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美国国防部编写的中国军力报告很值得一看,可以全面地了解我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其他的文章中,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的一篇文章最清楚地写出了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对我国国民财富造成的损失。国外价格上涨和美元贬值将是中国2009年最大的威胁。只 要进口价格和外汇货币币值一变动,我国的国民财富便大量转移。对于这一点中国学者以前从来没有清醒地考虑过。在北大那帮教授中,只有宋国青,还算是个明白人。 而在政治思想方面,目前国内左右两派的思想分化已经达到尖锐激烈的程度,请大家关注本文集中的思想动态。]

中国的军事力量年度报告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1月8日

目录

美国国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问题的年度报告(2008年)》

宋国青:《进口价格上涨对中国国内财富的影响----美元贬值对中国国民财富的影响》

王钧临:《美国的图谋和我们的应对——对2009年我国外部形势的分析和建议》

(德) Joseph Huber:《铸币税改革和纯货币》

党爱民:《“华盛顿共识”的又一剂毒药》

党爱民:《有钱不消费:扣在老百姓头上的屎盆子》

党爱民:《张五常及其“合成谬误”》

余永定 姚仲枝 卢锋 张斌 周其仁 宋国青:《“2008 岁末宏观经济研讨会”发言要点简报》

马涛:《跨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与中国现状分析》

马涛:《金融危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田忠国:《科学发展观必将胎死于中央党校》

孔保罗:《利用农民工问题化解金融危机》

张明:《2009 年国际资本流动与中国资本市场展望》

 董键:《社会主义者宣言》

李强:《金融危机蔓延下的中国血汗工厂》

师生监察:《建筑业农民工:21世纪的包身工》 (请点击查看)

茅于轼 等:《煤炭的真实成本》  (请点击查看)

高一飞:《中央新司法改革方案令人振奋》

 高一飞:《尊重人权普遍性才能建设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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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yhytrans@sina.com> 2009-01-04 12:35:11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新年好!看到网站上刊登2007年的报告很感动。2008年的军力报告在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问题的年度报告(2008年)

美国国防部

2008年1月3日

概述

    中国是一个具有不断增长的全球影响力的地区政治与经济强国。它近年来的迅速崛起是今天的战略景观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因素对该地区和世界来说具有重大涵义。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若论在中国的国家发展及其融入国际体系方面提供最多帮助、便利和鼓励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美国继续鼓励中国更多地分担维护全球体系的稳定、适应力与成长方面的责任,从而作为一个负责的国际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然而,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上,尤其是在其不断扩充的军事力量和这支力量可能会如何派上用场方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人民解放军正在寻求全面的改造,从一支用于在本国领土上打长期消耗战的人数众多的军队改造成能够在周边地区与高科技敌手打赢短期、高强度战争的军队——对这一策略,中国称之为准备打“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国在远距离上维持军事力量的能力目前还很有限。但正如2006年的《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报告》所说,中国“具有最大的潜力,可以在军事上与美国竞争,并将能够逐步抵消美国传统军事优势的突破性军事技术投入战场。”

    中国的近期重点是准备应付台湾海峡的紧急情况,包括美国干预的可能性。这一重点是对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然而,对中国军事采购和战略思维的分析结果表明,北京还正在开发用来应付其它地区紧急情况,譬如资源或领土争端所引发的冲突的能力。近年来,中国军事改造的速度已经加快,范围已经扩大,其刺激因素是外国先进武器的采购、中国国内的国防和科技产业中的仍然很高的投资率,以及军队的组织和军事学说方面的影响深远的改革。中国军队不断扩展和改善的军事实力正在改变着东亚的军事力量对比;中国战略实力的提高产生着超越了亚太地区范围的影响。

    表明中国核力量现代化的证据是部署了新的东风-31和东风31A洲际导弹。这种现代化正在使中国的战略打击实力得到提高。中国新兴的反接近(anti-access)/区域封锁(area denial)实力——例如它继续开发先进的巡航导弹、中程弹道导弹、用于攻击包括航母在内的海上舰只的反舰弹道导弹,以及2007年1月成功试验一件直接进入轨道的反卫星武器——正从传统战场的海陆空维度扩展到太空和网络空间领域。

    对于支撑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动机、决策和关键实力,国际社会的了解很有限。对人民解放军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军事实力的宗旨与目标,中国领导人尚未做出详细的解释。例如,中国继续公布不完整的国防开支数字,其所参与的行动看来与其宣称的政策也不一致。中国的军事与安全事务方面的缺乏透明度使误解和错误估计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对稳定构成风险。这种局面将导致针对不明情况采取两边下注的策略。这是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

第一章

重要的事态发展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家主席胡锦涛

    过去一年的几项重要的事态发展涉及国会在《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02款(公法106-65款)中所提出的问题。

中国的大战略、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方面的事态发展

 中国共产党于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召开了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重申了“开放与发展”的长期战略,即在中国发展其经济、军事、科学和文化国力的同时,谋求保持国内与本地区的稳定。

  党代会之后,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和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立即被任命为政治局常委,从而跻身2012年的下一届党代会最高领导职位的接班人行列。党的领导人们还支持把胡锦涛的意识形态上的“科学发展观”(确保经济发展与社会和环境需要并重)纳入到党章里。

  党代会前夕,有11位委员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3位委员被替换。新的中央军委委员有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上将、解放军空军司令许其亮上将和解放军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国防部长曹刚川退役,不再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他将保留国防部长头衔,大概一直到2008年3月为止。

  在临近17大的几个月里,军界领导人还被任命为7个军区当中5个军区的新的司令员。其中包括北京军区的房峰辉中将、广州军区的章沁生中将、南京军区的赵克石中将、兰州军区的王国生中将和沈阳军区的张又侠中将。这些新的司令员反映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重点,及其按照解放军演变中的职业军事教育大纲提拔比较年轻的、受过较好教育的、训练较为有素的军官的努力。

  在台湾问题上,胡主席的17大讲话没有强调军事威胁,而是阐明了继续实施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性,敦促全党“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  胡锦涛的讲话还包括表示愿意在北京的“一中”原则基础上与台湾举行协商,以“达成一项和平协议”。台湾总统陈水扁拒绝接受这项建议。在2007年8月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的讲话中,胡主席呼吁加快武器和装备的现代化,加强兵员的训练,通过“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提高作战能力。北京从90年代末开始使用这种语言,从而反映了中共经济增长与军事现代化并重的战略,而不是把一个摆在优先于另一个的位置上。

  2007年12月,中国宣布把海南省的西沙群岛的政府提升为称为“三沙市”的一个县级政府,对西沙、南沙和中沙群岛享有行政管辖权——这一领土要求引起了与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的争端。一位中国发言人声称,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的航道”享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和实际管辖权。作为对中国声明的反应,几百名越南抗议者在河内的中国使馆外面举行示威。

中国军事力量方面的事态发展

    中国对其军事力量的长期和全面的改造正在使其兵力投放和反接近/区域封锁能力得到提高。与准备应付台湾海峡的紧急情况的一项近期重点相一致,中国在台湾对面的各个军区部署了许多最先进的系统。中国说,在“信息化”条件下作战和提高“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是人民解放军扩军的主要目标。信息化条件是以通信干扰、电子监视和精确打击武器为特征的作战环境。“一体化联合作战”是解放军有关多军种联合军事行动的术语。

    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活跃的弹道导弹计划。它正在开发和试验进攻性导弹,组建新的导弹部队,从质量上改进某些导弹系统,并开发对抗弹道导弹防御力量的方法。到2007年11月为止,人民解放军已经在台湾对面的守军驻地部署了990到1070枚CSS-6和CSS-7短程弹道导弹。它正以每年100多枚导弹,包括这些导弹的射程、命中精度和有效载荷得到提高的改版导弹的速度扩大这支部队的规模。

  人民解放军正在采购大量命中精度很高的巡航导弹,譬如国产的、地面发射的东海-10陆地攻击巡航导弹、俄罗斯SS-N-22/“日炙”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装备在中国也是从俄罗斯采购的两艘现代级和两艘“现代II型”级导弹驱逐舰上),以及SS-N-27B/“炽热”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装备在中国采购的12艘完全是俄罗斯建造的基洛级柴电动力潜艇当中的最后8艘上)。

  中国正在CSS-5中程弹道导弹的一种改版的基础上开发一种反舰弹道导弹,作为其反接近战略的组成部分。这种导弹的射程超过1500公里。融合到一个精密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中后,它就成为中国的反接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使解放军获得远距离攻击海上舰只,包括航母的实力。

  中国正通过添置生还能力较强的系统来实现较远射程的弹道导弹力量的现代化。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正在第二炮兵的一些部队中部署东风-31和较远射程的东风-31A导弹。

  中国还正在研制新的潜射弹道导弹JL-2,以部署在新的“晋”级(094型)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上。JL-2预计将在2009-2010年度达到初始作战能力(IOC)。

    太空与反太空。中国正在开发一项多维度的计划,以限制或阻止其潜在的敌手在危机或冲突时刻动用以太空为基地的资源。虽然中国的商业太空计划肯定具有非军事的研究用途,但它却显示出具有直接军事应用的太空发射和控制能力。

  2007年1月,中国成功地试验了一件直接进入轨道的反卫星武器,摧毁了自己的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这项未经宣布的试验表明,解放军有能力袭击在地球低轨道上运行的卫星。这项试验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担忧。其所造成的残骸云朵危及到所有宇航国家的资产,并对人类的宇宙飞行构成危险。

  中国于2007年10月24日发射了其第一个绕月探测器。“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器于2007年11月5日到达月球轨道。这项任务的圆满完成显示出,中国能够实施复杂的航天活动——这种能力对太空对抗军事行动具有广泛的影响。“嫦娥一号”航天任务完成了探索月球的一项三阶段计划的第一阶段。这项计划包括中国于2012年启动一项无人驾驶月球车飞行任务和2020年实现载人登月的愿望。

  2007年10月,中国的一类航天测量船当中的第5艘“远望5号”——用于支援中国不断发展的航天计划,包括其不断扩展的航天发射活动的一艘远洋航天观测船——下水。

  中国于2007年发射了其第100枚长征系列火箭,并继续将一系列比较精密和多样的卫星送入轨道。中国正在开发经过改进的“长征5号”重型运载火箭。到2012年,这种火箭将能够把较大型的侦察卫星送入地球低轨道,或将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轨道。中国还正在海南岛修建一个新的卫星发射场。它期望着到2010年用国产的太阳同步和地球同步卫星(预期寿命分别为5年和15年)取代其库存中的所有外国生产的卫星。

  中国宣布了关于2008年发射15枚火箭和17颗卫星的计划。此外,中国还宣布打算启动第三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神舟7号”将于2008年10月,即北京奥运会之后不久发射。它突出显示了,航天事业的发展是民族自豪感的一个重要象征。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中所采用的大部分技术都是从俄罗斯的设备中衍生出来的。在具体的卫星有效载荷与应用方面,中国获得了俄罗斯的大力援助。

  中国领导人仍对中国的航天计划和航天对抗活动的军事用途保持沉默。

    电脑网络战实力。一年来,世界各地的许多电脑网络,包括美国政府网络,遭到了看来是源自中国境内的闯入。这些闯入活动所要求的许多技能和能力也是发动电脑网络袭击所必需的。虽然这些活动是否是解放军或中国政府的其它成分所为,或者得到其支持还不清楚,但是开发电脑网络战能力却与解放军在这一问题上的权威性著述相符。

  2007年,国防部、美国政府的另外一些机构和部门以及与国防相关的智库和承包商遇到了多次电脑网络闯入。其中许多看来是源自中国境内。

  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德国的国内情报机构)副局长汉斯•埃尔马•兰贝格(Hans Elmar Remberg)公开指责中国赞助“几乎是每天的”电脑网络闯入活动。兰贝格说:“在世界各地,中国都在加紧搜集政治、军事、公司战略和科学情报,以尽可能快地弥补技术上的空白。”在提到有关中国渗透德国政府的电脑网络的报道时,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我们必须共同遵守一系列博弈规则。”类似地,2007年9月,法国国防部秘书长德隆(Francis Delon)证实,政府的信息系统遭到了源自中国的袭击。

  除了政府之外,源自中国的明显的网络闯入还把工商企业当作目标。2007年11月,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的总干事乔纳森•伊文斯警告300位金融机构负责人说,他们遭到了来自中国的、国家赞助的电脑网络利用。

    海军力量。中国海军包括74艘主要战舰、57艘攻击型潜艇、55艘中型和重型水陆两用舰只和49艘导弹海岸巡逻船。

  中国拥有一项活跃的航母研究与设计计划。如果中国领导层做出选择,中国的造船工业就能在本10年结束时开始建造一个国产平台。

  人民解放军海军正在利用天波和表面波超视距(OTH)雷达来提高自己的超视距瞄准能力,并正在开发射程和命中精度得到增强的导弹。

  两艘商级(093型)核动力攻击型潜艇(SSN)和一艘晋级(094型)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可能很快就会与4艘较旧型号的汉级SSN和中国唯一的一艘夏级SSBN一起投入现役。

  中国的武库中大约有10艘宋级(039型)柴电动力攻击型潜艇(SS)。宋级SS是为了运载YJ-82(CSS-N-8)反舰巡航导弹(ASCM)而设计。据目前的估计,元级柴电动力攻击型潜艇已经全面投产,并将于2010年以前准备服役。

  解放军海军两年来获得了7艘新的国产水面战舰,包括装备着国产HHQ-9远程舰对空导弹(SAM)的两艘旅洋II级(052C型)导弹驱逐舰(DDG)、装备着俄制SA-N-20远程舰对空导弹的两艘旅洲级(051C型)导弹驱逐舰和3艘江凯II级(054A型)导弹护卫舰(FFG)(将用目前正在开发的垂直发射的中程HHQ-16海军舰对空导弹装备。这些战舰反映出,领导层很重视使中国海军获得先进的对空作战能力。缺乏这种能力历来都是这支舰队的弱点。

  中国正在继续建造其新的022型双体船式导弹巡逻船。这种船很可能会装备反舰巡航导弹。

    空军与防空。中国在台湾的不加油的作战射程内部署了490架作战飞机,并拥有可以将这一数量扩充几百架的机场容量。其中许多飞机都是较旧型号的升级型。然而,较新的和较为先进的飞机则占其武库中的越来越大的百分比。

 现代化的FB-7A战斗轰炸机将为已经部署在中国空军中的F-10和苏-30MKK等其它多用途飞机和攻击机提供补充。

 中国正在对其B-6轰炸机机群(最初是用俄罗斯的图-16改装的)进行升级,利用的是一种新的改版。投入使用后,它将装备一种新的远程巡航导弹。

 2007年7月,解放军空军获得了4个大队的升级版的俄罗斯SA-20PMU-2远程(200公里)地对空导弹系统。另外4个大队的系统预计将于2008年交付使用。据报道,SA-20系统提供有限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防御能力。

  中国的航空工业正在开发几个类型的空中预警机和控制(AEW&C)飞机。这包括以Y-8运输机为基础制造的KJ-200(用于空中预警和控制,以及情报搜集和海上监视)和在俄罗斯A-50飞机构架结构基础上研制的“空警”2000(KJ-2000)飞机。

    地面力量。解放军拥有大约125万地面部队兵员,其中40万人驻扎在台湾对面的3个军区。中国正在用新式坦克、装甲运兵车和火炮加强这些部队的力量。解放军地面部队所获得的新的实力包括现已部署在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的部队中的大约200辆98型和99型主战坦克。

    人民解放军军事学说方面的事态发展

 2007年1月,解放军总参谋部公布了有关军事训练的年度方针。这一方针第一次把重点放在"信息化"条件下的训练上。

 解放军即将编制出一项新的《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并使之产生法律效力,以使其军事训练与其有关"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变革的憧憬相一致。这项新的大纲将强调合乎实际的训练条件、电磁与联合作战环境下的训练,以及把新的高科技融入到力量结构之中。

 中国的民兵部队正从注重地面力量的一支支援部队转变为为地面部队、海军、航空兵和导弹部队提供支援的多军种力量。解放军还正在准备应付未来作战的训练中使民兵部队与现役部队相结合。中国的民兵部队的人数为1000万到1500万。使这支力量充分一体化将是一项挑战。

    国际军事交流、演习和互动

 2007年3月,解放军海军的两艘导弹护卫舰参加了巴基斯坦在北阿拉伯海主办的"和平-07"多国海军演习。美国和另外7个国家的海军部队参加了演习。演习的重点是海上反恐。

 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07年4月对日本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温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就扩大经济联系和讨论军事交流及维护中国东海和平的机制问题达成协议。中日两国之间在东海地区的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随后于2007年6月访日。这是两国间10年中的第一次高级别的防务领域访问。2007年11月,解放军海军的旅海级驱逐舰"深圳"号进行了中国对日本港口的首次访问。

 2007年8月,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跨国兵力部署,将1600人的部队和装备部署到俄罗斯,以参加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举行的照本宣科的演习"和平使命2007"。
 尽管中国一贯允许美国海军军舰在香港停泊,但2007年11月,北京却在最后时刻拒绝让美国的两艘扫雷舰"爱国者"号和"守护者"号驶入香港寻求补充燃料和躲避恶劣天气--这项决定不符合有关安全港的国际惯例。次日,北京又拒绝美国的"小鹰"号航母战斗群在计划抵港度感恩节的当天进入香港港口。在美国采取外交策略后,中国扭转了这项决定,但为时已晚,该航母战斗群的舰只已经来不及接受。

 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任命赵京民少将为一项联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派往西撒哈拉全民公决代表团(MINURSO)——的中国司令官。到2007年12月为止,中国参加了13项联合国维和使命,在全球范围部署了1800名官兵。

 2007年11月,中国在达尔富尔部署了135名工兵(最终将达到315人的一支部队的一部分),作为加入"混合力量"的第一支不属于非洲联盟部队的分遣队。
 2007年12月,中国和印度在中国境内举行了两国各自有100名人部队参加的、历时一周的"携手-2007"反恐演习。此前,即2007年4月,解放军和印度的海军在中国南海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与这些事件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于2007年11月摧毁了不丹的一个三国交界地区附近的一处被遗弃的印度地堡。
力图获取先进技术,以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

 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已经确认,中国正在做出大规模的和范围广泛的努力,以从美国获取先进的技术。类似地,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官员也提到,中国是对美国构成间谍威胁的主要国家。2000年到2006年5月,该局发动了涉及非法向中国出口美国武器和技术的400多项调查。

 2007年12月,一位加州居民因参与向中国非法出口夜视技术的一项计划而被判处两年徒刑和罚款。

 隶属于俄罗斯宇航局的一个研究所的前所长因为把机密技术传递给中国而被判处11年半徒刑。据一位俄罗斯发言人说,这一信息可以被用于研制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

    台湾的防御能力及海峡两岸间局势的稳定

    2007年台海附近地区没有发生任何武装事件。总的局势像2006年一样,仍是稳定的。然而,中国在该岛对面的军事集结和先进武力的部署并没有减缓。
而台湾自己最近则扭转了几年来防务开支不断减少的趋势。它还正在有选择实现军力现代化,并改善应急方面训练的总局面。但是,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大陆的方向转变。

 2005年,台湾领导人宣布计划到2008年,将防务开支增加到占GDP的3%。2007年6月,台湾立法院通过了一项长期推迟的、共计89亿美元左右、即约占GDP2.65%的防务预算,包括拨款购买P-3C“猎户座”飞机和“爱国者先进能力II型”(PAC-II)导弹的升级版--美国最初是2001年向台湾提供这些系统的。

  就2008年来说,台湾立法院于2007年12月通过了一项105亿美元的预算,即上调12%,包括拨款购买3批PAC-III防御性导弹连,以及就采购美制柴油动力潜艇问题进行一项可行性研究。

  台湾还继续通过加强其危机处理结构、实行军事人员改革、提高联合能力和实现装备现代化来加强防务。

  在2007年4月进行的年度“汉光”演习期间,台湾首次宣布,它成功研制出一种陆地攻击巡航导弹,称为雄风-2E型(HF-IIE)。"国防部"--它说这种导弹是一种用于压制火力的、部署在岸上的战术导弹--声称,这是一种防御系统,只有在中国首先发动攻击后,它才会被用于打击具体的一系列军事目标。

  美国按照《与台湾关系法》(公法96-8(1979年))的各项条款,继续提供防务物品、服务和训练方面的援助,以使台湾能够保持充分的自卫能力。

第二章

了解中国的战略

    “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 ——邓小平

概述

    中国领导人一直没有公开阐述一项简介国家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明确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大战略”。偶尔的战略宣布与中国实际的决策之间的联系也不明显,尤其是在危机或局势动荡的时期。虽然这种模糊性可能反映了隐藏自己意图和实力的一种故意的努力,就像上面提到的邓小平“24字方针”所暗示的那样,但这却可能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在有关长期目标与目的的偏好问题上的真实的不确定性、分歧和争论。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学作者们无拘无束地汲取一系列古代和现代的来源,包括中国帝国时代的历史上的经典战略家和中共的偶像。鉴于这种著述的范围很广,而且存在一种非常真实的可能性,即解放军的作者们可能是在具体地为外国人的消费而写作,所以对解放军大战略的研究从根本上讲仍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尽管如此,仍然有可能就中国的战略做出一些笼统的概括,根据其战略传统、历史沿革、官方声明和论文,及其对某些军事实力和外交倡议的注重。

   “24字方针”

   20世纪90年代初,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97年逝世)对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机构所做的指示被称为“24字方针”。虽然这一方针已经有了一定的演变,但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和学者继续参考并引用邓小平讲话的核心成分,尤其是在中国外交事务与军事的背景下。总的来说,“24字方针”之所以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是因为它提出了一项战略,即避免不必要的挑衅,回避过度沉重的国际负担,并长时期地增强中国的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未来的选择。

    胡锦涛主席自己的意识形态方案——“和谐世界”,即强调国际关系中的“多样性”与“平等”,以及“不干涉内政”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等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宣言——在2007年10月的第17次党代会上获得了支持。虽然“和谐世界”反映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事务的基本论调和实施方面的演变,但是胡锦涛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推翻或者取代邓小平的“24字方针”。

    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

    中国的战略涉及在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相互竞争的重点之间保持平衡,以及维持确保这种发展的安全环境。中国领导人说,21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是一个“20年的机遇期”,意思就是,本地区和国际上的条件一般来说将是和平的,并有利于中国的崛起和获得地区主导地位及全球影响力的。

    在讨论战略的时候,解放军的领导人和战略家很少采用西方式的“目的-途径-手段”结构,而是从“综合国力”的角度加以讨论。综合国力是中国的战略规划者利用质量和数量上的变量来评估与衡量中国相对于别国的地位的概念。综合国力既包括软的、内部导向的国力指标——例如经济繁荣、国内的凝聚力和文化上的影响力——也包括硬的、外部导向的衡量标准,譬如一国的核武库的规模、领土、军事实力、外交影响力和国际声望等。正如综合国力的构成所表明,主观上把长处与弱点的内部和外部的方面联系起来的趋势表明,中国的决策者们可能认为,内部动乱会招致敌对的外部势力——或者可能是这种势力作用的结果。同理,一项外部挑战也可能被看作与国内的敌人有联系。

    洞察中国的战略和重点

    中国领导人看来采纳了一系列思路清晰的、持久的战略重点,包括永久维持中共的统治、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保持国内的政局稳定、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确保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而不那么明确的则是北京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制订的具体战略和计划、指导战略的制订与实施的决策结构,以及这些重点针对安全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做出调整的方式与方向。

    政权的生存和共产党统治的永久维持影响着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展望,推动着其诸多选择。作为共产党意识形态在团结全体人民和动员政治上的支持方面的失败的替代,中共依靠经济上的业绩和民族主义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然而,这些措施都含有风险。这种风险可能会起到破坏党的领导人保持政治上的控制力的努力的作用。例如,虽然中国领导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操纵舆论,转移国内批评的矛头,或者加强外交活动,譬如2004年举行的范围广泛的反日示威,或者1999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遭到误炸之后北京和中国的另外一些主要城市发生的反美示威,但是他们也意识到,抗议活动一旦开始就难以控制。类似地,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对中国领导人的成功至关重要——导致了经济不平等与混乱的加重、官员的腐败和环境恶化。

    为了保持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领导人强调需要获得其它国家的市场和资源。除了这些经济重点之外,中国领导人还正在加强全球范围的双边和多边的政治关系,以增强中国的影响力和实力,确保本国的利益和偏好得到保护(例如在联合国和限制台湾的外交空间方面)。这些相互结合的和日益复杂的利益影响着中国对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国家所采取的策略,及其彼此之间的外交和安全关系。经济发展在为中国领导层的决策工作提供信息方面起着十分核心的作用。政权的合法地位、领土完整、国际政治权力、大国地位以及军事现代化,都受到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的根本影响。

    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内稳定影响着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周边地区——例如朝鲜、中亚地区、巴基斯坦和缅甸——潜在的不稳定性的看法。这些地方的局势动荡可能会升级或者外溢到中国境内。对领土和国内稳定的关注,还影响着北京在中国的陆地和海洋领土要求方面的对策,因为中国的主权所面临的任何挑战都可能削弱党的权威。中国近年来解决了与许多邻国,最重要的是俄罗斯之间的领土争端。然而,与日本在中国东海、与印度在两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和与东南亚各国在中国南海地区的争端尚未得到解决,并且偶尔地爆发。

    作为中国战略方面的因素的资源需要。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对获得市场和自然资源,尤其是金属和矿物燃料的机会的依赖正在成为影响中国的战略行为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虽然预计中国将继续依靠煤炭作为主要的燃料来源,但是石油等液体燃料的消费量很可能会大大增加,主要因为运输部门中的增长。例如,中国的汽车拥有量预计将从2004年的2700万辆增加到2030年的将近4亿辆。中国计划到2010年把天然气的用量从占总消费量的3%增加到8%。类似地,中国还计划到2020年修建大约30个1000兆瓦的核电反应堆,从而使核发电从占总发电量的2%增加到6%——并促使中国寻求外国的铀供应。

    中国目前每天消费大约758万桶石油。从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石油的第三大进口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国。中国目前53%的石油依靠进口(2007年头三个季度每天大约进口404万桶),石油进口的绝大部分通过海运,途经马六甲海峡。到2015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将增加到每天1000-1200万桶。中国还正在与俄罗斯合作铺设东西伯利亚至太平洋的石油管道,其日输送能力将为160万桶,以确保中国能够继续获得俄罗斯的石油,并减轻在石油进口方面对海运的依赖。

    2004年,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战略石油储备。将于2008年完成的第一阶段将储备1亿桶,即相当于中国25天的石油净进口。第二阶段计划增加2亿桶,即达到42天左右的净进口量。2010年以后,第三阶段的工作可能会使净储备量增加到5亿桶左右。但是,没有中国的运输和物流网络的大大改善,总储备量可能不足以对严重的供应中断起到缓冲作用。

    中国对外国能源进口的依赖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影响了其战略和政策。就在1996年,中国70%的石油进口还主要依靠阿曼、也门和印尼三国。从那时以来,中国谋求与包括乍得、埃及、印尼、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阿曼、俄罗斯、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苏丹和委内瑞拉在内的一系列供应国签订长期的供应合同。2006年,中国最大的三个供应国是沙特阿拉伯(占16%)、安哥拉(占16%)和伊朗(占12%)。2007年头9个月,中国的原油进口的6%来自苏丹。中国目前进口的石油的一半稍多一点来自中东,将近1/4来自非洲。

    中国的领土争端

    从1998年以来,中国解决了与6个邻国的11场领土争端。然而,在专属经济区和可能的丰富石油与天然气储藏的所有权问题上,继续存在争端,其中包括中国东海地区的大约7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和多达1000亿桶的石油。这一储量促成了与日本之间的摩擦。日本坚持认为,划分专属经济区的应当是一条等距离的直线,而中国则主张实行超过等距离线,把延长的大陆架范围扩大到冲绳海沟——几乎就是延伸到日本海岸。在中国南海,中国要求对西沙和南沙群岛享有排他性的主权——对这种要求,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提出异议。2007年12月,中国宣布建立“三沙市”,以便要求对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的航道”享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和管辖权。

   中国南海在有关东北亚地区安全的考虑中起着重要作用。运往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原油供应的80%以上都途经中国南海——因此,这些国家特别依赖中国南海的航道。2007年,越南报告说,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与解放军海军一再发生冲突。4月间,越南的海岸警卫队报告说,解放军海军的船只抓获了4艘越南渔船,对41名渔民进行了拘留和罚款。7月份,一艘解放军海军船只向越南渔船开火,据说击沉了一艘船,击毙了一名渔民,打伤了另外几人。

    虽然中国努力避免这些争端破坏地区关系,但是中国官员的言论突出表明了中国坚持自己在这些地区的领土要求的决心。例如,胡锦涛主席2006年10月对印度进行的基本上很成功的访问前夕,中国大使孙玉玺对印度报界说:“你们所说的阿鲁纳恰尔邦全都是中国领土……我们对其全部提出领土要求——这就是我们的立场。”2007年11月,尽管一年来双边关系得到了普遍的改善,但是中国部队还是无视印度官员的抗议,摧毁了不丹境内的三国交界地区附近的一处被遗弃的印度地堡。

    中国还寻求在各种海外的能源资产和投资方面占有股份,尽管这种股份与国际上的大石油公司相比数额仍然很小。中国的国有石油公司投资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尼日利亚、苏丹和北非、中亚、东南亚、拉丁美洲及北美洲的另外20多个国家的石油经营活动(油田开发以及管道和炼油厂项目)。

    北京对确保获得能源供应的关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国防政策和力量规划不得而知。然而很显然,这种担忧影响着中国有关国防规划问题的思维。中国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在描述安全环境方面明确地说:“能源资源、金融、信息和运输通道等方面的安全问题上升。”白皮书还把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界定为“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保障国家发展利益。”

    人民解放军看来正在就如何把这些任务转变成军事学术的演变、资源的配置、力量结构的变革以及应急计划进行辩论。然而,中国目前远距离投放和维持兵力的能力仍然有限。因此,起码在近期和中期内,解放军将面临其野心和实力之间的差距。它目前既没有能力动用武力来保障自己的外国能源投资的安全,也无法保卫十分重要的航道免遭阻断。

    展望未来,中国领导人可能会谋求消除这一差距,通过开发:更远距离的力量投放,包括航母的研制;远征军的作战;潜水作战;防空作战;远程精确打击;海上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远征军的后勤和前方基地建设;训练与演习,尤其是在外海上;以及在国外发挥更加积极的军事影响。

    影响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因素

    自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展,并克服了许多发展方面的难题。在30年中,这些改革使几亿中国公民摆脱了贫困,加强了国内的稳定,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虽然中国继续面临许多问题,但是中共的成就不容忽视。

    美国欢迎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然而,种种力量——其中一些超出了中国领导人的控制范围——可能会使中国偏离和平的道路。中国谋求什么发展道路或者走上什么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将由中国领导人的选择决定。影响这种选择的有一系列的驱动因素和阻碍因素。这些因素不仅会赋予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而且也会对这种能力形成制约。

    经济学。对中国成为一个地区和全球强国具有核心重要性的持续的经济发展仍是中共在民众中获得合法地位的基础,并且为其军事扩张和现代化提供担保。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基石。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提高了许多中国公民的生活质量,使中共获得了支持,并为地区和全球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然而,根本的弱点(例如人民币比价过低、不良贷款、毫无效率的国有企业,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威胁着经济增长的继续。经济上的冲击、挫折,或者哪怕是经济增长稍微放慢,都可能会导致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上升,以及严重的动乱,从而可能会带来对民族主义的更大的依赖性,以便保持民众对中共的支持。资源需求的出人意料的增加、对劳动与制造业的需求的不断萎缩、全球性的资源短缺或价格冲击,或者获取资源的机会受到限制,也可能会影响中国的战略前景和行为,并可能会迫使中国领导层重新考虑其资源配置方面的重点,包括军队的这方面的重点。由于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复杂的市场经济情况下的经济矫正或者衰退方面经验有限,所以说不定他们的反应将会缓和暂时的混乱还是使之加重。

   人口压力。人口方面的变化和社会的紊乱正在给已经很虚弱的社会保障网造成紧张。人口压力今后将会加重,从而对中国保持很高的经济增长率的能力造成结构性的制约。从2000年到2030年,4亿多人——超过美国的总人口的人数——将从农村移居到城市。这种变迁的结果是,预计中国将占这一时期全球建筑业的一半以上。中国的人口还正在迅速老龄化。到2025年,中国的年长公民将由1.46亿增加到大约2.9亿。满足庞大的年长公民人口的需要将对中共保持经济增长,也许还对巩固国内稳定的能力构成挑战,从而使国防预算增加。

    国内的政治压力。中共领导人面临着民众对改善政府的反应能力和问责机制的要求,从而对其维持国内稳定及其对政权的垄断的能力构成挑战。北京的反应一直是实行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广开言路,听取专家——偶尔还有公众——的意见,正如在中国各地出现的非政府组织所表明。这些组织的重点是解决人民关注的问题,同时维护一党专制。然而,不同政见仍然是不法行为,媒体和互联网仍然受到严格的控制,独立的工会受到压制,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遭到镇压,该政权所不承认的宗教组织继续受到骚扰。中共对中国境内的任何未经批准的组织都很警觉,即使一个组织是不过问政治的也是如此,因为它担心,这些组织可能会为有组织的反对派提供便利。

    受过良好教育的、要求进一步参与政治决策和享有更大的言论自由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可能会对中共不允许独立的政治组织或者不同政见存在的做法构成挑战。中国人民正在寻求途径获取和传播党的新闻检查官试图封锁的信息。党是否能够应付这种渴望和挑战还不清楚。这一问题可能会破坏北京对国内控制和稳定的感觉,随之而来的是对其大战略的影响。

   腐败问题。中国的官员腐败问题是普遍的、结构性的和持续不断的,原因是国家对经济的高度参与以及法治的薄弱。2001年,65%的贪污案件涉及多位官员,从而证明了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沆瀣一气的独立的精英阶层网络的活动。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的国家审计署查出了贪污和非法挪用的公款1700亿美元。学术界的研究估算,2003年腐败造成的直接代价达到86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这一数额相当于中国宣布的当年国防预算的两倍以上。腐败还直接影响到解放军。为了干部的提拔和晋升的贪污受贿、未经批准的合同和项目以及武器的采购都被解放军确认为腐败问题。北京迄今为止的反应着重于运用刑事诉讼来吓阻恶劣的行为。由于腐败,中国省政府的运输厅厅长有一半已经被判刑(一些已经被处决)。上海市的共产党负责人陈良宇由于被指控非法挪用上海市的社会保险基金而于2006年9月被解职。虽然中国的公开行动表明对这一问题的意识加强了,但是反腐败措施的实行仍然不力。

    环境问题。世界银行2007年在与中国环保当局协商的情况下撰写的一份报告提出了以下结论:

 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户外空气和水的污染所造成的卫生和非卫生方面的总代价每年达到1000亿美元左右(即相当于中国GDP的5.8%左右)。

 空气污染,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导致肺部疾病,包括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上升,因而导致旷工和辍学程度的加重。

 水的污染也造成癌症和疾病的日益加重,尤其是在5岁以下儿童当中。这也使中国的缺水问题恶化,从而使缺水造成的总的代价达到相当于GDP的1%左右。
中国领导人担心,这些环境问题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公共卫生、社会稳定和国际形象,从而削弱中共的地位。2006年春季,中国的最高环保官员周生贤宣布,2005年发生了5.1万起与污染相关的抗议活动(几乎每周1000起)。中国的污染和林木的滥砍滥伐造成了世界范围的影响。中国可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向大气层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日本和韩国都遭受了中国燃烧煤炭的发电厂所产生的酸雨和源自戈壁沙漠的黄色沙尘暴的侵害。中国的公开行动,譬如逮捕政府官员和新的环境控制措施,表明了认识上的加深。但是,中国领导人能否应付环境恶化,把它当作一个长期的政治问题,即使不是战略问题来对待,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海峡两岸关系的动态。人民解放军迫在眉睫的军事担忧仍然是与台湾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以及美国军事干预的前景。中国目前的对台战略看来是要遏制并防止它所认为的台北走向法理独立,而不是寻求在近期内解决问题。双方当中的任何一方的军事实力或者政治愿望如果被认为发生变化,或者大陆或台湾内部的政局有所改变,都可能会使北京对自身的利益和自己所偏好的行动方针做出不同的估算。

    地区问题上的担忧。由于中国近在咫尺,或者由于它是世界上许多“热点”(例如台湾、朝鲜、缅甸、南沙群岛、钓鱼岛、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问题)的有关方面,所以中国领导人谋求防止可能会外溢到中国境内并扰乱经济发展或者国内稳定的、本地区局势的不稳定。地区力量对比的改变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和部署格局的改变,从而很可能会给邻国带来后果。这种变化的例子包括朝鲜半岛发生事变(例如北朝鲜的垮台)、将会对北京构成近期和长期的安全挑战的中亚地区的民主革命、与日本关系的滑坡,从而导致双方不信任的加重,或者中国获取外国资源并将其运回国内的能力被认为受到威胁。相反,如果与日本的关系出现好转,大概就会导致积极的事态发展,譬如相互信任的加深和经济的进一步一体化。

第三章

中国的军事战略与学说

    “……坚决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的神圣职责……” ——胡锦涛主席

概述

    解放军的理论家们为军事学说推动下的改革制订了一个框架,以建设一支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军队。这一概念强调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力量乘数的作用,以使解放军能够在中国边境以外的较大距离上实施准确无误的军事行动。通过汲取外国的军事经验,尤其是“持久自由”行动与“伊拉克自由”行动前夕和包括这些行动在内的、美国领导的战役、苏联及俄罗斯的军事理论,还有解放军自己的作战历史,中国正在全面改造自己的军队。

    虽然这些改革的速度快、规模大,但是解放军仍然没有受到考验,这种作战经验的缺乏使外部对其在满足自己军事学说的野心方面的进展的评估难度增加。中国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基本上都缺乏直接的军事经验,以致可能会做出引发危机或者使之恶化的错误估算。因此,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他们当中的内部评估与决策。这种失算的发生还可能会由于根据毫无作战经验的指挥员或者脱离现代战场实际情况的所谓“科学的”作战模型提供的建议做出处理危机的决策。

