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文章有两篇国外学者(海外华人)的重要著作,都是谈中国发展历史和发展战略、发展方法的,都很值得一看,但也有几篇国内学者的重要文章,如开头杨芳洲和宋泓柴瑜的文章,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发展和战略问题。比较各方学者的视角,能看出这些学者的不同,但也有相同之处,那就是国内和国外的学者都已经不仅仅照搬和模仿西方了,而是有分析有创见有独到的见解。今天的中国仅仅学习西方还不行,还要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东西和主心骨。但在各种众说纷纭的思想中,我们都很难发现真正有真知灼见的观察,譬如本文集中几篇对格鲁吉亚冲突问题的论述,除了谬误,就是小儿科,劝人们还是多看看张文木教授的文章,就知道世界是怎么会事了。本网汇集各家之言,并不意味我们都同意这些观点。譬如胡星斗教授的建议,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这也太过分了。中国拿工资的人口约占总劳动人口的1/7,还有与工资人口数量相同的一批失业待业和无收入者,胡教授的这个建议一看就是太偏向有工资收入者了。与其免税,不如加大社会福利和保障力度,让税收更多地向低收入和无收入群体分布。这才说得过去。总之,目前的中国,从经济理论到政治思想和文化艺术,都是一副混乱状态,看看新儒家们对奥运开闭幕式的批评,就可以看出这种混乱。所以,中国的重建不仅是经济和物质上的重建,更是思想文化上的重建。]

中国自主发展的大国战略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8月27日

目录

【经济研究】

杨芳洲:《新外汇管理条例大大增加了我已很严重的金融风险》

宋泓 柴瑜:《依靠外资与自立发展: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对比分析》

《美证管会拟下令永久禁止放空二房股票》

《巴菲特警告:美债台高筑恐祸延几代子孙》

胡星斗:《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至一万元》

【大国战略】

李毅:《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举隅》

刘禾:《200年前的帝国碰撞如何启示今日中国》

戴文武:《早期对华贸易改变美国:造就首批百万富翁,促进北美独立革命》

【经济理论】

Katja Kipping:《走向基本收入——德国左翼的政治观点》

杨曾宪:《试论雇佣劳动与剥削的非必然关联》

张志峰:《什么是推动中国改革的源动力?》

乔续:《论公有制的普世性》

【国际问题】

于时语:《俄罗斯门罗主义与美“强制和平”的终结》

魏京生:《格鲁吉亚战争和国际格局的变化》

章东生:《普京神话的消失》

【思想文化】

甘阳:《“文化:中国与世界”论丛缘起》

阮大方:《言论自由的尺度反应当政者的自信》

Martin Fletcher :《中国梦已取代了美国梦》

朱嘉明:《中国为什么没有索尔仁尼琴?》

帘想:《如果菲尔普斯是一位中国运动员》

韩星:《对2008年奥运开幕式的几点批评》

陈明:《没有深度没有节奏----张艺谋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奥运开幕式》

徐迅雷:《“奥运礼仪”需要向西方看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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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晓陆 杨"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4 03:51:55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杨晓陆传文(附件)

新外汇管理条例大大增加了我已很严重的金融风险

杨芳洲

2008年8月23日

    2008年8月5日,我国新的外汇管理条例公布。我们认为,该条例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

一.制定外汇管理条例的指导思想为何缺了最重要的安全原则?

    总则第一条 为了加强外汇管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条例。(此乃制定外汇管理条例之指导思想。)总则第十条 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依法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遵循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此乃外汇管理原则。)

    制定外汇管理条例也是外汇管理事务,而且是第一重要事务,因此更应体现外汇管理的原则,尤其是目前我最致命的薄弱环节——安全原则。而作为此条例指导思想的总则第一条却无此原则,而是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等为目的。一般情况下,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一种利益。但只有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国际收支平衡才是利益。而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恰恰是因外汇管理一意迎合美国利益,只将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债券等而不用于对我有利的资源储备进口——此极端无视安全原则的外汇管理政策造成的。

    第十条显然是在我巨额外汇储备出现严重安全问题(我5000亿美元美国公司垃圾债因两房等即将破产而难逃灭顶之灾)后才加上去的,5000亿美元的惨痛代价才换来这条早该明确的原则,其教训可谓刻骨铭心。尽管这条原则明确的太迟了些,但有此原则总比没有好,不管怎么说,明确此原则总算是一个进步。可惜的是此最重要之安全原则却未能体现在制定外汇管理条例——这个最重要的外汇管理事务的指导思想中。这不仅表现在总则第一条外汇安全或金融安全目的的缺失,而且在整个管理条例中存在着严重的外汇和金融安全漏洞。

    此外汇管理条例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为目的,体现的还是去年不顾一切(代价)“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即“严进宽出”的方针。正是此灾难性的外汇管理指导思想导致中投公司等无视安全原则损失惨痛的外汇投资。看来5000亿美元的巨大代价仍未能使外汇和金融管理层真正吸取教训,我外汇储备还将继续蒙受更重大的损失。从而对我金融安全形成最严重的威胁。

二.新外汇管理条例巨大的安全隐患

    说明:根据新条例第52条,境内机构包括外资,境内个人包括在华居住一年以上的外国人。新外汇管理条例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例如:

    第九条 境内机构(包括外资)、境内个人(包括在华居住一年以上的外国人)的外汇收入可以调回境内或者存放境外;调回境内或者存放境外的条件、期限等,由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根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管理的需要作出规定。(仅此一条就近乎完全取消外汇管制,只是还有一句活话“(外汇)调回境内或者存放境外的条件、期限等,由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根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管理的需要作出规定。”似乎还隐约有一些限制,但倘若外汇管理部门对“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管理的需要”判断有误呢?我上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被套牢于美国政府长期债券和公司垃圾债,非大幅贬值即灭顶之灾,不就是外汇管理部门在美元长期贬值乃至崩溃趋势和美国经济危机已十分明朗形势下的“杰作”吗?国家最重要的金融安全仅依赖于这些专以为他人救火为天职而不惜陷祖国于危难的外汇管理者之主观意愿,其前景如何?能不令人担忧乎?!)

    第二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可以直接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其他境内机构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应当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外汇管理机关根据申请人的资产负债等情况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此条可使外资(或中资)银行以对外商业贷款名义短时间汇出大批外汇,其势将如高坝溃决难以阻挡。)

    第二十二条 资本项目外汇支出,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关于付汇与购汇的管理规定,凭有效单证以自有外汇支付或者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购汇支付。国家规定应当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的,应当在外汇支付前办理批准手续。
依法终止的外商投资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清算、纳税后,属于外方投资者所有的人民币,可以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购汇汇出。(此规定给了外资最宽畅的退出通道。)

    (总之,此条可谓彻底“拓宽资本流出渠道”,只是根据第十七条,“境内机构、境内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或者从事境外有价证券、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国家规定需要事先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备案的,应当在外汇登记前办理批准或者备案手续。” 而究竟什么需要在外汇登记前事先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备案,第十七条及整个外汇管理条例都没有说明。因此,第二十二条实际上准许(包括外资和外国人在内的)对外直接投资只要在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即可将其人民币自由兑成外汇出境。并给予了外资最宽畅的退出通道。)

    第十三条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留或者卖给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此条改变了以往外汇收入必须卖给国家的规定。)

    总之,仅以上几条就已将“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拓得很宽很宽,如河流之亚马逊,如人体切开动脉,不仅大量资本外逃,而且短期内投机热钱等国际资本携掠夺我之巨额财富大规模撤离也已不再有任何障碍。

    尽管还有第十一条“国际收支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失衡,以及国民经济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危机时,国家可以对国际收支采取必要的保障、控制等措施。” 作为最后一道“安全阀”,而且有此“安全阀”也总比没有好。但因资本流出渠道已拓得太宽太通畅,大大压缩了可容我做出反应的宝贵时间,很可能在我们“意识”到危机降临时,巨额外汇财富就已近告罄。
加之我金融和外汇管理层之爱国心、责任感、业务水平,都非常令人怀疑。他们可在美元长期贬值趋势及黄金长期升值趋势都已十分明朗之时,十年如一日将我外汇储备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债券(甚至垃圾债),并抛售黄金,将黄金储备运到美国存放;可在美国金融经济危机已爆发并将继续恶化发展之时,以5000亿美元巨资为美国救火而不惜陷祖国于危难;怎么就不会在“国际收支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失衡,以及国民经济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危机时,”多“观察”多“犹豫”多“研究”多“讨论”几天,以继续“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呢?!而目前我就已经面临“国际收支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失衡,以及国民经济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危机”的局面。

    “6月份我国新增外汇储备仅119亿美元,远远低于前5个月每个月净增加537亿美元的平均水平。……分析表明,6月份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非正常下降既不是由于贸易顺差的下降,也不是外商直接投资(FDI) 的减少;这是因为6月份的贸易顺差创出上半年的新高,达到213.5亿美元;而FDI也是上半年的次高,仅次于1月份的112亿美元。外汇储备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被称之为‘热钱’的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出。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热钱净流出190.6亿美元,并且大大超过当月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额,这一现象在我国最近几年极为罕见。”[注1] 热钱大量流出也从近来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下降得到印证,国际金融界也普遍预测我国奥运会后将出现金融经济危机。

    更严重的是,我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被套牢于美国债券,正遭受惨重损失直至灭顶之灾。资本外逃也已超过5000亿美元,因金融经济命脉正在被国际资本控制,我财富利权外流每年也有数千亿美元之巨,如动脉大出血难以遏止。最后我必因巨额财富为美国危机买单而陷自己于经济崩溃。

    因此,现在外汇管理的当务之急正是应落实“对国际收支采取必要的保障、控制等措施。”,重新严格外汇管制,以防止“国际收支可能出现严重失衡,以及国民经济可能出现严重危机”。而恰恰在此关键时刻,我们却出台了“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的极其危险的外汇管理条例,大大加剧了我已很严重的金融风险。

    可见,即使新外汇管理条例有第十一条这个“安全阀”,也将因其掌控在责任感、爱国心和业务水平均存在严重问题的现金融和外汇管理层手中,以及因“资本流出渠道”已被拓得太宽太宽,而形同虚设。

三.外汇安全乃国家经济安全生死攸关的首要问题

    流失外汇之所以会引起严重的金融安全问题,是因其失去的不仅是外汇形式,更会因此而丧失远远超过这些外汇形式的财富内容。由于外币世界范围的流动性,因此只有外汇财富才能很方便地瞬间大量流失到国外去;又由于外汇与国内商品也存在(间接的)等价关系,大量流失外汇财富累计到一定程度必导致本位币汇率的大幅跌落,从而大大改变外汇与国内商品之间(间接的)的比价,使外币持有者极廉价买走大量国内优质商品和资产,因而将再流失其它国内物质财富。所以流失外汇财富比丧失其它形式的财富更容易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并由金融危机发展为全面的经济危机。最终造成的损失也将远远超过那些流失的外汇财富十几倍乃至数十倍。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一般都是因外汇出了问题。如:拉美、俄罗斯、东南亚等。外汇问题搞不好就会造成一个民族的大失血,甚至经济实力彻底崩溃。因此,外汇安全,应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问题。

    而中国的外汇流失,除以上所说流失外汇形式导致的财富流失问题,还有流出外汇本身就是直接流失财富的问题。这是因为:1.我目前腐败的法制环境形成大量非法收入导致巨额资本外逃。2.买办权臣勾结外国势力控制我经济命脉,并频繁制造经济波动洗劫中国人民,造成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超大规模财富利权外流。因此,届时人民币汇率大跌而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将更加猛烈。外汇安全无疑因我特殊国情而具有比一般国家更大得多的战略安全价值。

   目前我外汇储备虽有一万八千亿美元,但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可随意支配)的财富不过是六、七千亿美元账面累计贸易顺差,其余的一万一千亿美元来源不是外债就是外资(超过我对外债权和对外投资的余额部分),而外资中境外投机热钱则又占至少一半。最糟糕的是我上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被套牢于美国债券,其中约2000亿美元次级债已灰飞烟灭,3700亿美元两房债券也已无买家接盘,很难避免惨重损失;5000亿美元美国政府长期债券难以脱身,任其不断贬值。这些灾难性的美国债券投资损失加在一起,实际上已经差不多造光了我们的六、七千亿美元账面累计贸易顺差,只是还没有表现在帐面上。

    如无有效的外汇管制,当投机热钱卷着丰厚的盈利一起撤离时(或是由于类似美国次按危机,或是国际金融资本恶意冲击,或是二者结合在一起),约6000亿美元的境外投机热钱将卷走6000亿美元(包括至少2000多亿美元投机获利),正在我股市楼市投机牟利的贪腐非法收入也将跟随外资一并逃出,从而还要再流失至少一两千亿美元。这样,一场大的跨境金融风波就足以卷走我外汇储备七、八千亿美元。而我套牢在美国债券上的万亿美元却动弹不得,若立即兑现,则潜亏立即变成无可挽回的六、七千亿美元的巨额帐面亏损。因此“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后将被一场金融动荡卷走的七、八千亿美元足以流光我除套在万亿美国债券上的其余外汇储备。

    而据说我们有充分流动性的货币形态的外汇资产也就3000多亿美元和欧元现金等,这是中国国际支付能力最后的预备队[注2]。因此,如金融剧烈动荡大量外汇出境,可导致我高达5000亿美元的巨大国际收支缺口。为填补此缺口,我们将不得不变卖(除万亿美国债券和三千亿现金储备以外的)其余五千亿美元非货币形态外汇储备资产,不但其(灾难性外汇投资政策造成的)已有潜亏将成板上钉钉之明亏,而且因急于变现而贱卖造成新的巨额亏损也在所难免。因此,这个高达5000亿美元的巨大国际收支缺口根本无从弥补,人民币汇率将一落千丈,我将因此而发生惨烈的货币金融危机,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金融和经济全面崩溃。

    何况此“严进宽出”的外汇管理方针届时导致的巨大外汇供需缺口还远不止5000亿美元,正如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张明所说“任何热钱的流入都意味着未来的相应流出。‘宽出’意味着现在流入的热钱在将来可以以低成本流出。‘宽出’具有鼓励热钱流入作用。……考虑到目前中国的M2/GDP比率超过160%,一旦热钱流出引发中国居民竞相用人民币换取美元的‘羊群效应’,那么换汇数量将非常惊人,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极端巨大。”[注3]

    即使境外投机热钱不一起集中撤离,我得以暂时避免东南亚金融风暴式的打击,但由于我超大规模的财富利权外流和资本外逃形成外汇财富长期失血的洪流,我们最终也仍难避免俄罗斯因财富持续大量外流而导致的经济灾难。

    我们的股市每每总是让外资坐底而获暴利;贪腐非法收入造成资本外逃也至少在5000亿美元以上;外资廉价控股我民族产业造成的财富外流也是巨大的数目,其中仅廉价参股我银行金融系统一年就赚走我1.7万亿元[注4];再有各地各部门招投标歧视国货,进口并不先进的昂贵外国设备(如铁道部)等,财富外流也是天文数字;我大量海外上市公司将国内垄断暴利给其海外股东分红超过其国外融资额数倍乃至数十倍,又至少造成成千亿美元财富外流;加之我万亿美元投资美国债券的巨额亏损;所有这些财富利权外流至少已达平均每年数千亿美元规模,(如此还能撑几时?) 这些巨额财富流失的累积无疑正使我面临因此而导致恶性通胀经济崩溃的严重局面。

    一旦“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即放开外汇管制,我金融安全必面临最严重的困局:或因跨境金融风暴以外汇形式掠尽我财富,造成东南亚式短期财富大失血的至危急症;或因财富利权外流和资本外逃更方便快捷规模更大,而形成俄罗斯式财富长期失血的洪流;或两类大灾难结合在一起……

    我之所以能有较大的贸易顺差而积累了外汇储备。是我国工人忍受着全世界最低的薪酬,使我出口商品有着全世界最低的成本。而之所以形成此全世界最低工薪标准,是因我(被美国误导)经受了10年(1993-2002)经济紧缩的惨痛损失。一大半国内企业因此而倒闭,经济损失超过四万亿元。银行坏帐高达30%以上,城市数千万人失业,数亿农民重陷贫困。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空前扩大。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环境和资源破坏更是绝无仅有。
因此我们这点外汇储备就更弥足珍贵,如同大病一场后又失血过半所剩下的最后一点血脉。其中每一个美元都凝结着我民族付出的太大代价,太多血泪。

    造光我全部外汇储备,我以巨大代价换来的对外开放这唯一一点成果全部尽付东流,等于我93年以来十几亿国民忍受着巨大苦难整整十五年为美国白干,一分钱工资也没有。而如果因造光外汇财富引发金融和经济灾难,则等于我建国60年来以巨大代价和牺牲取得所有经济积累全部无偿奉献给美国等国际资本,我六十年一甲子轮回,又回到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旧中国。所改变的不过是3倍的人口及资源和环境的恶化……

    由于我现在的法制环境,所有通向外部的血管只能是以我单向失血为结果。而在所有控制金融风险的安全阀中,外汇管制无疑是最简单也是最后一道安全闸门。因此,在我未能建立有效的法制环境消除资本外逃及买办卖国导致的财富流失源泉,并能有效防范国际金融资本的掠夺时,严格必要的外汇管制,与世界金融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状态,对我具有生死攸关的重大意义。况且这也完全符合《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关文件中所认同的金融业审慎原则。而在条件不具备时强行与国际金融接轨,则必会走向俄罗斯、拉美、东南亚那样的经济灾难。

四.所谓外汇平衡问题不过是我们迎合美国利益的外汇管理政策造成的伪问题

    放开外汇管制“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的理由无非是所谓外汇平衡问题。而这恰恰是因金融和外汇管理层的错误而产生的一个伪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外汇储备除用于购买美国债券外再很少有积极的使用,尽管这么些年国际市场黄金、石油、有色金属等价格成倍增长,我却并未利用我们日益增加的外汇储备去增加这些涨价趋势早已十分明朗的战略物资储备,以致白白丧失了以低成本建立我们强大的黄金、石油及其它战略物资储备的最佳时机。相反,在我国际收支失衡外汇储备迅猛增长时,我们却还在大量廉价出口我们宝贵的资源——稀土、焦碳、黄金、各种珍贵矿产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等等,换回我已太多且又不断贬值的美元。

    正因我无积极有效的外汇管理和使用政策,总是买我们不该买且注定要大大贬值的美元资产,总是卖我们不该卖且注定要大大升值的好东西,才不断出现外汇不平衡,产生所谓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外汇占款的通胀因素;造成我近年严重失业形势下的通胀问题。

    如果我们从过去几年将外汇储备积极合理地使用,增加黄金、石油和其它战略物资的储备。难道不是比现在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美元债券和财富外流更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并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吗?如果我们的硬通货储备有一个合理的结构,难道不是比将其主要保持在美国债券形式上更有利于国家安全,更能使其保值增值吗?

    积极有效地使用外汇,外汇怎么能不平衡?人民币又能有什么内部升值压力?外汇管理和使用政策的失误反映了我们的金融和经济管理部门爱国心和责任感的缺失,也反映出其对黄金、美元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以及国家战略资源储备问题毫无基本的职业关心。

    难道我们的外汇只能用于购买美国债券和财富外流而不能用于该用的地方?我们出口越多,贪官和国际资本弄出去的外汇就应该越多?否则就是外汇不平衡?为此就要取消外汇管制让贪官及国际资本多弄出去点钱,以平衡外汇?

    以“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去平衡外汇,其实就是将完全错误的外汇管理政策造成的损失和问题用更加错误的政策去“纠正”。其结果只能是造成更大的损失和灾难。以此为外汇管理指导思想,说明了掌控国家巨额财富的精英大员们故意混淆外汇财富内容与外汇形式的区别,把应改变的财富形式偷换成不惜损失财富内容,将我外汇财富当作多余的无用物,甚至当作(引起通货膨胀的)“祸水”“血瘤”而弃给他人。

    总之,外汇平衡的关键在于扩大有利于我的进口,减少于我不利的出口。而不是隔开动脉对外淌血,以破坏性“拓宽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自杀。

    注释:

    注1:见边绪宝《高度警惕外汇储备增长的非正常下降》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15日全景网络-证券时报)
    注2:见刘军洛《中国外汇储备与中国股市》
    注3:见张明《中国外汇管理思路发生重大转变》
    注4:见张宏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发件人:"it&i-iwep" <itisiwep@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4 23:22:3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it&i-iwep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对比研究

依靠外资与自立发展: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对比分析 1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宋泓 songhong@cass.org.cn

柴瑜 chaiyu@cass.org.cn

August 24, 2008

    内容提要:本文以汽车产业为例,使用战略对比法分析了依靠外资与自立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1)不论与国内投资还是与外国借贷相比,外国直接投资都是一种昂贵的外资形式;2)市场开放条件下,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替代将造成我国的利润流失、就业减少和资源利用率降低。3)当地企业的能力建设和有效学习具有很丰厚的回报。因此,本文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应该实施以当地企业为主的自立发展模式,并积极创建互动学习机制。

    关键词:跨国公司 依靠外资 自立发展 战略对比分析 汽车产业

一、 引论

    2004 年春节刚过,由汽车产业引发的有关“自主品牌”的讨论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2。其中,涉及到诸如为什么要进行自主开发,建立自主品牌;引进外资有什么好处等等一些深层次问题。这是国内最近几年关于“依靠外资与自主创新”激烈争论的一个反映。一些主要企业的领导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引起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分析,并形成此文。

    1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373063)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4BJY005)的资助,特此致谢。非常感谢洗国明教授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和批评建议。

    2 《经济日报》2004 2 9 日到4 月初的专栏“加快培育和发展自主品牌”上文章和中央电视台2004 2 15 日“对话”节目对一汽总裁的访谈。

二、 分析方法

    在理论上分析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时,经济学家经常面临这样一种困惑,即以什么标准或以什么参照系来判断外国公司对当地经济影响的性质。不同的标准是导致理论分歧的根本原因。传统的边际分析法和比较法存在许多缺陷(Jenkins,1990)。比较理想的和前沿的方法是“战略对比法(strategic counterfactual)”(Lall & Steenten, 1978Lall,1993)。

    战略对比分析(Strategic Counterfactual Analysis)是指将实际发生的情形和在其他战略安排下,可能发生的情况相对照的一种分析方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战略对比分析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第一,企业案例研究。在企业基础上进行的战略对比分析,通常将所关注时期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和可能发生的“其他情形”进行对照。第二,总体研究。这种方法需要将所有的经济变量都看成是变动的,并在此背景下研究某一种变化的影响。这属于一般均衡分析。譬如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所进行的各种政策变化模拟,其实质就是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形(Counterfactuals)与基准情形(base line)进行对照分析,从而定量地分析不同政策变动的影响。 第三,产业案例研究。它关注的对象介于企业和总体研究之间。

    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所进行的战略对比研究比较常见,但是,在产业或者企业案例层面上所进行的战略对比分析则是凤毛麟角。国际上,上世纪70 年代Lall & Steenten1978),Newfarm(1979)都曾使用这种方法进行过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影响方面的研究。国内,柴瑜(1996),宋泓(1997),以及宋泓,柴瑜(1998)也曾进行过类似研究。虽然国内也有学者指出过并强调内外资的区别(江小涓,2002),但是比较深入的案例研究仍然比较少见。本文是这方面的尝试之一。

    本文对外资企业的研究以中国轿车产业中6 家主要合资企业为代表。它们是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上海通用、广州本田、神龙汽车和重庆长安铃木。这6 家公司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合资企业,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我国汽车产业中占有支配地位。19982001 年间,这六家公司的累计产量占了同期我国汽车产业累计总产量的78.46%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随着国内市场的不断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跨国公司以及国内企业的加入,它们的市场比例也在不断下降。20022006 年间,它们的累计产量只占到整个产业的47.79%。总体而言,在19832006 期间,这六家合资企业在中国轿车产业生产总量的份额为53.30%。对国内企业的分析则以天津夏利和上海奇瑞为代表。这2 家企业占了从1983 开始到2006 年为止中国轿车累计产量的12.58%

    战略对比分析中的“实际情况”是指到2006 年为止的情形。由于资料有限,我们主要以最近9 年(1998-2006)的数据为基础,来对各个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估计,并以这个估计作为我们战略对比分析的基础。分析中的基本资料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年鉴》(19982007 年各期),其他资料来源于更早期的《中国汽车工业年鉴》。表1 汇总这方面的基本情况。

    作为战略对比分析的“其他情形”,我们选择了四种情况:第一,将外国直接投资单纯看成是一种金融资本,譬如证券、债券等间接投资,以考察它在金融方面的成本。随后,我们将外国直接投资看成是“一揽子”形态,着重研究非金融方面的影响,并分了几种情形来考察。其中,第二,分析了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替代程度。第三,分析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替代以后会发生什么结果。第四,分析能力培育、市场开放和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替代的过程,以检验和证明我们提出的观点及其涵义。下面我们顺次分析。

    表1:中国汽车产业中合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的基本情况,19832006 年,单位:万辆;亿元(1990 年不变价格)

    注:中国轿车产业中的第一个合资企业是上海大众。该企业是1984 年合资,1985 年投资。本文之所以选择1983 年作为起点,是因为桑塔纳车型的引进和组装是从1983 年开始的。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年鉴》,19982007 年各期。中国轿车产业中的第一个合资企业是上海大众。该企业是1984 年合资,1985 年投资。本文之所以选择1983 年作为起点,是因为桑塔纳车型的引进是从1983 年开始的。

三、分析结果

    第一,金融方面的替代

    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外国直接投资“一揽子”特征中的金融方面的影响,而将其他方面存而不议。金融方面的影响,相对来讲比较清楚,也比较好计量。但是,这种分析结果却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并给出与其他可供利用的外资方式相比较时优劣好坏的明确判断。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金融方面贡献的讨论基本都集中在外资流入和利润汇出的直接影响方面。基于BOP 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显示“外资从一个国家带走的部分远远大于带入的部分”),这类分析通常得出“FDI 代价高昂”的结论。就FDIBOP 的直接贡献来讲,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一项投资对社会收入或BOP的“全面”影响来看,这种判断是很有问题的。譬如,就某一特定年份而言,利润汇出大于资本流入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进入一个国家的总外国直接投资对该国经济发展总体影响的明确或有价值判断。并且,一笔投资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利润大于投入的事实也不能说明该项目的任何经济价值。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做的是评估这个投资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可能的其他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即,从事“战略对比”研究。

    为了分析外国直接投资的金融贡献,通常采取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即假定其他成本和收益的社会值不变,并将实际成本和其他形式资本的使用成本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明确的判断。其他可供选择的资本有两类,一类是外国借贷;一类是从国内其他用途转移而来的资本。前者的成本是外国放贷者所要求的利息;后者的成本是当地资本的机会成本(即:以影子价格来计算的、该资本能够在其他领域生产出的产品数量或者价值)。

    现实中,我们很难选定一个中性的代表性的利息率和利润率。本文中,我们假定替代外国投资的当地资本的机会成本是10%;外国借贷的利率为8%。这个水平和当地资本的实际赢利率以及外国借贷的利息相当。

    本文以跨国公司的投资赢利率来分析我国汽车产业使用外国直接投资金融方面的代价。我们以外资企业1998--2001 年间的赢利水平(单车工业资金利税率和单车利税率)来推断1998 年之前的情况,并结合20022006 年的数据,进而在比较长的时间区段上来估计它们的赢利率。结果发现,到2006 年底为止,这6 家合资企业的资金利税率平均为32.00%3;考虑到上缴利税的影响后,工业资金利润率不会低于19.99%4。这个利润率比一般水平(假定为810%)要高出一、两倍。

    另外一种比较指标是价值增值的利润率。2002 年,中国全部工业总增加值为31482亿元,全年实现利润5620 亿元,增加值利润率为17.85%2006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为 79752 亿元,实现利润18784 亿元,增加值利润率为23.555。与此相对照,19832006 年间这6 个汽车合资企业的价值增值利税率合起来平均为73.94%;相应地,价值增值利润率不会低于73.92%*62.47%=46.19%,是全国工业部门总体水平的23 倍左右。

    分析跨国公司投资回报率的最好方法是贴现法。跨国公司在最初的投资中,为我们带来了外国投资。这种投资通常是以外国货币表示的,与本币表示的国内投资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外借贷对待。假定跨国公司每年的投资回报率不变,将跨国公司的累计利润在其投资年限中进行贴现,可以估算到不同跨国公司的实际利润率。以这种方法,并根据获得的合资企业实际投资情况的零散资料,来推断各个跨国公司的实际赢利水平。表2 给出了这样的分析结果。

    3 由于合资企业的总投资数据比较零散,并且,考虑到实际使用率问题,本文选择实际使用的资本量——工业资金来测算利润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工业资金是指固定资产净值和当年平均占用的流动资金的合计。由于流动资金通常在一年中要周转几次,因此,工业资金一般要大于实际投资额。

    4 利税总额为全年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利润总额和应交增殖税三项之和(《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03年》,第442 页。)。根据“2002 年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470 亿元,其中三资企业实现283 亿元,占全行业的60.3%2002 年全行业实现利税总额845 亿元,其中三资企业实现453 亿元,占全行业的53.7%。”(《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03 年》,第380 页。)推算,全行业利润应该为利税总额的470/845=55.62%,三资企业应该为283/453=62.47%。

    5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外资投资回报率的一种估计, 2006 年底,1990 年不变价格

    注:1)本表基本的估计思路是这样的,即:将各个跨国公司的累计利润,按照如上的贴现率在其投产年限中进行贴现,并将贴现值与它们的起始投资进行对比。在贴现值与起始投资最接近的地方,我们可以获得不同跨国公司投资回报率的一个估计。2)初始注册资本或者投资只能作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粗略估计。这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其一,作为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在报告初始投资时都会高报实际投资金额;其二,在随后的经营中,尤其是中国加入WTO 前后,外资企业都增加了投资规模。综合起来看,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更大一些,因此,实际的投资规模可能要大于注册资本或者初始投资。3)资料来源:表1

    以上海通用公司为例,它的总投资是15.2 亿美元(我们假定它在投产年1999 年全部投下了这些资金),在19992006 年间,该公司获得了263.27 亿元的利润。那么,上海通用公司在这8 年中的投资回报率平均为多少呢?首先,15.2 亿美元的投资换算成人民币并进行缩减后合计为88.11 亿元人民币(1990 年不变价格,下同);其次,我们在表2 中上海通用公司一行中发现96.25 76.70 亿元人民币的贴现值最接近起始投资的规模。因此,我们可以推得:通用公司投资回报率在30%40%之间。

    在这几个合资企业中,上海大众和广州本田的赢利率最高。上海大众公司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合资企业6。该企业一直秉承滚动投资、滚动发展的原则,起始投资的规模很小。但是,即便考虑到这些因素,该公司的年均利润率也不会低于1007。广州本田公司,按照15.43 亿元的投资规模,其投资回报在100200%8之间!其次分别为上海通用、一汽大众和重庆铃木。6 个合资企业中,只有神龙富康目前还没有收回投资。平均起来看,6 家合资企业的年利润率在3040%。

    以国际借贷资本和国内替代投资作为参照来分析,跨国公司在中国汽车产业的投资无疑非常昂贵:它们的回报率是国际借贷利息率的45 倍,是国内替代投资机会成本的13 倍。需要强调的是,在我们如上的计算中,还没有考虑三资企业对于跨国公司提供的技术、车型和管理秘诀等支付的特许费、专利使用费等项费用。因此,从这个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与对外借款和国内投资相比,FDI 确实是一种比较昂贵的外资形式。

    但是,如上判断并不是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影响的一个客观而全面的估计。这种分析的主要兴趣在于“一揽子”外国直接投资中的“金融”方面,而对非金融方面的影响存而不议。在许多产业中,国内企业拥有必要的技术和管理技巧,外国企业的主要贡献主要在金融方面。这时,我们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在外国企业购并当地现有的企业,并没有带来任何新技术、新管理方法和理念的情形下,这种分析也特别有效。

    6 路吉安,《先行一步――桑塔纳轿车国产化案例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7 月第一版,第112 页。

    7 投资回报率为100%时的贴现值为17.59 亿元。

    8 在投资回报率为100%200%时,贴现值分别为23.74 11.89 亿元。

第二,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替代

    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以国内企业作参照的(the alternative of local replacement)(这是对“外国性(Foreignness)”的最好衡量)替代方案能够提供对外国直接投资金融和非金融方面全部贡献的一个客观而全面估计。本文中,我们用“当地企业可替代程度”复合指标来表示与外资企业相比的当地企业的能力,譬如技术和企业家能力等。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根据企业实地调查采访来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其他方面收集的相关材料来确定样本企业的可替代程度。一般来讲,技术越陈旧或者越容易获得(在没有直接投资时),当地企业家的潜在能力越大,与外国投资者相比,当地企业的可替代程度也越高;技术越是复杂或者越是被垄断性控制,竞争压力越小,则当地企业的替代程度便越低。在一个极端,外国企业将会被完全替代,这时外国直接投资将降格为间接投资,前文金融方面的分析就针对这种情形;而在另一个极端,当地企业可替代程度为零,整个产品都要进口,结果使得整个评价转变成对该产业“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一个可行性分析报告。就我国汽车产业的情形而言,新产品引入越多,产品档次越高,国内企业对外资企业的替代程度则越低。反之则相反。

    由外国所有权(尤其是跨国公司)而引起的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差别有两大类:其一是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其二是有利于当地替代企业的。前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中国汽车产业中,图1 中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优势5),国内企业也具有——从储蓄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供应充分,尤其是对于国家选定作为合资企业的国有企业而言。因为生产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基本上属于进口替代,因此,优势4)的影响也不是很大。这里,跨国公司的影响或优势主要表现在:

    1)品牌上。由于进入比较早,当时中国的轿车主要是给领导干部用的,因此,跨国公司、尤其是大众公司的产品和中国官方用车心理和习惯的结合最终决定了中国公众的汽车消费观念和习惯:三厢、豪华,至少是体面;欧美化,不太关心价格等。中国轿车的家用消费群体中,一个是外企工作人员,他们的消费受所在环境的影响很大;另一个是私人企业老板,这些人经常和官方打交道,因此,受官员汽车消费习惯的左右。这种习惯对中国国内企业自有品牌的建设非常不利。

    从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在国内的环境中,从一开始就倡导国产车,限制和排挤跨国公司的品牌以及营销推广会大大消减这些公司的所有权优势。中国没有塑造出像韩国那样的汽车文化,原因就在这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市场开放以及国内竞争的加剧,促使轿车价格大幅度下降,普通家庭开始成为消费的主力,国内企业的品牌建设才有了发展的空间。

    2)产品开发上。国内企业,只有产品引进,并逐步消化现有产品的能力;而没有独立的产品开发能力。同时,跨国公司转让给国内企业的车型,基本都是些过时或淘汰车型。只是在市场基本开放之后,跨国公司引进的车型才逐渐和国际接轨。

       3)组织和管理能力。这方面的影响更大。虽然,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的股权上,处于平等或者劣势地位,但是,在管理方面却是大权在握。调查中,我们得到的评价是合资企业中的中方,在管理上基本上是“yes”先生,处于附庸地位。在如上三个方面,国内企业、尤其独立的国内汽车生产企业在品牌建设以及产品开放上能力提高比较快。我们对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替代程度的衡量,也主要用“自主品牌汽车的数量以及产量比例”指标来表示。分析的结果参见表3

    3: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替代程度-2004-2006 年自主品牌乘用车品牌数以及产量比例

    从表3 中可以看出,在我国轿车产业中,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替代程度,最多只能达到1/4。实际上,在我国商用车领域,自主品牌占绝对优势;在乘用车领域,外资品牌仍占有优势,但在交叉型乘用车领域中,国内企业几乎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对于基本型乘用车中的中、高级轿车,知识产权和品牌基本为外方所控制,中方很少有话语权,但近两年已经破茧;在经济型乘用车领域中,由于国家积极扶持以及企业的不懈努力,目前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种状态下,如果没有了合资企业,那么,所有这些需求只有通过进口来满足。因此,在目前状态下,合资安排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安排仍将会在中国汽车产业处于重要地位。

    国内企业的这种能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轿车产业20 年合资发展的绩效:一方面,合资企业中的中方能力提高有限,另一方面,合资企业作为主流经营模式的存在也挤压了其他企业的发展。那么,通过合资形式,这20 多年间我们到底学习了些什么?1)我们基本实现了对合资企业中引进车型的国产化,并建立了初步的零部件供应体系;2)进行了初步的技术积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替代的是现有车型中原来几乎全部进口的车型(而国产化比率正是这种能力的一种反映,还伴随有制造能力和管理水平上的提高)。但是,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产品开发、技术能力、品牌及营销网络)的替代非常有限。

    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的跨国公司新的战略调整中,随着这些企业股权比例的扩大,投资的增加以及新车型、新技术的引入,国内企业的国产化成果——初步完善的零部件网络受到了严峻挑战:一方面,合资企业中的每个跨国公司都要求建立自己独立的零部件供应网以替代国内企业通过国产化努力已经建立起来的网络;另一方面,通过新车型的不断引进,跨国公司使得国内企业现有配套能力不断贬值。

