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目前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腐败问题仍需值得注意,广东雷州供电局的竞争上岗存在着不公平竞争和领导营私舞弊现象,引起企业内部矛盾重重。再加上工人离岗失业后社会保障水平太低,就使国企的裁员十分艰难。这封社会来信中说:“在广东省电网公司未接管前,强迫职工领取低微生活费”,这种做法就是以一部分人的贫困化来保证另一部分人的现代化。所以,一些国企改制后的高效益无不建立在大批裁员职工贫困化基础之上。中国如果再不提高失业者的待遇水平,没有人愿意下岗,不仅国企改革步履维艰,而且企业间的竞争会持续残酷和激烈。]

雷州供电局体制改革中的营私舞弊

----中国社保问题:国企高效益与被裁职工贫困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8月19日

目录

刘正山:《警惕市场原教旨主义——评茅于轼先生的“穷富论”》

社会来信:《雷州供电局体制改革中的营私舞弊》

张耀杰:《再谈茅于轼的“替富人说话”》

张耀杰:《当下中国必须“杀腐济贫”》

陈永苗:《请问茅于轼:继续让富人富下去穷人穷下去么?》

陈永苗:《改革已经成为一种迷信和世俗邪教》

国际劳工局报告:全球有1200万“现代奴隶”

宋宝铃:《重塑毛泽东思想权威,停止使用“邓小平理论”概念》

刘正山:《我国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

李炜光:《也来说说“宏观税负”》

林金芳:《近四万亿的税收都干什么去了?》

-------------------------------------------------------------------------------------------

发件人:"boos138" <boos138@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18 21:12:2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Re:回复:广东省湛江市雷州供电遭遇不公的?话俣嗝肮?  

雷州供电局体制改革中的营私舞弊

关于广东省雷州市供电局竞争上岗黑暗内幕的情况反映及请求

雷州市供电局579名干部职工

2007年8月18日

上级有关领导,南方电网集团总公司,广大媒体及社会各界人士:

     雷市供电局在这次体制改革竞争上岗报名考试过程中存在领导干部营私舞弊的行为向你们反映如下,期望能得到上级严肃查处并给予纠正:

      雷市供电局为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县级供电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方案》的精神,并根据广电企业集团公司核定的该局人员编制名额861名,决定通过报名参加考试竞争上岗,按现在该局现有在职职工16000多人,只编制861人,还有800人必须下岗。

      考试通过的在岗人员工资待遇与下岗人员的工资待遇差别太大,消息一传开,群情涌动,绝大部份人表示不理解和难以接受,认为编制人数太少,要求接管该局的广电集团公司增加在编人数,相应提高下岗人员工资待遇。

      于是,从2005年9月25日起,全局职工便集聚在该局门口请愿,并表示不改变上述请求就不报名参加考试。可是,全体职工的请愿与抗争都是徒劳的,裁员工作照样进行。

      直至10月19日23时止,全局仅有293人报名参加竞争上岗考试,此时,雷州市人民政府才发出一份紧急通知,要求还未报名的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时间还有60分钟,不报名者视为自动弃权,后果自负。

      到19日24时止报名人数达不到861名,所有报名者均可入围录用,缺额部分将向社会公开招聘。结果至19日24时止(通知23时发出)报名人数已有877人,但否决了75人,最后核定为 802人(那75人因何被否决,政府与该局一直没明确说明)。

      我们这579名干部职工在19日24时前都曾到该局报名。但因找不到报名处,也找不到接受报名的领导或工作人员。那么请问那802人是怎样报名的?在不够1小时的时间内采取什么方法能让那么多人报名?且是深夜。

      据我们所知,他们都是与局里领导有一定关系的,局里的领导都帮他们代报名,我们这些没关系的根本没有报名的机会。试问这样的报名公平、公正吗?

      报名工作就这样艰难结束,但广大于部职工仍然群情激愤,怨声载道。10月22日一女职工在忍爱不了如此打击的情况下,竟带她10多岁的儿子跳楼自杀,幸被及时止住,但谁能保证以后悲剧不会重演?人命关天呀!

      我们认为:雷州市供电局及雷州市人民政府在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县级供电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方案》的文件精神的过程中的作法存在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也不合法,理由如下:

       一、 此次报名,没有设立专职负责报名的机构、没有固定的报名地点和固定的工作人员,不公布报名方法,不按规定履行报名的有关手续,没有填写表格,导制广大于部职工不知道怎么样报,哪里报和向谁报名。

      有的直接口头或电话向局长报,有的向副局长报,有的向工作组报,有的跑到经贸局报,更可笑的是甚至有人向来局里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报,有的是他亲人报,本人都不知道。

      二、 按常规本次报名应由局里的人事股负责,但在规定报名期内,连续几天,大门紧闭,无人上班,使广大职工无从问讯,无处可报,错失机会。

      三、 局里的领导违反原则,包办代报,一切都在内定之中。每名局长都用口头或电话为自已的关系网代报100多人,而且是不用履行任何手续,这样报名的都算数。

      四、 雷州市人民政府深夜(23时)才印发通知,但限定在60分钟内报名。

      根我们所知,通知是23时打印,但实际是23点30分才发出,24时结束报名,这一作法是非常不合理和不切合实际的。

      试想,在深夜这么短的时间内,那怕是在县城的职工都难赶上,何况绝大部分基层职工远在几十公里以外,怎么可能赶得到来报名呢? 还有,他们的书面通知并没有发到职工手里,只是在供电局门口散发,更没有关关到基层去。

      这个通知虽然在电视台播出,但很多基层职工家里根本没电视,就算家里有电视的,在深夜,很多职工都已经睡觉了,就算没睡,也不一定在那个台的电视呀。加上这个又不是法定的上班时间,怎么能把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名的责任推到我们广大职工身上呢?这不是太荒唐了吗!政府也太苛刻了。

      五、 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是,规定他们内定先报名的802人,均不用考试竞争直接入围录用,而后来按补充通知规定的时间报名的579人,却要求参加考试竞争59个名额,录用比例近是十分之一,这也叫公平竞争上岗吗?大家同是局里职工?凭什么那些有关系的就直接入围,而我们就要考试竞争?

    据我们所知,那钦定录用的802人中,年龄(40-59岁)的不下50人,对供电业务一窍不通者有之,连自已的名字都不会写的文肓有几十人,还有部分已停薪留职多年不在工作岗位的人,也有一些有数年吸毒史、游手好闲、无学无术之人。

    这些人都能内定,面我们这579人之中大部份都是大学生或业务能手、岗位骨干。

     综上所述,所以我们认为,雷州市供电局及雷州市人民政府在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县级供电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方案》的文件精神的过程中的作法存在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也不合法。

     南方电网集团作为世界100强企业,来接管我们的工作,难道就忍心看到这样的报名和录用方试方法?因些,我们特上上级有关领导,南方电网集团总公司,广大媒体及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如下强烈请求:

      一、 请你们对此事提出你们的宝贵建议和看法,责令雷州市供电局及雷州市人民政府,宣布原来的报名无效,精心、严格,按规定、按程序组织职工重新报名,统一参加考试竞争上岗(所有自愿报名者都要参加考试,不能内定任何人不经过统一考试就录用)。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县级供电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方案》的文件精神,才能选取到真正的上岗人才,才利于做好供电工作,才对得起南方电网集团公司的广大股民的切身利益!

      二、 请求上级有关领导部门派员来雷州市供电局了解情况,吸取方大职工的意见,指导雷州市做好这次体制改革攻作,欢迎广大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些事跟踪监督!

      因为我们579个员工,就意味着579个家庭,关系着近3000人生存问题,也连带着一系列的社会安定团结的问题,特请重视!

    特此请示,万望支持!不胜感激之至!

    反映请求人:雷州市供电局579名干部职工

 

特大新闻 中国第一例事件

广东省雷州市供电局管理体制改革竞争上岗内幕黑洞

     第一:广东省电网公司不按广东省体制改革的有关文件精神,竞争上岗不按分数线录用,而是择劣录取。(过统一竞岗考试)

    第二:政府和局个别领导官僚勾结打着国家体制改革竞争上岗旗号把竞争上岗变成了报名上岗.把报权利控在他们手中,把名额分配给他们关系人或买名额现象.上级给861名额,810名不说分数均可录用,就算零分也一样能上岗.在这810名额中有早在千里之外工作的员工也有被法律剥夺权利者还有文盲者.吸毒者.......

    第三:政府和局个别领导利用自己权利打着政府旗号镇压员工等事件. 强制职工鉴定解除劳动合同书。利用各种手段阻止打击报复信访人员,在广东省电网公司未接管前,强迫职工领取低微生活费。(严重违反劳动法和信访条例)

    第四:七种特殊优惠人员,弄虚做假、以假混真,导致真者不能上岗。(上级可以调查)

    国家管理体制改革竞争上岗的灵魂是公平公正按综合分数(笔试和民主测评)录用,这样的录用算不算公平公正.请广大网民谈论谈论请上级领导要重视这样问题让体制改革稳妥进行.

 

警惕市场原教旨主义

——评茅于轼先生的“穷富论”

平民经济研究社研究员  刘正山

2007年8月18日

drzslau@yahoo.com.cn

    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也许可以认为是他的自由;茅于轼强调他所说的富人只限于合法诚实致富的富人,这也值得肯定。但是,第一,茅于轼的很多判断是错误的,比如“现在为穷人说话的多,为富人说话的少”。我们不妨统计一下,具有话语权的经济学家,有多少为穷人说话的?至少我的统计是,90%以上的中国经济学家为富人特别是那些为富不仁的富人说话。第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言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外部性强,其言论的自由度应当是有界限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的态度和观点需要斟酌。

    当然,特别需要注意和重视的,则是茅于轼的“穷富论”以及具体到房地产领域的观点,即“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群众”、“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等等,从立论过程看,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危害极大。

    茅于轼这些观点的立足点是:“通过市场化让所有的人富起来”。其立论过程是:“商品都是要卖给消费者的,市场经济就是为消费者服务。而企业首先瞄准的是利润,通过为社会提供服务来获取利润。有了利润、赚了钱,就为国家纳税、解决就业。现在城市很多白领都挣到5000多元了,连农民工的工资也1000多元了,穷人、富人都得到了好处。”

    从立论看,茅于轼显然简单看待市场了,而且过分强调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从而走向了市场原教旨主义泥沼。市场原教旨主义,实际上是瓦尔拉斯模型或者阿罗—德布鲁模型所描述的真空状态,没有考虑到市场的先天性缺陷(当然,政府也存在先天性缺陷),也没有考虑实践。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已经认识到,由于知识的不完备、信息的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实际经济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人类经济行为存在“非完全理性”,从而市场机制必然存在缺陷——价格使市场出清是一种特殊的情况,而非市场的一般性质。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论证说(《不完美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供求法则并非绝对适用,并且它也不能被视为竞争性分析的一个前提假设,倒不如说它是价格既没有甄别作用也没有激励作用这样的潜在假设的一个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卡尼满等学者从信息经济学和心理学角度,也证明了类似的结论(非自愿失业等等)。

    既然市场机制存在先天性缺陷,就不能单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否则会遭遇困境。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那一轮圈地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政策法规不够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不够所致。1989年3月人大修改了宪法,补充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一句,但是没有出台配套措施,没有对土地市场交易出台规范措施,也没有建立宏观调控机制,使一些炒家看到了发财的良机,只要通过关系获得土地,一转手就可以获取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暴利,于是,寻租现象蜂拥,“圈地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当然,我说市场存在先天性缺陷,并不是说政府就多么完美。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政府,也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市场。人们只能在不完美的市场和不完美的政府之间作选择,寻求两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平衡和结合,彼此不能完全替代,不应该走极端。我在《距离产生美》一文分析过,政府与市场保持适当的距离的时候,经济、社会的效率是最高的。政府与市场的距离渐行渐远,把什么都推给市场,弊端必然显露。当市场的自发运作导致基尼系数较大的时候,有形之手必须干预;社会必须救助弱势群体,否则这种激励机制会导致普遍的失衡;游戏规则不公平的时候,会导致很多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纠正,诸如此类。

