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本期文集以袁剑先生的文章为主题目,北京奥运会很可能是个历史的转折点,既是中国发展跃上一个台阶的标志,也是发展方法和模式即将进行转变的开始 ,并且隐性的东西也开始显现。对于中国来说,下一步要转变的主要是对西方主流经济说教的矫正。诺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最近说,自由市场的说辞和政府干预的混合对发展中国家已经造成了特别恶劣的影响,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 。然而我国这些年里却把这些思想捧若神明,以至走到今天搞得天怨人怒。随着下半年经济形势的明朗,我国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会变得逐渐清晰起来。本期文章汇编有些很值得阅读的文章,有些分析很有价值,尽管这些人左中右什么人都有,但这些分析可以使我们从各个角度认识当前中国的问题。

    在思想文化方面,这期文章中翟玉忠的《北京奥运会误读了 “和”》 一文很值得一读,中国当代的文化迷茫、学识浅薄和思想僵固被潜心钻研历史的翟玉忠先生昭然若揭。这篇文章有几个惊人的发现,一是古代的“和为贵”到了今天已经演变成“同为贵”,《左传》中齐景公与国相晏婴的一番对话,揭示了中国今天的问题。二是和并不仅仅指和平、和谐,和最重要的内容是异质均衡共存,用晏子的话说就是“和如羹焉”,和就是做一锅汤,将各色物质融为一体。但是自秦汉以后,专制帝王的思想桎梏已经使先秦哲人的“和为贵”扭曲演变成“同为贵”,在一个同的支配下,所有的人都要步调一致地与一个中心同一起来。这种和,实在是封建专制的产物,今天的中国人要有鉴别力。关键是要造就一个能将各种不同的因素混在一起熬汤的政治制度。自从王权政治衰落之后,我国至今未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制度。]

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隐形航线

----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终结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8月18日

目录

张斌:《中国贸易顺差迎来转折点了吗?》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哈伯特.西蒙:《“按人发钱”和单一税制》

何宗松:《QFII终于漏出狰狞的面目》

谢国忠:《双重调整无法阻挡》

舆情:《从郎平现象看精英叛国的可怕性》

翟玉忠:《北京奥运会误读了 “和”》

王云:《警惕权贵阶层得到最高权力》

田忠国:《我最怕右派中那些变成野兽的人》

《河南漯河的阵痛:三任书记相继落马》

施晓渝:《2008:重磅私企垮掉的季节》

王绍光:《财政没有透明就不是民主》

袁剑: 《中国经济增长的隐形航线》

《清末全民大炒股:近代中国的三次大股灾》

川岛:《中国国家昌盛,民族工业却在衰亡》

王希哲:《右派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绝望》

王希哲:《中国不可能再出戈尔巴叶利钦式人物》

卡斯 • 桑斯坦:《为什么美国宪法缺乏社会和经济权利保障?》

索尔仁尼琴:《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领奖演说》

谢进杰:《一个广东农民对三农问题的看法》

王云:《中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赖洪毅:《民主化后如何防止分裂》

乔续:《欲复兴我中华,必先复兴我中华文化》

《从作家到空军副政委的成长路》

刘亚洲:《大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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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7 18:17:3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 08056 - 中国贸易顺差迎来转折点了吗

中国贸易顺差迎来转折点了吗?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张斌

Aug. 18, 2008

bjzhangbin@gmail.com

贸易顺差的转折点

    次债危机、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工资上涨、新劳动法、信贷成本突增、环保要求提高等等,这一切会让中国贸易顺差大幅下降吗?如果是按照标准的教科书理论,或者是听听出口企业的抱怨,我们似乎应该据此预测中国贸易顺差会大幅下降。从2008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事实果真如此。2008年上半年累计贸易顺差990亿美元,低于去年同期的1125亿美元,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首次出现负的贸易顺差增长率,是贸易顺差格局的一次转折性变化。

    是上面诸多原因造成了罕见的贸易顺差负增长吗?上半年,出口增长率21.8%,进口增长率30.6%,进口的大幅增长是减少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这有些出乎意料,因为受上面提到的诸多因素影响的应该主要是出口,而不是进口。再进一步看,进口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进口原油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笔者大致估算了一下,如果按照去年同期价格计算,进口今年上半年同样数量的原油要多付出233亿美元,铁矿砂要多付出133亿美元,仅是这两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因素造成的进口增加金额合计就达到366亿美元。

    如果剔除了原油和铁矿石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长22%,贸易顺差增长率也不再是负的,而是正的20%。这意味着如果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恢复平静,中国贸易基本格局可能还会回到我们习惯的轨道上,尽管这个轨道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上面数字同时也说明最开始提到的次债危机、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工人工资、新劳工法、信贷成本、环保成本等因素只能很有限程度地解释中国的贸易余额变化。

找到合适的理论

    为什么在上述如此众多的不利因素影响下,剔除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的中国贸易顺差还是高居不下?上面提到的诸多流行解释元素不行,用传统教科书中利用国内外需求和汇率变化解释贸易顺差变动也不适用,应该用什么理论理解中国贸易顺差?是不是储蓄减去投资等于贸易顺差这个框架能更好解释中国的贸易顺差变化?

    考虑这么一个三口之家。原来妻子和儿子在家务农和整理家务,丈夫打猎,猎物换些钱币买家中所缺的生活用具和油盐酱醋。不管是什么原因,现在只留妻子一人在家务农和整理家务,儿子和丈夫一起外出打猎。会发生什么呢?猎物价钱变糟糕,因为市场很小,丈夫加上儿子虽然打了更多猎物,但是买的起猎物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所以猎物价钱难保。还好,即便价钱难保,猎物和钱还是多了。

    如果原来丈夫打猎所得就足以应付家中所缺的生活用具和油盐酱醋,儿子和丈夫多挣的钱无非是存起来。把猎人一家组成一个国家。打猎所的猎物等于出口,家中所缺的生活用具和油盐酱醋等于进口,没有花出去的货币等于外汇储备,妻子务农和家务以及拿钱换来的生活用具和油盐酱醋等于消费,猎物价钱等于贸易条件,我们还会看下面一系列现象:进口不变,出口增加,贸易顺差增加,外汇储备增加,消费减少(或者储蓄增加),贸易条件恶化。这些很多都是中国经济近些年的典型特征。

    是什么原因让儿子和丈夫一起在外打工呢?从家庭内部评价体系来看,出外打工比在家里务农和干家务更有利。从国家评价体系看,做出口比在家做农业或者是服务业更有利。让出口有利可图的政策又很多:低估的汇率、无所不包的外资优惠政策、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等等;让农业和服务业比较不利的政策也有很多:种类繁多的价格管制价格(比如对大米价格和出口的管制),对行业准入的严格限制(比如医疗、卫生、通讯、交通、金融、教育等等)。

    回顾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市场化发育历程,一个典型的特征是:能够用来出口或者进口替代的制造业产品实现了从商品价格到企业,到行业,再到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整体市场化改革和开放;医疗、卫生、通讯、交通、金融、教育等诸多服务类行业市场改革举步维艰。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自然在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内服务业部门努力发展,在行政垄断的众多服务业部门无所作为。结果自然就是上面猎人家庭的例子。

    还需要补充的一点。过去曾有很多国内外著名学者认为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所以高贸易顺差在所难免。从上面框架来看这个观点站不住脚,不是因为有了高储蓄才有贸易顺差,而是因为创造了贸易顺差,被迫带来了高储蓄。储蓄减去投资等于贸易顺差(Saving-Investment=Net Export)的解释在等式关系上正确,但在理解上不应该先入为主地认为是等式左边决定了右边,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的情况可能就是例外,从等式右边解释左边,从高顺差解释高储蓄更有说服力。1

改变中国贸易顺差的三种可能

    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未来三到五年内中国的贸易顺差转折性变化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贸易条件再度大幅恶化,类似数量的出口和进口,但是因为进口价格大涨,贸易余额出现了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正是我们目前所经历的。但是过了今年以后,如果没有再度出现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贸易顺差增速再度受到大幅影响可能性不大。

    第二种可能是中国未来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会造成真实汇率的大幅升值和贸易顺差转折。严重的通货膨胀局面下,出口和进口替代等制造业商品在国际商品套利的作用机制下价格上涨不会太多,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难以参加国际贸易的食品、服务等行业。这会激励资源流出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出口和进口替代都将因此减少,进口也会增多,贸易顺差出现逆转。

    第三种可能是中国坚决地贯彻了预定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主动转变资源配置格局减少贸易顺差。问题的关键是收放并举,一方面放松医疗、卫生、通讯、交通、金融、教育等行业准入和建立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让私人部门资源能够流入这些部分;另一方面坚持人民币大幅升值、解除对出口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各种补贴、增加对能源和环境消耗严重产品的出口税收,让那些低附加值的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无利可图,自己退出。

    上面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当中,第一种情况再度出现的几率不大。第三种情况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是它考验宏观当局制定政策的智慧以及对抗利益集团的决心。第二种可能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它可能不仅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还会是一场金融危机。

    1, 对等式关系的解读来自余永定教授。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21 09:25:2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斯蒂格利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008年7月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拥护者企图将市场失灵的过失转变成政府失职的责任。美国政府应该对低收入的美国人的房屋问题给予更多的帮助,但美国政府没有这样做。美国的银行普遍对风险处理失当,并由此产生了全球性的恶果,那些经营这些银行的人却拿着数亿美元的补偿溜掉了。

    看来这个世界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友好。新经济自由主义是由一系列基于市场具有自纠功能、能有效地分配资源并很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原教旨观念组成的混杂观点。就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支撑着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该“共识”赞成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全心关注通货膨胀问题的独立的中央银行的观点。

    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有一个竞赛,竞赛的失败者很清楚:那些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不仅失去了增长的资本,而且当它们确有增长的时候,由此产生的利益也被不成比例地分配给了那些权势阶层。

    虽然新自由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也没有通过另一个检验。没人能声称,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金融市场在分配资源上是卓有成效的。例如在美国的住房政策上,就存在巨大的资源误配。

    为那些无力购买住房的家庭新建的住房,最终因为几百万个家庭被迫离开,而被废弃和空置。即使那些谨慎借贷并维护其房子的模范公民,现在也发现市场将他们房子的价值压低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固然,在房地产领域的过度投资有一些短期的好处:一些美国人享受了拥有房子并居住在他们用其他方法无法获得的大房子里的快乐(或许只有几个月),但是,他们和世界经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百万人在失去他们的房子的时候便失去了其一生的积蓄,而且次贷危机使全球经济陷于减速的泥沼。人们对此的预测意见越来越一致:这个低迷时期将持续很长时间并影响深远。

    市场也没有为飙升的油价和食品价格做好准备。当然,这两个都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学中的例子,一定意义上,这正说明了问题:自由市场的说辞在被有选择地加以使用――当它为一个特别的利益服务的时候就会得到认可,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被抛弃。

    乔治・W・布什政府公开为美国的军事工业集团服务的程度比以前的政府更为赤裸裸。或许,布什政府的少数几个优点之一就是在说辞和事实之间的差距要比罗纳德・里根政府小。在里根所有的自由贸易说辞中,他随意地施加贸易限制措施,包括臭名昭著的对汽车“自愿”出口限制。

    自由市场的说辞和政府干预的混合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特别恶劣的影响。他们被告知要停止对农业进行干预,因而将自己的农业暴露在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具有毁灭性的竞争之中。他们的农民或许可以和美国及欧洲的农民竞争,但是这些农民无法和美国以及欧盟的补贴竞争。不出所料,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正在逐渐减少,从而造成食品缺口加大,并最终酿成最近的粮食危机。然而提出这个错误建议的人不必担心要去购买失职保险,因为所有的代价将由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承担,特别是穷人。如果测量准确,历史将见证贫困人口的大量增加。

    简而言之,在一个物质充裕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仍然有数百万人无力负担最低限度的营养需求。在许多国家,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将对贫困人口尤其具有毁灭性影响,因为和富裕人口相比,这些项目在他们的支出中占的份额更大。

    全球的愤怒情绪是很容易察觉到的。毫不奇怪,投机商人是这些愤怒发泄的主要对象,然而他们辩称:我们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我们只是进行“价格发现”――换句话说,发现供应存在短缺。

    这是一个多么虚伪的答案。正是由于投机商人的炒作,价格上涨预期促使几千万农民采取预防措施。他们把谷物储存一些待以后再卖掉,这样可以挣更多一点钱。小小的谷粒在全球几千万农民的合力下拉高了市场价格。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拥护者企图将市场失灵的过失转变成政府失职的责任。有人说过,美国政府应该对低收入的美国人的房屋问题给予更多的帮助,但是美国政府没有这样做。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现实:美国的银行普遍对风险处理失当,并由此产生了全球性的恶果,但与此同时,那些经营这些银行的人却拿着数亿美元的补偿溜掉了。

    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而且现在看来,显然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0 16:42:1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回复:FW: “经济全球化下的不平等与发展——按人发钱是一个选择”

    大军中心:首先代我向仲大军老师转达我的谢意,感谢他对我的文章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另外,感谢你们关注社会分红的话题。国际第12届“按人发钱”大会于2008年6月20日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不平等与发展——按人发钱是一个选择”。“按人发钱是21世纪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思想。”下面是诺奖得主西蒙狂挺“按人发钱”的文章。若有 译漏,敬请谅解。广州 党爱民,

“按人发钱”和单一税制

UBI and the Flat Tax

哈伯特A.西蒙  Herbert A. Simon

党爱民 翻译

    I am in strong general agreement with Philippe Van Parijs’s argument for a UBI or "patrimony"–a portion of the product of a society that should be shared by all of those who inhabit that society. To establish such a patrimony is equivalent to recognizing shared ownership of a significant fraction of the resources, physical and intellectual, that enable the society to produce what it produces. As the essay makes a very strong case for the UBI and its feasibility, I will limit my comments to just two issues: (1) why a UBI (or patrimony) would be just; and (2) some problems of incentives that such a system poses and that need to be handled effectively.

    总的来说,我强烈支持Philippe van Parijs的关于UBI(注:普遍基本收入,就是按人发钱)或“遗产” 的论点——社会的产品的一部分应该由所有那些居住在该社会的人分享。 建立这样的“遗产”就是等于认可资源、自然和知识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共享所有权,它使得社会生产它生产的。 因为是随笔,对UBI及其可行性做非常有力的支持。我将限制我的评论到二个问题: (1)为什么UBI (或遗产)是正义的; 并且(2)这个系统要面对的一些激励问题,以及需要它有效地去把握。

    Justice When we compare average incomes in rich nations with those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we find enormous differences that are surely not due simply to differences in motivations to earn. Laziness is not a principal cause of poverty. A more plausible explanation for the differences, in fact the explanation that is universally put forward, is that much greater resources per capita are available to some countries than to others. These differences are not simply a matter of acres of land or tons of coal or iron ore, but, more important, differences in social capital that takes primarily the form of stored knowledge (e.g., technology, and especially organizational and governmental skills).

    正义 当我们拿富有的国家平均收入与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相比时,我们发现有巨大的差距,这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在赚钱动机上的差异。懒惰不是贫穷的主要起因。 对于这种差距,一个更加振振有词的解释(实际上它被普遍地提及)是: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有更加巨大的人均可用资源。这些区别并非简单地是土地英亩数、煤炭吨数、或铁矿,更重要的差距是社会资本,它是存放知识(如技术,尤其指组织和政府的技能)的主要形式。

    Exactly the same claim can be made about the differences in incomes within any given society. In large part, these differences must be attributed to differences in capital ownership, of which the largest part is social capit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in kinship and other privileged social relations. In addressing the question of justice, therefore, we are assessing the justice of inheritance of such resources along bloodlines. This is a question of value, not of fact. I personally do not see any moral basis for an inalienable right to inherit resources, or to retain all the resources that one has acquired by means of economic or other activities.

    在所有特定的社会,关于收入的差距一致要求能够正确地提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差距必须归因于资本所有权的差距,其中最大的部分是社会资本,它包括知识、裙带关系和其他特殊社会关系,因此,我们依照血统评价这些资源继承的正义。 这是价值的问题,不是事实问题。 我个人认为,没有任何道德基础支持不可分割的资源继承权利,或者保留全部资源——它已被通过经济或其他活动所取得。

    The usual argument for such a right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s where factors of production are paid their marginal values and where there are no externalities. But this assumption does not hold to any reasonable degree of approximation in real societies. Access to the social capital–a major source of differences in income, between and within societies–is in large part the product of externalities: membership in a particular society, and interaction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at society under practices that commonly give preferred access to particular members.

    一般认为,这样的权利是根据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在这个假设下,)生产因素被支付给他们的边际价值,并且没有外部性(注:可以理解为对其他人带来的好处)。 但这个假定在真正的社会中没有任何合理性。 有权使用的社会资本(是在社会上产生收入差距的重要根源)的大部分产生外部性: 特殊社会的会员资格、在实践中与那个社会的其他成员一起活动(一般提供成功的实践给特殊会员)。

    How large are these externalities, which must be regarded as owned jointly by members of the whole society? When we compare the poorest with the richest nations, it is hard to conclude that social capital can produce less than about 90 percent of income in wealthy societies like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Northwestern Europe. On moral grounds, then, we could argue for a flat income tax of 90 percent to return that wealth to its real ow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n a flat tax of 70 percent would support all governmental programs (about half the total tax) and allow payment, with the remainder, of a patrimony of about $8,000 per annum per inhabitant, or $25,000 for a family of three. This would generously leave with the original recipients of the income about three times what, according to my rough guess, they had earned.

    如此巨大的外部性,必须认为由整体社会的成员联合拥有? 当我们把最穷与最富有的国家比较时,很难做出社会资本能产生小于90%收入的结论——对美国或西北欧洲而言。 于是,在道德基础我们赞成把90%的单一所得税退回给它真正的所有者。 在美国, 即使70%的单一税将支持所有政府项目(大约总税的一半)和给与支付(?),剩下的,大约每个居民每年$8,000的遗产,或者三口之家每年$25,000。 这将慷慨把大约他们挣到的三倍的收入(根据我粗略的估计)留给原始的接收者处理。

    Incentives Economists are always quick to point out that people must be properly motivated to be productive. If average returns to effort were uniformly reduced by a factor of three, it is not clear why motivation to earn more would be reduced. The behavior of two-income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uggests that the desire for income is related much more to processes of social comparison than to the real wage rate after taxes or the relative desire for goods and leisure. Similar questions may be raised about saving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but in discussing them, private savings should not be dissociated from social saving (either by government or by the processes of social exchange themselves), which commonly produces externalities that are not evaluated by the market and appear nowhere in the social accounts. In any event, the questions about incentives to work and save are empirical questions that should be settled by experimentation and observation and not by philosophical debate.

    激励经济学家总是迅速地指出,人们必须适当地被刺激是有益的。 如果努力的平均回报通过三要素之一一致地减少,就不清楚为什么将减少赚钱的动机。 在美国,双收入家庭的行为暗示收入的欲望更多的与社会攀比的进程(processes of social comparison)有关,而不是税后真实工资率或对财物和闲暇的相对欲望。 相似的关于储款和资本积累的问题也许被提出,但在谈论他们,私人储蓄不应该与社会储蓄分离(通过政府或社会过程交换它们自己),它同样产生外部性,这是不能通过市场和并不存在的社会帐目来估值。 无论如何,关于工作和储蓄的激励问题是实证问题,它必须经由实证和观察来解决,而不是经由哲学辩论。

    I have focused on a UBI within a single nation. Let me leave aside questions of justice in reallocation of income among nations, and simply observe, as has been observed by many developmental economists, that reallocation can be accomplished at a relatively low cost by the export of knowledge rather than tangible resources. It is true that per capita income in wealthy nations might decline with increasing competition from those thereby endowed, but again, these effects of export of know-how need to be evaluated empirically and not simply posited by fiat. Meanwhile, the spread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with their power to allocate capital throughout the globe, may settle the question, for better or worse, before our empirical inquiries are complete. The historical record suggests that attempts to keep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within national boundaries are not usually successful for long.我把焦点集中在一个国家内的UBI。

    让我搁置一个国家的收入再分配的正义问题,简单地观察,很多发展经济学家观察发现,重新分配可以被实现于经由知识出口的低成本,而不是有形的资源。 这是真的,国民平均收入在富裕国家也许随着他们竞争的增加而下降,从而被资助。但是另外,这些技术秘诀出口的效果需要被实证评估,不是简单地由命令假定。同时,跨国公司的蔓延,以他们的力量在全球调拨资本,也许解决问题,是更好或者更坏,在我们实证调查之前就完成了。历史纪录暗示企图保留技术优势在国界之内通常不是常胜之道。

    No discussion of income redistribution should conclude without considering its impact on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population. Sustainability must be a central concern in all questions of national and global social policy. Increase in income has, in recent centuries, been the most potent means that has been found for stabilizing populations, but at the cost, alas, of increased energy production, which aggravates the problems of maintain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n our Earth. (Bringing the Third World up to Western energy levels would multiply the carbon dioxide problem by a factor of at least ten!) We must focus on converting income and savings to forms that are more benign in this respect.

    关于再分配的讨论不应该结束在不考虑它的对资源保护和人口的冲击的情况下。 可持续性在全国和全球性社会政策的所有问题中必须是一个核心问题。 近百年来,在为稳定的人口被找到了的收入的增量,是最有力的手段,但在能源生产成本的增加,它使在我们的地球上维护生活水平的问题恶化。 (带来由第三世界直到西方的能级水平将增加二氧化碳问题至少十倍!) 我们必须专注于转换收入和储款的方式到更加良性的形式。

    Herbert A. Simon is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and Computer Science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In 1978, he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西蒙是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个人专著《过剩经济学》已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

 

 

QFII终于漏出狰狞的面目

何宗松

2008-08-12

   统计数据,从4月份到6月份,QFII净买入总额超过200亿元。据中登公司公布的6月份统计月报显示,两市QFII结算净额为181.26亿元,比5月份增加了45亿元。然而8月1日到8月7日期间QFII云集最多的地方是中金公司旗下的以上海淮海中路营业部为代表的营业部,卖出股票总额超过8亿元。

  笔者分析,QFII作为精明的投资者为何会出现高买低卖的操作?是认为美国已经摆脱了次贷危机?还是认为中国经济不足以支撑大幅度跌破净值的中国优质资产?难道认为泛滥的美元其汇率真的会回升?外资如果撤离中国真的能够找到更值得投资的地方吗?

  笔者认为,外资撤离中国是假,打压中国经济是真,在中国股市构筑三重底的关键时刻,魔根大通首先在香港高调打响摧毁中国价值的第一枪,随后QFII露出狰狞的面目不惜血本配合达到代理人谢国忠的预言点位,目的之一是为了树立国际投机资本中国代理人的权威地位;目的之二是为了更低的成本控制中国经济。

  笔者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到了该考虑使用存款准备金,加大对事关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控股权,外资如果真的撤离就只允许换走美元正好消化美元储备,共产党中国不应该成为国际投机资本宰割的肥肉,应当采取果断措施彻底粉碎国际投机资本击垮中国经济的图谋!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42a@gmail.com> 收件人: <lianbangzhi@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6 15:31:2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选择周刊第197期

双重调整无法阻挡

原美国投资公司经济学家 谢国忠

2008年8月

《财经》

    中国进入了周期性和结构性双重调整时期,政府的政策无法阻挡这一进程。

  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通胀上扬、经济增长放缓和资产价格下跌的阶段。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是最坏的组合。如今的场景与2003年-2006年间的低通胀、高增长和资产价格上升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繁荣时期,全球的政策制定者们忽略了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本质,以及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给未来带来的恶劣后果。所以,滞胀的"罪恶种子"在数年前已经播下。试图使目前的状况出现逆转的政策,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为糟糕,并引发一场更大的危机。最好的策略是接受事实,同时,打击通胀与改善结构性低效并举。

"传统智慧"失效

  在过去十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全球资产循环周期(global asset cycle),其核心是出现了全球房地产泡沫(受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创新推动)。虽然当时利率较低,但是全球化暂时抑制了通胀的抬头。其中,最重要的抑制因素是新兴市场国家过剩的劳动力供给和前苏联国家减少的能源需求。然而,诸如奇异抵押产品、资产证券化和全球套利交易等"金融创新"方式,使得货币更容易流入房地产业并在全世界流动。因此,全球化也使得更多的货币流入到房地产业。

    "传统智慧"认为,房地产市场受制于地方条件,在一个土地辽阔的大国中,很难出现全国性的房地产泡沫,更何况出现世界性的房地产泡沫。不幸的是,全球化推翻了"传统智慧"的判断,使得不可能的事变得皆有可能。

  由于全球化等因素不再抑制通胀,现在的货币存量变成通胀的源泉。虽然通胀处于上升趋势,但是,各国央行仍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他们更关心信贷泡沫破裂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

  然而,各国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却使得大量的资金通过贸易盈余或是资本流入进入中国。这表现为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并且总量庞大。尽管中国央行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过剩的流动性还是诱发了股市和房市的泡沫。中国的经历与早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历相似。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相对于其经济总量而言,增长过快并且总量过大时,无一例外,资产泡沫随之出现。

  股市泡沫大多已经挤出,资产泡沫也开始减少。与其他经济体相似,中国也正在面临资产价格下跌。下挫的资产价格将抑制经济活动,尤其是房地产相关的经济活动。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已经超过GDP的10%。2007年,房地产公司在房价最高点买入大量土地。而目前房价正在下跌,部分城市甚至出现销量暴跌。受土地贷款还款和房屋销量下挫双重压力,开发商不得不以极高的利率向地下金融市场贷款。地下金融市场的利率应声上涨,必然对中小企业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由于土地销量的减少,地方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基础设施投资。总之,房地产市场流动性不足将影响 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的出口部门遭受了货币升值、工资上涨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冲击。事实上,近两年来,它们一直在承受利润缩水的痛苦。而全球信贷危机引发的需求疲软更是令中国的出口部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深圳的盐田港报告称,其吞吐量在2008年上半年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下滑。这是中国出口部门面临困境的一个重要信号。

    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需求可以缓解出口减少带来的冲击,却不足以推动经济增长。原因在于,中国的家庭和政府更青睐财富积累,而不是当前消费。考虑到出口商品附加值占据经济总量逾20%的水平,出口放缓将对出口企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也相当大。
倒闭还是救援

  出口和房地产业遭遇的难题,表明中国经济在未来两年将面临的挑战。2009年将比2008年处境更为艰难。随着欧美国家房地产行业更加低迷,全球贸易可能会进一步放缓。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将迫使中国提高利率。上升的利率将使房地产业的疲软进一步恶化。三分之一的经济部门很可能在2009年出现零增长。

  经济的周期性低迷无法通过刺激性政策出现逆转。房地产部门可能面临2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缺口。2008年的信贷增长目标为3.6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大幅增加信贷供给将使得货币政策脱轨,引发通胀加速上扬。许多人认为,银行应该增加贷款以维持房地产行业的正常运转。但是,这仅仅能增加房地产企业建成的房屋数目,并不会增加市场需求。这只是浪费了大量的资金,推迟了调整的时刻。

  房地产部门除了融资问题,相关的债务集中问题也凸现出来。中国私人部门的一个常见标准模式是:一个企业家拥有数家公司。这种资本结构可以通过相互担保,有时甚至是非法现金转移的方式为企业提供流动性。它们通常需要举债来维持正常运转,维持一种过度负债的状态。在浙江省,地下金融使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利率逾20%,很难看到有多少企业能够承担如此高的资本成本。

  部分人士认为,正规金融部门应该援助这些正在面临危机的企业王国,以支持经济增长和就业,这个观点大错特错。它将严重破坏中国的经济基本面。这类债务过度集中的企业,在短期内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长期而言却具有破坏性。它们发展得越壮大,危害就越大。对它们施予援手,只会让中国未来遭遇更大的麻烦。政府不应该用银行贷款去维持这些企业生存,事实上,它们倒闭得越快越好。此外,政府应该密切监控商人,尤其是那些背负巨额债务的所谓"著名企业家 "。一旦政府被迫实施新一轮的坏账援助冲销计划,最终埋单的还是中国的纳税人。政府有责任保护纳税人的利益。

  出口部门遭遇的困境也无法通过政策支持来解决。中国的制造业模式是通过价格竞争获得加工贸易(OEM)的市场份额。国有企业改革、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带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维持低位的工资以及能源价格让这一模式发扬光大。此外,还有工业土地价格低廉,地方政府无视环境成本的原因。现在,所有这些因素都出现了逆转。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增长推升了工资的上涨,受实际负利率推动,原油市场出现了泡沫,低价能源时代一去不返。即便泡沫破裂,能源价格仍将高企,并会随需求的增加进一步走高。

  中国制造业部门目前面临的难题与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的遭遇颇为相似。低价竞争模式在上升的油价和美国经济疲软的双重打击下不再灵验。日本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一、通过提高科技含量、质量、品牌效应来提升产品的价值链;二、改进增长效率以降低能源需求。这一过程需要花费时间,并需要借助市场力量提高运作效率。人为地通过控制价格维持低生产成本只能推延调整的时间。它将导致短缺,并引发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将不得不经历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革新,别无选择。

  结构调整的过程当然是痛苦的,许多企业将会倒闭。事实上,许多出口企业都是家族式企业,它们没有能力更新升级。它们的生存取决于能否找到一个新的低成本生产地,如果不能,等待它们的就是关张。这样的倒闭在短期内会降低就业率,却会为更多高效企业提供了生存空间。这就是市场的规律----优胜劣汰。

  制造业企业间的三角债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许多出口企业为了持续经营,不得不拖欠上游供货方的货款,而后者又不得不拖欠其供货方的款项或是以应收账款作抵押向银行借款。由于中国出口2009年将达1.5万亿美元,为应收账款提供支持的营运资本预计也将达到这一规模。该部门结构调整带来的资金财务影响力不容小觑,政府要密切监控这一状况。

  除了供给方面,出口部门也需要调整其需求目标。OEM 模式针对的是西方消费者,尤其是美国人。随着次贷泡沫的破裂,来自西方的需求将在数年内变得疲软,不要寄望于美国经济将会快速好转。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可以替代的需求平台,重点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尤其是那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举个例子,石油出口国每天进账50亿美元,它们的购买力在可预见的未来,远远强于美国、日本或是欧洲。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交集团)正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初见成效,它们的国际业务蒸蒸日上。这些国家自身没有消化技术的能力,华为和中交集团的即可投产项目(客户不参与总体解决方案的实施过程,只是在工程完工后进行验收,然后拿着"钥匙"打开机房门就可以进行设备运营 ----编者注)满足了他们特殊的要求。

两项调整

  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在国内需求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泡沫不会永远持续,经济的发展不能够依赖于泡沫的制造。为了刺激国内需求,中国必须要作出两项政策调整。

  第一,必须增加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从而支持消费。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利润不断增加的趋势,反映出了劳动收入占GDP比例出现实质性下跌的趋势。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的储蓄率大约是家庭储蓄率的两倍。政府需要减税,降低国企把持的垄断价格以使得经济再次达到均衡状态。
  第二,中国应该发展城市化战略以稳定国内资产需求。尽管仍有其他的办法可以降低储蓄率,但是,中国的国内需求最终取决于资产的积累。中国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财富的积累仍是第一位的。有效的财富积累来源于效率的提高,而只有发展大城市(人口超过100万)才能实现效率的提高。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比小城市拥有更高的价值,因为它们的规模经济将降低雇用成本。

  大城市战略的实质是将数个小城市的城市化资源聚集起来。当前的城市化战略在各处实施。大部分的小城市在城市化的投资需求中生存下来,但它们并不能高效地提供就业,降低雇用成本。因此,当前大量的投资只不过是白白打了水漂。城市化是中国国内需求的推动者,在大城市战略被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前,中国的国内需求尚不足以推动经济增长。

  中国进入了周期性和结构性双重调整时期,政府的政策无法阻挡这一进程。长期而言,调整将会触底并为下一次的经济繁荣做准备。降低经济下挫带来的冲击当然可以,但是,政府不应该与市场对抗。放缓人民币升值步伐能够给出口部门更多的生存空间作出调整,而增加银行贷款将会是一个大错误。通胀的压力已经非常强劲,放宽贷款只能是火上浇油。因此,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应该包括:紧缩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财政政策、稳定的汇率政策。

    就结构性调整而言,中国应该提高制造业的技术、质量与品牌,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实行超大城市战略。

 

 

从郎平现象看精英叛国的可怕性

----当精英开始大批背叛国家

舆情

2008-8-16

人才无国界是发达国家吸引落后国家人才的幌子

    国际化和全球化是无可非议的,但在这场全球化的过程中,落后国家的人才总是向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以很小的代价便掠取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特别一些掌握了国家核心机密的人才,如果流失国外,便会对这个发展中国家带来重大损失。象郎平出国执教,便带有这种性质。

    体育比赛有国界的说法甚为流行,但至少国际奥委会认为奥运会是一定有国界的。本届美轮美奂的奥运开幕式,最烦闷人的一幕就是运动员出场,占了将近一半时间。如果国际奥委会认为奥运比赛没有国界,就不需要运动员们以国家为单位举着牌子进场,各人拧着自己的名字一窝蜂涌进来好了,效率又高。不仅奥运比赛有国界,其他各种世界赛都是有国界的。不然,那些什么个乒乓球项目的,有必要针对中国选手修改规则吗?要修改,也应该是针对某个运动员才对,针对某国运动员而不是针对某个运动修改规则,这本身就说明该体育比赛是有国界的。

    说回郎平带领美国队到中国参赛的事情。我看到有许多自以为是者无知地表现自己所谓宽大胸怀,不应对郎平说三道四。就像那些人教出来的奥运礼仪小姐,是教了不少她们以美色诱人之道,媒体也是铺天盖地地艳羡她们的美色,难怪外国人都觉得中国女人美丽而中国男人丑陋。只是不知有没有教她们在以美色诱人之后,怎样面对性骚扰的问题。至少在事后的报道中,那位仪礼小姐并没有充满自信地,仪态大方地告诉那位意大利人,接吻并非中国礼仪。其实,礼仪小姐只是工作人员,并没有必要非得象那些明星一样,成为人们的性幻想对象。

    为给郎平辩护,有不少人举出了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这次中国男子游泳队实现奥运会奖牌零突破,与之前张琳到澳大利亚接受外籍教练的训练有莫大关系。中国击剑队的外籍教练是法国教练鲍埃尔,在女团体半决赛带领中国队打败了法国队。但说到中国女排,更有力的例子就是日本教练大松博文,中国女排精神,也是受惠于他的启发和训练。

我们恼怒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精英要背叛中国国藉

    事实归事实。但对事实的理解,却是需要脑筋。像大松博文这样的教练,他们的确是友好的使者,发扬了体育无国界的精神。但是,在这些事实当中,还有一个更核心的事实,就是他们都是外籍教练。鲍埃尔来带中国队,但他是效忠于三色旗的,法国人无须对他恼怒,因为,他是法国人。大松博文是日本人民派来的友好使者,日本队输了,也是无须对他恼怒的,因为,他是日本人。但郎平是美国队的外籍教练吗??国藉不同了。现在的郎平应该是效忠于星条旗的。她是美国人。

    当然,指责郎平卖国是不对的。她并没有卖国,所谓各为其主。我们恼怒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精英要背叛中国国藉。象点燃奥运火炬的李宁,也已经不是中国藉人士。为政者的确是要深刻地反思的,想当年,我们那么穷,那么没有国际地位,可是,钱学森,容国团,以及其他人等,他们都能放弃中国国藉而回来拿一个贫穷的中国国藉。强烈对比的是,我们现在天天喊改革取得了伟大成就,怎么反倒有那么多有成就的人要放弃中国国藉呢?硬说这些人爱国,是虚伪的。他们之前爱国,但之后,虽然他们也许并没有卖国,要说爱,那也是茶余饭后的闲聊吧,他们毕竟是离弃了中国。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当然,最怕的就是为政者也是兜里揣着个外国国藉,那样,效忠对象已经不同,这问题就更是无法解决了。

    还是那句话,我理解郎平,我们或许不应该对她感到不满。因她已是美国人,各为其主而已。顺带说一说,被媒体热炒的“和平大战”这个词儿,仿佛煽情,却是一个坏词。因为,战争、战斗,都是暴力,把和平说成暴力,实在有颠倒黑白之感。这其实只是一场比赛,一场中国队对美国队的体育比赛。国家队对国家队的比赛,不是什么两个人之间的“和平大战”。

    体育无国界,但体育比赛有国界。

美国人郎平很风光,中国人聂卫平很郁闷

    中美女排之战,胡总也去看了。从“体育不与政治挂钩”的角度去考量,胡总也只是身份特殊些的普通观众罢了。既然如此,咱不妨问个俗问题:胡总希望谁赢?咱不妨揣度一下,胡总也希望中国队赢。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小布什都想当美国男篮的拉拉队队长,胡总作为普通观众就不能希望中国女排赢?

    这就是了,身份特殊的观众希望中国队赢,现场的数万球迷也希望中国队赢,看转播的无数观众大多也希望中国队赢(美国球迷除外),那么,中国队赢了,就会带给他们巨大的快乐和满足感。否则,他们多多少少都会觉得失望和扫兴。

    在任何竞技体育中,尤其是国家队对国家队时,我们希望赢,或者说希望自己的优势多一些,都太正常不过了。可是,郎平带领的美国队,就当真让我们失望和扫兴了。所以,我认为聂卫平说“郎平不该去当美国队教练”这话说的就没什么毛病。我个人对郎平执教美国队也欣然不起来。

    可问题是,老聂说了这话后,却遭那么多人的炮轰,什么“极端民族主义”“狭隘爱国主义”全出来了。而中美之战,也被人们赋予很多含义而加以赞美。郎平很风光,老聂很郁闷。为什么呢?