总之,一方面,我国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替代程度有限,合资企业中的中方似乎必须继续依赖跨国公司,采取合资的形式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合资安排下,国内企业的能力提高缓慢。那么,如何破解这个恶性循环呢?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制度安排?同时,除了合作方式和体制上的影响之外,我们还应该做什么?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第四种情形中进行讨论。

第三,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替代

    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具有什么独特优势呢?国内企业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熟悉当地市场、文化和资源;2)与当地政府更密切的关系;3)经营比较独立,在当地市场的扩展、出口和当地税收支付方面都比较自由,不受其他公司的制约(譬如作为跨国公司子公司时所受到的限制)。4)更适合当地资源结构、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需求的技术选择,以及对进口的更少依赖等。

    国内企业的这些优势正在受到跨国公司的大幅度侵蚀。譬如,随着合资经营的持续进行,跨国公司已经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当地市场、文化和资源等情况,对国内企业的依赖也大大减弱。同时,国内企业享有的独立发展空间也受到挤压:一方面,合资企业中的中方和跨国公司子公司一样,依附于跨国公司,并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通过合资形式,通过政府的政策保护和优惠(如限制其他企业的进入等),享受高额利润,经营和管理人员享受很高的福利和待遇;另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在中国轿车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对汽车消费偏好、主流产品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进入的国内独立企业的经营空间受到限制。最后,跨国公司的支配作用,会使该产业的发展脱离了中国当地的资源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轿车似乎成为少数富裕人的奢侈品;而国内企业满足家庭消费需求的努力受到了很大限制。譬如,不少地方政府对微型车的限制等。因此,国内企业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在于依赖于我国政府对国内企业的政策保护和支持上。如果国内企业的努力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在市场开放条件下,它们的优势则荡然无存。

    在企业实地调查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如果说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替代是部分的,不能完全实现的,那么,在没有政策约束的情况下,毫无疑义,跨国公司却完全可以替代国内企业,并且这种态势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逐渐显现:它们首先突破政策的限制,逐步向独资靠拢;其次,突破中国政府只允许建立两家合资企业的数量限制,逐步建立起众多的生产企业和生产点;最后,在控制了品牌、技术和产品开发以及众多专利等优势下,逐步排挤当地企业,构建自己独立的零部件供应体系,在我国市场建立起寡占或垄断地位。这里我们引用雷诺--日产总裁卡洛斯·戈恩2003 年的一句话作为一个注解:“中国合作伙伴一般在与外国汽车制造商成立的合资公司中持有50%的股份,这是日产汽车这样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汽车市场所付出的代价。外国汽车厂商提供产品以及专门技术,是为了给合资的工厂‘添加价值’。与此相对比,当前中国合作伙伴除了提供低成本劳动力和销售渠道外,对实际经营和管理的贡献几乎为零。”他还说,这一结构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也不会长期维持。9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1)是产业内的影响,即国内企业被替代。这种替代,在两个方面展开,其一,国内其他企业,譬如,天津夏利,被合资企业所替代;其二,合资企业中中方的比例在降低。2)这种影响将超出产业的界限而对全社会的就业和当地资源配置产生更大的影响。这种替代的后果是:利润流失、失业增加和当地资源利用率降低。

    9, 2003 10 月日产总裁卡洛斯·戈恩在东京车展上发表这种看法。

    利润流失。首先,作为合资企业中的中方,由于资本撤出将会损失现在在合资企业中分享的利润部分,这至少相当于638.89 亿元(1990 年价)10。其次,由于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替代,现在国内企业分享的利润部分也会损失。就两个国内企业的情况来讲,我们将损失131.94*55.62%=82.42 亿元。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替代还会提高国内现在的利润水平,从而进一步造成更大的利润损失。按照工业资金利税率来推断这种损失,估计为:1)国内企业的工业资金,如果按照跨国公司的利税率来使用,将会创造32%*1065.55=340.98 亿元的利税;2)除去国内企业已经创造的131.94 亿元外,还有209.04 亿元的余留。这相当于209.04*55.62%=116.27 亿元的纯利润。累加起来,19832006 年,我国将会损失利润837.58 亿元。

    失业增加。1)独资之后,原先合资企业中的中方高级主管之职将会有所损失。这是质量很高,但数量有限的工作机会。2)国内企业被替代之后,工作机会将大量减少。这种减少主要是由于国内企业单位资金所创造的就业量要高于合资企业。譬如,19982006 年间,2 家国内企业使用804.66 亿元共雇用了103473 人·年,即一个人一年所需要的工业资金数量为77.77 万元;同期,6 家合资企业使用5259.66 亿元雇用了286425人·年,一个人一年所需要的工业资金量为183.63 万元,是国内企业的两倍多。以19982006 年间国内企业全部工业资金为基础来推算,外国企业替代国有企业将会带来804.66*10000*(1/77.77-1/183.66)=59654 个人·年的减少,即相当于在这9 年中,每年损失6628 个工作机会。如果将哈飞、吉利、一汽轿车等其他国内企业再考虑进来,那么,这种工作机会的减少会更多。

    当地资源利用率降低。跨国公司替代国内企业之后,对于当地的资源,如当地零部件和配件的采购比例会降低,甚或终止,因为它们的进口倾向比较高。根据中国进出口企业500 强中透露的信息,2000 2005 年间,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上海通用、广州本田和神龙富康每年净进口与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大体处在1525%之间。以数据比较全面的2002 年为例,5 家主要的合资企业净进口27 亿美元,均占当年工业总产值的20%左右。按照20%的比例来推算,并假定国内企业的进出口持平(实际上它们在最近几年都保持了贸易盈余)11,在替代国内企业之后,单是对奇瑞和夏利两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而言,跨国公司就会多增加(41.1055+43.886*20.32%=17.27 亿元的净进口,相当于2.09 亿美元。保守估计12,到2007 年为止,替代到国内企业之后,5 家合资企业累计多增加净进口31.35 亿美元。

第四,能力培育、市场开放以及替代过程

    跨国公司优势的逐步侵蚀过程,即是国内企业优势的建立过程。1)这种过程的状态即是国内企业能够对跨国公司替代的程度(这在第二种情形中已经分析过。);2)这个过程的发展演变即为国内企业的学习和能力建设过程。本部分着重分析这一点。根据以往我们对跨国公司影响下,发展中国家产业成长的模式选择的研究,国内企业的优势建造过程可以分为这样几种形式:第一,依靠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采取“一揽子”方式。这时,跨国公司以上几个方面的优势都有机地凝结在一起,整体竞争优势非常强。国内企业很难侵蚀和替代这种能力。第二,采取非“一揽子”方式。这是当地企业提高竞争优势的最佳选择。

    10, 按照6 个合资企业的股权比例,将1928.63 亿元的利税总额进行分割,并按照利税中62.47%属于利润部分而计算得来。总体上,中方合作者分享的利润比例为53.03%,外国跨国公司为46.97%。这里,我们还没有考虑其他合资企业中,中方所分享的利润部分。

    11,实际上,国内企业的汽车贸易已经处在贸易盈余状态。譬如,2007 年奇瑞公司的出口则达到了11.98万辆,占当年销售量的39.29%(奇瑞公司网站,“奇瑞公司简介”,http://www.chery.cn/qi_rui_gong_si/gsjs.jsp2008 6 20 日)。

    12, 假定奇瑞和夏利的工业总产值保持在2002 年的水平上。

    譬如,在自立型产业的国内培育阶段,就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某产业的建立提供生产技术、生产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跨国公司种类来讲,至少可以有这种几种(宋泓,柴瑜,1999):(1)技术开发企业;(2)工程企业;(3)生产设备供应公司;(4)国际管理咨询公司;(5)生产性跨国公司,其中又可以分为:作为该行业寡头之一的生产性跨国公司和非寡头的中小跨国公司等。前四类跨国公司属于为当地产业培育提供专门服务的单一职能公司,如技术开发企业主要提供技术、工程企业提供工程设计和服务,生产设备供应公司提供生产设备,国际咨询公司提供经营管理方面的服务等,但是生产性跨国公司却可以同时提供所有这一揽子资源或服务。以技术的提供为例,对技术开发跨国公司而言,技术是它生产出来的商品,它当然希望卖得越多越好。这与作为购买者,要使用该技术建立自己类似产业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根本上讲是互补的、一致的。但是这种互补性和一致性会随着发展中国家对该项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的提高而消减。发展中国家会用国内同类技术替代这种购买。同一项技术,生产性跨国公司也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但是对生产性跨国公司而言,这种技术只是其整个生产性资产的一部分,是作为生产工具、生产资本存在的,因此,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资产从根本上讲是和它的利益相冲突、相替代:它是个生产者,该技术是它生产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用该技术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作为一个生产者存在。尤其是当这个生产性跨国公司还是世界该产业的垄断者或寡头之一时,它还有维持自己既定垄断或寡占均衡的战略考虑,并竭尽可能地限制任何新的生产能力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处在非寡占位置的少数中小跨国公司,为了冲破该行业既有的寡占局面会暂时转让生产技术或以新型合资形式13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但是,作为生产性跨国公司,这些中小跨国公司与发展中东道国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性质并未改变。生产性跨国公司,在打算退出发展中国家要求进入的某些产业部门时,也会转让它们的生产技术。即便生产性跨国公司提供了技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除退出这一生产领域和外部加工安排等情况外)也是以进入当地市场为先决条件。这种进入主要是为了面向当地市场进行生产,这和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的一体化自立型产业的追求又直接对立:跨国公司以自己的当地生产活动替代了发展中国家建立该产业,培育当地独立生产企业的努力。并且随着对当地环境的熟悉、生产性跨国公司会逐渐地吞并当地生产企业,使该产业完全“逆民族”化,进而将发展中国家产业成长模式推到“依附型”的轨道上去。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培育提供工程服务,生产设备,及生产经营、管理方法时的情形,与如上提供技术的情况相类似。

    生产性跨国公司,除了与发展中国家创建充分一体化自立型产业的追求在根本利益上相对立、相冲突外,它们还拥有其他专业性跨国公司不可比拟的讨价还价力量。生产性跨国公司还通过与生产设备供应公司(如在纺织业)、技术开发企业和工程公司(如在石化业)的密切协同关系,控制一个产业的既定生产、技术、甚或设备供应,从而限制外围企业,外部国家的进入;通过与国际贸易公司(日本)、商业购买集团和商业公司的合作,操纵一个产业的国际贸易,排斥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进入;通过与高技术开发企业的合作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研究开发(如电器,石化业的交叉技术转让)战略联盟控制最新技术,限制发展中国家一体化产业目标的实现;通过生产性跨国公司之间的各种合作来划分市场,确立相互默认的势力范围,共同抵制外部企业的进入。在发展中东道国市场上,它们还依仗其市场力量,通过各种竞争策略吞并当地企业使当地产业逆向转型。

    13, 即少数股权直接投资以及技术引进、交钥匙工程、技术服务等等形式。

    综合如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培育自己的产业时应该尽量多地与专业性跨国公司合作,而尽可能少地与生产性跨国公司打交道。这一点在中国汽车发展中也表现得非常充分。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最初也想采取这种模式,但是遭到了跨国公司、尤其是日本跨国公司的傲慢抵制。最后,绝大部分企业被迫走上了合资道路,只有天津夏利走技术引进之路。在中国加入WTO 前后几年中,一些当地企业开始进入这个产业,并主要采取与专业性跨国公司合作的形式(国内政策的限制造成的),譬如吉利、奇瑞、哈飞和中华等最初的车型开发。 我们的合资企业主要是国内的国有企业与国外的生产性跨国公司合作建立的,因此,国内的合作方的技术和管理能力提高有限。前文我们也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我们的国内企业、尤其是入世前后进入的国内企业,则多采取与专业性跨国公司合作的形式,譬如委托国外专业跨国公司进行产品开发、车型设计以及关键零部件的技术合作等,并取得了产品开发、技术水平以及管理水平上的快速提高。

    就中国汽车产业中,国内企业的能力建设来讲,有必要对合资企业和国内企业作一些区分。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暗含的假设是:合资企业就等于跨国公司。实际上,这种处理有些偏颇;其中,还有内资企业的成分(至少50%的股权)。这里我们同时关注合资企业中中方和国内企业两种情况。这样有两种学习的速度:1)合资企业中的中方,以及合资企业本身,主要以车型引进以及国产化过程和新产品开发为主;2)新进企业的学习则主要以车型及品牌建设为主。

    在加入WTO 前的相对封闭条件下,与我们合资的跨国公司引进的车型单一,型号也比较老,处于淘汰状态。譬如,我国轿车中一直是桑塔纳、捷达和富康等“老三样”。这时,合资企业的重心是进行现有产品的国产化。从我国两个最主要车型桑塔纳和捷达的国产化过程来看,单个车型的最初国产化过程需要经过9 年时间:前5 年是组装阶段,国产化率低于40%;第5 年是分水岭,国产化率达到或突破40%。之后的4 年时间,国产化率稳步提升,并在第9 年时达到80%以上。随后5 年,将进一步达到90%以上。

    随着越来越多车型的国产化,国内企业的配套能力的提高,后续车型的国产化速度将大大加快。譬如,1992 年投产的富康车,5 年后,国产化率便达到了60%,又经过两年之后,到1998 年,达到87.17%199899 年新投产的车型,如广州本田雅阁,上海通用别克,在投产1 2 年后,便突破单纯组装阶段的界限。加入WTO 之后,跨国公司的战略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引进车型越来越多,投入速度也基本和国际同步。但是,国产化程度却比较低。这是目前合资企业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表3 中也暗含了合资企业引进车型的情况。新进企业的学习,主要集中在车型的开发上。客观上讲,这些企业的努力,如果没有合资企业早期进行的国产化过程,那么,这种新车型的开发和引进是不可想象的。

      2003 年通过对众多企业的实地调查,我们发现,一个企业独立产品开发能力的培育至少得经过两个独立车型的完整开发过程。从国际水平来看,一个车型的开发过程需要24-28 个月时间(这是哈飞工程师的估计。一汽集团的估计是42 个月;而重庆长安的估计是33 个月。),那么,这样估算下来,国内企业至少需要4-5 年时间逐渐建立新产品开发的独立能力。加入WTO 前后新进入的国内企业在最近两三年中(200608年)将基本越过这个阶段14

    假定未来十年中,我国轿车产业以及外资企业的生产都按照每年10%的速度增长15,外资企业以每个汽车获得1.30 万元人民币(1990 年价格)利润继续扩张16,那么,它们带走的利润将高达每年数百亿元。反过来讲,如果国内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渐替代了外资企业的生产,那么,这些利润便可以留在我们国内。表4 显示,我们的能力建设每耽搁一年便要付出200600 亿元的学费。

    14, 我们欣喜地发现,最近几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不懈的努力,国内企业已经在发动机设计、开发以及新车型的开发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15, 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我国轿车产业在20022006 年,每年以40.86%、跨国公司更是以40.96%的速度扩张。并且,最新的数据显示,2007 年,我国轿车产业增长23%,达到530.97万辆(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汽车行业分析报告,2007 年第四季度,第5-8 页,2008 年2 月出版。)。

    表4:国内企业努力学习的收益:跨国公司在此学习期间带走的利润

 

    注:努力学习的收益是指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替代所节省的本来应由跨国公司带走的利润。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07 年》;“中国汽车行业分析报告,2007 年第四季度”,第58 页,2008 2 月出版。

    在没有对跨国公司进行充分替代前,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只有通过自强不息的学习和能力建设,我们才可以摆脱这种不利影响。并且,越早摆脱这种影响,越早得到收益。

四、结论和启示

    对中国轿车产业的战略对比分析显示:

    1)不论与国内投资还是与外国借贷相比,外国直接投资都是一种昂贵的外资形式;

    2)经过将近20 年的发展,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替代仍然非常有限。因此,以合资形式促进当地企业能力建设的效果值得怀疑。

    3)市场开放条件下,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替代将造成东道国的利润流失、就业减少和资源利用率降低。

    4)当地企业的能力建设和有效学习具有很丰厚的回报。

    这些结论验证和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宋泓,柴瑜,张泰,2004),即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应该实施以当地企业为主的自立发展模式,并积极创建互动型学习机制。

    16, 这是外资企业在20022006 年的平均单车盈利水平。

    17, 假定外资企业的产量按照整个产业的速度(23%)增长。

 

    参考文献:

    江小涓,2000,“内资不能替代外资--在资金和生产能力都过剩时,为何还要利用外资”,《国际贸易》,2000 年第3 期第48 页。

    柴瑜,1996,“外国直接投资对东亚和拉美新兴经济体经济影响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

    宋泓,1997,“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成长”,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宋泓,柴瑜,1998,“三资企业对我国工业结构效益影响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8 年第一期,第3639 页。

    宋泓,柴瑜,1999,“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产业成长:模式和政策选择”,《改革》,1999 年第4 期。

    宋泓,柴瑜,张泰,2004,“市场开放、企业学习及适应能力和产业成长模式转型”,《管理世界》,2004年第8 期。

    Jenkins, R. (1990), ”Comparing Foreign Subsidiaries and Local Firms in LDCs: Theoretical Issu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6, 205-228.

    Lall, Sanjaya (ed.) (1993)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UN library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Vol. 3

    Lall, Sanjaya & Paul Streeten (1978) Foreign investment, transnational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Newfarmer, R.S. (1979), ”Oligopolistic Tactics to Control Markets and the Growth of TNCs inBrazil's Electrical Indust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15, 108-140.

 

 

美证管会拟下令永久禁止放空二房股票

多维新闻网

2008年8月20日

    金融危机狂袭华尔街已好几个月,其中美国两大房贷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面临财务危机,更是持续震动金融市场,不过美国证管会以在7月发布紧急措施,下令自7月21日起限制投资人对包括美林、高盛等19支金融股作空,虽然这项禁令近日已於本周到期,但证管会有计画将此一紧急命令予以永久化。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七月中宣布,取消放空二房等19家金融股的措施,希望此举可以让股市空头没有机会继续打压金融股,从禁止令宣布到8月10号左右,房地美的股价涨幅就达2.6%,房利美则是减少了亏损,跌幅缩小到-5.16%,雷曼兄弟跌幅也缩小到-3.79%,另外从高盛和花旗的跌幅,也可以看的出来这样的措施的确稳定了股市。

    检视两大房贷公司的亏损部份,第二季度,房利美净亏损23亿美元,合每股损失2.54美元;房地美二季报则报告了8.21亿美元的损失。此外,还披露了和次贷债券及其他高风险贷款等相关的28亿美元支出及25亿美元贷款损失准备,这两项均超过第一季度相关支出约一倍左右。房地美CEO Richard Syron则表示,尽管预计到今年房地产市场和经济萎缩将影响全年业绩,但公司仍然维持了良好的资本状况。同时,房地美还宣布,如果获得董事会批准,公司将缩减第三季度股息。

    美国证管会对金融股不准放空的禁令虽然已经到期,多数基金经理人却认为,不论是否继续延续放空禁令,金融股已经来到谷底,部份银行已经积极在打消坏帐,增加资产价值。另外影响金融股的另一关键则是存放款业务,此又与经济景气息息相关,若美国经济下半年可以摆脱通膨阴影,温和成长,相信对银行金融股也有正面助益。若就长远来看,多数金融股股价、本益比、股价净值比等皆都处在历史低点,只要未来美国房市与总体经济环境出现明确改善迹象,金融股应开可以顺利摆脱近日的窘境。

    美国财政部长Henry Paulson也在近日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此刻最重要的是向全球投资人保证,美国正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他并强调,财政部2月份所颁布的振兴经济法案已经有效刺激第2季经济成长,而后也将持续发挥作用。最后十一月是美国的总统大选月,根据过去经验,美国大选当年的下半年,股市收红的机率达85%以上,且平均报酬为5.6%。所以相信从现在开始,为了营造利好的气氛,九月开始应是在股市造势的最好时间。如果您有兴趣加入美股的投资,可选择美国的网路券商,开设美股投资帐户,住在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投资人也可透过网路申请开户,手续简便,不用出国。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2 10:14:2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巴菲特评"我爱美国"纪录片:美债台高筑恐祸延几代子孙

巴菲特警告:美债台高筑恐祸延几代子孙

夏明珠

中华网  2008-08-21

    美国两个亿万富翁警告,假使美国不迅速采取行动,减少累计已经达到50多兆美元的联邦政府负债,可能会祸延好几代美国子孙。 在尼克森任内,当过商务部长的彼德森,出资拍摄一部名叫(我爱美国)的纪录片,要把美国政府债台高筑的问题,推上今年总统大选的台面,今天,片子在全美358家戏院首映,片子结束之后,继续实况播送一项研讨会,包括股神巴菲特在内的多位投资和财金专家,参与讨论,虽然这场电影加研讨的活动,门票比一般的电影贵了将近一倍,依然非常抢手。

    彼德森和巴菲特是同乡,两人政治理念不同,本届美国总统大选,彼德森支持共和党的马侃,巴菲特则认同奥巴马,不过对美国双赤字的问题,他们看法一致, 认为如果美国不迅速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它有可能引发一场灾难,后果恐怕会比现在的信贷危机,还要严重。

    二月间,彼德森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他准备投入十亿美元,唤醒美国社会对美国预算以及贸易赤字不断累积、医疗以及社会安全经费不足以及储蓄率过低等问题的危机意识。他说,当代的执政者把美国下一代、甚至于好几代的未来,都抵押出去了。

    巴菲特也说,美国正在把家产一点一点败光,几年前他就开始警告,贸易赤字不断扩增,除了将逼得美元贬值之外还会衍生其他一大堆问题。

 

 

发件人:"祖国网每日推荐" <admin@zuguowang.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6 22:56:2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祖国网』先与祖宗“接轨”如何

中国企业破产潮一定会出现

谢国忠

    在去年股市疯狂涨到6000点的时候,他冷言相向,认为A股的合理估值在2500点上下,以至于被多头叫做“乌鸦嘴”,他就是谢国忠。你可以认为他观点过激,或是理想主义,但却不能对他的观点置若罔闻。因为,过去的经验证明,他的大部分预测都是正确的。对于当下中国经济的状况、经济改革的瓶颈、下一轮经济的走向,他会怎么看呢?

通胀时代债券市场不保险

    理财一周报:最近中国政府减持了3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此前您也建议政府减持美国债券。您认为这次减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谢国忠:美国国债市场最终是会回落的,现在是中国逐渐淡出的很好的时机。现在美元债券市场是有特殊力量在支持,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宗商品不好,很多资金没有出路,纷纷涌到债券市场。现在美国通胀指数非常不好,除非你觉得通胀会有好转,不然的话这种靠资金链支撑的市场是靠不住的。除了减持美国国债之外,中国还需要缩短每个基金的平均期限,抛什么买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基金平均期限要缩短。
  
    理财一周报: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共持有美国国债5038亿美元。中国是否应当继续减持美元债券?您认为减持到多少比较合适?

    谢国忠:最近的减持数额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小的。我觉得尽量一步步来吧,先把投资从长线的退到中线,中线的退到短线,短线的在美国股市见底的时候转成美国股票,主要是指数基金。我们已经进入通胀时代,债券市场已经不保险了。等到美国股市见底时投资美股是更好的一种配置,因为公司后面是有资产的,资产是抗通胀的。
  
    理财一周报:您的建议是投资美股,但有投行人士分析,就未来的趋势看,欧元、日元、澳元、加元已经见顶,卖掉的美元资产不太可能去购买以上货币,而是应该把撤离债市的资金用于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建立股市平准基金或者投资到香港或者其他亚洲市场。您觉得中国政府会这么做吗?

    谢国忠:那不可能,这么说是对外汇储备不懂。外汇储备是货币政策管理引起的结果。政府不希望外汇增长太快才进行储备的。如果把外汇换成人民币的话就是扩大货币,就等于是在印钞票。之所以会有外汇储备,是因为一个央行既不想让汇率升值,又不想让货币增加太快,最重要的是不想让汇率升值,所以它就买美元,发当地的货币。
  
    理财一周报:您刚才提到投资美国股市,您认为合适的时机是在什么时候?
  
     谢国忠:美国股市现在还不便宜,它现在市净率在两倍左右,熊市一般是要跌到1.5倍的。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股市还曾经跌破过1倍。现在美国的金融股倒是很便宜,但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现在美国金融业的资金数字、盈利都靠不住,所以它的PE(市盈率)、PB(市净率)也都是靠不住的。我觉得 投资美股的话可能明年下半年会有机会。

中国企业破产潮一定会出现

    理财一周报:既然上述投行讲法您不同意,那您是否认同中国货币政策年底会放松的说法?

    谢国忠:中国货币政策放松的话就是从36000亿元的贷款放宽到40000亿元吧。但我认为这种放松空间是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就已经放好了。政策制定者在宣布政策的时候总是宣布得比能够接受的少一点。然后等大家都跟你吵架的时候再多放一点,回到你想要的位置。不过,信贷放松这也是救不了经济的,房地产开发商去年买地就买了30000亿元,这个规模的怎么能够呢?

    其实中国的货币根本不紧,货币每月以16%~18%的速度在增加,全世界你去看看,哪个国家有这么松?货币政策的紧,是相对于房地产开发商的疯狂。
开放商原来疯狂买土地是为了上市,到股市里面去圈钱,现在股市行情差了,没有钱就到银行借钱,银行也没有钱了,就到黑市里面去借。黑市现在利息涨得非常高,超过20%。
  
    理财一周报:现在大家对经济放缓比较担忧,您认为经济放缓会带来哪些影响?
  
    谢国忠:现在主要是出口在放慢,我估计未来12个月,出口有可能都会下降。出口对GDP的拉动在5%左右,2003年到现在每年出口都是以20%的增速在增加。房地产的问题也和出口有关系,出口出现了问题,热钱就会退,房地产资金链就出现了问题。房地产对GDP的拉动又是2%~3%,出口和房地产加在一起对经济的影响比较大。经济明显放缓是肯定的了。现在每个季度都是0.5个百分点的下降,我估计,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就将明显低于10%。据我观察,现在房地产开发还没放缓,上半年房地产开发增长30%左右。不过,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都没钱了,下半年应该不会这么猛了。

    中国很多企业都是在泡沫中生存,一旦经济退潮很多企业都活不下去。我去过很多地方,见到很多这样的企业。中国企业的破产潮一定会出现。但经济调整是必然发生的,中国很多企业都是不增值的,本身就是经济的负担。这种调整都是必然的,瘦身是应该的,不瘦身的话,经济是跑不动的。

    理财一周报:调整是必然的,但是也有政策效率问题。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这轮宏观调整中淘汰的都是效率比较高的企业,政府需要出面救助牺牲较大的中小企业。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谢国忠:中国很多中小企业都是救不活的。它们中有很多本来就不会做生意,都是依靠砍价、欺诈工人、欺诈银行、欺诈供应商生存。除了价格竞争砍价之外,它们就没有其他的经营方式。这种企业从长远来说是没有生存的机会的。

    只有在经济调整过程中把低效率、不该生存的企业泡沫挤掉,好的企业才会生长出来。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企业不会做生意还占着地不走,然后拉政府的关系,拉银行的关系,在政治上施压存活。这使得很多好的企业失去了生长机会。中国企业如果不更新换代的话,经济是不能往上走的。

    理财一周报:那么现在政府说要出资救中小企业,您是不是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谢国忠:中小企业借款都很小,但是很多企业实际上都是救不活的。浙江现在出了很大的问题,我去看了一下,很多企业是因为它玩房地产才出了问题,主业没有做好就更不要说了。这种情况政府还要去救,怎么救得活?亏空可大了。

    我觉得政府要做的应该是不让这些企业逃走,有些企业钱都转到国外去了,你根本逮不到。我们十几年前就经历过这样的事,人都逃走了,债就没主了。

    理财一周报:那政府还要去救,您认为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谢国忠:这些企业和当地政府都是属于共同利益集团的。

贸易转向石油新富国是经济起飞必要条件

    理财一周报:出口在放缓,国际环境也充满不确定性,刺激经济是不是主要靠拉动内需?

    谢国忠:中国政府现在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是把地方财政搞活,地方财政主要靠土地拉动,现在因为资金链出现问题,有很多退地,当地政府的钱回笼不回来。中国这几年财政都是向中央政府倾斜的,这种时候,中央要把财政多分配给地方。地方财政搞活了,经济就先活起来了,这解决的是一个流通性问题。
  
    第二,当需求不足时就要刺激经济了。1998年我们是靠造公路拉动经济,这次我们要造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地铁,污水处理系统、饮用水,铁路等,这些方面是不会浪费的。另外,政府要启动就是要重组瘦身,就像1998年那样,加快国企改革,公房出售,增加效益。税收要改革,金融体系也要改革。现在我们的金融体系赚钱全部靠政策,今后利率要竞争,汇率现在没有升值压力了,赶快浮动,为下一轮起飞做准备。改革需要很大的勇气,中国经济现在已经面临很大困难了,不能拆东墙补西墙,混过去就算了,是下决心的时候了。
  
    理财一周报:您刚才提到我们的金融体系主要靠政策盈利,能具体谈谈这个吗?

    谢国忠:中国金融实际上是个负增值的行业,利润增加全部靠政策,是拖经济后退的一个行业。比如,银行息差是政府规定的,股市也都是政府在操纵的。企业谁能上市谁不能上市也都是政府定的,中介基本上不起作用。中国股市有很多地方要改,首先股市上市必须登记制,然后券商要开放,我们现在全部是国企在做券商,国企连银行都做不好,还做得好券商吗?中 国的情况就相当于华尔街上的投行全是国企,就是这个概念。银行利息要开放,不能让银行像印钞票一样赚钱。汇率也要继续开放,现在没有增值压力了,是实施浮动汇率改革的好时机。改革一定要有压力,压力大才会改,现在既得利益者太多了。
  
    理财一周报:现在国内外的经济都在放缓,在这种双重压力下,是不是改革的最好时机?
  
    谢国忠:中国都是有压力才会有明显的改革,这要看明年的压力有多大了。
  
    理财一周报:奥运后能源价格调整是不是会继续进行?

    谢国忠:如果能源的价格全部掉下来的话,中国的压力又减轻了。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美国的货币这么松,印了这么多钞票,能源的价格
怎么可能掉下来呢?不太可能的。现在美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上已经破产了,所以才会疯狂印钞票。

    理财一周报: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下一轮经济增长应该是靠亚洲国家的相互贸易实现。能具体阐述这个观点吗?
  
    谢国忠:中国没有贸易肯定是发展不起来的,美国现在没钱了,钱跑到哪里去了呢?都跑到出口能源产品、石油的国家去了。现在这些国家的钱多得用不完,所以贸易要想办法赚它们的钱。这个转型做好了,是经济起飞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不过,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是上面提到的金融改革、企业瘦身等提高经济效益的措施。

    理财一周报:在您的观察中,现在有没有向这些方面转型的苗头?
  
    谢国忠:现在做得比较成功的比如华为、中交(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都在这些国家开拓了市场。机械设备行业也有一些,基本上都是朝那个方向走。不过,我们的传统出口行业还没有转过来,比如轻纺、电子等行业。以前我们跟美国人做生意,设计等核心领域都是美国人在做,中国就相当只有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企业的大脑、心脏都是在其他地方。一个完整的商业体系需要你去做品牌、做销售、做设计,这对于很多习惯了做加工的企业来说改变是不切合实际的。企业转型说到底是人的转型,人要变的话是难上加难。满足新需求需要新的企业。

 

 

 

发件人:"postmaster"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收件人: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5 18:34:2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至一万元;设立教育节或新教师节时机已经成熟

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至一万元

胡星斗

2008-8-25

    中国经济过去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消费一直低迷,居民消费率只有38%,而发达国家在70~80%,也就是说中国的居民消费还有30-40%近10万亿的上升空间。如果政府能够在启动内需、减轻赋税、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多做工作,那么可以预计奥运后中国经济即使短暂下滑,从长期来看也还会出现1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

    目前中国是国富民穷,预计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6-7万亿元,比上一年又增长30~40%,外汇储备高达1.8万亿美元,这么多的外汇储备没有办法花掉,只能任凭美元贬值,中国每年因此遭受的外汇损失在5百亿美元以上。所以,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战略,藏富于民,启动居民消费,谋求内需型共富型的长期稳定健康的经济发展。为此,我建议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让利于民。

一、提高个税免征额标准至一万元。

    上世纪80年代初,职工的平均工资只有40-50元,而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为800元,差不多是工资的二十倍,那时的个税免征额是合理的,调动了人们的劳动 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快三十年过去了,人民的名义收入提高了四五十倍,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却只提高了一倍半,即自2006年1月1日起,从800元调整到了1600元,自 2008年3月1日起,从1600元提高到了2000元。

    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富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个税总额的10%。因此,中国的个税制度非但没有起到抑富济贫的 作用,反而成为制造贫富差距的利器。而按照人均收入的增长状况,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或家庭综合所得税的起征点应当一步到位、定为一万元左右才算合理,这也与年收入超过12万的高收入申报制度相符合。如此,在几年之内可以避免修改所得税法。税收制度必须遵守确定性原则,法律也应当具有前瞻性和权威性,不能把法律看作儿戏,频繁变动与修改,现在为了提高个税的起征点,几乎是一两年一修法。

    所以,法律应当预留操作的空间,在个税问题上必须让利于民,鼓励创富,为新一轮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目前,中国个税仅占全国总税收的7%,个税征少了,对全国的财政影响不大,何况我们一年的财政增长就达30~40%,因此,个税起征点虽然提高了,但全国的财政收入仍然会高速增长。而且,个税的关键是加强针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如果这方面工作做好了,以后个税占全国总税收的比例还会上升。

二、个税起征点应当避免全国“一刀切”。

    假如不能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一万元,那就必须尽快实行因地(省区市)因时浮动个税起征点制度。各地的物价水平、消费水平不一样,因此,应当允许各地个税起征点浮动,浮动的范围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审批。在联邦制的国家,如美国各州就有权自己制定所得税税率,根据本州情况确定扣除项目,很好地解决了地区发展不平衡而造成的收入差别问题,确保了收入差别下的纵向公平。

三、个税起征点还应当根据消费价格指数CPI、通货膨胀率或平均工资额进行及时的调整。

    全国人大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应当避免出现“费用扣除额XXXX元”等具体数字,而应当授权国务院适时调整起征点,避免频繁修改法律。在许多发达国家,个税起征点几乎每年都要调整,这样来显示公平,保证低收入者的生活不受影响。中国也应当建立个税起征点与CPI、通货膨胀率或平均工资的联动机制,让个税起征点自动调整。

四、改变纳税主体。

    过去我国实行的是以个人为纳税主体的所得税制度,以后要改变为以家庭为纳税主体,或者让纳税人选择是以个人为主体还是以家庭为主体进行纳税。以个人为纳税主体、不管家庭成员的状况,有的家庭人口多、收入少、负担重,也要缴纳很多的税,导致了很大的税收不公平。未来中国应当尽快采纳家庭综合所得税制度,这种制度比较公平、人性化。

    美国的个人所得税采取单身申报、户主申报、夫妻单独申报、夫妻联合申报、丧偶家庭申报五种申报方式,根据纳税人不同的申报方式、家庭状况、经济负担,计算出不一样的起征点;而且,他们还有各种专项扣除,扣除之后的部分才纳税。如在美国,人口赡养费用、保险支出、部分医疗支出、购买自住房抵押贷款的还款额、投资失败的利息支出、慈善捐赠、购书及培训学习费用、搬家费用等都可以先刨去,然后缴税。这种缴税方式体现了人道与公平,所以,没有人抱怨税收不公,也很少有偷漏税的情况发生。

五、建立纳税人终生税号制度。

    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身份证电子信息系统或国民信息系统,身份证号作为国民唯一的身份认证号码,同时也是纳税人的终生税号或社会保障号。个人和家庭的全部信息包括信用记录、守法记录、纳税记录、慈善记录、就业状况、收入状况、不动产登记、股票登记、以及养老、医疗、低保等资料一并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及税号数据库中。

    目前中国之所以还没有采纳家庭综合所得税制度,主要原因就是纳税人终生税号系统没有建立起来,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能力薄弱,无法掌握纳税人的全部情况。

六、进行税率改革。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分类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就是按收入来源分类课征,如工资、薪金所得,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四十五;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稿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并按应纳税额减征百分之三十;劳务报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而工薪阶层收入来源单一,都是工资条上的死收入,征税比例却可能超过20%,富人收入来源比较多,很多收入不透明,即使征税,股息、红利等的税率也仅20%,这种税制是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的。

    所以,应当降低工资、薪金所得的前几档税率而提高后几档税率,同时提高经营所得、红利所得等的税收。或者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一万元后,减少税档,提高税率。

    通过以上六点,从源头上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不仅有助于实现藏富于民、让利于民、启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且可以由此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正,同时极大地激发居民缴税的热情,逐渐形成集税收咨询、申报、中介代理、金融服务、理财服务于一体的家庭报税产业(美国有数百万人为此服务),使得居民纳税简易方便,纳税人心情舒畅。

 

 

发件人:"Yi Li" <dr.liyi@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5 15:59:0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投稿: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举隅

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举隅

(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中译本序)