    现在,学术界已经认识到,从一般角度看,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在于以下五个特点,即独立的企业制度、有效的市场竞争、规范的政府职能、良好的社会信用和健全的法治基础。茅于轼的“穷富论”,显然没有考虑政府职能、社会信用和法治基础。茅于轼说,“市场化让所有的人富起来”。可是,看看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不难发现,市场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发展、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例如受到“华盛顿共识”毒害的那些拉美国家。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经验也可看出这一点——民众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并没有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提升,相反,趋于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居民工资占GDP高的时候达17%,而今下降为12%甚至更低,而发达国家一般为50—60%,发展中国家也在40%左右。而另一方面,据统计,中国最穷的10%的人群,2001—2003年的实际收入下降了2.4%;有关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农村贫困在向严重的方向发展(《管理世界》2006年第3期)。

    茅于轼的立论,运用到房地产市场,就是反对经济适用房。实际上,经济适用住房(按照中国政府的定义,还包括集资、合作建房)、廉租房、商品房等几种分立的房地产供应形式,是针对不同层次和能力的社会消费群体提供不同价位的住宅,特别是经济适用房、合作建房和廉租房,面对的是中低收入者。这并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存在针对不同群体所提供的不同措施。

    以茅于轼宣讲“贫富论”时特别强调的美国而言,也存在经济适用房。美国,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房之外(即single house,70%的美国居民拥有此类房屋),还有两种类型住房,第一种是public housing或者subsidized housing,由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投资、管理、资助的住房,供低收入家庭租用,租金一般比大多数公寓及房屋更低。这种住房相当于中国所说的廉租房。第二种是Affordable house,廉价公寓,相当于中国所说的经济适用房。这类住房除了低价出售类型的,还包括出租类型的,名为affordable housing rental apartments。

    我们再看看以“市场经济的典范”闻名于世界的香港(在加拿大费沙尔学会及美国卡托研究所联合公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中,香港屡屡被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除了商品房,还有廉租房,也有经济适用房。香港的廉租房,一般称为“公屋”。凡属低收入者,均可租用,租金是每平米35-65元,相当于同地段同期市场租金的40%,租者向物业公司交租金,不用交物业费。香港的经济适用房,一般称为“居屋”。在香港,那些工薪稍高,不属于低收入阶层的人,政策不允许他们租用“公屋”,可其家庭月入又不足2万5千港币,买不起商品房,这样的人,可以购买“居屋”,售价是商品房价的60%左右。在香港,大约200万人住在居屋,这是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反观中国的住房市场,所谓的商品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远远不是美国概念的,美国是single house;中国的“经济适用房”不“经济适用”,大多在远郊区,交通非常不方便,不象美国的affordable house或者affordable housing rental apartments,都在城市的黄金地段;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存在暴利,中低收入者买不起。但是,中国经济适用房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经济适用房本身的错。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一个人手臂长疮不能将其手臂砍掉。我觉得问题出在:政府对于经济适用房管理混乱。国家政策上没有予以最大的扶持,房地产开发商钻了经济适用房的空子,他们享受了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但开发出的却并非是经济适用房。这一点,看看北京的回龙观与天通苑的房型与面积,计算一下其成本收益,可略知一二。所以,经济适用房出现的问题,根本上是政府监管粗放、与开发商勾结等因素所致。

    此外,茅老师把收入分配差距当成是造成当前房地产问题的主要原因(“房子问题,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而不是房地产本身的问题”)。我认为,这不仅不符合经济学原理,更不符合生活的常识。从理论上看,收入分配分化导致需求不足,但很难导致需求膨胀和物价上涨。从实践看,如果只有少数富人买得起房而大部分穷人买不起房,房价凭什么比穷人富人一起购买时还要高呢?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国家很多,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如此严重,而且历史上,中国从未出现住房导致的危机问题,为什么现在出现了呢?

    其实,根据建设部和商务部的研究,我国城镇总计每年住宅需求7.6亿平方米。从供给角度看,按照建设部提供的数据,我国城市新建住宅面积:2005年为15.9亿平方米;2006年1-11月为17.67亿平方米。统计也显示,空置率高达20%以上。可见,最近几年的住宅供应,远远超过需求。可是,为何房价还继续大幅度上扬?此外,我计算的一些房地产项目的暴利,自有资金利润率高达280%;地方政府从房地产中获得的收益(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费)占财政收入的60—90%,又该如何解释?这才是需要我们研究的。

    总之,中国当前需要警惕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需要注重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法治基础等方面的建设。

附录:香港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的管理

    香港在“公共房屋”申请上,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制,确保受惠的一定是需要帮助的人。比如公屋申请人,必须在香港住满7年而没有私宅,在全面审查中,不仅要查家庭收入,而且要查家庭总资产。以三口之家为例,家庭月入不得超过1万2千1百港元,家庭总资产不得超过30.5万港元,即,存款、证券、汽车、固定资产全加起来不超过30.5万港元。香港房屋条例规定,申请公屋时蓄意虚报资料,判有期徒刑半年,罚金可达5万港元。通过这一系列审查,再加上3年以内的轮候,申请人终于可以拿到公屋钥匙了,但审查并不到此结束。公屋租满10年之后,租户必须每两年申报一次家庭收入和总资产,一旦超标,必须退房。2004年,香港专门还成立了特遣队,打击滥用公屋资源,严惩弄虚作假。2005年3月,296套公屋被政府收回。

    至于“居屋”购买者,对房屋只有“非完全产权”,在转让限制期内,居屋不得进入市场,但可以原价还给政府,转让限制期满之后,其入市增值所得,必须与政府分成,以限制居屋购买者进行投机。

 

再谈茅于轼的“替富人说话”

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张耀杰

2007-8-17

    茅于轼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只是他的一家之言,既不代表绝对真理,更不代表绝对谬论,他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意向拒绝别人的严词批判。但是,批判他的人至少应该在学理上站在更高位的思想境界上而不是站地更低位的思想境界上,要不然你批评人家有什么意义呢?!

    我自己并不完全认同茅于轼老师的观点,而是坚决反对无理取闹的谩骂现象。单就“为穷人办事”来说,我认为它首先应该是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其次是工/会、农/会之类的民间草根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职责所在;再其次才是有能力、有良知的公民个人特别是公共人物的自愿选择。对于现代公民来说,最为明智也最为优先的路径选择既不是“为穷人办事”也不是“为富人说话”,而是依法监督拥有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政府部门切实认真地履行为所有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

    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既不在于穷人没有素质,更不在于富人为富不仁,而是在于政学两界的官人和文人政教合一的无耻合谋。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就是天底下最为无耻也最为流氓的一句话。在孟子眼里,出卖劳动力的穷人活该供养出卖灵魂的文人即劳心者,出卖灵魂的文人没有胆量去“劳心者治官”,却偏偏要欺软怕硬地去治理、去教化、去启蒙供养他们的劳动者也就是穷人,天底下除了中国的孔门儒教,哪里还有如此邪恶的正统教义呢?

    我最近写了一篇《“劳心者治人”与“劳心者治官”——政学两界的路径选择》,这篇文章的核心理念就是要告诉大家,中国政学两界的“劳心者”假如当真有良知、有骨气、有责任心的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劳心者治官”,也就是治官安民特别是依法监督最高权力,而不是像孔门儒教那样继续玩弄“劳心者治人”、“反贪官不反皇帝”之类耍流氓骗蠢货的鬼把戏。中国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够彻底走出“官/逼/民/反”的历史怪圈。

    茅于轼老师最引人争议的观点是替富人说话。现在的官商勾结说穿了就是官人替富人办事、富人反过来也替官人赚钱。但是,官人可以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为富人操办祸国殃民、丧尽天良的坏事,却从来不敢于正大光明地替守法富人说上几句公道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生态一直是以阿Q式的“君子耻言利”的贱商、仇富为主旋律的。这种以贱商、仇富为唯一正确的立场路线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生态,其实是非常野蛮也非常邪恶的,随便一个阿Q式的蠢货编造出一套“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理由,就可以站在唯一正确的立场路线上消灭掉别人的私人权利和个体生命。正是鉴于这种情况,茅于轼老师站在人人平等的人权立场上告诫国人:“自己现在是穷人,先打倒富人,等到自己变成富人之后再来保护富人。这对某一个人来讲的确很理想,但是对全社会来讲是没法执行的。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这就是人权。”把这样一句话再延伸一点,我自己认为连陈良宇、郑筱萸之类贪官污吏的人权也应该受到程序正义的合法保护。在伊拉克,杀人魔头萨达姆遭受审判时法律程序是完全公开的,中国的陈良宇案、郑筱萸案为什么就不能够正大光明地公开透明呢?!

    在一个遵守游戏规则的市场平台上是不存在什么穷人与富人的阶级立场的,任何个人都可以利用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一份财富。只有在权力之手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站在穷人一边压倒富人或者站在富人一边压倒穷人的阶级斗争,用毛的话说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扩大再生产,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公正也最为有效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方式。资本家通过工商业投资一方面创造了社会财富,一方面也创造了就业机会。资本家与农村土财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没有把投资所得的利润或者说是剩余价值埋在地底下变成死钱,而是再一次投入扩大再生产中赚取利润,同时也继续为社会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换言之,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就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致富、和谐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另一方面来说,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有时候也确实会产生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的现象,这时候就需要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政府部门承担起保护弱势群体的二次分配的责任,以便在富人与穷人之间达成一个不能让穷人活不下也不能让富人为富不仁的中间点。这样的二次分配在中国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中国社会迄今为止所存在的其实是特权分配。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医疗保障摊派到每一个人头上只有区区40元、80元钱,而部级以上高干随便住上一天医院动辄就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元。

    最为遗憾的是,21世纪的中国人竟然不能够拥有组织自己的工/会和农/会的权利,在穷人不能够通过草根组织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对于广大农民工极其残酷的剥削掠夺。当下中国的经济繁荣主要是通过对于农民工最大限度的疯狂剥削和对于农民土地的野蛮掠夺而实现的奸商繁荣和贪官繁荣,受到伤害的除了穷人之外也包括合法经营的工商业人士,也就是茅于轼老师所说的“富人”。在公共权力不为全体公民提供人权保障甚至于连最低限度的市场规则和程序正义都不予遵守的情况下,新一轮的官/逼/民/反必将会演变成为最具破坏力的人道灾难。

     回过头去看一看,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小范围内杀富济贫的土匪强盗,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大范围内杀富济贫的改朝换代,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其实都是政治野心家利用官/逼/民/反的穷人抢天下、打天下的血腥杀戮,这种血腥杀戮的结果只能是穷人牺牲了生命、富人丧失了财产,只有唯我独尊、独霸天下的专制皇帝才是最大的赢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直在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老师,能够正大光明地替富人说话,恰恰证明了他真正超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阶级立场的眼光远大和胸怀宽广,这在中国社会里无论如何都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仰的高风亮节。

当下中国必须“杀腐济贫”

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张耀杰

2007年8月12日

    今天(2007年8月12日)上午,由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主办的《非法占用耕地问题研讨会——上海松江新城交通枢纽项目案剖析》,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一楼景阁1号厅举行。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教授说出的“杀腐济贫”4个字,很快成为与会人士的基本共识和整个研讨会的主旋律之一。以下是笔者根据现场记录所进行的简单整理,如果有不够准确的地方由笔者承担全部责任。

    王卫国教授在主旨发言中介绍说:“我私下讲,过去看陈良宇案和周正毅案,一直搞不懂他们的利益来源,通过这个案例大致明白了:第一是农民的土地。第二是国家的利益。第三是市民的房产。第四是一部分商人正当的商业利益。……松江土地案的特点,第一是‘未批先用,用而不征’。松江官员边开工边报批,而且用的是农民的集体耕地,甚至开工4年一直没有报批,直到现在还是农用耕地。第二是集体土地也可以‘招拍挂’。陆金宝(上海轨道交通九号线松江段常务副总指挥长)说集体土地也可以‘招拍挂’,称得上是上海特例。……既然陆金宝已经说出来并且见诸报端了,这种集体‘招拍挂’在上海还有多少?!第三是明招暗划,实价虚收。实际上已经开始卖房了,但是土地出让金还没有交上来。第四是政府主导,司法配合。谈到这里我就很不好意思了。我是教法律的,想不到我们的一部分学生学会了把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写在判决书上的判断与他们内心良知上的判断完全是两回事。……我要问我们国家的依法治国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打掉一个陈良宇易,打掉上海的这个利益网要更难。我套用毛主席的话说:‘凡是腐败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现在我们不是要杀富济贫,而是要杀腐济贫。我认为被腐败分子掠夺的钱至少要有5000亿。温总理呀,你办社保基金没有钱怎么办啊。杀腐济贫就是好办法,它本来就是国家的钱,被腐败分子抢去了嘛?!”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发言中指出:“王卫国教授讲了,陈良宇他们是怎样搞贪污腐败的。这个案件5年中的博弈非常复杂曲折,最后的目的还是搞钱嘛。最后谁受了损失,最后谁赚了钱,这样就把狐狸尾巴给抓住了。……有人说中国有最严格的土地政策,到底是谁在管理呢?是上帝管理还是魔鬼管理呢?我们都假设是上帝在管,可是我们的政府并不是上帝。你看看松江案就知道了,谁来监督监督者呢?不好办。假如交给市场,谁是土地的所有者谁就可以对土地进行使用、出让和开发了。中国的土地是公有,我们在座各位都是土地的主人,我们有发言权吗?没有!公有听起来很好听,实际上土地所有权交给了不明不白的人了。(松江案)就是把土地所有权交给陈国邦和他的儿子陈池这样的人了。经济学上非常简单明白的道理,平等自由的两个人达成的共识一定是两个人都得利的,是能够创造财富的。可是这个项目中政府权力的介入结果是搞不成了,损失了好多好多的钱啊!”