    这里面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有那么一批人,喝了两天半的洋墨水后,就居高临下地认为自己的境界远在国人之上了,生怕国人不明白体育的精神与宗旨,生怕国人的情绪或一些言论的表达影响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形象,影响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早早就准备了一大堆高境界、人性化的真理在那里等着呢。什么“体育无国界”;什么“要尊重运动员的个人选择”;“郎平的辉煌里也有中国元素”等等。这些道理是专门等着教训那些“极端民族主义”“狭隘爱国主义”的中国人的。所以,即使没有老聂,他们也会找机会跳出来为国人讲上几条普世价值的真理的。呵呵,我觉得这些人挺可爱的。

    也许是我古董了一点,在不坏看来,其实聂卫平很传统,他象个厚道的孝子,笃信“娘亲在不远行”;而郎平,则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恋不恋娘家不打紧,孝敬公婆才是正道。今天咱就狭隘一回吧。

    首先,中国有一批“海外兵团”,经常用些意想不到的方式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像小山智丽。其实,正常的体育交流与人才流动是没有问题的,姚明在美国打NBA就没受什么非议吧。可说实话,海外兵团的人有多少是通过正常的途径出去的呢?中国的体制至少目前仍然与国外不同,除了男足等少数改革比较彻底的项目外,大部分项目还都是花国家的经费。培养一个优秀运动员需要多少钱,虽然没有一个具体数字,但相信比培养飞行员啥的也差不到哪去。那么,这些用纳税人的钱培养的优秀运动员一旦功成名就,就必须“尊重个人选择”?这究竟是笔什么帐?即使在“充分保障人权”的西方国家,哪个国家或俱乐部会如此慷慨地为别人培养人才?

    其次,说体育无国界,不坏理解,是说体育精神跨国界,都崇尚更高更快更强,而不是说运动员可以没国家(地区)。如果是没有升旗这个仪式的商业比赛,运动员替谁效力都没问题,你打得越好咱越高兴,你挣得越多咱越欢喜——尽管你并不分咱钱。正式的国际比赛至今还没有接受个人参赛的吧?那一个运动员就必须是一个团队中的一分子,团队代表着谁,你便代表着谁。获得奖牌时就必须有一面你所代表的那个团队的旗帜升起。如果有升国旗这个仪式,那就必须得计较一下了。体育无国界,但运动团队有,运动员有。赛场上的旗帜不能乱升,因为那代表国家荣誉和国家利益。这种时候,一名体育人为谁效力就得分分清楚了。

    第三,所谓“充分尊重个人选择”,是西方“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价值观的演绎。东方文化中,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都提倡克己奉公,以为了民族、国家、集体的利益,而敢于牺牲个人利益为美德。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这依旧是我们当今社会的基本形态。在个人的事业选择方面,凡由国家财政拨款的单位、组织里,依然遵循“尊重个人意见,服从上级安排”这一原则。那么,搞体育的可以例外吗?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稍不如意就远走他乡?是中国没有体育事业吗?还是这个事业的空间不够大?恐怕都不是。以“个人利益”为诱饵,私有形态与公有形态的竞技其实早已开始了。——当然,有关部门在优秀运动员的安置问题上不周全不妥也是我们应当检讨的。而因为各种原因确实有必要移民的运动员也不在此列,这些人的个人选择应该得到尊重。

    宽容啊大度啊,说起来容易。即使过去很多年了,可一回想起当年小山智丽(何智丽)那副握着拳头喊“哟西”“叭嘎”的丑态还是让我感到就恶心。总批评别人狭隘的人士不是要尊重人权吗?那么,我想吐,你总不能让我憋着吧?请先生们告诉我,我吐哪儿合适?

郎平坚持用英语回答国语提问网上骂声一片

    郎平执教美国队没错,但她放弃中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令人不齿。中国也请了很多外籍教练,有几个放弃了本国国籍。回到北京面对故乡人竟然一口洋话实乃忘本之人,汉奸不汉奸的难说,说她背叛祖宗应该不冤枉她。郎平,你别再羞辱中国人了 。

    珍妮是谁?郎平是也?就那个得了几个世界冠军,号称唤醒了全体中国人爱国心的排球女将。她现在在哪里?美国。在美国多久了?快20年了。留学吗? 她去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但好象20年就学会了英文。她爱国吗?不知道。据她说她是很爱国。但没听说她给国家交过税,也没听说她给中国哪个地方捐过钱。她会回来吗?也不知道,反正她有绿卡。

  吃着别人给的好东西还骂别人。嘴里说爱他的出生地,却没看见为家乡做点什么。什么人啦。 中国体育队伍中有洋教练,没错,其缘由就不在此多述。抗战中也有帮助八路军的日本人,难道说八路军的将领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先退役,再加入日军打八路军(当然日本人给他的好处是大大的)?现在看看多年前《中国青年报》连载的“郎平日记”日记真是恶心!郎平顶多算是美国英雄,尔等捧郎的中国人还没有发誓效忠美国吧?自豪个鸟!

郎平,赢的是美金,输的是13亿人的民族魂

 昔日赫赫有名的女排名将郎平,怦然跪倒在美国佬的美金下(若不是为了钱,为何去美国执教),成为美国女排主帅,率领美国女排,一举打败中国女排,面对这样的事实,不免让人心寒.同样执教,不来中国执教而去了美国执教,试问你的爱国之心何在?说不上是“卖国求荣”,但也可谓是为了钱,你可以不惜放弃中国女排,跳槽到美国女排!这样的举动本身就足够让人悲愤!你是大牌主帅,不就是嫌中国给你的钱少了?祖国白白栽培出你这样的“人才”!应该说是帮美国栽培了你。

通过郎平可以看出人才自由流动的利弊

    中国女排兵败郎平执教的美国队,表面上看是输给了美国,但若深入分析,人们就不难发现,中国女排输给的不是美国队,而是站在美国队背后的郎平。有人认为,郎平是中国的叛徒,这话虽然尖刻了点,但也不无道理。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体育无国界,球员如何选择是球员的自由,说郎平是中国的叛徒的,是民族主义者,中国要融入世界就不能让民族主义者存在。如果按照资本的逐利机制来说,这话也对。

    但问题是,资本逐利机制有一个重大原则,就是谁投资,谁受益,并且,投资主权不容侵犯,反之,就会受到资本运作规则的惩罚,而有时候这个惩罚还是相当严厉的,如果对违背资本运作规则的人不惩罚呢,国际上一般认为,有出卖出资者利益之嫌。我们再反过头来看,郎平的成长过程是谁出资的。

    一般情况下,中国的所有运动员,在其成为正式运动员之后,都是由国家包吃包住包穿的,并且,多多少少还有工资,当然,时代不同,队与队不同,工资的多少也不一样。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工资的。训练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再继续分析,我们会发现,国家的钱是全国人民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是全国人民用血汗钱培养了郎平。

    至此,我们发现:一、持资本逐利机制观点的朋友,犯了一个资本运作规则的根本性错误:违背资本运作规则。二、由于这个错误的产生,导致了出卖出资人利益的错误观点。三、由此可知,双方争论的问题不是个民族主义问题,而是个资本运作规则的问题,也就是谁出资谁受益的出资原则问题。综上所述,我们还可以发现对于卖国和不卖国的争论,其实争论的双方都没有搞清楚资本运作规则的原则问题:谁出资谁受益和出资者的出资主权不容侵犯。

    我们的领导者不知道这个国际资本规则和资本的根本原则,经常让国外资本占尽便宜,外国政要对我们的官员表扬有加,也就成了必然的事了。试想,谁不表扬给自己白送利益的对手呢?如果美国总统小布什白送给我大批的财富,我也一定会表扬他:总统先生,你真聪明,美国人民选举你当官,是美国人民最大的幸福。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6 09:31:1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北京奥运会误读了 “和”

    编者按:"和"的精神是中国阴阳辩证思维的具体体现,是(阴阳)偶对体的异质均衡共存;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用小学生造句的方法将之解释为"和平"、"和谐"、"和为贵",这样作不仅达不到传递中华文明人文精神的效果,还会混淆全世界的视听。我们不相信北京奥运会的组织者不想把"和"的真义告诉全世界,但除了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他们已经不知道该向世界说什么了——对"和"的误读为中国人文科学的体制性危机敲响了警钟!中国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的再确立,中国本土学术的重建,中华文化的复兴已经迫在眉睫!

北京奥运会误读了 “和”

翟玉忠

    在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个震撼人心的场面是:现场出现一个巨大的"活字印刷"版,"活字印刷"版中间出现的三个硕大的"和"字。此前,奥运火炬在北京的传递路线也呈"和"字。可以说,北京奥运会在努力向世界传递中华民族核心理念"和" 的人文精神。但在解释什么是"和"时,竟然将之解释为"和平"和"和谐"之意,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和"的精神是中国阴阳辩证思维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古典伦理及政治经济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中,没有"和"的意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用小学生造句的方法将之解释为"和平"、"和谐",这样做不仅达不到传递中华文明真正的人文精神的效果,还会混淆全世界的视听。

    那么"和"的真义是什么呢?

    简单说"和"就是(阴阳)偶对体的异质均衡共存。举例说吧,当西方人第一次走进中国的佛教寺院的时候,他们常常为自己看到的景象感到大惑不解:佛家寺院中怎么会供着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太上老君?就在不久前,一位来京看奥运比赛的美国大学生还带着这样的疑问问我;要知道,在美国,基督教的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在同一屋顶下礼拜祈祷是不可思议的,难怪西方传教士几个世纪以来就不断责怪中国人"逢庙就烧香"。

    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宗教战争精神基因——和!

    再比如,当上个世纪初西方政党制度引入时人们发现中国没有真正的"政党",因为一个人有时同时入此党和彼党,中国传统的参与制政治中不可能出现截然对立的西式党派,直到二十一世纪,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仍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种现象令一些全盘西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美国政客愤怒不已,声称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不自由!要中国自由化、民主化。

    在西方的思维模式中,A与非A的共存和互相转化违背基本的逻辑定律,但在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中,自由与非自由,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共存才是正常的状态,这叫——和!

    今天,美国想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称霸世界,这几乎是美国政治家的共识,并美其名曰"世界领袖"。但美国缺乏基本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资源在经济上衣养天下,在政治上一平宇内。他们只知道敌对双方均势下产生的"和平",却不知人类自然本质的状态就是"和"。冷战结束后,为了掠夺石油资源,美国和北约不断侵入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最终导致奥运会一开始美国武装支持的格鲁吉亚就与俄罗斯之间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这是对奥林匹克休战传统的历史嘲弄。

    西方传统政治经济中的资源掠夺和战略均势不会产生"真正的世界和平"和"真正的世界和谐",只有中国人那种宏大的整体观,天下观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政治经济范式才会产生"真正的世界和平"和"真正世界和谐",具有这种思想资源的民族才能成为世界榜样,这也是——和!(中国古典政治主张"外事武而义",感兴趣的朋友可参阅翟玉忠,《外事武而义——中国古典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则》,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3878)

中华原典对"和"思想的阐述

    最早从哲学上完整论述"和"思想当是《老子》一书,《老子·四十二章》精当地地阐明了"和"的内涵,上面说:

  "道"是独一无二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产生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交而成为一种调匀和谐的状态,这种状态便产生出万物。万物皆有阴而有阳,阴阳二气互相激荡而成为和谐的整体。

    (原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五十五章》将"和"的状态看成是生命的最高状态,一如反朴归真的婴儿。达到至和的状态,就是明白了宇宙运行的大"道"。如果违背"和"的原则,贪欲过度就会带来灾难性结果。上面说:

  含"德"浓厚的人,比得上初生的婴儿。毒虫不去刺伤他,猛兽不去伤害他,凶鸟不去搏击他。他筋骨柔弱,拳头却握得很牢固。他还不懂得男女交合,但小生殖器却常常勃起,这是精气充足的缘故。他整天号哭,但声音却不会沙哑,这是他身体谐和的缘故。认识到谐和的道理叫"常",认识到"常"叫做"明"。纵欲贪生叫做灾殃,欲望支配精气叫做逞强。过分强壮就会趋于衰老,这叫做不合于"道",不合于"道",很快就会死亡。

    (原文: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shà),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下道,不道早已。)

    在哲学上,"和"具有阴阳平衡的意义。《淮南子·氾论训》的作者除了更详尽地解释了"和"的哲学内涵,还指出"和"代表着宇宙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反映到政治领域,认为行政不可走向极端。作者举了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一是齐简公过于懦弱亡国,一是郑国子阳过于刚猛被杀。上面说:

    天地之间的气,没有比中和之气更珍贵的了。所谓中和之气,就是阴阳协调,昼夜分明,这样万物才能生长。万物是在春分时节生长、秋分时节成熟,这生长和成熟都离不开这精纯的中和之气。所以圣人的处事原则是:宽松而又坚决,威严而又温和,柔软而又刚直,威猛而又仁慈。因为如果太刚硬则容易折断,如果太柔软则容易卷曲,所以圣人是处刚柔之间,为得道之根本。积阴过多则沉,积阳过多则飞,只有阴阳交融才能达到融和状态。墨绳作为一种尺量的器具,既可以卷曲起来怀抱一团,又可以牵直伸长来测直瞄准。所以圣人亲身体现这种墨绳能伸能曲的特性。虽长但不横阻,虽短但不穷尽,虽直但不刚坚,长久但不被遗忘,这大概就是墨绳的特性吧?所以只用恩德来治政便显得懦弱了些,因为懦弱就没有了威信;只靠严厉来治政便显得凶猛了些,因为凶猛就没有了和睦;只以仁爱来治政便会放纵,因为放纵就无人听从命令;只用刑罚来治政便显得暴虐了些,因为暴虐就无人来亲附归顺。过去齐简公放弃了国家的权柄,一味宠信大臣将领,以致使他们形成威势,结党营私,而导致国家的正式条令无法贯彻下去,让陈成常、鸱夷子皮实现了篡政的阴谋,使太公吕望传下来的齐国断了继嗣、亡了国家,吕氏的齐国变成了陈氏的齐国,这正是齐简公柔弱懦怯造成的后果;郑国子阳刚毅而好刑罚,他实施刑罚,非常坚决,一旦抓获该惩罚时从不宽赦。子阳门客中有一人将弓折断了,他惧怕因这过错而被处死,就趁街市人们追杀疯狗的机会将子阳杀死了,这正是刚毅凶猛造成的悲剧。

    (原文: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圣人以身体之。夫修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久而不忘者,其唯绳乎!故恩推则懦,懦则不威;严推则猛,猛则不和;爱推则纵,纵则不令;刑推则虐,虐则无亲。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大臣,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而陈氏有国者,此柔懦所生也。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此刚猛之所致也。)

    郑国子产临死前要子大叔以严治国,孔子听到这件事后就认为子产懂得宽猛相济,为政以和的道理。孔子还像当时的知识分子常作的那样,引用了许多《诗经》中的话来阐释自己的观点,说那样的政治是"和之至"。孔子的治政主张和《淮南子·氾论训》的作者是一致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详细记载了这件事:

    郑国的子产有病,对子大叔说:"我死以后,您必定执政。只有有德行的人能够用宽大来使百姓服从,其次就莫如严厉。火势猛烈,百姓看着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性懦弱,百姓轻视并玩弄它,很多人就死在水中。所以宽大不容易。"子产病了几个月就死去了。子大叔执政,不忍心严厉却奉行宽大政策。郑国盗贼很多,聚集在芦苇塘里。大叔后悔,说:"我早点听从他老人家的话,就不至于到这一步。"发动徒兵攻打藏在芦苇丛生的湖泽里的盗贼,全部杀死他们,盗贼稍稍收敛了一些。孔子说:"好啊!政事宽大百姓就怠慢,怠馒就用严厉来纠正。严厉百姓就受到伤害,伤害就实施宽大。用宽大调节严厉,用严厉调节宽大,因此政事调和。《诗》说,'百姓已经很辛劳,差不多可以稍稍安康。赐恩给中原各国,用以安定四方',这是实施宽大。'不要放纵随声附和的人,以约束不良之人。应当制止侵夺残暴的人,他们从来不怕法度',这是用严厉来纠正。'安抚边远,柔服近邦,用来安定我国王',这是用和平来安定国家。又说,'不争强不急躁,不刚猛不柔弱。施政平和宽裕,各种福禄都聚集',这是和协的顶点。"

    (原文: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东汉荀悦(148~209)在《申鉴·杂言上》将"和"的概念细化,提出"和羹"、"和声"、"和言"、"和行","和"的思想被延伸到从养生到治国的各个方面。荀悦警告说,没有反对的言论会有亡国的危险。文中说:

    君子食用调和的羹汤以安定气性,听和谐的声乐以平定心志,采纳平和的言论以治理政务,遵从适度的行动以稳定德性。酸咸甘苦不同,却能用以调制出鲜美的味道,这叫做和羹,宫商角徵不同,却能用以协奏出动听的音乐,这叫做和声;褒贬损益不同,却能用以琢磨出恰如其分的言辞,这叫做和言;趋舍动静不同,却能用以培养出规范的行为,这叫做和行。有人说:"正是由于让别人的言论不能违背我的意志,才导致了亡国的危险。"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晏子说:"用清水调剂清水谁会吃它呢?琴瑟老弹一个声音谁会听它呢?"《诗经》里也说:"有着调和的羹汤,已经告诫厨工把味道调得匀净。神灵来享而无所指责,上下也都没有争竞。"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咸甘苦不同,嘉味以济谓之和羹。宫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谓之和声。臧否损益不同,中正以训谓之和言。趋舍动静不同,雅度以平谓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则几于丧国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一声。谁能听之。"诗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鬷假无言。时靡有争。"此之谓也。 )

    荀悦生活的东汉末年,儒家谶纬经学将中华文明从峰巅推入一个动荡分裂的时代,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社会批判思潮。可以说,荀悦阐述"和"的思想是对中华文明黄金时代余晖呼唤,因为早在西周时期 "和"的思想就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之中,特别是在政治生活领域。

"和"与中国古典政治理论

    在以秦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政治中,"和"的思想强调不同观点、不同阶层的共存,认为只有不同的"和"才能使国家健康发展,如果只有简单的"同",就会导致一个国家的灭亡。中国传统政治既不是西方的"人民民主",也不是西方的"君主专制",而是主张整个社会的"和",愚贤共治,百姓均平,具体包括参与制政治,以法治国,虚君实臣等等。

    老子是周王室的史官,他的思想代表着王官学的精华。但老子并没有"发明""和"的思想,因为"和"的思想在西周早期就已经存在,而且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尚书·尧典》开篇就高度赞扬尧能"协和万邦",这与当代美国式的"世界领袖"完全不同,也不是西方传统战略中的均势状态,而是在一个政治实体独大条件下不同民族的和平共处,上面说:

    查考往事,帝尧名叫放勋,他恭敬节俭,明察四方,善理天下,道德纯备,温和宽容。他忠实不懈,又能让贤,光辉普照四方,思虑至于天地。他能发扬大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其他各族的政事。众族的政事辨明了,又协调万邦诸侯,天下众民因此也就相递变化友好和睦起来。(原文: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逸周书》是孔子删《尚书》之余,《左传》引今《逸周书》之文还直接称"书"。由于《逸周书》被儒家编定的《五经》之外,所以长期以来被世人忽视。事实上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的名著《史通》中仍坚持认为《逸周书》有些篇章是历代帝王的正史,《五经》的另外记载,所谓"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史通·六家第一》)。现代考古学研究表明,《逸周书》尽管不完全合乎儒家思想,但它是同《尚书》一样是极重要的古代文献。

    中国古典政治反对一个社会分化为对立的阶级以及一个阶级垄断公共权力,无论这个阶级是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逸周书》的作者主张以法处理不同社会不同阶层的关系,认为这种关系理顺了,社会就能实现"和"。上面说:

    上天生下民众就给他们制定了法度。量度大的与小的,就能确定大小适中的,称量轻的与重的,就能确定轻重适中的,弄清本末两端,就能确定正中间。确定适中的标准才能补其不足损其有余,直到补损到恰当为止。排列爵次,以明确尊卑贵贱。辨明等级以安定民众。安定好朝廷内外,以成就君命;安定好公卿庶民,以便政令顺行。政令在朝廷内制定。制定人有来自近处,更有来自远处的。远处与近处的人才全都到来,政令最终才能完善周密。补不足损有余全在于分次精微,分次精微又全在于君王英明。因此,英明的君王就重视精微而又遵循分次原则。区分了等级,民众就知道和睦;知道了和睦就会知道欢乐,知道了欢乐也会知道识哀伤;知道了欢乐哀伤就知道怎样做一个最明白的人,在朝庭内外分辨好人与恶人。(《逸周书·度训解第一》原文: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整,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补损,补损以知足。爵以明等极,极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正上下以顺政。自迩弥兴自远,远迩备极终也。明王是以敬微而顺分,分次以知和,知和以知乐,知乐以知哀,知哀以知慧,内外以知人)

    《逸周书·允文解第七》中还指出"和"的政策应用到天下,就会实现天下的统一。所谓"人知不弃,爱守正户,上下和协,靡敌不下……民之望兵,若待父母。是故天下,一旦而定有四海。"(意为:[敌国的]百姓知道不被抛弃,就会珍惜家居不远离。做到上下和协,就没有攻不下的敌人……民众盼望我军,如同等待父母。所以,天下一日就可平定,从而包有四海。)这与《尚书·尧典》天下观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

    据《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载,周文王临终前为太子发(周武王)讲述治国之道,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德",核心是让各阶层百姓各安其业。这里的社会分层是农、工、商社会横向的分层,不是上面《逸周书·度训解第一》引文中的社会纵向分层,二者都主张不同阶层的均平——"和"。他说:

    ……鱼类都养在水里,鸟兽归入山林。孤寡困苦的人,都靠它为生。山林得以长成林木,工匠得以制成器物。百业得以均其利益,商贾得以流通货物,百工不失掉职业,农夫不失掉农时,这叫做和德。(原文:是鱼鳖归其泉,鸟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以遂其材。工匠以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贾以通其货。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是谓和德。)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和之至"在先哲心目中变成一种理想政治状态。与老子一样,同为周史官的周太史史伯亦强调"和"的思想,并第一次对"和"与"同"的关系进行了详细阐释。在他看来,"和"是不同事物的有机结合,"同"是相同事物的机械结合,这两种方式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太史史伯看来,只有"和"才能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安宁,"同"只是导致腐败和社会黑暗。《国语·郑语》中记载了前771年"犬戎之乱"中被杀的周宣王弟郑桓公姬友与史伯的一段对话,当时郑桓公入周为司徒,看到周王朝的衰败,向太史史伯提出了"周朝将会衰败吗?"这一严肃问题,史伯回答说:

    差不多一定要衰败了。《尚书·泰誓》上说:"老百姓所向往的,上天必定会遵从。"现在周幽王抛弃光明正大有德行的人,喜欢挑拨是非、奸邪阴险的人,讨厌贤明正直的人,亲近愚顽鄙陋的人。排斥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正确主张,采纳与自己相同的错误说法。其实和谐才能生成万物,同一就不能发展。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叫做和谐,所以能丰富发展而使万物归于统一;如果把相同的东西相加,用尽了之后就完了。所以先王把土、金、木、水、火相配合,而生成万物。因此调配五种滋味以适合人的口味,强健四肢来保卫身体,调和六种音律使它动听悦耳,端正七窍来为心服务,协调身体的八个部分使人完整,设置九脏以树立纯正的德行,合成十种等级来训导百官。于是产生了千种品位,具备了上万方法,计算成亿的事物,经营万亿的财物,取得万兆的收入,采取无数的行动。所以君王拥有九州辽阔的土地,取得收入来供养万民,用忠信来教化和使用他们,使他们协和安乐如一家人。这样的话,就是和谐的顶点了。于是先王从异姓的家族中聘娶王后,向四方各地求取财货,选择敢于直谏的人来做官吏,处理众多的事情,努力做到和谐而不是同一。只是一种声音就没有听头,只是一种颜色就没有文采,只是一种味道就不成其为美味,只是一种事物就无法进行衡量比较。周幽王却要抛弃这种和谐的法则,而专门喜欢同一。上天夺取了他的聪明,要想不衰败,可能吗?"

    (原文: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与孔子同时代的晏子在阐述"和"的思想时,,认为"和"是不同事物这间的互补,互补机制的特点是"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晏子以中国古典哲学的阴阳范畴来论述为政之道,十分精辟,说明"和而不同"是当时思想家的共识。值得关注的是,晏子的论述与上面《逸周书•度训解第一》中的相关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真是绵延久远!《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齐景公打猎回来,只有梁丘据追随其后,于是景公认为只有梁丘据与自己"和",以下是齐景公与晏子的对话:

    齐景公说:"惟有据与我和协啊!"晏子回答说:"据也只不过相同而已,哪里说得上和协?"齐景公说:"和协跟相同不一样吗?"晏子回答说:"不一样。和协好像做羹汤,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禾烧煮,厨工加以调和,使味道适中,味道太淡就增加调料,味道太浓就加水冲淡。君子喝汤,内心平静。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国君所认为行而其中有不行的,臣下指出它的不行的而使行的部分更加完备。国君所认为不行而其中有行的,臣下指出它的行的部分而去掉它的不行,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肯违背礼仪,百姓没有争夺之心。所以《诗》说:'有着调和的羹汤,已经告诫厨工把味道调得匀净。神灵来享而无所指责,上下也都没有争竞。'先王调匀五味、谐和五声,是用来平静他的内心,完成政事的。声音也像味道一样,是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互相组成的。是由清浊、大小、短长、缓急、哀乐、刚柔、快慢、高低、出入、疏密互相调节的。君子听了,内心平静。内心平静,德行就和协。所以《诗》说'德音没有缺失'。现在据不是这样。国君认为行的,据也认为行。国君认为不行的,据也认为不行。如同用清水去调剂清水,谁能吃它呢?如同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去听它呢?不应该相同的道理就像这样。"

    (原文: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惟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先秦法家还进一步将以"道家为内术,以法家为外术"的中国古典政治与"和"的社会联系起来,认为以法治国,"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就能达到虚君臣实的无为而治,也就是"和之至"。《慎子·君人》篇论证说:

    君主治理国家,如果舍弃法制而实行人治,那么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会由君主个人的喜怒爱好来决定。这样受到的奖赏即使恰当。但受到奖赏的人欲望是没有穷尽的;受到惩罚即使也得当,但受惩罚的人都期望无休止地减轻罪行。君主如果舍弃法制而以私人的意愿来裁定赏罚的轻重,那么就会造成相同的功劳而受到不同的奖赏,相同的罪过却受到不同的惩罚,这样怨恨就由此产生了。因此,分马用抽签的办法,分田用抓阄的办法,并不是说用抽签、抓阄的办法比人的智慧高明多少,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排除私心杂念,堵塞怨恨。所以说,君主治理国家要任用法制,而不要仅凭个人的主观意愿去做。一切事情都依着法制来决断,君主依法治理国家,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相应的奖赏和处罚,而不把幻想寄托在君主的私人爱好上,因此人们心里就不会产生怨恨,全国上下就会和睦相处。

    (原文: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于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编者按:君权政治与民权政治大不相同,中国今天着重要探讨民权政治下的政治科学!)

    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不主张圣人独治,主张"与众共治"认为最高领袖(君)、行政人员(臣)、人民有如人的身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与现代系统论认为社会不是个人加和形成的简单机械,而是一个内部分层的复杂巨系统相似。不过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中国古籍大量论述的民本思想是西方民主的"萌芽",因为民主的多数决机制只有在原子论和机械论盛行的西方世界才会出现,民主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通过投票公民自由意志的加和会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现代系统论告诉我们,社会整体不是个体的线性叠加,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此意义上,民主思想的哲学基础上很难站住脚的,它更不具有普世性特点。

    就象中国古典政治认为三权分立那样的部门监督不会实现有效的监督一下,中国古典政治理论家也认为民众容易受情绪会的影响,进而脱离理性。诚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一书所指出的,被二十世纪的历史所反复证明的那样,在大众的群聚之中,随着集会人数的剧增,人群的平均智力也在不断下降。在一场群众运动中,人群的智力特别是思考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分析能力直线下降,反而是激情的演讲、精巧的暗示、耸人听闻的流言、强有力但是却缺乏逻辑分析的语言能够占据上风——这与运动参与者的素质无关。《尹文子》认为只有法度礼乐才能节制民众的上述特性,他说:

    圣明的君王知道人民的情感容易变动。便制作乐来加以调和,制作礼来加以节制。使在下位的人不得行其私,所以只有礼乐能够在天下通行。礼乐在天下通行,那么个人的私欲就逐渐被废止。个人的私欲被废止.而无论遇到贤明的君主或愚笨的君主都一样。如果遇到贤明的君主国家就得到治理.遇到愚笨的君主国家就遭到混乱,国家治乱的根本就取决于君主的贤能与愚笨,而不取决于礼乐的完备。

    (《尹文子·大道上》原文:圣王知人情之易动,故作乐以和之,制礼以节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礼乐独行;礼乐独行,则私欲寝废;私欲寝废,则遭贤之与遭愚均矣。若使遭贤则治,遭愚则乱,是治乱系于贤愚,不系于礼乐。)

    《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乐成》的作者更是明确反对多数代表真理的观点,认为对于民意,不可不加以认真研究体会。如果民众反对就停止,那是很危险的,历史上许多人都是力排众议成就大功的。

    (原文:诚能决善,众虽喧哗,而弗为变。功之难立也,其必由讻讻邪!国之残亡,亦犹此也。故讻讻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止善,贤主以之讻讻也立功。)

    中国古典政治理论还根据人情易动的特点,要求最高领袖作人民的道德典范,以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西方政治则根据这一特点,用资本的力量操纵大众媒体,进而控制民众,这是极度危险的,我们绝对不能盲目加以学习。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中的"共治"本质上是众人参与的政治,但与西方民主政治完全不同,在秦汉时代,参政者是指为社会作贡献的人,当时的社会按一个人为社会贡献的大小分配公共权力和经济资源,就是《商君书·农战篇》提出的"不官无爵",将因功获得的爵位作为取官的唯一途径。《尹文子·大道上》论述"共治"思想时说:

    自己做善事使人不能跟从,这叫独善;自己做事精巧让人不能跟着学,这叫独巧。这两者都没有穷尽善与巧的道理。自己行善也能使众人跟着行善,自己做事精巧也能让众人做到精巧,这才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所以圣人治理国家的可贵之处,不在圣人能独立治理国家,而在圣人能与众人共同治理国家。能工巧匠倕的可贵之处,不在他个人做事精巧,而在他能与众人共同做事精巧。

    (原文: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

    当代中国非对抗性的参与制民主是中国古典政治"共治"思想的延续。我们学习西方,因革损益传统政治是对的,但如果忽视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时不如人,就要革命,盲目引入西方政治,结果名不副实,这样弄不好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崩溃——今天的所谓"民主"不民主、所谓"法治"不法治,所谓"自由"不自由,其弊甚大!智者不可不识!

儒家将"和"的思想伦理化

    孔子及其弟子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的思想伦理化了,"和"的思想也因此成为中华礼仪文明的核心概念。孔子就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语出《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孔子的弟子有若(公元前518-?)进一步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他说:"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但不论大事小事只顾按和谐的办法去做,有的时候就行不通。(这是因为)为和谐而和谐,不以礼来节制和谐,也是不可行的。"

    (《论语·学而篇第一》原文: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值得指出的是,先秦儒家 "和为贵"伦理思想在后世蜕化为唯唯诺诺的“同为贵”所有的不同意(政)见都成了异端,在宋明理学兴起后这变得极为明显。不幸的是,“同为贵”的思想至今还被许多国人遵奉不违,它与孔子讲的“和而不同”简直是南辕北辙!

    除了将"和"解释为"和平"和"和谐",这次北京奥运会还将"和"诠释为"和为贵",但在现代许多国人的潜意识里,"和为贵"不过是"同为贵"翻版。

    在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侯,中国的奥运健儿们拿了一块又一块金牌,令人振奋!"东亚病夫"的耻辱已经远去了,但我们的人文科学仍然是病态的——我们不相信北京奥运会的组织者不想把"和"的真义告诉全世界,但除了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他们已经不知道该向世界说什么了——对"和"的误读为中国人文科学的体制性危机敲响了警钟!中国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的再确立,中国本土学术的重建,中华文化的复兴已经迫在眉睫!

    笔者有时想,如果这次奥运会开幕试将"道"字展现在"活字印刷"的中间,奥运会的组织者们不会将之解释为"道路",或者"真理"或"正义"什么的吧,真希望这种现象在未来永远不会发生。因为"道"的的概念比西方文明的正义更具有普世价值。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刘笑敢为了阐释老子的对人类文明的关切及其积极的入世精神,提出了"道家式责任感"这一概念,道家式责任感具有价值的中立性或道德的超越性。他解释说:

    "道法自然"的名句说明道家的终极关切与其它所有宗教、哲学之追求的不同。道法自然以自然的和谐、自然的秩序为最高价值或中心价值,这就超越了其它各种思想体系中的最高原则。各种价值目标,如道德、仁义、平等、自由、人权、正义、神圣等等,在不同的思想理论或文化体系中都有最高的意义。这些价值都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发挥维持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最高价值又可能成为引起冲突、制造冲突、激化冲突的旗帜和口号。不同种族、地域、国家有不同的神圣原则,各方就可能在神圣的旗号下发起毫无神圣意义的战争。任何正确、正义、神圣的口号都可能成为引起冲突和战争的借口。即使是真诚地推行某种正义原则,即使开始并没有制造冲突的动机,但因为有可能将自己所崇奉的原则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无条件地推行,并强制全社会甚至全人类接受,这就必然造成大规模的冲突甚至是战争。老子之人文自然的原则将人类社会的自然的和谐与自然的秩序放在最高地位,这就杜绝了无条件推行某种最高原则或神圣价值而造成社会动荡的借口。而人文自然的原则本身将社会的自然和谐当作最高价值,因而它本身无法成为制造冲突的口号。所以,老子的人文自然的概念作为最高价值,就和其它各种价值有重要不同,是最有利于保障社会和谐的价值标准。这种以人类社会和谐、甚至宇宙和谐为目标的价值观念体现了老子哲学对人类整体的责任感,而不是对某一群体和某一文化的责任感。这种超越性和中立性可以通向最高的包容性和整体性。(刘笑敢,《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2月,第125-126页)

    在西方世界,在人间正义与信仰自由的旗帜下,人类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向野蛮屠杀的战场,失去宇宙大道的正义和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啊!因为战争在正义与自由的口号下总是变为肆无忌惮的掠夺——二十一世纪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不就是在正义与自由的旗帜下进行吗——是我们对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反思的时候了,是我们关注中国古典政治学所论述的战争原则的时刻了——那是建立在"道"基础上的义战理论!

    无论是"和"还是"道",国人真正理解这些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可能还有漫长的路走。回顾过去一百年中国所走过的道路,你会发现一条清晰的逻辑:师法英美、师法德意、师法苏俄、再到师法英美……现在又有人主张学习俄罗斯了——说到底,就是不断地学习西方文明,谁强大就学习谁。城头变幻大王旗,老师不断变化,于是乎,学到今天,国人也不能确定自己的在世界文明国家中的位置以及自己的方向!

    西方文艺复兴是对自身古老文明的发掘与再造,由是产生了近代工业文明。西方人也曾经羡慕中国,但却不曾"师法中国",将中国的一切制度都照搬过去。那么国人是不是也要像西方人一样,发掘与再造本土学术,恢复旧物,为人类开拓一个崭新的境界呢?只有当我们认识了自己,我们才能踏着更坚实的脚步走向世界和未来——愿本文有助于国人认识自我……

    支持我们!作为独立的民间学术团体,目前新法家(中文版:http://www.xinfajia.net 英文版:http://www.xinfajia.net/english/)的全部资金来自个人捐赠,我们的资金主要用于研究经费、日常办公开支、各类会议开支等;为了监督每一笔资金,请您务必将捐款数额及汇出日期告诉我们,每年12月31日前我们将向所有捐赠者提交年度财务报告。新法家银行帐号: 中国银行长城卡: 4563 5101 0085 5080 069,中国建设银行龙卡:4367 4200 1085 0351 685,开户名称:翟玉忠,联系电话:13683537539;13801309232,电子邮件:xinfajia@xinfajia.net,联系人:徐光宇 翟玉忠。

 

发件人:"王?云"?<wang9yun@yahoo.com.cn> 收件人: "仲大军"?<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5 13:23:1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致大军中心:我国国内的最大威胁来自何方?

警惕权贵阶层得到最高权力

----我国国内的最大威胁来自何方

王云

  中国最大的外部威胁豪无疑问是来自由台湾问题引起的霸权干涉,内部最大的威胁来自哪里呢?早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就已出现权力市场化的现象,权钱交易泛滥成灾,有权即有钱,到致严重的腐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一个庞大的权贵阶层已经兴起,他们充斥党政军企各个部门。权贵阶层对金钱的疯狂掠夺,是造成我国贫富悬殊和其它众多社会问题的原因。权贵的兴起产生了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本继续发展扩大,他们必将寻求更大的政治影响,以充分保护其利益,任由其继续发展,必将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并带来致命的后果。

  幸运的是,我们目前还处于权贵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这一阶层还没有获得最高权力。不幸的是,他们得到了大部分的基层权力和部分高层权力,他们已经能够左右国家政策的形成和执行。他们必将努力去获取最高权力,而且,当基层权力出现普遍的权贵化后,或者当他们掌握了高层的关键权力,他们必然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由于中国后全能主义的特色,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极强,与四小龙中的台湾、韩国的威权时期相比,中国的政府更集权、更专断、更腐败,产生更低的法治、更低的人权、更低的政治多元化、更多的新闻自由限制、更多的公民社会活动限制。即便台湾、韩国也还需要斗争,还要产生一个有远见和有行动能力的能够让人民更多分享民主的领导者,也才能够实现成功的社会转型。中国几乎可说是零斗争,何况在这么多方面都不如威权时期的台湾、韩国,更不要说与过去的新加坡、香港比了,这些方面都不利于民主发展。在这样的土壤上最容易产生毒草,认为中国会象台湾、韩国那样过渡到民主化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因此,如果权贵阶导得到了最高权力,那将是中国人民的灾难。权贵阶层将会寻求对社会更强的控制以保护其利益,社会越不稳定就越加强控制,越控制就越腐败越不稳定,就再加强控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直到有一天实在撑不住时就象印尼那样轰然倒塌,而整个社会都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们应当清楚,我国在民主发展上很多方面都是不利的,权贵阶层已经在主导社会,民间民主活动的能量与权贵阶层努力获取最高权力的能量究竟谁更强,谁将会跑在前面?如果不清楚彼此的实力,如果还是这样仅仅满足于论坛活动,究竟谁将先输?