李 毅 博士

2008年8月28日

    提要:本文从国际社会学的角度,粗略探讨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的某些方面,挂一漏万,抛砖引玉。今日世界,美国第一。秦汉以降两千多年,中国第一是常态。1830年前后,欧洲总产值超过中国。 1865年前后,英国总产值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1900年前后,美国总产值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保持至今。2005年,中国总产值世界第四。2008年,中国总产值可以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五年左右,中国总产值可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此后二、三十年,中国总产值可能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一,并长期保持第一。果如此,则几千年的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就是基本上中国第一的历史,而1865年之后这一百多年中国不是第一的历史,只不过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小插曲,一个变态。何去何从,就看中国人今后几十年怎么干。在这个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又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中国人要自主创新,建立世界经济强国。要自力更生,建立世界军事强国。要敢打国际货币战争,建立世界金融强国。要建立政治强国,决不能出戈尔巴乔夫。要尽快改革现行户口制度,建立和谐社会。要高举中国大旗,建立世界文化强国。要虚心向发达国家学习。要准备在2020年代解决台湾问题。物竞天择。谋事在人。人定胜天。

一. 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转折点

    今日世界,美国第一,这并非人类社会的常态。秦汉以降两千多年,中国世界第一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中国生产总值约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约占世界三分之一,一直是人类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类科技教育的高峰、人类文明的灯塔。两、三百年的罗马帝国,一、两百年的蒙古帝国,都是昙花一现。直到1830年前后,欧洲总产值才超过中国。直到1865年前后,英国总产值才超过中国,之后英国做了三十几年世界第一。直到1900年前后,美国总产值才超过英国,美国迄今做了一百年多一点世界第一。

    一八四零年之后,中国百年国耻。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49年之后,以朝鲜战争和两弹一星为标志,中国重新站立起来了。六十年来,中国顽强奋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05年,中国总产值成为世界第四。2008年,中国总产值可以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再有五年左右时间,中国总产值可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超过日本后,再有二、三十年时间,中国总产值可能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一,之后有可能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如果中国总产值能够如期超过美国并长期保持第一,那么,后代人回过头来看,几千年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基本上中国第一的历史,1865之后这一百多年,就只不过是几千年中国第一的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变态。我们现在正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转折点。人类社会能不能从变态转回常态,人类社会历史能不能成为基本上中国第一的历史,就看今后几十年中国人怎么干。

2007

GDP

(十亿美元)

人均GDP

 (美元)

世界

54,311

7,987

1.美国

13,844

45,845

2.日本

4,384

34,312

3.德国

3,322

40,415

4.中国

3,251

2,461

5.英国

2,773

45,575

6.法国

2,560

41,511

7.意大利

2,105

35,872

8.西班牙

1,439

32,067

9.加拿大

1,432

43,485

10. 巴西 

1,314

6,938

11.俄国

1,290

9,075

12.印度 

1,099

978

13.韩国

957

19,751

14.澳大利亚

909

43,312

15.墨西哥

893

8,479

    资料来源:http://www.nationmaster.com/encyclopedia/List-of-countries-by-GDP-(nominal)
              http://www.nationmaster.com/encyclopedia/List-of-countries-by-GDP-%28nominal%29-per-capita

     今后二、三十年,中国有三条道路可以走。其一,出一个戈尔巴乔夫,从世界第二掉到世界第十八,土崩瓦解,万劫不复。或者,顺利在五年左右总值超过日本,并在二、三十年之内总值超过美国。即使总值超过美国,也有两种可能。其一,不能自主创新,变成一个大墨西哥,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这就是现在经常讲的拉美化道路。其一,自主创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全面赶超,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使中国世界第一,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何去何从?在这个人类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中国人回顾过去、总结教训、展望未来、认清障碍、明确战略,至关重要。

二. 全面自主创新 建立世界经济强国

    中国要真正重回世界第一,就必须是一个能够自主创新的世界经济强国。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六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站在了超日赶美的起跑线上。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社会保障不足,等等。但今日中国和美、日、欧相比最落后的地方,就是不能自主创新。今日中国每个对外开放产业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今日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控制了21个产业。1 在国内超市看到的情况,实数触目惊心:外国品牌不仅仅是垄断了中国的飞机和汽车,而且垄断了中国许多日用品,甚至包括肥皂、洗衣粉和擦脸油。市场换技术,完全失败了。再这样发展下去,中国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欧美日处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不管人民生活多么坏,不管社会多么不公正,不管环境污染多么严重,都能坚持做到自主创新。

    外国人有的,中国人要有,外国人没有的,中国人也要有。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装备制造业,要有自己的计算机硬件、软件,要自己建北斗系统,自己造大飞机,自己造航空母舰,自己造汽车,自己造药品,自己造手机,自己造子弹列车,自己造核电站,自己造海上钻井平台,自己搞环保技术。要有100个世界500强企业,要有20个世界100强大学。要有先进的国防工业,要有自己的太空武器体系,要自己造第五代战机,要自己造先进潜艇,要自己造中国的太平洋舰队、印度洋舰队、大西洋舰队,要自己造航天飞机。做不到这些,就不能在实质上赶上美国,对人类就没有大的贡献。所有这些,都要靠自主创新。

    搞不成自主创新,从长远讲,经济、军事、政治、外交、文化、教育,都将受制于人。搞不成自主创新,经济就不能转型,就会继续作世界加工厂,不仅中国品牌不能进入世界市场,中国市场还会为更多的外国品牌所占领,水污染更严重,更缺水,更缺土地,更缺电,空气更坏,蓝领更多,白领相对就更少,贫富差距更大。

    搞不成自主创新,不仅国内市场拱手相送,变成殖民地经济,人才也跑光,变成殖民地教育。1949年建国时,美国有6000多中国留学生,多数人与国民党有关系,与共产党无关。建国后不久,4000多人回祖国服务,多数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现在,十个留美博士,九个不回国。多年来,在美国,身边环绕的大多是中国名校毕业生。北大、清华、中科大,整班多数出国者,屡见不鲜。原因有多种,但国内在大部分行业和领域都没有全力以赴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大部分行业和领域都安于落后、安于作世界加工厂,是最主要的原因。任务带学科,这是两弹一星留给我们的重要经验。全力以赴在所有领域和行业自主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所有领域和所有行业都会人才辈出,科学和教育自然就会有大的发展。不搞自主创新,就出不了大批人才,特别是出不了大批高精尖人才;名校拔尖的学生,都会努力往美国跑,多数不回来。

    中国现在有足够的钱、足够的人才全面自主创新,完全可以为所当为。今后能不能搞成自主创新,不在于资金不足,也不在于人才不足。从1949年到九十年代初期,由于资金缺乏、人才缺乏,中国在自主创新方面,一直不得不有所为、有所不为。现在完全不同了。银行存款余额四十多万亿人民币,国内生产总值二十五万多亿人民币,政府财政收入五万多亿人民币,外汇储备一万七千多亿美元。外汇多的成了灾,拿在手上就贬值;想花外汇买来个自主创新,根本不可能。中国虽然大专以上文化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6%,现在研究生、本科生、大专生的就业都成了问题。本来,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在所有行业和领域都需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百业待兴,钱根本就不够用,需要借钱,人才根本就不够用,需要引进人才,怎么会钱和人才都多的成了灾?就是因为不搞全面自主创新。

    如果搞不成自主创新,不在于没有钱、没有人,就在于没有一口气。两弹一星、核潜艇、洲际导弹、成昆铁路,都是在很困难的形势下搞出来的。造大飞机,二十年前中国自己停了。计算机软件、硬件,当年中国自己停了。京沪子弹列车,是中国自己不造。一汽、二汽、上汽的轿车,都是自己丢了中国品牌,合资作了别人的加工厂。奇瑞能做的事,一汽、二汽、上汽谁不能做?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要有中国自己的品牌,都要用中国品牌争夺中国市场并在世界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市场占有率只有百分之百,连百分之一百零一都不可能有。你多百分之一,别人就少百分之一。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多一个,外国就少一个。世界100强大学,中国多一个,别人就少一个。2 这里不可能有双赢、多赢。狭路相逢勇者胜。没有别的出路,只能亮剑。世界经济强国,都是这么拚出来的。敢拼才有可能赢,不拚根本没出路。

    如果一切向钱看,自主创新不容易搞,因为自主创新的企业、行业、地区、领域、学科并不见得多赚钱,这是我最近这一、两年研究的初步结果。现在,就轿车而言,奇瑞并不比一汽、二汽、上汽多赚钱。自主创新,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但搞自主创新的企业、行业、地区、领域、学科,在短期、中期并不见得能赚钱。说不定要赔钱,说不定要赔大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要有巨大的牺牲。要在法律、制度、政策等所有方面,鼓励非国有部门自主创新。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更要依靠国有部门自主创新,更要依靠政府牵头组织自主创新。搞自主创新,争夺中国市场、打入世界市场,不能算短期的经济账。几十年来,日本汽车,在美国一直比在日本卖得便宜。十年来,我亲眼看着,韩国汽车赔本赚吆喝,生生打进了美国市场。在自主创新方面,要坚决反对一切向钱看,要一切向中国品牌看,要一切向市场份额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即使暂时赔钱,也要创中国品牌,也要争夺中国市场,也要打入国际市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产品,如果中短期内非赔不可,国家要垫钱。当然,中短期可以垫钱,但不能长期垫钱,就长远讲,最终至少要不赔钱。

    要支持民族工商业。政府要带头。比如汽车,国有集团购买力,必须买国产汽车。要给定一个不长的时限,限令几大国有汽车集团出齐国有品牌。党政军警国安公检法工青妇,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所有国有集团购买力,都必须买国产汽车。不是买合资车,是买真正的中国品牌车。如果中国的高级军官都坐美日欧汽车,那还为谁而战?周总理的手表都是国产的,要恢复这个传统。各级领导干部,座车、服装、手表、日用品,都必须是中国品牌。要把这个作为考核、任用、提拔干部的硬指标。在美国,坐外国车,就不要选了。韩国官员如果坐日本车,韩国汽车工业哪有今天?这首先是有没有一口气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的集团购买力都不带头支持中国民族工商业,那中国品牌还有什么希望?

    搞不成自主创新,从长远讲,政治上也不能长期稳定。大陆现在这个政治体制,有利于统一祖国、抵抗列强入侵;有利于应付洪水、地震、非典这一类的大型突发事件;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特别有利于自主创新、全面赶超。 全面自主创新,全面赶超,就是要和世界500强企业拼杀,就是要和世界军火巨头拼杀,就是要和世界100强大学拼杀,就是要和好莱坞拼杀,就是要和CNN、纽约时报、欧洲金融时报拼杀。就像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能杀出40多岁的元帅、30多岁的兵团司令、20多岁的军长、师长、杀出一代英雄豪杰一样,全面自主创新、在所有领域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然使出类拔萃的各级各类领导干部不断涌现。战争年代,因为基层干部本人认为自己能力不足而拒绝被提拔,提拔基层干部经常需要上级作动员。全面自主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之仗,不是那么好打的,不要说跑官、要官,没本事的人,你要他干他都不敢干。大陆目前这种体制,不打仗,没有突发事件,如果不搞自主创新,不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对内对外均无激烈竞争,久而久之,明白人、能人就上不来,庸人就下不去,坏人就会越来越多。只有全面自主创新、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才能保证执政党人才辈出。从长远讲,中国共产党有没有执政能力,主要看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领导中华民族全面自主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全面自主创新能产生巨大的民族凝聚力。现在,个人之间、单位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为了钱,为了权,为了利,交相争夺,有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竞争在某些时间和空间是必要的,但中华民族团结起来自主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同等重要。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自主创新,为了中国品牌能够争夺中国市场、走向世界市场,为了中国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然要求全国一盘棋,必然要求个人、单位、企业、地区、行业之间,抛弃恩怨,同心协力,明白大家都是中国人,是有共同利益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搞全面自主创新、全面赶超,就没有这种凝聚力,就容易窝里斗,就容易成一盘散沙。

    中华民族要有浩然正气。现在,有钱人、有权的人、名人,广受推崇,这是正常的,但不全面、不协调。更受推崇的,应该是中华民族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自主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奋斗者和领导者。提拔什么人,使用什么人,推崇什么人,表彰什么人,宣传什么人,是全民族的指挥棒。一定要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提拔、使用、推崇、表彰、宣传自主创新、努力赶超世界第一的奋斗者和领导者。3 可以不给钱,可以不给官,但一定要推崇,一定要宣传,因为他(她)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只有这样, 社会风气、民心士气才能端正到自主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上来。

    能不能搞成自主创新,在于对自主创新重视到什么程度。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环境污染、教育卫生、腐败、台独、疆独、藏独,等等,都是问题。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加起来,也没有自主创新重要。自主创新是纲,其它事情是目,纲举目张。对自主创新的重视程度,必须超过对所有这些问题加起来的重视程度。不如此,就搞不成自主创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似应有一个适当的比例,专门搞自主创新,不如此就无法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各级政府、各级领导,必须督促各行各业:你这个产品、你这个行业、你这个领域、你这个学科,世界第一在哪里?世界先进水平在哪里?你有多大差距?你准备怎么赶超?你需要多长时间?你需要政府和社会为你做什么?

    大千世界,矛盾重重。对中国来讲,主要矛盾是能不能超日赶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能不能自主创新。中国现在有足够的钱全面自主创新,中国现在有足够的人才全面自主创新。只要中华民族有一口气,敢于亮剑,有全面支持自主创新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舆论、风气,一定能够全面自主创新、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一个能够全面自主创新的中国,才能真正重回世界第一。

三. 自力更生 建立世界军事强国

    没有一支中国的军队,便没有中国的一切。没有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便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枪杆子里面出主权。枪杆子里面出强国。中国国防实力和中国经济实力一样,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要当真正的世界第一,就必须是一个世界军事强国。建立世界军事强国,比建立世界经济强国还要难得多。建立世界经济强国,可以市场和政府两条腿走路,可以利用国际市场。对后发国家来说,建立世界军事强国,主要靠政府,主要靠自力更生。就中国而言,现在还面临着美、日、欧联手武器禁运,且目前还没有看到解禁的可能。

    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和日本人,老是问,你中国在军事上究竟想干什么?你中国在军事上为什么不透明?这个不能完全怪外国人,中国人自己也没有把话说清楚。中国人自己也还在讨论。2007年,北京高校有两个教授,一人写了一篇文章,在全世界中文网站广泛流传,针锋相对,一个说中国为了海权必须要有航空母舰,一个说航母是过时的活棺材,不要为好。这里从更宽广的角度,也讨论一下中国的国防军事建设大战略。要什么?不要什么?要花多少钱?造多少?什么是永远不称霸?

    第一,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美国过去有过、现在要淘汰的东西,中国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考虑不要。但是,美国现在有的和正在为将来造的东西,中国都要有。美国有八个航母舰队,而且还要增加,可见有用,因此中国一定要有。如果没有用,美国为什么还要增加?只要美国有的,中国就一定要有,一定要自己造。现在能造的,现在就造。现在不会造的,也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加紧研制,争取早日造出来。

    第二,要花多少钱?和平年代穷兵黩武,必然损害经济建设。因此,中国花钱要和美国成比例。美国总产值2007是中国的4.25倍。中国总产值现在是美国五分之一多。美国在军事上花多少钱,中国现在就花大体五分之一。等中国总产值达到美国一半了,美国在军事上花多少钱,中国就花一半。在和平年代,按照这个比例花钱,按照这个比例逐步提高国防军事费用。

    第三,造多少?也和美国保持比例。美国有八个航母舰队,中国现在总产值是美国五分之一,先造两个用者。等中国达到美国总产值一半,就造四个。现在造不了航母怎么办?那就一边加紧研制航母,一边多造可以打航母的潜艇。其他东西依此类推。比如,第五代战机造不出来,就一边加紧研制第五代飞机,一边多造能打第五代战机的导弹。比如,好卫星造不出来,就一边加紧研制好卫星,一边多造能打卫星的便宜武器。陆基和海基的洲际导弹,也要按这个比例搞,现在和美国比太少了,根本不成比例,更不用说美国的全球导弹防御体系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进展迅速。

    第四,什么是永远不称霸?永远不称霸,就是中国总产值赶上和超过美国之后,国防军事费用和美国持平,永远不超过世界军费第二名。你家现在有100块钱,有十条枪,我家现在有20块钱,有两条枪,我对你没有威胁,是你对我有威胁。将来等我家也有了100块钱,或者100多块钱,我也只要十条枪,绝不比你多。美国人、日本人老是追着问中国人军事上要干什么。把这四点都说明了,就透明了,就清楚了,美国人和日本人就都安生了。

    当今中国和经济建设最不相称的,就是中国的国防军事建设。八十年代,中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运10飞机下马,远程轰炸机、对地强击机、空中优势战斗机、大型军用运输机、武装专用直升机、地空远程、中程、近程导弹下马,093潜艇、094潜艇、092G大型导弹SLV驱逐舰、中国早期航母下马,多弹头形式的DF6A、固体发射的DF7A、DF12空射火箭、直-7、直-8下马,歼8II拖延,歼9只留样机,歼10搁浅,多项核潜艇搁浅,只留下了民用火箭。十年未造一艘核潜艇。这样做,一方面,节省了大量的经费,有利于经济建设,有助于今日中国总产值超日赶美。但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小了,国际敌对势力和搞台独的人胆大了。

    中国国防军事建设的长远大目标,应该是准备对应强敌信息化条件下的全面战争。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个阶段性的目标,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就国防军事建设的长远战略大目标来讲,无论遥远的太空,无论深邃的大海,无论地球上任何角落,中华民族利益所在,中国国家利益所在,中国军事力量都要有所准备。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长远讲,准备对应强敌信息化条件下的全面战争才是战略重点。正是因为当年充分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中国才赢得了长期的和平。正是因为九六年之后努力备战台海,今天台海才有和平。只有努力建立世界军事强国,充分准备对应强敌在信息化条件下的全面战争,才能保证中国在和平环境中重回世界第一并长期保持世界第一。

    要成为世界军事强国,中国一定要有强大的航天军事力量,要有能和GPS相媲美的北斗系统,要有庞大的卫星体系,要有全方位攻击卫星的能力,最终一定要有航天飞机。中国一定要有相应的核打击力量,常规和非常规的短程、中程、长程、洲际导弹(陆基、海基),大型、中型、小型弹头,都要对照美国的数量按比例发展。中国一定要有强大的电磁、激光作战能力。中国一定要有强大的空军,要有日常巡航世界的战略空军,要有全球、全天候作战的常规空军。中国一定要有强大的海军,一定要有中国自己建造的太平洋舰队、印度洋舰队、大西洋舰队。对C4IRSK 4 为代表的新军事变革,要跨越性全面追赶。在适当时候撤销国内大军区,比照美国的世界各大军区,建立相应的中国军区。

     建立世界军事强国,二十年做不到,争取三十年做到。三十年做不到,争取五十年做到。在战略大目标上面,决不能自我矮化。在长远战略大目标上面,决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定要有雄心壮志,一定要为所当为。和世界经济强国一样,世界军事强国是拚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其下,不知其所也。在这方面,很多东西,都至少需要提前二、三十年动手,一延迟成百年恨。大飞机就是个明显的例子。知难行易。

四. 敢打国际货币战争 建立世界金融强国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大目标究竟是什么?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金融强国,就是要把人民币建设成为和美元、欧元、日元相鼎立的世界大货币,就是要争夺世界印钞机的印钞权。中国总产值正在超日赶美,因为人均产值还很低、中国经济今后长期增长没有问题,中国现在有一万七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四十多万亿人民币的储蓄余额,有五万多亿人民币的政府财政收入,外贸有顺差, 周边国家和地区加速使用人民币。中国建立世界金融强国,的确到了起步的时候了。

    最近几年,建立世界金融强国、把人民币建立成为世界大货币的大战略,没有向前大步推进。原因是遇到了一些枝节问题的干扰。这些枝节问题,都很棘手。比如热钱问题,比如人民币升值问题,比如沿海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问题,比如外汇储备迅速升高的问题,比如拿着外汇储备买不到外国企业的问题,比如贸易顺差迅速扩大的问题,比如国内银行贷款质量、服务质量的问题,等等。就事论事,都很棘手,但无论多么困难,都不应迟滞建立金融强国大战略的实施。我不懂金融,这里只是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说几句外行话,供内行参考。

    不管有没有热钱,不管热钱是多还是少,都不应该影响人民币变成世界大货币的进程。搞自主创新要花钱,搞城乡基本建设要花钱,搞国防建设要花钱,普及高中要花许多钱,就是建乡镇卫生院也要花很多钱。现在这一点热钱,上面这些事情,干哪一件都不够用。海外热钱如果不听话、不自觉,非要往中国冲,就花掉它。花掉以后怎么还?有很多办法还,比如,国内的油、气、煤、水、电、土地的价格向国际价格靠拢一点,或者经济过热的时候观望一下,或者多印一点人民币,只要国内有一点通货膨胀,这点债务就变小了。逼急了人民币还可以贬值,美国现在就是这么干的。更简单的办法,是引导热钱进入中国的股市和房市,涨了大家都高兴,股市和房市一跌,也就没有热钱问题了,美国现在就是这么干的。中国现在阻挡海外热钱进入股市和房市的做法,匪夷所思。问题不在于有多少热钱,而在于能不能把这些外币热钱变成人民币,能不能把这些人民币投入中国的股市和房市,投入城乡基本建设,变成中国的机场、港口、公路、铁路、水库、高中、乡镇卫生院。只要能变成人民币搞城乡基本建设,海外热钱多就不是坏事,而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越多越好。

    中国现在有四十多万亿人民币储蓄余额,二十五多万亿人民币的总产值,五万多亿人民币的财政收入,一万七千万亿美元外汇底存,这么大的块头,还不敢升贬人民币?还不敢自由兑换人民币?人民币升贬问题,更不应该成为把人民币建成世界大货币的障碍。人民币要升值还是要贬值;如果要升值,应该升多少,应该升多快;是一步到位,还是缓步慢走;是一路慢升,还是有升有降,降一点,升两点。所有这些,固然有市场的基本作用,但主要是政府的主导作用。这里面,没有那种方法是绝对正确的,为了实现建立金融强国大战略,那种方法都可以用,没有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如果决定自由兑换三年到位,就可以实现三年到位,如果决定五年到位,就可以实现五年到位。当降则降,当升则升,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欲升还降,欲降还升,大升小降,大降小升,可快可慢,操之在我,运用之妙,存乎于心。国际货币战争,是大战役,同样要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迂回包抄,要敢升敢降,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不在乎升到了几块几毛几,降到了几块几毛几,要敢于在运动中歼敌,要有勇气吃掉敢来炒卖、阻击人民币的海外投机资本,要有勇气歼灭一切来犯之敌,来多少、吃多少。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是建立世界金融强国、把人民币建成世界大货币的起点,屯兵于坚城之下,久攻不克,劳师误国。人民币的可兑换,是不是一定要同人民币升到哪一点挂钩呢?是不是可以把两者脱钩呢?为什么老是怕别人来炒我们呢?拿着一亿七千万美元的外汇底存,拿着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只要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别人就不怕我们去炒他们吗?今天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建立金融大国、向全球推广人民币的过程中,不可能所有个人、单位、企业、地区、行业在所有时候都得利。应该努力把损失降到最小,但不可能没有损失、没有牺牲。中国的油、气、电、水、煤、土地的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价格,再加上便宜的劳动力,使中国成了世界加工厂。利益是明显的,中国总产值大了。害处也是明显的。中国出口一块钱美金,有时只赚到几分钱加工费。研发、销售两头在外,使中国老是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在科技上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还丢了很大一块国内市场。多雇了一些农民工,却造成中国博士、硕士、学士失业。更不用说,在资源、环境、劳工利益方面的损失。沿海有些中小型低科技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利润微薄,人民币一升值,就很难维持。对这类企业,当然应该尽力帮助。但如果实在无法维持,也只能顺其自然。这类企业的难以维持和消失,一方面,强迫中国资方为了生存自主创新、自创品牌,从低科技劳动密集型向高科技资本密集型过渡,另一方面,同时,为中国自主创新节省和提供了更多的油、气、电、水、煤、土地、资金、劳动力。目前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坚挺,农村实际生活水平稳中有升,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底存过多,在这种形势下,沿海一些中小型低科技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退出市场,不仅是中国社会经济完全可以承受的,而且是有利有弊、就长远来讲利大于弊的。实在看不出,这件事情,对人民币自由兑换有什么阻碍作用。

     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大到一万七千亿美金,不是好事,但绝不是坏事。如果把钱用坏了,用丢了,那就是坏事了。现在成立一个部级单位,专门来花这笔钱。想用这笔钱买个自主创新,完全不现实。几年前美国人自己就反复就讨论过了,有一篇文章讲得很好,说中国要想变成发达国家很容易,只要买下英特尔和沃尔马就可以了。但无论中国出多少钱,美国都不会卖给中国英特尔和沃尔马,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不仅英特尔和沃尔马,一切有关高科技的、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企业,谁都不会卖给中国,不管中国出多少钱。买美国国库券,现在也吃到苦头了,美元一贬值,中国几十亿、几百亿的美元就打水漂了,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什么时候想贬美元,就什么时候贬,是不会和中国商量的。投资美国房市、股市,现在也吃到苦头了,套进去,套牢了,还是轻的,美企一旦破产了,中国几百亿、几千亿美元就会血本无归。用来在国际上搞石油、木材、天然气、铁矿、战略物资,是大好事,但用不了这么多钱。最好的办法,还是把大部分外汇储备花掉,用来搞自主创新,用来搞城乡基本建设、包括大规模现代大城市化,用来搞国防建设,用来普及高中,用来建乡镇卫生院,等等。自己家里有这么多事急等钱用,有钱不用,非要借给别人,借给别人拿不到利息还赔钱,怎么讲道理都不通。外汇底存这么多,正是自由兑换人民币的好时机。外汇底存多的时候不搞,难道要等外汇底存少的时候自由兑换人民币吗?

    外贸顺差大,本来是好事情。只是,顺差拿到手上不花,外汇越积越多,拿在手上不断贬值,好事就变成了坏事。只要敢把顺差花掉,花到对国计民生有用的事情上,外贸顺差就不是坏事,就是好事,越多越好。外贸顺差这么多,正是自由兑换人民币的好时机。外贸顺差大的时候不搞,难道要等外贸顺差少的时候自由兑换人民币吗?

    国内银行贷款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改革,似乎更为重要。该贷的款是不是贷不到?不该贷的款是不是贷多了?银行贷款质量出问题,就是致命问题,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一年来,我在国内三个银行各开了一个账户,也使用了银行卡,虽然服务态度、服务质量都不错,但和美国银行的服务比起来,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信用卡、个人支票的使用很有限度。主要问题在于方便程度,在国内给对方付款、在银行之间转款、在地区之间转款,不是很方便;从海外转款,特别不方便。如果人民币自由兑换之后,如果人民币成为和美元、欧元、日元并驾的国际大货币之后,贷款质量问题依然如故,那后果就很难预料了。贷款质量和服务质量不解决,一旦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就有外国银行占领中国金融市场的可能。要说有什么事情阻碍中国建立世界金融强国,阻碍人民币成为世界大货币,我看就是国内银行的贷款质量和服务质量。这完全是操之在我的问题,本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个最好解决的问题。

    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不是世界货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降低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人民币现在汇率币值不得不比实际价值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不是世界货币,这直接降低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相对生产总值,直接降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美国的世界霸权,是经济霸权、军事霸权、美元霸权的三位一体。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在经济上、军事上都是世界的一极。现在,建立在中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之上,人民币在世界上地位坚挺、前景上扬,中国建立世界金融强国的条件业已成熟。要在全世界自由兑换人民币,要把人民币建成和美元、欧元、日元并驾齐驱的世界大货币,要不禁止周边国家和地区使用人民币,要在全世界推介人民币,要鼓励中外双边贸易和国际贸易用人民币结算,要鼓励外国像用美元、欧元、日元一样用人民币做外汇底存,要鼓励美、日、欧国家和股民持有中国国库券和人民币债券、股票。现在做这些事情,不是搞早了,而是已经搞迟了。只要这样做,中国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就直接变成了中国的金融力量,中国社会经济就不会再任由美元升贬摆布,中国就部分拿到的国际印钞机的印钞权,中国就可以向全世界发行国库券和人民币股票、债券,中国社会经济自然就更紧密更直接地影响世界经济、世界金融, 中国就可以用人民币的升贬影响世界。上面提到的那些枝节问题,多数都会自然消亡。作为金融强国,中国的金融力量和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相结合,中国的综合国力就会上一个大的台阶。自由兑换人民币,进而建立世界金融强国,不宜再拖。

五. 建立世界政治强国 决不能出戈尔巴乔夫

    小平同志一九八七年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点总结,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普选是件好事情,中国迟早要搞。第二,现在不能搞,因为社会经济条件不成熟,会把中国搞乱。第三,大约五十年之后(从1987年算起),等社会经济发展了,条件成熟了,就可以搞。一年来,我面对面接触了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和学生,相当一部分人希望早日普选,看好美国的三权分立模式,这里有不少误解。

    普选绝不是灵丹妙药。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普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促进过经济发展。纵观世界政治发展史,普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解决过腐败问题,使政府和社会更廉洁。普选从来不保证能选出有才干的人,更不用说选出雄才大略的领导人。只要有普选,权利和金钱的交易和结合,就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公开的。目前中国搞村级直选,权钱互动就已十分普遍。将来在中国搞普选,不会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不会使中国政府不腐败,不能保证选出有才能的领导人。全世界搞普选的国家和地区,现在有百十个,搞得好的不多,搞得坏的不少。一般说来,在发达国家搞普选,好一些。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搞普选,十个国家搞,九个国家搞坏。普选的优点,是保证政权的合法性和连续性,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避免内战,避免统治集团内讧,不论选出的领导人有多笨。正是因为这个优点,为了长治久安,中国迟早要搞普选。

    即使将来在中国搞普选,也有巨大的危险性。一个是出戈尔巴乔夫的危险性,一个是印度化的危险性,一个是拉美化的危险性。戈尔巴乔夫乱党、乱军、乱国,自毁长城,自我矮化,自我否定,自我瓦解,自我投降,使苏联分崩离析,社会经济崩溃,裂土分疆。生产总值从世界第二掉到了世界第十八,经济损失超过苏联二战期间经济损失好几倍,比中国大跃进和文革经济损失加起来还要大好多倍。十年期间,俄国男子平均寿命下降了十几岁。曾经攻克柏林的俄国军队,1994年在车臣首府遭叛军设伏围攻,伤亡上万人。2000年,我在莫斯科亲眼看到了俄国社会政治经济崩溃后的浩劫,我能理解,为什么现在俄国人民这样热爱普丁。当时俄国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在精神上崩溃了,什么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什么是对国家民族有害的,一片恍惚,一片茫然,全社会处于脑残状态。天不灭俄国,出了一个普丁,挽狂澜于已倒,扶大厦于已倾,覆巢之下,保得完卵。八年时间,从世界第十八,回升到世界第十一,收复车臣。现在普丁向俄国人民保证,再有八年时间,俄国能回到世界第六。普丁不仅在物质上挽救了俄国,更在精神上挽救了俄国。不久前,普丁代表俄国政府正式宣布,苏联七十年历史上,贡献最大的领导人就是斯大林;这也是目前俄国各种民调的一致结果。

    没有内战,没有外战,没有内忧,没有外患,连个突发事件都没有,世界两霸之一,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几近覆灭,这种事情,五百年里,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有学者认为,原因是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不好,责任不在戈尔巴乔夫,我反对。北朝鲜、越南、古巴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不能说比苏联更好。北朝鲜、越南、古巴2008年一个都没有解体,为什么苏联一定要在1991年解体?更不用说,尼泊尔共产党打着毛泽东的旗帜2008年打出一个红色政权来。苏联在最后一刻民族问题处理坏了,因而解体。但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倒行逆施,民族问题再怎么严重,也发展不到把苏联搞解体的程度。为了在苏联搞一个什么普世的、尊重人权的、美好的、道德的、真善美的、真正的民主普选,一个从来就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居然把世界两霸之一给葬送了。如果不亲眼看见,谁敢相信?2000年我在莫斯科就反复想,中国如果出个戈尔巴乔夫,后果不堪设想。苏联是两霸之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社会政治崩溃了,经济跌到谷底时,人均还有两、三千美金。中国是个第三世界穷国,人均不到1000美金(2000年),如果出个戈尔巴乔夫,社会政治经济崩溃,裂土分疆,不仅1840年之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成为幻想,很可能搞到尸积成山、血流成河的境地。决不能出戈尔巴乔夫,决不能搞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化,决不能搞戈尔巴乔夫式的普选。

    将来在中国搞普选,印度化的危险性也很大。在国际社会学、发展社会学领域,中印比较研究是一个显学,成果卓著。六十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印度几乎全面领先中国,今天,中国几乎全面领先印度。为什么?美国学者、印度学者必须这个问题。基本一致的答案是,虽然印度在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的各个方面都优于中国,中国的政治体制比印度好得多。较之印度政治体制,中国政治体制更加能够统一国家、团结人民、集中力量搞建设。和中国政治体制相比,印度的民主政治难以统一国家,难以团结人民,尤其不利于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5 2006年,一本专门研究印度政治体制如何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书在美国社会学界获大奖。6

    北京奥运开幕式结束后,英文世界有很多评论文章,有几篇广为传播,其中一篇是一个印度名人发在一个印度大报上的文章 7。这篇文章在盛赞中国是包括印度在内的第三世界的榜样之后,痛批印度的民主制度:

    可行的民主制度不只是基于选举,它要求一个均衡运转的公民社会,和一个基于妥协和尊重法律的自信的政府机构。

    一些事情涌上我的心头:为什么我们印度人总是选出干不了事儿的政府?为什么我们不能容忍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却能忍耐腐败、仇恨、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印度民主在民族团结方面完全失败?尽管印度的民族构成比中国略为复杂,为什么我们比中国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出了大得多的问题?为什么攻击印度国会的恐怖分子被赦免了?我们怎么能容忍国会议员拿了现钞就抛弃自己的政党?为什么年复一年,在那些无辜的女人、男人、儿童被炸弹炸死后,我们才有个所谓的“高度安全戒备”?为什么我们的肚子里能装下这么多的腐败法官和这么腐败的司法制度?