    军事战略指针

    中国并不发表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或者《国家军事战略》等相当的文件。因此,对于领导层有关动武的思路以及影响到解放军的力量结构或军事学说的应急计划,外界观察家没有直接的洞察。对权威性的讲话和文件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依靠称为“新时期国家军事战略方针”的一系列总的原则和指针,以规划和管理军队的发展和用兵。然而,解放军并没有提供这些“战略方针”的内容,供外界研究。

    学术研究的结果表明,现行的“方针”很可能可以追溯到1993年,从而反映出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苏联的解体对中国的军事战略思维的影响。这些方针为过去10年解放军的很大一部分改造工作奠定了基础。1993年的“方针”所依据的是对全球军事变革的快速所做出的不断的评估——也许包括从美国和盟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汲取的教训。这一方针的内容最近得到了修改,以更新中国对自身安全环境和现代战争性质的看法,把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中汲取的教训融合到一起,从为现代和信息时代的战争“建设”军队转变为为了“打赢”这种战争而进行训练。

    “方针”中的作战或者“积极防御”组成部分主张,中国采取防御性军事战略,不发动战争或者进行侵略战争,参战只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解放军的《战役学》文件(2000年)说,一旦敌对行动开始,“(积极防御)的要旨就是采取主动和歼灭敌人。……虽然从战略上讲,这一方针主张(在军事战役中)采取积极防御,但重点放在积极进攻中的采取主动上面。只有这样,积极防御的战略目标才能实现。”

    以攻为守

    北京有关侵犯其主权或领土的袭击的定义是模糊的。中国的现代战法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案例研究。在这些案例研究中,中国领导人认为,军事上的先发制人是一种战略防御措施。例如,中国提到,它对朝鲜战争(1950年-1953年)的干预是“抗美援朝战争”。类似地,权威文件还把与印度(1962年)、苏联(1969年)和越南(1979年)之间的边界冲突说成是“自卫反击”。这种逻辑表明,在动武保护和推进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领土要求(例如台湾问题和尚未得到解决的边境或者海上的领土要求)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会采取军事上的先发制人、预防或者高压手段。

    中国的战略层次上的军事理论确立了看来是自相矛盾的方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掌握主动权”。但是,权威性著作《军事战略学》却阐明,有关敌人打击的定义并不局限于常规的动能军事行动。敌人的“打击”而是也可以用政治术语来定义。因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并不意味着消极地等待敌人来犯……并不意味着放弃战役或者战术行动中的‘占优势的机会’,因为必须把政治层次上的‘第一枪’与战术层次上的‘第一枪’区别开来。”
“如果任何国家或组织侵犯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另一方就有权在战术层次上‘开第一枪’。”

    上述节选表明了中国战略思维的两重性,及其为在战略水平上的防御性姿态的掩饰下、在作战和战术水平上采取进攻性——或者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寻找借口的做法。除了开发“歼灭”敌军的能力之外,解放军还正在探索有限动武的选择。解放军的战役理论把这些选择界定为武力的“非战争”用途,或者“非接触的”战法——政治高压手段的一种延伸。1995年 和1996年在台湾海峡举行的水陆演习和导弹发射是武力的“非战争”用途的实例。 然而,这一概念还包括空中与导弹打击、针对敌方领导人和破坏活动的有的放矢的袭击等有限的动能选择。这种著述突出显示了中国做出错误估计的可能性,因为任何这种行动的打击目标,以及范围更加广泛的国际社会,都可能会视之为战争行为。

    解放军正在开发和实施有关“积极防御”战法和新的多军种作战方法。

    海军作战。“积极防御”的海军组成部分称为“近海防御战略”。解放军海军有3项主要使命:抵御海上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海事权利。解放军海军有关海上行动的军事学说注重6项进攻性和防御性战役:封锁、抗海通信线路、海基对陆攻击、反舰、海上运输护航,以及海军基地的守卫。

    地面作战。在“积极防御”指导下,地面部队的任务是保卫中国的边境,确保国内稳定和实施地区力量投放。解放军地面部队正从分布在国内7个军区的一支静止的防御力量——注重阵地性、机动性、城市性和山区进攻性战役;海岸防御战役和登陆战役——转变为为在中国周边地区作战而组织和装备起来的、机动性较强的力量。中国的地面力量重视一体化作战(尤其是在与航空兵部队联合行动的情况下)、远距离的机动能力、“快节奏”行动和特别行动。这支力量的改革模式所依据的是俄罗斯的军事学说和美军的战术。

    空中作战。解放军空军正从一支陆地上空的、有限的领土防御力量转变成能够承担起进攻和防御两方面任务实施近海作战的、把美俄空军当作楷模的、较为灵活敏捷的力量。其任务的重点领域包括空中打击、防空和导弹防御、预警和侦察,以及战略机动性。解放军空军还在“联合反空袭”战役方面承担主要任务。这种战役突出显示了解放军理论中的攻防两重性,因此具有战略防御性。但在作战和战术层次上,它要求袭击敌方基地和海军。

    人民武装警察(武警)

    武警大约有66万人,是为完成协防和警察执法任务而组建的。协防部队负责边境安全、消防和包括反恐在内的国内安全。警察执法部队包括负责黄金、林业、水力发电和通信安全的部队。近年来,武警还支援了救灾行动和基础设施建设(例如电力工程、公路、隧道和桥梁的修建等)。在战时,武警负责支援解放军作战,主要是在国内安全方面,从而使解放军能够集中力量完成作战任务。武警可能还负责保卫后勤和运输,以及军事、经济和政治设施。

    武警参加了与解放军等部队的联合演习,完成了包括医疗救援、侦察和空中巡逻、防空及反恐在内的各种任务。武警还参加了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它国家的交流,并为驻伊拉克和阿富汗使馆提供安全保障而部署。

    太空作战。中国目前并不具有单独的太空作战任务。太空作战而是构成所有作战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解放军的军事理论刊物《中国军事科学》说:“正是在太空,信息时代的作战将成为重点。”具体而言,基于太空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对于联合作战和打赢现代战争的能力以及作战的协调至关重要。因此,解放军正在获得技术,以提高中国基于太空的C4ISR能力,并正在开发袭击敌方太空资源的能力。解放军的著述强调必须“摧毁、破坏和干扰敌人的侦查/监视和通信卫星。”这表明,这种系统以及导航和预警卫星可能被列为袭击的最初目标,以“使敌人成为瞎子和聋子。……”

    2007年1月对一件直接进入轨道的反卫星武器的试验表明,解放军对太空对抗系统的兴趣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除了这次反卫星武器试验所显示出的“动能杀伤”能力之外,解放军还正在开发对卫星及其地面辅助基础设施进行干扰、使之丧失视觉或者其它方面的能力的实力。

    采取全面的作战观点

    20年来,解放军的文职和军事战略家就现代战争的性质进行了辩论。这些辩论利用了解放军战略传统及其历史经验内部的来源,以提供有关“军事革命”、“非对称作战”和“信息化”战争的视角。这种辩论显示出,中国对作战的非动能手段感兴趣,以及经济、金融、信息、法律和心理学工具在解放军的理论和战争规划中的作用的加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文件《军事战略学》显示出有关作战的一项全面的、多维度的观点。它说:“战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是政治、经济、外交和法律战线上的全面竞赛。”

    2003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了“三种战法”的观念,从而强调了现代战争中的非动能选择的重要性:

 心理战法:利用宣传、诡计、威胁和高压手段来影响敌人的认识与决策能力。
 传媒战法:散布信息,以影响舆论和获得国内与国际听/观众对中国军事行动的支持。
 法律战法:利用国际法和国内法来获得国际支持和处理中国的军事行动可能会造成的政治影响。

    正在对这些“战法”加以发展,以便同其它军事和非军事行动一起运用。例如,中国已经把其法律战法概念融入到其影响国际舆论和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的努力之中,从而放弃了长期以来接受的有关航行自由和领土限度的规范,而把主权范围扩大到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其上空,可能还有外层空间。

    解放军军事战略中的保密性和诡计

    解放军有关军事学说的著述阐明了战略诡计的一项工作性定义,即“(引诱)对方形成错觉……并以有组织的和有计划的方式,付出人力物力的最小代价,造成各种假象,从而(为自己确立)战略优势地位。”除了信息作战和常规的掩护、隐蔽和封锁之外,解放军还利用中国的历史经验以及战略和诡计在中国军事学说中所起到的一贯作用。最近几十年,在解放军内部重新兴起了对孙子、孙膑、吴起和商鞅等中国古代军事人物及其经典著作的研究。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了诡计的核心重要性。

    在中国的军事与安全机构守口如瓶的趋势与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的需求将会如何发生矛盾的问题上存在不确定性。全球经济的成功取决于透明的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尽管存在这种矛盾,但是中共对守口如瓶的制度性注重与解放军采取否认和诡计来掩盖军队现代化及其部署共同作用,助长了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缺乏透明的,从而可能会导致外界对中国的战略意图的错误估计或者误解。相应地,中国领导人对战略和诡计所带来的不确定的好处的过高的信心也可能会导致他们自己对危机的错误估计。此外,指挥官们用来对付敌人的技巧常常也被用于放慢解放军内部的坏消息的披露,或者将其掩盖起来。因此,守口如瓶与施展诡计可能会起到不仅使敌人,而且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困惑的作用。

    非对称战争

    由于中国寻找通过避实就虚来挫败敌人的途径,孙子和孙膑等古典军事战略家重新流行起来。解放军的战略和军事著作注重识别力量较弱的军队可能会用以打败力量较强的军队的军事技术与学说。由于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和1999年的“联盟力量”行动,解放军的军事战略家强调采取非对称对策,以建立与技术上占优势的对手公平竞争的条件。

    “杀手锏”计划

    作为中国的非对称战略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开发了称为“杀手锏”计划的能力,旨在使技术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对技术上占优势的敌手获得有利地位,从而改变战争的发展方向。从1999年以来,这一术语一直比较频繁地出现在解放军的刊物上,尤其是在提到在与台湾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与美国作战的时候。
什么样的平台具体命名为“杀手锏”还不清楚。然而对想要将其派上什么用场及其产生的效应的描述,与解放军的非对称战略相一致。在这一背景下,被命名为“杀手锏”的系统很可能是新的技术和以富于创新性的方式得到应用的比较陈旧的技术的一种混合。

 “占有绝对优势的强大敌人肯定并非毫无弱点……,我们的军事准备的目的必须是直接找到利用强大敌人弱点的战术。”《解放军报》(1999年)

 “非核高科技的应用能够带来类似于核武器的战略效应,与此同时,它也能避免跨越核门槛可能会造成的巨大的政治风险。……网络信息时代到来后,引起普遍关注的事情包括信息作战与信息作战战略。”《军事战略学》(2001年)

    中国在非对称作战方面所采取的战法的一些要素可以在其大量投资于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系统、包括潜艇和先进的水雷在内的潜水作战系统、太空对抗系统、电脑网络作战、特种部队以及“三种战法”概念的非动能组成部分。

    通过分析美军和盟军从1991年以来的作战实践,北京希望学习一些领域中所汲取的经验教训,并对其加以仿效,同时在其它领域中寻找可以通过非对称手段加以利用的、可以察觉的弱点,从而制订未来战争的战法。中国在非对称作战方面的一些目前的思维的例子包括:

  太空对抗:解放军开发了各种动能和非动能武器和干扰设备,以削弱或剥夺敌人利用以太空为基地的平台的能力。中国还正在研究和部署兵力,以破坏卫星的活动或者其功能,而又不造成物理上的损坏。解放军还正在探索卫星干扰设备、动能武器、高能雷达、高能微波武器、离子束武器和电磁脉冲武器,以用于太空对抗。

  导弹/C4ISR:通过把先进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与一个现代的C4ISR的结构相结合,人民解放军正在寻求形成一种能力,即通过危及或打击航母、后勤枢纽和本地区的基地来削弱潜在敌手的力量的生成与维持。

  “非接触”战法:中国目前在非对称作战方面的思维的一个例子体现在一项称为“非接触”的军事理论之中。该理论寻求通过寻找跨越军事边界或限度的辅助性手段来实现政治目标。实例包括:针对民用和军用网络——尤其是通信和后勤枢纽——的电脑网络作战;“第五纵队”袭击,包括破坏和颠覆、对金融基础设施的袭击等;以及信息作战。

第四章

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和趋势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实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2010年前打下坚实基础,2020年前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 ——《2006年中国的国防》

概述

    中国领导人已经阐明了自己的意图,并配置了资源,以寻求基础广泛的军事改造,包括全军范围的职业化、训练的改进、更加生机勃勃的联合实战演习,以及加速现代常规武器与核武器的开发和获取。中国军队所注重的是确保能够阻止台湾独立,如果北京决定采取这种对策,要能够迫使该岛按照北京的条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为建立一支能够实现范围更加广泛的地区与全球目标的军队奠定基础。

    美国情报界估计,中国要等到本10年结束或者更晚的时候,才能培养出一支能够打败规模有限的敌手的现代军队。在2015年以前,中国将无法在远离本国的地方投送和维持哪怕是很少的部队;在进入下个世纪很久以后,它才能在作战中投送和维持大部队。在形成这种实力方面,中国领导人强调采取非对称战略来发挥中国的优势,同时通过所谓的“杀手锏”计划(例如太空对抗和网络作战计划)利用潜在对手的可以察觉的弱点。解放军希望最终把军种一级的实力与一个指挥、控制、通信、电脑、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综合系统、一个新的指挥结构以及一个联合后勤系统相结合。然而,它继续面临着军种间合作和联合演习及作战的实际经验方面的不足。
新出现的区域封锁 /反接近能力

    作为其台海局势应急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正在安排各种措施的重点,以便在台海未来的任何危机中对第三方的干预形成威慑或者进行对抗。中国在应付这一挑战方面的对策的重点,就是国防部2006年发表的《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报告所提到的破坏性能力:一些部队和作战理念,旨在使敌手不敢把兵力部署在一个战区,或对其进入加以封锁,以及在有限的时间内剥夺敌人在一个战区内的行动自由(区域封锁)。在这一背景下,解放军看来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开发对可能会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或在该地区活动的军队——尤其是空军或海军——实施远程拦截或袭击的能力。中国的区域封锁/反接近力量越来越多地相互重叠,从而提供了多层次的进攻系统,对海洋、航空、航天和网络空间四方面加以利用。

    解放军的计划人员重点对水面舰只进行远程瞄准。对兵力结构目前和预测中的改进的分析结果表明,在近期内,中国正在寻求获得通过分层次的防御体系危及水面舰只的能力。该体系的范围达到了“第二岛链”(即从日本向东部和南部以及越过关岛向西太平洋扩展的各个岛屿)。投资的明显的一个重点领域涉及把基于CSS-5(东风-21)飞机架构的、常规武装的反舰弹道导弹与用于确定目标的地理方位并对其跟踪的C4ISR和用于在汪洋大海上打击水面舰只或者其岸上辅助性基础设施的、末端寻的的舰载制导系统结合起来。由于这种能力在本地区的一场危机中所提供的先发制人和高压手段,所以它尤其重要。

    中国的军事分析人员还断定,现代战争中的潜在弱点是后勤和动员,因为其对得到准确协调的运输、通信和后勤网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威胁到本地区的基地和后勤枢纽,中国可能会动用其短程/中程弹道导弹、陆地攻击巡航导弹、特种部队和电脑网络攻击。由于空中加油而获得能力的攻击机可能会利用装备着各种末端寻的弹头的、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打击远距离目标。

    中国新近获得的局部海上封锁能力——水雷、潜艇、海上攻击飞机和装备着先进的反舰巡航导弹的现代水面战舰——为远程反接近系统提供辅助性的防御体系。对“基洛”级、“宋”级、“商”级和“元”级潜艇的获取和开发表明了解放军对潜水作战在海上封锁方面用途的重视。例如,采购“现代II型”级导弹驱逐舰和装备着远程反舰巡航导弹以及舰对空导弹系统的国产的“旅洋I型”/“旅洋II型”导弹驱逐舰表明,中国的重点仍然是结合机动的广域空中控制来改进对舰作战。

    反接近/区域封锁体系的空中和防空组成部分包括HQ-9、SA-10、SA-20(据报道,其防御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能力有限)等地(舰)对空导弹和射程得到延长的SA-20PMU2导弹系统。北京还将利用俄制和国产的第四代飞机(例如苏-27和苏-30的改版,以及国产的F-10多用途战斗机)。解放军海军将采用装备着AS-17/Kh-31A反舰导弹的、俄制苏-30MK2战斗机。俄制伊尔-78等空中加油平台的获取,将使装备着精确打击武器的解放军空军和海军攻击机的作战航程延长,从而加强对远离中国海岸的水面(地面)力量和空军、基地以及后勤枢纽的威胁。此外,包括以色列制造的“哈比”飞机在内的较远航程的无人机(UAV)和无人战斗机(UCAV)的获得使中国的远程侦察和攻击方面的选择得到了拓展。

    一项新近制订的区域封锁/反接近战略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包括电磁和信息领域。解放军的文章作者经常提到现代战争中控制信息的必要性,有时称之为“信息封锁”或“信息主宰”。中国正在改善信息和作战安全,开发电子战和信息战能力,以及封锁和诡计的施展。中国的“信息封锁”观念很可能设想到在包括外空在内的现代战斗空间的所有维度上利用军事和非军事的国力工具。

战略能力

     核力量的结构。 中国正在对其战略力量进行质量和数量上的改进。这些改进目前包括大约20枚基于发射井的、使用液体燃料的CSS-4洲际弹道导弹(它们构成了危及美国大陆目标的主要的核打击手段)、大约20枚使用液体燃料的、射程有限的CSS-3洲际弹道导弹、15至20枚使用液态燃料的CSS-2中远程弹道导弹,以及50枚以上的CSS-5公路机动的、使用固体燃料的中程弹道导弹(用于执行本地区的威慑任务),以及装备在“夏”级核潜艇上的JL-1潜射弹道导弹(但“夏”级核潜艇的运行状况是值得质疑的)。

    到2010年,中国的战略核力量很可能会包括得到加强的CSS-4、CSS-3、CSS-5导弹;即将部署在第二炮兵部队中的、使用固体燃料的、公路机动的“东风-31”和“东风-31A”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多达5艘的“金”级核潜艇。其中每艘都携带10到12枚JL-2潜射弹道导弹。由于增添了具有核能力的、机动能力的和生还能力较强的力量,加上中国正在研究的防御弹道导弹的对抗措施——包括机动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MARV)、多目标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装置(MIRV)、假目标、防雷达箔条、电子干扰、隔热和反卫星武器——中国的威慑力量将得到加强,其实施战略打击的能力将得到提高。类似地,能够执行核任务的新的空中和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也会增强中国核力量的生存能力、灵活性和效力。

    机动能力较强的系统的采用将对中国领导层构成指挥和控制方面的新的挑战,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与宣布和部署权力相关的一系列不同的变量。例如,解放军在与海上的潜艇通信方面的能力很有限。解放军海军在管理执行战略巡逻任务的核潜艇舰队方面也毫无经验。关于控制着中国的陆基核力量的第二炮兵可能会如何寻求解决这些问题,有限的洞见可以从导弹部队最近的训练情况中获得。正如中国的国有报界所说,这些训练已经开始。训练中所设想的情况包括导弹连与上级失去通信联系等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指挥官就必须选择替代性的发射方位。

    中国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说:1)中国核力量的宗旨是“使别国不敢对中国动用或者威胁动用核武器”;2)中国“坚持进行自卫反击和对核武器进行有限开发的原则”;以及3)中国“从未参与,而且永远也不会参与与任何别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这项文件重申了中国坚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明确政策,并且说,中国“无条件地承诺不对非核武器国家或者无核武器地区动用或者威胁动用核武器”。军事理论材料表明,中国的核力量所承担的另外一些使命包括对针对中国的核资产的进攻或常规进攻实施产生类似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效应的威慑、巩固中国的大国地位和通过限制别国以核威胁对中国进行高压胁迫的能力范围来增强中国的行动自由。

    鉴于中国的核力量的上述使命,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适用的条件是不明确的。中国政府提出公开和私下的保证,即它的“不首先使用”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军事学说方面的材料表明,解放军内部是支持这一政策的。尽管如此,军事和非军事人员举行的有关中国核军事理论前途的学术辩论,对“不首先使用”政策是支持还是背离了中国的核威慑,以及是否应当继续实行“不首先使用”的政策提出了质疑,从而加重了中国对其核力量的战略意图的模糊性。

太空与太空对抗。

    中国的太空活动和能力,包括反卫星计划,对在台湾海峡的应急情况及其以外地方实施反接近/区域封锁产生重大影响。中国进一步认为,开发太空和太空对抗能力正在使国家的声望提高,而且像核武器一样,展示了中国世界强国的特色。

    侦察。 中国正在建立具有军事用途的先进的图像、侦察和地球资源体系。其实例包括“资源-2”系列、“遥感-1”和“遥感-2”、“海洋-1B”、CBERS-1和-2卫星以及环境灾难和环境监视卫星体系。在环境卫星项目范围内,中国计划发射11颗具有视觉、红外线、多光谱和合成孔径雷达成像能力的卫星。在今后10年里,北京很可能会部署雷达、海洋勘测和高清晰度的照相侦察卫星。中国目前大概会依靠商业卫星图像,对现有的覆盖面提供补充。

    导航和计时。 中国向中国和周边地区上空发射了4颗精确度为20米的“北斗”卫星。中国还利用GPS和GLONASS导航卫星系统,并投资于欧盟的“伽利略”导航系统。然而,参加“伽利略”计划的非欧洲国家的角色尚未确定,因为欧洲人正集中精力解决内部的筹资问题。

    载人航天计划和月球计划。 2005年10月,中国完成了第二次载人航天飞行。中国航天员在太空进行了首批实验。2007年10月,中国发射了其第一个月球轨道探测器“嫦娥一号”。报纸的报道说,中国将于2008年进行首次太空行走,于2009年至2012年期间进行飞船会合和对接。中国的目标是建成载人太空站,并实施登月,两件事都在2020年以前办到。

     通信。 在通信方面,中国越来越多地使用卫星,包括从INTELSAT和INMASAT等外国提供商处获得的一些卫星。中国可能正在开发一个数据中转卫星系统,以便为全球范围的覆盖提供支持。据报道,中国还获得了能够支持对驻军提供迅速的数据传输的移动数据接收设备。

    小型卫星。 从2000年以来,中国发射了一些小型卫星,包括海洋学研究、图像和环境研究卫星。中国还建立了用于专门用途的小型卫星设计和生产设施。中国正在开发微型卫星——重量不到100公斤——用于遥感以及图像和雷达卫星的网络。这些发展可能会使中国的卫星力量在其覆盖面遭到任何破坏的情况下得以迅速恢复或扩展,只要推进器的供应充足。北京开发反应迅速的小型航天发射运载工具的工作目前看来陷于停顿。

    反卫星武器。 2007年1月,中国成功地试验了一枚瞄准一颗中国气象卫星的、直接进入轨道的反卫星导弹,从而显示出攻击在地球低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的能力。这个直接进入轨道的反卫星系统是一项旨在在爆发危机或冲突时限制或阻止使用基于太空的资源的多维度计划的组成部分。

     在解放军国防大学2005年出版的《联合战役太空作战》一书中,作者袁泽禄上校写道:

    “太空震慑打击的目的是对敌人产生威慑,而不是挑起敌人迎战。因此,打击的选择目标必须少而精……[例如]瞄准重要的信息来源、指挥和控制中心、通信枢纽等目标。这将会震撼对手的组织的作战体系,给对手的决策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

    中国的核武库长期以来一直为北京提供一种固有的反卫星能力。然而近年来,北京一直谋求实施一项强有力的和多方面的太空对抗计划。90年代末从乌克兰获得的UHF频带卫星通信干扰机和大概属于国产的系统使中国今天能够干扰常用的卫星通信频带和GPS接收机。除了2007年1月份展示的垂直发射的反卫星导弹计划之外,中国还正在开发另外一些技术和理论,涉及到动能(杀伤)武器和定向能(例如激光和无线电频率)武器,以执行反卫星任务。中国谈到了其载人航天和登月计划。它正在提高自己追踪和识别卫星的能力——有效和精确的太空对抗行动的一项先决条件。

     信息战。 中国的军事思想家对信息战的著述颇多。他们显示出了对其方法和用途的深刻认识。例如,2006年11月《解放军报》评论员说:“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中克敌制胜机制的突出表达方式是,我们能否利用各种手段获得信息和确保信息的有效传播,能否充分利用信息的可渗透性、共享性和连接性,以实现物资、能源和信息的有机结合,形成综合战斗力,以及能否采取有效手段削弱敌方的信息优势和降低敌人信息装备的行动效率。”

    解放军正在投资于电子对抗措施、针对电子袭击(例如电子和红外线假目标、角度反射镜和假目标发生器等)的防御力量,以及电脑网络作战等。中国的电脑网络作战理念包括电脑网络的袭击、防御和利用。解放军认为,电脑网络作战对在冲突中及早获得“电磁主导地位”至关重要。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具有一项正式的电脑网络作战理论,但解放军的理论家们杜撰了“网电一体战”一词,以设计采用电子战、电脑网络作战和动能打击来破坏为敌手的作战和力量投送能力提供支持的战场网络信息系统。

     解放军成立了信息战部队,以开发病毒,用于袭击敌人的电脑系统和网络,并制订战术和措施来保护友好的电脑系统和网络。2005年,解放军开始把进攻性电脑网络作战纳入到其演习当中,主要是针对敌人网络的初步打击方面的演习。

力量投送——超出台海范围的现代化

     在2006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长梁光烈说:“必须重视在新世纪中的这个新阶段,要有效地执行我军的历史使命……许多军事敌对行动的准备工作都必须以实质性的方式进行,……必须在应付多种安全威胁和完成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军事使命方面加强竞争力。”

     中国继续投资于旨在加强更远航程的力量投送的军事计划。中国军事实力发展方面目前的趋势是改变东亚军事力量对比方面的重要因素,并可能会使中国获得能够在亚洲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远远超出台海范围——的一支军队。由于来自别国的直接威胁明显缺乏,所以中国目前和未来的军事力量的用途仍不得而知。这些实力将使北京获得更多的选择,以实施军事胁迫,并获取外交上的优势,推进本国利益,解决存在的争端。

     官方文件和中国军事战略家的著作显示,北京正越来越多地考察台湾以外的战略局势。一些解放军分析人士探讨了台湾在扩大中国的海上“防御”范围和提高其影响本地区海上航道的能力方面的地缘政治价值。例如,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文件《军事战略学》(2000年)说:

    “假如台湾与大陆疏远,不仅我们的天然海上防御体系会失去深度,以致向外部势力敞开海上大门,而且一个领海和海洋自然资源丰富的广袤地区将落入他人之手。……对中国的开放和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外贸和运输航线将暴露在分离主义分子和敌军的监视和威胁之下,中国将永远被封锁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以西的地方。”

     与此相似,中国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也对资源和运输联系的问题表示担忧。它说:“与能源、资源、金融、信息和国际航线相关的安全问题不断增多。”与此相关的愿望是保护在中亚的能源投资。如果该地区出现局势动荡,这也可能会促使中国进行军事投入或干预。在海洋领土问题上与日本之间依然存在的分歧,以及在南中国海上的斯普拉特利全部或部分领土问题上与几个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争端,可能会导致这些地区的局势再次出现紧张。同样,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可能会造成一场地区危机,从而使中国面临采取外交还是军事对策的抉择。

    对中国获取武器活动的分析结果也表明,中国在扩军的时候眼光超越了台湾的范围。例如,部署在中国各地的装备着射程达到整个战区范围的常规导弹的新的导弹部队可能会被用于台湾以外的各种应急情况。机载预警、控制和空中加油计划将使空战范围扩展到南中国海。

    先进的驱逐舰和潜艇反映了北京在远至和超越第二岛链的范围内保护和推进自己的海上利益的欲望。由于采用了新的装备、部队一级的战术得到改进,以及联合作战的协调性得到提高,所以潜在的远征军(3个航空兵师、两个两栖步兵师、两个海军陆战旅,大约7个特种部队作战群和第二炮兵的一支有一个团规模的侦察兵部队)正在得到加强。在长期里,中国的C4ISR,包括基于太空的和天波超视距遥感器,可能会使北京能够识别、追踪和瞄准西太平洋纵深地带的军事活动。

第五章

用于军队现代化的资源

    “建立军民结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配合、集成创新的军民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使国防科技工业与民用科技工业基础有机结合,军民高新技术双向顺畅转移。” ——胡锦涛主席

概述

    解放军用于现代化的资源包括国内的防务开支、国防工业的国内开发,以及外国技术的获取——所有这一切都受到经济业绩的推动。随着中国国内的国防工业成熟起来,中国正在获取主要来自俄罗斯的外国的武器和技术,以填补能力方面的近期空白。中国还从民用部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合资企业中获得好处,从回国的留学生和国家赞助的工业间谍活动中获得技术知识和专门知识,以提高技术水平,从而支持军事研究、开发与获取。北京的长期目标是形成能够满足解放军现代化需要、并在全球武器贸易中能够与顶级生产国竞争的、完全本国的国防工业部门。中国在通信等领域中已经具有与国际上的主要防务公司竞争的能力。

军事开支方面的变化趋势

     2007年3月4日,北京宣布将其军事预算增加17.8%,增加到450亿美元左右。这一数字后来被中国国务院修改为459.9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了19.47%。2007年宣布的军事预算继续维持了官方预算超过经济总增长的年度增加的趋势。对1996年到2006年期间中国预算数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GDP的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国防预算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1.8%(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而GDP的年平均增长率则为9.2%(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

    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中国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所包含的一项类似的分析说,1990年到2005年期间,国防预算的平均增长率为9.6%,而同期中国的GDP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了9.7%。然而,1996年至2006年的数据是一个比较有用的衡量标准,因为它涵盖了1995年和1996年的台海危机以后的时期,把第9和第10个5年计划时期(分别为1996年至2000年和2001年至2005年)包括在内。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波斯湾战争以后的解放军现代化努力的重振。

对中国实际军事开支的估计

    中国已经公布的国防预算并不包括开支的很大类别,其中包括战略力量、对外采购、与军事相关的研发,以及中国的准军事力量方面的开支。由于缺乏会计的透明度和中国摆脱中央计划经济的转型不完全,所以准确估计中国的军事开支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其结果是,外部对中国军事开支的估计有很大差别。国防部估计,中国2007年与军事相关的总开支可能在970亿到1390亿美元之间。

    除了国防部之外,许多智库和学术机构也提出有关中国军事开支的各种分析,运用替代性方法来估计与国防相关的开支和拨款流以及各种模型,以便把这些估计结果换算成美元。虽然专家们在中国军事开支的确切数额问题上有分歧,但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北京对其国防开支的报告数字严重过低。

    多年来,美国等国一直敦促中国增强国防开支方面的透明度。2007年8月31日,中国宣布开始就其军事开支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一份年度报告。中国尚未透露它是将依据美国、北约组织各国以及俄罗斯、日本、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等中国的邻国所使用的联合国标准化报告格式提交报告呢,还是采用用途较小的简化报告格式。

    支援国内军事生产和对外采购的预算增加,使每个军种的现代化都加快了,其证据如下:

 一代代新的、具有生还能力的核导弹,不仅包括陆基的,而且还有海基的,不但能够瞄准本地区各大国,而且还有美国;
 国产的先进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
 先进的攻击型和弹道导弹潜艇及其相关武器;
 用于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先进俄制飞机和精确打击武器;
 执行多种任务的F-10战斗机的国内开发;
 先进的俄制导弹驱逐舰和国产版本的新式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和两栖登陆舰;
 现代的远程机动性防空系统,以及
 为加强军事人员的职业作风和提高其生活质量而实行的计划。

中国不断发展的国防工业

    从90年代末以来,中国国有的国防和与国防相关的公司经历了基础广泛的改造。北京正在努力改善商业实践,改革官僚机构,缩短开发的时间进度,提升质量控制,并增加军事订单的生产能力。

    北京还注重国防与非国防部门的结合,以发挥最新的军民两用技术在市场上的作用,并增加中国不断扩展的科技基础的产出。由于外国武器和技术的直接获取的加强作用,这些改革使中国能够开发和生产导弹、战斗机和战舰等先进武器系统。

    效率和能力不断提高 。中国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说,在整个与国防相关的科技和工业范围内,2005年的产值、附加值和总收益比上年分别增加了24.3%、20.7%和21.6%。起码在第11个五年计划期间(2006年-2010年),中国与国防相关的工业将继续得益于:

 来自外国合资企业的技术与技能的转让;
 研究、开发和采购方面的政府拨款的增加;
 载人航天计划,包括计划中使用的船只和跟踪站;
 外国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合法与非法的获取;

 与一些学术机构的伙伴关系的加强,从而使学生的招聘和现有员工的技术培训得到改善;以及越来越多的回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所获得的海外培训与经验。

    军民融合。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中共第十七次党代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所表达,中国领导集体的首要重点之一就是开发一个服务于军民两方面需要的、军民两用的技术与工业创新基础:“建立和完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中国的国防工业一直得益于与中国迅速扩展到民用经济和科技部门,尤其是其中有机会获得外国技术的成分之间的融合。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说,中国的研发开支从1995年以来一直以每年19%的比率增加,2005年达到300亿美元。经合组织估计,虽然中国在研发、人力资源和研发基础设施方面大量投资,但是它在建设一个成熟的国家创新体系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单个的国防部门中的进展看来和每个部门与全球的生产和研发链的相对融合——通过中国的民用经济——相关。例如,造船和国防电子工业部门得益于中国在推出商业航运和信息技术方面的主导作用。这些部门10年来的进展是最大的。包括华为、大唐和中兴等公司在内的信息技术公司与解放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研发方面相互合作。商用的现成技术,譬如电脑网络开关和路由器,越来越多地为解放军提供标志着前沿科技水平的电信设备。

    与此形成对照,在民用经济中没有合作伙伴的、生产国防专用微电子产品的企业、譬如雷达和武器子系统领域中的企业所取得的进展比较缓慢。航空和兵工部门由于缺乏通过外国跨国公司和国内工业之间的合作获得的附带收益而遭受了类似的损失。

    外国技术的获取。到2007年10月为止,中国在2007年中已经签订了价值1.5亿美元以上的武器协议,而2006年则为1亿美元左右。这标志着与近年来相比的急剧下滑。中国最近几年曾是发展中国家当中最大的武器采购国之一。有关购买俄罗斯的几个主要的武器系统的正在进行的谈判表明,这一趋势可能是短暂的。

    俄罗斯仍是中国主要的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提供国,向其出售了先进的战斗机、导弹系统、潜艇和驱逐舰。中国的几项生产计划依靠俄罗斯的零部件。它购买了俄罗斯武器设计的生产权,并正在就购买几个先进的系统进行谈判。俄罗斯在许多武器和航天系统的技术、设计和材料支援方面与中国合作。

后勤改革

     10年来,人民解放军提高了自己对本国境内和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的支援能力。作战机动能力方面频繁的训练、指挥、控制和协调能力、职业化标准化方面的改进,以及仓储系统的改革使解放军动员和支援局部军事行动的总的能力得到提高。自动化的后勤体系与解放军的指挥和控制体系的之间,以及民用物流能力与解放军的支援体系之间的融合,会使这种能力进一步提高。

    然而,由于缺乏真正的远征后勤能力,解放军在远离中国大陆的地方投送和维持军事行动的能力会受到限制。首当其冲的是通过海上或空中运送和保持一个师以上的地面部队和装备的能力。据估计,解放军海军的一次性海空运兵能力为1万人左右的一个步兵师及其装备。同样,如果解放军空军的所有大型运输机都投入使用并具有空投的设备,一次空运中就能运送大约5000名伞兵,而如果同时运载部队的装备,空运能力就会低得多。解放军的空中加油能力是有限的,只能支援少量的战斗机。解放军海军已经获得了远距离部署方面的途中补给和维持的一定能力,但由于补给船只很少,所以这种能力仍然受到限制。
由于解放军在今后10年更换过时的飞机和船只,并调整作战理论,以考虑到新的能力,所以其兵力投送能力仍将是有限的。这些变化将要求合理设计后勤装备和训练。这些方面的能力的开发将会颇费时间和资金。虽然外国生产的装备和维修零部件以及民用部门都可能会帮助填补近期出现的空白,但是如果继续依赖并非有机结合的资源,就会阻碍解放军在长期里维持大规模的作战的能力。

    以色列曾经向中国供应先进的军事技术。然而,2005年,以色列开始改善政府对向中国的出口的监管,通过加强对军事出口的控制,制订对军民两用出口的控制措施,并加强了外交部在与出口相关的决策中的作用。以色列议会也采取了积极的举措,于2007年7月通过了国防出口控制法,于2007年12月开始实施了与这项法律相关的法规。美国期待着在这些新的程序的继续实施和有效执法方面与以色列政府合作。

     从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对欧盟各国施压,迫使其取消对中国的致命武器出售的禁运。欧盟的这项禁运是针对中国1989年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而实施的。在2004年欧盟与中国峰会结束后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欧盟和中国领导人承诺努力取消这项禁运。虽然这个问题仍然正式列入欧盟的议程,但是欧盟成员国在近期内取消这项禁运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

    中国继续做出有条不紊的努力,以便通过合法和非法的商业交易,从国外获取军民两用技术和军事技术。许多军民两用技术,譬如软件、集成电路、电脑、电子设备、半导体、电信设备和信息安全系统,对于把解放军改造成一支建立在信息和网络基础上的军队至关重要。几起闹得沸沸扬扬的法律案件突出显示了中国通过以重要的科学家和商人为对象非法获取美国的敏感技术(例如导弹、成像、半导体和潜艇技术)的努力。美国洲际交易所官员认为,中国的咄咄逼人和范围广泛的间谍活动是对美国技术的主要威胁。从2000年到2006年5月,洲际交易所发动了涉及向中国非法出口美国武器和技术的400多项调查,从而导致居住在美国的几名违法者因违反出口管理法和武器出口控制法而被定罪。

    中国仍然严重依赖外国技术的几个重要领域包括制导与控制系统、汽轮机技术,以及支撑技术,譬如精密机床和先进的诊断及法医设备、对迅速的放样来说至关重要的应用和工艺、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和逆向设计。

     逐个部门的分析。跨越中国国防工业各个部门的进展一直是不均匀的。生产的趋势和资源的配置看来偏重于导弹和航天系统,其次是海军资源(水面和潜水两方面)、飞机和地面部队的军用物资等。然而在所有领域中,中国都正在提高其产品的质量和大批量生产(surge production)能力。