  无论我们的左右派,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权贵阶层,这是最大最现实的威胁。左右派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实现中国的宪政民主,可是,我们现在已开始有了不好的现象,左右派却互相攻击起来。求同存异,团结起来攻击权贵势力,这才是学者们的首要目的。“鹬蚌相争,鱼翁得利” 。我们与强大的权贵势力比起来实在太弱小了,绝不能为一点分岐就进行攻击,乱戴帽子。权贵阶层有共同的利益,他们的内聚力很强,他们可以共同对付左右派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拼命努力去得到最高权力。正如秦晖教授所说,中国既不是左派得势,也不是右派得势。我们左右派的分岐在哪里呢?只不过左派更强调福利,右派更强调自由,都是忧国忧民的人啊!茅于轼教授曾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尽管我知识有限,实在无法相信这是一个为权贵张目的学者,上岗上线去攻击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实在是不应该。权贵阶层看到这样的现象,睡梦中都会笑的,他们会笑这些学者根本就不是对手。我们有那么好的精力去互相攻击,为什么不去努力跟权贵斗争啊!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请你们睁大眼睛再看一看现实啊!外部是“台独”分子拼命要去实现“台独” ,而美国为配合“台独”已经发动了金融战,内部是权贵势力拼命要得到全部权力。我们究竟还能过几天?

 

 

发件人:"田忠国" <tzg1688@hot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6 16:59:5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我最怕右派中那些已经成为野兽的人

----中国能不能走回头路?

田忠国

2008年8月16日星期六

    这些天,人们探讨了一个对于中国来说比较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能不能走回头路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同是一个问题,但有不同的角度,比方说,改革几十年了,社会不是越来越公平正义了,而是越来越不公平正义了,如果从有人类以来公平正义就是追求的奋斗目标上来说,也就是从追求公平正义的角度上来说,应该走回头路,而且,这个回头路不是倒退了,而是进步了,但如果从追求资本自由掠夺的角度上说,就不能走回头路,因为走了回头路,追求公平正义了,资本就不能自由掠夺了。

    再比方说,改革开放前的前三十年,人民群众享有充分民主权利,享有对官员的监督权、罢免权,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民群众连表达权都没有了,任何有一定权力的领导人,听到任何不顺耳的话,都有权把人送进监狱,如果从维护人民群众民主权、监督权、罢免官员权的角度说,应该走回头路,并且,这个回头路不是倒退了,而是前进了,但如果从维护官员的专制权的角度说,就不能走回头路,因为走回头路官员就失去专制权了。

    再比方说,官员腐败,危及到党和共和国的前途命运,如果从维护党和共和国前途命运上说,应该走回头路,杜绝腐败,走回头路不仅不是倒退,而且前进了,但如果从维护腐败的角度说,就不能走回头路,因为走回头就意味着大多数想贪污腐败的官员就不能腐败了。

    再比如说,1949年前的等级制,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消灭了,并且消灭了三十年,三十年后,等级制又蓬蓬勃勃的长起来了,如果从消灭等级制的角度说,应该走回头路,并且,这个回头路不是倒退了,而是前进了,如果从维护等级制的角度说,不能走回头路,走回头路就没有等级制给主流精英带来的掠夺特权了。

    由此可知,回头也好,前进与倒退也罢,这只是角度问题。角度不同、结论不同,做出的选择也不同。再比如说,人民群众认为,毛泽东一生中为中国人民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毛泽东带领的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给了他们做人的权利,从精神上第一次站起来了,第二件文革,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给了他们自由民主的权利,虽然现在回头看当时有点乱,但那不是毛泽东的责任,而是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有用毛泽东给他们的自由民主权。但主流精英认为,毛泽东解放后就开始犯大错误,到文革就是罪恶了。

    我理解主流精英。如果从主流精英的角度说,毛泽东耽误了他们三十来年做官发财的时间,或者说虽然有官当,但没有得到当官的好处,白跟毛泽东干了那么多年。毛泽东没错误或者没有罪,那就怪了。

    不过,主流精英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们处在平民百姓的位置,毛泽东给了你们的权利被人剥夺得净光光,你们会怎么想呢?我记得主流精英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的,我的老乡这句话说得漂亮极了,比我说得所有的话都漂亮,但不能光说说就精英了啊。如果光说说就可以精英,就可以享受什么教授、正厅待遇之类,农村的老头不是更应该享受那个待遇了么?因为,他们不仅会说,还会严格按照说的做。比方说两个农村正吵架,一个突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个想想有道理,马上就不吵了,还会向对方道歉。你们说,他们该享受什么级别?厅级?还是部级?

    再比如说,你们的治国策差不多都众口一词,把人培养成自私的动物,国家就发展了,就现代化了,反之,比如说毛泽东提倡的大公无私,就是专制,就是独裁,就是罪恶之源。但平民百姓不这样认为,而是认为,虽然他们也有欲望,虽然他们不能大公无私,但大公无私像一面镜子,放在面前经常常照照自己,以妨自己滑进兽的行列。若以平民百姓的角度看,以培育自私为核心的改革,可以走回头路,再不走回头路中国就没有人了(精英),并且,这种回头路不是倒退了,而是前进了。但若从主流精英的角度说,中国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全部变成兽,因此,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革命尚未成功,野兽应该努力。”

    说来说去,前进或倒退,绝路或出路,还是个角度问题。角度问题不解决,真正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其实,人们怕左派、或怕右派,但是我不怕,因为我是老百姓,还因为,左派只要心里装着国家和民众的利益,老百姓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和自由民主权利;右派只要心里装着国家和民众利益,老百姓虽然得益少点,自由民主权利更为少点,但总比一点没有好。因为两边的利益我都能沾上了,所以我不怕。

    但事实上我很怕,怕右派,当然不是怕右派中的有良知者,而是怕右派中已经成为野兽者。因为野兽是会吃人的,你不得罪他他也会吃人,这是野兽的本性,没办法不怕。
 

【地方政治研究】


发件人:"beibei3315" <beibei3315@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23 15:08:0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河南--漯河 黑幕

河南漯河的阵痛:三任书记相继落马

记者

  被誉为“中国食品名城”的河南省漯河市正在遭遇一场政府信任危机——三任市委书记相继落马。无论是官场还是坊间,都在议论这个话题。作为唯一的内陆特区,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1991年到2006年),漯河分别由三任市委书记主政,他们是王有杰(1991-1995)、程三昌(1995-1999)、刘炳旺(1999-2006)。

    在目前的政治体制框架下,“一把手”对一城、一地的发展举足轻重,甚至一个城市“性格”的形成也与“一把手”有关。现在,三个“一把手”相继落马:王有杰被判死缓,程三昌携带一亿元资金外逃新西兰,刘炳旺涉嫌受贿被双规。漯河这个年轻的城市承受了太多的磨难,阵痛后的漯河正在全民招商,希望打造一个全新的城市。

漯河最热的新闻

  港商朱兴志与临颍县原县委书记王国华“有过几次交往”,“向我征求过几次意见”。1963年1月出生的王国华,曾任漯河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后下派临颍县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其“一步一个脚印”的进步,与漯河市原市委书记刘炳旺的提携“分不开”,直至升任许昌市副市长、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官至副厅。

  “今年3月,王国华被河南省纪委双规。临颍县许多县级领导被叫走谈话,有的十几天后才回来。”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为了立功和争取宽大处理,王国华供出了刘炳旺。”

  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刘炳旺落马成了漯河最热的新闻,无论在官场还是坊间,这成了一个公共话题,大家都说能出个一二三来。“2006年11月15日,已经60岁的刘炳旺被免去漯河市委书记职务,保留河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常委一职。按规定,厅级干部60岁退休,但刘炳旺还想‘再干两年’,2007年5月24日,河南省政府聘任刘炳旺为参事。”漯河市一位官员介绍说,“刘炳旺住在郑州的家里,省里的活动他几乎不参加,但对漯河的事情倒很关注,漯河每有重大活动,都少不了刘炳旺的身影。有时,这个原市委书记还到漯河的工厂、机关参观、指导工作,甚至到一些村庄‘检查指导工作’,漯河当地报纸上也经常出现他的新闻。”

  今年5月7日,刘炳旺在郑州的家里被河南省纪委和河南省国家安全厅的人带走,并当场宣布对其实施双规。“在他家里搜出了2000多万元的存款,但户名都是其老婆和女儿的。随即,省纪委办案组进驻漯河,为了不影响漯河的大局,办案人员一般是周六、周日把涉案人员带走谈话,只要如实交代问题,一般周一会让他们回来上班。有的领导干部被多次叫去谈话。”

  据一位接近办案组的人士介绍,由于刘炳旺涉案主要是“买官卖官”,所以牵涉人员较多。“刘炳旺的前任书记是程三昌,外号叫程卖光,几乎把漯河的国有企业全部卖光了,程三昌在卖国企中收受贿赂。与程三昌不同,刘炳旺走的是另一条路子:调整干部。”

  漯河市行政区划原有三县一区,因为是内陆特区,刘炳旺便在区划上做文章。200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漯河市进行区划调整,由三县一区调整为两县三区,并设立高新技术开发区,这样等于一下子多出两个县区的编制。“光县级干部的位子就多出几十个。那时,县级干部调整频繁,有个县级干部为了保住位子,把家里的沙发都卖了。”

  “刘炳旺喜欢动干部是出了名的。他刚当市委书记不久,就想调整双汇集团的领导班子。双汇是漯河的名片,许多人不知道漯河,但知道双汇。当时双汇集团为了对付刘炳旺,就组织了民选,产生了民选的董事长。”一位知情人介绍说,“刘炳旺的弟弟在漯河搞房地产,刘炳旺在土地上给了很多关照。”

  5月10日,因涉嫌受贿,刘炳旺被逮捕。“我原来对刘炳旺的印象非常好,因为有一次开会,他在会上讲:我们的领导干部,你有车坐,吃饭可以报销,住房有公家给,你还要贪污受贿干什么?他平时也不招摇,没想到他也会出事。”漯河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可能是刘炳旺太善于伪装了。”

  “刘炳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时收钱不办事,收小钱不办事。”知情人说,“而他的领导能力却很差,在三任落马的书记中,论能力数他最差,外号‘刘草包’,有人编顺口溜说,宁要程卖光,不要刘草包。漯河变化不大,发展缓慢,主要是刘炳旺的原因。目前,漯河不叫特区了,发展还不如周边城市快。”

程三昌外逃后遗症


  “程三昌外逃新西兰后,公安部曾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在全球发布了红色通缉令。”7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经初步查实,程三昌涉案金额达1000万元。目前,由于嫌疑人长期不能归案,侦查工作暂时中止。包括程三昌在内,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直非常重视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缉拿逃往境外的腐败分子。

  此前,有媒体报道说,程三昌在新西兰被当地警方抓获,中方正在通过各种渠道争取让程三昌回国受审。对此,这位检察官表示“消息不准”,“虽然有红色通缉令,但其他国家是否执行,与两国之间的关系有关,包括是否签署引渡条约,是否有司法协助协议。”

  程三昌跑到新西兰后成了当地大款,在奥克兰市瑞克大街购有一栋四层豪华别墅,过上了豪华舒适的生活,而漯河却要为程三昌外逃买单。程三昌主政期间,一口气卖掉了全市90%以上的国有企业,其中仅他一人经手的就有27家,绰号“程卖光”。东窗事发,程三昌在国企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有媒体记者跟踪调查了经程三昌之手卖掉的漯河市制药厂、市第二针织厂、威士达皮鞋厂三家国企,发现了很多猫腻,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程三昌撇开公开竞价的阳光政策,与不法奸商暗中勾结,致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职工利益屡屡受到侵害。一些国有企业表面上卖给外商了,实际上外商并没有出钱,而是把企业折腾一番,能变现钱的都变现了。最后,政府不得不把卖了的企业再买回来。

  程三昌隐藏得很深。在他主政漯河期间“大刀阔斧”倡导改革之时,他已经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了。而程三昌自己也不避讳,甚至公开他的“致富秘诀”。他潜逃新西兰后开始“著书立说”,披露当年在出售国有资产中,如何与不法奸商暗中勾结、中饱私囊,致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种种内幕。

  程三昌潜逃后,河南省有关部门曾专门派干部赴新西兰找程,劝其回国处理有关问题,程说,“最好不要回去”。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同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程三昌外逃后漯河出现了大规模的上访。那些被遗忘与被损害的社会底层老百姓,为了要回自己失去的资源和权利,为使自己的生存条件不致进一步恶化而竭力抗争,他们主要的抗争手段就是上访。

  程三昌外逃后,漯河不得不慢慢咀嚼“狂飙改革”的苦果。有人开始对“内陆特区”进行反思: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和艰巨的过程,那些简单的、一刀切的、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它不但无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反而会扼杀既有的改革成果,并对当地的经济、社会秩序造成震荡。而且,任何一个内地城市的改革,都离不开内地整个大环境的思想解放程度、制度完善程度、经济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

王有杰在秦城监狱练书法

  王有杰是漯河这个内陆特区第一任“一把手”。1992年7月18日,河南省委、省政府发布了《关于在漯河市试办我省内陆特区的通知》,希望漯河市委、市政府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摸索出一条内陆特区加快经济发展的路子。当时漯河喊出的口号是:“苦战三五载,漯河变珠海”。漯河上上下下被动员起来了,人人都被要求吸引外资,引资成了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市委、市政府发文规定,最高可以按引进外资总额的10%奖励引资人。当时的《漯河日报》也更名为《漯河内陆特区报》,王有杰亲自题写报名。

  从政之余,王有杰“笔耕不辍”,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首席顾问。2005年4月11日,王有杰在河南省博物院举行了个人书法作品展,并出版《王有杰书法集》。据全国书法家协会评估,王有杰的字市场价是每平方尺2000元。因为创办内陆特区,王有杰官升一级,升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后调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去年1月23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定管辖,湖北荆州市中院认定王有杰受贿634.48万元,并有89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判处其死缓,王没有上诉,一审生效,后在北京秦城监狱服刑。

  王有杰当漯河市委书记时,程三昌是市长;程三昌接任书记后,刘炳旺是市长。三人“接力”担任漯河市“一把手”。有一次,漯河市召开反腐败工作会议,刘炳旺曾以王有杰、程三昌为例,告诫漯河市官员“引以为戒”。

  王有杰死缓判决生效后,经漯河市委研究决定,取消“漯河内陆特区报”称谓,恢复“漯河日报”。“一方面,《漯河内陆特区报》报名是王有杰题写的;另一方面,漯河这个特区‘不特’了。”漯河市委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说,“省里现在也不给漯河特殊政策了,大家都一样。取消内陆特区这个报名,就意味着漯河作为内陆特区的时代结束了。”

  在秦城监狱,王有杰常要人给他带宣纸写字。“做官时每天仅半小时练书法,而狱中每天可腾出四五个小时,因此‘字现在大有长进,肯定比以前值钱’。”王有杰的律师这样说。

漯河再开发

  “现在漯河大街小巷都在议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漯河连续三任市委书记都成了腐败分子?而且腐败行为都与漯河有关,延续十几年。这对漯河的负面影响太大了。”漯河一位官员对记者说,“有的影响已经表现出来,有的可能要慢慢显现。” 这位官员认为,影响涉及漯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包括社会风气。他反问记者说,“为什么这些年漯河发展缓慢?现在连一家五星级宾馆都没有,还赶不上广东的一个乡镇。”

  漯河市因市中有两条河流穿过而闻名。漯河市“沙澧河”。发展是硬道理。漯河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点是,有两条河横贯漯河市区,一条叫沙河,一条叫澧河,这两条河在漯河市内相汇,当地人称做“双汇”,这就是“双汇”地名的由来。两条河双汇之后,改称沙澧河。漯河因水而生,水是漯河的灵魂。沙澧河穿城而过,钟灵毓秀,风物独绝,漯河的当权者选择了这样一个发展思路:开发沙澧河,带动房地产。

  “目前,沙澧河两岸31公里的拆迁已经完毕,到处都是拆迁后残留的废墟。”漯河一位开发商介绍说,“政府要在沙澧河两岸开发房地产,正在招商引资。”7月5日,记者在沙澧河两岸看到,原来的建筑物夷为平地,到处都弥漫着拆迁留下的味道,个别地方已经有开发商在建造商品房了。2003年底,漯河当地村民因对拆迁不满,与城建人员发生纠纷,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卧轨事件”,致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帮助群众躲避火车的警察。漯河沙澧河开发指挥部却在当地报纸上发布新闻说,两个月完成了31公里的拆迁任务,而且未出现一例上访事件,概括为一句话“和谐拆迁”。

  “沙澧河这个项目的启动资金是政府支付的,花了20多个亿。”一位知情人说,“这些资金来源于政府转让了双汇集团的国有股,转让给美国一家公司了。20个亿花完了,成果就是沙澧河两岸30公里的一片平地,政府要做漯河市最大的开发商。” 因此,摆在漯河市党政领导面前的最大任务就是招商。“今年8月底在漯河召开的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主题也是招商——食品搭台,经济唱戏。”漯河一位官员介绍说,“目前,漯河正在开展‘招商引资百日大会战’,并把招商当做一项政治任务下达,招商目标是150亿元。”

  在当地报纸上,记者看到这样的报道:市长祁金立说,实施招商引资“百日会战”是落实市委思想大解放决策的重要举措,各县区、各部门、各企业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招商引资作为当前全市经济工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班子成员都要投入到招商引资中去。现任市委书记靳克文说:今年,我们经过努力,把中原食品节升格为中国食品博览会,这为开展大招商提供了良好载体。各县区、各单位都要争分夺秒抓招商、引项目。

  “漯河市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已经破土动工,这是谢连章副市长亲自招来的。”漯河一位官员介绍说,“投资方是浙江赐富集团,董事长叫赵张夫。”“我原来就认识赵张夫,这次只是牵线搭桥。我是跟随市委书记、市长招商,把浙江赐富化纤集团引进漯河的。”谢连章告诉记者说。

    “漯河市政府又把迎宾馆给卖了。”6月29日,电话那头一位自称老汪的人告诉记者,“光迎宾馆的这块土地就价值一亿多元,现在让政府5500万元卖给一个浙江人了,而且什么时候付钱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政府想让这个浙江人在这里盖五星级酒店,等酒店正式营业了,浙江人再分三年支付5500万元土地款。”

 

【企业经济】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发送时间:2008-07-21 13:56:0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Fw: Fw:  2008年 7月 21日 10:18 施晓渝

2008:重磅私企垮掉的季节

----浙金乌董事长张政建不堪高利贷催债避难海外

施晓渝 编辑

2008年 7月 21日

  曾是义乌明星企业的金乌集团,随着董事长张政建的突然失踪,以及众多情绪激动的借贷人,聚集在义乌市区的金乌集团总部上门讨债,让该公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据该公司员工介绍,此前因为许久未领到工资,他们已经与公司发生过冲突。他们中不少都有近3个月未领到工资,有的时间可能更长。

  同时,金乌集团的危机,让大陈镇政府也陷入了无比尴尬的境域。大陈镇是世界最大的衬衫生产基地,也是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之一。而金乌集团近年来一直位列该镇企业的前五强,现在许多借贷人试图迫使政府出面,解决借贷纠纷。“这个情况我也不能说什么,目前为止镇政府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动作。不过具体情况,还要看事情接下去的发展。”昨日,义乌大陈镇镇长吴朝晖告诉早报记者。   

曾一人拿下迪拜500商铺   

  “金乌集团”网站的公开信息显示,目前该公司主要从事袜业、服装加工、纺织原材料批发、现代农业开发、酒店服务业等,共有14家子公司。其中包括“浙江娇丽袜业”、“义乌万盛化纤”、“金华江南农庄”、“深圳狄加贸易”、“义乌山图贸易酒店”等10家在国内的子公司,以及在阿联酋设立的阿联酋金乌集团国际有限公司、阿联酋山图贸易有限公司、阿联酋山图装饰有限公司、阿联酋山图餐饮有限公司等4家海外子公司。   

  2008年初,金乌集团的公开资料声称其总资产为10多亿元,拥有在职员工2000余人。董事长张政建1967年出生在大陈镇金山村,父母是农民,在姐弟三人中他排行老三。上世纪80年代,初中毕业不久的张政建就只身来到河南省安阳小商品市场经商,而后又前往河北石家庄经销袜子生意。   

  1991年,他回到义乌,在当地市场中租了店面从事袜业批发生意。随后,他在1994年办起了浙江娇丽袜业有限公司。1998年,张政建以浙江娇丽袜业和制衣有限公司为基础,组成了浙江金乌集团有限公司。不过,真正让他在义乌商圈广为人知的是,2004年,他一人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一举拿下了中国在迪拜的最大商贸城——“龙城”的500间商铺。而后,他又转回义乌为这些商铺招商,使“新光饰品”等义乌及其周边地区的几十个知名品牌借此打入中东市场。   

集资规模或达20亿元   

  随着,张政建的知名度提高,他多次获得省部级和国家级荣誉,“金乌集团”也是省政府被命名的“诚信单位”。同时,该公司也在网站上称公司成立至今以捐赠千万元用于慈善事业,其中最大手笔为2003年一次性捐给义乌慈善总会500万元。“2007中国慈善排行榜-企业榜榜单”显示,该企业年度捐赠120万元,位列年度企业慈善榜的179位。   

  “这次(张政建失踪)的真正发端是因为他所欠的银行款还不上,银行要拍卖公司资产进行偿还。”据知情人士透露,其实很多人早在3个月前,都知道张政建的资金链已经出现问题,但他在当地知名度很高,还有此前一直按约付息,积累很高的诚信度,为此并未多加催还。直到有几个“会头”知道银行的拍卖后,就赶紧跟张政建联系,要求他尽快归还借款。起初还能联系上,不过十多天前与张政建的联系失去的,但是张政建何时离开义乌、逃亡那里他不知情。   

  该人士介绍,仅仅大陈镇就有不少“会头”,这些“会头”的资金多是远远高于银行利率向一般公众募集。张政建是从当地几个“会头”那里拿的钱,目前不少“会头”因受此事牵连,多已无法向被募集者偿付他们承诺的利息。“张政建的集资规模,或在20亿上下。”   

可能在香港或马来西亚

  但另有知情人士透露,现在张政建的手机其实还能打通,就是一般情况他不会接。而他实际离开公司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可能在1个月左右。他现在可能在中国香港或者是马来西亚等地,但肯定不在内地。早报记者发现在“义乌稠州论坛”的“法律维权”版块看到的一个帖子,似乎也能证明张政建离开公司时间应在1个月左右。因为,早在6月19日就有自称金乌集团员工的网友发贴求援:“金乌集团倒闭拖欠员工工资怎么办?我们已经3个月的工资和提成都没拿到,现在公司一点的被变卖,老板也找不到。请问我该如何讨回我的工资?”

  今年6月19日,早报记者在义乌采访时,就有民间借贷人士忧虑地表示:今年有两笔失败的投资:一笔是借钱给义乌市保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一笔是借钱给金乌集团。昨日,当早报记者再次联系这名借贷人时,他说,借给张政建的钱还有几十万元没有收回,不过张的手机还打得通。

资金危机蔓延

    在当地,民营企业主为了躲避债务,被迫采取 “主动失踪”的方式,这已经不是一两起,最近一年来,就有数起类似的事件:2007年8月,义乌招牌餐饮店“一帆餐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世南一家突然失踪,传当事人炒股巨亏,欠债约3亿元。2007年11月,义乌市保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创始人叶荣兴突然下落不明,传欠债近5亿元。保兴汽车的案件已经立案将近半年,但叶荣兴还未找到。昨天下午,保兴企业一名员工还致电早报记者称,公司的厂房将于23日拍卖,叶荣兴拖欠的12万元工资不知道找谁讨要。

  浙江经济学界的部分专家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资金紧张只是个别现象和少数企业,每一次宏观调控都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增长势头好及受国家产业政策扶持的企业仍将获得快速发展。但从公开的报道看,在浙江义乌等地,往年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只是个案,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这一状况已从个案发展到行业,甚至仍在继续恶化。   

  在通常情况下,选择民间借贷的主要是房地产企业以及扩张型企业。一名企业界人士这样评价说,“只要这个企业这两年在搞房地产,它的资金链肯定有问题。” 多名法律界和企业界人士还表示,如果今年下半年银行信贷继续从紧,资金链断裂的企业将更多。   

利率飙升的风险

  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浙江温州、金华等地民资非常充裕。据温州银监局统计,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已从前年的500余亿元的规模发展到今年的600余亿元。金华市下属的义乌,据非官方的说法,也有数百亿元的民间借贷规模。银行信贷紧缩,民间借贷利息水平飚升,吸引了更多的“快钱”进入民间借贷市场投资。事实上,民间利率飚升,是银行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风险加大的双重结果,它不仅意味着借款人收益增加,而且风险也在加大。   

  在义乌,一些游走在“灰色领域”的寄售行已经察觉到这一点,现在不提供抵押物不会放款,而且抵押物必须经过他们认可的评估价格。上述向保兴汽车、金乌集团借款的人士称,目前不但无法按时获得利息,而且面临本金都无法收回的局面。而这些借出来的钱,也是从各方筹措过来的,一旦有了资金窟窿,受影响的将是这笔资金后面的数个甚至数十个家庭。   

  更危险的是,有的家庭为了获得高利息收益,将自己的房产抵押给银行,以获得贷款,然后将银行贷款再借出去。一旦借款无法收回,银行和家庭都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另据财经网昨日报道,参与民间借贷市场的甚至包括公务人员和法律界人士。无法排除的是,这些公务人员或法律界人士,可能与民间借贷市场有联系,甚至可能是监管者。   

地方政府求解   

  不可否认的是,为了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民间借贷风险高等问题,浙江当地正在努力求解。浙江方面近日发布消息称,今年9月份,该省首批小额贷款公司将正式营业,并原则上允许每个县(市、区)设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有评论认为,小额贷款公司可将地下钱庄逐渐引入合法监管,并向正规的金融机构过渡,并可为民营企业提供至少50亿元的贷款规模。但浙江全国抢先试点小额贷款公司,仍存在“只贷不存”的问题,依然无法替代民间借贷市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在目前的背景下,民间借贷市场无法萎缩,更无法禁绝。

刘根山与“丑闻季”  

  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继中国最大的工业缝纫机企业——飞跃集团传出破产申请的新闻后,近期又一个知名企业倒掉,有“公路大王”之称的上海茂盛集团董事长刘根山因挪用公司注册金及涉嫌骗贷而被警方羁押。   

  刘根山事件的真相到现在还被云雾缠绕。这位在长三角地区拥有多条高速公路投资项目的民营企业家出现了资金链危机,从现在呈现出来的事实看,他被警方拘押的导火线是涉嫌抽逃绍兴市甬金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此外,还有骗贷、贿赂地方官员等多个问题。   

  资料显示,刘根山又是一个激进主义的牺牲者,仅在2002年一年中,茂盛集团先后以独资、合资的形式成立了多家以公路为名的高速公路建设公司。就单单注册资金一项来计算,就将近100亿元。在2004年的那一轮宏观调控中,他将一块地产项目出售给了国营的上海建工集团,套现数亿元资金而逃过一劫。2005年6月以后,刘根山再度提速投资公路建设,甚至还构想出了一个“路生路”的资本运作模式。自去年下半年的信贷紧缩之后,扩张中的茂盛显然发生了资金上的危机,于是,挪用、骗贷便成了刘根山自救的险棋。   

  刘根山式的危机其实一点也不陌生,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每当宏观调控到来的时候——它出现的周期在四到五年左右,从事重化工业、基础设施产业以及金融业的民营企业肯定会出现资金链问题,它们一定是首先被调控和被抛弃的对象。在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资金的情况下,“短贷长投”、“民间非法高息融资”、“用毒药化解毒药”(德隆唐万新的检讨之语)便成了惟一的选择。一个可以预见的、可怕的景象是,如果在未来的三到六个月内,针对民营企业的紧缩信贷政策没有改变,将可能出现继2004年春夏之后的又一个此起彼伏的“丑闻季”。   

  在当前的宏观形势下,即便是一直稳坐产业上游的国营垄断资本集团也面临着空前的压力,要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它们的“好日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拜坚决的垄断政策之赐,二则是靠了“中国制造”和地产业的原材料渴求,而在这两个领域内,民营资本是最主要的力量。如果邱继宝、刘根山式的危机一再爆发,再加上随时可能出现的地产崩盘,那么,下游需求萎缩,上游的利润空间就会迅速缩小。国营企业当然不会去冒险“骗贷”或者去借民间高息,它们直接就倒在了地上,从而形成一个全民埋单的局面。   

  在当今的经济界,对下半年的信贷政策变动存在两种判断。一种认为,局面很可能在9月底才会真正明朗。8月份最好的选择也许是,看奥运会,想办法渡过一个酷热的夏季。到了秋天,天气应该就会凉快起来。另一种则认为,9月之后,中央政策进行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已经很小,所以本年度内信贷放松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如果,第二种判断成为事实,刘根山式的丑闻将络绎于道。 这真是一个难熬的、两难的夏季。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2 09:19:5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王绍光 没有透明就没有民主

财政没有透明就不是民主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王绍光

2008年8月

    编者按:关于政府豪华办公楼新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为什么政府会建豪华办公楼?怎么这么容易就能建?这与我们的监督机制与财务机制有何关系,请听王绍光的专访。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ChinaReview》主编。1993年,王绍光与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推动了中国分税制的改革,时称“王胡报告”。

    如果老百姓都不知道政府把钱花在哪里,还谈何民主?没有预算就没有民主。对于今日中国来说,预算更是个好东西。一个民主的政府必须是一个透明的政府,一个透明的政府必须有预算,反过来说没有预算就不透明,没有透明就不是民主。解决的方法从理念上来讲非常清楚,但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理念上两条:第一个财政要统一,政府不要有几本账,要有一本账,集中到一个口;第二个预算要监督。每个国家都要经过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的历史进程。一个国家要成为预算国家,必须经过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两个过程,虽然路径不一样。

要有一本账

    举报豪华办公楼成为网络热点,公众反映强烈,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不安。楼堂馆所是个老大难问题,但近年来为什么愈演愈烈?中国政府反对盖楼堂馆所,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经济调控也往往把矛头对准政府建设的楼堂馆所。近年来之所以出现地方政府热衷盖楼堂馆所的现象,财政状况的改善是很大的背景之一。政府真有钱,以前想盖也盖不了。

     我们远处不看,你到北京长安街看看,许多政府机关的大楼都变样了。地方干部到北京来开会,然后就省城盖,省城盖完以后就基层盖。这里面也有一个示范效应。为什么政府首先拿纳税人的钱去改善自己的办公条件,而不是致力于改善公众的看病难、上学难等更为急迫的民生问题?从最直观的角度来看,显然是政府在花钱上受到的制约不够。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在于我 们的财政体制不健全。地方政府所能支配的钱的来源非常多,虽然来自于财政预算内的钱现在受到的监督比前些年更严格了,但是正规财政体制以外的那笔钱规模比 较大,体外循环的钱比较多,受到的限制比较少。据我观察,盖得最早的应该是财政局。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各地财政局就开始盖大楼,因为财政局 管财政,“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另有一些政府部门在“皇粮”之外还可以靠收费来维持运转,后来那些收费多的单位也开始盖楼。这些年来媒体披露的一些交通部 门、公安部门盖豪华大楼、豪华别墅等现象,也都是因为收费多的缘故。虽然现在开始实行收支两条线,但是贯彻的还是非常不彻底。所以说要限制政府权力。

    除了道德上的谴责、情感上的义愤之外,还得做一些具体的分析,然后寻找解决思路。现在一些人认为,只要政府官员实行民主选举,把政府约束住,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事实上没那么简单。解决的方法从理念上来讲非常清楚,但贯彻起来非常困难。理念上两条:第一个财政要统一,政府 不要有几本账,要有一本账,集中到一个口;第二个预算要监督。现在大家强调预算要监督、要限制权力,但是依我看,没有财政统一作为基础,进行预算监督是不 可能实现的。如果预算很乱,有很多本账,监督起来成本非常大,几乎是不可能。

    我讲的财政统一,纵向和横向两方面都包括,横向上每一个层级政府的财政,凡是以国家权力为依托拿到的钱,每一个横截面上都要统到一本账;另一方面全国的财政也要有一本账,因为没有这样一本账的话,中国今天的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现在中国有很多本账,中央可以控制地方政府的预算内甚至预算外一部分,知道它们有多少钱,但是对它们的土地收益未必那么清楚。

    土地出让收益成为了市长的“零花钱”,成了他们无须其他手续就可以直接动用的预算外资金。有数据显示,土地出让收益已是地方 政府的第二财政来源,普遍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30%-60%。所以要进行有效的预算监督,横向和纵向都要财政统一。统一不是说把钱统到一个人的手里,而是要统到一本账里,这本账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看,而是全国人民都能看,尤其是各级人大代表都要看。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财政问题上我们仍然没有实现黄仁宇早年所说的“数字化管理”? 这个说法太粗糙了,分到很多本账也可以是数字管理。地方政府搞两本账、三本账,这本 账给谁看、不给谁看,他是数字化管理,但是全国就乱套了。我现在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说只要把财政统一了就行了——显然是不行的,财政统一但没有受到监 督的话,还可能出现滥权的问题;另一种倾向说,只要监督建立起来,只要有人监督执政党,事情就可以解决——事实上财政不统一的话,监督也将落空。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每个国家都要经过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的历史进程。一个国家要成为预算国家,必须经过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两个过程,虽然路径不一样。

预算是个好东西

预算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税收国家这个概念不是跟预算国家对立的,而是与“领主国家”相对而言的。税收国家就 是说国王的钱来自于税收,而不是说来自于封建领主的贡献。中国比较早地出现了税收国家,秦汉基本上具备了税收国家的形态。西方出现税收国家比较晚,像英国 可能要到十六、十七世纪。领主国家不可能出现预算,因为各是各的账,而且可能没有账。有的时候国王比领主还要穷,他不直接面对农民,因为农民是领主管的, 他们向领主提供服务,提供劳役、提供税收,领主再向国王做点贡献。因此可以说,出现税收国家是出现预算国家的前提条件,没有税收的国家是不大可能做预算的。

    预算国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财政统一,一个是预算监督。从逻辑上来讲有三个途径。第一是财政上先统一,后来才出现预算监督;第二是先预算监督,后财政统一,最后变成预算国家;第三就是齐头并进,慢慢地一边推进财政统一,一边推进预算监督。法、英、美是上述三种途径的不同代表。法国是先统一后监督,它大概到1830、1840年以 后就变成了预算国家了;英国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在财政大臣格莱斯顿的领导下,财政统一与预算监督双管齐下,才得以在19世纪70年代左右完成了向预算国 家的转型。而与法国、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向预算国家的转型慢得多。直到20世纪初,外国访客还嘲笑说,美国虽然技术上很先进,但却没有预算制度。

    美国的清教徒是从英国出来的,他们反对王权,到了新大陆以后,他们仍然对王权的财政 支出非常敏感。后来也是因为国王和总督不愿意接受监督,才激发了美国革命。所以在美国,监督原则很早就存在了。但是美国开始时的财政非常不统一。美国政府 分为联邦、州、地方三级,地方包括县、城镇。今天地方一级在税收和支出上占小头,大概不超过25%,但是二十世纪以前美国地方的税收和支出占50%。监督 是有的,但是没有统一,监督也是很分散的监督。在市议会那一级里面有一些委员会来监督,结果监督变成掌权的了,而且他们本身不受监督,再加上这些委员会的 成员自己都有特殊的利益,所以也非常腐败。腐败到什么程度?比今天的一些转型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当时有一本小说《民主》,里面有一个老人说了一句话:“我七十多岁了,跑遍了全世界,走了这么多国家,没有见过一个比美国更腐败的国家。”

    美国的预算运动是从地方兴起的。最早是纽约的一批人士呼吁进行市政改革。他们的理由非常简 单:一个民主的政府必须是一个透明的政府,一个透明的政府必须有预算,反过来说没有预算就不透明,没有透明就不是民主。怎么使政府的运转变得透明起来呢? 就是预算。可最早做市政改革的人都不知道如何搞预算,恰好其中一个人的老师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凡勃伦。凡勃伦告诉学生说有个东西叫预算,然后他们就开始设 法了解预算制度的细节,了解欧洲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结果得出结论——“预算是个好东西”,于是开始推广,先在纽约市选了四个部门进行部门预算。当时马寅 初先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写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纽约市财政的。

    因为纽约市的预算搞得很成功,节省了大笔资金,于是热心人士开办了预算展览。第一年参观的人 很少,但让公众逐渐认识到了预算与他们的福祉息息相关。以后,预算展览越办规模越大,参观的人成倍增加,这对各地政府形成了压力,纷纷跑到纽约来学习预 算,逐渐演变成了全国性的预算运动。

    美国中央层面呢?从老罗斯福开始,总统把权力从国会慢慢地收过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财政统一的前提。 后来在纽约进行改革的那些人,逐渐搬到华盛顿,开始鼓吹或者参与制订预算改革方案。加上后任总统的努力,到1921年美国通过了划时代的《会计与预算 法》,正式在美国联邦层级建立了预算。结论是“预算是个好东西”,这让我想到俞可平先生的一篇文章——《民主是好东西》,预算与民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老百姓都不知道政府把钱花在哪里,还谈何民主?没有预算就没有民主。对于今日中国来说,预算更是个好东西。