    简而言之,除非我们有守法的、负责的、有纪律的公民在和谐中团结起来,除非我们有胜任的、不腐败的司法和行政官员,我们就没有民主。我们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发达的、不成熟的、幼稚的、不守规矩的民主。

    有关拉美化的问题,近年来国内研究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总之,中国将来搞普选,如果搞出个戈尔巴乔夫,或者搞成印度化,或者搞成拉美化,那就是国家民族的大灾难,那还不如不搞。对上述看法,一些朋友很难接受,说中国不会搞苏联式、印度式、拉美式的民主,中国可以搞美式民主。 限于篇幅,这个问题无法展开。同样是普选,基于非常特殊的地理环境、人口状况、历史条件,美式民主非常特殊。且不说今天的美国政治,和七十年代比很不同,和三十年代比大不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普选模式,和美国都有很大的不同, 谁都不敢照搬美国模式。连加拿大和墨西哥也不敢照搬美国的模式。
亚洲、特别是东亚更为特殊。东亚(儒家)文化圈很难搞美式民主,限于篇幅,这个问题也无法展开。美日政治制度在现实中差别巨大,日本宪法是几个美国下级军官花几天时间仿照美国宪法制定的,但实行起来,却是自民党一党执政了近六十年,且日本一党执政的局面目前没有看到改变的可能。新加坡至今没有一个成型的反对党。南朝鲜政治还没有成形,还在混乱中过渡。照搬美国的是菲律宾,完全搞坏了,把菲律宾的社会经济搞得倒退了好多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即使将来搞普选,也肯定不能照搬美国模式,必须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一定要搞继承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为中国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服务的普选制度。

    罗斯托(W. W Rostow)1959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提出经济增长有五个阶段:1)传统社会,2)起飞前,3)起飞,4)走向成熟,5)大众消费阶段。按照这个五阶段论,中国社会正处在“起飞阶段”的中期。奥甘斯基(Organski, A.F.K)1965年出版的《政治发展的阶段》(Th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提出政治发展有四个阶段:1)初步统一,2)工业化,3)社会福利,4)富裕社会。按照这个四阶段论,中国社会正处在 “初步统一阶段”的末期和 “工业化阶段”的中期。我认为,政治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直接相关。确定中国实现普选的合适时机,必须同时兼顾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发展阶段。最佳时机,或许是在经济 “起飞阶段”已经完成,和政治发展的“统一阶段”和 “工业化阶段”也已完成的时候。对在中国实现普选的最佳时机必须深思熟虑,决不可操之过急,这样对中国好,对世界也好。

    讲到经济发展,中国人脸上就发光,讲到政治发展,中国人就顾左右而言它,大可不必。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当然不是尽善尽美,当然有很多问题,讲当今中国政治体制的缺点和错误,可以写好多本书。但中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讲,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体制。从横向、纵向两个方面来讲,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第一,横向和全世界所有2007年人均产值2461美元以下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第二,纵向和美日欧发达国家在中国现在这个人均产值阶段时的政治体制相比,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个体制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保持社会稳定。这么好的体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百代尚行秦政法,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求索的成果。要把中国最好这个问题在国内外讲清楚,要大声讲,不然,对外严重损害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对内严重伤害中国的民心士气。如果有人要骂中国政治体制,不要怕对骂,不要让人觉得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很心虚,当今世界上哪个政治体制,都有很多不足之处,都有很多缺点错误,找事儿骂人谁不会?中国变成发达国家之后,要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后代中国人的事,现在不用操心,操心也没用。要相信后代中国人比我们更有智慧,相信将来在普选条件下,相信中国变成发达国家后,继承中国五千年政治智慧,中国政治体制会成为那时世界上最好的政治体制之一。

六. 尽快改革现行户口制度 建立和谐社会

    关于户口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村逐步城市化问题、教育问题,拙著《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多有讨论,特别是第七章“高考 户口 单位”和第八章“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这里就不赘述了。

七. 高举中国大旗 建立世界文化强国

    中国要真正重回世界第一,就一定要高举中国大旗,建立世界文化强国。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持续上升,中国军事在世界上先停后升,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停多升少。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电影、电视、报刊、艺术、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各个方面,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三十年来,有升有停,停多升少,整体而言,没有大的提高。只有体育是例外,凯歌高奏,直冲世界第一。

    有学者认为,在文化领域不好衡量谁中国第一、谁世界第一,我反对。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一样,谁市场占有率第一,谁就是第一。文化领域和体育界一样,谁排名第一,谁就是第一。在某个领域,在某个学科,世界先进水平在那里,大师大作在那里,谁排前几名,外行可能不清楚,业内人士都是很清楚的。

    三十年前,中国是美苏中大三角之一,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任何方面,任何领域,除了华盛顿的声音,莫斯科的声音,自然还要听一听北京的声音。即使中国自己不刻意去说,别人也会列出中国的一家之言,重视中国的一家之言。实际上,当年,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声音很大,很强,压到华盛顿的声音,压到莫斯科的声音。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人敢骂中国,相反,在很多方面,是中国在全世界追着骂别人。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三十年前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点类似于今日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那时候,中国人印的书有人看,中国人说话有人听,中国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在世界上呼风唤雨,在世界上总是抢先说话,经常在联合国代表多数国家讲话,从来不在联合国投弃权票。三十年前,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声音,在世界上是很清晰的,别人很容易猜到在某个问题上中国要说什么。

    当然,中国当时说的话,现在看来,并不都完全正确。但是,这几年我认真比较了一下,较之美国当时说的话,较之苏联当时说的话,中国正确的话最多,错误的话最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一看《九评》和中美《上海公报》。除了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句话之外,《上海公报》的其他部分,全是中美吵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证明,中国说的话几乎全对,美国说的话几乎全错。浩浩青史,无法磨灭,8 难怪基辛格至今对毛泽东、周恩来充满敬意。苏联就更不在话下了,早在《九评》的时候,苏联就完全输了。可以说,三十年前,虽然中国经济上、军事上明显在美苏之下,在世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赛中,中国金牌总数第一。

    今天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绝大多数领域,中国不是战绩如何的问题,是根本不参赛。除了电影和经济学之外,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电视、报刊、艺术、文学、史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各个方面,中国在世界上基本上拒不参赛。电影参赛,不是主动的,是被迫的,是有人自己拿出去的。经济学我只看到一本有地位的书,就是林毅夫那本中国经济。 9 不参赛的恶果有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在国际上,别人以为中国弃权了、认输了、投降了。中国没有声音了,被人遗忘了。当今世界上,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艺术、文史哲、经法社政,没有人认为,存在着中国思想、中国意识、中国声音、中国学派、中国大师。

    更严重的恶果,还在国内。在上述几乎所有领域,国内市场基本上被外国产品垄断了,实属怵目惊心。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盛行猖獗。不参赛,国内同行就和国际同行不接轨、不竞争。由于不接轨、不竞争,一部分国内同行的能力、水平、产品,每况愈下,越来越没有竞争力。由于改革开放,中国文化市场和世界文化市场联通了,国内产品没有竞争力,海外产品就在国内畅行无阻,国内市场遂告不守。电影要看海外的,电视要看海外的,报纸杂志要看海外的,文史哲的书要看海外的,经法社政的书要看海外的。中国人也研究,写好多文章,写好多书,但理论是海外的,使用海外理论来套中国现实,用中国实际来证实和检验海外理论,于是中国就越来越没有思想、越来越没有理论了。中国在理论上、观点上、方法论上,完全放弃与海外理论、观点、方法的竞争了,完全没有自主创新了。长此以往,中国就要变成思想文化殖民地。这与中国现在总产值超日赶美的形势极不相称。

   前面讨论的建设经济强国的办法,很多也适用于建设文化强国。前面讨论的建设军事强国的办法,部分也适用于建设文化强国。后面要讨论的对美日比学赶帮超的办法,完全适用于建设文化强国。办法是现成的,就是要像组织实施奥运战略那样,在电影、电视、报刊、艺术、文史哲、经法社政所有领域,打出中国大旗,高举中国大旗,组织中国军团,组织中国国家队,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向国家队倾斜,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敢于亮剑,用有中国气魄、中国精神的中国理论、中国方法、中国成果去竞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自主创新,攀登世界高峰,争夺中国文化市场,打入国际文化市场。谁也不能保证拿到所有金牌,但要冲击所有金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要能争夺中国市场,只要能打入国际市场,无害就是有益。体育界能办到的事,在理论上,其他领域、其他学科没有理由做不到。只要党和政府像实施奥运战略一样办电影、电视、报刊、艺术、文史哲、经法社政,这些事业都会像中国体育一样,夺回中国市场,争夺国际市场,走向世界前列。

    要取消高考外语。要取消大、中、小学的外语必修课,改为选修课。要取消职称外语考试。全国人民学外语,首先是对民族精神的极大戕害,其次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毫无用处。学外语,是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大学本科所有中国不是世界第一的专业,开设专业外语必修课,哪一国是这个专业的世界第一,就学那一国的专业外语。硕士、博士入学考试,取消公共外语考试,改考专业外语,哪一国是这个专业的世界第一,就考哪一国的专业外语。非专业外语,留给外语学院的学生去学。凡是中国世界第一的专业,一律取消专业外语必修课,如中国文学专业、中国历史专业、中国哲学专业、中医专业、中餐烹调专业、武术专业、乒乓球专业、体操专业、跳水专业等等中国第一的专业,本科生免必修外语,考研免考外语。不是要鼓励中国人都去学外语,而是要鼓励所有中国人努力奋斗,争取永远不学外语。美国就不要求美国人学外语。

    要把全民学外语的人力、物力、财力,转移到在全世界推广中文上来。在国内要加大推广普通话的力度。上海人现在都不怎么说上海话了,要在全国大力推行上海经验。要在全世界推广中文教学,要以与当地名牌大学中文系联合办学为主、在全世界建立500个孔子学院。要免费送一些教材。用人民币在中国印教材卖给他们,也和免费差不多。中国人力便宜,要向全世界大量输出合格的中文教师,不是成百成千的输出,要成万成十万的输出。要在全世界推广中文水平考试。中国大学要取消单另的外国留学生宿舍、留学生食堂,中外学生统一管理、统一待遇。对通过全国高考、硕士统考、博士统考的外国留学生,比照同等成绩的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对毕业以后愿意在中国工作的博士、硕士,择优提供中国绿卡。在所有官方场合,特别是现场直播的记者招待会,一律只使用中文,不能说几句中文、翻几句外文,不能现场接受外语提问后现场翻译成中文,确需翻译,可以使用戴耳机的同声传译,不懂中文的,不欢迎来中国当记者。

    要高度重视中国电影占领中国市场的问题。电影对产生民族凝聚力、社会凝聚力有重大作用。电影是当今社会最主要的艺术形式,甲骨文、金文、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绘画、雕塑、电影,现在电影的影响力,比其他所有艺术形式的影响力加起来还要大得多。要恢复和扩大中国电影市场。美国2007年人均产值45845美元,在美国小地方,看电影不到五美元,在大城市,不到十美元。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13786人民币,可是一张电影票动辄几十元人民币,和二、三十年前相比,演电影的场所大为减少,电影观众总量大为萎缩。要大力兴建廉价电影院,露天的也行,有顶棚无围墙的也行,要让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农民能看上五元人民币的电影。大城市也要多建十元人民币一张票的廉价电影院,哪怕建到远郊也好。要坚决取消上演商业译制片,上演外国电影一律打字幕,不认识中国字,就不要看外国电影。电影译制,要只限于非商业的科技、军事、历史、文化、体育、教育,要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服务,要坚决取消为商业目的译制外国故事片,包括儿童动画片。要建立庞大的中国电影市场,用中国电影占领中国市场。

    有个问题,国内很多朋友都没有意识到,建设世界文化强国,中国需要改变战略,要借用奥运战略。在人力、物力、财力的配置方式上,奥运战略,与三十个省市区各自为政的全运会战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要用不同的体制,要用不同的人,钱的用法也大不相同。中国体育上得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施奥运战略,使奥运金牌高于全运会金牌,用奥运金牌可以兑换全运会金牌。中国体育界如果不搞奥运战略,就是窝里斗,就只能搞窝里斗,中国体育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搞上去。由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拒不参赛,现在中国文化绝大多数领域都用全运会代替奥运会,不是高举中国大旗搞国际竞争,而是都在搞窝里斗,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再多,也与国际文化竞争无关,与在世界上把中国建成文化大国无关。结果外国文化产品趁虚而入,横扫中国市场。因此,目前中国文化的首要任务,是要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停止窝里斗,确立各自领域的奥运战略,不是要取消各自领域的全运会,而是要各自领域的全运会服从各自领域的奥运战略、为各自领域的奥运战略服务。

    文化上面,不好说话,容易说错话,容易得罪人。这里拿社会学举个例子。1979年三月中国社会学恢复,三十年了,现在有了相当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成就巨大,但在国际社会学界地位不高,在理论、方法论、主要分支社会学都严重依附西方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社会学。人类社会、亚洲社会、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将来是个什么样子,有什么规律,美欧日都有自己的看法,不管对不对。中国没看法,或者脑子里面有,不说出来,人家以为没有,所以人家以为中国社会学没有理论。既然没有理论,那自然也就没有研究理论的方法论。既然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就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研究亚洲、研究世界,那无论怎么研究,中国社会学都成了美国社会学的中国分支。实际上,从周公、孔子、司马迁到毛泽东,中国人都有理论、有方法、有观点,现在也不难有新的理论、方法、观点。社会学有十几个主要分支:社会学理论、社会研究方法论、分层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国际社会学,等等。在每个分支,世界上都有几个活着的名人,每个人都有个把名著,三十年了,对这几个人是谁,有那几本书,国内社会学业内人士都是很清楚得,其中有不少也翻译出版了中文版。这些书都是好书,但我没有发现有一本是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相反,我看都是中国人努力奋斗可以做出来的。只要中国社会学能够集中、协调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高举中国社会学大旗,组织中国军团,在十几个主要社会学分支组织十几个中国国家队,剑锋直指世界社会学高峰,发奋图强,自主创新,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树立中国社会学自己的理论、方法论、观点,只要有十年左右时间,在所有领域都能赶上社会学世界先进水平,夺回中国社会学市场,在世界社会学界成为一极。在哪些领域能拿到世界第一,不知道,但至少发展社会学应该是世界第一,当今世界,有谁比中国人更知道应该怎样发展?

    与经济发展、军事发展相比,思想文化发展虽然也要钱,但更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更需要能够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战略、制度、路线、方针、政策,正因为如此,中国建立世界文化大国的步伐完全可以更高、更快、更强。

八. 以美为师 以日为师

    秦汉之后,在长达一、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是世界的先生,世界是中国的学生。拙著《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第二章第四节讨论了欧美列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如何学习中国。现在,总的说来,发达国家是中国的先生,中国是发达国家的学生。其中,中国特别要以美为师,以日为师,对此拙著《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英文本前言有所讨论,这里再补充几句话。
2007年,美国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四分之一,是当今人类社会的三个代表。经济、军事、文化,全面领先,目前全球无敌手;苏联解体后,连个挑战者都没有。2007年,美国总产值是中国的4.26倍,美国人均产值是中国的18.6倍。中国人均产值赶上美国,一百年不可能,二百年很难说。如果不能自主创新,中国总产值即使赶上美国,也不见得就可以不做发达国家的附庸。中国人均产值只要达到今天墨西哥的水平,总值就可以超过美国,墨西哥就是一个全面落后、严重依附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穷国。在几乎所有方面研究美国,学习美国,借鉴美国,是中国民族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历史任务。

    特别要学习美国艰苦奋斗、勇攀世界高峰的亮剑精神。1812年的时候,美国还是个很弱小的国家,5000英军就能轻取华盛顿、火烧白宫。内战前,虽然美国还很贫弱,美国已有人萌发了美国要全面赶超欧洲、攀登世界第一的念头。用英文讲,简单说来,就是要使美国成为人类社会的Shinning city upon the hill,要成为人类社会举首仰望的高山顶上的光辉城市。1865年林肯打内战统一美国后,美国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搞了三十年,终于在1900年前后,总值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总值世界第一,并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1880年前后,不要说美国海军远远不如中国海军,连智利海军都敢到美国海岸欺负美国。直到老罗斯福总统手上,美国才挺起腰杆,发展海军,在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在世界上站立起来。老罗斯福总统殚精竭智搞富国强兵、在美国提倡和推行大国风范,美国国内阻力重重。文化上站起来更要迟一些,直到1910年代,美国大学教师还主要是欧洲回来的海归,美国还在讨论究竟什么时候美国文化、美国高教能够在世界上站起来。二战前和二战过程中,小罗斯福总统雄才大略、纵横俾合,使美国在二战后成为真正的世界第一。杜鲁门和约翰逊不懂事,认识不到毛泽东有多伟大,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损伤了国力。但美国从来没有放弃世界第一的意思,在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登上太空后,肯尼迪立即组织了登月工程,全面推进了美国的科学技术。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国际战略思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在所有领域攀登世界第一、保持世界第一,成为美国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带头人的共同信念。什么叫有错误?什么叫出问题?在某个产品、行业、领域、学科美国不是世界第一了,或者不处于世界前列了,就是问题,就是错误,就要检讨,就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争取早日把世界第一、至少是世界前列夺回来。美国学生从来不需要学外语,但全美国的学生从小就高唱美国是人类社会举首仰望的高山顶上的光辉城市,从小就牢牢灌输了美国应该世界第一、美国不第一就不正常的牢固思想。不畏艰难险阻、勇攀世界第一、保持世界第一,这就是中华民族要努力学习的美国精神。

    学习日本与学习美国同等重要。2007年,日本人均产值是中国的14倍。中国人口是日本人口的十倍,中国人均产值只要达到日本的十分之一,总值就能超过日本,所以,几年之后中国总产值超过日本,并不是一个多么令中国人骄傲的事情。中美地理、历史、人文差异太大,美国有很多事情,中国没有办法学,日本则不然。中国资源贫乏,日本比中国更加贫乏。中国人多地少,日本比中国更加拥挤。中日同文同种,日本在学习欧美之前,学习中国文化一千多年。不少日本人认为,真正继承了秦汉雄风、盛唐气象的,是今日日本,而不是今日中国。在学习欧美的过程中,如何把欧美的好东西和日本具体实际相结合,日本殚精竭智,下了很大的功夫,下了很苦的功夫,有失败的教训,更有成功的经验。美国能做的事情,中国有许多的确做不了,但日本能做的,中国理论上都能做。学习日本,是中华民族今后的长期任务。

    特别要学习日本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牺牲精神。2007年元旦,美国上演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硫磺岛来信》,讲的是日军二战时在硫磺岛的顽强抵抗。日军在太平洋岛屿的顽强抵抗当时就直接改变了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正是因为日军在太平洋岛屿的顽强抵抗和蒋介石的豫湘桂大溃败,在波茨坦会议上,罗斯福把中国的外蒙古和东欧送给斯大林,换取斯大林答应消灭希特勒之后出兵日本。正是因为日军在太平洋岛屿的顽强抵抗,杜鲁门不敢进攻日本本岛,放弃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美日签订密约答应保留日本天皇、保留日本国旗、保留日本国体等等。2008年元旦,同样是讲战争,大陆上演当年贺岁大片《集结号》10 ,对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牺牲精神,不是歌颂,而是质疑。对比这两部电影,当今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在精神上与当今美国、当今日本高下立现,差距之大,令人震惊。

    中国今后很长时间都要学习美国、学习日本。中国人均产值一百年也赶不上美国、赶不上日本,这是个简单算术。现在美国人均产值是中国的18倍,日本是中国的14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何建立经济强国、军事强国、金融强国、政治强国、文化强国,美日一百多年来是有很多经验教训的。以美为师,以日为师,总结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就能少走很多弯路。以美为师,以日为师,对内对外应该公开讲、大声讲。对外讲,世界就知道中国是清醒的、理智的、谦虚谨慎的。对内讲,有助于消除部分国人盲目的仇美心理、盲目的仇日心理。

    以美为师、以日为师,不是要崇洋媚外,不是要洋奴哲学,不是要爬行主义,而是要比、学、赶、帮、超。在所有产品、所有行业、所有领域、所有学科,和美国比,和日本比,和世界第一比,搞清楚中国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搞清楚差距之后,学习美国,学习日本,学习世界第一,学好,学深,学透,学全。一边努力学习,一边努力追赶,在学中赶,在赶中学。在学习和追赶过程中,中国人要互相帮助,不要窝里斗。最终目的是超。美国、日本、世界第一,那是那么容易超过的?在很多方面,虽然尽了力,可能长期超不过。不要紧,只要在追赶过程中,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能望其项背,能并驾齐驱,就达到目的了。对于已经超过的,还要努力奋斗,争取保持世界第一。就像四年一次奥运会,这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以美为师、以日为师,中国就要敢于亮剑,准备亮剑。抗美援朝,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1949到1972年,美国封锁了中国二十多年,中国什么都有了。现在中国好多东西造不出来,要是美国再来封锁中国一下,很多东西很快就能造出来。九六年台海风波美国出动两个航母、美国的新军事革命、美军飞兵轻取伊拉克,帮助中国确立了国防军事建设的正确方向。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取消高层往来,给一代中国青年补上了历史课。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美日安保条约把台湾纳入日本周边,美日欧联合对华武器禁运,对中国的国防建设、科技建设、思想教育工作都起了巨大的保障作用和促进作用。美日从不讳言,二十一世纪美日军事建设的主要战略目标是中国,美日联合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全球导弹防御体系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第一假想敌就是中国,第一假象战场就是台海。中国一定要充分准备应付美日信息化条件下的全面战争,陆海空天电磁,大打,打核战争,一定要有不怕牺牲西安以东城市和人口的战略决心。中国核反击力量,在遭遇美国第一次核打击之后,一定要确保能够突破美日全球导弹防御体系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确保覆盖美国一遍,确保覆盖日本五遍。只有充分准备亮剑,台湾问题才有可能和平解决,中美、中日才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九. 历史的必然与偶然

    中国真正重回世界第一,并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借用毛主席的话,“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但是,这只是一种历史可能性。这决不是历史的必然。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

    物竞天择。从古到今,世界第一只有一个,谁都想当世界第一。为此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为此又打了几十年冷战,为此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契而不舍。日本绝不愿意放弃世界第二,现在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美国更是绝不愿意放弃世界第一,为此美国今后要干什么,现在谁也不知道。德、英、法、俄、印、巴西今后会干什么,现在谁也不知道。但是,最难说的,就是中国人自己要干什么,要怎么干。中国能不能自主创新,建立世界经济强国?能不能自力更生,建立世界军事强国?敢不敢打国际货币战争,建立世界金融强国?会不会出戈尔巴乔夫,土崩瓦解?能不能尽快改革现行户口制度,建立和谐社会?敢不敢高举中国大旗,建立世界文化强国?有没有决心在2020年代解决台湾问题?所有这些都没有命定的结论,都有可能成功,都有可能失败,都是事在人为。能干的都干了,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根本不敢干,或者不好好干,肯定失败。每一项事业都困难重重,都需要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偶然性。

    谋事在人。如何建立经济强国、军事强国、金融强国、政治强国、文化强国,是有经验教训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其中包括中国自己五千年的经验教训和发展规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真遵循发展规律,老老实实向发达国家学习,以美为师,以日为师,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就有可能少走弯路,就有可能事半功倍。但是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历史这么久,好多事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时也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也有的时候,经验教训和发展规律就在旁边放着,不知怎么搞得,就是没看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时候看起来什么都算准了,一干起来才知道完全失算了。有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形势比人强。将来中国搞普选,有可能选出普丁这种水平的人,也有可能选出布什这种水平的人,这都是完全无法预料的事。古今中外,越是重大的决策,因为时间紧迫,越是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总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失算、失误、缺点、错误、教训都在所难免。这里会有许多偶然性。

    人定胜天。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这种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就是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中国能不能真正重回世界第一,能不能长期保持世界第一,主要在于能不能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能不能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秦皇汉武,缔造中国,开疆拓土,二百多年,劈荆斩棘,前赴后继,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中国两千年的辉煌奠定了基础。缔造新中国同样悲壮辉煌,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攻上孟良崮,打下济南,守住塔山,打下大王庄,跨过鸭绿江,一次战役,二次战役,三次战役,四次战役,五次战役,拿下汉城,守住上甘岭,三年半建成现代工业体系,五六年造出战斗机,六二年边境自卫反击战,搞出两弹一星,进行三线建设,修通成昆铁路,凿出红旗渠,形成美苏中大三角。从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到毛泽东的旗帜,中华民族有浩然正气。中国今后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也不会比秦皇汉武、比毛泽东更困难。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无论有多大的牺牲,无论犯多大的错误,无论摔多大的跟头,无论有多少曲折,只要世世代代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只要世世代代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强国、军事强国、金融强国、政治强国、文化强国,收复台湾,真正重回世界第一,并长期保持世界第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百无一用是书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社会发展大战略,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才疏学浅,勉为其难,挂一漏万,抛砖引玉。基于以上成见,成此文,是为记。李毅, 2008年8月20日于洛杉矶。

注释:

1, 孙学文,“中国二十九年来对外开放、创办三资企业的分析研究报告。”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6/40986.html
2, 这和奥运金牌的道理完全一样,你多一个金牌,别人就少一个金牌。

3, 就像体育界要推崇和宣传中国奥运奖牌得主、和为中国的奥运奖牌做出贡献的人,而不能推崇和宣传谁是中国最富的运动员。
4, Command, 指挥,control, 控制,communication, 通讯,computer, 计算机,intelligence, 情报,reconnaissance, 侦查,surveillance, 谍报,killing 歼灭

5, Bhalla, A. S. 1995. Uneven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A Study of India and China, 2nd edition. St. Martin’s Press.
Raj, A. 2006. Unraveling the China Miracle ---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India (1950-2005). Book Surge.
6, Chibber, Vivek. 2006. Locked in Place: State-Building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 http://www.thehindubusinessline.com/2008/08/11/stories/2008081150980900.htm

8, 不久前,北京的王缉思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中文网站广为流传,文中说,“我认为,1977年11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就其逻辑的完整性而言,在那个历史时期达到了国际战略思想的顶峰。当然,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内政策和整个国家发展方向,决定了当时国际战略所带有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王缉思先生慎重选用“顶峰”这个词,用意是明确的。
9, Lin, Yifu et al. 2003.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Revised Edi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0, 我对冯小刚的其他电影没有异议。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6 09:59:5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200 年前的帝国碰撞如何启示今日中国

200年前的帝国碰撞如何启示今日中国

对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

《了望东方周刊》

2008-8-22

    刘禾留着时尚短发,她的额前一绺刘海染成金黄色,一点也不符合一般人对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的想像。但一进入自己的领域,刘禾就是一个健谈的研究者,常常从一个观点联想到另一个典故,说得刹不住车。但她同时又是严谨和独立的,表达观点时字斟句酌,喜欢说“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

    1984年,她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90 年开始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并于1996年获得终身教授。1997年获得“古根海姆奖”。

    2004年,她花费整整十年时间写成的这本英文专著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的全名叫《帝国的碰撞: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中国重塑》。在浩如烟海的研究鸦片战争的著作中,刘禾说,她的着眼点是“碰撞中的帝国”,解释的是“权力结构在当时的全球范围内是怎么回事”。

    在与记者长达三个小时的对话中,刘禾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鸦片战争这个“中国与西欧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武装上的正面冲突”一定要放在“一个大的全球结构性关系”中来考察,而不仅仅是一句“大清国闭关自守”就能够一带而过的。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200多年后,中国又一次与西方正面相对。刘禾认为,处于风口浪尖上的西藏问题,以及中国遭遇到的许多当下困境都应该用“历史的观点”来考察和解套。

晚清“闭关自守”一说并不成立

    《�望东方周刊》:您的本行是比较文学,怎么会走到了鸦片战争的研究?

    刘禾:我对鸦片战争的关注是由于,我对近代史中整体文化交往是怎样发生的比较关注,最早的英文和汉语的交往也是从那个时间开始----这能不能帮我们回答一些问题?比如,China翻译成“中国”,“中国”翻译成China,现在好像想都不用想。但是你要知道,在辛亥革命以后,日本政府决议,不承认“中华民国”,而要说“支那共和国”。然后中国这边就非常愤怒,郭沫若的日语非常流利,当时还撰文参与了抗议。“支那”我们都知道,在明治维新时候是有特殊的歧视含义的。日语的“支那”其实是印欧语言中China 的音译,可惜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日语,而忽略了英文中的China同样的歧视含义。我在《帝国的碰撞》中更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文化交往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最后被自然化了,这个边界我们以为很清楚,但其实不清楚。

    《�望东方周刊》:但现在很多人认为,China是来源于“瓷器”一词。

    刘禾:“瓷器”这个用法在英文里,也与类似的接触和碰撞有关,但比“支那”晚进。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最早介入鸦片贸易的,跟鸦片战争关系很密切。英帝国在起飞的前期,想参与亚洲的贸易,因为那个时候亚洲是全世界贸易额最高的,而大量的运到欧洲的货物是通过印度和阿拉伯商人的中介,这些商人从中博了很大的利。因此,欧洲人特别希望能够在亚洲贸易中直接跟中国通商。

    哥伦布为什么最终发现了美洲?奥斯曼帝国兴起后,欧洲人与东方的贸易在陆路和海路等关键要塞遇到了困难,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希望找到独立可以跟中印通商的航海线路。结果他走偏了,就走到了新大陆。欧洲人始终是想绕过中东和波斯,把中国的贸易直接拿到手。在这个过程中,葡萄牙人是最早占领最重要航海据点的,他们又和印度商人的关系非常密切,还占领了孟买。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如果不打海仗,就必须跟葡萄牙人建立一种利益联盟。那时候欧洲各国的结盟是通过皇室的通婚实现的。

    因此,1662年,一位葡萄牙公主嫁到了英国,她的嫁妆之一就是孟买,还有就是和中国做瓷器和茶生意的权利。因此英语中,porcelain和china因此都是“瓷器”,porcelain来自葡萄牙语porcelana,意思是“像贝壳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查《大英词源词典》的话,英文中china这个词的瓷器用法不会早于16世纪。在英帝国和葡萄牙帝国建立这种利益关系的前后,“瓷器”才出现,以前只有“支那”的用法。瓷器为什么叫china?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是“支那”造的。所以从这些词的历史就可以看出通商史、贸易史和殖民史。

    《�望东方周刊》:您的书中还提到了哪些值得注意的词语和细节?

    刘禾:16世纪,印度的伊斯兰莫卧尔王朝开始衰败,英帝国开始蚕食印度。我很关心的一点是:17世纪的时候,大清帝国(1644年建立)知不知道这件事?研究的结果,他们是知道的,乾隆皇帝是知道印度被殖民这件事的,因此他要关闭一些口岸,这跟“闭关锁国”不是一回事,是一种有意识的防备。这是有证据的。

    现在有学者发现,乾隆以前,康熙皇帝就说过,“海外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谕大学士九卿)。 我在书中的第三章,特别把这句话提了出来。他们是知道的。这一点被很多研究明清史的学者所忽略。

    研究贸易通商史的学者都知道明清对外贸易的规模,因此很难得出“闭关自守”的结论。其实,在明清的小说里,经常提到“银子”,银子成为那一时代的流通货币,不是偶然的。这“银子”是外面来的东西,是海外贸易的产物。

    贸易的结果,是有些欧洲国家对中国形成了赤字,就像现在的美国对中国一样。中国和英国当时形成的赤字,英国政府想方设法要解决。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例如钟表贸易),最后找到了鸦片,然后用鸦片战争和赔款的办法来纠正他们的贸易赤字。你看看几次的赔款,数目非常惊人,到最后八国联军的赔款,高到最后超过了全民总产值。中国最后为什么变得贫穷了?晚清政府为什么没有赈灾能力?就跟这个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不联系当时整个的世界体系孤立地来看中国,什么都不能解释。这是整个殖民过程造成的一个结果,而且我一直强调一点,中国不是唯一的。印度也是这样,很多国家都被殖民过。“闭关自守”一说其实缺乏实际的证据。当时的政府是规定,限制通商口岸,而且不准中国人随便教外国人学中文,害怕情报被刺探。那时候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实力弱,而且他们看到了印度亡国,自己不想完蛋,只能这样。有人说,不闭关自守是不是就好了?未必,甚至可能跟印度差不多。因此,虽然晚清政府虽然最后没有堵截得了,但他们把英国进入中国的步伐推迟了有100年。

    我的书讨论的是碰撞中的帝国,解释的是权力结构在全球范围内是怎么回事。关注的不是这个东西最后给中国带来了好还是不好,历史还没有终结嘛。当然鸦片战争带来了很多的后果。

    经常有人问,中国怎么没有像日本一样也明治维新?但他们有没有先问一下,明治维新所需的巨大财政能力和金钱从是从哪来的?日本的军事振兴是谁买的单?当然是晚清政府的赔款。因此历史一定是在一个“关系”里进行的,而不是说,他们怎么可以,我们就不可以。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历史感。这种平行比较的研究,什么都没解释,只是解释了某种情绪。

现在的全球化和过去的全球化是连接在一起的

    刘禾: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鸦片战争使得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有了资金来源。因为英国离印度很远,而且统治那么大一个国家不可能光依靠英国财政的拨款。相反,是要求印度在资金上支持英国----殖民地一定是这样。中国的白银到了英国鸦片商手里,英国人没有中国人买单统治不了印度
殖民地。

    英国还在这个过程中,使得自己的纺织业击垮了印度的传统纺织业,后者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纺织品产地。而纺织业又是英国工业革命重要的旗帜。再追溯下去,纺织工业里棉花的来源又是来自于美国南方奴隶的劳动,这些劳动力的来源又是非洲。

    《�望东方周刊》:这是另外一种“全球化”。

    刘禾:对,全球化早就发生了。英国要击败印度,要统治它,就需要资金。所以如果你从结构性的角度,流动地观察,你就不会简单地说,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好处还是坏处。任何战争都会带来社会变革,有很多的势力在搏弈,结果怎样,很难说。

    鸦片战争还给中国带来了革命。它还带来了众多的战争,中国在100年内完全陷于战争,因此才会在1949年的时候变得那么贫困。所以,我的关心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结构性的事件,回答的问题是关于某一个历史条件下,各种势力到底产生了一种怎样的较量,特别是帝国之间的较量。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在某个国家的意志之下――产生了什么。

    《�望东方周刊》:听起来,你说到的当时的“全球化”和今天的“全球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当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你怎么看今天的全球化?

    刘禾:全球化确实如你所说是早就发生了。现在的全球化和过去的全球化是连接在一起的,因为资本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这点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的,不过很多人都没注意。目前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难看出未来,为时还早,还有很多变数。但重要的是,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二十世纪的海湾战争和目前还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的幕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大石油集团的操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年发动鸦片战争的怡和(百慕大) Jardine-Matheson公司的家族,就和当前伊拉克战争的幕后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理解今天的全球化一定要看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

    19世纪的帝国之间的关系和今天的帝国之间的关系不太一样。那时候,英国的势力多大,号称“日不落”,哪个半球都有它的领土。现在英国多大?它失去了众多殖民地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在那个结构关系里的位置。

是帝国之间的角逐造成了西藏的现状

    《�望东方周刊》:帝国碰撞的视角,对于今天中国的问题,有借鉴意义吗?

    刘禾:其实现在东西方热议的西藏问题,跟我刚才讲的帝国和殖民地历史也是有关系的。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人对西藏特别感兴趣。西藏处在一个特殊位置上:英国占领了印度,在南边; 沙俄也在扩张,在北边; 法国人在东南亚,他们不能让沙俄南下,西藏正好是夹在中间。列强通过西藏又可以控制满清。这样一分析我们就知道,西藏在战略上多么重要和复杂----它其实是处在几个帝国之间。

    在地缘政治上,它和阿富汗地区一样夹在几个大国之间,是一个“缓冲地”,一定是冲突多发的地区。希特勒曾派了个使团去见13世达赖。纳粹为什么对西藏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最早的雅利安人可能在那一带,历史记载,他们到了西藏用尺子去量当地人的头骨。美国中情局上世纪50年代也曾在西藏空投武器。

    把西藏想像成圣地也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弹,当然是一种很幼稚的反弹,想象有一种从来没有被现代化所污染的原始文明。赛义德在《东方学》里也谈到过,东方主义所反映的与其说是西方对东方的歪曲,不如说是,西方拿东方当作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们自己。因此西藏在文化想像上实际是起到了这么一种作用。

    我在国外发现,很多知识,甚至是左翼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都是跟着主流媒体走的。他们问我怎么看,我会告诉他们,西藏的事情从来不止是西藏与整个中国的事情,一定要在全球格局和殖民历史的上下文中来看。对当代世界来说,西藏是西方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筹码。因为这么多年来,达赖喇嘛一直在世界各地游走,发表演讲,写书,试图获得文化和道义上的至高点。

    冷战的时候,中情局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专门训练可以颠覆中国政府的藏独分子,进行了很长时间。美国在西藏的渗透是很深的。从前是大英帝国,现在是美国----不要忘了,美国在全球有近2000个军事基地,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都不能比。在这个框架下来思考西藏的问题就比较清晰。

    美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照理应该对纳粹和达赖之间的关系很敏感,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却非常不敏感。美国的公共电视台PBS,是声誉很高的一个电视台,很早就拍了一个很长的纪录片,把中情局跟西藏流亡政府的关系做了详细披露,但从来没有人把这个事和达赖喇嘛联系起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主流媒体为什么会淹没这些声音?因此,西藏的问题绝不只是跟奥运会有关系,也不只是跟中国有关系。 有西方媒体把中国奥运会和希特勒时期的柏林奥运会相比,这就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平行比较。如果硬要比较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把纳粹和达赖之间的历史联系做比较?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攻击也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我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纽约时报》从来没有过对中国的“客观报道”。中国威胁论不是因为中国变得强大而才开始的。这一定要历史地来。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当前,中国威胁论始终可以动员美国或者某个欧洲国家的民意,背后是西方强大的宣传机器。

    西方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这点上都是一致的:都不去历史地看,不去看帝国的历史如何造成了西藏目前的现状。

学习犹太人:不要寄望于西方“理解”

    《�望东方周刊》:那在这样的结构关系下,中国应当怎么应对呢?

    刘禾:如果我们一味只是强调“西藏从历史上就是我们的”,其实是一种不策略的回应,缺乏说服力。最有说服力的回击点,其实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些,达赖与纳粹的关系。达赖当时也许还是小孩,但十三世呢?接待纳粹使团可不是一个小孩做的事情,后来还有中情局的介入。这些在反击时如果不强调,可能不是不了解历史,而是不了解如何应对西方媒体。有人说,西方不了解中国是因为没到过中国,不懂中文,如果跟中国人接触一下,就会改变看法了。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纽约时报》在知识分子中享有盛誉,所以它说的话很多人都信。今年2月,他们有个报道说,美国的运动员到中国来参加奥运会,要带自己的厨师,自己的医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中国的鸡胸脯�14英寸�长。有没有人见过�14英寸�长的鸡胸脯?但美国人会信,因为是《纽约时报》说的。美国的媒体非常有经验,一方面显得非常公正,一方面隐藏着自己的偏见,这是有技巧的。

    美国对大众媒体和宣传机器(自称 PR“公关”)的掌握也是非常强有力的。中国对此要做出回应,而不必一味地强调说你误解我,那中国才有出头的希望。等待别人来“客观报道”,就太幼稚了。我跟国内不少朋友接触,他们不少人都认为,如果西方了解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离谱或者敌意的报道。我认为,两个人相互了解都很难,何况是两个国家。如果对方把你当成敌人呢?它越认识你,反而越可怕。这不是了解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在“关系”中认识如何改变中国在外面的形象,现在是很多中国最关注的问题。以为外国人学点中文,跟中国人有些接触,就会了解中国,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还是要在历史关系中考察。

    《�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如何对西方的媒体做回应?