    导弹和航天工业:中国开发和生产各种先进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空对空和地对空导弹。中国的远程和中程弹道导弹的主要的最后组装和火箭发动机生产工厂当中的许多,最近几年都得到改进,从而提高了总的生产能力。除了供应给中国军队之外,这些完善的系统和导弹技术还可以由中国企业出口。这些系统的大批量生产还可以使短程弹道导弹的产量大大提高,也许还使中程弹道导弹的年产量翻一番。中国的航天发射运载工具工业正在得到扩展,以支持卫星发射服务和载人航天计划。

    海军军工:中国经营着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生机勃勃的商业和海军造船工业。中国是世界上造船的第三大国,仅次于日本和韩国。造船厂的现代化和扩建使中国总的造船能力增加,从而给所有类型的海军项目都带来相应的好处。这些项目包括潜艇、水面战舰、包括有关建造航母的倡议在内的海军航空以及两栖/海运-空运资源。中国继续依靠外国供应商提供部分推进部件,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提供火力控制系统、巡航导弹、舰队空导弹、鱼雷系统、传感器以及其它先进的电子设备。模块造船技术将使中国能够把生产活动分散在若干地点,从而不仅提高可以同时生产的船只的生产效率,而且还有其数量。中国已经显示出对潜艇和水陆两用船只进行大批量生产的能力。

    地面力量军工:中国地面部队的现代化包括开发和生产新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和火炮。解放军地面部队的几乎每个领域中都取得了进展。中国还开发了满足大批量生产要求的生产能力。中国继续依靠外国合作伙伴来填补可能会限制实际的大批量生产的重要技术能力方面的空白。

航母开发的情况

    看来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建造航母。然而,近年来的证据越来越多地显示,中国领导人可能正在推进一项航母计划。例如,从2006年年初开始,由于中国第11个五年计划的公布,中国的国有媒体报道了政府和军方高级官员关于中国打算建造航母的讲话——包括当时的中国国防科工委主任2007年3月的一项讲话。对前苏联的“库兹涅佐夫”级航母继续进行的翻修表明,中国可能会选择把这个平台用于训练目的。此外,俄罗斯报纸报道说,中国想要获得俄制的苏-33航母运载战斗机。2006年10月,俄罗斯报纸的一则报道说,中国斥资25亿美元采购多达50架这种飞机的初步谈判正在进行。然而,一直没有宣布有关采购这种飞机的一项合同。

    政府内外的分析人士预测,中国在2015年以前可能不会拥有一艘国产的现役航母。然而,中国造船能力的提高以及这项计划所获得的大量外国援助可能会使这种预测改变。

    航空工业:中国的商用和军用航空工业已经从生产苏联早期模式的飞机的直接仿制品进展到开发和生产国产飞机,包括比较陈旧的飞机的改进版和新式的第四代战斗机。中国的商用飞机工业已经引进了高度精密的和技术上先进的机床和电子设备,以及可以用于生产军用飞机的其它零部件。由于依赖外国提供飞机的发动机与航空电子设备,以及熟练人员和设施的缺乏,中国的飞机工业的大批量生产能力将受到限制。

 展望未来:趋势和预测

    国务院2006年2月公布的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谋求“到2020年”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创新型社会”。这项计划把中国的科技重点定义为“基础研究”、“尖端技术”、“重要领域和重点课题”,以及“重大专项”——全都具有军事用途。

    基础研究。作为拓展基础研究能力的范围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国确认了具有军事用途的五个领域,认为这些是政府必须积极参与和拨款的重大战略需要或科研计划:材料设计与制造、极端环境条件下的制造、航空与航天机械、信息技术开发和纳米技术研究。在这最后一个领域中,中国已经从5年前几乎没有任何纳米技术和工艺方面的研究或拨款,转变为在政府总投资方面仅次于美国。

    尖端技术。中国注重以下技术的迅速开发:

 信息技术:重点包括智能感应技术,尤其是网络和虚拟现实技术。
 新材料:重点包括智能材料与结构、高温超导技术,以及高效能源材料技术。
 先进制造:重点包括氢能源和燃料电池技术、替代性燃料和先进车辆技术。
 海洋技术:重点包括海洋环境的三维监测技术、快速、多参数的海底勘测技术,以及深海作业技术。
 激光与航空航天技术也是重中之重。

    重要领域和重点课题。中国已经确认了具有提供技术突破、清除跨行业技术障碍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潜力的某些工业和技术系列。具体而言,中国的国防工业正在寻求获得先进制造、信息技术和防务技术。实例包括雷达、太空对抗实力、可靠的C4ISR、智能材料和隐形技术。

    重大专项。中国还确认了16个“重大专项”。它计划在这些方面开发和拓展国产能力。这些包括:核心电子零部件、高端万能芯片和操作系统软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高级数字控制机床、大型飞机、高分辨率卫星、载人航天和月球探索。

第六章

军队现代化与台海安全 

    “近年来,台海局势日益复杂严峻……我军……加紧准备军事斗争,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统一。” ——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

概述

    台海的安全形势基本上取决于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互动。美国政府已经清楚地表明,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支持以台海两岸人民均可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两岸分歧。随着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强国,中国正越来越能够通过外交施压和经济手段来胁迫台湾,而无需诉诸武力。同时,中国已将它的一些经济增长部分用作支持军力增强的资金,从而使它的军队能够向台湾直接施压。除了使军队拥有新的能力外,中国还可能同时正在制定一些无需入侵(必要时则发动攻击)即可迫使台湾就范的作战理念。与此同时,在过去十年间,台湾的国防开支实际上在不断下降,致使台湾当局越发迫切需要为维持本岛的自卫能力而付出必要的财政开支。上述趋势对台湾的安全构成了一系列挑战;而在此前,台湾安全的基础一直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无力越过100海里宽的台湾海峡投送力量,岛屿防卫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台军自身在科技方面占优,以及美国有可能干涉。

    美国依照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已在着手帮助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除提供适当的防卫物资和服务、以便使台湾能够维持足以自卫的能力外,美国国防部还通过推动美国武装部队转型和对全球军力分布态势进行调整,维持着抵制北京方面使用武力或胁迫手段来改变台海地区未来形势的能力。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台湾已做出一些重要举措,以提高它的军队的联合作战能力,加强它的军官和士官队伍,储备战时物资,并完善各种危机反应能力。2007年6月,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一份总额为89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包括:斥资购买12架P-3C海上巡逻机,对6套“爱国者”导弹系统进行升级,购买3架TP-3A 飞机的备用零件和144套SM-2海基防空导弹,并开始研讨购买8艘柴油动力潜艇的可行性。此外,台湾当局还批准在未来三年内购买一些精确制导武器,包括:218枚AMRAAM 空对空导弹,235 枚“小牛”空对地导弹,以及60枚“鱼叉”反舰巡航导弹(Harpoon Block II)。台湾立法机构还于2007年12月为2008年度通过了一份总额为105亿美元的预算案,比上年增加了12%,其中包括投资研究并进而设计、制造一艘柴油动力潜艇,以便与随后出台的产品竞标合同相呼应。总体而言,面对北京方面军力的不断增强,这些改进措施已经增强了台湾的防卫优势。

中国的台海战略

    鉴于相信局势正向统一的目标不断推进,以及为冲突所付出的代价大于收益,北京方面似乎正准备推迟统一进程。就近期而言,北京方面的目标是阻止台湾走向“急独”,同时继续坚持在这一框架下和平解决问题:赋予台湾高度的自治地位,以换取它与大陆统一。中国的领导人们正通过运用综合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外交和军事手段于一体的强制性战略来贯彻这一政策。尽管北京期望和平解决问题,并倾向于这一结果,但解放军仍在针对台湾继续部署的短程弹道导弹、提高两栖作战能力和部署现代化的远程防空武器系统。这些都表明:北京不愿放弃使用武力。

    大陆此前常警告将使用武力对付台湾,但这种局面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回应台湾就其政治地位所发表的言论和采取的行动,解放军力量的变化,以及北京对其它国家与台湾关系的观察,情势已随着时间的迁延而发生了变化。这些情况,或者说“红线”,包括:正式宣布台湾独立;不明确的“趋向独立”的举动;外部力量干预台湾内部事务;无限期推迟已中断的关于海峡两岸统一的对话;台湾获得核武器;台湾的内部动乱。2005年3月通过的《反国家分裂法》第8条声称:如果“分裂势力……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北京将采取“非和平手段”。

    这些“红线”的含糊性似乎是有意为之的,从而使北京能够灵活决定其回应的性质、时间表和形式。除这种含混的情势外,北京政权内部的政治因素也可能影响北京方面的决策,但这些情况常不为外部人士所知。

北京对台动武的途径

    解放军能够通过先进程度越来越高的军事途径来对台动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京首先将采用一种衡量过的、明智的、深思熟虑的方式,其特点是:发出信号,表明已准备动用武力以试图胁迫台湾;随后,以战略欺骗所需的最快行动速度精心地进行军力集结。另有一些人士估计,中国更有可能采取这种动武途径:放弃掉深思熟虑的准备工作,以更有利于达到战略上的突然性,并争取在美国或其它国家能够做出反应前迅速强行施加一个军事或政治解决方案。如不能迅速解决问题,北京将谋求阻遏可能出现的美国方面的干预;如未能延迟这种干预,则将谋求通过一场非对称性、有限或快速的战争来击败美国,或者在冲突旷日持久、战斗僵持不下的状态下谋求政治解决。

    有限使用武力或选择“非战争”手段。中国可能使用多种致命的、惩戒性的或破坏性的军事手段对台湾发动一场规模有限的战争,同时还可能辅以公开和秘密的经济和政治性行动。这种战争将包括动用中国海军打击台湾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设施,从而动摇台湾民众对他们的领导人的信心。与之类似,解放军的特种部队也将渗透到台湾岛内,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实施暗中破坏,或者将台湾领导层作为袭击目标。

    空中打击和导弹攻击。进行有限的短程弹道导弹袭击和精确打击,打击目标是台湾的防空系统,包括:空军基地,雷达站,导弹,航空航天器材和通讯设施,从而有助于发动一场削弱台湾的防卫力量、压制台湾军事和政治领导层的战争,还可能摧毁台湾民众的战斗意志。

    海上隔离或封锁。北京方面可能宣布,正在驶向台湾各港口的船只必须停靠大陆港口,在驶向台湾前先接受安全检查。北京方面还可能试图通过宣布在进行军事或导弹演习,将台海地区封锁,封闭进入台湾港口的航路,以禁止船只进入台湾港口,迫使商运航路改道,从而收到与封锁相同的效果——这与1995-96年导弹试射和实弹演习如出一辙。

    尽管传统的海上隔离或封锁对台湾造成的影响更大,但对解放军的海军的能力要求也较高。解放军的一些学术著作认为,成本较低的措施包括:空中封锁、导弹袭击、布雷及另一些堵塞港口的方法,以及其它一些以较小代价获得可观效果的办法。中国的精英人士可能会低估因试图限制台海航运而引发的国际压力和军事行动升级的风险。

 威慑的要素

    中国在若干层面上受到威慑,因而不敢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首先,中国尚未拥有军事上的实力,可以胸有成竹地实现其在台湾岛内的政治目标,尤其是在面临美国干预前景的情况下。此外,如果爆发矛头指向中国的存在的一场叛乱,可能会使解放军的兵力在许多年里卷入禁区。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还会影响到该地区的日本等国在和平解决两岸争端之中的利益。

    北京在做出估算的时候还必须考虑到与台湾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可能会造成的政治与经济影响。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战争可能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台湾是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如果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就会破坏台湾的经济基础结构,从而导致很高的重建成本。国际上的制裁可能会进一步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场冲突还会严重损害北京在天安门//事件以后的历年中一直努力营造的形象,并影响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因为这样一来中国领导人几乎肯定会面临对奥运会的抵制,并可能会失去举办的机会。一场冲突还可能会引发大陆的国内动乱。对于这种应急情况,北京在其计划中看来已经加以考虑。最后,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一场把美国卷入进来的冲突会造成两国之间的一种长期敌对的关系——这种结果不会对中国有利。
两栖登陆作战。按照中国的“联合登岛作战”设想,两栖登陆是相当复杂的军事行动,将有赖于联合封锁、后方支援、从属性的后勤行动、电子战以及空中和海上支援——在实践和空间上都要协同一致——以突破或围困台军的岸防设施,建立和确保滩头阵地,向预定的登陆地点运送人员和物资,随后发起进攻,以分割、夺取和占领主要目标和/或全岛。

    解放军目前能够发动多种形式的两栖作战(全面进攻台湾除外)。中国军队除进行季节性的例行两栖登陆训练外,没有多少公开的军事准备;它能够进攻台湾占据的某个小岛(如东沙群岛或太平岛)。这种对防守薄弱岛屿的有限进攻会展示军事能力和政治决心,获得货真价实的领土收获,并可能被描绘为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克制。但是,这种行动蕴含明显的——可能是令人望而却步的——政治风险,因为它可能激怒台湾民众和招致国际社会的反对。

    解放军如果进攻距大陆较近的、防卫力量居中的岛屿(如金门和马祖),尽管这并未超出它的能力,但这要求它进行的后勤和军事准备会远远超出例行训练的范围。

    大规模两栖进攻是最为复杂的军事行动形式之一,要有大量的后勤支援,因而需要进行难度很大的军事演习。它的成功取决于掌握紧邻战场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补给物资和岸上支援物资的迅速集结,以及此后源源不断的支援。进攻台湾将是对中国未经考验的部队的能力的严峻考验,而招来国际干预也几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些压力,加上中国军队的战斗损耗,进行城市作战和反游击战所要担负的复杂任务(假设登陆成功,得以突破岸防阵地),使得中国的领导层将为登陆进攻台湾而冒很大的政治和军事风险。台湾只要进行适度的、有的放矢的投资,以加强设施建设,提高防卫能力,就能相当有效地减弱北京方面达到目的的能力。

专题:

人民解放军军队现代化领域中的人力资本

    “……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拥有一支懂得信息化战争指挥和信息化军队建设的指挥军官队伍,一支善于对军队建设和作战问题出谋划策的参谋队伍,一支能够组织谋划武器装备创新发展和关键技术攻关的科学家队伍,一支精通高新武器装备性能的技术专家队伍,一支能够熟练掌握手中武器装备的士官队伍。”    ——《2004年中国的国防》

概述

    人民解放军正在实施的军队改革注重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军官和士官队伍。解放军在人力资本方面的许多投资都在2004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得到阐述,被作为“人才战略工程”的组成部分。这项计划注重人员的管理、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改革。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重申了训练和教育改革以及提高军队的士气和改善福利的重要性。全军范围的人员素质的提高将继续与范围广泛的军队结构、军事学说和训练方面的改革并驾齐驱,因为解放军的目标是建设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一支军队。

强调改革

    中国正在努力将其军队从以人数为重的军队改造成一支拥有高素质的官兵、结构合理、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军队。为了满足这些新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实施了各项计划,以重振其军官队伍,加强职业军事教育,改革其士官计划,制订有关训练和演习的新的指导方针,并改善官兵的生活质量。虽然中央军委差不多10年前就开始讨论实施人力资本计划,但是解放军的人事制度的改善最近才变得明显。

    最近几年的国防白皮书所包含的指针反映出90年代末以来解放军一直重视加强国内外训练以及军事和非军事教育相互的融合,以便为国防的需要提供支撑。人民解放军还开始更加注重军队的军官和士官队伍内部的士气和福利,并实行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其人事制度并使之实现现代化,以便把实现军队合理化、改善生活质量、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军人的教育水平和反腐倡廉等项改革包括在内。

    士官的培养。2005年,中央军委批准了《关于加强士官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意见》规定,从2005年起,士官队伍的人选必须起码受过高中教育、掌握专业技能,并且必须接受继续教育和训练课程。一些士官还必须承担解放军内部一般由军官承担的技术和管理职务。

中国的兵役制

    人民解放军所采用的兵役制不同于西方的做法。解放军的兵役制不是笼统地规定达到某个年龄的公民必须服役,而是实行一种“征兵”的制度。按照这一制度,解放军确立所需征兵的人数,然后向地方政府下达征兵定额。地方政府负责提供规定人数的士兵或水兵。如果志愿兵的人数达不到定额——尽管政府努力劝说或说服征兵人选——地方政府官员就可能会强迫不情愿的个人入伍。中国并不公布有关新兵当中被强迫入伍、而不是志愿者的人数所占比例的数据。据估计,解放军和武警每年的征兵定额都为50万人。绝大多数士官都来自义务兵。成为士官,他们将选择继续在解放军中服役。

    改革士官队伍的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对最近关于把所有军种的服役期都缩短为两年的决定做出补充,并取代先前的制度,即规定义务兵可以自愿地延长服役时间。应征入伍的士兵现在可以服役长达30年。这样一来就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核心兵源,使解放军能够吸收专业知识和经验。

    军官的晋升和培养。为了缔造一支职业的和掌握技术的军官队伍,人民解放军正在改革其军官的晋升和提拔标准。这些领域历来容易出现腐败。贪污受贿和任人唯亲不仅滋生不满情绪,而且可能会导致不合格的军官得到提升。中国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突出显示了解放军改革指挥官的考核、选拔和任命过程的努力。这些改革的意图很可能是加强职业作风,确立标准做法和减少凭借腐败的晋升。

    拓展教育。由于中国的迅速扩军,必须做出并行不悖的努力,以改善其负责操作复杂装备的军官和士兵的教育和训练。通过士官学校和军事学院实现继续教育,以及部队的训练和远程教育也得到了实施。军营中的夜校迅速增多。由于许多士官都曾经是顶多受过8年教育的义务兵,所以士官教育的发展将颇费时间。解放军的教育改革正在进行,以改进基于电脑的军事训练。解放军还建立了虚拟实验室、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校园。

    中国表示担心,解放军中很低的教育水平对军队的作战实力和职业作风产生不利的影响。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于2003年开始实施的“人才战略工程”计划,是为了到2020年培养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和掌握技术的军官队伍而做出的一项努力。这项工程旨在培养和留住军事院校毕业的高素质人才,并吸引非军事大学的毕业生。为此目的,解放军正在实施经过改进的训练计划,加强与非军事大学的合作,并增加军饷,以增强同私营部门的薪水竞争的能力。

    除了从私营部门招兵以外,解放军还正在努力在非军事大学开设继续教育课程,从而为其职业军事教育体系中的现代化和教学大纲的改革提供补充。2007年,总政治部人事部说:“1000多名军官正在名牌大学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虽然这一数字与解放军的总规模相比看来可能微不足道,但是这项计划如果与非军事院校毕业生的招募相结合,发展的潜力值得注意。

    实战训练。解放军现代化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强军事训练的实战性和质量。2006年的全军军事训练会议期间,中央军委宣布,训练工作将会更加生机勃勃,并包含大量信息,以便为解放军迎战技术先进的敌手做出更好的准备。解放军总参谋部2007年的训练大纲说,解放军期望训练的场景尽可能与实战条件相似。解放军正在努力把假想敌融合到自己的演习之中,在一些情况下还在训练安排中迫使军官不得不放弃照本宣科的演习计划,从而提高训练的实战水平。解放军还增加了军种联合演习。虽然这些努力往往建立在减少冲突,而不是实际的联合作战基础上,但是它们的确表明,解放军正在努力使官兵们为满足未来战场的需要做好准备。此外,解放军正在利用模拟器来延长训练时间和进行更多的指挥岗位演习,以增强军官们的计划和决策能力。

    生活质量。中国的国防开支部分地反映出,军事人员的军饷增加了,生活条件也改善了。解放军还重视军营中的生活质量,包括改善军人伙食的营养质量,提供新的军装和装备,建设与生态更为相宜的军营,并为边远地区提供更好的医疗支援。此外,解放军还改善了自己的福利计划,包括保险、医疗需要、住房和增加退役军官的退役金。

    文职人员。解放军重视制订一项现代化的文职人员招募制度,注重招募和留住科技专业人员等技术专家。解放军还实行了一项鼓励机制,奖励专业性的技能和业绩,包括增加用于聘用合同制文职人员的预算。此外还为在自己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制订了早日晋升、授予荣誉勋章和延长休假的计划。
军队结构的合理化。作为军队结构合理化努力的一部分,解放军裁减了总的军官队伍人数,同时增加了士官和合同制文职人员的人数。解放军还精简机构,关闭了一些训练组织,同时调整了各个司令部和军区指挥的指挥岗位,从而实现了教育体制的合理化。

    政治工作。人民解放军十分重视政治工作,尤其是有关自己历史使命的教育,加上“战斗精神”和“荣辱”观。解放军强调提高政治指导员的能力,加强军队内部的纪律性,以完成解放军的各项任务。解放军的政工体系在战时预期的任务并没有得到外界观察家的充分理解。

    反腐倡廉。解放军并没有公布有关腐败问题的具体数据。但它宣称腐败活动是狠狠打击的对象。解放军宣称,它在第10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期间的审计工作为解放军挽回了8.4亿美元的损失,其中一些挽回的损失大概是腐败调查的结果。在2004年接受审计的团级以上的大约1000名军官当中,5.2%被确定为未加具体说明的违规行为。根据中国的文献,这些失踪款项多数被归咎于未经批准的合同和工程。腐败的另外一个主要来源是为获得晋升而行贿。这些问题可能促使解放军的审计计划在第11个五年计划(2006-2010年)期间得到加强。按照这一计划,解放军打算在一项“反腐倡廉”运动中对4000名军官进行审计。其它官方调查包括在士官的选拔过程中的腐败,以及建筑工程的招标和武器的采购。

展望未来

    中国的改革旨在满足解放军使能够更好地使用正在开发和获取的现代装备、武器系统与平台的称职军官走上军队的工作岗位的需要。很大一部分改革的重点,是开发一个以具备满足对才华横溢的高素质个人的需要的一系列技能的人员为对象的、现代化的招兵制度。然而,在实施改革的时候,解放军很可能将继续面临着若干问题。例如,解放军自己承认,军事训练继续受到仅仅“走形式”的部队、严重的照本宣科和训练实战性匮乏的损害。解放军将必须弥补这些不足,才能使人力资本的改革在全军范围得到长期的改善。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5次报告会

进口价格上涨对中国国内财富的影响

----美元贬值对中国国民财富的影响

2009年第04期(总第765期)“2008年末宏观经济研讨会”简报之一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宋国青

2008年11月02日

  宋国青教授侧重讨论和贸易条件变动对国内居民财富影响,分析贸易条件变动财富效应与GDP增长消长替代关系,观察通胀率和实际利率变动对居民收入影响,最后简略评论针对目前形势需要采取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GDP衡量的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生产增长,尽管GDP增长与财富增长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致,当进出口价格发生大幅变动时,两者可能出现较大偏差。举一个极端例子,石油价格飞涨时,产油国GDP即使零增长,财富也会大大增加;而石油进口国即使GDP高增长,进口石油价格猛涨则会使财富增长大打折扣。

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中国由于进口价格上涨损失了3000多亿美元

  进出口价格变动对中国具有两方面作用。首先,贸易条件变化直接影响当期进出口。2008年前三季度进口价格上涨高于出口价格,导致中国多支出5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9%。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持有大量外汇储备会因进口价格上涨而遭受损失。由于外汇储备作为金融资产本身对于中国没有直接用处,最终对中国居民能带来实际效用的是用外汇储备所购买的实物资产,因此衡量外汇储备的真实价值,需要剔除中国进口价格上涨部分。这类似于通货膨胀和银行存款关系。2008年8月进口价格指数同比增长22.7%,这意味着2007年8月底的1.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到2008年8月底贬值了2600亿美元。在这12个月中,贸易条件恶化与进口价格上涨两方面因素导致中国损失了3000多亿美元,远超过GDP增长下降2个百分点所损失的几千亿人民币。

  如果将外汇资产收益考虑在内,2008年上半年国外资产收益552亿美元,按照2007年底2.29万亿美元国际投资头寸计算,半年收益率为2.4%,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欧元升值。下半年欧元升值因素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粗略估计全年收益率大约4%。进口价格指数2002年至2008年6月上升64%,年均上升8.6%。因此,将外汇资产收益考虑在内,按实物量计算的外汇资产净亏损约4%。

  最近情况发生变化,9月份进口价格下降10%。考虑到月度统计数据不准确性,进口价格即使下跌5%也为中国进口节省50亿美元。未来一段时期进口价格还将继续大幅度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进口数量增长大幅下跌。另一个原因是国际上最近发生金融危机。因此,国际经济不好,尽管短期会影响出口,对总需求不利,但中长期可以增加资源进口,从供给角度是有利因素。如果中国没有再次把国际价格买上去,两年以后经济增长或许比现在更好。

  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变化具有收入分配效果。2008年9月末居民储蓄存款20.5万亿元(定期13.1万亿元),流通中现金3.2万亿元。加上债券和股市保证金(包括基金保证金的一部分)等,居民债权性金融资产余额合计约25万亿元,其中约44%为无息和低息的现金与活期存款。居民债权性金融资产与年可支配净收入的比例估计约为1.7倍。

2007年居民储蓄资产损失约1万亿元

  2007年全年平均一年期存款利率3.18%,居民债权性金融资产的平均利率约2.0%。2008年CPI通货膨胀率目前预测为6.0%,由此居民2007年持有的债权性金融资产在2008年实现的真实报酬率约为-4.0%(未扣除利息所得税)。按1.7倍数算,高通账负利率导致的居民金融资产损失相当于年可支配净收入6.8%。按目前预测,2008年的居民债权性金融资产在2009年将获得约1-1.5%的正收入。相对于2008年负收入增加额超过1万亿元。通货紧缩对总需求有不利影响,但是对个人收入有积极作用。

  应对目前宏观形势需要加快降息。从货币与总需求关系看,今年一季度存在严重通膨压力,到三季度通货紧缩前景就显现出来。过去几个月钢铁价格猛跌。宏观经济变动速度很快,利率一回降0.27点,十次2.7个点,速度太慢!应当改变传统加息周期思维方式,在通货膨胀率迅速变化环境中,利率调整应尽可能一步到位。1998年利率调整滞后,结果利率比企业投资税前报酬率还高,企业不愿投资导致总需求持续低迷。就财政政策而言,财政部可以考虑依据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地位和权力,通过某种方式将国有企业利润收上来,并同时实行减税措施。这样可以在不增加财政赤字前提下扩大总需求。
 

 




发件人:"钧临智业" <junlinzhiye@hotmail.com>  2009-01-06 08:41:21 +0800 收件人: "仲_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RE: 回复: 美国的图谋和我们的应对——对2009年我国外部形势的分析和建议

美国的图谋和我们的应对

——对2009年我国外部形势的分析和建议

北京钧临智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王钧临

2009年1月6日

一、2009年底美国将逐步走出危机,而随之带给中国的问题将进一步凸显

    说到2009年的外部形势,先要分析一下美元汇率的未来走势。2008年7月以来,随着金融风暴的深化和美国经济基本面的快速恶化,美元却并没有走弱,美元指数半年来已累计上涨约20%。这种形态在09年上半年应该还会基本维持,甚至出现美元汇率的更高波段。基于美元汇率由美国政府操纵这一事实前提,上述判断来自以下主要原因:

1、到目前为止,美国金融危机的后续风险尚未消除,短期内美国的流动性还需要补充;

2、美国希望其他国家的更多美元资金注入,以便能在将来最大程度的掏空其他国家财富;

3、借以更便宜地购买其他国家的资源,缓解自身危机,降低国内物价;

4、危机中的美元地位,更需维系;

5、美国为美元贬值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还需要一个时期,包括相对低价的吸纳石油、黄金,以及部署对欧元的打压;

6、奥巴马的经济团队需要一个磨合、适应的过程,之前会力求先维持现状。

    但是,当上述影响因素逐渐消除后,美元将开始大幅贬值(很可能在2009年下半年),这将是美国政府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新的危机事件的爆发似乎不可避免,但其必将成为美元贬值的有力借口;另一方面加印的钞票和债券已使贬值成为必然),更是美国摆脱本次危机的重要图谋:1、通过美元贬值使其所欠外债大幅缩水(中国、日本、沙特是其国债的主要持有者);2、通过美元贬值使其低价储备的大量黄金大幅升值,从而进一步消弭外债。

    与此同时,为了走出危机,美国还会在美元贬值同时,采取或考虑采取如下组合拳策略:

1、利用或制造其他国家的局势动荡,以低价收购其他国家的优质资产(如能源、矿产、粮食等);

2、通过对产油地的控制及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使油价逐渐纳入暴涨轨道(100美元以上);

3、以反恐为名发动一次战争(在伊朗和朝鲜中择其一),以拉动本国内需,并转移国际国内视线(预计将在2010年上半年);

4、利用对冲基金制造其他国家的金融动荡和货币贬值;

5、利用或制造欧洲经济区的危机事件,进行对欧元的直接阻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已将这次金融风暴纳入到有效的危机处理程序中,美国政府正在分步骤的执行程序中的各环节,并制造出一定的烟幕作掩护,以期巧妙地完成最后收官。

    在此背景下,中国2009年的经济形势,可能会呈现出如下的特点:基于政府对内需的有效刺激和基本建设投资拉动,以及国际能源的相对低成本因素,2009上半年,整个经济基本面将会比2008年末有所好转(包括体现在股价、房价上),民众的消费信心逐渐回复,经济增长基本符合预期走势。但随着2009下半年美元的逐步走弱及上述图谋的依次展开,中国的外汇储备将大幅缩水,通货膨胀日益凸显,物价开始快速上涨,国内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进一步凸显。

二、美国正在把对金融风暴的应对和对中国的遏制,建立起紧密关联

    把对本次金融风暴的应对和对中国的有效遏制建立起密切的关联,美国政府的这一既定策略将在2009年逐渐展开。事实上,美国政府从未放弃遏制中国、推进中国现行体制改变的图谋。但从目前看,美国加速这一进程的愿望似乎正在加强,以期更加符合自身的战略利益:

1、随着国际地位的下降,美国需要联合更多力量,对欧洲、俄罗斯进行制衡;

2、中国的广阔市场和大量廉价产品,已与美国经济建立了一定的共生关系,危机中美国亟需进一步加强控制;

3、在地缘政治上将中国与日本、韩国、泰国等连成面,进而控制整个东亚,将远东、中东纳入其现实的势力范围中;

4、在常任理事国中增加支持数量,从而进一步控制表决权,影响国际社会。

    此策略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几年美国整体战略和奥巴马政府对华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不排除美国自身会付出一定损失或代价(如对金融危机程度的适度的、可控的扩大化,或对中国短期内的一定利益回报),但从中长期角度必定更加符合美国的战略需要,和巩固其全球地位的根本诉求。可以预见到,通过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直接阻击,通过油价、原材料上涨的间接阻击,以及进一步制造出分裂及政治事件,在2009-2010年内将会日渐显现。 相信有充足的理由,让美国政府并不忌惮这次对中国的强力阻击所带来的可能反应。

三、主要结论和策略建议

   (一)主要结论。客观上说,美国今天所遭受的危机的确很严重,但我们千万不能忽视美国的现有实力及其驾驭危机、转嫁危机的能力。美国人最终所受到的影响和损失,可能会严重小于我们今天的预期。也不排除美国将其危机一定程度上予以夸大化和全球化,以让更多国家给予帮助并使其引火上身。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图谋,并给予警惕。

   (二)策略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尽快加大黄金储备。与美国政府资产储备中75%是黄金的比例相比,我国的黄金储备明显太少。建议政府尽快加大黄金储备数量(俄罗斯近期购入黄金的速度 令人吃惊),同时鼓励百姓适量购买实物黄金;

    2、减少或停止对美国国债的继续购买;

    3、在当前背景下,利用手中现有外汇储备,择机购入一些国家的优质资产,特别是能源、矿产、粮食等。当前做一些战略囤积是必要之选;

    4、警惕国外对冲基金对我国货币的攻击行为,有效建立并完善相应预案;

    5、对通货膨胀予以有效关注并预防;

    6、积极同欧盟、俄罗斯对话,在危机中谋求建立更多的共同行为机制。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2009-01-07 15:23:41 +0800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投稿

铸币税改革和纯货币

(德)  Joseph Huber 虎博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翻译

2009年1月8日

dammos0192@sina.com

  [译者评论:德国馬丁路德大学的虎博(Joseph Huber)教授在他的著作《创造新货币》中指出,凭借着现代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商业银行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创造了大量的非现金货币,也即是占M1绝大部分的活期存款。虎博教授认为,这些非现金活期存款充当法定货币的职能,按理说它应当是政府的铸币税收入,但政府放弃了,于是便给银行业带来了巨额的非正常特殊利益。

  中国2007年的M1与上年相比增加了26525亿,其中现金仅增加3302亿元,活期存款净增加23223亿。如果我们能把M1增量的一部分置换成铸币税,比方说50%,就是11611亿元,差不多每人可以发1000元了。中央银行可以把这笔钱作为铸币税交给财政,再由财政把这些钱平均发给全国人民,在发钱的同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限制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使M1的总量仍然符合我们预先设定的控制目标。这样做就可以完全打消通货膨胀的疑虑,这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另外,虎博教授认为银行业还获得了另一部分非正常收入,那就是从客户那里拿来无利息的活期存款,却把这些钱以高利息贷给企业(西方一般活期存款利息为零)。现在中国的或存款利息为0.36%,一年期贷款利息为5.31%,利息差为4.95%。M1总量为152560亿,其中M0为30375亿扣除,则剩122185,每年贷款收入约为6048亿元,其中部分应当归于社会。如果活期存款的利息再提高0.8%左右,那么,每年就可以多出约1000亿。]

  铸币税的意思是政府从创造新货币中获得收入,并把它花费到循环中。铸币税改革的建议是面向如何创造和发行新的官方通货。它基于对现代信息社会中货币的本质与功能的先进认识。

问题的背景

让我首先对铸币税改革的背景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1.公共代理患有金融问题
2.货币的商业创造超出控制
3.各种货币和金融的不稳定性

1.公共代理患有金融问题是众所周知的
a)政府预算处于高水平的不平衡,难以削减
b)因选民支付的高税收而增长的不满,结果导致
c)政府债台高筑,难以停止和减少,并损害政府的活动能力。(即使在美国,财政盈余仅有两年,情况大致也是这样,并且或许可以证明更加糟糕,因为除了高的政府债务之外,现在还有私人债务达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

    2.知道较少的是通过银行业部门进行货币的商业创造失去控制的问题。事实上,大银行霸占创造货币的特权(即,创造和发行经济需要的货币供应的权力)。

  在今天的术语中,货币的供给量对应的货币总数叫做M1。M1是由所有流通中的硬币、纸币和活期存款构成。硬币和纸币是现金,而经常账户重的活期存款是非现金。银行不能生产硬币(它是政府的传统权力),也不能印刷纸币(它是中央银行的特权)。然而,银行可以创造活期存款(也叫做支票存款、或隔夜存款)。它们通过放贷和打印货币的数量实现货币创造,它们把它们自己的信用账户作为客户的一项要求权,把客户的经常账户作为它们的一项现金债务。这就是令人惊奇的中央银行和银行一样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现代信息单元货币。

  由于最近数十年非现金支付实践的发展以及基于IT技术的非现金流通的加速,现金在M1中是很小的一部分,而活期存款的份额在快速增长。

  在英国,目前93%的货币存量是活期存款。在欧洲,它们的总量是82%,日本是75%,美国是60%。如果考虑到每年增加的M1,则M1中活期存款的份额在英国占95-99%,欧洲区是90%,等等。

  打印活期存款是制造货币的最廉价及最有利可图的办法。他没有任何采购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是低的交易成本。非常重要的是,活期存款具有非正常的额外利润,因为把钱以正常贷款利率借给客户,而银行自己不需要支付任何储蓄利息。因此,不是正常的边际利润,比方说,9%的贷款利息减去5%的储蓄利息得到4%的正常利润,实际上银行通过避免借款赚到了额外的5%,因为它们自己打印货币,不需要从储户那里借钱。

  如果有人想知道我们这里谈到的钱(额外收益)有多少,请采用现有的活期储蓄的数量乘以国家基本利率(在英国暂时大约5.5%),或者甚至乘以国家货币市场利率(在英国,银行业内部拆借利率约为5-6.5%)。基本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的某个组合(存款利率低于它)表示如果银行向储户借钱的话要支付的利率。

  基于简单的理由,以国家基准利率估计,英国每年有大约价值220亿英镑的银行业特殊利益,欧洲区约740亿欧元。这些来自创造活期存款的特殊银行业利益相当于一个隐蔽的补贴。一年220亿英镑的隐蔽补贴是众银行的独享的一大块“免费午餐”,公众代理人、纳税人、企业以及家庭没有享受到,他们只有向这些钱支付利息的痛苦负担。

  可是这仅仅是整个损失的三分之一,损失的另外三分之二是放弃的属于国库的铸币税。如果有人想得到放弃的铸币税有多少的想法,考虑每年增加的活期储蓄,因为这是政府应当得到的粗略收入——如果中央银行的发行部门创造非现金货币给政府,让政府把它以不计利息、无须偿还的方式花费到流通中的话。

  在英国,每年放弃的铸币税约为420亿英镑,欧元区约为1600亿欧元。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主管必然会高兴地面对这里描绘的选择机会。为什么这样一个公共收入的良性来源没有被打开?事实上,尤其在这种情况下,它是真正的免费午餐,任何人没有负担,简单到每年只需增加通货的供应、在货币和财政唯物主义的感官上“凭空”创造货币——实际上仅仅是依据专业标准凭“良心”行事。

  在整个文明史中,官方通货的创造是公共机构(如财政部、议会、或中央银行)的专属特权,因此他们变成了国家货币当局。在牺牲纳税人和顾客利益的情况下,把这项特权让给商业银行是非法的。官方通货(在人们的手中循环、在各个帐户中循环,它是匿名的支付手段,并不属于任何人)是一项公共利益,它的价值应该附加到公共利益上,它不应该从属于货币的制造者。他的时间也是不公正和没有效率的,因为量太大。银行业特殊利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放弃的铸币税两项合计为:英国现在每年约600-700亿英镑,欧元区约2300-2400欧元。

    3. 现存的极小储备体系导致货币和金融不安全、不稳定

  银行扮演顺周期角色。这是相当自然的,任何人都是这样,仅仅是或大或小。当经济形势或客户们认为境况好时,银行倾向于冒风险,客户也花销大方,当经济形势和客户们认为境况变坏时,银行倾向于风险保守,客户也吝啬起来。现在银行几乎创造所有的货币,因此货币供给倾向于以顺周期的形式波动。结果是,在货币和资本的供给方面经常发生顺周期的过剩和短缺。这就是金融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也是导致真实经济周期过热和萧条的原因。