    预算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因为预算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不要空讲民主、自由这些抽象的大 词。民主、自由都体现在预算改革里面。几年前,财政部门的朋友让我编过一本书,名叫《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就是讲美国的预算运动过程,在那本书里我特别 强调刚才提到的那句话:一个没有预算的政府是不透明的政府,一个不透明的政府不可能是民主的政府。

预算外是怎样变大的

     解放初,为了经济建设和国防的需要,国家将财政高度统一起来。但是当时也出现了一个预算外的口子。一个财政不能管得太死,有一些小钱管得太死会有很多麻烦,所以要开一点预算外的口子。全世界都有预算外资金,只是规模很小,相当于预算内财政收支的1%-2%。解放初我们的预算外资金也是很小。

    毛泽东实际上很不喜欢高度集权的体制。到今天为止,中国有三次放权。第一次是1957—1958年大规模地放权,要求在几十天的时间内把各部委分下去,甚至把统计局解散,国家计委作用减小,从大计委变成小计委。这都是毛泽东要求的。后来大跃进出现了那么大的乱子,不只是最高领导人头脑发热,在财政分权以后,所有的地方领导都发热,是制度基础使得发热成为现实,结果导致严重后果。所以到1960年、1961年,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把很多权力收回来了,很快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到1964年全国情况已相当繁荣了。到1965年,毛主席又不满意了,他说要搞“虚君共和”,意思就是要分权、放权,但是他没来得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70年,文革早期的动荡告一段落,毛泽东又开始大规模的分权,包括铁路、民航都要分权——这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他把铁路、民航都下放到地方去了,大的汽车制造厂都下放到各省了。这两次分权,导致预算外资金越来越大。我印象是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预算外已经相当于预算 内30%左右。改革开放后前十几年的改革思路就叫“分权让利”。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分权,一个是各级政府向企业分权,还有一个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放权,叫“分 灶吃饭”,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于是预算外资金越来越大,到1990年前后,预算外资金的规模几乎与预算内资金的规模并驾齐驱,在有些省市,预算外甚至超 过预算内。1990年代初的时候,税收出了问题,中国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准“领主国家”。每年年底财政会议上,中央跟地方谈,有些省份是按收入比例向中央上 交,有些省份是定额上交。不过谈成以后,两方面都不认真履行合约。如中央有时候说,我钱不够了,某某省应借给我多少钱,其他省应该借我多少钱,但钱到手后,是不打算还的。

     1993年中央决定实行分税制,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分税制就是把税分成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以前是算混账,地方不管钱 从何来,给中央上交一定数额或比例就行了。现在是分税了,有些税是中央的,全部归中央,地方一分钱不能拿;有些税是归地方的,中央一分钱不能拿。中央不用 再每年与各省一对一谈判,税收面向全国,所以是恢复了“税收国家”。 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朱杌下去谈判,谈判过程非常艰苦。这个谈判过程是研究中国政治的极好个案。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分税制最初的设计有很多问题,受到了一些人士的批评,但是他们不知道,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是两码事。

    分税制的效果如何呢? 恢复“税收国家”的一个结果,就是财政状况的改善。 1994年刚刚改革的时候,因为有惯性,不可能一下子改过来,1995、1996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最低,大概达到10%左右。但是此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慢慢提高,政府整体的汲财能力加强了。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大大提高。 但是它的问题还在于不统一,预算缺乏监督。以前预算外资金基本不受各级人大的监督,现在叫大 财政,大口径的财政收入和大口径的财政支出,把预算外也包括了进去。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东西,比预算外还预算外,就是“体制外”,即名目繁多的收费——所谓 三乱(乱罚款、乱收费、乱集资)是其代表。后来出台了很多政策,把收费项目砍了很多,实现了收支两条线。但是这两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不在预算内,也不在预算外,所以一下子膨胀了起来,在很多地方几乎占到地方财政收支的50%、60%,甚至70%。这是一些地方政府乱搞建设的主要经济来源。

    这是寅吃卯粮,子孙的钱今天用。按照潜力来说,那些土地应该卖更多的钱,结果现在往 往一任政府就给它卖掉了,花掉了,今后再没有地方可卖。所以,当前要进行预算监督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把这个钱统一起来——不管你是预算外还是体制外,都要 逐渐地融到财政的大盘子里面,做成一本账。

中国的道路有多长

    中国何时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预算国家呢?我当然希望这个过程越短越好。可是理性告诉我,这个过程会非常长。经常有人对我讲,这个过程为什么不能快一些?我就跟他举清华大学的例子。

    在清华大学,各个学院的 状况是非常不均衡的。有的学院每个教员的办公室有二三十平米,有的学院教员只有一个办公桌。各院系教员的收入水平更是参差不齐。这在国外或者香港是难以想 象的。那么能否用一纸命令把清华各个院系的办公条件、收入水平拉齐呢?短期内不可能。如果想改变一个清华大学都这样,你可以想象改变一个国家有多难。我曾经开玩笑说,什么时候清华能改了,中国改革希望就比较大。但是我也并不悲观,因为事实证明,我们正在向着目标迈进。比如说现在预算外资金也纳入了监督框 架,就是大进步。在部门预算的推进方面,中国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基层政府部门——如乡镇一级——我估计问题更多一点。

     有了预算以后,用什么样的方法监督?也是个严峻的现实问题。理论上当然是各级人大来监督,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大代表看不懂预算报告。怎么看预算、怎么监督预算是需要学习的。预算本身也有矛盾性:预算不详细,不可能监督;预算太详细,动辄几千页长,也不可能监督。说要人大代表把全国的预算全看一遍,不可能,太复杂。人民监督现在也做了一些努力,在基层和上层都有一些努力。比如浙江和黑龙江正在试点的参与型预算,非常有意思,值得更多的人关注。

    西方很多国家的普通公民也很难真正直接参与到整个预算的过程。现在我们往往觉得促进 进步最好的方法就是批评,比如有很多人讲,美国进步时代出现变化很重要是因为有一个“扒粪运动”。事实上,“扒粪者”们的文章大量集中出现在1902年到 1906年期间。不错,他们对制造改革舆论、唤醒和动员民众、推动美国的社会改革起了一定作用,但民众对“扒粪者”的支持在1912年左右逐渐消失了。从 历史来看,“扒粪运动”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在预算改革方面所起的作用就很小。

    批评是重要的,建设也很重要。当时还有另外一批人,叫做改革者。 批评是有用的,但又是不够的。与“扒粪者”不同,改革者不仅批评现状,还能拿出替代方案,他们不是不要政府,而是希望让政府变得公开、透明、有效。 我把人分成两种,一种叫利益相关者,就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和他们的代表,应该参 与影响他们利益的那些政策的决策过程。更大范围叫人民,人民就不一定完全是利益相关的人,有些时候他与具体的决策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某地预算里面说建 一个垃圾处理厂,对于住在垃圾处理厂附近的人是利益攸关的,但与其他城市的人就没什么关系。但是总体来讲,人民是主权的所在,他只要愿意参与就应该有权参 与。两类人中,最重要的是利益相关者,他们是否享有参与权至关重要。但参与的原则放大以后,那就不仅仅是在政府的预算里,包括国企改革等等,所有的利益相 关者都应该能够参与,参与影响他们利益的决策过程。

    中国经济改革一直伴随着各种理论争论、政策争论以及思想争论。有这样的争论不是坏事 而是好事,这样的争论是有意义的争论。毕竟中国经济改革已经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我们自身需要一个基本的、历史的回顾、反思和总结。在今天来说,预算改革 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而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突破口。它的展开和许多改革措施一样,需要参与式的改革。

    我同意胡鞍钢的说法:“中国的改革需要通过广泛的讨论、公开的辩论,绝对不能为少数人所垄断,既不能为少数政治精英所垄断,也不能为少数知识精英所垄断”,“我们需要广泛参与的改革。所有的改革,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都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既参与改革的设计,也参与改革的评估,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乃至投票权”。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7 04:23:3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New bcivilization

中国经济增长的隐形航线

南京  袁剑

2008年8月

posted by 草根民主論壇

    中国,似乎已经成为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象力。很显然的一种乐观主义情绪,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30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30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30年,乃至更久。然而,这是真的吗?

30年增长的隐“协定”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会发现胡锦涛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地高速增长,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

    然而,通胀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让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经济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国家领导人疑窦丛生。

    一场历时30年的走向“市场”的狂欢之后,中国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近年已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30年沸腾的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地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积累下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经历了1980年代末的种种事件风波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进入90年代的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经济增长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济高速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其他诉求。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这看作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

    作为一个嗅觉极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地把握了中国进入90年代之后的精神脉动。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

    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种协定,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经济增长与福利促进的协定,只是一段错觉。事实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获取政绩的统计数据。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非常经典地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高增长的廉价密码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

    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官员。

    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

    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水价格、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低的环保标准、劳动标准,超高的税收优惠。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中国资源价格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巨大差价,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作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只是构成中国优势的因素之一。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

    权力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的特殊禀赋。与市场经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30年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此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高投资的话,那么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脱离消费的畸高投资必然带来严重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

    在畸高的资本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产能所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而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人民的社会保障、劳动阶层的工资都处于被剥夺的可能之中,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地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当成本开始释放

    对于2007年至今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国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回归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回归上升,无非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而且,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则是杯水车薪。

    有人将本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的资本投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数据表明,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国已经占据了31%。此外,当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而由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澳大利亚矿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澳大利亚海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毫无疑问,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但中国需求的因素,却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而当中国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国就只能向全球购买,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

    以中国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国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在国际金融界,人们将中国需求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牛市,称之为“超级周期”。言下之意很明显:这轮牛市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上涨的幅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智慧的想象。

    很显然,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国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迟到的幽灵,当它姗姗来迟却又终于来到的时候,它可能预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极限。现在,该是发达国家为长期享受中国廉价产品的美好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所谓的经济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

    无论是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正愈演愈烈。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30年中瓦解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人民仅仅被一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扭结在一起。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这是中国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国梦”。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

    健康的经济增长本应是一个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认同的过程,很不幸,在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

    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

    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获得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内部需求的严重萎缩进而阻塞经济循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苦恼之一),更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任环境和抽象资源,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础设施。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屈指算来,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30年。30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种种迹象暗示,中国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在30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还债周期。

 

 

发件人:"韩强" <hankai@nankai.edu.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6 11:45:5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各位同仁,请看韩强的文章

清末全民大炒股:近代中国的三次大股灾

欧阳亮  据《先锋国家历史》

    股市在今天已成为很多人投资理财的一个重要所在。其实早在1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股市,而且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发生了三次大股灾。胡雪岩垮台引起股市下跌

    1850年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股市,最早是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从事外企的股票投机,后来一些中方买办看到有利可图,也加入进来。洋务运动兴起后,很多近代意义的中国企业开始出现,为了融资的需要,这些企业也开始发行股票,进入股票市场。经过20多年的培育,中国股市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从1870年代开始,上海股市开始疯涨。许多商人和投机者大肆追捧新上市的中方企业股票。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企业多半是官督商办,有着很强的官方背景,经营上也少有竞争对手。在投机者的追捧下,这些企业的股票开始疯涨,当时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一开始一股只有几十两,短短几个月便上涨到近300两,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也在短时间内从不足十两涨到百余两。

    受股市疯涨的刺激,不仅普通投机者开始大量涌入,一些钱庄也不甘人后,开始将钱庄资金投入股市。钱庄逐渐成为股市中的主力军,其用于拉升股价的资金几乎全为钱庄的流通资金,而在这些资金大量进入股市后,由流通资金变成企业的生产资金,也就意味着市场流通货币开始减少,这离股灾的爆发就不远了。而这次股灾的诱因与当时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垮台密切相关。

    胡雪岩在短短几十年间,依靠灵活的手腕在官场和商场长袖善舞,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他所掌握的阜康钱庄营业区域遍布大江南北。在这次股市繁荣之中,阜康将掌握的大量流通资金投入股市。正当阜康大肆牟利时,作为阜康的老板胡雪岩突然垮台,这使得阜康发生挤兑风潮,由于无力应对,阜康只得宣布倒闭。阜康的倒闭令早就岌岌可危的股市终于崩盘,股价一泻千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1883年5月还是每股210两以上,并且很难买到,到了8月,其股价已跌至120两,而有人则“愿意以115两或更低的价格随意出让”。到了10月,开平股票每股只值70两,到1884年则跌落到29两。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也从1882年9月的253两跌至1884年的34两。与1882年9月的股价相比,这两种股票平均下跌了87%。其余公司的股票亦莫不如是,从高价位跌到“简直一文不值。”这场股灾是中国股市第一次大灾难,股灾之后,投机者的信心10年都没有恢复。

炒作橡胶股票中国投机者哭

    第一次股灾过去20多年后,中国股市开始恢复。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进入世界经济,中国股市受世界股市的影响也开始加深。这一次的股市风雨是从橡胶开始的。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资源,特别是战备资源,橡胶在西方各国的军备竞赛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战前夕,特别是从1908年开始,国际橡胶价格开始疯涨,与此相应,国际股市上橡胶公司的股票也跟着疯狂上涨。

    国际股市的情况,中国投机者看在眼里,喜上心头,纷纷拿出资金追捧这些橡胶公司的股票。“买橡胶股票了吗?”在当时成为中国投机者的口头禅。看到中国投机者如此热衷购买橡胶股票,国际投机商纷纷表??在上海成立橡胶公司,当然这些公司表面上的所在地在国外,其实都是些空头公司,投机商目的就是迎合中国投机者的心理,用这些公司上中国股市来套钱。对于中国投机者而言,由于信息有限,对于这些公司的内幕,中国投机者都不明就里,一看到是橡胶公司,便一概追捧,造成这些空头橡胶公司的股票直线飘红。当然,外国投机者赚了个盆满钵盈。股市变化无常,橡胶股票在疯涨两年之后,终于由盛转衰。1910年,伦敦交易所的橡胶股票下跌不止,由此连累中国股市的橡胶股票也跟着一落千丈。而早在伦敦橡胶股票下跌之前,知晓消息的国际投机商便预先将中国股市上的橡胶股票抛空,因此,当中国橡胶股票狂跌之时,便只剩下中国投机者承受苦果。在这次股灾中,中国投机者欲哭无泪,很多人走上绝路。

证券起风潮,中国股市再遭灾

    随着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成立证券或者实物交易所成为时代的需求,但随着这些交易所的成立乃至畸形发展,又使得中国股市遭遇第三次危机。

    早在清末新政时,立宪派为解决财政危机,曾提出设立证券交易所,但清政府没有采纳。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筹备二次革命的资金,曾联合上海滩大亨虞洽卿等人要求北洋政府成立证券交易所,但由于政治等诸方面的原因也未果。1916年,北洋政府遭遇“京钞”信用危机,为解决危机,北洋政府终于同意在北京设立中国首家证券交易所。不久,上海也成立了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市场迎来交易所时代。作为一个新鲜事物,交易所从设立之初,便受人关注,而且获利巨大,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设立半年内,便获利20多万银元。受利益的刺激,中国交易所的数量急剧增加。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不久,上海便出现了70多家交易所,到了年底竟然增至140多家。

    在投机者看来,交易所是一个香饽饽,所以只要交易所一设立,不仅交易所交易的证券价格马上上扬,而且交易所本身的股价也直线上升。可以说,当时交易所开一家便火一家,投机的人们见到交易所股票便追捧,根本不考虑交易所本身的交易产品及其品质,交易所股票成为全国从巨富到小市民都风靡追捧的对象。

    到1921年,中国的交易所数量高达200多家,竟然位居世界第一。也就在这一年,严重违背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交易所投机神话破灭,很多交易所在设置之后,根本无法进行交易,交易所无活可干,市场终于给予投机者以严酷惩罚。交易所股价一泻千里,交易所纷纷倒闭。200多家交易所经历风暴存活下来的只有区区6家,而信托公司也仅剩2家。当然连带着的便是投机者纷纷破产,跳楼自杀成为当时惨痛的场景。由此,中国股市又进入一个长达10余年的惨淡境地。

揭密1910年上海橡胶股灾阴谋 清政府果真破产

    中外合谋制造的一夜暴富神话,使远东金融中心上海首尝投机的巨大机会与风险。

    一夜暴富神话:1886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先生发明了第一辆汽车之后,轮子开始代替人类的双腿奔跑,种橡胶树割生胶生产轮胎随之成为那个时代里众人瞩目的高科技产业。世界对橡胶的需求急速扩大,1908年,英国橡胶进口值为84万英镑,1909年便增加至141万英镑。伦敦市场,1908年每磅售价2先令,至1909年底涨至10先令,1910年春更是达到12先令。在世界金融中心伦敦,人们对橡胶股票的炒作日渐升温。

    东南亚是橡胶的理想种植地,由于离中国近,又有大量华人华侨分布其间,因此,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橡胶园喜欢把总部设在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以便融资。这些公司鱼龙混杂,有的已在当地购买了橡胶园,只需等待出胶甚至已经开始出胶;有的刚刚购买土地,树苗还没种下去;也有的根本没去过东南亚,只是在地图上找了几个名字,就开始在上海招股。他们一般都是先取得驻上海的外国银行的支持,然后在报纸上大做广告,极力宣传公司的美好前景,并声称它的股票可以在外国银行按票面价值押借现款,从而不仅赢得上海华商的信任,连在上海的洋人、洋行也大量卷了进来。

    洋人不停地把伦敦的市场行情传播到上海:一家公司发行100万英镑的股票,结果半小时即告售罄;一种面值10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180元;另一种面值100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700元。这类行情极大地刺激了上海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推动上海橡胶股票的疯涨。宣统元年12月1日,兰格志公司的股票为920两,到次年2月19日便上涨至1675两,另一家橡胶公司地磅公司的股票宣统元年1月10日是25两,一个半月后即涨到50两,不少人实现了一夜暴富的神话。

    在如此利好的刺激下,有些人甚至还没弄清橡胶为何物,就已投身这场股票大潮。当然,这场大潮中的弄潮儿,要数上海的银钱业———钱庄与票号。而其中的佼佼者,当属正元钱庄陈逸卿、兆康钱庄戴嘉宝、谦余钱庄陆达生。他们都自诩消息灵通,对伦敦的市场行情先知先觉,前前后后发出庄票600万两,以收购股票。所谓庄票,是由钱庄签发的载有一定金额并由其负责兑现的一种票据,分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庄票见票即付,远期庄票到期付现。

    华商在这轮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资金在2600万至3000万两之间,投入伦敦市场的资金约1400万两左右,两地加起来达4000万两之巨。在疯狂的炒作中,上海的资金几乎完全被冻结,其他行业已经很难得到资金,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无金可融。

伦敦市场的冲击波

    1910年6月,伦敦市场行情暴跌。消息传来,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原值1675两的兰格志股票跌到105两。而洋人、洋行得消息之先,率先出手,囤积大量股票的华商成为买单者。陈逸卿损失200余万两,戴嘉宝损失180余两,陆达生损失120余万两。7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率先倒闭,22日,兆康、森源钱庄关门,23日,元丰继之;24日,会大等三庄又继之。

    捆绑炒股的八家钱庄也相继关门歇业,引起全市银钱业的极大恐慌。八家钱庄倒闭后,所欠上海外国银行庄票139余万两无法归还,外国银行便扬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给上海银钱业的款项。《国风报》报道:“钱庄里的华商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通融”,上海金融业面临崩盘的危险。

清政府举止失措

    每年9月,朝廷要支付庚子赔款,按例上海道应承担190万两,这笔款子平时由上海道经手存放于资本雄厚而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钱庄。但1910年的9月,离正元等钱庄倒闭尚不足两月,市面银根吃紧,而上海官库又将官银拿去救市,早已“库空如洗”,无法调剂,因此上海道蔡乃煌上奏朝廷,请求从大清银行拨银200万两垫付。

    由于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中央的资政院、度支部等处官员们出于各种理由开始谴责蔡。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挑动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朝廷颁旨,斥责蔡乃煌接管道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将其革职,并勒令两个月以内“将经手款项缴清”。

    蔡乃煌接到朝廷的革职令,又羞又愤,向源丰润等钱庄火速追还官款。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8日,源丰润应声而倒,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在北京、天津等地的17家分号也同时歇业。

    《东方杂志》报道:源丰润天津分号歇业,天津总商会不得不帮助各商家向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隶四家银行借银100万两以稳定人心。

    义善源是上海银钱业的另一支柱,它的大股东是李瀚章的儿子李经楚。李经楚任交通银行第一任总理时,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1910年底,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了夺回被袁世凯抢去的权、利并打击梁士诒的势力,秘查梁士诒在交通银行经手的帐目。

    当源丰润倒闭时,李经楚曾向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余两,帮助义善源渡过了危机。听说盛宣怀查帐,李赶紧将交通银行借款归还,导致义善源上海总号仅剩现银7000两。命悬一线的义善源试图用手中所持有的上海各企业的股票向上海道借银10万两,却为新任道台刘燕冀一口拒绝。1911年3月下旬,义善源计无可出,只得宣布倒闭。

    这次金融风潮真正暴露的是清朝末年古老的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近代经济的发展。在投机狂潮中,政府没有对疯狂的投机采取一点措施,股票暴跌后,先期倒闭的正元等钱庄还只是中等规模,虽然对上海市面造成冲击,但冲击力毕竟有限,如果此时能妥为筹划,风波仍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一方面外国银行釜底抽薪,另一方面朝中大员不懂现代经济的管理,为了权力的倾轧,竟置经济发展的大局于不顾,而蔡乃煌为了个人泄愤,竟存心逼倒源丰润以还朝廷颜色,盛宣怀更是为了与梁士诒争权而间接逼倒义善源,使钱庄倒闭之风几乎无法遏止,最后共倒闭钱庄48家,超过了上海钱庄总数之半。

    当时的《时报》评论说:“此时财界扰乱已达其极,一般社会咸被其灾,于是全国乃宣告破产矣。”

    义善源破产后7个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果真破产了。

 

 【外部观察】

中国国家昌盛,民族工业却在衰亡

川岛

2008-8-15

 来源:日本《选择》月刊

  一家日本杂志告诫说,外资厂家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市场扎满了根,发挥着技术和品牌的绝对优势,而中国企业只能通过效仿和低价格来与外资企业抗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可能被外资左右。日本《选择》月刊1月刊登文章,题为《中国昌盛而民族工业走向衰亡》,要点如下:

  中国经济从年增长率每年上升进入了维持同等水平或下降的局面。许多人认为,2004年为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005年已经降到9%左右。尽管猛踩油门的加速期已经结束,但是作为惯性来说,这个增长率也不算低。

  表面上,中国经济仍维持着非常好的势头。的确,中国有收购了IBM电脑部门的电脑大企业联想集团,有在日本也销售其商品的家电大企业海尔集团,也有生产的显像管和彩电居世界第一的TCL集团等。但是,如果冷静地看,其中许多企业只是维持着表面的繁荣和发展势头,而实际潜力不大。

不能发挥自主性的理由

  60年代,当日本的索尼公司及本田公司开始由乡镇小工厂向世界级企业迈进、迅速发展的时候,两公司的自主性都非常高,都拥有独自的技术和产品。众所周知,索尼公司1955年在世界上第二个使半导体收音机商品化,60年代依靠独自技术开发并发展了录音机及彩电。本田59年开始挑战两轮摩托的世界最高级别比赛,1961年首次夺冠。通过向更高目标挑战,不仅提高了技术,同时也提高了本田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知名度。

  与当年依靠独自的技术和独自的商品打天下的蓬勃发展时期的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国企业从实力到经营者的志向显然都不同。这是因为,中国企业只关注使用外国技术,依靠低成本生产产品,而不是全力开发关系打造企业形象的独自技术。中国企业也说自己在开发独自技术,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模仿外资的技术,不过是在应用的方面使其更加面向中国市场。 为什么同样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日本企业能开发出无与伦比的独自技术,而中国企业却不能呢?如果仅仅从民族性中找答案未免过于轻率。若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去看中国明清时代等中国王朝鼎盛期的工艺品,那就不难知道中国民族有无与伦比的独自性及制造产品的才能。应该认为,中国企业之所以不发挥,或者说不能发挥独自性,这是中国现在的经济环境造成的。

  其中最大特点是生产过剩、竞争过于激烈。如果走进大中电器、苏宁电器等中国的家电大销售店,彩电、冰箱、手机等各种商品的国内厂家之多会让你瞠目。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及西欧差不多,过去因为地区间物流困难,所以,各地区都有许多控制着该地区市场的企业。地方政府也支持这些地方企业,因为它们是地方的税收来源。结果,从海尔、TCL、美的等大厂家,到那些根本不知名的厂家,都在竞相扩大卖场面积。当然,价格战也非常激烈。这成了中国产业的顽疾。

疏于对国内企业的保护

  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期,也曾出现过企业过多、竞争过于激烈的情况。但是日本当时的情况与中国目前的情况有两点不同。

  1、为在竞争中获胜,日本企业当时更重视的是在技术和质量上领先,而不是只关注价格。索尼公司在彩电方面开发出了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获胜,而且成为世界市场的霸主。本田公司在世界上首先开发出完全满足美国环境标准的CVCC发动机,在北美市场上大获成功。

  2、在日本的制造业从乡镇工厂向国内市场的霸主,以及向全球企业腾飞的时期,日本努力关闭国内市场,彻底限制外资的影响力。中国与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50年代及60年代的情况不同,因为全球化,中国不得不在发展中国家也被迫开放市场的时代建立产业基础。正如中国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加紧与世界市场一体化,而不是把保护国内企业放在首位。

  两个因素相互结合,造就了中国企业今天的这种状况。外资厂家从一开始就在国内市场扎满了根,发挥着技术和品牌的绝对优势,而中国企业只能以剽窃技术和品牌,通过效仿和低价格来与外资企业抗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既然技术可模仿,企业也就没那么大热情投入财力和人力进行研发。其结果是,中国制造业的研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平均只占日本同行业的1/5至1/10。这样,中国企业也就无法发明出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也发明不出CVCC发动机。

  如果通过模仿取胜,企业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大量生产、降低成本,展开价格竞争。因为各厂家为生存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过剩及竞相降价也就不可避免。结果,中国企业利润低,没有余力抽出资金进行开发研究。这就是中国有许多摩托车、家电、电脑、手机等厂家,但是都在没有利润地忙碌进行没有胜者的竞争的原因。

  那些为数不多、总算生存下来并成为大企业的中国厂家,最近几年都采取了相同的企业行动。那就是通过购买外国企业获得技术和品牌。联想集团收购IBM的电脑部门就是一个典型。同样,TCL收购了法国阿尔卡特公司的手机部门及汤姆森公司的电视部门,南京汽车公司收购了英国的罗弗公司。中国政府把这种中国企业购买海外企业的做法称作走出去战略,作为产业政策积极支持。但是,中国企业能够轻易购买的外国企业及其部门往往无法作为技术和品牌而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因为它们在市场上已经被淘汰,所以才被卖掉。中国企业需要尽早明白,技术和品牌只能通过自己公司一点点地积累建立起来。

可能发生连锁性破产

  90年代后期,在进口产品及外资曾占了很大比重的中国市场上,中国厂家的产品迅速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在两轮摩托车领域,合资生产的本田摩托车和雅马哈摩托车所占比率都下降。家电方面,过去松下电器及日立在中国的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空调等市场占有率最大,但这个市场逐渐被海尔、TCL、格兰仕、美的等中国厂家夺走,彩电及音响制品领域内,索尼也不像过去那么神气了。在电脑领域,联想和北大方正等中国厂家迅速抢占了IBM、东芝等在中国的市场。在手机市场,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等外资厂家的市场也在被中国企业夺走。

  厂家在提高成本竞争力和质量、展开销售宣传方面发挥了威力。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知道,这些都是技术已经成熟领域的产品,这不过是即便没有技术的厂家也完全可以参加竞争领域的局部性胜利。即便技术成熟领域,一旦外资整顿了在中国的生产、销售体制,把立足点移向新技术领域,那么包括日本在内的外资将展开猛烈的反击。

  在中国厂家发挥了优势的彩电领域,随着液晶、等离子等平板彩电市场的扩大,没有技术的中国厂家开始被淘汰。尽管中国厂家从台湾及韩国采购显示屏,也在生产平板彩电,但是因为没有线路设计及最核心的处理图像的LSI等技术能力,所以无法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中国有影响的彩电厂家有可能发生连锁性破产。

  在手机领域,随着手机市场需求向带照相、能上网等多功能手机转移,过去在第二代GSM方式的产品方面表现出竞争力的宁波波导、东方电子、科健等中国厂家,开始表现出劣势。今后如果开始向第三代的方式过渡,中国厂家有可能再次处于劣势。因中国需求膨胀,日本、韩国、欧美企业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将决定在全球市场的优劣。同时,因加盟世贸组织,中国政府所保证的市场开放政策及保护知识产权政策逐渐具体化,中国市场在逐步形成有利于外资发挥优势的环境。

经济将被外资左右

  改革、开放政策就是经济出现奇迹般增长的动力,而改革、开放 的着眼点是引进外资、增加就业、扩大出口。当初中国没有更深地考虑如何扶植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企业,以及如何加强它们的竞争力。战后,日本的前通产省把保护、扶植、加强民族产业及民族系统企业作为政策的头等大事,在材料、汽车、电脑、半导体等各领域限制外资,想方设法提出对日本厂家有利的政策。在这点上,日中有很大不同。

  经济在宏观上取得成功和发展,但在微观上,民族企业已经碰壁,其发展开始达到了极限。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在想方设法挽回局面。在第三代手机方面,中国想把中国厂家与德国西门子公司联合开发的TD—SCDMA 方式作为全球事实上的标准规格,就是一个例子。 此外,在过去企业通过委托生产等发挥强势的纺织、制鞋、玩具、电子零部件组装等劳动集约型制造业,因中国沿海地区工资水平提高,电力不足、治安恶化等,外资开始到越南、缅甸、孟加拉国去订货。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出口大国中国的出口中,60%都是外资企业的出口,这个事实反映了民族企业难以发展的中国经济的本质。

 

 【海外民主派的政治动向观察】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7 04:23:3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New bcivilization

右派自由主义在中国绝望

----刘晓波的明察

王希哲

2008年8月

xz7793@yahoo.com

posted by 草根民主論壇

    刘晓波确实比海外的右派自由派明察。他不但看出了,而且大块文章写出了对右派自由主义在中国前景的绝望。不错的。海外反共右派们看到了中国今天满地干柴,城乡基层人民痛苦不堪,民怨沸腾的事实,他们憧憬满怀,认定这洪水般的社会愤怒情绪能够为他们不知何时来到的反共右派颜色革命,提供战斗部队。中共就要被他们推翻,而清算。

    他们很不细心,或说很有些昏庸。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这些民间的愤怒,就不难发现,它绝不是右派自由派和反共政治右派所能动员利用的力量,相反,它恰恰是与之对立而反对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左派才能动员和利用的力量,这些城乡基层人民的痛苦和愤怒,正在壮大着支持左派的社会基础,升高着他们的旗帜。而右派自由主义派“知识精英”,长期与共产党内外贪官污吏集团和权势暴发集团进行政治勾结,为他们提供可以肆无忌惮剥夺穷人、压迫穷人的理论,而穷人的反抗则无理,是“仇富”的野蛮资本主义(相对文明资本主义)理论和舆论,使他们与共产党暴发权势集团一起,被视为了基层中国人民的敌人,一旦爆发穷人革命,不是别人,右派自由主义派正是这革命清算报复的对象!

    刘晓波就观察到了。他确实明察。他很悲哀。他说:“民粹主义首先是一种仇恨情结,他们厌恶贵族、权势者、有产者和知识分子等精英,而同情平民、无产者、甚至流氓地痞,也就是无产业无知识的大众。更有甚者,民粹主义不光是同情,还特别煽情地在道德上无限制贬低精英而无限制地抬高大众,...”

    “民粹主义在今日中国已经再次出现复活的苗头,“朗旋风”之所以尽(劲)吹,与新老左派近年来煽动民粹主义高度相关,从非理性仇富情绪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到胡温政权的亲民路线和赎买大众,民粹主义已经成为毛泽东亡灵不死的社会心理基础。”

    你看,这个坐在“北京家中”对自己右派自由派前景悲哀的刘晓波,却又多么聪明:第一,他发现今天民间“劲吹”的愤怒是向着“贵族、权势者”和与他们勾结财产来路不正的“有产者和知识分子精英”的;第二,他发现民间的愤怒并不向着中共的中央政权。相反,“人民大众”已经被“胡温政权的亲民路线”所“赎买”,说白了,就是胡温中央政权已经与人民大众结成了反对“贵族、权势者”和与他们勾结财产来路不正的“有产者和知识分子精英”的共同阵线;第三,如果由我们下这个结论一定被骂得狗血淋头,但刘晓波从右派的仇恨角度说出这个事实就不会招骂了。刘晓波宣告,在今天的中国,“毛泽东不死”,他的“亡灵”(也就是毛泽东的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基层人民)社会心理基础”!你看,中国右派近几十年反毛费了多大的劲,却得到这个结果!

    刘晓波像一切眼高手低的自由派“知识精英”一样,遇事拿不出办法,面对他恼火的中国的“民粹主义”趋势,除了骂一句“你民粹主义!”“你毛泽东亡灵!”就束手无策了。但你骂人民有什么用呢?你骂人民,人民就跟你走了吗?你一骂,人民就悔过不“民粹主义”了吗?人民就愿意接受你“贵族、权势者”,“有产者和知识分子精英”联合压榨统治下的“自由,人权,民主”了吗?

    中国必须要进步,要民主。但今天的中国,到底是为共产党新贵权势者掠夺人民提供正当辩护的右派自由主义更能号召呢?还是不能不带有毛泽东“亡灵”的反共产党新贵权势者剥夺人民的人民反抗运动,或曰“人民文革”,更能号召呢?

    不是说右派自由主义毫无用处。多元的民主社会,左右翼都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成为社会进步、稳定的力量。但今天的右派自由主义者,还是少拿出刘晓波这种由于发现人民不跟他走,就仇恨人民,骂人民“民粹”的文章为好。老王虽然绝不喜欢毛泽东的全部“亡灵”,但这段刘晓波深恶痛绝批判的“亡灵”,老王是很喜欢的:

    刘晓波说,“他(毛泽东)高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进行革命的动员模式是“走群众路线”,他收买追随者的口号是“为人民服务”。” 很好啊。看不出有什么不好。最后说一句,徐水良先生等对刘晓波的批评很及时,是一种对中国民运负责的态度。

 

中国不可能再出戈尔巴叶利钦式人物

王希哲

2008年8月

xz7793@yahoo.com

posted by 草根民主論壇

    汪岷最近给徐文立的建议报告里,有一句话,还寄希望推动中国的戈尔巴、叶利钦的出现。不止汪岷,网上很多人都普遍有这个期盼,认为这是必然要出现的。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已经不可能了。

    戈尔巴、叶利钦是共产党的领袖,他们神通很大。他们有了“新思维”,下了决心,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就可以把七十几年苏联帝国彻底改变了。是他们自己真有那么大的神通?不是,是共产党统治的专制机器才具有这样的神通,这就是“全国服从我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最高领袖”的高度集权制度。依靠着这台高度集权的专制机器的运行,最高领袖是“马克思主义”的,就全党马克思主义,全国马克思主义;最高领袖是“修正主义”的,就全党修正主义,全国修正主义。是这台高效率的机器才赋予了戈尔巴、叶利钦这般一天之内改天换地的神通。但是,这台高效率的机器现在在中国还完整存在吗?当年毛泽东看到赫鲁晓夫一个晚上可以改变苏联,从今天万众欢呼斯大林到明天万众控诉斯大林,发现了共产党这样高度集权的国家,它的命运就看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所以,“要保证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怎样保证?就是“造反”。一旦右派掌权上台了,左派就应该造反。毛泽东这样设计,而且还发动全民实验了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但失败了。根本行不通。文化大革命表面大乱,但中国那台高度集权的专制机器纹丝不动,完整无缺,左派根本撼它不动,你把毛泽东的话当真了,真想去撼动它,结果恰是毛泽东和他的左派中央文革把你送进监狱。因为这是他们统治的命根子。最后,这台机器落到邓小平手里,邓开动机器把中央文革送进监狱,完成了一天内八亿人民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高唱到“文革十年浩劫”诅咒的转变。邓小平历史地位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但他不能等同赫鲁晓夫,文革对右派的巨大打击毕竟为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不能满足右派的要求彻底否定毛泽东,甚至必要时还要遏制右派。

    但这三十年来,中国急剧的资本主义化带来的社会多元利益和党内多元利益的分化,已经在瓦解这台高度集权的专制机器了。共产党最高领导集团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已经大大的削弱,甚至媒体经常见到夸张的形容,中共已经“政令不出中南海”了。中国民主化的目标也正是要瓦解这台机器啊。但是我们想想,中国要按照幻想出现苏联那样一晚上的根本变革,镇住左派的抵抗,不正是要仰仗这台机器的坚强和高效吗?没有了它,哪里还能有戏?这才真叫“悖论”,一方面,民运理当兴高采烈,推波助澜天天盼着这台集权机器赶紧垮掉,一方面这台机器真失效了,民运就不能再指望中国“叶利钦”能利用这台机器为他们轻易实现对左派专政的“民主”了。若真有一天,顺应大势,也“新思维”了,要学戈尔巴、叶利钦了,他政令不出中南海,凭仗什么施展抱负?而且越往后,多元利益越发展,这台机器只有越瓦解越削弱,社会右翼力量在西方国家的奥援下一定强大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左翼力量也将依托基层民众的支持而强大,不允许自己被剥夺对中国前途的话语权,意味了渐进的民主化在中国的发展,戈尔巴、叶利钦式人物戏剧,就越是完全没有在中国上演的希望了。除非,有志扮演“叶利钦”的胡锦涛抓紧对台一战而胜,建立个人权威,重新集中权力在手,他或许还有最后机会。但记住,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它的左翼力量的政治自觉、主动和顽强,是前苏联远远比不上的。

    所以,中国民主化可见的未来,必定是左右翼合力决定的社会,甚至是中国共产党左右派分化,联合执政的社会,在相当的时期内,轮不到在野党。中国民运要不再作戈尔巴、叶利钦人物的梦,就应根据这个左右合力社会的最大发展可能,形成我们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新思路,制定出我们可行的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策略路线来。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21 09:37:2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芝大法学院桑斯坦:为什么美国宪法缺乏社会和经济权利保障?