    刘禾:我们可以学习犹太人。犹太人从二战以来得到了很多教训,在全世界各地设立了很多民间的监督站,监督针对犹太人的各种种族主义的言论和媒体报道。只要发现某媒体对犹太人进行直接或暗含的攻击,他们都有办法让对方负责任。几年前,英国有个非常重要的报纸的主编最后就是因为这个在各种压力下被解职了。西方因为历史上种族歧视问题很严重,所以最怕被别人说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恰恰成了犹太人的一张牌。他们没有要求说请你们理解我们,因为他们跟欧洲有过多少世纪的交往,知道“理解”是不可能的。他们于是就非常智慧和策略地进入欧美人自己的话语,知道什么特别致命,就用什么去反抗。现在这一点已经在被印度人学习了。就是怎么样在媒体上成功地抵抗。

    如果中国人能学习犹太人,在全世界用民间的力量监督对华人的歧视言论,就可以用非常少的资源做非常大的事情。根据我在美国20多年的经验,最有效的办法不是“请你了解我”,而是“你哪里错了”,并且用你的语言去指出你的错误。比如CNN辱华事件,当时他们用了特别侮辱性的词汇,“无赖”啊之类,绝对是种族主义。其实他们不用说这么严重,我们就可以监督他。以正义的名义,以平等的名义,以民主的名义去监督种族主义,站在普世的高度去监督对中国人的歧视。

“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应该从外交辞令里拿掉

    刘禾:我在研究鸦片战争的时候,在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看了很多档案资料,让我大吃一惊,史料告诉我的,并不是晚清政府“闭关自守”,这跟我在中国和西方看到的历史叙事正好相反。

    大清政府非常软弱,但不是闭关自守,那时候的执政者的一个基本想法,是想让英国了解自己。他们老是对英国人说,我们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而英国人非常强硬,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所以他们之间的交往完全不是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外交不是这样的,一定是讨价还价。因此我们一定要调整,而且现在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调整。

    我认为今年全球华人发起抵制CNN的事件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中国的文化外交应该怎么来进行?

    我们在现在仍然喜欢说,“你们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个外交辞令译成英文是很奇怪的。特别是从西方立场看来,外交跟感情是没有关系的。国与国之间是利益和权力之争,国际政治与感情无关。因此说伤害感情没有一点杀伤力,而被伤害只能意味着你脆弱。因此,我认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这个套话应该从外交辞令里拿掉。

    《�望东方周刊》记者 戴闻名/上海报道,

 


发件人:"" <capitel@sina.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5 10:12:47 +0800 优先级:紧急标题:美国,苏联,中国之间的历史渊源

早期对华贸易改变美国:造就首批百万富翁,促进北美独立革命

戴文武

《环球时报》 2005年10月12日
 

  1784年,“中国皇后号”抵华时,广州黄埔港的场景。 (照片)

  1784年,由于独立战争中举借了大量的债务,刚刚成立的美国邦联政府国库空虚,财政金融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为摆脱这种困境,美国政府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但是,当时的英国为了报复美国,取消了对北美原13个殖民地的一切贸易优惠。鉴于英国势力,大多数国家也不愿意与美国接近,美国与欧洲的贸易变得困难重重。于是,美国把目光投向了东方的中国。

饮中国茶成了西方人的习惯

  1784年以前,北美地区与中国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来往。两地人互相都很陌生。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当时根本不清楚中国人到底属于黄种人还是白种人。美国许多大学者也根本没想到当时的中国领土面积至少是美国13个州的10倍以上,他们还以为,中国最多也就只有美国一个州那么大。同样,持闭关政策的满清政府也根本不知道地球上的另一头还有个“美利坚合众国”。

  尽管如此,两国的贸易却早就通过欧洲商人而得以进行。在西方,最普遍的中国商品就是茶叶。1664年,英国商人第一次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到18世纪中期,饮用中国茶已成了伦敦人的生活习惯。随着英国移民大量迁往北美大陆,英国人的饮茶习惯也带入北美。1690年,北美殖民地东北部的波士顿出现了第一个中国茶叶代销点。饮中国茶慢慢也成了北美殖民地千家万户的习惯了。当时有人曾经写下日记,记载着“在北美,人们饮用茶水就像法国人喝酒一样,终日不能离口”。正是茶叶的重要性,北美民众在1773年12月16日才发动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将英国强行倾销的积存变质的茶叶全部倒入海中,以发泄对英国殖民者的不满。茶叶一下子成了促进美国独立革命的催化剂,贸易地位变得更加重要。

  在西方久盛不衰的中国商品还有中国瓷器。在欧洲历史上,有许多国王都以收藏中国瓷器为荣,如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法国的亨利二世、英国的玛丽王后等。1520年左右,中国瓷器经西班牙商人传入美洲。随着北美殖民地饮茶习惯的普及,中国瓷器(尤其是茶具)的需求也大增。除茶叶、瓷器外,在当时的美国市场比较有销路的还有中国土布、绸缎、漆器、香料等。

  在中国,美洲人参被视为贵重的药材。清代早期,法国耶稣会教士林德美(1668-1720)在中国传教时,注意到中国人很看重东北高丽参的药用价值。于是,他写信给加拿大的教士朋友拉斐陶,请其在加拿大寻觅人参,并暗示如果发现,运到中国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三个月后,拉斐陶回了信,大意为当地印第安人常把人参作为药材。消息一传开,法国、英国纷纷开办公司,在北美地区用各种手段和低廉的价格从印第安人手里获得人参,销往中国广州等地,获高额利润。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邦联政府将这项传统贸易接管下来。久而久之,人参就成了美国商人换取中国茶叶的重要商品。不过,这种交换都是通过中间商来进行,中美之间并没有直接贸易往来。

贸易先驱曾独揽军火生意

  1783年12月,美国曾有一次半途而废的对华贸易。当时,波士顿商人西尔斯曾派出一艘“智慧女神号”商船满载人参前往中国,准备换取中国商品。途经好望角时,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得知全部收购。这样,西尔斯很遗憾地没能成为中美直接贸易的先驱人物。与此同时,费城商人罗伯特·莫里斯则更精明。他1734年出生于英国的利物浦,13岁时随父移民到美国谋生。

  他聪明好学,20岁时就与人合作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营商贸、海运等事业。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他一度独揽了华盛顿军队中的所有军火事宜,官至美国大陆会议财政部总监,组建北美第一家私人商业银行———北美银行,负责筹集款项。1784年,莫里斯总结了西尔斯的经验,认识到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必能获得更高的利润。于是,他联合纽约商界著名人士,投资12万美元,共同购置了“中国皇后号”商船及货物。

  接着,莫里斯聘任格林(1736-1796)为“中国皇后号”船长,邀请山茂召(1754-1794)作为他的商务代理人。格林是一个有丰富航海经验的人,自幼喜爱航海事业。格林28岁就当过船长,在独立战争期间曾任海军上尉。山茂召也曾参与过独立战争,官至炮兵少校。此人善于经营管理,很有文化修养,受过会计训练,擅长与外国人打交道。他的《山茂召日记》成了后人研究美国早期对外贸易历史的重要史料。

  1784年2月22日是华盛顿的生日。船长特意选择这天作为出航日。一切准备就绪,“中国皇后号”一行43人,载着人参473担、毛皮2600张、羽纱1270匹、胡椒26担、铅476担、棉花300多担,浩浩荡荡地开向中国。8月底抵达中国广州黄埔港。行程和与中国人的生意都非常顺利。1785年5月15日,满载中国货物(其中包括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瓷器962担和大量丝织品、象牙扇、梳妆盒、手工艺品)的“中国皇后号”回到纽约。

第一次“中国热”

  “中国皇后号”一回纽约立刻登出出售中国商品的广告。结果,12万美元的投资购得的中国货,当即销售一空,利润高达3万多美元。美国开国功臣乔治· 华盛顿也派人购买了302件瓷器及绘有图案的茶壶、精美象牙扇等。这些物品仍有部分保留在美国宾州博物馆和华盛顿故居内。

  参加首次与中国直接贸易的人都获得巨大利益。莫里斯一跃成为美国邦联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船长格林则成为后来与中国通商的著名顾问,专门为有关商人出谋划策;而商务代理人山茂召更是声名鹊起。山茂召回到美国后,立刻向当时邦联政府的外交国务秘书约翰·杰伊写了关于“中国皇后号”访华过程的详细报告,还送了广州官吏让其转交的两匹绸缎。报告大力赞许了中国人的好客和宽厚,并极力倡导对华贸易。约翰·杰伊看了报告后,随即送给国会,国会经讨论后,发布了对其此次航行的通报表扬信,发至全国。

  “中国皇后号”成功的中国之行对于处于困境中的美国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件惊天大事。当时,各大报纸竞相报道此事,并发表大篇幅的评论,称此行是“一次远见卓识的、杰出和成果丰硕的航行”。那些急求海外贸易的商人都仿佛听到了福音,波士顿商人竟发行每股300美元的大额对华贸易股票。纽约、费城等多个东海岸主要商埠的商人纷纷出动,开展对中国的贸易活动。美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中国热”,纽约也一跃成为早期贸易的投资和贸易中心。史料还记载,频繁的中美贸易产生了美国历史上首批百万富翁。

  据统计,从1786年到1833年的48年间,美国来华的船只就有1104艘,几乎达到英国来华总船数的44%,而超过其他欧洲国家来华船只总数。以此为开端,18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对华贸易已赶上荷兰、丹麦、法国等国而跃居第2位,仅次于对华贸易有百年历史的英国。然而,后来有许多美国资本家为发财而投机取巧,干起贩卖鸦片的勾当,为中美关系史抹上了不光彩的一笔。

  主要参考资料:齐文颖:《美国‘中国皇后号’来华问题研究》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5 16:20:1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翻译稿件:

    这是德国左党副总裁、德国议会议员凯平(kipping)在第12届全球基本收入大会(于2008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上的演讲稿。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德国基本收入运动的形势,第二 部分介绍了基本收入的思想,第三部分论述了基本收入的优点,第四 部分论述实现基本收入的政治战略。本文首发给大军中心网站。党爱民,

走向基本收入——德国左翼的政治观点

Katja Kipping 德国左党副总裁、德国议会议员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翻译

    [译者按:这是德国左党副总裁、德国议会议员凯平(kipping)在第12届全球基本收入大会(于2008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上的演讲稿。西方的基本收入就是按人发钱,它给每个公民提供一份收入,不需要附加任何条件,不考察他的财富状况和工作状况。如今,这项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在欧洲各国开展,甚至逐渐蔓延到全世界——如巴西、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伊拉克、委内瑞拉等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支持这个“简单而有力”的思想,大量研究文献不断出现,包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哈耶克、米德、索洛和弗里德曼,都先后表示支持这一思想。

    在中国,自党爱民2000年提出按人发钱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项建议,原来半信半疑的人逐渐开始相信,原来惊讶并粗暴反对的人开始转为冷静的思考。同时,有一批学者发表文章支持该建议,如著名经济学家仲大军先生、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武汉大学蔡恒进教授、中国社科院的刘海波研究员、南京财政学院卢映西教授、以及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先生等。与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的观点不同,党爱民等人认为,按人发钱不仅有利于普通中下阶层人民,也有利于资本家阶层,有利于统治阶层,有利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因为,按人发钱可以解决资本家阶层梦寐以求的利润来源,可以消化生产过剩,可以消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此,按人发钱是生产过剩环境下的帕累托改进。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按人发钱就不再显得那么耸人听闻了。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面临着衰退的危险;我国沿海地区出口企业纷纷倒闭,中小企业倒闭,内需不振。在这样的形势下,采纳按人发钱的政策建议,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德国基本收入运动的形势,第二部分介绍了基本收入的思想,第三部分论述了基本收入的优点,第四部分论述实现基本收入的政治战略。]

  首先,我要感谢邀请我参加第12届“基本收入全球网络”大会,因而让我有机会向您介绍关于基本收入思想的左翼的政治观点。为了讨论如何才能实现基本收入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分析我们在霸权政治斗争中的位置。所以我提议,在回答如何使基本收入付诸实施的问题之前,给出在德国就此问题展开的辩论的一个简要概述。

一、在德国开展的相关辩论的概述

  在过去的5年间,基本收入的思想逐渐受到欢迎。基本收入成了“脱口秀”和报纸讨论的话题。虽然它们的政治基础具有完全不同的背景,但都把这个话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德国基本收入网络的发展是一个富有价值的例子

  这个网络于2004年7月在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建立,同时,作为失业救济金改革的Hartz IV议案被德国议会的上院采纳。这个设置是非常象征性的! 当政治阶层采纳了逐渐抑制和排除失业的立法议案时,民间社团的一些代表聚集起来支持基本收入的思想。在它创建时,这个网络包括50个会员,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失业运动的代表、教会组织、科学家及各种不同的政党。到仅仅4年之后的2008年,这个网络有1500个会员,并且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创建了地区网络团体。

    这个德国网络并不是倾向于一个特殊类型的基本收入。但是,当建立基本收入网络时,创立成员商定了以下四个标准(这些标准必须被任何类型的基本行收入所履行,它也被叫做“无条件基本收入”):

    1.它必须提供生计安全。 我们不提及具体数额,但是有概略的目标:基本收入至少要保证人民脱离贫穷。
    2.必须是针对个人的权利。
    3.完全不需考查个人财产状况。任何人不需说明他(或她)是穷人,因此需要接受基本收入。
    4.不要求去工作以便回报基本收入!

    某种程度上,人们逐渐关注基本收入是由Gotzz Werner造成的,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药房连锁店的老板。虽然基本收入的思想不强制人们去工作,但他却强烈要求人们必须去工作,其论据是很有说服力的。但从左翼的观点来看,他的角色也是矛盾的。我提及此不是为了把责任推给他,而是为了让您能更容易了解一些正在进行的辩论(包括左派群众之中的)。在“脱口秀”节目中,他曾经被问道,实行基本收入以后,他准备支付给他的雇员更低或更高的工资?他的答复是:“当然是更低的”。 您可以想象,从左派的观点来看,当商人计划支付更低的薪水时,这是非常令人害怕的。

    社会组织的形势

  有一些组织,他们全组织都支持基本收入的思想,如天主教雇主运动、天主教青年及绿色青年组织等。但是,在很多组织中,基本收入是一个热烈辩论的话题、甚至有不同看法的冲突。在同一组织中,你会发现有人完全深信基本收入是一个(也是唯一的)解决我们的问题的途径,但也有人深信基本收入比魔鬼还坏。

  工会官员反对这个思想。有时,在这种反对中,仿佛他们遵循了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在他的《君主论》一书中给他们的所有建议。(译者注:作者借此“典故”来讽刺工会官员,说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不择手段)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说,即使在工会内部,基本收入的倡导者在增长,特别是工会中的青年组织和工会中的失业者代表。 如果您想让工会熟悉基本收入,就与青年组织联系, 他们通常比官员虚心。

    德国政党的形势

    在80年代,绿党就讨论过基本收入。但是接着就把这个思想遗忘了很多年。沉寂了多年以后,著名的自由社会主义党(它是新左党成员的主要来源之一)把这个话题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我们没有就这些辩论作出决议,因此,很难说自由社会主义党的大多数成员支持它或者反对它。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绿党政治家重新发现了基本收入思想的魅力。可能这些进展也是由一些现实状况促成的(作为自由社会主义党的代表,我把这个思想与德国居民实际收入的现状联系到一起)。不管怎样说,如果政党之间的竞争有助于推动基本收入的思想,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现在,左翼和基本收入的绿色支持者之间就有很友好的合作。

  在社会民主党内,有几个地方分支倡导这个思想。但我未找到公开支持该思想的社会民主党议员。而在我所在的议会小组中,有6位确信的支持者和几位感兴趣的人。在绿党议会小组中,有多达10位支持者。这是可喜的进步。然而,我们离德国议会的多数支持该思想的目标,还差得很远。

    左党的形势

  一般来说,我认为左党的基础对左翼的目标是有益的。但是,由于老牌工会主义者的影响上升,他们变得更加粗暴地反对基本收入。然而,我们设法确保在我们建立规划时,让基本收入的思想作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被提及。在我们制定的规划中,你会发现这样的句子:“我们将进一步与各社会团体讨论基本收入的思想。”

  老实讲,我怀疑大多数党员在党代会上是否会批准基本收入的提案。而且,即使51%人投票赞成,其他49%的党员会认为这个决定是他们离开该党的一个原因。概括而言,基本收入双是一个意见非常对立的话题。对基本收入的“粉丝”而言,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形势。在左党内部,有一个非常活跃的联邦研究组织致力于基本收入思想的研究。

二、联邦研究组织的基本收入想法是左翼观点的一个例子

    现在我介绍基本收入模型,这个模型是左党的基本收入研究组织推崇的,我也支持这些想法。但请记住,这不是整个左党的立场。
  1.这个想法最后决定给每位16岁(含)以上的人950欧元的基本收入。这个数量是基于贫穷风险的门槛。
  2.基本收入兼容所有其它的收入来源,不需要减少这些收入的数量。
  3.基本收入的资金来源是:对所有形式的收入征收35%的附加税+奢侈品税+基本能源税。总的看来,基本收入的导入是由全民中最富有的第三部分来付费,而中间阶层和全民中最穷的第三部分将从中受益。
  4.决定一个个人是否有资格要求基本收入的关键因素是居住地而不是公民身份。

  在取得全社会大多数人民支持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指出,基本收入的导入与下列附加条件兼容:

  1.基本收入必须兼容于每小时至少8欧元的最低工资。我们希望劳动人民挣得较高的工资。基本收入并不打算取代工资。
  2.基本收入必须兼容于工作小时缩减,以便促进现有工作机会的再分配。
3.基本收入必须与性别平等的一般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今天,妇女负责大部分的社会再生产工作。这必须改变! 我们要求社会再生产工作的至少50%由男性来完成。必须均等地分配社会再生产工作。关于时间的政治学,我必须提及一个理论,我发现它非常迷人:左翼女权主义者Frigga Haug提出了一个“合四为一”的观点, 根据这个观点,工作周应该包括四部分: 1)劳动, 2)社会再生产工作, 3)社会活动或政治活动, 4)创造的时间,爱的时间,以及自我实现的时间。
  4.毫无疑问,基本收入将取代一些现存的社会福利,如社会救济或助学金等。然而,为了利益的对等和在费用分摊上的团结,社会保险应该在基本收入导入以后依然保留。从左翼的观点看,基本收入并不是现存的社会保险(如退休金、健康、护理以及失业保险系统)的替换或替补。我支持的基本收入被认为是叠加在现存的社会保险之上的。
  
  5.对于人们的特殊需要,例如残疾,我们仍然需要能够反映他们具体情况的格外救助形式。
  6.为基本收入的奋斗,应当包含把基本收入当作全球社会权力的奋斗。
  7.基本收入应当兼容于新的教育伦理。现存的教育系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压制与强迫的方法。我们应该用一个鼓励自我决定的教育系统替代它。
 
  要想赢得议会中的大多数,我们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首先赢得公民社会的大多数。如果大多数的人民被说服了,则我们就可以借用政党内部的机会主义倾向。 为了赢得公民社会,我们需要强调基本收入的优点。这就是我希望从左翼的观点去做的事情。 

三、从以左翼的政治观点看基本收入的优点

  1.在政治辩论中,平等和自由经常被认为是互相矛盾的。但基本收入是一个能让两者协调起来的方案。基本收入将所有人从苦难中解放出来,让大家彻底摆脱必须乞求援助的屈辱,赋予人们自我决定的权利。
  2.现存的社会福利被指责为是有瑕疵的、残暴的。与之相反,基本收入既没有瑕疵,也不残暴。因此,它可以解决隐性贫穷(或者被叫做“害羞的贫穷”更恰当)的问题。(译者注:有些人可能因为“害羞”或尊严,宁愿忍受贫穷,不去申请救济)
  3.将人们从苦难的恐惧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在与老板谈判时处于一个更有利的地位。今天,低工资和加班(有时甚至是不付报酬的)常常被接受,因为这些仍有工作的人害怕失业。失业始终意味着陷入到贫穷、排斥及压制的泥沼中。基本收入的导入,将增强雇工的地位、增强他们议价的力量。谈判地位的改进会带来较高的工资及工作时间的减少,甚至启动劳动条件民主化的过程。
  4.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基本收入使工作时间的普遍减少更加容易。它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进一步提高自己、或者享受假期。
  5.由个人知识提供的安全保障是提供给任何生存环境下的一份收入,它倾向于鼓励基于团结的经济活动形式。基本收入通过保证一个最低水平的财务安全,使得人民面对勒索时不再那么脆弱。
  基本收入计划究竟是一个让资本主义崩溃的特洛伊木马,还是会顺利地成为资本主义框架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议题。然而,它无疑会打破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有效性”。基本收入的引入并不保证全面地扭转资本主义的本质,但它会给经济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使之超然于狭隘的利润动机。

四、步步为营的战略

  我怀疑我们是否能立刻实现基本收入的导入。因此,我推荐一个双重战略:首先我们应该继续支持一般的基本收入思想,以及设法说服越来越多的人;其次,在政治领域,我们应该努力实现一些朝向于基本收入的明确的初级目标。

  或许第一步就是把基本收入发给小孩、或者是退休者、或者是学生?下一步就是采取全薪的假期。此外,对现存的失业社会福利进行改良,使之发展成直接的基本收入。这意味着变革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意味着尽可能限制对个人财产状况的考察,意味着可以忽略强制工作的要求。(译者注:不考察个人财产状况、不强制个人去工作是基本收入思想的两个重要主张)

  这样,一步一步地,我们就能够实现这样一种境况:大多数人已经生活在接近于享受基本收入的环境中。于是就可以很容易的实现基本收入的剩余部分。因此,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人们之间谈论道:“简直是个梦,很久以前,人们无法想象享受基本收入的生活,而今天,我们无法想象失去基本收入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期盼的那一天。谢谢您的关注。
 

 

 

发件人:"杨" <yzx228@163169.net>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6 15:21:1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杨曾宪稿件

试论雇佣劳动与剥削的非必然关联

——“价值学视域中的劳动价值论与剥削”系列研究之一

杨曾宪

    [内容摘要] 本文用原创的“超质劳动”概念,揭开了雇佣劳动中非剥削盈利的“秘密”:雇工在工厂中从事的是协同协作的“超质劳动”,它所增创的价值可以使雇主与雇工双赢。这一研究说明,尽管雇佣劳动在现实中往往存在剥削,但资本却是可以非剥削盈利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雇工有功、剥削有罪”。这对于我们一面发展市场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家正当经营,一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剥削,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也因此迈出了破解劳动价值论的关键一步。

引言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自诞生之日起,就遭到西方经济学家的尖锐批判。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劳动价值论又一次遭到空前的质疑,各种著作文章数以万计。但批判质疑的结果,看似体无完肤的劳动价值论及其派生的剥削理论,依然牢固地占据着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阵地,依然在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同时,尽管劳动价值论被西方学者无数次地宣布为“死老虎”,它却依然在时时撼动着西方经济学的根基。

    因此,破解或重释劳动价值论依然是一项重大的历史性课题,一项经济学的世纪难题。而这,显然需要理论创新。真正的理论创新,绝不是将现有的经济学范畴重新排列组合,或根据“应该”如何下个新定义就可完事。众多批判者、重释者之所以无功而返,都是由于他们没能找到《资本论》中的价值概念、逻辑、理论正确或失误的源头,更没能提供出新的科学的价值概念、逻辑、理论,所以,他们或是自觉不自觉占到西方经济学立场上,重复前人批判,或是依然站在马克思价值论立场上,试图修补其固有漏洞。如果用西方经济学或马克思理论就可以破解劳动价值论难题的话,它便不会存续百年了。

    必须承认,《资本论》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难以翻越的理论大山。正如马克思引用的那段名言所说:“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 要破解或重释劳动价值论,便必须打通一条能穿越《资本论》固有理论体系的隧道;而要打通这样一条隧道,惟有靠哲学武器。因为劳动价值问题,首先并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是文化价值问题。不从哲学价值学入手,我们只能望“山”兴叹,永远探讨不出所以然来。

    因此,对劳动价值论合理部分的肯定、重释与错误部分的梳理、批判,都必须从价值论源头出发、结合哲学理论创新进行。这其实意味着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重建。本系列论稿便是笔者用拙著《价值学》、《价值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科学地、系统地梳理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相关问题的成果。笔者的结论是:马克思的“商品价值二重性”基础理论、“劳动创造价值”基本原理和揭露、否定剥削的政治主题都是正确的,但其间的若干概念、理论并不科学。现将该成果分篇发表,敬请读者批判。

    本文将主要讨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必然剥削”的理论。在市场经济早期阶段,剥削现象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资本依靠剥削加速了原始积累步伐,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进步。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它给当代人类社会带来的富裕和文明却是无法都用剥削解释的。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剥削问题。因为发展市场经济,都要允许雇佣劳动存在。如果按“雇工必然剥削”的理论,我们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欢迎投资,希望外资、民资越多越好,就等于欢迎“剥削”,希望“剥削”越多越好。这必然使我们在道义和实践上陷入某种尴尬境地:支持外资、民资企业发展,似乎就不能批判其剥削行为;反之,谁要批判剥削,似乎就是要妨碍非公经济发展。这也是承认民营企业家是劳动者、允许其中优秀分子入党的政策,曾引起巨大争议的原因所在。为避开争议,“剥削”几乎成为明日黄花,除学界少数新左派之外,几乎听不到反对“剥削”的声音了。而这恰恰使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揭露和谴责某些企业对雇工非理、非法或非人道的剥削,以保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促进和谐、公正社会的建设;“剥削”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回避的价值概念。

    在本文中,笔者将采用实例推导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法,论证在“理想市场状态”下,雇工劳动与剥削非必然关联的事实并给出科学阐释。这一研究旨在说明,尽管雇佣劳动在现实中往往存在剥削,有时还非常严重,但资本却是可以靠非剥削盈利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雇工有功、剥削有罪”。这对于我们一面支持民营企业家正当经营、合法盈利,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一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剥削、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至于如何判断剥削现象、消除剥削行为,笔者将另文讨论。

上篇 一般雇工劳动不存在剥削之事实推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也是商品,雇工也是一种商品交换,因此,它与一般的商品交换并没什么本质区别。这个观点尽管是马克思所反对的——马克思认为,雇工是特殊的商品交换,掩藏着剥削的秘密——却是符合劳动力商品交换实际的。这里,我将根据商品交换的固有逻辑推导,揭示雇工劳动在理想市场状态下不存在剥削这一事实。所谓“理想市场状态”,是指商品市场或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且供求动态平衡,不存在资源稀缺及垄断情况,这样就可避免受市场供求价值规律的影响 。

    我们的讨论,从商品交换的目的开始。马克思讨论商品交换,是为了揭示商品价值二重性规律,他并未探讨商品交换的目的,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把握市场经济本质的真正逻辑起点。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进行商品交换呢?通常观点是:为了互通有无、彼此满足对使用价值的需求。这当然正确。譬如甲种萝卜、乙做椅子,他们都需要对方产品,双方便按1:1比例,用1筐萝卜换1把椅子,满足了各自的需求。但显然易见的是,如果仅仅是这种简单的商品交换,是不能发展成为商品经济的;只有超出了这种互通有无的动机,商品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下面,我便重复运用简单实例进行事实推导、阐明道理。为使推导过程严密、简捷、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假设所涉及的商品(萝卜、椅子等)皆不存在质量、品种差异,只有数量概念;它们的交易成本及交易耗损皆为零。

    交换模式A:甲一天可收获3筐萝卜,也可制做2把椅子;乙一天可制做3把椅子,也可收获2筐萝卜。偶尔某天,甲没制作椅子,乙也没收获萝卜,甲用1筐萝卜,交换了乙1把椅子。

    如果这种偶尔交换之后,甲、乙尝到了甜头,两人会想:既然彼此种的萝卜或做的椅子一样食用或使用,为什么不通过分工交换获得,避免一个人又种田、又做木工太辛苦呢?当两人想到一起时,便会达成按1:1比例交换的协议,从事分工劳动。开始时,可能甲专门做椅子,乙专门种萝卜,然后进行交换:

    交换模式B:甲专门做椅子,乙专门种萝卜,甲、乙一天劳动后彼此用2把椅子换2筐萝卜,结果,甲一天只获得2筐萝卜、乙一天只获得2把椅子。

    甲、乙即便再愚蠢,也会看出这种分工交换的结果,是获得的椅子或萝卜总量都比以前减少1/2,这明显是一种双输交换。于是,便换了一种劳动分工方式,甲专门种萝卜,乙专门做椅子,然后进行交换:

    交换模式C:甲专门种萝卜,乙专门做椅子,甲、乙一天劳动后彼此用3筐萝卜换3把椅子,结果,甲一天可获得3把椅子、乙一天获得3筐萝卜。

    显然,这种分工交换的结果,与A模式相比,甲多获得1把椅子、乙多获得1筐萝卜,即增加了1/2的商品使用价值。这个A—B—C的演变过程,也就是商品经济所具有的选优汰劣的功能——如果甲和乙笨拙,坚持B交换模式,他们便必然被淘汰。相对于A模式,C模式便属于一种等量劳动(以下简称“等劳”)的增益、增盈交换。这里的“等劳”,指相同劳动质级的劳动时间或劳动量值。这里的增益、增盈,指甲、乙增加的商品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如果甲、乙停止交换,他们只获得了增益的商品使用价值;如果他们继续交换的话,增加的椅子或萝卜便使甲、乙增加了商品交换价值筹码,他们都获得了交换价值盈余,或者说增加了盈利。我们再设辛的服装与萝卜按1:1的比例交换。这时,乙用自己种的萝卜与辛交换和用椅子与甲交换后再与辛交换,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C模式相对A模式之优胜性,这里直接体现出来:

    交换模式D:

辛的服装与萝卜按1:1的比例交换,
乙1天劳动收获2筐萝卜,换辛2件衣服;
乙1天劳动制作3把椅子,换甲3筐萝卜,可再换辛的3件衣服。

    如果把服装单位换成银元的话,那么,这种分工协作交换,乙可多赚1银元的盈利。甲把制做2把椅子的时间节省下来,收获3筐萝卜,同样增加1银元的盈利。与A模式相比,甲乙都增加了1/2的商品交换价值。由于从这种商品交换中尝到了大甜头,此后,甲便专职做农民,乙便专职做工匠。由此可见,在商品经济中,市场主体的交换行为,并不仅仅是为了互通有无,而更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品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正是在这种出于利己动机的商品交换过程中,交互主体 的增益、增盈的交换原则,客观上却形成了交换客体(即商品)的增益、增盈的交换规律。或简单地说,是利己动机换来双赢交换结果。

    那么,甲、乙的这种交换价值盈余是怎样产生的呢?当然不是交换本身——交换过程,既消耗劳动产生交易成本,又损耗商品减少其使用价值,它无论如何是不能增殖的。当然更不是剥削产生的,因为这之中压根没有雇佣劳动、也没有不公平交易。因此,真正的答案或价值增殖的秘密只能从交换所导致的甲、乙劳动变化中寻找,因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这里,我要引入“劳动价值质级”概念。所谓劳动价值质级,即人类劳动内含的文化创造力级次。在劳动量值相同的情况下,凡是创造力水平相对低者,其劳动属于“低质劳动”;凡是创造力水平相对高者,其劳动属于“高质劳动”。套用马克思的概念,它们就是所谓“简单劳动”、“复杂劳动” 。在C、D模式中甲、乙所增获的利益、利润,便是由交换促成分工导致劳动质级提升产生的。更具体地说,甲、乙的增益或增盈,是由等量值(1天)的高质级专业劳动与低质级非专业劳动差异产生的。甲种萝卜,是专业劳动,做椅子,是非专业劳动;乙做椅子,是专业劳动,种萝卜,是非专业劳动。专业劳动中,含有更多专业技术、学识或经验、智慧在内,同样劳动时间内,其劳动价值质级高,所以,生产的同类产品产量多。这样,当他们以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为中介进行商品交换时,就可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正由于劳动交换支持的专业化分工,可以不断提高劳动质级、可以更多获利,所以,不断细化的分工协作便必然会取代个体独立生产模式,成为市场主体的必然选择。这时,商品交换的对象,便不一定是异类产品,而可能是同类产品的部件;人们交换的目的,已不是使用价值增益,而主要是交换价值增盈。典型的商品经济形态便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萌芽了。交换E模式的诞生,就是具有标志意义的现象:

    交换模式E:

乙、丙、丁单独做椅子,每天可做3把。
乙、丙发现如分工做椅子面或椅子腿,并采用专门工具和机器,同样劳动强度下,每天可做12件或12组。两人便分工协作、彼此交换,每天每人便多获得3把椅子。

    丁单干,每天仍做3把椅子。

    乙、丙的这3把椅子同样是由等量值的高质级专业分工劳动与低质级非分工劳动之差产生的,在进一步的商品交换中,它们便也成为交换价值盈余、成为盈利。这一模式的直观表现,是乙、丙、丁都与辛交换服装,乙、丙获得6件,丁只获得3件。如果把服装单位换成银元的话,乙、丙则皆可多赚3银元的盈利。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乙、丙与丁之间劳动质级差异越来越大、交换价值差异越来越大,最终必然是优赢劣亏、优胜劣败,丁被淘汰出局。我在讨论“劳动交换价值规律”文章中,将详尽阐述这一规律。根据这一规律,由于大规模的劳动协作和机器生产会大幅度提高劳动质级、形成集约化的增效节约优势、增加交换价值盈余,所以,市场经济的雇佣劳动生产方式便在这个过程中成型了。如马克思所说: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协作劳动“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

    雇佣劳动,与萝卜换椅子一样,本质上仍是劳动交换,只不过是把直接产品交换变成制造产品的劳动交换而已。既往,由于马克思认为雇佣劳动必然产生剥削,而商品交换则与剥削无关,所以,对照如下两种劳动交换模式,人们便会惊讶地发现:“剥削”竟在雇佣劳动中“神秘”地消失了!

