们害怕“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财富,由人民群众共同平等的分享,反对剥削与自由掠夺”,确保他们自由掠夺的财富供他们在“阳光、水和性”的世界里狂欢。五,通过对毛泽东的造谣污蔑,以毛泽东的“错误”证明摇旗易帜的必要性,并通过摇旗易帜,推翻共产党,达到长期自由掠夺的目的。

     张宏良先生在“最近掀起的疯狂反毛浪潮的背后”一文中说:“人民开始觉醒到这一点,敌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最近掀起的疯狂反毛浪潮,就反映了人民的觉醒和敌人的意识,再次集中到了毛泽东身上。最近突然掀起的疯狂反毛浪潮绝不是极少数宠物自由派一时性起的无意举动,而是整个肢解中国计划的一部分。那些披星戴月辛勤劳作的善良人们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在风平浪静的生活背后,一场将要把13亿中国人民置于血泊之中的分裂阴谋,正在悄然笼罩于中国上空。”但正是敌人意识到人民的觉醒和“中国国家意识的恢复和觉醒,意味着中国将有可能会摆脱西方国家设置的经济殖民化陷阱,奠定民族崛起的自主发展道路(张宏良语)”,才令极右势惊恐万状,掀起的疯狂反毛浪潮。

    但是,这也意味着觉醒的中国人民和正在觉醒的国家意识,与极右势力的大冲突快要来临了。一个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大冲突、大动荡,或许正在极右势力与国外反华势力的密谋下,正在孕育成熟。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怎么办?是束手就擒,还是团结在胡锦涛总书记周围,克难制胜,打退极右势力和国外反华势力摇旗易帜、分裂国家的图谋?

    “乌有之乡”网的人们行动起来了,全国人民中的许多人也行动起来了,我相信,随着事态的发展,更多的人也会放弃名哲保身的等待哲学,加入到反右势力摇旗易帜、分裂国家的图谋。因为,中国人民已经深刻的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通过小折腾,才能有效阻止右翼势力摇旗易帜、分裂国家的大折腾,才能有效阻止国家分裂、社会动乱。

    请看参考文章:张宏良:《最近掀起的疯狂反毛浪潮的背后》,老田:《胡星斗教授比康生可怕一百倍——从文革期间的“动力现象”说起》。


   附文:

胡星斗教授比康生可怕一百倍

——从文革期间的“动力现象”说起

老田

2009-1-16


    自由的最基本界限是一个人的自由不能妨碍其他人的自由,一个人的权利扩张不能妨碍其他人的正当权利。但是,中国的自由派的言说,很难跟自由的基本规则挂上联系,总是给人一种强烈的法西斯印象,他们的自由和言论侵害一切,没有任何界限。胡星斗教授的批毛文章就是这样一个范本,谎言连篇姑且不论,许多谎言只要是具备起码的常识就可以进行识别,但是胡教授却固执地拒绝运用理智,这其中许多谎言还是近些年来自由派人士土法上马制造出来的,粗制滥造到了极点以至于经不起逻辑的最低限度的检验。胡教授文章通篇找不出任何一句话是有确凿根据的,这算是一个中国自由派表现自己如何正确对待别人的活标本。

    中国的自由派以谎言作为依据进行大批判事业的恶霸做法,其实早就有了先例。文革前官员中间已经发展出一种成熟的整人方式:由高官(当时叫领导干部)指出挨整对象,各种积极分子迅速跟进,揭发此人的言行作为定案的材料,各种材料综合之后形成报告,上报主管机关批准之后,正式定案。例如,1965年辽宁省委书记黄火青、黄欧东等人决定抛出东北工学院院长柳运光作为靶子,接着就在工学院内部组织了揭发批判会,由柳运光的同事、朋友和下级开展揭发批判活动,总计获得二十多条罪状,这些罪状由省委汇总之后上报北京,由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和组织部门批准定案。并不仅仅是辽宁省的几个书记喜欢这么办事,在当权派中间,这一整人模式具有普遍性。四清期间,一个老干部(此种人在文革后是反文革的英雄,被作为一贯正确的代表)LIQI,在武汉某工厂的群众大会上公然说:只需要整三天材料,就可以把你说成是劳动模范;同样,也只需要整三天材料,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

    象这种整人方式,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除了丧心病狂者或者想趁机要捞一把好处的人之外,无不感到深恶痛绝。在深揭狠批文革派时期,把此种整人方式盖在文革派头上,说所有挨整的人都是他们叫人整的,整人的方式也是文革派的专利,别人都没干这种事情如果干了那也是受了文革派的指使。一切持有善良愿望的人,无不希望通过这个批判运动,使得中国的政治有所进步,避免从前那种最恶劣的整人现象。现在看起来,这个并不奢侈的希望的确落空了,事后看来,希望落空的原因也不复杂,就是在批判过程中间,由于过分屈于某些高官的意愿,仅仅把矛头对准特定的几个人;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真正终结当权派滥用权力的随意性,要“面对当权派的群众”更好地直起腰来做人,必须认真解决整人背后的权力机制和滥用权力的问题,因为放过了真正的罪魁祸首,结果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进步。与这个肃清流毒的批判运动失败紧密相关,胡星斗教授的认识、胸怀和视野,继续受到这个未能肃清的“流毒”的毒害,而且,在非毛化过程中间,一大批自由派就是服务于新时期政治需要、作为非毛化“动力”而成长起来并获得话语权的。

    在文革期间,反文革派的官僚精英群体掌握着组织优势,能够方便地动员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来参与,正是在这些人平时不甘心的人的身上,当权派才能够在他们身上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意志,这种人往往受到当权派的诱惑去积极地从事政治迫害活动。在这些人看来,所谓整人也好搜罗证据也好,都与政治无关而仅仅与自身的职业利益有关,这种人当时有一个专业名词称呼他们——叫做“动力”,如果没有这些人,整人的运动就动不起来,至少是缺少表面上的热闹声势。