    著名社会问题专家于建嵘在发言中指出:“中国这些年有663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浦志强律师发给了我许多材料,我们感到很奇怪,找不到最重要的一方的声音,农民在这桩土地争议中却没有一点声音。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从土地的所有者的角度来看,农民的利益哪里去了呢?这个案件的关键,就是司法机关按照地方政府的利益来判案。我到政法大学演讲时,王卫国老师告诉我说,现在的司法体制是政法委管案子、市长管票子、市委书记管帽子,司法机关本身没有一点点自主权。我要说的就是这两点,第一,农民的利益在哪里?第二、审判权力是怎样被地方化了?”

    有“第一大律师”之称的张思之先生在发言中表示:“我们应当要求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割掉上海的毒瘤。上海的反腐搞不好会影响全局的。蒋经国反腐失败就是在上海。陈良宇给拿下来了,但是这样就够了吗?……我可以负责任地讲,3年前我到上海去过两次,周正毅案不也是这样吗?拿不拿,敢不敢拿,该下决心了!!周(建和)老板是港商,通过这件事尽快集中可以集中的力量向我们这个党、向十七大献个礼嘛!第二我毕竟是个律师,我觉得应该给庄胜的律师提一下:涉案人员违法了吗?如果违法了,违了什么法?究竟是谁在违法?违法的只是区政府吗?市政府完全没有关系吗?……我提供一个线索,我觉得这个案件已经构成了合同诈骗罪,这个合同诈骗团伙涉及到各式各样的人物。我对沈伟得这个人深恶痛绝,他绝对构成了帮助犯罪。王(卫国)老师讲了4个字‘杀腐济贫’,我觉得非常好。作为庄胜怎么样把被动转为主动呢?要举报。……第一先举报合同诈骗,第二是土地违法征用的问题。……如果我是周老板,第一我要找秘鲁大使馆举报,你周老板是秘鲁籍的公民啊。第二我香港庄胜是香港企业,我要向港首举报。……另外,北京庄胜也有讲不清楚的事情,你占用土地是不是完全无辜,如有过失就慷慨大度地承担过失责任,把诉讼成功后所得的利益贡献给上海的农民,这个姿态十分重要。我建议记者要宣传一下王老师说的4个字‘杀腐济贫’……”

    接下来,浦志强律师宣读了香港学者郎咸平的书面发言《请警惕动摇国本的腐败模式:公权力联手私用》,其中说道:“公权力联手私用的罪案层出不穷,因此,社会各界都不要觉得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只有紧盯这个案子,彻底搞清楚,搞透彻才能达到效果。这个案件,是难得的研究这种恶性腐败的上佳例子,这种时候,最应该采取的方式就是‘以案明纪,以案说法’,由纪检监察部门深入调查解剖这个案件,解开层层包装的合法外衣,明示社会,以此来遏制公务员合谋犯罪这类恶性事件的发生,这才是国家和社会的福祉所系。”

    浦志强在补充发言中表示,松江地案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与最坏的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典型案例。庄胜董事长周建和先生已经明确表示过,他愿意把这次打官司胜诉的钱捐献给研究机构和上海的失地农民。

    研讨会结束前,一名女记者在发言中指出,上海的这种官商勾结的征地案件在北京也有,而且更加严重。她手里掌握了6、70页的证据,向检察部门举报却得不到受理。庄胜有实力找专家,我们没有实力又该怎么办呢?浦志强邀请这名女记者会后单独交谈。《非法占用耕地问题研讨会——上海松江新城交通枢纽项目案剖析》就此结束。

  附文一、张耀杰:上海松江官商勾结吸纳国家利益

    最近几天,多家媒体公开报道了上海松江土地案,通读相关材料,笔者感到震惊的是官商勾结所吸纳的巨额国家利益。

    上海松江土地案的故事情节并不十分复杂。2002年3月,上海市松江招商团赴港招商,与北京庄胜的母公司香港庄胜集团就松江新城交通枢纽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松江区政府提出在庄胜集团投资兴建上海松江客运中心的同时,由区政府安排1200亩住宅用地供开发建设,以住宅开发收益补偿对客运中心这个市政工程项目的投资。庄胜集团与松江政府握有几千亩土地开发权的上海城通轨道交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城通公司”)以及一位从来没有露过面的新西兰籍神秘客商林敏,合资成立上海庄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庄城公司”),由大股东周建和出任董事长。然而,始于2002年的上海地价飙升打破了既有的利益格局,松江方面的官商人士纷纷加入坐地分赃、吸纳国家利益的行列。

    第一个出场的是时任松江区主管城建的副区长陈国邦。2003年下半年,陈国邦为了“办事方便”,将自己的秘书王晓群调往“城通公司”任总经理。当年9月,王晓群亲自与董建和“商谈”,要求将配套给交通枢纽项目的嘉松南路2号地块中的230亩土地,通过一纸虚假的“土地置换备忘录”,划归早已注销不存在的“上海新华房地产发展公司”,再通过后续的几次“操作”落入陈国邦的儿子陈池控股的民营企业上海永懋置业有限公司名下。

    第二个出场的是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三湘公司”)老板黄辉。2003年12月,“城通公司”安排由“庄城公司”委托大股东北京庄胜代投“嘉松南路2号地块(388亩)”。北京庄胜“按计划”中第一标,中标价为126万元/亩。三湘公司中第二标。接下来,“城通公司”请黄辉出面,由与他私交甚密的上海房地产管理局土地利用管理处处长朱文锦一手操作,把已经中标的北京庄胜排挤出局。如今,地处嘉松南路2号地块的“三湘四季花城”住宅小区已经销售部分楼盘。三湘公司用以开发该住宅小区的数亿元资金,主要来自在2006年中卷入上海社保案的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上海市工业区开发总公司。

    2004年2月,“大学城站2号地块(323亩)”进入招投标程序。“城通公司”表示如再由北京庄胜中标会给人以操纵招投标之嫌疑,提出由上海庄城提供投标保证金给三湘公司,再由三湘公司代其投标。在“城通公司”的默认和安排下,中标之后的黄辉买通庄胜集团委派的“庄城公司”总经理沈伟得,以欺诈手段将“大学城站2号地块”倒手转卖,最后落到上海城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下。上海城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两大股东,竟然是“庄城公司”前总经理沈伟得的妻子秦怡以及小股东林捷的妻子张根娣,这个公司号称22500万的注册资金,绝大部分都是经沈伟得之手挪用的“庄城公司”用于客运中心的建设资金。与此同时,客运中心因所谓资金不足而停工荒废,参与客运中心建设的数千名农民工迄今没有拿到应得的工资报酬,松江新城大学城7所大学、8万名师生的出行难题也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

    尤为恶劣的是,经过公开招投标转到三湘公司名下的“嘉松南路2号地块(388亩)”和“大学城站2号地块(323亩)”,中标价格分别为139万元和126万元,松江区政府却私下里把成交价格降到70万元/亩。仅此一项,就把原本应该上交国库存的将近5亿元(700亩土地×差价70多万元/亩)的土地增值收益,出卖给了三湘公司及其背后的秘密股东。松江区政府如此出卖国家利益,幕后自然掩藏着许多官商勾结吸纳国家利益的黑色交易。

附二、上海松江土地门事件:没有话语权的人最冤

笑蜀 时事评论员

经济观察报2

007年08月11日 

    这是一桩扑朔迷离的奇案,有人把它称作“松江土地门事件”。

    上海市松江区需要一个巨大的政府工程:松江新城客运中心。虽说是政府工程,政府却不可能掏一分钱的银子,只能市场化运作。于是引进战略投资者上海庄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庄城投资兴建客运中心,松江区政府则承诺,向上海庄城注入1200亩土地,其中客运中心用地初定350亩,以市政设施用地的名义划拨,土地出让金每亩25万元;余下850亩用于商品房开发,以协议转让的方式享受每亩38万元的优惠地价,以此作为对上海庄城的补偿。

    上海庄城大股东是香港商人周建和。周信以为真,全力以赴,哪知道国家宏观调控会不期而至,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所有商业、住宅用地必须采取“招拍挂”方式转让。

    协议转让至此成了死胡同,松江区政府的承诺看来已难于操作。但最初各方并不着急,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方重新签订合同,有关方面信誓旦旦,保证用变相的围标方式,让上海庄城竞得所需全部地块。

    他们没想到,更大的不可抗力正在后面虎视眈眈,那就是房地产市场的风云突变,房价和地价如脱缰野马般迅速攀升。松江区政府承诺补偿的低价地块,因此出现了当初意料不到的巨大的升值空间。

    同样致命的问题是,周并不是一个抗打击力特别强大的商人。这就注定了周不能不被驱逐出局的厄运。代表松江区政府的小股东,联合另一个不知名的小股东,以周“没有钱”为理由,要求作为大股东的周将股份和盘让出。

    先以极具诱惑性的优厚条件引资,甚至不惜承诺一切;一旦对方入局,之后发现有暴利可图,便马上翻脸不认人。这种故事,在招商引资中早已反复上演,太多投资者被地方当局“关门打狗”。所谓“松江土地门事件”,原本也只是这些老套的故事中的一个而已,原本了无新意。

    但其实不然。周是一个硬汉子,明知自己寡不敌众,难以力挽狂澜,却偏要较真较到底。一场混战因此持续至今。而打到今天才突然发现,荒诞之中隐藏着更荒诞的情节,使整个故事峰回路转,生出无限悬念。

    当初,松江区政府信誓旦旦要注入的1200亩土地,据说全部是国有土地,是在法律程序上完全无懈可击的“熟地”。但是现在事件彻底曝光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松江区政府竟然不是这1200亩土地的地主,它卖的根本就不是它的地。

    因为,这1200亩地,到今天,性质上仍然只是农民的耕地,仍然归属于当地农民集体所有,松江区政府并没有向买主说明这个真相。

    且不谈当初承诺的协议出让及后来承诺的变相围标是否违法,即便如国家规定的招拍挂,松江区政府这么做也严重违法,因为它连招拍挂那1200亩土地的资格都没有。这就是说,松江区政府向大股东周建和一开始就承诺了一个根本兑现不了的大蛋糕。

    想来周建和应该是欲哭无泪吧。但究其实,他并不是惟一的受害者。这1200亩土地上,该寄托着多少农民的生计。面对1200亩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个要害,松江区政府现在仍然不当回事,很轻松地回答说:关键只是钱的问题。只要有钱,变更土地性质并不难。

    那么作为所有者的农民,他们自己的主张权、处分权在哪儿?这个问题好像不在松江区政府的视野里。松江区政府倒卖他们的土地的时候,他们仿佛根本不存在,现在真相暴露了,该对松江区政府问责的时候,他们仍然仿佛根本不存在,或者,随便怎么拿捏都行。

    1200亩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倒来倒去,演出闹剧无数,赚来银两无数。现在戏演砸了,苦大仇深的周建和可以到处喊冤,到处求助,因为他到底还是相对有话语权的。可是那些真正的地主,哪里有他们的声音?(笑蜀 时事评论员)

 

请问茅于轼:继续让富人富下去穷人穷下去么?