  今天的极小储备体系(具有混合货币基础和双倍非现金循环体系),实际上有喜有忧。以历史的眼光从法律和货币的观点来看,它代表一个混乱的变迁阶段——正处在由传统的金属货币时代朝向将来的信息法定通货进发中间阶段。在当前这个阶段,储备系统变得不透明和难以理解(甚至很银行家也不理解)。货币的数量难以控制,而且整个系统倾向于不稳定和危机频仍。此外,在银行的储蓄始终不安全。个别银行倒闭,很多储蓄处于风险中。在一般的银行业危机中,中央银行扮演最后贷款者的角色变得无效,这可以在过去10年中经历过严重金融危机的国家中看到,从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到俄罗斯和东南亚。

改革建议

  前面列出了问题的清单,我们当然不能声称铸币税改革是针对任何现存的货币和财政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我们提出的铸币税改革,一定能够解决货币安全问题、货币数量控制问题、货币创造的合法性问题,它还有利于解决政府财政问题——也就是广泛的财政和经济稳定性问题。

  铸币税包含两个要素,可以看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完全恢复铸币税。这项改革将确保(实际上在现代历史上是第一次)一个民主合法的公共当局(如中央银行的发行部门)将具有创造和发行货币(等于官方通货的存量)的特权。

  中央银行的发行部门将有规则的决定需要多少货币,是灵活决定,而不是根据与法律相关的政策来决定。中央银行将处于一个强烈独立的制度的位置上。在正常情况下,议会和政府没有权利强制它作出决定。技术上,发行部门将作出它的决定,与现在的做法非常相像,它的基础是:

a)监控经济增长(货币的创造以GDP的潜在增长为导向)
b)利率(更高/低的利率表示更强的货币需求/供给)
c) 考虑银行每周或双周的统计报表,以及他们借贷交易的结构和容量

  这个发行部门将新创造的货币转移给财政国库。政府将反过来决定如何使用铸币税这笔“免费午餐”,比方说花在教育上、或者收入补贴、或者支付政府债务、或者用于减税(如给予每年的铸币税减免)、或者是这些可能性的一个组合。

  铸币税改革的另一面是确保银行能继续它今天所做的一切,除了创造活期存款。通过银行体系创造活期存款的业务将被取消。

  铸币税改革的这两个目标(恢复创造货币的公共特权,结束银行体系对活期存款的创造)可以经由与一项技术措施相结合的两项法律措施来实现,所有这些是惊人的简单、容易实现。

  首先,活期存款必须由目前纯粹的货币债权/债务绝对地转化为现行的非现金货币单位。对应的法律手短是:在银行法中,发行钞票的条款需要修正为包括除了钞票和硬币之外,再加非现金货币。这样,活期存款将取得法定货币(legal tender)的地位。该法律因此将影响人们的普遍习惯——把在经常帐户中的活期存款已经当作官方货币使用的普遍习惯。它们不是官方货币,只要它们未被绝对地宣称为现行的法定货币的单位。(译注:只要不让它们叫“元”,他们就不是法币)

  第二项法律措施就是宣称在银行的经常帐户是客户专有的现金帐户。这就如同硬币在我们的口袋里、钞票在我们皮夹里一样,客户将在他们的现金帐户上有一个非现金法定货币。这不是今天的实际情形,即使它看上去有点像。不仅是今天的活期存款纯粹的债权/债务变成通货信息单位,而且活期存款的“箱子”(经常帐户)也是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属于银行,如同它同时属于客户一样。如果客户的现金汇票的结算牵扯到储备的支付,与这些储备不需从客户流到客户相反,它们会由银行的经营帐户计入接受银行的经营帐户。

  这就是为什么宣称经常账户的合法行为是现金帐户必须与一个会计的技术手段相结合:经常账户将脱离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因此他们分开存在),因为从银行这边看,拿掉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如同银行为它的客户管理的股票和有价证券的储蓄账户。将来的记账方式是货币账户仅认作客户,而不认作银行。货币帐户和无现金支付汇票当然能被银行管理,作为对客户的一项服务。但是,客户的货币账户将不再是银行的生意,也就是说,它不再是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一部分。

  当银行想要放一笔贷款时,他将确保借进一笔放债的钱。如果银行从它自己的客户那里借钱,这将不再是被描述为用另一个长期负债的账户替换一个经常账户的负债,而是包含一个真实的货币传送——钱从客户的现金帐户到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经营账户上,钱再从这里支付到那些从银行贷款的个人或机构的货币账户上。

  现存的支付清算系统仍然能被使用,和今天银行对银行的交易完全一样。客户对客户的支付清算、客户对银行、以及银行对客户将需要一些技术调整。

Advantages优点

  铸币税改革的优点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也努力去寻找他的可能的缺点,但我们至今没有找到。一个为铸币税改革而战斗的同盟可能包括几乎所有人,因为任何人都会从中获益——除了那些大银行,因为他们会因此而丧失创造活期存折的特殊利益。

  铸币税改革是一项简单的增补性改革,很容易实施。 它明显象征着货币制度的演变的下一个步骤。 这项改革不是要推翻现存的制度,而是轻微的改动它——尽管要对长期建立起来的制度和实践进行重大的改建。这个提案实际上几乎准许保留现有制度的一切——如果在政治上有此意愿的话。
  进一步优点明显包括对政府预算的好处。这可能反过来给纳税人留下更多的收入,因而提高了国民资本的存量,尤其是对私人家庭和和中小企业而言。

  通货的存量将是无债务的,也就是说,以经济为基础的货币既没有利息负担、也无须偿还。这导致一个更低的整体利率水平,以及相应的整体上更高水平的投资和就业。

  在货币帐户上的活期存款在最初将完全是安全货币。流通中的通货存量在任何环境下是稳定的,并且它的增加也是稳定的或连续的,在真实经济中它自己转化为稳定效果。

  通货存量的数量完全在发行货币当局(我们建议在中央银行的发行部门)的控制之下。 货币的数量对通货膨胀而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通货膨胀的因素完全在第一时间被控制,与之完全相对的是今天混乱的中央银行丧失了对货币数量的控制,商业银行发行了与它认为的信用价值一样多的货币,因此导致加速通货膨胀或者恶化通货紧缩(如在日本最近发生的)的显著周期性效果。

Plain money纯货币

  由于铸币税的改革,以及也以它作为货币的基础,这个货币制度可以被叫做纯货币制度。 在今天的极小的储备系统中,有混合的货币,来自于混合的来源,具有混合的合法法律地位,以及经由营业账户(中央银行储备)和经常账户(银行的活期存款)的双倍非现金循环,由于现金变成了一个不相干的非现金转换形式,在技术上,是一个非透明系统,几乎不可能去控制(因此不安全不稳定,也不公平),也不可能把特殊银行业的利益放到一个适度的位置。

  纯货币(在差别上)在任何形式上(现金、电子现金、活期存款)是完全合法的法定货币。纯货币具有现代货币的全部优点,因为金属货币的年代已经过去,不再代表自然价值。今天的通货单位仅仅代表关于经济价值的信息。它们给一个与其价值相等的购买力数量。它的价值来自于真实经济的生产力,而货币的单位本身(支付手段)是“由良心”创造的。在纯货币的情况下,通货以非债务的身份来仅自于民族的权威机构,以此方式确保它的价值产生于对公众有利。所有的通货都是货币循环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现存的双倍非现金循环系统)。纯货币构成一个简单且健康的系统,容易理解、掌握和保持控制。

对银行业务的影响

  铸币税的改革远非威胁银行业,也不会对银行业的收益性构成威胁,仅仅是针对由创造新的活期存款中得到的超常特殊利益。余下的部分,银行业的机构和金融市场可以照样保留,她们每天的工作和程序如同一切也没有发生一样。什么也不会被剥夺,没有任何人的货币资产(包括银行的)被触动。

  铸币税改革是关于保持和完全恢复货币的国有化血统。然而,它不是关于银行业的国有化,在铸币税和纯货币的条件下,银行业可以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企业。只有客户保留更多的收入,并且有能力积累更高水平的自有资本,他们必然会成为比现在更好的银行业客户。这样,银行业的特殊非法利益的损失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更富裕客户的更高业务量得到补偿。

  铸币税改革将清除地增加银行之间的竞争与银行业的效率,因为它结束了大银行在今天的储备系统中的垄断优势。越小的银行,其创造活期储蓄的能力越受到约束,因为他较少有客户、更小的地理半径、较少支付流动性,越小的银行需要越多的储备以便进行它们的活动。与之相比,那些全国范围的、具有国际地位的,具有数百万客户和几十亿周转资金的大银行,它们几乎是独立于中央银行储备,特备是最小储备的政策让他们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约束。对此,铸币税改革将有助于小银行和大银行之间的公平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如果适当地表达)铸币税的改革会获得中小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行业的支持的原因。

  此外,今天的结构被认为是一个银行将变得更加清楚。今天,银行至少履行5个功能。这些不需要存在于“一个屋檐下”(因此叫做通用银行)。不同的功能可以搬到单独的行业,而且这些部分已经是事实:

1.通货兑换的银行。它们兑换外汇,它们兑换硬币、钞票和活期存款,以及以旧换新。

2.银行通过借钱和存款拿到钱,并放贷。我的看法是,借贷应该被保留为银行的核心业务。

3.银行以活期储蓄的方式创造货币作为并行的支付手段,并与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叫同样的名字。

4.对于它们的客户,银行回报给它们账户管理和无现金支付的服务(如同中央银行管理银行的营业储蓄)

5.商业银行参与所谓的投资银行——围绕着一定数量的不同金融活动,包括公司重组和收购的金融操作、开展公共服务和保险、对客户开展经纪和投资组合,商业银行在很多国家也是重要的股份持有者、基金持有者、以及外汇持有者。

  现在仍然不知道要多久才会把这些功能从“一个屋檐下”搬走,或者是否这些不同的功能将逐步变成分离的业务。从铸币税改革和村货币的立场来看,两件事情非常清楚:商业银行必须停止创造活期存款,以及管理货币帐户的服务和无现金支付可以完美地由特殊的分离部门来完成,以便在传统的银行内部(或新建立的部门)分割利润。这些将无疑使得银行比今天更有效率、更加低成本,今天,银行实际上没有兴趣直接做管理帐户的服务,尽管它给他们间接地非法的卑鄙的凭空创造货币,因此获得私人利益——这些利益本来应当属于公共利益。

《纯货币》笔记

P52。通货膨胀问题。纯货币不是印很多货币,而是取代由来已久的印钞程序,根据必须创造的货币的量来决定,与今天所不同的是其来源,而不是其数量。由商业银行创造活期存折,变成中央银行创造非现金货币。货币的数量仍然一样多,主要是以潜在经济增长为导向,不会超出货币政策的限制。换句话说,它不会超出当前真实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市场经济交易潜在的需求量。

 

 

“华盛顿共识”的又一剂毒药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2008-12-16

    [摘要:虽然《央行法》第29条不许央行购买中国政府的债券,但央行却购买了一大堆美国债券,这些债券处于极危险的状态。这是华盛顿共识给发展中国家的一剂毒药,是套在发展中国家身上的枷锁。]

    1993年,国务院发文禁止财政向央行借款,随后于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央行法》)。《央行法》第29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些法律法规出台的背景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处于通货膨胀状态,出台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1994年以前财政向央行借款累计1582亿元。为了这笔钱,央行和财政争吵了多年,最后国务院于2003年10月23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正式提交了《关于规范处理1995年以前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借款问题的报告》。

    虽然理论界把通货膨胀归结为货币现象,但其归根到底是需求大于供给,是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产物。到了今天,几乎所有行业都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困扰,同时也出现了长期持续的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主动放弃针对通货膨胀制定的法律法规。我们应当坚持自主的货币政策,而不是被动收购美元、根据美元的多少来发行人民币。我们应当根据我们目前的生产力状况,制定符合我们发展要求的货币政策。

    令人感到非常滑稽的是,虽然法律规定中国财政不能向央行借款、央行也不能直接包销国债,但央行却用人民币购买大量美元、再以这些美元去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公司债券。《央行法》把货币政策的目标锁定在维持币值稳定上,认为购买政府债券会释放高能货币,导致通货膨胀,但难道购买美国债券就不会吗?反过来也可以这样问这个问题。这几年购买了如此大量的美国债券,而且仍在大幅购买,这样做没有导致通货膨胀,那么,如果购买中国政府的债券,就一定会通货膨胀吗?

    明明是中国的央行,可以购买外国政府债券,却不能购买本国政府债券。要知道,购买谁的债券,就是把自己国内的资源和财富交给谁去支配。本来属于中国人的财富,中国人无法支配,却交给外国人,任由外国人支配,这是什么道理?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购买的美国债券现在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一方面它在持续贬值,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无法兑现的风险。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与购买中国政府的债券相比,究竟何者更安全,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央行法》第29条,集中体现了来自西方的“央行独立”的教条,明显带有“华盛顿共识”的影子。这是新自由主义饲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剂毒药,我们照单全收了;这是套在发展中国家身上的一副沉重的枷锁。明明这些发展中国家有可用的资源、有适当的产能,但却不能有效利用它,迫使这些国家必须走对外依附的道路。

    在《央行法》第29条的束缚下,我们的货币政策完全成了被动收购美元的政策,这样做完全丧失了一个国家的货币主权。当美元大批涌进来时,必须被动收购它,释放出大量人民币,造成流动性泛滥。当美元大批撤离时,又要被动收购人民币,紧缩货币,造成流动性匮乏。目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受到严重打击。如果没有足够的美元流入,央行就无法实现货币供应的目标,会造成严重经济衰退。

    作为主权国家,我们有发行人民币的权利。一个主权国家,有资源、有生产能力,却说没有钱,要到处找资金,这实在是太荒唐了。自己的资源和财富自己不能有效利用,却央求别人来利用,荒谬绝伦!货币制度亟待改革!

    要搞市场经济,必须有源源不断的货币供应。如果货币供应中断了,企业的利润也就中断了,于是,市场经济也就玩不下去了。中国如果不能及时改革货币制度,加大货币供应,向市场注入利润,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会玩不下去。
 

有钱不消费:扣在老百姓头上的屎盆子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2008-12-30   

  针对蒙代尔的“中国发放1万亿消费券”的建议,有人(李稻葵)说:我认为,依靠发放消费券的办法拉动内需是行不通的。首先,中国的老百姓不是手上没钱消费,而是不愿意消费。如果发放消费券,只会导致替代效应和对现金消费的挤出效应,所以总的消费不会提升。中国与美国不一样,美国的消费率是很高的,给他10块钱能花8块;而中国老百姓给他10块钱只花5毛,其它存起来。 

    就在前几天,有媒体报道,一位69岁的老人,自称为了“不愁吃穿”,在北京站持刀抢劫,进了看守所。这样的一位老人,难道有钱不消费?请看下面这3组数据:(见http://house.hebei.com.cn/system/2008/04/08/010056436_01.shtml)

    1、胡润百富榜公布:“2006年中国500位富豪的总财富达到了11000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2006年GDP的6%。《福布斯》公布:“2007年中国400位富豪个人财富均超过15亿元,总财富达到2800亿美元,折合21000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2007年GDP(234696亿人民币)的9%。2005年前300名富豪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中国7亿多农村人口2年的纯收入,前200名富豪平均资产达1.24亿美元,相当于2005年全国人均GDP14040元的72348.3倍。

  2、国家统计局2002抽样调查,10%最低收入家庭仅占全部居民家庭总资产的1.4%,10%的最高收入家庭占全部居民家庭总资产的45%。居民储蓄存款中,20%的存款大户拥有80%的存款,或15%的储蓄大户拥有全部存款的一半。

  3、据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1999年对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调查,有8.6%的富裕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包括储蓄存款、股票、债券、手持现金等,仅储蓄存款一项1999年底达59622亿元,整个金融资产在7万多亿元以上)60.4%;其中1.3%最富有的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31.43%(每户拥有5000万元以上,据报道,仅深圳市储蓄存款在亿元以上就达24人);而占43.73%最贫穷的家庭(户拥有5000元以下)只占有全部金融资产2.99%。最富有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是最穷的家庭359倍。  

  按照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应当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而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投资基建。我们知道,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首先是消费需求的萎缩,广大劳动者阶层没有足够的消费力消化企业的全部产出。没有了消费,也就没有投资,于是就发生经济危机。因此,一项政策措施的成败和效率,关键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提振消费需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们知道2007年工资占GDP的比例为11.32%,这个数据实际上就是基建投资能够转化为工资的比例,实际上,根据笔者的调查,很多大项目经过层层剥皮,工资成本仅仅占8-9%。  

  但是,同样一笔钱,如果是按人头平均发下来,我估计会有大约83%转化为消费。《中国统计年鉴》把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分别分成5个等份,然后列出他们的消费和可支配收入。2007年农村人口的消费占纯收入的比例(依收入由低到高排列)分别为137.4%, 91.3%, 80.3%, 71.8%, 61.2%;城镇人口分别为90.2%, 80.0%, 75.5%, 70.6%, 65.5%。把以上两组数据分别做算术平均(因为每组的人数相等),得到:农村为88.4%,城镇为76.4%。农村人口占总人口55.1%,城镇人口占总人口44.9%。再做加权平均,得到:88.4%X55.1%+76.4%X44.9%=83.0%。这就是说,发钱比投资基建,在刺激经济恢复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这对改善投资过剩、消费不足的需求结构,有很大帮助。国家可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灵活决定分红的数量,灵活调节消费与投资的比例。这项工具比使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更有效率、更安全,可以做为宏观调控的除了利率、汇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外的“第四杠杆”。   

  发钱的效果如何,上面的统计数据最有说服力。有人认为中国人看病、养老、上学要花很多钱,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他们会把钱存起来,以便应对将来之需。我认为这是城市知识分子等一小批中产阶级的典型想法,而他们占人口的比例很少,他们的这种消费心理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统计数据也不支持这个观点。虽然2007年底的银行存款达到38.9万亿,但大多数的钱在少数人手里,人均存款数没有任何参考意义。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大,少数富人会存钱,但大多数穷人会消费。有些人说日本2000年发“地域振兴券”并不成功,并以此来反对中国发钱,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日本人当时已经很富,而且贫富差距很小。中国人55.1%是贫穷的农村人口,城市人口的60%,每天支出没有超过3美元,这些人口具有很高的消费倾向,统计数据支持这个结论。  

  直接发钱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曾经告诫皇帝说“分生不分熟”,意思是说应该把生食品分给大家,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偏好蒸、炒、煎、炸,这要比把食品煮熟了分给大家更受欢迎。这就是说,与其让政府包办福利,还不如把钱发到个人手里,让消费者自己决定如何花费,效果更好。或许货币形式的福利比实物形式的福利有更高的效率,更受欢迎。另外,公共产品过多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中国的穷人更需要私人产品,而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更高级的需求。例如,政府在人口稀少的地区修建飞机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这些就不是民众迫切需要的,民众也很难从中受益,最后导致资源浪费。另外,新闻报道说,由于农村人口的减少,前几年刚花钱为山区修建的学校现在有很多变成了猪圈、鸡圈。  

  发钱的另一个好处是,让消费者选择救哪些行业、救那些企业,这样做的好处是优化了资源配置。一个行业、一家企业该不该救,它的规模应该多大,应当让市场作出选择。把钱发给大家,大家想要什么产品,企业就生产什么产品,这个行业自然而然就得救了。而那些生产的产品找不到市场的企业,关了门也是应该的。  

  也有人认为应该拿这些钱来提高社会福利。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的办法对民众的好处未必优于社会分红。关键问题是,这个福利体系能多大程度惠及低收入群体?计划体制时代,中国就已建立了国家福利体系,但这套福利体系在福利覆盖方面欠缺公平。它只覆盖了最稳定的国有部门,而没有顾及到农民及城市非国有部门的员工,起了逆向调节的作用。医疗、退休等福利也呈现出这种逆向再分配效应。直到今天,国家福利体系的基本结构依然存在。对于这样的福利体系,再把更多的钱投入进去,未必能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多大福利。与此相反,社会分红的办法起码不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可以惠及全社会各阶层、各地区。

  有人认为这项制度会养懒汉,其实不然。在这项制度下,一个人的实际收入包括两部分:工资收入和社会分红。因为社会分红的多少是以生产过剩的多少来决定的,如果愿意工作的人数减少,则生产过剩减少,分红也相应地减少,有些人就会觉得仅靠分红会不够花费,于是就会去工作。反之,如果参加工作的人很多,则生产过剩增加,分红也相应地增加,有些人就会觉得不工作也可以过得很好,于是就会放弃工作去享受闲暇。这是一个自动负反馈调节机制,可以确保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在这个系统中,劳动者可以实现多劳多得。

  按人发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可能被很多人忽视,那就是,发钱就是给企业发利润。办企业就是要赚钱,可钱从哪里来?钱都是从银行借出来的。这样的话,有的企业赚了钱,必然有的企业要亏钱,而赚了钱是企业的,亏了钱的企业无法还银行贷款,假以时日,亏损越积越多,不仅企业要倒闭,甚至还要拖累银行,使银行资产结构恶化。如果有一个渠道,能够源源不断地往市场中注入钱——利润,上面的这种悲惨结局就可以避免。最近个月,中央银行大幅降息,这种办法充其量只能给市场补充资本,而无法补充利润。因此,市场反应冷淡。市场缺乏的是利润,而不是资本。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就相当于“马用缰绳推车上山”,使不上劲。  

  综上所述,钱都在官僚和资本家等富人手里,老百姓不是“有钱不消费”,而是没钱消费。有钱人已经酒足饭饱,穷奢极欲,让他们继续增加消费的空间已经不大,而且,如果让他们增加消费,实际是浪费人类有限的资源。说老百姓“有钱不消费”,是扣在老百姓头上的屎盆子,是莫须有的罪名。

张五常及其“合成谬误”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2009-1-2

  据说“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是萨缪尔森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它是一种谬误,对局部说来是对的东西,仅仅由于它对局部而言是对的,便说它对总体而言也必然是对的。在经济学领域中,十分肯定的是:微观上而言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反之,在宏观上是对的东西,在微观上可能是十分错误的。

  现实生活中“合成谬误”的例子俯拾皆是。如,虽然某一个人用惦高脚尖的方式来看庆祝游行,可以让他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做,并不能让大家如愿。虽然一个人使用透视麻将,可以让他赢钱,但如果向全社会推广透视麻将,则不会让所有人赢钱。一户人家教育小孩刻苦学习,考上大学,成了人上人,但家家都这么做,却无法如愿。这最后一条,可能有些人不赞同。但看看今天大学生和民工一起竞争上岗,就知道我言不虚。

  经济学中也有很多这类例子。比方说,一个国家搞出口导向,发了财,但所有国家都拼命出口,却不仅发不了财,反而会陷入“争做最差”的陷阱(参见我翻译的帕利的文章)。当年韩国和新加坡走出口导向式道路,成就了亚洲四小龙奇迹。李光耀把这些经验介绍给了中国,也让中国光景了一番,同时也导致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今天,当西方的消费需求萎缩时,中国的“世界工厂”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出口导向式发展已经走入了合成缪误式陷阱。

  一个资本家克扣工人工资、残酷压榨工人,必然会让他赢利增多。但是,如果所有资本家都这么干,则市场需求萎缩,东西卖不掉,资本主义要陷入泥坑。张五常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把中国工人的工资限制在400元以下,甚至还推广残酷的“计件工资”。而西方国家与中国相反,有强大的工会,工人高工资,这不仅没有把企业搞垮,反而却保持了长期的繁荣。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工资提高可以促进就业,可以走上内需驱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见党爱民等《论发展中国家的有效需求与就业》)。

  经济萧条时,资本家企图裁员以减少亏损。但是,当裁员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经济会更加萧条。这时候,资本家会减少个人消费,以图增加利润。但是,当整个资本家集体都这么做时,谁的利润也不会因此而增加。反之,如果资本家扩大消费,则资本家的利润却反而会增加。这就是凯恩斯提出的“寡妇的坛子”原理。一个人节俭可以带来致富,但对整个国家说来,却是一场因愚蠢导致的灾难,见《蜜蜂的寓言》。

  一个人可能由于善于寻找工作,或由于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或零工资,而解决他自己的就业问题。但是,这些经验无法推广,整个失业者集体未必能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读博士读硕士,都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的途径。

  对于按人发钱,很多人认为如果社会上的钱增加一个数量,等于把大家原有的钱的含金量“摊薄”了,于是就极力反对(这种观点在整体上也是一种幻觉。因为,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增加货币总量,会导致实际产出的增加)。而如果真的拿钱分给个人,谁也不会拒绝这份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谁都会因此而高兴。这大概应该叫做“分解谬误”吧。

  系统科学发现,系统在整体上会表现出个体或其部分所完全没有的特性,这就是所谓的涌现。1+1不等于2(或大于或小于2),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断,它的完整表述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如,钟表的任何零件没有“计时”功能,但钟表整体有。人体是由碳水化合物组成的,但人具有知觉、思想、感情,这些东西是碳水化合物所没有的。这叫做整体涌现性。经济学也是这样。不能简单地把微观经验推广到宏观,要当心合成缪误。对系统大卸八块式的还原论分析法,不适合于分析整体。人们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把自己从微观上得出的结论推广到宏观,但却犯了一个叫做合成缪误的错误。张五常对劳动合同法的反对就属于这类错误。

  经济学崇尚“比较静态分析”,经常把“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挂在嘴上,一带而过。而我们分析现实问题时,则不能沿用这种思维。老祖宗教导我们: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们宏观经济问题时,宜多一点全局思维、整体思维,要形成一套更深远、更睿智的战略逻辑,千万要当心陷入“合成缪误”的陷阱。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2009-01-05 15:07:15 +0800 收件人: "Bin Sheng" <shengbin@public.tpt.tj.cn>,  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 09001 -- “2008岁末宏观经济研讨会”发言要点简报

    2008 年12 月29 日下午,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召开“2008 岁末宏观经济研讨会”。会上世经政所余永定、张斌和姚枝仲研究员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宋国青和卢锋教授分别发言,并与特约财经记者进行了交流讨论。以下是六位演讲人发言的主要内容(依发言顺序为序):目录, 余永定: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宋国青:稳定汇率利率与生产大波动,张斌:从供给角度理解当前中国经济下滑,卢锋:目前经济收缩根源与应对,姚枝仲:外需冲击与总需求波动,周其仁:改善经济增长基础条件与短期应对政策。

“2008 岁末宏观经济研讨会”发言要点简报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8年12月29日

    余永定: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

    余永定教授主要介绍了他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看法,他首先简要评价了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接着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以及短期波动的原因,最后提出如何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的看法。

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正确

    尽管目前各方对2003年以来央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有不同评论,余永定认为2003年到现在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有些问题的话,也是政策力度不够。因为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个基本事实是实际增长速度高于潜在增长速度,尽管关于如何定义潜在增长速度仍然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但就大家达成的共识来看,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尤其是2007年差距最大。这种形势下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经济增长特点和短期经济波动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有两大引擎,一个是对外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另外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这两项在2007年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从历史数据看投资和净出口变动相对于GDP变动都很大,如果一个经济中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两块都极为不稳定,而且这两块变动的方向都一致,那么这个经济就容易产生比较剧烈的波动。换句话说,消费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变量,所以如果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很低,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很大,那么经济自然就会产生强烈的波动。

    有些学者认为,之所以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由于央行采取了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余永定教授认为货币政策在什么时候转变以及转变力度如何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他认为将今年八、九月份以来经济增长率的急速下降归结为我们过去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有失偏颇的。

   以钢铁行业为例,从实际数据可以看到,中国钢铁的急剧下降和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急速下滑是密切相关的,十月份中国钢产量减少了23%,钢产量由6月份的4700万吨下降到3600万吨,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也急剧下降,这充分说明了钢产量下降与外需下降密切相关。更直接的例子是钢产量的减少到底由哪个因素决定,数据显示9月份减少钢产量的53%直接来源于钢铁出口的减少。另外,除了直接出口的减少外,还有间接出口的减少,因为钢铁要用在集装箱业,船舶制造业,这些行业的出口需求的大量减少,也就造成钢铁出口的大量减少,所以总体而言钢铁出口减少对钢产量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是最主要的,占钢产量减少的60%甚至更高。同时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也有一些作用,可以具体分析一下哪种钢生产量减少,发现用于建筑的钢材产量确实有所减少,但减少程度与出口减少的程度相比相对较小。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对钢产量减少的影响程度可能会逐渐增加,但从目前为止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出口的减少。

    从钢铁行业的分析可以推而广之,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的急剧下滑主要是因为出口需求的急剧下降,同时投资需求增长率的下降也是主要原因。尽管很多人强调,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起到了很大作用,事实也确实看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仍然不能说这是最主要的影响。所以总体上看,这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可以说是紧缩政策和外部冲击的结合,由于我们采取了紧缩性的政策,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下降了,很多行业的投资增长速度也开始下降,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外部冲击造成的。而当初采取紧缩性政策就是希望让投资增长速度下降,让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所以应该说,当初的紧缩性政策也没有错,唯一可以讨论的是政策放松是否可以早一点,放松的力度是否可以大一点。

短期波动应对方法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让经济增长速度可以不要下滑太快呢?余永定教授指出让经济增长速度不要下滑太快的政策应该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改革,而不是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也不应该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进一步背离已经好转的方向。

    很多人提出应该刺激投资和刺激出口,但他认为这两种主张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就投资来讲还有一定的余地,比如说中央所决定的,增加铁路建设方面的投资,能源方面的投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只有不丹这个国家高于中国。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考虑刺激投资,但同时不要忘记中国原来就是因为投资增长率过快、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而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我们不能让这个问题进一步发生。

    他举铁本例子说明这一点。2004年铁本被关闭,当时钢产量不到3亿吨,然而钢铁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当时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钢铁产能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现在钢铁产能急剧扩大到6亿吨,如果没有当时调控,中国现在的钢产量或许会超过10亿吨。钢铁行业认为,中国应该成为世界钢铁生产中心,但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这实际上不是比较优势。那么为什么钢铁生产者仍然有这个积极性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汇率问题,既然每生产一吨钢能赚一百多美元,那么生产积极性就会急剧上升,而这与人民币汇率有很大关系,如果人民币汇率不是这样,钢铁的过剩产能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余永定教授认为,过去政策之所以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出现生产过剩是因为出现了一些情况,一个是房地产的增长速度比较快,另一个是建钢厂需要钢材投入,而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了出口的高速增长,才导致中国过剩产能没有显现。而现在由于世界经济的急剧下滑,产能过剩问题就表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有扩大投资的余地,但这个余地不多,也需要小心谨慎。其次可以通过支持房地产扩张来维持经济增长速度,但这也是有问题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大大高出日本和美国。不管房地产有没有泡沫,更重要的这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我们不能用这么多资源用于房地产建设,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可能建立在钢铁和水泥之上。再次通过出口扩张来拉动经济增长也显然不行,我们贸易占GDP的比已经是67%,而出口占GDP比重超过40%,日本相应比例也只占20%和10%左右,所以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远远领先的。还有一个是不能指望通过出口顺差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出口顺差这个量非常不稳定,增长率在低点时达到-400%,高点时达到200%,所以通过增加出口顺差来维持经济增长只能造成经济增长不稳定。总之,不能通过刺激房地产投资,不能无限制的刺激固定资产投资,也不能刺激出口来保持经济增长高于8%和9%的水平上。

    同时他认为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了就否定过去旨在使我们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趋于合理的一系列政策,结构转变方向仍然需要坚持。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同时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的经济结构,改善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正确的,但应该强调财政政策应该与结构调整相结合。

    最后余永定教授引用《金融时报》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观点来阐释中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过度增长对中国不利。沃尔夫先生认为贸易顺差的投资回报率只有-5%到-10%,通过双顺差积累的外部储备,投资回报率很低,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达到33%。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现在世界上靠资本流入来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都已经不愿再过度消费,各国已经没有更多的能力来吸收中国如此庞大的出口产品,因此中国的依靠外需来拉动增长的方式已经不可持续。

 

    宋国青:稳定汇率利率与生产大波动

    宋国青教授演讲主题是最近出现的生产大幅波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稳定利率和汇率的结果。他首先描述了近几个月经济波动情况,其次讨论总需求的变化情况,并从全球视角看待过去两年的宏观调控以及内需和外需关系,最后分析稳定利率汇率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近期经济波动

    从工业增加值数据看,最近下跌速度是有月度统计以来即1995年以来最快的。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此次经济下跌幅度有可能达到三十年来罕见程度,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1989年前后下跌情况。从1986年以后钢材月度产量看,1989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从年度数据看,只有大炼钢铁之后调整期能够与现在下跌相比。发电量下跌也达到有月度统计即1996年以来最大幅度。从1950年以来的年度数据看,发电量出现负增长仅有1961年和1967-1968年两次。此次下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重工业急剧下跌。重轻工业增加值比例过去4个月下跌6.7%,1989年并没有出现这一现象。

总需求变化的原因

    GDP环比增长率从2003年SARS后上涨,2007年4季度达到最高水平,今年以来尤其是第三季度出现猛烈下跌。现在看来,总量指标中相对而言能够较好解释总需求变化不再是M2,而是一个更广义货币供给指标MS(国内信贷+国外净资产)。从同比增长率看,MS变化与总需求变化非常接近。但是今年4季度总需求会非常低,明年1季度总需求将低到远远超出MS能够解释的幅度。

    房地产发生的变化是重要原因。房地产自身波动并不比过去更大,但最近的房地产需求不同于过去,过去是单位分房,现在是个人买房。对于单位盖房,只要把贷款卡住,就盖不了房子。对于个人,不买房子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购买意愿下降。在这个意义上,货币甚至是内生的,由购房意愿决定。愿意买房就会多贷款,货币就会增加。不愿意买房就会少贷款,货币就会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货币指标预测就有困难。

2007年宏观调控不足

    2007年通货膨胀率一直上升,GDP环比增长率4季度达到最高点。对于2007年底前的宏观调控,只嫌不足,不嫌过度。首先从房地产涨跌看。房地产销售额2007年秋天达到最高点,前后的涨跌幅度很大。价格变化稍稍滞后,波动也很大。房价进一步上涨会怎样?如果说现在是从三层楼掉下来,再涨一涨就是从四、五层楼掉下来。目前经济下跌没有扩展到更大范围的重要原因,是房地产贷款没有大范围发生问题。与美国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因为严格控制首付比例,而美国可以零首付。二是房价涨跌幅度没有超过首付比例,银行贷款没有大面积损失。如果房地产价格再涨半年,金融方面危机风险可能会非常大。

    其次从国际价格涨跌看。10月底“CCER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讨论过,由于进口价格上涨,过去几年经济高增长一部分好处送给了外国。根据世界银行计算,过去几年GDP平均增长9.8%,扣除贸易条件影响,国民收入平均增长8.5%。这一算法还没有考虑外汇储备损失,如果把外汇储备资产损失包括在内,过去几年国民收入增长不到8%。5月份钢材产量按年率算达到6.1亿吨,如果宏观调控再晚几个月,钢产量会增加到7亿吨。港口会堆积更多的高价铁矿石,明年企业利润会更糟。而且不只是铁矿石本身,运铁矿石要造船,造船要用钢材,造钢材又要用铁矿石。过去研究宏观波动称做“重工业自我循环”。钢材产量里有多少是自我循环不清楚,但肯定有相当大成分。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几年的高产量有一定程度是浪费。把浪费减下来未必是坏事。

从事前和事后看2008年宏观调控

    对于2008年的宏观调控力度,要从事先和事后两个角度看。从事后看,今年2季度宏观调控也许已过度,但当时没有任何指标显示,能够让大家在事先就看到调控过度。国际投行2008年7月份对2009年中国通货膨胀率预测达到最高水平4.8%,现在预测2009年通货膨胀基本上是负数。7月份以前通货膨胀预测是上升的,从宏观调控角度,如果共识性宏观预测通货膨胀率上升,显然应该增加调控力度。

    另外,美国CRB商品价格指数高点出现在2008年6月,可见如果宏观调控过度,也是全球犯了同样预测错误。国内市场预期是,银行间市场利率在7-8月达到最高,当时利率与预测2009年通货膨胀率是5%是一致的。因此,直到6-7月为止,如果说宏观调控过度,偏差并不比市场预测偏差更大。等到9-10月份银行间利率暴跌,这时说6月份宏观调控过度,相当于说6月份为什么没有买债券。这是事后说的,事先我们不知道。

    另外,对于宏观调控是否过度,要区分两类观点。有一类观点认为只要宏观调控就是过度,永远都不该宏观调控,20%通货膨胀率都不该宏观调控。这相当于对股市一直看多或一直看空,这种观点总有一天会被事后证明是对的。另一种大体上赞成调控政策基本目标是在较低通货膨胀率下保持经济稳定,我们谈论的是在这一共识条件下宏观调控是否过度问题。

    对于3季度宏观调控,至少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指标在事先认为有明显过度。6月MS指标环比增长率已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7月份宏观调控可能就应该考虑减弱,甚至反向放松。当然这只是从我们的角度认为这个指标可以事先看到调控过度,从央行和全社会的角度看未必认可。并且MS指标公布实际上晚两个月,8月份才看到6月份数据。7月底“CCER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时我认为调控过度风险增加,不过当时两边风险基本对等。8月份数据才显示6月份广义货币量增长率猛烈下跌,就我采取的分析思路才有证据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发生显著变动。

    宏观调控的放松过程中,央行利率下调速度和预期变化相比仍然较慢,市场利率下跌速度远快于央行利率下调速度。不过跟历史上央行利率下调速度相比,现在已经有很大改进。

内需与外需关系

    现在出现内需和外需两方面变化。我们主要还是从内需角度考虑,不夸大外需作用。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国,很难区分谁是谁的外需。内需外需发生相互作用,很可能是中国内需减弱,导致外国外需减弱,外国外需减弱影响他的内需减弱,再导致中国外需减弱。