    非毛化时期 “动力”机制,表面上不同于文革时期,发生了很大的转换,但是根本目标和内涵却没有任何变化,都是绝对肯定当权派的既得利益和地位,绝不容许批评和质疑,所不同的是,文革期间当权派使用动力主要是针对来自民间批评当权派的意见,排斥异己和打击群众批评意见都是服务于这一目的。而非毛化时期,当权派发起动力主要是针对“让老百姓批评当权派”的毛泽东。在清算了底层威胁当权派既得利益的老百姓及其批评意见之后,非毛化时期当权派转入第二个阶段,开始系统地清算让老百姓发出批评意见的毛泽东本人。

    文革期间的“动力现象”很值得研究,这些人为什么愿意接受当权派的驱使,卖力地去开展批判运动和整人。很显然,动力不是因为跟挨整对象有个人恩怨,而是因为当权派许诺他们整了对象之后,将获得若干政治和经济利益作为报酬,这些动力就是一些受报酬激励而整人为业的人;当权派利用自己掌握的人财物调配权力,在动力本人的收益与挨整人的合法权利被侵害之间,建立起一个对应关系。动力的各种工作方式,例如搞逼供信、车轮战等等,都是以侵害他人合法权利为手段进行的,对挨整人的精神和肉体施加各种摧残和压力,他们的工作激励完全是为自己赢得了当权派许诺的各种利益。显然,动力如果达不到蔑视他人正当利益而增进自身不正当利益的认识,就不会选择当动力。在当权派与动力的交易中间,牺牲的是挨整人的合法利益和政治权利,当权派自己达到了排斥批评意见捍卫既得利益的目标。中国的自由派最初来自反文革派所驱动的动力群体,也就是那种把自己的利益改进建立在侵害他人正当利益基础上的人。

    在深揭狠批文革派时期,很多自由派积极分子成长起来,著名的高发林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把造反派(其实就是利用四大为武器,文革期间批评过当权派的种种滥用权力的行为)抓进监狱的同时,一场文化围剿热热闹闹地开场了,在文革期间被当权派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现在被胡耀邦为首的两案领导小组送进监狱了。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文革期间当权派迫害群众还只是借助“运动”借助非专业的“动力”来进行的,现在则直接动用公检法这样的国家机器迫害不同意见了。武汉有一个高发林先生就是在这个期间发迹的,他卖力地服务于当权派清算批评意见的需要,在报章上写文章说造反派都是“南霸天”“北霸天”,结果被官方树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提拔到团中央当官,今天已经去海外当自由派去了。

    胡星斗先生大概当时没有赶上好时光,所以等到今天才寻寻觅觅到一个当积极分子的机会,过时的积极分子总是未能正确地满足最迫切的政治需要,所以也就得不到当权派直接的“升官发财”的许愿,所以言论贬值就很厉害,为此,胡教授就需要更多的谎言和更积极的表现,表示自己如何更高程度地满足当权派的需要,以期引起重视。胡星斗先生的苦心,集中体现在把乌有之乡网站定性为“邪教”方面,以期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前任总书记取缔过XX功,胡教授大概以此为经验,认为举报邪教能够引起最优先的重视。所谓英雄造时势,胡教授没有能够在文革期间当上动力,没有在清算文革时期当上积极分子,难道一辈子就这么窝囊地过去了吗?不,胡教授要通过举报邪教来立功立言,没有赶上重大历史事件胡教授决定要制造一个出来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如果看到中国自由派中间很多大腕巨擘,都来自于文革期间当权派卵翼下的动力现象,分析自由派言论工作的起源、思想方法及其服务对象,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中国自由派法西斯情结的久远源头。所以,要当好一个动力,首先是紧跟官场需要,其次是要善于抓坏人,这两个方面胡教授都没有忽略,他写文章的题目就是《反思左祸教训 支持政府改革》,核心都还是政府应该依赖他这样的动力去抓坏人。看起来今天的动力,比文革期间的动力更为主动和积极,不仅没有消极坐等当权派来动员他,而是反过来提醒当权派现在迫切需要胡教授这样的动力。

    非毛化时期各种积极分子,与文革期间的动力是同一个逻辑,服务于同一种政治需要,所以,在手法上沿袭了文革前当权派中间已经成熟起来的整人方法:由高官制定批判对象,各级各类的积极分子充当动力,揭批方式仍然是搜罗各种证据证明毛泽东是坏人,这一次的差别是没有向更高级别提交最后报告,也没有进行证据认定工作。所以,目前揭批“动力”群体的工作,仍然处于相当开放和自由的状态下。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从前当权派搞的借助动力去整人还有所限制,比如说主要还是在知情人中间进行发动,在逻辑上还有可能收集到真实的信息,但在批判毛泽东的动力群体中间,绝大多数动力和积极分子完全不具备掌握实际信息的条件,这就决定了动力群体为了工作成就,不得不大量运用推测、估计、栽赃和造谣手段了。在揭批毛泽东的动力群体中间,最著名的应该算是李锐先生,为了让人们相信他是有知情权的,李先生自称是毛泽东的秘书,正是在某几位高官的默许和支持之下,李锐一直用毛泽东秘书的名头招摇撞骗了三十余年,虽然他实际上并没有当过毛泽东的秘书,而且在1959年之后还被流放安徽的山沟里二十年、对高层后续内幕处于完全无知状态。这个现象说明,批毛动力们的工作成效,在材料和目的方面出现了巨大的落差,他们急切地想要批倒毛泽东但是掌握的有效信息去那样少,再加上三十年如一日运用陈旧的手法和陈旧的套路,已经很难激起人们的兴奋点和热切关注了,这就不能不呈现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趋势。