    交换模式F: 乙、丙单独做椅子,每天12小时可做3把。

    辛发现如果让乙、丙分工做椅子面或椅子腿,并采用专门工具和机器,同样劳动强度下,每天可做12件或12组。辛便与乙、丙分签协议,并提供生产工具和机器,让他们分工做椅子面和椅子腿,然后每日分别用4把椅子换乙、丙的12套椅子组件。这样交换后,乙、丙都比单干时多获1把椅子。假设组装劳动忽略不计的话,辛则每天“白白”获得4把椅子。

    丁单干,每天仍做3把椅子。

    交换模式G: 上述条件不变,假设辛为了节省与乙、丙交换的时间,分别以每日4把椅子的“工资”,让两人到自己家里干活12小时,制作同样多的椅子部件。由于到辛家干活,比在自家干活省心省事,乙、丙痛快地答应了。乙、丙、辛每天同样皆获得4把椅子。
丁单干,每天仍做3把椅子。

    显然, F、G两种模式的劳动交换本质、结果完全一样:辛没直接从事制造椅子的体力劳动,却获得了4把椅子;乙、丙没增加劳动量,也增收了1把椅子;这显然是辛与乙、丙的双赢结局。但根据传统的剥削理论,辛的获利性质却大不相同:在F模式中,辛与乙、丙不是雇佣劳动关系,所以,辛的那4把椅子盈余不属于剥削;在G模式中,辛与乙、丙是雇佣劳动关系,所以,辛的那4把椅子便属于“剥削”。但若对照分析如上两个模式,这道理明显是不通的。再从乙、丙角度讲:他们在两种交换中,都没吃亏、都获得了盈余,只不过劳动地点发生了变化而已。说他们在F模式中没受剥削、在G模式中受到剥削,这道理无论怎样是讲不通的。如果硬说G类情况是“剥削”的话,那么,乙、丙不仅不反对,反倒是真诚欢迎的。因为被丁雇佣“剥削”后,他们还不占用自家的空间呢!因此,面对F、G这两种模式,我们只得承认雇佣劳动只是一种劳动交换方式,它不一定存在剥削,或者说,剥削不是雇佣劳动固有的本质特性。G模式中,“剥削”并不是“神秘”地消失了,而是它原本就不存在。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存在剥削的话,那辛获得的椅子是从哪里来得呢?答案当然还要从制造椅子的劳动过程中寻找。根据上述分析可知,这4把椅子属于6把增产椅子的一部分。而椅子的增产,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专业分工、使用专门工具和机器提高了劳动质级,从过去的简单低质劳动,提升为现在的复杂高质劳动,所以,乙、丙劳动量虽没增加,产量却提高了一倍。其中的道理,F、G模式与E模式是完全一样的。既然“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马克思语) ,高质劳动创造的商品使用价值、获取的商品交换价值为等量低质劳动的倍数显然也是正常的。无论这表现为倍数的交换价值盈余是衣服或银元,都是高质劳动内含高技能、高学识、高智慧付出所应得的回报,这只要与继续单干、从事低质劳动的丁的获益相比就可看得很清楚,无须多论。但问题关键在于,是谁在从事高质劳动?如果我们承认只是乙、丙从事高质劳动,其劳动增产或商品增盈的部分,理应归乙、丙才是,辛“不劳而获”、拿到4把椅子,便是剥削所得。这样一来,我们就回到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

    但事情显然不是这样的。只要略微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在E模式与在F、G模式中,乙、丙的高质劳动成因是不一样:在E模式中,乙、丙是自觉分工、主动采用专业工具和机器,这使他们的高质劳动中包含或体现了自己的高技能、高学识、高智慧;在F、G模式中,尽管从表面上看,仍是乙、丙在从事高质劳动,但在两人分工协作并采用专门工具和机器的劳动过程中,却处处体现着辛的创意或创造性——无论是组织协作劳动还是制造或选择专门工具机器,都包含了辛的高技能、高学识、高智慧。在这里,辛实际上是与乙、丙一起实现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一起从事着高质劳动:辛担任技术与管理工作,乙、丙从事生产劳动。因此,更准确地说,高质劳动是辛、乙、丙之间的分工协作及其与工具、机器之间的协同劳动,而不再是乙、丙的个体劳动。在这种协作协同劳动中,乙、丙的劳动技能及学识、智慧依然是低质级的,但其劳动创造力内含却发生了质的飞跃。换句话说,乙、丙是在辛的组织指挥下,在协作协同劳动中以低质劳动形态发挥了高质劳动功效,或者说是以简单劳动形态完成了复杂劳动任务。这种以低质劳动创造出高质劳动价值的劳动,就是我所谓的“超质劳动”。

    “超质劳动”是笔者价值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它并不否定“劳动创造价值”原理,而是坚持了这一原理,因为它充分揭示并肯定了物化在机器中、体现在管理中的科技与管理人员高质劳动的价值。超质劳动揭示了工人工厂劳动效率提高的秘密,也是雇工劳动正常盈利之源。有了“超质劳动”概念,我们便很容易解释辛之所得实属劳有应得的道理了。由于在乙、丙的超质劳动中,有辛的高质劳动在内,所以,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辛,从与乙、丙的劳动产品或劳动交换中获得4把椅子,完全合理,他并没有无偿侵占乙、丙的劳动成果。不仅如此,乙、丙还从这种超质劳动中多获1把椅子,所以,它是一种多赢的交换结局。相对说来,F、G模式的差距,仅仅表现在商品生产组织或劳动交换形式上,这种差别并不是劳动性质的差别;把G模式本身视为资本剥削劳动的模式,是不成立的。在私有制条件下,雇佣劳动虽是实现协作协同、提升超质劳动水平、提高生产效率的惟一有效的劳动组织形式,但在劳动交换过程中,却不一定存在剥削。

    总之,从A模式开始,经过B、C、D、E、F模式,最终到G模式,都是商品交换促使商品生产社会化的正常演变过程;G模式中的雇佣劳动不存在剥削的结论是合乎事实与逻辑的。这一事实推导,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本质、发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缺陷,具有重要意义。

下篇 工厂雇工劳动可非剥削盈利之实例分析

    接下来,我们同样结合实例分析,继续在理想市场状态下,讨论工厂雇佣劳动同样不存在剥削的事实。既然是“理想市场状态”,商品市场或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且供求动态平衡状态中,便意味着:1、工厂产品销路畅通;2、资本家没有因劳动力过剩压低工资的条件,工人也没有因劳动力短缺抬高工资的条件;3资本家可随时解雇工人,工人也可随时离职自己单干。同时,为论述简捷,我们将不涉及原料消耗、机器折旧等等价值转移因素,因为这类转移价值因素,并不能产生利润,更与雇佣劳动的本质无关。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就在于工人工资,即劳动力价值低于工人受雇劳动创造的价值,存在一块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及“剩余价值”:“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活劳动,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维持一个工人24小时的生活只需要半个工作日,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工人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 正如马克思以工人口吻向资本家控诉时所说的:“我卖给你的商品和其他的普通商品不同,它的使用可以创造价值,而且创造的价值比它本身的价值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你才购买它。在你是资本价值的增殖,在我则是劳动力的过多的支出”。 这样,在劳动力作为商品买卖的过程中,资本家掩盖了剥削的本质。

    那么,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是否正确呢?需具体分析。在雇佣劳动中,劳动力使用价值创造的交换价值大于劳动力本身的交换价值(工人工资),这是客观事实,也是雇佣劳动得以存在的客观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一定存在着剥削。尽管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劳动力通常供大于求,才使资本不断压低工人工资、使剥削行为普遍存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雇佣劳动中非剥削经营盈利与剥削剩余价值行为混为一谈。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中,便既有揭露资本剥削的合理性内容,如工人“劳动力的过多的支出”便是,也有把资本正当增殖皆视为剥削的不正确内容,如劳动力的“使用可以创造价值,而且创造的价值比它本身的价值大”,便不一定属于剥削。正像在理想市场状态下,一般雇工劳动中不存在剥削一样,在理想市场状态下,工厂雇佣劳动同样不存在剥削、资本合理增殖不属于剥削。现在,我便以一个典型的工厂雇佣劳动关系为例,阐述这一观点。设:

丑作为出资人,
雇佣工人甲、乙、丙从事工厂劳动;
雇佣工程技术人员庚从事技术工作;
雇佣经营管理人员辰从事管理工作。

    在工厂雇佣劳动中,仅靠工人甲、乙、丙的劳动是不行的,资本家还要雇佣工程技术人员庚和经营管理人员辰。其中,庚作为工程技术人员,马克思将他们视为“高级的工人” ,辰作为经营管理人员,其“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见下文)的作用在《资本论》中多次被肯定,他们都属于雇佣者范畴。当然,我们讨论的主体还是工人。为了准确梳理把握资本家与雇员的劳动交换关系,我们需要先补充几个与劳动交换相关的概念:

a、自主劳动(工人出售的劳动),既工人雇佣前从事的劳动。
b、受雇劳动(资本购买的劳动),即工人在雇佣状态下从事的劳动。
c、盈余价值(盈余劳动),指资本家的利润或获取的盈余商品交换价值。这一概念不能混同于“剩余价值”。

    此外,还有大家熟悉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概念:

    “必要劳动”,指工人为维持自己及其家庭生活所需要的劳动。
    “剩余劳动”,指工人在雇佣劳动中超出上述劳动界限的劳动,也即工人被资本无偿占有的劳动。

    这两个概念在分析市场经济客观存在的剥削现象时,依然是适用的,我们后文也将采用。但如果只有这两个概念,我们就无法认识雇佣劳动的固有特性,我们要么由肯定它们而先验地肯定雇佣劳动中存在剥削,要么由否定它们而超验地否定一切剥削事实的存在。这些都是非科学的。需说明的是,与马克思的“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概念等值不同,在科学的价值论体系中,“劳动价值”与“商品价值”是不能混同或等值的:“劳动”属于文化创造范畴、它只能创造“文化价值”或“劳动价值” ,而不能直接等同于商品“价值”或“商品交换价值”。因此,工人受雇劳动创造的价值,并不是商品价值,只是劳动价值。只有在市场供求平衡、或供不应求状态下,它才能转化为商品价值,资本家才可能获得利润;如果市场供大于求,那么,即便受雇劳动创造的价值再多,利润也可能是负值,工厂也会因此倒闭。我们这里在“理想市场状态”下讨论劳动交换,所以,可忽略这两种价值的区别,雇佣劳动创造的文化价值皆可转化商品交换价值,因此,只要劳动价值增殖就有交换价值增盈,“盈余劳动”概念可视同为“盈余价值”。

    现在,我们便进入一个充分竞争且供求动态平衡劳动力市场,看一下真实的劳动交换过程。

    劳动力也是商品。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交换价值由“必要劳动”决定的命题,并未经过论证,而是从他的劳动价值论中直接推演出来。实际上,所谓社会必要劳动,只是决定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因素。正像商品畅销时卖家不会按成本出售一样,在理想市场状态下,甲、乙、丙向丑提出工资要求时,也是不会考虑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这是市场交易的常理——除非甲、乙、丙不是利己的市场主体。那么,他们以什么作为出售自己劳动的交换价值或工资标准呢?当然会以其自主劳动获利为基准。在自主劳动中,由于没有雇佣者,工人劳动创造价值等于其劳动获利。即:

    自主劳动创造价值=自主劳动获利

    在被雇佣时,工人的工资标准,必然要高于或等于他们自主劳动获利。即:

在 受雇劳动量值 = 自主劳动量值 情况下:
如果 受雇劳动获酬 ≥ 自主劳动获利 工人同意被雇佣
如果 受雇劳动获酬 < 自主劳动获利 工人不同意被雇佣

    譬如甲,如果单干时,12小时劳动可收获3筐萝卜并交换3银元;譬如乙,如果单干时,12小时劳动可做3把椅子交换3银元;那么,他们向丑出售自己等量劳动时,所预期工资标准同样应高于或等于3银元,否则,他们便不会让丑雇佣。总之,甲、乙在接受丑雇佣前是经过盘算的,其前提,就是要比他们自主劳动时能增加收益,起码不降低收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是否会允许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或量度等手段榨取“绝对剩余价值”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如果甲、乙、事前预见或事后发现被丑雇佣吃亏、可能或已经被无偿占有自己“剩余劳动”的话,他们也会拒绝的。换个角度说,在劳动收益相同的情况下,工人受雇劳动量值必须小于或等于其既往自主劳动量值。即:

在 受雇劳动获酬 = 自主劳动获利 情况下:
如果 受雇劳动量值≤ 自主劳动量值 工人同意被雇佣
如果 受雇劳动量值 > 自主劳动量值 工人不同意被雇佣

     譬如甲,如果自己14小时收萝卜可获4银元,譬如乙,如果自己14小时做椅子可获4银元,当丑提出雇佣他们12小时工资4银元时,他们会接受的。但如果丑要延长他们4小时劳动时间,甲、乙肯定要辞职的。总之,此类情况一旦出现或预计出现,他们都会对资本家说“不”的;只有当工人在同等劳动获利情况下,受雇劳动量值低于或等于自主劳动时,他们才会同意被雇佣。

    当然,现实中的工人劳动力水平是参差不齐的。这样,当丑雇佣甲、乙、丙等工人时,他们个人的报酬标准便不能作为普遍工资标准了。这时,决定工人平均工资或受雇劳动获酬底线的,通常是平均自主劳动创造价值或劳动获利。譬如,同样手工劳动,甲1天做1把椅子换1银元,丙1天做3把椅子换3银元,丁1天做5把椅子换5银元,他们的平均自主劳动价值折算为每天3银元。在劳动力市场动态平衡而非供不应求的状态下,只要丑开出的日工资高于3银元,就可招聘到所需工人(当然,丁不会应聘)。这个平均工资价格,是工人与资本家讨价还价的底线。资本家的工资低于这个标准,或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方式变相降低标准时,多数工人是不会同意的(当然,甲可能应聘)。

    另一方面,工人一旦以平均工资价格与资本家成交,其平均自主劳动量值,也是工人应付出的受雇劳动量值。譬如,甲、乙、丙到丑工厂生产椅子,按与个体劳动同样的强度,乙、丙等平均每天生产12把椅子,那么,甲通常也要完成这一指标。如果甲只获取平均工资却不能按这一标准完成生产任务,其受雇劳动量值低于工人平均劳动量值,丑也不会同意的,因为那等于“偷窃资本家”(马克思语) ,肯定也会被解雇的。

    上述甲、乙、丙与资本家丑谈判工资的原则,也适用于技术管理人员庚、辰。庚、辰从事的劳动,并非是直接的生产劳动,而是为提高工厂生产效率或提升工人劳动质级服务的脑力兼体力(维修机器或组织、协调劳动都要付出体力)劳动。由于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工作,都属于体现高智慧、高技能、高学识的高质劳动,对丑更重要,因此,他们与丑讨价还价时的资本更硬,其报酬同样不能低于其自主劳动获利。譬如庚,如果他曾从事技术咨询服务,譬如辰,如果他曾组织工人协作劳动,那么,当丑聘庚为技术员、聘辰为经理时,其酬劳便要高出或等于他们的既往收益。如果庚、辰所获报酬低于自己自主劳动获利,他们同样会辞职跳槽。当然,如果庚、辰受雇劳动创造的价值甚至低于其受雇劳动获酬,丑也会将他们开除的。

    如同甲乙丙丁庚辰被丑雇佣时持有增盈动机一样,丑在雇佣甲等时也必然持有同样的盈利动机,这是商品交换增盈原则的合理体现。基于这种动机,在与工人谈判工资时,资本家也是不会考虑工人既往劳动获利的,更不会考虑劳动力再生成本的——因为这与他雇佣劳动盈利的目标无关。资本家只考虑工人受雇劳动创造的价值能否给他带来利润。而只有受雇劳动创造价值大于受雇劳动获酬,资本家才能获得利润。即:

    受雇劳动创造价值 — 受雇劳动获酬 = 盈余价值

    否则,丑的盈利不及其个体自主劳动获利,他也不会同意甲等的工资要求的。这时,无论甲、乙、丙、庚、辰自以为工资要求怎样合理,丑都不会与之达成交易的。如果甲等坚持不降低薪酬标准,那么,丑同样宁肯破产也不会继续雇工经营的。只有当丑可获得足够盈余价值时,双方的劳动交换才能实现,所谓工厂雇工生产才能进行。

    尽管以上描述是在理想市场状态下进行的,但它足可给出这样的结论:资本家与雇员之间可能存在着等值双赢交换关系,剥削未必是雇佣劳动的本质特性。显然,这之中没有剥削,并不是双方不想剥削,特别不是资本家不想剥削工人,而是当市场处于理想状态时,他们没有剥削的可能。这道理很简单,在市场公平交易中,任何一方想损人利己,都是不能的。因此,要实现劳动交换,就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即:

    雇佣劳动创造价值 > 受雇劳动获酬 > 自主劳动获利

    那么,雇佣劳动交换中的这种双赢结局是怎样出现的呢?这就又回到马克思说的雇佣劳动增殖秘密上来了,回到劳动力价值两重性上来了。表面上看,自主劳动与受雇劳动,是同一主体的劳动,但它们的使用价值截然不同。自主劳动使用价值较小,受雇劳动使用价值较大,这就使雇佣劳动双赢等劳交换成为可能。工人出售劳动力时,只能根据自主劳动使用价值出价,不能满天要价。譬如,甲1天做1把椅子换1银元,甲出售1天劳动的交换价值便是2-3银元。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则根据受雇劳动使用价值出价,不会无限压价。譬如,甲被雇佣后,每天可做12把椅子换12银元,丑便可出每天3银元价格购买甲的劳动。工人劳动使用价值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不是因为劳动量值强度发生变化,而是因为劳动创造力发生了质变:工人受雇劳动时,从事的是能发挥高质劳动功效的超质劳动,因而能创造倍数于自主劳动的价值。受雇劳动所增创的这部分价值,如上例的11把椅子(12-1),便为劳资实现交换价值双赢提供了条件。正由于资本家盈利,只能从工厂超质劳动增创价值中获得,所以,为提升工厂协作协同超质劳动水平,提高生产效率,资本家必须不断采用先进设备技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这样,资本家就得付出更多的决策劳动。

    本文的最后,我们还要再次重申:理想不是现实。我们所限定的市场状态,现实中很难存在。因为市场经济是过剩经济,它必然导致劳动力供大于求;自身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失去了与资本家谈判的条件,便只能接受由“必要劳动”决定的工资,听凭资本家在正当盈利之外剥削“剩余劳动”。资本家一旦从中倡导甜头,便会变本加厉地获取相对或绝对剩余价值。要消除剥削,需要工人的觉悟和组织,更需要外部力量的约束。但正因为资本可以非剥削盈利,这便使消除剥削、实现劳资双赢具有现实可能性。对此,我将另文讨论。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2 11:39:2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传发凤凰网文章

什么是推动中国改革的源动力?

张志峰

2008年08月22日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中国奇迹"甚至成为一个世界迷题,让各国的经济学家争论不休。比较流行的几种解释有:制度创新说、后发优势说、人口红利说。

    制度创新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制度的创新一直在进行,它包括产权制度、分配制度、运行制度、开放制度的创新。制度创新释放了微观主体的活力,从而推动改革开放。

    后发优势说--近一百年来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之前的一千年,而技术创新也非常密集。中国经济虽然起步较晚,但可以用拿来主义的方法直接利用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并融入到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中,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人口红利说--人口红利简单的说就是人口中适龄劳动力比较多,而被抚养的人口比例下降,这种人口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三十年,正是婴儿潮一代成长为青壮年劳动力的时期,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让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也就是"世界工厂"。

    上述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还不足以解释"中国奇迹"产生的原因。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源动力应该是人们为追求自身的幸福生活所进行的努力和创造,甚至一度突破了制度的阻碍,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当然,这其中领导人物和决策者的远见和睿智也是必不可少的。

改革开放的成功源于对"人"的解放

    回首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人性解放的历史。每个人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自由迁徙的权利、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些权利基本上被剥夺了,人性受到压抑。

    当小岗村的几个农民庄严的按下手印,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他们仅仅是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同样出于生存需要而饱受白眼甚至铤而走险的还有那些小商小贩和个体户,他们促进了商品的自由流通,满足更多人的生活需要,为在消费品领域形成市场定价机制功不可没。同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成为后来民营企业家的雏形。

    在人们努力实现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同时,思想和文化领域也在进一步放开。人们仿佛突然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西方新鲜的文化、哲学、思想、包括生活方式疯狂涌入,甚至让人有些不知所措。渐渐的,我们开始学会尊重契约、产权,懂得利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人们开始注重个性,男人的头发越来越长、女人的裙子越来越短。大街小巷充斥着流行音乐,直接催生了以"80后"为主的"超级女生"和"快乐男生"。这种种现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元了,越来越宽容了,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做自己爱做的事,这是改革开放前不敢想象的。

    人们的眼界放宽了,走得也就远了。有的人从农村走向城市,卑微而又顽强的生存下来,最终成为城市中的一员。有的人远渡重洋,经过顽强的拼搏,赢得了尊重与地位。城市化与国际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两个过程为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所注入的活力无法估量,而前提条件则是人能够更自由的迁徙。

    人的欲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也就是不断激发人们的欲望、并逐步满足人们欲望的过程。当亿万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这股力量是不可阻挡的,甚至可以冲破制度的阻碍;当人们越来越尊重个性、注重个性,为满足不同的生活方式就要不断的创新,从而刺激社会的繁荣。当人们可以自由流动,隔阂被打破,有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当然,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人们也无法一往无前的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所以政府在不断试错中,政策管制也逐渐放开,人们有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发展空间,尽情发挥自身的潜力。

能否"以人为本"关系未来改革成败

    人性的解放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经济发展中暴露出种种问题:贫富差距悬殊、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日 益短缺、社会保障不足。在前面提到的制度创新、后发优势和人口红利这三大推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都变得弱化。而一旦经济减速、改革中遗留的问题就会显 现出来。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4 18:48:5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论公有制的普世性

论公有制的普世性

乔续

    古人有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何为大道,终极之道,普世之道尔。何为天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之土地,财产,资源,人口,知识等皆是是天下之物。何为为公,为公乃公有制。此话可以解释为:终极之普世之道,是天下所有的一切实行公有制。可是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除了原始社会之外,其余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集权式大一统家天下王朝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私有制社会的特征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社会结构,经济政治秩序,思想文化建立初期,会形成一批即得利益者,奴隶社会是奴隶主,封建社会是封建领主,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家,大一统的家天下则是皇帝,这些即得利益者在获得政权秩序的主导之后,往往会加强自身的利益,使得社会分配形成有利于自己的格局,这样,社会多劳者不能多得的局面使得社会不平等加剧,直到引发危机,社会秩序崩溃,从而使得体系内或者体系外的优秀人才聚集而起,形成新的政权组织发起人,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在不平等的财富分配体系之下,人民财富创造的积极性得不到提高,大多人民的利益被少数即得利益者损害,导致民怨沸腾,社会造血功能损害,社会发展就会停滞,直到新的体系取而代之,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循环。

    就几种社会形态而言,他们在所有制上是一样的,都是少数人占有社会财富,社会资源,这些少数人主导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同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管理方式不同了,正是因为社会管理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大一统中央集权家天下体系的区别。在人类生产力水平刚刚能够保证社会出现剩余产品之时,社会的组织者的私心开始发作,因为组织者具备组织优势,他们组织起来的力量完全大过原来的自由民,此时生产力水平低,其余人民相应的组织手段以及能力相对比较弱,所以破产或者战争被俘沦为奴隶的人越来越多。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水平的提高,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也日渐提高,产品生产的多少对人的主动性的依赖提高了,这样统治阶级顺应趋势,给了奴隶一定的生产自由,以便生产更多的产品让自己剥削,人类进入了封建社会,当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生产的复杂性,组织性越来越高,这个时候,东西方社会出现分野。东方社会采取了国家主导生产的方式,这个是因为皇权的独大造成的,皇帝为了布局完全有利于自己江山稳固的体系,对文化进行阉割,清除了文化中能够支撑产生新的政权领袖的民主成分,以及能够提高民智的理性逻辑思维。还对商人这个掌握大批财富的社会阶层进行压制,实行重农抑商,这个主要是因为农民农业生产的分散,易于被统治阶级统治管理,而商人阶层组织性较强,容易形成一定的利益倾向以及组织结合,从而对统治阶级产生威胁。这样东方国家因为皇权的强大,进入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家天下,不过因为民智被削弱,社会发展停滞,历史进入死循环。

    西方社会则表现的不同,因为社会权利的分散,使得任何一个阶层都无法完全布局有利于自己的体系,这样,商人阶层在西方崛起,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人的组织性逐渐在生产上发挥作用,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复杂性进一步的加剧,生产对人的积极性的依赖到了几乎是完全依赖的程度。

    人的生产能力分为体力因素和脑力因素,积极性主动性主要在人的脑力因素方面,原始社会,对人的体力因素依赖最大,而随着生产力水平发展,生产的进行对人的脑力因素的依赖越来越大,这样就迫切需要提高人的积极性来提高生产,这样人民就成了自由人,生产的单位企业也十分重视加强管理,用各种手段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因为西方企业发展程度较高,对脑力因素倚重更大,这样就形成了西方企业以激发人的主动性来提高生产为主要目的人性化管理,而中国的企业,因为对脑力因素倚重相对较低,主动性要求不高,对所以才会出现我们平时看到某些企业所谓的军事化管理,例如海尔,富士康等等。有的甚至更恐怖,直接回归奴隶社会,例如山西小煤窑,砖窑厂。其实这也正说明了这类企业的落后。军事化管理不是值得炫耀的事情,恰恰说明企业的落后。

    面对完全的自由人,西方即得利益集团---资本家如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形成完全有利于自己的财富分配格局呢?答案是通过两个市场:实物经济的市场以及虚拟经济的市场。

    实体经济方面:现在生产复杂性要求的组织性使得握有大量的具备市场交换功能的货币的资本家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但是问题就出在私有制度上,资本家个人集团利益决定,他们希望形成有利于他们利益分配的格局。格局正在所谓的自由市场方面。生产复杂性决定了生产的分工性,这样除资本家外几乎每一个人都不能完全完全占据生产出来的具备消费性的产品,这些最后终端的产品的分配权归资本家。资本家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家在于他手中握有大量的具备市场交换功能的货币。他用手中的货币换取工人的劳动,工人再用获得的货币到市场上获取资本家提供到市场上的工人需要的商品。资本家的剥削就是通过市场方面的不平等交换的方式获得的,给工人的货币少一些,让自己的商品价格高一点。但是资本家之间也有竞争,而且因为缺少一个协调资本家的机制,使得恶性竞争盛行,造成生产过剩,工人购买力下降,使得经济运行链条断裂,造成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使得生产得以集中,通信,交通,信息处理能力的发展使得大区域大广度的生产协调成为可能。这样最后就出现了垄断,社会生产被控制在了少数几个垄断资本家手里,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被控制起来,因为资源整合得以在更大的广度进行,这个在客观上促进了生产成本的降低,生产的发展,不过因为市场产品提供的垄断性,资本家反而得以获得垄断利润。

    虚拟经济方面:商人,资本家之所以不从事社会生产还能够衣食无忧,获得别人的劳动成果,就在于商人和资本家具备大量的社会经济运行需要的通货,只要拥有货币现金便能控制社会经济,这个理念的逐渐升华,使得部分人便开始谋划通过控制货币来控制整个经济,但是如果想要通过货币的占有来控制整个经济,就需要将经济运行的所有过程都纳入货币的交换范畴,将经济运行从土地,科技,设备,原料,加工,运输,组织,仓储,销售,消费,需求等等所有过程都货币化(资本化,证券化,股份化),这样虚拟经济就完全成型了,只要控制货币的中枢机构银行,就可以控制整个经济的运行,将社会经济运行的所有过程都纳入可以用货币交换的轨道。不过因为人民的实际需求可以通过市场上货币与实物的交换取得,那么虚拟经济的交换,如何实现呢?通过建立一个虚拟市场的方式来实现,虚拟市场产生虚拟需求,经济运行的各个阶段经过证券化后,被拿到虚拟市场上来出售,并有一定的价值,并打着让人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幌子,利用人人都具有的私欲,让人民利用手中的储蓄来购买虚拟市场上的“有价证券”,例如股票,期货,国债,企业债券等等都是虚拟市场上的产品,为了活络这个市场,西方资本家不断的想方设法提供更多的虚拟经济的产品。因为实体经济的产生源于人的物质需求,人的物质需求是有限度的,即所谓的市场容量,虚拟经济的产生则完全是利用人对货币这个能够在虚拟经济下获得一切的通货的贪欲来实现,人的这种需求是无限的,所以虚拟市场的容量是无限的。只要有足够的货币,就能够创造足够的需求,能左右虚拟市场的人就是那些拥有足够的货币的人。左右市场,操纵价格的变动的目的就是获得别人手中的货币。如果说实体经济市场能够几年内达到积聚社会财富的目的,那么,虚拟经济市场则能够在几天内达到积聚货币这个虚拟财富的目的。因为整个经济都虚拟化,所以,获得虚拟财富就等于获得实体财富的账面价值。明白了虚拟经济市场下财富积聚所谓神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中国对资本市场谙熟的华为不选择上市,因为任正非怕华为上市被货币虚拟化后被外资资本收购变成一个外国的企业。

    正是通过实体市场与虚拟市场这两个市场的手段,资本家控制了本国经济的运行。然后资本家通过操纵选举的方式控制了本国的政治,通过成立各种基金会渗透到政治,教育,经济,文化,社会,医疗的研究领域,并把媒体也纳入了资本化的范畴,这样资本家就完成了对西方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资本家还通过要求别的国家也放开国内实体市场并建立虚拟市场的方式完成对别的国家的经济控制,还要求落后国家放开社会的控制,从而让资本家有机会控制别的国家的社会运行。

    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可以称为竞争占有式的控制。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源于交换,资本主义将这种交换制度化。正是交换属性要求一个人成为资本家之前必须要首先完成资本(表现为通货)的原始积累,使得自己有足够的通货与工人交换劳动,与别人交换别的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交换制度化,组织化,社会化之后,形成了资本家控制的具备生产人需要的产品的企业,这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模型就形成了。因为资本家占有的资源较多,因而在与工人的交换中占有很大的优势,形成无偿占有工人生产的部分财富的不等价交换局面,这样资本家不直接参加劳动,却通过不等价的交换,不断的积累财富,最后形成了国际垄断资本。

    这样人类社会经历了奴隶主赤裸裸的人身占有式的控制,封建主经济占有式的控制之后,面临着资本家竞争占有式的控制。在奴隶制与封建制度下,平民阶层被统治阶级牢牢控制,除了造反,不具备翻身的途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平民阶层虽然具备通过某些途径进入资本家队伍的途径,但是此时平民的阶级属性已经发生改变,从这一点讲,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奴隶社会具备进步性。但是此种社会源于私有制度下人的私欲的不平等性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决定这种社会制度的不可持续性。

    下面说一下公有制的合理性。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的社会性。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不断的无偿享受着社会的好多资源,包括技术性的和物质性的,如果非要完全的探讨私有产权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好多技术不断的传播,大众化的过程,而创造这些技术的个人,在创造这些技术的同时也在无偿的享受别人创造的资源。先说比尔盖茨来,他创造了电脑的WINDOWS系统,他却依靠这个系统发财致富,甚至掠夺别人别的国家的财富。但是他在创造这个系统之前,却无偿的占有别人创造的一些财富。他每天都吃热的食物,这个要源于某个现在人的祖先首先发现了火煮熟的食物香软可口,源于现在某个人的祖先发现了某些东西是可以吃的,还要感谢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样他才能够在美国。他甚至还要感谢某个士兵的后代,也许没有这个士兵保护了他的祖先,可能他现在根本就不存在。他每天都要用纸张写字,看文件,这个他要感谢中国人,他在无偿的享用中国人的知识产权。他还要感谢中国的指南针,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的指南针,欧洲人不可能发现新大陆,他也不可能在美国这个环境下创造出他的电脑系统。他还要感谢中国发明的火药,如果没有火药,他的祖先就不能赶走英国的殖民者,他还要感谢中国的印刷术,因为他现在每天都在享受着这种技术的好处。尽管比尔盖茨每天都在无偿享受这别人或者别人祖先给他带来的好处,可是他却高价出售他的软件系统。这就说明比尔盖茨的社会财富并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无偿享受别人财富之后获取别人的财富。也许有人会说他创造的财富多啊,可是大家不要忘了他消耗的财富以及技术也多。一个农民一生所消耗的财富与使用到的技术与比尔盖茨比起来那个多?难道一个人在享受到了别人财富和技术的好处之后,却可以让别人必须付出代价才能享受到自己创造的财富和技术吗?从比尔盖茨的例子可以看出,如果终极来讲,公有制才是普世价值的,只有财富,技术完全公有才能最大的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私有制却只会限制人们的行为,使得社会发展停滞。试想,如果WINDOWS完全免费公开,那么一方面全世界的人民都可以免费使用,大大扩展了全世界人民的财富创造力,另一方面,因为公开,人人都能够为这个系统提供自己的智慧,结果会是这个系统更加完善,从而更能提高人民的能力,如此形成良性循环。据以类推,如果所有的技术都能做到完全的公有,那么人类的发展将大大加速。如果当年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后,想趁机收取版权,不允许别人造纸,那么可以想想,中国古代不可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领先欧洲上千年,说不定,那一天这个技术还会失传。因为古代有些人对自己的一些药房,技术,武艺的保密,使得好多现在已经失传了,这个是巨大的损失,任何技术只有与人民大众完全结合才能释放出巨大的社会发展动力和财富创造力。

    之所以知识产权私有化,这个源于私有制。在某些公有技术创造的平台上,出现了交换,然后交换促进了商业发展,社会分工,并出现了这个体系下新的既得利益阶层以及体现这个阶层利益的组织体系,制度规则,知识产权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私有制是对私有财富的制度,但是能够创造财富的是人类的劳动,技术,资源,利用技术对一些资源实施劳动,产生具备使用价值的产品,然后产品在市场上流通。资本家为了控制社会经济的运行,他们首先控制了交换的媒介--货币,并通过货币控制了资源,但是还有两个因素:劳动和技术。对于技术,他们就采取了知识产权私有的方式控制技术,技术产权私有的本质就是知识的货币化,资本化,这样便于占有大量通货的资本家控制知识。这样经济运行需要的货币,资源,知识技术,劳动,资本家控制了三个,并通过工资形式换取劳动,这样就基本控制了经济的运行,从而为自己获取最大收益。

    以上可以看出,交换的出现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组织者像当年的部落组织者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了即得利益阶层,并通过制度把自己的利益制度化,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财富分配体系。

    面对西方工业社会超越东方农业社会的局面,今日中国如何才能超越西方工业社会呢?答案是:西方的工业社会是私有制度为基础的工业社会,这种制度之下,资本家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不利于整个西方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中国需要建立公有制的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实行知识技术内部民主制度,让这种知识技术在内部迅速的传播并大众化的方式实现中国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现在信息社会对技术的交流对接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迫切需要技术标准的问题,而在技术私有制度之下,必然造成各个企业组织为最求最大利益而造成标准林立的局面,技术标准的不统一必然造成技术对接的成本以及大量重复性的资源浪费。想想当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并不比西方社会先进,可是后来中国社会完成统一,并统一了度量衡,文字等,这之后,中国文明领先世界两千年。今日,中国又面临这样一个历史的机遇通过知识技术的公有制打通内部环节,减少内耗,完成中国技术上的跨越式发展与全民崛起。

    无疑公有制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公平公正的普世的价值观,可是公有制有一个缺点,就是在取消了内部个体的利益趋向性的前提下,如果不加强内部的激励,容易造成懒惰,消极的风气,影响社会生产的提高,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管理层在管理上处理不当的时候,这个缺点更明显。而且如果公有制与私有制度下的个人私欲相结合,其结果可能还不如私有制度来的公平,这个时候,公有制就成了某些人剥夺人民利益的工具,显然,我们改革开放的通过人的私欲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就是犯下了这么一个错误,造成了现在的被动局面。解决公有制的这个问题的良方就是公平公正制度体系下的全民的大众政治制度(张宏良语),这样一种制度保证社会管理层始终都是德才兼备者。并大力发展与公有制相适应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培养全体人民高尚的道德情操,形成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社会氛围。

    实行公有制的前提是需要加强公平公正的法制的建设,加强社会的管理,经济的管理。政治上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在网络时代的现在,面临网络的兴起,这个为公有制以及公有制下大众政治制度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因为少数人团结组织起来容易,而多数人团结组织起来不太容易,在网络出现之前,多数人团结组织起来需要少数人的组织行动,而现在网络的出现为多数人组织团结起来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基础,有利于大众政治制度的实行,有利于君权与民权的结合。不可否认是网络救了中国,使中国能够摆脱苏联和平演变命运,摆脱美国人通过拉拢特权阶层控制媒体解决中国问题的图谋。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6 10:12:3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俄罗斯门罗主义与美“强制和平”的终结

俄罗斯门罗主义与美“强制和平”的终结

于时语

2008-08-21,《联合早报网》

    突发的格鲁吉亚战争,成为与北京奥运争夺媒体和国际注意的主要事件。同时,与相对冷静的欧洲媒体对比,美国传媒更是一边倒反俄反普京合唱,从斯大林再世,到“邪恶帝国”重生,不一而足。在夸张煽情的渲染之中,《纽约时报》评论格鲁吉亚战争意味苏联瓦解以来华盛顿一统全球的的“美国强制和平”(Pax Americana)时代的终结,是不失中肯的总结,也彰显了这一发展的历史性意义。

明火执仗的军事对抗

    正如《纽约时报》自我解释,所谓“美国强制和平”,决不是天下太平,而是山姆大叔垄断了用枪杆子来解决国际冲突的权力。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五角大楼主动发起的战争,是这一“强制和平”的最好标本。路透社披露:陷于“反恐”战争泥沼无法自拔的白宫,新近否决了以色列准备用来轰炸伊朗的武器采购单,以及因此要飞越伊拉克领空的要求,更体现了美国的战争垄断权。

    新近的格鲁吉亚战争,肇自华盛顿全力支持的萨卡什维利总统企图以武力“收复”南奥塞梯,这原本符合“美国强制和平”的架构。可是莫斯科随后的军事反应“不成比例”(布什总统语),首次打破了美国的战争垄断权,所以有西方传媒将此事重要性比拟于柏林墙的倒塌。这一发展,实在是俄罗斯版的“门罗主义宣言”。自从苏联崩溃之后,从东欧、高加索、里海到中亚的俄罗斯“境外邻域”和后院地区,是美国蚕食围堵的重点对象。莫斯科这次出兵,表明从今以后,正如美国近两百年来难容外人染指拉丁美洲后院,俄罗斯将不惜用武力来维持自己的传统势力圈。

    俄国版门罗主义的滥觞,也意味着围绕里海和中亚油气田的新一轮大博弈,从地缘政治上的钩心斗角,演变成明火执仗的军事对抗。一打开地图就可看到克林顿政府在这场大博弈的最大成就――巴库―第比利斯―杰伊罕(BTC)输油管线,与南奥塞梯战场近在咫尺,所以最新美国《商业周刊》的一个封面主题是《格鲁吉亚(战争):对美国能源的一个打击》。

中国伊朗展示微妙的沉默

    莫斯科的果断决策令人叹服,连输定的科索沃死棋,都被启用为国际 “劫材”。无怪法国《费加罗报》的社论标题是《(南)奥塞梯:科索沃之火的报应》。连若干美国保守派也批评布什继承克林顿政府扶植科索沃独立的“愚蠢”外交政策,给普京肢解格鲁吉亚领土提供现成先例。俄罗斯在“停火撤军”问题上打太极拳,更是以既成事实推行强势外交的典范。

    对比之下,表面上的民主高调之外,华盛顿再次暴露扶植的国际代理人不争气的痼疾。这一阿斗名单,在“喀布尔市长”卡尔扎伊和刚刚黯然下台的穆沙拉夫之 外,新加战争赌徒萨卡什维利。后者不仅沦为国际笑柄――俄国传媒仿照英语son of bitch(狗娘养的),嘲笑他是“布什儿子”,更成为丧失国土的格鲁吉亚民族罪人。

    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美国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输家,尤其是“布什儿子”向伊拉克派出了美英之外最多的“盟军”,却在要紧关头任人宰割。这不免令人回忆起中国“惩越”战争期间,与越南有军事同盟条约义务的前苏联只能干作壁上观,而成为华沙集团瓦解的先声。从短期角度,莫斯科这次固然大有斩获,但不一定是长远的战略赢家。俄罗斯出兵杀一儆百,固然是十多年来的国际窝囊气忍无可忍,但是说到底是回归到19世纪大国强权政治。