    讨论内需和外需首先要看中国在世界上到底有多大?从CRB指数看,美国从2006年1季度开始经济不景气,CRB指数对美国过去两年的需求下降几乎没有反应。最近中国经济下滑,CRB指数猛烈下跌,至少中国在边际变动影响更为明显。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5年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占世界17.9%,美国占20%多。由于过去两年美国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是负增长,中国增长20%多,现在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占世界比重比美国高10%多,绝对量已经超过美国。按增量算中国投资增量占全球将近50%。因为全球消费增长稳定,波动主要来自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在中国增量占全球将近一半的前提下,认为中国下跌是由国外引起的判断就有很大问题。

    2004年以来中国顺差不断上升而2007年下降。一方面原因是美国需求减弱,另一方面是国内需求增长更强劲。美国经济从2006年开始不景气,2007年好了一点,原因是中国和欧元区比较强。从全球角度看,顺差和逆差是恒等式,中国的顺差是对中国的产出需求,同时就是美国产出的负需求。中国顺差减小,美国情况就好一些。

    外需影响内需没有必然性。2007年外需不强,国内通货膨胀率却不断上升。我们能做的是把内需管理好。短期宏观调控时,如果能够预测世界上的外需变化,通过对内需做反向调控可以平稳总需求。发生大波动是因为内需调控和外需变化撞车。

稳定汇率利率与生产波动

    稳定汇率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平均汇率偏低,刚才余永定所长已经讲了很多。另一个问题是稳定汇率可能会导致我们把全球经济波动中过大部分吸收到国内。有弹性的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挡国外波动。比如去年中国需求走强,通过人民币升值可以抵挡一部分外需。如果去年升值幅度更高,今年就可以考虑适度贬值。由于该升的时候没升或没升到位,该贬的时候也很难贬。所以汇率稳定是导致不能把外需波动抵挡在国门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房地产需求的波动,还要从利率角度考虑。二十年前发生的情况和现在非常相似。当时对“三大件”(电视、冰箱、洗衣机)的需求跟现在的房地产一模一样。“三大件”产量高点发生在1988年,12月开始下跌,1989年过年后更大幅度下跌,很大程度上是稳定利率的问题。稳定利率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抢的时候猛抢,跌的时候猛跌。唯一的杠杆是利率。房屋因为技术进步低,相对价格难以趋势性下降,比“三大件”更适于抢。从预测的角度,下次高通货膨胀时人们一定还会抢房子。利率稳定的政策下,抢房子完全是正常的,下跌也是正常的。

    因此,如果说这次经济波动过度,主要原因还是汇率和利率过度稳定。汇率和利率相当于汽车上的减震器,当地面波动时,座位可以不发生与路面相同程度波动。稳定汇率利率相当于汽车没有轮胎,钢轮子在地面上开,座位跟路面一起波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放大波动。

 

    姚枝仲:外需冲击与总需求波动

    姚枝仲首先分析出口的收入弹性和出口对总需求的影响,其次讨论中国出口依存度是否过高,然后分析顺差与GDP的关系,最后指出政策含义。

出口的收入弹性和出口对总需求影响

    中国的出口在11月份出现同比负增长2.2%,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出现了较大的困难,这些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11月份贸易顺差达到了400亿美元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8%。这种出口减少而净出口大幅提高的现象对于理解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外部需求冲击主要由外部收入变化和外部价格变化两方面引起,并进而对本国出口需求产生影响。但是,外部需求冲击还会通过出口对总需求产生影响,因而在衡量外需冲击影响时应该分别进行考虑。外需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主要是一个出口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问题。在一个考虑了新产品的出口需求方程中,使用Sato构造的理想价格指数和Feenstra的研究结果,通过对我国1992至2006年的数据进行多次逼近估计,得到中国出口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为-0.46和4.7。也就是说,外部价格每下降1%,出口就上升0.46%,外部收入每下降1%,出口就下降4.7%。出口价格弹性偏低可能是因为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主要面对中国出口商之间竞争,而不是与其他国家产品的竞争。出口的收入弹性偏大则与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结构有关,因为加工贸易本身比较容易受到外部收入变化的影响。

    出口的变化还会通过消费和投资进一步影响GDP。具体而言,出口对于总需求的影响有如下四个渠道。首先,在中国的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加工贸易,所以出口的减少会直接导致加工贸易进口减少。根据2007年的数据,每1美元的出口减少平均会导致加工贸易进口减少0.3美元,净出口减少0.7美元。由于净出口的变动幅度低于出口变动幅度,且净出口占比GDP较小,因而这一渠道对总需求的影响相对较小。

    其次,出口减少会降低投资需求。投资需求一般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收益与资本成本之比,在资本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减少会通过降低企业的出口收入与利润来降低资本的边际收益,并进而降低投资需求。下降程度取决于企业的资本存量向合意的资本存量收敛的速度。根据中国的数据,综合估计合意资本存量和资本调整速度之后,1单位出口收入变动会引起大约1单位当期投资变动。

    第三,出口收入变化和投资支出所产生的收入变化会引起消费变化,而消费变动会进一步引起收入的变动,并且通过乘数效应对总需求产生影响。根据统计,中国当前的边际消费倾向大约为0.4,即1单位的收入变动会引起0.4单位的消费变动。

    第四,投资和消费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于购买国外产品的。因此,消费和投资的减少会引起进口的减少。从数据上看,我国非加工贸易的进口倾向约为0.2。通过上述四个渠道并结合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可以发现,出口增长率下降1%,会引起投资增长率下降0.62%,消费增长率下降0.53%,进口增长率下降0.81%,净出口增长率下降1.74%,GDP增长率下降0.65%。而外部收入变动1%会引起出口同向变动4.7%,因而外部收入变动1%会导致中国GDP同向变动3.1%。可见,外需变动对于总需求的综合影响是很大的。

中国出口依存度显然是过高了

    外需对总需求的影响还会随着出口依存度的提高而逐步提高。2007年,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达到了37%,远高于美、日、德等主要经济体。很多学者通过从出口对国内经济影响的角度来衡量出口依存度的大小其实是不全面的,因为既没有考虑出口通过消费和投资对国内增加值的带动作用,也没有考虑外部冲击通过出口对国内经济影响。我们提出一个以1%的外部收入变动对本国收入变动的百分比来衡量出口依存度的高低。如果高于1%,就可以认为出口依存度高了,反之就说明不高。这里的依据是,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依存度都“高”的话,则在没有国家干预和内在稳定器的情况下,任何国家的一个小的需求冲击都会通过外贸渠道传递到世界上所有国家,并通过这一放大机制造成全球经济的崩溃或无限膨胀。因此,大于1的出口依存度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不稳定的。当然,这一临界值在存在内在稳定器情况下可以适当放大。反之,当引起的本国收入变动小于1%时,贸易的传导将逐渐弱化初始的需求冲击并使世界经济自动趋于稳定。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数字达到了3.1%,并且中国的内在稳定器机制又相对不太健全,所以中国的出口依存度显然是过高了。究其原因,一是出口的收入弹性太高,二是出口占GDP的比例太高使得出口变动对GDP的影响太大。因而,着手降低我国的出口收入弹性以及出口占GDP的比例才是降低过高的出口依存度的有效途径。

顺差变动与GDP变动

    由于GDP的支出法构成分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因而净出口常常当作外需部分,但这种方法会由于没有考虑出口或者外需的变化所引起的消费和投资的变化而大大低估国际贸易对GDP的影响。要分析外需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需要考虑外需变动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综合影响。此外,国际数据和中国数据都显示了GDP变动和贸易顺差的贡献总体上呈现反向关系,例如中国1978~2006年间,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37。因此,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不是衡量贸易顺差与GDP关系的一个好指标。事实上,出口才是衡量外需的真正指标,进口则是总支出或总需求的对外溢出部分,因而净出口是内需和外需变动的综合结果。但是,根据净出口或者贸易顺差的变动仍然可以了解内需、外需以及总需求的变动情况。一般而言,当顺差是由出口的变动主导时,顺差变动主要反映外需的变动,并与总需求呈顺周期关系;否则,便会发现顺差变动与总需求呈现逆周期关系。11月份,我国巨额贸易顺差是由于在出口下降同时,进口更快地下降造成的。所以11月份顺差增长是外需和内需同时开始收缩的表现,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信号。

政策含义

    面对内、外需同时收缩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致力于刺激内需,因为我们的价格弹性太低,只有-0.46,出口退税政策中的一半以上实际上补贴给了外国消费者。如果将原定用于出口退税的资金用与政府支出或者对居民进行转移支付,则对国内收入和GDP的促进作用将大幅度提高。其次,目前的顺差增长并不能说明外需对GDP增长有正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通过降低顺差来实现总需求的稳定。而降低顺差的办法就是扩大内需,并导致进口的引致性增长。

 

    周其仁:改善经济增长基础条件与短期应对政策

     今天我们两家联合召开研讨会,有一个背景情况。2003年9月份余永定教授和宋国青教授分别撰文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他们都旗帜鲜明主张人民币应该主动升值以应对新一轮景气变动的挑战。此后几年经济形势变化很大,但永定和国青还是坚持了这样的看法,并各自带出了研究团队。一般说,宏观问题很容易变成超短期的事情,一会儿多,一会儿少;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这样对知识积累和学术发展不利,需要在观察现象的基础上提出比较稳定的分析框架。

    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公众与产业界都很关心,想知道为什么经济会突然猛烈收缩。前面几位已经把重要问题都讲到了,我作一点补充。这次猛烈下降很特殊,不过也有不那么特殊的一面,就是在猛烈下降之前有过度扩张,也就是大起在前、大落在后。譬如全球GDP增长率,2004-2007年间平均高达3.8%,比前四年平均快了1.2个百分点。中国的GDP增长从9-10%,提升到11-12%。投资的情况刚才几位都讲到了。资产价格更是大起在前,大落在后。上证指数一年多时间内涨了5000多点;全国商品房均价从每平方米2000元升到近4000元,也就发生在2001-2007之间的六年时间里。这里有个经济观的问题:如果大起意味收入和财富的增加,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大起”的代价能不能承受。现在的局面是,在享受了大起的兴奋和喜悦之后,我们无可避免地面对大落的痛苦。

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不稳

    同意宋国青的看法,大跌之灾不完全是外部冲击造成的。从中国自己可控的层面来讨论,经济大起的基础还不稳固、不可靠,即便没有突发的外部冲击,也难以支持持续的高增长。目前的当务之急,当然是想尽一切办法保增长速度。不过,增长基础不稳的问题,总要通过推进改革来加以解决或改善。否则,增长速度回升以后,基础不稳可能再次危及增长质量,妨碍中国转向又好又快的增长模式。

    从这个角度,我谈几个制度性的基础不稳。首先是人民币汇率机制问题。这是近几年开放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现在有一种流行的批评,说人民币升值坏了中国的事,因为升值导致出口部门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由此打击了对中国高增长有大贡献的外向产业。这个批评不客观。实际的情况是,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升值的方向值得肯定,如果没有那一波升值,中国的外向失衡会更严重,贸易条件会更恶化,中国的外汇资产损失也会更巨大。如果要总结经验教训,倒应该说,人民币升值升晚了。也不是没有经济学家有过主动早升值的分析和建议,2003年9月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两位代表人物,余永定教授和宋国青教授,今天都在座。他们当时提出“汇率是纲”,提出不要误读日元升值的历史教训,提出中国要主动升值的政策建议。现在看,主动早调整付出的代价小,被动晚调整的痛苦更大。

    关键的一点,是区分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前者可以“调控”,也可以按照任何理论或主张升值、贬值或不变;但是,实际汇率不听这一套。只要中国生产率的进步率相对更快,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挡不住也要升。基本的机制就是,汇率当升不升,中国出口部门的生产成本就越升越急。其实2004年以来,沿海地带出口产业早就面临劳力、原材料和其他投入品的市价快速上涨的压力。看起来,只要名义汇率不升值,出口创汇1美元还是等于换到8元人民币。但是,为创汇1美元的人民币成本却越升越高,同样会把出口拉下来。许多出口企业把“成本上升太快”与“人民币升值”并列为近年出口遭遇的困难,其实这两股压力来自一个地方,就是名义汇率调整的滞后。

    理论上可以说,名义汇率的不变与国内通胀升级是一回事。但是从实际上看,在人民币名义汇率绝不升值的预期下,企业把更多的资源投向外向产业,等到形成产能后再来承受要素成本逐年上升的“煎熬”,或者就是继续追加产业投资。这样,就累积形成一个过旺的外向部门(2007年广东省出口依存度达92%),等到国际市场需求暴跌,就成为压垮中国出口部门这匹超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以上分析,是说名义汇率的“不变”不但挡不住实际汇率最后还是在变,而且名义汇率的固定状态还增加了企业调整的信息成本。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使之成为真正反应市场变动的浮动汇率。这样看,这些年来我国汇率机制虽然已经实施了多项改革,但即使在2005年实施了小幅升值的汇率政策以后,固定汇率或盯住汇率的制度框架还是没有根本改变。其中的关键,是政府(央行)仍然负有把进入中国的所有外汇全部买断的最后责任。我的看法,只要存在最后有责任购入全部外汇的“超级买家”,汇率的市场基础就还是空中楼阁。

    这里有两点要讨论。第一,政府(央行)用什么样的支付手段来购入全部外汇?目前是靠央行发出的基础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这等于问,在有一个可以印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买家”的条件下,“市场”连同“市场价格”还可能反应真实的供求变动吗?第二,政府(央行)拥有购买外汇、并决定购买外币资产的权力,究竟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行使的?具体问,就是买对了怎么样,买错了又怎么样?如此巨大的投资责任,对谁负责、向谁报告、如何披露、最后由谁埋单?现状是央行买,但最后外汇资产的风险责任却不是、也不可能由央行负责,而是将由财政负责、最后由全国人民承担。从体制上看,这相当于传统的国企:权力与责任脱节。改善的方向,是出资、投资的权力与责任由一个行政主体承担,对国务院报告、向全国人大负责。

    可见现存体制派生出一个不合理的流程。政府买汇的行为,既不受支付手段的限制,也不受投资责任的约束。这当然不可能奠定一个可靠的汇率市场的基础,也不可能形成完全反映供求的市场汇价。在此条件下形成2004-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的惊人增长,不但对外失衡,对内也失衡。

    最近几年关于汇率的争论,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价格改革的讨论。当时一派意见是“放”,另一派是“调”。后者主张将价格调整到合理水平,但前者认为,正因为没人能够算得出“合理的价格”,才需要放开价格管制形成市场价格机制。现在的汇率问题是同样的,重要的不是知道人民币兑多少美元才合适,而是人民币汇率在什么机制下形成。中国最近几年在汇率形成机制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改革,但基本架构离市场基础还有距离。

    从货币增长不能推动经济增长角度看,货币是中性的,因为多发货币仅仅带来经济变量名义值的改变。但是观察也表明,过多的货币在经济体内漫游,确实会改变相对价格,因而货币又是非中性的。最近薛兆丰找出哈耶克的一段话挺有意思,他说过多的货币不象水,而比较象蜂蜜,因为它不会在瞬间流动到各个经济部门,使所有商品劳务的市价同比例上涨,而像蜂蜜一样,会在一些部门聚集、停留较长时间。这时候,那些部门的需求就蹿升。这两年我国的股市、房地产,还有其他投资品包括普洱茶等等,价格起落幅度异常巨大,与上述货币的非中性大有关系。

    股市这两年做了很大改革,但市场自我调节机制还不够强。上证指数涨过4000点时,除了紧急加了一次印花税,好像再没有别的手段了。为什么在股价上涨过程中不能让更多的企业上市?这与我们上市的行政审批程序是有关系的。这就是资本市场的制度基础尚不稳固的问题,一旦货币的“蜂蜜”巨量集中到股市,股价大起在前,大落在后,对作为投资人的家庭和企业打击很大。不但账面资产缩水,信心崩盘,还会摧残人力资本,因为一时间很多人赚快钱上瘾,对踏踏实实做工作的兴趣就没有了。

    房地产的波动,首先当然也是来自需求的推动,是宏观经济形势使然。不过从微观基础看,也有市场基础不可靠的问题。譬如土地供应还是行政控制,结果在房地产市价已经快速上涨的情况下,还有一段时间收紧了土地供应,结果当然进一步强化了“蜂蜜”的凝聚效果。这个问题要通过建立健全的土地市场来解决。最近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缩小征地范围”、扩大集体土地入市是非常根本的,相信真的实行以后,可以增加土地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

    市场准入方面的小问题一大堆。刚才张斌谈到的例证很好:台湾王永庆2000年就想在北京办一个5000床位的医院,结果到今天也没有办成;但是他要办石化或其他工业项目,从上到下都得到热烈欢迎。这说明,很多可以投资的领域并没有放开。为什么一段时期以来,推进市场准入的改革动力不足?因为仅仅制造业出口就把GDP增长率推高到了12%,哪里还需要改其他?

    概括起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还是竞争性制造部门改革最深入、最成功,但是涉及汇率、利率、金融、医疗等部门改革就远不充分。这是经济大起大落的制度层面的原因。

目前经济下滑的短期应对措施

    短期来看,需要对经济的猛烈波动做出反应。主要建议其他发言人都已讲到,这里补充几点。一是减税力度还是不够。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增值税,这是必要的,然而远远不够。现在看,春节前后经济形势可能还会继续恶化,需要果断地将增值税的整体税率大幅降低,所得税方面也需要采取措施。今年年初重庆政府看形势不好,就把原本工业企业享有所得税率15%政策推广到了所有行业。也同意永定的看法,再提高出口退税率从长远看利大于弊,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也有限。应当考虑降低进口税。如果大幅度降低进口税,顺差就不会这么大。总之,现在需要较大幅度减税。如果没有把握,可以暂定实行一年。

    二是财政补贴需要考虑选择帮助农民工还是帮助出口企业。在市场需求已经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下,补企业不如直接补给工人。1998年的经验,补工人所花的资金量远少于补企业。建议政府考虑对返乡农民工直补,见一个发一个,先发六个月,六个月之后如果形势还不好继续发三个月。这种办法比干预价格参数、或对银行施加放贷压力要好。

    三是4万亿投资的土地配套要研究。过去重点项目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往往是比较低的。希望这次4万亿投资所需的土地不全部通过征地来解决,而要鼓励农村整理建设用地,把腾出来的土地并用于扩大内需的建设项目,争取让农村和农民分享到更多的地租,增加农民收入。

    我认为,把涉及政策基础的中期改革与短期应对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目前的困难挑战,争取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



    张斌:从供给角度理解当前中国经济下滑

特立独行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非常独特。从供给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中国工业占GDP中的比重不仅大大高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也高于当初美日韩等重工业发展阶段。与此对应服务业在GDP中比重的是非常低的,中国只有41%,这个指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59%,发达国家超过70%。从需求角度看,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到40%,与中国同等收入水平国家大概在50-60%,发达国家70%。

    由于我国经济资源过度流入资本密集度高的重工业部门,收入分配会朝着有利于资本但不利于劳动的方向倾斜,全社会的利润/工资比率上升。由于利润远小于工资带来消费增加,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下降。对于中国这样尚未完成城市化过程的国家而言,由于城市工资增长受到限制,这还遏制了农业向城市的就业转移。

    在2002-2007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这个大家都看好时期,中国的工业占GDP比重持续快速上升,净出口占GDP比重快速上升,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但是在这些表现良好的数据背后,如果从社会福利角度观察,就会发现过去5年经济发展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好,因为与高速增长相伴的供给方出现了扭曲,生产方和国内需求方出现了脱节。由于过去累积供给面结构扭曲,还带来了收入分配恶化、城市就业机会减少、环境和能源压力增加、对外依存程度提高和中国经济骤然减速等一系列问题。供给面的结构扭曲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结构调整目标屡屡让位于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利润目标和部门利益,结构问题被不断的积累,直到今天才被迫发生调整。

结构扭曲放大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影响

    2008年8月份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骤然减速,GDP、工业生产总值、出口、发电量增速等众多指标出现了几十年来罕见严重下降。即便扣除了一些季节和偶发因素的影响,下降幅度也是异常严重,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扭曲的经济结构。对于同样的外部冲击而言,扭曲的经济结构会做出更大的反应。

    中国过去5年资源流入最集中的地方是尤其是重工业、机械制造和房地产投资,而对于医疗、卫生、教育、铁路、环保等领域的投入过低。事实表明,资源过度流入工业部门所积累产能显然无法被国内市场消化,后果是过度依赖出口市场和过度进口替代。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2%一路上升到2007年的8%。一旦外部需求发生变化,过度依赖外需的国内工业部门就必须进行调整,而过高的工业占GDP比重则意味着经济必将经历大的调整。

    过度出口和过度进口替代还带来了贸易顺差的飞涨,流动性泛滥、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以及房地产价格高企。过度的房地产投资不仅造成了过去两年的经济过热,而且积累了过量的生产能力。过去5年,中国住宅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从2003年的不到8%上升到2007年超过10%。如此重度依赖房地产投资的后果是一旦周期发生转向,庞大的生产能力立刻凸现严重过剩,加剧当前经济的向下调整。此外,加剧调整幅度的因素还包括库存调整。工业和房地产部门所积累的大量库存和未销售房产,一旦面临需求不足,首先将发生库存调整。对于经济活动而言,库存调整意味着投资下降和正常生产的停滞。如果我们经济中占据更大比重的是服务业,库存调整带来的冲击会低很多。

 激励机制和政策扭曲造成经济结构扭曲

    经济供给面结构扭曲的背后是激励机制和政策扭曲。回顾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符合政府和企业家利益的交集是GDP、利润和税收高增长。为了实现这些增长指标,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业部门增长的政策。低估的汇率、对制造业类型企业的众多优惠措施,特别是对于制造业类型外资企业的众多优惠,以及难以贯彻的环保和劳动保护标准等等。这些政策让出口和进口替代的相关投资获得巨大利益,吸引社会资源过度流入。

    与此同时,医疗、卫生、社保、教育、铁路等服务业部门多年来难有起色,劣质高价的服务与社会日益提高的需求形成鲜明反差。私人部门也看到了这些部门的需求缺口和其中蕴藏的巨大投资机会,但是苦于过高的进入门槛难以进入。即便进入了这些部门,也往往因为行政力量的干预和诸如价格方面的管制让私人部门难以存活。

好的转变从改善经济供给面开始

    对于当前的经济下滑问题,关键在于经济的结构失衡,资源过度流入工业和房地产,医疗、卫生、社保、教育、铁路等服务业部门发展不足,造成了生产方与需求方的脱节,并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后果。在外部的冲击下,当前的经济骤然下滑集中反映了结构性问题在放大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如果经济结构得不到尽快改善,那么内需将会持续不足,对外依存度还会提高,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会丧失根本的动力源泉。

解决供给面的结构性扭曲,主要依靠三方面的政策改变。首先,是放松服务业部门的市场准入,特别是在医疗、社保、教育、交通、快递、通讯、金融等服务业部放松管制,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其次,是让以汇率为代表的价格尽快恢复到市场力量供求决定的价格水平上,通过市场化的汇率价格调整资源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合理分配。最后,是增加政府在卫生、贫困人口生活保障以及众多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供给,弥补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不足。

基于供给角度的分析与基于需求角度的分析在政策涵义方面有一致之处,但是在侧重点上也有差异。一致之处在于增加对卫生、基础教育、社会福利保障等民生等方面的投资,这些措施兼备提高需求和改善供给的效果。侧重点的差异的地方在于如何对待出口(或者整体工业部门)和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出口和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恰恰反映了以前的过度发展,缩减过剩生产能力在所难免。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不是让过剩的产能延续下去,而是尽量平稳过渡,为出口和房地产相关行业退出的劳动和资本需要找到新的出路。

    总之,改善供给和扩张内需有很多结合点,如果能围绕这些结合点推进政府部门相关激励机制和政策的改革,那么这次的经济下滑就会为下一轮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政策重点是一味地保护GDP增长,不能有效地解决供给面的结构性失衡,中国经济即便在明年有些恢复,新一轮发展也难见曙光。

 

    卢锋:目前经济收缩根源与应对

    在CCER“开放宏观经济”课题组阶段性研究结果基础上,我准备的文字提纲主要讨论四点问题。一是结合相关数据描述目前经济收缩最新表现,二是从我国经济增长结构特点角度分析目前困难深层根源,三是回顾反思过去六年宏观调控政策成就和争论问题,四是探讨中长期应对政策。因为时间有限,侧重谈有关中长期原因思考,然后简略评论政策调整议程。

    目前经济困难无疑与全球金融危机有关。然而对我国这样正在经历快速追赶、在一些重要领域领跑全球的巨型经济体而言,经济运行成就和困难应有相对独立的内在决定机制。需要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特征和矛盾角度分析目前困难深层根源。世纪初景气增长结构特点对目前特殊困难具有特殊解释作用。

结构趋重加剧宏观波动

    新一轮经济增长突出特点之一,是基础金属原料和材料密集型机械设备部门快速增长并显著改写全球产业版图。“重制造业”崛起和“结构趋重”相当程度具有经济合理性,然而由于汇率失衡影响以及这些部门内部循环特点,也出现一定程度过度扩张问题,并在下行调整阶段对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冲击。

    新世纪初年钢产量强劲增长是我国重制造业崛起的标志性事实。20世纪初全球钢产量3000万吨,经过美欧日苏等国领跑增长,世纪末接近8亿吨。我国钢产量在1999年1.28亿吨基础上快速增长,到2007年已达到近5亿吨,成为全球增长新领跑国。作为重制造业崛起另一表现,我国在机械设备、运输设备、汽车等部门产量占全球比重过去6-7年持续每年提升1-2个百分点或者更高,

    结构重化通过开放模式展开。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中四种矿物比重从1999年27%上升到2008年1季度64%,出口中重制造业产品比重从约18-19%上升到近30%。我国外贸增长推动全球海运需求和价格提升,新造船订单大增。2002年以来造船浪潮中,我国承接新增船舶订单占世界比重从6.7%激增到41%。我们领跑全球确实会面临新矛盾,然而我们同时有能力提供解决方案。

    从大国经济成长规律看,我国结构趋重具有需求和供给基本面条件支撑,相当程度具有经济合理性。另一方面,这些行业可贸易程度较高,汇率低估刺激增长作用较大;加上这些部门不同程度存在自我需求和自我循环特点,更容易在景气增长中累积起更大失衡压力,调整过程对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冲击。目前重工业跌幅高于轻工业,原料工业高于重工业,钢铁产量波动最大,从消极方面表现是结构趋重的影响。

房地产起落放大波动

    房地产业涨落足以影响宏观经济,是由其经济特征决定的。一是房地产当期购置和多期消费特点,决定了银根松紧等宏观参数对房地产需求具有显著影响。二是房地产短期供给弹性较小,需求陡然增长通常会刺激房价超常增长。房价增长反转刺激投机性需求,导致价格进一步飙升和泡沫化因素。三是住房购买支出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中所占比例很高,房地产信贷和投资相对规模较大,其失衡和调整对宏观经济会带来较大冲击。

    我国近年房地产火爆行情还与特殊体制条件和该行业发展阶段性特点有关。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面对房地产走热局面,主管部门紧缩土地供给数量,地方政府经营土地获利,客观上会推高房地产价格。另外我国处于房地产商品化初步阶段,市场参与方第一次经历市场火爆局面,更可能在行业走势判断上出现过于自信和投机冲动问题。

    近年我国房地产伴随宏观经济景气繁荣超常增长。房地产销售面积从2000年1.66亿平米增长到2007年7亿平米,平均价格同期从不到2000元/平米增长到2007年3654元/平米。量价齐增显示房地产异常火爆。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从2000年5.8%上升到2007年8.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也维持在16%-17%较高水平。

    从商品房住宅销售金额占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比重看,消费支出比重从2000年10.5%上升到2007年36.8%,占居民收入比重从6.8%上升到15.9%。这两个指标近年异常上跳,提示房价飙升对鼓励居民家庭提前购买住房以及投机性购买可能产生了显著影响。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转变和房地产行业转折点到来,房地产销售“休克式”下跌,销售面积和金额从2007年8月同比增长率都接近60%,持续下跌到2008年11月同比增长率在-30%上下。住宅投资同比增长率从2008年6月40%下降到11月不到8%。从长期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然而近年异常火爆累积失衡压力,最终经历调整时显著加剧宏观经济波动。

过度依赖外需增大风险

    受汇率调整滞后和收入分配格局偏差影响,近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需依存度超常提升。例如1992-2002年季度顺差平均值为49.2亿美元,但是2003-2007年间季度均值上升到299.3亿美元,是此前十余年6倍。2005年1季度到2007年4季度,顺差更是呈现陡直增长轨迹,季度平均值高达474.3亿美元,突出显示增长反常性。

    改革时期经济增长率与顺差占GDP比重直至近年存在明显反向关系,即宏观经济增速较高时顺差比重较低,反之也然。然而这一关系最近3年改变:虽然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趋势水平,然而顺差占比仍然不断冲高。比较1979-2002年与2005-2007年情况,净出口即贸易顺差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1%上升到19.2,贡献率增长超过8倍。

    假设净出口增量与总需求比率为0.2%和2%,分别代表对外依存度比较正常和过高两种情况。假定上述比率对美欧GDP增长率弹性为0.5。这时美欧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正常依存度下我国总需求受影响约为0.1个百分点,高依存度则高达1个百分点。过高对外依存度好比巨大堰塞湖,当国外发生经济增速下降或衰退之类溃坝事件时,国内总需求面临更大冲击和威胁。

总收入分配失衡的不利影响

    我国消费占总需求比重多年持续下降,近年只有50%左右。尤其居民消费仅为36%,可能属于世界最低之列。由于消费具有较强自我平滑趋势,消费比重过低导致宏观经济面临外生冲击时波动更为剧烈。这一问题与三方面原因有关。

    第一,消费比重下降是居民收入比重和消费倾向“双下降”的结果。资金流量表数据显示,居民收入比重从1996年69%下降到2005年59%,应能解释同期消费支出比重变动绝大部分。居民消费倾向从2001年75%下降到2005年64%。这与居民预防性储蓄有关,可能也与近年居民购买住房当期支出增长提高储蓄统计值有关。

    第二,消费相对不足是企业和政府收入比重“双增长”及其储蓄比重“双增长”的结果。企业部门收入比重从1998年14.5%上升到2005年20%,政府比重从17.5%上升到20.5%。从社会总储蓄构成看,居民储蓄份额直到2004年都在下降。企业储蓄比重从1998年38%上升到2005年50%。政府储蓄比重从1998年14%上升到23%。如把国有企业归为广义政府部门,政府收入分配和储蓄比重还要大幅提高。

    第三,上述问题与两个领域改革滞后有关。一是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型改革相对滞后:税收超常增长,民生性支出比重增长相对滞后,具有提升储蓄率作用。二是近年垄断改革乏力,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加大准入限制,导致国有企业垄断利润超常增长和储蓄率过高。数据显示,近年国有企业利润七成左右来自“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热力”等四个行政垄断和准入限制较多部门。

    从两个角度看,目前经济下调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是从经济运行周期性角度看,几年过快经济增长累积调整压力。二是从经济成长阶段性角度看,增长结构和体制转型的特点和矛盾,孕育了目前经济调整压力。新一轮景气增长伴随的结构趋重、房地产起落、过度依赖外需、分配格局失衡等特征,对目前经济收缩具有重要解释作用。

中长期应对政策讨论

    虽然目前经济面临短期收缩压力,但是我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推进阶段,快速追赶的基本面条件没有根本改变。如果我们能利用目前调整形势,在三个领域实行组合改革措施,就有可能较快走出困境和再造景气增长,并在某些重要经济领域甚至更大范围继续发挥全球领跑国的作用。

    第一个领域改革涉及建立完善宏观经济管理的基础架构。一是在适应大国追赶的客观要求,在中长期完成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让汇率更好发挥调节开放型经济内外关系的相对价格功能。二是在搞对汇率价格信号基础上,更好发挥利率对宏观经济的常规调节作用。三是注意防止过分区分核心和整体通胀的偏颇,货币政策强化严防整体通胀目标定位。四是重视资产价格,在理论研究、国际经验研究、我国自身经验教训研究基础上,寻求风险对称的应对策略和措施。

    第二个领域涉及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调整内容。一是要实行减税政策,在消费型增值税转型基础上降低增值税率,降低进口税率,提升个税免征额。二是深化部门垄断改革和扩大市场准入,切实贯彻“非公经济36条”非禁即准规定,深化对电信、航空、金融、电力、医疗等领域行政垄断体制改革。三是清理近年出台的政策性管制法规和条例,放开对经济实体不必要限制和束缚。四是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在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同时,规范地启动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推动城乡建设与和谐发展。

    第三个领域涉及国际化和参与全球治理内容。考虑我国外汇储备仍在扩大以及人民币升值趋势,可以积极探索发行人民币债券的途径和方法。要全面评估我国经济发展内外新形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制度建设,逐步从过去接受国际惯例转向参与建立新国际秩序。

 

 


发件人:"it&i-iwep" <itisiwep@gmail.com> 2008-12-01 13:08:30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it&i-iwep跨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与中国现状分析

跨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与中国现状分析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马涛

December 1, 2008

matao@cass.org.cn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 2003年的低谷后连续四年增长,其中跨国并购起着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外国直接投资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密切相关,两者相互影响。本文在对全球乃至典型国家(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现状进行分析基础之上,对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并对流入中国的垂直型和水平型FDI分别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流入中国的水平型FDI大于垂直型FDI。

一、国际生产体系下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

    全球FDI流量在2007年连续第四年增长,达到了18330亿美元,创下了仅次于2000年的较高水平。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期经济体(东南欧和独联体)的 FDI都连续增长。虽然流向三个类型国家的FDI都增长了,但是地区和国家间的差异较大。2006年流向发达国家的
FDI提高了45%,高于前两年的增长率,达到8570亿美元。其中,美国超过了2005年吸收外资最多的英国,跃居2006年首位。而欧盟依然
是最大的外资流入地区,占到全部FDI流入量的41%。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吸收的FDI分别增长了21%和68%,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继续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地区,占到全部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三分之二以上。

    纵观200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跨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是平稳增长的,这是否预示着2008年也会沿着这个轨迹继续提高?但是目前,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是否会对2008年的外国直接投资造成较大影响,也许只有数字能说明一切。

    (一)跨国并购继续增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Harold. Demsetz等人提出经济效率理论后,学界对垄断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的重要性加强,利用其OIL优势,跨国公司为谋求全球范围的垄断竞争优势而进行的跨国并购日益增长。同时,跨国并购形成了内部多部门的组织框架、市场体系和先进的信息技术,为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了可能。

    2007年的跨国并购值比2000年增长了21%,高达16370亿美元,交易数量为10145次,增长了12%,这反映出全球并购增长的趋势在迅猛加强,并首次超过2000年的最高值。跨国并购值的增加很大一部分是由股市的增长所推动的,此外还有企业资产价值的持续上涨。走高的股价、投资者购买力的提高以及跨国公司渴望在全球竞争中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大额并购数量的增长。
2006年大额并购的数量为215宗,而2007年增加到 300宗,这些大额并购占到全球跨国并购值的三分之二(具体数据参见表1),2007年跨国并购会继续上升,其中上半年比2006年同期增长54%,达到5810亿美元。

    2006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在全球并购中进一步扮演着购买者的角色,其中,增长较快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在投资并购中起着重要作用。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北美的并购价值接近翻了一番,主要是加拿大在自然资源行业的大额跨国并购数量增加了2.5倍多,并且美国又重新成为全球跨国并购销售最多的国家。同时,英国也成为了其他欧盟国家战略投资者的主要跨国并购的目标国家,全球最大的六宗跨国并购,有三宗是欧盟投资者对英国公司的收购。

    从行业的角度分析跨国并购,重大的并购主要发生在消费品和服务行业(包括金融服务业)、能源供应和基础原材料行业。对比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跨国并购在信息和通讯技术产业极为盛行,近几年,并购多发生在电子通讯、媒体和技术服务等行业。

表1 跨国大额并购的发展(并购值超过10亿美元),1999-2008

年份  并购数量 占全部百分比 并购值(10亿美元) 占全部百分比
1999   137      1.5          578.4               64.0
2000   207      2.1          999.0               74.0
2001   137      1.7          451.0               61.7
2002   105      1.6          265.7               55.0
2003    78      1.2          184.2               44.8
2004   111      1.5          291.3               51.5
2005   182      2.1          569.4               61.3
2006   215      2.4          711.2               63.6
2007   300      3.0          1161                70.9
08前两季度 137  3.1          439.4               70.7

数据来源:UNCTAD,跨国并购数据库。

 

    (二)国际生产与外国直接投资的相互影响

    从传统国际分工理论创立至今,国际分工经历了由产业间国际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历程。当代国际生产体系的最新特点是生产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把产品的生产分割成若干环节分布在具有专业化比较优势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于是就形成了生产分割(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的格局。产品价值链的分解带动了生产分离,并促使价值链上的特定生产环节按地理重新布局。

    Venables(1999)研究了国际生产分离对跨国公司活动的影响,发现目前的国际生产导致了垂直或者水平跨国公司的发展。如果上游生产是相对劳动力密集型的,那么垂直型跨国投资得到发展,并且贸易量提高。如果下游生产属于相对劳动力密集型,则公司水平型跨国投资得到发展,这种生产仅仅是把最终产品的组装转移到所销售的东道国。所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促进了哪种类型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依赖于上游和下游生产的相对要素密集程度。

    外国直接投资对国际生产的发展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如垂直 FDI的目的是通过生产分离寻求要素成本的国别差异,形成国家间的垂直专业化生产。 Zhang和 Markusen(1997)认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垂直 FDI存在密切的关系,规模较大的东道国吸引的垂直 FDI相对较多,原因是建立新工厂的固定成本可以在较大的规模经济中得到抵补。当今的国际生产可以用跨国公司在国外分支机构的附加值活动作为指标加以衡量,这些指标一直保持增长。与 FDI流量大幅增长一样,其中几个指标 2007年比以往几年增长得都要快。跨国公司的国外资本存量(国外子公司的总资产) 2007年提高了23.1%,而国外子公司的销售、总产出和出口分别增长了 20.7%,19.4%和 15.4%,这些子公司的总产值占到世界 GDP的 10%左右(见表 2)。跨国公司国外资产和经营范围的扩张,主要归因于企业收购而不是本身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 FDI的增加是通过企业
的并购而非绿地投资导致的,主要是把生产控制和管理由国内向国外公司转移,而不是依靠全球生产能力的提高产生的。然而,这种转移可能会通过绿地投资项目导致相继的FDI,这样会在随后几年提高国家的生产能力。