    不仅仅如此,在毛泽东的个人表现与道德结论之间,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已经发布的全部信息(大多数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书写的回忆录),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非常正面的,自由派的批毛动力们,在没有做出任何反驳和证伪工作的情况下,却视而不见。给他们工作留下的负面材料,不及正面材料数量的十分之一,而且这些才在质量方面还有很大的欠缺(例如很多材料是完全不具备知情条件的人士在许多年后随意发布的),自由派不得不依赖那些没有任何知情机会的人所发布各种谎言,甚至自己亲自出马,制造并传播一些谎言。批毛动力们的材料和逻辑困境,都是由那个官方事先要肯定的彻底结论结论所造成的,无论是材料方面,还是从逻辑方面都是如此。胡星斗教授的文章算是这个方面一个小小的集大成之作。

    自由派批毛动力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材料不足的时候就把谎言加上去,这些仍然不足以支持结论,这就需要彻底牺牲自己的逻辑和理智了。看一看胡星斗教授传播的谎言数字:“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向北朝鲜总共提供了超过8000亿人民币的援助,相当于现在的一二十万亿元。”对照一下中国从1950-1976年全部财政总支出12151亿元的统计数,很难相信胡教授还有什么理智和头脑。胡教授传播的诸多谎言中间,还有一个谎言是说:“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按照胡教授的说法,所有的粮食库存都能够不加节制地用于满足当前的迫切需要,但是,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知道粮食库存必须支持到来年的收获季节,必须均衡使用,否则就要饿死更多的人。胡教授的这种思维模式,在1958年的“吃饭不要钱”运动中间有很明显的表现——为了今天好过完全可以无视明天的需要,自由派教授在几十年之后仍然只有这种思维水平,严重的饿死人事件看起来也没有能够给他们顽固的头脑输送进去一丝一毫的有用信息,至今坚持把粮食库存“吃光用尽”作为救灾方法,难道不能提示人们当初究竟是什么人在要搞极左、至今仍然坚持极左思维吗?胡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间自我标榜说他要“研究中国国情,进行思想启蒙,关注弱势群体,探讨现代制度,倡导思想自由,呼唤人性关怀,支持政府改革,防止社会动乱。”看到胡教授的思维能力处在这样一个水平,不能不让人为他所愿意关心的弱势群体,着实耽上好大一把心思,这里不是教唆胡教授干坏事,而是实话实说,胡教授还不如自己去偷点抢点算了,那毕竟危害有限,真要是弱势群体轮到你来关心,真的有很多人接受了你的启蒙又或者政府真的听了你的话去改革,那可真不知道伊于胡底了。

    孔夫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己”——这是说一个人如果过分地排斥异己首先会妨碍自己的思维,如果不是头脑进水或者是犯了歇斯底里综合症,很难相信一个所谓的经济类教授会丧失判断力到这种地步。批毛动力的工作,看来越来越走向反面,胡教授确实可以自由地选择丧失理智和逻辑,传播甚或编造完全站不住脚的谣言以服务于自己的需要,但是,在讲不清道理的情况下就要求受众也同等地丧失理智,这就未必能够如愿了。

    还由于官方拒不开放高层档案,这样,关于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大量思想言论和决策,就很难为人们所知悉,这对于认真的学术研究而言是很不利的,因为得不到真实和可靠的资料;但是,对于批毛动力而言,这反而是非常理想的状态——因为缺乏对谎言进行证伪的依据,那么谣言就很难攻破。缺乏真实信息向来就难不倒动力们,他们虽然不能对毛泽东搞逼供信、车轮战,但是伪造谣言是他们的强项,近年来他们更发展出一种制造谎言并相互背书的方式:先由一个人造谣,之后其他人作为证据进行引用,这样看起来很是符合学术规则。批毛动力群体的工作,既不能恢复历史真相,也不可能在认识历史方面帮助人们做点什么,但是,宣传总是可以继续下去的,也许动力们指望戈培尔所说的那种效果“把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制造谎言,为谣言背书,已经成为揭批毛泽东的动力群体的主要手法,这在“亿元稿费”谣言中间表现得特别典型,南都报系特地约请数位“自由派动力”集体发言,目的就是为确证谣言,最低限度也是要把谣言传播得更广,徐友渔、葛剑雄等自由派巨擘都亲身参与其事。最后经过网友考证,亿元稿费的谎言最初出自一个57年的自由派人士祖丁远的编造,此人原本没有任何条件接触到毛泽东稿费的真实信息,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微言轻的祖丁远编造的谎言,经过徐友渔、葛剑雄等自由派大腕在南都报系进行各种形式的确证之后,就显示出了“证据效力”了;胡星斗教授看来没有完全接受这一集体造谣的成果,而是在批毛文章中间则采信了一个有节制得多的数字,似乎比那些大腕表现的更为“公正”。如果说,当权派当年整人所发动的动力,主要是对个人升迁和利益特别敏感,以至于达到了完全不顾挨整对象死活的地步,那么,非毛化时期及其后的动力群体,则有许多人是与毛泽东持有不同政见的、有相当主动性的积极分子——没有好处也积极造谣。

    大量的批毛文章和材料,仍然集中于罗列毛泽东这个人如何糟糕方面,试图在生活上(说毛泽东性伙伴特多)、待人接物上(说他反复无常、无原则整人杀人)、治国方略上犯低级错误(例如说他喜欢高指标浮夸风,捏造了一个所谓的“务实派”与“极左派”的对立,务实派陈云、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高明主要体现在他们知道1+1=2,而毛泽东的错误是顽固地认定1+1=3,为此编造一系列谎言进行确证,如说毛泽东搞“反‘反冒进’”是为了支持高指标、毛泽东反对综合平衡、反对有计划按比例)等等,这些批毛动力们似乎从来没有反省过——这些低劣的谎言在常识上是否站得住脚。