平民经济研究社研究员  陈永苗

2007年8月18日

xinhongbokee@126.com

    茅于轼的“保护富人”有三个理解的维度:

    第一个是茅于轼近来突破的,对富人的正当权利,例如财产权的维权。应该说,维权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当私人财产权出现之后,必然要保卫自己,免受强制和侵犯。茅于轼记忆中的50年代国有化运动,与文革中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迫害并不是来自底层,而是知识分子内部,很奇怪为什么反思文革的时候,总是把人民当作知识分子的替罪羊)交织成一片,这些都是用大多数人的名义,用人民的名义。与文革反思一样,人民还是这种利用中替罪羊,政府使用了人民的名义,在当下侵犯少数正当来源的富人财产权,和少数不正当来源的小鱼小虾(绝大部分不正当来源都是权贵,政府的自家人,或者就是政府官员自己,不会侵犯的)。而人民并没有从中受益。茅于轼主观上为捍卫正当阳光富人财产权的,客观上更大地捍卫了违法腐败富人权贵。茅于轼把这一小撮不顶用的人,当作了富人主流。为了一小撮人,把人民当作了替罪羊。政府是侵犯财产权的首恶,茅于轼要维富人财产权,矛头应该指向政府,并且和人民联起手来。人民并不痛恨少数正当来源的富人,相反羡慕崇拜,可以放心地联手。不联手也不要“诬蔑”。

    第二个是避免民粹主义和未来革命。茅于轼当心,搞市场经济和“先富”起来,是在养猪猪大了要杀掉。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民生倾向如果没有沿着法治宪政的轨道走,就可能走民粹主义的路数,再次国有化征收。还有就是洗一步的用暴力革命流血再分配,穷人造反。

    这两步确实要避免,可是这并不是对穷人谆谆教诲可以行得通的。穷人其实比富人害怕革命,没有实在没有活路的时候,其实都是受气包。可是即使每一个人穷人、知识分子都赞同茅于轼,并且抱茅于轼的话当成红宝书好不好,可是美好的意图不能当饭吃。

    违法腐败富人权贵一步一步紧逼,不给活路,这时候茅于轼如果要为穷人做事,那就是挡在“推土机”前面,对富人训诫说理,对富人说话,把温暖的背影给穷人好不好。也就是对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步一步紧逼的情形之下,茅于轼就好心办了坏事,明显拉偏架。坏人十八般武器全来,茅于轼还谴责穷人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抱住穷人身子。

    要避免民粹主义和未来革命,并不依赖于民众觉悟有没有茅于轼高,而在必须把权贵当作恶人,把富人当作坏人,而不是功臣,因为富人的主流是坏的罪恶的。可以把阳光富人放到一边,或者当作盟友,我相信阳光富人也是痛恨黑恶富人的。这样才能够让知识分子避免,为了照顾少数阳光富人,而藏舞纳垢连黑恶富人也一概保护了,才能够让知识分子从庙堂之高走下来,下降到公民社会中间,和人民组成联盟,避免人民自发变为暴力流血革命。才能够形成可以与权贵相对抗的政治力量,以政治对抗政治,以力量对抗力量,形成均衡,才有可能让富人妥协,才有可能让穷人不用造反。

    我就很奇怪,经济学中不是假设人性本恶。茅于轼如此怀疑穷人的人性,为什么就不怀疑富人的人性。只能说明茅于轼对穷人有其自己没有自觉的偏见。茅于轼就这么相信,富人不用说理,就天然而然是好人,不是掠夺的狼,而是哺乳的羊。颇为奇怪的是,茅于轼好像不对富人不大要求什么,宁可自己作,自己为穷人办事,也不要求富人承担精英的责任,都是很卖力把富人“立”为精英。我这里必须说的是,即使茅于轼对富人严加训词,富人还是倾向于做坏事,迫害穷人。对富人讲道德,是没有用的。何况不讲。

    第三个是民众心中的“隐痛”:继续让富人先富下去。

    邓小平提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在于全民共同富裕,如今这个目标不再高悬于天空之中,而是摇摇欲坠。为了发展国家经济,适当的不公平是可以容忍的。只有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剥削才是被同意的。超出道德底线的不公平是不可容忍的,是罪恶的。只是致力于发展国家经济,而对如何让国家经济的发展成果最终落实于每一个个人缺乏可靠的,明确的方案,这足以使目标坠落。模糊的方案不能避免经济发展只受益于特权阶层的情形。乌托邦梦想幻灭的人们可以认为,从内部产生的蛀虫已经侵蚀了绝大部分奋斗的成果。如果社会存在大规模超出道德底线的不公平现象,可以说,几十年来的奋斗,不过是黄梁一梦,转头已空。

    在人们的心中,邓小平提出的“富裕论”中,必须有一个前提,让民众相信这才是符合普遍利益的。这个前提就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这样将“共同富裕”的目标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手段进行分离,由特殊趋于普遍。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之间有一种连带关系。一些人或者一些地方,有幸被选中成为“先行官”,但是他成为先行官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一项连带责任。这就是履行帮助未富者一起富裕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天生的,没有人回避的余地,是无对价的,也就是没有回报的。至于如何履行,当“先行官”富裕到何种地步的时候应该开始回报,这是默示条款,没有明说,但是谁都心底清楚。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不能束之高阁,必须不时地责问,不断计算他们与目标的距离,看看有没有逃逸出去。 

    按照“共同富裕论”、“先富带后富”的逻辑,在时机成熟时,就应该开始“传帮带”的动作了。现在穷人担心,或者已经看到不能让先富起来的人像是挤公交车,已经上车的人都希望快点关上车门,或者是要扔下未富的人不管了。

    从北宋王安石以来,凡是提出“牺牲眼前利益,争取将来更大利益”这类口号的变法,都失败了。这类口号,只能是有共同利益的小范围,比如家庭内部提出,才有意义。放大到全社会,则毫无价值。因为牺牲的人(大众),和分配的人(公权),没有共同利益。既然许下的是将来利益,那当前的利益受损,就理所当然了。这样,公权必定利用这个借口掠夺大众,将口号改造成有利于自己的形式:“牺牲(你的)眼前利益,争取(我的)将来利益”。让富人先富下去,就是让穷人更穷下去。

    这类变法要成功,只有两种可能:1,牺牲利益者就是分配利益者,也就是分配的人做出牺牲。这种从自然天性来说,概率等于零蛋甚至负数;2,将分配利益者,和牺牲利益者,通过制度互相牵制。这就只有分权,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切蛋糕和选蛋糕”。

    第一种可能,依赖于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是大公无私的。我想茅于轼也不会这么认为。经济学已经明白了政党官员有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教诲说人性是自私的。第二种可能,我在《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中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即使展开,也会出现一个非驴非马的,就像市场经济出现非驴非马的一样。

    茅于轼认为,改革必须坚持,改革失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而不是走回头路,尤其是否定改革的方式去解决。

     已经被改革这条思路,或者这条思路在当下扭曲形成的“政策”搞得这么糟,难道这条思路还有力回天么?深化改革能担保什么,nothing。1995年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已经流传这种说法,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如今要求进一步深化,那是狗进厕所,不仅找死,而且找被大便淹死。走这条思路,就意味着扭曲。这是一种必然性。因为已经形成惯性、磁场和黑洞,改革就意味着扭曲,深化改革意味着进一步扭曲。首先请茅于轼显示出来深化改革有挣脱惯性和磁场的勇气和力量,再来谈深化改革的希望。

    改革理想与现实之间,只有在例如改革初期那样合适的时间内,改革理想可以牵引改造现实。当过了临界点的大部分时间,理想与现实冲突越大。改革理想与黑暗现实之间,改革理想仅仅是黑暗现实的贞节坊和保护伞。

改革已经成为一种迷信和世俗邪教

陈永苗

2007年8月18日

    我发现茅于轼的支持者,我的反对者,其实看扁了茅于轼。我非常清楚茅于轼的梦想,放到当下虽然是空想乌托邦,可是这是近百年探索的根本出路。实际上茅于轼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是在探索中国的出路,在捍卫一个当下已经不合时宜的根本出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只有在这个层次上展开的讨论,才是紫禁之巅的决战。茅于轼不想让这个梦想被遗忘,急迫地在当下实现,所以在不适当的时候,说了看起来不适当的话。我丝毫没有反对市场经济的理想要在中国实现,我想做的不过是此路不通,就换个路。直接进攻肯定失败,只能换一个办法从后门什么。

    我的《请问茅于轼:穷人还有富裕的机会么》一文,是在梦想是否要在当下实现继续延伸这个层面展开的。梦想与现实和解,这是我的政治考量。如果不和解,梦想就会被现实击碎,变为负面的东西,变为可耻可笑的东西。实际上我和茅于轼一样,想保存这个梦想,我只是反对激进,另外想办法。茅于轼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在市场经济是冒进的。

    一叶并不可知秋,在一个极度分化的社会里。茅于轼的支持者,大多从自己的经历出发管窥,以偏概全。这些人毕竟是少数,都是既得利益者的小尾巴,而茅于轼与我都是在讨论大多数人的出路。实际上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之所以要战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因为前者能更更好地满足大多数人出路。这在西方的自由主义经典里面说很清楚。少数有门路,正好说明大多数没门路。斯密曾推想,在每一个兴旺繁荣的社会,有一个富人的同时,必定有五百位穷人。

    尤其对于老右派,改革是最后一跟稻草,最后一线希望。他们只能在对文革的控诉中忆苦思甜,对改革既希望又失望,失望完了又希望,希望完了又有希望。他们还相信坏的市场经济有净化能力变为好的,相信经济自由必然带来政治自由,还不相信89的枪声已经断绝了政治体制改革。

    他们在希望和失望中轮回。希望是他们精神上最后一块私有财产,共产党绝对保证的。89的中坚人物之一刘苏里说过一个名言,共产党执政一天,永远改革一天,永远经济增长一天。在这些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看来,如果有人要打破他的希望,那就是断绝他们的生念。从政治立场上,他们反专制,但是精神上,他们所思考的时间里,就只有改革,改革已经深深浸入骨髓,如果告诉他改革已经失败,他们就天旋地转,不知道如何活。就像1976年毛泽东去世,全国人民就觉得天塌下来一样。

    所以这些人与民国的保皇派康有为相似,心在曹营身在汉。嘴巴上反专制心里紧紧拥抱专制。在精神上,他们和共产党是一伙的,一起拥抱着改革这个木板,不让自己淹死在历史海洋里。

    要说有希望,晚期癌症也是有希望的,你心脏挨了一刀,也是有一丝丝挽救的希望。没有彻底断气之前,都是有希望的。甚至尸体还是可以人工呼吸抢救的。总之他们在绝望中希望着,而且不让人绝望,实行话语暴政。你绝望,他就和你着急。

    我就很奇怪,你可以有一丝丝希望,可是为什么要强迫穷人,大部人没有希望的人去接受。不接受就是刁民,就是暴民。如果你要人家希望,至少要给人家办个社会保障,至少要对富人狮子吼:蠢猪,不放血就日后流血。我就很奇怪,就板子打在穷人身上,让穷饿着肚子,穷着孩子,被富人宝马车压在下面呻吟时,还要冷静理性。

    很显然富人更强更大,作为先富起来的人,就应该责任更大,板子更多应该打在富人身上,茅于轼应该劝富人为穷人多办好事,这样穷人就觉得富人还不错,怨气就消解了,就不仇富了。茅于轼完全属于好心办坏事,正如他批评革命左派一样。茅于轼也是想让穷人不仇富,可是变成了穷人单方的责任,其实更有效的办法就是劝富人为穷人多办好事,实行互动。茅于轼好心办坏事,越批评单方,越激起愤怒。越批评,茅于轼想避免的穷人革命,可能性就越大。

    身在此山中,不知庐山真面目,而且越陷越深。把改革当作唯一出路的人,不过是自己观念的奴隶,身上无形枷锁自己看不到而已,还要给别人戴。改革已经成为一种迷信和世俗邪教。可悲!