为什么美国宪法缺乏社会和经济权利保障?

  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  卡斯 • R • 桑斯坦

傅蔚冈 译  周卓华 校

    摘要:为什么美国宪法中缺乏当代绝大多数宪法所有的社会和经济保障条款?本文考察了四个可能的答案:年代学(chronological)、文化、制度和现实主义的答案。年代学的解释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十八世纪晚期,社会和经济权利并未出现在制宪者的视野(viewscreen)中。这个观点当然正确,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表述,年代学的解释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宪法的含义随着时代而变化发展。制度的解释强调了美国人民并不将宪法权利看作是单纯的目标或是愿望,而是视为司法执行的实用工具(pragmatic instruments for judicial enforcement)。制度解释的困境在于:社会和经济权利事实上是能够通过司法实现的。文化的解释将社会和经济权利的缺失看作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美国例外论”)全面失败的结果。这个解释的问题是:实际上社会和经济权利是可以和市场经济共存的。现实主义的解释将目光聚集到这样一个未得到充分认识的事实:美国最高法院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几近于承认宪法上的社会和经济权利。但是最高法院最终拒绝承认这些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68年的总统大选,尤其是因为尼克松总统的四个关键性任命。这是社会和经济社会权利领域内“美国例外主义”的重要渊源之一。和任何其它事物一样,这可能也是多元平衡(multiple equilibrium)的结果,但稍微有所不同的是,美国有充分的理由能平衡包括社会和经济权利在内的权利。

    “对一个大街上衣不蔽体的人给与施舍并不是履行了国家的职责,国家的职责在于给每一个公民提供某种保障,让他们丰衣足食,身心健康。”

                                                                                          ----孟德斯鸠

    “我们的共和国从她诞生到成长为如今这般强大,是因为受到某些不可剥夺之权利的保护----其中有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信仰自由权,由陪审团审判权,免于无理搜查权。它们是我们生活和自由的权利。然而,在我们的工业经济膨胀的同时,我们经济的规模和地位也在不断成长,而政治权利已经不足以确保每个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于是我们需要第二权利法案,为所有人的福祉奠定新的基础----无关其地位,种族或信仰。在工厂、商店、农场或国家矿山获得有酬工作之权利。劳动报酬足以支付充分的衣食及娱乐活动之权利。每一个农民种植并销售农产品的所得能让他和他的家人过有尊严的生活之权利。每一个商人(无论大小)都有在一个没有垄断,公平竞争的市场中自由贸易之权利。每一个家庭都拥有合适住所之权利。获得充分医疗和享受健康之权利。免于因年老、疾病、意外和失业带来的经济担忧之社会保障权利。接受良好教育之权利。我请求国会尽力完善此经济权利法案――因为毫无疑问,这是国会的责任。

                                                                                       ----富兰克林 罗斯福

一、 引言

    《世界人权宣言》为相当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权利提供了保障。比如说,它宣称“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它还宣称“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的权利。更广的意义上,该宣言还赋予“每个人”一项“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的权利。该宣言还规定了“受教育权”和“社会保障权”。

    现代许多宪法都采纳了人权宣言所创设的社会和经济权利。它们保障公民享有广泛的社会权利。当然,苏联宪法也是这么规定的。但是许多非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post-communist)宪法也包含了这些权利。比如罗马尼亚宪法中规定了休息权、工作权、同工同酬权,以及劳工保护和劳工安全的措施。叙利亚宪法宣布:“国家承诺给所有的公民提供工作”。挪威宪法还规定国家有责任“创造条件使得每个有劳动能力人都能通过工作维持其生活。”[1]保加利亚宪法规定了休假权、工作权、劳动安全权、社会保障权和免费医疗权。匈牙利宪法宣称:“任何生活在匈牙利共和国领土内的人民都有获得最高水准的身体健康的权利。”它还规定:“任何劳动者都有权获得与其工作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报酬。”秘鲁宪法宣告:“劳动者有权获得公平和充足的报酬,该报酬能够维持他和他的家庭过良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2]

    并不是每一部现代宪法都确认了此种权利;诸多当代的宪法根本没有规定这些权利。确实,许多国家承认了这些权利,但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将它们看作是一个目标而非权利。比如说瑞士宪法认为“联邦和州努力确保”这些权利,包括社会保障权、必要医疗保护权等。[3]印度宪法确认了一系列的民事和政治权利,同时还提出了“政府政策的指导原则”,认为政府应该“指引其政策以确保”那些特定权利,包括充分的生活条件、男女同工同酬等。[4]爱尔兰、尼日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也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南非宪法认可了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权利,但是同时承认了资源限制,特别责成国家负有“利用现有资源,采取合理的立法和其他措施来逐步实现”相关权利的责任。[5]此类条款模棱两可,但已被赋予了司法强制性,以责成政府履行其基本义务。[6]

    行文至此我感到特别的困惑。大部分国家的宪法创设了这些社会和经济权利,而不管它们能否被实施。唯独美国宪法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导致美国宪法在这一点上如此独树一帜?

    本文考察了四个可能的答案。在此过程中我希望能够关注到宪法的作用、文化差异以及社会经济保障。第一个解释是年代学的,它明确地指出美国宪法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古老且仍然有效的宪法。第二则是制度的本性使然,它强调了社会和经济权利不能够和司法审查简单共存,而这是美国法律文化所耿耿于怀的。第三点的“美国例外主义”的标准解读是:美国缺乏特别有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第四种解释植根于法律现实主义,它强调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最高法院内部的发展。最后,如将主要表明第四种解释最值得玩味甚至是正确的。所谓宪法的意义就是最高法院所赋予的意义,因而假如当初最高法院在人事上的变动不是那么剧烈,那么联邦宪法就会创设被当今许多宪法所承认的社会和经济权利。事实上,美国一些州的宪法也承认了这种权利。

    在继续我们的分析之前必须指出的是:为了评价这四种解释,应当区分承认社会和经济权利是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这很重要。对涵义不清的宪法条款进行司法解释是一项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修改语义明确的条款是一项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在此我将对那些有可能导致承认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努力做出考察,包括修宪的失败和司法解释的缺乏。

    本文将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二部分作了一些概念上的准备。在这个部分我的目标是挑战这样一个主张,它认为传统的宪法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将指出这两种权利都取决于政府的作为,特别是财政收入的支出。第三部分考察了年代学的解释。第四部分简要的涉及了宪法的修正程序,同时指出在新政时期,社会和经济保障获得了显著的公众注意力。第五部分考察制度性因素。第六部分对文化解释作了研究。第七部分考察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展,指出最高法院几乎就要在宪法中创设社会和经济权利,要不是由于细微的人事变动,最高法院就这样做了。第八部分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二、概念的预设

    社会和经济权利有特别?什么使得它们非同小可?传统的解释是:一般权利对政府施以“消极”限制,它保护私人免受侵害,而社会和经济权利则要求政府承担“积极”义务,赋予个人获得政府帮助的权利。依此看来,消极的保障具有悠久的历史,且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传。积极权利则是新颖的,是新政、社会民主、或许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它们被吸收进提请公众帮助的“权利”范畴。就规范意义而言,如上所述的罗斯福提出的第二权利法案(Second Bill of Rights)确实标新立异,“它将旧权利法案中免受政府侵害的消极自由与新权利法案中通过政府实现的积极自由联系起来。”[7]

    这确实是看待问题的传统方式,这也是有历史依据的。社会和经济保障,通常被描述为“第二代”权利,它确实是在传统自由权利诞生很久之后才获得承认的。但是以传统的思维理解该项权利并不可行。绝大多数所谓的消极权利都需要政府的帮助,而不是节制。如果没有公共支持,这些权利将无以为继。试想以私有财产权为例。正如边沁所言“财产权和法律是共存的。法律产生之前世上并无财产权,如果取消法律,那么所有财产权都将消灭。”自然状态下,私人财产权并不存在,至少不会像在自由社会那样存在。自然状态下,任何财产“权利”要么通过个人自助保护――这对强者有利,而对弱者不利――要么通过社会规范保护。这种形式的保护由于过于脆弱而不足以支持市场经济,或公民的基本独立权。众所周知,私有财产权由法律创立和保护;它需要广泛的政府支持。

    同样的观点支持着市场经济的其他基石,也是私有财产权的近亲:契约自由。为了此种自由的存续,民事法院要有可靠的执行机制,这一点极其重要。这些机制的创立需要的是有所作为,而不是节制。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它们依赖于公共支持――这就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基石。比如说,免受酷刑和虐待的权利也许就是所谓的 “消极”自由。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些权利是“消极”的保护私人领域以免受公共权力的侵犯。但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此权利要求政府机构愿意查处那些相关权利的侵犯者。假如该权利包含保护个人免遭侵害,那么它在政府节制的情况下将很难存在。如果此权利被限定为防止公权力的滥用,那么它就可因政府节制得以实现。但是在实践中,对于酷刑和虐待的节制必须得到公共机构的保障,以阻止和惩罚不当行为。很多权利都要求政府避免自身对这些权利的侵犯。假如我们综观所有这些传统个人权利,我们在每一处都会得到相同的结论。

    还有一个直接关涉到社会和经济权利问题的更大问题。所有的宪法权利都有财政预算问题,所有的宪法权利都要花钱。[8]如果政府计划保护个人私有财产,它必须消耗资源以反对来自个人和公共的侵害。如果政府欲使人民免受无理的搜查和逮捕,那么它不得不消耗资源来监控和整肃警察力量。如果政府想保护言论自由,那么它至少需要采取措施来约束其工作人员,而这些措施的代价昂贵。由此可见,就代价昂贵这一点来说,社会和经济权利并非独一无二。

    不过,这些权利有可能异常昂贵――(比如说)为确保人人都有自己的住宅,这样的花费自然多于确保人人免受无理搜查和逮捕所需的费用。但是任何此种比对都是经验主义的,偶然性的,它们并不能作为论证的基础。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社会,它支付巨额费用以保护私有财产,但是却未能同样确保人们的基本生存。当然绝大多数的社会并不是如此这般,在大多数的社会中,社会福利系统的管理远比财产权保护体系的管理更为昂贵。而这种区别――在本质上是属于量上的而不是质上的―― 这可能是最主要的区别。

三、年代学

    (一)第一代设计者和第一代权利

    在解释美国宪法为什么会缺乏社会和经济保障时,最为自然的观点是来自年代的考虑。最简单的主张就是美国宪法是世界上现存最为古老的宪法,在她被批准的十八世纪――当时并不认为宪法需要包括社会和经济保障。[9]美国的国父们是按照英国传统来建构权利的。没有人建议过,甚至没有人想过建议《权利法案》的内容应当包含此类的保障。权利法案起草完毕之后,这种美国式的进路就成为一种标准,因此社会和经济权利的缺乏就仅仅是一个时代问题。依此看来,也就不存在美国例外主义,那么就没有困惑需要解决了。现代宪法诞生之后,国际上(对宪法)的理解就变得不同了,因此人们自然期待在(比如说)保加利亚、南非、挪威和俄罗斯的宪法中找到那些社会和经济权利。宪法是否包含第二代权利只要看看它被批准的年份。在宪法层面上谈到这些权利时,美国例外主义就成了一个神话和错觉。

    (二)第二代权利的第一步:原则

    对年代学的强调并不是想说明国父们并不关心贫困者。相反,他们的许多著作中表明他们热切于社会和经济权利,尽管并不是宪法意义上的。詹姆斯•麦迪逊,制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为遏制“政党之恶”提出以下措施:“1、确立所有人政治上的平等;2、必须限制小部分人的多余机会,以防他们利用这种机会,通过非同一般的手段,尤其是不当的手段积累财富,从而加剧财富上的不公平;3、进行不侵犯财产权的悄悄的法律运作,以削弱暴富,使之回归常态,提携赤贫,使之生活舒适。”[10]杰弗逊,虽非立宪者,但在立宪时期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写道,“我认识到财产的公平分配是难以实现。但是这种巨大的不平等给人类带来如此多的灾难,立法机关不应在财产的再分配上设置太多,只应小心使再分配与人类的自然情感相一致……另外一种减少财产不平等的做法是对一定标准以下的财产免税,对超出部分征收累进税。无论何时,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未开垦的土地和失业的穷人,那么很显然:财产法涉及的范围过广以至于侵犯了自然权利。地球是供人们共同劳动和生活的共同财富。”[11]

    有许多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对此作了相关论述,他们不但没有反对社会和经济权利,而是明确的认可它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孟德斯鸠的主张,如前所引:“对一个大街上衣不蔽体的人给与施舍并不是履行了国家的职责,国家的职责在于给每一个公民提供某种保障,让他们丰衣足食,身心健康。”。约翰•洛克显然对美国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正如正义给了每个人享受其诚实劳动所得果实及合法继承财产的权利,仁慈也给了每个人在他们无法生存时,有权获得他人的帮助。”

    简而言之,年代学的陈述强调了一些宪法制定者赞成某种社会和经济权利,但是他们并不赞成将这些权利载入宪法之中,原因很简单,这些权利的宪法化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极其异类的概念。当然,仍有必要解释第二代权利兴起的原因――为什么它们会在有些时候缺位,又会在有些时候博兴――但这对美国例外主义而言并不是一个问题。宪法权利的概念随着时间而变化,这是一个问题。

    (三)一个问题

    毫无疑问,年代学的陈述具有相当的道理。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解释,它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宪法的涵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以无数的形式发生着变化,美国宪法已经远非其作者和批准者的最初理解了。宪法的变迁部分是由明确的宪法修正案所导致的,下面讲讲这个。自内战之后,宪法当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同样没有真正关注社会和经济权利。为什么没有呢?在此也许同样可以用年代学来解释:在十九世纪晚期,社会和经济权利并不为大众所知。但是在新政时期(这是更近的时代),宪法根本没有得到修改;此时根本没有任何兴趣在宪法中增加这些权利。为什么没有兴趣?在约翰逊总统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中期,以及二十世纪后期,人们对财产、居住权利和其他类似的权利产生了广泛的兴趣,美国对于宪法的修改并没有多少认真的争议。也找不到在宪法中增加社会和经济权利的稍有影响力的讨论。而年代学的陈述并不能解释这个事实。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宪法的变迁往往不是宪法修正案的产物,而是通过解释赋予旧条款新的理解。[12]即使十八世纪的宪法没有包含社会和经济权利,也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来包含这些权利。只要想想,在美国宪法中缺乏禁止性别歧视上,是否存在“美国例外主义”这个问题。几乎当今所有的宪法都明确禁止性别歧视,为什么美国宪法如此与众不同?年代学的解释只回答了一部分,但此解释显得可笑地不完整。平权法案本应该被批准。但没有;为什么没有?部分的原因并非是性别平等中的美国例外主义,而是关于平等保护条款的司法解释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现在的美国宪法已经被理解为相当于禁止了性别歧视,这并非是对文本的原初理解之故,而是新的司法解释使然。如果在性别平等的内容上发生了这种变化,为什么在社会和经济权利上没有发生同样的变化?年代学的陈述没有给出任何回答。

四、绕道而行:修正案和新政

    (一)程序难题

    年代学的陈述可通过强调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而得到巩固:对宪法进行修改并非易事,即使修正案有广泛的支持。宪法几乎拒绝变化――不是通过使改变变得不可能,而是使改变极其困难。美国公众普遍支持平权法案(ERA)的修正案,但是即使如此它还是未被通过。因为宪法对修正案设置了实际障碍,只有民众的支持并不足以确保平权法案的批准。即使社会和经济权利得到公众足够多的支持,但是它们还是难以在宪法中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

    此论点本身很难解释创设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失败,因为并没有做过任何认真的修宪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用修宪的困难性来解释这种状况了。但是缺乏认真的修宪努力并不应该被误读。修宪困难性有一种强大的威慑力,也许这种努力会以不同宪法组织表现出来。因为很难推测与事实相悖的历史,所以此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但是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即使是有一个更为简便的修宪程序,现在宪法中也不会有社会和经济保障。

    (二)新政中的第二代权利

    介绍一下新政时期的情况,就能够将这种观点阐释清楚。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看重社会和经济保障的一段时期――并不仅仅是将目光投向宪法修改,而是以一种严肃和自觉的方式。确实,新政对宪法框架作了大范围的革新,在某种程度上是第二次独立革命。[13]此次革新涉及到宪政结构的三大基石:联邦主义、权力制衡和个人权利。众所周知,在此期间联邦政府的权力获得了空前的加强,大量职权被集中。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新政更新法律权利之原初观念的本质。在新政以前,美国法律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十八世纪普通法的范畴来界定“权利”,因此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权是权利不受政府侵犯的突出例证。

    新政执政者认为普通法的内容有失偏颇。他们论证的很大篇幅在于普通法的去自然化(denaturalize)。在他们看来,契约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都必须依赖于法律设置(legal apparatus)而存在,它们并非自然,而是政府干涉私人事务的结果。因此罗斯福主张,“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经济法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的。”此种主张并不意味着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权是恶的理念。但是它确实意味着:权利必须能被实证评估,评价标准是它们为人类贡献了什么。在此思路之下,新政支持对许多普通法权益做出重新调整。比如说,在劳务市场中受政府保护的权利,以及贫困者的利益,危险食品和药品的消费者,老年人,证券市场的交易者以及不公平贸易的受害者一样,都不足以根据普通法得到保护。

    新政宪政中最基本也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在罗斯福的总统任期表现地一览无遗。比如,1936年罗斯福在其就职演说中指出,尽管国父们只关注政治权利,但是新环境需要对经济权利做出重新认识,因为“自由并不能被对半分。”对此权利修正最有影响的陈述乃是罗斯福总统1944年的国情咨文,在那次讲演中他提出了本文序言所引用的“第二权利法案”。

    在罗斯福的建议中,有必要强调三点。首先需要急切增加相关权利,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和当今宪法中能够找到的绝大部分权利。其次,罗斯福坚决主张的相关权利已经被“接受了”,后新政时代――在1944年它们已经体现为政府的信条,因此并不代表着革新。第三,罗斯福并没有要求修改宪法,也没有司法的介入,但是要求国会“考察实现此经济权利法案的意义”。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各州的层面上,宪法修正案确实被批准了,将第二权利法案作为宪法性法律予以签署。实际上,大约有十二个州已经有社会和经济权利了。我们以纽约州宪法为例,“帮助、关心和支持穷困者是公共事务,州和州的各机构也应根据立法随时决定的态度和方式对其予以关注。”大范围的美国例外主义的主张作为一种文化问题已经变得复杂了,不仅因为罗斯福总统对第二权利法案的呼吁,还因为各州相当可观的宪法革新的事实 ――顺便说一下,这种行为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贫困者的生活。

    但最关键的一点是新政的推行者并没有追求宪法改革。他们在此的路径与他们的总体策略完全一致,即避免彻底的行政变革,而是通过政治手段和宪法解释来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目标。[14]采取该策略的一个原因乃是通过宪法修正案是件极为困难之事,另一原因乃是他们对保守的司法持有极大的怀疑。对于有志于创设第二权利法案的人来说,宪法修改并不是一个诱人的选择,因为事实是:任何一个宪法修正案的通过都会增强法官的权威。而这种观点就和第二种解释有直接联系,现在让我们开始下一个解释。

五、作为实用工具的宪法

    制度的解释表明在美国文化中,宪法被视为实用工具――不仅适合于也少不了司法活动。事实上它确实很有用,在区分宪法观念的实用性和理想性时显得尤为关键。当我们展示一条被提议的宪法条款时,美国人通常会问:“这个条款究竟想干什么?事实上法院将如何解释它?”

    在有关平权法案的争论中,这些问题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有助于提出对修正案的质疑,甚至包括对性别平等的承诺。[15]但是另外一些人,并不仅仅是东欧人民,他们倾向于认为宪法是一种字面宣言――一种对国家最深沉希望和最高理想的表达。他们喜欢问:“这个条款原则上肯定了什么价值?”他们将宪法看作是一种宣言,很有可能并不意味着司法活动,也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要依它行事。依此类推,《独立宣言》甚至是《世界人权宣言》,在它们被争论和签署时,没有对司法执行这一问题给予任何关注,司法执行当然也不是他们所预期的。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许多宪法中的社会和经济权利仅仅是从世界人权宣言“借”来的。还有必要指出:我们确实怀疑这么多包含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宪法是否真的造成了任何影响――换句话说,我们确实应该怀疑这些权利是否真的给贫困者提供了更多的金钱、食物和住所。

    如果我们采取实用主义的进路,我们将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社会和经济权利能否成为可执行宪法的合理组成部分,而且该宪法包含了重要的司法审查制度。宪法应当创设一种“公平和令人满意的报酬权”吗?应当使其家庭达到“足够健康和休闲的水准”,“包括衣、食、住和医疗保健以及必要的社会保障”的权利吗?应当创设“休息和娱乐”的权利吗?这些条款具体意味着什么?在一个贫穷和拥有高失业率,没有足够卫生和住房条件的国家,它们意味着什么?在一个像美国或法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它们的具体涵义又是什么?如果说一个国家不能够保护这些权利,法院是否有权干涉――像其他权利受侵犯时法院经常做的那样?

    如果说这些问题很难回答,那么我们可以从制度角度来解释美国例外主义,以回应作为实用手段的宪法权利概念。我们会阐释当今世界的普遍做法,即将这些权利归结为一种观念的产物,此观念认为一旦涉及到实践,这些权利并不需要有多大意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这些权利和符号并无两样,它们并不具有法律的可操作性。如此看来,不应该认为美国人从原则上质疑社会和经济保障,即便是里根都承诺要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络。他们怀疑的真正根源是宪法到底是何种规范,哪一种类型的权利应该包含在宪法文件中。

    该种解释无疑具有很大的说服力。美国法院之所以不愿意承认社会和经济权利部分的是由于他们相信施行和保护这些权利将会束缚司法的手脚。即使是那些有志于帮助贫困者的政治活动家,他们都对这些在实践中经常被忽视的宪法条款所可能产生的效力持怀疑态度。除了美国,还有印度和南非也对潜在的困难持警惕态度,它们通过削弱司法职权来严厉限制这些权利的宪法地位。正如我所指出的,在许多承认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国家中,这些权利也仅仅是作为愿望而存在,显然没有任何现实作用。很难证明,当国家确实想帮助贫困者时,是因为宪法条文的敦促。

    但是制度性的说明并不能回答全部。理由是那些希望将宪法作为实用工具的人也没有必要拒绝社会和经济权利的理念。那美国而言,州一级的宪法保护了这些权利,并且一些法院愿意在某种程度上执行这些条款。(16]南非已经跨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但并不是针对福利制度的司法审查,也不是针对确保每个人都有合适的住所和食物,而是针对确保政府至少应设立方案以使基本需求得到最低程度的关注。[17]说社会和经济权利可能束缚司法机关的手脚看来丝毫不为过。无论是在穷国还是富国,法院肯定没有能力确保每个人享有体面的衣食、卫生和住房。[18]但是那些承诺了这些权利的人,原则上会敦促法院采取措施来确保这些基本需求得到立法优先权,如此明显的疏漏会得到纠正。于是,制度性的解释就有了致命的缺陷。

六、文化的解释

    现在我们转向那个可能是最具诱惑力的解释,即美国例外主义。社会主义从未在美国成为过强势力量。美国被称为例外是因为“在此没有发生过”:[19]从未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迫使美国转向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的方向。如此看来,通过美国政治甚至美国文化就可以解释社会和经济权利的缺位。从来没有一个对这些权利感兴趣的集团强大到足以获得这些权利的地步。在关于《世界人权宣言》的争论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最热衷于社会和经济保障,而这恰恰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深深怀疑的。简而言之,这可能是美国宪法没有社会和经济保障的最好解释。宪法内容是政治的产物,而美国政治就是如此的别具一格。

    确实有许多著作对美国例外主义做过大概的介绍,它们观点不一。有些人指出,美国工人已经拥有或者认为自己拥有了较好的向上发展机会,这就减弱了他们对任何特定现状的不满。也有人认为封建主义是社会主义必要的前奏,而美国恰好缺乏封建的历史,社会主义就必然失败。还有人指出,美国由两个政党主导并辅以分权制衡的选举制度,使得社会主义在其他地区的成就到了美国就无用武之地。另外还有人认为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能够在社会主义运动稍有苗头的时候就予以快速镇压。就这个主题而言,没有必要在这些不同观点中做出选择。真正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在美国本质上的软弱。

    文化解释确实很有道理:一国宪法中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存在确实和该国社会主义或左翼的力量有很大关联。[20]在美国,如果有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那他们肯定会要求一个宪法修正案或者导致一场产生新解释的政治变革。正如我们会看到的,一个更为左倾的政治秩序将会产生一个更左的最高法院,而这样的法院将很可能会通过解释宪法来承认社会和经济权利(参见下文论述)。基于这个理由,这些权利在美国宪法中的缺位,就很好理解了,而且这也有助于说明美国为什么缺乏很有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作为对这种状况的全面描述,文化的解释依然不充分。理由是强势的社会主义运动并非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必要或充分条件。我们很容易想象一个国家有着强势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并不认为它有助于宪法中这些条款的规定。比如说加拿大,以色列和英格兰,这些国家都有过强烈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却都缺乏社会和经济权利。

    同样很容易想象一个国家并没有经历过强烈的社会主义运动,但却有数量众多的社会和经济权利。确实有一些这样的国家存在着。罗斯福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他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徒;但他却承诺“需求的自由”,正如我们所知的,他还寻求国会对这些自由的保护。不难想像一个稍微不同的罗斯福,他同样有坚定的信念,但是同时认为走宪政之路乃是正确的选择。为什么这个罗斯福不是美国的罗斯福?答案并不在于美国缺乏强势的社会主义运动。如果美国总统能够在议会通过第二权利法案,那么他也能够让第二权利法案出现在宪法性文件中。美国对该类宪法化兴趣的缺乏绝非只是文化因素而已。在最低限度上,它必须包含上文所提到的制度性因素。

七、现实主义者的解释

    我已经强调过,美国宪法含义的变迁是由于新的宪法解释。如果宪法所涉及到各个方面的意义都是它的最初含义,那么美国的宪法权利会非常单薄。很多关键的权利保护条款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们最初的意义。比如说,宪法中并未禁止政府种族歧视,但是禁止未经法律正当程序剥夺自由的宪法第五修正案,就被用来禁止国家层面上的种族歧视。历史的最好解读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允许国会对许多言论进行管制;但是司法解释,尤其是二十世纪晚期的司法解释,却产生了强大的言论自由原则,而这远非是第一修正案的作者和批准者所能想像的。我所提及的第十四修正案,它根本没有禁止性别歧视,但是现在美国宪法却被认为是禁止绝大部分形式的性别歧视,它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多,远远超过了大多数直接在宪法中禁止性别歧视的国家。

    如果美国宪法的含义没有改变,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好多解释要做――而社会和经济权利的缺位将会成为在宪法层面上美国例外主义最不显著的形式之一。现在做一个假设:对第十四修正案做出要求保护社会和经济权利的解释,实际上就是一系列文件,并不比被美国宪法视为当然的那些解释多些什么。在此我不能为此假设作辩护;因为这样做就有必要花大量篇幅说明宪法解释负担了什么。但我相信我的论断是基于常识。

    这一切相对比较抽象。对美国实践的现实主义的解释就具体多了。此解释强调美国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普通法,建立在演绎推理的基础上。[21]这表明美国的宪法性法律将会很容易认可社会和经济权利。此解释认为最关键的发展是1968年尼克松总统当选,从而产生了最高法院的四个任命,这导致了关键多数的大法官拒绝主张社会和经济权利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如此说来,现实主义的解释对我而言似乎完全合理。

    要理解这个观点,有必要去看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宪法在创设社会和经济保障方面所作的一些认真且部分成功的尝试。法院在某些判例中走的很远,它要求政府必须资助特定领域的贫困者。比如说在Griffin v. Illinois案中,[22]法院认为平等保护条款要求州政府必须给刑事上诉的贫困者提供判决书的副本或者相关物。在Douglas v. California案中,[23]法院扩展了此规则,认为必须为在刑案一审的贫困者提供辩护律师。当法院取消人头税的时候,[24] 这也就有效规定了各州必须提供免费投票――尽管举行一场选举相当昂贵。

    这些判决都有力的认可了社会和经济权利,他们指出政府必须为特定领域内的贫困人口提供财政资助。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美国宪法没有意识到要创设社会和经济权利。但是这些判决的适用范围被限定为――贫困已经害及部分公民权(投票权和刑事辩护)的环境中。然而,在其他案件中,法院走得更远。在Shapiro v. Thompson案中,[25]法院判决加州政府不能对该州移民在获得福利前施以六个月的等候期,因为这是违法宪法的。法院依据的是宪法中的迁移权,但这也是人民对一些特殊要求的呼声,法院主张加州政府否认了“福利救助取决于每个家庭获得生存物的能力,包括食物、住所和其他的生活的必需品。”如果迁移权已经包含了上述内容,那么这个建议就显得没有意义了。

    确实,法院给福利事业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重要的是在正当程序条款之下,政府不能在未举行听证会的情况下就收走这些权益。[26]在最初的判决书中,法院强调了福利的特殊性质:“福利,通过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来帮助贫困者拥有与这个社会中其他人同等的机遇。而[公众]资助,并不仅是慈善,而是一种‘促进整体福利,确保主给予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自由’的方法。”基于对宪法突出的援引,法院似乎表明愿意考虑某些宪法条文赋予穷人生存权的可能性。事实上,许多重要的学术论著指出:法院正朝着此方向前进。[27]

    直到七十年代,还不能明确法院不会最终承认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权利。回顾历史,最关键的事件莫过于尼克松在1968年大选胜出之后,任命了四位大法官: 1969年任命的沃伦•伯格,1970年的哈利•布莱克门,1972年的路易斯•鲍威尔和威廉•伦奎斯特。这些任命被证明是决定性的,通过一系列决议和迅速的继任,限制了沃伦法院判决的影响,最终明确:除了几个特定领域,社会和经济权利不拥有宪法地位。1970年至1973年,最高法院切断了新兴权利的发展。以下是一个简要的回顾。

    在 Dandridge v. Williams案中,[28]法院驳回了一项针对州法律违宪的诉讼,该州法律对它的福利计划授予的规模设定了一个上限,而没有考虑到家庭的规模。法院承认紧迫的生活必需品是棘手的,但又明确指出这一事实与宪法没有关联。在Lindsay v. Normet一案中,[29]法院支持一个州的简易驱逐程序。原告主张“合适住所的需要”和“个人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是基于宪法产生的最基本权益,因而只有在充分出示政府合法依据后此权利才能被侵扰。但是法院驳回了此主张,提出“宪法并没有对所有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都提供司法救济。我们没有在宪法文本中发现任何对特定居住品质的宪法性保障。”在San Antonio School District v. Rodriguez一案中,[30]鲍威尔大法官为本案5:4的结果写下了重要的判决词,该判决意见支持地方对公立学校财政补贴的宪法挑战,即便地方财政补贴造成了州内每个学生支出的不等。鲍威尔大法官冗长的意见书对先前判例作最狭义的理解,包括对宪法保护利益的绝对剥夺。Rodriguez案被认为是敲响了社会和经济权利在美国的丧钟。

    此纵览应该足以表明:从1970到1973年这一短暂的时期,在美国法理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但未被充分认识的角色。尼克松的任命中止了承认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发展趋势。毫无疑问,如果汉弗莱得到任命,那么形势将会完全两样。当然我们无从得知法院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我们也无法知道汉弗莱法院会不会提高贫困者的生活水准。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假如汉弗莱当选,社会和经济权利与美国风格的关系可能像宪法中性别平等和美国风格的关系一样:这些权利在宪法意义上几乎没有差别,尽管在宪法文本的表述上有实质性的区别。

八、结论

    为什么美国宪法缺乏社会和经济权利?年代学的解释确实有几分道理:在十八世纪晚期,这些权利并不可能出现在制宪者的视野中。但是年代学无法解释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宪法的意义会随着时代而变迁,而且单靠年代学并不能解释此事实――在如此多的宪法变迁中就是没有承认社会和经济权利。

    制度的解释注意到许多国际性文件和宪法的制定者没有认真考虑执行问题,他们只是想设立目标和愿望而已。美国宪政已经大体上避免了这种策略,宪法的设计,尤其是宪法解释已经涉及到了司法执行的可行性。制度解释的问题在于社会和经济权利实际上也能够与司法执行共存。虽然有些困难,但并非不能克服。

    有趣的是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宪法地位很有可能是权力作用的结果,在许多国家中,这是社会主义运动或社会民主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当然是对的,几乎是公认的真理。但是可以相信:市场经济同样有责任确保每个人过有尊严的生活。美国宪法的制订者们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麦迪逊,这位最重要的制宪者,强调了法律需要“努力帮助极度贫困者实现温饱。”新政的主政者并非社会主义者,但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却支持第二权利法案,该法案的内容差不多涵盖了所有国际公约和当代宪法中的社会和经济权利。美国许多醉心于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者已经认可了社会安全体系的思想。基于这些原因,用美国例外主义来解释社会和经济权利在美国宪法中的缺位显得太武断。

    现实主义的解释将目标对准了一个不受重视的事实: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几近于承认宪法下的社会和经济权利。这种步伐与最高法院在二十世纪中所做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为什么最高法院最终拒绝承认相关权利?原因大部分在于1968年尼克松赢得了总统大选,特别在其任职期间的四个关键性任命: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和大法官布莱克门、鲍威尔和伦奎斯特。在七十年代早期非常短的时间内,由被任命的法官主导之下的最高法院,切断了正在兴起的社会经济权利运动。我认为,这就是在社会和经济权利领域内“美国例外主义”的真正根源。

  注释:

[1] 《挪威宪法》,第110条。

[2] 《秘鲁宪法》,第24条。

[3] 第41条。

[4] 《印度宪法》,第四章,第39条。

[5] See, e.g., 第26款(住房)。

[6] See Grootboom.

[7] Doris Kearns Goodwin, No Ordinary Times 485(1994).

[8] 这是斯蒂芬.霍姆斯和桑斯坦合著书《权利的成本》The Cost of Rights(1999)的主题

[9] 当然这种观点本身还需要解释。但是任何关于此的解释都不会涉及任何种类的;美国例外主义,而这正是我所要强调的。

[10] 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麦迪逊文集》(第十四卷),第197-98页(1983)。

[11] 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杰斐逊文集》(第八卷),第681-83页(1953)。

[12] See David Strauss, Common Law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63 U Chi L Rev 877(1966).

[13] 如果我们将内战计入在内,这就是第三次。

[14] See Bruce A. Ackerman, We the People Vol.1(1995).

[15] See Jane Mansbridge, Why We Lost the ERA(1994).

[16] See Tucker v. Toia.

[17] Grootboom.

[18] 与第一代权利相比较,这个表述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比如说,宪法的第四修正案现在每天都被违反。

[19] See Lipset; Foner.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42a@gmail.com> 收件人: <lianbangzhi@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6 15:31:2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选择周刊第197 

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领奖演说

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誉为“俄罗斯民族的良心”、“文化主教”。2008年8月4日逝世,享年89岁。)

  正如那个困惑的野蛮人拣起了——大洋中的一块奇怪的废弃物?——沙漠中的某件出土物——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某个无名的物件?——它有着复杂的曲线,一开始单调地闪着光,然后又刺射出明亮的光。他在手中把玩着它,把它翻转过来,试图发现如何处置它,试图在自己的把握中发现某种世俗的功能,却从未梦想到它会有更高的功能。

  我们也是这般状况,手里拿着艺术,自信地以为我们自己是艺术的主人;我们大胆地指挥着它,更新它,改造它并显示它;我们出售它以挣钱,用它取悦当权者;时而用它来消遣——径直到唱流行歌曲的地方和夜总会,时而又为了转瞬即逝的政治需要和狭隘的社会目的而抓住最近的武器,不管那是软木塞还是短棍棒。但艺术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亵渎,它也并未因此而偏离开自己的天性,而是在每一个场合、在每一次应用中它都把其秘密的内心的光的一部分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能理解那道光的全部吗?谁敢说他已经为艺术下了定义,已列举了它的所有的方面?或许曾几何时有个人已理解了并且告诉了我们,但我们却不能长期满足于此;我们倾听着,忽略着,当场立即把它掷了出去,一如既往匆匆地把甚至最优秀的也交换出去——但愿是为了换得某种新的东西!而当我们再次被告知那个古老的真理时,我们甚至将不记得曾经拥有过它。

  有一位艺术家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的创造者;他把这样一个任务扛在肩上,那就是创造这个世界,让它居住芸芸众生并为它承担包容一切的责任;但他却在这个世界的下面崩溃了,因为一个凡人的天才是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个负担的。这完全就像普通人一样,他宣称自己是存在的中心,但却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一个达到了平衡的精神体系。而且如果不幸压倒了他的话,那他就责备世界的时间久远的不和谐,责备今天的断裂的灵魂的复杂,或者责备公众的愚蠢。

  另外一位艺术家看出天上有另外一种权力,于是乐得在上帝的天国的下面做一名谦恭的学徒;然而,那被写出的或被绘出的他对一切的责任,他对感知到他的工作的人们的责任,却比以往更为苛求。但是,作为回报,创造出这个世界的却并不是他,也不是他指导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其基础来说是没有什么不确定之处的;这位艺家只须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的和谐,意识到人类对世界所做的贡献的美和丑,并把这一点敏锐地传播给他的同胞。而当不幸的时候,即使是在存在的最深处——陷于穷困、入狱、患病——他的稳定的和谐感也从未抛弃他。 但是艺术的一切非理性、它的令人目眩的特色、它的不可预知的发现、它对人的毁坏性的影响——它们充溢着魔力,不会被这位艺术家对世界的想像所用尽,不会被他的艺术概念或者他的拙劣的作品所用尽。

  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发现人类存在早期那些没有艺术的时期。就在人类的熹微晨光中,我们从未能及时看清的手中接受了它。而且我们也没有及时询问:给了我们这个礼物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要用它做什么?那些预言艺术将会解体、预言艺术将比它的形式活得长久并死去的人们,他们是错了,并且将总是错。注定要死的是我们——艺术将永存。那么即使是在我们的毁灭之日,我们会理解艺术的一切方面和艺术的一切可能性吗?