    本来,毛泽东毕生都是与“帝修反”为敌,毛泽东的观点和立场都非常鲜明,理论文章和公开言论又很多,例如被指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到底是什么内涵,又是如何不切实际和极左的?对于那些持有不同政见的自由派来说,即便是在材料开放有限的情况下,也仍然可以大有作为,至少可以在理论上把毛泽东批倒批臭,但是,三十年过去了,这个方面没有任何进展。正是由于理论批判的严重不力,自由派又急着否定毛泽东,所以批毛动力们三十年如一日都陷在制造并传播谎言的泥坑之中,从胡星斗教授的表现看,预计这一波人还会几十年如一日继续拥塞在制造谣言揭批毛泽东的轨道上,很难指望他们改弦更张和恢复理智。

    胡教授在文章中间引述一个谣言,说毛新宇呼吁成立统一战线“迫使腐败无能的当权派退却”,这个谎言的下面竟然署名“中国共产党人党主席毛新宇”,一望而知是假货。上百度搜索有一个特殊发现,许多网页的相关消息都出自胡教授的文章,说明这个假消息最能满足胡教授的需要,考虑到经济学中间的“经济人假设”,考虑到“供给创造出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人们难免会在心里嘀咕——是不是胡教授按照自己的迫切需求创造了那个“供给”?审判两案期间,曾经查证过康生的罪行,说他在文革期间点名批评了592人,因为被批评的人都是大官,这在官场中间激起很大的公愤,由此康生获得了一个“好整人”的名头;但是跟胡教授一比,就显得康生很落后,按照胡教授的智力水平和造谣能力,全中国十三亿人哪一个都可以被他轻而易举地打成反革命或者道德污秽的,康生迫害干部往往还需要组织专案组去搜罗罪证,这多么费时费事效率低下,胡教授根本就不需要这种啰嗦程序,轻而易举地就认定并举报了一个邪教组织,办案水平高出康生一百倍都不遑多让。

    二○○九年一月十六日,

 

最近掀起的疯狂反毛浪潮的背后

----为“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喝彩

中央民族大学 教授 张宏良

2009-1-17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是纪念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的日子。50年前毛主席领导的西藏民主改革,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野蛮最黑暗最血腥的奴隶制,结束了百万农奴被随意抽筋剥皮、断肢剜眼,以及开膛破肚挖头骨等令人毛骨棘然的悲惨命运。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会说话的牲口的翻身农奴,终于摆脱了牲口行列而踏入了人类生活,他们把内心中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最朴实的话:毛主席,红太阳!可是后来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精英集团为了彻底铲除左派势力,联合当初在西藏民主改革中被打倒的贵族头人,卷土重来再次骑在了百万农奴头上。被再次踩在脚下的百万农奴为了纪念那翻身解放的幸福日子,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把曾经带领他们翻身解放的毛主席摆放在心灵最神圣的地方,甚至超过宗喀巴超过释迦牟尼,因为只有毛主席让他们享受过现实幸福。并且西藏人民独有的天人相通的圣洁心灵告诉他们,也只有毛主席才有可能带领他们重新夺回已失去的幸福生活。所以西藏人民才能顶住30年来非毛反毛妖魔化毛泽东的滚滚乌云,坚持让毛主席像前的酥油灯昼夜长明,看作是度过漫漫长夜的东方启明星。从西藏人民对毛泽东的崇拜可以看出,西藏人民的崇拜偶像已不再是外在的异化力量,而成为西藏人民意志和愿望的集中体现,成为把百万农奴凝聚成为统一力量的强大纽带。也就是说,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劳动人民对毛泽东的崇拜,已不再是对统治人们的外在异化力量的崇拜,而完全是劳动人民对自身力量的崇拜,是劳动人民对自身利益追求的根本体现。这是目前中国劳动人民对毛泽东的崇拜,与以往宗教偶像崇拜的根本不同。对毛泽东的崇拜,已经成为中国劳动人民再次团结起来的伟大思想旗帜,只要有这面伟大旗帜,人民就不会是一盘散沙,而是能够成为开天辟地的伟大力量。

    人民开始觉醒到这一点,敌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最近掀起的疯狂反毛浪潮,就反映了人民的觉醒和敌人的意识,再次集中到了毛泽东身上。最近突然掀起的疯狂反毛浪潮绝不是极少数宠物自由派一时性起的无意举动,而是整个肢解中国计划的一部分。那些披星戴月辛勤劳作的善良人们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在风平浪静的生活背后,一场将要把13亿中国人民置于血泊之中的分裂阴谋,正在悄然笼罩于中国上空。胡锦涛主席在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果断放弃了持续30多年的反左口号,标志着中国国家意识的恢复和觉醒。中国国家意识的恢复和觉醒,意味着中国将有可能会摆脱西方国家设置的经济殖民化陷阱,奠定民族崛起的自主发展道路。这是西方国家和利益早已同西方国家栓在一起的国内买办和汉奸学者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该基金会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不过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为代表的各种西方基金会的财力支持下,中国改革教掌控的各种极端右翼势力正在暗中联合起来,密谋策划改旗易帜的分裂活动。他们整个阴谋活动的先导部分,就是彻底妖魔化毛泽东。他们认为控制街头群众的最大障碍就是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只要能够把毛泽东彻底妖魔化,他们控制街头群众与体制内官僚买办集团里应外合,实现改旗易帜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目前他们兵分三路,由改革精英和买办集团组成的一路人马,继续加紧推行经济殖民化,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的超级提款机,为西方国家解脱危机困境,为自己积累更多财富;由所谓党内民主派组成的一路人马,继续通过媒体和咨询机构误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加剧中国涣散状态,加剧中国社会矛盾;由海外民运和国内宠物自由派组成的一路人马,集中火力妖魔毛泽东,伺机发动街头运动。革教勾结海外敌对势力公然走上冒险道路的另一个原因,来源于他们对共产党退缩示弱的研判。面对党内外国内外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清算和惩治极端右翼势力腐败和卖国的罪行,胡锦涛主席提出了不折腾的口号,这被国内外敌对势力理解为是害怕折腾的软弱表现,于是更加坚定了他们一定要折腾的决心和信心。并且由以往的小折腾发展成为大折腾。所谓小折腾,是指彻底否定毛泽东,摘掉天安门上的主席像,扒掉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从2005年起,他们就在闹这个事;所谓大折腾,就是胡锦涛讲话中坚决拒绝的“改旗易帜”,把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中华联邦共和国。实行改旗易帜的大折腾,是他们近期才开始实施的新计划。