    在这些国际生产指标中,国外子公司的就业对东道国极为有利,所有国家都会关注FDI对其国内就业的影响。最近几年, FDI的增长使得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的就业得到提高,2007年,估计有 8100万人受到跨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的雇佣,这个数量是 1990年的 3倍多,而跨国公司的全部就业占到全球劳动力的 3%,由此可见,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会带动全球的就业市场。

     表2 FDI和国际生产的衡量指标,1982-2007

 项目               价值(10亿美元)      年增率(%)1986-1990 1991-1995 1996-2000 2004 2005 2006 2007 1990 1995 2000

                     1982 1990 2006 2007

FDI流入量             58   207  1411  1833   23.6  22.1 39.9  27.9 33.6 47.2 29.9
FDI流出量             27   239  1323  1997   25.9  16.5 36.1  63.5 4.3  50.2 50.9
FDI流入存量           789  1941 12470 15211  15.1  8.6  16.1  17.3 6.2  22.5 22.0
FDI流出存量           579  1785 12756 15602  18.1  10.6 17.2  16.4 3.9  20.4 22.3
流入FDI的收入         44   74   950   1128   10.2  35.3 13.1  31.3 31.1 24.3 18.7
流出FDI的收入         46   120  1038  1220   18.7  20.2 10.2  42.4 27.4 17.1 17.5
跨国并购            --200  1118 1637  26.6   19.5  51.5 37.6  64.2 20.3 46.4
国外子公司销售        2741 6126 25844 31197  19.3  8.8  8.4   15.0 1.8  22.2 20.7
国外子公司总产值      676  1501 5049  6029   17.0  6.7  7.3   15.9 5.9  21.2 19.4
国外子公司总资产      2206 6036 55818  68716 17.7  13.7 19.3 -1.0  20.6 18.6 23.1
国外子公司出口        688  1523 4950   5714   21.7 8.4  3.9   21.2 12.8 15.2 15.4
国外子公司就业(千人)21524 25103 70003 81615 5.3  5.5  11.5  3.7  4.9  21.6 16.6
GDP(当前价格)       12083 22163 48925 54568 9.4  5.9  1.3   12.6 8.3  8.3  11.5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2798  5102 10922  12356 10.0 5.4  1.1   15.2 12.5 10.9 13.1
特许权和许可证收入    9 29  142  164    21.1  14.6 8.1  23.7  10.6 10.5 15.4
产品和非要素服务出口  2395  4417 14848  17138 11.6 7.9  3.8   21.2 12.8 15.2 15.4

数据来源:UNCTAD,基于FDI/TNC数据库,UNCTAD,Globstat 数据库和 IFS,2008年6月。

 

二、跨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新特点

    (一)资源型行业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

    资源型行业之所以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在于资源型行业是全球经济运行的根本保障,资源型产品价格的提高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和政府的决策具有深刻影响。2005年,流入资源型行业的FDI存量高达 7550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仍然是该行业最主要的 FDI输出国,但是比较 1990年占全世界在该行业投资比重的 99%,2005年其比重下降为 95%。在此期间,荷兰、英国和美国是该行业最大的 FDI存量输出母国。
近期,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也成为了向这些行业输出 FDI的重要来源国。

    矿产资源的开采主要是由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的跨国投资来完成的。一些项目对技术的要求极高,并且对其投资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较长的筹备期。除了中国和印度(有些生产在国内消费使用)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矿产的采掘主要是用来出口,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

    矿产采掘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因为建设一个大型金属矿的成本高达十亿美元,而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投资更是巨大。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一般会需要国有企业的合作,以此获得政府或跨国公司的财政支持。但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尤其那些欠发达国家,都可以获得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的财政支持,而还是要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一些矿产业的技术要求很高,并且需要较长的项目管理周期,以及要考虑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

    (二)基础设施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迅速增长

    对于电力、通讯、交通和自来水等基础设施外国直接投资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从 1990年到 2006年,全球范围内的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 31倍,达到了 7860亿美元;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了 29倍,高达 1990亿美元。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者,包括来自发达国家的私募股权基金和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国有主权财富基金。2007年,涉及私募股权基金的跨国并购增加了一倍,达到 4610亿美元,而主权财富基金作为直接投资的数量还相对较少,近年来却一直在增长。

    (三)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多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且这种增长还将继续,2005年,其在全球外向投资流量中占 17%,投资流出量达到了1330亿美元。同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约占全球总量的 13%,几十年来,这一比重在 4-18%的范围内波动。

    跨国并购也是重要的外资进入方式,这方面数据也证明了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是外国直接投资重要的来源地。 1987-2005年期间,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并购值呈现上升趋势,在 2005年达到近 900亿美元,近期跨国并购的增加主要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企业推动的结果。此期间,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在全球跨国并购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按价值计算从 4%增加到 13%,按达成的交易数目计算从 5%提高到17%。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实施的大型跨国并购交易数量不断增加,交易额超过十亿美元的跨国并购交易数量从 1999年的 1起增加到 2005年的 19起,在 2005年大型跨国并购交易数中所占比重也相应增加到 12%。这期间,跨国并购交易总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新加坡,其次为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

    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在外国直接投资领域重要性不断上升的另一来源是绿地投资项目或扩展投资项目的增多。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绿地投资和扩展投资项目数量从 2002年的近 800项增加到 2003年的超过1600项。此后,投资项目数量有所减少,但是保持着高于2002年的水平。

    (四)跨国公司研发的国际化

    研发的国际化伴随着跨国公司一同发展,但是近些年来的快速发展并逐渐延伸到发展中国家却是一个新动向。研发是跨国公司价值链中国际化程度最低的环节,但某些研发活动已在国外进行了很长时间,逐渐形成研发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国外研发的比重在不断增加,尤其是欧美主要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大规模实施研发国际化。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非股权安排的战略联盟方式,其所占的比重增长也很快,而以股权为基础的战略联盟则不断减少。

    外国子公司在东道国研发中的作用不断增强。1993年,外国子公司在世界各东道国的研发支出共约290亿美元,为全球企业研发支出的10%,而到2002年,研发支出已达670亿美元,占全球商业研发支出的16%。外国子公司在发达国家商业研发中所占的比重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在逐步增长,从1996年的11%增加到2002年的16%。另一方面,各国外国子公司在东道国研发活动中所占的份额也根据国家的情况而有所差异。

三、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统计分析与展望

    (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垂直型和水平型FDI的统计分析

    Markusen(1995)将FDI分为垂直和水平两种类型,前者是根据不同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差异,把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生产,东道国的产品用于出口,后者通常发生在资源禀赋相近的国家之间,对东道国进行投资生产,产品一般服务于东道国市场。Brainard(1993)提出了衡量垂直型FDI的测算方法,即用国外分支机构出口到母国的产品数量作为垂直型FDI的数量。这种方法建立在微观层面上,无法得到中国的数据,所以这种方法是不可行的。

    中国学者薛漫天、赵曙东(2007)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考虑到中国实际利用FDI总额中来自避税地的FDI已占60%以上并且进一步提高,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变量来判别来自避税地和非避税地以及总体FDI的性质。根据Yeaple(2003)的一般均衡模型,得出国际贸易成本(仅指运输成本)与垂直型FDI成反比,而与水平型FDI成正比。所以,确定使用国际海运的价格作为判别是垂直型FDI还是水平型FDI的变量,通过严格的计量检验,得出来自非避税地国家的FDI为垂直型FDI,来自避税地国家的FDI为水平型FDI。①这些国家(地区)具有如下的选择标准:(1)样本国(地区)在各年对中国的实际直接投资均大于5万美元;(2)可以得到样本国(地区)的各种经济特征值。

表3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额(按垂直和水平类型划分) 1999-2007,亿美元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垂直型 FDI 187.92 181.36 209.56 235.47 241.32 264.64 248.68 219.97 195.23
水平型 FDI 212.05 221.79 255.12 285.62 279.12 318.02 335.48 384.59 526.15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8》计算得出。

    通过这种分类方法得出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垂直型FDI在1999-2004年是不断递增的,从2005年开始到2007年又有较大的回落,呈现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其在中国分支机构的直接投资先增多后减少的变动,②形成了公司内部的直接投资。同时,水平型FDI在研究期间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是平稳的增长,鉴于避税地FDI来源国家或地区中多数为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地区),从概念上判断也应该属于水平型的直接投资,与中国同属于发展中经济体,双方的禀赋差异不大,在东道国投资经营并在东道国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最后,通过两种类型的直接投资数据比较,可以看出流入中国的水平型FDI要大于流入中国的垂直型FDI,说明中国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投资在规模和发展潜力上具有很大优势。

    (二)对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形势的展望

    中国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还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从近几年来国内的投资热可以证实今后几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还会持续增长。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日益深化的今天,中国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方面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以及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加上目前国际生产外包的盛行,大量产品的低端生产环节(当然也含有技术密集型产品)流入中国进行生产,成为中国继续吸引外资的根本原因。从国际大趋势可以看出,近几年投资的热点行业在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其他矿产品行业,我国本身就是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可以预测未来几年,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投资还会继续增长。

    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也日益成为FDI的重要输出国。2005年,中国的外向直接投资达到了110亿美元,而投资存量已达
463亿美元,这使中国成为当年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中第四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考虑到中国企业实施的许多大型的跨国并购交易都是通过国外融资完成,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可能被低估。中国四分之三的外向直接投资流向中国香港,其中一部分可能会形成“迂回投资”。

    近几年,中国在制造业和采矿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尤为迅速,2005年对这些行业的投资在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中占了 60%,根据国际投资趋势预测,中国在采矿等资源行业的投资力度还会加大。

    注释:

    ①非避税地FDI来源国家(地区)包括:日本、比利时、丹麦、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芬兰、瑞典、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俄罗斯、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秘鲁等29个;避税地FDI来源国家(地区)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菲律宾、荷兰、瑞士、巴拿马、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百慕大、萨摩亚、毛里求斯、巴哈马等 12个。

    ②在非避税地 FDI来源地国家(地区)中多数为发达国家或地区。

    参考文献: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4~2006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薛漫天赵曙东(2007),《外商直接投资:垂直型还是水平型?》,《经济研究》第 12期。

Anthony J. Venables(1999), “Fragmentation and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935-945.
Brainard,L.(1993), “A Simple Theor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rade with a Trade-off between
Proximity and Concentration”, NBER Working Paper4269.
James R. Markusen, Kevin H. Zhang(1997), “Vertical Multinationals and Host-Country Characteristics”,
NBER Working Paper No.6203.
James R. Markusen(1995), “The Boundar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9:169-189.
Yeaple,S.(2003), “The Complex Integration Strategies of Multinationals and Cross Country Dependencies in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0:293-314.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07~2008,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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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马涛

December 12, 2008

matao@cass.org.cn

    200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了 30%,达到1833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2000年创造的最高值。从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到现在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导致了许多发达国家的货币和债务市场出现周转危机,致使大量跨国公司的跨界并购活动明显减少,而当今占FDI流入量最大比重的就是大宗的跨国并购额。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已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在 2008年这种影响将会加剧。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蔓延,其对世界范围内的外国直接投资势必造成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影响程度如何,我们给出定性和定量的分析。

一、金融危机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机制

    自去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直至发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首先有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等公司的破产,到后来的美国国际集团(AIG)等保险公司的崩溃,以及大量的商业银行纷纷破产及被国有化,甚至有的制造业公司倒闭。这次金融危机是以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的债券和金融衍生品为投机对象的危机,当风险资产价值发生亏损时,就会在投资者间产生心里恐慌而形成大量的规避风险的行为,造成风险资产价格下降,资金的风险贴水提高,导致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不足并提高了信贷成本。当前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全球范围实体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公司减产甚或停产,整个经济呈现出下行趋势。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势必会遭遇严重影响。这次金融危机是如何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呢,下面给出具体分析:第一,由于跨国公司企业利润和银行贷款呈下降趋势,以及全球流动性不足,使得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融资较为紧张,这样就会抑制跨国公司大规模地到别国进行直接投资,尤其是大规模的跨国并购减少,如果加大直接投资的力度也意味着增加投资风险,于是在短期内,跨国公司会审慎地决策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减小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

    第二,金融危机引致的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冲击的结果就是会挤垮一定数量缺乏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型制造业),全球经济出现下滑趋势,面对市场需求缩减,跨国公司到东道国进行绿地投资也会明显减少。但是待到经济形势好转后,全球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定会重新整合金融危机期间垮掉的中小企业,加上各国开始投入巨资对本国的经济进行救助,这样一来对中长期的外国直接投资而言,新一轮的跨国并购大潮将会重新展开,大宗的跨国并购定会带动外国直接投资总体数量的快速增长。近日,美国汽车业巨头通用和克莱斯勒公司准备合并,若两公司合并将成为全球汽车制造业的超级大鳄,三大汽车公司正等待美国国会通过给予三大车企140亿美元的经济救助方案,尽管目前救助方案通过受阻,但也预示着全球并购在减缓了数月后会重新恢复。

    第三,正如次贷危机带给投资者的影响就是心里恐慌一样,金融危机同样会给跨国公司的投融资带来信心不足的问题。经济状况的不稳定以及全球范围的需求低迷,导致跨国公司到东道国进行投资生产以及跨国并购变得没有信心,即使有充足资金的跨国公司也会审慎地进行直接投资。当然,这种信心的恢复,除了要靠各国政府的扶持(目前各国政府推出的各种救助方案),还需要全球经济的进一步恢复。

    从公司层面上分析,发达国家的FDI主要以跨国公司的并购形式运作,金融危机对跨国并购的直接影响就是减少了FDI流量,而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则依赖于次贷的副作用对公司部门和其他外国投资者的贷款情况。 2007年,多数行业的跨国公司还是有充裕的流动性用于投资,所以这些投资公司的利润还是很高的。但是到了 2008年,情况可能就不那么乐观了,联合国贸发会议2008年对大型跨国公司的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跨国公司认为金融危机短期内已经对FDI产生了负面影响,多数跨国公司对直接投资抱有的乐观态度较同期有明显的下降,今年各跨国公司的投资计划变得更加审慎。当然,也有部分跨国公司认为金融危机还未对FDI 构成较大的影响,这也体现了金融危机对行业和国别造成的影响有所不同。

    从宏观层面分析,发达国家经济已经受到美国经济放缓的影响,金融危机也会影响重要金融中心的流动性和信贷供给。美国经济的下行也会导致公司担保金发行的下降,而投资信贷不仅在美国下降,在欧洲国家也是如此。所以,从这些欧美国家的FDI流出和流入便会随之减少,OECD国家2008年上半年以跨国并购为主的FDI流量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这与公司间贷款下降以及购买资产所做的融资下降有关。对发展中国家而言,OECD国家FDI流出量的减少,势必减少了流入到发展中国家的FDI,尽管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FDI负面影响还没有太大显现,一方面基于发展中国家强劲的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也在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也日益增多,如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金砖四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及其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增多,部分地掩盖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减少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对外国直接投资造成的影响

    近几年来,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跨国并购的形式实现,大额跨国并购占全部FDI的比重与日俱增。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08》数据统计,2008年上半年全世界跨国并购交易额比 2007年下半年减少了29%,而超过10亿美元的跨国并购交易额更是减少了 32%(由表1数据计算得出),虽然交易数量和并购值占全部并购的百分比变化不大,但两者在绝对值上却有了明显的减少。由于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为主,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影响早已显现。

    当前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发达国家在资本和借贷市场上的流动性危机,这种流动性不足已经抑制了2008年的跨国并购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涉及私募股权基金的融资买入交易。实际上,近些年来跨国并购的主要驱动力就是私募股权基金的大量买入业务,2007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流入量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一,金额比2006年增长一倍,与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相关的跨国并购翻了一番,达到461亿美元,占到全球所有并购额的四分之一以上。而这些并购活动在金融危机来临后变得明显下降了,同样用2008年上半年的数据和2007年下半年的相比较,基于两种基金的跨国并购交易数量和并购值有了一定的下降,如果跟2007年同期相比,下降的就更明显了。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和发展趋势下,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通过向美英银行大幅度贷款进行公司并购的行为在今后几年会明显减少。

表 1 全球跨国并购情况的变化 2007-2008

2007年超过10亿美元的跨国并购额11610亿,2008年前两季度超过10亿美元的跨国并购额4394亿,
2007年通过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的跨国并购交易数量18130亿,并购值4610亿美元,2008年通过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的跨国并购交易数量7150亿,并购值1930亿美元,

    资料来源:UNCTAD跨国并购数据库。①

    ①资料来源于:“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8”,UNITED NATIONS.

    OECD国家2007年的 FDI流入和流出量均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主要是外国资本对金融部门的投资。但是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行业和整体经济受到重创,表现在公司间的贷款下降并且购买资产所做的融资也减少了。诸如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国,金融危机对它们的 FDI流量影响较大,OECD研究报告认为,2008年这些国家的FDI将大幅下降。

    2008年上半年OECD国家的跨国并购已经出现下降,下降的趋势还会延续到下半年,预计FDI流入量下降24%至3350亿美元,FDI流出量下降37%至6800亿美元。

    世界银行预计,2009年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规模将降至5300亿美元左右,占发展中国家当年GDP的3%。2007年流入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规模创纪录的达到 1.03万亿美元,占 GDP的 7.6%。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 2008年 11月指出,外国直接投资将随着全球经济下滑而减少,据OECD估计,金融危机将使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40%,也改变了一些重要的资金流动,如官方发展援助和主权债务;同时,作为许多发展中国家重要外部资金来源的短期移民汇款2009年也将下降1-6%。①

    对于中国而言,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发生着变化。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1-11月,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864.18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29%,增速低于1-10月的35.06%,而11月当月实际外商直接投资53.2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52%,从各月累计来看,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速呈逐月回落的态势,从单月看,自8月份到11月份各月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也是逐月减少,尤其11月较去年同期出现了较大的负增长(见表2数据),这不仅与金融危机造成的国际资金紧张有关,还受到人民币暂缓升值波动的影响,说明次贷危机以来,金融危机对我国吸收FDI造成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

    ①联合国贸发会议 2008年11月13日召开第 45届执理会讨论发展筹资问题,贸发秘书长素帕猜在开幕词中指出的观点。


    表 2 2008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1—11月累计实际FDI 864.18亿美元,较同期增长26.29%。 11月份,53.22亿美元,同期增长-36.52%。

    资料来源:商务部数据统计。

三、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比发达国家要小一些。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 FDI输入国和重要输出国,我国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正如林毅夫教授近日所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急需要各方投资,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增加具有自身特色、劳动密集型以及能够扩大税收基础的企业投资力度。①

    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 FDI流入国,多年来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都不断增长。而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除了要靠政府拉动外,更多的还要依靠加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力度。

    第一,根据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发展趋势,我国要着重在矿产采掘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服务业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因为这些领域成了近年投资的热点,而我国这些行业也急需大量投资获得发展。第二,充分吸收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受金融危机影响不大,很大程度上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增加的结果,如中国与东盟等国家之间投资的大幅提高,这主要取决于近年来签订了多项双边和多边与投资有关的协定。所以,我们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减少而造成中国与东盟等国家之间直接投资的紧缩。

    第三,中国要创造更好、更完善的投资环境,并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保护,取消一些投资限制,扩大开放领域,增加促进投资的措施,提高外国投资的待遇。同时,我们还应该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监管,不能只重视引进而放松了管理。第四,不仅要吸收更多外国直接投资,还要依靠国内投资的拉动,双管齐下,以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增长,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就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 FDI输出国,2007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 225亿美元,使中国成为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中第四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一方面,中国在国外服务业和采矿行业的直接投资增长尤为迅速,对这些行业的投资占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60%,根据国际投资的趋势与热点领域,中国应继续加大在发达国家、非洲和拉美国家的采矿行业、服务业和能源领域的投资力度。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实施的许多大型的跨国并购交易都是通过国外融资完成,掌握着 2000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的中投公司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市场投资者之一,金融危机期间其也在等待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不会出现大规模崩溃后再寻找投资机会,不仅关注发达经济体,也要关注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对外输出 FDI,虽然可以充分利用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但面对全球严峻的投资环境,我国还应该审慎投资,以减少投资风险所带来的过大的经济损失。金融危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我们应该密切关注金融危机的发展状况以及全球经济的形势,从投资方面确保有充足的流动性,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①新华社 2008年 11月 30日的消息,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 11月 29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指出,发展中国家目前急需各方投资以推动经济发展。
 

 

发件人:"tian" <tianzhongguo@gmail.com> 2008-11-30 22:07:14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田忠国

科学发展观必将胎死于中央党校

田忠国

2008年11月30日星期日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综合胡锦涛总书记的各种论,我们可以发现:一,人民民主。二,社会主义。三,经济上和谐发展。和谐发展就不是资本主义,因为,要搞资本主义就没有和谐可言。这是由资本经济制度机制所决定的,不是由哪个人的主观愿望所决的,因为,资本经济制度机制的核心内动力是强者,也就是资本拥有者的占有。去掉占有,就没有了资本制度机制。而毫无节制的占有,必然导致占有率膨胀式涌堵,是经济发展的致命内伤,没有什么和谐可言。为什么没有和谐可言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块饼十个人相对均衡分享,能够吃饱,并且,各自略有节余,但如果同样的一块饼,一个占有了70%以上,随着饼的增大,其占有率不断提高,这样的结果是,随着饼的放量增大,从总量上来说,饼是做大了,也就是发展了,但其余九人的分享率却在不断下降的过程中,得到的不是增多了,而是相对减少了。从这个角度说,就不能说发展了,而是相反,也就是说倒退了。

    不仅如此,由于占有率膨胀增长,必然破坏整个饼的生产、消费过程,最终导致消费链断裂,轻则发生经济危机,重则导致经济崩溃,引发一连的社会灾难、政治灾难。如果一个不断发生社会灾难,并最终引发政治灾难的经济机制,怎么会有社会和谐?我曾经无数次撰文指出,现代经济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和谐、环境和谐、资源和谐,这三大和谐系统,又以社会和谐为首要。为什么是社会和谐为首要呢?因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为了助推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谐相处,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心理环境,但如果一个社会有众多的人为生存不得不动刀子动枪,怎么和谐,又如何发展呢?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从占有率膨胀式递增的(易经的数字模式)机模中发现,资本制度机制并非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最佳模式,而是最劣模式,因为,所谓的经济发展是以社会崩溃、或社会暴力乃至暴力革命为代价的。对于我的观点,祝东力先生在“从思想的制高点俯瞰”一文中得到了佐证:

    “世界近代史的总体走向是从西方到东方,这个走向在地理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革命”的路线:从英国革命(17世纪)到法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19世纪),再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20世纪),自下而上的、暴力的社会革命一波接着一波,巨浪般由西向东传递。另一方面,相反相成,从西方到东方还伸展着一条“资本”的路线:环地中海(文艺复兴时期)、北大西洋(16-19世纪)和亚太地区(20世纪末至今),依次成为近代世界经济和贸易的热点或中心。第一条“革命”的路线主要走陆路,它在解放了相关社会和国家的政治潜力之后,也曾经形成新的异化和压迫。第二条“资本”的路线主要走海路,它直接导致了对美洲的种族灭绝、对非洲的大规模奴役,但同时也积累了财富并传播了技术和文明。位于“远东”的中国,作为最后一个被纳入近代世界体系的东方大国,恰好是这两大政治、经贸路线的交汇点。”

    暴力革命不是平白无故的发生的,而是占有率膨胀式递增的必然结果,是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压迫的必然结果。令人倍感困惑的是,作为执政党重要的智囊之一的中共中央党校的陈文通先生,食民之禄,食党之薪,食国之俸,不去好好研究于国于民有利的经济机制问题,偏偏热衷于制造社会暴力革命的资本主义制度机制,并将其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在野党,陈先生这个高级智囊人士,用此解构执政党的政治经济体系,为中国共产党谋取执政的机会,虽然不是高招,但也足可以解构执政者的政治经济体系,为夺取执政权创造了机会。但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陈先生解构执政党的政治经济体系,迫使社会发生暴力革命却又为何呢?

    我个人认为,中央党校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为中国共产党如何更好的为民执政,提供符合科学原理的政治经济智慧和执政智慧,并为传播符合科学原理的政治经济智慧和执政智慧而努力,绝对不应该成为解构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执政体系的急先锋和传播者,更不应该成为培养资本主义高级干部的训练者。我还认为,如果陈文通先生有不同的执政理念和政治追求,辞掉中央党校教授职务,宣传你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我绝对没二话好说,因为,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思想的自由。
当然,陈先生可能会说,你还不是党员,无权参与党内讨论。我个认为,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坚持改革走什么样的道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大是大非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共和国的前途命运问题,是关系到千千万万个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因此,这么重大的问题,就不能不争论了。

    我个人认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党内形成了共识,请实行票决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由人民群众投票选择自己的道路、自己的命运。人民群众不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样的命运,我都绝对服从。并且,为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竭尽心力,出谋划策。也就是说,人民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或者社会主义道路,我都会尽我所能,提供机制原理的智慧支持。虽然两种制度有不同的机制,但两种机制我都有深刻的理解并通晓其不同的运作方法。但是,我坚决反对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到人民大众的头上。

   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到人民大众的头上,也就是由中央党校陈文通等类先生决策,科学发展观必将胎死于中央党校。因为,“由民作主,寻找科学理性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民众有权向官员问责,有权监督官员,有权罢免官员,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由官僚精英作主,不准民众说话,不准批评缺点错误,纠正错误,更不准监督官员欺压百姓,胡作非为,这就是反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摘自“中国经济学思想文化批判”一文)。

    我还认为,由中央党校陈文通等先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高论,在社会上引起的思想混乱,中央党校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陈先生的言论,是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党校?如果代表陈先生个人的观点,陈先生就不应该在中央党校任职,如果代表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就应该换牌子,而且自己挣钱自己吃,国家和民众不应该养吃他喝他还在算计他的教授们。这是基本的道理,对么,陈先生们?试问,世界上有谁愿意白养一个专门谋算自己的“高智商”的人呢?当然,换牌子是不需要中央批示的,因为,你已经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校了,何需要中国共产党批示?中国共产党能够批示的只能是自己的党校。


 

 

 

发件人:"wangmiao711" <wangmiao711@188.com>  2009-01-05 20:06:25 +0800 收件人: "wangmiao711" <wangmiao711@126.com> 抄送:标题: 中国改革报“深化改革扩大内需论坛”专栏 各位师友:您好,我们新开的“深化改革扩大内需论坛”专栏已于2008年底正式推出,现已发表专栏文章3篇,现将这些文章发给您,请您参考并参与讨论。祝您新年快乐!中国改革报 王淼 2009年元月5日

利用农民工问题化解金融危机

孔保罗

2008年12月

    迄今为止,对于金融危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在传统经济学的范围内采取措施,而没有采取用社会问题来化解。实际上金融危机完全可以无需政府投入任何资金,而用社会基本问题来化解,对当前中国而言更是如此。这里我们简单说明用农民工问题化解金融危机的基本模式。

    以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选择虽然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对农民工问题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并在尽力解决这一问题,可是这种解决只是立足于向农民工提供传统意义上的保障。而由于资金匮乏和一系列制度的限制,目前这种保障极为有限,因此农民工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可以预言:如果继续按照这一模式来解决农民工问题,那么至少在未来10 年农民工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其实农民工并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根据中国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 岁;中国农村劳动力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只有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2%,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在收入方面,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 元~800 元之间。农民工每月收入在300 元以下的占3.58%,300 元~500 元的占29.26%,500 元~800 元的占39.26%,800 元以上的占27.90%。从以上的数据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处于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年龄;如果农民工可以获得良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他们可以有相对美好的未来———他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且这些多出的收入足以支付职业教育的费用。除非发生意外导致工作能力的丧失。按照联合国残疾人统计的标准,残疾人一般不会超过5%,而且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康复的。

    由此可见:至少95%以上的农民工都可以用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因此农民工根本无需西方式社会保障———救济性保障,他们需要的是接受职业教育。因此可以也应该让他们以未来的收入实施自我保障。更为具体地说就是:①为每一个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的农民工提供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机会:使他们可以无需事先支付任何费用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②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期间还可以预支未来的工资,这一工资的标准可以参考当地生活水平和工资收入水平;③同时享受医疗保障,对于这种医疗保障也无需农民工支付任何费用;④职业教育与培训结束,可以继续获得寻找适合工作的全程服务;⑤寻找适合工作期间仍旧无需事先支付费用,并可以继续预支未来的工资;⑥同时继续享受医疗保障(仍旧无需他们支付费用);⑦找到工作之后逐步偿还全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费用、寻找适合工作全程服务的费用、实际支出的医疗保障费用、预支的工资及其全部利息。互助循环保障:农民工以未来收入自我保障的基本实施模式要使农民工可以用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必须首先贷款给农民工———解决农民工的个人资金链问题。但是这种贷款不能沿用大学生国家助学贷款的模式,而必须采用互助循环贷款担保和互助循环保障模式。

    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工向金融体系贷款,再支付给农民工,使每一个农民工可以无需事先支付任何学费接受职业教育,在读书期间还可以预支工资,待他们形成还款能力之后再逐步偿还,则可以完美解决国家助学贷款在操作模式上的局限性。

    首先,这种贷款数量极其巨大,实施这种贷款,银行的工作量极小。更为重要的是,对金融信贷体系而言,贷款给社会保障体系不存在任何风险———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机构可以在信用上超过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它是最优质贷款。有了这种贷款,金融信贷体系的贷款结构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优化。第二,目前中国金融信贷体系的资金流动面临着难以突破的困境———至少超过若干万亿人民币的资金没有稳妥的流动出路,这不仅造成巨大浪费,更严重制约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突破这一困境,尤其是在当前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是亟须解决的问题。贷款给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工和大学生用未来收入解决当前的暂时性困难,就可以使若干万亿资金突破流动困境。

    第三,就本质而言,社会保障体系应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提供贷款给每一个农民工,让他们可以用未来的收入实现自我就业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天然责任。

    第四,化解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短缺。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这种短缺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因为它在本质是一个资金消耗的无底洞。而向农民工提供贷款,使他们以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社会保障体系就无需再为农民工提供任何救济,甚至于无需提供低保(除非永久性的绝对贫困者),因为农民工需要悉数偿还全部费用,这就可以节约巨大开支。而且贷款者越多,社会保障支出就越小,获益越大。

    第五,化解贷款坏账损失。提供贷款给农民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的坏账———这是由于农民工出现意外导致工作能力的丧失而造成的。但这种坏账的发生概率非常低(如前所述,按照联合国伤残人士的统计标准和数据计算,残疾人通常不会超过人口总数的5%,因此农民工伤残人士的比例会更低),与社会保障体系所节约的费用相比较,实在不成比例,因此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更为重要的是获得贷款的农民工越多,社会保障节约的开支就越大,坏账的化解就越不是问题。

    第六,向银行贷款,再支付给农民工,待他们形成还款能力之后逐步偿还,并不会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赖账问题,因为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就有一个非常全面的强制性收费体系———它可以覆盖每一个社会成员,没有任何人可以脱离这一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赖账。

    第七,迅速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所周知,中国社会保障的建设在农村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广大农民根本无法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即使可以纳入也不能获得全面保障。这种困难是因为资金短缺造成的。可以预言:中国不可能在未来10 年之内建立起可以覆盖全部农民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即使在10 年之后建立起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也必将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负担。西方社会经济由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退变为发展缓慢的地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其社会保障的资金消耗已经占到其GDP 的30%左右,因此整个社会的经济负担极其沉重,发展活力窒息。但是采用互助循环保障,让每一个农民工可以用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就可以在无需政府投资的情况下迅速建立起一套全民和全面的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这一体系的效果比西方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更为优异:它既可以覆盖每一个农民工,而且使他们得到更为优异的社会保障,更可以化解社会保障运作所难以解决的资金问题。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为农民工提供贷款是社会保障体系走出资金短缺困境不可或缺的选择。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全部社会成员实现自我保障,社会保障体系也才能救自己。

    空前的社会消费革命与金融危机的化解预支农民工的工资,让他们可以无需事先支付费用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可以彻底化解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从根本上来看,化解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就必须大幅度扩大内需。当前中国刺激民众用储蓄来消费,以拉动内需困难重重。因为虽然居民储蓄已经达到十八万亿人民币的高水平,可是实际上绝大多数民众的现实支付能力极其有限———他们并不是不敢或不愿消费,而是没有支付能力,数亿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就是一个事实。如果他们具有支付职业教育费用的能力,绝大多数就不会去仓促就业,而是去接受职业教育了。更何况在告别计划经济之后,农村社会保障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还处于真空状态。因此即使有一定的储蓄,其消费也受到极大的未来需求的严格制约。所以刺激民众消费来拉动内需迄今没有取得令人振奋的效果。可是预支农民工的工资,让他们可以无需支付费用而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将彻底改变上述状况。这种改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超前消费。它不是用目前的存款来消费,而是用农民工未来的收入消费,因此是一种完全的超前消费。②资金巨大。预支农民工的工资,让他们可以无需实现支付费用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所带来的超前消费量是空前巨大的。我们初步估算:目前农民工总数为2 亿,这种消费估计在10 万亿人民币左右(甚至更多)。这样巨大的超前消费无疑将从根本上全面拉动中国的内需。③非常安全。这种超前消费不会导致社会的过度超前消费,不会产生次贷危机一样的风险。④非常合理。这种超前消费所导致的内需增长不是建立在刺激消费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就业保障、职业教育及医疗保障基础上的,是必需的和完全合理的,不会产生刺激经济不当而引起的风险。恰恰相反,这种超前消费如果不能实现,对社会经济合理发展却是一种无可否认的制约。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就业、医疗以及教育都有了非常可靠的保障,农民工的储蓄意识将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因为无需再以储蓄的方式来应对失业、教育和医疗费用问题。这必将使人们从不敢消费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从而造成他们用现在的储蓄来消费。这种消费究竟会达到什么数量级,我们现在无法知晓,然而我们估计,至少会占目前储蓄总额的10%~20%,也就是说在1.8 万亿元~3.6万亿元人民币之间。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数量———它对内需的增长也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

    此外,预支农民工的工资,让他们可以无需实现支付费用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将会导致中国职业教育市场在完全平民化基础上的彻底产业化,这种产业化和农民工的超前消费,至少可以直接给中国经济带来十个百分点的增长,而且这种增长是绿色GDP 的增长。基于以上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预支农民工的工资,让他们可以无需实现支付费用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之后,中国经济将会进入一个更为安全稳定超高速增长期,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会彻底化解,同时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会受益匪浅———世界各国都会以中国为榜样来开展社会保障的改革,并采用同样的方法来化解金融危机和发展经济。(中国改革报2008 年12 月29 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元桥霞光里5 号中国改革报邮编:100027, 电话:13811768172 电子邮件:wangmiao711@188.com.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2009-01-06 16:35:42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 09002 -- 2009年国际资本流动与中国资本市场展望

2009 年国际资本流动与中国资本市场展望

张明

Jan. 6, 2008

zhangyuxuan@gmail.com

    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国际资本流动基本遵循如下格局:从中长期资本流动来看,存在着东亚国家和中东国家为美国融资的格局,这体现在不断增长的全球外汇储备存量上;从短期资本流动来看,存在着由发达国家持续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趋势,这体现在规模巨大的日元与美元套利交易上。1990 年代以来,全球国际收支逐渐形成如下格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输出商品,以中东国家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国输出资源,作为它们的交易对手,美国进口商品与资源,输出以美元计价的金融产品。东亚国家与中东国家从以上游戏中收获了出口与经济增长,前者还通过出口解决了就业问题;美国消费者则从以上游戏中收获了实惠,能够以很低的价格消费商品与资源。只要东亚国家与中东国家对美元汇率以及美国金融产品的信用等级依然有信心,这个游戏就能不断玩下去。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加剧,东亚国家与中东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水平不断上升,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水平不断上升。

    同时,东亚国家与中东国家并未将出口收入完全消费掉,而是代之以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被用于购买发达国家提供的金融产品,尤其是美国国债与机构债。这就造成美国通过贸易赤字输出的美元,又通过东亚国家与中东国家购买以美元计价的金融产品的形势流回美国。美国从美元的这一循环过程中收获的利益是巨大的:美国长期存在经常账户赤字,但美国的海外投资净收益长期为正。这就意味着美国虽然一直是一个净债务国,但其他国家还在向美国支付利息!根据IMF提供的数据,全球外汇储备存量由1999 年底的1.78 万亿美元上升到2007 年底的6.4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由新兴市场国家向美国等发达国家提供的中长期融资规模不断上升(图1)。

图1 全球及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全球外汇储备数据引自IMF COFER,中国外汇储备数据引自外管局网站。

    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上来看,进入21 世纪之后,由于日本经济增长一直没有摆脱萎靡不振的状态,导致日元短期利率一直出于很低水平。这就诱使国际机构投资者大量借入日元,兑换成其他货币后投向回报率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这被成为日元套利交易(JPY Carry Trade)。在美元利率相对而言出于较低水平时,也发生了大量的美元套利交易。日元与美元套利交易的结果,是大量的短期国际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国家。根据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提供的数据,2005 年与2006 年由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私人资本总额分别为5350 亿与5659 亿美元,2007 年激增至8985 亿美元。

图2 新兴市场国家的私人资本流入额

资料来源: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于2007 年夏季爆发,在2008 年愈演愈烈的次贷危机已经显著改变了全球资本流动的格局。从短期资本流动上来看,机构投资者的去杠杆化(Deleveraging)导致国际短期资本流向逆转,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显著的资本净流出;从中长期资本流动上来看,随着美元汇率风险以及美国国债市场价值风险的不断上升,新兴市场国家为美国提供融资的意愿所有下降。

    以华尔街投资银行与对冲基金为代表的国际机构投资者,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大量的账面亏损,这些亏损既包括直接投资次贷产品造成的损失,也包括全球金融市场形势恶化之后发生的连带损失。出现大量账面亏损之后,国际机构投资者只有一个选择,即去杠杆化——这意味着进一步出售风险资产,获得现金后偿还之前的日元或美元贷款。去杠杆化事实上也是日元或美元套利交易的平仓。由于国际机构投资者在过去几年内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大举投资,去杠杆化就必然导致国际机构投资者在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上大举抛售,大量的短期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出。这将会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本币贬值、资本与金融账户出现赤字,甚至引爆金融危机。作为日元或美元套利交易平仓的另一附产品,必然出现短期内美元与日元汇率走强的现象。因为出于偿债需要,短期内外汇市场上对日元与美元的需求骤然上升。