请问茅于轼:穷人现在还有机会富裕么?

陈永苗

2007年8月18日

    我发表《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以来,总是有人给我带民粹主义的帽子,带革命派的帽子,我和他们说,民权并不是民粹,维权并不是革命。穷人实际上已经承认改革伦理,维护改革共识。农民最大程度的承认市场经济,进入了城市成为农民工。现在问题并不是诬蔑的“穷不是硬道理”,而是“想富不让富”。“左右社资”之争,与过去完全不同,这次的是关于如何分享改革成果的,观念之争的背后完全是利益。左派他们已经暗中承认改革,受到改革共识的约束,尽管使用过去意识形态的话语,但是话语的背后是改革利益的分享,而不是回到过去。

    从整体上来说,改革时代只有两个阶层:改革的受益者和受害者。这一点对后改革的维权时代非常重要。社资之争或左右之争,到了维权时代,就是改革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的争论。

    我的《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描述了“想富不让富”的分配格局是如何形成和运作的,到目前为止,这个格局始终没有变换,也没有看到未来有大变化的可能性。穷人们虽然哑巴迟黄连已经不耐烦,不再相信,已经躁动不安。这时候,是要拿实际利益才可以安抚他们,而不是依仗已经被识破撕破的空头支票。 这张空头支票会自己损害穷人,这很清楚,只有老的糊涂可爱、不愿意承认现实的改革教信徒,才视而不见。

    如果80和90年代,确实机会有的是,还有空间,至少没有图穷匕见。可是到了今天,一些没有泯灭良知,还要眼睛长在脸上的改革派,也承认改革下去就是互相伤害的游戏。请张看眼睛看看80年代后出生的大学毕业,受害于教育产业化的孩子们,你教他们如何有80和90年代大学生天之骄子的信心,如何有施展才华的机会。穷人只有受害,受穷的分,那还有富裕的分。

    我在《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提出,由福利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的进路,既然作为改革的思路,就必须要考虑到其实验的结果,与理想中的图景差距多远。理想多美好,但是现实中结出毒果,这种方案肯定要被抛弃。别瞎论证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从而给人们一个定心丸或者继续给人们打气,致使人们继续受骗而“希望”下去。如果要打气,就拿出一个来良好的市场经济来给我们看,而不是画饼充饥,让我们望梅止渴。请拿出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给我们看。

    如果茅于轼认为穷人现在还有机会富裕,那就把机会展示给我们。不要告诉我80年代90年代,不要告诉我江浙民营企业家如何。绝大多人的穷人从来没有80年代90年代的黄金时代,绝大多数的穷人生活在江浙以外,为家小糊口已经是一生最大的能力范围,更别提有资金投资当民营企业家。

    茅于轼自己陷入这样一个信仰当中,不可自拔:他把繁荣看作幸福之本,把经济发展看作所有其它社会进步的基础,他相信,只有能够使经济发展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所有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茅于轼生活在这个幸福的孤岛中,除了这个信仰,其他的坏可能性,已经到了水深火热他也可以视而不见。即使看到了,他也可以告诉你说,这都是临时的,幸福很快就来临了,日子会好的。即使到了地狱,这种鸦片依旧。这是茅于轼一个人的幸福,并不是中国人的幸福。要别人相信,至少要有东西担保,要让人有信心。

    从今天看改革,可以大声宣布:改革与文革一样,都是失败的,代价惨重的。改革从文革走出,是0到1的进步,带来了莫大的心理震撼。茅于轼至今还在这种晕眩中,这个已经破灭的美梦中。对0到1的进步津津乐道,当作了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宝贝,于是守株待兔中,而物换星移,如今株已经不存在,还在守候那个梦幻。其实这个梦已经成为恶梦。

    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毛左派是一根绳子上的两个蚂蚱,虽然互相仇视。毛左派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中国的现实变的如此差,腐败如此严重,都是偏离马克思主义造成的,所以药方还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之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市场原教旨主义也认为药方是对的,只是路走错了。正如穷人认为中央政策是对的,只是地方乱执行一样。

    不要和我说改革初期是对的,意图是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所反对、所妖魔化的文革,一开始人们也普遍认为是对的,意图是好,一开始有几个人怀疑过?改革已经付出巨大代价,中国未来可能几十年,上百甚至几百年都要埋单,例如环保,这时候,为什么还要走下去,代价不如文革惨重是不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不是?

    如果穷人还有富裕路,就请茅于轼指出来一个可行的,而不是给人画饼。如果穷人已经没有富裕路了,请问茅于轼老先生,那你现在鼓吹那些,不是在祸害穷人么,给穷人有害的“鸦片”,让穷人断绝后路,继续迷糊不起来抗争,而永远穷下去么?

 

From: Zhou Jianjun Sent: Wednesday, July 18, 2007 2:56 PM Subject: (瑞星提示-此邮件可能是垃圾邮件)国际劳工局报告(A Global Alliance Against Forced Labor):全球有1200万“现代奴隶”/The 12.3 million figure is a minimum

国际劳工局报告:全球有1200万“现代奴隶”

南方报业网 南方都市报综合报道 

2007-07-18  

  核心提示:国际劳工局专门报告中援引的资料表明,全球目前有1200多万居民正在被奴役,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国际专家认为,奴工现象的扩散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 

   据俄新网16日报道,国际劳工局专门报告中援引的资料表明,全球目前有1200多万居民正在被奴役,被剥夺了基本权利。 

  据专家资料表明,"现代奴隶"数量最多的是亚太地区国家(950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130万)以及非洲(92万)。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奴工人数为57万。 

  如果说以前强制劳动主要局限在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话,那么目前强制劳动已经扩散到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奴工人数达30万。这里指的是那些离开东欧国家的人,他们被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有时在西方国家的农业领域他们被当作免费劳动力,还有那些被迫从事性产业的妇女。 

  国际专家认为,奴工现象的扩散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国际劳工局专家帕特里克指出:"竞争激烈、降低产品成本的斗争以及对雇主遵守劳动法律监督的不足,为奴役居民中的弱小群体提供了适合的土壤。"

 Forced Labor Said to Bind 12.3 M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by Steven Greenhouse

Published on Thursday, May 12, 2005 by the New York Times 

  At least 12.3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work as slaves or in other forms of forced labor,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the labor arm of the United Nations, said in a report issued yesterday.

   In the first estimates of overall forced labor ever made b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e report said that 2.5 million people were in forced labor as a result of cross-border trafficking, with 1.2 million of them in the sex trade. 

   The report, "A Global Alliance Against Forced Labor," estimated that profits from trafficked forced labor totaled $32 billion a year, or $13,000 per trafficked worker. Profits from forced commercial sexual exploitation totaled $27.8 billion annually, or $23,000 per worker. 

  "Forced labor represents the underside of globalization and denies people their basic rights and dignity," said Juan Somavia,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Lee Swepston, one of the report's authors, said it was har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overall use of forced labor was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since this was the agency's first estimate of the overall numbers.

   But he said that trafficking of workers was definitely on the upswing because international travel had grown easier, borders had been eased in many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Europe, and many women were migrating, with traffickers preying on them in particular. 

   "The 12.3 million figure is a minimum," Mr. Swepston also said. "It's a low figure intentionally. We think it's probably higher. This is what we can be confident of."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9.5 million of the forced laborers are in Asia, most of them forced into bonded labor because of debts, especially in Pakistan and India. About two-thirds of forced labor in Asia is imposed by private parties - families, farmers or companies. About one-tenth of Asia's forced labor is commercial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one-fifth is imposed by the state in a few countries, most notably China and Myanmar, formerly Burma. 

   People can be forced into such labor in many ways - because of debts, through physical violence, by the confiscation of identity papers, by threatening to turn illegal immigrants over to the authorities.

    "The victims are drawn from lower castes in parts of Asia, indigenous peoples in Latin America, the descendants of slaves or forest-dwellers in  Africa," the report says. "New forms of coercion often linked to indebtedness are being detected in a range of sectors and industries, such as brick making, mining, rice mills and domestic work." 

    The report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360,000 forced laborers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and 210,000 in the former Communist countries of Europe. In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he report said, three-quarters of the forced laborers are in the sex trade, while the others are in work like apparel sweatshops. 

    The report said there were 1.3 million forced laborer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660,000 in sub-Saharan Africa and 260,000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inety-eight percent of forced laborers working in sexual activities are women and girls, the report said, while women and girls account for 56 percent of nonsexual forced labor.

    To reduce trafficking, the report calls for stepped-up law enforcement in both sending and destination countries. It also urges agencies that seek to reduce poverty, like the World Bank, to make a priority of intervening in practices that foster bonded labor. The report also says countries may have to rethink labor, land, tenancy and migration policies that have produced forced labor. 

   www.ilo.org/dyn/declaris/DECLARATIONWEB.DOWNLOAD_BLOB?Var_DocumentID=5059 Zhou Jianjun 

 

发件人: aiqun368@sina.com 日期: Sat, 18 Aug 2007 06:30:19 +0800  收件人:  主题: 重塑毛泽东思想权威,摆正邓小平理论位置

重塑毛泽东思想权威,

停止使用“邓小平理论”概念

宋宝铃

二OO七年八月十八日

   被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奉为最高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在今年出版的教育部考试中心组编写的《政治考试大纲》里抬到了吓人的高度:“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确切地说,曾被号称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理论”确实存在一定的合理因素的,如:“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等等,但是,二十九年来,由于受胡耀邦等人鼓动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后造成的思想大混乱,在实践中已经根本就不具备坚持以上要素的氛围和条件了。尤其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所谓的“邓小平理论”实际上已经成了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东西。特别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把它歪曲成“一块石头两只猫,三条鲤鱼四个坚刺”[2]后,“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成了实用主义和庸俗发展观的代名词。近年来,掌握了国家主要话语权的少数精英们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洋教条僵化横行,致使从上到下大量涌现出惊人的腐败现象,两极分化加剧和“新三座大山”[3]的出现,使文化大革命后期已开始起步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误入了歧途。这样,就促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近年来少数精英们极力鼓噪的“邓小平理论”的合理性了。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

另提“邓小平理论”等概念是小农意识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是中国人民集体智慧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毛泽东作为该理论的最杰出代表,已得到了中国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一致公认。毛泽东思想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指导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解放而斗争。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的重新确定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选择。中国诞生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幸运和骄傲,毛泽东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向前发展的灯塔,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公开说过:“我是毛主席的学生。”尽管邓小平同志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灵活的头脑,但由于其马列的书读的不多,在思想和世界观方面仍然有许多缺陷,这就使他在成为毛泽东之后的主要领导人时,就不能解决好所面临的一些国内外重大问题,造成了一部分失误和被动。尽管是非常遗憾的,但也必须本着“实事求是”地精神说开了以正视听。

   来自精英方面的宣传表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起步点,决定了中共的工作重点从此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了。但是,有一个历史的事实不能否认: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八月十八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明确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会议确定了中国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并正式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歌词[4]。

   这些都实际上明确告诉人们:在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早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重心转移的打算起源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宣布:“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应该说,邓小平同志仅仅是在其中做了一些工作,而且,这些工作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甚至有些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四届人大之前,毛主席、周总理已成功地打开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大门,并且请刚刚写完“永不翻案”[5]保证而第二次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到联合国宣讲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6]。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7],已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些,都是以后对外开放必备的非常艰难的破冰工作。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有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论十大关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初步实践,五十八年来,无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但自诩为毛泽东的后继者们为什么还要连加后缀,弄到了换一届领导人就要出一个理论,好象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个个都是比毛泽东还要高明的理论专家似的,不加后缀誓不罢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现在已经五个了,随着以后领导人的不断更叠,是否还得加上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呢?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宣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8]既然如此,就完全没有必要另搞花样。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如:“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基本矛盾的表述就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早已表明了的[9],“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四化”宏图是毛泽东时代就描绘好了的,1972年,我国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本来就是改革开放的起步点,四项基本原则完全是毛泽东思想的表述,“一国两制”本来就是毛泽东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设想,连海外媒体都称目前的中国是“后毛泽东时代”。所以,我们有必要再画蛇添足吗?我们再犯这些低级错误只会贻笑大方。