    其中彻底妖魔化毛泽东,是他们全部计划的核心部分,是实现整个计划的前提和基础。所以,目前再次掀起的反毛浪潮,已经完全不是思想领域和学术领域的认识问题了,而是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推翻共和国的改旗易帜计划的一部分行动纲领。所以集中在毛泽东问题上的争论,已不再是对历史人物的不同看法问题,而是要一个统一强大的和平中国,还是要一个四分五裂的动荡中国;是要一个民富国强的健康中国,还是要一个殖民化的病态中国;是要一个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和谐中国,还是要一个洋人、官人和走狗文人强取豪夺的丛林中国;是要一个人人有工作、有住房,有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有养老保障的现代化文明中国,还是要一个毕业即失业,一辈子买不起住房,有病只能死在医院外面的恐怖中国。

    关于毛泽东争论的实质,就在这里。中国人民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再犯历史错误,中国人民曾经在“三七开”的问题上犯过一次错误,结果是被重新压在了三座大山之下;如果再犯同样一次错误,中国人民将会付出比压在三座大山之下更为惨重的代价。历史不容许中国人民再犯东郭先生的错误,相信经历了前后30年历史过山车的中国人民也不会再犯东郭先生的错误。所以西藏人民才会在50年后的今天,提出设立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日。西藏人民设立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日的意义就在这里,她标志着中国继国家意识觉醒之后,人民的意识也开始了觉醒。无论那些宠物自由派如何叫嚣,毛主席再次走遍祖国大地的历史步伐将不可阻挡,经历了“失乐园”惨痛教训的中国人民,将再也不会离开毛主席,重新走入人民当中的毛主席将再也不会离开人民。至于由西方反华势力操纵的那些反毛小丑,就让他们去跳去叫吧,总有一天他们会遭受到人民的清算。这一点,如同太阳东升西落一样确定不移.下面请读云淡水暖先生的文章。



 

发件人:"postmaster"<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2009-01-16 17:47:58 +0800 收件人: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中国反腐败学刍议

中国反腐败学刍议

——谁来拯救腐败泛滥与道德崩溃的中国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研究室主任  胡星斗 教授

2009-1-15

    我曾经撰写短文“中国腐败学考察”,也写了许多的文章探讨反腐败之道 [见附件],中间历经十多年,中国腐败的情况不但没有改观,而且愈发触目惊心了。因此,我在此提出研究中国反腐败学,冀望与同仁共同诊治腐败泛滥与道德崩溃的中国。

 一、中国腐败泛滥与道德崩溃的乱象。

    如今中国的腐败愈演愈烈,腐败范围从政府界、经济界向教育、学术、文化、慈善、寺庙、儿童、少年等领域和群体大幅度渗透,腐败金额一路攀升,腐败被查处的概率越来越低,腐败方式不断花样翻新,腐败越来越生活化、家庭化、正常化。腐败窝案、串案频繁发生,凸显了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官官相护、编织庞大权力网的腐败特征。

    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案,涉及党政干部110余人;安徽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被判入狱,仅2005年,阜阳中院还有两名副院长、十余名庭长、副庭长被查处;湖北襄樊前市委书记孙楚寅案牵出官员70余人,其中 “一把手”30余人。

    腐败呈现隐蔽化、间接化的倾向,影子腐败(利用自己在任时期的影响力荫庇他人或者为自己的将来铺路)、期权腐败(钱权交易,未来兑现)、裸官腐败(配偶子女全在海外,一人在国内做官,资产不断转移海外)、软腐败(不是直接进行权钱交换,而是接受各种服务、好处、艺术品等)、性贿赂、二奶腐败等越来越严重。

    湖北省政府原秘书长、荆门市市委原书记焦俊贤,通过床上“培养”干部,甚至把三陪女培养到了市开发区的副局长宝座上;安徽宣城市前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县长时对小情人许诺:“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的一把手,当县妇联主任。”果然不久,他的小情人就当上了乡党委书记、县妇联主任。

    关键岗位腐败、国有资产腐败、失职渎职腐败比起小偷小摸式的个人贪污造成人民财产的损失要大得多,一些官员乱投资、乱上项目,普遍没有象样的独立的可行性研究,政绩工程、书记工程、形象工程大行其道。

    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分管城建、交通、房地产开发等十三个领域,同时兼任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常务副总指挥、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是名副其实的实权派,权力集中于他一人而没有监督制约,他受贿逾一亿多人民币。河南省三任交通厅厅长曾锦成、张昆桐、石发亮“前腐后继”,云南昆明三任规划局长,相继倒台,皆因实权太大。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有名言:“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我(领导)看到政绩。”为了政绩,王怀忠胡乱决定投资3亿2千万元修建“国际机场”,阜阳的工人、农民、教师每人都被摊派了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但机场建成后,没有客流,被迫关闭。