  并不是一切都有个名字,有些事情是不可言传的。艺术甚至能使一个冷淡忧郁的灵魂激动起来,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经历。通过艺术,不能够用理性思维所产生的那种启示有时就来到我们身旁——隐隐约约地、短暂地来到我们的身旁。就像童话中的那个小镜子一样:你只要朝镜子里看,就会看到——并不是你本人,而是在一秒钟之内看到那个难以得到之物,谁也不能奔到那儿,谁也飞不起来。而只有灵魂发出一声呻吟……

  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这句费解的话:"美将拯救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陈述?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话语而已。这怎么会可能呢?在嗜血成性的历史中美又何曾拯救过何人免于难呢?使人高尚了,使人精神振奋了,是的——但它又拯救过谁呢?然而,在美的本质之中却有某种独特之处,那是在艺术的地位中的一种独特之处;即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说服力完全是无可辩驳的,它甚至迫使一颗反抗的心投降。要想在既是错误又是谎言的基础上写出一篇外表上流畅典雅的政治演讲、或写出一篇刚愎自用的文章,或勾勒出一套社会计划,或创造出一个哲学体系,这都是可能的。但被隐藏的事物,被歪曲的事物,却不会立即变得显而易见。

  然后一篇矛盾的演讲、文章、计划,一种立场不同的哲学又为了进行反抗而聚集在一起——并且完全同样典雅流畅,并且再次产生效果。这种事物之所以既被人相信又被人怀疑,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重述不能触及灵魂的事物是徒劳的。 但是艺术作品却在自身之内拥有着自身的证明:被设计出来或者被滥用的概念并不能忍受被用形象刻画出来,它们都轰然落下了,显出苍白的病色,不能令任何人信服。但是那些将真理挖掘了出来并且把真理当作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力量呈现给我们的艺术作品——它们控制着我们,迫使我们屈服,而且似乎从未有人要反驳它们,甚至在未来的时代也似乎无人要反驳它们。

  因而也许真、善、美的那个古老的三位一体并不纯粹是我们在我们的自信的、实利主义的青年时代所以为的一种空虚的、褪了色的公式吗?倘若如学者们所坚持的那样,这三棵树的树梢聚合在一起,但是真和善的过于显眼的、过于笔直的树干又被压坏,被砍掉,不被允许穿过去--那么也许那怪诞的、不可预言的、意外的美的树干将会穿过去并高飞到那个相同的地方本身,并同时完成这所有三者的工作吗?

  如此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将拯救世界"就不是漫不经心之语,而是一个预言吗?毕竟,一位具有怪诞的启发的人,他被允许多人看。
而且如此看来,艺术、文学果真能够帮助今天的世界吗?我在多年之后终于多少看透了这个问题,今天我想在这儿呈现给诸位的,就是这个小小的见解。

  这个讲台远非是提供给每一个作家的,而且被提供的作家一生也只有一次,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我并不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性的台阶,而是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台阶;这些是不屈的、险峻的、冻结的台阶,从我注定要从那儿幸存的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了出来,而其他人--也许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却死去了。我本人在中央劳改营的群岛里只遇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劳改营被打碎成零零碎碎的大量岛屿;在秘密尾随和怀疑的重负之下,我并没有和他们所有的人说话,有一些人我只是听说过,别的我只是瞎猜而已。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俄国文学没有一刻停止过,但是在外界看来却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够长成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却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

  我今天站在这儿,伴随着倒下的人的阴影,低下头好让以前的其他合格者在我前头通过来到这个地方,当我站在这儿,我又怎能推测他们想说的话并把这些话表达出来呢?这个义务长期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懂得这个义务。用符拉基米尔.索洛耶夫的话来说:甚至锁着锁链我们自己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什计划好的循环。

  频繁地,在劳改营的痛苦的激动中,站在囚徒的纵队里,当时一连串的灯笼刺破了阴暗的晚霜,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我们想朝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语,倘若整个世界能听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的话。然后似乎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飞黄腾达的大使会说些什么世界又会怎样用自己的评论来立即作出反应。我们的地平线十分醒目地既拥抱着物质事物,又拥抱着精神的运动,而且在这个不可分割的世界上并没有看到不平衡。这些思想并非来自书本,也不是为了表达清楚而从国外引入。它们是在与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们交谈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里和篝火旁,它们受到那种生活的考验,它们从那种存在中生长出来。

  当外部压力终于稍微小了一些时,我的和我们的地平线变得开阔了,而且尽管是通过一个微小的缝隙,我们却也逐渐看见并知道了那"整个世界"。令我们吃惊的是,这整个世界与我们所预期的、所希望的根本不同;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不是靠那个"而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不"引向"那儿"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世界,它看见一个泥泞的沼泽就会惊呼;"一个多么可爱的小脏水潭啊!"看见具体的领带就会惊呼:"一条多么精美的项圈啊!"相反却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一些人流着伤心的泪水,而另一些人则随着轻松愉快的音乐喜剧翩翩起舞。

  这怎么会发生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裂开的隔阂呢?难道是我们感觉迟钝?难道是世界感觉迟钝?或者是由于语言的不同所致?为什么人们不能够听清彼此说的每一句清清楚楚的话?词语再也不像水那样发出声响奔流着--没有情趣、色彩、味道,没有痕迹。

  随着我逐渐理解了这一点,也在多年的期间一再改变了我的潜在的演讲的结构、内容和风格。也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讲。
而且这个演讲与在严寒的劳改营的夜晚里所构思的最初的计划初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自太古以来人就是被这样制造出来的,使得他对世界的只要不是在催眠状态下被灌输送去的看法、他的动机和价值标准、他的行动和目的都为他的个人的和群体的生活经历所决定。俄国有句谚语,"别相信你兄弟说的话,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而这就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人在世界里的行为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我们的世界伸展在神秘和荒凉之中的漫长时代里,在它受到普通的传播线路侵犯以前,在它被改造成一个单独的、痉挛地跳动着的肿块以前--人们在他们的有限的领域之内,在他们的社区之内,在他们的社会之内,最后又在他们的国土上,依靠经验治理着而无灾祸发生。在那个时候,单独的个人有可能感知并接受一种普通的价值标准:有可能将被认为是正常的事物和难以置信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残酷的事物和位于邪恶的边界之外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诚实的事物和欺骗的事物区分开来。尽管散居各地的人民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而且他们的社会价值往往惊人地不一致,正如他们的度量衡体系不一致一样,但这些不一致仍然只是令偶尔前来的旅行者吃惊,在杂志上以奇闻的名义报道着,对尚未成为一体的人类并不构成威胁。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知不觉地,突然地,人类变成了一体--满怀希望地成为一体而且又是危险地成为一体--结果它的一个部分的震动和激动就几乎被同时传递到其他的部分,有时任何一种免疫性都欠缺。人类变成了一体,但又不是像社区甚至国家本来那样固定不变地变成一体的;不是经过多年的相互经验团结起来,既不是通过拥有一只单独的眼睛,那是只被亲切称之的"斜眼",也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国际广播和印刷越过一切障碍变成了一体。大量事件雪崩似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一分钟以后半个世界就听见它们的崩溅声。但是按照世界的陌生地区的法律衡量这些事件并估价这些事件时所依赖的尺度,这却并未通过声波和在报纸的栏目中被传播出来,而且也不能够这样传播出来。这是因为,这些尺度是在单独的国家和社会里在年代过于久远的过于特殊的情况下获得了成熟并被吸收的,它们不能在半空中被交换。在世界各地,人们把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价值应用在事件上,他们固执地、自信地、只是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而从未按照任何其他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世界上并没有许多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起码也有几种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一种价值标准是为了估价就近的事件,而另一种是为了估价远方的事件,苍老的社会拥有一种价值标准,而年轻的社会又拥有另一种,不成功的人民是一种价植标准,而成功的人民又是另一种。这些背道而驰的价值标准不和谐地尖叫着,令我们目眩惶惑,因而倘若我们避开所有其他的价值也就不会痛苦,那就好像避开疯狂一般,好像避开错觉一般,而且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国的价值自信地判断着整个世界。我们之所以不把那事实上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看做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而是把那最靠近我们的灾难误认为那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凡是离开更远的事物,凡是今时今刻并不威胁着要侵入我们的门口的事物--尽管它发出呻吟,发出压抑的呼喊,生命由此毁灭,即使由此带来几百万牺牲者--我们都认为,总的看来都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在可以容忍之列。

  不太久以前,在世界的一个地方,在与古罗马人的迫害相比毫不逊色的迫害之下,成千上万的缄默的基督教徒为了对上帝的信仰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另外一个半球有某个疯子(而且无疑他并非孤身一人),他急速穿过大洋把我们从宗教解救出来--而且刀剑径直刺入祭司长!他按照他本人的价值标准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进行推测。

  一件事物从远处看,按照一种价值标准,似乎是令人艳羡的、欣欣向荣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并且按照其他的价值标准,就令人感到是那种要把汽车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压抑。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代表着一个难以置信的繁荣之梦,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却具有需要立即用罢工对其作出反应的疯狂剥削的那种使人激怒的效果。自然灾难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场殃及二十万条生命的水灾似乎不如我们当地的一个事故那么严重。个人受到的侮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有时甚至一个反讽的微笑或者一个打发人走的姿式就是令人丢脸的,而在其他的时刻残酷的拷打也被当作一个不幸的玩笑而被原谅了。惩罚和邪恶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按照一种价值标准,被捕一个月、被放逐到乡村,或者人呆在里面吃白面包卷喝牛奶的隔离室,都打碎了人的想像并用愤怒充塞着报纸上的栏目,而按照另一种价值标准,判决二十五年刑期,四壁寒冰覆盖而里面的囚徒又被剥得只剩内衣裤的隔离室,为神智健全的人设的疯人院,以及无数的非理智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老是逃跑,又在边境遭到射击--所有这一切却又是司空见惯并为人们所认可。而涉及到世界的那个外国的部分时头脑又是尤其平静,我们对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我们从那儿甚至得不到有关事件的消息,而只有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

  然而我们却木能因为这种两重性,因为对另外一个人的深沉的悲哀,对这种惊得发呆的不理解而责备人的看法,要知道人就是这样组成的。但是对被压缩成一个单一的肿块的整个人类来说,这样的相互不理解却显示出迫在眉睫的猛烈毁灭的威胁。面临着六个、四个或者甚至两个价值标准,一个世界、一个人类是不能够存在的:我们将被节奏的这种不一致、被颤动的这种不一致扯开。

    一个有两颗心脏的人并不是为这个世界而存在的,我们也将不能够在一个地球上肩并肩地生活着。

  但是谁又将协调这些价值标准呢,而且又将怎样使这些价值标准达到协调呢?谁将为人类创造一个阐释系统,它又是既适用于善行又适用于恶行,既适用于不可忍受的事物又适用于可以忍受的事物呢?这些善行和恶行,不可忍受的事物和可以忍受的事物在今天是有区别的了。谁将向人类说清楚何为真正令人忧郁、无法容忍之事,何为仅仅局部地擦伤皮肤之事?谁将把愤怒引向那最可怕的事物而不是那更近的事物?谁会成功地把这样一种理解转移到在他本人的经历的界限之外的地方?谁会成功地让一个心胸狭隘、固执的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他人的遥远的欢乐和悲哀,感受到对他本人所从来体验到的种种方面或者蒙蔽的一种理解呢?宣传、压抑、科学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用的。但是幸而在我们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手段!这个手段就是艺术,这个手段就是文学。
  它们能够创造奇迹:它们能够战胜人的那种有害的特征,那就是只从个人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结果别人的经验徒劳地从他身边经过。当人在地球上度过他的短暂一生的时候,艺术就把一个陌生的终生的经历的全部分量,连同它的一切负担、色彩、其生命的力量,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了;它在肉体上再次创造出一个未知的经历,并允许我们拥有它,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东西。

  而且不止如此,远远不止如此。随着相当于数世纪之久的时间的逝去,不论是国家还是整个大洲都在重复着相互的错误。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以为这是多么明显啊!但并非如此,某些国家已经经历过、考虑过并且摒弃了的东西,却突然被别的国家发现是刚到的新闻。这儿又是如此,我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一种经验的唯一替代物就是艺术,就是文学。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一种持续许多个十年的严苛的民族磨练,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

  我今天从诺贝尔的讲坛上急迫地向你们提醒的,就是艺术的这种伟大而又崇高的性质。而且文学又朝着另一个无价的方向传达着无可辩驳的、浓缩的经验,亦即一代代地传下去。这样它就变成了民族的活的记忆,这样它就在自身之内保存着并且点燃了她的已经度过的历史之火,而保存和点燃这历史之火所采用的形式又免遭畸形和低毁。文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和语言一起保护着民族的灵魂。

  (近来有一种时髦的说法,即应该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应该在当代文明的熔化炉里消失。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对它的讨论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儿作如下说法是恰当的,即民族的消失,就如同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有着一个人格一张脸一样,会同样使我们贫瘠。民族是人类的财富,是人类的集体的人格,最无足轻重的民族也有着其特殊的色彩,并在自身之内拥有着神的意图的一个特殊的方面。)

    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受到权力的干涉而被扰乱,那就是太不幸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印刷品的自由"的侵犯,而且也是民族心灵的关闭,是将民族的记忆击成碎片。这个民族就不再注意其自身了,它已被剥夺了其精神上的团结,而且尽管据说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可是同胞们却突然不再互相理解了。一代又一代的缄默不语的人变老了,死去了,可从来连自己都没有谈论过,也不互相交谈,不对后人交谈。当像阿赫玛托娃和赞加亭--他们终生都处于活埋状态--这样的人注定一直到死都要在缄默中进行创作,而又从未听到对他们的作品的反响,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一种悲哀,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危险。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中一当由于这样的缄默而使得整个历史不再被人从整体上予以理解时--它就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危险。

  在各个不同的时刻,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人们曾进行了热烈的、愤怒的和微妙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艺术和艺术家是否应自由地为自己而生活,或者应总是注意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并且不带偏见地为社会服务。对我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左右为难之处,但我将避免再次引起这一系列的争论。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令人赞叹的讲话实际上就是阿尔贝.加谬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乐于赞同他的结论。确实,俄国文学在几十年的期间展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不太沉溺于对自身的沉思默想,不是太轻浮地焦躁不安。我并不耻于竭尽所能使这个传统再继续下去。俄国文学长期以来对下述概念并不陌生,即一个作家在他的社会之内是能做许多事情的,而且这样做也是他的责任。

  我们不可侵犯艺术家只是表现他自己的经历和内省而不顾及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权利。我们不可要求艺术家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而是--责备他,乞求他,敦促他,诱惑他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毕竟,他的才能只是有几分是他本人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则是在出生时像一件成品一样炸进他身上的,而这个才能的天赋又将责任强加在他的自由意志上。我们可以假定艺术家并没有受惠于任何人;然而看到下述状况却是痛苦的,即当他隐退进他的自我制造的世界里或者他的主观怪想的空间时,他就有可能将真实的世界拱手交到贪财的人的手中,如果不是交到卑劣的人、不是交到疯狂的人的手中的话。

    我们的二十世纪已证明比先前的若干世纪更为残酷,而本世纪的头五十年并没有将其所有的恐怖抹掉。我们的世界被贪婪、嫉妒、缺乏控制、相互的敌意等这些同样古老的穴居时代的情感撕得四分五裂,而这些情感又顺便拣起了诸如阶级斗争、种族冲突、群众的斗争、工会的争端之类体面的假名。原始时代的那种拒不接受妥协已被变成了一种理论原则,并被认为是正统的美德。它需要几百万人在无休止的内战中作出牺牲,它朝我们的灵魂鼓吹,像不变的、普遍的善良与正义的概念这类事物是不存在的,而且这类概念完全是起伏不定的、变化无常的。因而这个规则也就应运而生--总是做对你的一方最有利的事情。任何专业组织一见到有将一个部分折断的方便机会,即使这个机会是不劳而获的;即使这个机会是多余的,那它也就当即把它折断,而不管整个社会是否会倒塌下来。从外部来看,西方社会的巨大动荡不安正在达到这种程度,再超越一步这个系统就要不那么稳定,就要崩溃。暴力愈来愈不为若干世纪的守法行为所强加上的限制所困扰,而是正在厚颜无耻地和胜利地阔步跨过整个世界,可又对历史多次显示并证明它什么也生产不出来这一点不感兴趣。除此之外,广泛获得胜利的不仅仅是那赤裸裸的暴力,而且还有暴力的得意洋洋的借口。

    世界正在被那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显然是上个世纪的一种局部地区的梦质的想像物--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爬过整个世界,骚扰着它们当时所不可能梦想到的国家,而且正在通过近年来的劫机、绑架、爆炸和纵火来宣告它们要震撼并毁灭文明的决心!而且它们可能会获得完全的成功。年轻人除了性经验之外尚无别的经验,尚未经历过多年的个人的苦难和个人的理解,他们在这样一个成长的时代里正在兴高采烈地重复着我们十九世纪的堕落的俄国错误,而又误以为他们是在发现某种新的东西。他们肤浅地缺乏对人类的古老的实质的理解,用没有经验的心脏的天真的自信呼喊着:让我们赶走那些残酷的、贪婪的压迫者,亦即政府,而新的政府(我们!)在把手榴弹和来复枪放在一边之后,就将会是公正的,通情达理的。远非如此!……但是那些年龄大的并通情达理的人,那些能够反对这些年轻人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却并不敢反对,他们甚至拍马奉承,只要不显得" 保守"就行。这是另一个十九世纪的俄国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它称之为对进步的古怪警句的奴性。

    慕尼黑的幽灵决非已退却到过去,它并非仅是个短暂的插曲。我甚至斗胆说,慕尼黑的幽灵在二十世纪无处不在。面对着一种突然复活的无耻暴行的猛烈进攻,胆怯的文明除了让步的微笑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用来进行反抗。慕尼黑的幽灵是获得成功的人的意志上的疾病,它是那些沉溺于不惜以任何代价渴望得到的兴隆、渴望得到作为尘世存在的主要目的的物质福利的人的日常状态。这样的人--而且在今天的世界里为数甚多--选择了被动和退却,只是为了使他们已过惯了的生活得以更长一点儿苟延残喘,只是为了不迈过今天的艰苦的门槛--而到了明天,你就会看到,一切都会安然无恙。(但是永远不会安然无恙的!怯懦的代价只能是邪恶,我们只有在敢于作出牺牲时才将获得勇气和胜利。)

    此外,我们又由于下述事实而受着毁灭的威胁,那就是这个在物质上被压缩的、被扭伤的世界不被允许在精神上融合在一起,知识和同情的分子不被允许从这一半跳到那一半。这就呈现出一种未受遏止的危险:在这个行星上各部分之间的信息的压抑。当代科学知道,信息的压抑导致熵和完全的毁灭。信息的压抑使得国际的签名和协议成为虚幻,在一个被捂住的区域之内不费任何代价就可再次阐述任何协议,甚至更为简单--把它忘掉,就好像它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般(奥威尔对这一点有最高超的理解)。被捂住的区域就好像不是在地球上的居民居住着似的,而是好像由来自火星的一个远征队所居住;那儿的人民对地球其他地方没有一点理解力上的了解,他们抱着他们是作为"解放者"而来的神圣的信念随时准备去把地球的其他地方践踏在脚下。

  二十五年以前,抱着人类的伟大希望,联合国组织诞生了。可叹的是,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这个组织也变得不道德了。它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而是一个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组织;在那些政府当中,有些是自由选举的,有些是用暴力强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联合国组织依赖着大多数成员的唯利是图的癖好,戒备地保卫着某些国家的自由而忽略其他国家的自由。由于有一种恭顺的表决,致使它拒绝对个人的呼吁进行调查,所谓个人的呼吁系指谦卑的、单独的平民百姓的呻吟、尖叫和恳求 --而这对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来说是不足挂齿的。

  似乎当代世界的外貌主要掌握在科学家的手里,因为全人类的技术步伐系由他们所决定。似乎世界的方向所应该信赖的恰恰是科学家的国际好意,而不是政治家的国际好意。而且既然那几个少数人的榜样表明倘若他们同心协力的话那就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因而也就似乎愈加是如此了。但是并非如此。科学家们并没有展现出做出过任何明显的努力,以成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独立的积极力量。他们消磨了一个个完整的会议,而与其他人的苦难脱离关系。他们最好是安全地呆在科学的领域之内。那种同样的慕尼黑的幽灵已在他们的头上将其使人衰弱的翅膀张开。

  当世界处于可能毁灭的边缘,那么作家在这个残忍的、有力的、分裂的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么呢?尽管,我们与发射火箭毫不相干,我们甚至推不动载重最轻的手推车,我们受尽了那些只尊敬物质力量的人的冷嘲热讽。我们也退却,认为善良不可动摇,真理不可分割,却又丧失信心,而只是将世界给予我们的辛酸作超然的观摩,这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吗?那种辛酸而又超然的观摩就是:人类已腐败得不可救药,人已堕落了,为数不多的美丽而又高雅的人在他们当中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但我们甚至不能依赖于这种逃避。凡是曾拿起过《圣经》的人就永远也不能逃避它;作家并不是他的同胞和同时代人的超然的法官,而是在他的祖国里的或由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恶行径的同谋,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掴在作家的脸上。如果在一个致命的夜晚他们把那个信任他人的朋友闷死在睡眠中,那么作家的手掌就带有那条绳子上留下的伤痕。如果他的年轻的公民伙伴活泼地宣称堕落比诚实的工作优越,如果他们沉溺于毒品或扣押人质之中而不能自拔,那么他们的臭气也就与作家的呼吸混合在一起。   我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创伤不负责任吗?

  然而,我由于意识到世界文学是由一个单独的巨大心脏组成而感到快慰,这是种十分重要的意识,因为世界文学把我们的世界的焦虑和烦恼搞清楚了,尽管这些焦虑和烦恼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被展现和被感知的方式不同。

  除了年代久远的民族文学之外,甚至在过去的时代也存在着有关世界文学的概念,它是环绕着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是文学间的相互影响的总和。但又出现了时间上的一种间隔:读者和作家只有在一段时间间隔之后才认识使用别的语言的作家,有时这个间隔持续数世纪之久,因而相互间的影响也延迟了,而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只显现在后人的眼前,而不是显现在同时代的人的眼前。

  但是今天,在一个国家的作家和另一个国家的作家及读者之间有着一种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如果不是同时发生的话也是几乎如此。我本人就有这种体验。我的那些还没有在我的祖国印行的书,令人可叹,却很快就找到了易起反应的、遍及全球的读者,尽管译文是匆忙的,并且往往是拙劣的。像亨利希.伯尔这样的著名西方作家已对这些作品作了批评性的分析。在所有这些过去的岁月里,我的工作和自由还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与地球引力法则相反,它们就好像悬挂在空中一般,好像悬挂在虚无之中--悬挂在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公众膜状物的看不见的无言的绷紧状态上;然后,我带着感激的温暖,而且也是完全出乎意料地得知,我得到了作家的国际兄弟之情的进一步的支持.在我五十岁的生日的时候,我吃惊地收到了来自西方著名的作家的祝贺。我所受到的一切压力并没有无人注意。在我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的那些危险的几周里,世界杰出作家所推进的防护墙保护了我,使我免遭更糟糕的迫害;而且挪威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倘若我的被放逐付诸实施时好客地为我准备了容身之地。最后,甚至我的获诺贝尔奖的提名也不是在我生活和写作的国度里被提出的,而是由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他的同事提出的。再到后来,所有作家协会也表达了对我的支持。

  这样我就理解了并且感到,世界文学不再是一部抽象的作品选集,也不是文学史家们所杜撰的一种概括;更准确地讲,它是某种公共的躯体和一种公共的精神,是一种反映了人类的成长着的团结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内心感受到的团结。国家的边界仍然在变得深红,那是被电网和喷发的机枪烧红的;形形色色的内务部长们仍然认为文学也是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的"内部事物";报纸的大字标题仍然醒目地排印着:"无权干涉我们的内政!"可是在我们的拥挤的地球上却并没有剩下任何内政!人类的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都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在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起反应的工具之一,因而也就成为最早采纳、吸收并且抓住对人类的增长的团结的这种感觉的工具之一。因而我充满信心地转向今天的世界文学--转向成百上千位我从未见过本人而且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的朋友。

  朋友们,如果我们毕竟还有价值的话,那就让我们努力有所帮动吧!咱太古以来,在你们的被不调和的政党、运动、社会等级和团作所撕裂的国家里,是谁构成了那种团结的而不是分裂的力量呢?然本质上讲那儿有着作家的位置:他们的民族语言的表达者--民族的主要凝固力,其人民所占据的土地本身的凝固力,尤其是其民族精神的凝固力。

  尽管怀有偏见的人民和政党被灌输以种种思想和信仰,但我却相信,在人类的这些烦恼的时刻里,世界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的真相的力量。世界文学有力量将浓缩了的经验从一个国家传送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我们也就不再分裂和惶惑,不同的价值标准也就有可能得以取得一致,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样经历般似的,以这样的承认和痛苦的意识的力量来学习,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做艺术家的也就将能够在我们自身之内培育出一种拥抱整个世界的视野;当位于中央时我们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观察就近的事物,而当处于边缘时我们将开始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拉进来。而且我们将相互关联,我们将观察宏大的世界。如果不是作家的话,那又是要谁去作出判断呢?这不仅仅是对他们的不成功的政府作出判断(在某些国家这是挣得面包的最轻而易举的方式,是任何一个不是懒汉的人的职业),而且也是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在人民的怯懦的谦卑或者自我满足的软弱之中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又要谁去对青年人的力不胜任的长跑冲刺作出判断,对挥舞着大刀的年轻海盗作出判断呢?

  我们将被告知:针对公开的暴力的无情猛攻,文学又有可能做些什么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而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的一步就是不参与虚假,就是不支持虚假的行动!让它进入世界,甚至让它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但是却没有得到我的帮助。但是作家和艺术家却能够做得更多:他们能够战胜虚假!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艺术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且现在也总是取得胜利!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开的,无可辩驳的!在这个世界上虚假能够抵御许多东西,但就是不切实际能抵御艺术。而且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显露出它的一切丑恶--而暴力也就变得老朽,将会死亡。

  我的朋友们,我之所以相信我们能够在世界的白热的时刻帮助世界,其原因也就在此。而这并不是靠着为不拥有武器制造借口,不是靠着使我们自己沉溺于一种轻浮的生活--而是靠的是参战!在俄语中有关真理的格言是被人们所深爱的,它们稳定地、有时又是引人注目地表达了那种并非微不足道的严酷的民族经验: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想像的,亦即违反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原理的怪念头上,我既为我本人的行动也为我对整个世界的作家的呼吁找到了基础。

 

 

发件人:"wxr3565" <wxr3565@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1 00:39:1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我的博客日志

一个农民对三农问题的看法

广东梅州农民 谢进杰

2008年8月

电邮:wxr3565@126.com

    认真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穷,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相信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之后,其它的90%几(比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人口老化,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等等)以上的问题都自然而然地随之化解。按照今天的物价和消费水平来计算,如果祖国的广大农户的年收入水平,可以达到一二十万元的话,相信三农问题也就没有了。

    要想早日实现户均年收入达到二三十万元的话,一点都不难。祖国有十三亿人民的巨大消费市场(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加在一起都不够中国的大,这是祖国人民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也是最吸引广大外商来祖国投资的方面),加上十八亿亩的基本耕地和几十亿亩的山地丘陵,以今天的物价水平来估算,祖国的农业在一年内的产值,要达到几十万亿元的规模是一定可以的。现在祖国一共有两亿多户农民,如果一年有几十万亿元的农业产值规模,是一定可以保证户均年收入达到二三十万元的。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随着农民的不断发财致富,祖国的农业人口一定会不断减少,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一定会早日进入良性循环,祖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就一定会早日进入良性循环,国民经济发展就一定会早日进入良性循环。

    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好好地充分利用祖国有限的土地资源,来进行农业生产,祖国的基本粮食的产值可能不足一万亿元的规模,但是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丘陵和较小面积的耕地(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小面积耕地)来大量生产经济型农产品,并且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祖国的广大农民虽然不能靠种粮食来实现发财致富,但是祖国的广大农民一定可以通过大量生产和加工经济型农产品(如:水果类,瓜菜类,食用油类,肉类,药材类,棉花和木材类,水产养殖和远洋鱼业,果菜汁加工类,所有的食品加工类等等举不胜举)来实现早日发财致富,祖国的一小部分专业农民一定可以,靠机械化种粮食来实现早日发财致富。

绝对不能让土地私有化,绝对不能让土地落入资本家的手中

    祖国的土地产权问题,并不会影响祖国的广大农民和广大人民的早日发财致富。众所周知,祖国的土地属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国家的一切行为,都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完全可以对全国的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可以将全国的基本耕地,先规划出来专门用于基本粮食的生产,将其承包给祖国的一小部分专业农民(土地只能承包给人们经营,无论人们再有钱,都绝对不准买断土地产权或经营权,绝对不能让土地私有化,绝对不能让土地落入资本家的手中,绝对不能重走历史的旧路等等),从而保证基本耕地专门用于粮食的生产,从而保证基本耕地不会有其它的用途,从而保证基本耕地的绝对安全,从而保证基本粮食的自给,从而保证粮食生产的绝对安全。

     小面积的耕地(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小面积耕地)和山地丘陵,则完全可以将其承包给祖国的广大农民,用来大量生产经济型农产品,从而保证让祖国的广大农民早日实现发财致富。然而,基本粮食太都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只须非常少的一部分专业农民,通过操作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轻轻松松解决全国人民的粮食问题。千种万种的经济型农业产品,太都是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祖国的广大农民完全可以通过生产千种万种的农业产品,来实现早日发财致富。

    全国一共有几百个市和两千多个县,祖国的专家学者会根据每个县每个市,当前盛产那一种或那几种名优特产,地理位置怎样,交通条件如何,优势如何,竞争优势如何,环境气候如何,人口和地形地质如何,资源状况如何,产量和产值要达到什么规模,是否可持续发展,供求平衡关系等等这些因素来确定,那个市那个县最合适大量生产那一种或那几种特产农产品(一个县市,生产一种或几种特产农产品为宜,若品种过于多,则没有足够的规模和知名度)。这样,全国各地的各县市,都有一至几种赫赫有名的特产,每当大家一起聊天,无论说到那个县市,都知道某某县市盛产那些名优特产。每个县市的特产至于供应那些范围,那些区域或全国甚至出口创汇,则要看产品的产量和名优程度,运输量和交通条件,是否可持续高效发展,是否科学合理和节能等等因素来确定。当一个县一个市的产量不够供应市场时,则可以扩展到几个县或几个市来同时种养同一种农产品。因此,千种万种的农产品,均有最合适的县或市在种养,全国的广大农民都实现了分工合作,大家种养的农产品,都是为祖国的十三亿人民消费市场(因为全体农民均成为非常专业的农民,所以,90%以上甚至于接近100%的人民,均是消费者)而生产。

    全国的农户种水稻的就专业种水稻,种苹果的就专业种苹果,种茶叶的就专业种茶叶,养鸡的就专业养鸡,养蜂的就专业养蜂,养鱼的就专业养鱼等等。总之所有的千百万种农产品都有专业农户和大企业大公司在生产和经营,都有最合适的县市在大规模地分工协作生产,广大农户再也不做小打小闹自给自足的,分散的,弱小的,不适合市场经济生产的等等兼业经营。因此这种农业发展模式是有足够大的规模的,是一定可以使大量的有实力的大公司和大企业来参与祖国的农业建设和发展,一定可以使祖国的农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一定可以使祖国的农业早日做大做强,一定可以让祖国的全体农民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全国的农民生产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大量优质的无公害农产品,都通过各种各样的参农大企业来收购,价钱有物价部门的合理定价。参农的大公司则把收回来的优质农产品进行包装或加工和深加工,变成丰富多彩的放心食品。销路根本无需广大农民担心,不但各大参农企业均有自己的强大的销售网络,而且党和国家,在部署规划祖国农业的建设和发展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大量的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问题。

    各大参农企业和广大农民,永远都是合作伙伴的关系,祖国的土地永远只能承包给广大农民经营(土地只能承包给广大农民,无论任何企业和任何人的资金再雄厚,都绝对不许买断土地的产权或经营权,绝对不许土地私有化,绝对不许土地变成少数资本家财产等等),各大参农企业主要负责包装加工和销售,和负责解决好产品的质量问题等等。这样的农业发展模式不但可以使农业向规模化产业化,和农民的专业化方向发展,而且还可以保证广大农民,和广大参农企业均能赚到钱和发到财,从而使祖国早日由农民大国变成农业强国,使祖国的农业早日做大做强。

我们根本无需依赖出口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大家都知道,人口多耕地面积少,只是祖国的基本国情之一,这是铁的事实,这是在短期内任何人无法改变的基本国情。然而,一个国家的人口多,并不会怎样影响广大人民的致富,只有国家的政策,才是决定广大人民能否早日脱贫致富的关键的关键。相反,人口多的好处却非常多,例如:人口多则市场大,有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有利于祖国的企业做大做强,有利于国家的早日强大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等等。由于祖国的人口多,所以我们也根本无需依赖出口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靠本国十三亿人民的庞大消费市场,就可以使祖国的企业做大做强。靠本国十三亿人民的内需和消费,就可以大力推动国民经济强劲增长等等。

    一个国家的人口少的话,才要依赖出口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才要依赖海外市场来推动企业早日做大做强等等。祖国耕地面积虽然少,但是只要我们保护好基本耕地面积的安全,就一定可以保证粮食自给和粮食的绝对安全。粮食生产只需一小部分农民,通过操作机械设备来生产,就可以轻松地,解决全国人民的粮食供应问题。其他的绝大部分农民的致富问题,则一定可以通过大量的山地和丘陵,来大量生产经济形的农产品来实现。祖国的基本耕地面积虽然很少,但是祖国的山地和丘陵还是非常之多的,只要我们把合适种养农产品的山地和丘陵,都通上硬底化的公路,然后把这些山地和丘陵,全部大片大片地种养上各种各样的经济型农产品,千种万种的农产品都有最合适的地方在大片地种养,当某些农产品一个县的土地规模不够种养时,则有可能扩展到几个县甚至几个市的种养规模。当我们看到千种万种的农产品,都有大片大片的最合适的土地,在大规模地种养着,这个场面是何等的雄伟壮观呀,是多么自豪呀!这些大片大片的农产品,都将成为各县市和各地区的骄傲,成为各县市顶顶有名的名优特产,成为各县市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产业,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成为各县市当地人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成为各县市经济崛起的支柱产业,成为各县市经济发展最最优势的支柱产业,和各县市当地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等等。

    祖国的农民虽然文化素质较低,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盲,但是整片整县或整市的农民,都在种养着同一种农产品,由于大家的语言相通和互相认识,所以大家非常容易沟通和交流经验,加上技术问题又有大公司提供和指导,广大农户和参农大公司永远都是合作伙伴关系,各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也非常容易转化为生产力。参农公司有责任和有义务帮助广大农户,解决好产品的质量问题和所有的技术问题。当地政府部门,用电台宣传农产品的各种经验和知识时,则完全可以用当地的语言来宣传。因此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就算再低,也不会影响广大农民整片地大量地,专业生产农产品和早日脱贫致富问题。所以说,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非常发达的今天,交通工具等等非常发达的今天,只要有好的适合祖国国情的三农发展方案和方法,就一定可以使广大农民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就一定可以使农业人口不断城市化,就一定可以使农民的数量不断减少,就一定可以早日解决三农问题。广大农户的收入水平上去后,农民才会有足够的财力和时间用于终身学习,用于提高各方面的素质,用于旅游度假等等娱乐活动,过上和城里人基本一样的生活方式,使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大大缩小等等。因此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使农业人口减少,才能使农业人口不断城市化,才能使广大农民的各种素质不断提高,才能使三农问题得以早日解决,才能使祖国早日和平崛起等等。

只有发展农村中国才有出路

    党和国家的政策这么好,一定可以让广大农民和参农企业都赚到钱发到财。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支持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让工业尽快反哺农业,让社会各方力量都来大力支持农业的建设和发展,让全社会都知道大力发展农业的重要性。金融业也更应该大力支持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祖国的农业是比较落后的产业,农业的落后会严重地致约工业和服务业飞速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即使能向前发展也不可能长久,很快就会被农业的落后拖累。

    同样祖国其它的所有的各行各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都会被农业的落后而拖累。所以当务之急,必需让农业早日飞速发展起来,才能让这三个产业早日解除相互致约,而转为良性循环,才能使祖国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得更好更快,这样才能使祖国的三个产业早日做大做强。因此,银行只有大力支持农业的建设和发展。只有农业飞速向前发展了,工业和服务业才能更好更快地更持久地飞速向前发展,这样银行借给工业和服务业的资金才会更有保障,银行的坏账率和呆滞账才会不断下降,银行的盈利才会不断上升。

    至于广大农民和参农公司的借贷规模,银行也无需担心太小,全国的两亿多农户,若每户平均借个一二十万,再加上参农企业这一块的贷款,恐怕银行一时之间也拿不出这么多的资金来。所以说,银行根本不用担心农业方面贷款规模和资金安全问题,银行大力支持农业的建设和发展,不但生意做得更大了,而且资金也更加安全了,盈利自然而然也就更高了,这不但对三个产业的发展和做大做强非常有利,而且对银行自身的发展和进一步做大做强也非常有利,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好事,金融业何乐而不为呢?