    除了能源和军力,莫斯科实在缺乏21世纪的“软力量”,又背上了从沙俄到苏联的巨大历史包袱。事后波兰政府迅速与华盛顿签定部署反导弹系统协定,是个明证。就是这次俄国以武力对抗北约扩张的最大获益者――中国和伊朗,也都对莫斯科以“有限主权论”教训格鲁吉亚,展示微妙的沉默。

    西方论客普遍认为,华盛顿目前仍然难以与莫斯科彻底决裂,一个重要因素是制约伊朗核计划的需要。两年多前,笔者就已指出:伊朗一旦掌握核武,将意味着“美国强制和平”的终结。华盛顿为了延缓这一前景,而被迫忍让俄国提前打破美国垄断的动武权,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讽刺。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0 09:41:0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战争和国际格局的变化

魏京生

2008.8.15

    就在奥运会开幕的时候,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两国发生了战争。俄罗斯军队侵入了格鲁吉亚的领土,占领了格鲁吉亚东西方交通重镇戈里市,把格鲁吉亚一分为二。虽然暂时停火了,但战争并没有结束。俄国军队在占领格鲁吉亚领土的前提下,要求一个主权国家的民选总统下台。而受到格鲁吉亚人民支持的总统则宣布退出独联体。并要求受到威胁的独联体国家也学格鲁吉亚的榜样,退出俄罗斯掌控的独联体。由于欧洲国家插进来调解,看来这场战争会旷日持久的拖延下去。为什么会如此呢?我们先从双方的意图开始分析。

    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原先都属于沙俄和苏联。在苏联解体后,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先后独立。但俄国既是前宗主国又是大国,所以在后来成立的独联体中居于领导地位。大多数前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残余势力,在俄罗斯克格勃和经济体系的扶植下,很快掌握了政权。前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就是这样当上了格鲁吉亚的总统。并建立了亲俄国的独裁政府。

    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受苏联共产党的几十年压迫,很多反抗情绪转化成了民族矛盾。格鲁吉亚人民对亲俄国而且独裁的政权当然十分不满。酝酿了十几年后,通过一场被称为颜色革命的半和平半暴力的行动,推翻了亲俄国的独裁政府,建立了新的亲西方的民主政府。这必然被俄罗斯视为眼中钉。于是俄国也开始培植格鲁吉亚内部的少数民族,企图分裂格鲁吉亚,并一举推翻它的民主政府,重新培植亲俄国的政府。

    从俄国的角度来看,民主而又亲西方的格鲁吉亚,是北约插在它后腰上的一把刀子,必欲除之而后快。从格鲁吉亚的角度来看,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个自治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势力,是俄罗斯插在它后腰上的两把刀子。双方都没有后退的余地。不但格鲁吉亚没有后退的余地,独联体和东欧的几个新近民主的国家,也有唇亡齿寒的担忧。所以这次俄国入侵格鲁吉亚,反应最强烈而又迅速的,是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这也正是俄国虽然蓄谋已久,但一直不敢动手的原因。

    遗憾的是,格鲁吉亚年轻的总统选择了错误的机会,错误地估计了北约和俄罗斯的反应。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动用武力镇压南奥塞梯的武装反叛。给了俄罗斯武装侵略格鲁吉亚的借口,招致了这场失败的战争。俄国军方反应的速度和强度,超出了格鲁吉亚的预料。正沉浸在奥运之中的西方媒体和政客们反映的迟缓和冷淡,也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这是铸成大错的主要原因。等到欧盟派人调停的时候,俄军已打到了首都的门口。政治解决筹码已经不掌握在本国手里了。如果西方不能意志坚决团结一致的话,格鲁吉亚将被肢解、削弱,不会再成为民主国家的前哨阵地。

    形势对俄罗斯并不是十分有利。如果它像1939年的希特勒吃掉波兰一样,在西方国家反应过来之前,迅速地消灭了格鲁吉亚政府,西方国家很可能重演绥靖政策,从此放弃格鲁吉亚。但俄国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立即引起了总体实力和俄国相差无几的东欧国家的强烈抵抗。几国总统已到达战火中的第比利斯,表明与格鲁吉亚共存亡的抗俄决心。乌克兰甚至扬言要封锁俄罗斯黑海舰队返回俄国水域的通道。在这种形势之下,普京不可能同时对这几国开战。

    而不开战,反俄联盟从此就行成了。虚假的友好将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将不仅仅依靠信用不够佳的西方,而是将依靠反俄联盟自己的团结,遏制俄国的侵略野心。这是普京始料不及的被动局面。北约是否东扩,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历史上一直受俄国欺压的东欧各国,将联合成为唇齿相依的抗俄联盟。再加上西方国家的援助和支持,俄罗斯的霸权才真正地结束。

    谈判可能会持久地拖延下去,格鲁吉亚人民将会有一段苦难的日子。但是,最终彻底摆脱专制大国的欺压,可能就从这段苦难的日子开始。祝愿格鲁吉亚和东欧人民坚持抵抗侵略,赢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也祝愿在普京和克格勃残余势力控制下的俄罗斯,从这个失败开始逐步走上民主的道路,放弃大俄罗斯主义的梦想,与周边国家和民族和睦相处。这一次,也许正是这样一个机会到来了。

 

 

发件人:"zhangdong19721010" <zhangdong19721010@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3 10:44:1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仲先生好

普京神话的消失

章东生

一 背景

    8月8日正当世界欢庆奥运会的时候,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大打出手,格鲁吉亚在第一回合的胜利后即惨遭俄罗斯的绝地大反击,只拥有2.7万军队的格鲁吉亚怎 是拥军百万的俄罗斯对手。从战争的角度看,俄罗斯只用12小时就把格军打的一蹋糊涂,这是经历1990年苏联解体,普京以重振大俄罗斯雄风为理念的执政业绩一个漂亮的成绩单。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我认为普京并没有得到认和好处。首先从 格,俄冲突的被景来看。

    历经八年的新保守主义的统治,小布什全球战略在国际上没有把原苏联加盟国奈入体系,格,乌两国没有在今年4月内如期加入北约,问题卡在两国都有分离倾向的地区,无一例外两国有分离倾向的地区都接受俄罗斯的支持,北约不愿接受有麻烦的国家:而另一个问题导弹防御体系卡壳在波兰.捷克;而小布什任期只有5个月了,时不待我小布什必须有所行动才能完成其任务。同时新保守主义在国内搞的怨声载道,小布什得到了史上最差劲总统的称号,其战略继任者麦凯恩民调一直落后于反对其战略的奥巴马,为了帮助其继任者和规制奥巴马,小布什不惜挑拨格鲁吉亚军事冒险,以达到其目标。国务卿赖斯在七月份访问格鲁吉亚时警告格总统时,如不在对格最友好的美总统在位时解决格加入北约,格加入北约将遥遥无期。

    从大俄罗斯雄风治国理念看,不外两条,一条是保住原苏联国家的势利范围,不容许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其的蚕食和让原加盟共和国对其府首贴耳。事实上原加盟国波罗的海三国以加入北约,格.乌两国一心一意要加入北约,中亚五国在俄.中.美三国玩平衡外交。第二条就是拥有对世界影响的手段,俄国拥有哪样影响世界的手段,在今天全球化时代固守国内的俄军事力量无法影响世界,高科技,金融更没有影响世界的力量,历经八年的普京摸索终于找到了一样法宝那就是世界对石油,天然气如激似渴的需求。控制了能源就遏住了世界的咽喉,要对能源进行控制一就是控制能源生产,二是控制能源运输通道。

    197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提高石油价格对世界经济进行了第一次打击,俄罗斯新近与欧佩克成员伊朗,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几个麻烦的国家打的火热,另普京到世界各国游说欲成立天然气欧佩克,就是似途影响能源供应。

    世界最大的两个能源产地一是中亚二是中东不能控制各能源生产国但控制了输出通道同样产生一样的效果。在影响能源运输通道上俄罗斯有三个目标第一在中东俄罗斯扶持伊朗与美国和世界对抗,与伊朗结盟可挠乱波斯湾的运输通道又可挠乱世界第二大能源储藏国伊拉克。第二中亚生产的石油从三个方向运向世界一是从新疆运到中国的内陆,在这里由于中亚几国与俄罗斯有协议不经过俄的准许他们几国不能随便装运石油;二是经阿富汗,巴基斯坦到印度洋,这条线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俄罗斯对此鞭长莫及,可是这条通道建设成本极高至今也没开工;三就是经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巴杰伊管道。这条管道提供了西欧1/3的能源,这条管道在俄的眼皮底下,俄军事力量三天就可拿下,而西方军事力量对此鞭长莫及,控制格就控制了中亚主要石油输出通道,可是格鲁吉亚是一个极端反俄国,极力要摆脱俄的控制加入北约和欧盟。可以这样说格反俄政府的成在同时遏住俄大国战略两个目标的实现。

    美。俄两国战略在格鲁吉亚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角力是迟早的事。

    从欧洲的角度看,事实上在美国一手举导的两国加入北约事件上,美;欧有战略分岐的,老欧洲欲与俄建立战略联盟关系就不愿得罪俄,两国是传统的俄势力范围也是现在欧,俄的战略缓冲区,两国加入北约不能增加欧盟的战斗力而成为撕裂欧,俄的导火线,从而有利于美国坐收渔翁之利。但是欧洲也不愿美,俄独吞格石油通道的利益,必尽自己的前途要撑握在自己手中为好,从这一点出发欧洲希望三国小规模的冲突以变自己介入进去,实现自己撑控石油通道的能力,同时打消格加入北约的期望。在七月份俄,格小规模的冲突后德外长提交给格停火协议中就明白了。

    国际高企的油价给中国经济带来剧大的通货膨胀压力,美国控制世界海上石油通道事实给中国未来蒙上巨大的阴影,中国极欲开掘自己的石油通道,在海上经缅甸到昆明,重庆的油气管道,巴基斯坦到新疆的管道以绕过美国控制的马六甲海峡,在进口里海石油的战略上,俄放手了中土吉石油管线,所有这些都得到俄罗斯的帮助,中国对其的回报就是俄罗斯可以在原苏联势力范围内行动的自由。更深一层的考虑是俄,欧通过格鲁吉亚冲突达到削弱美国力量的目的,实现中国多极化战略的构想,必尽美国的全球战略实现对中国同样不是好事。

    地位不稳的格总统看到中,俄,欧对自己的盘算必须找到坚实的靠山,面对日益强大的俄罗斯,原苏联加盟国波罗的海国,乌克兰和原苏联势力范畴国波兰想进一切办法要削弱俄罗斯。他们找到唯一的靠山同样是美国,因欧盟无力保护他们并且欧盟想脱离美国,这在他们看来是危险的。

    所有冲突各方都心知肚明,只是看谁能把握冲突的力度把钟摆拔向自己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小小的格,俄冲突中国以卷入大小国家的角力,你不给我里子我不会给你面子在中国倡导奥运无战事的情况下,格俄战争爆发。

二 冲突的经过

    俄大军把格军队迅速赶出南奥塞梯,乘胜南下军队直逼格首都,欲图一举推翻萨卡什维力领导的政府。给所有亲美反俄的政府一个颜色看,谁加入北约与俄作对,萨卡什维力就是榜样。不料普京的如意算盘招到义呼寻常的抵抗。

    俄军队逼进格首都时,波罗的海三国,波兰,乌克兰五国领导人飞赴格首都,五国欲与格共存亡。也就是说如果俄还向格首都进逼俄罗斯将同时面对五国的联手 打击,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俄同时面对六国的进攻是无论如何也招架不住的,五国不是随便说说的,乌总统签发俄黑海舰队不得离开港口的决定。

    欧盟轮职主席国法总统即飞莫斯科与俄总统达成了六点协议,协议的总体精神是俄必须从格撤军但是体面的撤军,俄军撤回到冲突爆发的起点,格军退出所有争议地区。同时法总统在协议中不忘欧盟的最大利益介入格,俄冲突的南奥塞梯,欧盟愿与俄共同参与维和。

    反应最激烈的当属美国,从总统,副总统到国务卿把俄军事行动定义为侵略,必须无条件的从格鲁吉亚撤军。

    俄罗斯在军事胜利的同时极立要南奥塞梯独立,这给小布什总统一个漂亮的借口。美国扬言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并为此用军舰运送物资给困境中的格鲁吉亚人民,美国发起了一场世界舆论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这场舆论战获得了世界的声援,只有少数反美的叙利亚,古巴支持,一场美国挑起的战争最后演变成小布什扶弱惩凶的英雄。

三 战略赢家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实际上也是政治的开始,这场政治挑起的战争从政治上检讨各冲突方政治战略方面的得失。

    国内政治地位不稳的格总统萨卡什维力在这场几乎招来灭顶之灾的冲突中反而加强了国内政治地位,格的反对派就是受俄支持的派别不仅与他捐弃前嫌反和他共度难关,格议会全票通过他提议的退出独联体的决议,必尽在国家的尊严上不容含糊;老欧洲德国总理默克尔代表欧盟承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格总统基本上实现了既定的战略目标。

    戈浅的波,美反导体系在冲突后迅速谈判成功,波兰加入了对自己有利的条款,一但第三国侵略波兰等于侵略美国,这给其他五国吃了定心丸。

    美国也实现了自己的战略并且在这场冲突中大大的赚了一笔。首先实现了自己的既定目标,和波兰,捷克签署了导弹防御体系条约,逼老欧洲承诺格,乌两国加入北约。额外的第一笔收益是一扫2003年侵略伊拉克的负面形象,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化身。额外的第二笔收益是加强了世界领袖的地位,在这场冲突中挑战者不仅失去了大部分的战略资源反而把自己置于世界各国的对立面,北约各国在美国的压力下一至通过谴责俄罗斯决议,印度,日本加入谴责行列,中国虽没有加入谴责行列但俄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分裂行为在一个饱受分裂之苦的国家看来是无法接受的事件,中国对俄的防范必将加强并与美国加强合作,,发改委宣布奥运会后国内石油与世界联动。签于俄罗斯的下场一段时间大国无人将挑战美国的权威。

四 战略持平的国家

    小布什一脸笑容地坐在奥运会开幕主席台上,同样一脸笑容的是中国领导人。小布什抵制了国内要求他不出席开幕式,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参加奥运会开幕式,这个第一次对中国的外交意义非常大。

    在格;俄冲突开始前中国在俄罗斯面前同样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况日持久的中;土库曼斯坦油气管道线在俄罗斯的默许下开通,在东西伯利亚油气线路上俄罗斯保证中国支线的优先权。

    格,俄冲突实际上是美,俄的冲突,在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置身冲突双方事外的国家必然是两方讨好的对象,是以许多评论家认为这场冲突,中国是最大的赢家,从两国领导人对华关系来看中国确实是最大的赢家,但从战略层面来看我认为中国同时受到两方的伤家。

    首先俄罗斯以爆力方式打败一个主权国家并支持该国的分裂势力,国际关系进入了二战前的弱肉强食壮态,这对中国同时维护台湾,西藏,新疆三地分裂势力增加了巨大的国防,警察成本,中国想起了不远前的回忆,二战时中国的柔弱导制日本的侵略,血战八年获得了胜利但在胜利后又被苏联以武力要胁分成了三个国家和地区,大陆,台湾,蒙古。更远的还有俄罗斯侵占中国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俄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从石油地缘来看,在与格冲突全面胜利后,实力大增的俄必将凯预中亚石油的第一条通道新疆,新疆与俄接壤是200年分裂势力的总后台,拥有全面海上优势的美国不能阻止俄罗斯就更无法在中亚新疆内陆行事了。

    一旦新疆独立,中国海上油气受制与美国,陆上受制与俄国,国民经济的独立就是一句空话,还有连锁的反应是西藏独立。由于看到这个危险的前景中国做了两件事,在俄一面倒的军事胜利后中国派了两个师军队到新疆,同时宣布中国油气在奥运会后与国际接轨,油气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是与美国接轨,中国能源与美国同呼吸这就压缩了俄罗斯极力寻求的能源国际定价权。

    俄罗斯的野蛮强大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虽然中国有联俄制美的战略需要但在这场冲突中中国天平向美国倾斜。中国虽没有加入对俄罗斯的谴责中但默许了美国咄咄逼人的战略实现,并在国内政策上配合了美国,美国的领袖地位进一步巩固。如果说在1990年时中国不惧世界的制裁的话,那时中国石油,煤炭,粮食,铁矿石都还是净出口国也就是说中国不依靠世界造样可以撑下来,在中国以经是一个加入全球体系的国家,重要的事中国的资源和产品都必须依靠世界的国家,如果这时受世界的制裁那政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甚至是无法承受。

    我们再想一想,如果中国的天平倾向俄罗斯,中俄结成联盟对抗美国,不是发生世界大战就是中国受到美国的制裁。发生世界大战对中国两头再外的经济不帝于当头棒喝,不发生世界大战中国必然受到美国的制裁,中国向世界提供商品的世界地位马上就被印度替代。这时中国只有依靠俄罗斯的资源才能挺过来,中国就只有做俄国的小伙伴,什么崛起都别谈了,只是别人的一个附庸。

    今天中国虽然有求与美国但最起码在各大国利益不协调的世界上折樽冲趄为自己找到最大的利益。美国领袖地位的巩固反过来压缩了中国希望的多极化世界的出现。

    中国在国内战略上赢了,小布什在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露脸为中共政权在国际国内上赢得了声望,也为国内政治的改革赢得了时间,中亚俄罗斯的石油为中国能源市场的稳定供应增加了巨大空间。但在国际关系上为强国开辟了危险的例子;在国际战略上不仅没有制衡美国独大的局面反而加强了这种趋势。可以说中国是有赢有输。

五、战略输家

    欧洲为求独立自主和能源安全有三个目标,第一建立欧洲——地中海联盟以求南线安全并排挤美国力量。为达到这目标必须有俄罗斯的支持,欧洲准备以承认原苏联势力范围的方式与俄建立战略盟友关系,俄外长发表《欧洲新秩序》的文章响应欧洲的号召。在此基础上的第二个目标就是阻止波兰与美国达成导弹防御体系条约,阻碍乌克兰;格鲁吉亚加入北约这是与俄罗斯达成的协议,第三个目标在里海石油输出路线上的格鲁吉亚插上一脚,这条管线受英;美控制,被俄威胁对老欧洲来说都不是好事如果自己插上一脚就增加了保险系数。

    格,俄冲突一开始欧轮职主席萨科齐也是欧洲——地中海联盟的实际推动者即飞赴俄与俄达成六点让人看的一头雾水的协议,协议偏坦俄罗斯,但在南奥塞未来插上一脚与俄共同维护南奥塞梯的安全。这个协议实在高明,既维护了格长久以来的现状,又阻止了格加入北约的努力,又在重要的石油管道路线上插了一脚。可是这个协议不符合俄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一纸协议没有完成俄把格总统赶下台,并恐吓住其他离心倾向的国家。一纸协议更想破坏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能答应吗?如是事态更朝相反的方向发展,美国鼓动五国总统与格一道与俄作殊死决斗,俄罗斯只有加重砝码军队一路推到格首都附进,可是俄的恐吓政策完全失效,波兰美国反导条约批准,乌克兰不准许俄利用驻在其领土的俄舰队。

    俄的政策从三方面破坏了欧洲的战略,其一俄军事占领下的格鲁吉亚使欧洲在能源问题上更仰赖俄的施舍;其二破坏了欧洲以价值观外交塑造世界的努力;其三在波兰与美签定条约的情况下欧以没有与俄交换的砝码。欧洲在所有砝码失去时只有与美协调,先是德总理承诺两国加入北约,后是法在联合国提出谴责俄的提案。第二个最大的战略失败国家就是冲突的另一主角俄罗斯了。

    俄罗斯预定的两个目标,确立自己在前苏联势力范围的主导权阻止格;乌加入北约的协议失败,阻止美国的反导体系在这些地区的布局没有实现,俄的战争恐吓不仅没有阻止这些国家反而把他们推向了更深的对立面,联带着把其他独联体国家推向对立面,所有的独联体国家没有一家为俄辩护,在格退出独联体后相应的有更多的国家退出。

    俄罗斯军队在格首都20公里处停下来,即招来世界要其撤军的要求,俄罗斯不情愿但不得不撤军,虽然撤军搞了一些小动作,撤军缓慢以继希望于格总统犯下一个在撤军时攻击俄军的错误行动,但美国隋即发现了俄的小动作警告格不要轻举妄动。在撤出格这个石油通道国后其预定的第二个目标控制石油通道进而掌握世界石油定价权的目标也就无法实现。

六、俄罗斯失败的探讨

    在一个受到欧,中支持,俄军占绝对优势的冲突中,俄罗斯不仅没有占到上风反而全盘皆输,联带着破坏了欧,中的全球战略,实在有必要好好探讨。

    首先从军事的角度看,俄军可以轻意地击败格军,但无法借此压服反俄国家,俄军只有加大打击力度,俄军跨出了南奥塞梯国境,俄军一跨出南奥塞梯事情就起了质变,在南奥塞梯行动可以以种族清洗的名意打击格鲁吉亚并以展示其强大的军力来压服反俄国家,在国际政治上占到有理有据的地步,这次就变成了侵略主权国家。这不仅踩了世界许多国家的红线同时也踩到了欧,中的底线。

    俄罗斯为什么这么做,原因可从小布什的话中得出“在二十一世纪,建立势力范围的事情行不通了”。俄罗斯一心要压服原苏联势力范围国家展现大俄罗斯雄风,在南奥塞梯的行动没有压服那些国家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斗志,只有加大赌具。赌具越大反抗越强在波兰与签条约时不惜以核武器相威胁,可一切都不起作用直到失败。

    七月俄罗斯欲在古巴建立反导基地,美国警告俄不要踩美国的红线,可知古巴和整个南美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在这次事件中小布什又说二十一世纪不是建立势力范围的世纪,真是什么事美国都在理。

    势力范围是一个政治生活基本相同的国家集团,外围国家必须受到主导国的指导,否则要受到制裁。俄罗斯在普京主政时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叫可控民主国家控制绝大部分事情,意识形态上以主权民主对抗自由民主,政治上极力打压反对派,反对派不是被关进监狱就是暗杀最轻的控制他们的言论称为卖国贼,政府控制绝大部分经济生活上。这一切都在于俄拥有丰富的资源,政府光靠卖资源就能过活,可以完全不理会国民的其他选择和创造力,也可以不需要国际资金,但那些国家就没有这些好运,只有创造一个开放的社会才能激发国民的创造力和国际资金的投资。这一切只有依靠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才能实现那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把命运与美国挂勾。从这一点来看前苏联势力范围国家的极力反俄连其国内政治的反对派都反俄,就是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的发展不符合这些国家发展战略,跟着他只有死路一条。

    更深一层意思就是普京的治国方式不符合其他国家的发展也就是在普京治理下俄罗斯不具有普世性,在一个不具有吸引别国的发展模式下却硬要别国追随除了使用武力还有别的手段吗?而美国发展模式是无资源的小国得以繁荣和国家在法律上独立的保证,虽然受到大国的反感这种反感是对其领导地位的凯嘘不是真的反感他的发展模式,要不然中,印度加入全球化,俄本身也要加入这个体系干什么。

    俄罗斯是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在一个资源紧缺的世界上对其经济制裁是无法实现的,世界需要他不亚于他需要世界其他国家,况且他还是一个世界第二军事强国。实力不能小看总有几个追随者,在这次冲突中就有古巴,叙利亚,委内瑞拉公开挺他,这几国为了共同的公开的反美目的必将互相加强军事关系,可是这几国是国际上公认的有问题国,俄与他们公开结盟在国际道义上不会增加多少分,国际上对俄的制裁仅在战略层面上就是抑制他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想当初苏联的共产主义吸引了多少人和国家,许多国家与他结盟并把命运与他捆在一起。普京不明了这一点却要展示大俄罗斯雄风,想做普京大帝与斯大林和彼得大帝齐名,其目标是无法实现的,普京神话的消失是迟早的事。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6 10:11:0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新编"文化:中国与世界"论丛缘起

    晚清以来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从未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而总是首先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强势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这套新编“文化:中国与世界”论丛,仍然承继这种从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的视野。

“文化:中国与世界”论丛缘起

甘阳

    百年前,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的说法。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世界之中国”或“亚洲之中国”的各种说法益发频频可闻。

    但所谓“中国”,并不仅仅只是联合国上百个国家中之一“国”,而首先是一大文明母体。韦伯当年从文明母体着眼把全球分为五大历史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的理论,引发日后种种“轴心文明”讨论,至今意义重大。事实上,晚清以来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从未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而总是首先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强势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20 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创办“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时,秉承的也是这种从大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视野。

    这套新编“文化:中国与世界”论丛,仍然承继这种从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的视野。我们以为,这种文明论的立场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迫切了,因为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将消解所有历史文明之间的差异,绝不意味着走向无分殊的全球一体化文明,恰恰相反,全球化的过程实际更加突出了不同人民的“文明属性”。正是在全球化加速的时候,有关文明、文化、民族、族群等的讨论日益成为全球各地最突出的共同话题,既有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出场,更有种种“文明对话论”的主张。而晚近以来“软实力”概念的普遍流行,更使世界各国都已日益明确地把文明潜力和文化创造力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说到底,真正的大国崛起,必然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只有具备深厚文明潜力的国家才有作为大国崛起的资格和条件。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曾经预言:人文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今日中国学术文化之现状无疑仍离这个期盼甚远,但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而应看到这个预言的理据所在。这个理据就是张光直所说中国文明积累了一笔最庞大的文化本钱,如他引用ArthurWright的话所言:“全球上没有任何民族有像中华民族那样庞大的对他们过去历史的记录。二千五百年的正史里所记录下来的个别事件的总额是无法计算的。要将二十五史翻成英文,需要四千五百万个单词,而这还只代表那整个记录中的一小部分。”按张光直的看法,这笔庞大的文化资本,尚未被现代中国人好好利用过,因为近百年来的中国人基本是用西方一时一地的理论和观点去看世界,甚至想当然地以为西方的理论观点都具有普遍性。但是,一旦“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倒转过来以中国文明的历史视野去看世界,那么中国文明积累的这笔庞大文化资本就会发挥出其巨大潜力。

    诚如张光直先生所言,要把中国文明的这种潜力发挥出来,我们需要同时做三件事,一是深入研究中国文明,二是尽量了解学习世界史,三是深入了解各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知所辨别。做这些工作都需要长时间,深功夫,需要每人从具体问题着手,同时又要求打破专业的壁垒而形成张光直提倡的 “不是专业而是通业”的研究格局。这套丛书即希望能朝这种“通业研究”的方向做些努力。我们希望这里的每种书能以较小的篇幅来展开一些有意 义的新观念、新思想、新问题,同时丛书作为整体则能打破学科专业的篱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着重在问题意识上共同体现“ 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的努力。

    之所以要强调“重新认识”,是因为我们以往形成的对西方的看法,以及根据这种对西方的看法而又反过来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有许多都有必要加以重新检讨 ,其中有些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而且流传极广,但事实上却未必正确甚至根本错误。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就美术而言,上世纪初康有为、陈独秀提 倡的“美术革命”曾对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发生很大的影响,但他们把西方美术归结为“写实主义”,并据此认为中国传统美术因为不能“写实”已经死亡,而中 国现代美术的方向就是要学西方美术的“写实主义”,所有这些都一方面是对西方美术的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现代美术的误导。在文学方面,胡适力图引 进西方科学实证方法强调对文本的考证诚然有其贡献,但却也常常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引入死胡同中,尤其胡适顽固反对以中国传统儒道佛的观点来解读中国 古典文学的立场更是大错。例如他说“《西游记》被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认为儒道佛的“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敌”,但正如《西 游记》英译者余国藩教授所指出,胡适排斥儒道佛现在恰恰成了反讽,因为欧美日本中国现在对《西游记》的所有研究成果可以概观地视为对胡适观点的驳斥, 事实上,“和尚,道士和秀才对[西游记]的了解,也许比胡适之博士更透彻,更深刻!”

    同样,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认识仍然远远不够。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人对自己的看法本身就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例如,美国人曾一度认为美国只有自由主义 而没有保守主义,但这种看法早已被证明乃根本错误,因为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最大变化恰恰是保守主义压倒自由主义成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具有广泛民 众基础而且有强烈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倾向的美国保守主义,几乎超出所有主流西方知识界的预料,从而实际使许多西方理论在西方本身就已黯然失色。例如西 方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之一是所谓“现代化必然世俗化”,但这个看法现在已经难以成立,因为正如西方学界普遍承认,无论“世俗化”的定义如何修正,都难以解释美国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自称相信宗教奇迹、相信上帝的最后审判这种典型宗教社会的现象。

    晚近30年来是西方思想变动最大的时期,其变动的激烈 程度只有西方17世纪现代思想转型期可以相比,这种变动导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被重新讨论,所有的基本概念都在重新修正,例如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文学, 什么是艺术,今天都已不再有自明的答案。但另一方面,与保守主义的崛起有关,西方特别是美国现在日益呈现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背道而驰的突出现象:知识 精英的理论越来越前卫,但普通民众的心态却越来越保守,这种基本矛盾已经引发西方主流知识界的巨大焦虑。如何看待西方社会和思想的这种深刻变化,乃是 中国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我们已经必须根本拒斥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这样的“拿来主义”只能是文化不成熟、文明不独立的表 现。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于中国文明主体性之独立立场的日渐成熟,这种立场将促使中国学人以自己的头脑去研究、分析、判断西方的各种理论,但 拒绝人云亦云,拒绝跟风赶时髦。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 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学习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 更为雍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

    承三联书店雅意,这套新编论丛仍沿用“文化:中国与世界”之名,以示20年来学术文化努力的延续性。我们相信,“文化”这个概念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基本关切。

   (参考《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第一辑)》,甘阳著。)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3 10:41:5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言论自由的尺度反应当政者的自信

    编者按:尽管西方也有哲人说没有绝对的自由,但西方文明在"自由"的旗帜下却发生了无数的宗教战争和民族冲突。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中讲"度",是不是言论的开放也要有个度才行,要不太便宜那些靠骂中国赚美元的先生们了;民之口不可防,现在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仍然是普通百姓权力太小——包括话语权——阮大方先生的文章的利于纠正中国社会结构的这种失衡!

言论自由的尺度反应当政者的自信

阮大方

    「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此说有待商榷。因为人类自有政治聚合的组织以来,凡是掌握统治权的首领,都不会喜欢听到批评与指责的言论。无论他的传播方式,是经由口语、文字、电子媒体、网络传播,由于人类有史以来,绝对没有一个执政者自认永远正确,所以,在威权体制的执政权力范围所及,执政者不许异议之声的存在与传播,是因为执政者自己也不知道其言行、作为,是否正确?如遭异议批判,一言中的,不但大伤颜面,还可能导致失去权力!试看不容许异见异议,严格控制言论自由的执政者,无论其职称是:皇帝、总统、首相、主席,还是委员长,都是自信不足,强自称能的「强人」!这些「强人」用公权力利诱逢君之恶,助纣为虐,唯官是求的官崽屁精,捧他、帮他关起门来做皇帝。为了分享权力,卖力压制异见,消灭异议,并且统一口号,所谓「英明、伟大、万岁、万万岁」这些肉麻不堪的词汇,由此而生!这些瞒上压下的帮凶作为,是言论自由被控制、遭打压的主要原因。俾之并无高论,不需要仕大夫著书之说,即使是平民百姓,文盲布衣能清楚的道理!

言论自由是进步的动力之一

    我相信人类自没有文明,没有文化的时代起,大概只要三人行,其中必有一个异议份子,由于他对三人行现状的不满,饶舌不休,迫使另外二人共同设法改善,成了人类进步改革动力来源之一!

    见证历史,无论在任何地方,大凡压制异议,封闭舆论的时代,一定是执政者固步自封,为确保权力,阻碍改革,形成民心思变以致动乱的时代。民心思变的成因就是被压抑的民怨、民愤没有宣泄的管道,喁语弃市,文字贾祸,是执政者阻绝言论管道筑成堤坝的工具,他们害怕开放了言论管制,会引来如漫溢的洪水,冲毁了他们执政的权力。

    如果,自1949年开始,就可以在中国每年做民意调查,调查报告满意度的百分比,会有多高?不必怀疑,这是路人皆知的答案!但是!最近由国际组织发表的一项民意调查报告,它的答案是中国人民对中共政府施政方向的满意度,高达84%,位居世界第一!这个世界第一,得来不易,它当然含括了许多因素,而经济建设、政治改革,言论自由必定在内,可以佐证我在上文所说,我感觉到中共对言论自由控制松动了,政治改革启动了的观察!

为放松控制舆论定策,拟定引导步骤与方法

    我相信今日中共的领导高层,自胡、温起,乃至政治局各成员,对于如何放松控制舆论,并皆重视,这些掌控国家发展走向国际大国的政治精英,绝对不会忽视开放言论自由在此时此刻的中国,已经是必须放在台面上讨论的重要课题,它已不再仅仅是来自境外所谓「西方民主阵营国家」给予的压力,也是国内社会各个阶层「民之所欲」的涨力。这就是当局者居然会批准于奥运期间,在北京三处公园内准许集会抗议的主因。不要小看这个有许多附带「不准」条件的措施,加以嘲笑、指责。要了解执政者在批准这项措施时,已经从毫无自信的威权操控心态,跨出了试图表现自信的某些面向!这项试探性的措施,我可以肯定与当年老毛「引蛇出洞」的「鸣放阳谋」不同,也迥异于「文革期间」,「老邓时代」准许贴大字报的性质!「公园抗议」是为今后松动控制言论自由政策作试金石,为被压制了几十年的言论自由,先筑一条引水道,我相信,经过这次试验,执政者绝对可能会走出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为预防「言论自由堰塞湖」崩溃,疏浚出泄洪的渠道。

    从威权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的过程,「台湾经验」是可以作为参考的,毕竟,在整个吵吵嚷嚷的30多年中,台湾完成了不流血革命。

    台湾在蒋经国执政的后期,对于言论自由的控制,一仍旧贯,采取高压手段,尤其是在蒋经国起用宋楚瑜出任国民党文工会主任与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这段时期,视党外杂志如洪水猛兽,查禁动作甚至做到抄查印刷厂的地步,但党外杂志越禁越受欢迎,如雨后春笋一般,处处冒出头来,直到发生「江南命案」,山洪终于爆发,一则是民心所向,莫之能御,再则是传媒科技,日益精进,执政者在不能完全闭锁的情况下,被迫松开控制舆论的黑手。但因为没有事先的政策规划与设定引导步骤,造成了漫溢如洪水的言论自由大潮!这段时间内,国民党受伤之重,一直到今天,仍然伤痕难复,各个电视台政治性「叩应」节目中的民众来电谈话,仍然可以听到「想当年」的抱怨!

    中共对言论控制的松紧,以往为了配合执政者的需要而定策,如老毛搞大鸣大放的阳谋,如文革搞设定政治斗争目标的大字报,如邓小平为清算文革而暂许的伤痕文学,一波一波的收与放,都在执政者掌控中起伏,并不在言论自由的范畴之内。在后邓时代,江泽民搞三讲,讲政治的提法,又何尝不在对舆论走向下指导棋?俱往矣!这些都不再适合作为全球民调满意度世界第一的中共当今执政者,可以沿用,可以参考的施政手段。因为任何一个明智的执政者,在面临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时机,必定会拟定新对策,在这次北京奥运举办之后,检视世界各国,乃至国内外华人同胞,关于采取切断网络通路的指责,与限制各种讨论范围的措施,能不做慎重的思考么?