    目前美国财政部用于救市的资源承诺已经接近2 万亿美元,美联储的总负债也由雷曼兄弟破产前的不到1 万亿美元上升到2 万亿美元以上。未来美国政府只有两个手段能够用来为救市成本融资,一是增发美国国债,二是多印钞票。这两个手段都会导致美元汇率大幅贬值以及美国国债市场价值下降。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为美国提供中长期融资的动力减弱。另一方面,随着东亚国家出口前景的恶化,以及原油价格的大幅下跌,东亚国家与中东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水平将逐渐下跌,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将明显减缓。

    综合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笔者对2009 年全球短期资本流动的趋势判断是,2009年上半年,由于国际机构投资者依然在进行去杠杆化,这将导致短期国际资本继续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向发达国家,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因为资本外流而再度爆发金融危机;2009 年下半年,随着去杠杆化进程的结束,国际机构投资者将重新面临盈利的巨大压力,在这一压力驱使下,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向可能再度逆转,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出现更加汹涌的资本流入。笔者对2009 年全球中长期资本流动的趋势判断是,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常账户盈余的下降,美国面临的中长期资金流入也随之下降。随着美元贬值以及美国金融产品市场价值下跌风险的上升,其他国家将从外汇储备的增量上减持美元资产,但从存量上大幅减持美元资产的可能性不大。要从国际资本流动的层面上来预测中国资本市场走向,背后隐藏的前提必然是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资本市场行情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尽管中国依然保持着比较有效的资本管制,但国际资本流动依然可能从两条渠道作用于中国资本市场。其一,在过去几年内,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中国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的唯一渠道。这意味着资本流入导致的外汇储备增长会通过增加基础货币的形式来作用于资本市场。事实上,中国近年来产生的房地产价格泡沫、股市价格泡沫与通货膨胀压力,都与外汇储备飙升造成的流动性过剩有关系;其二,在过去几年内,短期国际资本(即所谓热钱)通过各种方式规避中国政府资本项目管制,进入中国境内后直接投资于资本市场。

    有大量研究表明,短期国际资本对中国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渗透是惊人的。外资在A 股市场的实际投资规模远远超过QFII 的额度;外资也大量购入了中国国内的房地产,尤其是商业地产项目;此外,在房地产开发商在宏观调控背景下面临资金匮乏境地时,外资也大量介入了对中国开发商的私募融资。

    如果以上判断是正确的,那以下推理就顺理成章:2008 年上半年之前,大量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推高了中国股市与房地产市场价格;而2008 年第三季度以来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出,也加剧了中国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调整。从2009 年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趋势来看,2009 年上半年,在短期国际资本流出的趋势依然持续的情况下,中国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调整将会持续;而一旦2009 年下半年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向再度逆转,这可能再度推高中国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的整体价格。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资本市场有重要影响,但短期国际资本并非中国资本市场行情的决定性因素。制约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制度性痼疾尚未解决,只不过股权分置的问题让位于大小非问题。本轮中国股市下滑的基本面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期的恶化;二是不恰当的大小非减持加剧了供应面的波动。而短期国际资本撤出只是对股票价格泡沫的调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外,流动性充裕程度对股市行情的影响,也受制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水平。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变化往往会放大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程度。当前中国银行间市场上其实充斥着大量流动性,这压低了中国短期货币市场利率。然而,由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显著降低,一方面削弱了货币乘数,另一方面使得股票市场交投清淡。然而,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变化是非线性的和变化无常的,很容易受突发事件的影响,故而难以预测。

    中国沿海大城市房地产价格存在严重泡沫,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购房者与开发商出于一个敏感的博弈过程之中,看谁先撑不住。如果没有外力干预,开发商必然是先撑不住的。目前深圳等城市已经出现房价大幅下滑,其他城市则出现了房价“暗折”的现象。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次贷危机爆发了。为缓解次贷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必然会刺激内需,而房地产投资占到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四分之一,且刺激房地产投资具有立竿现影的作用。从目前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来看,中国需要通过促进房地产投资来确保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在政府的倾斜下,开发商可能再度在与购房者的博弈中占据上风。中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的调整可能再度被推迟。

    2009 年上半年,中国股票市场价格可能继续下调,但由于泡沫基本上已经挤出,继续下跌的空间不大。中国房地产价格走势则扑朔迷离,很可能在政府干预下调整力度有限。而伴随着2009 下半年短期国际资本的再度汹涌流入,中国资本市场可能再度出现泡沫。在之前的泡沫尚未挤出的前提下,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一旦继续膨胀,则后果不堪设想。中国必然高度重视不要重蹈日本在1980 年代后期的覆辙。为防止这一现象的出现,中国政府一方面必须加强资本管制,另一方面应减少干预,加快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调整,使之尽快回落到可持续增长的水平上。

 

 

发件人:"qfdongjian" <qfdongjian@163.com> 2009-01-04 16:44:05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社会主义者宣言》, 让它能代表中国“理想派”的基本主张,在这个寒气逼人的时刻,给社会指出一个可行的目标。

社会主义者宣言

曲阜师范大学教师 董键

2008年12月31日

    20世纪,冷战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而告终,资本主义世界借着胜利的雄风,一路顺风顺水,迅速扩大战果,使这个世界全面资本主义化。那些败下阵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或者驾鹤西去,而是都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地球,在严格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第一次被一种人为的制度所覆盖或者统治。

    然而,之后不过十数年,便从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全世界都迅速被波及,一时间,企业倒闭,失业如潮,贫弱者生计艰难,投机者财富缩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就跟几千年前人类先哲对人性的看法一样,适时地表现得淋漓尽致。资本主义是世界的麻烦制造者,它不是人类的理想社会。

    我所在的这个国家叫中国,是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掀起了一股“融入主流社会”的狂潮,即热烈拥抱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三句话不离“与国际接轨”,强力推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化”迅速渗透到各行各业,所有的人办事都“以赚钱为宗旨”,“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个办事原则使得在前社会主义时期树立的公益观念、国家观念、正义观念都荡然无存,国民的道德观念和责任意识极度下降,短期行为盛行,生产事故频发,制假投毒泛滥,公共投资“豆腐渣化”,包括教育投资的效率极低,一派“瞎折腾”的景象。在一个和平年代,一个政府自觉地把国家产业定位到世界分工的最底层,自觉地压低国民的收入,剥夺国民的权力,这是很令人费解的。虽然靠给外国人打工挣了一点血汗钱,但除了贪污和浪费,基本没有干成一件正经的事情。这个国家将面临着长期徘徊在最糟糕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命运。

    然而,中国在宣传上却称自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已经是“盛世”,而且这一切成就都是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取得的,似乎跟“带血的煤炭”和“成框的断指”没有任何前因后果的关系。这个理论看来很有派头,每个笼罩在这个理论氛围的人,都不能不正视它。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呢?其实,归结起来并不复杂,关键是不能被那一群“御笔”的粉饰所迷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并不是要建设什么社会主义,而是为中国“转型”到资本主义服务的,它的核心观点是:因为中国在经济上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达,中国要追赶他们,办法就是把集体和国营经济拆散了,依靠权力分给少数个人,这样可以“激发”其他个人的求生本能,带来工作的积极性,“效率优先”,公平先靠边站。这种“原始积累”被冠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你不是没有见过社会主义吗?我也没有见过,但是,“据估计”,社会主义要几十代人以后才能建成,现在不正是初级阶段吗?初级阶段是个什么样子?我也没有见过,大概就是现在的样子吧?过去搞社会主义超越了阶段,养了懒人,将来要不要搞社会主义?我心里也没有数。总之,理论的提出者摸着什么就是什么,名曰搞社会主义,实际上有败坏社会主义的嫌疑。

    不过,在我看来,既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就应该有一点社会主义气息。社会主义是一个有基本内涵的概念,不是随便可以歪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它的核心。制度和政策都是它的衍生品。所以,意识形态不是可有可无的。

    社会主义是什么?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它不是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共产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取得国家的领导权,在经济上从“为资本而生产”变为“为普通大众的需要而生产”,消除为“逐利而竞争”的混乱局面,让人们过上和平而悠闲的生活。马克思的这种社会理想并非他独有,在他身后掀起的将近一个世纪的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证明他的理想也是大众的理想。不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开篇词却道出了他对共产主义前景的担忧,他写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的另一句话也反映了同样的思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我相信,过去很多人可能背诵过这两句话,除了感觉“爽”之外,并没有更深地去体味马克思的苦衷。为什么?因为马克思看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障碍,那就是:世界还分裂为大大小小的民族国家,加上人们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自私观念和特权欲望,要想在一国或者少数国家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在面临强大的西方列强围攻的时候,在技术上和应对策略上可能是失败的,因为操作的总是人,在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上,制度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今天,这个困难更大了,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支配世界的权力,依靠剥削其他国家的人们和掠夺地球资源,暂时过的很舒服,比中国皇帝还梦想活得更长。在信息化的时代,资本主义观念和生活方式迅速渗透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对那些“生活就是寻求物质刺激”的人很有腐蚀性。

    然而,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为摆脱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实提出来的,只要这个现实还存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就不会消失,尤其是经历了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段历史更是任何人也抹不去的。那些喊出“剥削有功”的人,是一点社会主义都没有的;那些为维护资本利益而故意压迫劳工的政府,是一点社会主义也没有的。所以,不管你喊的有多么“特色”,只要剥削和压迫还存在,甚至就是靠剥削、压迫而生活的人,就不配称自己搞的是社会主义,否则,就是欺骗、就是麻痹劳动人民。你可以声称搞的是资本主义,按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搞,至少是一个诚实的人。名不符实,保藏祸心,最终也会让诚实的人们所抛弃,甚至“自我解体”,就象苏联的改革那样。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毕竟是两套东西,故意抹煞它们的本质区别,除了是理论上的糊涂,更会导致实践上的混乱。中国的改革实践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的优势在哪里?不在它的武力,而在它的人文思想。

    马克思时代,生产力水平就已经能满足多数人民的基本需要,人类在解决温饱方面有了技术上的保障。今天,解决温饱更是不在话下。在我看来,人类达到温饱线就是一个转折点,如果不深刻理解它的含义,人类就要迷失方向,就要走进深渊了。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首先,在技术上能达到温饱的前提下,人类可以结束内部的争斗,可以考虑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错过这个机会,人类就要付出代价。其次,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地球生命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同时也是脆弱的。这一点,在恩格斯的著作里就已经讲的很清楚了,现在更是成了全人类的共识。其他生命也就是处在温饱的水平,它们是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里,这使得各种物种都难以大规模繁殖,形成了我们说的“生态平衡”。这个平衡的脆弱性就缘于资源的有限和缺乏。现在,人类已经不满足于温饱了,要向“发达”和“富裕”迈进。一般人是不计算这里面的数量关系的,我们人类“吃”的多了,远远超过了地球生态存在所需要的数量,致使其他生命大规模地萎缩和消失,人类在地球上不久可能只与蚂蚁为伍了。这个前景是逐步达到的,一般人就象“温水煮青蛙”,死到临头还不自知。人类在开发自然资源上干劲十足,其实缺乏智慧,被眼前的一点物质花样所迷惑,不计后果,不是浪费,就是堕落(看看一些城市人醉生梦死的样子),排出的东西还危害人类和其他生命,算什么能耐?社会主义就是要从社会的整体利益上考虑问题,协调人类的消费需要与其他生命发展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要求社会成员自觉约束自己的消费行为,不要为呈一点小能而瞎折腾。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个人主义,尤其是人口数量极其巨大的情况下,首先要学会人与人之间如何分担责任、如何和谐相处,比如在政治课程里,就要讨论清楚:你和我怎样才能算一个国家的人?在对待其他生命方面,我们要尊重它们的生存权力,给予它们生存空间,可以共存共生,但不能一强独大,“目中无物”。人类能吃其他生物,人死了也要被其他生命所吃,不要违背自然的循环。社会主义不追求人类的所谓“高度发达”,讲究生态平衡与悠闲的生活,不受强制,不受压迫;对于前途,顺其自然,不担心地球毁灭,也不期望逃出地球;要尽享上苍赐予的生机勃勃的地球环境与智慧,“一滴水也能折射太阳的光辉”,一个地球作为观察的对象就足够人类消磨时间了,人类对它的认识还远远没有完结,再想多了就是瞎折腾。

    社会主义者的抱负是宽广的,希望全人类停止争斗,共同思考当前社会和地球面临的问题。人类的前途、地球的前途,首先不在于科技的发达,而在于如何管理社会,如何建立新形势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60多亿人的世界与一个不足10亿人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处理科技发明与应用的问题。现在的科技开发是非常混乱的,搞科技的人为了赚钱,总想把手中的一点技术变成金钱,于是便给他人“制造需要”,诱惑他们“扩大消费”,这是地球资源过快消耗的重要原因。今后,科技发展的方向是解决好人的“基本需要”而不是纵容“奢侈需求”。比如,房子是人的基本需要,就要研究房子的功能与环保,研究房子如何长寿,不要每一代人都建来建去,住在祖上留下的房子里不是很荣耀的事情吗?在劳动制度方面,也要根据技术水平和人口数量巨大的现实,不要固执8个小时,4个小时就够了,人人有工作,人人对社会有贡献,人人活的有尊严,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义。如果说,改革破了那么多社会主义的原则,现在,也该轮到破一破资本主义的原则,干嘛要赚那么多钱?干嘛要工作那么长时间?还有作为人的享乐和思考的余地吗?在中国,主张8小时工作制是不人道的。4小时之外干什么?学习,研究,旅游,交朋友,照顾老幼,锻炼身体,搞环境卫生。其中,环保是一个大学校,是人与自然亲近的机会。要搞好环保,没有充足的时间是不行的,一些人不环保的理由就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进行垃圾分类或者打扫门槛以外的卫生。用时间换环保,是一条基本准则,也是唯一出路。

    那些目前居于强势地位的人,肯定不能同意这个宣言。他们是得过且过,能占一天的特权就多占一天,其他的智慧谈不上,对人类的贡献是“负的”。把“恶”放出来很容易,但要记住一句话:“是洪水,就能淹死所有的人。” 小聪明耍不得。

 

 

 

发件人:"Qiang Li" <liqiangnyc@gmail.com> 2009-01-06 12:47:29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大军先生收信 大军先生你好!这是我们最近发的报告,请转我们转发!谢谢!李强

金融危机蔓延下的中国血汗工厂

李强

2009年1月5日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中国所受到的影响也在日益加深。中国国务院17日会议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小企业多,外向型企业多,对外依存度高,受到的冲击比较大。” 这种景象在中国珠三角各大工业区可见一斑——建筑物上到处是“厂房招租”“员工宿舍招租”字样的牌子。面对此景,不免使人想到各大扎根于珠三角地区的外资企业,美国的KKR集团也位列其中。KKR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私募投资公司,它投资的中国工厂面对金融危机的压力是怎样运作的?前不久,KKR的中国子公司在中国的合作工厂之一——东莞冠越玩具有限公司正在大量裁员,声称要将6000人的工厂裁至2000人。下面我们就KKR投资的几家中国工厂的用工条件做一个分析。东莞得宝工厂从12月份起就开始拖欠员工的工资,工厂工作的工人到现在还没有得到10月份工作的工资。

    中国工厂包括中国的血汗工厂一直在与它们自身所存在的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对工人权益的剥夺做着激烈的斗争。位于美国的Kohlberg Kravis Roberts&Co.L.P(简称KKR),是世界上最大的私募投资公司之一。然而,通过对广东省6家与KKR有业务往来的企业以及另外一家得到KKR投资的企业——位于河南汝州的汝州水泥有限公司——的深入调查,得出的结论却是:这些工厂(与KKR有合作关系的工厂)的工作条件,甚至还不如一般工厂。调查显示这些工厂的员工被迫遭受着恶劣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下面就以被调查的企业之一中山格美通用电子有限公司为例,结合其他工厂来分析中国工厂及KKR与之合作的目标企业的基本情况,以期实现对二者现状的整体把握。

中国工厂的基本问题概述

    在一些报纸期刊以及网站上,经常可以看到有关中国血汗工厂的报导,提到中国的血汗工厂,人们的大体印象是:工人的工作时间长,工资待遇低,拖欠和克扣工资现象严重,工作条件非常差等等。先不提血汗工厂,就拿珠三角的一般制造工厂来说,以中山市格美通用电子有限公司为例, 工厂要求工人每月有200个小时的固定工时,之外的才算是加班。“正常加班时间从下午6:30开始,无夜班,加班几个钟并不固定,几个小时都有,甚至通宵”,一周工作六天。加班时间的工资是4元/时(平时)和5元/时(休息日)。

    另外,广东省团委和南方都市报联合组织的一次对1800名外来工调查中,被调查人有80.5%每天都要工作10-14个小时,47.2%没有休息日,并且不给加班费。工作时间长的直接后果是工人的过度疲劳,曾有人借助ICO的图书平台室做过调查反应说有43.4%的人下班后感觉“疲劳”,其中12.3%的人感到“非常疲劳”。近年来媒体上也屡屡披露工人“过劳死”案例。可见,工作时间长和克扣加班费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这样服务于各大制造工厂的工人们要遭受这种工作安排,疲劳工作就难以避免。然而,制造业工厂并非没有标准可循,跨国公司行为守则规定的工人加班时间标准是每周加班不得超过20个小时;在中国,劳动法对于劳动时间的规定是每月加班时间不得多于36个小时。但调查显示中国的制造工厂超出这些加班时间标准的现象非常普遍。

KKR与问题商合作

    外资PE的运作模式是要从它选择投资的目标企业中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这就使得被投资企业要从产品生产的供应链和其他环节中获取更大利润,而这个目标往往是通过榨取工人劳动价值得以实现的。在中国,大多数工厂所执行的工作时间制是五天八小时制,根据劳动法对此制度的相关规定,工人每月的正常工作时间是8时/天×21.75天=174小时,上面也曾提到在中山市格美通用电子有限公司的工人每月的固定工时是200个小时,其余的工作时间才算是加班(星期六加班另计),仅从这个层面来看,该工厂每月从每个员工身上就榨取了26个小时的加班费,且尝未将该厂不合法的加班时薪数额(法律规定,工作日加班费为平时时薪的1.5倍,休息日加班费为平时时薪的2倍)计算在内。

    在中国,很多工厂直接或间接为KKR的子公司生产产品。这些子公司包括Dollar General、Toys R US、 Masonite等。在被调查的工厂里面,CLW至少能够确定有6家工厂是直接为KKR的子公司服务的。这个可以从工厂产品的品牌或从一些产品(如大门的螺丝)2008年1月——7月的输货地点得到证实。而另有两家则在自己的网站上也声称为KKR的子公司生产产品。下面将本研究的部分工厂的情况列举如下:

    Dollar General: 中山市格美通用电子有限公司:中山市格美通用电子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孙文东路富湾南路富湾工业区B1栋3楼,拥有员工400人左右,主要产品有:手机配件,蓝牙产品,iPod配件及其他数码产品。

    东莞大信装饰礼品有限公司:东莞大信装饰礼品有限公司位于东莞常平镇北横路,职工有1800人左右,主要以生产和销售蜡烛灯,圣诞灯串等。
Toys R US :

    东莞冠越玩具有限公司:东莞冠越玩具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龙眼工业区十一路78号,拥有员工约8000人,主要生产各种玩具(塑料玩具,毛绒玩具,电子玩具,机械玩具)。

    东莞乐迪卡游戏机制造有限公司:东莞乐迪卡游戏机制造有限公司坐落于东莞市虎门镇龙眼管理区,产品主要为娱乐式游戏机,电子塑胶玩具。

    旭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旭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山厦村罗山工业区拥有职工1.1万人左右,]主要生产各种电子、塑胶和五金玩具。

    Masonite:史丹利(中山)工具有限公司和史丹利(中山)五金有限公司:这两家工厂都位于中山市,员工分别有500多人和250多人,主要供应masonite门的螺栓配件。

    待确定客户的工厂:深圳新昌塑胶用品有限公司:?深圳新昌塑胶用品有限公司位于广东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珠光村,员工大约有500-600人左右,产品主要涉及轻工业品及家庭日常用品。

    东莞得宝塑胶厂:得宝塑胶厂位于东莞市道滘镇蔡白第一工业区,现有员工约800人,主要生产各种家庭用品,通常使用塑胶原料,生产的产品有:调味盒,杯子,瓶子,水壶,碗,筛子,储藏用器具等等,其中有各种款式,如米奇,公主,星星等款。

    中国劳工观察(CLW)通过以下方面对这些工厂的工作条件进行了调查:

KKR投资的中国工厂存在一系列问题

    中国劳工观察调查的这9家与KKR有关连的中国工厂,都位于中国的制造业枢纽广东省。CLW通过对各工厂的调查,将这9家工厂所存在的问题总结出了一个长得令人震惊的清单。这些问题主要是工厂对工人的剥削:工人被迫工作时间长;工资特别低,在某些情况下,工人甚至得不到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数额;有时候加班是无薪的,得不到足额的加班费;工人辞工很难,且离职之后几乎都得不到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工厂有比较多的罚款;多数工厂的车间有安全隐患;生活环境也比较脏乱;在被调查的工厂里面至少有一个雇用过童工等。

    私企的商业模式涉及到要从外资里面挤压每一分钱以最大限度的获利。然而在中国,这种行为又被提升到了另外一种高度。试想,这些工厂的用工条件,仅仅根据CLW的标准来分析尚且如此,若按中国规定的用工标准,会更加令人难以接受。

    工资水平低:与KKR签约的这9家中国工厂里面至少有8家的工资低到每小时不足5元。这些工厂所在城市——深圳市除外——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是770元/月,深圳市自2008年7月1日起为900元/月(关外)和1000元/月(关内),之前分别是750元和850元。虽然说这种工资标准在中国可能是合法的,但是根据CLW观察得知,一名工人若要在广东省维持一般的可持续的生活状况,那么他每月所得至少应在1300元——1500元之间。

    所有这些KKR的供应商不但不可能给予他们的工人足够的工资以使其过一种体面的生活,甚至还违反中国劳动法,支付给工人的底薪还不足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数额。在访问的这些与KKR有业务往来的工厂里面,有8个工厂所付工资低于工人维持生活的数额,其中4家仅支付最低工资标准的数额,更糟的是,至少有3家工资数额还不到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要求。此外,由于工厂要求工人长时间工作,工人几乎没有时间另外找兼职来补充他们的收入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现将部分被调查工厂的工资发放情况列举如下:

    东莞德宝塑胶厂: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资在900元—1000元月之间。在德宝也有一些计时工,计时的话是正班八小时25元(三个月试用期过后为27元),其他时间为加班时间,加班费为平时每小时工资的1.3倍,最低工资标准规定日薪为35.41元,比法定最低标准低了将近10元。

    深圳旭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工人平均每月的基本工资是747.44元,低于深圳市的最低工资标准750元。工人在生产旺季平均每月工资为1700元左右,淡季平均每月1100元左右,但生产旺季高工资的获取要为之付出长时间的额外加班。中山市格美通用电子有限公司:工人每月工资平均只有800左右,底薪在试用期内是690元,一个月后为750元。但中山的最低工资标准是770元,即便是正式工底薪都没有达到法律标准。

    东莞冠越玩具有限公司:执行的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770元/月。东莞乐迪卡游戏机制造有限公司:喷油部底薪是大概800元/月,其他部门底薪均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即770元/月。 史丹利(中山)五金有限公司:在电镀厂区的物理锌线时薪为8元或8.5元,抛磨线时薪为9.5元或10.5元,其他产线均在4.43元/时到4.65元/时之间。组装厂区所有生产线平均4.43元/时。

    被迫长时间加班。在被调查的9家与KKR有业务往来的工厂里面,有7家工厂的工人被迫长时间的工作和加班。中国劳动法规定工厂在超出正常工作时间的情况下要支付员工加班费,即每天工作八小时、每个月40个小时以外的工作时间按加班时间计算;并规定每天加班不得多于3个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个小时;工人每周有权利获得至少一天的休假时间。然而,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剥削不仅是不道德的,有时候还是违法的。东莞大信装饰礼品有限公司:工人每天的正班时间是八个小时,但一周工作七天,而法律规定工人每周至少休息一天,这是不合法的。另外,每天加班5个小时;旺季每一个月只能公休两天,而且每月有两天晚上要通宵加班;加班是厂方强制要求的,并不是工人自愿的,如果不去加班的,就记小过一次,扣三天工资;平时加班费为3元/时,双休日为6月/时,这些都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

    东莞得宝塑胶厂:为七天八小时制。总体来看,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2个小时以上,员工的生产岗位几乎都是规定产量的,如果产量完不成则要求加班,且加班时间不固定。一天工作14个小时或通宵的时候都有。每天八小时正班时间的工资是25元(三个月试用期过后为27元),其他时间按加班计算,加班时薪为平时的1.3倍,约为4.4元。工人一天加班至少4个小时,周六、日照常工作且不按加班计算。该厂的加班时间及加班费的安排都是违反中国劳动法的。

    深圳旭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工厂为6天制,每天正班时间为6.67个小时,超过的时间算加班。若一天工作不满6. 67个小时的话,要从加班时间里面扣。忙的时候会加班至23:30,拉长会给员工代打卡,即打21:30的下班卡,这样在工人的上班记录上就不会看出工人晚上加班了,工厂会将这笔加班费以“本月特奖”的形式发放给员工。旺季的时候有的车间甚至会加班至晚上一、二点。加班都是厂方按货量要求的,如果不去算旷工。

    中山市格美通用电子有限公司:每月工时满200小时以外的才算加班,每周工作六天,每天8小时,在每月满200工时的情况下,每小时加班费4元,周末每小时5元,因赶货熬夜的,公司是按照次日的正常上班计算,并不按加班计算。

    东莞乐迪卡游戏机制造有限公司:在被调查的工厂里面,东莞乐迪卡游戏机制造有限公司对于加班时间和加班费的规定相对还是比较合理的。该厂实行6天工作制,周一到周五的基本工作时间为7.25个小时,周六的基本工作时间是3.75个小时,周一到周六的加班时薪是平时的1.5倍,周日为平时的2倍。
中山史丹利五金有限公司:组装厂正常工作时间为早上8:30-12:00,下午上班时间是13:00-17:30。电镀厂正常工作时间为早上7:30-11:30,下午工作时间可以调。因工作需要抛光部门会加班至 22点半或23点。如果有工人完不成生产指标,会扣除相应的加班时数,也就是说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产量的,须加班直至完成,但不计加班费,很多时候为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如果因赶货厂方要求加班员工不加的,若拖延了出货日期则对该员工按旷工处理并签违纪单。

    中山史丹利工具有限公司:该厂为五天八小时制,正常工作时间为:早上8:00-12:00,下午13:00-17:00。工作日加班时薪为平时的1.5倍,周末为平时的2倍。加班是厂方要求的,目前加班一般只有2个小时。

    非法使用童工。在中国,法律规定16岁以下的为童工,18岁以下为未成年工,企业不得雇用童工。但据东莞德宝塑胶厂工人反映,在暑假和寒假期间有中学生在该厂作临时工人。

    不真实的合同和工资条:大部分工厂会在工人应聘入职的时候和他们签订劳动合同,合同多为格式合同,大致约定员工的劳动时间、报酬和福利等事项。工厂以此作为自己与工人之间存在合法的雇佣与被雇用关系的凭证,证明遵守中国的法律和美国的企业用工标准。然而,这种合同往往只是一种形式,工厂并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也没有提供给员工约定的劳动条件。被调查的工厂里面,至少有四家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只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走的形式。

    东莞大信装饰礼品有限公司:该厂的员工没有自己保留的那一份合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以合同条款约束厂方的用工方式。此外,厂方每月要求工人签署一份不真实的工资表,工资表中夸大了员工的收入。稍候发放真实的工资条。

    东莞得宝塑胶厂:所签的两份合同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员工报到的时候工厂会与之签写两份劳动合同并按下手印,另外还要在“承诺不因合同问题投诉本厂”的条款上的签字并按手印,以及保证“遵守工厂规定的承诺”的条款上签字并按手印。

    深圳旭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工厂与员工签订两份不同的劳动合同,工厂所持合同是与用工制度相同的合同,而员工持有的那份只是为了应付劳动法签署的不真实合同。此外,该厂有干部代打卡现象,以此造成员工实际工作时间与工厂考勤记录不符,多出的那部分工作时间在工资袋上会以一种不真实的形式——本月特奖出现。

    中山市格美通用电子有限公司:公司与员工只签订一份劳动合同,且由公司保管,严重损害了员工的合法权益。合同只有单单一张纸,内容只有底薪和一些奖惩条列及其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辞工难。在调查的这9家与KKR有业务往来的工厂里,至少有5家存在辞工难的现象,工人辞工困难,相对也丧失了很多去找更好的工作的机会。中国劳动法规定,员工在试用期内辞职,必须提前按三天通知厂方;在合同期辞职,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厂方。然而,员工所面临的问题常常是工厂不予辞工,很多工人不得以只能选择自离,而自离往往拿不到工资。另外,即便工厂允许员工辞工,辞工的程序往往十分繁琐。

    东莞大信装饰礼品有限公司:工人要辞职的话,须先写申请书,由班长交上去给课长批,批下来后再填辞职书。没做满半年的辞职三天就可以离厂,做满半年以上的要一个月才能离厂,离厂时领不到工资,要到月底发工资时打到个人帐户上(每月工资是打到帐户上的)。

    东莞得宝塑胶厂:工厂规定,在该厂做工不满三个月的和满了一年的才能辞工。不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辞工就很难,有时长达两个月才能批下来。有的员工等不了那么长时间,拿到上个月工资就自离,这样就损失了一个月的工资。工作不足一个月的员工辞不到工只能选择自离,这样就拿不到工资。

    中山市格美通用电子有限公司:一般该厂员工写离职申请都不会批,致使极大多数员工自离,自离就拿不到当月工资。但工厂规定是:如员工在合同期内辞职会扣除100元违约金,请事假超过4天就算“辞快工”,解决方法是扣除半月工资离厂 。

    东莞冠越玩具有限公司:辞工的员工,在试用期内需提前三天书面通知公司;正式的员工则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公司,否则会扣一个月工资(或不足天数)代通知金。凡离职人员得先到其部门办理有关工作的交接手续,再到人力资源及行政部办理离厂手续。特殊原因的可直接到人力资源及行政部办理出厂手续。员工离职时,厂证、工作服及钥匙均须交还人力资源入行政部。而且有出厂的时间规定,

    中山史丹利工具有限公司:合同期内离职需提前30天以主面形式通知公司,否则,公司不给予办理离职手续,试用期内要提前3天通知公司,只有正常离职,公司才会全额支付工人工资。但工厂也曾拒绝过很多员工的离职申请,导致很多员工自动离职,那么,工人如想拿到上月工资只有继续为公司服务至10号,但本月的这10天工资是没有的。

    较多的罚款。在调查的这9家与KKR有业务往来的工厂里,有6家存在较多的罚款,且罚款金额较高。

    东莞大信装饰礼品有限公司:没带厂证(出入厂要打卡)不配合保安检查,旷工半天以上、在宿舍抽烟、喝酒等要记大过一次,扣九天工资;迟到30分钟或旷工半天以下是记小过一次,扣三天工资;不听上司安排,没完成任务记警告一次,扣一天工资。

    东莞得宝塑胶厂:迟到早退一分钟扣一元钱,迟到早退半小时算作旷工一天处理,罚50元,旷工半天者罚款50元,旷工一天者罚款100元,累计旷工三次,则视为自动离厂,没有工资结算。上班必须穿厂服(不管白夜班),不穿者一次罚10元。上班时,员工穿拖鞋,留长发,留长指甲都会被罚款,一律给予10元处罚。上班人员因私事离岗,不戴离岗证者每次罚10元。上班人员打瞌睡记严重警告,上班睡觉记小过一次。如果生产过程中机器生产的产品质量有问题,而组长没有及时发现,会扣除组长工资10元、20元、50元不等。品质部QC未及时检查到产品问题或漏查会扣除5元或10元不等。(警告一次罚20元,严重警告50元,小过一次罚100元,大过一次罚200元。)上下班用餐不排队者一次罚10元,员工及组长级用餐时务必带好胶盘,违者一次违10元。磁卡厂牌丢了交20元换新牌,而临时工每天上下班时打的纸卡丢了,要交50元重新来换取。

    深圳旭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迟到半个钟以内扣半个钟工资(以此类推),旷工一次扣10元,两次给放一个星期假(请假扣加班钟)。如果在工作过程中不小心弄坏产品,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记过,第三次扣5元。

    东莞冠越玩具有限公司:如果工人工作时效率比较低,组长会以不许其加班赚取加班费作为惩罚。中山市格美通用电子有限公司:在宿舍卫生检查中,倒数第一的宿舍每人扣4分(20元),宿舍长扣8分(40),在当月工资中扣除。人事部调配宿舍不配合者视情节给予50-200元罚款。

    中山史丹利工具有限公司:每个员工进公司时都有免费饭卡,每月可以免费在食堂用餐21天,总42顿饭,如员工违背操作规程或不服从安排的,会以克扣餐次的形式处罚,以一顿或7天不等。

    车间无安全保障。在调查的这9个与KKR有业务往来的工厂里,均存在安全保障装备不齐全、车间有刺激性气味、工人在工作场所易受伤、车间温度高等问题。

东莞大信装饰礼品有限公司:2008年4月二课有一位班长在上班期间被针车弄伤腿骨。东莞得宝塑胶厂:注塑部车间没有空调,有员工因闷而导致有员工在车间里晕倒,车间里的员工并没有口罩,耳塞等防护用具,只是要求穿好工衣工帽。吹塑部的员工要从机器中取出产品,员工不会佩戴手套;车间有气味,也没有口罩,而且有的产品需要通电来吸气,却没有静电手环等设备;而手工部做纸盒子的时候员工的手指常被划伤,被弄肿,并没有手套可以提供,带着也不方便做事;喷油部的气味很难闻,多数员工都带有口罩。

    深圳旭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工厂没给新进厂员工任何培训就直接上岗。有些部门的员工会接触到有害物质(如装配部,整个车间的员工做的都是焊锡,焊锡发出的烟是有害人体健康的,而且做久了会发觉口干舌燥),但工厂没给员工发放口罩。

    东莞冠越玩具有限公司:员工入职后不须经过相关的入职培训,也没有安全说明;车缝部员工必须要佩戴好工衣、工帽,部分制作动物玩具流水线程序的员工还需要佩戴口罩,但有的员工反映因为戴着口罩感觉不舒服,宁愿取下来不戴,似乎相关负责人也不会过分强调;有刺激气味的车间,工人会感到不适,但并没有特别强调员工佩戴口罩,对员工的安全保护没有严格的要求或是说明。

   中山市格美通用电子有限公司:车间存在对人身有害的化学物,使员工频繁出现皮肤过敏现象,为此,工厂并没有严格要求工人穿戴防护用品。甚至要求穿戴防护用品,公司也没有备份;每个车间都有抹机水(工业酒精),但大都未贴标识,有些员工只做了两天,手指就开始严重脱皮,手套只有棉的,根本起不到作用。

    东莞乐迪卡游戏机制造有限公司:该工厂相对而言在安全防护方面做得比较到位。厂内设有急救室,面向全体员工免费开放。公司为员工免费发放劳保用品,并要求员工按照安全操作指引工作,但只有安排操作危险设备时才会对该员工进行相关安全培训,此项培训相对不是很广泛,但公司会有不定期的防火培训活动,并严禁员工在厂区内吸烟及动火。中山史丹利五金有限公司:新进厂员工无安全培训,大都是直接上岗。

    中山史丹利工具有限公司:工厂为工人提供的保护用品不足,一些员工向公司索要手套屡遭拒绝,公司认为有些岗位带了手套会影响产量,也有可能会因为带了手套出现工伤,造成公司不必要的浪费和麻烦;车间内无空调,风扇也不统一,有的车间里面非常热;或多或少的小型工伤也是避不可免的。深圳新昌塑胶用品有限公司:车间摆放很乱,成品很多,员工反映车间里很热,只有窗户和风扇;下班打卡的地方太脏,到处都是机油、和水,堆积的货物较多。

    不卫生的生活环境。被调查的这9家与KKR有合作关系的工厂中,有6家工厂的工人抱怨工厂的宿舍和食堂的条件很差。这些工厂的情况让人想起在20世纪初,美国的工厂也会为了赚取更多利润而从员工工资中扣取住宿费和伙食费。

    东莞大信装饰礼品有限公司:宿舍平均每个房间住10人左右,宿舍没有独立的洗手间、浴室、洗漱间;厂方饭堂有提供一日三餐,但每月要从工资上扣160元的生活费,伙食很差,有很多员工都抱怨说“简直就不是人吃的”;饭堂卫生很差,洗碗处很脏,到处都是油腻。

     东莞得宝塑胶厂:伙食条件偏差,员工反映口味差,而且菜的种类没有选择性,只有固定的两个菜;员工宿舍洗手间没有冲厕水,得自己提水来冲;冲凉房也没有热水可以洗澡,得去宿舍楼下供热水处去提;饮用水也需到住宿楼下去提,给员工的生活带来了不方便;宿舍的卫生由住宿人员轮留清扫,而楼道里则是有专人清扫的,且每月都会从员工工资里扣除6元的清洁费;员工反映宿舍里蟑螂、蚊子都挺多。

    深圳旭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宿舍平均每个房间住13个人,每月扣住宿费45元,房间里面没有热水,热水要出去打,致使许多员工都是冲冷水澡;饭堂提供员工的一天三餐,每天4元,员工饭堂碗筷存放地点很不卫生。

    东莞冠越玩具有限公司:员工可选择外宿或住工厂员工宿舍。要住宿的员工每月从工资里扣除80元的住宿费;宿舍里设有上下床共12个床位,三个吊扇,每人有一个衣柜可以使用,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冲凉房,但冲凉房没有热水,员工只能是到每一层楼道的中央冲凉房去接热水来洗,也可以直接过去中央冲凉房去洗澡;宿舍没有清洁卫生工具,只是在楼道里面摆放有垃圾桶和大的扫把,楼道里有专人清扫;住宿区没有饮水用供应,得自己去买水来喝,或者是去生产车间去喝。

    深圳新昌塑胶用品有限公司:多数员工选择外宿。工厂宿舍的住宿条件很差,一个房间共十个床位,一般住6至8人,沐浴和厕所是一起的,有的宿舍阳台和浴室的灯、门都坏了,宿舍的风扇也有坏的, 下水道也有堵的,但一直没有人来处理;住宿费每月扣50元,不包括水电费,员工反映说一个月下来住宿费和水电费差不多要扣110左右;宿舍可以做饭,正因如此,宿舍到处都是插座、电源,电器又多,看起来很乱,也不安全。