绝对不能把大量的耕地用来建设大城市群

    祖国最主要的国情是,人口多耕地面积少。因此祖国国情决定了,祖国绝对不能把大量的耕地用来建设大城市群,祖国的八九亿农民,就地城镇化,才最最适合祖国的基本国情。边远山区的乡下人民,由于人口太少,根本不可能有配套设施,因此边远山区的乡下人民的教育,医疗,购物等等都非常不便利。国家在规划农业的农村的发展时,应该先考虑,将边远山区的人民,优先就地城镇化,即将乡下人和山区人民的房子,集中盖在了附近的大型村庄里或乡镇里或城镇里,这样大家集中居住,并且尽可能让集中居住人口达到几百户以上,有足够的人民一起集中居住,就可以较配套设施,这样不但上学,看病,购物,外出办事等等都非常方便,而且也非常便于管理和缩小城乡差别。

    乡下人和山区人民只有到了农忙季节才回到山上去干活,平时则在家里学习和娱乐活动,或是外出旅游度假等等,过着和城里人基本一样的生活和日子。这样祖国的城市化也将去到了很高的水平,农民的数量也将减到很少,祖国将由农民大国变为农业大国和工农业强国,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待遇也将空前提升,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将会更加和谐和更加繁荣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风气一片大好。祖国的各项制度也将不断建全和完善,祖国的各项综合国力也将空前提升,祖国的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也将大力地全面推进,祖国也就可以早日超越欧美发达国家,并成为世界经济飞速向前发展的火车头。

    所以说当务之急,必须尽早启动祖国的农业和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只有农业发展了,祖国的广大农民才能早日实现脱贫致富,才能够早日解决三农问题和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只有农村发展了,城市才能发展得更好更快,才能早日缩小城乡差别。只有农民富裕了,城镇居民才能变得更加富有,才能早日缩小贫富差别。只有农业发展了,祖国的工业和服务业才能发展得更好更快(服务业是再多的劳动力,都可以巧妙地安排就业的行业)。只有农业发展了,祖国的国民经济才能发展得更好更快。只有农民的国民待遇提高了,祖国城镇居民的国民待遇才能更好地提高。只有农业发展了,祖国才能早日解决劳动力过剩,产品过剩和资金过剩的问题。只有农业的现代化,才会有工业的现代化,才会有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现代化。只有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了,祖国的综合国力才能提高得更好更快,只有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了,祖国才能早日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和世界金融中心等等。

 

 

发件人:"王 云" <wang9yun@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3 23:07:5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中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中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王云

2008年8月

    中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很多各自不同的看法,我只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可总觉得自己也有一些新想法。不管挨批评还是被笑话,我也试着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更由于这与我所提出的利用台湾迂回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策略有关,也就不能不谈一谈。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的确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取得这种业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还能继续发展下去吗?值得全球的落后国家模仿吗?是否适应统一国家的需要?

    迄今为止,在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中,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奥弗霍尔特的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奥弗霍尔特在“中国的崛起”一书中就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奥秘。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学习亚洲四小龙的结果。这种成功模式是保持一个威权主义的政府以建立各种制度,促使经济自由化,培植中产阶层,而后再实现民主。由于这种模式把民主放在适当的前提上,因此民主前景更好一些。他总结,长期经济改革需要政治稳定作为保证,而实行竞选连任的政治家容易把连任看得比国家长期经济利益重要。

    奥弗霍尔特认为广大亚非拉落后国家一夜之间建立起的民主制过早了,他们的失败是未能解决平民主义障碍,没有这个障碍,突然实行民主化的政府就要失败。平民主义障碍需要克服三个支持民主的重要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建立强大和现代的国家管理制度。没有强大和高效的财政部、中央银行,没有现代化的军队,国家无法正常运转。第二个条件是,克服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障碍。他举例说明,菲律宾的地主集团收买议员,阻碍了阿基诺政府的土地改革,因为制定法律的议员大多数属于地主集团。前共产党国家中,党政军集团和国企经理集团拥有抵制实质性市场改革的便利条件,他们拥有更强的内聚力,更容易利用特权获得非法利益。根据奥弗霍尔特的举例,可将此条款总结为:既得利益集团拥有有组织的抵抗实质市场改革的强大能力,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防止既得利益集团主导改革,更要防止其成为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第三个条件是,稳定的民主有某些前提。民主需要大多数民众受到良好教育以做出明智选择,需要培养一个宠大的中产阶层,防止社会两级分化。

    根据奥弗霍尔特的研究,四小龙克服了平民主义障碍,因此他们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发展成就,而印度、菲律宾则是未能克服这一障碍的典型国家,其社会发展成就远不如四小龙。他认为中国正走上四小龙的道路,因此,中国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按他的研究,中国似乎应当取得跟四小龙一样的成就。而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克服奥弗霍尔特所说的平民主义障碍,中国经济的确在高速增长,但大众利益的增长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培养出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是中产阶层,我们还实现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高居世界前列。我们仅仅是第一个条件部分实现了。显然,奥弗霍尔特的分析没有错,但他预言中国会象四小龙那样成功则错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学习四小龙学出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与四小龙到底有什么不同?

    耶鲁大学国际政治学会主席林茨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泰潘合著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他们提出,巩固的民主需要在国家有效运转和国家性得到认可的前提下再满足五个互相联系的条件。“首先,必须存在一个相对自主并且和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发展的条件。第二,必须存在一个相对自主并且受人尊重的政治社会。第三,必须有法律可以确保公民合法的自由权利和独立的结社生活。第四,必须存在一个国家官僚系统,可供新的民主政府利用。第五,必须存在一个制度化的经济社会。我把这五个条件的精华提出来,可将其浓缩为发达的公民社会、规范和运作良好的适应民主制的政党政治、尊重和支持法治、高效的国家管理体制、干预和管理市场以保证公平市场经济并提供公共物品及调节社会公平。

    对比八十年代前威权时期的四小龙,可以发现,四小龙与中国大陆在这五个条件的发展上与大陆是有不同的。新加坡和香港均有良好的法治,而中国大陆是人治色彩浓厚,权力大于法律在大陆是非常突出的现象。韩国、台湾、新加坡均不同程度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党选举,台湾在五十年代后县市长就是直选,70年代甚至出现党外人士许信良竞选县长成功的案例,新加坡的选举有类似西方民主选举的成份,尽管台湾和新加坡的选举也受到限制,但比大陆要好得多,我们是党内民主选举都不存在,反对党则一个都没有,威权末期的四小龙政治多元化程度相对比大陆要高,大陆目前仅停留在论坛阶段。四小龙均没有出现严重的权贵资本主义,台湾、韩国虽也存在权力腐败,却不足以防碍政治多元化发展,大陆权贵化严重,权贵阶层反对民主改革和政治多元化,大陆的政治多元化尚未开启。台湾、韩国、新加坡对市场经济没有放任自由,建立了及时的社会保障,社会没有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大陆社会保障程度极差,绝大多数人不能享受养老保障,大众医疗保障极不公平,政府资金大部分用于投资,说穿了这仍然是权贵在主导资金分配,有投资才有受贿机会。威权时期的四小龙在公民社会、新闻自由、人权活动方面也比大陆强,而大陆在这些方面均有较严的限制。

    大陆是后全能主义与威权主义的结合体,而正是后全能主义的特色限制了社会的进步,与威权时期的四小龙相比,大陆表现在更低的法制、更低的人权、更低的政治多元化,正是这多出来的三低,使得大陆无法用相同的时间取得象四小龙那样的社会成就。所谓的“中国模式”却是比四小龙还要差,根本就不是落后国家学习的榜样。而问题的根源却在权贵化上,以及说大陆在学四小龙,还不如说在学印尼,大陆走上的是一条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尽管权贵阶层掌握的资本不象印尼苏加托家族那样的显赫,占国内私人资本可能不是很高,但他们却控制了大部分的经济命脉和主要权力。既然大陆与四小龙如此不同,大陆要象四小龙的台湾、韩国那样自然过渡到民主制当然是不会出现的。类似象大陆这样的国家走上民主化的例子显然是没有的,这就增加了大陆问题的复杂性。

    凤凰网报道,中央党校的一次调查表明,5-6成的党校学员反对民主改革,官员们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应当极少,他们会认为,当前体制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保护其利益,当然要维护当前体制。而在更低层的官员中,反对改革的比例只会更高。目前的体制已成了权贵阶层的护身符,他们将竭力维护体制不变。因此,大陆的民主改革无论如何要排除权贵阶层的影响,寄希望于权贵阶层自动放弃权力是天真的想法,那么,大众与权贵阶层的斗争就不可避免。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印尼的权贵资本主义都是靠斗争将其改变的,俄罗斯则是由掌握大权的民主改革发起者叶利钦发现了普京,然后才有了对权贵阶层的打击,大陆没有这样的先天优势。

    印尼式的结局是经济危机造成的,但中国大陆不是印尼,既便出现经济危机,很难出现印尼的结果。大陆后全能主义的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很强。上世纪未,全国下岗分流职工数千万,很多下岗职工几乎没有什么补助,哈尔滨的下岗职工补助最低的全年才给80元,这样严重的事也挺过来了。而李昌平先生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反映农民问题时,那时有大量农民交完税费后所剩无几,造成农田摞荒,粮食减产,农民不得不抛妻弃子到城里打工,这样严重的问题政府也挺过来了。现在农村已免除皇粮国税,即便经济危机造成5000万农民工下岗,他们还可以回农村,作为无组织的个体,他们又能怎么样。

    秦晖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现在的知识分子的待遇是历史上最好的,他认为即便工人罢工,北大、清华的学生也会无动于衷,就算是不满意,他们也会选择出国。在大军中心的文章中也看过一个北大教授说关于民主改革的研讨会上看不到年轻人的影子,基本上是一些老年人在讨论。这些现象说明中国来自民间的民主改革动力也是不足的,当然不用说政府的动力更差了。因此,中国既不会因经济压力而改革,知识分子也不会采取行动,在论坛上发表一下观点,顶多骂上一阵出口气。面对这样的现实,权贵阶层大可安心发横财,权力在他们手中,何必怕谁。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台湾问题。由台湾问题引起的国家分裂威胁却要逼迫大陆不能不改革。

    宋鸿兵先生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可能会到致全球经济衰退,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大陆未必会因经济压力而进行政治改革,在台湾却会马上产生政治后果。由于上台后未能迅速遏制通货膨胀和提振经济信心,马英九的支持率已大幅下降。按宋鸿兵先生的分析,经济危机会持续到2011年,也就是说在2012年大选前,台湾的经济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中也不会有起色。在大选前,美国还可为了帮助民进党对国民党落井下石,找借口制裁台湾或者操纵油价涨至200美元,国民党要不下台都难。而即便没有经济压力,主权与治权问题、国际地位问题更是缠绕国民党的恶梦,民进党在腐败案的严重困扰下竟然还有500万选民支持,国民党仅超了200万左右,而还有近500万选民没有投票,到以后没了腐败案的困扰,要重新上台并非很难。因此,我们因国民党上台得到的安全可能也就4年而已。4年后,我们又要为台湾发愁,国家仍旧不得不进行战争准备。

    但我们的某些人却认为台湾是小问题,大陆的发展才是大问题。他们仍旧认为只要大陆继续强大起来,凭借实力所产生的吸引力,台湾最终会倒向大陆。对台湾问题要不怕拖,一定要坚持战略机遇。这是对台湾问题无知的表现,“台独”是地方民族主义的泛滥,它是要从文化上和情感上都不认可中国的,“台独”一旦实现 ,这种趋势就只会恶化。全世界的分裂民族没有一个是因为母国的经济实力强而放弃分裂的。这种片面强调硬实力的观点对国家是有害无益的。可是,这竟然成为我们的国策。

    另一方面,国内的年轻人对民主无激情,对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形象却是有强烈激情的,从大使馆被炸到中日关系再到近期的奥运火炬事件,我们从中看到年轻人心中燃烧的民族主义烈火。在某些时候这是有益的,但在国家处于重大危机,需要冷静处理时,这样的激情却会带来灾难。如果台湾独立,这样强烈的民族主义马上会逼迫政府采取战争行动,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政府本是要打算拖的,因为政府还不能够有把握打赢战争。这时候,大乱的日子就到了,尤其严重的是,民族主义在这时候会让象米洛舍维奇或日里诺夫斯基这样的极端民族分子利用,那么,中国就真的完蛋了。

    设想一下,如果在俄罗斯第二次大选前,库页岛被美国唆使独立,美国还说有责任保护库页岛,叶利钦坚持政治解决,日里诺夫斯基坚持战争解决,谁会上台呢?恐怕谁也说不清,而战争的后果是什么?会发生核战争吗?有人会说,我这是危言耸听。“两颗子弹”发生后多少人说“狼来了” ,狼却一直没来,“入联公投”又在说“狼来了” ,狼还不是没来吗?所以大可不必担心台湾问题,那是假的。可要是真的狼来了,你能跑吗?我们所以有期待,那是民进党做得太烂,国民党要不赢都困难,但以后还有这样的便宜占吗?国民党与民进党仅有那么点差距,时移势易,国民党既然会失去8年的执政权,再次丢掉也是正常,可民进党上台却是要一次又一次推动“台独”啊!

    如果我们不能利用现在国民党上台这样好的机遇,尽快促使大陆向民主化发展,并借此保障国民党能够长时间执政,那么,我们是要面临严重后果的,对台湾问题无知的少数人却在主导国家的政治方向。如果我们再认真考虑中国的政治现实,战略机遇理论其实是迎合了权贵阶层的需要,他们需要这种理论,坚持战略机遇期就意味着政治体制可以继续不变,权贵的利益也就可继续得到保证。再不把权贵阶层从决策层排除,他们还要将国家引导往更坏的方向。

    从以上分析可知,中国的最大危险始终来自台湾问题,这会让我们所有的发展成就化为乌有,这一危险要尽量让其不会提前爆发,也才会有真正的战略机遇期,否则我们始终是处于战略危机之中。要不让其提前爆发,就要设法延长国民党的执政期,而要做到这一步,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利用大陆的民主化来吸引台湾人民对统一的支持,进而帮助国民党继续执政。现在暂时没有“台独”危险,倘不能利用此机会,等到民进党再次上台就难了。反过来,大陆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来自由台湾问题产生的国家安全问题,民主及民生议题无法打动年轻人,也无法推动决策者,而一旦大家都统一认识,把目标集中到此一问题的解决上,年轻人和知识精英都会行动起来。搞台湾问题研究的认识到危险,却找不到出路。搞国内政治、民生研究的却又不知道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而真正能推动改革的却是后者,因为他们有影响力。如果大陆知识分子愿意行动,鼓动台湾人参与到推动大陆民主改革活动中来,两岸联合施加压力,大陆的民主化才有实现的可能。当然,逼到这一步,是因为台湾问题,否则,在大陆经济一直发展当中,即便有权贵化的问题,实在不必去冒险。

    但是,大陆的民主化究竟要朝什么方向改呢?我认为绝不能学西方,民主改革仍须坚持渐进式的道路,更要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从华人的政治文化特点来看,新加坡和香港同是华人社会,他们却搞得那样成功,是否可以向他们学习,结合大陆的情况,建立适应大陆民主化的方案呢?他们成功了,同文同种的大陆也应当能成功。从克服平民主义障碍来说,我们学四小龙其实只是学了皮毛,没有学他们政治上的进步之处,我们有必要重新向四小龙学习。这是我几年来一直存在的想法,从认为“台独”势力要冒险以来,我就在想应该通过大陆的民主改革来拯救台湾,因此,去年我写下“只有大陆能拯救台湾”一文,从中提出向四小龙模仿的大陆民主化改革方案。我想,我所提出的方案应该说比香港的制度还要对中国共产党有利,而香港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参与制定的,可悲的是,由于权贵的影响,就连自己制定的香港模式也是大陆政府所不能接受,这就要施加压力。

只有大陆能拯救台湾

    陈水扁家族大量的腐败案给民进党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若“台独”势力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还能获得执政权,证明泛蓝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泛绿的对手。“台独”势力以后必将长期得到执政权,也很难再出现类似陈水扁的腐败问题,影响力持续扩大,继续推行“法理台独” ,和平统一台湾的希望将越来越渺茫,台湾问题就只能用战争方式解决,这对海峡两岸中国人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如果这种判断是合理的,从防止战争的角度来说,08年绝对不能让“台独”势力获胜,对于主张一个中国的泛蓝,任何能够阻止“台独”势力阴谋的手段都应当尝试,哪怕这种方式存在较高的风险。泛蓝必须清楚,既然“台独”势力敢于冒风险,“两颗子弹”的阴谋都能用出来,而自己已无退路可选,同样要敢于冒风险,敢于施展权谋,否则是没有出路的。

向大陆求援

    由于民进党掌握执政权,可以利用权力施展阴谋,泛蓝要在岛内用权谋与民进党对抗是非常困难的。但泛蓝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大陆的支持,如果把眼光放得远一些,既然已无路可走,既然一定要得到08年的执政权,只要对两岸人民有利,敢于冒风险,为何不可以利用大陆呢?

    设想一下,如果大陆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危机也有强烈的担忧,调整政策以适应反分裂的需要,其实是必需的。由于“反分裂法”既不能阻止“台独”势力上台,也不能阻止“台独”势力扩大影响,在“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下,大陆已经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措施去讨好台湾人民,还是无法遏制“台独”势力的影响,对泛蓝的帮助极为有限。而从台湾的现实来看,真正的深绿支持者目前还是少数,民意调查也曾显示,大多数台湾人支持以台湾民主制度统一中国的“一国一制” 。因此,倘若要让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能够帮助泛蓝获胜,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促使大陆改变长久以来的“一国两制”政策,实行“一国一制” ,明确放弃一党专政,进行民主政治改革,并在新政权中给予台湾人特殊的政治安排。倘能实现这样的变革,必然会得到大多数台湾人的欢迎,大多数台湾人绝不会真的那么顽固地继续支持民进党,泛蓝的支持率肯定会迅速提升,能够让“台独”势力的任何阴谋都无法阻止泛蓝获胜,甚至在马英九因特别费案丧失竞选资格后,王金平也有很大的希望胜选。

    对大陆来说,政治民主化当然是天翻地覆的变革,但这是拯救台湾的出路所在,无论如何总比战争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要好得多。台湾泛蓝政党一定要向大陆求援,大胆提出大陆政治变革的方案,明确指出台湾问题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如果大陆还要坚持“一国两制” ,泛蓝极有可能长期失去政权,“台独”势力将继续推动“法理台独” ,战争将不可避免。

大陆必须修改战略机遇理论

    既然要让大陆进行民主政治改革,大陆就必须修改战略机遇理论。

    大陆一直基于战略机遇理论而坚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渐进式改革,认为在50年左右的国家安全环境相对有利,应当争取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中发展经济,力争在二十世纪中叶挤身中等发达国家之列。由于“台独”势力不择手段也要继续得到执政权,泛蓝缺乏有效的策略对付,甚至可能长期失去执政权,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大陆继续坚持战略机遇理论,将导致“台独”势力影响力扩大,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完全丧失,迫使大陆不得不用战争方式来解决。因此,战略机遇期的理论已不适用于当前大陆的安全环境,必须放弃战略机遇理论,为保障国家安全而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

    大陆在当前体制下对台湾的帮助有限,尽管国共之间已开展合作,并举行了三次国共论坛,可以说大陆已在配合泛蓝进行选战,用尽了一切当前可能给予的好处来帮助国民党,但由于民进党的阻挠,这些好处很多沦为“空头支票” ,迄今未能实现,反而被民进党侮称为“统战阴谋” 。大陆政府还是台湾国民党都应当有清醒的认识,绝不能过高估计这些措施对国民党选战的帮助程度。

    对于大陆而言,可有五种方式来应对当前的台湾形势,一是认为台湾形势并不危险,即便“台独”势力继续上台,蓝绿势力基本还会维持原样,中美之间也还会继续在遏制“台独”上共同合作,“台独”势力不敢在2008年冒险,还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总体国际环境仍对自己有利,要继续坚持战略机遇发展经济;二是继续坚持战略机遇理论,期待国力的强大最终会使台湾倒向大陆;三是如前述所言大胆推行民主政治改革,并在国家政权中给予台湾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四是以侥幸心理盼望马英九能解脱“特别费案”并赢得大选或者王金平参选也能获胜;五是倘若“台独”势力上台后推动“法理台独” ,就使用武力进行打击,如果没有,即使民进党势力扩大,也要继续发展经济,最后用武力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第一种观点建立在对台湾形势的不可靠的分析基础上。首先,台湾蓝绿对决的态势已经形成,泛绿的势力不可小视,陈水扁的腐败案都未能撼动其基础,如果在对其极不利的条件下还能上台,只能说明以后对大陆的安全威胁将不可逆转地长期化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其次,“台独”势力曾将2008年视为“实现台独的最后机会”,不能完全排除民进党冒险的可能,应当从最坏的角度正视其威胁,等到既成事实就晚了;另外,即便美国会与大陆联手防止“台独”事变发生,但美国绝不会遏制“台独”势力的扩大,也不会放弃帮助“台独”势力上台的努力,而且还不能排除美国目前还不支持“台独”是在判断时机不成熟的可能。在这些因素都不能可靠地证明对大陆有利的情况下,2008年这样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安全环境极有可能发生突变,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台独”势力继续执政的。

    第二种也是大陆所一直坚持至今的理论,而根据这几年的局势来看,尽管大陆的国力高速向前发展,两岸交流日益扩大,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性增强,但根本看不出“台独”势力影响力减小的趋势,甚至在民进党当局大量腐败案发生后也仍然如此。其实,世界上的分裂民族没有一个是因为母国的实力放弃分裂的,车臣、东帝汶莫不是这样。这完全是要抛弃母国文化价值的新的民族文化取向,与历史上中国的分裂完全不同,历史上中国虽然多次分裂,但文化价值观非但没有改变,而且最终还因共同的文化价值而再度统一。“台独”势力之所以不断采取“去中国化”措施,其原因也在于此,再任由其发展下去,一个不承认中国文化的新民族必将在台湾诞生,即便大陆实现民主,对台湾也将失去吸引力,最终逼迫大陆只能用武力来解决。这一种理论过度看重实力,对民族分裂势力缺乏清醒的认识。

    第四种是不可取的,无异于守株待兔,把国家安全建立在不可靠的台湾内部选举上,丧失了主动性。国民党在当前有利的条件下还极可能得不到执政权,证明国民党不能对付“台独”势力的极端权谋,永远无法得到执政机会,一旦国民党再次选举失败,“台独”势力继续推动“法理台独” ,既让大陆失去主动改变台湾选举结果的最好机会,还要使“台独”问题更趋向恶化。因此,2008年将是台湾政治的分水岭,“台独”势力继续执政可肯定其永远不会放弃权力,任何时候都能利用权谋取得权力。

    而如果大陆调整战略机遇是选择第五种应对方式,即准备武力斗争,结局对谁都不利。武力可以征服台湾政权,但人心改变,则是永远无法征服的,若用大规模的武力强行统一,台湾就将变成中国的车臣,成为动乱之源。更何况在美日的武力介入下,大陆并没有决胜把握。因此,只有第三种方式对两岸中国人最有利,尽管这看起来是极不可能实现的。大陆进行给予台湾人特殊地位的民主政治改革,对台湾人民有利,对两岸的统一有利,更促进了大陆的社会进步。

大陆政治变革的方向

    台湾政治形势可能趋向恶化,为此而需要大陆进行政治变革。但大陆作为转型期政权,政治改革也非常复杂,如果没有合适的变革方案,处理不好,造成政治动荡或者经济衰退,相反还会对台湾形势产生相反的影响。但是从俄罗斯的改革业绩来看,大陆的民主政治变革并非是不可行的。

    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表明,突然和迅速的民主化在开始时并不一定对整个社会有利,社会开放了,经济却往后倒退。而保持一党专政的中国大陆,经济却欣欣向荣。这样的对比,使很多人得出结论,中国大陆走对了方向,其它国家走错了。这是失之偏颇的,我们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俄罗斯刚开始民主化时,大多数人都看好俄罗斯,而对中国大陆却不屑一顾,后来的发展又让人们得出相反的结论。如果我们把时间跨度看远一点,其实俄罗斯在普京执政后,已经扭转了形势,经济连年增长,逐步摆脱下滑的阴影,国家的实力和地位也得到了较快的提升。而俄罗斯在民主和自由上比中国大陆要开放得多,尽管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的民主在倒退,其实这恰好是俄罗斯成功的因素,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终于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化道路。

    俄罗斯还在不断改革之中,尽管有这样和那样的反对的观点,俄罗斯很难倒退到专制时代,一定会在现在的基础上建设成一个更成熟和民主的国家。俄罗斯的民主改革是人类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对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应认真研究其成功的经验和教训,找出适合中国大陆国情的民主化道路,绝不能因噎废食,根据俄罗斯前期的改革挫折而得出要使大陆继续保持一党专制下的渐近式改革方式的错误结论。

    普京的政治改革是以加强总统集权为特征的,使俄罗斯由原来的模仿西方,逐步向有限民主转变,一党独大、联邦主体行政长官任命制、杜马选举的政党比例制都使得总统的权力增强。表面上看,民主似乎在倒退,其实却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增强,权力得到稳固,避免了政治上的动荡,叶利钦时期频繁更换总理的现象不再发生,对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尽管民主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俄罗斯基本上还是实现了宪政民主,确立了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市场经济制度得到巩固,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因此,从俄罗斯的改革经验来看,转型国家进行民主化之始应当保持适当集权,要有一个团结的强大的执政党,要保证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由于俄罗斯一开始就搞西方式的民主改革,到了普京执政时又进行集权,在国际国内都引起一些疑惑和反对,让某些人以为民主在倒退。从香港的政治设计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启示。香港的民主改革在开始时就设计成有限民主方式,中央政府通过对选举资格的限制为香港制定了渐近式的民主化道路,作出承诺要最终实现真正的民主。普京并未承诺要让俄罗斯实现更好的民主,却为自己的改革发明了一个“主权民主”概念。从俄罗斯和香港的政治经验考虑,中国大陆的民主改革应当是两者的结合,从一种有限民主逐步发展至成熟的民主制,要有一个明确的有时间限制的民主化进程表,每个阶段的向前发展都能给大众新的希望,满足社会对成熟和充分的民主制的要求。

    中国大陆国情复杂,在台湾问题上面临严重的国家安全危机,国内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巨大,腐败问题严重。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必须在保障国家安全,尤其是保证台湾泛蓝政党能够成功得到执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前提下,结合大陆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情况来实现,这个过程必须是稳定的和可控的。

    近三十年来,大陆的经济改革成效卓著,取得了骄人的经济成就,但政治改革过于谨慎,步伐缓慢。台湾越来越趋向恶化的局势只能逼泛蓝向大陆求助,需要大陆大幅让步,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不可逆转的倾向民主化的政治改革。由于大陆从未有过民主改革经验,更由于国情复杂,借鉴俄罗斯的改革经验和教训,实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中国大陆仍必须进行渐近式的改革计划,要逐步推进民主进程,保证社会的总体稳定。

    为了维护中国的统一,为了全体中国人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要有牺牲精神和大无畏的改革勇气,坚决抛弃阻碍中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共要放弃一党专政,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放弃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在不危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建立和发展各种政党组织,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议会组织,改造政府机构,建立“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结构,保障人权,不再对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进行限制。

    中国共产党是当前维护大陆社会稳定的唯一的政治组织,为保持社会稳定,由中共主导的民主政治改革可以在改革前期维持某种形式的一党制,不强求中共一下子放弃全部权力,对中共有利,对社会也有利。中共在改革初期对国家政权的适度控制,还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借大陆民主化时机进行冒险,有利于保证中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统一意见,有效震慑“台独”势力。

    民主改革的初期,为保证改革的稳定进行,要使中共的一党制继续维持一段时间,国家领导人的产生办法可采用类似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特首的方法进行国家领导人选举,以后逐步扩大自由选举的范围,力争在二十至三十年的时间内实现真正民主的普选。

    中央政府还可对省、直辖市行政负责人实行任命制,相应的保持省级政府对下属市县行政权的任命制。但任命制只能是短期的,必须为领导人产生方式的民主化制定有明确时间界限的渐近式民主改革计划。

    大陆各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巨大,很多省份都有庞大的人口,根据东、中、西部不同的发展差距制定各省不同的民主化改革进程。在省、市、县各级行政区,对行政负责人可以依次选择四种方式来选择行政领导,即中央政府直接任命、中央指定3~5名候选人再由地方选举、地方选举3~5名候选人再由中央选择、地方直接选举。东、中、西部各省省级行政区都要按此循序渐进地进行民主改革,对某些发展缓慢的省份还要适当推迟直接选举的时间,而对发展较快省份和县市一级可有选择地跳过一至两个阶段。

    议会改革也要遵循渐近式方式,第一届国家议会可规定中共议员不经选举保持一半名额,第二届至第三届保持三分之一,其余由功能团体人员和党派人员选举担任,以后逐步减少中共议员固定名额和功能团体人员并相应增加自由选举的党派议员名额。在省、市、县一级议会也应作类似安排,保证改革过程的稳定可控。

    为了帮助没有马英九参选的国民党还能赢得执政权,民主变革后的大陆政权应当给予台湾人重要位置,允许台湾的泛蓝政党在大陆建立各级党组织。这么做的目的,将使得台湾问题由台湾人从更有利的角度来解决,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不过,台湾人应当清楚,虽然台湾人可以在未来的中国政府中得到重要权力,但任何一个台湾政治家在大陆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为了实现变革,大陆政权主要还是要由大陆人掌握。至于怎么在未来中国政府中合理分配权力,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还需要根据事态发展而定。可行的一个考虑是实行内阁制,若大陆人担任内阁总理,总统一职可安排台湾人担任,政府各部也要留出部分位置给台湾人。

泛蓝要为推动大陆变革而行动

    台湾泛蓝政党如果有紧迫的危机感,就应当主动采取行动,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大陆民主政治改革方案,向大陆大胆建言,推动大陆民主政治改革,指出台湾和大陆面临的共同危机所在,要求大陆修改战略机遇理论,要求中共为两岸和平和国家统一作出牺牲。

    大陆对国家安全是高度关注的,对台湾问题也抱有高度的危机感。从今年年初温家宝那篇很特殊的个性化文章发表的动机来看,大陆高层对战略机遇理论和民主改革均有可能发生严重分岐,否则,温家宝用不着老调重谈,用特殊的方式来谈一种并没有新意的观点。此前《民主是个好东西》发表后引起关于深化民主改革的讨论,温家宝似乎是冲此而来的,而作者的特殊身份却又不能不让人认为该文得到了胡锦涛的支持或默许。尽管以温家宝为代表的保守力量仍然很强大,却意味着可以从外部进一步影响支持改革的力量。这将是台湾泛蓝政党的极为重要的机会,抓住这样的机会,掀起声势浩大的改革思想宣传,推波助澜,使大陆朝有利于台湾泛蓝发挥影响力的方向改革,台湾问题才不会继续恶化。

    因此,若要让大陆的改革帮助泛蓝选举,现在就要开始行动,至少要马上开展思想研究和宣传,在海外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为大陆的改革提供思想理论,等到这样的思想成熟并给予大陆领导者足够的影响后,改革方始有实现的可能。虽然不能肯定胡锦涛是否能真正按泛蓝的期望进行改革,但为了粉碎“台独”势力的阴谋,这是不得而已的办法,但愿大陆能认清形势作出理性的选择。

附:新加坡学者的一篇文章。

民主化后如何防止分裂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赖洪毅

2008年7月

原载《联合早报》

中国民主化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地方分裂主义。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国领导人也已经看到了许多中国民主化后地方分裂主义抬头的迹象。

地方分裂使中国面对危险

首先是前苏联。这个同中国一样,都是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旦走向民主化,很快便分崩离析。前苏联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大力推行民主化,到1991年底,这个庞大的国家便解体了。

二是台湾的示范效应。在1993年前,在台湾大步走向民主化前,台湾领导人还是认同一个中国和国家的统一目标。但是,自1993年以来,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台独意识越来越高涨。不少本土背景的台湾领导人在党内和全岛的政治竞选中,纷纷抛出“台湾主体”、“台湾优先”、“台湾事实上独立”等言论,台湾民众中倾向认同“台湾人”的比例逐年上升,成为主体,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逐年下降。

三是中国一些少数民族集中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暗流仍然汹涌,其中包括新疆的东突厥斯坦运动、西藏的藏独和西藏自治运动。

四是一些中国经济发达省份如广东与上海,地方主义曾经一度十分高涨。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总量在全国名列前茅的广东,曾极力反对中央的分税制;在2003到2006年间,在中国大陆经济地位处于龙头地位的上海,就抵制过中央的宏观调控。

中国民主化后,如不对地方分裂势力作限制,地方自治与分裂倾向可能会抬头,中国的统一会面临威胁。但是,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看,若干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大国,在实行了民主制度和联邦制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却没有分裂。它们包括美国、印度、巴西。它们合理的制度安排能保证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那么,它们有哪些有效的制度安排呢?