放松操控舆论实显执政自信

    语云:「心所为畏,噤口不言!」当今的中共执政班子,在胡温体制领导之下,走出了一条新路,就是为中国开辟通往国际大国的道路。当然,这条路仍然漫长而艰辛。但是却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不得不走的道路。在这个大国崛起千载难逢的时机中,如何展现自信,成为真正的泱泱大国,我个人认为拟定放松对舆论控制的政策;步骤,是中共执政当局如今最应该重视,而且最应该尽快付诸实施的第一大步!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6 10:05:1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英国泰晤士报: 中国梦已取代了美国梦

中国梦已取代了美国梦

Martin Fletcher

英国泰晤士报  2008-08-22 


    中国的经济可能会落后于美国,但它对于未来的乐观情绪、它的社会活力和它的爱国热情远超美国。在他们首都的壮观的新的体育场馆里、在他们极其热情的国人面前,中国奥运军团在过去两周内以16枚金牌的优势击溃了他们的美国同行,结束了自从苏联崩溃以来美国运动员一直占有的全球霸主地位。这样的结果,只会加深美国目前的内心恐惧。专家们一定会把中国的必然崛起与美国的衰落进行比较,并研究何时两者的地位将发生交换。

    答案是:如果这种情形发生,这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从任何角度来说,美国仍然处于一个不同的集团。其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3.8万亿美元去年,这让中国的3.2万亿美元相形见绌。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46,000元,而中国只有区区五千三百元。根据Fortune 杂志,世界30个最大的公司中十一个是美国公司和中国只有三个。

    但真正让到中国的普通游客感到惊奇的是中国人的心态:乐观、活力、爱国、进取和让下一代比自己过得更好的决心。在上个月的三个星期里,我在中国的各个地方旅游,我发现这是到处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而美国却是相反的情形。至少现在,美国是一个正在遭受经济衰退打击的国家:房价下跌、银行倒闭、灾难性的外国投资和糟糕透顶的政治领导。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遭受到象五月份四川地震那样的摧毁性的灾害时美国将如何应对。从其在卡特里娜飓风时的反应来看,他们完全没有中国人所具有的精神、活力和自力更生心态。

    在整个受灾区,我发现军人、承包商和志愿者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来清理废墟、恢复服务和建设大片临时房屋。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地震受害者。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陷入自我怜悯、绝望,或等待政府的援助。他们正在努力以尽快的速度在家乡的废墟中重建和恢复、兴建临时商店、酒楼、手术室,甚至小型工厂。 “死者已已。你不至于和他们一起死“。40岁的霍永斌(Huoyong Bin)这样说。他在地震中失去了他的妻子和父亲。在过去九龙村交易市场的遮雨棚下,他的理发店已经重新开张。

    在河南省周潭(Zhoutan)这样一个小小的乡村里,我真正体会到了中国梦已经取代了过去所谓的美国梦。他是27岁的周寿生(Zhou Shouheng )。中国数以千万计的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蜂拥到中国的城市,为他们的家人谋取更好的未来。周首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工作。他每星期工作七天,每天10小时。每年只回家探亲两次。他作出这个牺牲,是因为他想将来可以把他的两个孩子送上大学,这样他们就可以分享中国繁荣。

    “我希望他们能设计宏伟的建筑物,而不是我一样只是建筑。”他补充说,当他看到富裕的北京人的时髦公寓和漂亮的汽车时,这只是激励他更努力地工作。

    我还见到了几个年轻美国人。他们也见证了今天一个充满机遇的中国,并已在这里开始了他们自己的生意。一个23岁的俄克拉河马人在甘肃省的一个小镇开了一个简单的披萨餐厅。还有一个德州人用摄像机在上海的百货商店为富裕的、坐在他们自己家中客厅的美国人提供即时信息和讨价还价的服务。

    “不要问你的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这是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的就职典礼上的话。 这也得到了今天的中国人的认同。

    为了在奥运会时有洁净的空气,周寿生在北京的工地也关闭了。他也就回到了他的村庄。义乌市是世界上的圣诞装饰品以及其他无数的廉价商品最大的市场。因为奥运前严厉的签证制度让外国买家难以进来,这里的贸易商也遭受着打击。但他们没有抱怨。他们很高兴为更大的利益作出自己的牺牲。这是一个从出生就灌输给他们的观念。

    “这奥运会是十三亿中国人的愿望,” 一个人说。 “如果今年西方国家缺少圣诞节的商品,它也值得。”

    为了(城市的)活力,北京钢铁公司也受到了打击。在其八十九的历史内,这个巨大的工厂产生的烟雾和二氧化硫掩盖了整个首都。为了奥运会这个工厂也被迫关闭。现在该公司正在河北省沿海的曹妃甸建设一个巨大,用高技术装备的工厂。从去年三月约4.0万工人开始在那里工作,2 0个月后的今年十月份那里将开始生产。

    这个工厂周围是140平方英里滩涂地。目前填海工作正在进行中。用不了多久,新的石化厂、发电厂和其他重工业企业将覆盖整个区域。这在中国并非不少见。所到之处,你在中国到处都可以见到新的公路、桥梁,机场、火车站-,甚至2 0年前根本不存在的新城市。在美国人宁愿减税,他们的基础设施恶化的同时,中国正在大力投资于未来。

   对于一个能扼杀异议、践踏人权、有几亿廉价劳动力的独裁政府,这些成就当然容易得多。 中国人是不“自由”的 。但除西藏与其它几个常被提及的地方外,中国人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压迫。在中国的这个发展阶段他们并不疾呼民主。在大多数人的愿望中,安全与繁荣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按照这样的评价模式,中国政府的成就非凡,在过去30年中与四亿中国脱离了贫穷,并且一直双位数字的(经济)成长率。

    中国人可以出国旅行,但究竟有多弃保潜逃是逃离这个地方呢?许多地方官员是腐败的,但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允许自由选举,他们可能会回来。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了86 %的中国人满意他们的国家的发展方向。在全球满意度的排名中中国比第二的澳大利亚领先25百分点。

    在24个国家的接受调查的国家中,美国只是排名第二十位,只有23%满意现状。尼日利亚人、巴基斯坦人、墨西哥人和坦桑尼亚人都比他们快乐。

    这些很少出现在西方媒体的有关奥运的报道中。很多都报道沉浸在打击抗议者、互联网检查、污染之中(适宜地忘记了我们把大部分的肮脏的产业转移到中国, 使得我们能以更低的价格买终端品。)。用数字技术美化的的烟花、美丽的年轻的“歌手”的双簧,和其它中国人在史上最壮观的开幕式上使用的让小把戏让西方媒体兴奋不已。这些批评都是对的,但它们没有准确地把中国报道出来。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0 09:37:0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转发:中国为什么没有索尔仁尼琴

中国为什么没有索尔仁尼琴?

朱嘉明

2008年8月15日

    很多人的真正价值,是在死后盖棺定论时才得以承认;更有的人死后很久,不能盖棺定论,不能得以承认。但是,也有的人,在生前其价值就已经被世人所肯定。刚刚去世的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一位。

    在相当多人的印象中,索尔仁尼琴似乎仅仅是俄国一位持不同政见的文学家,是一位过时的非主流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索尔仁尼琴从来代表的是一种俄罗斯的主流人文精神,是超前的,而绝非落伍的历史意志,是俄罗斯的进步趋势。索尔仁尼琴所否定和反对的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以及前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特别是支撑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才是俄罗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支流。

    说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的“良心”是不够的,索尔仁尼琴是一座桥梁,把一度几乎被泯灭的俄罗斯传统人文精神和被十月革命中断的俄国历史连结起来。没有索尔仁尼琴所代表的这种精神,俄罗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历史性回归,再生,重建和复兴是不可能的。

    作为个体,索尔仁尼琴实在是了不起。因为,索尔仁尼琴不是不自觉地,被动地,而是自觉和主动地挑战他所生活其中的极权统治。古拉格群岛,绝非是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独有的情况,一切经历过斯大林体制的极权国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古拉格群岛。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留下了多少这样或那样的古拉格群岛式的悲剧,然而,却没有产生中国的索尔仁尼琴,没有人像他那样,于黑暗中写出《古拉格群岛》,揭露斯大林时代那令人发指的黑暗。如果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最早预见到了这种极权制度,必然导致奴役人性的历史逻辑;如果说,《1984》以卡通的方式全面地描述了极权制度的各种特征;那么《古拉格群岛》,则提供了一幅有血有肉有生有死有悲伤有眼泪的历史真实画面。这是对斯大林的极权时代强有力的控诉,是对极权制度的“柏林墙”的第一次冲击。索尔仁尼琴用他的良心和良知撼动在当时根本无法撼动的极权制度。

    由于索尔仁尼琴,俄罗斯人民像法兰西人民憎恨巴士底狱,德国人民憎恨拉斯维辛集中营那样憎恨古拉格群岛,认为它是斯大林时代的象征。

    从一个比较宽广的历史角度看,索尔仁尼琴现象在俄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萨哈洛夫,赫鲁晓夫和索尔仁尼琴有着相同的精神资源,那就是曾经体现在普希金、托尔斯泰、妥斯陀也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中的那种对人类的怜悯心、同情心,对人的自由和价值的崇尚,简言之,根深蒂固的人道主义。历史是需要积累和沉积的。正是因为有了索尔仁尼琴、萨哈洛夫、赫鲁晓夫,后来才可能产生戈尔巴乔夫,也因为戈尔巴乔夫顺应历史潮流,才为叶列钦和普京提供了历史机会。

    是的,前苏联解体了,红旗不再飘扬在克林姆林宫上空,但是经过叶列钦和普京时代,俄国毫无疑义已经走向全面复兴。在中国,那些思想僵化的人,曾经夸大和妖魔化苏联解体后的暂时困难,简单地否定“休克疗法”,并以此恫吓和压制中国共产党内和社会要求政治改革的声音,似乎俄国已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历史证明他们错了。在过去二十年间,不论俄国发生了多少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困难和危机,俄罗斯的主流不是复辟到列宁和斯大林时代,而是咬紧牙关,继续选择今天的道路。因为,这是一个把人的自由、人的价值看作永远比面包更重要的民族。

    肯定索尔仁尼琴,不得不肯定赫鲁晓夫的历史地位。赫鲁晓夫做所谓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有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特别是将斯大林大清洗的真相的全面和彻底地揭露,没有那个“解冻”时期,前苏联的解体不知道要延迟多久?在中国,赫鲁晓夫被毛泽东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防止像赫鲁晓夫一样的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曾经被打成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然而,无论是刘少奇还是邓小平,都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因为他们都没有勇气不论在毛生前,还是毛死后,全面真实地评价毛泽东,更没有历史勇气批判毛泽东领导他们参与建立的这个制度。

    凡是经历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都可能记得,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大辩论,和中国方面的“九评”。这场辩论,其实是“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舆论准备;是毛泽东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理论资源。毛泽东死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却从来没有对“九评”和那场大辩论中所持的立场,甚至没有对中国共产党“反修”的那段历史进行过深入地反省。我认为,修正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列宁、斯大林代表的共产主义的第一次反思。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修正主义时代,以至于,在改革时期,还断断续续地呈现“反修”的色彩,至今,我们还能时时处处感到它的后遗症。因此,被一再赞誉的中国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没有经历过修正主义时代,无疑是中国改革一个致命的历史缺陷。

    人们常常认为,毛泽东比斯大林似乎好很多,因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对他认为的党内敌人,即“叛徒、特务、走资派”并没有施行肉体消灭。但是,人们没有看到,斯大林所面对的反对派,不论是托洛斯基,布哈林,还是其他人,都曾经有过和斯大林从理论到实践上的面对面针锋相对的对抗,他们是有种的。而在毛时代的中国,敢于公开顶撞毛泽东的,拒绝检讨的,除了彭德怀,似无第二人。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和中国之外,一些人一度寄希望中国共产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其实,完全不可能。至于叶列钦、普京这样的人,更难产生于中国执政党。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始自1956年,人道主义全面渗透前苏联共产党。在中国,人道的、人性的精神,自从被毛泽东摧毁后,再没有在中国党内和社会上得以生根发芽。文革结束后,不仅人道主义始终没有得以真正正名,反而遭到进一步的批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人道主义问题被正式提出来,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遭到围剿和打击。周扬集一生之经验教训,终于认识到了人道主义的真谛,然而却死于对人道主义的领悟。如果说,人道主义的精神可以被中国共产党普遍接受,1989年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中国现在有一股批判和反对普世价值的思潮,把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都冠之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标签,甚至是西方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的工具。其实,普世价值的本质就是说,他是人类奉行的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它是超民族的、超阶级的,超文化的。正是由于普世价值的存在,才维系了人类文明的存续。中国知识分子缺少足够的觉悟和勇气捍卫普世价值,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因为很多普世价值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的组成部分,本身就是“国粹”的一部分。讲民族主义,讲爱国主义,也应该承认普世价值。

    作为中国人,作为经过毛泽东时代,对斯大林和前苏联历史有过种种记忆的中国人,对索尔仁尼琴的死,不免会有很多感慨。为什么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式的作家?为什么中国没有成就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回顾新中国文学史,那些因为写小说,写诗歌,写戏剧,写电影被打成右派、右倾分子、敌对分子的人们,少有自觉挑战毛泽东者,他们绝大多数的“反动”作品其实本质上都是颂扬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革命的,是要表现“第二种忠诚”的。在中国,不仅没有出现过类似《古拉格群岛》、《日瓦格医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作品,就连清末民初那样的具有批判态度的政治讽刺小说也从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后,那些受过批判的作品和作家,绝大多数是被“平反”的,他们中的不少人为得以“平反”而感恩戴德。而我们所看到的索尔仁尼琴,从来不期望也不需要他反对的制度对他的作品和本人的“平反”。这不是个人的尊严问题,是历史的信念问题。

    索尔仁尼琴生于1917年,按中国的老话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理应与十月革命有着天然的情感。索尔仁尼琴不是这样。他继承了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精神。凡是对俄国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十九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最大贡献还不是批判所谓的农奴制度,而是赞同人性的解放,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热爱。托尔斯泰是集大成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的座标系就是人道主义。为什么要批判极权制度,就是因为它反人性、反人道。

    在中国,不要说与共和国同龄的知识分子,即使前朝的知识分子,前前朝的知识分子,甚至皇帝,都放弃了自身独立价值。在毛时代,我们看到老舍,赵树理,邓拓还有众多知识分子之死,即使死,也是要证明自己对毛泽东和党的热爱,证明他们并没有想反对这个制度。他们和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本质差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哀和悲剧所在。

    索尔仁尼琴的觉悟,他的自觉挑战,应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省的一面镜子。

    索尔仁尼琴还具有深刻的历史批判精神。他是少有的一个人:不仅敢于否定斯大林,还敢于否定列宁,否定布尔什维克,否定十月革命。他清楚地看到俄国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民主化之路被所谓十月革命打断,俄罗斯人民从此走向被奴役之路。索尔仁尼琴预感到,俄国终究要回归到十月革命前的轨道。也许在当时,他的卓识远见并不那么清晰。但是,具有这样历史感的人,且不讲二十世纪的俄国没有几个人,在世界范围也没有几个人。历史证明,索尔仁尼琴对了。苏联终究解体,在新的历史层面上,苏联重新回归到那个被中断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从叶列钦开始到普京,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大体成形。

    我不禁想到,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从清末民初,中国已经开始向市民社会和民主社会过渡。宪政体系虽经曲曲折折,到抗日战争前,已经开始走向成熟。结束一党专政,在抗日战争以后,已经成为全国共识。然而,这个历史趋势,在1949年以后彻底被打断,如同中国的市场经济、现代化进程被中断一样。中国不仅有一个对市场经济回归的问题,也有一个早在百年前形成的现代政治制度的回归问题。中国经济改革以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种被深藏的历史要求,几经复苏,但都没有成功。俄国走向现代社会之路被中断了八十余年,而中国势必走向宪政民主,这是历史的宿命,根本不能阻挡。

    正是因为索尔仁尼琴的历史洞察力,使得他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极有耐心和毅力的人。索尔仁尼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也经历过漫长的流亡岁月。他面临着许多历史的诱惑,也有很多机会运用他的影响力。但是,他在整个海外生涯过程中,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和生活。在叶列钦请他回国之后,他依然维持这样的风格,树立了一个与名利场保持距离的楷模。我敢说,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现在的中国是少而又少。

    当然,索尔仁尼琴真的幸运,他活到了九十年代,又活到了二十一世纪,看到了大大小小的古拉格在俄国的消失,他看到了俄罗斯走向复兴之路,他看到了他所坚持的精神如何成为俄罗斯的主流价值,真的为他高兴。俄罗斯因为有了索尔仁尼琴而骄傲,也让世界对他们刮目相看。

    生物学有一套成熟的“基因”,以及“遗传”和“变异”的理论。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也存在“基因”,“遗传”和“变异”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深受十月革命影响,今天在官方理论上还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称之为和古巴、朝鲜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但是,来自十月革命的,来自布尔什维克的遗传基因,在中国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在一个社会中,常常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最显著的一点是,中国缺乏真正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科学界,中国没有萨哈洛夫;在文学界,中国没有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大师;在政治领域,中国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者,更没有像叶列钦那样来自共产党而结束共产主义的人物。在专制体制下,趋炎附势者有之,苟且偷生者有之;在转型期,受利益趋使放弃原则者有之,被各种势力收买专事权贵者有之。这一切就如同在中国1911年共和之前,只有纨绔的八旗子弟,而俄国的贵族子弟却敢于成为走向绞刑架、走向西伯利亚流放之路的十二月党人。

    如今讲民族精神,讲爱国主义,其实,都必须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尊严和信心的基础之上。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贡献不仅仅是一种良心和良知的体现,坚持良心和良知。索尔仁尼琴代表的是一种民族精神,他和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列钦在精神气质上有一脉相承之处。

     第一次听到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他的《古拉格群岛》,是在文化革命中期。而真正认知和理解索尔仁尼琴,则是在我的流亡生涯开始之后,我常常把他当作楷模之一。

    我有一个多大的遗憾,1990年春天,有人安排我去见正生活在新英格兰的索尔仁尼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见成。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6 13:10:4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如果菲尔普斯是一位中国运动员,完全有可能,

如果菲尔普斯是一位中国运动员

帘想

     奥运会后,他首先会参加一个巡回演讲团,到全国各地讲述自己奋勇夺取八枚奥运金牌的英雄事迹。他会声泪俱下地说起自己战胜伤病、刻苦训练的感人故事,让台下的观众泪水涟涟。

    如果菲尔普斯是一位中国运动员,这位中国运动员神奇地赢得了八枚奥运金牌,那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他们家的门槛在奥运会期间将会被记者、领导、邻居们踏平,每天都会挤满一屋子人共同看电视,买鞭炮的小贩将在他们家门口摆摊。

    ——他将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物质奖励,每枚金牌至少一百万元;同时,全国很多大企业的老板都会慷慨解囊;此外,广告商也会排着队来与他签约。不出意外地话,奥运会后一个月之内,他就将成为一名亿万富翁。

    ——当然,他需要交税,而且除去像一个美国人那样交税以外,他还有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支出。他要给从启蒙教练到现任教练、从按摩师到食堂大师傅每人送上一份红包,家里的穷亲戚也能跟着沾点光,另外,从体校,到省队,直至中国泳协,都会从他的收入中按比例抽头。

    ——奥运会后,他首先会参加一个巡回演讲团,到全国各地讲述自己奋勇夺取八枚奥运金牌的英雄事迹。他会声泪俱下地说起自己战胜伤病、刻苦训练的感人故 事,让台下的观众泪水涟涟。

    ——他肯定会被请上2009年的CCTV春节晚会,并参加表演一个节目,估计会是巩汉林或潘长江等人就他的伟大战绩来一番插科打诨。

    ——他会很快地当选人大代表,并在明年三月衣冠楚楚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

    ——他的脸将无处不在,广告商会把他的头像贴满中国大地,从飞机场边巨大的广告牌,到公共汽车的车厢;从品牌店的精美橱窗,到杂货铺的简陋柜台,你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他,躲都躲不开。

    ——2009年全运会后,他将退役。中国的优秀运动员总是在这个时候急流勇退。

    ——退役后,他将被北京大学破格录取,经过一番学习,顺利地毕业,并且至少拿到一个硕士学位。在学校期间,他还能出演十部电影,参加几十场电视综艺节目,出席近百次大小庆典。

    ——最后,过了若干年,迈克尔.菲尔普斯将移民美国,成为一名美国公民。

    ——韩国媒体发表公告:菲尔普斯其实是韩国人!

 

 

发件人:<rujiayoubao@vip.163.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25 15:59:3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儒家邮报第75期-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年8月25日

对2008年奥运开幕式的几点批评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韩星

儒家邮报第75期,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年8月25日邮发

    看了张艺谋导演的2008年奥运开幕式,整体上有许多出人意料的地方,可以说相当不错有理念、有气势、有蕴涵、有文化,赢得了国内外一片赞扬之声,所以我没有必要来再凑热闹,说好话。看完之后感觉到几个重大的问题,不得不发表一己之见,因为这关乎怎么能够真正体现中国文化的整体复兴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大问题,我不得不发表意见。我的意见是三句话:传统文化内容增加而历史线索不清,传统文化元素充实而中华主体不显,声光电化感官冲击而精神内涵不足。

一、传统文化内容增加而历史线索不清

    这次奥运开幕式从内容上看无论是作为背景的画卷还是在这个画卷上展开的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元素,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悠久,丰富多彩,但是遗憾的是导演的安排是出于自己艺术的感觉和需要,并没有按历史的顺序展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内容。中国文化史专家、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在其新著《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以中国文化自身的演生、发展和转型过程为主线,再参照其他指标,将中国文化史划分为六个阶段:第一、前文明期:猿人到大禹传子。它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第二、文明奠基及元典创制期: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或称“元典时代”。第三、一统帝国文化探索、定格期秦汉。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后220年的这四个多世纪,是一个连续的文化过程。第四,胡汉、中印文化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这一阶段,国文化开始大范围地与东亚、西亚、南亚文化进行涵化整合,踏上了“亚洲之中国”的道路。第五,近古文化定型期:唐中叶至明中叶。第六、中西文化交汇及现代转型期:明末迄今。我自己在讲“中国文化通论”课程时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中国文化的源头,原始文化或曰上古文化;第二、中国文化的形成(夏商周三代)三、中国文化的理性建构时期(春秋战国);第四、中国文化的伸展发皇时期(汉唐);第五、中国文化的内敛凝聚时期(宋元明清)。每一个历史时期对有不同的文化内容,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再简单点,中国文化史又可分为上升和下降两大阶段,大致以隋唐为界,这以前是开放的、外向的、热烈的、张扬的文化性格,这以后则变成了封闭的、内向的、冷静的、收敛的文化性格,好象从夏天进入秋天,从大红大绿变成了清明淡远,直至最后草木零落,万类萧条。到了清末、20世纪上半页,中国文化经过寒冬,现在终于迎来了早春时节——中国文化开始走向复兴之路。

    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进入文明社会的独特创造,西周开国之初,周公制礼作乐,到鼎盛时已有极其繁多的仪节格式,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这套制度之所以为后世所称道,因为它是以道德为核心而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即是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族生活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这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最具有原创性的文化,中国文化后来的许多基因都可以在礼乐文化中找到,而导演则把礼乐放在后面。另外,与礼乐文化相应的是青铜文明。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已出现青铜器。到了商周同期,青铜铸造是商和西周手工业的主要部门,由此夏、商、西周三代被称为我国的“青铜时代”。与商周同期,我国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也盛行一种独特的青铜文化,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三星堆”文化。张光直先生就从技术史角度把三代(主要是殷周)看成是青铜时代,并从这一独特的角度对这个时代的文化与社会的若干主要特征作了整体性的讨论。

二、传统文化元素充实而中华主体不显

    虽然导演在画卷上展现了“孔子周游列国”的诵读情境、“活字印刷版”的文化意象、“丝绸之路”的大漠风情、“郑和下西洋”的壮丽景观以及耳熟能详、被世界各国接受并理解的文化元素和符号———如四大发明、昆曲、飞天、长城、皮影戏、战鼓、太极功夫、瓷器等各种体现中国文化的元素。但是,一开始的击缶可以说是导演的最大败笔。“缶”最初是先民用来装食物、盛酒水的器皿,后发展为打击乐器。但是,这里所击打的并不是古代的缶,而是现代的制作。这且不说,击缶而歌,确实是我们古代先人曾有过的音乐演奏形式,《诗经•陈风》中就有“坎其击缶”的记载。但是,要知道“缶”是一种比较大众化的、较低级的陶瓦乐器。据《墨子•三辩》中记载:“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殓冬藏,息于缻缶之乐。”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礼乐文化是有很森严的等级制度,“击缶”则只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娱乐,诸侯贵族是要听钟鼓之乐,士大夫阶层的是竽瑟之乐。《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

    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斥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这里蔺相如为什么要以血溅五步逼秦王击缶以相娱乐,就是要使秦王的身份降一级,以回击赵王鼓瑟之辱。可见“击缶”是很掉价的事情。这与秦当时文化落后,中原华夏以戎狄视之有关系。

    西汉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记载自己“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杨恽是何许人也?杨恽乃司马迁外孙,丞相杨敞之子,杨恽出身秦地——华阴杨氏,夫人是赵女。杨恽初为中郎将(皇宫侍卫长),后封平通侯,因与太仆“戴长乐”失和,被戴长乐检举:“以主上为戏(拿皇帝开玩笑),语近悖逆”,汉宣帝就把杨恽下狱,后予释放,免为庶人。其后,杨恽家居治产,以财自慰,在庄园里蓄养“有奴婢歌者数人”,得意起来,还开家庭舞会:“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还狂妄地宣称:“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安定郡太守孙会宗,是杨恽的老朋友,写信给杨恽,劝他应当闭门思过,不应宾客满堂,饮酒作乐,杨恽给孙会宗写了回信,这就是《报孙会宗书》。此信中,有对皇帝的怨恨,有对孙会宗的挖苦,孙会宗把信交给汉宣帝,汉宣帝就把杨恽杀了!

    宋代陆游《长短句序》云: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郑卫虽变,然琴瑟笙磬犹在也。及变而为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则又郑卫之变矣。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馀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益薄,可胜叹哉!

    在陆游看来,燕之筑、秦之缶连郑卫之音都不如,因为“郑卫虽变,然琴瑟笙磬犹在也”。 郑卫之音即春秋战国时郑、卫两国(个河南中部与东部)的民间音乐,现已不得而闻,但根据文献资料,能够知其大概。一般认为其内容多表现男女情欲,郑声“淫”。“淫”一是指过分,不节制,不合中和之美,二是指郑声是**之音,有引人入邪的效应。孔子以雅正的温柔敦厚作为标准,“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就是说,孔子反对郑声,乃是因为“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因为它与雅乐似是而实非,似真而非真,故能迷惑一些人,引起人心理情绪的混乱。孔子强调的是音乐对人的正面教化作用。如果音乐对人性起腐蚀作用,他便要极力反对了。孔子的批评是因为他有很高的文化理想,这是以西周礼乐文化为蓝本的。在西周礼乐文化兴盛的周代就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宫廷雅乐体系。所谓雅乐,是指我国古代社会祭祀天地、神灵、祖先等典礼中所演奏的音乐,在周代广泛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乡射和军事大典等各个方面的仪式。雅乐是春秋战国才开始称为雅乐或雅颂之声的。雅乐的特点:典雅庄严,篇幅长而规整,节拍缓慢、齐奏为主,多呈现肃穆、安静、和谐、平正的气氛。司马迁说“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史记•乐书》),子夏也批评说,“郑音好滥淫志……淫于色而害于德。”(《礼记•乐记》)这种轻飘飘的靡靡之音,其声调与宽缓舒徐的雅乐似是而非,特别具有诱惑力,因此负作用也就极大。而当时郑声又恰恰迎合了一部分统治者追求奢侈享乐的需要,连精通音乐的魏文侯(前446一前396在位)也被这样音乐迷住了,他曾经对孔子门徒子夏说了下面一段话:“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较魏文侯稍晚的齐宣王(前320一前302在位)则说得更坦率:“寡人今日听郑卫之音,呕吟感伤,扬激楚之遗风”,“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也说梁惠王“直好世俗之乐”,大约也指这种郑卫之音。旧时也用作“**之乐”或“靡丽文风”的代称。

    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奥运会颁奖音乐近日揭晓,将使用中华传统的金声玉振。金声玉振是编钟的原声和玉磬的声音融合了交响乐的演奏形成的,富有“金玉齐声”、“金声玉振”的宏大音乐效果,代表着荣耀、高贵、礼仪,是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最佳典范。

三、声光电化感官冲击而精神内涵不足

    张艺谋充分发挥了传统文化的优势,积极运用现代科技的成果,通过声光电化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冲击,但是,看过以后静下来感觉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回味的东西。那些朗诵,都用着怪怪的语调,有的用唱戏的语调,根本没有体现出来古代诵读经典的端庄、高亢、洪亮的特点,几乎没有读人能够听懂,感觉就是噪音,这怎么来体会经典所蕴涵的思想呢?还有那个木偶京剧表演,首先大家可能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得清楚是在抖什么东西,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得明白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其次,用四个木偶来表述京剧根本不能表现京剧的魅力和内在文化意蕴。特别是“中华礼乐”本来是最能展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但是它从一段昆曲“春江花月夜”开始,徐徐展开的是隋唐五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直到明清山水画结束。江南美景,灯火通明,盛唐仕女身着宽大唐装……这些就是中国古老的礼乐文化?显然张艺谋不懂得礼乐文化及其基本精神。正如有网友批评的:“礼乐的表演也太花了,衣服太花哨,颜色太多。虽说是要表现我国汉唐盛世的礼仪风范,但看起来只想到了《满城尽带黄金甲》。”

    中国传统文化常以“礼乐”并称,为“礼乐文化”。“礼”是人生行为的外在规范,“乐”则是人类心灵内在的和乐。“礼”的基本特征是敬,《左传•僖公十一年》上说:“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上》)《孔子集语•劝学》引《尚书大传略》说:“子曰:……不敬无礼,无礼不立”。《管子•五辅》上说:“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可见,恭敬作为礼的基本特征,是先秦儒家乃至以外的其它学派都公认的。“乐”的基本特征是“和”。“和”本来是指音素上的和谐关系,后来发展为通过乐调节和谐人的心灵情感。《老子》第二章:“音声相和”。《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乐者,审一以定和也。”“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这表明,“和”就是乐的基本特征。孔子把礼乐视为一体,常常以礼乐并提,既重视礼貌对人的道德影响,又重视音乐对人的品质的影响。他“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孔子世家》)他教弟子以“六艺”,把礼、乐放在最先。他说:“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把礼作为人生的根本,把乐作为人生的完善。《礼记•乐记》对礼与乐的联系与区别有更全面、深入的论述,如“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统同,礼辩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总之,礼乐职能不同,礼别异,乐求同:礼分别人们的贵践等级,使之有序;乐则统一人们的心理感情,使之和顺。礼乐的作用不同,礼主要是控制、规范、归化人们的行为,乐主要是渲泄、疏导、调整人们的情感。怎么通过生动感性的形式来反映中国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这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关键。古代对制礼作乐非常郑重其是,有“非天子不制礼”之说,孔子也说“天下有道,礼乐征罚自天子出”(《论语•季氏》)排除其政治含义,其中还体现了礼乐文化所体现的社会理想。

    所以,怎样通过奥运向世界展示泱泱华夏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展现泱泱大国文化的中国特色,看来不是导演一场电影那样纯粹作为一种艺术活动来进行,应该上升到中国文化的理想境界,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当中。而张艺谋大概一时半晌作不到,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被 人为地割断了近一个世纪,我们中国几代人都缺乏相应的学习与训练,所以我并苛求张导,只是表达我的一些看法,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没有深度没有节奏

----张艺谋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奥运开幕式

陈明

儒家邮报第75期,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年8月25日邮发

    作者简介:陈明,1962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原道》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儒者之维》。

    在奥运开幕式中自我推介似乎是通例,通过宣传本土文化宣传自己,也似乎是通例。对于改革开放带来巨大变革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样做不仅可以理解,并且值得高度肯定和期待。

    张艺谋从“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通过操作中国元素获得成功后,不管是认同还是取巧,就基本确立了自己的风格或套路。我的感觉是视觉冲击力强超,理念支持较弱,节奏因不知节制而更弱或者说较差――这实际还是因为对理念缺乏体会和把握所致。如果说张艺谋把奥运会开幕式变成了一部真实的电影的话,那么它给我的感觉仍然如此。

    击鼓倒计时很有创意。鼓、倒计时、声光电,把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垫场与开幕、演员与观众有机结合一起,可谓赢得满堂彩。接下来的童声《歌唱祖国》也很巧妙,歌词的政治性在不显山不露水中被文化性替代,人性与“普世价值”自然过渡为主旋律,与意识形态话语中“无产阶级先锋队”到“中华民族先锋队”、“英特耐雄纳尔”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契合呼应,并通过这一仪式传达给公众。

    该轻松了!典礼的文艺性、娱乐性,奥运的体育性该出场了!但是没有,或者最初的创意就有偏颇,或者老谋子浓烈的审美观使其丢掉了节奏。接下来的印刷术、丝绸之路、太极展示不仅老套,而且意义重复;不仅老套意义重复,而且效果适得其反:舞蹈作画?既不像跳舞更不像作画;郎朗旁边的那个小姑娘,除开掣肘,看不出有什么用?一大群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跑上去读《论语》,把课堂搬进鸟巢?至此,开幕式终于成为了一堂传统文化教育课。买票的中国人觉得不值;外国人呢?如果不以“看热闹”为满足的话,即使对中华文明充满好感充满求知欲恐怕也只能两眼发直,不懂――能看得过来么?

    主题歌不突出不能全怨张艺谋,但也不能说与他无关。如果主题歌的主题考虑选择与其开幕式基调拉开一定距离形成相反相成功能互补的话,不仅观众可以获得更多享受,刘欢、莎拉布莱曼可以获得更多戏份,张自己作品的缺陷也能多少得到平衡、弥补。但是,《你和我》没有狂欢,也没有竞技,甚至旋律也毫无过人之处,只是用空洞的词句附庸似的地对“和谐”“和平”进行诠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作为口号很不错,作为歌词主打,则显然欠缺“形象思维”。他用色块和科技营造的氛围在使观众的感观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文化的精神性甚至意义变得微不足道。在这样逼仄的空间里,大眼妹即使化身月光女神能唱的恐怕也只能是“time to say good bye”了吧。

    没有现代抽象的力度,也没有古典留白的空灵。自我表现虽是通例,但提当年之勇的时候,心态不妨从容、平和一些,百宝箱里的宝贝不要一五一十的往外拣,动作也不必太过夸张。这个百宝箱里也不应该只是古典。它向现代的开放性以及由此凝结而成的“今典”以及对更多“今典”的渴望期待呢?跟《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里一样找不到,有的只是一个精彩的“古代”、遥远的“东方”。面对西方的成功使张艺谋在自己的审美水准和审美理念里不能自拔,而文化终究是穿在自己身上的衣裳,别人看着舒服得以自己穿着舒服为前提。从人大国学院到奥运开幕式,我们既看到了中国元素的广受重视,也看到了对广受重视的中国元素实际还有一个如何深入理解或曰反思性把握的问题。这就说来话长了――打住!

 

“奥运礼仪”需要向西方看齐吗?

徐迅雷

儒家邮报第75期,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年8月25日邮发

    “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这是中国古代典籍《礼记》中的话。显然,这主要是对“客人”入乡随俗的善意提醒。中国自古以来被誉为“礼仪之邦”,有着深厚的礼仪文化。如今北京马上就要迎来奥运了,可一说准备奥运,就是咱们得适应西方的礼仪,本来不成问题的礼仪反而成了一个问题了。

    “奥运礼仪”需要向西方看齐吗?已有教育、培训、指导说,中国人见到老外不要随便打听人家的私人情况,比如婚否、工作、信仰一类的。“出国观光”与“在京迎客”,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奥运本来就是展示中国的文化文明,那种礼仪细节的碰撞,并不会影响人家对中国的看法,相反,我们如果一味迎合,反而让人看不到中国文化的特点。

    礼仪文化本来就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国际通用标准”,所谓“和国际接轨”是不存在的;全世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礼仪,西方礼仪也是国际礼仪的一种。文明举止当然时刻要学习提高,但不必念念不忘学习使用西方的礼仪;我们需要知道一些西方的礼仪,但不要将其当成自己的行动规则。中国人见面,要想表示亲近,就是要问问你老婆怎么样,你“吃了没”,其实这无伤大雅。人类的交往聚会,应当遵循的原则是“客随主便”,即客人一方尊重主人一方的礼仪,这样才能领略不同民族的礼仪文化,这也是各民族平等享有尊严的表现。

    文化有差异,文明无高下。正是文化的差异性造就了文化多样性,中外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你是胡椒我是芥末,没有什么不好。差异才导致吸引力。不同地域产生的语言差异也是一种文化差异,比如港台将自行车称为“铁马”,日本称豆腐为“冷奴”,这些差别是文化性的,很有意思,不必“整齐划一”。

    差异带来特色。有些特色文化的奇妙,老外一下子没法理解,“看不懂”,这也不要紧啊。比如对联文化就是中国特色文化,但很少有老外深知其中的门道的。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许多方面千差万别、千姿百态;不同的地理环境养育了各族儿女,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和习惯,形成了风格迥异、色彩斑斓的文化风俗,通过奥运尽可能多地展示一些不同文化,这才是好事情。

    “人文奥运”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看主办国是否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本国的文化与形象。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是民俗就不必伪饰,更没必要“临时改变”。礼仪方面如果临时改成人家的方式,反而可能成为东施效颦。文学家梁实秋曾说:“大概风俗习惯,总是慢慢养成,所以能在社会通行。如果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风俗习惯移植到我们的社会里来,则必窒碍难行,其故在不服水土。”世界的经济可以全球化,价值追求可以全球化,但千万不能将民族风俗习惯给“全球化”了。

    礼仪礼仪,相同的是“礼”,不同的是“仪”。礼仪文化并无国际标准世界标准,我们不可拿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来衡量另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对是错。风俗礼仪、处世习惯,因民族而异,但良德善意,无论在哪里都会被认可。待人接物之际,微笑是相同的,热情是相同的,发自内心的尊重是相同的。有了这些让人“心里一暖”而不是“心里一紧”的相同,那么,不同国度的人就能相通、互敬。

    奥运聚会,是了解沟通,是展示呈现,是欣赏体会,是合奏融合;奥运不仅仅是比赛得金牌,更重要的是“跨文化交流”。

    (环球时报  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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