    挥霍公款的“广义腐败”、“大腐败”极大地消耗了国家财力,使得民生维艰。公款腐败不除,中国的现代化无望。学者一般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加上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款购车用车、公款出国旅游)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或者40%以上。而日本仅为3%以下,西欧4~5%,中国是先进国家的10倍!所以,中国没有钱投资民生,没有钱搞教育、医疗,没有资金用于社会保障。虽然近三四年这些情况有所变化,政府做了大量的改善民生的工作,但三公腐败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比如现在基层公车基本都是索纳塔、捷达、飞度,甚至丰田霸道,近一两年,公车很多都换了新的,不再用红旗。公车私用基本全面失控,费用可以随意报销。地方上的人即使再有钱,都说:“我的车比不上公车”。

    司法腐败、监督部门腐败摧毁了社会正义和良心,劳教腐败、信访腐败、看守所腐败、黑监狱等动摇了弱势群体的信念。陕西律师蒋允茂根据自己20多年的办案经历,出版了《律师手记》,书中说:“如果评判那些结案,公正的判决不会超过一半”!审判中往往是“一审偷偷摸摸乱判错判,二审稀里糊涂维持原判(我又没有得你好处,凭啥给你主持公道),一些法官不要法律,一手遮天”!法院里执法犯法已经不是个案问题,而是常态:现行法律规定:合议庭独立判决案件,如果合议庭认为不能决定的应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可是实际上却是这样的,所谓的合议庭往往是一名案件承办人另加两名凑数的审判员或者陪审员,从形式上满足法律规定的人数,真正决定案子判决的则是案件承办人、庭长和主管副院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庭审成了走过场,法庭上不解决任何问题,解决问题则在法庭之外!在中西部的许多法院里,以至律师代理案子根本就不需要出庭,需要的是在下面找案件承办人、庭长和主管副院长以及提交材料!试问: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吗?连中国传统历史上的行政司法混为一谈都不如,因为那时官员还需要升堂问案,直接与当事双方见面啊!可是,今天的法院里庭长和主管副院长在听汇报判案子!在这样的现实下,还谈什么司法?还谈什么公平与正义?法院的公信力又如何建立?(《先搞成司法,再谈司法改革!》)

    湖北省某县“信访之家”聘任的“中国首位信访调解员”刘贵琴,为民请命,在访民中享有威望,被判处1年半有期徒刑,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而所谓非法文件只是一个印发的通知,在网上也可以查到,竟然成为“非法持有”。县公安局的人说:这是上面压下来的,我们也没办法啊?谁让她一直要跟政府过不去?一个人的问题解决了不就行了,该知足了,现在出事了谁都担不了。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政府聘下区内所有的律师为区政府常年法律顾问,以此要求律师们不得再为“民告官”提供法律援助,以堵塞民告官之路。陕西定边县女职工赵晓铃受全体职工之托,打印了一份写给县委县政府反映单位存在问题的信,该县公安局称未经领导同意,擅自打印上访材料,处以行政拘留。

    最近一两年,各地在京私设“黑监狱”,任意羁押访民,对访民刑讯、虐待、迫害, 凸显了中国法治进步中的退步。特权腐败、一把手腐败、土皇帝滥权、公权私有化直接威胁到中央政权,中国有苏丹化、碎片化之虞。一些土皇帝为了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极力打击举报者、揭露者、记者。

    江苏省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从北京出席十七大回来,市政府动员警察、官员、护士、学生及各界人士数千人,夹道欢迎,有人放烟花鞭炮,有人舞龙舞狮,还有乐队演奏,有年轻姑娘送上鲜花,有年老农妇送上水果,热闹非凡。官方媒体当时报道:“彩球高悬,鼓乐喧天,写有‘热烈欢送李连玉书记赴京参加十七大’、‘李书记参加十七大是邳州163万人民的光荣’的巨幅标语格外醒目”;“少先队员们为敬爱的李书记送上了鲜花,并以诗朗颂的形式表达了对李书记的敬仰之情”。

    同时,土皇帝将一切批评者视为敌人。陕西省志丹县4名科级干部因编发、传播涉及县领导的短信——“十个工程九个自己干,他是清官还是贪官”等而遭免职,还有两人被逮捕,一人被刑拘。安徽省五河县第一中学的教师,因不满上级指定任命校长,编发手机短信给县里有关部门领导,结果被拘留、罚款。重庆彭水县秦中飞因一首“沁园春”触怒县领导而被捕入狱。

    部门立法、官员立法、自我立法、自我设租、自我授权的立法腐败比较严重,监督部门缺乏独立性。自我加薪、自我得利、自我评判、自我调查、自我监督成为体制上的痼疾,如果不能够改变,反腐败无异于缘木求鱼。深圳龙岗区“舞王”大火,一会儿检察院工作人员说在陈旭明家查出现金千万元,总资产过亿,一会儿又说只有6万元,按照6万判刑。老百姓对于当地执法部门的公正性表达了怀疑。

    三鹿毒奶粉消息一出,当地政府和调查部门马上宣布,问题出自奶农,与企业无关。后来,如果不是事情闹得太大,可以预料,三鹿会安然过关。湖南郴州老人彭北京提出与当地法院院长决斗的挑战书,风靡一时,引起了当地领导的重视,但上级部门仍然只是听取下级官员的汇报。彭北京感叹,除非案件引起了最高层的重视,否则解决无望。

    对待群众上访案件,上级官员都是这样处理的:只听取下级官员、施害者的汇报,没有独立的调查,因此,问题大多不可能真正地解决。经济特权、国企垄断、权力崇拜、服从政治人理性而非经济人理性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点,造成了最大的不公与腐败。在国内需求保持增长的、甚至出现“油荒”的同时,我国国有两大石油巨头却反而减少了进口量,甚至还加大了出口量。据海关统计,中国在2005年“油荒”前6个月共出口了759万吨成品油,同比大幅增长48.6%;而同期成品油进口却从去年上半年的增长34.1%,转变为下降了21.1%;6月份的同比降幅更达到了22.6%。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燃料油的进口上半年同比下降了17.6%,至1347万吨。国有垄断企业为了赢利就可以置“石油安全”于不顾?中石化2005年实现净利润395.58亿元,反而得到中央财政补贴100亿元弥补中石化炼油项目亏损,而面对粮食安全问题和几亿低收入农民,2005年对粮食的直接补贴才132亿元。