   同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能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那里找得到。因此,另起炉灶,另立概念,除了起到的是思想混乱的后果外别无好处,只能让人理解成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自私自利,为己树碑立传而别出新裁。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学说——马克思主义,尽管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呕心沥血,但从未自称过“恩格斯主义”。斯大林同样对列宁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从未自称过“斯大林主义”。只是在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时,西方媒体才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斯大林主义”。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只提高举胡志明思想的旗帜,朝鲜也只提高举主题思想旗帜,没有弄出什么现任领导人的思想理论旗帜。

   因此,目前中国这种违反常理的做法除了被人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外,应当严肃地指出:这是极不科学的,是没文化的表现。这是小农意识在中共党内的集中体现,于情于理都是很不妥当的。建议立即取消这种提法,重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以达名正言顺,符合民心民意。

 二、取消“邓小平理论”等概念的提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是消除诸多不良因素的紧迫要求,是构建无产阶级和谐社会的必然趋势,是迅速结束思想混乱的必备条件。

   由于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等概念,老百姓就以为当今的领导人已经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特别是在许多公开场合,甚至干脆只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更是造成了不良的效果。而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恰恰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而如今被精英们一添乱,老百姓就愈加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了。尤其是邓小平本人慨然接受了某老画家的“白猫、黑猫”图,加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已批臭了“白猫、黑猫”论,因此,在华夏大地上,向一般老百姓问起什么是“邓小平理论”,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会回答说是“白猫、黑猫”。什么是“白猫、黑猫”?毛泽东有明确的权威解释:“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0]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从“永不翻案”的保证到“彻底否定”的巨大反差是造成了整个社会信用缺失的直接原因之一。既然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都不要了,也不再分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了,也不用讲什么社会信用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都成了香水到处喷洒了,国家和民族岂有不败坏之理?华夏大地上的人们道德水准岂有不沦丧之理?

   所以,当务之急是纯洁国人的思想,拨乱返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重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以正本清源。只有这样,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才不至于中断,贪官污吏侵吞国有资产的气焰才会有所收敛,目前正在加剧的两极分化的局面才能得到根本遏制。不然的话,正如93岁的老红军郑加平所说的:改朝换代不是没有可能的。[11]

   作为每一个有良知和良心的中国人,都真心希望国泰民安,都希望中华民族早日腾飞于世界强国之林。这是一个中华民族做了一百多年的梦。中华民族自从1949年站立起来之后,迈开了巨人的步伐,在帝国主义封锁、修正主义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的艰难环境中,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农业体系。这些为1977年开始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即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华民族要腾飞,但如果思想混乱,那就会乱飞,飞到一个自己都不知道要去的地方,如果飞出一个封建法西斯专政全面复辟、两极分化严重、腐败丛生蔓延和世风日下的局面,那是会滑天下之大稽的。目前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就使得每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都在认真思考:毛病究竟出在哪儿呢?毛病就出在思想混乱,否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六四风波后曾明确指出:“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思想)教育问题。”尽管他有了如此深刻的认识,但又拿不出什么有效的措施,结果仍然是涛声依旧——腐烂依旧。非但腐烂依旧,甚至是变本加厉了:弄出个陈良宇这样全套路的贪官污吏,又弄出了“黑奴”这种举世震惊的恶性事件。

   此时此刻,许多善良的人们都看明白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确实被误入歧途了。

   俗话说:始乱终弃。由于1978年的所谓“真理标准”讨论之后,抛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使国人没有了主心骨,思想混乱至今。而确立了所谓“白猫黑猫”类的“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后,更给人误传了错误的信息: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中央的意思。本来就已经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的,现在那一亿也不观望了,坑蒙拐骗,全面出击,在中华大地上上演了一出出有史以来都未见过的“奇迹”,甚至有的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现在到了该停止使用“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时候了!不停止,四个现代化建设误入歧途将会越走越远;不停止,封建法西斯专政全面复辟、两极分化严重、腐败丛生蔓延和世风日下的局面就会愈演愈烈;不停止,国有资产将会贱卖殆尽,老百姓的生存权利就会受到严重危胁;不停止,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就会在我国重演!到时候,共产党将不再成其为共产党,人民共和国将不复存在,中华大地四分五裂,人民生灵涂炭,那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情景啊!

 三、“邓小平理论”概念的停止使用并不是要全盘否定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所起过的作用,

并不否定他的历史功绩。

    前面已经说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能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那里找得到,现在所做的工作仅仅是拨乱返正、正本清源,恢复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权威作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分支仍可继续讨论运用,对的应该坚持,错的就应该立即改正。

    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看到:邓小平同志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重申四项基本原则,把毛泽东的“一国两制”设想首先在香港、澳门付诸实施,推进了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历史功绩,不能否定。否定了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就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是绝对不可取的。

    现在,应该怎样历史地、客观地正确评价邓小平的问题必须提到国家和民族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这是一个全民都关心的问题。这是一个四个现代化建设即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推进的大问题,这是一个有关国家是否能安定团结和发展的大问题,因此,不能不引起国人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历史决议,一个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另一个是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五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从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在历史上已经没有争议了。

    而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于否定了中苏两党大论战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成果和反修斗争,特别是草率而短视地全盘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错误地、不全面、不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造成了思想大混乱。决议公布不久,在国内外就掀起了一股全面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狂潮,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一九八六年末和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动乱”,致使中共两位总书记均被逐出历史舞台;进入九十年代后,世界上又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前苏联、东欧解体的历史性事件,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邓小平同志主持、胡耀邦具体负责下起草的,因此,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笼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邓小平同志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然而,邓小平同志在实践中又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尽管他因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观点而未能奏效,但所作的艰苦努力应该得到肯定。这是一个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好的老共产党员的失误,与胡耀邦、赵紫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错误应该严格区分开来,更应该与方励之、王若望、严家其等极右派的罪行严格区分开来。邓小平同志毕竟是跟着毛主席打江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忠贞的。特别是在中共和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毅然决然地平息了反革命暴乱,使中国避免了苏东、坡。这说明邓小平同志在政治上仍然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进一步描绘毛主席、周总理的“四化”蓝图,推进了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综合国力有所提高,这在历史上是应该获得好评的;他进一步发展了毛主席“一国两制”的设想并使之具体化,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发展作出了贡献。

    没有以上这些基本认识,就很难把握住怎样正确评价邓小平,就容易出现偏差,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继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经五十八年了,四个现代化建设即改革开放也已经三十年了。这期间有太多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吸取。因此,本文作者郑重地向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建议:作出一个《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客观评价邓小平和改革开放,澄清历史事实,改正错误缺点,总结经验教训,重聚民心党心。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八十六年的历史再一次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不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指导思想,更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须臾不可分离的指导思想。什么时候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脱离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革命和建设就会受到挫折,人民群众生活就会遭受磨难。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是,这三十多年来,普通老百姓自发掀起的“毛泽东热”一浪高过一浪,老百姓在心底里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他们盼望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重新照耀着中华大地,他们盼望着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的工农群众再次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

    水可载舟,水亦可覆舟!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注释:

 [1]“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2]“一块石头”指“摸着石头过河”。“两只猫”指“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三条鲤鱼”指“三个有利于”。“四个坚刺”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应该指出:这里的“两只猫”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互相对立、矛盾的。

 [3]目前老百姓称“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为新三座大山。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于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内容如下:“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5]见《要防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要警惕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注释[1]《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给毛泽东的信》。

 [6]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指当时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广大的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介于两者之间的发达、较发达国家(包括当时紧跟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所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属于第二世界。

 [7]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逐蒋介石集团出联合国。

 [8]见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9]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10]见《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注释[1]《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

 [11]见魏巍《老红军说话了》一文中转载老红军、原云南民航管理局副局长郑加平《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历史是一面镜子。我国历史为什么经历那么多的改朝换代,从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走马灯式的更替。原因何在?根子在秦始皇建立的封建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这样的政治制度必然走向腐败,其后果是前一代腐败垮台了,为新的一代所代替,代替它的朝代由盛而衰而垮台,再由一个新的朝代代替,就这样循环往复的转圈子,直转到现在,我担心我国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我国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

刘正山 博士

2007年8月18日 (上网时间)

    提要:一些学者认为,粮食产量低于一定的数量,就意味着出现了粮食安全问题或者存在粮食危机;播种面积低于一定的数量,意味着中国出现了粮食安全问题。基于此,有关部门要求建设占用耕地的,必须开垦一定量的耕地或者缴纳“造地费”,实现“占一补一”,以确保耕地总量不下降。

    笔者认为,建国以来的数次粮食价格上涨,与耕地面积没有直接关系。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是价格、政策、投入等因素,而非耕地面积。不能简单地将粮食产量与播种面积或者耕地面积挂钩,不能认为保有了一定的耕地面积或保证了一定的播种面积就必然保障一定数量的粮食产量。

    关键词:粮食安全、耕地保护、粮食禁运

 Re-considerations and advice for the grain security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Liu Zhengshan

Abstract:There is now a large and influential literature on Grain Security.Many scholars argue that security or crisis of grain would come into being if the grain output is less than a kind of production.They also denote that China would be in grain security if the seed planting area is under a certain amount.Based on this kind of viewpoint, a certain state department established rules that stated land acreage must be brought under cultivation or stated assart fee must be paid when the cultivated land was used,so the gross quantity of the cultivated land would not be go down. I find little correlativity between the quartic rise in grain price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acreage. This paper documents that the major influenceable elements of grain production are price,policy, investment,etc.,but not the cultivated land acreage.This paper also gives some advice for the grain security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Key words:grain security,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the grain embargo

2003年秋至2005年初,中国粮食价格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4次上涨。这次粮价上涨,促使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受到广泛关注。麻志周(2004)、苏振生(2004)、夏建国(2005)以及蒋平、陈锡文、萧灼基(2006)等学者认为,此次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在于粮食供给量减少,而粮食供给量减少的原因为耕种面积的减少,耕种面积的减少则在于耕地的减少。他们认为:“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在库里,而在地里。”“有效的耕地保护涉及我国粮食安全大问题。” “粮食安全问题,必须时时关注,不能掉以轻心。”“保护耕地,就是保护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笔者认为,耕地面积减少并不意味着粮食价格必然上涨。实际上,建国以来的四次粮食价格上涨,与耕地面积没有直接关系。(1)1952~1953年的粮价上涨,是因为土改结束之后粮食对城市供给出现了短缺。1953年9月,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只完成了80.1%,而10月份的粮食销售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1.3%,供需缺口在40亿公斤以上。(2)1959~1961年的粮食价格上涨,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导致1959年后粮食供给连续大幅度下降。(3)1994~1995年,由于经济过热,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城打工,增加了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另外,1994年1月1日外汇改革,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7%,使得外贸和南方各省从“进口粮食”转为“向国内市场抢购”,从而导致粮价上涨。(4)2003~2005年初的这次粮食价格上涨,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简称为“粮改”)所引致的。由于私营流通企业的进入,打破国有粮食流通企业独霸市场的局面,粮食收购方面的竞争将非常激烈,粮食价格上涨。

不可否认,耕地保有量是影响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但是耕地保有量或者播种面积与粮食安全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站在WTO新格局和国际大市场角度看,我们要重新思考粮食安全问题。

一、粮食产量与播种面积的关系:OLS分析

麻志周(2004)、苏振生(2004)、夏建国(2005)以及蒋平、陈锡文、萧灼基(2006)等学者认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其实是说: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成正相关关系,特别是播种面积低于一定的数量,也意味着中国出现了粮食危机。这里不妨进行验证。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农业发展报告》和相关报刊,笔者得到表1的数据。

  1  粮食产量、价格与播种面积

年份

产量(万吨)

价格(元/公斤)

播种面积(千公顷)