有趣的是,美国虽是法治国家,却对地方的分裂没有规定,因此,美国联邦内的州想脱离联邦,缺乏法律基础,甚至可被视为违宪。在1860和1861年,美国南方各州想脱离联邦独立,引发了美国内战。结果,联邦政府赢得内战,击败了企图分裂的南方各州,维持了联邦的统一。1869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得克萨斯对怀特案”的判决中,规定联邦内各州如未经其他各州的同意,不得脱离联邦。

赋予中央更高的法律权力

所以,对分裂势力的限制,首先可通过政治与法律程序的规定。例如,规定中国各省份,包括省级市,如要求分裂,便必须得到本省市内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比如四分之三的人口,然后得到其他各省(通过省人大表决)三分之二人的同意,再得到全国人大绝大多数、如三分之二的同意,才可生效。如不经过上述程序而搞地方分裂,则属违宪和违法,可遭到严厉的处分。

中国也可赋予中央更高的法律权利。在印度,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要比地方法律更具权威。如地方法律与中央法律不符甚至冲突,应以中央法律为准。其次,民主化后的中国,中央政府可保留对地方最高官员的任命权。在印度,邦相当于中国的省和美国的州。各邦的最高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因此,印度各邦的权力要比美国联邦内各州权力小。美国各州不但是议会、连州长也均由选举产生。印度各邦的议会由选举产生,邦议会多数决定邦首席部长与部长委员会人选,各邦的首席部长也对邦议会负责。

此外,在印度,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各邦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广泛的权力,堪称邦内权力最大的官员。他拥有三种权力。首先,他拥有任命权,可任命得到邦议会多数支持的人为邦首席部长,也可罢免邦的部长委员会(一般不用该权)。其次,他有立法权,可签署和否决邦议会通过法律的权力。最后,他有自行决定权,可在邦议会没有出现多数党时决定邦首席部长;可宣布邦的管治未能依照宪法运作,从而要求并代表中央政府行使特别权力;也可把特定的邦的立法提交中央政府审查。

印度中央任命的邦长,实际上是中央派驻各邦的“钦差大臣”,代表中央行使对地方的监督权力。这种制度安排,帮助印度这个多宗教和多民族的民主大国和欠发达国家,维持了60多年的统一。

可参考印度的准联邦制

有趣的是,仅数年之间,实现了民主化的俄罗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把各加盟共和国的“州长”任命权,收归中央。这看来是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遏制地方分裂的制度安排。

中国实现民主化后,在处理中央地方关系时,可参考印度行之有效的准联邦制,即让地方民众选举产生议会,由议会多数推举地方行政官员。但中央向各省市、甚至重要的城市地区(如副省级市)派最高长官,监督各省市的立法,任命省市最高官员,保证中央的法令与政令能在地方得到实现。这样,可及时防止地方选举产生的议会与行政官员(像印度的首席部长)的地方分离主义倾向。

再次,中央可通过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税事权,来增强中央的财税事权,遏制地方分裂势力。这种强干弱枝的政策,中国在北宋时便实行过,美国把它作为联邦制的重要内容。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最多,联邦政府主管财政的最主要开支,包括社会保障、州际公路的修建与维护、教育部分经费。
此外,联邦政府在公安执法、保证州际贸易来往顺利、环保、工作安全、食品安全、人口与经济统计、国防等方面,机构实力最强,能力最大。因此,美国联邦其实是强干弱枝弱叶。也就是说,联邦即中央政府,权力与资源最多,州政府次之,地方次之。各州与地方没有实力可与联邦政府叫板。
还有,法律可禁止煽动民族仇恨与宗教分歧的言论行为,也限制鼓动地区分离的言行。甚至,如竞选中出现此类言行,可取消相应候选人的资格。在新加坡,任何明显地煽动民族仇恨与宗教分歧的言论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明惩罚。少数民族地区的选举,可以进行,但可更小心,对议题和候选人的政治资格,如维护国家统一和避免煽动民族矛盾方面,可有更大限制。在新加坡,各政党在各集选区的候选人班子要包括主要民族的代表。这种规定,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借鉴。这可防止竞选中政党以单个民族认同作为政治诉求,挑起民族矛盾。

允许人口自由流通

最后,除了特殊生态保护地区外,中央也还可以保证国境内和各省区间人员的自由流动,从而削弱地方中心主义的势力与影响。如在1978之年前的数百年中,广东珠三角的常住人口,以说粤语的为主。但经历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内地向广东移居的人口越来越多。在今天的珠三角,外来人口和不说粤语的常住人口,恐怕和说粤语的一样多。如选举是以常住人口为主,则广东珠三角闹独立就不可能轻易得到半数以上的支持者了。  

在当今民主和市场化国家,允许国民在境内的自由流动和定居,已属常规。即使是一些原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也不能禁止本国其他民族的移居。当然,少数民族也可自由到其他民族的地区谋生和定居。固然,不少西方国家在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与历史传统方面,花费了不少资金和人力。总而言之,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各地区多民族的混居,是打破地方分裂主义的一个有效方法。

综上所述,只要中国能设计出精巧和周详的防范地方分裂主义的制度安排,中央完全可保持其对地方的行政、立法与司法的监督权,以及对地方人事的任命权,也保证中央在全国军事、外交、财政、司法、国内自由贸易和其他重大事项的主导权。地方与民族分裂主义便难有庞大的市场。

只要能掌握上述关键,就没有理由担心中国在实现民主化后,一定会出现地方与民族分裂主义猖獗的局面。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7 12:49:0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欲复兴我中华,必先复兴我中华文化

欲复兴我中华,必先复兴我中华文化

乔续

2008年8月

    现在好多人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个人觉得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少独立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思维方式。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如果我们头脑里都是西方的玩意,就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基础,就无法不断的从自己的文化母土中吸取养分,就会不得不从外部吸收养分,从外部吸收养分而且如果始终无法与自己的国情连接起来,其结果就是,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脱离了自己的国家,无法与自己国家完成政治经济文化的统合,这样,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很容易被外部力量控制,利用。看看历史上所有国家的崛起,表现是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崛起,而其本质都是文化为主体的文明的崛起。也许是人类发展到今天复杂的各种组织,群体,关系,活动,习俗等等使得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被遮住了,其实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与人的思想,精神,知识。而思想,精神,知识的来源就是根植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文化价值观。获得了先进文化的一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各个方面的整合,就会形成代表这个群体利益的政治实体----新的政府机构,然后这个政治机构就会根植于自己的群体,利用,整合自己的群体的力量,对外获得利益,对内保护利益,维护秩序,这样一个新的文明就出现了。

    历史上美国的崛起最能解释这个道理,一群带着经过文艺复兴后先进文化的人来到北美大陆,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开始还受到英国的管辖,可是当殖民地的人数越来越多,物质积累也越来越多,这些具备先进文化的群体有了自己的利益趋向,当自己的利益无法通过英政府获得满足的时候,这个群体的精英就逐渐形成了新的政府----美利坚政府,通过这样的政府来维护这个群体的利益,这样一个新的国家就出现了。而为什么同样的殖民地,非洲,亚洲其他地方独立的时间很晚呢?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缺少自己独立的文化,缺少独立先进的文化的社会里面出现的精英无法完成对自己群体内部力量的整合,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精英无法组织属于自己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政府。

    中国历史之所以能够绵延5000年而不断的关键就是中国具备领先世界几千年的文化。中国为什么在清朝灭亡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分裂,军阀格局,原因也在于此。一个没有扎根自身文化母土的人,即使能力再大,野心再大,也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真正崛起,这早就了清末以后很多的悲剧,无奈,而中国之后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之后,形成自己的文化之后,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才完成了自身政治组织的构建,力量的整合,从而经过了几十年的斗争获得独立解放。说到底,作为唯一一个二战之后摆脱雅尔塔体系布局的国家,中国就是靠着独立的文化以及思维方式实现的。而蒋介石的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够实现呢?就是因为国民党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文化体系,从而依靠这个文化完成对中国各个方面的整合。而今日的中国为什么又一次被作为一个奴隶来参与国际社会呢?还是自己否定了自身已经形成的扎根于自身的文化,盲目的看到外国的发达,便捷,富饶,就做了外国文化的俘虏,回来就大大感慨发展是硬道理。可是这个发展是硬道理缺少自己的基础?怎么发展、发展靠什么,发展为了什么?这些都没有考虑清楚,就盲目的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了,因为掌权者否定了自己的文化母土,被西方文化俘虏,不自觉的为别国的战略利益服务,西方国家在1985年为中国设计的国际奶牛的改革路线为什么后来大部分都变成了中国的现实?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的精英脱离了自己的文化母土,不自觉的被外国人诱导利用。

    最能解释文化力量的也许是美国一个国务卿的话:如果我们能够让苏联人随着美国的音乐而起舞,我们就能够让苏联人按照我们为他们设计好的思路进行思考,还有一位美国总统的话:未来的较量是思想和意志的竞争。谁具备了先进的扎根自己国家母土的文化思想,谁就会赢得未来。

    最近看三国演义,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三国之后,中国出现了500年的大混乱,为什么三国时期,中国是分了,但是合起来之后,中国却没有向其他时候一样,出现一个强盛的王朝?根源也是当时的文化不适应中国历史的发展。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可惜的是秦汉之后,中华文明遭受了一次浩劫,一个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个是汉朝的独尊儒术。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要通过削弱民智,愚民来实现自己永久的家天下,实现皇权的独大。然而历史发展有他自身的规律,不是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这个人曾经获得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

    秦始皇搞了焚书坑儒,为了维护统治的便利还修了驰道,为了防止地方实力做大还搞了郡县制的从上而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而且还占卜了一下,派军队教训了一下他认为是秦朝最大威胁的胡,还耗费人力物力修建了万里长城,自己认为他的家天下终于可以稳固了。不过想一想,如果他不干这些事情,也许他的家天下应该还会长一些。

    汉武帝时期,为了维护自己皇权的权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破坏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为后来科举制度的出现,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做了文化上的铺垫。汉武帝这些措施也的确是够猛,通过盐铁专营,查大户方式破坏了他的政权的潜在威胁--商人阶层,以及商人的土壤工商业。又通过维护王权的儒家思想破坏了文化的多元性,削去其他社会阶层崛起的思想基础。汉武帝自意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临死前还处死了尚在壮年的皇后。不过这些措施也的确管用,一管就关了中国历史将近2000年。

    三国历史悲剧的直接原因就是儒家思想独大,而因为别的思想已经消失了(焚书坑儒),所以导致中国社会新兴政治势力无法找到自身的文化基石,群众基础,而旧的刘家天下又是扶不起的阿斗,所以中国历史进入了任何一个政治实力都无法整合天下的时期,导致了500大混乱,直到天下轮流坐与儒家思想结合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之后,中国历史才进入新的一页,形成了唐,元,明,清以及经济实力超强的宋朝等大一统的王朝。

    汉武帝的这些愚民措施的确挽救了一段时间的刘家天下。例如当西汉王朝衰微,王姓打算取而代之的时候,天下人都应声讨贼,天下人当时没有想过为什么天下就必须是刘家的原因应该就是汉朝形成的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里面植入了刘家的因素,而且因为汉朝曾经达到的强盛使得这个思想深入人心。后来刘秀就是靠着这个思想文化的基础而获得取得天下的合法性,加上自身的力量而崛起的。这里这个思想的确为刘家天下的延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可是东汉很快也不行了,宦官弄权,朝纲失统。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起来造反,中央政府无力镇压,就诏令天下讨贼,这样就必然造成了地方实力做大群雄并起。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当时思想文化下合法的政治实力无法完成对中国国内的统合,而新崛起的地方军阀又不具备合法性,这样必然造成这个集权式的东方国家缺少政治中心,这样,天下大乱,群雄混战,百姓民不聊生。前后多位企图称帝的军阀都被带上了乱臣贼子的帽子,失去民心,被诸侯群攻,可是问题是旧的合法的政治实力无法完成对中国的统合,新的政治实力又不具备合法性,这个时候曹操的出现顺应了被阉割后的文化背景下的历史发展趋势,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样新兴的政治实力似乎找到了天下统合的途径,而且天下久乱,人心思定,这个也为曹操的崛起奠定一定的民心基础,因为曹操具备稳定天下的实力。偏偏在这个时候,刘备出现了,显然作为汉室宗亲的刘备具备统一天下的思想文化基础的合法性以及部分政治军事实力。这个时候,曹操挟天子的合法性受到挑战,而且随着汉献帝的逐渐长大成人,已不再甘心受曹操的摆布。这样就注定了曹操这个本来具备整合天下,翻开中国历史新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空有一腔报国情怀却只能面对大海写诗感叹,他夺取天下的合法性被剥夺了,成了汉贼。然而中原地区因为常年征战,人心思定,这样曹操也在具备一定的范围内具备一定的作为宰相合法性,当然他不敢称帝,因为这样必然天下诸侯会群起而讨之,他自己的一些部下也会反他。刘备这个时候的好日子就来了,一方面具备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具备一定的实力,只要找到底盘落稳就有一统天下的基础。而孙权在东吴,照顾了人民的生活,还向汉室讨官表示对汉室的忠诚。这样就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政治实力。然而汉室已经不具备统一天下的实力,汉武帝的如意算盘没有考虑的就是如何给汉室形成一个总是能网聚天下英雄的体制,从而保证汉室的治国能力。

    如此,合法的政治实力无法统合中国,而具备能力的新兴的政治实力又无法获得取得政权的合法性而名正言顺的统一中国,这样,中国进入了缺少政治中心的混乱的500大混乱时期。这个时期,你唱罢来我登场,乱臣贼子当朝政,中国缺少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完成对中国的整合。旧的刘家天下的儒家文化已经不再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于是经过了混乱之后,人民习惯了皇帝轮流坐的思想。于是中国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个:轮流家天下的儒家文化体系。这个是在民主思想,逻辑思维在中华文化里面被阉割之后,必然出现的文化怪胎,没有此文化怪胎,中国以及中华文化必将灭亡。

    隋唐之后形成的科举制度是一元的家天下思想的完善,从而保证家天下政权的治国能力,这个也是对汉朝之后形成的儒家独大思想的完善。家天下政权网聚了中国的人才,为民间能人提供了上升的渠道,从而防止了三国时期形成地方实力民间实力做大的情况,然而在一个王朝衰败,民间又没有新的这个文化背景下的政治实力代替这个政权的时候,中国历史新的悲剧又出现了,外部政治实力入主中原,中国亡国了。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宋朝之后的金国崛起,蒙古崛起并一统天下,还有明朝之后的满清入住中原都是此类原因,而明朝之所以作为民间的政治实力崛起,是因为元朝没有吸收汉人进入政权的核心,使得体制外的优秀人才另起炉灶,迅速崛起。而清朝却吸取教训,吸收汉人进入政权核心,曾国藩等汉人还帮着满清政府镇压农民起义,后来手握重兵却也不反朝廷,可是,清朝没有想到的是西方人打过来了。正是因为科举制度对民间优秀人才的搜刮,使得农民起义者不能够获得足够优秀的人才而最后归于失败,这个时候新兴的政治实力具备合法性而不具备了能力,而旧的政治实力两者都不具备,这样,中国必然被外部实力所灭。

    通观中国历史在秦汉之后的悲剧,在于文化的多元性被破坏。任何一个政治实力都无法保证万年长青,新上台的政治实力(除了元朝)太聪明,完全布局了自身长治久安的政权组织体系,文化思想体系,而后来的政权继承人又太愚蠢无能,但是因为他聪明祖先的布局,使得新兴的政治实力无法顺利夺权,完成朝代更替,这样就注定了中国历史的悲剧,在一个家天下儒家思想文化体系下,出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天下轮流做的儒家思想体系下,出现了中国轮番亡国。直到近代外部外部传来了曾经被汉武帝,秦始皇阉割过的民主思想,逻辑思维,理性思维之后,中国以这个思想体系为依托,出现了新兴的政治实力,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但是因为共产党的思想文化更先进,更符合中国国情,而国民党的思想文化却外部因素太多,旧社会的残余成分太多,最后,中国共产党脱颖而出,完成了中国的统合,跳出了中华2000年历史发展的悲剧,为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现在外部思想文化的传入,中国考古发掘发现的古代典籍的不断出土,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而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中国复兴崛起的前提条件,未来中国的历史必将属于那些那些具备复兴了的先进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人才。

    历史教训在于,我们中国需要建立起多元文化体系下的,所有中国人能够独立思考,具备民主思想,逻辑理性思维,保证天下乃德才兼备者居之,以民生为导向,以人为本的政权组织体系,真正实现前秦古人的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中华文化一旦复兴,则中国的崛起将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包括中国历史,西方历史的发展,作为独立思想文化体系的中华文明的崛起,将打破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局面。

 

 

 【人物欣赏】

李先念女婿刘亚洲:从作家到空军副政委的成长路

解放

2008年8月

    “不谋天下者不足以谋一域”。《中国高层文胆》记录了当前中国高层理论精英们鲜为人知的成长经历,论述了高层精英们的思想精髓,披露了关于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出台过程,是了解中国高层政治思想动态、军事和经济未来走向、当前世界的整体格局的最佳读本。

美军方密切关注刘亚洲

    据海外媒体透露,2005年7、8月间,美军战略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研究了中国军队在21世纪的战略走向,并写出了评估报告。这份评估报告的出台,主要基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将刘亚洲的最新军事战略研究。美军通过研究刘亚洲战略思想,发现中国的战略思想库已抛弃以往冷战时期对美国的战略研究领域,直接触及美国的最新战略构想,这是美国最为担心和忧虑的。美国军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对解放军战略调整有一定的影响,一旦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占据主导,解放军的作战思想和治军方略将会发生改变,可能会直接影响美军战略部署的预期目的。
刘亚洲的官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委,中将军衔。由于他在中国军中居于高位,其军事战略思想直接影响中国军方高层,再加上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因而更显得身份特殊。

    1952年10月19日,刘亚洲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他父亲刘建德离休前是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战功卓著。1958年7月,刘建德所在部队驻山西大同,隶属北京军区。刘亚洲又随父母来到山西。刘亚洲7岁时被父亲送到军干子弟学校———太原市育英小学读书。1965年,刘亚洲小学毕业,升入育英学校初中部。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运动兴起,14岁的刘亚洲也加入到造反派的队伍中,他甚至曾和红卫兵战友一起到北京参加革命串联。

    1967年,刘建德所在的21军由山西移防陕西。此时,刘建德已是63师副政委,驻军宝鸡。刘建德把刘亚洲送往他的老部队187团“英雄八连”去接受“锻炼”。“英雄八连”是由国防部命名的连队,曾在淮海战役中狙击邱清泉兵团,战后,全连仅剩6人,当时刘建德任营教导员,是该连上司,因此对该连极有感情。在“八连”锻炼一段时间后,刘亚洲正式参军。从此,刘亚洲开始了他一生的军旅生活。

    刘亚洲生在军营,长在军营,对军队充满了热爱。他在连队从战士做起,通过自身的努力,很快升任副班长、班长。1970年11月,18岁的刘亚洲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他升任排长,军阶升迁之路从这里开始了。

报告文学成为军事教材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借口其驻英国大使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刺杀,出动陆海空军10万多人,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和叙利亚驻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以军统帅沙龙率大军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这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的最大的一次战争,被称为“第五次中东战争”。

    一年后,刘亚洲以此战争为素材,写下报告文学《恶魔导演的战争》,它以新颖的题材、犀利的笔触、尖锐的思想,在中国文学界引起很大轰动,甚至引发了一场风波。

    第五次中东战争在国际大多数国家的认知中,是由以色列发动的一场非正义战争,以军统帅沙龙更应该是一个被谴责的战争罪犯。然而,在刘亚洲笔下,被称为“恶魔”的以色列将军沙龙,却是一个视死如归、“把冒险当成自己的第一事业”的战场英雄。这完全突破了传统写作对人物的塑造和表现,真是让人跌破眼镜。

    在刘亚洲看来,作为军人的沙龙几乎是完美无缺的。这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很大轰动,甚至影响到文学界之外,被军方引入军事高等教育的课堂,作为扩展新一代军人视野的辅助教材。

    那段时间里,刘亚洲所写的一系列以国际军事斗争为背景的报告文学,如《那就是马尔维纳斯》、《攻击、攻击、再攻击》等等,都以全球新军事变革为背景,为刚刚走上改革之路的中国军队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视窗,大都成为了军事院校的教材。

暗中斡旋,促成中韩建交

    刘亚洲是个军人,但又是一个作家。这种双重身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使得刘亚洲的社会形象很模糊,直到他于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广场》后,其军人的形象才逐渐明朗起来。

    1984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8月,刘亚洲随总政组织的作家代表团赴云南前线采访,没想中途翻车,他忍着伤痛坚持到前线。回来后,他创作了战争题材的中篇小说《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和报告文学《王仁先》,引起了强烈反响。

    1991年,刘亚洲创作的长篇小说《广场》,成了他文学生涯的告别之作。从此,刘亚洲的作家身份日渐淡化,军人身份开始凸显出来。这里还需要提及一下刘亚洲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行走。

    1988年8月,刘亚洲调入中央军委办公厅政治部任干事,提升为副师职,授上校军衔。9月,刘亚洲率中国笔会代表团出席了在韩国汉城(现名:首尔)举行的国际笔会第52届代表大会。当时,中韩两国官方接触很少,基本没有正式渠道。而刘亚洲在韩国期间通过与一些南韩政商要人的接触,获得了相当有价值的信息,韩国试图与中方建立密切关系的善意被他捕捉到。

    刘亚洲感受到韩方的善意,回国后立即写成秘密报告《不失时机地与南朝鲜发展关系》,交给军方情报首长,受到高层的高度重视。之后,他在总政联络部长岳枫(即叶剑英之子叶选宁)领导下,开展与韩国的秘密联络工作,并参与中韩建交的秘密谈判,取得不小成果。

    1992年8月24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韩国外长李相玉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而此时,台湾当局气急败坏,指责韩国“忘恩负义”,并在中韩建交前一天撤走了在汉城的“大使馆”。

    刘亚洲由于暗中促成了中韩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表现出色,获得军方二等功嘉奖,中央高层也看重他在中韩建交过程中表现出的灵活的政治能力,格外器重他。从此之后,刘亚洲渐渐淡出文学圈,把精力逐渐放到军事和政治层面,凸显出一个军事战略家的形象。

    事实证明,刘亚洲的转型对中国政治军事战略以及他本人具有非凡意义。2006年4月,在朝核六方会谈陷于僵局、朝鲜一再扬言进行导弹试验之际,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曹刚川上将率军方高级将领先后访问平壤和首尔,人们注意到,在随行的人员中,除了沈阳军区司令常万全、总参谋长助理章沁生、海军副司令员张永义等之外,还有新晋升不久的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中将。海外媒体评论:陪同曹刚川出访一事,显示刘亚洲在解放军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军事智囊和理论笔杆子的形象更加突出。

痛定思痛,反思金门战役

    刘亚洲在撰写《不失时机地与南朝鲜发展关系》报告之前,还做过一件类似的事情。1987年4月,他在多次到前线实地调查后,根据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写出《老山作战应该立即停止》的建议报告,递送给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得到军方高层的高度重视。不到半年,中越边境的战事停止。后来,刘亚洲针对中国军队面临的严峻形势,写出《中国军队必须进行改革》、《关于时局的几点看法》等报告。其中,刘亚洲在2001年撰写的《金门战役检讨》在军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甚至引发世界各国军方对中国战略新动向的关注。

    1949年10月24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24天,解放军28军下属3个团共9000余人渡海进攻金门,发起金门战役,在岛上苦战三昼夜,因后援不继,全军覆没。这次战役的失败,直接影响到两岸的政治格局———直到今天仍然两岸对峙。刘亚洲认为,金门之战是一次两栖登陆与反登陆作战,与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模式是一样的。

    在刘亚洲看来,金门战役失败的首要原因是轻敌。四野10兵团在叶飞率领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平山东,扫淮海,跨长江,克福州,战无不胜。1947年10月17日攻取厦门,金门顿成一座孤岛。岛上国民党军队约2万人,而我军10万之众隔海虎视,根本不把金门2万残兵放在眼里。28军也轻敌,以为取金门易如反掌。在渡海船只不够,第一波攻势只能运9000士兵的情况下,就贸然渡海进攻金门。然而,蒋介石早已下了固守金门的决心,国民党军拆了寺庙、祠堂、民房,甚至用坟墓墓碑做碉堡。十几天之内,在古宁头到一点红之间宽达10公里的海岸线上,200多个碉堡耸立起来,给后来的解放军登陆部队带来了灾难。
关于解放军在金门战役战术上的失误,刘亚洲说,传统的渡海作战,有两条原则必须遵循:一、第一攻击波要具有突破防线并向纵深发展的充裕力量,对渡海工具要求甚高;二、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

    金门之败,就败在这两条,尤其是渡海工具。当时,蒋介石下令,派空军将大陆沿海的船只全部炸毁。台湾飞机不光炸福建的船只,连浙江、江苏沿海的都炸了,甚至炸了上海造船厂。解放军第一梯队3个团9000余人登陆之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隔海待命,眼巴巴地盼望第一梯队的船回来,可因潮汐之故,船在金门搁浅,随即被敌军全部炸沉。而第一梯队渡海之后,并无师级首长统一指挥,3个团各自为战,朝纵深猛插,没有立即修筑工事,巩固滩头阵地,结果被国民党军队击溃。

    刘亚洲认为,一旦“台独”势力宣布台湾独立继而发生台海战事,我军要对台作战,第一梯队登岛人数必须在30万以上,与台军总兵力大体相当,否则不足以制敌。刘亚洲说,金门之战对我军而言,另一个没有想到的因素是武器──坦克。金门岛上有一支装甲部队,共有美制M5A坦克22辆。我军指挥员都知道这个情况。但我军历来对蒋军坦克十分轻视,加之这支装甲部队始组建不久,主要成员都是从淮海战场双堆集突围逃出来的残兵败将,哪敢言勇?我登陆部队并未认真准备反坦克作战。

    金门战役失利原因很多,但刘亚洲认为,对于战争中突然出现的意外情况,要给予特别重视。他说:“将来我军一旦对台作战,务必做好第三股力量以突如其来的形式介入的准备。这第三股力量可能是日本,主要是美国。”刘亚洲说,我们应从美国人那里学会“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道理。主权不能用嘴巴来保卫,只能用武力。

思维另类,名列CIA黑名单

    刘亚洲思维另类,个性鲜明。西方盛传他“四季不穿袜子”、下部队必定和士兵一起睡木板床的故事。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主权”、“大国以世界看一隅,小国以一隅看世界”等,在西方军界都有流传。海外观察家认为,他那种“不谋天下者不足以谋一域”的国际战略,将会对中国军队产生极大影响。

    近年来,人们更加看到刘亚洲战略思维上的变化,他彻底排除了那种不知不觉将战略问题降格为双边或多边问题的倾向,始终把握住了全球竞争的战略局势。他的论著《大国策》,从地缘、政治、思想等领域阐述了未来10年中国的国家战略与策略,回答了中国为何苦闷百年的问题,在认清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制定国家战略所犯通病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战略定位。

    中美关系是刘亚洲战略思维的一个焦点问题,在刘亚洲看来,中美结构性矛盾主要是由意识形态不同而延伸出来的主权问题。中美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利益冲突。多极化并不意味着与美国的对抗。多极化虽与美国的战略利益相冲突,但问题归问题,合作归合作。那么,如何处理中日关系呢?日本是个资源小国,它当年侵略中国就是为了攫取资源和能源。而今天的这种可能已不复存在。这不光是因为中国强大了,还因为中国的资源日趋紧张。所以,刘亚洲判断,日本军国主义即使复活,极大的可能只会向西伯利亚和太平洋要资源。如果我们减轻对日本的压力,美日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日本是中国的宿敌,但非强敌。我们的目标应锁定大敌,放过小敌。对历史旧账应采取这样的方式:永不忘记,决不纠缠。

    关于中俄关系,刘亚洲看到,俄罗斯已比苏联小了许多,但版图小了一些,自由却多了许多。这是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原动力,不可不防。他认为,我们要借助俄罗斯的力量,以抗衡美国,但切不要把这种借助演化成结盟关系。普京对美国打中国牌,我们对美国打俄国牌。既要眼高又要手快。其实,中俄都在利用对方的资源来壮大自己。但,只有俄罗斯的弱势状态不改变,中国才有可能借助它。因此,中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只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点上:既不能让俄罗斯强大到威胁我们,也不能让它虚弱到彻底倒向美国。

    至于中朝关系,他认为朝鲜民族有极旺盛的凝聚力,统一只在朝夕。而日本是最大的输家。当然,像刘亚洲的其他作品一样,《大国策》同样引起了各方的争议,尤其是在中美关系问题的论述上,批评者认为刘亚洲就是一个活脱脱的亲美分子。然而,刘亚洲感慨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列了一个我们党政军干部的黑名单,名单上都是坚决反美的、不可能被和平演变的、‘死硬的’共产党员。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大国策

刘亚洲

战略产业:

    江泽民主席用古人的话告诫我们:处非常之时,干非常之事,需非常之人。何谓非常之时?我的理解有三点:第一,世界格局猛烈变化。第二,中国国家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全过。第三,危机继续存在。危机的意思就是危险中有机会,机会中也有危险。真正的机会会伪装成陷阱,真正的陷阱也会伪装成机会。不谋天下者不足以谋一域。一个大国不能为发展而发展。国家战略目标不是“实现强国梦”之类的口号。它必须是具体的、可触摸的。有些战略是现实,有些战略是想象。想象比现实还重要,想象是创新的基础。历史发展不可能等到所有条件都准备好了才向前迈进。

    我们需要战略产业。战略产业即大战略。要把大战略当作产业一样来经营。我国国家战略资源是有限的。战略失误将流失最宝贵的国家战略资源。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运筹帷幄,制定了宏大的国家战略目标,并且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制定国家战略时的两个通病:

    1, 发展中国家往往没有战略产业,缺乏明晰的国家战略目标。忽而虚,忽而实。虚时特别抽象,实时特别具体,国家行为基本囿于“刺激——反应”模式,雨来打伞,风来穿衣,就事论事,随机应变多,长远谋划少。过去我们也如此。毛泽东凭直觉搞战略,虽不乏光彩,但终先天不足。他只游过江,没出过海。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文革是最大的败笔。百年来,中国始终没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原因固很多,但缺少全球视野,缺乏对内对外政策的通盘谋划,是重要原因。

    2, 战略谋划应当是冷静的,甚至是冷酷的。而发展中国家制定战略时往往被冲动和狂热牵着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有许多不得意的时光,加上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事实,人民在看待国际事务时经常有一种抗衡心态,换句话说就是“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这使人民敏感和易折。其实,该得到的未必已经得到。不该得到的必须放弃。只有理性占主导地位时,情绪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人在心乱的时候,所有的决定都是不智的。

大象:

    世界是一片丛林。西方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从来就倡导的是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在这片丛林中中国是什么?美国无疑是狮子。我认为中国是大象。大象可以隐藏在树丛中,但还是大象。你可以宣称自己不是森林之王,你还可以尽情地展示温顺的形象,但你不能否认自己是大象。你的战略地位一旦曝光,就不可能再缩回去。狮子不必咆哮。大象不必躲藏。①经过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努力,中国已经完成了由一个弱大国向次强国的转变。中国人为此梦想百年,孤独了何止百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便可佐证这一点。现在不是中国想不想与美国为敌的问题,而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必须与中国为敌的问题。②中国是个比任何国家都更能把举国之力集中起来运用的国家。她的无形影响力比那些有形的国力指标所能显示的要大得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长处,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短处。运用得好,其兴也速;运用得糟,其败也速。苏联就是前车。③今天中国是一个拥有非洲般贫困和欧洲般富足的国家,而这恰恰是西方“中国威胁论”兴起的根源。他们在中国发达的东部看到的是惊人的发展,感到的是中国的威胁;他们在中国落后的西部看到的是惊人的贫瘠,感到的还是中国的威胁。因为你无论要维护东部的繁荣或改变西部的贫穷,都需要更多的资金、能源和市场。资源之争是新世纪的根本之争。这种争斗是你死我活的。这里有一个切蛋糕的原理:蛋糕就那么大,想切的不止你一个。你多切一块,别人自然就少切一块。这就是威胁。“中国威胁论”不能简单看作是西方反华势力制造的一个阴谋。对有的国家来说,中国是希望;对有的国家来说,中国是挑战。感情使一些国家接近中国,理智却使它们离开中国。利益,特别是国家利益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出现得特别晚。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奉行的是重义轻利的准则。其实,即使在两个最友好的邻国间,也必然存在利益冲突。甚至越是邻国利益冲突的可能性越大。 当中国的形象已经在别人心目中改变后,就不能再用以往的方式与别人打交道。大国必须有大国的气度。大国必须有大国的手段。

知雄守雌:

    知雄而不称雄,是一门高超艺术。中国现在有点像领导者。领导者的自豪和悲哀都在于时刻被人注视。把众人的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是一种功夫。把众人的目光从自己身上分散掉,则是一种更大的功夫。世界有两种规律:一、人家只尊重强者,对弱者决不手软。二、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强者,多不得好死。历史上中国人爱犯这样的毛病:居于优势时,往往用作贱别人的手段,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居于劣势时,又往往用作贱自己的方法,以取悦对方。今天我们应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对待自己要有最清醒的认知。①中国历来是一个战略内向的国家。这是中华文明的内核。中华文明和别的文明不同,它一登场,就不再退场了。一位美国学者认为,中华文明不衰落的第一原因是这个文明从未发动过一场远征。他认为,任何军事远征都是文化自杀。历史上对外用兵,中国人都极谨慎。但对内统一,这个民族却从未优柔寡断过。最大规模的战争都不是发生在抵御外侮中,而发生在统一战争中。再如,世界上任何一个核国家都未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唯中国除外,俱是中华文明的解读。②今天中国的“大”,很大程度上还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在单项指标方面,我们不要说难望西方发达国家之项背,就是新加坡这等蕞尔小国,也比我们强许多。我们的胜利有相当一部分是表面上的。表面上的胜利比真正的失利更让人痛苦。美国认为:“中国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也只体现在它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弱小,并未强大到不能遏制的程度。”中国对美国安全的挑战,在美国看来,“中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现在世界上唯一将核武器瞄准美国的国家。”③为了不被别人看成威胁索性不发展是不可能的。发展又不想被别人敌视更不可能。这需要我们选择一种更精明的发展策略。这个策略应当是我发展,就要让别人也因此发展;我得利,也要让别人从中得利。这一点要学习曾国藩。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仅此一点,就足以做我们的老师。 “守雌”,就是在与西方的交往中更多地选择合作而非对抗,进行经济竞争而非军事竞争。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采取了搭西方经济快车的战略。今天,中国日渐丰肥,已对这辆车造成明显压力。美国和日本同时在经济上调整对华战略,就是西方对此压力做出的初步反应。目下虽不至于撵我们下车,但车票必然愈加昂贵。中国加入WTO步履维艰,就是此理。我们应争取主动。乔良有句话说得好:“上了车还要有下车的勇气。”搭车有搭车的好处,该下车时就要果断下车。日本经济居世界第二,却始终未能获得相应的国际地位。除了战败国身份,它采取的全面依附美国的搭车式战略,极大地限制了它向大国目标的迈进,使其动辄受制于美国,仅一步之遥终不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下车就是要降低对美、日的经济依赖。用通俗的话讲:“不能把全部家当放进一个篮子里。”迟早要下车,晚下不如早下,早下早主动。开发西部,走内源式发展道路,把目光转向欧洲和周边,多几个支点才好左右逢源。我的设想是:在中国边境地带,再营造几个类似深圳的特区城市,通过其强大的经济辐射力,牵引与周边国家的分区合作。我们获利,周边国家亦获利。我们坐过别人的车,现在我们也得给车让别人坐。

经营信仰:

    一个国家可以包容各种思潮,但只能有一种国家精神。当前,整合文化,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文化革命毁灭的恰恰是文化。文化残缺导致国家精神残缺。我国国力渐处于强势,精神上却渐处于弱势。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全球化下的“一球两制”,这恰好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江主席“三个代表”的思想也许可以称作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我们确信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话,我们就不能把自己的目标仅仅定位在物质化的综合国力的强大上。一个没有统一的国家精神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

    ①坚持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的每一次真诚的尝试,都指向社会主义。同样,落后国家走向强大的每一次努力,也指向社会主义。信仰就是激情。如果说现今世界上存在着新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也应当有新的共产主义精神。邦萨伊德说:“世界不是一种商品。”我曾说:“权力不是印钞机。但可以变出钱来。良心、人格、尊严不是商品,但常被当作商品出售。”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动。道德也是一种信仰,甚至是更重要的信仰。这正是江主席提出“以德治国”的精髓。西方认为:“亡党者,共产党也。”正是基于我们部分党员道德沦丧乃至信仰滑坡这一事实。有的人观望别人的时候总是谴责别人道德败坏,自己行动的时候却又在败坏道德。我们不能选择是否有个聪明的头脑,难道我们也不能选择是否有一副或好或坏的心肠?笔落在有坏思想的人手里比刀落在谋杀者手里还危险。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自己丢的。腐败成了中国最大的经济损失,最大的社会贪污,最大的政治挑战。贪官一日不除,社会风气便一日不会好转;社会风气一日不好转,贪官就一天也不会绝迹。

    ②政治不能代替道德。道德也不能代替政治。与其混一,倒不如让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改革的动力已经接近极限。我们需要新的刺激点。这就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变革不可避免。为了防止出现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局面,必须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做好充分准备,等待是没有出路的,改革就是稳定之一。政治体制改革是最根本的稳定。邓小平曾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把稳定看成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是实现稳定的手段,这正是苏联解体的悲剧根源之一。过去我曾讲:中国的问题在边疆,边疆的问题在新疆,新疆的问题在南疆,南疆的问题在宗教。今天我讲: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民主放权,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另一方面则是励精图治,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要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人民会沉默,会沉思,但最擅长的却是接受。思想拒绝冗长。民主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法治就是使听不见的声音被听见。有宪法并不等 于有宪政。有了法律并不等于已经实现了法治。没有法治而强调道德,就等于践踏道德。

    ③在动态中治国。古代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大抵与中央主义有关。中国历史简言之就是一群人拥向中央,一群人逃离中央的历史。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都是在动态中而不是在静态中建立的。社会越运动,思想越深刻;社会越平静,思想越简单。 大国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它的衰败也好,强盛也好,都只能从内部开始。对我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战略性威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即使外部压力再大,也只有通过与内部各种社会张力结合才能引发问题。经营信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攘外必先安内”。
家有恶邻:

    日本是华夏文明圈内派生出来的一个岛国,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影响远小于中国,尽管它曾一度成功地侵入了它的文化母国。中国强大了两千年,给日本送去的是先进的文化。日本强大了一百年,给中国送来了屠杀。日本是中国的恶邻。中国有"战日派",日本有"战中派"。不管中日间是否还会再战,但激烈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日本的壮年早已逝去。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是日本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随着痛苦记忆的消失,剩下的只有对庞大帝国的缅怀,就像我们对秦皇汉武和成吉思汗的缅怀一样。

    日本的策略是一贯的,那就是永远反对远东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十九世纪末先是日清战争,接着是日俄战争,再接着是二次大战。美国对日本的野心看得很清楚。它被日本咬了一口之后,反过来死死咬住日本不放。美国在日本驻军,用日美安全条约把双方捆在一起,既有防俄、防中的一面,也有防日、限日的一面。今天远东最强大的力量是美国。现在明明是美国打压日本最厉害,而日本最敌视的却是中国,这一点颇值得玩味。处理日本事务,我们需要新思维、新观念和勇气。

    我认为,除了在台海,中日无再战可能。但中日决战台海需要两个前提:其一,大陆攻台。其二,美国撒手。目前美国一直卡着日本不允许它南下。美国不容日本军事染指太平洋。这是日美战略的根本冲突点。只要美国势力一天不离开太平洋,这种势态就一天不会改变。这就是我们一显身手之处了。

    改变旧目光。作为一个资源小国,日本如果再次铤而走险,目的只会是一个:攫取资源和能源。这是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主要动机。今天这种可能已不复存在。首先,中国比任何时候都强大;其次,中国资源日趋紧张。日本军国主义即使复活,极大的可能也只会北上南下——向西伯利亚和太平洋要资源。我们减轻对日本的压力,美日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日本是中国的宿敌,但非强敌。我的目标应锁定大敌,放过小敌。对历史旧账应采取这样的方式:永不忘记,绝不纠缠。② 增强日本的独立性有助于我国安全。应有条件地支持日本在世界多极化潮流中的一些合理要求。日本的强大是不可阻挡的。它目前是军费大国,还不是军事大国。日本的公司像军队,军队却像公司。早已军民一体化。某一天清晨,它会突然翻身坐起。既然挡不住,不如顺水推舟。比如,如果多数国家同意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也未必坚决反对。这样一可以满足日本要求,化解日本朝野对我的敌对情绪,二可以使美俄将主要对手锁定日本。两强之间必然爆发战争,这是历史规律。一个强大的日本比日美联盟容易对付。独立的日本可以成为中美间的缓冲区。

    ③ 逼日本北上。只要台湾独立不得,中国就卡住了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为获得生存所必须的资源,只能向北。我们是否可考虑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立场,鼓励其北上的决心。我判断,日本有可能与俄罗斯在不久的将来争夺西伯利亚。其大致做法不外其二:除向西伯利亚投资以对其进行控制外,还可能暗中支持苏联解体时出现的主张西伯利亚独立、建立"阿穆尔共和国"的地区分裂势力。如果这一前景实现,结果不是两败俱伤,就是俄罗斯被进一步削弱,最终退出亚洲。获取西伯利亚控制权的日本隔白令海峡虎视阿拉斯加,自然对美构成巨大威胁。美日一过招,世界又有好戏瞧。如果俄罗斯对日本单独开发西伯利亚有疑虑,中国可建议由中日俄三国联合开发。中国这一腿插进去,就再也不拔出来了。现在中国人已深入西伯利亚,如水银泻地。普京不止一次警告:"西伯利亚要用中文了。"中国人多,唯缺乏战略指导和有效组织。凡是有日本人的地方,就没有中国人;凡是有俄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中美友好对日本不利。中日友好对美国不利。灵活自如地驾驭这些关系,需要成熟的国际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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