    2006年全国实现粮食连续三年增产,粮食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的前提下,竟然还出现市面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是极不正常的。据《南方周末》12月21日报道,今年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一举收购了全国小麦总产量的约40%,占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上的办法来调节粮食,然后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硬生生地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拍卖”。根据相关报道,中储粮每收购一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补贴;每存储一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补贴……全国人民忍受着粮油涨价带来的生活压力,到底让农民得到了多少实惠?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用于小麦收购、仓储。再加上中储粮在收购价基础上加价销售,实际上,我们每多支出1元钱的粮油成本,农民真正得到的实惠不足0.15元,而以中储粮为代表的流通环节则赚去了0.85元以上。(孔善广《粮食安全与农民收入问题探讨》)

    教育腐败、学术腐败,成就了蔚为大观的腐败文化,凸显了中国人的精神糜烂与道德崩溃。

    中国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权威机构——中国科学院最近发布了世界上首个《国家健康报告》,竟然睁眼说瞎话,在其中的全球医疗卫生健康“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将中国名列第一,美国居倒数第一位。让人们领略了什么叫“学术无耻”、什么叫“向权力献媚”,中国的学术彻底沦落为权力的奴仆,完全粉碎了人们心中本来尚存的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尊敬与信心。

二、建立“中国反腐败学”。

    据报道,2003年,全国职务犯罪被判决有罪的人数是1.5万人,2007年,上升为2.6万人。这还只是实际腐败人数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中国的腐败黑数(未被查出的腐败人数的比例)是相当高的。研究表明,世界平均的贿赂额占GDP的3%,就算中国是世界的平均腐败程度,那么中国应查出腐败金额为7000~8000亿元,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2005年查出的腐败金额仅为74亿元,约占应查出的1%,所以说中国的腐败黑数为99%。还有另外一个算法,2006年中国查出的商业贿赂为37亿元,2005年查出的官员腐败74亿,两者有重合之处,因为在中国商业贿赂往往与官员腐败、官商勾结有关,就算两者不重合,总共111亿元,而学者计算,中国2004年的实际权力寻租额为13800亿元,查出的仍然不到1%。另据测算,中国2004年全部的租金价值包括灰色收入为56952亿,占GDP的35.64%,照此推算,中国的腐败黑数高达99.8%。

    中国的腐败如此严重,未被查处的腐败比例如此之高,迫切要求建立“中国反腐败学”,加强预防腐败和反腐败研究,制定清除腐败的可行措施,促进廉洁廉价政府的形成,弘扬清廉清新的文化。中国反腐败学必须针对中国特色的人情文化、关系文化、后门文化对症下药,探讨符合中国实际的可行的能够操作的解决办法。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人治社会、官本位社会、特权社会,也是谋略社会、无规则社会,中国人把腐败生活化了,对腐败习以为常,而痛恨腐败往往是由于自己没有机会腐败而造成的心理失衡。在中国,即使通过正常的途径能够办到的事,人们的第一反应仍然是托人、找关系,惟恐被人取代。人们走路,也喜欢踏草坪,走捷径,人们普遍的没有规则意识,就像中国武侠、中国工夫,神秘莫测,暗器毒器防不胜防,套路拳路数不胜数。而且在中国,守规则的成本极高,不守规则的成本极低;守规则,人们讥笑为“迂腐”,不守规则,人们赞赏为“有手腕”;贪官,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大部分人只要有权力,都会贪,只要不过分就行;清官,就像彗星,千百年来人们延颈相望,但很少出现,因为在官场,清官很快会被淘汰出局。

    中国反腐败关键是改变人治文化,确立规则意识,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在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方面,主要是建立“三阳光”、“三监督”制度。所谓“三阳光”,即阳光行政、阳光财政、阳光财产;“三监督”即新闻监督、公众监督、人大监督。阳光行政。阳光是最好的反腐剂,路灯是最好的警察。黑箱操作、暗室政治是造成腐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反腐败首先要实行阳光政治、阳光行政。所有的法律、规章、做法要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传媒公开,或者通过公告栏、办事指南等形式公开。办事程序、办事时限、承办部门和人员、办事结果、收费情况、廉政规定、监督办法、责任追究措施等都要公开,对于一些事关人民群众利益的决策事前要听证、公示。要把政务公开列入干部考核的范畴,同时设立市民投诉中心等外部评价和监督机制。

    公共物品尽量采取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方式,为了保证招标投标全过程的公正性、防止陪标、围标、串标、以低价中标然后高价签合同、评标委是采购方代表而不是随机抽取的专家、采购机关自收自支、回扣腐败合法化等问题,有必要成立独立的招标监督委员会。在发达国家,一切政府采购都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然后公开招标投标,在网上公布违规违法者的黑名单,取消其若干年内参与投标的权利,甚至绳之以法。
学者估计,由于行政不公开、行政限制和过多的审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损失20%以上;由于暗箱操作、官员庇护、一纸文件而瓜分国有资产、形成行政性垄断,每年造成约5000亿元的腐败额。

    阳光财政。所谓阳光财政,就是要建立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也就是说,公共财政的决策、资金的流向、使用的程序都应当是公开的,人民或者是其授权的代表(议员或人民代表)可以进行监督、质询、问责、弹劾,未经纳税人同意的征税是不合法的。纳税的标准、国家的财政预算和支出也必须经过纳税人代表的同意,公共财政的预算必须详细地列出每一项开支的具体情况,没有列入开支预算的项目,不能够开支,列支的钱不得挪作他用。职务消费必须规范化,接受民众的监督。