1985

31820

0.53

78982

1986

33312

0.59

81006

1987

34200

0.63

81203

1988

33189.1

0.7

80464

1989

34986.5

0.88

82894

1990

38437

0.83

85218

1991

37853.9

0.81

85112

1992

38319.2

0.9

83630

1993

38660.8

1.03

81284

1994

37450.5

1.52

80304

1995

39941.9

2.04

82380

1996

43314.3

2.01

85515

1997

42833.3

1.79

85597

1998

44139.3

1.82

86227

1999

44045.29

1.74

86042.71

2000

39354.36

1.55

79671.11

2001

45260

1.37

100467

2002

45710

1.3

106333

2003

43100

1.39

101548

2004

46947

1.83

101610

2005

48400

1.78(估)

103733

注:1)上表数据来自相关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农业发展报告》和相关报刊;(2)表中的“粮食价格”是水稻(粳米标一)、小麦、玉米三种主要粮食的“全国粮食批发市场综合平均价”的平均值。

粮食产量与播种面积之间基本处于一种线性关系,可以构建函数如下:

                         (1)

式中:—粮食产量

      —播种面积

      —随机误差项

      a、b—待估系数

利用软件Eviews5.0,根据表1的数据,进行OLS(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见表2:

2  OLS估计输出结果

自变量

系数估计值

系数估计的标准误差

T统计量值

实际显著水平 

C

2375.145

6651.264

0.357097

0.7250

X

0.430289

0.075564

5.694391

0.0000

由表2得到回归方程:

         (2)

(0.357097)  (5.694391)

R2=0.630538DW=0.298586F=32.42609

通过统计软件Eviews5.0,计算得出的检验数据见表3。

3  OLS估计检验表

判定系数R2

0.630538

调整后的R2

0.611092

回归标准误差

3044.055

残差平方和

1.76E+08

对数似然函数值

-197.1867

DW统计量

0.298586

应变量的均值

40060.69

应变量的标准差

4881.231

赤池信息值(AIC)

18.97016

施瓦兹信息值(SC)

19.06964

F统计量

32.42609

F检验的实际显著水平

0.000017

    根据表3的结果,对方程(2)进行检验。第一,方程显著性检验。通过回归分析得到F=32.42609,给定一个显著性水平a=0.01,查F分布表,得到一个临界值:

    F0.01(1,19)=8.18

    很显然,F>F0.01(1,19)。模型通过了F检验。

    第二,拟合优度检验。通过回归分析得到R2=0.630538(调整后的为0.611092),略高于50%,在一定程度上拟合了样本观测值,基本通过检验。

    第三,序列相关性检验。回归计算出来的DW=0.298586。给定a=0.01,查表知,DW的下界为dL=0.93,DW ==0.298586 < 0.93,依据判别规则,可以认为误差项 存在严重的正自相关。

    为什么随机误差项出现了严重的正自相关?这说明,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没有被包括进来。这些因素包括:

    第一,政策因素(变量)。我选择数据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政策因素。如我只选用1985年以来的数据,是因为那以前(到1950年)中国对粮食实行的是中央计划的统购统销制度,直到1985年才实行合同定购制度。但是,1992年5月,政府规定,各省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这标志着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开始走向市场化。到2003年,中国粮食体制完全市场化。而市场化程度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粮食生产。

    第二,价格因素。1992年以后,粮食价格逐步走向市场定价的路子,特别是2003年以来,粮食价格完全由市场形成。而根据经济学的供求定律,价格是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

    第三,天气因素。直到现在,中国大部分粮食生产地,依然“靠天吃饭”,自然条件的变化,直接影响产量。如果某年风调雨顺,则粮食会丰产;反之,歉收。

    第四,投入因素。粮食生产,需要多种投入要素,土地只是其中一个要素而已。其他的,如固定资产的投入、人力投入、肥料投入等等,都是必要的要素。

    为了证实上述假说,这里先将价格因素和政策因素纳入分析。考虑时滞,假设本年度的播种面积确定和产量(这里不考虑天气等因素),受到前一年粮食价格影响,那么,价格数值取1985年到2004年的,产量和播种面积数值取1986年到2005年的;考虑政策因素,可以引入虚拟变量G,年份<=1992时,G=0;年份1992时,G=1。构造函数如下:

    (3) 利用OLS估计出回归方程如下:

    (4)R2=0.92388 DW=1.296329 s.e.= 801.2248

    很显然,回归方程式(4)比(2)有明显的改善,拟合优度检验高达0.92388,接近于完美;DW检验通过,不存在序列相关性;粮食产量与价格、面积之间的显著性也有相当程度的提高。

    通过比较方程式(2)与(4),我们可以发现,不能简单地将粮食产量与播种面积或者耕地面积挂钩,不能认为保有了一定的耕地面积或保证了一定的播种面积就必然保障一定数量的粮食产量。

二、从今后的情况看,中国出现粮食安全问题的几率较小

    (一)当前粮食产量稳定,可以自给

    假设现行科技水平不变(即平均粮食亩产量不变),人口数量不变,粮食需求不变,应保有多少耕地?这要看每年对粮食的需求。

    自2000年以来,中国粮食消费需求大致在4800亿公斤~4900亿公斤之间。消费需求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认为基本不变,所以,可以估计为4850亿公斤。换句话说,假设现有人口数量不变、粮食需求不变,那么,中国每年粮食供应要保持在4850亿公斤左右。

    假设技术进步等因素保持不变,粮食产量按照每亩300公斤估算,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大体上需要保持在每年16.17亿亩左右。也就是说,年粮食产量低于16.17亿亩,当年生产的粮食就难以满足需求,粮价就会上涨;超过16.17亿亩,则会供过于求,粮价下降。那么,粮食播种面积连续3年以上低于16.17亿亩,就会出问题。

    从当前的情况看,每年播种面积15.56亿亩左右,缺口不大,可以接受。一般认为,当粮食自给率大于85%时,表明该国家或地区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中国当前的粮食自给率显然大于85%。

    再从粮食储备角度看,国际通行的粮食安全储备最低量是三个月的国民粮食消费量。世界粮农组织规定的粮食储备安全线是:谷物库存必须达到消费量的17%~18%,其中周转储备占12%,后备储备占5%~6%。根据中国具体国情,粮食库存在1.25亿吨左右比较合适,五个月的安全口粮为1.625亿吨。据了解,2003年末,中国国有粮食库存1.80亿吨。农户人均存粮506公斤,全国农民存粮达3.89亿吨。将国库粮食和农民存粮合计起来为5.69亿吨。如果按照粮食年消费量4.9亿吨计算,2003年末的粮食库存水平超过消费量,近年内的粮食保障水平仍然相对较好。

    (二)今后的耕地面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

    中国的耕地面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及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耕地面积出现了减少的趋势,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统计资料上来看,并未达到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甚至还有一定量的增加,如1979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5亿亩,2003年却达18亿亩,和人们的预期有一定的差别。另外,中国的非耕地资源生产潜力很大,大约有20亿亩可利用的荒山、荒坡,10亿亩可开发的沙荒地。

    按照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的估计,按照目前的农业水平,中国粮食最大可能生产能力为8.3亿吨。但是,粮食需求低于最大估计供应量。按照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文献信息中心梅方权博士的估计,到2030年,中国粮食需求总量将可能达到7.02亿吨左右。假设技术等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到2030年,供求相抵,粮食供给盈余为1亿余吨。

    (三)考虑市场因素,粮食安全问题并不严峻

    考虑市场因素,则粮食安全问题没有一些人想象中的那么大。解决粮食安全的办法就是让市场发挥作用。只要市场在,就不愁买不到粮食。

    事实证明,从全球范围内看,粮食问题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将来估计还会如此。只要商店开门营业,就可以随时随地买到粮食。只要有钱,人们就可以永远用合理的价格买到所要的商品。个人的粮食安全依靠市场,国家的粮食安全同样也依靠市场。过去半个世纪,虽然人口增加一倍半,人均消耗增加17%,种粮食的人减了大概2/3,而粮食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却降低了一半。现在全世界每年生产的粮食总量约为20亿吨,供60亿人口吃用。每年国际粮食贸易量为2.4亿吨。中国如果进口两千万吨,还不到世界贸易量的1/10,根本不会撼动国际粮食市场,单美国每年出口粮食就达到8000万吨。

    (四)粮食禁运发生的几率极低

    一些学者对海外市场表示怀疑,认为粮食这种生活必需的产品,只能自力更生,而不能依靠海外市场,因为,如果发生粮食禁运,对中国粮食安全的风险极大。从有关历史事实推断,中国未来面临大规模粮食出口禁运的可能性不大。未来国际经贸环境的演变趋势可能会进一步降低粮食禁运之类事件的发生机率。

    Hufbauer和Schott(1985)的研究结果表明,1919~1984年间,全世界范围内共发生了103次经济制裁,其中涉及到食物的出口贸易禁运为10次 。10次食物禁运中,9次禁运目标国为发展中国家,一次为苏联;8次禁运是由美国发起的(Winters,1990)。

    然而,10次食物禁运中至少有一半左右属于部分或全部中断援助性粮食出口,而不是商业性粮食出口禁运。真正意义上的粮食禁运(即粮食出口国方面出于政治性动机,部分或全部中断与进口国发生的商业性粮食贸易)只有一次,这就是美国1980~1981年对前苏联实施的主要以粮食出口为对象的贸易禁运。

    此外,历史上发生的粮食禁运少数较为成功,大多数不成功或完全失败。依据Hufbauer and Schott(1985)研究提供的系统资料,1919~1984年间国际上发生的10次涉及食物的禁运中,五次完全失败;两次对禁运目标国造成短期压力,但没有长期影响;一次禁运成功,但食物禁运作用微乎其微;两次基本成功。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贸易自由化获得新的有力推动,禁运政策遭受抛弃。1996年11月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通过的“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指出,不应把粮食作为一种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段。另外,实施经济制裁政策也应当格守人道主义原则,这在国际社会也被越来越广泛地认同。从20世纪末以来的事例看,联合国对伊拉克、南联邦、海地等国经济制裁,无一例外地基于人道主义原则,把粮食排除在禁运范围之外。这些变化趋势虽然不足以一劳永逸地彻底消除未来粮食禁运发生的可能性,但应能使其发生机率更为下降。

三、调整粮食安全战略的对策与建议

    从前文的研究结果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为了粮食安全而提出的保有一定耕地面积的措施,不具有科学性。尽管说,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不能对粮食问题掉以轻心,但是,今后应该根据新的形势,调整粮食安全战略。

    (一)把“立足国内自给”的传统粮食安全战略转变为“适当保证国内粮食生产能力,合理利用国际粮食市场”的战略

    “保护耕地,就是保护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种观点其实是农业社会“自给自足”观念的现代反映。

    在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农业是社会的支柱产业,而且产量比较低下,又缺乏国际贸易,一旦因为自然灾害等原因而出现了供给缺口,则有可能导致经济恐慌、进而可能演化为经济危机。现在社会就不同了,多数国家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按照动态的比较优势确定发展战略,譬如,有的国家主要生产粮食,有的国家主要生产纺织品,然后进行交换,节约了双方的成本、提高了效率。中国的资源禀赋在于劳动力资源,土地则比较贫瘠,如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加上“人口众多”,使得中国土地问题更具严峻性。2004年,中国甚至出现了“地荒”。此外,中国后备土地资源潜力不足,特别是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目前中国土地资源已利用的达到100亿亩左右,占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是难以利用的沙漠、戈壁、冰川以及永久积雪、石山、裸地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农业耕作技术整体上比较落后,西部一些地方还处在手工为主的境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根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片面地强调“保障一定的粮食产量”,没有必要。

    事实上,粮食是土地和用水密集的产品,进口粮食某种程度上就等于进口了土地和水资源,按照美国学者布朗的说法,进口一吨粮食就等于进口了1000吨水(李成贵,2001),而出口劳动密集型的果蔬及动物性产品则等于输出了劳动力,这样的贸易战略非常符合中国土地和水资源短缺而劳动力过剩的资源特点,是完全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选择。