KKR的天瑞集团

    工人权益受到损害以及工作环境中存在诸多安全隐患等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与KKR有贸易关系的中国工厂里面,这些问题同样出现在KKR自己的工厂——汝州水泥有限公司——里面。

    KKR自2007年开始向河南的民营企业天瑞水泥有限公司直接投资。河南汝州水泥有限公司坐落于中国河南省平顶山地区汝州市汝南工业区,成立于2003年,隶属于河南天瑞集团。临时工。该厂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是临时工。临时工不用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是按天计算的,根据岗位的不同,分为每天13元至20元不等,也有少部分临时工人按月领取600元的工资,每月月底(约30日左右)发放上月工资。

    工资水平低。合同制工人的工资是按月计算,每月除3天休息时间外,月工资由950元至1200元不等,临时工人的工资是按天计算的,根据岗位的不同,分为每天13元至20元不等,也有少部分临时工人按月领取600元的工资,每月月底(约30日左右)发放上月工资。

不清晰的加班费。关于加班工资,合同制工人如果在规定的3天休息时间不休息的话,每天按照20元的标准计发工资,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相关标准计算和发放;临时工人是按天计算工资,工作一天,就有一天的工资,不存在有休息日或法定节假日的加班时间,所以临时工人是根本没有任何加班工资的。所有工人(包括临时工和合同制工人)在平日超过8小时以外工作时间的都没有计算任何报酬。

工人在法定节假日加班也没有是平时工作时薪4倍的方式支付加班费,就连中国最传统的春节工人也没有办法休息,工作一天也只是补助20至30元。 休假和病假。该工厂的工人(包括临时工人)基本没有任何带薪休病假探亲假及双休日的规定,只有合同制工人因工受伤收,所在的班组或分厂私下安排工人带薪休息,但时间不能太长,一般不能超过15天,否则总厂追究下来就要处罚相关人员;如果是临时工人发生工伤需要休息的话,休息期间就没有任何工资。

职业安全。合同工人在上岗前都会接受系统的安全教育及相关安全生产的培训,并落实到各个班组负责人。工厂会给合同制工人提供必要的劳保用品,如工作服、口罩、手套、毛巾、肥皂、洗衣粉、手电筒等,如果口罩、手套破损或不能使用,可以直接向班组长领取,工人也都会自觉配戴和使用。

临时工人是不提供任何劳保用品的,由于行业的特殊性,整个工厂甚至周边地区灰尘都很大,所以临时工人只能自己购买口罩等必要的劳保用品。工人在工作过程中主要是灰尘太大,虽然通风条件比较好,但到处都是粉尘飞扬,稍远一点的地方都看不清,能见度很低,也不利于工人判断设备是否存在问题,安全是否存在隐患,如果工人配戴的口罩等劳保用品不能起到必要的保护作用,工人很容易患上矽肺病(一种因人体吸入过多的粉尘而导致肺部病变的职业病,危害极大,治愈率几乎为零)

在烧成分厂有一种叫“预热器”的设备,该设备主要将需要高温煅烧的原料进行预热,整个作业过程中全是高温状态,有时原料的输送管道堵塞的话,就需要工人前去处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工人躲避不及时,非常容易被烫伤。有工人受工伤后却还要接受处罚,通常会以违规操作等来处罚工人。国家的《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了工伤无过错原则,工厂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

罚款。工厂在处罚措施方面比较多,如无尘区没有按时清洁干净,即会受到50至100元的罚款;工作失误的根据情节的轻重会受到50至200元甚至更高的罚款;某个工人或管理人员的工作失误造成损失的,会直接处罚整个班组或作业单位的所有人,所以并不是每个工人做好自己的工作就不会受到处罚的;另外,如上面提到的,有工人受工伤后却还要接受处罚,通常会以违规操作等来处罚工人。

结论:呼吁KKR能不断改进

KKR公司利用中国工人的血和汗来换取利润,这也是外资PE的商业模式,它强调不惜一切代价来赚取高额利润。他们为了降低成本并增加产量,采取种种手段压榨工人,而这些对于工人来说,意味着长时间的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收入。然而,要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缩短工人劳动时间并为之提供一系列卫生及安全保障,则会触及这些企业家的底线。不管是从美国的用工标准来看,还是从中国的用工标准来看,这些KKR的中国合作工厂的用工方式都是十分恶劣的。
我们呼吁KKR能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自身不断完善。

    附:

中山市格美通用电子有限公司

一、工厂背景

    中山市格美通用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3月,是专业开发生产及出口的移动通讯周边配件的厂商,拥有自主开发的产品一百余种,主要产品有:手机配件,蓝牙产品,iPod配件及其他数码产品。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欧洲.香港及中东各国。从2001年7月份开始公司进入机电一体化产品的领域,目前主要的产品有半导体制造设备中专用的各种射频匹配器和磁体组件等,该产品主要是出口美国,于2002年8月通过国际IS9001质量保证体系认证。 该厂职工有400人左右。企业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孙文东路富湾南路富湾工业区B1栋3楼,电话: 0760-8323610 ,传真: 0760-8308096,http: www.k-mate.com。

1.公司与员工只签订一份劳动合同,且由公司保管,严重损害了员工的合法权益。
2.在未完成产量(不论什么因素导致的)的情况下留下加班20多分钟(经常性)的不计算加班,除非,员工等待在整点或30分钟以后打卡。
3.公司要求,每月工时满200以外的才算加班,每周六天,每天8小时,在每月满200工时的情况下,每小时加班4元,周末每小时5元,因赶货熬夜的,公司是按照次日的正常上班计算,并不计算加班。
4.食堂周遍垃圾随处可见,卫生极差,宿舍每层楼2台热水器供应12个宿舍,每个宿舍大概七八人。
5.车间存在对人身有害的化学物,使员工频繁出现皮肤过敏现象,为此,工厂并没有严格要求工人穿戴防护用品。甚至要求穿戴防护用品,公司也没有备份。

6.请事假超过4天就算“辞快工”,要扣除半月工资并开除。在宿舍内也要服从管理人员安排,否则,取消住宿资格,或者罚款,员工舍内生活还是相对比较压抑。

二、劳动合同

    工人在入厂面试时,工厂就要求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但合同只有一份,由公司保管,问其要第二份自己也要保留时却遭拒绝,对方只回应只有一份并无其他解释。合同只有单单一张纸,内容只有底薪和一些奖惩条列及其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三、工作时间

    该厂无统一正常工作时间,因在同一工业区内的五六个厂家大都在同一食堂就餐,只在吃饭期间做了调整。夏季:包装部(又称制造2部)中午吃饭时间为11:45(车间内打卡表早北京时间8分钟),所以吃饭正确时间应该是11:37分,下午上班时间为13:15分,其他车间(制造1部,蓝牙部〈制造3部〉,注塑部,电源部)吃饭时间均为北京时间11:30至13:00。其他为统一时间,早上8:00上班,下午5:30下班。冬季:中午吃饭时间减少半个小时,其他无变化。每次就餐需先排队打卡(3分钟),吃饭时排队大概要十几分钟,有的要等上20分钟,有太多插队的,大都是男孩子,不让他们插队的话他们有的会口出狂言,甚至辱骂。在夏季,员工中午还能在宿舍小歇一会儿,冬季时间就相当紧促。每个车间都规定保安只能提前十几分钟开门,导致很多外宿员工在外等候,每逢下雨天极为不便,有的就在楼道里抱腿小歇一会儿。正常加班时间从下午6:30开始,无夜班,加班几个钟并不固定,几个小时都有,甚至通宵,但通宵并不算加班,公司每月固定要200工时,之外的才按加班计算(礼拜天另计)。都是公司要求加班,员工说他们也需要加班,就是熬通宵时很累,但都认为,别人也都在上班,累就累了,撑一撑,忍一忍,很快也就过去了。公司在过年前的两个月比较忙,其他时间都是忙一段闲一段,没有固定时间。

    除去中午就餐时间无任何休息时间,去洗手间要跟组长领取离岗证,每组只有一个离岗证,去的人多了也相当于在排队,在注塑部和蓝牙部去洗手间还要登记签名,有时主管会检查。如发现有未签名的会对其扣分(1分5元)蓝牙车间因有很多比较贵重的产品,所以,每次出车间都有保安对每位员工进行全身扫描,无骚扰现象。除去排队打卡时间(大概5分)吃饭排队时间(5-15分钟),吃饭时间(20-30分钟),员工休息时间也就只有十几二十分钟。

    公司生产指标每个车间每天都不同,一个车间分三四个组,每组大概二三十员工,每天要做的产品都很零散,无特殊情况(产品赃污较多)都会按时完成,如果不能达到所规定的产量就六下加班,但大多都是多个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完成了,加班的这二十分钟并不算加班,除非在58分打卡,人事部才会多写半小时,员工一般都不会要这半小时 ,保安会催着打卡。所以,这段时间工人只是白干。

四、工作报酬和福利

    工人刚进厂时不用交任何押金,也没有厂服。人事部说一个月试用期过后就会发放,但员工反映,从来没有固定期限,有的员工来了3个月了都没有厂服,也有员工说人事部放话等新员工多了再统一发放。老员工反映没做够一年以上离厂时厂服要从工资里扣除15/件(总2件)。

    工人计酬是按工时计算的,在每月满200工时的情况下,每小时加班4元,周末每小时5元,未满200工时不扣工资,但是该月不会有60全勤奖,工人每月工资平均只有800左右,水电费宿舍人平摊,大概每月40元左右,很多员工怀疑电表被动了手脚,跟宿舍管理员反映,他们只是说这不归他们管。试用期内工人底薪是690元,一个月后为750元,去年2月分的时候,合同是每3个月签一次,合同期限为3个月。妇女节时公司支付女员工每人20元,并不休息,而且按正常上班。五四不放假,同样是算正常上班。一注塑部QC说,他们去年5月份进公司时底薪只有450元,公司每月于15日发放工资,无拖欠现象,有薪年假与劳动法相符,但必须满一年之后才有,在公司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有5天,满10年不满20年的有10天,满20年以上的有15天,买社保(每月固定56元)是员工自己选择,要买的话公司才给买,很多员工因退保麻烦都没买,更多的是根本不想每月少拿几十块钱,认为买了也没用,但公司会要求一些维修员必须买,员工反映,因为社保里包含工伤保险,公司不想受到牵连。无医疗保险。每个车间保安处都有医药箱,只要让保安确定受伤在上面签名就可以。

五、食宿条件

    工厂提供食宿,在公司住宿不扣款,外出租房也没补助,因为公司有很多三四十岁的妇女,他们都在外租房,单间的房价大概是200-250元,一室一厅大概350元左右,水电费另计,每月大概有30元左右,伙食费每餐员工1元,其余2元由公司负责(早餐自己解决),试用期内员工自己拿现金,一元一张餐票,试用期过后从工资里扣除70元/月,每月月初,组长会让员工签名是否定票,不定的该月有50元伙食补助,定票者该月从工资扣除70元,每月只能定70张,在月底发放餐票,有3个食堂可供选择(工业区内部一个,2个在对面,大概步行要一分钟,逸潼和富裕),我第一次在工业区内吃饭的时候,看见该食堂一大姐在洗碗的盆里洗胳膊,而且,他们从来不戴口罩和手套,出了汗就在衣袖上蹭两下,自己衣服上面全是油渍,看了就绝对没胃口的那种,因为不能饿肚子,所以只能带着“眼不见为净” 的意识打包回宿舍吃。一张餐票可以打2荤2素,一般5荤4素自己选择,我在里面呆了一个多星期,那几样荤菜从来没变过,根本看不到肉,素菜也是围着固定的三四种打转转,而且,菜放的简直少的可怜。两张餐票可以换一份快餐,有些时候,会有些鱼肉在里面,但大都是鱼头。饭菜里很多时候都有头发或是沙粒,很不卫生。宿舍有员工专门放碗筷的地方,只是一个六七层的铁架子,上面满是灰尘。外面食堂只有一荤两素。

    因为公司没有属于自己的厂区,在工业区内租的厂房及宿舍也是一层一层的,宿舍在F栋,2-6楼,一层楼有12个房间,2个公用的热水器,每个房间有两个水龙头,没有水池,洗漱时只能穿短裤和拖鞋,不然,衣服会被溅湿,以至于阳台上几乎没有一块地方是干的,宿舍每天都很潮。2楼有几个房间是别的厂家租的宿舍,男女在同一层,三楼四楼是格美男生宿舍,五楼是女生宿舍,六楼有3个房间是格美的,也是男女在同一层,很不方便,女孩子都不敢穿睡衣出门。401室是公司电视房,只在下午18:00-23:00开放(礼拜天只到24:00),里面有二十多条凳子,十几本杂志和两台电脑,杂志有90年代的,书页已经变成土黄色,被翻的面目全非,保安说员工在电视房总是打打闹闹,把电视机和电脑都弄坏了,电视是刚修好的,电脑(2台)修了也没用,早晚得抢坏,但员工反映说根本没这回事,那电脑从他们进厂就一直是坏的,就是一个摆设。墙角有一个意见箱,里面长年是空的,员工说写了没用,恐怕他们连钥匙都找不到了。每个宿舍有6张床,均为上下铺,因员工较少,暂时只住满下铺,如有新员工加入会把他们安排在上铺,每个宿舍都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冲凉房,,员工每次下班都要排队接热水冲凉,没热水的时候就只能冲凉水澡,因为宿舍停水现象从来都没有提前通知,有很多人在冲凉的时候就捆在冲凉房,弄的人哭笑不得。有时候,早上都没水洗脸刷牙,员工就用自己买的矿泉水解决。因为热水器没有指定某个房间负责,外面的水撒的满地都是都没人处理。每个宿舍只有两台风扇。

六、安全保护

    车间内无空调,每隔四五米有一台掉扇,每个车间都有10多个窗口,通常都是开着的。风一吹,满地都是面卡,而且根本就解决不了燥热问题,也没有高温补贴,安全出口那边是别的公司,已被查封,因为公司租的厂房并不在一起,制造1部和电源车间都在B1栋2楼,楼上是人事部办公室,包装部在A1栋4楼,蓝牙部在8栋1楼,与注塑部对门。工厂从没给工人提供安全保护设备和用品。每个车间都有抹机水(工业酒精),但大都未贴标识,导致很多员工询问组长瓶内到底是水还是油,而且,有些员工只做了两天,手指就开始严重脱皮,手套只有棉的,根本起不到作用,员工抱怨说“我的手再过两天不知道还是不是手!”,对气味敏感的员工向组长要口罩时,组长笑着说了句“有手套就不错了,还要什么口罩,我都没见过口罩”,一般组长的口头禅就是“刚开始是这样的,慢慢就习惯了”。每个机器设备都有保养表,但都是应付了事,只在上面划勾确认一下,没人检查过。茶水房里一条凳子都没有,而且,扫把.拖把.抹机水.油漆,还有机油都在这不足10平方的小屋里,再加上门的另一面就是卫生间,导致水的味道很刺鼻,有的员工在公司呆了半月都没喝过公司一滴水。宿舍每层楼都有两个防火拴,每个车间有4个,但公司从没对员工做过相应培训。

    工人刚进厂时从没经过任何培训,都是直接上线,只有被分配开机时才会做相应培训,从未发生过工伤,但听某些员工反映,一些机器设备有辐射,时间久了会有一定的伤害(比如皮肤变黑,或是时间更久手指会变形),这些员工每月比普通员工多一百元的岗位补贴。对此,公司无任何预防措施,甚至手套都不发放,每个员工都是光手作业。这些开机员一般都只做一年就离开,但主管都不会批,所以,百分之90以上的员工都是自离,他们说宁愿不要半月工资也不想再呆下去。大概一个月前,宿舍有一起入室盗窃案,发生在晚上就寝期间,宿舍一女孩吓的大哭,往上级反映,他们没做任何调查,宿舍保安也没为此遭到任何惩罚,他们只是说自己财物自己保护好之类的话,然后就离开了。

七、奖惩措施

    每月由人事部对宿舍卫生进行不定期检查,得第一名的宿舍,每个员工奖励4分(20元),宿舍长8分(40元),倒第一的宿舍每人扣4分,宿舍长扣8分,在本月工资中奖励和扣除,车间每月没组会评出2名优秀员工,每人100元,大都是固定的两人,要么是老员工,要么跟上面组长或主管是亲戚或老乡,我在确认每月是否有两个优秀员工时被一同事嘲笑道“你也想当优秀员工?别做梦了,人家都是有关系的!”。学历奖不等,高中和中专每月50元,大专100元,有员工学过计算机也会有50元的学历奖,但都要出示证明。工龄奖必需满一年后才有,每人每月100元,满2-3年每月200元,浮动奖只有QC(品管员)和组长以上级别才有,大概每月100-250远不等。如员工在合同期内辞职会扣除100员违约金,请假超2小时就要找主管批准签名,再经人事部经理和制造部经理同意,把请假单交到车间保安处方可离开,请事假超过4天就算“辞快工”,解决方法是扣除半月工资离厂 。

    离职员工须于第二日中午12:00前搬离宿舍(搬离宿舍后方可领取工资),如逾期,人事部将行李收回,以每天10元的行李保护费计算,需外宿或离职员工中途退宿,一律以3元/天为标准扣除住宿费,对顶撞,不服从安排的员工给予10分/次,直至除名,人事部调配宿舍不配合者视情节给予50-200元罚款(以上情况均未发生过)。

八、其他情况

    长内无工会,也没有任何非官方的工人组织,员工表示只管做自己的工作,公司按时发放工资,其他一律不关心。公司手册表明每年都会有一次旅游,想去就报名,每人交费180/次,员工每月只有七八百,谁也不舍得花180元在这上面,去年旅游项目是爬山,他们认为50元都不值,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厂内无罢工现象,尽管都有这种心理,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么做,有很多妇女认为,像他们这种年龄的,能在这样的公司上上班已经很知足了。
一般都是人事部不定期的对车间进行检查,也就只有固定的几个人,主要就是检查卫生,不合格的实行扣分政策,有些来了一年多的员工从来没见过公司经理。

    进入车间要换拖鞋(自备),人事部解释说为了防静电,防静电有专门的静电带.静电环和静电衣,这样的防静电措施还是第一次听说。每天进出车间都有保安检查是否换鞋或打卡,还是有很多员工从来不换鞋,都是穿着拖鞋在宿舍.食堂和车间来回跑。保安每次上下班都拿着一尺厚的卡,一个人打一个人抽,动作极为熟练,有员工说那都是我们的假卡,是为了掩饰上面检查,因为有时候会为了赶货熬通宵,保安就会把该天晚上加的通宵打到次日白天上,作为正常上班,也有说那是别的车间员工的卡,因为不方便由保安在这边车间帮助打卡,但卡片上都没有名字,所以后者肯定是错误说法。个别员工说公司在建设属于他们自己的厂房和宿舍,但具体位置不清楚,更多员工认为是公司自己在吹牛。

    员工手册显示只有被公司开除才会全额支付工人工资,但公司从没开除过任何人,一般写离职申请都不会批,致使极大多数员工自离,宁愿不要工资。组长离职更麻烦,就算合同期满也批不下来,有些主管会拿克扣工资或不发工资进行威胁,有的更干脆“我反正不会批,不真想走就旷工吧”。公司一年365天都在招工,一般员工都只呆上一个月就离开。附近除了此工业区就是别墅区,卖东西的也屈指可数,员工们的娱乐方式只有两种选择,上网和去三四公里外的沙岗墟赶集(每逢三.五.日才有)。

东莞大信装饰礼品有限公司报告

一、工厂背景

    东莞大信装饰礼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台商独资企业,位于东莞常平镇北横路,电话:2416198 ,邮政编码是;523500。该厂成立于2002年6月25曰,是去年从石排镇搬到常平镇北横路的。主要以生产和销售蜡烛灯,圣诞灯串等。产品主要是销往美国,德国为主。该厂职工有1800人左右。在调查访问史丹利(中山)工具工人过程中,发现其存在典型的对工人的不良待遇:

1.在劳动合同的签订上,工厂有时候并不能及时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且工人不会持有劳动合同。
2.工厂加班很多,且不能按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
3.工人得不到尊重,如果完不成生产指标要被骂。
4.伙食很差,有很多员工都抱怨说“简直就不是人吃的”。且不管吃不吃每月都要扣除生活费160元。
5.饭堂卫生很差,洗碗处很脏,到处都是油腻。
6.有较多的罚款。
7.劳动局的人来检查的话,厂方会提前发一张试题给工人背以此应付上级检查。

二、劳动合同

    厂方有与工人签合同,不过有些时候有些工人进厂10天还没有签合同,工人自已也不会有保留的那一份合同。

三、工作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是;早上,8,00-12,00。下午;13,30-17,30。晚上;18,30-23,30。平时加班时间是晚上18:30~23:30,每天加班5个小时,每个小时3元。,星期六、星期天上班算加班早上08:00~12:00,下午13:30~17:30,每个小时6元。有时星期六晚上也会加班,也是每小时6元。一般情况下旺季时每一个月只能公休两天,而且每月有二天晚上要加班到通宵,也就是说从早上08:00开始上班,上到第天早上08:00,休息一个中午,下午照常上班。淡季时每一个月能公休4天;旺季在4月~9月份,淡季在10~3份。加班是厂方强迫要求的,并不是工人自已愿意的,如果不去加班的,就记小过一次,扣三天工资。工作中没有休息时间,如果要去洗手间,一条生产线不能两个人同时去,并且要把厂证挂在生产线上,回来时再取下来;(也就是没有人顶位)中午午休是12,00-13,30。各部门不同,有些部门是早上07:30~19:30,中间没有午休时间,吃完饭,马上要回车间上班。每条生产线都有生产指标,(生产不一样的产品,指标不一样)一般情况下能完成,有小部份不能完成,如果没完成就会被骂。

四、工作报酬和福利

    工人刚进厂时不用交任何押金,没有厂服。工厂计酬是按计时的,每月底薪是770元,22天,加班是3元一个小时,星期六、星期天上班算加班,每小时6元。工人每月平均工资是1000元左右(包括加班时间)。工资支付是有规律的,但是这个工厂每到每月的28号都会叫老员工和于部签一份假的工资表;这份假的工资表里有全勤奖50元,生活费扣115元,加班费4.62元每个小时,星期六,星期天加班费是6元多每个小时,(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再来每月月底的时候厂方会给员工发工资条,里面没有全勤奖,生活费扣160元,每个小时的加班费是3元,星期六,星期天是6元。(这些才是真实的)这有四位员工提供的工资条。

五、食宿条件

    工厂有一栋宿舍楼,共有4层,第一层是饭堂,第二层有一排是住男员工,有一排是住女员工,第三层住女员工,第四层住男员工。每层分两排,每排有26个房间,有3个安全出口,每个房间有12个床位,一般情况下都没有住满12人,平均每个房间住10人左右,每一个宿舍没有独立的洗手间,浴室,洗漱间。每排分别有4个厕所(厕所分两排,每排有五个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一个厕所一次只能有十个人使用,里面没有自来水,每排的第一个有人工放的一个水桶,有水的话就冲一下,一般情况下上厕所后都没冲水,犄别脏), 浴室,洗漱间,宿舍每层都有灭火器,每个都贴有每月检查一次,显示正常的(看起来很旧,不知道能不能用)。厂方饭堂有提供一日三餐,但每月要从工资上扣160元的生活费。早餐有时候提供炒饭,馒头,汤米粉(每天只有一样)正餐提供的是一荤两素,但是荤菜是见不到一点点肉的,素菜一般都是一些青菜。不管吃不吃每月都要扣除生活费160元。每位员工去打饭菜要刷卡,早餐0.8元,正餐3.1元每餐,伙食很差,有很多员工都抱怨说“简直就不是人吃的”。有夜宵票是工厂提供的。但是饭堂卫生很差,洗碗处很脏,到处都是油腻。

六、安全保护

    该厂有三栋厂房,每栋有4层,每层有两个洗手间,每个洗手间里有一个热水器(就放在厕所旁边)一个车间有19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有20人左右,有7个吊扇,每条生产线生产的产品都不同,主要生产的产品有10灯黑帽雪人头灯串,10灯围巾雪人,105灯蜘蛛网灯串,BO有芽素面管灯台,LED铝罐灯串,10灯玻璃老公灯串等等。二课D组有一条生产线是做105灯蜘蛛网灯串的,每人每小时要做三件半,工作量很大,有些工人还没上班就提早到车间做货了,因为连续三天都没达到工作量的话,是要扣加班费的,少一个小时的工作量就扣一个小时的加班费,以些类推。有一位工人说“一到下班时间坐在凳子上(因为做这个货时是站着做的,一般上做货都可以坐着做),就想永远不起来了。车间条件很差,工厂都是随地吐啖的。每个车间都装有灭火器,每个都贴有每月检查一次,显示正常的(看起来很旧,不知道能不能用)。在生产过程中基本上接触不到有害物质。每个刚进厂的员工都没有经过培训,都是靠自已摸索的,最多也就是让老员工示范一下而已。由于工作性质问题,工伤事故不是很经常发生,不过一个月前,二课有一位班长在上班期间被针车弄伤腿骨,很严重现在还在住院。

七、奖惩措施

    该厂请假非常难,一般是只能请病假(要出示病历证明)不能请事假,除非你有认识的人。 厂内设有对工人的经济奖惩措施,没带厂证(出入厂要打卡)不配合保安检查,旷工半天以上,在宿舍抽烟,喝酒等要记大过一次,扣九天工资;迟到30分钟或旷工半天以下这些是记小过一次,扣三天工资;不听上司安排,没完成任务记警告一次,扣一天工资。前些时间工厂仓库发现被偷窃,及时被几个保安发现,工厂给这几个保安记小功一过,记小功奖三天工资。也就是说奖惩相对应。

八、其它情况

    工厂没有组织工人工会,也没有发生过罢工现象,工人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写下来投到每层宿舍楼梯口的意见箱里,没人投过,因为工人都知道就算投了也没用,没人去看的,所以每个意见箱的锁都生锈了。工人出入工厂时要打卡,如果拿东西出去的话,保安要检杳。工人上班时不会有辱骂,殴打现象发生,每月会有劳动局、客户来检查工厂,没有具体时间,到生产旺季时一般都没有人来检查,如果有劳动局的人来检查的话,厂方会提前发一张试题给工人背,不背者记大过一次,背会了就要把试题交上去,试题内容就是按照工人所签的劳动合同内容,如:平时加班费是15%,星期六、星期天是20%。
每位工人辞职的话,要写申请书,由班长交上去给课长批,批下来后再填辞职书,写申请书(有样本照抄),没做满半年的辞职三天就可以离厂,做满半年以上的要一个月才能离厂,离厂前要把行李拿到保安室,等放行条批下来到放行时间才能出厂(有规定放行时间)离厂时领不到工资,要到月底发工资时打到帐户上(每月工资是打到帐户上的)。

    一位以前在工厂上班的工人自述:早上七点多一点就要起床了,一醒来全身都是酸痛酸痛的,根本就不想起来,可是全宿舍的人都起来了,因为时间快到了,就拼命跑到洗漱间去,可是没位置了,每间宿舍都住着十个人左右,五六个宿舍的人共用一个只有二十几个水龙头的洗漱间,所以还要排队等十几分钟才能到我用,我只能速战速决的漱了口,洗把脸后,还要跑到厕所去等几分钟才能有位置上,连早餐都没吃就到车间上班,没时间吃也没胃口吃,因为太难吃了。

    然后就拼命赶到车间去,因为迟到要记小过扣三天工资的,那不就白干了半个星期了嘛。连气都还没换过来,就要开始工作了,做货时要做的很快,因为每过两个钟班长就会记数量,连上洗手间都要很快速,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上完洗手间后有时还没水洗手,因为工作量很大,怕达不到工作量,要扣加班费,还要让班长在那里乱七八糟的说一大堆有的没的。到下班时做的连腰都直不起来了,一下班就拼命赶到饭堂去打饭,饭堂的伙食很差,很难吃,跟猪食差不多,因为吃不吃都要扣生活费的,所以只能吃了,吃了也吃不饱,随便吃了一点就跑到宿舍去休息一下。

    下午是13:30上班,每次我都会提早去车间做货,因为我没完成工作量,怕扣除加班费,只能这样子了,拼命的做货做的我都分不东南西北了,时间过的特别慢,好不容易挨到17:30下班,下班后我连饭也不吃,第一个跑到宿舍去抢冲凉房冲凉,冲完凉也就差不多上班了,工友们都是晚上下班后才冲凉的。因为一个钟后就要上班了,吃完饭就差不多要上班了,跟本没时间冲凉,晚上加班时间太长了,每天晚上要加到23:30,下班后累的都不想冲凉了,还要等冲凉房,最早00:00才能冲到凉,冲凉后还要洗衣服,最早要到01:00才能休息,因为宿舍里面都没有洗手间,浴室,洗漱间这些,所以很不方便,特别是洗手间,都没有水冲的,有时会有一个水桶装着一点清洁工搞清洁用过的水,所以宿舍走道上有异味。我下班后只想睡觉,所以我每天都不吃晚饭,去冲凉,下班后一回宿舍就上床睡觉,累的我都没力气说话了。

关于东莞冠越玩具有限公司的调查报告

    一、公司简介:(略)

 

 

发件人:"高一飞" <gaoyifei1216@hotmail.com> 2009-01-04 16:42:55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高一飞两篇

中央新司法改革方案令人振奋

高一飞

2008-12-14

    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最新的司法改革报告,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依照司法改革的草案,经后法院的经费将由中央财政专项确定,解决基层法院的经费保障问题,从而开始打破司法经费由地方保障的格局,逐步化解司法的地方化难题。依照公开披露的消息来看,此轮改革的重点将是加强权力监督制约。在职权配置方面的改革将包括劳教制度的调整,检察院自侦案件的调整,看守所管理制度的调整等三个大的方面。(司法改革下一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成为重点,http://www.21cbh.com/Content.asp?NewsId=57424,2008-12-9)
尽管司法改革报告的全文没有公布,但从报道中介绍的内容来看,这一方案是令人振奋、值得期待的。

    这一方案首先让我们看到了改革设计的基本理性。以劳教制度为例,它所针对的违法行为实际上是需要加以惩处的,这一制度务受质疑,主要的问题是程序不正当。对于较长时间的剥夺人身自由的权力,应当司法化,必须通过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即司法机关进行裁判才可以决定,但是过去“维持论”者回避程序是否正当这一根本问题,强调中国特色,将劳教问题意识形态化,把国际上的指责认定为“以人权这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实际上,内政也需要基本理性,剥夺一个人的自由长达三年或者四年的时间,仅由行政机关就可以决定,既不民主、也不科学,极易产生侵犯人权的错案,而决定者也容易利用这一权力进行钱权交易。这次改革,将此项权力移交调整到法院来行使,以确保这项权力的行使更加规范化。直面问题,也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劳教制度的正当性问题。

    这一方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克服了部门本位主义倾向。过去的司法改革,通过公、检、法、司各自制订改革方案推进。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我国的检察院长期享有对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权,其中包括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的案件。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可以由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但是对于检察院的自侦案件,则长期缺乏必要的制度性限制。过去,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同志认为“取消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就必然是软弱的、苍白无力的,宪法规定的这种法律监督也就形同虚设了。”(贾春旺:《加强理论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体系》,求是,2005年第13期。)“职务犯罪侦查与法律监督是契合的,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朱孝清:关于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实际上,检察机关是追诉机关,可以有一定的侦查权,是司法体制方面的常识。我国学者质疑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前提是:如果检察机关自己进行职务犯罪侦查,又自己进行监督,那么,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的制度设计“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原则。”(蔡定剑:《司法改革中检察职能的转变》,载《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1期,第26页。)这次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调整就是提出应该将此项权力从检察院剥离开,改由公安机关或者别的机关来实施。所谓“别的机关”是指可能新设立的独立于检察机关的反贪局。

    在现行体制之下,检察机关拥有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但是,它进行的侦查活动中,自始至终只有两方即检察机关一方、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律帮助者一方,没有第三方的介入,更遑论“中立的第三者”,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一切强制性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权利的措施都不需要第三方的批准,这样一种单方、超职权的侦查权,在全世界任何法治国家都不可能允许存在,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求废止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还需要太多的理由吗?当然,如果我国也象英国和美国一样设立治安法官、象法国一样设立“自由与羁押法官”、或者象德国一样设立“侦查法官”充当中立的第三者,并由这些法官对重要的强制性措施进行司法审查,那么检察机关保留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可以的,如果不顾侦查程序要有一定程度司法化的基本规律、回避检察机关侦查权也需要监督的问题,而把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理所当然可以有侦查权作为理由,那么,怎么能够回答“谁来监督‘监督者’”这样简单的问题呢?

    这次改革的另一个特点是守住了现代司法文明的底线。近年来,我国爆出大量的刑讯逼供案件,这些案件主要发生在看守所。看守所与监狱不同,它是公安机关对未决嫌疑人进行关押的场所,是每一个公安局都设立了这么一个部门,即看守所作由同级公安机关管理。在侦查、羁押、改造主体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下,看守所对侦查机关的讯问活动缺乏有效的监督。许多学者提出,为了体现程序公正和控辩平衡,必须做到侦查权和羁押权的分权与制约。将来看守所由公安机关管理的现状需要改革,应将看守所的管理移交到司法部(局)体系之下。但是,在历次刑事诉讼法年会和各种讨论会议中,我国的公安部门的领导明示或者暗示:由于警力有限和破案的压力,我国侦查中如果不采用直接或者变相的刑讯逼供措施,就无法正常进行诉讼。早在2006年3月1日,全国检察系统进行侦查讯问中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实践表明,凡是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案件,没有发现一起违法办案、刑讯逼供现象”。(王新友:《凡是讯问全程录像均未发现违法办案》,载《检察日报》11月14日,http://www.jcrb.com/200711/ca653694.htm。)但由于公安部门的抵触和消极,这一防止刑讯逼供的有力措施至今为止并没有能够在公安机关推行。

    和同步录音录像一样,看守所的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都呼吁“侦押分离”,世界各国如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都是由同时负责已决犯关押的监狱关押,只有中国将未决犯罪嫌疑人由侦查机关自己看管。学者长期呼吁将看守所改由司法部(厅、局)系统管理,但一直没能很好的解决。这次下决心从公安机关分离出来体现了中央政治局对刑讯逼供这一有违现代基本文明的做法不认同不纵容,与公安机关有些同志的想法形成鲜明对照。

    值得一提的是,受中央委托进行司法改革方案起草的,大都是公、检、法、司机关以外的学者,他们在改革方案设计中表现的中立、独立和理性让人敬佩,而更让人欣慰的是,中央政治局对司法改革的明智态度,这一态度,既超越了有些司法部门官员狭隘的部门本位,也超越了某些学者片面的陈腐或者偏激之见,确为深思熟虑、必要而又可行的适当方案。

 

尊重人权普遍性才能建设和谐世界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丹佛大学博士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理事、执业律师  高一飞

2008-12-12

    今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致信中国人权研究会。他说,联合国在60年前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对推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共同愿望,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以人为本,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2/12/content_10491767_1.htm,2008年12月12日 。)

    我国在外交上首次承认人权的普遍性是在15年前。1993年6月,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包括中国在内的18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宣言承认人权具有普遍性,并明确要考虑各国各地区的特点。这是我国在外交上首次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在不少人质疑人类普适价值,对于人类存在普适价值这样的简单问题还有争议的今天,胡锦涛主席“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的提法引人关注,不仅是对中国已有立场的郑重重申,也是对不顾常识的极左思维者的一次必要提醒。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并且“不分国家或领土的政治地位,主要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加以传播、展示、阅读和阐述。”

    人权的普遍性是人权公约对人权本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人权的普遍性是指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和人权原则、人权基本内容的普遍性。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向世界宣布了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性,并明确指出,这个宣言是“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

    1966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规定并宣告了与《世界人权宣言》同样的内容。1993年6月14日,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在维也纳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18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此次世界人权大会。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要求“各国应互相合作,确保发展和消除发展障碍。国际社会应促进有效的国际合作,实现发展权利,消除发展障碍。”(《宣言》第10条)“世界人权会议重申,审议人权问题必须确保普遍性、客观性和非选择性。”2002年6月7日我国政府参加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中我国政府就承认了宣言的内容:“本组织成员国本着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之义务,确认所有人权的普遍性、不可分割性、相互依存性和相互关联性。”

    为什么人权具有普遍性,因为人的本性是一样的,人类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尊严;全人类有共同的利益;全人类存在着共同理解和接受的道德。但人权也有其特殊性,原因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宗教民族特点不同。人权普遍性导致了人权有共同的标准、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合作行动。200年来,人类在不断地为扩大“人权”的范围而斗争,形成了一系列被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人权公约,到目前为止,中国一共参加了22项国际人权公约。

    国际人权标准的特点在于,他是被世界各国政府代表人民签署的国际人权约法所体现,因而是人类社会的普适标准;虽然各国有自己国家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但对已经签署的人权公约有履行的义务。它不能告诉我们完美的人权标准是什么,但它告诉我们最低的标准是什么,这不妨碍各国制定更高的人权标准;它也许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完美的人权状况,但至少能告诉我们哪些作法侵犯了基本人权。对照国际人权公约的标准,我国的人权状况还有待改善。

    在与国际人权标准的立法方面,中国政府在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至今中国人大也没有批准该公约。在国际人权标准的执行方面也有不少的问题:时有发生的矿难和类似于三鹿奶粉事件的食品安全问题,使人民的生存权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人为制造不平等的户籍制度使平等的公民事实上享受不同的待遇;公民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政府的权利仍然有限;工会在工人的权力保障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公民的言论自由、司法公正的权利也经常受到侵犯。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制造的一起起文字狱,表明公民的言论自由受到权力的打压,而司法腐败窝案的接连发生、最高法院副院长的落马,也表明司法人权的状况令人担忧。

    胡锦涛主席表示:“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国际人权合作,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关于人权,有一条根本而简单的理由就是:“我们”──毫不低于“你们”──是人。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中所说,“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这是人权普遍性最基本的根据,即“人”具有共同的愿望和价值观。这一观点的承认曾经给全世界带来了重大社会和政治变革,中国人民也将在这一基本的理由之下,实现对自由与人权的美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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