    在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掌管钱袋子,拥有财政预算决算的审批权。同时,应当立法推动财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任何纳税人只要有证据,都可以对浪费公共资金的现象、对“三公” 消费提起公益诉讼,美国和日本都有这样的制度,追回的资金一部分用于奖励起诉者。

     目前,各级政府的财政已经集中在财政局,民众可以通过专门的软件查询;国家也应该鼓励人民查询各个单位的原始凭证,或者通过网络查询各种公用支出如招待费、燃油费、私人费用财政报销、公车私用的问题等,让人民直接监督官员的消费问题。

   目前,中国的“三公”(公款吃喝、公款买车用车、公款旅游出国)浪费非常严重,每年达到上万亿元(占财政收入的20%),中国的行政开支加“三公”消费占财政收入的总比重达到40%以上。而美国仅占11%,西欧4~5%,日本2.8%,中国的比例是日本的十几倍。如果没有阳光财政、人大不能掌管钱袋子,那么中国的“三公”浪费问题永远不可能解决。

    阳光财产。所谓阳光财产,就是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制度。曾经有人大代表多次提出“关于建立党政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议案,全国各界反响强烈。但是据报道,97%的官员对财产申报、公开持反对的立场。2008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出台《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据调查,阿勒泰地区也有七成的官员反对这一制度。其实,在西方如今相当廉洁的国家,早在两百多年前就开始探索和建立阳光财产制度。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乃至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1883年,英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财产申报的法律——《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

    许多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也相继建立了阳光财产制度。韩国1993年开始了“阳光运动”,墨西哥2003年实施《信息公开法》, 越南2007年颁布了财产申报的法令。中国1995年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颁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是,这些规定的权威性不够,不是法律;可行性、可操作性很差,没有实施细则,没有稽查核实的手段,没有后续监督的措施,所以,这些规定注定会流于形式,形同做秀。

    以后,中国要建立集财产实名、申报、公开、监督于一体的制度。一是财产实名登记制度,公民的所有财产包括存款、股票、房地产等都必须以真实姓名持有;二是财产年度申报制度,公民特别是官员每年都必须申报收入和全部财产;三是财产公开制度,官员不仅要申报财产,而且其财产状况要在媒体上向社会或者所在地区公开;四是监督制度,如果官员申报不实,公民可以举报,有关方面依法查处。

    新闻监督。新闻自由是腐败的天敌,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必然腐败泛滥,实现了新闻自由的社会迟早会形成廉洁的政府。有人反对这个观点,认为印度、俄罗斯、台湾都拥有了新闻自由,其媒体大部分私有,但是仍然腐败不堪。的确,新闻自由并不能单独起作用,也不能马上带来清廉,可是随着丑闻的不断曝光,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这些国家和地区最终会变得干净。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走在了通往廉洁政府的正确道路上,而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其腐败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治理,反腐败只是一句自欺欺人的口号,而现实情况恰恰是:越反越腐败。

    透明国际组织早有断言:在反腐败的诸多措施中,新闻自由是最重要的;对于中国,关键是建立媒体民有、新闻自由、监督官员、保护公民的现代新闻制度。

   公众监督。首先,中国要建立鼓励举报的制度,出台《举报人保护法》,避免举报腐败者被迫害打击的情况发生。
第二,中国要鼓励反腐败公益诉讼。所谓反腐败公益诉讼,也就是财政公益诉讼,也叫纳税人诉讼,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都可以起诉挥霍公款、浪费公款的行为,起诉者可以分得追回的部分资金,作为奖励。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都有这样的制度。日本东京都知事即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因为住豪华酒店,乱支交际费,被东京一个区的议员起诉,东京地方法院判市长等3人赔偿40万日元。
以后在中国,老百姓只要掌握了官员贪污腐败、浪费公款、三公消费的证据,任何人都可以到法院起诉该官员,追回的资金拿出一部分奖励起诉者。

    第三,中国要建立民主评议制度、民主选举制度、弹劾制度。对于官员的人品、业绩、廉洁情况,人民群众定期进行民主评议,以投票的方式确定评议结果,对于评议不合格的,一律免职;由选民投票选举出政务官,或者公推公选官员;对于选民不满意、失职、违法、腐败的官员,人民通过弹劾程序、责任追究制度让其下台。

    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既是权力机关、立法机关,也是监督机构,因此,反腐败的重要途径是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一是人大必须确实具有官员的选举权和罢免权;二是各级政府的重大决策应该提交到人大裁定;三是人大应当掌管“钱袋子”,财政预算决算、怎么花纳税人的钱都必须由人大决定,而不是官员说了算。官员的工资、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水、对企业的财政补贴、对外赠款与援助等必须经过人大批准。

    为了强化人大在审查财政预算决算与支出中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让其名副其实,不再是官员代表大会。人大代表应当精简化、责任化、专职化、专业化,这样他们才有能力、有时间审查财政预算决算和支出。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建立中国反腐败学,探讨中国反腐败的途径,改变几千年的人治文化,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拯救腐败泛滥与道德崩溃的中国,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每个人的神圣使命。

    附件:胡星斗部分反腐败文章:

·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之一——中国腐败的治理
·现代国家如何反腐败
·腐败与反腐败研究
·遏制“大腐败”
·依靠人民群众,治理“软腐败”
·反腐败其实很容易
·2007年中国反腐败的特点
·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
·中国目前腐败的特点
·从西方官员处境看反腐败
·财产申报制度露出反腐倡廉的曙光
·关于支持《物权法》出台、建议设立浪费公款罪的公开信
·中国特色的二奶腐败学
·中国的吏治与官德危机
·废除特权制度,建设崭新中国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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