    笔者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专业分工和国际贸易,有可能使中国变成一个粮食进口大国,但是不会是一个食品进口大国。粮食的净进口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食品的净出口所抵消。这种格局,即既有利于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又促进了国内资源配置的效率的提高,可以实现有效率的粮食安全。利用国际市场,还有利于建立一种具有良好特征和功能的农业新模式,通过调整以往单一的资源内向型利用战略,有选择性转向利用世界资源,有助于把国内资源利用、保护和保存结合起来,防止中国自然资源数量基础的缩减和退化,保持自然资源基础完整;有助于政府采取符合农业多样性、支持小农场生产和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方法。那种过分倚重自给自足的思想乃闭关锁国意识的余韵遗绪,也是食物观念单一的体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是可以理解但不足取的。

    (二)应当实施更灵活的耕地“占补平衡”措施

    当前,中国的粮食生产由于科技投入增大,农民精耕细作,农田基本设施的不断完善,粮食单产增加。再加上人们食品结构的变化,对粮食的直接消耗相对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采取灵活的耕地保护政策,废除“占补平衡”措施,实行“两个储备”。

    有关部门实施“占补平衡”政策的目的是,确保耕地总体数量不变。也就是说,工商业占用耕地,必须开垦同样面积的土地,作为耕地的补充。但是,一方面,很多地方补充的耕地质量堪忧,基本上无法耕种;另一面方面,中国可利用的后备资源不多了,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开垦难度比较大,同时这些后备资源如草地、湿地等的原始状态在整个生态环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调节作用。开垦这些土地的结果是对资源环境的破坏。

    今后应当废除“占补平衡”措施,实行“两个储备”:一是耕地资源储备,就是对这些尚未利用的在生态系统中起着一定调节作用的可垦后备资源,在调查规划清楚的基础上,暂时将其储备起来,不予开发,待到粮食生产出现需求时再按计划开发。这样做,既有利于调节粮食市场的供求,又有利于自然生态的保护。二是耕地开垦资金储备。各地每年都能收取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专门用于耕地开垦,这笔资金的使用一般都是采取根据耕地开垦的项目确定的。当前应当将这笔资金全部储备起来,待粮食需求增大时,再迅速投入到耕地开垦中去,这不仅能使征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使用费真正用在耕地保护方面,更重要的是在需要造地投入时有可靠的资金保障,而不至于贻误耕地开垦需要。

     (三)充分挖掘技术进步对耕地利用效益贡献的潜力

    科技进步是耕地资源利用效益提高的根本保障。根据庞英、张全景的研究(2004),通过计算技术进步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EA、资本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EK、劳动投入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EL,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EA高峰年份为1992与1993年,分别为129.06%和245.06%,在各种投入要素中占绝对优势。以后则逐渐下降,除了1999年与2000年(92.03%和79.91%)超过资本的贡献率ZK外,其余年份主要是资本的投入对耕地生产力的提高作了贡献。劳动投入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EL除了1999年最高达到30.16%外,其余年份基本上是正负各半。可见,当前耕地生产力的提高主要得益于资本的投入,技术进步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还远不能满足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对耕地产出的需要。但个别年份技术进步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是巨大的,这说明了技术进步对中国耕地生产力的提高蕴含着深厚的潜力,因此必须充分挖掘技术进步对耕地生产力贡献的潜力以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参考文献

1.麻志周:《我国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国土资源》2004年第11期
2.苏振生:《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中学地理教学参考》2004年第3期
3.夏建国:《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问题探讨——以四川省为例》,《中国农学
通报》2005年第3期
4.蒋平:《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湖南农业科学》2006年第1期
5.陈锡文:《中国的粮食和农民问题》,中国食品产业网2006年2月14日
6.庞英、张全景:《科技进步对土地生产力贡献的实证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年第4期。
7.李成贵:《水资源短缺将动摇中国的粮食安全——布朗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院专供信息》2001年第3期
8.《萧灼基评说“十一五”经济热点》,《上海证券报》2006年3月1日
9. Haufbauer, G.C and Schott, J.J (1985):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History and current polic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10.Winters, L.A. (1990): “Digging for victory: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world economy, Vol. 13.

(原载《财经科学》杂志,2006年第7期。)

 

也来说说“宏观税负”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李炜光

2007年8月18日

    北京晨报8月4报道,国家税务总局在其官方网站上称,通过“用数字说话”的方式,对近年来中国税负偏高的质疑予以驳斥:“中国宏观税负目前仍处世界较低水平, 所谓中国税负水平位居全球第二或第三位的结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是违背事实的。”该文说,我国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2005年为19.39%,比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低12.72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低7.13个百分点。此外,我国不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在2005年尽管达到最高水平15.65%,但仍然比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低6.94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低4.21个百分点。

    应该说,罗列一堆数字来证明宏观税负“不高”的做法,不过是又一次文字游戏而已,并无多少实际价值。世界银行曾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的类型提出过一个划分标准:人均GDP低于78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值一般为13.07%;人均GDP786—3125美元的国家为中下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18.59%;人均GDP3126—9655美元的国家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21.59%;人均GDP大于9656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28.90%(见世界银行1998/1999世界发展报告)。就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我国目前仍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2005年为19.39%,宏观税负指标已经超过18.59%的平均值。按照目前税收增长20%以上的增长速度,迅速接近中上等收入国家21.59%的水平指日可待,怎么可能得出“中国宏观税负目前仍处世界较低水平”的结论来呢?

    翻开《中国统计年鉴》,很容易明了我国“小口径”宏观税负的增长态势。1994年前后,我国税收收入不过5000亿,1999年过万亿,2001年过1.5万亿,2003年超过两万亿,2004年超过2.5万亿,2005年超过三万亿。2006年再创新高,不含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的税收收入达到3.76万亿元,增幅近22%。税收占GDP的比重,1995年不过9.83%,2006年已经达到18%。据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完成近两万五千亿元人民币,增长近三成。照此增速发展下去,超5万亿不过是未来的几个月之内轻而易举就可实现的“小事一桩”,宏观税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很快就会成为每个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事情还不止于此。我国税制与国外税制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可以与它并驾齐驱的收入群: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把这些统统加总起来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如果再把制度外“之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还有不得不计入企业成本的官员的索贿受贿,那就说不清楚是多少了。所有这一切,都被可爱的官员们有意或无意忽略掉了,所以我说他们说的那个“宏观税负”并实际价值,就是这个道理,它必然与亿万民众亲身感受到的税收负担所带来的“税痛”大相径庭。

    所谓“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总水平,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大家熟知的GDP的比重。但某些“特色”决定了咱中国的宏观税负不是只有一个。一般的说法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小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中口径”宏观税负;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大口径”宏观税负。税总官员们说的是其中的哪一个,不是很清楚了么?

    其实我国学者或官员早就采用各种测算过“大口径”宏观税负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也并无大的分歧,即大口径宏观税负为小口径宏观税负的两倍甚至更多(《经济研究》1998.4)。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培勇教授测算的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早在2000年就达到34.43%,是小口径税收负担的2.43倍;2002年,当时的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现任财政部长金人庆先生撰文指出,我国政府收入的比例为:中央财政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例为15%,各级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各种制度外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达到35% 的水平(金人庆:《中国当代税收要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按此计算,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相当于小口径税负的2.33倍。这里面的每一个数据都远远超过中上等国家21.59%的水平,甚至超过高收入国家28.90%的水平。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国家税总的官员们为什么对上述结论视而不见,采取回避的态度呢?

    如果嫌数据还不够充分,不妨再来看看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占31%,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有意识地降低这个比重,而且降得非常之快,到了1994年,已经降到了12%。由于惯性的作用,1996年降到了11.2%,这是建国以来的历史最低点。这以后又往上急升,于是就有“提高两个比重”的说法。到了2006年升到了19.73%,如果我们做一个曲线图,可以看到,曲线的最高点是1978年的31%,到1996年降到11.2%,此后持续上升,到2006年的时候恢复到接近20%,犹如一个不大对称的“V”字形。如果把没有计入财政支出的项目如国债支出、社保支出计算在内的话,如果把预算外支出、制度外支出都算上的话,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至少应当在30%以上,那就不是“不对称”了,而是刚好“对称”。

     如果我们继续画那幅曲线图,从30%的最高点,降到最低点11.2%,然后又往上升,回到了30%,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还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一趋向,于是右边的曲线还会继续上升,新的不对称又会出现。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了:30年过去,这个国家的体制又回到了它的起点。一个无限政府,职能、规模都呈现一种无限的扩大,无限增长的态势的政府,就在我们面前一步步形成,政治权力在我们这个国家仍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的“疯涨”,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楼继伟先生曾表示过不安,高层决策机构已认识到,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过高,其结果将成为破坏中国经济结构平衡的重要负面因素(《南风窗2006.7上》)。税总信心十足的“说法”,与财政部正副部长的担忧恰形成鲜明对照,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个?

    我们的官员们从来是把税收超额增长当作“喜讯”来表达的,他们体会不到,在那个冰冷数字的后面,纳税人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我只看到,“竭泽而渔”的税收政策已经使这个国家的人民承担着世界上最为沉重的税收负担。被税总官员们“批倒批臭”的《福布斯》杂志把中国内地税收痛苦指数列为全球第二,或第三,到底有没有道理,评判者是是亿万纳税人,真正能用来作证明的,是人们手里的菜篮子,是数以万计的中小型、微型企业的命运。(可参见本人的另一篇文章《没有好的税收哪儿来的充分就业?》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1358)

    宏观税负,斯事体大。别的事情忽悠一下也就罢了,习惯成自然,人们听听一笑也就过去了,唯宏观税负的数字不能掺假,该说清楚就不要含糊其辞,因为它关系着国家的宏观决策以及亿万人的生活,人们在眼巴巴地看着你们呢。

 

近四万亿的税收都干什么去了?

林金芳

  最近一期《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文章,描述一个“虚拟”母亲的所遭遇到民生问题。从孩子的出生,到看病、买房,再到水、电、气,银行取款,孩子上学,都无一不面临种种无奈与辛酸。这位母亲,也是一位普遍的纳税人,据说,在2006年,像她这样的纳税人,一共缴纳了37636亿元税给政府。或许,我们与她一样,都不知道这些税都干了什么!为什么不能拿这些钱去打造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南方周末》7月26日)

  美国政治家亨利·克莱指出:“政治是一个信托机构,而政府官员则是受托人;信托机构和受托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从这个角度,对财政收支过程中发生的信息,纳税人显然有着充分的知悉和获取的权利。

  根据税收的征收与支出流程,一般来说,纳税人的知情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对税收政策制订的知情权,对税收政策内容的知情权,对税收管理的知情权,以及对税款支出方向、效率的知情权。我们的钱干了什么?产生了什么效果?这都是每一个纳税人都有权知道的。然而,这么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似乎从来没有一个报告认真、详细地公布过财政收入的分流与使用。老百姓只能从媒体报道、专家臆测的只言片语中“想当然”。

  对政府预、决算及预算执行情况的知情权,这也是纳税人知情权的重点和关键所在。税款支出过程是政府“生产”与“分配”公共产品与劳务的过程,税款支出的方向如何、效率高低,直接关系到纳税人的福利实现,进而影响着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和税款的征收。可是,偏偏这些重要部分,涉税部门往往以保密权和隐私权为借口,把一些普通的资料也纳入保密范围,不予公开。

  前段时间,有关部门搞了一个“个税自行申报”,结果在全国各地遭到冷遇,有些地方甚至为零。中国人纳税不积极,有些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公民纳税意识不强、有关部门准备不足。我倒认为,国人“纳税不积极”,这应该早在预料之中,在一个权利和义务不明、没有阳光照射的税务、财政体制中,公民的纳税积极性从何而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透明守则宣言》,有个观点很经典,财政透明度是优良政府管理的一个关键方面,只有遵循更有力和更可信的财政政策,才能赢得知情公众的支持。

  据统计,我国税费总负担占GDP比重已达25.1%,如果再加上体制外,将达30%左右。美国《福布斯》也报道,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一。与“高税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的低福利,正如《南方周末》所虚拟的这位妈妈所遭遇到的。尽管每年财政收入超常增长,可公共服务支出所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却越来越低,相反,行政管理费用却如脱缰野马。这种“高税赋”且“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现象,无疑大大挫伤公民自行纳税人的积极性。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